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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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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衝突》 作者:拉爾夫·達仁道夫  林榮遠譯       
  【作 者】(德)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 林榮遠譯    
  【叢書名】西方現代思想叢書    
  【形態項】 288 ; 20cm    
  【讀秀號】000000029160    
  【出版項】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00    
  【ISBN號】 7-5004-2704-2 / D0    
  【原書定價】 ¥19.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政治社會學    
  【參考文獻格式】(英)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著 林榮遠譯. 現代社會衝突 自由政治隨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0.    
  本書作者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勳爵1929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一個工人家庭。其父古斯塔夫·達仁道夫(GustavDahrendorf,1901-1954年)是德國有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不過,拉爾夫與他父親的社會思想傾向不同,他自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德國自由民主黨,在漢堡和倫敦攻讀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薩爾布呂肯通過教授資格論文後,他先後在漢堡、蒂賓根和康斯坦茨等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    
  達仁道夫也積極從事政治活動。1968年,任聯邦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自由民主黨副主席。1969年,當選聯邦德國議院議員,任外交部議會國務秘書。1970-1974年,在布魯塞爾擔任歐洲共同體委員會委員。    
  1974年,達仁道夫移居英國。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長。自1987年以來,一直擔任牛津聖·安東尼學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長。達仁道夫被英國女王授予貴族稱號,現為英國上議院議員。    
  拉爾夫·達仁道夫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的社會學著作甚多。其中最主要有:《工業和企業社會學》(1956年),《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1957年),《社會學的人》(1958年),《德國的社會和民主》(1965年),《走出烏托邦的崎嶇小道》(1968年),《衝突與自由》(1971年),《生存機會》(1979年),《論不列顛》(1982年),《內外之旅》(1984年),《法律與秩序》(1985年),《歐洲革命之觀察》(1990年),《現代社會衝突》,等等。    
  達仁道夫與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劉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一起,是西方社會衝突論的主要代表。在本世紀60年代後期,社會衝突論風靡於美國,並波及某些歐洲國家。它主要研究社會衝突的起因、形式、制約因素及影響。社會衝突論持激進的社會觀點,主張社會變革,強調社會衝突對社會的鞏固和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代表社會的激進派。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譯者的話    
   本書作者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勳爵1929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一個工人家庭。其父古斯塔夫·達仁道夫(GustavDahrendorf,1901-1954年)是德國有名的工人運動活動家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不過,拉爾夫與他父親的社會思想傾向不同,他自青年時代起就參加了德國自由民主黨,在漢堡和倫敦攻讀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薩爾布呂肯通過教授資格論文後,他先後在漢堡、蒂賓根和康斯坦茨等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    
  達仁道夫也積極從事政治活動。1968年,任聯邦德國巴登-符騰堡州自由民主黨副主席。1969年,當選聯邦德國議院議員,任外交部議會國務秘書。1970-1974年,在布魯塞爾擔任歐洲共同體委員會委員。    
  1974年,達仁道夫移居英國。1974-1984年,出任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Econmics)院長。自1987年以來,一直擔任牛津聖·安東尼學院(St.Anttony』s    
  College)院長。達仁道夫被英國女王授予貴族稱號,現為英國上議院議員。    
  拉爾夫·達仁道夫是當代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他的社會學著作甚多。其中最主要有:《工業和企業社會學》(1956年),《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1957年),《社會學的人》(1958年),《德國的社會和民主》(1965年),《走出烏托邦的崎嶇小道》(1968年),《衝突與自由》(1971年),《生存機會》(1979年),《論不列顛》(1982年),《內外之旅》(1984年),《法律與秩序》(1985年),《歐洲革命之觀察》(1990年),《現代社會衝突》,等等。    
  達仁道夫與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劉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一起,是西方社會衝突論的主要代表。在本世紀60年代後期,社會衝突論風靡於美國,並波及某些歐洲國家。它主要研究社會衝突的起因、形式、制約因素及影響。社會衝突論持激進的社會觀點,主張社會變革,強調社會衝突對社會的鞏固和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代表社會的激進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極大地衝擊和震撼了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在這個背景下,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應運而生。戰後,它首先在美國崛起,一直持續至60年代。它著重從功能上分析研究社會系統的制度性結構。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 Parsons,1902-1979年)和羅伯特·金·麥敦(Robert King   Merton)。與社會衝突論相反,結構功能主義持保守的社會觀點,它注重研究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中的平衡,主張社會的穩定和整合,代表社會的保守派。    
  可以說,社會衝突論是對結構功能主義的反思和對立物。不過,二者都是維護型的社會學,即一個企圖通過保持社會穩定,一個更多主張社會改革,鞏固和保持社會制度,首先是鞏固和維護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如果回憶一下60年代美歐各國的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銳不可擋,那麼,社會衝突論在美歐的出現就並非偶然了。同樣,如果人們看一看達仁道夫在60年代積極主張大學改革、社會改革,那麼,他成為社會衝突論在歐洲的代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達仁道夫的社會衝突論初期的著作主要是《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和《衝突和自由》。尤其是前者的英文版本,經作者親自由德文譯成英文,並作修改和增補。它被美國社會學家S·M·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評價為「改變現代社會學領域方向的最重要的嘗試之一……是對社會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稱它是「馬克思以來關於階級這個論題的豐富多彩、錯綜複雜的探索中的最富於獨創性的嘗試之一」。《美國社會學學報》(The  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強調,「本書是幾年來發表的社會理論的最富有挑戰性的貢獻之一……任何從事社會理論研究的社會學家都不能無視這部著作」。《現代社會衝突》則是近期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部綜合性的衝突論代表作。    
  達仁道夫認為:「社會現象本身充滿著辯證關係,往往同時呈現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層面:即穩定與變遷、整合與衝突、功能與反功能、價值共享與利益對立,等等。因此,既要從社會均衡角度研究社會現象,又要從社會壓制角度研究社會現象,尤其要加強發展社會壓制模式理論。」    
  達仁道夫的社會衝突論的主要論點是:「衝突是由於權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於經濟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各利益集團各司其事,這樣雖時常會有一些小衝突,但卻限制了嚴重衝突的集中爆發。」    
  《現代社會衝突》英文版(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初版於1988年。德文版(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系作者本人自己翻譯,於1991年出版。同英文版比較,作者根據對英文版之後與德文版之前世界上、尤其是在歐洲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革之觀察,在德文版裡作了很多補充和修訂。1990年,達仁道夫發表了他的論著《歐洲革命之觀察》,這是他對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1989年巨大社會演變觀察之結晶。他認為,《現代社會衝突》和《歐洲革命之觀察》可以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作者本人把《現代社會衝突》德文版確定為權威版本,因此,中文版也根據德文版翻譯。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現代社會衝突》是《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的姐妹篇。作者稱,本書是他的社會科學之總和。《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主要是從理論上剖析自從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發表以來整個工業社會的階級狀況和階級衝突。該書同馬克思的階級論和其他很多有關以階級為主題的論著展開了辯論,然後作者提出自己的理論,並應用他自己的理論來觀察和分析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現代社會衝突》的主題則是研究本世紀工業社會的社會衝突,尤其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衝突。革命和生存機會,公民權利和社會階級,工業社會的政治,極權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極限,失業問題,下層階級和多數派階級,對世界公民社會的展望,等等,都是書中的論題。本書重點在於社會衝突的描述,而不是階級狀況的分析。    
  本書的基本命題是:「現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圍繞著這幾對矛盾,作者展開深入的論述,表明自己的見解。同時作品也介紹和分析了很多西方著名社會學家的各種社會衝突理論。    
  當然,社會衝突與社會不平等是息息相關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後者是前者的基本淵源。社會衝突理論與社會分層理論是密不可分的。社會學對社會不平等的研究有兩大理論淵源: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另一個主要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當然,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論也頗有影響)。達仁道夫在其《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裡對馬克思的階級論是作了深入研究的,但是,他作為自由黨人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看待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他的觀點往往與馬克思的理論針鋒相對,水火不容。毋寧說,達仁道夫是遵循馬克斯·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傳統,提出他自己的社會衝突論的。他抨擊馬克思的階級論觀點,在《現代社會衝突》一書裡也處處可見。    
  與一切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一樣,達仁道夫的《現代社會衝突》也處處反映著自由主義的共同特點:「1.堅決維護私有制,主張個人的自由發展,這種發展不應受到來自社會、國家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強制和約束。主張在所有的生活領域內實現個人的獨立、自我負責、自我決定;2.主張在法律上、政治上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參與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權利。」在達仁道夫看來,這種理想只能在他的「世界公民社會」裡才能得以徹底實現。按照他的觀點,通往世界公民社會的道路,必須走三條重要的途徑:1.建立法治國家;2.經由國際組織;3.在民族的總框架裡首先建立公民社會,尤其是私人組織。世界公民社會能否建立,何時能建立,達仁道夫也不是信心十足,而是僅僅作為理想中的理想來描繪。不過,他認為,自由黨人值得為之去奮鬥。    
  關於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人們往往用一個口號來概括:「不干涉主義」,或者叫做「放任主義」(Laissez-faire),即國家盡量不干涉公民的事務。具體包括三個方面:1.建立法治的國家政治制度,限制國家權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不得干預公民的基本權利;2.建立自由的幣場經濟秩序,個人而不是國家決定經濟的過程,個人在這種秩序下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國家和社會的干涉,主張建立自由的世界貿易制度;3.人人都可按照自己所選擇的世界觀來塑造個人的生活,在世界觀問題上,國家持中立和寬容的態度,並保障個人的自由發展。    
  達仁道夫在本書中也繼承了自由主義的不干涉主義的傳統,反對權力過分集中,主張自由經濟,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從搖籃到棺架」的「社會福利國家」、「社會救濟施主國家」,等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不干涉主義的具體表現。    
  應該強調指出,自由主義者總是攻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並把社會主義各國的國家制度也劃入極權主義的範圍。達仁道夫當然也不例外。其實關於自由和自由發展,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明確觀點。「代替那些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中國需要瞭解發展變化中的世界,世界也同樣需要瞭解改革開放、蒸蒸日上的中國。西方各國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也是我們需要瞭解的一個側面。《現代社會衝突》提供了不少西方社會衝突、尤其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社會衝突的有關資料,可供我們研究參考。同時,本書對瞭解和研究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尤其是社會衝突論,也會有所裨益。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本書和瞭解有關人物和背景,除了作者原有的註釋(標明「——作者原注」)外,譯者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也加進一些註釋(標明「——譯者」)。同時,對一些我國讀者一般不太熟悉的外國人名字,在文中第一次出現時,盡可能用括號加上原文,便於一些想作更深入研究的讀者能夠尋找有關的著作。原著註釋放在全書正文之後,譯本保持不變,不過加上譯注混合後,數碼重新編寫。原著書後附有重要概念和術語索引、人名索引,譯本從略。    
  魏玉玲、馮興元兩位先生應出版社之約,對本書譯稿進行了仔細校閱,作了不少寶貴的修正,譯者深表謝忱!    
  社會學並非譯者所學專業,譯文(包括這篇短文)在概念、術語和表達方面,恐難免有不當乃至錯誤之處,望讀者指正,本人將不勝感激!    
  林榮遠    
  1999年8月末於北京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前言    
   當我同時喚起更加美好的希望,你卻說,我正在敗壞當今的時代;這也許是可能的,但並非如你所言,是我敗壞現代精神。     
  ——喬治·哈克威爾:《辯護詞》(1635年)    
  行將結束的這個世紀,給倖存的人們留下深思,令人迷惘、不知所措,令人精疲力竭,然而也留下一星半點兒希望。這個殺氣騰騰的、同時給予人們很多機會的時代具有什麼意義?因為歷史只能具有我們所賦予它的意義:這個世紀始於歐洲的明燈開始熄滅之際,結束於1989年的革命給人帶來新希望之時,我們應該如何清楚地理解這樣一個世紀呢?也許人們只應該講一講歷史。這樣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個時代的美好希望和共產主義之後那個時代的錯誤和迷惘才有它的道理。於是,一些學識淵博的社會科學家企圖找到某些解釋,而且還要找到一些適合於構想理想價值藍圖的解釋,這種意圖使他們自己焦慮萬分,不得安寧。本書裡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20世紀被深刻地打上了這些國家的烙印,它們今天屬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即第一世界。雖然在這個世紀行將結束之際,第三世界愈來愈深地陷入貧困、疾病和戰爭,但是隨著作為解決問題希望的第二世界即共產主義世界的失敗,第三世界也喪失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在這裡的出發點是,集中探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是剖析本世紀發展之關鍵,這既不是盛氣凌人,也不是揚揚得意之舉。    
  拙作的基本命題十分簡單。現代的社會衝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這也總是提出要求的群體和得到了滿足的群體之間的一種衝突,儘管近來一個廣大的多數階級的產生使局面變得錯綜複雜,紛繁異常。同樣,政治紛爭的基礎變得不明朗了,猶如衝突將在其中得到解決的政黨結構變得不明朗一樣。本書也將要談到這個問題。    
  應得權利和供給是兩回事。要求擴大它們一般會導致矛盾與不和。然而在它們之間,並不存在著替換(trade  off)的關係,因此,公民權利的擁有似乎只能犧牲經濟的增長,或者反之亦然。倘若這種情況實際上發生——它已經往往發生過——那麼,這正好顯示出當代人的缺乏推動使得兩者能夠同時向前發展的戰略變化的能力。自由黨人的政治理論與生存的機會息息相關,這些生存機會同時為所有的人保障基本的權利要求,在供給方面廣泛的選擇可能性,和發揮一種不帶有原教旨主義的權益要求深層文化的凝聚力。    
  於是,這聽起來就不是那麼簡單了。我曾經深思過,如何向讀者闡明本書的特點。是的,很久以來,由於競選的要求和對各種機構負有責任,我的社會科學已經作了調整。我是想說,對我來說,僅僅對本專業同仁說話是不夠的。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稱之為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學共同體的那種工會,肯定是有益的,但是,它不許自滿。博洛尼亞大學在一種莊嚴的儀式中給學業新成的博士們兩次呈上一部屬於他們本專業的偉大著作(例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次書是含著的,表示要記載(秘密的)知識,一次書是打開的,強調(公開的)任務是把這種知識傳播給人們。公開的科學也是這本隨筆可能的寫照。    
  我必須對「隨感」(Essay)作解釋嗎?這本書不是一幅大型油畫,本來這種題材是適合於製作巨幅油畫的,而是毋寧說,它是一張素描。它比一般情況下隨筆這種文體所允許的長一些;但是,我想到過18世紀的一些作者,某些方面也把我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全然無拘無束地寫了長達數百頁的書,並名之曰:《關於寬容的隨筆》,或者《資產階級歷史隨感錄》。這本書是在相同意義上的一種嘗試和一份草稿。書的起初的正文我寫於1986-1987年,那是頗有成果的一年,我當時作為羅素·塞奇基金會的訪問學者生活在朋友們之中。1988年出版的美國版和英國版受到很客氣的歡迎;它被譯成多種語言,首先在意大利,最近也在東歐。中歐的民主國家裡,引起了辯論。那時以來,時代變化了——我在這些時代裡也在變化。現在放在眼前的這本書,肯定並非簡單地是作者本人的翻譯;說它是「新版」,從根本上講是不夠的,在很多方面,它更是一本新寫的書。同時,1989年和1990年的事件起著某種作用,雖然我在1990年所寫的《歐洲革命之觀察》和英文版《現代社會衝突》(The   Modern SocialConflict)第一版可以天衣無縫地相互協調,屬於一個整體。就這個版本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我把我的概念和分析寫得更明確了,更加精確了,而且在若幹點上也作了補充。    
  作者感到他的書是重要的,這幾乎無需強調。如果不重要,他為什麼要寫?是因為不得不寫?在這種情況下,這有其特殊的意義。在某種方式上,這篇隨感是我的社會科學的總和。現在要搞純理論研究,對我來說,年紀太大了,力不從心;不過無論如何,這裡又重新撿起我在1959年寫的關於階級論的德文版本《工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衝突》(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中的題材,這本德文版書是成熟版本,已經絕版。論文集《走出烏托邦的崎嶇小道》(Pfade   aus Utopia;1967年)也屬於這個範圍。從那時以來,我曾開始作種種嘗試,搞些政治理論,例如《生存機會》(Lebenschancen;1979年)和演講集《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1985年),不過也在對自由黨人的政策的具體建議中做過一些嘗試,例如1988年比薩國際自由黨人全體大會所通過的綱領文件,可惜我的建議幾乎沒有反對票(之所以要可惜,因為沒有不同意見的東西往往是不值一提的)。現在,社會科學之女王是社會分析,嚴密的理論、規範的意圖和歷史的貫穿,統統都編織到社會分析裡。10年前,我就開始嘗試從事社會分析,開始寫出了一部很長的文稿,書名為:《黯然失色的現代精神》(Modernity   in Eclipse)。寫到幾乎500頁之後,我中斷了這項工作,而這樣做是對的;那本書再寫下去,會發展成為荒唐之物,不合時尚,從錯誤的觀察角度出發,會令現代精神變得昏暗無光。我希望,這一切將不再適用於這篇隨感。    
  除了羅素·塞奇基金會外,還有一些與我有聯繫的機構也給了我某些機會,讓我拓展和檢驗我的思想。我懷著感激之情,首先想起了自1984年以來的歲月裡在康斯坦茨大學的小型講習班,想起1986年在巴塞爾的志願學術協會的客座教授職位和自1987年以來在牛津我所在的學院即聖安東尼學院的高級論壇和其他地方的無數的談話。    
  寫作這本書,有3個人對我特別有幫助。在羅素·塞奇基金會,我再次幸會羅伯特·麥敦(Robert  Merton),他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現在也是國際社會學界的泰斗。他確定標準。因此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他不僅讀了本書初版的全部文稿,而且還做了無數的眉批,形式上往往採取有趣的印章,指點迷津和打上問號,這類東西,他似乎是取之不盡的,用之不竭的。最後蓋上一個光芒四射的帶有天使圖案的大印章,表示他的善意,多麼令人歡欣鼓舞!麥敦對這篇隨感的那些論題發表了很多見解,尤其是也對薩裡的聖公會執事喬治·哈克威爾(Georg   Hakewill)發表意見。我還是借用了哈克威爾一句話作為本書的座右銘。它對表現我的意圖的基調再適合不過了。麥敦在他的漂亮的著作《在巨人的肩膀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裡,高度頌揚了哈克威爾對現代精神的貢獻(《在世俗政府等等面前為上帝的權力和無意的辯護詞或聲明》,首次發表於1627年,第3版於1635年)。    
  我的朋友弗裡茨·施特恩(Fritz  Stern)一直關懷著我的文章。他的痕跡處處都明顯可見,這篇前言的最初幾段裡,提到第二次30年戰爭(1914-1945年)可找到他的蹤跡,他一直在研究這第二次30年戰爭。弗裡茨·施特恩是歷史學家,因此他是主要對結構和過程感興趣的朋友,有時會失去耐心;不過,我們的友誼已經存在了35年,因為我們總是重新相互學習。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艾琳(Ellen),除了這裡沒有提及的事情外,應歸功於她孜孜不倦地探詢對事件的解釋,孜孜不倦地催促要改善有關的狀況。這一切都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如何才能把壞事變為好事?這是艾琳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是在這篇隨感裡論述的問題。    
  拉爾夫·達仁道夫    
  1991年8月    
  於霍爾茨施拉克/黑林山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機會    
   1.現代的兩面性    
  革命是又苦又甜的歷史瞬間。希望短暫地閃爍著,旋即又在失望和新的弊端中窒息。這既適合於大革命,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的革命,但是也適合於較小的政治變革。在革命之前,有經年累月的壓迫、傲慢狂妄的權力。對人們需求的惡意藐視。僵化的、陳舊的政府制度沉湎於它的特權,而當它試圖更新圖變之時,再也沒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實施其遲到的計劃。人們對它已經忍無可忍了。衝突能量的聚集與日俱增,形成日益緊張的對峙。形勢猶如一個火藥桶。只需要一點兒 火星——一點兒希望的星星之火,諸如勉強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點兒動盪不安的星星之火,諸如在錯誤的時間的槍聲激起的動盪不安之火星——隨即就會轟隆爆炸,於是,陳舊的大廈就開始搖蕩。驟然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變成為今日的適用的法,而舊的法則成為叛逆。對於進一步被激奮起來的人們來說,聞所未聞的前景向他們敞開著:將會建立人民的政權,一切堅硬的、牢固的東西將會變為流體。很多人情緒高漲,慷慨激昂。不僅是舊的政治制度的種種弊端,而且社會的種種窘迫,彷彿都自行消除了。這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的生活啊!    
  只是恰恰這個時代,好景不長;蜜月不能持續長久。人們又走上正常的生活。人們終究不能無休止地、日復一日地示威遊行,或者無休止地打內戰。個人的生活狀況反映著社會的條件。喧囂混亂對於經濟的發展並無補益,而政治的不穩定則喚起恐懼。希望防止淚流成河的善意的嘗試受挫失敗。起初,普遍的情緒開始動搖,然後它就發生轉變。有時,一個外部的政權進行干涉,這樣一來,雖然不能使革命完好無損,但是至少使烏托邦完好無損。有時,某一個雅各賓派從內部、從分崩離析的多數派手中接受統治。難道「人民政權」本身不是一種矛盾嗎?於是,關於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種種漂亮的高論,就變成為一種替新的恐怖政權所作的辯解。這可能是一種「暫時的」專政,面臨外部的威脅,是一種緊急狀態,或者是在失范中的一種魅力統治(Charis-ma);無論如何,它導致新的不自由。光陰荏苒,歲月不居,只有晚出生的人們後來才覺察到,儘管有這種種情況,還是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革命的第一天被宣佈為公眾的節日。然而,參加革命的一代已失去了他們的幻想;他們試圖在麻木順從、築造個人的幸福安樂窩和偶爾的、徒勞的抗議之間苟且生活。    
  哪怕這種描述有一半是正確的,那麼人們要問,究竟為什麼有人還要革命。現在是否有很多人想要革命,這沒有把握;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如果歡迎打斷日常的生活常套,那是由於恐懼和憂鬱的預感佔據上風。如果說,狂風驟雨中斷了長期的高溫和乾旱,那麼,人們雖然喜歡下雨,但是,他們寧願每天都有一點兒雨,而不喜歡狂風暴雨中的電閃雷鳴和冰雹。無疑,並非人人都相同。總是有一些喜歡浮想聯翩的人,他們在社會的暫時動盪中,比在牢固安定的社會裡,找到更多的樂趣。有時,無政府主義者甚至也自行組織起來。此外,對於很多人來說,令人不寒而慄的革命是一種被禁絕的刺激。是的,在某種方式上,革命甚至是希望的代名詞,是生活的那種不可或缺的原則。誰知道,真正的革命有朝一日也許會到來!難道美國革命總的來說不是一項成就嗎?在歐洲共產主義國家裡,1989年的革命情況又如何呢?    
  現在,這類問題和考慮基本上是無所謂的。人們不會被詢問他們是否想要革命。倘若沒有別的出路,革命就會發生。實際上,革命就像風暴或者地震。誠然,革命是人為的,但是,人們總是在某些他們只能極其有限地加以控制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人類必然只給自己提出一些它也能解決的任務。」    
  寫出這句話的人就是那位對革命作出了一種既超凡卓絕又是錯誤的解釋的作者:卡爾·馬克思。幸運的是他的錯誤令人感興趣,值得作批評性的探討。馬克思的理論有兩個部分:社會政治部分和社會經濟部分。這兩部分都是瞭解現代社會衝突的關鍵,雖然馬克思銜接這兩部分的方式和方法十分令人懷疑。這些變革理論因素與現代的兩面性有關;這無異於公民的兩面性,他既作為市民(burgher)或者資產階級,也作為城邦公民(citoyen)或者國家公民。這兩個概念將陪同我們,貫穿全書,因為其中之一是經濟增長的先行者,另一個則是平等參與機會的先行者。德語詞「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把兩者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因而產生混亂,這是很糟糕的,儘管它原先無非是古代的「soci-etas  civilis」的翻譯,古代這個詞在益格魯薩克遜語言中繼續以「civil  society」存在著。    
  因此,讓我們現在來看一看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它的第一部分與社會的階級相關。在每一個歷史時代都有兩個階級相對立。統治階級從一開始就已準備好進行鬥爭;它作為一個現成的階級——「自在的和自為的」階級——是從前一個時代產生的。另一方面,被壓迫的階級在其能夠接受挑戰進行鬥爭之前,必然要首先經歷一個不同的形成階段。間或發生的暴力,加速著被壓迫階級的組織進程;潛在的利益變得日益明顯;「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這種情況在多大的程度上發生,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衝突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化。有一段時間,衝突依舊處於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但是,隨後成功的天平就開始傾斜。被壓迫階級進一步強大;統治階級的個別分子甚至開始懷疑他們自己的地位,最後歸附於對手的陣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特別是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一切社會科學家在他們的理論裡,對於如何確定他們的作用都感到為難;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於是,最終的戰鬥開始了,革命性的變革使前面那個時代結束。過去的統治階級消失在歷史的垃圾堆裡,過去的被壓迫階級作為新的統治階級站穩了陣腳。    
  然而,階級衝突並非虛無飄渺;階級鬥爭的士兵在某種意義上是傀儡,他們受到看不見的社會力量的驅動。這就是馬克思理論的第二部分。統治階級代表著對於一個時代來說典型的「生產關係」。這意味著,統治階級對於讓事物保持原封不動感興趣,所謂「事物」,首先必須理解為創造富裕的現存的方法,賦予這些方法以穩定性的法律,以及處於這些法律之後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被壓迫的階級從新的「生產力」中吸取它們的力量。一切有前途的和促進變革的東西都屬於生產力,即新的技術,新的組織形式,新的遊戲規則和新的遊戲主持人。有一段時間,生產力在占統治地位的法律的和社會的關係中得到適當的表現;但是,潛力不再聽任現實擺佈的時刻很快就到來。這不是一個無害的、自動的進程。毋寧說,現實的財產關係和權力關係遏制著滿足人們需求的潛力。本來,很多人可能感到會過得更好一些,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現實和潛力的協調一致程度減少多少,階級衝突的強度就增加多少。革命不僅是表示抗議無法忍受的生活條件的極端形式,而且許諾推行新的社會組織的方式。革命打開被舊制度壓制了的機會的大門。    
  在科學方法的美學的範疇裡,這是一種很漂亮的理論。人們可以稱它是少數理論的一種,社會科學的古老的夢,在這些少數的理論裡,正在變得夢想成真,這種社會科學在解釋力量方面可與自然科學同日而語。然而,可惜,十分可惜,理論應該解釋的各種事件違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預言的發展並未在任何地方出現過。    
  一根小小的鬆散的線頭就足以拆散這幅精美的織物。馬克思的理論包括下述觀點:革命的爆發總是在被壓迫者的生活條件達到其最低點時發生。為此目的,馬克思甚至玩弄文字遊戲;(窮人)最「貧困」(Not)的時刻就是(改變)的「必要性」(Notwendigheit)最大的時刻。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毋寧說,遭遇最大貧困的人與其說是積極主動的,不如說是冷漠昏庸的,而毫無希望的壓迫製造著對暴政的大沉默。當出現小小的變化時——也就是出現一種希望之火星、激情之火星時,並且大多數也是在權勢者一方顯示出軟弱跡象的時候,在發出政治改革信號的時候,革命才爆發。    
  出現這種錯誤並非偶然。它與一種理論的基本弱點息息相關,這種理論永遠不能掙脫假設「時代」或假設「制度」的巢臼。無疑,馬克思知道,社會的關係在持續發生變化。他甚至描寫了資本主義的統治者們,即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如果沒 有不斷變革生產關係,它就不存在」。然而,這對他和他的門徒們來說,僅僅意味著實際的。功能的適應不可分割地屬於資本主義的制度的一部分。只有這樣,這個制度本身才能得到證實;它在革命的時刻才消失。在這一時刻來到之前,「早期資本主義」可能變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甚至是「後期資本主義」,或者也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甚至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是,它仍然總是資本主義。用一種變魔術的手法,這種理論就變為人所共知的真理,即變為定義。只要沒有革命,資本主義就不會消失。「真正的」改變必然是革命性的改變,直至發生這種改變之前,根據定義,各種舊的概念還保持著它們的效用。    
  卡爾·波普爾(Karl R.Popper)提到了歷史主義。歷史主義假定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它們並沒有用來以理論的探照燈去照亮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和種種要素;毋寧說,它們與現實相互混淆,本末倒置了。實際上,當然從來未曾有過諸如資本主義這類東西,而是總是僅有一些經濟和社會,它們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可以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特徵。歷史主義的貧困在於,它使它的追隨者們變為瞎子,從而對現實世界缺少想像力。在理論上,歷史主義導致沒完沒了地替各種本能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淪的解釋尋找救生圈。馬克思主義者試圖解決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消失問題,他們為此絞盡腦汁,搞得頭痛萬分。實際上,歷史主義導致僵化,把決裂和革命作為「現實變革」的據說是惟一的方法,同時,不僅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現實裡的經常性的變化,而且整個社會的較為悄悄發生的結構的變化,它都沒有看到。馬克思的理論太漂亮了,不能應用;它是一種思維模式,與歷史的經驗很少有瓜葛。    
  這位作者從哪兒得出他的理論?部分當然是從他的祖師爺黑格爾那裡獲取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在1848年之前的進步歲月裡也好,在此之後的反動年代裡也好,其陰影都籠罩著德國人的思維。黑格爾成為教條主義思維的心胸偏狹的典範,但是,那些企圖把他從頭到腳顛倒過來的人,也沒有擺脫他的金箍咒。馬克思至少也部分處於間接經驗的影響下。他生於1818年,成長於動盪不安的時代。遠處傳來的法國革命的隆隆雷聲尚未銷聲匿跡。當馬克思從哲學轉向政治經濟學時,他很快就發現了18世紀的另一個戲劇性的變革,即工業革命。人們幾乎可以看出,這兩個事件如何開始在他的頭腦裡疊加在一起。在巴黎,或多或少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在第三等級要求在等級議會有更為適當的代表背後,如果願意的話,人們可以搞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新的生產方法幫助了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動力取得突破。面對一種新的勞動分工、新的契約形式、商品和勞動交換的新的需求,面對一個新的舉足輕重的階層,封建紐帶的束縛,當然也包括行會和社團規則的束縛,以及重商主義傳統的束縛,都破裂了。於是不管人們是否想談論革命,一種演變理論的兩種要素都聚合在這裡。    
  很久以來,「革命」這個詞早就被用於戲劇性演變的兩種十分迥異的形式。第一種叫做深入的變遷,即一個社會的核心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當然需要時間;另一種形式是迅速的演變,尤其是在數日或數周之內,通過顯而易見的、經常是暴力的行動,領導崗位上的領導人物們的循環替換。第一種形式可以稱為社會的革命,第二種形式可以稱為政治的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工業革命是社會性的,法國的革命則是政治性的。但是,二者並非在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地點發生。顯然,工業革命在英國和其他地方也帶來政治的演變。其中包括新的生產形式的代表要求不再被排除在法律的制訂和立法的過程之外,這一過程要確立對所有的人都有約束力的準則。相應地,法國革命的某些題目也是社會和經濟性質的。其中包括為公共開支籌措資金,籌措資金又提出國王的作用問題(關係到國王的財政預算)以及教會和貴族的作用問題。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不能排除戲劇性的變化。然而,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在1688年政治革命之後很久才發生的,而法國的政治革命卻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解放強大的經濟的力量。相反,它在長達數十年之久阻止了法國經濟發展的現代進程。    
  市民,或者用馬克思的話,是資產階級?難道它不是在這兩次革命背後的推動力嗎?也就是說,難道沒有一個階級,同時代表新的生產力和要求政治的權力嗎?讓我們在這一點上首先撇開下述的事實不講:18世紀自我覺醒的資產階級很難描繪為一個像後來的無產階級那樣的被壓迫階級,因此,市民或者資產階級的社會形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也恰恰從現代的兩面性角度來看值得注意。    
  為了充分利用技術和勞動分工的新的可能性,從前的企業家需要一種基本上有別於一切傳統的依附的勞動關係的形式。他們需要在各方之間的合同基礎之上的僱傭勞動,各方至少在形式上被視為是平等的。就此而言,新的勞動合同是以人人都擁有基本的公民權利為前提的。同時,這些企業家及其附和者還要求自己能在陽光之下有一席之地,或者說得通俗些,要求社會的承認和政治的參與。他們既不再讓人幽禁在他們的「城堡」裡了,即不再讓人幽禁在封建依附關係的汪洋大海的那個自由的島嶼上,而且對第三等級的地位再也不感到滿意了。因此,從前的市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就積聚到一項要求上:他們要成為城邦的公民(citoyens),成為公民(citizens),即成為擁有這個地位所對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的公民。    
  從一種與這種分析保持相當距離的角度來觀察,那麼,工業革命也好,法國革命也好,都可以稱之為資產階級的革命。18世紀的後果纍纍的變化具有兩面性,它們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這種兩面性也是公民——即資產階級-城邦公民——的新的社會形象的兩面性。這種分析的距離太大了,不能作出任何令人滿意的解釋。倘若人們更詳細地瞭解在英國和法國發生的事件,那麼,推動力量的兩面性證明並非是一種惟一形象的兩面性,而是兩種形象的兩面性。英國的有發明精神的企業家和法國的第三等級從而不是同一類社會群體。不能說是兩面神,而是充其量只能說是孿生子女,而且是雙卵雙胞胎。    
  顯然,對於馬克思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未來的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革命,猶如過去的變革一樣。在他的預言中,他的理論的錯誤變得最為明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鬥士。這作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某些特定時期的(少數)幾個國家的令人信服的描繪,人們可能會接受。組織起來的工人向權勢者要求更多的權利和更多的貢獻。馬克思本來是不會應用這麼簡單的語言的,但是,這種論點對他的理論並不是完全陌生的。隨著他提出下一步的論據,問題就開始出現了,按照他的論據,工會和社會主義的各種政黨以新的生產力的名義提出它們的要求。依我之見,這是毫無意義的空洞說詞。它一直就是毫無意義、內容空洞的,儘管馬克思和馬克思的弟子們做了無數的嘗試,企圖以「聯合的生產者」、「公有財產」或者甚至還用「沒有統治的交際」等概念來描繪這些新的生產力(逐漸絕望地尋找新的生產力本身就已經露出馬腳)。社會中存在著一些政治的力量,而且也存在著社會和經濟結構的一些結構性變化。無疑,兩者之間存在著關係。但是,這些關係的存在不是一勞永逸的,它們因時因地而變化,只有在極罕見的時刻,它們才會導致馬克思所普遍要求的完全一致。某些人醉眼朦朧,因此他們感到同一個事物同時呈現兩種影像;馬克思患了與此相反的弱視症。他戴著黑格爾眼鏡,這就使得他把兩個不同的東西看做為一個模模糊糊的東西。現實停滯不前,不能繼續發展了。    
  2.應得權利和供給    
  比喻的語言總也是糟糕的,現在是不再用形象和暗喻來刻畫現代的兩種形態的時候了。最遲從18世紀以來,這兩種形態決定著現代的道路。有一段故事對此可能會有所幫助:1986年3月我訪問尼加拉瓜。桑地諾革命政權正處於巔峰狀態。作為訪問者,人們可以很快發現,超級市場的貨架上只有很少東西可供購買,供應的生活用品和服裝給人留下的印象尤其說異常深刻,毋寧說是悲慘的。在同外貿部長阿萊杭德羅·馬蒂內斯(AlejandroMartinez)談話時,我談到所看到的印象,這招惹了強硬的回答:「您似乎是在批評我們商店的貨架上沒有多少東西可買。這可能是對的,不過,請讓我告訴您一些情況。在革命前,我們的超級市場貨物十分充足。凡是在邁阿密有的一切東西,在馬那瓜的貨架上都能找到。但是大多數人買不起這些東西。人們把鼻子都貼扁在櫥窗玻璃上,想看看那五光十色的東西,但是,沒有任何東西是為他們準備的。我們把這種情況徹底地改變了。今天,凡是有的東西,在國內的人都有能力購買。隨著某種運氣和美國人的善意的許可,很快就會有更多的東西可供大家支配。」    
  很多人聽到這個故事,都會捧腹大笑。荒謬絕倫令我們忍俊不禁,人們可以說,這是馬蒂內斯謬論:革命使一個對少數人過分富足的世界,變成為一個對所有的人都匱乏的世界。當然,進一步觀察,這個故事並不那麼滑稽可笑。讓我們首先看一看事實。1950年至1976年之間,尼加拉瓜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發展並非是直線形的;50年代後期以及1972年地震的時候,發展被中斷。1976年之後,又開始出現下滑勢頭。1979年革命之時,下滑勢頭又把這個國家拋回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革命之後,到1981年出現了輕微的改善,不過,這一改善很快又讓位給另一場滑坡。1985年,尼加拉瓜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又處於1951年的水平上。這種情況部分歸因於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如此,部分歸因於戰爭和美國的壓制。收入分配的數字不容易得到。然而似乎很顯然,實際收人同樣也下降了,哪怕並不像國民生產總值下降得那麼快;1984年,實際收入大約比60年代的最高數值減少了三分之一。同時,城市的收入比農村的收入保持得好一些,在農村,較貧窮的人生活有了相當大的改善。國家作為經濟因素的作用大大地增長了。轉移支付類收入有所增長。掃除文盲,防範瘟疫,對付失業,這些方面取得了若幹成效。有一位經濟學家按一種方式總結了這種結果,這種方式使我們又回復到馬蒂內斯的謬論上:「從沒有再分配的增長到沒有增長的再分配。」    
  還有另一個理論上的原因,不能對馬蒂內斯的謬論僅僅捧腹一笑了之。這位部長援引了一種重要的區分,這種區分與現代的兩面性息息相關。這就是對人們可以獲得物品的途徑和存在著的、能滿足他們的願望的物品之間的區分。完全可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東西可供使用,即在這樣的意義上:確實有很多東西,而且甚至在人們期待能在有這類東西的地方即公眾可以企及的商店裡,確實應有盡有,然而很多人卻不能通過合法的方式得到它們。這不僅適用於索莫查(Somoza)的尼加拉瓜,而且也適用於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各國,在那裡有一些特別的商店(「內部商店」——「Intershops」,「外匯商店」——「Berlioskas」),去這些商店購物,或者必須有特別批准,或者必須有硬通外幣。同樣也完全有可能,沒有任何障礙會阻止人們進入他們想得到的產品和勞務的市場,但是,那裡根本沒有足夠的產品和勞務來供應可能的購買者。在這類情況下,定量配給是一種人們喜歡採用的辦法。每人每天獲得2000卡路里熱量的食品,加上每週60支香煙,因此,雖然在進入市場方面沒有特別的限制,但是在供應方面卻有嚴格的限制。(實際上非常可能,定量供應與少數人享有特權相互並存,與很多人的黑市相互並存,在黑市上,不抽煙者有權出售他們的配給香煙,換取別的商品。)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還會出現更為可怕的情況。任何人都允許到那些場所去,不過那裡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人們排起長蛇陣,然而,在長蛇陣頭那裡,一無所有。火車站是敞開的,但是沒有火車。柏林就是一個例子,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日子裡,納粹已經從很多城區中消失,但是,俄國人尚未控制各城區,當時就出現上述情況。不過也有相反的現象。一個家庭幾乎壟斷著所有的一切,而且只分配給直接僕從,讓他們能足以勉強餬口,維持生活。這種極端的情況也許不會實現,但是,索莫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埃一家、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一家,實際上已經非常接近這種極端的情況。    
  馬蒂內斯謬論裡所蘊藏的區分令人回想起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其關於貧困和饑荒的著作中提出來的很有說服力的理論。在研究歷史上的饑荒時,森發現了下述很清楚的證明:用缺乏食品來解釋饑荒,雖然依舊可能接受,而且也許是一目瞭然的,但是,實際上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饑荒地區的食品,包括在1943年的孟加拉邦,食品雖然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事實證明,在大規模死亡的嚴重時期,食品幾乎沒有比在此前和此後的幾年裡少。在狹義上的可支配件,即運輸和分配,也不是問題;有些情況下,人們還從一些地區輸出糧食,而那些地區的人卻在餓死或因飢餓而引起的疾病而死亡。那麼,問題在那裡呢?在這裡,森採用了他的概念應得權利(entitlement),我想把它譯為Anrecht,並想把它用於目前分析的目的,進行闡發。對於申來說,應得權利描寫出個人和物品之間的一種關係,通過這種關係,個人進入產品市場和控制產品就「被合法化」。應得權利給人們一種合法的對物品的要求。因此,並不是生活用品的可資利用,而是社會的群體佔有進入產品市場的大量機會(申談的是「大量的應得權利」要求),或者毋寧說,是這種機會的減少和最終消失,可以解釋亞洲和非洲的大災難。    
  阿瑪蒂亞·森是一位客觀的政治經濟學家,他喜歡把他的感覺用理性的論據加以包裝,然而,他的理論很難更加戲劇化了。他也許不是想這樣表述,但是他的理論卻意味著: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不是物品十分匱乏,而是社會的藩籬的存在,能解釋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人死亡的原因。甚至在需求迫不及待之時,即在生存死亡攸關之際,人們也不會違反社會的準則,而是會屈服於情勢,彷彿這是他們的命運。「權利處於生活物質的可支配性和對獲得生活資料的應得權利之間。」這並非是令人十分放心的想法。森本人也曾擔心,他這樣說可能會使人們喪失提供糧食援助的勇氣。因此,在後來的一篇論文裡,他贊成採取實用主義的援助措施。(他本來應該指出,緊急援助雖然會在提供的短期間內打亂現存的應得權利結構,但是不會長期威脅這種結構,因為按其構想,緊急援助是暫時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對於那些關心保持現存的應得權利的人來說,這種理論最不能令人放心。倘若人們不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資料,而是需要少一些特權,那麼惟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劇烈的社會變革。這只不過是提醒一下一種理論的後果,這種理論初看起來則是技術性的。    
  誠然,森的關於應得權利的概念是技術性的。在其核心,「這個概念集中在人們用在一個社會裡可資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這不純粹是個人的能力,而是它本身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因此,森後來更喜歡用可獲得性(acquirement;也許用馬克斯·韋伯的「獲得的機會」這個概念會更好些)。「個人的應得權利是指一大堆不同的、可供選擇的商品,個人可以借助不同的、合法的、對某些個人總是敞開的獲得方法去佔有這些商品。」在這兩個定義內,談到「合法的」方法必須加以強調;應得權利其核心總是一些權利。因此,這種合法的要求可能是建立在特性(『設施」)或活動(「交換行為」)的多數之上的。撇開繼承的財產名目不講,森列舉了下述的應得權利:「建立在商業之上的應得權利」,「建立在生產之上的應得權利」,「建立在自己的勞動之上的應得權利」,「轉移支付的應得權利」。它們構成森稱之為「個人的一大堆的應得權利」。森繼而問道:何時以及為什麼會有諸如「應得權利失靈」這類事情?所謂應得權利失靈也就是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會受到限制或中斷的時候和地方。他所舉的例子使他首先找到諸如價格上漲和工資下降這類因素,不過,也發現了一些封鎖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的較直接的形式。無論如何,他得出結論:「饑荒可以作為一種應得權利關係的失靈來分析,這將非常有意義。」    
  應得權利是較新的社會科學如社會理論常用的概念。有些人曾試圖以此來把握私有財產的固有性質;另外許多人應用這個詞的複數(Anrechte),用於現代的社會國家的善舉。顯然,這個概念容易引起價值判斷。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應得權利理論」只要是在說明個人權利的最小目錄,它所反映的就是「最小國家」的個人的方面。勞倫斯·米德(LawrenceMead)主張建立一個「應得權利彼岸」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更加強調各種義務。與此相反,正如森自己說的,他用這個概念是出於「描述」意圖,而並非「規定」意圖。在這一點上,我將附和他的見解。應得權利本身既非善,亦非惡;它們是得到社會界定的進入手段。人們也可以稱它們為人場券。    
  森的界說的另一個方面是重要的;應得權利具有規範性質。猶如社會規範一樣,它們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這種固定程度意味著,要取消它們就不能不付出代價。規範的概念比法的概念更為普遍些,實際上,應得權利的固定性也可能發生變化。在標度的一端,基本權利就是應得權利。其中包括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得到憲法保證的權利。公民權利在這裡有其立足之處。其他的進入手段沒有這麼強硬,雖然如果存在這類手段,它們往往可以被視為相當可靠。市場進入就屬於這個範疇。然而,市場進入絕不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一切實際的目的來說,中國恰恰不是「一個10億人的市場」(有時人們這樣輕率地斷言道),因為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超出基本需求的貨物的經濟交換、甚至是消費的世界,幾乎是不可企及的。在固定性標度的另一端,實際工資創造著應得權利(順便說一句,正如一般而言,金錢具有應得權利的性質一樣)。不過,收入可能會有變化,而且是在兩個方向上變化。森在觀察貧困和饑荒時發現的應得權利的重要變化之一恰恰是收入的下降。這不僅適用於發展中國家。在某些國家裡,實際工資(在凱恩斯的意義上)「剛性大一些」,也就是說,比在其他國家的抗下滑力強一些。人們也許可以說,在出現這種情況的地方,實際工資的應得權利性質,就表現得還要更明顯一些。    
  在這裡,就必須強調一下應得權利的另一個方面。人場券能讓大門打開,然而對於那些沒有入場券的人來說,大門仍然緊閉著。在這個意義上,應得權利也為人劃出界線,也設置藩籬。這就意昧著,原則上不能分等級來理解應得權利;半張入場券不是入場券。進人權利可以或多或少對很多人是敞開的,但是他們本身是有明確規定的。應得權利按階段、而不是持續增長或萎縮。事實上,更正確地說,它們既不能「增長」,也不能「萎縮」,而是只能被創造或取消,被賦予或剝奪。    
  正是這一點把應得權利同馬蒂內斯謬論的另一方面區別開來,即同那些人們對之擁有應得權利的東西區別開來。給這些「東西」取個名稱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既把基本權利也把實際收入算進我們稱之為應得權利的入場券裡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很聰明,僅僅把它們限定在產品或「商品組合」上。他也許能夠發現,只要福利供給能夠從經濟上理解,即可以計算,就不難把這種想法擴大到福利供給這一更廣泛的概念上。但是,像這裡所理解的應得權利,也能打開通往非經濟「物品」的大門。例如,選舉權就是一種應得權利,它也許具有某種意義,甚至也許具有壓倒一切的意義,不管它是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裡所保障的(在這種國家裡,人們不得不對事先確定的正式候選人的名單表示認可),還是在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裡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例子還要複雜些。有受教育的應得權利。這是不是意味著,為了賦予這種應得權利以實質,就必須提供可選擇的學校或各種培訓班?無論如何,倘若所涉及的是要描述由各種應得權利所提供的整個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所有選擇可能性,那麼,像「產品」或者甚至「福利」這些概念顯然是不夠的。為了表示這些選擇可能性,我將應用供給(Angebot)這個概念。    
  口語中的「Auswahl」(選擇)既可能表示選擇行動(「我進行選擇」),也可能表示供選擇的東西(「有大量的選擇」)。供給僅僅是後一種意義上的選擇。換言之,它是在既定的行動領域裡,現有的選擇可能性。這些可替代選擇本身也是結構化的:是通過市場的豐富發明,通過人的各種願望,通過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口味的東西,以及通過形形色色的偏好,來結構化的。我將間或零星討論某些特定的供給的結構。供給無一例外被定義為可能持續上升和下降的東西。原則上講,這個概念與其說應該從定性角度,不如說應該從定量角度去理解,與其說應當從法律或政治角度,不如說應該從經濟角度去理解。供給至少在兩個方面可能發生變化,即一方面在數量上,另一方面在多樣性方面。這兩方面是相互聯繫的,必要的時候,我們還將探討聯繫的方式。例如,報紙銷售發行數從1000萬份上升到1200萬份,如果所指的純粹是官方的、代表著同一方針的黨報,或者是內容同樣空洞的群眾性報刊,那麼這一事實並無多少意義;與此相反,如果獨立報紙數量從10家上升為12家,即使這些報社總發行量不變,卻也意味著增長。    
  詞彙並非理論。在人們能夠開始應用概念進行論述之前,概念也必須學會如何運作。這也適用於這裡延用的這一對概念:應得權利和供給。在本文的分析過程中,這對概念有充分的機會可以運作。在各章節裡,應用這兩個概念是理解多變的20世紀社會歷史的關鍵。在此首先利用例子和理論上的指點來豐富這些概念自身(在本章的下面各書裡),以及把它們置於一種與馬克思和18世紀革命有關聯的理論聯繫(在下章裡)。無論如何,借助這些概念,就可以闡述現代社會衝突問題。    
  工業革命首先是一場供給革命。它最終導致國民財富的巨大增長。另一方面,法國革命是一種應得權利的革命。它最終確立了人權和公民權進步取得的一個新的階段。在18世紀,而且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兩種革命相互靠近了。從那時以來,毋寧說,它們又分道揚鑣了。供給派和應得權利派——對應著經濟增長政策和一種公民權利政策——處於相互鬥爭之中,而且今天亦仍然如此。這就是產生於前面所提出的各種考慮的思維模式。    
  3.政治與經濟    
  區分應得權利和供給的想法並不新鮮。指出類似的概念可能有助於我們的理解。在阿瑪蒂亞·森寫作他的饑荒研究之前幾年,弗雷德·希爾斯(Fred  Hirsch)就發表了一本書,題為《增長的社會極限》。書的中心論點是建立在「物質經濟」或者「物質財富」和「地位經濟」或者「地位財富」之間的區分之上的。前者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的客體,後者從本質上講仍然是短缺的。因此,不管在物質財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進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如果說(幾乎)所有的人都有汽車,那麼,富人們就會轉而乘坐私人飛機;物質的財富在增長著,但是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希爾斯自己也聯繫到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的「民主政治的富裕」(它可能擴大到所有的人)和「寡頭政治的富裕」(它仍舊在少數人的手中)兩概念。在這些情況下也好,在其他類似情況下也好,問題的核心都是在於區分一方面是經濟因素,另一方面是社會因素或政治因素。    
  在這裡,政治和經濟是按廣義的、非技術性的意義來理解的。區別在於,政治的進程是建立在人的干預之上的,而經濟的進程則是按自然生長過程進行的。政治發生在機構裡,經濟發生在市場上。這既不排除無計劃的政治衝突,也不排除經濟發展的有意識支持。實際上,這種區別的要害之處在於重新把政治和經濟放到一起,即確定它們的關係。然而,這裡涉及的是社會進程的兩種形式,也是觀察社會的兩種角度。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應當存在一種「財富的自然進步」。他認為,市場包含著擴展自身的力量,因此,最終一切不平等都會被剷除,「而且,一種普遍富裕正在貫穿種種不同的社會等級」。悖論是顯而易見的;有「普遍富裕」,但是,也有「不同的社會等級」。人們應該認為,毋寧說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以至於按其等級,人人是平等的,然而他們有不同的收入。但是,供給的不平等作為應得權利的不平等是可容忍的。事實上,我們在斯密這裡,可以發現經濟分析的一個罕見弱點的早期形式。按照這個學科的本質,經濟分析幾乎只集中在供給上。經濟學成為關於供給的科學。一切可能的東西都從供給、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的增長去推導。誰也不會否認,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持續的經濟奇跡已經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然而,經濟學家們幾乎是膽戰心驚地認為,基本的社會結構應是恆久不變的,彷彿如果社會結構改變了,經濟學的整套方法與思路就會崩潰坍塌。    
  而且,這種事情的發生完全不取決於經濟學家們的政治偏好。弗裡德利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讚揚開路先鋒者們,不過,他不言而喻地設想,其他人會落在他們的後面。他認為,這是可以容忍的,因為「今天的最窮困的人還把他的相對的富裕歸功於過去的不平等」。在經濟學家群體中的另一端,羅伯特·海爾布倫納(Robet  Heilbroner)卻為那些有能力「阻止其他人取得作為構成富裕之基礎產品」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他認為,這一事實是一種自然規律,因為對他來說,富裕是「一種社會範疇,它不能同統治分開」。沒有發生過公民權利使人們的地位與其經濟狀況脫離開來的事情。希爾斯的區分的弱點也表現在這裡,他設想出一種「地位的財富」作為一種基本衡量,即認為應得權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改變的。    
  實際上,它們並非如此。人們不許把經濟分析的弱點和現實的弱點相互混淆。資本主義——供給的增長——既沒有解決也沒有製造一切問題。亞當·斯密過分奢望「財富的自然增長」,他錯了;卡爾·馬克思期望,資本主義的矛盾將會導致戲劇性地解開供給和應得權利的戈爾迪之結,他也錯了。一般而言,現代精神的這兩種革命並不熔化為一條事件鏈,也沒有一種理論能用來解釋這兩種革命。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有關新生力量和舊關係不可調和的理論是兩種不同的理論。如果涉及應得權利的改變,市場就不靈,而如果提高供給,則政府就失靈,然而,倘若讓市場和國家對按其本質無法承擔的事情承擔責任,那就錯了。    
  毋庸置疑,這適用於兩者,即適用於市場和國家。不僅有一種經濟的帝國主義,它把一切都寄希望於供給的擴大,而且也有一種政治的帝國主義,它企圖把一切經濟的問題作為應得權利的問題來界定。後者在那些聯繫馬克思、相信應得權利革命會對富裕有作用的人當中傳播著,也在那些把貧困理解為違反人權的人當中傳播著。人們津津樂道,不僅有由於酷刑和隨意逮捕而引起的違反基本權利行為,而且也有由於飢餓和無辜的窮困而引起的違反基本權利行為。阿瑪蒂亞·森指出,這裡存在著一種相互聯繫,但是他談到一種要求富裕的權利,這就把相互聯繫的特性搞混亂了。沒有任何一個法官能保障這種權利,各種權利總是要求有可能(對違反它們的行為)提出起訴。因此,這種相互聯繫要複雜一些,間接一些。    
  政治和經濟的相互聯繫也是區分應得權利和供給的最富有成果的方面。這首先適用於那些研究這種聯繫的學科。《經濟與社會》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主要理論著作的標題;18世紀蘇格蘭的社會科學家自稱是「政治經濟學家」(儘管他們有一部分也擁有道德哲學教席)。卡爾·馬克思無疑屬於這個傳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也許是他們在20世紀時的最重要的代表。最近,首先在美國產生一個「憲法經濟學」學派,在這裡,我們將多次提及這個學派。    
  有關這種相互聯繫有著許多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這樣的問題:政治和經濟在多大程度上互為前提條件?政治自由要有什麼樣的經濟上的前提條件?經濟進步要有什麼樣的政治上的前提條件?凡是在尋找從專制制度或者極權制度向開放社會過渡的地方,這些問題處處都是一些焦點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還有80年代的西班牙,它們都是幸運的。它們在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裡經歷了民主的發展。不過,這兩者的相互關係在人們的頭腦中容易變成為一種因果關係,然而,對於這種因果關係人們還存在著懷疑。最後,很多人相信,民主能使人們富裕起來。倘若經濟情況轉而惡化,他們又將對政治制度說些什麼呢?    
  戈爾巴喬夫總統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曾經有他自己的看法。人們可以用他的語言表述道:公開性(glasnost)即政治自由還不能對改革(perestroika)即經濟改造提供保證。尼加拉瓜的例子從另一個方面講述著同一個故事。索莫查的尼加拉瓜有一段時間曾經是經濟增長相當快的國家。至少是宏觀經濟數字向我們說明這種情況。然而,只有少數人能從這種增長中獲益。參與獲益的門檻不僅存在於政治進程中,而且也存在於經濟領域裡;這些門檻構築成僵硬的進入障礙。增長沒向下滲透,因為在尼加拉瓜的社會裡,應得權利的界線簡直就是不能滲透的。這同樣適用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原來認為,轉移到第三世界的金錢雖然也許會讓富人變得更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金錢是會滲漏的,會造就一個中產階層,這種舊信念純粹是一種經濟的計算,沒有政治的和社會的價值計算。富人們的財富是沒有局限的,而且對待窮人,他們的為富不仁、厚顏無恥也是沒有局限的。甚至從世界銀行的善意的項目中,一般也是有產者獲益,部分是通過賄賂,部分則是因為項目只有他們是得益者,而無財產者的情況卻依舊如故,沒有改變。倘若沒有打破傳統的應得權利的結構並創造公民社會的要素,宏觀經濟的增長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無關宏旨的,沒有多大意義,無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的統計會多麼高興。    
  然而,倘若這些結構被砸碎,也還絕不是就萬事大吉了。政治變遷的過程有著它自身的問題,首先是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危險:舊制度的統治者階層被一個新的幹部階層所取代,即被一個佔據最重要領導職位的上層(Nomenklatura)所取代。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甚至都搞不清楚,政治改革是否會釋放經濟成就的推動力。經濟的進步要求存在形形色色的推動和刺激,而它們都涉及到那種人們可以稱之為人的動機的神秘力量。供給派經濟學家們的甜麵包和勞動紀律管教人員的鞭子,也不一定會帶來奇跡。人們必然會想要得到更多東西,同時必須準備放棄一些當前直接的享受,以利於在遙遠的未來可能獲得更大的滿足。這就是在通往經濟富裕道路上兩大障礙,要克服它們,單靠政治,其作用只能是微乎其微。人們想起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想到把人們從習慣於貧窮循環的狀態中解放出來的必要性,想到發明精神和企業家的進取心。    
  這類見解也是一種對關於資本主義和民主的關係這個有過很多探討的主題的評論。在以下幾章裡,我們將常常遇到這個主題。在這裡事關根據政治和經濟在多大程度上互為前提這一問題來闡述政治和經濟的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某些應得權利結構顯然是經濟供給增長的一種必要的前提,然而也僅如此而已,不得多求。相反,供給的擴大和增長有助於政治結構的確立,但是,政治結構的建立要求有自己的行動。還有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第二個問題,它更微妙一些,在分析高度發達的社會時,我們將會重新遇到它:應得權利的問題在多大程度上能為一個很高的供給所壓倒?相反,應得權利能補償供給的短缺嗎?也就是說,儘管有種種差異,兩者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相互替換嗎?在美國(正如還將詳細論述的那樣),用歐洲的楷模來衡量,美國公民的應得權利仍然是欠發育的,但是,「開放邊界」的「無限的可能性」,給生存機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至少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的經濟供給尚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在應得權利領域裡的發展卻是令人滿意的。在理論上,這樣提出問題是饒有興味的,尤其是根據以下可能性:由於衝突,包括階級鬥爭,有可能變為個人的流動,反過來,限制流動有可能導致群體的衝突。這導致人們提出其他的問題。例如,人們是否可以說,統治階級總是對借助經濟來避開問題感興趣,而提出要求的階級卻偏愛採用政治的語言?    
