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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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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破解中日關係之謎:100個理由  作者:胡平                      
   中國和日本在文化上相親相近,在地緣上比鄰的兩個國家之間卻充滿了歷史的弔詭。日本為什麼對中國發動侵略?日本為什麼 歷史責任,不向中國甚至整個亞洲道歉?日本曾經師從我堂堂中華,但近代以來,中國為什麼落後日本?日本是中國人的心結,中國也是日本必須跨越的門檻! 
  日本為什麼又如此發達?中日關係的死結如何打開?中國和日本的未來又在哪裡?本書將直面中日關係,深刻反思歷史,從文化的角度深層解析中日的歷史玄機。    
長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                
  序 丟進洞庭湖裡的機槍(2)   
  如同文化是一切歷史的發生元點,是一切歷史走向的編碼,是歷史被剝開一層層皮相後的精髓。 
  我的文字將關注於中國與日本——在世界範圍內,彼此文化的相通性如此強烈、而差異性又如此鮮明的兩個國家。   
  「野狐禪」(1)   
  實際上,大和民族究竟形成於何時,先人來自於何方,在渺茫的史詩和紛紜的傳說中早已不可追尋。現在可以確定的是,早在公元前的某個時間,就開始了向日本的持續且不斷增長的移民遷徙。移民大抵是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主要由來自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長江下游的吳越人,及漢人和朝鮮人混合形成。他們沿著朝鮮半島而下,渡過海峽,登上了這個位於東亞盡頭、曙光總是第一抹生起卻是火山密佈的列島。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學人類學名譽教授鳥越憲三郎最早發表新說---「日本人的發源地在中國雲南省」。 
  1984年2月23日,致力於社會人類文化研究的鳥越憲教授對外宣佈:「對被認為是從雲南南下的泰國山嶽地帶(泰國北部)的少數民族進行了實地考察,結果發現了所有嬰兒的臀部有胎斑」。鳥越憲教授就這一發現又強調:「日本人在體質上所具有的胎斑淵源是雲南,這是一個旁證,證實這個地區是日本人的發源地。」 
  1988年9月,日本電視工作者同盟抵達雲南,其任務就是拍攝《日本人的起源》。 
  此後,日本學者們的推論又由「倭人起源於雲南」,進一步演繹為「倭人的祖先為雲南的少數民族」,其範圍與核心,基本圈定為彝族、哈尼族、傣族等多種說法。 
  持「彝族說」的理由是,鳥越憲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專家到雲南考察後發現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節」,類似日本的「孟蘭盆節」,即在日本的紀伊半島,同一天也舉行「火把節」,而在日本南部紀伊半島的神戶、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表現最為集中的地方…… 
  持「哈尼族說」的理由是,有日本人驚奇地發現,中國雲南的哈尼族與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萬物有靈」觀念,特別是在諸神中,日本族最有權威的「天照大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煙」都為女性,亦同是太陽神;日本崇拜「谷神」並奉櫻花為國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並視櫻桃樹、櫻桃花為神花…… 
  「傣族說」的看法仍出於鳥越憲、佐佐木和渡部等位學者。對於被認為是從雲南南下的泰國山嶽地帶的少數民族,他們曾經進行了實地考察,結果發現在所有嬰兒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時,也在西雙版納傣族中發現了胎斑。所謂「胎斑」,是指在嬰兒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膚出現的青色斑紋。原因是在皮膚真皮上有黑色素細胞,它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消失。日本人恰有這一人種胎斑的類似性,而且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許多人的血型是A型,這一點也與雲南和泰國內地相同……(《雲南日報·大觀週刊》2000年11月15日報道) 
  1996年開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研究。經過DNA、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證明兩者源自相同的祖先。這就是說,日本人的祖先更確定為遠不止邊陲南疆的中國人。 
  中日兩國,不但同種,而且同宗。(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3月19日報道) 
  據民間傳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為了尋求長生不老藥,曾派徐福率領3000名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組成的龐大船隊,東渡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結果沒有找到,徐福想打道回府,有手下提醒他,你沒有完成皇上交辦的差事,回去只有死路一條,不如乾脆留下來,徐福一行就留下了。 
  這時的日本仍處在石器時代,大多數日本人蓄著長髮,用繩結紮在頭頂,並用一條白布繫在額頭上。直到今天,日本人還很喜歡在節日裡將白布條繫在額前。他們大多為黥面紋身的漁民,漁民們認為下海捕魚時紋身是誘惑魚的一種好辦法。女人們穿的衣服不過是一塊在頸部挖了個洞的布,就像墨西哥人的披風。人們性格平和,不會嫉妒。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般一個男人可娶四五個妻子。日本人喜歡喝酒,像馬來人、印度人那樣用手抓取食物。那時他們沒有肉吃,通常吃魚、蔬菜和大米。據說當時徐福便發現日本人長壽,可以活到80到90歲,有的甚至活到100歲。他還發現他們在種稻和捕魚之外,還特別擅長巫術、預言、占星和用泥土占卜。 
  徐福可能是第一個將中國古代文化與文明傳播到日本的人。 
  從奈良往西南方向走100公里,現在是和歌山縣新宮市,這裡有一片美麗而又寧靜的海岸,就是徐福當年登岸的地方。城市附近有一個小公園,公園裡有徐福的墓,不知道這是衣冠塚還是實墓,墓前立著一塊高約三米的石碑,墓碑立於1834年,上面是一位高麗書法家的草書——「徐福之墓碑」。每年的11月28日,和歌山人都會在這個公園裡舉行一次徐福登岸的紀念活動,這表明徐福確實是到了日本。 
  徐福一行留下來總要生兒育女。 
  上世紀八十年代,早稻田大學有一位做徐福研究的學者,叫鈑野氣峰,他認為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3000名童男童女繁衍了成千上萬的後世子孫,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就肯定是齊部落(即徐福所屬的部落)的後裔。這些日本人中,許多人都姓齋籐。徐福隨員的後裔有不同的姓氏,他們中的許多人姓秦,這是秦王朝的國名。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建立過一個秦王國。隋朝皇帝派遣的使節從日本回來後告訴他,山口郡的人與漢人有同樣的面孔、風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從中國去的,其實他們就是徐福使節的後裔。   
  「清白的國土」(3)   
  不妨在這裡錄下幾首和歌、徘句 —— 
  心裡懷念著人,見了澤上的螢火也疑是從自己身裡出來的夢遊的魂。(和泉式部) 
  秋天來了,拾在手裡的石子,也覺得有遠的生命一般。(前人) 
  臥在新的稻草上,恍然聞著故鄉門前田里的水的香味。(與謝野寬) 
  晚間秋風吹著,正如老父敲我的肩一樣。(田村黃昏) 
  終日撞窗上玻璃的蜜蜂,正如我徒然的為了你煩惱。(籐岡長和)…… 
  其三是對這片國土的感情。 
  在這份豐富而又矛盾的感情裡幾乎交織起日本的全部歷史。 
  日本位於亞洲東緣,四面臨海,是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國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及3900多個小島組成,通稱日本列島。總面積37.7萬平方公里,其中本州面積22.7萬平方公里,占日本領土的五分之三,是日本最重要的部分。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的人口已超過一億三千萬,居世界第七位,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約330人,居世界前列。城市人口佔到四分之三,僅以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為中心的平原地區,就集中了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 
  日本國土狹長,除了北海道有到了美國西部的地廣人稀的感覺,本州、四國和九州,城市和村鎮都顯得頗為擁塞。在經過城鎮的鐵道線兩旁,不時見到一匝匝緊挨挨的房屋,不禁竟有敢從車窗裡伸出手去就能碰著人家屋簷的感覺……在國內許多城市已經看慣了的蜂窩似的握手樓、接吻樓,未想到在日本許多地方也有,不過因少有高層建築,一般多為二層,房舍又造型各異,上下加起來不過七八十平方米,卻都有陽台、樓台,而且門前屋後總有花木扶疏,草地鑲嵌,乃至曲徑流水,給人的印象倒反是精心、精緻,袖珍積木似的別有情趣。 
  我還發現一點,在中國江南的一些富庶地方,也有小巧玲瓏的庭台、樓閣和園林,但以往那些都屬於私人封閉的領域,沒有公眾性。而在日本許多城鎮,無論是房屋的建構,還是庭院的佈局,都是一道道通透的風景,大言無聲地展示著一個民族的傳統。 
  日本地表崎嶇,山脈縱橫,山地和丘陵約佔到全國面積的75%,平原和台地分別占13%和12%。因為土地的珍貴,大阪、東京等地的機場,沿海的許多港口和高速公路,如著名的神戶港,還有一些工業區,都是填海造出來的。多山的地形使日本缺少平坦而廣闊的耕地,但廣大的山區森林茂密,森林覆蓋率過70%,據說居世界首位。在飯田高原,在登別山區,還有去日本的許多小說裡提到、屢有浪漫故事發生的箱根地區,我無不見濃蔭蔽天,綠海跳躍。山上或公路兩邊多是有著十幾年、幾十年樹齡的杉木,以及其他一些我叫不出名稱的大樹。 
  日本地處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堪稱全球著名的火山國家。全日本有火山180餘座,80%為活火山。我到位於神奈川縣的太谷火山看了,在山下很遠處,就能聞到空氣裡有一股硫磺燃燒的氣味,山上一團團白煙升騰,四季皆然。如果有二三個月此煙漸漸由白泛黑,那麼再過二三個月,火山便有噴發的可能。但太谷山百年來靜若處子,只給遊人一個廉價的祈願——在火山口邊的小店裡有黑玉子賣,日語中的「玉子」便是雞蛋,500日元六枚,在氣泡嘶嘶的地下水裡煮了,蛋殼即呈墨色,當地傳說吃了一個墨玉子,能增七歲。 
  日本自然成了一個多地震的國家,全球一年會發生54000多次大小不等的地震,其中日本大概佔了十分之一,約有4500—4600次地震,如果除以365天,答案就是日本天天有地震。近代史上的關東大地震,有十幾萬人喪生,1995年的(大)阪神(戶)大地震死亡五千多人。 
  一二級的地震,人們基本上感覺不到,二三級的地震,你可能以為是火車在晃或者自己喝醉了酒。四五級的地震,人們才有明顯的感覺。日本人對地震已經習以為常,晚上被晃醒,上一趟洗手間,喝杯茶以後上床接著進春秋大夢。除非六七級的地震,才會考慮怎麼逃生。多為木結構的房架,房頂掉了下來也砸不死人;門窗是紙糊的,有什麼動靜一撞就能夠衝出去……可以說,災難已經成了世代日本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並在這災難面前表現出一股雍容大度的力量。 
  同樣是地震,即使在美國,洛杉磯發生地震後有人打家劫舍,甚至搶商店、銀行。一年後在阪神大地震中,連個小小的犯罪都沒有。地震發生後非常缺飲用水,有商店賣水,政府規定一人只能買一瓶。有些人家不知道這個規定,買了不少準備存起來,一旦聽說後,主動把多買的水退回到商店去,或送給沒有買到水的鄰人。地震後還湧現了不少「活雷鋒」,有理髮店義務理髮,有澡堂提供免費洗澡,有蔬菜店上門把菜分發給居民……如果去地震的避難所── 一般是可容納數千人的體育館去看一看,數千人晚上共宿一館而井然有序,以家庭為單位小心翼翼佔著一小塊地方。倘若不是從高處往下看,各家蓋被猶如錯落有致、多彩的阡陌,你還以為是進了兵營。 
  去年10月下旬,新瀉又經歷了一場地震劫難,37人在天地的遽然搖撼中離開了人間,其中有母子三人在駕車途中遇地震後的山體坍方,被埋在地下。經救援人員搶救,只有一位兩歲的小男孩獲救,母親與女兒不幸遇難。那位作為丈夫與父親的男人,在面對記者的攝像機鏡頭時,依然露出堅毅的笑容,說:感謝大家的關心與幫助。離家避難十多數天後,新瀉市民開始了重建家園。小學生們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教室,穿著一絲不苟的老師對孩子們說:「我們都活著回來了,真好。」   
  「小」與「大」(1)   
  在對自己國土的一份由衷的珍愛之情中,日本人形成了一種「螺螄殼裡做道場」的本事。 
  尤其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是一個工匠國家,一個人有什麼手藝,幾乎成了他立足於社會之本。而手藝必講究精、講究細、講究專,要不然就不稱其為手藝。以歷史悠久的日本玩賞人偶為例,你不妨去東京淺草的專售江戶時代工藝品的一條街看看,其種類繁複光鮮之多,令人目不暇迎,眼花繚亂。有光著身子的宮廷人偶,穿衣裳的浮世人偶,有二三十人站成一隊的服飾木人偶,彩色的奈良木雕人偶,也有用紙和綢緞模仿男女的身姿做的人偶,用於盆景的超小型人偶等等。此外,材料的選配及做工的考究也都極富匠心。 
  反映在文化上,韓國著名學者李御寧如是說到,「日本式的特點就是把東西縮小,而不是擴大。幼年時期我腦海裡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按韓國日用品的三分之一比率縮小了的日本的東西。如盛飯用的日本飯碗比韓國的飯碗就小得多,其他還有像坐墊、托盤、酒盅、扇子等等……中國人、韓國人自古便把日本稱為倭國,把日本人稱為倭人,現在我發現這些稱呼並不一定是指日本人的身材矮小。」 
  經考究,李御寧先生還發現,共20卷的《萬葉集》裡的和歌頌揚最多的是一種稱為胡枝子的花,共有141首,但此花在中國詩還是韓國詩裡都很少提及。與中國人經常讚美的大花瓣的牡丹、月季、玉蘭花不同,胡枝子與日本人喜愛的其他七種秋天裡的花草有個共同特點——花朵碎小,花束稠密地簇擁在一起,如過去日本女學生們喜愛的印在信箋上的君影草,現在東京一些酒館、酒吧、咖啡店的店名常用的多花紫籐等等。即使在春天裡盛開的櫻花亦是這樣…… 
  「查一下日語中表現『美』這個詞的詞源,我們可以知道,日本人是把小而精緻稱為之為『美』」。(李御寧《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只要你留意,在日本你隨處可以看到「螺螄殼裡做道場」的影子。 
  在日本的傳統運動項目相撲中,當兩個一身大肉如尼加拉瓜瀑布一樣滾滾而下的相撲手呼拳甩膀、晃晃悠悠地登上賽台,然後沉下腰來像兩座靜穆的大山,久久地對峙並尋找破綻時,彼此發出的都不是一股陽剛之氣,而是一種陰柔之力。直徑只有五尺的相撲摔跤場,正因為狹窄,相撲手才可能在瞬間利用對方的力量控制對方,搶佔主動權,又借對方的力量打倒對方,以取得最後勝利。假如去掉摔跤場的那圈欄索,那相撲運動會怎麼樣呢? 
  「小」,又無時不刻在對應著「大」,並感受著「大」的壓抑。 
  這片貧瘠而又多災的國土,和中國的海岸線之間隔著寬達450英里的大海。本來在一萬五千年前,朝鮮半島和日本間還殘存有一條大陸橋,那時日本不是島,而是半島的東端。但在此後壯烈的地殼運動中大陸橋消失於茫茫大海,朝鮮海峽訇然出現,日本與西部大陸終成永隔。望著風濤一樣迷茫而又強大的西部大陸,一種彷彿被世界給拋棄在海天一角的深深孤獨,肯定在大和民族的深層心理上布下了一道「島焦灼」——在暴烈的大海裡島是不可靠的,而大陸不但固若金湯,且有著遼闊的空間。 
  日本人第一個覬覦的當是朝鮮。 
  其實與和大陸銜接、位列世界第三大多山國家的韓國相比,日本擁有的空間並不算太狹小,這也是一個擁有北海道的廣闊平原、東京西部的武藏野平原這樣的能夠看到地平線的國家,但自己骨子裡深藏的「縮小」意識一下放大了朝鮮。首次登上朝鮮土地的日本軍隊竟被這個亦是狹長國家的地勢所震懾,一個叫毛利輝元的指揮官從軍營給國內將官們寫信,開篇就提道:「一言以蔽之,這個國家比日本要遼闊得多!」 
  第一個受害者也必是朝鮮。 
  歷史上日本百十次進攻朝鮮,儼然把一個朝鮮海峽視為自家的台階,動輒便邁了過去。最早的一次發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 
  朝鮮半島自四世紀以後,逐漸形成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之間互相爭鬥,此消彼長。一直打到公元七世紀。在這三國中,新羅和唐朝關係最鐵,由於高句麗頻頻南侵,調解無效,645年唐朝和新羅結盟,大軍所到,所向披靡,滅了高句麗。民間傳奇中的英雄薛仁貴征東,指的就是這次戰爭。百濟卻與日本走得很近,659年,百濟在日本的支持下進攻新羅。新羅幾乎被滅。新羅求援於唐。唐高宗決定抗日援朝,「唇亡齒寒」這句話就是他最早說出來的。大將蘇定文率唐軍十三萬東征百濟。新羅派五萬精兵接應。唐、濟聯軍迅速進擊,百濟大敗。 
  幾年過後,物產並不豐饒的倭夷之國,卻拿出「矢十萬,絲五百斤,棉一千斤,布一千端,葦一千張,稻種三千斛」支援百濟遺民復國,隨後又派軍隊渡海馳援。日本海軍抵達朝鮮南端的白江口,正好碰上剛剛趕來的大唐和新羅的水軍。兩軍在白江口對峙。當時日軍有戰船四百餘艘,新羅和唐只有一百七十餘艘,兵力上也是日軍人眾,氣焰干雲,輕看大唐水軍。日本統帥放出話來:「此一役或可讓中國軍知天朝神威」。 
  豈料首日水戰一開,兩軍戰船相撞,日本的竹木船多不敵唐軍的松木巨船,隔船相搏,日本的倭刀雖鋒利,也難敵唐軍的長矛勾槍。次日,唐朝和新羅的艦船陣中,引三國時吳蜀聯軍火燒赤壁的戰法,突然連連發射燃火的矢箭,敵方猝不及防,四百多艘戰船頓然陷於火海。大多士兵跳入滾滾江水中溺水而亡,未死者齊刷刷跪在岸上向唐軍爭相乞命——那時令人膽寒、視人視己的生命都如草芥的武士道還沒誕生,剖腹自不盛行。可以說,白江口一戰,以少勝多,以弱克強,恰恰是一千多年以後甲午海戰的一個顛倒,可惜此種景像在後世再也難看到了……   
  「小」與「大」(2)   
  百濟國也隨著日本海軍的覆滅而徹底滅亡。 
  日本對朝鮮發動的最大規模的一次入侵是在公元十六世紀後半葉。 
  在這之前,無論是長達近四百年、由籐原氏家族主導的日本政府,還是其後源氏家族在海濱城市鐮倉建立起幕府並開始日本的幕府時代,天皇的朝廷經常處於一個看似「高出雲表」、卻有名無實的境地。 在這八百年裡,總是誰的刀把子硬誰就掌控著日本。 
  其後,一個更加強悍的梟雄——豐臣秀吉,出現在日本的歷史舞台上。此人是農民的兒子,相貌醜陋,身材在日本人中也顯得十分矮小,卻以冷酷如鐵般地治軍而出名。 
  在十六世紀後半葉的列島內亂中,他先後經過紀州征伐、四國征伐和九州征伐,征服了西日本全境。1583年在石山本願寺的舊址上建大阪城。1586年受賜姓豐臣並就任太政大臣,確立了政權。1590年又遠征關東,包圍小田原城並擊敗北條氏,使東北諸大名(即藩主)皆歸服,結束了日本的戰國時代。 
  1592年4月,豐臣秀吉發動了對朝鮮的第一次侵略。日軍總兵力約十五萬,陸軍自釜山登陸後長驅直入,先後佔領漢城、開城和平壤,挺進鹹鏡道,逼近中國邊境。 同年底,明朝派李如松率大軍赴朝參戰。明軍收復了平壤和開城,又由於隨著朝鮮冬季嚴寒的到來,穿著草鞋作戰的日軍裡有幾萬名士兵被凍掉了腳趾頭,日軍被迫撤退半島。 
  1597年初,豐臣秀吉遣兵十四萬、戰艦數百艘,再次進軍朝鮮。幾個月後,明軍也再次進入,在稷山、青山等地重創日軍。11月,明將陳 、鄧子龍,朝鮮統制李舜臣率中朝水軍在釜山南海與日軍大戰,前者終以龜船制勝後者的鐵甲船,鐵甲船被殲無數,李舜臣和時年68歲的老將鄧子龍戰死,朝鮮立廟為他奉祭。12月,日軍撤出朝鮮。 
  豐臣秀吉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覬覦中國並有著西進野心的人。 
  他曾經來到鐮倉源氏的神社,對一向養尊處優的源氏幕府的創立者說道:「你有著顯赫的家世,不像我是農民出身。但是在征服了全列島之後,我要征服中國,你曾經想到過這些嗎?」 
  豐臣秀吉本意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他的計劃包括:佔領中國後定都北京,將朝鮮王移至日本,鞏固中國的統治之後,即向印度進軍。這一計劃的主旨,就是要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島嶼上遷移到大陸,豐臣秀吉即為日本後來的所謂大陸政策的原創者。 
  日本現代文藝評論家小林秀雄這樣說,豐臣秀吉「儘管是一位氣宇軒昂的英雄,但他絕不是一位空想家,穿著草履揭竿而起、奪取天下的人物也不可能是一位空想家。」 
  豐臣秀吉確信能夠征服明朝,他已經把一旦佔領北京後的各項軍機事務提上案頭考慮,並打算任命姐姐的兒子、後為自己養子的豐臣秀次擔任中國大陸的總督。他還親口告訴當時日本的第107代天皇,即後陽成天皇,他一定會帶著後者去巡幸中華大地…… 
  然而,兩次戰爭下來,日軍不僅沒有打倒北京,甚至都沒能跨過鴨綠江。 
  那時的明朝正是萬曆年間,雖然從總的來說,這個王朝內政疲蔽、外交乏術,沿海遭倭寇肆虐達七十八年之久,但它還不是已經病入膏肓、昏鴉亂飛的滿清王朝。而且,正是在萬曆年間,一代名相張居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又一位王安石式的改革家,他理政十年:整飭吏治,刷新頹風,整肅教育,延攬濟世之才,革新賦稅,梳理財政,拯朱明王朝將傾之廈,使這一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時代。 
  豐臣秀吉踏上西部大陸的夢想,終成了春水裡飄逝的點點櫻花就是必然的了。 
  此時,一個剛走出蒙昧不久的島國民族,還沒有能力挑戰一個大國的實力與氣度。豐臣秀吉為此氣絕命殞,聽到他死去的消息,幾乎全列島的人都鬆了一口氣。此後二百多年裡,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即1874年對台灣入侵前,日本再沒有發動過一次對外的軍事行動。 
  但在一股世代瀰漫於列島上下的「島國焦灼」中,擴張的慾望,總在大和民族的血管裡隱隱脹痛著……     
  第二章 「逢蒙殺羿」   
  青春往事(1)   
  在海的這邊,日本人很早就引進儒家學說。 
  七世紀初期,聖德太子悉心學習儒家經典,並將儒家思想運用到他的政治活動中,相傳由他制定的著名的《憲法十七條》,就是依據《詩》、《書》、《論語》、《孟子》等書的精神寫成的。鐮倉時代中期,即13世紀中葉,隨著兩國貿易和文化交流發展,兩國僧人往返日本頗為頻繁,他們不僅帶回了禪宗經典,還引進了因與禪宗的「心性論」結合而在宋代聲名大噪的程朱理學文本。到了德川幕府時代,朱子學說被推尊為「國家學術」、「官方哲學」。整個政府都秉承儒家教義,並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禮義,愛國、忠誠、子女孝順,在天皇與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建立一種恰當的人倫關係。 
  儒家學說卻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襲中國皇權社會一千餘年的科舉制度。 
  日本實行的則是以武士世襲制來管理全國。 
  在長期的幕府時代裡,幕府將軍名義上統治全國,但其實不過是相對強大的一個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還有被稱作「三都」的江戶、大阪、京都的稅收,以及部分的礦山作為財源。列島上近300個各藩大名們依然是獨立的,對所轄領地有獨立的行政、軍事、司法權,甚至可以發行自己的紙幣。在軍事強人豐村秀吉之前,任何試圖在政治上統一日本的嘗試,都遭到了大名們的強烈反抗。 
  大名擁有家臣,他們都是武士。大名和武士佔據著四個封建等級中的最高層,他們下面是農民,然後是工匠,處於最低層的是商人。在大名騎馬經過的時候,下層民眾必須下跪並以額頭觸地。對任何無禮的下屬,武士有權將其當場格殺。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為低層貴族,他們集中居住在城鎮,並不實際佔有土地,而是領取由領地面積折算的實物俸祿。武士的職責是保衛領地,領銜並管理好「士農工商」,有些類似於今天的軍官和管理人員。 
  各藩為了經濟自立,推進國(藩)產化,以保證政治自立,一直由藩府派武士創辦和經營產業,他們逐漸積累了經營和管理企業的經驗。明治初年的日本,總人口約3310萬人,國家機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僅作為管理者的武士就有近190萬之眾,與當時的晚清相比,堪稱是「大政府小社會」。 
  世襲制絕對不是好的制度。如何要武士後代子孫保持上進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氣呢?日本人極認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敗就應成仁,日本視「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時運不濟,不能克竟全功,但如果「成仁取義」,含恨以歿,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們並將「仁」推向極致,發展出最為嚴厲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從小要教子女隨時準備為主公及家族的光榮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進,武士們除了有這種「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學識上及武術上的要求,他們必須是武文並重,做任何事能夠以性命相搏。 
  在幕府和大名們的總歲入的一多半來自土地稅的年代,日本農民負擔之沉重,生活之困苦,肯定遠甚於同時代的中國農民,各藩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還不夠的支出,大名和武士們向他們所鄙視的商人借債,這債務並不如中國人所常見的恃強凌弱,肉包子打狗,商人們尚能夠帶著鐐銬跳舞。他們不但造就出了江戶、大阪這樣的商業中心,到18世紀時,江戶的居民已達到了100萬,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還形成了他們自己笙歌弦舞、衣鬟鬢香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劇院以及更高雅的娛樂——早期的藝妓館。20世紀的那些工商業巨頭,如三井和住友,其實都是在大名和武士這塊沉重的大石頭下鑽出來的。 
  豐臣秀吉在傀儡皇權幕後掌權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軍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繼承。日本人在德川幕府領導下度過了日本歷史上罕見的長達260年的和平。這大約正是中國的清朝,在這前後,西方世界同樣在叩響著日本的大門。先登陸的是一個來自葡萄牙的基督教傳教團,團裡有一支防身用的毛瑟槍。日本人對基督教的興趣遠不如對槍的興趣大,不到半年的時間裡便仿造出600支,幾十年之後純熟地造出了30萬支,使裝備一直處於冷兵器時代的武士們一躍走進了近代化。 
  德川幕府盡力將糖衣留下來,而將炮彈扔回去——鎮壓在國內開始萌芽的基督教;除了留下長崎給荷蘭和中國商人進行貿易,但必須處於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監視下,其他地方的外國人一概趕跑;對於一切企圖離開列島或從外國歸來的日本人處以死刑。1638年,一個葡萄牙的官方代表團為說服日本放棄他們的孤立主義政策進行了最後一次努力,他們不避艱辛與風險來到日本,其中的13個人被斬首示眾,當時還沒有阿拉伯半島電視台,這並未妨礙讓世界聽到德川幕府的聲音,它放了倖存者回澳門,並要後者帶話給西方世界:「讓他們不要再打我們的主意了,就當作我們不存在這個世界吧!」 
  二百餘年後,1853年6月5日,四艘美國戰艦出現在天水一色、海鷗點點的江戶灣。 
  四艘船裡,有兩艘是不久前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蒸汽船,船身塗得漆黑,汽笛像一個怪獸一樣不停地嗷嗷叫喚,住在海濱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從未見過這樣的龐然大物,因此他們永遠地記住了這一天,並稱這一天為「黑船日」。   
  「忍者」,「惡友」(1)   
  雖然中日關係在元朝時由於蒙古人的侵略出現停頓,而明朝實行禁海政策,到中後期倭患愈演愈烈,所謂騷擾長江三角洲出海口和閩浙沿海地區的「倭寇」,十有五六是中國人自己,這也阻斷了中日關係;至明清兩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節到中國學習,但自唐朝以來,日本人對中國風俗人情和觀念,甚至朝代變遷、人事更換的情報,都特別悉心搜集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認為智慧的來源之一即是情報,搜集情報在日本被視為成功或失敗的重要關鍵之一。與中國人認為搜集情報是間諜或小人所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則是全民自覺的工作。政客、軍人和文人不必說了,就是漁民自大陸沿海返回島上,也會自動向相關部門報告各地見聞,包括各地風土人情、經濟物產、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細到女子在家中的地位,連人們使用的梳子、煙斗都畫成圖示。 
  據說,早在鐮倉時代,日本就有專門刺探情報的獨特團體,叫「忍者」,他們到外面去把有利於自己的東西簡化、壓縮後帶回來,而對自己內部的事情卻絕對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忍者」們世代活躍不斷,越做越大,最後不「忍」了,變成光天化日下的行徑。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隸省官員王桐齡在其《日本視察記》中指出,近年來日本以東亞盟主自居,竭盡全國上下之力,從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歷史、地理、文學、美術、實業、軍事、交通等各個角度,分門別類,對中國國情進行調查和研究,並出版了許多這方面的著作。其中,《漢文大系》、《支那省別全志》等書,每套皆有數十冊,每冊則有數十萬字。 
  十九世紀末直到抗戰前夕,在「滿鐵」(即「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簡稱)的資助下,一群群年輕健壯、被稱作「士官生」的日本人,利用假期紛紛來中國做社會調查。此外,「滿鐵」自身還有3萬名員工。他們深入大陸腹地的城市和鄉村,記錄下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報。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滿鐵」及下屬機構編輯和搜集的資料、藏書形成「滿鐵資料」。目前,中國40多家圖書館或收藏單位藏有「滿鐵資料」,僅山東省圖書館便藏有「滿鐵資料」4000餘種。直到今天,這份被稱為是『滿鐵調查』的文獻,其龐大的規模和一流的水準,依然讓中國的社會學家們歎為觀止。以製圖來說,一般軍用作戰地圖的比例為1:50000,而「滿鐵」的諜報人員繪製的軍用地圖的比例達到了1:10000。也就是說每個村莊的池塘、水井、豬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樹都在他們的視線之內。這成了抗戰中我國軍隊在自己的國土上作戰卻屢屢打不過日軍的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可能又得「忍」了。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日本政府給中國提供的巨額無償援助或無息、低息貸款中,有不少項目用於支持一些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動,它們涉及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多個省份和自治區。有人就發現,各高校或院所在申報項目的時候,日方有時會要求提供一些看來與該項目不是很相關的數據,比如當地的GDP等經濟方面的基本數據,社會沿革、交通狀況等,該科研項目的內容及發展方向,更是申報時不可或缺的…… 
  日本人不僅搞中國的情報,還將這些或涓涓滴滴、或源源而來的情報,在日本提煉成了一門顯學——中國學。 
  無論是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教育、文學等各方面,日本的學術界對中國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出色的學者有白鳥庫吉、桑原騭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狩野直喜、內籐湖南、富岡謙臧、岡崎文夫等人;在現當代的著名學者有竹內好、丸山真男、籐井省三、溝口雄三、安丸良夫等。儘管學者們的觀點、立場各異,但他們都取得了足以讓中國許多學者汗顏的卓越成就。 
  歷經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的內籐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思想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性代表性的中國學家。 
  他本名內籐虎次郎,今日本秋田縣人,因故鄉毛馬內町位於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號湖南。他所開拓的中國邊疆歷史地理、滿蒙歷史地理、清朝史等研究領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經世致用、注重原典實證等治學態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國學京都學派的治學方向和學術特徵,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一代學風。 
  1898年,內籐湖南的工作單位《萬朝報》社給他放假三個月,並預支三個月工資200日元及旅行補助200日元,此外,得到同鄉友人神田清兵衛支助的400日元,又從大阪商船公司借貸100日元。共湊集起900日元後,這年的11月初,內籐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 
  遼闊的中國大地,以廣闊宏偉的氣魄使來自島國的內籐深為感動。在上海往武漢的船上,他寫道: 
  過了澎浪磯,就到彭澤縣,這裡是長江南岸,皆山骨嶙峋,威巖爭峙……山和江之間,蘆花盛開,眺望頗呈奇觀。凡大江沿岸,洲渚平衍處,蘆荻叢生,往往數十百里不斷,時方孟冬,葉敗花開,如霜如雪,極目無涯;或曰長天杳渺,雲樹相接……如此宏遠豁大之景觀,只有在大陸中原才有緣識得,見慣了我邦以細膩取勝的風光的眼睛是不能想像的,真可謂天地間之大觀。(《燕山楚水》,見《內籐湖南全集》第二卷)   
  「忍者」,「惡友」(2)   
  在塘沽到天津的火車上看遍佈著白楊林的華北平原,登臨古老帝國象徵的萬里長城,在杭州蔥鬱的西湖山水間流連忘返……同樣骨子裡深藏「縮小」意識的內籐湖南,這樣比較了中日兩國的風景: 
  要而言之,中國之長在莽蒼、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麗、秀媚、細膩、委曲,賞之如啖甘蔗,漸品佳味;我邦之景,如嘗糖蜜,齒頤皆甘。( 同上 ) 
  這三個月中,內籐廣泛考察了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地理、風俗、學術學風等。在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裡,有原是珍妃老師、「帝黨」中堅的文廷式。 
  文廷式極大地觸怒了「後黨」,早在戊戌變法之前,慈禧就已將他革職,永不錄用,驅逐出宮。變法後不久,慈禧發下諭旨:「江西巡撫並江蘇、湖北督撫密拿文廷式解京。」隨後又有拿獲即就地正法的密旨。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先避難日本,後亡命滬上。在上海,「鐵無可鑄神州錯,寒不能灰烈士心」,他又參加了「自立會」(原為維新派唐才常等人組織的「正氣會」,後改名「自立會」,容閎任會長,嚴復任副會長)。自立會建立自立軍,準備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緒帝東山再起,變法圖強,振興中華。不幸,自立軍發難失敗,其理想成為泡影。他又潛回原籍萍鄉,帶頭集股合資,打算採用新式機器開採煤礦,結果全縣士子張貼揭帖,群起攻訐,只能胎死腹中…… 
  內籐的日記裡有此記載:文廷式「年四十四,容貌魁梧……頗通內典,有志於研究世界諸宗教,造詣頗深。舉止磊落,不拘小節……蓋南方人士中之錚錚者」。 
  讓內籐不勝唏噓的見聞中,也有被稱之為十九世紀兩大發明之一的火車在中國的遭際。 
  在他來之前,日本早有了火車。 
  大概在佩裡的「黑船」送來了那個火車頭模型不久,東京的畫家們很快便憑著它和自己的想像來描繪火車這個龐然大物,淺草街上精明的商人們也開始出售繪有火車頭的「錦繪」。明治維新後的新政府,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之一,就有修築鐵路的計劃。只是新政府財政窘困,要修築鐵路得向英國人貸款。新朝諸公們視新政伊始就借外債為「國恥」,`暫且將此計劃擱淺。但僅僅過了五年,1873年,新橋到橫濱的第一條鐵路就開通了。火車的出場成了舉國的一件大事,國民們紛紛以乘火車為第一快事,火車票頓成奇貨,其價格要高出許多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那就咬著牙過一段苦日子,全家人也要來體驗一番坐火車的感覺。 
  「汽笛一聲別新橋,我的火車要出發……」 
  ——這是內籐十分熟悉、至今有時還哼在嘴邊的《鐵道之歌》。它被編進小學課本後,其昂奮的旋律在列島上空廣泛傳揚。以頌歌獻給這個由工業革命裡轟隆隆開出來的巨無霸,這就是日本國民的態度。 
  在中國,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團在宣武門外修築了一條1華里長的試驗性鐵路,以此向朝廷推銷修築鐵路的好處。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脈掠我大清資源的險惡用心,嚴詞予以拒絕。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條鐵路的三年後,英國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條從上海到吳淞、長約15公里的營業性鐵路。僅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萬兩白銀贖回並拆除。其理由是未經當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車頭竟敢妄稱「天朝號」。 
  又過了五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盤上,修建了一條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為的是運輸煤炭。這次既有當局批准,又是國人自己修建的,該是一路暢通了吧,豈料仍遭到沿線從鄉紳到賣漿引車者流一片反對。火車震天撼地,吞雲吐霧,面目可憎,一看便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必然要攪了地下先人們幾千年的大夢,壞了地上庇佑商賈農工的一派風水。無奈之下,蒸汽機車被大卸八塊,換上一大群灰灰叫喚的騾子來拉車皮…… 
  中國真正活下來的第一條鐵路,竟是在遠離大陸的孤島——台灣。 
  1887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獲朝廷恩准修建由基隆經台北到新竹的鐵路。披荊斬棘,一路艱辛,終於在1893年竣工。僅為中國人跑了兩年,台灣即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在與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維新志士的交談中,內籐湖南深感為中國前途計,這個國家必須再上維新變法之途。同時,他心裡也有了一個日愈清晰的結論—— 
  近代中國倡言改革以來,維新志士們關於改革的言論,不可謂不多、不透徹,「他們並非不明數百年來的政治積弊,也並非不曉應採用西法,然而,舉之行於中國人民之上,則是否能收其功,實為一大疑問。」可見「中國的改革,談何容易?」(內籐湖南《支那改革之難易》,見《內籐湖南全集》第二卷《燕山楚水·禹域論纂》) 
  如果說,在戊戌變法之後,內籐湖南對中國變革的前景持悲觀態度的話,那麼,在戊戌變法的十三年之前,日本就已經有人將中國視為虎落平陽,拔毛鳳凰,或者說是一隻曾經拉過大陽線、但如今已是徹頭徹尾的垃圾股。此人還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視為日本近代思想教父,有著「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 
  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一文。隨後,日本思想界掀起一股「脫亞」的風潮。   
  「忍者」,「惡友」(3)   
  「脫亞論」的基本思路是:日本要追隨西方國家,步入西方文明陣營,就要毫不猶豫地擺脫亞洲,唾棄中國、朝鮮這樣的落後的「惡友」—— 
  我日本國土地處亞洲之東陲……然不幸之有鄰國,一曰支那,一曰朝鮮……此二國者,不知改進之道,其戀古風舊俗,千百年無異。在此文明日進之活舞台上,論教育則雲儒教主義,論教旨則曰仁義禮智,由一至於十,僅以虛飾為其事。其於實際,則不唯無視真理原則,且極不廉恥,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輩視此二國,在今文明東漸之風潮中,此非維護獨立之道。若不思改革,於今不出數年,必亡其國,其國土必為世界文明諸國分割無疑。 
  古人云「輔車唇齒」,以喻鄰國相助。今支那、朝鮮於我日本無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禮貌人之眼觀之,三國地理相接,時或視為同一。其影響之事實已現,成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謂我日本國之一大不幸也。 
  如上所述,為今之謀,與其待鄰國開明而興亞洲之不可得,則寧可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親惡友者不能免其惡名,吾之心則謝絕亞洲東方之惡友。 
  1894年的甲午一戰,開始應證福澤諭吉關於中國的預言。 
  據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當時宮廷半月之費,即可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可購一超級主力艦,一年之費,至少可以裝備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軍艦隊;而一個為了讓老佛爺樂不思蜀的頤和園改建工程的初期預算即為白銀1億兩,可用以組建10支「北洋艦隊」而有餘。皇室如此窮奢極欲,大清國的海軍卻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西進之時,竟然未購一艦!不僅如此,就在1892年,黃海、東海海面上已滿是火藥味了,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仍在忙著籌備老佛爺的六十大壽,戶部以太后萬壽慶典需籌款為由,讓海軍停購艦艇二年。眼見快艦買不成了,李鴻章只好退而求其次,請海軍衙門撥款60萬兩,購快炮20尊,以替換各主要艦艇上之慢炮,但戶部和海軍衙門兩處,仍一毛不拔。李鴻章不得已,只有從海軍日常糧餉給養之中,擠出20萬兩,聊購次等快炮12尊,以平息艦上官兵之積憤…… 
  而日本傾全國之力,克勤克儉,來打這一場戰爭,據說連天皇娘子的脂粉錢都捐出來了,很多雞皮鶴髮的老武士都請纓要上戰場。 
  福澤諭吉更是一個狂熱的主戰派,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倡導籌措軍費的社論,並帶頭捐款一萬日元。此舉深得軍方的賞識,《時事新報》也因此成了海軍的御用報紙。他還發表了《日清戰爭乃文野之戰》一文,把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界定成是「文明」與「野蠻」之戰,是日本的文明進步與中國的反文明進步之間的戰爭。 
  昔日口吐蓮花般的盛謝,轉而為罡風烈雨式的冷酷。 
  首相伊籐博文指名要李鴻章擔任議和代表到日本馬關議和。在談判桌上,伊氏宣佈:「只准說答應和不答應兩句話。」 
  李鴻章問:「難道不准分辨嗎?」 
  伊氏答:「不能減少」。 
  李鴻章被逼在屈辱的《馬關條約》上簽字。按照該條約,日本除取得對朝鮮的控制外,還迫使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又從中國索取到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贖遼費」3000萬兩),這相當於日本全國四年多的財政收入。1896年,伊籐博文內閣制定的十年擴軍計劃,其擴軍經費的40%以上直接來源於中國的戰爭賠款。日本一夜之間成了戰爭暴發戶,靠著這筆錢,加上在戰爭中奪占的3.6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資源,大大加速了國家的近代化和軍隊的現代化。 
  在甲午一戰勝利後列島的舉國狂奮中,伊籐博文往常總是睿智、謙和的臉上卻是抑制不住的不可一世。 
  我們實在可以察覺,對大和民族來說,這是一次反叛的節日,一個亂倫的盛宴。 
  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亂倫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媒體上常見到有關亂倫案件的報道和介紹,色情書刊中充斥著許多赤裸裸的近親亂倫內容,父女、母子、兄妹亂倫似乎是日本色情成人讀物的永恆主題。在出租色情錄像帶和激光碟的成人店裡,更是大量表現亂倫的影像,「血緣親人不倫之戀」、「母子通姦大戰」等等,一個個片名看得人心驚肉跳。日本漫畫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暴力、裸體與性、亂倫亂交的內容,儘管是面向中小學生的作品也不例外。 
  即使在一些比較嚴肅、在日本社會廣受歡迎的文藝作品裡,也不時閃現著亂倫的影子。 
  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名為《血疑》的電視連續劇,曾引進中國播出,幾乎家喻戶曉:一對青年男女談了幾十集戀愛,最後男青年發現愛上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怕引起妹妹的病情惡化,只好懷著複雜的心情繼續維持著戀愛關係,直到妹妹病逝,方才了斷這種已經處於亂倫邊緣的兄妹之戀。 
  幾年前,在日本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女教授東鄉和她的助手》,說的是某醫學院裡有一個高傲漂亮、作風嚴謹且又獨身的女外科教授東鄉,她需要一名助手,很多年輕人都因敬畏她不敢去應聘。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小伙子石川不知內情,貿然報名當了她的助手。不苟言笑的女教授對他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小伙子非常大度,他用日本式的勤奮和美國式的熱情改變著女教授的看法,工作之外還領著東鄉去唱卡拉OK、游泳、滑雪……結果兩人成了忘卻年齡差距的情侶。一次瘋狂的歡愉後,東鄉在他的肚皮上發現了幾塊胎記,石川竟是她的私生子——她18歲赴美留學,遭一個日裔科學家引誘失真。石川出生了,對方卻不願意娶她。她帶著孩子艱苦地念完學業,為了能在日本名牌醫學院立足,回國前她忍痛將孩子送了人。情人突然變成了媽媽,雖抱著尋母的目的來到日本,石川卻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他悲憤交加,幾度輕生,最終登上返美國的飛機。東鄉眼含熱淚偷偷目送兒子,從機場回來,她一下病倒了……   
  「忍者」,「惡友」(4)   
  日本法律制止亂倫。官方輿論對亂倫行為是嚴厲譴責和極力反對的,對父親強姦女兒或兒子強姦母親的要處以重刑。 
  但亂倫已成為日本文化中無法迴避的突出現象。現實生活裡人們也喜歡議論涉及亂倫的消息,不少日本人都認為亂倫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兩相情願就等同於一般的男女偷情。在議論別人的亂倫行為時,總有些人不以為恥,甚至帶著有些艷羨的語氣。 
  是否可以這樣說,亂倫——作為現實生活裡不可能冠冕堂皇實現的一種心理補償,它可能成了大和民族的神經的興奮元之一。其潛意識可歸結於列島的創世紀神話,在神話裡日本本來就是兄妹亂倫下的產物。 
  如果說,血緣上的亂倫可以讓人有沖決禁區的巨大刺激,如服海洛因一般的強烈興奮; 
  那麼,文化上的亂倫,即「逢蒙學射於羿」,又終殺羿——學生反叛了老師,從長期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壓迫感下解脫出來,並對其施以亂暴地踐踏,在大和民族的深層心理上多半會有快暢地發洩…… 
  民國前,章太炎先生旅居東京。常有人上門求字,他則常抄《孟子·離婁下》的數語與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第三章 為師年代   
  一場被忽略的啟蒙(2)   
  一個時期的出版物,總是可以反映出社會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書被翻譯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書被譯成中文,1912—1937年間則有1759種;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間,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維新之前,僅在中國國內印了一兩版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傳到日本後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價錢一路走高。日本開始瞭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本書,明治維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響下提出「開國論」,反對「鎖國論」,終使維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譯過來的書籍中,以大中小學校的教科書為大宗。這些新教材鋪天蓋地,鋪向不久前仍在被讀「四書」「五經」之聲繚繞的中國的城市、鄉鎮。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了著名的「癸卯學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體制,這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實施的正式學制。規定初等小學堂為五年制,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為四年,高等學堂及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四年,自進小學到大學畢業,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學堂之下有蒙養院,大學堂之上有通儒院。當時,各地常為使用舊式教材或新譯教科書起爭執,使用何種教材便成了新學與舊學的標誌之一。 
  教科書外,中譯書裡還有不少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它們大大抬高了中國學者的學術視野,一些新的頗為科學的學術規範得以形成。 
  以歷史寫作為例,中國傳統的寫法是一朝接著一朝寫下去,貌似斷代精確,實則社會演化難以河清海晏,涇渭分明。日本學者桑原紫藏的《東洋史要》卻不是這樣,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來分中國歷史,第一期斷至秦皇一統,稱之為漢族締造時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統至唐亡,稱之為漢族極盛時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稱之為漢族漸衰,蒙古族代興時代;第四期括滿清一代,稱之為歐人東漸時代。此書翻譯出版後,一時間學術界如上層樓,耳目一新。後來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便有意用這種大眼光,下筆之際,紛紛以四期來分。一位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人發現:「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 
  翻譯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學生們完成的。 
  甲午戰爭失敗後,開始有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當時,在主張派留學生赴日本的權柄中,湖廣總督張之洞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勸學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進教育近代化的具體措施,其中對提倡留學日本的論述尤為強調—— 
  至於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路近省費可多遣;去華近,易考察;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勸學篇》下 ) 
  日本在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態度上也表現出了相當的熱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學生,一旦做起先生來,那腳下便立馬墊起了高高的優越感。 
  1898年冬,日本駐華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國的名義,通知大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今日之外交部,稱該國政府願意接受中國留學生並支付經費。日本人願出這筆銀子,並非出於俠骨柔情,日後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當然不是為著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而且這筆錢在清朝的巨額賠款裡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以清國留學生會館在1903年所作的調查為例,當時的留日學生共來自19個省,其中居前列者為江蘇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廣東108人、直隸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陝西、河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的留日學生均寥寥無幾。這除了反映出當時各省間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為等方面的因素。僅僅過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學生達到了8600人。增長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裡日本戰勝了俄國,黃種人第一次打敗了白種人,更進一步震動了中國的熱血青年;以及中國廢除了科舉考試,出國留學成了一條新的出路。以後幾年,留學日本的學生人數都超過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學生,來自於士官學校的士官生,他們在國內投考士官學校,就是為著日後進入日本軍事學院作準備。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學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準確地說是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在這方面,較早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是早稻田大學,1905年,該校便開設了「清國留學生部」,三年間共培養了2000多名中國留學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釗、廖承志。 
  留日學生成立了許多譯書團體,如譯書彙編社、教科書譯輯社、湖南編譯社等等。並在日本掀起了一個興辦華文報刊雜誌的高潮,各種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來年時間裡,由中國留學生和流亡知識分子在日本創辦的報紙刊物達70多種,在喚起民眾、啟迪民智、救國圖強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勾勒了當時的盛況:「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   
  一場被忽略的啟蒙(3)   
  他還注意到,英美留學生在戊戌變法前後這一場大規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運動中幾乎不扮演什麼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語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學生)擔當最重要性的角色,這種情形一直要到民國初年英美留學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優勢後,才出現了所謂「鍍金派」——英美留學生與「鍍銀派」——日本留學生的分別。最後「鍍金派」壓倒了「鍍銀派」,成為思想文化界的驕子。 
  總而言之,這場運動堪稱是提早於「五四運動」的一次偉大的啟蒙。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當時又稱白話文運動,前面提到的來自於日語的大量新名詞的湧入,對於衝擊文言文這一古老、凝滯的文體,給予化蛹為蝶般地改造,無疑發揮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論者注意到:現代中國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都是從翻譯日文著作開始瞭解現代學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和魯迅先後翻譯了日本近代以來的重要知識分子福澤諭吉、加籐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是在日本寫成;郁達夫的《沉淪》裡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裡則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籐野先生」…… 
  近代中國的啟蒙是一個連續體,它不是在一次發動中完成的。晚清這一筆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資源,雖然不像日後由「五四運動」標誌的新文化運動那樣轟轟烈烈,光輝彪炳,但它在中國的大地上,無疑是孕育後者躁動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經升上地平線的桅桿,只不過很長時間被中國近代史論者給有意無意忽略了。   
  歷史的弔詭(1)   
  舊瓶裝新酒的改良,拷貝自日本—— 
  康有為在維新期間,向光緒皇帝進呈了關於俄、日、波蘭、法、德、英六國改革變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變政考》一書尤為重要,稱是這些「變政記」的代表作。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等維新干將,也都在維新期間不斷地宣傳明治維新,主張從日本吸取變法自強的經驗用於中國的變革。 
  梁啟超在1897年——即戊戌變法前一年裡寫到: 
  彼夫印度之不易,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用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唯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論中日之將強》,《飲冰室文集》之二) 
  次年,在戊戌變法短短的103天內,光緒皇帝連續頒布了83道除舊布新的上諭,可謂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移植過來的。 
  以教育方面為例,明治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稱《學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1889年的《實行教育令》。《學校令》把小學和中學分為兩個階段,小學分成尋常小學四年,高等小學四年,尋常小學作為國民教育,高等小學為中學輸送人才。中學分為尋常中學五年,高等中學三年,前者為普通教育,由縣府管轄,後者由文部省管轄,分科授業,為大學輸送人才,實屬大學預備學校,全國共設五校。師範學校也分尋常師範和高等師範,前者每府縣設一校,招收高小畢業生,後者招收尋常師範畢業生,只在東京設一校。帝國大學分本科和大學院……《學校令》及其後繼舉措在列島上貫徹下來,大約用了六七十年時間,日本便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由教育落後的國家而躋身教育發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行列。 
  在光緒的詔令中即有:提倡西學,把原有的封建書院一律改成新式學堂,學習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知識;在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各省興辦高等學堂,各州府縣分別設立中、小學堂,並開辦各種專業學堂,如北洋礦務學堂、醫學堂、編譯學堂,茶蠶桑學堂等;獎勵、鼓勵地方有產業的士紳在各省府縣開辦與國計民生相關的農務學堂、工學堂、商學堂,以學習、引進和研究西方的農業、工業方面的新工藝、新技術;廢除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為選拔時務人才,在傳統的考試取仕外,詔舉經濟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員,各舉新知,保薦人才,探討日本明治維新如何在短短三十年內改變了日本的歷史…… 
  「百日維新」的後期,曾三度擔任日本首相的伊籐博文,以非官方身份來中國考察變法情況。他是嚴復在英國海軍學校的同學,同窗期間,嚴復的成績總在他之上。留英結束後各自歸國,嚴復落落寡歡,去了福建馬尾的水師學校教書;伊籐回到列島,天皇親自到碼頭迎接。再後來,嚴復以翻譯《天演論》暴得大名,但仍不受重用,最後思想日漸保守,做起了保皇黨;伊籐則成了明治維新的扛鼎人物,其最大貢獻是起草了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制議會,並位居首相高位。 
  他此次來中國之時,在北京的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極力鼓吹清廷該請他任改革顧問,朝廷裡也有人呼應,光緒便接到了如此膽大的奏章——乾脆由伊籐擔任中國的首相,在中國來一個明治維新的「盜版」「盜印」。 
  9月20日,即戊戌政變發生的前一天,伊籐覲見了光緒皇帝,據說二人商議了「公籌東亞安全之策」和日本「襄助中國」的計策。 
  在政變發生的幾天後,李鴻章在北京賢良寺寓所會見了伊籐博文。據說,一見面,伊籐就說:當下中國要改掉的東西有很多,最要除去的是看自己是「泱泱大國」,天下居中,看周邊國家都是尚未進入「人之道」的原始國,你們再也不要用以「蟲」、「獸」偏旁的字去稱呼這些國家了…… 
  兩人也一起探討了變法失敗的原因是「變法太急,用人不當」。 
  過了幾年,在內籐湖南來華後在上海與文廷式的交談中,文廷式談到:近來中國有人主張中國改革要聯合日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借重日本的兵力,去解救出困在瀛台孤島上的光緒。雖然文廷式反對此舉,以為是「一時權宜之計」,但他也認為日後若變法風潮再起,仍需借用日本人才,借鑒日本經驗,承認日本對中國的示範作用。 
  可以說,文廷式的以日本為樣板的理論,基本上反映了當年許多改良派人士的普遍想法。 
  砸碎瓶子、要打出一片新天地的革命,其源頭也在日本。 
  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根據地」。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他逃到橫濱,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縫做的合身西服,還蓄起小鬍子,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他本名「逸仙」,又為自己取了個日本名字——「中山樵」,日語發音為「那卡雅馬」。他沒有料到,自己的中國名字今天少有人知道,他卻是以日本名字傳世的;這「歪打正著」,便有些像他身上那套其實是由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的「中山裝」,後來竟成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朝官員們的標準服。   
  歷史的弔詭(2)   
  孫中山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他看來,對甲午戰爭後給了中國多少恥辱與災難的日本,不必較勁,反可以借用其力;倒是現在代表著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卻是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如果說此時,他的話還有些閃爍其詞,那麼在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中,其中第五條就說得頗是直白了:「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 
  在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們的周圍,很有些來自日本的「友人們」。如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 
  這些參加了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們」,其中不能排除有念著中國人民的苦難,如白求恩這樣不遠萬里來中國干革命的義士,但多數人是些對中國深懷擴張野心的冒險家,「忍者」,或是在列島內混不下去,就到大陸上來打秋風的「浪人」。 
  如宮崎滔天便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並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府匯報中國的情報,以利用反清勢力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負責此項牽制策略的,正是時任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後出任首相的犬養毅。 
  再有,北一輝早年雖是中國革命的同情者,然而滿清覆滅、民國成立後,他所抱有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使其成為侵略中國最狂熱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論家和日本法西斯運動的首創者。北一輝最重要的「理論創造」就是在上海寫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該理論宣稱解決日本危機和生存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大亞細亞主義」建立世界聯邦,而日本是當之無愧的領導者。日本要完成稱霸亞洲的使命,必須打敗英美,建立一個北起西伯利亞,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國。 
  1915年1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面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簽署。其理由堂而皇之,天上沒有掉下來的餡餅,地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日本有權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予以回報。所謂「支持」一說,一便是如海鰻一樣梭巡於大海兩岸的「友人們」,二指孫中山的革命很長時間裡得到過日本外務省秘密資金的資助。 
  先後擔任「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中央總裁、中華民國總統的蔣介石,則兩度赴日本學習。 
