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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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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社會秩序》 作者:伯納德·巴伯著        
中文版序言    
  科學社會學的興起與成熟     
  我的同事顧昕先生,以及他的兩位同事,承擔了我的《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以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團體和科學政策團體可以更方便地讀到此書,這使我非常高興。這本書最初是於1952年在美國出版的,自那以後,出版了一種英國版本(1953年),兩種美國平裝本(1962年和1970年),一種美國精裝本(1978年),以及日文譯本(1955年)。當然,這是首次出版中譯本。    
  幸運的是,自1952年以來的三十五年間,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所以《科學與社會秩序》就材料而言不是最新的,特別是與三十五年來用先進的調查研究技術和新發明的科學引證方法所做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那些材料相比,更是如此;在深入細緻地考察科學思想的實質方面,這本書也不是最新的,而這種考察後來逐步成為正在成長的科學社會學的一部分特徵。自六十年代以來進行的學術工作,提供了新的資 料、新的研究技術以及對於科學思想之實際發展的新的深入細緻的考察。我是以欣羨和讚賞的態度來看待所有這些工作的,我將在下面更充分地解釋這一點。自 1952年以來,科學社會學興起並且成熟了。    
  然而,儘管出現了所有這些進步,《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仍然可以向讀者貢獻許多內容。我在下面將說明本書思想上的由來,這樣這本書的基本特徵及其持續的有益性格變得更加明顯。1952年我腦海中的意圖現在對科學社會學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像所有的科學進步一樣,科學社會學自1952年以來所取得的令人欣羨的進步,常常是片面的,因為它對科學的分析只限於微觀。它常常忽視科學做為社會中一個主要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建制的宏觀特徵。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路線中,常常缺乏充分的比較研究,沒有考察科學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社會系統、建制的前提和比較的前提對於《科學與社會秩序》都是基本的,就對科學的社會特徵進行多維的、系統的分析而言,所有這些仍然是基本的。    
  本序言為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來做兩點新的說明:一、關於本書的思想由來和意圖;二、關於科學社會學做為社會科學中一門名副其實和得到承認的專業的興起和成熟。我希望這兩點說明都將更加有助益於本書現在的讀者。    
  思想由來和意圖     
  單獨回顧一門科學專業的由來,這常常是很困難的。一門專業一旦建立起來,它的研究人員就更關心日常的、正在研究中的問題,而不是它的由來。對於科學社會學來說,情況也是如此。現在,人們很難想像在1952年沒有像科學社會學這樣的專業。的確,在1952年以前,英國的「科學人文主義者」(如貝爾納、霍格本、索迪等人)以及美蘇兩國的其他一些人,曾撰寫過有關科學的本質、問題和應用的著作,但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科學社會學家,或者是在一門社會科學的專業中從事研究工作。貝爾納及其同事「科學人文主義者」都是自然科學家,他們關心三十年代業界大蕭條時期混亂的世界,他們還關心如何通過有效地重組科學並更多地把科學應用於人類福利事業之中使社會狀況得到改善。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於實際的政策,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實際政策是當時幾乎每一部關於科學和科學政策著作所普遍感興趣的問題。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撰寫關於科學問題之著作的唯一專業社會學家,就是當時年僅二三十歲的羅伯特·K·默頓,他的經典著作是《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此書曾經是他在哈佛大學新建立的社會學系的博士論文,在科學史之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的贊助下於1937年發表在科學史協會的出版物《奧西裡斯》(Osiris)上。在四十年代初,由於思想上和社會的(在德國納粹對科學的摧殘)原因,默頓發表了他關於科學的規範結構的另一些經典性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默頓出版他的著作或發表文章,並不是為了把科學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    
  專業建立起來。此後的五十年來,做為一名社會學家,默頓的主要的、壓倒一切的興趣一直在於發展社會理論。雖然默頓的著作、他早期的論文以及他後期的論文(自1957年以來撰寫的)使他成為科學社會學之父,但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他之所以撰寫關於科學的著作,只是因為他因此可能發展一些關於「觀念」或「文化」在社會系統中的作用以及關於觀念對於社會系統之穩定和變遷的影響的理論思想。在當時流行的全部「唯物主義的」社會理論中,觀念只是「上層建築」,只是附屬品,而不是社會的一部分獨立力量。默頓早期著作和論文的主題——即無論是在原則上還是在實際中,宗教的和規範的思想在社會行動中都是獨立有效的因素(例如在英國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目的是對社會理論作出貢獻,是對「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的一種抗衡。    
  做為默頓在30年代末的一名學生,以及此後做為默頓的同事和親密朋友(在四十和五十年代期間,我們的工作是基於一種一貫的基礎),我未聽說過關於做為一門專業的科學社會學。的確,我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著手寫作《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時,我的意圖與默頓在他關於科學的著作中的意圖是很相似的:即發展並應用社會理論。我們是殊途同歸。    
  做為哈佛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海軍服役的四年除外),我曾同帕森斯教授一起進行研究,並且逐漸開始非常欽佩帕森斯對社會理論的貢獻。我欽佩的不僅是他的革命性的一般行動理論,而且還欽佩他在課程演講和雜誌的文章中把該理論應用於分析社會功能、變化的結構以及社會中社會結構與文化系統的變化過程。帕森斯強調並且親自示範利用比較性的歷史和社會的資料來檢驗並發展社會系統理論,這一點尤其吸引了我。帕森斯邀請他的哈佛的同事在他的課上做關於建制比較的演講,這些同事都是關於形形色色的社會和歷史時期的專家。整個課程和帕森斯及其同事的演講的基本意圖,一般是發展社會系統理論。    
  當時,我在承擔自己的第一項重要的社會學工作時,我的雄心和意圖是追隨帕森斯,在理論上有所建樹。我打算以兩種方式來實現我的意圖。第一,我想寫一本書,它將以簡練並且有點省略的形式,表述作為一種社會系統的社會理論,闡明各主要社會結構和文化要素的實質。我打算分析每一個亞系統要素在更大的社會系統中的功能,分析它們彼此之間在功能上的聯繫。我還打算系統地分析各種各樣但數量有限的結構替代物,它們可能會促進這些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功能。最後,我打算闡明這些亞系統中的動態過程,它們怎樣在某些條件下保持其穩定性,它們怎樣在其他條件下發生變化。所有這些要在一本書中完成,該書包含歷史的、人類學的和當代經驗的豐富例證。我確實為這樣一本書寫了幾章;我還確實開設了一門引導性和一門深入的社會學演講課程,其中我的意圖暫時得到了實現,但是書卻從未出版。長期以來,我對此感到惋惜。我仍然認為,這樣一本書對於做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增進社會學做為一門學科的整體化,它可能會提供一個重點。    
  我想實現發展並應用社會系統理論之目標的第二種方式,現在似乎是宏偉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在那時的社會學中,它似乎是可能的。就每一種社會的重要社會結構與文化亞系統,我打算分別寫一本書。由於我把第一本總體性的一般著作撇在了一邊,由於我的工作同帕森斯、默頓和薩頓在科學之社會方面這個領域的零散的工作相類似,我撰寫了《科學與社會秩序》,做為我想撰寫的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在五十年代末,我寫了第二部著作,我既打算使它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項目,也仍想使它成為我把所有亞系統貫穿起來構成社會系統理論的總體意圖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社會分層:關於結構與過程的一項比較分析》(1957年)一書(注意副標題)。之後,我放棄了我的宏偉計劃。    
  六十年代之前,科學社會學是不存在的,它甚至不被認為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專業,關於這方面的進一步證據可以從《科學與社會秩序》這本書本身中找到。雖然我尋找並且發現了各種書籍和文章,我可以在本書中把這些書籍和文章同我的社會系統理論組織在第一部關於科學社會學的綜合性專著中,但是當我近來考察那些參考文獻時,我發現它們之間很少相互引證。現在,我們從近來關於科學中專業的性質以及關於無形學院和正式群體組成這些專業的工作中得知,這種專業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出版物彼此之間大量的交叉參考、互引。專業由密集的交叉參考物網組成。根據專業存在的這項標準,我的書證明,科學社會學做為一個專業在當時是不存在的。    
  看一下《科學與社會秩序》各章的標題,人們很快就會明白,我是怎樣從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和他關於建制比較的工作中得到大量的直接啟發的。我在開頭的一章論述了科學做為人類理性在社會行動和社會系統中之基本體現的本質、功能和不斷變化的特徵。應該指出,我關於科學的規範結構的討論派生於帕森斯對他所謂的「模式變量」(「Pattern    
  variables」)的分析以及默頓關於該主題的經典性論文。然後我提出了一些來自較早的歷史時期和現代社會的比較性資料,包括在現代社會中(如我所謂的「自由的」和「獨裁的」現代社會亞類型之間)科學的多樣性。順便說一下在那時我的觀點同得到承認的看法是相左的,我爭辯道,基於我的社會系統分析,蘇聯可能至少在許多科學的分支上是強的。我做出這一分析之時,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剛剛寫了一本書,論述「科學在蘇聯的衰亡」。我應該提及一件事,基於我對蘇聯科學的分析,一位重要的美國政府智囊機構的代表同我接洽,問我是否可以來華盛頓組織一個小組研究蘇聯的科學。我沒有去,但我確信該機構以及其他政府機構和學術團體,現在都在追蹤所有主要大國中(當然包括中國)的科學活動。科學是國家實力的主要源泉,這一點現在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    
  在我的書中,其他各章討論了科學中的組織結構,首先是一般的探討,然後是專門討論美國政府、工業界和大學的組織。在關於發明與發現的社會過程這一章中,我分析了科學的動態過程,集中關注社會學理論中一再重複的理論問題,即個人、文化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關於科學的社會控制這一章探討了科學做為一種社會建制同其他社會建制——在當時的情況下。特別是同政治建制——之間複雜的、不斷變化著的、有時充滿衝突的關係。最後,我在這裡要說明,我受帕森斯自由樂觀主義(liberaloptimism)的影響很深,我在最後一章專心致力於一種關於社會科學之本質與前景的樂觀主義觀點。三十五年以後,我仍然持那種觀點。我們也許沒有看到理論上的綜合,對社會科學未來的進步來說,這種綜合在許多(並不是所有)方面是值得想往的,但是我們確實看到了百花齊放的情景。我們已經遠比五十年前當我進入社會學的時候進步得多了。    
  順便說一下,當我在五十年前進入社會學時,我還從未聽說過社會學這個詞。做為哈佛的一名學生,我同像帕森斯、默頓、索羅金以及亨德森(L.J.Henderson)這樣的人偶然相識是多麼幸運,從所有這些人那裡,我學到了許多一般的社會理論和關於科學的特殊知識。    
  科學社會學做為一門科學專業的興起與成熟    
  概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發生的事(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更大的社會背景)以導致科學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專業的興起和成熟,是再合適不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科學或許比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著地證明了它巨大的社會後果。這裡只提兩個例子,原子彈和抗菌素的發展使政府看到,它們必須給予所有形式的科學以巨大的和持續不斷的精神支持和財政支持。戰後,世界各列強之間在工業和軍事前沿的競爭導致了支持科學的新機構的成立,導致了科學政策組織和研究的興起,希望這些組織和研究能更有效地指導這種支持。這是一種一直未能像最初希望的那樣實現的希望。雖然如此,所有擔負得起的社會都向科學提供巨額政府資助,這一點很可能會是持久的。    
  在思想的前沿,一些重要的發展始於五十年代末,它們促進了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的發展。在五十年代末,羅伯特·默頓對科學社會學的某種三心二意的興趣轉變成強烈的興趣,他鼓勵新的一代研究生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喬納森·科爾(Jo-na    
  than Cole)、斯蒂芬·科爾(Stephen Cole)和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是默頓的學生,他們繼續在科學社會學中進行專門的研究。這些學者特別精於利用調查研究技術;因此,他們把新的定量資料帶到科學社會學中。他們還對科學引證指標加以了有價值的利用,這種指標是由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在六十年代作為一種信息檢索手段而發明的,但現在它們被社會學家創造性地用來闡明科學之社會結構與過程的基本方面。    
  當時我自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生物醫學研究的社會學上。我與一些有才能的研究生(丹尼爾·蘇裡萬[Daniel    
  Sullivan]、約翰·拉裡[John Lally]和朱裡亞·馬卡魯什卡[Julia    
  Maka-rushka])合作,進行了兩次關於生物醫學研究中倫理學問題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我們明確的理論焦點是所謂的「科學和醫療的兩難」。在分析中,我們利用了我們的調查資料、引證資料和網絡資料。因為在那時,國家政策突然高度關注生物醫學倫理這些問題(所聽到的贊同意見和風險-收益比),所以我涉及了一系列社會政策活動,並且在這個領域對國家社會政策有一些小影響。近來,做為一名科學社會學家,我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考慮了經驗的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其他社會科學家把我的研究作為一種模型,也使他們那經驗的社會研究產生了政策影響,我在新近出版的《有效的社會科學》(1987)一書中搜集了來自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八個這種案例。所有這八個案例都講到同樣的三十多個科學社會學問題。這些案例就經驗的社會研究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嘗試性概括。    
  早在六十年代,德拉克·普賴斯(Derek    
  Price)就在《小科學、大科學》中大量應用數學方法度量科學出版物以說明科學中的增長過程,這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社會學中定量的研究路線。他復活了一個十七世紀的術語「無形學院」,來指明網絡過程在科學中的重要性。普賴斯還刺激了科學過程與結構的網絡測量技術的利用。其他網絡測量技術的重要使用者和發展者有黛安娜·克蘭(Diana    
  Crane)、尼科爾斯·穆林斯(NicholasMullins)和亨利·斯莫爾(Henry    
  Small)。普賴斯是他所謂的「科學的科學」的一名熱情鼓吹者。他才氣煥發和隱喻式的風格使他的著作吸引了廣泛的讀者。    
  六十年代以前妨礙科學社會學發展的諸因素之一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對它的抵制,這兩者做為學術專業當時已經相對充分地建立起來了。在強調探討科學的「內在主義」路線的形式下,這些專業對科學社會學的「外在主義」假設存在著強烈的抵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對更主流的、自由的觀點亦如此。在1962年,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導致了在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之間關係上的一場創造性的革命。庫恩本人在當時顯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個事實,但在他的思想含蓄的著作中,他利用了來自這三個專業的概念和材料。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加以研究,這是前所未有的。現在,跨專業的合作和討論是經常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再有人談論科學之「內在」方面和「外在」方面了。所有學者都明確地把科學思想、組織和過程看成是同社會中其他社會與文化亞系統相互關聯的亞系統。    
  最後,非常令人高興的是,另一場創造性的革命一直繼續著,它最初來自英國;做為科學社會學的一次練習,調查一下這場革命的社會原因和思想原因是極令人感興趣的。在英國,特別是在由大衛·艾奇(David    
  Edge)領導的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小組,以及在蘇薩克斯(Sussex)、約克(York)、巴斯(Bath)和其他地方,哲學家、社會學家、自然科學家和科學政策專家已經結合起來,對科學思想的實質作出了有價值的研究。在這場革命中,    
  巴裡·巴恩斯(Barry Barnes)、大衛·布洛爾(DavidBloor)、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大衛·艾奇、羅伊·麥克裡德(Roy    
  MacLeod)、唐納德·麥肯奇克(Donald MacKen-zic)、米切爾·馬爾凱(Michael    
  Mulkay)、斯蒂文·薩賓(StevenShapin)、理查德·懷特萊(Richard    
  Whitley)和史蒂夫·沃爾加(Steve Woolgar)一直是領頭的英國人。他們關於科學思想與組織之實際發展的嚴密的、微觀的和經驗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做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然而,像許多革命一樣,這場革命也有其片面傾向。它傾向於(或者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把科學的本體論的方面相對化;以及把社會方面理性化。與該「學派」相反,我認為自然界和社會並不完全是關於它們的科學思想的構成物,我也不認為科學工作僅僅是由「興趣」來推動,如同該學派的幾位成員(他們從未給出一個我認為令人滿意的該術語的理論定義)所宣稱的那樣。科學是由科學、由規範、由興趣以及由「現實」世界推動的,這四者都推動科學。    
  科學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其他社會結構和文化的亞系統,同時也依賴它們。困難的經驗問題是具體確定獨立和依賴的程度和類型。而且,正因為這項工作是困難的,所以沒有理由來迴避它。    
  科學社會學今天已經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術專業。像布魯諾·拉托(Bruno    
  Latour)這樣的法國人、像卡倫·諾-塞提納(Karen    
  Knorr-Cetina)這樣的講德語的人以及像阿利·裡普(Arie    
  Rip)這樣的荷蘭人,都是在這一專業中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人員。現在,科學社會學有其自己的國際性專業協會——科學的社會研究協會,有兩份專業刊物,《科學的社會研究》,由艾奇和麥克裡德在愛丁堡創立,現在由一個國際委員會編輯《科學與技術研究》,科學的社會研究協會的初期刊物,由蘇珊·科森斯(Susan    
  Cozzens)編輯。    
  自《科學與社會秩序》在1952年出版以來,科學社會學已經誕生並且成長起來了。我期望這部中譯本將進一步推動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的發展。    
  伯納德·巴伯    
  紐約      
  1987年7月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前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儘管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一直是學者們偶爾感興趣的一個主題,但是,在為構成這個主題——科學社會學——的事實和觀念提供一種系統的組織方面,人們付出的努力卻不多。特別是近年來,為數頗多的著作都各自涉及這個主題的一個或另一個部分——例如貝爾納( Bernal)、克勞瑟(Crowther)和法林頓(Farrington)的著作,利萊(Lilley)、普萊奇(Pledge)和霍格本(Hogben)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除利萊的「科學史的社會方面」是個重要例外,都沒有借助於一種在社會學的其他分支被證明是有效的概念框架來考察科學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繫。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使關於科學與社會相互影響的其他零散的和不協調的資料的積累,有了暫時確定下來的秩序。    
  當一本書的結構是清晰的和嚴密的時候,再在前言中概述它的寫作方案就變得多餘了。當然,巴伯先生的書就是這種情況。沒有必要在這裡列舉出本書的重要主題,因為巴伯先生自己已經清楚而簡明地這樣做了。但是,試圖指出這本書的地位以及它在其社會背景中代表什麼,試圖考慮為什麼我們要為這樣一本書等待那麼久,這可能是有某種價值的。這本書試圖實現巴伯先生給自己提出的任務,這就是:「應用一種社會學的分析(這種分析在面向許多其他的社會活動時已被證明是富有成效的)方法於科學,以更好地理解科學。」科學社會學依然基本上處於沒有充分的成功希望的境地,它不是一門高度發達的、由社會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科學家們共同充實起來的特殊知識領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它目前的對策和前景是什麼呢?   說這個領域長期處於被明顯忽視的情境之中,這毫不新鮮。    
  例如,愛德華·希爾斯( Edward Shils)新近在對「美國社會學現狀」的判斷中認為,對「科學和科學建制」的研究處在社會學研究的很不發達的區域之中。這樣一種判斷的根據是多種多樣但又是始終如一的。讓我們考慮一下教學這個領域:在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中,數千班級致力於社會學的這個或那個分支,極少數人致力於科學社會學。教科書雖然有明顯的時滯,但通常反映著在一門學科中的注意焦點,它同樣證實了這種忽視印象。在現行的社會學入門教材中,特別規定了使學生們認識這一領域中要關心的專門範圍,這些教材都詳細地論述了家庭、國家和經濟建制,許多教材還論述了宗教建制,但卻很少把科學當做現代社會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建制。這些教材只是偶而談到科學是使社會變得豐裕起來的「重要作用」,但卻很少對這種作用加以系統的分析。    
  還是看看研究領域中的證據吧。當然,這一相對薄弱的研究已經確實被引入到整個社會學之中。與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中成千上萬的年度報告相比,或者,與數千的關於歷史和英國文學的論文相比,整個社會學領域的報告只有幾百份。其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會學,人口和犯罪的社會學,論述宗教社會學的也有相當的數量,但在社會學研究的年鑒目錄中,科學社會學仍然沒有引起人們充分的興趣,認為它值得加以單獨介紹。    
  忽視這一研究的另一個顯著的跡象,可以從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組織方面看出來。在社會科學中,專門的研究學會一般是做為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需要的反應而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即使不是排他的,也是特別顯著的,因為這些學會被認為是社會上一些有影響的團體。每一種「社會問題」似乎都導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於是,當公眾被警告說家庭的不穩定性和離婚率 上升的時候,大學裡就建立起專門研究家庭問題的學會;當世界事務的焦點集中在俄國、近東或遠東的時候,大學就建立專門從事這些地區的社會研究的學會。然而,在社會科學中,這些研究中心沒有一個是以相當的規摸專門研究科學社會學。    