  也就是說,政治和經濟——即應得權利和供給——之間的聯繫提出了一些理論上和經驗上十分重要的問題。因此,它總是兩種不同的進程和前景的相互關係。誠然,人們樂意把二者結合起來。在同馬蒂內斯部長談話裡,這個問題是一目瞭然的:為什麼人們不能既讓大家都能進入市場,又得到十分充裕的貨物?然而,回答並不像他所認為的那麼簡單,當時他聲明,貨物供應僅僅是一個時間的問題和美國取消封鎖禁運的問題。有一些戰略上的改變,它們彷彿能一下子增加應得權利和供給;然而,它們是歷史上罕見的和偉大的時刻。一般規律則是另外的樣子。一般規律存在於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間的衝突之中。    
  於是就有供給派,它相信,關鍵是經濟的增長,關鍵是增加產品和勞務,提高產品和勞務的質量和多樣性。這一派的成員喜歡把人類的任務看做是正數和加法遊戲。對於他們來說,進步可能是毫無痛苦的。人們當然必須稍作努力;但是如果人們這樣做,就會收穫應得的報酬。無論如何,所有重要的問題都是經濟性質的,即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必須把短缺的界線向外推得更遠,更遠,以至於大家都能有更多的東西。應得權利派則另有看法。它堅持必須作出更加強硬的決定,有時必須玩零和遊戲,玩這種遊戲時,一方必須支付另一方的贏數。進步並非建立在共同努力向外推移短缺的界線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群體為爭奪陽光之下的一席之地而鬥爭之上的。進步是用普遍找到進入市場以及利用積極的公眾輿論和獲得社會機會的通道的人數來衡量的。因此,主要的問題是政治性質的,即在這樣的意義上:它們要求採取自覺的行動,以確立權利和對財富的再分配。    
  這兩個派別處處都存在著,有時甚至在同一個政治派別裡。在18世紀和1848年的各次革命之間,很多自由黨人屬於應得權利派。當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維爾(A.C.Tocquevill)提醒他們注意革命的代價之時,並未使他們感到特別不安。「我們把舊制度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一切好東西都放棄了,然而從目前的狀況提供給我們的東西中,我們所得甚少。」這又是一個尼加拉瓜嗎?無論如何,美國是再次經歷過的,正如托克維爾19世紀30年代所看到的一樣。當時,為爭取更多應得權利的鬥士們很快就投向供給派這邊。自由黨人得出結論,現在不用再為大家爭取應得權利了,或者毋寧說,他們分裂了。有些人甚至看不到,人們必須通過政治的參與即通過普遍的選舉權來補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不用說看到,半世紀之後有必要建設福利國家了。其他人繼續為應得權利進行鬥爭,但是,他們的鬥爭熱情日益減弱。一種新的應得權利派以社會主義的形式登上舞台。論爭以很多形態繼續進行,直至今天,尤其是社會民主黨人和新自由黨人之間的論爭,或者凱恩斯派和弗裡德曼的門徒之間的論爭。    
  4.生存機會    
  波普爾說,歷史沒有意義,但是我們能夠、甚至必須賦予它一種意義。這種意義可能在於應得權利派和供給派的純粹的、持久的反反覆覆之中嗎?不管衝突對參加者意味著什麼,排除衝突就是自由嗎?在邊緣狀情況下可以回答:是的。有規則調節的衝突就是自由,因為這種衝突意味著,誰也不能把他的立場提高為教條。有一些制度安排,它們許可說:「不!」,而且甚至還允許他們撤換執政者。從為所欲為和專制中擺脫而獲得的自由不容低估。很多優秀分子在歷史上為它而犧牲,在20世紀也恰恰如此。    
  然而,這種形式上的自由只不過是在發展人類的東西時所涉及事物的可能性的條件。對負面的和正面的自由作重要的區分是太過於簡單了,倘若自由總是停留在對相同東西的永遠重複上,以至於不管誰當政,最後都是無所謂的。馬克斯·韋伯喜歡用一個概念,它能很好描繪為建立自由的、即開放的社會而在行為的純粹形式的條件之外所必要的東西,這就是機會的概念。機會的涵義比行為的前提條件要廣,但比實際的行為方式要窄。談到歷史意義,可能是過高估計,然而在現代社會的衝突中涉及的是人類的生存機會(Lebenschancen)。讓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生存機會,這就是自由政治的意圖。    
  因此,不管是對於我們理解現代也好,也不管是對於任何的自由理論也好,生存機會的概念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它也並不簡單。在1979年的拙著《生存機會》中,我第一次試圖對這個概念作界定。「生存機會就是選擇(Optionen)和根系聯結(Ligaturen)的函數。」關於「根系聯結」馬上還要談到。「選擇就是在社會結構裡既定的選擇可能性,是可替代的行為選擇。」這種界定可能太過普泛。現在可以講得更明確一些:選擇就是應得權利和供給的特定結合。    
  要是能夠測度各種選擇,那就太好了,而且把它們理解為應得權利和供給的產物的誘惑是很大的。然而思想實驗表明,這行不通。讓我們的假定,應得權利和供給的水平可以在一個1-10的標度上數量化。因此,10意味著最高的可能的應得權利以及最大的可能的供給。讓我們進一步以略帶隨意地接著假定,把在索莫查的尼加拉瓜的應得權利水平可以描寫為10當中的2,相反,供給水平卻可以描寫為10之中的6。那麼人們可以說,桑蒂諾派的尼加拉瓜把這種情況給顛倒了過來,也就是說,此時應得權利在6上,而供給卻在2上。如果人們把二者相乘,那麼在二者當中富裕水平總體上似乎是一致的:    
  2×6=6×2。也就是說,什麼東西都沒有贏得——或者什麼東西都沒有輸掉?    
  這種論斷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合情理的。然而這種社會算術的思想遊戲卻有其意義。其意義就在於,看到如果我們想推動增進人的福利的話,我們就既需要應得權利,又需要供給。人們需要進入市場、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和獲得文化的表達可能性,但是,這些領域也必須提供很多豐富多彩的選擇機會。沒有任何一種不擁有這兩者的社會能夠被嚴格地稱作為文明社會。因此,選擇作為生存機會的組成部分是應得權利和供給的函數,儘管這種函數比一個總數或一件產品要複雜一些。    
  在這篇隨感裡,所涉及的完全是一些在這種程度上作了界說的選擇。人們可能會想出其他的概念來取代它們。有人會想起福利這個術語。它完全是表示經濟和政治上的受益因素的結合。然而,它仍然會引起雙重的誤解。作為經濟學的專業概念,它被假定是可以測度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種假定恰恰是不正確的。作為日常口語中的單詞正好相反,福利近乎於有關福利國家的政治概念。因此,選擇是一個較少引起誤解的概念。我們偶爾也會乾脆談到生存機會,如果所談的是有關增加和擴大人的選擇的目標的話。    
  因此,這是一種簡略的說法。生存機會僅僅部分是選擇;其另一部分與坐標有關係,在坐標之內選擇才有意義.這是一種很難理解的思想,即使它也能有指望得到理解,即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它似乎給好些人——首先是年輕人——提供越來越多的選擇可能性,但在選擇這個而不是那個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這一問題上,又沒有在他們作出決定時給他們以幫助。在這種狀態下,什麼東西會有所補益?人們會想起很多概念。道德的準則會有所補益;大衛·裡斯曼(David Riesman)從「內心引導」來描繪的「內心的羅盤」會有所補益的;屬於家庭、社區、傳統的群體和教會,也會有所補益的。也許人們可以談到一種能把握和指導人的深層文化。所有這類考慮都回溯到「聯繫」上,聯繫具有某種「約束力」:宗教(Religion)、義務(Obligation),拉丁文單詞「束縛」(ligare)又回來了,因此我曾經建議用根系聯結(Liga-turen)這個詞。也就是說,根系聯結是深層的文化聯繫,這種聯繫會使人們找到通過選擇世界的道路。    
  難道這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嗎?這一概念已隨現代的革命消逝而去。實際上: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這本書是由於受到觀察這種不可抗拒的革命的啟迪而寫的,革命正在克服任何障礙,並且通過它自己所製造的廢墟而不斷前進。當國王們的政權由於得到貴族的支持而統治歐洲各國之時,社會儘管有種種弊端卻仍然享受著各種幸福,這種幸福今天是難以理解和倣傚的。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上神聖的敬畏,統統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然而,在我們放棄我們祖先的社會的狀況之後,尤其是在我們把他們的各種機構、理念和習俗統統都拋棄之後,我們用什麼東西來取它們而代之呢?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及其所產生的結果,都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消除了,一切新成立的關係在僵化之前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宗教人士反對自由,自由之友攻擊宗教;崇高和寬容的英才頌揚奴役,低微的、卑躬屈膝者進行獨立的說教;誠實的和開明的市民成為一切進步的敵人,沒有愛國主義或沒有道德的男子扮演著文明和啟蒙的使徒。」    
  因此,現代首先幹著破壞的事業。但是,是誰如此生動地描寫這種事業呢?我冒昧耍個小手腕——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這種手腕肯定是不成功的——用兩位18世紀的作者的言詞拼湊一段文章,而且還刪除一些累贅的句子。這當然是指《論美國的民主》和《共產黨宣言》的作者,也就是托克維爾和馬克思。一般情況下,人們是不會把他們相互搞混、張冠李戴的。這位法國貴族曾短期出任共和國國務部長,他是一位勉強的現代人,他一方面為美國所吸引,但是,另一方面卻為來自新世界的傳染危險而憂心忡忡;這位德國的學究和革命團體偶爾的組織者是一位憤世嫉俗的現代人,他不太為他周圍的現實歡欣鼓舞,而是對一個誰也未曾見到過的世界滿懷希望。但是,在描繪現代時,這兩人並非相去甚遠。    
  對於他們來說,現代精神的核心是與從前時代的根系聯結徹底決裂。包括田園牧歌式的過去及其神聖的敬畏。人們走出其咎由自取的不成熟,同時也走出在固定的社會等級的結構中的穩定的人際關係之安樂窩。「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都被消除了。」什麼東西來取代它們呢?這類東西不多。對於托克維爾來說,充其量是英雄的現實主義,是準備正視毫無依據的現實的人的英雄的現實主義。對於馬克思來說,則是「現金交易」    
  (cash nexus),是純粹的供給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受操縱的)刺激是惟一的一些指示方向的信號。其他人繼續維護這個傳統,甚至把它上升為理論。尼采(Nietzsche)是一個偉大的榜樣(他說:「上帝死了。」)。存在主義的傳統的一部分把任何行動都看做是一種acte   gratuit,即一種通往虛無的、輕率的構思。於是在這個毫無根系聯結的世界的盡頭,虛假的神明離它就相去不遠了。它們曾經把很多人引入歧途,有些人一直跟隨它們到了瓊斯敦。也許,瓊斯牧師的916名美國信徒在圭亞那的謀殺性集體自殺,是一個沒有根系聯結的世界的象徵和徵兆。    
  然而,也有另外一種理解現代世界的傳統,一種沒有思鄉懷舊和沒有烏托邦、也沒有憤世嫉俗的傳統。例如,伊曼努埃爾·康德充滿驕傲地自覺和看待新世界。「敢做聰明人吧!鼓起勇氣來,利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康德早於托克維爾半個世紀就寫下這些話(所引用的告誡寫於法蘭西革命的前幾年)。馬克斯·韋伯頌揚理性則是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後半個世紀多才寫下的。如果傳統的形式在粉碎,不僅科學和技術欣欣向榮,而且產生了「完全在政治的行政機構意義上的『國家』,它擁有理性制訂的『憲法』,理性制訂的法和一個以理性制訂為章程的規則即『法律』為取向的行政管理機構」,最後產生了現代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應得權利和供給;現代開拓了此前未曾感覺到的空前的生存機會……抑或這又僅僅是一些結合康德提出的不要喪失自己的勇氣的要求的選擇?    
  馬克斯·韋伯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宗教問題上「缺乏音樂天才」。也許這也適用於他所描寫的社會。不過,大多數人都需要一點兒音樂,也許我們大家都需要。因此,問題在於是否存在專門屬於現代的根系聯結,也就是一些深層的聯繫,這些聯繫並不因為「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而喪失它們的力量。在這裡,civil   society即公民社會概念有其立足之處。應得權利和供給的世界,即政治和經濟的世界,它們自身是不可能存在的;兩者必須扎根於一個社會的世界。生存機會是一種雙重的函數,即一方面是作為應得權利和供給的結合的選擇的函數,另一方面是社會所提供的選擇和根系聯結的函數。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憲國家(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的概念將伴隨我們貫穿這整篇隨想。在下面的一章裡,將會對它作比較確切的界說;然後列舉一些例子,對它作更詳細的闡述;直到最後一章,主張建立世界公民社會來結束論證。在公民社會裡,至關重要的是,用一些賦予人的共同生活以意義的結構來填補國家的組織和孤立的個人之間的真空。因此,公民社會並不簡單地是一個人的社會,而是在充分意義上的公民的社會。因此,它是一種文明結果,而不是自然結果。(英文的概念「civil    
  soeiety」和法文的概念「societe civile」,說明了這種相互關係。)當大衛·休謨(David  Hume)強調平民的(「civil」)這個詞時,他可能回顧一種開始於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平民政府論》的傳統;同時,他也激勵著亞當·費古松(AdamFerguson)去寫作《平民社會史》。美國憲法制訂者們清楚地知道(正如我們還將詳細談到那樣),沒有公民社會,民主和法治國家將頂不上多少用處。公民社會毫無例外地是現代的。它們在供給結構上並非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儘管它們按其本質為首創精神和增長的可能性敞開了大門。它們在應得權利結構上甚至還不一定必然是民主的,儘管它們以人人都擁有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前提,而且,它們一旦存在,就體現著業已成形的對專制的和極權的誘惑的反抗。已經實現了的生存機會要求有公民社會的根系聯結。沒有公民社會結構,自由就依舊是一根搖晃不定的風中蘆葦。托克維爾鼓足他的全部勇氣,去描寫一個現代公民社會的可能性,他卻未能成功地使這種公民社會具有十分吸引力,而馬克思把對公民社會的興起推到遙遙無期,因而使它不能實現。二者都沒有能對我們有所補益。至於法與自由之間的結合要求些什麼,伊曼努埃爾·康德瞭解得更好,他把它稱之為公民的社會。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二章 公民權利和社會階級    
   1.不平等、統治、階級鬥爭    
  在18世紀,歐洲人和北美人的生存機會經歷了三重的推進。人們為此前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爭得了新的應得權利,而且由於英國革命,隨後由於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它們得到傳播。首先在英國,工業革命開創了此前聞所未聞的供給的機會。同時,公民的社會起初是緩慢地、繼而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明顯地取代舊的、僵化的根系聯結。這個推動首先是一次啟動。隨之而來的是歷時兩個世紀之久的關於為更多的人爭取更多的生存機會的政治大辯論。這場辯論是由一些社會群體發動的,它們組織起來,在一些內部結構越來越明確的制度安排裡開展它們的衝突。也許在20世紀結束之際,會宣告一些衝突的新形式;現代的階級衝突肯定不會總是佔有優勢地位;然而,階級衝突的歷史仍然值得講一講。    
  關於這些考慮賴以為基礎的變革的理論,我已經經常而且在很多方面作了闡述,因此在這裡可以用簡要的幾句話對它加以概括。生存機會的分配從來就不是均衡的。我們沒有看見過任何一個社會,在那裡所有的男人、婦女和兒童都能享有同樣的應得權利和同樣的供給。其原因就在於每種社會都必須協調人的不同的任務,不過也必須協調人的利益和能力。於是,在概念的領域裡,一方面肯定有種類的區別,另一方面有等級的區別。抽像地看,社會地位可能是不同的,而相互間又沒有上下級之分。實際上,社會契約理論很久以來就在聯合與統治之間、在合作社(contract  of association,即有關聯合的契約)和社會(contract   ofdomination,即有關統治的契約)之間進行區分。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層的區分也屬於這種情況,其意圖往往是希望不同的任務和利益原則上是可以在同等級的基礎之上協調的。在「沒有統治的交際」的觀念裡,於爾根·哈伯馬斯(Juergen  Habermas)的思想重新被提升為值得爭取的目標,在此,哈伯馬斯處於一種可經由馬克思的「自由人的聯合體」追溯到中世紀合作社概念的傳統之中。然而,所有這一切希望都是幻想。在實際上,所有的社會的聯合都要求存在統治,而且這樣也不壞。    
  社會總是意味著行為的規範化。對於這一點,一切分析的結論都是一致的。但是,規範化不可能是虛無飄渺的空中樓閣;它甚至也不可能建立在僅僅協議的基礎之上的。它意味著,某些特定的價值被確定為適用的,例如軍人精明強幹、或者職業生涯中的業績、家庭的身世或者有證書證明的教育水平的價值。然而,若把價值確定為適用的,這不僅意味著行為舉止、能力和任務要用它們來衡量,而且要有一些能夠賦予哪些價值適用和實行制裁的機關。這些機關能夠制定法律,而且能夠獎賞和懲罰。不過,這就是一些統治機關。儘管人種學家們也許能夠向我們講述一些「沒有統治者的部落」的故事,在現實的條件下,在真人當中,這種可信性很小。社會就意味著統治,而統治就意味著不平等。    
  那麼在多大程度上這是好的?對此,伊曼努埃爾·康德在其《世界公民意圖中一般歷史的理念》的第四原理裡,該說的幾乎都說了。在一個純粹合作社的世界裡,「在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牧羊人的生活裡,儘管十分和睦、知足和相親相愛,一切天才將仍然永遠蘊藏在它們的胚胎之中:人像吃草的綿羊一樣溫順善良,他們幾乎不會為自己的生存創造出比他們的家畜的生存具有更大的價值……因此,感謝大自然的桀驁不馴、好妒忌和爭勝好強的虛榮心、無法滿足的擁有欲和統治欲!沒有它,人類的優秀的天然素質將永遠不會發育,將會永遠微睡不醒。人們想要和睦;但是,大自然更加瞭解,什麼東西對人的種類更好:它想要不和。」    
  一段康德的語錄尚不能證明。在其他的場合,人們也必須更加精確地推敲一下康德關於「天然素質」的概念。在這裡,首先想到卡爾·波普爾,想到把歷史作為一種不確定的未來的構思。然而,不僅社會就是意味著統治,統治就是意味著不平等,而且不平等帶來衝突,衝突構成進步的源泉,包括擴大人的生存機會的源泉,這種思想是富有意義的。    
  這樣一種看法首先決定著提出人們要研究歷史的問題。統治經由不平等的道路,引發衝突,這並不是說,任何形式的統治都是一種好事。實際上,任何形式的統治也許都不是好事。「一切權力都使人腐敗。」社會恰恰不是可愛的,而是必要的。然而,問題不是我們能夠如何從一切統治中解放出來,並想入非非地沉醉於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牧羊人生活,而是我們如何能夠駕馭統治,使得最佳的生存機會成為可能。阿克頓勳爵的話甚至更進了一步:「一切權力都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這恰恰就是使得公民權利成為現代的關鍵概念之要點。    
  在我們由理論進入分析之前,先作兩點說明還是有益的。其中一點涉及到康德和波普爾。在有一些時代裡,社會衝突及其科學的探討具有基礎的或根本的性質。那裡涉及的不僅僅是擴大選舉權或者改善養老保險,而是社會契約本身。18世紀的情況就是如此(在英國,實際上一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了);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情況又是如此。在這樣的時代裡,統治和社會的遊戲規則本身就是討論的課題。    
  今天,對契約問題的討論重新活躍起來的原因,不同於200年和300年以前。在那時候,一些重要的作者處於本國的動亂和內戰之中,他們在混亂之中尋找依靠。像霍布斯這樣完全絕望的人,依附於一個強有力的君主。一代人之後,較為平靜的、更主張自由的洛克宣告要建設公民的國家,即公民政府(civilgovernment)。在18世紀,由此產生出民主的法治和立憲國家。這裡總是關係到從混亂中創建秩序。今天,首當其衝的是一個不同的問題。20世紀末,到處都有國家在活動。在世界上的那些自由國家裡,很多人迷惘地在法律的叢林裡四處摸索,對官僚們持不信任態度,官僚們許諾給他們指點出路,但是最終卻僅僅管束他們。在從共產主義解放出來的國家裡,起初權力一度遭到削弱;所剩的權力經常不斷地遭到受過極權主義之苦的孩子們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尋求社會契約就變為尋求那個絕對必要量的秩序。於是,這裡就談談最小的國家或者公正秩序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這並不是說,過去的人錯了,或者新近的人是對的,因為這是違背17和18世紀的方法和思路的,包括康德的方法和思路:不能把社會契約設想為政治有機體的不可改變的骨架。它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本身處於變化之中。甚至美國的憲法——在近代史上,它最接近一項自覺的社會契約,而且也是產生於18世紀的契約討論過程中的——必須通過補充條款、聯邦法院判決和慣例,不斷重新適應,才能保持其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秩序工具的地位。社會契約不是社會的基礎,而是歷史的主題。它不是一勞永逸地擬就的,而是要由每一代人重新制訂的。它的持久的組成部分充其量是一種社會語法書;其餘的一切都在變化,是能夠得到改進的,然而也能變壞。因此,問題不是我們應該返回到永久性的社會契約條文上,而是我們能夠如何重新撰寫這些條文,如何在改變了的情況下把自由向前推進。    
  社會契約是由於社會的衝突而重新改寫的。無論如何,社會衝突提供了改寫部分的條文內容和改寫的力量。因此,正如社會契約一樣,衝突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就是關於契約論的第二條說明。也許曾經一直有過階級衝突,然而階級衝突並非總是占統治地位的紛爭形式,而且在未來,也必然不總是占統治地位的紛爭形式。    
  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裡有一個很少受到注意的、內在的矛盾說明了這種命題。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簡要地論述了不同的時代。正如為了幫助新的生產力取得突破,資產階級必須推翻封建的生產關係一樣,無產階級也將必然會揚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我已經指出,馬克思也好,他的信徒們也好,都沒有認同其載體和宣告者應該是無產階級的生產力。我偶爾也隱約暗示了另一種異議。資產階級很難被描繪為封建社會的被壓迫階級,很難與資產階級社會裡的無產階級相提並論,同日而語。法國的第三等級可能是缺乏政治權利的,但是當革命的雷聲隆隆作響的時候,業已立足的各等級在經濟上早就依附於資產階級了。實際上,在馬克思的歷史模式中,無產階級具有無與倫比的地位,《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們知道:「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如果人們從這類措詞中抽掉錯誤的激情和時代的瘋狂成分,那麼就剩下這樣的內容:社會階級和階級衝突在基於統治地位而形成的大的群體之間進行公開的政治論爭的意義上,是一種現代特有的現象。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雖然都是衝突的歷史,但是並非——無論如何並非必然——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與此相關,變革的兩個門坎是決定性的。其中之一標誌了從身份向契約(from   status to contrac)的過渡(正如英國法學家亨利·梅因爵士所說的那樣),即從等級社會或者種姓制度社會的傳統等級結構向著開放的現代社會分層的過渡。這是一個長期的、痛苦的進程,一些社會較早經歷這種進程,有些社會較晚,少數社會徹底經歷了全部過程。因此,把這個過程與18世紀等同起來,未免過於精細;它開始於埃拉斯姆斯·馮·洛特丹(Erasmus  von Rottierdam)的世界,在約瑟夫、斯大林、毛澤東和學者尼赫魯的世界裡,它也絕沒有結束。推動這一進程的衝突一般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另一個門坎是完全現代的社會的門坎,在這種社會裡,公民權利不再是論爭的占主導地位的論爭主題。在本章末尾以及在本書末尾,我們將再次回頭討論這個門坎。在那裡,少數人又會變得重要,而且與他們一起,社會的運動也會變得重要。    
  在這兩個門坎之間,有一個很長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公民權利是變革的主題,而階級鬥爭是變革的工具。這種情況是很顯然的,足以允許通過在社會上已經站穩腳跟的群體之間的政治鬥爭實現變化。現在重要的不再是把人不可移動地固定在他們對種姓和等級的歸屬上;因此,關鍵是應得權利問題,即在各種社會裡社會成員的地位以及與此相關的機會問題。階級衝突的淵源存在於統治結構裡,這種結構不再具有傳統等級結構的絕對的性質。衝突的主題就叫做生存機會。如果時間成熟,即如果這時這些生存機會不再是應得權利的機會,而是僅僅還剩下有關供給的機會,社會衝突就會採取一種新的形式。迄今為止,這個時刻從未來到,而且也許永遠不會來到;然而對於這一時刻的確定來說,公民權利是中心的概念。    
  2.公民權利的崛起    
  公民權利產生於城堡、從農村地區的封建結構中脫穎而出的中世紀城市和中世紀城市之前的古代城邦。由於其內在的必然性,它們最終導致普遍的公民社會,即世界公民社會。但是在民族國家裡,公民權利獲得了它們的現代特點。那些稍晚才實現公民權利的國家,大多數也是遲到的民族,而首批形成的民族同時變為公民權利的先驅,這並非偶然。其中原因很簡單。現代的民族國家在其核心是非封建的、包括反封建的市民能夠藉以找到他們的位置的形式。市民需要民族,以便用法和憲法去取代傳統的聯繫和神的恩惠。在這一點上,民族國家是在通往一種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的道路上的進步源泉。    
  對於1914-1945年期間即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同時代人來說,或者也對於戰後各新民族之間的戰爭以及1989年革命之後的時代的同時代人來說,這聽起來會令人驚愕。事實上,民族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一位兩面神。它一方面抹去了舊的(種姓和等級的)界線,另一方面又設置了新的界線。即使今天,民族國家仍然既有排他性,又有同樣程度的包容性。然而依舊不容忽視的是,至少在1789-1848年這幾十年的革命年代裡,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盟是一支解放的力量。時至今日,沒有任何人能對法治國家、有關它的受監督的權力的憲法、它的可靠的程序規則和有規則的決策監督,找到一種更有效的保證。民族國家除了允許把公民權利的理念普遍化之外,再也沒有更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優越性。    
  這種理念是古老的。它的基本要素統統都存在於在運回伯羅奔尼撒戰爭首批陣亡將士時伯裡克利(Perikles)的著名演說裡。伯裡克利為倖存者描繪了雅典憲法賴以為基礎的價值:「它的行政管理有利於很多人,而不是少數幾個人,因此我們稱它為民主。倘若我們觀察一下法律,那麼,它們為所有的人在其私人的爭端中帶來同樣的公正;至於社會地位,在公眾生活中陞遷晉級的基礎是能力;出身家世不得高於貢獻;貧窮也不是前進路上的障礙;卑微的生活環境不能妨礙任何人為公團服務。」    
  把公民權利作為民主:在幾乎2500年之後,托克維爾應用了這個概念。「民主的國家」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等級差別被剷除了,財產廣為分散,權力分裂為很多,智慧的光芒在擴展,所有階級的能力傾向於平等」。作為人人平等的民主是與政治民主有所不同的(關於政治民主將在下一章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對政治參與有相同的權利要求,而且不管他們的社會出身和地位,都享有這些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的公民權利,在雅典與其說是現實,不如說是夢想。亞里士多德還十分輕鬆地談到那些「從本質上」不屬於公民的人,即奴隸們,婦女們。伯裡克利演講裡所指的很多人是(雅典)城市裡的很多自由的男子。貫穿羅馬的歷史、意大利各城市的歷史,各漢莎城市的歷史、首批民族國家包括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這類限制依然存在著。在所有公民的平等的基本地位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達到與它從一開始起的的概念相一致的地步之前,經歷了數世紀之久,而且要求經過激烈的論爭。    
  在這一點上,一種語言方面的註釋具有內容上的意義。用德語來操作這一章裡所用的一些詞彙,其難度令人驚訝。這裡,同時還有兩個困難。其中之一與「Burger」這個詞的模稜兩可的含義有關,在這個詞裡,總是同時有城邦公民(citoyen)和資產階級(bourgeois),即國家公民和有財產的市民的含義。我們已經把二者確認為現代社會衝突的特徵臉譜,同時也已提醒注意,它們恰恰不能在「Burger」的雙重含義下和諧統一起來。另一個困難在於翻譯「citizenship」(「公民身份地位」)這個詞。即人們幾乎不知不覺地開始把它說成「Staatsburgerschaft」(「國家公民身份」),同樣地,把「citizen」(市民,公民)或者「citoyell」(「城邦公民」)說成「Staatsburger」(「國家公民」,「國民」)。這可能符合德國的歷史現實,在德國,個人的權利使個人受到國家的約束,而不是保護他們不受國家的侵害;然而,這會引入歧途。只有在個人不僅是國家成員的情況下,Citizenship(公民身份地位)才說明個人的身份地位。公民和國家的關係恰恰不是存在於國家公民的定義裡,而是自由的主題。    
  不能通過定義把一段尷尬的歷史從世界上抹掉。因此,某些含義模稜兩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Citizenship,即公民的身份地位,描述的是權利和義務,權利和義務產生於在一個社會單位、首先是一個民族裡的成員資格。面對一個言簡意賅的表述,我們不得不再次停下來:權利和義務。到此為止,僅僅談到公民的權利。義務的情況又如何呢?實際上,義務難道不是不可分割地屬於權利嗎?(用勞倫斯·米德的話,他在這方面表述過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諸如「在母語方面有著良好的口語和書面語知識」,「對支持自己的家庭有貢獻」,甚至「在可支配的行業裡工作」,難道甚至這些任務不都是「在社會範圍內公民的身份地位的可操作定義的一部分」嗎?    
  在這一點上應極端清楚明確,這是很重要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即Citizenship,首先描述了一大堆應得權利。這些應得權利的存在是無條件的。因此,它們既不取決於出身和社會地位,也不取決於某些特定的行為舉止方式。凡是涉及應得權利的地方,諸如「誰不勞動,他也就不應該接受社會救濟」、「不納稅者不得參加選舉」或者「誰若違法,他就無權要求援用法律手段」之類的說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公民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轉讓的。它的根本特徵是:它是不可能用什麼東西來抵償的;這裡涉及的恰恰不是一種經濟上的身份地位。T.H.馬歇爾正確地強調,就此而言,公民的身份地位使人脫離市場力量,甚至是從市場力量下把人解放出來。    
  這不是說,與這種身份地位結合在一起的只有權利,儘管權利是它的核心。但是,只要有公民的義務,那麼,這些義務也同樣必須理解為是無條件的。義務既不是產生於權利,也不是權利的前提條件。服從法律的義務在這個意義上是無條件的,儘管公民有可能、而且有時有必要不服從(不是公民有「權利」不服從,毋寧說,這種不服從總是違法行為,具有種種的後果)。納稅義務在同樣的意義上是無條件的。「如果沒有政治代表機構就沒有納稅義務」,是一種政治的要求,一種鬥爭論綱,不是公民權利的定義(而「如果不納稅就沒有政治代表機構」則是一種根本不能接受的條件的相互聯繫)。不僅把生活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把生命中的一部分時間,供公民支配使用,這可能屬於公民的義務。服兵役和社會服務是可能的公民義務。然而它們也必須作為公民義務來解釋,而不能解釋為報答公民權利的一種回贈。    
  也就是說,公民的身份地位的激情及其歷史性力量在於無條件的應得權利性質,這種性質與它的內容結合在一起。這些內容在變化著;T.H.馬歇爾描繪了這種過程。不過,首先必須再次強調,在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中,公民的身份地位本身的適用範圍發生了變化。過去有過、現在仍然有包容和排斥的雙重問題,有公民共同體的成員資格雙重問題。爭取這種成員資格屬於當前最激烈的、甚至是最富於暴力的鬥爭。    
  這尤其適用於橫向的或者民族的包容和排斥問題。這個問題觸及到人的認同性,因為人或者個人歸屬於哪裡是由人的認同性決定的。一般而言,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要劃分一些界線,界線在地圖上或者從人的膚色上或者在其他方面是明顯可辨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使在現代世界,多文化的社會也是例外情況,而不是規則。文明的進程並未緩解人們想在其同類中生活的願望。很少有國家能像北美洲那樣成功地歸化這麼多的人種群體。而即使在那裡,意裔一美國人,德裔一美國人等等中的連字符也變得同美國的公民權一樣重要,因此,黑人感到自己受排斥,因為在對他們稱呼中沒有連字符,於是,他們開始自稱為非洲裔一美國人。在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之後,大不列顛是一個包容若干民族的國家的範例。這在威爾士是能容忍的,在蘇格蘭正好還被接受,但是在愛爾蘭卻導致國內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規模分立國家踢給了我們民族自決的概念,這個概念進一步增強了人類社會固有的均質化傾向。而且,這種所謂的自決權同時削弱了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因為它離開了公民身份地位的權利,轉向純粹的歸屬關係:我是立陶宛人,蒂洛爾人,巴斯克人,等等,而自由必須等待,直至世界注意到這種情況……    
  有人設想,現代社會應該比從前的社會覺得更容易帶著差異生活,也許這種設想是錯誤的。今天,魁北克和愛爾蘭的問題,黎巴嫩和比利時的問題,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問題,難道不是展開比100年前、更不用說比200年前更為激烈的紛爭的契機嗎?況且,這類樣式的衝突是無處不在的。一個來自美國的改革教區、改信其他宗教的猶太人有權要求以色列的國民資格嗎?可以把一家瑞典企業交託給一位埃及移民嗎?俄羅斯人在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人在阿塞拜疆,塞爾維亞人在克羅地亞,能謀求些什麼呢?難道避難者們也能哪怕享有他們的客居國的一些基本的國籍加入權利嗎?難道人們應該把他們塞進集中營地,或者甚至像對待在香港的越南人或者在泰國的柬埔寨人,那樣把他們遣送回國嗎?有些國家的邊界意識比其他國家強烈一些;也許它們有特殊的認同性問題。因此,處處都有這種假相,彷彿在傳統的紐帶變得更弱的時刻,成員資格的界線的重要性就突顯出來。這是一個很難的議題。這跟流動性有些關聯。人們試圖說明,這個世紀的典型的社會角色是流浪者角色。在有利的情況下,他是飛黃騰達者,在不利的情況下,他是逃亡難民,甚至是避難者。倘若人們觀察一下這個進程的結果,那麼,人們恰恰不會得出人類在文明的道路上取得了偉大進步的結論。一個文明的社會會無拘無束地把共同的公民權利與種族、宗教或文化的不同結合起來。它不會利用公民的身份地位來排斥他人,而是只能把自己理解為在通往世界公民社會道路上的一步。當我們審視處在種種不完美之中的現實世界時,我們將不會打消這個夢想。    
  各種群體為爭取橫向的(民族的、文化的)包容或排斥的鬥爭,不能描寫為階級衝突,或者說,無論如何不能主要描寫為階級衝突。在這裡,雖然談的是國內戰爭在概念的充分的意義上,但是成問題的成員資格屬性與社會階級相比是更絕對的自然屬性。此外,參與社會進程,包括階級衝突,從根本上說是成問題的,而不是把應得權利擴大到一些新的領域裡。在某種哪怕複雜的方式上,這也適用於縱向的社會包容或排斥。這指的是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的辯論:屬於某些特定的群體或者某些範疇的人,他們在人身方面無疑屬於一個社會,但是,在社會方面是否也被看做屬於這個社會?這類紛爭的主題就是較狹義的美國意義上的公民權利,即civil rights,因為美國也提供了有關這類鬥爭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儘管在其他地方找到相應的現象並非難事。    
  兩個最重要的社會包容問題就是黑人問題和婦女問題。黑人受排斥的情況呈階梯狀,從簡單的歧視,經由種族的分離(seg-regation),直至種族隔離(Apartheid)。為消除種族隔離,曾經需要進行一場內戰和一場尚未結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60年代的公民權運動曾經無情地陷入到實施無法控制的暴力的邊緣;它的目標是剷除一切分離。然而,歧視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一種贊助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一切方法與思路,即自覺幫助那些迄今為止受歧視的人(可惜也往往被稱為「正面的歧視」)的一切方法與思路,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取得成功。    
  婦女運動的進步歷史顯示出類似的階段,雖然這些階段更富有成果一些。亞里士多德認為,「從本質上講」,婦女如果不說是二等的,也應該是屬於守護家庭和爐灶的,不屬於作為公民的公眾場所的市場,他的觀點曾長期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哲學。婦女權利運動堅持把要求選舉權作為對公民權利的要求,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在大多數的發達國家中取得赫然的成效。然而,歧視過去存在過、現在也仍然存在著,這種歧視使婦女們成為「二等公民」。歧視的形式是微妙的,但是它的影響卻是明顯的。在這裡,要求積極行動仍然是現代公民權利運動的一部分。    
  因此,公民的身份地位在歷史舞台的崛起發揮了一種極富爆炸性的作用。其原因肯定不在於與這種身份地位結合在一起的各種義務上,而是在於它的應得權利上。為自己爭得了這些參與權利的一些群體,很快就顯示出一種保衛這些權利的傾向,即作為公民躲進城堡裡,像刺蝟似地捲縮起來。另一些群體則提出它們的要求,而且有時甚至還在城堡裡找到代言人。為在公民社會裡爭取充分的成員資格的鬥爭,成為現代社會衝突的偉大主題之一,直至世界公民社會有朝一日成為現實之時,它將仍然是偉大的主題之一。    
  3.T.H.馬歇爾的論點    
  包容和排斥向公民社會提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一再重新出現,而且往往採用暴力的形式出現。然而,前兩世紀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思想卻在於公民的身份地位本身的發展。作為微小的和棘手的法的名目開始的東西,逐漸地變成了一種內涵豐富和有保障的身份地位,在高度發達的、開放的社會裡,甚至就成了生存機會的完美的化身。同時,「逐漸地」和「變成了」這兩個詞使人低估這個進程的性質。即這也不是一個無危險的、默默的、周圍的人幾乎感覺不到的增進過程,而是一個通過衝突、通過階級衝突促使演變的範例。上兩個世紀的階級衝突總是同時把公民權利的兩個方面作為它的主題,即把公民權利有效地擴大到尚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為公民權利補充一些新的要素。這兩個主題不可分割地屬於一個整體。    
  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在1950年的一項系列講座裡敘述了這段歷史,這個系列講座屬於社會分析的瑰寶。我把這個系列講座的題目用作為眼下這一章的標題《公民權利和社會階級》,或者毋寧說是《公民身份和社會階級》。這些講座是在劍橋為紀念與T.H.馬歇爾並沒有親戚關係的同姓氏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而舉辦的,這促使這位講師以《工人階級的前途》的作者1873年提出的一個問題為開篇:「問題不是,所有的人最終是否都變成為平等的——他們肯定不會都變為如此,而是進步會不會慢慢地、但是肯定地導致最終每個人至少按其職業都是一位主人。」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兒陳腐,不僅是對於婦女們有些陳腐,她們還擁有一種成為女士的同樣偉大的權利。因為在這裡,我們關心的是應得權利,我們也必須詰問,應得權利是確實「慢慢而穩步地」,還是跳躍式和階段式地向前推進。不過,T.H.馬歇爾應用這段引語僅僅是為了他自己對問題的表述。我們在抽像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了這一表述。他首先把他所稱之為「量的或經濟的不平等」的東西同「質的不平等」區別開來。前者可能是消除不了的,不過後者也許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倘若質的不平等被消除,那麼,量的不平等就失去鋒芒。通過更多的人擁有更廣泛的權利並被接納為社會的成員,這是能夠達到的。實際上,這也確定實現了。「人的成員資格的基本平等……獲得了一些新的實質的豐富,被飾以一個令人驚訝的權利花環……而且這種基本平等明白無誤地與公民的身份地位等同起來了。」    
  也就是說,這就是馬歇爾的論點。現代的社會變遷使得不平等的各種形式和由它們產生的衝突發生變化。過去的質的、政治的差異,現在變成為人與人之間的量的、經濟的差異。這是分兩個階段實現的,即通過現代精神本身的革命和通過現代世界內部的變化。    
  馬歇爾以討論封建的等級結構及其法律規定的特權和排他性開始。這是身份地位的世界,當現代的契約進入這個世界時,它就土崩瓦解了。在舊的世界裡,應得權利的限制構成一個似乎不可改變的不平等結構。「公民的身份地位對這樣一種體制的影響必然是具有最深刻的煽動性,甚至是破壞性的。」它正好意味著一切法律上界定的應得權利限制的壽終正寢。誠然,它的意義也僅此而已,不可多求。因此,它並未導致不平等的結束。馬歇爾的話幾乎帶有點兒辯解的口吻:當公民權利的原則站穩腳跟之時,「階級還一直存在著,這是千真萬確的。」這種辯解的弦外之音是毫無道理的。在某種方式上,階級是到了在人人都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地位的基礎上才開始存在的。人們必須屬於階級,才能被捲入階級衝突。就此而言,階級鬥爭是現代社會衝突的推動力量。    
  當然,同時必須明確指出,現代的階級衝突也與應得權利有關聯。一方面,從前的各時代留下了它們的痕跡,包括傳統的領主們的勢力,它雖然在法律上不再被認可,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有影響的。另一方面,又產生新的應得權利的限制,它們雖然在法律上不具有約束力的性質,但是為人人都擁有公民權利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這種限制既包括實際收入,也包括歧視的形式,既包括流動障礙,也包括阻礙參與的藩籬。在現代的社會衝突中,關鍵不再是在於消除那些(用馬歇爾的話講)「基本上具有法律約束性質」的差別。公民資格原則業已消除了這類差別。無論如何,它「在原則上」已經這樣做了。仍然留下來的、惟一具法律約束力的身份地位,就是公民的身份地位。然而,現代的社會衝突與一些不平等的影響有關係,這些不平等限制著人們用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手段進行充分的公民參與。因此,關鍵是應得權利,它們能把公民的地位變成為一種實現了的身份地位。    
  T.H.馬歇爾把這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即較狹義的公民權利階段,政治權利階段和社會權利階段。因為他有幸是英國人,所以他能夠把這種區分與明確的時間界限相劃一,而在一般情況下,是否能夠滿足這樣明確要求,是令人懷疑的。他「把不同階段的產生歷史分別納入一個不同的世紀,即把基本權利的產生歷史納入18世紀,把政治權利納入19世紀,把社會權利納入20世紀」。仔細觀察時,在大不列顛也有明顯的相互交錯,不過,這種區分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公民的基本權利是走向現代世界之關鍵。屬於基本權利的包括:法治國家的基本要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可靠的適用法律裁定程序。等級制度的壽終正寢,正意味著公民基本權利的開端。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人人都服從法律。法限制著權力及其載體,法同時為所有暫時或長久處於少數地位的人提供保護。至於法治國家是否能夠純粹在形式上加以界定,或者是否必須包括某些特定的實質性要素,這個問題可能沒有最終的答案。在美國,可靠和適當的程序(due  process)是一個形式概念,儘管如此,這個概念保障了對人權的保護;很多其他的國家則寧願採納有關自然權利的舊思想,並把它移植到它們的憲法的序言裡。「我們把這些真理看做是顯而易見的……」誠然,一個純粹形式的法治國家概念也會被濫用。希特勒就以一項授權法開始他的統治,藉以廢除法治國家。然而,儘管有20世紀的這類矛盾心理,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公民,所有公民都服從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思想是公民資格的第一個定義。    
  同時,這種界說也是西方國家所有類型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自由的僱傭勞動是以現代的勞動契約為前提的。市場只有在人能夠作為平等的市場參與者進入市場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並不意味著,人人都必須進入市場;幾十年之久,與其說資本主義為少數人生產和供給了日益增加的產品,毋寧說,很多人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為少數人生產和供給了產品。這也並不意味著,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充分條件。正如所有國家在其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十分遺憾地發現的那樣,民主和富裕是兩回事兒。新教倫理也好,企業家的首創精神也好,技術發明也好,都不會自動地產生於公民權利。然而,如果說對18世紀的市民曾經有個許諾擴大應得權利和供給的主題的話,那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許20世紀結束之際,公民社會也具有相同的功能。無論如何,公民的基本權利過去是、現在也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戰略性變化。因此,對於所有那些後來才走上現代發展道路的國家來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仍然是第一需要。    
  公民的基本權利的顯而易見的弱點在於,體現它們的法律本身可能是片面的。法律雖然應該作為遊戲規則發揮作用,但是,有時遊戲規則對一方比對另一方更為有利。勞動合同提供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如果締約的一方必須為生存而勞動,而締約的另一方卻可以選擇締約對象,而且可以隨意聘用和解雇他們,這叫做什麼「自由和平等」?只要不是一切公民都有機會把他們的利益納入制訂法律的過程,法治國家就會對一些嚴重的應得權利的差異不加觸及。有鑒於此,政治權利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必要補充。其中不僅包括選舉權,而且也包括結社自由,輿論自由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論文《論自由》裡十分深刻描述過的一整套名目繁多的權利。政治上的公開性與經濟中的市場相適應;它們的結構類似地不完善和類似地複雜;然而首先是公開性也好,市場也好,都必須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政治權利是通往公開性的入場券。    
  自由黨人的改革家們曾經既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也為政治權利而鬥爭過。並非人人都願意「把政治權利直接地和無條件地與公民的身份地位結合起來」;有些人認為,基本權利就足夠了,政治是一種少數優選者的事情。不過,改革家們大體上都接受以下這種觀點:法治國家和普選權是實現自由的條件。因此,大多數人不想再前進一步。時至今日,自由世界中的最大國家——亦即最大的公民社會——都還沒有完全接受公民權利的歷史並未就此終止的觀點。在美國,一種機會概念曾經長期佔優勢,它從限制性角度可理解為公民的平等的起始條件,而從擴展性角度可理解為公民的選擇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利和開放的邊界,加在一起成為美國的自由概念。這在某種程度上在今天仍然是適用的。窮人應該得到幫助,如果他們自身進行自助的話;此外,他們的生活狀況則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在20世紀的歐洲,人們看到了另一種事態發展。至於促進該進程向前發展的,是公民的身份地位的邏輯、階級鬥爭,還是包攬一切的國家的傳統,對此可能有爭議,但是,有關社會成員需要的不僅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觀點得到貫徹和接受。加上社會權利,以至於正如馬歇爾表示的那樣,一個充分意義上的公民的身份地位最終包括「一種對實際收入的普遍權利,這種實際收入將不按有關人員的市場價值來衡量」。這就是一種在我們的意義上的應得權利。    
  以這類發展為基礎的論證是顯而易見的。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受到享有特權者的政治權力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很多人在經濟上的軟弱乏力的限制,儘管法律和憲法承諾他們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人們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在法院裡捍衛自己的利益甚或者名譽,這是重要的。倘若人們缺乏教育,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權利,那麼,政治權利就並不那麼重要。此外,它們可能需要付出一種社會的和經濟的代價,這種代價會妨礙政治權利的行使。只要不是每一個人的生活都不受基本的貧窮和恐懼所困擾,憲法權利就依舊是一項空洞的許諾,甚至更糟糕,它們會變成為厚顏無恥的借口,用來掩蓋保護享受特權者的事實。從這類論據得出的結論不再是一目瞭然的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本身可能被確立下來,而且可能通過法律、憲法和法院給予保證,而要保障社會權利卻是更艱難的問題。類似的辦法雖然曾經嘗試過,然而,無論是由法律規定最低收入也好,是勞動權利也好,還是其他的社會「權利」也好,都未能證明十分有效。    
  在這種情況下,引人矚目的是,對改善社會狀況的要求往往被提升為對提高供給的要求。凱恩斯主張一種更加自覺的需求調控,他並未要求提高實際工資本身以改善社會狀況,而是要求增加購買力作為增長的推動力。60年代歐洲討論教育的擴張,並不以教育是公民權的論點開始的,而是以教育機會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假定的聯繫開始的。在一些得到廣泛傳播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出版物中,談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和高等學校畢業生佔全民比例之間的關係。還必須注意的是,社會權利的思想由於轉移支付和作為公民身份地位因素,搞混了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之間的界線。T.H.馬歇爾已經先於弗雷德·希爾斯提出了後者的論點,當馬歇爾提問道,社會的公民權利會不會超出其原先的意圖太遠——原先只「想把在社會大廈的底層的地板抬高」——會不會是已在開始「改建整座大廈」,以至於它們最後可能導致「把摩天大樓變成為一座小平房」。    
  為什麼不會呢?人們可能會問。直接的回答是:只要不平等仍然是供給的不平等,沒有擴大到應得權利上,不平等就是自由的一種媒介物。不平等充斥超級市場,而只要大家都能進入超級市場,這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在這裡,我們的第一個主題是這樣一個問題:對於階級結構來說,擴大公民的權利意味著什麼。首先我們假定,這個過程本身是階級衝突的一種結果。發育不良的公民社會的無財產者們組織起來,強調要求他們的政治權利,最後要求他們的社會權利;有產者們不情願地進行了讓步。就此而言,公民權利的進步從司法領域,經由政治領域,進而轉向社會領域,也是一種「階級抑制」的過程,即緩解階級衝突的過程。人們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這個進程終止時,各階級還應該為了什麼而鬥爭?T.H.馬歇爾給了一個小心謹慎的回答。不過,他令人對以下情況不容置疑:公民身份地位的實現對各社會階級和它們的衝突已經有多種多樣的影響。「它們無疑是深刻的,而為人人都擁有平等權利所允許的、甚至是帶有其烙印的不平等,可能不再是該概念用於過去社會的意義上的階級差別。」於是,它們僅僅是更多地表現為經濟上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服從於市場的條件,而不是更多地表現為社會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要求採取政治行動。那麼,無階級的社會到來了嗎?    
  4.公民社會    
  在我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暫時中斷對應得權利和供給的兩方面的分析,並且充分審視一下生存機會。公民的身份地位標誌著社會的事物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許也標誌著在擴大人的選擇的意義上取得了一種值得注意的進步。但是,公民的身份地位本身還不說明自由已經立足其中的社會的種類。它是公民社會的一個要素,但是,公民社會要求滿足其他的更為敏感的條件。    
  我們還有必要最後一次對德語用詞作個解釋: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再次在世界範圍內成為時髦,猶如它在200年前已經流行過一樣。這個概念從拉丁美洲擴展到東歐,也就是說,在國家的全面權利要求宣告失敗、而人們要求新的依靠的地方,它變得具有現實意義。但是,德語要用這個概念有困難。有時應用英語的表達方式civil  society;另一些人企圖避免作出抉擇,只談論「Zivilgesellschaft」(「平民社會」人無論如何,大多數人避免使用「die  burgerliche Gesellschaft」(「公民的社會」)的概念。據一本廣泛發行的字典稱,「公民的社會作為市民所支撐和負責的社會制度,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和在德國發生的兩次通貨膨脹)的影響,由於生產結構的市場結構以及消費行為的改變,已經不再存在了」。這可能適用於這種版本的「公民的社會」,但是,它並不特別令人感興趣。下面我將嘗試讓人信服可用德語單詞「Burgergesellschaft」(公民社會)來替代另一個與其說是一時的、毋寧說伴隨著現代進程的「civil-society」(公民社會)的形式。    
  蒂莫西·加通·亞什(Timothy Garton Ash)有意不提理論的要求,只根據正在謀求解放自己的東歐、中歐人的願望,提出人們將期待從公民社會得到什麼。「應該有一些聯合的形式,民族的、地區的、地方的、職業的聯合形式,它們是自願的,權威的,民主的,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受政黨或者國家控制或操縱的。人們在其行為舉止上應該是『資產階級的』(「burgerlich」);也就是說,有禮貌的,寬容的,而首先是無暴力的。資產階級的和文質彬彬的。公民權利的思想是必須認真嚴肅對待的」。因此在公民社會裡,至關重要的是讓很多不受(中央集權)國家干預的組織和機構存在,讓它們雖雜亂無章,但具有創造性。從根本上講,重要的是社會,但是同時,其涵義要比中立的、一般的社會概念所指的更多。作為自由的媒介物的公民社會,有其專有的特徵,在這裡應該強調其中的三個特徵。    
  公民社會的第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它的要素的多樣性。「結構」這個詞還是誇張了在這種多樣性裡的秩序。有很多的組織和機構,人們能夠在其中實現他們在各方面的生活利益。美國憲法的締造者和《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詹姆斯·麥迪遜特別強調這一方面,因為「多數的專制統治」令他憂心忡仲。「一方面一切統治將從社會派生而來,並且保持對社會的依附,另一方面社會本身將分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團和公民階級,以至於個人或者少數人的權利就幾乎不會受到多數人出於利益而形成的聯合的危害。」因此惟一的一個國教與公民的社會毫無關係;與此相反,若干獨立於國家的教會則屬於公民的社會。    
  公民社會的第二個重要特徵是很多組織和機構的自治。同時,自治首先必須理解為獨立於一個權力中心。凡是社區自治得到嚴肅對待的地方,鄉鎮的行政管理(自治管理)就能夠變為公民的社會的一部分。即使由國家財政撥款維繫的機構,如大學,也能實行自治。誠然,毋庸否認,倘若自治建立在成員們自己的主動性上,而且一般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自治就會更加牢靠一些。中小型企業如同基金會、協會和聯合會一樣,也是公民社會的組成部分。社會團體自治的淵源和形式是創建公民社會的一個中心主題,創建公民社會總只能是創造一些使這類社會能欣欣向榮的條件。    
  公民社會的第三個重要的特徵與人的行為舉止有關係,即與加通·亞什所稱的「有禮貌的、寬容的和無暴力的」、但首先是「資產階級的和文質彬彬的」行為舉止有關係。在這裡我們遇到公民身份地位的另一方面,即公民個人的一面,也就是說,公民意識。在這個意義上的公民,並不問別人、尤其是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麼,而是自己能有所作為。公民的自豪感,剛直不阿的公民氣概——它們與描寫公民社會成員美德的各種各樣的字眼有關聯。    
  顯然,公民社會是一切獨裁權力的眼中釘、肉中刺。專制的領主們充其量允許公民社會作為個人的「內心流亡地」。然而,這是違背公民社會的開放原則的。極權的統治者們憎恨公民社會更甚於憎恨其他的一切,公民社會抗拒他們的肆無忌憚、驕橫狂妄。納粹統治在德國的立足首先是一種反對公民社會的基本要素的鬥爭,包括反對公民社會的一些令人驚歎的方面,例如大學生聯合會,或者有著固有的(自治的)榮譽習俗的貴族。如果這場鬥爭勝利,可能會產生一個巨大的真空,而這個真空就會使得人們幾乎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對此,齊奧賽斯庫之後的羅馬尼亞提供了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範例。    
  反過來,這就是說,公民社會也許是惟一有效反對專制和極權統治的源泉。在現存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裡,凡是存在著公民社會基本要素的地方,那裡的反對派就強大。在波蘭,反對派包括擁有特殊地位的教會,1980年以後還包括「團結工會」(Solidarnosc);在匈牙利,起初是悄悄的財產私有化的傾向,然後是越來越公開化的財產私有化的傾向;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和藝術家們進行了較為孤軍奮戰的鬥爭;民主德國教會的反對派組織的情況同樣如此。與此相反,拉丁美洲有很多「來自下面的」反對專制組織的派系,不過,它們往往是短命的。    
  不過,公民社會和專制的關係不可以普遍化為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對約翰·洛克來說,不存在公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關係問題;二者屬於一體。凡是自由的憲法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公民社會是人們的一般的生活媒介物。它恰恰不是國家的一大支柱;形形色色的自治的機構總是要注意避免與統治者們締結過於密切的同盟。但是,公民社會也不是處於反對國家的地位。把公民的倡議運動看做是反對民主政府的集團,那是一種毫無創見的誤解。自由也意味著,國家要讓人們自己去處置其生活的廣闊的領域,因此他們既不必開展反對國家機構的鬥爭,也不必開展支持國家機構的鬥爭,他們最終會與國家機構一起借助市場經濟共同促進生存機會。    
  首先,公民社會究竟如何產生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英國、美利堅合眾國、瑞士是一些特殊的例子。基於不同的原因,在這三個國家,建立中央集權國家是真正的問題。在那些地方尚未存在中央集權國家之時,公民社會業已存在;中央集權國家不得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強行剝奪公民社會的某些權利。《聯邦黨人文集》並非是聯邦制度的辯護詞,而是闡明(美國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權利的一種嘗試。在大多數國家裡,這個過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這裡,為建立公民的社會的鬥爭,實際上是一種反對專制的(而且近來是極權的)國家的霸權要求的鬥爭。有時,善意的君主們也允許社區或者大學享有某種程度上的自治;更為經常的是把這種自治強加給它們。市民為爭取資本主義的權利條件和財產條件的鬥爭,就屬於社會史的這一篇章。    
  因此,公民社會的產生,往往採取更為靜悄悄和似乎更為無害的方式。在墨西哥城,1985年地震之後的混亂導致建立鄰里倡議運動,取代完全束手無策的國家的地位。在格拉斯哥一個最糟糕的貧民窟裡,婦女們起初組織了一次狂歡節式的夏季聯歡節,然後組織了其他的活動,結果逐漸改善了她們的地位。孟加拉鄉村銀行幫助貧窮和完全無力自助的農業主的故事傳遍了全世界。在共產主義的東歐,「出版自治」(Samitzdat)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現在,這種出版自治已經在很多地方通過出版社和雜誌社站穩了腳跟。    
  這一切都要持續一段時間。公民社會並非一夜之間就得以產生,也不是在起草民主的憲法甚或奠定市場經濟的基礎的時間內就得以產生。同時,公民社會也處處受到損害。一切國家機關都有極權的偏好。儘管人們會常常強調,國家無非是一些支撐著它的人,國家總是想要愈來愈多的權力。有時候,國家以原則上很有意義的原則的名義,破壞公民社會。撒切爾首相領導下的英國政府就熱衷於在一切的機構裡建立「責任制」(accountability),因此,它認為大學、公共電台和電視台、自由職業的自治是不值得讚賞的。「諸如社會這類東西,是不存在的」,撒切爾夫人說:「只有個人。」她還自相矛盾地補充說,「還有家庭」;她本來應該說:「還有國家。」但是,只有孤立的個人和國家的世界,是一種不自由的世界。    
  然而,在20世紀末的發達社會裡,首先是另一種危險在威脅著人們。這種危險與詹姆斯·麥迪遜的擔憂有關。「必須保護社會的幾部分人不受另幾部分人所行不義的侵害。」但是,這幾部分人如何使自己變為一個大的卡特爾,又與那些支撐國家的人一起共事?這是曼柯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的一個惡夢,但是不僅僅是他的噩夢。奧爾森甚至認為,這類卡特爾化——另一些人稱之為社團主義(Korporatismus)——存在於「集體行為的邏輯」裡。在長久政治穩定的情況下,公民社會的多樣性會導致僵化,最後禁止任何的變革。於是,(奧爾森認為)只剩下急劇的變革才能有所幫助,即革命或者戰爭。    
  幸運的是,奧爾森錯了。關於這一點下面還將談到。事實上,在這裡約略提到的動機,在下面又將作為社會政治分析的主題再次出現。在這裡,描述公民社會的基本要素的目的在於充分揭示現代世界的最好可能性的全貌。倘若在馬歇爾的概念的意義上的公民身份地位得到實現,此外,倘若市場經濟的供給機器全速運轉,而且倘若豐富多彩的公民社會由它的成員的公民意識所支撐——那麼,還有什麼事情可做呢?現代的社會衝突此時終於完成它的任務了嗎?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盡頭了嗎?    