  第一次是在1906年春天至冬天。日後他曾回憶到,東渡日本的輪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國學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國船員看到。後者告訴他:「一般日本人是不會隨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衛生紙上,然後折起來放回口袋,帶回去洗滌或是扔掉。」這一件事,給蔣介石的印象很深,經久不忘。大概這便是1934年他在江西忙著「剿共」,還在行營所在的南昌和夫人一起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這一次在日本停留的時間雖然短暫,卻有一個重大的收穫,那就是結識了正在日本學習警察和軍事的陳其美。陳其美也是浙江人,後來為建立國民黨組織系統立下汗馬功勞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因為陳其美的關係,蔣介石認識了很多當時留日的革命志士。 
  1907年,清廷陸軍部在保定創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簡稱保定軍校。向各省招考學生,規定每省考選40人。浙江省的40人名額,大多數已被清廷為實施軍事教育而設立的其他武備學堂與弁目學堂保送入學的學生所佔去,只剩下14個名額,全省卻有1000多名青年在杭州報名投考。蔣介石幸運地成了這14個名額中考取的一個人。真是心想事成,他上保定軍校的目的,就是要以此為跳板東渡日本。當時國內的四大軍校中,保定軍校因有大量受政府獎學金或利用家庭資助而留洋的精英而讓廣大考生眼熱,日後在辛亥革命裡該校畢業生也因政治上最為激進而聞名…… 
  蔣介石在保定軍校,只呆了兩年不到,炮兵科肄業。1908年,過了春節,沒有來得及向家鄉親友們告別,就匆忙啟程,先到大連,由大連乘船前往神戶,再換乘火車到達東京。由於中國當時還沒有開設中日之間的定期航運,這一行人乘的是日本商船。在商船上,由船員到服務生、廚師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國籍的服務人員只不過兩、三個人而已。蔣介石對此頗有感觸,他對同學說,只要舉出乘船旅行一點為例,就可以體會到我們的國家是在外國的支配之下。 
  到了日本,進的是振武學校。該校是1903年由日本政府將座落於東京河田町、原為日本士官學校的臨時校舍,提供給清朝留日軍事學生而專門設立的陸軍預備學校。自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革命思潮開始在留學生群中流行起來,清廷屢屢為此向日本政府交涉。這樣做,有利於當局對留學生集中管理,加以約束。蔣介石這批是第十一期學生,每期學生受訓三年,畢業之後,以見習軍官身份,分發日本陸軍各聯隊(團)實習。先後在該校學習的國民黨高層人物還有閻錫山、何應欽等,但同窗學友——從進入保定軍校,到留學振武學校、又畢業後同分去新瀉縣高田野炮兵第十九聯隊實習,直至於參加辛亥革命的整個青春時代,一直和蔣介石形影不離的,便是張群了。   
  歷史的弔詭(3)   
  張群對於那一段時間的學生生活狀況,有如下的回憶: 
  「在振武學校留學的時候,只有星期天可以外出;我們租了一間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個榻榻米那麼大,大家都在那裡聚集談話。 
  「有興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飯吃。在那個時候,日本人還沒有吃豬內臟的習慣,一頭豬的內臟全部買下來,記得只要八角錢,非常便宜。我們每人每月可以領到日元十三塊錢(政府發給十元、學校發給三元),在一頓早餐只要花四分錢的時代,相當寬裕。用炭爐生上炭火燒飯,大伙吃在一起。當然蔣介石也會上街買菜和做菜。 
  「記得還有過這麼一回事,由於管束留學生的規則太嚴厲,為了抗議,我和蔣介石倆個人扔下了退學報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一家中國料理店,僅是啃麵包和飲水,死守著不出去,差不多有一個月,嚴峻的學校當局終於軟化,結果只給予我們倆人稍稍扣分的處分,要我們回學校恢復學業。 
  「就這一點,可以瞭解蔣介石在當時的革命青年面目,真正是呼之欲出;是一個正義感很強,性格很激烈,對於不合理的事情便會大發雷霆的人。 
  「蔣介石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自保定時代以來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願是學習步兵,但因為受到他的影響,中途改學了炮兵。 
  「當時,我每個月總要抽三塊錢的香煙,但是蔣介石卻煙酒不沾,生活規律非常嚴格。 
  「不過,在暢談革命之餘,也會抽暇乘電車在市內遊覽,或是到江之島一帶游泳,也曾度過歡暢的學生生活……」 
  ——(日本《產經新聞》編輯委員古屋奎二採訪張群記錄) 
  蔣介石也始終記得這份同窗之誼。張群先後出任上海市長、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在中華民國的內政和外交方面曾有過相當的影響力。到了台灣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張群住在台北市士林蔣介石官邸的比鄰,兩家可以從庭院裡面通過柵門過往。 
  入振武學校之初,蔣介石有一本經常攜帶在身邊的小冊子——鄒容寫於1903年的《革命軍》。作者認定使中國積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滿洲朝廷。書中他激昂地呼籲「要使中國為中國人的中國」、「打倒滿洲人所樹立的北京野蠻政權」、「誅殺滿洲皇帝」、「把滿洲人從中國趕出去」、「以殺報仇」、「創立中華共和國」、「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的國家」……為此,鄒容被捕下獄瘐死。 
  蔣介石對書裡的許多字句都能背得出來,有時夢寐之間也好像是和鄒容一起在對「滿洲人」作戰。在寄給表兄單維則的自己一張戎裝照片上,他寫了一首七言絕句: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不久,他和陳其美重逢,後者介紹他加入同盟會。他和張群還加入了在同盟會會員中軍事留學生們所組成的一個秘密團體「丈夫團」。團名取「丈夫」兩個字,是從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而來。蔣介石還和黃郛一同創辦過《武學雜誌》,該雜誌也是留學軍事的革命青年們的重要言論平台。 
  1910年6月,在振武學校求學的最後一年,也是通過陳其美介紹,蔣介石第一次和孫中山見面。孫中山不久前自檀香山來,清廷指他為危險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將其驅逐出境,他只能在日本停留兩個星期,便要去新加坡,他是在極其匆忙中騰出點時間來見蔣介石的。 
  中華民國的創始者與中華民國長期統治者的第一次見面,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自然具有重大意義,但其時日、場所、談話內容等情況,無從稽考。唯一的紀錄,是孫中山在會見之後向引見者陳其美說起對蔣介石的印象:「我們的革命運動,實在需要像這樣的人,在同盟會來說,是很難得的人材,他一定會成為革命實行家。」 
  日本之旅,實在是決定了蔣介石一生的道路。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改良很快成了一堵一推就倒的殘垣朽牆,革命則成了驚艷於中國夜幕之中的一道道壯麗的螢飛電閃。 
  一位俄國歷史學家這樣說過:在俄國,革命並非僅僅被理解為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種衝突,革命簡直是一種宗教。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情況就更是如此了——對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來說,革命被視為唯一正確的人生目標。舉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獨立的價值,惟有從屬於至高無上的革命才有意義。革命是一個人們應當為之生為之死的東西,而被革命潮流所拋棄,甚至被認作是逆潮流而動的反革命,那就比單純的肉體死亡還要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標,也是人生的唯一歸屬。 
  但在這革命中,按照經典說法,既有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黨人發動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有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 
  後者,一切無不是以人民的名義發起和舉行的,並被禮讚之為人民的盛大節日。而且,正如在俄國的土地上已經發生的「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在初期的高揚反抗與復仇的急風暴雨中,人民確實能夠揮灑一股盛大節日般的豪興,因此,革命不但比起改良來,比起列寧激憤地斥責為「虛偽」、甚至「幫兇」的「資產階級革命」,亦更容易紅透人們的心理世界。   
  歷史的弔詭(4)   
  革命還總有「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戰地黃花分外香」的詩意描繪,它總是強調自己前無古人、空谷幽蘭的獨創性與純潔性,於是,革命對於不甘平庸、總想做出點什麼,否則這輩子就白活了的年輕文化人,具有更強烈的誘惑,甚至可能他們自己就是盜來火種的普羅米修斯…… 
  必須要先提到一個人。 
  河上肇(1879—1946)。1907年,河上肇到京都帝國大學擔任講師,講授經濟學和經濟學史,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教書匠。十年後,他因寫作出版了《貧乏物語》一書,一炮打響日本經濟學術界。此書包括上篇《有大多數人是貧窮的》、中篇《何以大多數人是貧窮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貧窮?》。河上肇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作了具體深刻的揭露,並試圖從分配上探求其產生的原因,他企圖用抑富濟貧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矛盾。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次年日本又發生「米騷動」事件,受其影響,河上肇逐步轉向馬克思主義。他認為,社會已分裂為利害相反的兩大階級,僅僅從抑富濟貧入手來根治貧窮,無異與盲人摸象;要尋求從根本上治療貧窮,惟有走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他還提出,作為知識分子,不僅要有議論社會問題的自由,而且要有從事實際運動的自由。 
  1928年,河上肇辭去教職,告別京都帝大,結束了長達21年的京都時代,投入無產者的實踐運動。他的影響卻深深植根於京都帝大美麗的校園裡。那時日本學術圈都很清楚,讀京都帝大的學生,如果進出校園時不夾幾本有關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在腋窩下,會被同學恥笑為跟不上時代潮流。即使在日後艱苦的戰爭年代,京都帝大也一貫是日本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該校的男學生被戲稱為「馬克思男孩」,女生也樂於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號,可見左派思潮之盛行。而且,受河上肇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無遠弗屆,不僅在京都帝大,還在早稻田大學、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等著名高校,課堂上下,校園內外,也時有師生之間學習、討論社會主義理論的盛況。他的直接間接的學生可謂遍及日本社會各個階層。 
  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廣泛影響,引起當局極度不安。一進入戰爭時期,日本政府查禁社會主義思潮,壓制共產黨組織活動,一下變得不遺餘力。1932年間,河上肇被警察逮捕入獄,日本共產黨組織也在1933年前後全部覆滅。日本共產黨的新生力量,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此後的日本卻成了一個西方民主型國家。 
  歷史就是如此地弔詭—— 
  河上肇播下的種子,在自己的祖國沒能開花,卻在大海另一邊結出了碩壯的果實。 
  1917年夏,19歲的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即籌劃去日本考官費留學。他給同學的贈言是:「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同年,周恩來抵日本,入當時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語。該校校址,現為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2丁目20號,已經改建為高齡者中心和愛全公園。周恩來當年在此留學的紀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靜謐氣氛的公園內。公園附近有著名的神田書店街,周圍大學林立,近處有明治大學、日本大學、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稍遠處有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過往行人多是年輕學生,這裡是東京都內最有朝氣的街區。 
  周恩來當年寄宿在離學校不遠的三崎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生活都很節儉。他寫給南開同學陳頌言的信中說:「乍至,席地而坐,而飲,而食,而讀,而臥,頗覺不慣,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魚,國人來此者甚不慣食,弟則甘之如飴,大似吾家鄉食魚風味,但無油醬烹調,以火烤者居多……」 原橫濱國立大學教授岡本隆三在《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恩來》一書中,引用與周恩來有過接觸的長島善雄的回憶說:周恩來上學時穿著黑色立領雪花呢制服,戴著俄式帽子,平時穿和服,腳蹬一雙木屐,是一位英俊瀟灑的青年。 
  據當年見過周恩來的日本人回憶和有關資料介紹,周恩來那時並不是天天上學,他花了大量時間在宿舍看書報。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了,他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些有關介紹,便以極大熱情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約翰·裡德的《震動環球的十日》、界利彥創辦的《新社會》雜誌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如《貧乏物語》和由他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引起了他的濃厚興趣。他在一首詩說:「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他曠課的時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學生一些遊行集會的組織者和領導人,有時得外出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 
  1919年春天,周恩來離開日本回國。在回國前寫給友人的信中,有「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為之奈何!」等語。回到中國,他隨即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此後他對於中國革命和這個處於巨變的國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寫在周恩來離世五年時後的兩段話—— 
  一位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甚至對我這樣說:「在內戰時期,只要有周恩來一個人在我們這一邊,那今天在台灣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澤東了;安居於北京的可能是我們。」這官員的話語,是否誇大姑且不論,但他有一點說得很對:過去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價過高了。毛澤東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征服中國,統治中國。假如沒有周恩來,他是否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應該記住一點是,並不是由於有毛澤東一個人,而是由於有他和周恩來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歷史的弔詭(6)   
  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想讓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入地獄,你就讓他去日本。 
  在我見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漢奸名錄上,其中許多人都在這個列島的清光櫻雨下度過了青春歲月。 
  他們中有在北洋政府裡任內閣成員、在五四運動中被學生們一致要求懲辦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三人;有日軍侵華時汪偽政權的頭面人物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陳壁君等人;有北平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三巨頭之一、出任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總長的湯爾和; 有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有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號稱汪精衛"文膽"、曾任偽中央宣傳部政務次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中華日報》總主筆的胡蘭成 …… 
  當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學經費為誘餌,所拋出的一條長線,終於釣到了這批大魚。他們肯定不是小魚,是因為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為日本謀得了巨大利益,同時,又無不給當時各地的人民帶來深重的恥辱與痛苦。倘若說,日本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闖進中國的一條窮凶極惡的海盜船,他們便是這條船上的槳和櫓!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學習過英國、法國,學習過蘇聯,有兩段時間可能私下裡還打算學習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無須置疑,沒有口號卻實在學得最多的是美國——連遠在天邊的高原上的拉薩,離布達拉宮不過一箭之遙的街區, 都開出了「麥當勞」、「肯德基」。開業不久的一家「星巴克」裡飄出濃郁、純正的咖啡香氣,紅男綠女們的笑談聲,與不遠處寺廟內的轉經聲、香火氣,奇妙地、恍如夢幻一樣地交織一起…… 
  還有一個最有效的標誌,即「春江水暖鴨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員們,紛紛將子女送往哪個國家,祈望在哪國定居,不管他們嘴上說得如何花團錦簇,這個國家肯定在他們心目裡心儀久之。兒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個國家為可進可退的「根據地」,他們肯定一輩子心裡不踏實。 
  當然,二十世紀末的「向美國學習」,與這個世紀50年代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有很大不同。當初向蘇聯學習時,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到軍銜制、院系調整,乃至民間的穿布拉吉、跳交際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謂是全心全意,徹底地一邊倒。後來的向美國學習,只是半熱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師夷之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國人喜歡的是美國的物質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對美國的社會制度,所謂民主選舉、言論自由一套,卻不以為然,並深懷警惕。 
  現在來看,學習西歐,中國總體上迄今還沒有完成工業革命;學習蘇聯,這個曾經武裝到牙齒的龐大的紅色帝國,自己也一朝紅旗落地,分崩離析;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差得太遠。 
  這一百多年來,學得最廣泛、最紮實的,恰恰還是中國人的冤家——日本,這也依然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很多中國人可能不願意承認,但不管承認不承認,這確是事實——如同日本在中國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難書,這個民族教給中國人的東西也恆河沙數。 
  而且,好事、壞事之間,有時換個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轉換的,毛澤東就深諳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中說起—— 
  日本的南鄉三郎(胡註:1955年任日中輸出入組合理事長。這一年曾兩次訪問中國。)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 
  ——(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毛澤東外交文選》1994年版) 
  可以這樣說,倘若沒有近代以來的日本,就沒有近現代的中國。     
  第四章 相異性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1)   
  從日本全面地以中國為師的「唐風時代」,即公元七世紀中葉後算起,到中國變先生為學生,頗為恭謹地以日本為師的公元十九世紀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這中間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兩國文化交流陷於停頓,但直到明治維新前,兩國的發展水平差距並不大,兩國都落後於西方,日本還落後中國一點,這即是說,中國和日本近代化運動的起跑線可謂相差無幾,兩國都是在被動挨打的情況下開始了奮起自強的近代化運動。 
  此後,兩國發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當今,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之一,真是「脫亞入歐」了,與美國比肩可翹楚於西方;而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後國家的圈子裡彷徨,大抵到了改革開放後這二十幾年,舉國上下一心一意抓發展,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只夠資格進入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這一很難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卻讓中國人臉上作蠟的現象,彷彿都是在兩國間與西方世界發生了相撞、交匯後所走過的不同路徑引起的,而在此前,僅僅只有中日兩國間穿越不過幾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這一現象,已經讓許多學者注意並釐清兩國各自近代化路徑中的百般景象與種種不同,卻也容易讓他們忽略打下這近代化路徑的樁基還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鳥,文化是天地間的一盞長明燈。即使是被強大而又鋒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劃成了幾段,文化也會如一條碩大的蚯蚓,在東方這塊古老、奇特的土壤裡修復如初。如果用學術化的語言表述,那就是一種文化在受到外來的某種強勢文化擠壓下,前者的一部分必會隨著後者的物質文化一起變化,乃至幾乎全盤接受後者的意識形態;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擠壓前的狀態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來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行為方式來應對一個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徑中所表現出的兩國間一眼能察的相異性,是由文化決定的,而且,至今難為人們洞幽並提出的兩個民族間所表現出的趨同性,亦是由文化決定的。 
  這一章先說說相異性。 
  據學者們考證,中國有近13億人口,常用的姓才幾百個。「百家姓」收錄462個姓,基本包括了漢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國大多數人的姓氏都有很長的歷史。 
  以筆者的「胡」姓為例,根據人口學者的統計研究,在依次排列的100個姓氏中,胡姓名列中華15大姓之列,為第13位。根據文獻所載,胡姓是一個古老的姓族,她的源流可追溯到原始時代的胡部落,而最早得姓的是傳說時代的黃帝的臣子胡曹。且胡姓又是一個多源的姓族,商、周、春秋時代的鬍子國是其姓源之一,以胡公滿的後裔為氏是其姓源之二,而胡公滿則是舜帝的裔孫。此外,秦漢以後,隨著中華民族的不斷融合,表現在姓氏學上,便是少數民族姓氏的漢化,這又是胡氏姓源的來源之一,在古今的鮮卑、契丹、滿、苗、瑤、彝、回、赫哲、達斡爾、白、錫伯等民族中,都有胡姓的存在。(見 黃啟昌 編著〈胡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如胡姓一樣,在中國,幾乎隨便找一個姓都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 
  就是在今天,在不少姓氏的家庭裡,如「孔」、「孟」、「曾」等,還得嚴格講究名字中所體現的輩分,這絲毫馬虎不得。在我家也一樣,我卻例外。我本名「胡家適」,即「家」是我的輩分。上小學時,父親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本院歷史系的歐陽琛教授,一次半開玩笑對父親說:現在胡適就不是好東西了,你兒子還胡家(加)適?改個名字吧。於是,母親將它改成了「胡平」。她的用心當然是指著我這一生平平安安,但這名字幾十年頂下來,狂風惡浪不少;前幾年幾次進出國門還屢有麻煩。現在要想改回去,確又難了……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有名而無姓,姓氏只在上層社會中使用,只有貴族和武士門第的人才允許使用。那時的姓氏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組織,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整個日本才有為數不多的姓氏。 十九世紀裡,隨著幕府時代的落幕,平民運動的展開,下層社會才獲得使用姓氏的權力。1870年,即明治三年,日本政府決定,一般百姓可以取姓。但奴才做慣了,習慣了類似「阿貓」、「阿狗」般的稱呼,許多人仍不敢給自己取姓。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875年再次下令所有國民必須有姓,否則受罰。 
  猶如大清江山一倒,中國人腦後的長辮子紛紛如急雨般落地,這時島上的普通百姓也火急火燎請人起姓。由於多是短時間內倉促而取,或是由於島人自古皆有熱愛自然、關注草木的生命情懷,兩個原因加在一起,使日本人多是從身邊接觸得到、看得見的事物,順手拈來作為姓。如有的人以自己所在的自然環境、面對的山川河谷的名稱為姓,有的人則以動植物、房舍、建築、村莊、田野為姓。住山腳下便姓「山本」,宅門前有一種河便姓「川邊」,家附近有一個渡口便姓「渡邊」,庭院裡有棵松樹便叫「松下」等等。於是,與中國的情況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姓氏最多的國家,只有1.2億人口的日本,估計姓氏超過12萬。這裡可以列舉出幾大類: 
  與山川、河流、地貌有關的姓:山本、山下、岡村、石原、小野、河野、中川、渡邊、中島、井上、秋山、北澤、大濱等;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2)   
  與動、植物有關的姓:小熊、鳩山、白鳥、松下、鈴下、小森、小林、加籐、左籐、伊籐、竹內、菊池、栗原、熊木等; 
  與房舍、建築有關的:高橋、鳥居、古屋、小倉、高倉、宮本等; 
  與村莊、田野有關的:村山、田中、中村、園田、田邊、角田等。 
  此外,還有不少千奇百怪的姓氏,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日本人最簡單的姓是「一」和「乙」,最複雜的姓長達12個漢字:「籐木太郎喜佑之衛門將時能」和「籠谷懿府捨仰隸裡小也弘光」。稀奇的姓有「八月一日」、「四月一日」、「十七女十四男」、「數十萬人」等。 
  這些都說明日本人姓氏不僅歷史較短而且有較大的隨意性。由此,有學者認為這是日本人的宗族組織缺乏中國人宗族組織那樣強大凝聚力的表現。( 見 尚會鵬 著《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 
  姓氏的悠久歷史,它的嚴格性、不可替代性,突出地顯示了在中國的大家庭裡,每個孩子一生下來就處在一個等級森嚴的親屬關係之中,他(她)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嬸母、叔、伯、舅、姨夫,各種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種公公、婆婆、爺爺、奶奶,乃至各種姨親堂親,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明白。這種由密密疏疏的關係所組成的親屬集團,不僅比西方的關係名義明確,區分精細,而且在其內部還附有按各人地位而定的不容爭辯的權利和義務。即使在當今,一個長子比起弟弟妹妹來,也不會不服膺於他對於這個家的傳承有著更多的責任與義務的內心律令,而這內心律令顯然來自於血脈裡古老儒家的濡染。 
  一個家庭是這樣,一個家族也是這樣。 
  千百年來,中國一直是個廣漠的鄉土社會,村子裡的人先是按家族制組織起一個親屬集團,其次,幾個親屬集團組成同一個村子的鄰里社會。他們世代相傳,永久地居住在那裡,其成員靠耕種家庭所擁有或者租借的土地為生,並根據其家庭成員的資格,在親屬集團內取得某種地位。一般的情形是,一個村子裡會有幾個親屬集團,一個親屬集團也可能分佈於幾個村子,乃至相鄰的鄉鎮。但不管如何分佈,對中國人來說,親屬集團具有不可取代的、頭等重要的意義。 
  換言之,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不管其身份顯赫還是渺小,其性格複雜還是簡單,也不管其生前是造福於世,還是禍害與民,他們命運之書的扉頁,甚至在以後的許多頁裡,都會有他所屬的親屬集團的影子,以及這個集團籐條般不斷伸展的內容。 
  一般來說,當他一旦明確而恆定地承擔了自己在該集團的責任,他就在任何可能的時候、任何可能的情況下,都能得到該集團成員的幫助。這便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促使他螢燈寒窗,金榜提名。一登青雲,他既可能牢記父母、親戚朋友的激勵與鞭策,循紀守法,克己奉公,不辱門庭,但也極有可能「租借」出手中的權力,為他們謀取多方面的利益。當他們在親屬以外的集團中陷於窮途末路,或成迷途羔羊時,他們可以回到親屬集團中療養傷痛,尋求重振旗鼓。 
  因此,傳統的中國人不太容易獻身於親屬以外的集團,在他們看來親屬集團是不可替代的。雖然中國人往往會同時參加數個非親屬集團,但在其他集團裡很難死心塌地,使其百分之百地獻身,惟有親屬集團對於他們有著人生價值的終極意義。 
  「光宗耀祖」、「錦衣夜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金窩銀窩,不如家鄉的狗窩」、「要死,也要死在家裡好」……眾多的俗語、諺語,道盡了傳統中國人的深層心理。 
  當今,在一些已經被揭露、尚未被揭露的腐敗分子中,前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顯然是個另類—— 
  他出身在湖南一個窮鄉僻壤的山村,小時放過牛、種過田,每天上學要跑七八里路,還要挑20斤蘿蔔到小集鎮上去叫賣,掙兩個小錢好買個本子,交點學費。一雙破舊球鞋,穿了整整五年,母親給他補了又補,下雨天濕了,父親晚上便在火炕邊烤乾。為了支持他讀中學,兩個姐姐中途輟學,確保兄弟中唯他一人奔前途有個出息。父親因水腫病不能治癒去世時,他才不到12歲,就靠小腳的母親養育他……胡長清和妻子結婚,是借錢辦的旅行結婚。妻子在紡織廠工作十分辛苦,三班倒,起早貪黑,還要帶孩子,每月就幾十元錢工資,還要歸還欠款,生活很是艱苦。 
  胡長清自調到江西工作以後,很快就創造了索賄能「日進萬金」的記錄。 但就是這樣一個在審判時被公訴機關認定的受賄索賄及不明財產共計900百多萬元的「富翁」,在北京和妻子上街,有時連一根冰棒都捨不得買來吃,到菜市場去買菜還要砍價。對其已經八旬的老母,連每月給的100元贍養費也難以按時支付,弄得古稀老母不得不依靠生活並不富裕的兄嫂來生活。這邊在南昌,胡長清卻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找了一個整整比自己小了二十歲的小姐大干快上,人民幣也在激越燃燒,除在南昌、廣州各送了一套商品房外,他還先後送給該小姐30多萬元人民幣以及金銀珠寶首飾、手機、鋼琴等一批貴重物品,並極力為其調動工作。最後胡長清案發的導火線,也正是他從昆明的公差上神秘失蹤,潛入廣州為小姐落實單位調動之事。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3)   
  多數腐敗分子,決不像胡長清這樣「大義滅親」。他們也奢靡潑天,也花天酒地,但從腐敗的動因與操作方式看,他們更多的是為著家庭或者親朋的利益—— 
  前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溫州市副市長楊秀珠,於2003年4月20日攜女兒一家從上海浦東機場出境,至今不見蹤影。楊秀珠胞弟、鐵路房開公司副總經理楊光榮受賄案案發,正是引發楊秀珠出逃的「導火線」。 
  楊秀珠素有安插親信、親戚的「喜好」,在她部署的精密棋局中,除在鐵路房開公司中由其親信高雲光任副董事長,其弟楊光榮任副總經理,在其分管的溫州鐵路房開物業公司、溫州鐵龍房地產開發公司、溫州市建設配套市政工程公司、溫州綠城環境建設公司等均是幫助其撈錢的項目公司,公司的重要職位也均由楊的親信或親戚一網打盡。楊秀珠對其幾個弟弟的安排尤其富有「深意」。當其弟楊龍光被安排在溫州市建設局任房地產開發處處長,手掌實權了,楊還一度設法將其另一個弟弟楊龍翔安排至溫州市紀檢部門高位,但終因反對力量太大,最後不得不安排了後勤處處長的職位。 
  一時間,楊秀珠成了全國媒體上的「焦點人物」,涉及的金額說是已達2.5億多元人民幣,比成克傑還多,不僅僅被指為「溫州巨貪」,還富有具戲劇性的是:時年已經59歲的她,帶著女兒、女婿和外孫,一家三代人從從容容地「逃離」了中國。此後,檢察機關曾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緝令,依然無果。海外華僑界甚至傳聞楊已整容,令該案前景更顯得撲朔迷離。 
  2004年12月宣判的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兒媳易陽一案又是一例—— 
  33歲的易陽原系貴州省工商銀行的幹部,1997年下半年辭職下海經商。她辭職的事剛開始劉方仁並不同意。夫妻倆多次勸父親,「沒幾年你就要退休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如讓我們下海找點錢。」後來劉同意了。辭職後,易陽在貴陽開辦了自己的公司。 1999年初,北京世紀興業投資有限公司準備收購貴州中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國有股權。該公司董事長劉志遠瞭解到易陽的特殊身份後,請她幫忙,但同時也在找其他關係。易陽放風說,「在貴陽,這事只有我才擺得平」。經過幾次協商, 雙方約定如收購成功,劉志遠付給好處費500萬元人民幣。 
  同年7月底,易陽通過劉方仁給貴州省及貴陽市政府某領導打招呼後,劉志遠的收購得以實現。易陽分四次收到劉志遠送的500萬元的好處費,她與丈夫一道對劉方仁說,「這筆錢是我幫全家人找來的。」 
  2002年7月,全家人一起商量了這500萬元的分配方案:劉方仁夫婦200萬,劉方仁的大兒子、女兒各50萬,易陽和丈夫及孩子200萬元。 
  在法庭作最後陳述時,易陽聲淚俱下: 
  我作為一名高幹子弟(哽咽哭泣,停頓),我十分羞愧(停頓,用手巾擦眼淚)。我的行為,不但害了我自己,還給我的家人帶來了不幸。(哽咽,過了好一會,易陽才用低沉的聲音繼續陳述。)我錯用了爸爸的權力! 
  我也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親(擦眼淚),我30歲才生孩子,孩子出生還不滿11個月,我就因為此案離別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為自己的貪慾,還有父母疏於教導(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沒有始終如一地對我們嚴厲管教和約束。我本來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個有很好發展的事業,今天成了這樣。 (哭泣停頓兩分鐘)悔不當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幹子弟以我為鑒! 
  我很難相信在楊秀珠、楊龍光和劉方仁、易陽等人犯罪之後,家庭、家族型腐敗便會洗盡鉛華,金盆洗手。 
  法庭上易陽的一番「以我為鑒」的泣說,可能充滿著最大的善意,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就在我寫作本章的時候,日前,湖南省政府原副秘書長王道生及其子王健因巨額受賄罪,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是該省繼2002年唐見奎案之後又一個因經濟問題落馬的省政府副秘書長,而且前赴後繼的兩人均涉及家族腐敗。在唐案之前,湖南省機械局原局長林國悌、湖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馬其偉亦都是帶著家人一起犯罪。 
  據報載,從傳統中國的長河裡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敗,正是當今中國嚴重氾濫的腐敗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徵,已在官員腐敗的案件中佔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敗具有掠奪財富的瘋狂性,侵吞國家資產的數額往往達幾百萬、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對經濟危害特別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國新聞網 ) 
  時下,無論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還是在不過彈丸之地的小小縣城,人們總能夠發現一些身後總有權力的影子在明裡暗裡飄拂的怒馬鮮車、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來一個個氣派堂皇,勾兌緊密,似乎有著前二百年的根基,後一百年的期許。可其實,很可能它們就是早已霉爛了的糊牆紙,只有一處出現了破綻,很快就能夠大片大片地撕下來…… 
  對日本人來說,親屬集團並非一定是第一位的。個人最重要的歸屬集團,一般取決於他有機會加入的那個得以朝夕相處同事、同窗或互為戰友的集團,而加入這個集團的資格具有許多不確定因素。 
  在日本,親屬集團對個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當他在親屬集團以外的集團裡失敗、或受到排斥時,他們很難像中國人那樣可以很容易地在親屬集團裡找到療治身心的靜謐叢林,起死回生的諾亞方舟。為了尋求生命價值的終極意義,日本人必須完全獻身於他們有機會加入的那個團體,從大的方面來說,這個團體就是屹立在列島上的國家;從小的方面來說,這個團體就是軍隊,就是公司,或者學校。一旦在對該集團的歸屬上發生了質疑,對個人來說就可能是災難性的,其親屬集團幾乎不能起到任何保護作用。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4)   
  對日本人來說,僅僅因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僅僅因為大家都是福岡人、扎幌人便締結成一個關係密切、強有力的集團是不可思議的。在海外派駐機構中,索尼公司的職員之間更容易結成密切的關係,他們與東芝、夏普、日立或是別的公司的職員來往不多,可能還互有戒備。非親屬集團內成員的關係,更容易超越家族、同鄉層面,而進入國家、軍隊或公司、學校的層面,從而較快地實現集團的目標,鮮明地表現出集團的特色。 
  在日本有兩所私立大學最出名——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號稱「私學雙璧」。 
  大多數中國人好像不太瞭解慶應大學,知道早稻田的卻很多。或許是因為這所大學有一個頗為古怪的校名,這個校名與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轍——一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該學校的周邊環境還是蛙鳴如鼓,稻田一片…… 
  其實,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為它是一所平民學校,慶應則是一所精英的學校。從歷史上看,慶應的畢業生,大都進入政界、商界、學界和醫學界,即所謂上流社會;早稻田的畢業生則大量融入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遷,早稻田的畢業生也有不少進入了政界,但是該校最珍貴的品牌,決不是在中國國內許多大學校慶典禮上常常毫無愧色地就坐於主席台上的某某書記,某某省長、部長,某某委員、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教育裡培養出來、至今活躍在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傳媒、體育等大眾文化領域裡的「模範國民」。他們雖無一時顯赫的權力,卻可能有影響時代的向度與深度。因寫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聲譽的村上春樹,倘若有一天不手指發癢,他至今只是一間普通酒吧的老闆,這樣的早稻田畢業生可謂多如牛毛。 
  從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起,120年來,它的學術風氣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稱,或者說,就是「決不與權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會早已經告別了風起雲湧的政治鬥爭的時代,進入了高度發達的商業化洪流之中,但有時候,依然能在校園裡看到發表演說的師生們。他們給人的感覺可能會是「為反對而反對」,或是表現得「巧婦難做無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訪問平壤,朝鮮首次承認曾經綁架了日本人,金正日為此正式道歉。被綁架者的家屬頓時成了轟動列島的新聞人物,其中幾位也來到早稻田演講。在會場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舉標語,喊著口號,反對小泉政府利用這一綁架事件製造反朝鮮的氣氛……對朝鮮當局過去的行為,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邊倒的批判態度,早稻田人依然執著於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舉可能不一定對,但這一精神確是能在日本社會的和諧進步上起到某種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學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趨,那大學何堪大學? 
  在日本,非親屬集團對於所屬的個人一定是至高無上的。軍隊、學校不用說了,許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標誌,每個公司職員胸前都佩戴著它。甚至有的還出現在一些商品的商標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戰鬥;今天的職員在各自公司、企業徽章的激勵與約束下拚命工作。 
  不去想著擺脫這種徽章型人生的人,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沒有「徽章」、即失去領主封祿的武士,被稱為「浪人」,浪跡天涯的日子一定過得很淒苦。今天脫離了非親屬集團的「徽章」,許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會感到侷促不安,言行失度。在這個「徽章化」的社會,徽章成為整個國家的旗幟,如果把它人格化,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當然成為這個最大的非親屬集團的最高象徵。 
  一位在洛杉磯西方學院研究中國歷史兼中國商業史的華裔教授陳先生指出:「日本人的這種情況具有巨大的穩定性,這使他們能夠與更大的實體合作,而這些中國人只是家庭觀念。日本人非常關心公司或國家,不局限於血緣關係,但中國人只相信他們的家人。」儘管這些以家庭為中心的企業有時能發展成為幾十億美元的大企業——比如王永慶的台灣塑膠公司和包玉剛的船運公司,但大多數散居在海外的華人企業都是小型的、以家庭為中心的企業。例如,台灣的人口不到韓國的一半,但台灣擁有的公司差不多為韓國的3倍。( 見 尚會鵬 著《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 
  日本人一旦歸屬某一團體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慮中途「跳槽」。一些年輕人多次調換工作崗位的現象,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日本人有一個傳統,不管他是一個普通工人、廚師、清潔工,還是高級白領,都要千萬百計地不斷改善自己的工作。 
  東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開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們的卡車。在每家百貨店的電梯裡,電梯小姐向每個顧客深深鞠躬,說「你好,請多關照」,並向每個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貨員則對顧客說「謝謝,請多關照」,即使顧客只是走進來看看五光十色的櫥窗。 
  最近幾年,豐田汽車公司的4.8萬名僱員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萬條正式提案,平均每個僱員27條。管理層採納了許多提案,節省了數千萬美元。現在豐田送給來賓的紀念品是一把鎮紙尺,尺上有一輛豐田早期產品的車模,透明的尺上還印著一句已深入公司員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6)   
  1972年10月9日,在一次偷襲行動的歸程中,小塚身中兩槍,其中一槍穿越心臟,當場斃命。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裡遇到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後者苦口婆心,介紹當今天下大勢變矣,祖國早已在失敗的廢墟上驕傲地站起來,小野田仍無動於衷,堅持要鈴木轉告有關方面,如果沒有他的頂頭上司親自撤消30年前向他發出的命令,他作為皇軍的一名軍官將繼續作戰。 
  幸好谷口義美還活著,3月9日,雞皮鶴髮的老人被千辛萬苦地搬來島上。兩天之後,小野田越過整個山頭,一具野人般來到指定的地點,卻持槍立正,向長官致以最標準的敬禮。已乾瘦得像冬日裡一棵樹的前少佐宣讀了解除作戰任務的命令,對於小野田的一場長達30年的戰爭終於結束。隨即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准他歸國。 
  小野田終於回到了現代的世界,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遷,他像個鄉下孩子似地莫名驚詫,尤其無法理解日本憲法怎麼會對自衛隊的軍事規模與行動有著那麼多的限制。但年邁的他常被邀去參加右翼退伍軍人的各種活動,所到之處,都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當舊日悠揚的日本軍歌響起時,他會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日本人的鞠躬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可能被看成一種形式。 
  日本人的鞠躬,無論是在次數上,還是力度上,都是能進入基斯尼紀錄的。日本雜誌《現代》曾經做過一次統計,即日本人成年後每天要鞠躬的次數。統計表明,東京本廳神社的神道士每天平均鞠躬150次;新幹線檢票員平均2132次,他每檢一次票都要鞠一次躬;銀座百貨店的電梯女郎鞠躬次數最多,每天總共2560次,她們必須向每個進出電梯的人行90度鞠躬禮。鞠躬對百貨業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許多商店買來機器人教店員如何行標準的鞠躬。 
  《現代》還發現,婦女比男子通常多鞠躬35%;熟人之間在彼此相距約20米的地方就開始鞠躬了。地位低者碰見地位高者,輩分小的碰見輩分大的,通常比對方鞠躬次數多,而且鞠躬角度深,時間也長。日本人有一個詞形容叫「磕頭戰」,即輩分小的低下頭,眼睛盯著地板,很難看清對方,如果對方不告訴他(她)什麼時候可以起來,他(她)很可能將她自己的鞠躬延長至5到10分鐘。 
  其實,日本人在非親屬集團內部的鞠躬,並非形式——正如日本文化看起來非常注重形式,插花、茶道、劍道、書道無不如此,就連武士道的切腹也講究先從哪個部位下刀,但這些形式無不在傳遞著它們的本質內容。鞠躬到多大程度,多少時間,或者講話用不用敬語……無不在顯示此人在集團內部所處的位置,他(她)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他(她)應服從誰和誰應服從他(她),每個人都十分清楚。這種等級關係使日本人的集團具有潛在的類似軍事組織的特性。 
  尚會鵬先生一語中的:「准軍事組織式的等級結構、個人的服從獻身精神會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整個日本就是一個大的家元式的組織,天皇是具有最高權威的『師傅』,一億人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戰,幹出了慘絕人寰的侵略行徑。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的狂熱、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奧姆真理教事件、日本媒體經常披露的因不堪學校中的欺弱而棄學乃至自殺現象、日本式集團的活力和效率以及在此基礎上創造的經濟奇跡等,這些表面上看互不聯繫的事情,均可在日本社會和文化的「深層結構」上得到統一的解釋。」(見《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 
  對於日本人視為最高生命價值所繫的非親屬集團,各國學者歷來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世界,在明治時代後不久,日本憲法的制訂者伊籐博文等人訪問英國時,就日本社會的現代化問題徵詢大哲學家斯賓塞的意見。斯賓塞認為,在日本傳統社會結構中有對民族幸福無比有利的基礎,務必加以精心保存和培育。對「長上」(長輩、上司)的傳統義務,尤其是對天皇的傳統義務,是日本的一大特色。日本能夠在其「長上」的領導下踏實地向前邁進,而且,還可以使日本避免那些在盛行個人主義的國家裡不可避免的困難。 
  明治時代的大政治家們對於斯賓塞的這個回答非常滿意。 
  到了上世紀90年代,西方的一些經濟學家則多數持批評態度。 
  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多爾所著的《股票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英美模式VS日德模式》一書(李巖 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多爾的書中,雖然很少涉及日本的歷史與文化,卻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日本人的集團觀和處世態度。在一個經濟學家的筆下,他所要考證的非親屬集團,自然主要是公司與企業,他有興趣的更是所謂「僱員至上的公司」(日本模式)和「股東至上的公司「(美國模式)之區別。 
  多爾認為,在美國,企業經營者首先考慮的是股東的利益;日本則首先考慮企業僱員的利益。換句話說,美國崇尚的是個人主義,股東個人的利益是至上的,企業的目的就是要使股東受益;日本則崇尚一種團隊精神,所以是集體主義的,他們認為只有維護了企業內部這種團隊精神,企業就會有生命力,股東也會受益,如果損害了團隊精神,就會影響企業的活力,最後股東也會遭到損失。   
  親屬集團與非親屬集團(7)   
  多爾稱後者為「人本資本主義」。多爾對這一「人本資本主義」卻又不以為然。他在書裡寫道: 
  「人本資本主義真的對於人類那麼美好嗎?在真正現代的勞工合同中,工作者出賣自己的工作,但不出賣自己的靈魂和信奉,然而僱員至上體制使日本人把從出生到退休的整個一生時間,都花費在被迫的競爭中,首先是進入公司,之後是在公司中的提升;為此,他們不得不犧牲自由、個人特點、人的感情和創造力、文化追求、在家庭和社區中充當有用的角色……以精神的貧乏換取物質的豐富。」 
  一直是高速發展的日本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已出現頹相。 
  多爾此書正是在這之後寫的,言中行間,頗有事後諸葛亮的味道: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自鳴得意的情緒可能只有兩次廣為蔓延:一次是在1942年,從攻陷新加坡到中途島之戰;另一次就是80年代末泡沫膨脹時期。當時似乎整個世界都在日本腳下,加利福尼亞州一半的短期貸款都來自日本,三菱集團擁有了洛克菲勒中心,同時美國學者紛紛發表文章,論述日本將和平統治世界的可能。到90年代末,日本人恢復到他們的正常狀態,就像古人所教導的那樣:『吾日三省吾身』」。 
  不管如何批評日本社會結構的非親屬集團會產生多少負面因素,人們卻很難否認,與西方國家比起來,「僱員至上的公司」使日本一直保持較低的失業率,企業內的家族式的人際關係使日本社會的罷工、遊行等勞資糾紛,遠比歐美社會少得多。個人對集團的高度的忠誠心,充分的敬業心,也包括怦然在胸的惕懼心,避免了在「二戰」結束後社會劇烈轉型期可能出現的無序化,使日本走上一條較為平穩和代價較小的現代化之路。 
  多爾指出的「日本模式」出現的危機,與它獲得的巨大成功,皆來自這一模式自身的特點。 
  這實際上是日本式資本主義與歐美型資本主義矛盾的反映。後者以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為基礎,前者則保留著傳統社會中個人對集團的家族式忠誠和對權威、高位者的服從。 
  在哪個國家,哪個階段,一定該採取哪種模式,或者說唯有哪種模式才是對的?如同老婆是不是合適,鞋子是不是夾腳,只有自己才知道,許多時候外面人很難說清楚。即以多爾所讚賞的美國人所習慣的「自由」而言,自由地選擇職業和工作當然是好,合則百鳥朝鳳,不合則門可羅雀,也當然是市場化最有效率的表現。但其實,在美國,有多少老闆能有如此彌勒佛的雅量,又有多少普通人勇於表現這一候鳥般的瀟灑? 
  在日本所處的東亞各國中,「重集團,輕個人」不僅是日本社會的特徵,也是東亞各國共同的文化傳統。在這一文化傳統下,國民長於配合而短於獨立,精於模仿而拙於獨創。國家適合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科研,比如「兩彈一星」,卻不適合搞自下而上的獨創性科研。 
  一個例子似乎也證明了這點——1990年代初,有人提出中國應該重點發展軟件工業,因為軟件開發幾乎不要資金投入,只要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就行,正好符合中國資金短缺、而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但到現在為止,中國的軟件工業並沒有搞出多大的精彩成果,除了外國人不搞的中文軟件,我們沒有拿出任何獨創性的軟件產品。儘管軟件開發投入少見效快,昔日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居然也沒有一個擅長搞軟件開發。 
  由此,彷彿可以得出結論說: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模式,都是日本模式而不是歐美模式;其各自社會中非親屬集團,同樣在社會成員的心目中如日之恆,如月之升。無怪乎有些好事的文化人出來,將日本和這些國家、地區一攬子打包裝了,並標之以「東方儒學復興」的招牌,到急欲發展、急求偏方的中國極力兜售,也曾混得了好幾年的熱酒好菜下肚…… 
  大而化之總是容易的。 
  東方儒學能不能也用克隆技術,使其活回到當今的東亞大地,這是期許,這是神話,這是策劃,這還是夢囈?都只能另說。 
  儘管在「重集團,輕個人」上,亞洲「四小龍」與日本有些相似,但因為民族的特殊性與國情的複雜性,後者所表現出來的內涵不同,其正負面特質,均大大強烈於前者。   
  鬥爭哲學與大和之邦(1)   
  去日本社會觀察,相信外國人第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秩序。 
  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本廣島舉行的亞運會閉幕式結束後,6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發現一片廢紙,一點果皮,更別說一個飲料罐了。當時在場的許多記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次日,世界上好幾家報紙不約而同在頭版上用了同樣的標題:「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 
  在東京許多路邊賣鮮肉食品的小店裡,賣的雞肉和雞雜都是最新鮮的。每天一大早,人們開始在西海岸殺雞,然後用冷凍車運到東京,送到每個小店一般都在中午前後,正趕上主婦們回家做晚餐。而這些殺雞的、開車的、擺小攤的都是個體戶。每天要殺多少雞,賣多少雞,幾點幾分送到哪個小店,都有一個嚴格的安排計劃。 
  小到東京肉食品店裡的雞是這樣,大到汽車也是這樣。日本汽車工廠的倉庫總比其他國家的要小得多,這是因為一般由小廠分別生產的需要加工或裝配的零件,總是能按時送達大廠的流水線上,因此不需要太大的倉庫。 
  大人是這樣,孩童也是這樣。 
  一位中國學者有一次和大阪大學的一位教授乘地鐵,此時已過了上班的高峰時刻,車上很空。到了一站,上來一群有老師帶隊的小孩。他們都很活潑,健康,天冷女孩還穿短裙。中國學者注意到,上車後孩子們就自動緊挨個地站著,列車駛發或停靠站台時彼此間有些推搡,他們也不去空座上。學者大惑,教授告訴他,他們這個年齡,上車是不准坐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這件小事讓中國學者久久難忘,回國後幾乎逢人便說…… 
  在國人內部水到渠成,如果是向外國人展示,那就更似孔雀開屏。 
  參加過日本人組織的集體活動的外國人,都會對日本人集團內部高度協調的特點有深切的感受。今年4月在愛知縣開展的世界博覽會上,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亂花迷眼,目不暇接,卻又讓各國遊客感到起伏有度,舒馳有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訪問日本時,曾對日本高度協調的接待工作大加讚賞。他不無幽默地說:「同日本比,美國在這方面只能算是第三世界。」 
  日本社會的這一秩序感,是否可用「各忠其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來表述? 
  這一秩序感,顯然是在天安門廣場看國旗升旗儀式時也有大量垃圾留下來的中國人難以做到的; 
  大大咧咧的美國人就更不要說了,或許與日本人比較接近的是德國人,但仍要強過德國人。 
  在許多外人眼裡,這一幾近天然、發自血脈,猶如蜂飛蟻走般刻板卻又精確的秩序感,已經完全成為了大和民族從昔日的武士到庶民,從今天的大臣到公司職員的生命裡一套缺之不可的形式。 
  前面曾說到日本文化裡有很多看似刻板的形式,比如花道、茶道與鞠躬。日本刀也一樣,美國學者本尼迪克曾以《菊與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義,透著簡練、純粹的日本刀,在菊海霜天中躍行,要表現的莫不也是這個民族一種獨特的秩序感? 
  據報載,日本著名影星、有著日本周潤發之稱的中井貴一在參加國內何平導演的電影《天地英雄》時,談到他對中日兩國武俠的看法:「中國劍客使用的劍法大都是比較華麗且動作比較繞,而在日本的武士電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線。」 
  他的這段話曾讓我琢磨良久:在日本社會中不少看似形式刻板的東西可能更接近於本質,而在中國社會裡是否有不少流光麗影、大轟大嗡的東西,可能更容易淪於明日黃花? 
  可謂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秩序,必然表現為「和」。 
  在許多公司,「和」這個字被醒目地掛在辦公室裡。 
  日本的語言裡也有不少詞與「和」有關,日本食品叫「和食」,日本服飾叫「和服」,日本國自稱「大和」之邦。 
  戰前有一個口號「一次口一期心」,意思是「一億人一條心」,或可說成是「一億顆心一起跳動」——這是一種對全民族步調一致的詩情表達。戰時有一句粗礪卻常吊在人們嘴上的話「一億人能壓碎寶石」,意思是在太平洋上「一億人光榮死去」。 
  夢魘是它,意志其實也是它—— 
  正是這種不計一切後果的夢魘使日本人狂熱地捲入戰爭,使自己的國土在世界上至今唯一地被扔下原子彈後成為一片焦土;也同樣是這種空前團結的決絕意志,使日本人萬眾一心,在一片焦土之上迅速地重建國家。 
  兵家歷來講究「勢」,「知勢而後可以加兵」。 
  日本人對國家之「勢」有著深切認識:日本不僅是一個島國,而且是與大陸相距甚遠的島國。此種空間距離,再加上文明史上還沒有一個島國能成為文明的創生地,日本人打遠古起,骨子裡就有深深的孤寂感,以及稍有懈怠便可能被人類文明給拋棄的畏懼。再有,少自然資源的島國的侷促,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過去經受了原子戰爭的大劫,現今又生活在世界貿易戰的恐慌中…… 
  這種脆弱感亦產生一種內斂的特殊力量,使島上的這一族,無論生死都是一個團體,日本人惟有努力征服所有的困難而不使其失控。 
  此外,上司們的日常教誨,文藝作品的熏陶,還有中小學的教育,無不將「和」默默地注入國民的血脈之中。   
  鬥爭哲學與大和之邦(2)   
  日本的教育是真正的集團主義教育。在中小學裡,學生極少有留級的,也極少有跳級的。無論是主課考試,還是音樂、美術比賽,從不強調個人名次。開起運動會來,比賽項目多具有強調集體協作的性質:學生劃分成紅、白兩組,一般以帽子顏色為記,每個比賽項目按組記分。例如跑步,兩組的人同時參加,一批五六人,共十多批。按「紅」和「白」記下到達終點者的先後,先到終點多的一組為優勝,積一分。全部項目賽完後,積分高的一組為優勝。各組有自己的拉拉隊在一旁擂鼓助威。這種比賽突出的是鍛煉、娛樂及團隊精神的鑄造,恰與中國學校中幾乎所有競賽、考試甚至家庭作業都要排列個人名次的方式形成對照。 
  在中國文化傳統裡,雖有「和為貴」「和而不同」之說,但這說是真說,還是假說,是值得商榷的。 
  在漫長的皇權社會裡,中國以謀略之國聞名。從盛傳於海內外的《老子》、《孫子》、《韓非子》、《鬼谷子》等諸子百家,到最有名的《六韜》、《三略》、《司馬法》、《尉繚子》、《唐李問對》、《將苑》、《登壇必究》、《虎鈐經》、《兵經》、《投筆膚談》、《乾坤大略》等二、三千部古代兵書,這些謀略大到治國安邦,攻城掠地,小到修身遠禍,爭鋒官場,為歷代官僚士子所揣摩運用。在中國古代學者那裡,它們曾被通稱「文兵法」,它們的實際運用亦不亞於用兵。在這些謀略下,官場上的所謂仁義道德只是表面的掩人耳目的東西,而在這底子裡,千百年來發生了多少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信口雌黃,陽奉陰違,奴顏卑膝,骨肉相殘,兔死狗烹,食肉寢皮,株連九族的人間慘劇! 
  梁啟超曾說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史」,換句話說,這也就是一部「謀略史」。 
  倘若說在古代儒家教義裡還有些「和」的溫熙氣息,從孔子、孟老夫子髯髯的銀鬚下逸出,可這一百多年來,這氣息也遭活活扼殺了。在今年第1期《隨筆》上,李建軍先生的一篇文章裡提起:1928年4月,因為商務印刷館內部的人事糾紛,高夢旦不得不辭去該館負責人的職務。對中國人的不團結不合作已深有體會的他,幾天後向胡適發牢騷道:「我們只配擺小攤頭,不配開大公司。」 
  胡適也為之呼應:「我們這個民族是個純粹個人主義的民族,只能人自為戰,人自為謀,而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 
  胡適很長時間裡認為,在中國只能搞「小國寡民」的政治。 
  最後直指「和為貴」的,是一句怒髮衝冠且又豪情萬丈的「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斗」顯然是一種戰鬥意識,其核心意旨是必須有敵人的存在,並致力於發現和確定敵人。 
  不是存在敵情而「斗」,而是「斗」需要敵情。於是,連十幾歲的孩子們也具備一種頭角崢嶸、日後 
  看起來卻令人啼笑皆非的「警惕性」,比起來,從生產隊的菜地裡發現了「敵人的陰謀」的劉文學還算是 
  正常,而「文革」時,有多少孩子繪影繪色把自己的親爹親媽當作「階級敵人」,則是完全出於這種戰鬥 
  意識的扭曲。 
  如何確定「敵人」?到了最後甚至都無須捕風捉影了,康生說過一句名言︰「你長得那麼漂亮,不 
  是特務,誰是特務?」 
  那時的中國,階級鬥爭已成了一部要囊括中國天地的瘋狂戰車—— 
  對內,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百分之五的「××分子」,又百分之五的「××分子」,「不破不立,不打不倒」,「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軍事鬥爭思維遍及於意識形態和車水馬龍似的運動:「引蛇出洞」,「誘敵深入」,「各個擊破」,「力求全殲, 不使漏網」,「不鬥則已,斗則必勝」,「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明於知彼,暗於知己」,「善觀風色,善擇時機」…… 
  對外,局部戰爭不斷,抗美援朝,對印,對蘇,在越南戰爭時又間接對美。「不愛紅裝愛武裝」,「戰地黃花分外香」,「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到了「文革」,整個中國乾脆就是一片大「軍管」,大「軍營」。軍人成了社會上最令人仰慕的職業。要準備打仗,而且要準備早打大打的聲音,甚囂塵上,一度壓倒一切…… 
  北京大學一位近年來專注研究儒學的老教授告訴我:宇宙萬物本有三種狀態,最主要的狀態是「和諧統一」狀態,大自然和人類社會多數事物的發展,必定是在和諧狀態下發生的;第二種狀態是「相對統一」的狀態,相對的雙方並不一定有什麼矛盾,只是如紅綠、上下、左右一樣多樣性地存在;第三種狀態,才是上世紀中葉中國人極力鼓吹的「對立統一」的狀態,即把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都看成是矛盾的、對立的、兩極的,兩者之間絕對不會有妥協與寬容的灰色地帶。猶如身在福中不知福,和諧狀態往往難為人們所感知,矛盾狀態則常常被人們所關注,所謂的「對立統一」,便容易成為封面燙金的真理,而「階級鬥爭」則成了「一抓就靈」的定海神針。其實,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階級鬥爭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時期,就是在這個短暫的時期裡,也並不總是處於對立的狀態。   
  鬥爭哲學與大和之邦(3)   
  又有學者如是說,在社會的兩極之間,存在著一個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間地帶,或者可以稱之為模糊地帶。一切矛盾衝突都在這個地帶通過交流、對話、較量、互相滲透、融合、轉化。這是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誰也沒有被吃掉,誰也沒有被清算。可以說,中間地帶就是促進妥協的地帶,促進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帶,中間地帶越擴大,兩極地帶越縮小,社會也就越穩定,越安全。妥協實現之日,民主就誕生了。如果說民主是灰色的,那麼,妥協就是金色的,它不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 
  終於結束了一場噩夢。 
  結束這一場我在自己的一本書裡稱之為「沒有炮火硝煙的戰爭狀態」,我們的人民與國家已經付出了日後歷史無論如何估價都將不為過的代價。 
  為了撫平社會各階層身心的創痛,彌合人際間鬥來鬥去的鴻溝,這二十幾年來做了大量艱辛的工作。但是當昔日一場極左大革命的思潮尚未徹底清算、只是退去不久,而一場商業化大潮又飛紅騰紫、猝不及防地到來時,我們這個總被外人也被自己人用「窩裡鬥」、「內耗」來描述特點的社會,到底有著多少實質性的進步呢? 