  不必繼續開列這種忽視的清單了。這些多種多樣的證據全都反映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呼籲對科學社會學予以專門注意的專家的數量微不足道,而其中的多數又集中在英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國的幾千名社會學家當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宣稱科學社會學是他們的主要興趣之所在。的確,科學社會學已經近乎於形成,但這與其說是靠社會學家,還不如說是靠一些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在業餘偶爾從事這個學科的工作。    
  我們能夠從巴伯先生的批判性地挑選出來的文獻目錄中,看到在這個領域中那些當前著名的、貢獻最多的科學家。在他所描述的許多書籍和論文當中,粗略地說大約一半是由從事物理學和生命科學的科學家或者已經轉向管理的科學家撰寫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撰寫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會學家寫的。假定這些數字大體上是相近的。假定這些數字也許反映了巴伯先生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偏愛於由自然科學家撰寫的著作。但是,在更龐雜和更欠精確的範圍來看,科學社會學的文獻目錄也有許多同樣的性質:沒有多少人完全從事這個領域的耕耘工作,而且,正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而不是社會科學家做了最大部分的工作。    
  所有這一切都在現有的科學社會學材料的狀況中留下了印記。許多人在興趣轉移到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之前,主要忙於別的領域的研究,他們通常無法以花費大量時間的方式表示在這個學科研究上的興趣。做為代替,他們使用手頭的歷史證據,寫出思辨性著作與文章。因此,在這些著作中,歷史上的軼事常常代替了系統的論據與見解的位置,代替了從大量文獻資料中推斷出的結論的位置。從幾個挑選出來的例子做出概括是容易的。於是,牛頓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麼他就是為了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而過獨身生活,拿破侖入侵埃及時,伴隨他的幾乎有兩百個天文學家、考古學家、化學家、幾何學家和礦物學家,由此就說這場戰爭一般地推動了科學的進步。這些著作還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同樣微不足道的若干經驗研究,要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做出為數眾多的結論是不穩定、不夠份量的。    
  這個領域中的許多資料,是由一些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提供的,對於這些人來說,它是一種副業而不是主要關心的問題,這種情況留下了另一種標記,巴伯先生試圖消除掉這種標記。與在牢固確立的學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學社會學中,事實一般是與系統的理論相脫離的。經驗的觀察和假說並不能相互提供支持。如果不直接影響有助於積累知識的理論主體,自然科學的此時彼刻的經驗研究就導致了一些淺薄零散的發現,而不是密切相聯的一系列發現。    
  做為所有這些的後果,科學社會學長期以來總是處於混亂狀態:一方面,它過于思辨,一共只有很少被確認的事實;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經驗主義的過度侵襲,因為這些事實一般形不成理論。在這個領域中,極缺乏的是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經說過的,在這一模式中,人們可以從事實追究到揭示觀念,或者從追究觀念到揭示理論。    
  數年或幾十年以來,在這個主題上絕沒有一致性,這就導致我們關於科學與社會相互聯繫的知識積累得相對很少。更確切地說,這是持續忽視的自然結果。由於具有必要的理論基礎的社會科學家通常不從事科學社會學中的經驗研究,由於那些進行這種經驗研究的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論,這個學科領域的成長受到阻礙就不足為奇了。僅僅是獻身於專門知識分支的學生數量不足以保證它的快速增長——這是一些仍然難於很快解決的問題,但是逆命題卻是自明之理:如果忽視某個知識領域,它就不會繁榮。    
  科學社會學的緩慢、不確定和零星的發展,意味著其佔有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於重複而變得陳腐。做為許多這類事例中的一個例子,可以考慮一下從相同的科學發現或發明多次獨立地出現引出推論的歷史。關於創新的文化背景之含義也許是不必多說的,這種含義是來自這種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它要在科學社會學的更重要的概念中間來發現。這些概念完全能夠把下列社會學家們聯合在一起。威廉·    
  F·奧格本(William F Og一hurn)和多蘿西·S·托馬斯(Dorothy    
  S Thomas)列舉出差不多一百五十個獨立重複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並指出這些創新事實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就像文化繼承中知識積累的某些類型一樣,就像社會需要予以注意的那些特殊問題一樣。    
  這種思想史從兩方面說明了科學社會學進展的步伐緩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這個思想就被奧格本和托馬斯強調過,但它很少得到詳盡的闡述或展開;第二,關於多次重複的獨立發現的社會學意義的本質上相同的思想,已得到多次闡述,特別是在本世紀之前。早在1828年,麥考利(Macaulay)在他的關於德萊登(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頓和萊布尼茨分別獨立地發明微積分這件事,這屬於一個更大一類的實例。在這些實例中,同樣的發現和發明可以由彼此獨立工作的科學家創造出來。這一點同麥考利歸因於公共知識的積累儲備和公眾注意的共同焦點的觀點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確,數學科學當時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即假如〔萊布尼茲和牛頓〕兩人都不存在,那麼在幾十年之內原則上不可避免地也會出現某個這種人。」這種話由於不斷重複現在已經成了套話。有這種思想的不止麥考利一個人,英國社會的絕大部分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儘管有卡萊爾(carlyle)的文化英雄學說,但這種非英雄的思想被維多利亞時代在皇家委員會面前做證的製造商們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們證明,發明畢竟只是構成了現有技術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長,正如在實際上同時卻又各自獨立出現同樣的發明這種一再重複的例證中所能看到的那樣。沒過多久,一位憎惡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達了同曼徹斯特製造商一樣的觀點,他在描寫其夥伴的思想時說:「在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同時,有證據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體英國歷史學家,都在為此做出努力;摩爾根(Morgan)發現同樣的觀點也證明,對它來說時機已經成熟,並且確實也必須被發現了。」同樣,基於同一類證據的相同的觀念,也開始在美國得到傳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    
  H.Babcock)和皮爾斯(P.B.Pierce)在華盛頓人類學會上向他的同事們報告說:「發明的同時性」證明:「某一工藝的進步已達到這樣的地步,即採取一定的步驟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了」以及「這顯示出在發明中個別的人比起他周圍的環境來說,重要性較小」。此後不久,法國的加布裡埃爾·塔爾迪(Gabriel  Tarde)和阿貝爾·雷伊(Abel Rey)也分別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們注意到,發現和發明的同時性是文化積累之決定性作用的充分證據。    
  當然,這並不是說麥考利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製造商、恩格斯或美國的人類學家們首先說到這一點,也不是說這種重複以及(在某些例子中)相同思想的獨立的再發現,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為其自身的歷史證明的假說。這也不是要貶低奧格本和托馬斯的真正貢獻,正是他們為在社會學思想中確立這個假說做了這麼多的工作。更確切地說,正是同樣的這個假說一再被重複發現,特徵性地緣自社會學家們對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的忽視,以致於同其他社會學的專門分支相比,這一專門領域近年很少發展出新的成就。例如,很少有人探究這一假說的內在含義,通過實際的經驗研究來決定(如假說所設想的)同樣的成分究竟在出現相同發現或發明的不同文化中相對發達到什麼程度。因而,這個假說就像科學社會學中其他的假說一樣,一個多世紀以來實質上仍然沒有得到擴展。    
  說明科學社會學為什麼在如此長的時期仍然處於一個比較荒漠的狀態,這不是容易的事情。這種狀況是特別反常的,因為人們似乎廣泛地同意科學構成了現代社會的較為重要的動力之一。也許存在著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會與制度的環境因素結合起來轉移了學者和科學家的對某個主題的注意,而人們本來會預期這個主題在一個科學顯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會得到關注。    
  至於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對這個主題的相對忽視,也許不需要做多少解釋。畢竟,科學的專門化要求精力專一集中,科學社會學不是他們的專長(metier)。由於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上的勤奮工作,他們幾乎不像社會學家那樣能過問別的領域。而且,自然科學領域中流行的習慣和想法甚至會妨礙他們發展出對於科學與社會結構之關係的偶然的興趣。例如,在這些科學家當中也許盛行著科學史是由一系列偉人所構成這種想法——鑒於科學史上的轉折點確實是與偉大的科學家聯繫在一起,這種想法看起來似乎是有理的。如果立足於這樣一種假設,科學家們就很容易看不到不太明顯的社會過程,而這些過程卻起著它們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這些偉人表示敬意的時候,社會可能漫不經心地強化了這些假設。實行以一位科學家的名字對他的發現加以命名的命名法則(Eponymy),如波義耳定律、普朗克常數;諾貝爾獎金以及其他一些較次要的獎勵;國家呼籲卓越的科學人才集中全力為本國做出貢獻;實際上無名的第二流科學家的工作對科學知識的積累是不可或缺的——所有這些以及類似的事實也許使得偉大的科學人物顯得更加突出,並且強化對於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忽視,而這種背景曾經嚴重地幫助或者遏止過他們的成功。    
  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完全可能為另外一套理由勉強去考慮社會環境對科學的關係。他們也許擔心自己工作的高貴性或完整性會由於認識到這樣一種事實的內在含意而受到損害,正如巴伯先生指出的,這種事實即科學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它以社會的支持為先決條件。這種支持的份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學工作的類型,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學發展的方向可以受到所有這些因素的顯著影響。或許他們的勉強來自廣為流傳的、錯誤的信念,這種信念就是認為探索科學與社會的聯繫就是要責難科學家的動機。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這一信念是對科學家的動機和影響科學進程的社會環境二者的混淆。也可以假定科學家們一貫地意識到社會對他們行為的影響,這絕不是一個自明的真理。考慮各種不同的社會結構怎樣影響科學研究的方向以及這種影響有多深,這不是要指責科學家的動機。就像巴伯先生通過強調科學的相對自主性而提醒我們的那樣,這也不是使科學建製成為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建制的附屬物。    
  不管這些是不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忽視科學社會學的理由;它們很少有可能是社會學家為什麼很少注意這個領域的理由。好幾代人以來,神話時代歷史觀很少停留在社會學家們中間——如果有的話,他們更喜歡低估社會變革中偉大人物的與眾不同的作用。這並不是說社會科學家都普遍假定,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類型是對這些類型之外的行為動機加以譴責——他們更喜歡採取相對主義的見解:即理解就是辯解,個人責任的概念是與社會決定論相異的。因此,看起來在社會學家當中,對這個領域缺乏一致的興趣必定還有另外的理由。    
  儘管沒有多少證據來做為某種解釋的基礎,但事實本身卻是如此明顯和奇妙,這就引起了猜測。科學與社會的聯繫可能成為這樣一個課題,它對於那些學院式的社會學家們來說是黯然失色的,這些社會學家認為這個課題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核心。這種態度並不一定植根於恐懼,即害怕因與政治上受譴責的思想有牽連而遭罪,雖然這一點也可能起一部分作用。就像對最革命的態度一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長期以來也兩極分化了:這些態度一般是要求人們完全接受或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不加思索地拒絕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社會學家們還並非尋常地拒絕了與這些概念密切相關的課題:美國的社會學家不大研究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問題,正如他們不大研究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一樣。在另一個極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馬克思學說之信徒的人們,似乎僅僅像一個信徒那樣行動,甘願重複大師說過的東西,或者以新挑出來的例子來說明老的結論,而不去仔細想一下這些結論可能只是一種假說,必須通過實際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發展甚至修正。在這兩個極端,科學社會學要麼遭到忽視,要麼遇到先入之見。    
  這個領域也可以部分地說成是現有高等教育計劃的受害者。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一般都使他們的嚴格訓練局限在他們領域的專門技能和知識方面,很少有人稍微更多地懂得一點社會科學。與此相類似,在許多精密的科學分支甚至在科學史方面,社會學家一般很少受到訓練,因而對於處理自己沒有準備的那些專業就覺得勉強。這樣,科學社會學在這兩個學術部門就不為人注意地落空了。    
  還要強調一點,說這個領域受到相對的忽視並不是說它就完全貧乏,或者注定要緩慢地發展。巴伯先生的書會使任何這樣輕率的主張落空。實際上,有許多跡象說明,這種忽視的狀況正在結束,其發展的前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    
  各種各樣的社會趨勢雖然不是全新的但現在已是引人注目和令人感興趣的了,這使得人們注意科學與其周圍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例如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科學政治化使人們普遍感興趣於考察科學在何種特殊類型的社會背景中得到繁榮,這是科學社會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也是巴伯先生比以往更系統地考察的一個問題。同樣,在自由社會中,最近的變化迫使科學家們陷入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某些社會角色和價值標準之間的突然衝突之中。早在從事學習的時期,科學家就共同接受了某些價值標準,由於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他們被要求在他們的生涯後期忘記和放棄這些價值。例如,要求科學上的知識成為共同科學財富之一部分的價值,現在正與已經要求他們做為公民的角色要做的事情相衝突,作為公民,他們有責任保守這種知識的某些秘密。人們明顯地感到由於社會的應力與壓力而使他們對自己的目標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們就容易敏銳地意識到先前並不瞭解的其態度與價值的社會背景。即使最樸實和最專心一致的科學家們把自己的一生的事業和生活局限在實驗室的範圍之內,現在也必定知道去適應巴特菲爾德(Batterfield)由所做的一個評論,他們「不是在無條件的自由世界中行動的、絕對自主的和神仙般的生物」。    
  更為特別的是,在科學家們當中,這些歷史的發展引起了一場關於「科學的社會控制」的爭論和論戰——巴伯先生在本書的第十章中對這場熾烈的衝突給予了頗有見識的分析。無論如何,停留在已經提出的觀點之上可能是沒有結果的,這些對立的觀點是對於科學的社會關係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高的、令人興奮和持久的興趣的附帶結果。    
  不止是科學家,而且廣大公眾也都由於新近的事件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的社會意義方面。廣島和其他試驗性的原子彈爆炸的附帶結果,就是使處於休眠狀態的不關心科學的公眾也覺醒了。許多人除了偶爾對科學奇跡感到不可思議之外,他們總是把科學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種人對毀滅人類的表演也變得警覺和沮喪了。科學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就像戰爭、家庭的不斷衰落或者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事件一樣。    
  就像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當某種事情被廣泛認為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社會問題的時候,這種事情就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特別是在美國社會學中,新的學科分支是在對新的一組問題做出的反應之中產生的。幾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湧入喚起了人們對同化與文化適應過程的極大的社會學興趣,正如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變化強化了種族關係的專門研究。同樣,一些更加顯著的城市生活問題引起了社會學家們的強烈注意,在一段時間,他們的研究地點一般是城市貧民區,主要來觀察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發生的異常行為。由於電影的廣泛普及和無線電的出現,一個協同研究大眾傳播和公眾輿論的新階段開始了,從而另一個社會學的專業以前所未聞的規模復興起來了。在更近的若干年內,在這個國家中有效的工會組織以及引起工人與僱主衝突的附屬組織,它們在活躍的過程中慢慢地導致了工業社會學這一專門領域。    
  有跡象表明,科學社會學做為一個獨特的專門研究領域,目前正處在與不足二十年前的工業社會學相類似的地位。過去對這一學科不定形的和零星的興趣,正變得定形並且持續不斷。然而,這兩個領域的社會背景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可能有助於產生不同的效果:工業社會學本身主要關心有關工業的經濟利益的問題——關心工人的士氣問題,關心非正式群體的結構和生產率之間的關係問題,也關心勞資雙方的關係問題。就像技術研究一樣,社會學研究也是如此,當它產出許多豐碩的成果時,工業界就準備支持這些研究,因為這樣做也是一樁好買賣。營利組織必須根據預期的利潤來做出他們的決定,在這個狹隘的經濟觀念支配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和科學家很難有什麼指望。而對科學的支持必須來自一些不是為經濟上有所得而建立的機構。    
  除了最近歷史發展的複雜情況以外——在這些情況當中,包括試圖使科學服從政治的控制,人做為科學家的角色與做為公民的角色之間的深刻衝突,使得科學被廣泛地看作是社會問題來源之一的那些事件——對科學社會學的興趣開始出現了新生。因此,在與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的合作中,菲力浦·弗蘭克(Philipp    
  Frank)聯絡了一大群學者支持促進這個領域中經驗的和理論的研究。另一個小組也已成立,在美國學術理事會的贊助之下,研究科學的人文主義方面,包括社會方面。世界科學史家聯合會擴大了它的範圍以包括科學的社會關係史委員會,由利萊準備的該委員會的第一份重要報告,給予它的社會學方向以充分的論證。數量相對較少的一些大學的科學史系也開始關心社會學,可以期待,由於適當的研究材料的積累,科學社會學將更加迅速地得到發展。    
  另一類學術的發展為及時提供這些研究材料提供了保證。十多年來,社會學家們已顯示出對社會職業——醫療、法律、服務、工程以及其它職業的結構、作用和功能的日益增長的興趣,並開始研究它們的社會意義。類似的研究也將會把科學和科學家做為對象。如果這能實現的話,它將進一步有利於對歷史材料和第一手現場調查材料進行綜合。到目前為止,科學社會學中相當大量的研究一直幾乎以純粹的歷史資料為基礎——這些資料是科學家留下來的文件、自傳、日記和科學學會的報告。這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但這還不夠。像別人一樣,科學家同樣傾向於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們不能從中得到關於大量社會行動和社會互動的認識,這些行動和互動可能在實驗室中產生,就像在工廠裡產生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行動和互動是在與之有關的那些人的認識限度之下。當然,已經有了大量關於「科學方法」的文獻,據推斷,還會有關於科學家的「態度」和「值價」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與社會科學家稱之為理想類型的東西有關。即科學家本應照著這些方式去思索、感覺和行動。在細節上描述科學家們實際進行思索、感覺和行動的方式,並不一定是必要的。這些實際的類型很少得到系統的研究——羅依(Roy)所代表的對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心理測試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如果社會科學家開始在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實驗室和野外台站中進行觀測,那麼至少可能在短短幾年中就會比過去全部的歲月學到更多的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東西。    
  從這一切可以看到,這本書幾乎正是在一個非常恰當的時機出版的。在對這門學科的興趣正在重新興起的時代,甚至單獨地對這一領域提供一個嘗試性的系統看法的一本書,也會不成比例地產生巨大的反響。巴伯先生以及那些其他可能追隨同一路線的書,很有可能會進一步促使大學開設引導學生們學習科學社會學的課程。很可能選修這些課程的學生也許是由於歷史學的最新論題激起了他們對科學的社會環境的好奇心,從而產生了對這一學科的持續的興趣。這樣,這些人將是新的並且實質上是第一代新兵,他們既在社會科學方面又在某一物理或生物科學方面受到訓練,當他們成為獨立的學者的時候,科學社會學就會成為一門知識條理化的專門領域。巴伯先生的書朝這個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羅伯特· K·默頓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鳴謝    
   我非常高興地記下我在寫作本書時所得到的幫助。對我幫助最大的兩個人是我的朋友和老師,塔爾科特·帕森斯和羅伯特· K·默頓。只有那些瞭解帕森斯與默頓的講演和著述的人,才知道我在本書的內容以及社會學觀點上有多少要歸功於他們。十五年來,默頓在科學社會學上的傑出工作一直是我的楷模,它告訴我在這個領域的事業應該是什麼。我不能說自己是喬治·薩頓的一名「學生」,但在我們長期的、令人愉快的相識期間,我從他那裡學到關於科學史和人文主義的基本內容。他總是最慷慨地允許我利用他在懷德納爾一八九號的私人圖書館。哈里·    
  M·約翰遜(Harry M Johnson)以其對本書內容與風格的細緻批評使我獲益良多。其他幾位朋友一直非常熱心地閱讀了本書的部分或全部手稿,並且提出了改進意見,他們是:丹尼爾·阿隆(Daniel    
  Aaron)、大衛·唐納德(David Donald)、裡恩·福克斯(Renee    
  Fox)、弗蘭克·H·漢金斯(Frank H.Han-kins)、阿列克·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小馬裡奧隆·J·列維(Marion J. Levy, Jr.)、查爾斯·H·佩奇(Charles    
  H.Page)和馬爾溫·李克特(Melyin Richter)。由於我未能採納他們所有的建議,這些朋友對本書遺留下來的缺點不負責任。最後,我向我的妻子埃裡諾·G·巴伯(Elinor    
  G.Barber)致以不可估量的深深的謝意,感謝她給予我有價值的批評和支持。    
  伯納德·巴伯    
  多布斯·費裡,紐約    
  1952年8月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導言 科學是什麼?    