  5.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T.H.馬歇爾的講座是1950年舉辦的。像其他的社會學家那樣,他也捷足先登地發現並描述一些社會的發展趨勢。即使在世界上發達的社會裡,要貫徹公民身份地位的應得權利也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更不用說富裕社會還提供了新的供給機會。然而,馬歇爾正確地指出,現代的社會衝突開始在喪失其絕對的品質。倘若所有公民的基本的應得權利總算得到保證,那麼,剩下來的供給情況的不平等就不足以創造在過去的意義上的歷史。不平等使人產生妒忌,但是並不促成階級鬥爭。一種終點依稀可見的感覺,悄悄地潛移默化到T.H.馬歇爾的考慮之中。    
  在50年代,馬歇爾也不是惟一有這種考慮的人。在雷蒙·阿隆的世界裡(在本書第五章),我們還會遇到另外的幾個人。有一些作者,他們認為覺察到一種悖論。(他們這樣斷言)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裡,產生著新的階級,而且隨著新的階級的產生,還產生著新的衝突力量;但是,在非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裡,無階級的社會業已到來了。「拉平了的中產階級社會」不再有階級衝突了。阿隆本人像在他之前的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一樣,談到了「意識形態的壽終正寢」,而且因此認為,由世界觀掩飾的政治紛爭業已喪失其社會意義。在將來,(人們必然會得出結論)還只有實用主義的政策才是合適的。    
  歷史繼續前進,直至1968年及其後。可以輕而易舉地立論,認為不乏遺留下來的應得權利問題,因而也不乏社會衝突;哪怕在今天,對於這個論點,也還有充分的理由。然而,為數不少的現代社會,成功地走上了一條道路,改變了舊的(階級)衝突的價值地位,這種觀點仍然是正確的。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裡,很難在這些衝突裡看到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    
  在70年代,在所謂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壓力下,於是就出現一種新的末日來臨的氣氛。然而,這次立具有另外一種性質;我們還將(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更仔細地審視這種性質。簡而言之,它的原理是:已工業化的增長社會用一些手段解決了它們的問題,而這些手段不久首先將會把它們引向無法逾越的極限。因此,它們需要回歸,經濟的回歸,社會的回歸,道德的回歸。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處於一條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上。某些告誡的作用是強烈的,然而也是短命的。也許可以指出,這些告誡作為令人煩惱的懷疑依然存在過,貫穿了80年代那令人疑惑的增長爆炸歲月。人們認為,在本千年結束之前,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懷疑將會再次以致命的形式蔓延,這種假定肯定不會錯。一個沒有千歲壽星的千年似乎是一次貽誤的機會。    
  因此,90年代初期,很多人又回到那個比較陳舊的命題上。根據對1989年革命的印象,有人斷言,現在不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家,而且原來的經互會(Comecon)國家也走在通往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世界的道路上。因為對現實的社會主義所抱幻想的破滅並非局限於東歐,而是席捲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所以,這次所談論到的是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的壽終正寢。美國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言簡意賅地把它概括為:「歷史的終結。」大的鬥爭一去不復返了;鬥爭的激情和幹勁「現在被經濟的計算、對技術問題的無窮無盡的求解、環境問題和對胃口被吊得高高的消費願望的滿足所取代」。    
  通過指出尚存的下層階級問題、婦女權利問題、甚或從前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過渡期陣痛問題以及世界範圍的環境損害問題,來對這類論點進行挖苦諷刺,那是太易如反掌了。無疑,問題是夠多的,而歷史繼續向前進。有些人在那些新的問題中,看見若干問題具有一種新的性質,而且看到由於這些問題會爆發出一些鬥爭,其強烈程度將是聞所未聞的,也許他們的看法是對的。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提醒了人們注意「風險社會」的新問題,而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則呼喚借重「負責的原則」來克服這些新問題。不過有人會說,這些陪審官們還在坐而論道,討論新問題的準確的意義。也許他們坐而論道時間太長,但是,在他們返回來宣告他們的判決之前,現代的社會衝突應當已經憑借公民的身份地位、經濟增長和公民社會,創造了一個基本架構,在這個基本架構裡,幾乎所有眾所周知的問題都能得到把握和處理。    
  不過有兩個例外問題。它們在這裡只是稍作提示。在分析本世紀從極權主義的誘惑到1989年革命的希望這段歷史時,這兩個例外問題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性質。第一個例外問題作為新問題與現代精神的誘惑有關係。人們本應該認為,行將結束的這個世紀已經足以令人心悅誠服地教導了我們,歷史不僅僅沿著一個方向行進。但是,人們甚至在談論挫折時也還是以認為人們最終將要走向和實現一種基本方向這一令人懷疑的假定為前提。這種假設在本世紀末再次廣為傳播。然而,它是錯誤的。即使那些相信進步是可能的人,即相信試圖為更多的人開拓更多的生存機會是有意義的人,也必須認識到,理性的東西既不是現實的,更絕不是必然會變為現實的。自由仍舊一直在受到威脅。    
  由於這裡所謂現代精神的誘惑而形成的威脅,產生於人們在公民社會裡發展生存機會時所遇到的那些矛盾,也就是發展生存機會所帶來的副作用。我們已經隱約談到過那些矛盾。如果與從前時代的較絕對的根系連線撕斷,那麼首先就會產生一個真空。「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公民社會只能有限地填充這個真空。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公民社會的根系連結容易為美國的平民宗教或英國的社會傳統所接受。公民社會所遭遇的危險之一是失范的危險。人們失去支撐,而只有深刻的、文化的結合關係才能幫助他們獲得支撐;最後無論什麼都再也不靈了,一切都變得什麼都行,因此也都變成什麼都無所謂的。    
  這些對於共同生活的後果是多種多樣的,是嚴重的。失范的時代是日常生活極端動盪不安的時代。於是人們就會大聲疾呼要「法律和秩序」。同時,人們在只要有希望找到支撐的地方去尋找支撐。只要如此,哈墨恩的捕鼠人就會開足馬力,全力以赴。然而,不僅引誘者們會碩果纍纍。從歷史中也會孕育出各種回憶,對在舊的社會聯繫中一種失去了的家庭溫暖的回憶。部落將重又令人感興趣,絕對的教義信條將重又令人感興趣。    
  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屬於現代精神的兩大誘惑;20世紀末,它們是唾手可得的。二者也可能採取溫和的形式。民族主義的感情和福音派教義並非是人人皆有的東西,然而,它們對於自由的憲制也不構成危險。不過,二者也有更為絕對的表現方式,這些絕對的方式與這裡所界定的生存機會的一切要素格格不入,甚至與生存機會明顯對立。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好戰的原教旨主義既不容忍公民社會的多樣性,也不容忍公民社會的自治,更不用說容忍它的文明性。它們把一切的應得權利融化在一種宗教的狂熱之中。首先,令很多人感到驚訝的是,他們並不關心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經濟後果。因此,也不能採用開放社會的方法同它們進行鬥爭。    
  那麼,如何用別的辦法來對付它們呢?考慮到估計大的歷史問題業已得到解決這第二個例外,這個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也許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實行是可能的,雖然它在那裡也不靈;但是,狹義的公民社會在一個國家裡實行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容誤解的。當然,人們可能而且必須從自己家裡開始建立一個文明化的公民社會。然而,只要公民社會仍然局限在民族的邊界之內,它就必然與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相結合,而排他的態度、措施和規則是違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社會本身的原則的。只有當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建立公民社會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我們需要世界公民社會。    
  這不僅僅是些漂亮的話。避難者、難民、出境、遷徙和過境移民,講述著一個明白無誤的故事。倘若讓他們入境,那麼,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會不提出相當的先決條件就給他們以正式的公民所享有的地位。他們在福氣好的情況下可以是二等公民,由此證明公民的概念是荒謬的。他們也不可避免地製造一種不安定的因素。倘若不讓他們入境,人們就必須設置障礙,障礙會使開放的社會變為堡壘。因此,很多人建議,改善逃亡者和移民的家鄉所在地的條件。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用諸如發展援助是辦不到的;從根本上講,首先不是一個供給的問題。毋寧說,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必須確立和保障公民權利。到處都必須確立公民權利。    
  是否會有一種窮國和富國之間的世界性內戰,對此人們可能會有爭議。把階級鬥爭的概念應用到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的企圖,無論如何沒有走得很遠。只要缺乏共同的前後聯繫,也就沒有結構的衝突,只要沒有結構的衝突,對立也就不會向前駛到新的海岸。因此肯定無疑,第三世界本身的存在,尤其是窮人當中最窮的人的存在——在20世紀末,肯定有20億的窮人——與一個有著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文明世界的價值是不相容的。可以不讓人去思考世界的貧窮,但是,貧窮的事實依然存在,而這種事實把富人的生存機會,變為本質上不許可變成的東西,即變為特權。即使基於這個原因,世界公民社會也是必要的。    
  然而,很多人將會認為這種想法是毫無希望的烏托邦。在一個人們寧願要部落的家庭溫暖、也不願要開放社會的徐徐清風的時代,情況尤其如此。不管世界公民社會的思想可能是什麼,它不是一種烏托邦。正如伯裡克利的雅典把公民地位從夢想變成了一種現實(在它之上能夠建設現代社會)一樣,歐洲和北美的公民社會是一些雛形,它們顯然到處都可能會出現。伊曼努埃爾·康德肯定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早在200年前,他在他的《世界公民意圖中一般歷史的理念》一文裡已經確定了目標;這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會」。這個進程需要時間和戰略行動。如果我們不想把全體公民取得的成果孤注一擲的話,我們就必須開始這個進程。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三章 工業社會的政治    
   1.變革的因素和動機    
  社會階級的結構和由它們所開展的、為爭取公民權利的衝突,經由政治的途徑,進入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寫進史書。也許同一般人比,這甚至還更適用於史書。人們在其公開表示之前很久,對於不公正和對於特權,就有敏銳的感覺。他們從自己的利害關係出發,採取行動,不管是否有政治黨派來組織他們。也就是說,社會力量比一種社會學幻想的發明要來得多。但是,只有當它們表現在政治辯論和決策中時,它們才變成為看得見的,摸得著的,首先是變為有作用的。然而,在同一時刻,它們也遇到其他的力量和影響,後者使得局面複雜化。階級歸屬永遠不是政治利益的惟一基礎。會發生一些事件,它們把多數的注意力從公民權利的題目引開。不過,首先是政治進程的邏輯會給階級鬥爭增添意料不到的內容。在這一章裡,要涉及這種進程,通過這種進程,衝突的主題及其社會的形象就轉變為政治的行為。    
  這種觀察方法給公民的身份地位和公民社會的現代的歷史補充了一些新的方面的內容。倘若人們審視一下從19世紀早期到本世紀70年代公民權利的進步,就會得出一系列的結論。第一個結論證實這樣一個理論推測:愈來愈新的應得權利的發展總是跳躍式的。它不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逐步過程,而是往往分為很大的階段。每一次重要的應得權利的改變都與一個值得緬懷的事件相聯繫。這尤其適用於那些在法和法律中確立下來的強硬的應得權利。在大不列顛擴大選舉權就是一個範例: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kt)降低了選舉人的收入和財產資格要求,並使之標準化;1867/1868年以及1884/1885年,英國再次通過新的法律,進一步降低這種資格要求;1918年對於年滿21歲的男子和年滿30歲的婦女實行了普遍的和幾乎是平等的選舉權;1948年廢除了 「 大學席位 」 的限制和其他某些不正常的制度; 1968年選舉年齡降至18歲。類似的現象還可以列舉:如實行和擴大普遍的學校義務教育,實行和擴大福利國家的各種核心制度。在有些國家裡,有法定的最低工資。沒有實行最低工資規定的地方,以及工資和薪水也沒有完全指數化的地方,有約束力的勞資協議規定了大多數人的收入。一些較軟的應得權利不能這麼容易與某些特定的契機相聯繫。然而,在通往實現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步驟是可以明確確認的。它們往往表示著立憲的、政治的或者社會的變革的莊嚴年代。    
  在追蹤公民權利的進步時出現的第二個結論是:總體而言,確實是進步了。有一些很長的階段,很少發生什麼事件,但是,如若發生一些事件,則一般都是一種改善。抹殺從前的成果的事件,在任何方面都是異常的。德國的納粹制度不僅意味著取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且導致減少所有公民的某些特定的社會的應得權利;這是一種巨大的、持續長久的、最終成為戲劇性的憲法危機的結果。一般而言,公民權利是 「 富有剛性的 」 。(凱恩斯把實際工資描寫為 「 富有剛性的 」 。他指的是,它們會反抗下降的壓力。今天我們知道,同美國相比,這更明顯地適用於歐洲,也就是說,在歐洲,實際工資的應得權利性質更加顯著。)倘若公民的身份地位達到某一個特定的高度上,那麼極有可能,它不會再往下掉;倘若它真的往下掉,那麼在此之前,會有政治的持續性的中斷。    
  從這兩方面角度看,應得權利的歷史有別於供給的歷史,尤其是有別於產品和勞務的供給的歷史。經濟的發展可以表述為處於景氣波動之中的連續曲線。在前幾十年中,經濟政策的發明使情況變得複雜了;這也適用於與選舉相關聯的經濟增長的政治週期。然而,這樣的事實依舊存在:經濟的增長和應得權利的擴大之間不存在著簡單的平行關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應得權利的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經濟的增長充其量是緩慢地向上發展,整體而言,特別是圍繞著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動。當經濟的前景十分不明朗時,例如1918/1919年,後來又在1944年和1950年之間,公民權利卻取得了決定性的進步。供給派津津樂道,沒有增長就不可能有結構的變化。馬克思主義者們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十分奇特地在堅持經濟高於政治佔第一位觀點上,不謀而合,意見一致。事實上,增長和變革之間的關係要複雜一些,如果它們從根本上具有系統性的話。    
  那麼,如果不是一種願望,想讓更多的人能夠分享一塊日益增大的供給大蛋糕,又是什麼推動公民權利的進步呢?前面已經提到過一些十分艱難的歲月,首先是1918/1919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代。為什麼戰爭導致很多人的地位有所改善?基思 · 米德爾馬斯( Keith   Middlemas)在他的《工業社會的政治》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細的探討,這一章的標題就是引自這本書。至少有兩個原因,使得戰爭政策導致改革。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它與觀念相關聯。20世紀的戰爭不是由一些小的局部的群體進行的,而是要求居民幾乎全體都參加。這就導致在統治集團當中形成這樣的信念:必須為那些沒有正式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而又把他們的生命孤注一擲的人做些事情。他們必須得到公民權利,正如溫斯頓 · 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表示的那樣。馬克斯 · 韋伯在他的關於戰後德國必須有新的制度的書信和文章裡,一再寫道,如果拒絕給復員返鄉的士兵一些權利,而那些留在家裡的戰爭暴發戶們卻像理所當然地擁有這些權利,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甚至是無恥和失禮的。    
  戰爭經驗和社會變革之間的另一種關係更為實際些;它是米德爾馬斯這部著作的中心主題。至少在大不列顛,《戰時社會公約》是以組織和協調經濟決策過程的主要參與者為前提的。政府恰恰是對強大的工會感興趣的 —— 與俾斯麥的戰略相反,面對爆發混亂暴力的威脅,英國保守黨人的領袖們認識到組織的優越性。政府同時提倡建立僱主協會。於是,三大角色即政府、工會和企業之間的同盟就產生了那種 「 社團主義的偏好 」 ,社團主義的偏好決定著(英國的)政治生活長達 50年之久。但是,只有當所有的參與者都至少能部分地實現他們的利益時,這種偏好才能得以保持。這首先意味著承認從前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及其組織的利益。米德爾馬斯指出,在再分配和社會政策的領域內,1945年以後的工黨政府基本上還是做著 「 社團主義三角關係 」 的夥伴們在戰爭期間討論和計劃的東西。    
  誠然,兩種英國特有的事實是令人深思的。一方面,大不列顛是幸運的,在兩次戰爭的關鍵時刻都能找到這樣的領導人,他們不僅具有強烈的政治個性,而且也感知社會變革必要性:勞埃德 · 喬治( Lloyd   George)和丘吉爾。另一方面,有一些改革計劃,不管是偶然的也好,也不管是有意的也好,恰好是在這樣的時刻提出的:各種一般情況下是對立的利益在一個非常的時代能夠不期而遇,相互邂逅。威廉 · 貝弗裡奇( Willism Beveridge)和約翰 · 梅納德 · 凱恩斯的名字,作為戰略性變革的範例在這本書裡還會更經常地提到。二者從戰時聯合政府和戰時的特殊條件吸取制訂計劃的力量,而這些計劃的實現提高了很多人的生存機會。    
  當然,並非所有的應得權利的改變都是由戰時聯合政府實行的,或者哪怕僅僅是由那些特別對那些受歧視的和被剝奪權利的人負有責任才當選的政府實行的。倘若人們看一看那些福利國家的重要因素首先找到其法律形式的年代,那麼,人們就會發現令人驚訝的趨異情況,找不到同民族的革命或者災難有明顯的相互聯繫。疾病保險就是一例:德國始於1883年,英國1911年,法國1930年。或者養老金保險:德國始於1889年,法國1910年,英國1925年。德國的例子特別令人信服。只要俾斯麥執政,在有利的情況下,政治的應得權利就仍然是穩定不變的,無論如何,是很有限的;社會黨人法還更強烈地限制政治應得權利。然而同時,給工人階級提供了某些社會的應得權利。一部分權利應該抵消另一部分權利,而兩者都服務於一個保守的甚至是半封建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這一個例子把我們帶進一個問題的核心,這個問題產生於階級理論和歷史的現實的對比。在這裡所述的時間裡,在階級衝突和社會的演變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係。俾斯麥本該嚴厲拒絕承認《共產黨宣言》裡所預言的形勢是現實的;對於把這種形勢變為拉薩爾(Lassalle)的《工人綱領》的唯心主義語言,他已經夠難以承受的了。然而同時,他知道,他必須有所作為,才能安撫工業時代的日益敵對的孩子們。他對社會的壓力作出反應。這一點更加清楚地反映在某些其他的重要年代裡:法國1910年,英國1911年,英國1925年,法國1930年。也就是說,衝突的壓力是存在的,事物的積極變化也是存在的;然而,兩者之間的橋樑是由意料不到的物質構築的,而且有時只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這種橋樑。    
  對在這類形勢下發生的事情,描寫比解釋或者哪怕只是加以理解要容易一些。社會的衝突無疑是現實的。毫無權利者的群體的利益和那些代表現存特權的群體的利益相互碰撞。印製呼籲書,舉行集會,女權運動者走上街頭示威遊行,而日益老朽的、從前的自由黨人卻在嚴肅認真地論證,沒有財產的人不應該擁有選舉權,或者婦女們在生理的素質方面是低下的,或者必須用法律的全部權力來打擊抗議者。因此,最終有些讓步。其原因並不在於整個國家處於熊熊烈火之中,甚或也並不在於無權利者在議會裡贏得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多數。在權力的走廊裡,他們的多數仍然是看不見的,然而,那些長期抵禦任何變革的人們在改變他們的立場。立場的改變是勉強的,部分是基於想擺脫已經變成累贅的壓力,部分是希望把抗議的能量轉而引導到對自己有利的圖謀上。    
  因此,有若干政治演變的成分。其中之一是由或多或少組織起來的社會運動所產生的力量,政治黨派可能屬於社會運動,但並非必然如此。另一種成分是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下,發生變化的條件已經成熟,而且存在著某種隱蔽的、甚至是潛在的意見一致性。借助輿論研究工具將發現不了這種意見一致,但是,一旦決定改變,多數人會突然發覺,他們早就期望得到這個新東西。因此,那些作出決定的人是十分重要的。起初看起來,他們似乎在逆潮流而動;然而實際上,是他們比別人更早認識到潮流正在改變方向。難道他們不是他們自己的立足基礎的叛徒嗎?人們想一想溫斯頓 · 丘吉爾吧,他在戰爭結束後說過, 「 社會主義 」 (他指的是福利國家)還必然會有一段時間坦蕩無阻地走著它的路;或者想一想康拉德 · 阿登納,他是德國採礦冶金工業裡共決制的發明者;或者想一想夏爾 · 戴高樂,他把法屬阿爾及利亞變成為一個完全是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如果事件發生了,我們突然知道,這些 「 叛徒 」 團結統一了而不是分裂了他們的國家。    
  對於那些尋求系統性變化的運動來說,這是一段毋寧說是令人不安的歷史。但是,這類運動無論如何必須對形形色色的令人不快的經驗有所準備。人們只要想一想羅伯特 · 米歇爾的所概括 「 寡頭政治的鐵的規律 」 的論點:任何尋求權力的人都為此向民主付出一種代價。對於那種不僅想要讓他的良心無愧、而且想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人來說,尷尬的窘境是相當明顯的;他會發現自己面臨雙重的危險,或者遠離決策的寶座,或者陷於決策的寶座而不能自拔。社會黨人在他們的歷史上在某種方式上兩者都經歷過。凱爾 · 哈爾蒂( Keir  Hardie),奧古斯特 · 倍倍爾( AugustBebel),讓 · 饒勒斯( Jean Jaures)是一些社會運動的領袖,他們雖然改變了世界的觀念和動員了人們,但是並未參與決策。拉姆齊 · 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赫爾曼 · 米勒( Hermann  Muller),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還有萊昂 · 布魯姆( Leon   Blum),都身居國家要職,但是很難作為偉大的改革家載入史冊。現在的問題是,開明的保守派和堅定的自由黨人最終是否就是更有影響的運動組織家和變革家。    
  這樣一來,就提出一個對很多人來說很尷尬的問題,即階級論和精英論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對於兩者來說,都提出了絕對的要求,但是這些要求很少把目光投向變革的現實進程。絕對駁斥一種理論或另一種理論也不再會於事有補。階級也許決定著社會演變的能量和方向。階級是無法總體把握的。它們為了謀求某些利益才得以形成,利益的內容會給人以瞭解事物是向何處運動的啟示。因此,某個人必然會把這些利益變為行動,並且將事物向前推進。不缺乏關於精英的局限的調查研究。精英產生於一種狹窄的社會領域;他們的成員有著相類似的生活歷程和生活經驗;大多數受過大學教育,畢業於一些相同的大學和一些相同的專業;他們相互認識,在很多方面有一種共同的語言。    
  儘管如此,這類研究總是在某種形式上忽視政治進程的核心。在社會特性方面表現出均質的精英階層的成員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完全能夠作出一些非正統的和激進的決策。實際上,毋寧說,往往是一些飛黃騰達的人,他們擔心會有所變化,因此極為一致地行動。人們在其歸屬性上愈是富有自覺意識,就愈少會採取守勢,就愈加能夠公開堅持利益,就愈是社會力量的推動力。這類考慮可能導致得出令人驚訝的結論。同類的精英可能比多元主義的精英是更為有作用的演變載體。無論如何,對於事物進程的先知先覺是這裡所簡述的情況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先知先覺絕不會自動地產生於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所提供的支持。    
  在工業社會裡的政治,其核心是與這些不同的因素的有效的斡旋息息相關的。在這方面,各種議會有它們的任務。它們集合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挑選領袖,給領袖們以行動的機會,但是也強迫他們要聽取意見。倘若它們仍舊保持與人的思想和感覺的潮流相結合,它們甚至能使領袖們意識到行動的時機。因此,社會力量、議會和決策精英們的相互作用,也會受到某些附帶因素的某些形式的干擾。因此,我們還必須對這個主題稍加深入探討,在這方面的最重要的作者馬克斯 · 韋伯能對我們有所裨益。    
  2.馬克斯 · 韋伯和現代政治的問題    
  我在本書裡十分不經意地建立一座小小的萬神廟,馬克斯 · 韋伯在這座廟裡有他的一席之地。猶如貝弗裡奇和凱恩斯一樣(以及猶如早一個世紀的威廉 · 馮 · 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一樣),馬克斯 · 韋伯是一位出沒於多種學科邊界上的人物,在一生中,他艱難地把科學和政治、理論和實踐結合於一體。韋伯比起任何其他的人,都更加遭受這兩種世界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之苦。他的苦行僧式的、清教徒式的傾向使得他嘗試做些不可能的事情,並且想把不含價值判斷的科學和熱情昂揚的政治這兩者完全分隔開來。壯舉式的嘗試失敗了,然而這並不是說,他錯了。韋伯也是一位戰略性的改革家。他在談到自己時說,他是作為保守派開始的,後來變成為自由派;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甚至立即把自己描繪為 「 激進派 」 ,而且為 「 一種非常激進的社會的民主化 」 奮鬥。他的名字與反對無限制的潛水艇戰爭的運動相聯繫著,但是隨後尤其是與關於戰後德國憲法的辯論相聯繫著。戰爭結束的前一年,他在《法蘭克福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總標題為《新制度下德國的議會和政府》。這些文章都是針對戰後德國而寫的,它們與著名的講座《政治作為職業》( 1920年)加在一起,構成一種論述現代政治問題的有益的基礎。    
  馬克斯 · 韋伯是德國人。儘管他遊歷各國和不同尋常地博覽群書,皇制的德國的經驗決定著他對現代政治問題的界定。開始時,聳立著俾斯麥的崇高形象。韋伯對他的態度體現了典型的自由黨人的內在矛盾心態。俾斯麥為德國建樹了很多卓著功績,然而同時,他在國內和在世界上都造成了同樣多的破壞。尤其是無論在機構方面,還是在政治文化方面,他都沒有給在一種現代憲法構架內發揮作用的政治領袖們留下迴旋的空間。韋伯抱怨俾斯麥之後德國領導之平庸,並且認為這是在這位帝國奠基者身上的弱點和強處的奇特混合的一種結果。這也是官僚體制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現象的結果,這種結果比起其他的一切都更明顯地給韋伯的關於現代政治的思考打上深深的烙印。    
  韋伯恰恰是對官僚體制的作用如醉如癡。不管他抓住什麼題目,他都很快地就會談到官僚體制的腐蝕的作用。倘若他談及封建領主和專制的王制,他就轉而論述它們的行政管理機構及其固有的發展自治權力的傾向。倘若他談到俾斯麥,那麼,他隨後很快就是廣泛攻擊聽命於他的 「 官員的統治 」 ,即攻擊著重意義上的官僚體制,並且攻擊與之相聯繫的普遍的 「 軟弱無力的意志 」 。倘若他談到 「 合理化 」 ,包括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接踵而至的是現代組織的制度本質及其規則、職位職能人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他談到統治和合法性,那麼,他首先就描繪由一個在領導職位、資格和陞遷等方面具有某些特徵的行政管理班子所進行的 「 理性的 」 和 「 合法的 」 合法化的模式。韋伯的這種如醉如癡暴露出普魯士經驗的一個要素,但是也表現出一種惡夢,在長達 70年的歷史中,這種惡夢的恐怖程度分毫未減。這裡指的是官僚體制的形象被看做是未來數代人 「 順從依附的外殼 」 。如果人們讓官僚體制聽任它自己固有的可觀的資源去擺佈,那麼,它就會導致形成很完善的行政管理,同時,在後來應用的 「 極權主義 」 的意義上或者在戈夫曼的 「 極權的機構 」 的意義上,這種行政是極權的。於是,人們就成為僅僅是一台 「 活的機器 」 裡的純粹的小齒輪,既是依附的,又是軟弱無力的。    
  在分析官僚體制之前的結構時,韋伯仍舊是特別蒼白無力的。也許這是他的經驗的德意志品質所表現出來的若幹點之一。他對市場或者也對政治的集市,包括美國政治的粗陋的習俗和風俗,沒有先知先覺的感知。因此,他集中到一個惟一的主題上,這就給他的問題以一種更加具有戲劇性的品質: 「 面對這種官僚體制化傾向的過分強大的優勢權力,怎麼還有可能去拯救在任何一種意義上的 『 個人主義 』 活動自由的殘餘呢? 」 韋伯並不尋求文學的或哲學的答案;他的興趣在於政治和政治的機構。因此,他把他的一般的問題變為兩個較為專門的問題,我將把它們描寫為民主的問題和領導的問題。    
  韋伯從一個重要的、儘管受局限的視角,提出民主的問題。面對官員的日益不可或缺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官員的權力,他問道,如何 「 「才能」提供某種保證,使得有些力量能夠限制和有效監督這個日益重要的階層的巨大的優勢權力 」 : 「 僅僅在這種有限的意義上,從根本上講,民主將如何是可能的呢? 」    
  民主對很多人來說意義重大。人們必然會懷疑,從伯裡克利到托克維爾,進而到天安門 「 六四 」 風波以及 1989年的東歐的 「 民主論壇 」 ,是否確實是一條沒有中斷的線索呢。如果人們採納民主的詞義,那麼,這個詞義就意味著一些也許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人們甚至必然會問,一種可以說人民擁有統治的狀態是否是值得希望的。所謂的普遍的意志,當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用三種不同的方式對它進行闡釋時,它首先製造了混亂,然後喚醒人們的憂慮,理由很簡單。倘若政治幻想的這種虛構物應該是機構的一種替代物,並且通過無人統治的討論不斷重新製造這種虛構物,懷疑論者就會想到失范、多數的暴政和一般的獨裁專制。在統治未受控制的地方,很快就會出現粗暴的權力;在缺少機構的地方,無法監督的權利要求就會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誰想避免這類辯論的形而上學和感情衝動,他就得更加準確地和更加有分寸地來理解民主。實行民主,重要的是把很多人的利益和意見納入政治的進程,重要的是合法性。    
  馬克斯 · 韋伯向我們指出,包括社會階級在內的、有關決定著演變的能量和方向的社會力量的模型和有關把他們的利益與眼下的要求協調起來的精英的模型,太過於簡單。同時,精英的本質絕不是模型的惟一的、必要的限制條件;儘管韋伯在一條意味深長的旁注裡談到了 「 神經質的軍團指揮官們 」 ,他們沒有能力 「 在他們的上司面前,代表那些委託人的利益 」 。換言之,神經質的精英們一般都膽小怯懦,改革的勇氣是以自覺意識為前提的。然而,官僚體制的危險更為嚴重。例如,它可能會使人民( demos)和統治(kratia)之間的調解人即議會癱瘓。於是,議會就變為純粹的空發議論的場所,議員們在那裡雖然發表他們的責難和希望,但是,毫無結果,一事無成。俾斯麥就是這樣看待德國帝國議會的;20世紀70和80年代的歐洲議會提供一個現實的例子。議會也可能變成為一個半社團主義的和半官僚體制的亂線團的一部分,在那裡,一切倡議都是讓人看不透的,因此也就沒有什麼革新。到處都有這樣一種議會的官僚體制化的危險。這種官僚體制化嚇壞局外人,即 「 人民 」 ,使他們疏遠政治的機構,並導致形成新的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很快就會發現自己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    
  兩個進程構成人們可以稱之為最低限度的民主的東西。其中一個在於把人民的意見和利益納入政治體制,另一個在於監督統治者們和他們的行政機構。如果民主的補給或者民主的監督受到封鎖,隨之就會出現一場憲法危機。最低限度的民主並非是一種美好理想或一種令人舒服的夢想的實現。毋寧說,它是最可靠的方法,可使變革得以進行,又不發生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政治就是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更為有效。有些耳熟能詳的抱怨,認為民主政治辦事慢吞吞的,浪費很多時間 「 如果不存在議會和媒體,我們能很快而有效地完成所必需的事情 」 ,口出這類抱怨在有利的情況下是因為不瞭解實際情況;在更壞的情況下,它們會鼓勵人們去支持恰恰是不穩定的政治制度,因為在這類政治制度裡,一切都進行得靜悄悄,萬馬齊暗。另一方面,在一些顯示出有最低限度民主的國家裡,如果喧嚷聲超過一定的噪音水準,那並非是民主的代價,而是走上一條迷途的徵兆。    
  「 現代的議會 」 ,馬克斯 · 韋伯說, 「 首先是被官僚體制的手段統治的人的代表機構。 」 民主的原教旨主義者們不喜歡這種語言,但是,不管是在納入人民的利益方面,還是在監督執政者方面,這種語言是現實主義的。然而,也有另外一些憲法工具。公民投票和公民表決既可能被保守派濫用,也可能被蠱惑民心者濫用,但是,它們不失為把輿論納入決策過程的方法。對統治的監督除了議會的程序外,還要求有法律的和其他的機制,以審查決策,包括審查行政行為。媒體具有一種現實的意義,有朝一日,這種現實意義也許會得到憲法理論的承認。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過的那樣,一種包括著社會運動和特殊的利益群體、大學裡的活潑的討論和大街上激動的人群的示威遊行等等,似乎是沒有秩序的結構是屬於公民社會的。民主按其定義是沒有秩序的,誰要不能容忍這種情況,不需要很長時間,他就會等到一種更壞的政體。    
  因此,馬克斯 · 韋伯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民主的方面。關於第二個機構的問題,他思考得更多,也有更多可說的。第二個機構的問題產生於他的基本主題,而且這個問題與 「 官僚體制本身無力辦到 」 的事情有關。馬克斯 · 韋伯把這放在他所喜歡的、關於領袖的問題。後來的歷史恰恰不是讓韋伯曾經得心應手、應用自如的這句話變得更容易使用一些;不過,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這句話,它所表示的問題要求有個回答。這就是革新、首創、願意和有能力做些事情的問題。正如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通過頌揚 「 企業家 」 及其美德和天才,來為經濟發展回答這個問題一樣,韋伯則是通過 「 政治家 」 的社會形象,來為公眾事務回答這個問題,政治家就是謀求把 「 政治作為職業 」 的人。    
  在這裡必須指出,對我來說,這裡不是事關馬克斯 · 韋伯的(在某些方面很朦朧的)魅力( Charisma)的概念,即通過對天賦和優選不尋常的要求使統治合法化。毋寧說,指出官僚體制有能力統治,然而沒有能力領導,這屬於韋伯對權力的正常行使的分析。實際上,官僚體制按其定義是無頭無腦的。誠然,很多在形式上身居現代行政機構巔峰上、而且肩負著政治責任的人,本身也是官僚體制的人物。因此,問題恰恰就在這裡。於是就產生一些完全失去航向的、平庸的共同體,它們充其量是被管理著,但不能說是由政府治理的。官僚人員應該忠誠地和內行地執行由別人所作出的決定。無疑,也有些情況,官員們必須向他們的政治領導人講,他們認為某些特定的指示是錯誤的;然而最後,他們只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執行對他們說要做的事,要麼離職了事。國家和其他的一些團體從那些最高層人物那裡,即從 「 進行指導的人 」 ,從 「 領導者 」 ,或者乾脆說從 「 領袖們 」 那裡,得到方向意識。    
  韋伯孜孜不倦地描述領袖應該具有的特點,為這幅油畫增添新的色彩。他談到他們的天才,談到他們許可接受或者必須拒絕某種選擇或任命的環境,談到他們很可能會嶄露頭角和卓有成就的條件。顯然,政治領袖們所固有的、 「 也用手去把握歷史上重要事件的一束神經末梢的感覺 」 ,甚至是 「 許可把手放到歷史車輪的輻條裡 」 的能力,特別令他心往神馳。因此,他興味盎然地轉入探討政治家必須具有的三種品質: 「 熱情 —— 責任感 —— 目測力。 」 像當時的很多年輕的政治家一樣,我父親 1920年也買了《政治作為職業》的第一版,並在這些片段上用粗鉛筆劃線。 「 熱情 」 不是知識分子的 「 無為激動 」 ,而是深深的獻身於一種 「 事業 」 ,即獻身於一個它( Es)(雖然韋伯也談到 「 上帝或惡魔 」 ,上帝或惡魔 「 是她的 」 即事業的 「 主宰 」 )。 「 責任感 」 意味著,政治家意識到他的特殊地位和任務;這個詞也暗示著要具有政治家所實踐的 「 責任倫理 」 ,而不是退縮到 「 思想倫理 」 的較為純潔的境界裡。純粹的道德在政治裡面沒有立足之地,因為在那裡重要的是行為的實際的後果;因此,政治家只有正確的信念是不夠的,他也必須認識到他的行動所面臨的約束,並估計他的所作所為的影響和後果。這就要求要有判斷能力和一種分寸意識。 「 政治是用頭腦幹的,換言之,不是靠身體的其他部分或靈魂干的 」 ,韋伯說道,但是,由於他自己的、永遠未被抑制的熱情,這也不可能保持長久: 「 千真萬確:政治雖然是用頭腦幹的,但是肯定不僅僅是用頭腦幹的。 」    
  韋伯不是詳盡描繪在一個官僚體制的世界裡領袖的問題。然而,他本來也許會接受來自宇航中的一個比喻。處於領導地位的政治家站在官僚體制的帝國的監控座上,他們必須避免兩種風險。其中之一就是,他們採用過大的傾斜角度進入行動領域,同時被燒燬,化為灰燼;領袖們自己也是官僚人員。另一個風險是(進人大氣層的)切入角太平,這樣領袖們就會被推回太空去;他們仍然是時間的穹蒼上一個遙遠的、小小的星光。進入在這個被行政管理把持的世界裡行為的密度較大的大氣層的角度必須合適,這樣領袖們才能卓有成效,並保持他們的完美。韋伯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什麼樣的憲法條件下很可能會有這種結果。因此,他支持那些把帝國總統直選和政府有可能發佈緊急法令引進魏瑪共和國憲法的人。興登堡總統1933年之前和在後果纍纍的1933年裡利用了這種可能性,有人不恰當地把興登堡所採取的方式的部分責任歸咎於馬克斯 · 韋伯。也許,缺乏一種美國模式的真正的總統制 —— 或者缺乏一種威斯敏斯特風格的充分的議會制民主 —— 是更大的缺陷。    
  對現代政治的問題的一切回答,都是有爭議的。民主的原教旨主義者的一代人,對於不僅馬克斯 · 韋伯所發揮的、而且也在這裡所建議的對政治階級的分析中所發揮的獨立的作用,特別感到為難。他們最樂於把身居高位的代表人物想像為一種蒸汽,蒸汽從間歇熱水噴泉升騰而起,又深深滲入到人民的土壤之中。自從 19世紀和20世紀初以來,公眾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已經大大喪失了難以捉摸的微妙性。由於最近幾十年的經驗,這可能不會特別令人感到驚訝。暴政、戰爭和民族大屠殺,甚至也不是難以捉摸的,和平和自由的基本條件也不是微妙的。然而,正如馬克斯 · 韋伯所看到的,現代政治的問題並未從日程上消失。面對日益增長的官僚體制的危險,民主和革新如何才能相結合?如何才能不必進行革命又可能演變?    
  自由的憲法必須給這些問題一個回答。它必須在響著警報聲的極端民主化和專制之間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中找到一條航線,又不致於翻船陷入官僚體制的無底深淵,這種深淵處處都阻礙著進步的行程路線。這類比喻也許有點兒太討人喜歡。形象可能會喚起假相,彷彿憲法自由派不能偏離惟一可靠的航線的哪怕僅僅一度之差。實際上,總是不只有一條前進的航線。現實的想像力也不只一次超越理論的想像力,因此,倘若我們深入到不同國家的現實的情況中去,就會幫助我們的分析向前推進。    
  3.關於混合憲法或者現實存在的自由    
  美國的憲法一定是令馬克斯 · 韋伯中意的。總統職位體現純粹的領導,國會體現純粹的民主,以及通過允許讓一個新的行政班子用自己的人佔據全部關鍵職位的實踐,減少官僚體制的作用。最後這一點肯定不是馬克斯 · 韋伯的官僚體制組織的理想;他寧願想要普魯士國家官員的倫理道德,也許他寧願要英國式的文官制度( civil service)。然而總的看來,種種跡象表明,在機構方面,美國的體制是對現代政治問題的一個可信的回答。    
  這種表面現象並不騙人。儘管過去和現在,並非一切美國總統都是傑出的領袖,而國會日益捲入它自己的官僚體制的困擾,並且有時對待玩弄地位和金錢的秘密遊戲,比對待民主代表機構的任務還要認真嚴肅一些,但是,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憲法運作得很好,好得令人驚訝。此外,對美國政治的社會基礎,現代化的理論家們也是應該感到滿意的。流動性是美國的基本特點;大多數美國人出身於這樣的家庭:在這些家庭裡,在不是太長的時間之前,有人作出過勇敢的決定,離開傳統和家鄉的壓力,使自己置身於大海和移民當局的漂泊不定之中。(由於這個原因,黑人奴隸的後代這樣一個重要的例外本身就提出自己的問題。)美國人仍然是好流動的。而且,這種流動性從一開始就與托克維爾意義上的民主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與生存條件的一種基本平等聯繫在一起,在這種基本平等裡,引人注目地缺少傳統的依附關係。    
  另一種觀察聽起來可能還會更加令人驚訝,它使情況複雜化,即階級理論家們也會對美國的例子特別滿意。 「 在美國的政治的意識形態裡,強調 『 無階級 』 ,這就使得很多歐美評論家們得出結論,認為在美國,黨派屬性比起在其他的西方國家裡,更少地建立在階級的分裂之上。然而,選舉調查結果卻推倒了這種結論。 」 S.M.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對這類調查一直追溯到1936年;根據這些調查,在美國,政治的衝突已經更早得多就遵循了階級模式。 「 早在美國的當代形式的兩黨制得到發展之前,使得社會分裂的政治論題在傾向上就具有階級性質。 」 李普塞提醒我們,托克維爾也沒有忽視這一事實。在經過更仔細的觀察後,托克維爾說道,並非如同最初的表面現象那樣,美國黨派政治的辯論並不那樣 「 令人不可理解或幼稚 」 。 「 我們愈是深入到這些政黨的最內心的考慮之中去,我們就愈是清楚地發現,一個政黨的目標在於限制人民的權力,另一個政黨的目標則是在於擴大人民的權力。 」    
  那麼,美利堅合眾國是純粹民主的一個楷模嗎?很多作者持這種意見,並且通過指出這個國家的富裕和我們的意義上的供應的豐富多樣來闡述這種見解。李普塞是本世紀6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幾種理論之一的創始人,他(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裡)說, 「 民主取決於經濟發展的水平。一個民族越是富裕,民主在它當中找到支撐的各種機會就越大。 」 當有一位批評家指出, 1820年的美國,或者1870年的法國,或者1890年的瑞典,很難說是經濟上高度發展的國家,然而它們卻可以說是民主國家,這時李普塞利用一根很奇特的枴杖來拯救他的理論,並且論證說,在建立 「 一個世界範圍的交往體系 」 並使得人們能借此同別國進行比較之前,這些民主國家就產生了。不過,後來又有英國的例子,尤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代。而且還有印度。要是提出一個幾乎是逆命題的命題,那也許並不顯得荒謬:民主允許一些國家,自由地進行經濟上的零和遊戲。    
  無論如何,美國的例子顯示著有關政治民主的社會前提的一段完全不同的歷史。這就是公民權利與開放邊界相結合的歷史。這兩個概念必須在一種特定的、僅僅適於美國的意義上來理解。猶如我們(在上一章裡)已經看到過的那樣,公民權利接近於托克維爾所稱的平等或民主的基本條件。在美國的情況下,它們是一些基本上局限在法律和政治範圍內的歸屬性權利。然而,美國的歷史表現了現代這個偉大力量的傳染性。如果一方想限制人民的權力,另一方卻想擴大它,那麼,階級鬥爭就容易採取暴力的形式,正如它在美國的歷史上一再採取的形式那樣。18世紀70  年代的早期的憲法鬥爭,19世紀60年代的國內戰爭和20世紀60年代的公民權利運動,是在爭取實現公民身份地位而鬥爭的漫長歷史中的三個突出事件。憲法和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1866年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憲法第14條補充條款,1964/1965年的民法(Civil   Rights)和選舉法(Voting htsActs),不過也包括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最高法院關於對明確的歧視的判決和類似的決定以及行政文件,這些都是在為實現人人擁有公民權利的永無止境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因此仍然要堅決強調,正如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如果涉及到把這類應得權利擴大到社會的領域,美國人是猶豫不決、躊躇遲疑的。無疑,美國也發展了福利國家的一些方法思路。羅斯福總統的 「 新政 」 ( New   Deal)也好,約翰遜總統的 「 偉大社會 」 ( Great   Society)方案也好,都與社會權利有關係。對於很多人來說,有普遍的老年養老金保險,醫療保險,有兒童補助金,以及其他好些比形式上的應得權利還要多的福利。然而,如果人們更仔細地考察一下美國對社會政策的態度,那麼,人們很快就會驚訝地發現,美國人並不喜歡社會的應得權利的思想;毋寧說,這種思想仍然被利用,目的是說明福利的接受者對共同體的依賴,並且加以詆毀。大多數人寧願把社會政策或者理解為分發一些慈善的捐贈,或者理解為提供某種必要的幫助,使接受者能自救,甚至是使之完全自己負責任。這背後存在著這樣的設想,即能夠達到自己負責和獨立自主,而不必訴諸社會的應得權利。結論是,人本來並沒有要求社會提供服務的應得權利,而是進入一種契約關係,而且這種契約關係與其說類似於一種社會契約,不如說更像一種私人的契約。他們所以得到救助,是基於一種假定:他們準備作出自己的貢獻,就其核心來說,就是準備要自己照顧自己。    
  因此,在美國,公民權利在一種狹義上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入場券有關係,與此相反,與進入以後才發生的事情無涉。在裡面發生的一切,仍然留給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偉大的鬥爭去解決,留給經常引用的老鼠賽跑    
  (rat race)即激烈的競爭去定奪,這樣一種態度促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不僅在哲學上曾經起過十分巨大的作用,而且現在在那裡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在這裡,美國例子的另外的一方面也發揮著作用,即開放的邊界。對公民的身份地位作限制性的理解之所以還能行得通,是因為存在著而且只要存在著個人發跡陞遷的種種機會。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從來未能像美國的夢想所反映的那樣十分廣泛地傳播著,雖然這種夢想對於人們的舉止和態度有過自己的影響。不過在美國,地理的流動性並非神話;人們雖然並不是蹬上自行車(不像撒切爾夫人的親信圈子裡一位英國大臣所推薦的那樣),而是駕著汽車,連同整個家當,從底特律到休斯敦,再到聖迪戈。    
  誠然,他們不能再向西行走,再走就得掉進大海裡。當然,他們能夠走回頭路;在東部和北部,重新振興似乎正在死亡的城市和地區,這類轟動的事例不勝枚舉。然而,首先是開放的邊界還有另外一個名稱,這個名稱使得世界的其他地方更加瞭解它,這就是 「 經濟增長 」 這一名稱。只要有可能生產更多的供給品,也就有 —— 在公民權利的人場券和缺乏正式的應得權利限制的基礎上 —— 機會,讓個人掙更多的錢,實現他們的生活願望。美國有一種其所特有的基本公民權利和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供給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曾經是美國政治民主的秘密,而不是流動性本身,更不用說是普遍的富裕,或者是經濟發展的某一個特定的階段。    
  在某種方式上,這也適用於今天。不過,20世紀70年代的風暴並未使美國未受觸動,安然無恙;倘若我們的分析涉及最近的時代,則美國強者的薄弱之處也就變得明顯可見。但是,首先我們想橫渡大西洋,在那裡我們會遇到全然不同的環境和條件。英國正是早期美國人從那裡學到經驗 —— 即使並非總是接受其理論 —— 的國家,它在某些方面恰恰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英國的基本特點是發生沒有經濟成果的政治衝突。在美國,有很長時間政治對於人們爭取更多的生存機會,並不特別重要,而在大不列顛,則有一種明顯的傾向,人們更樂於把經濟的向前發展置之腦後,而投身於罷工、競選和公眾辯論的混戰中去。因此,大不列顛為一切取決於政治的國家提供一個楷模,雖然人們並不總是準確知道,到底政治是被視為一個偉大的戲劇,一個舞台,在那裡上演著社會的對立和民族的希望,還是被看做是一種給予生存機會的有效的方法。    
  要說明英國的憲法可不容易。尤其是在20世紀,作者們在強調一種 「 趨於社團主義傾向 」 的現實和強調舊的 「 朋友 -敵人-政治 」 的表象之間,來回拉鋸。因此,用比較的角度看,在大不列顛,革新和領導的重要性尤其引人注目。有時,英國人對於激進的政治領導感到特別的滿足,因此,他們構建了一種制度,讓它允許這類領袖能夠去掌權,並且讓他們在那裡充分地發揮他們身上的特異功能。選舉法就是這種制度的一部分;它使只得到略多於 40%選票的偉大的議會多數成為可能。行政當局的權力同議會的權力並未分開;首相擁有在議會裡的幾乎是自動的多數,尤其是手中握有最後解散議會和規定重新選舉的重要的權利。政治辯論的朋友-敵人-風格具有象徵意義,這可以從下議院的席位安排看得出來,政府和反對派相互對立而坐。這一切導致引人注目的、對我稱之為 「 民主的補給 」 即利益的納入的扭曲。選民只能通過基本上是兩黨的現有渠道來表明他們的觀點,而這兩個黨在所有重要的問題上都持針鋒相對的立場。這種制度使得他們不能有一個大多數人想要的政府,亦即一個溫和的中間派聯合政府。同時,它也限制著最低限度的民主即監督,雖然在時間的長河裡,選舉總是不斷實現政權的更迭。然而,這個制度的革新力量仍然是很明顯的。此外,很久以來,英國的官僚體制 —— 文官制度( civil   service) —— 是一個服務型的而不是統治型的行政的樣板。例如,它的成員們必須在選舉之前就準備可供選擇的法律草案,因此,獲勝的一方可以直接去實現它的綱領。    
  與這個分析息息相關的第一個重要的評論是:在國家的經濟狀況比較差或者有時是很糟糕的時候,英國憲法表現了具有令人驚歎的抵抗力。即使在國內人們的 「 生活從末比現在更好 」 (正如 1958年麥克米倫首相跟他們講的那樣)的時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鄰近的歐洲大陸國家的對手們的日子要好過得多。19世界90年代,大不列顛在人均收入的分級排行表上處於明顯領先地位;80年以後,德國人的收入增加34倍,法國人的收入增加17倍,然而,相應的大不列顛的收入卻僅僅增加8倍;大不列顛從排行表上的無可爭議的世界經濟甲級隊領先地位,跌落為世界經濟甲級隊中的待降級隊。然而,即使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裡,議會民主的機構任何時候都未曾受到嚴重的威脅。戰後的失業,總罷工,經濟危機,黑衫隊和共產黨人上街示威遊行,民族聯合政府和隨之而來的工黨的分裂,這些都相當程度上考驗了英國的民主政治,然而,來自德國的以及在極權統治或佔領下的其他國家的很多移民,沒有任何一個人對這個國家的不成文的憲法的可靠性和堅定性有過哪怕是絲毫的憂慮。戰後,大不列顛幾乎貽誤了普遍的經濟奇跡,但是,它的政治機構的成就達到了新的巔峰,它們進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經歷了一些相對平安無事的階段,在威斯敏斯特表演了一出幾乎盡善盡美的兩黨遊戲。    
  很多民主政治的理論家可能認為,把政治穩定與經濟(相對)失敗進行這樣一種對照是不可能的。從中得出兩個可能的結論之一。要麼民主政治的流行的理論是錯誤的,要麼英國的秘密在於沒有民主政治。然而,即使對發育軟弱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持各種批判態度,第二個結論也是不恰當的。於是,就剩下理論的問題。也許它忽視重要的文化特徵?要麼它甚至在其關於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的基本設想方面就錯了?    