  「 和」,必然會陽光般爽朗地灑到「誠」字上。 
  我卻不能不說,時下真不是一個可以以誠相待的社會—— 
  你不能相信廣告,不能相信承諾,不能相信愛情,不能相信眼淚,甚至不能相信朋友,可能越是朋友,越是「殺熟」。小車上和酒店裡,多少男人腆起肚子,突出面積,一片擋不住的威儀,多少女子高聳乳房,招搖臀部,一片跳蕩的春色,但在公開場合,他們卻永遠不會袒露自己的內心到底在想什麼。 
  「和」,必然極大地張揚起國力—— 
  1952年,「二戰」結束不過七年,日本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戰前。 
  1955年,以恢復為特徵的經濟增長階段結束,經濟繁榮的曙光開始出現在列島上空。 
  1962年,當時中日兩國還未正式恢復邦交關係,只有一些有限的民間貿易活動。經過多方努力,日本工業展第一次在北京展覽館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極有興致地參觀了展覽。松下公司的展位中,一部袖珍半導體收音機總是讓人們的目光留戀不捨,而剛剛進入日本百姓家庭的洗衣機、黑白電視機,此時在中國還處在科幻作品裡……當時有位參觀者說,當他走出展廳,看見大廳外上空飄著的太陽旗,他差點掉下眼淚,此種複雜的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戰亂遺留在東北的許多日本人內心裡也在後悔不迭,他們曾一直不願回去,在他們所獲知的種種信息裡,在整個5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國大陸…… 
  1964年,「二戰」結束後不到20年,日本人干了兩件讓世界眼睛一亮的事情,一是這年夏天在東京如願舉行的奧運會,二是列車造型如子彈頭的新幹線通車,再加上已經遍佈列島的大小機場,交匯如梭的高速公路,從此除了一些深山裡的寺廟,沒有交通工具抵達不了的地方。新幹線通車迄今40年,從未發生重大事故,時速也由開始的180公里,提升到今日的270公里,只需2個半小時,即可由東京抵達大阪。2004年4月,台灣從日本全套引進了一條新幹線,開通後由台北到高雄,縱貫南北300多公里,也就一個多小時。順便插一句,前兩年在國內炒得比較熱的磁懸浮列車,其技術在15年前日本人就已研製成熟,因為造價高昂,更重要的是列車行馳時所發出的電磁波對沿線兩邊各五米內的人會產生身體傷害,結果政府決定予以放棄。 
  也是在1964年,在最熱鬧的新宿附近,矗起了直射天際的東京塔,和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一樣,它也由金屬構架而成,但比前者的322米高了11米。日本人似乎以此表明自己的國家不但在「二戰」的廢墟上站了起來,而且將要在許多領域裡立足於世界第一。 
  中國在七十年代發現了西安兵馬俑,當時轟動了世界。日本人從中受到啟發,1970年大阪的萬國博覽會開幕之前,在由公元1532年豐臣秀吉興建的古大阪城下,一個直徑約3米的地洞裡,放進了電子錶、電飯煲、電冰箱、電視機等產品,還有新幹線、東京塔的模型……上面再用孤線型的不銹鋼蓋子給罩上。旁邊的銘牌上寫著,他們希望五千年以後的子孫再取出這些東西,以展示祖先們經歷了一個多麼不平凡的年代。 
  人們常把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比作一個奇跡。日本經濟1960年代超過英國,1970年代超過德國,到1980年代,日本的GDP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直逼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 
  當時經濟學家們紛紛哀歎美國已經走向沒落,預測日本將在二十一世紀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一時間,日本模式、日本經驗成為世界經濟家們開口必談的「四字經」。     
  第五章 相似性   
  畸形的開放(2)   
  日本成了能將自己的神道、武士道、空手道、柔道、合氣道、劍道、天皇道、茶道、花道、書道、歌道等價值譜系,與西方文化兼容並蓄、融匯一爐的國家。 
  而且,所謂的日本「特色」,在與西方文明的相匯交融中更顯得珠圓玉潤,許多東西發展出一套頗為複雜的程式,以料理而言:食物講究盛放在精緻的瓷器和漆器中,器皿有多邊形、三角形、方形或葉形、扇形,顏色搭配、碟子的擺法及其某種食物的季節意義,都有講究,連賣一碗麵,都要努力發展出一種「道」來。當今的日本料理,在許多國家都成了最昂貴的食物。 
  以藝妓而言,不一定年輕貌美,卻有萬種風情;不一定身材窈窕,卻能長袖善舞。有抱負的藝妓必須學習各種傳統藝術課程,它們有的並不直接包括在她們作為藝人的工作中,如插花、書法、古典舞蹈或彈三絃琴。試用階段結束後,還得在由藝妓工會組織、高級會員管理的當地藝妓登記處接受考試。此後藝妓將在工作中繼續學習傳統藝術。中國人很容易把藝妓理解為懷有才藝的妓女,其實這是誤讀。藝妓們確實能輕歌曼舞,也陪酒賣笑,但不賣身。如果說某個藝妓賣身,那純屬個人行為。相反,藝妓在日本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職業婦女,受到勞動法規的完全保護,而且因為她們保留了傳統藝術與文化一般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在明治皇帝剛即位的一段充滿了陰謀與動盪的政壇上,就有包括首相伊籐博文在內的三位閣員是藝妓館的常客,視這裡為自己疲憊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塊寧靜綠洲,他們後來都娶了各自寵愛的藝妓為妻…… 
  估計今天在東京有3500到5000名藝妓,全日本則約有3.5萬名。 
  無疑日本當今是一個很西方化的國家,但只要你在這個國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會發現,如東山魁夷的風景畫,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熱愛自然、欣賞自然並願與自然融為一體,日本文化表現出強烈的東方性,它有很多與印度的佛教、中國的禪宗及王維等人的田園詩、泰戈爾的《飛鳥集》相通相近的東西。正是在這一點上,可能使許多到過日本的中國人都有個共同的感受,即在心裡的某一處總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懼些什麼的同時,心裡的另一處卻有流蘇般的水草在碧綠的春江裡蕩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時代政治家們提出的口號,它反映了設計者試圖把日本傳統社會與現代化結合起來的期許。從一定程度上說,亦反映了日本現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徵。 
  能夠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這便意味著魚,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對個人來說,「和魂洋才」意味著既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同時又保持一顆日本人的心靈;對整個社會來說則意味著,在經濟、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當局者認為不宜引進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傳統,在現代化的路徑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資源」。 
  魚和熊掌兼得,卻常常如一件工藝品。遠處看,不無雅致,水流雲在,渾然一體;近處看了,卻軟傷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說,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它就那麼放著,襯一方錦緞,頗有高貴之態,暖玉之光,儼然是一個中國宋代官窯的瓷瓶;但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與寂靜,它會颯颯作響,繼而搖晃自旋,最後如冬枝在寒風裡斷開一樣,隨「叭叭」的聲響,整個瓶子頓然有了大面積的裂縫,好像只是個還未到窯火裡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對自己所屬集團的內外分得很清楚,對本國人和外國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經提到日語中將外國人寫為異人,日常稱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區別,前者稱為「仲間」,後者稱為「他家」。日本人在集團內部、對熟悉的人通常講「和」,講克制,禮儀周全,替他人著想,表現得克制、謙和而彬彬有禮,而一旦超出了集團,或者在沒有熟人在場時,個人的行為通常不受約束而變得膽大和無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人在中國和亞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遊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蕩行為,以及影視裡常常可見的酒醉後日本人的種種失態行為,與平時集團內的日本人的行為簡直判若兩人。 
  如果面對的是「異人」「他家」,所謂日本的開放性,常常變異為極端的封閉性。 
  在日本的眾多媒體裡,世界上發生了什麼天災人禍,諸如地震海嘯,飛機失事,火車出軌等事故發生,他們總是在第一時間就報道了,但他們最關心的是這場災難中有沒有日本人。如果死傷者當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厭其煩,反反覆覆地報道日本死傷者的情況,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連一個鏡頭都沒有。如果這場災難裡沒有日本人,那麼,所有的日本人都鬆了一口大氣:好在沒有日本人啊。接下來扭頭而去,各人該幹嘛幹嘛。 
  最讓在日本的「異人」們鬱悶的是有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盃足球賽或排球錦標賽等國際體育盛事的時候,所有的電視台除了開幕、閉幕式全程轉播外,比賽期間,只能看到有日本運動員出場的項目,電視上只有日本人拿獎的鏡頭。作為慢鏡頭一次次宣揚的,就是日本運動員踢進去的某個球。其他沒有日本運動員參加的比賽,當時不播,以後更不會播。如果「異人」實在想看,可自己掏錢看衛星轉播電視。如果你只看公共電視,瞧著太陽旗一次次升起,你會以為奧林匹克的獎牌都被日本人包圓了。其實有時候恰恰相反,電視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隊不斷得分的鏡頭,以為日本贏了,中國輸了,但最後再看結果,哦,原來是中國贏了。   
  畸形的開放(5)   
  今天這樣忠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裡?人們屢屢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餡做了包子去街上賣,沒被查獲,舉家外帶二奶去了加州的燦爛陽光下,那磚塊般隨意砸出去的美元,讓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獲,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動聽的懺悔:我出身於窮苦的勞動人民家庭……我辜負了黨的培養,愧對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應該還有道德,道德是維持世道人心的最後一條底線。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裡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上出現的卻是道德上的大面積滑坡。 
  非常時代本需要非常文化,這應該是一種有著博大視野、包容中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切美好的東西、一切良好的設計的嶄新文化。 
  但現實是文化的嚴重缺失,中國似乎有兩張臉,一張滿面紅光,另一張則蒼白如紙。 
  上屆奧運會閉幕式上,當國際奧委會要求中國以8分鐘的歌舞來展示自己的文化時,號稱國內「第一大導」的張藝謀拿出來的則是——刺激的粉腿肉體,誇張的小紅襖與大紅燈籠,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幾個姑娘像一個沒有文字歷史的部落,在某個民俗村內蹦蹦跳跳。在這8分鐘內,怎麼也看不出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怎麼也看不出中國本該有的厚德載物的大國氣度。 
  同在閉幕式的演出裡,一個希臘女孩,僅僅一個人,在吹熄火炬前對火炬的靜靜凝視,如海洋與天空的對望;其身後是豐收的大地和人們享受勞動的意象,也讓人心潮澎湃,體驗著生活的真義。 
  此刻幾十億電視觀眾都在期待著的中華與希臘兩大文明的對話,竟是這樣的令人唏噓失望。對比著希臘人的力度與深遂,是張藝謀的蒼白。不過,早有學者的睿眼看出:「也許,這樣的場面展現的就是我們自己。老謀子其實沒有錯,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國沒有、在中國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豈不是又要被罵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張導只是我們社會中早已扎根的病態現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們身邊擴張,本來無一物,張導如何做巧婦?張導的問題,正是我們國人自己的問題。」 
  這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最熱衷的是器物技術層面的開放。 
  在精神文化層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類普世價值的東西,諸如民主、自由、人權、人性解放,亦可以引進,但尤其歡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卻又艷幟高張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層面,世界上似乎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耗費了幾代人的時間與精力,付出國家瀕臨崩潰邊緣的代價,不倦地探索著一條治國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風險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及其後來在實踐上的被否定,便是一個堅挺地例證。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比起日本來更為複雜,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兩者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視角——即在應對外來文化與釐清本土文化之間,如何真正實現文化的現代化,這是事關兩國前途的難點與焦點。   
  兩岸的皇帝們(2)   
  明治天皇葬禮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戰爭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幫皇族和宮廷貴族孩子的老師——乃木希典大將和他的妻子,在家裡關上了二樓起居室的房門。他們向明治天皇和戰死於日俄戰爭的兩個兒子的肖像深深鞠躬,當葬禮鐘聲響起的時候,按照傳統儀式,乃木夫人先自殺,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幫助推進去的,然後乃木自己用劍剖腹自殺。這位末路英雄,在辦公室的案頭上留下了10封遺書和謝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時代維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歲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維新以來的慣例,樞密院馬上召開會議,根據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曆法。他的統治和將來追封的名號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佈。「昭和」的意思是「光明與和諧」,然而,後來他的時代恰與之成了反諷。 
  一年後舉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儀式和慶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達到高潮。全國幾十萬人參加了慶宴和受賞儀式,上百萬小學生打著旗幟提著燈籠參加了慶祝活動。為了顯示天皇的仁愛,到年底,花費在授封爵位勳章和賑濟窮人上,就達幾百萬日元。十三、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從歷史的煙塵裡被搜揀出來,追授了勳章和爵位。從道府縣到市區村的各級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獻忠工程,在殖民地薩哈林(今庫頁島),慶祝活動結束後,殖民地政府馬上著手開工的工程有公園、試驗農場、青年會館、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廳……項目多達500多個,為此幾乎近30萬的全部人口都被動員起來。 
  即位禮中最重要的儀式是「大嘗祭」。「大嘗祭」從晚上開始,持續到次日清晨。首先是官員賓客入座,與此同時儀仗兵就位。然後,身著白絲綢祭祀服的昭和天皇在宮廷女官和典籍官的陪同下,進入以三座木建築為中心的社殿。在社殿最深處的房間裡,擺著神座、御座和床。神座被認為代表了太陽女神——天照大神的神靈。天皇裹著被子捲曲身子躺在床上,便與天照大神的神靈結合在一起了,這象徵著與祖先神性的「結婚」。之後,他坐上御座,向天照大神及其他祖先的神靈供奉食物。至此,裕仁的神格化,即「現人神」的過程得以完成。 
  在登基大典的一系列活動進行期間,宮內省向全國的大中小學校「下賜」新天皇和皇后的標準像。像片上裕仁身著大元帥新制服,胸前佩帶勳章,皇后站在他身邊,身穿西式長禮服,腰繫裝飾帶。這意味著裕仁既是日本最高的活著的神,又是最高的軍事統帥。 
  昭和統治前20年裡,天皇有過幾次出巡。對於內務省和地方官員來說,他的巡視是極其重大的事情,所有的力量都被動員起來,每次都需要最精心的事先準備,排練時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不會放過。裕仁要走的地方鋪上了紅地毯,車隊要經過的道路進行了清掃和裝飾,他乘坐的轎車,有軌電車和皇室列車,乃至他抵達的車站,都要進行徹底地消毒,必須做到無菌化。有時,他經過的路線的鐵軌,人們都要去擦得珵亮。他徒步巡視時,路兩邊的國民得長跪而坐,規定所有人不准抬頭,目光必須向下,但人們努力向上的餘光中還是能夠看到他。曾經發生大阪市長由於在裕仁面前站立得太隨意而被迫辭職的事件,從1936年以後,警察對於任何未經允許膽敢看天皇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 
  侵華戰爭一開始,必須在國民面前定義日本發動戰爭的動機問題。作為活著的神的裕仁,輕易地為這個動機披上了神聖的光環。 
  按照官方神學和陸軍省的闡釋:作為神國的日本是道德和正義的化身。而中國與西方列強則是日本的敵對勢力,妄圖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實現其「保衛東方和平」的神聖目標。因此,這場戰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也是絕對公正的,絲毫不等同於侵略戰爭。日本在中國建立「皇道」的努力,即使被迫使用「深懷慈悲的殺害」手段——即為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殺掉少數有問題的人,使那裡的人們處於天皇仁慈的關照下,這是被佔領國民眾的幸事,當然,對於那些不理解為幸事而硬要作抵抗的人,必須使他們醒悟過來。但是從形式上講,在滿州,在中國,沒有「戰爭」,只是一個「事變」。 
  從戰爭初期,日本政府就反覆將「支那事變」稱為神聖的戰鬥,即「聖戰」,它表現著以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國家使命。日後人們發現,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拖得越久,日本政府就越是堅持用「聖戰」這個詞。 
  這場戰爭中,出征前每個士兵都會喝上一口酒,這酒被軍部強調是一種「皇恩」。軍部還經常把「天皇恩賜」的香煙分送到各個戰區。過天長節時,將領們率領部下遙向東方三拜,高呼「萬歲」。每當天皇有「軍人敕諭」下達,將領便和官兵一起早晚奉誦「聖旨」,喊到直至沙啞的聲音在異國的土地上迴盪。襲擊珍珠港的神風隊員自殺式的攻擊,自當是報答皇恩。為守衛太平洋上一些島嶼而全部「玉碎」,也被視作是在報答浩蕩無際的皇恩。 
  戰爭中,裕仁自己在做什麼呢? 
  裕仁位於指揮系統的頂部,在最初階段,即使指揮系統有缺陷,也很難使他對高層或者中層的決策不知情。他密切關注著日本軍隊的每一個行動,瀏覽外電,每天閱讀報紙,並經常就他在報紙中發現的問題詢問近臣。作為批准奪取和佔領南京的最高司令,作為國家的精神領袖——賦予「懲戒」中國以合法性的人,無論是憲法上的責任還是最低限的道義上的責任,他都有關注軍紀的義務,哪怕是非公開的。然而他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兩岸的皇帝們(3)   
  但是沒有關於天皇下令調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紀錄。相反,卻有裕仁對於皇軍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的事實記錄。 
  整個中國戰爭期間,毒氣武器處於裕仁、大本營和統帥部嚴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線部隊從來沒有權力可以自由使用這種具有殺傷力的武器,甚至方面軍司令部也沒有權力使用毒氣。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營陸軍部明確授權後才能使用毒氣,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許可,然後由參謀總長發出「指令」。 
  1938年8月至10月下旬進攻武漢的戰役中,大本營批准使用毒氣375次。同時,在對最南部的廣東的進攻中,又授權第二十一軍司令官使用催淚彈和毒氣兩種化學武器。1939年3月,大本營批准岡村寧次中將使用超過1.5萬筒毒氣的權力,這是在中國戰爭中最大規模的化學武器戰。岡村在為他的要求辯解時說,需要毒氣筒來恢復部隊的榮譽,並給他們「一次勝利的感覺」。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參謀總長發佈的第110號指令,授權華北地區陸軍和內蒙古駐軍進一步使用毒氣。 
  ……儘管沒有文件資料表明裕仁與細菌和化學武器有直接關係,但是,天皇必須對野蠻的中國戰爭中另一種殘暴行為承擔個人責任,那就是對重慶及其他城市的戰略性轟炸。這些轟炸與其他地面進攻分頭進行,轟炸中使用了多種殺傷力極強的炸彈…… 
  除了對中國城市的戰略性轟炸外,裕仁還瞭解並同意了在中國實施「無人區」作戰。這些軍事行動所導致的死亡和苦難在規模上與完全無計劃的南京大屠殺不可比擬,遠遠地超過了它……1938年末,華北地區陸軍開始對河北省的游擊隊根據地,實施了他們自己設定的第一次毀滅戰。這些作戰以消滅「敵人和當地人中的假想敵」以及「居民中被認為有敵對性的15歲以上至60歲的男子」為目標。之後4年裡,他們持續實施了這種作戰,並且規模逐漸擴大,更加有組織、有系統,範圍也更加廣泛。最後,這種作戰被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用日語來表現,叫做「三光作戰」。裕仁在很清楚華北平定問題的性質的基礎上,1938年12月2日,簽發了實施無人區作戰政策的第241號大陸命令,導致了毀滅戰役的進行。 
  ……關於三光作戰給中國軍隊造成的傷亡,日本方面沒有任何統計。但是根據歷史學家姬田光義最近的估計,「240萬以上」的中國非武裝人員在這些作戰中被殺害。 
  ——(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在戰後關於裕仁的大量描述裡,他是這樣的一位皇帝—— 
  他有一堆西方式的愛好,吃英式早餐,除了一些重大的儀式性場合,總穿西服。他愛打網球,在皇宮的院子裡修了一個九洞的高爾夫球場。他還堅守一夫一妻的西方婚姻方式。妻子良子前面幾個為他生出來的都是女兒,而在日本,女兒是不能繼承皇位的。大臣和顧問們急了,一次次勸說他亡羊補牢——東宮西宮,廣種薄收,直到某一個皇妃生下一個帶把的為止,中國和日本的皇帝過去都是這樣做的。他不為所動,他的忠貞最終得到了回報,1933年,良子生下了一個帶把的,即現在仍在位的明仁天皇。 
  裕仁似乎對那些精於權力遊戲的大臣、顧問有些厭煩,對總是氣壯如牛的好戰的將軍們更是頭痛。他躲避他們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把自己關在書房和實驗室裡,他熱衷於海洋生物的研究,他明白自己的國家得通過吸收西方的科學知識和工業技術,以一種和平的方式來實現整體進步。他透過金絲眼鏡的目光裡,常常流露出憂鬱之色,他在一首詩裡寫道:「當我遊覽紀伊水道海角的時候,遠方的海上正低垂著烏雲……」 
  總之,裕仁是一個開明、溫順、熱愛生活與和平,卻又對制止戰爭無能為力的人。據說,他曾私下對心腹說過,陸軍是「在用繡著花的綢緞將我慢慢悶死。」 
  現在擺在世人面前的,卻有另一種確切的解讀。 
  現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日本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從1991年起,花了十年時間,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該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並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聞獎的傳記獎之桂冠。評選委員會寫出的評語是本書「改寫了對裕仁的傳統評價,揭示了歷史的真面目,對日本有歷史的警示作用。」 
  《洛杉磯時報》的有關評論則說得更直接,「內容具有爆炸性,粉碎了日本戰時天皇只是消極被動,甚至是『傀儡』的一貫說法。」 
  經過查閱過去裕仁身邊人員的日記、回憶錄,還有大量已浮出水面的昔日機密文件,赫伯特·比克斯結論是—— 
  在戰前「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裕仁獨立於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個彼此制約的複雜體制中,行使了實權和權威。他熟知戰爭和外交情勢,具有淵博的政治和軍事知識;他參與了制定國家政策,並向陸海軍將領們發佈大本營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戰爭戰略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指揮了對中國的所有軍事行動。1941年,裕仁和他的宮廷近臣們與陸海軍中反美英的強硬派聯手,從而使亞洲——太平洋戰爭成為現實。」 
  因此,作者明確指出,裕仁對那場侵略戰爭負有責任,並且對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軍暴行負有直接責任。   
  兩岸的皇帝們(4)   
  戰爭臨近結束和結束後一段時間,裕仁似乎要走下神壇了。 
  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國太平洋空軍部隊動用了334架B—29轟炸機,對人口密集的東京發動了第一次燒夷彈夜間空襲。首都約40%的地方變為廢墟,估計燒死了8—10萬人,風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熱,河水為之沸騰,玻璃為之熔化,向上噴發的熱氣甚至毀掉了一些轟炸機。 
  9天後的18日,天皇在御醫和侍從武官的陪同下,乘車視察了滿目瘡痍的首都。一位叫吉橋戒三的侍從武官特別注意到,車窗外,到處是在廢墟中挖掘什麼的受災者,他們的臉上都是一樣的毫無表情。雖說沒有像戰前巡幸那樣事先公告,但看到三四輛帶有皇家菊花紋章的紅色汽車經過,國民們應該知道是天皇在巡幸,他們卻罕見地一律沒有鞠躬。吉橋在心裡想,他們這是在無聲地表達某種怨恨呢,還是因為失去了親人、燒燬了家財,而處於一種麻木的虛脫狀態? 
  日本人首次聽到「仙鶴之聲」,是在同年8月15日。 
  這天,裕仁親自宣讀的投降詔書。在這之前,他的那些對外發佈的文字,都是由幾位聲音鏗鏘、激越的播音員播出的。 
  雖然每個人都盡了最大努力……戰爭狀況的發展未必對日本有利,面對世界的總趨勢已經轉向反對它的利益。此外,敵人已開始使用一種新的更殘酷的炸彈,它的破壞力確實是無法估計的,使許多無辜的生命遭到屠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已經命令接受盟國聯合宣言的條款…… 
  我國今後將遭受的艱難困苦肯定是巨大的。我深知你們——我們的百姓心靈深處的感受。然而,按照時勢和命運的支配,我們已經決定為未來的世世代代鋪設一條偉大的和平道路,我們要忍受不堪忍受的事和承受難以承受的痛苦…… 
  讓我們整個民族繼續像一個家族一樣代代相傳…… 
  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當時還是一個山村的少年。他在回憶錄中說,在日本投降那天,當他和小夥伴們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聲音時,雖不懂詔書的內容,卻隱隱感到一種奇妙的不安,可大伙竟大不敬地笑了起來,而後便是沉默,彼此不再出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標準像之外的裕仁,是在同年9月29日。 
  這天日本所有的主要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一張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元帥與裕仁的合影。在這張由美國攝影師拍攝的照片裡,後者戴著眼鏡,身著正裝禮服和條紋褲,領帶筆直,兩手垂在身體兩側,立正般地站著。而身材高大的麥克阿瑟,身著敞著領口的軍制服,沒扎領帶也沒戴勳章,一雙手插在後腰上。兩個人都向前望著鏡頭。這年裕仁45歲,麥帥有50好幾。與麥帥比起來,裕仁更顯得是個小個子。再加上有幾分拘謹與恭順,他的模樣頗為生動地體現了一個戰敗國家的形象;而麥克阿瑟,則隨意得像在自家的後花園裡,充分表現了來自征服者的信心。 
  其實,征服者的信心是不足的。 
  1945年10月,在麥帥的參謀班子所提交給他的一份備忘錄中,就列舉了保護天皇的必要理由: 
  「為了保證和平佔領和復興日本、防止革命和共產主義的利益,有必要對所有在欺騙、威嚇和脅迫下做出的宣戰決定,以及隨後發生的有關天皇立場的事實加以整理。」 
  「如果這些事實足以建立起不容置疑的抗辯,那麼就(應該)採取積極行動,阻止將天皇作為戰犯的控告和起訴。」 
  隨後,麥克阿瑟在發給白宮的一封電報的結尾處,預言了如果把天皇作為戰犯審判的可怕後果: 
  對他的控告無疑會在日本國民中引起巨大的騷亂,其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天皇是日本人統合的象徵。排除了天皇,日本就會瓦解……很可能就需要供養一支百萬的軍隊,無期限地維持秩序。 
  本來裕仁就要走下神壇了—— 
  他有很明顯的面部痙攣,而且走路時右肩不停地抖動,右腿稍微向外撇,臉上總顯得有些緊張,似乎能掌控一個神國的他,卻控制不了自己的手腳。金粉已開始簌簌地掉下來,一個肉身的人就要顯現,但他一下又被請了回去。 
  1947年夏,裕仁又開始了巡幸。御用列車和汽車行列比戰前更為龐大,每次出行也更加精心策劃、耗資巨大。無論走到哪裡,一度被盟軍禁止的太陽旗幾乎遮天敝日,它們飄揚在房頂上,或是在數千名高呼著萬歲的歡迎者手中揮舞。頭戴深灰色卷邊氈帽、身著同樣顏色服裝的裕仁,常常摘下帽子,微笑著向人群致意,人群頓時為之瘋狂,許多人動情哭泣,或者聲嘶力竭地呼喊著「萬歲」向前擁去。彷彿經神性之光一觸,許多人的眼睛像陰晴之間的雨點一樣閃閃放亮。宮內府的官員和警察以身體架起一道道圍牆,沒有人能觸摸到天皇,但是他們只要摸到天皇的車身就感到非常高興…… 
  不瞭解情況的人看到這種景象,會以為那場「聖戰」不是輸了,而是贏了,此刻全列島正為它的勝利而舉行壯麗凱旋;而瞭解情況的人,大概會在這片熱烈的景象中聽到一番告之以世界的潛台詞,即「日本戰敗了,但並沒有失去一切。日本人仍然擁有天皇,這是我們的驕傲。」 
  或者說,這是以天皇的巡幸無聲地對抗正在遠東軍事法庭舉行的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兩岸的皇帝們(5)   
  民政局的盟軍官員保羅·J·肯特被指派跟隨天皇到本州巡幸。他的第一份報告就記錄了該巡幸團的巨大規模:近百名官員和侍從,無數的日本報紙和雜誌的記者及攝影師,「不管是列車,還是地方的公共汽車或者小汽車都有他們的座位……他們跟隨著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現「這一大群擁護者、追隨者、勤務兵和管家隨行」的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負擔了巨額經費」。 
  他還寫道: 
  幾乎天皇一行經過的每條街道都被重新修建……(並且)他停下來視察稻田和農田的地方都被鋪上了地板並支起了天蓬。用鮮花和樹枝裝飾的柱子、門和拱門矗立在廣場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橋的路上。他用手觸摸過的欄杆被用布包了起來,他走過的路都被鋪上了蓆子。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巨額資金被投到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事情當中……這對於一個瀕臨財政崩潰的國家來說是完全不正當的。 
  總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盟軍最高司令部,終於開了兩隻眼。 
  1948年1月12日,其下屬的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傳旅行」,理由是宮內府官員違反了盟軍最高司令部數項指令的精神,他們舉止傲慢且不民主,日本官僚機構明目張膽地濫用公費,為資助天皇巡幸徵收了不合理的稅金。(參見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及賦予駐日美軍特權的行政協定同時生效。盟軍最高司令部被撤銷,佔領結束了。成千上萬的美軍開始回國。 
  僅僅一個多月後,即在6月,裕仁就參拜了伊勢神宮,7月參拜了明治神宮。8月,對戰歿者進行了表彰,10月6日,恢復了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真可謂大氣長舒,一氣呵成。自此直至1975年,裕仁共八次參拜靖國神社。 
  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對此評論道:就好像既沒有發生過佔領,也沒有發生過改革一樣。裕仁完全漠視了靖國神社因為起到向戰爭注入宗教激情的作用而被從國家系統中廢黜的事實。 
  最有意思的是,在對那場侵略戰爭歷史的清理中,那些曾主張侵略並頑強抵抗到底的日本人,把他們的軍國主義觀念歸根於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聖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爭,服從是我的天職。」 
  同時,極少數反對那場戰爭的人或厭戰者,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思想歸之於天皇,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動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讓國民捲入戰爭。天皇並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 
  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人站出來譴責天皇,包括那些被俘後願意和盟軍合作的人在內。據說,從各地彙集而來的堆積如山的審訊戰俘口供中,只有區區三份委婉地表示對天皇的不滿,其中有一份是:「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是一位意志薄弱者,只不過是個傀儡。」 
  如同中國的「文革」中,保守派與造反派都在同一面旗幟下「誓死捍衛」; 
  也如同「文革」以後那個龐大的身影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經久不散; 
  對所有的日本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天皇超越一切。天皇和日本是分不開的。日本沒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能因戰敗而受譴責。 
  …… 
  1989年1月7日清晨6時33分,在國民111天以來陷入的長時間悲痛情緒之中,在皇族成員的守候下,早就染上了某種腸道疾病的裕仁,終於回天乏術,魂歸大行,他活了遠比一般人多的86歲。 
  時任首相的竹下登發表了官方悼詞。他宣稱在裕仁任天皇的62年動盪的歲月裡,裕仁「一心祈求世界和平和國民幸福,日日實踐躬行」;「在那場違背他意願爆發的大戰中,他不忍見國民為戰禍所苦痛下決心,奮不顧身作出結束戰爭的英明決斷。」 
  昭和時代遠去了,日本人對於天皇制的絕對崇拜卻沒有遠去,至今仍是日本社會政治、文化的一個堅硬的基礎。 
  其實,中國人當年對現代迷信的狂熱就一定過去了嗎? 
  在今日的一些網站上,你可以看到大量恍若隔世卻強硬如弩的文字—— 
  有人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反對了,當時的那批知識分子不劃成右派,中國就沒有右派了; 
  有人說:如果沒有「文革」反修防修的偉大實踐,中國早就像前蘇聯一樣被「和平演變」,今天也就紅旗落地、分崩離析了; 
  又有人說:這二十多年來,許多出版物裡關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負面的描述大多被誇大,充滿了情緒化,這批中年以上的作者裡很多人不可信…… 
  如果說,因為中國社會這些年的劇烈轉型,社會深層矛盾日益凸現,有些弱勢階層、弱勢群體的人們感到迷茫、失落,因而有些懷念起當年那個億萬人民共吃一口大鍋飯的「美好時光」,這多少還讓人同情、理解,並寄希望於黨和政府傾聽來自於社會底層的聲音,加快制定、落實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以實現社會的公正、公平與和諧的發展;但以上這些暗藏玄機的文字,似乎有要逼近那個陳年綱領的意味——即當今的中國仍必須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道路,便讓我心驚肉跳了,而且我相信也會有許多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中國人不寒而慄!   
  兩岸的皇帝們(6)   
  值得深思的還有,在消費主義與新八卦翻江倒海的網上,有興趣去堅韌地發佈這一類文字,作者決不是等閒之輩。他們不「隨波逐流」,而「憂國憂民」,他們在事業上大概至少有14K金的品相,可能其中不少人,這十幾年裡還去過西方。他們在充分享受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好處後,卻對資本主義與全球化將要吞噬紅色中國的前景憂心如焚! 
  他們必定年輕,上午十一點鐘左右的太陽。除了沒有與這個飽經苦難與憂患的國家一起經歷負重、跋涉的歷史,今天他們幾乎什麼都擁有了。我不免想,當我們這代被稱為「老三屆」的老傢伙也曲終人散了,他們將會怎樣詮釋二十世紀的中國,又將怎樣去為國家效力?如是想去,真有點不勝唏噓…… 
  不僅僅是現代迷信,許多中國人在心頭對皇權也有一份驅之不去的迷醉。但與日本人對天皇的絕對崇拜和服從有所不同,它的內涵要分析起來,還比較複雜。 
  至少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好像沒有哪個年代如近些年一樣,如此集中、大規模地讓中國歷代皇帝從塵封的典籍與陰沉的陵穴中走出來: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明太祖,尤其是對清朝皇帝,其宏大與精心,有條不紊,紮實推進,彷彿要在中國文化史上架構一個最值得驕傲、最具有紀元意義的影視工程! 
  1999年元月推出《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年底推出從側面歌頌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於成龍》(19集);2001年12月推出為康熙皇帝全面樹碑立傳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推出為乾隆皇帝評功擺好的《天下糧倉》(25集)。2003年又推出近60集的《乾隆王朝》。 
  用雜文家章明先生的話來說,此情此景,可謂「康雍乾祖孫三代大鬧新中國」。 
  中央台播,地方台也播。黃金時間播,非黃金時間也播。電視上有,音像店裡也有。編劇編得海闊天空,導演導得大江東去,演員演得如癡如醉,誠如《康熙王朝》的主題歌裡唱道:「真想再活五百年!」而億萬觀眾也在一片黃袍如風、翎帶如雨中,還有飛蝗般密集的「皇阿瑪」、「主子」、「老祖宗」、「奴才」的彼此稱謂裡,目不暇接,神魂顛倒,樂此不疲…… 
  其實,清朝的皇帝離當代的中國人並不算太遠,關於他們的「文治武功」,無須花太多的精力,便可以查到—— 
  這個王朝的序幕,便是從暴戾開始的。其肅殺與凜冽,遠甚於入侵者在馬背上帶過來的北方嚴寒。清軍入關,一遇抵抗,必「焚其廬舍」,「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轉戰燒殺三十七載,這才初步平定中國。其間,使中國人口從明天啟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萬零四百五十九人,減至順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淨減三分之二。滿清統治者下令漢人剃頭修辮子,改裝易服。所經之處,無不張貼:「今有不剃髮易服者,非我朝子民,一律格殺勿論。」對此,顧炎武說這是「亡天下」,是「獸食人」;王夫之則說,對於滿清侵略者極其幫兇,「殺之不謂不仁,奪之不謂不義,誘之不謂不信……」 
  於是,在剃頭與反剃頭、佔領與反佔領之間,便有了明末清初那段「天崩地裂」的歷史,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幾乎殺絕之後才下令「封刀」,僅揚州一城,死者即達八十餘萬。大凡清軍經過之地,可謂「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在一些學者和文人們的眼裡,所謂的「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在他們的解讀與描述下,這一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跡。其中,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真實的情況則是,康雍乾三朝在政治制度上確有一些小修小補,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包括設立軍機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都只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本來已經高度集權的專制皇權,使清朝數億臣民俯首帖耳聽命於皇帝一人。雖然康熙時代企圖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以提高官員隊伍的道德水準;雍正則「兩手抓」,一手是「養廉銀」的設計,另一隻手是嚴刑酷法,期待以此保證朝廷政風的廉潔與勤政;但因為視之為祖傳衣缽的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遲遲不動,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的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而本可引入人才活水的科舉制度,到了康乾時代,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這使得康熙、雍正的以上措施,在當時沒有收到多少積極的效果,相反還失去了這個政治制度自我療救的最後機會。 
  在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過號稱明朝最大貪官嚴嵩的數十倍;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乾隆中葉以後,官僚隊伍的腐敗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珅這樣位至「宰輔」,深得皇帝器重的重吏大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贓銀之巨大,贓物之奢華,可謂空前絕後。腐敗必然導致滅亡,鴉片戰爭起中國屢戰屢敗,其原因看起來是西方有著堅船利炮,可實際上清朝這一積弊叢生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內囊。   
  兩岸的皇帝們(7)   
  言論環境自由的程度,深遠地影響著文明的活力和創造力,文字獄,毀滅和摧殘的不僅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對人類精神活力和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 
  在清朝,清廷雖有組織修編《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辭書之舉,但當時就有人看出來了,一個叫王播的書生說,清廷「名為修書,而古書亡矣!」根據近人的考證,在修編《四庫全書》的過程中,被焚燬的古籍總共不下十萬種!對清朝統治者有所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程朱理學相牴觸的書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摯的書籍就因為「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 
  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孫三個一條路子——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文字獄造下來,一個比一個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現「胡、虜」等字眼,必須要避皇帝的名諱,否則都是「大逆之罪」。最後,連「清風明月」四字用了,都會叫你人頭如蒜頭一樣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慘遭殺戮,還要連累刻、印、售、購者連坐,「失察」官員降職甚至處斬。康熙年間發生的莊廷櫳案,700多人被殺,18人被凌遲處死,莊廷櫳等兩人雖然在案發時已死,仍被開棺戮屍,雍正年間的呂留良文字獄,處斬128人,呂留良雖死去多時,仍被「挫骨揚灰」。乾隆在位六十年,製造了一百二十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兩起,殘殺數千人…… 
  由於極其嚴酷的言論環境,除了極少數隱居遁世的明朝遺老,如黃宗曦,顧炎武,呂留良等,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竟然找不出一個有個性尊嚴和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有的是一片片出自於文化太監筆下的阿諛之作,多的是一堆堆出自於精神侏儒書齋的無風險也無實際價值的考據勾沉。魯迅說清統治者「殺盡了漢人的骨氣和自尊」。先生還稱清朝是「一個無聲的中國」。整個清朝,可稱為不朽之作的僅《紅樓夢》、《儒林外史》兩部,前書有傳說作者還是一個叫「空空道人」的隱居明朝遺老,曹雪芹不過批閱成書而已。 
  而整個唐朝,有記載的只有一起文字獄。那是在唐高宗發動對高麗的一次戰爭前,有個叫元萬傾的詩人,寫了一首詩給高麗人打招呼:唐軍將要來犯,趕快備守鴨綠江天險。結果唐軍江邊而退。元萬頃此舉,實為叛國叛軍,罪不容恕。唐高宗卻沒有要他的腦袋來平息眾怒,只是把他充軍到嶺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來,封給他一個著作郎的官職。武則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對文人同樣十分地灑脫大度,「唐初四傑」之一駱賓王,曾為反武則天勢力寫下義正詞嚴的討伐檄文,直斥武則天為「狐媚惑主」,武則天讀後卻只是「嘻笑」,不僅沒有加害駱賓王,乃至清剿「駱賓王反革命集團」,反而埋怨大臣,為什麼早沒能將駱賓王此等優秀的人才羅織到朝廷中來?! 
  與清朝皇帝比起來,唐代君主們有著何等雍容雅致的氣度!不但容得下駱賓王,也容得下具有鮮明的「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還容得下為民請命、報憂不報喜的杜甫:「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在那個不但令日本人癡迷、也讓許多知識分子神往的時代裡,生長出了迄今為止中國詩穹上最偉大的雙子星座——李白,杜甫。更湧現出一大批璀璨的群星:王勃,陳子昂,賀知章,駱賓王,王維,劉禹錫,白居易,孟浩然,李商隱,柳宗元,王昌齡,岑參……由此,創造出華夏文明舉世矚目的一大頂峰——雲蒸霞蔚、流光奪目的唐詩。 
  統治者是否自信、從容,對待思想的生產者與歷史的記錄者——知識分子是否開明、寬容,有著潛意識裡的敬畏之心,可能是唐、清兩朝「盛世」的根本不同。 
  面對列強環伺的天下大勢,清朝皇帝們以不變應萬變,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到了咸豐時代,朝廷寧可放棄海關稅收,也不要西方各國公使入住北京。這也根本不同於海納百川、萬國來朝的大唐盛世。一旦西方人破門而入,清軍的火器不管用了,龔自珍獻給林則徐的所謂秘密武器,仍是明朝的戰船和火炮。而慈禧還一度寄希望於義和團的巫術和一桶桶潑過去的豬血、狗血,能夠打敗洋人…… 
  閉關鎖國的後果是,進一步加快了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進程,中國成了自己成語「井底之蛙」的最生動的註腳。1793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華看了三個月,他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擁有的僅僅是龐大的外表」,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將從這一變化中獲得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 
  果不其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此後一百餘年喪權辱國的苦難淵藪。 
  如果硬要癡人說夢,一相情願,說康雍乾三朝可以和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比肩並論,那麼這個「太平盛世」,只是病入膏肓、瘦骨嶙峋的皇權專制社會最後一次短暫的迴光返照。在絃歌不綴、水袖翻飛之下——社會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矛盾,火山灰一樣黑壓壓地堆積,最終導致了乾隆末期山崩河決般的大潰敗。有學者認定,從世界史的角度看,這決不是什麼「盛世」,而是「未世」,是嚴重的歷史倒退。   
  兩岸的皇帝們(8)   
  倘若僅僅是如《還珠格格》《乾隆下江南》一樣的戲說,不過是給小資們做了消食醒酒的話梅,給底層大眾做了卸下白日打拼疲乏的精神按摩,這也算是一種功德。但以上那些不計工本、出籠周詳的鴻篇巨製,顯然不是為著給人民消遣的。 
  那為著什麼呢? 
  為著充分滿足中國老百姓集體無意識裡千百年來都難以磨滅的「明君」、「青天」、「聖人」情結? 
  為著在早已以謀略之國著稱的一個國度,在官場上,有更厚黑的謀略可資揣摩,有更多的潛規則可供操作? 
  或者,因為一切歷史其實都是當代史,某些人如此熱衷為「康乾盛世」搖旗吶喊,莫不是關於當代,他們有什麼驚世之言要說? 
  不管其內涵有什麼,有多深,我敢肯定的是如何評判早已覆滅的皇權,這成了看待當代社會政治、文化演進的一隻晴雨表。     
  第六章 共犯結構   
  德國人民(1)   
  我想先說說德國人民。 
  這一章也許會有些冗長,但絕對是有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常問:位於歐洲文明的中心,誕生過康德、黑格爾、歌德、席勒、貝多芬、馬克思、愛因斯坦等天才巨匠的一個偉大民族,怎麼會冒出以希特勒為代表的納粹這麼個毒焰四噴的怪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成為戰敗國,次年被迫簽署了割地賠款的《凡爾賽條約》。條款非常苛刻,作為德國的宿敵——戰勝一方的法國,大抵是要趁此將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除了賠款,德國的工業重鎮魯爾區被法國控制,大量的鋼鐵和優質硬煤被法國人拖走,阿爾薩斯和洛林也被法國收回。德國當時所承受的屈辱,大約不在甲午戰爭後的中國之下。 
  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影響,在德國西部巴伐利亞州的慕尼黑,成立了一個壽命短暫的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這場革命是德國共產黨發動的,其最高領導人是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這些共產黨領導人後來都被殺害,革命遭到鎮壓,革命「果實」也被「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民黨人,也就是後來的魏瑪共和國所「竊取」。但德國人仍把帳全算在共產黨人身上,當時的德國人特別是軍人,都非常氣憤,他們認為戰敗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在後方罷工、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 
  1919年,納粹黨(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在慕尼黑成立。自一成立起,納粹黨的宣傳機器便有了猶太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說, 它的理由是:馬克思是猶太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是猶太人。從來就是俄國人口中絕對少數的猶太人,竟在俄國蘇維埃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中佔到了75%。納粹黨極力散佈猶太人要奪權、要奪取全世界,有一個全球性的針對德國的猶太陰謀。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裡拘押了巴伐利亞州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隨後他和希姆萊、羅姆及後者的一幫追隨者跳上卡車,揮動著老德意志帝國的旗幟,向巴伐利亞的駐軍司令部進發,他們佔領了整座大樓,設立路障。他們打算一旦州政府垮台了, 即組織更多的隊伍向柏林進軍,推翻簽署了《凡爾賽條約》的魏瑪共和國政府。然而,這場後來被稱作「啤酒館暴動」、使希特勒一舉成名的政變,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希特勒、羅姆被拘禁,希姆萊等人被解除武裝,遣送回鄉。但希特勒在服刑8個月又20天以後,走出蘭德斯堡監獄,他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 
  此後幾年,在工業化已經較發達的德國,在一些青年們圈子裡,開始厭倦被巨大的、冷冰冰的機器幾乎完全覆蓋了的城市,他們願意回歸自然——在野外升起小帳篷,點燃篝火。圍坐篝火周圍,彈吉他、唱歌,跳舞……納粹黨人漸漸發現這一回歸自然的價值的願望是可以利用的,即由這些青年圈子轉型到當時納粹黨的外圍組織——褐衫隊並不特別困難,不過加上一些讓青年們懷想老德意志帝國偉大的太陽祭奠及相關的活動,讓青年們更多、更自覺地喊出「德國覺醒」的口號,而為了實現這一神聖目標,暴力則是政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青年們開始相信了,越來越多的人樂意加入褐衫隊。這個准軍事組織每週五、週六都上街遊行或舉行集會。除了工作外,青年們幾乎一切時間都屬於褐衫隊。 
  儘管如此,這時希特勒還無法靠選舉上台,1928年納粹黨只獲得2.6% 的選票。很多德國人仍不喜歡他——他的一小撮鬍子像一塊剪得方正的黑色膏藥貼在上唇,看起來十分可笑。聲音也尖尖的,如老鼠牙在牆壁上鑽洞,又常常大喊大叫,歇斯底里,顯得有幾分詭異。至於存在一個全球性的猶太陰謀,亦讓德國人民覺得離他們還很遙遠。一句話,雖然利用了青年,但直到1930年時為止,納粹黨在德國的政壇上,還只是個小政黨。 
  進入三十年代後,美國華爾街股市的崩盤,所謂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造成了全球經濟不景氣。世界農產品價格下跌,使得鄉間日益貧窮。1923—1924年期間,為償還《凡爾賽條約》中規定的戰敗國賠款,德國向美國借了巨額外債,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此時開始要求償還。德國成了當時世界上經濟最蕭條的國家。1931年,全德有5萬個公司破產,5家大銀行倒閉,失業人口高達550萬人。那時,每個星期五,失業人口都在失業救濟局的門口排隊,每人可以領到5馬克。其他的日子,許多人沒有錢買食物,人們在大街上雲一樣晃來晃去,口袋裡放著午餐時用的湯勺,期望走到哪裡,有好心人答應用糧票換一餐飯…… 
  當中產階級也感覺有些力不可支了,納粹黨的選票開始增加,他們還是提出同樣的口號:《凡爾賽條約》是罪行!要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要廢除馬克思主義!德國必須重生!他們的口號沒有改變,只是更多的德國人現在聽起來感到悅耳。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德國東普魯士的一個偏僻小鎮——尼登堡,1928年時納粹黨人只得到2.3% 的選票,1930年時竟達到了25.8% 。但希特勒沒有到過這個小鎮,小鎮上也沒有納粹黨的基層組織。 
  德國是「一戰」後開始實行民主制度的。在1931年德國許多城市的大街上,常常能夠看到觀點相 
  互對峙的兩撥遊行隊伍。共產黨人的隊伍裡,紅旗飄飄,簇擁著馬克思、列寧的畫像,人們唱著一支名為《紅色的前線》的歌曲:「我們敲起了戰鼓/ 我們要狠狠地踢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投擲炸彈/ 我們要破壞中產階級/ 我們要打擊法西斯主義/ 在地平線上無產階級要抬起頭……」   
  德國人民(2)   
  褐衫隊也乘坐在快速行駛的卡車上,他們舉納粹黨旗,揮右臂行納粹禮,高聲唱道:「我們遊行穿過城市/ 我們為希特勒而戰 /我們要粉碎紅色的前線 / 褐衫隊走在大路上……」 
  1932年,希特勒參加競選德國總統。納粹黨從漢莎航空公司包租了一架三引擎飛機,希特勒得以在七天內飛了二十個城市。在高失業造成的舉國貧窮與絕望中,希特勒如一位強人出現了,他到處說:「只要加入我們,我們就會解救你們!」隨之,到處都有給他獻花、要求他簽名留念的男男女女。他的演說總是在經久不息的雷動般的掌聲中結束: 
  一個新德國就在我們眼前,就在我們心中,就在我們身後! 