   科學是什麼?由於我們能這樣簡單地提出問題,所以許多人期待對此作一個簡單的答覆。但事實上,我們所需要的答覆是複雜的,它告訴我們科學在過去和現在的許多不同的情況,或者以另一種方式告訴我們科學具有的若干方面。當然,科學具有一定的統一性和整合性,這種統一性固然不很完全,但它仍然是科學存在的一項重要條件。後面我們將多次談到這種統一性。但是,科學也有許多獨立的方面。我們將發現,令人滿意地理解科學,要求分別研究科學的這若干方面,就像仔細研究科學本身的統一性那樣。    
  我們只須考察一下公眾和個人對科學的許許多多想像,就可看到科學表現出多少不同的方面。科學是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人,他最經常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在實驗室中擺弄試管。或者科學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它由於一個公式——E=mc 2 ——而為人所知。一台被一些作者描述為「機器腦」的複雜機器,也許是一種新型的電子計算機,它則是科學的另一種象徵。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中,科學對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技術失業,1弗蘭肯斯坦的怪物2對它的創造者——社會——翻了臉。更為經常的是,儘管出現了原子彈,但科學仍然意味著希望的滿足和希望的實現,科學發現了胰島素、盤尼西林,甚至是一種治療小病小災——大家都會患的感冒——的藥品;科學常常擴大著我們的物質財富;而且科學從未停止尋找治癒癌症、小兒麻痺症、精神病和無數其他人類疾病之方法的步伐。    
  科學展示著所有這些方面,而且會展示更多更多的方面。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倍地增加他自己關於科學的概念。但是,我們需要一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我們需要一種把科學本質的這種多樣性與其內在的整合性和統一性聯繫起來的方法。科學並不是要素與活動的雜亂無章的組合,而是一個具有凝聚性的結構,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互相依存的關係。簡言之,我們需要對科學本身有一個更科學的理解。    
  獲得這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的一種方式,一種顯而易見的但卻有點被忽視了的方式,就是首先從根本上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活動,看作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一系列行為。從這一角度看,科學不單單是一條條零散的確證的知識,而且不單單是一系列得到這種知識的邏輯方法。從這一角度看,科學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思想和行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中,人們實現這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我們經常認為我們自己的社會和我們自己的科學是不成問題的,好像它們現在的這種形式就是普遍的。我們沒有看到,其他社會對待理性的思想和活動——這是科學的本質所在——的方式是相當不同的;我們沒有看到,我們自己對科學的巨大支持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通過把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進行系統的研究,我們也許能領會科學與社會其他部分的確定的聯繫,例如,與政治權威,與職業體系,與社會等級分層的結構,以及與文化理想和價值。而且,因為這些政治的、職業的、社會等級和文化的體繫在不同的社會之間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某些社會——特別是我們自己的社會——比其他一些社會與科學相容得多,我們還可以找出這種各不相同的相容性的社會根源。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中某些巨大的和錯綜複雜的變化。如發生在革命、戰爭或經濟蕭條期間的那些變化,怎樣影響著科學成長的速度和方向這兩個方面。    
  這種社會的研究角度使我們還有可能進一步深化我們對科學活動的理解。我們將看到,科學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在不同種類的社會組織中進行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科學幾乎全部是在大學和學院、在工業和商業界以及在政府團體中進行的。在希臘社會中,從事科學的社會場所又有不同。每一個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對科學扮演著不同的功能,並且帶來各自特有的問題。分析科學活動的這幾種社會背景,將會給我們提供一種對科學本質的更好的理解。    
  再進一步,當我們持此觀點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活動時,我們可以看到,科學成果——科學的發明與發現——怎樣是一種具有基本的社會特徵的過程的產物。按照視科學為一種不折不扣的社會活動來解釋,這裡有一些必須提出並給予回答的問題:需要是否像常常斷言的那樣為發明之母嗎?社會怎樣定義「需要」呢?發明是偶然出現的嗎?是成串出現的嗎?在發現的過程中,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最後,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活動,可以把我們的注意力更富有成效地引導到科學的一些「社會問題」上,引導到科學的社會控制問題上。科學不僅部分地依賴於支持它的社會,而且也部分地獨立於社會。這僅僅是說,科學有社會影響,這是現在人人都知道並且不能視而不見的。這裡僅提一下這其中的幾種影響:科學使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科學似乎對已有的宗教提出了挑戰,以及科學使家庭和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震動。由於這些以及其他的社會影響的結果,我們產生了一些複雜的感覺;因為我們認為,這些影響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我們對科學的態度變得混亂,或者曖昧了。這樣,科學家們被要求為其思想和活動做出說明。的確,科學家和門外漢都在嚴肅地討論「科學的社會責任」。一些討論這一問題的人提到,應該對科學進行「計劃」,其中有一些是科學家,有一些是門外漢;與此相反,在兩個陣營都有另一些人強烈反對「計劃」。我們需要知道,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在什麼意義上能夠被「計劃」,在什麼程度上不能被「計劃」。    
  那麼,這就是我們將要採取的研究科學的角度,這些問題中的一些正是我們打算提出並試探性地作出回答的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通過把這種社會學的分析——當它用於分析許多其他種類的社會活動時,已證明碩果纍纍——應用到對科學的研究之中,以更好地理解科學。當然,這不是一個我們必須從頭做起的任務。許多科學家和科學史學家已經或明或暗地注意到,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他們的考察與分析的結果是可以隨意利用的,並且已經在本研究中到處得到了利用。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一種完全明確和系統的對科學的社會學分析,借助現有的一般社會科學和現有的關於科學的實際知識,做到這一點現在是可能的。這裡建立的理解結構,如果能用來做為該領域社會學研究的進一步進展的基礎,做為一種處理科學在社會中的實際社會問題的工具的話,它也就達到了其目的。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一章    
   科學的本質:理性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    
  人類經常夢想著,但實際上從未生活在伊甸園之中。這就是人類境況的根本之所在,即人不是生活在一個順從的而是在一個抵抗的環境之中,生活在一個他必須不斷努力加以控制的環境之中,如果他不能完全主宰環境的話。人的物質和社會情況總是向他提出任務,他必須設法有效地採取達到目的的手段。因為如果必須付出「努力」以應付環境是人的境況所固有的話,那麼只有有限的精力來作這種一般努力也是人類固有的本性。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人類都必須有效並且經濟地作出一些這種努力。    
  由於需要節省精力,需要採取有效達到目的的方法,人總是必不可少地求助於他的理性的力量,求助於他關於其環境的某些知識的力量。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給出這一事實的歷史證據,它來自形形色色的、廣泛分佈於不同空間和時間的社會。這裡,承認人類理性的普遍性,稍微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人類理性的特徵,並且表明它與科學的聯繫,這就足夠了。因為這是我們整個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在人類社會中,科學的幼芽扎根於人類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嘗試之中,試圖靠運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動來理解和支配他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我想,珀西·布裡奇曼(Percy    
  Brigman)教授——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說「我想說不存在科學方法本身,而只有自由地、最大可能地利用智力」時,他是在提出幾乎同樣的觀點。當然,我們將看到,在理性和智慧成為我們所熟悉的高度發達的科學之前,它們是怎樣必須經過訓練的,但是,首先理解科學這種基本的人類來源是根本的。    
  那麼,讓我們更仔細地看一看我們所謂的人類理性意味著什麼。在其最一般的意義上,我們所謂的「理性思維」簡單地是指任何與亞里士多德邏輯原則、或在某種情況下與現代的非亞里士多德邏輯原則相容的思維。例如,我們的意思是,理性思維使非同一性事物保持分立(A不能既是    
  A又是非A),而且接下來的就是對事物之間的聯繫進行演繹推理的過程。以這種方式進行思考也許就是合乎理性的,不管利用這種方式的人是否明確地意識到這些邏輯原則。因此,在亞里士多德對這些規則做出了卓越的正式闡述以前很久,就存在理性思維,推理的邏輯規則在其中是隱含的和有效的。而且,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乃至今天,許多理性思維在並沒有自覺地運用形式化的邏輯規則的情況下向前推進。無論他們是明確地利用邏輯還是僅僅隱含地利用邏輯,所有的人都多少具有進行理性思維和活動的潛在能力,並且把它們用在其日常生活中。    
  應該明確,我們的定義不包括某些種類的有時也被貼上「理性」標籤的思維。我們僅僅包括那些遵守邏輯規則的思維,而不包括那些與其他種類的規範與聯繫原則相一致的思維。這樣,我們就排除了因為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或一定的審美規範而被稱為「合乎理性」的那種思維。這些美的、體驗的和倫理的原則就其彼此之間一貫的關係而言可能確實是「合乎理性」的,但是,這是另外一種意義,而不是這裡所指的意義。我們之所以提及這些其他的聯繫原則,是因為這些原則像邏輯原則一樣不僅出現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之中,而且出現在所有其他的社會之中,儘管它們在實質上當然是有變化的。在所有社會中,這幾種類型的聯繫必須保持相互分離,而且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邏輯原則和科學理性的力量也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以至我們不斷地試圖把兩者擴展到那些其他的聯繫規範流行的領域中去。也許這正是由於科學給我們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我們有時談論「合乎理性的藝術」和「科學的倫理學」。總之,我們現在在這裡僅僅對由邏輯規範定義的理性感興趣,因為科學正是肇始於此。    
  接下來我們必須認識到,邏輯合理性與科學並沒有一對一的關係,邏輯合理性因而也是除科學之外的許多其他事物的源泉。這就是說,我們定義的理性思維,可能被應用於發生在社會之中的不同種類的目標,而科學僅當理性思維被應用在這些種類的人類目的中的某一個時才存在。當人們談論上帝的存在或魔鬼的本質時,這不是科學,儘管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可能幾乎自始至終是以完全合乎理性的、與邏輯規則相一致的方式進行的。只有當理性思維被應用於我們可稱之為「經驗的」目的——即對於我們的幾種感官、或對於以科學儀器的形式加以改進發展的感官來說,是可以達到的客體——時,科學才存在。在社會中,廣泛存在著這類經驗目的,這一點是顯然的。在每個社會中,非常大量的這種目的在我們所指的像「支配自然」那樣的一般經驗目標上匯合起來。實現對自然的充分控制,使農業和工業成為可靠的事業,這正是每個社會的一種經驗目標。因此,在人們依照邏輯規則花費其精力從事這些活動這一意義上,科學可以應用於工業和農業。總之,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又是經驗的。    
  為其他種類的目標下定義超出了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這些目標是非經驗的,而非相反,對它們我們能夠並且確實利用理性思維來達到,但卻無法通過我們的感官及其儀器的延伸來達到。我們需要注意的無非是這樣一些目的經常在社會中發生;簡言之,就是總存在著與像拯救、善與惡、公正諸如此類的事情有聯繫的社會思想。的確,如同任何一位閱讀任何社會的偉大宗教思想家之著作的人都會發現的那樣,在這些事情中,邏輯思維的應用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發展水平。在西方社會中,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僅僅是這種非經驗理性發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證。    
  這樣,在所有社會中,理性思維被應用於兩種目的,既有經驗的也有非經驗的。但是,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對這兩種不同目的感興趣的程度具有廣泛的差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將在下一章研究這種差異性。例如,我們將發現,我們自己的現代西方社會對經驗目的的關心程度之大是獨一無二的,儘管遠不是排他性的,就像我們的社會對非經驗目的沒有這種關心一樣。印度社會就沒有類似的這種對經驗目的的相對較強的強調;與現代西方社會相比,它對非經驗目的一直有相對較大的興趣。    
  當然,對這兩類目的中任何一類的理性思維,並非不影響對另一類的理性思維。因此,儘管科學的確是從理性思維應用於經驗目的之中直接派生出來的,但是關於非經驗目的的理性思維的發展與科學的演變一直有著一種間接的聯繫。例如,宗教理性主義為在理性思考中提供的技能,後來常常被轉移到經驗目的上。按照這種觀點,科學是由希臘和中世紀西方社會在對非經驗問題作理性思考時所形成的技能的偉大成就的間接後嗣。    
  我們現在似乎已經在經驗的和非經驗的目的之間劃出了一條普遍的、固定的和鮮明的界限。這樣的界限是不存在的。把哪一種目的定義為經驗的,這在社會與社會之間是稍微有點不同的。例如,在我們的社會中,許多生物科學及其在醫學上的應用所涉及的人類目的被認為是經驗的,而在其他社會中則不這樣認為。這就是說,我們認為健康狀況不良是應用診斷與治療之科學技術的合適對象。在許多其他的社會中,我們認為是病的許多疾病,一直被假設為是觸怒某些超自然的、非經驗力量的結果,因此完全不是醫療之經驗技術的正當對象。科學的範圍隨著公認的經驗領域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公認的經驗領域的重要範圍不僅在不同社會是不同的,而且這種領域的規模在任何既定的社會內部是隨歷史而變化的。即使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肉體及精神健康的問題也只是慢慢地愈來愈進入經驗的領地。社會問題在最近獲得了經驗的地位,讓我們僅舉一例,即只是在最近,我們才開始把酒精中毒部分地看做是一種科學的事情而不完全是一種犯罪的事情。    
  然而,說經驗領域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間稍微有些不同,並不是斷言社會中所有的非經驗問題都可能化約為經驗的問題。某些經驗主義哲學家的極端看法,確實一直認為這樣一種化約是可能的。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近來的歷史進程似乎正在證實這些哲學家的看法,非經驗領域不斷地通過科學被化約。由於已經穩步地進入了某些以前被認為是非經驗的領域,我們中的某些人假定,最終只有科學會依然存在,而非經驗的問題就消失了。但是,這種觀點即使對於許多以前持此看法的人來說也開始變得似乎站不住腳了,的確,新近在社會科學中已經有了一種重要的發展,它堅持完全相反的立場。新近的假設是:由社會價值、宗教觀念和社會意識形態所表達的非經驗的存在,確實相當肯定地具有一種必要的和獨立的地位。當然,它們受科學思想的影響,正如它們反過來也影響科學思想一樣,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例如,我們將討論宗教觀念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但是,它們有其自主的疆域,它們今天沒有完全化約為徹底的經驗科學,最終也不會如此,正因如此,所以科學絕不可能單獨地為人提供一種對於自然世界和社會的完全的順應。我們將有許多機會看到科學依賴於某些基本的、非經驗的社會價值和世界觀。然而,有一些經驗主義哲學家依然相信,科學對於人類適應環境是完全充分的,在我們關於科學之社會後果的討論中,我們將不得不再一次考慮這一謬論。    
  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一直關注著把科學的起源置於經驗理性之中。但是,除起源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還有一些相對發展的問題。並非所有確證的關於經驗結果的理性思想都具有同樣的發展程度;在現代西方世界中,並非所有這樣的思想都是如我們所知的科學。雖然基於我們可以稱呼的「常識」和經驗知識,任何已知的社會都肯定具有相當多的關於其經驗環境的理性思想,但是並非所有社會都有存在於我們社會的這種高度發達的科學理論。在社會中,經驗理性的形式有許多種,就是說,這些形式是通過歷史的進程逐漸形成的。一些相對不發達的形式(我們可以考慮相對不發達的科學),受制於特殊的經驗環境和相當特別的經驗目的。這樣一種科學「並不與手工藝相脫離」;它是粗淺常識的理性;它不是概括的或系統的。例如,它是一種醫療的知識,就像在許多無文字社會中存在的那樣,不是一種高度概括化的醫學和生物學科學,就像做為現代醫療之基礎的形式那樣。相反,相對高度發達的經驗理性形式,就像構成近代科學之基本原則的那些東西,是極其概括化和系統化的系列觀念。這樣的科學是從大量的特殊情境中抽像出來的。例如,牛頓或愛因斯坦關於整個宇宙的理論,就是表達在少數幾個一般的觀念之中,他們的理論不是一種天氣預報的技藝或占星術的經驗知識。雖然如此,不太發達的和較發達的科學之形式有著共同的起源,而且後者是從前者逐漸演化而成的。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追溯科學發展之歷史進程的某些細節,也試圖表明不同的社會因素怎樣直接並間接地影響了這一進程。但是,在從事這一工作之前,我們必須要比以前更詳細地考慮高度發達的科學的本質。這裡我們提出一系列問題,理解這些問題對於我們分析科學的社會方面是基本的準備。    
  哈佛的康南特校長(他是一名化學家)近來描述了那些高度概括化和系統化的觀念系列對於所有科學的基本作用,我們剛剛說過,這些觀念是高度發達的近代科學的心臟。他稱這些觀念為「概念框架」。我們現在想論及的正是概念框架的本質及其與諸如實驗、數學和「常識」這樣的事物的關係。    
  在一個正式的定義中,概念框架或許可以被說成是經驗關係之抽像命題的或多或少的一般體系,這些命題闡明經驗現象在哪種決定條件下是彼此相聯的。「彼此相聯」意味著既保持不變只發生變化。科學已經做到這一點,即只要知道在哪些條件下事情發生變化,也就能輕而易舉地解釋這些事情為什麼不變化。如果沒有適當的概念框架,科學研究要麼是盲目的,要麼是毫無成效的。康南特校長以來自科學史的例證,特別是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例證,顯示了關於科學的這一基本事實。例如,照他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可能同真空理論和空氣泵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持有「自然憎惡真空」這種不正確的觀點;托裡拆利和羅伯特·波義耳則與此有關,當時他們基於空氣是重的和空氣是一種彈性介質的觀念,對同一種現象設計了一種更為恰當的概念框架。與此類似,拉瓦錫在十八世紀為近代化學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當時他拋棄了解釋燃燒過程的古老的燃索說,代之以一種關於氧化和還原的更適當的概念框架。從科學史中可以成倍地舉出進一步的例證。的確,科學史,特別是近代科學(因為其迅疾的進步速率)的歷史,可以根據概念框架之成功的更大的發展和科學中經驗程度的更大的相應削弱而撰寫。康南特校長在總結時說道,好的概念框架是所有科學之基本的漸增要素。    