  無論如何,表面看來,朋友-敵人-政治的威斯敏斯特體制彷彿幾乎完美元缺地適合於玩零和對策。各個政治黨派在競選鬥爭中都企圖用諾言來壓倒對方,這種觀念是從熊彼特到阿羅(Arrow)以及其他一些人的 「 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 」 的基礎,但是,倘若它們不再能夠兌現諾言,同時又千方百計地激勵經濟的增長,它們就會陷入困境;無論如何,不能用這種觀念來描寫 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70年代之間的英國政治。當然,在此期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看見過,兩次大戰如何帶來一系列應得權利的變化。T.H,馬歇爾的關於擴大公民權利的著作終究是建立在英國的經驗之上的。其中隱藏著普遍的學說嗎?英國的政治長期是一種應得權利的政治,而不是供給的政治。它的主題是公民資格和特權,而不是經濟增長。但是,這類題材往往要求進行零和對策,其中一方的所得必定是另一方的所失,與此相反,如果增長的政策不能帶來正和對策結果,它就會陷入極大的困難。    
  英國政治的特徵並非程序規則的結果,而是具有更為深刻的根源。它反映著英國社會的一種其核心是靜態的社會經濟的形態。社會形態往往被描寫為一種階級體系;不過,如果階級能解釋政治衝突的社會的動力,那麼在英國情況則有所不同。在大不列顛,很多人已經對他們的 「 階級 」 逆來順受,彷彿它們是前工業時代的等級,甚至是特權種姓。他們雖然抱怨他們的處境,然而卻為他們的 「 階級 」 而驕傲自豪,這尤其適用於帶著很有特色的固有文化的工人階級。人們可以把大不列顛的階級歷史描寫為一種捍衛和要求得到應得權利的歷史,經濟的成就從來未被看做是對這種歷史的一種適當的補償。在 20世紀60年代,大衛 · 洛克伍德( David  Lockwood)和約翰 · 戈爾德索普( JohnGoldthorpe)還描寫 「 富裕的工人 」 地位有所改善,然而依舊不變地具有 「 階級覺悟 」 。同時,很多人寫了一種 「 權勢集團 」 ( Establishment),儘管經濟上的成就很一般,它卻能保持住它的特權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這種靜態的、幾乎是等級性的結構,也是維多利亞時代後半期獨特地改變社會和經濟事物的結果。人們也許可以用馬丁 · 威納爾( Martin   Wiener)的話,把它描繪為 「 工業精神的沒落 」 。無論如何,這個現代的工業革命藉以為發端的國家,經過兩三代人之後,對這場革命感到厭惡了。革命推動了一種十分巨大的革新;伴隨而來的是社會的變革;然而很多人然後誤入一種生活形式,這種生活形式與其說是與 20世紀、不如說是與18世紀有共通之處。新發財的企業家的兒子們變成為一種新的貴族,他們在鄉下擁有地產農莊,擁有消遣的獵場及其一切附屬的其他設施;貧民習藝所或濟貧院以及從前的工廠裡不幸的居住者的兒子們成為住排房的工人階級。兩者都有他們的俱樂部、他們的玩樂和他們的驕傲,而兩者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對經濟進步的無限的可能性感到渴望。一個強大的保守黨需要的不僅僅是企業家的兒子們,它需要更多;也有一些中間的群體,它們當中有些謀求上進,謀求飛黃騰達,另一些則不求上進,對它們所擁有的東西感到滿足。然而整體而言,兩黨製作為遊戲,作為一種把社會分裂為上下兩個階層的戲劇演出,加上以改變應得權利作為主題,是現存狀況的完美的表現。    
  對於這裡講述英國歷史所用的過去時態作個簡短的說明是必要的。英國的政治遊戲及其社會基礎,從未像我描寫的那樣穩定。最近的幾十年裡,兩者都表現得特別脆弱,一觸即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發生若干變化。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把他們的狀況同其他人的狀況作比較, 「 一個世界範圍的信息交流體系 」 使他們獲得有關其他人的狀況的信息。外來移民中的少數派群體給城市生活帶來一種新的因素,改變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和自覺意識。 「 讓經濟衰弱的政治 」 最終提出了一些是否能夠由政府來治理的問題。屬於新的中產階級的年輕的群體(不僅僅總是雅皮士,即正在崛起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城裡人),要求要砸碎虛偽的傳統枷鎖。兩位保守黨的首相著手處理過這項任務;第一位是愛德華 · 希思( Edward   Heath),英國傳統很快就使他喪失勇氣,來了一個臭名昭著的180度大轉彎,而瑪格麗特 · 撒切爾在被工黨政府中斷 5年之後,步希思之後塵進入唐寧街,儘管她在經濟成就的祭壇上犧牲了大不列顛的社會和政治文明,絲毫沒有感到良心有愧。在她的主持下,公眾的興趣從應得權利轉移到這樣的觀點,即認為不斷增長的供給將會解決一切問題,國家分裂為成就卓著者和毫無成就者兩種人。    
  然而,這類觀察已經把我們帶過了20世紀70年代的巨大的分水嶺,而我們對在它之前的地帶卻還沒有給予正確的勘查。近代歷史上的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大不列顛和美國的混合憲法雖然根本不同,但是兩者都卓有成效。在美國是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相結合,在英國是革新的政治和疲軟的經濟相結合,都證明是穩定的和可以接受的。一個並未給政治的進程留下多少迴旋的空間,另一個則讓它有廣闊的馳騁餘地;一個特別現代,只要它以個人的流動性為前提並且有利於個人的流動性,另一個在某些方面是半現代的;不過,兩者都既認識到公民權利的原則,也認識到演變的必要性。這兩種混合憲法發揮了作用。德國的混合憲法並未發揮作用。在這裡毋寧說,歷史的階層的特殊結合導致出現斷層,斷層導致一系列社會政策上的地震,這些地震起初震撼了歐洲,隨後就震撼了世界。戰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第一個似乎擁有穩定和民主的憲法條件的德意志國家。    
  即使今天的德國也沒有能夠完全擺脫官僚體制,未能完全擺脫那種旨在克服現代政治問題的嘗試失敗的纍纍後果。在德國,長期缺少我稱之為最低限度的民主的東西。當時,既不存在通過當選的政治家進行監督的機制,也不存在有規則地吸納很多人的意見和利益的機制。因此,人們必然要尋求其他的表達的可能性,而這些表達可能性起初是議會之外的表達可能性,隨即很快就變為反議會的,憲法一再變成為辯論的主題,而不是作為不言而喻的行為基礎。同時,領導往往證明自己沒有能力實現考慮之中的變革。統治職位上的代表主要關心的似乎往往在於讓人們承認自己是在行的專家,承認他們做起事來猶如主管的官員那樣得心應手,駕輕就熟。這一切導致出現政府機器運轉越來越慢的災難性傾向,直至最後通過戲劇性的變化和通過身上有特異功能的領袖,把政府機器重新啟動起來。只要自由的憲法應該使得人們不經過革命,就可能實現演變,德國要利用它就困難重重,難以駕馭。    
  人們經常講述這種失敗的歷史,倘若不是其他的國家時至今日仍然走在一條類似的歧途上,要在這裡重複這段歷史,我是會猶豫不決的。從德國的經驗中,人們可以得出一些教訓嗎?用簡單的公式概括之,這就是沒有公民的應得權利而有經濟增長的後果。早在1915年,托爾施太因 · 凡勃倫( Thorstein    
  Veblen)在他的《皇制的德國和工業的革命》一書中,已經描寫了這種進退維谷的窘困局面。這本書與其說依靠信息,不如說仗賴直覺,但是,他的觀察的資料來源並未減低這種看法的價值。    
  按照凡勃倫的觀點,德國把一種 「 幾乎始終是中世紀的制度秩序 」 ,並且無論如何把一個 「 王朝組織的國家 」 及其所屬的各種價值,同一種十分迅速的、至少在其技術的基礎方面從其他國家接受的工業化結合起來。因此, 「 工業的技藝 」「 與制度秩序根本不相容,但是,非常富有生產性,所以,它們實現一種巨大的、可支配的過剩,可供王朝的國家使用 」 。在德國,一個統治階級企圖憑藉著仍然是封建的條件,把工業化作為它的事業。倘若是一個工業的階級接受某些准封建的價值,並且依照自己的形象對它加以改造,這將會完全迥然而異。德國提供著第一個自上而下的工業化的重要範例,如果願意,可以說它是專制的工業化的重要範例。工業化的推動力量既不是建立在公民權利基礎上的自由的勞動契約,也不是在市場上發揮作用的、有革新精神的企業家,而是封建領主 —— 臭名昭著的家族領主 —— 及其臣僕的順從。    
  從最後的幾位沙皇,到當代的拉丁美洲的獨裁者以及亞洲的 「 工業將軍 」 ,很多人曾經企圖模仿德國這種通過現代的經濟增長的進程,保留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價值的模式。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數人都失敗了;亞洲的經驗複雜一些,雖然它也提出了同一個問題。即使在成功地使經濟運轉起來的地方,一般為此也付出政治狀況不穩定的代價。    
  在前面一章裡,談到了俾斯麥的冒險企圖,即他想用福利的供給來取代公民權利。這種圖謀失敗了。公民的身份地位證明自己是更為強大的力量;階級鬥爭並未長期被福利的宗法制度所抑制。1918年,在經歷一次創傷纍纍的戰爭之後,德國似乎準備進入現代的世界。這時,發生了兩件事。首先,經濟狀態的不穩定導致很多人失去社會的根基。有些人歸咎於戰爭,另一些人則怪罪戰爭賠款;無論如何,在克服1923年惡性通貨膨脹之後,距離其後的經濟大危機,只剩下很少的時間。只要人們把這些創傷纍纍的事態發展與民主政治的初步經驗聯繫起來,他們就難以得出積極的結論。另一方面,很多人很快就明白,1918/1919年的事件遠遠不是一次革命。曼柯爾 · 奧爾森曾經斷言, 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德國重要的結構幾乎是完全持續不斷的,哪怕人們對他的論斷必須提出懷疑,德國仍然有足夠的持續性,讓很多人懷疑民主政治的好處。    
  令人恐懼,為了讓德國實現現代精神的革命,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必要的。我的這個論點(見拙作《德國的社會與民主》)經常受到批評,然而我將仍然堅持其核心,即等級的和教會的歸屬性、沒有公民參與的專制制度的善意、不流動性和傳統主義等等的現代之前的殘餘,被一個政府制度野蠻地破壞了,這個制度為了保持其極權的權力,需要全面的總動員。這個打破和放棄傳統的巨大進程的影響不能被立即看出來;事後,對歷史的這段可怖的插曲為什麼如此短暫,幾乎是不可理解的。然而,這段插曲意味著,1945年之後,至少在消極的意義上沒有傳統主義的障礙,德國第一次擁有民主政治的真正機會。此後很快就有兩個德國,而且由於不是它們自己選擇的原因,這兩個德國在長達40年之久的時間內,走著兩條十分不同的政治制度的道路,這個事實提醒人們,要記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社會分析的局限性。另一方面,40年分裂的結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契機,證明在現代社會裡自由憲法的力量。    
  在有關民主的教科書裡,並沒有規定以英國為榜樣,聯繫到德國的情況,在有關資本主義的教科書裡,同樣沒有規定以德國為樣板。但是,1913年之前和1948年之後德國的經濟奇跡,對於資本主義的增長來說,也許本來就不是榜樣。在這兩種情況下,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增長的載體是強大的官僚體制化了的組織,如銀行,大企業和國家,後兩者從一開始就如此。引人注目的是缺少企業家和政治家,如果撇開俾斯麥和阿登納不講。同樣,也缺少民主的後援。長達數十年之久,德國的統治者們一直猶豫不決,不太想給人民提供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所要求的應得權利。法治國家的一種官僚形式被普魯士的傳統所接受,然而,這種形式既不結合公民的參與,也不結合議會的監督。因此,這個國家在專制制度和官僚體制的僵化之間搖來晃去,忽東忽西。為了讓自由的憲法誕生,一劑階級鬥爭的猛藥也許不會造成什麼危害;但是,它對於這類不虔誠的願望早就太遲了。即使在今天,韋伯提出的關於順從依附的外殼的風險,在德國也比其他地方都大一些,儘管由希特勒所留下的一片焦土使得在德國的土地上建立一個公民的和富裕的社會成為了可能。    
  德國通往自由的道路為大不列顛的和美國的更為可接受的道路,增加了一種令人痛苦的變化形式;曾經還有過其他的變化形式。兩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處於在強烈要求更多的民主和一種舊的、對專制制度的偏好之間的來回拉鋸戰之中。這雖然沒有促進一種經常不斷的發展過程,但是允許這個國家,至少在1789年之後,多次與革命的爆炸擦肩而過,同時又避免了最糟糕地濫用現代的權力。瑞士曾經以神秘的方式,在傳統和穩定的表面下發生了演變。很難指名道姓地提及推動事物前進的瑞士的領袖,站在他們背後發揮作用的社會的力量,人們也只能費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發現;然而瑞士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也許,整個政治階級以它自己選擇的無名形式推動進步,而人民通過其在表決中的態度體現了保留傳統的惰性。    
  而這些歷史的道德呢?對於現代政治的問題的抽像和一般的答案,並不因為這種道德而改變。自由的、開放的共同體需要三件東西:政治的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這三大自由支柱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且往往是不能加以組織的。也許人們可能會說,公民社會是自由的最可靠的支柱,民主則是自由的最明顯可見的表示。不過,民主仍然是一個閃閃發光的概念。人們可能會理解,有些人寧願談 「 自由的憲法 」 ,即使他們並不完全接受弗裡德利希 · 馮 · 哈耶克的定義。我們的討論產生了為闡明這種憲法所必需的東西。必須有一些規則,爭端中的群體和不同的利益可以依此進行辯論(法治國家,憲法);必須有一些方法,才能把被統治者的偏好、不過也包括其更深刻的需要變為對執政者的有效的監督( 「 最低限度的民主 」 );而且必須有一些中心,但是也包括一些創議的載體,它們準備探索一些新的解決辦法(領導)。對於自由的憲法來說,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教條更具有危害性了,教條可能通過任意專斷的權力而產生,但是,也能由於官僚體制的故步自封、停滯呆鈍而形成。    
  不過,在我們把這些範例納入探討之前,這就是很清楚的了。這些例子說明了一些不同的並非就不重要的東西。如何去完成必要的事情,這完全取決於特殊的條件和傳統。不存在理想的通往自由憲法的康莊大道。不管在機構的結構上也好,也不管在政治文化上也好,不同的國家找到了通往自由的不同道路;反之,卻有些例子,表明最好的制度彷彿永遠沒有達到它們的書面形式要求。法治國家和國家憲法可以通過程序或者通過內容加以界定;最低限度的民主或者可以直接實現,或者採用代議制實現;首創精神和領導可以從政治黨派或者握有大權的總統產生。憲法實際必須總是適應某些特定的社會的歷史、文化和其他獨特的條件。因此,它們很難從一個國家生搬硬套到另一個國家。在這裡,並不存在著為種種違反自由的基本規則的行為辯解的托詞;與此相反,它意味著,某些特定規則形式上的存在不能向我們說明多少關於執行規則的現實。現實存在的自由總是有些不規則。因此,從觀察這些例子為現代的政治所得出的結論是:要頌揚混合的憲法。也許應該更正確地說:要頌揚混合得好的憲法。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四章 極權主義的誘惑    
   1.一種幻想的破滅    
  1914年7月被證明是歐洲、而且也許是世界現代史上的命運攸關的一個月。7月開始時,發達國家處於一種持久經濟高漲的頂峰,1913年,經濟數據還一直說明它們取得了經濟成就。公民權利並非處處保持同步進展,但是,要求實現公民資格的呼聲十分強烈,而特權的衛道士們則到處開始讓步。誰也不會懷疑階級鬥爭的現實。各進步的自由黨把它們的興趣轉向社會問題;各社會黨的選民人數迅速增加。形勢捉摸不定,變化正在醞釀之中。同時,那些大國——大不列顛,法蘭西,德國,奧匈帝國,俄羅斯——處於相安無事之中。進步似乎是極為可能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話。    
  6月28日,奧地利的弗朗茲·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薩拉熱窩成為一次暗殺的犧牲品。起初,只有少數人理解這個事件的可能的後果。在歐洲各國的首都,人們一致認為,奧地利有權就這個駭人聽聞的事件,對塞爾維亞進行報復。人們懷著幾分憂慮的心情看待維也納的最後通煤,但是,法蘭西總統仍然啟程前往俄羅斯訪問,彷彿還不是雨欲來風滿樓。有些人談及在巴爾幹可能會有一場有限的戰爭。然而,對戰爭的談論越來越頻繁,就像人們喚醒了正在沉睡的狗,它們開始顯得一天比一天更愛咬人。舊的同盟重新煥發青春活力,新的同盟正在試探之中。形勢緊張,黑雲壓城城欲摧。很快,軍人覺醒了,當各國首都之間電報交往日益白熱化之時,它們都已經過了各種動員階段。突然,人人都在談論戰爭,慷慨激昂,膽戰心驚,而最後懷著一種罕見的宿命現。在7月最後的日子裡,歐洲各國首都一致認為,戰爭已經變得無可避免。德國的皇帝在最後一分鐘試圖阻止事件的進程,他的將軍們向他解釋,這已經無濟於事了。骰子已經擲了。這是荒唐的,但是,將軍們是官僚分子,官僚分子們不管事態如何,他們總是喜歡聳一聳肩了事,聽任事態的不斷發展。此外,威廉皇帝恰恰不是馬克斯·韋伯所想要的那種理想的政治家,因此宣戰了。    
  在那些夏天的日子裡,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Grey)一語驚天:「整個歐洲,光明正在熄滅;也許在我們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見它們重放光芒。」他說這話不僅僅在某一方面是正確的。因此在這裡,也回想起1914年7月,因為它的歷史和它的後果的歷史不能簡單地說成是現代社會衝突的一部分。有人企圖把第一次世界大戰解釋為渴望利潤的資本家的帝國主義的放肆無度,或者把後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得逞解釋為保持政權和獲利的絕望的、資本主義的陰謀,這種企圖不得要領,忽略了現實的幾乎所有方面。如果說經濟變成為政治的女僕,那是在第二次三十年戰爭期間。這並不是說缺少社會衝突,也不是說階級衝突,為爭取公民權利和實現擴大生存機會的鬥爭變得無關緊要了。不過,它們的重要性是通過奇特的曲折道路才能感覺到的。在那30年之末,也就是歐洲處於一片瓦礫之中,而廣島和長崎的數十萬人的死亡開始了原子時代之時,進行井然有序的、民主的階級鬥爭和實現一種奇特的經濟奇跡的條件業已成熟。然而在此之前,顯然必須以爆炸性的和暴力的方式,剷除在實現現代精神、擴大公民權利、拓展生存機會和自由的道路上的種種障礙。    
  在整個歐洲熄滅的光明之一就是革命的幻想。它並非立即就熄滅,而是繼續閃爍至20世紀30年代,但是,它的亮度早已喪失了很多。有些人肯定寧願說是「希望」,而不想說是「革命的幻想」。無疑,在1914年和隨後年代的事件中,希望之星也已暗淡無光。因此在這裡所涉及的是過分的奢望,是那種有害的渴望,期待在最近的將來能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會崛起。希望是行為的一種不可放棄的動力。因此,如果它不應該是一種純粹的夢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它與現實的社會力量和政治派別結合起來。我們需要一幅未來的畫面和一種如何實現它的設想。與此相反,革命的幻想把對進步的不可阻擋的進軍的信仰與烏托邦的海市蜃樓結合起來。它引誘人們脫離現實的世界,因而在實際上——如果不是有意的話——引導人們離開自由。    
  對於很多人來說,懷抱這種奢望的關鍵就在於「無產階級」這個概念。馬克思絕不是惟一的一個執著於這種信念的人,不過,很多人以為找到了一條從現實徑直通往烏托邦的道路,他首先對此是負有責任的。「這個曾經彷彿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流通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一個巫師那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陰間的強力了。」因此,資產階級必須試圖壓制新的生產力,才能生存,但是,要長久這樣做,它也是不能成功的。以這種方式產生的危機,或遲或早會轉而對準它自身;因為「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些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作為對日益神經質的資產階級的回答,(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將不斷壯大,加強內部的團結和組織力量。正如在封建社會裡的資產階級那樣,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的無產階級也是「把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階級」。但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無產階級將不是建立一種新的少數人的統治。它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去摧毀一切從前的生產關係及其所屬的上層建築。因此,如果無產階級「通過一次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些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生存條件,從根本上取消階級,因而也消滅它自己的作為階級的統治。取代那個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舊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一個聯合體,在其中,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共產黨宣言》裡,在時代的熱情的詩篇裡,在工人運動的歌曲中,在號召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呼籲書中,都不斷宣傳這種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產階級在議會的代表們並沒有照此行動,而是投票贊成戰爭貸款,而且在陣線雙方情況都如此。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1914年的那個8月裡,無疑做了他們的選民所期待它們做的事。工人們並沒有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是為現存的世界走上戰場。這能讓誰感到驚訝呢?這個地球上的窮人和被踐踏者在什麼時候按照他們的觀念創造了那個世界呢?難道這不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家長統治式的欺騙嗎?知識分子把烏托邦的幻想強加給受苦受難的人們,而不是帶給他們現實的利益。窮人們在尋求陽光下的一席之地,在這個太陽之下,在今天的太陽之下,而不是一個未知的世界的人造光源之下的一席之地。誰若告訴他們,他們在自己的手中掌握著未來,他就既沒有給他們麵包,也沒有給他們頭上的片瓦之屋頂。因此,他們的夢想開始於他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東西,這是十分自然的。毫無疑問,產業工人階級及其政治組織是一支變革的力量,然而,這種變革意味著弘揚一項已經是現實的原則,即公民權利原則。    
  誠然,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是一些令人驚訝的經驗。很多知識分子沉溺於革命的幻想。在第二次三十年戰爭期間,知識分子起過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談論這段歷史時也將經常談到他們。工人運動的某些領袖或者本身是知識分子,或者他們對偉大的幻想著了魔,入了迷。統治力量的畏懼反映了他們的過分奢望。因此在1914年和20世紀30年代之間,即在各社會主義政黨開始投票贊成進行民族之間的戰爭和斯大林在俄國的崛起以及後來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之間的某段時間裡,無產階級作為使得人們對另一個世界懷抱希望的北斗星,幾乎難尋蹤影,完全消失了。    
  無產階級的消失是有其原因的,對於這些原因,值得加以探討,因為它們會啟迪人們瞭解重要的社會發展。首先,其中一個方面的發展與其說這是一種發展,不如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那些描繪和歌頌無產階級的新世界的人,對於勞動者的實際態度,顯然所知甚少。與虛構的猜測相反,工人們與其說是胸襟寬大的,毋寧說是不寬容的,與其說是國際主義的,不如說是民族主義的,對待自由黨人與其說是熱愛自由的和開放的,不如說是批判的和尋求保護的。「經驗的數據和理論的考慮都容易得出結論,下層的階層是比較崇尚暴力的,它們認為極端的運動比溫和的和民主的運動更有吸引力,如果它們參加極端的運動,它們不會因為缺乏內部的民主而被嚇跑,而受過較高的教育和能作比較深思熟慮的人就會離開這些運動。」李普塞指出,「不寬容的和極端主義的運動更大的可能是產生於下層的階級,而不是產生於中層的和上層的階級,這種逐漸得出的認識」「為民主左派的知識分子製造了一個悲劇性的窘境,他們曾經相信,無產階級必然是要求自由、種族平等和社會進步的一支力量」,誰想反駁他的觀點呢?    
  隨著人們對工人階級的真正的意見和態度產生失望,接踵而至的是人們對工人運動組織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滅。1911年,羅伯特·米歇爾首先發表了他的《政治黨派的社會學》之際,其核心論點已經不再是新鮮的,但是還是一直令人震驚。這個論點從根本上說是簡單的,它告訴人們,社會主義的政黨基本上同其他黨派和政治組織沒有區別;然而,這種觀察後果纍纍。「誰若總是開口閉口『組織』,他準是具有一種寡頭政治的傾向。」群眾不能自己進行領導:在他們組織政黨和工會的時刻,他們被少數人領導著。代議制的代表們統治著他們的選民,被挑選出來的代表們統治著賦予他們席位的人。米歇爾深刻鑽研了人的本質和社會的要求,來說明這樣一種簡單的觀察:一個政黨就是一個政黨。他是否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或者對社會的真正特徵的可以避免的弱點感到惱怒不安,這一直沒有完全搞清楚。無論如何,他得出結論,認為工人運動已經變成了一般的、政治的進程的一部分。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誕生。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Lukacs),用虛無飄渺的、然而意味深長的話語表達了它的意義,1922年,他對「現實政治組織的進程」表示遺憾,這個進程「把無產階級逼退到它的直接的生存境地之中去,使它成為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組成部分,而並不同時是把資本主義推向沒落和毀滅的發動機」。    
  米歇爾對寡頭政治的領袖和成員大眾進行對比,這還有一個更深遠的背景。這種對比暗示存在著一種新的時髦,即把被頌揚的無產階級描寫為一個沒有結構或者沒有文化的群體。它僅僅是一群烏合之眾。本世紀20年代據說也正是發現原子化了的群眾是現代精神的人質的時候。古斯塔夫·勒榜(Gustave    Le Bon)的《群眾心理學》當時還一直擁有很多讀者;何塞·奧爾特加-    
  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曾經寫作他的《群眾的起義》。台奧多爾·蓋格爾(Theodor  Geiger)在他的著作《群眾及其行動》裡曾試圖為很多人辯護,他引用了作為革命希望的載體的無產階級這個強有力的概念,但是,他後來發表的文章表明,他甚至連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許多其他的人,毋寧說,傾向於接受韋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觀點,也把無產階級描寫為一種「毫無質的純粹的量」。「全世界的無產者」,「在倫敦和在羅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維也納,幾乎都是同一種毫無色彩的和毫無個性的形象」。從誇張到玩世不恭,相去並不十分遙遠。    
  現實的社會發展對於剩下的無產階級的信仰者恰恰沒有什麼希助。在經濟方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毋寧說是一個馬馬虎虎、不好不壞的時期,然而卻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因此,一部分工人階級的生活至少在外表上上升到中產階級的生活。「資產階級化」這個詞四處流傳。無論如何,這必然被看作是反駁了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無產階級將會變為一個大的本質上無差別的階級。工業的進步要求新的技能;區分熟練的、剛開始學習的和未學習的工人,不僅僅是一種技術上為了上保險而需履行的手續。    
  工業的進步和普遍的經濟發展也導致私人和公共部門的職員這樣一種「新的中產階級」的巨大增長。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們就已經談到這種現象,隨後在本世紀20年代,很多社會分析學家都研究這種現象。顯而易見,迅速增長的新的中產階級——以及獨立的手工業者、小企業家和農業主的「舊的中產階級」的頑強生存——駁斥了這種的假定:全人類中一個壓倒一切的多數或早或遲都將會過著一種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差別的無產階級的生活。的確,工人階級進一步增長;在若干發達的國家裡,它占50%的人口,或者還要多。但是,其他的階層的增長還要快一些,它們的社會地位絕不是十分明確的。    
  當1926年埃米爾·列德勒(Emil Lederer)和雅可布·馬爾沙克發表他們的很有影響的《新的中產階級》研究之時,他們還能論述,這種把職員描寫為「大資本和無產階級的緩衝地帶」以及認為新的服務階級在工會裡與傳統的工人一起找到了他們的位置的看法是錯誤的。然而6年之後,台奧多爾·蓋格爾第一個指出,事情並不這麼簡單。所謂的高領無產者在其經濟地位上,很多方面與工人相同,但是,他們不僅穿著高領襯衫,而且一般也有他們自己的社會政治「情結」。這種情結導致他們去支持這樣一個政黨,它既反對資本的統治,也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即支持納粹黨。    
  彷彿是為了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一些,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開始在它的原先的追隨者的頭腦裡,播種下懷疑的種子。自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就有兩種社會主義。一種是作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誰若還總是堅持他對即將來臨的千年王國的信仰,那麼,他就很難忽視,帝國總理赫爾曼·米勒(HermannMueller)和拉姆齊·麥克唐納將不會帶來千年王國。另一種社會主義基於蘇聯的經驗,它提出一些還要更嚴肅的問題。令人驚訝,有些人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認識蘇聯政治制度的真正的本質,然而,在20年代,當首批訪問者帶回他們的報道並且有些人在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時期」之長久和斯大林等方面提出一些問題時,幻想破滅的過程就開始了。自由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分裂愈來愈深刻,首先是共產黨人毫不留情地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這就引起了人們更深的懷疑。    
  對於所有那些睜著眼睛和腳踏實地的人來說,不難評估這類事態發展的意義。我曾經把這種意義解釋為通過社會壓力和戰略性的政治改革,逐步把公民權利擴大到從前的不享有特權的人身上。工人階級絕非是一群毫無結構的烏合之眾。與此相反,它「從像沙漠中的散沙聽任各種因素擺佈的一大群無助的個人」,變成為「社會中強有力的、有自覺意識的、結構良好的一環」。同時,它不僅大大地改善了它自己的生活地位,而且「在重大的方向上根本改變了資產階級經濟的性質」。把這寫在他1945年之後發表的回顧性分析裡的人,也許理應在我的戰略性改革家的萬神廟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就是卡爾·倫納爾,他是20年代居領導地位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然而無疑,他一直睜開雙眼,兩腳踏著實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成為再生的奧地利共和國的首任總統。    
  其他人還一直感到難以捨棄革命的幻想。有些人使出渾身解數(一小撮人今天仍然這樣),竭力想拯救失去的理論。這些人從竭力否定一切現實的變化,到提出關於在發展中國家中存在著一個「被局外化的無產階級」的思想,直至一種純粹超越凡塵的馬克思主義,應有盡有,不一而足。根據最後這個思想派別,無產階級的概念根本不是描寫真正的勞動的人們,而是要抽像得多,即「全體勞動者」,勞動本身,甚至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樣一種對於現實的濃縮,意味著不把知識分子作為政治力量。因此,它並不十分令人感興趣。    
  然而,如果低估無產階級的消失在知識分子頭腦裡留下的真空,那就是錯誤的,而人們也不應該因為只有知識分子感覺到它而把它當作沒有這一回事,那些持批評態度的、我們未來的景象和我們的世界觀念的衛士們所想的所說的,不僅僅是深奧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無疑,這肯定也是如此。隨著現代知識分子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種行話,它的意義毋寧說在於限制而不是擴大聽眾。在這裡,語言成為歸屬性象徵,而不是交際的媒介。因此,哪怕在此之後,知識分子也仍然是社會的演變的地震儀,而且有些時候,他們也是社會演變的酵素或者至少是催化劑。在任何採用自由黨人的方式解決現代政治的問題時,知識分子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他們把各種社會運動的利益變為決策者的語言,使決策能為公眾所理解,而且儘管如此,又同領袖及官僚體制的人員和人民的利益保持某種距離,這種距離對於他們的公開性和社會的開放具有重大的意義。    
  誠然,只有當他們確實保持著這種距離時,這才能適用。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歷史恰恰既是知識分子的背叛的一段歷史,也是非自由黨人的政策的一段歷史。革命的幻想本身就是知識分子背叛的一種形式。過高的希望和烏托邦,正好為意識形態和暴政搖旗吶喊,鳴鑼開道。有些人想用其他的歷史力量來填補由正在消失的無產階級留下的真空,這些嘗試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善意的。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總是一再有一位作者喚起一個新的群體的革命,不管這是經理們也好,科學家們也好,還是雅皮士們也好。在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中,知識分子自身越來越起著一種關鍵的作用。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20年代,就以他的暢銷書《意識形態和烏托邦》開創了這種時尚,他僅留下「自由飄浮的知識分子」作為希望的主體。他本人也許就是一個太過於「自由飄浮的」人物?最近發表的證明材料令人擔心,曼海姆這位來自法蘭克福的猶太社會學家,在他流亡倫敦之前,面對希特勒的制度,還有過短時期的猶豫遲疑。在過分奢望的精神預算裡留下的空白,是一種很糟糕的誘惑。當羅伯特·米歇爾1925年發表他的書的第2版時,他就已經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狼狽為伍了。倘若群眾不能進行統治,那麼,我們至少想讓極權的政權統治……這種誇張依然存在,即使是由無產階級的幻想轉移到極權主義的現實上。    
  2.極權主義    
  1914年和1945年之間,發生了一些脫離正常的分析範疇的事情。想用冷靜的、實事求是的語調來描述這些事情的嘗試,同犧牲者和那些不能忘卻他們的命運的人的苦難,構成幾乎不可容忍的矛盾。難道這是命運嗎?對於那些遭受過這種命運的人來說,情況可能似乎是這樣的,尤其是對於他們當中的很多在無限的大沉默中踏上了他們的最後道路的人。然而,對於曾經殺害他們的人也一樣。大屠殺是人為的事件,這同樣也適用於在烏克蘭的「苦難的收穫」和古拉格,更不用說歷次戰爭本身,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在這當中的西班牙戰爭。在西班牙戰爭中,兩種極權主義相互碰撞,這一切還在差不多是人性的範圍內進行的,而且這也適用於很多存留的幻想破滅了的地方。    
  想解釋極權主義並非易事。它是從傳統的統治向理性的統治進步的畫面中脫落下來的,是從專制主義向自由的憲法進步的畫面中脫落下來的。哪怕僅僅是對它的特徵加以描寫,很多人都感到十分困難:「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典型地由一個人領導的統一黨,一種恐怖的警察,一種對交際的壟斷和一種集中管理的經濟。」難道極權主義的確僅僅是一種「國體」或者甚至是一種「合法化的方式」?人們想到希特勒的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和斯大林的蘇聯的共產主義。兩者充滿矛盾,它們既是「血與土地」,但是,也是「全面總動員」,既是強調團結互助,但是,也是殘暴的政權,既是浪漫主義的反現代主義,不過,也是一種激起恐懼的「現代精神」建築,是在看不清臉色的行進縱隊裡發出的關於過去和未來的感傷歌曲。兩者也有一些明顯可辨的區別。例如,國家社會主義吸引了傳統的右派,共產主義則吸引了傳統的左派。然而,儘管兩者有這種種的矛盾和差別,其通過動員進行全面控制的共同目標是顯而易見的。專制的政府制度企圖進行控制,但是允許在廣泛領域裡的隱私和漠不關心;民主政治也進行動員,但是這樣做是為了進行非集中控制。在極權主義的政府制度裡,動員是集中控制的工具。    
  我的論點是,歐洲的極權主義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幾十年的一種典型的現象。所以如此,有其顯然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使列寧在俄國掌權,而且也導致凡爾賽條約和導致魏瑪共和國的不完善的民主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於極權主義的當權派的征服的圖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8世紀和更早的時代,但是,這些意識形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代,在政治上才變得富有傳染性。為什麼恰好在這個時候和在這些地方發生這類事情,其理由並非那麼顯而易見。它使得某些人去形而上學地呼喚俄國人的靈魂和德國人的性格。我沒有時間去這樣冥思苦想,想人非非,而是寧願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時間內歐洲的政治和社會作更加詳細的觀察。    
  這樣做時,人們很快就會得到一種令人驚愕的發現。在一些研究極權主義政府制度的社會結構的作者們那裡,一種思想居主導地位。按照這種思想,極權主義是通過毫無結構的「群眾」社會取代更加古老的和更加緊湊的社會結構的結果。「極權主義」,萊昂納德·沙皮羅(Leonard   Schapiro)寫道,「是獨裁的一種新的形式,它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群眾性民主的條件。」(我們已經看見過,對於某些人來說,1918年以後,典型的無產階級多麼迅速地縮減為一群純粹的烏合之眾。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接受了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的主旨,她不僅把極權主義追溯到「群眾社會的毫無結構」,而且也歸咎於「一種原子化的和個體化的群眾的特殊的條件」。諾伊曼在他的最後的(未完稿的)論文裡又回到這種理念上,並且通過對「個體的原子化和孤立化」來描述極權主義的技術。他認為,「個體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在消極的意義上,意味著破壞或者至少削弱一切社會單位,社會單位是建立在生物學(家庭)、傳統、宗教或者在勞動和業餘時間裡的協作之上的;在積極的意義上,意味著把巨大的、沒有等級分化的群眾性組織強加於人,這種群眾性組織把個人孤立起來,使之較容易控制」。引人注目的是,若干作者就這個主題,贊同地援引了托克維爾的擔心:隨著一種新的「民主的專制主義」的風險,一種多數的專橫暴政可能就會崛起。    
  這種分析與有關參與者的體驗不謀而合。「我改變了信仰,因為我成熟了,並且生活在一個正在瓦解的、渴望信仰的社會裡」,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試圖解釋他改信共產主義時說。這是一個耳熟能詳的題目。它與現代精神有些關係,與失去根系連結有些關係。實際上,一種反現代的特徵,一個對現代精神的反叛,明白無誤地存在於極權主義的誘惑之中。然而,我們切勿讓這類措詞的表面可信性引入歧途。毫無結構的群眾社會?在被引用的作者那裡,這種說法指的是什麼?    
  20世紀20年代的歐洲嗎?這顯然有些對不上號。    
  當然,托克維爾描寫了美國,那裡從來未曾存在過封建的結構,而且個人主義的價值被載入憲法。如果說20年代確實曾經有過一個群眾社會,那麼,這就是美國的社會。然而,美國雖然決定接受了T型福特汽車大批生產模式,和好萊塢的早期作品,也許也決定採取斜眼窺視鄰里的態度,幾十年之後,大衛·裡斯曼(David   Riesman)把這種態度描繪為「目光朝外」,但是,它既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任何時候都未受到誘惑想成為這兩種主義。另一方面,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和俄國絕不是典型的現代的群眾社會。魏瑪共和國時代,德國處處都顯示了從前的社會結構的痕跡,易北河東部地區的莊園領主和工業卡特爾,有等級意識的官員和毫無疑問的對教會的忠誠。在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自覺破壞殘存的、現代化之前的結構的時代;然而,沒有任何人能把1917年的俄國或1927年的蘇聯,描寫為是單一孤立化個人的、現代的群眾社會。極權主義不會誘惑這類群眾(如果從根本上講有這類群眾存在的話),而是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而且也許基於這個原因,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一個領袖的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    
  弗裡茨·施特恩(Fritz Stern)在他的關於《國家社會主義作為誘惑》的論文中,用幾句話總結了納粹的綱領,這幾句話清楚為這些混合成分勾勒了一幅圖像:「階級鬥爭將會被消除;人民將會重新團結起來;一個大權在握的領袖將會治理第三帝國;國家的敵人將會被驅逐出境;對德國的苦難負有責任的猶太人將會被清洗出人民的共同體;將不再會有政治黨派的存在;元首將作為強有力的獨裁者體現著人民的意志。」這些成分不是現代的社會衝突,而是共同體的母愛許諾,加上一種僵化的認同,以緩解對自由的恐懼,一種特別明顯的迫害狂,以保護不受尚存未泯的自我懷疑的困擾,當然,還包括元首。    
  之所以有誘惑,是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中,希望擺脫一種不完善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首先受到誘惑的是那些選民,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於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的追隨者來自某些特定的下層群體,它們「從未為社會所整合」,後來也來自一些小的獨立職業者和小商人,這些人都為有組織的資本也同樣為有組織的工人深感不安,來自一些職員,他們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地位之間被拉來拉去,搖擺不定,而且也來自那些「保守的和傳統主義的分子」,他們想要保留一個沒有現代政治的世界。既非公民,也非階級,能夠解釋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而是已棄舊又拒新,這種混亂引起失卻方向的結果才能夠對此作出解釋,它們的問題是:它們是一些沒有家園的群體,而不是由個人組成的單一孤立化的群眾。    
  對自由主義價值的背叛並不局限在知識分子當中。很多心智更為脆弱的人,在領袖們的蔭庇下,飛黃騰達起來,領袖們允許他們虐待毫無救助的犧牲者。極權主義的時代也是一種怯懦的時代。懦夫們鳴鑼開道,搖旗吶喊,為領袖們去犯罪。他們理應受到鄙視,而盲目的積極分子和被誘惑上當的理想主義者卻令人不寒而慄。因此,知識分子不僅僅背叛了某些特定的政黨的價值;他們也背叛了公民社會,然而,沒有公民社會,他們就無法生存。這是一種令人恐怖的景象,我們永遠也不許忘卻它。    
  至於德國的情況,人們首先想到1933年春天和夏天的幾個月,當時少數人能成功地超脫時代的激情,而很多人則陷入一種罕見的、耿耿於懷的對自由的懷疑。在若干人身上,這並不特別令人感到驚愕。恩斯特·永格爾(Ernst  Junger)歌頌了「全面總動員」,並且粉碎了「工人」的反無產階級的理想;卡爾·施密特(Carl hmitt)把政治歸結為朋友-敵人的關係;漢斯·弗賴爾(Hans    Freyer)鄭重其事地要求「右的革命」。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933年在大學校長會議上確實臭名昭著的講話,頌揚了把「教師和牧師等級」讓位於「軍人等級」的時代,也就是說,哲學家們把陣地交給納粹衝鋒隊去擺佈。(甚至連托馬斯·曼〔Thomas  Mann〕雖然身居國外,也有過謹慎好奇的短暫的階段。)他們都不是在納粹分子概念的充分意義上的納粹分子,但是,他們同其他數以百計的人一起,成為納粹的同路人。    
  共產主義的誘惑得到了更好的證明,哪怕僅僅是因為落入誘惑圈套的人具有一種特別明顯的傾向,即津津樂道地講述和寫下他們的歷史的傾向。裡夏德·克羅斯曼在他的著作《不是上帝的上帝)——這是一本凱斯特勒和吉德(Gide)、賴特(Wright)和西倫(Silone)、斯彭德(Spender)和費捨(Fisher)的懺悔錄——的緒言裡,談到了「絕望和孤獨」是「改信共產主義的主要動機」,然後提出令人驚訝的、然而也許是十分中肯的論斷:「但是,不管人們採用什麼名稱,這種有關一種積極的鬥爭共同體和同志關係的思想包含了個人的犧牲和消滅一切階級或種族的差別的思想,在所有西方的民主國家裡,都具有一種咄咄逼人的力量。一般政治黨派的吸引力是建立在它能為其成員提供的東西之上的:而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在於它什麼也不提供,卻要求得到一切,包括放棄精神的自由。」人們不妨看一看受虐狂的要素吧,也就是在這種誘惑中的自我毀滅因素,它把過分的希望與徹底的百依百順相結合在一起。    
  人們也許可以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段歷史描寫為一系列的「喀琅施塔得」叛亂事件的歷史,這裡採用路易斯·費捨(LouisFisher)的(只是過於現實的)對那些事件的比喻,那些事件有助於受到誘惑的左派清醒過來。1921年喀琅施塔得大屠殺實際上並未觸動很多從前的改變信仰者,因為他們那抽像的、幾乎是美學的信仰包含著這樣的信念,即認為不把所需要的雞蛋打破,就不能做出大蛋卷。(即使在同共產主義決裂之後,斯特芬·斯彭德還寫道:「也許可以為暴力、集中營、科學和藝術的顛倒曲解辯解,如果這些方法最終導致建立無階級的社會的話。」)直到最近,烏克蘭的消滅富農和集體化這種凶殘的辦法才被充分地載入文獻。30年代的公判大會對好些人有過一些影響;然而,共產黨人有意識地宣告取消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強烈地促使幻想的破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向所有的參加者顯示了這種同盟,違者往往有殺身之禍的後果。1939年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約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促使幻想進一步破滅。但是,有些人仍然頑固不化。顯然,誘惑是無疆界的。他們一直堅持到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大挑戰和否定,堅持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甚至還有某些人,儘管為數極少,直至在1989年革命中共產主義結束之後,還成為殉道士墓碑載入本世紀的血醒歷史。    
  其他的因素補充了在歐洲的極權主義史裡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的扭曲、領袖的引誘和知識分子的背叛。蘇聯和納粹德國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區別。然而在兩者之間,也有並非無關緊要的共性。讀者們並未忽略,弗朗茨·諾伊曼在談及有關極權主義時,談到了「對個人進行原子化和孤立化」時,他把這兩個詞作為及物動詞來應用。換言之,這是指極權主義幹了什麼,而不是為什麼會有極權主義。作為過程的極權主義——漢娜·阿倫特可能會說是「權力上的極權主義」——把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而且必須這樣做,才能保障它能採取行動。極權主義並非是一種單一化的社會的結果,而是它創造著單一化的社會;因此,用托洛斯基(Trotzki)的話講,它是一種「不斷革命」。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漢娜·阿倫特的一種論斷具有重大的意義,她立論道,「極權主義的統治者面臨雙重的任務,這種任務初看起來似乎是矛盾乃至荒謬的:他必須建立一個運動的、虛構的世界,作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發揮作用的現實,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阻止這個新的世界去發展一種新的穩定性;因為這個世界的法律和機構的任何穩定化,必然會消滅運動自身,並且隨之也會取消所有征服世界的計劃。」    
  值得結合希特勒和斯大林、後極權主義時代的蘇聯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這個論點進行思考。倘若漢娜·阿倫特的論斷是正確的,那麼它也意味著極權主義並非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國家形式;按其本質,它不可能持久。實際上,它很匹配弗朗茨·諾伊曼對國家社會主義巨獸的描繪,這種描繪初看起來是極為不可能的:「一種非國家,一種雜亂無章,一種無法無天、造反和無政府的狀態。」    
  因此,極權的初始狀況是沒有有意義的前後關係的特權和沒有文化根基的公民權利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是說,是一個既不能向前走進公民的社會、也不能後退到較傳統的模式的社會。極權主義的過程排解這種不可調和性,它殘暴地破壞一切留存著的傳統的或專制制度的結構。然而,它沒有用任何持久的東西去取代它們。它實現了現代化的消極部分,又沒有實現與之相對的積極部分。極權主義是純粹的破壞。因此很容易誘使人們用心理病理學的概念,對它進行分析。亟亟主義的領導人們按照他們的辦法殘殺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之後,就引導著他們本國的人民進行集體自殺。不太形象地講,不斷的革命也是一種不間斷的緊急狀態,實際上,極權主義的統治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緊急狀態。這樣一種狀態不能維持很長的時間。它或者導致墨守成規的形式,從而也導致那種「必然會取消運動本身」的穩定,或者導致災難,這一般意味著戰爭。    
  因此,極權主義是對無組織進行組織的一種極端的可能性,是無政府狀態的一種政府制度。人們必然會問,它是否以這種形式確實在某個地方存在過。在戰爭期間,納粹德國也許相當接近一種極權的情勢;然而,任何一種戰時政府本身都必然會有極權的傾向,也會去幹納粹在短短的6年戰爭內所幹的一切。在斯大林統治時,戰爭也幫助他鞏固一種恐怖統治,這種恐怖統治在形式上比納粹統治更為完善,因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難以預見,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門聲會輪到在誰家的門上敲響。墨索里尼的極權主義從未超出言詞的運用範圍太遠;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越來越變成為專制制度特徵和現代特徵的混合體,從那時以來,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現這種混合體。毛澤東要治理一個巨大的國家;但是,他向著純粹的極權主義的方向上邁出了很多步,並且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來阻止任何的穩定化。人們也想起波爾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戰後的統治者,他們所幹的規模較小一些,但是其惡果卻幾乎毫不遜色。    
  有些人曾經抗禦住極權主義的誘惑。能夠這樣做的大多數人,為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索爾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島》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對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誰也不再能夠回憶他們的姓名,然而他們的行為舉止永遠不許忘卻。索爾仁尼琴本人讚成重建一個較古老的俄國的思想,而不是主張建立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這也同樣地適用於德國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義,目的在於爭取體面規矩和法治國家,而不是爭取自由的憲法。少數人指出前進的道路,他們既不是極權制度的一部分,也沒有屈從於這些制度的誘惑。也許他們必然是粗暴的個人主義者。漢娜·阿倫特就屬於這種人。在下一章裡,將會更詳盡地談到雷蒙·阿隆。弗裡德利希·馮·哈耶克1944年懷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寫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爾·波普爾在流放遙遠的新西蘭之時,完成了他的大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表達他對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憤怒。    
  波普爾傳達的信息很簡單,但卻是深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帶有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我們嘗試著新的東西,而且我們也犯錯誤。誰也不能確切知道,哪一條道路會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為擁有這種知識的人也會犯錯誤。這種不確定性是難以忍受的。貫穿整個歷史,對確定性的夢想一直陪伴著帶有不確定性的現實。偉大的哲學家們為這種夢想推波助瀾。柏拉圖描繪了由哲學王治理的國家的景象,在那裡,知道真理的人有發言權。黑格爾和在他之後的馬克思,要求代表歷史講話,他們認為,合理的東西要麼已經是現實的,要麼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變為現實。但是,這是一些錯誤的預言家。他們不可能知道我們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在現實的世界上,總是有不同的觀點,因此就有衝突和演變。實際上,衝突和演變就是我們的自由;沒有它們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變化並非靈丹妙藥;它可能帶來不幸。我們永遠不能返回到封閉社會的所謂的純潔無邪和美中去。我們的天堂之夢不可能在地上實現。一旦我們開始依仗我們的理智,一旦我們開始磨煉我們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們感到要呼籲大家要負起個人的責任、而且也是呼籲大家要負起促進知識進步的責任,那麼,此時此刻,我們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從部落的巫術的狀態中去。對於那些品嚐過認識之樹的味道的人來說,天堂的樂園失去了。我們愈是企圖返回到部落共同體的英雄的時代去,我們就愈加肯定無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種浪漫化的匪幫歹徒的手中。倘若我們此時才開始壓制理智和真理,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壞一切人性的東西而告終。不可能返回到一種和諧的自然狀態中去。如果我們扭頭向後轉,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走完整個路程——我們必然會變為野獸。」    
  「在這裡,我們面臨著一個問題,不管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困難,我們都必須明確地回答它。倘若我們夢想返回我們的童年,倘若我們被誘惑去信賴別人,並且因此而感到幸運,倘若我們面臨肩扛十字架——人性的、理智的和責任的十字架——的任務而退縮,倘若我們失去勇氣,並對十字架的重荷感到疲倦,那麼,我們就必須嘗試清楚地瞭解我們所面臨的簡單的決定,來增強我們自身的意志。我們可能又將變為野獸。然而,如果我們依舊想做人,那麼,只有一條道路,亦即走向開放的社會的道路。」    
  把整個皮層、整個脂肪和肌肉都從社會契約的純淨的骨頭上剝落下來的時代,同時也是一些提出一些根本問題的時代。有時,它們甚至會得到回答。    
  3.各種專政和簡單的尺度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是否會再次發生同類事情,這個問題依然存在。極權主義可能兩次肆虐同一個國家嗎?如果這裡所推薦的分析結果是對的,那麼它就不可能這樣。如果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體才走過了它的破壞性的道路,那麼,它產生的條件就因此而一勞永逸地剷除了。也許,這個分析不對。無論如何,它具有若干必須在此道明的含意。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已經不受極權主義危險的侵害。這是一句大話。另一個含意是說:斯大林去世之後的蘇聯不再是極權主義的。那麼,如何來描述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政體呢?第三個含意聽起來幾乎如同歷史主義的假設一樣,即歷史是一種單行道:凡是現代精神得到了貫徹的地方,它就不會再被扳倒重來。這個假設能立腳嗎?在我們進入到第二次三十年代戰爭之後的世界之前,必須清理一下概念的多樣性和混亂: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民主,官僚體制,專制制度。這是現代的社會衝突藉以表現的一些政治形式。人們不必掌握關於它們的相互關係的理論,但是,必須清楚概念。    
  1979年11月,珍妮·科克帕特裡克(Jeane  Kirkpatrick)發表一篇文章,它不僅幫她闡明美國大使在聯合國的立場,而且為裡根總統的行政當局提供一個根據,讓裡根有理由背離他的前任卡特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文章題為《各種獨裁製度和簡單的尺度》,彷彿是在一場代理人戰爭中的一種先發制人的打擊。它是對卡特的安全顧問齊比克涅夫·布熱津斯基所代表的政治態度的直接攻擊。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為了她的目的,採取一種話語尖銳的方式,提醒人們要注意布熱津斯基對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傾向的分析(他的著作《兩個時代之間》)。布熱津斯基認為(她這樣說),現代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進程。因此,它或早或遲必然會摧毀一切前現代化的、專制的政體。這個進程的直接結果往往是累贅的;它甚至可能是共產主義;但是,美國必須在歷史的書頁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阻止歷史的行進。本來也只有那些真正現代的社會最終才可能是民主,而如果給它們以機會,它們中的大多數也會這樣去實現的。    
  這種模式是熟悉的。現代精神的道路總是從威權主義走向民主,雖然這當中有時也存在著極權主義的煉獄。珍妮·科克帕特裡克不贊同這個分析。不管現代化可以做什麼,還是不可以做什麼,對她來說,世界是按照其他的標準劃分的。只有很少的、極少的民主國家。讓人民熟悉和掌握一種民主制度的習慣和機構,「一般需要數十年,如果不是說數百年的話」。也許大不列顛和美利堅合眾國是惟一的例子。其餘的基本上是專制制度。其中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傳統的或者善意的專制和革命的或者惡意的專制。珍妮·科克帕特裡克雖然強調這種區分,她對二者的弱點不抱什麼幻想。「一般而言,傳統的專制主義者容忍社會的不平等、殘暴和貧困,而革命的專制制度本來就製造這些東西。」也就是說,依照她的看法,對於一般的人來說,傳統生活的弊端更能容忍一些,因為它們是司空見慣的、熟悉的、而革命的專制制度在其建立的過程中,也還要破壞一切眾所周知的和習以為常的東西。    
  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的興趣在外交政策上。根據她的精明的、儘管也是相當玩世不恭的分析,她的結論是再顯然不過的。關於索莫查,也許也關於特魯西洛(Trujillo),據說羅斯福曾經有過評論:「他是婊子養的,不過,至少是我們的婊子養的崽子。」科克帕特裡克把這種觀點用學者的語言來表達。「一些自己理解為我們的敵人的集團,也應該被作為敵人來對待」,反之亦然。關於她的文章的劇烈的辯論,基本上圍繞著這些結論進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讀起來可以作為意識形態的理由,來為美國對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的腐敗家族和將軍們的專制提供支持作辯護。它們容易誘使人們把地緣政治的利益,凌駕於一切道義的考量之上。撇開道義問題不講,科克帕特裡克的結論也會導致某些實際的困難,正如自1986年在菲律賓很多地方發生的那樣,人民的權力在大街上掃除了華盛頓的獨裁、專制的朋友。    
  不過,對政治體制的基礎分析是重要的,盡然人們拒絕它的外交政策的結論。無論如何,這裡所暗含的而且有時是闡明的模式是另外的樣子。它保持「威權主義者」的概念(這裡遵照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的老師弗朗茨·諾伊曼的用語),把此概念用於一些有一個相對狹窄的、傳統的階層實施統治的政治體制,因為它歷來就一直如此。只要人們不再要求(政治的)參與,一些精英就會去關心他們的福利,不管是在美好的時代,還是艱難的時世,也不管是否有善意的統治者,還是惡意的統治者。這樣一種威權主義在現代的世界難以保持下去。無疑,在對科克帕特裡克論文的辯論中,人們也正確指出,沒有理由為存在「不可逆轉的」傾向的斷言辯護。在要求得到應得權利和要求實現經濟增長的壓力下,一個專制政體的解體可能持續很長時間,而且可能很不徹底。德國就是一個例子;日本也許是第二個例子。    
  拒絕不徹底的現代化可能導致極權主義,然而,並非必然如此。非民主的政府也還有一些其他的、較為穩定的、首先是較少凶殘性的形式,對這種政府,很不容易作出一種深刻易記的一般的描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也在亞洲,我們發現一些政體同時是假專制的和準極權的。沒有傳統的自詡的精英們,雖然援引舊的價值,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首先是忙於把新的財富引入到少數人的腰包之中。一項增加(經濟的)供給的自覺的政策與同樣是自覺的、限制多數人的公民權利的行為相結合。這種中間形式可能比極權主義的政體穩定一些,但是,它不是穩定的。它總是搖擺於極權主義的封閉和民主的開放之間。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主意可能比科克帕特裡克的主張好一些,他告誡不要上這類政體的當,如果它們討好美國的話,因為在它們當中,毫無思想的企業家可能損失很多金錢,而毫無思想的政府又會喪失很多善意。    
  至少在理論上,現代特有的統治形式會令人感興趣一些。讓我們從它們的風險開始吧。縱然有些國家已經跨越了托克維爾的現代精神的門坎,在它們那裡平等的種子正在發芽,但是,那裡仍然存在風險。實際上,現代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領導,(公民的)參與與行政管理——本身都蘊藏著危險。現代精神並不排除專政;多數派的暴政的舊思想是不容否定的。蠱惑煽動、民粹主義、「霧月18」時期的驕橫跋扈,也就是說,統治者——或者女統治者——的專橫跋扈,他們都認為自己有權代表多數,同時卻踐踏蹂躪公民社會的英國式花園,這些都是極為現代的政治形象。這也適用於(公民)參與的更為極端的形式。自從1968年以來,如果不是說更早的話,「民主」這個詞常常被濫用。有一種所有的人都持續參與所有事情的形式,它並不促進自由,即並不推動通過衝突促使演變,而是妨礙著自由。其界線不易劃分。難道大規模的群體大學是一種永生不變的藥方,或者是已俱形態的民主?而且,通過全民公決和全民表決進行統治的情況又如何呢?    