  於7月間舉行的總統選舉,希特勒得了1100萬張選票,興登堡得了1800萬張,但選舉結果表明,納粹黨已成了德國第一大黨,佔有了總數37%的選票。 
  現在只有一個人可能阻擋希特勒的腳步,這就是興登堡總統。 
  當興登堡8月13日接見希特勒時,希特勒咄咄逼人地要求出任總理。興登堡當場要助手寫下他反對的理由:他不能將國家政權交給一個這樣的黨,他們不代表大多數選民,且排斥異己,種族歧視,沒有包容心,缺乏紀律,多採用暴力。 
  不同的壓力團體開始遊說興登堡。一些企業家,包括德國銀行總裁寫信給他,開門見山就說必須讓希特勒當總理。考慮到1930——33年德國的情勢,失業的窮人不是加入共產黨,就是加入褐衫隊。他們認為還是加入褐衫隊好,國家社會主義是有一些缺點的好主義,是有一些好處的邪惡。軍隊的高級將領們也表示,在國家發生內亂時不足以既控制納粹黨與共產黨,又同時保護邊界…… 
  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出任總理。 
  納粹黨人當晚在柏林舉行了盛大的火把遊行。 
  有些沮喪的共產黨人很快地安慰自己,讓這個傢伙上台也沒有關係,不要多久,德國人民就會發現他不行,而必須由我們上台。一些德國人則抱著善良的期待,以為在一個民主的政體裡,可以通過國會去控制希特勒。看見一些褐衫隊員找了猶太女友,一些德籍猶太人以為事情不會像過去納粹黨人在台下喊得那樣糟糕…… 
  只有一個興登堡在「一戰」時期的親密同僚陸登多將軍寫信給他指出: 
  「我現在嚴肅地向你預言,這個邪惡的人,必將領著德國墜入深淵……」 
  1933年時,許多德國人認為這是自己祖國開始崛起的神奇時刻,他們充滿了熱情。 
  共產黨人失算了——有一些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被關進集中營,但此時的集中營還不是日後的屠殺營,多數人一年後就放了。 
  希特勒成為總理的12周後,猶太人的地位開始改變。隆姆領導的褐衫隊發動的一場場「街頭革命」,襲擊了所有猶太人的商店、企業。更嚴重的事發生在紐倫堡,猶太人被帶去運動場上,被迫去吃草,用牙齒去剪草。褐衫隊又焚燬一切當局認為有害的書籍,特別是猶太人寫的書。他們把「一戰」中德國戰敗,說成是因為猶太人「釜底抽薪」、「吃裡爬外」。 
  面對國內日益瀰漫起血腥味的社會生活,大多數德國人以為,這只是臉上有塊刀疤、一看便有幾分匪氣的隆姆的褐衫隊的胡作非為,而希特勒並不知情;或者認為,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那樣溫文而雅,震撼了歐洲的法國大革命中,政敵與貴族們被關進監牢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褐衫隊本想加入正規軍,其粗暴行徑卻使軍隊大多數官兵都恥於與其為伍。到了1934年,一直欣賞褐衫隊革命激情的希特勒,已感到請神容易送神難。此時,恰好黨衛軍領袖希姆萊因其在納粹黨內的地位比隆姆低,正在秘密計劃搞掉隆姆。他捏造了一份隆姆企圖叛變的材料,希特勒相信了,隆姆隨即在度假地被逮捕,兩天後遭處決。 
  軍方以為希特勒此舉是排除干擾,正本清源。褐衫隊被整頓後,希特勒青年團得到了強化,與前者比起來,後者的文化層次較高,許多成員是大學生,對文化、藝術和文學有很濃的興趣,與此同時,又能背誦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準備一生都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事。到了1935年9月,全德已有190萬男青年和126萬女青年成為了希特勒青年團團員。 
  還讓軍方心存感激的是,希特勒上台後決心擴軍,他要平反《凡爾賽條約》的不正義,該條約限制德國不能擁有超過十萬人的軍隊。他大幅度提高軍事預算,以至於軍隊的高級將領們一開始不知道怎樣去花掉這筆錢。又逢興登堡突然去世,希特勒不但是總理,還一下成了國家元首,於是,軍隊決定向希特勒效忠,從上至下舉行了宣誓活動。誓詞是:以神明的名義,向德意志帝國與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這是我們神聖的誓言。 
  本是國家的軍隊一下變成了納粹黨的軍隊。 
  擴軍需要更多的飛機、大炮、坦克。舉國大修高速公路和顯示新德意志帝國氣派的各種宏偉建築。希特勒還強調發展「人民車」、「停車場」、「自由貿易中心」、「公園」與「綠化區」的建設,全國實現了充分就業。現在全體國民都在賺錢,能吃飽肚子。而且,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工人們被組織去聽音樂會,上劇院,看電影,參觀展覽,並提供津貼參加成人班學習。希特勒青年團號召男女青年不分階級必須為人民為祖國勞動服務一段時間,在工廠或田野裡常掛的口號是:「人民高於一切,你卻微不足道。」 希特勒對德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這樣評價:「德國是靠德國人民的愛前進的。」   
  德國人民(3)   
  其實,這只能說是德國經濟問題短期的解決方案,擴軍和這些建設都是靠各種貸款以及通貨膨脹支出經費的,但一開始德國人民不瞭解這些,通脹的壓力要幾年後才能顯現。 
  1936年,希特勒命令軍隊進入《凡爾賽條約》禁止進入的萊茵區。國際社會對此默認了,人民認為這使自己的國家再次擁有了尊嚴。經濟比過去景氣了,街上的秩序也好轉了許多。同時,納粹黨還舉辦了很多激勵人心的大型活動,如在慕尼黑舉行的類似狂歡節的「亞馬遜之夜」,只有雅利安血統純正者才能參加。在漫天絢麗的焰火和強烈的探照燈光下,站在車上、騎在馬上,做出各種華美造型的女人們都半裸著身體,恍若銀箔打造的高挑身材和曼妙如音樂的曲線,彷彿來自於上帝的靈感與創造,在場的德國人無不感到喜悅與自豪…… 
  然而,就在「亞馬遜之夜」舉行的慕尼黑市,納粹黨人破壞了德國最大的猶太教堂,使之成為一片停車場。1935年頒布的紐倫堡法律又禁止猶太人與德國人結婚,而且宣佈猶太人不是德國人。此外,還有其他對猶太人的種種歧視:禁止去公共花園和游泳池遊玩,禁止乘坐有軌電車和城市輕軌列車,不得使用公用電話或通過郵政寄信等等。三十年代,有成千上萬猶太人匆匆逃離德國,留下來的便受到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監視。 
  情況惡化如此,但在許多德國人看來,是猶太人該遭報應的時候了。 
  歐洲排猶主義歷來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信仰基督教的都知道是猶大出賣了耶穌,傳說猶太人是猶大的子孫,所以猶太人在「二戰」前一直被許多信教的人(這裡包括新教和舊教)視為異類。其次,由於歐洲人排斥猶太人,在很長時間裡地主階級是上層,猶太人並沒有土地,只能經商,從事金融業、服務業或者投身藝術,很少從事別的職業。他們善於理財,積累財富很快,出現了不少有錢放高利貸的職業債主,例如夏洛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十七八世紀一些歐洲文豪寫的小說裡,也常常把一些奸商寫成是猶太人,這亦造成其他族群許多人對於猶太人的敵視。此外,當時的猶太人散佈於世界各地,普遍單獨成群而不能和當地社會融合,顯得比較特立獨行,不為當地族群所瞭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矛盾衝突在歐洲歷史上就爆發過多次,基於「一戰」後的現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只是歷來排猶主義最集中的一次體現,借此實現了最成功的一次國內矛盾的轉移。 
  納粹黨散發的大量統計數字告訴國民——僅在柏林的近4900名律師中,就有四分之三是猶太人。除了一個城市以外,在全德,每家戲院的老闆或是導演都是猶太人……納粹黨的宣傳材料中,從來沒有說明上千年來猶太人被禁止出事一些行業,而這正是他們會集中到某些行業裡的原因。這卻已經使許多德國人忿忿不平了,他們開始由衷地在公開場合高喊口號:「必須打敗猶太人!」 
  蓋世太保在戰爭結束前燒燬了大量文件,但在一個叫伍茲堡的城市,被美軍搶救出了一些檔案。從中可以發現蓋世太保的運作模式——並不是每一個街角上都有蓋世太保。伍茲堡約有100萬人口,只有28名蓋世太保,如果沒有大眾的支持,蓋世太保不可能運作。有8—9成的罪行都是由市民向蓋世太保報告後再施行的,蓋世太保的主要任務就是整理告密者的資料。伍茲堡的市民不怕蓋世太保,卻怕自己的鄰居向蓋世太保報告什麼,每一個德國公民都有可能被人密告,每一個德國公民也都可能告密。 
  住在伍茲堡郊外別墅的一位婦人,被鄰居們密告後被蓋世太保注意,她叫伊莎·塔斯卡,最後她被送往集中營,在那裡悲慘地死去。她的「罪行」很簡單——不合群,躲開鄰居,有一些猶太人朋友。對於她的密告多是八卦,有一份報告指出她可能是同性戀,報告的結尾處是用紅字打印的「希特勒萬歲!」 
  另一份報告是一個20歲的叫雷莎的鄰居所寫: 
  自從38年3月後伊莎成為我們隔壁的鄰居,她很少有來客,偶爾會有一個30幾歲模樣的婦人,看起來像是猶太人。我還要指出,塔斯卡小姐從不說「希特勒萬歲!」。我認為她行為可疑,她也許有參與一些危害德國的活動。 
  因此,我要提供以上情報給秘密警察,我沒有其他有用的情報。 
  簽名 雷西 
  50年後,英國BBC電台記者輾轉曲折,終於找到了這個已是滿頭銀髮的老嫗。 
  她的話說得有點語無倫次,但中心意思卻絕對明白無誤—— 
  放狗屁……我無法理解這件事,我不知道,無法告訴你……我不記得。 
  名字、地址是我的,但我不知道這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你的表情使我很不滿意……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我沒有殺過任何人,我甚至沒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團。 
  我父親對我說:我才不讓你一個星期有兩晚天黑後進城。小時候我父親管教很嚴…… 
  現在開始小下雨了…… 
  人們以前認為,在納粹德國,社會是從上層開始洗腦並被操控的。 
  現在通過認真研究這些檔案材料,相當多的歷史學家相信,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出於嫉妒,有些人出於恐懼,有些人可能覺得亂世正給小人物以出頭的機會,當然還有一些人具有理想色彩,這個社會其實是從下層開始操控的。   
  德國人民(5)   
  希特勒的這番講話,讓許多男女老少熱淚長流,從家庭主婦到前線士兵,從工人、農民到古典畫廊的老闆……紛紛表示對這一暗殺事件感到震驚與痛心,並為希特勒的生還而高興。大量來自國內和各佔領區的信件雪片般飛來,強烈要求對「叛國叛黨」的史塔芬保上校處以極刑。 
  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因為種族歧視而獲益良多。 
  雖然納粹宣傳品中有大量德國人民意氣風發地奮鬥在工、農、文化、國防建設等戰線的畫面、鏡頭,但德國經濟的運轉,主要靠猶太人和佔領區「次等種族」的奴役勞工的血汗付出。 
  1942年,僅在波蘭,便有100多萬猶太人和波蘭人被重新安置到東部荒蕪地區勞作,大約20萬德意志族人立馬佔有了前者的農場、房屋和商店。 
  從1942年4月起的7個月內,斯洛伐克送了6萬猶太人(其境內共有9萬猶太人)到奧斯威辛。德方開始不肯接受,理由是「他們中許多老弱病殘的勞動抵不了我們的支出」。於是,斯洛伐克付錢要德方接受,每人的費用為500馬克。 
  在奧斯威辛和達豪,一下悶罐車,猶太人便排成兩隊進行「選擇」,有孩子的男人、女人,還有老弱病殘站一邊,其餘的人站一邊。前者一般三小時內就被送進了門口裝點有花花草草的「洗浴間」,有些孩子手裡還抱著玩具走了進去,幾分鐘之後,他們就成了死神手裡淒厲的玩具;後者則成了奴工,黨衛軍警告他們:沒有人可以活著走出這裡,沒有人可以活過100天。實際上,據奧斯威辛的一個德國醫生評估說,在奧斯威辛,奴工的壽命大概只有三個月。 
  在整個1942年,僅奧斯威辛就接受了來自歐洲各國的20萬猶太人,其中七成人當即送往毒氣室。所有人的錢財都要事先交出來,奧斯威辛的幾十個營區裡有一個叫加拿大的營區,專門負責對錢財進行包裝,然後運回德國。前後運回德國約計6000萬馬克,相當於現在的2億3千500萬美元。此外,大量的錢財被黨衛軍成員私人偷竊或貪污,去奧斯威辛工作成了納粹軍人夢寐以求的差事,在這裡既可以不上前線,無生命之憂,又能大撈一把錢財,花天酒地。曾來加拿大營區視察的希姆萊,看到了堆積如山、正分門別類整理的各國錢幣:法郎、英鎊、里拉、美元……他心裡明白,對於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既是為著意識形態問題,也是為了德國的經濟。 
  到了1944年8月,新德國一共有750萬名奴役勞工,其中除了各個集中營裡還「活在已知的痛苦中要比活在未知的痛苦中好」的50萬猶太人外,還有170萬是波蘭人,200餘萬蘇軍戰俘…… 
  許多經濟學家估計到1938年底,納粹黨的經濟政策就要失敗。但他們低估了這個黨以鐵的手腕控制經濟的力量:凍結貸款,凍結價格,嚴格的外幣管制……他們更沒有料到的是,德國會如此大規模、慘絕地利用奴工;還有德國人民會如此地支持這個制度,結果納粹德國的命運拖得遠比他們想的都要久。 
  即使臨近戰爭結束,人民擺脫蒙蔽、乃至反戈一擊的人也少有出現。 
  相反的情況倒是,雖然納粹黨不斷鼓吹雅利安民族血統最為高貴、優越,但到了戰爭後期,兵員大量傷亡,入不敷出,有40萬歐洲其他種族的人加入了德國陸軍。在黨衛軍內,早在1941年8月便組建了四個異族軍團,他們是丹麥人,荷蘭人、挪威人和比利時的佛萊芒人。此外,德國還建立了一支具有民兵性質、600餘萬人的國防守衛隊,大多是因年紀太老或太小不能加入正規部隊的德國人,他們稱自己是「防衛共產主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希特勒始終為人民對自己的擁載而癡醉,以至於臨死前,他仍深深地堅信:他就是德國,他就是德國人民。 
  在柏林總理府後花園地下避彈室的最後日子裡,他對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說道: 
  當我死了,國家社會主義衰亡以後,德國人民不可能生存。 
  希特勒的預言顯然錯了。 
  德國人民不但在「二戰」的腥風血雨中活了下來,而且沒有了希特勒的德國——藍天氣爽,綠蔭如蓋,蓬勃而又寧靜,今天不但在歐洲,也在世界,都是一個有著強大經濟實力、嚮往和平並受著國際社會廣泛尊敬的國家。 
  但在六十年前的那場戰爭浩劫裡,希特勒所代表的納粹思想與納粹勢力,決非空穴來風,與德國人民、部分歐洲人民之間,也遠不是油水相隔,冰炭難容。大量事實充分證明,法西斯體制,決不可能僅僅由幾個狂熱的政治騙子用幾乎能把麥克風也說得彎腰的咀皮功夫,和幾把冷凜如天狼星的刺刀,就可以建立和維持的。 
  這個體制一定是個共犯結構。 
  誠如西方研究法西斯運動的著名學者威爾海姆·賴希所說: 
  (法西斯)的每一個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個群眾心理的問題。某種我們現在還沒有把握的東西,正在群眾中繼續存在,正是「這種東西」使群眾的思維和行動違背了自己生死攸關的利益,這個問題是根本性的,因為如果群眾不持這種態度,政治反動勢力也就無能為力了。正是群眾自願地吸收了這些觀念——我們稱之為專制者的「群眾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力量。(賴希 著 張峰譯 《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 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   
  德國人民(6)   
  倘若說,作為法西斯德國這個共犯結構的重要部分——德國人民,在希特勒剛剛在慕尼黑的啤酒館粉墨登台,他們曾抱著不屑的態度;當一臉暴肉的隆姆的褐衫隊在街頭上棍棒交加,血肉飛舞,他們中有不少人視為這只是希特勒的後花園裡不小心放出來的一條惡犬;甚至在納粹黨已開始在德國境內實行「水晶之夜」之時,儘管沒有人公開站出來抵制,他們中卻一定會有人在心裡懷疑,乃至如前文中那名在波蘭的德軍士兵一樣,對此後再做一個德國人感到恥辱…… 
  也就是說,德國人民在逐漸靠攏這個共犯結構時,起始時期,在某種程度和某個面積上,曾有一個冷眼與彷徨的階段。從「一戰」後,一直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荒蕪與蒼涼中艱難跋涉的他們,是在希特勒「新德意志帝國」的成噸的大辭浮語、現實生活漸有改善且獲益良多的驅動下,才目光為之蓬然一熱,異火升騰,心裡卻一層層地瀉下冷漠、決絕的水泥,從而成片地充當起這個共犯結構廣闊而又結實的基礎。   
  日本人民(1)   
  我們將可以看到,軍國主義的日本,同樣是個共犯結構。 
  但在日本,天皇決不是剛剛沐猴而冠的希特勒,千百年來他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島的最高象徵;而且,日本也從來沒有一個如奧匈帝國那樣狂飆突進的強大歷史,相反,躁動不息的總是「島國焦灼」,以及積澱在文化血脈裡的擴張意識。 
  在日本近代以來留下的大量的浪人詩詞裡,十有八九,皆為此類「言志」之作—— 
  雄心空屈書窗裡,枉拔寶刀試擊撞。何時鞭起鐵蹄馬,踏破堅冰鴨綠江。 
  東海英雄姓是源,鐵鞭曾指大崑崙。誰知萬里平沙草,已被神州雨露恩。 
  苦節十年併合謀,嘗將長策壓時流。黑龍結社剩餘銳,劍氣秋高沖鬥牛…… 
  最後一首詩是讚頌內田良平的,此人是曾遍佈日本民間的黑龍會的首腦人物。他與另一個玄洋社的頭目頭山滿,被稱為「全國志士的總帥」。 
  於是,1895年日本因甲午戰爭中大勝了中國、朝鮮之際而出現的空前擁載戰爭並激奮的民族團結景象——當時,連鄉村的小學生們每日裡也唱起這樣的歌謠去上課:「支那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躲進山裡不敢出來」……在二十世紀30年代,又得以在對外侵略中再次出現: 
  日本人民像飛蛾撲火,打一開始,便毫不猶豫地撲向了這個共犯結構! 
  幾乎所有十幾歲的男孩子們都盼望著參加軍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快實現了這個願望。 
  在1941年,除了大學生外,所有年齡為20歲的男子都受到了徵召。志願參軍的年齡開始為17歲,後來降低到15歲。 
  此後幾年裡,會有一張來自陸軍省的紅色明信片提醒每一個男性國民,他「擁有參加陸軍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榮使命」。1943年10月,有13萬名年滿20歲或以上的大學生收到了明信片。他們只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在報到、體檢與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務之後,他們都會去祭奠祖先的墳墓。這是為了提醒他們,一旦走向了戰場,他們就可能永遠不能回到家鄉。 
  這一年的年底,因為參軍者的踴躍,日本軍隊的數量擴張到了380萬人,比起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萬。 
  出發之前,家人與親友們都會聚在一起,開一個具有壯行意味的「社行會」,鼓勵從軍者為國家多立戰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學老師,在許多次這樣的「社行會」裡送走了自己的學生,他日後回憶道:在會上,「誰都不允許說一句悲傷或者同情的話,我們只是說:『恭喜!』新兵會被請喝下一杯非常珍貴的酒,吃一塊特殊的魚——或者任何能夠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還記得在一個送他最喜歡的學生的「社行會」上,什麼食品都沒有,除了他從自己家裡拿來的一小袋干豆子,這是包括他三個飢腸轆轆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糧。當鍾敲五點時,那個學生站起來,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對著老師說:「好了,我必須走了,非常感謝您在過去幾年中對我的教導。現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準備。」 
  官方不時組織隆重的歡送儀式,用以激勵更多的後來者—— 
  1943年10月21日,上萬名從本州的大學和學院應徵入伍的學生聚集在東京明治體育場,參加「二戰」中日本規模最大的一次送行會。時任首相並兼任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等一班閣員都出現在檢閱台上。在整整三個小時裡,在一片如絲的冰冷雨水中,3.5萬名年輕人肩頭扛著步槍,一直保持著立正的姿勢。在他們周圍是6.5萬名神情肅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學生,女子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的親友。 
  東條英機發表了題為《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的演講。 
  東京帝國大學的一名叫江橋慎四郎的學生,代表新兵發言。他略有傷感卻又充滿自信力的聲音,立即通過電台傳遍了列島的無數會場:「當我們拿起槍和刺刀,開始履行我們打垮頑敵的光榮使命時,我們當然就沒有打算生還。我相信,你們這些留在後方的學生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跟著我們的腳步,踩過我們的屍體,向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進軍。」 
  大會結束後,整個東京彷彿一下寂靜下來。只聽見新兵們一陣陣如雷的腳步聲穿過街道,向皇宮廣場進發。他們在那裡向著皇宮三呼「萬歲」後,便決然地走向了戰場。 
  據戰後統計,這批大學生新兵中,僅作為「神風」敢死隊的隊員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間自發的送行,可能更讓應徵者心緒翻湧,銘記終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盧溝橋事件爆發。8月26日早晨七點,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時年25歲的東史郎接到了徵召令。命令上寫明他已編入第16師團步兵第20聯隊,該聯隊即將出發去中國戰場。 
  次日,他即住進設在一家旅館的新兵報到點。他的母親和弟弟重一來與他告別,他們在旅館樓上相見。母親很冷靜,重一也很冷靜。母親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有關係。」 
  接著,她送給兒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東史郎「覺得母親特別偉大」,他當即在心中堅定地發誓:「我要欣然赴死!」   
  日本人民(2)   
  9月5日晚7點,第20聯隊出發了。上等兵東史郎一路在車站、碼頭看到—— 
  從列車的所有窗口伸出來的頭和手,從月台的護攔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腦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樣起伏。他們的手像是被風吹動一樣,不停地上下揮舞,畫著一個個圈圈……他們的嘴吐出像怒濤般激烈的愛情和熱忱。 
  在愛情、離別、激勵、憐愛等諸多感情高昂交織之中,列車駛出了站台,把人們激昂的「萬歲」歡呼聲丟在了後邊。 
  沿途,無論是凌晨一點還是兩點,人們絡繹不絕,點燃紅紅的充滿赤誠的篝火,等著列車通過的那短暫的瞬間。他們在鐵路邊點燃篝火,為的是向他們的戰士送去歡騰的激勵…… 
  被擋在防波堤柵欄外的送行的人,一經允許,就一窩蜂朝船邊擁過來。賣帶子的人在人群中鑽來鑽去。紅藍白三色相間的帶子由下面拋向上面,無數條色彩鮮艷的綵帶隨風搖曳——聯繫著士兵和送行的人……(《東史郎日記》) 
  東史郎的日記裡提到的是「賣帶子」,但給士兵們的帶子肯定是送的。此帶叫「千針帶」,即由一名婦女請街上的1000個行人在一塊布上每人縫上一針,線可以是單純的紅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間有序的雜色。然後將其送給前線的士兵,以此表達日本婦女滿腔的掛念。空軍王牌飛行員阪井三郎,也收到了一個「千針帶」,他寫道:「沒有哪個日本飛行員相信這種傳統的護身符能避開子彈」,但因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佇立在寒風的街頭」而請求來的大眾的祝福,「我當然會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綁在我的心口上。」 
  「千針帶」是當時最受士兵們歡迎的一種護身符。此外,還有婦女請路人們在一面小的太陽旗上寫上一兩句祝福的話,在中國戰場上曾有許多士兵在口袋裡裝過它。 
  祈禱入伍者平安歸來的另一類普遍做法是,當時在許多家庭,家人們在每餐吃飯時都會給前者留出一個位子。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強調在前線的親人是這個家庭生命線上牢不可破的一員。 
  然而,對於許多家庭來說,他們與在前線的親人間的聯繫是十分脆弱的。要麼,從來沒有任何信件;要麼,就是通信突然中斷,此後開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懼自我折磨的漫長等待。這一等待,一般最後為軍方信使的到來而打破,信使的聲音因為幾十次、上百次地重複而顯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簡約的電報稿—— 
  請您務必感到寬慰,因為您的兒子是為天皇陛下而犧牲的。在此,謹向英雄的亡靈致以我們最深切的哀悼。 
  不少母親面對信使的報喪,她們一向平靜、堅忍的面容,一下為之天塌地陷,風雲變色。 
  更多的母親,卻在這一瞬間,確信陣亡親人的靈魂已被送去了列島的哪個神社裡,當然最好是東京的靖國神社。在那裡,兒子的名字將被刻在大理石或漢白玉的碑上,置於每年春天必會盛開的櫻花林中…… 
  東史郎沒有戰死,若真在中國掉腦袋了,他的母親大概會是這樣的母親。 
  前文提到的相川孝昭先生,給歷史留下了一位這樣的日本母親形象。母親的兒子也曾是他的學生——一名信使剛報稱死亡的海軍飛行員。就在信使離開一會兒後: 
  她突然間走進我家的院子,看見她燦爛的微笑,我以為她得到什麼好消息了。站在翻過土的地面上,她開始用一種很普通的方式談起天氣,限量供應和人際交往什麼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兒子光榮地為國家而死了。」 
  我被這句突如其來的話驚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凝視著她的臉,還是那麼平靜。然後,她的眼中閃著一絲奇異明亮的光,說道:「相川先生,你認為我兒子至少應該擊落了一架敵機,不是嗎?」然後,這奇異的光芒再也沒有出現,她又恢復成了一個溫柔的日本母親,帶著那種顯著的微笑,這種微笑永遠掛在她們的唇間,即使在至愛的人死去的時候也不會消失…… 
  ——(轉引自 [美]時代生活叢書編輯 唐奇芳 譯 《瘋狂的島國》) 
  戰死的顯赫人物,如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他的骨灰是由一輛炮車運往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在那裡為他的國葬搭建了一個巨大的帳篷。一般的士兵,一旦戰死,其骨灰也會被送回家鄉,決不會屍橫異邦。只是在臨近戰爭失敗,軍方發現要將陣亡者的骨灰運回本土變得越來越困難,才在某些地方通過街道組織發佈如下大意的聲明:奉勸那些即將前往前線士兵的家人保留其頭髮或者指甲,以防在他光榮殉國後什麼都沒有留下。但在很長時間裡,在整個列島,骨灰回家已經成了一個不是儀式的儀式,一道不是風景的風景—— 
  沒有軍階之分,像山本五十六的那個盒子一樣,陣亡者的骨灰均被置於一個小小的白色木盒裡。在上下船隻或火車時,運送者就在脖子上扎一塊白粗布來支撐骨灰盒。如果運送者過去從來都是坐二等艙旅行,那麼這一回,他就以絕不坐一等艙來表示對死者的尊敬。 
  骨灰送達死者家庭時,死者生前的親友和鄰居們都會前來弔唁。如果是幾個骨灰盒同時送回來,就會舉行一個聯合的葬禮。家人用黑色的帶子繞遺照一圈,再放在當地寺廟的祭台上,前面擺上水果一類的供品,最後燃點並供奉上香。當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裡以後,在家人們的心裡,死去的親人與自己不但有著陰陽之隔,還有著神人之隔。   
  日本人民(3)   
  在首都東京,隨著戰爭的死亡人數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萬失去親人的平民來靖國神社祈禱。即便是下雨天,哀悼者們也跪在神社外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無邊的雜色的雨篷……靖國神社成了東京鬧市裡一個最為靜謐的地方。有軌電車經過它的大門時都會減緩車速,行人們則停下腳步,致以深度地鞠躬。 
  對「聖戰」的狂熱與擁載,波及到了社會的所有階層。 
  在兒童節,年輕的母親們給自己的孩子穿上仿陸海軍將軍的制服,當孩子們舉起小巴掌彼此行軍禮時,母親們的臉上溢出幸福的神采。她們還想生更多的孩子,東條英機的夫人東條勝子就一氣生了七個孩子,她告訴全國的婦女:「母運,即是國家的命運。」政府宣稱日本每年已有300萬人口的出生量,這差不多是和平時期的一倍。 
  老師們告訴學生,如果一個男孩子不投身於這場「聖戰」,他將會後悔一世,恥辱終生。孩子們的課餘時間全都被一些好勇鬥狠的活動給佔據:柔道,劍道,刺殺與隊列訓練。孩子們被命令在寒風中、烈日下也要赤裸著上身訓練,膽小的孩子肯定遭到大伙的嘲弄和懲罰。在本州山形地區的一所學校裡,上生物課解剖青蛙,一個年幼的學生嚇得哭了起來。老師衝了過去,在孩子的頭上狠狠敲道:「你為什麼會為了一隻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長大後,你將要去殺死100個或者200個中國人!」 
  名噪列島的東京巨人隊的壘球明星們應徵入伍了。打小便是日本孩子們心目中的英雄——專業相撲選手,也脫下傳統的服裝,穿起了專門加工的軍裝。最後,連一向遵從「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們也拿起了屠刀。當時的許多寺院裡,均可看見在現役軍官的指揮下,肩扛步槍、腰別刺刀的和尚們在大殿前的院子裡操練,大幅度搖擺的海青衫下旋出一片颯颯之風……由於大量的神職人員入伍,以至於在神道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婦女補缺男人擔任神職職務的現象。 
  軍方堅持著古代武士的信仰:每個男人首先是一個戰士,他們幾乎毫不憐惜把那些對於工業生產至關重要的人們也經常徵召去了前線,這些人包括:工程師,技師,工頭和技術爛熟的工匠;但在「二戰」時,日本仍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街道組織裡總有志願者在等著,其中包括東條英機的一個女兒。許多企業作為兵工廠在運轉,任務過於繁重而條件卻在不斷惡化。開始是每天工作10個小時,又延長到日工作量12個小時,然後變成了13個小時,最後則乾脆是任務需要多少小時就是多少小時。為了節省通勤的時間,許多工人選擇住在廠裡, 當時這樣的景象觸目皆是:車間裡,一邊是男女工人們蜷縮在各自的被子裡睡覺;近在咫尺的另一邊,另一批工人就在鬧騰的機器聲裡揮汗如雨。 
  在日本的傳統社會裡,人們可以接受未婚女性去紡織廠工作,去當老師或者護士,但是一旦結婚了,她們就該辭去工作。回家裡全身心地做一個專職太太。戰爭,頓時改變了女性們命運的路線圖,一條遍及列島的口號是「男人上前線,女人去工作!」 
  到了1943年的夏天,在日本各地,婦女們全面進入了男人們過去集中的行業,如公司職員,司機,廚師,理髮師,就是在絕對由強壯男人挑大樑的鋼鐵廠、礦山、港口,現在也由婦女站在了第一線。在1944年,共有400萬婦女在兵工廠工作,還有超過1000萬的婦女分佈在其他部門。她們和少量留在後方的男人面對同樣的艱辛與沉重,工資卻比男人微薄,而且每個月最多能夠休息兩天。 
  連女中學生們也被發動起來。在東京的一些高中,安裝了輕型機器或者簡單的流水線。每天的學習時間被壓縮到2小時,其餘時間女生們用來縫製養傷士兵所穿的病員服。即使是悶熱的天氣,她們也一個個帶著口罩,為著防止有細菌污染了病員服…… 
  不但是在城市, 就是在窮鄉僻壤,也能強烈感到戰爭之神從這裡隆隆駛過的痕跡,以及居民們由此表現出的高昂士氣。 
  秩父是位於東京東北60公里、被青翠的群山環抱的一個小鎮。戰爭爆發後,當地一些原先生產奢侈絲織品的工廠轉而生產軍毯,其他的工廠都關閉了,有些人不得不到小鎮外面去找工作。大多數人還是留了下來,除了維持著傳統的開墾和耕種,以滿足前方對稻米和小麥的需求,鎮上的勞動現在變得多種多樣:有的人家養殖兔子,長大後剝下皮來,可以為在中國北方打仗的將士提供軍服的毛裡。有的人家去大山裡拾柴燒炭,尋找鐵礦石、石灰石,國家急需鋼鐵,而石灰石能夠用來燒煉水泥…… 
  小鎮上還有幾十個藝妓,在1942年前,這些走起路來有些柳絮般飄飄顛顛的女子,一直是用她們的優雅與多藝,來博得當地的老闆、商人與上層人物們的垂愛。在她們光潔如玉的纖手裡,曾經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壺。現在,她們也進了深山,一日復一日,身影淹沒在大捆的柴禾裡,在山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戰前,這活兒是用牛馬來干的。 
  無數個東京、秩父這樣的城市與小鎮,支撐開了日本瘋狂地撲向半個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爭魔爪—— 
  橫濱的居民沿著城市的主幹道種起了南瓜。名古屋一個叫安籐雅子的小學老師,領著600名小學生來到山裡,連續13天「愚公移山」,硬是在一片石頭與荊棘裡開出一塊新田。廣島的高中女生,終於在學校的排球場上收割了第一批金嶄嶄的稻穀……   
  日本人民(4)   
  人們空前地勒索著自己。婦女們不再塗抹口紅、胭脂和眼影,換上了便於勞動的農婦式襯衣和寬大的褲子。如果每天額定的四根火柴用完了,家庭主婦們就用燧石打火做飯。男人們將昔日筆挺的西裝換上了卡其布的軍便裝,也不再穿皮鞋,力爭所有的皮子都能變成軍靴。為了軍隊有充足的煙卷供應,全國煙民們每天只有六根煙,不夠的,就將茄子、柿子的葉子曬乾碾碎,再捲成「喇叭煙」。 
  人們也空前地敲詐著空間。東京的裝飾性鐵製街燈、欄杆、黃銅做的交通車道標誌,還有許多建築物上的飾板,以及橋樑上的金屬裝飾,幾乎在一個晚上,統統沒有了蹤影。公園和火車站的鐵製凳子也被拆走。它們變成了軍隊各種武器所需的金屬與合金屬。還有,許多神社捐出了黃銅門栓,寺院捐出銅鈸大鑼。此外,數以萬計的家庭主婦幾乎傾其所有地交出了金屬容器,到了1944年,日本的許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鍋做飯,一個桶提水。 
  臨近戰爭後期,列島上幾乎每一寸可以耕種的土地,包括公園,體育場,甚至還有被取消的原定用於1940年東京奧運會的運動場,都被用來種植糧食作物。 
  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漸漸寂靜得像一條條脫去了生命的蛇蛻。因為絕大部分石油已經被戰爭所耗用,街上只有自行車和偶爾幾輛燃燒木炭、冒出黑煙的汽車駛過。 
  而在地下眾多的深深礦井裡,在昏黃燈光的照射下,雖有男人在場,但婦女們乾脆穿起短褲,甩動赤裸的雙乳,揮舞大鎬與鐵掀,毫無羞愧地輪番上陣,為已近力竭的戰爭機器輸送最後一程的燃料……   
  經典話語被顛覆了(1)   
  與納粹德國比起來,「二戰」時期日本的社會生態有兩個現象特別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類似褐衫隊的威懾組織,類似黨衛軍的恐怖機構。 
  前者便是「帝國協助統治協會」,簡稱IRAA。當時日本外交協會出版的《日本年鑒》介紹說:該協會「作為國家建構中的一個樞紐部分,以引導本國向一個高度防衛的國家前進。」IRAA的總部設在東京,由東條英機兼任主席,在工會、婦女、青年、農民、商界等社會各階層均有分會,它的決定與命令,往往影響到大多數國民的態度和日常生活。 
  後者便是憲兵和「特高」,即特別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國民都受到他們的監視。他們有權要求所有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在事先通知警方。他們有權驅散任何當局不喜歡的集會,逮捕任何旨在改變國家制度的有組織或非組織成員。他們有權隨時封殺那些與政治有關的報刊,當然也可以讓對方停刊一段後再出版,但條件是編輯們必須拿腦袋來保證此後的一切言論絕對有益於國家制度和這場「聖戰」。 
  然而,真正維持戰時日本社會強力而又穩定運轉的,卻並不是有著半官方性質、也往往像官方機構一樣重疊臃腫,反應遲緩的「帝國協助統治協會」,亦不是其神經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膽寒的憲兵和「特高」。它是一個叫「鄰組」的組織。 
  「鄰組」作為民間社會的自治組織,在戰爭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強化並凸現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後。這時,全日本有「鄰組」110萬個,每一個有10到12戶家庭組成。大約20個「鄰組」又劃為一個社區協會。每個「鄰組」有一個負責人,由大家協商產生。他(她)負責從政府、軍隊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後傳達、佈置給本組成員。「鄰組」履行著各種全國性和地方性的任務:徵收賦稅,分發口糧,提供志願者和慰軍用品,開展軍事訓練,組織防空消防演習和各家掩體的挖掘,執行防範犯罪措施,譴責那些開小差的「逃避者」與那些浪費資源的「奢侈者」,以及協調、處理鄰里矛盾…… 
  這些事務有大有小,或重或輕,因為月復一月,年又一年,沒完沒了,也難免讓人心煩。但大多數時候,「鄰組」成員不僅是自覺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們常常唱著歌兒在一起勞動,其中一首當年頗為流行的「鄰組」歌曲是—— 
  我們為什麼要懼怕空襲? 
  廣闊的防線堅如鋼鐵。 
  無論老少都要挺立起來, 
  我們承擔起保衛祖國的榮譽。 
  來吧,敵人的飛機, 
  來吧,敵人的飛機…… 
  一個叫戶崎明的記者,日後這樣回顧了戰爭中他在家鄉荻庫的「鄰組」生活—— 
  在「鄰組」成立之前,大多數人都只顧著他們自己和家庭,你從來都不會真正瞭解你的鄰居們,但「鄰組」成立帶來了一種互相幫助的意識,我們全部被攪在了一起,每個人都處於平等的地位。 
  ——(轉引自《瘋狂的島國》)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鄰組」肯定會負有告密的功能,但與德國的告密者之多總讓蓋世太保大喜過望相比,日本的鐵桿告密者雖有也不多,多數時候還處於待業狀態…… 
  日本社會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嚴峻的戰爭歲月裡,也通過「鄰組」這一遍及列島上下最小的非親屬集團得到了充分展現。 
  其二,上世紀2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也給日本帶來了巨大地衝擊。 
  在城市,大量企業破產,銀行倒閉。物質極度的匱乏引起了普遍的絕望和抗議。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產業工人超過300萬。此前大量來城市打工的農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鄉,農村的情況卻更為悲慘。為了抑制通脹,政府從中國台灣和朝鮮進口了大批廉價的大米,這使得國內的稻米種植業毫無利潤可圖。許多農民的妻子和女兒,過去一直靠在絲廠掙工資貼補家用,以勉強維持一家生計。但這時,自己也遭到了大蕭條打擊的美國,不再從日本進口生絲,她們在1929年後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 
  再加上連續幾年乾旱和嚴重的霜凍天氣,使得千百萬農民家庭陷入赤貧狀態,僅靠挖草根和從松樹上剝軟樹皮充飢。尤其是在東北方,農民們家裡若有女兒的,許多人家便要靠送女為妓維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時,在許多妓院裡常常可以見到只有十一二歲的雛妓,社會工作者們紛紛發出要解救她們的聲音;家裡若沒有女兒的,就很難撐下去了,有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飢餓、流行性感冒和肺結核。 
  在列島漫長的歷史上,這個島國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亂的邊緣。 
  按照許多年裡中國人太熟悉的話語描述——愈是掙扎於底層黑暗者,愈是嚮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這革命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而農民則是這場革命始終不渝的主力軍。 
  日本卻完全顛覆了這個經典話語。 
  日本的貧苦階層,尤其是農民,是日本軍隊,又尤其是陸軍少壯派的主要來源。因為軍中素以意志和品質擢升軍官,而不是看其曾經的社會地位,軍隊中大多數下級軍官都是農民,或者是農民的兒子。比起其他階層出身的人,他們不但對通過從軍擺脫飢餓、幫助家人及進一步地光耀門第,有著更迫切地驅動,而且對通過鼓吹戰爭、發動戰爭,從而使軍隊主宰國家意志、軍人當然為獨步時代風雲的英雄,充滿了濃厚的興趣。   
  經典話語被顛覆了(2)   
  他們也不完全是出於功利性的目的,他們亦有自己佩劍一般深刻打磨過的信仰。出於對一般民眾痛苦的切身感受,農村出身的少壯派軍人認為:一系列的國家危機,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無能且腐敗的政客們造成的。過去十年裡,政府對內決策失誤,醜聞不斷,導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對外討好西方列強,在擴張海外殖民地方面無所作為,使得資源富饒的亞洲至今被白種人控制,而東方工業最為發達的日本,卻龜縮一隅,處境艱難。 
  在他們心目中,歷來懦夫都在城市產生,英雄卻在鄉間輩出。在德國,養雞夫出身的希姆萊最終成了黨衛軍的領袖,黨衛軍致力於在農民中培養大批追隨者,農民被稱之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國,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國上下一心的共同體形態,才能真正表達日本的「大和精神」,這樣的從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綿延在廣袤的鄉村。而來自白膚色種族的共產主義與議會政治,正像骯髒的泡沫一樣包圍著城市,日本不需要這些外來異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將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擔負起將人類從赤白兩色的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現代化」中拯救出來的神聖使命。 
  強烈的使命意識與對權力的渴望,使兵變與暴亂,輕易如拔開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頻頻發生。 
  少壯派軍人決意要推翻政府,壓縮議會政治的空間,使之最後成為一道假山淺水的日式庭院風景,陪襯起一個強悍的、無所不能的軍人內閣——這便是陸軍少壯派們所設計的「昭和維新」。 
  倘若說「明治維新」是將西方當作學習的對象,「昭和維新」卻將鐘擺晃去了另一個方向,即將西方當作仇視的對象。此種詭譎的心理變異,最終導致一個葺爾小島竟然向西方列強開戰。 
  1931年3月,根據密謀的一項計劃,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顆炸彈,炸毀了國會大廈和一些主要政黨的總部。陸軍打算介入騷亂並宣佈軍事管制。在政變的最後時刻,傳說將要被推舉為軍事獨裁政權首相的荒木貞夫中將,放棄了這個計劃。 
  六個月之後,關東軍在沒有接到來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況下佔領了中國東北,全世界為之震驚。政府趕快命令關東軍停止行動,但將領們對此嗤之以鼻。於是在一番氣急敗壞的發洩之後,政府無奈地承認了軍隊已造成的事實,授予被佔領的領土以「滿洲國」的稱號,並開始鼓勵國民向這片有著44萬平方英里的遼闊黑土地上遷移。 
  接下來,1932年2月9日,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東京的人行道上被槍殺。 
  5月15日,9名陸軍和海軍軍官,向太陽女神祈禱之後,衝進現任首相、已經75歲高齡的犬養毅的官邸,他是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的反對者。犬養看上去並不驚慌,他既有長者之尊,又有長者之藹,他將他們引到屋內,似乎想要和這些年輕人好好溝通一番。而後者,也按客人的禮數在門口脫去了各自的軍靴,但很快,其中一個傢伙情緒變得激憤起來,他喊道:「說什麼也沒有用了,開槍吧!」頓時,九條槍齊發,密集的子彈將老人的身體打成了馬蜂窩…… 
  此次刺殺就是多次被拍成電影的著名的「五·一五事件」,參與這一事件的9名軍官均出身於貧苦家庭。 
  「五·一五事件」與近四年後發生的「二·二六兵變」比,又成了小巫見大巫。 
  這一次也主要是由來自農村的下級軍官們發動,1936年2月26日,一個嚴寒的清晨,他們領著1500名士兵衝出軍營,包圍東京的政府所在地,並在城裡搜捕,企圖刺殺新任首相岡田及其他內閣大臣。當叛亂者衝進首相官邸時,岡田躲進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脫。大藏省大臣高橋是清就沒有這樣僥倖了,他因為不滿於前幾年不斷攀高的軍事預算而遭到軍官們的厭惡。他們破門而入時,高橋還在臥室裡。一名陸軍中尉一腳將他踢出臥室,喊道「Tenchu」,意思是「上天的懲罰!」高橋也回罵:「白癡」,另一軍官即衝上去舉劍瘋砍,最後一刀戳去他的心窩。這時,高橋的夫人走到了門口,這名軍官拔出滴血的佩劍後,向她一個蝦腰般地鞠躬:「對於我的魯莽給夫人帶來的麻煩,我深表歉意。」 
  在這一長達四天的暴亂中,前首相齋籐正也遭到了年輕軍官們的殺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長期研究日本「二戰」史的美國學者亞瑟·查齊這樣說道:「從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些抵制過任何一項軍隊計劃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擔心被暗殺的恐懼中。進一步說,陸軍和海軍的將領們長時期享有選擇內閣中陸軍和海軍大臣的特權……總之,軍隊能夠完全地控制內閣的政策。」( [美] 亞瑟·查齊 著 胡修雷 譯 《肆虐的太陽旗》) 
  在軍隊成了事實上的國中之國的過程之中,陸軍少壯派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陸軍少壯派還給整個陸軍帶來了強橫、冷血、一旦啟動決無後退的風格。 
  日本陸海軍之間長期積累起來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間血腥的領地之爭。明治維新中,現代意義上的陸軍、海軍剛剛建立,一些藩主將他們的子弟送去一個軍種,他們幾代的對頭們則必定將子弟送去另一個軍種。但拂去歷史的宿怨,陸軍與海軍之間始終貫穿於「二戰」期間的激烈爭鬥,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現著較開放的海洋與較保守的山地、稍具理性的非農民國民與理性完全淪喪的農民國民對於本國與世界見識的差距。   
  經典話語被顛覆了(3)   
  與陸軍仍沉浸在1905年戰勝沙皇俄國的豪邁激情中,並相信這一激情必將伴隨日本武運長久相反,海軍許多人卻一直對戰爭的結局持悲觀態度。在日本軍界,沒有人比聯合艦隊指揮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更反對與美國開戰的了。很多中國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電影中熟悉這位身軀魁梧、面容堅毅、鬢角如霜的長者,他站在自己的旗艦——黑灰色的「赤城號」航空母艦的指揮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湧浪向船頭劈來,他那黧黑的臉膛在一身雪白海軍服的映襯下,猶如一尊雕塑般奪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學短暫學習,又作為日本大使隨員在華盛頓呆了兩年。他很清楚,到這時美國的軍事生產能力是日本的十倍。1940年時,他曾告訴一群日本學生,「日本打不過美國……因而,日本不應該與美國開戰。」在上任聯合艦隊指揮官之前,他又明確預言:「在和美、英交戰的最初六到十二個月裡,我可以取得令國人瘋狂的勝利。在這只後……我不抱勝利的期望。」他的這一態度,使得海軍很長時間地將他派去國外,以免遭陸軍少壯派暗殺。 
  到了山本的預言逐漸變為現實的戰爭後期,陸軍的防衛計劃是命令本土的全體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頭的任何武器,只要還有一個人,就要擊退盟軍的進攻。而海軍的方案是,最後的決戰必須在海上進行,這樣可以防止美國佔領日本本土以及對本土轟炸。 
  除了眼光不同,陸軍還在資源佔有、情報掌控和武器裝備開發等方面,與海軍尋釁不斷,各執一端。陸軍打到哪裡,便趕快佔了那裡的油田,最多的時候,陸軍已掌握了西太平洋地區最主要的油田,擁有6座煉油廠。對石油消耗極大的海軍,卻只能自家去荷屬印度鑽井打洞。海軍有潛艇,陸軍也要有潛艇。海軍有航空兵,陸軍也得造飛機。到1943年的夏天,儘管日本已擁有年產53000架飛機的能力,實際上每年的生產數量連10000架飛機都不到。據戰後統計,相互攀比、追著投產的結果是,在那些用來製造飛機的來自不易的鋁材中,只有55% 確實造出了飛機,而餘下的部分多成了廢料給倒賣進了黑市。 
  這一公開的爭執與較量,發展到最嚴重時,在兩軍種各自的兵工廠裡,即使是生產一個螺絲釘,海軍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陸軍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對於這個長期困擾日本的問題,1941年時,裕仁天皇以其一貫的閃爍其詞的方式,對剛擔任首相不久的東條英機,表達了自己的不安:「請你一定記住,在目前陸軍和海軍之間的合作,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還打算召見海軍大臣,告訴他同樣的話。」 
  陸軍卻依然我行我素,鋒芒畢露。 
  在一次高級別的軍事會議上,山本五十六實在忍無可忍,當著一位幾乎要將唾沫噴到他臉上的陸軍將領的面,他突然站起來,推開椅子,拂袖而去。擔任聯合艦隊總司令的豐田副武,平日裡經常將陸軍稱為「馬糞」,並宣稱他寧肯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乞丐,也不願她嫁給一個陸軍裡的鄉巴佬。 
  在我研讀了的大量關於日本的文字資料中,唯有在「二戰」時期軍隊這個龐大的非親屬集團裡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雖然陸、海軍又分屬於兩個分別志在海洋、陸地的次非親屬集團。 
  我不禁如是想,始終斗而不和的一支軍隊,卻將日本的版圖迅速擴張到半個西太平洋地區,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帶來了極為劇烈的禍害,直到美國人的兩顆原子彈落地,它才像被天雷劈斷了脊樑骨的恐龍一樣倒地,倘若這是一支精誠團結、和衷共濟的軍隊,那「二戰」的歷史又將會是怎樣的呢? 
  可以確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層的國民、貧苦的農民,愈是同情與支持陸軍。陸軍少壯派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他們因為被視為那個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國民普遍地歡呼。 
  「二·二六兵變」,因為死傷慘重,影響巨大,有一些叛亂者被送上軍事法庭,其中部分人遭到處決。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後希特勒遭到監禁,卻為他日後氣球般升上德國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氫氣,對「二二六兵變」的處理,也只是在民眾的心目中,讓陸軍少壯派們更多地敷上了一層「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赴難者油彩。 
  「五·一五事件」的審判,則乾脆成了一出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狂歡的鬧劇—— 
  有來自各地的11萬民眾湧進東京,許多人展開為9名兇手請命的血書,沒日沒夜地站在法院門口,他們高呼「打倒腐敗的政客!」「只有陸軍才能拯救國家!」的口號。甚至還有9名男子集體站出來,他們表示願意代替被告受審,為了證明自己一諾千金,每人都把自己的小指頭砍下來,這9根已經有些腐爛的小指頭裝在一個酒精瓶裡,隨報告一起呈交法院。隨後,兇手們得到了相對較輕的判決,沒有一人被判處死刑。 
  時任陸軍大臣的荒木貞夫對此事極為感慨,對記者發表談話說:今日之日本,「到處都是擋不住的愛國者。」 
  日本的工人,總體上也不甘落後地在這台軍國主義高速運轉的機器上加足了潤滑油。 
  在1940年所有的黨派活動被「帝國協助協會」取代之前,日本有著許多黨派,其中——   
  經典話語被顛覆了(4)   
  1932年11月成立的日本勞動同盟,包括38個工會,27400多人。它主張「大東亞共榮圈」,支持擴軍備戰,反對和攻擊島內的一切反戰力量。此後成立的日本造船勞動聯盟、國防獻金勞動協會,都積極支持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擴張。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產業軍工會,在其誓言和盟約中提出:「我產業軍奉戴一君萬民的建國精神,以確立產業大權為我們的本分;產業大軍作為陛下的工人和農民,盡其本分,和祖國日本生死與共。」 
  隨著侵華戰爭的打響,各工廠、會社、公司紛紛自建產業報國會,該民間組織明確在綱領中寫上「產業報國」或者「產業報公」,規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爭減少事故,節約材料,利用廢物,提高勞動生產率。並開展認購「愛國公債」活動,要求每個成員月月儲蓄,募集「國防獻金」。 
  1938年底,產業報國會還只有1000餘個,次年4月一下激增到2000多個,會員達到100多萬人。它們都主動要求政府「更加積極地領導」,於是厚生省和內務省按照行政區劃建立了各級產業報國聯合會,由當地行政長官和警察長任總監。 
  到1940年,產業報國會在全國七萬個企業中建立了支部,會員達到418萬人。這年的11月,在東京成立了以厚生大臣為總裁的全國總工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 
  大約正是從此開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氣蒸騰,急速擴張的慾望,如打樁機一般在體內頻頻炸響。在發動了侵華戰爭之後,又胃囊暴崛,蓄謀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底進攻珍珠港,便是發動這場戰爭的標誌。此後不到半年裡,如入無人之境,如得「神風」重卷,一氣佔領了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緬甸等國。 
  在日本的國民、黨派、軍方、政府之間,自然會存在種種觀念與利益的杯葛、衝突。但總體上看來,迄今為止,這四者之間的共識遠大於杯葛,合作遠高於衝突。而近代以來,對外擴張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識,對外擴張時期總呈現出這個島國最好的合作局面。 
  當年的一些中國輿論似乎不這樣看——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當時的中國政府首腦蔣介石說:「我們要嚴密責成日本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切不可予以報復,更不可對於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發表的《中國各界名人對日政策聲明》中稱:「我們反對日本復興,完全因為現在日本政權仍掌握在少數侵略派手中,並非反對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們很願意與日本廣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實現」,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論說:「日本帝國主義曾經並且現在仍然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但是日本人民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有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支持者美國帝國主義」…… 
  持以上三種言論的人,在國內政治上,各自的立場可謂判若雲泥,但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卻有驚人的一致——他們都要把「日本人民」從一個磨合緊密的共犯結構裡摘出來,其一相情願,猶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來;其謬錯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裡要找惜身如玉者。 
  時至今日,在中國人已經編撰的日本史著作裡,對於日本人民在這不義戰爭的共犯結構中絲毫不會亞於德國人民的重要作用,從來不見論述,只有少數幾篇論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戰」時期的日本人民時,作者總是說他們嚮往和平,反對戰爭。這裡的「日本人民」已經成了某種符號,如同提到水,化學家們一定說它是由二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組成。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歷史常常呈現著的是—— 
  貧窮,並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達理,倒可能愚昧,偏執,乃至嗜血。因此,貧窮並不比富裕更遠離罪惡。 
  人民,並不一定是進步與正義的符號。被少數乃至幾個人以「人民」的名義給代表了,另當別論;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願,也可能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越是有著廣泛民眾參與的事件,其所謂目標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懷疑。     
  第七章 獸性考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1)   
  邱吉爾曾說艾森豪威爾是歷史上權力最大的人。 
  作為盟軍最高司令長官的艾森豪威爾卻一直為自己所能統帥幾十萬盟軍的權力而躊躇不安。 
  他記得年輕時第一次到歐洲,能親手觸摸到自己心愛國家的根,他是那樣地激動和喜悅,他希望以後所有的美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如今數十萬美軍有機會了,還有英軍、加拿大軍,以及為返回家鄉而奮力戰鬥的歐洲盟軍,可這種造訪方式——諾曼底登陸卻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說:「把這麼多年輕的士兵送去對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長城,讓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們灑下熱血,盟軍日後要付出的血賬將會更大。 
  一次, 艾森豪威爾對自己的參謀長說:講到權力,壓力大的不是重大決策。在晚餐桌上有喝一杯開胃酒的時間,就可以決定打還是不打。枝微末節才困難。賭上百萬人的性命很容易,難的是看到它對一個人的傷害有多大。你要是無法弄清這點,那麼,你將失去人性。 
  為此,諾曼底登陸作戰方案——從時間、地點、海浪、風速、月色、沙灘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誤導德軍、後勤保障、情報管制以及當地游擊隊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實了又核實,並幾經修改、推遲,最終定於1944年6月6日凌晨實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爾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線的將士們才是決定勝負的人。 
  在登機前十分鐘,他趕來為傘兵送行。他心裡明白,傘兵將是這次戰役中傷亡最慘重的,有可能達到七成。這位平時不苟言笑、在軍中不怒自威的四星上將,在傘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個人民解放軍的老連長,「你們有煙的都可以拿出來抽」,他掏出打火機,一一為他們點火。又問他們的老家是哪裡?有來自芝加哥、奧爾良的,還有來自他的家鄉堪薩斯。他或是握住這些年輕人的手,或是摸摸他們的頭髮。直到他們全部登機了,他才離開。 
  然後,艾森豪威爾一直在指揮部裡沉著頭等結果,沒有人敢大聲講話,甚至連咳嗽都是輕輕的。當初步戰況終於出來,參謀長告訴他犧牲者只有二成時,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著美國和歐洲說:「即使是二成,但對每一個犧牲者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將士們都明白這一點,卻仍義無返顧。我們或許無法再見到像他們一樣優秀的人了,他們將和上帝同在……」 
  一年零二個月後,剛上任美國總統不久的杜魯門,也為自己權力的使用而幾經內心折磨。 
  為了「曼哈頓工程」,20萬人關起門來奮鬥了三年,耗費了20多億美元。當那個有著1.5萬磅重的胖傢伙從飛機上卸下時,現場的搬運工人說:如果魔鬼會下蛋的話,這就是那個蛋了。 
  工人們說的只是笑話,他們並不知道原子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裡試驗成功的詳情—— 
  試驗證實,雲柱直衝三萬英尺的高空,頂部的光比太陽還要強烈。能使三英里範圍內的一切東西炸毀,爆炸的火光在十英里外就能看到。一個士兵站在一萬英尺之外卻被衝擊波擊倒,一個在5英里外的士兵出現了暫時失明。位於試驗地幾英里外的一個小鎮有位姑娘,看到了一道閃光而終身失明。爆炸聲在50英里外就能聽到…… 
  還不知道當這顆炸彈從空中丟下後會發生些什麼,因為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做過。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人類過去製造過什麼武器,但與它比起來,都只是些小馬鈴薯。 
  作為「曼哈頓工程」的顧問,幫助研製出原子彈的羅伯特·奧本海默等一批物理學家,在試驗成功後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們堅決反對向日本使用原子彈,他們最讓杜魯門感到坐臥不安的一句話是:將可以毀滅人類的武器交給人類,這能放心嗎?很可能前面出現的就是地獄。 
  以格羅夫將軍和喬治·馬歇爾將軍為代表的軍方卻主張在無須警告日本政府的情況下即可使用原子彈,以產生最大的心理震撼。他們的理由也是確鑿無疑的——駐日本大使剛剛拜訪了杜魯門,告訴他兩件事實:一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外族入侵過日本。二是日本人從來沒有被異族打敗過,他們不知道怎樣投降。這可能是日本人要戰鬥到底的原因。而軍方的情報分析表明,這場原打算在1945年11月和46年初分兩階段登陸九州和本州的戰役,將會要美軍付出「二戰」中最高的代價,估計其傷亡不會少於諾曼底登陸作戰的六、七萬人。但原子彈的使用可以起到威懾作用,美軍的登陸作戰極有可能避免。 
  杜魯門再三考慮的結果是,必須先給日本人發出警告。這樣做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日本人事先得到警告後,以亡命徒式的空軍去攔截、擊落載有原子彈的B-29重型轟炸機;另一個是日本人就此投降,從而不必使用原子彈。即使前者的可能遠大於後者的可能,但總統決意以此舉去賭後者的可能,因為這意味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同盟國各方在「波茨坦宣言」中發佈了最後通牒—— 
  我們……代表億萬國民,同意給日本結束戰爭的機會,特提出下列的條款: 
  一、必須無限期地剝奪把日本人民欺騙、誤導到征服世界道路上的舊政府以及其影響的權力; 
  二、日本軍隊在徹底地解除武裝之後應允許他們回到家鄉過著安定而自食其力的生活;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3)   
  隨後下起了雨,這種奇怪的雨以前從沒有人見過。雨滴特別大,像男人的手指頭,而且呈黑色,落在人們沒有燒傷的皮膚上一下變成灰色,怎麼洗也洗不去。 
  當天的死亡數字超過了10萬人。戰後統計,包括後來因輻射中毒、灼傷、創傷死亡的人數,廣島由於遭受原子彈爆炸死亡總數達到246726人。 
  8月9日上午,9點零2分,美國又在長崎扔下了第二顆原子彈,它的名字叫「胖子」,爆炸力相當於2.2萬噸梯恩梯。選擇長崎是因為這裡的造船業發達,日本海軍的艦船多出自於此,而且這裡還有三菱鋼鐵和一批武器製造與一般製造業的混合企業。 
  顏色變化多端、且又詭異的蘑菇雲下,怒火高歌,吞沒了數以萬計的住房和商店。旋風席捲著瓦礫昏天黑地地飛揚,以後也是致命的黑雨盡情拋灑。 
  無數步履蹣跚的人在摸索著前行,打懵了的人們有的裸體,有的渾身烏黑,有的身上扎滿玻璃,有的臉上一團血肉。多數人僅憑著本能向一切有水的地方走去。在高熱的強輻射下,人們都想喝水,水卻被巨大的蘑菇雲所釋放的毒氣污染了,當時在河邊池邊能看到大量被毒死的人,白花花地,猶如悶熱天氣裡湖面上浮出的一片片死魚。現在和平公園內修建了一個大水池,意在一片粼粼的水光前祈願這些被渴死的靈魂能夠得到安息。 
  這個時間,人們大多在室內上班,又由於周邊群山的屏障作用,當時只死了7萬餘人。但全城樹木皆毀,只有兩棵銀杏樹活了下來。今天的長崎市裡,映入眼簾最多的樹木就是銀杏。我猜想,關於吃銀杏果能防癌的傳聞,其出處莫不正來自長崎? 
  廣島爆炸並沒有打破內閣長期以來是戰是降的僵局。8月7日,鈴木首相召集內閣成員開會,外交大臣重光葵再次建議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堅持沒有必要投降,他還認為,投在廣島的不一定是顆原子彈。他警告說這可能是美國人的一個圈套,畢竟除了杜魯門的聲明,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就是原子彈。 
  在這之後,阿南同意派日本最優秀的核物理學家二島義南到廣島核實。次日,二島下了飛機,一進市區,即刻斷言這決非其他炸彈所為,只能是鈾彈,他曾用此種材料做了多年的試驗。但陸軍仍未改變立場,也不允許政府向全體國民公開這一慘劇。報紙、廣播裡只說:敵機在廣島投擲了「新型」炸彈,使之遭到「大面積的破壞。」 
  8月9日上午11點,鈴木首相再度召開緊急會議。 
  年邁的首相說:「我們不能無限期地進行戰爭,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日本無路可走。」 
  阿南惟幾將軍對鈴木的建議再度做出了憤怒的反應:「誰能肯定日本百分之百地失敗?……陸軍當然不能接受這個宣言。」 
  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也堅持認為,通過上蒼的干預,日本也可能設法擊退美軍,就像非同尋常的颱風或者神風一樣,那種神風曾在1281年擊退了蒙古的入侵艦隊。 
  海軍大臣米內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則支持鈴木首相,他們相信:事到如今,天上和地上再出現什麼奇跡都挽救不了日本。 
  阿南仍聲嘶力竭地提出保衛本土的作戰計劃,他說:陸軍還有成建制的53個步兵支隊和25個旅,加在一起有25萬個守備組,共250萬人;此外,加上海軍尚存的力量,能夠召集400萬軍隊加入戰鬥。而且,還有400萬公務員,2800萬的婦女、兒童、老人組成的國民自衛軍,現在都用竹矛、長柄叉武裝起來,正在積極訓練,準備參戰。其中,有很多人是從朝鮮和滿洲國趕回來參加這次聖戰的…… 
  國內,天崩地坼,千古浩劫,猶如世界末日。室內的這個會南轅北轍,仍無結果而終。 
  當晚11時以後,在皇宮地下掩體的一間會議室裡,由裕仁天皇親自主持的帝國最高會議上,阿南惟幾將軍仍不改初衷,眼裡溢滿淚影地說道:「我堅信,如果我們全國人民抗戰到底,日本會克服這次危機。即使我們不能驅逐敵人,大和民族也會像一朵美麗的鮮花一樣光榮地凋謝,留給我們後代子孫的是大日本的榮光。」 
  8月10日黎明,裕仁轉身走出會議室。內閣成員們都簽署了意見,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前提是,天皇的最高權力不容更改。 
  以後幾天,阿南多數時間把自己關在家裡。14日下午,他堅決拒絕了陸軍一幫中下級軍官輪番上門來的一個請求,他們企圖發動政變,以迫使天皇改變投降決定。 
  這一天夜幕降臨時,58歲的阿南開始為死亡做準備。他挑好了兩把劍,一把交給內弟竹下,以防必要時由他幫忙。他全身披掛起來,在胸前戴上畢生戎馬中所獲得的所有勳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襯衫,見竹下有些奇怪,他解釋說:「天皇穿過這件襯衫,他又送給我。我要穿著它死去。」 
  凌晨4點,阿南獨自走入走廊,面對皇宮的方向坐下。 
  月華如練,月光在劍鋒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艷驚心,沉魚落雁。他握劍先刺進左腹,又劃向右腹,再往上挑起。這種手法很是痛苦,少有人敢用這一手法自殺,但它卻是武士道所推崇的經典剖腹自殺。阿南還有力氣將劍從腹部拔出來,又用劍尖滑向耳朵下的頸動脈,看樣子想割斷它,以便一下死去。   
  行之有效的遁術(1)   
  2004年9月9日 ,日本《每日新聞》記者高橋弘司從美國貝爾徹敦發出一篇報道,題為「一名軍人在一場非正義戰爭中的負罪感」—— 
  自伊拉克開戰以來至本月7日,美軍陣亡人數已逾千人。因「9·11」事件而爆發的反恐戰爭,給整個美國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加之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美國社會因戰爭而出現動盪這一事實已無法迴避。 
  「感謝你們給了我美好的童年回憶。脆弱的我,已經無法忍受精神上的痛苦……」。 
  傑弗裡·魯西,一名美國海軍預備役軍人,被派往伊拉克參戰。他在返回故鄉馬薩諸塞州西部城市貝爾徹敦後自殺,年僅23歲。上述文字就是傑弗裡·魯西留給父母的絕筆。 
  傑弗裡去年2月作為一名運送軍需物資和運送戰俘的卡車司機被派往伊拉克。雖然他5個月後就回國了,但內心的恐懼和焦慮卻始終困擾著他。 
  去年的聖誕前夜,傑弗裡突然一反常態。他淚流滿面,渾身顫抖地說:「我殺了人!你知道嗎?我殺了人!」 
  那麼,傑弗裡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到底發生了什麼呢?傑弗裡的妹妹戴比(21歲)向我們講述了哥哥的經歷: 
  在伊拉克的某一天,兩名伊拉克人向傑弗裡走來,他感到非常害怕。「射擊」!聽到戰友的聲音,傑弗裡下意識地扣動了扳機。子彈射中了一名伊拉克人的眼睛和另一名伊拉克人的頭部,兩人當場倒地身亡。傑弗裡走近查看,發現他們二人身上並未攜帶任何武器。 
  傑弗裡的父親凱本(54歲)說:「我兒子把那兩個伊拉克人身上的身份牌拿回了家,總是掛在脖子上。那兩個人好像是監獄的犯人,傑弗裡一直帶著那兩個身份牌,可能是他有一種負罪感,想(通過這種方式)對他們表示懺悔吧。」 
  傑弗裡被醫生診斷為創傷後緊張紊亂征(PTSD)。從今年5月開始,他不但出現幻覺,經常嘔吐,還終日不吃不喝。終於,6月22日,傑弗裡在自家的地下倉庫懸樑自盡。 
  凱本先生一字一頓地說:「我兒子生前曾非常詫異,為什麼在伊拉克找不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不明白兒子為什麼自殺,我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必須得下地獄。」 
  根據美國軍事醫療健康咨詢小組的調查,2003年參加伊拉克戰爭的美國軍人中,每10萬人中就有17.3人自殺,這一數字遠遠高於海灣戰爭時的3.6人,並高於越南戰爭時的15.6人。(引自《參考消息》2004年9月13日) 
  這是美國人。 
  倘若說美國人從來就嬌生慣養,神經衰弱,或者說是吃飽了撐的,以至於開遍了美國的心理診所,就像中國大都小城裡明裡暗裡的性病診所一樣多;那麼,我們就看看「二戰」時期的德國人—— 
  1941年夏,希姆萊前往剛剛被德軍入侵不久的蘇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白俄羅斯明斯克郊外視察黨衛軍處決蘇聯猶太人及蘇軍戰俘的情況。 
  從囚犯們挖坑開始,挖好一人多深的坑後,即在坑裡遭槍決,下一批囚犯又按此辦理,整個過程十分冗長。站在遠處一個山坡上觀看的希姆萊有些不耐煩了,問陪候一邊的執行部隊的指揮官:為什麼不加派更多的行刑隊員,以加快處決進度? 
