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布朗基文選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簡介    
    【作 者】皇甫慶蓮譯 許淵沖校    
  【叢書名】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形態項】 175 ; 21cm    
  【讀秀號】000000919612    
  【出版項】 商務印書館 , 1979    
  【ISBN號】 7-100-00637-6 / D04    
  【原書定價】 3.20元 網上購買    
  【參考文獻格式】皇甫慶蓮譯 許淵沖校. 布朗基文選. 商務印書館, 1979.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於1805年2月1日生於距尼斯約五十公里的小縣城普格德尼(阿爾卑斯山——濱海省)。他的父親,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國民公會議員和吉倫特黨成員。他由於贊同波拿巴政變,於1800年被任命為普格德尼的縣長。路縣·奧古斯特的母親索菲·伯利翁費勒(Sophie Brionville),生於皮卡爾迪,姿容秀麗,品德高尚。布朗基從他身上繼承了果敢堅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對她兒子表現了偉大的母愛。她六十歲時,還為她兒子和她兒子的朋友積極策劃從聖米歇耳山監獄越獄;在她七十五歲那一年,她到了貝爾島再一次幫助她兒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劃越獄的事。奧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輕時代和奧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誼;他當時贊同過奧古斯特的政治觀點,可是不久之後就和他分道揚鑣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關係,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愛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她們同情他的革命活動;他受苦的時候,她們關懷他;他關在監獄裡的時候,她們照顧他,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幫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時候,她們掩護他。   
  布朗基十三歲的時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當時他哥哥在瑪珊學校1擔任教師。在1818—1824年六年之間,年輕的布朗基先後在瑪珊學校和查理曼中學學習。他以極大的熱情和非凡的努力對待他的學業,他的才能使他周圍的人感到驚訝。他哥哥阿道夫在給他父親的信中說:「這個孩子將會震撼世界!」         
一、1848年革命前的布朗基    
   (一)十五人案件·1公民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的答辯(1832年1月12日)    
  1選自《十五人案件》,1832年巴黎版。審判「人民之友社」十五個領導人〔拉斯拜、日韋(Gervais)、特雷拉(Trelar)、布朗基、杜雷、於貝、德洛耐(Delaunay)等人〕的借口是他們在《告人民》文集中發表了一系列宣揚共和主義思想和大肆攻擊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文章。參閱本書《布朗基傳略》。    
  陪審員先生們:    
  我受到控告是因為我曾向法國三千萬和我一樣的無產者說,他們有生活的權利。如果這是一個罪行的話,那麼,至少我認為我只應該對那些絕不是這一案件的審判官和當事者的人負責。然而先生們,請你們注意,檢察機關並不是訴諸你們的理智和正義感,而是你們的感情和利益;它並不要求你們嚴懲一個違反道德和法律的行為;它只力圖激起你們的仇恨來反對被它說成是威脅你們生命財產的事情。因此,我不是站在審判官面前,而是站在敵人面前;所以我今後進行辯護是完全無用的。我聽憑你們給我宣佈什麼罪狀,但與此同時,我強烈抗議這種以暴力代替正義的行為,而那伸張正義的事留待以後再說。可是,如果我這樣一個被剝奪一切公民權的無產者,有責任否認與我不同階級的特權者出席的法庭的審判權的話,那末我相信你們都有顆相當高尚的心,可以說使你們在人們把解除了武裝的敵手交給你們宰割的情況下,恰當地來評價榮譽迫使你們扮演的角色。至於我們的角色,那是早就確定好了的;只有原告的角色才是唯一適合被壓迫者的角色。    
  因為,不應該想像一些偶然靠欺騙和舞弊的方法暫時掌權的人能夠隨心所欲地對愛國者進行審判,能夠用法律來迫使我們請求饒恕我們的愛國行為。不要以為我們到這裡來是為了對強加在我們頭上的罪名進行辯解的!遠遠不是這樣,我們以受到控告為榮,我們就是在我們引以為榮的被告席上控訴那些摧毀和侮辱了法國的傢伙,直至在這個法庭內為之設置的對立面席位恢復它們的正常作用,原告和被告各就其位時為止。    
  我要說明的是,為什麼我們寫過被國王的僕從們誣蔑為犯罪的文章,以及為什麼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寫這類文章。    
  可以說檢察機關給你們描繪了一幅想像中的、未來的、奴隸叛亂的前景,其目的在於以恐懼激起你們的仇恨。它說:「你們看,這是窮人反對富人的戰爭;全體有產者都應該關心擊退窮人的進攻。我們把你們的敵人帶到你們面前,趁著他們還沒有變得更加可怕之前打垮他們吧。」    
  是的,先生們,這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戰爭:富人渴望這種戰爭,因為他們是侵略者。但是他們認為窮人進行抵抗是可惡的;在談到人民時,他們高興地說:「這隻野獸如此兇猛,人們打他,他居然還要自衛呢。」起訴檢察官先生帶諷刺的、激烈的、控告詞可以全部概括在這句話裡。    
  人們不斷地譴責無產者象盜賊一樣準備奪取財產;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無產者抱怨為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而受捐稅的壓搾。至於依靠搾取無產者的血汗過奢侈生活的特權分子,他們卻認為是受到貪婪的賤民搶劫、威脅的財產合法所有者。劊子手裝出受害者的姿態已不是第一次了。那麼,究竟誰是應該受咒罵和懲罰的盜賊呢?那就是交付十五億法郎給國庫,交付差不多相同的數目給特權分子的三千萬法國人。而整個社會應該全力保護的財產所有者,就是那二、三十萬安穩地吞噬著盜賊們繳付的十幾億法郎的游手好閒之徒。在我看來,這是在新的形勢下和在新的對手之間進行的封建貴族和被他們攔路搶劫的商人之間的戰爭。    
  事實上,今天政府的基礎就是不公平地分配負擔和收益。復辟王朝在外國人的庇護之下,於1814年確立了這個不平等的分配原則,其目的是使極少數人靠掠奪國家財富而大發橫財。十萬個資產階級分子組成了所謂的民主因素,這是多麼尖刻的諷刺!上帝啊,其他分子怎樣呢?保爾-路易·庫利埃1(Paul-LouisCou-rier)已使代議制的悶鍋2遺臭萬年了;這台抽壓機壓搾人民的血汗,搾取億萬法郎,使之不斷流進游手好閒者的錢櫃。這台無情的機器一個一個地壓碎二千五百萬農民和五百萬工人,吸出他們最純潔的鮮血,把它輸送到特權分子的血管裡去。這台機器的齒輪是用一種奇妙的方法裝配而成的,它每天每時每刻地都壓搾窮人,連他們最簡樸的生活必不可少的東西都不放過,對他們的最微薄的收入和最可憐的享受,它都要吸取一半,已經有這麼多錢從無產者的口袋裡經過國庫的無底洞流到富人的口袋裡,但特權分子還嫌不夠,還要通過管理工商業的法律直接從群眾身上搾取更多的錢,而只有特權階級才擁有制訂這些法律的權力。    
  1保爾-路易·庫利埃(1772—1825年):作家。他不屬於任何政黨,而以尖銳無情的筆鋒和貴族與僧侶反動分子進行戰鬥。他的雜文對準備1830年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最有名的著作有:《致兩院請願書》(1816年);《沙韋尼埃爾葡萄園丁保爾·路易的平凡演說》(1821年);《小冊子中的諷刺文》(1824年)。    
  2指資產階級議會。——譯者    
  為了讓地主從他們土地上取得高額的地租,對外國小麥徵收進口稅以致提高麵包價格;但是,你們知道,公半斤麵包漲落幾個生丁關係到成千上萬工人的生死問題。這項穀物法尤其打擊了南方沿海的居民。為了使某些大製造商和森林主發財致富,政府對德國和瑞典的鐵器製品徵收了高額進口稅,以致農民們本來能夠廉價買到最好的工具,卻不得不用很高的價格去購買壞工具;外國人反過來也對我們用禁止進口的辦法實行報復,他們在自己的市場上排斥法國酒,加上國內徵收這種商品的捐稅,就使得法國最富裕的地區也變得貧困不堪了,而且扼殺了真正法國本土的葡萄種植業,而葡萄在法國對於土地和小塊地的利用都是十分有利的一種自然作物。我就不必談鹽稅、彩票稅、煙草的專賣了,一言以蔽之,由專賣、禁止進口、關稅和物品入市稅這樣一些苛捐雜稅、織成的網圍困著無產者,束縛著他們的手足,使之日漸萎縮下去。只要談談這些捐稅總是不分攤給富人而一味強加在窮人頭上,或者更確切地說,談談游手好閒之徒怎樣對廣大勞動群眾進行卑劣的掠奪也就夠了。的確,這種掠奪是不可少的。    
  為了替王室還債和慰勞王室坐享國家幸福作出崇高的犧牲,難道不應該支付一筆巨額的王室經費嗎?既然有繼承權的波旁後裔所主張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家族人口眾多,那末,國家做事就不要慳吝,不要拒絕王子的采邑、公主的嫁妝。還有這支高薪閒職人員、外交官和官僚大軍,法國為了自己的幸福應該給予他們以厚祿,以便使享有特權的資產階級過他們更奢侈的生活,因為所有這些從預算中領取薪俸的人的錢財都花在城市中,一文錢也不應該還給農民,而何況十五億法郎中的六分之五是農民交納的。    
  難道亦不需要這位新的金融巨頭,這個十九世紀的吉爾·布拉(GilBlas)1,所有內閣的辯護者和吹捧者,奧利瓦勒斯伯爵(comted』Olivares)和勒爾麥公爵(ducdeLerme)身邊的紅人,來出賣高官要職以換取巨額現金嗎?給代議制機器的齒輪加上潤滑油,使子侄、表兄弟、表姊妹都分享到利益,這是十分必要的。廷臣、交際花、陰謀家,在證券交易所把國家的榮譽和命運標價出賣的賭棍、媒婆、情婦、承辦商、警界的下流作家,這些在波蘭淪亡問題上進行投機取巧的人,所有這些宮廷和沙龍的寄生蟲,難道不應該使他們的腰包塞滿金子嗎?難道不應該使這堆有效地影響輿論的糞土發酵嗎?這就是被能說善辯的內閣閣員們說成是社會組織制度的傑作的政府,這就是被他們說成是開天闢地以來各種行政機構中一切最好的,完善的事物的精華的政府;這就是他們所吹噓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類最完美的政府!這真是把貪污腐化的理論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現行的制度下,智慧受到奴役,這種情況有力地證明了這種制度建立起來只是為了富人剝削窮人,只是為了不體面地、粗暴地滿足富人的物質利益。事實上智慧是道德的保證,如果無意中把道德帶入這種制度的話,它就必然成為破壞這種制度的力量。    
  1勒薩奇(Lesage,1715—1736年)的小說《吉爾·布拉小史》中的主人公。書中描繪吉爾·布拉是一個多才善辯的青年,靠投機和冒險為生。——譯者    
  先生們,我要問一問,那些善良而有識之士被卑鄙的金錢貴族拋入賤民的行列之中,他們怎能對這種無情的侮辱不深感痛恨呢?他們怎能對他們國家所蒙受的恥辱,對他們不幸的無產階級兄弟的痛苦無動於衷呢?他們的責任,就是喚起群眾摧毀貧困和恥辱的枷鎖;我已經盡到了這個責任,儘管我身在監獄中。而且我們將不怕任何的敵人而把這個責任盡到底。當我們背後有著為自己的福利和自由而奮鬥的偉大人民的時候,我們應該勇敢地躍入面前的壕溝,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墊基石來填平它,以便給人民開闢一條道路。    
  政府的機關報一再自滿地提到無產階級有公開申訴的道路,法律向他們提供了為他們謀取利益的合法手段。這是一種諷刺。稅收機關就在那裡張著大口緊緊跟著他們;為了填滿這個永遠吃不飽的無底洞,無產者必須勞動,必須白天黑夜地勞動;如果能夠有點殘羹剩飯給他們的孩子充飢,他們就感到萬幸了。人民之所以不在報紙上寫文章,不向議院送遞請願書,因為這是白白浪費時間。此外,凡是能在政界引起反響的聲音,沙龍裡的聲音、商店裡的聲音、咖啡館裡的聲音,總之,凡是來自所有那些製造所謂輿論的聲音,都是特權階級的聲音,沒有一個聲音是人民的;人民沉默不言,他們遠遠離開這些決定著他們命運的高貴地區,渾渾噩噩地生活著。當講壇和報紙對人民的貧困偶爾流露出幾句憐憫話的時候,就有人急忙用保護公共治安的名義,制止它們發表意見,禁止它們提及這些棘手的問題,或者就大喊大叫天下大亂了。如果人們堅持己見,監獄就被用來取締這些批評政府工作的呼聲,而當一切人都沉默不言的時候,他就說:「請看,法國是幸福的、歌舞昇平的:到處秩序井然!……」    
  儘管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但是千百萬不幸人民的飢餓叫喊還是傳到特權階級的耳邊,於是他們就會狂叫起來:「必須強制執行法律!一個國家只應該熱愛法律!」先生們,照你們的意思,一切法律都是好的嗎?難道不曾有過一些使你們感到厭惡的法律嗎?你們不承認存在著任何一條可笑的、可惡的、或者不道德的法律嗎?難道可以用一個抽像的名詞來打掩護嗎?這個名詞適用於混亂不堪的四萬條法律上,它既可能指好的法律說的,也可能指壞的法律說的。他們回答說:「如果有壞的法律,那麼你們可以要求修改法律;但在等待修改的期間,你們要服從法律……」這是一個更加刻薄的諷刺。法律是由十萬個選舉人制訂,由十萬個陪審員運用,由十萬個城市國民自衛軍執行的(因為政府千方百計地設法瓦解和人民較接近的鄉村國民自衛軍)。然而,這些選舉人,這些陪審員,這些國民自衛軍,他們都是同一些人兼任不同的職務,他們同時既是議員又是法官和士兵,結果是同一個人在早上當選為議員,也就是說,在早上制訂法律,中午作為陪審員運用這條法律,晚上穿上國民自衛軍的制服在街上執行法律。三千萬無產者在這些演習中作了一些什麼呢?他們只是出錢而已。    
  代議制政體辯護士們的頌揚,主要是以這個制度所奉為神聖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為依據的。他們認為這奇跡般的三權均衡,解決了長時期以來力圖解決的紀律和自由,運動和安定之間的協調問題,但他們並沒有足夠的令人讚美的實施方案。事實恰恰是辯護士們所實施的那種代議制,把三權集中在一小撮為了共同利益而結合起來的特權階級的手裡!不正是這種三權的混亂建立了最殘酷的暴政,成為他們的辯護士的自供狀嗎?    
  結果怎麼樣呢?無產階級被排除在議院之外。由政權的壟斷者選舉出來的議院照舊無動於衷地制訂稅法、刑法、行政法,所有這些法律同樣都是為了達到掠奪的目的。目前,如果人民高喊飢餓,要求特權階級放棄他們的特權,要求壟斷者放棄他們的壟斷,要求他們都不要游手好閒,這些人會對人民嗤之以鼻。如果在1789年人們低聲下氣地懇求貴族放棄他們的封建權利,那麼貴族會做什麼呢?他們會懲罰這種膽大妄為……現在他們對此採取了不同的手法。    
  這些沒有心肝的貴族中最狡猾的人,感到被剝奪麵包的廣大群眾的絕望對他們是一種威脅,因而建議稍許減輕一點廣大群眾的貧困,老天在上!這並不是出於人道,而是為了拯救自身免於滅亡。至於政治權利,那就根本談不上,只能扔一塊骨頭給無產階級啃啃。    
  另外一些有善良意願的人,認為人民對自由已經厭倦,說人民只要求能夠生活下去就行了。我不知道這是對專制政體抱的什麼幻想,居然促使他們稱讚拿破侖的榜樣,說拿破侖善於團結廣大群眾,用麵包來換取他們的自由。的確,這個平等主義的暴君維持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特別是因為他會迎合群眾要求平等的心情,槍斃了進行盜竊的供應商,這些人在今天只要做了議員就可以不受懲罰了。然而拿破侖到底還是因為扼殺了自由而完蛋。這對那些自稱為他的繼承者的人應該是一個教訓。    
  不能容許在聽到飢餓人民的貧困的呼聲時重複羅馬帝國時代這句蠻不講禮的話:給人民麵包和戲(Panemetcircenses1)就行了!要知道人民不會乞求施捨了!從筵席桌上丟下一些麵包屑來欺騙人民是不解決問題的;人民不需要恩賜,他們要依靠自己來謀求自己的幸福。人民現在要求而且將來也要求制訂管理自己的法律:這些法律不再是用來反對人民的,而是維護人民的利益的,因為它們是由人民自己制訂的。我們不承認任何人有權可以一時高興對人民施恩而一不高興又收回這些恩賜。我們要求三千三百萬法蘭西人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形式,通過普選選出代表來制訂法律。這個改革完成之後,損貧利富的捐稅會立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建立在相反基礎上的別的捐稅。不應該再向勤勞的無產者收稅來交給富人,而是應該徵收游手好閒者的多餘的錢來分給赤貧大眾,使他們不再因為無錢而被迫無所作為。捐稅應該打擊不從事生產的消費者來豐富生產資源,應該逐漸促使取消公債——這個國家的濃瘡;最後應該以國家銀行制度來代替萬惡的交易所的投機倒把。積極勞動的人將通過國家銀行得到資金方面的幫助,到了那時,也只有到了那時,捐稅才是一件好事。    
  1「Panemetcircenses」,語出古羅馬諷刺詩人尤文那耳(Juvenal公元前65—128)之口,他曾諷刺羅馬人民說,他們縱然征服了世界,所關心的只是施捨和免費看戲。——譯者    
  先生們,這就是我們所瞭解的共和國,而不是別的,93年只是對看門人和玩多米諾骨牌的賭徒有用的稻草人。先生們,請你注意,我故意用了「普選」這個名詞來表明我們蔑視某種聯盟。我們清楚地知道走投無路的政府會用謊言、誣蔑、無稽之談、背信棄義的方法來使人重新相信政府長期以來所利用的舊神話,那就是共和黨人和正統黨徒1之間存在聯盟的神話,也就是說,世界上兩類最勢不兩立的人之間存在聯盟的神話。這個神話是他們唯一的救命稻草,使他們能重新找到某些支持的有力手段;如果政府能夠用法國所憎惡的正統主義來嚇唬法國,還能使法國暫時不走自救的本能促使它走共和的道路的話,那麼,儘管是最愚蠢的,戲劇性的陰謀活動,最丟人的警察醜劇,在政府看來,都不算是太危險的把戲了。但是他們能使誰相信這種反自然的聯盟是可能的呢?正統黨徒們的手上難道沒有染滿我們那些死於復辟王朝斷頭台上的朋友的鮮血嗎?我們還沒有忘記我們的殉難者。波旁王朝二十五年來一直在煽動歐洲,今天仍然力圖煽動歐洲起來反對的,難道不是以三色旗為代表的革命精神嗎?這面旗幟不是你們這些偽裝正統的衛道者的旗幟,這是共和國的旗幟。這是我們,共和黨人沒有你們參加,不顧你們反對在1830年重新豎起的,被你們在1815年燒燬了的那面旗幟。歐洲清楚地知道,當這面旗幟再受到國王攻擊的時候,唯有共和的法蘭西才會保衛它。如果說什麼地方存在自然聯盟的話,那就是在你們和正統黨徒之間的聯盟;這並不是說目前你們雙方對同一個人選都認為是合適的,因為他們所需要的人選不在這裡;但你們可能不計較你們的人選,從而同正統黨徒們妥協,以便達到你們和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因為你們這樣做只不過是要回到你們的老路上去。    
  1這裡所指的法國正統派,是查理十世的黨徒。由於他們和西班牙正統派唐卡羅(DonCarlos)黨徒有相似之處,所以布朗基稱他們為正統黨徒。    
  事實上,正統黨徒一詞是沒有意義的,在法國只有,也只可能有保王黨人和共和黨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問題日益清楚了;那些相信第三種主義所謂中庸之道的中間派的老實人慢慢地拋棄了這種中立的謬論,將根據自己的感情和利益站在這面旗幟或那面旗幟之下。而你們這些君主派的人,如同你們所說的,搞的是君主政體,人們知道你們的學說號召你們站在什麼旗幟之下。你們早在十八個月之前就決定選擇了這面旗幟。1830年7月28日上午10點鐘1,我在一家報社辦公室裡自言自語地說要去拿起我的步槍和三色帽徽來,那時一個今天政府的要人氣憤地喊道:「先生,三色旗可能是你們的,它永遠不會是我的;白旗才是法國的旗幟。」那時和現在一樣,這些先生們要在一張長沙發1上統治法國。    
  1「光榮的三天」的第二天,起義者佔領了市政廳,把三色旗插在市政廳上。    
  1在復辟時期,「長沙發」一詞是對空論家〔以基佐(Guizot),羅雅—科拉爾(RoyerCollard)等人為首的立憲保王黨一派的成員〕的一種諷刺。人們說這個集團的人數如此之少,只要一張長沙發就容得下他們了。    
  的確,我們十五年來組織密謀就是要打倒白旗,當我們看到外國人曾把白旗掛在法國王宮和市政廳大廈上隨風飄揚,感到切齒痛恨。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就是我們把這面旗幟扔進泥溝裡去的日子,就是我們踐踏這個白帽徽,踐踏這個投靠敵人的娼婦的日子。只有厚顏無恥的人才敢當面譴責我們同保王黨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只有虛偽的笨蛋才會憐憫我們的所謂輕信,憐憫我們的頭腦簡單,說我們受了正統黨徒的欺騙。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是侮辱已經倒下的敵人;他們自稱是強大的,他們有他們的旺代2,讓他們重新開始吧!我們倒要看看!    
  2Vendee,指1793—1795年法國布裡塔尼、波爾圖和昂儒等地的保王黨煽動農民反抗共和國的動亂。——譯者    
  另外,我重複說一遍,不久就有必要在君主政體的君主國和共和政體的共和國之間進行抉擇了,人們將會看到大多數人讚成哪種政體。雖然下議院是全國性的組織,即使它反對君主政體也不能團結整個國家,那是因為它雖然明白地表示了反對君主制卻不敢同樣明白地宣佈贊成共和國;它雖然說出了它不要什麼,但卻沒有說出它要的是什麼。下議院決定不放棄共和國這一名詞,而腐化墮落的當政者卻竭力使全國害怕共和政體,因為它清楚地瞭解全國一致要求共和政體。四十年來,他們篡改了歷史,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就,其目的在使人害怕共和國;但最近十八個月糾正了許多錯誤觀點,戳穿了許多謊言,人民不再會受蒙蔽了。人民既要自由也要幸福。說人民為了一小片麵包準備放棄他們的全部自由,這是一種誣蔑:應該把這種誣蔑還給作出這種誣蔑的政治無神論者。在一切緊急關頭,人民不是表現了為道德的利益而準備犧牲他們的幸福和生命嗎?1814年,人民不是寧願戰死,也不願看到外國人佔領巴黎嗎?然而是什麼物質需要推動人民作出這種獻身行為呢?要知道人民在4月1日如同在3月30日一樣都是有麵包吃的。    
  相反地,人們本來以為這些特權階級很容易被偉大的祖國和榮譽的思想所感動,他們的富有應該使他們非常敏感,他們至少應該比其他人更能估計到外國入侵的不幸後果;但不正是這些人在敵人面前戴起了白帽徽和吻了哥薩克人的皮靴嗎?這些階級過去對國家蒙受恥辱拍手稱快,今天他們傲慢地宣稱憎惡唯物主義,他們準備犧牲千年的自由、繁榮和榮譽,來換取用不顧廉恥的手段買來的三天安逸,這些階級竟成為國家尊嚴的唯一保護者!因為腐化墮落使他們變得像牲畜一樣的愚蠢,使他們認為人民也只有牲畜一般的食慾,因而他們自認有權給被他們剝削的人民以維持牲畜般生活所需要的食品!    
  在7月的日子裡並不是飢餓促使無產階級走上廣場的。他們有著高尚的道德感情,那就是他們渴望為祖國服務來贖回他們的自由,尤其是他們對波旁王室的仇恨!因為人民從來沒有承認過波旁王室。十五年來他們把仇恨藏在心裡,靜待復仇的時機,而當他們強有力的雙手打碎了枷鎖時,他們認為同時也撕毀了1815年的那些約章。這表現了人民比政府人士更有政治遠見;本能使人民認識到,不洗刷一個國家過去所蒙受的奇恥大辱,這個國家是沒有前途的。所以只好戰爭!戰爭不是為了重新開始都些荒謬的征討,而是為了使喪權辱國的法國站立起來,給法國以榮譽,因為榮譽是繁榮的先決條件;戰爭嘛!這是為了向我們歐洲的姐妹國家證明,我們並不懷恨他們在1814年把軍隊開進法國,因為這件事既是我們的也是他們的重大錯誤;我們知道為他們也為我們復仇的方法是懲辦說謊的國王並把和平和自由帶給我們的鄰邦!這就是熱情地歡迎新世紀的三千萬法國人所希望的一切;這就是七月革命所應該產生的結果!七月革命是四十年來革命的繼續。在共和國統治之下,人民用犧牲溫飽獲得了自由;帝國給了人民一些福利,但剝奪了他們的自由。這兩個政權都知道提高國家的對外地位,這是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要條件。1815年,一切都完蛋了,外國的勝利延續了十五年之久。七月的戰鬥若不是洗刷長期戰敗的恥辱,若不是恢復我們民族的團結,那又是什麼呢?既然一切革命都是一次進步,這次革命難道不應該保證我們享受那至今還只得到一部分的福利,難道不應該最終還給我們在復辟時期所失去的一切嗎?    
  自由!幸福!對外地位!這就是寫在1830年平民革命旗幟上的口號。而空論家們卻把這些口號理解為:維持一切特權!維持1814年憲章!維持偽正統!因此他們對內給人民帶來奴役和貧窮,對外喪權辱國。難道無產者只是為了改變他們很少見到的金幣上的人像而戰鬥的嗎?難道我們對新的金幣如此好奇,以致去推翻王位來滿足這種好奇心嗎?一位閣員政論家說,我們在七月革命時堅持要求君主立憲,以路易·菲力浦來代替查理十世。根據他的說法,人民只是作為中產級階的工具參加戰鬥的;換句話說,無產者只是角鬥士,他們為特權階級的娛樂和利益而互相殘殺,特權階級卻在窗口拍手叫好……這當然是在戰鬥結束了的時候。這些代議制政府的美妙理論的小冊子在11月20日出版,里昂就在21日作出了回答1。里昂工人的回答表現得如此堅決,以至於任何人都不敢再提這位政論家的小冊子了。    
  1這裡指1831年11月21日紡織工人起義,這次起義於12月3日被軍隊鎮壓。    
  里昂事件在人們的眼裡顯示了多麼可怕的地獄啊!整個國家看到這支忍饑挨餓的工人組成的大軍冒著槍林彈雨,寧願一下死去不願活著受罪,都感到憐憫。    
  不僅僅是里昂而是在全國各地,工人都被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些工人不久以前曾為勝利感到十分驕傲,因為這次勝利把他們走上政治舞台和自由的勝利聯繫在一起,這些工人曾經企圖復興整個歐洲,他們正為反對飢餓而鬥爭,飢餓已經使他們不再有足夠的力氣來對復辟王朝所帶來的新舊恥辱表示憤慨了。甚至連奄奄一息的波蘭呼聲也不能轉移他們對自己貧困的注意,他們留住了眼淚,以便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哭泣。這些痛苦竟然使得他們這樣快地忘卻了被殺死了的波蘭人,可見這是何等的痛苦啊!    
  這就是七月的法國,它給那些空論家們搞到何種地步了!在那些歡騰的日子裡,當我們肩上扛著槍,穿過被挖起鋪路石的街道和街壘的時候,我們為自己的勝利而陶醉和歡呼,內心充滿幸福的感情,一面想像著國王聽到我們的馬賽曲的宏亮歌聲從遠處傳來時,臉色如何的蒼白,而人民聽到這歌聲該是如何的歡樂;那時誰會料到,這樣的歡樂和光榮竟會一下子變成了深沉的悲哀呢!誰會想到,從地窖裡爬出來,嚇得發抖的資產階級,在看到這些堂堂六尺之軀的工人,竟會吻他們的破衣,聲淚俱下地一再讚美他們的大公無私和英勇無比,誰會想到這些工人卻會在他們所征服的石板路上潦倒而死,誰會想到他們的讚美者竟敢把他們叫做「社會的災禍」呢!    
  高尚的靈魂!光榮的工人,你們臨終時,我在戰場上和你們握了最後一次手,道了永別,我用破布蓋起了你們的臉,你們在勝利中幸福地死去,這次勝利應該為你們的後代贖回自由。但是六個月以後,我卻在監獄裡找到了你們的孩子,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聽見他們的呻吟,聽見劊子手的咒罵,還聽見迫使他們停止叫喊的鞭子聲。    
  先生們,你們對那些已經顯示過他們力量的工人大肆凌辱,使他們現在的處境比迫使他們進行戰鬥以前的處境更加惡劣,難道不覺得有點輕率嗎?使人民痛苦地認識到在勝利中受了溫情主義的欺騙,這是明智的嗎?你們能夠肯定不再需要無產階級的寬恕,以致敢於表示不再害怕無產階級的報復嗎?看來你們似乎認為只要事先誇大人民殺人搶劫的情景,不必採取預防人民報復的措施,好似誇大這種情景就是防備這種情景成為現實的唯一手段。把刺刀刺進那些在勝利後交出武器的人的胸膛是多麼容易啊!    
  但是要磨滅人們對這次勝利的記憶,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你們花了將近十八個月的時間,想一點一滴地重建在四十八小時內被推翻的一切,但是你們十八個月的反動並不能動搖我們三天的事業。任何人類的力量都不能推翻既成的事實。一個人可以說有些前因沒有後果,但是有沒有人能說,有的後果沒有前因呢?法國已經在六千個英雄的血泊中受孕了,她的分娩時間可能很長,很痛苦,但她的腹部是健全而有力的,害人的空論家不可能使她流產。    
  你們沒收了七月革命的槍支。是的,但子彈已經打出去了。巴黎工人的每一顆子彈都在圍繞世界轉動,他們不斷地打擊敵人,而且將繼續打擊敵人,直到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敵人一個不剩為止。    
  (二)關於七月革命以來法國國內外形勢的報告(布朗基在「人民之友社」1832年2月2日會議上的演說1)    
  1見布朗基手稿,國家圖書館NAF9591—1號,314頁以下。    
  企圖掩蓋我們國家各階級之間存在著一場殊死的鬥爭,是沒有必要的。一個真正全民的黨,就是所有愛國者都應該加入的群眾性的黨,這個真理是盡人皆知的。    
  迄今法國存在著三種利益:所謂上層階級的利益,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因為它過去一直被放在最後的地位,我希望不久將會實現《聖經》上的格言:「有人願意作首先的,他必作眾人最後的,作眾人的傭人。」    
  在1814年和1815年,資產階級對拿破侖的統治感到厭倦,並不是由於拿破侖的專制(資產階級並不太關心自由,在他們眼裡,自由不如一斤香料,不如一張簽了字的支票),而是因為人民的血流盡了,戰爭開始奪去資產階級的兒女,尤其是因為戰爭威脅到資產階級本身的安全,妨礙商業的發展,因此,資產階級把外國士兵當作他們的解放者,把波旁王室當作上帝派來的使者。打開巴黎的大門,把滑鐵盧的士兵當作強盜的,鼓勵1815年流血事件的就是資產階級。    
  路易十八用憲章來報答資產階級1。憲章把上層階級封為貴族,把下議院或者所謂的民主院交給了資產階級。這樣一來,流亡者、貴族、大地主——波旁王朝的狂熱黨羽——和由於本身利益而承認波旁王室的中產階級都同樣地成了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卻被拋在一邊。他們沒有領袖,被外國的侵略弄得意志消沉,他們不再相信自由,沉默不言,忍受著壓迫,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你們知道資產階級直到1825年還是經常支持復辟王朝的。資產階級參與了1815年和1816年1大屠殺,他們把博裡(Borie)和貝通(Berton)2送上了斷頭合,支持了對西班牙戰爭,把維勒爾(Villele)3捧上了台,修改了選舉法;直到1827年為止他們不斷地把很多忠於政權的人塞進下議院而使它成為多數派。    
  1拿破侖失敗之後,路易十八不得不批准憲法或憲章(1814年6月4日)、憲章把法國變成了君主立憲國,在君主立憲國裡,國王的權力受到上議院和下議院的限制,這兩院都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由於選舉資格受到高額納稅條件的限制,以致只有十萬多人享有選舉權,一萬五千人到一萬六千人享有被選舉權。    
  1這裡指「百日」後,法國路易十八政府所實行的白色恐怖。    
  2博裡和貝通:貝通將軍和燒炭黨人於1832年2月24日密謀推翻波旁王朝,結果政變遭到鎮壓,貝通和其他幾個燒炭黨人被處死。    
  3維勒爾:激進保王黨分子,1821—1828年任內閣首相。    
  1825到1827年期間,查理十世看到一切都已成功,相信自己的力量強大得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支持,於是打算把資產階級一腳踢開,正如1815年把人民踢開一樣;查理十世向舊制度方面大膽地前進了一步並向中產階級宣戰,宣佈實現貴族和耶穌會僧侶的專制統治。資產階級本質上是反對宗教的,他們憎惡教會,只相信他們的複式簿記。教士們使資產階級感到惱火;資產階級曾同意和上層階級聯合起來壓迫人民,但當他們看到自己也受壓迫時,對上層貴族又是怨恨又是嫉妒,於是又來聯合中產階級的少數派。中產階級的這些人自1815年以來一直反對波旁王朝,但在那時以前,一直被資產階級當做犧牲品。因而一場長期的、激烈的筆戰和競選鬥爭開始了。資產階級以憲章的名義進行鬥爭,不為別的只是為了憲章。實際上,憲章保證了他們的勢力;如果憲章得到忠實執行的話,它會使資產階級在國家中佔優勢。資產階級制定了既代表他們的利益又作為他們旗幟的憲法。法律秩序就成了憲法的敵對雙方每天焚香膜拜的神靈。這場鬥爭從1825年延續到1830年,它變得越來越有利於資產階級,這些迅速取得進展的下議院的主人就很快地使政府完全垮台。    
  人民在這場鬥爭中作了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作。他們對這場爭吵袖手旁觀,保持緘默,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利益是不會在他們壓迫者之間展開的論戰中來考慮的。毫無疑問,資產階級是不關心人民和他們的事業的,他們在十五年前就認為人民的事業已遭到失敗了。你們還記得最忠實於立憲主義的報紙重複說,人民已讓位給唯一代表法國的選民。不僅政府把群眾看作是和論戰無關的人,中產階級可能更加蔑視他們,中產階級打算獨吞勝利果實。這種勝利不會超出憲章的範圍。查理十世、憲章、外加勢力雄厚的資產階級,這就是立憲主義者所追求的目的。是的,但人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卻不同;人民嘲笑憲章,咒罵波旁王室,他們眼看主子們互相爭吵,靜待時機以便衝上戰場並使雙方同意人民的看法。    
  當階級之間的關係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政府除實行政變外,就沒有其他辦法,而當政變威脅著資產階級的時候,它是多麼膽戰心驚啊!在以解散議會的法令來回答二百二十一位議員給國王的著名請願書1時,誰不想起他們的懊喪和恐懼心情呢?查理十世說要堅決依靠武力,這便嚇得資產階級臉色發白。大多數人公開不贊成二百二十一位議員所採取的革命的過激行為。最大膽的資產階級分子也只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拒絕交納的沉重捐稅上和幾乎全都樂意起特別刑事法庭作用的法院支持上面1。保王黨人之所以表現得如此有信心和決心,他們的敵人之所以表現出如此恐和懼不安,這就是因為保王黨人和他們的敵人都把人民看作是已經退休了的人,並且期待他們在戰鬥中保持中立。因此,經過五年筆戰和票球戰2之後,一方面是依賴貴族、僧侶和大資產者的政府,另一方面是中產階級,他們準備訴諸武力,而人民,十五年來始終保持沉默則被認為是已經退休了的人。    
  1指議院內的二百二十一位反對派議員。他們為了回擊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的演說,擬了一份請願書,在請願書裡,他們抗議政府不重視「人民願望」的一系列行動。    
  1這是採取簡易程序的特別法庭,建立於1815年,專門審判政治性的犯罪行為。    
  2指議員投入票櫃內用以計票的球。    
  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戰鬥開始了。命令公佈了,警察搗毀了報紙印刷機。公民們,我不必向你們談我們這些在枷鎖下戰慄並終於在長年沉睡中甦醒過來的睡獅——人民的歡樂心情。7月26日是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那些資產階級呢!從來沒有過一次政治危機使他們表現出如此恐懼和驚慌失措。他們聽到第一批槍聲就好似聽到哨兵對準他們一個一個發射的第一槍,變得臉色蒼白和狂亂了。議員們在星期一、二、三的行徑在你們的腦際是記憶猶新的。資產階級把在恐懼中所剩下的一點機智和才能,都用來阻止和停止戰鬥;他們被自己的怯懦所支配,不願意看到人民的勝利,而寧可在查理十世的屠刀下戰慄。但是,星期四局勢發生了變化。人民成了勝利者。因此,另一種更加深沉和壓倒一切的恐懼籠罩著他們。他們的憲章、合法性、君主立憲、資產階級專政統治的美夢統統完蛋了!查理十世,這個無能的魔影消失了。資產階級透過廢墟、火焰和煙霧,看見人民高舉著三色旗在君主制的屍體上象巨人一樣站了起來;他們嚇得目瞪口呆。啊!就在這時候,他們惋惜7月26日那天沒有國民自衛軍,他們責怪查理十世沒有預見和缺乏理性,他自己摧毀了他的救命支柱。後悔已經太晚了。你們看到在人民當權的日子裡,資產階級是如何搖擺於兩種恐懼之間,首先是怕查理十世,其次是怕工人。那些在馬爾斯廣場閱兵時戴著高高的帽纓的威武的軍人今天該扮演多麼崇高而光榮的角色呵!    
