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國家興衰探源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國家興衰探源》 作者:曼庫爾.奧爾著        
譯者前言    
   本書(簡稱《探源》)作者曼庫爾·奧爾森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32年生於美國北達科他州,現任美國馬裡蘭大學經濟學教授。    
  奧爾森大部分時間在大學裡從事教學與研究,也在美空軍服過役,1963-1967年在約翰遜當政的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部任職。他的主要論著除《探源》外還有《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份準備中的社會報告》(1969)、《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1982)等。其中《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影響廣泛,先後被譯成德、法、意、日、葡等國文字。作者宣稱,《探源》是《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姐妹篇,前者是後者所闡明原理的具體應用。    
  國家為什麼會有興衰?不同的國家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同一國家於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什麼發展有快有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遭受嚴重破壞的西德、日本為什麼會如此迅速崛起?西歐共同體的建立為什麼會使共同體各國獲得較快的發展?英國為什麼會衰落?印度半個多世紀以來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為什麼未能給它帶來繁榮與發展?為什麼西方社會會有滯脹、失業和經濟週期……對上述問題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們按傳統的經濟學、社會學的觀點作出了種種不同的解釋,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認為所有這些解釋都是膚淺的,它們沒有找到問題的最終根源,因而難以令人信服。作者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這就是從分利集團及其影響的角度對上述問題作出解釋。    
  奧爾森根據自己對不同歷史時期世界各國發展狀況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結論:允許自由地建立各種組織而又長期沒有動亂或入侵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受到分利集團的阻礙和危害也就更嚴重;極權主義政府或外來入侵者削弱或廢除了分利集團的那些國家,在建立了穩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後,其經濟就會相當迅速地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跡般的增長就是上述結論的有力例證。作者還指出,分利集團的數目及其成立時間的長短同經濟增長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負相關。    
  作者進一步指出,像行會、工會、卡特爾以及議會院外活動集團等這樣一些分利集團之所以會阻礙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於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具有排他性,它們阻礙了技術進步、資源的流動與合理配置;它們降低了生產經營活動的報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與官僚主義進行討價還價等活動的報酬;它們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作者認為,希望採取集體行動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團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損失,因而分利集團的活動不是增加社會總收入而是減少社會總收入,與其說它們是「分蛋糕」不如說它們是有破壞性後果的「搶瓷器」。    
  西歐共同體的建立及其各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作者認為也可以從分利集團受到限制、管轄權統一和貿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釋:管轄權統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會等分利集團失去了壟斷和影響;貿易限制從社區上升到國家層次,會使關稅壁壘長度減少許多倍,從而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然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只有貿易自由和要素流動還不行,必須同限制分利集團等措施相結合,才能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例如,半個多世紀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並未由此獲得繁榮與發展,這主要是由於以種姓等級制度為特徵的分利集團在起抑製作用。再如,以自由貿易著稱的英國,在獲得一個多世紀的長足發展之後,現在開始衰落下來,其原因在於不斷滋生起來的分利集團對經濟增長起阻礙作用。    
  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無法作出完滿解釋的「滯脹、失業和經濟週期」也可從分利集團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釋:分利集團決策緩慢,使決策日程愈益紛繁,從而引起工資和價格「黏性」,使社會壟斷性增加,市場無法結清,從而導致失業增加,社會總收入減少,需求下降,最後導致經濟的衰退和蕭條。    
  考察分利集團對經濟社會之影響並分析其作用機理是貫穿《探源》全書的鮮明主線,奧爾森把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最終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團上,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限制分利集團。作者最後指出,採用限制分利集團的法規,不需耗費大量的資源,聰明而堅決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進經濟繁榮與社會效益。    
  奧爾森於本書所闡明的理論和方法是一種重要而獨特的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理論和方法。它不僅適用於西方各國,而且對研究東方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前言    
   在當代經濟學暴露了自己種種缺陷的時候,可能使人驚訝:竟有經濟學家宣稱將現有的經濟理論加以引申,就不僅能解釋目前舉世垢病的「滯脹』與增長率遞減的規律,而且能部分地回答那些通常屬於其他學科領域的難題——如某些現代社會中的「失控」現象、英國的階級結構與印度的種牲等級制度、許多發展中國家內權力與收入的極端不平等分配,甚至可以闡明歐洲各國為何會由中世紀的極端落後狀態下崛起,而於19世紀末期統治了全世界。然而,世界上一門充滿缺陷的學科經過改進而獲得成功也是不乏先例的:有許多原來被人認為無法實現的技術,經過發展不僅成為現實並且得到應用。經濟學也一樣,雖然目前受到種種指責,也可能由於採用了新的概念就能解釋過去無法說明的問題。    
  如果回顧較長遠的過去以便展望未來,我們就不僅會注意到近10年來許多經濟學家陷於困境的現象,而且會注意到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巨大進展的事實。作者在此願引用牛頓的名言: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這是由於自己站在其他巨人肩膀上的緣故。如果牛頓在17世紀就能道出此中真理,那麼,今日飽受教育的經濟學家,無論其本人的學術造詣深淺,至少都可以自誇有一個很高的出發點。現代經濟學家是過去許多公認的天才思想家的繼承者:斯密(Smith)、李嘉圖(Ricardo)、穆勒(Mill)、馬克思(Marx)、瓦爾拉斯(Walras)、威克塞爾(Wicksell)、馬歇爾(Marshall)和凱恩斯(Keynes),以及數以百計的出色學者。實際上,由於經濟學界的這些巨人本身也是站在他們前輩的肩膀上前進的,因此今日的經濟學家的地位就猶如站立在人類天才的金字塔之巔。那麼,為什麼這麼多經濟學家都未能預計到1970年及80年代中出現的新的經濟現象呢?這可能是由於經濟學家們帶上了職業的偏見,使他們只會向前直視,專門看到那些一慣熟知的事情。本書試圖說明:如果我們不嫌麻煩,願意轉首環顧一下其他學科領域,則可能對整個景象會得到全然不同的觀點。    
  部分地由於這一研究工作涉及好幾個其他學科領域,而更重要的是由於希望本書能供決策者與學生閱讀,作者盡了很大努力用另一種與過去寫技術經濟文獻不同的文體來撰寫此書,而且本書篇幅也比單純供經濟學家閱讀的著作更長,但作者相信從事任何職業的聰慧之士都能領會本書內容(其中某些註釋與括號內的說明除外)。所幸的是,作者在書中闡述的絕大部分概念,大家只要認真領會,都會發現它們是異常簡單的。    
  作者在此不僅應當感謝過去的經濟學偉人,而且應當感謝一大批當代的熱心同行,他們對本書初稿及所根據的文獻提出了寶貴的批評與建議。對本書內容的批評意見如此地廣泛與眾多,以致作者只能在本書之末寫一段專文以銘感謝。資助此項研究的基金會及其他組織則為數較少,在此擬列舉以致謝忱。本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資助來自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經濟、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計劃——還有革新研究計劃、經濟學研究計劃以及計量方法與數據資源計劃。儘管這些資助總額有限而申請者又眾多,但它對於作為本書基礎的研究工作及時作者的其他專門著作的支持則是極其寶貴的。作者還要感謝未來資源基金組織,不僅由於他們的支持與熱心安排,而且由於他們允許作者為完成本書而推遲了原來約定為該基金會撰寫的另一著作。美國國家環保局與斯隆基金會也給予了支持,此外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也提供了研究基金,使作者得以有數月的自由時間從事本書寫作。    
  作者對自己的家庭成員表示更深切的感謝。撰寫這樣一部著作需要好幾年的緊張勞動,而作者的夫人與子女率先保證了我心靈上的安寧,才使作者得以集中精力完成這一著作。由於作者前一部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已奉獻給我的夫人艾麗絲,因此,作為前書的續篇,本書理應獻給我們的三個孩子。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一章    
   問題的提出與答案的判別標準      
  (一)    
  人們往往在歷史的神秘法則面前感到困惑:為什麼許多聲威赫赫的龐大帝國逐漸衰亡或毀於一旦?為什麼許多蟄居蠻荒默默無聞的民族崛然興起,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與燦爛的文化?眾所周知,一度威震西方的羅馬帝國竟敗於散居的蠻族部落之手,終於從歷史上消失;號稱東方巨龍的中華帝國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視為蠻夷的蒙滿部族或窮鄉僻壤的貧苦農民所滅亡。在中東與美洲也不乏同樣的例子:印第安文化的滅亡,甚至在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國被西班牙的特遣艦隊征服之前,就曾多次被不知名的部落奪取了王位,帝國內原有的繁華城市與壯麗的金字塔早已被夷為廢墟。南美洲的安達斯山區,或吳哥窟和世界其他文化的遭遇也大同小異。希臘古代的偉大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總結當時希臘城邦興衰史時曾經指出:「繁華都市的衰亡與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辯地說明了一個結論:好景從來不久長。」    
  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偉大的成就往往由最卑賤無名的部落所創造。登上地中海文化高峰的並非龐大的埃及帝國而是先前無人知曉的愛奧尼亞半島上的居民。征服輝煌的希臘城邦帝國的羅馬人,原來也是不受重視的蠻族。19世紀主宰全世界的西方基督教國家,脫胎於落後與混亂的中世紀歐洲社會,當時它們甚至無力抵禦回教徒、馬扎爾人與北歐海盜的侵略。而在西歐境內,領導西方進步潮流的往往又是那些地處邊遠而過去十分落後的國家:17世紀歐洲發展的中心在荷蘭北部諸省,該地一向貧困落後,而且長期受西班牙的統治;18世紀到19世紀初,工業革命最初在英國興起,而不是發生在當時最富貴豪華的法蘭西。到19世紀後半葉,達到帝國興盛頂點的英國卻不得不將深入進行工業革命的領袖地位轉讓於過去一直處於沉睡之中的德國與遙遠的美洲前殖民地——美國。    
  不幸的是,流行的歷史書籍對於這些國家與人民興衰的原因都語焉不詳。如果我們有可能簡單地用「弱肉強食」的邏輯來解釋古代帝國崩潰原因的話,就不會有那樣多與此相反的「神秘」興衰史引起歷史學家長期不斷地探索了。由歷史學家過去所描繪的種種重大歷史事件的材料中,與其說給出了直接的結論,倒不如說僅僅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的素材。然而,由近年來所發現的新的定量化證據,或由已經證實的理論中作出了新的結論,我們發現它們與廣為流傳的歷史上國家興衰的事實相互呼應,這樣就有可能以更準確的方式提出問題和按更合理的步驟來分析事實,從而有系統地對歷史事件進行考察。正是基於這種新的證據與方法,我們進行以下的分析。    
  (二)    
  在上一世紀的經濟發展史中,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都有不少國家興衰的實例。這些歷史初看上去不像古代歷史傳說中的那樣富於戲劇性,但其神秘程度並不遜色,而且其興衰的週期往往更為短促。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德國與日本的經濟業已完全崩潰,背景不同的各國經濟學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這兩個一貧如洗的戰敗國恐怕連維持最起碼的生存都不容易,更不用 奢談什麼「發展」了。然而,卻出現了眾所周知的經濟奇跡:西德與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很快就置身於世界最興旺發達的國家之列。這兩個戰敗國的經濟不僅在短期內重建並恢復到它們戰前的收入水平,而且甚至更加迅速地進一步發展並超越了過去的水平。西方國家內普遍存在著的所謂「滯脹」症,即通貨膨脹與高度失業並存的現象,在西德與日本國內總的說來也並不那樣突出。    
  本世紀內也有國家衰落的例子。大英帝國就是其中最顯著的代表。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速度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實際上,自19世紀最後20年以來,英國的經濟增長率已落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之後。目前英國的人均收入低於大部分西歐國家。至少在過去10年間,英國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均高於與之可比的發達國家如西德及日本。英國經濟的這種增長遲緩與其他方面的困境使得國內外的許多專家對所謂「英國病」議論紛紛。    
  在美國國內,也同時可以發現各地區增長速度的巨大差別。與美國其他地區及外部世界相比,東北部與舊時中西部各州,特別是其中的大城市業已衰落不堪。紐約與克裡夫蘭市經濟的瀕臨破產,就是這些最早工業化地區收入普遍減少與居民外流的突出代表。與此相反,美國的西部地區與南部地區在最近幾十年間迅速發展。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理論來說明這種時運逆轉現象。人們可能認為,上述興衰的事例的成因已經在分析經濟增長要素的文獻中得到說明。誠然,這些著作都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如愛德華·丹尼森(Edward    
  Denison)關於資本積累、技術發展等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論述,而戴爾·喬根森(Dale    
  Jorgenson)與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則作出了巨大努力以進行了更為詳盡的定量估計。然而,不論這類分析如何精細、巧妙與實用,都未能說明發展的最終根源。它們並未能解答什麼是造成儲蓄與投資的動力?以及為什麼在某一國或某一時期內的資金積累與技術創新比在另一國或另一時期更多?簡而言之,這些論著中並未追溯到造成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打個比喻說,它們追溯到江河源頭的小溪與湖泊,但沒有解釋注入這些源頭的雨水是怎樣生成的。同時,它們也沒有說明經濟發展的渠道是如何被堵塞的——即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為何受到阻礙。    
  然而,這類分析經濟增長要素的文獻卻有助於揭示迅速發展的經濟中的若干奧秘。它們闡明了在近代社會中,資本積累的重要程度雖然不及「技術進步」,但仍然是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為技術進步的作用往往需要通過投資於新設備才能實現,而且促進經濟增長的許多技術革新的實現也需要花費一定的改造投資。對於一國經濟政策的任何不信任,特別是對該國政治或軍事穩定性的任何懷疑,都會增加對投資的疑慮,從而減少那些促進生產的投資。當然,投資者往往傾向於故意誇大公共政策穩定性對投資環境的作用,從而爭取獲得特殊的政治優待;但也不能否認投資安全感對於增加投資以及投資類別的影響。事實上所有的經濟學家都一致公認:凡有礙或有損於投資行為的任何事件甚至猜疑都會導致國民收入的下降。因此,在政局不穩定或經常遭受外來侵略的情況下,任何社會的增產性投資的以及經濟的增長率就會低於穩定情況下的相應增長率。在政局不穩定的情況下,資金的外流與長期收益投資的減少甚為明顯,而儲蓄也將集中於購買易於轉移的非生產性貨物,如黃金等等。    
  有鑒於此,法國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高速增長就變得令人難解了。其中的原因還不僅在於法國在大戰中是一個戰敗國並且被德軍所佔領,而且還在於:法國在過去兩個世紀內曾經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深刻與持久的多次革命,法蘭西憲法像期刊似地不斷翻新,而且曾四次全部或部分地被外國軍隊所佔領。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法國曾瀕臨武裝革命的邊緣,再加上對組成人民陣線政府的恐惶,引起了部分資金的外流。然而,儘管有這樣異乎尋常的連續不斷的政治動亂與外來侵略,為什麼1970年法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明顯地高於英國,並與西德並駕齊驅,僅僅比美國低四分之一呢?(此處採用石油危機前1970年的數據,以期較準確地調整各國生活費用比價上的差別,從而便於進行各國實際收入的比較。)    
  (三)    
  法國、西德、意大利與比、荷、盧六國於1957年組成了歐洲共同市場。自此之後,該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十分令人注目。由表1.1可見,它們的經濟增長明顯地高於未經受軍事侵略與政治動亂的澳大利亞、新西蘭、聯合王國與美國。在這六個歐洲共同體的發起國中,有幾個在共同體建立後的60年代中發展速度比建立前的1950年更高;雖然此時經濟恢復時期業已結束,有些國家甚至趕上了原先較穩定的國家水準。因此,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開歐洲共同體六國經濟為何能夠高速發展之謎。    
  表 1.1    
  各國人均國內總產值的平均年增長率    
  (按不變價格)(%)     
  國別     
  1950-1960     
  1960-1970     
  1970-1978     
  澳大利亞     
  2.0a     
  3.7b     
  2.4c     
  奧地利     
  5.7     
  3.9     
  3.8     
  比利時     
  2.0d     
  4.1     
  3.1     
  加拿大     
  1.2     
  3.7     
  3.1     
  丹麥     
  2.5     
  3.9     
  2.2     
  芬蘭     
  3.3     
  4.2     
  2.5     
  法國     
  3.5     
  4.6     
  3.0     
  西德     
  6.6     
  3.5     
  2.4     
  愛爾蘭     
  1.8     
  3.8     
  2.3e     
  意大利     
  4.9f     
  4.6     
  2.1g     
  日本     
  6.8h     
  9.4     
  3.8     
  荷蘭     
  3.3     
  4.1     
  2.3     
  新西蘭     
  1.7i     
  2.2j     
  - k     
  挪威     
  2.7     
  4.0     
  3.9     
  瑞典     
  2.9     
  3.6     
  1.2     
  瑞士     
  2.9     
  2.8     
  - 0.1     
  英國     
  2.3     
  2.3     
  2.0     
  美國     
  1.2     
  3.0     
  2.0      
  註:數據取自聯合國統計局編《1969及1978年各國國家賬務統計年鑒》分別於1970及1979年於紐約出版。    
  a 1952-1960 b.1963-1970 c.1970-1976    
  d.1953-1960 e. 1970-1977 f.1951-1960    
  g. 1970-1977  h. 1952-1960  i.1954-1960    
  J.1960-1968 k.在此期限內新西蘭的統計數據未與「大洋洲」的統計數據分開。    
  19世紀中,也有一些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事例,對此歷史上從未作出滿意的解釋。美國獨立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在短短一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內,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並擁有最高的人均國民收入。另一方面,在19世紀之初,雖然聯合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德語國家仍然十分貧窮,但在創立關稅同盟與建立帝國之後,德國發展得十分迅速,並於1914年超過了英國。19世紀中葉,日本還是一個赤貧的國家,並在西方國家的炮艦政策下飽受屈辱;然而,就在1867-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的短短半個世紀內,它就成為世界上除歐美以外的唯一工業強國。因此,本書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這三個國家在19世紀各國經濟發展中表現如此突出?    
  更往前追溯,可以發現:在16世紀到17世紀中葉,西歐的部分地區曾發生過商業革命與較大幅度的經濟增長(指總量的增長,不一定是人均收入);隨後,在18世紀下半葉,在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荷蘭北部諸省在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之後,經濟也有很大的增長。英國與法國中央集權的王室,在剝奪了中世紀享受相當大程度自給的諸侯領地、莊園與城市的權力後,廢除了各種地方雜稅與禁令,從而掃除了全國統一市場的障礙,使得它們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總而言之,由於如上所述的經濟發展,使西歐在19世紀完全擺脫了黑暗的中世紀愚昧地位,一躍而登上主宰整個世界的寶座。    
  西歐的崛起無疑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一部分原因已在許多歷史書籍中闡述過。但試圖用單一因素來解釋這種史實是極不明智的。常見的解釋並沒有給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更不能用於說明荷蘭、英國與法國為何在商業革命中迅速發展、以及為何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等這一類帶有特殊性的問題。顯然這些書籍的論述中遺漏了某種重要因素。因此,在本書內提出的又一個問題就是:通常對發展原因的解釋中忽視了什麼重要因素?或者,更準確地說,由於忽略了什麼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致於通常無法獲得令人信服與滿意的答案?    
  (四)    
  還有一些似乎與上述經濟興衰無關的問題,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推導出答案。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產生「非自願失業」,而且有時(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時期)波及到大部分勞動人口之中?經濟界之外的專家們可能認為這一問題早已有了答案,但絕大多數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都認為迄今尚無令人滿意的解釋。在30年代,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對失業與衰退提出過膾炙人口的理論,但時至今日,甚至最著名的支持凱恩斯主義與反對凱恩斯理論的經濟學家們都認為:他的理論無論看上去如何引人入勝,實際上卻包含了一些與事實不盡相符的個人或企業行為的假設。換句話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即有關總體經濟行為的理論)並無堅實的微觀經濟理論(即關於特定市場或範疇內個體決策者的行為理論)的基礎。非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學派」與「理性預期均衡學派」對於個體行為的假設是合理的,但卻無法解釋非自願失業的存在——實際上許多經濟學家不接受這種理論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懷疑該理論所作的「自願失業」假設能否成立。本書將首次闡明:即使在某種經濟中的所有決策人均按其最大利益進行決策,仍然會發生非自願失業或嚴重經濟衰退。只要我們懂得了由深思熟慮的個人行為如何會導致非自願失業,顯然就可以解釋過去難於設想的情況,即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即近年來所謂的「滯脹」現象。    
  大致與經濟學家中流傳「滯脹」這個不吉祥詞彙的同時,許多政治學家開始使用另一個令人煩惱的字眼「失控」來描述當前社會的某種行為。「失控」一詞是在英國希思政府試圖以政府權威干預礦工罷工並遭到失敗之後,由不少英國政治家首次使用的。在美國也用同一名詞描述導致紐約市破產的政治局面。「失控」還用於政府當局無法使用其權力推行既定計劃的情況。甚至像卡特政府那樣,執政黨在眾參兩院內均佔大多數席位,也難逃噩運。在美國對「失控」問題的關注往往表現為處理政治問題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國政黨紀律性缺乏與影響力的減弱。因此,本書的次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某些現代社會帶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為什麼有些國家的政府控制其社會的能力遠遠不如過去那樣有效?    
  還有一些問題必須等待我們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後才能解釋清楚,因而此處只能簡單地提及。其中之一可稱為「頭重腳輕」的社會,這是由於大城市內經濟巨頭與名門望族的權力過大所造成的。這種情況最容易發生在經濟不發達而政治也不穩定的國家內,同時由此引起收入的極端不平等分配。    
  最後一個主要問題與前述問題有所不同。由於它涉及充滿矛盾與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費較長的篇幅才能把問題解釋清楚。簡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當地這樣提出問題:為什麼某一國家內或某一時期內階級結構比另一國家與另一時期內更加明顯與固定?但這種提問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為「階級」一詞有時用來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幾乎與「等收入階層』與「教育水準」成為同義語,而此處所強調的問題則與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會各階層間的對立性與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機遇的不同與價值觀念上的對抗。在英國,對階級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書內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闡明英國階級結構演變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不相信社會階級劃分會僵化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他們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剝奪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參加某些活動的權利。這種對比肯定會使他們改變自己不相信社會階級劃分會達到僵化程度的觀點。如上述階級理論一樣,本書用於闡明其他問題的一些理論,恰好也能用來很好地解釋印度的種姓制度問題。    
  (五)    
  對於本書提出的上述許多問題,曾經有過種種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間傳說中早已出現過。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國家飛速成長的問題,情況更是如此。例如,日本與西德戰後經濟的突飛猛進,一般往往歸因於戰爭對原有工廠及設備的破壞,從而重建過程中普遍採用了最新的技術。同樣,有時將其歸因於該兩國人民的秉性特別勤奮,而將英國的滯後歸因於其人民特別貪圖「英國式」的安逸。    
  也許是由於英國過去很長時期內經濟發展速率特別高,對其經濟得失的這類膚淺的解釋特別流行。近年來英國經濟增長的遲緩往往歸因於其工會力量過於強大及固執,或歸因於其工人階級拒絕變革及不合作的態度,或歸因於其社會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另外一些學者則指責英國的企業家缺乏進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輕商風氣使最優秀和最博學的人才脫離企業界;以及英國統治階級盲目追求國家「榮譽」而將財富浪費在發展「協和式」飛機這類愚蠢事務上的癖好等等。大多數這樣膚淺的解釋都來自對英國某一階級的所謂特殊氣質以及其僵化的階級制度的不恰當的誇張。    
  這些膚淺的解釋並不像稻草人那樣容易推翻。與此相反,作者認為其中有一些解釋是部分正確的,從而應當努力為某些膚淺的答案找出理論上的根據。在此必須首先明確一點,即上述解釋僅僅是主觀的臆想,而膚淺的解釋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這種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於它們一般未能用範圍充分寬廣的數據或事實來校驗其正確程度。實際上,每個國家、地區、歷史時期與個人都在許多方面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用某種特殊屬性來解釋異常高或異常低的增長率,就無法辨明隱含於其中的因果關係。只有英國有倫敦大鐘而只有德國人吃泡菜,但決不能把英國的低速發展歸因於大鐘而德國的高速發展歸因於泡菜。除非這種因果關係能解釋大量現象的起源,或者它們由某種普遍適用理論的邏輯嚴格地推導而得到,否則用它們來解釋歷史事件就正像用英國的大鐘和德國的泡菜來解釋歷史事件那樣貽笑大方。有時甚至僅由一個樣本的統計結果就歸結到該國的某種特殊屬性,然後用它來解釋某一現象;這無異於擲出兩枚骰子恰好出現兩個點就下結論說擲出任何兩枚骰子都必然出現一對「蛇眼」一樣地可笑。在某些情況下,僅僅考慮某一國家的某種特殊屬性時,還會產生另一種不公正性:這種屬性在該國不同地區表現程度極不相同,而且其他屬性的影響有時更為顯著,從而使原來的論點缺乏說服力。這正是許多較好的歷史學專著所作種種結論的通病。正因如此,只有能夠確切地說明大量的各種歷史現象的理論,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論。    
  必須謹慎對待這類膚淺解釋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當歷史事件的結果為已知時,歷史學家能夠使用任意數量的材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總可以編造出別人難以駁倒的某種「解釋」的。甚至當他找不到任何特殊屬性來充當其解釋的根據時,總可以從豐富多彩的複雜現實世界中找出不同結果的不同原因的。任何兩個國家、兩段歷史時期或兩次重大歷史事件都會具有許許多多的不同點,從而可以找出幾乎無數的材料來說明其中原因,由此得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解釋。然而,除非構成這些解釋的不同因素在其他情況下也能適用,否則又回到前面指出的只根據單一樣本的數據就進行推理的老矛盾中。正因為很容易找出一種或幾種屬性來解釋某一件人類或社會的現象,所以我們必須堅持一種判別真偽的原則,即對歷史規律的任何解釋必須適用於兩個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對歷史事件這種膚淺解釋的缺點的嚴重性可以很形象地用作者幼年時看過的一本雜誌中一組照片作比喻。在那本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照片中有幾個是罪犯而另幾人則為最可尊敬的名人,要求讀者先進行猜測然後再翻閱書後的答案。結果,我和朋友們都沒有猜對——我彷彿還記得,照片裡有一個看上去最賊頭賊腦的人,竟然是一位最有名的作家!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查對了答案之後,就會使人恍然大悟:原來照片裡看到的那對鬼鬼祟祟的眼神與狡猾的面容竟然是引導我們犯錯誤的一個陷阱!    
  讓我們進一步設想,如果在這些照片的答案中,還列舉了所有這些人的童年經歷與家譜。那麼,是否就更容易分析其中罪犯的犯罪原因呢?這一個罪犯是由於對他父親嚴厲而冷漠態度的反抗,而另一個罪犯則因沒有父親而得不到管束,而第三個則由於受到母親的溺愛。當然,另外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可能也正好有一位嚴厲而冷漠的父親,但他卻並不因此而產生仇恨;還可以發現,那一位成功的藝術家幼年喪父,卻由母親的溺愛獲得了靈感,如此等等。只要一個人有了與眾不同的表現,不論是犯罪或是有偉大的成就,總會有人根據他的這種或那種特點作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學解釋。有時幾個不同的專家會對同一事件在事後給出幾種不同的解釋;但很少有人能夠在事前預言某人會有何種突出表現。因此,作者認為,對於歷史事件的某些歷史的及心理的解釋,正如以上所述對已知罪犯的照片所作面貌特徵解釋同樣地不可信。    
  鑒於這種膚淺解釋方法的局限性,人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何每個國家或時代的歷史往往過一段時間之後又要重寫,而且每次都能編出不同的故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部分可以歸因於發現了新的歷史材料、對某些問題有了新的興趣或發展了新的分析方法;但另一部分則應歸因於:如果對歷史的解釋不限篇幅,同時對選擇答案的原則又毫無規定,則歷史學家盡可以編出無數逼真的故事,而按其偏好挑選他認為最合理的解釋。這樣,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可以寫出一本又一本的繪聲繪色的巨著,但其中哪一本都給不出最終的答案,同時也沒有對歷史的因果關係增添什麼新的見解。    
  如果有一種解釋能適用於許多歷史現象——即這種解釋具有「權威性」——而且簡明扼要,則可以認為此種解釋比較可信。由於目前取得信息與儲存信息的代價高昂,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種解釋愈簡潔愈好;自中世紀以來,奧克漢「剃刀原則」——即在論據中應將所有不必要的假設與複雜性全部剔除--對於哲學家、數學家與自然科學家都完全適用。不過當論據的簡潔性與權威性同時成立時,該論據極可能也是真實的。這是因為:一方面,如果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既有權威性又十分簡明扼要,就不可能只根據一兩個獨特屬性就能解釋已知的結果。另一方面,如果這種簡明的解釋說明了許多歷史事實——即其權威性很高——則此種解釋的成功決不可能歸因於偶然的巧合。正如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他自己的《物種起源》第六版內所述:    
  「不能設想一種錯誤的理論能夠像自然選擇理論這樣成功地解釋上述幾大類事實。最近有人反對說:這種推論是不可靠的;但這正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用以判斷是非的準則,而且也常為最偉大的自然哲學家所採用。」』    
  一種理論的說服力不取決於它能夠解釋多少件事實,而在於它能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達爾文的理論解釋了大至鯨魚小至細菌這樣千差萬別的生物起源與演化規律,這就使它比只能解釋某種蚊類(哪怕有數以百萬計的蚊蟲)的理論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如果一種理論能解釋差別很大的各種事實,則其具有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19世紀的科學方法論述家)所謂的「統一性」。休厄爾爭辯說:「據我所知,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例子說明凡具有這種『統一性』的理論在以後被發現是虛偽的。」    
  此外,還必須保證這種理論不能僅僅由於找到少數幾個與之相符的例子就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與該理論相矛盾。由於一般不可能考察所有的事例,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將全部事例分類,首先考察某一類中的全部事例。這樣至少可以排除在這一類事件中選取事例的偏見。但也有可能在所考察的一類事件中正好有其他的因素起主導作用;因此必須同時考察其他各類事件作為校核。如果真正能做到選擇事件時不帶偏見,更不是先有結論再去找理由,而且所選的事例在類型上差別很大,數量也足夠多,則能夠解釋所有這些事件的理論很可能是正確無誤的。    
  (六)    
  因此之故,讀者對本書內提出的論點也不應當僅僅根據它們似乎可信並且與讀者所熟知的事實相符合就輕易地接受。有許多過去流行的理論,看上去似乎很正確,廣大公眾也曾經深信不疑,但最後卻仍然證明是錯誤的。所以,希望讀者在肯定了本書內的論點能解釋不同範疇內的大量事實之後,而且確信其中不包含本書作者為了自圓其說而自覺或不自覺地編造一些假設或「原因」,然後再相信這些論據的正確性。(事實上,我在提出這些論點時,也不知道它們能解釋哪些歷史事實;因此除了對我非常瞭解的讀者之外,都不應對我盲目信任,而應當用科學的態度來判斷這些論點是否正確,否則無法直接或間接地檢驗這些論點。)    
  最後,讀者還應該鑒別本書所提出的理論與歷史事實是否純屬巧合。    
  為了使讀者不致誤解作者在此提出的高標準是否有點過分,作者應該指出:任何有識之士在檢驗其他的理論時也將會採用同樣的高標準。這些理論一般都是對有爭議歷史現象的膚淺解釋,它們往往過分強調某國家、某地區或某歷史時期的一些特殊文化或民族特點。總而言之,這類就事論事的解釋一般都不免失之繁瑣;即使理論本身並無錯誤,它們也不能觸及事物的本質,不能說明最主要原因的由來,更不能據此提出改善局面的正確政策。    
  (七)    
  雖然我們主張只有既能解釋許多不同種類的事實而又簡明扼要的理論才是令人滿意的理論,但這並不表明我們認為採用一種理論就能解釋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一定能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事物。在認識論中從來不認為正確的解釋必定是唯一的解釋。有時一種完全正確的解釋只能說明問題的某一部分(甚至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使我想起在飛機上寫下這一段落時,聽到駕駛員向乘客宣佈的如下一句話。他說飛機對地面的相對速度取決於風速及風向。這句話當然是完全正確的,但遠遠不夠全面:決定相對速度的更重要因素是飛機的類型(如採用噴氣發動機還是活塞引擎等)、油門的大小,等等。    
  作者認為有必要在此強調這一點,因為閱讀本書初稿的某些讀者非常讚賞本書提出理論的簡單明瞭,從而認為其他人提出的理論全都是錯誤的,或者誤認為本書的理論已能解釋這類事實的所有方面。事實上,作者並不企圖在本書中對社會經濟現象作出唯一的或完滿無缺的解釋,甚至對本書內所分析的具體事例也是如此。作者的希望最多不過是像福爾摩斯那樣從一隻不吠的狗身上去尋找線索:即對整個歷史的理解提供一把鑰匙。    
  由於作者所提出的並非唯一的理論,因此不能採用眾所周知的檢驗方法。在方法學的討論中,一般認為必須發現一種或幾種事實或現象(或者實驗結果)與已確立的理論相悖,才能推翻該理論。然而,對於包含多種因素的現象而言,除非能進行非常完善的實驗,並在其中確信並非由於實驗的缺陷而是由於理論的錯誤才導致與理論相悖的結果,否則就無法用否定性的實驗來證明該理論的謬誤。鑒於在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中難以進行如此完善的實驗,對歷史事件更無法用實驗進行模擬,而且無論自然界與歷史本身更不可能提供與科學實驗相似的理想環境,因而企圖對某一理論作出絕對肯定與否定的結論是毫無意義的。有些哲學家與科學家曾經告訴作者:即使在物理學與自然科學中,有些理論也並不因為一次實驗的負結果而被否定,而往往有待於觀察到一系列的相反現象,並有了更好的新理論作為替代時,舊的理論才會失效。這樣,要判斷任何一種理論或假說,就必須弄清哪些現象會增加否定該理論的概率,哪些現象又能增加肯定該理論的概率。在以下兩章內所闡述的理論正是如此:即使很難預見到何種事實可能會否定這一理論,也可以明確看到某些事實是否會對這一理論提出疑問,或需要觀察到何種類型的事實才足以證明該理論的謬誤。    
  鑒於歷史事件包含許多因素,也可以設想:用於證明本書內所提出理論的那些歷史事實,全部(或幾乎全部)都是由於其他原因發生的。也可能是由於其他許多原因的巧合,產生了本書理論所預言的複雜現象。然而,本書提出的理論是如此全面與有力,同時又如此簡明扼要,所以發生上述情況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但仍不應忽視這種可能性。    
  由於多種因素的作用,可能使一種錯誤的理論被誤認為是正確的,或一種正確的理論被誤認為是錯誤的;因此,當理論只有一種證明時是缺乏說服力的,更不可能是全面的。本書中所提出理論的某些證明不夠有力,讀者可能會認為由於其他的原因也會導致同樣的結果。但由於所有用作檢驗的歷史事實都表現出同樣的趨勢,因此總體看來,其說服力遠大於單獨的證明。譬如說,我們早晨醒來看見窗外有一兩片土地發白,可能不會想到究竟是什麼原因;如果發現每一個樹枝上和每一片土地都白茫茫一片,則肯定會想到是昨夜下了雪。    
  下面我們將進入全書最重要的一章,其中將闡明本書全部結論所依據的邏輯,從而使讀者可以理解全書的脈絡。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二章    
   邏輯方法       
  (一)    
  本書的論述從分析集團行為中的矛盾現象入手。一般認為,具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或企業的集團,均有進一步追求擴大此種共同利益的傾向。因此,美國政治學科的許多學者長期以來都認為: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公民會組織起來進行議會的院外遊說活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全體人民中的每一個人均可歸屬於某一個或幾個這樣的集團,從而這些相互競爭集團所施加的壓力匯總起來就決定了政治活動的進行。同樣,他們還相信,如果工人、農民或消費者遇到壟斷勢力侵犯他們的利益,他們可以通過代表其利益的組織(工會或農會)來干預市場或要求政府採取保護政策,從而最終消除這種威脅。從更大範圍看,一般認為整個的社會階級將代表其成員的利益而行動;當然,這種觀點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馬克思的論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控制了政府並使之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但當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加劇到一定程度,而且其偽裝被揭露之後,工人階級就會起來革命以捍衛自己的利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總之,如果屬於某一集團或階級的個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足夠大,同時他們又都意識到了這一事實,則該集團或階級將在某種程度上按照其共同利益採取行動。    
  如果我們深入推敲一下上述假設所包含的邏輯,則不難發現這種論斷無疑從根本上是錯誤的。設想一群消費者都認為某一商品價格的上升是由於某種可惡的壟斷集團或稅收所引起,或者一批工人意識到自己的工資低於應有的水平。試問:在此情況下,倘若一位消費者試圖抵制此種壟斷或去說服議員提出減稅的議案,或一位工人試圖組織罷工行動或爭取議會通過最低工資法案,則其最有利的行為準則為何?如果這位消費者或工人花費幾天時間和若干金錢來發起一次抵制活動,或組織一個工會,或向議員進行遊說以爭取更有利的立法,則他或她將犧牲一部分時間與金錢,那麼,這種犧牲的收穫是什麼?作為個人而言,其收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他最多也只能使原有的狀況稍微改善一些。在任何情況下,他只能取得其行動收益的一個極小份額。這種集團利益的共有性本身就意味著:任何個人為此共同利益作出的犧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團中的所有成員所分享。上述抵制行動、罷工或院外遊說的成功,將為該集團的每一成員帶來價格或工資上的利益,從而在一個大的集團內,作出犧牲換取集體利益增長的任何個人,都只能獲取此利益的極小一部分。由於任何集體利益都將為集團內每一成員所分享,因此,對爭取此利益毫無貢獻的成員將與為此作出犧牲的成員獲得同等利益。即使喬治對爭取集體利益並不積極或根本不感興趣,他也將同樣坐享其成;因此,如果不存在上節內未提到的其他因素,則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集團行為根本不可能發生。於是,這種顯然矛盾的現象就是:任何大型集團,如果其成員都是有理智的人,就不會為其共同利益採取行動。我們在以後還要討論:在何種特殊情況下這一邏輯不能成立。    
  有關這種矛盾現象的詳細分析,讀者可以參看拙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該書闡明了美國所發生的歷史事實,完全可以系統地支持這一論斷(其中考慮了該國全部有勢力的利益集團);作者所瞭解的其他國家的個別事例也全部符合這一邏輯。由於本書是《集體行動的邏輯》(以下簡稱《邏輯》)一書的續篇,而且大部分內容是前書論斷的應用,因此,擬對本書進行認真評論的讀者最好也參閱《邏輯》一書。對於不願花費過多時間去閱讀《邏輯》以及只準備略讀本書的讀者,作者將在本章前一部分扼要地重述一下《邏輯》一書的主要論點,以便他們理解本書後續部分;但在本章的其餘部分中,則不擬繼續重複《邏輯》一書的內容。    
  (二)    
  《邏輯》一書內的發現之一就是:從本質上看,各種機構的活動,如工會、行業集團、農會、卡特爾、國會的院外集團等(甚至一些無固定組織形式的共同利益集團),對其成員所提供的利益與國家為其人民所提供的利益性質相似。這些團體的集體利益(或集體商品),如果對其中一人有利,則必然會對其中的一層人或全體成員有利。政府在法律、社會秩序、國防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將有利於全國或某一地區的所有人民,農會通過院外遊說活動爭取到減稅措施也將有利於生產該種農產品的所有農民。同樣,如前所述,工會贏得的工資增加也將有利於這一行業的所有工人。總之,每次院外遊說活動所取得的立法或法令上的變革將為一層人提供共享的利益,而每一企業集團(即「卡特爾」)在市場或工業中所採取的提高價格的行動,當該種商品的供應量受限制時,必然會使所有經銷商在高價出售中獲利。    
  如果一方面是政府與企業集團運用其政治權力或市場權力,而另一方面其產品屬於公共福利或集體的商品,這些產品理應有利於該集團或階層的所有成員;因此,這兩類機構也將同樣出現前述邏輯上的矛盾現象:即這類集團的服務對象,即個人或單位企業,一般不會主動地為支持該集團的活動而作出犧牲。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僅僅考慮自願與個人有理智的行為這兩個因素,則無論是政府或卡特爾(以及院外遊說活動)都不可能存在,除非這些個人有其他的動機,而不僅是為了分享這些活動所產出的集體福利。當然,世界上處處都存在著政府,而且經常進行著院外遊說活動和建立卡特爾組織的行為。如果上述論斷正確,結論只能是:政府與其他機構的存在並不依賴於它們的公共服務,而是依靠其他的因素。    
  對於國家政府而言,上述論點在《邏輯》一書寫成之前就已被人闡述過:政府不是靠公民的自願貢獻而是靠強制性的稅收來支持的。公眾對這種強制往往並不太反感,因為多數人可能直覺地感到:集體利益既不能在市場上自由購買,也不會有任何機構會自願資助,只能靠徵稅來支持;正如以上所述,每個人從自己向政府支付的份額中只能取回極少數量的政府服務,但毫無例外地可以享受由他人所支付的任何數量的政府服務。    
  對於通過政治的或市場的行動為其成員提供集體利益的其他機構而言,其情況不像政府那樣明顯易見,但也並不難理解。這類機構,特別是其中的大型機構,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體利益取得其會員的支持,而是由於它們有機會獲得一種特殊的手段,即作者所謂的「選擇性刺激手段」。選擇性刺激手段系指該機構有權根據會員有無貢獻來決定是否向其提供集體利益。    
  選擇性刺激手段可以採用反面的懲罰或正面的獎勵;譬如說,可以對不向集體利益作貢獻的個人進行懲處或停止其權利。當然,國家稅收是採用反面的選擇性刺激手段的,因為凡屬逃稅的個人將受到補稅與罰款的雙重懲處。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最著名的利益集團組織——產業工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反面的選擇性刺激來取得支持的。在強有力的工會中,大部分會費來自工會工廠、會員工廠或代理人工廠,在其中的工人或多或少被迫或自動地交納會費。此外,還可以通過非正式的手段達到同樣目的;美國鋼鐵工會的前主席大衛·麥克唐納( David    
  McDonald)描述過該工會早期曾經採用過的一種手段。他寫道,這種手段    
  「稱為『形象教育』,這是比較文雅的說法;實際上,更確切地說,就是採用工人糾察隊收費。辦法非常簡單:由工會的區分部挑選一批收費員,一般都選身材魁梧的會員,手持鍬把或壘球棒站在工廠門口,在工人上班時盤問他是否交納了會費。」     
  正如麥克唐納所謂「糾察隊收費」辦法一樣,在罷工時採用工人糾察隊阻止工人復工也是工會所必需的一種反面選擇性刺激手段;雖然一個有群眾基礎而且地位穩固的工會所採用的糾察手段一般是非暴力的,這是由於所有工人都意識到工會有能力控制工廠的僱傭權,從而不敢違抗工會的旨意。但在工會運動早期的工會則不然,在工會與反對工會的僱主或反對罷工的工人之間,曾發生過無數的暴力衝突。    
  某些反對工會的人爭辯說:由於許多工會會員是通過麥克唐納所描述的方式被迫入會的,或由於受雇於法定的工會工廠而不得不加入工會的,因此多數工人並不想成為工會會員。塔夫脫-哈特萊法案規定:政府應組織公正的投票,以決定工人是否自願加入工會。根據前述公共福利原則一節內所闡明的理由,即使非自願交納會費的工人也會投票贊成強制他交納會費的工會(一般均以壓倒多數票贊成),因此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就以其毫無意義而壽終正寢。    
  工人一方面不願交納會費,但另一方面又投票贊成強制他交費的工會;正如納稅人一方面投票贊成提高稅率,另一方面在私人事務上又盡可能設法逃稅一樣。根據同樣的邏輯,許多行業公會通過隱蔽的或公開的強迫手段招收會員(例如,在建立了排他性律師團的各州內,律師必須參加該團體才許開業)。對於院外集團及某些類型的卡特爾也是如此,例如,有些政治家利用巧妙的方式迫使一些官員向他們提供幫助。    
  正如《邏輯》一書中多次舉例說明那樣,正面的選擇性刺激也是頗為常見的,雖然它們容易被人忽視。美國農會就是一個典型。許多強有力的美國農會會員之所以入會,是由於他們的會費可以由農業組合的額外紅利中代交,或會費自動進入農會保險公司作為預付的保險金。城市中許多團體也採用類似的正面選擇性刺激手段徵收會員,其中會員的利益包括優惠的保險政策、出版的便利、按團體票價購票,以及其他只有會員才能享受的個人利益。工會的會員申訴程序一般也帶有正面選擇性刺激,因為工會積極分子的申訴往往受到額外的重視。企業機構與院外集團政治勢力間的合作往往為企業帶來稅收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為企業利益所進行政治活動產生的宣傳效果以及相應的信息又會使企業的活動得到更多的公眾關心與信任,從而獲取更大利潤。由此得到的超額利潤,又可用來作為正面選擇性刺激,以招聘更多人員從事院外活動。    
  (三)    
  對於小型集團,或某些由社會關係密切的人士所組成的各種小集團的較大「聯合體」,擁有另一類反面與正面的選擇性刺激手段。許多人顯然很重視與他們社會聯繫密切人士的友誼與尊敬。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除了罕見的死刑判決外,單獨監禁被認為是最殘酷的懲罰。因此,由於未能履行對集體的義務而受到譴責甚至被摒棄在社交圈以外,有時會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選擇性刺激因素。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當英國工會活動家拒絕和某一與工會不合作的同事對話時,就將他「逐出社交界」。同樣,以某種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交團體,對於為該事業作出犧牲的個人給予特殊的榮譽或尊敬,從而給這些個人以一種正面的選擇性刺激。由於多數人顯然樂於與志同道合的、易於相處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士相交往,而且往往願意與他們所特別尊敬的人相處,他們一般傾向於唾棄那些逃避集體義務而尊敬那些為集體作出犧牲的成員。    
  這種社交性的選擇性刺激手段可能是強有力而且易於實現的,但它們受制於某些條件。如前所述,它們很難適用於大型集團,除非這種大型集團系由許多開展社交活動的小集團聯合組成。但一般不大可能把大部分以集體利益為目標的大型集團劃分為若干小型的、能在其中開展社交活動的子集團,因為多數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保持與一大批朋友或熟人的聯繫。    
  在某些享受集體利益的團體中,這種社交的選擇性刺激作用還受到其成員社會地位不同的影響。從日常的觀察可知,絕大多數的社交性團體都是由社會地位相同的成員組成的,而許多人不願與社會地位較低或文化修養較差的人進行交往。甚至吉普賽人或其他異教徒的團體也都是由趣味相投的人們組成,儘管他們與圈外人的習俗完全不同。在某些享受公共福利團體中,由於其成員的社會地位相去懸殊,儘管這種團體的人數可能很少,這種社交性的選擇性刺激也毫無作用。    
  在組織與維持那些由社會地位不同成員組成的團體時,所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很難對於其中集體利益的性質以及換取這種福利的代價這一類問題取得一致意見。甚至當某一團體的成員對該團體的集體利益在性質上、數量上及如何獲取的方式上的意見完全一致時,前節所述的支配集體行動的矛盾現象的論點仍然全部有效。如果由於社會地位差異等種種原因而使成員之間關於集體利益本身的意見又發生分歧時,則採取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將會更小。在此情況下,如果要組織集體行動,則必需為採納與協調這些不同的觀點而付出更高的代價,特別是對該團體或組織的領袖們的要求更為苛刻。對於下面即將討論的極小型團體,情況有所不同。在極小的團體中,意見分歧有時反而成為一種加入該組織追求某種集體利益的動力;因為持不同意見者認為:通過自己的參加,可能對該組織的政策及集體利益的性質產生影響,從而實現自己的主張。但對於大型團體,這種考慮不能成立,因為任何個人的意見都無法影響大型團體的政策。    
  當涉及集體利益問題時,特別難於取得一致的同意;這是由集體利益的性質所決定的——只要有任何集體利益,必然要分配給該團體的所有成員——同時,相應團體中的每一成員所獲得的利益將按同樣比例增加或減少,而且所有成員都只能無選擇地接受該團體提供的任何種類與數量的集體利益。例如,一個國家不論其中公民的愛好與財產有多大差別,都只能奉行同一種外交與國防政策,而且〔除了在罕見的「林達爾(Lindahl)均衡狀態」以外〕一個國家內部決不會對執行外交與國防政策的開支達成一致意見。這就是所謂「財政當量」』的論點以及嚴格的「最優分隔」『與「財政聯合」模型的明確含義。在由個人組成的聯合會中,對集體利益持不同要求的成員將會引起更嚴重的問題;這些團體不僅要妥善處理這類分歧意見,而且還要找出足夠強烈的選擇性刺激手段,將各種心懷不滿的成員維繫在團體之內。    
  總之,如果某一團體成員的水平比較接近,試圖組織集體行動的政治活動家就比較容易成功。同樣,如果政治領導人想維持一種有組織的或共同的行動,則將力圖通過教育與組織手段使其隊伍變得更為整齊。其原因在於:一方面由於任何團體中成員的社會地位的均勻性都將有助於發揮社交性選擇刺激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將有助於取得一致意見。    
  (四)    
  有關集體利益的信息及其計量本身也是一種集體商品。設想某大型組織中的一個普通成員考慮應花費多少時間來研究該組織的政策或領導狀況。這一成員為此花費的時間愈多,則投票贊成此組織的更有效的政策與領導的可能性愈大。然而,該普通成員本人僅能從該組織的更有效的政策與領導的效益中取得極小份額:總起來說,其他成員將幾乎取得全部效益,因此,並無動力推動該普通成員自願花費足夠多的時間為集體的利益而研究該組織的政策。如果所有成員都被迫花費更多時間來研究如何改進該組織的工作,則他們顯然將獲得更大利益。在一個大國舉行全國性選舉時,投票人的行為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投票人花費時間去研究政治問題及候選人情況以便決定如何投票是最符合其個人權益的,由此所獲得的利益等於投票結果對投票人價值的差額與他所投的一票對選舉結果發生影響的概率之乘積。由於普通投票人的一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微不足道,因此投票人當然會對公共事務「有理智地漠不關心」。但有時關於公共事務的信息是如此有趣,以致使人感到獲得此種信息本身就有一種價值——這是上述典型公民對公共事務「有理智地漠不關心」的唯一最重要的例外。    
  從事某幾類特定職業的人可以由獲取有關公共事務的特殊信息而取得巨大的個人利益。例如,政治家、院外活動家、新聞記者和社會科學家等就可以從這種或那種公共事務的信息中賺取金錢、權力或威信。有時公共政策的特殊信息會為股票或其他市場帶來額外利潤。與此相反,普通的公民將發現:無論他研究任何公共事務或集體福利問題,都不會為他的個人收入或生活機遇帶來任何利益。    
  院外活動的有效性也可用公民缺乏公共事務知識加以解釋。如果全體公民都取得並消化了所有有關公共事務的信息,則他們決不會被宣傳或說教所欺騙。如果全體公民擁有充分的信息,所選出的官員就不可能接受院外集團的奉承而秉照後者意見辦事:因為選民們會洞察自己的利益是否被人出賣,從而在下一次選舉時使不忠實於自己的代表落選。正如院外活動家為特殊利益集團提供公共服務一樣,這類活動的有效性可以用公民缺乏公共事務知識來解釋,而這種知識的欠缺原因又在於對公共福利的信息及其計量本身也是一種公共的商品。    
  掌握公共事務知識所獲得的利益一般也是分配於整個集團甚至全國公民的,而不屬於花費力量獲取這種知識的個人所私有——這一事實可以解釋許多其他的現象。例如,用它可以解釋為何出現「人咬狗」這種新聞價值準則。如果觀看電視新聞與閱讀報紙完全為了獲得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信息,那麼就只能發表有份量的消息而忽略對公共事務並不重要的離奇事件;然而,與此相反,多數人所喜愛的卻是消遣娛樂性的報導以及奇談趣聞。根據同樣理由,報刊樂於報導驚險曲折的懸案與風頭人物的桃色新聞,而不太重視對複雜的經濟政策與公共問題的定量分析。政府的官員們雖然並未為納稅人的錢袋做點好事,但照樣可以飛黃騰達;而一旦犯了一個夠得上新聞價值的出格錯誤,很可能頃刻之間身敗名裂。聳人聽聞的聲明、招搖過市的抗議與翻天覆地的遊行,乍看起來似乎這些過火的行為會觸怒它們所想爭取的公眾從而產生相反的效果,但根據上述邏輯來解釋,就可以發現這些行動的目的在於故意製造爆炸性的新聞,從而喚起公眾重視它們所呼籲的利益或理由,否則他們的意見就會無人知曉與關心。甚至有一些被認為毫無意義的孤立的恐怖主義行動,也可由此解釋其動機:它們是一種引起公眾注意的有效手段,如果沒有極端行動,按常理這類問題是必然被忽視的。    
  上述論點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代民主國家中某些顯然矛盾的現象。在所有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個人所得稅都是十分明確地採用累進制的,但法律中的漏洞使愈富裕的納稅人逃稅的機會愈多。為什麼根據同一部憲法產生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法律後果呢?由作者看來,所得稅的累進制是家喻戶曉的重大原則與政治上爭議的焦點,絕大多數選民對此都非常明白;因此,從爭取選票的角度著想,政治家們必定支持採用相當大幅度累進稅率的政策。至於所得稅法律的細節問題則很少有人明白,因此其中往往反映了有組織的、一般屬於更為富裕的少數納稅人的利益。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還推行了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計劃,這些顯然是為了減輕中低收入階層醫療費用的負擔;但執行與管理這類計劃的結果卻是大大增加了富裕的醫生階層和提供醫療條件的其他階層的收入。這種相互矛盾的結果同樣可以用上述邏輯加以解釋:在眾所周知的和政治上有爭議的重大政策問題上迎合享受醫療福利的廣大群眾心理,而在制訂執行醫療計劃所需的許多細節方面,則主要照顧提供醫療條件的組織中一小批人的利益。    
  普通公民不願花費時間去研究集體利益問題,這一事實也有助於說明若干無法解釋的個人行為:即個人對集體利益事業的貢獻問題。對於沒有讀過本書的人,本章所述有關集體行動的邏輯是難於理解的;但如果理解了這種邏輯,則本章開頭提出的所謂「矛盾」現象就毫無神秘之處,而且讀者也不會在一開始接觸這一概念時產生懷疑了。這種選擇個人行為的邏輯,雖然不見經傳,但早已在人們的實踐中體現;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都能理解這種邏輯,甚至未必能直覺地或實用主義地認識它。特別是當個人對集體作貢獻時所付出的代價很小時,他根本不會去考慮是否值得作此貢獻,甚至不屑於直覺地進行判斷。如果某個人瞭解到他為集體利益付出的代價微不足道,則他必然不願意再煩神去考慮自己得自集體利益中的收穫是否比所貢獻的更少。由於所有有理智的個人都會認為這種收穫數量太小以致於不值得對它進行考慮,更不用說去研究如何使之極大的問題了。因此實際情況必然如上所述,即個人將不加考慮地就作出自己的貢獻。    
  由這種對待公共福利代價與利益之比的計算,可以有根據地預言:凡個人的貢獻微不足道時,即令沒有選擇性刺激手段,大型集團中的個人往往也會自願地作出貢獻;但當一個人付出的代價提高時,這種自願行為一般就不會發生。換句話說,當個人贊助集體利益行為的代價相當小時,發生這種行為的前景是不易確定的,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但當此種代價提高時,則肯定不會發生。由此可以發現:不少人會毫不遲疑地花上一點時間在他們自己所支持的抗議書上簽名、或者在討論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投票選舉他們所贊成的候選人或政黨。如果此種論斷正確,則同樣可以發現:不會有很多人願意年復一年地向自己所加入的大型集團付出大量代價以贊助某項集體利益。凡屬有理智的個人,都會在多次捐贈大量款項或花費大量時間之前,想一想這種犧牲能收到什麼效果?如果此人是大型集團內分享集體利益的一名普通成員,他定會發現自己的貢獻對於集體利益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按本理論預測,個人所作的貢獻愈大,其自願行動的可能性將愈小。    
  (五)    
  甚至當個人所作貢獻的代價接近理智分析的上限時,仍然有一些因素會促使人們自願作出貢獻而無須依靠選擇性刺激的手段。首先,如果從集體行動獲得利益的個人或企業為數很少,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假定在某一工業部門只有兩個規模相同的企業,不允許第三個企業加入此部門。同時假定:產品價格的提高以及有利的立法將使兩個企業同時獲得利益。於是,高價格與有利的立法就成為寡頭壟斷工業獨享的集體利益,這對有兩個企業的工業也同樣有效。顯然,這兩個寡頭均處於同樣的地位,即:如果限制產量導致價格上漲,或進行院外活動爭取到有利的立法,都將使每一企業獲得總利益的一半。倘若這種爭取集體利益行動的成本與收益之比相當低,即使一個企業單獨承擔全部活動費用,其所獲得總利益的一半仍然遠高於活動費,從而可以取得淨利益。因此,當集團中分享集體利益的個人或企業數量足夠少,而爭取集體利益行動的成本-利益比又相當低,則用不著有選擇性刺激手段,也很可能發生自願贊助集體利益的行動。    
  當集團內的成員為數很少時,成員之間也很可能進行談判並一致同意開展集體行動——這時每一成員的行動就會在集體利益中產生明顯的後果,同時也會影響其他成員採取相應的行動;這樣,每一成員就會受到一種刺激去採取某種行動策略,即考慮其自身的選擇對其他成員行動選擇的影響。一個集團內各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使各成員產生了為其共同利益而進行談判的動機。實際上,如果這種談判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則各成員顯然願意不斷談判直至使集體利益最大化為止。這便是我們所謂的「集體最優結果」,或如經濟學家所謂的該集團的「帕累托最優」結果。上例中由兩個企業組成的集團達到這種最優態的可能方式之一就是雙方各承擔集體行動費用的一半,即每一企業在任何涉及共同利益的行動中均付出一半費用,並分享其所獲利益的一半。這樣,爭取共同利益的行動就獲得了動力,直至集體行動的效益極大化為止。然而,在任何談判中,每一方均有一種爭取本身利益極大化的動機,而且傾向於在不能如願以償地取得自己期望的利益份額時,以抵制共同行動來要挾對方。這樣,談判的結果很可能達不到集體利益極大化,甚至會否決全部集體行動。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內所述,這種結論表明:在不用選擇性刺激手段的情況下,「小型」集團比較容易採取集體行動。在某些類型的小型集團中(「特權」集團),一般都事先允諾向其成員提供某些公共福利。儘管如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中,也不能肯定其成員是否同意採取集體行動,而且集體行動的結果也是難於預料的。    