  後者答道:部隊裡能夠派作行刑隊員的,現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萊臉上頓顯迷惑,在他看來,如同能站著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夠扣動扳機的就能上陣。 
  指揮官解釋說:等一會兒,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隊員們的眼睛,以後他們不是神經出問題,就是成為野獸…… 
  正是希姆萊此行,促使黨衛軍決定研製並使用新的殺人方法,即用一種叫氰化氫的毒氣殺人。 
  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被屠殺者安樂死,而是為了行刑者們此後能安樂活。 
  當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首次順利投入使用後,集中營的司令官魯道夫·豪斯鬆了一口氣,「這種毒氣殺人的方法讓我平靜了許多,我們無需再用傳統的槍決方法了!」 
  然後,他回到家裡,聽著瓦格納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擺著插有鬱金香水晶花瓶的餐桌邊,與夫人和四個可愛的孩子共進晚餐。 
  在歷史學家C·布朗寧寫的《普通的人們》(谷喬夫譯,築摩書房1992年出版)一書中,根據戰犯審判期間的調查書和公審記錄,記述了在波蘭東部從事殺戮猶太人的「第101警察預備大隊」的情況。 
  這本書裡寫到了大隊指揮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傳達屠殺猶太人命令時的失態狀。在士兵面前,他邊哭邊說:「大隊必須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厭惡的任務。這並不符合我的願望,但命令是從最高層下達的。」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建議:「隊員中年齡大的人,如果覺得承受不了任務,可以不去。」 
  據說,這時不想參與大屠殺而邁出隊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兩個人;其後在射殺過程中臨陣退卻的士兵又有一兩個人。 
  這場屠殺結束後,「他們心情昏暗,因一點小事就發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攪亂。隊員們幾乎全都沒吃東西,只是拚命地喝酒。酒敞開供應,多數警官爛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個個給隊員們倒酒,寬慰他們,給他們打氣,再次向他們說明責任在上面。但無論是酒,還是特拉普的寬慰,都沒能洗去兵營裡充斥著的恥辱和厭惡情緒。特拉普要求隊員們不要再提這件事了,但對他們來說這種勸告並無必要。屠殺後沒有留在森林裡的人們絕不想知道更多……」   
  行之有效的遁術(2)   
  由此看來,歷來被視為一台野蠻、殘酷的殺人機器的黨衛軍裡,其實也並非鐵板一塊,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靈魂還是肉做的,而且受了傷。 
  中國學術界曾對日本侵華暴行作過10個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無人區」,「細菌戰與毒氣彈」、「南京大屠殺」、「戰爭責任問題」等。就以發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而言,戰後在被殺人數的統計上存在著種種差異,這裡除去歷史原因和統計方法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軍殺人挫骨,揚灰滅屍,僅丟入揚子江中的屍首,即達8萬餘具。 
  此外,在這場大屠殺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婦女慘遭強姦、輪姦和姦殺,連老嫗和少女也不能逃脫它的魔掌。據南京敵人罪行委員會調查:「凡被日軍所遇見之婦女同胞,不論為高齡老女或少女幼女,幾均不獲免於凌辱。據主持難民區國際人士之粗略統計,當時本市遭受此種凌辱之婦女不下8萬之多,且強姦之後,更施以剖乳、刺腹種種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一位當時從南京逃出來的女同胞說:「當敵人初來的時候,只要看見婦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問白天和夜間,因此,上自五六十歲,下至八九歲的女同胞,只要被敵人碰到無一倖免。」 
  12月26日,一個11歲的幼女在金陵大學院內被日軍輪姦致死。目擊者說,她的兩腿之間腫裂並沾滿血污,死後的樣子慘極了。 
  另又據一位目擊者說,日軍對中國婦女:「有時用刺刀將奶子割下來,露出慘白的肋骨;有時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讓她慘痛呼號;有時用木棍、蘆管、蘿蔔塞入下部,橫被搗死,日寇則在旁拍手大笑。」 
  雖然金口難開,但日本人自己承認下來的罪責並公之於世的也有。 
  陸軍第59師團第111大隊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記下了這樣的罪行—— 
  「我兩天前掠來了一個18歲左右的姑娘,本來只想自己玩,但後來明白了,無論如何得處理掉。」 
  「如果就這樣殺了覺得挺無聊,於是我想出個主意,並且實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脫光,強姦後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來。我把這些肉像動物的肉那樣放在一起,通過指揮班分配給全體人員。士兵們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沒吃肉了,分到肉很高興。各小隊用帶的油炸著或烤著吃了。」 (《我們在中國幹了什麼》,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 
  雖然在中國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創造性」與「非創造性」之別。像這樣難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對戰友們都沒有說,大約是因其「創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動物們也會望而卻步。 
  不僅是士兵,擔當上級職務的人中,也存在著不是靠說國家的責任、上司的責任、部下的責任就可以了結的殺人罪案。 
  滿洲國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課長、在滿洲鎮壓中國人的統管島村三郎,先後抓過數千中國人進行拷問,其中數百人死在他的腳下。其「創造性」的刑訊手段之殘忍與繁複,亦非人類所能想像。在他所寫的《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承認自己也有「不能對人說的殺人」。 
  在齊齊哈爾呆了12年的「特高科」少尉王屋芳雄,在此期間,發生在這個城市所有大的壞事他都參加了,當地市民幾乎沒有不知道他的。日後在中國的法庭上接受審判時,法官問他,自1931年來華後的14年間他一共殺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間接殺死的有328人,經他逮捕、拷問的有1917人。土屋的記憶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離左右。即使他隱瞞了些什麼,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創造性」殺人的,還有臭名昭著的隸屬片桐部隊的兩名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巖。 
  當時的《日本新聞》和《日本廣宣報》均以「競斬百人,日本軍人的武勇傳」為題大肆報道:在南京全城殺人如麻的空氣中,兩人別出心裁地決定要舉行一次「殺人比賽」,看誰用最短的時間,能夠殺死最多的中國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國北方農家劈柴或南方兒童「劈甘蔗」的遊戲一樣。這兩個野獸軍官各自提著極其鋒利的鋼刀,分頭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當頭便是一刀,使成兩半。在他們每人砍殺的人數都到了一百的時候,他們按事先相約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兩人面朝東方,舉行了對天皇的「遙拜禮」和「報告式」,並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我注意到,在這張留下來的照片中,他們臉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靜的,倘若不是他們穿一身軍服,還有長劍下滴著鮮血,人們或許會以為他們是站在剛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園裡,至多是去後院裡殺了一頭豬回來。 
  鳥之將死,其鳴可哀,人之將死,其言可善。在這兩個因殺中國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幾年內擢升為少佐的日本軍人身上,臨死前有沒有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經中國軍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槍決,野田毅在廣東被槍決。臨刑前,兩人都寫下了遺書。 
  向井敏明寫道:「我向天地神明發誓,根本沒有殺害俘虜、居民的事。絕對不能接受南京屠殺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沖洗掉中國抗戰八年痛苦經歷的遺恨,利於日華親善、東洋和平,作為被拋棄的棋子兒,我感到幸運。」   
  行之有效的遁術(3)   
  野田毅的遺書裡,同樣說道:「對於屠殺俘虜、非戰鬥人員,對於南京事件的罪名,絕對不能接受,予以拒絕。賜死之事系命運所為,請看日本男兒最後是什麼樣的……為我們的死成為中國和日本的紐帶,形成兩國的合作,作為東洋和平的犧牲品,進而使世界和平到來而高興。」 
  其結尾是:「天皇陛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日本國萬歲!東洋和平萬歲!世界和平萬歲!死後做護國之鬼。」 
  兩人在臨死之前都努力給自己的死賦予意義,從而讓自己在自己眼裡看起來走得踏實而又坦蕩。遺書的字裡行間,閃現的是這樣一個三段論:自己作為日本軍人,只是做了軍人份內的事,談不上犯罪行為,也沒有折磨中國人。只是因為戰敗了,為了天皇陛下,為了日中和平,情願作為犧牲者去死。 
  何其相似乃爾!作為這場戰爭禍首之一的東條英機,經盟國遠東軍事法庭判決,1948年12月在巢鴨監獄被處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遺書。他大約也是這麼個邏輯—— 
  「自己承擔對國民的責任,滿足地走向刑場。只是對於責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級,十分遺憾。對於天皇陛下,對於國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謝罪。」 
  「日本的軍隊本應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動,但是犯了一部分錯誤,被世界誤解,令人遺憾。」 
  「東亞的各民族應該忘記這次的事情,將來相互合作。東亞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樣,應該有在天地間生存的權利,這可以說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於少佐與大將的遺書裡,看不到靈魂絲毫的懺悔與不安。對群體性應承擔的罪責都力圖否定得乾乾淨淨,至多說成是「一部分錯誤」;對於個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創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堅壁清野起來。 
  一句話,至死,人們也聽不到他們面對靈魂、叩問良知的獨白。讀到的只是他們浸泡了一生的屬於集團的政治性的大語浮詞。 
  這是三個日本軍人不約而同的遁術; 
  其實,這還是這支作惡多端的軍隊血手放下槍來卻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術。 
  千葉縣市川市國立國府台醫院的前身是國府台陸軍醫院。 
  從日軍全面侵略中國的1937年開始,到戰敗為止,它一直是陸軍精神障礙者的診斷、研究中心。在戰地發病的士兵,經由野戰醫院、陸軍醫院被轉送到國府台陸軍醫院。這裡留下了約8000份當時的病歷。這些病歷中,除去頭部外傷和明顯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診斷為屬於神經症(神經衰弱、□病)和心因反應的約有2000份。 
  「二戰」過去許多年後,NHK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這家醫院,他仔細地閱讀了這2000份病歷,其中因為對屠殺罪行感到不安與恐懼的,幾近大海撈針,空谷幽蘭,只有兩份。 
  一份是來自岡山縣的一名陸軍一等兵的病歷。此人1938年9月應徵,當時22歲,被送到中國華北戰場,一年後在河北保定的陸軍醫院住院。當時的記錄裡寫著:「自述就寢中突然惡感戰慄,心悸亢進,故來就診。面色蒼白,口唇青紫,脈搏微弱,全身出冷汗,呈急性心臟衰弱症狀。病情反覆發作,有日趨嚴重之兆。」被診斷為□病,經北平陸軍醫院轉送回國,先入住廣島陸軍醫院,以後又經姬路、岡山的陸軍醫院轉了一圈,1940年4月住進國府台陸軍醫院。 
  被送回國後的最初記載中寫道:該士兵「全身痙攣之前情緒異常。在中國殺了大約6個中國人,其中挑死一個大約12歲的孩子,腦子裡總是想著這孩子真可憐。痙攣之前就覺得他好像來了,沒有看見身影,覺得是他的靈魂鬧起的痙攣……」 
  雖然不清楚國府台陸軍醫院的患者占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發病士兵的比例數,但通過這已有的8000/2的比例,我們可以說,不要說與美國人比,就是和德國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說大了是鐵頭金剛之身,刀槍不入,說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條,油鹽不進。   
  武士道,知死之道(2)   
  由此可以窺見,向井敏明、野田毅在南京時的「百人斬」,在幾百年前的列島,即早有濫觴。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論》,在中、日學界被譽為通論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著作之一 。戴氏在談及武士道時,將其總括為兩件事情:「仇討」跟「切腹」,「仇討」就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 。在戴氏眼裡,武士道在行為的具體表現上,就是如此貧乏的殺人與被殺而已。 
  他還在書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種殺氣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當時沒有料到,僅僅十年之後,這股騰騰殺氣後來瀰漫了大半個亞洲!(參見 戴季陶 著《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 1987年) 
  武士道不僅是屬於日本軍隊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體和靈魂。 
  一般日本學者認為,在德川時代商人階層也已武士化了,同時其他階層也一樣對武士之道有著至高的崇拜。一個在日本家喻戶曉的例子是,太平洋戰爭末期,打下多架敵機的飛行員阪井三郎重傷瞎了一眼,他的幾位女同學和他們的父親爭相來到醫院向他提親。他予以拒絕,理由是他仍須參戰,許多同僚都已戰死,自己如何偷生?後來他成為戰機教練,無須在戰場上格殺,他表妹立刻前往軍營對他說:「我是來做你妻子的!」婚後她要求阪井代為準備一把利刃,隨身攜帶,她對阪井說:「如果你陣亡,我就自殺」…… 
  現在來看, 慰安婦被侮辱遭蹂躪的處境當然極為不幸,但對於日本人來說,在當時,無論是本人,還是她們的父母兄弟,都認為這既是國民的一種應盡的義務,也是無上光榮的一件事。中國人卻往往主觀臆斷地以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們的女兒送去了軍營。殊不知,因為大批有著豆蔻年華女子的到來,不但使日軍成了世界近現代史上唯一一支攜帶軍妓的軍隊,同時也在許多險峻時刻,日軍還有了一支並肩作戰、忠心不二的娘子軍。 
  1942年春夏之交,中國青年遠征軍攻打緬甸境內被日軍佔領的一座公路大橋。當時守橋日軍見攻勢猛烈,大勢漸去,便叫80名慰安婦撤離。她們對指揮官說:「我們是為了效忠國家、慰勞士兵兄弟才到前線上來的。士兵們不撤,我們也不能撤,我們要和你們一起堅持到底。」結果她們全部戰死。 
  草根社會如此,精英階層亦如此。 
  後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戶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學,進入巴的摩爾的霍普金斯大學。在校期間,他認識了比他大5歲的美國小姐瑪麗,彼此漸生情愫。瑪麗是教友派信徒,為了追求瑪麗,新渡戶也變成教友派信徒。瑪麗的父親認為日本人是野蠻民族,堅決反對女兒與新渡戶結婚,但瑪麗此心不老,仍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跟日本人結婚的美國女性。婚後兩人在東京的住家,簡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島,住家環境完全是美國式的。瑪麗不說日本話,也不顧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為方式,仍然按照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卻為大和民族辦了一件僅靠日本人辦不成的塗脂抹粉的好事——她幫助丈夫寫作、出版了一本英文書,書名即為《Bushido》(武士道)。此書將日本傳統與歐美文化比較,詳述日本的武士道與歐美騎士道的相似性,辯解日本的切腹、復仇等絕不是野蠻行徑,而是一種高尚的品德。此書初版於1900年,在這前幾年,國際輿論已為「旅順大屠殺」而震驚—— 
  作為甲午戰爭的一個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陸軍大將大山巖指揮第二軍,攻打北洋海軍基地旅順港口。日軍侵入旅順市區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進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殺,近二萬無辜同胞慘遭殺害。事後,收揀的遺骨、遺灰合葬為一座「萬忠墓」,入墓的受難者約有1萬8千人。而當時居住旅順市的人口約為二萬餘人。據1895年3月號的《北美評論月刊》(North American Review)報導說:「在旅順市街殘留的中國人只有 36人,他們是用來搬運、掩埋屍體的。」 
  對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國土地上施虐荼毒的事件,除有少數報紙被日本駐外機構所收買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擁護日本的立場外,但英國的《泰晤士報》(Times),《標準報》(Standard),美國的《世界日報》(The World)等重要報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軍暴行,稱其為「披著文明皮膚而擁有野蠻筋骨的怪獸」,並指出「日本現今脫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蠻本性。」 
  《Bushido》一書的問世,藉助其優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對於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對於消弭化解國際間的不利輿論,將旅順街道上的滾滾血水化為汩汩雨水,自當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戰爭爆發後的1904年,此書得以在美國再版。因日俄戰爭中黃種人首次戰勝了白種人,國際間更加深對日本的興趣,《Bushido》即變成當時的熱門暢銷書。新渡戶從此成為日本精神、日本倫理學的權威,一時風靡於歐美知識界,於是談「武士道」就是「新渡戶」,談「新渡戶」就是「武士道」。 
  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見新渡戶夫婦進宮,予以嘉許。從此,新渡戶步步高陞,先後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東京女子大學校長、國際聯盟事務次長等職務。   
  武士道,知死之道(3)   
  《Bushido》一書中,新渡戶對中日甲午戰爭及武士道充滿了讚頌之情: 
  「小日本」擁有的是肉體上的耐力、不屈不撓及勇敢,這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可獲得充分證實。「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愛國嗎?」是經常被提出的問題,而答案總是驕傲的「沒有」。日本人應該感謝的是武士道 ……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 
  打贏鴨綠江、朝鮮及滿洲東北戰役的,是日本祖先的靈魂,它們在子孫的心中跳動,引導著子孫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並未死去,對於那些有心看見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見的。 
  新渡戶在書裡還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話:「即使一位擁有最先進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與新渡戶稻造齊名的這般「擁有最先進思想」的武士,還有一人。那便是被稱為「明治維新教父」、「日本盧梭」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他發表《脫亞論》、宣稱中國、朝鮮為日本「惡友」的前一年,他即預言日本將割取台灣。對於甲午戰爭,他更是個狂熱的主戰派,並帶頭捐款籌措軍費,深獲軍方青睞。 
  還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說,他是不少中國讀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時仍在《朝日新聞》的讀者評選中當選為日本最深歡迎的文學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創作的《我是貓》、《三四郎》、《少爺》、《過了春分時節》等十幾部長篇小說,在中國國內評價甚高,稱其作品聳起了一座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豐碑。中國人不熟悉的卻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時期的夏目漱石對武士道也有積極的評價。 
  據說,這始於1910年日本海軍一艘潛水艇發生事故,當可以逃脫之時,全體14名船員堅不離去,最後面容鎮靜死在艇內各自崗位。艇長佐久間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紙遺書:「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殺部下,誠對不住。然而船員一同,至死皆盡忠職守,沉著處事。」在此之前,英國海軍也遭遇同樣不幸事件,船員為免於一死而競相往窗口逃離,彼此推搡擠壓,窗小人多,以致誰都難脫,最後屍體堆積一處,個個面容驚駭…… 
  由此比較,讓夏目漱石唏噓不已,他感歎道:日本海軍的一位指揮官就是一名武士,對「沉陛下之艇」、「殺部下」如此痛感責任,這也許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處吧!(俵木浩太郎 著 《新武士道論》 轉引自 許介鱗 《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紙幣上的圖案設計。一萬日圓上採用福澤諭吉像,五千日圓上為新渡戶稻造像,一千日圓的則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人物上鈔票,上哪種面額的鈔票,是這個國家意識形態、社會風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寫照。用了以上三個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黃,硬刮刮地摸在手裡,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國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氣息幽幽而來……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則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動上絕對是個「武士」。 
  三島傾心於日本過去那種熱烈而又嚴厲的愛國主義和武士道精神,對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質享受的西方化趨勢很是不滿。他的財力,和寫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於發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劍道,並組織了約有80名大學生的一個有爭議的私人隊伍——「盾之會」,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並且在有所謂「左翼力量」暴動時,協助保衛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豐饒之海》剛剛脫稿並交去了出版社後幾天,他揮舞著一把「關孫六」日本刀,攜一批「盾之會」成員,突然闖入東京自衛隊東部方面軍營地,將營地司令劫作人質。然後,他頭纏白布登上一處高台,發表演說。他高喊道:「日本因經濟繁榮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卻日見空洞、荒蕪,你們知道嗎?」演說卻不能令營中的自衛隊員們揭竿而起,重演三島夢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變」中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噓聲和哄笑。面對這鬧劇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劇英雄的三島,轉身衝進營區的總監室,冷靜而精準地將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隨從們立即一擁而上,按日本的武士傳統,再給他補上3刀,並割下他的頭顱。 
  三島自戕後,日本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現場看了三島身首分離的遺體,受到很大刺激。他對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腦袋的應該是我。之後,川端又親自主持了葬禮,稱三島的精神仍「活在許多人心中,並將載入史冊。」 
  17個月後,川端康成突然採取含煤氣管自殺的方式離開了人世,未留下隻字遺書。 
  日本文壇上兩位巨匠相繼自殺,引起了後人無數的猜疑,有研究者稱此事為「日本戰後史上最大的謎團」。   
  「小人物」造反(1)   
  日本軍隊的獸性,還與日本人對天皇制的絕對信仰及其血液中積澱的根深蒂固的「島國焦灼」有關。 
  無論是絕對信仰,還是「島國焦灼」,轉換成偏執、瘋狂、專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並不比雪轉化成水更困難。 
  老辣的費爾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個兇惡的本質。」 
  絕對的信仰,便是絕對地佔有,絕對地索取,絕對地封閉,絕對地排它。 
  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異端與處決異端者的一部至高無上的《聖經》。 
  中世紀最大的神學家托爾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學大全》中,這樣論述了宗教法庭鎮壓異端的必要性:「敗壞作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偽造維持世俗生活的貨幣來,問題要嚴重得多。所以,如果說貨幣偽造者和其他的壞人由世俗當局毫不留情地處以死刑是公道的,那麼,異端分子一旦被認明有相信異端的罪行時,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將他開除教籍,而且判處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對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那就是顛覆神道教。 
  在十七世紀,德川幕府採取了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用來清洗異端者的同樣方法,極力要把基督教從列島趕出去。不論男人、女人,還是小孩,只要被查獲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剝光衣服扔進河裡。更為嚴厲的懲罰,是把他們綁在馬背上,馬由士兵們趕著沿街奔跑,路人們用滾燙的水潑在他們身上。有些基督教徒,還被放進火山口的蒸汽與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長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選出來活活燒死,其他人則被捆住四肢,每人綁在一頭牛腿上,由著狂奮的牛將他們踩成了碎片…… 
  而「島國焦灼」,從追根溯源上說,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們一種發自肺腑的生存恐懼。 
  「原始思維的一項基本綱領,就是認為自己永遠處於各種兇惡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脅之下,原始人把無數自己無法理解而又隨時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像成五花八門、凶殘無比的惡魔,而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於用同樣、甚至更凶殘的手段去抗禦這些可怕的威脅……關於原始文化和古代巫術認為只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與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古代巫師慣用油炸、火燒、砸爛、污穢、對牛鬼蛇神的偶像節解分屍、萬箭齊射等眾多酷刑以驅除惡鬼,而這些方法在後來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種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擬。」 
  「……所以對於原始人來說,對異族、異神的殘忍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這類原始觀念支配下,後人亦往往用最殘酷的手段仇殺敵族,例如在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次『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的種族仇殺。特別是這種原始殘忍性不僅為文明水準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顯或隱地為華夏民族所承襲,著名的例子如漢代的韓威揚言要『饑食虜肉,渴飲其血』,於是王莽『壯其言,以(韓)威為將軍。』這句話成了後人表示對敵族仇恨的成語而布在人口,例如婦孺傳唱的岳飛《滿江紅》中的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後每當民族矛盾尖銳時,這種發源於原始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就會強烈地爆發出來,這種對異族、異神的復仇心理在『文革』時的典型表現,例如當時街頭、紅衛兵戰報上隨處可見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絞死柯西金』之類口號;人們對『美帝、蘇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來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鬥』、『派仗』時對異己者滅此朝食的瘋狂仇恨,等等。」 
  ——(王毅 《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 
  對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絕對信仰與生存恐懼間又構成了一對衝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間的「現代神」,本該號令天下,桴鼓相應。大和民族是優越於亞洲一切民族的太陽子民,本應在東方風檣陣馬,仗劍浩歌。卻偏偏受到千百年來獨處海角一隅的狹小、貧瘠的島國的制約,這兩者間永恆的衝突,形成了日本國民心理的極大失衡,國民性格的極大張力。 
  倘若中國僅僅是亞洲一個小國,台灣這顆碩大、晶瑩的綠寶石也沒有鑲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華夏文明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有一盞紙燈籠的光亮,而且,也沒有讓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長的歲月裡有過小媳婦般的壓迫感;那麼,對日本國民心理而言,其「開門見山」,大約就不會是中國。其極大失衡與極大張力,若形象為一個惡狠狠拿在手裡時刻準備著吞嚥的漢堡包的話,夾在中間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國。 
  偏偏與列島隔海相望的遼闊無邊的西部大陸是中國; 
  偏偏與大和民族為鄰的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過大漢雄姿、盛唐麗影的華夏民族。 
  此種安排莫非出自於天意,在非洲沒有,在歐洲沒有(法德兩國稍有類似,但情況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陸亦未見,或許真是一個歷史深藏玄機的弔詭?一個讓華夏民族世世代代無法逃避、總要去面對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傳承,現在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視角,即日軍在中國的殘忍,更有著來自於信仰與原始性恐懼的雙重動力。     
  第八章 戰後考   
  日本特色的臉(1)   
  大約是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會學者,在近江的鄉下見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這年79歲,還和妻子一起過著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幾乎都是他們自己生產的。很難從川崎那清紅潤的臉上看出他過去的經歷,從他對野田一再發出的由衷感歎裡:「沒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們會以為他畢生都是個賞心悅目於桑麻漁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領著野田參觀了雞捨,一塊褪色的黑板上寫著「米糠10公斤、魚粉2.5公斤,牡蠣殼10公斤」等字樣,像是雞飼料的配料。下面,抄著的卻是一首詩: 
  小小的雞冠花喲, 
  讓我想起上海原野上, 
  那采野菜的孩子。 
  問聲你在做什麼? 
  柔美地微笑著, 
  抬頭向我張望, 
  開口說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頭的紅布片, 
  是什麼? 
  回答一句, 
  「女」 
  孩子若還在世上, 
  已50歲? 
  懷抱著孫兒, 
  講不完戰爭年代的故事。 
  紅色的山茶花喲, 
  宛如那穿著褪了色的、 
  美麗衣服的孩子。 
  由黑板下面的擱板上插著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見,這首詩並不是作者隨意塗抹在此的。當野田問及過去,老人告訴他:「二戰」期間,他先在中國經歷了「上海事變」,以後又因太平洋戰爭被派到南方,在拉包爾迎來了戰爭結束……野田一下從這眼前山茶花到遙遠的雞冠花的意象跳躍裡,感受到視自己為「戰爭加害者」的老人心靈深處的罪意識的表露。 
  視自己為「戰爭加害者」而有罪意識流露的,在日本的舊軍人中,還有一些。前面提到的有直接間接血債達328人,被其逮捕、拷問者有近2000人的「特高課」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槍子、上絞刑架的心理準備,唯祈願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卻也在1956年7月,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組織的特別軍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訴被釋放,乘船回到了舞鶴港。 
  當他到達故鄉的上山車站時,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沒想到大約有四五百人來迎接。一片交錯飄揚的太陽旗和「祝歸還」的旗幟,讓他感到頭暈目眩。市長的助手代表市長作了歡迎演說,學校的學生們也全體出動,加入了歡迎的行列,其情緒亢奮,如當初送他們出征時一樣,只不過此批娃娃臉已不是那批娃娃臉了…… 
  土屋芳雄的答詞只有一句:「作為關東軍的憲兵,對中國人民做了壞事,對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馬上就有一句話擲過來:「說什麼呀,不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回國後,土屋在農地改革後的農村重新成為百姓,並且在母親開的食品店做幫手。上世紀50年代,列島到處是蓬勃的反戰和平運動。即使在比較封閉的上山鄉間,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懇話會」。勞動之餘,只要對方有求,無論是學校、婦女組織、工會、市民集會或討論,不論晴雨遠近,土屋都去參加。他的發言都有作證性質,既為當年齊齊哈爾憲兵隊的罪惡舉證,又為自己當年在齊市幾乎無人不知的惡名而自證。當人們紛紛在記憶中消贓滅跡,逃離現場,在現實中金盆洗手後為一雙搖拂橄欖枝的御手時,王屋的言論顯然破壞了遊戲規則。對他發言的騷擾和抗議,總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聞》以大篇幅介紹了他的手記《戰犯的實錄——半生的悔悟》之後,抗議文、騷擾信幾乎撲門而來,它們多來自於原是憲兵的舊軍人。 
  「憲友會」是全國範圍的原憲兵的民間團體。1984年9月10日,《東京憲友會會報一八三號》重點刊載了該會會長寫的《駁斥憲友的某個出版物》,內稱: 
  「這是一篇實在令人吃驚的文章,越讀越覺得是冒充的憲兵編出來的故事,於是翻開憲兵名簿。很遺憾,確有其人,該人一直在擔任齊齊哈爾憲友會會長。同時搞清了該人極有可能是所謂被洗過腦的日本共產黨黨員,是以憲友會為對像進行工作的組織者。總之,這件事讓人們看到了該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聞》的反戰反核宣傳活動這種組織者的側面,但結論是一切都無事實根據,充滿謊言。」 
  該期會報大有炸平廬山之勢,又發表一篇題為《面對悔悟記錄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葉縣的一位原憲兵:「在當前全國憲友會同心協力把對原憲兵的正確評價傳給後世的活動中,絕對不能允許一個魯莽的憲友使憲友會的活動泡湯。」 
  土屋本人還收到了一篇約有四五千字的長文章《憲兵科同期生對反叛祖國的憲友的公開質問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關東憲兵隊旅順教習所學習的同期生,文中同樣不容分辯地指責他為「洗腦」、「日本共產黨員」。其言辭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裡行間隱隱有濺出血肉的皮鞭在飛,有挪動在地的鐵鐐在響…… 
  這位當初在中國的土地上被稱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國的土地上屢屢被警方監視、跟蹤。 
  從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經近五十年過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個強烈感覺是—— 
  儘管和平了,但日本並沒有改變。只是外表好起來了,其他和過去大抵一樣,變化了只是自己。   
  「旅行之中無恥辱」(3)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一書裡指出,古代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忠」、「義」等倫理思想,他們卻沒有接納「仁」這一觀念。 
  這樣說可能絕對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標也只是建立在藩國或團體的利益取捨上。少有超出這利益取捨的「是」與「非」、「善」與「惡」、「好」與「壞」的理性區分,更遑論中國人十分熟悉的、很長一段時間像打麻將一樣得心應手的「落後」與「進步」、「左派」與「右派」、「革命」與「反動」的政治鑒定。 
  在日本,「忠」、「義」有著普遍突出的意義,它們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條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義」。 
  在沖繩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為著紀念「二戰」中集體自殺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來的憑弔者絡繹不絕,導遊的介紹無比虔誠,人們亦像進入莊嚴的廟殿,不過是把一束束的鮮花當成了香火,又雙手合十,眼睛微閉,默默地祈禱…… 
  按中國人的看法,這100名女子為「不義」之戰而死,形同炮灰,輕於鴻毛,沒有什麼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數日本人心裡,「義」不「義」戰另說,就算是不「義」之戰,但不管是什麼人,幹了多麼不好的事,只要為日本與天皇「體面地一死」,他們就已經與人間的是非無礙,飄飄欲仙,上天成「神」,而成為後人祭拜的對象。 
  「仁」則僅僅是在藩國或團體內部的一個價值標準,是日本人上班必帶出門、遠行卻不必帶上的一張出勤卡。換句話說,當大「仁」與小「仁」一致時,如祈願和平,這個民族比誰都快地爬牆上竿,聲高浪大,儼然和平是一塊綠寶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於小「仁」時,如反思「二戰」罪責,這個民族便臨陣逃脫,又搔首弄姿,彷彿與當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來,是它純潔、爛漫得像個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義」的要義還有—— 
  不但藩國或團體的安危成敗歷來高於個人生命,它們的榮辱毀譽也重於泰山。眾多日本人決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責,更為著洗刷恥辱保全名譽。對名譽的極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點,它卻未能導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謂「罪惡感」。 
  大和民族的罪惡感,與它的「仁」的觀念一樣,都是關起門來使用的,即辜負或背叛了自己所屬的藩國或團體的信賴才會產生罪感;當想到自己的行為對所辜負或背叛的集團以及他人帶來了麻煩時,才會產生罪感,並因此要向對方謝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門外,這名譽的敏感器便頓時失靈了,如日本有一句諺語所說「旅行之中無恥辱」,這即是說: 
  當一個人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時,可以不受原來道德規則的約束。沒有熟悉的旁觀者也就沒有了恥辱感,對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違反常規的事也不會有罪惡感……當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殘忍民族」的標籤而拒不承認戰爭的罪過,不能不說也是這種傳統心態的反映。 (尚會鵬 著 《中國人與日本人》)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島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個鶴發紅顏、手腳勤快、精通園藝的老翁,過去是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一個慈眉善目、熱情可掬、衣服上發現了一點塵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個彈洞一樣驚訝的老嫗,卻是當年丈夫暴行最堅定的支持者。余傑先生出訪日本時便有這樣的經歷:「這個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靜靜地在旁邊給我們張羅點心和茶水,她對丈夫訴說的一切也沒有絲毫的驚訝和不安。她和氣地向我們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還特意指出一種可口的糕點,並讓我們每人帶一個走……」( 余 傑 著 《曖昧的鄰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兩極如此之遙遠,在其他國家多數的情況是,要不他們出自於精神病院,要不他們出自演技一流的劇院。在日本,他們卻是泰然自若的,對此社會也是泰然自若的,沒有誰會覺得奇怪與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對本民族的社會進程而言,恐似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觀念不強,實用主義盛行,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而像中國人那樣上千年來經卷壓身,理學滯重,以後又意識形態滿咀,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雙火眼金睛,在一塊薄地上偏要區分出「社會主義的苗」與「資本主義的草」來,日本就不可能在東方最早實現近代化,最先達到現代化; 
  另一方面,因為是非觀念不強,窺時善變,除了總讓亞洲各國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線上屢有「經濟動物」之稱,在國內,國民的這一心理特點也容易為一些心懷叵測的人所利用。靖國神社大概就是這樣的例子,許多普通的日本人來這裡祭奠戰爭中失去的親人,一些右翼團體卻在此憑弔戰爭罪犯的亡靈,鼓吹復活軍國主義,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來這裡參拜。當亞洲國家及國內頻頻出現反對聲音時,老百姓與傳統就成了擋箭牌,聲稱這是「尊重民眾的習慣」。     
  第九章 慎說「友好」   
  黃世仁追債(4)   
  此後不到兩年,中國天翻地覆、江山易主。天安門城樓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新中國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此前不久,美國陸軍部長亞羅爾在一次演講中公開宣佈:「今後對日佔領政策是扶植強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禦今後在遠東方面發生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作用。」這標誌著美國對日政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由戰後初期的抑日變為扶日。 
  1950年6月,朝鮮半島爆發的戰爭點燃了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第一次武裝衝突。隨著美國和中國先後介入,朝鮮戰爭已由單純的內戰升級為一場國際戰爭。為了打贏這場「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戰爭,啟用日本這一反共先鋒,美國力主盡快與日本締結和約,解除對日本的軍事管制,恢復其主權。美國極力張羅將在舊金山召開的對日和約會議,在邀請北京、台灣哪一方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問題上美蘇發生了爭執: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由台灣蔣介石政府參加和會,這遭到了蘇聯政府的堅決反對。美國隨即就驢下坡,滿臉波詭雲譎,提出中國應在會外與日本單獨締結和約,對於將由中國哪一方與日本締約,「應由日本去決定」。 
  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考慮中國情形以及其與日本將來之關係,不擬輕予決定。」此後,吉田政府以考慮為由,一直在對華賠償問題上蓄意拖延,企圖擱淺。 
  1951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駐日本代表董顯光拜會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詢問有關締約的事宜。岡崎的回答是:「我國現在若與貴國訂立雙邊和約,勢將引起大陸中國國民對我之仇視」,因此,「我們現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時機,以待日本實現獨立自主後,研究何時同中國簽訂和約或選擇中國的哪一方問題,我國歷來尊重中華民國政府,遺憾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只限於台灣。」 
  岡崎勝男的一番話,更讓蔣介石心驚肉跳,如坐針氈。這話的潛台詞,傻瓜也能聽得出來:你若不放棄賠償,我就承認北京政府,不承認你台灣政府。 
  倘若說在這之前,蔣介石還有些黃世仁追帳不依不饒的勇氣,但自「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在他的鐵血手腕下,至少槍決了三千人,拘禁了八千人,總刑期超過一萬年,風雨飄搖的局勢才獲初步扭轉。此時,國民黨政權太需要國際社會的承認了,尤其需要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頭紮向了五星紅旗,豈不是討債不成,反燒掉了自家的後院? 
  日本人的敲詐成功了,為了保住所謂的正統地位,台灣當局在草擬的對日和約當中廣作讓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國民為中華民國從事生產打撈及其他工作,以作為補償。除此以外,中華民國放棄一切賠償要求,放棄該國及其國民因日本國及日本國民在作戰過程中所採取任何行動而產生之其他要求。」這份草案已初步放棄了日本賠償,僅保留了一部分勞務補償內容。 
  日本對此仍堅決反對,彷彿是日本人在中國作戰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國幹活是不可以的,而且,彷彿把戰敗國的身份忘在了腦後,日本多次提出由它起草和約草案,氣焰囂張至極。在談判中台灣本打算據理力爭,以中方草案為底線,絕不再作讓步。豈料1952年3月下旬,風雲突變,美國國會批准了《舊金山對日和約》,不久又宣佈該和約將於4月28日生效。這意味著在與日本人談判的一副牌裡,最大的一張王牌被美國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約正式生效,日本將解脫戰敗國的束縛,恢復主權,在與海峽哪邊中國人締約問題上更為主動…… 
  1952年3月25日蔣介石政府決定放棄全部賠償。 
  僅在條約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認其賠償之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佈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 
  得了勢的日本變本加厲,抓住魚兒急於上鉤的心理,對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否則採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談判。黃世仁千真萬確怕起楊白勞來,蔣介石身心憔悴,台灣當局於4月12日答應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時雙方在和約上簽字,此時距舊金山和約生效僅僅還剩7個小時。 
  最後,在雙方簽定的議定書第一條乙項原文為: 
  「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 
  另一處相關內容是在和約正文附錄的記錄中,原文是: 
  日本國全權代表: 
  「本人瞭解:中華民國既已如本約議定書第一項乙款所述自動放棄服務補償……是否如此?」 
  中華民國全權代表: 
  「然,即系如此。」 
  蔣日和約的締結,引起了新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1952年5月5日,即和約簽字一周後,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嚴正聲明:「對於美國所宣佈生效的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是絕對不能承認的;對於公開侮辱並敵視中國人民的吉田蔣介石和約,是堅決反對的」。並且指責蔣介石所謂放棄賠償要求的 
  允諾是「慷他人之慨」,中國政府和人民絕對不予承認。   
  暗暗的期許(3)   
  八年抗戰中,仵德厚率部與日軍血戰數十次,由於功勳卓著先後被授予:甲種一等嘉禾勳章、貴胄榮譽勳章、寶鼎二等勳章,升任少將副師長。 
  1948年7月,數十萬人民解放軍對山西太原國民黨守軍發起進攻,先後七次總攻,1949年4月攻破太原。時任國民黨三十軍二十七師少將師長的仵德厚被俘。8月,仵德厚即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被押送到山西太原市第一監獄服刑。 
  期間,他參加的主要勞動是做鞋底子。以後又在廚房裡做了一年零七個月的飯。昔日扛大刀片子的肩,如今扛一袋180斤的米,倒在一個四尺的大鍋裡,再使鐵鍬搗平,加水做飯。勞改人員都反映他做的飯好吃。 
  1959年,仵德厚十年刑滿釋放,被指定到山西太原東台堡太原磚廠當了一名就業工人,猶如摘帽右派還是右派一樣,他並沒有獲得徹底自由。直到1975年,16歲當兵離鄉的他,時隔半個世紀,已年屆65歲,才踏上了返鄉之路。 
  在這前一年,仵德厚的父親離世,緊接著,妻子因患子宮癌去世。兩個親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先後歸西,仵德厚都不知道。當他背著一個破舊的小包,回到陝西徑陽縣的家鄉,看到兩個來車站接的兒子都穿著白鞋,一見到他就失聲痛哭,他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從火車站到雒仵村,30多公里路,三個人默默地走,一路無語。 
  回到家鄉,仵德厚成了一個普通、純粹的農民,從1975年釋放到1986年,他沒有領過這個國家一分錢。他每天種地,放羊,在他身上留下不多的軍人經歷的痕跡中,有一個是他仍像軍人一樣堅持早操,幾十年風雨無阻。但隨歲月流逝,他的早操由跑步變成了疾走,又由疾走變成了現在的慢步…… 
  似乎總著眼於「未來」的中日友好,在「未來」的日子裡,日本給了中國以怎樣的回報呢? 
  面對一個經濟實力和自己相差甚遠的國家,經濟援助成為日本改善和中國關係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時,一向閉關鎖國、奉行自力更生方針的中國領導人也開始改變過去那種「國不欠債」的觀念,開始尋求外部力量幫助中國發展經濟。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國之行中,正式提出向中國提供ODA(即政府開發援助)。1980年4月,雙方首次簽署了日本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的協議,還款期限是80年。 
  日本大使館公佈的對華ODA部分數據顯示,至2003年,已經24年的經濟援助,總計達30000億左右的日元貸款,中國接受國際援助的半數以上來自日本。日本對華ODA分為三方面內容,日元貸款是最主要的一項,它屬有償資金援助,資金規模大,需要償還,但貸款條件比較優厚:利率低,還貸期長。此外還包括無償援助和對華技術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計約53.6億人民幣;後者截至2000年末,達64.8億人民幣,援助項目涉及教育、醫療、農業、環保等領域。 
  1994—1998這五年,日元貸款與中國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之比分別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許多基礎設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等的建設資金均來自日元貸款。中國鐵路電氣化總長的38% 、港灣建設的15% ,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實現的。僅是在一條長江上,就有五座大橋出自日本的經濟援助。 
  隨著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間的各行各業亦去中國投資,以沿海城市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資企業,主要從事加工貿易。現在中國已經有了2萬多家日本公司,它們提供眾多的就業機會,產品遠銷世界各地,為中國贏得不少的外匯儲備。同時在引進先進技術上,其規模遠遠超過日本政府的技術援助。 
  長期以來,中國國內不少人認為,日本對華援助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戰爭賠償。其意蘊為贖罪,中國不必感恩載德。但在有關ODA的文件裡,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這種說法。 
  在日本國內,許多人將此舉視為日本的樂善好施,如同一千年前強勁的唐文化提攜了羸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蘊為扶危幫困。有了道德上的幾分優越感,便總想著中國人該有幾分感激的表示。 
  據說,在北京首都機場新航站樓落成的時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樓外樹一塊「日本援建」字樣的牌子,但被中國方面所拒絕。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回憶說:「當時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機場後說,這比東京的成田機場還漂亮,他們非常高興,覺得很自豪。但是我們的報紙報道時,連300億日元的貸款都沒有提。」(見 2004年04月12日《國際先驅導報》) 
  於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數額這麼大的援建,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鎔基總理訪日,中國政府才第一次公開對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謝。 
  其實,日本的ODA從來不是免費的午餐,而是日本與接受國出於互利互惠的產物。對中國的好處無庸置疑,對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對日本ODA運用得比較成功的國家,日本也擴大了自身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 
  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作為資源匱乏的國家,能源多樣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國在19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過對中國的援助,獲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島電氣化鐵路和秦皇島港口建設項目,就是為了方便向日本運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燒煤的列島,卻大量不斷地向中國採購煤炭,秦皇島港口建成後,均由此出船,在本國的下關卸船,然後統統用水泥封起來,封成一個個石方,再沉入內海的海底。據說現在已經沉下去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太原。這些煤炭是準備將來一旦世界發生能源危機或爆發戰爭用的。   
  暗暗的期許(4)   
  日本工業在80年代已經調整升級,與歐美一樣,日本已經放棄或局部放棄低端產品。而中國擁有數億的廉價勞動力,至少在未來的20年裡都擁有勞動成本的優勢,因此日本在必須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也必須要在中國投資,轉移低端產品和某些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特別是在90年代的經濟不景氣時期,倘若不這樣做,那就意味著進一步削弱日本經濟的競爭力,並增加日本國民生活成本。除非未來的日子裡中日之間發生重大貿易、政治和軍事對抗,這種經貿格局不會改變。 
  誠然,日本也可以選擇進口印度、南美等國家的低廉產品,並在這些國家加大投資力度,但這樣做日本必須以喪失中國市場為代價,時下的中國市場顯然比印度與南美更有誘惑力。倘若印度與南美比起中國市場更有優勢,那麼,即使中國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態,日本也不會義無返顧地回頭。在技術輸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歐洲國家大方,比如汽車產業,在過去的30年裡,日本只肯對中國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國組裝整車。只有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大發」在中國生產了微型麵包,而 「豐田」、「日產」、「本田」等汽車巨頭,都是在歐美汽車巨頭早就進軍中國以後,才急匆匆過海移師,在此之前,德國「大眾」在上海僅普通桑塔桑就下線了200萬輛…… 
  日本上智大學教授村井吉敬曾對日本在各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經援項目作過調查。他指出:「日本的經援,大部分都附帶著有利於日本企業的條件。與其說它是一個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說它是日本企業,尤其是建築業,重工業對外伸張的嚮導。」 
  手伸得好,彼此互贏的例子有許多,但手伸到中國人的錢包裡,再也不願抽出來,幾近於搶,最後分道揚鑣的事情也並不罕見。 
  我就聽到過這樣一個例子: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期待引進日本的通信設備來改變國內通信落後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卻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將舊的賣給你,舊的錢先賺到手,再賣新的給你,他們在技術上總能領先中國一代。80年代初,他們只給中國提供縱橫制交換設備,而對中方想要的程控數字交換機漫天要價,且不提供技術轉讓。 
  中方無奈之下引進了前者,因為技術相對落後,難以適應巨大的擴容,故障時有發生。最嚴重的一次,造成京滬之間通信中斷24小時。這一事件之後,德國西門子和美國貝爾迅速提出向中國提供程控交換設備,並且附帶技術轉讓條件。富士通公司起初當秋風過耳,不相信中國有決心更換,因為日本的標準和歐洲不兼容。日本標準的傳輸接口是T1,速率1.544M。而歐美標準是E1,速率2.048M,兩者根本無法對接,除非是整體淘汰。偏偏中方為了吐出長長一口鳥氣,寧可壯士斷臂,如今中國的郵電通信網絡裡面再也沒有日本設備了。 
  日本對華ODA,除了著重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戰思維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背景。在蘇聯及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傾塌之前,尤其在70年代後期,中美日三國之間實質上是一個准同盟關係。 
  雖然意識形態大相迥異,孫子兵法卻在肚子裡滾瓜爛熟——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擱一個「敵人」在中間,這種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從田中角榮訪華,直到《望鄉》《追捕》……在中國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萬里的歲月?   
  糾葛從來存在(1)   
  其實,中日關係裡,何曾有過晴空萬里的日子,倘若有過,那只是人們沒有看到——在兩國經濟、文化上越來越頻繁交往的同時,兩個民族心理與情感深層次之間的糾葛從來存在。不過,它們猶如深海水雷,你不觸動,它們只是一方方黑□□的礁石。 
  戰後60年來,在一些涉及到「二戰」的基本認識上,在日本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參加過「二戰」的老兵們,極少數天良復甦,深刻反省戰爭行為,致力於中日友好,為自己和國家贖罪,但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無罰化」的喧囂裡,他們的遭際也不啻於中國人眼裡的「漢奸」。 大多數老兵對「自己進行的戰爭」毫無反省,他們不僅是否認侵略,還堅持這場戰爭是將黃種人從歐美殖民主義者手裡解放出來的「聖戰」。他們成立了很多類似於「憲友會」這樣民間性的組織,它們大規模打壓土屋芳雄、東史郎這樣的「異己」,為戰爭罪犯塗脂抹粉,對於軍國主義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島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們如此「壯心不已」,在一些所謂有紀念性的日子裡,還能全身披掛,再度戎裝,精氣神十足地去靖國神社門口耀武揚威,吹吹打打,這得益於衣食無憂,日本政府對老兵們發放「恩給」,此種「恩給」比日本國民年金要優厚許多,他們的待遇相當於中國參加過革命的離休老幹部。 
  在一般的日本中學,歷史課主要是講解古代史。講到現代史,特別是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徑少之又少,近年來有講到的,也多經篡改。這類課程還常常因為不考試而被學生忽略。 
  在現代日本人中,日本的「加害者」意識遠不如「受害者」意識那麼強烈。每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終戰日,這一天,列島上下都有很多有組織或者自發的紀念活動,悼念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同樣,日本媒體反覆訴說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彈爆炸,東京空襲,沖繩戰等等。對於日本曾給中國及亞洲各國所帶來的深重災難總是輕描淡寫,或是一筆帶過。 
  愛知縣蒲郡市,在它的西邊有一座臨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為它橫跨寶飯郡、額田郡和幡豆郡三個郡。在三根山山頂處,有座墓叫「殉國七士墓」。 
  所謂「殉國七士」,是指日本戰敗後被處決的A級戰犯東條英機原陸軍大將等7人。墳墓規模相當大,大墳堆的周圍是石頭砌的堅固而寬敞的底座,墓前立著一塊花崗岩石碑,上面介紹了修建此墓的由來。大致意思是:東條英機原陸軍大將等7人,在「太平洋戰爭」戰敗後,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以「破壞和平罪」被判處極刑。這是按照勝利者的邏輯判決的,是不公正的。他們7位的辭世,卻奠定了國家的和平基礎。作為後人絕不能忘記,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們7位的犧牲之上。 
  這座「殉國七士墓」是東京審判時的律師三文字正平等人於1960年修建的。該墓沒有建在列島的中央地區,只是建在中部地區一個偏僻鄉下小鎮邊,從這一點來看,當年彷彿有幾分偷偷摸摸,但此後,隨著一座座新石碑的聳立,這裡越來越公開化、規模化了—— 
  一座碑上,刻著日、德、意三國結盟時期的日本駐德大使、在東京法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A級戰犯大島浩悼念和歌頌被處決的以上7人的漢詩。 
  一座大石碑上,刻著演員鶴田浩二、橫綱北湖、歌手艾·喬治等演藝界名人到此憑弔的聯合簽名。附近,還有刻著「陸軍×××部隊」、「海軍×××部隊」之類的石碑,它們好像一群高高矮矮的衛兵,在永遠的海風裡,永遠地守護著中央的「殉國七士墓」。 
  1984年,在墓地的入口處,又樹起了一個高4.7米、寬1.7米的巨型花崗石門柱,上書「殉國七士墓」五個大字,揮毫者是岸信介。 
  1955年,日本厚生省開始製作戰歿者名單,戰犯因被視為不是日本國內的犯罪者,「恩給」、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均未剝奪,戰歿者(烈士)也沒有將A、B、C級戰犯排除出去,一些被釋放的戰犯又重新回到政府擔任要職。岸信介便是A級戰犯,50年代裡當了日本首相。還有一個叫賀屋興宣的A級戰犯,後來做了法務大臣,另一個A級戰犯重光葵則當上副總理、外務大臣。 
  這些事若發生在德國,當然匪夷所思;出現在日本,只要看看眼前的此墓是如何擴展為一個已名噪列島的陵園,便會覺得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了。 
  1959年,B、C級戰犯的牌位進了靖國神社。 
  1978年,A級戰犯的牌位進入靖國神社。 
  現在靖國神社裡供奉著A級戰犯14名,B、C級戰犯1000餘名。 
  靖國神社裡安放的全部是有名有姓的殉難者,還有許多無名氏,或無人認領者,則被安放在千鳥淵戰歿者墓苑,約有35萬人。 
  很多中國人有一種誤解,以為日本首相是從中曾根康弘開始才重新參拜靖國神社,其實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不是始自七八十年代,從1945年「二戰」結束至今,歷來都有日本首相參拜。粗粗算了一下,在戰後至今的日本27位首相裡,去參拜過的有14人—— 
  東久稔彥(1945年 1次) 
  幣原喜重郎(1945年2次) 
  吉田茂(1951-1954年5次)     
  第十章 無形戰場   
  要愛國,上網去(1)   
  在當今中國,在最能傾洩社會心理的互聯網上,反日仇日不但成了一種時尚,而且還彷彿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立場,一個人是否反日仇日,大抵上等同於他是否愛國。 
  反日仇日的嗓門越高,調子越是激烈,那愛國的成色也越純正,金光閃閃,如99.9999足金。 
  如同「有困難,找警察」,要愛國,上網去——可能已成了許多「愛國」青年的行為方式。 
  前幾年,標語口號式的言論居多,像是忙裡偷閒,放一槍就跑的游擊隊,騰挪盤旋於紅塵滾滾的社會,誰沒有很多事要幹?一些「憤青」們激烈地高喊「抵制日貨」、「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過日本灣,製造東京大屠殺!」……較有節制的帖子,也對日本人投之以刻骨的卑視,例如「看日本人選美,還不如回家躺在床上看動物世界有意義……」 
  在若干個黃色網站,網民們發上最多的帖畫又罵得最厲害的,就是一個個裸體的日本女人,正如唐德剛先生早年的小說《戰爭與愛情》中寫到的一個細節:能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戰,就是救國,就是復仇雪恥!因為還只是「意淫」,就算是「備戰」了。 
  近大半年來,雄論宏辭多了,像是深感「敵情」嚴峻,為此多少付出了一些心血。 
  不妨抄錄三則,以供備考—— 
  愛我中華、抵制日貨 
  從我開始做起! 從我家開始做起!! 從我的同學朋友開始做起!!! 從我身邊的各個組織開始做起!!!!讓我們行動起來----抵制日貨! 