  公民們,群眾如此突然地顯示了驚人的力量,為什麼結果竟落得一場空呢?難道真是命裡注定由人民單獨進行的、應該標誌資產階級專權制度結束的、應該標誌人民利益和人民力量實現的這場革命,結果只能以建立中產階級的專權統治,加深工人和農民的貧困,使法國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而告終呢?唉!人民,像那位古人1一樣,善於勝利,但不善於利用勝利。但過錯並不完全在人民身上。戰鬥如此短暫,以致在戰鬥中自然產生的領袖,也就是那些善於鞏固勝利的人還來不及從群眾中產生出來。人民不得不聯合在議會鬥爭中反對波旁王朝的資產階級的領袖。其次,他們對中產階級五年來反對他們敵人的小小鬥爭頗為感激,你們曾看到人民在戰鬥後在街上遇見穿禮服的中產階級時,對他們表示多麼善意,我甚至可以說表示多麼尊敬!「憲章萬歲」的口號就是一個人民和這些中產階級結盟的團結口號,但中產階級背信棄義地濫用了這一口號。是不是人民本能地感覺到他們剛才對資產階級做了極為不利的事,他們以勝利者寬大為懷的姿態主動地向他們未來的敵人提出和平和友誼呢?不管怎樣,群眾沒有正式表示過任何積極的政治願望。鼓動群眾採取行動,使他們走上廣場的,只是對波旁王朝的仇恨和推翻它們的決心。他們希望從街壘中產生出來的政府既有波拿巴主義,又有共和國。    
  1這裡指的是迦太基名將漢尼拔(公元前274—183年)。    
  你們知道,人民信任他們所承認的領袖,把這些過去曾反對過查理十世的領袖看作和人民一樣,都是波旁家族不共戴天的敵人,以及他們在戰鬥結束之後怎樣退出了廣場。那時,資產階級走出了地窖,他們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到戰鬥人員撤退後顯得空蕩蕩的大街上。誰都記得巴黎街頭的景象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突變,就像劇場中換佈景一樣,穿短裝的人轉瞬間都改穿了禮服,彷彿仙女的魔棒使一些人消失了,同時又使另一些人出現了。這是因為子彈不再呼嘯了。現在不再是怕被子彈擊中,而是收拾戰利品的問題了。各人有各人扮演的角色:工廠的工人撤走了,掌櫃的出頭露面了。    
  因此,這些坐享勝利果實的小人,在企圖使查理十世重新登上王位,但又感到這樣做有喪失生命的危險,而且又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冒這種背叛的風險之後,就只好進行一次危險性較小的出賣行為;於是波旁王室的一員被宣佈為國王;一萬到一萬五千名資產階級來到新的宮廷,他們在受國王金錢收買的代理人的指揮下,一連數天,以熱情的呼聲向他們的主子表示敬意。至於人民,他們沒有年金也沒有金錢能在宮廷的窗下遊蕩,他們呆在自己的工廠裡。但是他們不是這次無恥篡奪政權的同謀者;如果人民中有了能夠領導他們進行憤怒的復仇鬥爭的人的話,這一陰謀本來是不會不受到懲罰的。被領導人所出賣,被各派別所拋棄的人民,就像在1815年那樣默默地積聚自己的力量。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上星期六,一個拉我的雙輪馬車的車伕向我敘述了他如何參加三天的戰鬥情景,接著又向我說:「我在到下議院去的路上遇見了一群到市政廳去的議員。我便跟著他們走,看看他們做些什麼。那時,我看到拉斐德(Lafayette)和路易·菲力浦一起出現在陽台上,拉斐德說:『法國人,這就是你們的國王』。先生,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如同挨了一刀。我不能再往下看,立刻便走開了。」這個人就是人民。    
  緊接著七月革命之後,各階層的情況就是如此。上層階級被打垮了。在戰鬥期間躲藏起來,不贊成戰鬥的中產階級,他們表現得極為機靈,正如他們在戰鬥期間表現得極為慎重一樣,騙取了沒有他們參加而取得的勝利果實。人民創造了一切,但仍像從前一樣一貧如洗。不過已經出現了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那就是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了政治舞台,雖然他們幾乎立刻被趕下舞台,卻做了主人翁應該做的事,然後他們引退了。從此,中產階級和人民之間將展開一場激烈的鬥爭。這場鬥爭不再是在上層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因為資產階級要求他們從前的敵人給予他們一臂之助,以便更好地來抵抗人民。事實上,資產階級不久暴露出了他們對人民的仇恨……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政府的行動,就會發現它的政策的進程和發展是同代表其利益和感情的資產階級的仇恨和暴力的進程和發展相一致的……    
  在初期,當街壘的石塊還堆滿街道的時候,執政者只大談其市政廳1的政綱和共和的制度;他們逢人握手,發表迎合群眾的宣言,到處濫用自由、獨立和民族光榮這些偉大的字眼。其後,在當局能支配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時,他們的野心就擴大了,他們引用並實施了復辟時代的一切法律和條例。以後,開始封閉報紙,對七月起義者進行審判,用刺刀和槍托屠殺和追捕人民,增加捐稅及其徵收之重是復辟王朝時代前所未聞的;所有這些暴力的使用和這種暴政的表現,都暴露出了政府的仇恨和恐懼心理。但政府也感到人民會用仇恨來回報他們的,他們知道只靠資產階級的支持還不夠強大,所以他們力圖團結上層階級分子,使他們站到政府一邊從而在兩種力量的基礎上更有成效地抵抗無產階級進攻的威脅。政府在十八個月來所實行的一整套措施,都是與貴族和解有關係,這就是他們政策的關鍵所在。而上層階級幾乎完全是由保王黨分子組成。為了爭取上層階級,政府必然盡可能地與復辟王朝相似,重彈它的老調,保存它的制度。政府也就是這樣辦的。除了國王的名字改換了之外,其他一切依然如舊。他們否認和踐踏了人民的主權,朝廷為外國皇帝披麻戴孝,處處模仿正統王朝。保王黨人保持了他們的原有職位,那些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被迫引退的人從新找到了更有油水的職位;官員都被留用,從而使全部行政權都掌握在忠於波旁王朝的人手中。    
  1指共和國時代的政府。——譯者    
  在外省,例如在南方,愛國者和保王黨的人數幾乎相等。每當這兩派對峙時,政府由於偏心和叛賣行為,始終是反對愛國者,幫助正統黨徒的。今天,他們終於不再掩蓋他們對愛國者的仇恨和對正統黨徒的偏愛了。貴族怎能拒絕如此柔情的獻媚呢?    
  因此上層階級中最腐敗的一部分人,也就是首先追求黃金和享樂的那部分人,他們不惜同意維護公共秩序。但上層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為了避免說「可敬」一詞,我稱他們為腐化程度較淺的那一部分人,他們保持自尊心,信仰自己的主張,崇拜自己的旗幟和歷史,厭惡地拒絕中庸之道者對他們的賄賂。在他們背後有著絕大多數南部和西部的人民;所有這些旺代和布裡塔尼的農民,他們置身於文明潮流之外,對天主教有著強烈的信念,他們在崇拜中很有理由把天主教和正統王朝混淆起來,因為天主教和正統王朝是兩個同生共死的東西。你們相信這些善良而虔誠信教的人容易受銀行家誘惑嗎?不,公民們!人民,雖然有時由於無知而受宗教狂熱所煽動,有時比較清醒,而為熱情洋溢的自由所鼓舞,但人民永遠是偉大而豪邁的:他們從不向卑鄙的金錢利益低頭,而只服從於高尚的心靈熱情和高尚的道德觀念。是的!布裡塔尼和旺代,無論人們對它們怎樣溫柔和尊重,它們一聽到:「上帝和國王」的號召就會立即起來行動,用它們的天主教和保王黨軍隊來威脅政府,並且一和政府交鋒就會把政府打垮。不僅如此,上層階級中那部分同中庸之道者有聯繫的人,一有機會就會離開政府。他們所答應做的,只是不幫助推翻政府;至於對政府的忠誠,你們知道這些利慾薰心的人哪會有一點兒。我再進一步說,絕大部分資產階級由於仇視他們所害怕的人民,由於想像戰爭會奪去他們的金錢而害怕戰爭,才聚集在政府的周圍。他們並不太愛當前的秩序,他們感到這種秩序是沒有能力保護他們的:一旦白旗舉了起來,只要白旗保證他們能壓迫人民和保證他們的財產安全,他們立刻會準備放棄他們原來的政治主張,因為他們非常後悔自己由於自尊心的緣故暗中破壞了波旁政權並且導致了它的垮台。他們會把他們那部分的權力放棄給貴族,心甘情願地用奴隸地位來換取安寧。    
  因為路易·菲力浦政府並不能使他們放心。不管政府怎樣模仿復辟王朝,怎樣迫害愛國者,怎樣想抹去起義的痕跡,因為在擁護公共秩序的人看來:起義玷污了政府。但是對這觸目驚心的三天的回憶老是糾纏著政府,控制著政府;十八個月的反人民戰爭的勝利也抵不上一次人民的勝利。戰場還是由人民控制著,而已成為歷史的人民勝利就像達摩克利的劍1一樣懸掛在當權者的頭上;人人都提心吊膽地瞧著這條懸掛劍的馬鬃不久是否會折斷。    
  1達摩克利的劍,這一典故出自希臘傳說。公元前四世紀時,敘拉古王迪奧尼西阿斯於飲宴時,在他的廷臣達摩克利的頭頂上用一根馬鬃懸掛著一把寶劍作為千鈞一髮,岌岌可危的象徵。——譯者    
  公民們,有兩個原則把法國一分為二,一個是正統的原則,另一個是人民主權的原則。正統的原則就是過去的舊組織,社會在這些組織中存在了四百年,一部分人出於自己的安全本能地要求保存這些組織,而另一部分人則由於擔心這些組織可能會迅速地被新的組織所取代,隨著舊組織解體而來的便是無政府狀態。人民主權的原則團結著所有爭取未來的人民群眾,他們受盡剝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這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框框。沒有第三面旗幟,沒有中間路線。折衷主義是一個愚蠢的東西,是一個裝出一副只會令人發笑的正統姿態的非法產生的政府。因此,完全瞭解這種情況的保王黨人利用力圖拉攏他們的政府當局對他們的關心和慇勤,以便更積極地從事消滅政府。保王黨人的許多報紙每天都在表示只有正統才能建立秩序,中庸之道是沒有能力治理國家的,並且說離開了正統原則只會發生革命,一旦離開了第一個原則,就必然會滾入第二個原則中去。因此,將會發生什麼呢?上層階級只是等待重新舉起白旗的時刻。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分子只要櫃檯和保險櫃,不要祖國,他們為了在一匹布上多賺兩個銀幣或在商業回扣上多得百分之四的利潤而心甘情願做俄國人、普魯士人和英國人,他們這樣一些人必然站在白旗下面;只要聽到戰爭和人民主權的字眼,他們就會膽戰心驚。這個階級中的少數人,是由熱愛象徵法國獨立和自由的三色旗的知識分子和少數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他們是贊成人民主權的。    
  此外大禍很快就要來臨。你們看到上議院、法官和大多數公務人員公開地嘲笑折衷主義,圖謀使亨利五世復位,正統派報紙不再掩蓋他們反革命的希望和計劃了。保王黨人在巴黎和外省聚集了力量,把旺代,他們的布裡搭尼,和法國南部組織起來,並驕傲地樹起了他們的旗幟。他們高聲說資產階級支持他們,他們並沒有搞錯。他們只等待外國的一個信號就要重新舉起白旗。因為沒有外國支持,他們將會被人民打垮。他們明白這一點,而我們卻認為,即使他們得到外國人的支持也將被消滅。    
  公民們,你們可以相信,外國是不會不給他們這種支持的。這是我們和歐洲列強關係上值得注意的地方。你們可以看到,法國的對外形勢是和政府的對內政策的進展而平行發展的。對外喪權辱國同國內資產階級的暴政和廣大群眾的貧困成正比例地加深。    
  歐洲的國王們一聽到我們革命的消息,便驚慌失措,而當起義火焰迅速地燃燒到比利時、波蘭和意大利時,他們當真以為他們已臨近末日。在那時怎能想到這次革命會不是一次革命,驅逐了波旁王室實際上又沒有把波旁王室趕掉,推翻了復辟王朝而又出現一個新的復辟王朝呢?最喪失理性的人也決不會有這些想法。各國政府當局把這革命的三天看成是法蘭西人民的覺醒,看成是人民向壓迫者復仇的開始。各族人民的看法也和各國政府的看法一樣。但是,曾幾何時,我們朋友和敵人都顯然看出法國落到一些無恥商人的手中去了,這些商人一心以最可能高的代價來出賣獨立、光榮和自由。正當外國國王在等待我們宣戰的時候,收到了法國政府懇求饒恕它的過錯的信件。新的主人為它身不由己地參加了起義而請求饒恕,聲明它是清白無辜和仇恨革命的;如果他的好友,國王們,能夠答應保護它,在神聖同盟裡給它一個小小的席位,它將成為這個同盟的一個忠實的奴僕,並答應去遏制革命,鎮壓革命和粉碎革命。    
  外國政府當局懂得人民並不是法國政府這次賣國行為的同謀者,而且人民將很快懲罰這個賣國政府。因此,外國政府拿定了主意,撲滅在歐洲各處已爆發的起義,當一切進入正常秩序之後,他們再集中全力去反對法國,並在巴黎就地扼殺革命和摧毀革命的精神。這個計劃是被堅定不移地、非常巧妙地實行的。不能操之過急,因為受到不久前的勝利所鼓舞的七月人民,可能會對直接威脅有所警覺,從而對他們的政府施加壓力。而且,必須給折衷主義以時間來削弱革命熱情,消磨革命者的勇氣,並在國內製造猜疑和不和。但也不可以行動太慢,因為群眾會對國內壓在他們身上的奴役和貧困感到忍無可忍而在外國採取行動之前,再一次打碎枷鎖。    
  所有這些暗礁都被繞過了。奧地利人侵略了意大利,統治我們的資產階級高喊「好啊!」,並向奧地利鞠躬致敬,俄國人消滅了波蘭,我們的政府高呼「太好了!」並且拜倒在帝俄的腳下。在此期間,倫敦會議在討論保證比利時獨立的議定書上故弄玄虛。因為,比利時的復辟可能會擦亮法國的眼睛,那時法國會採取維護他們事業的措施。現在,國王們向前走了一大步。他們不再要比利時獨立,他們主張使荷蘭國王在比利時復辟。北方的三個宮廷摘下了假面具,拒絕批准花了十六個月的時間開會討論通過的著名條約1。    
  11831年倫敦條約規定由列強保證比利時的自主和中立地位。直到1839年4月19日比荷媾和條約正式簽字後,歐洲各國才承認比利時王國的「永久中立不受侵犯」的地位。——譯者    
  好吧!折衷主義者會以宣戰來回擊這次橫蠻的侵略嗎?戰爭!上帝啊!這個詞把資產階級嚇得臉無人色。請聽他們怎樣說吧:戰爭,就是破產;戰爭,就是成立共和國!只能用人民的鮮血來進行戰爭,而資產階級是不會參與戰爭的。因此,必須以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的名義,來呼籲人民為自己的利益、情感而作戰!必須把國家重新交給人民,因為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國家。寧願俄國人佔領巴黎一百次,也不願激起亂民的熱情。俄國人至少是秩序的朋友,他們在華沙重新恢復了秩序2……這就是折衷主義者的打算和言論……    
  2布朗基在這裡諷刺沙皇軍隊鎮壓1830—1831年波蘭起義後,在華沙建立的所謂「秩序」。——譯者    
  保王黨人會作好準備,來年春天,俄國人一越過國境就會找到為他們準備好的直到巴黎的住處。因為你們可以相信,即使在那時刻,資產階級也不會下決心宣戰的。被他們叛賣了的人民的憤怒使他們感到恐懼,增加了他們對戰爭的恐怖,你們會看到商人們佩起白色帽章,把敵人當作恩人來歡迎,因為他們恐懼哥薩克人的程度還不如恐懼穿短裝的賤民……    
  如果人民還不拿出力量來懲罰這些賣國賊,這就是在等待著我們的命運。但是,公民們,沒有一種偉大的動力,人民是不會進行革命的。為了使人民站起來,必須要有一根有力的槓桿;人民只是到了危險迫在眉睫之際才會起義的。我以沉痛的心情說,沒有廣大群眾的行動,比利時就會復辟。但是,如果外國人膽敢越過我們的國境,我堅信人民不會束手就擒的,這時我們的敵人就該倒霉了!……    
  法國還有十四個軍團可以對付國王的歐洲,而人民的歐洲則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三)誰做的湯應該由誰來喝(1834年)1    
  這篇文章原準備在1834年《解放者》雜誌三月號上發表,但該期沒有出版。這篇文章現經修改發表。(布朗基注)    
  1參閱《社會批判》第2卷,第118—128頁。    
  財富是智慧和勞動,人類的心靈和生命的產物。但是智慧和勞動這兩種力量只有通過由兩者合力利用的土地這個被動因素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土地這個不可缺少的工具似乎應該屬於所有的人。但事實並不如此。    
  一些人利用欺騙或暴力霸佔了公有的土地,宣佈他們是土地的佔有者,他們通過法律確定土地永遠是他們的產業,而這種財產所有權就成為社會制度的基礎,換言之,這種權利壓倒一切,有時能夠剝奪人類的一切權利,甚至於生活的權利,如果生活的權利不幸與少數人的特權發生衝突的話。    
  這種財產所有權經過邏輯的推論,從佔有土地擴展到佔有其他勞動工具,佔有勞動產品的積累,總稱為資本。因為資本本身是不會生產的,它只有在勞動力的作用下才能生產,而另一方面,資本必然是借社會力量作用的原料,大部分社會力量不佔有任何資本,只好為了少數資本佔有者的利益而被迫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果實都不屬於勞動者,而屬於游手好閒者。多餘的樹枝吸去樹液而損害開花結果的樹幹的生長。黃蜂吃掉蜜蜂所生產的蜂蜜。    
  這就是我們以征服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並把人民分成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這種組織的邏輯發展的結果,就是奴隸制。事情也果然如此。事實上,土地只有經過耕種才能產生價值,特權階級從佔有土地的權利得出結論,他們同樣有權佔有牛馬般耕種土地的人。最初,他們把這些人看作是他們土地的附屬物,後來,把這些人看作是一種可以離開土地的個人財產。    
  但是,平等原則銘刻在人們心靈的深處,幾世紀以來力圖摧毀各種形式的人對人的剝削,這一平等原則給了神聖的奴隸制第一次打擊,打碎了僱傭奴隸制。特權應該縮小,不能再把人當作動產,而只能把人當作附屬於土地,並和土地不動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佔有。    
  十六世紀時,一再流行的殘酷壓迫帶來了黑人奴隸制,而今天被認為是法國土地上的居民還佔有著人,如同佔有衣服和馬匹一樣。在殖民地社會和我們社會之間的奴隸制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在特權和平等之間進行了十八個世紀的鬥爭之後,作為這場鬥爭的場所和勝利者的國家是不能容忍赤裸裸的奴隸制度的。但奴隸制名亡實存,財產私有權在巴黎雖然比在馬提尼克島更加隱蔽,但它在巴黎還是同在馬提尼克島一樣根深蒂固,具有同樣的壓迫性。    
  實際上,奴隸制度不限於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的東西或變成他的農奴。一個被剝奪了勞動工具,完全受特權階級即他的支配者擺佈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正是這種壟斷,而不是這種或那種政治制度使群眾變成了奴隸。土地和資本的世代相傳使群眾處於所有者的枷鎖之下。他們除了有選擇主人的自由外,不再有別的自由。    
  因此,「富人使窮人有了工作」這句話,無疑地使人覺得好笑。實際上,這差不多等於說莊園主給了他們的黑奴工作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富人對窮人的生命更加漠不關心。因為工人並不像奴隸一樣是要加以愛惜的資本,工人的死對資本家並不是一種損失,因為總會有人競爭著來代替他們。工資雖然僅夠使工人不致餓死,但還使得被剝削者能夠生兒育女;工資延續了窮人的血統來為富人服務,因而使得構成我們社會因素的貧窮和富裕、享樂和痛苦這兩個平行的遺產世代相傳下去。當無產者受夠了痛苦,並且留下了繼承人,在他們死後繼續受苦受難時,他們還要在醫院裡把屍體交出來為科學研究提供資料,以便醫好他們的主人。    
  這就是佔有生產工具的結果!群眾只有無休止的勞動,每日難得賺到幾文錢,明天總是沒有保證,如果主人出於憤怒和恐懼,任意把勞動工具收回的話,那他們就只好挨餓!而特權階級卻有絕對權力,他們有生殺予奪之權!因為他們有錢,他們能夠等待。等到特權階級的儲備耗盡被迫投降時,平民早就死得一個不剩了。    
  誰不記得1831年資本家由於恐懼或是為了報復而藏起來後所發生的不幸呢?這些腰纏萬貫的資本家安然呆在荷蘭冷眼看著為了他們的榮華而流盡血汗的工人飢餓待斃,痛苦不堪。用罷工來報復是不可能的。    
  里昂工人不久前舉行了罷工。1但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六萬工人不得不在幾十個工廠主面前屈服,求饒。飢餓壓服了反抗。這種堅決抵抗的意志是令人讚歎的。工人們受了多少苦難,實在忍無可忍,最後才會強硬起來反抗壓迫。    
  1這裡指1834年4月里昂絲綢工人的起義。    
  窮人不瞭解他們遭受不幸的根源。無知是受奴役的結果,無知使他們成了特權階級的馴服工具。他們被繁重的勞動壓得喘不過氣來,不知道精神生活為何物,他們在這個社會裡被當作牛馬,他們從這些社會現象裡能知道什麼呢?人家給予他們的,不過是他們的血汗果實的一部分,而他們卻把這些東西看作是恩賜來接受,把剝削他們的手看作是養活了他們的手。因此,他們總是準備在他們主人的指示之下去打擊試圖向他們指出美好前途的敢說敢為的人。    
  唉!人類蒙著眼睛前進,每隔很長一段時間才揭開蒙住眼睛的布帶來看一看他們前進的道路。在進步的道路上,人類每向前邁進一步就要踩死一批在前面引路的人。人類的英雄開始總是成了人類的犧牲者。格拉古兄弟(LesGracques)被一群在貴族唆使下暴動的人民打死。耶穌基督是被法利賽人和祭司煽動起來的猶太人的歡呼聲中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從前,平等的維護者被人民忘恩負義和愚昧無知送上了革命的斷頭台,人民還讓他們死後的名聲受到誹謗和咒罵。甚至今天,特權階級的幫閒們每天早上還教法蘭西人民向這些烈士墳墓上吐唾沫。    
  要使無產階級睜開眼睛認清他們的壓迫者是多麼困難啊!里昂無產階級之所以像一個人那樣站了起來,那是因為雙方利益之間明顯的矛盾不容許無產階級再盲目地抱有即便是最固執的幻想。這時才看清了這些商人心靈深處隱藏著多大的仇恨和殘暴呵!工人們面臨著被屠殺的危險:大炮、彈藥、戰馬和士兵從四面八方潮湧而來準備消滅他們。不是屈服,就是戰死,這就是起義者所面臨的抉擇!里昂工人的職責,就是忍饑挨餓,白天黑夜為富人的用金子、絲綢和眼淚織成衣料。    
  但是,這樣殘酷的暴政本身存在著危機:那就是會激起怨恨和起義。為了消除這種危險,富人們試圖使卡恩(Cain)和亞伯(Abel)和解。他們從資本是勞動的必要工具出發,竭力說資本和勞動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因此資本家和勞動者應該互相依賴團結一致。他們用多少漂亮的詞句來編織這友誼的畫布啊!他們給綿羊剪毛是為了綿羊的健康,因此綿羊應該表示感謝。我們的埃斯古拉普1知道怎樣把藥丸裹上糖衣。    
  1埃斯古拉普是希臘神話傳說為太陽神阿波羅之子,被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奉為醫藥之神。——譯者    
  這些傳道說教至今還能找到一些受騙者,但為數已經不多了。人們每天都清楚地看到寄生者和犧牲者之間的所謂共同利益究竟是什麼。事實勝於雄辯;事實證明了利潤和工資之間存在著殊死的決鬥。誰將失敗呢?這是正義和良知的問題。讓我們來觀察一下。    
  沒有勞動就沒有社會!所以,沒有一個游手好閒的資本家不需要勞動人民。但是,勞動人民為什麼需要游手好閒的人呢?難道他們手裡的資本只有在不屬於勞動人民的條件下才能生產嗎?假設無產階級帶著他們的家屬和他們的勞動力大批逃到某個遙遠的地方去。他們偶然離開了他們的主人會餓死嗎?難道新社會只能在產生了地主和資本家並把全部勞動工具的所有權交給游手好閒的階級之後才能建立嗎?一定要把人分成所有者和僱傭者之後,才可能產生社會機構嗎?    
  反過來看看被奴隸們拋棄的驕傲的主人的面孔是多麼有趣啊!他們對那些空曠無人的宮殿、車間和田野怎麼辦呢?他們要不在這些豐富的財富中餓死,要不就輪到他們含羞地脫下衣服,拿起鋤頭,到一塊土地上去勞動。他們這些人能耕種多少土地呢?我想這些先生們充其量只能耕種一個縣的土地。    
  但是,三千二百萬人不會再一齊回到阿旺當小山1上去了。因此,讓我們作一個相反的、更加現實的假設。一天早上,游手好閒的人即新的貝亞斯1,從法國的土地上逃走了,把土地留給了勞動人民。這是多麼幸福的、勝利的日子啊!千百萬人擺脫了重重的壓迫,這是多麼值得快慰啊!廣大人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公民們,同聲高唱解放的讚歌吧!    
  1古羅馬城內七個小山之一,公元前493年平民反抗貴族,一部分人退至阿旺當小山上進行抵抗。——譯者    
  1貝亞斯是公元前六世紀希臘七賢之一,他的家鄉被波斯人圍攻時,他隻身逃走什麼也沒有帶。——譯者    
  聖西門有句名言說:國家少了一個勞動人民就會貧窮;而國家少了一個游手好閒的人則會富裕2;死掉一個富人是一件好事。    
  2參閱《聖西門選集》上卷,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72—275頁。——譯者3公元前二世紀時的猶太教派之一。——譯者    
  是的!私有財產權正在日薄西山。高尚的思想家預言它的廢除,並且號召廢除它。埃生尼派3的平等原則十八個世紀以來,通過不斷地取消構成私有權基礎的奴隸制而慢慢地削弱了私有權。總有一天私有權將同它賴以生存的特權最後一起被消滅。現在和過去都保證達到這一結局。因為人類永遠不會靜止不動,不是前進就是後退。前進把人類引向平等;而後退就要通過各種特權,一直回到個人奴隸的處境。在人類尚未到達這一階段之前,歐洲的文明毫無疑問將近滅亡。但是要經過什麼樣的大動亂才會如此呢?俄國的侵略嗎?相反,正是北方本身將受到法國人征服各民族所帶來的平等原則的侵略。未來是不容懷疑的。    
  3公元前二世紀時的猶太教派之一。——譯者    
  讓我們立刻指出:平等並不是平分土地。把土地零星分散,實際上不會改變所有制。既然財富是由佔有勞動工具而不是由勞動本身所產生的,那末只要剝削思想繼續存在,它就會重新積累大量的財富,從而迅速恢復社會上的不平等。    
  只有用協作代替個人所有制,才能建立以平等為基礎的公平的統治。因此,為未來而鬥爭的人們要發揮越來越高的熱情並使協作關係的一切因素發揚光大。也許我們也在為這個共同事業作出我們的一份貢獻。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附錄    
   (一)布朗基給大學生的號召書(1830年12月11日)    
  致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大學生    
  本扎曼·孔斯旦1逝世了2。法國為失去它自己的自由的最堅強支持者之一、一位偉大的公民、一位偉大的人物而悲痛。我們因失去一位朋友而惋惜。你們知道他曾大聲疾呼地駁斥了專制政權對我們的誣蔑和凌辱。你們知道在1820年、1821年、1822年和1827年政府當局不滿足於他們的走狗用刺刀對我們進行迫害,還在講台和報刊上對我們橫加凌辱。那時,他發表過十分激烈的言論。他曾以成為青年人的朋友而感到自豪。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還大聲為我們進行辯護,因為儘管經過了一星期的3偉大戰鬥,法國的青年如同法國的自由一樣,仍有保衛的必要。他在去世前五天,還在講台上發表愛國言論;他為維護我們的革命原則和取得革命的勝利戰鬥而死。全體人民將伴送他們權利維護者的遺體前往墳地。醫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應該為他們的朋友舉行一次特殊的哀悼會,一次莊嚴的祭奠以此表示謝意。我請全體同學於星期天1上午九時正在偉人祠廣場集合。有武器的請攜帶武器前來,以便為本扎曼·孔斯旦舉行隆重喪禮。    
  法學院學生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    
  附啟——拉斐德將軍宣佈同意這次集會;參謀部的一位軍官將於明天前來參加。2    
  1本札曼·孔斯旦〔BenjaminConstant(deRebecque)(1767—1830年)〕,法國政治活動家和作家。生於瑞士洛桑,復辟王朝時代,他是自由黨的主要人物之一。——譯者    
  21830年12月10日,星期五。    
  3指1830年7月起義。    
  11830年12月12日星期日。    
  2這一號召書於1830年12月11日,星期六,印製和張貼出來,現有一份保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二)四季社入社儀式(1830年)3    
  3我們在這裡轉錄有關1830年底,秘密社團的兩個文件。它的起草者不詳。然而這些文件反映了布朗基在這個時期所宣揚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原文摘自《向法院提出關於5月12日和13日事件的報告》。皇家檢察長弗朗克·卡雷(FranckCarre)的起訴書,第40—42頁。    
  「四季社」的組織如下:基層組織,叫做「星期」,由六個社員和一個領導人組成,只有領導人才知道其他三個「星期」的領導人。四個「星期」組成一個「月」,共二十八人;只有這團體的領導人,即第二十九人,知道其他兩個「月」的領導人;三個月組成一「季」,只有「季」的領導人知道其他季的領導人。四個季組成一年,「年」的領導人稱做「革命的代理人」。那時在巴黎有三個「年」,曲布朗基、巴爾貝斯、馬丁·貝爾納任社長(秘密三頭政治)。    
  入社人用布矇住雙眼,被帶進來。    
  主席問介紹人。——你帶來的這位新弟兄叫什麼名字?……    
  問入社人。——公民(···),你幾歲?你的職業?你的出生地?你的住所?你靠什麼謀生?    
  你曾否考慮過此時你所採取的行動和剛才所許下的諾言嗎?你是否清楚地知道叛徒是要被處死的?    
  那麼,公民,請你宣誓絕不把這裡將要發生的一切洩漏給任何人。    
  主席向入社者提出下列問題:1.你對王權和國王有何想法?——他們對人類的危害如同老虎對其他動物的危害一樣。2.現在的貴族是哪些人?——世襲貴族已於1830年7月廢除了,他們由金錢貴族所取代,這些人同以前的貴族一樣貪得無厭。3.是否能以推翻王權為滿足?——必須推翻所有的貴族,廢除一切特權。4.我們應該用什麼來取代王權呢?——由人民自己治理的政府,也就是說用共和國來取而代之。5.那些只享受權利不盡義務的人,像現在的那些貴族,他們是否算是人民的一部分呢?——他們絕不應該作為人民的一部分;他們對社會團體的危害,就如癌症對人體的危害一樣;恢復社會團體的公平合理狀態的首要條件是消滅貴族。6.革命之後,人民能否立即自己治理自己呢?——社會的現狀是千瘡百孔,要恢復健康必須用英勇的挽救法,人民在很久以來就需要一個革命政權。7.總的說來,你的道德準則是什麼呢?——那就是必須消滅王權和所有的貴族,用共和國,也就是說用平等的政府來取代它們;但是,為了過渡到這個政府,就要有一個革命政權來幫助人民直接行使他們的權利。    
  公民,你方才闡明的那些道德準則都是唯一正確的,唯有遵循這些準則才能使人類走向業已為它確定了的目標;要實現這些準則是不容易的。我們的敵人是人數眾多而強大的;他們掌握著一切社會力量:我們,共和黨人,甚至於我們的名稱都是被取締的;我們有的是勇氣和正當的權利。還有時間,請你慎重考慮一下你參加我們行列注定要遭到的一切危險。犧牲財產、失去自由、也許喪失生命,你已下定決心去向他們挑戰了嗎?    
  我們看來,你的回答表現了你的氣魄。公民,請你舉起手來,作如下的宣誓:    
  「為了共和國,我起誓永遠仇恨所有的國王,所有的貴族和人類的一切壓迫者。我宣誓對人民絕對忠誠,除貴族以外對一切人友好,我宣誓懲罰叛徒;如果為了建立人民主權和平等制度有必要作出這種犧牲的話,我甘願獻出我的生命,甚至上斷頭台。」    
  主席把一把匕首遞給了他。    
  「倘我違背這一誓言,讓我被作為叛徒處死,讓我被用這把匕言刺死。倘若我向任何一個人透露最小的事情的話,哪怕是我最近的親屬,要是他並非本社社員,我願把我當作一個叛徒處理。」    
  主席:——公民,請坐;四季社接受你的誓言;現在你已是這個社的成員,同我們一起為解放人民而工作吧。    
  公民,在我們中間不再叫你的名字了,這是你在社裡的註冊號數,你應該設法自備武器和彈藥,直到我們拿起武器行動時為止,領導這個社的委員會將始終是保密的。公民,你的任務之一是宣傳本社的主張。如果你認識一些忠誠而謹慎的公民的話,應該把他們介紹給我們。    
  新入社者揭開了矇布重見光明。    
  (三)四季社委員會的號召(1839年5月12日)    
  公民們,拿起武器來!    
  壓迫者的喪鐘敲響了!    
  土伊勒裡宮的卑鄙暴君1對於人民深受其折磨的飢餓是漠不關心的,然而他已惡貫滿盈。他的罪惡終將得到應有的懲罰。    
  1指路易·菲利浦。土伊勒利宮是法國歷代帝王的王宮,初建於1564年,後經擴建、改建。1871年部分被焚燬,其後全部拆除,現存土伊勒裡花園。——譯者    
  法國被出賣了,我們被殺害的兄弟們的鮮血向你們呼喊,要你們為他們報仇;因為這仇已經報晚了,所以是殘酷的。剝削終於要徹底消滅,讓平等在王權和貴族混雜的廢墟上勝利地建立起來。    
  臨時政府選任了一些指揮戰鬥的軍事將領;這些領導人是從你們的隊伍裡產生的,跟隨著他們!他們會把你們引向勝利。    
  被任命的有:    
  奧古斯特·布朗基為總司令;巴爾貝斯、馬丁-貝爾納、基諾(Quignot)、梅拉、奈特雷(Netre)為共和國軍各軍指揮官。    
  人民,站起來!你們的敵人將象塵土一樣被大風暴一掃而光。無情地打擊和消滅那些卑鄙的走狗們,那些死心塌地為暴政效勞的幫兇們;把手伸向來自你們當中的士兵們,他們絕不會把殺人武器指向你們的。    
  前進!共和國萬歲!    
  臨時政府委員名單如下:巴爾貝斯、伏阿也·達讓松(Voyerd′Argenson)、奧古斯特·布朗基、拉梅耐(Lamennais),馬丁-貝爾納、杜卜斯(Dubose)、拉彭耐雷(Laponeraye)。    
  1839年5月12日,於巴黎。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二、第二共和國時期的布朗基(1848—1852年)    
   (一)1848年2月25日的演說1    
  1布朗基手稿,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編號9590,卷Ⅱ,第十三分冊,第474頁。這是布朗基在普臘杜俱樂部向準備起義反對臨時政府的五百名公民所作的演說。在這次會議上,俱樂部取名為中央共和社。    
  ……法國不是一個共和國,剛剛完成的革命僅僅是一次可喜的襲擊而已。在資產階級看來,如果我們今天想使那些受過一些政治迫害的人來掌握政權,那麼外省將會恐慌起來;它將會回憶起恐怖時期和國民公會,也許將使人想起逃走的國王。國民自衛軍本身只是不自覺的同謀者;這支軍隊由膽怯的店主們組成,這些人明天很可能取消他們昨天在高呼「共和國萬歲」時所允許作的一切事情!……讓那些市政廳的人去暴露他們的無能吧:他們的懦弱就是他們一定要失敗的標誌。他們掌握一個短命的政權;而我們呢,我們卻掌握著人民和俱樂部,在那裡我們要象昔日的雅各賓黨人那樣用革命的手段把人民組織起來。我們要善於再等待一些日子,革命將是我們的事!如果我們象盜賊那樣,在深夜黑暗中採用大膽偷襲的方式奪取政權,那麼誰能保證我們的政權能夠維持長久呢?在我們政權下面,難道不會有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人狂熱地想用類似的手段來取代我們嗎?我們需要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起義的郊區和一次新的8月10日。我們至少會有革命力量的威勢。    
  (二)為紅旗而鬥爭(1848年2月26日)1    
  1參閱S·莫利納(S.Molinier)著:《布朗基》第35頁。    
  我們現在不是生活在93年了!而是生活在1848年!    
  三色旗不是共和國的旗幟;它是路易·菲力浦和君主國的旗幟。    
  正是這面三色旗指揮了特朗斯諾南大街2、韋斯郊區和聖埃蒂安的大屠殺。它曾多次沉浸在工人的血泊中。    
  21834年4月13日和14日,人民群眾起義反對王國政府。起義遭到了血腥鎮壓,尤其在特朗斯諾南大街,許多公民遭到了畢若(Bugeaud)士兵的屠殺。    
  人民在1848年的街壘上高高地舉起了紅旗,正像他們曾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在街壘上舉起過紅旗一樣。這面旗幟經歷過勝利的和失敗的鬥爭,今後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幟。    
  昨天,紅旗還光榮地在我們的大廈前面飄揚。    
  今天,反動派無恥地把它扔到污泥中,並且膽敢誹謗污蔑它。    
  有人說,這是一面血的旗幟。它是用先烈的鮮血染紅的,先烈的鮮血使它成了共和國的旗幟。    
  紅旗倒下對人民是一個侮辱,對先烈是一種褻瀆。市衛隊1的旗幟將會蓋上先烈的墳墓。    
  1巴黎共和國儀仗隊(GarderepublicainedeParis)的首身。——譯者    
  反動派赤膊上陣了。人們再一次認清了它的兇惡面目。保王黨分子跑遍了大街小巷,進行破口辱罵和恫嚇,撕掉公民身上佩帶的紅色領章。    
  工人們!你們的旗幟倒下去了,你們聽著!共和國不久將隨著紅旗倒下去。    
  (三)中央共和社致政府書(1848年3月2日)——提沃利大廳2    
  2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Ia第二冊,分冊B,U頁。第107號。這份致政府書載有革命初期在中央共和社各次會上通過的一系列決議。    
  ……我們深切地希望從1848年街壘中產生出來的政府不會模仿他們先前政府,不會和重新砌好每一塊街石那樣恢復壓迫人民的法律。基於這種思想,我們來協助臨時政府〔切實〕實現自由、平等、博愛!這句〔美好的〕口號。    
  〔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發佈以下命令,作為人民勝利的果實:    
  1保證完全的、無限制的出版自由。    
  2完全徹底取消報刊的保證金、印花稅和郵資。    
  3保證思想作品通過廣告、沿途叫賣、傳佈公告者的宣傳等一切可能的方法完全自由流通,不受任何限制或障礙,也不需要事先得到許可。    
  4保證印刷工業的自由並取消特許證所代表的一切特權,但要事先賠償。    
  5印刷廠對署名的著作絕不負責。    
  6撤消刑事法典第291條和1834年4月9日頒布的法律並正式廢除1848年2月25日以前制訂的〔一些〕可能限制或妨礙絕對有效的集會結社權的法律、命令、法令、決議、佈告或任何規章制度。    
  7罷免最後三個朝代的檢察官和審判官,暫由律師、辯護士和公證人等代替他們的職務。    
  8〔立即〕把全部未安排工作〔並〕領取工資的工人武裝起來,組成國民自衛軍,每人在役一天〔毫〕無例外地津貼兩個法郎。    
  9廢除刑事法典第415條和416條以及禁止工人結社的特別法。1    
  1致政府書末尾的記載:    
  主席團。簽名者:L.A.布朗基,主席扎韋·杜裡歐(XavierDurrieu)、阿勒克斯·雷桑(AlexRaisant),埃爾韋(Herve)、納波爾(Napol)、尚塞爾—索布裡埃(Chancel-Sobrier),等人。    
  (四)要求延期舉行選舉的第一份請願書1(1848年3月6日)    
  1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Ia,第二冊,分冊B,U頁,第108號。    
  在布朗基的倡議下,中央共和社掀起了一個運動,要求臨時政府延期舉行4月9日的選舉。第一份請願書由布朗基起草,於3月6日由中央共和社通過,7日遞交政府。請願書沒有得到任何結果,14日中央共和社為延期舉行選舉又通過了一份新的請願書。參看布朗基手稿,卷Ia,第二冊,分冊B,U和V頁,第109號,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    
  公民們,立即舉行國民議會選舉對共和國將是一個危險。    
  六十年來,在法國唯有反革命勢力有發言權。受財稅法控制的報紙只能進入社會的表層;〔唯一的〕群眾教育〔只〕是通過口頭進行,這種口頭教育過去一直是,〔而〕現在仍然是掌握在共和國的敵人手裡。    
  只有被擊敗了的黨派的著名人士〔特別是農村中的〕才引起人民的注意。那些忠於民主事業的人,人民幾乎都不知道。選舉自由只將是表面的,因為一切敵對陰謀的影響必然會歪曲人民的意願。    
  有人會說把全國看成是一個龐大的議會,就可以在輿論一致的影響下進行投票選舉。這是不公正的,是危險的,因為這種輿論,就是保王主義。    
  大聲疾呼要求立即舉行選舉的是些什麼人呢?他們都是公認的共和國的敵人,這些人〔一直〕瘋狂地攻擊共和國,他們象忍受〔侮辱〕那樣忍受共和國,他們打算利用共和國的過分幼稚來把它扼殺在搖籃裡。    
  法國正在上演一出大型喜劇。公民們,我們會受這齣戲的欺騙嗎?我們的敵人被解除武裝之後,改用了陰謀詭計。他們打算及時地奪取他們壓制了三十年的果實。    
  公民們,請你們想一想,2月24日的事業就不會失敗了。如果這種既不慎重又不正當的〔倉促選舉〕帶來了一個反動議會這一災難的話,那麼共和國也〔將〕決不後退。用你們的明智來防止這場鬥爭的災禍吧。    
  請你們不要忘記,明天舉行選舉和六個月以後舉行選舉有著天壤之別。這個差別是要通過論戰來加以消除的。今天舉行選舉是一個突然襲擊和騙局。    
  只有通過自由論戰才能辨明真理。但是這場論戰不可能是一天的工夫。    
  因此,我們要求無限期地推遲選舉,並且派人到各郡去,責成他們把民主的知識帶到那裡。    
  (五)要求延期舉行選舉的第二份請願書(1848年3月14日)    
  公民們,我們要求延期舉行制憲議會和國民自衛軍的選舉。這些選舉將是愚弄人的。    
  在巴黎,只有為數極少的工人的名字寫在選民單上。投票箱將只會收到資產階級的選票。    
  在城市裡,那些成年累月在壓迫和貧困的枷鎖下受折磨的勞動階級不可能參加投票,或者是象盲目的牲口一樣被他們的主人牽著去投票。    
  在農村,一切勢力都掌握在僧侶和貴族手裡。手段高明的暴政,通過各個孤立的方法窒息了廣大群眾內心的一切自發性。淪於農奴地位的苦難農民將成為壓迫和剝削他們自己的敵人的墊腳石。    
  想到壓迫者們能夠如此從他們的罪惡中得到利益,我們心裡感到極大憤怒;使一千萬人為解救自己而撒謊,利用他們缺乏經驗,迫使他們甘願淪為奴隸,這是一種褻瀆神聖的行為。這是對二月街壘式的一種厚顏無恥的挑戰。    
  人民不明真相:必須使他們知道。這不是一天、一個月的工夫。五十年來,唯有反革命有發言權的時候,難道給自由一年的發言權能算過份了嗎?何況自由只要求一年的講壇,並沒有把手堵住對方的嘴呵!    