  不僅是由於思想之適當性,而且也由於其簡潔和優雅,在任何既定時期,理想的概念框架都具有最大的概括性,也就是說,在這種理想的概念框架中,抽像的、一般的命題據以闡明的概念範疇或變量的數量是很少的。在科學中,物理科學已經獲得這種框架的最理想的形式,例如,在牛頓的概念框架之中,它是根據這樣一些極為少量和一般的變量(如質量、力、運動)而構造的。在同樣的科學中,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對牛頓理論的再構造似乎是更為普遍的概念框架。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科學的概念框架都處處像物理科學中的概念框架那樣普遍和系統,儘管這些科學所實現的是所有其他科學所努力追求的理想。至少其他的自然科學之一,例如生物學,還沒有取得像物理科學那樣的具有非常高的普遍性的概念框架。因此它做為一門科學還不充分。至於社會科學,它們似乎依然處在相當經驗的狀況之中,如果說有什麼普遍的概念框架在這些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之中被廣泛接受的話,那也是很少的。在討論社會科學的本質和性質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    
  對於概念框架在科學中基本作用的理解,可以說明已經引起了許多科學史學生注意的一個確定的停論。這個停論就是:平平常常的頭腦,甚至是在學校期間未受良好訓練的頭腦,經常發現他們很容易理解那些使若干世紀的某些最偉大的科學才智的頭腦感到困惑的事情。初等物理學教師發現,向高年級學生傳授那些事情並不費勁;對於任何人似乎都是明顯的和自然的看待宇宙的方式,例如,考慮自由落體運動的方式,使這樣一些偉大的才智窘困,如列奧納多·達·芬奇,甚至伽利略,就像巴特菲爾德所說的,當時「他們的頭腦正在人類思想的前沿為這些問題而深思」。在概念框架被提出並且被接受之後,它們總是顯得令人不可置信的簡單。當然,這也是一種根本的優點,因為如果不這樣,它們就不會為它們的後繼者提供可以在其上構建理論體系的基礎。    
  儘管它們都發揮某些共同的和基本的作用,但在類型以及在概括性和系統性上,概念框架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也許「類型」意指比實際存在更大的差別,而某些差別必須予以注意。基本的差別大概在於精確性或確定性的程度,正是利用這種精確性或確定性,才能作出關係性的陳述。比如,在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的概念框架之間就有這種差別。在物理科學中,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和確定性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物理科學之一般的抽像變量——像質量和力——所涉及的經驗數據,都可以以精確的測量方法被安排在這些變量之中。這些數據組成真正的數學組,遵循技術邏輯標準,例如可轉遞性,等等。因此,對於任何一個既定的具體系統,當把物理科學的概念框架運用於它時,就可以列出一個精確的微分方程系統。這些方程既刻劃了系統的現狀,也使得導出關於該系統的任何一部分由於該系統的任何其他部分的微小變化而將經歷變化的確定性陳述因素成為可能。讓我們舉一個也許是陳舊但卻是明顯的例子,波義耳的氣體定律就是關於這種在具體體系(涉及壓力、體積和溫度)中變化之精確陳述的一個簡單的例證。一個類似的但卻為科學界的新手很不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像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某種事情,這個定律陳述道:當自由的輻射能量轉換和熱轉導發生在兩個溫度不同的物體之間的時候,總是較熱的一個失去能量而較冷的一個獲得能量。    
  雖然在我們之中的許多外行可能會持相反的觀點,但是像這種程度的概括性、嚴密性和確定性在生物科學中仍然是不可能的。生物學的分析不按微分方程來進行,而大部分是結構功能分析法。也就是說,生物學依然只能滿足於首先描述其具體體系的結構成分,然後再描述體系之過程的功能。生物學做到這一點,是通過闡明這些過程對於維持系統結構之穩定性和恆定性的作用來達到的。例如,為了使人的有機體可以維持生理學家W·B·坎農所謂的「機體平衡」,或者有機體結構的恆定性,對細胞的氧氣供應必須得到維持。這就是說,在人的機體的其他各種功能之中,呼吸和循環過程的功能是維持這種至關重要的氧氣供應。然而,這種功能的過程不能以任何非常嚴密的測量形式而得到描述,就像人們可以在坎農的迷人的《軀體的智慧》一書讀到的那樣。他闡述道,這一點對於機體系統所需的許多其他的功能也同樣是正確的。再舉幾個其他的例子,對於必須把血液中的鹽分、血糖水平和機體的溫度恆定在一定的不精確的限度之內,這一點也同樣如此。結果,就像生物化學研究基金會主任埃利斯·麥克唐納(Ellice    
  McDonald)所說,「生物學研究整體來說是建立在實驗與錯誤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以只是稍微有些誇張的方式提出:相對於物理科學,生物學依然處在一種經驗主義的狀況之中。    
  儘管它相對缺乏測量的精確性和確定性——當然,看到這是一種相對的缺乏是重要的——,但生物學仍然是一門受到尊重的科學,它在醫學和其他技術中具有巨大的有益應用的領域。認識到如果沒有與物理科學等同的形式,理性知識也可以得到相當高度的發展,對於理解科學的某些分支,以及對於這些分支未來的進步,是重要的。持相反的觀點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甚至對某些科學家來說也不是無緣的。    
  我們前面對於概念框架之類型的討論,當然不應該被認為是意指數學的應用無論以什麼方式都是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以及其他科學之間的基本差別所在。只要可能,其他的科學也試圖把它們的數據按測量的系列排列,但這經常是不大可能的。的確,即使在生物學研究中,有時也有人斷定在利用了數學之後就會有毫無結果的濫用。定量化的壓力來自物理科學之數學形式對於許多科學家所具有的較高聲望。但是坎農教授做出結論,只要存在無法應用數學的許多重要的調查研究領域,「這樣一種智力上的附庸風雅」就不是無可非議的。他說;「生物學家不應該因為他的研究有時在方法上不是定量的就遭到輕視。」著名的物理化學家劉易斯(G.N.Lewis)宣稱,「對於以測量(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或者以任何會把達爾文、巴斯德或凱庫勒排除在外的科學家定義來確認科學的企圖,我無法忍受。」就此三人而言,坎農會加上這樣一些其工作不依賴於測量的其他偉大科學家,例如哈維、魏爾肖、巴甫洛夫和查爾斯·謝靈頓爵士。因此,數學的利用不是概念框架之存在和高度發達的科學的唯一標誌。這也是某些社會科學家應該接受的教訓,因為他們在研究中經常不惜一切代價來尋求定量化,哪怕是與科學有關的代價。測量的精密和確定性是理想,所有科學都可以心嚮往之;可是,它們不是科學之有用性的標記。    
  由於對這一點存在一些混亂,更加概括地闡述數學與科學的關係的本質,似乎是必需的。數學有時被稱為「唯一真正的科學」。但是,雖然數學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精髓,儘管它與科學有緊密的聯繫,但是數學畢竟不是實在的科學。相反,它是一種語言,一種邏輯,概念之間關係的邏輯,一種極其有用的和精確的語言,它使得許多科學領域中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但它不應被誤解為科學理論。的確,在物理學中,有如此之多的理論被數學術語弄得面目全非,以致它有時似乎只是數學而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但是,除了數學表達的如此精確的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外,物理學還有它們自己的實實在在的概念:質量、能量,等等。就像非亞里士多德語義哲學所表達的那樣,數學是一種關係的語言,不是分類和確認的語言。亞里士多德邏輯和符號邏輯是關係的語言,數學以同樣的方式也是一種關係的語言。總之,它本身對於科學是極其有用的,但是不能與科學的概念框架混淆。這些概念框架的構建本身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當我們討論想像力在科學發現過程中的作用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項工作。    
  實驗在科學中的性質和作用,像數學一樣,有時也遭到誤解。人們常常認為,實驗是近代科學所獨有的,它只是在近三百年以來才存在。現在實驗技術之範圍和精巧嚴密是近代科學所獨有的,但是實驗的邏輯甚至是實踐卻並非如此。所有理性思維都暗含著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隨後在這一比較的基礎上安排因果次序或功能關係。在這個重要的意義上,實驗是同理性的經驗思維同樣古老的,因而是與人類共存的。確定的受控實驗之設計,只是某種事物之高度發達的現代形式,這種事物在以前至少是隱含地、有時是明確地得到了利用。近代科學在界定並分離「具體的」現象體繫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這些體系是與構成其概念框架的抽像觀念體系嚴密一致的。就像H·列維教授指出的那樣,這種體系的分離對於科學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一個體系被分離,其某一部分受控的變化對該體系其他部分的影響就可以弄清楚。實驗就是以這種方式揭示了在概念框架中幾個變量的影響,我們稱此受控變化的過程為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    
  至於對於許多物理科學來說情況就是這樣,但受控實驗在生物科學中就幾乎沒有這樣大的可能性。或許這就是巴斯德的傳記作者、生物學家萊恩·杜波斯(Rene    
  Dubos)為什麼懷疑實驗之尚未證實的力量的原因。他說;「對於某些人(包括巴斯德)會使我們相信的純粹的和永恆的事實,實驗方法並不是不會犯錯誤的揭示者。」直到現在,受控實驗在社會科學中一直是相當罕見的,這一點簡直沒有必要說。這些科學主要是求助於比較似與非似之案例的邏輯,不幸的是,所有這些比較都是非常不受控的。    
  對於實驗在科學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它在與概念框架相比較時的重要意義,有某種流行的誇大,杜波斯對於實驗方法所表達的保留大概部分地是對這種誇大的一種反應。看到一項科學實驗,比看到使得概念化遭到忽視的概念化,通常要容易得多。按此觀點,科學經常變成一種技術與新發明的事情,只包含極少不同的理性思想。但是,就像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那樣,實驗只有在比較對於由某種概念框架所確定的變量是重要的似與非似案例的時候,才可能具有科學上的重要意義。或者,以另一種方式來說,在每一項出色的實驗背後都有一種出色的理論。    
  巴特菲爾德教授已經注意到在普通的信條中這種對實驗之重要性的極度強調,即解釋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基本變化是實驗方法的出現。這種信條的一例就是我們相信關於伽利略在比薩斜塔上做落體實驗這個不足為信的故事。實際上,在這樣一種實驗——如果它的確曾經發生過的話——的背後,有著重要的新思想,即整個自由落體的新理論。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其他重要發現也是如此。在理性思維中,特別是在數學中的極大發展,以及在天文學和力學中的新概念(所有這些,我們將在下一章更多地談到),為培根勳爵在他的《偉大的復興》中所不斷舉薦的實驗提供了一種新的指南。巴特菲爾德說,幾個世紀以來,實驗「一直是一種瘋狂的、幾乎是不得要領地鼓噪的事情——一種在許多方面與真正的理智進步無關的事情——,有時是科學研究項目中最反覆無常和荒謬的部分。」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無論是在中世紀期間,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都不缺乏發明的技能和獨創性,來製造用於實驗的技術裝置。「然而,直到十七世紀,訴諸實驗才越來越平常以及正規化,並且被納入正軌,就像一架巨大的機器進入了工作狀態。」近代科學的動力包含在概念化與實驗的恰當交織之中。    
  科學中的實驗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它產生概念框架與通常所謂的在科學工作的「技巧」之間的關係。由於概念框架及經驗數據,就必須要有觀察技巧以搜集這些數據,也必須有其他的技巧以把這些數據整理為合適的概念範疇。然而,概念框架和技巧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雖然這兩者存在著必要的相互依賴,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裡又有一個顯示科學中的微妙過程的例子。通過演繹,概念框架有時可能會獨立地預言數據,這些數據要麼是可獲得的技術不能觀察到的,要麼至少是仍未觀察到的。在把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授予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這件事之中,我們看到了最近的這種例證。在1935年,湯川秀樹完全靠物理學概念框架(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這種框架現在很多都是以數學術語來表述)的推演,宣告一種粒子的存在,即為人所知的「介子」。這種亞原子粒子是靠觀察它在一直追蹤它的照相感光板上的蹤跡被發現的,它在當代物理學中成了大量研究的中心。注意:恰恰是概念推演的存在才導致了關注驗證這個發現的技術。    
  然而,在相反的情況下,獲得的觀察與整理技術可能會搜集到與最近的概念框架不符合的數據。確實,這在料學中隨時都在發生。當我們討論科學中「易於做出偶然發現的機遇」的現象或者出乎預料的發現的偶然出現時,我們將給出許多這種例證。有時這些古怪的數據雖然暫時未被概念框架所吸收,但是它們經常立即刺激此概念框架發生有價值的重建。這是科學進步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十九世紀末,許多科學觀察與牛頓的概念框架不能相符。愛因斯坦理論的巨大優點就在於吸收了這些以前得不到解釋的觀察數據。    
  這樣,我們又一次看到科學不只是大量「事實」的集合。相反,它是根據某種概念框架的事實的集合與排列,這種框架在其應用過程中或者技術的使用導致新的事實時,總是受制於重建。概念框架和技術大概從未完美地整合過,這經常是由於在許多事實與概念框架之間出現了不符。當然,我們用「許多」所指的是這些事實適合那些曾具有較大普遍性和系統性的概念框架的構建。康南特校長在他關於他所謂的「科學之戰術與戰略的某些原則」的討論中,為我們詳細考察了概念框架與我們剛剛談論的技術之間的關係種類。這個問題已經觸及了所有領域的科學進步的核心。    
  或許我們現在就可以清楚地意識到,基於高度普遍性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高度發達的科學,本質上是一種動態事業。無止境地改進概念框架,把動力因素引入到科學活動之核心。人類理性以這種方式承擔著未盡的動力來改變天地,因為在概念框架上或早或遲的變化造成在日常失活和日常技術上的變化。維布倫曾經說過:「任何認真的研究的結果,只可能是在以前有一個問題的地方逐漸出現兩個問題。」這是科學的一個特徵,是科學具有一種動態的品質,現代人不僅必須學習之,而且必須學著承認之。因為這是科學之未盡的社會影響的來源。以後當我們討論這些社會影響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    
  關於科學本質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科學的概念框架與通常所稱為「常識」的信仰與知識整體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任何人類社會最少也有一種理性經驗知識或者相對不發達的科學的集合。這種知識——我們也許可以把它認為是「初期科學」,更成熟的科學也許可以從中而成長——構成了通常所認為的常識的一大部分,並且對行動提供相當有效的指導。但是,儘管所有的知識是基於某種隱含的、特殊化的抽像,但關於這種經驗知識之有效性的局限現在也應該是顯然的了。常識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概括化的和系統的知識,像高度發達的科學的概念框架那樣,所以它不是可靠的知識,或者如同我們可以稍微更專業性地評價的那樣,它不是確定的知識。就是說,相對而論,常識不知道在哪些確定的條件下它關於事實和事實之間關係的斷言實際上會發生。當這些未知的條件變化時,事實將發生變化,而沒有對這些條件有確定理解的常識則對進一步的行動給不出令人滿意的指南。常識之不可靠性,常識在面對它不能描述的、條件發生變化時的矛盾性,或許在常識之言論和格言中大量的不一致和矛盾之中最有可能看到。常識總是而且依然是無數謬誤、欺騙和誤解之集合體的繼承者,這一點可以在伯根·伊萬斯教授的《廢話的自然史》一書中得到檢驗。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像赫胥黎所說過的,科學不只是「有條理的常識」。這就是說,科學不具有常識的局限性。當然,如果人們把赫胥黎的意見當作意指我們所主張的某些其他東西,即常識和科學在人類理性中具有部分共同的起源,那麼赫胥黎的評價是對的。    
  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在其經驗知識的確定性上都有一定的範圍。哪裡只有經驗的知識,哪裡的常識之理性知識將只包含相對窄小範圍的確定性。但是,哪裡有高度發達的科學,哪裡的確定性範圍將大得多,從常識到科學本身都是如此。這就是在我們社會中的情境。確實,在我們的社會中,承認科學知識所具有的較大確定性,已經相當廣泛地成為常識的一部分了。這對於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當然是一種很好的條件。然而,常識也許部分地同科學對立,而且非常強烈地使之逆轉也許是不可能的。以後當我們討論存在於我們社會中反科學的來源時,我們將考察之。    
  即使是在常識承認科學之優越性的地方,也可能只對科學具有的較大的可靠性有一種含糊的理解。科學的概念框架現在是非常高度專門化的觀念系統,只有那些在有關領域接受長期訓練的專業人員才可得到。就未受過訓練的外行人理解這些觀念而言,他抓住的只是某些基本思想,而不是完整的專業綜合性。因此,只有關於愛因斯坦相對論意義的最含糊的觀念,才可能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之上。的確,我們中的大多數對該理論甚至連一種含糊的理解都沒有,而只是以許多牛頓時代的人的方式感到愛因斯坦的新的和明顯荒誕的觀念似乎與常識相衝突。牛頓的理論是基於對他的同代人來說最不可能的假設。在遠處作用的力的觀念很不同於直接推動的觀念,而我們的直覺和常識對力的理解正是以後一種觀念為基礎的。當然,在牛頓的情況中,概念框架與常識以某種方式是逐漸相調和的。「以後,一代人或如此之多的人設法使他們自己確信在一定距離的作用是一種合理的和令人稱心如意的思想。」。至少,概念框架和常識很少彼此相困擾。最後,這一點對於今天的我們是確實的,即牛頓的觀念逐漸被認為在直覺上是顯然的,是常識了。就像馬赫( Mach)已經指出的,「不平常的不可理解性已經變成了平常的不可理解性。」    
  就新的愛因斯坦的概念框架而言,同樣的過程似乎在重現。愛因斯坦關於物質世界之基本原則的斷言與我們的牛頓式常識相衝突,其方式同牛頓的機械論觀點曾經與更早的中世紀常識的有機論觀點相衝突的方式一樣。「那些自然地或在直覺上根據一個彎曲的宇宙(其幾何學的性質取代了萬有引力)來思考的人,如果有,也可能是非常少的。」幸運的是,儘管它們在其他方面是偉大的,但是在我們關於空間、時間和運動的常識與現代物理學所引出的觀念之間的偏差,就我們所關心的日常生活而言,小得可以忽略。在喬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之令人喜愛的書《湯普金斯先生在仙境》中,人們對於稀奇古怪的平凡生活會是怎樣(如果這並非如此的話)可能有一點瞭解。湯普金斯先生的夢境——現代物理學的新觀念得到了認識——可能只是一些夢想,而不是日常的現實。    
  當然,在科學中,並非所有的新概念框架都如同牛頓與愛因斯坦的概念框架那樣是革命性的。這種偉大的科學綜合不會發生得非常頻繁。然而,在科學之專業的概念框架和我們日常的常識之間,存在著一種連續不斷的、也許是在擴大的裂隙。這種裂隙對於科學家和門外漢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影響,就像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那樣。但是,重申一下,這樣一種裂隙總的來說為常識所容忍,是科學進步之值得慶幸的條件。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我們對科學在道義上的尊重,也是因為我們確信科學對於解決人類社會之實際問題是非常有益的。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二章 科學的歷史發展:社會對科學進化的影響    
   在簡要地探討了科學的本質——它在人類理性之中的來源,它在概括與系統化水平上的差異性,它與常識的聯繫——之後,現在我們要通過追溯科學進化的歷史過程來對科學的本質做出某些進一步的發見。當然,這裡的討論只能是一種梗概。科學的歷史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更加悠久和更加豐富得多,而對於我們來說,科學史成為現代的學問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雖然有許多許多工作依然有待我們去做,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知道了足夠多的東西,我們對於我們的人類科學之傳統是怎樣的古老和精深可以有一些認識了。    