  雖然上述情況的某些方面比較複雜,而且不確定性較大,但集團的大小與集體行動的難易及其規模之間的聯繫卻十分明顯——可惜這種聯繫目前還很少為人所瞭解。如果再以兩企業組成的集團為例,假說雙方未能就共同行動或其收益的極大化達成任何協議。在此情況下每一企業仍將獲得其單方面行動所得利益的一半,因此仍然有一種刺激會推動企業為其自身利益而採取單方面的行動。當然,在此情況下,該集團將損失採取集體行動時可能獲得利益的另一半,因此單方面行動不可能取得集體利益最優化的結果。若假設該集團內還包含第三個同等規模的企業,則任一企業的單方面行動,均將三分之二的利益損失在該集團之外,而採取行動的企業僅能獲取集體利益的三分之一。按此類推,若集團由一百個同等規模的企業組成,則單方面行動的收益有99%損失於集團之外,而採取行動的企業僅能收穫集團利益的百分之一。顯而易見,若大型集團中有成千上萬個企業,則在缺乏選擇性刺激的情況下,企業採取集體行動的刺激變為微不足道,甚至為零。    
  雖然上例中所引用的由規模相同的企業組成集團純屬假設,但卻能十分直觀地說明:在其他條件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凡由集體利益中獲利的個人或企業數目愈多,則參加集體行動的每一個人或企業所分得的利益份額愈小。這樣,在不採用選擇性刺激的情況下,集團的規模愈大,則對於集體利益採取行動的動力愈小。因此大型集團比小型集團更難於為集體利益採取行動。如果參與分享集體利益的個人或企業數目增加,則該集團內原有的成員所分得的利益份額必定減少。這一現象與集體利益的相對大小無關。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對上述結論作了清楚的闡述,其中的一部分摘於本頁註腳內。在較完整的證明中,可以發現前節的假設(即企業規模相等的前提)是不必要的(雖然作者認為此種假設有助於直觀地闡明問題)。企業規模的差異,或者更準確地說,各企業或個人願意為集體利益的邊際數量付出代價的差異,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可用於解釋諸如「小企業剝削大企業」這一類矛盾的現象。但這些問題對於本書的論斷並不重要。    
  如果在一個集體內要通過討價還價來求得集體利益的最優數量,則參與討論的人數,也就是這種討價還價的成本,將隨該集體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這一現象將加強上述論點。事實上,從日常的觀察或客觀事物的邏輯可知,在十分龐大的集體內,根本不可能由全體成員進行討論來協商如何獲取集體利益的問題。在本章開始時曾指出,只有小型的團體(或由若干小團體聯合成的大團體)能採用社交性選擇刺激手段,而且小型團體比大型團體更易於組織。    
  通過比較若干個集體利益相等但規模不同的集團,可以最好不過地看出上述邏輯的重要意義。在這種集團內,不同規模企業為爭取集體利益而貢獻的力量不同。假設某集團由100萬個人組成,他們將花費1億美元代價採取集體行動,取得10億美元的集體利益,其中每一個人平均可分到1000美元。如果上述邏輯是正確的,則假設沒有選擇性刺激,這個集團就根本沒有採取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現在假設有同樣收益的集團系由五個大企業或五個組織得很好的大城市所組成,則它們在支付1億美元的成本後,每一企業可以分享2億美元的集體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不一定發生集體行動,因為其中每一企業都希望別人去承擔那1億美元的成本,而自己一文不出,卻坐享2億美元的純利。然而,通過拖延時日的相互協商,就很可能達成採取共同行動的協議。在此情況下,即使五個企業中的任何一個單獨支付全部行動的成本,它仍然可以獲得1億美元的淨利潤;而且五個企業之間進行協商的費用也不會太高。因此,或遲或早,它們將會達成集體行動的協議。在上例中所假定的企業數量雖然是隨意虛構的,但現實社會中經常出現類似的情況,可以找出無數事例來說明「小型」與「大型」集團的鮮明對比。    
  如果我們考慮不同大小的管轄區(如小城市或大的國家)內的院外集團或卡特爾的行為時,也可以看出以上論斷的重要意義。在一個小城市中,市長或市議會可以受到少數幾個抗議人或花費幾千美元的說客的影響。在這種城市內只要幾家公司就可能控制某一行業;而且,如果該城市距離其他市場較遠,則這幾家公司就可以達成建立地區性卡特爾的協議。然而,在一個大的國家內,要想影響政府的政策,就必須花費大得多的資金,而且要想建立一個有效的卡特爾就必須聯合為數眾多的企業;除非這些企業規模巨大,否則參加合作的企業數量必多。現在假設前述大型集團內的100萬個人分佈在10萬個城市或管轄區內,從而每一城市或管轄區平均有10人左右,此外還有與前例中比例相同的其他利益集團的公民。再設集團行動的成本-利益的比也與前例相同,即所有管轄區內的總利益為10億美元或每一管轄區1萬美元,同時所有管轄區內耗費的成本為1億美元或每一管轄區1千美元。於是,毫無疑問,許多管轄區內這10個人,或其中的幾個人,都樂於支付這1千美元的行動總成本來取得每人1千美元的利益。這樣就可以證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較小的管轄區內每個人參加集體活動的概率較大。    
  取得集團利益的慾望強烈程度不同,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證明這一邏輯。一小批狂熱的追求者比一大群漠不關心的個人更易於聯合起來為集體利益採取積極行動。假設在集團內僅有25個人,每人可以獲得1千美元的集體利益,在此情況下他們採取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就遠大於包含5千人而每個人僅能分到5美元集體利益的另一集團。在歷史上一小批狂熱的信徒所創造的奇跡就是這一邏輯的極好的證明。    
  (六)    
  本章的論斷表明:具有選擇性刺激手段的集團比沒有這種手段的集團更易於組織集體行動;較小的集團比較大的集團更易於組織集體行動。在《邏輯》一書內已舉例證明在美國的情況下是正確的。但此論斷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尚待進一步研究。不過這些國家組織機構的建立情況已能證明此理論的正確性。在所有的主要國家內,凡不具備選擇性刺激手段的人群都不可能建立任何集團組織——廣大的消費者並沒有「消費者組織」,數以百萬計的納稅人也沒有「納稅人組織」,為數眾多的低收入階層並沒有「貧民組織」,而經常存在的大量失業者也沒有任何組織代表他們的利益。這些人群是如此分散,以至於沒有任何非政府機構能將他們聚集到一起。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大工廠或礦山的工會會員不同,後者可以用糾察隊的手段強制他們服從工會組織。對於前者也沒有任何正面的刺激手段可以給其中的每個人以某種集體共享的利益。與此相反,在所有的國家內,高等職業的社會地位以及每一行業內有限的開業人數使得這類行業的組織非常普遍。不僅如此,公眾認為這類行業組織具有認可其會員具備從事該職業資格的權威,而政府也支持這種輿論,因此這些組織實際上擁有非常強烈的、決定性的選擇性刺激手段。同樣,各個國家,各種工業內的大型企業也往往能組成行業協會或類似的機構。在一個城市或社區內往往也會發現少數較小的企業組成類似的機構。    
  然而,即使按本章的理論不可能形成的組織確實不存在,但那些理論上可以成立的組織是否一定存在,還取決於不同的社會和歷史時期。我們將證明:對於本書所討論的國家,這一事實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而這就是以下各章的主要內容。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三章    
   推論        
  (一)    
  我們雖然在第二章內從所採用的邏輯中已作出了某些推論,但後者大半屬於該邏輯本身的直接推理。如果我們把第二章內的論斷與其他的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特別是與經濟學的某些標準理論相聯繫,我們將會進一步得出一系列有意義的推論。這些進一步的推論將說明:如果我們所構想的理論是正確的,則可期望在某種類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發生何種結果。    
  我們的論斷正確與否不僅取決於第二章內邏輯的正確性,而且還取決於我們將引用的附加事實和邏輯的正確性。所幸的是,我們將引用的經濟學的多數內容都是久經驗證的;這主要是指經過廣泛校驗的企業、消費者和工業的 「 微觀經濟學 」 。許多局外人認為經濟學家之間幾乎對所有問題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事實上絕大部分有經驗的經濟學家都接受微觀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不論他們是左翼的或右翼的、是凱恩斯主義者或貨幣主義者。此外,我們還將引用較少為人所知但卻極有價值的 「 熊彼特派 」 對革新和事業心的分析 —— 這也是被許多人所接受的觀點;引用作者本人對於外界企業參加到利潤優厚的工業部門中所起作用的推論.這只不過是對經濟學家通常分析的一點引申。    
  遺憾的是,我們不得不首先在本章內比較抽像地討論這些推論,然後才能將它們應用於具體國家的具體問題 —— 否則就難於理解全書的其餘部分。有些讀者認為不能直接解釋實際經驗的邏輯推理是毫無用處的,因此他們可能懷疑本章與前一章的抽像議論是否具有實際意義。作者在此可以毫不遲疑地保證:如果這兩章的基本推論是正確的,它們將無可爭辯地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    
  本章的第一項推論涉及如下問題,即一個社會能否通過有組織的集團之間的協商以建立一種合理的與高效率的經濟?前一章內已指出,具有共同利益的小型個人或企業集團有興趣不斷地進行協商直至它們取得最大的總體利益為止。當然,即使在很小的組織內,這種協商不一定會有成果,至於達到集體利益的優化就更難取得完全的成功。但這種協商顯然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果,而且如果每個人都參加了協商,這種成果將帶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這就促使我們考慮:能否通過社會上所有集團的領導人相互協商而取得使全社會的活動達到更高效率的結果。    
  然而,如果前一章所闡述的邏輯是正確的,就意味著不可能通過廣泛協商達到高效率或平等的目標。社會中的一些人群如消費者、納稅者、失業者以及貧民不可能組成任何團體,因為他們既不具備選擇性刺激手段又不是人數很少的個體集合;這樣他們很可能被排除在社會協商之外。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有組織的團體就會不擇手段地爭取本身的利益。這些團體既然負擔了爭取有利於自己政策的大部分費用,就難免制定出一些忽視社會多數人的利益而偏重組織起來的這部分人利益的政策。(用博奕理論的語言:這種社會不處於 「 最優區 」 或帕累托最優分配狀態,因為一部分人群由於自己沒有組織故不可能與其他有組織的人群進行協商,從而無法反對有害於自己的政策。)由於社會上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協商之外,就沒有理由設想這種協商的結果對全社會是公正的。不僅如此,這種由不同利益集團協商決策的社會將是低效率的,因為討價還價既耗費金錢又浪費時間。於是我們的第一個推論就是:    
  1.不存在這樣的國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並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如果存在這樣的國家,則本書的理論就可能完全錯誤了。    
  (二)    
  我們第二個推論是關於組成集體行動的團體所需的時間問題。前一章內業已闡明:組織集體行動是困難的和不易成功的。此外,創建任何組織或新的合作方式一般都需要專門的創辦費用,還會遭遇到人們對陌生事物的恐懼與抵制;正如馬奇阿韋利(Machi-avelli)在討論其他問題時所指出那樣: 「 建立一種新秩序是最難於組織、最易於失敗和充滿風險的事業 …… 人們對新事物總是充滿疑慮,直到他們親身體會到好處之後才會真正相信。 」 這樣,即使人們由於有了某種選擇性刺激手段,或由於其人數很少,完全有條件組織起來或進行合作,往往也要等待有利時機到來之後才可能組織成功。甚至在僅有少數幾個單位的集體中,協商進行共同行動也往往相當困難;每一成員都希望自己付出的代價最低,而且在協商中 「 扯皮 」 ,有時這種協商會無止境地拖延下去。因此小型集團通過協商達成共同行動的協議往往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至於大型集團,只能通過選擇性刺激手段來組織共同行動,這時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難。如果這種選擇性刺激手段是強制性的,則必須組織強制的力量,而且由於人們並不願意被人強制行動,因此這樣做會遇到阻力甚至風險。這時就需要有堅強的領導和等待有利的時機。著名工會活動家吉米 · 霍法( Jimmy    
  Hoffa)的發跡史說明了這一點。年輕的霍法曾經是底特律一所倉庫的搬運工人,而這些搬運工人並無自己的組織。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有一大船草莓運到了碼頭,霍法知道草莓不卸貨很快就會腐爛,就說服工人們進行罷工。僱主為了保住這批草莓而不得不接受了他的條件。這就生動地說明了吉米 · 霍法具有精明和敢想敢幹的領袖才能並捕捉了有利時機,但這種情況不易多見。    
  當以社會壓力和社會獎勵作為選擇性刺激手段時,也會遇到不少困難和拖延。如一個集團已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則爭取其自身利益並不十分困難;但在此情況下這一集團必須利用其社會聯繫為其成員創造足夠大的利益,使他們在繳納會費之後仍然有淨收益。至於要建立新的社會聯繫,則困難大得多,而且必然耗費時日。19世紀末的若干美國農業組織,例如 「 農民協進會 」 ,在新移民區內相當分散的農莊中組織得非常成功;但從已經建立社會聯繫的團體中吸引會員,即使有可能成功,也需要非凡的領導才能並花費相當的時間。    
  只有在作出巨大努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創造出大量的選擇性物質刺激手段。任何新事業在創建時都有可能成功或失敗,因此,很難保證能為該集團創造足夠數量的物質利益或說服其他成員提供這種利益。何況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家們當然都想為自己創造財富。因此,必須找到一種既能創造集體利益又能增進個人收入的活動方式:例如通過院外集團的部分活動敦促政府制定對某些企業有利的政策,或利用院外集團組織在受益階層內的威信為企業進行商業活動。但即使能實現這種結合,也需要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和相當長的醞釀時間。至少已有不少片斷的事實證明上述結論:即組織集體行動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例如,雖然工人們很早就自發產生過集體行動,但直到1851年,即工業革命開始後將近一個世紀,才產生了第一個現代工會組織 —— 大不列顛工程師聯合會。當然,在工業革命過程中,曾不時出現一些工人組織的法人團體,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二十年間,工會才在英國普遍建立。工會在其他國家內普及得更晚些。在美國,雖然 19世紀下半葉已建立了許多工會,但直到1937-1945年期間會員人數才迅速增長,這時最有利於建立工會的工業化時期早已過去。在法國,對各種工業中工會建立史的研究也表明: 「 工人建立集體行動的組織的時間遠遠落在該工業創建時期之後。 」 農業組織的發展就更為緩慢。在美國,雖然 19世紀下半葉已出現了若干農業組織,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真正有了大規模或穩定的農業組織。然而,自美國立國伊始,農民們早就有了他們的共同利益。這種組織機構成立的滯後現象,還可以在其他國家和其他類型的組織中找到許多同樣的例子。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現,依賴選擇性刺激手段維持其存在的組織,即使在它們已經不能提供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維持下去。正如社會學家馬克斯 · 韋伯( Max    
  Weber)在很久之前指出的那樣:以領導某種組織為其職業的領袖可以在該組織的原有目標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仍然保持此組織的活力: 「 例如,代表馬車伕的組織在馬車消失之後變成了代表卡車司機的組織;為了幫助某次戰爭的退役軍人所成立的組織會自動延長其壽命而代表以後各次戰爭的退役軍人的利益。選擇性刺激手段使得這類組織的壽命無限制地延長。因此,這些為集體行動組織起來的機構,至少是大型的集團,需要經歷很長時間才會出現;但它們一經建立起來,就會無限期的存在下去,直到社會變革或其他暴力與動亂使它們消滅為止。    
  如果為集體行動而建立的組織或集團僅能在環境有利時才出現,而且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成長壯大,則社會穩定的時間愈長,這類組織的數量也愈多(除非該社會的憲法或法律禁止或限制集體行動,或不允許進行院外活動,自然就很難建立這類組織)。在穩定的社會中,時間愈長,則這類組織發展的機會愈多,其富於政治創見的領袖也愈加活躍,從而這類組織的潛力也能得以充分發揮。由以上推理以及具備選擇性刺激手段的組織一般能夠無限期存在下去的事實,可以得出我們的第二個推論:    
  2.凡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出現愈來愈多的集團和組織。    
  (三)    
  第三條推論可能最難於用日常觀察到的事實來驗證,因此它的涵義可能要等待以後才能弄清楚。然而,這一推論的來源是顯而易見的:在前一章內已闡明,由少數成員組成的小型集團較易於採取集體行動,而且比大型集團更能迅速組織。由此得知,按成員每人或每一元總收入計算,社會中的小型集團比大型集團具有更大的遊說能力與組成卡特爾的本領。小型集團一般地可以較迅速地組織集體行動這一事實,表明小型集團在穩定時間較短的社會內所佔優勢較大,而在長期穩定的社會內則將失去此種優勢。於是,我們可以得出第三條推論:    
  3. 「 小型 」 集團的成員具有較強的組織集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優勢隨著社會穩定時間的延長而遞減。    
  在以下實際應用了這一推論之後,讀者將會發現對此推論重新加以檢驗可能是有益的。    
  (四)    
  如果為開展集體行動而成立的組織其類型和大小隨不同社會和歷史時期而異,則研究這些不同的組織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效率和速度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說來,不論這些組織的類型和大小如何,都有理由希望其所在的社會經濟以更高的效率和速度發展起來。儘管各種組織所產生的集體商品或提供的服務各各不同,社會愈加繁榮,對這些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愈多(那些隨收入的增加而需求減少的 「 劣質 」 商品除外)。同樣地,如果這些組織的成員能夠生活在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裡,他們將能獲得更優良的技術和較廉價的商品(勞動力的價格除外)。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結論:這些組織在一定條件下都會支持社會生產率的提高以增進其成員的福利。    
  除了我們在以後將說明的一種特殊情況之外,這類組織增進其成員福利的另一條途徑就是設法為其成員取得社會生產總額中的更大份額。換句話說,任何組織在原則上都可通過兩條途徑為其成員謀取福利:或者使全社會的生產增加,從而使其成員按原有份額取得更多的產品;或者在原有的總產量內為其成員爭取更大的份額。一般經驗表明,很少有組織選取前一條途徑;在此我們將闡明為何會發生此種情況。    
  通常,一個組織要想使全社會提高效率就必須付出若干代價。假設某一院外集團希望改進稅收制度以提高經濟效率(例如消除由於不同來源收入的稅率不同而產生的漏洞),或試圖限制壟斷行為而減少社會經濟的損失。這樣,該組織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才能組織有效的院外遊說活動來達到這些目標。然而在全社會提高了經濟效率之後,該組織的成員僅能獲得總效率的一小部分;他們可能由於稅率或商品價格的降低以及社會經濟效益的其他提高而獲得一定份額的利益,但社會的其他絕大部分成員也將獲得同樣的利益。由於每一組織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代表全部人口或其他社會資源的一小部分,上述情況就顯得十分重要。例如,某一工業的典型行業協會只能代表為數很少的企業,即使它們規模很大,其資產也僅佔全國資產的一小部分;典型的工會,儘管擁有成千上萬的會員,其人數也僅佔全國勞動力的極小份額,等等。(在少數國家內存在的某些範圍特別廣泛的集體行動組織將在以下單獨予以討論。)    
  為了說明這一情況,假設某一組織所代表的工人或企業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百分之一。這一組織欲使全社會經濟活動效率提高,它必須負擔促成這一目標的全部活動費用;然而,該組織的成員大體上只能獲得由此增加的社會總效益的百分之一。因此,只有在社會總效益的提高比促成這一目標的代價高出一百倍以上時,該組織的成員才會得到淨利益。(廣而言之,按本書中文本第38頁末註解中的符號語言,提高社會效率的活動的利益-成本比必須等於或大小1/Fi,或該組織所代表的收入份額的倒數。)    
  於是,個人在集團內享受集體福利的規律與一個組織在全社會內享受集體福利的規律相類似。一個組織為全社會提供某種利益即為全社會創造公共商品相當於個人為某一集團提供集體商品。在這兩種情況下,個體要負擔這種行動的全部代價,然而僅能獲得其成果的一小部分。    
  現在再設想:上述其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百分之一的組織,試圖擴大其由國民收入取得的份額,從而為其成員謀取福利。該組織用於擴大其收入份額的資源當然不會有助於增加國民總收入,反而將使國民總收入略為減少。更重要的是:國民收入的重新分配將改變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而後者往往會在更大範圍內引起生產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由於該組織的成員也是全社會的一部分,因此社會生產的降低反過來又會減少他們自己的收入。這些成員從其個人利益出發,當然也會考慮到這種收入的減少對其利益的影響。但除非全社會的生產減少量超過該組織成員由社會總收入重分配得益的一百倍以上,否則這些成員們仍會由這種重分配獲得淨利益。按同樣的邏輯可推論:希望採取集體行動以增加其收入份額的組織,不會關心社會總收益的下降或 「 公共損失 」 。因此之故,用分蛋糕來比喻社會收益的重分配還不夠恰當,更近似的比喻是在瓷器店裡爭奪瓷器:一部分人雖然多拿了一些,但還會同時打破一些本來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    
  簡而言之,如果社會中的典型組織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則該組織必然不肯增加全社會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犧牲;更為可能的是它將為其成員在社會總利益中爭取更大的份額。尤有甚者,即使社會利益重分配所招致的損失超過該集團由此種重分配所得利益的許多倍,仍會發生上述情況。在任何集團為其本身爭取社會總收入的更大份額時,該集團不會關心此種重分配對全社會造成的任何數量的損失。(更確切說,只有當社會損失與集團收益之比等於或大於1/Fi時,這種損失才會構成對該組織的約束。)因此,我們所討論的各種社會組織採取集體行動的目標幾乎無例外地都是爭取重新分配財富,而不是為了增加總的產出 ——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 「 分利集團 」 (或者,用一句比較文雅的語言說,都希望 「 坐享其成 」 )。    
  長期以來,有人對此種現象早已有所察覺,雖然他們未必意識到這些組織在爭取佔有社會產品的更大份額時對全社會所造成的損失。人們往往稱呼這類組織為 「 特殊利益集團 」 ,由此也可證明許多人已直覺地認識到這一點。由於這類組織所採用的刺激手段如此突出,故本書內有時也採用 「 特殊利益集團 」 ,稱呼上述以重新分配收入為目的的 「 分利集團 」 。雖然特殊利益集團一詞有時似乎過於狹隘,但在此處的分析中用它來代替分利集團一詞是恰當的。這種集團可以是卡特爾也可以是院外集團,而且往往是兩者的相互勾結。為在市場內採取共同行動而組織起來的個人或企業集團,無論是行業協會、工會、貿易協會或寡頭密謀的組織,在本書內部稱為卡特爾,而不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用什麼名稱稱呼它們。    
  特殊利益集團為提高其成員收入(同時降低全社會的經濟效率與總產出)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院外遊說活動爭取立法以提高某部分商品的價格或某部分人的工資,或者減少某類收入的稅率。這種活動的效果雖然與初始條件密切相關(由於所謂 「 次優 」 問題),但這一類常用的手段不僅會增加獲利階層的收入,同時還會減少社會總效率。過高的價格與低的稅率將刺激各種資源不斷流入受益的部門,直到這一部門投資的稅後回收率與其他部門持平為止。然而,如果這種高價格或低稅率完全是根據利益集團的局部利益進行立法取得的結果,則流入該受益部門的資源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必定小於其原來末流動前創造的社會價值。只要允許各種資源不斷地自由流入受益部門,則該部門中投資的回收率最終將與其他部門相同,結果將使特殊利益集團的收益遠少於全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在此情況下,分利集團成員所能獲得的利益僅僅是該受益部門的資本的增值以及在資源流動達到平衡之前過渡期內的超額利潤。如果阻止各種資源流入受益部門,則情況將大不相同;不過我們以後將證明,這種阻止資源自由流動的行為一般會引起相當嚴重的其他損失。上述論據十分簡單,並排除了許多棘手的技術問題。不過,對於院外遊說集團的數量受憲法與結構因素限制的國家,上述論斷的應用範圍就較小,例如瑞士即屬此情況。但無論如何,正如本書以後將闡述的那樣,這種論斷所依據的基本原理其應用範圍很廣,同時也十分重要。    
  特殊利益集團增加其成員收入並同時減少社會總產出的另一途徑就是建立卡特爾 —— 正如壟斷組織的行為一樣,其中的企業可以通過協議以減少產量來提高價格。這種卡特爾化或壟斷化的額外利潤是通過壓低產量而提高價格取得的,因此它顯然將使社會的總產出下降(假定沒有其他的補償措施);一般說來,由於在這種社會內有一小部分經濟效率不高的商品按壟斷價格出售,使得按競爭價格出售的大部分商品也隨之降低了經濟效率。由於有效的卡特爾總是要阻止其他資源進入它們所壟斷的生產領域,故不會出現前節所述那種由於資源流動而招致全社會經濟損失遠大於壟斷集團獲利的現象。但這類普遍存在的流通障礙將導致另一種更大的社會經濟損失,此點我們在以後再加說明。    
  在一篇根據阿諾德 · 哈伯格( Arnold    
  Harberger)有創見的文獻所撰寫的經濟論文內曾指出:由壟斷、稅收(有人力持此議)及其他歪曲價格體系的因素所導致的社會經濟損失比國民總收入要小得多。但作者在後面證明:這類損失有時會大得驚人;但此處僅需指出特殊利益集團所固有的動力會驅使它們對全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失。而且,正如國際貿易理論家傑格迪什 · 巴格韋蒂( JagdishBhagwati)所指出:在一個低效率的社會中,經濟損失會限制在一個窄小的範圍之內。    
  不過,確有一種可能性會使分利集團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受到限制,這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之間有時可能相互抵消。農民的院外遊說組織可能爭取到農業機械上課稅的減免,或根據汽車工業的利益要求限制對鋼鐵工業的保護。可以注意到,在這類情況下,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將導致社會經濟效率及總收入的增加,但所增加的收益並非均勻地分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因而特殊利益集團得以獲取這個總增加量的相當大份額,後者遠遠超過該集團的總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有時還會出現例外,能使特殊利益集團獲取全社會所增加的收益中的一大部分,從而促使該集團關心全社會利益的增長;這種情況發生在下列場合:或者當該集團通過提高本部門的生產效率來增加集團內成員的收入,或者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商品也能有淨收益,而其中的大部分由該集團成員所分享。當然,很難找到許多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其活動的主要目標既追求其成員的特殊利益,同時又兼顧增進全社會的經濟效率與總收入。不過,在任何地區都會發現有這類多目標與多種動力的團體存在,其中也包括一些特殊利益集團。因此不應忽視這類集團或這種特殊情況。也有人因此認為。在多數情況下,大部分組織內的成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後者是由於其他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壟斷行為所引起的,從而社會上多數人會反對由此產生的全社會效率的下降。如果我們在本章開始時的第一個推論 —— 即沒有一個國家內全社會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能組成平等的集團--是不正確的,則此處所述多目標組織存在的情況就不再是一種特例了。但如果像我們以後將證明那樣,第一個推論是正確的,則社會上大部分特殊利益集團的目的都在於重新分配國民收入而不是去創造更多的總收入,從而導致全社會效率與總產出的下降。    
  除此之外,這種重視再分配的現象使社會政治生活中相對增加了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同時相對減少了對更廣泛的公共利益的關心。一個國家或管轄區內涉及全體或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利益會把他們團結起來,正如在國家遭受外來侵略時,人民預見到自己的共同利益與國家存亡相關而團結起來抵抗入侵那樣。與此相反,在爭奪國民收入的分配額時,一部分人的收益增加必然伴隨著另一部分人收益的減少,甚至減少得比增加的還多,因此人民之間就產生了怨恨。這樣,當特殊利益集團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從而分配的問題顯得格外突出時,政治上的分歧將愈演愈烈。不僅如此,正如丹尼斯 · 米勒( Dennis    
  Mueller)根據肯尼斯 · 阿羅( KennethArrow)理論進行的研究中所指出,由於特殊利益集團愈來愈多而導致對分配問題的日益重視,即使所有選民的偏好不變,也可能使民主政治體系放棄它原來認為更重要的任務。至於這種對分配問題的過分強調會導致不合理及反覆無常的政治選擇,其原因並不是一兩句話能解釋得清楚的。在分配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加上由此而引起政局上可能的多變與不穩定,甚至會導致社會的失控。    
  因此,我們的第四條推論是:    
  4.總的來說,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並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    
  (五)    
  在某些國家內,也存在一些包含相當大部分人的集團。例如,一國內的體力勞動者工會就包含該國工資階層的絕大部分成員。在工業化國家內,代表該國所有主要企業的院外集團也屬於此列。試問:這些無所不包的廣泛性的大型組織與前節所述常見的狹隘特殊利益集團在行動政策上有何區別?    
  廣泛性特殊利益集團的行為動力與那些僅代表社會上很小一部分人利益的集團完全不同。例如某一組織代表了占一國總收入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利益,則該組織的成員可以獲得由其活動導致全社會收入總增加額的三分之一。因此,該組織願意作出犧牲來支持有利於全社會的政策與行動,並從其中獲得更大的報酬。無所不包的廣泛性集團的成員往往佔有全社會收入的一大部分,正如由少數股東合營的企業中的股東關。心企業的經營好壞一樣,這類廣泛性組織有很高的積極性來關心提高社會生產效率。不僅如此,其成員擁有全社會收入三分之一的組織也將大體上承擔由於政策失誤而招致社會生產損失的三分之一。因此,如果一項爭取其成員佔有全社會收入更大份額的政策會招致大於三倍以上的損失,則該組織將認為得不償失而予以放棄。正如前節討論中所指出那樣,此處的推論具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顯然可見,如果這種廣泛性集團的領袖是富於理智的人,他將異常關心任何 「 分利 」 政策所招致的全社會損失,而且純粹從本集團利益出發,力求使此種損失減至最小。    
  上述佔有全社會總收入三分之一的利益集團足以明確地說明此類廣泛性組織的行為特徵。即使以一個佔有社會總收入僅十分之一的利益集團與大多數規模很小的特殊利益集團相比較,也不難看出其行為的差別。前者不僅關心其政策對全社會生產效率的影響,同時還關心如何與其他主要集團進行協商以提高社會生產效率。與此相反,狹隘的特殊利益集團一般對這類問題毫不積極。    
  然而,由一國的觀點看來屬於很小規模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可能在某一企業或某一工業範圍內屬於廣泛性組織。例如,代表某一企業內所有工人的工會(如日本常有的 「 企業工會 」 )或某一工業內所有企業的工人組成的工會,都屬於此種情況。就全社會而言,這類工會的規模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在各該企業或工業中增加價值的三分之二(典型情況)進入工資賬,則這類工會在各該企業或工業中就佔據了主要地位,從而它們變為這些企業或工業的廣泛性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該企業或工業的興旺帶來更多的利潤,而勞動工資仍由勞動市場的一般規律決定,則工會就沒有理由要關心該企業或工業是否興旺發達。但如果這類工會具有足夠的談判本領,它就能夠迫使異常興旺的企業將工資增加到市場勞動力價格之上;反之,在企業財政狀況惡化時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不僅如此,有些工人可能具有這類盈利企業所特別需要的技能,從而當這類企業因獲利而擴展時,勞動市場上這類技工的工資水平也將隨之上升。這樣,在某一企業或某一工業範圍內的廣泛性工會完全有理由作出努力,推動該企業或工業興旺和發展。與此相反,控制在某一企業或工業中掌握特殊技能工人的行業工會,其成員僅佔相應企業或工業內總僱員的一小部分。後一類工會的行動對任何企業利潤率的影響很小,從而它們也沒有積極性去幫助僱主或所屬的工業部門提高效率,或避免其行為所招致的損失。    
  因此,由上述邏輯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集體行動團體的廣泛性程度決定了其行為對該企業或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就意味著,企業或工業工會一般支持提高勞動效率,而較狹隘的行業工會則不這樣;無數流傳的軼事都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如果認為無限制地擴大任何特殊利益集團的廣泛性都必然會產生積極作用,那就大錯特錯了。任何組織的廣泛性增加後,其壟斷性也隨之增加。例如,若某一企業工會發展成為整個行業的工會,則後者可能抵制該工業內任一不與之合作的企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參加並組成一有效的卡特爾以求得企業與工人的收入極大化。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會限制任一企業付給其工人的獎金額,從而全行業工會中的工人收入將高於單獨企業工會中的工人收入。此外,當某一特殊利益集團擴大時(例如由企業工會發展成工業工會),整個社會的利益的增長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即使這種集團擴大後,其行為對全社會生產效率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當這種組織已經相當龐大,其中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工業時,它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才會對全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此時雖然該組織的擴大對市場或工業的行為沒有多大作用,但對社會生產效率的影響則大為增加。    
  同樣地,在不增加壟斷程度的情況下,全國性的企業或工人團體聯盟對政治問題將採取接近於全國利益的觀點。這些被政治學家稱為最高層次聯合會的組織往往缺乏起碼的內聚力,以致難於對公共政策施加較大的影響,甚至對長期的或具體的政策也無能為力。但無論如何,這些最高層次聯合會比它們的下屬局部性組織具有更全面的觀點,從而可為我們檢驗上述推論提供一條途徑。挪威社會學家古德芒德 · 赫尼斯( Gudmund    
  Hernes)在與作者合作研究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廣泛性機構(在該地區通常都佔有重要地位)以後,發現挪威的最高層次聯合的行為與上述理論相符合。    
  以上邏輯涉及狹隘性利益與廣泛性利益之間的區別,但它並不僅限於闡述特殊利益集團的行為。譬如說,許多政治學家常常引用的對美國政治研究的推論中就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邏輯。這一推論認為:美國從較強有力的和較有責任感的政治團體中獲得利益。這些政治學家發現,國會議員個人往往受他們各自代表地區的狹隘利益院外集團或特殊利益院外集團的強烈影響,而結果導致相互矛盾的政策。但任何企圖執政的政黨領袖都在一定程度上關心這些政策對全國的總體效果,因為國家的狀況與執政黨在選舉中的前景必然相互聯繫。然而,美國政黨的紀律是如此鬆散,以致該黨領袖的威信反對該黨在下次大選中命運的關心對於全黨僅有極小的影響。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政黨加強紀律性,而且每一政黨都對它所選取的政策及其後果更加負責,則國家的政治狀況將得到改善。    
  如果將本書所提出的邏輯結合分析美國的選舉制度,就必能有助於闡明與證實政治學家的上述論斷。美國並不採用比例代表制或任何其他選舉制度;在那些選舉制度下,一次大選中名列第二、第三或更後的政黨仍可分得一部分權力。而在美國,大選中獲勝的政黨獨攬全部權力。這樣,在美國如果有任何政黨聲明自己只指望在以後的大選中取得(譬如說)第四位的話,這就無異於自殺。不過,如果預期只能得到第二名或更低名次的各政黨聯合起來,則下次還有獲勝的希望。因此,美國的選舉制度促成了兩黨制的形成(當然還涉及一些在此不擬討論的其他因素)。這樣一來,每一個政黨都將有廣泛的代表性,而且都力圖代表選民的大多數。代表全社會一半或更大部分公民的政黨自然要關心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和福利,特別是與代表特殊利益集團和小地區的國會議員相比,這一區別格外突出。由此可見,對美國政治進行系統地研究的專家不難發現:總的說來,美國的政黨與各色各樣的特殊利益集團及國會議員個人相比,前者更為關心整個國家的福利,從而可以認為,加強政黨對美國有利。    
  舉例來說,同樣的邏輯可用於解釋國會議員與歷屆總統對 「 政治分肥 」 立法上的態度分歧。一個收入占美國 1/435的議員選區選出的議員很自然地傾向於為本選區爭取由聯邦稅收資助的任何項目,只要對全國總收入的損失不大於地方收益的435倍,就認為是合算的。任何國會議員都顯然明白這一點。與此相反,美國總統則認識到,只有將公共經費用於效益-成本比較高的事業上,才能取得選民的信任,從而有更大的希望在下次選舉中獲勝連任。因此,無論美國總統與國會議員屬於哪一個政黨,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之間年復一年在帶有政治分肥色彩項目上的爭論:總統希望限制這類項目,而議員們則企圖促成它們。    
  這一邏輯的適用程度自然隨國家而異。在有許多小政黨存在的國家內,這一邏輯表現為:這些代表性不夠廣泛的政黨忽視全國的基本利益,同時組成聯合政府後採取的政策也相當混亂。在其他一些國家,有時可以發現,以產業工會為基礎的工黨或社會黨,其領袖們的觀點,往往不像工會的觀點那樣狹隘,這可能與黨的領袖系由更廣大的選區中選出一事有關。同樣也可以發現,一些由企業或職業團體支持的保守黨,有時也支持旨在促進全國繁榮的院外遊說活動。    
  全部或部分地由許多小黨組成的脆弱的聯合政府,或者由於其他原因而招致不穩固的政府,都可以說明以下的邏輯:特殊利益集團的力量並不單純取決於其組織本身的堅強性,而且取決於它們的權力大小之比。也許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微妙的區別均可忽略不計,但對於理解某些國家中脆弱政府的行為可能十分重要。    
  然而,即使具有廣泛性的組織和機構本身傾向於採取有利於社會的集體行動,但也不能輕率地得出如下結論,即廣泛性愈大的機構愈好。正如前一章內所指出:有關集體商品的信息本身也是一種集體商品,從而這類信息一般也是短缺的。由於選民一般對政治都比較冷漠,特殊利益集團領導人或政治領袖非常可能不按照選民的利益行事。如果某一政治體系全部都是由高度廣泛性的組織和機構所組成,則易於形成比較統一的輿論和政策,而較難於發現其主張和政策中的錯誤。因此,廣泛性的組織和機構有時也會產生很壞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場合下,其活動又異常有效。這樣,在社會改革中,廣泛性組織和機構的主張不一定代表正確方向,但這些主張對於較透徹地理解許多重要的組織和機構的行為卻是極其重要的。    
  毫無疑問,我們的第五條推論是有關廣泛性組織的行為動力的,但並非它們在具體情況下的行動路線。因此:    
  5.廣泛性組織一般都傾向於促使其所在的社會更加繁榮昌盛,併力圖在為其成員增加收入份額的同時,盡可能地減輕其額外負擔,從而只有當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所產生的利益與由此引起的全社會損失相比較大時,才支持這種再分配行動。    
  (六)    
  現在必須再討論一個原先似乎並不重要的問題,即決策的時間滯後問題,這對於曾經參加過馬拉松式的長會進行決策、甚至毫無結果而散的人說來,其意義是十分明顯的。這一推論就是:特殊利益組織和集團進行決策所需的時間遠大於組成該集團的企業或個人的決策週期。以後將證明,這一特點對於理解諸如經濟循環以及新技術的採用等一類極其重要的現象是非常關鍵的;同時,這種決策滯後的原因也是十分值得重視的。特殊利益集團進行決策比個人或企業決策時間遲緩得多的兩個主要原因是:前者進行決策時必須通過協商一致或法律程序,或兩者兼用。    
  協商一致的原則意味著:在沒有選擇性刺激的情況下,小型集團的成員必須通過協商才能決定集體行動的進程以及所需費用的分攤方式。正如前一章業已闡明那樣,除非集團中每個享用此種商品者都支付了該商品的邊際生產成本,否則該集團就不可能依靠其成員的自願行動在集體最優水平上生產該種商品。因此,只有通過全體一致同意才能達到生產集體商品的最優化,這一過程即我們所稱的協商一致過程。    
  在市場中要進行集體行動時,即使不能達到集體最優水平,也必須取得一致的意見。在寡頭壟斷市場內,為了抬高商品價格,必須先達成一個減少銷售量的協議。如果該項工業中的某幾個企業,或者除了一個企業之外的其餘所有企業,同意限制自己的銷售量以便抬高價格,則顯然在此協議以外的所有其他企業都會乘機盡可能增加自己的銷售量以賺取額外利潤,直到市場價格重新下降到競爭價格水平為止。這樣,原來參加限產協議的那一部分企業就會發現自己白白地減少了產量並損失了利潤。當然也會有例外的情況,即協議之外的企業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在短期內不可能填補上全部的減產份額,從而提高了的價格得以保持。但一般說來,這種限產提價的做法必須得到大部分生產者的同意。    
  由於參加協商的各方在如何分擔集體行動所需的費用方面有著直接的利害衝突,因此取得全體一致意見就更加困難。在企業達成限產提價的協議之前,必須協商決定每一企業減產的數量。要達成這樣的協議,還意味著參加協商的每一方都很自然地會提出過高的分利要求來補償自己參加合作而付出的代價,而這種合作是達成協議所必不可少的。以退出協商相威脅是一種手段,雖然有時不一定真成事實。但有時也會付諸行動;無論如何,這意味著要達成一致意見需要花費極大量的時間。由於在各種決策方式中都會同樣遇到如何解決分擔集體行動所需代價的問題,因此我們將在討論了 「 按法律程序決策 」 的方法之後再對此詳加研究。    
  當集體行動的參加者為數很多,以致無法採用協商手段時,就必須依靠某種規則或法律進行決策,這稱為 「 按法律程序決策 」 。如果有可能進行協商的小型集團的成員認為不宜使用各自的否決權以節省協商的成本,並且有利於以後的集體行動,有時會也同意按法律程序決策。按法律程序決策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特別是對大型集團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終決策需要等待每一成員都講出了自己的意見,或推遲到下一次董事會或年會,或者等到改變政策的支持者們迫使保守的官員們引退之後才能進行。也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在決議形成之後,即使所有成員都沒有改變自己的主張,仍有可能利用法律程序將其撤銷或以其他決議取代。也就是說,根據由肯尼思 · 阿羅首先闡述並由作者在討論到分利集團會使社會失控所指出的理由,在利用法律程序決策時,可能會出現 「 投票循環 」 現象,即該組織在進行民主決策時出現政策的反覆性或不穩定性。但作者認為,民主決策的這種不穩定性可能並不像 「 投票循環 」 論的支持者所說的那樣嚴重,其理由部分地在於民主團體內的典型決策程序往往傾向於保持現狀而抑製出現反覆。但正是這樣的程序使得民主團體在適應新情況時決策遲緩,所需的時間比其成員個人進行決策的時間長得多。不僅如此,由於決策是按多數通過的規則進行,當參加決策的一些成員認為自己所選出的領導人或其他決策機構的行動可能對其不利時,往往會堅持用某種措施阻止選出的官員獨斷專行,甚至用以預防多數人輕率決策,即使這類措施會進一步延緩決策也在所不惜。例如,某些工會的章程中規定,一些重大決策如罷工或簽訂勞資合同必須通過全體會員或人數很多的代表投票表決,甚至要求不能僅僅按簡單多數通過。    
  當從事集體行動的組織人數眾多時,往往有許多問題需要決策,有時人數並不太多時也會如此。議題眾多加上決策遲緩,就會導致議事日程十分繁忙。根據日常的經驗,甚至像大學中一個系那樣小的組織,有些問題也需要等待很長時間才會受到注意,而另一些問題甚至永遠也不會排上日程。議事日程繁忙導致決策的進一步延遲。從各種委員會及其分組會的設置情況看,也可以說明這種現象的嚴重性,因為這些分支機構的主要目的就是減輕會議日程的擁擠程度。然而,這些委員會或分組會本身的議程有時也過分擁擠。當採用協商一致的方式進行決策時,不常使用排 「 議程 」 的方式。但需要協商的問題過多的情況同樣存在。結果,有些問題可能要等待很久才能被排上協商日程,而另一些則可能永遠也被排不上。由於缺少時間、害怕麻煩以及缺乏把握,往往當協議或合同已失去其最有利條件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原狀而不願加以修改。    
  在這一方面有無數的例子。雅克 · 福格( Bjarke    
  Fog)在研究丹麥的物價立法時發現,儘管在十年之間某些商品的生產成本已經提高從而利潤幾乎喪失殆盡,但這些商品的價格卻仍保持不變。同樣,F.M.謝爾勒(Scherer)曾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空運協會除了對一些非常次要的問題如噴氣機附加費、機上電影費與三明治的定義等作出過修改的決議外,對其他所有問題都一律維持原狀,因為 「 根據法律,該協會對任何問題作出改變的決定都必須由全體一致通過,所以只好保持不變。 」    
  在議事日程擁擠或協商難題成堆的情況下,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所需成本中的利害衝突就更加困難了。這種困難使得從事集體行動的組織寧可依靠局外的仲裁人、選用簡單化的公式或憑長官意志等方式在其成員中攤派集體行動所需的成本。如果某種集體行動能為該集團帶來可觀的利益,則該集團很可能採用各種合理的法規或決策將此行動所需成本分攤給每一獲利的成員,使他們寧可接受這種分攤成本的公正安排,而不願拖延決策,致使坐失良機。    
  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某些觀察家宣稱,該組織有時能夠就石油限產達成了協議,部分地是由於:幾個最大跨國公司間競爭的結果,事實上已將石油限產所造成的損失按某種規律分攤給了所有的成員國。於是石油輸出國組織所達成的關於油價的協議以及在該價格下各成員國產量限額,無非就是這些石油國采油跨國公司在競爭中相對實力的表現。同樣,工會有時規定採用論資排輩法決策,甚至請僱主決定哪些人可以獲得由工會協商的較高工資。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在於避免工會會員為爭奪高工資和決定何人將被解雇或減少工作時數而內哄。因為在此情況下,僱主總是傾向於縮減工人數目。這種有利於高級工人而不利於由於提高工資而被排斥在門外的候補工人的裁決方式,當然也反映了高級工人對工會的影響較大,而那些被排斥在廠外的候補考在工會中甚至連一票也沒有。但無論如何,這種論資排輩方法有助於工會通過比較簡單的直接投票法解決最麻煩的分配提高工資所得利益的難題。    
  部分地由於分攤成本易於引起成員間的利害衝突,大多數卡特爾和院外集團傾向於保持固定價格和廠資,而不固定銷售量或就業人數。由於銷售量或就業人數決定了價格和工資,因此卡特爾或工會當然可以很簡單地通過適當限制銷售量或就業人數就可以達到所希望的最優價格或工資。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有關價格協議中的詭詐比有關銷售量協議中的較易檢查出)的影響,採用固定價格和工資而不固定銷售量或就業人數的理由之一,肯定是在於這樣做較易於憑借市場或其他較公正的力量來分攤集體行動的成本。但有時這種外部的或公正的機制其作用後果對於分利集團非常不利,此時這些機制將被放奔。例如,按論資排輩方法確定工資的提高可能導致大批較低級的工人被解雇,這時就自然會產生一種保持就業率、降低工資或採用其他替代方案的壓力。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即限制新成員的加入比保持工資固定更為現實,例如提高對醫生開業資格的要求比提高醫生待遇更易為人們所接受,雖然兩者的後果完全相同。    
  卡特爾和院外集團在花費大量時間作出決策之後,有時還需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對付其合夥人或對手。例如,工會在決定本身政策的同時還要與僱主談判。院外集團除了在其內部要達成本身的政策協議外,還要為影響政府的政策進行必要的宣傳活動和法律程序。所有這一切都會延長決策時間。    
  綜合使決策遲緩的上述各種因素以及特殊利益集團偏向於選擇固定價格而不固定數量的手段,結果將使那些特殊利益集團影響較大的部門中,價格和工資相對地固定而缺乏靈活性。如果這些特殊利益集團採取固定數量的政策,則在兩次決議之間的銷售量為定數,而價格和工資將隨市場條件而變化;反之,在固定價格的情況下,隨市場條件變化的是銷售量。    
  由以上的論斷可以得出我們的第六條推論即:    
  6  分利集團進行決策較其中的個人和企業決策遲緩,從而使議事及協商日程擁擠;其決策多半傾向於固定價格而不固定數量。    
  (七)    
  如果特殊利益集團活動的環境保持不變,則決策雖然遲緩也無礙於事;當該集團一旦作出最佳決策,就可以無限制地沿用下去。然而,經濟情況總是不斷變化的。近年來引起變化的最重要根源可能在於科學的進步。即使在現代最閉關自守的經濟中,其發展機會也在不斷改變,這是由於國外革新潮流與科學技術新發現不斷衝擊的緣故。顧客愛好的變化、資源的發現、甚至氣候的變化,都會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和發展的機會,從而迫使經濟產生變化以便與之相適應。    
  特殊利益集團活動的環境也會由於企業進行革新的動力而發生變化,特別是未受卡特爾和院外集團影響部門中的那些企業。然而,我們不擬在此過多地討論不受特殊利益集團影響的企業的革新動力問題,因為那樣就不免會重複經濟學家早已熟知的陳詞濫調。這種分析無疑地會將我們引導到已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所謂完全自由市場理論中去,而且,如果想充分論證這一理論,至少需要寫一本更厚的巨著。因此,作者在此僅擬扼要地闡述一些完全自由市場中革新動力的影響,以及後者如何改變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環境。這些段落還將著重闡明作者與大多數經濟學家稍為不同的若干觀點。    
  在本書中,作者假設,即使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團,也不存在完全自由的競爭。當然,也確乎有一些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存在,特別是在農業部門中。完全自由競爭模型的擁護者們還認為該理論具有明顯的 「 適應性 」 (即當某些假設不能成立時,仍能在許多情況下給出合理的預測)。儘管如此,本書寧可作如下假設:在大多數市場中,企業可以自行決定其銷售價格,而其銷售量則與價格成反比 —— 即意味著其中一般存在著壟斷的因素。這一假設是符合於日常對大多數企業的觀察,而且,與完全競爭模型不同,也符合於企業的廣告決策。由此之故,作者並不認為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市場就能達到理想的(帕累托)效率。與大多數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模型內的假設不同,作者同樣也不認為市場體系可能是靜態的。    
  本書內有關完全自由(無約束)市場推論中的假設為:當不存在卡特爾或由於院外遊說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政府干預時,企業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進入任何工業領域或從事任何經濟活動,並模仿任何有利的生產方式。這一假說是異常有力的。如果在某種工業或經濟領域內存在著高於平均值的任何利潤或回收率,就必然會產生一種使資源進入該領域的刺激;這種刺激將一直存在,直至有足夠多的資源進入並使利潤恢復正常為止。任何經濟領域內,如果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團,就不可能長期保持超額利潤。自由進入任何領域的前提可以保證沒有任何企業能逃避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從而使缺乏活力或低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自由進入的結果最終將消滅所有的保護制度與壟斷利潤,但卻不一定能保證完全自由競爭(產品的差異仍可能存在),也不一定能達到最優的(帕累托)效率。但這種自由進入與自由模仿的假設至少可以保證任何人都有可能生產那些能獲得超額利潤的商品或服務,使這些商品或服務都有各自的競爭對手,從而削弱其壟斷程度(即需求曲線與無限彈性曲線之間的差異)並提高資源分配的效率。    
  有時假設:在存在著超大型企業的工業部門內,由於新進入的企業不可能籌集如此巨額的資金與之競爭,使這些超大型企業能保持其特權。這種假設忽視了其他超大型企業追求利潤的慾望(及其經理們的統治欲);它們擁有進入任何工業部門的巨額資金,而且它們多半屬於生產多種產品的企業集團,更加迫不及待地試圖進入任何可能獲取超額利潤的領域。也許有人認為,在中小國家,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內,只有少數企業擁有進入某些工業部門所需的資金,從而自由進入的原則難以實現,但這一觀點是否成立,完全取決於該國對外國公司是否課以高於本國公司的稅率或有附加的限制。如果沒有這種歧視,則跨國公司很容易進入這些國家中的具有超額利潤的領域。當然,還有一些領域,其中市場狹小,以致任何企業都難以按經濟規模進行高效率的生產,從而該領域內只能容納少數企業,甚至只允許一個企業存在(即所謂 「 天然壟斷 」 )。但這類市場的情況與其說是一種規律還不如說是一種例外,而且實際上(與許多經濟學家的直覺相反),甚至這類市場有時也不能排除其他企業的侵入:借用威廉 · 鮑莫爾( William  Baumol)等人的話說,它們也是 「 參與競爭 」 的。    
  在短時期內(有時在不太短的時期內),即使允許其他企業自由進入,有些原有企業仍可獲取超額利潤,甚至是巨額利潤。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新進入該領域或模仿某種活動的企業要想獲取同樣超額利潤的機會,還需要花費相當的時間;至於有了機會之後,要掌握新生產方式的訣竅,或要籌集到足夠多的資金,就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了。這一現象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但作者的判斷是:短期內獲取超額利潤(有時與短期的壟斷行為相聯繫)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而且其普遍程度如此之大,以至有些讀者甚至懷疑前述自由進入的條件是否無關緊要。但究竟是什麼因素產生了這些超額利潤?最顯而易見的因素就是某種技術進步--如發明新工藝、消費者的新需求、廉價的生產方法,等等。而且,由於進入某領域與模仿某種活動的難度愈大而產生的超額利潤率愈高,引起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技術進步的報酬也就愈多。實際上,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曾指出那樣,在完全自由的經濟體系內,由這類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增長率有時會高到引起社會的分崩離析的程度,從而付出重大代價。然而,這是另外一個複雜問題,它並不影響本書的基本結論;因此作者不擬在此詳加討論。    
  (八)    
  至此有必要提醒讀者:除以上討論的技術進步動力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因素能影響經濟效率,但並不影響其增長速度。這一點似乎與一些人的直覺相反,因此有必要加以說明。試考察如下的假想情況:設有兩種經濟體系,其中除去一個方面之外,其餘的條件完全相同。第一種體系中不存在分利集團,而第二種體系內有一大批這樣的集團,其成員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國民生產,而這些集團所採用的分利手段使總產出大大下降。如果第二種經濟體系內的這些分利集團在任何時期都按照不變的分利比例使總產出下降,低於優化值,則該經濟體系內的人均收入較低於前一體系的人均收入,但增長率卻不一定較慢。如果後一種經濟體系內的分利集團並不阻止發展經濟並採用新技術,而只是導致其國民收入保持在低於前一種體系一定百分比的水平上,則兩種體系將具有同樣的經濟增長率。因此,此處的推論符合前述第四條推論的結論:即分利集團的存在使經濟效率及人均收入下降,但不一定導致經濟增長率的減少。這種分利集團的數目如果不斷增加,則按前述第二條推論,增長率會因之而減小,但這已屬於另一問題的範疇。    
  事實上,正如作者在討論自由進入各經濟領域所遇到的障礙時指出,分利集團往往要干擾其所屬的經濟體系發展新技術,並阻礙其變革,從而降低其增長率。例如,工會有時因害怕增加失業率而反對採用節省人力的新技術,甚至要求工廠超員或假僱傭工人。同樣,只要某一企業或分利集團發展了一種生產率更高的新技術,其他企業或集團由於在短期內無法模仿並與之競爭,因而總是傾向於運用其集團努力抵制或延緩應用這種新技術。而且,由於重大技術進步一般會改變卡特爾組織的生產政策以及其成員之間的相對地位,因此需要進行新的一輪十分棘手的協商,有時這種情況甚至會導致該分利集團的瓦解。因此,卡特爾集團對於技術進步和變革都採取審慎態度。當某一工業實行國有化、或註冊改變為公共事業、或因某種原因接受政治控制時,相應的院外集團可能會否決這種變革,或直接要議會加以審查,從而使這類工業的投資或技術革新更為困難和緩慢。有時甚至連接受新的用戶或更換新設備這一類措施也會無限期地拖延下去,而且一拖就是幾代人的時間;像美國的鐵路系統就是如此。這樣,原來可能是最優的生產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效率就愈來愈低了。    
  分利集團決策的遲緩,以及其議事日程和協商項目表的過分擁擠,是造成接受新技術與經濟變革滯後的重要原因。如果協商和討論都能立即得出結果,則可能不會產生這種時間滯後。如果某企業有了一項降低成本的新技術,採用之後將使銷售收入比成本高出更多,則企業和工人可以分配更多的現金;強有力的工會將為其會員爭取比未採用新技術前更多的工資(此時企業與工會有談判的願望,直到超額利潤極大化為止,後者等於銷售收入減去非工資成本和以新的僱傭方式及休閒時間形式出現的機會成本)。當然,實際情況並非經常如此。當只有一項重大新技術而無須考慮其他的變革時,很可能達成使用該項新技術的協議。但實際更常見的情況往往是:同時出現許多變革和發展出許多新技術,其中有大有小,必須確定在各個時期內採用其中的哪一些才能使效率為最高。這時達成同時採用全部新技術以提高效率的協議的可能性極小。決策的遲緩及議事日程和協商項目表的擁擠,阻礙了迅速採用新技術;而工會成員對工會的集體行動往往漠不關心,這將使事情變得更糟。雖然涉及工會問題的決策遲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院外集團和企業的卡特爾。例如,集團企業有時由於法律體系和集團決策遲緩,不可能等到有效地採用新技術以改變經濟環境,也會利用它們本來痛恨的公用事業法規條文以便取得壟斷權。在美國近代經濟史上有許多例子足以說明這一點,例如卡車、鐵路與飛機航線等。    
  在接受新技術或新生產條件時,特殊利益集團還阻礙資源的重新分配,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率。其中最明顯一例就是通過院外集團去保釋破產企業,從而延緩資源向生產率更高的領域轉移。其他一些阻礙資源重新分配的政策似乎不那麼明顯。試考慮如下情況:由於某種原因,有些工業或職業需要大量增加工人,而工人的流動受某個工會或職業聯合會的控制。工人所在的卡特爾組織看到對工人的需求上升,就可能要求廠方支付較高的工資,而這種壟斷性的工資提高將使正在上升的部門所能僱傭到工人數減少,從而降低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和經濟效率。    
  不僅如此,勞動力向已卡特爾化的經濟領域內的轉移所受到的障礙,遠不止受壟斷性工資提高的影響。若興旺的經濟部門內對勞動力的需求上升,則工人的卡特爾組織可能不願意讓工人人數按比例增加,而希望通過提高工人的工資以刺激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但工人收入增加的結果還會使他們有可能增加休閒時間,因此總的勞動時數不會增加多少。雖然對工人的需求數比該卡特爾所能提供的更多,並很可能永遠滿足不了這種需求。一般而言,如果某一卡特爾吸收新會員後,會使老會員的邊際產量及工資低於過去的水平。它就不可能同意增加新成員,只有一種情況是例外。換句話說,工人進入興旺部門不僅受到部門內壟斷工資增長的限制,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主要受到原有工人願意增加的人數限制。    
  有些經濟學家曾經設想,如果能將資源再分配的障礙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則有可能只影響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不影響其增長速度。事實上,正如約翰 · 希克斯( John    
  Hicks)爵士在討論作者早期一篇文章內已經嚴格加以證明那樣,對資源重新分配的障礙通常都將影響增長速度。不同工業內生產率的任何增長,一般地都會使相對價格和收入水平發生變化。當然,也不排斥這樣的可能性:即無論收入水平和價格如何變化,在每種產品上所花費的成本恰好能使各種資源在各工業部門間的分配保持不變。但除了上述特殊情況之外,生產率的提高一般都會導致資源的重新分配,這樣才能保持生產的效率並使全社會獲得由於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最大利益。自由進入高利經濟領域的障礙必然會阻止或延緩資源的合理再分配。希克斯曾進一步證明:增長率降低的幅度取決於新舊體系生產費用的差額以及由於此種變化引起資源浪費的部門規模。總之,即使在整個時期內特殊利益集團的數量沒有增加,它們所造成的對資源再分配的障礙,也足以使增長速度和收入水平的絕對值下降。    
  前述第四條推論中的分析已表明:當院外遊說活動導致價格變化或增加其他補貼,而同時並不阻礙自由進入獲利較多的經濟領域時,特殊利益集團由此獲取的超額刮潤可能遠小於它所造成的全社會的損失。現在我們又進一步證明:如果阻礙自由進入獲利較多的領域,則資源的重新分配將被延緩,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率。如果再考慮到特殊利益集團因遲緩採用新技術所造成的後果,則增長率下降的幅度頗為可觀。採用新技術的遲緩與自由進入有利領域的阻礙這兩個因素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將比特殊利益集團所獲得的額外利益大許多倍,特別是從長期看情況更加嚴重。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第七條推論,即第四條 「 靜態 」 推論的 「 動態化 」 形式:    
  7    
  分利集團使全社會採用新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    
  (九)    
  分利集團至少在其勢力大到某一程度之後,就會企圖壟斷一切。當市場由其共謀的寡頭或少數人控制的情況下,發生上述壟斷行為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任何新參加者進入該市場之後,必然會使原來的卡特爾成員所確定的價格下降,或迫使他們降低銷售量。鑒於以上原因,在成立卡特爾時必須登記所有進入該市場的銷售商名單,而有了這份名單之後,就產生了排擠所有新加入者的強烈願望。事實上,在名單上的廠家甚至還會希望其中有人破產或退出該市場,從而使留下的成員可以在已形成的壟斷價格下多銷售一些自己的產品。    
  例如,如果開業醫生的數目增加,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原有醫生的收入必然下降;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各國的醫生行業團體都力圖限制新的醫師開業。從許多國家醫生的收入水平甚高的事實看,這一努力已獲得成功。當然,對於醫師開業所需的種種學歷證明與資格考試都冠以保護病人權益、防止濫竽充數的美名。但我們可以注意到,幾乎無例外地只要求新申請開業的醫師通過上述考試。如果這些措施真正是為了病人的利益,則對老醫師也應一視同仁,定期地通過考試以檢驗其醫學知識是否符合現代水平,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在許多國家內,律師及其他職業也有類似的對新成員限制的規定。然而,在不限制提出訴訟的法律體系內,由於依法起訴的案件數目可能因新律師的開業而增多,從而更提高了對原有律師的需求,故使得限制新律師參加的問題變得不那麼重要。    
  當這些分利集團企圖通過政治行動達到其目標時,排擠新成員的原因在於:該集團若能以最少的人數取勝,則其中每一成員分得的利益最多。任一院外集團,或以掠壓為目的的軍事聯盟,如果其成員的數目多於其取勝所必須的最低數目,則每一成員所分得的勝利果實將減少。但正如卡特爾必須包含所有的銷售商那樣,採取政治或軍事行動的集團也必須擁有足夠的人數才有可能取勝。而在充滿著不確定性的世界中,任何集團能勝過對手所需的最低人數是無法預知的;因此,該集團必須在一定範圍內就增大取勝概率與減少每人分得的勝利果實之間進行權衡。但無論如何總有某種界限,超過此界限,集團中原有的成員必然要排斥新成員,不允許其加入。用作者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內的辯證語言說,以分利為目的的院外集團必定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兼容性的集團。    
  採用政治或軍事手段來達到目的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一個有趣例子就是掌握統治權的貴族或寡頭。設想在某一國家中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例如這批貴族或寡頭,掌握了政治上的統治權。這一批人有一種強烈的動機,企圖將更多的社會收入分配給統治集團的成員。除了這些貴族或寡頭認為新成員加入自己的集團會加強其地位之外(例如,原來的反對派加入該集團),該集團必定是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團中每新增加一個成員,必然會減少原有成員的利益。根據全部歷史上所有貴族統治集團都有排他性的事實,顯然可以說明這一論點的正確性。貴族統治集團曾使用無數的標誌或紋章來使其成員與其餘的人民明確區分開來。當統治集團的地位足夠穩定,能將其權力傳給其後代時,這種排他性就更加明顯了。在此情況下,只有貴族或統治集團的子孫有權繼承統治權,而其他人都不允許 「 篡位 」 。這種排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有些人認為這是 「 天賦的 」 ,並找出一切理由來為其辯護。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探索一下婚姻與子嗣繼承製度對這種排他性會產生何種後果。如果統治集團的子女都與集團之外的人結婚,則這些子女及其配偶都將屬於下一代的統治集團,從而統治集團的人數就會增加一倍。於是第三代統治集團中每人所得的利益將為其父輩的一半。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途徑之一就是只賦予一種性別的子嗣及其家庭以繼承權;在某些社會中對婦女的歧視可能就是這種原因。但統治集團的成員中只有女兒(或女兒人數多於男兒)的人有理由反對這種男性繼承製度;除了他們本能地考慮其女兒們的利益外,他們還害怕由此會永遠喪失了其後代在統治集團中的地位。那麼,統治集團內的家族在繼承製度上怎樣才能使其每一代子孫所繼承遺產的份額不逐代遞減一半或一半以上呢?    
