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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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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作者:孔多塞 譯者:何兆武,何冰 
  【形態項】 213 ; 20cm    
  【讀秀號】000000663025    
  【出版項】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1998    
  【ISBN號】 7-108-01137-9 / B565.299    
  【原書定價】 RMB12.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近代哲學(地點: 法國 年代: 17~18世紀)    
  【參考文獻格式】(法)孔多塞(Condorcet)著 何兆武,何冰譯.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    
  最後,在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時代,都有各種不同的偏見,隨著各個不同階級的人的教育程度,以及隨著他們的行業而異。哲學家們的偏見有害於真理做出新的進步;那些不開明的階級的偏見則延緩了已經為人所知的真理的傳播,而某些有權有勢的職業偏見則對真理設置下了種種障礙: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與之進行不斷戰鬥的三種敵人,並且它往往只是在長期艱苦的鬥爭之後才能取得勝利。這類鬥爭的歷史以及各種偏見的產生、勝利和失敗的歷史,因而就將佔有本書的一大部分,並且將不是其中較不重要的部分,也不是其中較為無用的部分。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緒論    
   一個人生來就有可以接受各種感覺的能力,有可以知覺和辨別它們所由之而組成的那些單純的感覺的能力,可以保存它們。認識它們、組合它們,可以在它們之間比較這些組合,可以掌握它們的共同之處和它們的不同之點,可以對所有這些對像加上各種符號以便更好地認識它們並促成各種新的組合。    
  這種能力在他身上是由於對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是由於呈現有某些組合而成的感覺;而這些感覺的守恆性——無論是在感覺的同一性方面,還是在它們的變化規律方面,——乃是獨立於他本人之外的。它同樣地也是由於他和與自己相類似的那些別人相交往、最後也是由於這些起初的發展引導人們發明了各種人工的方法而得以發展起來的。    
  感覺伴隨有快樂和痛苦;而人又有同樣的能力可以把這些暫時的印象轉化為甜美的或悲苦的持久情緒,並根據觀察或回憶而體驗到別的有感覺的人的種種快樂和痛苦。最後,由這種能力與人們可以形成並組合各種觀念的能力相結合,便在他本人和他同類的人之間產生了各種利益與義務的關係,而大自然本身則一直是要把我們幸福中最珍貴的那部分和我們苦難中最悲痛的那部分加在那上面的。    
  如果我們把自己只限於觀察和認識這些能力的發展所表現出來的全人類每個個體所共有的普遍事實和永恆規律,那麼這種學問的名字就叫做形而上學。    
  但是如果我們就其在同一個時間的某一空間之內對每個個人都存在著的那些結果來考慮這同一個發展過程,並且如果我們對它的世世代代加以追蹤,那麼它就呈現為一幅人類精神進步的史表。這種進步也服從我們在個人身上所觀察到的那些能力之發展的同樣普遍的規律,因為它同時也就是我們對結合成為社會的大量的個人加以考察時那種發展的結果。但是每個時刻所呈現的結果,又都取決於此前各個時刻所提供的結果;它也影響著隨之而來的各個時代的結果。    
  因而這幅史表便是歷史性的,因為它受著永恆的變易的制約,是由於對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各個不同時代的持續觀察而形成的。它應該顯示出這些變化的秩序,展現出每一個時刻對隨後時刻所施加的影響,並且還應該表明當人類在無數的世紀之中不斷地更新其自身而接受種種改造時,他們所遵循的進程、他們對真理和幸福所邁出的步伐。對於人類曾經是什麼樣子和今天是什麼樣子的這些觀察,於是便會引導我們找到保證並加速我們的天性所容許我們還能希望有的新進步的種種辦法。    
  這就是我所從事這部著作的目的,而它那結果將是要顯示:依據推理並依據事實,自然界對於人類能力的完善化並沒有標誌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後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們投入在其中的這個地球的壽命而外,就沒有別的限度。毫無疑問,這種進步所經歷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體系中仍將佔有同樣的地位,只要這個宇宙體系的普遍規律不會在這個大地上產生一場整個的天翻地覆,或者產生那樣一些變化,以致人類在其中不再能保存並運用他們的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樣的這些資質,那麼這種進步就決不會倒退。    
  我們觀察到的最初的人類文明狀態乃是一種人數很少的社會狀態,他們靠著漁獵為生,只懂得製造他們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構築或挖掘居處的粗糙技術;但已經有了語言可以交流他們的需要,有了少數一些道德觀念,在那裡面他們找到了行為的共同規則;他們生活在家庭中,遵守某些起著法律作用的普遍習俗;甚至還有了一種粗糙形態的政府。    
  人們感到維持自己生活的不確定性和艱難性、極度疲勞和絕對閒逸兩者的必然交替,決不會讓人有閒暇可以委身於自己的思想,使他有可能以各種新的結合來豐富自己的智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的種種手段甚至於是大有賴於偶然和季節了,而不能有效地刺激一種行業,使它那進步得以傳遞下去;每個人都只是把自己限於完善自己的技能和自己個人的技巧而已。    
  因此,人類這時候的進步乃是異常之緩慢的,它只能是一點一點地做到,並且是在特殊環境的垂青之下。然而,我們已看到,取代了以漁獵或由大地所自發提供果實來維持生活的,乃是人類懂得了加以保養和繁殖並使之轉化為畜牧狀態的那些牲口所提供的食品。繼而在這種手段之上,又加上了粗淺的農業;人類已不再滿足於他們無意中遇到的果實或植物了;他們學會了怎樣儲存它們,把它們收集在自己身旁,種植它們,並以耕作的勞動來促進它們的再生產。    
  財產在最初的狀態,只限於他們獵殺的動物、他們的武器、他們的漁網、他們所掌握的工具,這時便轉變成為了他們的牧群,然後又成為了他們所開墾和耕種的土地。主人死後,這筆財產就自然而然地轉移給了家庭。某些人便享有剩餘,可以保存起來。如果這種剩餘是絕對的,它便產生了更多的新需求;如果它只發生於某一種物品,而其他的卻感到缺乏,這種需求就產生了交換的觀念:從此,道德關係就繁多而又複雜化了。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經常的閒暇,就使人能從事思考了,或者至少是從事持續不斷的觀察。對於某些個人來說,這種辦法就導致了他們以剩餘品的一部分來交換他們自身可以免掉的勞動。於是人類就出現了一個階級,他們的時間沒有被浸沒在體力勞動之中,而他們的願望則伸展到他們單純的需要之外。工業覺醒了,已有的工藝得到了擴大和完善;機會向人們更加專心致志的觀察所提供的各種事實,就產生出來了各種新工藝;隨著生存手段變得越發安全和越發穩定,人口就增長了;農業在同樣一片土地上可以養活數量更多的人,便取代了其他的生活資源:它有利於人口增殖,而這又反過來加速了他們的進步;人們所獲得的各種思想,在一個已成為更為定居的、更為接近的和更為密切的社會裡,就更加迅猛地交流著而又更加確實地持續著。科學的曙光已經開始呈現了;人類表明自己已經脫離了其他的物種,並且看來不再像是它們那樣地只局限於純屬個體的完善化了。    
  人類中間這時所形成的種種更加廣泛、更加紛繁、更加複雜的關係,就使得他們感到必須有一種辦法能向不在場的人們傳達他們的思想,能以比口頭傳說更大的準確性來延長對事情的記憶,能比證人的回憶更確切地確定某種約定俗成的條件,能以一種更不受各種變化的約束的方式來認定那些備受尊敬的習俗,它們是同一個社會中各個成員所同意據以規範自己的行為的。    
  於是人們便感到有書寫的需要,並且發明了書寫。看來最初那是一種真正的圖畫,但爾後就被一種約定俗成的圖像所取而代之,它只不過保留下事物的特徵而已。隨之,由於一種與已經被引人語言中相類似的隱喻方式,一種物理對象的形象也就表達了道德的觀念。這些符號的起源,也像文字的起源一樣,終於被人忘懷了;於是書寫就成為加在每一種觀念。每一個字之上的、從而也就是加在這些觀念和這些字的每一種變種之上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    
  於是人們便有了一種書寫的語言和一種口頭的語言,兩者同樣是必須學會的,兩者之間還必須確定有一種相互的符合性。    
  這些人道(humanite)之永恆賜福者的人類天才們,他們的名字乃至他們的國度都永遠被埋葬在沉寂之中了;他們察覺到一種語言中所有的文字只不過是數目很有限的原始發音的組合而已;它們的數目儘管是非常有限的,卻足夠形成數目幾乎是無窮的各種不同的組合。他們便設想把這些可見的符號不是用來表示觀念或者與觀念相應的字,而是用來表示構成字的那些簡單的元素。    
  於是,就發明了拼音書寫;用少數的符號就足以寫出一切,正猶如用少數的聲音就足以說出一切;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是一樣的,人們所需要的就只是懂得識別和組成這些為數不多的符號而已,而這最後的一步就永遠保證了人類的進步。    
  [今天如果能創造出一種書面語言來專門供科學使用,它只表示對所有的精神都恰好是同樣的那些簡單觀念的組合,只用之於嚴格的邏輯推理,只用之於精確的細密的悟性(entendement)操作,它將為一切國度的人們所理解並可以翻譯成他們的各種方言,而不必像它們目前那樣想變成通用時需要加以改變;——也許這樣一樁事將會是有用的。]    
  [從而,這同樣的一種書寫(保存它只不過是有助於延長愚昧狀態罷了),由於一場獨特的革命而到了哲學的手中就變成了一種有用的工具,可以迅速地傳播知識並完善科學的方法。]    
  我們發現歷史上所曾有過的一切民族,都是處於文化的這種程度和我們仍可看到野蠻部落所處於其中的那種程度這二者之間的;當我們看一下各個民族的通史時,我們便可依次地看到他們時而做出新的進步,時而重新投身於愚昧之中,時而又在這種交替之間延續著或者是停留在某一點上,時而是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從大地上消滅,或者與征服者相融合或是生活於奴役之中,最後時而是接受某個更開化的民族的知識,把它們再傳給別的民族;於是在歷史時代的開始和我們所生活的世紀之間、在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歐洲今大的各民族之間,便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鏈索。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我提出所要加以追蹤的這一史表中,看出有三個顯然不同的部分。    
  最初的那個部分,是旅行家們的敘述向我們展現了人類在不開化各民族中的狀態,我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去猜測孤立的人們,或者不如說是只限於以必要的結合而進行繁衍的人們怎樣能獲得那類最初的完善化,其中最後一步便是使用發音的語言;這是最顯著的差異、甚而是惟一的差異,它以某些更廣泛的道德觀念和一種微弱的社會秩序的開端而使人類有別於像自己一樣生活在經常持久的社會之中的其他動物。因此,我們在這裡就別無指導,而只能是靠對我們智識能力和道德能力的發展進行理論觀察了。    
  然後,為了引導人們能達到使用技能、使科學知識能開始啟蒙他們、貿易能把各國聯繫起來,而最後是使拼音書寫得以發明的地步,我們還可以對這一最初的引導附加以各個不同社會的歷史,那種歷史是在幾乎所有的各種中間階段上都可以被人觀察到的;儘管我們無法跟蹤其中的任何一個走遍分開了人類這兩大時代的全部空隙。    
  在這裡,這一史表開始是大部分有賴於歷史傳下來給我們的一系列事實;但卻有必要在各個民族的歷史中加以選擇、加以對比、加以組合,以便從中演繹出一個單一民族的一部歷史假說,並構造出他們那進步的史表。    
  自從拼音書寫在古希臘為人所知的時代以來,歷史就以一系列連續不斷的事實和觀察而和我們的世紀、和在歐洲那些最開化的國度中的人類的當前狀態相聯繫著;而人類精神進步行程的史表就成為了真正的歷史。哲學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猜測、再構造任何組合的假說;只要搜集和排比事實,並表明由它們的鏈索和它們的整體之中所得出的有用的真理,這就夠了。    
  末了,還剩下有一個最後要加以追蹤的史表,即我們的希望的史表、或者說留待給未來世代的進步的史表,而那看來是自然律的守恆性向他們做出了保證的。這裡就必須要表明:在什麼程度上,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是一種幻覺的希望,將會逐步地變成為可能,甚至於還會是輕而易舉的;何以儘管各種偏見也曾有過眼煙雲的成功,並且得到腐化了的政府和民族的支持,但唯有真理才能獲得持久的勝利;自然界是以什麼樣的紐帶來把知識的進步和自由、德行、對人的自然權利的尊重的進步都不可分解地聯繫在一起的;這些惟一真正美好的事物是如此之經常地被分割開來,以致於人們竟然曾相信它們是互不相容的,然而恰好相反,它們又怎樣地應該成為不可分割的,只要知識一旦在大多數的國家裡將達到一定的地步並且滲透到了整個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他們的語言就會普及,他們的商業關係就會包括整個的大地在內。這種結合一旦在整個啟蒙了的人類中間起著作用,那時我們就只能期待著它會是人道的朋友,同心協力在促進自己的完善和自己的幸福。    
  我們將要揭示它那根源,我們將要追溯這類普遍錯誤的歷史,它們或多或少地延緩了或者阻礙了理性的進程,它們往往也像政治事件那樣,甚至於曾把人們推回到愚昧狀態。    
  把我們引向錯誤或把我們留滯於其中的那種悟性的運作,經過一番巧妙的、似是而非的推論,竟可以掌握最開明的人們,使之陷入了精神錯亂的夢境;但這卻也同樣地是屬於對我們個人能力的發展理論的正確推理方法或發現真理的方法。並且根據同樣的理由,把普遍的錯誤引人到人民中間並且在那裡傳播、在那裡蔓延、在那裡持續的方式,也構成為人類精神進步的史表的一部分。正如使人類的精神完善化並照亮著它的那些真理一樣,這些也都是它的活動的必然結果,是在它所知道和它所願望的東西與它相信有必要知道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所永遠存在著的那種比例失調的必然結果。    
  我們甚至可以觀察到,按照我們能力發展的普遍規律,我們的進步的每一個時代都是要產生某些偏見的,但是它們卻遠遠延伸到了它們的誘惑力或它們的領域之外;因為人們仍然保留著自己幼年時的種種偏見、自己國家的和自己時代的偏見,哪怕是在已經認識到了全部必要的、足以推翻它們的真理很久以後。    
  最後,在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時代,都有各種不同的偏見,隨著各個不同階級的人的教育程度,以及隨著他們的行業而異。哲學家們的偏見有害於真理做出新的進步;那些不開明的階級的偏見則延緩了已經為人所知的真理的傳播,而某些有權有勢的職業偏見則對真理設置下了種種障礙:這就是理性所不得不與之進行不斷戰鬥的三種敵人,並且它往往只是在長期艱苦的鬥爭之後才能取得勝利。這類鬥爭的歷史以及各種偏見的產生、勝利和失敗的歷史,因而就將佔有本書的一大部分,並且將不是其中較不重要的部分,也不是其中較為無用的部分。    
  [假如能有一門預見人類進步。能指導進步。促進進步的科學,那麼人類所已經做出了的進步的歷史就應該成為這門科學的主要基礎。]    
  [哲學無疑地應該禁絕這種迷信,亦即相信除非是在已往世紀的歷史裡就不可能發現行為的準則,除非是研究古人的見解就不可能發現真理。但是難道不應該同樣也禁絕傲慢地在摒除經驗的教訓的那種偏見嗎?毫無疑問,唯有思索才能通過各種幸運的組合,把我們引向有關人的科學的普遍真理。然而如果對人類的個體的觀察對於形而上學家。對道德學家來說是有用的話,那麼為什麼社會研究對於他們以及對於政治哲學家就更沒有用呢?如果觀察同時存在著的各種不同社會並研究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有用的話,那麼為什麼就各個時代的順序來觀察它們就會是沒有用的呢?哪怕是假設這類觀察在研究思辨的真理時是可以忽略的,但是當涉及把這些真理應用於實踐並從科學中推導出應該成為它的有用的結果的藝術時,難道它們也應該被忽略嗎?我們的偏見以及由之而來的惡果,是不是在我們祖先的偏見中有著它們的根源呢?使我們免於受這類的欺騙而同時又防止另一類的最可靠的辦法之一,難道不就是要去發掘它們的根源和作用嗎?]    
  [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這樣的一步,可以既不必再害怕新的錯誤,也不必害怕再回到老的錯誤上去;虛偽再也不可能帶來、而愚昧或狂熱再也不可能採取任何一種腐化的體制;而任何邪惡的結合再也不可能對一個偉大的國家造成任何的不幸了呢?然則,懂得各個民族曾經是怎樣地被欺騙。被腐蝕或被投入到苦難之中,難道會是無用的嗎?]    
  [一切都告訴我們,我們正在觸及人類一場宏偉的革命的時代。除了在它以前已經發生過的、並為它做好準備的那些革命的史表而外,還能有什麼更適宜於啟發我們在瞭解我們應該對它期待著什麼,並向我們提供一份確切的指南能在它那些運動的激流之中引導著我們的呢?知識的目前狀態保證了我們,它將是幸福的;但是這難道不正是以我們懂得怎樣使用我們的全部力量為條件嗎?而且為了它所允諾的幸福代價不致於太昂貴,為了它能更迅速地在更廣大的區域裡散佈開來,為了它的效果可以更加完整;難道我們不需要研究在人類精神的歷史上有哪些障礙是我們還要警惕的,我們又有哪些辦法是可以克服這些障礙的嗎?]    
  我要把我準備討論的領域劃分為九個大時代;[    
  並且斗膽要在第十個時代試圖看一下人類未來的命運。]    
  [我在這裡將只限於提出它們每一個時代所特有的主要傾向;我將只論述其大體,而不糾纏於各種例外和各種細節。]    
  [ 我將要指出各種對像和結果;這部著作本身將提供種種發展過程和種種證據。 ]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一個時代    
   人類結合成部落    
  沒有任何直接的觀察教過我們有關這種狀態以前的情形;於是我們就只好考察人類的智識能力、道德能力及其體質的構造,才能夠推測他們是怎樣上升到文明的這一最初階段的。    
  對可能有助於最初形成社會的人類體質的某些觀察和對我們智識能力和道德能力的發展的概括分析,就可以作為對這一時代的史表的序論。    
  家族社會對於人類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起初它是由於孩子需要父母、母愛以及(儘管不那麼普遍和熱烈的)父愛而形成的;孩子們這種需要的長期延續,便有了充分時間產生並發展出一種恰當的情操,適合於激發想要延長那種結合的願望。這同一期間已經足以使人感到它的那些便利了。位於一塊能提供一種方便的謀生之道的土地之上的一個家庭,就繁殖成為了一個部落。    
  起源於若干分散家庭之結合的這類部落,應該是形成得較晚而且較為罕見的,因為這種結合有賴於並不很緊迫的動機而且有賴於大量的環境的組合。    
  製造武器的技術、加工食物的技術、取得進行這種加工的必要器具的技術、在一段時期保存這些食物的技術,儲存食物以備不可能取得新的食物的那些季節的不時之需的技術;——所有這些技術都是為了極其簡單的需要,它們乃是這種延續的結合的最初果實,並且是區別人類社會和其他各種動物所組成的社會的最初特徵。    
  在某些這類部落裡,婦女們在茅舍的周圍種植某些可供食用的植物,這就補充了漁獵品。在另一些部落裡,那些地方的土地天然地提供了植物食品;在這裡,用心去尋找它們和採集它們,就佔據了野蠻人的一部分時間。在後一種情況下,人們就更加感受不到結合在一起的用處了,我們便可以看到文明被減縮到幾乎僅只是一個單純家庭的社會。然而我們卻發現到處都在使用著發音的語言。    
  與同類個人之間的更頻繁和更持久的各種關係、他們利益的一致性、他們在共同狩獵中或是為了抵抗敵人而在相互支援,這些都同樣地會產生正義的情操和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感情。這種感情很快地就被轉化為對社會本身的依戀。    
  對本部落敵人的激烈仇恨和無法熄滅的復仇願望,就成為它的必然後果。    
  為了能夠共同行動,無論是為了自衛還是為了更加不費力地獲得更可靠和更豐富的生活資料,就需要有一個領袖,這便給這些社會引進了最初的有關政治權威的觀念。在關係到整個的部落而應該採取一項共同決定的那些情況下,就應該咨詢所有那些要參與執行的人。婦女們的柔弱把她們排除在遠征狩獵和戰爭之外,也同樣地把她們排除在以狩獵和戰爭為通常議題的討論之外。由於這些決定需要有經驗,所以就只允許那些可以被認為是有經驗的人參加。同一個社會內部所發生的各種爭執是會擾亂它的和諧的,它們會毀滅它;所以大家很自然地都同意,決定應該是委之於那些由於其年齡或由於其個人品質而最能鼓舞人們信心的人。    
  這就是最早的政治體制的起源。    
  語言的形成應該是先於這些體制的。以約定的符號來表示各種對象,——這種觀念似乎是超乎那種文明狀態中的人的智力之上;但看來很可能這些符號只是由於時間的力量而以某種不知不覺的方式逐漸地為人們所採用的。    
  弓矢的發明乃是某一位天才人物的創作,而語言的形成則是全社會的創作。這兩種進步同樣地是屬於全人類的。一種較為迅速,那是由於為自然界所垂青的人類具有著進行新的組合能力的結果;那是他們的思索和他們的努力的獎賞;而另一種則較為緩慢,它出自所有相互結合的人都需要進行的思索和觀察,而且甚至於是出自他們在共同生活過程中所得到的習慣。    
  (有節奏的經常運動,做起來並不那麼令人疲倦。那些觀看它們或聆聽它們的人,也更容易掌握它們的秩序和關係。因而,它們由於這雙重的理由而成為了歡愉的來源。所以舞蹈的、音樂的和詩歌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社會最早的孩提時代。舞蹈是作為青年的娛樂之用,也用於公共的節慶。我們在這裡也發現了愛情歌曲和戰歌;人們甚至還會製造某些樂器。這些部落並非截然不知道雄辯的技術;至少他們懂得在鄭重的言談中採取一種更為莊嚴隆重的聲調;而且即使修辭的誇張對他們也決非是陌生的。〕    
  被樹立為美德的對敵人的報復和殘暴,把女性貶低到一種奴隸地位的那種見解,被視為某一個家族的特權的那種在戰爭中的號令權,最後還有各種迷信的最初觀念,——這些都是標誌著這個時代的各種錯誤,而我們就必須探討它們的根源並闡明它們的動機。因為人是決不會沒有任何動機便採取自己最初的教育所不曾使之對他成為了某種自然形態的那種錯誤的;假如他接受了一種新的錯誤,那正是因為它和兒童時代的某些錯誤是有聯繫的,那正是因為他的利益、他的感情。他的意見或者種種事件使得他傾向於接受它。    
  某些粗淺的天文學知識、某些對於草藥用於醫治疾病或創傷的知識,便是野蠻人的惟一科學了;而它們都已由於混雜了迷信而受到腐蝕。    
  然而這同一個時代,也向我們呈現了人類精神史上的一項重要的事實。    
  我們在這個時代中可以觀察到一個體制的若干最初的跡象,對時代的進程起著正反兩種影響:它們既在加快著知識的進步,而同時又在傳播著錯誤,既以各種新的真理在豐富著科學,又把人民投入愚昧和宗教的奴役之中,它們是以一種漫長的和可恥的暴政為代價來換取某些轉瞬即逝的好處的。    
  我這裡指的是人們形成了一個階級,他們掌握著科學原理或工藝方法、宗教的秘密和儀式、迷信的操作,甚至往往還有立法和政治的奧秘。我指的是人類之分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人注定了是來教導別人的,另一部分人則是被造就來接受信仰的;一部分人傲慢地隱蔽起來他們所自詡懂得的東西,而另一部分人則恭恭敬敬地接受別人所不屑於向他們宣示的東西;一部分人要把自己置於理性之上,而另一部分人則謙卑地捨棄了自己的理性並把自己貶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他們承認別人具有比他們共同的天性更優越的特權。    
  這種區別 ——到了18世紀的末葉,我們的教士們還在向我們表現出來它那殘餘——在未開化的野蠻人中間都可以發現,他們已經有了他們的庸醫和巫師。這一點是非常普遍的,我們在文明的各個時代裡經常都遇到它,因而它在自然界本身之中是不會沒有基礎的;這樣,我們便會在這些初民社會的人的能力之中發現最早的受騙者們盲從的原因以及最早的騙子們那種粗陋的狡詐的原因了。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二個時代    
   遊牧民族 —— 由這種狀態過渡到農業民族的狀態    
  把狩獵中所捕獲的動物存養起來這一觀念,應該是很容易出現的;只要是馴化這些動物使得它們易於看管,只要是居處周圍的土地能供給它們以充分的食料,只要是家庭能有剩餘,並且是可能害怕由於另一次狩獵的不成功或者由於時令不調而淪於匱缺。    
  在保存了這些動物作為簡單的儲存品之後,人們便注意到它們是可以繁殖的,並由此而可以提供一種更為持久的資源。它們的奶則提供另一種新食品;於是這些牧群的產品,起初只不過是對狩獵品的一種補充,這時候就變成了一種更為可靠,更為充裕和更加省力的生活手段。這時狩獵就中止其為首要的謀生手段,然後甚至於不再被列入謀生手段之內了;它只是作為一種娛樂而被保留了下來,同時也作為保衛牧群對抗兇猛野獸的一種必要的防範措施,牧群的數量已變得非常之多,在居住地的周圍已經不能再找到充分的食物了。    
  一種更為定居的、勞累較少的生活,就對人類精神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有利的閒暇。人們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不再為自己起碼的生活需要而感到不安時,便要尋求可以滿足感官享受的新的辦法。    
  技術做出了某些進步;人們獲得了飼養家畜的某些知識,可以促進它們繁殖,甚至可以改善它們的品種。    
  人們學會了用羊毛做衣服,穿著織物的習慣就取代了穿著獸皮的習慣。    
  家庭社會變得更加平穩了,卻並未因此而疏遠。由於每個家庭的牲畜不可能同等地繁殖,於是就出現了財富的差別。這時人們就想到和另一個沒有畜群的人分享自己畜群的產品,而這另一個人則要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牲畜所需要的照料。這時人們便看到一個體質良好的青年人的勞動,比起維持他自己生存的嚴格所需來,要值得更多;於是人們就採用了保留戰俘當奴隸的辦法,代替了屠殺戰俘。    
  在野蠻人中間也在奉行著的友好好客,在牧人的民族中間、甚至於在那些住在車上或帳篷中的遊牧民族中間,就獲得了一種更公認的和更莊嚴的性質。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就有了更頻繁的機會來相互表現出友好好客。這種人道性的行動就成為了一種社會責任,並且人們使它要服從規則。    
  最後,隨著某些家庭不僅有了可靠的生活資料,並且還經常有積余,而另一些人則缺乏生活的必需品,於是對他們苦難的天然同情心便產生了行善的情操和習慣。    
  風尚更加和善了,婦女受奴役的地位也不那麼嚴酷了;富人家的婦女們已不必再被罰去從事艱辛的勞動。    
  用於滿足各種不同需要的物品以及用以製造它們的工具的更為多樣化、它們分配的更為不平等,就使得交換成倍增長並產生了真正的商業;它的擴張不能不使人感到必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尺度。一種貨幣。    
  部落變得數目越來越多了,當他們定居下來時,他們的居住處就越發分散了,以便更易於飼養畜群;或者是,當人們學會了利用他們所馴服的某些種類的牲畜來負重和載運時,他們的住處就變成了可移動的帳幕。    
  每個民族(nation)都有一個領導作戰的領袖;然而它由於需要保證牧地而分成為許多部落(tribus),每個部落也有它自己的領袖。幾乎在所有的地方,這種優越地位都是附著於某些家族的,擁有許多畜群、眾多奴隸、使用大量貧窮的公民為自己服務的那些家長們,就分享他們部落領袖的權威,正如部落領袖分享民族領袖的權威一樣;——至少是在對年齡、對經驗和對功勞的尊敬,賦予了他們以這種威信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奴隸制和人與人之間在成熟時期所出現的政治權利上的不平等的起源,都歸之於社會的這個時代。    
  對於已經日益繁多而又日益複雜的各種爭端,就要由家族領袖們和部落領袖們所組成的會議來做出決斷了,他們或是根據天然的正義或是根據公認的習慣。這類決斷的傳統就認定了習俗並延續了它們,不久便形成一種更正規的、更經常的而且是社會的進步使之成為了必要的一套法系。財產及財產權的觀念,就獲得了更大的範圍和精確性。繼承權的分配就變得更加重要,並且需要被納入固定的準則。日愈頻繁的各種約定,就不再限於那麼簡單的對象了;它們就需要服從種種形式;而為了保證它們的執行,公佈它們存在的方式也要有其自身的法律,    
  觀察星象的實用性、它們在漫長的夜晚所提供的那種行業、牧人們所享受的閒暇,——這些都給天文學方面帶來某些微弱的進步。    
  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騙人的藝術也在完善著,為的是要剝奪人民並以一種建立在恐懼和虛幻的希望之上的權威來篡改民意。已經建立了更加正規的宗教崇拜,結合著更為精微的各種信仰體系。對超自然的力量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是精煉了;並且隨著這些見解,我們就看到出現了教會諸侯,這裡是一些祭司的家族和部落,那裡又是另一些教士集團;然而總是有著肆無忌憚地運用特權的某些人的一個階級;他們脫離人民以便更好地奴役人民;他們力圖獨佔醫學和天文學,以便把征服人類精神的種種手段都結合一起,不讓任何人來揭穿他們的虛偽。砸爛他們的暴政。    
  (語言日益豐富了,卻並未變得更少隱喻,或更少任意性,它們所使用的形象是更加多樣而又更加甜蜜了;人們取材於牧歌的生活以及森林的生活,取材於自然界的正常現象以及它那顛倒錯亂的現象。在使得聽眾們更加心平氣和、從而也更難伺候的那種閒逸之中,詠唱、樂器和詩歌都更加完善了,這就容許人觀察自身的情感、判斷自己原來的觀點並在其問做出選擇。〕    
  觀察就使人注意到,某些植物會對畜群提供更好的或更充足的食料。促進這些植物的繁殖並把它們和其他那些只能供應不良的、不健康的乃至危險的食品的植物分別開來,——這種好處人們已經感覺到了;他們也已經發現了有關的方法。    
  同樣地,和畜群的產品一道,在土地自然地提供了植物、穀物果實可供人食用的那些地方,人們也觀察到了怎樣繁殖這些植物,進而設法把它們聚集在最靠近他們居住區的土地上,把它們和其他無用的植物分別開來,以便使這片土地都歸他們,保護它們免遭野獸、畜群乃至別人貪婪的侵犯。    
  這些思想在比較肥沃的、而其土地上的天然物產幾乎足夠維持人們生活的地方,應該甚至是早就產生了並且還在產生著。於是,他們就開始投身於農業。    
  在土地肥沃的地區,在良好的氣候下,同樣一片土地用來出產穀物、果實、根塊,要比作為牧場,可以養活更多得多的人。因此,當土壤的性質並不太難於進行這種耕作胼,當人們發現了有辦法可以把服務於牧人的游徙和運輸的那些牲畜用之於耕作時,當農具獲得某些改善時;農業在這些進步中就成為最豐富的生活資料的來源,成為各族人民的首要職業;而人類便達到了第三個時代。    
  自從無法記憶的時間起,某些民族就一直停留在我們所描述過的這兩種狀態之一。不僅是他們並沒有把自身提高到新的進步,而且他們與其他已經達到更高程度的文明民族的關係以及雙方之間所開闢的商業,也並未能產生那樣一場革命。這些關係、這種商業帶給了他們某些知識、某些工藝,但尤其是大量的罪惡,然而卻未能把他們從那種靜止不動的狀態中牽引出來。    
  氣候、習慣、附著於幾乎是完全的獨立性之上的那種甜美(它是唯有在一個比我們的社會更為完美的社會裡才可能重新發現的)、人們對兒童時期所接受的種種見解和對自己鄉土的種種習俗的天然依戀、愚昧無知、對於一切新事物的天然反感、肉體的怠情,尤其是精神的怠情之戰勝了還很脆弱的好奇心、述信對這些初民社會所已經發生的作用,——凡此種種都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此外還必須再加上貪婪、殘酷、腐化和開化民族的偏見。這些開化的民族比起其他那些民族來,顯得更強大、更富裕、更有教養、更活躍,然而卻更為邪惡、尤其是更為不幸。其他民族往往倒不是驚訝於這些開化民族的優越性,反而是對他們的需求之繁多和廣泛。對他們所受貪慾的折磨、對他們總是活躍著的、總是無法饜足的種種激情的永恆動盪感到恐懼。有些哲學家抱怨這些民族,另有些哲學家則讚美他們;前者所稱之為愚蠢和懶惰的,後者則稱之為智慧和德行。    
  他們中間所出現的問題,將在本書的論述中得到解決。我們在本書中將看到,何以隨著精神的進步而來的並非總是社會朝著幸福與德行進步,而偏見與錯誤二者的混合又怎樣可能變更本來應該是由知識產生的善,而善之有賴於知識的純潔性更甚於有賴於其廣泛性。(這時,我們也將看到,一個粗糙的社會之那種激烈而痛苦地過渡到啟蒙了的和自由的民族的文明狀態,絕不是人類的一場墮落,而是在它朝向自身絕對完善化的逐步進程中的一場必然的危機。我們將看到,產生了開化民族的罪惡的並不是知識的增長,而是知識的墮落;而且最後,知識絕沒有敗壞人類,而是使他們變得柔和,儘管知識尚未能糾正或改變他們。)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三個時代    
   農業民族的進步 —— 下迄拼音書寫的發明     
  我們迄今為止一直在追蹤著的這一史表的那種一致性,馬上就要消失了。區分各個民族的風尚、特性、見解和迷信的,已不再是細微的差別了。這些民族都附著於自己的土地並且幾乎是毫無雜質地保存著每一個原始家族。    
  侵略、征服、各個帝國的形成及其傾覆,很快地就融混了各個國家,時而把他們分散到新的領土之上,時而又把各種不同的民族同時分佈到同一片土地上。    
  事件的偶然性不斷地在打擾自然界的這一緩慢的而有規律的進程,往往是延緩它,有時候則是加快它。    
  我們在某一個世紀的一個國家裡所觀察到的現象,往往是起因於千里之外和千載之上的一場革命的作用;時間的夜幕遮蔽了這些事件的大部分,其中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它們對於我們的前人所施加的影響,並且有時候也延及我們自身。    
  但是我們首先必須考慮這一變化在單獨一個國家之內的效應,而不管種種征服與各個民族的融合能起什麼影響。    
  農業把人束縛在他所耕種的土地上。人們再也不用運輸他的人、他的家庭、他的狩獵工具了;他甚至也不再驅趕他的畜群在自己前面走。從前不屬於任何人的土地現在不再在他的征途之中向他本人或向為他供應食物的那些牲畜提供食品了。    
  每一塊土地都有一個主人,土地上的果實都是屬於他一個人的。收成超過為了獲得它們所必要的支出時,超過為此而操勞的人們和牲畜維持生活的所需時,它便向這位主人提供了一份逐年增加的財富,那是他不需要以任何勞動來換取的。    
  在社會最初的這兩個階段,所有的個人、至少是所有的家庭,差不多都要操作所有各種必要的技術。    
  然而,當有人不勞動而獲得自己土地的產品,而另有人收受前者所付給他的報酬時,當勞動成倍地增長時,當技術過程變得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時,共同的利益馬上就強迫人們進行分工。人們覺察到,當一個人的勞作是用之於較少的對象上面時,它就會越發完善;當長期的習慣使人更加熟練地動作時,雙手就能更加迅速而精確地操作少數的動作;當人們越發經常反覆地做一件工作時,就越發不需要智慧把它做得更好。    
  於是,當一部分人從事耕作勞動時,另外的人就製造工具。照料家畜、管理家務、製作織物,就同樣地成為了專門的職業。有的家庭只有不大的地產,單獨這樣一種職業不足以佔用一個人的全部時間,所以他們就幾個人來分享一個人的勞動和工資。不久,工藝所使用的材料也增多了,它們的性質要求有不同的工藝,於是要求相同工藝的那些就形成了專業,其中的每一種都附著有一個專門的工人階級。商業擴大了,包括有更多數量的物品並把它們運至更廣闊的地區;於是就形成了另一個階級,專門從事購買、保存、運輸和出售貨物以取得利潤。    
  於是在我們已經可能在畜牧生活中所區分的三個階級,即主人階級、附屬於主人家庭的家僕階級和奴隸階級而外;現在就必須再加上各種工人階級和商人階級。    
  就是這時候,在一個更為固定、更為緊密並且更為複雜的社會裡,人們就感到了具有一套更正規的和更廣泛的立法的必要性;它需要以更嚴格的準確性來做出決定,無論是對犯罪的懲罰,還是對約定的形式,它需要把人們所要訴之於法律的種種事實的認定方法置於更為嚴格的準則之下。    
  〔這些進步乃是需要與環境這二者之緩慢而漸進的產物;這就在我們已經追蹤過的各畜牧民族的道路上又邁進了幾步。]    
  〔在最初的時代裡,教育純粹是家庭的。孩子們跟著自己的父親受教育,無論是在共同的勞動之中,還是在父親所操作的技術之中;孩子們從他那裡接受的,既有關於形成了本部落的歷史和家族歷史的少量傳說,也有他們中間所流傳下來的各種神話,以及對構成為他們的粗糙的道德的那些民族習尚、原則或偏見的知識。人們在與朋友的社交中創造了歌唱、跳舞和軍事操練。]    
  〔在我們這裡所達到的這個時代,更富有的家庭的孩子們就接受了一種共同的教育,或是在城市裡由老人來教誨,或是在他們所依附的一個領袖的家中。就在這裡,他們被教導以本國的法律、他們的習俗與偏見,而且他們學會了歌唱,其中包括有他們歷史在內的詩篇。]    
  〔一種更為定居的生活習慣,就在兩性之間確立了一種更大的平等。婦女不再被當作是一種單純的用具,就像是奴隸那樣,只不過更與主人親近而已。男人把她們看成伴侶,並且終於懂得她們可以使他們幸福。然而,哪怕是在她們最受尊敬的國度裡,那裡是禁止多妻制的,理性和正義也都沒有在義務方面或在離婚權利方面達到全面的相互對等,或在對於不忠貞加以懲罰方面達到平等地位。]    
  〔這類偏見及其對人類命運的影響的歷史,是應該列入我所要準備追溯的這張史表之內的;沒有別的可以用未更好地表明,人類的幸福依賴於理性的進步到什麼地步。]    
  有些民族始終分散在鄉間。另有些民族則聚集在城市裡,城市成為國家領袖、分享他那權力的各部落領袖們以及各個家庭的長者們的居住地。正是在這裡,人們積蓄了自己最寶貴的財富,保護它們以防盜賊,而盜賊同時也隨著定居者的這些財富而增多。當民族始終是分散在自己的領土上的時候,慣例是確定一個時間和地點,以便領袖們聚會商討共同關心的事,以及審判者進行宣判。    
  凡是認為自己有著共同的起源並操同樣語言的民族,幾乎總是形成一個多少是很密切的聯盟,然而它們之間並不放棄彼此作戰;他們結盟或是反對外來敵人,或是為了報復自己所受的傷害,或是為共同履行某種宗教義務。    
  好客和商業即使是在起源不同。風俗和語言不同的各個民族之間,也形成了某些經常性的關係;搶劫和戰爭雖然經常干擾這些關係,然而,隨後那種必要性便又復活了,它要比掠奪的嗜好和復仇的渴望更加有力。    
  殺戮被征服者、剝奪他們、把他們轉化為奴隸,這些已不再構成為敵對民族之間被公認的惟一權利了。割地、贖金、納貢就部分地取代了這些野蠻的暴力行為。    
  在這個時代,凡是掌握著武器的人都是軍人,擁有優良武器的人、能夠出色地使用武器的人、能夠向別人供應武器的人,由於聚集了貯備,便發現自己是處於可以供給別人之所需的那種狀態,也就必然地變成為一個領袖;然而這種幾乎是自願的服從並不會引向奴隸式的依附。    
  由於人們很少需要制訂新的法律,由於公民們不是必須繳納國庫開支,而且假如那有必要的話,領袖們的財產或公共所保留的土地也會支付的,由於以規章限制工商業這一觀念還不曾誕生,由於攻擊性的戰爭是由普遍的同意所決定的,或者是純粹由那些自願受到愛光榮和好掠奪所吸引的人們進行的;所以人們就以為在這種粗糙的統治之下自己是自由的,儘管首腦們幾乎普遍是世襲的,儘管其他下級領袖們也篡奪了特權來分享政治權威井執行政府職能以及行政職能。    
  然而一個領袖往往醉心於個人的報復,醉心於為所欲為的暴力行動;往往在這些特權家族之中,傲慢、世仇、愛慾和貪財增多了罪行,而聚集在城市裡的領袖們則成為君主的情慾的工具,他們挑起派系和內戰,以不公正的判決壓迫人民,以他們的野心的種種罪行和他們的強盜行為來折磨人民。    
  在為數眾多的民族中,這些家族的恣睢放縱耗盡了人民的忍耐力;他們被消滅、遭到驅逐或公共法律的鎮壓,他們很少能保留下來具有公共法律所限定的權威的那種稱號;於是我們便看到建立起來了我們後來所稱的共和國。    
  況且,那些被僕從們所圍繞著的君主們,因為自己還有武器和錢財可以分給他們,便行使一種絕對的權威,這便是暴君制的起源。    
  在另外一些國土上,尤其是在那些並沒有聚集在城市之中的小民族的國土上,這類粗糙體制的最初形態仍然被保留著,直迄我們看到這些人民或者是淪於一個征服者的羈軛之下。或者是他們自己也被強盜行為的精神所吸引而擴張到別國的領土上去的時刻為止。    
  這種暴君制必然只局限於一個很小的區域,只能有一個短促的壽命。人民很快就會掙脫僅僅是以暴力所強加的、而且即使是輿論也無法加以維持的羈軛。這種魔鬼暴君被人看得太清楚了,不可能不激起人民的憎惡更有甚於恐懼;強制力也像輿論一樣,是不可能鑄成持久不壞的枷鎖的,——假如暴君們不是把自己的帝國擴張到足夠遙遠的地方,以便能向他們所分裂和壓迫的國家掩飾起自己力量和自己脆弱性的那種秘密的話。    
  共和國的歷史是屬於下一個時代了;然而我們目前所關注的,卻向我們呈現了一幅新的景象。    
  一個農業民族屈服於一個異族之下,是絕不放棄自己的家鄉的;他們被迫不得不為他們的主人而勞動。    
  有時候征服者的國家滿足於讓領袖們在被征服的領土上去進行統治,讓兵士們去擔任防務,而尤其是控制其居民並向屈服的和被解除了武裝的人民搾取貨幣或實物的貢賦。有時候它就強佔土地本身,把這種財產分配給自己屬下的軍人;然而這時候它仍然把原來耕種土地的隸農束縛在每一塊土地上,使他們忍受法定的、嚴酷程度不同的那種新型的奴役。服兵役和納貢賦對征服者民族的每個個人來說,都是他們享有這片土地的附帶條件。    
  另有一些時候,它給自己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權,而只是作為用益權(usufruit)才分配土地,同時還強加以同樣的這些條件。情況幾乎總是要同時使用這三種方式來獎賞征服者的工具們並剝奪被征服者。    
  從此我們便看到人類產生了新的階級:統治者民族的後代和壓迫民族的後代、和共和國的貴族(paticiat)絕不可混為一談的世襲貴族(noblesse)、一族雖說並不是奴隸但卻受到懲罰要去勞動並且是人身依附而備受侮辱的人民,最後還有與家內奴隸有別的田野奴隸,他們所受的那種專橫較少的奴役方式使他們可以依法反抗主人的為所欲為。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封建制的起源,它並非是我們氣候之下的特殊災難,而是我們幾乎在整個大地上各個同樣的文明時代都曾發現過的,並且每一次都是同一個領土被兩種人民所佔領,而勝利則在他們之間確立了一種世襲的不平等。    
  最後,專制主義也仍然是征服的結果。我這裡所謂的專制主義,有別於短暫的暴政,是指一族人民處於惟一的一個人的壓迫之下,這個人以其意見、以其習慣而尤其是以服從他那專斷的權威的軍事力量在統治著他們,然而他的偏見也受到尊敬。他那為所欲為也受到阿諛、他的貪心和他的驕傲也受到照顧。    
  被一支由征服者的民族組成的、數量龐大而且精選的武力所直接環繞著、被最有力量的軍事領袖所簇擁著、由將軍們(這支軍隊的各個部門都聽命於他們的號令)來控制各個省份,專制主義就能夠以恐怖來治國了;而在他那被打倒了的人民或是在那些分佈各地而又彼此相爭的首領之中,沒有一個人有可能設想以武裝反抗他,而他所調遣的武力卻又不能馬上就粉碎他們。    