  必須使最小的村莊也得到民主的知識,必須使勞動人民把被奴役壓低的頭重新抬起來,必須使他們從被統治階級踩在腳下的疲勞和恐懼狀態中站起來。    
  不要說我們的顧慮是虛幻的!如果進行選舉,這個選舉一定是反動的。這是普遍的看法。保王黨是唯一有組織的政黨,由於它長期的統治,通過陰謀、賄賂和社會影響,它將操縱這次選舉;它必將是選舉的勝利者。    
  這一勝利就是內戰!因為,巴黎,法國的心臟和大腦,決不會在復舊勢力的反撲面前退後一步,請你們考慮一下巴黎人民和這個議會之間衝突的嚴重惡果,而這個議會自以為代表國家其實不然;因為明天的選舉將是對人民的突然襲擊和騙局。    
  希望你們慎重其事,讓法國避免這樣的危險。讓人民在共和國裡成長。人民至今還處於令人窒息的君主政體襁褓裡呢。    
  延期舉行選舉,這是巴黎人民的呼聲!    
  (六)致政府書(1848年3月17日1)    
  1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Ⅰp,第二冊,b分冊,V頁,第110頁。巴黎十五個俱樂部選出了一個委員會,布朗基是委員之一,和政府商討從巴黎撤退軍隊和延期舉行選舉的問題。因為政府不願接見這個委員會,委員會於3月17日向政府送交一份請願書。這份請願書包括有兩個方案:卡貝草案和布朗基草案·卡貝要求國民自衛軍選舉推延到4月5日,制憲議會選舉推延到5月31日。布朗基要求把選舉日期再往後推延。議會最後接受了卡貝草案。    
  公民們,人民不滿意臨時政府一部分人的反動傾向。    
  人民的願望是在街壘上建立起來的政權應該用堅強的手腕來統治國家並立即停止一切有損共和國前途的躊躇不定和意見分歧。    
  人民要求採取下列緊急措施:1)把僱傭軍撤出首都巴黎;2)延期舉行國民自衛軍和制憲議會的選舉。巴黎,法國的大腦和心臟,只應該由人民自己來保衛,由全體人民來保衛。    
  可是由於某種惡意的影響,大多數工人還沒有上法國憲兵團的名冊,也沒有參加軍官的挑選。這是不公正的。國民代表在聯合起來的貴族和路易·菲力浦官員的幾乎是全面的影響下選舉出來,也同樣是不公正的。    
  然而這就是將要發生的事情,如果推遲選舉還不能讓人民的政黨粉碎五十年來殘酷地壟斷了人民群眾政治教育的反動黨派對人民政黨散佈的偏見和誹謗的話。    
  明天的投票不會是自由的。這次選舉將受敵對優勢的支配,這種敵對優勢的權謀長期以來使絕大多數人民對於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思想桎梏成了習慣。    
  一個反動議會的來臨遠不能恢復安定和信心,只會在引起內戰的同時加速信任與和解的破產。    
  一個反動議會的來臨遠不能恢復安定和信心,只會在引起內戰的同時加速信任與和解的破產。    
  人民懇切希望他的政府防止這場不幸的災難,通過堅定面積極的辦法使未來的國民議會成為純粹共和的,只有這種純粹共和制度才能保證議會的工作有良好的成果。    
  人民準備支持政府這樣做來反對保王黨的一切陰謀詭計。    
  (七)致巴黎民主俱樂部(1848年3月22日)1    
  1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A,第二冊,B分冊,V頁,第112號。這是1848年3月22日布朗基寫的宣言。巴爾貝斯領導的革命俱樂部,提出了成立一個各俱樂部中央組織的意見。中央共和社贊同這一意見,並把由布朗基和其他俱樂部代表共同簽名的一份宣言寄給了各民主俱樂部。    
  如果共和國只是以一種政府形式代替另一種政府形式,那共和國將是一個謊言。政府的形式改換是不夠的,必須改變它的內容。    
  共和國就是解放工人,消滅剝削統治,建立把勞動從資本的暴政下解放出來的新秩序。    
  自由!平等!博愛!我們大廈面前的這些光輝奪目的口號,不應該成為歌劇中虛飾的舞台布景。    
  我們不要什麼玩具!我們不再是孩子了。當人們缺少麵包的時候,就沒有自由。當豪富並列在貧困旁邊製造醜事的時候,就沒有平等。當女工領著自己飢餓的孩子沿著豪華的宅第乞憐的時候,就沒有博愛。    
  人民要工作和麵包!人民的生存不能聽任充滿恐怖和怨恨的資本擺佈。    
  所有贊同我們主張的人民社團請選派三位代表於3月26日星期日上午11點,出席在巴黎大學附近布瓦列埃街的會議大廳舉行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只有各俱樂部的代表才能出席,並應攜帶各自社團的正式委任狀。1    
  1簽名者:L.A.布朗基、弗雅特爾(FeuillaDtre)、木通(Mouton)、塞甘(Se-guin)、德薩米、維南(Villain)……    
  (八)發表政見(1848年3月30日)2    
  2原文在1848年3月30日《法蘭西郵報》上發表。    
  共和國象君主國一樣,在它的旗幟下也能掩蓋奴役。    
  斯巴達、羅馬和威尼斯曾是一些腐敗和壓迫人民的寡頭政體。而在美國,還保存著奴隸制度。    
  「自由、平等、博愛」這個口號會同憲章的「全體法蘭西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樣變成眾所周知的謊言。    
  資本的暴政比軍事和宗教的暴政更加殘酷。二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毀資本暴政。這個目的也就是中央共和社的目的,每個社員誓為實現這個目的而奮鬥到底。    
  (九)致臨時政府(1848年4月20日1)    
  1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Ia卷,第二冊,b分冊,V頁111號。臨時政府決定於4月20日為慶祝博愛節舉行閱兵。這是把軍隊集中到巴黎來的一個借口,這些軍隊以後就會留在巴黎保衛「安寧」和「秩序」。中央共和社揭露了臨時政府這一陰謀,抗議把軍隊召集到巴黎來。    
  軍隊正向巴黎挺進。他們的前進引起了,愛國人士的驚慌不安。    
  軍隊還沒有改編。被惶惶不可終日的暴政豢養起來從事殺人勾當的官佐今天和他們在街壘戰以前一樣,並沒有改變。    
  甚至在巴黎,昨天的保王黨分子裝扮成了明天的共和黨人,他們既不掩飾他們對稱之為賤民的人的仇恨也不掩飾他們反對這些人的反動計劃。    
  這些感情和這些利己主義結合在一起會使共和國大受損失。    
  人民僅僅對從他們之中來的士兵有感情,而對於士兵的消極服從原則是極其害怕的,這種消極服從經常把巴黎淹沒在法蘭西人民的血泊中。    
  再說為什麼在我們城內要有僱傭軍呢?如果人們真正要軍隊的話,八天之內就可以召集三十萬全副武裝的國民自衛軍來維持首都的秩序和保衛首都的安全。    
  老的共和黨人應該向臨時政府坦率地表明他們的意向。這種意向在今天是非常令人辛酸的。    
  可悲地挑選一些委員到各郡去,留用路易·菲力浦的法官和其他官員,有計劃地孤立老的愛國人士,他們到處受到政府官員的排斥,到處受到重新糾集起來的保王黨分子的嘲笑;相繼解除街壘戰士的武裝;把駐防在國境線上的僱傭軍調來巴黎;威脅要成立市區警衛隊,這是用第三種名稱來恢復巴黎憲兵隊和市警衛隊;匆忙召開選民大會,在極端反動的勢力之下只能產生出一個反動的議會;所有這一系列行動似乎宣告1830年的翻版。    
  人民的聲音已經把新政府叫做君主共和國。君主共和國難道會更不如共和君主國嗎?    
  我們再一次呼籲你們要有愛國精神和慎重態度,公民們!制止反動勢力吧!保持軍隊遠離首都,消除武裝報復對人民勝利的威脅。    
  (十)魯昂大屠殺。中央共和社致臨時政府書(1848年5月2日)1    
  1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Ia,第二冊,b分冊,Ⅴ頁,第113號。魯昂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在大選過程中表現得特別激烈,大選結束時工人們發覺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這時他們走上了街頭,築起了街壘。資產階級則報以血腥的鎮壓。他們把槍炮對準了手無寸鐵的工人。勞動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犧牲。中央共和社在巴黎的牆上到處張貼了致政府書,各社會主義的報紙都加以轉載。    
  公民們,反革命剛剛對人民進行了血腥屠殺。懲辦,立即懲辦殺人兇手!    
  兩個月來,魯昂資產階級保王黨密謀對工人進行一次聖巴托羅繆2大屠殺。資產階級儲備了大量彈藥,政府當局是知道的。    
  21572年8月24日,在聖巴托羅繆節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對新教徒進行了殘酷的大屠殺。——譯者    
  「必須消滅這些亂民」!到處發出了殺氣騰騰的叫囂,這場屠殺的預兆,這些人的確都是亂民,他們曾在二月裡經過三天的抵抗,迫使資產階級保衛隊投降了共和國!    
  臨時政府的公民們,為什麼兩個月來魯昂和周圍地區的工人群眾還沒有組織成國民自衛軍呢?    
  為什麼只有貴族有組織和武器呢?    
  為什麼貴族在執行他們的恐怖陰謀時,只碰到一些沒有武裝的人民呢?第二十八軍團,這個1834年韋斯郊區的反派英雄,怎麼會在魯昂出現呢?    
  為什麼衛戍部隊會聽從公然反對共和國的將領們的命令,聽從路易·菲力浦一手提拔的走卒熱拉爾(Gerard)將軍的命令呢?    
  這些沒落王朝的僱傭刺客,他們所渴望的是血腥報復!他們必需進行一次四月大屠殺,以便從第二次七月革命中得到一些安慰。他們等待的時間並不長久。    
  臨時政府的公民們,四月屠殺的日子,離革命還不到兩個月,這是多麼快啊!    
  對於這些四月屠殺的新兵說來,什麼都不缺了!霰彈、炮彈、被破壞的房屋、戒嚴、雜牌丘八的凶殘、侮辱死者、報紙的一致攻擊樣樣俱全。那些卑鄙的武力崇拜者!連特朗斯諾南大街的大屠殺都望塵莫及!當讀到敘述這些強盜戰績的無恥報道時,人們彷彿又處在使法國曾蒙受災難和恥辱的那些不幸日子的第二天。    
  這都是些同樣的劊子手和同樣的被害者。一方面是在後面慫恿被用烈酒和仇恨灌飽的愚蠢士兵進行屠殺的瘋狂的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在殺人兇手們的槍彈和刺刀下手無寸鐵的不幸工人!    
  使這次屠殺同上次屠殺相似得無以復加之處,那就是王家法院,路易·菲力浦的法官們,他們象猛獸那樣撲向在大屠殺中掙扎的人,把二百五十名共和黨人關進了監獄。這些法官的頭子是萬惡的巴黎法院檢察長弗朗克·卡雷,這個勞把特蒙1曾瘋狂地要過1839年5月起義者2的腦袋。對逃避保王黨分子迫害的愛國者的拘捕一直進行到巴黎。    
  1勞出特蒙(Laubardemont),法國法官,死於1653年。他是黎塞留(Richelieu)最積極、最狂熱的支持者之一。據說他說過下面這句話:「只要給我看一個人寫的一行字,我就知道如何把他絞死。」    
  2指1839年5月12日爆發的巴黎起義。這次起義是在布朗基和巴爾貝斯的領導下,由秘密的「四季社」所發動的。在這次起義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結果被軍隊和國民自衛軍所鎮壓。——譯者    
  因為籠罩著魯昂的是保王黨的恐怖,臨時政府的公民們,難道你們不知道嗎?魯昂的資產階級保衛隊在二月裡曾瘋狂地抗拒共和國。他們所咒罵的和企圖推翻的就是共和國。    
  所有昨天的共和黨人都被關進了監獄。你們自己的官員受到了死亡的威脅,被撤了職,受到了監視。市政府的官員勒麥松(Lemasson)、杜朗(Durand),衣衫襤褸,刺刀對準他們的胸膛被牽著遊街示眾。他們被叛徒政府當局監禁起來不許接見。這是在諾曼底古老的首府取得了勝利的保王黨的叛亂,而你們,共和國的政府,卻支持這些叛亂的殺人兇手。這到底是出賣還是怯懦呢?你們到底是膽小鬼還是同謀犯呢?    
  他們並沒有打仗,你們分明知道這點!他們進行了屠殺!而你們卻讓他們誇耀屠夫們的戰功。難道在你們眼裡和在國王的眼裡一樣,人民的鮮血不過是有時用來沖洗太擁擠的街道的清水嗎?塗掉你們剛才寫在你們大廈上的自由、平等、博愛這句可惡的謊言吧!塗掉吧!    
  如果你們的妻子和女兒,這些嬌艷的女人,戴著金光閃閃的首飾,穿著綢衣,坐著華麗的馬車散步,突然被無情的敵人用刀剖開了胸膛,扔在你們的腳下,你們將發出多大的悲痛和仇恨的怒吼啊!這吼聲會響徹世界最遙遠的地方!    
  那麼,請你們去吧!去看看那些躺在你們醫院的地上,躺在屋頂室草褥上被殺害的婦女的屍體吧!她們的乳房被資產階級的子彈打穿了,你們知道這乳房曾哺養過工人,而工人的血汗又養肥了資產階級啊!    
  老百姓的妻女和你們的妻女同樣珍貴,她們的鮮血不應該、也不能白流而不報仇!    
  懲罰,懲罰殺人兇手!    
  我們要求:    
  1解散魯昂資產階級保衛隊並解除它的武裝。    
  2逮捕和審判所謂上訴院的法官,路易·菲力浦任命的同謀犯,他們以保王黨的名義並為勝利的保王黨拘禁了魯昂城的法官,把共和黨人塞滿了監獄。    
  3立即把常備軍撤出巴黎,因為這時候,反動分子在殘殺同胞的宴會上,正在驅使他們對巴黎工人進行一次聖巴托羅繆式的大屠殺。    
  (十一)告人民書(1851年2月25日祝詞)1    
  1這是布朗基為回答1851年2月25日紀念1848年革命週年紀念宴會而寫的祝詞,由貝爾島獄中寄到倫敦。下面是恩格斯講的關於這段祝詞的來歷:「自稱為布朗基分子的聖巴托羅繆請布朗基給宴會寄祝詞。結果他收到的只是一篇攻擊臨時政府,攻擊路易·勃朗和其他人的出色的資料。巴托羅繆看了這個資料大吃一驚,把它擱置起來,決定不予發表……我們把這篇祝詞譯成德文,使它在德國和英國流傳。」這篇祝詞首先由平等之友社出了小冊子,而後在1851年2月27日由《祖國報》重新發表。後來布朗基在一封信裡詳細說明了寫這篇文章的起因和用意。(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80,卷Ⅰa第二冊,a分冊,1851年3月19日的第41頁以下。(參看附件122頁以下)。    
  是什麼障礙威脅著明天的革命呢?就是毀滅了昨天的革命的那個障礙,就是資產階級裝扮成護民官後取得那可悲的人心。    
  這些資產階級,就是賴德律—洛蘭(Ledru-Rollin)、路易·勃朗、克萊米約(Ceemieux)、馬利(Marie)、拉馬丁(Lamartine)、加爾涅—帕熱斯(Gamier-Pages)、杜邦(德·累爾)Dupont(del』Eu-re)、弗洛孔(Flocon)、阿爾伯(Albert)、阿拉戈(Arago)、馬拉斯特(Marrast)2之流!    
  2賴德律—洛蘭、路易·勃朗、克萊米約等人是1848年革命初期的臨時政府委員。    
  可怕的人名錄!這些兇惡的名字用鮮血寫在所有民主歐洲的大街上。    
  是臨時政府摧毀了革命!造成一切災難和成千上萬人流血犧牲的責任都必須由它來承擔。    
  反動派只能幹扼殺民主的勾當,扼殺民主的罪名應該落在叛徒的頭上,天真的人民認為他們是領導者,而他們卻把人民交給反動派。    
  該死的政府!它不顧人民的呼籲和請求,宣佈了增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稅,這種附加稅激起了絕望的農民的憤怒。1    
  1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稅。通過1848年3月16日的命令,臨時政府宣佈四種直接稅按每法郎增加四十五生丁附加稅。這些捐稅特別沉重地壓在農民身上。這項增稅措施引起了農村中的強烈不滿。    
  臨時政府保留了保王黨的領導集團、保王黨的法官、保王黨的法律。這是叛變!    
  臨時政府於4月16日追擊了巴黎工人,監禁了裡摩日地區的工人,27日槍殺了魯昂工人,它發動了所有屠殺工人的劊子手,譏笑和追捕一切善良的共和黨人。叛變!叛變!    
  造成一切災難的嚴重後果都應該由臨時政府負責,而且只由它負責,這些災難幾乎毀滅了革命。    
  啊!他們都是一些罪魁禍首,他們中間罪惡最大的是那些用護民官的誇誇其談欺騙人民,使人民把他們看作是保衛人民的矛和盾的人,那些人民熱情地宣佈為支配他們未來的人。    
  如果在人民即將勝利時,廣大群眾健忘的寬大為懷使得這些辜負了人民委託的人物之一重新當權的話,那麼對我們來說是不幸的。因為革命將會再一次完蛋!    
  讓勞動人民時刻注視著這張辜負委託者的名單吧,如果其中有一個名字,是的,只要有一個名字在起義後成立的政府中出現,勞動人民就同聲高呼:「叛逆!」    
  演講、說教和綱領仍然都只是欺騙和謊言;同樣的魔術師用同樣的道具只能變出同樣的戲法;他們只是新的、更殘酷的反動鎖鏈的一環而已。如果他們膽敢再次出現,我們就要對他們進行咒罵和報復!如果無知的群眾再落入他們的圈套,那才真是既可恥又可悲的事情!    
  二月的騙子永遠被驅逐出市政廳,這還不夠,必須提防新的叛徒。    
  無產者樹立起來的統治者不立即採取下列行動,就將是叛徒:1普遍解除資產階級保衛隊的武裝;2把全體工人武裝起來,組成國民軍。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必要的措施;但這些措施自然而然地來自第一個行動,因為這第一個行動對人民來說是先決保證,也是安全的唯一保證。    
  不應該讓一支槍留在資產階級手中。不這樣做,就不可能有安全!    
  今天爭取群眾贊同的各種學說會有一天實現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大眾福利的諾言,但是,決不可顧此失彼。    
  如果人民過於迷戀這些學說而忽視了唯一切實可靠的因素——武力,這些學說只能導致可悲的失敗。    
  武器和組織,這是進步的決定因素,消滅貧困的重要手段!誰有武器誰就有麵包!人們會在刺刀面前屈服,人們會把解除了武裝的群眾一掃而光。法國有了武裝的勞動人民,就是社會主義的來臨。    
  在武裝起來的無產者面前,一切障礙、頑抗,一切不可能的事,整個都將消失。    
  但是對在馬路上從事可笑的遊逛取樂,種植自由之樹,傾聽律師的高談闊論的無產者來說,他們首先會得到聖水,接著就會受到侮辱,最後遭到槍殺,永遠貧困!    
  讓人民去選擇吧。    
  1851年2月10日,於貝爾島監獄。    
  (十二)關於反對告人民書的叫囂(1851年4月)1    
  1布朗基的祝詞在1851年2月27日《祖國報》上發表後,激起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和「共和黨人」的強烈抗議;相反地,它受到了革命黨派的熱烈歡迎,1851年4月,布朗基寫了一篇文章可以說是給他的祝詞作了註解。這篇文章有幾份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中間流傳。在文章裡,布朗基更加激烈地表示必須使人民加強警惕,不要過於信任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要求革命黨人和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決裂。    
  1870年,當布朗基被提名為議會選舉候選人時,社會主義《平等報》在6月16日一期上幾乎全文發表了祝詞的註解,題目是《綱領的喜劇》。    
  是的,報紙說得有道理;這是5月15日以前的語調;這是布朗基俱樂部言論的重述,布朗基演說的片段;當時這些思想的簡單再現激起一致的喧嚷,表示革命已經後退多麼遠了。從亨利五世直到路易·勃朗正是這些思想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應;人們不斷用誹謗、暴力、殺聲攻擊這些思想,而這些思想激起了臨時政府的憤怒,引起了臨時政府的警察的陰謀和拘捕。這些思想因寡不敵眾而遭到了失敗,民主也跟著失敗了;它們的失敗給日益高漲的反動潮流打開了一個缺口。有多少次,在人民的隊伍裡人們高呼:「布朗基有道理!」有多少人由於得到經驗教訓轉變了,他們都回憶起布朗基預見的正確性和他所具有第二生命的天賦,可以說,在普遍盲目的環境中使他看得清楚的是這種天賦!人們時常重複說:「布朗基早就說過這點了!」這種覺醒雖然晚了一點,但是這種遺憾和悔悟的表現卻是一種公開承認錯誤和恢復名譽的行動。    
  然而現在這位預言家又說話了。這是為了指出一個未知的天地,為了揭示一個新世界嗎?不是的,這是為了重新回顧一下他在俱樂部的所有的政治宣傳。所有報紙都登載了這些政治宣傳。在敵人可能進行同樣欺騙的前夕,他又來重複他的警告。對重新產生同樣危險的威脅,他又來警告地喊道:「無產者,請提防!」這就立刻在一些同樣的反動集團內部發出了極其猛烈、陳舊的咒罵大合唱。    
  48年的舊事又要重演了!沒有一點改變,無論是他們的意圖和行動都沒有改變!    
  他們只有一些綱領,就是說只有更多的謊言,這是新的欺騙,新的變節的前奏。他們會再次對這位人民哨兵進行1848年一樣的咒罵,他們準備重複第一次的欺騙,他們立刻在形形色色的有關方面找到他們的老同謀者,在人民中找到他們一貫欺騙的對象,因為人民老是無知和不幸,永遠遭到嘲弄,永遠輕信他們。聯盟又重新組織起來了,並且像一個人一樣站了起來。    
  「我們會再見到二月事件重演嗎?」——「不會,不會,」騙子和受騙的人同聲回答。二月的教訓已經產生了結果:人民看清楚了;現在他們有了方案、綱領,這些方案、綱領是預示暴風雨的燈塔,它是把人民導向港口的指路明燈。    
  你們倒不如說,這是導致覆滅的磷火,這是使人民遭受災難的鬼火吧。    
  讓我們來談談這些綱領,這些方針,這些大小報紙專欄裡大肆宣揚的萬能靈藥吧。讓我們來談談由人民管理的人民政府和這些無聊的廢話吧,這是一些裝滿門面的幻想,勞苦人民信以為真,而那些演員卻在幕後為之捧腹大笑。    
  在我們那些如此珍惜他們特權的,如此害怕失去統治地位的老爺和主子那裡見到他們極其冷淡而輕蔑地看待這些優秀的傑作,無產者怎會看不出這些所謂福音僅僅是江湖醫生的廣告呢?這是些什麼綱領?難道人們如此健忘賴德律—洛蘭和路易·勃朗在二月以前所發表的演說?在裡爾、第戎和夏龍的宴會上,難道報紙不是借這些護民官之口發表過應該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頒布莊嚴的平等宣言嗎?這些莊嚴的諾言現在成了什麼了呢?    
  人們不知道綱領的滑稽劇;下面談談它是如何演出的:在他們登上市政廳寶座的同時便把它扔在牆角落裡;當他們被保王黨踢了幾腳,腰裡帶著保王黨靴子,滾下樓梯的那天,他們在陰溝裡重新拾起這些骯髒的破爛,把它們揩乾、燙平、修補、整理,然後拿到不明真相的廣大群眾面前大肆招謠撞騙。這樣做對於反動派又有什麼緊要關係呢?他們對這些廢紙的價值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他們不會關心這些東西的。他們知道這些廢紙從何而來,也同樣知道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將到何處去。因而反動派安心地讓這些社會上的小丑在集市上陳列這些破爛來迷惑無知的群眾。    
  不過請誠實的人拋棄對綱領的幻想,看穿這些烏托邦王國的迷霧,走出幻境進入現實,說句嚴肅而現實的話:    
  「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人民,這是挽救革命事業的第一需要,唯一保證。」    
  哦!那時反動派的冷淡消失了;長久的、憤怒的吼聲響徹整個法國。他們不滿地叫嚷什麼褻瀆神聖,大逆不道,瘋犬病患者。他們鼓動暴亂,在這個人面前暴跳如雷,要把他打下十八層地獄,因為他老老實實地說出了最符合基本常識的話。    
  嗨!大家忘記了六月的悲慘事件嗎?忘記了〔巴黎從地窖到頂樓〕受到的全面搜查嗎?大家忘記了巴黎被解除武裝、綁住手腳、受到壓抑、戰戰兢兢的日子嗎?忍受比外國強盜做巴黎主人時給大家的凌辱還大呵!嗨!只要在一個工人的頂樓上找到了一點火藥,一把刀柄,一個槍托,這個不幸的人就會被送到監獄裡去!    
  勝利了,你們還猶豫!你們不敢解除和人民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的武裝!而他卻要消滅人民!    
  階級敵人把長期統治造成的威勢強加於你們;你們回憶起他的暴力就相信他是不可侵犯的。得了吧,奴隸的子孫,你們在暴君面前俯首貼耳!你們今天起義,明天卻又後悔和屈服,你們還是保留你們的貧困生活和奴隸身份吧!不必打算摧毀加在你們身上的鎖鏈了吧!用你們自己的雙手再把這條鎖鏈焊接起來吧。不要再革命了,至少可以免掉這種跪下來求饒的可恥行徑!    
  (十三)給梅拉的信1(1852年6月6日)於貝爾島    
  1這封帶有政治內容的長信是布朗基寫給梅拉的,梅拉是巴爾貝斯的門徒之一,革命俱樂部分部,巴黎第五區共和俱樂部的老創始人和主席。他由於參加了六月的戰鬥而被流放到非洲。他終於成功地從那裡逃到巴塞羅那。在此他收到布朗基給他寫的這封信。    
  梅拉(Maillaad)是一個忠實的共和黨人,但他夠乏明確的觀點。    
  布朗基給他的這封信第一次發表在《人民呼聲報》1885年10月第一、二、三期上。見布朗基手稿,法國國家檔案編號9590—2,卷Ⅶ第三冊,第五分冊,第379頁以下。    
  我親愛的公民,我不急於給你回信,是因為我怕傷害你的意見,你我的意見並不總是一致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是你堅持要我回信,並且似乎把我的沉默歸之於個人不滿的緣故。我不願意你作毫無根據的猜測,所以就向你談談我的看法,既然你堅持要我談。我們在主要點上是一致的,我要說的,是實際方法,它們歸根結底就是全部革命。但實際方法是根據原則而來的,也取決於我們對人和事物的評價。在這方面,我們的意見有分歧。你責備造成二月失敗的各派領袖是膽小鬼、哲學家、律師、派系分裂主義分子。    
  上述這些原因中,我只承認一個律師,但絕不是把他們當作律師,而是當作這群陰謀家組成的相當重要的集團,這些陰謀家吞下了共和國,但是消化不了,因此又立刻急忙地吐了出來。你可以相信,這些叛徒並不打算改變什麼和破壞什麼;正相反,他們只有一個目的、一個願望,那就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地位。你們把他們想得比實際更加愚蠢。這是普遍的錯誤。人們寧願責備他們的智慧而不責備他們的意圖,因此人們就逐漸為他們進行新的欺騙鋪平了道路。怎麼能夠相信那些在一切政治勾當中經驗豐富的人會如此粗心大意地搞錯了最基本的東西呢?如果他們沒有鬧過革命,那是因為他們不想幹革命。他們的叛變是一件蠢事,問題就在於此。他們終於掌了權;想由他們來統治國家了。他們的愚蠢在於想像他們能長期地統治下去。這是一切當權者不可救藥的通病。他們自信他們都是不朽的。    
  應該從罪犯的名單上勾銷膽小鬼——任何人在二月事件裡都不害怕,除非是怕失掉他那分戰利品!——哲學家——他們就我們的災難來說是無罪的;此外,今天比任何其他時候都更需要作一個哲學家。對各派領袖提出的一系列譴責,是陰謀家集團叛變行為之一。這些派別領袖究竟是些什麼人呢?他們是主張在正義和平等的基礎上重建世界的各種社會學說的首倡者,或者至少是主要的維護者。社會主義,就是相信從這些理論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新秩序。當然,這些學說在許多點上互相衝突,但是它們追求同一個目標,它們有著同樣的願望;它們在主要問題上是一致的,並且它們的努力已經產生了一個結果,雖然這個結果還不十分明確,但已掌握了群眾的思想,變成了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旗幟。社會主義是帶電的火花,它照耀並激勵著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只有在這些學說的鼓舞下才會行動起來,才能燃燒起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陰謀家們的恐怖,我希望不久我們看到的將是利己主義的墳墓。那些那麼受到咒罵的各派領袖,終究是最優秀的革命者,是那些具有激勵人民並把人民投入暴風雨的特點的強烈思想的傳播者。你們不要弄錯了,社會主義就是革命。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取消社會主義,人民的火焰就熄滅了,沉寂和黑暗就會籠罩整個歐洲。    
  你惋惜民主黨派的分裂。如果你說的分裂意思是指私人仇恨、嫉妒和野心的競爭的話,我願意和你一起咒罵這一切,它們是我們事業的災難之一;但請注意,這並不是我們黨派特有的創傷,我們形形色色的敵人也和我們同樣痛苦。這些私人仇恨、嫉妒和競爭在我們隊伍裡顯得更為突出,那只是因為民主人士具有更坦率的性格和更易接受新事物的習慣。何況這些個人的鬥爭是人類的弱點;應該加以容忍,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對待人。對天生的缺點暴跳如雷,如果不是愚蠢就是幼稚。堅強的人會通過這些障礙前進,這些障礙是任何人消滅不了的,而是大家都能避免和越過的。我們要善於服從需要,在為這個缺點而感到悲痛的同時,不要放慢我們前進的步伐。我重複說一下,一個真正的政治家要蔑視這些障礙,不但不應該因為道路上有一些小石子而感到特別不安,而且應該勇往直前。你和我談到各個派別間的互相咒罵,要是你仍然沒有給予十分重視,在我看來,這些互相咒罵是既可憐又可笑的。蒲魯東主義者和共和黨互相攻擊同樣是可笑的,它們不瞭解學說上多樣化的各個不同的思想。各個不同派別都有它自己的使命要完成,在偉大革命事業中有它自己的作用要發揮;如果你認為學說的多樣性是有害的,就無視這條絕對不可否認的真理:「真理越辯越明」。這些理論上的爭辯,這種派別間的對立,是共和黨最大的力量;這就是它比其他黨派更優越的地方,別的黨派都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形式。我們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政黨;運動、時代、生命都是我們的。其他黨派只是一些殭屍。所以你埋怨的是真正像人的生活,而不是做一個躺在古老墳墓裡的石像!    
  讓我們來談談政見問題吧:你自稱「革命共和黨人」。你要當心,不要由於滿足於一些空洞的詞句而受欺騙。那些既不「革命」,甚至也許不是「共和黨人」的人正是假借「革命共和黨人」這個頭銜來裝點門面的,這些人已出賣並破壞了革命和共和國。他們正是用這個頭銜來反對被他們逐出了教門的社會主義者,當人民之風從社會主義這邊刮起來,而社會主義看來又是在勝利前夕時,他們就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喬裝打扮得十分可笑。當我們的失敗使社會主義的旗幟倒下去的時候,他們就背棄並侮辱社會主義。我還記得有一個時期,賴德律—洛蘭1自稱比蒲魯東或卡貝更加是社會主義者,並冒充社會主義的唐·吉柯德(DonQuichotte)。這個時期已經過去很久了。我們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這些失敗使先進的學說退出了政治舞台。於是今天,賴德律—洛蘭和他的朋友們都詛咒社會主義,並把我們的一切不幸都歸罪於社會主義。這是謊言,這是卑鄙。    
  1賴德律—洛蘭: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多次攻擊共產主義。但他善於在口頭上運用社會主義的華麗詞藻來掩蓋他的政策的資產階級實質。    
  你對我說:「我既不是『資產者』,也不是『無產者』,而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請當心這些含糊不清的詞彙,這是陰謀家喜歡使用的工具。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人,讀了你信裡的幾段話,我看得更清楚。你的主張貼上了不真實的標籤,借用了詭辯家的詞藻,但這並不妨礙我看清你和我有著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觀點,它們和陰謀家的思想和觀點完全不同。正是這些陰謀家發明了這句好聽的箴吉:「既不是『無產者』也不是『資產者』而是『民主主義者』。」我要問你,「民主主義者」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個模糊的、庸俗的、沒有確切意思的詞,這是一個有伸縮性的詞。什麼樣的主張不能隱蔽在這個招牌底下呢?任何人都可以自稱為「民主主義者」,尤其是貴族老爺們。你難道不知道基佐先生1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嗎?那些陰謀家就喜歡這模稜兩可的字眼,因為這個字眼對他們有利,他們非常害怕清楚明確的概念。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取消「無產者」和「資產者」兩個概念的原因。資產者和無產者兩個詞有著明白而確切的意思,這兩個詞清楚地說明了問題。這就使得人家不喜歡。人們厭惡這兩個詞象厭惡內戰的煽動者一樣。這個理由還不足以使你睜開眼睛嗎?長期以來,我們被迫進行的不是內戰又是什麼呢?和誰打內戰呢?啊!這正是他們竭力想用模糊字眼來攪亂的問題;因為問題是要防止這兩面敵對的旗幟絕對處於正面衝突的局面,使得在戰鬥之後,從勝利的旗幟下竊取勝利的果實,以便失敗者可以悄悄地又成為勝利者。人們不願意這兩個敵對陣營叫他們真正的名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但是這兩個陣營又沒有別的名字。    
  1基佐,弗朗斯瓦·比埃爾·吉約姆(FrancoisPierreGuillanmeGuizot,1787—1874年):政治家和歷史家。在波旁王朝復辟時期,他是一個自由主義溫和派。1816—1820年期間,他是立憲保王黨的領袖之一。1830年基佐被任命為內務部長,他表現為極端的保守主義者。在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四十年代,外交政策特別反動。基佐在法國歷史編纂學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們的國家裡存在著某一個階級,假定說,它不如貴族和僧侶階級那樣明確,但卻非常突出,大家都知道它叫資產階級,難道這不是真的嗎?這個階級包括大多數擁有一定數量財富和具有一定學識的人:金融家、商人、地主、律師、醫生、法律工作者、官吏、收租收息的財主,所有靠收益或靠剝削勞動人民生活的人。再加上相當數量的擁有財產,但缺乏教育的鄉下人,充其量也許有四百萬人。剩下的就是三千二百萬沒有財產,至少沒有像樣的財產,完全靠雙手勞動的微薄收入而生活的無產者。就是在這兩個階級之間進行著激烈的鬥爭,鬥爭的命運把你送到了西班牙而把我送到了貝爾島。我要問你,如果我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旗幟下戰鬥,那是在什麼旗幟下戰鬥呢?我的家庭出身和我所受的教育決定我是一個資產者,你也可能同樣是一個資產者。這就是說由於天命,在無產階級的隊伍中有著許多資產者。這些資產者甚至構成了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主要力量,或至少是最堅定的力量。他們給無產階級帶來了一份知識,而不幸的是那時人民還不能提供這些知識。正是這些資產者首先舉起了無產階級的旗幟,明確提出了平等的理論,宣傳和維護這些理論,並且在這些理論失敗之後重新把它們恢復起來。到處都是資產者領導人民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那些陰謀家才能使人相信他們陰險的謊言:「既不是『資產者』!又不是『無產者』!而是『民主主義者』!」怎麼!因為有許多穿禮服的人參加在穿工作服的人的隊伍裡,並且有更多的穿工作服的人被穿禮服的人僱傭去戰鬥,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這場鬥爭不是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租金和工資之間,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嗎?但是有許多的貴族和教士參加了第一次革命,難道就能夠得出結論說第一次革命不是指向僧侶和貴族的嗎?誰敢支持這種謬論呢?我們黨的不幸,正是在於大多數資產者同勞動者之間的聯盟不是真誠的。野心和貪慾促使資產者走進反對壓迫的無產者隊伍裡去。他們自奉為無產者的領袖,引導他們去打擊政府,把持政府,取得高官顯位,以政府為掩護,並且從此時起,轉變為保守主義者,調轉頭來反對這個可憐的人民,人民看到他們昨天的首領變成了明天的壓迫者,完全失去了方向。    
  這種從1789年開始的騙人的手法不斷地改變,每次都取得了同樣的勝利。那時中產階級發動人民去反對貴族和僧侶,把貴族和僧侶打倒,並取而代之。他們繼承了被打倒階級的遺產,在他們看來這是合法的;隨後他們為了保存這個遺產,並在進行反抗的無產者肩上維持新的枷鎖,在他們看來這也是合法的。舊制度剛剛被他們共同的努力推翻,這兩個勝利的同盟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就開始了。今天的鬥爭恰好回到了1789年的情況。閱讀第一次革命的歷史,就等於讀今天的歷史。完全一模一樣;同樣的語言、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形容詞、同樣的變化,簡直完全是上次革命的翻版。只是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更會吸取經驗教訓。你今天又會發現那時候的一些人,那些所謂的人民的朋友,他們想的僅僅是代替被驅逐的剝削者,以賴德律—洛蘭為首的所謂的山嶽黨人都成了吉倫特黨人,他們在步他們先驅者的後塵。的確,他們採用了老山嶽黨的口號和旗幟,他們開口不離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閉口不離雅各賓黨人。不過他們當然要這樣做,不然怎能欺騙人呢?打著人民旗號,這是陰謀家所慣用的伎倆。廣大群眾是輕信盲從的,容易被響亮的字眼和動人的姿態所迷惑。今天,他們又企圖用「共和黨人」!「革命者」!「民主主義者」!這類浮誇的庸俗話來強迫和迷惑群眾。可是,他們氣節敗壞地反對這些解決問題、說明問題的精確字眼:「資產者」!「無產者」!你不要上他們的當。你不要忘本,要飲水思源。你是無產者,因為你要求公民真正平等,要求推翻一切等級制度和一切暴政。革命應該是什麼呢?革命應該是消滅建立在不平等和剝削基礎上的現存秩序,打倒壓迫者,把人民從富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那些自稱革命的共和黨人或民主主義者並不要這一切。這一點在二月已得到充分證明。他們已經不要革命,現在也仍然不要革命,你們不要以為那時候他們還不懂得推翻革命;那時候他們嘲笑我們,他們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小人,準備好奪取新的獵物,準備好再一次喊道「你們滾開,讓我來拿!」——這些愚蠢的傢伙!他們將最後一次和永遠地毀滅革命。因為你已經看到每一次失敗帶來了更加可怕的反動。其次,你也看到四年來他們所幹的一切勾當,請你根據過去來判斷未來吧。明智的人就應該這樣做。沒有其他辦法。    
  你說,你既不是法蘭西人又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啊!這很好,我也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還得留心,不要中了陰謀詭計!你剛才恰恰以世界主義的滿腔熱情,投身到全歐洲最沒有世界主義的、最自私自利的、民族主義的馬志尼1一流人物中去了。    
  1朱澤培·馬志尼(GuiseppeMazzini,1805—1872):意大利復興運動的主要積極分子之一。在爭取意大利統一的鬥爭中,他是意大利資產階級的領袖,他為意大利的自由和建立積極戰鬥。1831年,他建立了一個秘密社團《年青的意大利》,1834年又建立了一個歐洲組織《年青的歐洲》。馬志尼沒有提出社會改革,他認為人民應該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名義為獨立而鬥爭,不是為了改善物質條件。他的口號是「上帝和人民」。他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是否定的。    
  你瞭解馬志尼嗎?不,你肯定不瞭解他。他是一個招搖撞騙,傲慢自大的野心家,甚至比所有這些還要壞,你看到他冒充歐洲民主的獨裁者,世界革命的捍衛者。是的,他幾乎是一個梯也爾式的武力革命者。你知道他要什麼嗎?他只要一樣東西:復興意大利民族,使意大利成為一個第一流強國,而他當然是這個強國的元首:建立這個強國的霸權,建立一支常備軍隊、一支海軍、一筆預算,總之,建立當代政府的一切力量或壓迫的條件,然後在外交會議上誇誇其談,壓低法國,驅逐法國,圍攻法國,把它排斥歐洲之外,使它從物質和精神的輝煌地位上摔下來。這個人有兩個慾望:渴望統一意大利,痛恨法蘭西……    
  當然,在12月的災難之後,團結一致、忘記過去、親善友好的時刻已經來到了;一致反對共同敵人,中止舊的不和的時刻已經來到了。不對!馬志尼仇恨法國,厭惡社會主義,他不可能放棄這樣好的機會來侮辱法國,摧毀社會主義,發洩他這雙重仇恨……排除約束他的一切思想障礙,挑起人民對法國的蔑視:馬志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這個任務,他踢了我們祖國一腳。    
  讀到這些滔滔不絕地對社會思想進行可恥而又可笑的咒罵,怎麼能不令人憤怒而又憐憫呢?怎麼能相信一個人可以把十二月1的失敗歸罪於社會主義而不引起群眾的反對呢!騙子是多麼厚顏無恥!群眾又是多麼愚昧無知?怎麼!這是比埃爾·勒魯2、路易·勃朗和卡貝3使得1851年的戰鬥遭到失敗的呵!如果在涅夫勒、阿利埃、索恩—羅瓦爾、妝拉、德龍、阿爾代希、瓦爾、埃羅、加爾、惹爾、洛特—加隆等等各省,成千武裝的群眾看見一頂憲兵的三角帽或者一頂別動隊員的軍帽就逃跑了,難道這是社會主義的錯誤嗎?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啊!他居然這樣在全歐洲面前說這句話而不受懲罰!這件事犯罪的是原告,光榮的是被告!是社會主義把人民發動起來的;是這些政治領袖不懂得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賴德律—洛蘭之類的先生們在十二天的殊死鬥爭中在倫敦、瑞士和其他地方作了些什麼呢?他們為什麼不奔赴戰場,用他們的名譽和極大的聲望使力量的對比有利於人民呢?他們投入戰鬥本來會使這些被拋棄的、沒有領導的群眾聯合起來,鼓舞群眾的勇氣,瓦解敵人,取得勝利。但他們不這樣做!這些先生們以真正有繼承王位的合法權利的王子身份,在倫敦大模大樣地等待沒有他們參加的勝利者即人民恭敬地把自己的勝利和權力獻在他們尊嚴的腳下。社會主義完成了它的任務和使命,而他們這些人卻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如果那時出乎意外地有一個堅強的領袖能夠支持群眾,組織群眾,領導群眾打擊敵人,難道人們還出乎意處地問他的意見上的出入嗎?    