  他們可以借助於法律或社會壓力來強制實行族內通婚制度:如果能迫使統治集團的子女相互通婚,則全部家族的遺產都可以保存在統治集團之內。在不同的社會內,都可以找出大量事實來證明貴族們反對其子女與門第較低的普通人通婚。根據同樣的推論,可以為反對皇族與平民通婚是限制如歐洲皇族成員數目將按指數規律增長。    
  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推動族內通婚,因此不宜將上述推論過於絕對化。但作者認為本書在以後篇幅中可以有力地證明我們不應忽視上述推論。不應簡單地認為族內通婚制度僅僅是由於貴族或皇族的子女與普通人的子女之間生活習俗不同而不知如何很好地相處。各個社會階層以內通婚的比例很大的事實表明,其中必有某種隱藏的理由:甚至在沒有任何法律或風俗習慣迫使同族通婚的情況下,貴族與貴族或其他階層內部通婚的比例也很大。但這還不足以解釋為何有些法律或社會習俗排斥皇族或貴族與普通人結婚;如果這種陋習造成了戀人間的許多悲劇,我們還需要解釋為何局外人對此如此關心?最起碼的常識是,門當戶對並不一定意味著婚姻幸福。一個小康之家的母親在勸告女兒要找門當戶對的人結婚時,並不意味著反對她與百萬富翁成親。在大多數情況下,戀人是否遵守某種不成文法,應視環境而定。很容易理解,為何破落的貴族家庭往往違反同族通婚的習慣而令其子嗣與富商的女兒結婚。有待闡明的問題僅僅是:為何有些法律或社會習俗會使局外人認為族外通婚是違反某種原則的。這些法規至少部分地可以用該集團的利益來解釋。就這一方面而言,用上述分利集團的排他性來解釋族內通婚的根源是最明白不過的,雖然這種理由會使一些人感到不愉快。    
  在此處重點討論的卡特爾與特殊利益集團組織中,還應考慮前一章所述的如下一些問題:如果這些集團的社會聯繫十分廣泛,其社會內的選擇性刺激手段必定較多,從而組織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也較大。由於各種集團中每一成員所分享的集體利益大體相同,而且必須執行同樣的政策,放由收入相近且貢獻也相當的成員組成的集團較易就集體行動達成一致意見。由此可以得出第八條推論如下:    
  8.當分利集團發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規模時,它必然採取排他性的政策,併力圖使其成員限制在收入相近與貢獻相近的範圍之內。    
  (十)    
  分利集團為了達到自身的目的,必然使用其院外遊說手段來影響政府的政策,並用其組織手段來控制市場。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會影響全社會活動的效率、經濟的增長與排除新成員的進入,同時還會改變不同機構和各種活動在社會中的地位。院外遊說活動增加了立法的複雜性並擴大了政府的活動範圍,而市場中的共謀和有組織的活動則增大了討價還價的難度和作者所謂的協議的複雜化。上述院外遊說活動和卡特爾行為所花費的成本在生產成本中所佔比例上升,這就意味著愈來愈多的資源被消耗於政治活動和卡特爾行為,而較少的資源被用於生產。這一事實又進一步影響社會意識和文化。    
  院外遊說活動採用了不少特殊手段並製造了許多非正常案例,結果使立法和政府活動增加了複雜性。例如,通過院外活動爭取到某項收入的稅率降低,將會使稅收表變得更為複雜;通過院外活動增加某些商品的進口稅,則將使貿易立法變得比統一的稅法更為複雜,自然比全部免稅更要複雜得多。鑒於普通公民對於監督複雜的公共政策缺乏興趣,因此院外活動的結果使事情愈複雜化就愈容易獲得成功,這樣自然會導致全部社會活動的進一步複雜化。    
  查爾斯 · 舒爾茨( Charles  Schultze)曾經描述過一種動態過程,可以表明因院外活動而如何加劇立法過程的複雜化的。每當通過院外活動或其他手段制訂一項法律後,就會產生一種刺激促使聰明的律師和其他專家想盡辦法去鑽該法律的空子從而逃避某種義務或謀取非法利益。與此同時,代表該法律利益的集團和執法官員則往往又沒法補充或修正該法律以便堵塞漏洞並防止其被人濫用。當然,法律愈複雜並不意味著漏洞愈少。事實上,當法律變得愈加複雜時,往往逃避其約束和被濫用的可能性反而愈大。這樣,正如舒爾茨所指出那樣,立法之後就會產生 「 找漏洞 」 與 「 堵漏洞 」 這樣幾乎無止境的循環,從而使法律的複雜性及其執行的成本愈來愈高。    
  法律條文愈加精細,則處理法律事務所需的專家人數愈多;這類專家包括律師、會計師或處理與政府某一方面關係的顧問,等等。當這類專家地位的重要性增加到一定程度時,他們自身就很可能組成某種共謀或院外活動集團來維護法律的複雜性,反對加以簡化或廢止某項法律。按照前述分利集團行為的普遍規律,這類院外活動集團並不是很容易組織、在短期內能產生或自動形成的,但它們往往在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出現。一旦形成了這類院外活動組織,其影響就相當可觀;例如,美國許多州的法院律師成功地阻止了州議會通過 「 完美無缺 」 的汽車保險法,因為這種立法能夠大大減少由於車禍而引起的訴訟案件。正如莫裡斯 · 菲奧麗娜( MorrisFiorina)與羅傑 · 諾爾( Roger    
  Noll)所指出,至少在美國的政治體系內,甚至立法者也從法律的複雜性中獲得利益。如果國會眾議員和參議員能幫助其選民從政府中獲取特殊的利益,則選民們將格外支持他們。顯而易見,這些立法者們關心特種立法的程度更甚於關心普遍性的立法,因為後者只有在多數議員同意的情況下才能獲得通過。因此之故,菲奧麗娜和諾爾認為,議員們追求文字繁瑣或可以隨意解釋的法律,這樣就能進一步增加他們為選民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從而有助於他再度當選。有趣的是,在位的議員重新當選的可能性與日俱增。作者有一項親身經歷可以說明菲奧麗娜-諾爾假說的正確性:作者在美國健康、教育與福利部任職期間,當時的林頓 · 約翰遜總統對國會所特別支持的建設工程提出了一項普遍性備忘錄,顯然是有意迫使議會支持行政當局的立法。據作者所知,許多議員表示此舉對他們個人非常有利,因為他們可以利用其中許多例外情況為其選民謀利,從而在選民中增加自己的威信。    
  為了實施這種由於院外活動及相關手續所造成愈來愈複雜的法律,必須設置一批專業人員。這樣又增加了政府的活動以及官僚主義。當院外活動促成政府為特殊利益集團增加預算開支和新增項目時,顯然又從另一方面擴大了政府活動的範圍。然而,院外活動雖然無疑地增加了政府的活動量,但不能由此而誇大說過去幾十年間全世界各國政府職能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特殊利益集團的發展而引起的。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他發展所引起意識形態上的深刻變化,都促使各國政府擴大其職能,而且像冷戰和環境污染這一類問題,也對政府活動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政府職能的膨脹需要歸因於許多因素,在此處只能確認一點,即特殊利益集團數量的增加也是因素之一。    
  同樣,分利集團和卡特爾組織數目的增多也增加了市場內討價還價和有組織的活動量。在任何市場內,買賣雙方都必須進行交易;但如前所述,卡特爾的出現還要求在該組織內部採用協商或法律程序來決定共同的政策。卡特爾組織或分利集團之間有時也會進行相互討價還價,例如勞資組織之間的協商。但由於決策過程的遲緩、議事日程的擁擠和有待協商的問題過多,使這些組織需要相當長時間才有可能達成一致意見。但一旦正式達成了協議,由於與以上相同的原因會得出非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能再作變更的結論。於是.在一定時期以內,工作習慣、傳統的市場份額或已確立的規章制度都不易改變。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陳規會變得愈來愈複雜。這種複雜的程序可能被條文化並成為具有法律效率的合同,例如美國勞資協商達成的協議那樣;或者表現為一整套慣例、協議與習俗上的形式,正如英國工業界及寡頭公司的共謀活動往往採用這類形式。無論這些協議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愈變愈複雜,這就稱為協議的 「 不斷複雜化 」 。例如,這種複雜化意味著厭煩與本廠工會打交道的僱主有時寧可將工廠遷往新地址;即使他在那裡會碰上同等強大的工會,也比他在原來工廠內受到日益複雜的陳舊協議所束縛要輕鬆得多。    
  如前所述,企圖獲取國民收入中更大份額的分利集團愈來愈多,院外集團的活動使法律複雜化及政府職能擴大,卡特爾則加劇討價還價並使協議複雜化,這些都影響到社會發展動力的分佈和發展方向。增加生產的動力減退了,而企圖多佔有一些產品的動力則增加了。銷售商品和出賣勞動力的報酬減少了,而逃避或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義以及通過討價還價和複雜協議而獲利的報酬則增加了。    
  這種社會動力分佈的變化又反映到社會演化的方向上。有些觀察家可能會設想:分刊集團的增加會使社會朝著更有利於天賦較低的人、弱者和貧者的方向發展;但這種估計是錯誤的。在任何環境下,最能適應於該種環境的人才可能生存、發展和增殖。在動物園內的演化與在叢林內的演化原則並無兩樣:最能適應籠子和飼養員的動物能夠生存和發展,而不適應者則被淘汰。人類社會的演化和文化的進步也完全一樣。每一種社會,不論其體制及統治的意識形態如何,在其中的適者生存而不適者被淘汰 —— 最能適應該社會的,發展最快。多種社會中的愛與憎雖然各不相同,但決不會讓最不能適應這種環境的人興旺發達起來。    
  如果某一社會主要獎勵物質生產或自由貿易的本領,則它將致力於發展從事生產的本領。為實現這一點,特別需要進行生產技能的培訓或實現所謂 「 拉馬克 」 式的演化,即將獲得的技能遺傳給後代。反之,如果分利集團的增多促使加劇了利益分配鬥爭、增加了法律的繁文縟節、強化了政治統治、激化了討價還價、造成了協議的複雜性,這樣就會激勵另一種氣質和才能的發展。這就要鼓勵一般所謂的智力或接受教育的天資:因為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更勝任地處理法律、政治及複雜的協議,這又反過來使知識分子並不反對一定程度的複雜化。    
  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並未減弱,而是表現為另一種形式。現代幫派的鬥爭與過去的雙人決鬥同樣殘暴,而特殊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也並不更為仁慈或寬宏大量。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競爭激烈程度不亞於生產上或商業上的競爭。不過新的競爭形式很少帶有個人色彩,因此在某些領域內對個人努力所給予的獎勵減少了,而休閒的吸引力卻相對增加了。但無論如何,實力較弱的集團總是要吃虧的。窮人和失業者也沒有任何刺激性手段可以幫助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反之,少數大企業或富豪建立自己的組織卻易如反掌。因此,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並沒有使生活變得更加容易,但社會生產效率則因此而降低,特別是從長遠來看尤其如此。    
  這樣,在我們進入下一章討論如何應用這些推論之前,可以把本章最後一條即第九條推論表達如下:    
  9.分利集團的擴大將增加法律的繁文縟節,強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協議的複雜性,並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為便於以後查考,現將九條推論複述如下:    
  1.不存在這樣的國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組成平等的集團並通過全面協商而獲得最優的結果。    
  2.凡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出現愈來愈多的集團和組織。    
  3. 「 小型 」 集團的成員具有較強的組織集體行動的能力,而這種優勢隨著社會穩定時間的延長而遞減。    
  4.    
  總的說來,社會中的特殊利益組織或集團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並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劇。    
  5.    
  廣泛性組織一般都傾向於促使其所在的社會更加繁榮昌盛,併力圖在為其成員增加收入份額的同時,盡可能地減輕其額外負擔,從而只有當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所產生的利益與由此引起的全社會損失相比較大時,才支持這種再分配行動。    
  6.分利集團進行決策較其中的個人與企業決策遲緩,從而使議事及協商日程擁擠;其決策多半傾向於固定價格而不固定數量。    
  7.    
  分利集團使全社會採用新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    
  8.當分利集團發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規模時,它必然採取排他性的政策,併力圖使其成員限制在收入相近與貢獻相近的範圍之內。    
  9.分利集團的擴大將增加法律的繁文縟節,強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協議的複雜性,並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發達國家         
  (一)    
  在前面幾章裡論述其他問題時已經講過,由於某些最基本的原因,要組織謀求集體福利的集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最有可能組織起來的集團,通常也只有在環境順利時才能建立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更多的人群獲得這種有利的環境而克服困難並組織集體行動。在穩定的社會中,各集團領導人的利益保證了絕大多數組織集體行動的集團會生存下來,因此這種社會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數目與日俱增(見推論2)。這些團體,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團體,對提高社會的生產力缺乏興趣,卻致力於從國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額,即使這樣的活動會極大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也在所不計(見誰論4)。由分利集團築起的對自由流通的障礙以及由於決策的緩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經濟的活力和增長率(見推論2)。分利集團還增添了種種清規戒律,官僚主義,以及對市場進行政治干預(見推論9)。    
  如果這一論點迄今為止還是正確的話,就可由此推論:極權主義政府或外來入侵者削弱或廢除了分利集團的那些國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穩定的法律秩序後,其生產就會相當迅速地增長。由此可以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特別是日本和西德,在戰後出現的 「 經濟奇跡 」 。通常用 「 奇跡 」 一詞來描述這些國家經濟的迅速增長,表明了這種增長不僅是預想不到的,而且還超出了已往所有的經濟規律。盟國的佔領者取代了日本和西德極權主義政府,他們決心進行組織機構的改革並保證這些國家內的集體生活從頭開始。在西德,希特勒解散了獨立的工會以及其他的不同政見的團體,而盟國則通過採取各種措施,如 1947年解散卡特爾的法令以及消滅納粹制度的各種計劃等,清理了卡特爾和帶有右翼背景的各種組織。在日本,軍國主義獨裁統治政權消滅了各種左翼組織,而盟軍當局的最高司令官則在1947年強制實施反壟斷法,並以戰爭罪名義清洗了大批財閥以及其他組織的官員。(在意大利,由於極權主義統治、戰爭與盟軍佔領對各種組織的打擊較為輕微,從而戰後的經濟 「 奇跡 」 增長時間較短,但法國情況較為複雜,下面將另行討論)該理論還預言在西德和日本出現的持續穩定局面將使該兩國中聚集起更多的分利集團,從而對經濟增長帶來不利的影響。    
  不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德和日本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大多數都是綜合性的。例如,戰後的西德勞聯組織機構就是這樣,而日本的企業集團在制定經濟政策中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國家的高增長率部分地應歸功於這些集團的綜合性(而這種組織上的綜合性也是由盟軍當局所促成的)。至少在戰後的頭20年間,日本和西德的國家管理還沒有發展到繁瑣的程度,而政府機構也沒有那種穩定社會的特點。    
  這一理論也提出了對法國經濟增長經驗的一種新觀點。當法國的投資環境經常處於劣境時,為什麼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有較快的增長?(到70年代,法國國民收入可與其他先進國家媲美)外來侵略和政治的不穩定妨礙了資本積累,但這些因素也中斷了特殊利益集團的發展。由於法國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中一次又一次的大變革,其意識形態生活中的鴻溝必然加深。這些意識形態分歧的深化又將進一步削弱該國特殊利益集團的發展,至少大的集團是如此。最明顯的就是法國勞聯的發展在納粹佔領期間受到壓制,以後又受到思想意識分歧的影響而受到阻礙:這種分歧將法國的勞工運動分裂為相互競爭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天主教三種工會。這些發育不良的工會經常是在同一工廠內競爭,因此在多數情況下任何一種工會對工人也沒有壟斷性權威。因此法國工會對決定勞動法規或工資標準的影響非常有限(甚至無力強制工人入會,其結果就是大多數法國工會會員從不交納會費),較小的團體如商業聯合會和有名望學校的校友會(如推論3所預言那樣)則能夠較好地組織起來。但這類組織在最近20年來對法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受到下一章內將討論的一些因素的限制,在那裡還將闡述另一個原因,說明法國經濟為何在60年代發展得比其動亂歷史所預兆的要好得多。以上關於法國的論述也部分適用於其他歐洲國家。或被入侵的國家,受到這些組織阻礙其經濟增長的危害也更大。利用這一推論就可以說明為什麼大英帝國 —— 這樣一個主要的國家在長期未受獨裁統治、外國入侵及革命動亂的情況下,在本世紀內它的經濟增長率卻比其他西方發達的大國緩慢得多。英國擁有非常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網,這一事實恰好與此處所述的論據相符,即在一個國防鞏固和民主發達的穩定社會中所能預見到的情況,英國產業工會的數量及其勢力已舉世皆知而無須詳述。該國各種專業團體的生命力和權威也是令人矚目的。如果再考慮一下英國初級律師與高級律師之間的明顯差別,這在沒有英國那種職業協會或政府明文規定的其他國家自由市場上本來是不可能出現的,而在英國,初級律師壟斷了個人轉讓房地產業務中的法律事務,而高級律師則壟斷了在重要的訴訟案件中作為法律顧問的專門權利。在英國還有強大的農民組織以及大量的行業協會。總之,隨著英國社會年齡的增長,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眾多的強有力的各種組織和行會,從而使它患上了機構僵化症,以致適應環境和技術變化的步伐十分緩慢。    
  不可否認,在英國的院外遊說活動不像在美國那麼流行,但英國的遊說往往更加廣泛而且通過續密的安排來影響政府的職員以及部長和其他政治家。此外,在英國, 「 團體 」 一詞也獲得了新的含義,儘管有時該名詞可能被濫用,但它仍然代表那種非正式的組織,後者只可能在穩定的社會中逐漸形成。不僅如此,在英國很多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範圍都比較狹窄而不是廣泛性的。例如,在同一工廠裡經常有很多不同專業的工會,每一個專業工會只包括某一工種或某一類工人,而沒有哪一個工會可以包括全國大部分工人。英國也經常被引用為社會 「 失控 」 的例子。鑒於英國具有長期有名的民主傳統以及英國人民向以奉公守法著稱,近來居然社會 「 失控 」 使人特別驚訝,但正是本書理論所預言的。    
  與其他人的解釋不同,本書理論對英國戰後經濟發展為何緩慢的解釋符合以下事實。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即由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英國顯然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國家。的確,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創造了現代經濟增長的高速度。這就意味著不能從某些假定為英國人民或其社會所固有的或長期不變的特點來解釋其近代發展緩慢的原因;因為這種分析是與英國過去在經濟增長上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相矛盾的。任何對英國相對增長緩慢的正確解釋都必須考慮到逐漸發生的 「 英國病 」 。在 19世紀最後幾十年內,英國的經濟相對增長率開始落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問題變得更為明顯。多數對英國近代發展相對緩慢的解釋都並沒提出與英國近來顯然不同增長率的歷史經驗相聯繫的時間模式,但本書所提出的理論卻能反映這種情況,即強調特殊利益集團的逐漸形成和聚集(推論2)。    
  (三)    
  毋庸置疑,極權主義、動盪和戰爭使德國、日本和法國的特殊利益集團銳減,而穩定與和平卻使英國的這類集團持續發展。作者的同事彼得 · 默雷爾( Peter    
  Murrell)系統地記錄了這些團體成立的日期並在《各國經濟團體一覽》內刊登。雖然這肯定不是一份完整的資料,而且在其他方面可能也有缺點,但它是在1973年出版的,因而這就不可能是在故意讚揚作者此處的論點。默雷爾從這些資料中發現:1971年在英國存在的各種團體中有51%在1939年以前就已成立,在法國此數為37%,西德為24%,日本為19%。當然,在1949年以後英國所成立人數較少的利益集團占29%,對比之下法國有45%,德國和日本有52%。英國各種組織擁有的人數顯然要比法國、德國或日本的多得多;在這一範疇內相比只有美國的人數才大大超過了英國。當然,我們需要有一種對各組織力量及其會員人數進行權重的指數才能相互比較,但作者並未見過這種資料。    
  默雷爾為驗證這一假說做出了一套巧妙的試驗,可以校核英國因特殊利益集團而使其經濟增長率比西德的增長率減少了多少。默雷爾推論說:如果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與英國的經濟增長緩慢有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在與西德對手相比較時,就應當發現英國的古老工業由於已有特殊利益集團而處於十分不利的劣勢,而新興的工業則由於還來不及組織特殊利益集團,兩國的經濟效率相當。這樣默雷爾進一步提出,英國新工業與舊工業的增長率之比應該大於西德相應的同樣兩類工業增長率之比。但為此要給出明確定義和進行計量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不得不使用不同的定義和標準。將這些結果綜合起來,就能清楚的看出:它們是與這一假定相吻合的,即英國新興工業的增長率與舊的小工業的增長率之比要比德國新興的工業增長率與它的舊工業的增長率之比更高。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結果幾乎可以肯定不是由於它們是統計上有效這一偶然性而產生的。此外,默雷爾還發現:在重工業方面,工業的集中程度和工會的控制通常比輕工業中更大,這方面的結論是最有說服力的,並且與以上論斷相符合。    
  (四)    
  在很多其他的解釋中,大部分屬於膚淺臆測性質。某些經濟學家把戰敗國的經濟恢復速度歸因於人的資源優勢,並認為它比毀滅的物質資源更重要;但這並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因為在戰爭期間這些國家大量的青年和訓練有素的成人慘遭殺害,同時戰爭使教育事業和工作經驗中斷了許多年。然而,生產技術知識並沒有被戰爭所毀滅,由於戰敗國人民的收入水平低於戰前,同時這些國家又需要重建被毀壞的建築物或設備,因此它們的發展速度自然會超過平均增長率。但這並不能說明為什麼在他們的收入已經達到了戰前水平後,甚至在人均年收入超過英國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仍然比其他國家快。    
  另一個常見的膚淺解釋就是英國人,或者說其中的工人階級,不像其他國家的工人那樣賣勁地幹活。其他一些人通常把德國和日本的快速發展歸因於它們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勤奮性格。就字面上說,這類解釋也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經濟增長率也就是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雖然這在邏輯上可以歸因於一個民族的勤奮 「 增長率 」 ,但按上述論點的原意卻無法說明:為什麼某種程度的勤奮就必然會相應於某種收入的高水平呢?不容否認,當考慮到具有創造力的人們勤奮時,或考慮到努力程度和儲蓄量之間的可能關係時,勤奮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聯繫。但即使把工作積極性的差別也作為一種解釋時,還應當問為什麼在經濟增長更快的國家中人們反而更努力工作,而在增長緩慢的國家中人們卻願意懶惰?由於在爭取更快增長率的競爭中很多國家的相對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為什麼在某一時期某個國家的人卻勤奮起來的原因也需要加以解釋。如果勤奮程度可以作為一種解釋的話,為什麼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曾經那麼勤奮而後來就變懶了?同理,德國人在 19世紀上半葉處於相對貧困狀態時,他們必定是懶惰的,而當佩裡海軍上將初到日本時,那些赤貧的日本人也是懶洋洋的嗎?    
  一種看來有理的可能解釋就是勤奮也是隨著不同的國家內人們所習以為常的工作動力而變化的。這種動機,無論對於體力勞動者、腦力勞動者或企業家,都受到了特殊刮益集團降低生產勞動報酬與增加休閒這種有吸引力政策的強烈影響。在調查勞動意願不同的原因時,特別是調查為何英國的怠工現象出現在經濟增長率低於平均值時而不出現在增長率最高潮時,就不可避免地要將此種現象歸因於經濟體制的政策,以及本書內對於經濟增長率差異的更本質的解釋。    
  (五)    
  某些觀察家試圖用所謂的國民經濟意識形態以及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程度來解釋特殊的增長率。特別是 「 英國病 」 通常被歸因於英國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生活。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找到不少在戰後英國政府干預經濟失誤的例子。然而,塞繆爾 · 布裡坦( Samuel    
  Brittan)在《法律與經濟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已令人信服地指出:這種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先,並無事實表明英國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比一般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大;按政府開支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英國位於各國中間水平,而不是居於前列,正如按稅收和社會保險收入的百分比計算,英國與德國和法國大致處於同一水平,也是居於中位。可能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些年代中,英國政府異乎尋常地干涉較多的情況也可能出現過,但這也不會超出布裡坦的第二個論點,即英國出現增長相對緩慢的現象可以追溯到大約一百年以前政府的經濟活動還少得可憐的時期(可以附加一句,特別是在大英帝國)。    
  有些經濟學家曾經論證過:當我們把西方發達國家當作一個集團看待時,似乎可以看出在政府的規模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相反的聯繫。這種更加普遍化的分析方法比前面那些膚淺臆測的解釋更為高明,因此,按此理論進行統計的檢驗當然應受到歡迎。但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上述關係似乎十分微弱,最多只能表明較龐大的政府和低增長率之間具有某種含糊和不確定的聯繫,其中只有日本是具有這一特點的最好例子,它既有高增長率又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內最小的一個政府。本書的推論9中也預言了政府的相對作用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具有不太明顯的相反關係。    
  (六)    
  眾所周知的一種對英國增長緩慢的主觀解釋是歸因於階級意識,據說它會減少社會的流動性,養成了排他性和正統觀念,從而阻礙了競爭和革新,並用中世紀的偏見來反對經商活動。由於英國大約有一百年的時間曾經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因此我們認為英國後來增長緩慢不能歸因於任何英國性格所固有的特徵。事實上可以證明,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並未有過現在那樣明顯的階級差異。研究英國工業革命的經濟史學家公認:當時英國與歐洲大陸可比較的地區相比,社會的流動性特別強,階級意識相對薄弱,社會各個階級都關心商業、生產和經濟利益,而當時英國的鄰邦卻都卑視這類職業。    
  「 當時的英國社會可能比歐洲任何其他地區都更為開放。不僅收入分配得比海峽對岸更為均勻,而且阻礙流動的關卡較少,對身份地位的限制也更為放鬆 ……    
  「 看來似乎很清楚, 18世紀英國的商業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相比,顯得異常有朝氣和活力,對改革十分開放 …… 沒有哪一個政府能比英國更大地滿足商人階級的慾望 …… 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企業家的決定比英國更少受到權威和習慣勢力的無理約束 …… 有才能的人都紛紛從事商業、實業和發明創造    
  「 這是一個對財富和商業著了魔的民族,包括集體和個人都是如此 …… 對商業的興趣促進了不同地位和階層人們之間的交往,這種情況在歐洲其他地方是無與倫比的。    
  「 在商業之內企業家的流動就更加自由了,資源分配比其他國家更為靈活。在英吉利海峽對岸,傳統的職業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排他性仍然占統治地位 …… 而英國的補鞋匠不會死抱著鞋楦頭,商人也不只盯著自己的一宗買賣 ……    
  「 除了英國之外,歐洲的商業仍然是一種階級活動,只能由習俗或法律限定的小集團內補充新人。在法國,商業在傳統上被排除在貴族地位之外 」 。    
  毫不奇怪,拿破侖曾經嘲笑英國是一個 「 小店主 」 的國家,甚至亞當 · 斯密在抨擊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時也認為使用這一名詞是中肯的。    
  普遍的觀察表明,歐洲大陸目前的階級結構在某些方面已變得比英國更為靈活;這就是暗示我們應該探尋歐洲大陸如何比英國更快地消除階級壁壘的過程,或者反過來探尋在英國如何形成或築起比歐洲大陸更多新的階級壁壘的過程,或兩者兼而有之。    
  (七)    
  使歐洲大陸中世紀社會結構只留下一絲遺跡的原因之一在於這種結構與當今發達世界習以為常的技術和觀念已完全不相適應。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革命和佔領、拿破侖主義和極權主義把歐洲社會最封建的結構及其所產生的很多文化觀念都徹底地摧毀了。那些發了財和掌了權的新家族和商號往往不能成功地保住自己的家業和權力;新的不穩定因素破壞了新組織和行會的發展,從而他們失去了保護而受到更新一代家族和商號的排斥。可以肯定,中世紀的殘餘和19世紀的大量財富仍然留在歐洲;但正如在鄉間逐漸被毀壞的城堡一樣,它們沒給普通居民的工作和發展機會帶來很大的障礙。    
  中世紀的英國制度,甚至更近代的龐大家庭型工業和商業也同樣不容於20世紀,從而其中一部分已經崩潰。但是,假如英國發生過像法國大革命之類的社會變革,或者什麼獨裁者掌權把公立學校全部破壞,或者遭受外國佔領或變成極權主義的犧牲品以致所有的獨立組織都被摧毀,那麼陳舊的傳統會不會被碾得更加粉碎?上議院的顯赫,教堂的權威以及對古老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的神往無疑經常被誇大了。但他們畢竟是英國工業革命前社會傳統的象徵,或更準確地說是舊遺產的保留地。在距工業革命一兩代人之前,英國社會極度混亂(這可能使英國社會對新一代的天才和企業開放起了作用),但從那時起英國一直沒有從制度上遭到什麼破壞,或者其上層被暴力所取代,或者某些社會階級被大批屠殺;而這些情況在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中都是經歷過的。由免受入侵而產生的社會穩定也使得英國工業革命或19世紀中興起的家族和商號更容易組織起來保護自身的利益。    
  本書在此處的論點很可能被誤解。一部分是由於階級本是一個不精確、帶有感情色彩和容易引起誤解的集合名詞,它在經過幾代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而不幸被具體化為今日的概念了。當然,像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是沒有明確界限並包含廣大而分散集團的統稱,它們之中包括了情況和職業相當不同的許多集團。若按收入和地位來說,其中一部分人區別很大,另一部分人則區別又很小,即使像英國中產階級這樣被仔細劃分出來的集團有可能精確地加以定義,如果因此就可設想如此龐大的一個集團能夠自願地通過合謀去排斥其他成員或爭取共同利益,那就可能要犯邏輯上的錯誤了。本書的理論確曾指出自18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生活的特別穩定必定會影響它的社會結構、社會的流動性及文化觀念,但並不意味著這一切是通過階級的合謀或由於任何大的階級或集團的聯合行動造成的。這一過程是極端微妙的,應當在更精細的層次上加以研究。    
  如果我們還記得前面所述的採取一致行動總是需要某種選擇性的刺激,社會壓力往往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選擇性刺激,以及收入和價值觀念相似的人們有更大可能在獲取多少以及何種共同利益上達成一致意見,那麼我們就可以用一種新觀點來分析上述過程。除非某一集團內享受集體福利的成員具有密切的社會聯繫,或至少其中的子集團成員如此,否則這種社會選擇性刺激就不會收效。如果這一集團確實具有它自己的社會生活的話,則其中成員對同事們的友誼和相互尊重就特別看重,而且害怕別人蔑視,甚至受到排斥,憑借這種願望就可以以最小的代價來向一致行動提供強大刺激。那些成功地創立了特殊利益集團的組織家,以及維持這些集團日常活動的經理們,必須把工作重點放在已有密切社會聯繫的集團或可能朝此種方向引導的集團上。這就意味著這些集團成員應有相似的社會地位,而且這一集團應利用其資源保護這種社會地位的相似性。事實上,參加了有關集團的每一個人得到了等量和同質的集體利益時,從財政等價和最優分劃理論可知,如果他們在同一管轄區內或屬於個人收入和價值觀念相同的人組成的集團,則相互間的矛盾最小(可能其福利所得也最低)。剛剛提到的那些力量,同時在成千上百不同職業、行會、會社以及社區中起作用,這些力量本身就會表現為一定程度的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又會反過來助長在文化意識上以懷疑心理來對待企業家的湧現與商人地位和利益的上升,同時也將維護和擴大貴族和封建勢力對商業和工業的偏見。正如馬丁 · 威納( MartinWierer)所著《英國文化及其勤奮精神的衰亡(1850-1980)》一書所述,對以上過程的影響有著大量的例證,雖然它們還不夠系統化。    
  不幸的是,這些過程不會發生作用;它們與以下事實相呼應:即每一特殊利益集團都必然會限制他人的加入(見推論8)。人所共知,任何集團如果它不設法使局外人不能從其控制的較高價格中得利時,該集團就不可能得到高於自由市場價格以上的超額利潤。想要通過院外活動而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種集團都力圖使獲利集團的數目最少。除非某些集團能夠根據其共同利益採取一致行動,否則就不可能形成維護其利益的社會壁壘。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尋求市場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如何通過這種方式謀利。    
  除了限制他人加入外,我們還說過,凡是成功的集團還必須要求其政策得到其成員的一致同意。具有卡特爾性質的集團必須限制其成員的產量或勞動時數;它必須使所有的會員都遵守計劃中的銷售量的限額,而不論這種限制和統一行動是否會扼殺革新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習慣勢力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利用自己的資源宣傳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平合理的。那些想參加進來的新成員和不願遵守限額的改革者越受到壓制,他們的人數就越少,這就是所謂的不符合習慣的事就 「 不許去做 」 。    
  無論人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如何不同,上述過程都同樣會發生。正如喬賽亞 · 塔克爾( Josiah    
  Tucker)在18世紀指出那樣: 「 每個人只要有可能都願成為壟斷者。 」 然而,這一過程可能在各種職業中進行得更加迅速,因為公眾特別擔心那些不講信義或不合格的開業者,這種心理就為某些政策創造了一個理想的外殼,否則這種政策在另外場合下被指責為壟斷或 「 貪婪的工聯主義 」 。這一過程既在工人中也在領主中發生,事實上一些最初的行會組織是在小店中組織起來的。    
  可能有人會由此而得出一個戲劇性的結論,即上述錯綜複雜的過程將一個小店主的國度變成了一個俱樂部和小酒店的王國。但這種膚淺的結論是太簡單化了。有許多相互矛盾著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其中有些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近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促進了資源的不斷重新分配,甚至在相當僵化的社會中也引起了大規模職業上的、社會上的以及地理上的流動。    
  此外,還有與本書理論無關的另一過程也能把社會地位傳給後代。富裕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家長一般都通過教育和培養的方式把更重要的人類文化財產和有形的財富一起傳給自己的子女,而沒有受過教育的家庭卻缺少這種手段。顯然,上流社會的家庭的子女有時也會由於嬌寵和放縱的環境而變壞,或者由於家長忙於自己的事業或個人的考慮而忽略了對其子女的教養,還可能設想其他各種情況;但總的說來,越是成功的家庭傳給自己子女的人類文化或物質財富就越多。這可能說明一般觀察到的父母和子女在收入與社會地位之間的最起碼的關係。英國在近代採用免費公共教育以及比較合理的獎學金製度使貧困家庭的子女也能獲得較多的人類文化財產,因此就增加了社會的流動性。本書所提出的理論並未試圖去解釋社會流動性的這些重要方面,但它們卻可能抵消本理論所解釋的那些因素的作用。    
  在此作者必須再次強調多種因果關係存在的事實,並指出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表明本書所述過程能夠增進階級意識。傳統思想或反對企業精神。甚至當沒有社會巨變或外國入侵來破壞這些支持保守勢力的機構時,另外一些相反的力量也可能改變保守習慣。本理論對這一方面可以作出的唯一假設就是:在兩個其他所有方面都相同的社會中,具有較長期穩定、安全和組織自由的社會就會產生更多的排他性和反對變革的集團,它們將促進其成員進行更多的社會交往,同時保持成員之間的地位平等,並且這些集團的所作所為至少也會對該社會所習以為常的習俗產生影響。    
  (八)    
  以上提出的論點足以引起某些讀者從字面上提出一個問題:即該論點的政策含義為何?它是否意味著一個國家應該進行革命,甚至要去挑起一場導致失敗的戰爭,這樣才能使它的經濟增長?當然,推薦這種政策會與主張人們歡迎一場瘟疫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同樣荒謬。這種從字面上提出的問題除了無知之外,還混淆了本書所發展的邏輯推論的主要政策含義(這一推論將在以後討論)。那些認為本書所提出理論的主要政策的含義在於一個國家應該不時地發生革命或進行一場導致失敗的戰爭的讀者,應該去閱讀本書後面的一些章節,因為現已提出的邏輯的某些進一步推論肯定會使他們大吃一驚。    
  在目前的討論中就考慮政策上的推論的確為時過早。還需要分析更多的論據。如果我們按照毛澤東的很多務實派繼承人所採用的一句成語 「 實事求是 」 的精神進行分析,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有可能為政策推論提供一些預備知識。首先讓我們看一下西方其他的發達國家,它們雖然不像英國那樣具有較長期的歷史上的穩定性和免受侵略的安全性,然而,如瑞士、瑞典以及美國等也經歷了相對長期的穩定和安全的局面。    
  正如表1.1所示,瑞士在戰後曾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經濟增長率最慢的一個國家;它比英國的增長更慢。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國家裡經濟增長如此之慢是與本書所說的理論相符合的。然而,我們不應匆忙得出這種結論,即瑞士的情況一定能確證作者的論點,因為瑞士在一段時間內的人均收入已經比大多數歐洲國家要高,所以它沒有必要去 「 追趕 」 其他國家,從而失去了速度。與之相反,有許多歐洲國家在戰後初期人均收入較低,它們肯定比瑞士有更多的機會,以更高速度發展。所以,為了公正地進行比較,應當在瑞士的實際增長率之上增加一個附加值。即使如此,也無人知曉究竟應增加多少才算合適。可能應該大到足以把瑞士列入在戰後執行卓有成效的經濟增長政策的國家之中。這實際上就是在弗朗茲 · 萊恩納( Franz    
  Lehner)所寫的《高壓政治和經濟增長:奧爾森的理論及瑞士的經驗》)一書內的假設(弗朗茲 · 萊恩納為瑞士人,德國布瓊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萊恩納指出:瑞士的憲法程序規定得特別死板,因此很難通過新的立法。這也使得院外活動難以得逞,從而大大地限制了瑞士由於照顧特殊利益的立法而引起的損失。這樣,根據萊恩納的論點,瑞士當時所獲得的極高人均收入就是對本書理論的一個有力的證明。    
  由於卡特爾性質的行動有時需要政府來強制執行,因此瑞士在憲法上的限制無疑也減少了由卡特爾化而產生的損失。另一方面,卡特爾行動也可以不依靠政府的支持,因此作者設想在瑞士也應該積聚起一定數量的卡特爾組織。鑒於瑞士在相當長時期內非常依靠外國的客籍工人從事生產,這表明該國的卡特爾化與其他國家不同,主要不包括非熟練或半熟練體力勞動工人,卡特爾化僅僅在商業企業和專業人員中存在。本書的理論還指出,長期穩定的瑞士目前在其社會結構內至少已有一些僵化的部分。私人的卡特爾組織及某種相應的階級分化至少在較小程度上抵消了它由限制院外活動及政府支持卡特爾化而得到的增長勢頭。另一個原因是:瑞士不僅由於穩定得到吸引長期投資的利益,而且也由歷史所造成的作為動盪的歐洲大陸中一個穩定的避難所及其寬鬆的銀行法規而獲得特殊利益。正如由於別處禁賭而使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和摩納哥從賭博中獲得特殊利益那樣,瑞士也由於其他地區的動亂和限制而從其穩定和自由的金融立法中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果歐洲其他國家未曾出現過資金的外流和擔心社會穩定及經濟受控制,瑞士就不會得到這麼多的資金輸入,或者在國際金融界起著如此顯赫的作用。當然,不應當過分誇大這一因素:由於同樣的原因,英國曾經充當過國際金融中心從而獲得巨大收益。然而,當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和後面各章將提到的其他因素時,就很難確定本書理論對瑞士的經驗是否合適。作者希望萊恩納在上述研究中所提出的例子會促使其他專家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    
  (九)    
  如果我們對瑞典的經濟增長率也加上一個足夠大的附加值,以便對它相當高的人均收入進行調整,初看之下這個國家的經驗似乎與本書的理論相矛盾。雖然瑞典工業化的時間很晚,但它享有組織自由和長期未受入侵之害,但它卻沒有瑞士那種憲法上的阻礙通過特殊利益法律的障礙。在瑞典,特別利益集團的力量和範圍與我們的模型所預言的相同。那麼,為什麼瑞典儘管生活水平很高,仍能取得相當快的經濟增長率?(至少在戰後某一階段)特別是為什麼儘管瑞典的特殊利益集團非常強大,但它的經濟發展情況要比英國好得多?(儘管近來也有某些嚴重的逆轉。)同樣,為什麼與瑞典相鄰的挪威也發展得一樣快?雖然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納粹佔領從而其社會穩定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但它仍有較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難道這兩個國家的經驗與本書的理論不相符合嗎?    