  一場衛隊舉事、一次首都叛變,對一個專制君主可以是致命的,但卻不會削弱專制主義。一支勝利軍隊的統帥可以摧毀一個被偏見所神聖化了的家族,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但那只是為了實行同樣的暴政。    
  在這第三個時代,還不曾經歷過無論是作為征服者或是作為被征服者的不幸的那些民族,便向我們提供了農業民族那種純樸和剛毅的德行以及那種英雄時期的風範,其中有一種偉大和勇猛、慷慨和野蠻的混合,使得我們這份史表是如此之引人人勝,把我們引到了要崇拜他們、甚至於要惋惜他們的地步。    
  而在征服者所建立的各個帝國中,我們所看到的各種風尚的史表,卻相反地向我們提供了專制主義和迷信可能把人類導向各式各樣腐化與墮落的陰暗景象。正是在這裡,我們便看到產生了各種情況:對工商業的賦稅,強使每個人去購買按自己的意願來使用自己能力的權利,限制人選擇自己的工作和使用自己財產的法律,強使孩子們依附於他們父親的行業、沒收財產的和酷刑的法律;總之,包括對人類的鄙視所可能發明的一切肆無忌憚的行為。合法的暴政和迷信的專橫都在內。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根本沒有經歷過任何偉大革命的部落中間,文明的進步被滯留在非常落後的地步。可是當時的人們已經認識到了,新觀念和新感覺的需要乃是人類精神進步的首要動力;已經認識了,對那些奢侈的、多餘物品的興趣乃是對工業的刺激;已經認識了,那種好奇心正以貪婪的眼光在穿透自然界用以遮蔽起她自己秘密的那層幕慢。然而到處在出現的幾乎都是,人們為了逃避這類需要而以一種狂妄的心情在尋求並採用種種生理的辦法,為自己獲得可能使自己不斷有新奇感的種種官能作用,諸如使用釀造的酒、熱飲料、鴉片、煙草、萎葉等等。很少有哪個民族是我們不曾見過有任何這類的習慣的,由此所產生的快感可以充滿整個的日子或隨時都可以重複,使人感不到有時間的重擔,它滿足了人的消遣或興奮的需要;它終於麻痺了人們並延長了人類精神的幼稚狀態和無所作為的期限。同樣是這些習慣——它們曾經是愚昧的或受奴化的民族的進步的障礙——在開化的國度裡也仍然在反對真理在各個階段之中傳播平等的和純粹的知識。]    
  在指出社會最初這兩個時代的工藝是怎樣的狀況時,我們已經看到了在製造木器、石器或獸骨,製作獸皮或製造織物等技藝之上,這些原始民族又怎樣地加上了各種更為困難的染色、陶器乃至開始金屬製作的技藝。    
  這些技術的進步在各個孤立的國家裡應該是很緩慢的,然而各國之間所確立的交通,哪怕是很微弱的,卻加速了它的進程。一個民族所發現的新工藝方法,就為它的鄰居們所共有。征戰往往是破壞技術的,但開始時卻是傳播技術的,並有助於它們的完善化,後來才阻礙了它們並促成了它們的衰落。    
  〔我們看到有許多這類的技術在那些民族中間達到了更高度的完美,在他們那裡長時期的迷信和專制主義的影響已經耗盡了人類的全部能力。然而如果說我們看到了這類奴役式的工藝的奇跡,我們卻也看到其中並沒有任何東西表明天才的存在;其中一切的完美看來都不過是一場緩慢而苦痛的漫長陳規陋習的作品而已;尤其是伴隨著這種令我們驚異的工藝品的,我們還覺察到了無知和愚蠢的痕跡,這就向我們洩漏了它們的根源。]    
  在和平定居的社會裡,天文學、醫藥學、最簡單的解剖學概念。對某些礦物和植物的知識、對自然現象研究的最初因素,都得到了完善,或者不如說是由於時間本身的效果而得到了開展;它們增加了人們的觀察,並以一種緩慢而確鑿的方式引導著人們很容易,並且幾乎是在一瞥之下就掌握了從這些觀察之中所應得出的某些普遍的結論。    
  然而這類進步卻是極其脆弱的,而各種科學將會更長期地停留在其最初的幼稚狀態;——假如不是某些家族。而尤其某些特殊的世襲等級使之成為了他們的光榮和他們權勢的主要基礎的話。    
  人們已經可以在對自然的觀察之上,再增加對人和對社會的觀察了。已經有少數實棧道德的政治準則一代又一代地傳了下來,並由這些世襲的等級所壟斷;宗教觀念、偏見和迷信仍在擴大著他們的領域。他們繼承了最早的社團。最早的騙子家族和巫師家族;但是他們卻運用了更多的技術來引誘那些較為細緻的人的精神,他們那些真正的知識、他們生活表面上的嚴肅性。他們對於俗人所願望的那些東西所持有的那種虛假的鄙視,這些在人民的眼裡都賦予他們以威望,而他們的威望則使他們薄弱的知識及其偽善的德行具有一種神聖性,這類社會的成員從一開始就以差不多同等的熱情在追求著兩項大為不同的目的:一項是為自己獲得新的知識,另一項是運用他們所具有的知識來欺騙人民並統治他們的精神。    
  他們中間的聰明人尤其關心的是天文學;而且就我們根據他們著作的殘篇所能做出的判斷而論,看來他們已經達到不憑借望遠鏡、不依靠高於初步知識的數學理論所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了。    
  事實上,借助於一系列漫長的觀察,人們就可以對星體運動得到一種很精確的知識,並達到一種可以計算並預言天象的地步。這些經驗的規律,隨著觀察之擴展到更長的時間跨度,就更加容易為人所發現,但它卻一點也沒有引導這些最早的天文學家們去發現宇宙體系的普遍定律;然而它們卻足以供給人們的需要所可能感興趣的一切東西了,或者說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並且有助於擴大這些篡奪了教育壟斷權的人們的威信。    
  看來我們有負於這些人的,還有算術進位的發明、以少數符號表示一切數目那種值得慶幸的辦法,還有以非常簡單的技術進行我們的智力單憑其自身所無法得出的種種計算。這便是使人類精神的力量得以成倍增長的那些方法的最初事例,人類精神借助於它們,就可以無限地擴張自己的疆界,我們不可能為它規定一個它所達不到的限度。    
  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他們把數學科學推廣到它那最初運算的範圍之外。    
  他們的幾何學只局限於為土地測量和占星學的實用所必需的東西,那只停頓在畢達戈拉斯傳給希臘(或者是他所重新發現)的那個著名的命題。    
  他們把機械力學留給了那些要使用機械的人。可是,也有某些夾雜著神話的故事似乎是在聲稱,這部分科學是由他們自身所培育的,彷彿是要以這類奇跡作為打動人們精神的一種辦法。    
  運動定律和理論力學,全然引不起他們的關注。    
  如果說他們研究醫藥學和外科學、尤其是以治療創傷為目的的外科學的話,他們卻忽略瞭解剖學。    
  他們對植物學、對自然史的知識,只限於作為醫療之用的物質;只限於某些植物和某些礦物,它們的特殊性質可以適用於他們的計劃。    
  他們的化學被約縮為簡單的工序而沒有理論、沒有方法、沒有分析,那只不過是某些配方的技術、對某些秘方的知識(無論是醫學的、還是技術的)或是某些魔術,只適於在尤知群眾的眼前炫耀,這些群眾則屈服於和他們同樣無知的領袖之下。    
  科學的進步對於他們只不過是一個次要的目標,是一種延續或擴張自己權力的手段而已。他們追求真理只不過是為了擴大謬誤;所以元須奇怪他們很少能夠發現真理。    
  然而,這種進步儘管是很緩慢的而又很微弱的,如果這些人不懂得書寫的技術的話,還是不可能的,——自從知識開始增多以來,書寫就是確保傳統、固定傳統、交流與傳遞知識的惟一手段。    
  因此,象形文字的書寫或者是他們最初的發明之一,或者便是在教育者的世襲階級形成之前就已經被人發明了。    
  既然他們的目標並不是要進行啟蒙而是要進行統治,所以他們不僅不把自己的全部知識都交給人民,反而在以謬誤敗壞他們要想宣示給人民的東西;他們教給人民的並不是他們信以為真的東西,而是對於他們自己有利的東西。    
  他們向人民所顯示的,沒有什麼是不摻進莫名其妙的超自然的、聖潔的、神明的東西的,使得人民認為那是超乎人道之上的、賦有一種神聖特性、甚至是從上天接受來而為凡人所不可能接觸到的知識。    
  因而,他們就有了兩套學說,一套是給他們自己的,另一套則是給人民的;往往甚至於是,他們既然劃分為若乾等級,所以每一級就都為自己保留了某些奧秘。所有各個下層的等級全都同時既是騙於又是受騙者;而這一偽善的體系只有在某些秘密宗傳者的眼前才會全部展現出來。    
  最能促成奠定這種雙重學說的人,莫過於語言的變化了;那是時間的產物,是各個民族的交往和混合的產物。這種雙重學說的人們,在給自己保存了古代語言或另一個民族的語言的同時,也就保證了自己掌握有另一種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語言的優勢。    
  最初的書寫,多少是以一幅確切的圖。畫來指示事物的,那或者是事物本身的圖畫,或者是一件類似的事物的圖畫;這就為一種更簡便的書寫開闢了道路,這時候,事物的相似性幾乎已經褪了色,人們使用這些符號已經只是作為某種純粹的約定;這一秘密的學說也有著它的書寫,正如它已經有了它的語言。    
  在語言的起源時,幾乎每個字都是一個比喻,而每個短語都是一個隱喻。人類的精神同時既掌握著其象徵的意義,又掌握著其實際的意義;一個字在提供觀念的同時,也提供了人們用它來表現的那種相類似的形象。然而由於在象徵的意義上使用一個字的這一習慣,人類精神通過對最初的意義進行抽像作用的結果,終於就此止步;而那種原來是象徵的意義的,就一步一步地變成為同一個字的通常的、實際的意義了。    
  保存著最初隱喻的語言的祭司們與人民群眾一起在使用著它,人民群眾己不再能掌握其真正意義了,他們已習慣於只以惟一的一種含義在使用這些字,於是那就變成了它們的本義,所以他們就只瞭解一些莫名其妙的荒唐神話;而同樣這些說法對祭司們的精神說來卻無非是表示異常之簡單的真理而已。祭司們對他們神聖的經文也採取同樣的辦法。人民群眾看到的是人、動物、鬼怪,而祭司們所想要表現的則是一種天文現象,是一年之中的歷史事實。    
  這樣,例如祭司們在他們的沉思之中,幾乎到處都在對一個廣闊元垠而又永恆的全體,創造出來了一種形而上學的體系,一切存在都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中被觀察到的一切變化都只不過是它的各種不同的形態而已。天體對於他們只不過代表散佈在無限廣漠之中的星群,只不過代表著掃瞄其運動的複雜程度多少有所不同的各個行星,以及由這些不同的星體的位置而得出的各種純物理的現象罷了。他們以各種名字加之於那些星群和那些行星、加之於想像中運動著的或固定的軌道,以便表示它們的位置並視運動以解說這些現象。    
  但是在為他們表示這些形而上學的見解,這些自然界的真理時,他們的語言和他們的巨著卻在人民的眼前展現出一幅最妄誕的神話體系,那對於人民競變成了最荒誕的信仰和最冥頑不靈的崇拜。最可恥或最野蠻的種種做法的基礎。    
  這便是幾乎所有已知的宗教的起源,隨後它們的創立者或皈依者的虛假和夸誕,又給它添上了各種新的神話。    
  〔祭司等級霸佔了教育,以便塑造人們更加忍耐地負擔起可以說是被認同為自己生命的種種枷鎖,乃至於竟放棄了要打碎枷鎖這一願望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類體制——即使是不乞靈於迷信的恐怖——能夠把它們那摧殘人類能力的權力推向什麼地步,那麼我們就必須暫時把目光轉到中國,轉到那個民族,他們似乎從不曾在科學上和技術上被別的民族所超出過,但他們卻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繼地超趕過去。這個民族的火炮知識並沒有使他們免於被那些野蠻國家所征服;科學在無數的學校裡是向所有的公民都開放的,惟有「它才導向一切的尊貴,然而卻由於種種荒誕的偏見,科學競致淪為一種永恆的卑微;在那裡甚至於印刷術的發明,也全然元助於人類精神的進步。]    
  那些其利益只在於騙人的人們,很快地就會厭惡對真理的追求的。他們滿足於人民的馴服,並相信不再需要新的辦法來保證它的延續。他們自己也就一點一點地忘記了在他們的隱喻之下所掩蓋著的部分真理;他們所保存的他們那古代的科學,只是限於為了維持自己信徒們的信心所嚴格必需的東西;而他們終於也以自己成了自己神話的受騙者而告結束。    
  從此以後,科學中的一切進步就都停頓了;甚至於以前各個世紀所曾經驗證過了的科學知識,有一部分也在後世消失了,而人類的精神淪於愚昧和偏見之後,就會在這類廣大的帝國中注定成為一種可恥的無所作為,這類)一大帝國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沾污了全亞洲。    
  在那裡居住的民族,乃是我們所可能觀察到的文明與衰敗的程度同時共存的惟一民族。至於佔有大地上其餘部分的各個民族,或者是他們的進步被扼阻了,但我們還可以從中追溯人類的幼年時期;或者是被各種事件所帶動而經歷了以後的各個時代,那種歷史則還有待於我們去探索。    
  在我們所論述的這個時代,正是這些亞洲的民族已經發明了拼音書寫,那已經取代了象形文字——大概是在已經使用了被賦予各種觀念的約定的象形符號之後——而這種文字則是至今中國人所認識的惟一書寫形式。    
  歷史和推理就能夠向我們闡明從象形文字逐漸過渡到那種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中間性的藝術的方式是怎樣在進行的;但並沒有什麼可以多少確切地告訴我們,在什麼國度或在什麼時候,拼音書寫最初為人所使用的。    
  這一發現後來就在希臘人中間流傳了下來;希臘這個民族對於人類進步起過如此之有力而又如此之有幸的一種影響,天才們為人類開闢了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那是自然界準備好了的,是命運注定了使之成為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的恩賜者和引導者的:這一榮譽迄今力止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民族所曾分享過。從此,惟有一個民族才有可能設想主宰人類命運的一場新革命的那種希望。自然界、各種事件的結合,彷彿是協調一致地在為他們保留著這份光榮。但我們完全不必設法去摸透,隱蔽在不確定的未來後面的是什麼東西。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四個時代    
   人類精神在希臘的進步——下迄亞歷山大世紀各種科學分類的時期     
  希臘人厭惡那些國王,國王們自稱是神明的子孫,卻以他們的暴行和他們的罪惡玷污了人道;他們分為若干共和國,其中惟有拉西第蒙承認世襲的領袖,但要受到其他行政官的權威的箝制,並也像所有的公民一樣地服從法律,而且還由於王權分別掌握在赫拉克裡底斯家族兩支的長子之間而削弱。    
  馬其頓、德撒裡和伊比魯斯的居民由於有共同的起源、由於使用同一種語言,並且是被軟弱的、在他們之間紛爭不斷的君主們統治著,所以沒有能力壓迫希臘;但他們卻足以保護希臘免遭北方斯基泰民族的入侵。    
  在西邊,意大利分為許多孤立的而且面積不大的國家,它們不會引發希臘的任何恐懼。幾乎西西里的全境和意大利南部最佳的那些海港,都已經被希臘殖民者佔領了,他們和自己母國的中心城市保持著友好的聯繫,但卻形成了獨立的共和國。另外的殖民地則是建立在愛琴海的許多島嶼上和小亞細亞的一部分沿岸。    
  因此之故,亞洲大陸這一部分與居魯士的龐大帝國的結合,便成為可能威脅到希臘獨立和它的居民的自由的惟一真正的危險了。    
  暴君制儘管在某些殖民地,而尤其是建立在王族被推翻之前的那些殖民地上的,雖然較為持久,但也只能認為是一種短暫的和局部的災難;那給某些城邦的居民造成了不幸,但並未影響到國家的普遍精神。    
  希臘從東方的各民族那裡接受了他們的藝術、他們的一部分知識。拼音書寫的習慣以及他們的宗教體系;由於東方的逃亡者到希臘來尋求避難,由於希臘人航行到東方,所以希臘就和這些民族之間建立了交往並把亞洲的和埃及的知識和謬誤都帶到了希臘。    
  因而科學在希臘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世襲階級的職業或世業。他們祭司的職能只限於崇拜神明。天才在這裡可以發揮它全部的力量,不必屈服於迂腐的規劃或祭司團體的偽善說教的體系。所有的人對於認識真理都擁有平等的權利。人人都可以力求發現真理,以便向所有的人交流真理,並向他們交流全部的完整的真理。    
  這種幸運的環境更有甚於政治的自由,使得人類的精神在希臘人中間有著一種獨立性,這就是它那進步的迅速性和廣泛性的確實保證。    
  然而希臘的智者和希臘的學人,不久就採用了哲學家、科學之友或智慧之友這個更為謙遜的名稱,他們迷失在他們所抱有的過分龐大的、廣闊無垠的計劃之中。他們想要鑽透人性和神性、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起源。他們努力要把整個自然界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原則,並把宇宙的各種現象都歸結為一條惟一的規律。他們力求把一切道德的義務以及真正幸福的秘密,都囊括在一條惟一的行為規則之中。    
  於是,他們就並沒有發現真理,反而是在鑄造各種體系;他們忽視了對事實的觀察,為的是自己好投身於自己的想像之中;他們既然無法把自己的意見置於證明的基礎之上,便力圖以詭辯來維護它們。    
  然而正是這些人,成功地培植出了幾何學和天文學。希臘這些科學的最初知識就都有賴於他們,甚至於還有某些新的真理、或至少也是對真理的知識,它們是希臘人從東方帶回來的,但並不是作為已經確立的信仰,而是作為他們認識了其原則及其證明的各種理論。    
  在這些體系的夜幕之下,我們看到了甚至閃爍著兩個幸運的觀念,它們在此後更為開明的世紀中將會重新出現。    
  德漠克里特認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是具有確定的、而又不可變易的形狀的簡單物體之組合與運動的結果,它們受到了最初的推動,便產生一種作用量,那在每個原子之中雖然形態不同,但在其整體上則永遠保持著同樣不變。    
  畢達哥拉斯宣稱,宇宙是由一種和諧在統治著的,而數目的性質便可以揭示出它那原理;這就是說,一切現象都服從於普遍的並且可加以計算的定律。    
  我們很容易看出,在這兩種觀念中,既有笛卡爾的大膽的體系,又有牛頓的哲學。    
  畢達哥拉斯通過自己的思考發現了——或者是從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裡接受了——天體的真實佈局和宇宙的真正體系;他把它教給了希臘人。然而這一體系是大違反感官的驗證。太違背流俗的觀念了,以致於人們可能賴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證據不能夠吸引人們的精神。它始終埋藏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內部,並隨著這個學派而被人遺忘了,直到16世紀末才又有賴於確切的證據而重新出現,這時候它就戰勝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為有力而又更加危險的迷信的偏見。    
  這一畢達哥拉斯學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臘傳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無畏的人權保衛者;它遭受著暴君的壓迫。其中有一個暴君在他們的學園裡燒死了畢達哥拉斯派;這無疑成為了一個充分的理由:目的並不是要背棄哲學,也不是要放棄人民的事業,而是要停止使用一個已經變得太危險的名稱,並且避免只會有助於喚起自由與理性的敵人們的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學的首要基礎之一,就是要對每種科學都形成一種嚴謹而精確的語言,其中每一個符號都代表著一種十分確定、十分明晰的觀念,並以嚴格的分析而能夠很好地確定、很好地明確各種觀念。    
  希臘人卻相反地在濫用日常語言的各種弊端,以便玩弄字詞的意義、以便在可悲的模稜兩可之中困攪人類的精神,並以同一個符號接連不斷地表示不同的觀念來迷惑人們的精神。可是,這種詭辯卻也賦予了人類的精神以一種精緻性,同時它又耗盡了他們的力量來反對虛幻的難題。於是,這種字詞哲學,在填補人類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種障礙面前止步的那種空隙的時候,決不會當下就有助於它的進步,而是它在為此做著準備;並且我們還會有機會再來重複這種看法。    
  正是使自己糾纏於種種或許是永遠不可解決的問題,使自己被對象的重要性或宏偉性所誘惑,而沒有夢想到我們是否有辦法可以達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實之前就要建立理論,在我們還不懂得觀察宇宙的時候就要構造宇宙;——正是這種(儘管是很可原諒的)錯誤,從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礙了哲學的進程。所以蘇格拉底在與智者派做鬥爭時,在嘲笑他們虛飾的詭辯時,就號召希臘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種哲學最後召回到地上來;他既不鄙視天文學,又不鄙視幾何學,也不鄙視對自然現象的觀察;他也沒有那種幼稚而錯誤的觀念,要把人類精神歸結為僅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的學派和他的弟子們,數理科學才取得了它們的進步;我們在喜劇中看到的對他進行的嘲笑和帶有大量譏諷的譴責,都是在譴責他們攻讀幾何學、研究氣象、探索地圖、觀察聚光鏡,而他那個時代卻由於一種可驚的純樸性,只根據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劇就把最遙遠的東西傳給了我們。    
  蘇格拉底只是想告誡人們,要把自己限於自然界置諸他們的能力範圍以內的東西;要對自己的每一步都確有把握,然後再去嘗試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圍的領域,然後再冒險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領域。    
  蘇格拉底之死是人類史上一樁重大的事件;它成為標誌著哲學與迷信之間的那場戰爭的第一次罪行;那場戰爭仍在我們中間繼續著,那是同一個哲學在反對人道的壓迫者的戰爭,而焚燒一座畢達哥拉斯派的學園就標誌著那個時代。這類戰爭的歷史會成為人類史表中有待於我們繼續去探索的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們懷著陰鬱的心情看到:人類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時,認識到了祭司們的教條的全部荒謬、他們那些儀式的全部夸誕、他們的神諭和他們的奇跡的全部欺詐。他們害怕哲學家向與他們的學派頻繁接觸的學生們揭穿這個秘密;害怕它從哲學家們那裡傳給所有要想獲得權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賦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們;而且害怕這樣一來,祭司的帝國就會很快地縮減到那類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類人本身也將以不再受蒙騙而告結束。    
  虛偽受到了震驚之後,就趕忙控訴哲學家們不敬神,為的是使哲學家們沒有時間可以教導人民說,這些神原來都是他們祭司的製造品。哲學家們要躲避這種迫害,就按祭司們自身的先例而採取了一種兩面派的學說的辦法,僅只是向經過考驗了的弟子們傳授倘若過分公開便會刺傷流俗的偏見的那些見解。    
  但是祭司們卻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簡單的物理的真理也是褻瀆神明。他們控訴阿那克薩哥拉居然膽敢說,太陽比伯羅奔尼撒更大。    
  蘇格拉底也未能逃脫他們的打擊。雅典已經不再有伯裡克利來保衛天才和德行了。何況,蘇格拉底更加是罪責難逃。他仇恨智者們,他要把錯誤的哲學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標的那種熱忱,就向祭司們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鵲的;而且他並不是要強使人們採納一種新體系,強使別人的想像屈服於他自己的想像,而是要教導人們去運用他們自己的理性;而所有這些罪行,卻正是祭司們的驕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寬恕的。    
  就在蘇格拉底墳墓的腳下,柏拉圖宣講著他從自己老師那裡所接受的教誨。    
  他那迷人的文風、他那光輝的想像、那些開心的或是莊嚴的提綱摯領的表述、那些機智而尖銳的情趣——這些在他的《對話錄》裡就把哲學討論的枯燥無味一掃而空;他懂得在那裡面傳佈溫和純淨的道德箴言,他善於安排他的人物行動並使每個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這些優美都是時間和見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殺的,然而它們無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經常地構成他著作的基礎的哲學夢和那種對字彙的濫用,而這正是他的老師屢次譴責於智者派的,蘇格拉底並未能保護他這位最偉大的弟子免於這一點。    
  我們讀到他的《對話錄》時,會驚訝於它們竟然是一位哲學家的著作,這位哲學家在他的學說的大門上安置了一行刻字:禁止任何沒有學過幾何學的人入內;而以那麼大的勇氣在傳播這些如此之空洞又如此之輕浮的假說的那個人,竟然就是這樣一個派別的創立人,——在那裡人們第一次要使人類知識的確鑿可靠性的基礎受到嚴格的檢驗,並且甚至於是最開明的理性都要加以尊重的那些知識也呈現了動搖。    
  但是,如果我們想到柏拉圖從不曾以自己的名義講過話,而且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總是以一種懷疑的謙遜在那裡發言,那麼這個矛盾就不存在了;各種體繫在那裡面都是以它們的作者、或者柏拉圖以為是它們的作者的那些人的名義提出來的;同樣的,這些《對話錄》也是一所懷疑主義的學院,並且柏拉圖善於同時既表現出一個喜歡組裝和發揮漂亮的假說的學者的大膽想像力,又表現出一個縱心於想像而又不使自己被想像所引誘的哲學家的保留態度;因為他的理性是被健全的懷疑所武裝的,懂得保衛自己免於幻想,哪怕是最有誘惑力的幻想。    
  這些學院繼承了這位大師的學說,尤其是他的原理和主要的方法,但他的繼承者們卻遠不是奴才式地追隨他;這些學院具有的優點是能通過一條自由的博愛紐帶而把專心鑽研自然界的秘密的人們都聚集到他們中間來。如果說老師的見解過分經常地享有權威(而權威本應該是僅只屬於理性的),如果說這一體制因此而中止了知識的進步;那麼在一個印刷術尚未為人所知、而即使手抄本也是十分罕見的時代裡,它就有助於更加迅速和廣泛地傳播知識。這些偉大學院的名望招致了全希臘各個地方的學生,它們是培養哲學興趣和傳播新真理的最有力的工具。    
  這些互相競爭著的學派懷有產生學派精神的那種敵意在彼此鬥爭著,而人們往往就為了一種學說(對這種學說,這一學派的每個成員都享有自己的一份驕做)的勝利而犧牲了真理的利益。要改變人的信仰這種個人的熱情,就敗壞了更高尚的要啟蒙全人類的熱情。然而同時,這種競爭卻在人類的精神中間維持了一種有益的活動;這些論戰的景象、這些見解之爭的興趣,就喚起一大群人從事哲學研究,他們僅僅愛真理,那是任何事業或歡樂或甚至於閒逸所不能剝奪他們的。    
  最後,既然這些學派、這些宗派——希臘人有此智慧,決不使它們進入公共體制之中——始終是完全自由的,既然每個人都可以隨自己的意開創另一個學派或者建立一個新學派;所以人們就一點都不必害怕理性的那種奴役,那在大多數其他民族中曾對人類精神的進步設置下了不可克服的障礙。    
  我們將要表明,對於希臘的理性、對於他們的風尚、對於他們的法律、對於他們的政府,哲學家們都有哪種影響,——那影響是應該大部分歸功於他們並沒有。甚至於從來都沒有想要具有任何的政治存在;應該歸功於他們自願地脫離公共事物——對於幾乎一切宗派來說這都成為一條共同的行為準則;最後還應該歸功於他們做到了以自己的生活以及以自己的見解而使自己有別於其他的人。    
  在追溯這些不同宗派的史表時,我們將關心他們的哲學原則更有甚於他們的體系,更有甚於要去探討(正如人們太經常地所做的那樣)那些荒謬的學說確切說來都是些什麼,那些學說以一種變得幾乎是不可理解的語言把我們包裹起來了;我們要表明,是什麼普遍的錯誤引導他們走人了歧途的,並且要在人類精神的自然進程之中找出它那起源。    
  我們將要特別闡明真正科學的進步及其方法的不斷完善化。    
  在這一時代,哲學包括一切科學都在內,除了已經從其中分化出來的醫學而外。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可以向我們表明,當時那種醫學科學以及自然而然與之相聯繫的、但除了與它的關聯而外已經不復存在的那些科學都處於什麼狀態。    
  數學科學已經在泰勒士學派和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裡被培養得很成功。然而它們並不怎麼高出於東方各民族的祭司團體中數學科學所停留的階段。但是自從柏拉圖學派出世以來,它們就突破了要把它們局限於直接的和實際的用途那種觀念所設置下的那道屏障。    
  這位哲學家是第一個解決了使立方體增加一倍這一問題的人,實際上是以一種連續的運動、但卻是以一種巧妙的程序並以一種真正嚴謹的方式來解決的。他的最初的弟子們發現了圓錐截面,確定了它的主要性質;他們由此便向天才打開了那種廣闊無垠的視野,那是一個可以永無休止地使用自己力量的場地,直到時間的盡頭;但是天才每邁進一步,那些界限也就在他面前後退一步。    
  希臘人政治科學的進步,就不能全然歸功於哲學了。在那些汲汲於保全自己的獨立和自己的自由的小共和國裡,人們幾乎通常都有一種想法,要把編纂並向人民提出法律的這一職能(而並非制訂法律的權力)委託給一個個人,人民在加以審查之後便立即批准。    
  (這樣,人民便把一項工作賦予了以其德行或智慧而博得了人民信任的哲學家;但是他們並沒有賦予他以任何權威。他僅僅是由他自己一個人在行使我們後來所稱之為的立法權。那種如此之致命的慣例,即召喚)迷信來支持政治體制,往往污染了非常之適宜於賦予一個國家的法律以一種系統的一致性的那一觀念的履行,而只有這一點才可能使得行動穩妥而簡便並能維持其持久。然而政治還沒有經久不變的原則,足以使人們不必害怕看到立法者把他們的偏見和他們的感情帶到裡面去。    
  他們的目標還不可能是要在理性之上、在人人都平等地得之於自然的那些權利之上以及最後是在普遍正義的準則之上,建立起來一座人人都平等而自由的社會的大廈;而只是要確立那些法律,使一個社會中已經存在的世襲成員可以根據它們來保存自己的自由,生活在不正義的掩護之下,並且發揮出一種超乎保障他們的獨立之外的力量。    
  既然人們假定這些法律——它們幾乎總是和宗教聯繫在一起,並且是被盟誓所神聖化了的——的壽命應該是永恆的,所以人們就更少關心要向一個民族保障以和平的方式修改法律的辦法,而更多地是關心要預防改變這些根本性的法律,並防止對細節的修改會改變整個的體系和腐蝕人們的精神。人們尋求適宜的體制來提高和培育愛國主義,其中就包括熱愛它的法制、乃至熱愛它的習俗;人們尋求一種權力組織,它可以保證法律的執行以防行政官的疏忽或腐化、有權勢的公民的威望和群眾的動亂。    
  富人們(這時候只有他們能夠獲得知識)掌了權,就可以壓迫窮人並強行把窮人投入一個暴君的懷抱。人民的愚昧和輕浮、他們對有權勢的公民的嫉妒,就可以給予後者以建立貴族專制主義的願望和手段,或是把貧弱的國家付之於鄰國的野心。被迫要保全自己同時免除這兩種危險,希臘的立法者們便求助於各種多少是幸運的結合,但它們幾乎總是帶有那種精巧性和那種機智性——那從此就成為了這個國家普遍的精神特徵——的烙印。    
  我們在近代的共和國中、而且甚至於在哲學家們所描繪的計劃裡,很難找到有哪種體制是希臘的共和國所不曾提供過模型或做出過典範的。因為安斐克提昂聯盟、伊托利亞人、阿迎底亞人和亞該亞人的各個聯盟都為我們提出了聯邦的體制,它們結合的緊密程度多少不同;在這些由於共同的起源、由於使用同一種語言、由於風尚、見解和宗教信仰相類似而聯繫起來的各個不同的民族之間,就建立了一種更為文明的萬民法和更為自由的商業規則。    
  〔農業、工業、商業與一個國家的體制及其立法之間的關係,它們對於國家繁榮、對於國家力量、對於國家自由的影響,是不會逃過一個聰明的、活躍的、關懷著公共利益的民族的視線的;於是我們在他們那裡就看到了那種如此廣泛的、如此有用的、今天是以政治經濟學這一名稱而聞名的學科的最初痕跡。]    
  僅僅對已經確立了的各個政府的觀察,其本身就足以立刻使政治成為一門廣泛的科學了。〔因而,甚至於在哲學家的著作中,它也毋寧說是表現為一種有關事實的科學、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經驗的科學,而非一種建立在普遍原則之上的、得自自然界的並為理性所認可的真正的理論。]    
  〔這就是我們在考察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時所應採用的觀點,假如我們想要深入鑽研其中的意義並且公正地領會它們的話。]    
  幾乎希臘人所有的制度都假設了奴隸制的存在以及在一個公共場地之上集合全體公民的可能性;而為了很好地判斷它們的效果、尤其是為了能預見它們在近代的大國中所能產生的效果,我們的眼中就必須一刻也不可失掉這兩種如此之重要的差別。對於前者,我們不能不滿懷憂傷地想到,當時哪怕是最完美的政體結合,最多也只是以人類半數的自由或幸福為其目標的。    
  〔在希臘人中間,教育乃是政治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它造就人是為了國家,更有甚於是為了他們自身或為了他們的家庭。這條原則是只能被小國寡民所採用的,對於他們我們更有借口可以假設有一種脫離了人類共同利益的民族利益。那只有在最艱苦的耕種和手工勞動都是由奴隸來進行的國度裡,才是行得通的。這種教育幾乎完全限於體育鍛煉、風尚的原則或適於激發排外的愛國主義的習尚等方面。其餘的一切都可以在哲學家的或修辭學家的學園裡。在藝術家的工作室裡自由地學習到;而這種自由也是希臘人的優越性的原因之一。]    
  在他們的政治中,也像在他們的哲學中一樣,我們發現有一條普遍的原則,歷史對於它差不多只出現過極少數的例外;那就是在法律之中要使各種原因彼此相對立,從而力求剷除壞事的效果更有甚於要消滅壞事的原因;它毋寧是要從制度之中抽除各種偏見和罪惡的部分,更有甚於要消除它們或壓制它們;它更經常地在關心著使人非人性化的辦法、激發和轉移人的感情,有甚於要完善化和純潔化種種成為人類道德體制的必然產物的傾向和偏好:這些錯誤都是由於把文明的實際狀態向他們所提供的人——也就是說,被偏見、被矯揉造作的情緒或興趣並被社會習慣所腐化了的人——認作就是自然人這一更為普遍的錯誤的產物。    
  這種觀察乃是格外重要的,也格外有必要來闡發這種錯誤的根源,這樣才能夠更好地消滅它;因為它一直流傳到我們這個世紀,並且它仍然在我們中間太經常地既腐蝕著道德,又腐蝕著政治。    
  〔如果我們以東方人中間的立法來比較希臘的立法、而尤其是他們審判的形式和規則,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東方人那裡,法律乃是用強力以壓制奴隸的一付羈軛,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人與人之間訂立一項公約的條件。在東方人那裡,法律形式的目標在於使主人的意志得以完成;而在希臘人那裡,則在於使公民的自由不受壓迫。在東方人那裡,法律是為了那些強加於人的人而制訂的;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為了那些服從法律的人而制訂的。在東方人那裡,是要迫使人們害怕它;而在希臘人那裡,則是要教導人們愛護它;——這些區別我們仍可以在近代人中間,在自由民族的法律和奴隸民族的法律之間重新發現。最後,我們還可看到:在希臘,人們至少對自己的權利已經有了感受,如果說他們還未曾認識到它們的話,如果說他們還不懂得深入探索它們的性質、掌握它們並劃定它們的領域的話。]    
  在希臘人哲學那裡出現了曙光以及各門科學邁出了最初步伐的這個時代,美術也上升到一種完美的程度,那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還不曾認識到,此後也難以有什麼民族可望達到的。荷馬生活在伴隨著暴君的傾覆和共和國的形式而來的那個內亂的時代。索福克裡斯、歐裡庇得斯、品達爾、修昔底德、德摩第尼斯、斐狄阿斯、阿佩裡斯等人都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同時代的人。    
  我們將追溯這些藝術進步的史表,我們將探討它們的原因,我們將區別什麼應該只看作是藝術的完美以及什麼應該只歸功於藝術家的幸運的天才,這種區別足以消除人們束縛了美術的完善化的那些狹隘的界限。我們將要表明政府的形式、立法的體系、宗教崇拜的精神對它們進步所起的影響;我們將要探討什麼是它們有負於哲學的,以及什麼是哲學本身有負於它們的。    
  我們將要表明,自由、藝術和知識曾經怎樣地有助於風尚的馴化和改善;我們將要看到,希臘人的那些邪惡往往被人歸咎於他們文明進步的本身,但那卻只是更原始的各個世紀的邪惡;當邪惡不能摧毀知識和藝術文化時,知識和藝術文化便節制了邪惡。我們將要證明,這些反對科學和藝術的誇誇其談,都是奠定在對歷史學的一種錯誤應用之上的;並且相反地,德行的進步總是伴隨著知識的進步的,正如腐化的進步總是繼之以沒落或者是宣告了沒落一樣。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五個時代    
   科學的進步——從它們的分類到它們的衰落     
  柏拉圖還在世的時候,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就在雅典本身之內創辦了一座學園,與他的老師相競爭。    
  他不僅包括所有的科學,而且還把哲學方法應用於雄辯術和詩歌。他是第一個敢於想像那種方法應該推廣到人類的智力所能達到的全部領域的人;因為人類的智力無時無處不在使用著同樣的能力,所以就應該元時元處不在服從著同樣的規律。    
  他所形成的計劃越是龐大,他就越感到需要把它們劃分為各個不同的部門,並以更大的精確性劃定它們每一種的界限。從那個時代起,大部分的哲學家。甚至於其中的整個派別,都把自己限於這些部門中的某幾種。    
  數學科學和物理科學單獨形成了一大類。因為它們是建立在計算和觀察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它們所能教導的東西與劃分為各個派別的各種意見無關;所以它們就脫離了哲學,而派別則仍然在支配著哲學。從而,數學和物理科學就變成了學者們的專業,這些學者們幾乎都同樣地有此智慧置身於各個學派的論戰之外;而在這些論戰中人們是從事於一場更有助於哲學家們短暫的名望之爭,而不是有助於哲學的進步之爭。於是哲學一詞就開始僅只是表示宇宙秩序、形而上學、辯證法和道德學(政治學也構成其中的一部分)的普遍原理而已。    
  幸而這種分類的時代,是在希臘經過長期風暴喪失了她自己的自由那個時候之前。    
  各門科學在埃及的首都找到了一個庇護所,那是統治著那裡的專制君主們本來或許會拒絕給予哲學的。從連接地中海和亞洲海洋的貿易中獲得了他們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的君主們,就來鼓勵那些對航海和商業有用的科學。    
  這些科學從而就逃避了在哲學上很快地就為人感覺到了的那種更迅速的衰落,哲學的光輝是隨著自由一道消失的。對知識的進步是如此之漠不關心的羅馬人,其專制主義只是很遲的時候才擴展到了埃及,而那時候亞歷山大城對於羅馬的生存已經成為十分必要的了;亞歷山大城據有一個科學之都的地位,正如它是商業的中心一樣;它由於自己的人口、由於自己的財富、由於與外國人的大規模交往、由於托勒密王朝所做出的建設(而那是征服者不會想要破壞的),所以就足以使自己保存下來科學的聖火。    
  這個學派從它一開始就在培育數學,而且其哲學的教導差不多只限於證明懷疑的用途並指出確鑿性的狹隘界限,所以這個學派便成為一個學者的學派;而且那種學說也不可能震駭專制君主,於是它就掌握了亞歷山大學派。    
  圓錐截面的理論、用它們來構造幾何軌跡或解決問題的方法、一些其他曲線的發現,——這些都擴大了幾何學直迄當時仍是非常之狹隘的工作。阿基米德發現了拋物線的求積方法,他還測量過球面積;而那是極限理論的第一步,它決定了一個數量的極限值、即該數量不斷趨近但永遠達不到的值;那也是那種科學的第一步,它教給人們怎樣去發現趨近於零的兩個數量的比例,並且進而達到用這些比例的知識來決定有限大的比例;總而言之,它是那種計算的第一步,那種計算乃是近代人以更多的驕做並不正確地稱之為無限小的計算方法的。正是阿基米德,第一個確定了圓的直徑與其周長的近似比例,他教給人們怎樣可以獲得它那越來越不斷近似的值,並且使人們懂得了近似方法,這是對已知方法、並且也往往是對科學本身之不充分性的一項值得慶幸的補充。    
  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他看作是理論力學的創始人。我們有負於他的是槓桿理論和對流體靜力學那條原理的發現,即一個物體置於液體中時所喪失其本身一部分的重量就等於它所排除的那部分液體體積的重量;    
  以他命名的螺旋、他在敘拉古之圍的奇跡(即他的燃燒鏡),都證實了他在機械科學方面的才能,但這些卻被學者們忽視了,因為直到當時已知的理論的原理還不可能達到那一步。這些偉大的發現、這些新的科學,就把阿基米德置之於那些幸運的天才者們中間,他們的生平就成其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而他們的存在就彷彿是自然界的一樁恩賜。    
  正是在亞歷山大學派那裡,我們發現了代數學的最早痕跡,也就是說,把數量看作是單純數量的那種計算。在狄奧芬圖斯的書裡所提出的和解決的那些問題的性質,都要求把數看作是具有一種普遍的。不定的而且僅只服從於某些條件的值。    
  然而那種科學在當時並不像今天一樣有著它自己的符號、自己的專門方法、自己的技術運算。人們是用文字表示這種普遍值的;而且人們是以一系列的推理來發現並展開對問題的解答的。    
  迦勒底人的某些觀察,被亞歷山大帶給了亞里士多德,它們加速了天文學的進步。他們所貢獻的最光輝的東西,都要歸功於希帕庫斯的天才。但是如果說,在他以後的天文學方面,正如在阿基米德以後的幾何學和機械學方面一樣,我們並未遇到更多的這類發現、更多的這類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整個一門科學的面貌的工作,那麼它們卻仍然長時期地、至少是在真理的細節上繼續在自我完善、自我擴展並且自我豐富。    
  在他的動物史研究中,亞里士多德以精密人微的觀察方式提出了有價值的原理和模型,以有系統的方法描述了自然界的對象,對觀察進行了分類,並掌握了它們所提供的普遍結果。    
  對植物史和礦物史他也進行了研究,但準確性要差一些,而且觀點也不大開闊、不大有哲學性。    
  解剖學的進步是非常之緩慢的,不僅是因為宗教的偏見反對解剖屍體,而且因為流俗的見解把接觸屍體看成是一種道德的污穢。    
  希波克拉底的醫學只不過是一種觀察的科學,它只能引向經驗的方法。宗派的精神。對假設的愛好,很快就感染給了醫學;但是如果說錯誤的數量壓倒了其中新的真理的數量,如果說醫學的偏見或體系所造成的禍害遠甚於它們的觀察所能造成的好處;那麼我們卻也無法否認,醫學在這個時代裡做出了某些微弱的、但卻是紮實的進步。    
  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給物理學帶來他那動物史研究中所特有的那種確切性和那種明智的審慎。他膜拜他那個世紀的習慣和學派的精神,以各種假設的原理歪曲了物理學,以它們那些含混不清的普遍性輕而易舉地在解說一切,因為它們不能以準確性解釋任何東西。    
  何況,僅僅有觀察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實驗,實驗就需要有儀器;而且看來人們當時還不曾搜集到足夠多的事實,也還不曾看到足夠多的細節,使他們感到有必要具有以那種方式去追問自然界並強迫自然界作出回答的那種想法。    
  在那個時代,物理學的進步史也只不過是把自己局限於一份少數知識的史表,它們出自工藝的實踐所導致的機遇或觀察,更多於出自學者的研究。水力學,而尤其是光學,呈現出一片不那麼太荒蕪的收穫;然而它們卻仍然不如說只是被人注意到了的事實,因為它們是由它們自身所提供出來的,而不是由實驗所發現、或深思所推測的各種理論或物理學的定律所提供的。    