  日本政要屢次參拜靖國神社、否定「二戰」罪行、淡化和美化侵略史、霸佔我釣魚島,拒不賠償中國「二戰」受害勞工和齊齊哈爾毒氣受害者、侮辱並稱要遣送在東京的中國人,亞洲金融危機時日元貶值、充當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急先鋒,日本軍艦驅趕中國「保釣」船隻和漁船、非法扣留「保釣」人士,暗中支持台獨、修改和平憲法、出兵伊拉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不僅如此,日本企業向三峽工程提供劣質鋼材!東芝向大陸消費者出售劣質筆記本電腦,日航風波、豐田廣告事件以及三菱汽車召回事件!SKⅡ和「立邦漆」正在毒害億萬中國人民!……見利忘義,狗彘不如。 
  不僅如此,日本人在2000年10月朱總理訪日期間無禮挑釁、2003年9月16日珠海集體買春、2004年4月23日右翼分子開車撞擊我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館……醜惡嘴臉、天人共誅。 
  (胡註:珠海日本人集體買春事件——2003年9月16日,日本幸輝珠式會社在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召開該社表彰會,並在該酒店訂了307個房間,供285名男性與會人員住宿。日本人並要求該酒店聯繫嫖娼業務,酒店負責人葉翔和業務員劉雪晶,以及酒店所屬「金色年華歌舞廳的「媽咪」明紅傳為之四處奔走,召集了300多名中國小姐為日本人提供三陪服務,其中185名小姐當晚為日本人買淫。日本人共付了30萬元的嫖娼費,其中,葉翔、劉雪晶二人各分得3萬元「回扣」;明紅傳一人得8.9萬元贓款;其餘出面聯繫的中國人共分取了1萬元「辛勞費」。剩下的嫖資分給提供性服務的小姐,每人800--1200元。) 
  與狼為鄰,就不要以血飼狼! 
  古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近有清華校友朱自清餓死不吃美國糧! 
  韓國漢城街頭看不到日本汽車,韓國有40多個民間團體支持抵制日貨,韓國女星金喜善拒絕乘坐日本車,日本正式向韓國道歉但拒絕向中國正式道歉。 
  作為普通民眾,我們能做的就是彙集個人的力量來給日本以回擊!如果世界各地的所有華人停止購買日貨,日本每年將損失1000-140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相當於中國幾十年的外匯儲備!我們深知,僅憑我們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壯大!一直到每一個有購買能力的人都加入到我們的行列!給日本經濟以重創! 
  作為清華MBA,我們更加有能力和責任來宣傳抵制日貨,讓抵制日貨成為我們有血性的中國人的一種習慣。 
  靖康恥,猶未血。清華學子,行勝於言。 
  我們或許注定不能在戰場上報國殺敵,無法體會「笑談渴飲匈奴血,壯志饑餐胡虜肉」的痛快,那就讓我們殺敵於無形,像聖雄甘地一樣,用我們的執著和熱情養成抵制日貨的習慣,讓敵人在無聲無息中轟然倒塌,為先輩雪恥,為後輩解憂。 
  我們此次組織的募捐活動,所募資金將全部用於印製更多的抵制日貨宣傳,T恤和宣傳材料在更大的範圍內發放,以號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抵制日貨的潮流中來。同胞們,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絃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漲,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 
  在這份宣傳單上所開列的須抵制的日貨,從數碼相機和數碼攝像機、汽車產品,到家用電器及辦公器材類、電腦及通訊產品,從化妝品及日常洗化類到煙酒、食品等,乃至富士膠卷、精工眼鏡、太田胃藥、野尻眼鏡……日本的出口知名產品均被一網打盡。 
  再有一份帖子,將國人購買日貨的嚴重後果,由數字表達了出來。它是如何推算出來的不得而知,但有數字比沒有數字總顯得科學。遺憾的是只是表達了一半,又回到中國人習慣了的大而化之中——   
  要愛國,上網去(2)   
  ……每直接或間接地購買100元日本貨,你就:1.為日本廠家增加40元的毛利收入。 2.為日本企業增加了20元的擴張資本。 3.為日本政府增加了5元的稅收收入。 4.給日本的所謂自衛隊增加了10顆子彈。 5.多印6~8頁的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和文件。 6.送給「小犬蠢一狼」參拜鬼社的汽油費。7.如果你買日本汽車,將來開上中國街頭的日本坦克就是你造的!8.如果你買日本櫥具,將來射穿你兒子頭顱的子彈就是你造的!。9.如果你買日本電視音響,將來就會在戰地喇叭中聽到中國人被殺的哀鳴! 
  我們沒有時間和權力去採取政治行動,我們只能作力所能及的事,拒買日貨是我們對付日本人的最好行動,不但簡單而且有效.我每天上網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把這篇文章貼到可能的地方,只要上網,我至少要貼上10次!!!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來和我和許多愛國人士一起並肩戰鬥吧!!請把此文貼到一切可能的地方,你一定會為你的所作所為而自豪! 
  如果說,第一則清華MBA的宣傳單,我多少還能理解那份悲憤的情感,以下一則恍若搖鵝毛扇的軍師出身卻又匿名的帖子,則讓我眼睛發黑,差一點心肌梗塞,要打120叫救護車來…… 
  消滅日本可以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於太平洋西岸而後顧無憂。環顧亞洲以及太平洋沿岸,美國與我們有大洋之隔,俄羅斯是傳統上的歐洲國家,印度與我們有高山之隔,都不具有對中國的直接威脅。只有日本,是中國最直接和最現實的威脅,並且有願望與中國爭奪東亞和西太平洋沿岸的領導權。但是,一山不容二虎。滅掉日本是我們最現實的選擇。 
  滅掉日本可以打破美國的全球戰略,使其勢力範圍大幅度從太平洋西岸和東亞地區退出,我們獲得極為安全的周邊環境,從而真正成為世界一極。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那麼消滅日本的可行性和機會如何呢?日本雖然經濟強大,但它與我們永遠處於不對稱的戰略地位,關鍵是它沒有核武器而且國土狹小,沒有戰略縱深。所以,與日本的戰爭,我們要打不對稱戰爭,不與它打常規戰爭,核武器開道,消滅其港口機場,軍隊集結地,工業設施,文明中心,然後陸軍登陸,永遠地佔領並逐步同化和族為漢族,消滅其文化和同化其種族。 
  ……對日本這樣的國家使用核武器不應該猶豫,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搞這個核武器幹什麼?!而且,我們應該看到,對日本,你揍它越厲害,它越服你;你對它好,反而它瞧不起你。美國人給了日本兩顆原子彈,日本就像哈巴狗一樣舔了美國人的屁股幾十年。中國免了日本的戰爭賠款,它現在一直在和中國對抗。所以,對日本一定要往死裡打,要打就打它個亡國滅種! 這樣不但滅掉了日本,除掉了中華民族的一塊心病,而且美國被嚇阻,其介入台海衝突的決心會受到打擊,畢竟美國不會為台灣冒核戰爭的風險。這樣,既收回了台灣,又滅掉了日本,才是一石雙鳥之計。 
  當然,具體操作上要花一些心思。實實虛虛,虛虛實實,外交上要靈活,手段要隱蔽,戰略上考量要長遠,戰術上,還是那句話,打不對稱戰爭。 
  對於民間近些年來洶洶湧動的這一思潮,網上佔壓倒性優勢的,是將其評論為愛國主義的高漲,或者是民族主義的回黃轉綠。 
  說前者,這是針對近些年來日本在中日關係上,從歷史問題到現實問題,尋隙挑釁,咄咄逼人,屢屢製造事端,中國人民對此在社會心理與民族情感上的強烈反彈。沒有政府的導引,民眾已經自覺走出「1895年」和「1905年」——在這兩次日本入侵東北時,中國人還沒有普遍的國家民族意識,日軍的侵略與佔領沒有受到任何來自民間的反抗,以至一馬平川,毫無孤軍深入敵國的困難。民眾又先於政府跨入了「1931年」——這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一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唱痛了中華河山,在東北,已經擁有了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的民眾,就連土匪也彙集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浴血奮戰。而這之後的中國全面抗戰,沒有人民對國家與民族的樸素、堅貞的忠誠,中國不可能夠堅持下來,並最終成為戰勝國之一。 
  說後者,是指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了世界歷史上少見的對自己民族「自虐性」的思潮,以《河殤》為代表的懷疑中國從歷史的開端就先天不足的文化論一時十分流行。但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這些年來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鄰國不時泛起的「中國威脅論」的散佈,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大的恢復,對民族權益的警覺與捍衛,也變得敏感與強硬起來。 
  與《河殤》批判「黃河文明」不同,當今的民族主義堅持維護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的特殊價值,而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文化是中國最深厚和獨特的傳統,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眼裡,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各有短長,民主和專制都是實現「富國強兵」的手段,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更適合威權政體,在威權政體下同樣可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現代化。 
  與《河殤》慕羨「藍色文明」也不同,當今的民族主義總是以反對美國和西方「霸權」,以對抗西方的姿態出現。《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國人惹誰了》等這些90年代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無一不是以反西方主義為訴求的。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眼裡,以美國為首、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處處在陰謀削弱和滅亡中國,他們主張中國實施富國強兵政策與西方抗衡,並不同程度地相信,中國可以在不借鑒西方的情況下走出一條自己獨特的「富國強兵」的現代化之路。   
  要愛國,上網去(3)   
  不怕頂著「漢奸」、「賣國賊」的飛來棍棒說話的,也沒有絕跡。 
  一個網名叫「用戶名未知」的帖子,如是說: 
  我們的歷史觀,或說一般教科書中的歷史觀,習慣於把中國的歷史劃分為「1840年前」和「1840年後」兩個時期。在「1840年前」,中國被描繪為一直全面領先於世界,科技文化發達,經濟繁榮的輝煌史;而「1840年後」則是充溢著血仇、屈辱、叛賣和烈士破碎的骨肉的仇恨史。這種歷史觀告訴我們,我們也曾闊綽過,也有阿Q祖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般可炫耀的家產,只是近百多年來,被外來的強盜和內部的壞人欺負才落後於世界。「我們也曾強大過」的意象,使我們常常過於自大,陶醉於祖宗的無限榮光,而「因被迫害而不再強大」的集體記憶,又使得我們時時自卑,不願做真正觸及痛處的自省,不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先天不足或者後天不夠勤奮,而將苦難歸罪於「被迫害」。 
  ……在「1840年前」與「1840年後」的史書上,所謂「愛國主義」的精髓其實是「恨」,即通過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敵人,為現實的局面賦予「合法性」。被這種歷史觀浸染的國人,總要仇恨些什麼,用代表正義、受難、復仇理想的「我們」和十惡不赦的「加害者」來建構想像中的歷史。仇恨的對象過去是「美帝」或者「蘇修」,日本則在近年來「脫穎而出」,被想像為一個極右的、變態的、處處挑釁的罪惡帝國。加上日本在歷史上曾與中國有朝覲關係,就更被看作恩將仇報、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從而滿足了我們建構仇恨世界觀的一切條件。因此,從歷史觀角度來看,我們需要仇恨的對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現在落在了日本頭上。 
  在知識界,大抵亦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意見認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如果完全沒有制約,在任何領域、任何情況下都唯我獨尊,那確實會有全民走火入魔的危險,但搞民族虛無主義的危險,與它相比卻不會小,反而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反的意見則認為,民族主義無疑是近現代民族國家反抗外來侵略、壓迫,團結本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思想旗幟。但是,一旦外來威脅消失,民族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民族主義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據。如同可以在馬背上打天下,卻不能在馬背坐天下,一個國家在沒有外來威脅、處於和平建設的情況下,仍然抱著民族主義不放,民族主義就有可能產生負面的惡果。如果當今民族主義想在近年來頗為緊張的中日關係上顯示一下民間的正義訴求和民族的尊嚴與情感,自當是一支真正愛國的建設性力量;如果它想跨越這個界限,進而成為指導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識形態,那麼,其最終結果就可能阻礙甚至斷送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業,民族主義就不是愛國主義,而是害國主義。 
  我注意到,對當今民族主義的觀察,比較貼近當下生活的是王彬彬先生。他「從秉有民族主義情緒和精神的主體方面來區分」,將民族主義大概分為三類:「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政治家的民族主義、群眾性的民族主義。」 
  從最近幾年間,互聯網上鬧得沸反盈天的日本人的「珠海買春」、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的所謂「辱華事件」(胡註:2003年10月29日晚,在西北大學外語系的迎新晚會上,一名日籍男教師帶領三名日本留學生在表演節目時,胸前佩戴紅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紙杯作生殖器狀,並將藏於胸罩內的紙屑拋灑向觀眾席,並有下流的舞蹈表演動作,背上還貼有用日文寫的「這就是中國人」的字樣。在場中國師生對此十分不滿,急劇擴大為校內帶有打砸搶性質的學潮,並走上西安街頭示威遊行,最終驚動兩國高層), 還有網上眾多讓人感到像是「義和團運動」在復活的「民族英豪」的言論,都讓他想到可以用「群眾性民族主義」來概括。 
  他指出:對「人」的尊嚴很淡漠,身邊每日每時地發生著種種踐踏「人」的尊嚴的現象,他們習焉不察;對有涉「民族尊嚴」之事則感覺異常敏銳,隨時準備捍衛「民族尊嚴」——這是「群眾性民族主義」的一個特徵。 
  再一個特徵是,同樣一種行為,假如是同胞所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但若是外國人所為,那就十惡不赦。甚至可能是他們自己剛剛從「洗浴中心」或」洗頭房」裡提起褲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買春」表現出滿腔怒火。 
  而在一些國家的紅燈區裡,人們看得最多的是中國人的一片黑壓壓的腦袋。據說現在的荷蘭紅燈區,老鴇已經會說漢話了,不過只是一句:「中國客,您好!可以開發票!」年頭長了,中國人互相見了再不會有忸怩遮掩之態,更多的倒是彼此會心地一笑,臉上一片釋然…… 
  關於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這場爭論,因為其內涵的豐富而又模糊,其外在強烈的「民意」色彩且緊扣中國的政治、外交,其標靶更有某些日本人夥同某些美國人一一製作、頻頻舉起,顯然成了近年來最熱門的一場爭論。而且,大狗叫,小狗叫,飽狗叫,餓狗叫。怎麼叫,怎麼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怎麼慷慨激昂,毛焦火辣,肯定都平安無事,這在中國也是極其少見的。 
  我不想介入這場爭論中去。一是學識有限,二是我總懷疑其中逡巡著某些利益集團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團混跡其中,很多事情便說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據自己膚淺的理性與一般的觀察,我想說的只是兩個問題:   
  要愛國,上網去(4)   
  一、中日兩國是否真的在走向戰爭前夜? 
  二、在相當多的國人看似牢記民族恥辱、溢滿濃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結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種偽悲情?   
  政治家與政客(1)   
  在日本,雖然右翼勢力總在堅壁清野,消贓滅跡,然後戴上潔白的手套,去靖國神社門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對戰爭,告誡戰爭會給世人造成深重災難的教育和聲音要比右翼強大的多,也深入人心的多。 
  戰後廣泛的和平主義運動席捲了列島上下,儘管許多人私下裡以「無罰化」的剃鬚刀,盡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點不安,此後再出得門去,有了一張「受害者」苦海無邊的臉,但在嚮往和平上,他們堅決的面孔決不是贗品。 
  理性地對待過去,不要讓戰爭悲劇重演的日本人佔絕大多數,這是不容置疑的。 
  在沖繩有一個和平祈念公園,公園祭祀的不僅有在「二戰」中陣亡的日本人,還有美國人、中國人和韓國人。在沖繩召開西方7國首腦會議時,克林頓曾在此發表了重要演講。在廣島也有一個和平公園及和平紀念館,四季常青的樹木、噴泉與座椅、曲徑間,有不少以和平為主題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中,有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名義送的一件雕塑——一個側頭的長髮少女,正凝望著肩頭上佇立的一隻鴿子…… 
  即使是在靖國神社,還有遍佈列島的祭祀陣亡者魂靈的52個護國神社裡,我曾與幾位陣亡者家屬交談,他們說這些陣亡者出征前相約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後者在天之靈相會的地方。作為親人追悼他們,是出於一種血緣的樸素情感,絕不是在懷念、更不是要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時,親人們都在心裡祈願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戰…… 
  日本現在的年輕一代,也早不是戰前那一大批出身貧寒、蝦米紫泥般翻滾於經濟危機的黑色浪湧中的少壯派軍人。日本到處有櫻花,也隨處可見層林盡染的紅葉。如果說少壯派軍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現在的年輕一代喜歡的則是「楓葉紅於二月花」的生機勃勃之感。 
  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長期穩定,沒有發生過大的動盪。許多年輕人從中學時想的是什麼時候有第一次「性體驗」,上了大學就琢磨怎麼多打點工存點錢,假期去海外旅遊。畢業了就想著進個固若金湯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幾個城市,我都看到有自衛隊徵募軍官的廣告,雖然從街頭貼到巷角,從車站貼到加油站,觀看者卻始終寥若晨星。再看東京銀座新宿那燈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間,幾乎應有盡有,一對對衣著光鮮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適的現代化生活之中,早就鬥志喪盡了。這代日本青年確實對歷史無知,也不像時下的中國「憤青」們有著那麼澎湃的愛國激情,若真要打起仗來,十有八九,他們決不會是中國「憤青」們的對手。 
  現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時尚,潮流,創意,有趣。而且,隨著日本遊戲軟件、漫畫的大量出口,《機器貓》、《櫻桃小丸子》等日劇的熱播,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織田裕二這些名字迅速竄紅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許多國家已成為區別新一代與次新代、「小資」與「非小資」的標誌。 
  再一個例子,是多年來在鬧得在中國很有影響的「修改教科書事件」。 
  日本的教科書制度與中國不同。日本的教科書不是由國家編輯統一內容、並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個私營出版社自行編輯出版,經文部科學省審查批准後,私立學校可以選擇任意一種教科書,公立學校採用何種教科書則需地方教育委員會決定。2001年以來,出版、修訂了所謂《新歷史教科書》的是一個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現在在全日本中學生當中,用其作為教材的,不到百分之一,遠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學生都在使用。 
  《新歷史教科書》的「代表執筆者」,是宣揚「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方面捏造出來」的右翼學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學者為之撰稿。這些人主張徹底批判日本現有歷史教科書中不必要的「自虐史觀」,全部刪除「影響日本國家和民族聲譽、影響下一代對上輩人看法」的歷史事件,要編撰出能夠徹底消除「東京審判史觀」和「社會主義幻想史觀」的教科書。為此,該書極力歪曲和隱瞞歷史真相,大肆美化侵略戰爭,紙頁中泛出陳腐的軍國主義氣息。 
  該教科書於2000年4月遞交給日本文部省審定,由於史實錯誤太多,實在看不下去,文部省指出其中137處錯誤,令其修改。「編撰會」在修改之後,仍然留有不少嚴重錯誤,卻在次年4月獲文部省通過。2004年4月,《新歷史教科書》又一次修改送審,文部省要求對124處再修改,這些修改均屬邊邊角角,書中美化侵略、篡改歷史的原則性錯誤仍比比皆是。然而,文部省置韓國朝野的強烈抗議和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於不顧,仍於今年4月通過了新版的《新歷史教科書》。 
  目前在日本,可供初中學生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共有8個版本。東京都教委偏偏選中《新歷史教科書》給白鷗中學使用,這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有關。此人是一個著名的右翼分子,東京都教委兩個最重要的職務——委員長清水司和教育長橫山洋吉都是石原的親信,同時也是《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狂熱支持者。投票通過白鷗中學使用該教科書的東京都教委的其他成員,也均是由石原指定,其他人只提參考意見。顯然,石原企圖以白鷗中學為突破口,為日後在東京的所有普通中學採用《新歷史教科書》創造條件。   
  政治家與政客(2)   
  東京都教委採用右翼歷史教科書一事,遭到了日本廣大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反對。由76個日本民間團體和教職員工會組成的「阻止採用編撰會主編教科書東京網絡聯盟」通過集會、演講、遊行、徵集簽名和舉行記者招待會等方式,呼籲人們站出來阻止使用這部教科書。2004年8月6日,該聯盟向東京都教委遞交了有2.9萬人署名的請願書,認為這是將下一代引向戰爭,堅決要求東京都教委撤消這一錯誤決定。此後幾個月裡,以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為召集人,由白鷗歷屆高中畢業生組成的「白鷗有志者之會」也不斷舉行請願、散發傳單、徵集簽名等各種活動,抗議東京都教委強迫母校使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 
  就在新版《新歷史教科書》獲文部省批准的4月5日下午,又有日本「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戰爭與對女性暴力」日本網絡、日中韓三國通用歷史教材委員會、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正視歷史事實之會、「和平之舟」等16個民間團體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抗議日本政府這一不思悔改且變本加厲的錯誤行徑。 
  不僅僅是抗議,日本民間還有人站出來,以理性、良知與血凝固的事實,與篡改者進行筆與筆的角逐。 
  2000年3月,為了專注於糾正日本修改教科書的問題,59歲的表義文從日本新興出版社啟林館提前退休,專職擔任日本市民團體「兒童和教科書全國網絡21世紀」事務局長,奔走於中韓日三國之間。表義文和荒井信一教授在應對日本教科書歪曲歷史等問題的過程中,深感要修正日本對歷史的歪曲,鞏固亞洲的和平,僅僅對右翼進行批判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作出忠於事實的「正史」。由此,2002年在南京召開的首屆「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上,兩人提出了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寫一部統一的歷史教材的建議,三國學者對這一建議熱烈響應,會上即達成共同編寫東亞三國近代歷史的決議。 
  關於編寫過程的艱辛,黑龍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對記者作過這樣的描述—— 
  「從編寫歷史開始,我們就得三國來回跑。2002年,我在這上邊花了8000塊錢;去年花了一萬,全都是自費的。其實三國的學者都沒什麼錢,我們是住最便宜的旅館,吃最便宜的飯菜,干最難幹的事。在日本開會,表義文曾自己掏腰包,當場交給飯店50萬日元。」 
  「每天開會都是,早晨門一關,中午吃盒飯,不到晚上12點,絕對沒機會睡覺。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漢城,結果到了漢城,連旅館的門都沒出去過。我對漢城的印象就是一間會議室,一圈人圍著開會,爭得面紅耳赤的。別人看著,我也許就是花錢找罪受,但這個歷史責任一定得完成。」 
  「日本有良心的歷史學者,在做事的時候,右翼就虎視眈眈地盯著,你稍微有點漏洞,馬上就是鋪天蓋地的指責。」(《南方週末》2004年9月23日) 
  類似這樣自費、廉價而又勞碌的國際會議,日中韓學者舉行了10次才完成定稿。今年5月,《東亞歷史共同讀本》就要在中國、韓國、日本以各自文字面世。 
  無庸置疑的是,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日本民間總體上仍然是尾大不掉。大約只有兩類人能反省,一類是如表義文、荒井信一和大江健三郎這樣充滿理性精神的學者和作家,另一類則是東史郎這樣意識到是「自己出事的戰爭」並受良知驅使的人。但這兩類人,對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潮又恰恰是無關緊要的人。 
  日本政府也從來沒有一口咬斷自己尾巴的勇氣,但那條又粗又長的尾巴上,還是有些或深或淺的牙印。 
  戰後,日本決心走和平主義的道路,在1947年的憲法裡,告之以世界:一、不用軍事行動和武力威脅來解決國際爭端;二、只擁有最基本的自衛力量。這部憲法因此被稱為和平憲法。目前,日本的國防經費雖說已居世界第二,但自衛隊的兵員只有20幾萬,保家衛國大抵還要靠美國人罩著。 
  日本有「無核三原則」,就是不製造、不擁有和不讓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當時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訴新聞媒體說:「日本當然有能力製造核武器,只不過現在日本還沒有去將它們製造出來罷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夠支持核武器發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門所掌握的技術已十分先進,但這隻老虎就是出不了籠子。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則,不向任何國家出口武器。有資料顯示,目前日本國內有能力進行軍工生產的企業約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機械等著名企業,都擁有很強的尖端武器生產能力。但貿易大國的日本,幾乎什麼都出口過,就是沒出口過一槍一彈。此外,還限制擁有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艦和遠距離轟炸機等。 
  一塊銹跡斑斑的鐵板上,開不出火紅的雞冠花。大和民族對於侵略歷史還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會產生這些原則。雖然日本國內總有一些人一直想突破它們,可迄今為止它們仍在生效。 
  在道歉上,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政府早這樣做了。其中主要的有—— 
  《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政治家與政客(3)   
  《中日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發表談話:「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再有錯誤,我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日,村山首相書面答覆《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寫到:「在戰後50週年之際,痛切反省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華明確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參觀位於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發表談話稱:「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著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裡的許多展品。」 
  日本已經道歉了,但是沒有按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道歉,更沒有提及「謝罪」。 
  中國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來中國,會像1970年12月7日德國總統勃蘭特向波蘭猶太人墓地獻花,再撲通一聲,跪在濕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謝罪一樣,跪拜在盧溝橋上或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以這超出禮儀之舉感動億萬中國人,目睹這一電視畫面的各國政要和百姓也無不動容…… 
  的確,「二戰」後德國民族對納粹罪惡的反省,對當時德國人全部淪為共犯結構的一環,以及當時德國人集體的靈魂墮落,都做了深刻的懺悔與反省,這方面的著作可謂車載斗量。科爾任總理期間,德國成立了「贖罪委員會」,徹底地解決了對戰爭中受害各國及人民賠償的各種遺留問題。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德國出的錢最多,現在來旅遊參觀的也是德國人最多。 
  此外,人們還注意到,儘管德國已是歐洲第一強國,歐盟的經費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調,從不在歐盟強出頭,在歷年來富國免除窮國的債務,以及最近的南亞大海嘯中,德國也都貢獻最大。正是有著這種謙卑、和平、背負著原罪而獨行的精神,當今的德國的確已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家。 
  很多人都拿德國與日本的說事,人們卻忽略了幾個事實: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其哲學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歷史文化使其有足夠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歷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獨特燦爛的歷史文化,使其沒有自信否定自己長期以來好容易「擴張」一回、並自詡自醉為「聖戰」的歷史。 
  在德國的土地上可以產生勃蘭特,其實他青年時期就從事反納粹鬥爭,並被迫流亡到國外,他同納粹德國沒有任何瓜葛,但他沒有迴避自己作為德國總理的歷史責任,表現出卓越的政治家風度。勃蘭特有一句名言:「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無論是早年被中國人視為引來碧水清渠的田中角榮、太平正芳,還是時下在周邊國家人民眼裡總如烏鴉一樣銜著不祥之符飛來飛去的小泉純一郎,他們在本國的人望政績,很大程度上都與他們各自對歷史問題美化或否定的臉皮厚度成正比。與政治家的勃蘭特比起來,日本的歷屆首相們還只處於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遠舉去開闢一個新時代,但作為政客,只能是唯唯諾諾地去逢迎一個舊時代。 
  其二,長期以來歐洲統一的思想,使得德國的發展已經與其他歐洲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德國比較容易甩掉歷史的包袱,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徹底清算。但日本所處的亞洲地區,國家間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局部地區總是陷入多事之秋,現實利益常為犬牙交錯,其融合性遠不能望歐洲國家之項背。因為發達的經濟與畸形的文化而顯得跛腳的日本,在亞洲許多國家,其影子後留下的都是滿地的胃酸與白眼珠子。這種倍顯孤立的狀態,又使得日本更加不願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是從本國開始的,是在一個國家內開始的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國則屬於外國入侵。戰後,很多倖存的猶太人返回了家園,而且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以色列國,這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納粹逃亡戰犯上同心同力,鍥而不捨,幾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們抓獲歸案。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血債纍纍的黨衛軍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戰後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殺罪、反人類罪等15項罪名被處死刑。戰後的日本卻遠沒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敵愾、不依不饒的壓力,換句話說,戰後的德國和日本的外部條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國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無前例的,卻遠遠沒有成為人類正義與良知的普遍標準。至少在今天這個時代,還是獨一無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代以來,類似三個銀幣換一張印第安人頭皮的罪行遍佈於許多國家的開疆史,但橫行了幾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孫們反省過麼?八國聯軍血洗北京的時代比南京大屠殺也就早30多年,有誰給中華民族道歉了?企圖遮掩自己不光彩的歷史,可能是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心態,不過大和民族表現得特別固執,尤其無恥。   
  中國人打官司,日本人掏錢(3)   
  中曾根對記者說,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中國才有今天。換句話說,經濟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徹底實施了市場經濟,政治方面避免了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完全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這是當今中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的根本原因。他又告訴記者,20世紀80年代,他曾與鄧小平就中日關係達成一致,即中日兩國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麼都重要,處理問題應該從中日友好的大局出發。他認為,日中兩國的關係應繼承鄧小平的方針並按此方針走下去。 
  當記者問中曾根,最想向中國人民說的一句話是什麼時,他脫口而出:「共存共榮,共存共榮。」 
  由中曾根的話裡,可以發現他對於中國的國情有著不亞於《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高度評價。 
  也許因為同種,又近於同文,對西部的這塊大陸民族性的認識比英美等西方國家深刻;也許還有著大和民族特有的實用主義因素,在幾個關鍵時刻,日本政府並沒有釜底抽薪,相反,還有讓中國官員們心裡為之一熱的舉動—— 
  1989年的那場政治風波過後,西方各國紛紛制裁中國,日元貸款也不得不延期。但在1990年在法國阿爾蘇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海部俊樹首相即表示世界不應當孤立中國。次年,他又訪華,提出重新開始提供日元貸款。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日本在中國加盟WTO上一直持積極態度,早在1999年夏天小淵首相訪華時,兩國就結束了貿易談判,在歐美國家之前完成了與中國的所有雙邊談判。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爆炸事件等問題上,日本一般也站在理解中國的立場上,為避免中國與美國關係劍拔弩張,擦槍走火,亦有修復兩者關係之舉。 
  就在我寫作本章的日子裡,即2005年2月的最後幾天,日本三大在野黨——民主黨、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向參議院提交一份《促進解決戰爭性強制受害者問題的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向「隨軍慰安婦」謝罪,調查受害者實情,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並採取措施恢復她們的名譽等內容。 
  與此同時,執政黨自民黨也提交一份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動議。 
  這一條的內容是「日本國民誠心誠意希求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並永久放棄以國權所發動的戰爭及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了實現前項之目的,將不再保存、持有陸海空三軍及其他戰鬥力,將不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自民黨的動議是,將自衛隊變成「名副其實的軍隊」,並將該黨成立50週年即2005年,作為修憲的時間表。此動議若要成為現實,必須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還須有一半以上的國民贊成。但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恰恰是一半以上的國民不予贊同。早在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加籐週一、井上廈、小田實等9位日本當今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就組成「九條會」,其宗旨是捍衛「和平憲法」第九條。現在,列島上出現了許多「九條會」,如「科學家九條會」,「影視界九條會」「女性九條會」等,而且在一些都、道、府、縣到市、町,也成立了與之相呼應的「九條會」。   
  幻覺」的悲哀(2)   
  同樣是高速增長時期,1960年至1975年間,日本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11,07%;1980年至2000年間,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只有5.19%,按美元計年均增長2.59%。勞動生產率指標的對比充分表明,中國的高速增長靠的是人海戰術,日本靠的卻是勞動效率的提高。除了靠人海戰術,中國的增長還靠大量投資,可是投資質量又如何呢? 
  從國民擁有的財富來看,日本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國民儲蓄總額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國和最大的債權國。都說日本壞帳嚴重,可是在從高速增長走向經濟衰退的過程中,日本銀行的壞帳率僅5%,而中國在2000年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經高達28.78%,如將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1.4萬億元不良資產計算在內,則不良貸款率近45%。 
  R&D(研究和開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組國際通用的用於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活動規模及科技投入強度的重要指標,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2000年,在這一指標上中國的支出為896億元人民幣,歷史上佔GDP的比重第一次達到1個百分點。同一指標,日本2000年是3.12,不僅遠高於中國,也高於美國的2.65、以及德國的2.37、法國的2.17、英國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實上,1990年以來,日本R&D經費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 
  專利發明方面:1995年,中國申請專利數只佔全世界的1.45%,批准量佔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請專利數佔全世界的13.48%,批准數佔全世界的 15.3%。中國企業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並不斷向外企流失。而每萬名勞動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員數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為109.3人,高於美國的73.8人、法國的60.3人、德國的59.6人以及英國的54.8人。中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銷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業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創新體系,企業的研發費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國人還必須時時記住的一個數字就是:日本人中獲諾貝爾獎的人數已達到12人,中國仍是0。 
  中國以進入世界500強為企業發展之夢寐以求的目標。1994年,日本在世界500強中的企業,已經與美國平分秋色,並包攬前四名,前十名當中,也一大半都是日本企業。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唱衰日本,日本自己亦作悲情狀,但2003年,日本企業在世界500強中仍高居88席之多。同年中國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壟斷型國有企業,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這幾年,許多外國人或「海龜」來中國,面對從南到北、氣勢如虹地擴城、造城運動,無不驚歎,無不震撼,這為一些過上了好日子的國人因當下擁有的「太平盛世」撐足了面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們感覺——與北京相比,紐約都顯得老態龍鍾了,與上海相比,東京都成了美人遲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觸目皆是——蜂起的萬丈高樓,陽光照得白花花的廣場,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MALL,以及人造痕跡明顯或是不那麼明顯的各式美景……大都處於一種在膨脹、要爆發的態勢。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宛如一鳳一凰,在東方的地平線上金光閃閃,飛舞鳴歌,令舉世矚目! 
  這是一種看問題的角度。 還有一種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誰的GDP高,誰的高樓多、廣場大,也不是比誰的夜景美麗。而是比誰的老百姓富裕,誰的人民享有廣泛而真實的權利。 
  2003年,中國人均收入首次超過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為中國的31倍。僅以人均GDP作為收入計,中國只相當於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費的恩格爾係數,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準的指標。2002年,日本的恩格爾係數是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37.1%,農村為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 
  教育,在國與國角逐的這場無形「戰爭」裡,肯定是一支決定未來勝負的預備部隊。 
  中國人一向自認為最重視教育,人們在許多地方可以看到這樣感情濃郁的標語:「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中國的父母也的確是為了孩子「敢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但今天的中國人中,成人識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數約佔人口的15%以上,離教育現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學毛入學率為5%,離教育現代化起限30%相差25%。日本早已實現100%的小學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學毛入學率為40.3%,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48%;成人識字率近100%。 
  在日本,可能讓中國人最為感慨的是參觀一些鄉村小學——不僅有寬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場,而且保健室、電教室、實驗室、手工室、標本室、圖書館、體育館、室內游泳池等一應俱全,簡直可與國內一些號稱要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的設施媲美,堪稱「世界一流」小學。 
  中日兩國的教育相差多遠呢?據專家估計,中國的初級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後100年;中等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後90年;高等教育大約相當於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後80年。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教育經費只相當於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幻覺」的悲哀(3)   
  長期以來,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又不是唯一的原因。舉一個與日本在華ODA有關的例子,《參考消息》曾轉載日本《產經新聞》2004年6月10日的一篇報道: 
  青海省某貧困縣本年度剛剛成為日本政府基層援助對象。此事緣於來之日本的一名高中教師阿布治平先生,現在該縣民族師範學校任日語教師。他看到當地學校沒有一間像樣的教室、學生們在破屋子裡上課的慘狀,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建造幾幢校舍的申請。視察過該縣的一名大使館官員說:「當我看到那隨時都可能坍塌的破房子時,倒吸了一口涼氣。」日本大使館隨即決定,對其中一個項目給予約1000萬日元的無償援助。 
  從2003年至2004年4月,該縣共購車27輛,其中除了調撥給公安局等事業單位使用以外,其他車送給了縣裡的幹部。當地群眾對此十分憤怒,群眾在來信中說:「在縣領導的帶頭下,各個單位競相買車……所購的車輛除幾個鄉鎮外都是豪華車。」 
  通過報道,得知此事的阿布先生仰天長歎:「我還和縣裡的幹部說過,拿到援助可千萬不能挪作他用……」日本大使館向青海省外事辦公室詢問此事時,後者對此予以否認。他們說:「報道不屬實,沒有挪用援助資金。」這件事讓日本駐華大使館不知如何是好,雖然青海省當局否認挪用基層援助資金,但日本今後恐怕很難再對該省實施援助。 
  中日教育之間的差距還體現在教師、學生的素質上。 
  在日本,無論是私立學校,還是政府公立學校,教師無不兢兢業業,快快樂樂。他們視教學為一門必須終生鑽研的藝術,他們身上濃厚的「藝術」氣息,使他們好像不是在教學,而是在享受教書育人的樂趣。他們又異常嚴格,嚴格到幾乎任何一個有些懈怠的學生走進教室,頓時就像一個走進海關的走私犯。特別在論文上,若不達到相應水平,無論學生怎樣和教師套近乎都沒有用。相比之下,我國高校每年都要炮製出來的成十上百噸論文,你知我知他知,不過就是不說穿而已,若說穿了,有許多不過就是裝裱精美的文字垃圾。 
  在日本的科學館、國家公園、風景名勝等場合,經常可以看到日本學校組織的郊遊、參觀等活動。看到小小「軍國主義分子」的表現,真有些讓我「不寒而慄」!他們自成天地,始終不被外界所動,小小年紀就表現出令人驚歎的組織紀律性、極強的團隊性、超乎想像的自覺性,而且,骨子裡似乎天生就有一種傲視「異人」的氣質。 
  1992年和1993年,中日兩國少年兩次在內蒙古草原參加探險夏令營。1993年那次,夏令營有67名日本孩子和20名中國孩子參加。每天得徒步行走20多公里,期間露宿3夜,自己動手做8頓飯,每人還要負責10多公斤生活必需品。開始,兩國的兒童沒什麼差別,不久差異就顯露出來了:中國孩子嘻嘻哈哈,走著走著,便不顧隊形湊成一堆,一會兒丟了這個,一會兒落了那個,總是讓領隊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進時緊隨隊伍,不說一句話,也絕不丟三落四。在野外吃的是粗菜淡飯,日本孩子盛上飯菜先謙讓,然後吃得很香;中國的孩子則等著領隊給盛,覺得不好吃一下就倒掉。因為夏令營限量供應食品,結果,中國孩子一片喊餓聲。最後談體會時,日本孩子言語生動、有趣,幾乎各人有各人的發現與感受,中國孩子則大多是從一個複印機下出來的——通過什麼,培養了什麼,增長了什麼…… 
  此外,據宋慶齡基金會聯絡處的一位幹部說,中國孩子的環境意識和情操修養也明顯缺乏,「1993年的夏令營,給每人都發了裝廢棄物的塑料袋,有意培養孩子的環境意識。閉營時,一個日本孩子來不及倒掉垃圾,就提著上了車,一直帶到呼和浩特。而我們的孩子有老師提醒時還可以,稍不留意就隨手扔垃圾。他們的觀念裡,野外本來就是可以隨便扔東西的地方,難道還要保護?」 
  中日兩國少年在探險夏令營活動中的不同表現,當年在中國引起了廣泛關注,為此還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 
  在國與國角逐的這場「戰爭」裡,彼此能否在國內做到公正、和諧、人道,則決定著各自是否有著自己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民心、民氣,有著堅若磐石的後方。 
  美林集團和凱捷顧問公司發佈的一項2004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在2003年擁有100萬美元資產以上的人,接近24萬。這些中國富人的總資產超過9600億美元,約是中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4萬億美元的三分之二強。報告指出,中國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亞洲僅次於印度,近些年來中國的財富一直在向少數人的手中積聚。 
  200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為0.414,已達到國際警戒線水平。讓很多人想不到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卻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國家之一,基尼係數僅為0.285,可以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時期。 
  幾個月前,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以「改革面臨挑戰」為主題,在海口舉辦了第四次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北京有關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餘名專家學者和官員參加會議並發表意見。我想,這個會上的幾個主要觀點肯定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高度關注—— 
  當今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強勢集團大體包括權力的擁有者和上層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一個集團,並已基本形成穩定的聯盟,這個聯盟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基本走向。另外一個社會集團:弱勢群體,包括農民、下崗職工等。由於這樣一個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們對一些基本問題不得不放在這個格局當中去考慮……   
  幻覺」的悲哀(4)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80年代社會資源的分配雖然非常不均衡,個體戶、工人、知識分子,每個階層有它的不滿,但也有它改善的一面。90年代卻存在著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變成一部分群體嚴重的挫折感…… 
  前蘇聯解體不在於後期戈爾巴喬夫公開化的改革,而在於勃列日涅夫時期相當長的「穩定」。表面上的穩定,把各種矛盾掩蓋了,等於一個大廈被蛀空了,一觸即倒,我們應該引以為戒…… 
  日本還是世界上較為廉潔的國家之一。2004年3月25日,著名的反腐敗國際性非政府組織 「透明國際」發佈了《2004年全球反腐敗年度報告》,對世界各地區腐敗形勢進行了評估。在133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清廉指數得分為3.4分,與斯里蘭卡和敘利亞並列第66位,日本卻處於最清廉的前30個國家之列。 
  在日本的日子裡,我懷藏的一顆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國心,總是會在某些時刻、某些地點為一些細節而感喟、感動—— 
  到日本的第一個晚上,住在大阪關西塔門全日空飯店,同屋泡好茶,他立即就發現兩個茶杯的茶托顏色不一樣。臨睡時刷牙,盥洗台上面擺放的牙刷顏色也有不同。凡住過國內飯店的人,大概都有同房人用混茶杯、牙刷的經歷。飯店叫早電話鈴聲音量輕柔適中,在寂靜的早上既能把旅客叫醒,又不會頓然一驚,頗像在家裡家人笑盈盈提醒你「該起床」。過了幾天去富士山,下榻的是河口湖富之湖溫泉飯店,偶然發現電梯裡除門兩邊有兩排豎形鍵外,在一面牆上還有一排橫形鍵,大約只有一米高,恰好能讓坐在殘疾車上的旅客夠著。從大分到神戶坐船,四人一間,或六人一間,均為上下鋪。每個床都有床頭燈,分兩種光源:弱光、強光。而且每個床有一道布簾子可以拉上,旅客可以很方便地換衣服,整理東西。 
  每個公園或旅遊景點都有免費的飲水機。街邊有自動售貨機,遍佈城鄉,24小時可以買飲料。但如果買煙就必須用駕駛執照在識別器上掃一下才能購買,既方便了成人又防止未成年人買煙。在鬧市,在冷清的小街,在飯店商場,在名勝遺址,無論走到哪裡,幾分鐘內總能解決「內急」。衛生間裡都備有在國內只有星級飯店才會使用的潔白手紙。衛生間的硬件設備亦維護如新,光可鑒人,大都是「TOTO」品牌。此外,每個衛生間都有殘疾人的專用位置,馬桶邊上兩根橫桿,方便腿腳不靈的殘疾人和老人使用。殘疾人像是社會的寵兒,日本政府規定,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必須有殘疾人的專用通道和電梯。給遊客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在沖繩琉球古王國的遺址上不准建任何設施,唯一能建的是殘疾人專用的電梯。在公園、商場等處的衛生間裡,一面牆上約一米高處有一塊翻板,放平就可以讓媽媽們暫時放寶寶,或給嬰兒換尿布,用完再翻上去,一點也不佔地方…… 
  反之,在國內考慮到殘疾人與母親之虞的衛生間極少。在國內許多單位,最重視的是大門與大樓,最不受重視的是衛生間,如果有四個位置,往往總有一個門被封上,上面寫著「已壞」。插銷壞了、水箱的鉤子掉了、馬桶漏水更是家常便飯。若工資袋裡少了十元錢,有可能扯起腳就找領導,但若有誰會為這些破事找領導,周圍的人准說他有神經病! 
  還可以再說一件頗為極端的事情:在東京、大阪的一些中心公園裡立著一排排藍色塑料布搭成的簡易棚子,由公園經過,總讓外國人覺得突兀。住在這些棚子裡的是一些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的流浪漢,他們喜好「野鶴閒雲」般的閒散生活,除了在公園裡閒逛什麼也不做,要做也只是撿些空易拉罐、啤酒瓶,換點自己的煙酒錢。 
  這是一批從不向國家交稅的人,政府卻並沒有因為不是納稅人而將他們摒棄在社會的服務體系之外。流浪漢們從無饑腹之憂——超級市場、便利店每天都有不少過了點就要扔掉的食物,由於日本食品衛生法異常嚴格,過點食品只是新鮮度不行了,並沒有變味變質。每天晚上,在超級市場、便利店的後門口,都能看到流浪漢們秩序井然的排隊領取過點食品。他們行也無憂,住也無憂——警察不會以有礙觀瞻為名像驅趕麻雀一樣驅趕他們,更不會因為來了閣內大僚、外國政要,而將他們抓進號子關個七天、八天。流浪漢們倒有些像大爺,政府見他們多聚集在公園,就在公園裡給他們蓋上統一規格的簡易棚子,一讓他們有地方躲雨避寒,二也是個標識,以免外面的人去打擾…… 
  如此的細節是大量的,無所不在的,彷彿總有一雙溫情脈脈卻又銳利似刀片的無形眼睛在處處逡巡,它要洞察疏忽又填補精心,它要發現粗礪又代之細膩。你很難說這是資本主義作秀,如果這一切都是作秀的話,那麼,春日的春草與細雨,夏天的蟬鳴與熱風,也成了作秀。 
  你只能承認這是這個制度對國民的普遍尊重,對人性需求的全面關懷。 
  可以肯定日本政府對自己國民的關愛與服務是第一流的。而且,在政府的引導下,生活質量與人的健康,被全社會擺上了突出的位置。在商場、超市裡,不斷被開發出來的日用小家電,與不斷投放市場的家用保健產品,真是凝霞敷錦,亂花迷眼,讓要買東西回去送人的中國旅客只恨日元換得太少。 2004年6月初,日立、松下電器、東陶等10家公司聯手展開「在家健康管理服務」,即提倡日常輕鬆的測量血糖值、心跳次數等,以期能早日發現疾病。各公司以無線聯繫各自開發的產品,自秋天起在大阪、札幌進行實驗,以期在2006年在列島全面展開這一事業。各企業為此開發的產品有:夏普的「生活節奏計」,測量每日運動量。東陶的「健康計測便器」,測量尿中鹽分、糖分。日立的「健康枕」,鋪在墊被下測量心跳。松下電器的「脂肪厚計」,測量腹部等處脂肪厚度。松下電工的「血糖值計」,不用抽血測定血糖值……   
  幻覺」的悲哀(5)   
  健康的飲食習慣和醫療保健體系的有效建立,使日本成了當今世界上擁有百歲老人最多的國家,也是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壽命為85.33歲,男性為78.33歲,均創下全球最高紀錄。日本男女平均壽命已連續4年名列世界第一,女性壽命從1985年以來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是個什麼國家呢?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它似乎是一個野蠻成性的國家,一個冷漠如霜的國家,一個物價奇高、天底下工作壓力最大的國家,因而也是一個國民不會幸福,鬱鬱寡歡、甚至生不如死的國家。可是,從一個個統計數據的比較,我們卻發現,日本是個經濟發達、科技先進、百姓富足、社會公平、吏治良好、教育優秀、環境優美、國民預期壽命高的國家。 
  若你到了今天的日本,過去腦子裡關於這個民族的種種標記與特徵,包括殘忍與冷漠,都會讓你的經驗性系統搖搖欲墜,如一架找不到機場降落的客機,如走進了濛濛水氣的浴室,你會一下失去感覺,從而極大地挑戰你的理性界面。 
  儘管過去20多年特別是最近10多年中,中國蒸蒸日上,經濟建設高歌猛進,日本卻有似乎走下坡路的趨勢,經濟陷於停滯甚至負增長的泥淖。但在兩國一個不見炮火硝煙的「戰場」上,中國已處於下風,確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中國人不必妄自菲薄,我們亦有一些揚眉吐氣之處。 
  比如我國連續發射成功「神一」至「神五」; 
  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中國金牌總數名列第二…… 
  或許還有,澳大利亞旅遊部門統計,自2003年7月至04年6月,中國內地到澳旅遊的人數超過10萬,居各國之首。出手也大方,人均消費2200美元,而日本遊客只花費約712美元。一走出國門,被普遍認為「民以食為天」的中國人變了樣,在吃上很矜持,很頑固,只吃中國菜,對購物卻抱著幾乎是來者不拒的態度。在巴黎,過去總是對日本遊客下猛藥的許多銷售奢侈品或品牌的各公司,如今紛紛僱傭能講普通話的店員。(見2004年10月《新週刊》) 
  再有,日本公司在美國買下了大量的地產、股票、企業;但在紐約長島北岸,也有一座座宮殿般的豪宅掩映在綠樹紅花之中。這些起價至少在200萬美元的豪宅,因許多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一次性付款購下,讓美國人大跌了眼鏡…… 
  少數中國人的暴紫驟紅,呼風喚雨,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炮製的「中國威脅」論。如此的「假雨村言」,在亞洲和世界上可能會推銷出去一些盜版濫印的《紅樓夢》,但大多數精明的日本人是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一個例證是,即使在日本的右翼網站和報紙上,其實恐華排華的言論並不多見。可以說,從千年前披漓著「唐風文化」的時代至今,日本對於中國的瞭解,甚於中國對日本的認識。 
  並非幾個中國留日學生有這樣突出的印象——中國遠沒有達到引起日本高度關注的地步,日本人的眼睛一直是盯著西方的,日本身在亞洲,卻歷來以為自己是西方國家。大多數日本人心底裡並不認為中國現在有資格做日本的對手。 
  一個現居東京都千代田、名叫小林次郎的日本人,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學習中文,能夠閱讀原版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中國名著。2004年用中文在幾家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不配做我們的對手》的文章。內稱: 
  日本不會擔心中國,中國沒有資格做日本的對手,我一直相信中國會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優秀的民族,我們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們的每一位國民都是日本的生命 ,無論科學家,教師,政府人員,還是企業家,每一個日本國民都會自覺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的信息,每一個人都以生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魯總統籐森這樣的一國之尊,也以能成為日本人而感到驕傲…… 
  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更稱不上強國。我們在經濟泥潭中慢步前進的時候,中國飛速的經濟增長不會引起我們的任何羨慕,因為日本知道中國永遠超越不了日本,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它面臨的風險和問題也會越大,一些棘手的問題已經如我早前的研究,開始在中國出現…… 
  認定一場真刀真槍的戰爭必將爆發,心目中的對手卻不以你為對手,這便有些像你已經買好定婚鑽戒,可心目中的佳人卻不願戴上,這頗有幾分悲哀。但這決不是「不再戰」的悲哀,而是「幻覺」的悲哀。 
  依我這十幾年的觀察,國內有一批製造、描繪幻覺的人從不下崗,最明顯因而也最易指的便是在股市房市上,他們總讓別人鑽進幻覺中去,自己從中獲得的各項收益卻是真金白銀。再比如,當時下許多城市的老百姓在為交通擁塞而怨聲迭起時,肯定有人說:「堵車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對我等這樣的清風草民來說,只有在好萊塢電影裡才看過的長島那樣的豪宅,對他們中的一些人卻是切實存在的。 
  滿是幻覺的日子,可入歌星們唱一曲便有幾萬、十幾萬元的熱烈或甜膩的歌子,可進黑乎乎的窮街陋巷的外面那燈海璀璨如銀河落地的大道,可串起故事總是發生在海濱、別墅、高級酒店和房車裡的電視連續劇,卻紛紛墜落於老百姓的沉默與歎息,更鐫刻不進歷史蒼勁的年輪。     
  第十一章 「偽悲情」   
  「恐日症」,「恐韓症」(1)   
  在許多國家,大約愛國主義是不需要喚起的,只要一個人知道自己是誰,自己從哪裡來,他就會愛自己的祖國,如同從血管裡流出來的一定是血。 
  這裡當然有一個前提,即當政者必須把國家治理得人人安居樂業,生死無憂,如同一匹杭錦,經緯分明不說,還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蕩、河決魚爛之時,再提倡愛國主義,古語云:「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靈了。美國就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叛國者」們嚮往並踏上的一片新大陸,但這些不同膚色的男男女女一旦在星條旗下宣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畢生熱愛這個國家,並以自己是個美國人而自豪。 
  在中國,億萬中國人也由衷地熱愛自己的國家。 
  其中,絕大多數人是普通的平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除了是自己這輩子的棲居之地,可以預料也是自己的子孫們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們流下滾滾汗水,拋灑殷殷心血,辛勞地建設這塊土地,努力地改變這塊土地。他們的眼界並不寬廣,身上多的是與國情相適應的本分,從容,還有那麼一點「阿Q精神」,即善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他們很少拿中國去和西方國家比誰更進步,大約在他們看來對於有著五千年悠長歷史、有飽經憂患的祖國,評價其進步的尺子的長 
  倘若說,上個世紀國破家亡,兵荒馬亂,本世紀卻享有政局一統,長久和平,這就是進步。 
  倘若說前40年天下饑饉,路有餓殍,有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40年後億萬農民卻得從農業上轉崗,城裡人則流行起「富貴病」,如急著過冬的鼴鼠一般紛紛在尋野菜、雜糧,這就是跨越。 
  倘若說前30年還在舉國搞全民大內鬥,幾乎人人都是批判家,30年後卻舉國開放大建設,男女老幼都在經濟大潮裡撲騰;還有前30年,你向一個小小的科長提意見,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頂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後20多年裡生不如死,30年後你就是檢舉了一個廳長,甚至省長,只要自己行為端正,對方也拿你無可奈何,若要打擊報復,你亦可拂袖而去,「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些就更是飛越了! 
  因此,沒有誰比普通平民更能感受時下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的種種困惑與矛盾、沉重與艱難的了;也沒有誰比普通平民顧盼回頭時,更能察覺這個社會看似危機四伏,「山窮水盡」,卻又總是猶如神助,「柳暗花明」。 
  他們從不用西方的「民主」、「人權」概念來苛求這個國家。也不懂得用「新左派」或「自由派」等詞彙來標榜自己。如果要說他們是什麼的話,他們中的多數人不過混了個「溫飽派」,至今都是「打工一族」。 
  他們雖然也有沮喪,有時牢騷還挺大,但他們的要求歸納起來不過只有一點,即希望這個國家的變化能稍稍快一點,比如「社保」、「醫保」,最好在自己的餘生就能趕上,他們這輩子被耽誤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還盼著變化能普遍一點,比如鄉下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內陸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湯的總是喝湯,吃肉的總是吃肉…… 
  可以說,對於億萬普通的中國人,如同他們的希望很現實,他們的愛國也很樸素,肯定與提不提倡愛國主義,是否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關係不大。 
  儘管如此,或許因為愛國主義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成為了政治上的一個標桿,愛國主義的宣傳與教育在中國一直常抓不懈。一旦國際上發生什麼與中國有關的風吹草動,便成了某些「愛國者」們化蛹為蝶、蚌病成珠的好時機。他們在將自己的一頭秀髮經愛國激情賁張為一簇簇奮勇的怒火時,總將持不同看法者往死裡上綱上線。 
  香港「鳳凰衛視」著名時事評論員呂思寧在2003年11月4日的《時事開講》欄目中說: 
  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強烈地感覺到一種現象,就是中日關係在民間很難冷靜討論。主張理性處理中日關係的言論,往往被民粹主義的熱情所淹沒,甚至為此常常出現人身攻擊和漫罵,這些都是一個文化優秀的國家公民所應有的道德水平嗎?中國最厲害的一個詞就是「漢奸」,而這個「漢奸」直接就和中日關係相聯繫的。事實上,我們包括鳳凰衛視的幾位評論員,不管是在討論任何問題上,只要談論到對日的關係,都有人被罵「漢奸」的。但是,今天我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我覺得在中日關係上這是一個很長遠的問題,如果現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東西都調動出來,將來對中國並沒有好處。 
  按理說,與普通的中國人比起來,不那麼普通的中國人層次更高,見識更廣,走出國門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載總有幾回。為國家做臉為民族爭光的機會多多,有能力如周恩來生前一直帶著一塊上海牌手錶一樣,多用國貨,少用、拒用外國貨,為發展壯大我國民族品牌添磚加瓦的機會亦多多。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應該更強烈,更自覺,並成為時代之先聲,人民之楷模。現實的情況卻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所作所為,讓老百姓失望,甚至讓外國人吃驚。 
  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事實在中國汽車行業。 
  有專家認為,如同上世紀90年代,中國民族品牌家電產品的崛起是當時中國國力跨上一個新台階的標誌,現在能否用自己研發的民族品牌轎車和中國芯的崛起,將是中國國力能否再上一個台階的標誌。日本和韓國就是靠著民族品牌交通產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發達國家的行列,如前者的豐田、日產、本田,後者的大宇、現代……   
  「恐日症」,「恐韓症」(4)   
  在那場亞洲杯的決賽中,很多中國人說日本隊取勝是靠裁判的「上帝之手」,不公平地贏了比賽。但始終看過日本隊比賽的觀眾,都明白日本隊在本次亞洲杯各場比賽中遭到的「黑哨」,遠遠多於中國隊。特別是日本對巴林一戰,上半場中,雙方隊員不過是身體很輕微接觸一下,新加坡裁判居然判日本隊員紅牌出場,使日本隊面臨10個人打對方11個人的被動局面。 這時日本電視的足球解說員說:「居然有這樣的事發生!不過沒關係,日本隊10個人打對方11個人照樣能贏,這才是真正顯示日本隊的實力。」 
  巴林隊在比賽結束前5分鐘進球,比分為3︰2,觀眾都認為這次日本隊肯定完了,日本隊卻陣形不亂,仍然尋找機會,終於在比賽結束前1分鐘把比分扳平,最後在加時賽上戰勝巴林隊。日本隊教練濟科說:「直到最後一刻,隊員們的心理上也沒有放棄比賽,良好心態使我們獲勝。」 
  在中日決賽中,日本隊一個有「黑哨」嫌疑的「手球」進球後,離比賽結束還有20多分鐘,中國隊完全有扳平比分的機會。可是這個「手球」讓中國隊員倍感淒風苦雨,士氣與鬥志一下大打折扣。央視的解說員雪上加霜,也不停地埋怨對裁判的不滿,諸如「我們呼喚公平的比賽」,卻沒有說出一句鼓勵中國隊背水一戰的「豪言」。在比賽最後幾分鐘,中國隊已陣形大亂,隊員在心理上已經放棄了比賽,就在這時,日本隊再進一球,鎖定了勝局。 
  正是憑著一種挑戰者的鬥志和心態,日本足球協會已經不滿足於在亞洲叢林裡老虎一樣氣定神閒,他們宣言日本隊的下一個目標是奪取洲際獎盃,並且放出30年後超過巴西隊的豪言。中國足球協會什麼時候也能為中國足球制定一個挑戰性的目標:「5年內趕上日本隊」,5年沒底,那就再打一場「抗日戰爭」,8年內趕上。8年再心虛,一代人總夠吧,「12年內超過日本隊」。看來至今未提出一個挑戰性目標,首先缺的便是直面日本隊的勇氣。而且,據說現在不但有了「恐日症」,還有了「恐韓症」。 
  似乎勇氣不足的並不只是中國足球協會。日本隊戰勝中國隊後,球迷們山呼海嘯地開罵日本人「鬼子」,詛咒裁判「出門撞車,上天摔機」,罵完了,咒完了,就算是報仇雪恥了。有多少中國人為中國足球打不過日本而真感到羞恥呢,又有多少中國人因堅信中國隊早晚會打敗日本隊而而滿懷憧憬呢?在人們的潛意識裡,中國隊打不過日本隊,便猶如國產貨沒有日本貨好使耐用一樣,這彷彿早已無庸質疑。 
  有論者也注意到了這並不僅僅是盤旋在綠茵場上的心態—— 
  在北京決賽場外,我們看到球迷打出「抗日」的認輸心態標語(因為他們默認日本比我們強,所以才需要「抗」),卻沒有人打出「超日」這樣有挑戰者心態的標語。 
  同樣我們經常看到有人發起「抵制日貨」的認輸心態的號召,卻沒看到過有人發起一個「超過日貨」的挑戰性的號召。 
  ——(林思雲《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 
  一方面,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體育競技上附載了那麼多厚重的政治內容,奧運金牌的競爭儼然已經上升到國家榮辱的競爭,據說為備戰雅典奧運會的費用達到200億元人民幣,這筆錢如果投入在教育上,可修建10萬所希望小學,讓1000萬農村失學兒童再背上書包;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國,它的國家隊幾十年來卻能安然接受總是在亞洲的二流足球隊中混日子的現實。一向視面子比泰山還重的中國人亦默認在最能與日本人爭面子的地方失去面子。 
  歷史上也與日本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韓國人,上世紀60年代的一次世界盃預選賽,韓國隊飛赴日本進行比賽。臨行前,韓國總統親自接見了全體隊員,總統簡短地講了一番鼓勵的話,最後說:「如果輸掉了,你們就不要再過大韓海峽(即日本海峽)了!」 那意思就是——如果輸掉了你們就全部蹈海自殺以謝國人吧!( 見 張宏傑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了點什麼》) 
  在所有的體育運動中,足球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華麗,阿根廷人剽悍,法國人浪漫,英國人細膩,日本人堅韌,韓國人頑強。綠茵場上,反映出了我們民族什麼性格呢?   