  1這裡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這個「人」指馬志尼。    
  2皮埃爾·勒魯(PierreLeroux,1791—1871年):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三十年代初,他是聖西門主義者,以後他創立了自己的理論,他要調和社會主義和他發明的「人道主義」的宗教。1848年,他當選為制憲議會議員,後又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他強烈地批評現在的社會制度,但在革命中沒有大的政治影響。    
  3埃蒂耶納·卡貝(EtienneCabet,1788—1856年):空想共產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伊加利亞遊記》(1840年)中,他闡明了他對共產主義社會組織的想法。卡貝在工人和手工業者中享有一定的聲望。他在美洲得克薩斯州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新村,把它叫做「伊加利亞」。他的這個事業遭到了失敗。卡貝反對採取革命鬥爭的手段。    
  這個馬志尼的言論多麼荒謬!十二月運動的失敗純粹是由於軍事原因。要進行戰鬥的時候,還沒有將軍和士兵,只有一些驚慌失措的烏合之眾。像你所說,到處看到的,只是懦弱、猶豫、恐怖、無能和無知。各派的領袖認為他們與這次失敗沒有關係。馬志尼可能會堅持說,起義者在這次戰鬥中表現的狼狽相是由社會主義學說的本質決定的,人們是不能從解決吃飯問題的宗教裡,從物質福利的學說和利己慾望的學說中汲取到忠誠和勇氣云云。但是首先,沒有社會主義,任何人都一點發動不起來,知道這一點,問題就簡單得多了。馬志尼忘記了,今天除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影響能夠使無產者舉起他們的手臂,他忘了宗教狂熱的時代已經過去,人們不再能用空洞的公式,不可理解的奇跡和教條來發動人民了。簡直可以說,馬志尼還婉惜迷信和愚昧的時代,因為那時無知的群眾只要聽了一個教士的話就會為耶穌和聖母的榮譽去殺害他們的同胞……    
  你已經察覺到我的思想和馬志尼的思想最少相似之處,我感到不足為奇。首先,馬志尼除了要求意大利的獨立和優勢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革命思想,除了意大利的獨立和霸權,他什麼都不要。我要問你,如果意大利獨立而不同時建立平等博愛的制度,那麼它的獨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平等博愛的制度才是我們唯一的信仰呵!    
  ……這個人企圖利用我們來反對我們自己;他不僅是我們祖國的敵人,而且還是我們的信念,我們社會信仰的敵人。他準備在他的國家裡建立資產階級剝削,這種剝削與二十二年來激起了我們的憤怒和武裝鬥爭的資產階級剝削相似。你可能認為我在誹謗他。那你就去讀一讀他的箴言,在他的箴言中,你什麼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空虛的演說,空洞的言詞,沒有思想的空談,毫無意義的、不負任何責任的關於民主的老生常談,以及沒有任何積極思想的有關信仰、忠誠、革命的大話,梯也爾1這樣的反對派是會贊同這些無聊的演說的。難道還能用這樣的大哄大嗡來蠱惑法國的群眾嗎?感謝上帝,法國的群眾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了。他們懂得了革命,就像他們必須懂得的那樣,也就是馬志尼先生所不要的革命。儘管革命一詞響徹整個法國,人們也不會再為一些空洞的詞藻而暴動了。只有在革命這個詞有了十分積極和十分明確的意義之後革命運動才會開始行動起來。對城堡開火!打倒財主!處死剝削者!這是戰鬥中團結群眾的呼聲,這些話,意思就是社會主義。這些呼聲使馬志尼和他同類的人膽戰心驚。你也不要忘記科蘇特(Kossuth)在英國對社會主義所作的各種咒罵,當時他和各黨各派談了話,知道了他們的最後意圖。科蘇特只要匈牙利獨立,只要維持他統治的匈牙利的封建貴族制度。請你用我們的原則來評價科蘇特的所作所為吧。他會把我們絞死在匈牙利。法國早已遠遠超過歐洲其他國家,她跨過了我們鄰國還沒有經歷的階段。革命和革命者一詞,在我們嘴裡和在大多數外國人嘴裡意義並不一樣,幾乎所有的人都參加了資產階級反對國王、貴族和教士的戰爭。而有些人,匈牙利人、波蘭人還只是一些正在為他們的民族反對外國征服者而鬥爭的貴族。在我們的國家裡,僧侶和貴族幾乎都被打倒,並且不得不和資產階級勾結起來進行反對無產階級的共同戰爭。國王、貴族、教士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勞動人民。在最近一次起義中,波拿巴到處有資產階級作為他的援軍。若沒有這些援軍,波拿巴本來會失敗的1。毫無疑問有許多資產者在人民的隊伍裡,但那是一些例外。這些例外是合乎規律的。金融家、大商人、地主、律師,他們到處大舉反對革命運動。有人說,今天資產階級正在向政府開火,但這不是為了博取我們的歡欣,而是為了波旁王朝遺老遺少們的利益。    
  1路易—阿道夫·梯也爾(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國政治家。他年輕時,做過資產階級自由黨的領袖。1830年革命時,他幫助路易·菲力浦取得了政權。七月王朝時期他擔任部長。六月起義時,他是卡芬雅克(Cavaignac)獨裁統治的積極擁護者。六月起義後,他是「秩序」黨的領袖。1871年2月17日,梯也爾被選為行政首腦。他的政策是極端反動的。巴黎公社宣佈成立後,他逃到凡爾賽,在俾斯麥的支持下發動了對革命巴黎的內戰。他真無愧於「公社的劊子手」這個綽號。    
  1布朗基在這裡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以後,在法國某些地區爆發的起義。    
  馬志尼瘋狂地痛罵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唯物主義,咒罵宣揚喚起個人利益的慾望;他攻擊物質福利的理論,說這個理論會使人墮落腐化,道德敗壞。你沒有看到這完全是反革命的叫囂嗎?如果革命不改善群眾的命運,那麼革命是什麼呢?這些對利益論的謾罵是多麼愚蠢!一個人的利益不算什麼,一個民族的利益應該提到原則高度;而全人類的利益則成了一種信仰。    
  難道人民不是永遠為利益,而是為了其他東西行動的嗎?呼籲自由同樣是利己主義的呼籲,因為自由是一種物質福利,而奴役是一種痛苦。為麵包而鬥爭,換句話說,為孩子們的生活而鬥爭,是比為自由而鬥爭更加神聖的事情。何況,這兩種利益是難分彼此的,實際上是一個利益。飢餓就是奴役。試問,由於貧困而淪為受廠商和地主剝削的牛馬般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是自由的嗎?你不妨去和這些不幸的人談談自由吧。他們會回答你說:「自由,那就是桌上要有麵包。」我們對他們說:「自由就是福利!」難道我們說錯了嗎?我們既不是在向黑奴說話,也不是在向斯巴達克1的夥伴們說話,而我們是在向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卻有自由的奴隸說話。應該讓他們用手指去觸摸傷疤,給他們指出問題的癥結,以便他們能用利劍剜掉瘡傷。馬志尼可以任意譴責我們為食慾而起義。從來就沒有過其他目的。但人們會說,宗教狂熱難道不是一個崇高無私的動力嗎?十字軍曾為永生而戰,永生其實是最貪婪的慾望。    
  1斯巴達克,古羅馬的奴隸領袖,曾起義反抗羅馬軍團,於公元前71年被殺死。——譯者    
  ……再談,我親愛的公民,你願意聽聽我的意見,我已經坦率地向你談了我的看法,雖然說得長了一些。對附和馬志尼越使我感到遺憾我越少隱諱。我對你說,你其實並不站在他一邊,你和他差得遠。你把他的不是以為是,把一些不屬於你的形容詞套在你自己身上。你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一個人不可能是「革命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反之也一樣。然而有一些「和平的社會主義者」,關在書房裡的個性溫和的人,他們在戰鬥和暴動中茫然失措,他們只就思想而言是革命的。一般說來,各派的領袖都是這一類型的人,但他們並不因此而為革命少做工作。我們只採納他們的意見,拋下他們的習氣。至於實際的社會主義,它不是任何特殊宗派,也不是任何教會。社會主義吸取各種制度中適合於它的東西,並不過分迷信某個派別,而且要推翻現狀,絕不輕率從事,也不搞陰謀詭計,而是要堅決根據既定的原則,在新的基礎上建設未來,而新基礎則將由開明的、發達的、堅定不移的社會主義按照各種情況來提供。    
  你和我還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社會主義者,工人和農民都是這一個類型的人,但和山嶽黨人不同,他們完全是用另一種劈柴取暖的人,他們象賴德律—洛蘭一樣自稱為「革命的共和黨人」。    
  四年來,他們已經表示了他們能做什麼。我知道他們要的僅僅是:重複二月騙局,沒有更多的要求;他們要做每天賺二十五法郎的議員,每日賺四十法郎的省長,或者他們喜歡穿法官的禮服,戴將軍的肩章,而特別是喜歡在薪俸單上簽名。如果這些陰謀家能夠再一次重演二月的騙局,那麼這次我們將會完全失敗。這個新的失敗會把沙皇尼古拉引到巴黎來。我們還能活著的人只好到美洲去。但是下一次革命,我相信農民們會用計謀來反對這些陰謀家。這些陰謀家完全料想到會如此,因此他們害怕了。害怕,這就是他們最近幾年為什麼這樣行動的關鍵。山嶽黨和《新聞報》都極端害怕「平民」。一想到革命巷戰的前景總使他們戰慄。在5月31日,他們的行為可以概括為兩句話:膽小懦弱、背信棄義!他們在勝利中和失敗中都感到腹背受敵,進退維谷。他們非常善於使用各種陰謀,躲避風暴,保住他們的二十五法郎。    
  得了,該停筆了。再一次向你問好。並致兄弟般的敬禮。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三、《社會批判》 1    
   1《社會批判》,布朗基著作的兩卷集,1885年阿爾干版。這本書裡包括了許多有關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文章以及各種題材的筆記。    
  (一)高利貸    
  犧牲個人的獨立自主是勞動分工強加於人的結果,這是野蠻的行為嗎?不!任何人都不能同意這是野蠻的行為。在個人的自由感中有一種極其頑強的享樂興趣,以致任何人都不願意犧牲個人自由,去換取文明的金鎖鏈。    
  野蠻人清楚地看到歐洲人企圖使他們馴服。窮人一邊用裹屍布把自己裹起來,一邊痛哭失去了的自由,寧死也不願作奴隸。窮奢極侈使我們如此眼花繚亂,但卻不能誘惑這些窮人。這種奢侈超出了他們的思想範疇和需要水平,擾亂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僅僅感覺到這種奢侈像一些仇人的怪物,這些怪物把一把尖刀刺進了他們的肉體和心靈。在美洲荒野或太平洋荒島上受到過我們突然侵入的不幸的部族經過這種致命的接觸不久就會消滅。    
  將近四個世紀以來,我們可憎的種族無情地毀滅了他們所遇到的一切:人、動物、植物、礦物。鯨魚受到盲目的追捕結果也要消滅。金雞納樹林一個接著一個被破壞。斧頭砍掉森林,誰也不再從事種植。人們很少關心後代的疾苦。由於嚴重地忽視採掘方法,煤層也很馬虎地被糟蹋了。    
  一些人突然出現了,他們唯一的面貌使我們知道了我們人類原始時代居住在地球上的狀況。我們哪怕只是為了科學研究,也必鬚子孫般地注意保存這些我們祖先的殘存的遺體,原始時代的珍貴標本。我們曾經謀殺過這些人,強大的基督教國家都競相毀滅了他們。    
  我們將在歷史面前對這場屠殺負責。不久,歷史將根據比我們高尚得多的道德極其激烈地譴責我們的罪行。對仇恨和詛咒那借口宣教而殺害這些手無寸鐵的人的基督教,對仇恨和詛咒屠殺和毒害他們的重商主義,對仇恨和詛咒那些對這場垂死掙扎採取冷眼旁觀的國家,我們都是很不夠的。    
  這些不幸的人不能與我們同化,這難道是他們的過錯嗎?人類從幼年到成年不知不覺地要經過無數的演變階段。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相隔了幾千萬年。如果不是這些只是破壞性而決不是建設性的災難的話,在人類和自然界什麼都不會產生。    
  一切革命,從外表來看都是突如其來的,而它們本身卻是象蛹那樣自己蛻變出來的。它們已在破裂的外殼中慢慢地成長起來。人們看到的革命總是自發的,它與征服完全不同,征服是外部力量的野蠻侵犯,這種侵犯只有破壞擾亂,而沒有改進。一個種族,一個部族的自然演變卻大不相同。自然演變像一棵植物的生長一樣,要經過一定的階段,感覺不到什麼騷擾。    
  勞動分工制度只有經過了一系列漫長歲月的變革之後,才能代替個體的分散勞動。在這條道路上每前進一步都像人們所期待和渴望的勝利那樣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因此這個變革是經過世世代代的漫長時間逐步進行的,它既不傷害人們的風俗、習慣,甚至也不傷害人們固有的成見。    
  從個體分散勞動發展到勞動分工,毫無疑問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進步……但是代價呢?完全放棄個人獨立自主;在團結的外表下互相奴役;協作關係的緊密甚至達到束縛的程度。從此以後,誰都不能自給自足了。他的生存要靠他的同類的恩賜。他不得不等待他的同類每天給他所需要的口糧和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因為一個人只能從事單一的勞動。勞動產品的質量取決於奴役的條件,隨著勞動工具的不斷完善,勞動分工更加明細,人就更牢固地固定在他的職業上了。    
  我們知道今天的產品是如何得來的。有一些人花費了整整一生的時間去磨針尖和別針頭。    
  當然,這種情況產生了公民相互之間的迫切義務。每個人既然都注定要從事一種簡單工作,他所生產的全部產品對他自己來說幾乎都是沒有用的。這種極少量的產品只對一群其他人有用。這些產品的所有消費者又應該供給為他們勞動的人的需要。    
  從這時起,社會就建立在交換的基礎上了。規定交換條件的法律應該是互助的、絕對公正的。因為這個相互援助是當前全體人以及每個人的生死攸關的問題。原始社會所需的消費品的數量非常有限,而且都是絕對必需品,如果那時實物交換能滿足社會的需求的話,那麼,在工業發達、產品豐富的條件下,這種交換就變成完全不可能了。    
  因此,需要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媒介。貴金屬的特性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為貨幣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人們假定貨幣大約是在青銅器時代產生的。而且,什麼時代產生並沒有任何重大的經濟意義,它只和考古學有關。和我們有關的只是很久以來所取得的經驗,這一經驗是硬幣的服務是以巨大代價換來的。硬幣造成了高利貸,造成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它的一切罪惡後果,那就是不平等和貧困。只有上帝的觀念才能和貨幣在罪惡方面見高低。    
  貨幣還可能產生其他的結果嗎?當貨幣產生之日人們就有了兩種使用這種交換手段的方法:博愛,自私。公正本來可以迅速地導致完整的協作。掠奪的思想卻不斷地造成了一系列災難。這些災難貫穿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在這兩條道路中間,連一條小徑都沒有。因為,維持個人主義制度,誠實的等價交換,貸款不收一分利息,使得人類安定下來,假若這種公平交換至今還保存著,那也會帶來同樣的結果。    
  複雜的生產,需要大量器材和勞動工具,人們為了進行複雜生產會感到有必要把他們的力量組織起來。這樣假設是可以容許的。當簡單的工具還能使生產者通過交換得到勞動和生活所需的一切東西的時候,他們就會停留在原階段上。但人是天生的革新者。不久,日益發展的生產需要會使個體勞動組織起來,而且只要勞動者能獲得他們勞動創造的全部成果,普遍的繁榮可能會取得迅速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人口不斷增長,財富日益增多,文化進一步發達,各個團體之間的聯繫日益密切,最後會迅速形成一個沒有專制,沒有束縛,沒有任何壓迫的全面協作。    
  貪婪使這一美夢破滅了。資本是由個人獨佔積累起來,而不是由協作積累起來的,這種積累不利於群眾,只有利於少數人。    
  說實在的,這種博愛的美夢在過去難道不是一個幻想,一個烏托邦嗎?在忠誠和叛逆之間,黑暗和野蠻的時代,難道不知道何去何從嗎?他們只知道權力,不知道其他的法律,只知道勝利,不知道其他的道德。貪婪人幾乎畢生從事殘酷無情的剝削。高利貸變成了普遍的災難。    
  高利貸的由來,在過去的黑暗中無法查明。這種掠奪形式不可能出現在使用貨幣之前。實物交換不容許掠奪,即使有勞動分工也不會發生掠奪。當然當時毫無文字記載,否則可以保存高利貸這一重大革新的確切記錄。而傳統也說不出高利貸的根源。    
  高利貸是件壞事,但並不是必然的,否則就會是放肆的宿命論了,不過它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交換手段自開始就產生了公正的後果,如果它沒有被歪曲或被引入歧途的話,多好!……是的,但假設……永遠是一件愚蠢的事!使現在變成反對過去的諷刺文章,它的荒謬程度並不亞於使過去變成規律,或者更確切地說,使將來變成常規。正如把過去當成未來的規律,或當作未來必經之途一樣荒謬。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組織機構和生活方式,它們構成了人類歷史的一部分。這絕不是宿命論。因為時代的智慧或荒唐會反映在人類的健康上。不過人類是複雜的生物,它總是能夠從疾病中恢復健康的。只要在醫院裡躺上幾千年病就好了。但是個人卻有死亡的危險。    
  如果因為人類可悲地濫用了交換手段而不感到遺憾,這是懶散而可笑的。唉!應該承認這個弊端嗎?宣揚忍受苦難的空論家基督教徒說:這是大利中的小弊,這是贖罪。這是用謀財來代替害命……這是一個進步。金錢皇帝陛下的王朝開始了。它要長期巧立名目,橫徵暴斂。金錢皇帝的王朝幾乎統治了整個人類生存時期,儘管君主專制倒了,民主共和垮了,一個民族完了,甚至一個種族消滅了,而金錢王朝卻仍然屹立不動,不可摧毀。    
  今天,金錢皇帝的王朝破天荒第一次受到了它的犧牲者的反抗。但是這個古老而強大的皇帝擁有的奴僕比他的敵人還要多。吹捧他的人提著香爐和奏著器樂成群結隊地去救他,他們一邊喊,一邊唱「和散那1!光榮屬於金牛,富饒之父!」深刻地分析一下就能揭穿這些頌歌,剝掉這個皇帝的金錢畫皮,使他的原形畢露,他原來只是一個扒手。    
  1和散那(Hosannah),讚美上帝之詞,見《聖經》,馬太福音21章,9、15等節。——譯者    
  (1869—1870年)    
  (二)共產主義——未來的社會    
  仔細地研究一下地理和歷史,就會發現人類開始是孤立生活,絕對個人主義的,經過長期的一系列的改進之後,人類最終會達到共產社會。    
  用實驗方法可以證明這條真理,實驗方法今天是唯一有價值的,因為這種方法建立了科學。    
  對一系列事實的觀察和從事實中得出的不可辯駁的推論,一步一步地證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這一不變的進程。人們將清楚地看到任何進步都是共產主義的一次勝利,任何倒退都是共產主義的一次失敗,又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文明的發展是並行不悖的,這兩個觀念是統一的;人類的需求在歷史上相繼提出的全部問題都有一個共產主義的解決辦法,而今天懸而未決的問題,雖然如此困難,如此充滿混亂和鬥爭,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解決辦法,如果我們不願意把罪惡加深,不願墮落到荒謬的程度的話。    
  一切稅收制度的改革,用專賣局代替包稅制度、郵電業務、煙草稅和食鹽稅,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的革新。工商業公司各種性質的相互保險,乃至印章,這一切都同樣是共產主義的革新。軍隊、學校、監獄、兵營,也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雖然它們比較粗糙、殘酷,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走出這條道路之外。捐稅、政府本身,都是共產主義的一部分,當然是最低級的共產主義,但也是絕對必需的低級共產主義。共產這個觀念還只剛剛說了它的第一個字。等說出最後一個字時,這個觀念的面貌可能完全改變了。我們現在還只是一些野蠻人。    
  看看現存制度的結果吧!低廉的價格和隨之而來的商品的豐富被看成是災禍,這場災禍使生產者破產,使工商業陷於絕境。政治經濟學用一些定義公開地把這種瀆神的事固定了下來。政治經濟學把「效用」稱為自然財富,把「價值」稱為社會財富。然而「效用」就是極大豐富,而價值卻是稀少。使用價值越大,市場價格就越底。啊!真是荒謬絕倫!事物本身是一件好事怎麼會變成一場災難呢?這是由於資本的貪得無厭,要求最大的利潤,一旦價格不能給它最大利潤的時候,資本就被抽回去了。資本被抽回,產品的價格就提高,資本又回來混水摸魚,從中取利。    
  荷蘭人為了維持市場的高價,在他們亞洲的殖民地禁止種植胡椒、肉豆蔻等植物,並銷毀了大量調味香料。在所有文明國家裡,每個生產者都希望他所生產的產品價格高,而其他的產品價格低。麵粉價格低廉使農民不高興;麵粉價格高漲,又使工業家失望。這個經常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是對現存的社會組織的一個嚴厲控訴嗎?    
  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對一切人都有利,壞事對任何人都不利。豐收是幸福,歉收是災難。損害他人的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有利於他人的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壞處。一切事物都按照規律公平合理地發展。存貨極大豐富原來就不會引起工商業的危機。正相反,貯存產品在今天不造成災難是不可能的,在那時產品的累積只會受到自然耗損的限制。    
  那些最有害的植物經常佔據土地從而損害了最有益的作物的生長。窺伺時機、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抓住了協作這個工具,並把這個有力的進步工具變成了他們手中的一支真正的夏斯波槍。資本主義利用這支槍來消滅中小工商業。    
  這些可憐的人們在黑暗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既不發聲也不爭吵。我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他們就此銷聲匿跡了。這完全不同於1848年造成的盲目憤怒和無情報復的暴動。商人們可以在有閒的時候想想拉芳登的寓言,可見翻騰的急流並不害人,而平靜的小河卻在無聲地吞噬著人。一個人走過急流把腳稍許弄濕一點;要過小河卻會淹死在深水處。    
  在中小資產階級破產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比舊貴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業和商業三個封建制度,把整個社會踩在他們的腳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攔路大盜。    
  有人寫道,過去時代在消亡之前,會用殺死它自己的同樣武器作最後的反擊。在反擊的時候,它用自己的手給自己帶來了致命的創傷。為資本服務的協作就這樣變成了使資本不能長期經受下去的禍害。這是協作這一光榮原則的優越性,它只能做好事。對於壞事它是維卡殺蟲劑。臭蟲接觸到它便會中毒而死。    
  當社會演變來到時,大家都趕去支援,幫助嬰兒誕生。快要消耗到接近死亡的力量,不知不覺地也把自己最後的力量參加進去。於是我們參加了一場奇怪的演出。共產社會的預演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每時每刻都得到新的應用,並努力使各種利益逐漸聯合的互相協作原則是什麼呢?這是將要發生的變革的一個方面。協作這個時代的寵兒,全世界的萬應藥,人們對它齊聲歌頌,沒有一聲反對,如果這不是同時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和它的最後勝利,那又是什麼呢?    
  但是絕對不應該抱一丁點幻想。只要絕大多數人還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就決不能說共產主義已經取得了最後勝利。與其說沒有知識的共產社會會在大地上實現,還不如說月亮會降臨到我們的地球上來,因為知識是共產社會不可缺少的因素。教育是共產社會的空氣和工具,要求建立沒有教育的共產社會,就如同要求我們在真空中進行輕鬆的呼吸一樣困難。教育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以致其中的一個缺少了另一個就既不能前進一步,也不能後退一步。在人世間它們經常是結伴同行的,直到它們共同的旅程結束為止,它們之間甚至連一步的距離也不會有。    
  無知和共產社會是不相容的。沒有共產社會的普遍教育和沒有普遍教育的共產社會都是同樣不可能的。共產社會的人,就是一個人們既欺騙不了又奴役不了的人。然而,一切愚昧無知的人都是容易受騙的人又是欺騙的工具,是奴隸又是被奴役的工具……    
  如果有一個人竟敢在廣大群眾集會上說:「如果社會由善良但又是無知的工人生產者組成,它雖然會受到暴政的剝削,但它還能生存下去。如果社會由完全不從事生產的學者組成,它就不能生存下去。」這種人不是偽善者,就是喪失理智的人。    
  同樣是這個人,他又說:「我們每天看見有些很有教養、很有學識的人,他們卻無法謀生。這種脫離勞動階級到了反常地步的現象使我非常害怕。」    
  還是這位裝腔作勢的演說家,他反對非宗教的免費義務教育,因為它妨害了自由,加重了法規的集中。    
  這就是教士們的全部祈禱和憎恨,對黑暗的祈禱、對光明的憎恨。政變之後,對這些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鬥爭成了對教師和非宗教學校進行無情打擊的聯合叫囂。為了瞭解僧侶和君主的反動計劃,必須讀一下這個不幸時代的那些省長的通告。    
  自由教育將會把全部教育掌握在耶穌會教士的手中。在教會同資本結成同盟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競爭。只有叛逆才敢支持反對的意見。對完全由學者們組成的社會的詛咒充分暴露了永久保存階級制度的意圖,階級制度就是一邊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廣大賤民,另一邊是有知識的特權階級,一邊是一大批愚民,另一邊是一小撮使人變為愚民的人。    
  認為一個學者組成的國家不能生存而必將因厭倦而餓死,這種看法如果不算是更愚蠢的話,也是太大膽了。當代任何一個民族在生產力方面都不能和一個學者的國家相比,無論是在農業方面還是在工業方面,當代任何一個民族和學者的國家之間的距離比凱撒時代的高盧人和1870年的法蘭西人之間的距離還要大。    
  如果還能舉行群眾集會的話,讓群眾集會提防耶穌會的間諜吧!耶穌會的策略是派人混進所有俱樂部裡去,其目的是為了避免討論不利於教士們的問題,這些間諜戴上各種假面具以假象出現。教會所注意的就是自由教育,就是懷疑科學和學者,就是對脫離勞動階級的人,換句話說,對有學問的人和窮人作鬥爭。    
  誰要在自由和節約的借口下反對免費義務教育而要求自由教育,誰就是耶穌會的代理人。儘管他自稱是一個共和黨人或是一個革命者,是無神論者或是唯物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或是蒲魯東主義者,他們所要求的一切,無論他們的假面具是什麼顏色,這沒有多大關係,人們不要害怕說錯,可以說他們是耶穌會的走狗。實際上良知給人指出,既無國家干預又不是免費的自由教育,是通過金錢萬能的作用使教育壟斷在教士們的手中。    
  然而教士們的教育就意味著黑暗和壓迫。一支擁有十萬男女士兵的黑色大軍,到處瘋狂地販賣黑暗,撲滅光明。這支依仗著國家勢力的隊伍正在進行統治、支配、威脅和壓迫。一切非宗教的勢力都唯他們之命是聽,資本為他們花費一切資財,知道他們是最好的助手,甚至是最後的救命稻草。    
  今天,誰還看不出這個危險呢?所有各種色彩的民主政治都毫無區別地揭露這個危險。祈求唯一的良藥——教育。民主政治在其他方面存在著分歧,但在這點上,卻是完全一致的。所有的人都發出了同樣的呼聲:「要求光明!要求知識!不能再受教權主義的愚弄了!』    
  一切呼籲都是徒然的!政府對此置若罔聞,並且瘋狂地加速擴大耶穌會的影響來作為回答。每年都有上百個非教會學校關門,卻新辦了更多的教會學校。如果拿1870年來和1848年相比,人們將看到二十五年前,女孩子有一半受教會教育,一半受非教會教育,而今天幾乎只有六分之一的女孩子受非教會的教育;受教士教育毒害的男孩子數字從百分之十七增長為百分之五十,男女受害的人數在可怕地繼續增長。普遍的愚民計劃正在毫不放鬆地加以貫徹。這個計劃能實現嗎?    
  不能!但它把幸福日子的來臨推遲了多麼久啊!多麼令人懊喪的競爭和貧困啊!年復一年單調地白費過去了,一代一代都被迷信和無知這個怪物吞噬了。這個怪物站在那兒,擋住人類向樂園前進的去路,使人類看到在遠處的樂園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和這樣一個敵人還需要鬥爭多久呢?這個敵人從不饒人,而我們在把他打倒之後,總是饒了他。唉!如果革命在1830年和1848年都完全盡到責任的話,那麼可悲地浪費了的這半個世紀的時間,本來是足以達到這個目的的。鬥爭本來可以結束了,各族人民在把過去拋在後面,使它迅速地埋葬在黑暗之中的同時大踏步向越來越光明的前途邁進。    
  革命在下一次勝利時,是否會變得更加明智呢?是否會再一次饒恕這個每次失敗之後直至現在都讓它再站起來的、比以前更加可怕的魔鬼呢?我們隊伍中有一些叛徒,他們在魔鬼失敗時,運用一些玄妙的詞藻欺騙人民,包庇惡魔。他們下一次叛變的口號是:「取消教會的預算,政教分離。」實際的意思是說:天主教的勝利,革命的失敗。我們自己的箴言應該是:「取消教會,驅除僧侶!」無論在敵人的祈求、威脅和陰謀詭計面前,我們都決不讓步!    
  讓步就是滅亡。勝利的共和國將不能浪費時間去進行不必要的鬥爭。需要守幾年的戰壕來加以克服的障礙太多了,因此對一個可以跨過去的籬笆不能以採取正規進攻來取樂。軍隊、法官、基督教、政治組織,所有這些都是普通的籬笆。而愚昧無知卻是一個可怕的堡壘。剷除籬笆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摧毀堡壘卻需要二十年。    
  籬笆將妨礙我們的包圍戰;必須剷除這些障礙。但還要很長的時間,因為共產社會只能在摧毀了舊堡壘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因此不能期望明天就能建成。去月球上旅行將是危險較小的夢想。然而,這是迫不及待的夢想,唉!太合理啦,這個美夢在人們精神狀態還沒有轉變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想跑到時間前面,即使整個法國都有這種意願也做不到,這種企圖結果只能失敗,失敗是極端反動的標誌。    
  所有的組織都有它存在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它們就不能生存下去。共產社會不能自己產生出來,因為它是教育的結果,而教育更不能自己產生。我們不要忘記吸血鬼這個種族亦是變色龍的種族。革命的第二天,這個種族不會消失,正像平常供他們魚肉的、天真、老實人也不會立即消失一樣。    
  衣服很快會被翻過來1,人們將會看到像雨後春筍一般從地下湧現出大批走江湖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會把男人整編起來,還有大批共產社會的偽君子,他們會用甘言蜜語欺騙婦女。陰謀必然會給他們帶來的獎品就是管理權,換句話說,就是可以任意處理公共財富。廣大無知的群眾將變成他們的犧牲品和他們的軍隊……完全和今天一樣,只是結果更加可怕:這種反革命暴政和無政府狀態的混亂,會像晴天霹靂似地來到,不是統治一天,而是要在人們難於解除的記憶的恐怖之下,統治漫長的歲月,這是一次可怕的倒退啊!    
  1這是布朗基用借喻的手法指出那些攻擊過共產主義的人們將會搖身一變而為江湖共產主義者。——譯者    
  設想一個社會只要翻一個觔斗,又回到原來的地方,新的社會就會建成,這難道一點都不是瘋狂嗎?不對!不論在人世間還是在自然界,事物都不會如此發展的。    
  共產社會和它的夥伴又是它的指路人——教育,是一步一步地、平行地向前發展,共產社會既不跑在教育前面,也不落在教育後面,永遠和它並肩前進。等到教育普及,沒有一個人會受另一個人欺騙,那時共產社會才算功德圓滿。到了那一天,任何人都不願忍受財富的不平等。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滿足這個條件……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教育的平等並不能造成智力的平等,因此腦力的不平等是永遠存在的,並且會形成一個智力的等級社會,上到天才,下到無用的人。    
  同意。不過完整的教育,對於一個最簡單的頭腦也將是一副足以抵制欺騙的胄甲,無論欺騙戴著什麼樣的假面具。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剝削者會在每個人的臉上看到一副識破了欺騙的笑容,笑容的意思是說:「騙子,去你的吧!」這種無法施展欺騙的信念會使他們去避免憂傷。其次秩序決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吸血鬼也會有時間慢慢適應和習慣新環境。在新環境中人們不要搞錯,博愛就是不可殺害自己的兄弟。    
  人類最有用的能力,最卓越的保護能力——判斷力,它能從內外來保衛我們,既能反對別人又能反對自己,這種判斷力今天太稀罕了,但是,通過完整的教育,卻會取得驚人的飛躍,這種飛躍會使判斷力成為新社會的武器。判斷力是經驗和對比的結果,它將從經驗和對比中得到前所未知的力量。那時狡猾就將完蛋,毫不容情的明智會揭穿陰謀詭計的最後偽裝。人類不會再分成欺騙者和被欺騙者兩大類了。    
  盲從已經到處受到猛烈攻擊。這種黑暗的習慣勢力還禁錮著兒童和婦女。男人都拋棄這種勢力。禁錮孩子卻失掉了成年人!孩子總是具有白紙般的優越性,白紙上很容易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以後再要把這些印象磨滅,換上……這是多麼艱巨的工作啊!這是不可撤銷的判決!但願執行的時間短一些!    
  天才將仍然是一個例外。判斷力將成為共同的特性。判斷力足以把目前統治世界的女王的虛偽永遠推翻。虛偽的感情,虛偽的坦白,虛偽的溫順,虛偽的忠誠,虛偽的親切,虛偽的直率,虛偽的武士身價,虛偽的道德,虛偽的好心,虛偽的善意,虛偽的朋友們,可恨的瘟神們,你們立刻就要被揭穿,受到喝倒采聲的反對和嘲笑,就是宗教上最陰險的偽善,也只將成為歷史上的回憶,引起驚愕和恐怖的回憶。    
  所有的人都將會有如此銳利的眼光,以致能看清每個人身上的一切優缺點,就像能夠看清玻璃瓶裡的東西一樣。啊!必須一直往前走。否則就要受到嘲笑和大聲叫罵。然而,寬宏將是思想的總基礎,因為隨心所欲的自由受到科學的限制將停止存在。至於罪惡,它將和它的生身父母資本與宗教同歸於盡。    
  根據我們的看法,普及知識的結果就會是如此。應該指出,根據這個預言,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簡單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共產主義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產物,而且也只能從普及教育產生共產主義。    
  然而,有人責備共產主義是犧牲個人,否定自由的。當然,假如共產主義是在未足月的時候用鉗子挾出來的,那麼這個可怕的早產兒會嚇得人趕快逃跑的。但如果共產主義是科學的產物,誰敢譴責這樣一個母親的嬰兒呢?此外,支持發動這種譴責的證據何在?既然被譴責者還未出世,這種譴責就是毫無根據的誣蔑。    
  這種狂妄的虛構用的是誰的名義呢?是用個人主義的名義,個人主義幾千年來一直扼殺著自由和個人。在我們人類中,有多少人沒有做過個人主義的奴隸和犧牲者的呢?也許有萬分之一。一萬個犧牲者和一個劊子手!一萬個奴隸和一個暴君!而他們還要用自由來為個人主義進行辯護!我懂得了!某些陰險毒辣手段埋伏在一個定義的後面。寡頭政治不是自稱為民主,背誓不是自稱為誠實,屠殺不是自稱為溫和嗎?    