  完全不然,本書的理論使我們能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一經驗。由第三章可知,這一理論的基本邏輯指出:綜合性的組織所擁有的各種刺激手段比狹隘的特殊利益集團要多得多(推論5)。包括範圍足夠廣泛的兼容性的組織可以在內部消化由於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從而更傾向於盡可能以最小的社會成本來進行收入的再分配,並確實對經濟增長及全社會利潤作出一定貢獻。與英國和美國相比較,瑞典和挪威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團都是高度綜合性的,與其他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的集團相比也可能是範圍更廣的。例如,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這些國家中所有的體力勞動工人都組織在一個龐大的工會中。僱主的組織也是兼容性的。正如我們的理論所預言那樣,瑞典的勞工領袖至少有時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勞工領袖觀點不同,他們主張各種加速經濟增長的政策、對工人流動進行補貼、通過重新訓練而不是採用發放補貼來保證干預公司中的工人就業,以及承認勞動力的市場力量,等等。在瑞典和挪威,組織起來的企業已經爭取到、並肯定已獲得比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中同行們更少的稅種。甚至可以看到,挪威和瑞典勞工組織在戰後一段時間內與更具廣泛性的勞工黨派部分地聯合起來(與英國的情況相反),不時強調要鼓勵保護高效率和增長率的政策,雖然對此要作出準確的說明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為什麼瑞典和挪威會有特別廣泛的組織也需要加以說明。該任務的一部分將由另一著作來完成,但根據本書的基本理論可以立即得出一個假設:即較小的集團比大集團更可能自發地組織起來(推論3)。這就說明,很多比較小的特殊利益組織(如英國和美國的同業工會)可能都是工業化初期遺留下來的產物,而成立較晚的特殊利益集團,部分地汲取了較早工業化國家的經驗,就可能建成如資助者或發起者所希望的那種規模。由於交通和通訊以及組織大型團體所需其他技術的進步,使得近代比過去更有可能組成這種團體。顯然,小的及比較單一的社會比起大的和花樣多的社會更有可能組織起綜合性的團體。    
  初看起來似乎由於綜合性組織可能獲得比範圍狹小的特殊利益集團更多的利益,從而在每一社會中都會出現這種綜合性組織,正像由於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益較好,所以大公司總是要逐步控制任何工業那樣。但情況並不都是如此。當有規模經濟存在時,小公司的主人通常可以將公司出賣或與較大的公司合併而從提高生產效率中賺到更多的錢。反之,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的領導人卻不能通過 「 出賣 」 自己的組織從創立更加廣泛的組織的吞併者那兒得到任何利益;事實上這些吞併者更可能是將原來小組織的領導人裁減或降職。因此,並不一定存在以綜合性組織取代範圍狹窄組織的趨勢。    
  然而,綜合性組織有時也會分裂。在任何社會的任何大型集團內,利益的衝突都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不同工業中的企業之間,或由於政府的政策對一些公司有損而卻對某些公司有利,或當綜合性工會爭取普遍提高工資時,在居於關鍵地位或強大的工人組織與談判地位較弱的組織之間都會發生激烈的鬥爭。    
  正如討論推論5時所指出那樣,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的廣泛程度直接影響到它決定是否爭取提高全社會經濟效率還是主要為其成員爭取更多利益的動力相對大小;但動力與政策之間的聯繫可能並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團的領導人在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才能最好地為其成員服務時可能犯錯誤;例如他們可能沒有及時看到當經濟增長更快時將會使成員得到更大利益,或在制定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時失誤。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因為,由於有關集體利益的信息本身就是集體商品,而這種信息的錯誤概率可能比公司或個人處理私人貨物時的信息失誤概率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市場內大多數公司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但總有一個或幾個公司會作出正確的判斷,從而這些公司就能盈利、擴大並被人學去,因此這類錯誤很快就能糾正。相反,在有廣泛性特殊利益集團的社會內,能做決定的實體並不多,而這些實體是沒有直接競爭對手的自成一格的組織,因此,除了等待社會遭受挫折之後的反應外,沒有其他改正的機制。這樣一來,無法保證廣泛性組織的行為總是與社會福利相符合,或是有這類組織的社會必然會繁榮起來。    
  雖然這樣,具有廣泛性組織的特殊利益集團總有某些機構有興趣考慮社會利益,因此可以認為有這些機構實際上經常這樣做。瑞典和挪威(有時也包括其他國家,如奧地利)有時就是這種機構作用的受惠者。但在某些其他國家所普遍存在的狹隘性特殊利益集團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考慮全社會利益的政策。    
  (十)    
  自美國獨立以來,從未遭受過外來強國的侵犯。美國在同一部民主憲法的維護下已經生存了二百多年。不僅如此,與任何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相對其整個經濟而言範圍要狹窄得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也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經濟增長最緩慢的國家之一。    
  在回顧這些事實時,也可能急於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美國的經驗為本書的理論提供了另一證明。然而,這一結論還不夠成熟,而且可能也過於簡單化。美國人是在不同時期移居到不同地區的,從而有些地區組織特殊利益集團的時間比另一些地區長得多。有些地區幾乎有二個世紀之久未遭入侵而享受到政治穩定和安全。相反,美國南方,不僅在南北戰爭中被擊敗和破壞,其後遭受聯邦的佔領和 「 投機商人的牟利 」 ,而且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期內反對種族歧視政策的鬥爭毫無結果,雖然反種族歧視曾經是這場戰爭的終極原因。    
  還有更加複雜的原因,使得想用美國整體的經驗來驗證本書理論更加困難。美國與其他近代移民的社會一樣,沒有中世紀的直接遺產。封建的模式對動盪的歐洲大陸留下的烙印似乎比穩定的英國要少,但對美國或對中世紀之後移民建設的社會卻毫無痕跡。早期從英國移居美國13個殖民地的移民幾乎沒有出身於社會地位顯貴的人,因此不可能實行封建式的傳統或者執行賣身的合同,在邊遠地區往往對逃離主人的奴隸給予生活上的優待。由於美國土地富饒廣闊,使它在個人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上比較平均(當然,實行奴隸制的地區除外),這就加強了它由於沒有封建傳統而形成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很多不同的外國觀察家,其中最有名的為托克維爾(Tocqueville),驗證過這種較大的平均分配製度,得出在美國殖民地內財富的不平等較之英國為小的定量證明。這一觀點還沒有被歷史學家認真地討論過(雖然關於19世紀某些時期財富不平等分配明顯增加的時間和範圍的問題以及關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以來的估計表明不平等程度有某種程度的下降,曾經也有過許多不同意見)。對美國社會沒有直接的封建傳統以及具有一個財富異常平均分配的開端,根據本書理論模型的推論,美國(以及有相同經歷的近代移民地區)的階級意識應當較少,而且不那麼鄙視商業,至少比直接繼承封建傳統的社會或帶有封建傳統並在歷史上長期保持機構穩定的國家要少。    
  顯然,美國以及類似的國家就能沒有起源於中世紀的特殊利益集團或機構。本書理論預示,在中世紀以後移民並享受長期穩定和免遭入侵的國家中,其工會組織及現代院外活動集團更類似於英國而不像那些起源於中世紀的結構或文化特點。本書理論還提出,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近代移民社會的收入水平或經濟增長率至少略高於其他在同樣長時期內享有政治穩定和未遭入侵國家的相應水平。    
  正如本書理論很難確切地預示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的幅度那樣,它同樣也難於準確地評價美國經濟情況的好壞程度。但至少在戰後的多半時期內,美國是各個主要國家內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這部分是由於(至少在本世紀初的幾十年間)美國的技術水平高於其他國家。這就是說,至少在戰後的部分時間裡,其他國家有機會通過採用在美國已使用一段時間的先進技術來趕上美國,同時也有機會採用當時新發展的技術;而在美國大多數工業中,任何技術的改進只能是採用最新發展的技術。因此,如果要用美國的增長率來校驗本書中的模型,就可能需要向上作一些調整才比較公正,但沒有人知道應當向上調整多少才合適。    
  (十一)    
  美國是由具有不同歷史的採取不同政策的各州組成的大型聯邦國家,這一事實有可能用各州的經驗來校驗本書的理論。    
  有可能進行這種校驗是加倍幸運的,因為這樣做可以補償西方發達國家中只有極少數才有明顯的高增長率這一事實。正如以後可以看到那樣,本書的理論至少可以解釋在發達國家中最令人注目的高增長率,而至今還沒有別種理論能與本書的理論相抗衡。雖然這是一個有利於本書理論的重要論據,但作者認為,閱讀過本理論初稿的許多讀者過早地相信了這一理論。知識的發展史告訴我們,當舊的理論已明顯地被認為不適用時,對各種新理論總是容易輕信,事實本來也就是如此。然而這正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人死抓住一根稻草一樣,這是無濟於事的。我們應該以懷疑的態度來看待本書提出的理論,不過,可將這一理論與現有的其他理論相比較。在此情況下持懷疑態度是最重要的,因為以前提到過的經濟增長率異常高的西方發達國家為數極少。當觀察對象的數目和數據的數量如此之小時,就往往有可能由於一系列特殊情況引起了相對增長率的增加;就這樣完全偶然地產生了與本書理論的預測相符合的結果。在英國觀察到長時間內逐步產生的低增長率是令人信服的,因為特殊的環境是不大可能在這麼長期內產生那種相對增長率降低的特殊規律的。默雷爾對英國和西德新老工業進行比較的結果也同樣令人信服:因為他比較了如此大量的工業,所得的結果肯定不會是偶然發生的。儘管如此,由於還存在很多實際情況會將我們引入歧途,因此目前持懷疑的態度還是很重要的,同時應當認真對待那些由美國各州得到的附加觀察的資料(由其他國家或發展過程所得的資料將在以後幾章內加以討論)。    
  在此處強調觀察事實的數量,其部分原因在於這一因素是經常被人所忽略的。有兩種人往往如此:其一是從僅有的很少幾次觀察中就推出了極為肯定的普遍原理(例如從僅有一次或兩次歷史經驗中就寫出了 「 教訓 」 ),其二是在大量的統計證據面前仍然固執己見(例如人們在吸煙危害的大量統計例證面前仍持懷疑態度)。如果認為對本書初稿的反映有任何指導作用,則本書就會成為這兩方面問題的典型:少數生動的描述會比證明是正確的東西贏得更多的信任,而統計的證據所受到的重視卻比它應得的更少。心理學家也用實驗證明了:用生動的或戲劇性的例子作為證據所得到的信任程度比應有的為高,而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作為證據所得到的信任比其本身應得的更少。    
  不可否認,統計證據有時不能起強有力的說服作用的原因之一,在於不同的統計方法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而調查人往往被懷疑選取了有利於他們自己觀點的統計方法。現代計量經濟學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範圍如此之廣,以致那些熱情的鼓吹者就可能經常 「 折騰數據,直到這些數據服從於他們的論點為止 」 。但作者在以下的檢驗中僅採用最簡明和最基本的統計手段。在開始時使用最簡單的方法比較合適,這可以使讀者易於判斷這些方法是否故意按有利於本書理論的原則選取的。    
  雖然,此處所採用的統計方法是最簡單的,但對於那些未曾學過統計推論原理的讀者來說,它們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因此,由於要照顧部分讀者的水平,同時也為了有利於理解後面的統計資料,在以下三段內,作者將盡量用通俗的語言來闡述統計檢驗及其結果的基本概貌。    
  對於美國早期歷史上州與州之間經濟增長的各種不同變化,不可能用本書的理論詳細地論述。其原因之一就是:直至相當近的年代,甚至美國最老的一些州成立的歷史也太短,不足以聚集起大量的特殊利益集團;因此,這些集團還不可能引起這些州之間經濟增長的重大差異。另一原因是,直到不久前,美國仍然存在一些所謂邊遠地區,在其中經濟增長異常迅速,如果這些邊遠地區的經濟迅速增長僅僅是,或主要是由於缺乏分利集團的緣故,則這種現象就會構成偏向於本書理論的檢驗。雖然,美國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內,越是新成立的州或是西部地區,其經濟發展就越快,從而美國經濟的重心已逐漸向西部和西南部移動。這一情況完全與此理論相符,但其中確實也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因此,這一理論最好用美國當前的情況進行對比檢驗。以下檢驗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或在多數的情況下,是以60年代中期以來的歷史事實為基礎的。    
  統計檢驗揭示了在整個戰後時期,特別是60年代初期以來,美國各州成立的時間長短與其人均收入和總收入增長率之間具有系統的和明確的關係。這一關係是相反的關係 —— 即一個州成立的時間越長,也就是其中特殊利益集團聚集的時間越長,其經濟增長率就越慢。在以前屬於南部聯盟的一些州內,由於南北戰爭的失敗、戰後重建以及種族歧視和騷動,各種類型的特殊利益集團的發展受到嚴厲的限制(直到現在,南部各州實際上還在排斥著黑人的或那些反對種族隔離的團體)。本書理論預言,這些州因此而應該比其他州經濟增長得更快,而統計檢驗的結果也系統地、有力地肯定了這一點。本書理論還預言,新近成立的各州以及那些遭受戰敗和騷亂之災的各州其特殊利益集團的會員人數應當相對較少。雖然我們尚未取到逐州統計的這些集團會員人數的綜合數據,但可得的大部分相關數據同樣有力地支持這一理論。此外,正如所預期那樣,特殊利益集團會員人數率越高的州,其經濟增長率就越低。所有這些統計檢驗表明,這些關係不僅總是按預計的方向發展,而且事實上毫無例外地都是統計有效的。這種統計有效性意昧著:這些結果完全肯定不是由偶然的因素道成的,但它也不排斥有這種可能性,即某些未發現的因素碰巧與本書理論、預測相符合,從而使上述結論失實。相對貧窮的一些州具有趕上相對繁榮的那些州的必然趨勢,但即使考慮了這一趨勢,本理論所假設的各種關係也能夠成立。對其他各種眾所熟知的或似乎可信的區域經濟增長假說所進行的各種檢驗表明:這些假說都不能像本書理論一樣令人信服地解釋這些數據。雖然統計檢驗具有如此強有力的有效性,但顯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對各州相應的經濟增長率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用這一理論來解釋各地區增長率差異的普遍性尚嫌不夠充分。現在還需要進行大量的歷史的和統計的研究(特別是對南方各州),這樣才能收集到迄今尚未辨明的影響各地區增長率變化的各種原因,然後再與現在的理論結合起來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排除那些尚不明確但又有統計影響的因素,因為它們很可能碰巧產生了本書理論所預期發生的情況。    
  即使不閱讀本章的其餘部分,也可以理解本書剩下的那些章節;但作者希望即使是從未學過統計推理的讀者也能堅持把本章讀完。讀者在別處很難找到比這裡更容易理解或直截了當的統計檢驗實例。而且本章提出的論據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經驗,而是48個獨立的管轄區的經驗,其中每一個都為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    
  (十二)    
  在此所要討論的統計學方法特別適合於直截了當地處理問題。這一理論闡明了一種單向聯繫,即一個地區穩定的時間長短可以影響其經濟增長率,但並無充分理由(作為一次近似)證明,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從總體上說能否極大地改變該地區分利集團的增長率。一方面,正在興旺的經濟有可能抵制與阻礙引進更有利的東西;另一方面,逆境使受驚的集團有理由組織起來去保護自己原有的收入水平。這就表明,簡單而直接的統計檢驗(並非結構數據的回歸)不僅是充分的,而且甚至可能比任何複雜的方法更好(如採用聯立方程的方法)。    
  由於本書理論預言,某地區具有穩定的自由進行組織時期越長,其中將聚集起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團。當各州其他情況相同時,早已建成且政治上穩定較早的州必定是經濟增長率最慢的州,除非這些州在戰爭中被擊敗而喪失穩定(如以前美國南部聯邦各州)從而破壞了這些組織。一個州正式成立並達到政治穩定的時間可以用它被正式批准為州之後的年數來衡量。從而,如果我們把過去參加南部聯邦各州除外,如果在州政府成立年數和增長率之間能建立一個簡單的回歸關係,就應當可以作為本書理論模式的一個初步的檢驗。    
  然而,如果回到19世紀,這一檢驗顯然會偏向有利於本書的理論,因為有一些州那時正在陸續成立,從而向西移動的邊區必定會產生異常高的增長率而導致各州間的不平衡(加利福尼亞州的淘金熱可能是最帶戲劇性的事例),甚至不以人均收入而以總收入計算時也是如此。到19世紀末,一般認為邊區已不復存在了,然而這些地區憑借其自然資源優勢正在發展農業和工業,又將各州間的某些不平衡性帶進入了本世紀。從而,越到近期,受邊區特點的影響就越少。部分地出於這一原因,我們在此處的研究從1965年開始。在邊遠地區已經消逝了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各州之間的不平衡條件似乎不大可能再存在,特別是經過20世紀20年代農業大衰退後農村外來人口劇減,30年代的美國大草原受長期乾旱襲擊,以及戰後發生的由農村向城市的大遷移之後不平衡性更加消失。然而,兩個最新成立的州還享有邊區或相似的不平衡優勢,從而對本書的理論過分有利,因此此處將之除外,只考慮48個條件相當的各州情況。    
  集中注意較近經驗的另一原因在於: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的資本和勞力的流動比較容易。如果本書理論是正確的,那麼一些公司和工人應當從特殊利益集團較多的州轉移到少的州。轉移的規模取決於各州間特殊利益集團分佈密度之差。在美國早期歷史上這種分佈不可能存在任何實質上的差異,但如果本書理論是正確的話,在較近的年代就應當出現相當大的差別。這將在以後更詳細地加以探討;但有一點已經很明顯,即本書理論預言:當某一州與周圍各州的特殊利益集團分佈密度差別是最大時期,應當是該州增長最快的時期。    
  在前面提到過的回歸和各種統計檢驗是由作者過去的學生剋旺 · 喬伊( Kwang    
  Choi)進行的,他為此進行過更詳細的調查,可以作為本書的一個補充;這些材料將另外出版。我們發現,正如前面所假設,除南部聯盟以外的其他各州成立年數與它們當前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一個負的關係,而且這一關係在統計上是顯著的。這不僅適用於製造業收入,也同樣適用於私人的非農業收入、個人收入以及對勞動和各種所有權的總收入。    
  在不阻礙工人遷徙的國家內,這種遷徙最終將使實際人均收入處處相同,因此,在回歸中採用總收入而不用人均收入作為自變量。然而,當使用各州的人均收入增長率作為相應的量度時,上述這一關係仍然具有負值及統計上的顯著性。可以想像,在進行無因次檢驗時,各州的存在和政治上穩定的時間不應當用其相對比率的大小來衡量,而應當用排列順序作為變量,以避免在分佈的遠端或人為的區間內出現虛假的結果。按此,喬伊對上述變數進行了無因次檢驗,其結果同樣支持由本書理論作出的假設。    
  更可幸的是:還有一個獨立的檢驗不僅能提供補充的證明,而且還可以有助於深入分析到底是建立組織自由的政治穩定時間還是任何邊區影響的殘餘能夠解釋統計的結果。有幾個被擊敗的南部聯盟的州原屬於最早的13個殖民地,因此,這些州也同美國任何其他部分一樣都遠離邊區。當然,所有南部聯邦各州在1860年時都已確立了州的地位。但在南部腹地一些州的政治穩定卻受到南北戰爭及其後果的嚴重干擾,有時甚至由於種族政策的矛盾和不確定性的深刻影響,直到1965年通過了民權和選舉權法案才獲得解決。如果本書提出的模式是正確的,那麼以前南部聯邦各州的經濟增長率就應當與新建的西部各州相類似,而高於東北部的老州。雖然,我們很快就要轉而討論更早的時期,但目前仍從1965年以來南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開始分析。早期在南方有一個不穩定時期,私刑以及其他非法活動猖獄,這些都使南部各州的情況複雜化;但在通過選舉權和民權法案之後,明確了南方不可能具有與全國其餘地區很不相同的種族政策,從而穩定了局勢。早期甚至在南部各州也存在著邊區影響的殘餘,因此,若包括這些數據在內就不免引入與西部地區同樣的誤差。各州之間特殊利益集團分佈的差別也較小,更不用說還涉及其他的複雜因素了。因此,我們暫時不討論較早期的數據,而僅僅分析1965年以來南部各州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比其他各州是否更高。    
  事實確實如此。前南部聯邦各州的勞動和產權收入的增長指數為9.37%(LPI),私人非農業收入(PN)為9.55%,而非南部聯邦的37個州其相應的增長指數為8.12%和8.19%。如果增長率的分佈是正態分佈的話,就有可能算出這兩個樣本出自不同人群的。喬伊發現,由此算出的增長率差異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另一種無因次檢驗 —— 即曼 -惠特尼的U-檢驗 —— 也表明:在南部各州和美國其他州之間平均增長率之差具有統計的顯著性。而這一結果究竟適用於總的經濟增長率還是人均收入增長率仍然是一個問題。但這些結論無疑是支持本書所提出的模式的,而且可以消除一種疑慮,即回歸的結果受到西部邊區特點的影響,因為南部聯邦各州與這一因素毫無關係。    
  (十三)    
  由於上述由南部各州和西部各州得到的結果基本相同,其有因次(參數)與無因次(非參數)檢驗都得到大體相同的結果,因此將48個州的數據統一起來考慮,並且僅僅用標準的普通最小方差回歸技術是完全合理的。如以下列表所示,喬伊已用此方法進行了回歸。雖然更詳細的檢驗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現有的結果顯然是非常清楚和一致的。    
  正如分別處理南部各州和其他州的結果所表明:在非聯邦各州內按建州日期作為計算特殊利益集團出現的最早可能日期進行回歸,而在美國南部聯邦各州內以內戰結束後開始具有穩定的結社自由的年份作為計算身份的開始,這樣對經濟增長率分析的結果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表4.1)。鑒於能夠最直接限制現代都市和工業生活的各種組織在城市化時間較早的各州內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起來,因此在分析中還採用了1880年各州城市化水平作為一個獨立變量。這一變量對當前的經濟增長率具有重大的消極作用。將這一變量與賦予內戰中失敗一方的一個虛擬變量相結合,就可以說明增長率差異的部分原因,但其意義顯然不如結社自由的持續時間那樣重要。這一模式對於製造業的收入以及對所有包括更大範圍的收入都能適用,但對於究竟適合於總收入還是人均收入這一點尚有爭論。    
  表 4.1  1965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子    
  ( 1)    
  MFG=12. 6802-5. 5427   STACIV1            
  (7. 34)         R 2 =0.54    
  ( 2)    
  LPI=11.227-3.051  STACIV1             
  ( 4.74)         R 2 =0.33    
  ( 3)    
  PN=11.988-4.018  STACIV1        
  ( 7. 25)       
  R 2 =0.53     
  ( 4)    
  MFC=11. 5575-4.3148  STACIV2        
  ( 6. 89)         R 2 =0.51     
  ( 5)    
  LPI=10.742-2. 592 STACIV2          
  (5. 18)         R 2 =0. 37     
  ( 6)    
  PN=11.248-3.248 STACIV2        
  ( 7. 37)         R 2 =0.54     
  ( 7)  MFG=10. 5131-2.9334  STACIV3          
  (5.60)         R 2 =0.41     
  ( 8)  LPI=10. 172-1.866  STACIV3      
  ( 4.75)         R 2 =0.33     
  ( 9)  PN=10. 493-2.266  STACIV3        
  ( 6. 20)         R 2 =0.45     
  ( 10)    
  MFG=10. 2920-0.0626  UR1880        
  ( 5.89)         R 2 =0. 43     
  ( 11)    
  LPI=9. 796-0.029  UR1880          
  (3.27)         R 2 =0.19     
  ( 12)    
  PN=10. 192-0. 042 UR1880          
  (5.22)         R 2 =0. 37     
  ( 13)    
  MFG=10. 2450+0.1067  CIVWAR-0. 0616  UR1880    
  ( 0. 21)(5.25)     
  R 2 =0.43     
  ( 14)    
  LPI=9.545+0. 573 CIVWAR-0. 023 UR1880      
  (1.39)(2. 45)    R 2 =0. 22     
  ( 15)    
  PN=10.033+0. 363 CIVWAR-0. 039 UR1880      
  (0.96)(4.38)    R 2 =0.38     
  ( 16)    
  MFG=12. 2885-4.0418 STACIV1-0. 0284 UR1880        
  (4.17)(2. 32)    R 2 =0.59     
  ( 17)    
  LPI=11.141-2. 722  STACIV1-0.006  UR1880    
  ( 3.12)  (0. 56)    R 2 =0. 33     
  ( 18)    
  PN=11. 776-3. 206 STACIV1-0.015 UR1880    
  ( 4. 39)  (1.66)    R 2 =0.56     
  ( 19)    
  MFG=10. 6865-1.6460 STCIV3-0.0397 UR1880     
  (2.51)  (2.92)   R 2 =0.50     
  ( 20)    
  LPI=10.198-1.674 STACIV3-0.006 UR1880      
  ( 3.13)  (0. 53)   R 2 =0. 33     
  ( 21)    
  PN=10.581-1.620 STACIV3-0.020 UR1880    
  (3. 38)  (2.01)   R 2 =0.50     
  ( 22)    
  PCMFG=10.7060-4.2147 STACIV1      
  ( 6.06)          
  R 2 =0. 44     
  ( 23)    
  PCLPI=8.833-1.129 STACIV1      
  ( 3.95)        R 2 =0. 25     
  ( 24)    
  PCPN=10. 014-2.690 STACIV1        
  (7.02)        R 2 =0. 52     
  ( 25)    
  PCMFG=9.0864-2.2829 STACIV3        
  (4. 97)        R 2 =0.35     
  ( 26)    
  PCLPI=8. 495-0. 987  STACIV3      
  ( 5.50)        R 2 =0.40     
  ( 27)    
  PCPN=9.067-1.616 STACIV3     
  ( 28)    
  PCMFG=9.0063-0.0529  UR1880    
  (5. 96)        R 2 =0.44     
  ( 29)    
  PCLPI=8. 314-0.016 UR1880            
  ( 3.92)        R 2 =0. 25     
  ( 30)    
  PCPN=8.907-0. 033 UR1880        
  (6. 49)        R 2 =0.48     
  ( 31)    
  PCMFG=8. 9810+0. 0575  CIVWAR-0. 0523  UR1880     
  (0.14)(5.33)   R 2 =0.44     
  ( 32)    
  PCLPI=8.103+0. 481  CIVWAR-0. 012  UR1880      
  ( 2. 64)  (2.74)   R 2 =0. 35     
  ( 33)    
  PCPN=8.769+0.314  CIVWAR-0. 030  UR1880      
  (1.35)(5. 44)   R 2 =0. 50    
  註:回歸分析中所用諸變量的說明    
  t  統計絕對值列於各係數之下的括號內    
  州齡、國內(南北)戰爭、時間長度    
  CIVWAR:虛變量,失敗方(南方)為1,其他各州為0    
  YEAR:南部各州 —— 100    
  其餘各州——實際州齡    
  YEAR2:南部各州 —— 50    
  其餘各州——實際州齡         
  YEAR3:南部各州 —— 0    
  其餘各州——實際州齡        
  STACIV1=YEAR/178 STACIV2=YEAR2/178    
  STACIV3=YEAR.3/178    
  178=1965-1787(最早建州年份)    
  STAHOD州齡    
  來源:州齡:州長會議編《各州情況彙編,1976》);    
  國內戰爭資料:彼得 · J.帕裡什著:《美國國內戰爭》(New    
  York,Holmes and Meier公司出版,1975)。    
  國民收入的增長:    
  MFG:1965-1978年製造業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LPI:1965-1980年勞務與財產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PN:1965-1978年非農業私人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PCLPI:1965-1980年人均勞務與財產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PCPN:1965-1978年人均非農業私人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來源:取自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地區經濟信息系統處。其中數據系按就業狀況而非居住狀況分類,對本書分析更為恰當。由《當前商務調查》及《統計文摘》中取得的個人收入公佈數值與此基本相同。    
  城市化:    
  UR1880及UR1970:相應年份內城市居民百分比。    
  來源:美國商務部統計局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由殖民時期到 1970年》,    
  1976年出版。     
  本書理論預言:在那些已經有穩定的結社自由的地區,分利集團應該更為強大,因此,可以通過考察這些集團成員的地區分佈而得到本書理論有效性的一個附加的檢驗結果。目前已有逐州會員統計的唯一特殊利益集團就是美國工會。鑒於公眾普遍忽視工會與其他特殊利益集團之間有類似之點,所以注意不要把由這類集團所引起的全部損失都歸罪於工會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對於研究由製造業而得到的收入,工會肯定是最有關係的組織;而且根據後面將說明的理由,在一個製造商可以自由轉移到生產成本最低地區去的國家內,工會也是最適用於檢驗本理論的組織。此外,很多其他分利集團,如製造商聯合會等,也很可能得到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或壟斷價格,這會使它們所在的州致富而犧牲其他州的利益。這樣,工會就成為對當地經濟增長起作用的主要組織,而它們的會員數目也可以作為估計對地區經濟增長有害的其他聯盟的力量的參考指標。然而,我們還考慮每十萬人口中的律師人數,這是根據一個有爭論的假說,即對律師的需求可能表明隨院外活動範圍的擴大以及立法和法規的繁瑣程度有增加的趨勢。    
  表 4.2特殊利益集團分析     
  A.以會員人數為因變量     
  ( 1)  UNON64=18. 536+0.262 UR1880    
  ( 3.64)      R 2 =0.22     
  ( 2)  UNON70=18.842+0. 212 UR1880    
  ( 3.21)      R 2 =0.19     
  ( 3)  UNON74=16.586+0.234 UR1880    
  ( 3.79)      R 2 =0. 24     
  ( 4)  UNON64=9.820+0.223 UR1970    
  ( 2.25)      R 2 =0.10     
  ( 5)  UNON74=9.663+0.185 UR1970    
  ( 2.16)      R 2 =0. 09     
  ( 6)  UNON64=22.924-9.974 CIVWAR+0. 167 UR1880    
  ( 3. 28)  (2.34)  R 2 =0.    
  38     
  ( 7)  UNON74=19.922-7. 584 CIVWAR+0. 162 UR1880    
  ( 2.82)  (2.57) R 2 =0.35     
  ( 8)  UNON64=17.687-11.780 CIVWAR+0.143 UR1970    
  ( 4. 01)(1.63) R 2 =0.30     
  ( 9)  UNON74=15. 984-9.465  CIVWAR+0. 122  UR1970    
  ( 1.55)      R 2 =0.29    
  ( 10)  UNON64=12.107+0.104 STACIV1    
  ( 3. 06)      R 2 =0. 17    
  ( 11)  UNON64=12.178+0.114 STACIV2    
  ( 4.36)        
  R 2 =0.32     
  ( 12)  UNON64=15441+0.094 STACIV3    
  ( 5. 19)      R 2 =0.37    
  ( 13)  UNON74=14.044+0. 081 STACIV3    
  (5.19)      R 2 =0.37    
  B.經濟增長與特殊利益集團人數的關係      
  ( 1)    
  MFG=11.223-0. 0953 UNON64      
  ( 4.49)      R 2 =0. 31      
  ( 2)    
  LPI=10.420-0. 053 UNON64      
  ( 3. 22)      R 2 =0.18      
  ( 3)    
  PN=10.898-0.067 UNON64    
  ( 4. 33)      R 2 =0.29       
  ( 4)    
  MFG=11.3033-0.102 UNON70    
  ( 4.19)      R 2 =0.28      
  ( 5)  LPI=10. 525-0.058 UNON70    
  ( 3.20)      R 2 =0.18      
  ( 6)    
  PN=11.001-0.074 UNON70    
  ( 4. 19)      R 2 =0.28      
  ( 7)    
  PCMFG=9.171-0. 0773 UNON64    
  ( 4.28)      R 2 =0.29      
  ( 8)    
  PCLPI=8.703-0.031 UNON64    
  ( 4. 18)      R 2 =0.27      
  ( 9)  PCPN=9.390-0. 050 UNON64    
  (4.84)      R 2 =0.33    
  註:UNON64及UNON70分別為1964及1970年美國非農業機構中工會會員占職工總數的百分比。    
  來源:與表4. 1同。並見:美國勞動部勞動統計局編《美國工會與職工協會指南,    
  1967及1971年》;美國商務部統計局編《美國統計文摘,1976年》。    
  表4.2直接表明:在穩定的結社自由時間最長的各州,非農業雇工內工會會員百分比最大。1880年美國各州城市化程度也是1964年以來工會會員數量的一個具有統計顯著性的預報因子。19世紀80年代城市化程度作為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工會會員人數的預報因子反而優於1970年的城市化數據,這一事實表明結社自由的持續時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結社自由持續的年數往往是更好的預報因子。一個州所享有的政治穩定時間有長短與該州律師人數之間也存在一種類似的關係,雖然這種關係不那麼明顯,有時也不具有統計顯著性。    
  正如前述結果及相應的理論所指出:1964 —— 1970年各年的特殊利益集團人數與自1965年以來的經濟增長率之間也存在一個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反比關係。此結果對製造業的收入和其他各種方式計算的收入都能成立,並對這些範疇的總收入和人均收入變化均有效(表4.2,B部分)。因此證明了如本模型所預言的這不僅在穩定的結社自由的持續時間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具有統計顯著性的關係,同時也證明了(至少對於工會是如此)本模型所預示的過程。正在發生這一過程也是明確的與統計上顯著的。這就是說,特殊利益集團數目正愈積愈多;而且總的說來,這些組織確實對經濟的增長起了如假設那樣的消極作用。在律師的比例和增長之間的反比關係也是一個例證,但這種關係是相對較弱的。    
  (十四)    
  現在應該考慮若干可能產生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對氣候反應的變化可以作為對這些結果的解釋。當在有了先進的空調設備之後就可能引起向某些增長更快的南部各州遷移(雖然在美國最寒冷的西北地區也有其他一些增長迅速的州)。因此,喬伊回歸了每一州主要城市一月份的平均溫度以及各城市全年的平均溫度對該州增長率的影響。這些溫度變化與增長率之間有正效應,但通常卻比一個州建立特殊利益集團的時間長短的影響要更弱一些。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增長迅速的一些州碰巧建立了那些一直最迅速增長的工業,從而這種偶然的工業佈局解釋了本書理論的那些結果。為了檢驗此種可能性,喬伊回歸了10個(第一位數)主要工業的增長率以及在20多個州內的18個製造工業(第二位數)的增長率對每一州建立特殊利益集團時間長短之間的關係。在所有這些工業中除一類之外(即除農業服務、林業和漁業),全部或絕大多數的數據都與本書理論相符;在大多數情況下,每種單獨的工業的結果也具有統計的顯著性。    
  第三個可能的問題就是:為了當前討論的目的,可以把這48個州主要分為三類不同性質的地區,即南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一中西部地區。果真如此,那麼觀察點不再有48個而只有3個,從而對統計上來說這些數據就太少了。為了檢驗這一可能性,喬伊和我分別考察了所有這3類地區並且把37個非南部州作為一個獨立單位來研究。結果在每一地區內都顯示出相似的模式;這種模式在西部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在前南部聯盟的一些州內就較弱,但在東北一中西部地區以及37個非南部州內表現得很強。    
  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這些結果是不久之前一段時間內的一個特例,如考慮到較長時期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假如採用盡可能最長的時期,即美國的全部歷史,我們就會看到大規模地向西部的發展(甚至向西南部擴展)。這一擴展在農業生產相對的迅速下降的時期延緩了(這僅在70年代才有所減輕),但它們仍然存在並在西部邊遠區消失之後繼續迅速發展,這一點與本理論相一致。    
  (十五)    
  在南部更大範圍內的長期情況下,雖然也與本理論相符,但表現得更複雜更難於分類。如果作者對南方歷史作非常初步的調查完全正確的話,那麼南方諸州在內戰後重建期間和以後出現的最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團都是小型的、地方性的以及純白人的團體,有時還屬於非正式組織。並非所有這些小型的組織都是反對黑人進步的,但其中確有很多都是反對的,而且當時南方的大多數白人無疑深受種族主義的影響。勢力很弱的黑人群眾在非法的高壓政治行動(包括私刑)下,基本上被禁止組織政治團體及參加投票。由於種族之間有組織力量的不均衡以及白人種族主義的偏見給選舉制度造成的後果,逐漸形成了種族隔離的合法化和種族歧視。某些純白人組織所進行非正式的排斥與壓制黑人的行動顯然加深了這種狀況。很多人曾設想過種族隔離主義的此種模式是在南方重建之後不久或甚至更早些時候就已出現的,但歷史學家C.范 · 伍德沃德( C.Vann    
  Woodward)指出:重建幾十年之後,大多數種族歧視的立法才被通過,而且一直到20世紀這一制度才達到最嚴重的程度。換句話說,在很多南方地區和州內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集體行動都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逐步發生的。    
  美國南方採用穀物交租方式的黑人佃農生產力很低,這種情況早在種族隔離制度產生之前就已如此了,因此不能都歸因於此種制度。這種低生產率、黑人廣泛貧困現象的種種原因以及已經成為大量的、相互矛盾的文獻所討論的主題,是本書無法作出結論的。然而,這還不止是一種令人吃驚的表面現象:黑人在奴隸制度下如何被殘酷剝削、他們如何缺少受教育的機會、如何不被信任以及突然從大規模的奴隸種植園變為小規模獨立佃農的黑人農業的生產率必定很低;而且這種制度也必然危害南方整個經濟的發展。    
  工業沒有得到發展是南方的另一個問題。雖然這一問題有待作者根據今後的研究結果在另一本書內闡述,但目前極初步的印象是,南部許多已組織的特殊利益集團已經認識到:任何大量的外來投資或由北部來的移民都會瓦解或至少危及種族歧視制度,從而損害與此種制度密切相連的集團網的既得利益。長期以來,在南方肯定還存在著許多農民沙文主義的、反工業的和反資本主義的輿論。此外,只有在舊制度已經崩潰殆盡之後才開始把商業從遠方大規模地吸引進來。外部的投資者和有意移民的人有時也必然會被種族歧視制度下經常發生的非法暴力行為和多變的局勢所嚇退。由於新政和戰後聯邦政策,由於通訊和交通運輸工具改善而產生的世界主義影響,由於黑人抵抗力量的加劇,由於採用新的技術和生產方法以及其他種種可能的因素而使南方舊的聯合模式最終瀕於瓦解。這些變化和外部世界的各種有利因素導致了南方各州的迅速變化和增長。一種新的聯合模式,如包括不同種族的綜合性工會開始在南方形成;但這一新的模式逐漸成長起來,從而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對經濟發展產生有害影響。    
  上述推測包含著嘗試和啟發思考的性質,因此不應過分加以強調。即使上述推測大部分是正確的,這也僅僅反映了複雜的和多因素事物的一部分。例如,近年來南部(以及西部)工業的加速增長是由於所謂 「 無約束 」 工業的相對比重上升所造成。這類工業不像鋼鐵工業那樣依賴於資源,也不像其他的重工業需要昂貴的運輸費用,它們可以建在任意地區,從而更容易離開由於體制原因使其效率降低的不利環境。近年來高技術和其他的不受約束的輕工業在美國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很久以來紡織品的運輸費用已經較低了,這一點可能也很有意義;因為紡織業是向南部轉移的第一種重要的製造工業。    
  正如本書在以後各章節內所述,工會往往只是特殊利益集團中的一小部分,有時甚至連一小部分也算不上;但就不受約束的製造業的遷徙來說,它們卻是最重要的工會。即使是卡特爾化了的製造廠商,如果由於受到限制性勞動法規或高出競爭性工資的約束,使其生產費用提高,他們的利潤就會降低。如果本書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話,至少那些不受天然資源所在地區制約的製造業的廠址應該反映出各地區工會力量的不同影響。美國工會在1937年開始創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迅速增長,因此,正是在戰後時期美國各州工會力量的差別已經真正顯出它的重要性。不僅如此,推論6曾提出,當分利集團衰老時比其初建時的效率更低;因為當一個組織建立很長時間之後,各種工作條令也愈來愈陳舊過時,從而決策也更加遲緩了;因此,只有在戰後時期才看得出由於工會組織達到成熟階段而產生顯著分化。所以用整個戰後的經驗來檢驗本理論是非常適當的,特別是採用製造業的產出來檢驗;因此我們現在轉而討論這一問題。    
  表 4.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增長     
  A.    
  1947-1977年製造業的增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VAM=11.0097-4. 8402 STACIV2    
  ( 7. 07)    R 2 =0.52     
  ( 2)  VAM=10. 1951-4. 0375 STACIV2    
  ( 7.70)    R 2 =0. 56     
  ( 3)  VAM=8.8613-0. 0518 UR1880    
  ( 5. 23)    R 2 =0.37     
  ( 4)  VAM=9.7758-0.0848 UNON64    
  ( 4.50)    R 2 =0.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1947-1963年製造業的增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VAM=9.5861-4.3589 STACIV1    
  ( 4.26)    R 2 =0.28     
  ( 2)    
  VAM=8.8401-3.6157 STACIV2    
  ( 4. 47)    R2=0. 30     
  ( 3)    
  VAM=7.6063-0.0447 UR1880    
  ( 3. 24)    R 2 =0. 19     
  ( 4)    
  VAM=7. 9001-0. 0528  UNON64    
  ( 1.99)    R 2 =0. 0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1946-1978年的個人總收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PI=8.    
  5767-1.8469  STACIV1    
  ( 3.25)   R 2 =0.19    
  ( 2)PI=8.3399-1.6609    
  STACIV2    
  ( 3.76)   R 2 =0.24    
  ( 3)PI=7.    
  6575-0.0153 UR1880    
  ( 2. 00)    R 2 =0.08    
  ( 4)PI=8.    
  1406-0.0338 UNON64    
  ( 2.50)   R 2 =0.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1946-1978年的人均收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PCPI=8.3012-0.6911    
  STACIV1    
  ( 2.92)    R 2 =0.16    
  ( 2)PCPI=8.    
  4394-0. 8618  STACIV2    
  ( 5.29)    R 2 =0.38    
  ( 3)PCPI=8.    
  1811-0.0123 UR1880    
  (4.52)    R 2 =0. 31    
  ( 4)    
  PCPI=8. 3574-0.0184 UNON64    
  ( 3.52)    R 2 =0.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總結及附加的回歸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總收入     
  人均收入     
  製造業增值     
  製造業增值     
  1946-1978     
  1946-1978     
  1963-1977     
  1947-1977     
  t     R 2     
  t     
  R 2     
  t     
  R 2     
  t     
  R 2     
  STACIV1     
  3.25     
  0.19     
  2.92     
  0.16     
  6.03     
  0.44     
  7.07     
  0.52     
  STACIV2     
  3.76     
  0.24     
  5.29     
  0.38     
  6.54     
  0.48     
  7.70     
  0.56     
  STACIV3     
  3.65     
  0.22     
  6.56     
  0.48     
  5.82     
  0.42     
  6.68     
  0.49     
  UR1880     
  2.00     
  0.08     
  4.52     
  0.31     
  4.89     
  0.34     
  5.23     
  0.37     
  CIVWAR     
  1.62     
  0.13a     
  5.23     
  0.57     
  1.27     
  0.37     
  1.33     
  0.40     
  UR1880     
  1.21     
  0.13a     
  3.07     
  0.57     
  3.99     
  0.37     
  4.26     
  0.40     
  STACIV1     
  2.43     
  0.19     
  0.28     
  0.31     
  3.41     
  0.48     
  4.22     
  0.55     
  UR1880     
  0.06     
  0.19     
  3.15     
  0.31     
  1.76     
  0.48     
  1.73     
  0.55     
  STACIV2     
  3.11     
  0.24     
  2.74     
  0.41     
  3.76     
  0.50     
  4.63     
  0.58     
  UR1880     
  0.67     
  0.24     
  1.46     
  0.41     
  1.24     
  0.50     
  1.14     
  0.58     
  STACIV3     
  2.92     
  0.23     
  4.11     
  0.50     
  3.19     
  0.46     
  3.84     
  0.53     
  UR1880     
  0.37     
  0.23     
  1.11     
  0.50     
  1.82     
  0.46     
  1.83     
  0.53     
  CIVWAR     
  3.30     
  0.25     
  7.10     
  0.54     
  5.16     
  0.50     
  6.58     
  0.63     
  STAHOD     
  3.02     
  0.25     
  2.15     
  0.54     
  5.72     
  0.50     
  7.05     
  0.63     
  STAHOD     
  1.90     
  0.07     
  0     
  0     
  3.47     
  0.21     
  4.26     
  0.28     
  UNON64     
  2.50     
  0.12     
  3.52     
  0.21     
  5.87     
  0.43     
  4.50     
  0.31     
  UNON70     
  2.36     
  0.11     
  3.03     
  0.17     
  5.74     
  0.42     
  4.14     
  0.27      
  a.當有兩個自變量時,R2的數值出現在兩變量之間的曲線上。    
  註:變量的說明    
  VAM:製造業增值的指數增長率    
  PI:個人總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PCPI:人均收入的指數增長率    
  來源:與表4.1同。並見:美國商務部《當前商務調查》)1965年4月,1967年4月及1981年4月。美國商務部統計局《1977年製造業統計 —— 總摘要》) 1981年4月出版。    
  從表4.3的結果中可以看出,這些結論又一次支持了這一理論。分別回歸的結果還表明本書理論對於戰後每一重要時期 —— 一在 60年代中期以及其後時期都適用。然而,這種關係在戰後早期不像後期表現得那樣明顯,而且在最後幾年也稍微減弱,這可能是由於各州工會會員數目的差別有所減少的緣故。    
  (十六)    
  上述檢驗集中在阻礙增長的影響方面,並假設各州的增長機會是隨機分佈的。然而,在各增長的機遇中至少有一種系統性的差異。該差異是由於有些州的經濟發展尚未達到充分利用其現代技術或其自然和人力的資源潛力的程度,至少在經濟增長開始階段應當考慮這些因素。當其他條件相等時,擁有較多未被利用機會的地區當然能夠比那些機會已利用殆盡的地區增長得快些;這樣我們就再次回到那種眾所周知的假設,即較貧窮而技術又不發達的地區為了趕上較富裕和技術更先進的地區,就會發展得較快些。正如前面不止一次地論述過那樣,這種由於落後而想要趕上先進地區從而導致較快增長的論點與本書理論幾乎是難解難分的同路人,如果這兩種因素不同時分別加以檢驗的話,有時就會使問題混淆不清。顯然,這種追趕假設不可能解釋如西德和日本兩國之間增長率為何不同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不能說明英國為何增長率降低。但這並不意味著追趕過程是不起作用的,但它的影響有可能被相反方向作用的更強大的力量所掩蓋。    
  美國48個州的資料同時為檢驗本書理論和追趕模式提供了無比豐富和可比的數據。喬伊根據給定年份中48州的人均收入(包括前述不同類別的收入),計算出人均收入的偏差。如果追趕假設是正確的,那麼這一偏差就應與該州的增長率成反比關係。在表4.4內列出的所有方程中,追趕模型內的係數具有與假設相一致的負號,而且在某些回歸中它也具有統計的顯著性。但這種追趕因素似乎比不上各州實現近代城市化從而發展了各種組織所經歷的時間的顯著性那樣強烈;但由於這兩種理論是相互兼容的,因此不應根據它們之中的某一個沒有另一個的統計顯著性更大就簡單地加以否定。    
  (十七)    
  當我們考察城市和大都市區的情況時,就會看到同樣的趨勢,即特殊利益集團發展時間最長的一些地區其衰退現象更為嚴重。這一現象以及由於這種集團密集而導致社會失控的最著名的事例就是紐約在沒有聯邦政府特殊貸款作為保證之前遭到破產的情況。《經濟學家》雜誌的諾曼 · 麥克雷( Norman  Macrae)深為其本國與紐約市之間的相似性所觸動,因此在他的名著《論美國》一書內寫下了題為 「 紐約市內的小型大不列顛 」 這一節。但紐約僅僅是這一現象的一個原型。正如費利克斯 · 羅哈廷( Felix    
  Rohatyn)已經指出的,自巴爾的摩以南到聖路易斯及密爾沃基新月形弧線以北及以東地區內所有大城市都陷入了困境。一般說來,南部和西部較新的城市相形之下其狀況較好。採用與此處相同的那些統計檢驗方法可以很好地說明人口統計局稱為 「 標準城市統計區域 」 的相對增長狀況。若將最大的一些城市除外(可能由於擁擠或缺乏發展空間而衰落)或用其他方法消除城市大小的影響之後,上述結論同樣可以成立。    
  表 4.4    
  考慮追趕變量時的經濟增長     
  ( 1)    
  MFG=3. 8973+9992.38   INVLPI            
  (3.96)   R 2 =0. 25      
  ( 2)    
  LPI=7.03+4231.00   INVLPI        
  ( 2.15)     R 2 =0.09      
  ( 3)    
  PN=6.69+3848.44 INVPN    
  ( 3.96)     R 2 =0.25      
  ( 4)    
  MFG=8.4112+0. 0025 DEVLPI  R 2 =0. 11      
  (4. 02) (2. 37)    R 2 =0. 26      
  ( 6)    
  PN一8. 83-0.0019 DEVPN        
  ( 4. 88)     R 2 =0. 34      
  ( 7)    
  MFG=8.8894-2.5009 STACIV3+2767. 57 INVLPI    
  ( 3.53)(0. 91) R 2 =0. 42      
  ( 8)    
  LPI=11.41-2.196 STACIV3-2113.81 INVLPI      
  (4.13) (0. 93)R 2 =0.34      
  ( 9)    
  PN=9.72-1.999 STACIV3+951.89 INVPN    
  ( 4. 20) (0.88) R 2 =0.46     
  ( 10)    
  MFG=8. 5228-0.0533  UR1880+3117.    
  81  INVLPI    
  ( 3. 93)  (1.11) R 2 =0.45     
  ( 11)    
  LPI=9.37-0. 0269  UR1880+746.11  INVLPI    
  (2.34) (0. 31) R 2 =0.19     
  ( 12)    
  PN=9.03-0. 0339  UR1880+1456.76  INVPN    
  (3.21)    ( 1.26)    
  R 2 =0. 39     
  ( 13)    
  MFG=10.0981-2.4533 STACIV3-0.0008 DEVLPI    
  ( 3.51) (3.04) R 2 =0. 42     
  (14)    
  LPI=10.34-2. 0585  STACIV3-0.    
  0003  DEVLPI    
  ( 3.89) (0.55) R 2 =0.33     
  ( 15)    
  PN=10.02-1.7219S  TACIV3-0. 0008  DEVPN    
  ( 3.59) (1.71) R 2 =0. 49     
  ( 16)  MFG=9.9302-0. 0531  UR1880-0.0008  DEVLPI    
  ( 3.87) (1.09) R 2 =0. 44     
  ( 17)    
  LPI=9. 65-0. 0253  UR1880-0.0003  DEVLPI    
  (2.17)    ( 0.53)    
  R 2 =0. 19     
  ( 18)    
  PN=9.63-0. 0276  UR1880-0.    
  0010  DEVPN    
  (2.62)    ( 2. 11)  R 2 =0.43     
  ( 19)    
  MFG=7. 9862+5088.80  INVLPI-0. 0671  UNON64    
  (1.64) (2. 48) R 2 =0.34     
  ( 20)    
  LPI=9. 98+687. 38  INVLPI-0.    
  0485  UNON64    
  ( 0. 28) (2. 28) R 2 =0.19     
  ( 21)    
  PN=8.72+3421.65  INVPN-0.0487  UNON64    
  ( 1. 49) (2. 43) R 2 =0.32    
  註:變量的說明    
  INVPN,INVLPI:分別為人均非農業收入的倒數與人均勞務與財產收入的倒數。    
  DEVPN,DEVLPI:分別為人均非農業收入的偏差與人均勞務與財產收入的偏差,1965年平均值。    
  來源:與表4.1同。    
  附帶的觀察也表明,在美國 「 較老 」 的製造工業,如鐵路、煉鋼、汽車以及農業機械工業等,都往往處於相對衰退狀態;而較新的美國工業如計算機、飛機製造和其他高技術工業則在更好地發展。由於對工業年齡缺乏任何明確的計量手段,在此情況下進行統計檢驗就更困難和問題重重,因此作者至今尚未企圖進行任何嘗試。然而,彼得 · 默雷爾曾經研究過美國和其他主要貿易國家的出口模式,並發現:美國經濟中較先進的出口模式與英國的更為相似,而與德國和日本的相去甚遠。這一現象肯定與本書的假設相符:即美國以及英國在較古老的工業和重工業方面的生產情況相對較差,因為這些工業最容易受到寡頭控制的組織和工會的影響。無疑還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但在處於困境的美國汽車和鋼鐵工業中,其工資率一直比美國製造業的平均工資高得多,這一事實證實了默雷爾的假設,即本書理論可以作為其一部分的解釋。如果在這些處於困境的工業中發現有一大群享受豐厚俸祿的各種集團的副主席們和官老爺們,作者也不會感到驚奇。    
  (十八)    
  以上所有列舉的統計檢驗結果(為了簡潔起見,還有很多其他結果未在本書內討論)都與本書的理論一致並且也幾乎都具有統計的顯著性。在這錯綜複雜而又因素眾多的世界裡,很難找到比這些數據與本書理論擬合得更好的情況。然而,目前的情況還沒有達到令人完全信服的程度。例如,比較表面的和直截了當的檢驗可能導致某種不同的結論,或可能產生與本書理論不相符合但結果更好的另一種模型。然而,任何替換模型都應該對照本章前面討論過的國際的和歷史的經驗來加以檢驗。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內所論證:能夠用最簡潔語言說明最多現象的理論是最好的理論;因此,那些只能說明美國各州增長經驗而不能說明其他事例的模型,或不能以簡潔形式說明更多問題的模型是必定不能成功的。    
  由於一種理論的可信程度取決於該理論能夠說明多少問題(在不失其簡潔性的前提下),同時也由於本理論固有的特點,我們將提出更多得多的證據。這些證據將涉及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但這一理論卻無須加以改變就能解釋一切;因此,以後的證據只會加強在這一章所提出的論點。同樣,本章的證據也會有助於加強以後的結論。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五章    
   管轄權統一與對外貿易          
  (一)    
  正如從表1.1中所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和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及美國等國家相比,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最初六個成員國已經取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其中某幾個成員國在60年代的增長最為迅速,而那正是共同體開始運行的年代。雖然對於西德和法國的高速增長——這常常令人吃驚和迷惑不解——作者已給出了某些解釋;但是對於六個成員國中的其他四個國家的高速增長,迄今還沒有進行任何分析;這種分析,不僅對於完成全部六個成員國的研究工作,而且對於揭示法國和西德高速增長的更深刻原因,以補充前一章所作出的解釋,都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對共同市場的分析還將有助於我們理解以下問題:為何戰後新西蘭的經濟增長和英國差不多同樣緩慢?為何澳大利亞在戰後發現了寶貴的自然資源之後,其經濟增長也同樣平淡無奇?    