  〔農業一直到這時候為止,還只局限於簡單的常規,而且局限於教士們在向人民傳授農業時以他們的迷信所敗壞了的某些規則。農業在希臘人那裡,而尤其是在羅馬人那裡,已成為一種重要的和受人尊敬的技術,最有學問的人都熱心於搜集農業的方法和教誡。這些觀察彙編做得很準確、收集得很仔細,可以向人們闡明農業的實踐並傳播有用的方法;然而人們仍然距離實驗與計量觀察的世紀非常之遙遠。]    
  機械的技術在開始與科學相結合;哲學家則在檢查它的各種工作,探索它的起源,研究它的歷史,從事描述各個不同地區耕作方法和產品,搜集這些觀察,並把它們傳給後代。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普林尼把人、自然和工藝都包括在他那部《自然史》的宏闊無比的計劃之內,它是當時人類精神的真正財富所形成的一切之中的可貴創造,而普林尼之有權得到我們的感激是不可能被他所應受到的譴責一筆勾銷的,即他太少選擇並且太過於輕信地收入了歷史學家和旅行者們的無知和謊言欺世向他那永不饜足要認識一切的貪慾所提供的任何東西。    
  在希臘衰落之際,雅典——她在她的盛期曾經尊崇過哲學和文藝,——現在卻輪到她自己要靠哲學和文藝來更長期地來保存她住昔光輝的某些殘照了。人們不再是在講壇上衡量希臘的和亞洲的命運了,反而是在羅馬人學會認識雄辯術的秘密的雅典學園裡,是在造就出來了羅馬最早演說家的德摩第尼斯燈塔的腳下。    
  雅典學園、萊修姆學園、畫廊學園和伊壁鳩魯花園就是哲學王國裡四個相互論戰的派別的搖籃和主要的學派。    
  在雅典學園裡,人們教導說,沒有什麼是確鑿無疑的;對於任何事物,人們都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確定性,也甚至於不可能達到一種完全的理解;最後(恐怕很難走得再遠了)也不可能肯定我們一無所知的不可能性,並且即使是對懷疑一切的必要性,也必須加以懷疑。    
  人們在這裡闡發、辯護並爭論著其他哲學家們的見解,但作為適宜於鍛煉精神的假說,並且由於隨這些爭論而來的不確定性,便更加使人感到人類知識的虛幻以及其他派別的武斷的信念之可笑。    
  但正是這種為理性所認可的懷疑,——當它引導人們絕不要以那些我們不能賦之以明白確切的觀念的詞句進行推理時,當它調節我們對每一個命題的或然性的同意程度時,當它對每一類知識要確定我們所可能獲得的確鑿性的限度時,——正是這種懷疑,假如它超逾了已被證實了的真理的話,假如它攻擊了道德原則的話,就會變為愚蠢或瘋狂;它就只會有利於無知和腐化:這便是在雅典學園中取代了柏拉圖早期弟子們的那些智者派所陷入的極端境地了。    
  我們將要闡明這些懷疑派的歷程和他們的錯誤的原因;我們將要探討,在他們學說的誇大其辭之中什麼是我們應該歸咎於他們在以荒誕的見解而標新立異的那種狂妄;我們要使人看到,如果說他們已經足夠強勁地遭到了旁人本能的駁斥,並且遭到了那些以之指導自己本身生活行為的人們的本能的駁斥的話,那麼他們卻從不曾被哲學家很好地理解過,也不曾被哲學家很好地駁斥過。    
  然而,這種過度的懷疑主義並沒有牽引著整個的雅典學園派;這裡有一種不以人們的利益、人們的傳統、甚至人們的存在為轉移的對正義、對美、對誠實的永恆觀念,這一觀念是銘刻在我們的靈魂之中的,它成為了我們義務的原則和我們行動的規範;這種學說是柏拉圖的、對話錄、提出來的,由他的學派所繼續發揚而形成了它的道德教訓的基礎。    
  亞里土多德並不比他的老師們更懂得分析觀念的藝術,也就是說,怎樣地逐步追溯到已經構成了組合體的那些最簡單的觀念;怎樣地深入到這些觀念的形成的根源之中去,並在它們的運作中追蹤人類精神的進程及其能力的作用的發展。    
  因而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也像其他哲學家的形而上學一樣,就只是一種空洞的學說,時而是建立在濫用文辭之上,時而又是建立在簡單的假設之上。    
  然而正是由於他,我們才得出了這一重要的真理、這一對人類精神的知識的第一步,即我們哪怕是最抽像的、最純屬智力的觀念,可以說也都在我們的感覺中有著它們的根源。但是他並沒有據此做出任何發展。它倒不如說是一個天才人物的洞識,而非經過精確分析的、並且其中結合了可以得出普遍真理來的一系列觀察的結果。於是這粒種子便被棄擲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直到二十多個世紀以後才結出有益的果實來。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邏輯學中,把一切證明都歸結為一系列服從於三段論式的論證;他繼而把所有的命題分為四類,這四類就包括了一切命題;他學會了在這四類(每次取三個)命題的全部可能的組合之中,怎樣去識別那些符合、而且必然符合三段論結論的命題。人們用這種辦法就可以判斷一種論證的正確或弊病,只要是知道了它屬於哪種組合。於是正確推理的藝術,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屬於技術性的規則了。    
  這種巧妙的觀察迄今為止,始終是無用的;但是或許有一天,它會成為朝向推理和辯論的藝術似乎仍在期待著的那種完善化所邁出的第一步。    
  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每一種德行都處於兩種惡之間,這兩種惡的一種是不及,另一種則是過分;在某種程度上,德行只不過是我們的天然的傾向之一,而理性則防止我們對它過分抗拒以及過分順從。    
  這條普遍的原則可能是按照當時哲學中極其常見的那種對秩序與合宜性的朦朧觀念而呈現給他的;但是他卻使用了在希臘語中是表示人們所稱為的德行的那些字彙而證實了這條原則。    
  差不多就在同時,有兩個新派別依據著至少在表面上是原則相反的道德,瓜分了人類的精神,把他們的影響遠遠伸張到了他們學派的界限之外,並且促進了希臘迷信的衰落,於是希臘的迷信不幸就很快地被一種更陰暗的、更危險的、更加敵視知識的迷信所取而代之。    
  斯多噶派認為靈魂所擁有的德行與幸福對逸樂與對憂傷是同樣地無動於衷,他們解脫了一切感情,高出於一切恐懼和一切柔弱之上,除了德行而外就不知道有任何真正的善,除了內疚而外也不知道有任何實在的惡。他們相信人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這個高度,假如他對此有一種堅強的而又持之以恆的意志的話;這時他就不為幸運所左右而永遠是自己的主人,他就不可能接觸到罪惡或者不幸。    
  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在鼓舞著全世界;它是無所不在的,哪怕它並不是任何事物,哪怕在它之外還有別的事物存在。人的靈魂就是它的流射。聖哲的靈魂,一點都沒有玷污它那原來的純潔性,死的時候就會重新結合於那種普遍的精神。因而死亡就會是一樁好事,假如聖哲順從於自然,能忍受一切俗人稱之為惡的東西的話,——那麼就再不會有比把死亡看作是一樁漠然無關的事更加偉大的了。    
  伊壁鳩魯把幸福置諸於享受快樂和沒有痛苦裡面。德行就在於要遵循自然的傾向,但卻要懂得淨化它們並指導它們。節制可以預防痛苦,並在保存我們的自然能力的全部力量時,保證了我們享受自然界為我們所準備好的一切;要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避免忿懣的或激烈的情緒,它們會折磨並撕碎一顆沉淪於悲苦和憤怒之中的心靈的;反之,要小心翼翼地培育溫柔和順的感情;要慎重對待隨著實踐仁愛而來的快感;要保持自己靈魂的純潔以便避免恥辱和悔恨對罪行所做出的懲罰,以便享受可貴的情操對美好的行為所做出的補償;——這就是同時能通向幸福和德行這二者的道路。    
  伊壁鳩魯在宇宙中看到的,只有一堆原子的聚集,原子各種不同的組合都在服從必然的定律。人類靈魂本身就是一種這類的組合。組成它的原子,是在身體開始有生命的那一時刻就結合起來的,在死亡時就消散了,以便再結合成共同的物質並參與各種新的組合。    
  他不想過分直接地刺痛流行的偏見,所以就承認有神明;但是神明們對人的行為不聞不問,對宇宙的秩序來說還是個異邦人,並且也像其他的生命一樣在服從著自己機制的普遍規律;他們在某種意義上乃是這個體系之中的一個附件。    
  粗暴的,驕傲的和不正義的人們,都隱藏在斯多噶主義的面具下面。縱慾的和腐化的人們則往往都鑽進了伊壁鳩魯的花園裡。人們誹謗伊壁鳩魯派的原則,人們譴責他們把至善放在了粗鄙的享樂之中。人們對有關芝諾的智慧的說法嗤之以鼻,芝諾是個奴隸,推過磨,得過風痛病,卻居然還能幸福、自由而自主。    
  那種要求把自己提高到自然之上的哲學,和那種只是要想服從自然的哲學;那種除了德行而外就不承認有其他的善的道德,和那種把幸福置之於快樂之中的道德;——這兩者從如此之背道而馳的原則出發,採用了如此之互相反對的語言,卻引向了同樣實際的後果。一切宗教、一切哲學派別的道德教誡中的這種相似性就足以證明,它們具有著一種真理是獨立於這些宗教教條和這些哲學宗派的原則之外的;並且我們必須是向人類的道德構成之中去尋找人類的義務的基礎以及人類的正義觀念和道德觀念的起源。伊壁鳩魯派要比任何其他的派別都更為接近這一真理;或許沒有別的什麼使得他們更讓一切階級的偽君子仇視的了,對這些偽君子來說,道德只不過是一樁交易品,他們都在爭奪對它的壟斷權。    
  希臘共和國的衰落引致了政治科學的衰落。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色諾芬之後,人們在哲學體系中就幾乎再也不理解它們。    
  但是現在卻是要談到一件事的時候了,這種事改變了世界大部分的命運,並且對於人類精神的進步起了一種影響,一直延續到我們今天。    
  如果我們把印度和中國除外,羅馬城已經把她自己的帝國擴張到了凡是人類精神已經超出它那最初的幼稚狀態的脆弱性之上的所有國家。    
  羅馬為希臘人曾經帶去過他們的語言、他們的哲學和他們的科學的所有那些國度,都制訂了法律。所有這些民族都被一副戰勝者的枷鎖束縛在加比多爾山腳下,全靠著羅馬的意志並為著羅馬領袖們的情緒而生存下去。    
  〔這個主宰者的城市,其體制那份真正的史表對於本書的目的決不是毫無關係的。我們將在這裡看到世襲貴族制的起源以及用於賦予它以更大的穩定性和更大的力量的那些巧妙的政體組合,同時卻又使它並不那麼很可憎;我們將看到一個習於動武的民族,卻幾乎從來不曾在國內的糾紛之中使用過武力;他們以現實的力量結合於法律的權威,卻難得反抗驕傲的元老院,元老院用迷信束縛住了他們,同時又以羅馬人那勝利的光彩炫惑了他們:它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又交替地是它那些暴君及其保衛者的玩物,並且在四個世紀之中是極有耐心地以一種荒謬的而又神聖的方式在進行投票的受騙者。〕    
  〔我們將看到為一個單獨的城市而建立的這個體制,當它必須擴張為一個大帝國時,就改變了它的性質但並沒有改變形式;它只能是靠著連續不斷的戰爭維持自己,並且很快地就被它本身的軍隊所摧毀;終於,這個君臨世界的民族便被那種依賴國庫供養的習慣所腐蝕,被元老們的慷慨施捨所敗壞,便向一個人出賣了自己那種無益的自由的殘餘幻影。〕    
  羅馬人的野心引導他們向希臘去尋找雄辯藝術的大師們,雄辯在羅馬人那裡乃是通向幸運的大道之一。那種追求獨特而精緻的享受的樂趣、那種對於新奇的尋歡作樂的需要,都是由富有和閒適而產生的,它們使得羅馬人要去研究希臘的藝術,乃至希臘哲學家們的談話。但是科學,哲學和造型藝術,永遠都是從國外移植到羅馬的土壤上的。征服者的貪婪把意大利堆滿了希臘的傑作,那些都是從希臘人用以裝飾他們的神殿和他們的城市那裡、從以奴隸制自慰的那些民族那裡以武力掠奪來的。但是任何羅馬人的作品都不敢混跡其中。西塞羅、盧克萊修和塞涅卡以他們自己的語言寫出了雄辯動人的哲學,但他們談的都是希臘人的哲學。而為了改革努馬的野蠻的曆法,愷撒還是不得不引用亞歷山大城的數學家。    
  羅馬長期被野心勃勃的將軍們的派系所分裂,一心在關懷著新的征服,不然就是被內哄所攪亂,終於她就從那種動盪不安的自由墮入了一種更為狂暴的軍事專制主義。既然如此,哲學或科學的寧靜的思索,在那裡又能找到一個什麼位置呢?那裡的領袖們渴望著暴君制,並且那裡不久就處於專制君主之下;專制君主們害怕真理,他們同樣地憎惡才能和德行。何況,凡是在能導致財富和高官的榮譽行業對於所有對研究有著天然愛好的人都是開放著的國度,科學和哲學就必然是被人所忽視的;而在羅馬,法學研究便是如此。    
  當法律像在東方那樣,是與宗教相聯繫在一起時,法律的解釋權就成為祭司暴君制的一個最強而有力的支柱。在希臘,它們構成為每個城市由其立法者所制訂的法典的一部分;它們是和已經確立了的體制和政府的精神相聯繫在一起的。它們沒有經歷什麼變化。行政官往往濫用法律;特別不正義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但是法律的弊病卻從未導致一種經常性的和老謀深算的掠奪體系。在羅馬,除了習慣的傳統而外,人們長期就不知道有別的權威;在那裡,審判官每年都要宣佈,在他們任職期間,他們所據之以判決爭端的都是些什麼原則;羅馬最早的成文法乃是由十人會議所編纂的一部希臘法律彙編,而十人會議關心著保留自己的權力更有甚於要以提出一套良好的立法來尊重法律;在羅馬,自從那個時代以後,法律就被以元老院為一方和以人民為另一方雙方交替地所獨斷,各種法律迅速地彼此相繼,不斷地被推翻或被肯定,被新的安排所緩解或者加重;不久,法律的繁多性、複雜性及其模糊性和語言變化的必然結果,就使得對法律的研究和理解成為了另外一門科學。元老院利用人民對古老制度的尊敬,很快地就感到了解釋法律的特權與新法律的制訂權幾乎是相等的;於是他們就自行充當了法學專家,他們的權力超過了元老院本身的權力,而那在皇帝的統治之下就更加增長了;因為立法越發古怪和越發不確定,它也就越發加大。    
  因而,法理學乃是我們有負於羅馬人的惟一新科學。我們將要追蹤它的歷史,那和近代人對立法科學所做出的進步的歷史、而尤其是和立法科學所遇到的障礙的歷史,是聯繫在一起的。    
  我們將闡明,羅馬人對人為法(droit    
  positif)的尊敬是怎樣地有助於保存人的自然權利的某些觀念,以及後來又怎樣地阻止了這類觀念的增長和傳播;我們少數有用的真理以及大量更多的暴政性質的偏見,都是怎樣地有負於羅馬法(droit    
  romain)的。    
  在羅馬共和國之下,刑法的溫和性值得我們注意,它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一個羅馬公民的血成為了神聖的。不是那種可以宣佈公共災難與國家危急的特殊權力機構,是不能對一個公民處以死刑的。可以要求全體人民在一個個人與整個共和國二者之間做出判決,他們感覺到,在自由的人民那裡,這種溫和性乃是防止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蛻化為血腥屠殺的惟一辦法;他們想要以法律的人道性來改正一個民族風尚的凶殘性(這個民族甚至在他們的娛樂之中也要濫灑他們奴隸們的血);這樣,直到革拉古兄弟的時候為止,在任何一個國度裡從來沒有過如此之強烈而又如此之反覆的種種風暴,是付出了更少的血腥代價並產生了更少的罪行的。    
  〔羅馬人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政治學的著作。西塞羅論法律的著作,彷彿只不過是希臘人作品的加工摘要而已。在自由的垂死痙攣之中,社會科學是不可能自我同化並自我完善化的。在羅馬皇帝的專制主義之下,對它的研究看來只會表現為一場反對皇權的反叛。最後,沒有什麼比看一看迄今為止在歷史上是惟一無二的那個例子,能更好地證明羅馬人對它始終是怎樣地一無所知了:從涅爾瓦到馬爾庫斯·奧勒留一連串相繼不斷的五個皇帝都兼有著德行、才幹、知識、愛光榮、熱心公益,而他們卻沒有一個訂立過一項制度,標誌出要限制專制主義和預防革命的願望、要以新的聯繫來凝聚起那個碩大無比的整體的各個部分的願望,而一切卻都在預告它的解體即將臨頭了。〕    
  有那麼多的民族都結合在同一個統治權之下,有劃分開帝國的那兩種語言的傳佈,而這兩種語言對於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是慣用的;——這兩個原因在協調著起作用,無疑地會有助於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以更大的平等性來傳播知識。它們的自然效果還會是一點一點地削弱把各個哲學派別分裂開來的那些分歧的,並把這些派別結合成一個惟一的一派,這惟一的一派是從每一派之中擇取最符合於理性的意見並被反思的檢驗所最為首肯的意見。理性會把哲學家們引到的地方,就正是這一點,——當時間對於宗派熱情的作用只容許人諦聽它的聲音的時候。於是,我們就在塞涅卡的作品中已經發現有這一哲學的某些痕跡了:它甚至於對雅典學園派也不是從來都陌生的,看來雅典學園派幾乎完全和它混為一體了;而柏拉圖那些最後的弟子們則是折衷主義的創立者。    
  帝國境內幾乎所有的宗教都已經是民族的了。但是它們也有大量相似的特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一種家族意味,這些宗教絕沒有形而上學的教條,卻有大量古怪的儀式,那些意義是人民、甚至於往往也是祭司們所茫然不解的;它們有一套荒謬的神話,群眾在其中看到的只是他們那些神祇的驚人的歷史,而更有教養的人們卻疑心那是對更高明的教條一種隱喻式的闡發:這些宗教有血祭,有代表神祇的偶像,其中某些被時間所神聖化了,還具有一種上天的德行;它們的大祭司專心致志於崇拜每一個神明,但並不形成一個政治團體,甚至於也不會聯合成一個宗教團體;它們有專屬於某些神殿或某些聖像的神諭;最後還有秘傳,那是它們的法師們只有在把絕不可違背的秘密法規強加於人之後,才會向人傳授的。這就是這些宗教相似的特性。    
  這裡還必須補充的是,祭司們是宗教良心的裁判者,但卻從不敢自命為道德良心的裁判者;他們指導宗教崇拜的實踐,但並不指導私人生活的行為。他們向政治家出售神諭和占卜;他們可以把各民族推入戰爭,強迫他們犯罪;但是他們對於政府、對於法律並不施加任何影響。    
  當作為同一個帝國的臣民的這些民族有了習慣性的交往時,當知識在各個地方都做出了幾乎是同等的進步時,有教養的人們便很快地察覺到,所有這些宗教崇拜都是對一個獨一無二的神的崇拜,而為數眾多的神衹、民間膜拜的直接對象,都只不過是它的各種不同形態或各種各樣的傳道士而已。    
  然而在高盧人那裡和在東方的某些地區裡,羅馬人卻發現了另外一種性質的宗教。在那裡祭司就是道德的審判官:德行就在於服從神的意志,祭司則稱自己是神的惟一的解釋者。他們的帝國囊括了人的全部,神殿與祖國就合而為一了;人們在成為帝國的公民或臣民之前,就是那和華和奧蘇斯的崇拜者;而祭司們則決定他們的神會允許他們服從哪些人間的法律。    
  這些宗教必定會刺痛世界的主人的驕做。高盧人的宗教是太有力量了,使羅馬人無法迅速地推翻它。猶太民族則更加分散;但羅馬政府的警覺性或者是不屑於那些默默無聞的宗派,或者是無法顧及,而這些宗派都是在這些古代宗教崇拜的廢墟之上秘密形成的。    
  希臘哲學的傳播,其功德之一便是摧毀了在所有接受過一點廣博的教育的各個階級中間對於流行的神明的信仰。一種朦朧的有神論、或者說伊壁鳩魯的純機械論,甚至於從西塞羅的時代起,就是任何一個培養過自己的精神的人和所有領導著公共事物的人們的共同學說了。這個階級的人必然依附於古代的宗教,但卻力圖淨化它,因為在所有的國度裡,這些神抵之繁多甚至於困擾了人們的信心。於是我們便看到哲學家們在介乎中間的神靈之上構造出來各種體系,使之服從於各種安排、各種實踐和一套宗教體制,以便使之更加配得上接近優於人類的那種智力。這些哲學家就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尋找這一學說的基礎。    
  被征服的國家的人民。不幸的人們。有著熾熱而又脆弱的想像力的人們,——他們自身都偏愛祭司的宗教,因為祭司統治者的利益正好激發了他們那種奴隸制中的平等學說,亦即放棄塵世的福祉以及上天對於盲目的順從對受苦受難,對自願的或由忍耐來支撐的屈辱所保留的補償;這種學說對被壓迫的人又是多麼地有誘惑力啊!但是祭司們需要用某些精巧的哲學來提高他們粗陋的神話學;他們於是到柏拉圖那裡去乞援。柏拉圖的《對話錄》成了一個武器庫,雙方都到那裡去鑄造他們的神學武器。我們在下面將看到,亞里士多德也獲得了類似的榮譽,他發現自己同時既是神學家的大師又是無神論者的領袖。    
  有二十個埃及和猶大的教派聯合一致在攻擊羅馬帝國的宗教,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卻以同等的凶殘在相互鬥爭;他們以消失在耶穌的宗教裡而告終結。人們就以他們的殘餘構造出一種歷史。一種信仰、某些儀式和一種道德,其中慢慢地聚集起大量受感召的人們。    
  (大家都信仰有一個基督,有一個受上帝差遣的彌賽亞要來為人類贖罪。這就是這整個教派的基本教條,他們想要在古代各種宗教派別的殘餘之上提高自己。人們爭論著他的來臨的時間和地點和他在世上的名字;但是有一位先知據說是在提貝留斯的治下出現在巴勒斯坦,他的名字蓋過了所有其他的名字;於是新的狂熱信徒就在瑪麗亞之子的旗幟之下聚集起來了。〕    
  羅馬帝國越是衰弱,這個基督宗教就越發做出了迅速的進步。世界的古代征服者的墮落也蔓延給了他們的神祇,這些神祇在主持過了他們的勝利之後,就只成為了對他們失敗的軟弱無能的見證人。這個新教派的精神更適合於衰落和不幸的時期。他們的領袖們儘管有種種欺詐和罪惡,卻都是準備為自己的學說而犧牲的熱誠者。哲學家們和偉大人物們的宗教熱忱,無非只是一種政治熱誠;而作為一種對引導人民有用的信仰而需要加以維護的宗教的全部,則只能是希望有一段苟延殘喘而已。基督教很快地就成為一個強大有力的派別;它參與了皇帝們的爭執;它把君士坦丁扶上了皇位,並且把它自己也擺在那裡,就在他那些孱弱的繼承者的身旁。    
  朱理安是那些非常的人物之一,——他們有時候只是被偶然性推上了皇位的,——他枉然想要把羅馬帝國從正在促使其滅亡的那種災難之中解救出來:他的德行、他那博大的人道精神、他那樸實無華的風格、他的靈魂和他的品性的崇高、他的才幹、他的勇氣、他的軍事天才、他的勝利的光輝,這一切似乎都允諾他可以穩操勝券。我們只能譴責他對於一種已經變得荒唐可笑的宗教,表現出一種與他本人並不相稱的眷戀之情(假如他是真誠的話),並且由於他的誇張而顯得拙劣不堪(假如他只是為了政治目的的話);但是他在位兩年之後,就在他的光榮之中死去了。羅馬帝國這個龐然大物再也找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臂膀足以支持它了;而朱理安之死就使惟一還能抵抗新迷信的浪潮以及野蠻人的洪水的那個中流砥柱崩塌了。    
  鄙視人間的科學,乃是基督教最初的特色之一。它必然向哲學的冒犯進行報復;它害怕那種考察和懷疑的精神、那種對自己的理性的信心,那對一切宗教信仰都是一種災難。自然科學的知識對於它甚至是可憎的和可疑的;因為那對奇跡的成就是非常之危險的;而且絕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是不強迫它的信徒們去吞噬某些物理學上的荒謬的。因此,基督教的勝利就是科學和哲學全面衰落的信號。    
  假如印刷術已經為人所知的話,科學或許能使自己防止這場衰落。但同一部書的手抄本為數極少:為了取得構成一門科學整體的全部著作,就必須費盡心力、往往還要旅行和花費,這些都是只有富有的人才能做得到。統治者在這方面則很容易銷毀那些刺痛了他們的偏見或揭穿了他們的騙局的各種書籍。野蠻人的一場入侵,一天之內就可以一舉而永遠剝奪整個一個國土上的種種教育手段。毀掉一份手稿孤本,對於整個國家往往就是一項無可彌補的損失。當時人們僅僅抄錄那些由於其著者的大名而為人推崇的著作。所有那些只能是由於相互的結合而獲得其重要性的研究、可以用來維持科學在同一個水平上並準備好了它們的進步的那些孤立的觀察和細節的改進、所有各時代所積累的有待天才來運用的那些資料,——它們始終都注定了會永遠湮沒無聞的。學者們的協作和他們的力量的結合是那麼有益,在某些時期甚至是那麼必要,這時都還不存在:每一個個人都必須是能夠開始並且完成一項發現;於是他就不得不獨自一人去和自然界之對抗我們努力的全部阻力進行作戰。促進科學研究的著作、解說其中疑難的著作、以更簡便的各種形式表述真理的著作、那些觀察的細節和那些常常可以闡明結論錯誤的發展以及讀者所掌握的作者自己還根本沒有覺察到的東西;——這些著作都不可能找到抄寫者或讀者。    
  因此,科學已經達到了一種境地,使它難以進步,甚至難以進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就不可能再維持它自己井抵抗把它迅速引向衰落的那種傾向了。於是,我們就不必驚異,在發明了印刷術以後,基督教就全然無力阻礙科學再度煥發出光輝來,儘管它當時有力量足以耗盡科學的餘燼。    
  即使我們從中除掉只在雅典繁榮過並隨著雅典而滅亡的那種戲劇藝術,還除掉那種只是呼吸在自由空氣之中的雄辯術;希臘人的語言和文字仍然長期保留著它們的光輝。盧奇安和普魯塔克是決不會使亞歷山大的世紀失色的。羅馬確實是在詩歌、在雄辯、在歷史學、在以莊嚴、以優美、以嫻雅對待哲學與科學的枯燥題材的那種藝術上,把自己提高到了希臘的水平。甚至於希臘也從未有過一個詩人是像維吉爾一樣地給人以那麼一種完美的觀念;希臘也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能和塔西倫相媲美。但是這一光輝燦爛的時刻,卻繼之以一場一瀉千里的衰落。從盧奇安的時代以來,羅馬就只剩有幾乎是野蠻的作家了。克雷索斯托姆仍然講的是德摩第尼斯的語言。但是我們在奧古斯丁、甚至於在哲羅姆那裡,卻再也看不到西塞羅或李維的語言了,哲羅姆是不能以受非洲野蠻人的影響作為遁詞的。    
  這是因為研究文學和愛好藝術,在羅馬從來都沒有成為真正人民大眾的趣味;這是因為這種語言過眼煙雲式的完美亦不屬於民族的天才,而只屬於希臘語所造就的某些人;這是因為羅馬的領土對於文學永遠都是一片陌生的土壤,在那裡辛勤的耕耘固然可以歸化它們,但是在那裡它們一旦被委之於它們自己,就會退化的。    
  在羅馬和希臘,具有講壇上和法庭上的本領的那種重要性,長期以來擴大了修辭家階級。他們的工作有助於那種藝術的進步,他們發展了它的原則及其精緻性。然而他們還教導了另一種被現代人所非常忽視的藝術,而它今天卻應該從口說的作品輸入到印刷的作品裡來。那就是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輕鬆地就準備好講演辭的藝術,其中各個部分的安排、駕馭它的方法和善於發揮各種修辭,至少也要使人可以接受;那是幾乎臨場就能夠發言的藝術,而能不使他的聽眾由於他的思想雜亂無章、由於他的文風混淆而感到疲倦,並且能不以浮誇的文詞、不以無聊的粗鄙、不以怪誕的前後不一而使他們反感。凡在一種職位、一種公共義務、一種個人的利益,可能要求人們講話和寫作而又沒有時間來思索自己的講話或寫作的一切國度裡,這種藝術將會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歷史之格外值得我們關心,乃是由於現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卻似乎只認識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從我們這裡談到了它那史表的這個時代以來,書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時間的遙遠已經給希臘早期作家們的作品蒙上了相當多的陰影,使得對那些書籍和見解的研究——即被人稱之為學術的——構成為精神勞動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則擠滿了語法學家們和考據學家們。    
  在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東西當中,我們看到有一種傾向,是要根據一部書的古老性、根據發現它和理解它的困難程度來衡量其可稱讚和可信賴的程度;這種心態並不是要根據這些見解本身。而是要憑其作者的名氣來判斷這些見解,是要信賴權威、而不是要信賴理性;最後還有那種如此之虛偽而又如此之陰暗的有關人類墮落的觀念以及古代的優越性的觀念。人們所賦予已成為他們的專業目標那種東西的重要性、曾使他們付出了努力的那種東西的重要性,就一舉而闡明了並且寬恕了各個國度和各個時期的研究者們都多少會分享的那些錯誤。    
  我們可以譴責希臘和羅馬的研究者們,乃至於他們的學者們和哲學家們都那麼缺乏把事實及其證明置於理性的嚴格考察之下的那種懷疑精神。當從他們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風尚的歷史時、看到生產和自然現象的歷史時、看到工藝的產品和製作的歷史時,我們就會驚訝地看到他們是在泰然自若他講述著最明顯的荒謬、最令人反感的奇談怪論。在句子一開頭放上了一個「人們說」、「人們報導說」,他們就彷彿足以把自己置於一種幼稚可笑的可信賴性的蔭蔽之下了。我們應該把那種冷漠態度特別歸咎於人們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術,正是那種冷漠的態度敗壞了他們的歷史學研究並阻礙了他們在自然知識方面的進步。對每一樁事實都確實收集到所有可以證實它的或推翻它的權威根據,比較各種不同的證詞並闡明產生了它們問的分歧的那些爭論的那種能力——所有這些確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擁有大量的書籍、無限地重印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們流傳太廣的時候,才能夠存在。    
  旅行家們的敘述和描寫,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並且從來都沒有受到過公眾的審查,它們又怎麼可能獲得其首要的基礎就在於沒有互相矛盾的說法的那種權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種權威性呢?因此,人們就一視同仁地報導一切,因為很難多少確切地選擇出來什麼是值得加以報導的東西。而且我們也無權對人們以同樣的信心、根據同等的權威性來同樣地既敘述最為自然的事實又敘述最為奇跡的事實而感到驚異。這種錯誤在我們的學校裡仍然作為一種哲學原理在被教導著,而同時又有一種被誇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義上引導著我們不加檢點地就摒棄一切在我們看來是超乎自然之外的東西。惟有科學才能夠教導我們怎樣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發現理性規定我們應該止步的那一點,不過那種科學在我們今天還只不過剛剛開始出現。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六個時代    
   知識的衰落——下迄十字軍時期知識的復興     
  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代,我們將會看到人類的精神迅速地從它所曾達到的高度降落下來,以及接踵而來的愚昧,在這裡是凶暴,在那裡又是精心製造的殘酷,總之,到處都是腐化和背信棄義。難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難得有靈魂和善意的偉大心性,是能夠穿透那個深沉的黑夜的。神學的夢境、迷信的騙局,成為了人類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為了他們惟一的道德;而歐洲則在教士暴政和軍事專制主義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淚之中,期待著新的知識將會允許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復活的那個時刻的到來。    
  這裡,我們不得不把史表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將包括西方,那裡的衰落更為急劇並且更為徹底,然而在那裡,理性的光芒卻會重行出現而永不熄滅;第二部分是東方,那種衰落對她來得更為緩慢,長期以來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還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並打碎她的枷鎖的那個時刻。    
  基督教的虔誠,幾乎沒有打倒使西方淪為野蠻人的戰利品的那場勝利的神壇。野蠻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沒有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只有教土們才把它保存了下來;並且正是由於他們的愚昧、他們對人類文獻的鄙視,我們便看到我們可能期待於研究拉丁書籍的一切東西都消失了,因為除了他們便再沒有人能閱讀這些書籍。    
  我們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無知和野蠻的風尚;然而正是在這種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著手摧毀了家內奴隸制,這個奴隸制曾使得希臘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歲月蒙受了羞恥。    
  土地農奴在耕種征服者的土地。這個被壓迫的階級為他們的家庭提供了家內奴僕,奴僕的依附性滿足了他們的驕做和放肆。因而,他們在戰爭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隸了,而是土地和隸農。    
  況且,他們在被他們侵入的國土上所發現的奴隸們,大部分或者是戰勝者民族的某個部落的人淪為俘虜,或者是這些俘虜的子孫。在征服之際,這些奴隸們大多數都逃亡了或者是參加了征服者的隊伍。    
  最後,構成為基督教道德一個部分的普遍博愛原則,是譴責奴隸制的;而教士們並沒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對使自己的事業得以尊榮的那些格言之中的這一點,所以他們就以言論來促進這場由歷史事件和風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隸制的破壞。    
  〔這一變化是人類命運中一場革命的胚胎;它將使人類認識到真正的自由。然而這一變化,起初對個人命運只產生了幾乎難以覺察的影響。假如我們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們今天對黑人的奴役,那麼我們就對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種錯誤的觀念。斯巴達人。羅馬的顯貴、東方的高官顯宦事實上都是野蠻的主子。在礦山勞動中,貪婪把他們的殘酷性發揮得淋漓盡至;然而在各個家庭中,他們的利益幾乎到處都緩解了奴隸制。但對土地農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懲處,卻是越演越烈,因為法律本身已經規定了它的價格。依附性幾乎是照舊不變,卻沒有那麼多的照顧和幫助作為補償了。屈辱雖然少了一些,但是驕橫卻更加肆無忌憚。奴隸是一個人受到偶然性的懲罰而淪入一種狀態,而戰爭的命運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種狀態。農奴則是一個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階級中的一個個人。]    
  〔因此,我們主要地應該是從其遙遠的後果來考慮家庭奴隸制的這場滅亡。]    
  所有的野蠻國家差不多都有著同樣的體制:有一個被稱為「國王」的共同領袖,他有一個議事會,他宣佈判斷並做出決定,而若加以拖延就會有危險;他有一個由一批特殊的領袖組成的會議,一切有點重要性的決策都要向他們咨詢;最後,他還有一個人民大會,在那裡討論有關全體人民的問題。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這三種權力的權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們職能的性質來區分的,而是由問題的性質、而尤其是由公民群眾所賦之於其上的利益來區分的。    
  在那些農業民族中間,特別是在那些已經在異族的領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間,這些體制要比在遊牧民族中間,採取了一種更經常、更鞏固的形式。何況,那裡的國家是分散的,數量相當多的露營地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於是,在國王的背後就沒有一支經常是聚集在一起的軍隊;而專制主義也就幾乎無法立刻隨著征服而夾,像是在亞洲的那些革命中那樣。    
  戰勝的國家是根本不會被奴役的。同時,這些征服者保存下來了城市,而自己並不在那裡面定居。既然並不存在什麼永久性的武裝力量,因而就不受一支常備的武裝力量的壓制,這些城市也就獲得了一種力量;而這就成為了被征服民族的自由的一個支點。    
  意大利經常遭受野蠻人的入侵;但是野蠻人沒有能在那裡形成持久的根據地,因為意大利的財富不斷在刺激著新的征服者的貪慾,並且希臘語民族長期都懷著要把它收復到他們的帝國裡來的願望。意大利從來也不曾整個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過。拉丁語是人民惟一的用語,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遲慢;愚昧也並不那樣完整,迷信也並不那樣愚蠢,像是在西方其餘的地方那樣。    
  羅馬承認了主人,只是為了要改換主人,所以就保存有一種獨立性。它還是宗教領袖的居住地。因而,當東方俯首聽命於一個惟一的君主時,教士團體時而是操縱皇帝,時而是陰謀反對皇帝,但仍維護專制主義,哪怕是在與專制君主進行鬥爭,也寧願利用一個絕對主人的全部權力而不願向他們爭奪一部分權力;相反地,我們看到在西方,教土們團結在一個共同的領袖之下,提高了與國王的權力相競爭的權力,並在這些分裂的國家中形成了一種惟一無二的和獨立的君主國。    
  〔我們將要表明,這個統治者的羅馬城試圖以一種新暴君制的枷鎖加之於全世界;它的教皇們以粗製濫造的法律彙編來掠獲愚昧無知的信任;他們把宗教摻入到社會生活的一切交往之中,以便自己可以任情地享受自己的貪慾和虛驕;他們以一種可怕的詛咒來懲處人民的信心對他們律法的最微小的反對、對他們無聊的裝腔作勢的最微小的抗拒;他們在所有的國家裡都擁有一支僧侶大軍,時刻準備著以他們的欺騙來提高那些迷信的恐怖行徑,為的是更加有力地增高人們的狂熱性;他們剝奪了支持著各個國家自己的宗教熱望的那些宗教崇拜和儀式,以便激發他們去打內戰;他們攪亂了一切以便統治一切;他們以上帝的名義裁決叛變和作偽、謀殺和弒親;他們一步一步把國王和戰士造成了他們報復的工具和犧牲品;他們支配武力,但從不掌握武力;他們對敵人是兇惡的,但卻在自己的保衛者面前發抖;他們是全能的,直到歐洲的邊緣,甚至於可以在自己神壇的腳下胡作非為,不受懲罰;他們在天上早已找到了可以推動全世界的槓桿的支點,但在地上卻找不到一個調節器可以隨意地指導和保持自己的行動;最後,他們樹立了一尊巨像,但卻是站在泥足上,它在壓迫了歐洲之後,還會長時期以它那殘骸的重量使得歐洲精疲力竭。]    
  征服使得西方屈服於一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人民在其中呻吟於國王、戰士領袖和教士們的三重暴政之下;然而那種無政府狀態在它的體內卻帶來了自由的胚胎。    
  我們從歐洲的這一部分中,可以理解羅馬人所從不曾滲入過的那些國度。那些民族也被捲進了這場普遍的運動,也交替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也有著和帝國征服者們同樣的起源和同樣的風尚,於是他們雙方就混合成為一個共同的整體。他們的政治狀態經歷了同樣的變化,並走著一條類似的行程。    
  我們將追溯這種封建無政府狀態——這是一個用以描述它的特點的名稱——的歷次革命的史表。    
  立法這時是不一貫的而且野蠻的。假如我們在其中往往也發現有一些溫和的法律的話,那種表面上的人道性也無非是一種很危險的不受懲罰的特權而已。然而我們在那裡面也發現有一些可貴的制度;確實,它們只不過是獻給統治階級的權利的,因此它們就更加侵犯了人權;但是它們至少保留了我們某些微弱的權利觀念,並且有朝一日會成為使人重新認識人權並重新建立人權的嚮導的。    
  〔這類立法表現出兩種獨特的做法,它們都是國家的幼稚狀態和粗野世紀的愚昧狀態的特徵。]    
  〔一個罪人可以用法律所規定的一筆錢為自己贖刑,而法律則是根據人們的身份或出生來評估人們的生命的。罪行並不被看成是對公民的安全或權利的侵犯,是害怕受刑就可加以防止的;倒不如說罪行被看成是對於某個個人的冒犯,此人本身或他的家庭是有復仇權的,但法律已為此給他們提供了一種更為有效的補償。人們對於可以用來確定事實真相的證據,很少有什麼觀念;以致於人們發現更為簡單的倒是,每一次需要區別犯罪與無辜的時候,就向上天去要求奇跡;而一樁迷信證據的成功或一次決鬥的命運,就被看作是發現真理和認識真理的最可靠的辦法。]    
  〔在那些混淆了獨立和自由的人們中間,哪怕是只統治著一小塊領土的人們之間的爭端,也會蛻化成為私人戰爭;而這類從區到區、從鄉到鄉都在進行著的戰爭,習慣性地會把各個地方的全部領土都付與各式各樣的恐怖,——而在大規模的侵略中那至少還只是暫時性的,並且在一般的戰爭中也只是蹂躪邊境而已。]    
  〔每一次當暴政極力要使人民群眾屈服於它那一小部分人的意志之下時,它在自己的手法中都要利用受害者的偏見和愚昧;它力求以少數人力量的集結與活躍來彌補看來是不可能不屬於大多數人的真正力量的優勢。但是他們希望的最終目標——那是他們很少能夠達到的——乃是要在主人和奴隸之間確立一種實實在在的區別,那在某種意義上乃是要把自然本身也轉化為政治不平等的同謀犯。]    
  〔這就是遙遠的時代東方祭司們的技術,我們看到他們同時是國王、大祭司、法官、天文學家、土地測量家、藝術家和醫生集於一身。但是他們對知識能力的壟斷性的佔有,都是從我們軟弱的祖先們的那些粗鄙的暴君由於他們的制度和他們的好戰習慣而獲得的。他們穿著刺不透的甲冑,一味騎在也像他們自己一樣地無懈可擊的馬上作戰;除非是經過長期而艱苦的訓練,是不可能獲得必要的力量和敏捷來裝備和駕馭他們的馬匹並維持和使用他們的武器的;所以他們就可以不受懲罰而壓迫別人、不冒危險而屠殺人民,人民卻沒有錢財足以取得這些昂貴的盔甲,而他們的青年被有用的勞動耗盡了精力,也無法獻身於軍事訓練。]    
  〔於是,少數人的暴政就由於使用這種作戰方式而獲得了力量上的真正優勢,這就足以防止一切抵抗的念頭並且長期以來甚至於使得鋌而走險全都歸於無效;於是自然的平等,就在人為的物理力量的不平等的面前銷聲匿跡了。]    
  惟有教士們才能夠教誨道德,其中包括有任何教派都不會不承認的普遍原則;但是它也創造了一大堆純屬宗教的義務和純屬想像的罪惡。這些義務要比自然的義務來得更加強有力;而與此無關的、合法的、往往甚至是有德的行為,卻比真正的罪行要受到更為嚴厲的譴責和處罰。然而,片刻的悔罪,被一個教士的赦免所認可之後,就向惡人打開了天堂;而向貪婪心獻媚的捐獻和向教會的虛驕諂媚的某些行為,就足以解脫充滿了罪惡的一生。人們甚至走到了給免罪制定了一套價目表的地步。在這些罪行中就精心地包括有從最無辜的愛情軟弱性和一些單純的願望,直到精緻的享受和最墮落的驕奢淫逸。他們懂得幾乎沒有人能逃過這種檢查;而這就構成教會最有出息的一宗生意。他們想像甚至在地獄裡也有一定的期限,教士們是有權加以縮短的,甚至於還可以減免;於是他們就推銷這種恩惠,首先是向活人,後來就向死者的親友。他們出售天上的一塊土地,以換取地上同等的一塊土地;而且他們還謙虛得並不要求換回來。    
  這些不幸期間的風尚,確實是配得上如此之深刻腐化了的一種制度的。    
  這個制度的進步就是:僧侶們時而發明出古代的奇跡,時而炮製出新的奇跡,他們以神話和靈驗來培育人民的愚昧元知,他們欺騙人民為的是敗壞人民;教會的博士們用盡了他們所有的想像力來豐富他們對某些新的荒誕不經說法的信仰,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豐富了他們從前人那裡所接受過來的種種荒誕不經;教士們強迫諸侯們把那些敢於懷疑他們任何一項教條或揭穿他們的欺騙或憤恨他們的罪行的人以及那些片刻拋棄了盲目服從的人統統燒死;最後甚至還有那些神學家本身,——當他們競允許自己夢想到與教會的最有威信的領袖們不同的時候。……在那個時代,這就是歐洲西部的風尚所能向人類史表貢獻的惟一特徵。    