  烏龜有肉不在外面(1)   
  看過馮小剛導演的電影《手機》後,我倒有了這樣一個發現—— 
  如今在中國,幾乎除了聾啞人不用手機,坐班房的不讓用手機,誰不用手機?人們隨時隨地掏出手機來,不管身邊有人無人,哼哼哈哈、哇啦哇啦說上一陣,隨意得像在中國久治不愈的隨地吐痰、扔瓜皮果殼。手機在時下,已經幾近於陽光、空氣,沒有了手機,可能就沒有了生活。但我懷疑,天空下有如此多的資訊、決定、商榷、友誼、囑咐、期待在作無形而勃勃地紛飛? 
  上個世紀80年代,手機還在科學家的腦子裡受孕,三支歌風靡了億萬中國人:一曲《希望的田野上》展開噩夢醒來是早晨的泉水般叮咚的陽光;一曲《我們的生活比蜜甜》流瀉著似蜜一樣濃稠的熱情;一曲《八十年代的新一輩》放飛一隻隻白鴿般悠遠而又純潔的理想…… 
  如今有了手機,卻像是少了陽光、熱情與理想,多了空話、假話、騷擾、陷阱,乃至新的作案手段、作弊方式,那一張張使用頻繁、用後即扔掉的「神州行」卡,在破案片裡屢屢可見,利用手機在考試時作弊,更是層出不窮,以至於要發明「探測狗」來對付。 
  手機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敞開,更快捷,也更阻隔、更虛假,明明你是在本埠,卻可以說是在外地,明明你可以接電話,卻關了機,說是沒有電,或是沒有了信號。手機讓許多人以一副羔羊般無辜的神情,去從容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尷尬與破綻。 
  手機可以使陰謀的策劃脫離於暗室,同時也成了陰謀破滅後的罪證。手機讓許多節日的問候失去了溫馨與私情,變得程式化,流水線化。手機製造了數不勝數、防不勝防的信息垃圾。如果你沒有耐心及時刪除,它們就像一條條翻著白花花肚皮的死魚晾在你的信息箱裡。 
  手機還是當代某些人生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道具——再沒有格調的人,拿著它便顯得嚴肅起來。再無所事事的人,拿著它便像是時代先鋒。再卑微的人,手裡握著它便幾近握著一個世界。 
  手機產量與銷量均為世界第一的大國,卻未能使我國的經濟、科技,更有文明與文化,也名列前茅於世界。如果讓我在時下與沒有手機的80年代間選擇,我願意回到那個年代的朝氣、希望與單純中去。至今偶爾在哪裡聽到那三首歌子,我耳邊還恍若飄來了一陣天籟之音…… 
  在某種意義上說,時下的這個手機時代,只是個「偽手機」時代。 
  若套用這個說法,現在不少的國人看似有牢記民族恥辱、溢滿濃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結,可究其實,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種「偽悲情」? 
  可以做得到的說說,不管日後如何,至少眼下讓人感到真誠。 
  做不到的事情,可能說起來不無動聽,諸如一些貪官墨吏上了法庭,回顧平生時老是說「我是人民養育的兒子」,人民的奶頭是圓的還是扁的呢?你們在台上時人民能夠左右「兒子」些什麼呢?道理說得越是像是詩情,可能就越沒有道理。 
  或者,連國家的力量都很難操作的事情,也老掛在咀上說,說得越是宏闊如太空,但做起來越是夠不著…… 
  倘若在中國實行徹底的抵制日貨,那將會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呢—— 
  抵制豐田、日產、本田?恰恰是不那麼普通的中國人,如熱帶魚嚮往華貴的魚缸一樣嚮往它們。抵制三菱電梯、TOTO潔具?亦是不那麼普通的中國人,過江之鯽般去星級酒店、高級寫字樓。抵制日本料理、資生堂的化妝品,中國的老百姓打生下來一直到死都在英勇地抵制。 
  從根子上看,抵制它們所代表的優質或優雅的日貨,是在抵制一種生活方式。毛主席老人家那麼大的魄力,不惜發動一場橫掃每個人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最終未能抵制它在中國的登陸,今天誰又能抵制得了? 
  不久前,日本《新華僑報》副主編孫秀萍在該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為《中國人團體是電器街的最佳客戶》,內稱—— 
  且看下面的幾個事實。東京秋葉園電器街的「赤木國際店」每天大約有1000人左右來客,其中四成左右是中國人。記者看到一河南省的男性一個人就買了三台價值9萬4千日元的攝像機。一桂林的女性買了數碼相機等,消費總額為13萬日元。 
  「赤木國際店」是主要以中國人為消費對像開設的店舖,僅僅兩年就衍生出三家分店。社長阿部介紹說,店舖發展如此之快,完全是靠著中國人旺盛的購買力。他就曾經遇到一個中國人,一次買下了10台數碼相機,一台大型電離子電視,總額達200萬日元。現在的中國人還喜歡購買100萬日元左右的大型電視。這種大型電視是他們店的熱銷商品之一,賣得非常好。他說中國人能花錢是世界第一。 
  ……而且,這些在日本購買商品的中國人在購物時都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須買日本原裝貨,而對於那些廉價的「中國造」連看也不看一眼。 
  ……目前,中國人能夠來日本旅遊觀光的地區還屈指可數,只有幾個地區開放,中國的觀光客就給秋葉園電器街帶來了無盡的財富和繁榮。如果真是全面開放了,日本國內市場的日本制電器恐怕要成為緊俏商品,供不應求了。 
  在日本尚且如此,在中國國內也好不了多少。中國人對「日貨」的情有獨鍾隨處可見。日前到了上海,那璀璨的夜景令人讚歎,然而仔細一看,卻有些尷尬,最醒目的霓虹燈廣告幾乎都是日本公司的,其次是歐美企業。還有,從大連到北京再到上海,日本餐館人氣經久不衰,發展勢頭越來越旺。日本音樂、漫畫的盜版屢禁不絕。還有日本的化妝品幾乎無所不在,乃至資生堂、嘉那寶公然成為最受歡迎的貴重禮品,為眾多國人女性青睞。如此例子,不勝枚舉……   
  烏龜有肉不在外面(2)   
  抵制日貨,與普通的老百姓也有關。 
  比起商品,資本輸出是更可怕的「侵略」。如果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把直接投資占近10%,總額已過500億美元的日資一掃而淨,那麼,從珠江三角洲到長江三角洲,再到東北地區的無數日本獨資、與中方合資的企業也就全得關停並轉。當然會再多上幾十萬下崗職工,國內的下崗人員已經海了去,但有英明的黨中央、國務院,有偉大的「三個代表」,天也塌不下來。不進日貨,商家可能也要受損,當年國難當頭時,為抵制日貨,老字號的「林家鋪子」不就倒閉了,但比起愛國至上,這更是小菜一碟。 
  日貨,日資都不要了,日元的貸款,援助就更不能要了!一切有骨氣的中國人,都要抵制用日元貸款建設的項目——北京首都機場擴建工程用的是日元貸款,大家以後去北京都不要坐飛機。實在要坐,可以飛到天津,再改乘火車、大巴。北京城市用水淨化也是用日元搞的,大家以後都別喝,出差時自帶飲料,市民家裡備足礦泉水。 
  還有北京地鐵二期,秦皇島碼頭,朔黃鐵路,南昆鐵路,重慶長江第二大橋,武漢天河機場……統統都得抵制。歷史上日本人建在中國土地上的東西也屬「國恥」,先把從長春到大連的那段「南滿鐵路」拆了,再將中國最早的水利發電站豐滿水電站給填了,也是日本人最早搞的鞍鋼得炸了。還有長春,大連等城市那一幢幢的日本建築,即使不拆也要關門,改成「日據時期」日本人罪惡的陳列館……咱寧可GDP往下掉5個百分點,也要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大牛市往上漲50個百分點! 
  不僅有形的物質商品要抵制,軟刀子割肉的的文化產品也不能放過。這些年日本的電影、電視在國內已經很少見了,但渡邊淳一的《失樂園》,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及他們的其他作品等,還受一小部分人的熱捧,今後不但他們的書不能在書店賣,就是川瑞康成、大江健三郎這些獲諾貝爾文學獎大師的作品也不准出版。更重要的是,在華的日本留學生統統要他們走人,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統統召回,全國的大學都必須撤消日語系或日語專業,可以留下百十個革命立場堅定的青年繼續學習,以免將來戰事一開,小日本求饒時我方沒有人做翻譯。 
  不能說提倡抵制日貨的人們都是「偽悲情」。 
  我尊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裡有條件使用日貨卻堅決杜絕日貨的人們。我也以為在可以不用或者少用日貨的時候,應該多用國貨。有相當多的國人真正是因近些年日本在中日關係諸多問題上尋隙挑釁而充滿了義憤,總想迅速拿起一件奇門利器予以回擊,讓日本人痛到脊樑,悔青腸子,而「抵制日貨」便是平民們最容易想到、也方便拿起的暗器。 
  只可惜這既非奇門,我請教了一下經濟學家,世界上還沒有僅靠抵制一國的產品就能把這個國家給灰飛煙滅了的先例;亦不屬利器,很可能還是小泉首相正等著的一件「反利器」—— 
  已經有長期研究日本的資深專家分析:自民黨的主要政治對手民主黨不久前在參議院選舉中大勝,已經直接威脅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鄰國,尤其是激怒中國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國作出強烈反應。中國一旦作出強烈反應,日本輿論就會一片翻騰,民主黨內部重視中國和對中國強硬的不同派別,就會發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長,小泉和自民黨就能重新取得明顯的政治優勢。 
  「偽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過網上流傳的前年西北某大學學生反日遊行視頻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隊伍中確有不少面容嚴肅、堅毅,顯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參加遊行的學生談笑風生,紅頰生渦,就像是陝北農村的少男少女去趕一個大集,或是西方盛裝的紳士、小姐去參加聖誕晚會,在他們臉上看不到一點悲情的影子,似乎他們並不在乎要「仇」什麼,只希望能「與子同仇」,與大多數人一起「仇」,他們像是因為願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覺而參加遊行的。 
  這種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結,已若即若離於仇恨目標,上升為共同從事一種愛國壯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只有「合群的自大」,當個體融入一個無邊無際的群體時,個體就會感到力量的膨脹,肉身的不朽。在社會劇烈轉型的今天,部分年輕人和社會邊緣人,因對社會的種種不公而滿腹牢騷,因對未來命運的難以預測而深感個體之渺小,而仇日,或許便是他們時下唯一能在大街上排泄牢騷、擺脫渺小的一項「偉大事業」。 
  「偽悲情」者們大多數是不自覺的,或者說是潛意識的。但自覺的、非常理性的「偽悲情」者,現在也屢見不鮮。 
  在國內發行量據說早已過百萬冊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裡提到這樣一件事: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發生爆炸事件後,「當時在美國使館門前的抗議人群中,有一名大學生向記者氣勢洶洶地痛斥了美國的傲慢思維,即美國認為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給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當這名學生繼續高聲漫罵時,採訪他的記者緊著問,他打算這樣罵多久。這位年輕人就事論事地回答說,他在這兒呆不了多長時間。他解釋說,他必須回家準備即將到來的GRE考試——美國研究生院的入學考試。」   
  烏龜有肉不在外面(3)   
  1996年,克林頓總統訪華,並去北京大學演講,當時有7名學生提問。他們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政界人物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在當天對美國記者說:在中國這一代年輕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它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對此美國必須加以關注。 
  陸士達先生顯然多慮了。 
  近些年,北京大學每年有將近40% 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在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20% 。據北京大學招生辦主任劉明利先生4月13日在搜狐教育網2005年高校招生系列訪談節目中回答考生問題時說,在北大目前形成了出國和在國內讀研究生、就業三維天下的一個局面,理科學生多一點,但基本上是各佔三分之一。有北大學生戲稱自己是「寄--托(GREH TOFEL)的一代」。 
  在清華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很多學生在大二、大三的時候不是去上基礎課,而是手裡捧著新東方的「紅寶書」準備「寄—托」考試。已去了美國的一位清華學生的經驗之談是:「能在本科畢業時出去,就不要在本國讀研究生。」《中國青年報》曾經在清華校園做了一個隨機採訪,被採訪的18位清華學生中,明確表示希望出國深造的有14位,另外4位視情況而定。在被問到是否會回國時,表態堅決回國的只有3位;還有3位說現在是傾向於回國的,但不敢保證以後會有什麼變化;表示要看情況再作決定和不打算回國的各有4位。 
  從1999年起,為了支持北大、清華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國家分三年累計單獨給北大、清華各撥款18個億。18個億,也許對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所需要的資金可能還差得很遠,但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絕不是一筆小數目。而且,這是一種額外的投入,一種特別的預算。但在18個億和更多的投入之後,中國的高教寶塔尖上卻日愈陷入一個怪圈——投入最多的地方,摩肩接踵的去國者也最多,國家最寵愛的青年,與國家「bey-bey」也最急不可耐。 
  據說當克林頓的面指責美國人權狀況之惡劣的一位女生,本科畢業後兩年,即打出「翻天印」來,她不但去了美國,還嫁給了一個美國人。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的一個小消息亦很能說明問題。 
  某日一位領事面試了幾十個要求赴美留學的年青學子,他們來自國內不少著名高校。他們所有人都保證在美完成學業後一定回來效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但「9.11」事件後美國對外國人入境卡得特別緊,而且所有人都未能獲得美方學校的全額獎學金,領事先生全都拒簽了,唯有一個人例外。他說,自己出國是為了學習「造更好的假肢」,美國在這方面有著世界上最好的技術,他的母親因殘疾而使用國產假肢。領事長吁了一口氣,愉快地在這個年輕人的護照上敲上了准予入境的大印:「小伙子,你說的話是我一上午裡聽到的最好的故事,祝你成功。」 
  這消息在互聯網上不脛而走,此後的幾天裡,來申請簽證的人,幾乎有一半都說要去美國是為母親學習「造更好的假肢」…… 
  烏龜有肉不在外面。時下一些年輕人,尤其是部分自命為「天之驕子」的年輕人,從外面看他們有著那麼堅實的「愛國主義」之殼,可觀其言察其行,他們也是有厚實的一團「肉」包在裡面。 
  這「肉」便是幾乎無處不在的心機,幾乎無時不在的考量的利益。 
  他們是善於觀測政治風標的氣象工作者,又是善於揣摩對方心態的心理分析師。無論是站在美國大使館門前痛罵,當著克林頓的面指責美國惡劣的人權記錄,還是在美國領事面前訴說一個有關東方傳統道德裡母慈子孝的故事……他們都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一番話裡所包括的弦內之音和弦外之音,在場的聽眾及可能不在場的聽眾。 
  像為了人類的光明而辛勤勞作於地下幾千米的礦工,他們能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空開掘出自己的最大現實利益與潛在利益。又如傑出的小品演員,在每一個特定的時空裡「情真意切」地SHOW完了,打動了聽眾,感染了觀眾,當一片掌聲響起之時,他們退場後很快便做回了自己,他們不會打算按SHOW裡自己信誓旦旦說的去做,也不會因沒有這樣做而有一絲內疚或不安。 
  由一個特定的時空轉向下一個特定的時空,比如由「反美」到「親美」,他們如變色龍一樣銜接得自然而又光滑。如果出現障礙,這可能會導致內心分裂,人格扭曲。而他們不可能如此,他們從來以為自己是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或者說是最能適應時代變遷的一代人。這些年裡,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有年長者感慨:如果這一代人真都像他們這樣,那麼,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 
  「可怕」的含義,要琢磨起來絕不簡單,但其中必有一條是—— 
  這些喊起來總是遏阻流雲,說起來彷彿總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精英」們,又因為總是比一般的老百姓有著較多的「話語權」,因此往往容易被政府,也被外國人視為民心的激盪,民氣的蒸騰,使之成為政府的掣肘,從而不得不對外採取強硬立場,使國家在國際矛盾與衝突中的迴旋餘地大大減少,其結果則可能是國家被不必要地推到嚴重危機,甚至擦槍走火,逼近武力邊緣。   
  烏龜有肉不在外面(4)   
  重聞歷史往事,往往不禁會有歷經劫波之後再翻檢少年時代日記的感受。 
  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中蘇兩黨論戰中,雙方都高舉「馬列主義」大旗,引經據典以論說自己的正統與純潔,對方卻在離經叛道。但開始雙方均較克制,彼此致信都以「親愛的同志們」相稱,彼此都完整地公開發表對方的文章。隨著論戰的不斷升級,「火藥味」才日益濃烈,先是彼此往對方頭上扣各種大「帽子」—— 
  中方給蘇方的有: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社會主義自己則「和平過渡」,以及「認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 
  蘇方回敬中方的有:「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大躍進是經濟狂熱病」、「狹隘的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 
  昔日彼此都頌揚為「永葆長青」的雙方友誼,演變成了彼此眼裡窮凶極惡的頭號敵人。隨之邊境各自陳兵百萬,思想的批判發展成了武器的批判,最終在珍寶島上大動起干戈。 
  箇中原因,當然是中蘇兩黨、兩國領袖為鞏固捍衛自身的領導權威,進而維護國家利益使然。此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 
  中蘇兩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均缺乏彈性,缺乏靈活有效的糾錯機制。「反對意見」在中蘇兩國內部都難有存活的空間。事實上……從國家利益的大原則出發,對相互關係做一些調整,使論戰適當降溫,起碼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蘇兩黨高度集中的政權體制,使主要領導的意志很難得到修正。即使有主張緩和的人,也不願承受妥協、退讓,更別說承認錯誤可能會帶來的國內政治風險。而恰恰相反,起勁地按領袖意志同對方堅決鬥爭,反而會獲取國內政治資本…… 
  這種「無路可退」的體制,使論戰的立場、觀點具有了某種「剛」性,這也是促使論戰你追我趕、步步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馮群力 《中蘇論戰緣何開》) 
  負責製造「九評」重磅炸彈的是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自1962年成立起,直到「文革」前夕收攤,康生一直擔任組長。「文革」甫一發動,康生即獲重用,一時興雲播雨,兩掌遮天,顯然與此有關。 
  今天再翻看當年念起來印堂也在炯炯放亮的《九評》,凡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大概無不感喟不已。按照中國當年的邏輯,今日之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肯定比南斯拉夫更一路絕塵;而蘇聯則進行了一場「心臟移植手術」,昔日讓多少中國革命者魂牽夢繞的克里姆林宮仍在,但此宮已非彼宮了…… 
  積極的愛國主義不會是大轟大嗡的口水仗,項莊舞劍的政治秀。 
  更不會有股市的熊牛變幻,有利益時人頭攢動,無利益了門可羅雀。 
  它的真諦,應該是像大多數中國普通人一樣辛勞地建設這塊土地,努力地改變這塊土地。 
  國家不強大,「愛國」便是空穴來風; 
  國家不文明,「愛國」就可能放出魔鬼來——德國、日本放出過毒焰萬丈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中國自己也在無際的紅色咆哮中放出了大傷了民族元氣的「文革」。 
  建設一個強大而又文明的國家,必然是億萬中國人民共同的、持久的目標,必然是一個向世界開放並逐步接軌於人類普世價值的偉業。「愚公移山」的典故,用在這裡是第一貼切了。白叟黃童,每天挖山不止,舉袂成幕,揮汗如雨,既有詠歌於大風之快意,亦有眺望遠山之憂戚。與他們比起來,自命為「精英」的「偽悲情」者們,不過是王屋山下幾個聚嘯而來、呼哨而去的小混混…… 
  1932年12月6日,胡適在接受北平《晨報》採訪時說:「大凡一個國家的興亡強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爾三島,一躍而為世界強國,再一躍而為世界五強之一,更進而為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所以能夠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可認為偶然的。我們要抵抗日本,也應該研究日本,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當塗著血紅的膏藥旗的坦克已經碾進了東北的白山黑水之時,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魯迅也持有與胡適相同的認識:「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傚法之處的。」 
  在那個非凡的年代裡——舉國已經被抗日洪流席捲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兩位中國現代史的泰斗能說出這樣一番話來,自有非凡的眼光與膽略。 
  當今的中國遠沒有到兵臨城下的地步,竊以為,與其人云亦云,義憤填膺,還不如中國有更多的人坐下來,認真地讀一些日本的戰前史、戰後史,看幾部日本的電影、小說,有可能去列島走一趟,實地打量一番東邊的這個鄰居…… 
  當然,我也敬佩像王選這樣的行動者—— 
  1977年她從杭州大學畢業後,當了8年中學教師。1987年,留學日本築波大學,畢業後到丈夫的貿易公司擔任海外特派員。1995年8月3日,她無意中看到一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首屆731部隊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有3個村民代表就當年日軍實施細菌戰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參加本次研討會的幾名日本人將赴崇山村調查。     
  第十二章 抗日戰爭   
  大悲壯,大不朽(1)   
  若不瞭解八年抗戰前夕,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你就不可能領略抗戰八年的豐富內涵。 
  1937年對日作戰前夕,日本工業總產值 約60億美元,中國約14億美元,僅為日本四分之一;從財政狀況來看,國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來自商業稅收,只有12.51億元,以三比一折算,約合4.17億美元。歷史學家黃仁宇對此評說:「雖說當年的購買力與今朝不同,這4億元是一個極為纖小的數目。」 
  據國民政府40年代統計,抗戰前中國的鐵路總和長度不足1萬公里,平均每4萬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國土不及半公里。與當時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強國比,不可以道里計,就是當時仍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鐵路,也比中國多出5倍以上,甚至連非洲的阿比西尼亞(即現在的埃塞俄比亞)的鐵路,也比中國要多。鐵路不行,公路運輸也居人之後,全國僅有汽車62000輛,而且全靠進口,國土面積只有中國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汽車卻多出中國一倍以上,公路里長在8倍以上。公路不僅總長度短,質量也極差,坑坑窪窪,大約只有當今鄉村公路的水平。 
  在軍事裝備上,日本年鋼產量580萬 噸,中國4萬噸,僅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飛機1580架,火炮744門,坦克330輛,主力艦、航空母艦等大型軍艦285艘, 總噸位1400萬噸。中國雖能生產步槍和機槍,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飛機、坦克、火炮、軍艦、石油和無線電器材都完全依賴進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國空軍能起飛的飛機已經不足20架。在陳納德的飛虎隊援華之前,中國的制空權完全掌握在日軍手裡,絕大多數時候日機可以任意往來,任意轟炸,任意掃射。日軍進攻南京時,中國空軍已無力再戰,南京機場只剩7架能起飛的飛機和36架待修理的飛機,遠無力支持南京保衛戰。 
  陸軍也差得太遠,戰爭之初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相當於中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3倍,而到了戰爭的中後期,已經相當於中國的8至9倍。在正規軍,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槍,很少連發的盒子炮、衝鋒鎗,子彈也不充裕,一個營大概會有幾門迫擊炮點綴一下。若是在游擊隊,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鏢了。所謂國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鋼骨的機關鎗巢,但多半時候只有步兵臨時挖的散兵坑,甚至連散兵壕都不多見。 
  在軍隊素質上,抗戰伊始,日軍將官的年齡一般在45歲以上,國民黨軍隊的將官年齡則多在45歲以下,有的只有30—40歲。「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李宗仁回憶錄》下冊) 
  國民黨軍隊與之相比,差距甚大。蔣介石多次公開說,軍隊「學得太少,又不注意補充」,「根本沒有現代的軍事常識」,完全「不配做一個現代的軍人」。他曾指責某些軍官道:「你們今天做軍長、師長的人,如果真正憑自己的學識能力,在國外做一個團長的資格都不夠」。(台灣「國防研究院」等編:《蔣總統集》第1冊 1984年版) 
  因此,總以帥才自視的蔣介石經常直接插手指揮下級部隊。他曾對美國駐華軍事觀察團的史迪威將軍解釋道:「夜裡我必須醒著、躺著,考慮他們可能會做什麼愚蠢的事情。然後,我寫下來告訴他們不要做這些事情……這就是領導他們的秘密。(參見 忻平著 《1937:深重的災難與歷史的轉折》) 
  抗戰開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軍隊的配備亦因軍而異,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還有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瀋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的,一應俱全,中國軍隊可謂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各有不同。就徵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徵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徵募並行的。就指導思想來說,官方欽定為正統的三民主義之外,還有「水滸」「三國」主義——宋明之際問世的這類演義小說中所宣揚的種種人格方式和韜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槍就是草頭王」的中國人之間的一個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共產黨領導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質不一,戰鬥力也有強弱,但充滿敵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在八年的抗戰烽火中,至少前兩種軍隊數百萬人大可熔於一爐,鑄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 
  「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用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精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李宗仁回憶錄》下冊)   
  大悲壯,大不朽(3)   
  我軍寸土必爭的氣概,迫使日軍從原有的海軍陸戰隊一個混成旅,約八九千人,陸續增加到12個師團的兵力,總兵力達到了20萬以上。據日本陸軍省於當年11月初宣佈,自開戰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軍在上海戰場死傷4萬多人。「這個數字可能是大為縮小了的。當時日軍在海空軍方面佔絕對優勢,即使依據死傷4萬多人來說,也可想見當時戰爭的激烈程度。(宋希濂《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 《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三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滬之戰中,蔣介石將嫡系精銳部隊悉數投入火線,在連續三個多月的戰鬥中犧牲慘重,至當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軍傷亡達33萬3千餘人,「以致國民黨自黃埔建軍以來,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銳之師在抗戰的頭半年內便幾已傷亡殆盡,而大部分的地方軍人卻因未參加戰鬥,遂得以保全實力,並遍佈全國各省。」(齊錫生 《抗戰中的軍事》 引自 聯合報叢書 《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40週年學術論文》 台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 1986年9月初版 ) 
  日軍挾其優勢,妄想在極短時間內,摧毀我軍之抵抗,以實現「三月亡華」、「速戰速決」之野心。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戰略」,後來又提出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戰略,其目的便在於避免與敵決戰,並誘使敵主力使用於湖沼山嶽地區,使其優勢裝備,無法發揮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軍,奠立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礎。 
  這樣做,並不意味國民政府打算「消極抗戰」,恰恰相反,「國民黨蔣介石的抗戰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權力中樞——中國政府對侵略者的『應戰』態度,而且基本上是貫徹始終,並未中途而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史學家劉大年評價道:『抗戰爆發以前,國家權力基本上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各派繫手裡,有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有全民族的對外戰爭,否則全民族的抗戰就無法實現。抗戰期間,蔣介石沒有放棄反共,也沒有放棄抗戰。從全民族戰爭這方面看,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應當得到客觀的全面的評價。』」( 《1937:深重的災難與歷史的轉折》) 
  中共方面,影響最大、至今所有大陸中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勝利是平型關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軍第115師在山西省東北部平型關地區,對日軍精銳第5師第21旅一部進行伏擊戰,以劣勢裝備一舉殲滅敵1000餘人,擊毀汽車百餘輛、馬車200輛,繳獲步兵炮1門、輕重機槍20餘挺、步槍1000餘支、軍馬50餘匹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牽制了日軍第5師的進攻,支援了平漢鐵路和同蒲鐵路線上的國民黨軍作戰。這是全國抗戰開始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它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有力地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士氣。 
  百團大戰,則是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帶戰略性的進攻戰役。1940年夏秋,八路軍共使用105個團的兵力,向日軍佔領的交通線和據點發動進攻,此戰歷時三個半月。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配合下,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萬餘人、偽軍5000餘人,俘日軍280餘人、偽軍1.8萬餘人,拔除據點2900多個,破壞鐵路470餘公里、公路1500餘公里,繳獲各種炮50餘門、各種槍5800餘枝(挺)。八路軍也付出了傷亡1.7萬餘人的代價。日軍在遭受打擊後感慨:「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加強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但綜而觀之,國民政府始終是日寇打擊消滅的主要對象,國民政府面對的也始終是抗日主戰場。主戰場戰上先後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它們是淞滬會戰(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1日),南京會戰(1937年12月),太原會戰(1937年9月到11月),徐州會戰(1938年3月到5月),蘭封會戰(1938年),武漢會戰(1938年8月到10月),隨棗會戰(1939年5月),長沙會戰(1939年9月到10月),桂南會戰(1939年11月到1940年11月),棗宜會戰(1940年5月到6月),豫南會戰(1940年1月到2月),上高會戰(1941年3月到4月),晉南會戰(1941年5月),長沙會戰(1941年9月到10月),長沙會戰(1941年12月),浙贛會戰(1942年5月到8月),鄂西會戰( 1943年5月到6月),常德會戰(1943年11月到12月),一號作戰( 豫中會戰 、長沙衡陽會戰及桂林柳州會戰三個會戰之總稱。1944年4月到12月),湘西會戰( 1945年4月到6月)。 
  此外,為配合盟軍行動,1942年4月,10萬之眾的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 
  這些會戰裡,儘管有蘭封會戰中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極大災難的「花園口事件」,敵軍擊破我中條山部隊、造成我方抗戰中期最大失敗的晉南會戰,還有因我軍電報被破譯,敵軍佔了主動,致使長沙一度淪陷、我軍損失達6萬的第二次長沙會戰,以及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破壞中美空軍機場,對我方發動的最大一次攻勢——我軍損失達50萬兵力的一號作戰…… 
  但在中國軍隊紛飛的血肉前,是日軍紛飛的血肉,在中國人頭顱如雪花般旋舞在亙古如斯的山河後,是日本人的性命如櫻花一樣凋落在異國陌生的土地上。   
  大悲壯,大不朽(5)   
  常德守軍每一個士兵甚至每一個伙夫,都知道他們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 要殺退來犯的敵人, 要把所有的敵人殺盡在常德城邊。25日以前,是東北西三面被攻,25日以後是四面被圍,軍是孤軍,城是孤城,接濟斷了,援軍絕了,要奮鬥,要生存,要保衛祖宗的土地。 
  必勝的信念,加強了每一個弟兄們殺敵的勇氣。營長張廷林帶著全營的弟兄們,苦守住大西門外長生橋的陣地,那使進城必經的道路。26日拂曉,一千多敵人衝上來,張營長帶著弟兄們迎頭痛擊,機關鎗手榴彈如雨一樣向敵人投去,一排排的敵人倒在地下,一隊隊的敵人向後跑,敵軍官帶著殘兵敗卒又衝上來。這樣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張營長帶著弟兄們跳出戰壕,擎著槍和敵人肉搏,一千多個敵人,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門外的戰鬥也一樣緊張,酈鴻均營長率蘇法三連長守住了拐上,和敵人九次肉搏,消滅敵人五百多,酈營長的刺刀成了弓,敵兵還在沖,弟兄們都陣亡了,酈蘇兩位也隨著殉國。 
  人數一天天的在減少,馬伕伙夫甚至司書,也拿著槍加入戰鬥。第一連守小西門,全連都陣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還活著,他把陣地上的手榴彈搜集攏來,帶了一支槍守著陣地。一個敵隊長帶著二百多人衝了上來,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槍把那個隊長打死。接著八個手榴彈向鬼子送去,一陣爆炸,百多個敵人倒在地下不動,其餘的都跑了…… 
  敵人死傷了許多人,攻了七八天,常德城還是可望不可及,於是用毒氣來攻,用火來燒,用飛機投燒夷彈,用大炮射毒氣彈,放火燒民屋,一層一層地向城裡燒,把建築和人一齊燒掉,可是毒氣彈毀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戰鬥精神,燒夷彈燒不掉士兵們殺敵的勇氣,滿城都是火,炮彈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還是在射擊,敵人仍然不能前進一步…… 
  29日,敵人的炮火集中轟擊水星樓,命中了十幾炮,水星樓倒了,守禦的官兵還在繼續作戰。在最後一刻,遠處聽見由水星樓裡送出宏壯的歌聲和「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聽的人哭了;唱的人從容戰死了。現在,還有十幾具官長的遺體壓在水星樓歪倒的身體下面…… 
  伙夫雜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員亦持槍作戰,官長亦臨第一線當士兵。副團長步兵中校孟明武在南門指揮作戰,士兵都犧牲盡了,敵人還在猛攻,他跳出戰壕,拿著槍,把衝到壕邊的敵兵一連打死十幾個,還得到兩挺輕機關鎗……連看護兵和衛生隊都拿起槍來幹。敵人每日每處至少進攻三四十次,每天的進展也不過二三十公尺。全城被圍,每一個角落都在戰鬥。受傷的官兵,無從救護運送,只好忍著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彈向敵人拋。受傷三四次還在作戰的到處皆是,官長命令退後休息,全不肯…… 
  最令人頭痛的是子彈也打盡了,空軍雖然來接濟過,但是數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餘粒,最少的亦只有兩粒了。彈盡了,援絕了,苦戰16晝夜,169團只剩13個戰鬥兵,170團一個都沒剩,團長柴意新陣亡……城裡的大街小巷都曾激烈戰鬥或撲殺過,每一段殘牆上的彈痕血跡就是證明。常德城內,你再也看不見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礫,焦木,殘垣,斷壁交織的一座廢墟。 
  12月11日,守軍未死的人們,又協助友軍攻克常德。敵人在攻城戰中傷亡28000餘人。 
  在全面戰爭爆發的前四個月,僅僅是中央軍校1929年至1933年畢業的25000名年輕軍官中,就有10000名犧牲,陣亡的比例高達40%。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15年的抗戰中,國民黨軍隊有100多名將軍光榮捐軀,共產黨軍隊則有楊靖宇、左權等20餘位將領獻出生命。在前線犧牲的將軍中,生前有上將軍銜和死後被追授上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一共有九位,他們分別是:佟麟閣上將,趙登禹上將、郝夢齡上將、王銘章上將、馮安邦上將、唐淮源上將、饒國華上將、張自忠上將、李家鈺上將。 
  其中,張自忠上將,李家鈺上將,他們是抗戰中犧牲的國民革命軍中最高級別的將領,兩人都是集團軍總司令。在「二戰」同盟國方面,他們亦為犧牲在炮火中的最高級別的將領。 
  張自忠將軍,1890年生,字藎忱,山東臨清人。20歲時加入同盟會,因痛感國勢羸弱、外患煎迫,毅然投筆從戎。1933年長城抗戰中,已從一個學兵,成長為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喜峰口阻擊日軍,以大刀隊重創敵寇,名震中外。1938年擔任五十九軍軍長,轉戰魯、皖、豫、鄂,先後在臨沂大敗日寇阪垣師團,並在台兒莊會戰中建立奇功。台兒莊大戰後,日軍增兵,包圍徐州,截斷隴海線,將軍臨危受命,掩護徐州數十萬主力突圍。武漢失守後,又在長壽店戰役和隨棗戰役中屢立戰功,升任三十三集團軍上將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宜棗會戰,將軍身先士卒與日寇血戰,身受七創,壯烈殉國,時年僅50歲。 
  在東度襄河抗擊日寇前夜,張將軍給他的副手馮治安留了一封信:「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係及本身的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此前,將軍還告所屬部將書:「看最近情況,敵人或要來碰一下釘子;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亡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大悲壯,大不朽(6)   
  臨終之際,除了鼓舞將士殺敵,將軍還留下了他生平的最後一句話:「自問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都安慰……」 
  將軍殉國後,靈柩自他犧牲之地湖北南瓜店溯流長江運行重慶,抵北碚的梅花山麓,十萬軍民去江邊自發送別,專輪經過之處,萬縣、雲陽、忠州、奉節等地,沿江軍民望靈遙祭,雖敵機臨空而不為所動。正在領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也親書輓聯,表達敬意:忠義之志,壯烈之氣。 
  周恩來還為另一位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親筆題上輓聯,他是國民黨軍隊的第一個機械化師、即200師師長戴安瀾中將。該師也為中國遠征軍的主力部隊,1942年5月26日,在緬北山林裡,全師打得只剩下幾百號人,戴將軍也戰死,時年僅38歲。官兵們輪流抬著將軍的靈柩,千難萬險,出緬甸,經保山,到達昆明,沿途也受到各地軍民的隆重禮送。周恩來為戴安瀾題詞為:黃浦之英,民族之雄。 
  據國內1994年出版的《血祭太陽旗》一書,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死於中國境內的日寇將領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擊斃的。在斃命的日寇將領中,有包括阿部規秀中將在內的3名死於與八路軍的戰鬥中。又據日方自己的一份名單,列出有姓名、軍銜、時間、地點、死因的日寇將領90名,其中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亡者或被其擊落座機亡者40人,與共產黨軍隊作戰亡者4人,與其他抗日武裝作戰亡者9人,與蘇聯軍隊作戰亡者8人,與美軍作戰或被美軍擊落座機者5人,被中美聯合空軍擊斃者3人,踏地雷死者2人。 
  在強大的外敵入侵時,蔣介石並沒有忘記消滅共產黨,如同在李崇仁、孫立人那滿是戰塵飄拂的身影後,他從沒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陰沉的目光……但他畢竟還是清楚小學生都知道的「兄弟霓於牆,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實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策的轉變。儘管以後又屢屢發生類似「皖南事變」這樣的兩黨兩軍間的摩擦與爭鬥,但在抗戰初期,對於蔣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領袖地位,以及國民政府在抗日主戰場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擁護和承認的。 
  蔣介石的廬山宣言發表後,當時作為中共方面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即發表講話:「在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了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地擁護現在的蔣先生的領導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張聞天不再擔任總負責人。中共中央由書記處領導,毛澤東名列書記處第一人。 
  這一年,有些幾乎天天要和毛澤東見面的人,似乎感覺到他和以往不一樣了,尤其是那些從江西中央蘇區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覺得他好長的時間都沒有過像現在這樣輕鬆,富有活力。而且,他彷彿年輕了,好長時間不修邊幅的他,臉上意外地不見了那些讓人熟悉的鬍鬚。 
  這當然是為著革命終於化險為夷,他心裡的一塊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率八路軍陸續深入華北各地,相繼建立起根據地,僅一年時間,八路軍就從1937年9月的不足3萬人,發展到1938年秋的25萬人。中共武裝發展壯大的事實,使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人信服了毛澤東,紛紛放棄了過去的不同看法,轉而接受了他的意見。 
  此外,人們還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什麼——一個剛來延安不久,卻因為唱京劇《打漁殺家》而一下唱紅了整個陝北的女子,不時在他的窯洞前的雪地上留下纖巧的腳印。她明眸中的陽光,還有脖子上火紅色的圍巾,差點讓他眩暈。毛澤東新婚燕爾的消息,開始在延安四處流傳,傳得很遠,甚至傳到了重慶的小報上……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正式開幕。全會前後開了40天,是至那時為止中共中央所開的歷時最長的一次會議。全會的靈魂人物是毛澤東,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 
  在這個報告中,他指出:「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可想像的」,他稱讚國民黨「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領袖」。他高度評價抗戰以來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中國已「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他強調在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他批評「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對於國民黨存在著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 
  毛澤東還在六中全會開幕的當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親筆信。信裡,他表示了對蔣介石「欽佩無既」,聲稱對「先生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仰」。他的這封信由周恩來於10月4日在武漢當面交給了蔣介石。 
  《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從未收入毛澤東自己主編的《六大以來》一書,也未被全文收進《毛澤東選集》。這封親筆信,則從未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書信選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來年譜(1898——1949)》時,才提及此事,但仍沒有全文公開該信的內容。(參見 高華 著 《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   
  大悲壯,大不朽(7)   
  國民黨軍隊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加上八路軍、新四軍在前後方的配合,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速戰速決的企圖,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或者說,在整個抗戰八年中,中方敗多勝少,最後國民黨軍隊從沿海撤退,國家中樞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慶。 
  但這並不等於大潰退,蔣介石躲去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國的精血飽滿, 1945年前他們在日本人手上就沒有勝過一仗。以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開始也倉惶辭廟,逃出菲律賓,直到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在中途島大敗南雲指揮的聯合艦隊,才一挽了頹勢。經營數百年的頭號強國尚且如此,更反襯出中華民族以弱克強、寧死不屈的英勇氣概。 
  珍珠港事件前,中國毫無外援,單獨作戰,且東南膏腴之地盡失,國際通道悉數被切斷,最後一條對滇緬公路因英國被迫實行封鎖,我方物質更感枯竭。軍中往往一套士兵裝備,分配給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無棉上衣與棉褲,穿得棉上衣者,無棉大衣與棉褲,其艱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像……就在勝利看來如此毫無希望的情況下苦撐不倒,浴血苦戰八年,先後進行大會戰22次,小戰鬥近5萬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者達320萬人之多,空軍消耗飛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軍覆沒,平民的傷亡更是高達2000萬以上,真正以血肉築起了長城,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同盟國的戰爭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雖然開戰不久作為首都的南京就淪陷了,但中國還有重慶,重慶成為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日本要想征服中國,必須佔領重慶。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據統計,空襲重慶共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其間,重慶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燒成一片白地,但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投降。 
  抗戰八年中,雖有日本不斷的誘降,雖有國際數次的調停,中國沒有做過投降的打算。汪精衛等人的醜劇一上場,即為大多數國民所不恥。中國可以倒下卻不能屈膝,中國可以戰敗卻不會言降。這是百年屈辱後,中國咬著牙,飲著血,必須站起來的國格,必須拼出來的精神! 
  1945年夏季,終於結束與日寇的戰略相持階段,以湘西會戰大捷為標誌,開始了我方的戰略反攻。 
  比起一敗即降的一流強國法蘭西和一串不戰而降的歐洲國家,先輩們的慷慨悲壯為舉世公認。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評論說:中國與一個在組織、訓練、準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從1931年到1945年,堅持了整整十五年,與僅僅抵抗德國六個星期便崩潰的法國和一直從美國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國相比,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跡。 
  中華民族抗戰之慷慨悲壯,還有重要的一翼,展現在一支不拿槍的隊伍上。 
  在這國破家亡、天柱欲斷之時,中國知識界群體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覺擔當。 
  千秋恥,終當雪; 
  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希前哲。 
  須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當戰火日益逼近北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南開大學聯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師生們就是唱著這支歌,開始了中國知識界一次群體性的南渡西遷。 
  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大批科研機構內遷到西南地區。截止1938年,遷移來重慶的各類科研機構達近百家。其中有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質研究所、中央農業研究所、中央工業實驗所、中央衛生試驗院、經濟部礦冶研究所、兵工署彈道研究所、中國工程師協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化學學會、中國科學社、中國生物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數學學會、中華自然科學學會等。 
  遷徙途中,暴土狼煙,風浴雨潑,盜騷匪擾,其慘狀近乎「半人半鬼」,「曳尾塗中」。 
  損失更是巨大,僅中央研究院,抗戰爆發後的兩年裡,大量設備儀器被毀、遺失,損失達72萬餘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遷到重慶北碚時,僅剩下顯微鏡5架及若干小儀表,書籍雜誌僅保存五分之一。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和金陵大學文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則集聚到一個名叫李莊的川東小鎮。一時間,小鎮上的宮觀廟宇、會館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戶戶有藍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莊成為了現代學術史上一個堪與重慶、昆明、成都並列為中國四大抗戰文化中心的人文學術重鎮。 
  且不說學術信息交流不暢,圖書設備在輾轉顛簸中的丟失毀損,也不說抬頭明月時的他鄉旅愁,自己或家人時常來襲的病痛死傷,就連起碼水平的衣食溫飽也得不到保證。 
  「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山窮水盡,依靠典當衣物維持基本生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園去寄賣;學者和詩人聞一多支撐著一個八口之家,他業餘時候在街頭擺個小攤,靠給人篆刻印章賺取家用;古典文學專家蕭滌非任教於多所學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養子女,只好將剛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家中連蠟燭都買不起,只好等天亮才開始寫作……」( 余傑《鐵與犁》)   
  大悲壯,大不朽(8)   
  按國民政府的規定,戰時知識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戰前的十分之一 。無怪乎從來視權力與金錢如糞土、正在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任上的傅斯年自嘲道:學者「此一職業,在戰前頗為舒服,今日所入,幾夷為皂隸。」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風的腦袋,寫信給當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請你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裡尚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信中,他坦誠地說起上一次難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瀉一周。 
  就在如此艱難困頓的環境中—— 
  儘管亦有如考古學家吳金鼎等人投筆從戎參加戰地服務團和同濟學子慷慨從軍等悲壯之舉,但更多的則充分體現出了胡識所倡導的「健全的個人主義」:「救國的事業須要各式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們同學的熱情,培育了他們鑽研的定力。在看似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生涯中,他們信奉「在紛亂的喊聲裡,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梁思成「體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寫完11萬字的中國建築史,他已透支過度,但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並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一樣的高貴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濟大學「點菜油燈,沒有儀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線或太陽光在顯微鏡下做實驗」,卻做出了與國外權威學者不謀而合的胚胎學實驗;董作賓在李莊板栗坳戲檯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 
  ……從昆明來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緊時間,開始重寫因躲防空警報而丟失的《知識論》書稿;凌純聲、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學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李方桂、馬學良奔走於叢林深處,出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完成了《撒尼裸裸語語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撐著硬脊樑,趕寫著山東龍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陽西北崗考古發掘報告…… 
  夏鼐不畏故里淪陷、經費困窘等困難,完成西北科學考察…… 
  陶孟和組織社會所的同人進行戰時經濟研究…… 
  他們抱著挽斯文於不墜的恆固信念,在山坳的書案上焚膏繼晷,播火傳薪;在動心忍性困心衡慮的艱苦生活中,仍盡著一介知識分子的本分責職。 
  ——(張國功 《國難期間的「李莊精神」》) 
  1941年,美國學者費正清來李莊,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這一切,他由衷地感歎道: 
  「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費正清對華回憶錄》) 
  人文科學如此,理工科學亦如此。從1937年起奔赴大後方的工程技術人員,達2萬多人。 
  其聰明才智、工作熱情與創造精神使得後方的科學技術事業日新月異,科技發明以幾何級數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煉柴油、桐油汽車、木炭汽車、棉桿造紙、旋蓖式鍋爐及豎立回火管鍋爐等。化學家范旭東領著200多名技工入川,在自流井推廣德國的曬鹽鹵技術,對於四川鹽業改進影響極大。化學家侯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實現了生產的完全連續化,開闢了世界制鹼業的新途徑,他也因此而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化學家。光學專家龔祖同,研製成了中國第一台軍用望遠鏡和機槍瞄準鏡,並與他人合作製成第一台倒影測遠機。女工程師豐雲鶴在重慶辦廠,從肥皂廢液中提煉甘油以製造炸藥。又以麻桿製成絲綿一樣的物料,以補當時軍隊棉布之不足…… 
  大後方科技,尤其是工業科技的發展,成就了中國近代工業科技史上少有的渾厚氣象。從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國第一件發明專利到1929年,中國的科技專利發明僅73件,從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從1937年到1944年達到了423件,發明專利的數量是前兩個時期總和的182%。除了適應戰時需要,完成了大量應用科學的研究外,也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有所發展和創造,這為戰後及新中國成立後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見 《1937:深重的災難與歷史的轉折》) 
  如果說在後方的許多知識分子,在用自己專業的開掘與發現,去向侵略者宣戰;在淪陷區的一些知識分子,則是磨礪著民族氣節之劍,以其閃閃寒光昭示中華民族的不可褻瀆,不可征服。後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陳寅恪先生。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北平隨即淪陷。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1852——1937)憂憤交加,遽然病發,拒不服藥而死。陳寅恪料理父親的喪事完畢,攜家眷倉皇逃離北平,輾轉到長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隨西南聯大南遷。不久,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職稱。因在昆明不適應高原氣候,時有病痛,又欲與家人團聚,陳寅恪遂決定離開西南聯大。次年暑假到香港,準備全家乘輪船赴英。此時歐洲戰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並應邀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   
  大悲壯,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旋即香港淪陷,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門來,一是為著送麵粉給陳寅恪。當時生活物質極端缺乏,據陳哲三《 陳寅恪軼事及其著作》( 台灣《傳記文學》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二是,據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聞香港日人以日金40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時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席的陳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記裡這樣寫道:「劉孫二人昨攜米16斤、罐頭7罐予陳寅恪,今日回來報告陳近況,據謂他已捱饑兩三天了,聞此為之黯然。」米、罐頭正是陳君葆安排校內兩名職員送去的。( 《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陳寅恪取道廣州返回內地,隨即任教於在桂林的廣西大學。 
  八年抗戰的內容無比豐富:武器抗戰,血肉抗戰,氣節抗戰,謀略抗戰,教育抗戰,文化抗戰,科技抗戰…… 
  八年抗戰的內涵則是——所有的捨生忘死,所有的驚天動地,所有的顛沛流離,所有的青燈黃卷,所有的忍饑受凍,大抵都在一個極衰弱、極混亂之中國的舞台上,上演著一個大悲壯、大不朽之中國。 
  最終,中國並沒有倒下成為一塊被日本人踩著的殘壁斷碣,卻聳立起一塊中華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豐碑。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1)   
  李宗仁曾疑惑:「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為何不一鼓作氣,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國,卻改變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滬一戰而變成由東向西? 