  考察大多數共同體成員國經濟增長的時序,很容易像許多漫不經心的觀察者那樣簡單地認為:這些國家的高速增長和建立共同市場有關。但是我們不能輕信這種把時間先後等同於因果關係的形式邏輯,特別是鑒於以下事實: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認真的定量研究表明,相對於成員國國民收入總額的增長來說,它們由共同市場獲益所得到的收入增加是很小的。對得自由貿易的利益的定量研究表明,其獲益正如由壟斷所造成的損失那樣,比經濟學家所預料的要小得多。計算結果表明,由共同市場引起的收入增加沒有超出正常的範圍。例如埃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和摩迪凱·克賴恩(Mordechai    
  Kreinen)的研究中,雖然他們仍然認為:共同市場對貿易的促進超過了對貿易的阻礙,但研究結果表明,共同市場使歐洲經濟共同體製造業消費增加了不到2%。此外,貝拉·巴拉薩(Bela    
  Balassa)的研究結果認為,如果把由於共同市場所產生的規模經濟及其他有利於收入增長的因素都考慮在內,年貿易額增加和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的比值,也只不過上升0.3%;經濟增長率由此而可能只提高0.1%。到1965年為止,共同市場建立以來對於歐共體成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所產生的累計效果,也只不過才達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0.5%。由其他有經驗的經濟學家所進行的認真研究也表明,那種認為大範圍的關稅同盟能為經濟帶來巨大增長率的直觀判斷,得不到經濟學家們典型的靜態對比計算結果的支持。    
  (二)    
  在第一章討論過的歷史上取得顯著經濟增長的例子中,除了所分析過的問題以外,似乎還有更多的啟示。我們知道,美國在實行憲法一個多世紀之後就變成了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力量。與此相似,德國在19世紀前半葉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地區,後來取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就已超過了英國;而這也正好發生在大部分說德語地區建立關稅同盟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統一以後。我在後面將要證明,上述兩個情況與共同市場有相似之處,因為它們都具有下面將要談到的三個重要特點。由於傳統的觀念,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建立政府和形成關稅同盟之間的區別上,從而有時就忽略了以下三個共同特點。    
  共同市場創造了一個廣大的區域,在其中近乎實行自由貿易:它允許勞動、資本和企業相對無限制地自由流動;它還把確定關稅和其他事務的決策當局由六個成員國各自的首都合併到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內成為一個整體。當考慮這些特點的時候,我們立即會認識到,由許多原來較小的管轄區統一成為一個新的大國時也具有上述三個基本特點。    
  在十三個獨立的前殖民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美利堅合眾國,也創造了一個實行自由貿易和允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新區域,同時某些政府決策機構也發生了轉移。事實上,由於實行了憲法,紐約州原來針對從康涅狄格和新澤西州進口某些產品的關稅就自然地取消了。同樣,不僅是關稅同盟而且德意志帝國建立的本身也具有類似的基本特點。直到19世紀中,歐洲大部分說德語的地區仍然是相互獨立的公國、城市或其他形式的小管轄區。它們各有自己的一套限制商品與生產要素流動的關稅、關卡及經濟政策;但是,由於關稅同盟的形成,更重要的是由於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建立,創造了一個廣大的共同市場,某些政府的權力也發生了轉移。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甚至更早就創造了更加廣大的市場,形成了各種生產要素流動的更廣闊區域,政府決策中心也發生了轉移。15世紀末和16世紀中,在英格蘭和法蘭西,權力日益集中的君主試圖把當時存在的各個分散狹小的封建領地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在這之前,雖然一直存在一個名義上的統一王國,但是實際的權力通常掌握在各個領地的領主手中;有時為實際上自治的城堡統治者所掌握。每一個小政府往往都有其自己的通行稅和關稅。若乘船沿萊茵河旅行,有時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到一個徵收通行稅的城堡。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地方稅多如牛毛的中世紀歐洲景象。這些統一起來的君主國家,依靠它們的貿易政策,努力削弱地方領主的權力以及它們對貿易往來的限制;同時卻在統一起來的國家層次上,實行高度保護主義的政策。在法國,對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徵收的各種封建性的地方通行稅和限制,直到大革命時期才被取消;但在英國,全國範圍市場的形成則要快得多。不管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必然的聯繫,我們知道在西歐建立有效的國家統一國家管轄權之後發生了商業革命;而在英國則最終導致了工業革命。    
  就許多方面、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而言,建立一個實際上統一的政府,完全不同於建立一個關稅同盟,不管後者是多麼有效。但無論如何,在以上討論的各個例子中,都形成了一個廣闊的區域,在其中實行了比較自由的貿易,並允許生產要素相對自由地流動,而且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經濟政策決策的權力轉移到了在新地點建立起來的新機構手中。在上述的每一情況下,都在相當大程度上實行了作者稱之為「管轄權統一」的措施。如果能夠避免創造一個新的名詞,特別是像「管轄權統一」這種生硬的術語,也許更好一些;可惜在此處採用眾所周知的舊名詞往往會掩蓋我們所關心的共同特點。    
  既然上述幾個管轄權統一的事例隨後都相繼發生了相當高速的經濟增長,那麼考察其中的內在聯繫就更富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作出任何存在內在聯繫的結論仍然為時過早。一方面,因為我們首先應該對管轄權統一如何引起高速經濟增長有一些概念,而前述對共同市場的統計研究卻表明,由貿易更加自由化所引起的收益增加並不大,尚不足以解釋經濟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管轄權統一的事例為數不多,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將此規律推廣。因此,我們還必須研究在管轄區以內及跨管轄區的經濟增長具體模式,看看它們能否提供有力的證明。此外,我們還必須提出一個理論模型,以便解釋為什麼管轄權統一就能夠產生以上觀察到的結果。    
  (三)    
  當考察近代初期西方經濟發展的時候,可以發現一個最明顯的普遍現象,即許多過去歷史上的主要城市相對(有時是絕對)地衰落了。這種主要城市的衰落是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因為把西方社會推上領先地位的唯一最重要因素無疑是工業革命,而且,今天的西方社會可能比歷史上的任何社會都更加城市化。商業和工業革命創造了新的城市,或把過去的小村莊變成了新的大城市,而不是在原有的中世紀和近代初期大城市的基礎上建立這些大城市。當然,像倫敦和巴黎這樣的重要首都,是作為財富中心和新財富的消費者而發展起來的,但它們決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正如法國經濟史學家弗南德·布勞德爾(Fernand  Braudel)所指出的:「這些首都都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了高度不平等的、畸形的與不合理的非生產性投資的結果……。這些巨大城市的形成是同過去的歷史、同進化的終結、同古代制度下社會和經濟的弊病及缺點緊密相聯;而不是為將來的發展開闢道路……。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各國首都在行將到來的工業革命中,只扮演旁觀者的角色。決不是倫敦,而是曼徹斯特、裡茲、格拉斯哥和無數無產者居住的小城鎮創造了新的時代。」    
  M.J.唐頓(M.J.Daunton)證明,至少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布勞德爾的話是正確的。在1600年被認為是英國六個最大的城市中,到1801年只有在經濟增長中獲得好處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和倫敦還保留在前六個最大的城市中;而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裡茲則進入了前六名最大的城市之列。如表5.1所示,在1600年是第三大城市的約克,到1801年則退居第十七位;1600年是第五位的紐加塞爾到1801年則退居第十四位。    
  表5.1根據人口多少排列的英國城市順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00年         1801年    
  順序    人口       順序    人口    
  1 倫敦      
  250000     1 倫敦    960000    
  2 諾裡奇   15000     2 曼徹斯特  84000    
  3 約克    12000     3 利物浦   78000    
  4 布里斯托  12000     4 伯明翰   74000    
  5 紐加塞爾  10000     5 布里斯托  64000    
  6 埃克塞特  9000      6 裡茲    53000    
  8    
  諾裡奇   37000    
  14 紐加塞爾  28000    
  17 約克    16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即使在1601年之前,也存在著對城市衰落問題的憂慮。查爾斯·派塞尼一亞當斯在他的論文《中世紀後期英國城市的衰落》中,通過引用大量詳細廣泛的數據和當時的評論,證明了早在黑死病爆發之前,許多英國城市的人口和收入就已經開始下降。雖然派塞尼-亞當斯發現某些城市的衰落被另一些城市的興起所抵消,但是我們仍然要問,為什麼在如此眾多的城市衰落的同時,而另一些城市在興起呢?派塞尼-亞當斯發現,在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早期,特別是在1520年和1570年之間,大多數比較重要的城市,如果不是處在一種「尖銳的城市危機」中,也是處在一種重壓之下;它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遭受重大損失,人口經常大幅度減少。    
  在歐洲大陸,城市不大可能成為真正自治的機構。這一方面是由於它位於相對穩定的國家之中;另一方面是由於歐洲大陸較晚才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迅速變革;所以,形勢並不完全像派塞尼-亞當斯所描述的那樣突出。儘管如此,仍然存在許多類似的情況,不少老城市中心被新興城市或農村工業所代替。例如,中世紀有一部分羊毛工業從法蘭德斯地區的城市向勃拉巴恩特附近轉移;佛蘭芒人(比利時民族之一)的羊毛工業與意大利北部城市相比顯著下降;以及後來意大利北部城市羊毛工業又落後於其他地區,都是上述情況的具體例證。另一個例子是那不勒斯的衰落,在法國革命前夕,它可算作歐洲第四大城市。多梅尼科·塞拉(Domenico    
  Sella)得出結論認為:「在整個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的老城市中心,不管是安特衛普還是威尼斯,是阿姆斯特丹還是熱那亞,是波爾多還是佛羅倫薩,在現代工業化到來之際,沒有一個曾經起過領導作用。塞拉極詳細地研究了17世紀西班牙倫巴第時期的經濟;他發現「當時的大城市幾乎沒有什麼和現代工業化相聯繫的特徵;事實上,它們的某些特徵和現代工業化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大城市既不可能成為大規模工業化的搖籃,也不可能充當現代經濟發展的先鋒;它們只能作為迅速消失的過去的時代錯誤的遺跡。為了尋找現代經濟發展的先軀,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農村。」郊區應該在犧牲中心城市的條件下成長起來,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亞琛的中心城市的衰落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赫伯特·基什(Herbert    
  Kisch)已經把它的衰落過程按年份作出了詳細的論述。    
  (四)    
  按照現代的標準看,中世紀的城鎮和城市規模是很小的。它們的邊界通常用城牆很精確地標定;而且,它們常常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在某些情況下它們獨立於較大的政府之外)。在這些小管轄區內,任何一種商業中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商人;在任何一種專門的手工業中,只有為數有限的一些技術工人;即使在具有幾千人口的城市中也是如此。原始的運輸方法,缺乏安全的與能通行的全國性道路網,這一切往往導致市場的分割。在這種條件下,少數商人或熟練工匠就可以很容易地把當地的生產聯合起來而形成壟斷。某一行業中的商人一般比普通居民享有更多財富;他們之間的相互聯繫比他們和較貧窮的普通居民更為密切。在某種程度上,熟練工匠之間也是如此。    
  根據第二章中提出的邏輯,小集團比大集團具有更大的機會組織集體行動;這一邏輯還認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對來說,小管轄區比大管轄區將出現更多的組織。同樣根據這一邏輯,具有社交聯繫的社會地位相同的人群還具有更大的優點,即可以通過社交的選擇性刺激幫助他們組織集體行動。由以上考慮得出了第三條推論,即小集團比大集團能更好與更快地組成。如果前面提出的邏輯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中世紀的城市內,特定行業中的少數商人和具有專業手藝的工匠特別容易組織起來開展集體行動。然而,即使一個城市只有幾千人口,這些居民要作為一個整體組織起來去反對少數商人和手藝師傅的聯合也是不可能的;雖然這可能發生在小村莊內,因為那裡的人口少得足以組織起來去反對商人或工匠的聯合。    
  (五)    
  這種組織卡特爾集體行動的有利條件當然會導致形成行會,這些行會自然會利用其人數較少且社會地位相同的優勢來擴大其在城市中的權力;如果無人控制,許多行會確實對他們所在的城市有極大的影響。中世紀的英國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在行會的壓力下,國王允許城鎮實行高度的自治。在現在是德國的地區,行會經常遇到小公國君主們對其權力的嫉妒,它們需要尋求和領土統治者及貴族的共存關係。特別是在法國,經常給行會一些特權,作為對它們繳納特種稅的補償;其部分原因是由於需要籌集戰爭費用和由於政府行政管理上的缺陷所引起收稅的困難。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堡國家,政府的統治範圍往往擴大到城牆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會分享政府的權力,則它們就有了更大的控制範圍;但在同時,它們也遭受意大利北部地區動亂之害,結果有時影響了它們的發展或縮小它們的勢力範圍。儘管各地區之間存在差別,但是,從東部的拜占庭到西部的英國,從北歐結成漢薩同盟的城市到南方的意大利,商人和工匠師傅的行會,有時還有雇工的行會,變得司空見慣。    
  雖然行會組織為其會員提供了保險和社會福利,但它們主要是分利集團,通過這種聯合運用壟斷權力,有時還用政治權力,去為它們自己的利益服務。正如第三章內推論4和推論7所表明的那樣,它們這樣做的結果也就降低了經濟效率和減緩了技術進步。通過學徒制度限制進入行會可由以下規定得到很好的證明:根據某些行會的規定,雇工需要付給足夠的錢才能轉為師傅;學徒或雇工不許結婚;而根據另一些行會的規定,師傅的兒子可以不必經過學徒階段而直接成為師傅,而普通人則必須首先當學徒。這無數的清規戒律目的在於使任何一個師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師傅的經驗取得重大技術進步;而其他人的技術進步無疑也是極其有限的。(由於工匠師傅擁有資本,僱傭短工及學徒,因此,把師傅行會或商人行會與工會區別開來是十分重要的;通常應把工會看作是企業卡特爾組織。)    
  (六)    
  在許多行會密集而又有相對自治權的城市環境中,當實行管轄權統一的時候,預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推論2表明,在一個邊界固定的穩定社會中,具有特殊利益的組織將會逐漸增多。如果不征通行稅和不受限制的貿易區域擴大,這些行會或任何較小的卡特爾組織將會發現,它們只控制著整個市場的很小一部分。當然,統一的市場內如果只能壟斷其中很小一部分就根本不成其為壟斷:這時,如果人們能夠從卡特爾控制的市場以外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商品,他們就不必向行會成員付出壟斷價格。在統一了的管轄區內,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這就促使賣者進入那些卡特爾提高價格的地區。管轄權統一還意味著,政治決策現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場很遠的另外的機構中作出。此外,為了改變統一管轄區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將遠大於先前在相對狹小的管轄區內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有時候國王迫於財政的壓力也會把壟斷權出賣給行會以換取它們繳納特種稅;這時,由統一管轄權而得到的好處就部分地被抵消了。但是,一般地說,當經濟上統一的全國性管轄區取代了地方分割的管轄區時,行會既失去了壟斷權力也失去了政治影響。    
  運輸費用的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運輸費用太高,不值得把某種產品從一個城市運到另一個城市,即使富於競爭性的商人想遷往統一管轄區內已形成卡特爾地區也無計可施,因而這種管轄權的統一也沒有多大意義。商業革命發生的時代也正是運輸條件改善的時期;特別是海運,它開闢了通向亞洲的新航線和導致了新大陸的發現。中央政府權力的增強,也減少了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旅行中的危險,因為中央政府逐漸平息了封建領主之間的衝突與農村地區的盜匪;政府修建了公路並最終開鑿了運河。如果在農村地區消滅了搶劫而旅途安全,那麼,不僅運輸費用會降低,而且可以在成本最低的農村地區進行生產。    
  當實行管轄區統一的時候,還不會立即產生適應更大管轄區的特殊利益集團。正如我們從推論2所知,在穩定環境下適應這種變化的聯盟是逐漸產生的。然而,正如推論3所指出的,組織小團體所需要的時間,不會像組織大團體所需要的時間那樣長。由於經營大規模貿易的商人經常在較大的範圍內活動,他們將首先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或串聯起來,從而形成第一批團體。在這一方面他們往往是特別成功的。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商人的影響導致歐洲的強大政府都採取了「重商主義」政策。這種政府有利於大商人及其聯盟而犧牲了國內其他人的利益。這種政策通常包括嚴厲的保護主義政策,它保護大商人使其免受外來的競爭--在當時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幾乎是同義詞。    
  既然緊隨城市中行會日益衰落之後出現了重商主義政策,那麼似乎可以認為,在現代歐洲的初期,由管轄權統一所產生的好處就是短暫與微不足道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原因在於:大國周圍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比城市或封地周圍的關稅或貿易限制要輕得多。由於運輸成本低及大國經濟上天然具有的多樣性,無論這個國家在其邊境上是否徵收關稅,國際貿易將是大量的。國家邊境上的限制對這種國際貿易沒有任何直接影響,而圍繞城市和封地所形成的貿易限制卻減少或取消了大部分的貿易。此外,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那樣:「勞動的分工受到市場範圍的限制」;因此,在管轄權統一的時期,市場的拓寬也使得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成為可能。換一種說法,可以設想貿易限制從社區層次轉移到國家層次上的時候,關稅壁壘的長度會減少許許多多倍。我認為,有史以來貿易限制最大的減少不在於降低貿易限制的幅度,而在於縮短了關稅壁壘的長度。    
  (七)    
  既然商業和工業革命發生在貿易壁壘與其他行會限制大量減少時期與大量減少之後;並且主要發生在行會組織比較少的城市和郊區,這似乎表明其中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然而,也可以設想上述經濟增長與行會限制減少的時間順序,以及在經濟受阻的地方總是很有規律地發現行會的組織,這些都可能是一種巧合。所幸的是,經濟增長模式還有另外一些方面,可以說明情況並非巧合。    
  這種情況的例子之一就是紡織工業的「包活制」;而紡織工業在當時是最重要的製造工業。在這種特異的制度下,商人們跑遍所有的農村,把需要組織的原材料分包給各個家庭。過一段時間之後,各個家庭再把紡好的棉紗或織成的布匹交給商人。顯然,這樣一種制度需要花費很多時間,還需要旅行和運輸費用。並且還有一些不確定性:應該給每個家庭多少原材料?用這些原材料可以生產出多少棉紗或布匹?這些不確定性往往引起爭吵和糾紛。在包活制中,商人們還要冒一些風險,因為分包出去的原材料有可能被盜竊。包活制既然存在這些缺點,人們不禁要問:這種制度為什麼還會盛行呢?由會計核算數據可以解釋這一問題。儘管包活制有許多缺點,但是它比城裡由行會控制的生產成本要低。分散於農村的生產可能具有某些優點,例如工人吃的食品可能比較便宜。但是這些優點不能解釋為何在行會控制的城市周圍的郊區生產也同時呈擴大的趨勢。(亞當·斯密說過:「如果你對你的工作沒有太嚴格的要求,你一定要到城市郊區去完成這項任務;因為那裡的工人沒有排斥別人的權利,也沒有其他要求,只有可以信賴的性格。你必定會把他們這種性格的優點盡可能地私下帶回到城內。」)分散於農村地區的製造業的種種潛在優點也無法解釋城市中的行會為何要排斥農村中的生產。例如,佛蘭芒人的行會甚至派出密探到農村去毀壞承包加工原材料的家庭的機器設備。    
  一般說來,在現代歐洲的早期階段,實行管轄權統一的地區比實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區有較快的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增長發生在既進行政治變革又實行管轄權統一的地區。英國實現中央集權政府比較早,它是第一個成功地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市場的國家;在這個統一的市場中,地方性的貿易限制相對來說是極少的。雖然還缺乏充分的定量證明,但是根據大多數報道,英國的商業革命比荷蘭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加徹底。在17世紀,甚至可以推延到18世紀早期,英國陷入了國內戰爭和政治動亂。毫無疑問,政治動亂會帶來某些破壞及浪費,而且不利於長期投資;但是,在此後的幾十年內,穩定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在英國形成了;工業革命蓬勃發展起來。下述觀點也是普遍接受的:在18世紀中葉的英國,對貿易企業的限制比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少得多;而且在大部分地區都有較好的運輸條件。    
  同樣,正好在荷蘭聯合省經過鬥爭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之後,荷蘭經濟也享受了它的黃金時代;並且達到了17世紀歐洲發展的最高水平。至少某些在西班牙統治時期一直很強大的行會勢力被削弱了;而且在對於荷蘭的國際貿易至關重要的大多數部門中,行會的勢力並不那麼強大。此外,作為一個地勢較低、運河及天然河流縱橫交錯的海岸國家,荷蘭又享有非常便利的運輸條件。    
  法國顯然不具有像英國一樣的經濟統一。直到法國革命時期,它才消除了許多中世紀時期留下的貿易限制。然而,甚至在革命以前,法國也享受到某種程度上的管轄權統一。最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四和柯爾培爾時期出現了某些經濟統一和運輸條件的改善。與此同時,由於缺少用於戰爭和其他揮霍的錢財,路易十四經常給予行會以壟斷權力,以換取對它們徵收特種稅的利益;然而,勢力強大的特殊利益階層——貴族階層,通常卻能夠逃避稅收。儘管有柯爾培爾的關稅改革,但是關卡對待從法國某些省份來的商品的態度,就好像這些商品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樣。不過,在五個大農場以內,或在五個大徵稅農場以內,至少有一種統一的措施。這一片地區的人口數量等於或大於英國的人口。因此,儘管法國的經濟成就遠遠落後於荷蘭與英國,它卻不像歐洲四分五裂的德語和意大利語區那樣存在著地區性貿易限制,因而它的經濟成就似乎也一直較上述兩個地區為好。直到19世紀後半葉,德語地區和意大利語地區才實現了真正的管轄權統一。只是在這時,特別是在德國,才出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    
  當然,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因素,可以用來解釋歐洲不同部分在命運上的差別。因此,如果把本書的論點當作唯一原因的解釋,是十分可笑的。然而,這一理論能夠成功地解釋跨越不同國家的增長模式以及若干國家內部的增長模式;僅此一點,就足以引起特別的注意。    
  在美國,不僅有前面提到過的憲法條款,禁止各州對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設置障礙;而且一個多世紀以來,這種趨勢一直在向西部地區擴大。本世紀以前,美國的任何卡特爾組織或院外活動集團,都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新地區正有規律地不斷加入到這個國家中來。儘管在國家一級存在著高關稅率,但是競爭總是來自這些新加入美國的地區;而且,這些新地區的加入也擴大了國家的版圖與機構,因此在實現卡特爾化和進行院外活動需要時,都需要有更大組織。大批移民擁入美國,也不利於勞動市場的卡特爾化。此外,像所有其他由拓荒者建立起來的新國家一樣,美國是在沒有分利集團和僵化的社會階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考慮到所有這一切因素之後,對於美國經濟在實行憲法以後的一個多世紀內,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就不足為怪了。    
  (八)    
  我們在一開始討論過的例子,即創建歐洲共同市場的六國在60年代的高速增長,也可以用前面的模式去解釋。六國中最大的三個國家——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曾遭受多次動亂和侵略。這意味著,和不遭受動亂與侵略相比,這些國家具有相對說來較少的特殊利益集團;而且它們已有的各種組織通常是比較綜合性的。在法國和意大利,工會沒有在工業中堅持長期行動的資源與力量。在德國,各行業中成長起來的工會結構是非常綜合性的。    
  正如推論3所述,小型集團比大型集團能夠更快地和更嚴密地組織起來;所以,即使在遭受過最嚴重動亂的國家中,那些只有為數很少大企業的工業部門,也很可能首先組織起來。在意大利,盟軍的佔領一直不像在別處那樣徹底,一些法西斯時代建立的組織仍然在某些工業部門中保留下來。在所有的六國中,骨幹企業——常常是製造企業——的組織,經常具有一種通過關稅、限額進口及其他控制措施尋求保護其利益的動機。至少在其中的某幾個國家內,非常可能得到這種形式的保護。一旦排斥了進口,本國企業就可以在國內市場實行卡特爾化,從而獲取高額利潤。這正如美國諺語所說:「關稅是托拉斯之母。」如果外國的公司試圖進入一個國家去和該國的公司競爭,該國的公司就能夠利用民族感情而去爭取制定排斥或歧視跨國公司的法律。有時,例如像戰後路德維希·艾哈德時代的德國,由於出口商的經濟觀念和利益,經常存在一種反對保護主義的強大勢力。但是,像法國和意大利等其他國家,在共同市場建立以前,反對保護主義的力量卻非常弱小。    
  在法國和意大利,某種程度上也在其他大多數國家內,制訂與執行這種關稅、進口限額、外匯管制以及對外國公司的限制措施的集團體系與政府的政策構成了對經濟效率的主要威脅。例如在法國,正如讓-弗朗西斯·亨納特(Jean-Francois    
  Hennart)在其論文「比較增長率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案例」一文中所描述的:外匯管制、進口限額與貿易許可證,幾乎已經把法國市場和外國的競爭隔絕起來;原材料經常由貿易協會分配;在許多重要的部門內,貿易行業協會控制價格並分配生產任務。在這種情況下,保護主義與卡特爾化造成的損失可能是很大的。如果共同市場有權決定貿易保護的水平,制定有關生產要素流動與外國公司投資經營的法規,從而打破每一國家國內企業聯盟的抵制,這時經濟效率將會相對地提高。六國中較小的幾個國家,在許多方面雖然有所不同,但是它們都從自由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其部分原因是由於這些國家很小,若奉行保護主義政策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於是,由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大多數創立國都是具有集團結構與奉行保護主義政策或規模較小的國家,這些特徵使得共同市場對它們特別有用。如果共同市場選擇了排斥外部世界的高關稅政策,就不可能出現已經取得的進展;然而,「重要的肯尼迪關稅減免談判」保障不出現這種情況。    
  參加各種號稱「共同市場」的國家,並非都得到了像歐洲共同市場六國中大多數國家一樣多的好處。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從一個關稅同盟中得到好處,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它加入關稅同盟以前所實施的貿易保護程度以及所加入的關稅同盟的(較低)保護程度。就法國和意大利而言,共同市場對它們肯定意味著更自由的貿易與生產要素流動政策,而假若它們不加入共同市場,則不會有這樣的政策。就英國而言,長期以來有組織的出口商和倫敦城中的國際金融團體的利潤一直是很大的,它們原來的保護程度可能不太高;因此,加入共同市場後英國貿易並未明顯地更加自由化。當許多高關稅的地區合併統一起來的時候,即使統一後的對外關稅和統一前一樣高,關稅壁壘通常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那些原來關稅很低的國家,卻早已得到了貿易的大部分好處。    
  一個社會的各種集團結構不同也會使參加共同市場的效果有所差別。在英國,各種專業人員、政府僱員和許多企業,例如,在倫敦的高街或鬧市區的零售商,都有自己的強大組織,因此,它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國外競爭的影響。加入共同市場以後,雖然決策權轉移到更高的管理機構會減少他們院外活動的權力,但是,較為自由的貿易不會明顯地削弱他們的集團組織。對於制適業企業來說,較多的外國競爭能夠削弱工會的力量,因為勞動力成本遠遠偏離現行價格的製造業企業,這時必須或者減少其生產規模,或者在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下堅持生產。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也是間接的;可能不會像進口商品時對製造業卡特爾權力的直接削弱得那麼大。    
  在生產同類商品時優勢相差不大的幾個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理由需要互相進行貿易,在此情況下,雖然這些國家一直在醞釀或做出努力希望建立某種共同市場,但是這樣做決不會促進經濟增長。由於這種或其他的原因,不能籠統地說一個關稅同盟對某一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否必定有好處。必須根據過去貿易保護的程度、該國內部各種集團的結構、關稅同盟成員國從貿易中可能得到的利益以及在每種具體情況下的其他因素才能作出判斷。    
  (九)    
  前面已提到,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經濟增長率和英國的增長率沒有太大區別;儘管這兩個國家相對於它們的人口來說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最近已經落後於西歐許多人口擁擠和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我們用前面分析管轄區統一問題的方法考察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關稅水平,並且注意到這兩個國家具有相對較長的免受侵略與政治穩定的歷史,就會得出對這兩個國家低速經濟增長的新解釋。    
  表 5.2  平均工業關稅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世界」權重c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單平均a    本國進口    在BNT總量中的   在每種BNT商品中    
  (不考慮權重)    權重b     進口權重d    進口權重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76年    
  東京談 1976年  東京談    
  1976年  東京談  1976年  東京談    
  平均  判以後 平均  判以後  平均  判以後  平均   判以後     
  澳大利亞    
  徵稅商品g  28.    
  8  28. 0  29.1  28. 1  27.8  26. 7  26.4  25.2    
  總進口商品 h 16.9  16. 5  15.4  15.1  13.3  12.8   13.0  12.6     
  新西蘭    
  徵稅商品   31.4  28. 3  28.6  25. 5  33.0  30.4   30.2  27.    
  5    
  總進口商品  24.3  21.9  19.7  17.6  20.5  18.7   18.0  16.3    
  歐洲經濟共同體    
  徵稅商品   8.8  6.0   9.8  7.2   9.5  7.0   9.6   7.1    
  總進口商品  8.0  5.5   6.3  4.6   7.0  5.2   6.9   5.1     
  美國    
  徵稅商品   15. 6  9.2   8. 3  5.    
  7   9.2  5.5   7. 6   4.    
  8    
  總進口商品  14. 8  8.8   6.2  4.3   7. 1  4.1   5. 6   3.5     
  日本 i    
  徵稅商品   8. 1  6.    
  2   6.9  4. 9   8.0  5. 7   7. 9   5.5    
  總進口商品  7.3  5.    
  6   3.2  2.3   6.    
  1  4.4   5.8   4.1     
  加拿大    
  徵稅商品   13.7  7.    
  8  13.1  8. 9  12.0  7.3   12.9   8.3    
  總進口商品  12.0  6.8  10. 1  6.8   8.9  5.    
  5   9.4   6. 1     
  奧地利    
  徵稅商品   14.2  9.    
  8  18. 8  14.5  15.9  12.0   17.    
  0  13.3    
  總進口商品  11. 6  8.    
  1  14. 5  11.2  10.5  7.9   10.9   8. 5     
  芬蘭    
  徵稅商品   17. 0  14. 6  11.6  9.2  11.2  9.0   11.5   9.1    
  總進口商品  14.3  12.3   8. 2  6.    
  5   6. 7  5. 3   6. 7   5.    
  3     
  挪威    
  徵稅商品   11.1  8.    
  2  10. 5  8. 0  10.2  7.4   10.0   7.5      
  總進口商品  8. 5  6.    
  3   6. 4  4.9   5.    
  8  4. 3   5. 8   4.    
  4     
  瑞典    
  徵稅商品   7.8  6.    
  1   7. 7  5.9   7.    
  4  5.3   7. 1   5.    
  2    
  總進口商品  6.2  4.9   6.3  4.8   4.6  3.3   4. 5   3.3     
  瑞士    
  徵稅商品   3.7  2.    
  7   4. 1  3.3   4.    
  2  3. 1   4.0   3.1    
  總進口商品  3.7  2.    
  7   4. 0  3.2   3.3  2. 4   3.2   2.4    
  資料來源:哈維·巴爾博士(Dr.Harvey    
  Bale),美國貿易代表處。    
  a.計算平均關稅水平時,假定所有的商品都同等重要。    
  b.    
  每一種關稅的相對權重.由該國進口某種商品的數量決定。    
  c.每種關稅的重要性,由該商品的世界進口量或由徵收該種關稅的商品總量決定。「世界進口」是指表中所列國家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的進口。    
  d.「BNT」指布魯塞爾關稅命名法(Brussels    
  Tariff Nomenclature)。每種關稅的權重由它在BNT商品分類中所屬類別的世界進口量決定。    
  e.    
  每種關稅乘以由該種商品的世界進口量決定的權重;計算時使用最詳細的商品分類。    
  f.該欄根據東京關稅削減談判實際以後的數據計算。    
  g.計算平均關稅率時,只考慮那些實際徵收關稅的商品。    
  h.這一欄既考慮徵收關稅的商品,也考慮免征關稅的商品。    
  i.根據一些流傳的證據以及一些片斷的印象:日本消費者必須為許多進口商品付出相對較高的費用。另外,這裡的數據並未包括農產品進口的關稅;由此產生一個問題:實際的保護程度可能要比表中的數據為高。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當計算不同國家的平均關稅水平時存在著一些問題。在平均關稅中,重要商品應該比次要商品占較大的比重。但是,對於一個國家,每種商品的重要性不能根據它的進口數量決定;因為,如果對這種商品徵收很高的關稅,那麼不管這種商品多麼重要,這個國家也不會進口得太多。所幸的是已經有了一些計算平均關稅水平的方法,即在計算中由某種商品的貿易量在世界總貿易量中所佔比例的大小,決定該種商品關稅在其中所佔的權重;所謂世界總貿易量指的是在世界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那些國家的貿易量。作者所能找到的這方面的最新計算是由美國貿易代表處完成的。這些計算結果以前從未發表過:它們被列入表5.2中「世界權重」一欄內。遺憾的是,表5.2給出的平均關稅水平可能低估了實際的保護程度。因為在計算中沒有把進口限額及其他非關稅貿易限制考慮在內,同時這些計算是以國際貿易理論中所謂的名義保護率而不是以實際保護率為基礎的。不過,表5.2還是能作為瞭解不同國家中工業品的相對保護程度的一種近似的指南。這是由於非關稅的貿易限制措施的制定者和關稅的制定者屬於同一組織或政治勢力;而且,至少在發達國家中,各國非關稅貿易的限制似乎和關稅的變化方式相類似。正如其他機構以前所作的計算結果一樣,表5.2中不同欄所提供的各種計算顯示了明顯的相似結果,這可能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表5.2中的結果表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特別是新西蘭)的關稅比表中其他國家高得多。它們的保護程度比歐洲經濟共同體和美國高出一至兩倍,是瑞典和瑞士的四倍到五倍。正如根據關稅水平所推想的一樣,新西蘭的進口限額措施也是相當嚴厲的。由於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經濟規模都比較小,其保護程度的影響相對變大了。從發達國家的標準看,這種保護程度的影響之大是絕無僅有的;對於像美國或日本這樣的大國經濟,如果實行像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那樣高的保護程度,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所造成的損失就不會那樣大。    
  本書所提出的理論認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製造公司與城市利益階層肯定已經組織起來尋求保護。當它們取得這種保護地位的時候,它們有時就能夠採取寡頭獨佔或卡特爾行動;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由於高關稅和對國內競爭的種種限制措施,即使付出比在競爭條件下更高的工資,企業也能夠生存下去。這時工會比在其他情況下有著更大的餘地從壟斷勞動力市場中得到利益。對亞洲移民所進行的各種限制進一步有利於勞動力市場的卡特爾化。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兩國享有長期的政治穩定與免受外來侵略的歷史,使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很難被淘汰,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更多的組織在這一溫床中產生出來(推論2)。這樣發展的結果意味著:在這兩個國家內,原來不受卡特爾組織和院外活動集團控制的部門或地區最終也會高度地組織起來,從而使當初人均收入水平特別高的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最終落後於歐洲各國家,儘管後者的自然資源相對其人口而言比澳新兩國貧乏得多。    
  有必要根據這一理論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歷史進行更細緻的研究。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這兩個國家的歷史無疑也是非常複雜的,不可能用任何一種單一的原因來解釋其歷史的發展。最終的結論應該留給專門的研究去作。但是,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初步研究已表明,本書理論非常符合這兩個國家的情況。    
  將英國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相比較,會把前者的經濟問題闡述的更清楚。英國對貿易的限制一直很少。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英國的工業出口商具有自己勢力強大的組織;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它繼承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可能意味著,儘管英國具有更長的政治穩定的歷史,但是其經濟的某些部門卻比澳大利亞或新西蘭的相應部門向外國的競爭者更加開放。像英國一樣,澳大利亞也是一個勞動力在城市高度集中的工業化國家。但是,在澳大利亞及其鄰國以外的競爭市場上,有多少買者曾經買過它製造的產品呢?從澳大利亞到美國與歐洲的運輸成本固然很高,但是從日本到這些國家的運輸成本也很高。也許澳大利亞的某些製造品在生產上比別國可能沒有比較優勢,從而即使它實行另外的貿易政策,我們也不大可能在其他國家看到這些澳大利亞製造的產品。然而,由於大部分身體健康、受過良好教育的澳大利亞人都從事範圍廣泛的各種製造品的生產,而這些產品之中向國外出口的數量卻少得可憐,這足以說明其資源被嚴重濫用了。與此相反,英國的製造品的出口卻相當普遍,雖然它在世界出口量中所佔的比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由於繼承了封建時代的傳統,英國各種分利集團的社會影響,卻比澳大利亞或新西蘭嚴重得多。    
  本書提出的理論,也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某些經濟業績上的其他差別。現在讓我們來考察瑞典和瑞士的情況。這兩個國家已經達到了比大部分西歐國家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表5.2表明,瑞典和瑞士(特別是瑞士)其貿易保護程度是相當低的。我們還注意到,日本經濟在60年代比50年代增長得更快,儘管它在50年代通過引進國外技術得到了比以後引進更多的好處。正如阿爾弗雷德·霍(Alfred    
  Ho)在其論文《日本在60年代的貿易自由化》中所強調的: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自由化比率」衡量,在1960年與1965年之間日本的貿易自由化比率從41%提高到93%。最後,我們再來看西德的情況。加入共同市場以前,西德的經濟政策已經相當自由化了。和歐洲共同體中的其他夥伴如比利時、法國與荷蘭相反,西德經濟在50年代比60年代增長得更快。我再次強調,雖然增長與繁榮通常包括許多不同的原因;但是,要舉出增長和繁榮與比較自由的貿易政策密切相關的例子,肯定是俯拾皆是的。    
  (十)    
  矛盾的現象仍然存在:一方面,在較快的經濟增長和比較自由的貿易政策之間經常存在著聯繫,不管這種聯繫是通過統一管轄產生的還是由取消關稅產生的;而另一方面,若干精確的計算結果表明,相對來說,貿易創造的利益並不大。的確,我們已經看到了許多實例:較快的經濟增長和較自由的貿易密切相關,所以,上述矛盾現象更尖銳了。如果比較自由的貿易能導致較快的經濟增長,為什麼它沒有在由貿易自由化所應產生的交易利益中表現出來呢?    
  出現上述矛盾現象的原因在於:較自由的貿易具有一種更深刻的優點,後者不可能用通常的相對地靜態的方法加以衡量。普通的衡量方法之所以失效,是由於這種效益不是由參加貿易一方在國際交易中由自由化所得到的直接利益,而是表現在商品進口國由於經濟效率提高而產生的其他收益——這種效率的提高有別於並超出該國生產的比較優勢之上。    
  對於並非經濟學家的讀者,指出以下這一點是必要的:對自由貿易發生原因的傳統解釋是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這一理論至少可以追溯到大衛·李嘉圖,他是後來的經濟學家們有幸可以站在其肩膀上的巨人之一。許多優秀的教科書都已經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清晰而嚴謹的闡述,因此,在此我們既無需對這一理論作進一步的解釋,也不必再舉出一些例外的情況說明關稅也可能產生某些好處。有關比較優勢的文獻,既具理論價值又富有魅力,每個人都應把這些寶貴文獻當作他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然而,在這些豐富的文獻中,只有一點是以下的分析所必不可少的:由於比較優勢而產生的生產成本差異是自由貿易發生的原因。傳統的看法認為,生產成本的差異由以下因素引起:不同國家自然資源的天賦條件的差別;不同經濟中勞動力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組合比例的差別;或不同經濟中由專業化分工所形成的規模經濟的差別。如果在各個經濟之間允許進行自由貿易,而且運輸成本可以忽略不計,那麼,當某些由於具有優越資源條件的國家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生產某種產品時,另外一些國家的生產者就不會再去生產這種產品。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只生產成本低於或等於其他國家的那些種類的產品時,那麼,消耗同樣多的世界資源,就將能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一個實行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進口商品競爭的國家,必須刺激消費者從成本較高的國內生產者那裡購買商品;而生產者生產這些商品時則消耗了較多的資源。反之,如果讓這些生產者僅從事他們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活動,則利用同樣多的資源,通常會生產出對這個國家價值更多的產品;由此多賺得的利潤則可以用來進口該國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一般說來,在較為自由貿易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能夠得到更多的各種商品;或者至少在不減少其他商品數量的條件下,獲得更多的某些商品。    
  雖然本書提出的理論與傳統理論有相通之處,但是它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不同。為了證明比較自由的貿易能夠帶來超出於比較優勢或生產成本的差別所產生的額外利益,讓我們首先研究一個國家的情況。假定這個國家在生產某種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它出口這種商品;但是,同時又如推論2所述該國國內已積聚起一批特殊利益集團。假定出口某種商品的生產者們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有能力進行院外活動和壟斷活動的組織。但這些出口商似乎並無興趣要求對他們出口的那種商品徵收進口關稅,因為他們在生產這種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就足以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成本更低的這種商品從國外進口。事實上,出口商們往往不要求關稅的保護。為了說明這一現象的邏輯,同時為了闡明一類重要的(即便是非典型的)案例,我們必須注意到出口商們也可能從徵收進口關稅中得到好處。如果徵收了進口關稅,則他們可能把更多的在國內市場上以較高價格銷售的產品轉移到世界市場上去。(在世界市場上,商品的需求彈性通常較大。)因為他們這樣做不會對世界市場價格影響得太多。換言之,有組織的出口商們這時可以由價格歧視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即使該國擁有並且假定它能繼續保持生產上述商品的比較優勢,取消進口關稅並實行比較自由的貿易政策,將仍然能提高生產效率。因為,從社會意義來說,徵收進口關稅只對組織起來的出口商們建立的低效率的兩種價格體系才是必要的。這個例子已足以證明:從比較自由的貿易政策中得到的利益,不是來自於比較優勢理論或各國之間的生產成本差別理論,而是來自於自由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對特殊利益集團的約束。    
  為了揭示這一問題更為重要的一方面,可假定有好幾個國家在生產同類產品上都具有比較優勢。若它們天賦的自然資源和相應的生產要素都完全相同,並且不存在任何規模經濟的影響。再假定,由於某種原因,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程度都很高,而且長期以來社會一直相當穩定。於是,根據推論2,它們國內都已逐漸形成了一個緻密的集團網。由此,根據推論4,這些集團具有一種動力將更大份額的國民收入分配給它們的成員,而不是設法提高社會的效率。根據推論6、7、8和9,它們將必然導致決策速度降低、資源流動減少、社會鴻溝加深、法律條文繁瑣,而且它們社會的經濟增長速度變慢。    
  現在,假定取消這些條件完全相同國家之間的關稅;並且,為了保證能夠處理可想像的最棘手的情況,我們再假定,在每個國家中的分利集團聚積程度甚至也是相同的。於是,在這種假設下,甚至基於我們稱之為「機構比較優勢」(institu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貿易也不會發生。然而,即使作出了這些最不利的假設,貿易自由仍然會作出巨大的貢獻。根據「集體行動的邏輯」和推論3,我們知道,組織大的集團要比組織小的集團更困難。當沒有關稅的時候,任何卡特爾組織為了有效地進行自己活動,需把所有國家中生產同類產品的所有企業都吸收進來(除非有些企業的運輸成本很高以致形成了天然的關稅障礙)。因此,為了建立一個有效的卡特爾組織,就需要組織更多的企業和工人。語言和文化的差別也可能使建立國際卡特爾組織比較困難。由於在相互獨立的國家之間實行了自由貿易,就不能通過任何方式再利用政府的強制性權力來加強卡特爾組織所需要的對產出的限制了。同時,也沒有任何方式在所有國家中間再去建立維護特殊利益集團利益的法律,因為並沒有任何共同的政府存在。當然,每個國家單獨的政府,仍然可能在它的國家內通過會導致效率降低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由於人口和其他資源可以自由流動以及貿易自由,資本和勞力最終必將流向具有較高效率和較高收入的國家,從而使這種法律失效。    
  由於國際卡特爾化的種種困難,在實行自由貿易以後的某段時期以內,每一個國家的企業將有機會把產品銷往由卡特爾控制較高價格的其他國家,以獲取較大利潤。即使企業在它們自己的國家繼續遵守本國卡特爾的規定,但是由於它使外國卡特爾制定的價格不斷下降,所有的卡特爾終將瓦解。隨著卡特爾組織的消失,推論4、6、7、8和9中提出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於是經濟效益隨之改善,而經濟增長率得以提高。    
  如前所述,目前的經濟理論已經變得更像牛頓力學而不像達爾文生物學,因此,有必要在經濟理論中補充一種進化論的和歷史的方法。被稱為國際貿易的那部分經濟理論同樣也是如此。對國際貿易的傳統解釋集中在比較優勢理論上,這無疑是深刻的和有價值的。但是,如果能更廣泛地研究國際貿易理論,則世界將處於更有利的狀況。應該把根據第三章分析所發展的考慮時間變化的理論補充到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來。以傳統理論為基礎的靜態比較計算在論證經濟增長與比較自由貿易之間聯繫上的失敗,表明了有必要這樣做。    
  (十一)    
  本書所提出的理論的政策含義是什麼?這一問題在前一章中就已經提出了。在評審本書初稿時,有些評論者普認為,本書理論的主要政策含義表明:應該發生一場革命或其他形式的動亂才對社會有利。這種來自左翼或右翼的意識形態觀念只會歪曲我們對事實和邏輯的研究,因此作者摒棄這種意見,並希望曾經同意這種看法的讀者只是受了一場虛驚。現在既然由本書理論很容易推導出一種比較溫和與比較符合傳統觀念的政策藥方,作者在此可以大膽地宣稱:如果某些讀者是主張在贊成與反對革命的理論之間採取不偏不倚的完全中間立場的話,那麼,本書的理論的確使天平偏向了革命的一方;作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不會使讀者嚇得不敢讀完本書的以後部分。    
  現在,讓我們來考慮法國的革命。這場革命帶來了無數可怕的流血和破壞,引起或加劇了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分裂;這些分裂使法國幾代人沉淪於紛爭,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同時,如果這裡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話,法國革命也消滅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某些陳腐落後的封建枷鎖、集團與階級。然而,說本書的理論偏向於革命事業,這無異於對各種社會中的許多讀者宣稱:像懸掛滑翔一類危險運動的優點,是死得痛快,從而可以減少人們被像癌症之類慢性病痛苦地折磨而死的概率。這個觀點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它過於片面,決不足以改變正常思維的人們的明智選擇。    
  作者希望既然我們大家都不會忘記在大多數情況下其他因素的極端重要性,那麼,指出以下一點也不致於引起誤解:本書理論中的這種「革命」推論並不總是不重要的。某些保守主義者認為:如果社會組織已經存在了很長時期,那麼這些組織必然有益於社會。現在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這些保守主義者的觀點是錯誤的。讓我們再一次稱頌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言:「自由之樹必須不斷地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去澆灌。」此刻,我們還是把這種過於戲劇化的問題放在一邊,先來討論具有廣泛應用的政策含義。    
  從任何方面看,政策藥方都不是為了獵奇或革命。事實上,根據作者一貫強調前輩和同事的貢獻的思想,作者同樣認為,這裡的政策建議也應歸功於所有對這一問題提出過認真意見的學者們。但不幸的是,這一政策建議往往被人們所忽視,而且即使加以考慮,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如本章讀者早已預見到的,本書理論的政策含義就是:應該實行比較自由的貿易政策,並允許生產要素和企業毫無阻礙地自由流動。    
  這一政策建議是否如作者所述往往被人忽視?任何對此點持懷疑態度的讀者請注意如下事實:大多數已經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流動的著名案例,都不是由於該國政府採納了經濟學家的建議,而完全是或大半是在執行其他目標的政策時的一種巧合的結果。作者曾試圖在本章中證明:對於限制產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貿易壁壘,最明顯的削弱在於壁壘長度的縮短,而不在於壁壘高度的降低——而這正是由管轄權統一所促成的。這種由現代歐洲早期中央集權帝王實行的管轄權統一,決不是自由思想教育的結果,而是帝王們追求權力和錢財的產物。美國和德國的管轄權統一,則在更大程度上起源於民族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原因,而較少起源於經濟的原因。這兩個國家如此重大的自由化進程出於無意的最好證明,就是它們在國家層次上實行的關稅、托拉斯和卡特爾化,而後面這些政策正好是反自由化的。即便是歐洲共同市場的創立,也多半是出於懼怕蘇聯帝國主義的入侵,出於希望借此提供一種不再發生另一場法德戰爭的保障,出於倣傚美國和對強大美國表現出的不安;而不是出於對由比較自由的貿易和要素流動中可以獲得更多收入的嚴密分析。專家們早就已經知道,通過實行比較自由的貿易,一個國家只要單方面降低自己的關稅壁壘而無須通過參加關稅同盟,就可以從中得到大部分或全部利益。的確,實行自由貿易通常要比參加關稅同盟所獲得的利益多得多。不過,單方面降低關稅卻是很少見的。    
  雖然許多教科書闡述過主張實行自由的或國際主義的貿易政策的其他原因,但是這一政策還能從我們提出的理論中得到另外的支持;因為自由貿易和生產要素流動可以使分利集團削弱或消失。如果實行自由的國際貿易,就會形成不受任何院外活動集團控制的國際市場。正如我們已經討論過那樣,自由貿易削弱了企業的卡特爾化;自由貿易間接地減少了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壟斷權力。生產要素和企業的自由流動對於分利集團是一種致命的打擊。如果國內的企業家能夠不受任何約束地向外國人出售股票或從國外借款,那些在國內缺少資金或活動渠道的企業主將能夠更及時地由國外獲得所需要的資助,從而能和已有的其他企業展開競爭。他們甚至能夠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打破在具有明顯規模經濟的行業內大公司互相勾結所形成的壟斷。如果歡迎外國公司或跨國公司到一國投資生產,並且允許它們在平等的基礎上和國內的企業展開競爭,它們將不僅會經常帶來一些新鮮的觀念,而且還會使國內市場更富於競爭性,從而可能使卡特爾組織陷於瓦解。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所要購買的商品;工人可以自由選擇這些外國或跨國公司所提供的新工作崗位。消費者和工人不會由於跨國公司的介入而受到損失。但是,那些勾結起來形成卡特爾或寡頭壟斷的人們,可能使消費者和工人相信向外國開放對他們是不利的,這就是外國及跨國公司一般難於進入他國市場的原因之一。    
  反對勞動力跨國界流動,也出於類似的動機。雖然,急劇湧入的大量移民,會明顯地引起社會關係緊張及付出其他社會代價,但是這些代價並不是限制外國勞動力流入的唯一原因。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對於移民和外籍工人的限制,主要是由特殊利益組織促成的,這些組織代表了那些將不得不與移民進行競爭的工人們的利益。於是,工會極力要取得限制外國的體力勞動工人流入的權力;醫療組織要對於外國培養出的醫生實行嚴厲的資格審查等等。例如,美國的各州不僅對於進入大部分行業進行控制,而且還經常控制諸如美容、理發、針刺治療及避雷針製造安裝等分散性職業。這方面的控制措施還經常把來自美國其他州的開業者排斥在這些職業之外。在西歐的各個國家中,對於移民和外籍工人允許流入與就業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別。雖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影響因素應該考慮在內,但是,人們得到的初步印象是:工會組織愈弱的國家,所允許流入的勞動力的相對比例就愈高。    
  當一個人口密度已經很高的國家流入較多的勞動力時,根據收益遞減定律,人均收入或職工平均收入的增長將會下降。然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已經證明:人均收入一直高速增長的發達的工業經濟,往往就是那種吸收了大部分新增勞動力的經濟。金德爾伯格用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著名的「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增長模型」解釋了這一現象,他的這一假設值得認真研究。    
  對這一問題的另一部分解釋是:勞動力流入的規模影響到特殊利益職工組織的力量。如果很容易招募一大批比較便宜的外國勞動力,而工會已經把國內企業的勞動力成本提高到相當高的程度,這時,乾脆僱傭外國勞動力來建立新企業或機構更有利可圖。由於有這種新企業的競爭,就減少了特殊利益組織在已有企業或機構中依靠對勞動力的壟斷而得到的利益。如果這些工會要吸收外國工人作為新會員,至少會由於文化傳統和語言的差別或由於工作的臨時性質而延遲時間。同樣,外國專業人員的自由流入,當然也會削弱多種專業人員的卡特爾集團。    
  最後,我們必須評價一個流行的論點,即英國的經濟困境完全是由工會造成的。這一論點在某種程度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又是正確和重要的。它之所以極端錯誤,是因為企業的聯合(由於數目很少)使它們能夠而且經常地在其共同利益基礎上進行合謀,企業聯合比大量工人進行聯合要容易的多。這種片面反對工會的論點還忽略了專業人員卡特爾的作用,後者一般資格很老,而且,英國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可能為此付出比普通工會更高的代價。這一論點還忽視了英國的階級結構、卑視企業家的和商人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與英國工會模式的成長一樣,是由同樣的邏輯與廠史形成的。    
  儘管這一反工會的論點有以上缺點,但它確實還有一個重要的優點(如果職業團體也算作工會的話)。這一優點的來源在於:英國勞動力的淨流入相對而言一直是比較少的,而且當事態表明移民趨勢將變得嚴重時(例如從南亞和加勒比地區大量湧入英聯邦的移民),勞動力的流入很快就被限制住了。如果從長期的和歷史的觀點分析,我們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英國沒有形成針對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的特別高的保護水平或超常的限制性法律。戰後多邊的關稅減免協定,共同市場的建立,以及運輸成本的降低,這些都促進了英國國際貿易的根本性增加。於是,那些從事出口或與進口商競爭的企業,並沒有從特殊利益集團中得到它們大部分的利益,除非它們能夠組成國際卡特爾集團。例如,那些在城市中提供國際金融和保險服務的公司,大體說來必須具有與之競爭的外國公司同樣的效率。這就表明,英國那些不面向外國競爭、同時又極易受集體行動組織影響的那些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其「英國病」表現得最為嚴重。例如,那些反對在城市效區建立購物中心和超級市場的「高街」富商大賈們,能夠大搖大擺地組織院外活動集團和進行共謀,因為他們絲毫不必擔心顧客們到海外去購買物品。於是,英國帶有地方色彩的工業和服務行業、建築業、政府部門、職業人員、以及(正如上述片面論點所指責的)工會,可能構成了英國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由於工資支出吸收了大部分國民收入,並且許多勞動者都有其自己的組織,那麼,在影響經濟增長方面,工會自然也具有重大的影響。    
  遺憾的是,英國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早期的經驗表明,僅僅有自由貿易是不夠的。即使自由貿易與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相結合,也不能成為萬應靈藥或完滿的解決方案。自由貿易及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必須和旨在削弱與抵消卡特爾化及院外活動集團的其他政策措施相結合。然而,即便再加上其他政策,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包羅萬象的或永久性的對策。這是由於分利集團具有抵制任何變革的動力和權力,因為變革會剝奪它們所攫取的擴大了的社會產出份額。借用馬克思創造的一個術語,就是在穩定社會的發展中,存在著一個「內部矛盾」。但這並不是馬克思所發現的那個「矛盾」,而是在和平穩定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與政治的進步同由穩定環境中聚集起來的分利集團網所造成的長期損失之間的矛盾。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六章    
   不平等、歧視與發展           
  (一)    
  檢驗任何理論,只找少數幾個似乎支持這種理論的事例是絕對不夠的。如果將這種理論的各種預言應用到大量的實例中去,而僅對其中的少數進行討論,那麼總是有這種可能性:只分析了那些碰巧與這種理論相一致的例子,而以後對取得的其他證據進行透徹的分析卻表明,這種理論是靠不住的。本書中的理論有著多方面的推論,可以解釋不同國家與不同歷史時期的一系列如此驚人廣泛的現象,遺憾的是無法考慮對這種理論進行徹底而細緻的全面檢驗。這種全面檢驗不僅一本書的篇幅遠遠不夠,而且所要求的知識面也比作者所具有的或能夠希望獲得的要廣泛的多。然而,此處並不列舉無代表性的事例,因為我們考察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對國民收入作首次正式估計以來的所有發達國家增長率情況(見第一章內的表1.1);這樣,就我們所考慮的戰後發達國家的情況來說,就不可能只考慮了那些碰巧適合於這種理論的事例。爭論的問題也許在於,這種理論是否符合這些國家增長率的所有重大變化,或只符合它們之中的大部分;但是,由於我們同時還強調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因此,甚至其中最值得懷疑的數據,也能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本書理論是符合發達國家戰後經驗的。    
  另一方面,還存在這種可能性:即戰後發達國家本身在某些方面並不具有代表性,而這些方面對於確定這種理論的可信程度(如果有的話)是至關重要的。具體說,一種實際的可能性是:這些國家的數據符合這種理論純屬偶然,雖然各國工業對比與短期經濟增長模式所提供的附加證據以及來自美國48個州的大量確鑿數據說明,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小。另一種可能性是有某種全然不同的因果機制在起作用,並產生與本書理論所預示的幾乎相同的結果。第三種可能性是,對於這些國家來說,這種理論是正確的或者大體是正確的,但不能應用到像發展中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這些其他類型的社會中去。    
  本書闡明的理論符合現代史初期的英國、荷蘭和法國的經驗,符合該時期內歐洲各國的增長模式以及19世紀美國和德國的增長狀況,而其方法本身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防止出現上述各種可能性。實際上,正如我們將在最後一章所看到的那樣,此理論也與兩次大戰之間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異乎尋常的特徵相一致,因此,可以認為這種理論也適用於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方各國完全背離正常經濟軌道的情況。    
  但無論有多少附加證據可以證明此理論符合發達國家和西方現代經濟的發展歷史,但它仍有某些令人信服的結論可能不符合非西方社會(也許日本除外)。也許非西方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因果關係在起作用。正如學識淵博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西歐基督教、尤其是清教主義的某些精神對於資本主義和經濟進步是特別有利的。儘管對於韋伯這種迷人的論點在歷史上眾說紛紜,但我們不得不懷疑:是否本書所述形成集團的過程也只限於西方的文化或宗教觀念,從而只會在西方文明中出現?除非在幾個具有其他文化傳統的社會中存在著類似形成集團過程的證據,否則不應輕率地認為同樣的趨勢將會在其他文明世界中起作用。    
  (二)    
  實際上,在各種非西方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形成集團過程的跡象。例如,在穆斯林國家(甚至是麥加),在拜占庭、中國,在古希臘時期,甚至在巴比倫王國都曾經存在過各種行會組織。而且這些行會都帶有與卡特爾目標同樣僵化與保守的標記:如限制會員資格、固定價格、長期學徒制(只有會員子女和親屬才能豁免)、以及限制產業和革新的規章制度。正如在近代許多研究工作發現在發達的和發展中的國家中同樣都存在著對於價格和盈利機會的反應一樣,可以預期在極不相同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社會中也同樣地存在著渴望從卡特爾化和政治權力中獲得收益的強烈願望。儘管當不發達狀況下的那一部分世界不能像歐洲經濟史那樣提供十分明顯的對比,但問題仍然是清楚的,這就是說:無論在那一種文化背景下,行會和其他分利集團對於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通常都具有同樣有害的影響。    
  19世紀後期的中國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在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動亂中某些行會受到了破壞,但行會仍是強有力的,尤其是在19世紀後期。中國問題的權威霍西·巴勞·摩西(Hosea    
  Ballou Morse),(他在中國開闢「通商口岸」期間,當過一段時間的中國海關專員)在他的著作《中國行會》(1909年發表)中寫道:「所有的中國貿易行會都無例外地進行事無鉅細的干預和要求其成員利益完全一致,而且其行會章程並非虛設而要強制執行。其結果是團體對個人的專制,以及形成一種按其本質來說是妨礙企業自主性、個人獨立性和首創精神的控制體系」。    
  某些經濟學家爭辯說,除非動用政府的強制權,否則不可能存在強力的壟斷和卡特爾獨佔權;然而中國行會提供了異乎尋常的明顯例證,說明上述觀點是錯誤的。在行會和政府官員之間確實存在著共生關係,從而可以應用政府的強制權力以實現行會與政府官員之間的共同利益。然而,摩西是這樣描述的:「這種商業行會已發展成熟,並脫離政府而獨立於政府之外;它們……制訂了自己的法規,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來強制施行這些法規。」摩西證明中國的行會能夠強制執行它們的各種法規:    
  部分地由於中世紀形成的輿論的強大推動力以及幾個世紀中行會所採取的聯合抵制行動的發展,行會事實上獲得了對於它們各自貿易的強大和幾乎是毫無限制的控制……行會對其成員的絕對控制,不是由於任何特權或別人所授予的權力,而是由於團體聯合的權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於個人的強制……手工藝者與其說是作為一個行會成員,倒不如說是像一個光身遭受暴風雪襲擊的行人。     
  甚至行會會員個人就其行會中的利益向政府上訴之前如果不報請行會審議,他也會受到排斥。另一位評論家丹尼爾·J.麥克戈旺(Daniel    
  J.Macgowan)在具體說明行會的作用時,作了下列引證:如果「上訴者事前沒有將問題提交行會,而是直接求助於政府官員,那麼他將受到輿論譴責,而且他以後針對行會提出的任何訴訟將不予理睬而被駁回。」    
  行會的權力甚至可以用來反對政府。在麥克戈旺的關於金箔行會的報告中就有一個這方面的可怕的例子。這種金箔行會提供皇帝大量購買的金箔。行會章程規定,每一個會員每次不能擁有一個以上的學徒。但是有一個行會成員向地方官員提出要求,是否可以允許他僱傭一定數量的學徒工以加快工作進度。他得到了批准並僱傭了大量的學徒。這種產出增加並使價格下降的行為激怒了行會。行會在會員中散佈說:「把人咬死不會犯殺頭之罪」,顯然這是根據這樣一種野蠻邏輯,即法官無法判定哪個人咬的哪一口是致命的一口,因此無法找出主犯來處決。於是,這個可憐的行會成員很快就在他的123個同伴的殘忍咬啃下喪生。會員在沒有咬下這個可憐蟲的一塊肉(完成所謂「職業道德」的行為)之前,不允許離開作坊。儘管後來咬第一口的那個人被查獲並被處決了,但由此任何人至少都會預想到,即使皇帝是買主,那些妄想提高產量或降低價格的瘋子也會因此而變得理智一點。    
  顯然,由於中國是一個長期統一的國家,在貿易上實行徵收關稅或通行稅,但行會的作用無疑也因此而加強了。另外,中國對國外貿易一直實行著有效的限制政策(因為所有進口商品必須通過設在廣州的一個專門行會),直到西方國家使用武力同它簽訂條約,才開放了幾個通商口岸,給外國人以通商的機會。在那些通商條約簽訂之後,又進行了許多努力,試圖將各種各樣的具有現代西方技術水平的生產方式輸入中國,但其中有許多都由於中國競爭者的行會所發動的聯合抵制或政府的阻攔而失敗了。行會阻礙和延緩了現代技術在繅絲、采煤、搾油、輪船運輸以及鐵路等方面的應用。中國和外國商人被阻止投資於新的技術,當時取得最大成功的商人集中在歐洲人管轄下的通商口岸城市裡。    
  儘管中國擁有非常古老而豐富的文化,但它當時尚未能實現工業化。僅在幾十年前,甚至一些最有學識和同情心的觀察家也曾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精神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是同現代經濟生活格格不入的。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幾乎是違反常識的。近三十年來,世界增長最快的地方大都是具有中國文化或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的地方。試考察一下香港、南朝鮮、台灣和新加坡這樣幾個被利特爾(I.M.D.Little)稱之為「四人幫」的社會。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著同樣的不利於分利集團的發展與奉行相對自由貿易政策的近代歷史。在南朝鮮和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它們沒有發展獨立的利益集團的自由,新加坡在它聽命於英國時,也並未從院外活動集團那裡得到什麼利益,香港則仍然是沿著19世紀英國自由貿易軌道發展的一塊殖民地。    
  (三)    
  西方觀察家通常大大地低估了中日兩種文化之間的差別,不過日本仍然可以被看作受中國文化影響較大的地方。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迅速增長在本書內已經作了分析,然而,在1867-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也取得了幾代人時間的罕見增長。日本經濟早期增長的事例也同中國所發生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就此而言,它也同這一時期內世界所有其他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形成鮮明的對照。    
  日本經濟增長的許多原因可以將它主要歸結為日本文化或人民的各種特徵。但無論如何,日本過去並沒有總是被看成經濟上的超人。19世紀中期,西方的訪問者常常為以下事實所震驚:日本人民十分貧困,為了減少家庭人口甚至不擇手段溺殺嬰兒。儘管按當時的貧窮社會的標準看,日本的識字率相當高,同時在某些方面已經獲得了進步;但是,它在技術和軍事上還是虛弱得可憐,甚至遭到了西方隨隨便便的炮艦活動的羞辱。西方觀察家在過去那段時期對日本的觀點與今天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曾有人斷言,日本的文化和社會特徵從本質上說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    
  在1854年海軍上將佩裡(Perry)的炮艦來到之前,日本大體上是與國際經濟隔絕的;外貿很大程度上被局限於一個港口,而通過這個港口的貿易也嚴格受到限制。幾個世紀以來,在幕府將軍控制下的各屆中央政府維持著社會的和平與穩定,但是大量決定經濟政策的權力控制在二百多個割據一方的「大名」或封建主手中。徵稅權、關稅、法規以及那些擁有自己貨幣的采邑所實行的合法壟斷,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限制了日本的國內貿易。    
  如前所述,本書理論預言,受到保護的市場在享有一個時期的穩定之後將變成卡特爾,至少當市場上企業的數目少到足以使單個企業能夠通過集團行動取得一個較大的收入份額時必定如此。這種預言對於日本的適合程度不亞於其他社會;在日本存在著許多強有力的「押」(za)或行會,幕府和大名經常通過出售其壟斷權來強化它們。各種行會控制了主要市場;雖然在農村範圍也存在著一些獨立的企業,甚至有一些利用「包括」系統盈利的商人,但都無足輕重。當然,日本的行會凍結價格、限制產量,而且基本上用與世界其他地方卡特爾組織相同的方法來控制入會權。    
  讀者也許會對作者在不同的背景中再三作相同的描述感到厭煩,但是,由於日本經濟的增長的原因被蒙上了凝固的神話色彩,因此,也許最好是把它解釋清楚。明治維新是一次社會的大變動,它不僅廢黜了幕府將軍和有力地剝奪了許多與幕府統治相聯繫的特權利益,而且不久也廢除了封建大名的領地;與此相應,對企業和貿易的一切限制也被廢除了。在大約同一時期,明治政府拆除了通往全國市場的海關關卡。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條約,要日本走上與世界各地自由通商的道路。尤其是1866年條約,限定日本的財政關稅不能超出5%,這一條約一直持續到1899年。日本人被迫接受這種條約以及類似協議的各種條款,這是其軍事、技術和經濟虛弱的結果,因此日本人把它看成是一種「恥辱」。    
  人所共見,日本人的「恥辱」恰好使日本渡過了苦海。貿易迅速擴大,經濟增長明顯加速,尤其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這段時間裡更為顯著。在進入20世紀之後不久,新興的日本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在此必須再一次強調多種原因的重要性。例如,政府扶植工業的發展,這對於實現軍事的目的是重要的,但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定量的分析表明,日本在19世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源泉是小規模私人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像蠶絲和茶葉這樣一些產品的出口。有趣的是,這一時期大多數重要的日本中間商不是來自於明治前的各行會的各商社;相反,他們像差不齊地來自沒落的低下的武士階層(依據日本傳統的文化訓條,基本上誰也不齒於經商),或者來自發展中的農場及農村中的商人家庭,他們這些階層更加易於擺脫行會或政府官員的控制。據說當市場開放之後,許多屬於行會的商號被弄得暈頭轉向而不知所措。    
  (四)    
  很自然地我們要從東亞以及受中國影響最深的國家轉到南亞,尤其是印度。像中國一樣,印度有著異常古老的歷史、豐富的文化以及大量貧困的人口。在這兩個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常被忽略的差別。如果說中國不是最古老的民族國家,那麼也應說是最古老的民族國家之一,而且,若不考慮幾次短時期中華帝國的崩潰,從總體上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它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存在的。然而,印度在整個次大陸或今日印度的疆界內都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直到陷入英國控制以後才統一起來。印度次大陸在地理上也為沙漠、叢林和山脈所分割,其相互隔絕程度比中國人口稠密地區更為嚴重。大約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語人征服印度文化發源地區之後,進一步擴大了印度人生活中的差異性,而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例如,蒙古征服者並未將其宗教強加於中國社會,反而被中國所完全同化。除了這些原因,無疑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使得印度社會在某些主要方面比中國具有更大的差異性。在它眾多的人口中,沒有一種共同使用的統一的語言,而中國(儘管也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方言)至少有一種共同的書寫文字。甚至從兩個民族人民的外表上看,似乎中國人的差異性要比印度人的小得多。這種巨大的社會差別表明,對任何理論(包括本書理論)推廣應用到印度社會,持懷疑態度是明智的。    
  在英國佔領之前的時期內,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版圖分割發生過多次變動。當一些軍閥或王朝擴張而另一些軍閥、王朝被擊敗和撤退的時候,經常伴隨著多次的動盪和戰爭。因此,在印度的許多歷史時期內都存在著英國人所說的「間接統治」。在印度的英國人以及整個帝國通常並不企圖把政府權力向下延伸到地方一級,更不要求每個社區或部落遵循統一的法令。他們常常依靠傳統的權威、決策機制以及當地風俗習慣來實行間接的統治,只要它們不對英國的權威或利益採取暴力反抗的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或條件的變化,也許會產生帶有某些強制性的地方政府,但英國人決不企圖消滅印度的傳統宗教或社會結構而按照英國的方式來改造印度的整個社會。例如,直到1813年,他們還有意地阻止傳教士進入印度。間接統治也是印度較北部地區早期統治者莫臥爾王朝的特徵,儘管有些統治者確實鼓動和要求居民信伊斯蘭教。莫臥爾王朝的統治沒有現代政府的那樣一套官僚機構,甚至也沒有類似於中國皇帝那樣的朝廷,從而他們不可能在鄉村一級建立具體的與統一的政府機構。王朝的支持者通常被授予「加戈」(Jagir)(一種徵集農村捐賦的權力),但他們一般不擁有土地,也不管理這些村莊的日常生活。有時,印度貴族或「澤明達」(zamindars)保持著對於農村歲入的世襲控制權,而且,在莫臥爾帝國內,某些印度王子繼續在其自治領土內實行統治並徵集稅收。在穆斯林統治之前,印度各個地方的各種統治者似乎沒有官僚機構,也沒有以統一方式管理廣大地區所需要的效率;看上去,他們是以村為單位徵稅,而不是分別向村子裡的個人徵稅。一般地,傳統的印度沒有土地的個人所有制,村裡的各個不同集團和統治者們共同分享村民合作努力而取得的收成並在村子裡分派農民勞動。這樣,在印度地方一級,特別在村莊一級上,不管上面如何改朝換代,徵稅的統治新來舊往,村民的生活平靜如常而少有變化。    
  (五)    
  作者在本書中所提出的理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印度情況的想法,是在一種極其偶然的機會下閱讀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    
  harlal Nehru)《印度的發現》這本書時產生的。這本名著是在1944年尼赫魯僅用四個月的時間寫成的;當時,他被英國人囚禁在阿瑪德納加要塞的監獄裡。雖然在此以前作者曾經閱讀過關於尼赫魯受到英國的教育和經驗深刻影響的報導,不過作者仍然以為尼赫魯——他終究是一個很有希望成為獨立印度領袖的政治人物——將以印度的古老文明感到自豪,而把自己國家所發生問題的所有指責幾乎全部放在英國人身上。當然,尼赫魯確實也表現出以印度和印度人的許多偉大成就而自豪,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讚頌幾乎全部局限於印度歷史上的某些特定時期,而對於印度其他時期的社會和制度則採取批判態度,其嚴厲程度至少不低於批評囚禁印度人的英國統治者。    
  與所有的人一樣,尼赫魯對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有著深刻的印象,這是最古老的社會之一,具有定居的農業和真正稱得上文明的生活。例如,在他的著作中列舉了使人歎服的穆罕喬-達羅(Mohenjo-daro)這個古老城市遺跡中的房屋、浴池以及排水系統;而且,他還引證了西方一些權威著作中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各個方面與同時代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文明所作的有意義的比較。他還指出:西方人所說的阿拉伯數字原先是來自於早期的印度,而數字體系中零的概念以及符號、代數等概念的發現則是古印度文化創造力的又一象徵。他雄辯地證明,以這一時期亞洲的標準來衡量,還處於黑暗時代的歐洲是十分落後的。    
  對於穆斯林和歐洲人征服印度的時期,尼赫魯對印度的文明提出了一種非常不同的觀點。這一時代中的印度「正變得枯竭,正在失去她的創造力、活力和生氣」;已是「文明的黃昏」。這種「停滯和衰敗」滲透在各個方面:「在知識、哲學、政治方面、在戰爭的技術和方法方面、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與瞭解方面、在不斷萎縮的經濟方面,幾乎是全面衰退。」尼赫魯承認:事實證明,「喪失政治上的自由必然導致文化上的衰落。然而,如果不是某種衰落事先發生,為什麼會喪失政治上的自由呢?小國可以很容易被暴力所征服;但是,像印度這樣一個具有充分發達和高度文明的大國,如果不是內部衰敗或侵略者擁有較高的戰爭技術,它是不會屈服於外部的進攻的。這種內部的衰落在印度表現得極為明顯。」以上由《印度的發現》這本書所引用的大部分言論都涉及穆斯杯征服印度的時期,但是尼赫魯也很清楚,在幾個世紀之後歐洲人統治下的印度,其停滯不前也是同樣明顯的;他指出,歐洲人可以非常「輕而易舉」地奪取印度次大陸;「在偶然性中包含著某種必然性。」    
  尼赫魯把這種衰退歸因於「印度社會的靜止本性,它不能隨變化著的世界而變化,而所有故步自封的文明都會衰落下去」。他推論說:「也許這是印度那種以種姓等級制度為主要特徵的社會制度日益僵化和排外的必然結果。」他寫道,這種種姓等級制度是一種「階級的僵化」,它「引起退化」,而且它目前仍是一種「枷鎖和禍害」。尼赫魯並不認為這種分析判斷包含什麼創見,而認為它完全是一般常識。對於一個被囚禁的政治領袖在沒有很好地得到資料來源和專家幫助的條件下倉促寫成的這本著作的可靠程度當然是有限的。不過,作者認為,由於這本書連同它的作者在印度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受到廣泛的讚賞,因此,通過許多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的體驗和觀察,書中所作的描述肯定已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種姓等級制度除了對於效率的影響以外,它也是極度不平等的根源;無論是在機會選擇還是在成果分享上都是如此。今天的印度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任何人都必須記住,在傳統的印度種姓制度中,有一部分人卻不僅被限制終身,而且世世代代永遠只能從事像清掃廁所和處理死屍這樣一類工作。就連他們同社會上其他人的接觸,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連接近都被看成是一種污染,他們在寺廟中出現就被當成是對神靈的褻瀆。除奴隸制以外,很難想像還有一種機會更不平等的制度,而且成果的分配也是最不公平的。當然,這種不平等也是尼赫魯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    
  (六)    
  以種姓等級制度還不足以解釋在穆斯林和歐洲人入侵時期印度衰落的原因。這也是一種難以驗證的特定解釋。印度的歷史在許多方面都是獨特的;而且無法確定某種社會特徵確實是尼赫魯所提到的衰退的根源。只有當我們解釋清楚為什麼印度會產生種姓等級制度而且以一種能同時適用於其他國家經驗的理論解釋這種種牲等級制度時,我們才能認為已經找到了正確答案。    
  關於印度遙遠過去的歷史資料是如此之貧乏,我們所瞭解的又是如此之少,以至將不可知論用於此種場合非常適當。一般認為,印度並非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種牲制度。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種姓等級制度還不曾出現於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中。雅利安入侵者的《吠陀經》內既沒有論及宗教儀式的純潔和玷污,也沒有提到作為種姓等級制度特徵的禁止族外通婚或等級地位的改變。那麼種姓等級制度是怎樣出現的呢?    