  然而,最為嚴重的危險來自馬克斯·韋伯的噩夢——官僚體制。它的最極端的形式是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後極權主義時期的官僚體制,它尤其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結合在一起。迄今為止,人們對這種最極端的形式幾乎未作過分析過。其原因也在於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的一些令人簡單化的範疇。恰恰不僅僅有專制和民主,更不用說只有極權主義和自由。中國、蘇聯和東歐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1989年的革命開始之際,早已把文化大革命的、斯大林的以及衛星國裡斯大林式的緊急狀態制度置之腦後。不再是一個獨夫式統治者的災難性的政體,而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層掌握大權。它的手沉重如鉛。它組成一個龐大無比的行政機構,控制一切生活領域,自己卻不受監督。這個佔據最重要職位的統治層首先對它自己的生存感興趣,甚至是首先對自己的舒適安逸感興趣。它把其餘的一切人都保持在一種依附和貧窮的狀態之中。對於多數人來說,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它借口已經消除了的東西的相當純粹的形式,即剝削的一種相當純粹的形式,除非由於這個統治層在經濟上沒有能力,沒有很多東西可供剝削。    
  這樣一種統治形式在現代社會裡能夠保持這麼長久,這是如何發生的?一個原因是,它比它之前的極權主義好一些。這是不容低估的;人們的思維總是相對的。另一個原因是,官僚體制的統治,行政上的中央集權,保障了某種最低程度的社會生存,無論如何,它們為那些忠於這種政體的人提供了這種保障。第三個原因無疑就在於統治者無孔不入,無所不在,尤其是作為克格勃,作為東德那樣的國家安全警察或者秘密警察,他們無孔不人,無所不在,當然也作為通過(蘇聯)老大哥的軍隊進行威脅,處處都可以感覺到統治者的存在。還有其他的原因。然而,首先恰恰是這種統治形式最終同樣難以維繫,無法堅持。由於它沒有提供像現代精神那樣的一種選擇機會,而是毋寧說封鎖了通往現代社會的福祉之道路,於是,人們也在同樣的程度上要求這兩樣東西,即要求享有更多的應得權利和更大的供給,而且要求這是載入一種自由的憲法的。    
  現在,自由世界的國家看到自己面臨著自己的風險。在某些方面,它們同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風險根本也不是有多大的不相似。帶有某種推測,人們首先不得不擔心由於官僚體制和民主的錯誤結合而產生「熵」(Entropie)。倘若把理性管理生活的現實與民主參與的幻想結合起來,那麼,就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是活動的了。馬克斯·韋伯在他憂鬱的時刻,曾經陷入他自己的不可逆轉理論,並稱順從依附的官僚體制的外殼是「牢不可破的」。的確,如果人們的意志和抵抗力沒有轉化為革新和戰略性的變化,它是打不破的。單靠民主是不夠的,不足於動搖或監督官僚體制。也許有些人過分誇大了20世紀70年代的硬化症,尤其是誇大了歐洲國家的硬化症,但是,很難否定一些民族的式微和沒落與它們沒有能力促進演變、探索新的道路息息相關,與它們沒有能力既通過增進人人共有的應得權利、又通過擴大豐裕富足的供應來增加生存機會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應該由自由的憲法來完成的事情。因此,僅僅用簡單的套語是不夠的;當我們在考察現實存在的自由的各種混合憲法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情況。混合得好的憲法是罕見的,如此罕見,以致人們會樂於去理解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的關於自由社會的排他性概念。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理解並不是原諒。斷言存在不可逆轉的傾向,是歷史主義的做法,然而,從一開始就對傳播自由的憲法的任務表示絕望,則是不負責任的。「建立和保持民主的機構」也許「特別困難」,而企圖「對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的各種社會,強加錯綜複雜的、不熟悉的政治實踐」,甚至是錯誤的;但是,難以看出,為什麼一個成功的國家不應該是「世界的助產士,幫助民主的誕生」。自由的憲法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義務。    
  因此,各個偉大的民主國家也有幸看到,關鍵就在於此。在大不列顛和美國,戰後的時代,在戰爭之中就已開始了。各種重要的群體著手思考和平的秩序。從這種思考產生的戰後時代的國際體系,被證明不是持久的;由於冷戰的開始,它早就開始破裂,而當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對它失卻興趣之時,它就土崩瓦解了。不過,這個體系的思想還是一種重要的標誌。聯合國作為保衛和平和人權的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作為增長著的經濟體之間遊戲規則的衛士;世界銀行體系作為促進發展的工具——在通往世界公民社會的道路上,這些都是不壞的里程碑。    
  1945年之後,幫助發展自由的憲法是同樣重要的,1989年之後,這種幫助又再次變得重要。無疑,在這方面也犯過某些天真幼稚的錯誤。昨天的改造說教者也好,今天的民主的某些專利藥品的旅行推銷商也好,都於自由憲法的事情無所補益。的確,相信現代連同自由的憲法都不可逆轉,導致了錯誤的判斷和錯誤的投入。然而,『誰不贊成我,誰就是反對我」,持這種目光短淺觀點的人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更為糟糕。只有各種獨裁專制才會有如此簡單的尺度。開放的、自由的社會能夠同時既幫助其他的社會、又並尊重它們的自身特點。這就是在極權主義時代結束之際突然閃亮起來希望之一。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五章 30年光輝的歲月    
   1.雷蒙·阿隆的世界    
  當第二次三十年戰爭逐漸給trentes glorieuses即戰後30年光輝的歲月留下空間之際,倖存下來的人們似乎感到,他們彷彿經歷過冬日裡頂著狂風暴雨穿越北大西洋的噩夢,現在正在揚帆駛入加勒比海之春。起初,場景上還霧氣茫茫,終究誰也不知道,新的氣候能持續多久。但是,太陽很快就照射在碧波粼粼的大海上。在人們的生活中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經年累月,歷時數載之久,時代的種種湍流把它們的節奏強加給大多數人;驟然,他們發現,更為可靠的環境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命運的主人。回憶所及,求生的要求決定著日常的生活;現在,消費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日益顯得重要。生活的供應方面受到重視。    
  一段個人的回憶尤其印證了這種經歷。1918年晚秋,我父親在漢堡議會前,站在一個桔子箱上,讚揚民主社會主義的美德。他當時17歲,因此當他的黨隨後不久把他派到上西裡西亞的一個礦上組織工會時,他很容易激動不安。無論如何,他似乎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因而能在黨報《漢堡回聲報》得到一個位置,得以進入工人培訓班,隨後開始成為漢堡議會議員候選人,繼而成為德國帝國議會議員的候選人。1933年春,他投票反對希特勒的授權法之後,他同大多數其他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一起被新的國家警察逮捕。釋放之後,他決定與他的家庭一起,遷居到他比較默默無聞的柏林。不過,正常的生活沒有持續多久。他遭到監視和經常不斷的刁難,之後,他終於在1944年7月20日有人企圖暗殺希特勒的第二天被捕,在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受控告,並且判處7年監禁。他倖存了下來,目睹了戰爭的結束,被俄國軍隊解放,隨即,他起初被委任負責柏林的燃料供應,後來負責整個蘇占區的燃料供應。同時,他成為東占區的社會民主黨的副主席。這是在1945年5月。9個月之後,他拒絕贊同強迫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聯合為所謂的統一社會黨(SED)之後,英國佔領區的軍官用飛機送他由柏林返回漢堡,在那裡再次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他只親身經歷過那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開端,他的孩子們就是在那個世界裡長大的,因為他在1954年就去世了。他的一生的歷史也是他的時代的歷史。    
  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輕4歲。他出生於一個不同的國家,一個不同的階級和一個不同的「種族」(借用容易引起誤解的當時的語言)。雖然只有30年代的環境才使他意識到這樣的事實:他不僅僅是法國人,而且也是猶太人。他與讓·保爾·薩特、保爾·尼贊和其他的人一起上過師範學校。不管怎麼說,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極權主義的誘惑。1924年他19歲時,短時間加入了社會黨。這是他惟一的一次參加一個政黨。在隨後的6年裡,他上完大學的各個階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國和德國之間的和解,因此,他作為教授法國文化的講師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後去柏林。就在那個時候,他找到第二個職業,成為新聞記者;他開始撰寫比如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與托馬斯·曼的兒子戈洛一起,親眼目睹了納粹在(柏林)菩提樹下大街焚書情景。「火焰是權力野蠻的象徵。」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寫了《馬克斯·韋伯和德國的社會學》這本很有影響的小書,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隨馬克斯·韋伯的人當中的第一位,然而,韋伯的理論和實踐的爆炸性混合體對他和他的接班人們並不特別合適。戰爭開始之後不久,阿隆逃往英國。有一段時間,他是《自由法蘭西報》(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從來未能與戴高樂將軍和睦相處,戴高樂成為法國戰後政治的統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僅僅限於在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裡的幾個月,也許原因就在這裡;馬爾羅是1945/1946年戴高樂政府的情報部長。在這之後,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學研究和政論之間的生活。    
  阿隆經歷了本世紀的兩個30年時期,並且為同時代人描繪了這兩個時期。他追隨他所崇敬的老師哈列維(Hal6vy),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暴政的時代,同時,他強調極權主義的紐帶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約裡「兩個革命湊在一起」。然而,這僅僅是他的碩果纍纍的知識分子生活中的一個主題。他的傳記作者也許有點勉強地把他的一生區分為「歷史裡的哲學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會裡的社會學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無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時代人的40年那樣,被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而且,後來他始終不渝地對發生在他週遭的事件進行過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會,把社會作為進程,這種進程允許理性的理解,因此,社會也作為理性的進程。很典型的是,從這時候開始,他的生活就變成為他的著述和講學的歷史,而不再是為同時代的事件所索累的歷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當時沒有思想準備)。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學講座三部曲裡,他賦予「工業社會」概念以一種新的、顯著的意義。《關於工業社會的十八篇講稿》十分深刻地反映著時代的氣氛。它們講述著由於經濟擴張而不斷增長的供給的歷史,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經濟擴張是時代的主導特徵。    
  誠然,增長並非是什麼新鮮的經歷。現代精神的歷史從根本上講是供給不斷增長的歷史。早在16世紀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寫道:「今天,佔有慾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國裡,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不能用來搾取利潤了,不管它們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東西。」發現的時代也是擴大商業貿易的時代。不僅大量可支配的金銀,而且期待的貿易發展,導致了銀行業的早期蓬勃發展。萊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為幾世紀發明和革新的先驅者。新的企業形式建立了,據此,很多人都能擁有財產股份,全體股東都負有有限責任。農業的生產率提高了。    
  然而,這一切仍然不僅是困難的,而且也僅僅是18世紀的真正戲劇開始的前奏。人們可以說,工業革命表明一個民主增長階段的開始。因此,這次革命是供給和應得權利的衝突和結構的一個範例。一般情況下,現代歷史僅僅作為供給歷史來敘述。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彙集了自1700年以來世界工業生產和世界貿易的整個指數,儘管他搜集的數據中不可靠的數據可能要多於體現整個指數的準確性所需要的數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畫面是十分明確的,以至於其結論是無可懷疑的。自從1720年以來,貿易增加了500倍,至於生產方面,羅斯托談到一種「難以想像的數字」:從1820年至1971年的一個半世紀裡,「種種跡象表明,世界工業生產產量增加了1730倍」。儘管羅斯托試圖壓低這個數字,他指出,這個數字意味著年增長率「僅僅」2.84%,不過,產量增加倍數仍然是很可觀的。    
  然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發展、即「較新近的歷史上最值得注意的20年裡」的發展相比,甚至這個數字也是低的。在今天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範圍內,沒有任何一項福利指數不顯示在1945年以後有明顯上升的。在20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中葉之間,很多發達國家的社會生產總值增長了3倍或4倍。實際收入增長還要高。事實上,這是增長似乎能回答一切問題的時代。增長不僅是一種普遍的信條,而且也是一種扎根於個人和機構的思想的出發點。凡是什麼地方有差錯,或者需要做點兒什麼,第一個回答總是生產得「更多一些」,而不是幹點「別的」。    
  同時,在此人們總是設想,生產得「更多一些」至少在原則上是為所有人生產得「更多一些」。西蒙·庫茲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個研究經濟增長和不平等之間的關係的規律性的人:在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財富分配裡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隨後出現拉平的效果,後來事情的發展就顛倒了過來。人們談到一種U字形的關係,即在這樣一種意義上,平等的指數首先下降,然後到達谷底,在後來的階段裡又上升。彼得·貝格爾(Peter   Berger)根據可比較數據,重新審查這個理論,而且基本上證實它是正確的:「只要技術現代化和經濟增長長期持續著,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首先是垂直上升,不過隨後就迅速拉平,並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上。」貝格爾認為,發生這種過程的兩個主要原因在於技術和人口,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原因,雖然在增長和不平等的三個階段中的第二階段裡,政治干預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強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過程。    
  這當然是一些經濟學家們的論點,它們與收入的可計量的不平等有關係,而與應得權利的門檻沒有什麼關係。也可以這樣來講同樣的歷史,U字形的發展,看起來毋寧說更像一個Z字形的發展。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前提是基本公民權利的存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必須發揮作用,以使資本主義能夠繁榮昌盛,哪怕僅僅因為現代的勞動契約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設為前提的。也就是說,Z字底下一筆表明人人共有的經濟參與水平,因而也表明了同各種等級特權制度的基本區別。    
  然而,公民權利的發展能夠伴隨以極大的不平等,在歷史上,實際情況也如此。第一,權利本身是不完善的;很長時間,公民的平等仍舊是一種虛構。第二,那些被吸納到工業增長的新的進程中的人,要麼是事業有成,並因此達到相當的富裕,要麼他們處於已經不再存在的過去和尚未存在的未來之間的真空地帶,正如今天在第三世界大城市邊緣的貧民窟和鐵皮小屋裡,這仍然引人矚目。在今天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各國裡,發生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公民身份地位的病毒在某種程度上正在蔓延。公民權利的這種擴大是前幾章的主題。第二個進程在於供給的增長。因此,在越來越開放的社會裡,有著越來越多的東西可供分配。這是Z字斜向上的那一筆所指的進程。    
  彼得·貝格爾通過技術和人口原因來解釋這個拉平不平等差距的進程,首先意味著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勞動同時變得更加短缺和更加要求有熟練技術了。這是一些重要的進程,雖然在這些進程裡貝格爾所稱的「政治干預」的作用太少。必須再次強調一下這篇隨感的一個中心論題:這裡並不假定在應得權利和供給之間存在著因果的必然的相互關係,或者存在著替換(trade  of)的關係。與此相反,自由的勝利則存在於戰略性的變化之中,變化會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但是,歷史並未顯示出十分自由的特徵,首先是在20世紀。戰爭、經濟危機和各種極權主義,導致了應得權利結構的明顯的變化。整體而言,它們是一些拉平不平等差距的手段。實際上,人們可以談一談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一個隱蔽的日程,它的主要議題就是平等。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民主的增長的條件,也就是對大多數人而且原則上對所有的人都有好處的擴大供給的條件,從未像1945年之後這麼有利。這些還不是經濟奇跡的充分條件,但是,它們為大多數人能夠親身經歷這種奇跡作出了貢獻。    
  對於從那時以來所發生的一切,很多人已經作了描述,雖然其解釋仍然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區別。很久以來,按收入最高的1/5人口與最低收入的1/5人口來比較計算,收入差距並沒有明顯變小,對於這個顯然的事實,人們的意見仍舊是一致的。(甚至有些數字表明,最近一個時期有一種「新的不平等壓力」,雖然它們僅僅表明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有微小的增長。)社會差別的這種不變性意味著什麼呢?有些人認為,它表明深刻的社會對立是持續長久的,社會的對立只能從政治上化解;另一些人從中看到這是表明依然存在的收入差別是可以容忍的一種跡象,甚或斷言,這種收入差異對於人們的上進和普遍的進步是一種必要的刺激。在這篇隨感裡應用的概念為對這類意見分歧作出判斷提供了一個標準。倘若不平等設置了應得權利的藩籬,因而剝奪了大的群體的權利,那麼,它們極有可能成為急劇紛爭的契機。因此,關鍵的問題是這些門檻是否是單純的統計值,像「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或者是對於人的流動構成實際障礙。小學教師(比例說),既不能成為校長,也不能離開教師的薪資檔次,同小企業家相比,小學教員的活動自由受到更強大的力量的阻撓,小企業家雖然錢不多,但是如果他卓有成就,他可能成為一個富翁。無疑,在一個沒有藩籬的整體之內,程度上的不平等也會造成問題;然而,這類問題可以用一般的政治手段加以解決。用T.H.馬歇爾的概念講,它們是「量的」階級衝突,因此並不導致「質的」階級衝突。在兩者之間劃分界線,並非總是輕而易舉的。區分界線往往要求有關當事者方面作出判斷。美國的夢想看上去似乎是一些現實的可能性,實際上,也許由於存在看不見的應得權利門檻,這些可能性仍然是實現不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某一種廣泛傳播的階級思想則可能會阻礙人們去利用他們的實際機會。馬歇爾的論點意味著,在現代社會裡,曾經有過一種從質的不同到量的不同的演變。至於這種演變是否是現實的和可能持久,這個問題將伴隨我們,貫穿本書的後半部。    
  像雷蒙·阿隆一樣,T.H.馬歇爾描寫了20世紀50年代和那個時代能夠認識到的工業社會。對於阿隆來說,工業社會可以「乾脆界定為把像由雷諾和雪鐵龍這樣的企業所代表的大工業作為典型的生產方式的社會」。某些其他的界說從這個定義中產生,包括企業和家庭的分離,進一步的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合理的簿記,當然還有增長。增長是「現代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因為現代的國民經濟「其核心是進步的」。阿隆補充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增長都伴隨著某一種更好的分配」。這是他典型的謹慎措詞之一。如果它應該針對歷史的平行發展而言,那麼,在好些方面,它是對的;如果應該為它確定因果關係,那麼,它是錯誤的。增長本身並不帶來「更好的」分配,即並不帶來更公平的或更公正的分配。    
  阿隆對工業社會的分析的一個顯著的和引人矚目的特點,是他把增長假設為不言而喻的分寸。而並不是他為增長著了迷:「我不相信增長是一種絕對價值。」然而,他把增長看做在現代社會裡是既定的,而且他喜歡用馬克斯·韋伯的「理性」概念,來強調這種假設。當然,這並不總是對的。在一個世紀之前,現在毋寧說是在一個半世紀之前,理性的自動實現還是不夠充分的。在19世紀,「樂觀主義在其核心是自由主義的;人們相信,財富作為科學、自由的首創精神和競爭的結果,將會增長」。那個時代的「悲觀主義」是社會主義者的悲觀主義。「與此相反,今天的樂觀主義,例如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e)的樂觀主義,既非是自由主義的,也非是社會主義的;它基本上是技術性的。瞭解現代經濟史的關鍵是技術進步……」    
  正如我們還將看到的那樣,這是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想法。它絕不僅僅局限在阿隆身上,或者僅僅局限在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讓·福拉斯蒂身上。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也是一種技術-科學變化的結果,而時至今日,很多人還相信,科學發現和技術應用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公正的共同原因。筆者在這篇隨感裡對這類因素給予較少的關注。這並非是由於疏忽。毋寧說,是基於一種疑慮,在這種疑慮的背後,隱藏著一種簡單的(也許是太過於簡單的)觀察。技術的演變並非自動進行,並非是孤立和自動的過程。至少在研究與開發中的開發,即研究的開發,總是一種對現實問題的回答,而發明則必須得到應用才有意義。技術治國論者——正如官僚體制的人員——執政治理世界,既沒有民主的後援,也沒有政治和經濟領袖們的明確的方向意識——這種情況時有發生,然而,這類統治者只可能違背意志地採用外推法根據過去推知未來,與此相反,卻不能改變方向。倘若事關方向的改變,人們就必須找到社會的力量和行為主體,讓他們負責應用科學和技術,或者也運用官僚體制,由他們確立應用這類工具的目的。僅僅理性永遠不足以勾畫自由的道路。    
  這一點,阿隆當然知道。他不僅讀過他的韋伯,而且也讀過他的熊彼特。「為了讓一種經濟能夠持久向前發展,必須存在一些條件,讓經濟主體能作出增長所必需的決策。」猶如要有技術進步一樣,需要有企業家,猶如要讓行政機構來落實政策一樣,需要有政治家。事實上,阿隆的主要興趣在於工業社會的未來。關於靜止不前狀態的風險,關於資本主義的自毀,關於歐洲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他把社團主義和福利國家的結合稱之為「社會主義化」),關於增長的放慢,等等,他都曾經作過沉思。他的大學生們以及他那些忙碌的同時代人,對似乎毫無激情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日益感到陰森可怖,向他提出一些問題,迫使他對這些憂慮表明態度。然而,這些問題既未使他放棄他的結論,也未使他離開他的基本思路。工業社會具有一種「向著中產階級的形式發展和縮小收入差異的傾向。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程度上,也許會有一種緩和專制主義的極端形式的傾向,而且要求增進社會福利的呼聲會變得更加強有力。」無疑,並非總是會這樣繼續發展下去。所以,經濟增長並非就是一切,並非就萬事大吉。阿隆仍然是所謂的波普爾主義者,無論如何,他是開放社會的辯護士。「無論如何,不管情況是好是壞,我們根本無法預言未來。」    
  2.趨同,社會主義和現實的多樣性    
  在為所有的人爭取更多的富裕和福利的和平道路上,工業社會不斷向前邁進,基於若干原因,它那田園牧歌般的景象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原因之一就在於國際背景。阿隆對他的講座三部曲最後又增補關於發展中國家的第四個系列。不過,冷戰為他提供了直接的背景畫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幾乎不超過兩年時間內,美國領導的一方和蘇聯領導的另一方的兩種制度的衝突,就席捲了整個世界。阿隆不僅機敏地意識到這個衝突,而且對他自己選擇西方及其價值不容有絲毫的懷疑。而且,他成為有關戰爭與和平以及國際政治規律問題的佔據主導地位的理論家之一,因此,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都絕不是天真幼稚的。    
  然而,《十八篇講稿》把一個值得注意的分析性因素帶到這場辯論中去,關於這個因素,人們可能會認為,它違背作者的整個初衷。這一講稿集不僅論述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而且論述了整個發達國家,阿隆把蘇聯也納入發達國家之列。「現代經濟史的關鍵是技術進步」,在阿隆的一段語錄裡是這樣說的,我沒有整句引用,因為接下來的話語是:「技術進步或者可能在一個資本主義的政體裡實現,或者可能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體裡實現;這是同一種轉型的兩個不同的例子。」阿隆從克拉克和福拉斯蒂關於從第一產業的經濟活動過渡到第二產業的、然後繼續過渡到第三產業的經濟活動的命題出發,而且懷著疑慮的贊同態度聯繫沃爾特·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因此,如果他發現東西方工業社會的經濟發展有著若干相似之處,那就再也沒有什麼可驚訝的了。他把他稱之為「社會主義化」的東西與社會主義相互混淆起來,這有助於形成這樣的觀點:至少西歐的社會正處在一條與東部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不無相似的道路上。他的這種混淆,部分是從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繼承來的。人們回憶起關於「專制主義的極端形式的溫和化傾向」的引語,它同樣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接下去的一句補充道:「現在,蘇維埃俄國正在經歷一種正在產生的要求富裕的初步困難。」    
  這段話產生於1955年,而不是1985年。也就是說,它不是對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改革的早期希望的反應,而是聯繫到他的前任赫魯曉夫大叫大嚷要在可預見的時間內趕上美國的信誓旦旦的保證。今天我們知道,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後,仍然還有漫漫的長路要走,才能去哪怕是猶豫不決地輕輕叩著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的門戶,才能去爭取其成員的資格。在50年代,這條道路還要長十萬八千里!肯定無疑,所有的工業社會、甚至所有的現代社會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徵。人口統計和技術與這類共同性有關係,儘管甚至在這方面仔細觀察時,也是差異比共性更加引人矚目。整體而言,在作較仔細的觀察時,首先是經濟和社會結構之間的差別特別引人注目。阿隆把「像雷諾和雪鐵龍那樣的企業」作為工業社會的體現,因為其中一個是國有的,另一個是私有的,但是,它們看起來卻十分相似。不過,甚至那時以來的歷史本身也給這個例子投下懷疑的陰影,因為其中一個企業停滯不前,直至其生存受到威脅,而另一個企業在各種不同業主的手裡卻繁榮昌盛,興旺發達。如果說,這在一個國家都可能發生,那麼,俄國和美國之間、或者波蘭和法國之間或者德國的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差別,又要比這大多少啊!那些忽略這類差異的概念和分析,顯然是無濟於事的。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對於好些人還在這之後很長時間內,有一種對工業社會的理解還很流行,今天這種理解至少會使人提出一些嚴重的疑問,如果不是說會使人對之作出激進修正的話。    
  也許,人們從一開始就應該放棄把蘇聯納入一般範疇的嘗試,尤其是在它承認自身缺乏統一併從中得出某些結論之後,就不應該再進行這種嘗試。然而,倘若人們還想做這種嘗試,最好把蘇聯作為在特別困難的環境下推行後發展的一種情況來描述。一個國家,它的上層是西方化的,然而是狹隘的和專制的,國內的社會動盪日益擴大和尖銳,這個國家輸掉了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領袖們從在本國和國外的流亡生活中回到彼得堡;革命的解剖工作在進行著。革命使一個集團掌握政權,這個集團許諾要建立一個人人都能參與政治和人人都富裕的世界。然而很快就證明,人人都富裕比革命的理想主義者所預見的更難以實現,而人人都參與也比他們所預見的更加威脅著穩定性。因此,維持政權的政策就優先於一切其他的目標,很多次,看起來這種政策完全像似就要失敗,也許如果沒有斯大林,它就完蛋了。但是,虛擬的歷史總是不能令人滿意。斯大林來了,與他一起而至的是極權主義和官僚體制的、佔據最重要的職務的特權上層,當斯大林死的時候,江山就留給這個特權官僚上層。    
  在這裡,談的顯然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變成了一個閃閃發光的詞語,它要求進行一些區分,儘管今天所有這些區分都成問題。於是就有社會主義的幻景和社會主義的現實。當以一個幻景的名義所創造的現實的如此一大部分導致理想的反常變態時,對於這種幻景並不很有利,但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我父親在德國成為積極的社會主義者之時,或者當雷蒙·阿隆1924年短暫地成為法國社會黨的黨員之時,這種幻景支撐著人們想在自由中實現正義的希望。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之內,有必要作進一步區分,即區分社會民主主義和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關於社會民主主義,本章下一節還將談到;對它來說,重要的是通過改革而不是通過革命、並且在經濟和政治多樣化的條件下,擴大公民權利的進程。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制度,儘管在這裡再次進行區分是必要的。在有些國家,這種制度是由一個帝國主義的蘇聯強加的。在它們當中的大多數國家裡,人民一旦揭竿而起,蘇聯的坦克就不得不碾壓暴動的人民,以維繫這種不受人喜歡的政府制度。當坦克留在兵營裡之時,當西納特拉主義(Sinatra-Doktrin)取代「勃列日涅夫主義」之時,當每個人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享受極樂之時,這個統治長達40年之久的政府制度證明是一層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結構之上的、薄薄的和能迅速破碎的貼面板。無論如何,在蘇聯的各衛星國裡,官僚體制的專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權,不管人們怎麼想,遠離社會主義的夢想十萬八千里。另一方面,也有少數幾個國家,它們發展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一種獨立的形式,其中有蘇聯和中國,也許還有古巴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這個或那個國家。    
  這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模式完全背離一切意識形態的論斷和要求,並非是一種有別於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替代選擇。毋寧說,它們是受到扭曲危脅的後來發展的一種現象。按照珍妮·科克帕特裡克的關於世界政治的觀點,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才能榮膺民主的聖盃,他們可能要用幾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得到它。即使人們與她的有關世界政治的精華觀念不一致,但是,仍然可以堅持認為,只有很少數的國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進了經濟的富裕,既增進了應得權利,也擴大了供給,使它們達到生存機會的一個經得起嚴格考驗的水平。這篇分析就是以這種嚴格考驗為基礎的。大多數很晚走上現代經濟發展道路的社會,被困擾於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的痛苦矛盾之中,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猶如這篇隨感開始時,一方面根據索莫查政權,另一方面根據桑地諾主義者早年的情況,對這類社會所作的示範性描述的那樣。    
  有其獨立形式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困境在於,它所囊括的國家起初從政治方面來界定它們的問題。一個主要對保持敏權感興趣的、政治的階級,壓制公民的一切自發性的行動,並且動員公民作為(被委婉地稱之為同志的)臣僕。當然,專制者們和官僚體制的人員都樂於看到經濟的繁榮昌盛,但是,這種願望總是一再退讓,讓位於政治的必要性。政治的必要性與組織控制息息相關,與接班人問題和招募機制、與順從和教義化、與規範化和調整息息相關,也與馬克斯·韋伯生動描繪的官僚體制化的種種手段息息相關。建立這樣一種統治意味著經常鬥爭,去對付外行、理想主義者、批評者和競爭對手,去對付首創精神和獨創性。任何放鬆控制都包含著高度的風險。然而,這就意味著、不可能產生一種現代的、有適應能力的、自身經常不斷更新的經濟。佔據最重要領導職位的上層享有外匯支付的特權,外匯支付特權使這個上層能夠過著相當於西方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而很多人生活在一種灰色的日常生活世界裡,基本物資的供應都沒有可靠的保障。社會主義成就的巔峰就是兩種現象的結合。    
  1989年以來,一切形式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明顯可見的崩潰,以前所未有的尖銳程度,提出了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關係問題。在中國,鼓勵經濟上的首創精神,又沒有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最終導致為爭取民主的遊行,爾後又導致在天安門使用武力。在蘇聯,鼓勵發表政治意見和進行政治活動,毋寧說,更加深了經濟的危機。在這兩種情況下,最終應得權利和供給的擴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為了擴大人的生存機會,二者都必須抓,而且要同時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著能同時啟動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戰略性槓桿,這個問題也許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關鍵問題。    
  不過,搶先作這類觀察是操之過急了;我們還在討論50年代的世界,還處在分析各種制度趨同理論的思維錯誤之中。現在,一個中心結論是無可辯駁的。社會主義不是另一種工業社會,而是一種引入發展進程的方法。社會主義是一種發展中國家現象。在那些在專制制度統治下實現初步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地方,社會主義特別有它施展身手的機會。顯而易見,對少數人的供給會提高,而大多數人卻未能贏得經濟和政治參與的機會。而且,少數人還能長期保持對他們的統治所必需的結構,尤其是如果他們能夠經常地滿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夠促成某種輕微的、現實的增長的話。這樣一種進程還能持續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論的誘惑儘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難的。勃列日捏夫的社會主義具有一種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徵,即使不是一位喜歡冒險的總書記給它致命一擊,這個制度也會變得日益不穩定。    
  因此,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過去和現在充其量是通往現代世界的次優道路。而且作為這種次優道路,它本身沒有效率。倘若它堅持政治的控制,那麼,經濟就仍舊不發達;倘若它嚴肅認真地對待經濟進步的要求,那麼,它的政治基礎就受到威脅。如果從根本上說有諸如制度趨同這類東西的話,那麼這種趨同的成因就在於自由的各種變化形式裡。自由的變化形式可能不會實現;並不存在著一條人人都必然會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歷史規律。也許,大多數人兩者都想要,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們也都得到它們。在充其量是次優的經濟和政治狀態下生活,極可能是大多數人的命運。然而,有時地平線上會出現一絲光明。因此,在時代的意識和行動中,1989年具有一種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說,半道上兩種制度相互趨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業社會這樣一個概念既應用於美利堅合眾國,也應用於蘇聯,是沒有什麼合理的意義的,更不用說關於這兩種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對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來說,根本無關緊要,倘若前蘇聯各個部分或者中國在數十年間建設為發達的國家,那麼,它們也將會找到它們自己的形式,猶如在它們之前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所做過的那樣。    
  在一個方面,阿隆是一位關於兩種制度趨同的非凡的理論家。他處理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時,幾乎把它們徹底分開。於是,他能夠把他對法治國家和民主的無限信仰,與期望一切工業社會都將會發展出經濟和社會的完全類似的——如果不是說相同的——結構結合起來。這裡所建議的對這類假設的修正,適用於阿隆的立場的兩種因素。這位偉大的社會學家過於高估了作為制度的社會主義,而過低地估計了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在50年代的社會學著作裡,情況是這樣的。    
  然而,阿隆並未犯過一個這裡不得不談一談的錯誤,即認為制度趨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這樣做,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一條共同的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道路,能夠為一種和平秩序奠定一個具有堅實的基礎;另外一些人基於種種原因,認為兩種制度據說都有其好的和壞的方面,因此認為最好是把兩者的好的方面結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裡。直至能確保相互消滅、亦即直至美國和蘇聯有能力相互消滅並消滅世界的其餘部分的核威懾的歷史,以及隨之而來的談判的歷史,表明國際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能為國內事態的發展所取代。這也適用於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KSZE)賴以為基礎的、更為廣泛的題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趨異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關於把趨同作為綱領的問題,人們也可能會認為,由於80年代下半葉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崩潰,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然而,還值得在這裡指出,這樣一種綱領從其胚胎開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種自由,儘管在現實的社會裡,自由的表徵形式變化多端。此外,用制度進行思維,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個障礙。如果在現實社會裡解決現實的問題,要求擴大應得權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機會,那麼,就應該擴大應得權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須擴大供給,那麼,為此就必須創造條件。關鍵是要有些機構,它們許可做在某種既定的情勢裡認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數人不再想要了,它們又許可放棄不幹。至關重要的是開放社會。    
  這不是相對主義。開放的社會,人的生存機會,公民權利,富裕,自由,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價值。實現這些價值的現實社會的特殊條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實際上,現實世界的多樣性本身就是開放社會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戰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短暫的開放階段,冷戰阻擋住很多人的視線,使他們看不見這種前景。它導致了價值的物化,因而也處處危及了自由的條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惡,然而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惡的王國和善的王國。但是,通往這種發現的道路曾經是漫長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現代社會衝突的一個主題。    
  3.民主的階級鬥爭    
  現在,是我們回頭論述戰後時代發展進程的時候了。現代的社會衝突與在一個日益豐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選擇機會的世界裡為所有的人爭取公民權利息息相關。衝突要用社會的歸屬性來闡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開,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態出現,這些形態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條件和歷史情勢的烙印。為了理解這些條件和情勢,必須談談在第二次三十年戰爭期間隱藏的再分配日程,談談各民族的經驗的豐富多樣性。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撿起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進行政治-社會分析的線索。它們可以描寫為這樣一類國家。1948年,為了管理馬歇爾計劃和協調歐洲的復興重建,成立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當這個目標得到實現和歐洲變成為富人俱樂部的一部分之時,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改建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當在1961年創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之時,它承擔的使命是,「在成員國裡實現最高的和穩固的增長和就業水準,實現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這適用於美國和加拿大,歐洲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樣的程度適用於所有這些成員國,我沒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種特殊情況,但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多數國家裡,為爭取公民權利的階級鬥爭,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現實。    
  此外,20世紀60年代,階級鬥爭是一種十分違悖馬克思預言的現實。S.M.李普塞繼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維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談到了「民主的階級鬥爭」:「在任何現代民主政治裡,各種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表現在政治黨派裡,政黨原則上體現了階級鬥爭的民主轉換……政黨或者建立在下層階級的基礎上,或者建立在中層和上層階級的基礎之上,這種情況在世界範圍內可以說是基本普遍化的。」這種觀念是簡明而中肯的。有些社會對立會導致政治的衝突。然而,這種衝突並非變得日益訴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壞性,而是通過各種組織和機構得到抑制,通過組織和機構,衝突可以在憲法制度之內得到表現。政治黨派、選舉和議會,使得衝突成為可能,又不至於爆發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這種提法是否還適當的問題。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學講座三部曲裡的第二個系列講座裡)否認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存在著一種「無法消除的鬥爭」,而且與此相反,談到了在處境較好的人和處境不那麼好的人之間的一種健康的「抗爭」,雖然他也強調,民主意味著「接受衝突,並非是為了平息衝突,而是為了避免讓它們以暴力的形式來表現」。相互區分為爭取應得權利、尤其是為爭取公民權利的偉大鬥爭和讓那些已經享有充分公民地位的人逐步得到再分配的要求,這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因為更深刻的對立的痕跡依舊清晰可辨,為了民主的抗爭也還要堅持階級概念,這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在50年代,很多作者忙於研究令事物達到這種新的水平的進程。當特奧多爾·蓋格爾寫作《熔爐裡的階級社會》時,他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民主的進步。資本和勞動原先是相互間不可調和地對立著的;但是後來,它們愈來愈多地建立起它們的相互關係。關於工資和勞動條件的談判,包括關於調解和排解對立的程序的談判,被納入一個完整的、由勞資雙方協定的或者由法律規定的規則體系之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緊張被承認為勞動市場上的合法原則。蓋格爾把這個進程稱為「階級對立的制度化」。    
  對於戰後的一代人來說,這種制度化的過程具有某些政治後果,其特點是人們所熟知的。兩個政治集團,在邊緣狀態下是兩個政黨,相互為爭取多數的選票而搏鬥著,人們對此業已習以為常。一方毋寧說是改良派,而另一方毋寧說是保守派,一方毋寧說是應得權利派,而另一方則毋寧說是供給派,雙方的任何一方原則上都沒有攻擊對方的偏好,或者哪怕是企圖撤銷對方的決定。大不列顛提供著最明確無誤的範例。工黨1945年獲得競選勝利,並且進行了廣泛的改革;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四位首相當中的一位告訴人們,「你們還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日子」;最後,工黨又掌權,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提出一項「技術革命」的綱領;1970年,保守黨人獲勝,愛德華·希思提出了經濟計劃和歐洲綱領;1974年工黨又上台,而且一直掌權,直至撒切爾夫人戰勝哈羅德·威爾遜的繼任者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han)。李普塞指出,這個模式也可以應用到美國身上,在那裡,1952年、1960年、1968年、1976年和1980年,美國總統的黨派屬性發生變化。法國的經驗沒有這麼清楚明確,部分是因為戴高樂的角色不能直截了當地歸入傳統的黨派範疇進行描寫,部分是因為法國有過幾屆聯合政府(以及最近一個共同執政階段),然而,在法國這裡也發生了變化。1969年德國的「權力更迭」具有比所有提到的變化都更加富有戲劇性的特色,在這裡,最初在1949年至1953年阿登納的幾屆政府裡,以及後來又在1982年「轉折」之後,一個小黨,一個第三政黨,通過它決定參加聯合政府實現了多數;然而,德國的經驗也表明民主的階級鬥爭的一種變化形式。    
  這類事態的發展導致了值得一提的理論上的外推法的運用。首先在美國,約瑟夫·熊彼特把經濟理論應用到政治上去贏得了一些追隨者。借助肯尼斯·阿羅的社會選擇(sozial   choice)理論,民主的經濟理論得到發展,這種理論的出發點是政治黨派的幾乎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政治領袖們和他們的組織僅僅是一些企業家和企業,他們行動在一個特別的市場上,這個市場裡的成就就是用選票而不是用美元來衡量的。各個政黨把各種可能期望贏得多數的綱領拼湊在一起;如果它們當選了,它們就把綱領付諸實施;同時,它們必然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觸犯某些特定的利益;這就為反對派提出一種與新的情勢相聯繫的、因此是一種不同的一攬子綱領計劃提供了機會。輿論研究取代著思想意識的位置。政治歸縮為爭取選票的競爭。原則上講,這種遊戲可能永遠繼續下去。因為在缺乏群體團結約束、即階級約束的地方,還只有各種個別的主題,把這些主題結合起來,是一個實際效用問題,而不是社會必要性問題。    
  這種理論的創始者們也許也不會否定,它作為一種對現實的政治進程的描繪總是一種誇張。甚至在美國,雖然很久以來政治就為經濟或者供給主題所控制,也有一種主張新政的民主黨人的強硬派核心和一個鼓吹自由的共和黨人的強硬派核心。在歐洲,還一直允許人們根據公民的職業地位和社會處境對選舉行為作有用的預測。此外,民主的經濟理論有重要的副作用,它對控制舊的階級衝突不得要領,而且誇大新的情勢的穩定性。    
  在特奧多爾·蓋格爾的分析裡,已經展示這些副作用之一種。在他描述階級衝突的制度化之後,他轉而提出一個在他的時代(1949年)聽起來令人驚愕的論點。即他斷言道,那些把他們的對立關係制度化的人,不僅因此而使對立關係喪失鋒芒,而且同時建立了一種卡特爾,以便捍衛他們的共同的利益。關於應該如何瓜分供給這塊大蛋糕,締約的對手雙方可能會依舊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他們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蛋糕是他們的,他們要瓜分它。因此,那些不屬於這個卡特爾的人,是真正的犧牲者。「與收入獲取者同貨物生產的差距相比較,貧困在增長著。」這顯然是一種受時代約束的論斷。蓋格爾也不得不進行一些顯然的曲解,才能找到他所謂的「純粹的消費者」。如果他已經認識到「生活各領域的差距」的思想,那本來對他會有所幫助的。後來有些作者發展了這種思想,他們想挽救階級理論廢墟的若干殘餘。即他們斷言,重要的新的衝突既不太觸及所有的社會群體或者社會範疇,也不太觸及一切人或者很多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空氣和水受到污染,那麼,對使它們純淨感興趣的就不僅是一個階級,而是這種興趣會導致很多人提出採取共同行動的要求,這些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意見。這就是一種涉及課題、而不是涉及階級的政治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蓋格爾的分析提示我們注意一種到處都伴隨著階級鬥爭的制度化或者民主化的事態發展,即社團主義的發展。民主的階級鬥爭的基礎就是組織,方法就是意見一致。人們不是作為單一的個人行動的——在這方面,民主的經濟理論也是不夠充分的,而是作為多種形式的政黨、工會、社團的成員參加行動的。鬥爭是由這些團體開展的;然而在實際上,這並不是鬥爭。毋寧說,這是一種某些組織多層重疊在一起的卡特爾。這些組織不斷發展新的程序,把它們的特殊利益納入政治進程。同時,它們發現,把大蛋糕置於監督之下是它們共同的利益。這當然是一塊供給大蛋糕,不過在它的背後是通過所有權利要求者之間的協議對權力進行監督。最後,政治黨派、經濟團體、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包括要求代表「純粹的消費者」的團體)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機構,構成一個惟一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大麻團,它們發現,如果它們不參與,將對它們不利。公民再也不知道,誰得到什麼,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得到的,雖然對於那些一定必須知道的人來說,有高工資的參謀顧問,對於那些很樂意知道的人來說,有政治學家。    
  民主階級鬥爭的社團主義的反常行為的風險在於,這種反常顛倒會帶來僵化,而不是靈活運動。社團主義太過於容易同官僚體制進行結合,而二者均剽竊自由的憲法的本質核心,即不必革命也能實現演變的能力。時不時地會有一個新的角色,成功地擠進這個有組織的利益的卡特爾。因此,很多國家發現,越來越難以把環境保護者排除在外。然而從根本上講,社團主義從民主進程中獲得生命。協議取代了辯論,意見一致取代了衝突。    
  這樣一類提示可能引導我們走得太遠,走向不同的方向。毫無疑問,這裡所描繪的情況對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大多數人來說,是完全有吸引力的。事實上,他們以前從未有過這麼好的日子。傳統的階級衝突退居幕後,即使對它們的回憶、而且有些地方它們的現實還繼續存在著。不同的利益由各種有組織的團體來代表,各種團體在事物的秩序裡都有它們的位置,它們想方設法,只讓少數人被完全遺忘。事物的運動雖然緩慢,但是,也沒有大聲疾呼,要求更迅速的轉變。關於遊戲規則和內容的廣泛的意見一致,佔據主導地位。對於這種意見一致的主要特徵,民主的經濟理論作了很好的描繪。有一段時間,看起來應得權利政策的日子可能已經一去不復還了。誠然,過去和現在都還一直有著把公民權利擴大到迄今為止一直被忽視的群體的熱烈要求,不過,即使這類群體的邊緣地位也還證明,已經談不上進行偉大的歷史性鬥爭,更談不上存在一種革命的潛力了。通過誇大和誇張而竭力把統計上的不平等變為政治的大辯論,這類企圖補益甚少。雷蒙·阿隆的世界是一個供給的世界;在它發生各種衝突時,所涉及的是多得一些,或少得一些,然而並非是要麼得到一切,要麼什麼也沒有。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在代表這種大的意見一致的政黨中,哪一個政黨執政,從根本上講,並不十分重要。    
  這類說法可能會使思想更加激進的讀者感到震驚。他們也可能會認為,在前面要求有一個精確的階級定義之後,我在這裡談「階級」時所採取的方式是寬宏大量的,如果不是說不準確的話。階級是一些範疇,其成員們在統治結構裡擁有一種相同的地位。它們典型地或者當權掌政,或者沒有,因此,它們相互間處於一種衝突的關係之中。如果衝突涉及到應得權利的話,這類衝突在政治上就具有傳染性。公民身份地位的歷史同時也是階級衝突的歷史。這適用於資產階級為爭取法律面前平等的鬥爭,這同樣也適用於最近為爭取社會的公民權利的鬥爭。倘若人們睜著眼睛,洗耳恭聽,看看世界,誰也不會嚴肅地論斷,認為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裡的任何一個國家裡,這些權利都確實普遍得到保障了。更為重要的是,還有新的應得權利問題。然而,如果有人不願承認,在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種偉大的、歷史性的變革力量業已喪失其能量,因為它想確立的原則已經被廣泛接受了,那將是奇怪的、扭曲的看法。    
  公民的身份地位是進入這個進程的關鍵。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裡,大多數人成為概念的充分意義上的公民的那一時刻,社會的不平等和政治對立就具有新的形態。人們再也不必同其他處於同樣狀態的人一起,去為他們的基本權利而鬥爭了。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在派系林立的、然而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團的代表,擴大、至少保持他們的生存機會。不僅是舊的階級歸屬性退居次要地位,而且產生了新的團結,這種團結囊括了社會的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說五分之四或者更多的話。在他們之間有很多差別,包括財產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著一種基本的獲得應得權利和供給的進入平等。新的階級是公民階級,如果允許有這種荒謬的措詞的話,不過,至少是多數派階級。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一章是以深刻的和潛在革命的階級鬥爭為開端的,在經歷了嚴峻的和痛苦的時刻之後,它導致了民主的或者制度化的階級對抗的受到約束的衝突,結果是形成一個多數派階級,那些屬於這個階級的人因此能夠抱有希望,不必根本改變現存的結構,就能實現他們的很多生活意圖。    
  4.1968年    
  在很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最近的政治史上,有一個年份特別引人注目——1968年。這個年份部分是真實的,部分是象徵的;而且,它與在不同國家裡的不同經驗相結合在一起。在美國,約翰遜(Johnson)總統在社會成就、國內動盪和政治不安定的爆炸性的混合氣氛中,結束他的任期。他出任總統,推行了經受時間考驗的「偉大社會」計劃,但是,他使國家愈來愈深地陷入越南戰爭之中,越南戰爭把美國推入到一次最危險的憲法危機之中。在歐洲,在1968年,是否能由政府治理,或者用歐洲大陸人的更具戲劇性的語言來說是政府治理是否有合法性,成為公眾討論的題目,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合法性首先與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能力相聯繫起來。在法國、德國和一些較小的歐洲國家裡,這個題目首先被冠之為「民主化」。這一部分意味著要實現賦予所有人公民權利的許諾,但是一部分也意味著人們迫不及待的固執堅持必須也能行使參與權利,認為這樣才是切切實實的。「我們必須敢於推行更多的民主」,1969年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他出任聯邦總理時的第一個政府聲明裡說,他這句話的意思是,民主不僅是一種狀態,一部憲法,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行為和美德。    
  在美國也好,在歐洲也好,1968年都與大學密切相關。大學生騷亂是政治騷亂的先兆,學生騷亂從伯克利蔓延到倫敦經濟學院,繼而蔓延到巴黎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有些地方,高等學校改革似乎是主題,至少對於那些誤解時代特徵的人來說,是議論的主題。雷蒙·阿隆也屬於他們之列。他從未徹底從他在5月巴黎的激盪的日子裡的經歷中恢復過來。其原因可從一句惟一的、悲哀的說法中看得一清二楚:「古老的巴黎大學是應當壽終正寢了,然而不應當像1968年5月那樣把它置於死地而後快。」有些時候,人們的確不能立即對事物的進程表示贊成或反對。變革的能量十分強大,以至於它們必然會啟動事物的進程,甚至連改革家們本身都不能控制這類進程。也有可能,1968年的革命,用阿隆的話講,是introuvable,即不易發現和捉摸的,難以作詳細的描寫,但是,它具有那些大雪崩的很多特徵,一場雪崩如果開始發生,任何人都再也無法加以阻擋。    
  阿隆本人感到遭受1968年的打擊,甚至幾乎被傷害。當他說出,巴黎大學應當壽終正寢了,也許他心口不一,別有所指;他想說的是巴黎大學會在改善了的形式下重新繁榮昌盛,欣欣向榮。對於他來說,舊的大學的死亡是一種不可挽回的、個人的損失。這也適用於很多歐洲人,尤其適用於那些在經過巨大的努力和犧牲之後才在大學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我能理解他們的感受,雖然在德國有些人認為,對於謀殺舊的大學,我也一起負有責任。從歷史上講,這是錯誤的。當我主張把「教育作為公民權利」和參與制訂高等學校向此前受忽視的群體開放的綱領時,對我來說,這只事關進入機會。我的目標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不過,在實際的政策上,這類區分無法堅持立腳,至少在歐洲大陸無法堅持下來。大浪淘沙,改革的浪潮很快就沖刷掉那些改革派,他們曾經相信,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界線能夠保持久遠,相信可以存在沒有民主化的民主。    
  阿隆對這些事件的經歷,在他生命的最後15年中,一直在折磨著他,這個經歷是一種承擔義務和保持距離心態的奇特混合。當1968年5月第一周騷亂的大學生們佔領了大街之時,他沉默不語,未發一言,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拒絕在電視台上露面。「面對人們的精神狀態,我根本沒有把握該說些什麼。」5月14日,他啟程前往美國講學。(戴高樂於同一天赴羅馬尼亞進行國事訪問。)然而,他很快就不再能夠堅持滯留遠方,而是飛回了法國。(戴高樂也縮短了他的訪問,並且開始他自己若明若暗的啞謎,包括匆促飛往巴登-巴登,以確保馬舒將軍及其部隊的忠誠。)阿隆返回巴黎之後,首先感覺到的是他後來所描寫的憤怒,一種粗暴的憤怒,「憤怒程度比我從前所親眼目睹的還要大」,這有幾分說明了這位偉人的品格,無論如何,他在1933年成為柏林焚書的見證人。他試圖把在他眼前展現的「精神病鬧劇」,作為一種「革命的鬧劇」而不屑一顧,而不去承認其中含混表現出來的真正的變化;不過,即使是這種低調處理的嘗試也仍然是不很可信的。在他的稍晚的年代裡,人們越是經常向阿隆談及這些事件,他的痛苦回憶就越是沉重。也許在1968年5月的那些動亂日子裡,阿隆的世界就到了它的盡頭。    
  這說起來容易,要說明理由闡述清楚可能就不那麼輕巧。時至今日,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裡的很多地方,人們對1968年的看法還眾說紛壇,意見不一。它曾經確實有過什麼樣的含義?它是經濟奇跡所造就的、新的富裕階級的嬌生慣養的孩子們所進行的暴動嗎?它是公民揭竿起義,反對那些還不理解臣僕時代已經終於一去不復返的政府嗎?它是那種隨後很快就席捲西方各國社會的價值演變的初次爆發嗎?它僅僅是使得太久保持不變的機構成為公眾矚目的中心的現代社會改革的一個階段嗎?對於這些問題,不可能會有最終正確的答案,不過,有了一段時間間隔,今天也許可能作出一個令人半信半疑的和保持一定距離的分析。    
  戰後的時代是一個讓更多的人有更多選擇的時代。倘若在為大家爭得的公民權利裡沒有一個可靠的基礎,就不可能創造更多的選擇機會;反過來,人人都擁有公民權利,這部分是從前鬥爭的遺產,部分是戰後年代社會契約的結果,以及部分也是供給迅速增長的平行產物。不過,量的和經濟的進程開始愈來愈甚地主宰著局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變成為一些「要求越來越多」的社會。這使得好些人希望得到另外一些東西。在60年代,很多人要求進行改革。「建設之後要改進」,這是當時的口號之一。要求社會變革呼聲越來越高,雖然並不總是很清楚,什麼樣的社會力量擔當著這種要求。從一開始,知識分子就不僅用言論和文章來表現60年代的改革運動,而且他們也是這場運動的中堅,並且把它引導到一些目標上,同從前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相比,這些目標具有一種毋寧說是學院式的性質。    
  在各種要求都集中到大學身上的地方(這適用於很多歐洲的國家),上述這種情況變得特別明顯,而在涉及此前受到忽視的少數人的權利的地方(例如在美國),這種情況起的作用最是微乎其微。公民權利的最後一次大擴展,可能是60年代社會運動力量所實現的最重要的變革。其他的一些變化更微妙一些,我們把這些變化描繪為學院式的,但絕不應該因此而小看它們的意義。在很多歐洲的大學裡,權力無比的教授們從他們的台座上被請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者之間的協作原則。在德國大規模的群體大學裡,這種原則在機構設置上得到表現。至少有一段時間,有關教師、大學生和其他的從業人員屬於同等級別的幻像,像幽靈似地在德國的群體大學裡遊蕩徘徊。教會,尤其是新教教會,追隨這一事態的發展,變成為辯論的場所,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天主教的現代化改革(aggiornamento)受到梵蒂岡宗教會議的強有力的推動,天主教的現代化改革對類似的壓力作出反應,直至把聖壇從它的遙遠的高處移到某些現代教堂的中央,以免忘卻信徒們對普世教會主義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國家對刑法和刑罰執行的通過,進行了嚴肅的審查,在很多國家裡,人們希望受過刑事處分的人重返社會,以此取代較早的懲罪和威懾原則。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隱藏著這樣的思想,即認為個人是社會力量和社會環境的產物,因此,不能讓他們個人來對他們的行為負責。人格化的統治喪失了它的光芒,對於很多人來說,它失去了存在理由,甚至在像軍隊(「穿軍裝的國民」)或者工業企業(實行「共決制」)這類難以想像會出現這種情況的機構設置裡也同樣如此。    
  時代精神浸入到其他的政治領域。在很多國家裡,社會政策又被繼續向前推進一步,直至由對共同體承擔義務取代個人的首創精神。至少在歐洲,這證明是在這樣一條道路上所走的最後一步。特別是在好些國家裡,是在已經再也不能承受它的時候,才邁出這一步的。在我們今天在這裡歸納到的1968年這個年份的東西當中,有很多並非必然在那一年發生。它們在較早就開始了,而且繼續深入到70年代。社會國家的值得驕傲的大廈在日益不穩定的世界經濟風暴威脅著它的基本結構之際,被塗上最後一抹灰漿。(目標)實現的歲月同時也是威脅日增的年代。只有在少數的國家裡,通過70年代的試驗,成功地挽救了「1968年」所推行的國家調節和系統性再分配的措施。    
  這裡所說的(目標)實現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的實現。這種意見一致是多數派階級的意識形態,為建立這種一致,持續了一個世紀,猶如形成這個階級所需要的時間一樣長。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的一切成分,都涉及到在一個富裕的世界裡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它們首先包括在一種受到社團主義抑制的民主制度裡的一個強大的、然而是善意的國家,包括一種受到政治影響的、然而是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這種經濟除了得到若干的支持和保護外,聽任世界貿易和貨幣體系的遊戲規則去擺佈——以及包括一個廣泛團結一致的社會,廣泛團結一致是通過應得權利和累進稅實現的,兩者體現了人們在普遍自由的狀態下對平等的一部分普遍偏好。這聽起來很複雜,而且要求很高,然而,這也還符合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社會民主主義意見一致的本質包括它尋求一種合理的均勢平衡。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的魅力之所在。因此,它滿足著很多不同的利益。因此,多數派階級對它是滿意的。因此,它是易受傷害的。    
  因為我們的分析已經進入到現代社會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實際上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的終結。有些人認為這些說法是不能接受的,我能理解他們。「我一再捫心自問」,維利·勃蘭特在他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告別演說》裡說道,「那些認為社會民主黨的世紀已經過去了的同時代人,他們記住的是什麼樣的數十年啊。難道他們對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經濟大危機和新的生存威脅,都視而不見嗎?」寫這篇隨感錄的同時代人,肯定沒有忽略第二次三十年戰爭。他也並不懷疑,社會民主主義的模式提供著一種人道的和合理的政治前景。要闡明未來屬於這種前景的一邊,那就更為困難了。社會民主主義壽終正寢的命題,並不意味著多數派階級的意見一致突然喪失其意義,更不是說,各國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贏得選舉(雖然很多社會民主黨已經感到在80年代要得勝比60年代和70年代更困難了)。毋寧說,這個論點意味著,一股歷史的力量業已喪失了它的能量。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它主宰局面已經長達一個世紀,而是因為經過一個世紀的鬥爭之後,它已最後勝利了。偉大的社會力量死亡於它們勝利的時刻。如果未來不再屬於它們那一邊,它們的壽終正寢就臨近了。    
  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哈羅德·威爾遜企圖剝奪英國保守黨人認為他們是「天然的執政黨」的要求。之後不久,工黨就輸掉了選舉;然而,威爾遜在一種更深的意義上是對的。一切政府不管它們的執政黨的組成狀況如何,有一個時期都顯示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特色。在國家、混合經濟和從搖籃到棺架的社會福利政策的行善角色方面,它們也統統都體現了多數派階級的意見一致。1968年象徵著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然而同時表明是結束的開始。仰仗多數派階級和社會民主政治十分合理的意見一致來進行統治,被證明是不穩定的。它們可能還會伴隨我們一段時間;在那些剛剛為自己獲得了自由機會的國家裡,它們甚至是偉大的希望之所在;在任何地方,人們都必然希望自己不會讓80年代和90年代的片面的、而且往往是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碾碎。然而,1968年以後出現的變化,已經改變了現代的社會衝突的場景和題材。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六章 增長的極限    
   1.一種世界秩序在支離破碎    
  在20世紀,想要論述社會的發展,又不想聯繫國際的壓力。作用和影響,其可能性是罕見的。數十年的戰爭、經濟危機和權力的專橫拔扈,把一切民族都吸入它們的漩渦。即使在1945年之後,對於世界的大多數地方來說,這種情況也絲毫沒有改變。一系列國家,尤其是中歐和東歐國家以及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內部發展遭受帝國主義強權干涉的殘暴宰割。最近,若干中美洲國家也有類似的經驗。非洲和亞洲的很多其他地區從殖民統治中覺醒起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同時又不得不適應它們的外部地位的變化和解決內部發展的問題。除此而外,冷戰無不影響到所有的有關當事者。冷戰劃分了界線,在集團內部以及在集團之間,這些界線都發揮了作用。儘管如此,人們可以斷言,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內部,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有1/4世紀之久,相對而言不受外界影響。而且,一種穩定的世界秩序對於它們有所幫助。因此,當20世紀70年代這種秩序開始支離破碎之時,其後果是到處明顯可感。早在冷戰結束之前,戰後時代就已一去不復還了。    
  一種有組織的國際關係的體系是30年光輝歲月的一部分。這個體系的產生就已令人驚愕不已。當時,尤其是美國對國際聯盟幻想的破滅,而且1944年和1945年盟國顯然集中精力於作戰任務上,面對這種情況,當時的策劃者和政治家還有時間自覺地草擬一項有關國際機構的方案,並且將其重要的各部分付諸實施,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誠然,必須說明,這些機構的普遍的意圖,在實踐中並未超出聯合國組織很遠。1946年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發自莫斯科的著名的「長篇電報」,證明斯大林缺乏接受經濟合作規則約束的誠意。它特別指出,大國總是喜歡把國際體系作為一種本國特殊利益的工具加以利用。基於類似的理由,甚至連那些仍然堅持一種世界秩序的辯護士們,都很難就建立一個國際貿易組織達成一致。不過,這部分是一個形式問題。實際上,人們已經為貨幣、貿易和發展等問題建立了合作體系,它們在長達25年之久的時間內,一直運作得相當好。鑒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WF)、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銀行成員國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人們甚至可以指出,穩定的貨幣、自由貿易和慎重的發展援助,也給這些組織的非成員國帶來了補益。    
  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體系裡,區域合作也相當繁榮。它的產生要求付出某些代價和痛苦,在有些情況下,如在安第斯國家的卡塔赫納條約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櫃架內,區域合作仍然是發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歐洲共同體則是一段頗有成就的歷史,儘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廢墟和從前的若干一體化嘗試的空殼之上。在貿易、熱核研究和發展援助等領域裡,以及在社會政策的各方面(人們也可以把共同的農業政策算作是屬於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計劃之前,歐共體就是一個由成員國共同行使主權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國,後來9國、10國和12國共同行使主權。歐共體始於1952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1958年又增設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1967年,這三個共同體融合為歐洲共同體。兩年之後,它們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第一個偉大的工程,即建立一個共同市場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處於作出決定的前夕。共同體(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腦會議上)同意的下一個工程是它的擴大,讓大不列顛和其他國家加入。這一點也實現了;然而,合作的內容深化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種合作應該通過第三個工程加以深化,即通過在10年之內建立一個經濟和貨幣聯盟加以深化。在歐洲共同體重新關注這個目標的時候,此時此刻回憶一下第一個這類嘗試,可能不會有什麼害處。在經過徹底的準備之後,1971年春天,歐共體作出了一系列廣泛的決定。它們持續不超過幾周時間。當世界體系開始支離破碎之時,這首先把歐洲共同體的日程搞亂了,雖然歐共體不是惟一的犧牲者。    