  在統一於一個惟一的專制君主之下的東方,我們看到衰落是更為緩慢地隨著帝國的式微而來到的;每一個世紀的愚昧和腐化都在某種程度上勝過前一個世紀的愚昧和腐化;同時財富減少了,邊境在朝著都城收縮,革命更加頻繁了,而暴政也就更加卑怯而且更加殘酷。    
  在追溯這種帝國的歷史,在閱讀每個時代所寫的書籍時,這種符合一致都會躍入最缺乏訓練和最粗心大意的眼簾之中。    
  在東方,人們首先是投身於神學的爭論;它們在歷史上佔有更大的一個部分,並首先是影響到政治事件;這裡的夢囈顯示出一種為羨嫉的西方尚未能達到的精緻程度。這裡的宗教不寬容是同樣壓迫性的,但不那麼凶暴。    
  然而福蒂烏斯的著作卻說明,對理性研究的興趣井沒有完全熄滅。有些皇帝、諸侯、乃至公主,其榮譽絕不僅限於以神學爭論奪人耳目,而是降尊紆貴地去培植文藝。    
  羅馬的立法只是慢慢地在改變,那是由於貪婪和暴政在強迫皇帝或者是迷信抓住了他們的弱點而摻入了壞法律的結果。希臘語喪失了它那純潔性和它的特色;然而它仍然保存著它的豐滿、它的形式和它的語法;君士但丁堡的居民也還能閱讀荷馬和索福克裡斯、修昔底德和柏拉圖。安第米烏斯闡明了阿基米德反光鏡的構造,普羅克魯斯就用它來成功地防衛了都城。當帝國滅亡時,君士但丁堡還保留有一些人,他們逃亡到意大利,他們的學問是有助於意大利的知識的進步的。所以在這同一個時代,東方還沒有達到野蠻的最終一步;但是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表現出復興的希望。東方成了野蠻人的俘虜;那些微弱的餘燼消失了;希臘古代的天才仍然有待於一個解放者。    
  在亞洲的另一端。在非洲的邊緣卻有一個民族,他們由於自己的位置和他們的勇氣,得以逃脫了波斯人的、亞歷山大的和羅馬人的征服。這些為數眾多的部落,有些是靠農業為生的,另有些則保留著遊牧生活;他們都從事商業,有的還從事搶劫。由同一個來源、由同一種語言並由某些宗教習慣結合在一起,他們便形成了一個偉大的民族;然而其間並沒有任何政治聯繫把各個不同的部分聯合起來。突然之間,他們裡面崛起了一個富有熾熱的激情和深遠的謀略的人,他天生具有詩人的才能和戰士的才能。他設計出一個大膽的規劃,要把阿拉伯各部落結合成一個單獨的整體,並且他有勇氣執行這個規劃。為了給一個至今從未曾馴服過的民族推出一個領袖,他就由在古代宗教崇拜的殘餘之上建立起一種更純潔的宗教而開始。立法家、先知、祭司長、法官、統帥,——所有這些征服人的方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懂得巧妙地而又威嚴地運用它們。    
  他講過一大堆據他說是從天上得來的神話;可是他打了勝仗。他的光陰都分配給了祈禱和愛的歡樂。在享有二十年的無限權力之後——這是史無前例的——他宣佈,如果他曾犯下過什麼不公正,他準備進行賠償。所有的人都沉默,惟獨有一個婦女敢於要求一小筆錢。他死去了,而他所傳染給他的人民的那種激情,卻是要改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面貌的。    
  阿拉伯人的風尚具有一種崇高和溫和;他們愛好並且培養詩歌;並且當他們統治了亞洲最美好的地區之後,當時間已經平息了宗教狂熱的激盪之後,對文藝和科學的愛好就摻入到他們對傳播信仰的熱誠裡面來並緩解了他們征服的熱望。    
  他們研究亞里士多德,翻譯了他的著作。他們培育了天文學、光學、醫學的各個部門,並以某些新的真理豐富了這些科學。我們都是由於他們才普及了代數學的應用,而在希臘人那是只限於某一類的問題的。如果說對點金術和長生液的那種虛幻無稽的研究玷污了他們化學方面的工作的話,那麼他們卻是直迄當時為止一直是和藥物學或與工藝製作的研究混淆在一起的化學那門科學的復興者、或者不如說是它的創立者。正是在他們那裡,化學才第一次呈現為把物體分析成使人可以認識的元素,呈現為它們的結合的、以及這些結合所遵從的規律的理論。    
  在阿拉伯人那裡科學是自由的,而阿拉伯人正是有負於這種自由才能夠復活希臘天才們的某些火花;然而他們卻屈服於一種被宗教所神聖化了的專制主義之下。因此,這種光明並沒有閃灼多久,就讓位給了最濃厚的黑暗;並且阿拉伯人的工作是會被人類喪失的,假如他們不曾有助於準備好那場更為持久的復興的話,而那是西方將要貢獻給我們的這份史表的。    
  〔因而我們就第二次看到,天才被委之於已經啟蒙了的民族;並且還是在暴政和迷信的面前,它又被迫銷聲匿跡了。天才誕生於希臘,依傍著自由,但它既不能阻止它的衰亡,也不能保衛理性反對已經被奴隸制所敗壞了的那些民族的偏見。天才誕生於阿拉伯人中間,是在專制主義的懷抱裡、並且幾乎是在一種狂熱的宗教搖籃裡;但正如那個民族大度慷慨的性格一樣,它只不過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即自然界要嚴懲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賤和愚昧——之一幕過眼煙雲的例外而已。]    
  〔因而,這第二次的前例不應使我們畏懼將來;而僅只是告誡我們當代人絕不可忽視保全並擴大我們的知識,假如我們想要變得自由或保持自由的話;並且絕不可忽視維護自己的自由,假如我們不想喪失知識為我們所取得的好處的話。]    
  我要對阿拉伯人的業績的歷史,補充一下那個國家迅速興起和倏忽衰落的歷史。他們在君臨了從大西洋邊界到印度河畔之後,就被野蠻人驅逐出了大部分他們所征服的地區;而所保留下來其餘部分則只是呈現為一個墮落的民族到了奴役。腐化和悲慘的極端地步的一付醜惡的形象。他們仍然佔領著他們古代的祖國,在這裡保存著她的風尚、她的精神。她的特性,並且力圖重新獲得並保衛她那古代的獨立。    
  我要指出穆罕默德的宗教——它那教條是最簡單的,它那實踐是最少荒謬的,它那原則是最寬容的——是怎樣地彷彿把他的帝國所囊括的全部廣闊的大地都罰入了一種永恆的奴隸制、一種不可救藥的愚蠢之中;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最荒謬的迷信之下。在最野蠻的不寬容中間,卻閃耀著有科學和自由的天才。中國向我們提供了一付同樣的現象,儘管那種愚民政策的毒害的效果在那裡,其致命的程度要小一些。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七個時代    
   科學在西方的復興——從科學最初的進步下迄印刷術的發明     
  有許多原因都有助於逐步地使人類精神恢復那種能量,它似乎曾被如此之可恥而又如此之沉重的枷鎖永遠壓制下去了。    
  教士們的不寬容、他們之極力攫取政治權力、他們那醜惡的貪婪、他們風氣的敗壞(由於其偽善的面貌而格外令人反感),就會激起純潔的靈魂、健全的精神和勇敢的性格起來反抗他們。對他們的教條、他們的準則、他們的行為與同樣的那些福音書——福音書是他們的學說與他們的道德的最初基礎,而且是他們不可能向人民全然蒙蔽起來的知識,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使得人們感到震驚。    
  因而對教士們就掀起了各種強烈的反抗呼聲。在法國南部,有些省分整個地聯合了起來,要求採用一種更簡單的學說、一種更純潔的基督教,人在其中僅只服從神明,並按照自身的光明來判斷什麼東西才配得上聖書的神明啟示。    
  狂熱的大軍在雄心勃勃的領袖們的領導之下,橫掃了這些省分。接著教廷使節和教士們便指揮他們的屠夫殺戮那些從兵士手下漏網的人。他們建立了僧侶的法庭,下令把凡是被懷疑還在傾聽自己理性的人都送上了火刑架。    
  然而,教士們卻無法阻止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悄悄地進步。在這些精神敢於表現自己的國度裡遭到鎮壓的時候,在不寬容的偽善不止一次地點燃了流血的戰爭的情況下,這些精神卻秘密地在另外的國土上繁衍著和傳播著。我們在所有的時代裡都會發現它們,直到它們借助於印刷術的發明而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把歐洲的一部分從羅馬教廷的羈軛之下解放出來的那個時辰。    
  〔甚至於還曾存在有這樣一個階級,他們超出一切迷信之上,使自己滿足於秘密地鄙視一切迷信,或者至多只是讓自己對它們順便流露出某些譏諷之情,卻又小心翼翼地給它們蒙上一層可尊敬的面紗而使之顯得格外刺眼。這種輕鬆愉快的格調,就為他們的放肆博得了恩准,它們小心謹慎地散佈在為了娛樂大人物和文入學士們而寫的作品之中的,但被人民所忽視,所以並未引起迫害者們的仇視。]    
  〔腓德烈第二被人懷疑是一個我們十八世紀的教士們一直稱之為的Philosophe    
  (哲學家)。教皇在所有國家的面前指控他把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宗教都當作是政治神話。人們認為《三個騙子》這部想像的故事是他的宰相比爾·維尼的作品。但是僅僅這個書名就宣告了有一種意見存在,——而那是考察這三種信仰的十分自然的結果。它們都由同一個根源所誕生,所以就只能是最古老的各民族對世界的普遍靈魂所進行的一種更為純潔的宗教崇拜之腐化的結果。]    
  〔我們(法國)寓言故事(fabliaux)的結集、薄伽丘的《十日談》,其特點都是充滿著那種思想自由的意向、那種鄙視偏見的意向和那種惡意而又秘密地要使之成為被嘲弄的題材的意向。]    
  〔因此,這個時代在那些對濫用最粗鄙的迷信的熱誠改革者的身旁,就還出現了我們那些寧靜的對一切迷信的鄙視者;而我們差不多可以把這些擁護理性的權利的朦朧要求和抗議的歷史,聯繫到亞歷山大學派晚期的哲學家們的歷史。]    
  〔在一個哲學上的改宗乃是十分危險的時代裡,我們將考察究竟有沒有形成過某些秘密會社,其目的在於延續、在於暗暗地而又沒有危險地在某些信徒中間傳播少數簡單的真理,作為反對統治者的偏見的一付可靠防腐劑。〕    
  〔我們將探討,在這些秘密會社之中究竟應否列入那個有名的教派——教皇們和國王們曾經那麼卑鄙地共同策劃著反對它,並且那麼野蠻地摧殘了它。]    
  教士們不能不讀書,或者是為了保護自己,或者是為了用某些借口來掩飾自己對世俗權力的篡奪並使自己編造虛構事物的本領更為完善。而另一方面,國王們為了更加方便地支持那種以根據權威與先例為借口的戰爭,就借重於目的在於造就法學家的那些學校,國王們需要用法學家來反對教士。    
  在教士團體與政府之間的、在每個國家的教士團體與整個教會的領袖之間的爭執中,那些具有更正直的精神、更誠懇和更高尚的性格的人,就在為著俗人的事業而反對教士的事業、為著民族的教土團體的事業而反對外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們抨擊那些濫用權力和篡奪權力,他們力圖揭穿它們的根源。這種堅韌性在我們今天看來只不過是奴隸式的怯懦而已;我們看到浪費那麼多的精力去證明簡單的良知就會懂得的東西,會感到可笑;然而這些真理在當時卻是嶄新的,往往決定著一個民族的命運:這些人以一種獨立的靈魂在追求著它們,他們以極大的勇氣在保衛它們;並且正是由於他們,人類的理性才開始想起了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自由。    
  在國王和領主之間所發生的爭端之中,國王們是用賦予特權或者是恢復某些人以人的天然權利來確保自己能得到大城市的支持的;他們謀求以身份解放的辦法來增多享受公共體的權利的人數,正是這些恢復了自由的人們才感到,通過研究法律。通過研究歷史而獲得一種機智利權威意見來幫助他們抗衡封建暴政的軍事力量是何等之重要。    
  皇帝與教皇的競爭妨礙了意大利統一於一個主人之下,這裡保存著有為數眾多的獨立社會。在小國家裡,人們就需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說服力,運用談判就像是使用軍隊一樣地司空見慣;而且既然那種政治戰爭是以見解的戰爭為原則的,既然意大利從來都未曾全然喪失過研究的興趣,所以她對歐洲就成為了啟蒙的一個發源地,儘管還很微弱,但她卻允諾了要迅速地增長。    
  最後,宗教的激情引導著西方人去征服據說是被基督之死及其奇跡所神聖化了的地方。在這場狂亂使得領主們衰弱和貧困化而有利於自由的同時,它也擴大了歐洲各民族與阿拉伯人的關係;阿拉伯人與西班牙的基督教徒的混合已經形成的聯繫,又被與比薩、與熱內亞、與威尼斯的貿易而得以鞏固。人們學習阿拉伯語,人們閱讀他們的著作,人們學會了他們一部分的發明;而且如果說人們根本沒有超出阿拉伯人所留下來的科學的水平之上的話,人們至少是有雄心壯志和要和他們媲美。    
  〔這種為了迷信而發動的戰爭,轉而有助於摧毀迷信。有許多種宗教並存的景象,終於在有良知的人們的身上激起了他們對於反抗邪惡或人類的情慾是同樣地無能為力的各種信仰,變得同樣地漠不關心;激起了他們對那些宗派信徒對於互相矛盾的見解之同樣真誠的、同樣固執己見的迷戀,同樣地加以鄙視。]    
  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共和國,其中有一些是模仿希臘共和國的形式,而另一些則力圖調和臣服民族的奴役狀態和主人民族的民主的自由和平等。在北方,德國的某些城市獲得了幾乎完全的獨立,並以他們自己的法律進行治理。在瑞士的某些部分,人民已經打碎了封建制的枷鎖以及皇權的枷鎖。在幾乎所有的大國裡,我們都看到誕生了不完備的憲法,其中稅收權和制訂新法律之權有時候是在國王、貴族、教士和人民之間劃分,有時候則是在國王、公侯與公社之間劃分;那裡的人民沒有脫離屈辱狀態,但至少有了一個免遭壓迫的蔽護所;在那裡,真正構成國家的人號稱有權保衛自己的利益,並有權被那些規定著他們命運的人所理解。在英國,有一部被國王和顯貴們莊嚴宣誓的著名法案保障了公候的權利和平民的某些權利。    
  其他的民族、省分、甚至於城市,也都贏得了類似的憲章,但不那麼有名,維護得也不那麼好。它們就是權利宣言——今天己被所有啟蒙了的人都認為是自由的基礎——的起源;而這種觀念是古人所從不曾想像過、也不可能想像的;因為家庭奴隸制糟踏了他們的憲法,因為在他們那裡,公民權是世襲的或是由志願的撫養關係所賜與的,因為他們並沒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認識那些權利乃是人類所固有的。並且是完全平等地屬於每一個人的。    
  〔在法國、在英國、在某些其他的大國,人民看來是想要保持自己真正的權利的;但是他們更多地卻是被壓迫感所蒙蔽而不是被理性所啟蒙;而他們努力的唯一結果便是由更野蠻的復仇所補充的暴力,和繼之以災難更大的掠奪。]    
  [    
  然而,在英國人那裡,改革者威克裡夫的原則已經成為他的某些弟子們所領導的運動的主題之一,它預告了後來在更為啟蒙的世紀裡,人民在其他改革家之下所要做出的更加連續不斷的和組織得更好的企圖。]    
  查土丁尼法典手稿的發現,復活了法學研究和立法研究,並使得法學不那麼野蠻,甚至於還使得不情願屈服於它的人民懂得從中得到好處。    
  比薩、熱內亞、佛羅倫薩、威尼斯、比利時的各城市和德國的一些自由城市的貿易,遍及地中海、波羅的海和歐洲大洋的海岸。他們的經紀人遠到埃及的各港口並到黑海的極端去尋覓勒凡特的珍貴商品。    
  政治、立法和公共經濟,還都不是科學;人們還根本沒有從事探索、鑽研和發揮它們的原則,但是人們已經在開始用經驗來闡釋它們,積累了由經驗可能導致的種種觀察;人們已經認識到利益使得他們感到有此需要。    
  起初,人們知道亞里士多德僅只是根據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譯;而在起初他的哲學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學校裡佔有了統治地位。它根本沒有帶來什麼知識,但它卻給了人以更多的準則性、更多的論證術的方法,而論證術卻是神學爭論的產物。這種經院哲學並不引導人去發現真理,它甚至也無助於討論並更好地評估證據;但是它卻使人的精神變得尖銳了:而且那種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種無休止地對觀念進行區分的需要、要把握其中稍縱即逝的翳影並以新的詞句來表達它們,——所有這些辦法都是用來在論戰中困惑敵人或是用來逃脫敵人的陷阱的,它們後來都成為我們進步之資源豐碩的那種哲學分析的最初起源。    
  〔我們有負於這些經院哲學家的是:我們對於最高存在者和他的屬性所能形成的觀念,對於最初因和被認為是由它在統治著的宇宙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對於精神和物質之間的區別,對於人們可能加之於「自由」一詞的種種不同意義,對於人們所理解的「創造」的意義,對於其中人類精神各種不同的運作以及人類精神對實際事物及其性質所形成的觀念加以分類,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方式,——對於這一切我們都有了更為精確的概念。]    
  但是同樣的這種方法,在學院裡卻只能是延遲自然科學的進步。某些解剖學的探索。某些蒙昧的化學工作,全都是用來要尋找一樁大傑作的;對幾何學和代數學的研究所達到的水平既沒有能懂得阿拉伯人所已經發現的一切,也沒有能理解古代的著作;最後,天文的觀察和測算僅只限於制訂和完善星圖,並且以一種荒唐可笑的占星學而糟踏了它;——以上就是這些科學所呈現的一份史表。然而,機械工藝已經開始接近於在亞洲保留了下來的完整狀態。蠶的培育已被引人歐洲南部的國度;風車和造紙廠已經建立起來了;測時技術已經超過了古代人和阿拉伯人所止步的界限。最後,還有兩件重要的發現在標誌著這同一個時代。磁針指向天上同一個點的這一性質是中國人已知道的,並且甚至被他們用於指導航海;這時它也在歐洲被人觀察到了。人們學會了使用羅盤,它的運用擴大了商業活動,改善了航海技術,給了人以後來使人知道了新世界的那種航海觀念,並使人放眼觀看他自己所在的整個地球的廣闊。有一位化學家把硝石與可燃物混在一起時,發現了那種火藥的秘密,它在戰爭藝術方面造成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儘管火器有著可怕的效果,但它們增大了戰鬥人員的距離從而使得戰爭的殺傷較少,戰士也較為不那麼凶暴。軍隊的遠征耗費更大了,而財富就可以平衡武力:即使是最好戰的國家也感到需要做好準備,需要有商業和工藝致富來保證自己作戰的手段。開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蠻國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大規模的征服以及隨之而來的革命,已經變得幾乎是不可能。    
  鐵盔鐵甲、幾乎是無懈可擊的騎術、使用長矛、長槍或刀劍,——這種貴族對平民所具有的優勢終於全都消逝了;而摧毀對人類的自由的和對他們的真正平等的最後這道障礙的,卻是由於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脅著要消滅整個人類的這樣一種發明。    
  在意大利,到了十四世紀,語言達到了幾乎是完美的地步。但丁永遠是高貴的、精確的而又生氣勃勃的;薄伽丘則具有優美、純樸和典雅。聰明而善感的佩脫拉克是決不會老的。在那個國土上,氣候的美好有似於希臘,人們閱讀著古代的範本;人們力圖把它們的一些優點也帶到新的語言中來;人們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他們。某些嘗試已經使人希望藝術的天才們會被這些古代巨著的景象所喚醒、被這些沉默的而又雄辯的課程所教導,它們將要再度刷新人類的生活,並為人類準備好那些純潔的歡樂,——對它們的享受是人人平等的,並且會隨著它們之被人們所分享而在不斷增長。    
  歐洲的其餘部分還在遙遙尾隨著,但是對文藝和詩歌的興趣至少是已開始在修改著那些還是野蠻的語言了。    
  這些迫使人類精神脫離自己長期昏睡狀態的同樣原因,也在指導它們的努力方向。凡是相反的利益所強行激發的問題,理性並不可能被召請來做出決定:宗教遠不肯承認理性的權威,而是自命要降服理性並且自詡要屈辱理性;政治則把凡是被傳統觀念、被經常的習慣和古老的風俗所神聖化了的東西,都看作是正當的。    
  人們並不曾疑問過,人權是可以寫在自然這部書裡的,而要去請教別的什麼便是誤解人權或是侵犯人權了。人們是在聖書裡、在可敬的作者那裡、在教皇的聖諭裡、在國王的敕令裡、在風俗集成裡、在教會的編年史裡,尋找可以被允許得出他們結論來的那些準則和範例。並不發生一個原則是要就其本身來加以檢察的問題,問題只不過是要根據另一些條文來解釋、來討論。來推翻或者來加強人們原來所依賴的那些條文。人們之接受一個命題,並不是因為它是真的,而是因為它是寫在這樣一部書裡的,並且因為它是在這樣一個國度裡並且自從這樣一個世紀以來就一直被人承認的。    
  於是,人的權威就到處都取代了理性的權威。人們研究書籍遠甚於研究自然,人們研究的是古人的見解而不是宇宙間的現象。因此,人類精神的這種奴隸狀態——人們處於其中甚至於還沒有進行一次啟蒙性的批評的能力——在敗壞人們的學習方法這方面,就要比由於它的直接效果,更加有害於人類的進步。人們要達到古人的水平,那距離是如此遙遠,以致於企圖要糾正古人或超過古人還不是時候。    
  在這個時代,各種風尚仍然保持著它們的腐化和它們的殘暴;宗教的不寬容甚至於更加活躍了;而國內的紛爭、一大群小諸侯們永遠不斷的戰爭,就代替了蠻族的入侵以及更為悲慘的私人戰爭的災難。的確,雲遊歌手和行吟詩人的溫馨、騎士任俠的制度都在宣揚著慷慨和真誠,都在立誓要維護宗教和保衛被壓迫者以及為婦女服務,這些看來應該是給予風尚以更多的溫柔、禮貌和高尚的。然而,這一變化只限於宮廷和堡壘之內而並沒有達到人民群眾。它只在貴族中間造就了多一點的平等,在他們相互關係之間少一點陰謀和殘酷;但是他們對人民的鄙視、他們暴政的暴力、他們掠奪的肆無忌憚,卻依然如故;而那些同等地受到壓迫的國家則仍然是同等地愚昧、野蠻和腐敗。    
  這種詩情的與尚武的溫馨、這種騎士風格——這大部分有負於阿拉伯人,他們天性的慷慨在西班牙曾長期抵禦了迷信和專制主義——毫無疑問是有用的;它們散佈下了人道的種子,一到了更順利的時刻必能開花結果;並且正是這一時代的普遍性格,就為人類精神準備好了由印刷術的發明所帶來的那場革命,而且準備好了後來的世紀將會堆滿如此之豐饒富足的收穫的那片大地。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八個時代    
   從印刷術的發明——下迄科學與哲學掙脫了權威的束縛的時期     
  凡是沒有思考過無論是在科學真理的、還是在工藝方法的發現中人類精神的進程的人,都會驚訝何以有如此漫長的一段時間分隔開了雕版印刷術的知識和活字印刷術的發現。    
  毫無疑問,有些版刻家曾有過要應用他們的技術的想法;但是他們卻被實行起來的困難(而不是被成功的便利)所嚇倒了;而且更幸運的倒是,人們並不曾疑問過它那全部的領域;因為教士們和國王們會聯合起來,從它一誕生起就扼殺這個將會戳穿他們並推翻他們寶座的敵人。    
  印刷術無限地(而且花費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數。從此,凡是懂得閱讀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書並按照自己的興趣和需要得到書;而且這種讀書的便利又擴大並且傳播了進行教育的願望和手段。    
  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傳播著,不僅是各種事實和發現獲得了更廣泛的公開性,而且它們還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而獲得的。知識變成了一種積極的、普遍的交流的對象。    
  人們曾不得不尋求各種手稿,正如我們今天尋求珍本著作那樣。已往僅只是被某些個人所閱讀的東西,這時已經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閱讀了,並且幾乎是在同時觸及到每一個懂得那同一種語言的人。    
  人們懂得了向分佈在四方的各個國家講話的辦法。人們看到有一種新的論壇成立了,其中交流著雖不很活躍、但卻更加深沉的各種印象,其中人們對感情所施加的暴政統治較少,由此理性就獲得一種更為可靠和更為持久的力量;其中全部的優勢都是有利於真理的,因為它那藝術是唯有在喪失了誘惑別人的辦法時,才獲得了啟蒙別人的辦法。它所形成的公共意見,是由於共同享有這種意見的人數之多才有力量的,也是因為決定它的動機是同時涉及到每一個人(哪怕是距離最遙遠的人)的精神而生氣蓬勃的。於是,我們就看到建立起一座獨立於一切人間勢力之外的法庭,它擁護理性和正義,人們很難向它隱藏什麼,而且也不可能躲避它。    
  新的方法、在應該導致一種新發現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驟的歷史、為它做準備的那些勞動、可能做出這種想法的或者是僅只激起人們願望去追求這種想法的各種觀點,——這一切都會很迅速地傳播開來,向每一個人提供一整套所有的人的努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方法;並且由於這些相互的支持,天才就彷彿具有了不止於成倍增長的力量。    
  每種新的錯誤從其一誕生就受到駁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傳播之前就遭到打擊,它根本就沒有時間能在人類的精神之中生根。從幼年時起在某種程度上就被接受並被認同為每個個人的理性的那些錯誤,以及恐懼或者希望使之對於脆弱的靈魂成為了可愛的東西的那些錯誤,現在都被如下的這一點所一筆勾銷了:即,要禁止對它們加以討論、要掩飾它們是可以被駁斥和被摒棄的、要反對真理——真理從一個結果到另一個結果,終於會使人認識謬誤——的進步,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正是由於印刷術,人們便有可能傳播涉及到當前局勢或流行意見的種種著作;因此,在任何一個地點所討論的每一個問題,都會引起講同一種語言的人的普遍關注。    
  不求助於這種藝術,人們又怎麼能夠成倍地增加那些針對著每一個階級的人和針對著每種不同教育程度的書籍呢?唯有長時期的討論才能夠對各種疑難問題帶來確鑿的知識,並在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上確切肯定那些過分抽像、過分微妙、過分遠離人民的偏見或學者們的共同意見的真理,而不致於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誤解;純基礎性的書籍、字典和仔細收集有大量事實、觀察和經驗的那些著作,其中展現了一切的證明,討論了一切的疑問;那些珍貴的集成所收羅的,或是人們對某一個特殊的科學部門所曾觀察的、寫過的或思想過的一切東西,或是同一個國度所有學者們每個年度勞動的成果;那些各種各樣的圖表之中,有些是把人類精神非經歷艱辛的勞動就無從掌握的成果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另有一些則可隨我們的意而展示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實、觀察、數字、公式和事物,而最後還有一些則是以方便的形式、以有規則的秩序提供了天才們可以從中得出新的真理來的資料;——所有這些能使人類精神的進程更加迅速、更加確實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術的恩賜。    
  當我們來分析民族語言之取代了各個國度的學者在科學上使用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那種共同語言的作用時,我們還將再次指明這一點。    
  最後,印刷術不是把對人民的教育從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鎖之下解放出來了嗎?這一種或那一種的專制主義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學校;專制主義枉然想要嚴酷的體制永恆不變地固定下來以規定以哪些錯誤去污染人類的精神,哪些真理是應該下令予以保存的;專制主義枉然嚴命那些從事於對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對青年在哲學或科學方面的教育的講席,除了有利於這種雙重暴政的學說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傳播;——但是印刷術卻仍然能夠散佈出一道獨立而純潔的光明。每個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從書上接受到那種教育,他們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蝕的;只要還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業在那裡可以發行它的印張,這就夠了。有那麼大量的不同書籍、同一部書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們頃刻之間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長,——人們又怎麼可能充分確鑿地封閉起真理得以被引進來的所有門戶呢?當只不過是要毀掉一部手稿的幾個抄本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消滅它的時候;當禁止一種真理、一種意見過了若干年之後就足以把它浸沒在永遠的忘卻之中的時候,——即使在那時候也都是很困難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卻是保持永無休止的、不斷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躍,那豈不是就變得不可能了嗎?即使假設人們能拋棄那些十分明顯是直接傷害了異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們又怎麼可能防止深入和傳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覺地在做著準備、並且有朝一日會把人們帶到真理那裡去呢?人們能否不被迫摘掉虛偽的面具,就做到這一點?——而虛偽的滅亡幾乎也正像真理之對錯誤的勢力是同樣地致命的。我們也將看到理性會戰勝這類徒勞無益的努力;我們將在那種總是重新出現而且往往是殘酷的戰爭之中,看到理性會戰勝暴力和欺詐,會藐視屠夫們並抵抗誘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將會逐一地粉碎那種宗教虛偽——它要求人們對其宗教教條真心誠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種政治虛偽,它卑躬屈節地勸誘人們和平地忍受對它有利的那些錯誤,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話)在其中也會有助於他們使自己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印刷術的發明幾乎恰好與其他兩件大事的時間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對人類精神的進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對全人類命運的影響則只要人類存在就不會終結。    
  我說的是土耳其人之攻佔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開闢歐洲與亞洲和非洲東部的直接航線的發現。    
  希臘文人逃避韃靼人的統治,都到意大利來尋求避難。他們以他們原來的文字教人閱讀古希臘的詩人、演說家、歷史家、哲學家和學者;他們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手稿,隨後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們的各種版本。人們不再把自己局限於崇拜公認的被人稱之為是亞里士多德學說的東西,人們在他本人的著作裡面去尋求它真正都是些什麼,人們敢於評判它並且反駁它;人們用柏拉圖來反對亞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權選擇一個主人,這就已經是開始擺脫羈絆了。    
  講授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狄奧芳圖斯、希波克拉底、甚至於亞里士多德的動物學和物理學的書籍,就復活了幾何學和物理學方面的天才;而哲學家們反基督教的種種意見則喚醒了幾乎是熄滅了的古代對人類理性的權利的觀念。    
  大無畏的人們被愛光榮和對新發現的熱情所引導著,推廣了歐洲的宇宙邊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並開闢了未知的土地。達.伽馬以不知疲倦的堅忍力在沿著漫長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後,深入到印度;而哥倫布投身於大西洋的波濤,到達了那個橫亙歐洲西部與亞洲東部之間的迄未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說這種情操——它那動盪不息的活動一直囊括一切的對象——預示了人類種種偉大的進步的話,如果說一種高尚的好奇心激動了航海的英雄們的話;那麼一種卑鄙而殘酷的貪婪心、一種愚蠢而凶殘的狂想,就引導國王們和盜匪們要從他們的勞動之中坐享漁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們,根本就不被當作人看待,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種偏見對於暴君們的腐蝕更有甚於對於受害者們,它扼殺了任何一種內疚之情,使這些從歐洲內部嘔吐出來的野蠻而貪婪的人們肆無忌憚地縱情於他們對金錢和流血的無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萬人的骸骨,佈滿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帶來了他們的貪婪、他們的迷信和他們的恐怖的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們陳屍在這裡直到一切世紀的終了,在抗議著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種學說:而今天,那在我們中間也還有它的護教者呢。    
  只是到了這個時代,人們才有可能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個國度中由於自然原因或社會制度的長期影響而被改造了的人種,才有可能觀察各種溫度和各種氣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產。因而,這些物產向人們所提供的各種資源還遠遠不曾枯竭,它那廣闊的領域甚至還遠遠無從設想,——所有對這些事物的知識都能為科學增添新的真理並掃除被人相信的錯誤;商業活動給工業、給航海,並且由於一種必然的鏈索關係,也給所有的科學以及所有的藝術,都裝上了新翅膀,這種活動也賦予了自由國家以抵抗暴君、賦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們的枷鎖(至少是擺脫封建制度的枷鎖)的力量:這些發現的幸運的後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歐洲放棄了她那種壓迫別人而又可鄙的壟斷性的商業體系的時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種不同氣候之下的人們由於自然的願望都是平等的並且都是兄弟,而絕不是天生來就是為了要餵養某些特權民族的虛驕和貪慾的時刻,惟有當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後,還要號召所有的人都來共享她的獨立、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識的時刻;——惟有到了那個時刻,這些好處才能夠補償它們為人道所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我們仍然必須追問,這場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學進步的可敬的成果,還是它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那樣,只不過是民族猜忌與過分的暴政之可恥的後果而已。    
  直迄這個時代,教士階級的橫暴一直都沒有受到懲罰。備受壓迫的人道以及備受侮辱的理性的種種抗議,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殺了。支配著這些抗議的那種精神並沒有熄滅,但是對恐怖的沉默卻鼓動了新的醜事。終於,讓僧侶們在酒館中、在公共場所中推銷贖罪券的醜事,就造成了一場新的爆發。路德一隻手擎著聖書,另一隻手則揭示教皇已經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與銷售免罪券的權利;教皇長期以來對與他平等的主教們施行了肆無忌憚的專制主義,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後晚餐,已經在彌撒的名義之下變成了一種巫術活動和一種商品;教士們已淪於無法挽救的獨身狀態的腐化之中;這種野蠻而醜惡的法律擴及到那些僧侶們和修女們,他們的教權野心已經淹沒並且玷污了教會;俗人的種種秘密都通過懺悔而被貢獻給了教士們的陰謀和情慾;最後,在那些對麵包、對人、對聖骨或對聖像的奢靡無度的崇拜中,就連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驚訝不已的人民宣佈,這些顛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墮落和恥辱;他並且宣佈,要忠誠於耶穌基督的宗教,就必須是從拋棄這些教士們的宗教而開始。他同等地運用了辯論術和學術研究作為武器,用同樣有力的譏諷作為投槍。他同時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寫作。這已經不再是阿爾比派或冉·胡斯的時代了,那些人的學說在他們自己教會的界限之外便不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傷。而新使徒們的德文書籍,卻同時深入到帝國所有的村落;而他們的拉丁文書籍,則把歐洲從迷信把它投入進去的那場可恥的迷夢之中挽救了出來。自己的理性雖已預見到了這些改革者但恐懼卻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雖受到了一種秘密懷疑的激動但甚至於對於自己的良心也戰慄得不敢加以承認的那些人、那些更為單純而從不知道整個神學荒誕的領域的人、那些從不曾反思過這類反對意見的人,——他們都驚訝地獲知,他們必須要在不同的意見之間作出抉擇;所有的人都如饑似渴地投身於這些討論之中,他們看到了,他們世俗的利益和他們未來的真福全都有繫於此。    
  整個基督教的歐洲,從瑞典到意大利、從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間就被新學說的信徒們所佈滿了,而且這場改革本來是會使得居住在歐洲的各個民族都擺脫羅馬的羈軛的,假如不是某些諸侯的錯誤政策又抬出了已經是太經常地壓在君主們頭上的那同一根神聖的權杖的話。    
  當時他們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們的繼承者們今天還沒有加以拋棄——乃是為了獲得新的國土而毀滅自己的國家,要以領土的廣闊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數目來衡量自己的權力。    
  因而,一心在爭奪意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蘭西斯第一兩人,就都為了照顧教皇的利益而犧牲了本來應該對本國進行改革所可以帶來的利益。    
  這位皇帝看到歐洲的諸侯們都贊成那些可以擴大自己權力和自己財富的宗教見解,便自封為古老的濫用權力的保護人,希望著一場宗教戰爭會給他以一場侵佔他們的國家和摧毀他們獨立性的機會。法蘭西斯則想像著,燒死新教徒但保護他們在德國的領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誼而又不致於失掉有用的盟友。    
  但這還不是他們唯一的動機;專制主義也有它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就喚醒了國王們:人們一旦使宗教的偏見受到理性的檢查之後,馬上就會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見上去;他們明白了教皇的篡權之後,終於也要弄明白國王們的篡權;而對王權是如此之有利的對於教會濫用權力的改革,就會導致對於王權所賴以建立的種種更為壓迫人的濫用權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個大國的國王都不曾自願地垂青於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門的打擊,卻繼續迫害改革派;愛德華和伊麗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權威,就不能不宣佈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國就建立了一套與之極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顛的新教國君們每當天主教會不以王冠的謀篡者的罪名來威脅他們的時候,就總是偏袒天主教。    
  在瑞典、在丹麥,路德教義的確立在國王們的眼裡,只不過是為了確保驅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們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種必要的防範措施罷了;而且我們已經在那個由一位哲學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魯士君主國裡,看到了他的繼承者掩飾不住要秘密地傾向於那種對國王們是如此之可愛的宗教。    
  宗教的不寬容對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發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寬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個改革教派儘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門,卻又聯合一致反對反三位一體論者;反三位一體論者則更加一貫得多,他們要使所有的教條都同等地不說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種講道理的批判的檢驗,他們並不想要自己有義務擺脫某些荒謬,只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樣反叛性質的那些荒謬。    
  這種不寬容也為教皇主義的事業而服務。長期以來在歐洲、特別是在意大利,就有這樣一類人,他們摒絕一切迷信,對一切崇拜都漠不關心而僅只服從理性,他們把宗教看作是人類的發明;他們儘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謹慎和策略卻要求他們表現出尊敬。    
  後來,人們把勇氣推進得更遠了;當人們在學院裡運用被誤解了的亞里士多德哲學來使神學玄奧的技術完善化,並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謬的東西顯得十分之巧妙時,有些學者就力圖根據自己的真正的學說來建立一種對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毀滅性的體系;按照這種體系,人的靈魂不外是隨著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種能力,按照這種體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規律而外,他們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統治者。他們受到了柏拉圖主義者的駁斥,柏拉圖主義者的見解接近於後來人們所稱為的自然神論,而那在教會的正統看來,只能是更可怕的東西。    