  最普遍的一種假設是,等級制度來自於行會或者類似的組織;大多數種勝等級以各種職業命名,而且在印度早期歷史中就有行會存在的證據。另一種常見的假設是:本地人之間以及本地人同操雅利安語的入侵者之間所存在的有形的種族差異是種姓等級制度的根源;直到今天,在一些種姓集團之間還存在著有形的種族差異,而且英語中的「Caste」(等級制度)來源於葡萄牙語「Casta」,意思就是種族。至今,另一種我們比較熟悉的解釋是把種姓等級制度歸因於共同的血統;種牲等級制度最根本的特徵是同族通婚或禁止同種姓集團的基本單位,即「加堤」(jati)以外的人通婚,而且許多部落都被歸並到種牲等級制度中去。本書的理論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種姓等級制度起源於行會這一假設上;但其他兩種假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本書理論是正確的話,我們將對其他兩種假設再作些簡要的分析。    
  從傳統上看,種牲等級制度具有與行會和其他分利集團同樣的行為。隨著現代化的到來,許多新的職業已經出現,而且種姓等級制度也由於其他各種原因已經發生了變化,因此,對於受過教育的現代印度人來說,種姓等級制度基本上不再是一種職業上或行會的分類方式。無論如何,從傳統上看,種姓團體不僅主要是職業性的,而且也表現出卡特爾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所具有的全部特徵。它們控制了職業的加入權和經營方針,保守職業的或工藝的秘密,制定壟斷價格,採取抵制和罷工活動,而且以集團而不是以個人的形式進行討價還價的活動。    
  種姓等級制度本身也有若干與分利集團相似的特徵。其中之一就是,往往是整個集團而不是個人改變社會地位。一個興旺發達的種姓集團會逐漸升到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還可以集體決定採取約束力更強的儀式制度,從而甚至在純潔和玷污的宗教觀念上其地位也會上升。另一個特徵是,印度強調「達摩」(dharma)即對種姓或集團的責任。換句話說,道德法規不是按普遍原則制定的,而是以一個人對種姓等級或其地位的忠誠作為標準;這樣一來,它就更類似於取消職業競爭的職業道德規範。在他們進行種姓等級活動時甚至是殺人兇手或其他罪犯的行為也要用他們的「達摩」來加以衡量。對於一個人忠實於他所出生的種娃等級或集團法規的獎賞是讓他來世轉生到更高級的種牲集團之中。最後,對於出身於低賤等級的人來說,在有生之年中能使他宗教地位上升的一條道路就是脫離種姓集團競爭體系,放棄物質的享受和世俗關係;像婆羅門這樣較高的宗教地位是同特權相聯繫的,而任何人若不能拋棄自己的一切而企圖獲得更高的宗教地位,則對於其他集團都會構成一種威脅。    
  (七)    
  然而,以上所述不足以解釋禁止同種姓集團以外的人通婚這樣一種等級制度的特徵,也沒有說明種姓等級與種族或倫理方面的差異之間有何聯繫。為此,我們必須轉到推論8上來,這就是:分利集團以排外為特徵,而且企圖限制其成員資格的擴散。我們必須弄清這一推論是怎樣應用到幾代人的時間範圍中去的。    
  讓我們考察一下盈利性行會的老會員的情況。老會員作為盈利性集團的集體所有者之一,他關心他或他的後代可以怎樣去分享該集團未來的收益。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是,他可以在去世或退休的時候,將他在聯合體中未來收益的分享權讓其子女來繼承,例如他的兒子可以接替他在行會中的位置。然而,聯合體中有些成員還有女兒,有的則只有女兒。假設聯合體是一個只有男工的行會,那麼有女兒的會員就可以把提供加入行會的機會作為與其女婿進行婚姻交易的一個籌碼。這將成為老會員取得他在聯合體中某些利益的一條途徑。然而我們要進一步問:如果所有的兒子和女婿都進入這種行業中去,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事實上,如果兒子或女婿都被允許入會,那麼即使在人口穩定不變的情況下,行會的成員也將會倍增;在行會會員倍增的條件下,加上行會為了本身的利益而對行會的生產量實行限制,這樣一來,行會將失去盈利能力。如果兒子和女兒都允許從事於一種先前只限於一種性別參加的職業,那麼也將產生同樣的問題。對於跨世代的行會來說,只有當它能夠避免其會員人數的增長率高於由於市場擴散而需要增加人手的合理增長率,它才能成功地延續下去,而市場的擴散又將取決於行會所在地區內人口和收入的增長等因素。除非不讓一部分兒子進入行會,否則,唯一能使那些只有女兒的會員也獲得他在卡特爾中的那份利益而又不使卡特爾陷入困境的方法就是規定將被允許進入這一行業的兒子同這一行業會員的女兒結婚。    
  對於一個不按人口比例分配農業收成的分利集團而言,情況也與此相仿。最少人數的分利集團中的成員可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如果將最大份額的收益分配於更多的家庭,則每一家庭分得的收益反而更少。而且如果每個家庭到第二代就將變為兩個家庭,這樣下去過不了幾代,即使原來最大的那一份收入分到每個家庭的利益也將少得可憐。這種分利集團能夠在幾代的時間內維持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就是規定成員之間的子女互相通婚,否則就要被迫剝奪大部分子女的繼承權。我假設印度的種姓等級制度主要是利用第一種方法。英國貴族也把這種方法運用到了極限,並將它與長子繼承權結合在一起(難怪某些巨額財產可能在英國貴族中幾代相傳)。    
  提到英國貴族這個問題使我們回到第三章內有關推論8的討論,在那裡以歐洲的皇親和貴族為例說明婚姻(或繼承權)的排外性,這對於任何一個有成效的跨世代特殊利益集團來說都是最基本的特徵。無疑地,那些具有沙文主義心理傾向的人,或相信不同的財產或地位水平必定與不同的風俗習慣相聯繫的人,將會對此處揭示的在歐洲貴族和印度種勝等級制度這兩種財產和歷史背景顯然不同的集團之間卻有著相似的發展動因的觀點感到驚奇。作者相信,那些在經濟學領域內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和歷史研究的人,卻不會對此感到詫異。作者猜想,研究任何一個具有森嚴的階級界限的社會中幾代期間跨等級流動的那些人,可能會發現早期種姓等級制度的起源。    
  正如通常把種姓等級制度歸因於行會一樣,同樣也把它同雅利安移民統治時期的印度種族差異和血統集團聯繫在一起。鑒於本書再三強調多重因果關係和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我們將以審慎的態度對這些假設進行檢驗。事實表明,它們也是同推論8背後所隱藏的邏輯非常一致的。如果一個具有種族特色的分利集團是由外部入侵者形成的,那麼只需借助像長子繼承權這樣專斷的遺產制度或通過內部通婚就可以使它維持許多世代。如果它主要地實行族內通婚,那麼後代將保持其種族外表上的差異。    
  事實上,一個在種族、語言和文化上都有明顯特點的集團,要延綿許多世代將會容易得多。正如我們在第二、三章所表明的那樣,語言和文化的相似將減少價值標準上的差異和促進社會內部的交往,而且這也將有助於減少內部衝突以及易於獲得選擇性刺激手段。此外,任何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要想通過內部通婚制度來維持其利益,它必須要大到足以避免近親繁殖。然而,由於這種實行內部通婚制的集團變得越來越大,因此執行內部通婚制的困難會增大。那些被禁止同集團以外具有某種特殊誘惑力的姑娘結婚的兒子們將會作何反應呢?他的雙親對於被禁止同集團以外擁有財產與權勢的家庭締結一門特別有利的婚約又會持何種態度呢?怎樣才能阻止詭計多端的外族人婚嫁到集團中來呢?如果不禁止同集團以外通婚,至少有一部分家庭肯定會喪失他們那份未來的集團利益。如果他們存在著外貌上的差別,那將比較容易確定一個人是否是集團以內的人,從而也容易執行內部通婚制度。在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習俗也很難使集團以外的人與原有的人混然一體。不幸的是,助長民族、種族文化方面的偏見以及集團生活方式上的差異也有利於分利集團的活動。通過反覆灌輸這些偏見,將增加會員遵守內部通婚制度的可能性,並通過集團之內的社會交往而增強其選擇性刺激。    
  儘管多世代的分利集團會降低經濟效率、加深不平等和集團偏見,然而重要的是應當認識到:在包含這些集團的社會之外的某些個人和團體,可以通過加入這個社會(即使進入最底層)而改善其地位。例如,沒有從事定居農業的遊牧部落在某些情況下會發現,他們加入印度社會後的生活要比離開這個社會好一些,即使在給予他們最低的地位甚至淪為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的犧牲品時情況也是如此。對於各部落集團加入印度種姓等級制度後所發生的這種同化過程已進行了大量的考察,其結果肯定有助於闡明種姓等級制度內部的多樣性。    
  這種多樣性再次提醒我們注意,問題是複雜的。由於這種複雜情況以及有關早期種姓等級制度的資料很有限,我們不應當匆忙地作出任何結論。由本書理論提出的上述假設應當看作是主要對未來研究工作的推動。對於種姓等級和階級問題的理論過去從未取得過一致意見,提出一種新的觀點可能對說明問題有所幫助。作者認為,關於此理論所提出的那種多世代過程是否真正在印度悠久的歷史中出現過,還值得進一步嚴肅認真地加以研究。在這種具有定居農業和實現了文明生活的悠久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內,印度受到間接的或當地的統治者的統治,他們既不能也不想對分利集團的權力提出挑戰,也不想侵佔分利集團的全部利益。這種歷史同種族差異以及地理上形成的市場分割聯繫在一起,更有利於形成小型的集團。如果上述過程未曾發生,則如何解釋所發生的一切呢?    
  (八)    
  依據科學原理,一種最可信的理論應能以最簡練的語言解釋極多的事實,那麼用於解釋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的任何其他理論也應當能夠解釋印度以外的其他經濟發展,正如本書理論那樣,或者至少應能很簡練地說明更多更多的有關種姓等級制度的問題。同理,如果本書的理論不僅能解釋印度以外所發生的不同於印度的那些發展,而且也能夠解釋印度以外所發生的與印度相類似的那些發展,那麼此處所提出的關於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的解釋就更加強而有力了。本書以上對階級僵化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即印度的種姓等級制度是獨一無二的,從而對其他國家發展的分析不能作為我們所要求的與印度可以相比的事例。尤其是在大多數其他國家內任何階級僵化現象通常都不硬性要求集團內部通婚以及傳播集團的或種族的偏見。由於本書理論已作出這樣的推論:即在一個足夠長的時期內,分利集團必定會形成集團偏見和鼓勵內部通婚,因此我們應當再考察印度以外發生這種過程的那些國家的情況。其他國家雖然沒有印度那種罕見的古老風俗習慣和豐富的文化,但它們之中可能也會在某些方面具有類似於形成種牲等級制度時期印度的情況。我們尤其應當考察國內的種族和文化差異較大的那些國家。    
  南非那種世界罕有的種族隔離制度是近代發展起來的。這種更為嚴格的種族隔離和歧視形式並未出現於早期布爾人統治南非的時代。相反,在布爾人或其他歐洲人同非洲人之間存在著為數眾多的通婚現象。結果是今日在南非存在著大量混血兒;南非當局把他們當作獨立的種族,並將他們同非洲人和亞洲人分離開來,而且也同歐洲人分離開來。    
  一位卓越的非洲人經濟學家赫特(W.H.Hutt)在《歧視有色人種的經濟學》一書中對南非日益牢固的種族隔離和歧視制度的驚人發展中作了描述。儘管赫特也許帶有過多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色彩,而且可能因此而觸犯具有別種思想的某些讀者,但作者同南非的其他南非問題專家進行檢驗之後認為,即使是那些不欣賞赫特觀點的專家一般也表示贊同他書中對於歷史事實的描述。    
  赫特描述主要集中於本世紀早期南非的採礦業中。礦主和經理們需要勞動力,而且很自然地要把工人的工資保持在低水平而不是高水平上。由於非洲人在非洲社會傳統部門以外很難找到其他就業機會,礦主經常能夠用很低的工資雇到工人。礦主還利用亞洲低工資勞動力的廣大資源而且曾一度使用廉價中國合同工。歐洲工人主要被僱傭來充當監工、技術工人或半技術工人。顯然只需花很少的費用就可以教會那些工資十分低廉的非洲勞工擔任半技術工作,因而僱主自然渴望通過這種途徑節省勞務費用。    
  非洲及亞洲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引起了高薪的歐洲血統工人或他們新近組成的工會提出控訴。接著發生了罷工。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這些罷工才改變了南非的勞動政策。1911年通過了礦山與勞動法案,或稱「有色人種歧視法案」(Colour    
  Bar Act)。這一法案從文字上讀起來似乎是無害的,但在實施中則實際上限制了僱主使用非洲勞動力從事技術或半技術性工作。該法案所頒布的有關條例阻止了德士瓦爾和奧蘭奇自由州的非洲人從事許多種採礦職業。這些條例甚至詳細地規定監工(白人)同採礦工(非洲人)之間的比例。    
  這種比例引起了爭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礦主要求非洲人同白人工人的比例是10.5:1,而工會要求3.5:1。結果於1922年在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金礦區爆發了一次總罷工。這次罷工及引起的騷亂最後導致保守的南非歐洲人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領導人團結在一項共同事業中,因為他們全都支持拒絕向那些同白人勞動者競爭的貧苦非洲人提供工作機會。南非工黨是一個仿照它的英國同業而建立起來的黨,它隨這次罷工的浪潮而發展起來,並且在聯合政府中與主要由南非歐洲人組成奉行白人至上主張的民族主義黨實行了聯合。這個民族主義-工黨「聯盟」政府不久便推出了第二個「種族歧視法案」,即1926年的礦山與勞動法案。赫特認為這「也許是世界種族歧視法規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嚴酷一章」。伴隨著該法案的是一種進一步限制非洲人就業機會的所謂「文明勞動政策」。通常用來把非洲勞工從他們與白人相競爭的職業中排擠出去的一種手段是制訂「職務工資標準」。如果一個既定的職業的工資被固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且對歐洲人有吸引力,那麼僱主就沒有興趣去僱傭那些願意少拿工資的非洲工人。根據「文明勞動政策」所制定出來的學徒訓練制度也起著排擠非洲人的作用。    
  這些制度與類似的政策嚴重地限制了非洲工人的就業機會。禁止非洲人從事各種技術性、半技術性職業不僅提高了歐洲籍(有時甚至是混血人和亞洲籍)工人的工資,而且也使更多的勞動力擠進了那些原來還對非洲人開放的領域,使這些領域的工資比在此之前的工資更低。然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注意到,儘管這些政策是反對非洲人的,但是仍然有大量非洲人由遙遠的北非洲連續不斷前來要求就業。他們進入社會的最低層而成為這些制度的犧牲品,但是他們的境況還是要比原來在傳統部門內工作時要好一些。這種情況同那些印度部落進入種牲等級制度低層的境況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由於那些能夠僱傭異常廉價的非洲勞工的公司在競爭中比那些沒有這種機會的外國或本國競爭者擁有某種優勢,因此,即使是由於技術性職業只能僱傭白人以及僱傭超出實際需要的監工等等,而不得不在這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工資,這些公司仍能經常盈利。各公司也企圖和一些非洲企業家一樣進入那些對僱傭非洲勞動力限制較少的領域,但這種權利最終也被取消。雖然這樣一種制度強迫僱主採取他們所不樂意採取的多歧視而少盈利的政策,但結果卻是為有組織的白人(有時也有混血人和亞洲人)帶來了很大的利益。    
  本書理論還指出:僱主將和工人一樣不遺餘力地排擠競爭者,而且由於其集團人數很少,因此能夠比工人更容易組織與活動。然而僱主的競爭對手是其他公司或者資本家,而且往往是在其他國家裡的公司和資本家;僱主間的競爭不像白種工人那樣反對黑人工人,因此僱主不是非洲人遭受種族排擠和歧視的主要根源。至於南非所有各種族的消費者,則由於種族歧視所導致的較高勞力成本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商品價格,因此也身受其害;但是,正如其他國家內那樣,他們是無組織的。    
  現在我們要問:如果南非的這種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許多人分享的卡特爾壟斷利潤,要長期地維持下去,需要具備什麼條件呢?當然需要警察和軍隊;但這是眾所周知而且討論得很多的問題了,因此在這裡無需再多討論。重要的是:除非種族之間的界限得以長期保持,否則這種制度無論如何都難以沿許多世代延續下去。如果處於劣勢的集團可以加入處於優勢的集團,則由於他們有強烈的慾望去實現這一點,從而工資的差別最終將消失。混血人種的繼續繁衍將使這種制度難以長期維繫,即使中期(按印度歷史的標準)也是如此。    
  這不僅是本書理論的推論,而且顯然也是南非政府已作出的結論。正如對於僱傭非洲勞工從事技術性和半技術性職業的限制愈演愈烈那樣,南非也制訂了把人劃分為固定的種族集團、並禁止在各種族之間通婚或發生其他兩性關係的法令。    
  毫無疑問,在南非還有其他許多因果關係在起作用,把原因看得過於簡單和專一,肯定會在許多方面犯錯誤。但本書目的不在於對此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而是為了弄清種族歧視以及其他各種歧視的根源。正如以前其他作者已經證明那樣,作為消費者、僱主或工人個人都會由於存在歧視而遭受損失。消費者對自己所討厭的集團所擁有商店的歧視,將使他不得不到其他商店支付更高的價格,或者減少了自己選擇商店的機會。僱主對他所鄙視種族的工人採取歧視態度的結果,使他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勞力費用,甚至在同其他那些不讓偏見擋住盈利之道的公司相競爭中破產。同樣地,工人拒絕屬於另一集團的僱主提供的較好的職業,其收入肯定要減少。類似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到社會上其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去。根據人們發現實行歧視的代價很高這一事實,就意昧著如果人們能夠自由地按照他們所願意選擇的方式進行任何交易,則各種歧視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由個人組成的分利集團有時卻會由於歧視而獲得巨大的收入。根據推論8,任何導致排他性的集團差異將帶來利益。在僅僅一兩代時間內,通常可以認為集團之間的差異是確定的;但超過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之後,則不能再認為這種差異是固定不變的了。因此,在長時期內跨世代的特殊利益集團必定傾向於內部通婚。這一定理對於南非的白人、印度的等級制度以及歐洲的貴族都同樣成立。    
  (九)    
  本書迄今還沒有涉及蘇維埃類型的社會。在戰後的和平年代裡,這些社會的增長率下降同其他國家一樣明顯。遺憾的是,不可能簡單地找到把現行理論應用到這種類型的社會中去的方法;對於小型集團集體行動的理論需要進一步加工,同時對這些社會中市場作用的局限性也需要加以分析。但在此處討論這一類問題實屬離題太遠;因此,必須另寫一本著作來說明怎樣將現行理論應用到這些社會中去。    
  至今未曾提到的另一種類型的當代社會是以不穩定為特徵的那些國家。法國以及歐洲大陸的不穩定性在前面已討論過,但是尚未提到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為數眾多的不發達國家,它們一直處於持續的不穩定狀態之中。    
  穩定社會中最終形成稠密的分利集團網有害於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而社會不穩定同樣有害於增長。在這裡沒有什麼自相矛盾的地方;正如特殊利益集團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把注意力從生產轉向利益分配的爭奪一樣,社會的不穩定性也使得本來可以投入長期性生產投資的資源轉向投入更易受到保護的財產形式,或者甚至使資本抽逃到更加穩定的社會中去。從總體上看,穩定的國家比不穩定的國家更加繁榮,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但是,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不久前經歷過動亂而仍然有希望在可預見的未來得到穩定的社會中,具有最高的經濟增長率。    
  以不穩定為特徵的國家通常都是在部分時間裡由獨裁者或政變集團所統治;其中也有一些時間出現了民主的或至少是相對多元化的政府。獨裁者或政變集團的政策明顯地取決於集團的利益、思想意識,有時甚至取決於獨裁者或領導集團的狂想。經驗和常識告訴我們,獨裁者和政變集團可以是右翼或左翼的,是這樣或那樣的人物,但他們一般更有可能是陰謀家而不是經濟學家。因此,本書的理論不可能告訴我們獨裁者和政變集團將推行什麼樣的政策,正如某些客觀的歷史學家提醒我們那樣,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是由於偶然性,是無法用任何理論說明的。    
  所幸的是,對引起不穩定社會內政府變動的各種影響和壓力,以及對這些社會中短暫出現的民主或多元化政治,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進行系統的或理論性的說明。推論表明,小型集團比大型集團更容易組織,而且當社會剛由不穩定轉入穩定時,(由於小型集團組織起來較快)小型集團在組織活動方面的優勢格外明顯。本書理論還指出:與穩定的社會相比較,存在於不穩定社會中的群眾組織將較少與較弱,然而易於謀劃的小型集團反而更便於爭取其共同利益。這些集團可以是任何層次上的組織,但在國家層次上能夠由院外活動或卡特爾壟斷獲利的小型集團多半是由富有的商號或有錢有勢的個人組織而成的。    
  在不穩定的社會中,有兩個另外的因素使得小型集團比大型集團組織得更好。其一是大型集團比小型集團更有可能成為對獨裁者或政變集團的一種威脅。如果在一個獨裁者統治的不穩定國家中,存在著一個由大多數農民或大多數工人組成的農會或工會,那麼這類組織肯定將構成對獨裁者的威脅。這種群眾組織人數眾多的事實就代表一種力量。(實際上,這一點無論是對於穩定的還是不穩定的非民主制度社會都是成立的——甚至穩定的極權主義國家也不喜歡獨立的群眾組織所固有的那種威脅。因此,在把本書理論應用到極權主義社會時,將發現其中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型集團也會起主導的作用。)    
  第二個因素是:小型集團可以在獨裁統治時期謹慎從事和不為人注意,而組織起來的大型集團不能做到這一點。獨裁者、政變集團和極權主義領導人不可能去注意每一種獨立的組織,而他們所不知道的小型組織就不會受他們的壓制。一個集團由於其中一個成員的輕率而被暴露的可能性,必定隨其規模的增大而增加,而對於大型集團則這種可能性將變成一種必然性。這樣一來,如果一個小型集團在一個壓制民主的社會中受到威脅,它往往可以使自己在當局面前變得不顯眼而保持住本身的生存,當管制放鬆或受到限制時,它又能夠迅速行動(這一點同樣地既適用於穩定的專制國家也適用於不穩定的專制國家)。    
  於是,對於不穩定社會來說,本書理論的最基本推論是:它們的政府必定受到那些組織迅速的小集團的利益、請願與壓力的影響。眾所周知,由於每次軍事政變都帶來新的政治傾向,因此不穩定社會中的政策可能急劇轉變。這樣一些國家的經濟政策就像一片隨風飄揚的樹葉——一陣狂風可以立即將它吹向任何方向;但是最終將被地心引力拉到地面上。    
  能夠在不穩定的社會中組織起來並進行謀劃的小型集團,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期有著自己的不同利益。某個時期的小集團可能由土地壟斷者組成,而在另一個時期則可能由製造商組成;在一個國家內它們的利益來自出口貿易,而在另一個國家中它們可能在進口替代中獲利。需要再次強調,重要的問題在於尊重實際經驗的多樣性和具體性,千萬不能超越本書理論或其他任何普遍性理論的實際限度。迄今為止,關於不穩定社會問題唯一的普遍性論點是:為了瞭解它們經濟政策中的某種系統化的因素,人們必須考察該社會內能夠比較迅速地開展集體行動的小型集團的既得利益問題。    
  (十)    
  根據附加的補充資料,我們可以作出更加具體的預言。普遍存在的一種事實是:由於幾乎所有的不穩定政府都在發展中國家內產生,它們通常沒有完善的現代化運輸和通訊系統(至少在農村範圍內是如此),因此,人們難以從農村中組織政治力量影響政府,從而這些國家的大城市居民對其政府影響的比重大得多。工業革命和鐵路出現以前,各地區的運輸速度都很慢,而且費用高昂,這可能可用以解釋,亞當·斯密在當時就發現農民未能組織起來獲得壟斷權或政治影響,而商人則頻頻交往密謀賺取公眾的利益的原因。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內,農村的利益仍然處在類似的不利地位,而首都的城市居民則獲得不相稱比例的官方利益。    
  雖然不總是如此,但在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內,最大的公司和最富有的人都從事生產進口替代品和外國公司也能提供的商品。這就是說,他們提供的產品和勞務也能夠用較低的費用由世界市場上取得,或由外國公司在當地的分公司更加經濟地生產出來。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內從事進口替代品生產的企業包括重工業在內,而另一些發展中國家內也許只生產紡織品或釀造啤酒。有時最富有的家族還擁有銀行或保險公司,提供外國公司也能提供的服務。當然,目前這些企業和家族也都傾向於置身在最容易與政府聯繫的大城市內。    
  當最主要的公司集中在進口替代品或代替外國商品的部門時,尤其是在農村中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種「頭重腳輕」的社會就發展出了一整套特別的反常政策體系。這種政策體系的要害在於迎合不穩定社會中那種顯然比例失調的小型集團勢力。    
  處於上述地位的大企業和富有家族必然要求實行保護政策並制訂針對與之相競爭的外國或多國公司的歧視性立法,以獲取本身的利益。這樣就抬高了消費商品的價格,而消費者則無法組織起來形成集團來反對這一政策,何況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又散居於外省,難以相互聯繫。這些國家經常採取下列最嚴厲的保護方式:實行進口配額和外幣兌換管制,不許居民擁有用於購置進口商品的外匯,以便用國內產品替代進口品。這些保護方法的後果難以衡量。但與主要的發達國家相比,在許多情況下這種保護程度是高得驚人的。    
  讓我們考察一下這些保護政策對於收入分配的影響。進口商品與外國公司一般是造成競爭的根源,這主要是由於他們的生產成本較低。換言之,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及其公司在這類商品生產中不具備比較優勢;否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它們不會那樣重視保護措施。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許多進口替代商品生產中都不具備比較優勢,因為生產這些產品需要大量的資本和專門技術,而這些正是發展中國家通常很缺乏的,因此這些產品也是比較昂貴的。    
  在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和服務實行保護時,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和專門技術的價格會上升,尤其是在得到優惠的公司和工業部門內更是如此。受優惠企業的一部分收入將消費於獲取或保持政治優惠的活動之中。這些公司中某些公司的僱員也可能要分享一部分這樣的收益。不過,至少在某些國家內,資本和技術的所有者本來就由於這類要素的稀缺已獲得了較高的報酬,現在他們甚至能取得更高的利潤率。由於開始時能夠最快地組織起來的是那些較富有的個人和較大的公司,同時由於籌集大量的資本和獲得稀有的專門技術需要有大量的財富,因此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實行保護政策將使富人得到最大利益。    
  另外,這種保護使得本國貨幣的價值高於它的實際價值,所以用來購買進口商品相應所需的外匯減少了。本國貨幣的價格越高,則其出口商品就越貴,從而外國人購買得越少。通常出口商品都是該國具有比較生產優勢的產品。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自然擁有大量的貧困人民即廉價勞力,也擁有某些自然資源,因此,他們在生產勞動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時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勞力和自然資源的擁有者,尤其是農民,在出口減少時受害最大。特別是在某些非洲國家內,農產品出口者由於政府壟斷市場而受到進一步的剝削,因為政府只把銷售價格的一部分支付給農民。因此,這些豐富的生產要素一開始就未能按比例取得其應有的盈利,而出口收益的損失又進一步減少了他們的收入。由於上述保護政策,各種豐富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包括各個發展中國家的貧苦勞動人民),不僅不能買到便宜的進口商品,而且被迫按較低的價格出賣其勞力和其他產品。    
  在這一方面還有許多的限制條件和技術細節值得進一步討論。而且指出每個國家情況有所不同也是很重要的。這一過程的一般性質是清楚的。在不穩定的社會中,最大最富有的獲利階層組織得比較好,而他們往往佔有該國中比例極高的各種生產要素。他們制訂有利於自己的各種政策,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侵佔這個社會中無組織的廣大群眾的利益,從而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雖然可能取得的統計資料十分貧乏而且不完整,但問題十分清楚,在許多不穩定國家中,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少數巨富與大量赤貧並存。在某些不穩定國家內,甚至從無意的觀察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到:正如前述理論所預測的那樣,無技術的工人懷著絕望的心情,竭力想出國謀生,而跨國公司(在他們考慮到被收歸國有的可能性不大時)則拚命地想打進來。作者的一名研究助手曾將各國的某些收入分配數據(很不可靠)同它們不穩定程度的一些數據(甚至更不可靠)加以比較。但由於數據的低質量以及對於結果的多種可能解釋,迫使作者決定不在此處詳細介紹所得的結論。但不管這些結果價值如何,它們卻是與本書理論相一致的。    
  在前一章中關於實行保護所帶來損失的全部論點和證據也適用於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以上所述那種反常政策體系助長了低效率和停滯,也加劇了不平等。    
  當對這些國家首都以及其他主要都市內的進口替代工業實行保護和卡特爾壟斷時,即使這些工業支付遠遠超過競爭水平的工資,它們也能夠生存下去。這將容許由勞動力的壟斷中獲得更大利潤和促進工會的發展,儘管在這些國家內由於一時的鎮壓和組織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困難可能阻礙工會的建立。但不論工會是否存在,首都居民——甚至是貧民——仍將比農村和外省居民對公共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這主要是由於農村交通系統落後。在首都發生的民眾遊行示威、罷工以及騷動,對政府是一種特別的威脅。    
  文職和軍人官僚總是雲集於首都城市,他們佔據著影響任何政府的地位。大學生通常生活在大城市裡,由於他們對政治活動有著異乎尋常的強烈興趣,以及由於時間安排上的靈活性,因此,他們在政治上通常起著重要的作用。工會、官僚和大學生與各大公司所有者相比,一般具有相當不同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他們可能一致地傾向於經濟國有化,而且也可能在各種小集團所追求的具體而瑣細的政策方面並無太多衝突。無論如何,官員們往往與工會和大學生一起都支持在首都(或許還包括其他大城市)實行的生活津貼制度。    
  除了上述進口替代政策以外,對城市提供額外的便利和其他形式的津貼更加鼓勵人口向首都和其他城市遷移。因此,這種反常政策體系的另一方面問題是形成了經濟效率奇低的首都城市和其他主要城市。今天的大多數的貧窮國家的首都人口規模都大大地超過發達國家處在同樣人均收入水平時的首都人口規模。    
  不穩定國家情況多種多樣,其政策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響,所以前面的論證應當被看作一種「研究者的議論」,而不是一種分析;只能作故事來閱讀,以便從中得到啟發。作者希望借此拋磚引玉,激起一些專門研究不穩定國家的研究者和其他人以較為系統的方法來分析某一個國家或一小批國家的狀況。    
  作者認為,需要進行的研究之一是歷史的研究。一些現在執行著反常政策體系或情況相似的國家可能在過去曾經有過不同的經歷。例如,就19世紀拉丁美洲某些國家來說,值得探索一下,是否這些國內組織起來對政策施加影響的集團,屬於一些擁有巨大土地財富的家族小集團。交通的困難使得他們難以共同謀劃,而且有時他們的權力也許只局限於在本地區以一種封建的方式出現。然而,如果這些家族能夠策劃制訂國家政策,則他們的興趣將與那些由反常政策體係獲益的集團大相庭徑。    
  這些地主作為土地(有時還有短工)的所有者,他們擁有這種經濟(地主是其中的組成部分)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整套生產要素。這樣,他們能夠從自由貿易政策中獲得自己的利益。他們的窮鄉親們也擁有少量土地和勞力,但地主們仍會獲得主要利益。由於革命以及城市的逐步發展,土地巨頭們消失了,或者喪失了影響。首都城市內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作家迫切要求制訂一種不為大土地所有者歡迎的平等主義政策。但需要研究和判斷這種變化是否實際減少了不平等程度。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些國家內,近年來在城市中影響決策的小型集團,由這類平等主義的、低效率的政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這些政策同時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後果。    
  (十一)    
  既然我們已經考察了世界上少有的種姓制度的不平等情況,考察了南非的種族歧視以及帶有反常政策體系的「頭重腳輕」社會的不平等政策,那麼我們可以考察一種現代的荒誕說法,作者認為這種說法毫無根據地把貧窮和恥辱的根源強加在億萬人民的頭上。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經濟學家中有著一種一致的認識,認為有競爭的市場是有效率的。實際上,在經濟理論中,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意味著經濟效率已最高,唯一可能改進的就是收入分配。甚至在那些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之間,至少是在發達國家內也存在著一種相當廣泛的看法,認為競爭促進效率。    
  與此同時,在經濟學家以及其他行業人士中有另外一種公認的假設,就是競爭性的市場產生相當大的不平等。軟心腸的大多數人還進一步認為,政府的行動——或者根據某些觀點,還包括工會的活動,職業倫理道德等等——對於減少由於市場引起的不平等是必需的。懷有硬心腸的少數人則心甘情願地接受甚至讚賞這種不平等,或者堅信政府減少不平等的努力是有害的。但大多數軟心腸的人與大多數硬心腸的人都一致認為競爭的市場會產生出相當大的不平等,但對於這種不平等是否「公平」則看法不同。經濟學家往往還談論通過競爭性市場而實現的效率同通過其他方式在付出某些社會費用的基礎上而得到的平等之間如何尋求折衷的問題。    
  關於競爭性的市場是引起嚴重不平等問題的根源以及政府和其他機構為減少這種不平等要付出社會費用的觀點,也許是阿瑟·奧肯(Arthur    
  Okun)在其受到廣泛關注的名著《平等與效率:巨大的交易》(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中作了最為明智而人道的表述。在書中,他認為政府是一種能夠消除由於市場運行而產生的不平等的平均主義力量,然而為了減少不平等,必須付出某些代價,因為這樣做干預了市場中的一般說來高效率的運行。其他一些作者則認為,工會以及其他一些特殊利益集團會減少由於競爭市場引起的不平等。    
  作者認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這種傳統假設,即市場會比政府和其他機構產生更大的不平等,而政府可以「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這些觀點都是違背許多社會中的事實的,對於其餘的社會也只有一半是對的。在南非,黑人工人從事的工作與白人稍有不同,但所要求的技術程度幾乎相同,但黑人只領到白人十一分之一的工資。在實際的競爭性經濟中,正如教科書內清清楚楚解釋的那樣,在長時期內看到具有同樣技術和生產能力的人竟會取得不同的工資率是難以想像的。僱主可以通過用低工資僱傭被歧視的受害者來獲得利潤,而拒絕這樣做的那些公司將被成本更低的競爭對手所挫敗。正如我們預期那樣,南非的僱主仍爭辯說應當允許他們在目前只限於僱傭白人的那些職業中使用非洲工人。如果允許這樣做,則無論是經濟效率還是社會平等都將得到改善。在印度有幾千萬人,還有他們以後的子女,被阻礙市場自由運行的種姓等級制度歷史地宣判要過特別貧困和受凌辱的生活;這些制度導致了低效率和停滯,也導致了極度的不平等。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屬於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而它們之中的大部分由於國際貿易、國外投資以及許多其他方面的政策使其社會產生巨大的不平等,以及極低的效率。正如作者在推論9所證明的那樣,可以明顯地看出「幫派鬥爭」並不比個人的決鬥來得溫和。    
  現在讓我們回到具有福利之邦特點的發達國家。有些人認為,應當制定一種公平的措施來幫助社會裡運氣最差的人,即使是,這樣做要求我們作出某些自我犧牲,也理應如此;這些人必定會服從於前面所述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當然,我們可以幫助朋友、親戚或者鄰居,而且也可以看到由於我們的慷慨所帶來的益處,因此,我們可以為了它們的利益而作出重大犧牲。但是,如果我們企圖以個人身份作出犧牲以減輕本國的貧困程度,則我們定會發現,即使獻出自己的全部財產也不足以使這個社會的貧窮程度有明顯的改變。換句話說,減輕某一社會的貧困程度是所有那些希望消滅貧窮的人們的一項公共事業,而對於大型集團來說,則是一件只有自願貢獻而不指望獲得任何公共財富的事業。如果關心貧困問題的每一個人都為此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那麼無論如何積累起來總會引起變化的。因此,在每個發達國家內大多數人都贊成向自己,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向整個社會,徵收義務稅來取得經費資助貧民。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由於消除貧困是一項公共福利事業,努力將國民收入重新分配到作為群體的窮人手中,這必須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從這方面看,某些社會中的政府確實減小了不平等的程度。由於無論是義務稅還是饋贈都對刺激生產發生有害作用,因此,也確實存在著平等與效率之間的互相矛盾。    
  但問題的實質在於,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現行傳統觀念都假設,上述收入再分配幾乎全部都是出於窮人與富人之間收入按平均主義進行再分配的動機所引起的;而實際上,如果不是大多數,起碼也是許多再分配完全是由各種不同的動機所引起的,大多數這種動機與其說它們對收入分配受平均主義的影響,不如說是受到任意的其他意識的影響——其中還有不少收入的再分配是從較低收入者那裡流到較高收入者手中。即使在發達國家中,政府很大一部分活動並不是專門為了幫助窮人,而許多這樣的活動實際上是傷害窮人的。在美國,對私人飛機和潛艇的擁有者也實行補貼,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不是窮人。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已經說明過那樣,政府與職業團體在醫療護理制度方面的干預主要是幫助了醫生和供應商,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又都是很富有的人。在美國稅制中存在著無數的漏洞,它們有利於富人而不利於窮人;而且這些漏洞能使公司擺脫困境和對工業實行保護,儘管這些工廠中的工人工資還遠高於全國工業的平均工資。在美國還存在著最小工資法和工會工資等級,它們可以阻止僱主和工人在較低工資水平的條件下達成就業契約,但由於這樣做的結果,使美國的失業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在許多歐洲國家情況也非常相似,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更壞一些。    
  政府和其他機構干預市場一般不會比自由競爭的市場更能減少不平等的程度,其原因由第三章推論3和推論9的討論來看是十分明顯的。作者假定,在創建分利集團的機會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產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在美國,福利的接受者沒有自己的組織,在其他社會中的窮人也是一樣。然而,美國和其他地方一樣,幾乎所有的大商號都有商會作為其代表,而所有的專業人員則有自己的聯合會。在每個人的生產能力方面存在著公認的差別,就像存在著身高的差別一樣。但是至今我們所能進行的測量指出,個人的差別呈正態分佈——至少絕大多數人相當接近於中間水平。存在著一些矮子,也存在著一些巨人,但為數都很少。當然,在擁有資本和巨額財產方面的差別是極其明顯的。然而,如果資本的積累沒有障礙,而且避免反常政策體系的干擾,則當資本積累增加時其收益率將下降,而且與資本相結合的勞動力工資將會升高;那些資本積累最多的國家工資也最高,這一事實決非偶然。如果經濟民族主義者不阻止在各國之間流動,那麼將更加鼓勵資本向工資最低處轉移,從而必將大大提高最貧困地區的工資水平。印度的歷史告訴我們,由於分利集團的存在,即使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間,也不會出現不平等程度隨時間而減小的現象。    
  (十二)    
  關於產生大量貧困和苦難根源的另一個荒謬說法是:窮國由於基本上是一些經濟原因或超制度原因,經濟的發展極其困難,因而需要特別的促進、計劃和努力。有時甚至主張要依靠鐵腕的獨裁者或亟亟主義的壓力來強迫人民作出犧牲以促進經濟發展。作者認為,在這種主張影響之下出現了大量愚蠢的政策,以及有害的或不穩定的制度,反而阻止了經濟的發展。不幸的是,妨礙經濟增長的社會制度、政策和體制是一種常規而不是一種例外,而且世界人口的大多數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本書中所列舉的成功增長事例都不是由於任何特別的促進和計劃而產生的。無論是韓國、台灣、香港還是新加坡都不是如此。前兩者得到過美國的某些援助,但它們也被迫為了軍事目的花費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果本書的這種分析是正確的,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和美國增長的原因,更多的是由於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擴張的結果,而不是任何特別的促進或計劃的結果。現代歐洲早期的增長也是如此。英國沒有尋求或計劃一次工業革命;它是由於本書前面所解釋的其他原因發展起來的。在許多不能增長、增長得不快或遠不如它們的領導人所希望那樣快的國家中,可以找出許多愚蠢、僵化以及不穩定的事例來說明它們未能獲得成功的原因。    
  有人設想窮國目前要發展比在18或19世紀時更加困難,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從經濟上而不是從制度上來進行解釋。這種觀點忽視了以下事實:目前,窮國能夠借助於較發達國家的技術,其中有些技術還很容易適應它們的環境,並能非常迅速地改善其生產狀況。工業革命時期的大英帝國只能通過當時產生的發明來改善其技術。同樣地,今天大多數高度發達的國家也僅能利用當前的新進展來改進其技術。然而,最貧窮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卻可以在幾十年間掌握世界上幾個世紀中累積起來的技術進步。這不僅是明顯的可能性,而且實際上已經在韓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樣一些地方變成了現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各國和日本在技術上遠遠落後於美國,但是他們借用美國技術,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美國,而且用不到25年的時間在技術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幾乎趕上了美國。    
  作者在主張不受卡特爾化和政府干預阻撓的國際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將使任何窮國的經濟產生勢不可擋的迅速增長的同時,並不意味著同意自由放任政策能達到完美的經濟效率。正如作者在第3章所指出那樣,在本書中並未假定有任何地方存在著完全的競爭。與此相反,作者在經濟學方面的著作都是關於非經濟因素及公共福刮方面的問題,它們一般都會使自由放任經濟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但作者卻認為它們是相當重要的。一種經濟能夠生氣勃勃地和迅速地增長而不必同時是最理想的和最有效率的。具有自由的市場和不受政府與卡特爾干預的經濟,正如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那樣,縱使他會犯許多錯誤,然而他並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勵,就能自己迅速長大成人。    
  如果阻礙和壓制經濟增長的不良制度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通病,則那種認為「只有」制度問題阻止了窮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的論點,可能是於事無補的。如果不良的制度是如此的普遍,可能很難指望得到良好的制度以利於快速增長。然而,認識到這一問題總比對它們不瞭解時更有可能使問題得到解決。    
  (十三)    
  由於作者對意識形態偏見頗為關注,由於本書第一章中指出關於一個滿意答案所必須符合的標準,因此可以預期,作者並不相信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答案可以滿足本書列舉的要求。根據這種信念,作者在此強調本書觀點同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放任思想的明顯對比。本書總和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同樣讚賞市場的價值。實際上幾乎每個人,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只要他們對此問題進行過十年以上的專門研究,都是會肯定市場的作用的。如果你確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看出還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本書的觀點和古典自由放任主義思想的相似之處到此為止。在作者的研究中發現,自由放任主義思想的信條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要政府對市場撒手不管,市場本身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以最通俗的語言說,這種思想認為政府像一個惡魔。如果想將這個魔鬼用鏈條捆住,就會出現一個不用擔心任何問題的理想烏托邦。    
  如果本書所述的這種並不樂觀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即使沒有政府干預,往往也不會存在競爭性的市場。政府決不只是社會中高壓統治和社會壓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沒有政府的幫助,許多市場也會形成卡特爾的壟斷。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預、促進自由貿易以及生產要素的流動將會削弱卡特爾,但不可能消滅它們。而且,如果我們不想遭受更為嚴重的持續動盪之苦,就必須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團進行遊說活動的情況下,不出現政府干預市場(即使這是長期以來人們所追求的)也許是不可能的。    
  是否僅僅依靠自由放任就足以防止和消除卡特爾化,是否由於特殊利益集團的聚集和遊說活動最終會消滅自由放任,這些問題只有求助於事實才能解答。多虧大英帝國的歷史給我們一個特別恰當驗證。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羅斯·弗裡德曼(Rose Friedman)在他們的著作《選擇的自由》中,對19世紀後期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印度作了大量的比較。自然,比較的關鍵在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有相對自由的企業,並採取很低的關稅;而獨立的印度則採用了引人注目的干預和保護主義的政策。正如弗裡德曼正確指出的那樣,日本所選擇的政策產生高增長,而印度所選擇的政策導致失敗。關於這種對比以及弗裡德曼從中所引出的政策教訓還有許多值得一提。像其他大多數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一樣,作者也應當指出,從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特別清晰、新穎和深刻的專論中學到了大量的東西。同時作者也對弗裡德曼立論的深刻表示極大的敬佩。    
  在這種比較中,儘管存在著不盡合乎科學的意識形態成份,然而也存在著富於啟發性的成份。弗裡德曼在談到他們的比較工作時寫道:「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通常不可能在可控制的條件下進行物理科學中那種重要的試驗。然而,此處卻發生了某種非常接近於一種受控制的試驗,在其中兩個國家採用了不同的經濟組織方法,由此可以檢驗其對經濟後果的重要程度。兩國在時間上相差約80年,但在其他所有方面的情況都非常相似。」    
  沒有80年時間的差異,甚至有可能更加接近於可控制的那種物理科學實驗。但人們過於容易遺忘的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曾被譽為是一個最好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典型。在印度曾經執行過一種最徹底的、舉世矚目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且由於行政管理上有最好的英國文官制度的傳統,也有相當水平的經濟和效率。來自全世界的企業家和資本家可以像印度人一樣自由地在印度進行買賣和興辦企業。無疑地,肯定存在看偏袒英國公司的情況;然而,在人類的歷史上,還沒有過比這裡更加自由放任與公平交易的國度。當時在印度的政府干預比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更少。關稅通常只用來增加國家收入,甚至在部分時期內連這種財政關稅也沒有。那些不正確地把經濟發展主要歸功於國家干預的人也許認為,印度經濟之不能增長是由於它沒有一個能夠進行經濟計劃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獨立政府。然而,這種論點又是違反自由放任思想的,因為後者並不要求要有一個積極進行活動的獨立政府;而且,不管怎樣,香港的經濟證明,殖民地也能夠獲得極其迅速的增長。    
  半個世紀或更多一些時間的自由放任確也引起印度的某些增長,但跟日本所發生的情況相比,這算不了什麼。自由放任導致了某些變化和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的削弱,但同時卻出現了一些新的特殊利益集團。據作者推測,如果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繼續追隨英國曾經執行過的政策,它將會有比現在更好的處境,然而,事實仍然是:半個多世紀的自由放任政策沒有給印度帶來應有的發展,甚至還未能使它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主要針對政府干預弊端的自由放任主張顯然是遺漏了某種重要因素,作者認為這就是分利集團,後者正是在印度幾千年的歷史中已經僵化的種姓等級制度。    
  另一個自由放任的偉大試驗是在英國的本土上進行的。大約從19世紀中葉起直到兩次大戰之間,一般地說,英國既在其本土上又在海外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同一時期,美國實行著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這方面和在鐵路補貼等其他方面,基本上放棄自由放任的政策。)作為自由放任思想的熱情支持者,作者在本書中已經證明,英國所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限制了那裡分利集團的擴張。如果英國也執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所採取的那種高度保護主義政策,那麼英國的情況將更壞。然而,正如本書理論在此處所證明那樣,自由放任主義不是一經採用之後就固定不變的——例如英國後來就放棄了它。英國和印度兩國的自由放任政策都不足以防止許多部門的卡特爾化。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正值到處談論自由放任政策達到高潮,英國的絕大部分狹隘的分利集團也正在此期間建立起來,「英國病」開始出現,英國的經濟增長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               
《國家興衰探源》 
曼庫爾.奧爾著        
第七章    
   滯脹、失業與經濟週期:宏觀經濟學的進化論方法            
  (一)    
  作者在本書中始終強調前人與當代作家在本領域內的貢獻,註明本理論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並闡明無論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均有積累性或繼承性。作者這樣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據自己的觀察:凡過分自誇本人研究成果的新穎性與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獨創性的。如果這種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須批評與此相反的態度。作者寧願在一座宏偉的大教堂建築上添上一座尖塔、一個洪門、甚至一點兒裝飾,以期與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願單槍匹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當時代風尚一轉之際就化為烏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內將繼續奉行這一方針,繼續引用與推薦前人的某些貢獻;但這種方法在本章內產生了兩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在於作者將要討論先前各個方面的貢獻以及該議題的固有的困難。本章的敘述不可能太簡單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樣很少採用術語。因此,過去沒有學過經濟學的讀者可能閱讀起來比較困難;但作者竭誠希望每位讀者都能堅持閱讀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認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後這一章內闡述:其中含有對本書理論的最有力證明,以及它在現行公共政策問題上的可能最為重要的應用。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那些並非經濟學家的讀者既然已能夠堅持讀完前面幾章,必定聰明過人,能夠由閱讀全書最高潮的這一章得到極大的樂趣。作者承認這種用詞未免有奉承部分讀者之嫌,同時也不適當地間接地抬高了本書的身價。但作者真誠地認為,無論根據學術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讀過前幾章的非經濟學家的讀者堅持把本書讀完是非常重要的。為此,作者花費了相當多時間盡可能使本章的論點易於為所有聰明的讀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內所討論的這些問題,在其他著作中還沒有這樣簡單而明瞭地闡述過。    
  第二個困難是:本章內所涉及與加以推崇的許多著名經濟學家之間往往持不同見解,甚至相互指責。在前幾章內這個問題並不如此嚴重。雖然從經濟學界以外的人看來,經濟學家之間總是意見分歧的,但在微觀經濟學領域內(即單個的企業或市場行為)多少還有一致之處,從而有助於作者發展前面幾章的理論。絕大多數嚴肅認真而且學識淵博的經濟學家,無論持右翼或左翼觀點,也無論屬於何種學派,基本上接受同樣的微觀經濟理論。他們對於許多實際的微觀經濟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驚訝地一致;例如在前面兩章內討論過的關稅與保護貿易問題等等。不幸的是,許多贊成並採用同樣微觀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在宏觀經濟問題上卻激烈地相互爭辯,例如對於滯脹、失業和整個經濟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這種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著,作者必須放棄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前人基礎之上的方針。如果不同的經濟學家相互攻訐、莫衷一是,那麼讀者又怎會認為作者所引用並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從各種派別爭論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經濟學就像一座建造了幾百年的大教堂,還要在眾說紛壇中繼續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時,石匠們可能各持己見,但作者深信,他們在爭吵的同時也開鑿好了建造這幢大廈所需的各式各樣的花崗石塊。    
  (二)    
  對宏觀經濟理論的意見特別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是由於一方或雙方在邏輯上有錯誤的緣故。儘管存在著許多邏輯上的錯誤,但可以用雙方均能接受的邏輯法則來證明這些錯誤。不僅如此,指出此種邏輯錯誤還具有巨大的學術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於使這種錯誤延續如此長的時間。從各種派別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辯論中所顯示的機智程度,以及從他們使用微觀經濟理論的技巧看,都表明邏輯上的錯誤決非這種意見分歧的主要根源。當然,某些理論的衛士們固執己見,甚至達到狂熱的程度,可能會使他們不能冷靜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難以說明為什麼這種狂熱性在經濟學的某一領域內所引起的錯誤與分歧會比另一領域多?    