  關鍵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總統和他的財政部長康納利(Connally)單方面宣佈廢除戰後時代的貨幣和貿易秩序。他們宣佈停止美元對黃金的自由兌換,加征進口附加稅,並闡述他們採取這些措施的理由,認為美利堅合眾國有權把它自己的利益,置於為他國承擔責任之前。這個世界上最強的大國,因此也是國際體系的保障力量,聲明它對自己的瞭解無異於所有其他的國家對自己的瞭解。之所以作此宣佈,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當事者對於這些宣佈並不感到十分驚訝。它們也帶來後果,因此在談判中又撤消了最粗暴地違反一切規則的若干措施。然而,由浮動匯率取代把美元作為對一切貨幣的穩定尺度的固定口率制由此造成損害,直至今天,佈雷頓森林體系尚未從中復元過來。而且自從1971年以來,關貿總協定的貿易體系一直受到重重壓力。    
  回憶這段歷史不是為了歸咎誰是誰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後的緊張的幾個月之內,指責已經夠多的了,從8月底關貿總協定特別會議的初步討論,直至12月底華盛頓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責甚烈。爭端給所有的參加者留下遍體鱗傷,然而並未使他們變得聰明許多。在當中,關鍵的問題是一個顯然已經變為幻想的國際秩序的支離破碎,使世界各國得不到保護,聽任大國更直接實施強權的厲風洗劫。有時候,風似乎減弱一些,但是,它們很快又變得強烈起來,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為颶風。1971年10月的齋戒日戰爭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僅僅是其中的兩例。很難準確指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通貨膨脹開始的日期,但是歸根結底,通脹的深刻影響不會小於那兩次石油大漲價。兩次石油價格大暴漲反過來又直接關係到那些對第三世界發放的、不負責任的信貸,這些信貸構成80年代債務問題的直接原因。1971年,還有幾個人把放開匯率看做是一種市場藥方。他們認為,貨幣最終體現著在其背後的國民經濟的真正實力。20年之後,只有少數人願意為這種論點辯護。相反,浮動的貨幣促成了幣值和實際經濟增長相背離;在這裡存在著使80年代的賭賽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諸多因素之一。    
  從根本上講,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這裡所描述的進程更加尖銳了。美國在裡根總統的領導下,對一切國際組織和國際協定採取愈來愈消極的態度。美國離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驟然結束國際海洋法會議的談判,對國際法院的判決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國際組織裡的代表級別,威脅要退出關貿總協定,如果後者不能更好地考慮美國的利益的話,限制世界銀行的自由,讓全世界知道,這些機構是多麼令人不屑一顧,哪怕它們是由它在戰後親手創建的。在每一個具體的情況下,美國持這些態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諒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後果激怒了。原因就在於美國從康德哲學又回到霍布斯哲學;民族之間發生的事情,是由權力而不是由法來決定。人人都企圖用自己的力量去實現他的利益,哪怕這樣做要犧牲別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布什總統試圖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在這種背景下,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多少機會。    
  誠然,直至80年代,還有一種穩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場冷戰,冷戰在開始時就充當了戰後時代的事實秩序。歐洲合作與安全會議在回976年赫爾辛基的最後公報裡,彷彿把各種冷戰假設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們的可能惡果。戰後的邊界為大家所承認;德國和歐洲的分裂被視為協議的一部分;兩種持久打算的體繫在尊重它們的勢力影響範圍的條件下,開始了它們的關係的正常化。    
  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那樣,打這種算盤時,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還沒有參與進來,或者也許是當時還是共產主義世界的那些國家的人民也沒有參與進來。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就任之後,後來在1989年這個命運攸關的歲月裡,赫爾辛基的協定開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動。此前顯得似乎很穩定的世界體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動搖,隨後就崩潰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國的分裂,經濟互助合作委員會,華沙條約。在美國70年代和80年代宣佈廢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結束戰後時代美國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後,蘇聯就著手開始摧毀這個時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後的緊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為這個瓦解過程的犧牲品。    
  想從這類發展中得出廣泛的結論,為時尚過早。而且首先這也不是一篇論述國際關係的隨感。只要世界秩序決定著各國內部的發展,首先是發達國家內部的發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間發揮影響。於是,作出兩點結論是可能的,根據人們的口味不同,它們聽起來或者會令人歡欣鼓舞,或者會令人憂心忡忡。    
  結論之一是從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預見到的要更遠。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裡,因此在這裡,權力關係起著主宰的作用。而且,因為彷彿美國和俄國兩個強權的霸權統治首先反映了熱核戰爭的臨界狀況,因此,形形色色的較小的強國能夠決定著人的生存機會。在歐洲,分崩離析的中央集權國家製造著顯然的動盪不安。伊斯蘭教作為宗教進行著巨大的積極行動,旨在回復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現代之前的價值中去,這給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蘇聯的發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經濟力量中心,即美國、歐洲和日本,在進行市場競爭,同時卻很少關心規則。    
  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這僅僅是一段要長遠得多和複雜得多的歷史的開始。然而,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這樣需要有世界範圍的規則,這歷史上是罕見的。在經濟上,隨著大型跨國企業的建立以及伴隨著它們一起發展起來的金融市場興起,產生了一種新的生產力,它帶給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喚要求與新的經濟市場活動範圍相適應的遊戲規則。貿易巨人的戰爭是對舊秩序的瓦解的最壞的回答。在軍事上,集團的不穩定化意味著一種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識的擴散的手段變得不靈了。人們不得不擔心,「有限的」原子戰爭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類的生活環境問題具有新的緊迫性。有可能我們正在把我們所賴以生活的星球,變得無法居住。於是,只有世界範圍的行動能有所幫助。最後,我們必須親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國正在愈來愈深地陷入到貧困、疾病、戰爭和獨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對於世界範圍的協作,不乏明顯可見的任務。不過,這裡是搶了後文中的話題。當本書結尾再次談到世界公民社會之時,我們將會回到這個題目。在這裡,首先是為理解70年代的內在發展準備場景。70年代中葉,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經煙消雲散了。持續增長比較可靠的、國際的前提條件,開始崩潰。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締造者宣告廢除了。於是,一個進程啟動了,它導致了在80年代末一種在世界範圍內的失范。這樣一個沒有多邊規則的世界,對於生存機會具有種種後果。它首先是一個只能很少去促進人的應得權利的世界。儘管很多人不喜歡南非的種族隔離,但是卻沒有國際手段可以改變它;一位果敢的總統必須從內政方面去實現這種改變。還有赫爾辛基協定有關人權的一攬子規定,證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儘管有些國家的「赫爾辛基小組」還在援引它們。嚴格地講,並沒有國際法,只有少數的思路和開端,如在歐洲共同體裡面,也在歐洲人權公約裡面,它們許諾為將來提供國際的應得權利的保障。    
  然而,戰後秩序的支離破碎也衝擊了生存機會的供給方面。在國際關係中,總是首先涉及到經濟的供給。佈雷頓森林會議和哈瓦那回合談判的結果,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對於戰後時代的經濟奇跡,作出了它們的貢獻。因此,國際經濟機構和貨幣機構的軟弱,其結果是損害著增長的機會。美國1971年8月15日開始推行的多元主義,到頭來既未能報效於它的發起者,也未能服務於任何其他的人。毋寧說,它引發了10年的危機。    
  2.關於經濟增長的爭論    
  在70年代,各種誇張議題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數是牽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畫面。自從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眾的起義》和《西方的沒落》發表以來,任何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那樣出籠了這麼多書,其書名諸如:《我們的世界有什麼不對勁兒?》,《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徑》,《未來的震盪》,《現代世界的沒落》,《各民族的興衰》,《現代精神裡的不適》,《沒有增長的社會》,《我們能在未來倖存嗎?》在這些著作裡,某些單詞經常反覆出現,所以誘使我們現在稍微進行一些社會心理學分析,因為現在能夠把70年代置之一旁並保持某種距離對之加以觀察。當時最重要的流行單詞是「極限」(「Grenze」)這個詞。「極限的理念」,一本書名為《未來的極限》的德國作者說,「已經進入那些決定歷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國人,他把自己從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歷史的激情看做是在於顯示人的克服極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類正走向一些它在上兩個世紀沒有認識、也不想認識的極限。」也許沒有任何一本書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羅馬俱樂部的第一份報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氣氛,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報告的題目是:《增長的極限》。    
  當1968年意大利企業家和人道主義者奧雷裡歐·貝凱(Au-relic    
  Peccei)開始在羅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學者和政治家之時,他的意圖是從很多在可見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認識的、相互間似乎沒有關聯的事實的共同點。貝凱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時間上已經有某種間隔之後提出的報告裡)列舉了一系列這類事實——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不公正,失業和能源危機的衝擊,貨幣危機和保護主義,文盲和異化,恐怖主義和貪污腐敗,等等,等等,隨後闡述了他的論點。「這一大堆令人眼花繚亂的、似乎無法解決的困難,羅馬俱樂部稱之為困難問題。對這些困難問題的解決,或者毋寧說,羅馬俱樂部對梅多斯報告的較為沉悶的回答,是簡單而富有影響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環境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開發等方面,當前的增長趨勢保持不變地繼續下去,那麼在今後100年內的某個時候,我們的行星,將達到增長的極限。」    
  梅多斯的報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說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應該忽視它所提出的問題的意義。羅馬俱樂部自己很快也就發現,它藉以運算的總數對於任何一種具體的情況都並不確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薩羅維奇(Mihailo  Mesarovic)和愛德華·被斯特爾(Eduard Pestel)撰寫的第二個報告裡,對這些數據又重新進行分解計算。不過,這兩個研究小組都低估了世界糧食生產的能力。在任何一點上,沒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會存在飢餓現象,即存在應得權利的問題。(羅馬俱樂部與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謀而合,然而它卻想持反對他們的態度。)20年後,我們能夠更好地估計可供支配的資源。節約、新的方法、替代性資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環境問題到處都被提上日程,無疑,這部分是由於羅馬俱樂部公佈這兩份報告、引起傳媒輿論重視之緣故。當然,世界人口的增長還繼續不減地增長著,雖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慄,並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類前途問題。    
  致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的弱點在於它的極限觀念。對於預見更加遙遠的未來,外推法並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設問題會指數式地而不僅僅是直線式地惡化,可能會嚇壞一些思想較為簡單的人,使他們驚慌失措,但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誰若把極限作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維是單向的。人們只能一直向前開車,急剎車和掛上倒車檔。很多人實際上就是這樣思維的。各種習慣限制著幻想。儘管前進道路上可能會遇到障礙,建議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徹底掉頭返回,這是在既定的情勢下,兩種最為可能的反應,恰恰在人們面臨意想不到問題的時候,會做出這兩種反應。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發生這種情況。有些人在黑暗中吹著增長的老調;另一些人則要求永遠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過的一切事情。兩者都很少能夠提出有益的建議。實際上,歷史以別的方式繼續前進,也許像國際象棋中的馬,先向邊上走,再向前走,或者變換題目,或者採用一些使昨天的極限顯得無關緊要的新的進攻方法,猶如在空戰時代使得馬奇諾防線變得無關緊要一樣。    
  這並不意味著,無所事事地安靜等待,聽任事物自己發展就夠了(雖然我也同樣懷疑人的計劃的可能性,並偏好市場,這兩方面給現代的自由主義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也並不意味著,在70年代沒有發生後果纍纍的變化。與此相反,70年代的經驗標誌著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現在尚為時太早,不能十分肯定這個轉折點有多麼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義的世紀過渡到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一樣重要。不過,同時代人總是喜歡賦予一些轉瞬即逝的事件以異乎尋常的意義;想在重要時代生活的刺激,對於知識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們在1789年(這樣或者那樣地)看到戲劇性地推行了公民權利的原則;1889年即在大不列顛《費邊評論》發表和非技術工人工會成立的一年,(這樣或者那樣地)標誌著有組織的階級鬥爭的開始,有組織的階級鬥爭隨後導致了制度化,更往後則導致多數派階級的形成;1989年(這樣或者那樣地)由於在共產主義世界裡的革命,再次提醒人們記住開放社會的基本價值,然而,這並不能掩蓋其他一些尚未給予名稱的世界性變化。    
  經濟增長與這種變遷關係密切。當羅馬俱樂部預言了經濟增長之極限時,很多人可能會感到這是不必要的悲觀。不過,一年以後石油危機的大衝擊產生了一些值得回憶的畫面。突如其來的動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電力定量配給;整個工業似乎受到危害。這無疑是過去了,而且毋寧說,部分具有象徵性質,然而,這是天有不測風雲的一些象徵,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國家都經歷過至少一年的「負增長」;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平均增長率大大低於過去的幾十年;如何適應新的時代環境,成為政治的主題。政治家們發現他們的職業艱辛,工作難搞。很多政治家輸掉了選舉。甚至經濟學家們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們當中的幾個人拋磚引玉,提出一些理論來辯論,這些理論值得回味,尤其是因為它們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導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這些理論應該用以解釋新的增長問題,並幫助找到一條途徑,走出明顯的兩難困境。它們當中的最簡單的理論原來根本不是什麼理論,而是呼喚所謂的「長週期」,彷彿這些週期是一種自然規律。沃爾特·羅斯托明確指出了發明這類週期的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後者列舉了過去200年內的一系列「帶有經濟下行趨勢的時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據人們考慮的國家的不同,毋寧說,這些時段中的這個或那個時段會令人感到驚訝。然而,羅斯托的論點首先是,倘若一個新的這樣一種時段於1972年開始,那是沒有什麼可驚訝的。它將會繼續下去,並在25年後在一次經濟高漲中結束。到2000年,「穩定的高增長率將與穩定的物價並存」。    
  不過,另一些人感到這樣一些未作解釋的規律性是不夠的。阿爾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懷疑態度談到了「失望」的週期,「失望」的週期是人對非個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難以避免的,雖然人們必須設法別讓它們使人完全喪失採取理智行動的勇氣。曼柯爾·奧爾森走得更遠。為了解釋70年代明顯的經濟現象即解釋滯漲,他引入了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他認為這種邏輯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和國民經濟越是能夠長久地發展,不受內部和外部衝擊的干擾,就越是可能發生這樣情況:它們會僵化凝固,既沒有能力適應,也沒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團的卡特爾壓制著企業家的首創精神。整個體制在沙灘上擱淺。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揚帆航行?奧爾森的結論招致了許多批評,儘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這些結論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傑斐遜(Jefferson)的話:「進步之樹必然會一再要用愛國者的鮮血來澆灌施肥。」只有戰爭和革命能夠打破經濟的停滯和扭轉各民族的敗落衰微。    
  70年代關於經濟增長辯論的核心並不太具有戲劇性,然而同樣值得注意。它有兩個主要特徵。一個在於問題的提出令人眼花繚亂,含混不清;一些人懷疑,從根本上講,進一步的經濟增長是否還能夠達到,另一部分人則懷疑,這樣的增長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個特徵在於提供非經濟學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學問題的奇特的傾向。問題提法的不明確,特別表現在米香(Ed  Mishan)和威爾弗雷德·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間的意見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發表了他的著作《經濟增長的代價》,後來又把它放入《關於經濟增長的辯論》一書出版。1974年貝克曼以他的論文《捍衛經濟增長》來回敬米香。米香從來就對經濟增長不甚看重,或者說,從根本上說不太看重現代世界。「私人汽車肯定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大災禍之一,如果說不是最大的災禍的話。」這樣一些浪漫主義的偏好,典型地說明他處處猛烈抨擊「增長派人物」。與此相比,貝克曼採取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不增長的代價高於增長的代價;要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遠;當然,「整個收入的增長是收入分配的增進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貝克曼也說:「在世界上比較富裕的國家裡,在經濟迅速增長是否值得希望問題上,也許比從前的任何時代有著更多的緣由令人不快。」因此,他絲毫沒有反對探討福利指數,福利指數包含著其他的因素,而不僅僅包括國民生產總值和實際收入。事實上,公開辯論的語言發生了變化,這是70年代辯論的存留結果之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本身從前曾經是增長哲學的學院,現在也鼓勵除了傳統的經濟學的測定值外,也應用社會指標。政治家們、甚至各國政府開始談論「平衡的增長」或者「質的增長」,宣佈他們的信念,認為簡單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過的崎嶇小道上繼續慢行是不夠的。    
  無疑,並非人人都跟隨那些還已經走得更遠並要求對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作根本改變的經濟學家。蒂博爾·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經濟學》裡)區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習慣事物的安逸,並且貶低物質生活水平對於兩者的意義。弗雷德·希爾施(在其《增長社會之極限》裡)要求實行一種「新的社會政策」,它要能促使人們把他們渴望的目光,從一種他們不能達到的供給上引開,因為增長從某一個特定的點上開始,就會破壞著它的固有目的。弗裡茨·舒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節度》一書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較易把握的經濟活動規模範圍內發展「新的忠誠」,當經濟活動造成了增長時代的巨大狂熱之後,理應如此。在這類和那類有關新的價值的建議中,一些特異反應要素是顯而易見的。也許我們應該首先指出,根據這些一般帶有嚴肅理性之烙印的社會科學學科代表人物的意見,70年代危機要求的不是經濟政策的一般藥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後期,在危機中能倖存下來、劫後餘生的人中,有些人對回顧他們在70年代撰寫的文章,肯定不會特別感興趣。旅行商人在悲觀氣氛中的景氣證明是短暫的。事實也只能如此;然而,依舊殘留著有益的懷疑。在經歷80年代的10年賭賽資本主義之後,這還是值得回味的。當70年代危機開始雲開霧散之時,一種新的供給前景豁然開朗了。增長似乎不再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辦法,而是同時也作為難題。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個地方,總有一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許諾要在地上建設(供給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經濟學家們對於預言變得慎重起來。現在人們明白,增長總是困難的。正因如此,世界經濟對於所的的參加者來說,也正在變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週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這永遠不是歷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廣泛傳播著這樣的印象,彷彿過去的成就要對當前的問題負責。從另一種立場觀察,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似乎是工資的附加費用(和稅收),這些額外開支損害著國際競爭力。過去數十年之久,規模似乎在保證效益;現在新投資的代價和缺乏靈活性的代價變得明顯了。有一些從民主的階級鬥爭產生的社團主義因素,現在很顯然,這些因素對適應過程造成困難,因而也在同樣的程度上,損害著增長和就業的機會。    
  因此,各國政府和公民們必須作出決定。有些人乾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幹了,搖身變為綠黨。這是一種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這種奢侈,因此它也長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圖重新復活最粗糙的、數量形式的經濟增長的精神。他們想迅速發財致富。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轉移到供給方面,即轉移到對企業家友善的降低稅收、激勵就業人員和對新技術的補貼上來。人們很容易看出來,80年代的政策產生於70年代的困難,關於這一點,我馬上將作更詳盡的論述。於是事情也就變得很清楚,這種變遷的破壞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設性對立面更加引人注目。為了使改變成為可能,人們不得不撤消很多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構,但是,從它們的灰燼中涅盤升起的社會,迄今為止只能初見輪廓,而且可能不會持久。    
  3.新的漫無頭緒    
  要描寫留存下來的改革結果,並非易事。我把改革與一個其確切性毋寧說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來。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僅僅是空話,雖然語言的變化為價值的演變鋪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圖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過是為社會國家的大廈增添最後幾處美麗的裝飾;在有些情況下,以為是改善,但實際上被證明是一滴讓水桶漫出水來的水滴,簡直多此一舉;在德國員工生病時,工資繼續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屬於這種情況;這樣一來,一種本身很有意義的制度就為被濫用敞開方便之門,最終變成為過分昂貴,無力支付。不過,倘若人們想要對那個時代的改革進行量化,那麼,一個事實尤其引人矚目。這就是這個時期的公務人員數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話)是一次公共服務的革命。    
  這種情況表現在好幾個方面,但是,它首先說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著持久影響。1984年,在當時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460萬德國人直接或間接在公共服務部門就業;另外有30萬人處於類似的勞動關係中,120萬人接受公共服務部門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員人數也算進去,那麼至少有1500萬人的生計靠公眾機構,而當時全國總人口不到6000萬。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葉以來,這個數字基本上沒有變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員是所謂的較高級的官員,他們享有特殊的優待和應得權利;較高級官員的數字在10年之內翻了一番。    
  德國的情況從某種角度看是一個例外。(誠然,瑞典的輿論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國議會選舉前計算,全部瑞典選民的54%從國家獲得收入,28%為公務員,26%是轉移支付收入的領取者。)在德國,教師、鐵路員工、郵差和飛行員或者是官員,或者是處於異常相似的位置上。不過,在大不列顛和其他國家,如果人們把所有那些由地區、鄉鎮、衛生保健機構、學校和其他部門獲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內,那麼,這個數字也不再會有太大的差別,如果在這些地方就業,他們幾乎是不能解雇的,他們得到實際上指數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時還享有某些優先選擇權。只有在美國,情況明顯不同;然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其他國家裡,70年代中葉,所有的人當中,約有1/4從事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職業,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在過去的10年中得到這種身份地位的。    
  發生這種過程的種種原因是再顯然不過的。根據各人的喜好,它們可以以或多或少帶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後期的某些改革能量,來自於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脹的產物,即高校的畢業生。他們需要職業。同時,他們迫切要求進行社會的改革,在他們看來,社會都被私人的經濟利益所控制。對於他們來說,「公共的」就是意味著「值得爭取的」。因此,他們必須在公共的領域裡找到他們的職位。實際上,整整一代的高校畢業生都輕而易舉地混進公共服務部門的計劃、教學、監察和行政管理等職業中去。緊接在他們之後,這個進入通道同時被雙重關閉起來,一方面是職位編製膨脹的結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員比較年輕,這種情況與80年代的政治氣氛息息相關。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氣講,當時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為,這是顯而易見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這也適用於使「民主化」這一口號流行起來的那種事態發展的無意的後果。這個口號不得不受到種種責難,代人受過,但是,荒謬絕倫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與其說導致人民掌權不如說導致官僚體制化的傾向背黑鍋。民主化意味著建立新的決議機構和召開很多會議;然而,決議機構和會議不僅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紙張。民主化意味著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建立上訴機關,因而也意味著文件的生產。民主化也意味著個人的決斷為深入的和明確闡述的理由所取代;這類例行公事要求要有報表、檔案和管理人員。那麼沒有統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為一切價值判斷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隨者們可能會相信,他們可用所有的人參與所有的事情,來取代不容置疑的權威,但是,他們首先把大家都置於官僚體制的難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務部門膨脹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種官員心態與多數派階級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關。即使在多數人不靠國家的靜脈滴液維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樣)的社會裡,安全和有條不紊的陞遷、可靠又不太緊張的職業工作和一種可預計的公事公辦的統治關係等方面的價值,已經變成為人們在很多生活領域裡的優先的期望。這裡嘲諷又是不合適的。公共服務的生活可能不太會令人激動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興奮不已,它可能沒有為革新和不尋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迴旋的餘地,然而,它是一種能滿足很多要求的、相當重要的社會結構。    
  這也是有關現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個例子。馬克斯·韋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稜兩可特性,充分闡明了這類矛盾。理性地實行統治,可克服從前的統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隨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極端發展,它也構成順從依附的外殼的威脅,在這個外殼裡,一切首創精神和任何形式的個人主義都被窒息。這個抽像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關聯,尤其是如果我們想一想福利國家或社會國家的話。它首先證明,什麼東西被描寫為善良意圖的代價,而這個代價是昂貴的。福利國家體現著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為了達到一種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標,正式的應得權利、收入轉移支付、醫療健康保險計劃、教育計劃,等等,都是必要的。這樣產生的一攬子計劃是必須花錢支付的,必須進行管理的。這本身絲毫沒有什麼令人驚訝或者成問題。但是,社會國家的機器破壞社會國家的意圖的時刻就來臨了。    
  在開支方面,社會政策計劃要求幾乎無限制的義務。教育或保健醫療福利永遠是沒有夠的時候。醫學技術愈來愈複雜和愈來愈昂貴,人口和社會的因素導致更高的需求,這個時候,保健醫療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現實的費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著不再進一步提高國家開支的愈來愈強烈的願望外,也有種種問題。如果退休人員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養教育的時間變長,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麼,對現有的就業人員和企業的徵稅,必然會超過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時會超過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見的荒謬出現了。人們的實際收入在上升,而他們的轉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長。它們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應得權利,而是多數派階級的成員們所期望的供給的一部分。在這當中,很多人發現,他們從國家拿回來的,實際上與他們先前交納的一樣多;稅收作為應得權利又返回它們原來從中掏出來的腰包裡。    
  這是一些不充分的陳述。人們還可以補充:至少得補充這個過程的行政管理費用。還有應得權利款項流通的摩擦損耗費用,它們的名稱就叫做「官僚體制」。官僚體制是社會國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著,那些應該關懷他人的人,如教師和護士,俺沒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還意味著,接受服務的人不能要求簡單的和明白易懂的權利,而是不得不經受忍辱屈尊,他們必須填寫表格,公開他們的具體生活情況,排長蛇陣等待,才能在某些機關辦公室商議和討價還價,到底國家哪個部門應該負責為他們提供一份大鍋飯。作為一種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確定如此的官僚體制化的結果,個人的問題被普遍化、格式化了,並被歸入檔案卷宗或計算機磁帶,變成為非個人的事例了。這種結果是不恰當的,並導致不快和惱火。很多人沒有行使他們的應得權利;整個程序令他們厭煩,或者他們對此一無所知,或者他們不想知道,因為它會令人厭煩。一種公正的體制變成為一種不公正的現實。    
  無疑,這是一些誇張說法,不得誤解它們,不得把它們看做是在要求要給社會國家的拆台。然而,在這裡,我們借助它們應該能夠強調70年代的發現:事物不能簡單地再像以往那樣繼續發展。這個發現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權利方面。當約漢諾·施特拉捨爾(Johano  Strasser)撰寫他的著作《社會國家的極限嗎?》之時,他對他自己的問號給了一個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張更多一些社會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們熟悉的社會國家藉以界定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他這樣立論道),實際上製造著新的社會難題。貧困化的老人,社會邊緣化的客籍工人,年輕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礙患者,事故受害者,他們都生活在窘迫困頓之中,然而卻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施特拉捨爾不能完全拋棄傳統的左派對善意的國家的信仰,不過,他在尋找增進人的「自決權和負責任的參與」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強化社會福利網,一種新的團結互助。    
  這類解決辦法固然可以討論,然而困難的問題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機之一是國家的危機。社會國家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在民主的共同體裡產生過分強大的國家的例子。國家公共開支的發展情況說明了同樣的一個問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家裡,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佔有份額在70年代增長到50%,甚至更多。官員情結的根基不僅在於就業結構,而且也在於國家在經濟上的作用。凱恩斯主義,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麼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國政府到處、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讓自己來解決所有的問題,而這也是它們所期待的。這既適用於經濟不景氣,也適用於自然災害,從最小的村莊,直至整個世界,皆無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視眈眈,就在下一個街角等待著人們。70年代也是一個「民主處於危機之中」(這裡借用1975年致由歐美日首腦們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一篇報告的標題)的時代。倘若要在參加關於經濟增長辯論的經濟學家之後,再加上一個長長的政治學家名單,這並不難,這些政治學家們在70年代對關於政府能否執政的辯論作出了貢獻。此外,兩種爭論的鏈條至少在一個方面相互銜接。如果民主對於多數派階級來說,成為政治的企業家們爭取選票的一種競爭,而在這個競爭中的成就則取決於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許諾過的物品,那麼,供給的增長也是這種博奕發揮作用的一個必要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正在變成一種正數和博奕,倘若經濟數字相加不再能夠正好得出正數和,這種博奔就有危險。    
  我已經試圖指出,民主的經濟理論哪怕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有嚴重的缺點,不過,尤其是在大多數的政治文化裡,它是不能應用的。然而,經濟狀況對於政府能否執政的問題、甚至是合法性的問題,有著顯然的影響。英國作者詹姆斯·阿爾特(JamesAlt)觀察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民意測驗數據。他發現,人們認為雖然人們對直接和遙遠的東西有著不可調和的觀點,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並且會相信,他們本身雖然情況很好,但是他們的國家卻在經歷著一個毋寧說是很壞的時期。雖然個人是滿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這在正常情況下,也是很有趣的。不過在70年代,這種正常的時代已經結束。人們驟然發現了在他們個人的舒適和他們國家的舒適之間的一種相互聯繫,而且兩種舒適似乎同時在減少。當時,通貨膨脹是各國政府軟弱無力的最明顯的象徵。如果我們附和阿爾特的看法,結果「並不是一種抗議的政策,而是一種令幻想悄悄破滅的政策」。人們不再對政府期望很多。他們壓低自己的期望。龐大的國家不是被拆毀,而是被它的公民們所離棄。    
  在一些樂於使用份量更加重的詞彙的文化裡,這類觀察導致這樣的論斷,即認為各種民主的、(或者資本主義的或者現代的)社會處於一種「合法性危機」之中。這是一種令人壓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過也由於內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機描寫的是一種對各種政治機構的懷疑使得這些機構本身的生存成為問題的情勢。在30年代初期的魏瑪共和國裡有過一次合法性危機。在50年代末期的法蘭西第四共和國也許也經歷過一種這樣的危機,雖然法國危機的確切本質提出的問題,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國令人揣想的問題還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在美國導致人們對總統職位設置的廣泛懷疑,但是,憲法危機很快就過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在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裡會發生類似戲劇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羅馬俱樂部預告那種未作具體說明的災難那樣來談論合法性危機,這同樣也是會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問題,也會有變化。在90年代的執政意味著有些不同於80年代的執政,後者又不同於70年代的執政。本過,這些變化的特徵,毋寧說,是不動聲響、悄然而至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麼難於給所描寫的各種進程命名的一個原因。於爾根·哈伯馬斯急中生智,乾脆稱這種現象是新的漫無頭緒;至少在這一節裡,我在這一點上附和他的觀點。19世紀的守夜人國家面對擴大公民權利的要求失靈了。實際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過這樣徹底的國家,至少在德國不曾有過。在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領袖拉薩爾懷著論戰的意圖,提出這個概念。不過,國家愈來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務,新任務要求愈來愈高的稅收和愈來愈多的官員,這種看法仍然是正確的。守夜人守護著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這種情況下是資產階級?——則睡安穩覺,毋寧說,國家從守夜人的角色,變成為施主。施主沒有一時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們最終是臣僕?這就導致了被米歇爾·克羅齊(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稱作為國家職能「超負荷」的狀態。這種龐大國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擔的一切任務,這永遠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說,既要讓它完成這些任務,又要它維護自由的憲法了。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儘管有社團主義和附屬於社團主義的一切東西,完成這件事情比所能預見的還好一些。然而,後來它發現自己身陷於我們這章裡所探討的種種問題的泥潭裡。一種惡劣的世界氣候與對經濟增長的懷疑、動盪的社會國家和公民參與的種種矛盾相互結合在一起了。    
  對於好些人來說,對這一切問題,有一個簡單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國家干預。然而,即使這種趨勢轉折的追隨者們,當他們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他們自己也未曾去實踐這種轉變。例如,以供給為取向的經濟政策是一種引人注目的干預主義的方案,特別是如果系統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術項目也屬於該政策的組成部分的話,不管它們是否屬於軍事項目。另外那些把約翰諾·施特拉捨爾的建議推崇到作為一種替代性生活變遷高度的人,同樣也沒有多少貢獻;在作用方面,他們聽任統治的權力去發揮,也就是說,聽命於多數派的利益和生存機會。因此,漫無頭緒起初曾經是(而且也許現在還是)日常的主題。龐大國家還將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伴隨我們一陣子,雖然公民社會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動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國家的任務重新減縮為定定基調和作為仲裁法官發揮作用。在國家充當守夜人和施主之後,要給國家取一個名字並非輕而易舉。它將成為什麼呢?成為一位能給人們以良好的感覺的鼓動者?成為一位假裝控制一切、不過人們偶爾也能甩掉他的導遊?或者也許是一位運動員的教練,他同時是比賽的一部分,又負責分配角色和關照運動隊的情緒?    
  4.後工業社會?    
  在這本書裡,我一直優先注重分析社會和政治的結構,而不是去推測諸如各種價值之類並不十分明確的情況。決定這樣做是有其原因的。在價值的世界裡,幾乎一切東西都是適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論斷,同樣也很難賦予它以實質,更不用說對它們進行反駁了。我們越來越接近直接面對的當前,當然就越不容易迴避要去研究人們能有什麼意見、什麼感覺、因此能做些什麼。很多結構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們不得不在一種從前的物態中觀察它們。「後工業社會」的概念與這種無定形的狀態有些關係。    
  而且,這種狀態並非是完全沒有明確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裡,就業結構的某些變化就已經很大。在整個戰後的時代,從事農業的人數在日益減少,在工業中的就業人數起初還在不斷上升,隨後就達到和超過了頂點;擴張主要發生在服務行業的各種職業裡(在這方面,國與國之間也有相當大的差別)。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大多數國家裡,這些情況的發展在70年代具有一種還要更加戲劇化的形式。凡是在還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國),從事農業的人數再次明顯地下降,到1980年前後,在大多數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裡,農業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國家裡,在5%以下。同時,工業就業人數所佔的比例也開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國和大不列顛這樣的國家裡,下降十分明顯,從占就業人數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說,現代的服務業在進一步擴展。1980年左右,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裡,整個從業人員的50%以上是在服務行業的各種職業裡工作——應該承認,服務行業職業這個範疇有些混亂——也就是說,既不是在第一行業裡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業裡工作。這種趨勢又繼續發展了。    
  這種趨勢只能在技術的意義上,為「後工業社會」的說法辯解。如果工業意味著生產,而社會是以占主導地位的職業活動來表示其特徵的話,那麼,工業社會已經為服務社會取而代之了。多數派階級也是一個服務階級。但是,「後」字的辯護士們的語言則有別的意圖。它與認為職業結構裡的變化伴隨著價值演變的論點有關。對於價值演變,我們已經採用若干方式描述過了,這些方式是不能毫無困難地調和起來的。    
  丹尼爾·貝爾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概念,他首先感興趣的完全是在就業結構的變化上。現代的社會逐漸疏遠貨物生產,新生的進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現了。這些新生力量首先與知識與信息有關。而且,這些力量及其科學基礎已經經過了試錯階段,並且達到了一種標準化、系統化的程度。反過來,這意味著,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業已變成了一種紮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會範疇;正如貝爾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表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分層原則的出現」。他們的世界是一種很自覺的世界,如果不說是一種理性的世界的話。「計劃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決策場所,它同市場較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們重新閱讀貝爾的書,那麼,他的基調特別引人注目,毋寧說,它基本上是一種工業社會的語調,儘管是一種由生產向著由信息推動經濟增長髮展的社會。    
  雖然這部著作發表於1973年,《後工業社會》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將會認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會作為新的可能的經濟增長火車頭已經成為時髦用語。)它誕生於某種對2000年懷抱的偏執觀念,然而這種偏執觀念從來沒有超出對從前的趨勢的外推分析。貝爾是當代最敏感和最傑出的社會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識到這個事實。1976年,他又為從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在這裡,他立論道,社會結構雖然可以稱作一種「技術-經濟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向。勤儉節約、艱苦勞動和先苦後樂等新教倫理,決定了數世紀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最後卻毀滅於一種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產,而是分配,不是創造,而是銷售,主宰著生活,而銷售會鼓勵鋪張浪費。經濟還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文化則是由鬆弛的(和毫不緊張的?)樂趣和娛樂決定的;文化已經變成為「基本上是享樂主義的,與玩耍、逗樂和炫耀性娛樂相聯繫著」。    
  這些由貝爾在70年代所暗示的發展,80年代達到頂點。10年的賭賽資本主義是靠負債滋養的。必須拿未來作抵押,而不是花銷過去積攢的儲蓄。在股票交易所裡,還在進行期權和期貨的交易,而這類未來的價值可能永遠不會成為面前的東西。推遲消費意味著人們今天勞動,為了以後某個時候享受成果,而現在新的氣氛是先享受、(也許)後勞動的氣氛。而且,這不僅是一種單純的氣氛,甚至是一種時髦。倘若沒有締結愈來愈複雜的信貸協議,個人的生活也好,整個國民經濟的成就也好,都將無法維繫。於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專家看到在這條道路的盡頭會有更多的災難。他們以企業破產、銀行醜聞、和股市暴跌的例子為證,然而,他們最終很可能將會同他們在羅馬俱樂部的先驅者們一樣走入歧途。無論如何,有跡象表明,文化態度會有所變化。    
  而且,由新教倫理向著享樂主義的轉變,不是一般與「後工業主義」相結合的惟一的演變。不如說,還有羅納德·英格爾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個「靜悄悄的革命」,它同樣也發生在70年代。英格爾哈德喜歡把他的各種結論與羅馬俱樂部的難題和丹尼爾·貝爾的理論聯繫起來;然而在其核心,他乾脆斷言道,在西方的社會裡,有一種緩慢的、然而肯定無疑的從「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向「後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轉變。「西方社會公眾的價值業已從占主導地位的強調物質舒適和人身安全轉向更多地強調生活的質量。」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區別。不過,一種現象特別突出。老的工人階層「資產階級化」了,並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動,年輕的中產階級的人之中的一個新左派變成為一支社會和政治力量,它贊同「後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這也許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與和平之上的,因此,這是一種價值模式,這種價值模式在迅速傳播,在可預見的未來,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爾哈德沒有用這些話語,然而,這是他的論點。人們可能懷疑,他的民意調查數據是否足以作為證明的手段。事實是,英格爾哈德的「物質實利主義」(Materialismus)和「後物質實利主義」(Postmateriasmus)的關鍵概念僅僅各自涵括和歸納了6個調查項。而且按照英格爾哈德的理解,「物質實利主義」既包括偏愛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經濟穩定,而屬於「後物質實利主義」的不僅有對愛美,而且也有言論自由和更強烈參與政治進程的願望。此外,在所有被調查的國家裡,既在歐洲共同體的9個成員國和美國,「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在等級排列上排在「非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之前並保持若干的距離。在1973年,除了丹麥和盧森堡以外,反對通貨膨脹到處都是占主導地位的價值;在丹麥,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價值,而在盧森堡,經濟增長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經濟增長處於第二位,雖然在抽樣調查中,意大利人認為同犯罪作鬥爭十分重要,而法國人則首先渴望一種「不一點無人情味的社會」。一種後工業的社會。    
  按照英格爾哈德的觀點,一種新的趨勢開始了。「經過長期的幾乎不間斷的經濟增長之後,政治辯論的主軸從各種經濟主題向著生活方式主題推移,其中包括一種那些尋找改變的人的社會組成的變遷。」他的材料與其說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說是發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問卷調查,從中顯示出,在一系列國家裡,在1973年(估計在該年10月石油危機衝擊之前)人們比1976年少些「物質實利主義」。換言之,我們在與搖擺無定的價值打交道,這些價值處於更為轉瞬即逝的影響的之下。也許,「後物質實利主義」的氣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種特徵,不太像是一種新的趨勢。它完全可能是一個年代的危機的徵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種新方向的跡象。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裡,20世紀70年代也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對於某些人來說,這10年正好帶來了那種目標的實現(我在這裡已經把那種目標的實現與戰後光榮的30年歲月聯繫在一起),即帶來了公民權利和相當的富足。事實上,有些人回憶起70年代,總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應得權利問題上取得重大進步的一個時代。婦女運動的女性積極分子們作這種估計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著不太令人滿意的經歷。實際工資被通貨膨脹釘住不動;就業變得日益困難。在這10年中,這種情況開始觸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們。他們的「後物質實利主義」與其說產生於一種偏愛,不如說是產生於絕望,雖然他們的基本情緒有助於喚起保護環境、為少數派爭取權利和爭取裁軍的新的社會運動。    
  到了70年代,政治家們有了特殊的困難。在德國,改革政治家維利·勃蘭特讓位於實幹家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會民主黨在這10年末尾之時,越來越擺脫離棄了他。在法國,瓦萊利·吉斯卡爾·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勞無益地通過中間派,把手伸給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眾輿論的支持,隨後於1981年的選舉中敗北。在1970年哈羅德·威爾遜出人意料地競選失敗之後,愛德華·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顛也遭受同樣的命運(「誰治理這個國家?」),在經歷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後,威爾遜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漢的日子也沒有好一些。在美國,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辭職就把這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置於動盪不安之中,之後,兩位在職總統於1976年和1980年競選連任失敗。在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後,都有一段特別的歷史,然而在70年代,人們可能經常會聽到那些有權勢者說,在艱難的時代,重新當選連任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執政者們總是、而且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在選舉中就當選,80年代是多麼不同啊!    
  如上所述,對於過早地評價社會發展的轉折點,應該小心謹慎為好。也要小心一些東西,如顛倒事實關係的、因此也會把人引人歧途的具體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們論述的上下文關係中,都沒有什麼意義。不過,必須指出,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是在一個漫無頭緒、撲朔迷離的階段中結束的。過去的成就製造了一些新的困難問題,這些新難題不再能夠採用那些久經考驗的方法加以解決。外在的和內在的因素結合為一種不安定的綜合病症,有些人開始相信,末日已在來臨,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紀末更近一些,從這10年中也許已經誕生出一個新的千年王國之統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來好好思考的時代已經到來。如果說在這一種價值觀念的討論中,含有某種嘲諷,那麼,它並不意味著這個題目沒有現實意義。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同時受到了壓力之時,價值也受到了挑戰,而且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曾經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種趨勢的轉折。在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並非來自左派,而是來自有派的關於政治和社會的創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亂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別。人們從這類觀察中得出的各種結論,必然會有某種個人色彩。我的基本出發點是,返回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甜蜜現實之路是不存在的,雖然由於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選擇,社會民主主義的殘餘起初可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次優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夢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其代價之中去,這種代價為整整一個世紀的演變提了契機。前進的道路要求重新確立公民權利、生存機會和自由的內容。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七章 階級鬥爭之後    
   1.失業    
  滯脹是70年代及其種種難題的症候:除了人們愈來愈高的期待外,似乎什麼東西也不行了,這一矛盾變得令人有切膚之痛。80年代有另外一些症候。其中之一人們似乎可以從中窺見,似乎一切都行,而且直至能做的都做,有時還超出這個程度。賺得很多,但是,也冒了很多風險,而最後也損失很多。在引起轟動的崩潰之後,隨之在那些過於大膽猛衝勇闖的人當中,出現一些不太能夠看得出來的恐懼。供給的曲線變化迅速異常,幾乎無法觀察全貌。但是,這裡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應得權利上,即注意在雷蒙·阿隆的時代之後,在那些改革和新的漫無頭緒之後,是否產生了一個可能決定著未來衝突的、新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目光必須轉向80年代的另一種症候,即相當可觀的經濟增長和居高不下、而且持久的失業之間的奇特的矛盾。    
  在70年代,失業就已經上升。誰也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初看起來,這是經濟活動放慢的一種正常的伴隨現象。因此,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經濟開始從70年代的危機中復甦過來之時,失業人數也下降了。然而,下降幅度比人們預期的要小一些,而且很快就完全停止,不再下降。還在80年代景氣很好的時代,失業率幾乎到處都很高,在一些國家裡,甚至有所上升。在像德國、法國和大不列顛這樣的國家裡,政府起初相信,100萬失業人數會使它們的落選成為不可避免,但是,很快這類擔心就被忘得一乾二淨。2%和3%的持續的經濟增長率,甚至把人們的視線引開,使他們不去注意在一些5000萬到6000萬人口的國家裡失業人數超過200萬大關的事實。5%的失業率開始被視為正常的,而10%的失業率開始被視為可以忍受的。    
  這並不同樣適用於美國。在這一章裡,首先特別要講一段歐洲的歷史(而且也不包括像瑞典和瑞士這樣的歐洲國家,無論如何,還不描述他們)。如果對在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勞動和失業作比較研究,將會清楚地發現令人目瞪口呆的差異:歐洲的僵化性,美國的流動性和日本的家醜不外揚的做法。不過,我們還是暫時留在歐洲。    
  在一個經濟增長時代的高失業,向我們提出了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勞動和公民身份地位的歷史的問題。為了從經濟發展問題開始分析,首先必須再次強調80年代增長的特殊品質。這種增長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令人驚訝的。奧爾森不是已經給我們講過,要打破滯脹的僵化,必須有一場戰爭或一次革命?革命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政策的一種向供給方面的轉折,而戰爭則用民主的手段進行,針對工會,也針對福利國家的某些利益。轉折的發起者首先根本不是在嚴格熊彼特的意義上的企業家,而是一些政治家,如羅納德·裡根、瑪格麗特·撒切爾和其他一些在經濟政策上追隨這兩人的不同政治色彩的人。    
  80年代增長的歷史發展絕不是直線型的。對於很多國家來說,這個10年開始於一個深深的低谷。1982年之後,才可以在整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裡,談論高度景氣。這10年行將結束之際,首先是在1988年和1989年,景氣達到了令人頭暈目眩的高度。比如在大多數國家裡,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如果人們考慮到這裡談的百分比對應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相當於1950年的4倍。倘若把增長率折算回每年增加的貨物和勞務的數量,那麼,這個數量比在50和60年代大多增長得快得多。80年代是經濟奇跡的10年。    
  但是,這是什麼樣的一種奇跡?蘇珊·斯特朗提出了已經多次引用的「賭賽資本主義」的概念。80年代的奇跡是靠債務和大膽冒險的資金運作滋養的,如果不說是靠投機的話。華爾街和倫敦的股市打破一切記錄並非偶然,其他股市稍事猶豫後也緊隨其後。有些人賺得的、然後又投入的錢,其規模超出一切想像,首先是從前聞所未聞的。也許,這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一切高度景氣階段;然而,80年代似乎是特別棘手的年代。大西洋兩岸的經濟分析家,例如費利克斯·羅哈廷(Felix  Rohatyn)或者彼得·傑伊(Peter Jay),早已看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經濟已經處於「深淵的邊緣」。1987年春,一本未來學派的著作《1990年的大蕭條》成為美國的暢銷書。這年10月,股市經歷了第一次大危機,兩年後又一次大危機緊隨其後。股市崩潰不一定意味著衰退;有時候股票的市值似乎脫離了企業的發展業績。然而在這10年臨終之際,現實的國民經濟向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在這10年間,究竟可持久增長的成分有多大?奇跡到頭來是一種視覺的錯覺嗎?無論如何,暗中的懷疑伴隨著飛黃騰達者們剛剛得到的財富。    
  其中有一個原因,肯定在於明顯存在的不成功者們,因而也存在於失業。在歐洲,80年代的增長對失業者幾乎沒有什麼幫助。也許,認為它在某種方式上是建立在失業之上的論點,甚至也能說得過去。是的,有兩種提高生產率的方法。一種方法是:同樣數目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東西;另一種方法是:由較少的勞動力生產同樣數目的產出。在80年代,後一種方法非常廣泛傳播。各國政府為其國家競爭能力憂心仲忡,它們允許僱主們把他們的就業人員縮減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減肥後的企業的產量與從前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關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勞動量(用勞動的總時數來衡量)之間的關係,德國有令人信服的數字。直至50年代後期,兩者都在提高,雖然當時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已經比勞動量的提高快了。不過自那時以來,兩種曲線就分道揚鑣了;今天它們呈反向發展關係。如果195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100,1986年上升到400,而人均勞動量起初上升到110,後來在同樣這個週期內則下降到66。從少得多的人的勞動中,產生了高得多的供給。    
  根據這類觀察進行外推法分析,歷來就已有過。因此,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幾乎還不能為它們所動。特別是認為技術的發展會使人的勞動成為多餘,這種思想在過去的200年間已經是老生常談,經常重提,比起50年代關於自動化大辯論時,今天這種思想更難找到官方的追隨者。然而,那些認為他們對這一切已經至少聽過一次的人來說,應該小心謹慎為好。勞動的本質和作用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給個人生活和社會結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今天,勞動不再是對社會問題的公開回答,而是本身成為新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    
  勞動是工業世界的普遍的主題。一些重要的作者們很久以來就認識到這種情況。他們也發現了一種荒謬現象。現代社會是一些勞動社會,是圍繞著勞動倫理和職業角色構建的,但是,它們也被一種幻素推動並向前發展,甚至可能是被一種日益變為現實的沒有勞動的世界的前景推動向前。人們在成為公民之前,有職業,至少有臨時性工作,無論如何,在他們出生之前,他們是作為消費者的。通往供給的世界,有別的道路可走,有各種歪門邪道,但是,正常的道路是從事職業工作。職業工作決定著收入、包括轉移支付收入、社會威望、自尊自愛,以及決定著人們組織他們的生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從事很長時間的多天數的連續沉重勞動的日子被視為無法忍受的重荷,自從幾世紀以來,尤其在工業社會裡,享有特權的階級是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有閒階級,很多人帶著驚奇和嫉妒的眼光注意這種特權階級。    
  這種荒謬現象以某些方式發展著,有著令人驚訝的影響。在勞動的社會裡,人的生活有一種清楚的結構。在那裡,孩子們正式進入職業世界之前,是生命的早期階段;在那裡,在每天、每週、每年,從事職業的人員都有一些時間不必勞動;最後是生命的黃昏到來,即從職業上退休。在100年前,甚至在50年前,生命的所有這三個方面都與一個第四個方面相聯繫著,即職業勞動。童年就是通過學習技能和熟悉各種價值,為勞動作準備;閒暇就是為了從勞動中得到休息,體力恢復和精力,為了能夠接著勞動;退休是對長期的勞動生涯的獎賞。今天,這三個不必勞動的階段,統統都有其自己的意義。它們的範圍都增加了,而且他們往往被作為獨立的範疇來界定。教育和培訓的世界有著它自己固有的價值觀念;有些人認為,教育和培訓世界之所以主宰著現代社會,恰恰是以犧牲勞動為代價的。閒暇產生了一個自己的。新的經濟部門;不少人從業餘活動中至少得到與從職業工作中得到的同樣多的個人滿足和社會承認。退休業已成為生命的第三個年齡段,它對於很多人來說將持續20年之久,或者更長,產生了它自己固有的結構,而且從「第三個年齡段的大學」直到政治舞台上的「頭髮灰白的豹子」,都是這樣。    
  這種事情的發展對於勞動已經有了意料不到的後果。煩躁不安的新的保守派在讚揚勞動的美德方面,與驚嚇得目瞪口呆的社會黨人攜手結為同盟,而同時,二者都不能為所有的人提供就業。實際上,他們關心的是社會和政治控制,迄今為止,除了職業勞動紀律外,還沒有發明其他的機制可以進行這種控制。勞動驟然成為不太像是一種重荷,而是一種特權。最近,甚至連上層的各種群體都很難描寫為一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有閒階級;毋寧說,它們是一個因怕遭辭職而過度勞累的工作狂階級。它的很多成員經常抱怨,說他們的工作日和星期天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好幾年沒有真正度過假;然而事實上,這類埋怨只不過是「炫耀性消費」的一種形式,即公開炫耀在勞動方面的新富。    
  一個小小的數字遊戲能說明已經發生的情況。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社會裡,今天20%的人口未達勞動市場向他們開放的年齡,另外20%處於退休的狀態。10%在教育機構裡度過他們的時光。(這些平均值當中,有些毋寧說,定得太低。)所剩下的50%當中,有些人找不到真正職業活動意義上的工作;另外一些人不管出自什麼原因,總是不能工作;如果設想這兩部分人共計占15%,極可能是不會錯的。如果我們再設想一下,還有10%失業,那麼就只剩25%的人口了。這25%的人口一年大約有一半的日子在他們的勞動崗位上度過的,而在這些日子裡,他們的職業要佔用他們清醒時間的一半。我們還真正生活在一個勞動的社會裡嗎?    