  我們對科學之歷史發展的考慮將強調六個重要的主題,儘管所有這些討論必定十分簡要,但這六個方面的討論對於理解科學的社會方面卻是基本的。所有這些主題或一致性,在以前對科學本質的分析中都是或明或暗的,而在這裡將為之尋找歷史的例證。這六個主題是彼此獨立的,儘管我們將進一步指出,所有這些主題都是互相關聯的:    
  1.人類理性的普遍性。    
  2.科學演化的連續性。    
  3.科學在整個歷史上活動與成就水平的變化性。    
  4.各種不同的社會影響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5.被視為社會要素之一的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6.科學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影響的相互性。    
  在進行歷史的討論之前,對這六個主題每一個都做一些一般的說明,將有助於澄清它們的含意和內部關係。    
  對於我們的第一個主題,人類理性的普遍性,除了小結一下我們已經講過的關於這個主題的話之外,需要再說的也許是最少的。對於所有想在人類對經驗理性的一般態度中尋找科學之來源的人,它是基礎。對於這一點,我們將自然地注意到這個事實,即科學出現在史前的和古老的社會之中,出現在世界所有部分的所謂「原始的」或無文字的群體之中,出現在古希臘-羅馬的、中世紀的和近代的世界之中。    
  第二個主題,即科學進化的連續性,它存在於近代世界之中。部分是因為直到最近才可避免的歷史的無知,部分是因為對於更早期的和其他的社會有一種理性主義的偏見,我們中的許多人覺得,經驗的理性和科學都獨一無二地是近代的。但是,這些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樣,在歷史上一直沒有過徹底的間斷。不僅是某種形式的科學已經存在於所有的社會之中,而且幾種形式的科學已經各自在歷史的前提上得到了建立。至少在近三、四千年,甚至超出這個範圍,科學進化的記錄十分連續地擴展而沒有不可逾越的斷裂。現在,記錄的擴展有時很緩慢,有時又稍微快一些,通過其持續不斷的和積累的過程,我們可以追溯科學的源流。這裡(無論何處),通過非常詳細地考察歷史的記錄,可以增進我們的理解。我們所有關於歷史記錄的過於瑣碎的知識,過多地組織在關於科學之宏觀歷史「時期」的描繪之中:古希臘科學、阿拉伯科學、近代科學;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時期是怎樣相聯並彼此融合的。我們常常看不到古代近東的科學怎樣是古希臘科學的部分基礎;看不到古希臘的遺產是怎樣由古希臘式的亞歷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傳送到阿拉伯地區,並因此轉送到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歐洲也通過教會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學;最後,我們也不知道中世紀教會和文藝復興對古希臘科學的再發現是怎樣對近代科學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貢獻。我們也沒有看到,在進化過程中的各個時期對整體所做的附加貢獻。科學的成長更多地是通過許多小步驟而不是少數大飛躍進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種緩緩擴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裡庫廷火山(a  Paricutin)那樣由劇烈的火山噴發而產生的。    
  不幸的是,我們將無法勾劃出科學成長中連續性的輪廓。但是,如果我們還必須根據大的時期和偉大的運動來進行我們的討論,那麼我們總是要試圖說明早期事件與後來事件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總是存在的,即使我們無法談論它們。以後,當我們描述發現與發明的社會過程時,我們將回到科學進化的連續性這個主題上來,但是那時將採取一種分析的方式,而主要不是歷史的方式。到那時,我們將表明每一位科學創新者與那些在他之前去世的科學家們的密切依賴關係。    
  然而,對科學進化之總體的統一性如此強調,並不是要否認在此過程的細微之處存在某些多樣性。在科學歷史進程中,並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礎上邁出的。在前進的細節上,一直存在著獨立的發展路線,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這些涓涓細流都匯入一條單獨的大渠之中。在科學中,一直存在著重複的獨立發現,我們將在以後的討論中,在一個更適當的地方給出一個重複獨立發現的長長的清單,但是從更大的眼界來看,所有這些只是連續的和統一的科學進化的組成部分。當然,隨著在人類社會之間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學成長的統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隨著過去的許多社會已經通過交流聯繫更加緊密地與現在的世界相結合,科學在細微之處以及大的方面都幾乎變成了一個統一體。即使在今天,社會之間交流的效果都有提高,但科學之偶然的多樣性仍然存在,人們仍然看到重複獨立發現之現象的殘存。由於交流的政治障礙的增多,這種多樣性甚至可能會稍稍增多一些。但是,這決不應該模糊科學之遠大的前景,科學在此之中因其基本的本質而成為一種進化的統一體。    
  我們對科學之總體的進化統一體的理解不應該使我們犯這樣一個錯誤,即認為科學的發展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達林頓(C.D.Darlington),一位英國生物學家,說過這種錯話:「大多數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科學的進步就像一輛蒸汽壓路機,以不折不扣的和不屈不撓的力量一個一個地使問題得到解決。」但是,較近的對科學史上任何單獨的進步的考察,揭示出這種觀念是多麼謬誤。科學總是艱難的,其進化總是「蹣跚的、複雜的、幾乎是非理性的。」當我們在以後討論發現的社會過程時,我們將看到在科學中每邁出新的一步是多麼困難,多少新的發現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卻需要個人創造性的發揮。總的說來,大的進化連續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們的第三個主題,科學在整個歷史上活動與成就水平的變化性,對於我們剛剛討論過的主題之一是一個補充,而且如果我們想要在我們關於科學進化的觀點中保持一種適當的平衡,我們就必須總是聯繫起來考慮這兩個主題。如果只是因為它所表達的一致性一直是具有代表性地得到過分的強調而不是遭到忽視,那麼關於第三個主題就沒有多少必須說的。對於從經驗理性的不存在到其在近代得到高度發展的所有途徑,都考慮到了變化性,對這一點一直是過分強調的。現在,我們有了足夠的跡象表明,變化性的範圍比實際存在的要更加寬廣。繼續保持的變化性的範圍是足夠真實的,而且對這一範圍的不斷認識是有價值的,如果它致使我們探究其來源的話。    
  這直接把我們帶到了第四個主題,各種不同的社會影響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現在,是這樣一個主題,即到這一時刻,尤其是在它以這種非常概括的並且是相當含糊的方式被表達出來時,它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也許似乎是像一種老生常談。然而,事實上並非總是如此,即使是在相當近期之內也並非如此。存在著某種所謂的「純粹科學」的東西這種觀點至少是遲至二十年代才出現的,我們以此來指一種完全未遭社會因素作用所污染的科學,這種觀點已被廣泛接受。那麼,關於科學本質的主導觀點,或許在科學家們自己當中並非就是最不主要的。    
  現在,如果我們對這一事物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這種變化不可能如此之多地是一種更偉大的理智理解的結果,儘管我們的確也有這種理解。這種變化大概更多地是由於一系列完整的社會事件,它們自1930年以來紛至沓來,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加上它「對科學的破壞」,我們將在以後談論之;納粹德國的興起,它對「亞利安科學」的鼓吹,以及它對猶太科學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原子彈的爆炸中它對科學之急迫的、大規模的應用達到頂點——所有這些社會事件使科學家們,也使我們中所有其餘的人,都深切地感到存在著對科學的重要社會影響。「純粹科學」之陳舊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腳了,至少在一度所持的極端形式上再也站不住腳了。在什麼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談論「純粹科學」,是我們必須推遲一會兒才能討論的事情。無論如何,人們最好去讀一讀自三十年代以來科學家們的講話和著述——例如,英國或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年度主席致詞——看一著舊觀念是怎樣消失了的。我們的社會智者在哪裡使我們失望,歷史就在哪裡迫使我們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學的社會本質。    
  然而,智者實際上並沒有使我們失望,關於科學的社會觀點,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中有相當明確的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自己就曾相當直接並且詳細地斷言,科學依賴於它存在於其中的社會。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已經由一群德國社會科學家擴展為Wissessozioloyie〔即知識社會學——譯者注)或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試圖說明,科學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識是怎樣直接地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三十年代初期開始,一群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家和學者進行了大量歷史研究,企圖說明他們經常提到的「科學的社會根源」。在這些研究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傑明·法林頓(Benjamin    
  Farrington)對古希臘科學的研究;蘇聯人黑森(B  Hessen)對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對牛頓物理學的研究;克勞瑟(J.G.Crow-ther)對十九世紀英格蘭科學的研究:貝爾納(J.D  Bernal)對二十世紀英國科學的研究;蘭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對整個科學史的研究;以及最後,由美國數學家德克·斯特羅伊克(Dirk    
  Struik)對十九世紀早期美國科學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無論它們有什麼缺陷,我們都在思想上獲益匪淺,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而且也因為它們促進了我們提高對科學之社會聯繫的認識。這種積極的獲益是巨大的,即便它並不總是明顯的。即使是消極的獲益,即從修正其錯誤之中的獲益,也是偉大的,因為對他們的工作的改進對於在整體上加強科學社會學是有用的。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遭到拒絕,這有許多原因,當然並不都是理智上的原因。所有這些原因無論是什麼,它們中的大多數在這裡與我們無關,事實上,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的觀點在理智上的不充分性。我們之所以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所持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因為我們是非理性主義者,或者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所蒙蔽,而部分地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確實需要修正和純化。通過指出這些一般的不足,而且從正面闡明我們現在可以考慮更令人滿意地解釋科學的社會關係,我們可以從中獲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這些事物的觀點,重點在於科學完全依賴於社會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因此,在科學與社會的其他部分之間也就沒有什麼相互的影響。做為對這些問題的一種恰當理解,這種觀點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不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用「經濟因素」所指的常常是一種意義不確定的範疇,充斥著實際上不同的成分;例如,有時是生產的社會關係,有時是技術,有時則是在某一給定時期盛行的經濟模式。只有經濟因素(無論怎樣加以解釋)對科學有影響,這是不正確的。就像我們在我們的第四個主題中已經闡明的那樣,以及就像我們將通過我們對科學進化的歷史描述所表明的那樣,許多不同的社會因素曾經並且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在所有條件下,這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例如,理智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因素,與經濟因素相比,其影響一般並不差,當然也不強。時而是這一個,時而是另一個,有時是其中的幾個因素聯合起來,可以被視為對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影響。的確,最艱難的分析工作也許就是幾個因素聯合起來發揮作用,並且經常是同來自科學本身之內部條件的一種影響一起發揮作用的那種情況。然而,這種情況正好為科學社會學留下了工作,這就是尋找在何種特殊的條件下,幾個可能的社會因素中的每一個,或者許多因素加起來,對科學的進程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儘管到目前為止我們總是不能列舉許多不同的社會因素確實發揮其影響的明確條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是用某種具有重要意義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例如,在十九世紀初,政治因素對法國科學具有一種有益的影響。在大革命期間,議會建立了(巴黎)綜合工科學校,首次組織了專門的科學家通過見習研究來指導學生的實踐。這種新的實踐訓練出了一代傑出的科學家,不久這種訓練方法從法國傳播到德國,傳播到英國。以後,我們將有機會提到政治影響科學之許多其他的例子,尤其是納粹德國與共產主義蘇聯科學的例子。或者,我們可以舉理智因素對社會的影響為例。我們將在短暫的片刻之後看到在十七世紀期間基本的理智前提是怎樣發生變化的,一次向存在著懷特海(Whitehead)所謂的「自然的秩序」這一理智信念的變化,我們將看到這個變化怎樣對近代科學之成長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最後,讓我們舉宗教因素的影響為例。我們已經提出,中世紀人們對宗教的理性主義要比對經驗的理性主義更感興趣。這可能不會不對科學的進化有一種部分的和暫時的阻礙作用。確實如此,就像我們將在整個這本書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樣,時而是這個,時而是另一個社會因素對科學有影響,有時是相對有利於科學的成長,有時是相對妨礙之。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則,對於科學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是與社會相脫離的。    
  當然,在「社會因素」之含意的範圍內,我們包括了經濟因素。在我們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不足時,我們一定不能走到相反的極端,把馬克思主義強調得如此之多的因素視為不重要而不加以考慮。例如,就像我們將在以後再次看到的,技術的現狀對科學有重要的影響。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原子迴旋加速器和電子計算器的技術可能性,對物理學以及其它科學的發展有最有利的影響。或者,舉另一個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例子,一個我們將在以後詳細討論的例子,即現代工業給予科學的資助無論是對現代科學的發展速度還是方向,都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以這些方式還是其他的方式,經濟因素對科學社會學都是重要的。    
  當然,我們應該完全澄清,當我們談論社會對科學的影響時,我們沒有暗示任何有關正在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之個人動力的事情。當我們討論「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時,我們想說許多許多關於動力與社會組織之關係的問題,但在這裡,我們只需注意到,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薩謬爾·利萊(Samuel    
  Lil-ley),一位自覺關心科學之社會方面的英國科學家說,「事實上,科學家動力的一覽表,實際上會包含人類需要與渴望的整個範圍。」無論科學家們之特殊的動力是什麼,以及有時任憑科學家們的特殊動力是什麼,社會影響總是在起作用。的確,這只是關於所有種類的社會行為的一般真實性的另一個例子。在個人動力和社會影響之間存在著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科學家們也許能也許不能認識到某個或另一個社會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工作。「當一個人並未有意識地關心社會運動時,它們可以影響他的工作。事實上,個人之意識的缺乏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會由於失去了有意識地修正其影響的機會,而實際上增強社會的影響。」就像我們將在後面詳細看到的,正是科學的本質,使得科學不可避免地將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是非故意的,是以科學家們並未意識到的許多方式為媒介的。    
  最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這就是這些影響不僅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時而較強,時而較弱,從未連續均一過。社會對科學影響的程度是一個難於捉摸的過程,我們仍然只有粗略的技術來度量;但是,這種粗略的度量不應該使我們保證漸變是存在的,並且是重要的。時而是一個社會因素可能對物理學有重要的影響,時而可能是另一個社會因素;時而有關的社會因素更強烈地影響生物學而對物理學則相對來說沒有觸及,時而這個相對的重點可能逆轉,或者完全轉到某種其他的科學,像化學。這個過程是極其複雜性的,其意義並不在這種複雜性內在地超越了我們的理解力,而是一方面在科學的各部分之間存在著一種多重的不同聯繫,另一方面各種不同的社會因素之間也存在著多重的不同聯繫,我們必須盡量多地認識它們。    
  這種對社會影響之相對強度的考慮,把我們引到我們的第五個主題,即被視為社會要素之一的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儘管所有的社會影響都決定著科學的進化,但科學總是保持一定範圍的獨立性,就像社會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只不過是因為科學有它自己的內部結構和行動過程。我們將在本書中隨時隨刻研究這種內部結構和這種特殊的科學過程,我們將看到它是怎樣在科學與社會的幾個其他部分互動的同時為科學提供了一種相對獨立性。在科學具有的相對自主性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發展了高度概括化的概念框架。我們可以看到,科學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發達,科學具有的獨立性範圍就越大,當然,無論發展的程度如何,社會影響仍然會起作用。由於這種原因,社會對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強度現在大概要比對物理科學的影響強度更大,因為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較弱。隨著它們的發展,概念框架決定著它們自身的某種發展路線;因此,概念框架並不是簡單地根據某種「社會需要」來塑造自己。例如,生物科學的概念框架仍未做好準備以恰當地處理癌症現象,儘管社會急迫需要一種有效的癌症治療法。但是,除了概念框架之外,在科學中還有其他的重要因素來保證其相對自主性。對這些因素,對諸如科學家們持有的強烈價值以及獨立的社會組織繼續進行它們的行動這樣的事情,我們將在以後更詳盡地討論。    