  當對經驗推理產生爭議時,問題就不是那樣易於辨明了。有時不同學派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對不確定性經驗論據的不同判斷。當主要以經驗為依據時,對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確的經驗主義研究者的回報將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進行某項調查就可以判明爭論雙方的是非,則肯定會進行此種調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內所指出那樣,與公共品相似,宏觀經濟學及貨幣政策至少對於整個國家的影響是不可分割的。在許多領域內,公共品與貢獻之間的因果關係或其「社會生產函數」特別難於估計;因為進行大單位實驗的代價極高,而少量的大單位又意味著歷史的過程僅能提供少數幾個客觀實驗。因此,貨幣、財政及工資一價格政策在不同條件下各種組合的實際效果在獲得附加證據以前往往是難以確定的。這可能是引起宏觀經濟學意見特別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見分歧的另一原因在於:每一種參與論爭的理論雖然會包含某種正確甚至是精確的見解,但它也只是一種適用於特殊環境的特殊理論。每種經濟理論所適用的範圍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樣非常尊重經濟學這一職業的人說來,也不得不承認每種理論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條主義者。各種理論中教條主義的代表性人物顯然認為他所擁護的理論中凡有價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絕對真理,而把其他理論在同樣條件下所暴露出的缺點說成一無是處。這些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在於不自覺地以偏蓋全,即抓住一點就否定對方的一切。當然,具體的或不完整的理論也可能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事實上各種理論無一不是複雜現實中的簡單抽像,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各種有用的理論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種理論中的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也承認,他們的理論比之於其他所說明的現實材料完全是隨機選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屬於經濟學範圍的。    
  就某些應用而言——例如現時美國等國選擇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有些理論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點。如果一種理論它是由有待解決的問題的非常本質的部分抽像出來,那麼這種理論的致命弱點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將著重闡述:雖然所有為人熟知的宏觀經濟理論都各有其深刻與重要的含義,但由上述觀點看來,都嫌過於簡單——或者說,每種理論的核心部分都存在著較大的漏洞。    
  那麼宏觀經濟理論特別分歧的最後一個根源是每種熟知的宏觀經濟理論的應用都達不到現時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論具有像達爾文的「進化論」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那樣強大的說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對。但各種為人所熟知的宏觀經濟理論都沒有被該領域內的第一流科學家所排斥。當科學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見時,一般都是由於尚未找到正確的方法。在經濟學發展史中,現代的宏觀經濟學可以說是處於空前興旺的百花齊放的時代。    
  (三)    
  在各種爭論的理論中,本章內擬加以討論的幾種是:凱恩斯理論、貨幣主義理論、「非均衡」理論、與理性預期「均衡」理論。有時也將貨幣主義與理性預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種理論,或許是同一理論的不同部分:因為支持兩者之一的人,大多數也贊同另一種理論。同樣,非均衡理論往往也被看作是凱恩斯經濟學的較現代形態。然而,為了某種目的,指出這些模型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各種非典型的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況正是如此。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經濟理論或派別,在報紙上或政治性的辯論中,時常有人提到它們,但它們在學術刊物中並未受到重視。在此,我們將不討論這些理論或派別,因為它們過於空洞或膚淺,無助於研究我們的問題。    
  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之間的辯論,絕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對應於某種經濟總產出水平,何種因素決定支出水平,何種因素決定貨幣需求或名義貨幣需求(即未對通貨膨脹率進行修正的)。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數量的變化是引起名義收入水平變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質的根源;而凱恩斯理論還認為政府預算的赤字或盈餘以及財政政策一般也對決定經濟的總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雖然凱恩斯理論像貨幣主義模型那樣,主要集中於回答何種因素決定總需求水平,但絕對必須牢記的是,凱恩斯那本劃時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為其出發點的(他的理論的實質部分建立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即很大而且相當重要的一組價格受到需求變化,而實際上是供求變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響。    
  凱恩斯從抨擊下述古典(或正統)假設入手提出自己的論點,這種假設是:「僱傭一定數量勞動力所付工資的效用等於此種勞動力僱傭量的邊際負效用。」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曾經支持過如下的論點:即如果一批工人通過工會商定達不到規定的工資水平就不去上班,於是這一工資水平就造成了失業,而這種失業不屬於非自願失業,相反它是工人們自己的集體選擇。而凱恩斯正好假設了這樣一種情況:    
  「降低現行的貨幣工資水平將導致目前受雇勞動力數目的下降(由於罷工或其他原因)。但這是否意味著現行的實際工資水平準確地反映了勞動力的邊際負效用呢?不一定如此。這是由於:雖然現行貨幣工資的減少將會導致就業勞動力的減少,但並不意味著由於物介上升(即生活費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貨幣工資貶值也會導致就業勞動力的減少。換句話說,在一定範圍內,勞動力的需求取決於某種最低的貨幣工資額,而非最低的實際工資量……。而日常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毫無疑問,在一定的限度內,勞動力的價格是以貨幣工資而非實際工資來規定的,這種狀況是現實存在的正常情況,而絕非只是一種可能性。     
  「但我認為,在工資的總額發生變化時,可以發現,實際工資與貨幣工資兩者往往同時變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變化。這就是說,當貨幣工資提高時,往往可以發現實際工資反而下降;或當貨幣工資下降時,實際工資卻提高了……。     
  「為提高貨幣工資而進行鬥爭的結果主要影響不同的勞動集團之間實際總工資的重新分配,而並不影響每一勞動力平均的實際工資……。一群工人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保護他們實際工資的相對份額。」    
  在凱恩斯的著作「貨幣工資的變化」一章中,他強調指出了「黏性」(變化很慢的)工資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這種「黏性」的一種制度:      
  「由於沒有任何方法能同時按比例減少所有工業部門中的貨幣工資,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圖抵制他們自己部門工資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實際上,每當處在沒有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工人總是採取集體行動自動地減低其工資要求,從而使貨幣需求量下降並使利率也降低以便達到充分就業。這無異於工會實際上代替了銀行支配著貨幣供應,假使如此,則貨幣管理乃以維持充分就業為目標,實施管理者是工會,而不是銀行體系。」    
  當然,凱恩斯對於不充分就業下的均衡的解釋並不限於黏性工資這一假設;在凱恩斯以前的經濟理論已將不充分就業的原因歸之於超過現實許可的工資水平,而凱恩斯則企圖使自己的理論有別於前已存在的理論。事實上,凱恩斯解釋了為何降低貨幣工資不一定導致充分就業;而且證明,如果導致充分就業,就無異於「工會支配了貨幣供應」。如所周知,凱恩斯對貨幣需求理論還有許多新概念,它們在凱恩斯理論中佔有重要地位。但事實上,凱恩斯的理論雖然強調有效總需求的變化,特別是通過政府預算的盈虧進行調節,並宣稱完全能由需求方面來解釋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的根源,但它仍然基於如下的假設:即存在多種影響工資的力量,在一定範圍以及至少在某一時期內它們以各種方式起作用,對此不能由對勞動力需求的增減或個人對勞動與休息時間的抉擇來加以解釋的。    
  不幸的是,凱恩斯並未解釋工資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說明工資為何停留在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時間的長短。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這種黏性正好與經濟學家在研究個人行為時通常觀察的有意識或優化的行為不一致。凱恩斯理論的這種缺陷——即其理論建築在一種與其他經濟理論相違背的特定的假設上——曾經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使主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以及反凱恩斯學派)束手無策。作者還認為,這種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觀經濟政策失誤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論或以研究某些市場不能結清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著作中,也由於無法解釋一定工資與價格水平的黏性而處於類似的困境。所謂市場不能結清,系指市場上不能使所有願意在現行價格下進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產生持續的短缺或過剩現象。在這一領域內,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及赫謝爾·格羅斯曼(Herschel Grossman)在他們的權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學而直率的態度強調了這種困境:    
  「我們討論中的另一個疏忽引起了特別的麻煩而應當引起直接的關注。雖然討論中已強調了在市場不能結清的價格下進行交易的涵義,但卻無法提出一種市場結清過程本身的理論分析。換句話說,我們沒有從企業與家庭最優化行為的角度分析工資與價格的調整過程。因此,我們也不可能真正解釋清楚市場為何不能結清,而且我們對工資與價格的動態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調節方程的基礎上。」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理論是建立在無法自圓其說的主觀臆想假設基礎上的,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一度被譽為凱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領袖的著作家們,在以後的著作中印聯合從凱恩斯經濟學撤退。    
  (四)    
  貨幣主義模型和理性預期均衡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優點,這就是它們完全避開了那種工資「黏性」或「難以下降」這類無法解釋的假設。貨幣主義和均衡理論的專家們假設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將引起比例大體相同的名義收入變化,因為價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隨之而調整,而實際產出則受到資源獲取、技術、以及其他非貨幣或財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約而變化緩慢。    
  工資與價格可以穩定在任何水平上的這種假設並不是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所提出的,但這類理論卻無法解釋非自願失業以及大量的長期性失業這一類問題。誠然,近年來有些貨幣主義者和其他學者曾經提出一些有啟發性的論點,可以多少說明一些就業水平變化的問題。例如,他們發展了一種「尋職」模型,它能夠解釋在工人有時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時間尋求更合適的職業時所發生的某些失業。還有貨幣主義的「加速」(或「減速」)模型可用於解釋短期內的失業與衰退現象:如果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率低於預期值,則建立在原來不正確預測值基礎上的各種決策就會由於種種滯後現象(它們未能很好地得到具體說明和解釋)而帶來暫時性的失業和實際產出的下降。    
  新接觸宏觀經濟學的讀者可能認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均衡理論家所得出的結論完全是脫離實際的一派胡言。他們的結論就是根本不存在什麼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願失業與經濟衰退!雖然作者本人並不贊成這樣的結論,但在此卻要籲請讀者們耐心讀下去,因為這些均衡理論家很巧妙地由此發展出一種非常有用的極精確模型〔例如,可參看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及尼爾·華萊士(Neil    
  Wallace)的名著〕。不僅如此,作者還將在本章後面證明,可以在這種完全理論化的基礎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論,而且可將後者應用於別的理論上,它能使原來認為上述均衡理論簡直莫名其妙的讀者也為之歎服。這種深刻的推論之一就是均衡理論家最自我欣賞的「理性預期」概念。對理性預期所做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在此處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人們在決策時將考慮他自己認為值得考慮的全部可得信息:從經濟上說,這種意義上的理性預期完全等同於微觀經濟理論中通常所隱含的假設。    
  均衡理論家主要根據人們自願選擇——在最有利時刻享受閒暇、受教育或放棄有收入的職業,以便能用全部時間去尋找更好的工作——來解釋景氣循環過程中失業率的明顯變化。但這些論點都非常複雜,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書一直沿用的體例,不惜花費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紹。均衡理論的關鍵是非常清楚的:其假定的前提為經濟體系內的各種集團對未來的信息或預期各不相同,單個的工人,儘管有自己的理性預期,在短期內完全可能得到錯誤的實際工資或實際利率的信息。假如該工人預期的通貨膨脹率高於實際通貨膨脹率。於是他可能認為與付給他的貨幣工資相當的實際工資比他應得的要少。由於工人同時衡量休息與貨幣收入兩個因素,他可能由於上述錯誤的判斷而決定呆在家中失業,直到他得到一個實際工資額與他預期相符的新工作為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對物價水平的變化方向判斷有誤,則根據這一理論,他也將保持失業狀態直至發現自己對物價水平的估計的錯誤為止。另一種可能是工人對未來物價水平變化的預測導致其低估了實際利潤率,以致他在這段時間內花費了過多的收入於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資上。這些論點的前提是僱主和決定繼續受雇的工人對於未來價格水平變化的估計不同於失業的工人。如果用這些論點來解釋有時發生的長期高失業率現象,則還需要假設實際工資的相對微小改變會引起勞動力供應的大幅度變化。    
  以上這類模型甚至不能為許多貨幣主義經濟學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凱恩斯主義者信服了。例如,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發現:「這些假設很難令人信服,我不相信會有任何人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贊同這種理論。」但這些理論確曾受到許多宏觀經濟學家的重視;作者認為他們可能有一種直覺的預感,即這類模型最終將有助於經濟學家找到更好的解釋。    
  雖然上述「尋職」模型、加速/減速模型、或者均衡理論(它們以最系統的方式將宏觀經濟行為歸因於錯誤的預期)能夠解釋就業水平與其他資源利用率方面的一些變化,但卻不足以解釋兩次大戰之間那種長時期的高失業率現象。如果像上述模型可預期那樣,經濟經常在充分就業水平上運行,只有當預期的通貨膨脹率高於實際值時才是例外,那麼,怎樣會出現美國由1929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第二次大戰為止的長時期嚴重失業和經濟衰退的現象呢?英國一直採用一種低估失業率的統計方法;然而,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的失業率從未降到10%以內。    
  按照上述理論,只有一種假設可能解釋兩次大戰之間的這種現象:即人們在經濟大蕭條中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如此之高,以致他們拒絕接受任何工資或價格水平,除非後者遠遠超過目前的數值、或遠高於結清當前市場的水平。然而,用比較婉轉的語言說,這種解釋是「可疑」的,特別是考慮到在美國長達十幾年而英國更長達20年的情況下,居然絕大多數人會一直堅持上述那種錯誤的判斷!同樣不可思議的是,在當時失業救濟遠不如今日、從而整個家庭全靠工人勞動來維持生活,居然自然失業率會長期高達全部勞動力的10%到25%之間!    
  「尋職」模型、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既然都不能解釋兩次大戰之間的長期嚴重失業現象,這就表明它們有很大的缺陷。這類預期理論的某些主要支持者也承認這一點,同時也承認它們不足以解釋大蕭條現象。    
  在其他科學的歷史上可能也發生過與貨幣主義及均衡理論相類似的問題。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內所提出並在全書內貫徹始終的那樣,必須避免主觀猜測式的假設,而且應盡量採用經過事實檢驗的理論來解釋失業與景氣循環現象。但大多數貨幣主義者及均衡理論家拒絕打破常規經濟學的界限,並且不願意從另外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這種態度實在值得商榷。同樣值得考慮的是不應當死抱住「均衡」的概念不放,甚至在兩次大戰間那樣嚴重蕭條與大量失業的風暴中還侈談什麼「均衡」!其實只有承認有「不均衡」存在,「均衡」才有意義。如果不管客觀上是否發生了嚴重的蕭條與經濟衰退,都不願接受不均衡的事實,而盲目堅持在任何情況下經濟都非處於或接近均衡狀態不可,那麼,還有什麼現象或實際觀測能對這種理論挑戰呢?這種均衡理論有點像19世紀物理學家堅持的「以太」理論,後者被認為充滿宇宙、甚至無孔不入地鑽進所有物體與生物之中。愛因斯坦與其他物理學家以後的研究工作使「以太」這一毫無必要的概念壽終正寢。科學史上另外一個堅持偏見的例子就是托勒密的地心學說。他與當代的許多天文學家為了使觀察到的行星軌道與他所堅信的「地球中心」學說相符合,不惜挖空心思構築了複雜的「周轉圓」。但即使有了這些圓圈,愈來愈多的新觀察到的現象不斷要求構築新的周轉圓,而結果使得整個體系的各部分都漏洞百出。哥白尼的日心學說經過凱普勒與牛頓的發展為天文學提供了一個形式上簡單很多但說服力更強的概念。與此相似,如果我們企圖用工人們出於希望得到更高的實際工資而「自願」失業的理論來解釋兩次大戰之間英國與美國發生的嚴重失業現象,必將在分析勞動供求關係的數量經濟學研究中造成極大的混亂。迄今為止,這類研究的結果還無法解釋為何當實際工資發生微小變化時會引起勞動力供應的極大波動。    
  (五)    
  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的上述致命缺點很可能使一些經濟學家寧願暫時採用凱恩斯的理論,而容忍那種無法解釋的工資「黏性」假設。然而,凱恩斯模型卻和其他一些宏觀經濟模型一樣,無法解釋後來發生滯脹現象。所謂滯脹,即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凱恩斯的模型無法解釋70年代中同時出現的高通貨膨脹率與高失業率,而其他一些宏觀經濟模型也陷入了同樣困境。某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企圖用所謂負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線(即觀察到的工資與價格增長與失業率增長成反比的現象)來解釋近年來英、美等國的宏觀經濟行為。我們在此無需引用貨幣主義者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因為這一「曲線」不過只是探索理論過程中在某一時期內統計數列的一種發現。顯然,如果無法說明為什麼菲利普斯曲線會出現負的或正的斜率?而且,如果說該曲線的斜率有改變的話,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改變?那麼,所謂用菲利普斯曲線解釋滯脹現象就是因果倒置,不成其為一種解釋。菲利普斯曲線所反映的關係必須由個體決策者的利益與其所受制約來解釋。正是由於凱恩斯理論無法解釋滯脹現象(或菲利普斯曲線)——特別是該曲線為何在短期內向上變化,而且在長期通貨膨脹後其曲線更陡——,近年來對凱恩斯學說的懷疑大為增加。(用鮑羅夫爵士不無誇張但顯然一針見血的話說:「反凱恩斯主義是當今世界上發展最迅速的行業。」)    
  「默契合同」理論是企圖在不違背凱恩斯主義的前提下解釋近期滯脹現象的一種嘗試。這一理論曾被用於說明如下一些問題,如:極長期的僱傭關係,工資水平不變條件下僱員努力程度的暫時波動,以及其他最適於說明的問題。但這一理論並不能回答如何產生大量失業的問題,更難於解釋為何通貨膨脹會與失業並存。實際上,在默契合同理論與滯脹以及失業有關的範圍內,這種理論解釋現象的範圍更有可能是減少而不是增加。從本質上說,工人與僱主之間的默契合同與明文合同並無兩樣,只有雙方都認為有利時,合同才能成立。正如默契合同的理論中正確地假設那樣,絕大多數人都願意自己的風險愈小愈好;所以,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他們將樂於達成能減少解雇可能性的合同。根據默契或明文協定,工人們少拿一點工資,而僱主將做出努力維持對工人的僱傭。僱主由於與工人簽訂具有固定工資規定或其他條件的合同而得不到收益,那麼解雇的可能性將會加大,固定工資束縛了僱主,使他們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潛在收益。實際上在僱主與僱員之間最有利的默契合同應該讓工資浮動,使得雙方共同努力,協調僱員選擇休閒或選擇工作的價值,使僱主所要求的勞動力邊際產出收益極大化。這些因素經常在變化之中,因此只有柔性的工資制度才能與勞資雙方共同決定的滿意就業量相一致。當然,事實上工資的柔性並不很大,但正如我們以下將闡述那樣,其原因不在於默契合同本身。    
  由於只有工人自己才可能明白他的休閒時間價值如何,而只有僱主才可能判斷一定量的勞動能為他創造多少收入,因此很難訂出一個完全成功地使工人與僱主雙方收益都極大化的長期合同。事實上,僱主與工人也無法準確地找到何種工資與就業水平能在長期內使雙方共同的收益為最大。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雙方商定,一旦獲得各方面的完全信息,工人的勞動時數低於應有的勞動時數的狀況將終止。但如果將大量失業的原因歸之於這種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如果簽訂這種合同造成的損失很大,則在任何情況下雙方將毫無興趣簽訂長期合同,而寧可在勞動市場上進行「現貨」交易。因此,默契合同理論無法解釋大量失業現象,而從總體上講這種合同幾乎肯定會減少失業。在簽訂默契合同後最常遇見的情況是:公司努力在所有情況下(包括營業蕭條時)保持工人數目不變,而工人則在生意興隆時加班加點而不拿額外報酬,這樣必然使失業減少。    
  還可以用「成本推動」理論來解釋通貨膨脹及滯脹現象,這種理論認為:帶壟斷性的公司與工會提高價格與工資是造成通貨膨脹與滯脹的主要原因。但正如其他作者過去早已指出的那樣,典型的「成本推動」學說顯然是不正確的:它根本無法解釋為何通貨膨脹現象持續不斷,以及為何某一時期的通貨膨脹率高於另一時期。這一理論也無法說明為何這些壟斷性組織一旦掌握壟斷權之後,不去選取對其最有利的價格與工資水平;後面將指出,與完全競爭的組織比它沒有更多的理由提高工資或價格水平。如果「成本推動」理論不能適當地解釋為何壟斷性組織在取得壟斷權後不利用這種權力,以及為何壟斷的程度會隨著通貨膨脹或滯脹的加劇而增大,則這種理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不僅如此,如果這一理論成立,它還應當能夠說明:為何在所謂的成本推動導致工資與價格上漲之後,政府與中央銀行的對策是設法擴大需求,致使這種成本推動繼續影響通貨膨脹而不是影響失業?(我們也可以借助於本書內所提出的理論及某些其他概念構築一種與成本推動學說多少有點相仿但較為符合實際的通貨膨脹理論;不過成本推動學說的若干論點已經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亂,所以在此不擬再加以引申,以避免得不償失。)    
  (六)    
  在我們能找到一種至少是暫時有效的宏觀經濟理論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們對這種宏觀經濟理論究竟有什麼要求?首先,這一理論必須完全根據有關個人經濟行為的合理的並經過驗證的假說推論出來:即在任何方面都不應違反已確立的微觀經濟理論。這就意味著:此種宏觀經濟理論不應包含主觀臆測的或無法解釋的任何假設(包括像工資與價格的「勁性」或「剛性」等等);只有在能用有理性的個人行為或有理性的企業、組織、政府或其他機構的行為(當然後者又必須能以個人理性行為作基礎)進行解釋的前提下,才允許採用「剛性」這樣的概念。作者認為,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不論其贊成何種宏觀經濟理論,都會同意,任何正確的宏觀理論必須在微觀層次上也應能成立。這也正是所有學派都支持的所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基礎」研究工作〔例如,可參看埃德蒙·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著名的《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巨著〕」。    
  其次,正確的宏觀經濟理論必須既能解釋非自願失業又能說明自願失業,既能解釋大規模的經濟蕭條也能說明小規模的經濟衰退。當然,社會上也有不少人是自願地放棄有收入的工作的(例如自願退休者、游手好閒的富翁、寧願乞討而不願工作的乞丐、全部時間用來照顧子女的家庭婦女等);而且,根據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統計方法,這些人數也是包括在失業統計之中的。然而,事實上千百萬人的日常實踐與體驗以及生活常識都告訴我們:社會上確實存在著大量的非自願失業,而且這遠遠不是一種孤立的或罕見的現象。像兩次大戰之間的經濟大蕭條這種實際生產水平大幅度下降的現象,不用非自願失業與其他資源的被迫閒置就無法進行解釋。經濟大蕭條是舉世皆知的一場災難,而且絕大多數國家內的政治與文化生活都因此而發生深刻變化。世界上恐怕只有瘋人——或死抱住教條不放的書獃子式的「經濟學家」——才會拒不承認存在著「非自願失業」的事實。前面提出對宏觀經濟學的第一項要求表明:只有當每個人和每個公司或其他組織從自身利益出發其行為是理性的,這種「非自願失業」現象才能得以適當解釋;對於變動著的不斷產生著的非自願失業以及它對利益的直接與間接作用等問題必須加以闡明。    
  第三,正確的理論必須能夠解釋:為何非熟練工人失業比例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工人等。乍看起來,似乎只有對經濟學未入門的人才需要解釋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實際上許多流行的理論都無法正確地預言這種明顯的失業者結構特徵。例如:「尋職」模型(所謂「不協調性失業」)曾預言,在僱傭與受雇雙方人數最少的「稀缺」市場內造成失業的可能性最大,因為此種情況下失業者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找到對他合適的僱主。一般地講,專業人員與熟練工人被專門限於在這種「稀缺」市場中活動,因此,根據「尋職」模型,這些人的失業率應當最高。與此相反,非熟練工人的市場最廣大,從而尋職造成的失業率應當最低。    
  第四,正確的理論必須既能解釋均衡狀態又能說明非均衡狀態;這主要是由於此兩種狀態在實際經濟中是並存的。    
  第五,正確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必須既能解釋景氣現象又能說明衰退現象,即必須能夠解釋一般統稱的「景氣循環」。當然後面這個名詞有點不太確切,不如改稱「經濟漲落」,因為景氣與衰退的時間長短與幅度大小都無規律可言。換句話說,正如肯尼思·阿羅所指出,該理論必須與觀察到的事實相符,即無論生產的衰退或其充分就業都不會無限持續下去,而是交替發生的。    
  第六,此理論應能客觀地、而不是主觀隨意性地解釋不同時期內與不同社會制度下宏觀經濟的明顯差異。如果大學經濟系中普遍講授經濟史,這一要求早就不言自明瞭;不幸的是,現代經濟學與數量經濟學的發展趨勢似乎已將經濟史排擠甚至貶到大學之外。    
  第七,一種理論若能解釋更廣泛的現象,說明其正確程度較高;確實如此,這種宏觀經濟理論,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態下它應能夠很好地解釋一些宏觀經濟之外的現象。當然這並非必不可少的要求,但如果達不到這一要求,我們總有些擔心。作者必須重申,由於我們所探討的理論不一定是單一因果關係的,因此很可能有不少超越經濟之外的因素對宏觀經濟以及其他問題同樣十分重要。    
  第八,正如第一章內已指出的:這種理論應當是相對簡單而明瞭的。    
  作者認為:本書以下提出的理論,當它與本章前述四種宏觀經濟理論中的若干眾所熟知並且明白無誤的原理結合起來,再加上本書前幾章內所闡明的推論,完全可以滿足以上八項要求。部分地由於強調這一理論的簡明性(特別是與近年來提出的許多宏觀經濟理論相對比),部分地由於要適應學生與決策者的水平,因此在以下的討論中只應用最基本的與最簡單的理論工具來進行推導。    
  (七)    
  根據上述第一條要求,本節首先說明工人非自願失業的一個根源。雖然我們很自然地由最簡單與最明顯易見的一種非自願失業形式或根源入手,但決不能將此點與以後的論點割裂開來。在衰退或蕭條之中還存在著其他多種形式的失業與其他各種資本或設備的閒置或未充分利用;雖然後者都不一定表現為如像工人的非自願失業這種痛苦的形式;但這種閒置同樣導致生產力的浪費,而且由此也可能加劇工人失業的痛苦。因為閒置的資本意味著所需要的勞動力減少,從而使就業率與工資水平都將進一步下降。由於勞動力的需求明顯地取決於企業出售其產品的市場狀況,因此必須同時考察商品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才能決定工人非自願失業的數量。    
  根據工人的所謂習慣趨勢以及他們的選擇結果與他們的利益不一致來解釋非自願失業,也許是比較容易的,但卻無助於說明問題。因此作者假設理性預期情況,即當事人考慮了全部對他有價值的信息進一步說,他預期所獲得的信息價值均高於獲取信息的成本。    
  此外,我們必須對「非自願失業」一詞下嚴格的定義。如果我們把各種失業情況都泛稱為非自願失業,或許可能更容易得出一些解釋,不過同樣地與事無補。具體地說,必須確信將所有自願失業情況排除在外,因為後者很容易用工人對休閒的偏好或家庭生產收入高於受雇勞動收入等原因來解釋。作者用圖1來說明非自願失業。圖內用勞動力供給曲線MC(邊際成本)表示工人以其休閒、家庭生產或其他機會形式所考慮的時間價值。另一方面,勞動力需求曲線MRP(邊際生產收益)由在各工業廠商各自的勞動力邊際生產收益曲線上的各點構成,各廠商有著不同的勞動力類型需求。為了使非經濟學家易於閱讀本章,作者擬在此指出勞動力邊際成本曲線是隨時間而上升的;這是因為當要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時,必須支付工資才能吸引不急於求職的工人參加工作,而且每一工人的工資也因工作佔用了更多的閒暇時間而提高。勞動力需求曲線則是向下傾斜的,因為除其他原因外,報酬遞減定律表明:同類的勞動投入愈多,由消耗單位勞動所獲得的產出也愈少。    
  圖中在兩曲線相交的右方各點處,如B點,不可能存在非自願失業;此處工人的休閒或其他可選擇機會的價值高於B點,因而無人願意在相應於B點的工資條件下受雇工作;同時,若僱主已在B點條件下僱用了工人,則也會發現他所獲得的利益低於他所支出的工資。按本章開始時引用凱恩斯的說法,此時B點必須向左移動到兩曲線的交點上,然後「工資的效用……等於就業量的負效用」。同樣,如工人要求在A點的條件下受雇,則由於A點比勞動力的邊際生產收益高得多,也不存在非自願失業;不過此時僱主將認為工人不是想得一份工作而是想享受一份贈款,因為僱主所得到的收益遠低於其支出。在C點也不存在非自願失業,此時工資低於以其他方式支配時間的價值,從而無人願意按C點的工資受雇工作。    
  還可以假設另外一類勞動力的情況,此時MRP曲線永遠位於MC曲線之下,如圖中MRP所示。在此情況下,此類勞動力所能創造的價值如此之低,以致沒有僱主從僱傭這類勞動力中獲得收益;當然,由於該處的工資也低於MC曲線,也沒有任何工人願意受雇。像這樣的情況可能比非自願失業更加悲慘,但它卻並不屬於非自願失業範疇。我們都知道當病人住院時並不勞動,但也不屬於失業之列;因為當人們沒有生產能力,或其生產力如此之低,以致用極少的工資也無人願意僱用他們,這就屬於一個非生產性資源的問題,而不是生產性資源未被利用的問題——因此根本不涉及任何生產力的閒置。    
  只有在近似於三角形的區域MNO內存在非自願失業問題。按此處的嚴格定義,只有受雇工人的勞動為僱主創造的收益大於工人所花費時間(計入包括閒暇在內的所有機會)的價值,才可能存在非自願失業。    
  同樣地,若工人由於相信辭去較差的職業而搶更多的時間去尋找更好的職業對他更為有利,這樣造成的失業不屬於非自願失業。但所有人的經驗都表明:現實生活中的情況是:已有職業的人更容易找到另一個職業,因此這種先失業再尋找職業的做法實屬罕見。但無論此種「尋職」理論是否符合實際,我們認為該情況不屬於非自願失業;這時工人是為了使長期收入更高以便獲得更大的滿足而支出其時間。如果禁止這種自願失業,則從長遠看國民產出及福利肯定會下降;因為可以假定只有工人自己才最清楚他本身的利益與具體情況。另一方面,如果某個社會機構或公共政策使尋職所需的時間及成本增加,則這種額外的尋職活動是社會機構或政策所造成的,從而不再是一種產生社會收益的投資;因此,任何額外尋職造成的失業就屬於所定義的非自願失業之列。    
  設想在圖1內僅有OX個勞動力受僱傭,此時按嚴格的定義將有XQ個勞動力非自願失業;因為在OQ數量以內的勞動力都能創造超過勞動成本的邊際收益。現在考察小三角形RVO,即高於勞動力的邊際成本但低於勞動力邊際產出收益曲線的區域。這一區域的面積代表社會損失:因為在此區域內工人勞動的成本低於其創造的收益。更重要的是:在此區域之內,失業工人與僱主之間可能通過談判達成對雙方均有利的協議;即在兩曲線之間的工資條件下簽訂僱傭合同,將對雙方均帶來好處。因此,若存在嚴格意義下的非自願失業,則一般有可能簽訂對雙方均有利的僱傭合同。    
  在凱恩斯的「失業均衡」理論中,這種就業合同的簽訂同樣會對工人及僱主雙方均有利;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合同的數量會愈來愈多,從而「失業均衡」事實上完全是一種非均衡狀態。凱恩斯當時真正談到了非自願失業。現在所遇到的難題是,事實上凱恩斯的失業理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在此作者願指出更早發現凱恩斯這一弱點的其他作家如唐·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他們一般採用其他方法分析這個問題;而且也正因為如此,許多優秀的經濟學家一直試圖為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尋求一個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或者找出另一種宏觀理論來代替它。但迄今為止,還不曾有人提出對凱恩斯非自願失業理論的滿意解釋,至於非均衡理論也同樣如此。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非自願失業的工人與僱主都不可能獲得完整的信息,因此,即使達成了協議,他們有時也許弄不清他們各自可能取得何種利益。這樣,有些工人在一段時間之內仍然可能失業。他們與僱主同樣需要花費時間去尋找,以便取得雙方均認為合適的利益。但此時不一定有非自願失業存在:因為工人可以一面從事自己並不滿意的工作,一面尋找新的職業;或者決定停止工作而把全部時間用於尋找新職業。我們前已指出,這種投入全部時間尋職的做法,與投入時間接受教育一樣,不能算是非自願失業。有些均衡理論家把僱主與工人對MRP與MC曲線有不同的估計,由於他們得到的信息不同;但這只是一種隨意的難以置信的經驗性回答。因為這種對環境的不同估計決不會像第一次大戰後的英國那樣延續20年之久;也不可能像1929年到第二次大戰前的美國那樣欺騙如此大量的工人。為此,我們必須找出更為可信的與持久的原因,來說明是什麼原因阻礙了非自願失業的工人與希望雇工的僱主之間達成互利的交易。    
  (八)    
  經濟學家很自然地會問道:在政府或其他機構中什麼人有興趣阻礙非自願失業者與僱主之間互利的交換?總統與執政黨顯然無法從這種阻擋行為中得到任何的直接刮益,因為他們這樣做就要甘冒失去工人與僱主雙方選票的風險。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事實告訴我們:當權者都願意宣傳「和平與繁榮」或「形勢空前大好」的政績來爭取重新當選。廣大群眾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也不會阻礙這種互利的交易,而企業界則由於有額外的勞動力需求存在也願意僱傭更多工人。    
  對阻礙失業工人與僱主達成互利交易感興趣的主要集團可能是具有同樣的或相互競爭的技巧的工人。他們在阻止達成這種協議的行為中會取得相當大的利益,因為當更多的工人進入同一領域從事勞動,必然會導致勞動力邊際生產收益下降,從而使現有工人的工資降低。現有工人阻止這種相互有利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組織成為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或更為常見的是,通過某種方式非正式地施加集體行動的壓力。也具有同樣利益的另一唯一集團可能是僱主壟斷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它蓄意阻止雙方達成協議的目的在於使工資保持在競爭工資之下。無視維持失業狀況的動機的非自願失業模型或宏觀經濟理論模型都不可能令人滿意。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以上論述只限於集中分析勞動市場,暫時假設在經濟領域內沒有其他卡特爾或政府的干預,而且在價格方面是充分靈活的。這些假設保證了僱主能售出其產品。當然,同樣的論斷也可應用於其他生產要素市場或產品市場,而且在這些方面的應用可能更為重要。在這些市場中,產品的需求曲線同樣是向右下方傾斜的,而表示生產邊際成本的供應曲線則向右上方傾斜。如果某一因素(例如某種價格過高)導致生產能力有所閒置,則在兩曲線形成的三角形範圍有取得對雙方有利協議的可能性。再次指出,對阻礙買主與銷售者之間達成互利交易可能感興趣的唯一團體是那些從非競爭價格中獲利的企業;而且它們只有通過組織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或進行非正式的幕後策劃才能實現此目的。    
  正如埃德蒙·馬林沃德(Edmund Malinvaud)等非均衡理論家所證明那樣,在產品市場內不能使市場結清(所謂結清是指進行了全部可能的互利交易)的價格,同樣會引起其他產品市場中勞動力的失業或生產能力閒置。在本章的後一部分,作者將討論分利集團同時影響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時的綜合效應。根據非均衡理論家及作者在本章以下有關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不能孤立應用,而必須與其他生產要素及產品市場的類似分析結合起來處理。    
  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以及形成市場不能結清的價格的院外活動與卡特爾活動愈加廣泛,則對同類工人以及資本回報率的變化就愈大。這種變化愈大,為追求更高回報率所花費的成本也就愈多。然而,這種額外追尋並不是一種用於收集信息的有效的社會支出,這種花費僅僅是由於特殊利益集團的干擾所引起的,因此也會產生非自願失業。由於市場不能結清的價格與工資的出現,致使工人尋職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這就進一步加深了非自願失業。    
  (九)    
  我們很快會發現,如果把上述方法應用到普遍均衡體系之內,將能得出相當重要的與可以驗證的推論。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回顧一下第三章內的第六條推論。該推論表明:分利集團引起決策的延遲、議事日程的擁擠與協商議題雜亂無章。我們還曾發現,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集團認為調節產量比控制價格更為有利。    
  這一推論可用於解釋在某些社會中為何價格與工資均帶「黏性」。特殊利益集團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一致通過協議和據以決策的法律程序。由於這種集團的全部重要問題都必須按此程序決定,所以其日程表十分擁擠。由於分利集團往往還要進行院外活動或與其他集團討價還價,它還可能遇到議事日程同樣擁擠的其他組織或機構,這樣一來,交易日程表被擠得滿滿的。因此,受院外集團和卡特爾影響並決定的價格和工資,其變化過程可能很慢。一旦某項價格或工資被決定之後,它們不可能很快改變,即使條件發生變化,新的價格和工資對該集團是最優的也是如此。因此,是特殊利益集團引起了工資與價格的黏性。    
  許多事實證明,價格與工資向下變化比向上變化更缺乏靈活性。例如,馬林沃德曾談到:「普遍相信的一種特性,即價格下降的黏性大於向上升的黏性。」在作者的同事查爾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tze)早期具有影響的滯脹研究中就是部分地根據此種假設的。但這樣的事實確實令人迷惑不解。因為任何決策者,無論已獲得多大程度的壟斷權,都應當採用對其最優的價格;無論價格偏高或偏低,對決策者都同樣不利。按此推理,如果價格對於任何原因都是黏性的,那它在各個方向上的變化都應當是緩慢的。固然每個方向都觀察到勃性,但更多的觀察表明,向下的黏性表現得更為突出與系統化。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的決策遲緩,因此它們在提高或降低價格問題上進行決策時都同樣需要較長時間,而且可能由他們在向上與向下各個方向調整價格和工資的決策過程將是同等緩慢。    
  由以上得出推論六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存在著一種非對稱性。如果卡特爾內某一成員將自己產品的價格降到協議價格之下,則此行動將損害所有的成員,使他們的銷售量減少或被迫削價。如果反之,該成員提高自身產品的價格,則其他成員並不受其傷害。另一方面,如果發生需求下降的情況,卡特爾可能寧願選取一個稍低的價格以保持最大利潤,但由於前述第六條推論所講的原因,降低價格的決策將在一段時間之後才會實現。如果需求在均衡狀態基礎上略有增加,則每一企業均將稍微增加其銷售量以便取得更多的利潤,雖然這樣做不如及時將價格調高後所能得到的利潤那樣多。現在再假設需求意外地發生了較大幅度的增加,此時每一企業均可以在較高價格下銷售其產品而獲得更大的利潤。沒有企業會反對其他企業將價格提高到卡特爾所協商的價格之上,因為誰都不會在這種膨脹的市場內遭受損失;於是,在短期內價格呈現上升的柔性。以上論點能否成立的前提是:壟斷性卡特爾比購買者卡特爾更為普遍,而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有一種可用來檢驗比理論的推論是:在買方壟斷的卡特爾中,出現的將是與上述相反的現象。    
  不同的工業中價格與工資的黏性不同,這也與本理論的論斷相吻合。本理論認為,凡有特殊利益集團存在的工業部門,其中價格與工資的黏性更大;而且,根據第三條推論,凡企業總數很少的工業部門,由於容易達成協議,其價格的靈活性會小於企業數目眾多的工業部門,因為後者若無選擇性刺激手段就根本無法達成任何協議。依靠選擇性刺激手段組織起來的大型集團,其決策過程甚至更為遲緩。    
  眾所周知,通過集體談判來制定工資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在臨時性的勞動市場內,如季節性零工、顧問等等,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勞動組織存在,從而其工資的靈活性特別大。同樣可以發現,製造業產品價格不如農產品價格的靈活性大,除非政府受院外活動集團的影響而實行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後一現象曾受到若干注意考察實際情況的貨幣主義者以及凱恩斯主義者的重視。貨幣主義者的權威之一,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曾對此現象作過明確而客觀的總結:    
  「雖然製造業的價格有時會大起大落,例如 1920-1921及1929-1933年商業蕭條時期那樣,但它們一般都很穩定。更準確些說,公開取得的價格數據並不反映在市場上不景氣時暗中給的折扣與虛報的價格,所以實際成交的價格無疑比公開引用的價格波動的大。這兩種價格間的差別將在以後進一步討論。然而,這種差別還沒有大到足以否定我們所觀察到的大部分價格對需求並不敏感的結論。」     
  F.M.謝勒爾(Scherer)與許多別的經濟學家也列舉了許多數據以顯示農產品價格的波動遠大於比較集中的製造業價格。    
  本書內的理論還預言:非熟練工人與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工人失業率較高,這是與前面所列舉對宏觀經濟理論的要求相符合的。正如第六條推論所述,分利集團一般傾向於爭取到提高工資或價格的協議之後,故意讓僱主或顧客決定此利益應當分配給那些具體的人,這樣可減輕該集團在本身成員中分配集體行動所取得成果時的矛盾。當工資及薪金已被確定在高於市場結清價格的水平時,僱主將比在競爭性工資時選擇和吸引更多有技術的合格工人,而生產效率低的工人可以發現,在這種高水平工資的條件下,僱傭他們對僱主是不利的。反之,如果水平低的工人能夠自由地與僱主協商雙方志願的合同,則工資就能隨勞動生產率高低變化,從而這些勞動生產率偏低但仍然有一定技術的工人就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受過較高級職業訓練但其技術低於該職業中平均水平的工人,雖在該部門找不到工作,仍然可以在較低級的職業中找一個報酬稍低的工作;但毫無專長的非熟練工人就無法再向更低級的部門尋找待遇更低的崗位了。當然,其他一些因素也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擁有強大工會組織並享受高工資的建築業與製造業工人,也會由於這些部門對景氣循環特別敏感而引起就業的不穩定性。    
  (十)    
  第六條推論還可以解釋在意外的通貨膨脹或緊縮中價格與工資將如何受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而變化。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固然希望追求它們認為最有利的價格,但由於第三章內所述的原因,它們寧願取得比較長期有效的價格協議或安排。美國的集體談判協議是說明這一問題的一個非常明顯的(雖然是比較極端的)例子:這些協議的有效期一般均為三年。    
  現在假設發生了意外通貨膨脹或緊縮情況。在意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特殊利益集團原來確定的壟斷價格與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就變得不那麼有利了,但該集團無法在短期內改變相應的協議或立法。由於卡特爾或院外活動集團僅能依靠制訂壟斷價格獲得超額利潤,於是非預期的通貨膨脹使該集團得到的相對價格低於它想達到的壟斷價格。這時,卡特爾的價格比原來預期的價格變得比較接近市場結清價格了。因此,在存在特殊利益集團的經濟中,意外的通貨膨脹反而使卡特爾化或院外活動集團所造成的壟斷損失以及非自願失業減少。於是,在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很大的經濟中,其經濟效率在意外通貨膨脹時期反而比以前更高。    
  反之,在意外的通貨緊縮時期,由分利集團規定的價格或工資會暫時高於該集團原來預期的水平,甚至超出它所理想的水平。這就意味著由於壟斷造成的損失更大,同時相對價格遠高於市場結清價格,而且非自願失業率也高得驚人。    
  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比過去好得多的理論,可以解釋一般很熟悉的現象:即在大多數社會內,意外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減少失業與增加實際產出,而意外的通貨緊縮則意味著增加失業與減少實際產出。雖然在普通的一般均衡模型內(其中並未考慮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曾經證明過「貨幣是中性的」,即通貨膨脹並不改變相對價格而且不影響實際產出,但現在可以看到這種結論為什麼在現實世界上的多數社會中不能成立的道理。    
  如果通貨膨脹率達到三位數水平(正如有幾個國家內已發生的那樣),而且未來的前景還難以預測,則特殊利益集團很自然地會致力於通過院外活動或談判把產品價格或工資通貨膨脹指數化。作者未曾研究過如此高的通貨膨脹問題,但可以設想在遠高出預期通貨膨脹率或遠低於預期通貨緊縮率的情況下,物價指數的不準確性對於按不變價格計算的經濟結果影響頗大。而且,甚至在最好的條件下,這類物價指數也是相當脫離實際的。嚴格說來,由於每一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種類與數量均不同,因此只有對每人都訂出不同的物價指數,才能真正通過指數化措施抵消通貨膨脹對他的影響。但特殊利益集團能否為其成員找出一個理想的物價指數並不重要,因為即使在統計數字最完備的國家中,總的物價指數誤差也大得驚人。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所反映的通貨膨脹率早已無人相信。這一指數中的某些誤差是人為地造成的,如果沒有院外活動集團為謀求自身利益而阻礙物價指數的核實,則這類誤差比較容易修正。但另外一些誤差則實際上無法消除。例如,無法衡量商品質量的變化;另一方面,漲價最多的商品銷售量減少,從而它在消費品中的份額下降,而按原來的份額計算指數就會失之過高。這類問題在實踐中如此難以解決,以致在本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之初,當美國實測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非常明顯時,一些有經驗的經濟學家還在認真地辯論美國究竟有沒有發生通貨膨脹!這樣,只有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已經持續了很久的情況下,非預期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所造成的影響才會在指數化政策中被忽略掉。    
  (十一)    
  現在,進一步考慮現實經濟中存在著許多相互影響的不同的行業或部門。我們必須將上述理論推廣到這種複雜情況中去,也就是說,要在普遍均衡的環境中應用這一理論。    
  為了在普遍均衡環境內理解上述理論,我們將引用羅伯特·克勞爾(Robert    
  Clower)的一個很重要但未受足夠重視的觀點。這種觀點的實質可由前面圖1中看出。我們在該處曾指出:除非雙方互利的交易能將圖內的三角形區域消除掉,否則總要損失一部分可得的利益。只有至少當最後一個勞動力出售時的價格相當於MRP與MC(需求與供應曲線)交點處的價格時,才能獲得全部的利益。反之,如果沒有達到那種價格,或由於某種原因有些互利的交易未能實現,則失業工人與僱主雙方的收入均將減少。當我們討論產品市場中的卡特爾行為時,顯然可發現同樣觀點是成立的:除非接受正確的價格(至少最後一件商品應如此),否則就不可能實現所有的互利交易;而且,如互利的交易不能全部實現,則供需雙方的收益均將減少。如果像克勞爾那樣考慮一個完全達到普遍均衡的系統,就可以看出:除非在每一市場內均恰好採用正確的價格,否則就不能取得全部的交易利益。同樣地,如果普遍均衡系統內沒有形成一整套理想的價格體系,則整個經濟的收益將受到損失。這種損失(即整個經濟內未能全部實現對供需雙方均有利的收益)意味著對總產出的需求低於採用正確價格體系時的數值,而且有可能低得多。這樣,克勞爾求得一個基本上能反映此種經濟內總產出整體波動的因子。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克勞爾的上述重要觀點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以後,非均衡理論家曾利用過這種觀點,但其中有一些人被無法解釋的市場不能結清的難題嚇退,另一些人則擺脫不了凱恩斯的思維方式,所以採用該觀點的人愈來愈少了。一個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曾經告訴作者:如果某普遍均衡的市場內出現了一組錯誤的價格信號,人們立即會從改正價格導向的交易活動中獲利,從而該經濟系統將很快恢復到全部就業狀態下的產出水平。這樣,克勞爾的觀點似乎毫無意義了。但作者認為,許多經濟學家之所以輕視克勞爾的觀點,就在於他們不相信存在著故意阻礙互利交易的力量;因此他們誤認為,即使互利交易暫時受到阻礙,過一段時間以後照樣會恢復,因此他們認為克勞爾的觀點最多也只在過渡狀態下有效。    
  但如果作者在本書內的論斷是正確的,就可以發現確實存在這樣一群人,他們可以由阻礙互利交易中謀取自身的利益。在某些社會中,他們組成集團以達到此目的,而且往往是經常如此。在穩定的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群人的組織程度愈來愈高;因此,對互利交易的阻礙不僅不能逐步消除,反而還會與日俱增。由特殊利益集團引起的經濟效率減退可能是很嚴重的,而且反過來又會影響到社會需求水平。當然,如作者曾指出那樣,如果這種阻礙是逐步加強的,因此不致引起宏觀經濟的明顯波動。    
  現在假設發生了意外通貨收縮或緊縮,或石油價格的猛漲,或其他的急劇變化,以致必須建立一套新的價格體系,才能使經濟返回最有效的運行狀態,或者恢復其正常的實際產出水平。正如前面討論意外通貨收縮或緊縮時已指出那樣,在一個滿佈分利集團的社會中,此時發生的交易條件變化總是對有組織的部門有利。但按第六條推論所述,由於組織起來的特殊利益集團決策遲緩,進行調整需要一定時間,而不像約翰·希克斯爵士所說的「柔性價格」部門那樣迅速作出響應。這種遲緩調整的後果是:社會上的壟斷程度加深與無法結清的市場中失業和排隊尋職的人數增加;社會的總收入由此而減少,實際需求也隨之下降。換句話說,在這種社會中,由於議事日程擁擠與談判事項繁多而導致決策遲緩,需要相當長時間才可能形成一種與過去同樣好的新價格體系。結果將造成社會對於商品、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需求下降:即出現經濟衰退或蕭條。    
  由分利集團在意外通貨緊縮或衝擊之前制訂的壟斷性及高於市場結清水平的價格體系將變得更高,其原因不僅是由於通貨緊縮或其他衝擊的直接影響,同時,正如克勞爾及其他非均衡理論家所指出的,還由於普遍均衡效應所引起的實際需求下降。這樣就進一步導致長期投資的更大風險,從而使投資額也迅速下降。雖然特殊利益集團也會逐漸調整其價格體系以適應新情況,並最終恢復實際產出,但上述每一種因素的發展都使其他因素隨之惡化,從而導致螺旋式下降的惡性循環。    
  雖然馬林沃德與其他非均衡理論家僅僅作了某種市楊不能結清的價格與工資的簡單假設,他們對上述過程的分析卻與本書非常相似。最有用的一點是,馬林沃德曾指出:在此情況下既存在著凱恩斯式的非自願失業,也存在著古典經濟學所述的非自願失業。籠統地說,前一種非自願失業是由於市場不能結清的價格體係引起商品銷售量下降,致使這些商品的生產廠對勞動力需求下降,從而引起額外的失業,而且,由於市場結不清時的工資水平高於市場結清時的水平,使得就業損失產生乘數效應。後一種失業則屬於古典經濟學中所定義的,由於工資水平高於市場結清水平(但其他商品價格仍為市場結清水平)所引起的非自願失業。馬林沃德認為凱恩斯定義的失業比古典經濟學所定義的失業更為常見。    
  根據作者提出的理論,必須研究分利集團在各部門間的分佈狀況,才能對上述結論作出判斷;而這種答案則是隨時間與地點而異的。不過,無論馬林沃德的結論是否正確,以下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對非自願失業程度的瞭解,不能僅僅局限於對勞動力市場內的利益集團狀況的考察,即使作為初次近似也不行。作者在前面討論非自願失業問題時由分析勞動力市場內卡特爾行為入手,僅僅是為了使問題簡化,而並不認為這種卡特爾一定是非自願失業的最主要根源;為了對非自願失業及其他資源的不充分利用作出滿意的分析,必須考慮全部市場內各種形式的卡特爾與院外活動集團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意外的通貨膨脹問題時所闡明的那樣,當這種通貨膨脹或重大的外部有利事件(如重要的技術進步或資源的發現)發生時,經濟上會出現另外一種現象。由於在重大變革中暫時減弱了由分利集團壟斷造成的損失,經濟可能興旺起來,充分利用了有利的投資機會,這將導致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環,直到分利集團經過緩慢的重新調整取得新的壟斷地位為止。    
  現在我們已經對於各種分利機構相當僵化的社會中所出現的景氣循環或實際產出水平的經常波動作出較滿意的解釋。這種方法——作者暫時稱之為克勞爾-奧爾森方法——與任何正確的微觀經濟學理論毫無相悖之處。    
  (十二)    
  由於上述論斷是在普遍均衡條件下得出的,現在還必須考察一下某些價格不受分利集團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情況,後者甚至在相當僵化的社會中也會存在;在大多數社會中,不僅存在著持續處於非均衡狀態的部門,也同時存在著價格長期處於均衡狀態下而僅有短暫波動的部門。如果市場不受政治因素或卡特爾的控制,則那些由於特殊利益集團控制以致工資高過市場結清水平而失業的工人,可以自由地進入具有柔性價格的部門而找到工作。    