  對酷刑的恐懼,很快就扼止了這種放肆的坦率。意大利和法蘭西沾染了爭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們的鮮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種類型的權威,惟有在反對理性這一點上,表現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須用一幅幕饅遮掩起來,瞞過暴君們的眼光,讓它自己只能被哲學家的眼光所看透。    
  於是人們就不得不把自己關進那種秘密學說的怯生生的根據地之中,那種秘密學說是從來也不曾中止過擁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別是在政府首腦中間以及在教會的首腦中間傳播著;到了宗教改革的時期,這些宗教的馬基雅維裡主義的原則就變成了諸侯們、大臣們和主教們的唯一信仰。這些見解甚至於腐蝕了哲學。實際上,這樣的一種體系又能期待有什麼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則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須依恃虛假的見解,啟蒙了的人就有權去欺騙人民,只要是他們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錯誤,並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們自身懂得如何從其中解放出來的那些枷鎖之中。    
  假如人類天賦的平等、他們權利的根本依據,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礎的話;那麼對一種公然以鄙視那種平等和那些權利為其準則之一的哲學,還能希望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這種哲學也曾做到過有助於理性的進步,它曾默默地準備了理性的統治;但是,只要它是獨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虛偽來代替狂熱,並且就只能是敗壞那些主宰國家命運的人們,哪怕是能把他們提高到超出偏見之上。    
  真正啟蒙了的哲學家們與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們把自己僅限於極端小心翼翼地來為人民解惑,而不允許自己把人民滯留在他們的錯誤之中;這些哲學家本來是會被引向擁護宗教改革的;然而由於發現到處都遇到同樣的不寬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們大多數人都不認為應該把自己捲入某種轉變的困境之中,假如轉變之後他們發現自己仍會受著同樣的束縛。既然他們始終不得不裝作是相信他們所摒棄的種種荒謬,所以他們就覺得,減少了一點點荒謬也並沒有很大的好處;他們甚至於害怕由於自己背棄宗教會給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願的虛偽面貌;而他們繼續依附於舊的宗教,卻又以他們的名望而加強了舊宗教的權威。    
  鼓動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種精神,並沒有導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種宗教在它自己所統治的國度裡,都僅只容許某些見解。然而由於這些不同的信仰之間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麼見解是不在歐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擊或者為人擁護的。此外,各種新的宗教團體也被迫放鬆了一點教義的嚴格性。它們不可能把探討的權利縮小在過分狹隘的界限之內而又沒有重大的矛盾,因為它們就是根據那種同樣的權利而確定自己分離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們拒絕給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話,它們卻同意使它那座監獄不再那麼狹隘了:枷鎖並沒有被打碎,但是它卻沒有那麼沉重了而是更放鬆了。終於,在某種宗教已不可能壓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國度裡,就確立了統治教派的高做所敢於稱之為寬容的那種東西,也就是說,某些人允許別人去相信他們的理性所接受的東西,去做他們的良心所吩咐他們要做的事,並對他們共同的上帝去做他們認為是最能使上帝高興的禮拜。到了這時,人們才能夠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來擁護各種已獲得了寬容的學說。    
  於是,我們就看到在歐洲產生了一種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對所有的人,而只是對基督徒;並且如果我們把法國除外,那麼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處有著這種自由。    
  但是那種不寬容就迫使人類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為人遺忘了的權利,或者說那些從來就未曾很好地為人理解過、也未曾為人所闡明過的權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憤於看到人民被國工們、迷信的奴隸們或教會的政客們一直壓迫到人民良心神龕的深處,終於竟敢要檢查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且向人民揭示了這一偉大的真理:即他們的自由乃是一項不可轉讓的財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護暴政的規定、任何可能把一個民族和一個家族無可更改地綁在一起的約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們的頭銜、他們的職務、他們的權力是什麼,都是人民的公務員而不是他們的主人;人民保留從他們那裡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權威的權力,無論是當他們濫用權威的時候,還是甚至當人民不再認為保留他們的權威對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時候;最後,人民還有懲治他們以及撤銷他們的權利。    
  阿爾圖修斯、郎蓋以及後來的尼德漢、哈林頓等人所大膽宣揚並生氣勃勃加以發揮的那些見解便是如此。    
  他們在向自己的時代致敬時,往往過分依賴文獻,依賴權威,依賴前例;於是我們便看到,他們的見解更多地是有負於他們精神的高尚和他們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種對社會秩序的真正原則的確切分析。    
  同時,另有一些更謹小慎微的哲學家們則讓自己滿足於在人民與君主之間建立一種權利與義務二者間的確切的相互關係、一種維持約定的平等責任。人們很可以廢黜或者懲處一個世襲的首長,但只能是在他破壞了那個神聖的契約的時候,而這一契約並不因此就不對他的家庭繼續存在了。這一學說拋棄了天賦權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為權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學家和神學家的支持;它更有利於當權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謀劃;它打擊的主要是被賦予了權力的人們而非權力本身。從而它幾乎普遍地被政論家們所遵循,並被採用作為革命和政治爭端的根據。    
  〔歷史向我們表明,在這個時代很少有朝著自由的真正進步,但在政府中卻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個民族中間則對自己的權利也有了一種更強烈的,尤其是更正當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編訂出來,它們看來往往更不像是環境的與心血來潮的飄忽不定的產物;它們是由學者們所制訂的,假如說它們還不是由哲學家們所制訂的話。]    
  激發了意大利各共和國、英國和法國的那些群眾運動和革命,當然要吸引哲學家們注意到政治這一部分的內容,其中包括觀察與預見憲法、法律政治體制對人民的自由、對繁榮、對國家的力量、對保存自己的獨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爾和霍布斯,就模仿著柏拉圖,要從某些普遍的原則中推導出一整套社會秩序的方案,並提出一種人們的實踐必然會不斷在趨近著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馬基雅維裡,就從深入地考察歷史事實之中尋找規律,人們按照這種規律就可以自詡能掌握未來。    
  〔經濟科學還不存在;君主們並不計算人口的數目而只計算兵士的數目;財政則只不過是掠奪人民而又不把他們推向造反的那種藝術而已;政府都不關心商業,除了是以徵稅來勒索它,以特權來妨害它,或者是爭奪對商業的壟斷權。]    
  歐洲各國所關心的乃是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們認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們感到有需要承認它們之間有某些規則,這些規則即使是獨立於條約之外,也會主宰著它們之間和平的關係;而另一些規則則即使是在戰爭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們可以緩解殘暴,減少洗劫並且至少是預防無益的禍害。    
  因而就有了一種國際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學;但不幸的是,人們並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們是各族獨立的人民所能承認的唯一權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習慣之中、在古人的意見之中,去尋找這些有關各個國家的法律,人們更關心的倒不是人權、對個人的正義,而是各個政府的野心、虛驕和貪慾。    
  因此在這個時代裡,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學家在追問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為的是要從中發現人性、人的責任的起源,規則和對它的認可。然而他們卻懂得使用經院哲學的全部玄妙,要對其合法性顯得不確定的各種行為來找出無辜由此而告終、罪惡則自此而開始的那條精確界限;要決定是哪種權威才在實踐上具有足以論證某種這類可疑的行為的必要份量;要時而是根據類型和品種,時而是按它們相應的重量來有系統地區分各類罪惡;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類罪惡,其中任何一條都足以得到永恆的天懲。    
  毫無疑義,有關道德的科學還不可能存在,因為教士們享有解釋它們和判斷它們的獨佔的特權。然而正是這些既可笑而又醜惡的玄妙,卻引導人們要去研究並且有助於他們去認識各種行為以及它們的動機的道德性的程度、義務的等級和限度、當它們看來互相衝突時人們所應該據之以做出抉擇的那些原則: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裡的粗糙的機器,往往會使他得以製造出來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機器來。    
  〔宗教改革由於取消了懺悔、贖罪、僧侶和教士獨身制,從而淨化了道德的原則,並且甚至於減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國家中的風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們免除了教會的贖罪制(它是對罪行的危險的鼓勵)和宗教的獨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壞者,因為它是家庭美德的敵人)。]    
  這個時代要比任何其他時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惡。它是宗教大屠殺的時代,是神聖的宗教戰爭的時代,是新大陸人口絕滅的時代。    
  〔這個時代看到了古代奴隸制的重建,但卻更野蠻、更充斥著違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業的貪慾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軀作交易,以欺詐、搶劫或謀害把他們買來之後,又把他們作為商品出售,把他們從一個半球運到另一個半球去獻身,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著漫長的、遲緩而殘酷的毀滅之苦。]    
  同時,虛偽便把屠夫和殺人犯佈滿了歐洲。狂熱主義這個魔鬼受到了創傷的刺痛後,似乎是加倍地凶殘,並急於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積成山,因為理性不久就會把他們從它的手中奪走的。然而我們終於看到出現了一些具有溫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們尊重並安撫了人道。歷史提供了它可以毫無愧色而加以宣佈的那些名字;純潔而堅定的靈魂、與卓越的才能相結合的偉大性格,就跨過這些背信棄義、腐化墮落和殘殺的場景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展現了出來,人類仍然在抗拒著觀照這幅圖景的哲學家,但是人類已不再侮辱哲學家了,而且還向他展示了未來不久的希望。    
  科學的前進是迅速而又輝煌的。代數學的語言已經普及了、簡化了、完善了,或者不如說,就只有在這個時候,它才真正地形成了。方程式的普遍理論的最初基礎,已經被提了出來,它們所做出的解答的性質被深化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答已經被人解決了。    
  對數的巧妙發明簡化了算學的運算,便利了所有對具體事物計算的應用,從而擴展了各個科學的領域;在這些科學裡對人們所努力要認識的具體真理的這類數字的應用,乃是以事實與一種假說或一種理論的結果相比較的方式之一,並且由於這種比較而達到發現自然界的規律。事實上,在數學中,方程運算的長度及其純實踐的複雜性都是有限度的;超出此外,時間甚至於精力就不可能達到了:如果沒有這些幸運的簡化方法的幫助,任何一項就都會標誌著這門科學本身的界限以及天才的努力所能解決的極限。    
  落體定律是伽裡略發現的,他懂得從其中推導出來等加速度運動的理論,而且計算出一個物體在真空中以一定的速度被拋出並受到沿著平行方向作用著的恆定力推動時所形成的曲線。    
  哥白尼復活了那個長期以來被人遺忘了的真正的宇宙體系;並且以視運動的理論推翻了那種體系中違反感官的一切東西;他以從那個體系中所得出的真運動的極端簡捷性來反對托勒密假說所要求的那種幾乎是荒唐的運動複雜性。行星的運動是更加為人理解了,開普勒的天才則發現了它們軌道的形狀和按這些軌道運行所依據的永恆定律。    
  伽裡略把新發現的、並由他所完善的望遠鏡應用於天文學,就為人們的眼光開闢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陽表面上所觀察到的黑子,使他認識到太陽的旋轉,他還確定了太陽旋轉的週期和定律。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發現了環繞著木星有四個衛星,它們循著巨大無比的軌道在伴隨著它。    
  他學會了以單擺的振動來準確地測定時間。    
  因而人們有負於伽裡略的乃是最早有關運動的數學理論,即運動並非同時既是均勻的而又是直線形的,還有有關自然界的力學定律的最初知識;人們有負於開普勒的乃是有關這些經驗定律之一的知識,這些定律的發現有著雙重的好處,既導致了對這些定律表達了其結果的力學定律的知識,又對那種知識補充了尚未容許人們獲得的許多東西。    
  空氣重量的發現和血液循環的發現,標誌著由伽裡略學派誕生的實驗物理學的進步和已有長足進展而且不能與醫藥學相分離的解剖學的進步。    
  博物學和化學(儘管還有其幻想式的想法及其謎語式的語言)、藥學和外科學,都以它們進步的迅速而令人驚訝不止;然而它們卻往往以其仍然保留著那種怪誕的偏見的景象而刺痛著我們。    
  〔我們不談蓋斯納和阿格裡柯拉的著作中包含著既有真正的知識又有同樣之多的各種科學的或流俗的錯誤的混合,它們都很少有什麼改變,我們只來看看巴裡西的貝納德,他既向我們表明了我們取得我們建築材料的採石場以及構成為群山的大量石塊都是由海洋動物的遺骸所形成的,那是古代大地變動的可靠證據;又向我們闡述了水是怎樣由於蒸發作用而由海上升起,再由於雨而回到地面上來,被粘土層所阻止,在高山上積成冰川,從而維持著泉水和江河的永恆的奔流;同時冉·雷伊則發現了空氣與金屬物質相結合的秘密,這是若干年以後推進了化學前沿的那些輝煌理論的最初萌芽。]    
  在意大利,史詩的、繪畫的、雕刻的藝術,達到了古人前所未知的完美境界。高乃依宣告了法國的戲劇藝術已經接近於達到更高的境界;因為假如說,對古代的熱忱或許很有道理,使人相信從曾經創造出了這些傑作的人們的天才之中可以看出有某種優越性的話,那麼以他們的著作來比較意大利的和法國的作品,理性就不能不看出藝術本身在近代人手裡所做出的真正進步。    
  意大利語這時已經完整地形成了;而其他民族的語言則每天都看到有某些自己古來的野蠻性在消失。    
  人們開始感到形而上學和文法學的用處;開始認識了從哲學上分析和解釋由字和詞的構成習慣所確定的各種規律或各種程序的方法。    
  我們看到在這個時代裡,理性與權威到處都在竟相爭奪自己的帝國,這場戰鬥準備了並預告了理性的凱旋。    
  正是這時候便產生了那種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學問真正有用。人們仍需要去認識古人所曾做出過的一切;但他們開始懂得,如果他們要崇拜古人,他們卻也有評判古人的權利。理性有時候要依靠權威,同時又是如此之經常地被用來反對權威;理性所欣賞的是:人們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價值,或是人們要求為理性做出犧牲的動機。凡是把權威當作自己意見的基礎、當作自己行為的嚮導的人,都感到要確保自己武器的力量,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擊之下並看到它們被粉碎,這一點對於自己是多麼重要。    
  對於科學、對於哲學、對於法理學以及差不多對於歷史學一無例外地都用拉丁文來寫作的習慣,一點一點地讓位給了使用各個國度的日常口語的習慣。而現在就是應該考察這一變化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有著什麼影響的時刻了,它使得各種科學更為通俗,然而對於學者們來說卻減少了追蹤其普遍進程的便利;它使得一部書在同一個國度裡被更多的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們所閱讀,而在整個歐洲卻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們所閱讀;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學拉丁文之苦,這些人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辦法獲得一種廣泛而深入的教育;然而它卻迫使學者們消耗更多的時間從事研讀更多的不同的語言。    
  我們將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為全歐洲通用的一種俗語的話,那麼在科學中保留以拉丁文書寫的習慣,對於那些鑽研科學的人來說,就只有一種暫時的用處;而存在著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同樣的一種科學的語言,同時每個國家的人民又都說著另一種不同的語言,這就會把人劃分為兩類,在人民中間把偏見和錯誤延續下去,這對於真正的平等。對於同等地使用同樣的理性、對於同等地認識必然的真理,就會設置下一道永恆的障礙;而且在這樣阻礙了人類整體的進步的同時,它就會終於也像在東方一樣地結束各門科學本身的進步。    
  長期以來只是在教堂之中和在修道院之中才有教育。    
  大學仍然是由教土們控制的。他們被迫向政府交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影響,但仍然完整地保留著對普通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影響,以及包括對各種日常職業的必要知識的和對各色人等的影響,而且它包辦了幼年時期和青年時期,它按照自己的意圖來塑造他們尚未定型的智力和柔弱未定型的靈魂。他們交還給世俗權力的,只是對法學、對醫學、對高深的科學教育、對文學、對各種學術語言的研究的指導權;這些學校為數甚少,而且人們只是把已經經過神學羈軛所塑造的人才送到那裡去。    
  在經歷了宗教改革的國度裡,教士們喪失了這種影響力。事實上,普通教育儘管要依賴政府,卻並未停止要受神學精神的指導;只不過它已經不再清一色地被托付給教會團體的分子罷了。它繼續以宗教的偏見在腐蝕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經不再使人的精神屈從於教會權威的羈軛;它仍然塑造狂熱的信徒、通靈者和詭辯家,但是它已經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隸們了。    
  然而教育處處都受到奴役,處處都腐蝕了群眾的精神,它以自己本國宗教偏見的重擔壓抑著所有的孩子們的理性,並以政治的偏見窒息著有志於更廣闊的教育的青年們的自由精神。    
  不只是每一個人都要留待自己去發現介乎他本人與真理之間的那座他本國的和他那時代的種種錯誤的、稠密而可怕的戰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使得這些錯誤的最危險的部分成為了他們自身的一部分。每個人在能夠清除別人的錯誤之前,就應該首先認識自己的錯誤;並且在與自然界為了反對發現真理而設下的種種困難進行鬥爭之前,有必要在某種意義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經給了人某些知識;但是要使它們有用,就必須淨化它們,使它們擺脫迷信和暴政給它們設置的那層迷霧。    
  我們將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礙、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哪些互相反對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響,是帶來了人類精神的進步的,我們將要看到,服從於理性的對象越是觸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時,這類進步就會越發緩慢;而普遍的哲學、形而上學——它們的真理直接打擊了所有的這些迷信,——在它們的進程之中,還要遭到比政治學更加頑固的阻滯,而政治學的完善化則只不過是威脅到國王的或貴族元老的權威而已;這一看法也同樣地可以適用於物理科學。    
  我們將要闡述其他可能由每種科學所觀察的對象的性質或是它們所運用的方法而產生的不平等狀態的根源。    
  我們對同一門科學在不同的國度裡都同樣可以觀察到的這一點,也是各種政治原因和各種自然原因所合成的效果。我們將要考察,在這些不同之中,哪些是屬於宗教的分歧、屬於政府的形式、屬於國家的財富和力量、屬於其特性、屬於其地理位置、屬於以之為舞台的那些歷史事件的;最後還有哪些是屬於在它的內部產生了某些非凡人物的那種偶然性的;他們的影響擴及於整個人類,但卻更加是生氣勃勃地作用於他們自己。    
  我們將要區分科學本身的進步(那只能是以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總量來衡量)和一個國家在某一門科學上的進步(衡量這種進步,一方面要看懂得其中那些最常見和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數,而另一方面則要看這些普遍為人所認識的真理的數目和性質)。    
  事實是我們已達到了文明的這樣一個時刻,這時人們得益於知識的並不只是由於他們接受了有知識的人們的服務,而且是因為他們懂得使之成為一份遺產,直接運用它們來保護自己以免錯誤,來預見或滿足自己的需要,來保護自己免於生活的災禍或者是以新的歡樂來減輕它們。    
  這個時代裡的真理的保衛者們所遭受的種種迫害的歷史,是決不可以忘卻的。我們將會看到,這些迫害從哲學的和政治學的真理一直擴展到醫藥學的、博物學的、物理學的和天文學的真理。在8世紀,有一位無知的教皇迫害了一個助祭教土,因為他曾主張地球是圓的而違反了修辭學家奧古斯丁的見解。在17世紀,另一位教皇的更為可恥的愚昧,竟把深信已經證明了地球的日運動和年運動的伽裡略交付給了異端裁判所的法官們。近代意大利所曾奉獻給科學的這位最偉大的天才,在年邁體衰的重擔之下,不得不為了避免折磨或監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導過人們更好地認識上帝的作品並以上帝用以統御宇宙的那些永恆規律的簡捷性來崇拜上帝。    
  然而神學家們的荒謬是如此之顯而易見,以致於他們向人類的尊嚴讓了步,容許人主張地球運動,只要那是作為一種假說,只要信仰並沒有受到任何污染。但是天文學家恰好做出了相反的事;他們相信地球的真正運動,井按照它那不動性的假說進行了計算。    
  有三位偉大的人物標誌著從這個時代過渡到繼之而來的時代:培根、伽裡略、笛卡爾。    
  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賦給我們可以窺探她的奧秘的那三種工具的真正方法,即觀察、實驗和計算。他要求側身於宇宙中間的哲學家們,首先要摒棄自己所曾接受的種種信仰、乃至於自己所曾形成的種種概念,以便在某種意義上為自己創造出一種新的理解,其中僅只容許有精確的觀念、嚴謹的概念和其準確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經過嚴格測定的那些真理。但是培根雖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學天才,卻並不具備科學的天才;而對這些發現真理的方法,他並沒有做出過任何示範,它們雖然受到哲學家們的稱讚,卻並沒有改變科學的行程。    
  伽裡略以有用的而又輝煌的發現豐富了科學,他以自己的範例教導人們以一種確切而豐富的方法去改善對自然規律的認識的手段,它絕不要求人們為了怕犯錯誤而犧牲成功的希望。他為科學奠定了最初的學派,在那裡研究科學決沒有為了偏見或為了權威的緣故而摻雜任何的迷信;在那裡人們以一種哲學的嚴肅性摒棄了除實驗與計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於數理科學時,他卻未能給人們的精神留下他們似乎是在期待著的那種行動。    
  這項榮譽就留給了笛卡爾這位聰明而勇敢的哲學家。他在科學上秉有一種偉大的天才,他做出了一種典範的教誡,制訂了發現和認識真理的方法。他展示了怎樣把它應用於發現折光定律和物體碰撞定律;另外還有一門新的數學分支,是要開拓數學的全部疆域的。    
  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擴大到人類智力的全部對像上:上帝、人、宇宙一一地成為他的思索的主題。如果說,在物理科學中,他的前進不如伽裡略的那麼確鑿,如果說他的哲學不如培根的那麼聰明;如果說人們可以責備他不曾充分學習到後者的教導和前者的範例,不信任自己的想像力,只根據經驗來盤問自然,只相信計算,只觀察宇宙而不是構造宇宙,只研究人而不是預測人;那麼笛卡爾那些錯誤的大膽,其本身便有助於人類的進步。他激發了人類的精神,那是他的對手們的智慧所未能喚醒的。他呼喚人們掙脫權威的羈軛,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認可的而外,絕不再承認任何東西;而且人們服從他,是因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們,他以他的熱忱引導了人們。    
  人類的精神還不曾自由,然而人類懂得了自己生來就是為了要自由的。凡是敢於堅持要保留對自由的枷鎖或者是力圖向人類加上新枷鎖的人,都不得不向人類證明,人類是應該保持或者應該接受這些枷鎖的;然而從這時起,人們就可以預見到,它們不久就將會被打碎的。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九個時代    
   從笛卡爾——下迄法蘭西共和國的形成     
  我們已經看到了人類理性由於文明的自然進步而在緩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糾纏住了它,從而在腐蝕它,專制主義則以恐懼和不幸的重擔在敗壞著並麻痺著人類的精神。    
  惟獨有一個民族逃脫了這種雙重的影響。在自由剛剛點燃了天才的火焰的那片幸運的土地上,人類的精神擺脫了自己嬰兒期的紐帶,便以堅定的步伐朝著真理前進。然而這場征服不久又帶回來了暴政,隨之而來的便是它那位忠實的伴侶:迷信;於是整個的人類就再度被投入了看來似乎會是永恆的黑暗之中。同時,曙光卻一點一點地重現出來;長期以來受蒙蔽的眼睛瞥見了它,但又閉了起來,慢慢地才對它習慣了,終於凝視著光明,於是天才就敢於在狂熱與野蠻曾經把它驅逐出去的這片大地之上重顯身手。    
  我們已經看到,理性揚棄了它那枷鎖,解開了其中的某一些鎖鏈,並不斷獲得新的力量在準備著和加快著自己獲得自由的時刻。    
  現在就有待我們去追蹤理性終於粉碎這些枷鎖的那個時代了,那時候理性雖然仍被迫受制於它們的殘餘,卻一點一點地從其中解脫出來;那時候它終於在自己的前進之中獲得了自由,就只不過受到了那些障礙的滯留,而那些障礙的重新出現在每一次新的進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是由我們智力構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說,那是我們發現真理的手段與真理抵抗我們努力的阻力兩者之間的性質所確立的一種關係。宗教的不寬容,曾經迫使比利時的七個省掙脫了西班牙的羈軛,並形成了一個聯邦共和國。都是由於它,才喚醒了英國的自由,英國被漫長的流血動亂弄得疲憊不堪,最後是在一部長期為哲學所稱道的憲法之中平息了下來,但此後卻淪於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虛偽來作為支撐。    
  最後,也還是由於教會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氣重新取得了自己權利的一部分。    
  然而在由於神學爭論而造成的這些運動中,法國、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亞卻看到了自己那種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    
  我們枉然在這些號稱是自由的國度裡,尋找那種並不侵犯任何天賦人權的自由;那種自由不但保全了對天賦人權的所有權,而且還保留了對它的使用權。我們在這裡所發現的乃是一種基於分配得並不平等的人為法(droit    
  po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個人居住在某個某個城市、他出生於某個某個階級、他擁有某些某些財富、他從事某種某種職業而多少與之相稱的特權;而對比一下各個不同的民族中間的這些荒誕區別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覆我們所能反對的那些人,他們仍然在維護那種自由的好處和必要性。    
  然而就在這些國度裡,法律卻保障個人的與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個人並不是他所應該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嚴也並沒有被貶低;至少某些這類的權利還是被人承認的;人們已經不再能說他是奴隸了;人們應該只是說,他還不知道怎樣真正成為自由。    
  在這些民族中,自由在這個時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損失,人民群眾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被限制在極其狹隘的範圍之內,以致於只要推翻他們呻吟於其下的那種幾乎是為所欲為的貴族制,就似乎不止於是補償了他們的損失而已。他已經喪失了公民那個頭銜,不平等使得那幾乎成了虛幻;然而人的資格卻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專制主義則把他從封建的壓迫之下解救出來,使他避免了那種屈辱狀態,——那種狀態隨著暴君的數量及其出現而不斷加以重複著的感情,使得他越發痛苦。法律是在完善著,——既在半自由的體制之下(因為在這裡運用真正權力的人,其利益並不總是違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專制主義的國家裡(或者因為公眾繁榮的利益往往與專制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為專制君主自身在尋求摧毀貴族的或教會的權力的殘餘時,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種平等的精神,其動機是要確立奴隸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    
  我們將要詳細地闡述在歐洲產生了那種專制主義的原因,那是以前的世紀裡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曾有過前例的;在那裡幾乎是為所欲為的權威卻受著輿論的約束、受到知識的調節、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緩衝,這往往有助於財富、工業和教育的進步,而且有時候甚至有助於公民自由的進步。    
  由於曾經支持過暴政的各種偏見的削弱、由於商業和工業的精神(它是使得財富消聲匿跡的種種暴力和動盪的敵人)的影響、由於前一個時代的野蠻行為所激起的歷歷在目的恐怖景象、由於各種哲學觀念更加普遍的傳播、最後還由於知識的普遍進步之緩慢而確鑿的作用,風尚已經變得溫和了。    
  宗教的不寬容仍在持續著,但僅只是作為人類審慎的一種創造物、作為對人民偏見的一種敬意或者是對抗他們的激動的一種防範。它已經喪失了它的種種暴戾,火刑架已經很少點燃了,而是被另一種往往是更加隨心所欲的、但卻不那麼野蠻的壓迫所取代;晚近以來,人們實行的迫害是越來越少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那只是出於習慣或出於阿諛奉承。在各種問題上,政府的做法到處都是在追隨著輿論的進程、乃至於哲學的進程,但卻是緩慢地而且是令人遺憾地。    
  事實上,假如說在道德科學和政治科學中,在哲學家們所已達到的知識高度和培養自己的精神的人們所達到的中等水平這兩者之間,無時無刻不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差距的話,而它們共同的學說就形成了那種通常被人所採納而被稱之為輿論的信仰的話;那麼那些指導著公共事務的人們、那些直接影響著人民的命運的人們,不管他們的體制是哪種,都遠遠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種輿論的水平上;他們跟隨著輿論,但未能趕上輿論,更遠未能超過輿論;他們總是發現自己落在輿論以及許多年代和許多真理的後面。    
  這樣,對哲學以及對知識傳播的進步的這一史表——我們已經闡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於察覺的作用——就把我們引到了一個時代:這時,這些進步對輿論的影響、輿論對各民族的或對他們領袖們的影響,突然之間就不再是緩慢的和不可察覺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體之中就產生了一場革命,這就確鑿地保證了會有一場席捲全人類整體的革命。    
  在長期的錯誤之後,在被各種不完備的或模糊的理論引入歧途之後,政論家們終於認識到了真正的人權,它們都可以從這條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論出來,即人是一種明智的生物,是能夠進行推理和獲得道德觀念的。    
  他們看到了,要維護這些權利乃是人們結合成政治社會的唯一目標,而社會的藝術便是要保證他們能以最完整的平等並在最廣泛的領域內保全這些權利的藝術。人們感到要確保每個人的權利的辦法,便是在每個社會裡都要服從共同的規則,而選擇這些辦法、決定這些規則之權就只能是屬於這同一個社會的成員的大多數;因為每個個人在這類選擇中既然不可能追隨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別人並不是屈從,所以大多數人的意願就成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採納而又不損害平等這條真理的唯一特徵了。    
  每一個人確實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這種大多數人的意願的約束,這時那種意願就成為了一致同意的意願;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個人受到約束;即使是對於這一大多數,他也只能是當其決不會損害每個個人的權利。在它們得到承認之後)時,才能訂立契約。    
  這既是大多數人對於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利,同時也是對於這些權利的限制。這便是那種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數人所採取的決定對所有的人才成其為契約;當由於這些個人有了改變,那種一致同意的裁決其本身已經中止存在時,這種義務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無疑問,對有些事物,大多數人所宣佈的往往或許是更有利於錯誤的,並且是違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數人來決定,什麼才是根本不應該直接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數來決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賴代替他們的理性的,並且也要由大多數來規定他們要更準確地達到真理所應該遵循的方法;他們也不能放棄進行宣告他們自己的決定並不會損害人人所共有的權利的那種權威。    
  於是,在如此之簡單的這些原則之前,人們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們的行政長官之間有一項契約——它只能是由一項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廢的——的那些觀念就告消失了;還有那種雖不那麼奴役人、但並非就更不荒謬的見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確立了憲法形式,就要受它的束縛,就彷彿改變憲法的權利並不是其他一切權利的首要保證;就彷彿人類的各種體制——它們必然是有缺陷的,並且是隨著人類的啟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可以注定了是處於一種永恆的幼稚階段。於是,人們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棄那種奸詐而虛偽的政策,那種政策忘記了人人根據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權利,而是時而根據領土的大小、根據天氣的溫度、根據民族的特性、根據人民的富裕、根據商業和工業的完善程度來衡量所應該留給他們的權利的範圍;並且時而又在人們的各個不同階級之間,按照他們的出身、財富和職業來不平等地劃分同樣的這些權利;從而便創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對立的權力,為的是隨後在他們之間好確立一種惟有這些體制才能使之成為必要的平衡,而且哪怕是這樣也無法糾正各種危險的影響。    
  於是,人們就不再敢把人分成為不同的兩種,其中一種是注定了要來統治的,另一種則是注定了要服從的;一種是來騙人的,另一種則是受騙的;他們不得不承認,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瞭解自己的全部利益、來認識全部的真理;而且他們自己對自己所確立的任何一種權力,都不得有權向他們自己隱瞞任何的真理。    
  這些原則是那位大節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過自己的鮮血而洛克則把自己名字的權威加之於其上的,後來又經盧梭以更大的精確性、廣度和力量加以發展;盧梭配得上把它們置於永遠不會再被人遺忘、也不會再受到反駁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榮。    
  人有著各種需求,並有著可以滿足它們的那些才能;從那些才能以及從它們經過不同加工與分配的產品之中,就得出了目的在於供應各種共同需求的大量財富。但是,據以形成和分配、保存和消費、增殖和消耗那些財富的規律又都是些什麼呢?哪種傾向於在需求與供給之間不斷地確立平衡,並且因此當財富增長時便產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滿足需求,隨之是更多的福祉,直到財富達到了它增長的極限為止;以及反之,當財富減少時,就會產生更多的艱難、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減少和貧困又恢復了持平為止;——那種平衡的規律又是什麼呢?在勞動與生產、需求與供給的這種驚人的變異之中,在把一個孤立的個人的生存和福祉與整個社會體系聯繫起來的各種利益的那種可怕的複雜性之中,——那使得他要依賴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賴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體驗歡樂或困苦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擴展及於整個的大地,——在這種外表的混亂之下,我們又怎麼能夠通過道德世界的一條普遍規律而看到每個個人為著自身而努力會有助於全體的福祉;而且儘管有著各種相反的利益的外部衝突,但共同的利益卻迫使每一個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並能夠毫無障礙地去服從它呢?    