  最後,我們可以來說明我們的第六個主題,它在以上的討論中也許始終是隱含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主題都是並非偶然地相關的。正是這個主題斷定科學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影響的相互性。如果科學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且還有其自身的相對自主性發展,那麼它也對社會的其餘部分有影響。我們已經說過,科學具有社會影響,這一事實在這裡將是一個循環主題。我們所持的觀點是,社會(現在包括科學)是一個正在互動之中的結構之網,其中影響是反覆交錯並且反作用於自己的。如果影響路線難以通過它們的交織來追蹤痕跡,那麼這只是因為我們的分析方法還不夠好,而不是因為這些路線實際上沒有交織。    
  那麼,這些就是六個一般的主題,它們對於把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來理解是重要的,它們形成了我們整個研究的基礎。我們將首先試圖表明,這些主題在我們隨後對科學之歷史發展的梗概描述中具有重要意義。在下一章論述現代社會中的科學,以及更進一步,在整個全書論述的科學之中,這六個主題還將是我們的指導方針。也許,在我們初步闡述這六個主題之後,讀者將發現,即便是在它們未被明確提及的時候,它們仍明顯地包含在我們的分析之中。    
  在地球所有的生靈中,人是唯一沒有以精心設計的固有模式來調整其物質與社會環境而誕生的。因此,人總是,而且不得不成為智力人(homo    
  sapierns)——即做為思考者的人,以及成為工作人(homo    
  faber)——即做為製造者的人。如果沒有經驗理性之禮物,人類生活就不可能面臨一個穩定的環境。這個禮物在人類之中是普遍的和原生的,可以回溯到我們具有任何知識的史前的第一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同意克勞瑟的說法:「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相當多的關於礦物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和天文學的知識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完全可似加上社會學和心理學,做為對人類同胞之行為和感覺的某種最小的理性知識,它們同關於自然界的知識是一樣基本的。    
  人類活動的兩個方面,即做為智力人和做為工作人,當然總是有聯繫的。只是在近代科學中,它們才變得稍微有點特化,儘管它們仍然(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具有密切的和重要的聯繫。早期人類是非特化的,因此我們必須通過他做為工作人的活動來追溯他做為智力人的歷史。我們可以獲得的只是最早的人類的工具,考古學家們從中重新構建了由史前時期人類做出的一些基本發現。到晚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工具」——斧、刀、鋸、輻刀、刮刀、木槌、錐子、象牙針、矛、魚叉、弓、擲矛桿,甚至製造工具的工具。在整個舊石器時期,在控制人類環境的工具的發展上存在著持續的進步。    
  舊石器時期在經驗理性上的進步,在所謂的新石器時代達到頂點。正是在這個時代,有了耕作與採掘農業的發現。當然,是特殊農業工具的發明使之成為可能:鋤、鐮刀、連枷、以及用來碾穀物的手磨。在這時期,在陶器製造、採礦、石器的磨光以及紡線與織布的技藝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的確,新石器時代在經驗理性上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利萊把這一時期稱為「第一次偉大的工業革命」。通過記錄這一發生在不早於七千年以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我們可以獲得科學革命曾經是多麼緩慢和科學革命在有史時期一直是多麼迅速的觀念。對於這次科學革命之進步的條件,在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在美索不達米亞是特別地優越。在這些地區,「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兩個一千年間,發明像潮水一樣湧現。」在這些地區,人們第一次發現了怎樣熔煉並使用金屬,怎樣馴化動物,怎樣耕作,以及怎樣製造帶輪的車和帶帆的船。由於發明總是相互聯繫的,因此這些發明也都是相互聯繫的。例如,在會犁地之前,就需要有金屬的作業工具。在這一時期首次偶然出現的鐵匠——打鐵的工人,可能是在人類歷史上的第一種職業專家。    
  儘管我們已經談到的只是他們的工具,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還有一些具有另外一種更一般的合理性的發現,它們以數學的形式在經驗理性之進步中日益成為輔助物。數學的發展與像農業和水利這樣的經驗工作有密切的聯繫,它在埃及人和巴比倫人之中至少是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出現了。而且,撰寫了數學史的斯特羅伊克說:「如果我們假定數學是在人類開始對數的關係與幾何學的關係有某種理解之時誕生的,那麼數學就比古代人要古老得多。」他說,數學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    
  這樣,在關於早期科學革命的簡要小結中,我們可以說在整體上它是連續的,但卻是非常緩慢的,儘管有一段時期出現了比其他時期更加偉大得多的成就。經驗理性如果達不到在概念框架上高水平的概括性和系統性,就會相當多地保持著專業化,囿於技術和手工藝之中。社會影響確實是特殊的,但是在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這樣的社會中,穩定的社會組織和複雜的勞動分工可能是特別有利於科學的進步。對於早期社會,經驗理性的進步具有社會影響,這或許比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都更加顯著。科學與社會之其餘的組成部分,從它們最早的發展起就一直處在連續的互動之中。    
  我們必須從我們關於早期科學以及它怎樣導致希臘科學的討論中跳出一會兒,先考慮一下一系列存在於現在但卻常常與我們剛剛談論過的更早的社會是一類的社會。這些社會我們可以不嚴謹地稱之為「無文字」社會,它們有時被稱做「我們的原始同代人」。這些社會是史前時期的殘存體,這正是較老的、社會進化的人類學之觀點。的確,這種觀點更有一種極端的陳述,即當代天文字社會,就像其古代的相似社會一樣,是「前邏輯的」和非理性的。這種關於「原始」人思維的概念有很長的歷史,但後來由於對大量的在世界各個部分的無文字社會的研究,這種概念遭到了社會人類學的拒棄。然而,這種觀點還殘留在常識之中。例如,就在最近的1947年召開的普林斯頓二百週年紀念會上,一位傑出的自然科學家說,我們是「從野蠻人(在那裡惡魔潛伏在每一叢灌木之後)的精神態度」取得了進步。實際上,所有他說的不可思議的、無文字的人,都擁有許多合理的經驗知識。    
  例如,對於「發明在人的本性中是固有的」這種結論,一項關於在無文字文明中發明的系統調查提出了豐富的確定證據。在某些地區,這項調查表明無文字的人也有相當大成分的理性技術:工具和機械裝置,火的利用,石製品,陶器製作者的技藝,植物的利用,紡織品的製造,動物的捕獲與馴化,以及用來交通運輸的裝置。    
  或者,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當時唯一的理性活動領域——醫療領域——的例證。另一項人類學的調查表明無文字社會的人在這個領域中的理性知識是多麼廣泛。在他研究的所有社會之中,原始人都已發現了以下的藥品做為在醫療中的特效藥:奎寧、箭毒、鴉片和洋地黃。如此嚴重的一種頭蓋骨環據外科手術在最早的時期已經得到了實踐。在西非的阿散蒂人(the    
  Ash-anti)之中,為防止蛇咬曾成功地實施了接種疫苗。諸如杯吸術、放血、傷口的縫合和折縫術、燒灼和接骨術這樣的技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藥劑是藥膏和浸液。無文字社會的人知道有關水療法、食療以及按摩術的知識。最後,我們發現無文字社會的人以煎汁、泥罨劑、油膏和浸液的形式,利用熏蒸消毒、吸入法、鼻吸藥和鼻灌洗劑,他們醫療知識的廣泛性給人以深刻印象。    
  舉最後一個例子,我們只考慮一下愛斯基摩社會。人類學家克羅伯在研究了他們的發明——沒有玻璃的窗、木工的撐柱、第一條獨木舟、一種不為文明建築師所知的自我支撐的地窖、鑽挖曲形洞——之後評論道:「拿一個人對一個人來說,說他們比其他任何人群,盎格魯-撒克遜族也不例外,出現了更多的具有創造力的天才,是沒有什麼不對頭的。」    
  布朗尼斯洛·馬林諾夫斯基關於無文字社會的人之理性問題的總結性陳述仍然是經典性的。他是根據他在南太平洋的特羅布蘭德島民中的經歷得出這番評論的,但是他的評論有一種一般的參照系。「如果把科學理解為一組定律和概念,它們基於經驗並根據邏輯的推理從經驗中推衍出來,並體現在物質成就及科學傳統的混合形式中,……那麼無疑即使是在最野蠻的共同體中也有科學的萌芽,無論這種萌芽有多麼原始。」在特羅布蘭德群島;土著造船工人,建造了裝有舷外鐵架的獨木舟,這表明他們具有浮力、槓桿作用和平衡原理的知識。造船工人以一種粗笨簡單的方式,利用幾片木頭,他的雙手,以及有限的技術詞彙,向他的助手和學徒解釋某些一般的流體動力學定律。馬林諾夫斯基繼續寫道,這種科學不是「與手工藝分離的,它肯定是正確的,這種科學只是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方法,它是低級的、原始的和初步的,但是所有這些正是較高發展產生的母體。」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並不意謂著在較早的和無文字的社會中不存在大量巫術。但是,巫術之存在並不是缺乏理性的經驗知識的證據。儘管在我們自己的高度理性化的社會中對巫術是不贊成的,但是我們的某些健康與愛的實踐仍然具有巫術的因素。巫術不是完全不具備經驗理性之頭腦的產物。在他具有經驗理性的範圍內,無文字社會的人為其經驗的目的會使用他具有的所有理性的知識。除此之外,在那些要達到經驗目的但卻完全缺乏足夠多的理性知識的地方,或者在那些成功之不確定程度依然很高的某些重要的經驗事業的地方,比如播種穀物,在所有這些場合,他們就使用巫術。雖然其範圍較之在我們的社會要廣,這部分是因為我們有了更多的科學來實現經驗的目的,但在無文字社會中,巫術顯然是與理性知識不同的。巫術的社會功能,與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樣多,兩者對於成功的社會行為都是必要的,這一點只是在科學相對依然不發達的地方尤其確實。    
  現在,我們回到對科學發展之主線的討論上來。我們回到希臘人,他們是其古老先輩之偉大科學遺產的繼承者,這項遺產由於鐵——一種在公元前1100年以後開始首次得到廣泛使用的金屬——的發現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古希臘為這個遺產添加了他們自己的獨特貢獻。相反,在古希臘時代之前,理性經驗知識,無論多麼廣泛,基本上一直是特殊的和專門的,一直是一種有關工具的知識和特殊科目的知識,現在由於科學進化,這一點有了重要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第一次在古希臘社會中發現了理性知識(經驗的和其他的)之普遍的和系統的形成,而這一點是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泰勒在他的科學史中說道,古希臘人是第一批渴望「通過內心的思考建立宇宙運行之模型」的人們。    
  有了古希臘人,我們才有了科學進化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有非常之多的科學成就和如此之多的歷史證據,以致歷史記載變得有點混亂了。科學史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這一時期,但是他們的成果依然不令人滿意;它更多的是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而不是告訴我們怎樣發生。尤其是在社會對科學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們仍然期待一個對古希臘成就的令人滿意的分析。儘管有這些不足,但某些重要的一般事實似乎是得到明確確立的。一個例子是,希臘人在哲學、邏輯學和數學的發展上取得了極大的進步,這些理性思維的形式對於在經驗科學的建立是基本的輔助。另一個例子是,除了邏輯和數學,希臘人還在經驗科學上的確做出了許多重要的發現,沒有這些發現,整個科學進化的進程就會大大減慢並發生改變。第三個重要的事實是,希臘在科學上的進步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並且總是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上,雖然在這一水平上會有些波動。讓我們來詳細地逐一考慮一下這些一般的事實,以及幾個其他的事實。    
  任何希臘思想史,大概都必須特別說到希臘在邏輯、哲學和數學方面所達到的偉大的新高度,因為這正是通常在希臘史中所強調的,因此我們發現,這正是最為所有人所熟知的。如果我們關於古希臘的古代文明的知識不是像它在過去那樣廣泛和容易獲得,那麼我們所有人不知是什麼原因仍然熟知幾乎整個一千年間(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後四世紀)的輝煌成就,泰勒斯與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與巴門尼德、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以及歐幾里德與阿基米德的成就。歐幾里德幾何學是從少數幾個定義、公設和公理通過邏輯推演而導出的幾何學整體,它可以做為古希臘理性思維之威力的典型個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個例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一種最精緻的整個宇宙之結構與過程的思辨理論。然而,在我們已經提到的其他幾個人的工作中,有一打其他的事例至少在其傑出和廣度上堪與這兩個例子媲美。如果只是存在這種偉大的發展的話,西方文明也依然受到了由古希臘社會創造的理性思維之新力量與新技術的巨大恩惠——西方文明實際上的確是因這一輝煌的遺產而產生的。    
  但是還不止這些。古希臘在經驗科學上也有進步,我們通常貶低這些進步,這是因為我們被希臘在理性思辨上的成功搞得眼花繚亂,也因為沒有把希臘科學同以前的科學相比較,而只是同近代的更偉大的成就相比較。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就有了高度合理的希波克拉底醫學的療法,它牢固地建立在概括化的生物學和生理學知識的基礎之上。大約一百年以後,並且確實建立在希波克拉底基礎之上,出現了古希臘科學史學家法林頓所謂的亞里士多德的「在生物科學領域中的驚人成就。」亞里士多德的學園留下有組織的研究的傳統;他的學園的部分設備,成為一個圖書館和眾多的實驗室。的確,生物科學和醫學的這一發展路線在整個我們所研究的時期一直在延伸著,蓋倫在公元後二世紀的工作達到了另一頂峰。經驗科學在其他領域也興旺發達。利萊指出,在亞里士多德之後的三世紀中產生的發明,比在公元前3000年到中世紀晚期之間任何可比的時期都更多。我們將在下面再次談到這些發明。在亞里士多德公元前132年死去之後兩百年,他所創設的呂刻昂(the    
  Lyceum)及其後繼者亞歷山大博物館(the Muscum of    
  Alexandria)有組織地發表了「一系列的偉大的論述科學之各種不同分支的論文——植物學、物理學、動物學、生理學、……天文學、地質學、力學」,這些構成法林頓所指稱的「古代成就的烙印和近代世界之科學的起點。」   某些人也許承認這些進步對於經驗科學的重要性,但仍然會問,古希臘科學借助於實驗嗎?如果沒有實驗,那麼他們所掌握的科學就等於零。在這一方面,古希臘人所做的的確是科學。希波克拉底及其他醫生始終在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利用了實驗。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利用the    
  klepsydra,或叫水鐘,確定了空氣的物質本質,這是一例典型的實驗,它對我們來說是比較熟悉的,因為我們認為實驗一定要利用工具和儀器。「有了斯特拉圖的名字」(他是呂刻昂亞里士多德學院的繼承者),法林頓說,「我們就抓到了古希臘科學充分建立實驗技術的要點。」阿基米德也對實驗做出了貢獻。所有這種實驗並不是現代觀點所認可的實驗——基於高度概括的概念框架,總是受到高度控制以及使用精心設計的儀器設備。然而,在其基本的邏輯本質中,作為對科學的推斷提供基礎,古希臘一定是知道實驗的。    
  或許,古希臘的經驗科學之所以一直遭到輕視,還因為它沒有產生如近代科學給予我們的如此豐富的東西——滿足了人類對機器、原動機的基本需求。古希臘人不知道風車,儘管帆船得到了利用,雖然大約在公元前100年就發明了水車。但是,古希臘人確實發展了許多其他的儀器以及少數幾種節省勞力的裝置,最值得一提的或許就是阿基米德的螺旋泵。還有螺旋壓力機、戰爭機械(由壓縮空氣推動的弩炮和攻城裝置)、刻度水鍾、平衡輪、復合皮帶輪、劃有刻度的直尺和各種各樣的角度測量儀。在天文學上的出色工作,在公元前二世紀托勒枚的理論中得到了最高發展,然而,當時卻沒有望遠鏡這個有利條件。但是所有新的工具和儀器肯定對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儘管當然沒有像蒸汽機和內燃機這些原動機的發現給近代帶來的影響那樣巨大。對於所有這些進步,古希臘科學還不夠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古希臘科學的發展持續了近一千年的不斷的進化。就像在科學中總是會發生的那樣,在此期間也有活動與進步之較大和不大的時期。高峰或許是這樣一些結果的突發,如米利都學派(the    
  School of Miletus)(公元前六世紀)、同一紀元中的五世紀和四世紀的雅典學園,繼承雅典學園的呂刻昂和亞歷山大博物館(在這裡湧現了通常所謂的「古希臘式科學」)。的確,可能就是博物館,進行著到那時為止在世界之一個地方曾經有過的最大量的科學活動。博物館的圖書部有五十萬卷莎草紙經典,大約一百名其薪水由亞歷山大大帝提供的教授來使用這些經典。博物館中有用於研究、解剖顯示、演講和學習的專門屋子。博物館附近有一個天文台、一個動物園和一個植物園。「這樣一些研究和學術的機會在以前是從未有的。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保證了這些學者的成功。」我們將看到,這種研究的機會和設施極其普遍,正是現代科學的特殊優點之一。    
  在描述了希臘在理性思想和經驗科學這兩方面的進步之後,對希臘科學我們能夠給出什麼概要的特徵呢?最突出並且廣為流傳的觀點是,在希臘思想中對於在經驗上檢驗其概括性命題缺少始終一貫的關心。通常認為,古希臘人更感興趣的是一個系統的內部一致性而不是客觀的實驗;他們主要訴諸於「合理之某種主觀的體驗」,以及「內在一致的推理。」就像懷特海簡要地但也許是過分強烈地評價的,希臘科學「過於理論化」。總的來講,這大概是一種對於古希臘科學恰當描述。然而,它絕不應該使我們認為古希臘人「只是哲學家」,而不是傑出的科學家。為避免這種誤解,我們應該注意法林頓的結論:「在呂刻昂和博物館,研究效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邏輯上組織知識的能力是巨大的。確定性信息的範圍之廣是令人難忘的,獲得信息的速率更是令人難忘。對關於實驗的理論一直是理解的。」    
  就在他關於社會對古希臘科學的影響的分析之中,我們不能同意法林頓的一個重要觀點。根據法林頓的說法(他的看法已為其他人所採納),當希臘分化成為一個自由人和奴隸的社會時,希臘科學就衰落了。這就是說,希臘科學的衰落在柏拉圖時代就發生了,對於建立一種證明市民優越於奴隸、理論優越於實踐、哲學優越於科學的思想體系,柏拉圖負有很大的責任。然而,法林頓自己的希臘史記載與希臘科學在柏拉圖之後衰落的斷言相左。例如,他讚揚亞歷山大博物館中的人們,他讚揚托勒枚和蓋倫的科學成就和他們的觀察與實驗,然而,他們生活在柏拉圖之後的四百年間。在法林頓的觀點中,所有把希臘科學做為某種階級結構及其相伴隨的意識形態的產物之解釋,似乎被一種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極端的簡化。奴隸社會的存在也許一直是有重大影響的,但是在整個這樣一種社會佔優勢的時期也存在著連續的和巨大的科學發展。一個令人滿意的希臘科學社會學仍然有待撰寫。在撰寫希臘科學的社會學時,不僅要包括比階級結構更多的社會影響,而且還要著重注意科學之相對自主性與這些社會影響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這種方式產生我們一直在考察的希臘科學。    
  當然,希臘人之歷史繼承者是羅馬人,他們主要是在法律、行政和軍事藝術上做出了傑出的成就,他們在哲學或科學,在數學或技術上沒有取得什麼進步,這是眾所周知的。羅馬人為西方文明奉獻了有別於希臘人的禮物;而且,儘管他們自己確實沒有成為科學家,但他們至少支持了已經存在的科學。允許古希臘式科學在公元後前三四個世紀期間興旺發達,這可不是羅馬帝王的小小美德。當然,在羅馬人之後,即在公元500年後可能持續了五個世紀的所謂的黑暗時代,科學活動有相當大的衰落。然而,即使對這一明顯的衰落時期,也必須以一種較之由涵括自羅馬衰落以來歐洲歷史的歷史教科書向我們提供的一種傳統的觀點更開闊的眼界來看待。在我們的觀點中,如果包括整個地中海地區——為什麼我們不呢?——而不僅僅是歐洲大陸,那麼我們必定注意到在此期間由阿拉伯人所進行的相當高水平的科學活動,阿拉伯人把他們的新宗教傳遍了地中海南緣的所有地區,並且最終通過西班牙傳遍歐洲。在宗教上,他們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在科學上,阿拉伯人繼承了古希臘科學的遺產,這些遺產相對說來卻為羅馬人的繼承者大大忽略了。阿拉伯人對科學的進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不僅在醫學、生物學以及所有的技術技藝上取得了進步,而且他們還發現了代數,發明了零,從而在數學上向世界奉獻了十進制體系,該體系使得此後的科學進步比以往更加容易。    