  回答是:「是的」,而且失業者的命運提供了證明。他們是一個不適合於放進我們的計算裡的群體。我們絲毫不反對有人是大學生,或者是養老金領取者,或者是在世界各處旅行度假的職員,或者甚至是在無授課任務的年份中的訪問學者、客座教授;當家庭婦女,對於某些人來說是侮辱性的,哪怕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是很舒服的;作為智力或體力殘疾者,不能參加勞動是很悲傷的,然而又不可避免;但是,失業又當別論。這是不能接受的。它損害人的自尊,使他們的日常生活陷入混亂,使他們依賴國家的救濟。它把他們排擠出公民的共同體,因此又製造著新的應得權利問題。    
  這一分析的命題意味著,在80年代的失業,在一些重要點上有別於同一現象的從前形式。很久以來,人們就曾為他們的工作崗位而憂憂忡忡。他們往往是季節性變動或者企業家任意專斷、隨心所欲的犧牲品。在19世紀晚期,第一次發現經濟上系統性的失業原因。充分就業變成為社會和政治改革的主題。充分就業被解釋為值得希望的,並且採取措施,爭取實現充分就業。儘管在這當中所應用的是應得權利語言,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健康的增長會帶來充分就業的假設之上的,而且反之亦然。從以前要求把臨時工作正規化,到通過國家財政預算和公共勞動工程來進行需求管理,直至廣泛的「在自由社會裡充分就業」計劃(而在大不列顛,所有這些措施都與威廉·貝弗裡奇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那時毫無疑問,都認為失業不僅是有失尊嚴的,也是浪費勞力的,而宏觀經濟的擴張是解決這個難題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自從1980年以來,這一切就不再是十分清楚明確的了。有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與就業發展脫鉤。因此,一種充分就業的政策也許必須走完全不同的道路。    
  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很多事情可做了。而是應該意味著,工作的分配已經變成了困難問題,而且也意味著,在一種能使大多數人維持體面的生活標準的收入水平上,也許沒有足夠的職位。這種事態發展的種種直接原因是技術性質的。幾十年來,人們發明了越來越新的、越來越節省勞動的機器和裝置,不斷取得進步。不過,似乎缺乏職業崗位的更深層的原因是社會性質的。新的發明轉化為產品,其原因在於新發明能降低成本和增加可靠性;而這些原因又與有組織的僱員們捍衛實際收入(有時憑借立法的幫助)息息相關,與難於控制和穩定人的行為舉止息息相關。如果我們還更深入地挖掘,那麼,我們很快又遇到現代勞動歷史。    
  這肯定是一部成功的歷史。以更少的勞動創造出更多的東西的能力,創造著很多新的生存機會。自從1870年以來,在今天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裡,經濟的總產值也許至少增長為10倍,然而同時,人均勞動工時的數字卻下降了一半。建立一種他治性勞動和自治活動的新關係是可能的,它將克服工業勞動社會的較麻木的做法。勞動的質本身可以得到改善。勞動世界裡的上下級關係中的不可避免的問題要素,可以通過從業人員的代表制和共決制加以緩和。有些人工作狂熱,勞動成癮,另一些人則可能在他們不必在其勞動崗位上度過的很多小時和日子裡,施展他們的天才。不管在勞動世界之內和之外,到處都有更多的活動空間。然而,這並非對大家都適用。用較少的人力的投入,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個事實意味著勞動是可以變得短缺的。這反過來也有這樣的結果,即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有些人最終會被擠出勞動力市場。    
  那麼,這是一些什麼樣的條件呢?要求「自然」失業率為6%或者另一百分比,不會有多少幫助,儘管「自然」一詞意味所理解的失業率是指沒有通貨膨脹危險的也不可能再降低的失業率。在最近發表的出版物中,經常談到勞動力市場是細分為兩個或者更多的相對孤立的局部市場的,這些孤立的局部勞動力市場有著它們自己的技術資格要求和進入通道。這類進入障礙的存在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沒有一個完善的勞動市場,為什麼某些特定群體在景氣波動發生影響之時,總是首批離開勞動力市場和最後一批返回工作崗位,但是,它本身卻並不能解釋長期失業。與此相反,實際工資是否存在靈活性卻能提供這樣一種解釋。如果工資在實際上富有剛性,不可能創造在一種其收入水平大大低於現有各種職業普遍收入水平的就業,那麼,在一種狹義的貨幣的意義上,失業(對於整個社會)就比充分就業更便宜一些。    
  不過,還有其他的因素。其中之一是,失業並未觸動經濟的很多核心功能。很久以來,農業已經是一個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就業的部門。在作為貨物生產的第二產業意義上的工業,緊隨農業之後,也邁步在這條道路上。工業生產在增長,工業就業則在萎縮。在第二產業裡仍然留下來工作的工人們,從合理化的某一個特定點上開始,擁有相當可靠的工作崗位;無論如何,他們的報酬不菲。然而,其他人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於是,首先有一個必要的第三產業,我們需要在那裡工作,以保持第一產業的生產和第二產業的運轉。在傳統的行政管理和分配部門裡的就業增多了,而且它也必須增多,以滿足人們的日益錯綜複雜的變化多端的趣味和需求。外加某些其他的活動,尤其是與組織收入轉移支付或者社會方面的給予權利有關聯的活動。在所有這些領域裡,生產率是一個比在農業或工業裡更為複雜的概念;新的領域的擴張迫使一般生產率指數向下降,然而,這並不十分重要。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傳統的第三產業裡的工作,構成可以稱之為社會經濟核心領域的東西。這個核心領域在明顯低於充分就業水平情況下,還是能夠維持下去的。    
  因此,如果人們想要充分就業,就必須創造一些比較無關緊要或者可有可無的職業。這顯然是一種很成問題的想法。誰來決定,一種職業在嚴格意義上是否有必要?個人的服務職業曾經大量存在過,隨後它們又幾乎完全消失;最近,它們又作為有組織的服務行業重新興起,作為洗衣公司,「在輪子上供餐」的企業,或者也包括擦鞋店舖。不過很顯然,這種企業並非處處以同樣的規模存在。倘若人們編寫整理出一份維持一個現代國民經濟運行所必不可少的職業的清單,那麼,人們不必收入這類明顯具有社會特異性質的服務。    
  其他的一些例子還要複雜一些。有人說過,「信息社會」產生了太多的信息,超過任何人能夠利用的數量,然而,這裡包括各種需要相當高技術資格水平的職業。人們一再聽到關於公共服務機關職位明顯過多的報告;人們只要想一想帕金森規律以及在英國海軍中船艦數目和從業人員數目之間的反向關係。有時人們也提出疑問,經營管理咨詢公司的繁榮是否大大改善經營管理,更不用說改進生產了。因此,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職業,它們在時世興順之時為那些擁有富裕的人的富裕作貢獻,而在時世艱難之際,它們是可有可無的。實際上,其中有些職業會首先被裁減掉,如果不得不嚴肅對待競爭能力的話。    
  然而,提供這類形式的就業可能也是值得追求的,雖然還將談到它們的社會代價。在這個問題上,多數派階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一方面,它的成員們睜著敏銳警惕的眼睛,關注那些「真正的」職業或者至少如此裝點的、彷彿就是「真正」職業的職業,另一方面,他們並不喜歡失業的無序。無論如何,在那些擁有可靠的、高工資的和顯然很有意義的就業工作的人和那些不擁有這一切的人之間,開始形成一道新的界線。在那些存在實際工資剛性和多數派階級目光短淺的國家裡,長期失業就是症候之一,雖然真正的分界線與其說劃在從業人員和失業人員之間,不如說劃在低收入的那一半從業人員的中間位置。    
  由於這樣一些事態發展所造成的應得權利問題是嚴重的,它絕不簡單。工作崗位作為勞動社會裡的生存機會的關鍵,很長時間不僅作為進入供應世界的入場券,而且也是公民身份地位的前提條件。職業彷彿就是通往應得權利世界的針眼。例如,選舉往往是以人們是納稅人和後來又是某些特定的職業等級的成員為前提的。一般地,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過去是(而且今天仍然是)與職業工作相關聯的,尤其是由於為了社會方面的應得權利而規定的保險原則,是與職業活動相聯繫的。在給公民的身份地位下定義時,我曾經強調指出,公民的身份地位不是一種交換契約的結果,因此也是不能夠出售的;公民的身份權利是不能交易的。基於這個原因,公民的身份地位同職業分開意味著進步,儘管勞動世界的主人們多麼希望他們能夠扭轉這種進程,使之倒退。不過,應得權利派在企圖建立某一種勞動權利時,它很快就開始犯著它的固有的錯誤。這既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濫用「權利」一詞。為所有的人找到工作,這可能是值得爭取的,而且對此作出許諾,政治家們可能也會認為是有益的,然而,沒有任何一位法官能夠強制僱主去僱傭失業者。無論如何,在自由的國家制度下,情況就是如此。而且,為就業而就業,就是一劑沒有經濟效益的藥方。為了自由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確立不勞動的權利,因此,政府就不能強迫任何人,陷入一種他或者她想擺脫的依附關係之中。這樣說絕對不是開玩笑;毋寧說,它是明確一方面是權利和應得權利、另一方面是政治和供應的概念的結果。    
  因此,持續長久的失業就提出應得權利問題。只要通往市場的進入通道、因而也是通往供給的進入通道仍然取決於就業,那麼,失業就意味著這條進入通道仍然被阻塞著。哪怕失業救濟金和失業補助保護人們不受極端貧困化之苦,情況也還是如此。在歐洲,已經開始了關於勞動和公民身份地位日益分開的辯論;有些作者和政治家,把從勞動中解放出來視為在通往解放道路的必要一步。在美國,也有一些激進的作者持針鋒相對的立場,並且論證道,勞動、包括它所帶來的權力關係和依附關係,是文明的一個前提條件。辯論拾起古老的話題,而且由於勞動世界發生了那些我已暗示過的變化,辯論具有現實的意義。不過,對於失業者來說,它很難令人感興趣,對於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可預見的衝突來說,也不會令人感興趣。    
  2.關於定義(1):下層階級    
  新的社會問題的歷史尚不完備;尤其是還缺少美國方面的歷史。誠然,在美國也有長期失業。而且,經濟學家們把他們在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失業方面的假設作了更正,往上調高了,即調至6%或7%,然而在最近幾十年內,美國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新的工作崗位,誰也不談工作崗位的短缺,或者僅僅是理解這一概念。其原因不僅在於美國人的生活裡勞動倫理及其語言的普遍適用;它尤其與我已經提到過的失業和工作崗位短缺的條件之一息息相關,即實際工資作出靈活下調的反應。美國的實際工資事實上是下降了。這就意味著,雖然不少人找到工作,然而依舊貧窮。長期貧困是美國對歐洲長期失業的對應物。    
  美國實際工資水平的下降始於70年代中葉。這樣一來,一個持續長久的趨勢被打斷了。自從50年代以來,對於全時制工作的男子來說,平均工資總是不斷提高。在60年代,靠工資為生的人當中的1/4低收入者的平均工資開始下降;在80年代,在所有美國的男子中,不少於80%的人在他們實際收入方面,遭受相當可觀的損失。(在這段時間裡,就業婦女的平均收入保持不變,或者略有上升。)在同一時間內,自從4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的在官方貧困線之下的人數,又從11%上升到15%以上。而且,這些數字絕不僅僅反映那些在這個階段的開始和結束時都在同一個工作場所就業的人的收入下降;後者在美國不是一般規律。毋寧說,這些數字是裁減收入相對較好的職位,並且創造新的、較低工資水平的職位的結果。如果考慮到沒有同時計入附加開支——諸如醫療供應的應得權利或者勞動場所安全的應得權利——那麼,這種趨勢就還要更加嚴峻。    
  這種進程的影響顯然是令人沮喪的。如果有大量的人必須預計到在今後的10年裡收入會下降,那麼,有關的當事者就不會非常樂觀地展望未來。(弗朗克·列維計算過,自從開始有統計以來,平均年齡為40歲的美國人,不得不預計到在他的生命的其後10年裡,他的實際收入會下降14%。)當然,總體情況掩蓋著一些特殊的發展情況。有些人日子過得很好,而且他們可以期望,好日子會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相當數目的人處於下層的邊緣。他們有時可以忍受,有時十分艱難。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貝弗裡奇曾經建議採取「正規化」來作為對付失業的藥方,即定期僱用部分計時制工人或者臨時工,來對付失業,那麼,今天可以觀察到一種與此背道而馳的發展情況。這種發展情況從就業者的立場上看,並非總是不自願的;然而,它提供著引起人們廣泛感到不安全的契機。在美國,就業情況對於人的一般經濟地位的影響比在歐洲要強烈。很大的一部分人徘徊在窮困線上下,一會兒在上,一會兒在下。其中有很多人有工作;他們是「有工作的窮人」。人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描寫他們。對他們來說,充分參與社會生活顯然是困難的;同時,他們並非不可挽回地喪失了他們的公民權利。不僅回憶更加美好的日子對他們有所幫助,而且技能資格也於他們能有補益,借助技術技能,他們就會擺脫窮困。    
  這不再適用於那些情況還要糟糕的人,即下層階級。美國的「貧民窟」下層階級已經變成為優先的研究項目和公眾討論的題目;但是,還存在著些許懷疑,它究竟是一個由社會學家構想的範疇,還是一種社會現實。沒有任何一個工業社會不殘存著沒有勞動能力者、好逸惡勞和四處遊蕩的流浪漢。然而,巴黎的無家可歸者及其在倫敦的相應的同路人,並非是一個下層階級。要產生一個下層階級,就必須有招募其成員、確立與其他階級的界限和形成其行為舉止特徵的系統進程。在美國的大城市裡,彷彿存在著這類東西。對這種現象的描繪,細節上千變萬化,但是,都集中在「少數群體」的廣泛相同的特徵上,「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大城市裡的貧民窟裡,其特徵是與勞動市場的聯繫脆弱,濫用毒品和酗酒,私生子女,長期依賴社會救濟,以及——至少在男人當中——有犯罪行為的傾向」。換言之,這裡談的是一種社會範疇,社會病理學的特徵集中表現在這個範疇裡,以至於形成一種異化的持久狀態。它的特徵是缺少技術技能專業資格,居住條件惡劣,依賴國家幫助。下層階級的很多成員屬於少數民族,而且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裡。他們的舉止行為多暴戾。    
  有不少作者曾經企圖確定下層階級的規模。顯而易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定義的問題。理查德·內森(Richard   Nathan)曾調查過美國的百大城市。他的最狹義的定義僅僅包括貧困的黑人和伊斯帕尼亞人的群體,它們生活在集中的窮人區裡;這總還是已佔8.7%的城市人口,或者說超過400萬人。大多數的估計數字在10%和5%的總人口之間擺動,雖然有些數字比這高得多。如果包括所有那些在諸多社會或經濟方面處於不利地位,而且擺脫國家政策掌握的人,那麼在實際上,5%與其說是一種過高的估計,毋寧說是一種過低的估計。    
  不過,這類從人口普查數據和其他的統計資料得出的結論,依舊必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如果說「下層階級」這個概念應該有某種含義的話,那麼,這個含義就必須描繪出一種社會地位和社會行為的可以辨認的範疇。實際上,內森談到了一種「牢固的殘餘群體,它很難把握,很難用關係與它聯繫起來」。在這個問題上,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n   Julius Wilson)。他是下層階級這個科學概念的真正的發明者,雖然在他最近發表的著作裡更樂於談到「真正受到歧視的人」,並把社會因素估計得高於民族或者種族因素。他原來的論點是很有說服力的。部分作為公民權利運動的後果,部分作為相對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後果,很多少數民族和種族的成員離開了美國城市的城區。這樣一來,他們就彷彿剷除了在包容與排斥之間的橋樑,因為隨著他們的離開,較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和較缺乏參與動機的人的「角色模式」也消失了。留下來的人處於一種「社會孤立」的狀況。很快就出現一種(歧視對待的)「集中效應」,它使得在「貧民窟」和其他城區之間的界籬越來越難以克服。下層階級不是站在一個角色階梯的底部,也不是至少在一個行進隊伍的末尾被拖著一起前進,它發現自己在社會方面已經脫了鉤,而且處在一種越來越不能避免的受歧視循環之中。    
  在歐洲,下層階級迄今為止受到較少注意,哪怕撇英國不談,在英國,這種現象在某些方面與美國的經驗相類似。然而,即使在英國,威爾遜所描繪的脫鉤進程也還遠未走得像在美國那麼遠。各種觀察和報告幾乎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英國的內城的受歧視區域裡,人們尚有很多毅力、技術素質和參與動機;缺乏現實的可能性是一個比歧視的「集中效應」更大的問題。在英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地區,這種屬於下層階級定義的組成部分的有形的集中,毋寧說是罕見的,無論如何,遠遠沒有像在美國的百大城市裡那麼明顯。即使是長期失業者,也往往是分散的,如果不說是零零星星的話。這不會使他們的生活狀況變得輕鬆些,但是增加了把他們描寫為一個階級的難度。    
  誠然,對於美國的下層階級,也有概念的問題。自從這個概念變為普遍流行以來(也許是1982年肯·奧利塔〔Ken  Auletta〕在《紐約人》上發表系列文章的結果),大多數人應用它,並沒有太多考慮術語的準確性。理查德·內森試圖克服這個缺點。他說,他得出下述結論是相當猶豫的,「下層階級這個詞描繪著一種我們必須解決的、現實的和新的社會狀況。這是一種用階級的概念恰如其分描繪出來的狀況。」內森這樣說,在這個意義上他可能是對的,即種種現象表明,被描寫為下層階級的社會範疇與社會的其餘部分是由一些界線分割開的,人們必須把這些界線稱為應得權利界線。官方的、國家的正常措施,到達不了這些人身上。當整個經濟景氣蓬勃向上之時,他們仍然滯留在後面。即使在他們的住宅區有學校,孩子們也不上學;學校關閉並非罕見。甚至工作位置,原則上講往往也是存在的,但是,它們並未被接受。在這種地方談應得權利的藩籬,有些人就遲疑難決了;官方的社會還一直指責窮人的生活狀況。不過實際上,我們看到一種定義的過程;人們劃出一條界線,把某些人放在界線的外面。    
  這並不是說,下層階級不要任何提供補救、幫助它擺脫困境的嘗試。美國的特點是:在總是出現問題的地方,試驗各種解決辦法。美國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勞動,因此,大多數治療藥方最終的結果是如何把下層階級的成員吸引或者擠迫到勞動世界裡去,這也就不足為怪了。不過,威爾遜告訴我們,把社會救濟和勞動相結合的所有這些形式,在這個群體身上都不靈;「集中效應」太過於強烈。首先必須打消這種效應。在社區一級上的工程和首創精神至少部分顯示出有成效。(儘管在一個有問題的群體裡,只要對25%或者哪怕僅僅是10%的成員產生效果,也就不至於使美國人喪失勇氣。)我有時也建議過,建立一個企業,把它叫做「魅力有限公司」 (Charisma GmbH)。魅力有限公司將鼓勵各種能夠在地方層次感化和激勵其他人的人。這可能是教師,或者醫生,或者物業管理人員,或者足球教練,然而,他們必須有能力找到和爭取那些對大多數人都不能企及的人。也許有一些別的方法,但是,它們的共同點是,不能簡單地動用宏觀過程。新的失業也好,新的貧困也好,都不能通過經濟增長來消除。補充性的和最廣義的政治行動是必要的——這是一種可靠的跡象,表明我們與之打交道的是一個應得權利問題,而不是一個供給問題。    
  也許這還沒有做到必要的事情。另一種評論是重要的,它冒著這樣的危險:這種評論在這種情況下還會加劇階級概念的不明確。多數派階級對於打破歧視那些降至下層階級地位的人的圈子感興趣,這絕不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多數派尤其在社會經濟不安定的時候,樂於把他們周圍的幾個人擠出圈子,使之呆在外面,以保護在內部的人的地位。無論如何,多數派的機構和組織很少幫助下層階級。教育機構對於所有能夠企及的人都有益處;技術資格證書是進入現代的、由高技術決定的經濟的最有效的人場券,然而,那些不能獲得教育機會、缺乏動力或者屁股長刺、缺少坐功的人,仍然完全留在外面。有時,其中有很多功能性的文盲,他們沒有能力做有規則的工作。工會雖然喋喋不休地抱怨失業和貧困;於是,回憶過去也發揮作用,過去就業和過一種體面的生活直接取決於經濟增長;但是實際上,工會很少為下層階級做事。在有些國家裡,失業者自動喪失他們的工會會員資格。民意測驗往往指出,失業居很多人的憂慮之先,誰也不喜歡貧窮,但是,如果進行選舉,那些許諾給從業人員多幾個馬克、英鎊或美元的政黨,比那些要求作出犧牲或者進行再分配以幫助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政黨,獲勝的機會更大。    
  多數派階級保護著它的利益,猶如其他的統治階級在它之前所幹得那樣。區別在於範圍的大小。馬克思認為,打著資產階級烙印的社會是第一個被壓迫階級——即有前途的階級——包括著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因此,被壓迫階級能夠把自己大規模地組織起來,並且把統治的少數派從他們的寶座上推翻下來。在某種方式上,發生的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的人沒有進行政治革命,卻找到了一種完全可以忍受的生存。無論如何,大多數人發現了生存機會,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對這種生存機會連做夢都未敢去想。但是,對於美好的日子是否將長期持續下去,他們絕沒有把握。他們開始設欄劃界,把有些人留在外面挨冷受凍。像他們之前的統治階級一樣,他們有種種可能的理由來這樣劃界設欄;他們也準備讓那些接受和實踐他們的價值的人進到裡面來。而且他們也拍著胸脯滿懷信心地斷言——儘管並不十分令人信服,認為不該再有階級的藩籬了。他們想看到藩籬被拆除;然而,他們並不採取任何步驟來拆除它們。一個階級生活在供給世界裡,因此認識不到其他人的應得權利要求,這樣一個階級缺乏幻想,這是與關心保障自己的地位結合在一起的。情況尚不至於這麼糟糕,但是,長期失業和嚴重的貧困現象標明著一種凶兆。    
  3.關於定義(2):公民和分裂主義者    
  如果說在探討美國的下層階級時,我僅僅是附帶地提及種族和民族屬性的問題,那麼這並非有意認同「政治的正確性」;毋寧說,這個題目很重要,它要求作專門的討論。如果說多數派階級劃定屬性的界線,那麼,它不僅向下劃界,而且也向側面劃界。有些人喪失他們的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但是,另一些人則從一開始就被拒絕,不能享有這種權利。這個進程有深刻的根源。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它也是痛苦的。關於這一點,在前面幾章裡,尤其在引入公民身份地位的概念時,已經作過論述。在公民社會的希望一再被喚醒又破滅的一個世紀結束之際,尋求同質性——即部落思維——重新變得具有現實意義。現在有一種社會的保護主義的跡象,它像一團叢林野火,四處蔓延,不僅引起很多人的苦難,而且也帶來一些暴力的形式,這些暴力形式無法用解決衝突的通行方法來克服。    
  對於這種現象,還沒有任何人作出有說服力的分析;因此在這裡,我不得不局限在幾個暫時的和小心謹慎的說明。首先,我們聯繫社會排斥的問題來談。美國的下層階級肯定不單單是美國黑人的一個特徵。諸如農村地區的貧困具有類似的後果,從這角度看,它主要是一種白人的現象。伊斯帕尼亞人移民在城市的窮人當中佔有相當大的百分比。然而,「貧民窟」基本上是黑人區,或者按最近的叫法,是非洲裔美國人的居住區。傳統家庭的崩潰和單獨撫養教育子女的母親占統治地位,這在美國的黑人當中,比在其他的群體當中更加明顯。這兩種情況導致很多人顯然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接受凌駕於這一涵括了所有群體的社會的各種價值。隨著60年代公民權利運動的推動,出現了大的社會分類進程,一些黑人在這個社會分類過程中踏上了中產階級生活的道路,然而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他們仍然是局外人。由於這個事實,區別變得尖銳了。那些走上中產階級道路的黑人已經變為市長和經理以及別墅和遊艇的所有者,但是仍然有很深的文化的藩籬。很少人談到他們的體驗,也許如果人們談及這種體驗,也不會有很多補益。顯而易見,公民權利是一回事兒,而充分的參與則是另一回事兒。要持續很長時間,人們的觀念才能適應新的環境。因此仍然存在著這樣的事實,即如果我們談論社會病理學以及社會疾病四處氾濫,我們就不得不認為黑色的膚色是受歧視的一個因素。    
  英國從前殖民地移民的經驗,歷史較短,在某些方面,方式也有所不同。從最重要的說起吧:亞洲人和西印度群島人是自願到大不列顛的,不是作為奴隸而販運來的。(有明顯跡象表明,在美國,較晚時期的西印度群島移民的日子比老的非洲裔美國人家庭的孩子們好一些。)然而在大不列顛,一個下層階級的種種因素也有明顯的社會病理學特徵,其中種族也起作用。而且多數派階級劃下了敏感的和不那麼敏感的界線。這尤其適用於傳統的工人運動,表現在人住社會住宅、加入俱樂部和協會的成員資格上,甚至也表現在工會會員和工黨黨員的地位方面。誠然,根本沒有必要「血流成河」(用右翼保守黨人伊諾克·鮑威爾〔EnochPowell〕的話講),但是,「多種族社會」的魅力並未贏得多數人的歡心,多數人寧願劃定邊界,而不願意開放為懷。    
  對於全體公民的發展來說,這是一種退步。它要求重新活躍公民權利的力量。這也包括某種程度上的正面的歧視(用一種令人不快的德國的表達方式),即試圖通過正面的行動和有意識的規則,以保障參與,來遏制那些由於其歷史長久已經變成為牢固的社會結構的歧視。這類耳熟能詳的藥方雖然沒有喪失其任何價值和緊迫性,但是,它們忽略了一個新的要點。越來越多的人(似乎是這樣的)不願意在一個多種族的或者哪怕是多文化的社會裡生活。而且,這不僅適用於舒適的多數人,而且也適用於有關受害的少數人。他們要求有自己的「小安樂窩」,如果不是說他們自己的地區、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話。「分開,但是平等」,這是60年代自由黨人提出的、受到很多指責的要求;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變得非常具有現實意義了,同時,更經常強調的是分開,而不是平等。有一種對同質性的要求,它反對首先建立各種公民社會,然後讓不同的文化在它們之內能繁榮發展,企圖以此建立文明化的共同體。    
  由此引發的衝突有時是微妙的,而往往是激烈的,然而,它們是歷歷在目的。倘若在比利時佛蘭德地區的一位當選的市長被政府罷免,因為他只說法語,這可能會使遙遠的觀察家們感到很有趣,但是,這並不是滑稽。瑞士最終不得不接受汝拉地區從老的伯爾尼州分割出去。在加利福尼亞,一次公民表決以微弱多數決定,堅持英語為惟一的官方用語,但是很顯然,很多加利福尼亞人繼續操西班牙語,而且操西班牙語的加利福尼亞人在下一次公民表決時將會獲勝。(作為少數的積極分子獲勝的可然率,也屬於這個題目。)愛爾蘭的內戰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但是,這段歷史最近變得更糟糕,因此,權力分割的前景是極不可能的。巴斯克人的自治要求伴隨著爆炸和槍炮的隆隆響聲。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裡,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其領土之內沒有某個群體要求過承認某地區的分開生存。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之外,特別在1989年的革命之後,這種要求具有一種新的質。要求「自決」一詞的含義模稜兩可,施展其固有的活力。在過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通過稍加改變萊比錫星期一大遊行時的口號,就可很好地顯示這種自決的模稜兩可:「我們是人民!」也就是說,人民不想被奴役和被壓迫,而是想由自己決定誰來管理他們,首先是誰不能統治他們。「我們是一國的人民!」這是召喚民族的感情,而且也很快招致復仇。在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在土崩瓦解的蘇聯,這種「自決權」的位移變化不僅引起形形色色的有爭議的獨立聲明,而且首先是引起對少數的壓迫,隨後又引起暴力。我們突然面臨著公民社會的大堆破碎玻璃,然而,自由的種種希望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的。    
  倘若重新發現民族特性,即各種具有深刻的、歷史共性的群體的文化特性的話,本來可能會是文明進程中前進的一步。它意味著越來越瞭解這樣一種事實:共同的公民權利與文化差異並不矛盾,而是相反,會為文化差異開拓新的迴旋空間。然而,幸運的和諧不會持久。很多地方利用差異作為武器,來對付公民的身份地位。這種武器由於社會的感情衝動而強化,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這種社會情緒稱為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意味著,屬於某一個群體的歸屬性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獲得一種幾乎是宗教的重大意義。在以色列,作為其生存的理由,許諾凡是回到這裡來的一切猶太人,都給他們提供一處住所。甚至在那裡,人們探討正統概念上的猶太教,而正統是排斥改良派猶太人的。(以和平的方式維繫以色列這樣一個多文化的猶太人-阿拉伯人的國家,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當前富有爆炸性的問題之一。)不僅在四分五裂的前共產主義的帝國裡,一種原教旨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徵兆在擴散蔓延,而且在西歐也一樣,人們可以聽到「請買英國貨!」,「法蘭西屬於法國人」,「中歐」等口號。在各種社會裡的成員資格,不是被理解為一宗有關各種可能擴大的權利的事情,而是被理解為一些不可改變的、被賦予的特徵,這些特徵必須得到保護,使之不受外人的任何污染。    
  一種新的文化悲觀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在自由飄蕩,它具有類似的影響。50年代和60年代的傾向是好大狂,認為要有效率就得要求規模越來越大;此後,與此相反的傾向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各種要求符合人性、有節有度和以小為美的口號聽起來很悅耳。不過,很多人打著這些口號,不僅放棄了不必要的大規模,而且背離了一種正處在通往世界公民社會道路上的國際共同體的力量,最後甚至連由民族國家保障的公民權利也淪為改變了的氣氛的犧牲品。一種新的、對真實可靠性的渴望,滋養著一種對「現實的」聯繫而不僅僅是「形式的」聯繫的浪漫主義的尋求,即一種對通過熱烈感受不斷的討論、而不是通過法和根據法設置的機構而得到合法性的尋求。    
  這樣一些觀察使人回想起現代精神和根系聯結的題目。在某些方面,現代世界似乎也是一個冷靜的地方,它提供了新的機會,因為它砸碎著舊的約束關係,然而,沒有舊的約束關係卻很難生存。「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在前面有一章節裡,由托克維爾和馬克思的語錄的「拼湊」描繪了這種情況。在這裡不應該認為,對於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和其他的虛假的神明的產生,只有惟一的一個共同的原因。我僅僅認為,它們當中有許多在一方面是共同的,即同圍繞著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生存機會的現代社會衝突有著直接的關係。它們以一種被錯誤理解的自決權的名義,主張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自治,對公民權利的促使文明化的力量進行攻擊,甚至是以少數的要求的名義進行攻擊。此外,有些人對此有更多的瞭解,因為他們過去曾經為公民的身份地位鬥爭過,他們至少也部分地對這種攻擊的卓有成效負有罪責。一種溫和的自由主義廣泛傳播,它把為一切人爭取到的公民權利和應得權利的共同基礎的偉大成就孤注一擲,以迎合少數人的分離主義。於是,少數的權利首先被誤解,然後一反常態,變為少數的統治。最後,這樣一種態度甚至不再反抗積極分子們的原教旨主義,因此,吵吵嚷嚷的少數可能要求沉默的多數的所謂的支持。    
  這是在公民社會歷史上的一個大倒退,我們正在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這種代價首先在於一些衝突,誰也不知道有什麼解決辦法能解決這些衝突。在民主的階級鬥爭所產生的組織、制度化和調節的經驗中,沒有任何一個經驗能應用到積極活動的少數身上,他們或者要求脫離一個現存的整體,或者企圖把他們的原教旨主義的信仰強加給所有其餘的人。恐怖行動和內戰的威脅,一般都伴隨著這個進程,如果二者不是糟糕到沒有任何遏制的希望的話,二者也會浪潮般出現,這些浪潮似乎是不可能中斷的,是不可預見的。這一切並非偶然。    
  最昂貴的代價在於損害生存機會方面和阻止全世界邁向公民社會。顯然,只有當一切有關參與者都能理解,普遍的公民身份地位並不消除一切差別時,邁向全世界公民社會的目標才能達到。拓展公民身份地位的進程並不使機會變得均等,而是創造機會。它使社會經濟方面的各種不平等變為可以容忍,因為它把它們約束在一個共同的公民之家裡。(而如果它不能做到這一點,對發生的改變,可以以公民資格原則的名義提出指控。)公民身份地位以類似的方式使文化的多樣性變得可以忍受。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的權利,是各種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之一,但是,它也包括放棄一些會危害共同公民身份地位原則的貫徹方法。經驗表明,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分離主義者與公民權利擁護者不同,他們有其他當務之急的事要辦。他們首先想要一個拉脫維亞人的拉脫維亞,或者一個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很久以後才會想要有在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的公民自由或者在愛爾蘭的新教徒的公民自由。分離主義者、原教旨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想要同質性,然而自由黨人需要異質性,因為異質性是在一個多樣性的世界裡通往普遍公民權利的惟一道路。因此,我們必須做的選擇是明確的;它令人回想起卡爾·波普爾為開放社會所作的辯護:我們可能返回到部落生活中去,但是,如果我們想要文明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邁向公民社會。    
  4.社會失范的風險    
  現實的衝突總也是看得見的衝突。事後議論有些社會結構有深刻的分裂,如果沒有由於這種分裂而引發明顯可見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紛爭,那麼這種事後諸葛亮也沒有多大意義。因此,在當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裡,並不存在在概念的經典意義上的階級衝突。無論如何,大多數觀察家看不到在權力和應得權利的一般障礙兩邊的各群體之間的政治鬥爭。無疑,存在著一些舊的衝突的殘餘。多數派階級繼續進行著他們的小規模的再分配戰鬥。有些地方,還在應用階級衝突的語言,而人們理解這種種原因,如果人們想到某些差異的話,諸如意大利的南北差異,或者大不列顛的南北差異。不過,即使在這些國家裡,階級也不再是衝突的占主導地位的基礎,倘若開始形成新的分界線和對抗,它們暫時也並不導致新的有財產者和新的無財產者之間的有組織的紛爭。    
  之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就在於一個壓倒性的多數的規模實在龐大、因而具有沉甸甸的份量。對於相對強大的群體來說,不值得建議它們接受多數派階級,對於被排斥的人來說,接受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開放的社會裡,社會衝突的個體化提供著另一個原因。也許在任何時代,在有組織的群體裡,團結一致的行動僅僅是實現自己利益的次優方法。它是十分耗費力量的,需要付出高昂的感情的代價,它要持續很長時間,其後人們才能有所收穫。因此,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試圖自力更生,奮勇前進。在美國,很久以來,這已經就是排解衝突的占主導地位的方式。今天,在大多數國家裡,至少在發達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裡,這也是適用的。個人的流動取代了階級鬥爭的位置。    
  只要人們在有組織的群體裡採取行動,那麼,這些群體與其說是階級政黨,不如說是特殊利益集團或者社會運動。正如我們在前幾章裡所見到過的那樣,這種分割可以用社會的演變來解釋。在公民權利幾乎變為普遍的時刻,生活領域的不平等取代了普遍要求公民的、政治的或者社會的權利的位置。人們為要求承認婦女同工同酬而鬥爭,或者反對某些特定形式的環境污染,或者要求裁軍,但是,他們這樣做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共同基礎之上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的運動完全是在公民社會的界限之內形成的。甚至也只有在有可能以一個穩定的公民權利總架構以及服從法律的義務為前提時,公民的不順從才有意義。    
  然而,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些長期失業者和長久貧困的窮人,不集合在一起,進軍他們各自的首都,在那裡要求他們應該充分分享公民的身份地位?為什麼沒有諸如失業黨或窮人黨之類的東西?而如果這種要求太過分,為什麼下層階級不至少借助暴動,去搗毀那座多數派階級在其中過得舒舒服服的房子裡的動產呢?    
  有時,他們也確實這樣幹。可怕事件的畫面經過多年之後,還令人記憶猶新,令人痛苦。當1985年在布魯塞爾海澤爾體育館裡的歐洲足球錦標賽變為凶殘的暴力衝突之時,甚至連那些如醉如癡的足球球迷們也轉而離開「體育運動」。斯卡曼勳爵(Lord   Scarman)撰寫的關於1981年「布裡克斯頓騷亂」的報告,富有人道精神,發人深思,但是,它不能抹掉電視畫面上怒氣沖沖的臉孔,襲擊警察的石塊和燃燒彈,搶劫和破壞。在美國,暴力和暴亂具有悠久的傳統;不過,1984年費城一架警察的直升飛機轟炸好鬥的佔領房屋者,依然令人記憶猶新。頭戴鋼盔、身背盾牌、全副武裝的警察對付示威者,這種畫面已經幾乎成為晚間新聞的司空見慣的組成部分。富裕家庭的孩子們聚集在一起,成立組織,冠以辭藻華麗的名稱,諸如「紅軍派」,「玫瑰旅」,他們綁架企業家和政治家作為人質,直至人們最後在被拋棄的汽車的行李箱裡發現人質的屍首。而且,這裡還根本沒有談到在大城市街頭襲擊、破門而入和謀殺的日常習見的暴力。巴巴拉·圖季曼(Barbara   Tuchman)用14世紀那面「遙遠的鏡子」映照20世紀時,她找到了很多讀者,而這就不會令人驚訝了:「瘟疫,戰爭,苛捐雜稅,攔路搶劫,政府腐敗失治,反叛起義和教會分裂」,是當時「墮落沉淪的奇特的和巨大的源泉」。人們對這份清單可以輕而易舉地加以更新:艾滋病,戰爭,苛捐重稅,恐怖主義,政府腐敗失治,起義暴動和歷歷在目的核威脅。    
  這裡我想起了另一種思想。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附帶地提到他們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的情況。猶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友善地表達的那樣,「這種社會的渣滓」(正如有些人也把「流氓無產階級」這個詞轉換成其他的語言那樣),是「舊社會的消極的腐化」。無論如何,這不是搞革命的材料。流氓無產階級的成員雖然最終也被捲到革命的洪流裡,但是,他們的社會狀況毋寧說使他們成為搞反動陰謀勾當的一支後備軍。特奧多爾·蓋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又抬起這個題目。社會的最下層「在經濟和社會方面沒有立足之地」。他們的精神狀態不會導致建立有組織的利益代表機構,而是導致無阻無擋的造反。在這個群體裡,共產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黨人比社會民主主義和工會的現實政策更容易與之打交道。「眾所周知,在工人中」,有「一種沉澱渣滓,〔它」不能在職業生活中立足,心理上不能適應一種穩定的生活方式,按照地道的僱傭兵受雇的方式去進行冒險、去戰鬥,而是沒有太多過問,〔它〕就把拳頭、棍棒和指節連環銅套隨便借給誰」。    
  然而,這一切並未說明20世紀末的社會衝突。這彷彿是人們把1+1總計起來,然而驚奇地發現,並沒相加為4一樣。實際上,有很多情景衝突(正如人們也許可以這樣稱它們一樣),即沒有相互聯繫的公眾暴力行動,它們除了讓參與的當事者疼痛和讓周圍的旁觀者驚恐外,不會有多少收穫。不過,即使是暴力遊行者也往往不是下層階級的成員。實際上,在北美也好,在歐洲也好,下層階級並不特別喜歡暴力行動;他們對官方的社會甚至並不特別敵視。倘若持續貧困的窮人和長期失業的人一般去參加選舉,他們的選票的分配也不會與其他的選民有多大的不同(這也適用於蓋格爾所描寫過的30年代。幫助希特勒上台掌權的恰恰不是失業者,雖然他們的命運與中產階級的歇斯底里有關係)。一位作者根據經驗的研究,他報告說,下層階級「被異化了,並且信仰民粹主義,但是並不激進」。下層階級本身是分裂的,因此,它的大多數成員都在尋求自己的、完全是個人的擺脫苦難的出路。對公眾討論的大題目,他們相當無所謂,置之不理。下層階級傾向於冷淡麻木,對一切都漠不關心。    
  但是,它被異化了。在此,不管是實際的生活狀況也好,還是主觀的感受也好,都同等重要。對於下層階級和長期失業者來說,至關重要的事實是,他們在社會的博奕裡可以說是沒有加入。這個博棄在進行,但沒有他們的參與。在一種非常嚴肅的意義上,「社會不需要它」這個在道義上不能容忍的論斷,是適用的。在多數派階級裡,很多人祝願讓下層階級最好乾脆從畫面上消失掉;如果他們真的消失了,那麼,幾乎沒有任何人會覺察到他們的不存在。有關當事者清楚地知道這種情況。對他們來說,社會尤其離得遠遠的。警察和法院,從根本上講,國家機關和官員,是社會的象徵。人同官方的社會分割開來,其程度很少能像這類說法所道明的這麼徹底。對於很多人來說,除了記恨和進攻,個人在社會方面的陞遷仍然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他們的生存情況包括:他們雖然屬於下層階級,處於游離狀態,時而逃脫,時而掉落進去,但是,在他們重新掉進下層階級之前,他們有時可以逃脫它。另一方面,沒有加入社會的感覺,似乎傳播擴散到那些以失業和貧窮為特徵的群體的界限之外。青年人尤其有一種傾向,從社會的邊緣引申出他們的價值觀念,儘管他們能有工作,在舒適的多數人之家裡能有一席之地。這樣,就出現著下層階級的文化和中層階級的對立文化的奇怪的趨同現象;理應這樣說,兩者不應混同在一起。不去關心官方社會的準則和價值,這已經成為廣泛傳播的習慣。    
  這種習慣也許是20世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社會的最重要的、單一的特徵。而且,它有一個名稱,即「失范」。倘若涉及的是表現各種社會的緊張和對抗,那麼對這些社會的想像力是無邊無際的。街道巷戰和暴力罷工,選舉和集體工資率的談判,集體和個人的流動,這些統統都是這類緊張和對抗的表現形式。今天,我們必須為它們補充一種新的變化形式。衝突似乎不是作為在一次革命戰爭中的戰鬥部署,或者甚至也不是作為民主的階級鬥爭,而是作為失范。    
  這個概念很重要,必須停留片刻,對它稍加闡述。希臘文「失范」(Anomie)或者毫無法紀,它往往被作為無政府狀態(A-narchie)同義詞加以使用。(無法無天!)在巴巴拉·圖季曼用鏡子映照那個時代之後不很久,一位英國作者寫道,失范「帶來一切都無序、懷疑一切和對一切無把握」。在現代的社會科學裡,這個概念歸功於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   Durkheim),他談到失范,是為了描寫由於經濟和政治的危機使得社會的規範失去效力。失范的結果是人們失去一切約束,直至他們把自殺看做是惟一的出路。羅伯特·麥敦為我們對失范的理解補充了他自己的說法,他把失范描寫為「文化結構的崩潰」。倘若人們不能在他們的社會地位的基礎上,遵循他們的社會的各種價值這樣崩潰會發生。如果年輕人被告知,若想平步青雲,飛黃騰達,就應該有耐心和努力工作,但是又被告知,最能取得成效的發財致富方法是在期貨交易所裡進行投機,那就會產生失范。    
  在描寫現代社會的一種奇特的特徵時,這個概念會有所幫助。往往有人說,暴力犯罪(「嚴重犯罪」)最近有所上升。事實卻不能十分明確支持這種論斷。針對財產的犯罪和與毒品有關的犯罪肯定變得更經常了;謀殺(和自殺)的頻率總是波動,起伏無定,今天也是如此;嚴重犯罪(傷害身體,重大搶劫,強姦等)的數目在有些國家裡,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之間增加了一倍,而在另一些國家裡,基本上保持不變。然而,有些別的東西比單純的犯法數字更為重要,這就是共同體對解決犯罪問題無能為力。在20世紀晚期的規範的世界裡,產生了某些「沒有法的空間」。在英語裡,有「非通行區」(no-go-area)的表達方法,用於一些人們不得進入、首先是警察也不得進入的區域。當局當然否認這種說法,但是在實際上,在一些內城的某些地方,不過也包括地鐵和火車站,它們(用根據漢堡經驗的形象語言講)已經變成了「港口大街」,因此,在裡面發生的任何事件,都不隸屬於法的共同體的規範性懲罰。有時,人們不得不捫心自問,由於有些學校和大學,占主導地位的準則在它們裡面似乎已經失效,也許在這個意義上,它們也已經變成為「沒有法的空間」。    
  我們的社會有這些象徵性的「沒有法的空間」,這還向我們提出了一些更為嚴肅的問題。它們與法和法律的實踐或恰恰是不實踐的方式、方法息息相關。在當前的各種社會裡,「有罪釋放」(正如一位英國法學家所稱的那樣)業已成為一種熟視無睹的現象。我們知道,有人觸犯了法律;他們甚至公開承認;然而我們也知道,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受懲罰。與此相關,青少年罪犯向社會提出了特別緊迫的問題。幾十年之久,一種傾向佔據了統治地位,即在謀殺和故意殺人後,也還要讓「社會」為他們的行為負責;在同樣這幾十年之內,半數的傳統犯罪以及半數以上的暴力犯罪,是21歲以下的人——大多數是男子——干的。青少年的規範性的「沒有法的空間」,也許是後果最為嚴重的事情,因為它把青少年排除在他們應該學習的、維繫社會團結的規範之外。    
  按照這種觀點,失范是一種違犯規範不受懲罰的社會狀態。這部分是一種下層階級現象。美國有很多非婚的母親,孩子們「缺少」父親,這就提出了一些問題,必須找到一個答案。阿瑪蒂亞·森提出他的戲劇性的論斷,認為法和法律處於物品的可支配性和對要求得到物品的應得權利之間,他的這種論斷也並不總是對的;有些缺乏應得權利的人,他們乾脆去奪取可以支配的東西,而警察和法律卻很難有什麼辦法來對付他們。除此而外,失范還描寫著一種浸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的狀態。虐待兒童、婚內強姦以及偷稅漏稅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經濟犯罪,就屬於這種狀態。人們沒有加入社會,因此也感到不受它的規則的約束。這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社會對自己的規則的信賴減少了;不再能夠簡單地強制人們遵守規則。    
  如同往常一樣,我在這篇隨感裡也不想由於誇張而貶低我的各種論點的價值。從前,規範也已經總是被違反,一切社會都曾發現,很難強制人們遵守它們的規範。某種程度的違反規範,甚至可能是健康的;眾所周知,再也沒有更可靠的辦法,能比一切都照章辦事更使一種經濟停滯不前了。這個經驗可能對社會是普遍適用的。然而,依舊必須審視一下,看看最新形式的社會衝突是否以社會契約本身有問題作為主題的。我這裡所指的不是通過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來對社會契約作一些較微妙的補充,儘管這些補充可能也十分重要。毋寧說,我指的是涉及法和秩序的社會契約的一些首要的和基本的條文。自由黨人不喜歡這些詞彙,因為它們常常被用來通過法律文字來扼殺法律精神。不過,我們這裡遇到一個題目,它允許我們暫時把關於現代社會衝突的論述束之高閣。    
  從前的衝突的殘餘,在當前還多方存在著。其中也包括人們所熟知的階級衝突的各種形式。不過,並未產生可以與之同日而語的新的衝突。多數派階級和下層階級之間的關係,不可能、而且也不會產生可與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相比較的有組織的衝突。但是,它提出了一個有嚴重影響的問題。倘若種種跡象表明,一個社會準備接受一個沒有真正加入它的群體的持久的存在,這個社會本身就會有問題。這種措詞十分抽像,猶如社會失去了對它自己的規則的信賴的論斷一樣。也有人談到,多數派階級正在喪失它的自信。它對自己的地位不再感到有把握。因此,它在不應該有界線的地方,劃出界線,而如果要強制實施它的規則,它就猶豫遲疑,難下決心。    
  也許,這描寫的是一個暫時的階段。是的,對於很多國家來說,本章裡的很多提法,只有在很特定的條件下才適用。瑞典或瑞士,還有日本以另外一種方式,它們很長時間以來走著他們自己的道路。或者它們只不過是邁向失范的道路上的姍姍來遲者?我們曾經十分強調各種社會之間的差異。不過,在美利堅合眾國和在西歐,自我懷疑的跡像是不難看出的。我把這一節裡冠以《社會失范的風險》的標題。有些風險是一目瞭然的。使一切「無序、懷疑一切和對一切無把握」,這就夠糟糕的了。然而,還有更大的風險在另一些事情上。失范不可能持續長久。它是向篡奪權位者發出的一份請柬,讓他們把一種錯誤的秩序框架強加於多數人。自由黨人由於缺乏主張建立機構的堅定的意向,自己恰好招惹起一些十分妨礙自由黨人捍衛「法和秩序」的東西。失范的風險就是形形色色的專制暴政。         
《現代社會衝突》 
拉爾夫·達仁道夫著 林榮遠譯       
第八章 一種新的社會契約    
   1.90年代初期的歐洲    
  那些在這裡往往作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來描寫的國家,其內部的發展本身也有一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令人愜意的東西。雷蒙·阿隆的世界確定了戰後時代的重視供給的基調;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補充了所缺乏的應得權利因素。因此,產生一些能解決幾乎所有的難題的共同體,甚至也能解決石油危機衝擊和滯脹的難題。通過一種潛在的、然而從未完全變為現實的對立的世界氣候,使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保持團結一致,對解決問題也有補益。富國俱樂部仍然可以孤芳自傲,又不必為此大吵大嚷。不過,最遲自1989年以來,這種舒適愜意一去不復返了。自從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以來,就宣告了前共產主義世界的革命,這些革命最後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圖,把舊的確定性撕得粉碎。冷戰的坐標不復存在了,而自由政策的種種任務顯示比從前更為重要了。那麼,90年代初期的歐洲是一幅什麼樣的景象呢?這種畫面如何放進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有關歐洲前途的電影裡呢?    
  舊的西方的歐洲打上了一種可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憲法的烙印。一種善意的而且也是行善的政治一致性籠罩著各種共同體。不管在它們的憲法裡也好,還是在它們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好,各國都是民主的。它們捍衛著它們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包括社會方面的公民權利,並尋求內部的所有群體的理智的協作,以及對外尋求一切志同道合的國家的理智的協作。凡是公民社會受到威脅的地方,人們總在自由和法的方面找到意見一致的先驅者們。這類社會民主黨人有著各式各樣的名稱——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基督教民主黨人和自由民主黨人;在大不列顛,工黨黨員,自由民主黨人和保守黨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黨人和社會黨人的聯合政府夥伴的整個五黨同盟(pentapartito)和法國(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見過,它也像美國一樣走上了一條有些不同的道路)兩大政治陣線的最大部分的人都屬於社會民主黨人。對於那些並不追隨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的人,那就更難直呼其名了。    
  實際上,人們可能會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人們不應該想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呢?然而,對此有一種答案。這幅漂亮的畫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麼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稱就是官僚體制。(一種對社會民主主義不友好的描述把社會民主主義說成是社會官僚體制。)韋伯的噩夢以多種多樣的形態出現。其中之一是階級合作主義。政治學家們揚揚自得地描繪了階級合作主義(Korporatismus),而且最近從階級合作主義轉而著迷於「新社團主義」(Neokorporatismus);不管怎麼講,這裡涉及的是通過協議來施政,如果不說是通過卡特爾的話,這樣一來,也就涉及既放棄對領導動力的尋求,也放棄對一種民主的後援的尋求。官僚體制的另一個形態是舊的福利國家。於是,麻煩的資源轉移就不僅僅是指資源由A轉移給B,而且也指由A轉移給A,同時,在這過程中要填寫表格,不管A也好,也不管B也好,都必須在形形色色的窗口前面等候。高額捐稅是官僚體制的手段之一;事實上,高捐重稅是維持官僚體制生命的長生不老藥。沒有捐稅就沒有行政管理。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不是以這種就是以那種方式,最終都終止在國家之處,而且也許應該說得更確切一些,都終止在軟弱的政府和強大的行政之處。社會民主主義世界的英雄們,與其說是革新的領袖,不如說是超級官僚。馬克斯·韋伯關於理性統治的形式概念,戰勝了他對在民主政治裡對領導所懷抱的希望。    
  這樣就幾乎把問題顛倒了過來:為什麼人們應該想成為社會民主黨人呢?回答是,所描述的狀況過去在很長時間、而且對最大多數人來說是非常舒適的。事實上,這些狀況代表著多數派階級的利益。誠然,失去革新和首倡精神的勇氣成為難題的時刻到來了。驟然,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行得通了。在20世紀80年代,甚至多數派階級的成員們也開始懷疑。情況變得更加漫無頭緒、撲朔迷離了。兩股政治運動力量自告奮勇,起來打碎由多數人所支持的、社會民主主義現狀的僵化。其中之一是撒切爾主義,另一個則是綠黨。    
  這兩個概念被用來由其中最傑出的榜樣的名稱來標識那些政治力量。在80年代,不僅有撒切爾夫人的政策,而且也有裡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市場伯爵」蘭布斯多夫(MarktgralLambsdorff)的綱領,等等。所有這一切的特點都是強調經濟層面。在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供給派的極端形式。它在大不列顛取得成就毋寧說是令人驚訝的;這種成就是建立在撒切爾夫人的個性與保守黨人的忠誠和選舉法的特殊結合之上的,保守黨人甚至思想完全不同,也仍對黨保持忠誠不二,英國的選舉法使幾乎不超過40%選票的少數派也能夠變為強大的議會多數派。然而,不管這類特殊的解釋圓滿與否,撒切爾主義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繪了一種激進變革的綱領。    
  綱領的核心在於許諾不顧社團主義的所有僵化結構,要提高選擇機會的數量和多樣性。這類供給機會大部分是經濟方面的。實際上,有些撒切爾主義的辯護士們提醒人們記住在「市民國王」路易·菲力普統治下的法國大臣基佐(Guizot)的話:    
  En- richissez-vous,Messieurs!發財致富吧,我的先生們,還有你們,我的女士們,也去發財吧,巾幗不讓鬚眉!迅速掙錢被用國家的和社會的榮譽加以美化,有時恰好還很及時,趕在整個紙糊的房子坍塌之前加以美化。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誰還談論弗雷德·萊克勳爵(Sir  Freddie Laker)?一些美國大學已經又默默地悄悄撤走由伊萬·伯斯基(Ivan   Boesky)捐贈的建築物上的紀念碑。馬克斯韋爾(Maxwell)的帝國的崩潰以旋風的速度把這位皇帝的形形色色的好朋友,變成了已經一直瞭解帝國的宿敵。然而,「賭賽資本主義」創造了相當可觀的財富。蘇珊·斯特朗以世界末日的昏暗色彩看待這種財富,她描繪1999年12月31日的一次除夕晚會,在晚會上,「只剩下那些在高聳於資本主義世界各大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摩天寫字樓裡倖存下來的、玩金融交易的人,還在舉懷祝賀,彈冠相慶」。這種批評聽起來有點兒帶有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對新的成功藥方的腔調,因為很顯然,80年代發財致富的那些人是一些新富,是一些暴發戶。    
  經濟活動的新氣氛出人意料地在知識分子中找到很多辯護士。當然,在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一位其重要性可以與約瑟夫·熊彼特相提並論,熊彼特的通過企業家精神進行革新的理論在80年代經歷了一次再生。熊彼特本人最後甚至也懷疑由他廣泛傳播的信念,即相信「有時候由比較少數的、毅力非凡的企業家所進行的革新」,這種企業家應用科學知識,發展新的組織形式,征服新的市場,從根本上做著非同凡響的事情。正如韋伯預見了官僚體制的命運一樣,熊彼特也對他稱之為「社會主義」的東西信誓旦旦,也許人們面對撒切爾主義的反革命,應該小心謹慎,別僅僅見到一隻燕子就當成新的夏天來了。無論如何,在「面向供給的經濟學」裡,重要的是鼓勵首創精神,而這同樣適用於「拉弗曲線」(Laffer-Kurve),拉弗曲線告訴我們,從某一個特定的點上開始,提高稅率反而使稅收減少。人們同樣也喜歡把時髦的新技術用於為供給革命服務;丹尼爾·貝爾的「科技等級」必然會聽憑很多庸俗版本出現。在80年代,這一切都建立在這樣一種廣泛傳播的信念上,即認為「轉折」或者「趨勢轉折」要麼正在發生,要麼應該促成它到來。知識分子的新保守主義和撒切爾主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但是對二者來說,都涉及到對已接受了的基本態度作出一種激進的背棄,因此,用「保守的」這個詞肯定是不恰當的。就此而言,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結盟並非偶然。    
  為了理解這種「激進的」保守主義的成就,人們必須看到,供給的爆炸絕不僅僅局限於幾個「連續不斷抽煙的青年男子」,他們的「眼睛死死盯著計算機的屏幕,屏幕上價格在迅速更新變換」。不僅這樣的人數目眾多,與其說是數千人,不如說是數十萬人,而且他們的行為舉止在很多方面,也被坐在工業控制室或者在庫房裡、顧客窗口和旅行社裡的計算機屏幕旁的人所模仿、照搬。由於新的選擇機會不僅僅局限在賺錢上,人們對撒切爾主義的興趣就更大了。舊的壟斷被打破;對各種僵化的體制的管制被減少;國有企業被出售給私人經濟;特殊利益集團的卡特爾被解散;工會的權力被限制。教育制度裡的選擇機會成為議論的話題。公共服務,包括衛生健康事業都聽任競爭的風浪的擺佈。在所有這些方面,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顛的瑪格麗特·撒切爾走得那麼遠,雖然羅納德·裡根在美國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更易於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會民主主義的公眾輿論的支持。也曾經有過形形色色的撒切爾主義的文化變種,直至包括貝蒂諾·葛蘭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會主義」和大衛·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蘭「社會主義」。    
  誰在支撐這種演變?肯定不是多數派階級,儘管它的某些成員認為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國,為爭取學校選舉自由的大遊行把數百萬人帶上街頭;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例子。成千上萬的人從已私有化的企業購買股票。很多人為他們不再被看不透的組織或者無名的官僚體制推來推去而興高采烈,歡心雀躍。然而除了這類觀察外,很難認定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已發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於它想要一種激進的轉折。用雅皮士(Yuppies)這個詞來描寫那些年輕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會方面正在崛起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他們說,他們需要更多的首創精神的空間。對於某些人來說,情況無疑是這樣的。事後觀察也一目瞭然,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裡的官僚體制化的社會裡,隱藏的企業家精神,遠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們所能猜測的還要多。然而,一方面人們可能明確指出一些對撒切爾主義幾乎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群體,如受到嚴重歧視的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剛剛討論過的公共服務部門成員,另一方面,它以含糊的方式招呼著其餘的人。它是供給前景與一種領導形象和很多人頭腦裡的某一種捉摸不定的不舒服感覺的結合。    
  這樣一來,就提出一個問題,撒切爾主義是否將持之長久。它是一段插曲還是一種新的社會力量?這個問題可能提錯了。有一些插曲具有持久的影響,而撒切爾主義可能屬於這類插曲。撒切爾夫人已經離開唐寧街,但是,在大不列顛還將長久地感受到她的影響。她打破了「階級結構」(它們毋寧說是等級結構,如果不說是種姓結構的話)和社團主義的英國式的奇特結合。同時很多其他的東西、包括公民社會的一些部分也被打碎。另一方面,在美國,裡根時代的撒切爾主義使很多人緬懷傳統的、美國的價值。(與撒切爾夫人的論斷相反,這甚至也不是維多利亞時代或者任何其他時代的英國的傳統價值。)後來,那裡甚至有一種黨派的意見一致,使得民主黨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成為美國夢想的代表。在像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裡,情況就不那麼明朗。撒切爾主義的比較溫和的形式,使社團主義的結構保持得完好無損一些。    
  不過,90年代初期,不僅撒切爾主義的大多數先鋒人物離開了職位,而且有很多跡象表明,在過分強調供給之後,將會重新把應得權利問題推到中心位置上。裡根總統的繼任者談到一個「比較友好的、比較溫和的」美國,而撒切爾首相的接班人甚至在談論他對「無階級的社會」的夢想。到處都可以看到,在撒切爾主義意義上的更多的選擇機會,一般都是為少數派創造更多的選擇機會。於是就提出問題,舊的多數派是否又重新在貫徹自己的意圖,並宣佈社會民主主義的另一個插曲已經開始,或者是否一種新的自由黨人的激進主義正在揚帆啟旋,開闢航道,這種激進主義接受更大的供給多樣性的收益和為有進取心的人創造更廣闊的迴旋空間的收益,同時把政治注意力瞄準新的應得權利問題。    
  如果說撒切爾主義是一種英國的特殊現象,那麼,綠黨則尤其是德國的現象。誠然,在很多歐洲國家裡都產生了綠黨,而歐洲議會裡的「彩虹黨團」則給那些穩固的政治集團以思考。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綠黨只不過是把一種社會運動變成為一種政治組織。社會運動的淵源就在於人的社會地位的巨大不平等,即在於一種很多人共有的興趣,儘管他們在其他方面十分迥然而異;這就是對營造一個可接受的環境感興趣。因為環境遭受各種威脅事關一切的人,所以為抵禦環境破壞的一個「政黨」本身是一種矛盾。這個政黨既未因此變得不具有現實性,也未因此變得更不具有必要性,然而,這意味著,最後必須得到多數,才能限制毫無顧忌的生產和毫無顧忌的消費所造成的危害。多數派階級是不容易動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有一些組織和方法,它們將會仍然被視為一樁麻煩惱人的事。然而最後就沒有什麼理由,為什麼一種有效的環境政策不應該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日程上找到它的位置呢,就如現在偶爾已經發生過的那樣。    
  但是,德國的綠黨企圖把生態與兩種其他的利害關係結合在一起。綠黨變成了為被異化的少數而設立的總組織,而且它們把那些想瓦解多數派階級的整個「體系」的人都聚集在自己身邊。屬於前者的有重要的社會運動,如女權運動和為社會邊緣群體爭取權利的運動,直至兒童保護者。他們之間的聯合是困難的,因為女權主義者們最終不會滿足於讓一個小小的政黨來代表她們的事業,而兒童保護者們則會讓這個政黨陷入相當明顯的尷尬境地(猶如與所謂的瘋狂的左派〔loony  left〕類似的團體與英國工黨尤其是在倫敦曾經幹過的那樣)。這就只剩下對於綠黨來說在有一段時間起決定性作用的「原教旨主義的」一翼,它恰恰是把自己描寫為要消滅一切政黨的政黨。在這裡,核心是企圖在社會裡,也就是說包括在綠黨裡,瓦解一切固定的權力結構。為達此目的,有關「基層民主」教科書裡的任何花招都被無所不用其極。人們回憶一下:擔任職務者要定期「輪流」;無論如何,他們要服從對所有成員敞開的大會的命令性授權;這類大會經常舉行,而且大會將變成為地地道道的家庭節日,人們帶著孩子,帶著家養動物,等等,參加大會,好不熱鬧。    
  在80年代,生態學、少數派和民主化的結合在德國相當流行,尤其是在各大學城裡,在那裡,20%或者更多的選票投給了綠黨的候選人。哪怕撇開整個運動的明顯中產階級的——如果不說是學究派的——性質不講,對此,還可以舉出若干原因。原因之一已經談過。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膨脹的大學的那一代畢業生,在公共服務機關裡找到了他們的職位,因為當時公共服務機關也類似地迅速膨脹,但是,接下來的一代大學畢業生發現這條道路已經封鎖起來。在70年代,由於國家限制財政支出,公共服務機關的膨脹也戛然而止。同時,公共服務機關的很多職位毋寧說是由青年人所佔有,他們還可以在位20年或者更長。這種封鎖導致失意和異化。我對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失業沒有作過專門的探討。只要這種失業會產生一些積極分子,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於一般失業的影響。它也產生了一些「永久的大學生」,他們多年遊蕩、掛靠在那些大學裡,也和產生了一些其「替代性的生活作風」實際上僅僅是一種深度貧困的形式,也正好產生了綠黨。    
  不過,這種狀況持續不長。接下來的一代人要麼根本不上大學,要麼不在公眾服務機構尋找職位。這不是證明綠黨不穩定和最後很軟弱的惟一原因。它的某些成員認為大的政黨能更好地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準備被吸納而加入這些大黨。另一些成員毋寧說屬於議會之外的社會運動,而不是屬於議會裡的各政黨。原教旨主義者終究無法逃脫「寡頭政治的鐵的規律」。在他們建立一個政黨之前,他們要是讀過羅伯特·米歇爾的著作該多好啊。組織具有某些前提和後果,這是誰都未曾逃脫的。與撒切爾主義相比,綠黨更加明顯地是一種插曲。反過來,這並不意味著這段插曲沒有任何後果。不管是否作為政治黨派,在很多國家裡,綠黨改變了政治日程。而且,他們還把「後物質實利主義的」價值觀念的一種因素,引進到政治的思維裡去。這也許甚至是他們的最持久的影響。    
  也就是說,這就是90年代初期西歐、即在歐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景象: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氣氛,大多數的政治黨派代表著這種基本氣氛;有些插曲性的嘗試,企圖通過革新和企業家精神、或者通過基層民主和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擺脫大的意見一致;從80年代占主導的以供給為取向平緩地轉向一種更加強烈地意識到為所有的公民爭取應得權利。這就是一切嗎?氣象學家們喜歡開玩笑,說最可靠的明天天氣預報總是,天氣將與今天完全一樣。社會學和社會的情況可能並無兩樣。面對作為社會氣候的特點的一直持續長久的高氣壓,這也許並不太壞。高氣壓已變低,也許這會特別引人注目。人們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數派階級喪失其自信,並且愈來愈傾向於保護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政治力量已經合乎邏輯地智盡能索,無計可施了。已經不再信任選民了;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經常改變政治信仰的選民。空氣中已經瀰漫著變化的氣味,卻搞不清楚氣味來自何方。    
  粗略看來,社會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形勢就是這樣,1989年革命把另一個歐洲即屬於經互會的歐洲國家扔進這樣一種形勢裡。這次革命從波蘭開始,經過匈牙利、當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最後甚至到達阿爾巴尼亞、大俄羅斯和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它是一次雙重的革命,荒謬的是,它十分接近馬克思的理論,因為這次革命同時為了爭取應得權利和供給。佔據最重要領導職位的特權階層的壟斷服務於捍衛特權;這種壟斷同時壓制現代市場經濟的機會。壟斷必須打破,以便為所有人確立公民權利,並且同時解放一種由首創精神和激勵推動發展的經濟的力量。至於如何安排才能達到這兩個目標,當然無人知曉;革命的活動家也好,應邀觀看的觀眾也好,都很少知道有什麼藥方。他們僅僅知道,該進程應該把他們引向何方:即引向歐洲,同時,歐洲這個概念成為一切值得追求的東西的代名詞,也正是成為那個創造了自由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世界的代名詞。    
  已經指出,那個更大的、1989年之後甦醒過來的歐洲正在經歷著罕見的背道而馳的傾向。它的東部正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西部正在日趨一體化、逐漸統一。一方面是相對於經互會來說,另一方面是相對於歐洲共同體來說,這是肯定無疑的。然而存在著一些更為深刻的矛盾,而對未來的挑戰就在於此。在從前的共產主義的歐洲,很多東西正在瓦解;一種舊的政府制度及其結構正在讓位於一種混亂不堪的、有時幾乎是失范的公開性。在較為幸運的西方的歐洲,即使在80年代以後,一個巨大的難題仍然在於僵化的傾向,在於韋伯所說的依附順從的外殼的威脅。在東部,整個政治突然都變成為憲法政治,憲法政治十分確切具體地與爭取實現自由的憲法、與新的公民社會的契約息息相關;在這背後,是渴望一種正常的政治,在正常的政治裡,並非總是涉及一切,涉及整個自由,涉及整個財富。在西部,整個政治似乎是正常的政治,然而,重新提出社會契約的問題,即重新提出一種自由的秩序的最低條件問題,亦非偶然。    
  至於有組織的歐洲,反向發展問題比初看起來也要複雜一些。西部的歐洲,無論如何,歐洲共同體的歐洲,是一個供給的歐洲。歐共體作為共同市場而開始,它幾乎沒有超出這個目標。它的法律框架首先還是與增加供給的前提息息相關,即與競爭和相同的起跑點、而且往往也與對外保護息息相關。與此相反,東部的歐洲在尋求一個應得權利的歐洲。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其民主化的時代那樣,它也在期望其餘的歐洲人提供憲法的保證。這一方面在歐洲理事會裡雖然有些苗頭初露端倪,但是,並非在歐共體之內。在民族之外,也缺乏一項能令公民權利和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契約。    
  這並不使得通往自由的艱難道路變得容易行走一些。這條道路至少有三種要素,它們並不是由於演變的潛在的影響而結合的。而這些要素同時是生存機會的三個部分,因而也是自由的支柱。首先,要創造可靠的應得權利結構。這包括整個一攬子要求,即一部在其所有部分保障公民身份地位的憲法。民主和法治國家,這就是流行的慣用語。其次,要創造供給增長的前提條件。這僅僅部分是法的前提條件,如財產的私人所有制,契約法,銀行制度和交換的遊戲規則。更大的部分涉及到那個激勵和首創精神的世界,它要求人們要有那些被共產主義系統壓制過的美德。市場經濟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形態。    
  民主和市場經濟這兩大支柱本身,各自都是對它們的建築師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明顯挑戰。而且,它們的相互關係猶如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一樣,是錯綜複雜的。一個顯然的困難在於兩種發展的不同的時間視野。至少在形式上,民主的結構可以在短期內創立;但是,一種運轉正常的市場經濟要求有好多年的時間。此外,這些年是以一種痛苦的經濟滑坡開始的,是以淚谷開始的。其中有很多希望會落空。難道民主和市場經濟到頭來幾乎沒有比高層特權階層的社會主義好一些,或者甚至更糟糕嗎?這就是自由的第三支柱即公民社會經受考驗的時候。它在新的民主國家裡特別困難。它的穩定化所需時間比經濟的穩定化還要長。因此,人們抓住其他的、似乎更加方便的根系聯結。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四處蔓延;有時人們也呼喚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出來治理國家。    
  90年代初期,在屬於新歐洲東部和東南部的國家裡,都存在著所有這些難題。每一個國家都試圖以它自己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那裡還沒有站得住的政治結構。革命時代的聯盟和論壇只能維持一段時間;另一方面,歐洲其他地方的政黨尚未具有現實的基礎。它們很可能會以變化了的形式出現,然而只有當基本的結構也接近西方的結構時才會出現。難道東部的中歐、其他的新的民主國家必須彷彿以快速鏡頭重演在本書裡所敘述的整個歷史嗎?難道它們的目標在痛苦結束之際也是多數派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一致?多數派階級的成員大體上講能夠在現有狀況下滿足他們的生活願望。    
  90年代初期,人們在歐洲再也不能談論漫無頭緒、撲朔迷離了。形勢異常清楚;只不過它極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對事物的舊的無把握性外,又增加著一種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無把握性。在歐洲的一部分國家,情況總的來說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勢很可疑。在歐洲的另一部分國家,各種社會做著相當可觀的努力,試圖走出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困難幾乎是無法克服的。沒有一個總體框架可以幫助把絕大多數人的最大的生存機會處處都推向前進,沒有一個有組織的框架,即沒有一個同時既承擔保障公民權利的義務又承擔保障供給的多樣性的歐洲共同體。於是,是否至少有一個思想的框架,即一種這個工程能夠賴以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論?這個問題變得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2.自由黨人的議程    