  因此,人就應該以一種完整的自由來運用自己的才能,支配自己的財富,滿足自己的需求。每個社會的普遍利益,都遠不是命令他們要限制這些活動,反而是要防止那樣做;而且在這一部分公共秩序中,精心保障每個人所得之於自然的權利同時也就是唯一有用的政治,是社會力量的唯一責任,並且是公意(volonte    
  generale)所能合法地對個人行使的唯一權利。    
  但是這一原則一旦被認可之後,還有待於公共權力來行使各種責任;它應該依法建立公認的度量,用以在各種交易中確認所交換的物品的重量、體積、寬度和長度。    
  它應該創立一種共同的價值尺度,那能夠代表各種各樣的價值,那能夠便於計算它們的各種變化和它們的比值,從而在有了其自身的價值之後,那就可以用來交換已經接受了一項價值尺度的所有各種物品;沒有這一手段,商業就只限於直接交換,並只能獲得很少的活動和領域。    
  每一年的再生產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處理的,因為它並不是為了要償付它那再生產乃是其成果的那種勞動,也並不是為了要償付那種可以保證同等的或者更富餘的新的再生產的勞動。可處理的這一部分的佔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勞動;他之佔有它,與他可能運用自己的才能來滿足自己需要無關。因此,正是由於有了這部分每年都可處理的財富,社會的權力便可以不損害任何的權利而建立為國家的安全、國內的太平、對個人權利的保證、為了訂立和執行法律而設立的權威的運作以及為維持公共的繁榮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對整個社會有用的工作、機構和體制是應該加以建立、指導或監督的,它們補充了個人意志以及個體利益的匯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無論是對於農業、工業和商業的進步而言,還是對於預防和減輕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預見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們所談到的這個時代為止,乃至於很久之後,這種種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於偶然、委之於政府的貪婪、委之於江湖騙子的把戲、委之於一切有權有勢的階級的偏見或利益;但是笛卡爾有一個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卻感到了政治經濟學也應該是像所有其他科學一樣地服從哲學的原則並服從計算的精確性。    
  直迄烏特勒支和約許諾給歐洲一場持久的安寧為止,政治經濟學並沒有做出什麼進步。但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人類的精神對那種一直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種幾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這門新科學就被斯徒亞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至少就其原則的精確性與純潔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長的冷淡期間之後人們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達到的一種程度。    
  但是在政治學中和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這些進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學的或形而上學——就這一名詞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的進步。    
  笛卡爾已經使哲學重新與理性的領域相結合,他敏感到哲學應該完全從只要對我們精神作用進行觀察便會向我們顯示出來的那些明顯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像力,不久就把他拋離了他所追蹤的那條途徑;而哲學之在某個時候看來似乎是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獨立的,卻只不過是要在新的錯誤之中誤人歧途而已。    
  最後,洛克把握住了那條應該引導著哲學的線索;他指出了對觀念的嚴謹的、精確的分析,可以連續地在它們的起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直接的觀念,或者是在它們的構成上把它們歸結為各種更簡單的觀念;這是使得我們自己不致於迷失在偶然性雜亂無章地提供給我們、而且被我們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連貫的、不確定的種種概念的混亂之中的唯一辦法。    
  他又以同樣的這種分析證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們的理解力作用於我們所接受的各種感覺之上的結果,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都是記憶在同一個時間向我們所呈現的各種感覺的組合,但卻以一種捕捉住了我們注意的方式而使我們的知覺只限定在每種這類組合而成的感覺的一部分。    
  他使我們看到,我們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後,再把一個字加之於各個觀念之上,於是我們便會使自己經常用那同一字去稱呼它;也就是說,它總是由同樣的這些更簡單的觀念形成的,總是被包含在同樣的限度之內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連串的推理過程中運用它而決不會冒犯錯誤的危險。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種明確規定的觀念,那麼它們就可能連續不斷地在同一個精神中喚起各種不同的觀念;而這就是我們犯錯誤的最大的根源。    
  最後,洛克還敢於率先為人類的理解力規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說,確定了人類理解力所可能認識的真理的性質、它所可能把握的對象的性質。    
  這種方法很快地就成為一切哲學家們的方法;並且正是由於把它應用到道德學、政治學和公共經濟學上來,他們才得以在這些科學中走上一條幾乎和各種自然科學是同樣之確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證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認任何東西,才得以把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確定的東西區別開來,才得以終於學會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將永遠是不可能認識的東西。    
  〔這樣,對我們感覺的分析就使得我們在我們體驗歡樂與痛苦的能力的發展過程中,發現了我們道德觀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礎,它們是由這些觀念產生的並在決定著有關正義與不正義的那些必然的、不變的法則,最後還在決定著由我們的感性的本性、由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我們的道德構成的那種東西而來的並使我們的行為得以與那些法則相吻合的那類動機。]    
  這一方法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工具;人們就學會了使用它來完善物理科學的方法,來闡明它的原理,來評價它的證明;人們把它引申來檢驗種種事實,引申為各種情趣的準則。    
  於是,這種應用於人類理解力的一切對象的形而上學,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種認識中的歷程,並使人認識到形成它那體系的各種真理的性質、我們從中可能獲得的那種確鑿性的性質;而正是哲學中的最後一步,在某些意義上就在人類和他們幼稚狀態的古老錯誤之間設置了一道永恆的障礙;這道障礙會永遠防止他們由於新的偏見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會保證驅除我們所保留的那些或許尚未全被認識到的愚昧,以及雖可能取代這些愚昧、但卻還有著一種微弱的影響和一種過眼煙雲般的存在的那些錯誤。    
  然而在德國,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卻奠定了一種新學說的基礎。他那熱烈的、大膽的想像力,不安於一種平庸的哲學,對於人類靈魂的精神性與永恆性、對於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對於在一個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聰明、正義和善良是應該排斥罪惡和悲傷的,——所統治的宇宙中卻存在有悲傷和罪惡這些重大的問題,仍然保持著懷疑。他解開了聰明的分析所不能解開的死結。他以本性上是簡單的、不可毀滅的和平等的存在體(etre)構造出宇宙。這些存在體的每一個與其他與之共同構成了宇宙體系的每一個的關係,便決定它那些使自己與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質;人的靈魂與一塊石頭終極的最後原子,都同等地是這些單子(monade)之一。它們的不同,只是由於它們在宇宙秩序中所佔據的地位不同。    
  在這些存在體的所有可能的組合之中,一個無限的智慧只能偏愛其中的一種,而且只能是偏愛其中唯一的一種,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種。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種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傷了我們的話,那是因為所有其他的組合還會呈現出更為可悲傷的結果來。    
  我們將要闡釋這個體系,當它被萊布尼茲的同胞們所採納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後,就在他們中間延遲了哲學的進步。我們看到英國哲學家們有整個的一個學派熱情地擁抱了並雄辯地保衛了樂觀主義的學說,但不如萊布尼茲那麼巧妙而又那麼深刻;萊布尼茲把它主要是奠定在這一點上,即有一個全能的智慧,它由於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選擇各種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種;而英國的哲學家們則在觀察我們的宇宙之際極力要追求我們宇宙的優越性的證明;而且它既然始終停留於一種抽像的普遍性,而喪失了那種體系所保留的全部優點,他們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種種顛倒混亂或滑稽可笑的細節裡去。    
  這時在蘇格蘭卻另有些哲學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們根本就發現不了:對我們真實能力的發展的分析會得出來一種原則,它能夠賦予我們行為的道德性以一種充分純潔、充分堅固的基礎;他們想像著能賦予人類靈魂以一種新的能力而與感覺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們所加給那上面的,只不過是他們證明了那種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沒有它,他們就無法滿足。我們將要寫下這些見解的歷史,並且我們將要表明,假如說這些見解曾妨礙了哲學的進程的話,那麼它們對於哲學觀念更加迅速的傳播卻曾經是怎樣地有利。    
  我們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學在受過哲學的教養、深化和完善化的人們中間的進步;下面有待於我們來看清楚它對一般見解的作用都是什麼,以及當理性終於上升到認識了發現真理、識別真理的可靠方法時,理性又是怎樣學會了保護它自己以免對權威的尊敬和想像力曾經如此之經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錯誤;它同時也就摧毀了各個人的總體之中所曾經如此之悠久地傷害了和腐蝕了全人類的種種偏見。    
  人們終於有了可能,大聲宣佈那種長久以來都未能被人很好認識的權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見都服從於我們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說,要運用我們所被賦予的可以認識真理的唯一工具來掌握真理。每個人都帶著一種驕做的心情領會到,自然界並沒有絕對注定他必須相信別人的話;於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熱的面前貶斥理性,就從社會中(也像從哲學中那樣)消失了。    
  在歐洲,不久就形成了這樣一類人,他們關心傳播真理更有甚於發現和鑽研真理;他們專心致志於探索隱避所、教土、學派、政府和古老的團體在各個角落裡所積聚和包庇的種種偏見,他們把自己的光榮放在破除流俗的錯誤上,更有甚於放在開拓人類認識的疆界上;這是一種推動人類認識進步的間接方式,它那危險並不更少,它那用處也並不更小。    
  在英國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魯克,在法國有貝爾、豐特內爾、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由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個學派,他們都在為了擁護真理而戰鬥,他們逐一地運用了學術、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們採取了各種語調,運用了各種形式,從戲謔到悲愴、從編纂最博學的巨帙到小說或日常的小冊子;他們佈置下一張使人們的目力變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來遮蔽真理,而留給人們猜測真理的樂趣;他們巧妙地安撫偏見,以便更確鑿地予以迎頭痛擊;他們幾乎從不進行威脅,既不同時針對著許多人,也甚至並不完全針對著某一個人;他們有時候寬慰理性的敵人,彷彿只不過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寬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當他們對宗教的荒謬開戰時,他們就遷就專制主義,而當他們投身於反對暴政時,他們就遷就宗教崇拜;他們是從原則上攻擊這兩種禍患的,哪怕他們看起來彷彿只不過是要針對那些顛倒黑白的或荒謬絕倫的濫用權力;他們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樹的根本,但他們看來卻好像是只限於要剪掉某些雜生的枝葉的樣子;他們有時候教導自由之友說,迷信是以一塊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護著專制主義的,所以是應該處死的首要犧牲品、是應該打碎的首要枷鎖;有時候他們又相反地向專制君主們譴責迷信,說它們才是他們的權力的真正敵人,並以它們那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恐怖來恐嚇專制君主們;但是他們從不休止地在要求作為人類的權利與解放的理性獨立和寫作自由;他們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於反抗宗教狂熱與暴政的種種罪行;他們在宗教中、政府中、風尚中和法律中追蹤著一切帶有壓迫、殘忍和野蠻的特徵的東西;他們以自然界的名義告誡國王們、戰士們、官吏們和教土們要尊重人血;他們還以一種激昂的嚴厲在譴責這些人在戰鬥中或在酷刑中濫用政策或冷酷無情;最後,他們採用了理性、寬容、人道作為戰鬥口號。    
  這便是這種新的哲學,它代表著公眾對為數眾多的、只是靠偏見而存在、只是靠錯誤而生活、只是靠盲從而有力量的那些階級的仇恨;這種新哲學幾乎到處都受到歡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許多國王、教土、顯貴、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敵人。它的領袖們雖然暴露在敵意之前,卻幾乎總有辦法逃脫報復;他們雖然充分表現出了他們的光榮而毫無損失,卻也在躲避著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隻手獎勵他們,另一隻手又犒賞他們的誹謗者;一方面禁止他們,而另一方面又為命運使得他們出生在它的國土上而感到榮耀;一方面為了他們的見解而懲處他們,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懷疑沒有分享他們的見解而感到羞辱。    
  這些見解於是很快地就成為所有啟蒙了的人們的見解,有些人是直認不諱的,另有些人則以一種多少是透明的虛偽在矯飾著,這要視他們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們還要屈從於他們的主張與他們虛榮心這兩種相反的利益。但是他們虛榮心的那種利益,卻已經強而有力得足以使人們不再要以往時代的那種深刻的偽裝,就可以滿足於以一種審慎的保留態度來對待自己並且往往也這樣對待別人。    
  我們將要追蹤這種哲學在歐洲各個不同部分的進步,在那裡政府的和教士們的異端裁判所並不能阻止幾乎已成為普遍語言的法語迅速地在傳播它。我們將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樣巧妙的手法在運用人類的認識所能提供的一切動機來向理性挑釁的和運用一切論證來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點的;以及人們怎樣甚至於會用懷疑主義來為盲從而服務的。    
  那種如此之簡單的體系,就把對工商業的最確鑿的鼓勵置諸於無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脫了以那麼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麼大的代價並且往往是以那麼多的野蠻手段所徵收的那些捐稅之毀滅性的災難和屈辱性的羈軛,而代之以一種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幾乎是無從察覺的捐獻;這種理論把國家的真正富強與個人的福祉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聯繫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紐帶把社會自然而然地會分成為的各個不同階級結合在一起;這些思想以人類的博愛而令人感到那麼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會再來打攪它那甜美的和諧;——這些原則以其慷慨大度並以其簡單性和廣泛性而引人入勝,它們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熱心地加以傳播。他們的成功,不像是哲學家們的成功那麼迅猛而又普遍;他們所要打擊的偏見並不那麼粗糙,所要打擊的錯誤也更加巧妙。他們在使人覺悟以前,必須先進行啟蒙,在加以判斷之前,必須先教給人以常識。    
  但是如果說他們只能做到使少數的追隨者接受他們學說的整體,如果說人們對他們準則的普遍性、對他們原則的堅實性感到恐懼,如果說他們由於使用一種曖昧的和教條的語言而損害了他們自身事業的善意,他們為了貿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過分忘記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們以一種過於絕對和過於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們體系中某些他們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討的部分;那麼他們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種卑懦的、狡詐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與可鄙真相大自,那種政治把一個國家的繁榮建立在它的鄰國的貧困之上、建立在一種禁令重重的政權的狹隘視野之內、建立在一種暴政式的財政體制的繁複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豐富了的這些哲學的、政治學的和公共經濟學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經廣泛地為啟蒙了的人士所採納之後,就把它們有益的影響帶到了更遙遠的地方。    
  印刷術已經在那麼多的地方傳佈開來,它已經那樣成倍地增多了書籍;人們學會了把它們那麼美好地分配給各種不同程度的知識、實際應用、乃至於財產;人們非常熟練地使它們投合各種趣味、各種各樣的精神;它們提供了一種如此之簡易、甚至於是如此之愜意的教育;它們向真理已經打開了那麼多的門戶,以致於再要把它們全都封鎖起來,已經變得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於再沒有一個階級、一種行業是可以防止他們獲得真理的。因此,儘管總是仍有很大數量的人淪於自願的或被迫的愚昧無知狀態,但是劃分人類中間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啟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間的那條界線,卻幾乎是全然泯滅了,在區分天才與愚蠢這兩極的空間中填滿了一連串不可察覺的級差。    
  於是,對人的自然權利的普遍認識,這些權利乃是不可轉讓的和不受時效約束的這一見解本身、一種強烈聲明的願望要擁護思想與寫作自由、要擁護工業與商業自由、要擁護緩解人民的負擔、要擁護廢除針對宗教上持不同意見者的一切刑法、要擁護廢除肉刑和野蠻的拷打,要求一種更溫和的刑事立法、一種給予無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證的司法制度,一種更簡單的、更符合理性的與自然的民法法典、不過問宗教(宗教最後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發明之列);對宗教虛偽與狂熱的敵視、對偏見的鄙視、對傳播知識的熱忱,——所有這些原則都一點一點地從哲學家的著作裡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級,在他們那裡教育已經遠遠超出了教義問答和簡單的讀寫而變成了公共事業;——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馬基亞維裡主義者也不是笨伯的人們的象徵。在某些國度,這些原則形成了一種十分普遍的公共輿論,足以使人民群眾自身看起來都準備著要接受它的指導並且服從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說,那種對傷害了人類的一切災禍有著一種溫良的、主動的同情的情操,那種對公共體制之中、政府行動之中、私人行為之中在自然界的種種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東西感到恐懼的情操,——這種人道的情操乃是這些原則之一項自然而然的後果;它瀰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論之中,而它那可慶幸的影響就已經表現在法律中、甚至於是在屈服於專制主義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體制之中。    
  不同國家的哲學家們在他們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個人道的利益,不分國度、種族或教派,他們儘管思辨的見解不同,卻形成了一支堅強聯合一致的大軍在反對一切的錯誤、在反對一切種類的暴政。他們被一種普遍慈愛心的情操所激發,在向不正義進行戰爭,即使那是在他們的本國之外而並不涉及他們;他們向不正義進行戰鬥,哪怕對其他民族負有罪責的就正是他們自己的祖國;他們在歐洲挺身而出,反對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亞洲沿岸的那些貪婪的罪行。英國的和法國的哲學家們自尊自重地採用了這個名字,即要盡到做這些黑人的朋友的義務,而這些黑人卻是他們那些冥頑的暴君們所不屑於算做人類之數的。法國作家的稱譽成了對俄羅斯和瑞典所頒布的寬容的獎勵,而貝卡裡亞則在意大利駁斥了法國司法制度的野蠻的準則。    
  在法國,人們設法在醫治英國的商業偏見和英國對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各種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華德則抨擊法國人在他們的監獄裡和醫院裡的那種野蠻行徑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麼多人。    
  政府的暴力或引誘、教土的不寬容、民族偏見的本身,都已喪失了其扼殺真理的聲音的那種致命的權力;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使理性的敵人或壓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種馬上就會變成為整個歐洲判斷的判斷。    
  最後,我們還看到發展起來了一種新學說,它要向各種偏見的那座搖搖欲墜的大廈發動最後的一次打擊:那就是有關人類的無限可完善性的學說,杜爾哥、普萊士和普裡斯特利便是這一學說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這種學說屬於第十個時代,我們到時候再廣泛地展開。但是我們在這裡必須闡明一種偽哲學的起源和進展;依靠上面那種學說的支持來反對這種偽哲學,對於理性的勝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來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來是唯利是圖的,他們的秘密目標都是要延續愚昧無知和延長錯誤在位的統治;我們看到了他們有很多的黨羽,有時候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悖論來敗壞理性,或是以絕對的懷疑主義那種方便不過的怠情來誘惑理性,有時候是十足地鄙視人類,乃至於宣稱知識的進步對於人類的幸福以及人類的自由都是無益的或危險的,最後有時候還以一種對偉大或對虛假的機智的熱情來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啟蒙井使常識不靠真正知識的支持;他們對一個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論——那遠遠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圍著而又屈服於日常種種艱辛之下的義務,——在談論著深奧的哲學和科學;在別處,他們又在鄙薄哲學和科學是一堆無從確定的、誇大其詞的思辨廢話,應該在國務活動家的事物經驗和機智的面前銷聲匿跡。就在知識的進步中間,我們聽到他們不停地在抱怨知識的衰落,隨著人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權利並運用自己的理性之際,他們卻在歎息著人類的墮落;他們甚至於聲稱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擺動的時代,它應該是恢復到野蠻、愚昧和奴役,而這個時刻卻正是一切都在結合起來證明著人類無需再懷疑它們什麼。他們彷彿是受到了人類完善化的屈辱,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分享過曾經對它做出貢獻的那份光榮;不然便是被人類的進步給嚇壞了,因為那向他們宣告了他們的重要地位和他們的權力的減亡。(可是比那種以笨拙的手法極力在支撐其基礎早已被哲學所摧毀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廈的人們更機巧的某些江湖騙子,卻試圖要利用那些廢墟來建立起一種宗教體系,其中只要求已經重建了自己權利的理性做到半服從,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卻幾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種不可理解的東西;同時又另有人力圖以秘密結社來復活已經被遺忘了的古代巫術的神秘,他們在把人民留置於他們古老的錯誤之中時,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縛他們的信徒,他們居然希望為了某些徒眾的好處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國王-大祭司的那種暴政。但是哲學依靠著科學為它自己準備好了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面對著他們樹起了一道屏障,他們那些無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    
  以我上面已經勾劃出其綱要的那種精神傾向來比較一下各個政府的政治體系,我們就可以很容易預見到,一場偉大的革命乃是無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難判斷,它只能以兩種方式來臨:它必定或則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學已經教會了他們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與自然的原則,或則是由政府趕快預防它並根據輿論的進程來調整自己的進程。這兩種革命中的前一種,會是更完整而更果斷,但卻更多風暴;後一種則更緩慢、更不完全,但卻更為平穩;在前者,人們是以暫時的災禍為代價而取得自由與幸福的;在後者,則人們會避免這些災禍,但或許要長期推遲享受到革命所無可置疑會產生的那些好處的一部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愛第一種辦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勝利則為人類復了仇。    
  簡單的常識教給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人也從自然界接受了恰好與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線之下的英國人同樣的權利,而經度上的七十度之差並不能改變這些權利。他們或許比歐洲人更好地懂得,什麼是人類每個個人所共有的那些權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納稅的權利。但是英國政府卻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創造了美洲,也像亞洲一樣地只不過是為了倫敦居民的歡樂,而事實上則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個臣服的國家掌握在自己手裡,到時候可以用來鎮壓在歐洲的英國本土。英國政府勒令英國人民的那些馴服的代表們破壞美國的權利,並強使他們繳納並非自願的捐稅。美國便聲稱這種不正義破壞了他們之間的聯繫,並宣佈獨立。    
  這時我們便第一次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擺脫了它那全部的枷鎖,和平地賦予它自己以它認為是最適宜於造就自己的幸福的憲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態要求它形成一個聯邦共和國,我們便看到在它的體內同時制訂了十二部共和制憲法,全都莊嚴地承認以人類的天然權利為基礎,並且以保護這些權利為首要目標。我們將要追溯這些憲法的史表;我們將要表明它們有負於政治科學的進步的都是些什麼,以及教育的偏見得以摻人其中的古老的錯誤又都是些什麼:例如,何以權力平衡的體系仍然是改變了它那單純性;何以它們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權利的平等為原則。我們將要證明,這一利益一致的原則,如果使之成為政治權利的準繩的話,就會怎樣地不僅對那些無法完全行使它的人來說是對權利的破壞,而且恰恰在它成為一種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這種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們將要堅持這一點,因為這一錯誤乃是仍然會有危險性的唯一錯誤,因為它是真正啟蒙了的人們還不曾從中覺醒過來的唯一錯誤。我們將要表明,美國共和國是怎樣地實現了這一當時在理論上幾乎是全新的觀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確立並指導一種正規的與和平的方式來修改憲法本身,並區分開這種修改憲法的權力與制定法律的權力。    
  但是,在兩個啟蒙了的民族之間所進行的這場戰爭中,一方是維護人類的天然權利,另一方則以一種不信奉人類天然權利的學說來反對他們,那種學說使人權屈服於命令、屈服於政治利益、屈服於成文的約定;這場偉大的事業就在整個歐洲的面前訴之於輿論的法庭;人權在毫無限制地、毫無保留地從涅瓦河畔到瓜達基維爾河畔所自由流傳著的著作中為人高舉著和發揚著。這些討論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國土、深入到最偏遠的鄉鎮,而居住在那裡的人們吃驚地瞭解到他們是享有權利的;他們學會了認識權利;他們懂得了別人也敢於恢復它們或者保衛它們。    
  於是,美國革命很快地便會蔓延到歐洲;而且假如存在著有一個民族,那裡對美國人的事業的興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對他們那些著作和他們那些原則傳播得更多,它同時既是最啟蒙了的國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國度;在那裡哲學家們有著最真實的知識而政府則有著最蠻橫而又最深厚的愚昧無知;這個民族的法律遠遠低於公眾的精神,以致於任何的民族驕做感、任何的偏見都無法使他們依附於他們古代的體制;——這樣的一個民族難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要發起人道之友們滿懷著無比的希望與焦的在期待著的那場革命的最初行動嗎?因而,它就應該是從法國開始。    
  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這場革命;哲學便指導了革命的原則,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毀了可能阻止這場運動的種種障礙。    
  法國革命要比美國革命更為完整,從而在國內也就更不平靜,因為美國人滿足於他們從英國所接收過來的民法和刑法,並沒有一種邪惡的課稅體系要改革,並沒有封建的暴政、世襲的等級和有錢有勢的特權團體和宗教不寬容的體制要加以摧毀,他們只把自己限於建立新的權力,以之取代英國一直在向他們所行使的權力。這些新的創製之中,沒有任何東西涉及到人民群眾,沒有任何東西改變了個人之間所已經形成的種種關係。在法國,由於相反的原因,革命卻要囊括社會的全部經濟在內,要改變所有的社會關係,並且要深入到政治鏈索的最後的環節裡去,要深入到每一個個人;這些個人靠自己的財產或自己的勤勞在和平地生活著,他們無論根據自己的見解或自己的職業或是根據對財富、對野心或對光榮的興趣,都是不會參與公眾的運動的。    
  美國人看來只是為反抗母國暴政的偏見面作戰,他們和與英國相競爭的列強結成同盟;而同時其他國家嫉妒英國的財富和英國的驕傲,也都秘密渴望著加速正義的勝利;因而,整個歐洲似乎都聯合起來反對壓迫者。相反地,法國人同時在攻擊的,既是國王的專制主義,又是各種半自由的憲法的政治不平等,還有貴族們的驕橫和教士們的統治、不寬容和財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這些還都籠罩著幾乎整個的歐洲;於是歐洲列強就要偏袒暴政而與之聯盟了。因此,法國所能看到挺身出來擁護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聲音和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願望,這種支持又是造謠誹謗所極力要剝奪於她的。    
  我們將要表明,法國的憲法和法律所據以結合的那些原則,何以要比指導美國人的那些原則更純潔、更確切、更深刻;它們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種偏見的影響;權利的平等是怎樣地一點都沒有被那種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過是對它一種脆弱而偽善的補充而已;人們是怎樣地以對權力的限制來取代了那種徒勞的、但卻如此長期為人所稱道的權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許許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團體的一個大國裡,人們是怎樣地第一次敢於保存人民的主權權利,亦即僅僅服從那些法律——其制訂的方式只有當其被委託給人民的代表時,才能由於他們的直接贊同而成為合法的——的權利;而如果它們損害了他們的權利和他們的利益的話,人民就總是可以通過自己主權意志的定期行動而加以修改。    
  自從笛卡爾的天才賦予了人類精神以那種普遍的推動力(它是人類命運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時刻開始,下迄完整的而純粹的社會自由的幸福時代(那時人們只是在經過了一系列漫長世紀的奴役與不幸之後,才能重新獲得自己天賦的獨立)為止,數理科學的進步史表向我們提供了一片廣闊無垠的視野;如果我們想要很好地把握其總體、很好地觀察其關係,我們就必須安排並理順其間的各個部分。    
  不僅是把代數學應用於幾何學,成為了這兩門科學中各種新發現的一項豐富的資源;而且在以這一偉大的例子證明了對量值的計算方法一般地怎樣可以擴大到所有以衡量廣袤性為目標的問題上面時,笛卡爾預先就宣告了這些計算方法將會以同樣的成功運用到其關係是可以精確加以衡量的一切對像上;這一偉大的發現第一次指明了,科學的最終目標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從於計算的精確性,這種精確性給了人們以達到那裡的希望,並使人們窺見了它那手段。    
  這一發現不久就繼之以對一種新演算的發現,它教導人們去發現一個可變量連續增長或減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據對這一比例的知識來重新發現該數量本身,——無論我們假設這類增長是一個有限量,抑或我們所尋求的只是當這類增長等於零的那一瞬間的比例;——這一方法當擴大到所有的變量組合、所有的有關它們變分的假說時,就同等地導致我們可以決定一切其變化是可以進行精確衡量的事物,無論是它們元素之間的比例,還是事物之間的比例(當我們僅只知道它們的元素的比例的時候,這要視我們對它們自身之間的比例的知識而定)。    
  我們有賴於牛頓和萊布尼茲的就是這些演算的發明,而其發現則是前一代的幾何學家們的勞動所已經準備好了的。它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從未中斷的進步,乃是許多天才人物的創作,並且造就了他們的光榮。這些演算在凡是能觀察到它們(哪怕並不追隨它們)的哲學家的眼前,就呈現為人類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動人的紀念碑。    
  在闡明代數學語言的構成與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確的、真正分析性的語言,和這門科學的技術方法的性質並以這種方法與人類理解的自然運算方法的進行比較時,我們將要表明:如果說這種方法其本身只不過是對數量科學的一種特殊工具的話,那麼它就還包含有一種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對一切的觀念組合都適用的。    
  理論力學,不久就成為了一門博大精深的科學。笛卡爾曾經弄錯了的物體碰撞的真正規律,終於被弄明白了。    
  惠更斯發現了物體在圓運動中的規律;他同時還給出了測定任何一條曲線的每一成分都應該屬於哪種圓的方法。牛頓結合這兩種理論,就發現了曲線運動的理論;他把它們引用於開普勒曾據以發現行星運動的橢圓軌道的那些定律。    
  人們設想,一個行星是在一個給定的時刻以某種速度並沿著一定的方向被投入空間的,它環繞著太陽,憑借一種向著太陽的引力的作用並與距離的平方的倒數成比例,而在掃瞄一個橢圓。這同一個引力也把衛星保持在它們環繞著主要行星的軌道上。引力擴大到整個的天體體系,它在構成天體體系的一切成分中都是在相互作用著的。    
  行星橢圓的規則性受到這種干擾,而微積分就精確地解釋了這些擾動的甚至最細微的差別。引力作用於彗星,這同一個理論也教導人們怎樣確定替星的軌道並預告彗星的回歸。我們在地球和月球的旋轉軸中所觀察到的運動,也證實了這一普遍的引力的存在。最後,它又是大地上物體重量的原因,重量在它們身上看來是永遠不變的,因為我們無法從物體與作用中心的距離有足夠不同的位置來觀察它們。    
  於是,人們就終於第一次認識到了全宇宙的一條物理定律;而迄今為止它仍然是獨一無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來的那個人的光榮乃是獨一無二的一樣。    
  一百年的辛勤工作已經證實了那條定律,一切天體現象看來都以一種可以說是奇跡般的準確性在服從它;每一次有其中的某個現象彷彿是規避了它;那種暫時的不確定性很快地就成為另一項新的勝利的題材。    
  哲學幾乎總是被迫要在一個天才人物的工作中尋求引導著他的那條秘密的線索;然而在這裡,被敬慕所激起的興趣卻使人發現了並保存了某些珍貴的故事,它們使人可以一步步地追蹤牛頓的進程。它們有助於向我們表明,偶然性的幸運組合是怎樣地能與天才的努力相匯合而得出偉大的發現,以及較為不利的組合又是怎樣地能推遲它們或者把它們留待給旁人之手。    
  但是或許牛頓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所做的事,要比發現了自然界的那條普遍的定律還更多;他教給了人們在物理學中要僅只承認那些精確計算的理論,它們不僅說明了一種現象的存在,而且還說明了它的數值、它的範圍。然而有人責難他復活了古代人的神秘宗派的性質,因為他使自己限於把天體現象的普遍原因包括在一項簡單的事實之中,而人們對它的觀察又證明了它那無可爭辯的真實性。但這種責難的本身就證明了,科學的方法是怎樣地仍然需要由哲學來加以闡明。    
  當達朗貝爾發現了一條普遍的原理,僅僅用它就足以確定被任意的外力所推動的、並且其間又被某些條件所聯繫著的任何數目的質點的運動;這時候一長串靜力學和動力學的問題就相繼地被提了出來並被解決了。他很快就把這同一個原理引用到具有確定形態的有限物體上來,引用到那些彈性的或柔性的物體上來(這些物體可以改變它們的形態,但只能是按照某些一定的規律,並可以保持著它們各部分之間的某些一定的關係),最後還引用到流體本身上來(無論流體保持著同樣的密度,還是處於一種膨脹的狀態之中)。要解決後面的這類問題,就必須有一種新的算法;而這一點並未能逃脫過他的天才,於是力學就只不過是一門純粹計算的科學而已。    
  這些發現屬於數學科學;但是無論是萬有引力定律的性質、還是力學原理的性質以及我們從中可能得出的有關宇宙的永恆秩序的結論,都是要訴諸哲學的。我們懂得了一切物體都要服從必然的規律,這些規律本身傾向於產生或者維持平衡,並在運動中造成或者保持規則性。    
  對於主宰天體現象的那些規律的知識、導致更精確地計算它們的出現的那種數學分析的發現、使用光學儀器以及將它們刻度的精確度轉化為觀察的精確度的尺度的那類儀器的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目的在於測量時間的那些機械的準確性、對科學的更普遍的興趣與政府對於增加天文學家和觀象家的興趣相結合,——所有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保證了天文學的進步。天穹以許多的新星豐富了人,而人則懂得了準確地測定並預見它們的位置和它們的運動。    
  物理學一點一點地擺脫了笛卡爾所引人的種種模稜的解說,正如它清除了經院哲學的種種荒誕那樣;物理學現在只不過是以實驗來潔問自然界的那種藝術而已,隨後通過計算就可以努力從中推導出更普遍的事實來。    
  人們已經知道了並且測定了空氣的重量;人們發現了光的傳遞並不是瞬時的,人們測定了光的速度,人們計算出了天體的表觀位置所應產生的效應;太陽光線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異的、更簡單的光線。彩虹已經得到了解釋,產生了它那各種顏色或使之消減的辦法都可以計算出來。電已經被人認識到只不過是由於某些物質受到摩擦後,可以吸引很輕的物體的那種性質而已,它現在成為了宇宙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樁秘密了,富蘭克林向人們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願來駕馭它的辦法。人們採用了新的儀器來測量大氣重量的變化、空氣濕度的變化和物體溫度的變化。一門叫做氣象學的新科學,教給了人們認識、有時候是預報大氣的現象,它總有一天會使我們發現尚未為人認識的大氣規律。    
  在表述這些發現的史表中,我們將要表明:引導物理學家們進行研究的方法是怎樣地獲得了純潔化和完善化的,進行實驗和製造儀器的技術是怎樣連接不斷地獲得了更大的準確性的,從而不僅是物理學每天都以新的真理在豐富自己,而且已經被證明了的真理也獲得了更大的確切性;並且不僅是有大量未知的事實已經被人觀察到和分析過了,而且所有這些都在它們的細節上得到了更嚴格的測定。    
  物理學所要加以反抗的,僅只是經院哲學的偏見和對於懶惰是如此之具有誘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說的吸引。其他的障礙則延緩了化學的進步。人們曾想像過,化學應該能得到點金的秘密和使人長生不老的秘密。    