  簡言之,當我們考慮阿拉伯科學——這是一個被相當忽視的主題,它值得以比我們在這裡給出的寥寥數筆更多的篇幅來記述——時,科學之歷史進化的不連續性要比它有時呈現的弱得多。當我們把阿拉伯做為西方歷史的一部分來考慮時,我們看到黑暗時代在歐洲比在其他地方更黑暗。這樣,我們對於阿拉伯人不僅對中世紀的而且對近代科學所做出的基本貢獻,就不會沒有思想準備了。一部科學史,如果缺乏了與該時期發生的事情相關的阿拉伯的部分,那簡直是一部差勁的科學史。    
  然而,到中世紀時,科學進化的主流又回到了西歐,從此從後它就一直持續下去了。我們發現,這一科學進步的早期來源是在中世紀期間,這可能有些奇怪。之所以似乎有些奇怪,是因為人們普遍持這樣一種觀念,即這一時期正是最佳的非科學時期和最糟糕的反科學時期。可是,如果我們持我們在這裡已經採用的更廣泛的科學觀,即把科學看作理性思維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通過其他形式的理性思維的進步而不斷得到豐富,那麼我們就能容易地看到中世紀對近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把理性思維(它在以後的經驗科學中是如此有用)之力量的巨大增強歸功於中世紀,而且把這樣一種信念的樹立也歸功於中世紀,即理性思維力量是社會中的人之不可剝奪的能力。這些是我們經常過分低估其價值的禮物。而且,我們還將看到,在此期間即使是經驗的科學和技術,也比我們的經院歷史通常所報告的要多。    
  現在我們應該毫無困難地承認,在經驗科學上的興趣和經驗科學的發展,永遠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如果持這個觀點,那麼中世紀西方社會在超自然世界上的。興趣確實比在自然界上的興趣要多得多——但並不完全如此,儘管我們常常這樣認為。因此,正是在宗教和超自然的領域,中世紀時期在其來自古希臘的遺產,特別是來自古希臘的大師亞里士多德的遺產之上建造了大廈,把理性思維之力量發展到這樣一種高的水平。的確,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經驗主義偏見,中世紀經院哲學已經成為純粹的和極端的理性思辨之狀況的一種象徵。在理性思想的歷史上,大概沒有什麼單獨的成就比聖托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論著中的不朽體系更偉大。而且,這在經院哲學家之大量的令人驚奇的成就之中只是最偉大的一個。    
  那麼這一進步與我們正在這裡追溯的科學之進化是怎樣相聯繫的呢?在他的那本對現代思想產生了如此巨大之影響的《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中,懷特海證明了中世紀思想對於近代科學的重要意義。懷特海說,與一般意義的事物中的秩序相比,科學需要某種更多的東西。「明確嚴謹的思想之習慣」——這在科學中是如此的基本——「由於經院神學的長期統治而被灌輸到歐洲人的頭腦之中。」而且,幸運的是,在經院哲學已經被拒棄之後,這種習慣還持續很久,「尋找精確點並在發現了這一點之時繼續尋找,這是無價的習慣。」懷特海還提到了中世紀思想給予科學之發展的其他禮物。例如,「任何錯綜複雜的事件可能都以某種完全確定的方式與那些例證一般原理的它的類似事件相關這一確定不移的信仰」,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但在由中世紀社會把它應用到所有自然問題之時得到了拓展。中世紀思想的基本點(現在一般都傳給了科學和現代思想)是,「存在著一種可以揭開的秘密」。這並不是普遍的,而且並不是在所有社會中都是一種同等有力的思考習慣。例如,那一些堅持上帝之合理性以及自然界是這種合理性之反映的中世紀思想家們,與那些只是看到自然界中不可思議的力量的東方思想家是不同的。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對經驗科學之發展的意義已經由歷史加以澄清了。    
  那麼就像懷特海已經談到的,所有這些並不是要說中世紀思想家們自己促進了經驗科學,當然也並不是要說他們不認為宗教問題更重要。中世紀宗教概念對西方科學的影響儘管是大的,但卻不是有意為之。懷特海說,「先於近代科學理論之發展而產生的科學可能性的信條,是中世紀神學的一種無意識的派生物。」有時,在社會中最有力的因素是那些非有意為之的因素。那些我們「沒有意識到的」關於理性和自然的基本文化價值經常就是這種情況,這是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認為它們是當然的。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明確考慮一組基本文化價值,它們使得科學成為了一種與現代世界如此相宜的活動。    
  我們已經說過,在科學上的興趣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說中世紀對科學絕對沒有興趣是不對的。在他們主要關心宗教和非經驗事物之理性理解的同時,在理性知識和對經驗世界的控制上也有緩慢的增長。我們關於中世紀世界的膚淺知識,使得我們誇大了它的僵化,它的缺乏變化和進步。這是一幅扭曲了的圖畫,科學史中新的工作正在使之發生變化。在經院哲學家之聚會場所以外的世界中,甚至在宗教寺院中,也存在像聖本尼狄克之合理性教規一樣的事物,在概念化的經驗知識上也有眾多進步及其在技術上的相關改進。這一系列在此期間做出的「非凡」發明長期以來一直被忽視。在公元九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存在著發明:為騎乘時有鞍、蹬、嚼子和蹄鐵而調理牲畜的現代方法;還有依次用軛、轅和銼刀來調理役畜的現代方法;水車和風車;機械鋸;帶有打擊錘的鍛爐;帶有閥門的風箱;尖頂拱門和窗玻璃;家用煙囪;蠟燭;鋪平了的道路,區別於埋藏在地下的羅馬牆;手推車;眼鏡;帶輪的犁;接近於船的船尾柱的舵,而不是由櫓來掌舵的古代方法;運河水閘;火藥;平刨;手搖曲柄鑽;螺母與螺絲;以及活字印刷,這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重要的。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清單,事實上這是如此令人難忘,以致利萊把它說成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在中世紀早期,勞動力存在著巨大的短缺,這同所有的技術進步一起,導致了水力、風力和畜力之非常巨大的利用。例如,早在1086年,僅在英格蘭就有五千架水車,用於織物的漂洗,用於杵錘和鍛錘,用於抽水和纏繞。新的技術發展,尤其是新的動力來源,對於早期機器的發展以及因此對於近代科學的興起具有重大的貢獻。    
  總之,在考慮中世紀期間理性思想之巨大成長以及中世紀在經驗科學和技術上的進步之時,我們再次看到在科學的進化中沒有根本性的斷裂。從其最早的歷史,西方社會及其祖先在理性的經驗思維和對自然的控制上就經歷了連續的(即使有時是緩慢的)進步。每一個時代都對發展之流做出了它的貢獻;在近代,發展的結果就是新知識的洪流的形成以及這種知識之新的應用。    
  在對科學之歷史發展進行的大略描述中,現在我們終於到了大約包括十六和十七世紀這個時期,該時期通常被籠統地貼上「近代科學之興起」的標籤,對於這段時期的歷史,這裡的概述之不充分幾乎是比比皆是。當然,完整的敘述至少需要一整本書,一本厚厚的書。然而,對於我們目前的目的,某些重要之點必須要瞭解,我們某些主題的重要意義必須在歷史的記載中加以揭示。但是,對這兩個奇異世紀之科學史的深入研究來說,我們這裡所做的只應該是個緒論,只應該是入門之言,這一點無論多麼強調也不過分。    
  首先,我們需要瞭解造成近代科學之興起的許多事件對所有的在此之前已經發生的事件的相關性。當然,到現在為止應該清楚的是,這不是「憑空」發生的某種事情,不是人類社會中完全奇怪的和新的現象。更加特殊的是,比我們通常所做的更加貼切的科學史之解釋將表明,我們過於明顯地劃分了這一時期,中世紀與近代之早期彼此以許許多多種方式相互貫穿,並非都是以科學發展相連的。這再一次表明,科學之進化從來沒有間斷過。然而,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確實發生了「某些大事」,這些事情如此之大以致它在科學的進化中似乎成為一種「突變」。基本的歷史事實像任何可能引人注意的事情一樣引人注目,這個事實即是在此時期發生的所有歷史事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在其近期發表的著作《近代科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中說,「自基督教的興起以來,歷史上沒有什麼里程碑堪與此相媲美。」科學呈現出新的視野和新的力量,這些都是如此巨大以致在數量上的進化變化好像幾乎成為了一種在質上的變化。但是,我們只能小心謹慎地接受「突變性的變化」這個隱喻。也就是說,只有我們認為突變是以一種基本的方式與其先祖(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相聯繫時,我們才可能接受這個隱喻。到那時,我們才應該對於科學進化的連續性和在經驗理性的王國中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新事情這種說法表示不敬。    
  我們也必須謹慎地對待另一點。只有當我們懂得近代科學是與其伴隨物同時也與其先祖相聯繫時,我們認為近代科學的興起是一次「突變」才有可能有所獲益。這裡我們重申一下我們的主題,科學雖然部分地是通過其自身的結構和邏輯獨立發展的,但它也是不斷地與許許多多相伴隨的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我們已經注意到,以一種過於簡單的形式把科學看作是一個整體是容易的。同樣簡單地去思考近代科學之興起意義也是容易的。這些事件之巨大的複雜性並不局限於單個的人,像牛頓,或者一個小群體,包括開普勒和波義耳;它不局限於一個單獨的科學分支,像物理學,它不是發生在一個單獨的國家,像英格蘭或法國;以及它當然不能完全由某一個,甚至是幾個社會的經濟或宗教的變化來解釋。近代科學的興起,即使是在其最狹窄的意義上,也涵括了兩個世紀。它包含著豐富多彩的社會變化和科學變化,許多變化是照其本身的邏輯而進行的,但也有許多變化是不斷地互動的。    
  我們想強調在這一簡單的短語——近代科學的興起——之中所體現的複雜性,只是因為相反的觀點普遍存在,並且我們相信這些觀點會使人產生誤解。一個值得注意的和有價值的例外是巴特菲爾德教授的書(我們剛才提到過),巴特菲爾德教授說。「歷史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當科學運動發生之時,其他的變化也出現在社會之中——這些其他因素隨時可以與科學相結合以產生我們所稱的近代世界。」而且他還注意到這幾個因素(科學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互動。「的確,科學的、工業的和農業的革命形成了這樣一個複雜的體系和相互關聯的變化,在缺乏微觀考察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把所有這些統稱為一次總體運動的諸個方面。」    
  意識到複雜性的存在,常常是理解的開始:它可以顯示歷史研究和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的真正本質。較之提出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幾個方面並且「把所有這些統稱為一次總體運動的諸個方面」,就像巴特菲爾德教授自己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做得稍好一些。我們可以對複雜過程之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做初步近似的分離。這絕不是對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中的事情的完整和充分的說明;它只是表明這種說明將要採取的方向。我們可以把我們將要提到的因素——這些因素是應該被提到的,但不一定都是同等重要的——為方便起見分成粗略的兩類: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那些一般發生在科學和理性思想內部的變化;外部因素包括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當然,這兩種因素只是為了分析而分開的;在我們所考慮的這一時期,它們常常彼此互動,最後的結果是產生近代科學。    
  那麼,我們可以首先取一些內部因素,那些在總體上與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和理性思想有關的因素。這裡所發生的基本變化之一就是笛卡爾哲學的出現,這是一種關於科學與理性主義的新哲學。笛卡爾哲學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受更早的經院哲學的影響。的確,笛卡爾一直是受耶穌會的培養,聖托馬斯的《神學大全》是他隨身攜帶的少數書籍之一。但是,由於笛卡爾拒棄終極原因以及強調通過細緻的觀察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與數學運算,使得他的哲學與經院哲學有明顯的斷裂。他的關於數學定律具支配地位的概念,與更早的歷史傳統主義截然相反,而且成為新科學的重要的指南。當然,笛卡爾對數學非常關心,他發出了對於他的時代來說是最和諧的聲音。十六和十七世紀是在數學上做出重要發現的一個時期,其中最不平常的是微積分的發明。這項發明是由萊布尼茨和牛頓兩人分別獨立做出的。微積分對於科學中新的實質性理論的建立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工具,尤其是在物理學和力學之中。天文學尤其得益於整個數學的新發展。可是,其他科學卻仍然沒有充分利用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    
  巴特菲爾德說道,「沒有數學的成就,科學革命(如我們所知的)是不可能的。」    
  正是這些新的科學理論,使我們可以談談現在的新概念框架,這一框架達到了以前的經驗科學從未達到過的概括化和系統化程度。近代科學的興起部分在於這些經典概念的全盛,這或許只能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相對論與原子理論的發展等量齊觀。這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像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波義耳這樣的巨人的成就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連續性彼此接踵而來,直至在宏偉的牛頓體系中達到頂峰,這是二百多年來末加改變的科學的基礎。所有這些新的概念框架部分建構於以前的概念框架之上,然而,它們也是天才個人的富於想像力的創造性產物。科學中的發現絕不簡單地是「必須發生的」。但是對這一問題,即個人創造性和科學必然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更多地談論後者。現在,我們只須注意到科學理論的成功,這種成功不僅在於個別理論,而且,也許更加重要的是理論在總體上的成功。儘管還存在反理論的、經驗主義的偏見,但是近代科學的本質標誌是,它認識到理論對於所有研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近代科學也以精密的實驗技術為特徵。十六和十七世紀在這方面也取得了進步。出現了接近於系統的受控實驗的新的重要進展,以及對於實驗方法的新的概括化的理解。歸納與實驗方法的主要倡導者弗蘭西斯培根說道,「自然的秘密當以技巧加以琢磨時比聽其自然時更容易顯露出來。」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新的科學業餘愛好者協會中,例如在新成立的皇家學會中,培根的「新哲學」(如同人們所稱呼的那樣),被人們相當自覺地當作研究的一種基本準則。諸如波義耳、羅伯特·胡克和惠更斯等人運用這一準則,在他們的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當然,由於奇跡般地發明了新的觀察與測量儀器,使新的實驗得到相當大的強化:望遠鏡和顯微鏡,溫度計和氣壓計,擺鐘和氣泵。這裡,我們也看到技術和科學是怎樣彼此影響以及使得彼此更富有成效的,因為這些新儀器常常部分地是技術變革的結果。例如,十六世紀在荷蘭玻璃製造工業上的進展使得望遠鏡和顯微鏡成為可能。而且,那時正在擴展中的海上商事航行的需要有助於刺激擺鐘的發明。但是,我們不能認為科學儀器只是手工藝和工業技術的產物。例如,氣壓計就像今天的許多科學儀器一樣,是因科學研究本身的內部需要和創造性而產生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十六和十七世紀期間理性思想和經驗科學之內部變化的重要性在於什麼。它的重要性在於明確理性思想與直接觀察經驗世界相結合的優點。這是一個新的著重點,那時的人們如果認識到這種有力結合的新穎性,或許就會大談「新哲學」。懷特海對「這種注入近代思想的新氣象」的特徵給予了最好的刻劃。他說道,這是「一種對於一般原則與不可簡化的、不容抹殺的事實之關係的激烈的和情感上的興趣。正是這種對於細微事實之情感上的興趣與對於抽像概括之同等的獻身的結合,形成了在我們現在社會中的新奇事物。」    
  與這些在科學和理性思想中的內部變化相平行的和相互融合的,是完整系列的重要外部變化。或許,即使沒有科學,十六、十七世紀在西方歷史中也標誌著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社會的其他部分,有許許多多新的發展激起近代科學的興起,或者與之意趣相合,可是,這裡我們只能挑出其中的少數幾個。這些時期的科學與社會的完整情況仍然沒有得到闡述。    
  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文藝復興,即對於古代知識與思想之興趣的巨大恢復。文藝復興是因其自身的緣故而對這些古代著作感興趣的,並不是由於中世紀對這些著作的註釋評論。文藝復興以一種嶄新的、批判的精神來閱讀這些著作,使得舊的知識對於近代更加適用。這一點對於科學同對於其他思想領域是一樣正確的。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在1543年被翻譯出來,因此與將近一千年來相比,這些著作更直接地匯入科學進化的洪流之中。此外,新的譯本得到付印,並且通常是以日常語言印行的,這樣,這些著作對於那些新來者,對於那些向舊權威挑戰或者把理性思想付諸新的使用的人,變得容易獲得了。因此,文藝復興,特別是在意大利以及出現民族社會的其他地方,對科學以及對文學藝術有一種耳目一新的影響。    
  社會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的許多重點之一,可以在一些新的致力於修習「新哲學」的業餘愛好者協會中發現。在所有國家中都有業餘愛好者,意大利、法國、英格蘭、荷蘭和德國;在每一個地方,他們都組織起學會,他們在其中聯合從事科學事業和實驗。在意大利,有齊門托學院;在英格蘭,有皇家學會,它現在仍然存在,並且以高貴傳統的擁有者自居;在法國,有法蘭西科學院,它只是在其精神之父科爾伯特(Colbert)的有生之年期間興旺昌盛;以及在德國,有自然神秘學院。在所有這些國家以及在其他國家中,有許多類似的、更小的、更短命的學會。這些學會開了科學專業化的先河。科學正變得足夠龐大和足夠專門,以致它成為一種專職的工作。因此,在科學中朝向職業專業化的趨勢之肇始是近代科學之如此基本的一個特徵,以後在談到科學之社會組織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學會也變成不僅是國內而且是國際間新知識交流的渠道,每個學會都有正式的外國通訊員負責報告他的國家中的事情;閱讀這些通訊員的來信是會議的一項議程。例如,在十七世紀末,任何重要的科學實驗和文章在歐洲大陸上剛一出現就以這種方式報告到皇家學會。當科學家們旅行時,他們發現他們在其他國家為人所知並為人所研究,他們被邀為尊貴的客人來描述他們的科學工作。這些學會出版了最初的科學期刊,其中現在仍然可以讀到的是皇家學會的《哲學會報》,它們出版由它們自己的會員和外國同行撰寫的科學書籍。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正是在皇家學會的催促下,牛頓才第一次發表了他的新發現,而他在許多年以前就已做出了這些發現。    
  沃恩斯坦告訴我們,「正是科學的實驗性質促使學會成立,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這當然是科學本質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隨著實驗科學的成長,科學實驗室和科學儀器既是基本的也是耗資巨大的。只有聯合小組才有可能負擔得起合適的工作場所和必要的儀器(像氣泵、望遠鏡和顯微鏡)的費用。但是,學會不止是實驗性的,它們在總體上是反獨裁主義的。例如,與當時的大學(那裡亞里士多德主義和經院哲學依然盛行)相比,學會是向思想上的舊權威挑戰的更安全的場所。新科學主要是來自學會中的門外漢而不是來自已有的大學,就像科學在近代時期的狀況一樣。當然,大學並非是完全沒有有利的影響。哥白尼和伽利略在他們一生中的重要時期是在帕多瓦大學度過的,當然該大學的醫學院由於培養了維薩留斯(Vesalius)、法本裡夏斯(Fabricius)和威廉·哈維而光彩奪目,後者是血液循環的發現者,這個概念向古代蓋倫與亞里士多德權威發出了徹底挑戰。它表達了由笛卡爾所鼓吹的帶有實驗與觀察之確認的「徹底的懷疑」精神。    
  出於他們本身對科學的忠誠,業餘愛好者協會顯示了功利主義的傾向,這是近代科學的另一重要價值。沃恩斯坦說道,「他們自己關心家常興趣之事物,例如貿易、商務、工具和機械,並且試圖以科學之光來改善日常的生活。」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在那時同在今天一樣具有同樣的重要聯繫,關於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將在後面談到。我們已經說過,這一點被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值得一提的是蘇聯人B·黑森)誇大了。英國歷史學家G·N·克拉克在反駁黑森時承認科學與技術在十七世紀有聯繫,但是他認為它們不是一種廣泛的和相互的聯繫,與現在相比它們之間的聯繫更加「零零碎碎」。至少在英格蘭,特別密切的是科學與航海技術之間的聯繫。正在興起的英國人的海運興趣——既有其商業利益也有駕艦航行的興趣——要求航行技術比沒有良好的記時術和確定距離之簡易方法時更可靠。這些需求對於在此方面的科學工作是一種直接的刺激,因此我們把在天文學之基本科學上的進步和關於彈性的本質的基本發現歸功於這些刺激,後一項發現使得最終製造精確的記時工具成為可能。    