  他在回憶錄裡說:「……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在指揮了台兒莊大捷而名聲大噪的李宗仁將軍眼裡,此種「醬油入水」戰法,無疑是侵華日軍的致命死穴。 
  或許,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滿清征服了後卻又被中華文化給同化、顛覆的前車之鑒,日本並不想全面侵華,一個早上吃出個胖子。它要採取的是將中國一塊塊地加以吞併,「分而治之,漸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戰爭後染指朝鮮、台灣開始,直到偽滿洲國成立、華北「自治」,無不重複著這一套路——駐軍,策反,積蓄力量,發動事變,不宣而戰,完成吞併,近而成立「獨立」國家,或建立獨立殖民區。 
  以台灣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團體的組織「皇民奉公會」,由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兼任總裁,按照行政區,設立支會、分會,最基層的則是近7萬個「皇民奉公班」,將全島的民眾都納入了組織,宣稱「一視同仁」,極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 
  要求台灣民眾改用日本姓名。 
  當然有願意改的——在殖民當局通過戶口規則修訂後的半年裡,台灣人改姓名的有168人;其中便有李登輝及其哥哥李登欽,弟弟改名為巖裡政男,哥哥則叫巖裡武則。 
  1941年,李登輝正就讀的台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共計有467個學生,其中日本人363名,台灣學生只有104人。高校時期長得眉清目秀的巖裡政男,在日本同學眼裡是一個「非常害羞,非常謙虛」,從而顯得冷靜、沉默的台灣同學;同時,他在日籍老師島田謹二眼裡也是「唯一沒有製造麻煩的學生。」高等科畢業後,巖裡政男去京都帝國大學讀了一年左右的時間,1944年1月,他就離開學校,被強制志願入伍服役,成為日本陸軍預備役軍官教育第11期生。 
  巖裡武則在高雄左營「海軍特別志願兵訓練所」受訓以後被編入海兵團,1944年7月派赴菲律賓作戰。出征前,巖裡武則回到小基隆向親友道別,他「身著深色軍禮服,腰際配掛武士軍刀,腳穿黑面長筒馬靴」,「神氣非常地向鄉親及家人道別……」同年12月15日戰死,至今李登欽仍是以巖裡武則的日本名被祭奉在東京的靖國神社裡。( 藍博洲 著 《共產青年李登輝》) 
  可以說,李登輝日後所表現出來的親日意識與仇中意識,乃至今日成了島上「台獨」狂流裡一株老而彌堅的白色的罌粟花,確是如一首兒歌裡唱的「什麼樹開什麼花,什麼種子結什麼果」。 
  大多數人不願意改日本名。不改卻顯然會招致種種的不利,此外,日本當局又制定一種獎勵方法,規定改了日本名字又說日語的家庭為「國語家庭」,在諸如物資配給等實際生活上,給予與日本人同等的待遇。這樣,到1943年6月,改姓名的台灣人已達10萬之多。 
  儘管如此,還有許多人挖空心思,盡可能地保留下民族遺存的信息,如姓「呂」的改姓「宮下」。姓「石」的改姓「巖下」。姓「劉」的改姓「中山」,因為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後。姓「陳」的改姓「穎川」,因為陳姓是古代穎川郡的聖族。姓「魏」的則改姓「大梁」,大梁是戰國時代魏國的國都…… 
  提倡改變生活方式。每家必須有一個榻榻米房間,同時成年人都要穿和服,不准穿中式長袍或短衫褲。在公共場所,若日本警察看到有穿中國服裝的人,即將其衣服剪掉。 
  實行「諸神升天」。強迫台灣民眾改變信仰,將家裡廳堂上供奉的祖先神位和祖先從大陸上帶來的神像,統統撤下來燒掉,美其名曰「諸神升天」,不再奉祀;然後買一具日本的「神棚」,供奉「天照大神」。 
  組織參拜神社。硬性規定各地民眾輪流參拜日本神社,每人每月至少須參拜一次。 
  禁止演唱中國戲劇。在「皇民奉公會」中,設有「演劇協會」,研究改變中國戲劇用日本語的唱法,以便消滅中國戲劇的民族色彩。 
  鉗制言論。台灣總督府下令禁用漢文——任何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之外,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太平洋戰爭後,更以物質短缺為借口,迫使全島報紙統一發行。殖民當局一方面強迫台灣人民學習日語、日文,一方面又封鎖一切來自大陸的新聞,企圖讓更多的台灣人因此而淡忘自己的母語與母土,誤認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後台灣回歸中國,島上多數人不識漢字,不會講國語。於是出身在台灣又去了大陸回來的人成了官方與民間溝通的「翻譯」。報紙上好長一段時間得漢字、日文並用,學校裡上課也要用中文、日文及台語。雖然這時已經很少看到日本人,可是無論都市與鄉村,都是一片「大和風」——進別人家門先要脫鞋,跪坐榻榻米上;街上到處是木屐踏地刺耳的聲音,喇叭裡傳出來的台語歌曲,聽起來卻是完全的日式曲風,日式料理更是滿街充斥, 「壽司」、「親子丼」(將雞肉切絲與洋蔥絲、魚板絲、少許青菜一起炒,加入一點醬油和糖,起鍋前再加一個蛋,然後覆蓋在飯上,口味微鹹且又微甜)是許多台灣孩子愛吃的東西……那感覺與走在日本街頭甚無大異。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2)   
  在東北,亦大力實行奴化教育。 
  日軍佔領東北之後,迅速收繳焚燒關於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教科書,從1932年3月到7月的5個月間,焚燒書籍達650萬冊,9000名教師受到逮捕、槍殺或強迫改行。從此在各級學校裡,將日語作為第一語言,漢語退居第二位。在日本人編印的教科書裡,連中國地理和歷史都不讓兒童多瞭解,反之在專門接納日本兒童的中小學裡,特別重視學習漢語,和中國國情的介紹。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東北沒有新開辦一所大學。日本人認為不必過高地提高中國人的文化水平,這樣更便於鞏固其統治。但為了培養高級奴才,先後派被他們視為可靠的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從1935年至1945年的十年之內,有5000人左右。 
  日本政府還以南滿鐵路為中心,大量向東北移植僑民,先以旅大作起點,漸次向各地滲透。1920年,在瀋陽的日僑不到5萬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增加到15萬人以上。在錦州、營口、鞍山等地的日人也同樣激增。佔領當局在各大小城市劃定日本人的住宅、娛樂場所和工廠地區,各城市中風景較優美的地區,多半劃為日人的住宅區,不准中國人居住,甚至通行。另外指定一些被稱為「中國通」的日本浪人雜居在中國人中間,他們大都負有日本特務機關的特殊任務,此外,還販賣鴉片、白面和嗎啡,開設賭場、煙館和妓院等,進行毒化中國人的罪惡活動。 
  根據瀋陽日僑聯絡總處1946年的統計,哈爾濱、齊齊哈爾和佳木斯等地的日僑約25萬至30萬人;長春、吉林、瀋陽、鞍山、錦州等地的有90萬人;旅大、營口和風城等地約有20萬人;再加上內蒙地區的12萬日僑,共計一百五六十萬人以上。 
  在東北聽不到任何關內的消息,完全不瞭解關內抗日進展的情況,所見所聞全是日本的宣傳:日軍如何神勇,武士道精神如何偉大,中國人如何無能,中國軍隊如何慘敗,日軍又在華南、華中某地打了勝仗……特別是在佔領一個大城市後,都會舉行慶祝勝利的大型活動,並強迫中國學生參加,由此使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彷徨,在生活上消極,對抗戰及國家前途愈來愈感到失望,而對東邊的那個島國卻愈加佩服起來…… 
  日本破解文化中國之心,其迫切、歹毒遠甚於掠奪地理中國。 
  在立足於幾十年、乃至百年的長距離歷史眼光下,他們做起來又多麼陰柔,極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燉豬頭,一定要把它燉爛了;也像莫言先生筆下的檀香刑,劊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達千刀以上,才氣絕命斷,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悅。 
  我猜想,日軍取這種「醬油入水」戰法,可能也是由他們的戰場佈局所決定的。 
  「二戰」中日本陸軍有四大戰略集團,即在日本本土的「國內軍」(含駐台灣、朝鮮的日軍),太平洋戰場的「南方軍」,以及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和關內的「中國派遣軍」。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全東北,此時東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東北義勇軍,高峰期達到30萬人,另一支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最多時接近5萬人。但在關東軍殘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滅,少數退入關內;後者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殘部退入蘇聯編成1個旅,只有1000多人。 
  這就是說,中國八年抗戰的戰場,主要就是在關內與日軍「中國派遣軍」作戰的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戰爭的規模空前擴大,面對美軍越來越猛烈的反攻,戰略重心逐漸轉移,「南方軍」自當成為最精銳的戰略集團。為抗擊美軍可能登陸本土,「國內軍」也通過總動員而使自己空前膨脹。關東軍全部精銳師團和「中國派遣軍」大部主力師團都調往太平洋加強「南方軍」和「國內軍」,成為戰略預備隊。此後的 「中國派遣軍」只有27個師團,而「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120個師團,不但占日本陸軍師團總數171個的70%,而且雲集了絕大部分精銳師團。 
  至日本投降時,日軍總數為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不到15%;向蘇軍投降的關東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軍部的部署中,中國戰場並不是日軍的主戰場,投放在中國戰場的軍隊,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不是其精銳師團。 
  許多戰鬥場合,中國人不是在與日本人打,而是中國人在打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的「單打」在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混合雙打」。淞滬會戰時就屢見這樣的場景——偽滿洲國的軍隊在坦克車前面衝,日寇則跟在坦克車後,都穿一樣的軍裝,使一樣的武器。只有當他們被俘後,我方士兵才清楚這些人高馬大的傢伙是來自松花江畔的東北人。 
  為「分而治之,漸之殖民化」,日本侵華後,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每個偽政權都有自己的軍隊。再有從1941年起,隨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丟失,國民黨敵後武裝開始急劇衰落,出現了被中共方面稱之為的「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原國民黨第69軍軍長、冀察戰區察哈爾游擊總司令石友三的投敵。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3)   
  一時間,招牌林立,山頭各異,如治安軍、興亞同盟軍、蒙古軍、剿共軍、皇協軍、防共軍、綏靖自治軍、聯防救國軍、和平建國軍、綏蒙聯軍……據中共方面的資料,偽軍總數由1941年的35萬人激增至1943年的80萬人。(莫岳雲、郭鐵倉:《試論國共兩黨敵後抗日游擊戰的關係》,載《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 
  在這亂世,中華文化裡「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綠林哲學,被各路宵小強人用得淋漓盡致。其中,華北的偽軍最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至八年抗戰結束,為日寇作戰的偽軍已超過百萬之數。 
  根據不完全統計,華北方面的偽軍的主要頭目有:華北偽治安軍總司令齊燮元,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化文,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副總司令孫殿英,偽暫第十五軍軍長榮子恆,偽興亞同盟軍總司令王勝武,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偽東亞同盟救國軍總司令白鳳翔,偽山西「剿共」軍總司令×××(名字不詳),偽東亞皇協軍總司令蔡雄飛,偽綏靖警備隊司令丁其昌,偽綏蒙聯軍總司令王英,偽「剿共」第一軍總司令李英,偽滿軍總司令×××(名字不詳); 
  華中方面,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蘇北綏靖公署主任汪精衛所轄李長江第一集團軍,楊仲華第二集團軍及其他各部,偽武漢行營主任楊揆一,鄂中偽清鄉軍司令潘尚武,偽蘇皖邊區綏靖軍總司令胡毓坤,偽和平反共興亞建國第三軍軍長徐繼泰,偽第二軍軍長劉培善,偽護國救國獨立師師長劉夷; 
  華南方面:偽閩粵綏靖軍總司令黃大偉,偽廣州綏靖主任陳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偽軍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麼程度呢?在阿Q的故鄉紹興,「漢奸之多,全省第一,偽軍之多,全省第一」。紹興的偽軍,在全盛時期有偽「陸軍第13師」、偽「南岸地區自衛縱隊」、偽「浙東自衛縱隊」、偽「中順部隊」及偽「浙東保安隊」,加在一起,有兩萬餘人,分佈在日寇據點外圍的交通線上,番號林立,妖形萬象。一個叫黃阿寶的雞鳴狗盜之徒四處找來幾條爛槍,又請日軍一個上士曹長在信紙上劃了幾筆,便算是有了委任狀,也可以稱「司令」做「隊長」…… 
  站在前面的是偽軍,躲在後面的是漢奸。看得見的是偽軍,看不見的是漢奸。 
  與偽軍比起來,漢奸的為禍之烈,從華北到陝北,從長江沿岸到東部沿海,從正面戰場到敵後戰場,更是遍佈國中! 
  1937年9月下旬,日軍西進一路主力在平型關慘敗後,改變了作戰部署,其先頭部隊在漢奸的帶領下,從平型關和雁門關之間的隘口——菇越口越過長城,置我軍防線於其後,而此地是晉北禦敵主陣地之要點。日軍突破後,一面南下直趨太原,一面威脅平型關、雁門關之後側翼。戰區內漢奸到處活動。他們給日軍指路,白晝發射帶煙信號彈,晚間亂照手電筒,暴露國民黨軍陣地與八路軍埋伏地點,致使堅守平型關一線的八路軍第115師連夜向五台、代縣一帶撤退,未能進一步擴大戰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據地最困難之際,侵華日軍大肆收羅漢奸,破壞中國抗戰,「除了軍事行動之外,日寇還暗地派特務到我們根據地活動。4月27日,集總(指十八集團軍總部)通報說,近日敵人正在收買大煙鬼和流氓,進行短期訓練,然後派他們到熟悉的地方散佈鼠疫菌,刺探我軍情。保定日本特務機關開辦的『日華訓練隊』,為配合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已經提前畢業。據最近的情報,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學生。他們化裝成商人、難民和學生,潛入我根據地,任務是配合日寇的軍事掃蕩和散佈慢性毒菌……據說,日本特務要刺殺的第一個,就是『獨眼將軍劉伯承』,連相片、履歷書他們都印好。」後來,八路軍從繳獲的日軍文件中發現了一個袖珍折子,每一頁上都貼著129師主要負責同志的照片。在鄧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還加上了「在太岳」幾個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絕大部份是準確的,只是錯把盧仁燦的照片當成了羅瑞卿。( 見李達 著 《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129師》) 
  潛伏在山西遼縣桐峪的特務漢奸要三壽、王獻林、閻祥雲等人,利用收買女色探刺軍情和暗殺八路軍首長。閻祥雲與當地婦女楊新蓮通姦後,以50元收買她加入特務,指使楊新蓮勾引警衛員王滿興,陰謀毒害彭德懷副總司令,並以「不執行任務,特務機關就暗殺」相威脅。被拖下水的王滿興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懾於漢奸特務的要挾威脅,不敢報告揭發,最後選擇了「自殺身亡」。楊新蓮、黃改香還腐蝕「軍民飯館」廚子王文福,要其假扮進步,以送飯菜之際與幹部接近,尋找機會到幹部住室或辦公地方偷竊文件,刺探秘密。當他被捕時,從他家中搜出各種機要文件20多種。由此,敵人「掃蕩」搜山時,往往拿著照片、地圖等重要資料,尋找八路軍活動的行蹤,給太行根據地軍民造成很大損失。 
  在冀中平原廣為傳頌的抗日英雄甄風山,是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第一遊擊隊第五大隊隊長。日寇指示定縣偽縣長出面收買甄風山,此計未成,敵人再選了一位20多歲頗有姿色的女人,充當特務,假裝到第五大隊參軍,企圖勾引甄風山,被甄識破。敵人又收買了五大隊的戰士杜長春,尋機謀害隊長。杜叛變後,一次見甄風山外出回來晚了,便假獻慇勤,在給甄做飯時偷偷放上毒藥。巧的是,這時來了客人,甄只顧與客人談話沒顧上吃,司務長將涼麵條餵了狗,不一會狗就死了。杜的陰謀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隊開慶功宴,杜長春乘伙夫不備將毒藥放在鍋裡,致使警衛連部分戰士中毒。甄風山馬上追查投毒藥的人,並派人到每個班逐一搜查,結果在杜的鋪下搜出一包毒藥。在事實面前,杜只好低頭認罪,後被執行槍決。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4)   
  1943年3月左權縣軍角等十餘村5000餘人曾發生集體中毒,時稱「軍角中毒案」。八路軍某師衛生部一次就破獲了20多名放毒的小漢奸。漢奸投毒一時弄得人心緊張,此後許多村莊的水井都得有專人日夜守護,極大地干擾了根據地的建設和穩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掃蕩」中,華北一些善於打「地道戰」的村莊裡,地道遭到了嚴重地破壞,就像突然長了一副狗鼻子,敵人很輕易地找出多個地道口,並在最要害的部位開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網大面積地癱瘓。事後查找原因時,幹部和村民一致認為,如果沒有漢奸的告密破壞,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見 王曉華 張慶軍 編著 《國共抗戰——肅奸記》) 
  針對日偽對抗戰部隊及根據地日益猖獗的漢奸特務活動,我方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鋤奸鬥爭。 
  僅一個太行區,1942年處理漢奸特務案2681件;1943年處理漢奸特務案1857件;1944年處理漢奸特務案1779件。 
  1942年,山東清河、魯中、魯南、濱海四區鋤奸案達1149件。 
  在國民黨方面,1941年在魯中一帶的鋤奸小組有2044個,共6755名成員。僅魯中一地,國民黨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對付漢奸,其禍害之熾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陳賡日記》中的幾個片斷,可略知八路軍鋤奸鬥爭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幾天,漢奸到處活動,暗中挑唆我們戰士開小差,現在已經破獲兩起。」 
  1937年9月27日:「反對臨陣脫逃,甘心為奸的逃亡者……經軍事裁判所判決,槍斃組織逃跑及叛變紅軍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進芝川鎮。「此間漢奸活動甚獗,竟敢發出較強的電波擾亂我發報。」 
  1937年11月16日:「賴際發同志率工人游擊隊及教導五連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襲漢奸集團,即所謂『榆次治安維持會』,除舊太谷縣縣長及另一漢奸在逃外,全部捉獲,無一漏網。」 
  1938年4月30日:「漢奸申國棟率偽軍百餘人,槍約70餘支、輕機槍4挺,打著民訓處的招牌,到處擄人勒索,群眾痛恨已極。昨日我七七一團以17分鐘的戰鬥,將其全部解決,一人一槍未逃脫」。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團第一營出發洛陽鎮以東破壞鐵路,並摧毀鐵路附近之漢奸維持會。」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偵探機關,每日均有邢城之人來往。當令該團立刻帶隊逮捕,今日果捕來男女共八人,並有三瓦特半電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團來電,進到皇寺鎮後,先後共破壞鐵道四次,兩次襲敵之列車,捕拿漢奸二名,已槍決」…… 
  軍隊鋤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積極行動起來。在陝甘寧邊區,自1937年10月起邊區各級政府建立了鋤奸委員會,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為「邊區民眾鋤奸委員會」,作為人民自願協助政府進行保衛工作的民眾抗日團體。在山東,《大眾日報》專門介紹了嚴防漢奸的幾種辦法,最主要的是加強站崗放哨,嚴格檢查行人,但對本地或本村的土產漢奸,強調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個窮光蛋,現在生活忽然闊起來,吃穿有明顯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現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時又晚來夜走,飄忽不定; 
  平時不大接近人,現在忽然對鄰居街坊特別好起來了,見面滿面春風,有時還無故請客; 
  時常出門不在家,朝出晚歸,拋棄了以往的職業,在街上總好多打聽諸如司令是什麼樣子,部隊開到哪裡之類的消息。 
  敵人來了不害怕,別人家堅壁清野藏東西,他偏不理。敵機來了別人去防空,他卻拿著目標清楚的東西,在街上亂跑。 
  在談話時,無意中露出親日的口氣,如說什麼中國軍隊不行,不能打仗之類的話; 
  對地痞流氓不務正業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為他們最容易被敵人收買…… 
  這些辦法並不深奧,無需多少專門的反奸技術,當時在民眾的鋤奸鬥爭中卻很管用。 
  漢奸,在北方多得像走進了一個管理不善的牧馬場,隨時都可能踏上的一腳馬糞。在南方,也歎為觀止,恍若黃梅雨天氣裡到處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兩次會戰裡給我方造成了巨大損失。 
  一是淞滬會戰。此戰最後中國軍隊潰退的導引,在於日軍增援部隊成功地從杭州灣登陸成功,立時陷中國軍隊於腹背受敵之窘境。日軍將登陸地點選在了出乎所有中國高級將領意料之外的金山衛,便首推漢奸的「功勞」。 
  一個奉命早期潛入金山衛的日軍軍曹山田武一,事後有這樣的回憶—— 
  我在接受任務時,感到了迷惑,我沒有受過搜集情報這類事的訓練,中國話也講得不好,可是同伴們都鼓動我,用輕鬆的口氣告訴我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們隨身帶著許多當地人喜歡的小禮物,糖果、煙卷、電筒、膠靴,還有為數可觀的「法幣」,那是前兩年剛在中國流通的一種紙幣,信譽很好,中國人相信它。我們都穿著便衣。 
  大概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星期,我們從上海出發,自松江縣,經金山縣來到金山衛。住在一個姓陸的當地人家中。我敢肯定,這家姓陸的,接待過的日本人,我們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5)   
  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在嚮導的帶領下,走遍了這裡的海灘,這裡的海面遼闊,地形開展,很方便大部隊的集散、運動,但是,水比較淺,根據我們的測量,軍艦停下後,士兵們划著小艇需20分鐘左右才能到達海岸,在這段時間裡,守衛部隊完全能夠組織起一種有效的阻擊。即使上了岸後,還未脫離危險,有大片的灘涂,泥沼可以陷沒你的足膝,如果考慮到你身上還幾十斤重的裝備,情況就更糟了,守衛部隊要做的事就是用準星對準目標。 
  慶幸的是,中國軍隊沒有在這裡佈防,金山衛就像敞開了胸懷。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證實這一點…… 
  我們和當地人平安相處,以略高於市場的價格買進他們售出的物品(儘管這些物品我們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甚至滿足你過份的要求。他們都知道我們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戰爭狀態,但是沒有人向當地政府或者警察報告我們的活動,我們很安全。 
  主人的兒子是我們的嚮導,向我們帶一天路的價格是10元「法幣」,這是個不低的價格,當時中國的一個普通飛行員的月薪也不過30元左右。他顯然很珍惜這份工作,十分賣力和熱情,有時候赤著上身鑽進海中,快活地濺起一身水花,這種情緒也感染了我們。 
  我們隨身攜帶的禮品發揮了很大作用,將許多當地人聯繫到了一些,通過這悠悠眾口,我們證實,防守這裡的中國軍隊是屬於「雜牌」的地方武裝,他們沒有戰鬥力,不堪一擊,而且防區遠離海岸線,對登陸部隊構不成威脅。 
  為了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得到維持,我們又發展了許多親日分子,發給他們電筒和信號槍。約定暗號,規定他們聯絡時間,在登陸的前幾夜,金山衛一帶海岸線,到處都可以看到電筒的光柱和信號彈,像夏日夜空中劃過的流星。這種景象,連飄泊在海上的帝國軍隊都能清晰地看見,這是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親自告訴我的。 ( 轉引自 《國共抗戰——肅奸記》) 
  二是武漢會戰。 
  南京失陷後,武漢已成為國民政府實際上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為了阻止日軍沿平漢線南下,攻佔武漢,國民黨軍隊在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洪峰突發,奪路東去,淮河流域盡成澤國,日軍運動極其困難,其進攻路線只能沿長江西上,別無它途。長江的江防頓成萬眾矚目的焦點。馬當,便是長江下游南京到武漢之間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國海軍設人工暗礁30處,沉船30艘,佈雷1600餘顆,無疑指望這一帶江面能成為阻擋鬼子西進的滑鐵盧。 
  1938年6月8日,拂曉。某部連長率著兩個士兵沿江邊查哨時,抓到一個形跡可疑的青年。剛剛挨了幾下槍托,細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問:你叫什麼名字?何處人氏?戰前系何職業? 
  答:我叫周文冠,蘇州人,22歲,輟學後在上海一家日本紗廠做事。 
  問:你接受什麼人的命令?有什麼任務? 
  答:我的表哥在偽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學生,是他讓做這些事的,他只是讓我把看到的記下來就行。 
  問:這些東西你交給誰? 
  答:有人從安慶過來取,但到現在還未有過一次。 
  問:還有哪些同夥? 
  答:就我一個……臨來時,聽我表哥說,不止我一個,他這是替我壯膽。 
  問:你知道這是出賣國家、出賣軍事機密的行為嗎? 
  答:我被人欺騙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裡,有一段敘述了他「落水」為漢奸的過程。 
  ……上海打起來前,我就失業了,靠幫人家抄寫和表哥接濟生活,蘇州鄉下的父母都老了,沒有力量再負擔我,我也不願回去。中央軍隊撤退上海後,有一天表哥找我,問我願不願找事幹,我說願意。後來就有日本人找到我,還有其他一些人,給了我們任務,說完成以後,就在上海市為我們安排就業,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學,他們也可以幫忙。我當時正走投無路,連生活都很困難,聽說這些條件,沒有細細考慮,就答應了。( 轉引自 《國共抗戰——肅奸記》) 
  周文冠因刺探軍事情報罪被立即槍決。 
  像周文冠這樣的大大小小漢奸幾乎佈滿了長江沿線,有漁民,有船工,有農夫,有商人,有學生,有士紳,有流氓。周文冠的情報沒有送出去,但其他漢奸的情報送出去了,日本人對馬當的江面情況、中國軍隊的配置瞭如指掌。6月24日,日軍波田支隊乘八艘運輸艦順江而下,至東流捨舟登陸,連陷馬當東面的香山、黃山、香口諸要地,乘勝攻向馬當。馬當要塞500名中國士兵儘管拚死抵抗,卻因眾寡懸殊,援兵不至,傷亡殆盡。26日,馬當失陷,日軍又拿下湖口,凶鋒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漢下游則屏障盡失,國民黨方面決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積集數十萬兵力,但日軍的進攻勢頭風掣電閃,九江防務應對卻倉促不周。更嚴重的是,作戰部隊都有一種被漢奸包圍了的感覺。一個到處在口口相傳的例子是—— 
  在九江與瑞昌之間,有一處炮兵陣地,駐守該地的是某炮團三連。某日,該連正接收查驗剛從後方運來的兩門山炮。山炮由兩輛美國道奇卡車拉著來到炮場,正是開晚飯時分,幾乎所有官兵都圍過來等著看這新傢伙。連長指揮幾個士兵卸下大炮,又脫去炮衣時,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兩門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著攻擊蔣介石、反對抗戰的口號。連長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是他親自押的車,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備森嚴,漢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大炮上刷「反標」,那麼,這些來無影遁無形的蟊賊日後再在炮身上做點其他手腳不也是輕而易舉?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7)   
  1940年7月15日,又槍斃了在沙坪壩、小龍壩等處以手電筒為日機轟炸重慶施放信號的劉榮華、張錫彬。 
  1943年9月20日,圖謀刺殺美國空軍人員的趙忠綏也被執行槍決……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國僑民柯林斯,在他日後的一篇回憶錄裡滿是疑惑地寫道: 
  「中國是一個讓人難解的國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說明這個國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許多在華外僑都親眼目睹了中國軍人勇敢抗敵的一幕,視死如歸,較之西方的軍隊猶有過之。即使他們的一些童子軍,那種愛國的熱情也足以讓人感動得流淚。但是在這些事跡發生的同時,漢奸的數量也達到可怕、驚人的程度,他們幾乎是不受良心譴責,不在乎公眾輿論。假如在英國,在西方隨便一個國家,這種壓力就能把他們壓垮,而在這裡,他們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 ( 轉引自 《國共抗戰——肅奸記》)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按照中國的路數,「精英」多「薈萃」於官場,因此比起草根賣國來,「精英」賣國更可怕,亦更徹底。 
  以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為例:政務長官殷汝耕,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秘書長池宗墨,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財政廳長趙從懿,留學日本法律科畢業。建設廳長劉雲笙,日本弘文學院畢業。實業廳長殷體新,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秘書處長陳曾式,日本明治大學畢業。保安處長劉宗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 
  在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員中,留學日本的為11人,比例高達五分之三強。在「精英」漢奸中,留學日本或在列島生活過的人比比皆是。如偽華北臨時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蔭泰、汪時璟、周作人,汪偽政權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滬之戰之前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主任、有資格參加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因而出賣了我軍在長江的江防情報的黃濬……大量接納培養中國留學生,顯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國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漢奸裡,舊官僚、失意軍人也占一定比例。由於北洋政府、舊軍閥的垮台與失勢,他們都成了過了氣的人物,偏偏又不甘於過氣,這便轉化為對任何權力、哪怕是危險權力的狂熱追求。若再有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滿,即便是其雙親從墳墓裡站起來拖住他,也攔不住他要走賣國求榮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馬良,70多歲一老朽,仍在老驥伏櫪,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個人來繼任其偽山東省省長之職,他卻老淚縱橫,遲遲不去;後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為可經緯天下的幹才,一直覬覦能執掌全國的財政大權,可這位置總給宋子文、孔祥熙等皇親國戚坐著,不讓他染指,於是「不以國士待之,當不以國士報之」…… 
  像原本是「民主鬥士」的陳彬龢這樣具有角色的多變性、豐富性的「精英」漢奸,決不在少數—— 
  如汪精衛這樣曾謀刺清攝政王、被捕入獄時寫下「行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倒清干將; 
  如陳公博、周佛海這樣激揚文字的「五四」名將; 
  如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當時幾乎婦孺皆知的民國聞人…… 
  誰能料到,鄭孝胥這樣的前清巨紳,在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後,親自操刀寫下深得日本軍部大加讚賞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誰能估計,一向標榜在書房裡「不會詩下酒,豈是文作飯」,自許要向大眾傳道佈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書房,撐起了偽北大門頭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間,還三次南下,風塵僕僕於徐州、涿縣、保定、井陘、彰德、石門一帶,「視察」各地治安強化運動開展情況。每到一處,都先去拜見當地日本憲兵隊及特務機關,然後慰問陸軍醫院傷病「勇士」,檢閱地方保甲自衛團,視察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發表各種訓示……再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處。回京後又接見記者,發表「感懷」。他還曾頭戴日本軍帽,身穿日本軍裝,站在天安門上檢閱「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當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壽詩》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卻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裝,實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誰能想到,曾受過歐風美雨熏陶的溫宗堯——年青時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對於建立民國助過一臂之力,以上海廣肇所名義墊款42萬兩銀子給孫中山,民國成立「南北議和」時,他為廣東大元帥府七總裁之一。他「落水」後先任南京維持會長,後當上汪偽政權立法院長,竭盡種種賣國之能事不算,居然率爾操觚,闡述日本侵華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國,與西洋各國之攻打,其性質全不相同,蓋西洋之攻打中國,其目標是在瓜分中國,日本之攻打中國,是欲中國之合作,以圖共榮共存也。日本首次與中國戰鬥,是在1894年,其時中國串通高麗國,以諂媚俄國而排擠日本,日本懼高麗一旦落於俄國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為自身之存亡計,而不得已與中國戰鬥也。假使當時中國與高麗,能與日本攜手合作,則東亞之新秩序早經成立,而中國與高麗之富強,亦必與日本無異。果爾,則不獨1894年之戰禍不致發生,即1932年之戰役,與今日之戰禍,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9)   
  在中國極少難看到自身懺悔的文字,並不從新中國始。 
  那時的「落水」文人有為數不少的一批,此後仍從事著述的還很有幾個。當時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筆下回顧附逆情形則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萬字的《知堂回想錄》裡,不過寥寥數頁兩千來字而已,且多是關於自己曾被行刺的記錄。而《世紀揮手》近30萬言,涉及的附逆內容有三四萬字,其中章克標還寫到自己任偽職時不再用為社會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像有了這個偽名之後,就可以把一切罪惡都歸這個偽名去負擔,這無異於掩耳盜鈴……」 
  老人如此直逼內心的反省、檢討,在中國,真堪稱是士林「異類」了。倘若不是具有「異類」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會有在99歲上公開徵婚、再求良緣的驚世駭俗之舉。 
  從章克標的回憶裡,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比起鶉衣百結的華北老百姓來,都市裡一般文人們的生活肯定會好過些,而且不會有敵人的刺刀頂在後腦勺上,但為生活所迫,仍是他們成批「落水」的一個理由,也是他們自責時的一針麻醉劑。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來解釋,也不盡然。 
  在孔孟被抬舉得比泰山還高的山東,常常見一個班的日寇,就輕易地佔領了一個縣城。七、八個鬼子扛著面太陽旗來掃蕩,三四萬根據地軍民就趕緊「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難」。1944年,從桂林逃到貴陽這一線,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經濟學家茅於軾是這樣回憶的: 
  那次,因為火車、汽車的運輸能力銳減,我方幾十萬軍民只好扶老攜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難民們飢寒交迫,疾病加疲勞,死傷無數。 
  尤其可悲的是難民們在這種困難條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幫助共渡難關,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計。我父親的一輛自行車,當時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還有一個單位的幾十口人為了逃避後面追趕的日軍,離開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當地百姓收留。不料一個惡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兒,非要逼她成親,否則幾十人性命難保,患難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離。類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層出不窮。後有敵軍追趕,上有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周圍還有自己人的暗算,從柳州到貴陽六百多公里的沿線棄屍無數,財產的損失更無法統計。當時沿黔貴線撤退的百姓估計有幾十萬之眾,而日軍從柳州進犯的部隊僅僅3000名騎兵,既無重型作戰裝備,甚至缺乏糧草輜重,卻造成了如此結局。為什麼?我想起孫中山先生形容中國四萬萬人是「一盤散沙」。 
  ——( 中國文聯出版社 《給你所愛的人以自由·精品茅於軾》) 
  南京大屠城後,近百個日本兵,押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途中,幾次有人提議跟鬼子們拼了,但周圍是鉛塊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 
  同是「二戰」中,列寧格勒被圍困900天,蘇聯軍民戰死達90餘萬人,是南京大屠殺的三倍,但是他們消滅了20多萬德軍。更重要的是,蘇聯人決不後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佔的情況下依然頑強戰鬥,最終將德軍趕出了列寧格勒。前蘇聯解體後,列寧格勒叫回了原來的名字:聖彼得堡。雖然紅星已從國旗上摘去,但聖彼得堡這座最具「二戰」同盟國英雄氣概的偉大城市,依然讓俄羅斯民族世代為之驕傲。 
  回過頭來看南京大屠殺,中國人的心頭除了切膚的仇恨,難道沒有其他難言的滋味? 
  在中國從來孝優於忠,忠孝不能兩全時,大部分國人選擇孝,少數人例如岳飛的母親,要岳飛不必盡孝,先去盡忠,結果是岳飛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為盡忠的反面教材,日後的千百萬「紅衛兵」更是為此悔青了腸子。中國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糧的,古來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與政府關係的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在抗戰最激烈的時候,不少日本戰鬥機飛行員會驚愕於一個奇特的景象,日軍與我軍正在城內外激戰,城外不遠的農田中,農民竟然若無其事地在田里勞作…… 
  「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時下版,便是日軍軍曹山田武一對金山衛農民的一番評價:「從我們對主人家,以及當地居民的觀察看,他們對現政權沒有什麼特殊的感情,他們常說這樣的話,盧永祥時代我們要吃飯,孫傳芳時代我們要吃飯,蔣介石時代我們還是要吃飯,日本人來了我們仍然這樣。只要你和他們拉上家常,先遞上煙卷和糖果,他們就會打開話匣子,即使你中國話說得不流利也沒問題,重要的是你必須聽懂和事後的證實……」 
  於是,歷史若不算是驚人地重複, 也不過是稍稍往前移了幾寸——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的景像是:「『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 
  37年後,日軍進入北平時,沒有出現任何民間自發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靜默的城市,街道上空無一人…… 
  痛心於此的梁啟超的結論是,正是自古以來政治體制中「國民權利」的喪失,才導致了國民國家觀念的闕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潰:「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孌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顏婢膝乞憐於權貴之間者,必能懸『順民』之旗、簞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也」。(《新民說·論權利思想》)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10)   
  胡適先生後來也說過大約同樣意思的話——一個現代而又自由的國家,不可能是由一群聽話的奴隸們建造起來的。 
  柯林斯的看法,則緊扣了當下的戰局:「看來,蔣政府應該認真地考慮這種現象了。由於政府的無力,或者說是庸碌和腐敗,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矛盾,中國的許多事情都是可以讓老百姓責難的,也許,漢奸們正是利用這種普遍的不滿,為他們的行為作出辯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驟然(1)   
  到了1945年元旦,歷史已在悄悄地為我們民族開闢走向勝利的通道,但當時,中國的各派政治力量,還有老百姓們卻並不知曉。 
  因為犯了兵家大忌的「醬油滴水」戰略,也因總體上我軍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國以閃電戰在歐洲頻頻得逞那樣完全佔領中國,而且,隨著40年代的到來,兩者間漸進入相持階段,這已經咬緊了牙關,實屬不易;雖然在歐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是處處反攻,一片光明,但這片光明,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能降臨到亞洲、中國來,許多人心裡都沒有數。有數的那只是在後來的電影與小說裡…… 
  元旦這一天,在上海的《申報》刊登了偽行政院代院長陳公博的元旦獻辭《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復興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謂「肅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產」。《申報》自己的元旦獻辭裡,則重申偽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則」:一、強力政治,二、專家政治,三、親民政治,四、廉潔政治。字裡行間遠看不出大廈將傾、狼奔豕突的意味。 
  這一天,重慶的《大公報》在顯著位置刊載的也是領袖的賀歲演講,題目是「蔣主席元旦昭告軍民 安危勝敗樞紐今年》,副題是《充實戰力確立信心爭取勝利 召開國民大會不待軍事結束》。從標題可透露出,蔣介石正面臨著扭轉軍事和政治頹勢的雙重壓力。可以斷定,此時蔣介石決難料到僅僅7個月之後,他就享有和杜魯門總統、邱吉爾首相以三大戰勝國身份在波茨坦發表聯合聲明的巨大風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報》的新年獻詞是《爭取勝利早日實現》,基調是勝利仍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不可能之處便在於「如果不驅除政府中的失敗主義、法西斯主義分子,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與力量、能夠領導中國走向勝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麼,日寇繼續深入是無法阻止的,更談不上配合盟國在遠東戰場上的海陸攻勢。」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兩封電報。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正在實施南下戰略(即與國民黨軍隊爭奪南方廣大地區)的王震、李先念等:「美軍由歐洲東調須要時間,日美決戰當在明年夏季以後,故你們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時間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 
  直至美國投放原子彈的前兩天,8月4日,毛澤東在致李先念等人的電報中仍判斷:「估計日寇明冬可能失敗,還有一年時間供農民做準備工作。」(《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國在廣島、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 
  9日,蘇聯對日宣戰。當晚,約150萬紅軍在蘇聯元帥華西裡夫斯基指揮下,披堅執銳,勢不可當,分東、西、北三路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另一路攻入朝鮮。僅僅十幾天內,擊斃日軍6萬多名,俘虜關東軍高級將領148名和官兵60餘萬人。大批武器彈藥日後移交給了中共軍隊,僅第一、第二兩個方面軍移交的就有:3700門火炮和迫擊炮,600輛坦克,861架飛機,1200挺機槍,680座各種軍用倉庫,以及松花江艦隊的船隻。 
  15日,裕仁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時,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何應欽陸軍一級上將代表國民黨政府接受在華百餘萬日軍正式投降,在投降書上簽字的是日本駐華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 
  就在中國人遠沒有意料到的時候,光明降臨到了這片滿是血淚與蒼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樣輝煌…… 
  天錦一樣壯麗…… 
  雷歌一樣驟然…… 
  在北平,上海,在重慶,在松花江沿岸和遼闊的中部腹地,乍一聽日本投降的消息,許多人開始以為是哪個炮樓、那個城池裡的鬼子投降了。當被告之決沒有聽錯時,又如同從長久呆著的暗室裡走到了強烈的陽光下,有一陣巨大的心理暈眩:是夢?是醒?是真?是幻? 
  這之後,才會感到體內連每一根神經末梢上都襲來的洶湧歡樂…… 
  中國的神聖抗戰,8個年頭剛剛過去,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不能不說是險勝。 
  非險勝之勝是勝,險勝也是勝。 
  兩者都確切地指向「二戰」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結局。 
  一個國家再無法無天,再高唱邪說,與世界深溝高壘,貽歷史萬世之羞, 但總有一天它會消停下來,它會氣焰散盡,拆壘填溝,洗刷羞辱,承認並追隨起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這其實是宇宙間無可更改的第一鐵律。 
  許多日本人對此總有些不明白,彷彿不是中國的險勝,日本就能抵擋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對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報》總編輯、著名報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後,他發現許多日本民眾中有一種對中國的普遍看法,即「以為中國人不是自力戰勝日本的,竟參加聯合國逞威風,滿心不佩服。」 
  此外,時下中國人並沒有享有和平,更沒有重建國家,鴿子幾乎還沒有來得及在哪棵樹或陽台上打個盹,天上又是戰雲密佈,「時間過了一年多,聽聽中國國內還陷於戰亂,看看在日本的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輕重,又輕視中國人了。」( 王芸生 《中日關係七十年》)   
  雷歌一般驟然(2)   
  或許,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亞洲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低頭認罪、虔心謝罪的深層原因之一。 
  對於一向奉行實力崇拜的日本來說,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認、屈從強者,而在骨子裡鄙薄、歧視弱者。     
  第十三章 拒絕遺忘   
  真正的強大(2)   
  天晴風暖,山光樹影,秀蔚天成…… 
  中國的這個新高度,在2005年的「兩會」上已清晰可見——這就是「和諧」。 
  因為這兩個字的出現,往年在「兩會」上必定站出來為富人們講話的一位經濟學家,這次卻成了富人們的導師,他告戒他們說:你必須讓別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麼也拉不住的那架衝向兩極分化、幾近瘋狂的馬車,這次卻切切實實地被一股堅韌的合力給拉住了。 
  有社會學家如是描繪這個高度—— 
  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結構合理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各階層利益關係能夠不斷得到協調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身份歧視,每個社會階層之間相互開放,階層關係融洽,社會流動暢通的開放社會;應該是一個社會事業發達,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各階層人民有共同理想,講誠信、守法度的社會;應該是一個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治安良好,社會穩定有序的社會。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這樣的高度上,任滄海橫流,天下板蕩,卻始終標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就切實地在實踐著社會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的話。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這樣的高度上,中國必然擁有了真正的強大—— 
  這是一種大音稀聲的境界,靜水深流的力量,從容不迫的氣度。 
  無須任何炒作與包裝,她將對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進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遠的影響。   
  歷史,在精神家園裡(1)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 
  只要文化的根脈不斷,不管政治上經歷怎樣的天崩地坼,經濟上如何地撕肝裂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便依然能在這個星球上繁衍、生長。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冷戰時期,在與中國發生最激烈論戰的蘇聯,在斯大林鐵腕統治的陰影遠沒有驅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國印象派藝術家的作品,聽到門德爾松小提琴協奏曲演奏會。仍有30多家劇院提供豐富多采的劇目,從果戈裡、契訶夫到布萊希特的劇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一名日本記者注意到,有兩個十幾歲的女孩擠在一個座位,他不知道她們是怎樣用一張票子進來的。一個女孩正飛針走線,給膝蓋上的布娃娃縫上最後幾針。音樂會結束時,她推開眾人衝向台前,把布娃娃作為禮物獻給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竊深深以為,這個金髮碧眼的女孩當年飛針走線的,並不是一個布娃娃,而是近半個世紀後浴火重生、依然英氣逼人的俄羅斯! 
  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歷史則是這個精神家園裡最幽深也最生動的部分。 
  倘若沒有俄國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黨人英勇地倒在樞密院廣場的血泊中,又無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亞漫天風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難展現俄羅斯文化本質的特徵——博大沉雄而又蘊籍典麗的人文主義精神,以及豐沛的人民性傳統。 
  倘若抹去被德寇圍攻了900個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沒有嘩然倒地成炭,卻鍛打為鋼筋鐵骨的列寧格勒,當年柴可夫斯基音樂廳裡就不會出現那個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裡飛針走線、雖飽經折騰卻總在不懈地尋覓再生之途的俄羅斯…… 
  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呢? 
  經過革命鐵與血的洗禮,多年裡威力不亞於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過「文革」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再頓然進入時下紅塵萬丈的商業化社會,我們還有多少傳統文化的傳承? 
  遠些的歷史,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幾乎就只剩一片帝王們的停屍場了。不過這些帝王們都被從棺槨中請了出來,秦始皇,漢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個個經塗脂抹粉後,大都變成了宵衣旰食、席無暇暖、兢兢業業、文韜武略,為人民打天下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僕。 
  近些的歷史,亦幽明難分,時有剪裁,屢見空白。 
  16年前,我的一個正在讀小學的外甥女,問老師:什麼是「文化大革命」?老師回答說:學生斗老師,壞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幫」欺騙毛主席。 
  一場人神共憤、浩歌長哭、長達10年的舉國動亂,就這樣被顛覆為三句話,二十幾個字——幾近對口詞,還有一個答後便可以置於腦後的幽默。 
  許多時候,中國人的集體敘事不過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則淪為隱惡揚善。而且,因摻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倫理意圖,有些屬於「功」和「善」的部分也輕描淡寫,或者乾脆一筆勾銷。 
  於是,有著太多太多鼎魚焦爛、幕燕傾危的中國歷史,卻未能在自己白髮萬丈的歲月裡培育出深刻的悲劇意識,以至於總在不斷更迭的悲劇中重複著令後人唏噓不已的歷史…… 
  於是,許多年裡,對抗戰的宣傳與評價,以及相應的對日本侵華罪行的調查與清算,總顯得有些低調與游移。我們近代以來的歷史教育似乎太專注民族的苦難,反而對勝利抱著謙謙君子的態度。曾在報紙上看到,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紀念館館長王新華曾對記者說,應該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再加上一點,就是勝利教育。他說:「我們在近代就這麼幾個大的勝利,為什麼不紀念呢?」 
  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重慶,抗戰勝利後在市中心樹立了「抗戰勝利紀功碑」,一解放即被改建成「人民解放紀念碑」。當年志士仁人風集影從的陪都,還留下了大量的抗戰遺跡,但有許多都隨著城市的建設與發展被毀掉了。 
  南京大屠殺、奧斯威辛集中營和日本廣島原子彈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人類三大慘案。據說其他兩地的紀念館不但是國家級的,而且都申報了「世界文化遺產」。時下,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卻仍不是國家級的紀念館。 
  孫立人、薛岳、何應欽、胡宗南等抗日名將,只是漏網之魚,逃去了台灣的國民黨戰犯。杜聿明、黃維、王耀武……只是「改造好了」的國民黨戰犯,蓋棺論定時則有可能變成「著名的愛國人士」。最不濟的,是死了的戴笠、張靈甫等在抗戰中聲名也不小的人物,他們在大陸成了十惡不赦的反派角色。特務頭子戴笠的「青面獠牙」就不必說了,長篇小說《紅日》的「修訂本序言」裡這樣提到抗日戰場上的常勝將軍、但自己被打瘸了一條腿的張靈甫:「他驕縱、冷酷、矜持、虛偽、狡詐……為了傳之後世和警頑懲惡,讓大家記住這個反動人物的醜惡面貌……」 
  我們的歷史就這樣幾十年地告訴我們的孩子們。 
  多少年中,一些抗戰的先輩們在自己的國家並沒有過上本該衣食無憂、神采飛揚的日子—— 
  從勞改地釋放出來的仵德厚,因妻子患子宮癌去世,他和大兒子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主要靠種地、養羊為生,地裡沒有什麼收入,就是能吃一點不拿錢買的糧食;養幾隻羊是為了賣一點奶,一天換幾毛錢,買點鹽、燈油、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可能的話,再買一把蔬菜。如此清貧的生活,仵老漢沒有什麼抱怨,他說只要能吃飽就好。   
  歷史,在精神家園裡(2)   
  近年來老人已經不能下地幹活了,他堅持幹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還洗自己的衣服。他說他閒不住,一閒下來,就會想起自己這一生,沒有沒遭過的罪,沒有沒受過的苦,一輩子沒有跟妻子在一塊兒過過年。這一生,自己對得起國家,就是對不起妻子——仵夫人是個地道的大家閨秀,她的爺爺是翰林院的院士,清朝皇帝的老師。他們是在戰火紛飛的抗戰中由孫連仲將軍介紹認識並喜結連理,婚後一周,他就上了抗戰前線,以後又勞改就業27年。結婚30年了,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不到兩年。 自己也對不住孩子,當將軍時自己就兩袖清風,解放後就別提了,給孩子沒攢下一點積蓄,他一下會覺得心裡空落落的…… 
  從1976年釋放到1986年,他沒有領到過國家一分錢。現在政府每月給他發300元錢的生活補貼,這讓他非常滿足,仵老漢說他感謝共產黨的恩情。 
  仵老漢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疾病,過去沒有錢根治,他一直吃一種很便宜的藥,吃完總得昏迷幾個小時。因為路途遠,加上身體不好,仵老漢已經好多年沒有去妻子墳上看看了。採訪結束,《鳳凰衛視》的記者特意從徑陽縣要了一輛出租車,和老人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老漢在墳頭對妻子說:今天有香港《鳳凰衛視》的幾位記者把我帶這兒來,我今生沒有再拜你的時候了,這是最後一次。我到你墳上來看你,我對不起你,一生也是三十年的夫妻,能在一塊兒才幾天,孩子們是你養大的,我沒有照顧你們一天,你臨走,我連面都沒有見,我對不起你,也很傷心…… 
  《鳳凰衛視》記者離開時,尊敬地稱仵老漢為將軍,他趕忙說:實在不敢稱將軍,我實在擔不起這樣高尚的名稱,你們說我是抗日戰爭一個倖存的老兵,這就夠我光榮的啦。 
  《鳳凰衛視》播出這次採訪節目後,世界各地的許多華人打來電話。托《鳳凰衛視》向這位抗戰老兵轉達敬意。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寄來2萬港幣給老漢治病,還有幾位海外觀眾不辭萬里,找到徑陽縣看他,老漢對他們說:「受之有愧,所有的榮譽都應屬於那些死難的英雄。想到當初和我一起參加抗日的兄弟,幾千人跟著我干,最後只有幾個看到抗戰的勝利……」 
  屈指數著為國捐軀的先烈,95歲的仵老漢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作家方軍也挖掘出了一個名字叫張家福的「出土文物」。 
  1942年,張家福到中國遠征軍200師參謀處當了一名上尉書記員。在滇西的楚雄他被提升為少校作戰秘書,專門輔佐戴安瀾將軍。200師入緬甸作戰後,在一場惡戰中,200師陷入了日軍三個師團的包圍。 
  「同日軍作戰很激烈,200師也是中國的精銳部隊,數十天的大小激戰下來,雙方死傷人數相當。在同古那一仗,我們只有200人,而日軍數量十幾倍於我們,把我們團團包圍,仗打了七天七夜,200人只打的剩我們18個人。戰場上月黑風高,硝煙瀰漫,冷槍不斷,篝火叢叢。我們和師長一起突圍,戴安瀾師長走在最前面,周維漢參謀長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戰士們跟在後面。近在咫尺的敵人發現了我們,師長腹部連中三槍。負傷。參謀長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會日語,他和日本人喊話,對方以為是自己人,我們才得以突圍。」 
  「我們十幾人輪流背著戴師長,翻越緬甸的野人山往中國雲南方面走,由於沒有吃的、沒有藥物,戴安瀾師長兩天以後就犧牲了。我們砍下胳臂粗細的樹枝,做成擔架,輪流抬著戴師長往祖國的方向走……和戴師長一起踏上祖國的土地那一刻,我們都放聲大哭,我們回來了!那時,戴安瀾將軍的遺體已經開始高度腐爛了,一路上,我們都把軍裝脫下來裹在將軍的身上。那些軍裝什麼軍銜都有,有士兵的,有尉官的,也有校官的。」 
  「在雲南省的騰沖縣,由縣長張問德領全縣父老鄉親沿街而跪,迎接我們200師的官兵。當時我就下了決心:可愛的祖國,為了你,為了我們的土地,我還要上前線!」 
  1946年,張家福和一位雲南姑娘結婚,姑娘當時20歲,他當時已經42歲。兩人感情非常好,生有一子一女。女兒2歲時,他被逮捕,此後女兒從沒見過父親。直到 1963年上初一,她在介水縣的勞改隊看見有七八個人在勞動,在他們當中一眼就認出了父親。她回家告訴母親,母親不信,十來年裡音訊全無,她認為丈夫早被槍斃了。實際上是張家福本人在押期間從不給家裡寫信,他擔心連累家人。 
  張老漢的後半生很簡單:1976年釋放,這年他已72歲。分去個舊冶煉廠當工人,年年是先進工作者,82歲退休。現在每月退休費420元。 
  方軍問張老漢在勞改隊裡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老人說是1958年去文山州修水庫,從元月到8月,130人裡只回來30個。那時的勞改隊一頓飯只吃6兩紅薯片…… 
  方軍和張老漢父子三人照了一張合影。方軍說要在照片下面加上這樣的說明文字: 
  「1937年參軍的張老漢退休金420,1965年參加工作的張雲蜀退休金500,我的退休金1360。我們三人的退休金加起來,不夠貪官污吏們吃一頓飯。」 
  張老漢大笑,說「你不應該當作家,應該回北京說相聲去。」 
  ……   
  歷史,在精神家園裡(3)   
  從「二戰」結束迄今,猶太民族一刻都未曾停止過對納粹德國罪行的揭露、控訴、索賠以及對納粹罪犯的追緝。這一努力波及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令人歎為觀止。猶太人決心讓全世界都知道納粹德國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知道得越詳細、越具體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為此,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所有文化載體上,從小說詩歌到電影戲劇,從報章雜誌到教科書,對納粹罪行的揭露與控訴「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其效果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任何為納粹翻案的企圖都會激起公憤。加州伯克利是美國言論自由運動的發祥地,素以包容各種異端言論著稱。幾年前,一個否認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曾經發生的英國歷史學家應邀前往伯克利加州大學演講,終因學生團體的強烈抗議和示威警戒而未能進入校園。親納粹言論在言論自由聖地尚且成為禁忌,可見猶太人反納粹宣傳的聲威之大。即使「二戰」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猶太人還在不斷推出《辛德勒名單》這樣的鴻篇巨製,讓全世界繼續為猶太民族苦難的歷程流淚。 
  60年裡已經幾代人過去,但各地的猶太墓園裡總是碧擁紅倚,粉追黃躲,一派生機。猶太人從未厭倦,也從不敢有半點懈怠,他們知道這事關自己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生死存亡。   
  繞不過的門檻(1)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譜系中,無庸質疑,「日本」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國家。   
  繞不過的門檻(2)   
  美國必然要警惕日本。日本的和平憲法、民主制度是美國設計與推行的,60年過去,天地玄黃,很難不作修改,中國的憲法不也修改了多次?但倘若要做傷筋動骨的大動,美國肯定不會處之泰然。在經貿關係上,兩國間一向存在大量的摩擦與糾紛。1985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5國財政部長會議達成促使美元貶值的「廣場協議」,使日元對美元一下升值38%,這正成了歷來堅挺的日本經濟高牆上的第一道豁口,引發了陰霾至今尚未退盡的金融危機。 
  時下,美國顯然有提升日本軍力之居心,以根據其在亞洲的利益應對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可能驟變的風雲,但這並不意味美國要將日本這頭東亞虎放出籠子。倘若真如此,日本可在一星期之內就會成為核大國,它的千萬輛汽車產能的製造能力,不過幾天就能將防守本土的自衛隊變成耀武揚威於海外的衝鋒隊…… 
  在《中國不配做我們的對手》一文裡,小林史郎實實在在講出了埋藏在大和民族心底裡的幾句話—— 
  日本的唯一的對手是美國。我們目前的低調不是因為日本弱小,而是因為日本內斂,內斂是日本的優秀傳統,只有內斂我們才能在哪些大國吵吵嚷嚷的時候發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當我們集聚了足夠的力量,那麼即便是美國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這不是夢想,這正在變為現實。 
  美國深諳借力打力,在冷戰時期的美、中、蘇三角關係上,就已運用自如。基辛格當年遊說那些不同意與北京聯手制蘇的參議員時講了一句著名的話:「如果我們去不了北京,那麼我們也去不了莫斯科。」當今在遏制日本上,一個正崛起的中國,無疑是美國的所借之力;而在遏制中國上,一個迫切要做「正常國家」的日本,在屢屢給中國添堵的同時,大概也讓美國人一邊偷著樂…… 
  換位想想,從美國,或許還從歐洲的立場來看,一個二虎相爭的亞洲力量格局具有內在制衡性,雙方力量互為沖抵,比一家獨大對歐美有利。甚至連東南亞諸小國,從心理上也會希望看到中日兩國互為制衡的現實,以為他們獲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在未來的亞洲發展前景中,避免中國超霸或日本超霸,保持一種和平狀態下的動平衡是中日兩國可能爭取到的最好結果,其他非要一方壓倒另一方的願望或衝動,則必將引發喪失既得利益的沉重後果。 
  從日本的戰略傳統、民族性格及當今國際地緣政治來看,中日兩國不可能友好,卻必須和平相處,兩國各自都有許多纏頭的難題需要解決。對日本來說,如何徹底擺脫經濟蕭條的陰影;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日愈激烈的摩擦、衝突,並卸下亞洲國家對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不但在物質上強大,也在精神上強大,不但在制度上先進,也在文化上先進,而不像當今這樣被許多外國人也被本國的有識之士視為一個跛腳的、孤獨的二流大國。 
  199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授獎儀式上,如是說—— 
  我覺得,日本現在依然在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的兩極之間……曖昧的進程使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我在暖昧的日本》許金龍譯 載《世界文學》1995年2月號) 
  對中國來說,除了在前面已經提到的面臨著比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要沉重、艱巨得多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中國要真正崛起為為一個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國,還必須成為比日本更為強大的國家,至少在東亞地區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且,中國還須將與美國的或明或暗的對峙與角力,更多地轉換為彼此的諒解與互信,這些都需要一個和平狀態下較長時間的演變過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面對海龜一樣趴在太平洋風濤裡、似乎總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國當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現實、又有著最深用心的圖謀,卻可能來自島內,也可能來自島外——即促使兩國民族主義過激反應,在很多問題上糾纏不清,從而轉移中國國家注意力,加重中國現代化的成本,大大遲緩或停頓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 
  中國能找到100個理由譴責日本,中國更能找到100個理由與日本和平相處。 
  我深深以為—— 
  中國欲一掃近代以來的恥辱與頹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復興,非得通過日本這道心理門檻; 
  在很大程度上,這道門檻將考驗中國能否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 
  日本要洗去孤獨與曖昧,成長為世界性大國,更是繞不過中國這道道義門檻; 
  在某種意義上,這道門檻成了判斷日本能否重鑄為一個政治誠信國家的試金石。 
  2004年6月 初草 
  2004年12月5日——2005年3月31日 一稿 
  2005年4月3日—— 4月18日改定 
  於 南昌大學   
  主要參考書(篇)目   
  《日本管窺》 周作人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3年5月第一版 
  《日本人的縮小意識》 [韓國] 李御寧 著 張乃麗 譯 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 尚會鵬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一版 
  《日本文化史》 葉開渠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年4月第一版 
  《內籐湖南研究》 錢婉約 著 中華書局 2004年7月第一版 
  《菊與刀》 [美國] 魯思·本尼迪克特 著 商務印書館 1990年6月第一版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美國] 孫隆基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 
  5月第一版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美國] 赫伯特·比克思 著 王麗萍 
  孫盛萍 譯 新華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3月第一版 
  《瘋狂的島國》 [美國] 時代生活叢書編輯 著 唐奇芳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肆虐的太陽旗》 [美國] 亞瑟·查齊 著 胡修雷 譯 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日本的崩潰》 [美國] 基斯·惠勒 時代生活叢書編輯 著 李海鋼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 [德國] 威爾海姆·賴希 著 張峰 譯 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 
  《1937:深重的災難與歷史的轉折》 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2月第一版 
  《李宗仁回憶錄》 廣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0年編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何應欽 著 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81年 
  《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40週年學術論文》 台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 1986年9月初版 
  《戰爭罪責》 [日本] 野田正彰 著 朱春立 劉燕 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年7月第一版 
  《國共抗戰肅奸記》 王曉華 孟國祥 張慶軍 編著 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1年3月第二版 
  《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 余傑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4年6月第一版 
  《東史郎日記》 [日本] 東史郎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9年3月第一版 
  《第三帝國黨衛隊》 [美國] 時代生活叢書編輯 著 孫遜 譯 海南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一版 
  《第三隻眼睛看江西》 胡平 編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4月第一版 
  《國家的事——2001年—2003年中國走讀報告》 胡平 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 
  許介鱗 《日本的現代化是中國資助的》《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學刊》轉載 
  張國功 《國難期間的「李莊精神」》 《隨筆》2005年第一期 
  2005年02月15日《萬維讀者網》 《蔣介石曾想逃亡日本》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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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個理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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