  控訴共產主義的自由,我們知道,那就是奴役的自由,無情剝削的自由,豪華生活的自由。正如勒南1所說的,這些自由是以廣大群眾作為墊腳石的。這樣的自由,人民稱之為壓迫和罪惡。人民不願意再用他們的血肉來哺育這種自由。    
  1勒南(Renan,Ernest,1823—1892年),法國作家,著有《科學的前途》,《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歷史》等書。——譯者    
  道德家和立法者原則上都認為,每個人應該為社會犧牲一部分個人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每個人的自由都要以旁人的自由為限度。由它的兩種特權者和貧民形成的當前的等級社會符合這個定義嗎?為了一個自由,必須有多少個奴役呢?十個,二十個,六十個,一百個,二千個,三萬個,十萬個?有無數個價目表,也有無數個使用價目表的辦法。唯有枷鎖是不變的。    
  對旁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違背道德家對自由所下的定義——唯一合法的定義。雖然這個定義永遠是一句空話。這個定義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平等,因此得出自由是以平等為限度的結論。    
  唯有全面的協作才能體現這條至高無上的法律。舊制度卻冷酷無情地踐踏這一法律。共產主義是保護個人的,而個人主義卻消滅個人。對共產主義來說,每一個人都是神聖的。個人主義卻不過把人當作地裡的一個小蟲而已,羅躍拉1、凱撒和謝洛克2三位一體式的血腥的個人主義用萬人塚埋葬了多少人。在血腥屠殺之後,個人主義卻冷淡地說:「共產社會就是犧牲個人。」    
  1伊格納斯·德·羅躍拉(IgnacedeLoyoln,1491—1556年),西班牙人,1540年成立耶穌會。——譯者    
  2謝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財主,貪婪的高利貸者。——譯者    
  共產社會將把吃人肉的筵席搞亂,這是確實無疑的。但是在筵席上被吃的那些人並不會感到這樣的搗亂有什麼不好,這是主要問題。那麼,有什麼借口和我們進行爭論呢?問題是不是在於我們推論出共產主義勢在必行呢?絕對不是,我們僅僅預言共產主義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結果。誰又能夠譴責教育的迅速發展呢?假如教育發展的結果就是共產社會正常地到來,那任何人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每個人都說教育是解決社會問題唯一可能的辦法。但是,不能肯定每個人嘴裡說的話都是真誠的。這個字的意義是隨著提出問題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多少派別就有多少定義。對於教士來說,教育是天主教教義,而不是科學,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教育卻是科學,而不是天主教教義。    
  從此,大家一致都說教育可以解決問題,並沒有什麼可驚奇的。表面的一致,並不能掩蓋實質上的生死鬥爭。人民並沒有因此感到不安。因為人民沒有不可告人的思想,所以也不必打著假的旗號。他們的旗幟上永遠寫著:自由、教育,其意義是清楚而明確的。但是,教權主義者正相反,他們長時期咒罵這兩個詞,後來看到他們自己無能為力,就改變了主張,為了利用這兩個詞的威信,今天乾脆把這兩個詞貼在他們的旗幟上了。這是加倍可恥的謊言。但是這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他們能騙人就行了!    
  但願保守主義預感到知識的傳播會導向哪裡去。保守主義和撲滅光明的人結盟就使真相大白了。沒有無知就沒有壓迫!保守主義已經連根腐爛,但還竭力延長黑暗統治,因為它只有依靠黑暗才能生存。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卻正相反:它要使從目前的黑暗中出現明朗的天來照亮它的勝利,照亮正義和常識對為非作歹和荒誕無稽的勝利。那時社會主義的使命才算完成。    
  人們卻向社會主義要求更多的東西。過去和現在對人類做了這麼多好事的資本主義學說,看到它教出來的學生倒向了另一面旗幟,感到非常痛惜。它關切地要求它年輕的對手共產主義列舉詳細說明未來組織,解決它可能預見的一切困難,最後要它建造一座大樓來滿足它的好奇心,並且要求這座大樓從地窖到頂樓,樣樣齊全,連一個釘子、一個螺絲也不能缺少。    
  「新薩蘭特1的公民將如何安排自己個人的生活、時間、旅行和休息呢?誰洗碗碟?誰掃地?誰倒尿盆,誰裝滿水桶?誰開採煤礦等等問題。」    
  1薩蘭特(Salente),古意大利的城市,又名大希臘,位於薩蘭提納海角。——譯者    
  對以上這些不相干的問題,只有一個回答:「這些事與你無關,也與我無關。」    
  啊!什麼!這裡的四千萬到五千萬人都樣樣精通,沒有一個科學院士比得上他們,所有的人都武裝到牙齒,既能對付暴力,也能對付詭計,所有的人都像含羞草一樣敏感,像野馬一樣多疑。沒有任何令人可憎的、並且為人憎惡的、自稱為政府的東西,能在他們中間露面;沒有一點權威的陰影,沒有一點強制的因素,沒有一點權勢的氣息!這四千萬精明能幹的人,我們當中誰也遠遠不如他們,難道他們為了組織起來需要我們的建議,需要我們來解決問題,需要我們的監督嗎?難道沒有我們,他們就不知道在那兒找到衣服和褲子?如果我們沒有事先告訴他們用嘴巴吃東西,難道他們還會把食物放到耳朵裡去!真夠嗆。至於我,如果他們再追問我關於倒尿盆的問題,我就要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說:「當你們不會塞住鼻子的時候,那就塞住後頭吧。」    
  在我們的四十個不朽的人後面,如果加上六個零的話,那我們立刻就有了一百萬個梯也爾,一百萬個奧利維埃1,一百萬個杜邦路2,等等;如果把荒蕪的法國交給他們支配的話,難道你認為四千萬人都會把時間花在散文和韻文演說上嗎?不會這樣傻的!首先,需要吃飯,他們決不會等待一小時之後再動手吃的。    
  1愛米爾·奧利維埃(EmileOllivier,1825—1913年):政治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第二帝國初期,他是反對派,屬於溫和的資產階級共和黨。隨著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他向波拿巴主義者靠攏,1870年1月2日他擔任新內閣的首相。同年夏天,他向普魯士宣戰,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當時「心情是輕鬆的」。戰爭的困難,奧利維埃內閣顯得完全無能應付,在遭到一系列失敗後,同年8月9日被推翻了。帝國垮台之後,奧利維埃逃到意大利。他用他的餘生來為他的背叛、和他的政策辯白。    
  2費利克斯—昂土瓦勒·杜邦洛(Felix-AntoineDupanloup,1802—1878年):奧爾良的主教,極端反動分子。1850年他參加了法盧(Falloux)法案的起草工作,這個法案把教育大權交給僧侶。1871年,他被選為國民議會議員。    
  第一次選舉的目的自然是勞動分工。由四十個人幾乎事先組成的等級制度這個事實,會得到熱情的擁護嗎?啊!不會!四十個人增加為四千萬人之後,不再是天上的星宿了!我相信比如說,梅裡美3這一流人物不會固執地堅持要洗刷尿盆的特權吧,即使這是些在意大利發現的希臘瓶。這樣多的自信者會寫頌揚詩這種不可缺少的工作,這個詩容許涉及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詩云:    
  這個老得沒牙的反動派,從相當糟的作家    
  光榮地一躍而成了出色的倒尿盆的人。    
  3梅裡美(Merimee,1803—1870年)生於巴黎,法國作家,著有《查理九世的編年史》、《卡門》、《哥侖巴》等歷史小說。——譯者    
  當人們討論共產主義時,因為反對者的恐懼使他本能地談起這件該死的用具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誰將倒尿盆呢」?這永遠是第一個呼聲。實質上,他所要說的是:「誰將倒我的尿盆呢?」但是他因使用物主代詞非常謹慎,卻慷慨地把他的驚慌傳給後世。    
  今天的利己主義是骯髒的東西!這是無恥和偽善的混合物!是過去的問題嗎?只是一些枯葉!人們把它們當作墊馬廄的乾草。歷史是人們保持著最大的冷靜,用粗線條描繪出來的;是用堆積成山的屍體和廢墟描繪出來的。任何屠殺都不能使這些無動於衷的人眨眼。屠殺人民,這是人類的進步。野蠻人的侵略,那是把年輕的新鮮血液輸進羅馬帝國古老的血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狂暴地侵入拉丁世界,只是為了澄清它腐敗了的空氣。神聖的風暴!至於風暴所經之處遭受災難的人民和城市……這是必然的……這是進步發展的必然過程。產生了今天的,也就是說,產生了「我們」的一切都是好的。為了如此美好的成果,預先付出任何代價都不算太大。    
  可是問題果真在於未來的後代嗎?多大的變化啊!狂熱代替了冷酷。人們如此對未出世嬰兒狂熱地寵愛,甚至要立即把他們鎖起來,以免他們遭到意外。他們每走一步路,每做一個手勢都事先算好,保持平衡,怕他們跌倒。對於這些可憐的小機器人,一切都得像五線譜一樣事先規定好,請永勿改變。永遠的宗教、永遠的王朝、永遠的法律,尤其是作為巨大擔心和感情付出合法代價的,永遠的債務。    
  喂!善良的人們呵,當你們與你們祖先團敘的時候,人們會重視你們,但不如你們對祖先那麼重視。在避免了你們物質軀殼的傳染病毒之後,你們工廠製造的彈簧娃娃就會崩斷全部彈簧,並對你們的精神軀殼致悼詞:    
  「在人類歷史上,你們是霍亂和鼠疫的時代。你們祖先的野蠻和愚蠢是無知造成的錯誤,是盲目信仰的結果。萬惡的利己主義使你們有意識地、明知故犯地做了壞事,因為,你們這些卑鄙的懷疑主義者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從不考慮其他一切,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你們願意犧牲你們最遠房侄子的利益。」    
  「誰委託你們用我們的名義作出規定,代替我們思想和行動的呢?我們是否曾同意你們對我們的勞動開出支票呢?偽君子!你們借口保證我們的福利,卻提前侵吞了我們血汗的果實,你們盡力傷害我們的耳目,不讓我們看和聽。為什麼你們不只管你們自己的事,而讓我們管我們自己的事呢?你們每年都有捐稅,作為你們的收入和支出。你們應該保持在這個限度之內,做一個規規矩矩的收益者。開支和收益要平衡。我們是在不負債的情況下接受遺產的,誰借的債應該由誰來還。」    
  「有人說,你們借債的目的是進行有利於子孫後代的工作,因此,子孫後代應該像分享利益一樣分擔債務。你們為了後代而工作,後代就應該歸還債務。——為了後代?偽君子!哪個事業是為了未來的利益而設想的呢?不!現在只想到現在。現在不顧將來,正如不顧過去一樣。現在利用過去剝削遺留下來的東西,又想提前利用剝削未來。它說:『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或者,如果它不這樣說,也是這樣想的,因此也會這樣行動的。你們會節省自然累積起來的財富嗎?自然財富決不是用之不盡的,又不會重新生長的。你們以未被認識的礦層這個未來的礦藏為借口可惡地糟蹋了大量的煤礦。你們在消滅鯨魚,這也是巨大的資源,對我們的子孫後代而言,它行將消失了。現在你們為了自己的需要成為了任性,就隨意進行掠奪和破壞。」    
  因此,我們還是管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屬於我們,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為明天的組織工作準備良好的物質條件。其他一切都不屬於我們的職權範圍。一個下布勒達尼人不能在法蘭西學院講學。如果韋約1先生堅持相反意見(因為這是可能的),對這種個人的意圖我們就要說:「不要班門弄斧!」這個下布勒達尼人或班門弄斧的人所扮演的角色豈不可笑嗎?這些自以為問心無愧,能為未來的法典起草一條一條法律的萊峈克斯2之流,他們的狂妄自大,豈不該令人欽佩嗎?他們似乎害怕這些可憐的未來的子孫不會走路;他們趕忙為這個做一頂防摔帽,給那個做一件防摔衣,給第三個造一座能滾動的陰森的房子,好教他們學會自由走路。    
  1韋約(Veuillot,1813—1883年)法國天主教作家,《寰球報》的發行人。他寫過兩本書:《巴黎的香水》、《羅馬的香味》。他是激進山嶽派的積極擁護者。——譯者    
  2萊峈克斯(Lycurgus):生於公元前九世紀,斯巴達(古希臘)的立法者。傳說他制訂了改革斯巴達制度的法律。——譯者    
  的確,這些子孫後代將對他們祖先的恩賜感恩不盡,對他們善良祖先的熱情激動涕零,他們用石頭建造了一些社會大廈,為了監禁他們的後代。老的監獄仍然巍然屹立,陰森可怕,牆上有兩、三個裂縫,已有幾個犯人從這裡逃跑。當新的揭發者看到不幸的逃亡者在陽光下快樂地玩耍時,他們就像母雞看見小鴨走下水一樣大驚小怪:    
  「喂!我的孩子們!你們多麼不小心啊!你們在外面會受涼的。趕快回到我為你們修建的宮殿來。人們過去從未見過,將來也不會見到這樣好的宮殿呵。」    
  他們已經是三個或四個摩西,他們保證用石灰和水泥建造一座永恆的大廈,地獄的大門肯定不會比這些以原則做交易的新樂園好的。一個信徒可以自由地穿過迷霧,去尋找從未來的大廈上逃出來的人。這是旅行的正當目的,也是對眼睛很好的鍛煉。但是,這樣旅行要給我們帶來一幅完整的、詳細的大廈藍圖,有平面、側面、高度、詳圖和正確的部位……不行,我的朋友,把你的藍圖裝進你的口袋吧!    
  如果這些熱愛坐牢的人不積極反對古老監獄的破壞者,這種怪癖也不算有罪,因為破壞者拒絕修建新的監獄而使群眾流離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來,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產社會,否認這個明證是很困難的。研究過去和現在,都會證明一切進步都是在這條道路上邁進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決。一切都得走向這個結果。這個結果又只能取決於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決於我們的善良意願。所以,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它是正常的發展,和五花八門的空想社會主義體系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卡貝在《伊加利亞遊記》中和建立諾沃1的嘗試中,恰恰錯誤地把對未來的合理理想和販賣次貨的空想家毫無根據的幻想混為一談了。他當然比他的對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敗,因為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不是由一隻有兩隻腳、沒有羽毛、沒有翅膀的鳥,在人類社會的一個角落裡產生和孵化的鳥蛋。    
  1諾沃(Nauvoo)是1849年卡貝在美國建立的「共產主義者殖民地」。    
  聖西門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都向革命宣了戰,他們譴責革命是不可救藥的否定論。三十年來,他們的說教已向世界宣佈毀滅性的時代已告結束,而他們各派救世主的有機時代來臨了。這三個派別競賣膏藥,只在咒罵革命者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他們抨擊革命者是不睜眼看新光明,拒絕傾聽生活良言的頑固罪人。    
  共產主義者從來就是民主主義最勇敢的先鋒隊,而追求空想者卻在所有反動政府面前競相獻媚,用侮辱共和國來乞求政府的恩賜,這一明顯的事實就足夠說明二者的區別了。因為共產主義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舊宗教一樣永遠是革命的敵人。    
  誰不知道聖西門主義者今天成了什麼了:成了帝國的支柱。人們當然不能譴責他們脫黨。他們的學說勝利了:資本至上,銀行和大工業成了萬能。他們依靠這些統治國家,沒有比這更好的了。但是說起來,這些善良的人還曾被當作是危險的革新者呢!    
  傅立葉主義者十八年來騎在共和黨人頭上,對路易·菲力蒲阿諛逢迎,他們在共和國勝利時投靠了共和國,他們本以為會得到權勢,結果卻受到了排斥。他們出乎意外,大為震驚。滑稽的烏托邦在大風暴中消失了。但他們的殘餘渣滓還混雜在民主人士的隊伍裡。他們不再有別的希望了。    
  實證主義這一世紀的第三個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開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諷刺畫上的等級制度告終。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統派分子們在這位預言家逝世的房間裡莊嚴地做著孔德1學派的彌撒。新教徒卻用他們一生去否認他們所宣傳的教義,或者在宣傳他們所否定的教義,隨你怎麼說都一樣。這兩派都是同樣以害怕打擊,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敗者接觸而引人注目。    
  1奧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年):哲學家、社會學者。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的歷史哲學是唯心主義的。它的基本論點是意識決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學分類中,社會學既然是一門最複雜的科學,所以佔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體系是反動的,因為他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調和」階級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專心研究過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於歌頌沙皇尼古拉,踐踏革命者。他為了博得反動派的歡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級制度。但反動派和沙皇都不屑轉過頭來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論者也曾哄動一時,有點虛幻的影響,因為害怕無神論的人曾經隱蔽在這模稜兩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險一過,這點存在的幻虛就煙消雲散了,實證主義者不是變成社會主義的尾巴,就是轉移到保守主義的陣營中去。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不應該做出烏托邦的姿態,共產主義永遠不能和政治分開。以前共產主義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卻處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過是共產主義的服務員。為了保持政治為它服務,共產主義應該愛惜政治。即使在勝利的前夕或勝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產主義突然強加於人。這就等於要去太陽上一樣,還沒有飛得多高,就會摔在地上,四肢摔斷,得在醫院裡住上好久。    
  不要忘記這條公理:教育和共產社會是並肩前進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聲地叫喊只要有連體雙生子中的一個就足夠了。但是它們中間的任何一個缺少了另一個,都是不可能來的。    
  的確,這些一致呼籲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義。但我們已經看到,定義有兩個:一個黑的,一個白的。我們不要受騙。圈套都在那裡。政府和保守主義只要教士們辦的教育,而這就意味著黑暗。他們瘋狂地追求這一結果。凱撒、謝洛克和羅躍拉手挽著手去戰勝黑暗。他們不可能達到目的,但他們也阻止我們達到目的。    
  我們和他們這兩種敵對力量相持不下。誰也不能前進,誰也不願後退,都在原地不動。對於我們來說,保持這種局面就是勝利。聽命於黑暗勢力的有五萬個教士,五萬個修道士和將近四萬個小學教師。因為幾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於教會。大學完全叛變了。    
  我們甚至不能指望報紙。反對黨報紙走不出城市。農村只有反動落後的報紙,這些報紙用書面的宣傳來支持本堂神父、反動分子和大地主的口頭宣傳,整個都是反對我們的。沒有支持我們的。    
  那麼,我們還剩下什麼呢?進步在社會情緒中的傳播,人與人通過鐵路的往來、公眾的良智,尤其是我們敵人的表演,這些都是我們最好的辯護。憤怒也許在不斷高漲,但這是一種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憤怒往往變成明天的恐懼。除了教育之外,沒有別的牢固的基礎,而敵對的力量要使教育癱瘓。我們卻在觀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總會出現非常事件。這並不是說革命會造成突然的轉變。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樣。唯有希望和恐懼對換了位置。枷鎖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開了一望無際的廣闊天地。    
  那時我們該怎麼辦呢?像1848年那樣,把換班的新馬套在原來的馬車上靜悄悄地沿著原來的道路前進嗎?我們知道這條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識終於佔了上風,那麼在這裡就看得到肩並肩地開闢出來的兩條平行的道路。一條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條道路相應地一步步走向共產社會。    
  在這兩條道路上,開始時採取的是同樣的措施:消滅一切障礙。這些障礙是人所共知的。這裡是黑暗的軍隊;旁邊是資本的陰謀詭計。要把黑暗的軍隊趕出國境,這是一件簡單的工作。然而,資本卻不那麼容易對付。我們知道它的不變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隱藏起來。然後,資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著人民在水溝中掙扎。這就是1848年的歷史。人們呻吟、哭泣、詛咒,然後被徹底打敗,悔恨也來不及,重新帶上了枷鎖。我們不要再讓上述歷史重演了。    
  要防止貨幣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動產,甚至於不動產都是既不能隱藏,又不能逃走的。這就夠了。先辦最緊急的事。    
  緊急規定    
  經濟方面    
  1.命令工商企業主暫時維持企業現狀,保持原有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工資,違抗命令的人給予驅逐出境的處分。國家將和企業主進行商談,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驅逐的老闆由政府管理機構代管其企業。    
  2.召開主管方面的大會來解決海關的問題,礦山和大工業企業的問題,信貸和貿易的問題。    
  3.大會負責奠定工人協會基礎。    
  給老闆下命令,可以防止資本家突然而來的意外反抗。在初期,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勞動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溝裡,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會措施。    
  政治方面    
  取消軍隊和法官——中級和高級官員立即撤職。暫時留用全部僱員。——驅逐一切黑暗的軍隊,男的和女的。——一切教會的、公共的、男女宗教團體的、以及用其他名義管理的動產和不動產一律併入國家財產。——對共和國敵人在1848年2月24日以後所幹的嚴重危害國家的罪行進行重新審判。——自即日起廢除出賣和抵押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財產。    
  改組公務人員。——不要刑法也不要司法官。仲裁人處理民事案件,陪審員處理刑事案件。按照過錯的程度由陪審團根據良心定罪,沒有硬性規定。——只有各種刑罰的性質是事先規定的。    
  建立一支國家常備軍。——在共和國的工人和人民中實行全民皆兵。    
  不給敵人以任何自由。    
  財政方面    
  公債清冊全部作廢。——成立委員會制定儲蓄銀行的規章制度。    
  用直接稅、累進稅、遺產稅和所得稅代替一切直接、間接的捐稅。    
  國民教育    
  建立小學、中學、大學三級教育機關。    
  政府    
  巴黎專政    
  1848年急忙號召普選是蓄意叛變。人們知道從共和歷霧月18日以來,由於報紙言論被控制,外省已變成了僧侶、官僚和貴族們的犧牲品。要求這些被奴役的居民進行選舉,就是要求他們的主人進行選舉。所以善意的共和人士曾要求延期選舉,直到通過自由論戰,人民完全覺悟時再舉行。反動派驚慌萬狀,因為他們肯定立刻選舉他們可以獲勝,同樣地他們也肯定一年之後選舉,他們就會遭到失敗。臨時政府蓄意把它難以容忍的共和國出賣給反動派。    
  革命的第二天就舉行選舉,只能有兩個同樣犯罪的目的:用強制手段來奪取選票;或者恢復君主政體。你們將會說,這是少數派和暴力論者的自白。不!使用恐怖和壓制言論而取得的多數,並不是公民的多數,而是一群奴隸。七十年來只聽取單方面意見的法庭,是最盲目的法庭。法庭應該親自去聽聽七十年來另一方的意見。既然他們雙方不能同時進行申辯,就讓他們先後申辯。    
  反動派中的偽善分子預見到事態的發展,就對下面這句有關陳腐道德觀的老話大事渲染:「各個派別在勝利中僅僅尋求復仇而不尋求自由,這是非常不幸的。」這句老調是不確切的。    
  1848年,共和人士忘記了五十年來所受的迫害,給了他們的敵人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那是莊嚴而有決定性的時刻。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勝利的人民雖然遭受了長期的殘酷迫害,仍然採取主動,作出了榜樣。    
  回答是什麼呢?滅絕。這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勞動者敢於自由說話的日子,也就是資本家住嘴的時候。    
  在48年巴黎專政的一年,本來可以使法國和歷史少走二十五年的彎路,這二十五年現在快結束了。如果這次需要巴黎專政十年,那也毫不猶豫。歸根結底,巴黎政府是全國選舉的國家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巴黎決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範圍內的一個都市,而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代表。    
  這樣一個代表要懂得把謹慎和力量結合起來,這對於革命的成敗有重要的關係。對私有制原則的攻擊是無用而危險的。共產主義絕不能靠強迫命令來實現,它應該等待國家自決的來臨,而自決只能在知識普及之後才能產生。    
  愚昧無知是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消失的。它是我們所有敵人中最頑強的一個。也許經過二十年光明的日子還不能來臨。覺悟了的工人通過他們親身經驗,已經知道妨礙協作發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說唯一的因素是愚昧無知。廣大群眾不懂得又互不信任。唉!這種不信任太合情理啦。但吸血鬼的種族一直在那裡,準備好在新的假面具下重新開始剝削。無知的人,由於模糊的本能使他感覺到這種危險,寧願做個領工資的普通工人。他們熟知工資的利弊。但複雜的情況唬住了他們。再沒有比看不清生死攸關的事情更令人灰心喪氣的了。    
  然而,當政權將為傳播知識而工作時,協作明顯的優越性會很快呈現在全體工業無產者的眼前,工人們會非常迅速地團結起來。    
  在農村遇到的困難更加嚴重。首先,農村茅屋裡的農民比城市工廠裡的工人更加無知,更加多疑。其次,吸引農民走向協作十分強大的、必要的動力和利益還不存在。農民的勞動工具是堅固而固定的。工業是人為地用資本創造出來的,它好比一隻受到驚濤駭浪顛簸、每時每刻都有沉沒危險的船。農業擁有腳下的廣闊的土地,永遠不會沉沒。    
  農民熟悉他們的土地,他們在他們的土地上閉關自守,在那裡設防、他們唯一害怕的是土地被人侵佔。對他們來說,沉沒的危險就是把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合併到他不知道的、無邊無際的土地海洋中去。因此,「分配」土地和「共有」兩個詞在他們聽起來好像是警報。1848年這些話大大地加深了共和國的災難,自從三個王國結成新的聯盟以來,這些話又被用來反對共和國了。    
  這並不是要把「共產主義」一詞從政治詞典中刪去的理由。遠遠不是如此,而是必須使農民習慣於把共產主義理解為是一個希望而不是一個威脅。只要證明共產社會是整個國家的全民協作就夠了,而全民協作是部分協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協作又是隨著聯合組織的不斷擴大而成的。在法國領土上已經有了政治協作。為什麼經濟協作不能隨著思想的進步而成為政治協作的自然補充呢?    
  但是,必須明確宣佈不能強迫任何人把田地加入某一個協作組織,而且如果參加協作,必須完全是自覺自願的。共和國敵人的財產,將根據司法委員會的命令作為罰款予以沒收,這絲毫不牽涉到所有權的原則問題。    
  必須同時宣佈這些命令將尊重中、小業主,因為他們的反抗沒有多大關係,即使有也不值得予以打擊報復。需要立即堅決徹底把貴族和僧侶從我們土地上驅逐出去。走,滾出國境去!    
  共產主義要多久才能在法國建立起來呢?這是個難題。根據人們目前的思想情況來判斷,共產主義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實現。但沒有什麼比形勢更不可靠的,因為沒有一件東西如此變化不定。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大障礙是愚昧無知,再三重複這點也不算多。在這一點上,巴黎還有幻想。這很簡單。人們在光明的中心看不見黑暗的地區。報紙和旅客談到外省的情況,並沒有加以描繪。要想瞭解黑暗勢力,必須深入到黑暗中去。如此濃厚的黑暗勢力籠罩著法國,以致似乎不可能衝破。只有一個地方有陽光,某些其他地方剛剛是黎明,或者是有點微微的曙光,其餘到處都是黑夜。    
  因此,對我們來說,要清楚地看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現實和願望之間有著如此大的距離,以致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了無法逾越的鴻溝。然而,有一個假說給我們一把解決難題的鑰匙。假如每個公民都受過中學教育,通過什麼方式能建立絕對平等呢?絕對平等就是協調所有人的迫切要求的唯一手段。毫無疑問,只有通過共產主義才能絕對平等。共產主義是一個文化極高和完全平等的社會可能採取的唯一組織形式。    
  但願渴望平等是教育的第一個結果,最不可抗拒的結果,為了相信這點,只要用眼睛看看周圍,看看自己就行了。在有知識的人之中,如果不是懾於暴力的壓制,誰願意忍受任何欺壓呢?壓制已養成了人民逆來順受的習慣。人們甚至不敢想像平等,即使是想,也只是聳聳肩膀,作一個無可奈何的雄辯姿態。    
  可是這個暴力是什麼呢?這就是愚昧無知,由於偶然的機會,聽從首先來者的指揮,應徵參軍、膽戰心驚、俯首帖耳、既是暴力的工具同時又是它的犧牲品的愚昧無知。沒有愚昧無知的人,沒有士兵!這樣就消滅了一切統治的力量。那時誰還能夠任意支配他的鄰人,或者依靠損害他人來生活呢?平等將是第一條法律。博愛和自由,是它天然的、永不可少的伴侶。共產主義肯定是這樣一個社會秩序的必然形式,因為根據一般常識來看,只有共產主義才能解決全部經濟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共產主義不可能是當前社會形式的原因,共產主義只能和普及教育並存,而我們目前還不能實現普及教育。過早地企圖把共產主義種植到不適應的地方只會帶來災難。1848年大多數工人不能接受工資平等,因為工資平等和他們受過的有限教育的確是不相容的。    
  協作是共產主義的未來母親,她還只是處在懷孕的初期。協作組織把它的參加者保持在交換制度之下,因此仍然是個人主義性質的制度。任何人都不會同意使這個組織更狹窄的。進行如此深刻變革的條件一點都未成熟。直到今天,共產社會給人們看到的只是協作的、討厭的表現形式,修道院似的形式。可是共產社會未來的表現形式卻是自由。一條路道不論天冷天熱,都是乾燥而堅硬的。但在冷熱之間,有一個熔解的過程。    
  在巴黎,人們膽敢在群眾集會上用謾罵政變的字眼攻擊「脫離勞動階級的人」。人們膽敢說學者社會是沒有生命力的,因此人們寧可要一個愚人社會。當一個國家因愚昧無知而被奴役時,卻埋怨說有教養的學者太多了,這難道不是人民敵人的語言嗎?他們也深深感覺到這一點,因此用恭維詞藻來掩蓋他們的策略。他們用阿諛奉承來騙人,向無產階級宣傳雙手的靈巧和腦子的智力具有同等價值。忠實於人民大眾解放事業的勞動人民完全瞭解這種稱讚所包含的毒素。他們深知體力和技巧並不等於智慧,一個工業品的製造者可能同時是一個盲目的受騙者。    
  在原材料的手工操作方面,多少動物如果不比人強,至少也是人的對手啊!有些鳥窩簡直是些無法模仿的傑作。哪有比蜜蜂和蜘蛛更高超的工人呢?蜜蜂能按我們永遠不能超過的幾何的精密度把許許多多六角筒並列起來。蜘蛛無視數學家的科學和紡織工的手藝會在錯綜複雜的條件下織絲,在各種不同的角落裡結網。但它們只是兩種普通的昆蟲啊!    
  不!之所以成為人,並不是手工的巧妙而僅僅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腦袋,而腦袋只有經過教育才能有活力。攻擊思想的乳母就是對有思想的人的凌辱,對社會的犯罪。    
  胃不吃東西會難受,腦子卻相反容易習慣飢餓。腦子越飢餓,越沒有吃東西的需要。腦子過分飢餓不會引起貪慾,反會引起對食物的厭倦。腦子並不感到飢餓的壞處,甚至還會感到滿意,它自願陶醉在有氣無力的昏迷之中。如果胃不吃東西會造成身體的死亡,那麼腦子沒有知識就會造成精神的死亡。只有一些野蠻的人才能滿足於純粹牲畜般的生活。因此,暴政也知道,只有通過使人的智力萎縮才能從精神上消滅一個民族,並且可以說是把他們排出於人類之外。一個民族能夠寬恕壓迫者的奴役、監禁、苦刑、貧困、飢餓、一切暴力、一切災難、一切痛苦,但是永遠、永遠、永遠不能原諒對他們思想的凌辱和對他們智慧的窒息。對這樣一種罪行,不能有半點饒恕!    
  因此,不要去理會那些胡說八道,那些幻想的綱領、詞句和形式的爭論!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識!知識!這是普遍的呼聲。敵人是不要教育的。他們千方百計要使我們退回到任他們踐踏的中世紀去。誰不記得1850年蒙塔郎貝爾1在立法講壇上講過這句名言:「對峙著的有兩支大軍:一支善的大軍;一支惡的大軍。善的大軍是四萬個牧師;惡的大軍是四萬個教師。」    
  1蒙塔郎貝爾(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論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會保守主義的積極維護者。    
  好啊!這兩支大軍今天合而為一了。蒙塔郎貝爾的號召得到了響應。人們打開政變後的《總匯通報》2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貝爾的綱領在嚴格地執行:耶穌會學校到處代替了公立中學;教師象野獸一樣受到迫害;淪落者受到詛咒,也可以說是對窮人教育的詛咒;小學教育降低到宗教教義教育;在中學裡,取消了哲學課,將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確切地說,扼殺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給了教會;到處都對知識展開殊死的鬥爭,到處都是資本主義的種子,高聲號召教士和黑暗勢力去挽救資本萬能所面臨的危機。    
  2第二帝國時期的官方報紙。    
  在這些不幸的日子裡,眼見著一切邪惡的力量都放出籠來圍攻人性,誰能忍住自己的眼淚呢!怎麼能不意識到他們的窮凶極惡的罪行呢!啊!如果他們把法國帶往很遠的地方,帶往天涯海角,他們會如何大喜若狂地消滅宣揚人性的全部不朽傑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術的名詞呢!    
  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話,土地總還在那裡;而且因為在文明的世界裡,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們的勝利者將由於他們自己的勝利迅速走向死亡。他們在死亡的威脅下不能不停止前進,因此也不可能徹底消滅大腦的作用。但他們已經造成了多麼巨大的破壞啊!而我們所受的苦難還沒有到盡頭呢。一直擁有最高權力的刺刀——金錢——教會三位一體,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來維持。普選成了這三位一體的可憐的奴隸,這個奴隸被憲兵和教士抓著衣領在資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腳踢的情況下,前去投票。    
  這有什麼可以驚奇的呢?一個無知的人幾乎不能算是一個人,人們可以用韁繩和馬刺象駕御馬一樣駕御他。主人唯一關心的就是要他們勞動,要他們屈服。如果你們願意深刻地瞭解保守主義的夢想,就得研究一下他們的語言和作品,政變之後,當他們把人民踩在腳下時,他們就揭掉了假面具,以為不必再裝模作樣了。他們立即封閉了培養大批真正教師的師範學校,還必須看一看這一時期對「培養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學校」的瘋狂誣蔑。官方演說、報紙、傳道說教,都在競相宣傳平民的子弟只應該學一點宗教教義和一門手藝,其他一切教育都永遠是叛亂的根源,公共的災禍。到處都展開了咒罵教育的活動,因為教育點燃了廣大群眾的求知慾望,促使他們走上社會;到處都掀起了一場詛咒「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風暴,咒罵他們是整個社會秩序的敵人,暴動的製造者。    
  當人們今天在人民議會的內部再次看到對「脫離勞動階級的人」的攻擊和義務教育的論戰時,不難推測出在社會主義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陰謀詭計。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職業學校」的計劃,人們就會很容易重新發現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個確定不移的觀念,要把勞動人民束縛在一種職業上,並通過這條道路恢復等級制度。    
  一個進行精神生產的工人往往比一個進行物資生產的工人要窮苦得多。如果「脫離勞動階級的人」不是一些知識賤民,又能是什麼人呢?人們之所以咒罵他們,只是因為他們貧窮。他們一旦有了金錢,就不再是脫離勞動階級的人,而是一躍而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們的社會裡劃分人的等級的,不是德才,而是財產,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大量的學者一生進行勞動而不受重視,結果生活貧困,死於貧困。他們有知識。但是他們缺乏計謀,然而只有計謀才能使人致富。計謀這個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們這個殘酷社會至高無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給某些人這一器官,這真是他們的不幸啊!他們只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科學即剝削科學的魚肉對象了。    
  成千上萬的優秀人物在貧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們是資本所害怕和恐懼的。資本並沒有弄錯它所仇恨的對象。這些「脫離勞動階級的人」是進步的無形武器,他們今天是暗中鼓動群眾的秘密酵母,並且不使他們在衰頹中消沉下去。明天他們是革命的後備軍。    
  (1869—1870年)    
  (三)聖埃蒂安事件。廠主和工人之間的鬥爭1    
  1《社會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們下面發表最具有特點的幾篇。    
  1848年組織起來的名為「人民社」的紡織工人協會,稍微減輕了這個城市無產階級所受的沉重壓迫。廠主們因受到這種新力量的壓制而暴跳如雷,並預言這個城市將要毀滅。他們認為外國的訂貨因貨價上漲而減少並轉移到巴塞爾和英國去了。廠主們過去習慣於制訂法律,今天卻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們感到憤怒。這就是當前社會秩序的情況。資本只能發佈命令而不能服從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統治時,他們便叫喊受壓迫了。自由,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絕對的權力。資本不允許和勞動之間有其他的關係,只承認兩者之間的主人和奴隸的關係。    
  非常可能的是,在聖埃蒂安,使資本家正在高聲地叫喊的所謂奴隸制,僅僅是資本家專制統治的縮小,是對至今無法無天的專制統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聯合起來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於老統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樣的武器和資本家的貪得無厭進行鬥爭,因而不再處在蚯蚓的地位。他們能夠制止工資下降,限止資本家的剝削,同資本家進行談判,而不是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他們參與了利潤的分配,從而減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個工廠主不再是勞動力價格的最高決定者,在他看來,這是一個不可容忍的造反,這場造反剝奪了他的利潤的主要來源,那就是任意削減工資,因此,減價出售商品,以吸引訂貨和保證銷路。    
  所有這些鬥爭都孕育著內戰。資本家永遠不會同意放棄任何一點權力。資本家比專制帝王更難對付,更不屈服,他們是既不願意也不能作出讓步的。他們只是根據他們的心意來承認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議會再一次試圖箝製法國,並瘋狂地為這個冷酷無情的主子資本家服務。反革命的議會又重新製造了一條束縛勞工的鎖鏈,用維持刑罰對付勞工聯盟。聖埃蒂安工人取得的優勢激起了保王黨內心不可抑制的憤怒。廣大的紡織工人協會的團結一致和意志堅定迫使保王黨不得不小心從事,這種謹慎小心可以從《辯論日報》的外交辭令中看得出來,這家報紙是實力的馴服工具。    
  這些高傲的貴族向奴隸妥協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他們為了謹慎起見不得不小心從事,不得不抑制自己,這就激起了他們心靈深處萬分的憤怒。在這些幕後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時甚至在他們的言論裡都聞得出血腥味。聖埃蒂安這個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殺還沒有結束,哭喪的日子還沒有到頭呢。這個城市完全處於戒嚴狀態,儘管它始終保持著平靜,沒有受到絲毫的擾亂。人們把共和黨的報紙封閉了,使人民在他們的刺刀之下生活著,把拉德茨基1和海瑙2之流調在城裡駐防。    
  1約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stsky,1766—1858年)奧地利的將軍。1848年革命時期,他指揮了反對皮埃蒙特、倫巴迪亞、威尼斯的戰爭。他的軍隊以慘無人道而臭名遠揚。    
  2尤利烏斯·雅科布·海瑙(Julius Jacob Haynau,1784—1855年)奧地利的元帥。他以野蠻鎮壓1848年意大利革命而著名。1849年5月,他扼殺了匈牙利革命,殘暴地迫害起義者。他被稱為「佈雷夏的鬣狗」。1850年他在歐洲旅行的時候,工人到處舉行反對他的示威遊行。    
  資本不限於進行威脅。這一丁點,是不能使它滿足的。它還要制服在它統治下的人們的膽大妄為,消滅膽敢限制他們行使權力的協會組織。因此有人要求把省會從蒙布裡松3遷移到聖埃蒂安去,為了更有效地監視這個社會主義的策源地。當地的帕夏格臘蒙(Grammont)將軍叫囂說:「社會主義取得了可怕的進展!」這些人正在醞釀陰謀。    
  3事實上,不久以後盧瓦爾省省會遷到聖埃蒂安去了。    
  (1849年12月)    
  (四)財富的來源    
  在我們歷史的初期,財富是通過征服得來的;後來,是通過沒收、搶劫、國王的恩賜得來的;中產階級的財富是通過高利貸和背信棄義得來的;革命時期,是靠收買國家財產、買賣股票、供應軍用物資得來的;帝國時期,是靠戰爭,靠帝王的賞賜得來的;1814年以來,是靠投機取巧、證券交易和破產騙局得來的。現在的暴發戶中,第一代是高利貸者,第二代是蕩子和賭徒。    
  (1850年)    
  (五)平分主義者    
  在第戎反動派的《秩序報》上出現了這樣一段離奇的文章:    
  「社會主義者在談到分配土地的時候,答應使窮苦大眾得到幸福,這完全是欺騙。我們眼前就有這種實施情況。從前的公社財產在絕大多數地區被分配了。那些有放牧權、通行權的窮人都得到了一份土地,作為私有財產。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大多數人由於貧困或缺乏遠見,把所得的一份土地都變賣了,把地價也花光了,結果比過去更加窮困,因為他們不再有權放牧了。這就是窮苦大眾從平分財產的理論中所得到的一切。我們,我們願意把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提供給平等主義者考慮。」    
  這家內容貧乏的報紙把社會主義者看作是平分主義者。但社會主義者恰恰完全相反。他們主張普遍協作,把普遍協作看成是拯救當前弊病的唯一良藥,也只有協作才可能解決產生貧困、混亂和內戰的各種社會問題。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平分土地並不是一劑救藥,而只會使貧困和痛苦更加普遍化。在他們看來,分配公共財產似乎是一個會給窮苦大眾帶來巨大災難的救急辦法,這個辦法使他們貧苦的命運更不堪設想,因為他們舊有的公共財產必然會喪失,所有權必然會被剝奪。社會主義者早已預言過這種不幸的事實,而這家無知的報紙卻反把這個罪名加在他們頭上。有趣的是這家報紙不自覺地在為他們敵手的論點辯護,變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的擁護者,站到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放棄了它自己的家庭和所有權的立場。這是多麼嚴重的失策啊!居然反對個人所有制啦!它的筆怎麼沒有嚇得掉下地?當它在寫「由於公共所有制轉變成個體所有制,勞動大眾比過去更加窮困了」這句話的時候:    
  由於把一份公有財產改變為私有財產,窮人就變得更窮了。    
  這是真正純粹的共產主義。因為邏輯推理是無情的。從公有財產制借來的論據同樣可以應用到土地共有化上去。所以私有制是一場災難;它不可能一會兒是一件好事,一會兒又是一場災難。如果它是一件好事,那麼它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一件好事。對分配公共財產來說是如此,對分配其他公共土地來說也是如此。停止公有,就公有財產而言,可以說是變成了當前所有制的試金石。其結果不是譴責這個制度就是為這個制度辯護。如果結果很好,這種制度就合法了;如果結果很壞,這個制度就行不通。制度的維護者自己會作出判斷的。分配公共財產造成了可悲的後果也加深了貧困。因此,一般說來,土地私有的必然結果同時產生貧窮和豪富。貧困和富裕,這就是私有制的雙重性的公式。    
  (1850年)    
  (六)資產階級報紙    
  無能為力、信用掃地的資產階級報紙在選舉上也不能起什麼作用。永遠不要相信資產階級報紙所說的任何一句話。在每張日報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資產階級集團,他們可能是採用暴力的公開敵人或是使用陰謀詭計的隱蔽敵人。    
  羅思柴爾德有十八億財產,每天可以把十幾個報館經理、印刷工人和作家送進監獄或者送交檢察院。他的豪富造成的同一的貧困可以提供成千上萬個飢餓者聽他挑選,唉!這些人能在監獄裡找到一片麵包也許會感到太幸運了。    
  (1869年)    
  因為富人現在能夠不經過特許就可以發行報紙,《盧瓦爾燈塔》週刊就肯定說政府「恢復了」出版自由。    
  但是窮人的出版自由卻受到了保證金的限制。取消印花稅只會加強資本家的壟斷,使資本家有可能用較低價格的報紙擠垮窮人的報紙。因為窮人只能在外省發行報紙;每張報紙寄到巴黎要外加四個生丁郵費。    
  (1869年3月)    
  《費加羅報》猛烈地攻擊第一國際,並且拒絕刊登反駁這些謊言的文章。這就是資本壟斷的報紙。過高的保證金、印花稅、郵資,保證有錢人可以誣蔑、誹謗、逍遙法外。窮人被堵住了嘴,不得不啞口無言地忍受攻擊。    
  (1870年6月)    
  (七)聖西門主義者。文化人信貸    
  安凡丹1向聖西門主義者建議成立一個文化人信貸社,把所有思想工作者組織起來,聽命於、服務於金融封建統治。學者、作家、藝術家等等,都發給股票,根據他們的才能評定他們可抵押的錢數,可以預支和借貸。用這種方法,人們將消滅文化人的失業,使他們的思想轉到資本的旗幟之下,使魔鬼變成天使。智慧將成為金融界的助手和僕從,不再是它最可怕的敵人。    
  1巴特爾米·普羅斯比爾·安凡丹(Barthe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年):烏托邦主義者,聖西門的信徒。聖西門學派的領袖。在他的領導下,聖西門主義墮落為一個宗教學派。    
  聖西門主義者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拒絕進行試驗。他們自己猜測到會有一些人反對,這樣就不可能達到目的。那些人後來都成了反對者,而沒有任何參加者。    
  (1863年3月)    
  (八)資本向革命宣戰    
  1866年4月1日《兩個世界雜誌》刊登埃·福爾卡德(E.For-cade)的一篇政治評論:    
  ……1851年以後,法國的工業和財政活動可以代替它過去的政治活動。許多舊有的鐵路公司需要恢復,鐵路網需要繼續修建,需要完成大部分公共企業,需要發展生產,所有這一切都對資本大大有利。此外,在共和國的動亂時期,由於厲行節約,資本積累已經大大增加了。    
  這是多麼明確的招供!共和國時期,資本逃到阿旺丹山上去了,使法國陷於失業、貧困和飢餓的境地。資本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增加了積累。資本像平時一樣向勞動徵收了什一稅,霸佔了人民的血汗果實,並且把它抽出去不讓它流通。這一部分剩餘,這一部分預先提取的收入就不再流動,除非能夠換得新的利潤。資本家寧願把這部分收入保存起來而不願把它投入生產,儘管這樣會減少他們自己的收益,他們寧願餓死勞動人民,迫使他們投降。你們進行革命,而資本卻在敵人手中,資本的呼聲是:你們不做奴隸,就得死亡!    