  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們並不相信能夠安慰庸俗的靈魂的這兩種最強烈的感情(以及還能激發對光榮的感情)的那類允諾,是可以由通常的辦法來完成的;於是對狂想的輕信所曾創造出來的各種異想天開,就似乎都結合到化學家的頭腦裡面來。    
  但是這些海市蜃樓都一點一點地讓位給了笛卡爾的力學哲學,後者本身又被人拋棄並讓位給了一種真正實驗的化學。對與物體相互的合成與分解相伴隨的各種現象的觀察、對這些作用的規律的研究、把物質分析為越來越簡單的元素,——這些都獲得了一種日益增長的精確性和嚴謹性。    
  但是對化學的這些進步,還應該補充以某些完善化,它們包括著一門科學的完整體系,並且那更其是在於擴大了它的方法而不是增多了形成它的總體的真理數量;它們預告了並準備好了一場很好的革命。這樣就發現了採集可膨脹的流體並使之接受實驗的新方法,而可膨脹的流體一直是規避著實驗的。    
  〔這一發現使人觸及到整個一類新的存在物,並觸及到那些雖然已知、但卻淪為一種在躲避著我們的研究的狀態之中的存在物,並且對於幾乎所有的化合物都再增加上一種成分,它可以說是改變了化學的整個體系。]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語言,那裡面指示著這些物質的名詞表達了或則是有著一種共同的元素的那些物質的關係或差異,或則是它們所屬的那個類別。這樣就既是一種科學書寫法的使用(在那裡,這些物質是由經過分析而組合的文字來表現的,它甚至能表達最通常的那些操作,以及親合力的普遍規律),也是所有各種手段、各種工具的運用(它們可以在物理學中以嚴格的精確性來計算各種實驗的結果),並且還是對結晶現象的計算的應用以及對某些物體的元素相結合時影響到自己經常的和固定的形式所遵守的那些規律的計算的應用。人們長期以來在努力要很好地認識大地的構造形態之前,只懂得以迷信的和哲學的夢來表示它,現在人們終於感到有必要以嚴密的注意來研究大地表面上的、或是他們的需要使得他們要深入加以鑽研的大地內部的那一部分以及其中所發現的物質與它們的偶然的或有規則的分佈,以及它們所由以構成的那些物質的分配。他們學會了從中識別海水的、地下水的和火的遲緩而漫長的作用的痕跡,學會了分辨大地的表層和外部的地殼,人們在其中所發現的物質的不平衡及其分佈,以及往往還有物質本身,乃是火的、地下水的、海水的與大部分是由不同物質所形成另外那些部分的大地的作品,它們帶有更古老的天翻地覆的標記,而它們作用的原因我們至今還不知道。    
  礦物、植物和動物分為許多品種,其中個體的不同只在於一些不可察覺的、不大經常的變異,或者是由純粹局部性的原因所造成的;這些品種之大多彼此相似,乃是由於有著為數或多或少的共同性質,它們有助於確定各種連續的而且越來越擴大的分類。博物學家學會了按照很容易掌握的、固定的特徵,對這些個體進行系統的分類,這是在無數的不同存在物中間做出識別的唯一辦法。這些方法乃是一種真正的語言,在這裡每一個對象都以其更為固定不變的某些性質而被標出,並且靠著這種辦法我們就認識出它們的這些性質並可以在日常的語言中重新找到代表著一個對象的名字。正是這些語言,如果構造得好,還會教給我們每一類自然存在物的真正本性是什麼,它們的結合在它們的其他的性質方面也帶有多少是一種完整的類似性。    
  假如說有時候我們看到那種驕做在人們的眼前擴大了這種唯一的研究的、而且是歷盡艱苦才能獲得的知識對象,並對這些方法加上了一種誇大了的重要性,把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科學的真正語言的字典和文法的東西,當成了科學本身的話;那麼一種虛假的哲學就往往又從一個相反的極端過分貶低了同樣的這些方法,把它們與各種隨心所欲的目錄以及各種勞而無功的彙編混為一談。    
  對自然界的三大領域所提供的各種物質的化學分析,對它們外部形象的描述,對它們物理性質和對它們通常性質的闡釋,動物或植物有機體的以及它們的營養和它們的繁殖的發展史,它們的組織的細節,對它們各個不同部分的解剖以及其中的每一種的功能,有關動物的習俗、它們獲得食物、掩蔽所和住處以及它們捕捉獵物或對敵人掩蔽的辛勞的歷史,它們中間之形成為家族的或種族的社會,人們經歷過無數的生命鏈索之後而被導致的那許許多多的真理,從粗糙的物質導向程度較弱的有機組織、從有機物質導向能給出感覺和自發運動的最初跡象的物質、最後從它們直到人類的那些連續不斷的環節的關係,所有這些存在物與人類的關係(無論是相對於他們的需要而言,還是就其使人與它們相趨近的那些類似性而言,或是就其使人與它們相分離的那些區別而言);——自然史今天所呈現給我們的那幅史表便是如此。    
  人體本身就是另一門科學的對象;解剖學在它通常的意義上就包括生理學在內,這門科學曾經由於迷信對死者的尊敬而停滯不前,又由於偏見的普遍減弱而受益,並且還幸而違反了要使自己與權勢者們的支持相協調而保存自己的那種好處。它們的進步看來彷彿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到盡頭了,正在期待著更完善的工具和新的方法;它們幾乎是陷於只是在比較動物的各個部分與人體的各個部分之中、比較各個不同物種的共同器官在履行相似的功能的方式之中,在尋求著在今天看來是人們的直接觀察所拒絕給予他們的那些真理。幾乎凡是觀察者的眼睛借助於顯微鏡所能發現的一切東西,都已經被揭示無遺了。解剖學看來有必要借助於對其他各種科學的進步都是如此之有用的各種實驗,而它那對象的性質卻使得它遠離了目前對它的完善化乃是十分必要的那種手段。    
  血液循環早就被人認識了;然而,其目的在於輸送乳糜與血液相混合來補充其中的損失的那些管道的分佈,便於對食物進行必要的分解、便於分離出適宜於與體液和有機物質互相吸收的胃液的存在,在懷孕與分娩之間並且在那時以後一生的各個不同時期中各個不同部分、各種不同器官所經歷的變化,被賦予感覺性或是應激性(那是哈勒所發現的性質,並且對幾乎所有的有機物都是共同的)的那些部分之間的區別,——這些都是那個輝煌的時代裡生理學所曾發現的東西,並且還有某些觀察上的依據;而且人們應該原諒對許多重要的生理學真理所做的機械學、化學和有機學的解釋,這些科學一個接著一個曾對生理學強加以各種對科學的進步來說乃是不幸的假說,而且當它們的應用被擴大到醫學上時還是危險的假說。    
  與這幅各門科學的史表相結合的,還應該有工藝的史表;工藝依靠科學,已經取得了更確實的進展,並且已經打碎了迄今為止因襲常規所曾束縛了工藝的種種枷鎖。    
  我們將要表明,力學的進步、天文學的、光學的知識和測時技術的進步對於建造、驅動與導航的技術所起的影響。我們將要闡明,觀象家人數的增多、航海家的更大的技巧、在天文學的方位測定與地形學的方法方面的更嚴格的精確性,曾怎樣地終於使人認識了直到上一個世紀之末幾乎尚未為人所知的這個地球;嚴格說來的機械技術的完善化,曾怎樣地有賴於製造工具、機械和工藝的技術的完善化,而這些完善化又是怎樣地有賴於理論力學以及物理學的進步;這些技術本身有賴於更不費力地、耗損更少地使用已知的驅動力或發明新的驅動力的科學,又都是些什麼。    
  我們將要看到,建築學從有關平衡的科學和流體的理論中吸取了賦予拱頂以更便利和更節約的形式的辦法,而不必耽心會改變這些結構的堅固性;以計算得更確切的阻力來對抗水的衝擊的辦法、引導水流的辦法和以更大的技巧與成功在運河中利用水流的辦法。    
  我們將要看到化學技術被新的作業流程所豐富,它純潔並簡化了古來的方法,清除了因襲陳規而從種種無利的或有害的物質中、從種種無用的或不完備的操作中所引進的一切東西;同時,人們還發現了預防工人所面臨的、往往是可怕的種種危險的部分辦法;從而他們就獲得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財富,卻不必再以那麼多令人痛苦的犧牲和那麼多的悔恨為其代價。    
  同時,化學、植物學、博物學擴大了我們對經濟作物、對培育滿足我們不同需要的植物、對飼養、繁殖和保存家畜、完善它們的品種和改進它們的產品以及對製作和保存大地的出產或動物所提供給我們的產品的豐富知識。    
  自從解剖學和化學開始對外科學和藥學提出更明瞭的和更確切可靠的指導的那一刻起,外科學和藥學就變成了幾乎是嶄新的技術。    
  醫學就其實踐而論,應該認為是一種技術,這時它至少是擺脫了它那些虛假的理論、它那迂腐的行話、它那害人的陳規、它那對名人的權威、對有關各種官能的學說的奴顏婢膝式的屈從;它教導人們除了經驗而外不再相信別的。它增多了自己的方法,它懂得更好地組合它們和運用它們;而且如果說在某些方面,它那些進步在某種意義上是消極的,如果說它把自己只限於廢除種種危險的療法和有害的偏見,那麼研究化學藥物並與觀察相結合的新方法就宣告了更真實和更廣闊的進步。    
  我們尤其是將要追蹤科學天才的那種進程,它有時候從一種抽像的和深刻的理論進入了種種聰明而精密的應用,它在簡化了自己的手段之後,就把它們配備於各種需要,終於把它的好處傳播到最通俗的各種實踐;它又有時候被同樣這些實踐的需要所促進,要向最高級的思辨之中去追求通常的知識會拒絕給予他們的那些力量。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關於理論無用的說法,哪怕是就最簡單的技術而論,也從來都只不過證明了說這些話的人們的無知。我們將要表明,那麼多不幸的應用之所以沒有效用或者有負面的影響,決不可歸咎於這些理論的深奧,而是相反地必須歸咎於它們的不完備。    
  這些觀察就會引向這一普遍的真理,即在所有的技術中,理論的真理都必然要在實踐之中加以修訂;而且還存在著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不準確性,它那效果是我們必須力求使之成為不可察覺的,但又並不沉溺於那種虛幻的想要防止它們的希望之中;有關手段、時間、耗費種種在理論中必然會被人所忽視的需要的大量給定條件,當然也會進入到有關當前現實的實踐中來;最後在以真正屬於實踐的天才的那種技巧在引進這些給定條件時,我們就可以同時既克服反理論的偏見正在威脅著我們要把技術束縛於其中的那些狹隘的限制,而又能預防對於理論運用不當所可能引致的各種錯誤。    
  已經被劃分開的各種科學,不互相接近、不在它們之間形成接觸點,是不可能得到擴展的。    
  對每一種科學的進步的闡述就足以表明,在許多種科學中直接應用微積分是多麼地有用;在幾乎所有的科學中,它又是怎樣地可能運用來對實驗和觀察得出更大的準確性;它們有賴於機械學的都是些什麼(機械學給了它們以更完備的和更準確的工具);顯微鏡的發明和氣象學儀器的發明,曾經怎樣地有助於博物學的完善化;而這後一種科學有賴於化學的又是什麼,只有化學才能把它導向一種對它所考察的對象的更深刻的認識,才能向它揭示最隱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質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構成和成分;同時博物學則向化學提供了那麼多要加以區分和採集的物品,那麼多要進行的操作,那麼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們必須區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時候是要發現或者甚至於要模擬那種秘密;最後還有,物理學和化學是怎樣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學是怎樣地從博物學或從其他這些科學中接受了它們的。    
  但是我們還只是闡述了我們所曾接受於和我們所可能期待於那種應用的最小的一個部分。有許多幾何學家給出了根據觀察未發現各種現象的經驗規律的普遍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擴展到所有的科學;因為它們同等地引人認識或是同一個數量在一系列的時刻或位置的連續值的規律,或是許多給定對像之間的一種相似質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規律。    
  某些應用已經證明了,我們可以成功地運用化合物的知識,從而能夠以更容易掌握其間的關係、結果和整體的方式來處理我們的觀察。    
  概率計算的應用已經預示了它可以怎樣地協助其他的科學進步;有時候,它決定著特殊事實的或然性如何,並教導我們去判斷,究竟這些事實是應該加以摒棄的,還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證實的;有時候,它在計算著這些事實經常反覆出現的或然性,這些事實往往是呈現在技術的實踐中,而其本身並不與已被看作是普遍規律的某種秩序相聯繫:例如,在醫學中,某些藥物的療效或某些預防藥劑的成功便是如此。這些應用也向我們表明了一組現象乃是一個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結果以及它有賴於與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現象的概率都是什麼;此外還有應該歸之於我們稱為機遇的那種必然的而又不為人知的原因的概率;「機遇」一詞的真正意義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這種計算才能弄明白的。    
  這些應用同等地教給了我們認識我們所可能希望達到的確定性的不同程度,認識我們所能據之以採用一種意見作為我們推理的基礎的那種或然性,而又並不損害理性的權利和我們行為的準則,也不缺乏審慎,還不違反正義。這些應用表明了各種不同的選舉形式、由多數票做出決定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麼,從中可能得出概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個問題的性質所應該要求的那種概率;怎樣才是幾乎能確實獲得它的辦法,當決定並非是必然的或者雙方的不利之點並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於始終處於那種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時候;或者是怎樣事先就保證總是能獲得那同一種或然性的辦法,當決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過的時候。    
  在這類應用之中,我們還可以列入那些人對於事實的概率的考察,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觀察之上;這種概率或是從見證人的權威那裡得出來的,或者是從這些事實與其他直接被觀察到的事實的聯繫中得出來的。    
  對人的壽命的研究,對不同的性別、溫度、氣候、職業、政府、生活習慣對壽命所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對各種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對人口所經歷的變化的研究,對產生了這些變化的各種不同原因的作用範圍的研究,對它在各個國土上按年齡、性別和職業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對於人體的知識、對於醫學、對於公共經濟學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    
  公共經濟學又是怎樣地使用了這些同樣的計算在確定各式各樣的終身年金、養老儲備金、儲蓄銀行和救濟銀行與保險公司的!    
  這種計算的應用對於包括度量理論、貨幣的、銀行的、金融運作的理論以及稅收、稅收的法定配額、它們實際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經常不顧法律的)、它們對社會體系所有各個方面的作用在內的那部分公共經濟學,難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嗎?    
  在這同一門科學中有多少重要的問題是只有靠對博物學、對農業、對植物生理學、對機械學和化學的技術所獲得的知識的幫助,才能夠很好地加以解決的啊!    
  總而言之,各門科學的普遍進步就是如此,以致於可以說沒有任何一門科學是不必借助於所有其他各門科學的援助,就能夠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則和它的細節之中的。    
  在提出這一史表時,和每門科學都因之而豐富起來的那些新的真理時,和每門科學都有負於看來彷彿特別是屬於另一類知識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的應用時,我們將要探討什麼是觀察、實驗和思考在每一門科學中所可能把我們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質和限度;我們同樣地將要探討在每一門科學中恰好是什麼才構成其為發明的才能,——人類理解力的那種主要的能力,就被人們稱之為天才;由於什麼作用,人類精神才能夠達到它所追求的那些發現,有時候還被引向它所並沒有尋求、它甚至於不可能預見到的那些發現。我們將要表明,把我們導向這些發現的各種方法怎樣地可能會枯竭,從而科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會被迫停頓下來,——假如沒有出現新方法向天才們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進他們能運用已經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過多的時間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話。    
  假如我們把自己只限於表明我們從直接運用科學中或者在把科學應用於技術時所取得的好處,無論是就個人的福祉而言,還是就國家的繁榮而言;那麼我們就還只是使人認識到它們的好處的很微小的一部分。    
  它們最重大的好處或許是推翻了偏見,並在一定意義上重建了人類的理解力;人類的理解力曾經被迫匐伏於錯誤指導的面前,它灌輸給他們每一代從襁褓之中所傳遞下來的荒謬信念,加之以對迷信的驚懼和對暴政的惶恐。    
  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錯誤都是基於哲學的錯誤,而哲學的錯誤其本身又是與物理的錯誤相聯繫著的。沒有一種宗教體系、沒有一種超自然的妄誕,不是建立在對自然規律的愚昧無知的基礎之上的。這些荒誕事物的發明者和保衛者,不可能預見到人類精神之綿延不斷的完善化。人們被說服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他們就已懂得了他們所可能懂得的一切,並且會永遠信仰他們當時所信仰的東西;於是他們就滿懷信心地把自己的夢想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土地和他們自己的時代的普遍見解的基礎之上。    
  物理學知識的進步對這些錯誤甚至於是更加致命的,它們往往是摧毀了這些錯誤而看起來又並沒有攻擊這些錯誤。而且使那些頑固保衛這些錯誤的人蒙上了愚昧無知這一令人齒冷的笑柄。    
  同時,對這些科學的對象進行正確推理的習慣、它們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確的觀念以及認識或證明一種真理的手段,都會自然而然地引導我們要對那種強迫我們去擁護奠定在可信性這一現實動機之上的情緒和那種使我們依附於我們習慣的偏見的情緒或強使我們要向權威讓步的情緒進行比較;而這一比較就足以教導我們鄙棄後一種見解,從而使我們感到我們並不真正相信它們,哪怕我們以信仰它們而自詡,哪怕我們是以最純潔的真誠在宣揚它們。這個秘密一旦被發現之後,就會使它的滅亡成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    
  最後,物理科學的這種前進是感情和興趣所干擾不了的,在那裡人們不相信出身、職業或地位就使人有權去評判人民自己並不處於一種可以理解它們的地位的那些東西;這一十分確切的進程不可能被人觀察到而又不使啟蒙了的人們不在其他的科學中也要不停地力求與之相趨近;它每一步都向他們提供了他們所應該遵循的典範,提供了他們可以據之以判斷他們自己的努力並認識到他們可能會步人的錯誤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懷疑主義以及輕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於是過分地完全屈服於知識和名望的權威之下。    
  毫無疑問,形而上學的分析也導致同樣的結果,但是它只不過給出抽像的教誡;而這裡的這些同樣抽像的原則一旦付諸行動,就會由範例而得到闡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強。    
  直迄這個時代,科學還只是少數人的家產;現在它們已經變成了共同的所有,而這個時刻正在到來,那時候它們的要素、它們的原則、它們的最簡單的方法都將真正變成為大眾的。到了那時候,它們之應用於技術、它們對人類精神的普遍的正確性的影響,就將具有一種真正普遍性的效用。    
  我們將追蹤歐洲各國在教育方面的進步,無論是幼年的還是成人的;這一進步迄今還是薄弱的,假如我們僅只是看那種教育的哲學體系的話,它幾乎到處還是委身於經院哲學的偏見;但那種進步卻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們考慮到教學對象的廣度和性質的話,——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識,包括有幾乎一切科學的要素都在內;而各種年齡的人都從字典中、從摘要中、從雜誌中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知識,儘管它們並不總是十分純粹。我們將要考察,口頭的科學教育與人們直接從書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結合都有哪些用處;如果說從編纂工作之變成為一種真正的職業、一種謀生手段這件事產生了某種便利的話,那麼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時對於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獲得普通知識的手段。我們將要闡述各種學會對人類精神的進步所起的影響,那道屏障在反對江湖騙術和偽學術上長時期都將是有用的;最後我們將要敘述各個政府對於人類精神的進步所給予鼓勵的歷史,以及它們在同一個國度和同一個時代也曾對它設置下了障礙的歷史;我們將要使人看到,什麼樣的偏見或什麼樣的馬基雅維裡主義的原則曾經指導過各國政府反對人類精神朝著真理前進;又是什麼樣的有關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觀點,——當看來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護它的時候,——曾經指導過它們。    
  藝術史表所呈現的結果,也是同樣地輝煌。音樂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藝術,同時和聲的科學與微積分之應用於發聲體的振動與空氣的波動都闡明了它的理論。造型藝術已經從意大利傳到了弗蘭德斯、西班牙和法國,並在這些國度裡上升到意大利在前一個時代所曾達到的同樣程度,而且它們在這裡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維護得更加光輝燦爛。我們畫家們的藝術就是拉斐爾和卡拉齊兄弟的藝術。所有這些方法都保存在學院裡,它們遠遠沒有消失而是傳播得更廣泛了。然而,已經過去了那麼長的時期而並沒有產生出一個天才能與拉斐爾媲美,這種長期的停滯狀態就只好歸之於機遇了。那並不是藝術的方法已告枯竭,雖說偉大的成就確實是變得越發困難了。那並不是自然界拒絕賦予我們以16世紀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樣完美的官能;那必須全然歸之於政治的、風尚的變化,那不是藝術的衰頹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    
  文學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並沒有退化;而人們在法語中所做出的進步,卻使它配得上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全歐洲的普遍語言的那份榮譽。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爾泰的手裡,悲劇藝術由於連續不斷的進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劇藝術則有賴於莫裡哀而更加迅猛地達到了一種任何國家都還未能達到的高度。    
  在這個時代的開始,在英國,並且在與我們更為接近的時期是在德國,語言是完善化了。詩的藝術、散文寫作的藝術已經服從於(但不像在法國那麼馴服地)應該是指導著它們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規則。這些規則對於所有的語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確,儘管迄今為止只有少數人能夠懂得它們,並把自己提高到那種正當的而又確切的趣味的高度,——它們不外就是主宰著索福克裡斯和維吉爾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爾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樣規則的情操而已,它們教導了希臘人和羅馬人以及法國人去感受同樣的美並反抗同樣的醜。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在每一個國家裡都是什麼東西促進了或者推遲了這些藝術的進步的,是什麼原因使得各個不同國度裡的不同類型的詩歌或散文著作達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狀態的,以及這些普遍的規則怎樣能夠甚至在不損害構成為其基礎的那些原則的同時,被風尚、被享受這些藝術品的人的意見以及被它們的不同類型所注定要採用的做法的性質本身所規範著。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廳堂裡在為數不多的觀眾面前所背誦的悲劇,和在一個巨大的劇場裡在隆重的節日邀請所有的人來歌唱的悲劇,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樣的實用規則。我們將要力圖證明,趣味的各種規則也具有同樣的普遍性、同樣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樣的那種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規律一樣,——當必須把它們應用於一種通常藝術的直接實踐的時候。    
  我們將要表明,印刷術怎樣繁衍並傳播了目的在於供公眾朗讀或背誦的那些著作,它們所流通的讀者的數目要比聽者的數目大得無可比擬;我們將要表明,在人數眾多的會議中所採取的幾乎所有的重大決定,是怎樣地由它們的成員從講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決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間的說服藝術的規則不同所得出的結果,這些不同類似於它所應產生的效果與它所運用的手法之間的不同;最後,我們將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於閱讀作品的那些文學類型之中,例如歷史或哲學,印刷術的發明使人更能投身於展開細節的那種便利,又是怎樣地也應該影響到這些規則本身。    
  哲學和科學的進步擴大和促進了文學的進步,而文學的進步又有助於使學習科學更加容易,使哲學更加大眾化。它們是在互相支持的,儘管無知與愚蠢在努力要把它們分開,使之成為敵人。學術——對人類權威的順從、對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學術維護有害的偏見那一方的——居然有助於推翻它們,是因為科學和哲學已經帶給了它一束更為健全的批判火炬。學術已經懂得了衡量各種權威並進行比較,它終於使得它們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審判。它已經摒棄了種種奇跡、種種荒誕的神話、種種違反或然性的事實;但是在它攻擊它們所依恃的那些證據時,它就從此懂得了不管這些證據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棄,而只認可那些能夠擊敗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實性的證據。    
  這樣,所有的人類理解力的活動,不管它們在對像上、在方法上或在它們所需要的精神品質上可能有怎樣的不同,卻都匯聚成人類理性的進步。事實上,它是屬於人類勞動的整個體系的,有如一件製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個部分雖則在方法上迥然有別,卻又應當是緊密相聯繫著的,它們只能形成一個唯一的整體並趨向於一個獨一無二的目標。    
  現在我們就來對人類做一個綜覽;我們將要表明,所有的科學中對真正方法的發現、它們所包含的各種理論的推廣、它們之應用於自然界的一切對象與人類的一切需要、它們之間所建立的交通線路、大量在研究科學的人士們、最後還有印刷術的繁衍,——這些就足以向我們保證,這些科學的任何一種今後都再也不會降回到它們所已達到的那一點以下了。我們將要使人看到,哲學的原理、自由的準則、對真正的人權及其真實利益的認識,都已經在為數非常之多的國家裡傳播開來並在每個國家裡都指導著極大多數啟蒙了的人們的見解,以致於我們不必擔心會看到它們再度湮沒無聞的。    
  那麼,我們還保留有什麼可恐懼的呢?——既然我們看到這兩種語言乃是傳播得最廣的語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兩個民族的語言,他們最能認識它的原理;從而就沒有任何暴君的聯盟、沒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組合,是能夠防止這兩種語言堅決保衛理性的權利以及自由的權利的。    
  但是,如果說這一切都告訴了我們,人類是不會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蠻狀態的,如果說這一切都向我們保證不會再有那種怯懦而腐化的體系——它懲罰著人類要永遠搖擺於真理和錯誤之間、自由與奴役之間;那麼我們同時卻也看到光明還只佔領了大地上的一個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啟蒙了的人數就在大量委身於偏見和無知之中的人們面前消失了。我們看到廣大的地區在奴隸制之中呻吟,那許多國家,或是在這裡被文明的罪惡所敗壞,它那腐化延緩了文明的進程,或是在那裡仍然在它那原始時代的幼稚狀態之中混日子。我們看到晚近這些時代曾經為人類精神的進步做過許多工作,但是為人類物種的完善化卻做得很少;為人們的光榮做得很多,為人類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為人類的幸福幾乎還沒有做任何事。在某些點上,我們的眼睛受到輝煌奪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陰霾仍然遮蔽著廣闊無垠的天際。哲學家的靈魂在少數對像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來,但是愚蠢、奴隸制、狂妄和野蠻的景象卻更加經常地在刺痛著他的靈魂;而人道之友們只能是沉溺於對未來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嚐到沒有雜質的歡樂。    
  這些便是應該列入人類精神進步史表之內的對象。我們將要在提出它們時,特別力求表明這些進步在人們政治生活的不同時代中對於人們的意見的、對於各個不同國家的廣大群眾的福祉的全部影響:我們將要力求表明,他們都認識到了哪些真理,他們都弄明白了哪些錯誤,他們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習慣,他們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發展曾經在這些才能與他們的需求之間建立了一種更幸福的比例;並且,在一種相反的觀點之下,他們又曾經是哪些偏見的奴隸,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們引到那裡的,愚昧無知和專制主義是通過哪些邪惡腐蝕了他們的,暴力或他們自身的墮落又使他們淪於什麼樣的悲慘境地。    
  迄今為止,政治史也像哲學史和科學史一樣,只不過是某些少數人物的歷史;真正構成其為人類的那些人、即幾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勞動而生活的廣大的家庭卻被人遺忘了,甚至於還有從事於公共職業的那類人(他們的活動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社會,他們的任務是教學、是管理、是保衛、是安慰別人),而惟有領袖們才吸引了歷史學家的關注。    
  對個人的歷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實就夠了,但是人類整體的歷史卻只能是依靠觀察;而且要選擇它們、要掌握它們本質的特徵,就必須還得有知識;並且要能很好地運用它們,還需要有幾乎同樣的哲學。    
  此外,這些觀察在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為對象的,它們觸入每個人的眼簾;只要願意,每個人自己都可以認識它們。於是,幾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觀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國人所做出的,因為這些在它們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瑣碎的事物的,對這些人卻成為了好奇心的對象。可是不幸,旅行家們幾乎總是不確切的觀察者;他們觀看對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過他們自己國度的偏見在觀看的,往往是以他們所遊歷的國家的人們的眼睛在觀看的。他們所請教的只是偶然把他們相聯繫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關係、黨派精神、民族驕做或情調則幾乎總是會左右著這些答案的。    
  因此,我們可以據之以追蹤最為重要的這部分人類歷史的,其資料的貧乏就絕不能僅只歸咎於歷史學家的奴顏婢膝,有如人們很有道理地所譴責於專制君主的御用歷史學家們的那樣。    
  我們只能以對法律、對政府與公共經濟的實踐原則的知識,或以對宗教、對一般偏見的知識來補充其中的缺欠。    
  事實上,書面上的法律與被人實行的法律、統治者的原則與他們那由被統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變的行動方式、由制定體制的人所頒布的體制與被實現了的體制、書本上的宗教與人民中間的宗教、一種偏見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獲得的實踐擁護,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於其效果絕對不會再符合於那些公開被承認的原因。    
  正是人類歷史這一最朦朧、最被忽視的部分,而且有關的遺物向我們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們格外應該加入到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無論我們考慮的是一種發現、一種重要的理論、一種新的法律體系或一場政治革命,我們所關懷的都是要決定它們對於每個社會的大多數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麼效果;因為哲學的真正對象就在於此,因為這種同樣原因的一切中間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無非是最後推動那部分真正構成為人類整體的人們的手段而已。    
  只有達到了整個鏈鎖的這最後一步,我們對過去事件的觀察(作為由思索而獲得的知識)才真正變成為有用的,只有到達了那個終端,人們才能欣賞他們自己對光榮的真正資格,或者能確實欣然享受他們自己理性的進步;只有這時候,人們才能判斷人類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聯繫到這樣的最後一點的這一觀念,乃是被正義和理性所決定的;然而人們或許會傾向於把它看作是純屬幻念;但它卻不是幻念,我們這裡只要用兩個動人的例子就足以證明它了。    
  擁有最常見的各種消費品——它們以某種程度的豐裕滿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們土地的人們的需求,乃是由於得到了科學知識的幫助的長期辛勤勞動的結果;自從那時起,這種擁有就被歷史附麗於薩拉米戰役的勝利之上,沒有這次勝利,東方專制主義的陰影就會威脅著要吞噬整個的大地。水手們正確地觀察到了經度才免於海難,他們的生命有賴於一種理論,那通過一連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圖學派所做的發現,但在兩千年間卻埋沒在毫無效用之中。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譯        
第十個時代    
   人類精神未來的進步     
  如果說人們能夠以幾乎完全的確鑿性來預言他們已經知道了其規律的那些現象,如果說即使是它們尚未為人所知,他們也可以根據過去的經驗,以很大的概率預見到未來的事件;那麼為什麼以某種或然性,根據人類歷史的結果來追蹤人類未來命運的史表,就應該被看成是一樁虛無飄緲的事業呢?在自然科學中,信仰的唯一基礎乃是這一觀念:即駕馭著宇宙現象的普遍規律(已知的或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變的;然則有什麼理由說,這一原則對於人類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發展,就要比對於自然界的其他活動更不真確呢?最後,既然根據過去的經驗而形成的意見,對於同一個層次的對象來說,乃是最聰明的人的行為的唯一準則,那麼為什麼要禁止哲學家把他們的猜測置於同樣的基礎之上呢?——只要他不把它們歸之於超出觀察的數目、恆定性和明確性所可能產生的確鑿性之外的一種確鑿性。    
  我們對人類未來狀態的希望,可以歸結為這樣的三個重要之點:即廢除各個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同一個民族內部平等的進步以及最後是人類真正的完善化。所有的國家都將有一天會趨近於最啟蒙的、最自由的、最擺脫了偏見的民族(例如像法國人和英裔美國人)所已經達到的那種文明狀態嗎?把這些民族和屈服於君主之前的那些國家的奴役狀態、非洲部落的野蠻狀態以及野蠻人的愚昧狀態分隔開來的那種廣闊無垠的距離,會一點一點地消失嗎?    
  在地球上有沒有哪些國土,其居民是受到自然界的懲罰而永遠也不能享受自由、永遠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呢?    
  在所有的開化了的民族中,在構成它們每一個民族的不同階級之間迄今為人所觀察到的那種知識上的、手段上的或財富上的差別,以及被社會的最初進步所擴大了的、或者可以說是所造就了的那種不平等,——究竟它們是出自文明本身呢,抑或是出自社會藝術的現實缺陷呢?它們會不會持續不斷地削弱,以便讓位給那種事實上的平等、那種社會藝術的最終目標,那在縮小人們才能的天然差別的作用時,只能是容許對所有的人的利益都有用的那樣一種不平等繼續存在,因為它將促使文明、教育和工業進步,而不會帶來依附、屈辱或貧困;總而言之,人們是不是在趨向於那種狀態?——在那裡,人人都將掌握有必要的知識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按照自己固有的理性指導自己,保持它沒有偏見,以便更好地懂得自己的權利並按照自己的見解和自己的良心來行使自己的權利;在那裡,人人都能由於自己才能的發展而得到保障自己需求的可靠手段;最後在那裡,愚蠢和悲慘將只不過是偶然的事,而不是社會一部分人的常態。    
  最後,人類是在改善他們自身嗎?——無論是由於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並且由此而來的必然結果也就是在個人福祉和公共繁榮的手段方面的新發現;還是由於在行為原則與在實棧道德的進步,或者是由於智力的、道德的以及體質的各種能力的真正完善化(這可能是增加這些能力的強度並指導這些能力的運用的種種工具的完善化的結果,或者甚至於是人類自然器官的完善化的結果)。    
  在回答這三個問題時,我們將要在過去的經驗中。在觀察科學和文明迄今為止所做出的進步之中、在分析人類精神的進程及其能力的發展之中,發現有著最強而有力的動機可以相信:自然界對於我們的希望並沒有佈置下任何限度。    
  如果我們把眼光投向全球的目前狀態,我們首先就將看到在歐洲,法國憲法的原則已經成為所有啟蒙了的人們的原則。我們將看到它們在這裡傳播得太廣泛了、宣揚得太堅決了,以致於暴君們和教士們的努力已無法扼阻它們一點一點地深入到他們奴隸們的簡陋木屋裡去;而這些原則將很快地就在這裡喚醒良知的殘餘和那種無聲的憤懣,那是屈辱和恐怖的習慣辦法所不可能使之窒息於被壓迫者的靈魂之中的。    
  我們再瀏覽一下這些不同的國家,就將看到每一個國家都有哪些特殊的障礙是在反對這場革命的,或者有哪些傾向是有利於它的;我們將要區分這場革命可以由於他們政府那或許來得太遲的智慧而在和平地進行的那些國家,和這場革命由於受到抵抗而來得格外激烈以至把它們自己也捲進那些迅猛可怕的運動中去的另一些國家。    
  難道我們還能懷疑,歐洲各國的智慧或毫無意義的分裂正在協助它們殖民地的進步的那些緩慢的、但卻確鑿無誤的作用,很快地就會造成新世界的獨立嗎?而且從此之後,歐洲的居民在那片廣闊無垠的土地上的迅速增長,難道不會使仍然在佔據著廣大國土的那些野蠻民族文明化,或者甚至於不須征服就會使之消失嗎?    
  讓我們來檢閱一下我們在非洲和亞洲的經營和建設歷史吧;我們將看到我們對商業的壟斷、我們的背信棄義、我們血腥地在鄙視另一種膚色或另一種信仰的人們;我們的肆無忌憚的篡奪、我們教士們橫行霸道地使人改變宗教信仰,他們的陰謀詭計,——這一切摧殘了我們知識的優越性和我們商業的優勢最初所博得的那種敬意和好感。    
  但是這個時刻毫無疑問正在到來,那時我們將不再向他們僅僅表現為腐化分子和暴君,我們將變成他們的有用的工具或者是一般的解放者。    
  制糖業正在遼闊無垠的非洲建立起來,它將摧毀兩個世紀以來腐蝕非洲並使非洲人口減少的那種可恥的掠奪。    
  在大不列顛,某些人道之友已經為此做出了範例;如果說英國的瑪基亞維裡主義的政府被迫不得不尊重公眾的理性,而不敢加以反對,那麼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期待這一同樣的精神,在改革了奴役的和有害的體制之後,也可以配得上一個人道的和慷慨的民族呢?難道法國就不會也趕上來模仿這種事業嗎?——那是歐洲的慈善和正確被理解的利益這兩者所同樣強加的命令。在法屬的島嶼、在圭亞那、在英屬的某些領地,都已經在輸入食物雜貨了;我們不久就會看到荷蘭人以大量的背信棄義、暴行和罪孽所維持的那種壟斷將要滅亡。歐洲各國終將會認識到,獨家經營的公司只不過是加在他們身上的捐稅,以便賦予他們的政府以一種暴政的新工具而已。    
  這時,把自己限於自由貿易的歐洲人對於自己固有的權利是太明白了而不會去作弄別的民族的權利的,他們將會著重他們迄今曾經是那麼橫加蹂躪的那種獨立。他們的殖民地將不會再充斥著受政府保護的人——這些人利用某種地位或某種特權竟相以掠奪或欺詐聚集財富,以便回到歐洲去購買各種榮譽和頭銜;而是將居住著勤勞的人們,他們將要在這些幸運的氣候之下去追求他們在自己的祖國所沒有找到的那種安樂和富裕。自由會把他們留在這裡;野心不會把他們再召回去,強盜們的金庫將會變成為公民們的殖民地,這些公民將在非洲、在亞洲傳播歐洲的自由、知識和理性的原則和先例。對於給這些民族只是帶來了可恥的迷信的僧侶們(並且他們還以一種新的統治在威脅著這些民族而激發了造反),——我們將看到取代他們的,乃是在這些民族中從事於傳播對這些民族自身的幸福有用的真理、向這些民族闡明他們自身的利益與自身的權利的那些人們。對真理的熱忱也是一種感情,它將把他們的努力帶到遙遠的國土上去,——一旦當它看到在自己的周圍再沒有粗暴的偏見要加以打擊、再沒有可恥的錯誤要加以消除的時候。    
  這些遼闊的國土上有著大量的民族,他們有的地方彷彿就只是在期待著接受我們的辦法來使自己文明化,並在歐洲人中間找到自己的兄弟們來使自己變成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的學徒;又有的地方是在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君主或愚蠢不堪的征服者之下飽受奴役的民族,他們許多世紀以來都在召喚著解放者;另有的地方則幾乎還是野蠻的部落,他們那氣候的惡劣使他們遠離著已經完善化了的文明的甜美,而那同一種惡劣又同樣地推開了那些想要使他們認識到那種好處的人們;或者還有征服者的遊牧部落,他們除了武力而外不懂得任何法律,除了搶劫而外不懂得任何行業。這後面兩類民族的進步將更緩慢得多,並且伴隨有更多的風暴;或許甚至隨著他們將被文明民族所驅退,人數縮減得更少,他們終將不知不覺地消滅或者是消失在文明民族的內部。    
  我們將要表明,這些事件怎樣地將不僅是歐洲進步之確鑿無誤的後果,而且也甚至於是法蘭西共和國和北美共和國同時所具有的最現實的利益和對非洲與亞洲所能提供的商業的自由之確鑿無誤的後果;以及它們怎樣地也應該必然地或者是由歐洲各國的新智慧、或者是由它們頑固地依附於自己重商主義的偏見而產生的。    
  我們將使人看到惟有一種辦法,即韃靼人從亞洲進行一場新侵略,才能夠防止這場革命;而這種辦法今後卻是不可能的了。同時,一切都已準備好了這些東方大宗教的一場迅猛的衰頹,它們幾乎到處都落到了那些在分享著教士們的墮落的人們之手,並且在許多國度裡在有權有勢者的眼中已經淪為只不過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而不再能威脅著要把人類理性禁閉在無望的奴隸制之中和一種永恆的幼稚狀態之中。    
  這些民族的進程或許要比我們的更為迅猛而又更為確實,因為他們會從我們這裡接受我們曾不得不要去發現的一切,並且為了要認識我們只能是經歷了長期的錯誤之後才能達到的這些簡單的真理、這些確鑿的方法,他們只要能掌握我們的言論中和我們的書本中的那些發揮和證明就夠了。如果說希臘人的進步已經被其他民族喪失了,那都是由於各民族之間缺乏交往的緣故,那都是由於羅馬人的暴政統治的緣故,它是人們所必須加以譴責的。但是當互相的需要已經使得所有的人彼此接近的時候,當最有威力的國家已經在各個社會和每個個人之間確立了平等並且對弱國的獨立的尊重以及對愚昧和困苦的人道性已經被置諸於政治原則的行列之中的時候;當傾向於壓制人類才能的力量的那些準則,將被促進人類的行動與精力的準則所取代的時候;難道那時候還能容許人懷疑,在大地上竟有某些地方是光明所不能觸及的,或者是專制主義的跋扈竟對真理設置下了長期不可逾越的屏障的嗎?    