  在此情況下,如果不認真思索一下,某些經濟學家可能會輕率地得出如下結論,即這種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可以導致充分就業。他們可能作出這樣的假設:即使在高度卡特爾化和被院外活動集團控制的經濟中,只要有對所有人開放的經濟部門存在,就不會發生非自願失業。    
  這一論斷的錯誤之一在於:它忽視了資源由一部門流入另一部門所需的時間。由於受組織控制部門中的價格與工資具有黏性,這就意味著其他的「柔性價格」部門在意外通貨緊縮開始階段將承受其全部衝擊,從而使卡特爾化或受壟斷集團控制的那些部門中相對價格顯得比過去更高。這種總需求下降與相對價格更高的現象結合在一起,會使那些由壟斷組織控制部門內的商品及勞動力需求大幅度下降。於是必須有相當大量的勞動力流入柔性價格部門才能保證充分就業。這時會有一些擁有閒置資源的所有者認為:在政府干預或均衡力量的作用下,衰退或蕭條很可能是暫時的,因而將資源轉入柔性價格部門不一定有利。此外,這種資源轉移往往還會伴隨著金錢和精神上的損失,例如要在柔性價格的商品生產較多的農村找到職業,就必須將家庭遷往鄉間。不僅如此,如果將已投入剛性價格部門(或不均衡部門)的許多資源轉入柔性價格部門,其價格往往只剩下原價值的幾分之一;例如,廠房與設備往往是為了專門用途設計與建造的,而且擁有從事某種工業的熟練技工,如轉入其他部門也往往只能暫時當非熟練工人使用。有人甚至認為:新轉入某一職業若職位遠遠低於原來水平,其實與失業沒有什麼區別。同時,他們可能因年齡過大而無法再通過學習、訓練或實踐而取得與過去所從事工作同樣的技巧水平。這種不願轉行的思想還可能來自許多中老年工人的保守心理,但這種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正因如此,只好等到這些工人到了退休年齡之後才能真正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正如凱恩斯風趣地說過那樣:最後我們全部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即便我們不考慮宏觀經濟在時間上的波動,並忽略資源由總需求不足的剛性價格部門轉入柔性價格(均衡)部門所需的代價,還會發現必有柔性價格部門存在的事實有時並不一定能保證充分就業。這就是所謂「街頭小販」現象——而忽視這一點正是下結論過於匆忙的均衡論經濟學家的第二個錯誤。    
  雖然我們都為失業工人淪為街頭小販的現象惋惜,但如果承認經濟是一種普遍均衡系統的經濟學家沒有讓感情淹沒理智,他就會同意街頭小販的出現正是在經濟衰退中一種有助於恢復均衡的響應。如果有許多失業工人在當街頭小販,就反映這種販賣部門是無組織的,而且價格具有柔性。於是,失業工人從事小販活動正是有助於資源進入柔性價格部門的一種運動,同時也表明同樣會有資源轉入其他部門。作者認為,這種「街頭小販有助論」並不是一種諷刺,而是對問題某一側面的正確表述:在經濟衰退時期,如果禁止從事街頭販賣活動,無論對消費者或對工人都會造成一種損失。    
  在此還必須進一步指出:在分利集團普遍存在而且意外的通貨緊縮又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如果阻礙資源重新分配的上述種種障礙已被克服,則必須轉移進入柔性價格部門的資源數量與該部門的規模相比過大,以致該部門內原已受到影響的價格還要進一步大幅度下降。這時該柔性價格部門內與其他剛性價格部門內的價格之比變得極其不合理,而投入柔性價格部門中資源的收益率極低。在繁榮時期,街頭小販的投資收益率與其他允許自由進出的經濟部門的正常收益率相同;但在意外的大衰退中,其收益率變得如此之低,以致從事這種職業的境遇之悲慘與失業無異。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由於侈談大蕭條期間街頭小販大發橫財的謬論而被指責為感情上冷漠與政治上的愚蠢;從我們的上述分析看來,他的這種說法在理論上也是難以成立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大蕭條時期在街頭小販身上發生的情況正和一般允許自由進出的經濟部門中發生的情況一樣。在30年代的美國,農民進入城市的歷史潮流已經逆轉,成批失業者湧向農村。這種資源的重新分配可以達到上述目的,但當時農產品價格如此之低而且總需求如此之小,以致與工業品的價格及工資相比顯得極不正常。因此,當時美國國內開展了廣泛而有力的政治活動支持提高農產品價格。通過法律限定了一部分土地與其他資源不許投入農業生產,才保持住農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的穩定;這種法律限制一直執行到農產品價格恢復歷史上的「公平」地位為止。也可能有人認為這種對農產品價格的保護是一種歷史性的錯誤,但作者可以進一步證明這並非錯誤(在許多其他國家內也發生過同樣的情況);一般而論,當發生這類相對價格大混亂時,政府總是要進行干預以限制柔性價格市場內的價格暴跌。    
  在一種經濟中,當被卡特爾控制和由院外活動集團影響的價格比重足夠大時,總需求的明顯下降必將導致部分資源的閒置。其原因一部分是由於資源在短期內很難得到重新分配;另一部分是由於進入柔性價格部門的資源數量相對於該部門的規模來說比重過大,以致要素報酬極低,幾乎與失業或閒置無異。有時政府不得不出面限制柔性價格部門的產出或生產要素的投入,以保護投入該部門資源的收益率。(在大蕭條期間,柔性價格部門容納其他部門失業人口的後果之一,就是引起了這些部門本身的收縮。)在一個充滿了特殊利益集團的經濟體系中,大蕭條期間的那些街頭小販或在均衡部門內工作的工人報酬非常之低,以致這些人即使按本章前述嚴格定義不能稱之為非自願失業,也可以名副其實地稱之為「非自願的半失業」。在這段時期內,愈來愈多的人願意到非均衡或剛性價格部門謀求職業;排隊尋職的現象劇增:由於這種現象完全是人為地使同樣的資源在不同部門獲得不同的工資與價格所造成的,因此應當看作純屬非自願失業範疇。    
  (十三)    
  本章所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並未涉及貨幣供應數量變化與財政政策何者對於支出或名義需求的影響更為重要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們並未排斥以下的任何一種論斷:或者主張貨幣供應數量是決定名義收入的唯一因素,或者主張財政政策也是重要決定因素之一。由於本書所涉及範圍已經過於廣泛,所以在此不擬討論究竟何者決定了名義支出水平,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另外的問題予以暫時擱置。作者願意將支出的決定因素以及影響上述論點完整性的另一些問題留在另一本專著中去討論,以便有更多的篇幅去處理許多技術性問題。與此同時,作者希望其他經濟學家,特別是貨幣理論或宏觀經濟方面的專家(作者本人不屬此列),能發現本書所述的理論值得進一步引申或在形式上完善化;如果能有更多的專家參加這項工作,則這方面的進展將大得多。必須指出,當本理論未能包括對於決定總支出諸因素的分析之前,尚不足以解釋某一歷史時期宏觀經濟行為的全部特徵。它目前確實不能做到這一點。例如,在比較30年代與60、70年代的美國經濟時,我們就會發現,本理論無法說明為何30年代初期執行的是不夠穩定的、基本上緊縮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而60年代末與70年代則執行比較穩定的、但主要是通貨膨脹的政策。    
  然而,用以上理論已足以解釋非自願失業,而且此論據與已知的微觀經濟學原理及個人決策的動力均無矛盾之處。這一點是其他的宏觀經濟理論與貨幣主義理論所未能做到的。顯然,如果能找到本理論與其他宏觀經濟理論不同的其他推論並用事實驗證就更好了。如果本理論進一步闡明了這些可驗證的推論而其他的宏觀經濟理論則不能,這將更有力地表明本理論以及本書中全部理論的正確性。    
  有一種極為合適的經驗校核方法,既適用於本理論,也適用於上述所有各種宏觀經濟理論。凱恩斯的《通論》、貨幣主義、非均衡理論和均衡理論都一致聲稱他們的理論普遍適用於所有各種類型的貨幣化經濟,或者至少他們並未說明各自的理論企圖解釋何種具體的經濟類型。凱恩斯甚至連書名也叫做《通論》,意思是可以用它說明一切經濟現象,甚至毫不遲疑地對重商主義的經濟及其政策賦予了新的解釋,儘管那種欠發達的重商主義經濟與凱恩斯時代的西方經濟有很大不同。同樣地,許多貨幣主義經濟學家都樂於用其論點解釋發展程度差別很大的各種經濟中的貨幣與宏觀經濟政策,而且往往作出非常武斷的結論;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Freidman)的著名論點:「通貨膨脹在任何時間與任何地點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就是貨幣主義學者這種普遍化結論的一例。如果有人懷疑,作者指責現有各種理論過分強調其普遍性是否有點言過其實,他們至少應當承認:沒有一種現有的理論曾經公開聲明:宏觀經濟學或貨幣理論是在不同社會與不同歷史時期內有顯著區別的。這種過分強調普遍性與缺乏對不同社會不同類型經濟之間區別的現象,無疑地反映了多數現代經濟學中那種潛在的非歷史、非進化、相對靜態和不區分具體制度的偏向。    
  與上述理論相對照,本書中提出的宏觀經濟理論則預言不同的社會中宏觀經濟的問題性質也各不相同。以上分析表明:如果某一經濟體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團只控制了少數不能結清的市場,則由此種市場扭曲而引起的問題顯然只是某些部門的、微觀經濟性質的或局部的問題。意外的通貨收縮或緊縮雖然會使問題惡化,但由於其影響局限於少數經濟部門,還不致於發生普遍衰退或造成宏觀經濟的災難。這種非預期緊縮的後果並不嚴重的原因還在於:其危害限於少數幾個部門,而且這些部門中的資源可以比較容易地轉移到為數眾多的柔性價格部門中去,而後者的容量相對比較大,故不致於受到損害。在這種情況下,通貨緊縮雖然會影響價格或名義收入,但不一定會導致大量的非自願失業,也不致於明顯地或持續地影響實際產出水平。換句話說,若一種經濟內不存在特殊利益集團以及由此引起的冗長立法程序及其他手續,則該經濟的行為將遵循一般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種所有經濟體系內均普遍適用的模式。    
  另一方面,按照本書的理論,當某一經濟體系內特殊利益集團業已普遍建立,從而剛性價格部門比柔性價格部門龐大得多,則其宏觀經濟行為與以上所述大不相同。此時意外的通貨收縮或緊縮將在廣大範圍內造成損失,包括:發生資源由剛性價格部門向柔性價格部門強制性的轉移,柔性價格部門內價格的暴跌,不能或不願轉移的人口中大量失業,排隊尋職的代價劇增,同時,實際需求的顯著下降又進一步使局勢惡化,因為此時相對價格比通貨收縮前更不合理,而其偏離理想價格體系的程度愈加嚴重。這種眼光狹隘的特殊利益集團密佈的經濟體系,在通貨收縮或緊縮時期,更容易出現衰退或滯脹現象。因此,本書的理論完全可以說明:為何有些社會或某些歷史時期不會由於意外的通貨收編或緊縮造成大量非自願失業或實際產出的驟減,而另一些社會則相反,會遭受重大損失。此外,本理論還預言,凡疆域不變而且長期穩定的社會,將由上述前一種狀態逐漸轉入後一狀態。    
  (十四)    
  不幸的是,作者對於近代世界比較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還不夠豐富,不足以如願地進行廣泛的橫向校驗,只能限於對幾個最大國家及一個典型小國的情況進行分析比較。但即使如此,也還存在著另一個問題,即由於超出本理論範圍之外的政治事件或其他非經濟因素會導致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內)採取不同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在作者的模型中,實際產出水平的波動幅度以及非自願失業的範圍不僅取決於該社會中的特殊利益集團數目增長所需的時間,而且還取決於其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可預見性與穩定性,以及其所受外部衝擊的劇烈程度。這樣,某一社會(或歷史時期)即使有較多的特殊利益集團存在,也可能只有較小幅度的經濟波動與較少的非自願失業存在;反之,另一個組織上並不太僵化的社會卻可能出現貨幣與財政上的高度不穩定性。至少是部分地由於這一原因,本理論在進行部門間或國際間比較時,其校驗的結果並不十分引人注目。    
  不過,在70年代西方發生的滯脹現象中,日本與西德(較差些)的失業水平就比美國、尤其是英國低。不同國家的失業統計口徑不同,因此很難相互比較;特別是美國以外的各國所統計的失業率一般比美國統計的為低。然而,美國勞工統計局已將幾個主要國家的失業率按美國的可比標準進行了換算。這些數字表明,1975-1976年英國的失業率為5%,而同年美國為8%,同期內西德失業率為4.5%,而日本僅為2%。作者未能獲得更近年份的比較數字,但最近的情況變得更加突出:1982年美國的失業率達9%以上,而英國未經調整的數字則超過12%。    
  當然,這裡可能包含著許多因素。但只要稍為審視一下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就可以發現事實並不支持如下的兩種觀點:即所謂擴張性(即膨脹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會消滅失業;或者如某些貨幣主義者所斷言:「通貨膨脹引起經濟衰退」及高的失業率。由1972到1979年,英國的年平均通貨膨脹率最高,達到15%;美國的其次,為9%。與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相反,該兩國均存在著極高的失業率。西德通貨膨脹的最高記錄為5.5%,此數字正如其失業率一樣比英美低。然而降低通貨膨脹率也並非實現充分就業的最重要條件:日本的通貨膨脹率是名列第二的(10.6%),而其失業率則最低。    
  不僅如此,正如本理論所預言的那樣,英國更加關心『社會契約」與「收入分配政策」,而且比其他國家遇到更大的困難。按照作者的論斷,在英國這種有著強大而狹隘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國家中,對這類社會契約的過分。奢望與收入分配政策的失敗並不令人意外。西德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僅為數較少,而且各集團所代表的利益面也比較廣泛;這兩個特點都有助於說明其通貨膨脹及失業率為何不那樣嚴重。    
  在上述四個國家內,都存在著影響前述結論的各種特殊因素;例如,西德僱傭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他們失業之後往往就被遣送回原籍,因而不進入失業統計之中。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西德與日本受石油價格上漲的影響較大,因為它們完全依賴於進口石油。美國雖然進口部分石油,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產油國之一;而英國則萬分幸運,恰好在此關鍵時刻轉變為一個石油出口國。但此處我們所討論的仍然局限於幾個大國的極端情況,因此不能得出完整的結論。    
  我們固然沒有可能去研究所有國家的情況,但在此可以指出有一個小地區非常典型,值得特別注意。正如作者在第六章中已指出那樣,中國台灣省(與南朝鮮、香港和新加坡相似)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驚人的。可以注意到,在日本統治時期,壓制了台灣本地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因此它的經濟迅速增長是與本書理論相符合的。如果本章的論斷正確,則台灣省在意外的通貨緊縮或反膨脹期間,由於沒有特殊利益集團存在,也應當能保持大致充分的就業及滿負荷的生產。由分析統計數字可知,台灣省確曾經歷了相當嚴重的反通貨膨脹時期而實際產出的損失較小。凡特別重視這一問題的專家幾乎都觀察到了這一點。    
  埃裡克·倫德伯格(Erik Lundberg)寫道:    
  「台灣省在戰後時期,開始時1946-1949年期間消費者物價指數每年增長10倍,1949-1950年期間增長500%。直到1950-1951年,通貨膨脹率仍然失控.每年約為80-100%。最有興趣的問題是:1952年如何能迅速制止通貨膨脹而又使經濟沒有陷入衰退或經濟增長嚴重受挫的呢?……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台灣如何能夠在1952-1960年間將相當高的通貨膨脹率(每年7-8%)壓低到貨幣價值相當穩定——國民生產總值平減數每年上升2-3%——而且波動極小。這一成就不能僅由貨幣和財政政策得到解釋」。     
  (十五)    
  前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顯然還算不上以確定的事實檢驗了本理論。現在再來分析一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相對短期內的變化情況。由於貨幣主義者一般都比凱恩斯主義者更加反對把結構變化與體制改變也看作是戰後通貨膨脹的部分原因,因此我們在討論此問題時,不妨再由較嚴謹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的著作中找出一些事實來說明此點。    
  卡甘考察了美國自1890年以來的價格與產出變化的數據。他發現在經濟衰退時期物價下跌的趨勢隨時間而減弱。他觀察到:    
  每次由景氣期間到繼之而來的衰退期間,價格變化率降低的趨勢愈來愈小,以致在最近的兩次景氣循環中,價格變化率的變化甚至變為正值,即在衰退期間物價的上漲率超過了景氣期間的上漲率,從而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奇異的循環特點。    
  戰後通貨膨脹的特點不在於景氣時期的物價上升得更快——過去很多景氣時期的通貨膨脹率比戰後時期的更高——而在於在衰退期間物價不但不降低,而且反而上升,甚至升得更快……。1970年的衰退並未能遏制通貨膨脹,這一令人吃驚的事實並非什麼新奇的現象,它不過是戰後持續發展過程中新的一步。……這種新發展就是:在疲軟的市場中物價反而上漲變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在這些循環中,物價的週期性波動幅度較小,其一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衰退嚴重程度降低,而這一現象應部分地歸功於改善經濟穩定性的研究成果。儘管如此,我們還發現,除了總支出的週期性收縮幅度較小外,價格對同等幅度收縮的響應也大為減弱,因而總支出收縮的後果更明顯地反映在總產出按比例下降上。    
  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最近一篇論文中,也用另一種稍微不同的方法肯定了卡甘的上述發現。    
  雖然以後被泛稱為「滯脹」的上述發現已成了老生常談,但卡甘的發現中有兩點是值得強調指出的。第一點是他認為這一現象是漸變的。這種觀點肯定是正確的——譬如說,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成本推動論就預示了70年代的令人困惑的現象。然而這種現象在本世紀上半葉或前幾世紀從來沒有出現過。    
  卡甘的發現的第二個重要特點就是:由於價格行為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總需求的減少愈來愈多地反映為實際產出的減少。卡甘並未討論這一點,但直接觀察表明:在其他幾個國家內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恰好是本書理論所預言必然發生的,而其他任何非進化論的與不考慮結構影響的宏觀經濟理論則無法加以解釋。    
  (十六)    
  當我們由更長遠的歷史觀點來考察上述問題時,可以發現:意外通貨收縮或反膨脹所造成的失業與實際產出減少的嚴重程度與日俱增。雖然我們無法獲得前幾世紀的可靠數據來對當時宏觀經濟與貨幣情況作出確切的判斷,但已有記載的定性證據以及零散的數據已足以使經濟史學家就某些粗線條的歷史經驗取得一致意見。在凱恩斯或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中,卻並未考慮這些經濟史學家所熟知的重要歷史經驗。    
  可能在全部宏觀經濟歷史中最令人注目的趨勢就是:無論原因如何,在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內總需求的下降對於實際產出水平的影響與日俱增。這一情況至少在18世紀已初見端倪。當時開始出現價格水平的大幅度(而且是不可預測的)波動,但這種波動無論在工業革命時期或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都沒有引起大規模失業或實際產出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溯到較此更早的時期,經濟活動還局限在狹小的地區之內,當時存在著如第五章所描述的種種貿易壁壘,因此很難說有什麼統一的國家宏觀經濟的發展。但具體到重商主義經濟時期,特別是英國已經變成了中央集權的國家,而且僅存在很少量的貿易障礙。這就意味著當時的英國很容易發生全國範圍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而且歷史上也確實發生過。當實現了這種管轄區的統一以及17世紀發生內戰與政治上的動亂之後,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對於英國就業與實際產出的影響,即使有的話,也很小,甚至是短暫的。同樣,美國由建國伊始就形成了全國統一的經濟,它能夠而且確實發生過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但這些現象對於就業與實際產出水平的影響同樣很小。    
  雖然19世紀後半葉的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但由1812年拿破侖戰爭所引起的通貨膨脹達到高峰,直到1896年價格水平降到最低點,這一段歷史仍能說明以上論點。在這一時期內,英國的物價水平跌落了一半以上,而美國的下跌尤多。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內,英國的工業革命繼續在進行,美國經濟也顯著地增長與繁榮。簡而言之,世界上從未有過的人均收入長期地穩定增長,但它正好發生在物價一直下跌的時期。在19世紀末,景氣循環的最低潮年代中,失業增加了,但與20世紀相比,經濟衰退階段所引起實際產出水平的下降卻不大。    
  當然,甚至在19世紀初期,就曾發生過多次「恐慌」及「危機」。當物價下跌時,借款者自然很難償還債務,因為他們要支付比物價穩定時高得多的實際利率。正如19世紀美國的人民黨運動所顯示的那樣,在物價較高時借錢的人肯定不喜歡通貨緊縮。當物價下跌時,有些公司償還不起它們的債務,於是它們可能陷入破產;特別是由於當時銀行系統很不穩固(尤其在美國),這樣就導致了銀行的倒閉。這些恐慌及危機使人們喪失對前途的信心,於是引起了失業與實際產出的某種下降。但與本世紀30年代的經驗相比,或者按同等的物價暴跌對今日經濟可能發生的影響相比,當時這種失業與產出水平下降的幅度相對甚小,而且為期頗為短暫。    
  表7.1  1839-1843年與1929-1933年的比較(按百分比計)    
  —————————————————————————    
  1839-1843    1929一1933     
  貨幣存量變化     -34       -27    
  價格變化       -42       -32    
  銀行數目變化     -23       -42    
  實際總投資額變化   -23       -91    
  實際消費額變化    +21       -19    
  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變化  +15      -30    
  ——————————————————————————    
  註:1839-1843年的變化量是最高峰數字與最低谷數字的比較,但各項的統計日期稍有不同。貨幣與銀行的數據系由1838年末到1842年末;而價格變化的數據則取1839全年與1843全年平均值;國民生產總值等則取1839統計年度(1839年5月底止)及1843年統計年度的值。    
  來源:1839-1843年度取自表3.2,3.3,5.2〔彼得·特明:《傑克遜的民主》(紐約W.W.Norton出版,1969,1975)」;加裡曼,私人通訊;《美國歷史統計》,第624頁,1929-1933;上引書,第116、143、624、646頁。    
  將兩次大戰之間大蕭條的數據與美國過去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貨緊縮相比較,可以最有力地說明這一點。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聲稱:「要找到美國歷史上能與1929-1933年貨幣崩潰相比較的事件,必須上溯到幾乎一個世紀之前,即1839-1843年的通貨緊縮」。事實上,正如經濟史學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述,1839-1843年的貨幣供應緊縮比1929-1933年更為嚴重,價格水平大幅度下跌:1929-1933年為-31%,而1839-1843年為-42%。但按實際消費的減少計算,1929-1933年減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21%。尤其令人吃驚的是,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在1929-1933年減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卻增長了16%。(見表7.1,此表由特明的《傑克遜的民主》一書轉錄。)正如特明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很恰當地指出的那樣,美國在由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中所發生的失業規模與各種資源的閒置程度都是史無前例的:    
  「由1929年開始的經濟收縮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歷史學家曾用19世紀40年代的收縮與本世紀30年代相比較,其結果恰好足以說明後一時期的嚴重程度。在19世紀的大衰退中,曾經在不同程度上發生過銀行倒閉、通貨緊縮以及企業破產。但卻沒有發生像本世紀30年代那樣的經濟資源不充分利用——即勞工失業及其他資源閒置。     
  「在本世紀30年代初期,美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價值跌落了幾乎一半。在進行價格修正之後,實際生產量下降了大約三分之一。失業人數達到勞動力的四分之一。投資活動幾乎完全停止。這是經濟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崩潰。」    
  19世紀與20世紀的這種宏觀經濟行為性質上的差異,甚至可以在日常用語中發現。雖然有些作家酷愛標新立異,可是像「失業」這樣時髦的詞彙卻一直到19世紀末才見諸文字。《牛津英語詞典》中說明:「失業」一詞在1895年以後才開始通用,但E.P.湯普森(Thompson)指出該詞早在1820到183O年間已偶見於歐文主義與激進主義的著作之中。早期考察失業問題的專家喜歡採取較為婉轉的用語如「待業」或「非自願賦閒」。德文中「失業」(arbeit.slosigkeit)一詞在1890年前很少見到使用。法語「失業」(chomage)一詞雖在中世紀就出現,但該詞另有「休息」之意,如在某日或假日無事休息可稱為「un    
  jour de chome」。如果在19世紀初的物價下跌曾經引起大量失業或生產資料的閒置,那麼至少在所有這類國家內的日常用語中肯定會普遍出現「失業」這個重要的詞彙,更不用說由於它是生活悲劇的根源,肯定會引起作家們加油添醋地描寫了。    
  導致生產資源閒置與實際產出下降的總需求減少的程度,應與總需求波動的幅度相區別。正如卡甘所指出:部分地由於經濟學家及政府已經掌握了使經濟穩定的經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年份裡,從歷史的標準看,各國的經濟是相當穩定的。但由我們引證的事實表明,由於價格的剛性隨時間而不斷增加,即使在穩定的經濟中,由於總需求的某種減少,也會引起更多的失業與產出水平的下降。    
  正如正統的宏觀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前述各國相互比較的事實一樣,它們也不能解釋上述歷史事實。對於意外的通貨緊縮與反通貨膨脹發生時,為何有些社會在某些時期遭受最嚴重的失業與產出損失的問題,這些理論卻不置一詞。它們強調其理論的普遍性,結果給人以這種印象:好像在所有貨幣化經濟中,執行錯誤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的後果都應當一樣。與此相反,本書的理論則解釋了我們所觀察到的各國之間的差異,以及在穩定的社會中那些隨時間逐漸變化的現象。    
  (十七)    
  本書中的理論同樣適用於分析凱恩斯本人在發展其光輝理論所處的時代與國家,適用於研究世界上變為正統主義的地區,也適用於解釋大衰退的實質。凱恩斯是在本世紀20到30年代的英國作出他的精闢論斷的。他所描寫的社會是當時特殊利益集團與組織發展得最多的社會。在第一次大戰之後,英國經濟所面臨的出口及其他商品需求結構與戰前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而英國工業原有的有利地位也發生了改變。因此,英國需要有一種新的相對工資與價格體系,而且要在相當程度上重新分配其資源。然而,在當時的英國,價格與工資缺乏彈性,而且存在著阻止資源自由進入各部門的種種障礙,因此其資源的重新分配進展遲緩:結果有大量的資源閒置無用。由於邱吉爾在20年代中不適當地將英鎊升值,在一段時間內這一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如果當時工資與價格相應地下跌到足夠的程度,英國的各種資源仍然有可能充分利用起來。但英國的各種制度結構早已發展到僵化的程度,相應的工資與價格不可能在短期內跌落,有些甚至在一段時期之後仍不下降。當然,在足夠長時間之後,這種工資與價格終久會調整的,但正如凱恩斯所指出那樣,到那時英國人口的一大部分早已餓死了。因此,凱恩斯的名著《通論》確實是天才的和富於啟發性的,但絕不是真正「通用」的理論。如果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像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樣把所有的特殊利益集團清除得乾乾淨淨,那麼凱恩斯大概不會寫出他那本巨著了。    
  在凱恩斯構思其《通論》及《貨幣論》的時期,英國所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國家所遇到的各種困難,被第一次大戰後世界經濟中的一股國家主義及轄區分立化的逆流所加劇了。龐大的奧匈帝國被凡爾賽條約分割為許多小國。這些新建立的國家在經濟上很自然是國家主義與保護主義的。蘇聯與外部世界幾乎斷絕了貿易。保護主義在其他地區也十分盛行:甚至英國和大英帝國成員之間也放棄了自由貿易政策。尤有甚者,一系列的失當行為,如歐洲協約國對戰敗國索取巨額賠款,美國對其戰時盟國提出不切實際的還債要求,以及許多國家在對外貿易中對鄰國拚命搾取和採取愚蠢的匯率政策等等,更加把世界經濟攪得一團糟。在世界經濟中由此而引起的貿易上有形與無形的損失確實大得驚人。根據本書前述邏輯,這種損失使各國對實際產出的需求普遍下降,特別是出口的需求急劇減少。    
  如果當時強大而繁榮的美國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本來有可能從這場國際困境中脫身而避免一場災難。但美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別的錯誤之外,美國參加了限制主義與保護主義的大合唱;它突然對移民數量施行前所未有的限制,而且通過了福德尼-    
  麥孔勃爾(Fordney-Macomber)和其後更高的斯莫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法。從當時情況看,制訂這些政策並不合理。譬如說,雖然美國工會讚賞並參與了限制移民的立法,但應當看到,從現代的美國標準看,當時參加工會的工人比例還非常之低。雖然有些僱主們為了避免本廠工人加入工會而寧可採用工會制訂的工資標準,而且工會集中在幾個最惹人注目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從而其影響範圍遠遠超過其會員人數所佔比例;但在本世紀20年代中,工會會員人數卻在減少。    
  正如前面第三條推論所述:小型集團可能最先組織成功,而且由企業組成的小型集團似乎是許多問題的策源地。正如萊斯特·V.錢德勒(Lester    
  V.Chandler)很是恰當地描述那樣:「20世紀20年代產生了貿易協會運動。在當時商業部長赫伯特·胡佛的大力贊助下,實際上在所有主要的工業與許多次要的工業中都建立了這種貿易協會……多數(也可能是絕大多數)貿易協會限制了自由競爭。」在當時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還能得到廣泛支持的美國,竟能如此成功地通過增加關稅法案,足見這種貿易協會運動的聲勢是如何強大;這一點也已為若干政治科學界權威人士的研究工作所證實。這種關稅制度是各種組織和合謀的溫床,由此對企業的卡特爾化及寡頭集團的普遍形成大開綠燈。而這類集團的建立又進一步使得有關價格的協商與決策程序遲緩化,特別在工業部門尤其如此。    
  當時美國由於銀行系統的極度不穩定性、某些部門投資已達飽和、外國關稅壁壘對美國出口商品的限制、股票市場崩潰對投資者信心的打擊等種種因素,導致了支出的大幅度下降。在發生了以上這一切之後,許多商品的價格(特別是製造部門)並未隨需求的減少而迅速下跌或按比例降低。事實上,以上討論過的統計數字表明,雖然農產品價格與其他彈性價格大幅度下降,但有許多商品的價格(特別是集中的、高度組織起來的工業部門商品價格)下降緩慢而且幅度較小。由於價格體系失效,貿易收入比過去大為減少,實際收入及對產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同時,這些因素與通貨緊縮以及凱恩斯所強調的投資傾向遞減結合在一起,就意味著對勞動力及其他生產要素的需求驟降。此時勞動力市場的僵化造成了遠遠比其本身所受影響嚴重得多的後果。    
  然而,即使如此,如果不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失誤,失業還不至於如此嚴重與長期化。當時由於街頭小販這一類柔性價格市場內的物價不成比例地暴跌以及投資回收率極低而怨聲載道。不僅如此,由於資本主義的顯然崩潰與保守的柯列芝(Coolidge)及胡佛當局為阻止衰退所作努力的失敗,大多數美國人心目中對於自由放任主義的政策已失去信心。(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的政策主張政府不應干預經濟,聽其自然,則一切都會好轉;在某些情況下,也主張政府對於外國的競爭採取保護政策。)於是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旨在干預市場的政策,它們規定將價格與工資凍結在「公平」、「合理」或「不虧本」的水平上——這一水平對於已牢固佔領市場的企業及工人有利,但卻不利於僱傭更多工人並銷售更多的產品,而後一行動對於擺脫危機復興經濟卻是絕對必要的。這一系列錯誤政策都由胡佛當局開始提出。例如,1931年通過的戴維斯-培根(Davis-Bacon)法案,其中即明確提出:聯邦政府建設項目的承包或分包商,如果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低於勞工部長規定的當地合理工資,要受到法律制裁;而所謂的當地合理工資一般均相當於工會力量最強的建築部門內由工會規定的工資。又如1932年通過的諾裡斯-拉瓜地亞(Norris-La    
  Guardia)法案終止了法院限制合併壟斷勞動市場的權力。    
  其後,在1933年成立了國家復興局。它不僅允許而且竭力鼓勵每種工業都建立自己的「公平競爭法規」和一個執行法規的「執法權威機構」。這類「公平競爭法規」一般都要求各企業在產量、產品價格、各種貿易價格方面採取「公平」的行為,而且還要求實行「公平」的工資、工作時間、集體談判權等等。據估計此類法規涉及到當時工業中95%的僱員。雖然國家復興局也規定所謂「最低」工資與禁止削減工資,但它對企業貿易協會的利益似乎更為重視。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後來所描述那樣:「作為國家復興局政策的各種法規均來自工業企業本身提出的建議。除了少數例外,絕大部分的建議都是由至少一個或更多的貿易協會提出的。國家復興同給予工業以自治的機會,從而許多長期銷聲匿跡的貿易協會又恢復了青春,而且許多原來沒有貿易協會的工業也急急忙忙把協會建立起來。」1935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判國家復興局不合憲法。然而,它的某些活動都轉移給了其他政府機構,並且先後通過了各種法案〔如1935年的美國勞工關係法及1937年的瓦格納(Wagner)法案〕以維持工資水平並促進工會組織的擴大。這種「工會化」發展迅速,並無疑地影響了許多企業的工資政策,這些企業都害怕被孤立在工會化運動之外,到1934年春季,全部工業中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在已建立本廠工會的工廠內工作,而這些工會一般都是在一次罷工後組織起的,或通過獨立工會的活動而建立。獨立工會本身的會員也由1932年的300萬人猛增到1938年的800萬人。    
  總之,美國經濟大衰退的出現使得政府當局手忙腳亂,慌張地去促進企業之間與勞工之間的種種組合,並頒佈一個又一個的法令,而這些措施實際上進一步阻礙了企業與失業的工人以及閒置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在互利的基礎上簽訂互利的合同:即愈來愈多的工人、消費者及企業被禁止進行那些本來可以填補圖1內所示三角形區域內的交易。不僅如此,還通過了「農業調整法案」及其他的立法,固定了某些農產品的價格並強行禁止在大片土地上種植或動用其他農業生產資料,以為這樣就可以挽回農產品價格過低的局面,而實際上卻阻止了閒置的資源轉入農業領域。    
  在上述情況下,像凱恩斯所建議的那種刺激總需求增長的政策自然就很起作用了。由於此項政策可以停止通貨緊縮與提高價格,因此通過緩慢行動決定的名義價格以及冗長的立法過程所造成的影響相對而言就不那樣明顯,從而其危害也較輕。由於利率已經過低,有些人寧願囤積貨幣,因此無怪乎凱恩斯會認為增加貨幣發行量還不夠,進而主張政府實行赤字預算。作者無法確切瞭解美國執行「新政」時期每一具體政策或措施究竟對提高總需求有多大貢獻。當時政府確曾購入黃金與增發貨幣,但最著名的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赤字預算,後者曾經是有爭議的政策。顯然·羅斯福總統的需求膨脹政策,加上採用聯邦存款保險手段增強了銀行系統的信用,實行某些貨幣擴張政策,同時將某些卡特爾規定的高物價與高工資逐漸調低,這些措施的綜合效應超過了由於建立新卡特爾以及由政府規定最低價格與工資所引起的失業與資源閒置的消極作用。到1940年,失業率比羅斯福開始執政的1933年有所減少,實際產出也有所提高。    
  因此,凱恩斯理論對於美國有著深刻的影響是不足為奇的。實際上它對於所有英語國家都有同樣深遠的影響,因為後者大部分都經歷了特別長的政治穩定時期,從而建立了眾多的特殊利益集團。由這一角度看來,其他國家,例如德國,在戰後對凱恩斯理論不那麼欣賞就不是偶然的了。這當然由於各種原因,但其中至少有一點是明顯的:英語國家中受過專業訓練的經濟學家人數比其他國家的總和還多好幾倍,從而其中必然有更多的人被凱恩斯微妙與精湛的巨著所折服而加以讚美。    
  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指出,雖然在經濟衰退中採用凱恩斯所主張的增加總需求的措施有時可以抵消特殊利益集團及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但對於非自願失業而言,總需求水平這一因素最多只有第二位的和暫時的影響。非自願失業只能由以下原因來解釋:某種利益或政策阻礙了自願出賣勞動力(或其他商品)以及有意由購買這些勞動力或商品中獲利者雙方互利的交易。總需求水平偏低或下降,既不是非自願失業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其充分條件。不僅從理論上看,而且由本章前面所引證的歷史事實也可以說明,總需求水平的低落不一定導致經濟衰退或自願失業。    
  反之,在總需求水平較高或增長的情況下,也可能發生非自願失業。這可以由以下事實說明:無論特殊利益集團所預測的通貨膨脹率為何,它們傾向於制訂更高的實際價格與工資水平,以阻止在該集團之外進行互利的交易。這樣就會使市場無法結清。在此情況下,甚至當閒置的生產資源最終轉入柔性價格部門並得到利用後,仍然會有一些非自願失業存在。這是由於:前面所描述的情況造成了同等的資源在不同部門中毫無理由地有著不同的報酬,這樣就會引起額外的排隊與尋職損失。最近發生的滯脹現象同樣可以證明:在較高的或增長著的總需求水平下,仍然會產生非自願失業;在某些年份中,儘管以貨幣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長,同樣也發生了高失業率。在這種情況下,總支出必然增加,否則,較高的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就不會被購買,但非自願失業依然存在,而且有時還可能增加。    
  由於總需求不足並不是非自願失業的主要(或最終的)根源,因此經常地、及時地對需求進行精細調節似乎毫無意義。這不僅因為,像其他作者所指出那樣,我們的知識不夠,無法對需求進行精細調節;而且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需求調節都不可能成為主要槓桿。當1933年美國處於經濟大蕭條之中時,通貨膨脹已不可能產生任何有害作用,而且許多特殊利益集團正準備將其壟斷價格降低到1929年的水平以下,沒有人預計價格會再上升;因此,用一切手段來增加總需求,藉以抵消剛性價格部門維持高價的有害影響,這種想法確乎是極為重要的。額外的支出可以彌補由於失業及壟斷價格所造成的需求減少,而且有助於提高一般價格水平從而抵消剛性價格部門相對價格過高的有害作用。但如果特殊利益集團已經習慣於對付需求管理,並採用制訂更高價格的方法來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的作用,那麼上述需求管理方法不僅起不了預期的作用,而且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正如作者在另一著作中所指出:有時由於貨幣政策(可能財政政策也如此)改變起來比特殊利益集團調整其價格的速度更快,這樣就出現一種可能:即在大多數特殊利益集團決定了各自的壟斷價格之後,通過改變政策實現需求管理,可以使實際產出上升。但這種多變的和不可預知的政策也將付出代價,因此並非一種長期解決辦法。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凱恩斯並未解釋各種工資與價格為何產生剛性,也沒有指出此種解釋恰恰就是所有宏觀經濟理論的核心,因此他的某些追隨者竟假定這些工資及價格在不同程度上是人為地任意規定的。凱恩斯多次提到通貨膨脹率的「核心」——即變化較慢的那些價格與工資的增長率——,但他的理論中並未回答: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哪些價格與工資屬於這種「核心」,以及什麼力量使它們發生變化呢?如果這些構成核心的價格與工資可以隨意選定,或者是指令性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結果,則沒有理由設想它們會受到總需求增長的深刻影響。由於對上述問題未能回答,因此,當某些凱恩斯主義者在70年代曾建議政府採用更大膽的擴張政策來消除失業時,結果徒然加劇了通貨膨脹,而失業率卻並未減少。    
  在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中,也存在著同樣的漏洞,它們未能說明這種核心在何處。這些理論很少或根本沒有闡述某些價格或工資變化較小的根源,因此它們也無法解釋非自願失業的成因。凱恩斯與貨幣主義兩個學派中的許多經濟學家往往把黏性工資與失業的原因簡單地歸之於最低工資律和工會組織等等,但僅僅指出這幾個因素是遠遠不夠的。這些理論並未說明這類黏性價格是為什麼人的利益服務的,以及它們是如何產生的,等等。如果一種宏觀經濟理論不能解釋最重要的一些現象——如造成失業與實際產出水平波動的原因等,那麼這種理論就名不副實,正像沒有丹麥王子頭銜的另一位哈姆雷特先生一樣。    
  (十八)    
  雖然我們認為凱恩斯理論很不完善,而且這種缺陷導致根本性的錯誤,但我們並不否定他對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重大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這個領域的創始人。凱恩斯強調貨幣本身就是一種財產,強調投資水平比消費水平更易於發生波動,以及人們的期望對於經濟行為的重要性等,這些觀點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宏觀經濟學及貨幣問題的認識。在他的巨著《通論》出版之前問世的大部分有關貨幣及景氣循環的理論,現在看起來都顯得十分原始。凱恩斯在希克斯的協助下還提出了將貨幣供求關係與儲蓄和投資意向結合起來考慮的光輝思想。凱恩斯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因此我們毫無理由責備他未能提出如本書所討論的供應-價格一類問題的理論。但他本應指出這種忽略所造成的潛在危險與局限性,而且不應當宣稱自己的理論具有無所不包的普遍性。如果凱恩斯能更重視所有科學包括經濟學都立足於前人貢獻的積累而更少強調一點他與前人的不同,則從長遠看他的名聲可能會更大一些。    
  作者認為,在此應更加強調指出凱恩斯對宏觀經濟分析與論戰中的貢獻。其理由之一在於:在許多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的著作中,除了有價值的部分之外,幾乎無例外地都有一種迷信,似乎只要是反對凱恩斯所作結論的論點就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有時甚至弄到將辯論的取勝者得重於真正的創造性貢獻的地步。作者的這種印象也可能失之於片面,若果真如此,作者於可在此致歉。但作者要反問:為何針對凱恩斯所進行的如此浩瀚的精彩評論中,竟很少甚至完全不提非自願失業理論,或者對美國與其他國家不能將其生產自動保持在充分就業水平上的這種眾所周知的失敗不置一詞呢?更有甚者,經歷過兩次大戰之間大蕭條年代的劫後餘生中有數百萬尚在人世,他們無一不能為當時那種餓浮遍地的可怕失業情景作證,為什麼這些經濟學家無視這樣嚴重的非自願失業與長期蕭條事實,而寧願將其理論建立在如「以太」學說一般空想的「均衡狀態」假設之上呢?為什麼這些理論家一面大聲詛咒那種由於迅速擴大的政府干預與工會勢力膨脹所造成的惡果,一面卻又將其宏觀經濟模型建立在基本擺脫了政府或卡特爾規定的價格體系、甚至在「完全競爭」的假設之上呢?    
  作者希望對凱恩斯的爭論最好盡早留給經濟思想史學家去研究,從而使所有經濟學派的天才巨匠們解放出來,集中精力於博採各家之長,以發展更完善的宏觀模型:繼承貨幣主義與均衡理論家所堅持的宏觀經濟理論的宏觀模型,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同時繼承凱恩斯所承認的非自願失業的可能性,但同時又承認,在穩定的社會內一種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動地維持充分就業水平下的生產。也許有人認為:本書作者之所以堅持宏觀經濟學必須滿足上述條件,只不過是由於自己的理論恰好能夠符合這些要求的緣故;但作者卻願意聽取有哪一位博學多才的經濟學家能夠說明:為什麼宏觀經濟理論不應當滿足上述條件?(或者,更確切地說,為什麼這種理論不應當滿足本章一開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條件?)    
  (十九)    
  在本書的大部分章節內作者並未充分論述本理論對於經濟政策的涵義。這一問題相當複雜,需要另寫一本專著來探討本理論與眾所周知的微觀經濟理論以及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種推論。另外,作者認為最重要的還在於首先應致力於使本理論更加正確,而將探討其政策上涵義的工作留待以後進行。除了別的理由之外,這樣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為主地將理論自封為「正確」就急於應用,而掩蓋了理論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結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論的推論方面略述幾點初步的意見。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論就是:最好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應當同時是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一種開放的與自由競爭的環境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種組織控制了市場而且政府經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團的要求進行干預,則不可能找出一種能將經濟理順的宏觀經濟政策。用米爾頓·弗裡德曼和愛德蒙·費爾潑斯的極有價值的但容易被誤解的語言說:就是「自然失業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預期的價格水平或通貨膨脹率等於實際發生的價格水平或通貨膨脹率時的失業率必然很高。至於具備較好的微觀經濟政策與體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話表示出來,他說:「自然失業率必定高得出奇。」這句話不僅適用於英國,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其他國家,至少可以適用於美國。    
  第二條政策推論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這就是:目前在許多國家內必須推行的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應當是穩重的與漸進的政策,同時必須是堅定的與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經濟學家特別強調「預期」的作用,有時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能使公眾確信政府或中央銀行有決心執行一項真正能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並且能長期堅持下去,那麼只要實施一項短期的激烈的緊縮政策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種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團很少的社會中奏效,而不適用於佈滿了這種集團的社會。這些特殊利益集團決策遲緩,這就使它們不能迅速地進行調整以適應形勢變化;無論它們如何深信政府的決心,也無論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們都無法及時作出響應。試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麥的卡特爾為例,雖然它屬於一種極端情況,但這個卡特爾終究花費了十年時間才調整了它過了時的政策,儘管這種政策對該卡特爾早已無利益可言。與此同時,大量事實也表明,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在發現實際情況變化後,最終也會調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適應改變了的環境。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當企業瀕臨破產時,工會有時也會接受削減工資的條件。    
  在此處要提到的第三條(也是最後一條)有關宏觀政策的推論就是:如果為了降低自然失業率而設置的稅收及補貼與有效的貨幣及財政政策結合起來,雖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響,在某些社會中也會發生重大作用。當自然失業率非常高時,可以通過徵收特別稅的手段來減少失業,即對那些工資提高的幅度大於整個經濟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的企業課以附加稅。反之,也可以採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種方法,即對一般企業實行補貼,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資的企業的補貼。這兩種政策都將鼓勵企業與工人通過談判降低工資增長的速度,並在實現了這一目的之後,促使企業僱傭更多的工人,使失業人數減少。這種政策的一個缺點是:它可能阻礙企業不斷提高工人的素質以達到最優的技術結構,因而損失一些經濟效率。這正是我們認為此類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認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萬能的良藥。作者推薦此種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與西德尼·文特勞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則呼籲的時間更長。近年來愈來愈多的著名經濟學家參加了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獲得起碼的成功。然而,作者堅信這種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實現的。如果將它與補償由此而受到損害的那些集團利益的政策結合起來(例如,對高級工人實行更好的職業保險稅),則它將為更多的人所樂於接受。這種稅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業提高價格的手段,雖然這樣做會在管理與實施過程中出現一些困難。根據同樣原則提出的另一項政策就是工資補貼,即向那些從失業最嚴重的階層中擴大招收工人的企業發放補貼。但這些政策都不可以強調過分;因為它們都不是包治百病的萬能藥,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觀經濟政策與制度。    
  (二十)    
  正如作者在本章開如時所述,如果某種宏觀經濟理論只能解釋宏觀經濟現象本身,而不能解釋任何別種現象,則宏觀經濟學家未免感到遺憾;反之,如果該理論不僅適用於特定的宏觀經濟情況,而且可以解釋其他現象,則經濟學家對其正確性信心更強。當然,這一條件是與第一章內所提出的要求相呼應的,即該理論應能解釋廣大範圍內的各種不同現象,而同時又應當十分簡潔。這樣,我們又回到一開始提出的「令人滿意的答案應切合的標準」問題上來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張對某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或社會結構變化應用不同的宏觀經濟概念和理論進行解釋的研究者,檢查一下,那些理論能在保持其簡單的形式下解釋多少種不同的問題。本書所提出的理論是相當簡單的,至少用作者所專長的領域內的標準來衡量確實是如此。    
  本書提出的理論與西德及日本在戰後的迅速成長事實相符合,與英國近年來增長緩慢與失控的現象也相符合,而同時又能說明英國在早些時候為何曾居於最迅速發展的國家之列。本理論還與美國國內的情況相一致,用它可以說明為何美國的東北部及古老的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遲緩,而南部與西部則發展迅速——而且對整個48州的經濟發展狀況提供了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解釋。    
  本書理論也與以下的事實相符合,其中包括組成西歐共同體市場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美國在19世紀整個一百年間的迅速發展,以及德國與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高速增長等等。本理論能夠解釋近代史初期英國、荷蘭及法國(較不明顯)的經濟增長以及它們在西方基督教國家由一度落後走向興盛過程中的作用。它還能解釋這些迅速發展中國家內的古老城市為何衰落,以及分散的、交易活躍的生產體系的興起。本理論還可闡明南朝鮮、台灣地區、香港及新加坡在二次大戰後的高速發展,以及中國在開始受到歐洲壓迫時由於行會控制所表現的長期社會停滯,更不說印度的類似的停滯狀況了。最後,本理論還能說明許多不穩定的發展中國家內的不平等狀況及其貿易政策,以及許多其他的現象。    
  當然,目前的證據還不足以表明,本理論在解釋英國的階級結構、印度的種姓制度、以及南非強烈的種族歧視的特點與發展過程等方面可能成功到什麼程度。當許多問題沒有足夠完整的定量數據或歷史資料時,最好還是對理論的應用持謹慎態度。然而,本理論對上述諸問題的解釋顯然優於其他任何理論。    
  以簡練形式解釋了上述諸問題的本理論,只稍加補充,同樣適用於闡明非自願失業、經濟衰退、滯脹以及其他宏觀經濟現象,絲毫不借助於任何主觀臆測的或違背個人行為常理的特殊假設。而且表明本理論正確性的更有力證據是:它能夠解釋宏觀經濟行為隨時間而發展變化的過程,而其他任何宏觀理論均不能。當我們考慮了所有上述特點之後,可以認為,這一理論是強有力的、首尾一致的與簡潔的。如果它完全錯誤或基本上不正確,很難設想它能如此簡潔地解釋這麼多性質上差別很大的現象。    
  然而,即使本理論出乎意外地完全正確,它也仍然只考慮了作者試圖解釋的、對現象產生影響的許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有時也可能是極端重要,這一點也許可以由以下推想中看出:假定在未來的研究工作中的發現與本理論的預言相符,所有有關專家也適時地信服作者的論點,那麼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再進一步設想,本書的論點通過教育系統與宣傳工具傳播給公眾,使大多數人相信本書理論是正確的。只有這種情況下,才會有足夠的政治上的支持來解決本書提出的問題。    
  只有按如上推想統一了認識的社會,才有可能採取最明確與有遠見的補救措施:它可能簡單地廢除所有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或法規,同時對各種卡特爾或特殊利益集團實施反托拉斯法,以制止這些集團利用權力制訂高於競爭水平的價格與工資。通過這種手段,社會才可能免受特殊利益集團之害。採取這一補救措施不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聰明而堅決的公共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進經濟繁榮與社會效益,因此不需要在觀念與政策上採取激烈手段進行變革。但這一情景也恰好足以表明:如果本書的論斷與其他具有類似重要性的論斷,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影響,那麼由本書理論推出的預言就會是錯誤的了。    
  顯然,在事實上,特殊利益集團將反抗廢止代表其利益的立法與阻止實施反托拉斯政策,因為這樣做就會使他們喪失其壟斷的利益。過去經濟教育的效果極為有限,甚至對於專家們早有一致意見的問題也難於實施,從這些情況看來,恰恰能說明特殊利益集團在鬥爭中往往是勝利者。當凱恩斯寫下「世界是被觀念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統治的」這句名言時,他似乎是走得太遠了。但由他的著作對公共政策的巨大影響,以及最近對他的批評所造成的衝擊看,觀念的作用確實不可忽視。    
  於是,我們是否可以有理由預期:如果特殊利益集團確實如作者所述有害於經濟增長、充分就業,有害於開明的政府、平等的機會和社會的活力,那麼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會不會逐漸地認識到這一點呢?這種覺醒將來會不會逐步擴展到人民中的大多數中去呢?隨著人民覺悟的提高,會不會大大地限制由特殊利益集團所造成的損失呢?作者對此寄予厚望,至少在探索著這樣一種樂觀的前景。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國家興衰探源>>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