  (1866年4月)    
  (九)殺害嬰兒和它的原因:上帝和資本    
  殺害嬰兒有兩個原因:資本造成了一些窮人,使窮人的女兒找不到丈夫;教會無情地摧殘沒有結婚的母親。    
  有錢的女子能在求婚者中間進行挑選。窮人的女兒無人問津。每個女子都有一顆心。但是,對於有錢人的女兒來說,做母親是光榮;對於窮人的女兒來說,做母親是恥辱。這種情況是現行秩序所造成的。    
  上帝和資本聯合起來消滅沒有結婚就作母親的女子。資本奪走她的麵包;上帝奪走她的榮譽。嬰兒就死在他們手裡;母親急得發狂。這樣的被害者有幾百萬啊!    
  這兩個殺人犯怎麼樣了呢?他們在那兒呢?一個在王宮的寶座上,另一個則在教堂的祭壇上。正直的人們對這些惡魔會沒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1867年)    
  (十)演講稿    
  公民們:    
  我要發言,痛苦的懷疑糾纏著我的思想,使我無法沉默。在談到有關人民大眾的事業時,忠誠老實是最應盡的義務之一,口是心非這個惡習,現時成了真正的罪惡。因為,純樸忠實的人民不能防備陰謀詭計,他們的好心善意使他們容易受人欺騙。因此,我要在這裡清楚而坦率地談出我的全部思想,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中途阻止我的演說,此外,我的強烈攻擊只會對陰謀詭計不利,只會揭露他們的本來面目。    
  ……合作是一個奇怪的新事物,是一個混血兒,它一半是蒲魯東1,一半是馬爾薩斯2,或者不如說骨和肉是馬爾薩斯的,只有一些頭髮是蒲魯東的。人們到處得意洋洋地販賣這個偶像,淚盈眼眶,高聲歡呼:「好消息!這是真正的、美好的社會主義!壞的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了。它的罪惡殺死了它。人民對它喊道:不中用的東西!於是就拋棄了他們過去的錯誤觀點。人民否定了他們1848年的過火行為,甚至後悔1848年把『協作』一詞扔進了垃圾堆來懲罰他們過去的罪行。他們用『合作』這個樸實的詞來代替『協作』這個罪惡的詞,『合作』這個詞排除一切羈絆的思想,只容許一點束縛的概念,因此更符合於他們謙虛的願望。這是多麼高尚而優秀的下層階級啊!」    
  1比埃爾·約瑟夫·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他尤其是以他的著作《什麼是財產?》一書而聞名,在這本書裡,他宣佈「財產就是盜竊」。在他主要的經濟著作《貧困的哲學》一書中,充分暴露了他反科學的烏托邦的社會思想的特點。為了駁斥蒲魯東這本書,馬克思寫了一本《哲學的貧困》,批判了蒲魯東的反動思想。    
  他為實現不經過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改革」而鬥爭。1848年革命時期,他抱著懷疑態度。一般說來,動搖不定、猶豫不決構成了他的文學生涯和政治活動的特色。    
  2馬爾薩斯(Malthus,1766—1836年):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英國聖公會牧師,勞動人民的公開敵人。他認為勞動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窮困不堪是人口增長的結果。根據馬爾薩斯反科學的反動理論,人口傾向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只能按數學級數增長。    
  布朗基在談到馬爾薩斯時,指的是一般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    
  錯了,先生們!人民什麼都沒否定,什麼都沒拋棄,也沒有把任何東西扔進陰溝裡去。只不過是1848年的社會主義受到了排斥而已,但決不是受到人們的排斥。這種排斥並不能作為一個論據,自由主義藐視地踐踏一個政治犯的屍體,只不過表示了它樂於通過一個對手來擺脫一個敵人而已。哼!自由主義者對這個過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著瞧吧!這些屍體有時還會復活的。當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會主義進了墳墓。人們不許它再從墳墓裡爬起來。此外,看守它的敵人也並沒有睡覺。十六年來,他們如同墳墓一樣保持沉默,並沒有把一根頭發來做合作的裝飾品。所有的陣地都留給了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尤其是自從人們看到他們所謂蒲魯東的信徒怎樣理解和運用他的社會主義以來,這種主義顯得更不可怕了。可憐的蒲魯東啊!難道他曾想到過,一個包紮在他的理論的襁褓之中的嬰孩,他名義上的親生兒,會受到馬爾薩斯之流的政治經濟學的洗禮、寵愛、撫摸、教育和誇獎嗎?    
  然而必須互相諒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著兩個互相交鋒的社會主義:一個是蒲魯東的社會主義1,它建立在義務協作的溫和個人主義基礎之上;另一個是無名氏社會主義,它建立在普遍發展的協作基礎之上。當時,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不可能取得勝利。因為它們的勝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後來,它們兩個都同樣遭到了失敗。這是一對仇敵般的兄弟。但這兩個兄弟,在他們激烈的鬥爭中仍然保存了一個重要的相似之處,這相似之處證明他們來自同一個根源,這就允許他們同姓共名。他們兩個都向資本主義的暴政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並且都宣佈任何形式的利潤,無論是租金、房租、地租、超過票面的金額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1有意思的是,布朗基還不理解蒲魯東的理論和革命的共產主義之間相隔的鴻溝。    
  他們只承認勞動的權力,不承認資本有任何權力。這個理論不僅是科學的真理,而且還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實上,勞動的是人,資本只是物質。只有人能活動,資本是不能活動的。資本只是勞動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產品都不能分一份給資本。    
  這裡不是批駁主張資本應得報酬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詭辯的地方。這個插曲會超出我的演說範圍。我們只要記住兩個鬥爭著的社會主義、互助主義和協作,儘管它們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決定性的一點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它們都認為利潤是不合法的。當然,這一點並不是一切。但是人們要問,這一點對地主、金融家、工業家和商業家是否都不算什麼呢?我並不是不承認這兩個社會主義制度裡勞動組織的困難,而正是談到這種組織,它們的對立才爆發出來,但我們可以大膽地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這一公式:資本的利潤是不合法的。    
  因此,如果象合作組織的創始人所誇耀的那樣,像他們的報紙每天所慇勤地反覆宣傳的那樣,合作組織是蒲魯東社會主義精心培養的女兒,那它至少應以使蒲魯東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唯一理論根據作為它所應該採取的依據。遠遠不是如此,合作組織的上帝是百分之幾的利潤,它的主人是資本。合作組織和一切可能的商業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資公司建立在同一個基礎之上。看看他們的章程、報告和所有的宣言,用的都是一些金融方面的行話,一點不多,一點不少。對放任自由和不干涉政策公開道歉,這是無情地把千百萬犧牲者推到吃人的競爭中的政治經濟學的完全勝利……,人們還可以補充說,這是供求關係的勝利,因為在合作組織中有一些助理人員。「助理人員」是一個掩飾「領工資者」的好聽名詞。誰能說這些多頭老闆不比那些寡頭老闆更殘酷呢?在這情況之下,馬爾薩斯主義者對合作組織這個娃娃的鍾愛還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呢!    
  這個娃娃的代父們對無產者說:「不要去關心政府。你們用不著政府的任何幫助。不要向政府請求幾百萬法郎的施捨。你們沒有接受施捨的權利,而且,政府的施捨對於你們也是害處多於益處。從你窮苦的錢袋裡一個錢一個錢地節省下來,為你們創造資本,創造勞動工具吧,等到有了資本的那一天,你們將不再是領薪水的人和被剝削者,而變成資本家了,你們得進行雙重的積累,首先是資本,其次是勞動力,但是不能預先支取。這才是你們爭取解放和幸福的真正道路!因此,不要去理睬政府了!不但不要政府干預,最好是請求政府少管你們的事。」    
  既然政府就是國家,它怎麼能一點也不干預你們的事呢?如果這個建議不是一個諷刺的話,那的確是令人叫絕的。人們建議工人一分錢一分錢地建立十個人、二十個人、五十個人、一百個人的小小的協作組織,安心地呆在這些小範圍裡,眼睛看著經理,注意他們暗藏的錢財怎麼開花結果。這種建議實際上是勸阻工人們不要去幹與大協作組織的事,這些大協作組織卻要吞噬大量的金錢,可以多到二十五億法郎。    
  難道可以想像,從國民生產上提取二十億法郎,對於勞動人民的福利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嗎?工人不必關心這種大事,就像不必關心月亮裡的火山一樣嗎?這筆法郎如何使用對他們也是沒有關係的嗎?五億法郎的公債,誰知道它的本金用在什麼上面了呢?五億法郎用來阻止六十萬人勞動,六千萬法郎用於教會,換句話說,用來生產愚昧,二千五百萬法郎用於所謂的國民教育,其實大多用於教區分會,至多也不過是用來製造半愚昧而已;所有這一切對於廣大群眾的命運難道沒有任何影響嗎?人們怎麼敢叫他們不必注意國家而只要深信自己呢?    
  我知道有人會這樣回答:「誰也沒有要工人不去注意國家大事,事實正好完全相反。我們極力促使工人積極參與國家大事。工人關心政治,這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但是政治是一回事,而社會勞動又是一回事。要求國家好好管理公共利益,這是好事。為了私人的利益而向國家要錢,如同1848年那樣,這是不合理的。不應該混淆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截然分開的問題。」    
  「根本不同!截然分開!」我們的回答是一千個「不」!這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問題。我知道預算中不能預付款項給勞動人民協作組織……但是,即使假想有一些預算款項違反官方政治經濟學的神聖原則無償地預先付給工人社團,這成百成千的法郎比起大量用於歐洲、亞洲、非洲、美洲的千萬億法郎來又算得了什麼呢?這正如一條河和一杯水一樣。他們看見倒了一杯水就大驚小怪,而看見河水流走卻沉默無言。然而杯中的水倒在地上還會起點作用,而河水流入大海卻毫無效果。    
  不要辯論了!預算中的預付款項已經取消!工人們沒有向國家要錢。相反,倒是國家在集體利益的借口下向工人要錢,要許許多多的錢。難道工人們的個人利益不會受到這種搾取的損害嗎?如果大協作組織拿走了工人們的錢,那麼他們又拿什麼作建立小協作組織的資本呢?如果大協作組織濫用預先提取的資金,對於工人們來說,那比過重的捐稅造成的災難更為嚴重。因為,過重的捐稅只能奪取他們的金錢,濫用資金卻會扼殺他們的智慧,而智慧是一切活動的第一源泉。    
  顯而易見,使合作組織癱瘓的、貶低的,同時把它事先局限在一個無形的小圈子裡的主要原因,就是愚昧無知。絕大多數無產者沒有足夠的知識來獨立判斷應該如何管理一個合作社,更沒有知識去參與管理工作,他們由於害怕受騙而放棄了管理的權利。他們很有理由害怕上當,所以寧願穩穩當當地領點工資算了。即使只有這個障礙,也足以使合作組織在他們看來成了一個騙局,何況還有其他障礙呢?    
  而愚昧無知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帕利斯(de la Palisse)先生會說:「這是沒有受教育的緣故。」我還要補充一句:愚昧無知主要來自教會教育,因為教會教育的目的和結果是消滅文化,用迷信來使人變得愚蠢。如果國家不是每年把五億法郎浪費在使六十萬身強力壯的青年受到無所事事的教育,而把這筆錢用於國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科學的、嚴肅合理的教育制度,那麼不到十年,法國的面貌就可以完全改觀。那時,所有的勞動人民都會從消極被動的工具變成知識豐富的公民,他們會把他們的腦力和體力自然地結合起來,而勞動組織的問題將公平合理地得到徹底的解決。    
  不幸得很,我們還沒有達到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無結果的鬥爭中,在無能為力的奮鬥中消耗力量。讓我們來看看合作運動和它在目前情況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種表現形式:消費合作社,信貸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是一種最簡單易行的形式。參加這種合作社沒有多大的危險。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結果,有時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費合作社只能在較富裕的地區實行。總之,這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遊戲,甚至不能算一種臨時有效的藥方。    
  信貸合作社對於工人已是一個危險、一個誘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來賬、票據到期和復利等等複雜難解的財政問題的迷宮裡,使沒有經驗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貸合作社需要有一種知識,而這種知識卻出奇地縮小了合作社的範圍。    
  至於生產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無產階級可能陷入的喪命圈套。顯而易見只有極少數勞動人民具有參加這一類企業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識分子中的優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這條道路。然而在這條道路上,失敗和成功都同樣是不幸的。失敗,那就是破產和灰心。成功卻更加可怕,那會使工人分化成兩個階級;一邊是無知的、被拋棄的、無依靠的、失望的廣大勞動人民,處在靠工資為生的最低層;另一邊是極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從此只關心自己的私人利益,永遠脫離了他們不幸的階級兄弟。    
  難道人們要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抽出人民中的上層分子,使人民失去自然保護者,使這些上層人物成為一個新的階層,變成半資產階級嗎?這些上層人物會變得更自私自利,因為他們的現錢不多,因此就更怕錢丟掉,也就更保守了。這就是在搖籃裡就被命名為「社會主義復活」的那個私生子的最新成就,其實這是否認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墳墓!這是一個誘餌,引誘人民離開他們的正路,使他們走上泥濘的絕路,使他們迷失在無名的投機兒戲中,其結果除了使不幸的工人更熱中於他們的得失之外,不再可能有其他的結果,而對得失的狂熱將會吞噬他們的生命,使他們不再關心國家大事。    
  如果國際代表大會在塞納河畔召開,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在洛桑1,代表大會很難再一次封住反對者的嘴巴。而在巴黎卻沒有這個困難,這裡根本不允許反對者開口。這個合作的詭計無可辯駁地是不顧一切地為了保衛當前秩序的安全最有力、最巧妙的一招;證據就是自從把人民引上這條歧路以來,輿論一日比一日混亂了。保守主義的勝利可能變成法國的滅亡。因為沒有什麼象政府的絕對安全那樣對於一個國家是生死攸關的了。那時,政府衝向滅亡的邊緣,沒有什麼能阻止它,一切都在加速它的滅亡。    
  1指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洛桑代表大會(1867年)是第一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布朗基主義者和法國的蒲魯東主義者在1866年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分歧。    
  啊!竟有人認為可以和政府的行動背道而馳,用小小的合作社來解放人民。這是幻想!甚至還可能是出賣!人民只有靠大的合作社團,靠國家的推動才能擺脫奴隸地位,而只有膽大妄為的人才敢堅持和這相反的意見。因為,國家並沒有其他合法的使命。    
  這種不顧經驗和常識,由所謂的政治經濟學提出的論點是什麼呢?奇妙的論點,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動置於政府之外,並且宣佈人民的活動與政府無關。這樣一種理論是對事實、對歷史最大膽的反駁,因此是愚蠢的。更壞的是,這個理論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種罪惡。    
  歷史在一些時代面前高聲宣佈政府可以使民族滅亡,也可以使民族得救。民族由於政府而生存或死亡。政府是一切好事和壞事的根源。政府既然令人驚奇地把好事都歸功於自己,那麼它怎麼不對壞事負責呢?政府要對一切負責,對無知,對貧困,對思想和風尚的敗壞,對物質、精神和道德上的墮落和腐朽負責。人民的麵包和榮譽同樣都有賴於政府。因此,人民的苦難也得要歸罪於政府,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政府的許可,人民不能吃一口糧,在英國和在別處也都如此,不管經濟學家們高興不高興都是如此。政府完全把我們束縛住了。當一個民族受到一個壞政府折磨而又沒有意志和力量去更換這個政府的時候,它就痛苦萬狀,一步步走入墳墓。因此政府問題是一個有關生死存亡的問題。    
  要在人民群眾的思想上根除這條真理,還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物質福利與國家的權限無關,那就沒有什麼比這更為有害的了。這就是放任自由、自行其是的政治經濟學所鼓吹的合作社力圖做到的一切,合作社似乎願意人們自由活動,自行其是,但是人們既不能自由活動,也不能自行其是。合作社試圖使無產者相信手腳捆綁起來還很容易走路。欺騙是不能持久的。無產者會發現蒙著眼睛、捆著手足是不可能走路的。    
  在當前的政治條件下,唯有為了維護勞動權利和抗拒資本的相互保險合作社團是對工人有用的。一切建立生產組織的企圖都會是錯誤的步驟,不合時宜的作法。這樣一種組織只有有了自由和知識後才有可能成功。    
  此刻,勞動人民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團結力量以確保反對資本的專橫統治,然後為了取得:    
  1.出版的完全自由,不受捐稅的妨礙和苛刻的約束;集會和結社自由;宣傳自由。    
  2.每年撥款五億法郎用於國民教育。    
  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主要問題。教育不能再像今天那樣是愚弄人民,消滅文明的東西。教育不僅僅應該是免費的和義務的,而且還應該是完整的。只會認字、寫字或什麼都不知道,這幾乎完全是一回事。一件不能使用的工具有什麼用呢?必須使全體法國人毫無例外地學習法語、算術、宇宙學基礎、初級幾何、地理、歷史、繪畫、地質學、物理和化學的基本概念。應該到處組織大規模的職業教育,學習農業、工業、商業。    
  絕對禁止教會把手插進學校。    
  五歲到十五歲的孩子將毫無困難地獲得所有這些知識,如果我們願意盡可能多地把這些知識傳授給成年人的話,那麼,三年之後,生產的巨大發展就補償了教育費用。如果人們在這種教育制度之外,再加上集會、結社和出版自由,那麼不到十年,剝削就會消失,人民就會成為自己真正的主人。那時,人們才可以開始談「自治」。現在,「自治」只是一種諷刺。任何地方都沒有自治,甚至連美國也談不到自治,因為美國的群眾教育是非常低級的,還不能適應自治這樣高度的文明。    
  如果無產者堅持要枉費心機地走進這個毫無前途的「合作」泥坑裡,他們身上的枷鎖不但不會粉碎反而會束縛得更緊。無論什麼東西,只要會使他們不去注意改革政府,那對他們都是非常不利的,這些改革中最首要的就是發展教育,他們不知道教育就是麵包和自由,無知就是奴役和貧困。如果今天年滿二十歲的那些人在1857年就已經開始受到全面的教育,那他們現在就不會以僱傭者的卑賤身份生活在地主的領地上,而是可以和任何人一樣平等工作。教育對人民要比五十個加利福尼亞州更有價值。    
  唉!教育在我們這個貧乏的國度裡受到嚴重的威脅,因為人民還沒感到教育的重要,因此,他們對教育漠不關心,還沒有想到大聲疾呼要受教育。致命的盲目啊!是的,教育不斷地喪失陣地,教權主義卻一天又一天、一步步象鼴鼠一樣不倦地佔領地盤。教會學校慢慢在非教會學校的廢墟上發展起來了。以前,教權主義學校約占學校總數的四分之一,很快就佔了三分之一,而後佔了總數的一半;教權主義的進展還在繼續加速並瘋狂地佔領陣地,每年都在完全無所謂的環境中擴大地盤。有錢的人都為它服務,瘋狂地促使它發展。當教權主義完成了侵佔工作的時候,當教育全部掌握在教權主義手中的時候,黑暗就會籠罩法國,勞動者就會看到黑暗將給法國帶來什麼,更確切地說,勞動者將看不見黑暗會帶來什麼,因為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    
  合作被用來幫助敵人,開始摧毀革命,用借貸來代替革命的旗幟。自從1789年以來,只有理想才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得救的道路。無產者全部的勝利都得歸功於理想。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口號既包括了物質生活又包括了精神進步。這個口號既給人民福利同時也給人民尊嚴。但願人民不要拋棄理想,而投身於投機之中。投機是不公正和剝削者的呼聲,不是無產者的呼聲。無產者只會在投機中滅亡。    
  (1867年8月)    
  (十一)罷工與合作    
  罷工的意義人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反抗壓迫。所以大家都參加罷工。    
  合作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信貸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它很複雜,它能吸引知識分子,卻會嚇壞簡單無知的人。合作很難找到十個參加者,而罷工卻能找到一萬個。    
  罷工有普遍意義,合作只是少數人的事。團結廣大群眾的旗幟難道不比只團結幾個人的旗幟更好嗎?    
  罷工雖然有許多不便利,卻是人人能參加的自然方法。合作僅僅是富有知識的人才能採用的方法,別的人對這種方法不是懷疑,就是漠不關心,甚至一無所知。所以罷工是人民對資本鬥爭唯一真正的武器。    
  人民群眾應該暫時以罷工為防禦資本壓迫的手段,同時,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政治改革,只有在政治改革後才能進行社會改革,才能根據公平的原則分配產品。    
  (1867年10月)    
  (十二)原始共產主義    
  ……人在地球上已經生存了很久,比人們長時期以來所想像的,甚至可能比人們現在所猜想的還更長久。    
  毫無疑問,人的原始生活是十分野蠻的。他們是單獨生活還是群居生活的呢?他們之間的相互協作,是在共有的形式之下,還是在交換的形式之下,開始發生的呢?這是一個謎。對原始人類社會狀況的一切設想都不過是虛構的。    
  根據澳洲土人的風俗和行為類推,可以得到這些古老時代風俗習慣的一些線索。根據澳洲土人極端野蠻的行為來判斷,他們似乎是最近才加入人類大家庭的。    
  然而,把澳洲土人和猿人相提並論,甚至放在猿人之下,這未免過分誇大,乃至到了荒唐的地步。猿人沒有語言,更沒有「飛去來」這樣有名的武器,這種武器一直使歐洲人感到驚奇不止。猿人更不會操縱為數眾多的獨木船隊。    
  澳洲土人擁有這一切,可能還有其他進步標誌,只是白人瞧不起他們,觀察膚淺,從而視而不見。因為這些觀察家都是一些旅行家,他們非常討厭窮人身上的骯髒和臭味,他們所關心的是為游手好閒者的娛樂描繪一幅美麗的圖畫,而不是進行對科學有貢獻的人類學的研究。    
  要分析卡奔塔利亞灣1黑人的社會制度是相當困難的。這個社會制度是共產主義的,還是個人主義的?黑人似乎並沒有共有制甚至沒有交換,他們的協作僅僅是為了共同防禦,而不是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    
  1卡奔塔利亞灣(Carpentarie),在澳大利亞北部。——譯者    
  的確,他們還不會耕種,光著身體走路,晚上揀些樹枝蓋在身上過夜,早上又把樹枝抽掉。因此他們沒有不動產。他們是以遊牧為生;也沒有任何動產。他們唯一的財產是一些他們自己製造的、極簡單的武器和工具。    
  他們是些牲畜、漁夫、獵人,經常與飢餓作不斷的鬥爭,他們每個人只為自己勞動。然而獨木船是不會從天而降的。那是在什麼條件下製造出來的呢?是個人製造的,還是集體製造的呢?知道這點是很有趣的。人們對這個問題什麼也沒有說。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過著群居和部落生活,一個組織有幾個首領,這可能是非常原始的社會,但確實是一個社會。    
  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是比他們更先進呢?還是和他們一樣的呢?這是可以探討的。但我們的祖先到底有一個拿得出去的後裔。至於澳洲土人,他們的命運已經被注定了。他們遇到了一個毫不留情的民族。這些人企圖要他們耕種土地,接受白人文化,這是可笑的、愚蠢的企圖,因為它要求從這些不幸的人那兒得到他們的社會機構所不能給予他們的東西。思想轉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若干世紀的產物。澳洲黑人一和英國人接觸,將和美洲的紅種人和聰明而秀麗的西蘭島人一樣滅亡。這是悲慘的。    
  由於殘酷的命運,那些人類大家庭中的年輕民族,在需要保護和撫愛才能培育成人的時候,都不幸地遇到了最自私、最野蠻、最無情、最虛偽的、白種人的變種,安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冷酷無情地、無聲無息地消滅了他們面前妨礙他們侵略的一切人。    
  對澳洲土人風俗習慣進行正確而切實地調查,將會有助於瞭解我們祖先原始時期的狀況。    
  (1869年4月)    
  (十三)合作和反動在政府的思想裡,合作社和儲蓄銀行有同樣的目的,那就是用福利的幻影來解除無產者的武裝,麻痺無產者。合作社比儲蓄銀行有更巧妙的手段,儘管它已經遭到失敗,甚至已經導致革命的結果。    
  事實上,問題不再是粗暴地歪曲政治經濟學,而是相反地要嚴格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既不要國家花費一文錢,也不要國家費舉手之勞。以儲蓄為手段,資本化為目的,鞏固舊的秩序,否認社會主義,這就是他們的綱領。人民自己表示他是公認的科學的最卑賤的奴僕。他們簽字確認勞動的失權,宣佈資本的生產力,換句話說,資本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反動派早就這樣夢想過,而他的夢想似乎一開始就得到了實現。日內瓦代表大會公然宣佈創立純粹經濟主義體系。一切都與國家無關,沒有什麼是國家做的。這是政治和宗教的旁觀主義。合作建立在資本合法利潤的基礎上。這是對1848年思想的咒罵。蒲魯東本人在反高利貸的鬥爭中也受到了譴責。    
  這就是國際協會的工人代表以合作社的名義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所有的報紙立刻表示熱烈歡迎,人民自己發出的放棄舊的革命的狂熱誓言在這些莊嚴的誓言面前,主張平等的人低下了頭。此後,他們又重新抬起了頭。因為1866年在日內瓦所取得的一切勝利,到1867年在洛桑動搖了,到1868年在布魯塞爾垮台了,到1869年1在巴塞爾根本不見了。共產主義思想粉碎了個人主義,重新取得了勝利,而在資產階級陣營裡,驚慌失措代替了得意忘形。    
  (1870年)    
  1布朗基在這裡提的是第一國際代表大會。    
  在日內瓦代表大會上蒲魯東主義者要求把第一國際變成一個國際合作協會,並限定它的任務是研究用合作制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條件。經過熱烈地討論之後,代表大會贊同馬克思的意見,認為合作運動僅僅是促使社會轉變的手段之一,但它單獨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在洛桑代表大會上(1867年9月2日至8日)通過了一項決議,宣佈勞動人民的社會解放和他們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布魯塞爾代表大會(1868年9月6日至19日)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所有制問題,特別是土地私有制問題。這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表明了經濟的發展要求過渡到大工業,因此,不僅土地、而且礦山、森林、鐵路等等都應該轉變成集體所有制。    
  巴塞爾代表大會(1869年9月6日至11日)批准了布魯塞爾大會有關廢除土地私有制的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譴責了巴枯寧關於工人停止一切政治行動的建議。    
  (十四)缺乏道德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漠視道德而使它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應用到與人類有關的事情上,公正是唯一真正的標準。一切事情對懷疑論者說來,都是漆黑一團。懷疑論者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他通過觸覺孤立地確定事物,但是什麼也分不清,既看不到事物的細節,也看不到事物的整體。這是一個自願的瞎子。他的懷疑使他變得無能。人們不能把不斷變化、不斷完善的生命當作死板不動、一成不變的物質來研究。    
  正義是社會機體的酵母。不考慮正義等於不向前看,剝奪自己的瞭解能力。那樣人們也許能夠看到現在,但永遠看不到將來,甚至於看不到未來的因素。(1870年3月)    
  (十五)工業的勝利果實    
  政治經濟學不斷地重複論述文明的進步,工業的勝利果實,物質福利的逐步發展等等。    
  所有這些都沒有涉及問題的本質。工業的勝利果實不是資本的產物而是智慧的產物。巴師夏1把人類思想的發展和文明進步歸功於資本。這是「所以如此,就因為它是如此」式的詭辯。    
  1弗雷德裡克·巴師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年):經濟學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辯護士。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布頓及其反穀物法聯盟》,《經濟詭辯論》和《經濟協調論》。巴師夏熱烈地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想辯護,反對保護貿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    
  思維不斷創造了工業所應用的觀念。唯有發明者才能享受工業勝利果實的榮譽。資本只是不從事生產,掠奪勝利果實的大黃蜂。資本留給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只是它實在無法剝奪的東西。    
  剝削者、寄生蟲、殺人犯,這就是資本在各個世紀所扮演的角色,但因為它霸佔了一切,人們就稱它是一切的創造者!    
  中世紀把膽敢穿華麗襯衣的人戴枷示眾,基督教的思想也把異教徒要求滿足物質慾望的思想拿出示眾。    
  譴責依靠剝奪別人而取得享受的並不是平等主義的思想。    
  取得這些福利都是依靠智慧,而不是依靠資本,資本剝奪了這些福利,剝奪了廣大群眾的福利,使它只有利於少數人。    
  (1870年6月)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四、祖國在危急中 1    
   1《祖國在危急中》是1870年9月4日共和國成立後由布朗基創辦的日報。它的壽命十分短促,自9月7日到12月8日一共出版了八十九期。布朗基在每一期上都發表過文章。這些文章自1871年起已經彙集出版。    
  (一)拉維萊特事件(1870年9月16日)    
  一個月前的今天,上百人慢慢地向運河橋附近的拉維萊特林蔭大道聚集。    
  那是一個星期日,天氣十分晴朗。人行道上許多散步的人,掩蔽了集會的隊形。    
  離消防隊駐地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變戲法的,他的表演吸引了一些好奇的觀眾。    
  這次預定的運動領導人,比參與運動的公民先到指定的地點,他通知他們和看戲法的觀眾混在一起。這樣,他們就能集中而不引起警察的懷疑。    
  大約三點半鐘,布朗基發出了信號,參加集會的人群就走著小步,毫不喧擾地向消防隊駐地前進。他們沿著人行道走,後來為了到達警衛處才不得不走上馬路。    
  這突如其來的九十度的轉彎驚動了站崗的哨兵和警衛處的士兵,他們立刻跑去拿槍。    
  這是一個嚴重的失算。    
  我們本來希望能夠出其不意地奪得武器,而不發生衝突。大家本來約好不使消防隊員受到任何損傷,因為消防隊是巴黎人民所熱愛的和尊敬的、不參加內戰的團體,並且以具有民主思想而聞名。可是,門崗在搏鬥時中了一槍,警衛處成了雙方爭奪武器的激烈場所。    
  起義者根本不願使用暴力。他們不願意濫用他們人多的優勢,用武力來奪取武器。他們在進行談判,使對方同意交出武器。這些談判浪費了時間。    
  附近的一隊崗警聞風而來,手持短劍,衝向起義者。聽到「警察來了!」的喊聲,布朗基、厄德斯(Eudes)和格朗吉(Granger)馬上從裡院出來,立即發生了一場短暫的激烈混戰。    
  警察最後逃走了,他們在廣場上留下了一具屍體和兩個受了傷的警察。    
  起義者在戰場上取得了勝利,為了取得消防隊的武器,他們又作了一次努力。    
  這些溫和的手段只能帶來失敗。但公民們無論如何不願使用野蠻的暴力來對付這優秀的消防隊。於是,突然襲擊流產了。    
  經過了這場無益的談判,起義者離開了營房,而改從外邊的大馬路向貝爾維爾區行進。對他們來說,顯然這個計劃已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居民都很驚慌。    
  居民們既好奇又害怕,既不敢動,又一言不發地靠房屋站著。在起義者走過的大道上沒有一個人。儘管他們喊口號:「共和國萬歲!」「打死普魯士人!」「拿起武器來!」呼籲觀望的群眾參加,但卻毫無用處。    
  群眾對這樣的鼓動既不回答一句話,也沒有做任何動作。    
  起義的領導者本來認為局勢的嚴重以及前幾天所發生的一系列騷動可能會喚起廣大的群眾。    
  但是,隨著最初幾天無能為力的情緒而來的是失望。人們的思想轉向另一個方面。人們變得猜疑起來,變得過分畏懼普魯士間諜。    
  警察成功地、陰險地使人們產生了幼稚的恐怖,這種恐怖轉移了人們的視線,使他們忽視了推翻帝國這一重大問題。事實是,即使在貝爾維爾這樣一個有革命傳統的地區,也沒有任何人起來參加起義。    
  起義的隊伍就這樣在貝爾維爾林蔭道上孤獨地、沉默地走了二千多米。    
  布朗基、厄德斯和格朗吉認為這次起義已經流產,便要隊伍停止前進,並對他們的夥伴說:    
  「這次起義失敗了。首先,我們沒有拿到槍支;其次,大家看到沒有人參加我們的隊伍。沒有人民,我們什麼也做不成。再過十分鐘,我們這小小的核心隊伍就會遭到夏斯波槍的襲擊,而我們的左輪手槍則無法對付。因此我們必須馬上散開。現在路上可以自由通行,沒有任何人會阻礙我們撤退。收藏起你們的武器,穿過鄰近的街道分散開吧!」    
  大家都贊成這個建議。奪來的三支槍被扔掉了;左輪手槍藏進了衣服裡面,散開工作毫無阻礙地完成了。    
  我們沒有留下屍體、俘虜和受重傷的人。    
  而且,誰也沒有想到要擋住我們的去路。我們周圍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應該說,這一隊果敢的人把恐怖散播得很遠。從通向林蔭大道的小路口上,可以看到幾百公尺外站滿了大群的人,他們不敢走近我們。還可以看到警察也同我們保持著敬而遠之的距離。    
  ……逮捕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武裝的隊伍離開之後,一些好奇的人就聚在營房門口,按照巴黎人的習慣互相探詢打聽。突然,警察局的警察和密探一擁而來,他們對這群看熱鬧的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和逮捕。    
  ……警察逮捕的人裡面也許只有兩三個人是因為粗心大意而被人告發的。    
  尼德斯和布裡多(Brideau)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落入了波拿巴政權手中。一個並不是專門做密探的萊勒(Leleu),瞥見厄德斯外套裡隱藏著的左輪手槍,他便跟著他們兩人,最後叫警察把他們逮捕了。    
  警察把八十個不幸的人關進了監獄,聽候軍事法庭不公正的判決。見證人對每一個帶到他們面前的被告都作了偽證。要不是9月4日的革命結束了這出悲劇,真不知道這些嗜殺成性的魔鬼要把無辜者迫害到什麼地步。    
  ……所有那些在報刊上和講壇上把拉維萊特起義者說成是「普魯士奸細」的人,毫不例外地在故意撒謊,因為他們確知事實恰恰相反,而其中某些人從可靠方面獲得消息,非常清楚地瞭解這次運動的領袖們是誰。……不。巴雷勒1,不是普魯士,而是公民格朗吉,他為了購買武器,獻出了他的全部財產一萬八千法郎,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個生丁。    
  1巴雪勒(Basile),博馬捨的喜劇《塞維勒理髮師》中的卑鄙造謠的角色。——譯者    
  獻出自己微薄的財產,使自己淪於赤貧,來換取「作為叛徒遭到槍決」的幸福命運,這無疑是個傻瓜。但願我們的國家多一些這樣大公無私的傻瓜,而盡可能少一些對他們進行誹謗的利慾熏心之徒。    
  時間和事實對這些無恥行徑作出了公正的裁判。尼德斯被選為安土昂郊區國民自衛軍的營長,公民們選他的唯一理由是他參加過拉維萊特事件。在蒙馬爾特區,布朗基也在歡呼聲中當選了同樣的職務。    
  巴黎知道,這些人曾想在8月14日完成要到9月4日才能完成的事業。他們當然錯了,因為那時時機尚未成熟;必須善於判斷時機,特別是在這樣一些可怕的問題上,任何錯誤的判斷,錯誤的估計,都會帶來嚴重的責任。「我認為」這三個字是永遠不能成為一個依據的。    
  自作主張使有關全國自由的事業走錯一步棋,這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往往是不可挽回的,也是不可原諒的。幸而這次錯誤僅僅是一次普通的偶然事件,它很快地就消失在革命的暴風雨之中。    
  ……人們有理由指責拉維萊特的起義遲了八天。正因為8月7日,星期日,雷捨芬慘敗的第二天,慘敗的消息震動了巴黎,那時就應當起來推翻帝國。    
  8月14日是太晚了,或者是太早了。唯一可以回答的是起義領袖遠在布魯塞爾,突然得到阿爾薩斯的震動人心的消息,他那時沒有護照,不得不在8月11日晚上步行偷越國境。這種辯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當一個人從事嚴肅的政治的時候,不應當讓自己措手不及。    
  但他們到底沒有出賣給普魯士,因為他們是不由自主地遲到,錯過了時機,然而,這種無情的譴責,這種對那些把行動看得重於言語的人的無恥誹謗,卻是我們時代的一種不幸,也是一種十分可悲的衰落象徵。    
  ……拉維萊特事件的主要突擊手是布朗基、厄德斯、格朗吉、卡利亞(Garia)、前議員比爾斯(Pilhes)和從加利福尼亞回來的弗洛特(Flotte)。特裡東(Tridon)因病沒有參加。    
  把這些人說成是一夥普魯士人,真是咄咄怪事!    