  因而,這個時刻將會到來,那時候太陽在大地之上將只照耀著自由的人們,他們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認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時候暴君和奴隸、教士及其愚蠢而虛偽的工具,除了在歷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將不再存在;那時候除了惋惜他們的那些受難者和受騙者而外,除了由於恐懼他們的為所欲為而使自己保持著一種有益的警惕而外,人們就將不再關懷它們;並且在理性的壓力之下人們就學會了識別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們膽敢一旦捲土重來的話。    
  在檢閱社會的歷史時,我們將有機會使人看到,在法律所認可的公民權利和公民所實際享有的權利這二者之間、在由政治體制所確立的平等和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平等這二者之間,總是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的:我們將要使人注意到,這種差距乃是古代共和國中自由的淪亡,乃是困擾他們的那些風暴、把他們交忖給異族暴君之手的那種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些差距有三大原因:即財富的不平等,那些其自身的有保障的謀生手段可以傳給家庭的人和那些其謀生手段有賴於自己生命(或者不如說,有賴於自己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生命)的時段長短的人雙方狀況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    
  因而,我們就必須表明,這三種實際的不平等應該不斷地縮小而又並不消滅;因為它們有其自然的和必然的原因,要想消滅它們將會是荒謬的而又危險的事;而且我們甚至於不能試圖使它們的作用全然消失而又不開闢更多的不平等的來源、而又不對人權帶來更直接的和更致命的打擊。    
  我們很容易證明,財富天然地就傾向於平等,而且它們過度的不成比例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會迅速停止的,如果民法並沒有確立人為的辦法來延續它們和聚集它們的話;如果貿易自由與工業自由使得一切限制性的法律和一切稅務的權利所給予既得的財富的優勢都消失了的話;如果契約稅、對契約自由所加的限制,它們所要服從的種種束縛性的規定以及要實行它們對種種必要的風險和花費,都並未阻止窮人的活動,也並未侵吞他們微薄的資本的話;如果公共行政根本就沒有向某些人開闢對其他公民是封鎖起來了的豐富的財源的話;如果已往時代所固有的偏見與貪婪精神絕未主宰婚姻的話;最後如果由於風尚的純樸和體制的智慧,財富不再是滿足虛榮或野心的手段。而同時一種沒有被人很好理解的嚴厲性(它不再容許把金錢作為追求享受的一種手段)又不強迫人要保存已經一旦積累起來了的財富的話。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歐洲各個啟蒙了的國家的目前人口和它們土地的廣袤。讓我們在他們的耕作和他們的工業所呈現的景象中來觀察一下勞動與謀生手段的分配;於是我們便將看到要在同樣的程度上保持這些謀生手段(而且由於其必然的後果)。要保持同樣數量的人口乃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大多數的個人為了幾乎完全供給自己的需要或自己家庭的需要,不再只靠自己的勤勞和他們運用資本所獲得或所增殖的東西的話。而保持這兩種財源的任何一種,都有賴於每個家長的生命、乃至健康。那在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養老金,而且甚至於更有賴於機緣;於是在這種人與那種其財源根本不必冒同樣風險的人之間就造成了一種非常現實的差距,後一種人的需要是由地租或是由幾乎與自己的勤勞無關的資本的利潤所提供的。    
  從而,這裡就存在著不平等、依賴關係、乃至貧困的必然原因,它不停地在威脅著我們社會中人數最多而又最積極的那個階級。    
  我們將要表明,人們本身在面對著這種機緣的時候,有可能把它大部分加以消滅,保障人到了老年會有由自己的節約所產生的、但由別人的節約所增大的接濟,別人也在做同樣的犧牲,卻死於有需要採摘其果實之前的時刻;通過類似的補償作用,婦女或兒童在喪失了自己的配偶或父親的時刻,也可以以同樣的代價得到同樣的資助,無論是對於遭受夭折之苦的家庭而言,還是對其家長活得更長久的家庭而言;最後,也對自身達到勞動年齡並成立新家庭的孩子們提供了為發揮他們的勤勞所必要的資金的便利,他們以那些因淬然死亡而未能達到那個年齡的人為代價而在增長著。正是由於概率計算之應用於人的壽命、應用於投資,我們才有了對這些手段的觀念,它們已經被人運用得很成功,但卻永遠未能以那樣的廣度、那種形式的多樣化而使它們不僅僅是對某些個人、而且也對整個社會群體真正有用,使它們把大量的家庭從那種週期性的毀滅、從那種使得腐化和貧困得以永遠再生的根源之中解脫出來。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這些以社會權力的名義就可以組成、並可以成為它最大的福利之一的機構,也可以是私人組織的結果,它們將不會構成任何危險,只要是當這些機構所據以組成的那些原則將變得更加流行、而破壞大部分這些組織的各種錯誤將不再為人所懼怕的時候。    
  (我們將要闡明保證這種平等的其他辦法,它們或者是防止信貸繼續成為如此之毫無例外地全然附屬於大財產的一種特權,卻又賦給它們一種同樣之堅固的基礎,或者是工業的和商業活動的進步更進一步對大資本家的存在宣告獨立;但使我們有賴於這些辦法的,卻仍然是概率計算的應用。〕    
  我們所能希望獲得於教育平等的,——而那就應該足夠了,——便是排除了一切被迫的或自願的依附關係的教育。我們將要表明,在人類知識的目前狀態下達到那一目標的簡易辦法,——哪怕是對那些只能對學習付出他們少數的最初幾年並且在他們其餘的一生中只能付出幾個閒暇小時的人。我們將要使人看到,由於人們對知識本身和對教會它們的方法做出了很好的選擇,他們就能夠教給整個人民群眾以每個人對家庭經濟。對事務管理、對自己的勤勞與自己的能力的自由發展、對認識自己的權利。保衛自己的權利和使用自己的權利、對受到有關自己義務的教育以便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根據自己固有的知識來判斷自己的行為和別人的行為而且對任何尊崇人性的高尚精微的情操都不會陌生、對絕不盲目依賴那些自己有必要不得不把操勞自己的事務和行使自己的權利都委託給他人的人。對自己要處於一種可以選擇他人和監督他人的地位。對不再作那些以迷信的恐懼和虛幻的希望在折磨人生的流行錯誤的受騙者、對以自己的理性這一唯一的力量來保衛自己反對偏見、最後對避免江湖騙子的騙局(他們借口要使他致富、要醫治他和挽救他而在陷害他的財產、他的健康、他的意見和他的良心的自由)等等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從此以後,同一個國度的居民就不再以他們所使用的是一種更粗俗的語言還是一種更高雅的語言來加以區分了,他們能夠同等地以自己固有的知識來治理自己,他們不再局限於一種技術流程或一種職業常規的機械性的知識,他們無論是在細微的事務上還是在獲得微小的教育上都不再有賴於以一種必然的優勢在統治著他們的那些聰明人;由此便會造成一種真正的平等,因為知識和才智的差異不可能再在那些其情操、其觀念、其語言使之可以彼此理解、其中某些人可能願望被別人所教導但卻決不需要被別人所領導的人們之間樹立起一道屏障來,他們可能想要把治理他們這樣一樁操心的事托付給最開明的人,但並不會被迫要以一種盲目的信任把它委之於那些人。    
  正是這時候,這種優越性哪怕是對那些並不享有它的人都變成了一種方便,它是為了他們、並不是為了反對他們而存在的。在其理解力沒有得到培養的那些人們之間、甚至於在野蠻人之間的才能上的天然差異,就產生了騙子和受騙者、聰明人和容易上當的人;毫無疑問,同樣的差異在教育真正普及了的民族中間也是存在的,但它只不過存在於啟蒙了的人們和雖感到知識的價值但並不受它的炫惑的精神正直的人們之間,是在才智或天才和懂得欣賞他們和享用他們的常識之間;而且哪怕是這種差異來得更大,但如果我們單純比較這些才能的強度和範圍的話,如果我們僅僅比較它在人與人的關係之間(在關係到他們的獨立和他們的幸福方面)的作用的話,它就變得更加不容易為人察覺。    
  平等有這些不同的原因,它們並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在活動的,它們互相結合、互相滲透、互相支持,而且從它們的聯合作用中就產生了一種更有力的、更確鑿的、更長久的作用力。如果教育是更平等的話,它就會從而在勤奮中、也就由此而在財產中產生一種更大的平等;而財產的平等必然有助於教育的平等;同時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以及每個民族所確立的平等也在彼此之間有一種相互的影響。    
  終於,加以良好引導的教育就糾正了才能方面的天然不平等,而不是強化了它,正如良好的法律就彌補了謀生手段方面的天然不平等,正如在社會中各種制度就會帶來的那種自由、平等,儘管也要服從一部經常的憲法,卻比在野蠻人的獨立狀態中要更為廣泛、更為完整。這時,社會的藝術就完成了它自己的目標,亦即保證和擴大人人都享有他們天生就受到召喚的那些共同權利這一目標。    
  這些進步所將得到的真正好處——我們對此可以表示一種幾乎是確鑿無疑的希望——其歸宿就只能是人類自身的完善化這一好處,因為隨著各種各樣的平等將會為人類確立更廣泛的維持生活需要的手段。更普及的教育。更完整的自由,那種平等也將越發真確,它將越發接近於囊括真正關係到人類幸福的一切東西都在內。    
  因此,正是在檢查這一完善化的進程和規律之中,我們才能認識到我們的希望的範圍和歸宿。    
  沒有人曾經想像過,人類的精神既能夠窮盡自然界的一切事實,又能夠窮盡測定與分析這些事實的精確性的最後手段,以及這些事實之間的全部關係和各種觀念的全部可能的組合。單單是廣度關係、單單是這一觀念的各種組合、數量或廣袤等等,就形成了一個過分龐大的體系,那是人類精神所永遠不可能全部掌握的,即使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也永遠都要比它所可能深入鑽研的更加龐大得多而且始終也不可能為人所知。然而人們卻能夠相信,人永遠只能認識他那智力的本性所能允許他達到的那一部分對像;他終於會遇到一個限度,這時他已經知道的那些對象的數量和複雜程度已經消耗了他全部的精力,所以一切新的進步對他就變得確實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隨著種種事實的增多,人們也學會了對它們做出分類、把它們簡約為更普遍的事實;同時用於觀察它們、準確地測量它們的種種工具和方法就獲得了新的精確性;隨著人們認識了更大量的對象之間種種更複雜的關係,人們就學會了把它們簡約為更廣泛的關係並把它們納入更簡單的表達方式,把它們表現為種種形式,使人能掌握其更大的數量,哪怕自己所擁有的仍然只不過是同樣的腦力而自己所運用的仍然只不過是同等的注意力;隨著人類精神上升到各種更複雜的組合,更簡單的公式就使得它們對於他們更加容易了;曾使人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發現的、並且起初只能是有深刻思索能力的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真理,不久之後就被只不過是普遍的智力之內的各種方法所發展了並且證明了。假如導致各種新組合的方法被用盡了的話,假如把它們應用於尚未解決的問題需要有超乎學者的時間或力量之外的勞動的話;那麼更普遍的方法、更簡單的手段立刻就會為天才們開闢新的用武之地。人類頭腦的實際活力和範圍將始終是同樣不變的;但是他們所能使用的工具則會增多而且完善化,明確並固定他們觀念的那種語言則會獲得更大的準確性和更大的普遍性;在力學中,人們要增大力量就只能減低速度,——與此相反,指導天才們發現新真理的各種方法,是同等地在增加它那運作的力量和速度的。    
  最後,這些變化本身既然是對真理的詳盡認識的進步之必然的後果,而且導致需要新的能力的原因既然同時就在產生著獲得它們的辦法;所以結果便是構成為觀察。實驗與計算的科學體系的各種真理的現實整體就會不斷地增大,同時這同一個體系的各個部分就會不斷地自我完善,而我們卻可以假設人類才能的力量不變、活力不變、廣度不變。    
  我們把這些普遍的想法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科學,就將對其中的每一種都得出這類連續不斷完善化的範例,那將使人對我們所應期待的東西的確鑿性不會再有任何疑問。我們將要特別指出被人們的偏見認為是最接近於枯竭了的那些科學,它們的進步是最有希望的而且是即將到來的。我們將要發展計算科學的最普遍的、最合乎哲學的應用會給一切人類知識的整個體系的廣度。精確度和統一性所增添的一切東西。我們將要使人注意到,每一個國度的更普遍的教育在給予更大多數的人以可以鼓舞他們的基本知識和一種研究的興趣以及在這上面所能做出進步的能力時,是怎樣地增長了這些希望的;如果更普遍地易於使更多的人從事這些專業,那麼,這些希望還將會何等地更加增大,因為事實上就在最開明的國度裡,也幾乎還不到五十分之一的天賦有這些才能的人是接受了為發展它們所必需的教育的;這樣,注定了要以自己的發現去開拓科學疆界的人,也就會以同一個比例而擴大。    
  我們將要表明,教育的平等與各個不同國家之間所應該奠定的平等,將會怎樣地加速其進步有賴於在廣闊的領域內反覆進行大量觀察的那些科學的進程;將會怎樣地加速所有那些我們可以期待於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和氣象學的東西;最後還有,這些科學在其手段的薄弱(它卻引導我們得出了那麼多有用的、重要的真理)與人們尚可加以運用的那些手段的廣度,這二者之間,還存在著有怎樣的比例失調。    
  我們將要闡明,在甚至於其發現乃是對單純沉思的報償的那些科學裡,若能有更多的人來研究它們,也會有促使它們進步的好處,那靠的是根本就不需要為發明者所必備的那種腦力,而只是自行呈現於單純的思索面前的那些細節上的完善化。    
  如果我們過渡到其理論有賴於這些科學的各種技術,我們就將看到,應該是隨著這種理論的進步而來的進步,是不應有其他的限制的;技術流程也可以接受科學方法同樣的那種完善化、同樣的那種簡單化;工具、機器和操作越來越會增加人們的力量和技巧,同時也會增進產品的完美性和精確性並減少獲得產品的必要時間和勞動;這時仍然在抗拒這些進步的障礙就將消失,人們就學會了預見和預防各種事故以及勞動的或習慣的或氣候的危害性。    
  這時候越來越縮小的一塊大地上就可以生產出具有更大效益和更高價值的產量來,更少的耗費就可以得到更廣大的享受,同樣勞動的產品就可以保證更少的原料損失,或變得更經久耐用。人們將會為每一片土壤選擇那些回應於最大需求的生產;在能夠滿足同一種需求的各種生產之中,將會選擇需要更少的勞動和更少的實際耗費而能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那樣一些。這樣,對耗費的保全和節約的辦法,並不需要有任何犧牲,就將隨著再生產各種不同的材料、配備它們並把它們製成產品的技術的進步而到來。    
  這樣,就不僅是同樣的一塊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而且每一個人都不必那麼艱苦地從事勞動就能以更豐富多產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並可以更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    
  從這些勤勞與福祉的進步之中,在人們的才能以及他們的需要之間就得出了一種有利的比例,每個世代或者是由於這些進步。或者是由於保存了此前勤勞的產品,就都被召喚來參與日愈擴大的享受,而且從此以後由於人類體制的後果就形成了人口數量的增長;然則,難道就不會達到一個期限,那時候這些規律也同樣地必然會要反對它自己嗎?那時候,人口數量的增長超過了他們生活手段的增長,由此就必然會造成假如不是福祉與人口的不斷縮減的話,也是一場真正倒退的行程,至少是在好與壞之間的一種搖擺。社會到了那個時期,難道那種搖擺不會成為一種永遠持續不斷的(在某種意義上是週期性的)困苦不幸的原因嗎?難道它不是標誌著那個極限嗎?——在那裡,一切改善都已成為了不可能,而人類的可完善性在無數的世紀之後就會達到已經永遠不可能再加以超越的那個限度。    
  毫無疑問,不會有任何人看不到那個時候距離我們還是何等之遙遠;但是我們難道不會有一天到達那裡嗎?我們同等地不可能宣告一樁事件的未來現實性是正是反,——那樁事件是只能在人類已經必然地獲得了我們對之幾乎還不可能形成任何觀念的那些知識的那個時代裡才會實現的。而且事實上,又有誰敢於猜測把元素轉化為適合於我們之用的各種物質,有一天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但是,假設這個期限終於會來臨,從中也不會得出什麼可怕的東西來的,無論是就人類的幸福而言,還是就其無限的可完善性而言;如果我們假設在那個時候以前理性的進步和科學與技術的進步保持並駕齊驅,而且迷信所具有的種種荒唐可笑的偏見已經停止了對道德去宣揚一種不是淨化它和提高它。而是要腐蝕它和貶低它的嚴酷性,那麼這時人們就會懂得,如果他們對尚未存在的人們有義務的話,那義務就不在於給他們以生存而在於給他們以幸福;那義務是以人類的或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的和他們所附屬的那個家庭的普遍福祉為目的的,而不是以要把大地上佈滿了無用而不幸的人們那種幼稚的想法為目的的。因此,生活資料的可能積累就要有一個限度,並且從而最大可能的人口也要有一個限度,而又並不造成人口的夭折(假如是那樣的話,對於一部分已經獲得了生命的人就太違反自然和社會的繁榮了)。    
  既然對形而上學、道德學和政治學的基本原則的發現(或者不如說,確切的分析)還是最近的事,而且那又先要有大量有關真理細節的知識,所以它們就此已經達到了它們最終限度的這一偏見就是很容易成立的;人們設想已經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因為再也沒有什麼粗暴的錯誤要推翻,再也沒有什麼基本的真理要奠定了。    
  但是很容易看出,對人類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分析還是多麼地不完備;對他的義務的知識,——那假設了他的行為對他同胞的福祉、對他是其中的一員的那個社會的影響的認識,——還可以怎樣地由於對那種影響更明確的、更深入的和更精密的觀察而得到擴大;為了要確切地認識人的個人權利的範圍以及社會狀態所賦予每個人對人人的權利,還留下有多少問題是有待解決的、有多少社會關係是有待考察的。迄今為止,我們甚至於是已經以某種精確性肯定了這些權利的限度嗎?——無論是在戰爭時期各個不同的社會之間的權利,或是在混亂與割據的時期那些社會對自己成員的權利,或是在一種自由而原始的形態的情況下或在一種已成為必要的分裂的情況下那些自發地相結合在一起的個人的權利。    
  如果我們現在過渡到應該是指導著這些原則的應用並成為社會藝術的基礎的那種理論,難道我們看不到有必要達到一種精確程度,其中的基本原理是不可能以其絕對的普遍性而為人所接受的嗎?是不是我們已經達到了這樣一點,可以以正義、或是以一種已被證明的和被公認的效益性而並不是以所謂政治權宜的那類朦朧的、不確定的、隨心所欲的觀點,作為一切法律意向的基礎呢?是不是我們已經規定了精確的準則,可以有把握在平等與自然權利的普遍原則會受人尊重的而為數又幾乎是無限之多的各種可能組合之中,選擇出來了最能確保這些權利並容許它們的行使和享用有著最大的範圍,最能確保個人的安寧與福祉和國家的強大、和平與繁榮的那類組合呢?    
  組合和概率的計算之應用於同樣的這些科學,就向我們許諾了更重要的進步;因為它既是賦予它們的結果以一種幾乎是數學的精確性而同時又是評估其確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支持這些結果的事實,很可以是未加計算的,而一經觀察之後就把人引向普遍的真理,就教給人某某原因所產生的效果是否有利;然而,假如這些事實既不能加以計算,又不能加以衡量,假如這些效果不可能得到準確的測定,那麼這時我們就無法認識這種原因所造成的結果好壞如何了;而且假如好壞雙方大體平衡而互補,假如雙方差別不大,我們便甚至無法多少肯定地宣稱天平會傾斜到哪一邊。不應用計算,我們往往就不可能多少確定地在兩種都是為了獲得同一個目的而形成的組合——而它們所表現出的優點又都不是顯然可見地不成比例——之間做出選擇。最後,沒有同樣的這種幫助,這些科學便缺乏精密的工具足以把握轉瞬即逝的真理,便缺乏可靠的機械足以達到埋藏著它們一部分財富的礦藏的深處,便會始終都是粗糙的和有限的。    
  然而這種應用,儘管有著某些幾何學家的可慶幸的努力,卻可以說還仍然只不過是它那最初的成分;它會向未來的世代開闢一個同樣是取之不盡的知識來源,正如計算科學本身、正如人們可以納入其中的組合、關係與事實的數目是一樣地多。    
  這些科學還有另一種同樣重要的進步,那就是使它們那仍然是如此之模糊和如此之暖昧的語言得以完善化。而正是由於這種完善化,它們才可能有條件變得真正大眾化,哪怕是以它們那些原始的成分。天才們戰勝科學語言的不確切性,也像戰勝其他的障礙一樣;儘管有陌生的面具在掩蓋著或偽裝著真理,天才們卻認識真理;但是那些只能給自己的教育以一小點時間的人,假如那些最簡單的概念是被不確切的語言所歪曲了的話,又怎麼能夠獲得並保持那些概念呢?他們所能搜集和組合的觀念越少,則它們就越有必要是正確的、是嚴密的;他們在自己固有的智力裡找不到一種真理體系能使自己抵禦錯誤,而他們的精神也沒有被長期的操作所強化或精煉,所以就把握不住通過一種不完備的而又不合文法的語言的種種曖昧和模稜所透露出來的微弱的光芒。    
  人類將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道德情操的本性和發展,將不能使自己懂得道德的原則,將不能使自己懂得以自己的行為與之相符合的那些天然動機,將不能使自己懂得自己的利益,無論在作為個人的、還是作為社會成員的,而又不在道德實踐上也做出像是在科學本身上那些同樣真實的進步。被錯誤理解的利益,難道不正是違反普遍福祉的各種行為的最常見的原因嗎?情緒衝動,難道往往不正是人們由於計算錯誤或對抵制自己原來的行動、平息它們、轉移它們、指導它們的行為的各種手段的無知而投身於其中的習慣所形成的效果嗎?    
  習慣於反省自身的行為並在這上面請教和傾訴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習慣於把我們自己的幸福和別人的幸福合為一體的那種美好的情操,——難道這些習慣不正是研究引導得良好的道德。研究社會公約的條件之下的一種更大的平等之必然的結果嗎?這種屬於一個自由人自身尊嚴的良心、一種以對我們的道德構成的深刻認識為基礎的教育,——難道它們不正是使得幾乎人人都在共享著嚴格而純潔的正義的那些原則的、以及活躍的而又啟蒙了的善意和精緻而又慷慨的感性的那些習慣的運動嗎?自然界把它的科學置之於每個人的心中,而它們僅只有待於知識和自由的美妙的影響,便可以發展。正猶如數理科學能使我們用於我們最簡單的需求的那些技術得以完善化一樣,道德科學與政治科學的進步對於引導著我們的情操和我們的行動的那些動機所起的同樣作用,難道不也是同等地屬於自然界的必然秩序嗎?    
  法律和公共體制的完善化,作為這些科學進步的結果,其作用不就是要使每個人的共同利益趨近於、認同於全體的公共利益嗎?社會藝術的目標,難道不就是要掃除那種顯而易見的反對力量嗎?其憲法和法律最密切地符合理性的和自然界的願望的國度,難道不就是其德行的發揮將是最輕而易舉,而使它脫離德行的那些誘惑又是最罕見的而又最軟弱無力的那個國度嗎?    
  有什麼惡劣的習慣和違反良好信仰的做法、甚至於有什麼罪行,是我們不能夠從我們觀察到做出了那種習慣、那種做法或那種罪行的那個國度的立法之中、制度之中和偏見之中揭示出其根源及其最初的原因來的呢?    
  還有,隨著有用的技術的進步(依靠於一種健全的理論)而來的福祉,或者是隨著以政治科學的真理為基礎的一種正直的立法之進步而來的福祉,難道不正是在使人類趨向人道、趨向仁愛、趨向正義嗎?    
  總之,我們所提出要在本書中展開的這些觀察,難道不都在證明由人類的構成所必然產生的人類的道德善良,正像所有其他的才能一樣,是能夠無限地完善化的,而且自然界不是以一條解不開的鏈鎖把真理、幸福和德行都聯繫在一起的嗎?    
  在人類精神的種種進步之中,我們應該把徹底掃除偏見——它在兩性之間奠定了一種權利上的不平等,那甚至於對它所垂青的那一方,也是致命的,——當作是對普遍的幸福最關重要的。人們徒勞無益地在尋找各種動機,以他們生理機能的不同井以人們要在他們智力大小上、在他們道德感受力上所發現的不同來論證這一點。這種不平等除了力量的濫用而外,再沒有別的根源,而後來人們力圖以種種詭辯來辯解它,都不過是枉然。    
  我們將要表明,掃除被這些偏見所認可的種種習俗、所規訂的種種法律,可以怎樣地有助於增進家庭的幸福、有助於使得成為其他一切德行的最初基礎的家內德行可以普及,有助於促進教育的進步,而尤其是使得教育真正普及,無論是因為人們以更大的平等把教育擴大到兩性,還是因為沒有家庭中母親們的協助,教育即使對男人們也不可能變得普及。這種對公正和善意終於是姍姍來遲的臣服禮,難道不正是由於消除了一種對立——由於消除了最活躍的、最難以壓抑的自然傾向與人類義務或社會利益雙方之間的如此之危險的一種對立,——便從而中斷了種種不正義、殘酷和罪行的一個異常之豐富的根源了嗎?最後,它難道不是產生了迄今為止一直只不過是一幕海市蜃樓的那種甜美而純潔的民族風尚嗎?——這些風尚不是由足以驕人的艱苦、偽善的外表或是由害怕受侮辱或宗教的恐怖所強加於人的節制而形成的,而是由被自然所鼓舞的、被理性所認可的自由締約的習慣而形成的。    
  啟蒙了的人民在恢復自己有處置自己的生命和財富的權利時,就一點一點地學會了把戰爭看成是最致命的災難,是最大的罪行。人們將看到,首先消失的是國家主權的篡權者為著自封的世襲權利而驅使人民去參加的那些戰爭。    
  各族人民將會懂得,他們不可能變成為征服者而不喪失自己的自由;他們將會懂得永久的聯盟乃是維護自己獨立的唯一辦法,而且他們應該追求的乃是安全而不是威力。商業的偏見將會一點一點地消失;一種虛假的商業利益將會輸光足以使大地血流成河並使他們在發財致富的借口之下可以毀滅各個國家的那種可怕的力量。隨著各族人民在政治的和道德的原則之中終將互相接近,隨著每一族人民為了其自身的好處終將號召外國人來更加平等地分享他們所得之於自然界或得之於自己的勤勞的財富,所有那些產生、毒化和延長民族仇恨的原因都會一點一點地消逝;它們將不會再向好戰的狂熱提供任何養料或借口。    
  比這些有關永久和平的規劃組合得更好的各種體制,曾經佔據了某些哲學家的閒暇並慰藉了他們的靈魂,它們將會加速各國之間那種友愛的進步;而各族人民之間的戰爭,就會像謀殺一樣,將被列入於特殊的邪惡,它們是玷污和違反自然的,它們給國家打上了長期恥辱的烙印,它們敗壞了那個世紀的編年史。    
  談到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的美術時,我們已經看到了在他們作品之中必須區別什麼是真正屬於藝術的進步的,什麼僅只是有賴於藝術家本人的才能的。我們在這裡將要指出藝術所仍然應該期待著的進步,無論是哲學的和科學的進步,還是對於這些藝術自身的對象。效果和手段的更多的、更深刻的觀察的進步,或是在清除局限了藝術的範圍並把藝術仍然束縛在已被科學和哲學所砸爛了的那種權威的羈軛之下的種種偏見方面的進步。我們將要考察,那些手段是否像是有人所相信的,已經是用盡了;因為最崇高或最感動人的美都已經被人掌握了,最幸運的題材都已經被人處理過了,最單純的而最驚心動魄的組合方式都已經被人運用過了,最慷慨激昂的、最恢宏大度的人物都已經被描寫過了,最活躍的感情、對它們的最自然或最真實的表現、最扣人心弦的真理、最輝煌的形象都已經被放進作品之中了,所以不管我們設想它們的手段有著怎樣的豐富性,藝術都被注定了是要淪於模仿前人典範的那種永恆的單調狀態的。    
  我們將要使人看到,這種見解只不過由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習慣於評價人物而不是欣賞作品所產生的一種偏見;我們將要使人看到,如果說人們喪失了由於比較各個不同的世紀和國度的作品和由於讚美刺激了天才們的努力與成功而產生的那種反思的樂趣,那麼這些被考慮的作品本身所給予人們的享受卻應該是照樣活潑潑的,哪怕我們從他們那裡得到這些作品的人們已經不大配得上被抬高到那種完美的境地了。隨著這些真正值得保存的作品的數目在增多並變得更加完美,每個世代都要把自己的好奇心和敬慕心放在那些值得偏愛的作品之上,而其他的作品就會不知不覺地被人遺忘的;對這些更單純的、更動人的、被前人已經掌握了的美的享受,其存在對於後代也不會減少,儘管它們只是在更為現代的作品中才會被人發現。    
  科學的進步保證了教育技術的進步,而教育技術的進步本身隨後又加快了科學的進步;這種其作用是日新又新的交相影響是應該列入人類精神完善化的最活躍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中的。今天,一個青年離開學校時所懂得的數學,就超過了牛頓以深入的研究所學到的或者以其天才所發現的一切,他懂得怎樣以一種前所未知的輕鬆愉快來操作計算工具。同樣的觀察也可以多少不等地適用於所有的科學。隨著每一種科學都在提高,把大量真理的種種證明收縮在一個很小的空間之內並使之容易理解的各種辦法,也同等地將會完善化。於是,儘管科學有著種種新的進步,具有同等天分的人們不僅發現自己在他們生活的那同一個時代裡都處於科學現狀的那同一個水平上;而且對每一個世代來說,凡是人們以同樣的腦力、同樣的注意力在同樣的一段時間內所能學到的東西,都必然地會增多,而且人人都可能獲得的每一門科學的基礎部分都在變得越來越擴大,它將以一種完備的方式囊括每個人為了在共同生活中指導自己。為了以一種更完整的獨立性運用自己的理性所可能必須知道的一切。    
  在政治科學中,有一類真理,特別是在自由的人民(也就是說,在各個民族的某些世代)中間,除非是普遍地為人所認識和認可之後,否則是不可能有用的。因此,這些科學對於國家的自由與繁榮的進步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就應該用由於基礎教育的作用而成為了人人精神所共有的那些真理的數量來加以衡量;因此,這一基礎教育之不斷增長著的進步,其本身就與這些科學的必然進步相聯繫著而向我們保證了人類命運的改善,——那可以看作是無限的,因為它除了這些進步本身的限制而外,就再沒有任何其他的限制。    
  現在我們還要談兩種普遍的方式,它們同時既影響到教育技術的完善化,也影響到科學的完善化:一種是更廣泛地和更完美地運用我們可以稱之為技術方法的東西;另一種則是建立一套普遍的語言。    
  我所稱為的技術方法,是指把大量的對象結合在一種整體安排之下的技術,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其中的關係、迅速地就把握其中的組合併更容易地就形成了新的組合。    
  我們將要發展這些原則,我們將使人感覺到這種技術的效用,它還處於自己的襁褓時期;並且它在自我完善的同時還能夠提供在一張小小的史表之內就收集到往往是一部大書都難以使人如此之迅速就很好地加以理解的東西的那種便利,或是更為可貴地把許多孤立的事實都呈現在更適宜於從中推導出普遍結果來的那種格局之中的辦法。我們將要闡明,靠了少數這類很容易學會其用法的史表的幫助,那些未能把自己提高到最初等的教育之上足以使自己能認識日常生活的有用細節的人,當他們體驗到有此需要的時候,是怎樣地可以隨意就發現它們;以及運用同樣的這些方法在初等教育所建立的一切部門中是怎樣地能夠促進初等教育,或是在對真理的系統安排方面,或是在一系列的觀察與事實方面。    
  一種普遍的語言是指以符號來表達的語言,它或者是真實的對象,或者是由簡單而普遍的觀念所構成並表現為同樣的、或在所有的人的理解中可能都同樣形成的那些明確被規定的集合體,以及或者是這些觀念之間的普遍關係、人類精神的運作和每一門科學所固有的運作或技術流程。從而,凡是認識這些符號、它們的組合方法以及它們形成的規律的人,都會懂得這種語言所寫的是什麼,並且會同樣輕而易舉地以各個國度所共同的語言來表達它們。    
  我們看到這種語言可以用來闡述或是一種科學的理論或是一種技術的規則,可以用來說明一種新的經驗或觀察,一種操作的發明。一種真理或一種方法的發現;就像是代數學那樣,當它不得不採用新的符號時,那些已知的符號就會給出解釋它們價值的辦法。    
  這樣的一種語言,就沒有那種與通常語言不同的科學慣用語的不便。我們已經注意到,那種慣用語的使用必然要把社會劃分成兩個不平等的階級:一個階級是由認識那種語言而掌握了所有各種科學的鑰匙的人們所組成,另一個階級則由未能學會它而發現自己幾乎絕對不可能獲得知識的人們所組成。相反地,普遍的語言在這裡就像代數學的語言一樣,是和科學自身一起學到的;人們是在認識符號所指示的對象。觀念和操作的同時,就認識了符號的。凡是已經學會了一門科學的要素的人,都想要向前深入,他們會在書籍裡發現不僅有靠著他已經認識了其價值的那些符號的幫助而可能理解的真理,而且還有人們為了上升到其他的真理所需要的對各種新符號的解釋。    
  我們將要表明,這樣一種語言的構成,——假如它把自己僅限於表達簡單確切的命題,作為構成一種科學體系的或技術實踐的命題,——決不會是一種虛無飄緲的觀念,而且甚至於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推行到大量的對象上去;真正妨礙了把它擴大到其他上面去的障礙倒是那種有點令人感到羞愧的必要性,即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具有的、為我們的精神所很好接受的精確的觀念、明確規定的概念又是何其稀少。    
  我們將要指出,它在不斷地自我完善並且每天都在獲得更大的領域的同時,會對包含人類全部的智慧的一切對象都帶來一種嚴謹性和精確性,那會使得對真理的認識更加容易,使得錯誤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那時候,每一門科學的進程就會有著數學的進程那種確切性,而構成它那體系的命題就會有著幾何學的全部確鑿性,也就是說,自然界對它們的對象和它們的方法所能允許的全部確鑿性。    
  所有這些使人類得以完善化的原因、所有保證這一點的辦法,由於它們的本性,就應該是永遠在發揮著一種積極的作用,並且是在獲得一種永遠是在擴大著的領域。    
  我們已經闡明了對這一點的證明,它將在作品本身之中由於自己的發展而得到更大的力量;因而我們就已經可以做出結論說,人類的可完善性是無限的;然而直迄現在,我們還只把它設想為是同樣不變的天賦才能和同樣不變的組成。他那些希望的確鑿性和領域將會是何其之大,——假如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天賦才能的本身、這些人體組成也能夠得到改進的話。而這就是要留給我們加以考察的最後一個問題了。    
  植物或動物物種的有機體的可完善性或者退化,可以看作是自然界的一條普遍的規律。    
  這條規律也擴展到人類;毫無疑問,沒有人會懷疑:保護性醫療的進步、採用更健康的飲食和居室、通過鍛煉發展體力但又不因過度以致損傷體力的那種生活方式、最後還有清除兩種最活躍的退化原因,即貧困與過分的財富,——這些對於人類將會延長他們的平均壽命,將會保證他們更持久的健康和更茁壯的體質。人們會感到,預防性醫學的進步會由於理性與社會秩序的進步而變得更為有效,將會終於消滅遺傳病和傳染病以及那些起源於氣候、食物或勞動性質的一般疾病。將會不難證明,這種希望也應該延伸到幾乎所有其他的疾病,看來人們很有可能有朝一日認識到它們的遠因。現在就設想人類的這種完善化應該看作是有著無限進步的可能的,設想有一個時候會到來,那時候死亡只不過是特殊事故或生命力慢慢衰亡的結果,而且生與死的中間值的期限本身並沒有任何可指定的限度,——這難道會是荒謬的嗎?毫無疑問,人是不會永遠不死的;但是在他開始生存的那一瞬間和他沒有疾病、沒有意外而自然而然地經歷到難以生存下去的那個大家所共有的時刻這兩者之間的那段距離,難道不是能夠不斷地擴大的嗎?既然我們這裡是在談可以用數量的或線性的精確性來表示的進步,所以現在就是時候,適宜於我們來發揮無限一同為人所接受的這兩種意義了。    
  事實上,這一生命的平均長度——它應該是隨著我們深入到未來而不停地在加大——可以是按照這樣的一種規律在增加,即它連續不斷地趨近於一個沒有限制的範圍而永遠不可能達到那裡;或者也可以是按照這樣的一種規律,即那同一個長度在無數的世紀之中可以獲得一個比任何事先所曾指定其限度的固定數量都要更大的範圍。在後一種情況中,那種增加在更為絕對的意義上實際上就是無限的,因為並不存在一條那種增加在其限度之內就必須停止下來的邊界。    
  在前一種情況中,假如我們無法規定那種增加所永遠不可能達到的而又永遠在趨近著的那個終端,那麼它們對我們而言就仍然是無限的;尤其是假如我們僅只知道那種增加是決不會停頓的,而我們卻甚至於不知道在這兩種意義的哪一種上,無限一詞是可以用之於它們的。而這就恰好是我們目前對人類可完善性的認識的終端了;這就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無限的那種意義。    
  因此,在我們此處所考慮的例子中,我們就應該相信人類壽命這一平均長度是可以不斷增加的,假如沒有受到物質方面革命的反對的話;但是我們卻不知道它所永遠不會逾越的那個終點是什麼;我們甚至於也不知道自然界的普遍規律是否曾確定了它有一個不可能超過的終點。    
  但是體質的才能、力量、機敏、感官的精細——這些是不是也屬於個體的完善化所可能遺傳的那些品質之列呢?對家畜的不同品種的觀察使得我們相信這一點,而且我們也可以由於對人類直接進行觀察而加以證實。    
  最後,我們難道不能把這些同樣的希望擴展到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上面來嗎?我們的父母把他們身上的各種優點和劣點都遺傳給了我們,我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既有我們身體的顯著特徵,也有我們某些生理愛好的傾向,——難道他們不可能同樣地遺傳給我們為智力、腦力、靈魂的精力或道德感受性所依賴的那部分的體質結構嗎?難道教育在完善化這些品質時,就不可能也影響到那同一種體質結構、改造它們並完善它們嗎?類比並分析人類才能的、甚至於還有某些事實的發展,似乎都證明了這類猜測的真實性,它將會進一步開拓我們希望的界限。    
  這些便是我們結束對最後這個時代的考察的問題。人類精神在解脫了所有這些枷鎖、擺脫了偶然性的王國以及人類進步之敵的王國以後,就邁著堅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進:它的這份史表對於哲學家是怎樣地呈現出仍然被錯誤、罪行和不公所污染——而哲學家又往往是它們的受害者——的大地之上的一副令人慰藉的景象啊!正是在觀照這幅史表之中,他就接受了他為理性的進步、為保衛自由所做的努力的獎賞。這時候,他就敢於把它們和人類命運的永恆枷鎖聯繫在一起:正是在這裡,他就找到了對德行的真正補贖和做出了一樁持久的好事的快樂,那是命運以一種要使偏見和奴役捲土重來而致人於死命的抵銷行動再也摧殘不了的。這種觀照對於哲學家乃是一個隱蔽所,在那裡面對他的迫害者的回憶是無法跟蹤他的,在那裡他在思想上和恢復了自己天賦的權利和尊嚴的人們生活在一起,他遺忘了那些被貪婪、恐懼或忌妒所折磨和腐蝕著的人們;正是在這裡他才真正地和他類似的人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天堂裡,這個天堂是他的理性懂得怎樣為自己創造的,而且是他對人道的熱愛以最純潔的歡樂精工細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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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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