  在這裡,事關對本文的分析性結論再補充規範性的結論。這裡所指的是20世紀結束之際一種自由黨人的政策的若干原則。為什麼用「自由黨人的」這個詞?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英國人固有的審慎說道:「如果人們是作為政治動物出生的,那麼,不參加任何政治黨派是極其不舒服的;這樣做是冷冰冰的、孤獨的和毫無意義的。」作為保守黨人,他不能認識自己。「這樣做既不會使我快樂,也不使我感到刺激或者鼓舞。」在某些方面,工黨更加令他滿意,然而,如果談到階級問題,他就發現自己是「在受教育的資產階級的一邊」,無論如何,在「這樣一個黨」裡沒有他的位置,「這個黨憎恨現存的機構,並且相信,只能消滅現存的機構,才能產生很多好事」。那麼,還剩下什麼呢?「我傾向於堅信,自由黨還一直是為了實現未來進步的最好的手段,如果它有一個堅強的領導和正確的綱領的話。」這是一個真正的政黨,還是最終只不過是一個想像的政黨呢?凱恩斯對此往往避而不答,無論如何,在1925年說上面這些話時,他未置可否,雖然1938年他在一封信中寫道:「自由黨是引力中心,因此應該是進步力量的一種新的聯盟的重點。」    
  在某些地方,我也曾說過和寫過這類話。凱恩斯認為,不參加任何組織又搞政治是毫無意義的和孤獨的,他是對的。厭惡各種組織包括各種政黨的寡頭政治和官僚體制因素,直至厭惡毫無作用的原教旨主義,也沒有多大意義。然而,這裡草擬的日程不得視為替某一個特定的政黨制訂的綱領。毋寧說,在這些日程的背後,蘊藏著一種希望,期待能產生一個激進自由黨,不管是從現存的各種政治組織的影響範圍內產生也好,也不管是作為歐洲的超脫舊的邊界的首創也好。    
  懷抱這種希望的原因在於所牽涉的問題處於憲法的級別上。我們至少需要社會契約的一種新的等級。我們馬上還將討論這種措詞的準確意義。當凱恩斯1925年草擬他的自由黨人的綱領時,他區分了五種日程要點:「和平問題」(和平主義),「施政方式的問題」(國家多參與,但是,通過「社團」實行分權),「性別歧視問題」(婦女解放),「毒品問題」(同嗜毒成痛的危害作鬥爭)和「經濟的問題」(「為了公正和穩定而自覺地……控制各種經濟的力量,並且予以引導」)。這裡與現實的題目有著顯然的、甚至令人驚愕的聯繫。「性別歧視問題」和「毒品問題」,至少既與本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也與本世紀20年代有關係。然而,目光所注視的方向也有所改變。凱恩斯的「新自由主義」今天對某些人來說似乎毋寧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更多的參與、社團主義、自覺控制和引導經濟,並未放到90年代的一種自由黨人政策的日程上。不如說,這在其核心是企圖用一種最大限度的無計劃現實來填充一種最小規模的憲制構成結構:即在一種簡明而有效的國家憲法之內,建立一種富裕的和多姿多彩的公民社會。    
  自由黨人日程上的各種問題就產生於這種意圖。這是一些政治制度問題(面對時代的社會官僚體制的威脅,如何才能解決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現代政治的難題呢?),應得權利問題(如何才能解決80年代這10年供給的遺留問題呢?),機構建設問題(公民社會如何才能既反對失范的傾向又反對原教旨主義的傾向而使自己站穩陣腳呢?)以及世界秩序的種種問題。在這一節裡,應該談談前三個問題,關於世界公民社會,則應該在專門的一節來談。在分析這兩部分自由黨人日程之間,我將嘗試著以講話的形式,向年輕人談談關於行為舉止和態度的問題。自由黨人的綱領將以一節對方法問題的論述而結束,這一節將把我們帶回到凱恩斯那裡去,同時帶出本論著的中心思想:激進自由黨人應該如何著手採取政治行動?激進自由黨人不相信制度的改變和革命,然而,他也不僅想讓國家這艘船隻在歷史的無邊無際的大洋裡,勉強浮在水面,他要求比這還多。於是,他應如何採取政治行動呢?現在必須做的,是戰略性的改革。    
  因此,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在一般的情況下,憲法政治的原則性問題是不應該拿來討論的。如果它們被拿來討論,那麼,(用莎士比亞的話講)丹麥國家有些腐朽了。儘管歐洲新的和較老的民主國家面臨的挑戰可能極為不同,它們在嚴肅性和緊迫性上也很可能十分不同,90年代初,在它們裡面,統統都有些腐朽了。在歐洲東部和東南部從極權主義和上層特權階層統治的漫漫長夜裡覺醒起來的民主國家裡,從一開始就必須制訂它們的憲法。有些較老的民主國家,首先是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還一直身陷於官僚體制的停滯和社團主義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在諸如意大利或日本這樣的國家裡,自從40年代以來,還未曾實現過由於不同的政治局勢而進行無暴力的政府更迭。英國和美國這樣經典的民主國家正在尋找一些遊戲規則,以從根本上遏制政治領導和政治階級的過分行為。    
  面對這些問題,面對一個簡明的、集中到必要限度上的國家憲法的已經解釋過的基本意圖,至關重要的是提醒人們記住自由的憲法的第一條原則,它是這樣說的:在一個帶有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最重要的是使錯誤的代價盡可能小。這聽起來起初可能會令人感到陌生,但是,具有很多實際的後果。這裡談的是舊的不確定性,即人事的基本的不確定性。沒有誰知道全部的答案;至少沒有誰準確知道,哪些回答是正確的。因此,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防止讓答案教條主義化。壟斷的統治,專制的也好,極權的也好,往往危險地把一種錯誤提高到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倘若占統治地位的觀點及其代表們不會受到挑戰,而且在必要時他們不可以被取而代之,那麼,代價就會加大。通過把演變的可能性植入國家、經濟和社會制度裡,錯誤的代價就會被壓低在微乎其微的水準上。    
  正如人們將會注意的那樣,這是在樸實地應用波普爾的觀點。它也表示用我們的概念想像,可以把稱之為政治的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東西統一起來。所有這三件事都與錯誤的代價息息相關。民主的意義是創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難而罷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場經濟的意義是把供給與需求和不斷變化的偏好這兩者聯繫在一起。公民社會的意義是讓很多群體都能呼吸到空氣和發揮作用,以至於任何一個集團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和詹姆斯·麥迪遜分別是這三個命題的理論家;其他人追隨他們,並且繼續發揚他們的思想;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現在卡爾·波普爾身上。    
  誠然,錯誤代價最小化的原則,說起來容易,實現起來不容易。對教條的訴求是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惡習,這種惡習的產生是因為人要尋求保護和確定性。人恰恰不是天生就有自由主義素質的,而是恰恰相反。亞當·斯密描繪了商人有著聯合為卡特爾的天然傾向。形形色色的政治社團主義也都導致教條主義。甚至在公民社會裡,也總是一再有取消在各種聯盟裡的現存的多樣性的傾向,曼·奧爾森在論述「特殊利益集團」時對於那些聯盟作了生動的描寫。因此,只有經過文明化,人才變得具有自由主義的素質,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些機構。在這裡所談的是要解決那些從我們已經借助馬克斯·韋伯描寫過的現代政治問題中所產生的任務。    
  其中的兩項任務首當其衝:它們是一部簡明的國家憲法的核心組成部分。第一,必須有可能進行革新。這就要求要有機構的靈活機動性,不過,首先要有領導。對於採用所有群體的比例代表制的議會黨派民主是否會促進革新,人們不得不懷疑。政治進程的明顯的法律化也可能導致停滯,因而導致危害自由的憲法。在這裡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恐怕不會有巧妙的解決辦法;然而,執政者們要有明確的職權範圍(政策方針、權能、總統制),而且國家要有一種促進多數的選舉法,這兩者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民主的後援(正如我們已有有點兒拗口地稱呼那樣)必須能夠運作,也就是說,必須能夠監督執政者和吸納公民及其各種組織的衝力作用。在這裡,明確的權力分立,首先是立法和行政權力的分立,是很有意義的。政黨是否還能令人滿意地為民主的後援作出它們的貢獻,這個問題常常被提出,因為政黨的現狀不僅令它們的選民失望,而且甚至也令它們的黨員失望。一方面同利益集團的四分五裂相比,另一方面同全民公決的民主相比,代議制的黨派政府的各種優點是很大的,但是,它們要求一種尚不能看到的各種政黨的轉型,也要求實現輿論媒體的獨立性和多樣性。    
  這就足夠了嗎?肯定不夠。對確定性之渴望的文明化,永遠不能僅僅通過機構來實現。在90年代伊始,在某些國家裡,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像重新活躍在概念的規範意義上的政治文化那樣重要。私人的權力要求到處滲透到公共機構裡去,而且往往同極端的逐利行為相結合。以交易姿態出現的政治(如在美國),或者自稱為政治的交易(如在英國),距離黑社會的傳播擴散(如意大利)並不十分遙遠。必須發起一次道德的攻勢,才能賦予簡明的憲法以意義,甚至才能賦予它以合法性。道德攻勢將不會來自政治進程的一般的代表們。毋寧說,它要求一種公民的躁動不安的要素,而且為了打破保護主義和卡特爾化,這種要素一般也是需要的。使得這種躁動不安出現是一切熱愛自由憲法的激進分子的首要任務。它要求有獨立思想的人結盟,與其說要求結合為一個政黨,不如說,要求組成一個自由黨人的俱樂部。在這裡,自由黨人的日程不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日程,而且,也不能是多數派階級的日程。    
  在自由黨人的議程上的第二組問題涉及到應得權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過的那樣,應得權利僅僅是社會選擇的一半。這裡也包括的提供廣泛的供給選擇可能性不僅僅作為另外的一半,而且提供廣泛的供給可能性在任何時代,也是自由黨人行動的一個契機;自由黨人從來不是供給的反對派。然而,90年代初期,應得權利處於中心位置。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在於80年代供給政策佔有異常優先的地位,至少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裡如此,而與此相聯繫的就是對應得權利的忽視。另一個原因在於1989年的革命,革命雖然涉及經濟的增長,但是在其核心,是涉及公民權利。這兩個原因在第三世界的窮困及其必然性當中結合在一起,在論述與世界社會相關的段落,還將再次談到第三世界的貧困及其必然性。    
  1989年的革命首先給予貫徹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新的迫切性。一個歐洲自由國家的共同體,必須是一種公民權利的共同體,在其中,至少《歐洲人權公約》的原則要成為直接適用的法。同時,必須對基本權利作精細的和狹義的理解,首先是作為個人不受侵犯的權利和自由活動和行動的權利來理解。    
  然而與此相關,有一項還要艱難的任務,這就是要避免返回到部落的生存及其對內和對外的不寬容之中去。把這項任務作為捍衛少數人的權利來描寫是不夠的。毋寧說,重要的是保持、在許多場合則是要創立一個那些不同人種、文化、宗教屬性的人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參與機會的共同體。也許,尋求同質性、即尋求在其他同類人當中生活,與那種尋求確定性和保護一樣,也是屬於人的天生的惡習。因此對於自由黨人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要堅持公民權利只有在異質性之條件下接受考驗,並能經受住考驗。不同文化的人在異質的民族國家裡擁有平等的基本的應得權利,這是文明的一項重要成果。反對一種狹隘的、排他性的和幾乎往往是播種暴力的社會觀念——根據這種觀念,人在相同的人之中生活會幸福一些,實現這種異質的民族國家,這可能是90年代初期自由黨人的最困難的任務。此外,它具有直接實踐的意義:只有這類國家才應該吸收到歐洲的——和在廣義上自由的——國家的共同體裡,這個共同體業已證明了它能夠為不同文化特點的人保障一種平等的基本身份地位的意願和能力。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裡,新的應得權利問題首先表現在社會方面。它們與多數派階級把一些人排斥出他們的社會的整體、或者至少把他們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的傾向息息相關。倘若人們想要一個簡明的憲法秩序,那麼,這裡就會提出一些困難的問題。關鍵並不在於拉平所有人的實際社會地位,即並不在於建立一種旨在平遏社會差異的收入轉移支付制度。但是,關鍵是保障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政治共同體、(勞動)市場和公民社會生活,這類機會彷彿構成人人都賴以立足的共同的基礎,儘管某些人由於他們在社會競逐中的成就或者運氣,可能高出這個基礎。    
  在這裡,有一個例子比一切理論都更加有說服力。我們就拿由長期失業者和受到種種歧視的人組成的新的下層階級為例吧。對於自由的憲法來說,他們的這種生活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怎麼辦呢?解釋「勞動的權利」或者諸如此類的做法,於事並無多少補益。實際上,這樣一種「權利」總是令人懷疑的,但是,它夾雜有一種怪味,如果不是說有強制勞動的怪味,也有逼人工作的怪味。我們所需要的,毋寧說,是實際的政治、有運作效力的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的一種有效的混合體。    
  實際的政治的任務當然將會是有爭議的;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現。根據情況,也就是說,只要勞動社會還決定著人的生活狀況和自尊,這項任務的目標就是為存在著淪落為下層階級危險的人,開闢通往勞動市場的道路,同時又不把他們變為「有工作的窮人」,有工作的窮人雖然有一個勞動崗位,但卻不能因此而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這聽起來似乎無法解決,然而並非如此,如果我們嚴肅對待工作再分配的想法的話。較為靈活機動的勞動條件,多種多樣的勞動合同形式,還有縮減超時加班工作,這些都是必要的。這類措施對勞動社會的成員們有著切膚之痛,但是,它們對於維繫社會的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同時,僅僅有它們是不夠的。至少對於「貧民窟的下層階級」來說,已經證明僅僅存在勞動或者培訓場所的可支配性是不夠的。在這裡,應得權利的藩籬導致了一種更加頑固的封鎖。想要鬆解這種封鎖,國家的措施原則上講可能是不夠的。無論如何,美國在這方面,積極的個人和團體(我在上面談到了一種魅力有限責任公司)的作用業已證明是有效的。同時,基金會、教會團體、各種情況下的志願者承擔一些任務,而倘若由公眾機關承擔它們,就不能獲得類似效果。運轉良好的公民社會,哪怕沒有集中計劃,也不會把任何人置之門外。    
  但是,這總還是不夠的。還有那些跌倒或者被排擠出共同的立足基礎的人如何維持生計的明明白白的問題。不能聽任自流、讓他們自生自滅,這在今天已得到廣泛的承認;因此,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大多數國家裡,他們是社會救濟的接受者。然而,社會救濟按其構想和方法往往不是在一個文明化了的社會應有的東西,即不是一種賦予自由的公民的應得權利。有一種替代通常救濟方法的辦法,這就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這種基本收入可能特別有效,如果把它與稅務制度掛鉤的話,即作為負所得稅提供。這當中,所有公民的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在其額度上同勞動收入可能會有競爭,這並不十分重要,它是無條件的,也就是作為公民身份地位的一部分提供的,而這才是更重要的。事實上,這樣一種收入應該不受政治風氣的強制,猶如選舉權或者輿論自由權一樣。它應該是簡單的,透明的,而且是可以追索的,應該是個人不費很多官僚體制的麻煩就能獲得的。    
  這還不是預先規定一項法律草案。但是,它卻指出一種福利國家的概念,這種福利國家已經變成了社會國家,因為後者是建立在人人享有共同的公民權利的原則之上的。早在1942年,威廉·貝弗裡奇提出他的著名計劃時,這就已經是他的激進的思想。一切公民都應該「〔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夠維持生存為止,而且是作為權利,不必接受需求審查,以至於個人能夠在此基礎上自力更生地從事建設」。貝弗裡奇十分強調這種福利金的另一方面,即保險的方法(「福利金作為繳納費用的回支,而不是由國家免費支付,這就是人們在大不列顛想要的東西」),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普遍性原則(以及交費和福利金的非比例性原則)對於維繫和團結社會的力量。今天,我們必須重新強調這條原則。惟有它能引導我們擺脫形形色色的令人沮喪的問題(「他們理應得到幫助嗎?」),擺脫耗費財物的機制(「福利官僚體制」)和擺脫管束人的企圖。社會國家是指一個文明化了的社會的一切公民應有必要的最低機會,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並不取代作為旨在以幫助促進自助的公民社會,它也不否定人們有權自為地走一些既不受國家監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至少為這種初步設想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    
  自由黨人議程的第三組問題初聽起來虛無飄渺,模糊不清;我曾經談到過機構建設任務問題。事實上,這個任務深深地打動著自由黨人的心靈,牽涉到他們對待法治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態度。有一種諸如「溫和的」或者「軟弱的」自由主義;前面偶爾也談到過它。這些形容詞說明了一種政治態度,它願意把各種原則相對化,直至它的原則性特點完全模糊不清。「溫和的」自由黨人總是還能找到一種開脫罪責的理由,以說明為什麼有些原則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人們卻聽任其發生。這部分地乾脆是一種思想態度,或者哪怕僅僅是一種思維和講話的方式,這種態度或方式在一些人當中很容易形成,他們維護一種文明化的討論,因此並不期望其他人違背暗含的行為舉止慣例。「溫和的」人很好,「強硬的」人不好。不過這裡,我部分考慮的是一種對待那些與失范的「無法律的空間」息息相關的準則的明確態度。刑法的改革為警察、法院和監獄的人道化作出了貢獻。然而,它在有些地方超出了自己的目標,它把一切違背規範的行為都歸咎於「社會」,社會成為無名的責任者,直至最後不再是由罪犯承擔罪責,而是由受害犧牲者承擔罪責。有些「無法律的空間」,如對青少年犯罪的處理或者有罪釋放,是某些改革的後果,改革的意圖是讓法律人道化,但是,它們最終卻導致了機構的瓦解。凡是在行為規則被大肆淡化、使得不可能強制遵守規範的地方,處處都發生類似的情況。對於某些人來說,「自由黨人的」這個詞,從根本上講已經變成了一種對待規則和規範採取懈怠態度的同義詞。    
  在自由的名義下,不可能有比這更大的錯誤了。一方面是機構的鬆懈,根本運轉不了。誰要是認為,我們生活在、或者應該生活在一個和睦的、田園牧歌式的世界裡,猶如盧梭的愛彌爾,在他的詞彙裡,「甚至連『聽從』和『命令』這些詞都被排除,不如說,還只剩下『義務』和『責任』這類詞」,那麼,他也許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正處在霍布斯所描寫的兇惡殘忍的世界裡,那裡進行著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人們生活在「經常不斷的恐懼」之中,不言而喻,那裡也「沒有社會」。如果我們不是堅持要設置機構和制度,那麼,我們將很難找到其他的穩定的淵源。進而言之,機構和制度設置是擴大所有人的生存機會的惟一的工具。人們也許可能想像一個工業社會之前的安樂園,在那裡,少數幾個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著過於富足的供給,儘管甚至連17世紀和18世紀的偉大的政治理論家對於這種情況還指出,倘若沒有財產制度,因而沒有資產階級國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許少數人的財富將不會持久。肯定無疑,應得權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們既要承認規範和制裁,也要承認創立和維護準則和制裁的行政機關。    
  這樣一種主張建立機構的制度自由主義有著種種實際的後果。它們一方面在於在這些考慮裡所暗示的態度。與各種機構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輕率態度是有代價的;這就是自由的代價。然而,「懈怠的」或者「溫和的」態度並非是輕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這樣一種危險,即對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喚採取新的規範來反應,也就是過分規範化的危險。各種官僚體制的現代社會,不僅在社會立法領域裡過分規範化。法律太多。要複述這個陳腐的道理,老生常談,人們實在有些猶豫不決,因為太多的議員候選人贏得選舉的勝利,僅僅是為了在兩年之後能驕傲地向他們的選民報告,在他們的參與下通過了多少項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規範氾濫仍然是重要的。除了減少經濟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項減少法律規定的具體綱領,是值得自由黨人灑下汗水的。    
  這背後蘊藏著進行最優規範的思想。人們肯定不能一勞永逸地確立最優規範;然而,人們可以找到一些具體個案賴以衡量的原則。今天人們樂於稱之為「辯論」的東西的良好意義就在於此:必須說明制訂必不可少的規則的各種理由。人們必須從它們的目標和意圖來重建各種機構和制度。法律又必須與法律的精神相結合。近來,首先是那些政治經濟學家為對這種辯論作出了貢獻,他們認識到,「實際上,關鍵在於機構和制度」,因此,他們試圖「幫助作為最後監督其自己的社會制度的公民的個人,持久地尋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務於其目的的政治遊戲規則,不管這些目的是什麼」。    
  如果供給派經濟學家要處理應得權利問題,那麼,他們最好是洗耳恭聽。經濟學家這樣做並非總是輕而易舉的。首先,他們——例如哈耶克,不過也包括布坎南——傾向於在尋找彷彿永恆的遊戲規則,而機構和制度的最佳狀態本身卻在發生變化。在第一次提及這個題目時,我已經強調過,根據我的理解,社會契約本身是一個歷史的題目。在發達的社會裡,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它的內容不是1925年凱恩斯所理解的同一個內容,更不用說是1690年約翰·洛克發表他的《論文》時的同一個內容了。    
  然而,新的社會契約的核心是什麼呢?今天,機構和制度建設意味著什麼?回答是簡單的,至少在理論上是簡單的。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於識別和確認規則和規範的基本組成部分,基本組成部分應該不受一般政治風雲變換的擺佈。「『遊戲規則」這個詞對於這個基本的組成部分幾乎太過於小巧玲瓏了。為一切人實現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屬於此。保證毫無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規則也屬於此。更為困難的是,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的基本規則也屬於此,即諸如建立一家銀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響,決定貨幣的數量和價格,或者保障各種組織擁有至少有限的自治,這些組織雖然需要國家的資金,但是,並非真正的國家機構。有關中央銀行獨立性或者大學自治的,公眾辯論的重要意義就在這裡。    
  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發展公民社會的總框架。公民社會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對各種機構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說明它們的最佳數量和質量,終究僅僅是人在群體裡和社團裡、在企業裡和各種組織裡的獨立活動的前提條件。在它們當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級別,因為它們是促成根系連結的。這可能是一些教會,但也可能是一些協會,甚至可能是一些企業;在這裡,我們並不是談論某些特定的社團的原則性優先。然而,如果自由的憲法應該是貨真價實的,在機構和制度的總框架裡,各種結社必然會欣欣向榮,這肯定總是如此。因此,機構和制度建設的目的是為結社的產生創造空間。簡明的憲法享有公民對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會的生動活潑的多樣性成為可能。    
  3.一次向年輕人演講的提綱    
  公民社會的題目突破一切界線。它是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猶如生活現實本身。因此,我們在這裡肯定無法徹底挖掘這個題目。然而,它卻引起我們試圖至少暫時中斷對憲法和機構和制度的抽像的討論。如果現實的人正好不是積極分子,那麼,他們在現實的生活情勢裡,終究不是按照政治議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議程安排生活。他們想知道一些他們能夠遵循的價值。在基本意義上的自由就是一種這樣的價值。它就是簡單的、不受禁錮的要求。誰若熱愛自由,他就會想打破任何依附順從的外殼,不管是官僚體制的外殼也好,人的一種不可忍受的環境的外殼也好,還是一種囚犯集中營的外殼也好,都想打碎它。政治如果調節這種簡單的要求——如果不是說使之異化——即通過把這種要求譯為它自己的制度語言的方式,那麼此時,政治就會失去人們的激情,特別是年輕人的激情。政治理論尤其根本沒有贏得這種激情。人們必須對此甘心忍受嗎?    
  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回答說:「是的。」然而,這個自白仍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無疑,要在年輕人身上喚起對公共事務的熱情,已經變得困難重重。偶爾,我也曾經想過,如果我有機會在一次中學生或大學生畢業典禮上講話,我會講些什麼呢?這歷來就已經是一種藝術,而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要求都高。這裡是一些筆記,它們可能會有助於這種嘗試,也就是說它們是演講的提綱,不是演講本身。    
  什麼東西,值得人們去鬥爭,或者乾脆僅僅是非常簡樸地生活下去?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無論如何,現在不再有簡單的回答了。20世紀40年代,我應當會認為對年輕人這樣講並不困難:為自由而鬥爭吧!使盡渾身解數去捍衛你們已經獲得的東西吧!當時時代的事件和個人生活難解難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人都應當會理解這個建議。在20世紀50年代,這樣講應當是不難理解的:努力工作吧,為此你們將會得到報酬!當時重要的是關心個人的陞遷發跡,和享受擁有第一個冰箱或者第一輛汽車、自己的住宅的樂趣。在20世紀60年代,注意力已經轉移:物質的富裕很好,太好了,但是,還有另外一些更為重要的問題,你們必須關心這些問題!在我為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講準備的記事小條上寫著:越南戰爭,社會變革,民主參與。(我承認,我在60年代的競選演說給了我快樂;當時要是拿去一次中學生畢業典禮上宣講,我幾乎不用作修改。)在20世紀70年代,事情已經變得慢無頭緒,撲朔迷離:結好汽車座位安全帶,要出大騷亂了!這樣一種建議很難使中學和大學畢業生搭乘幻想的翅膀去翱翔。實際上,70年代是一個由一個又一個很精緻的有關走下坡的預測方案組成的時代,不管它們是正在出現的環境災難的預測方案也好,還是有關核戰爭的預測方案也好,還是有關經濟增長極限的預測方案也好。就此而言,這是一個對年輕人發表講話的大好時機。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情況就再也不是這樣了。人們對那種令人壓抑的悲觀主義已經厭倦。因此,1989年重新給予人們慷慨激昂、精神振奮的契機。無論如何,這適用於新的民主國家,但在較老的民主國家裡也得到反響。這彷彿幾乎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回歸。然而,這一表象是騙人的。新的精神快感不能持久,或者也許可以說,許諾新的精神快感的東西的到來,簡直持續太久了。年輕人變得不耐煩了。「推遲滿足」的時代,即節約和等待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引人注目的是,兩種生活方式似乎對年輕人有著特別的刺激,除了它們兩者都是著迷、即癖好的形式外,它們幾乎在一切方面都不相同。一種生活方式是對金錢的癖好,嗜錢成癮。我們已經遇到過蘇珊·斯特朗所描寫的「連續不斷抽煙的年輕男人」,他們在「他們的高樓大廈的辦公室裡,統治著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婦女把她所描寫的「賭賽資本主義」局限在年輕的男人身上,因為很多年輕的婦女在金融機構的新的亮堂堂的世界裡,受苦勞累也不少一些(而且抽煙也並不遜色一些)。清晨很早,他們已經在城市快速列車上閱讀每天的經濟報紙,晚上,他們帶著一個裝滿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輕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期望在他們高等學校畢業一年之後就能拿到教授一樣高的薪金,在幾乎不到兩年之後,就能有高於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時候他們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不過,如果這樣,他們對待網球或慢跑運動的嚴肅態度並不亞於對待工作。他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且準備如同投資他人的錢那樣去投入他們自己的錢。如果有更好的可能性,他們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猶如他們經常一起合併企業和拆分企業、採用新的公司名稱並且讓舊的公司名稱消失一樣。他們的角色楷模是這10年裡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認為,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特朗普(Trump)和米爾肯(Milken)和馬克斯韋爾那樣,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為灰燼。他們首先想賺錢數百萬,尤其因為他們不僅為購買他們所喜歡的東西需要錢,而且他們在尋求成就,而金錢是衡量成就的惟一尺度。他們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新潮企業家,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弄潮兒。    
  這類癖好者的數目相當可觀,雖然他們當中並非所有人到35歲時每年可掙100萬。正如所有攀登陡峭上升的崎嶇小道的人一樣,對於這些癖好者來說,很多人同樣也要在半道上停歇下來,如果不是說摔了下來的話。也許,這甚至也適用於所有那些走在這條崎嶇小道上的人,他們在其生命的某一時刻,不得不預期在飛黃騰達道路上會減緩行進速度,並過渡到慢慢走下坡,而他們的父母在生命的這一時刻,還有可能再作調整,在事業前途上再向前邁出很顯然的一兩大步。早在1987年10月,不過,最遲到1991年這個經濟衰退的年頭,在各種機會裡甚至可能還有一條縫道,人們可以借此帶著一份小小的資產離開資本主義的賭場。對於這些癖好者來說,走下坡路是難以忍受的。對於他們來說,生命就像是一輛沒有制動器的車子,因此,一旦接近危險,就必須加快車速。新的賺錢者本身會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即一些不可能持久的東西,更不用說這種癖癮對身體和精神的副作用了。但是,這個演講所針對的年輕人,將很難會被個人風險所嚇壞。    
  另一種癖癮與其說是有利可圖的,不如說是代價昂貴的。它不是對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癖好,而是對脫離社會、自暴自棄的癖好。在某種方式上,二者是有聯繫的。這裡講一個關於在美國西海岸埋葬一個非常有成就的毒品販子的故事。他的送葬隊伍長達二公里,其中包括很多他的受害者,他們愛他,因為他任意專橫地慷慨大方,這種任意專橫的慷慨大方甚至讓他們忘記他那任意專橫程度並不少一些的殘忍。(母親們也許不會忘卻這些惡行。)比如,他有一次把城裡所有攤位上和雞蛋店裡的食用蛋,全部都購買下來,免費分發;蛋是用美元支付的,而美元是年輕人偷來購買二等毒品「克拉克」(Crack)和其他毒品的。吸毒販毒的場面說明在對飛黃騰達的癖癮和對自暴自棄的癖癮之間的界線:一方面是出售原料並賺取數百萬元的人,另一方面是使用它並為此付了數百元的人,而那些人自己又沒有這數百元。而且,雙方都觸犯了規範,而如果沒有規範,一個自由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脫離社會、自暴自棄的癖癮並非必然由毒品因素誘發。我已經指出下層階級的文化和中層階級的所謂反文化的奇特趨同。二者都是對多數派階級的官僚體制化的世界的抗議。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賭賽資本主義還是同一種態度的一種變化形式。拒絕一種無聊的、似乎不可改變的現實及其各種令人窒息的價值和生活方式,是某些年輕人的優先選擇的共同因素。他們自己的價值問題在於,這些價值在其核心上是消極的。它們把粗野的服裝樣式和髮型與對震耳欲聾的噪音之偏好結合起來(不管這些噪音是打擊樂也好,搖滾樂也好,或者哪怕僅僅是迪斯科音樂也好),而且也與不斷尋找各種手段和途徑結合起來,以便明確地同已經確立了的世界保持距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以具有某種意義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當然,它也根本不應該繼續進行下去;它是一條罕見的死胡同。    
  這也還適用於對比較溫和的形式的癖癮,雖然有些身染這類嗜癮的人在尋找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尋找積極的道路。儘管這聽起來多麼荒謬,年輕人在官僚體制的依附順從的外殼裡,感到茫然若失。他們在尋找責任。80年代的社會運動往往同時追隨兩個目標。首先是直接的目標,人們為此目的才發動社會運動的,比如為了阻止佈置導彈,或者要求婦女們的平等權利;其次是創造一種團結互助氣氛這一潛在目標。德國的綠黨對於他們的成員來說,既是一個家庭,也是一個政黨,它們也有著形形色色的屬於家庭常事的家庭爭吵。一個人通宵達旦地同其他數十個人一起坐在美軍基地前,談論生與死,談論愛情的甜蜜生活和由於熱核爆炸燒灼和癌病引起的可怖的死亡,這就給人以一種有所歸屬的溫暖感覺。    
  我對年輕人的演說顯然沒有表現出真正的進步。為什麼要取笑那些無論如何想嘗試做些別的事情的人呢?在銀行官員的可預計的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會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他結了婚,又得到晉陞,他離了婚,又得到晉陞,他關心孩子們,又得到晉陞,他再次結婚並被迫提前退休,因為他所在的銀行聘任一位年方28歲的精明強悍的青年,被委託負責設法以更少的人員開支,取得翻倍的利潤。這裡有什麼東西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人們恰恰可以預見,這位退休者將會如何縱情酗酒(更糟糕的事情他也不敢干),這樣倒是可以少給他的孩子們以刺激,少讓他們去步他的後塵。    
  至關重要的是找到一種生活,它既不叫做官僚體制,也不叫做癖癮。不,不是「找到」,而是人們必須創造這樣一種的生活。年輕人必須做些有意義的事情。意義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人們所做的事情,必須令人開心,而且,它必須是重要的。    
  「開心」是一種個人體驗的常用縮略語。人們可以用有些誇誇其談的大話來表達同一個意思。有些人高談「自我實現」等等。我認為,如果人們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樂趣,同時偶爾也經受一番良好的滿足感,這就足矣。在理想的情況下,職業工作,或者充實日常生活的活動,能帶來這種感覺,後者無論如何如此。毫無疑問,年輕的金融天才們有時也有良好的感覺。成就會令人開心的。但是,成就可以以多種方式來衡量。有點兒耐心不僅是有益的,而且也屬於大多數成功故事中的內容。遇到有趣的人,會令人快樂。勞動本身可能給人以滿足。辦完某些事情的感覺,也是一種成就感。如果有人出色完成一件事情,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應該讚賞這一點。    
  這一切要說明什麼呢?它就是要說明開心比功名利祿、飛黃騰達更重要。無疑,二者可能結伴同行,雙雙到來。肩章上又增加一顆星會帶給某些人以樂趣。然而,由功名利祿決定的生活計劃,也會出現某些不盡如意的事情。在他最初生活中,——誰還能回憶起?——母親為其早期的天才跡象而驕傲;下一步是他在學校裡取得好成績、很好的成績,這個成績保證他在高等學校裡有了一個位置。在那裡,首先至關重要的又是考試成績;如果考試成績優良,那麼,在一個有名望的組織裡就會有一個職位在等待著他,在這個組織裡,人們可以按部就班地陞遷……人們可以理解,這種生活經歷對於很多人來說已經失去了刺激性。而且,它也奪走了學校和高校教育的一切樂趣,因為在教育裡面,重要的應該是獲得技能和知識,培養創造能力和自由思維,而不首先是關注功名利祿、飛黃騰達。一般的功名利祿在人們開始其生活之前,總會在使人萬般百無聊賴。(它會使大多數人在他們開始做事之時,就變成不應有的老氣橫秋。)因此,一個人應該更早得多就開始擁有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樂趣。    
  這不是一篇為富有人家的孩子們寫的辯護詞。也許,我的建議適用於多數派階級的孩子們,儘管下層階級的孩子們也不僅僅需要一種他們自己並不嚴肅對待的工作,而是需要比之更多的東西。不過,這種辯護的核心是衝破功名利祿思維的禁錮,並且尋找其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開心是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們所作所為必須是重要的。開心是一種個人滿足感;而什麼是重要的,恰恰是由別人決定的。這就把自己的所作所為與別人的價值結合起來。這就界定了事物的意義。這就把癖癮同作為區別開來。    
  在這裡,並非指一些過分的要求。很多東西都是重要的,包括一件裁剪很好的、別人喜歡的衣裳,一項制訂周密的、讓退休人員用有限資金周遊世界的旅行計劃,一部關於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命運的電影。該電影有兩個特別的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它可能要求特殊的和比較罕見的技巧,但是,我聽過年輕人談論做一系列事情的「創造性的」任務,而這些事情是大多數人都能企及的。搞出一些新的東西來了,這並不一定是無與倫比的或者獨特的,但是,人們用自己的雙手或思想所創造的東西對於很多人來說,就是一部分重要的東西。    
  該電影的另一方面在於它與難民有關係。我在這裡不想呼籲建立樂善好施者們的世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世界上的公正相聯繫著,或者毋寧說,與減少世界上的不公正相聯繫著。某些人想要以可以說是抽像和普通的方式進行鬥爭,建立一些組織,參加示威遊行,書寫和散發傳單,這往往是很好的和必要的。另一些人想做些具體的事情,俗話說,要點燃很多小蠟燭,而不是詛咒黑暗,必須點燃很多小蠟燭,然後大家才有機會處於光明之中。直接或間接地幫助改善其他人的命運的工作,不管是作為職業,作為志願的服務,作為業餘活動,也不管作為其它什麼,都特別重要。    
  這種工作也有意義。今天,有些小戲法是有意故弄玄虛耍弄的。有些精明的「思想企業家」,從人們有關在一個毫無關聯的世界裡尋到根系聯結的要求中,發財致富。他們建立了一些准教會的組織,這些組織收取一定費用,通過電視,減輕成員的良心責備,或者也以不可預計的代價,把整個人、往往是年輕人都收買了。「聖人的復歸」同時是很深刻的,往往極為嚴肅,是一種虛假的神明對旅行商人的誘惑。在這方面要區分真假,並非總是十分簡單。甚至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機構的銅綠,也不能保證不受誘拐和蒙騙。也許,最重要的勸告是保持懷疑態度,又不讓懷疑態度蛻變為玩世不恭。有很多問題,我們並不知道答案;沒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可能會有些答案超出我們的日常經驗。「超驗」(「Transzendieren」)是一個對應於「超越」這個詞的外來詞;有一些超驗的答案。也許甚至會有一些人,他們對超驗答案的瞭解比別人多。但是,人非聖賢,人的本性是人沒有不犯錯誤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對我們的生活求全責備。    
  對付一切形式的假神聖的誘惑有一劑藥方,那就是有所作為。因此,對於20世紀90年代,可以這樣歸納我的勸告:天啊,你們做些事情吧!你們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它令自己開心,對別人重要。在這個不完善的世界裡,可以做的事情是夠多的。    
  做一些事情,就是說,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由地聯合其他人而去做一些事情。它將導致出現一個由志願的社團和組織組成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隨後也導致成立一些自治的機構。也就是說,它將導致建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有意義的和重要的生活媒介,是實現了的自由的媒介。但是,公民社會需要有一個總框架。對年輕人演講不必是政治演說,然而,它需要有政治的前提。如果人們仍然被拘囿在社會方面受歧視的圈子裡,或者生活在由一個個人或者一個政黨或者一個機關擅權專橫,對其他人趾高氣揚、東推西搡,那麼,人們就很難做出一些令自己開心又對他人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今天提供給年輕人的選擇可能性,也是以自由的社會為前提的。很多人寧願去探討這些可能性,而不想去研究它們的前提,而誰會為此去責備他們呢!我並沒有在任何地方論證過,說政治參與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或者哪怕僅僅是一種與公民身份地位相結合的義務。這篇隨想賴以為基礎的和我們借助馬克斯·韋伯來解釋的政治畫面,並非是一種積極分子的社會畫面和經常不斷進行政治討論的畫面,而是一種覺醒的公民的畫面,倘若有必要,公民準備捍衛自由的機構和制度,他們對於違反自由機構和制度的原則是很敏感的,而且他們也過著他們自己的——「公民的」——生活。然而同時,對保護這些機構和制度、使之能夠運轉和得到發展,必須有一些人對之抱有極高的興趣。如果有更多的人來做這事,那也沒有錯兒。因為自由的政治永遠不是一種奢侈品。    
  4.世界公民社會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當中,最為重要的事情是幫助世界上迄今為止被忽視的地方的人們,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會的道路。在從前的第二世界裡的後共產主義各國,這是夠困難的。這些國家的居民不僅需要有較大的經濟供給,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應得權利,二者必須在各種各樣的協會和自治機構裡確定下來。政府可能幫助啟動供給的進程;國際組織可能幫助穩定公民的應得權利。但是,其餘的一切都是本國的和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ngos」)的任務。    
  如果說在前第二世界這種進程已經困難重重,那麼,在我們習慣稱為第三世界的各國,初看起來,它似乎無法駕馭。同世界範圍的貧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國和大不列顛城市裡一種下層階級的端倪,反映了一個有限的和一目瞭然的難題。然而,這兩種難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在全世界範圍內,一部分國家的增長使另一部分國家落後了,雖然在這裡,其相對重要性可惜被顛倒了。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社會裡,大多數人日子很好過,只有少數人被排擠在外,但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本身僅僅是人類的少數。整個人類的絕大多數是貧窮的,是享受不到特權的。與對於較小範圍的下層階級相類似,對於他們來說,宏觀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獲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國的一般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並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層階級一樣,國際組織持久改善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狀況的偉大計劃,也都是失敗的。我無意輕率普遍地一概否定這類政策和這類組織。顯然,它們是必要的,而且也屬於整個畫面的一部分。但是,畫面上的各種顏色和效果要用別的方式來確定。這些顏色是由成千上萬人創造的,他們在人們生活的社區裡做些事情,以推動進步。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是各國的原有居民,這些國家往往以損傷性的方式開始進行變革。有些人來自發達國家。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完全值得稱頌的,把一輛運水車,經過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邊境的一個難民營去,或者在蘇丹南部的饑荒地區修理發電機,這恰恰不是在尋常的意義上令自己開心的事情,但是,這肯定是人們必須稱之為重要的事情。    
  簡單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條要做這類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們具有一種更為深遠的意義。在這篇隨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經論證過,除非我們把各國的公民社會理解為通往一個世界公民社會道路上的一些步驟,否則,它們將不會維持長久。這是一個康德的論點。在他的《短論集》裡的某些文章裡,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雖然不像在《批判》裡那麼尖銳,但是,其說服力幾乎並不遜色。我特別喜歡1784年才發表的題為《在世界公民意圖中一般歷史理念》。為了引入衝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裡已經利用了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論據之一。這條關鍵性的語錄容許我們對之重複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個定理)中,康德論證道,「大自然所利用來實現發展它的整個素質的手段,就〔是」在社會裡的這些素質的對抗,只要這種對抗最終變為社會的一種合法制度的原因」。隨後,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際性」的概念,它作為推動力發揮作用,促使人們離開田園牧歌式的樂士,並賦予存在以更大的價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價值更大。「因此,要感謝大自然的爭勝好鬥,妒忌賭氣式的好虛榮,無法滿足的佔有慾或者也包括統治欲!」衝突是邁向文明和最後邁向世界公民社會的進步源泉。    
  康德的論證是直線式的,可信的(雖然一般屬於康德傳統的卡爾·波普爾也許不會贊同所有的論證步驟)。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們就不能說人的行為有著明確的、共同的目的;實際上,我們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亂。然而無論如何,可能在這種混亂中有一種「隱蔽的」「自然意圖」,因此也對整體的意義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讓我們試試去找到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為了充分發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個人類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單一的個體中得到充分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的過程是人在社會裡並且通過社會來完成的事業。(因此就產生了進步的悖論:「較老的數代人似乎僅僅是為較後的數代人才從事他們的艱難的營生」,我們如何才能就此進行辯解呢?)發展的方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過)是衝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對抗」,對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類最大的問題是實現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會,大自然迫使人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人的不合群性推動歷史的發展,然而,它也要求通過各種憲法來約束,即要求一種社會契約。只有當各國都在徹底解決這個任務之時,人類才將會最先完成這項任務。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經歷社會內部的各種革命和社會之間的各種戰爭。不過,最後需要一個世界機構,一個行政機關或政府,猶如過去和現在在各個社會裡需要全國的機構一樣,因為戰爭,甚至經常不斷的戰爭準備,都妨礙著「在社會進步中天然素質的充分的發展」。如果人們從康德關於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設出發,那麼,人們就不得不把歷史理解為是在實現大自然的一種隱蔽的計劃,目的是「為了實現一種內在完善的以及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國家憲法,作為惟一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它能夠在人類中充分發展它的素質」。    
  對於我們這些後生之輩來說,這種啟蒙運動的開明樂觀主義首先毋寧說是令人激動的,而不是很現實主義的。我們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殘暴的政治制度。今天擺在面前的問題是人類是否毋寧說在自我毀滅、而不是聚合為一個世界社會。即使它不是在自我毀滅,那麼對它來說,帶有憎恨和狹隘意識的部落的刺激,似乎比合理秩序的刺激還要大一些。然而,康德在一種更深刻的意義上還是在理的。他甚至不乏自我批判。他的初衷並不在於說明歷史必然會這樣進行,不可能會有別的方式,而是在於詰問,如果我們假定,人們在一個無把握的世界裡尋找更大的生存機會,那應當最好讓什麼事情發生呢。公民權利、公民身份地位、公民社會,是在由於這樣提問而產生的道路上邁出的幾個重要的步子。它們是文明的成果,它們一再受到損害,處處還不完善,不過,它們至少是可能的,因為不管怎麼說,它們在過去和現在,在有些地方是實現了的。然而,只要這些成就與排斥他人的做法相結合,它們就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甚至是支離破碎的。下層階級、第三世界、壓迫少數、對他人進行戰爭、鎮壓持不同政見者和異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則,甚至在捍衛這個原則的地方,也還有這類現象。在這篇隨感裡所理解的自由的道義上的要求,不僅是絕對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著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沒有某個人的真正的自由。啟蒙運動的樂觀主義,我們可能已經喪失;但是如同在200年前一樣,啟蒙運動的要求今天仍然適用。    
  這樣就提出實際的問題:我們如何才能更接近這個必要的目標呢?異質的民族國家有時是為公民社會找到了的、最可靠的總框架。然而,它也進行排斥。因此,必須消除它?如何消除呢?    
  我們必須走的三條道路恰恰不是獨創的,然而是重要的。康德談到過「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法——法治國家——是自由黨人的民族國家最珍貴的要素。問題在於法如何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向前發展,也就是作為概念的充分意義上的法,而不是作為一種所謂的、然而根本不嚴厲的國際法——國際法仍舊是政治利益的百依百順的女僕。迄今為止,這方面僅僅有少數的徵兆。偶爾產生一種超越民族的法的萌芽,例如在歐洲共同體之內。歐洲人權公約,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赫爾辛基文件和聯合國憲章,有助於產生准法律行為的習慣,僅此而已,不少,也不多。至於是否有事實的規範性的力量,尚無確斷;也許,劊子手,也就是負責判決制裁的機關,總是屬於法官。然而,朝著創立一種有效的、國際的法邁出每一步都是受到歡迎的。    
  第二條道路是經由國際組織。國際組織的意義不可低估;前面曾經談到過世界秩序對30年光彩煥發的歲月所發揮的作用。不過,有時也曾指出,當它的保障力量(大國)背棄它之時,戰後秩序多麼迅速地土崩瓦解。大多數國際組織有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弱點。它們是一些「晴天組織」,在形勢嚴峻的時刻,它們就被排擠在一邊。(面對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世界政治事件,即面對東歐的革命,德國的重新統一,海灣戰爭,南斯拉夫衝突和蘇聯的解體,就連歐洲共同體也還是引人注目地失靈。)而且,在它們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它們是——這是第二個弱點——一些供給組織。凡是涉及到豐富的、較廣泛的、首先是經濟上的供給時,它們就能發揮作用,然而,一旦面臨應得權利問題,它們就戛然止步,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就出現這種情況: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其說為貫徹公民權利作貢獻,不如說是它們幫助獨裁者們大發其財。最近在這方面可以感到有些小小的變化。這些變化是重要的。國際組織對於未來的世界政府來說,是一些重要的觀察哨。但是,對於接下來最近的一段時間,它們可通過變為應得權利組織,例如通過把人權的要求與經濟的援助結合起來而變得富有意義。    
  前進的第三條道路再次把我們帶到公民社會,尤其帶到私人的組織。猶如在民族的總架構裡,如果沒有公民社會,政治民主和市場經濟仍將是無本之木一樣,夢想在真空的空間裡的一個世界政府或者哪怕是一部國際法,都是十分不合情理的。(缺少一個歐洲的公民社會是歐洲共同體的大弱點之一。)真空將被非國家的協會填充。幸運的是,今天已經有很多這類組織,它們是沒有國界的,例如無國界醫生組織和福特基金會,一些國際性科學聯合會和經濟團體,如第19條反對新聞檢查和大赦國際等組織,姐妹城市和體育運動組織……這個名單可以輕而易舉地延長,這是建立世界公民社會的可能性的一種良好的兆頭。    
  然而,它恰恰僅僅是可能性。這項工程仍然十分脆弱。並非人人都在閱讀康德的著作,更糟糕的是,並非很多人都想閱讀他的書。他們更喜歡盧梭和黑格爾,首先是喜歡一些更次的作者和蠱惑煽動家,這些人會建議他們接受更加全面的束縛。在20世紀結束之際,世界公民社會的工程首先是提醒人們注意一些必須捍衛的價值。誰想要一種「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會」,他就會發現,政治的極權主義幾乎尚未被克服,他卻已經面臨著原教旨主義的(在錯誤意義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極權主義的挑戰。於是,自由黨人毋寧說是處於守勢。不過,他們的事業值得去為之奮鬥,在本國和在全世界為之奮鬥。    
  5.關於戰略性的變化    
  用一些撼人心肺的話語來結束一本書,是再好不過的;然而,我想抵禦這種誘惑。描繪明天的美好世界是比較容易的;比較困難的問題是人們如何從這裡到達那裡。誰若不想要烏托邦,因而也不要革命,他就必須更加徹底地研究道路及其方向。關於方向,在這一章裡業已作了某些提示。它們部分地提示情緒,或者最好說是提示態度,自由黨人應該以這種情緒和態度踏上征程,部分地提示一些自由黨人必須注意的具體的路標。然而,仍然存在著方法問題。我們已經描寫了替代烏托邦的辦法——但是,什麼是替代革命的辦法呢?也就是說,如何對付在自由黨人議程上的各項任務?    
  用例子來回答這類問題,會比用原則來回答更加透徹。我曾偶爾談到過英雄或榜樣人物的萬神廟,我在這篇隨感錄裡順帶構建了這座萬神廟。並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戰略性變化的直接創造者;康德不是,波普爾也不是。不過,仍然還有很壯觀的一群人。他們當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說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們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沒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適用下列的衡量標準。)他們都有過實際的政治經驗,然而,這種經驗並不持久;大多數不超過一年。人們可能回想起威廉·馮·洪堡大臣所做過的有些事情,例如創建柏林大學,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幾個月的大臣任職期間完成的,人們幾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維爾曾經出任過外交大臣。馬克斯·韋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參加競選魏瑪共和國國民大會議員的資格。誰也不談論威廉·貝弗裡奇當了下議院議員,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貝裡克的那一年,或談論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馬爾羅的工作內閣任職的那一年。約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屆奧地利政府裡擔任財政部長,但他不適於在該政府裡任職。只有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仍然「對政治職務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們借用熊彼特的話來說。誠然,這並不妨礙蒂爾頓的凱恩斯男爵到英國議會的下議院去發表演說,而且也根本改變不了他作為世界上的領袖們的天然夥伴的自畫像,他們在危機的時候不得不呼喚他去幫忙。    
  這一切僅僅是歷史的形式方面:如通過給有權勢者以輔弼,或者至少用白紙寫成黑字向他們陳諫而對他們施加影響的願望。更為重要的是這裡所稱頌的偉人們所提建議的實質。在所有這些有關的情況下,這些偉人同時既是激進的,又是保守的。這些詞語可能會引起誤解,但是它們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這裡涉及的是,他們建議進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來衡量,這些改革都是激進的,但是,這些改革又沒有突破在既定的環境下採取行動的框框,在這個意義上,改革仍舊是保守的。前面曾經用過的「制度自由主義」的概念,表示著類似的方向。同時,這些改革的影響是完全顯然的。我的萬神廟裡的居民們無意改變制度,但是,至少他們當中的若干人,實際上是改變了制度。今天還在討論,凱思斯用他的《通論》是拯救了資本主義,還是破壞了資本主義,或者也許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破壞而拯救了資本主義。這是一種毋寧說是形而上學的討論。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呢?但是,這種討論表明一種要在現有制度的框架裡實現堅定變革的態度,在現代的世界裡,這種態度是一小群出類拔萃的作者和行動者們固有的。    
  此外,這種態度以一種內在的必然性引導人們走向經濟和政治的邊界線。隨著政治經濟學和18世紀的復興,這條邊界線最近成為一個熱鬧非凡的聚會場所。幾乎沒有任何人是比阿爾伯特·希斯曼更好的過境嚮導。他對「退出」和「發言」的區分(語言上起初有些令人驚愕)指出了人的兩種行為方式,借助於此,像「市場失靈」和「國家失靈」這些抽像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運轉,人們往往可能在兩種可能性之間進行選擇;他們可能另謀生路,遠走高飛;他們可能大發牢騷,抱怨訴苦。前一種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經濟的選擇可能性,它意味著人們去參加競爭,後一種可能性,即「發言」,是政治的選擇可能性——人們大聲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興趣的行為方式都涉及到「這兩種力量的結合」,涉及到它們的「難以達到的最優混合」。正如其他的戰略性變化的辯護者一樣,希斯曼對摩尼教徒們是不屑一顧的,不管他們是撒切爾式的「退出」教條主義者,還是綠黨的「發言」積極分子。他所主張的「被人理解的綜合性」是那種保守主義的一種版本,那種保守主義知道,我們極可能只好過著一種必須過的生活,因此,我們對這種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來順受,以便更加堅定地追逐可以達到的目標。    
  希斯曼對概念的選擇有所道破作者的立場,這也許不是十分幸運的。他自己寫到過一個「可憐的傢伙」(一位高等學校的校長),他讀了他的書,並且指出,它是「由下面」寫的。這位可憐的傢伙是對的。政治對於希斯曼來說是「表態」,即抗議,而不是「行動」或者「改變」。他至少喚起這樣的印象,彷彿他是站在受害者、窮人和被踐踏者的立場來看待世界的。他們的命運對於凱恩斯來說,其重要性也不會少一些,然而,凱恩斯從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他們。他總是「從上面」尋找行動的槓桿。同時,只要他遇到一個更大的問題,他的直覺總是十拿九穩地把他帶到那個應得權利和供給相遇的嚴竣的交點上。在他的時代,這意味著,他必須讓政治家們意識到供給問題的重要性。國家的應得權利(而且往往是特權)的守衛們不許可讓市場的供給聽任自流。羅伯特·斯奇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提醒我們記住,凱恩斯的最暢銷書《和約的經濟後果》的持久影響就在於此:「這是經濟學對政治的反叛。」這聽起來不完全正確。要害並不在於衝突,而是在於二者的結合。斯奇德爾斯基本人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當他隨後談到20世紀20年代的一種「新型的經濟學家-政治家」時:「他們對金本位制和貿易平衡侃侃而談,口若懸河,猶如戰前的政治家談論兩大國本位論和大國的力量平衡一樣。」「認為創造財富是統治者的主要任務,這種思想誕生於1919年,雖然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得以成熟。」    
  在他的關於戰爭的經濟後果的著作裡,凱恩斯論斷道,把簡單的、幾乎是機械的賠款要求強加給德國,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賠款要求會破壞經濟,而賠款是應該從對經濟收入中徵稅所支付的。這對凱恩斯10年後在他的《通論》裡提出的中心命題來說,僅僅是一次預演,根據這個命題,沒有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有充分就業,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利用經濟資源。然而,有效需求不會自動到來;它在有些情況下,要求國家採取行動,包括實施各種再分配措施。在書的末尾處,凱恩斯用了十分強硬的言詞:「我們所生活的經濟社會的突出缺點在於,它在創造充分就業方面是失靈的,它對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是隨意專斷的和不公正的。」更為重要的是他建議的各種強烈的藥方。用這篇隨感所採用的語言來表示,就是他要求改變應得權利結構,以便提高供給。在凱恩斯的政治建議中的關鍵概念是一種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僅僅依仗供給方面和市場的作用是不夠的;必須利用社會和政治的變化,來刺激經濟增長,辦法是使人們能夠有更多的需求。    
  筆者絕對無意借助提示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思想,來說明他的特殊的藥方今天仍然同樣有意義。他的特殊藥方也許沒有意義了。而且,它早已不是改革家們的手段,而是變成為官僚們的工具。在變化了的時代裡,必要的干與可能在於刺激供給方面,賦予應得權利以實質。在這一方面,凱思斯本人甚至表現出了一種有時令人迷惑不解的模稜兩可,這種含糊不清令人產生疑問,要是在裡根-撒切爾時代,不知他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會是什麼。不過,在我們這裡,基本動機是清楚的。它又出現在凱恩斯晚期的論著裡,比如在1940年撰寫的關於為戰爭籌措資金的一些文章裡,他在這些文章裡提出一項計劃,「該計劃並不把普遍願意作出犧牲的時代作為借口,來推遲值得希望的改革,而是作為值得歡迎的機會,以便在減少不平等方面,比以往更加闊步前進」。凱恩斯不止一次試圖對圓求積方解決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為戰爭籌資,但是,消費又不得受到影響,而且正義必須主宰天下。眾所周知,對圓求積方永遠不會有充分圓滿的結果。如果人們看看事實,那麼,希斯曼談到「難以達到的最優混合」是對的。然而,如果允許自由黨人犯一個小小的烏托邦的罪過,那麼,這種罪過就是孜孜不倦地試圖通過同一種政策,達到應得權利的擴大和供給的增長。    
  在這篇隨感寫作過程中,曾經提到過無數帶有這一意圖的可能的改革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補充一些其他的例子。在這一點上,它們無非是一些更多的解釋性說明。在世界上的貧窮國家裡,關鍵問題是經濟發展與公民身份地位之間的結合。建立合作社有時可能服務於這種目的。最近在很多地方,發現有形形色色的私有化,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私有小企業,它們具有類似的作用。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世界裡,各種形式的參與利潤分配和共決制,也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在公民權利和正在增長的供給之間,有些戰略上更為有效的連接環節。其中包括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過也包括一些諸如由於提供某種普遍的民政服務,而徵收「服務時間稅」。在內城和其他地方的社區發展綱要,往往恰好擊中人的權利和人的經濟需要之間的交叉點。在從共產主義中解放出來的國家裡,問題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明顯可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企圖把言論自由和經濟結構重組結合起來,但是他失敗了。其他人能同時成功地確立民主和市場經濟嗎?這種結合的戰略性槓桿在哪裡呢?它是私有化、或者開放價格、或者甚至是開始一種自由黨人的社會政策嗎?可能在國與國之間,各種藥方有所不同嗎?    
  在當代的經濟學家中,尚未出現一位新的凱恩斯。如果新的凱恩斯出現的話,人們將會從提出戰略性改革建議的能力認識他——或者這次是她。對於戰略性改革,我們現在可以清楚界定。這裡涉及一些實現改變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這些改革從一個特殊的點上開始,然而這個點是有選擇的,人們這樣來選擇這一點:從它出發應能發揮深遠的影響,甚至發揮根本無法充分預見的影響。在此,典型地關係到政治和經濟、應得權利和供給邊界線上的一些點。無論如何,這適用於利於為更多的人爭取更大的生存機會的戰略性改變。凱恩斯關於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這裡;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這裡。    
  因此,戰略性的變化就是通過負責任者採取行動來擴大生存機會的實際方式。它們是以批判烏托邦的社會工程師們的整個武器庫為前提的,波普爾綽綽有餘地裝備了這個武器庫;在這裡,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據某一個特定的計劃或一刀切的模式來改造社會整體」。另一方面,戰略性的改變也不僅僅是波普爾的「零星社會工程」。撇開這種毋寧說是不幸的詞語選擇不講——這種選詞假定政治決策有著一種純技術的品質——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議人們採取反應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行為。它也隱含著一種演變速度,在嚴峻的情勢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爾的概念首先被所謂的實用主義者所採納,這也許並非偶然,對於實用主義者們來說,行動的方法比目標更為重要。波普爾可能會令人信服地論證道,這裡誤解了他的意圖。他不僅談到「改革社會的任務」,而且也談到有可能「通過一種普遍的傾向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對於波普爾會接受戰備性改變的思想這種假設是不會錯的。但是,他顯然有別於在《歷史主義的貧困》裡形成的概念。戰略性的行動包括一種方向意識,因此,並不滿足於「小心謹慎和對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準備」。而且,應當不僅僅從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識,各種實現方法也不僅僅是技術性質的。    
  演變的方向是這篇隨感的主題。在好些時候,戰略性的變化要求更加強調供給,在另一些時候,則要求有更大的應得權利。對於自由黨人來說,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終針對兩者的。自由的政治關鍵要點是同時提供更多的機會,又讓更多的人分享機會。這從來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稅收和對有進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時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識到還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識到,不得由於有意摧毀特權,解放受特權損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選擇可能性。馬蒂內斯關於市場准入和貨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論是一種挑戰,並非是一種無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運。在現代歷史的偉大的時刻,它已經渙然冰釋了。    
  各種革命是歷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們的過分的許諾有著高昂的代價,無法得到信守。然而,人總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堅信革命的許諾。甚至保守黨人也在革命中尋找他們的靈感,雖然這些革命遠遠落後了。但是,什麼東西可以刺激戰略性改革的靈感呢?很多有關社會問題的作者們都曾被誘惑,過在某個時候推測一次什麼是值得希望的目標。伊曼努埃爾·康德總是用幽默包裝起嚴肅的看法,人們可以把這看做是一種模式。馬克斯·韋伯仍然是最為深沉沮喪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進行推測、浮想聯翩,雖然他曾經寫了關於《世紀的希望與恐懼》,建議不要夢想,而是要採取行動,以解決「建立一種公正秩序的永恆問題」。政治經濟學家們有時遵循一種會令他們自己失業的幻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好,穆勒的「靜止狀態」也好,都不需要經濟學家作顧問。凱恩斯也沉溺於這種態度的某種變化形式。在為「我們的孫子們」思索他們的經濟生存機會時,他大膽地斷言,「人類將會解決它的經濟問題」,並且在此之後,可能會追求更加美好的東西。「然而,請注意!實現這一切的時代尚未到來。」    
  這類考慮聽起來令人深思,可能會令某些人心悅誠服。供給是沒有應得權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機會,而各種根系聯結的那個更為難以把握的要素也總是屬於生存機會。因此,即使在以後,各種根系聯結也是機會;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用它們造就出來的東西。在生活中,至關重要的是活動和意義,對於這二者來說,公民身份也好,國民的富裕也好,都僅僅是條件。如果人們對這一切思考正確,那麼,只要我們保持改善事物的熱情,各種現代的公民社會就不是生存的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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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衝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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