  (二)反動派(1870年9月19日)    
  9月4日,共和黨人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一致行動,宣佈放棄一切不同意見,全力協助臨時政府。    
  這個協助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同心協力保衛祖國,抗禦外國侵略者。    
  誰也沒有放棄使用自己的理智和眼睛。「有沒有努力保衛祖國?」這個問題始終在每個人的腦海裡翻騰。    
  每過一天,回答的是令人憂傷的:「沒有!」    
  有人徒然想把獨立和自由的事業分割開來,在法國,獨立和自由是二位一體的。    
  帝國出賣了祖國,並且被推翻了,因為它試圖用一隻手對外作戰,用另一隻手對內鎮壓。它的左手使它的右手癱瘓了。它斷送了我們的軍隊,並使我們的國家陷入了深淵。    
  可惜啊!這一教訓並未被吸取。    
  隨著一瞬間的振奮和某些表面上的合作之後,可悲的對抗又重新出現。對抗正在日益發展,威脅更大。八月的局勢1又已重現。臨時政府只是模仿帝國的無力的政府而已。    
  1指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領導的拉維萊特林蔭大道的起義行動。其目的是要在法國重建共和國。可是,這次行動由於組織工作做得不好,時機還不成熟而遭到失敗。布朗基認為,在帝國崩潰之後,形勢又一次要求進行反對「國防」政府的鬥爭。    
  臨時政府害怕革命甚於害怕普魯士,對巴黎的戒備先於對威廉的戒備。它對人民充滿了猜疑和敵意。    
  這次分裂的罪人是誰呢?誰首先破壞了同盟條件的呢?它是在保衛祖國的基礎上締結的同盟。新政權難道不是這個綱領的第一個產兒嗎?然而,新政權卻一分鐘也沒有實現過這個綱領。    
  在9月4日以後,帝國的利益和普魯士的利益必然很快就交織在一起。威廉和波拿巴成了同盟者。說得更正確些,今天,不管是那一種君主政府都和共和國的侵略者結成聯盟,而這個共和國就是法蘭西。    
  如果屈辱的媾和帶來的是割地賠款,那麼,除敵人之外,還有誰是共同的受益者呢?是君主。只有一個君主政府受益,而整個法蘭西將任人宰割掠奪。    
  如果說把所有君主主義者都看成是積極參加侵略的幫兇有什麼不公平的話,人們也並不因此就應該以同樣的寬恕來對待帝國的一切官員,他們是一切腐朽政權下營求官職的乞丐。    
  他們從一開始,就極端仇恨共和國。他們公開投奔敵人,他們是敵人的開路先鋒,為敵人招兵買馬。何必去談他們的豐功偉績呢。報刊上已經登滿了他們的賣國醜聞了。    
  要求罷免這一群賣國賊,難道就違反了同盟協議嗎?    
  維持他們的權力,豈不是使自己同他們的罪惡勾當同流合污嗎?    
  自從9月4日以來,共和黨人就請求政府撤換那些原有的市長和初級法院法官,因為這些人過去是為暴政效力的工具,今天是陰謀和顛覆活動的製造者。    
  可是政府依然裝聾作啞。    
  巴黎一再要求解散給人們留下血腥回憶的舊警察組織。政府卻置若罔聞。    
  警察總監卻富有諷刺意味地把巴黎市警衛隊改名為共和國警衛隊,把兇惡的警察改名為「保安警察」。從今以後,政權完全依賴這批人人憎惡的打手。    
  面對著麻木不仁、一成不變的方針,一切埋怨、責備、要求和哀告都不起作用。政府的回答只是譏諷地號召人們平靜和服從。它厚顏無恥地利用愛國者的忠誠和沉痛。    
  「聯合」這個字眼幾乎已經成了一切反對自由的敵人的戰鬥武器。我們要知道,協作對共和黨人來說,並不意味著向反革命屈服。他們所要的聯合是為了拯救共和國,而不是為了摧毀共和國。    
  (三)1792年——1870年(1870年10月30日)    
  1792年到1870年,前後相距只有八十年!相當於一個長壽人的一生。可是,從1792年這個搖籃到1870年這個墳墓,卻相當於普通年月的十個世紀。這兩個年代之間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精神的世代相承已經不再存在。人們只繼承了先人的血統,而沒有繼承他們的良心和氣概。傳統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在這個時期的兩端有兩面旗幟:1792年的旗幟是意氣奮發;1870年的旗幟是投機觀望。    
  到處都能聽到這樣的歎息:我們1792年的先人沒有我們今天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財富,這麼發達的科學。可是他們都是英勇的。他們拯救了祖國,粉碎了君主同盟。而我們擁有我們前人所沒有的人力和財力,難道我們就要受到全歐洲的輕蔑微笑,淪亡在普魯士的鐵蹄之下嗎?    
  於是這個呼聲顯得更加絕望:「92年!我們要做92年的人,否則法國就要滅亡。」可是緊接著又有這種奇怪的疊唱:「讓我們緊密地團結在『國防』政府的周圍吧。」    
  我們92年的先人團結在革命政府的周圍,這個政府既鎮壓了內部敵人——君主專制,又把劍頭指向內部敵人的同謀者——外國侵略者。    
  而你們,你們卻要團結在反革命政權的周圍,這個政權放逐了共和黨人,是保皇黨人的侍臣,侵略者卑鄙的奴才。    
  最堅強的人士這樣冒險地說:「應該推動政府前進,使它不再軟弱無能,疲疲塌塌,但是總得要維持它。」    
  哦!你們因為旅行需要行李,就把政府看作是隨身攜帶的包袱了吧?    
  可是!這件行李卻在規定旅程和控制旅客呵。    
  人民是政府要他們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的人。他們的生死都被政府所操縱。他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奇怪的是,波拿巴統治了二十年之後,人民卻很快就把這一點忘記了。    
  92年的共和國無情地清除了君主政府的幫兇,它的文武領導集團和它的法律、風俗、宗教、思想意識甚至它的服裝。共和國在土崩瓦解的帝國廢墟上站了起來,把憤怒的法國投入了戰鬥。並且,要是外部的普魯士人向法國的國土多邁進一步的話,它在對國內的普魯士人進行一次11月2日1的鎮壓時決不畏縮。    
  1大概日期有錯誤。這裡指的應該是1792年9月事件。當時在凡爾登失守和旺代叛亂消息的影響下,許多人民的敵人,經過人民的非常審判,都被判處了死刑。    
  1870年的共和國卻把共和黨人看成是唯一的敵人,它屈服於貴族和教士。它還要向那些曾經掠奪、盜竊、扼殺國家的罪大惡極的百萬富翁的寡婦償付二萬法郎的年金。它把兒童交給耶穌會教士,把公民交給軍國主義。它為過去犧牲未來,為反動分子犧牲民主黨人;它使我們的雙手陷於癱瘓,只用有名無實的抵抗來抵禦侵略者,向他們乞求饒恕和恩賜;它依賴串通外寇的保皇黨人,用聖巴托羅繆大屠殺來威脅革命者。    
  為什麼在來向我們提起92年的同時人們又高呼:「國防政府太值得讚美了!」這是兩個相反的極端:92年拯救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國;而市政廳1卻正在毀滅革命共和國。    
  1這裡是指設在巴黎市政廳的國防政府。    
  國防政府有那些帝制派作為幫兇,這些人在對共和國進行了二十年的屠殺和流放之後,現在居然一面高喊「共和國萬歲」,一面卻準備更加瘋狂地對它進行屠殺和流放。    
  國防政府的旗幟是叛徒的旗幟,是反覆無常的兩面派的旗幟。兩面派在各個接待室裡都能插足進去,為各種不同政治色彩的報紙都能寫篇文章,在各種各樣的機構裡都有他們的進身之階。在這面旗幟之下,一切腐化墮落分子都可以找到藏身之所,替它的招搖撞騙搖旗吶喊,隨聲附和。    
  它就是反革命,它正在給法國挖掘墳墓。    
  (四)停戰與投降(1870年11月5日)    
  人們在11月2日的《時報》上讀到:    
  「……巴黎成了戰士,法國正在行進,外省的人民正在武裝起來,……人們已經睜開了眼睛,今天的法國重新獲得了歐洲和全世界的尊敬……。世界列強都懂得了。首先,俄國認為再不採取行動就是犯罪……它們達成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要達到這樣一個結果:『凡是試圖媾和的先決條件都是要在法國建立一個正式政府』,這個政府的建立必須按照停戰協議的規定;只有作到這點,此後,才能提出停戰問題……」    
  不可能更清楚地暴露他們的陰謀詭計了。帝國軍隊的迅速潰敗,普魯士人的勝利前進,已經使歐洲完全相信我們的衰弱無能。    
  國王們以大聲歡笑來歡迎我們的失敗。    
  當國防政府向他們搖尾乞憐的時候,他們冷淡地回答道:「這與我們無關,我們無能為力。」他們袖手旁觀,期待著我們滅亡的到來。    
  但是,正當市政廳到處哀求同情和援助的時候,巴黎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站起來了。儘管我們的所謂統治者把海軍大炮擱在布勒斯特,把外援的槍支放在英國或其他地方;儘管他們不作任何準備,卑躬屈膝,低聲下氣,巴黎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市政廳不得不給巴黎提供武器,假意模仿巴黎的熱情和語言,竭力戴上意志堅決和同仇敵愾的假面具,否則就有遭到被推翻和被拋棄的危險。    
  敵人原來認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長驅直入這個膽戰心驚的城市,可是,他們卻碰上了遍插刺刀的碉堡。時間在毫無結果的企圖和血腥的戰鬥中過去。無論是這些頭目的無能還是心懷叵測,都不能制勝居民的力量。    
  兩個月來,普魯士人呆在我們的城下白費時間。巴黎的奮起使全歐洲大為震驚,使各個君主國不寒而慄。它們曾沉淪在蔑視的緘默中,期待著偉大的革命者的死亡。    
  但是,偉大的革命者是絕不會死亡的。他們舉起了五十萬把刺刀;他們蔑視和嘲笑俾斯麥、飢餓和炮轟。今天,他們擊退了敵人,明天他們還準備進攻。他們對政府的軟弱無能、不採取行動,表示極大的憤慨,他們大聲疾呼要求槍支和大炮。    
  國王們都在戰慄,他們的恐懼戴上了同情的假面具。當逆流把法國推向滅亡的時候,他們任其自流。可是,當潮流使法國可能重新得救和取得勝利的時候,他們便改變了主意。    
  這時,他們倒充滿了人道主義和善心好意。鮮血橫流使他們傷感。必須立即制止這種醜惡行徑。如果巴黎當真把威廉消滅在城下,如果巴黎聯合外省,把德寇埋葬在我們的田野,並且讓共和的法國來攻擊君主政體的歐洲,那還了得!    
  對壓迫者的世界來說,這該是多大的災禍啊!王室、貴族、迷信,統統滾進墳墓;而人民擺脫了貧困與黑暗,在科學與平等的燦爛陽光即知識的指引下站了起來!啊!多麼不幸,多麼不幸啊!趕快去援助黑暗勢力和馬刀吧!    
  趕快停戰,好讓普魯士能夠集中它的軍隊圍住頑強的叛亂者,然後以武力迫使他們接受命令。趁俾斯麥挾戰勝的餘威,持既成的事實,還能把和平強加於人的時候,趕快提出和平!    
  10月31日晚1的事件後來使暴君們恢復了希望和傲慢。這些嚇得暴君心驚肉跳的巴黎人民失敗了,不是敵人,而是叛變使他們失敗了。他們要粉碎外國人的幫兇和同謀者暗中製造的陰謀。他們卻因害怕內戰而遭到失敗。他們由於唯恐同胞們流血而遭到覆滅。這是他們可恥的敵人從來不懂的。    
  1指1870年10月31日起義。大多數布朗基分子參加了這次起義,其目的是要推翻國防政府。這次起義遭到失敗。政府當時雖曾答應不追究起義者,但仍在1872年以參加過這次起義的罪名,逮捕了布朗基,並且對他判了刑。    
  而那個利用反動派的刺刀取得勝利的普魯士人又重新抬頭,重新用起在費利埃2用過的語言來了。革命曾打擊了他的傲慢,可是革命自己解除了武裝。俾斯麥3有了喘息的機會。他曾向他的君主同盟者指出:使他恐怖的無知平民未來的勝利將是他們共同的毀滅,但這些平民已經從舞台上消失了。    
  2指1870年9月19日法國外交部長儒爾·法弗爾(Jules Favre,1809—1880年)和俾斯麥在費利埃—昂—勃裡(塞納—馬恩省)別墅舉行的會談。法弗爾要求維持法國的土地完整,而俾斯麥則要求把阿爾薩斯—洛林歸並給德國。會談沒有結果。    
  3俾斯麥(Otto-Edouard-Leopold Bismarck,1815—1898):普魯士和德意志的政治家,他深信君主政體的優越性。他是普法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從1867年起他就開始準備這場戰爭。從1871年起,俾斯麥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宰相。    
  盡忠報國已經被壓倒了,利己主義佔了上風。歷史上的巴黎已經無影無蹤,剩下的只是發財致富、驕奢淫逸、花天酒地、狂嫖濫賭的巴黎。    
  它已經不是那個曾使眼前的和遠方的敵人發抖的巴黎了。今天,巴黎已經膽怯、懦弱。它追求的是佳餚美酒、歌場劇院、妙齡少女和靡靡之音。    
  去它的什麼祖國和獨立,還是大吃大喝吧!讓阿爾薩斯和洛林見鬼去吧!不惜任何代價,停戰與和平萬歲!    
  威廉已不再害怕,他的口氣又將強硬起來。他又一次看見在他面前的都是懦夫,這些懦夫不願進行戰爭,尤其是當戰爭必然會建立他們所憎恨的共和國時。出賣阿爾薩斯卻可以恢復君主政體,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一樁黃金交易,他們最喜歡這種明輸暗贏的賭博。    
  多付代價或者少付代價,對他們有什麼損失呢?只要生意早日做成,管它停戰的代價是多少?解圍的代價是多少?法蘭西的奇恥大辱和亡國滅族的代價又是多少?    
  起義已被鎮壓下去了。交易所和教會成了國家的主人。人們就會看到它們的行動。國家完了,除非人民捲土重來,把國家從這兩個瘟疫中拯救出來。    
  (五)反動派和俾斯麥的公開聯盟(1870年11月25日)    
  奧爾良保王黨人和波拿巴保皇黨人之間締結了聯盟。    
  甘必大在11月28日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他們已聯合一致。兩黨要求成立一個國民議會,並且不遺餘力地促其實現。」    
  不妥協的甘必大先生1,開始立功贖罪了。共和黨人對他的上台曾助了一臂之力。而他一旦掌握了政權卻把共和黨人一腳踢開,把他們出賣給敵人,企圖獲得敵人的恩典。    
  1萊翁·米歇耳·甘必大(Leon Michel Gambetta,1838—1882年):政治家,出色的演說家。開始政治活動時自稱是民主黨人。帝國崩潰後,他負責國防。他拒絕接受俾斯麥的媾和條件(1871年),隨後他逃往西班牙。    
  巴黎公社之後,他是共和黨的領袖,階級調和和機會主義的倡議者。在1881年競選大會上,他號召工人放棄鬥爭,實現階級調和。    
  真是幻想!人們收買了變節者,給了他們金錢,卻不接納他們。他們自己總是癡心妄想地認為已被接納,反動派正在著手編造第二批流放者的名單。流放第一批人的憲兵,將被列在第二批名單的最前列。甘必大曾用馬鞭打過共和黨人,現在要輪到他挨馬鞭抽打了。    
  他早已令人懷疑了。他口頭叫喊抵抗。他曾為巴宰納2發表過聲明,而巴宰納是保守黨的希望和寵兒,社會的救星!為了鎮壓無政府主義,巴宰納願意隨同他的軍隊和普魯士人一起前進。    
  2阿西爾·弗朗斯瓦·巴宰納(Achille Fraucois Bazaine,1811—1888年):法國的反動軍人、煽動家和元帥。1870年10月27日,他出賣祖國,把麥茨放棄給普魯士人,為普魯士人打開了通往巴黎的道路;為了扼殺共和國和重建君主政體,他還同普軍司令進行了談判。    
  「兩黨都要求成立一個議會,並且不遺餘力地促其實現。」甘必大這句話使他罪無可赦。他不應該弄錯,法國保守黨的黨魁就是俾斯麥。合法政府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凡爾賽。俾斯麥要求成立一個議會,他知道,有錢階級是支持他的,而這些掌握選票的階級,通過他們的勢力和外來恐怖的影響,會選出一個普魯士的、君主政體的議會。    
  只要瀏覽一下這裡的反動報紙就明白了。昨天,人們不是在這些無恥的報紙上讀到了它們在國王威廉那裡的代理人在普魯士《總匯通報》上發表的恬不知恥的誹謗文章嗎?這些報刊還把這篇文章稱為「重要文獻」呢。    
  的確很重要,因為這是他們自己在巴黎發表的對10月31日犧牲者所作的誹謗的複製品,從而暴露了他們同俾斯麥的親密關係。他們又讓俾斯麥在凡爾賽翻印了這篇下流文章,他們竟無恥到這樣的程度,居然吹噓他們同敵人的公開合作。把這篇文章作為道德權威來引證。    
  人們看到,事情的發展異常迅速。俾斯麥和他在巴黎的夥伴們,指責市政廳對付10月31日的「匪徒」過於軟弱寬容。我們的統治者只有唯命是聽才行。他們的一隻腳已經進了監獄,因為反動派從此以後有普魯士的士兵作為憲兵,並且北方的首相不會拒絕他的那些好朋友的任何要求。只要他們把適合他口味的省份割讓給他,那麼他們就能夠同他的警察一道隨意地絞殺、槍斃和流放違反普魯士國王和君主派意志的「匪徒」。    
  誰能相信這回事呢?儒爾·法弗爾先生1本人,這位為當前局勢唱輓歌的偉大人物,不久會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許會是一個「匪徒」。他不接受俾斯麥以及他在巴黎和凡爾賽的報刊提出關於召開國民議會的命令。他膽敢說:「需要分裂和削弱國家的抵抗力量,就足以說明這是一道什麼命令,以及不服從就遭到譴責」。    
  1儒爾·法弗爾:政治家,共和黨的溫和派。1848年制憲議會議員。帝國崩潰後,擔任外交部長,曾積極參加鎮壓巴黎公社和組織白色恐怖。    
  這就是市政廳這個大詩人全力反抗今天以威廉的偉大首相為化身的代表秩序的人物,他將受到在巴黎的普魯士報紙的排斥。這家報紙對他已經不是用象對老革命者那套辦法,而是公然發表帶有巨大威脅性的、無意味的文章。    
  但願人們不要忘記,巴黎的普魯士報紙,就是反動派。反動派也就是社會。是的,今天法國社會以普魯士國王為代表,而它的喉舌就是普魯士國王的首相。    
  至少,這並不是說法國熱愛威廉。差得遠呢!法蘭西社會並不是法蘭西國家。別混淆這兩個迥然不同、互相敵對的概念。社會,就是資本;國家,卻是勞動。一個是主人;而另一個是奴隸。    
  人們經常反覆問道:「為什麼把這兩個不可分割的、互相敵對的東西區分開來呢?」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沒有主人就沒有奴隸;沒有奴隸也就沒有主人。有待解決的問題將是:既不要主人,也不要奴隸。可是不再在這方面多談了,離題太遠。我在其他地方曾討論過這個始終有著強烈吸引力的主題。不該再談下去了,目前也不是談的時候。讓我們再來談談政治。    
  毫無疑問,社會統治著國家,而且統治得很不好。結果是社會和國家這個兩位一體的人摔起交來,最後還是象原先一樣地站著。於是摔交又重新開始。可是這一次,摔交不那麼簡單,由於有一個打擊弱者,以便掠奪的第三者參加而複雜化了。    
  實質上,弱者是有雙重性的,外國強盜根據慣用的手法,向搏鬥雙方中的一方提供支援,以給酬報為條件,打倒對方,建議已被接受。但是,受傷的搏鬥者拒絕了這種負擔太重的調解,並要求繼續爭吵。    
  普魯士國王,這個外來的強盜,受到了他想要重新扶植起來的法國社會的歡迎。國家不滿地以無比的憤怒拒絕了普魯士國王。國家對它的罪惡政府深感厭惡,並堅持在痛打侵略者和使侵略者的同謀者就範之前,決不結束戰鬥。    
  國家能否得勝,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它原先佔過優勢,但由於缺乏經驗和意志薄弱而失去了優勢。社會,它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人數眾多的群眾,受到無知和貧窮的限制,不能戰勝金錢和知識這種少數特權。    
  我們又一次目擊人民的失敗。然而,這次勝利將比過去任何一次都要罪大百倍,因為勝利者將憑借日耳曼強盜的恩典而取得勝利。    
  這就是盲目的群眾至今還沒有看清楚的地方,而以後再看清楚已經太晚了。    
  然而,這一勝利很快使人意識到有人賣國,而賣國賊是不可能長期從勝利中得到好處的。    
  (六)侵略者(1870年12月5日)    
  並不是我們把德國強盜引進來的。威廉徒然每天反覆叫喊德國受到挑釁。他在撒謊。誰不知道這事呢?    
  戰爭的挑釁者,就是這個四年來暗地裡不聲不響地準備侵略和消滅我們國家的人。    
  戰爭罪犯,就是那自稱為優秀人種的民族,他們把全人類當作他們天然的墊腳石。    
  難道法國人怨恨日耳曼民族嗎?他們不過是不理睬德國人的狂暴和詛咒罷了。他們甚至對這些卑鄙手段不聞不問,這更是一個侮辱,它增加了這些偏執狂者臆想的不滿。    
  是的,在整個德國都佈置了陷阱。德國認為法國是一個可詛咒的、應受上帝懲罰的國家,因而它像阿提拉1一樣謙虛地自命是天災,跨進了我們的國土。這個全能之神,公正裁判的捍衛者,具有他同類人的習慣,職業上的特殊習慣——窮凶極惡。一切上帝的復仇者都是妖魔鬼怪。    
  1阿提拉(Attila)匈奴族首領,死於公元453年,曾率領匈奴人殘暴蹂躪高盧(公元451年)和意大利(公元452年)。——譯者    
  假仁假義是他們的第一個品質,是其他一切品質的根源。難道象霍亨索侖這樣的陷阱還不可惡嗎?難道還能選擇更好的手段來引誘犧牲者嗎?歐洲立刻懂得了這一點,儘管她嫉妒我們,但譴責了俾斯麥。    
  但俾斯麥是瞭解他的波拿巴的。他知道波拿巴希望找到任何的借口來擺脫革命。俾斯麥援助波拿巴正是為了要溺死他。    
  俾斯麥打算在溺死波拿巴的同時也溺死法國,條頓人也這樣打算。這些壞蛋!他們對拿破侖三世大發雷霆。難道我們所有的敵人都不願意我們有拿破侖三世嗎?他們不是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十二月的罪行嗎?他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們的滅亡,而當他們敲他的頭時,只是為了使他深入我們的土地,好在那裡扎根。    
  這個威廉,這個上帝的使者,他只是對波拿巴作戰,而不是對法蘭西人民作戰的啊!可是,當法蘭西人民推翻了這個壞蛋的時候,威廉又要使波拿巴重新騎在人民的肩上了!毫無疑問,這豈不是從上而下的懲罰嗎?    
  法國幾乎要沉沒,因為它讓波拿巴的合作者,一些有污點的、和波拿巴的司令部有接觸的人,以某種身份掌舵。所以如果法國能夠免於覆舟之禍,這幾乎是個奇跡,因為雖然只是一陣狂風卻能把它吹倒。只有這樣愚蠢的舵手,才會使法國長期處於覆滅的邊緣。    
  但願法國終於站起來吧,讓它來懲罰這些所謂的替天伸張正義者。    
  在勝利時,那怕勝利只有一天,也會滋長傲慢情緒,這種情緒很難糾正。俾斯麥雖然受到武裝人民的打擊,還是不會自動改變這樣的夢想:即坐在凡爾賽的寶座上,做路易十四,宣佈:「朕即國家」。同樣可能,由於恐懼的結果,曾受蹂躪的居民們一旦站了起來,會認為勝利得來容易,從而讓這個匪徒逃走。    
  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誤,為此將會付出重大的代價!像俾斯麥和他的德國人那樣的匪徒是最壞的屢犯。如果巴黎逃出了他們的魔掌,就應該把它奪過來。假如被他們搶劫過的人民不懲罰他們,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捲土重來呢?    
  這些匪徒曾經要用臆想的罪行懲罰我們,這些罪行是他們貪慾和嫉妒製造出來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他們自己的罪行遍及全世界。他們的學者難道不是在熱烈的掌聲中說過,不是拉丁民族就是日耳曼民族應該消滅,因為他們的共存是互不相容的嗎?    
  我們卻主張各種民族共存,而且還主張各種民族互相友愛。那些似乎比較低級的種族也有他們獨特的天賦,這個天賦在人世間佔有它的地位。可是,當一夥匪徒陰險地向一個無仇恨的民族進攻,並且叫嚷他們是奉上帝之命來消滅他們的,那時,這個民族難道沒有權利回答他們說:「是你們的強盜種族將要滅亡呢!」    
  如果人民不消滅這伙強盜,至少也要把他們神妙的漫遊的賬單交給他們,要請他們付清這些費用。    
  我願意相信,最後,不管怎樣,人們不會不採取這種必要的預防措施,而且我們不幸的外省在阿提拉巡視之後會得到重大的賠償。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五、有關武裝起義的指示 1    
   1這是布朗基1868年寫的一篇論文的第一部分,原稿現存國立圖書館,在布朗基手稿,第5格第9本第9卷。請參看《思想》雜誌第19期,1948年7—8月號。    
  巴黎起義,如果用老一套的步調,今天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在1830年,只要人民奮起,就足以推翻一個政權,因為那個政權遠遠沒有料到武裝起義這種聞所未聞的事件,所以聞風喪膽,驚慌失措。    
  這樣的事情也只能有這麼一次。政府已經從中取得了教訓,因此革命產生的政府仍然是君主制的、反革命的。政府著手研究了巷戰,並且很快地在戰術和軍紀上自然取得了優勢,勝過了缺乏經驗和沒有組織的人民。    
  然而,人們會說,48年人民不是用1830年的方法取得勝利了嗎?是的,但是決不能再抱這種幻想:二月的勝利不過只是僥倖而已。如果路易·菲力浦頑抗到底,優勢還是屬於軍隊的。    
  六月的那些日子就是一個證明。在這些日子裡,人們可以看到起義的戰術帶來了多麼致命的後果,或者說得更確切些,起義根本沒有戰術。從來也沒有過這樣好的、十之八九可以戰勝的機會。    
  一方面,政府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士兵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全體勞動人民已經站了起來,幾乎肯定能夠獲得勝利。那麼他們怎麼會失敗呢?這是由於缺乏組織的原故。要瞭解他們的失敗,只要分析一下他們的戰略就夠了。    
  起義爆發了。立刻在工人住宅區,許多地方,這裡那裡,都任意設置了街壘。    
  五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三十個人、五十個人偶然湊在一起,大多數人沒有武器,開始把車子推倒,把鋪路的石塊撬開,堆壘起來,堵住交通要道。這些街壘有時設在街道中心,但最常見的是設在十字路口。這許多障礙物勉強阻礙騎兵。有些時候,一個堡壘才略具雛形,建造者卻又把它丟下去尋找槍支彈藥了。    
  在六月,這樣的街壘算起來竟有六百多個。而其中真正能獨立作戰的至多只有三十來個。其餘的十九個或二十個沒有開過一次火。由於那種情況,這些著名的戰報大事宣揚佔領了五十個街壘,其實這些街壘裡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有。    
  正當人們這樣撬鋪路石塊的時候,另外小群的人四處奔走,解除警衛隊的武裝,拿走火槍兵身上的彈藥和武器。所有這一切,都是沒有一致行動,沒有組織領導,各人隨心所欲地進行的。    
  可是,一些比較高大的、堅固的、修建得較好的街壘逐漸吸引了集中在那裡的警衛隊。確定這些主要防禦工事的地點並不是有計劃的,而純粹是偶然的;其中也有個別防禦工事,由於一種可以理解的軍事佔領上的需要才矗立在大路的隘口。    
  在這次起義的第一階段,軍隊也集合起來了。將軍們收集和研究了警察局的報告。他們極力避免在沒有可靠的情報下,就拿軍隊去冒險,因為冒險不成反而會挫折士氣。當他們弄清楚了起義者的陣地以後,他們就把軍隊集中在不同的據點上,這些據點構成後來作戰的基地。    
  軍隊就在眼前。人民在戰術上的缺點馬上就要徹底暴露;這就是災難的必然原因。    
  沒有一個統帥部,因此就沒有領導;戰士們之間也沒有任何配合。每個街壘都有自己的隊伍,人數多少不等,但總是孤立的。不管他們是十個人還是一百個人,他們都同其他防地沒有任何聯繫。往往連一個領導人來指揮防務都沒有,而且即使有一個領導人,也幾乎起不了什麼作用。士兵們想怎樣就怎樣:一個走了,另一個來了;他們的去留完全隨他們自己高興。到了晚上,他們都去睡覺。    
  由於這種不斷的來來往往,人們可以看到在場的公民人數迅速地發生變化,有時少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時少了四分之三。誰也不能依靠誰。於是很快就對勝利失去了信心,喪失了勇氣。    
  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人們一無所知,更不關心。謠言四起,時喜時憂。人們在酒店櫃檯前喝酒,若無其事地聽著炮聲和槍聲。至於支援受攻擊的陣地,人們根本沒有這樣想過。最堅定的士兵也只說:「只要每人保住自己的陣地,那一切都會順利進行。」這種怪論說明了為什麼大多數起義者都留在他們自己的區域裡戰鬥;這是造成了不幸後果的主要錯誤,其中之一是在失敗後受到鄰人的告密。    
  因為,像這樣的組織,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兩三個聯隊撲到一個街壘上,把幾個防衛者打死之後,失敗終於來臨了。所有的戰鬥,不過是這種不變的打法的單調重複。當起義者在他們的鋪路石堆後面抽煙的時候,敵人先後把他們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個點上,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等等,就這樣各個擊破地撲滅了起義。    
  居民們都不願意影響這項愉快的工作。每一個隊伍都像哲學家似地等待輪到自己頭上,而不考慮去援助鄰近的戰友。不!不能!「他在保住自己的崗位,不應該放棄它。」    
  就是這樣,多少人作了無謂的犧牲。    
  由於這種極為嚴重的錯誤,偉大的48年巴黎起義竟像玻璃似的被最卑鄙的政府粉碎了;面對著現在擁有科學技術的可怕成果,鐵路、電報、來復線炮、夏斯波槍為之服務的野蠻的軍國主義,如果它再幹出同樣的蠢事,那會造成多麼可怕的災禍呢?    
  舉例來說,目前在城市裡四通八達的戰略公路,並不應該算是對敵人有利的新東西。人們如果害怕這些公路,那就錯了。公路並不足以使人擔憂。它決不至於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給起義造成新的危險,相反地,它對雙方都各有利弊。如果說軍隊在戰略公路上行動更為方便,那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就更容易暴露自己。    
  這種街道在槍林彈雨之下是很難通行的。此外,陽台,這個小型的稜堡,從側翼進行射擊,這是普通窗戶所做不到的。總之,這些又長又直的大道完全可以名副其實地叫做大馬路,這的確是真正的大馬路,它構成了力量非常強大的天然防線。    
  在巷戰中最好的武器是步槍。大炮的聲音比作用大。炮兵只能造成嚴重的火災。但是。這樣大量地、系統地使用殘酷屠殺的方式,反過來會很快殃及炮兵本身,並且造成他們自己的失敗。    
  手榴彈,人們有個壞習慣把它叫做炸彈,它是一種次要武器,它本身具有許多不便之處。它需要消耗大量火藥但是效力不大,使用時非常危險,爆炸範圍極小,只能從窗口扔下來。鋪馬路的石塊,幾乎可以起到手榴彈的作用,而成本卻低得多。工人們無需浪費錢。    
  屋子裡作戰最好的武器是左輪手槍,其次是白刃,即刺刀、長劍、馬刀和匕首。在進行肉搏時,長矛或八尺長戟就能戰勝刺刀。    
  軍隊比老百姓只多兩個有利條件:夏斯波槍和組織紀律。特別是後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們能夠剝奪這個有利條件。做到這一點,上風就轉到起義者方面來了。    
  在內戰中,士兵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是帶著厭惡的情緒,被強制和被白酒推上戰場的。他們原來是不願意參加內戰的,他們寧可向後看,而不願向前看。但是,一隻鐵手卡住了他們。他們是殘酷的軍紀控制下的奴隸和犧牲者,對政權沒有任何感情,他們僅僅屈服於恐懼,沒有一點主動精神。一個支隊一被切斷就完蛋了。指揮官們不是不瞭解這點,因此他們最關心的是保持各部隊之間的聯繫。這種必要性減少了他們的一部分實際兵力。    
  在人民的隊伍裡,卻毫無共同之處。在這裡,人民為理想而戰鬥。他們的忠誠超過了敵人,他們的智力更遠遠超過了敵人。在精神上,甚至於在身體上,他們的信念、活力、無窮的智謀,身體和精神的生氣勃勃,都超過了對方。他們有頭腦,有勇氣。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軍隊能和這些優秀人物相提並論。    
  要戰勝敵人,他們缺少什麼呢?他們缺少統一行動和整體觀念。統一行動、整體觀念能使他們在向同一目標前進時,充分發揮這些優良品質,而孤立作戰卻會使這些品質不起作用。他們缺乏的是組織紀律。沒有組織紀律,不可能取得任何勝利。組織紀律就是勝利;散漫就是滅亡。    
  48年六月已經使這一真理成為無可爭論的了。那麼,今天的情況怎樣呢?如果人民採取舊的方法,軍隊看到他們面前的僅是無紀律、無指揮的力量,他們就會堅持抵抗,全體人民就會遭到失敗。相反,如果看見巴黎人民軍隊很有秩序,完全根據戰術規則運動,政府士兵就會驚慌失措,放棄抵抗。    
  一個軍事組織,尤其是在戰場上必須立刻起作用的時候,對於我們的黨來說,不是一件小事。軍事組織需要有一個統帥部,還要某種程度的、按照慣例的、一系列的各級軍官。那麼到哪裡去找這些人材呢?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是極少數,這少數人也僅僅只能拿筆桿進行戰爭。這些先生們用他們的書報來擾亂世界,十六年來浪費了無數紙張,但是失望並沒有使他們厭倦。他們象馬一般忍受馬勒、馬鞍和馬鞭,從不起來反抗。去你的吧!還要反擊嗎?那該是粗人幹的事。    
  這些耍筆桿的英雄看不起刺刀,正如大老粗看不起他們的陳詞濫調一樣。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力量是自由的唯一保證,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不會使用武器,並把使用武器的特權交給一個階級或一個行會,那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奴隸。    
  在古老的共和國裡,在希臘和羅馬,全體公民都知道戰爭的技術,都打過仗。那裡不知道有什麼職業軍人。西塞羅(Ciceron)當過將軍,凱撒(Cesar)曾是律師。在脫掉長袍穿上軍服以後,任何人都是上校或上尉,都精通自己的專業。只要法國不是象希臘、羅馬這樣的國家,我們就會成為文質彬彬的人,讓那幫冒充好漢的軍人任意宰割。    
  成千上萬受過教育的青年,無論是工人階級或是資產階級都在可惡的枷鎖下戰慄。他們有沒有想到過拿起刀劍來粉碎枷鎖呢?不,他們只拿筆桿,筆桿,永遠是筆桿。作為一個共和黨人的責任,為什麼不既拿筆桿又拿刀劍呢?在暴政統治時期,寫作雖好,但當奴隸的筆桿已無能為力時,戰鬥卻是更好的辦法。哎呀,完全不對!要辦報紙,還會坐監牢,誰也不想打開使用武器的書來學習二十四小時,雖然這種技術就是我們壓迫者的一切力量,雖然這種技術能使我們為自己復仇,能使我們懲罰我們的壓迫者。    
  可是,這些怨言又有什麼用呢?用悲歎代替行動,是我們時代的愚蠢風氣。這種風氣是耶利米1式的。耶利米擺出各種不同的姿態:痛哭流涕,無情攻擊,滿口教條,包辦代替,暴跳如雷,他本身就是災難中的災難。讓這些輓歌的流淚者,讓這些自由的掘墓人滾開吧!一個革命者的天職,就是不斷地鬥爭,不顧一切地鬥爭,一直鬥爭到死為止。    
  1耶利米(Jeremie,約公元前650—590年),以色列的四大先知之一。《聖經》載有《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譯者    
  要組成一支軍隊會缺少幹部嗎?當然!應該在戰鬥中就地臨時湊起來。巴黎人民會提供幹部人才:老士兵和前國民自衛軍。他們人少,將使軍官和軍佐的人數不得不壓縮到最低限度;這沒多大關係,志願兵的忠誠、熱情和智慧,可以彌補這個軍官不足的缺陷。    
  重要的是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也要組織起來。不要再搞這些混亂、孤立、分散、盲目行動、毫無紀律、沒有一點集體思想、各自一方、完全根據自己意願辦事的起義!不要到處雜亂地設置街壘,對自己和對敵人都一樣浪費時間,阻塞街道,妨礙交通。共和黨人應該和軍隊一樣有同樣的交通自由。不要走冤枉路,不要混亂和喧嚷!每一分鐘和每一步路都同樣是寶貴的。尤其是不要困守在自己的街區裡,像起義者所經常做的那樣,結果遭到了巨大的損失。這種怪癖在造成失敗之後,還容易使起義者遭到放逐。必須糾正這種怪癖,否則還要遭到災難。    
  (1868年)           
《布朗基文選》 
布朗基著  皇甫慶蓮譯        
布朗基傳略    
   不斷地鬥爭,不顧一切地鬥爭,一直鬥爭到死為止,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天職。    
  ——A.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於1805年2月1日生於距尼斯約五十公里的小縣城普格德尼(阿爾卑斯山——濱海省)。他的父親,多米尼格·布朗基(Dominique Blan-qui)曾是國民公會議員和吉倫特黨成員。他由於贊同波拿巴政變,於1800年被任命為普格德尼的縣長。路縣·奧古斯特的母親索菲·伯利翁費勒(Sophie Brionville),生於皮卡爾迪,姿容秀麗,品德高尚。布朗基從他身上繼承了果敢堅毅的性格。她一直到死,都對她兒子表現了偉大的母愛。她六十歲時,還為她兒子和她兒子的朋友積極策劃從聖米歇耳山監獄越獄;在她七十五歲那一年,她到了貝爾島再一次幫助她兒子和他的同志卡扎旺(Cazavan)策劃越獄的事。奧古斯特的哥哥、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在年輕時代和奧古斯特有深厚的手足情誼;他當時贊同過奧古斯特的政治觀點,可是不久之後就和他分道揚鑣了。    
  相反,布朗基一直和他的姐妹保持很好的關係,昂土瓦恩夫人和巴雷利愛夫人(Mmes Antoine et Barrellier)在他一生中給了他很大的幫助。她們同情他的革命活動;他受苦的時候,她們關懷他;他關在監獄裡的時候,她們照顧他,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幫助他;他住在巴黎的時候,她們掩護他。    
  布朗基十三歲的時候到巴黎去找他哥哥阿道夫,當時他哥哥在瑪珊學校1擔任教師。在1818—1824年六年之間,年輕的布朗基先後在瑪珊學校和查理曼中學學習。他以極大的熱情和非凡的努力對待他的學業,他的才能使他周圍的人感到驚訝。他哥哥阿道夫在給他父親的信中說:「這個孩子將會震撼世界!」    
  1遵照拿破侖一世制訂的中學教學制度,瑪珊學校的高班生在查理曼中學上課。    
  十九歲的時候,布朗基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中學的學業。最初他在孔龐(Compans)將軍家做了兩年家庭教師,後來又在瑪珊學校當輔導教員。1824年,他加入了燒炭黨2人的秘密組織。1827年,他參加了所有的學生運動,曾經三次受傷,兩次被刺刀刺傷,一次是11月19日在烏爾街的街壘上被子彈打傷。    
  2Garbonari,十九世紀初期在意大利組成的秘密團體,因最初在森林裡燒炭場所集合,故名燒炭黨。復辟王朝時代這一組織擴展到法國。它的主要目的是發揚自由主義思想和爭取意大利的統一。——譯者    
  在1828—1829年間,他遊歷了法國南方、意大利和西班牙,1829年8月回到巴黎。隨後,他在《地球報》做了幾個月速記員。在這段時間裡,他接觸了聖西門和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    
  1830年7月,反對查理十世法令的浪潮剛剛掀起時,布朗基就離開了《地球報》編輯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立即「拿起了槍桿,戴起了三色帽徽」。在革命的日子裡,他站在巴黎人民一邊,反對查理十世的軍隊。渴望鬥爭的布朗基深信人民必將取得勝利,專制制度和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鎖這一次會被徹底粉碎。革命的結果使他失望:專制制度在新的形式下復活了;「資產階級國王」路易·菲力浦代替查理十世登上了寶座。    
  革命後不久,布朗基加入了由歌德弗爾樂·卡芬雅克(Gode-froy Gavaignac)領導的、竭力宣傳共和思想的「人民之友社」,布朗基經常在「人民之友社」的集會上發言。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亨利·海涅(Herri Heine)聽了他在1832年2月2日的講演,認為是一篇「充滿生命力、義正詞嚴、對資產階級充滿憤怒」的演說。這篇演說是對著一千五百個聽眾發表的,演說的氣氛會使人回想起1793年的情況。    
  在七月王朝的頭兩年,布朗基積極參加了幾次學生示威遊行,1831年初,他被警察逮捕,關進了福爾斯監獄,三個星期以後才被釋放。福爾斯監獄是布朗基所坐過的許多監獄中的第一個,他在這些監獄裡度過了半生。    
  1832年,路易·菲力浦政府的內務部長加西米爾·彼裡埃(Gasimir Perier)企圖解散「人民之友社」和逮捕該社領導人,並以違反出版法令和陰謀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審判「人民之友社」。1832年1月,布朗基、拉斯拜爾(Raspail)、托雷(Thouret),於貝(Huber)和其他領導人一起被捕。這就是1月10日到12日在塞納省刑事法庭上公審的著名的「十五人案件」。刑事法庭宣告了其他被告無罪,而布朗基進行的辯護,卻招致檢察官對他以危害社會治安罪,提起公訴。他被判處一年徒刑和二百法郎罰款。最初他被關在凡爾賽監獄,後來轉到巴黎聖彼拉奇監獄。    
  然而,這些考驗只能使布朗基變得更加堅強。出獄之後,他更加集中精力來宣傳革命思想。同時,無論是在社會問題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他都擴大了知識,加深了認識。在這期間,布朗基受到巴貝夫(Babeuf)的朋友邦納羅蒂(Buonarroti)傳播的「平等思想」光榮傳統的影響。他也受到了學者和革命家拉斯拜爾一定的影響。在七月王朝最初的幾年裡,革命運動風起雲湧。1831年9月巴黎人民的騷動,1831年11月里昂工人的起義,1832年6月巴黎共和人士的起義,1834年4月里昂工人的第二次起義和它對法國其他城市的影響(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義和它的悲慘結局,特朗斯諾南街的大屠殺),這一系列歷史事件只能更加增強布朗基的革命信念。    
  1832年,布朗基和蘇珊恩·阿美利·塞爾(Suzanne-Amelie Serre)結了婚。但是幸福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妨礙他的社會活動。1835年,在他的積極參加下成立了秘密團體「家族社」,它的綱領中不僅提出了政治目標,而且還提出了社會目標。    
  「家族社」成員在路爾西那大街一百十三號製造炸藥準備起義。1836年3月由於有人告密,警察當局發現了這個組織,逮捕了它的二十四個成員,其中包括布朗基。由於他參加了所謂「炸藥事件」的密謀,1836年10月23日,被判處兩年監禁,二千法郎罰款。他被送進了豐特夫羅爾中央監獄(曼恩—盧瓦爾省)。    
  1837年5月8日,奧爾良公爵結婚,頒布了大赦令,布朗基被釋放了,但是把他送到逢土瓦茲地區受警察管制。他和他的全家定居在風景如畫的瓦茲河邊的讓西村。在讓西的這一時期是布朗基一生中最平靜的時期。就是在這裡,他仍然不斷考慮國內大事和怎樣建立人民政權。他認為成功的重要條件是建立一個團結一致、紀律嚴格的密謀者的核心。1837年,他創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四季社」來代替「家族社」,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有布朗基、巴爾貝斯(Barbes)1和馬丁-貝納爾(Martin-Bernard)。    
  1阿爾芒·巴爾貝斯(1809—1870年)法國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曾同布朗基一起成立秘密革命社團,「家族社」和「四季社」,領導過1839年5月12日的起義。在1848年革命初期,擔任「革命俱樂部」主席,被選入國民議會。在這個時期,巴爾貝斯站在臨時政府方面,他的政治立場向右轉,開始接近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布朗基和巴爾貝斯由於原則性的立場不同而發生衝突,使得巴爾貝斯越來越嫉忌布朗基的威信。——譯者    
  1839年,布朗基認為發動起義的大好時機已到。這一年,經濟危機進入了激化階段,廣大人民更趨貧困,失業現象日益增加。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了經濟危機;下議院已經解散;內閣總理摩萊(Mole)辭職。路易·菲力浦未能組成新內閣。巴黎的人民激憤起來。    
  1839年初,布朗基回到巴黎。當時,密謀者們認為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君主政府,建立革命政府的時機已經來臨。可是缺乏武器,他們決定發動起義時,奪取軍械局的武器。起義的日期定於5月12日,因為那天舉行的賽馬可能會轉移市區警察和部分資產階級的注意,市政廳的防衛工作將會放鬆。到了預定日期,五百多武裝革命者聚集在聖德尼街和聖馬丁街,在布朗基發出信號後,進佔了市政廳。但他們很快就被國王的軍隊包圍起來。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持續兩天多,起義終於被鎮壓下去了。巴爾貝斯受傷被捕;布朗基僥倖脫逃。但在10月14日,當他準備乘馬車去瑞士時不幸被捕。在1840年1月受審時,他拒不招認,被判死刑後同巴爾貝斯一樣減為無期徒刑。他被送到聖米歇耳山監獄,這監獄是法國最黑暗的監獄之一,它是矗立在岩石上的一座龐大的石頭建築物,和岩石混成一體。這座古老的修道院,從十七世紀末才成為監獄。    
  七個月以前,巴爾貝斯、馬丁-貝納爾、德耳薩德(Delsade)和其他一些人曾被關進聖米歇耳山監獄。這個監獄的管理制度是可怕的:鐵鐐、拷打、苦刑、獄吏的辱罵、骯髒、虱子,這一切痛苦和折磨使一些人自殺,使另一些人發瘋。布朗基立刻準備越獄逃跑。    
  在動身去聖米歇耳山監獄之前,布朗基已經約定他的妻子遷往離監獄不遠的地方居住,但她由於病魔纏身,一直不能實現這個計劃。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布朗基等待著她的病癒。蘇珊恩·阿美利卻不幸於1841年1月31日去世,當時她不過二十六歲。這個噩耗給布朗基帶來了嚴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承認,在好幾年中,他每天都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布朗基的兒子在外婆家接受了宗教教育,這種教育使他後來反對自己的父親。    
  越獄工作在布朗基母親的參與下,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之後,布朗基、巴爾貝斯、馬丁-貝納爾、於貝準備逃走。但這個計劃最後遭到了失敗,監獄的看管比過去更嚴了。    
  監獄惡劣的生活條件威脅著本來就很虛弱的布朗基的健康。1844年,布朗基被監禁在聖米歇耳山監獄四年以後,被轉移到圖爾監獄,不久送進了醫院,在那裡仍然受到嚴密的監視。而其他起義者則被轉移到別的監獄。當醫生診斷布朗基的病已不可救藥時,路易·菲力浦在1844年12月6日對他宣佈特赦。但是布朗基堅決拒絕接受國王的恩賜。在他12月26日致圖爾市長的一封措詞激烈的信中,他曾公開地作了這樣的表示。他留在醫院裡,臥床二十個月。直到1845年10月,才能起床,並逐漸恢復健康。在圖爾醫院期間,許多工人和政治活動家紛紛前來探望。他又和革命人士重新取得了聯繫。1846年,由於經濟危機,圖爾市發生了多次暴動,當時有人告發,說當地的共產主義社團是在布朗基的唆使下發起暴動的。因此,布朗基再度入獄。1847年4月26日到29日在布盧瓦進行審判時,由於缺乏證據,布朗基又被放回,重新回到圖爾醫院。    
  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解放了他。    
  2月25日他到達巴黎。許多秘密社團的成員,他的新老擁護者和年輕的革命者,都開始團聚在他的周圍,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布朗基的名字就是為共和政體而鬥爭的象徵。    
  就在2月25日,布朗基得知臨時政府無視人民群眾的要求,竟然拒絕在市政大廳上空懸掛紅旗。秘密社團的成員知道這個消息後,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們都聚集到普臘杜大廳,商討措施,準備向政府施加壓力。當時,成千上萬手拿武器的秘密社團的成員和革命青年,準備前去推翻臨時政府。而布朗基卻以有力而冷靜的演說,勸告當時在場的人不要這樣做。他主張先看一看臨時政府今後的行動,不要魯莽從事,以免政權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裡。    
  同一天晚上,布朗基和德薩米(Dezamy)在普臘杜大廳成立了一個取名為「中央共和社」的俱樂部。從此,布朗基主要就在這裡從事他的活動。他成了這個社的主席和思想領導人。每天,布朗基都在「中央共和社」所在的貝熱爾街音樂學院禮堂內講演,向「中央共和社」的成員們講解當時發生的事件,提出未來的計劃,並號召他們行動起來。    
  在革命的初期,布朗基對工作從來沒有放鬆過。不管是在工人住宅區,還是在俱樂部內部,他都注意發展社員,團結那些忠於革命的人。他不久就對臨時政府的政策感到失望。從3月2日起,他一直要求臨時政府採取堅決的行動。    
  布朗基看到人民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在思想上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如果立即進行選舉,結果必然會使政權落入反動分子的手裡。因此,在3月7日和14日,他在「中央共和社」發表演說,要求推遲原定在4月9日舉行的選舉;3月17日,他又組織了一次和平的,但給人深刻印象的示威遊行,在遊行時參加者高呼口號,要求延期舉行選舉。    
  法國的階級鬥爭日益尖銳。資產階級完全瞭解布朗基是他們最危險的一個敵人。反革命當局不遺餘力地想消除布朗基對工人群眾的影響。他們對他發動了一次誹謗運動,其中最醜惡的攻擊是警察當局編造了一本所謂《塔色羅文件》的誹謗性小冊子。簡單地說,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塔色羅(Taschereau)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新聞記者,他毫無區別地效忠於各個不同的政府,在現政府的唆使下,1848年3月31日,他在自己發行的《回顧雜誌》第一期上發表了一個文件,題為「×××就1839年5月12日事件向內務部長的招供」。根據這文件,供詞是1839年10月22、23、24日招認的,那正是布朗基由於5月12日事件被捕的時期。供詞的內容和觀點企圖使人相信,這一「供詞」是布朗基招供的,彷彿是布朗基在同內務部長三次會面中洩漏了「家族社」和「四季社」的秘密,出賣了這兩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最後還供出了5月12日示威前的一些情況。這個文件沒有人簽名,看得出是根據打入秘密組織的特務偽造出來的。發表這個文件的目的顯然是要用造謠誣蔑的手段來毀壞布朗基的威信,減少他對革命的影響。4月14日,布朗基發表了《公民奧古斯特·布朗基的公開回答》,上面有他的五十個朋友的聯合簽名。在這篇文章裡布朗基痛斥了《塔色羅》文件編造者的無恥行徑,指出這些造謠誣蔑是荒唐無稽的。    
  我這個衣衫襤褸、遍體鱗傷、衰弱不堪的人,竟被栽上了叛徒的罪名!而路易·菲力浦的走狗反而搖身一變,成了擁護共和國的漂亮蝴蝶,在市政廳的地毯上翩翩起舞…… 市政廳的反動分子們,你們是下流的東西!    
  四百多個前政治犯聯名抗議對布朗基的誣告。這抗議書發表在4月14日《論壇報》和4月15日的《國民報》上。捍衛布朗基的聲譽的人中間有德薩米。而布朗基的一位老戰友,阿爾芒·巴爾貝斯卻站在誹謗者一邊。    
  這一打擊是沉重的,然而布朗基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一天的革命工作。    
  4月16日,他來到馬爾斯廣場,工人們正聚集在那裡選舉國民自衛軍的參謀。他們將從那裡出發到市政廳去向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組織勞動就業,取消人剝削人的制度」。但是,工人們遇到借口「挫敗共產主義者陰謀」而動員起來的國民自衛軍的阻擋。    
  4月23日立憲會議選舉的結果證明了布朗基要求推遲立憲會議的選舉是英明和有政治遠見的。選舉那天,許多城市都發生了街壘戰。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衝突,4月27和28日在魯昂表現得最為激烈,工人們真正地遭到了屠殺;這是一次新的「聖巴托羅繆之夜」。布朗基為這一事發表了聲明,指出政府要對這一次屠殺負責,他問道:「這是對人民的背叛還是怯懦的行為?人民流的鮮血,不應該也不能白流。」    
  立憲會議於5月4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議會正式承認在法國成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合法的。在新政府裡,沒有工人代表的席位。巴黎的人民群眾大失所望。5月15日的示威表現了他們對政府新措施的不滿情緒。工人們為了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衝進了正在進行立憲會議的會場。他們要求政府立刻援助波蘭的起義者。布朗基在立憲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但他並不是這次示威運動的倡導者;相反,他認為這次示威可能失敗,曾試圖阻止他的俱樂部成員參加。在立憲會議上,布朗基要求立即支援波蘭人民,追查魯昂事件,懲辦兇手,更重要的是要求實行社會改革:使全體失業工人就業,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    
  示威群眾宣佈解散立憲會議後,衝向市政廳,在那裡成立了由巴爾貝斯、拉斯拜、阿爾伯(Albert)、賴德律—洛蘭(Ledru-Rol-lin)、路易·勃朗(Louis Blanc)等人組成的新政府。布朗基當時沒有到市政廳。但是,市政廳很快就被軍隊佔領了。軍隊驅散了群眾,逮捕了巴爾貝斯和阿爾伯。布朗基躲藏了十一天,到5月26日被捕,並被送入了文森堡監獄。    
  布朗基聽到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被資產階級淹沒在血泊中以及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消息時,對於自己在獄中無能為力而感到痛苦。一直等列1849年3月7日,在布朗基入獄九個月以後,高等法院才在布爾日審訊5月15日示威參加者的案件。    
  審判在布爾日舉行。這時布朗基已經四十四歲。他臉色蒼白,形容憔悴,頭髮全白,看起來像一個老人。但是,儘管監獄生活還是艱難困苦,都沒有動搖過他的意志。像在1832年「十五人案件」時一樣,布朗基是自己的辯護人。    
  站在維護人民事業的前哨,我所受到的打擊從來不是直接針對我的。時間已經完全證明:不論用誰的手向我發射的箭都是通過我的身體打擊革命。這就是我的辯解,也是我的榮譽。    
  在最後一次法庭審判中發生了巴爾貝斯和布朗基衝突的痛心場面,因為巴爾貝斯又提出了「塔色羅」文件來攻擊布朗基。在答覆巴爾貝斯的攻擊時,布朗基說:    
  古希臘把英雄時代的一切豐功偉績都歸功於赫克勒斯(Hercule);反動派則把一切罪惡和暴行1都歸罪於我。    
  1國家高等法院在布爾日審理的《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告人案》,1849年波爾多工人聯合印刷所。    
  布朗基在回答誣蔑他和他的朋友們曾經在5月15日企圖用暴力解散立憲會議的指控時,帶著譏諷的口吻回答說:他們是有組織起義和秘謀經驗的,所以絕對不會做出象5月15日那種示威的行動。於是他就在法庭上熱烈地陳說了解散立憲會議可能採取的計劃。    
  1849年4月2日,布朗基被判處了十年徒刑。他和巴爾貝斯被送進了小縣城杜朗(松姆省)的一所監獄。    
  布朗基在杜朗監獄裡呆了十九個月。在這所監獄裡,他按照平日的習慣,讀了許多書,寫了許多文章。1850年10月20日,他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移送到大西洋中的貝爾島監獄。在轉移到貝爾島的途中,布朗基在巴黎的馬扎斯監獄中呆了一個短時期。    
  在貝爾島的監獄中,布朗基一直呆到1857年12月。當時在貝爾島監獄裡,將近有二百五十名政治犯。這個監獄的制度並不十分嚴格。犯人們每天在一定的時間能夠見面、談話、在一起吃飯,等等。在這種時候,他們常常對政治和哲學的問題展開熱烈的爭論。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派別:布朗基派和巴爾貝斯派。起初,布朗基分子佔少數。巴爾貝斯恰恰相反,他的周圍聚集了那些反對布朗基和迫害布朗基的人。有一個時期布朗基甚至擔心有生命的危險。他曾經建議同巴爾貝斯進行公開的辯論,但遭到了後者的拒絕,慢慢地,布朗基團結了大部分犯人,主要是工人囚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來聽布朗基講解政治經濟學。    
  1851年2月,在二月革命三週年的時候,布朗基寫了一篇給在倫敦的法國流亡者的著名「獻詞」,題目為:「人民要警惕」,他譴責了路易·勃朗、賴德律—洛蘭和其他1848年「社會主義者」的叛變行為。當時馬克思住在倫敦,他把這篇「獻詞」譯給了德國共產主義者看。馬克思認為,這篇「獻詞」是對不久以前的階級鬥爭的總結。    
  在貝爾島,布朗基讀了許多書,研究了哲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和地理學,而他最喜歡的是地理學。他的母親和姐妹給他寄了許多書籍和地圖。布朗基常寫一些文章、新書評論,並且和他的朋友們通信。他熟悉監獄外面發生的事情。1851年11月,他寫給曾在貝爾島監獄中囚禁過的魯日埃(Rouget)的一封信中,就預言法國發生政變近在眉睫,果然,1851年12月2日政變就發生了。1853年,他就提到克里米亞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監獄裡度過半生的布朗基,對監獄環境有著驚人的抵抗力。像他這樣衰弱的身體竟能經得住如此多次的考驗,實在使人感到驚訝。由於他有一種罕見的精神力量,使他能夠擺脫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內心世界。他規定了一套日常飲食起居的制度,嚴格地加以遵守。他注意體育鍛煉,嚴格控制飲食:——不喝酒,少吃肉,盡量多吃乳製品、蔬菜和水果。在貝爾島監獄,他花費了許多時間和勞動來種植窗前的一小片菜園,種植了草莓和蔬菜。    
  1852年底,布朗基準備越獄。那時,他母親和他十五歲的兒子來到貝爾島。他母親為他的越獄作了一切必要的準備。但是,內務部截獲了他放在一個漁夫簍子夾層裡的一封信,知道了這件事情。因此,布朗基單獨被關進了地牢,看管也更加嚴了。    
  1853年,布朗基和關在他隔壁牢房的卡扎旺重新準備越獄。他們想逃到英國去。於是他們設想了一個大膽的計劃,要實現這個計劃需要很長的時間。布朗基和卡扎旺在他們牢房裡放了兩個假人,穿著他們的囚衣,像他們平常那樣坐著。為了使他們的越獄不被立即發現,在一個長時期裡,他們兩人不再回答看守的問話和點名。看守們不久習以為常,便不再注意他們了。1853年4月5日,布朗基和卡扎旺冒著傾盆大雨越獄。他們到了一口井邊,沿著繩索滑到井水的水面,在這井裡一直待到巡邏兵走過,然後,他們爬出水井,翻過圍牆,摸索一整夜才穿過了小鳥,最後,走得精疲力竭,才到了預定的地點一個漁夫的小屋,躲藏在閣樓上,一直等到天明。那個漁夫已經從布朗基和卡扎旺手中得到一筆巨款,答應把他們送到大陸去,但他出賣了他們,向監獄當局告發了他們的越獄逃跑。布朗基又被投入貝爾島富凱監獄的地牢,不久,他被轉到政治犯監獄,但是受到較前更為嚴密的監視。    
  1854年秋,巴爾貝斯獲釋,監獄中兩個對立黨派之間的關係有了改善。1857年,布朗基和三十一個難友一起被押送到科西加島的科爾特,在這裡,他們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布朗基被關在陰暗、潮濕的科西加監獄,直到1859年4月2日。後來,根據1858年頒布的所謂公共安全法,布朗基被送到非洲的麥斯卡拉。1859年8月16日大赦之後,布朗基才獲准重返巴黎。但在返回巴黎途中,他在土倫又二次被捕,有被流放到開雲去的危險。後來,在他姊姊昂土瓦恩夫人的協助下,終於獲得了釋放,返回巴黎。在巴黎,他見到了他的兒子。這時候,他兒子已經二十四歲。布朗基在坐牢的歲月裡,僅僅和他兒子見過五、六次面。他兒子是一個鼠目寸光、精神空虛的人,和他父親毫無相同之處。他對他父親的瞭解如此不夠,以致要他父親拋棄政治鬥爭,和他一起過小市民的生活。在巴黎,布朗基又遇到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得悉他保存在母親那裡的手稿——長年累月的勞動果實,已經按照他母親1858年逝世時的遺囑被燒燬了。這消息使布朗基極為傷心。    
  布朗基回到巴黎不久,又訪問了倫敦。在這裡住著許多避難的法國政治家,其中有布朗基的朋友拉康勃勒(LacamAbre)和巴特爾米(Barthelemy)。回到巴黎以後,布朗基又從事革命活動,積極重建一個社團。他巧妙地躲開警察,但警察追蹤不放,最後還是逮捕了他。1861年6月,他被控告參與組織一個秘密團體,而被判處四年徒刑。這一判決引起了廣大革命人士的憤慨。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布朗基有很高的評價,把他看作是「法國革命黨」的代表,因此,他們在經濟上幫助他的朋友德隆維耳(Denonville)出版一本揭露對布朗基進行卑鄙陷害的小冊子。    
  布朗基又一次被關進聖彼拉奇監獄,早在1832年為十五人案件辯護和在1835年「家族社」案件後,他就在這裡坐過牢。這個監獄曾經監禁過許許多多法國的政治家。在1793年就關過羅蘭夫人和一些吉倫特黨人;隨後又有貝朗熱(Beranger),保羅·路易·庫裡埃(Paul-Louis Courier)、馬拉斯特(Marrast),歌德弗樂·卡芬雅克、陶米埃(Daumier)、拉梅耐(Lamennais)、費利克斯·皮阿特(Felix Pyat),1848年的革命者們。    
  布朗基沉默寡言,不愛交際,對不相識的人存有戒心,然而他像一個磁極那樣吸引了牢裡的犯人,他們中間有些人成了他的朋友或者忠實的信徒。他那淵博的知識,堅強的性格,長期「被監禁」的命運,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和對議會共和黨所採取的尖銳批評的態度,都使他的威信不斷提高。    
  布朗基同居斯塔夫·特裡東(Gustave Tridon)和醫學院學生維爾納夫(Villeneuve)、克雷門梭(Clemenceau)等人的關係特別密切。在這裡他也同阿爾杜爾·朗克(Arthur Ranc)很接近,正是這個朗克把自己的《浪漫主義密謀》一書獻給了布朗基,有一個時期成了狂熱的布朗基主義者。也就是在這聖彼拉奇監獄裡,誕生了布朗基派。    
  1864年,布朗基患了病。人們把他送進耐格醫院,放在一間單人病房,受著警察的監視。他的朋友們常常去探望他。就是在這裡,他認識了沙利·龍格(CharlesLonguet)1。    
  1沙利·龍格是法國新聞記者,工人運動的參加者。六十年代中,他在巴黎出版了一些反政府的報紙,如《學派報》、《左岸報》等。這兩種報紙都被查封。龍格流亡到了比利時,繼續出版《左岸報》。1866年1月,龍格被選進第一國際總委員會,代表法國參加洛桑、布魯塞爾和海牙會議。積極參加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遭到鎮壓後逃到倫敦,到1880年才回國,並接近激進分子,同克雷門梭合辦《正義報》。他曾把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譯成法文。他是馬克思的女婿。    
  1865年初,布朗基參加了《誠實報》的出版工作,該報主編是布朗基的得意門生居斯塔夫·特裡東。布朗基用蘇珊美耳(Suzamel)(蘇珊恩·阿美利是他妻子的名字)的假名在《誠實報》發表了幾篇有關哲學和科學的文章。但是,該報只出版了八期,報社就被查封,領導人也被逮捕。    
  布朗基試圖從醫院裡逃走。他重新在晚餐和點名時缺席,並且使得監視者對於這件事漸漸習慣。有一天,他裝上淡色的假髮,戴上寬邊的帽子,混在他朋友卡扎旺、朗布蘭(Lamblin)和勒夫勞(Levraud)兄弟中間,在看守他的警察面前走過,乘火車順利地到達布魯塞爾。    
  布朗基逃脫的第二天給巴黎報界寫了一封公開信;信裡說,被判處四年監禁卻坐了四年零六個月的牢,「責任迫使他謝絕這一百天追加的贈禮」。他因為害怕在監禁期滿後被送往開雲監獄,因而不得不逃跑。    
  在布魯塞爾,他住在他朋友瓦托博士(Dr.Watteau)家裡。在這裡他認識了許多人,又見到他的朋友沙利·龍格,龍格這時在布魯塞爾編輯《左岸報》。1865年在列日召開的國際學生代表大會1上,布朗基遇見了特裡東,認識了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2和格朗日(Granger),格朗日後來成了布朗基最親密的朋友。在這幾年裡,布朗基寫了許多文章。他在六十年代末所寫的一些研究政治經濟學、哲學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文章,在他死後編成兩卷出版,書名叫做《社會批判》。    
  1國際學生代表大會(1865年10月29日到11月1日)在列日召開。巴黎代表們回去後就被學院理事會叫去詢問,受到了各種不同的紀律處分。1865年12月底,在大學裡引起了巨大的騷動。各學院的課程都暫時停止了。    
  2保羅·拉法格(1842—1911年),法國社會主義者、哲學家和政論家。年輕時代信仰蒲魯東的思想,後來信仰布朗基的思想。1865年同馬克思認識後,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終身廣泛宣傳馬克思的思想。他同蓋德一起建立了法國社會黨,拉法格寫了許多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傑出的文章。拉法格的理論著作中最有名的有《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語言和革命》。拉法格是馬克思的女婿。——譯者    
  在這時期,布朗基繼續同他巴黎的朋友們通信。就在這個時期,在法國成立了布朗基戰鬥隊,隊員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到1870年,戰鬥隊的人數達到二千五百人。布朗基經常秘密來到巴黎呆一個短時期。後來,當組織活動大發展時,布朗基有時還在巴黎住上幾個月。    
  1867—1868年,布朗基寫了《有關武裝起義的指示》,詳細闡述了革命和巴黎專政建立後應該採取的措施,說明了他的鬥爭計劃,指出應該在哪些街道上修築街壘,提供了告人民書和告軍隊書的典範,等等。布朗基的朋友催促他轉入反對帝國的公開鬥爭,他們認為全國總形勢和人民對現政府的普遍不滿情緒有利於起義。但是,布朗基由於害怕再度失敗而採取慎重的態度。在為被波拿巴家族的一個成員殺死了的那個年輕記者維克托·努瓦(Victor Noir)舉行葬禮的那天,布朗基還試圖舉行起義。但是這次嘗試沒有成功;儘管議院和人民中的情緒慷慨激昂,但廣大群眾和軍隊之間並沒有發生衝突。    
  1870年普法戰爭時期,法國軍隊一開始就節節失利,引起人民群眾對帝國的極大憤慨。人民聚集在協和廣場上公開表示憤慨不滿。布朗基派認為,此刻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帝國,於是急忙把布朗基從布魯塞爾叫來。布朗基在8月12日抵達巴黎。預定14日在工人區中心拉維萊特大街舉行起義,他們打算佔領拉維萊特大街的消防隊兵營,奪取武器,然後宣佈成立共和國。但這次起義又遭到失敗。大部分起義的倡導者被捕,有些人被判處死刑但是沒有執行。9月2日拿破侖三世在色當投降以後,帝國就垮台了。9月4日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由阿拉戈(Arago)、克萊米約(Cre-mieux)、法弗爾(Favre)、甘必大(Gambetta)、加爾涅-帕熱斯(Garnier-Pages)、洛許福(Rochefort)、儒爾·西蒙(Jules Simon)和特羅胥(Trochu)將軍等人組成的國防政府在巴黎成立。    
  在9月4日革命後不久,布朗基建立了俱樂部,並出版了《祖國在危急中報》。在9月7日該報第一期上,布朗基號召人民群眾支持政府;在共同敵人面前應該消除一切分歧。他不懂得資產階級政府由於它的反革命本質是不可能保衛祖國的,是不會按照民族利益行事而只會按照階級利益行事的。    
  布朗基辦報最親密的合作者特裡東、勒夫勞兄弟、雷格那(Regnard)、格朗日和魏萊(Verlet)也同樣號召人民聯合起來保衛祖國。報紙從9月7日到12月9日一共出版了八十九期,每一期布朗基都發表了文章、號召或聲明,指出應該如何保衛巴黎,以及為了保衛巴黎必須採取哪些措施。這些建議顯示了布朗基的高度智慧,他的高瞻遠矚和豐富的軍事知識。    
  每天晚上,布朗基在俱樂部裡揭露政府的錯誤和罪惡,並指出應採取措施來建立一支國民軍。    
  9月,在一次國民自衛軍集會上,布朗基發表了演說,之後被選為第一百六十九營的司令。但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特羅胥將軍在10月19日解散了這個營。布朗基在一期《祖國在危急中報》中寫道:「國防工作的第一個行動應該是撤換那些使國防癱瘓的人。」國防政府和領導巴黎武裝力量的特羅胥將軍在法國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民族叛徒的真面目。10月31日,當麥茨投降的消息傳到巴黎時,人民群眾表示極大憤慨。麥茨的投降使巴黎受到威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保衛首都。10月31日,人民群眾和國民自衛軍的各營佔領了市政廳,並準備在逮捕政府閣員之後,組織臨時委員會來負責保障公共安全和確定市政選舉。布朗基和他的擁護者領導了10月31日運動,布朗基被提名為新政府的候選人。但是,10月31日運動和以前歷次運動一樣遭到了失敗,國防政府把持了政權,但保證不追究起義的參加者。布朗基仍舊留在巴黎。在他繼續發行的報紙中,他號召全體武裝公民保衛巴黎,譴責政府不採取行動:    
  合法的權力屬於堅持抵抗的人,今天的選票就是子彈。    
  布朗基和他的夥伴在1871年2月22日為推翻國防政府而舉行的示威遊行中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巴黎無產階級這次的示威遊行也和其他示威遊行一樣,因為缺乏充分的準備而遭到失敗。    
  甚至在巴黎投降和1月28日簽訂停戰協定之後,布朗基還希望法國能得到挽救。1871年2月8日將進行國民議會的選舉。在各俱樂部、委員會和報紙編輯部所提出的四十三個候選人名單中沒有布朗基的名字。然而布朗基在選舉中還得到了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票。選舉結束之後,他決定去波爾多。2月12日布朗基離開巴黎時,發表了一篇公告,題為《最後一言》。在公告中,他概述了他在《祖國在危急中報》中所闡述的一切論點。他談到巴黎被圍時政府應該採取的行動,保衛巴黎本來應該採取的措施,談到必須把首都一百萬婦女和兒童疏散到外省,從外省調集同樣數目有作戰能力的青年到巴黎來,談到巴黎的給養問題,談到征發外省軍火庫中的武器供巴黎使用,等等。《最後一言》結束時控訴了政府的叛賣行徑。    
  為了擺脫巴黎的事件,得到短時間的休息,布朗基從波爾多到了路裡埃(洛特省)他侄女家。但他休息不久,就病倒了。就在這時,3月9日,他因參加10月31日的起義而受到審判。政府背棄了不追究起義倡導人的諾言。根據司法部的決定,布朗基於3月17日在路裡埃被捕,儘管他病情嚴重,3月18日還是被送進了斐熱克醫院。就在這同一天,巴黎的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宣告成立巴黎公社。當公社的劊子手梯也爾聽到捉住布朗基的消息時高聲喊道:「我們終於抓到了這個大壞蛋。」    
  3月20日,布朗基被轉移到卡奧爾監獄,同普通刑事犯關在一起,直至後來又把他送進隔離獄室。    
  3月26日,巴黎兩個區選舉布朗基為巴黎公社委員1,同時當選的布朗基主義者有特裡東、厄德斯(Eudes)、夫路朗(Flourens)、埃杜華·瓦揚(EdouardVaillant)、裡果特(Rigault)等人,他們都在3月18日革命中起了積極作用。    
  1在第十八區和第二十區當選。    
  在公社的第一次會議上,布朗基被選為名譽主席。布朗基的朋友們想向梯也爾政府建議,公社以達爾布瓦(Darboy)總主教等某些人質交換布朗基。總主教的一個心腹和梯也爾進行一個多月的談判,但毫無結果。甚至用七十四個人質作為交換,梯也爾也不願意釋放布朗基,他說:「把布朗基交給叛亂分子,就等於給他們輸送一個團」。    
  談判失敗之後,公社撥了五萬法郎以便幫助布朗基逃出卡奧爾監獄。這項任務交給了布朗基的密友格朗日,但他沒有能夠完成任務。    
  5月22日,布朗基被送往位於莫爾來海灣的托羅監獄,他晚了兩天,才到達那裡。那時,布朗基已經六十六歲,他的健康受到了損害,而托羅監獄的制度又十分苛刻。布朗基的牢房在地下室,寒冷、陰暗和潮濕。這裡的防範也非常嚴密。衛隊長奉命發現布朗基稍有逃跑的企圖就向他開槍;布朗基散步時總有武裝衛兵跟著;船隻不准靠岸,等等。另外,監獄裡不斷發出的嘈雜聲,妨礙布朗基的工作和休息,飲食也十分惡劣。在他自己只有一人時,布朗基常常陷於沉思。散步時,他觀察天空、海洋,注視行星的運動。他那觀察的結果在《星體永恆論》和有關黃道光成因的報告中重新出現,這個報告後來於1872年1月8日在科學院宣讀,並且在1月27日《法蘭西共和國報》上發表。同一年,《星體永恆論》的單行本也在巴黎出版。    
  1871年11月12日,布朗基突然被移送到凡爾賽監獄。被拘留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到1872年2月15日和16日,凡爾賽第四軍事法庭才對他的案件進行審判。罪名是他參加10月31日事件和其他幾次運動,以及對巴黎公社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那時布朗基六十七歲,已經是一個滿頭白髮、臉色蒼白,形容憔悴的老人。但是,任何一個監獄都不能從精神上摧毀他。他在法庭上駁斥了一切控告的論據,並在最後驕傲地宣告:    
  我在這裡受審並不是為了10月31日事件。這事件只是我的罪過中的最小的一個。我在這裡代表的是共和國,被君主政體拖到你們法庭上來受審。政府委員先生先後審判了1789年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9月4日的革命。正像他所說的那樣,這是用君主政體的思想,用和新的法權對立的舊的法權名義來審判我,而我身在共和國,卻要被判罪。    
  布朗基被認定有罪,判處流放,並褫奪公民權利。最高法院撤銷了這一判決,但是4月29日,第六軍事法庭又將布朗基判了刑。有人打算把布朗基放逐到公社社員流放的地方新喀裡多尼亞島去,但醫務委員會認為他受不住長途跋涉。這個終身罪犯就被押到克萊爾沃中心監獄(奧布省)。    
  克萊爾沃原來是一座古老的修道院,1789年改成了監獄。布朗基到這裡時,發現已經在這裡關著一百四十名政治犯,他們都是因為參加巴黎公社而被判罪的。布朗基被關在一個長二米、寬一米五、只有一條狹窄窗縫的單人牢房裡;他同其他犯人隔離了,很少允許他接見親屬的探望。在克萊爾沃潮濕的牢房裡,布朗基的健康徹底地受到了損害;長年累月,他病在床上不能起來。後來,給了他一間寬一點的牢房,但仍然使他處在以前一樣的隔離狀態中。他寫信給他姊姊說,在這間牢房裡他感到象被「活埋了」一樣。    
  1878年1月,社會主義的《平等報》發動了一個要求釋放布朗基的運動。人們提他為議會選舉的候選人。1879年4月的第二輪選舉的結果,他以六千八百零一票對五千三百三十票擊敗了資產階級共和黨候選人甘必大的朋友拉凡屠容(Lavertujon),當選為波爾多的議員。但下議院宣佈布朗基當選無效。然而,要求釋放和選舉這個「獄中人」的積極活動,終於迫使政府於1879年6月特赦了布朗基。    
  布朗基在克萊爾沃監獄被監禁了八年零三個月。這是他一生中所坐的最後一個監獄。他一共被監禁了三十七年。他出獄的第二天,已經七十四歲了。在他七十六歲的姐姐陪同下,他回到了巴黎。布朗基於6月25日動身去向波爾多選民表示感謝和以競選者的身份在他們面前出現。布朗基受到波爾多市民的熱烈歡迎。但在競選時,他的敵人搬出了《塔色羅》文件,雖然文件裡並沒有任何證據說明他有罪,他還是比他的競選者少得了一百五十八票。    
  但這次挫折並沒有使他灰心失望。他採取走遍全法國的辦法,在許多工人集會上發表演說,受到工人群眾的熱烈歡迎,在波爾多、馬賽、土倫、里昂、尼斯等地,人們還為他舉行宴會。    
  1880年夏天,布朗基又被提名為里昂的候選人,但他沒有得到多數票。6月,他恢復了公民權。11月初,他作為共和國委員會代表團的成員去意大利出席紀念加裡波的(Garibaldi)慶祝活動。    
  11月底,布朗基和他的朋友格朗日、厄德斯、瓦揚與其他一些人創辦了《既非上帝又非主人》日報,由布朗基擔任主編。由於缺乏資金,自第二十五期起被迫由日報改為週刊。在這同時,他還寫了一本小冊子,題為《被奴役和受壓迫的大軍》(《Armee esclave et opprimee》)。11月21日,在格朗日的陪同下,他向裡爾六千名群眾發表了演說,受到了熱烈的歡呼。    
  一直到逝世時為止,布朗基似乎是為了彌補他在監獄裡喪失的時間,在巴黎工人集會上作了多次的演講。1880年2月27日,他出席了在勒古爾帕街拉卡西禮堂召開的工人集會,作了擁護紅旗反對三色旗的最後一次演講。布朗基午夜一點鐘回到家裡,突然得了中風,跌倒在地。1881年1月1日,經過五天與病魔鬥爭之後,不幸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    
  1月5日舉行了葬禮。布朗基逝世的噩耗震動了所有的法國革命者。送葬的人數將近二十萬。全法國的進步組織都派遣代表攜帶花圈紛紛來到巴黎。    
  布朗基的遺體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1885年8月9日,巴黎工人在布朗基墓前修建了一座紀念碑,上面有儒爾·達路(Jules Dalou)大師精心雕刻的布朗基銅像。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布朗基文選>>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