  我們可以舉另一個經濟與技術因素影響近代科學之興起的例子。利萊曾經指出,自大約1550年以來,許多國家的人們正在試圖開發新的動力來源,用以驅動逐漸開始應用的重型和大型的機械。例如,在發展礦業時,因為煤的需求有巨大的增長,礦井更深,所以需要一種比古老的阿基米德式螺旋泵效率更高的泵。同時還需要比人力和畜力更有效率的動力形式。對於後一種需要直到十八世紀末才取得了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但是十七世紀確實出現了早期形式的蒸汽機,像紐科門(Newcomen)和薩弗裡(Savery)機器。可是,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對於泵的需要很快地得到了滿足。在十六世紀,在各地都發現有阿基米德泵,它開始成為非常熟悉的工具。伽利略似乎從泵中學到了什麼東西,他看到在操作時任何空吸泵都不能把水提高三十碼以上。他試圖解釋這個現象,但他得出了錯誤的理論。然而,他的學生托裡拆利(Torricelli)和維維阿尼(Viviani)確實創立了關於水的高度與大氣壓力之間關係的正確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使得建造工業用空吸泵成為可能,而且對於科學理論本身也有有益的影響。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托裡拆利製成了氣壓計,這是一種早期研究中很有價值的工具。而且,馮·古厄裡克在十七世紀利用泵來獲得真空,這在今天已為人所熟知。這導致了所謂的「空氣泵」的發展,利萊說,後來空氣泵「在像波義耳這樣的人的手中,也許變成了十七世紀科學進步的最重要的儀器。」科學和技術是相互獲益的。    
  所有這種例子,也許足以說明經濟對十六和十七世紀的科學產生了影響。那個時期的經濟變革是非常巨大的,它們不能促進但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新興起的科學。當我們在談論在此期間的任何變化時,商業資本主義和探險活動是非常明顯的背景因素,必須予以考慮。但是,僅僅考慮這些背景因素,將無法解釋任何和所有的變化。這些和其他的外部因素與科學本身中的內部發展是相互交織的。    
  對科學之興起的最後一個外部影響——宗教因素——應該被提到,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獲得一些社會學的調查研究,它們試圖建立科學與社會因素的關係應該是什麼的模型。這些調查研究就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比較宗教社會學中所做的那些研究,以及羅伯特·K·默頓傚法韋伯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所做的研究。    
  在對世界上幾大宗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進行廣泛的歷史研究之後,韋伯做出結論,即不同社會的宗教價值與態度,特別是它們對於自然的意義及其與超自然的關係所持的不同觀點,對於日常的活動有巨大的影響。這一點現在對於我們來說也許似乎是一個相當明顯的觀念,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當馬克思主義和英國功利主義關於經濟之首要重要性的哲學觀點盛行時,韋伯的理論並非如此迅速地得到承認。韋伯特別感興趣的是宗教價值對日常經濟活動的影響,他主張,對早期近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刺激是出現在十六世紀加爾文清教主義中宗教態度的新的復合體。這就是韋伯關於「清教主義倫理」對於近代資本主義之重要意義的著名論題。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這個觀點,儘管它同韋伯關於科學的主張——這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有聯繫。以他對於這幾個偉大的歷史社會的知識,韋伯知道,人們在其對於經驗世界的適應上,總是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可是他確信,與他所研究的其他社會的宗教價值相比,希臘-基督教社會的宗教價值對於經驗科學的發展更有利。我們已經提到了這些更有利的觀點和態度中的一些:自然與超自然的王國相分離的觀點;上帝是理性的以及自然的天地萬物反映了上帝的理性這種觀點;以及人可以在自然的天地萬物中發現理性秩序的觀點。為所有宗教和所有社會所持的態度是不存在的。例如,韋伯自己證明,中國傳統的儒教所持的世界觀不同於西方;韋伯所謂的「世界之巫術圖像」在中國的突出地位有助於解釋中國社會中科學的缺乏。    
  這裡,一個直接相關的問題是韋伯提出的加爾文清教主義,或者他所稱呼的「清教倫理」,對於科學的發展是一種特別有利的基督教的態度。加爾文主義把中世紀理性主義的偉大力量帶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刺激了經驗科學,因為加爾文主義神學認為以可能的最理性的方式安排他的各種「世俗」的活動,經濟的和其他的活動,是人的宗教責任。當然,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宗教態度逐漸世俗化,直到理性經驗活動之目的和正當性不再直接地而僅僅間接地是宗教的問題。然而,在十七世紀,當這種正當性仍然是宗教問題時,新的加爾文主義世界觀對科學的成長提供了一種強烈的推動力。似非而是的是,加爾文主義神學的超自然神諭禁止關於經驗世界的理性思想。    
  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接受了韋伯的觀點,把它特別地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加爾文清教主義聯繫起來,並且給予了一次詳細的經驗檢驗。這裡,我們只能概要地報告一下這一檢驗。首先,默頓主要利用皇家學會《哲學會報》上的論文做為他的證據對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活動做了詳細的定量研究,並且闡明積極從事科學的清教徒的數量以及他們促進科學的程度,較之其他的宗教團體以及特別是天主教團體,大得不成比例。默頓還附帶地搜集了統計證據,以顯示清教徒相對於天主教徒不成比例地參與了科學,這一點對於歐洲大陸以及對於英國來說一直持續到現代。對於這種差別,就美國的情況而言,我們將在以後更多地談及。    
  然後,默頓轉到了一組構成加爾文清教主義的宗教信條與態度,這些信條表達在神學著作中,布道中,以及向世俗之人提供精神指南的書中。正是這組信條,正是這種簡稱為「清教倫理」的東西,造成了對科學活動之傾向中的差異。這些信條是什麼呢?清教徒持下列觀點,即人可以通過理解自然界來理解上帝,因為上帝自己顯現在自然界的傑作之中。因此,科學與宗教不是不相容,反而是信仰的堅實基礎。他們覺得,由於「辛勤勞作」如果不是一種考驗就是一種選擇拯救的標誌,由於人們可以通過社會功利主義來使上帝增添光彩,那麼科學之所以是正當的是因為它是一種辛勤勞作和改善社會的有效手段。而且,他們賦予理性以高的價值,這是因為只有人被上帝選中而擁有理性,還因為理性約束著懶惰和偶像崇拜。清教徒不因其自身的緣故而尊重經驗世界,但是經驗世界做為理性的、有秩序的活動的場所——這對於科學是如此有用——卻得到了上帝的證明。    
  這些宗教觀點對於科學活動的意趣相合性是顯然的。默頓在總結時說道,「在清教倫理中,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是如此顯著,它形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本質。」  我們利用了默頓的研究,來表明宗教因素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會重複道,這在關於科學的社會研究中具有廣泛的方法論的影響。一方面,在表明在特定場合和時間科學活動之間的某種直接和特殊的關係上,它有著基本的科學的優越之處;另一方面,在表明某種經過仔細定義的和分離的社會因素上也是如此。例如,默頓並未宣稱清教主義在整體上對科學具有這種有利的影響,而僅僅是加爾文主義,僅僅是處於某一既定發展階段的加爾文主義。最後,像韋伯一樣,默頓並未宣稱十七世紀英國的清教徒有意打算造成科學與「清教倫理」之間的這種關係。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科學對社會的相反影響一樣,恰好是在無意識的時候常常是最強有力的。    
  到這裡,我們可以停止我們對科學之歷史進化的所有過分簡要的說明了。我們相信,沒有必要來進一步例證這六個主題了,它們在後幾個世紀——繼我們剛剛在談論的那個時期(近代科學興起的時期)之後——的科學史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顯示。    
  下一章,我們將轉到說明最有利於科學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中維持一個高水平發展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現在起,我們將更感興趣於分析充分發達的科學之本質和狀況,而不是在於科學進化的歷史。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三章    
   現代社會中的科學:它在自由社會與極權社會中的地位    
  在討論了科學的歷史發展之後,現在我們就可以理解在何種意義上說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是獨一無二的——就像我們經常聽到的那樣——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們說科學之獨特,不在於種類,而在於它極其廣闊的範圍和高度發展的水平。只有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才能發現,從更早形式的經驗理性發展出來的要素和獨立於科學的(就如我們所知的)要素奇特地結合在一起,這些要素包括:高度概括化和系統化的概念框架、大大擴展人之觀察能力與控制材料能力的實驗設施、較大數量的職業科學工作者以及科學在人民大眾與精英之中獲得的廣泛贊同。    
  然而,要素的這種結合,我們所知道並且認為當然的這種科學,並不是隨機的,也不是必然的或不可改變的。近來發生在納粹德國和蘇聯的事件已經證明,至少是科學的某些部分可能既有衰落也有成長,也許甚至完全遭到窒息。簡言之,科學不僅像我們在前幾章所看到的那樣依賴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而且對於某些類型的社會條件比其他類型的更適應。近來,塔爾科特·帕森斯一直關注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這種關係。他說,「科學最初是與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類型的社會中,科學才能興旺發達,反之,沒有科學之持續的和旺盛的發展與應用,這樣一種社會也不能正常地運行。」     
  在本書的其餘部分,我們將自始至終盡可能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進行詳細的分析。可是,在本章中,我們想給出一個關於這些關係的較寬泛的觀點,這種觀點對於隨後進行更好的分析是必要的基礎。我們想把那些相對宏觀的社會條件中的某些分離開,這些條件在與其他社會的比較中刻劃了現代西方世界的特徵,並使得高水平的科學活動與進步成為可能。因此,我們將談到諸如我們的理性文化價值、我們的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分工這樣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對於科學的重要意義。我們不關心我們社會的這樣一些特徵是怎樣通過經歷許多世紀的社會變遷(包括屬於科學本身的那些變遷)而演變成的。我們感興趣的僅僅是它們現在與科學意趣的相合——帕森斯教授談到的那種意趣相合。    
  揀出這些廣泛的特徵之目的,不在於精確地描述現代社會就是什麼。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模型,像一些社會學家所稱之為的「理想類型」,這種類型的社會是與其他社會相比較而言的。在現代世界的不同社會中,這種模型無論在何處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但它實現的程度有大有小。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模式——我們的一組現代社會的特徵——做為對於這些不同的現代社會為科學發展提供的相對有利條件之程度的一種粗略但卻是有用的量度。特別地,這種考察將表明,某些「自由」社會(例如,美國和英國)在某些方面要比某些「極權」社會(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於科學更加有利。我們說後一類國家對於科學是「不太有利的」;我們不是說科學對於它們是「不可能的」。這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這只是一個在不同的相關社會中有利程度不同的問題。現在,關於這些事情的意識形態思考確實是絕對的;例如,它談論「納粹德國中科學的滅亡」。在現代世界,絞殺科學更加困難了。這種想法將不能把我們帶向一種對於認識我們的價值以及真正的科學理解是有用的科學社會學。    
  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有標誌某些種類的社會活動的一組文化價值,一組道德偏好(moral    
  performance),以區別於另一些社會活動。讓我們首先看一看刻劃現代世界之特徵(有別於其他社會)的文化價值系統,這些價值不僅在科學之中,而且在許多其他的社會活動之中實現自身。這是一組深深扎根於社會的道德偏好,它使得我們所知的科學之獨一無二的高度發展成為可能。這是一組我們必須比較強烈地維持的價值。當然,這些價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正式經過整理的,所以我們這裡給出的特殊的價值清單,只能是做為許多試圖發現它們的學者與精神領袖的一致意見而提供出來。然而,任何類似的價值清單大概都會與這個清單具有很大的重疊,尤其是當通過嚴密的分析僅僅消除了字面上的差異之時。無論如何,對於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科學與其他基本的活動,這些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即使最終難以精確地按等級把它們描述出來。    
  我們必須談到的關鍵的文化價值之一是合理性(rationality)價值,這一道德偏好與科學的意趣相合是顯然的。現在我們指的不僅僅是合理性的實踐,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它發生在所有類型的社會之中。所謂「合理性」價值,我們意指對於遍及社會之廣闊領域的這種實踐給予道德上、情感上、「建制化的」(如社會學家們所說)支持。這種支持在於它為試圖把所有的人類存在現象都變成更一致、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嘗試提供關鍵性途徑。這種合理性是特殊的,它不同於一直是以前所有類型的社會的一種突出特徵,即「傳統主義」的文化價值。按照其自己的條件,這種價值贊成無論存在什麼都接受,這只是因為它已經存在了;這種價值不希望根據理性一致性和普遍性對現實存在的東西予以批判。現代人的「理性癖」(托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是首先將其他社會的習俗加以比較的人之一)致使現代人在各個方面詰問世界,分析所有僅僅是由於「習俗的支配」而流傳到他這裡的現象。現代世界人認為,理性規則比習俗和禮儀更重要。    
  與科學相比,這種合理性價值更多地構成我們的社會的基礎,儘管它當然是在科學之中得到最令人難忘的體現。例如,我們的經濟活動只能以其現在的形式得到維持,這是因為這種價值在民眾之中廣為散播。經濟領域行為的道德規範,也即是工業效率與所有事務中井然的秩序之合理性,是來自經濟活動外部的標誌。當我們讚揚「自由探索精神」時,我們指的是合理性價值的另一方面。那種精神主要是由專業群體,特別是由在這些群體之中的科學家們來發揮的,但是這種精神在所有社會群體中是一種文化理想。我們說,任何人都有權利提出問題並使「他自己」感到滿足,這裡我們指的是他的理性。的確,這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這就是說,關於合理性價值,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積極品質。它要求人力求合乎理性地認識並且通過一種連續不斷的積極努力(而不只是在事件使他受到挫折或阻撓他的時候)來控制其所有的事物。在科學界本身,這種合理性的精神變成了一種建制化的處於自我完善階段的無止境的探索,常常是提出新穎的和更普遍的假說。現在,在這個世界或這個社會,我們的文化所贊成的積極合理性貫穿所有的領域。    
  當然,就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樣,這種積極合理性不可避免地會與社會中某些已經建立的習慣與活動相衝突,例如,與宗教的「神聖」信仰或者與古老的經濟慣例相衝突。這些其他的活動抵抗著合理性的「進攻」,有時是激烈的,但在我們近來的歷史中,更經常的是緩慢適應這種無節制探索之侵蝕性影響;當我們在後面討論科學的社會影響時,我們將更加嚴密地考察這種對合理性之抵制的根源及其對科學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從它所詰問並批評的某些事情之中存在著反攻和抵抗,但在整體上,一定強度的合理性價值始終是盛行的。尤其是它體現在科學的結構和影響之中,所以,積極合理性是偉大的物本論的來源,因而在現代世界中打下了烙印。    
  對於另一種現代世界之重要的文化價值,我們需要一種術語,叫「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即使這個術語具有某些我們在這裡並不意指的並且因此將特別排除在外的涵義。功利主義價值是指現代人的主要興趣在於這個世界,這個自然界的事物,而不是在於像超自然拯救這樣的其他世界的事物。這一價值也顯然有利於科學的高度發展。與人們所說的中世紀的理性相反,近代理性主要是把理性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現象。在我們關於近代科學之興起的討論中,我們曾經指出,這種日常的經驗合理性在某種程度上是派生於由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倫理所規定的對現世事物的積極興趣,馬克斯·韋伯對這種興趣進行了出色的分析。然而到今天,這種對於世俗活動的興趣已經幾乎變成完全自主性的,幾乎完全基於從更早的宗教興趣的奇異派出物,以及基於其他發展的結果。或許,功利主義的這一部分來源在於特殊的宗教興趣,這應該清楚地表明,功利主義價值並不一定是使人反感的「唯物主義」。唯物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沒有同一性,某些反對功利主義價值的人堅持將二者等同。雖然唯物主義是功利主義之一個可能的結果,但對於現世事物的一種「理想主義的」關心也是可能的。這些理想主義的功利主義的證據廣泛分佈在社會改革和社會自願捐助制度之中。然而,在科學界本身,可以發現對於理想主義的功利主義之存在的最嚴格的證據。 當我們概述做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活動的科學的特定文化價值時,我們還將再次提及這一點。    
  我們的文化所贊成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仍然構成了與高水平科學活動之維持特別意趣相合的另一種價值。這種價值派生於並且依然最主要地表達在基督教的人在上帝那裡是同胞的理想之中,它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有一種奇特的意義。它意謂著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尋找生活中的職業,以實現他們的價值。它意謂著每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基於他在他的職業中——也就是在工業社會中,在他的「工作」中——成就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競爭任何職業職位,都可以在一個職業等級體系中競爭任何特定的地位。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形為例,任何具有成為一名科學家之天資的人和渴望獲取那個職位的人,都有同給予所有其他人一樣大的社會權利來這樣做。做為美國式的表達,普遍主義的價值就是無論種族、膚色或家教信仰,人都可以成為一名科學家。而且,一旦一個人成了一名科學家,他就有權根據普遍主義的規範(它適用於所有具有這種職業和身份的人)受到所有的科學家同行和所有的同輩市民的對待。普遍主義得到充分實現的地方,猶太人和黑人就不會被拒斥於科學或其他任何職業大門之外。而且就科學本身而論,也不存在「天主教的」科學、「猶太」科學和「德國人的」科學。在普遍主義價值得到最完全地實現的那部分現代世界中,普遍的科學興旺發達。    
  另一項在現代世界(與在其他的社會相對照)中具有極大範圍的文化價值,我們將稱之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此價值指的是受個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組織的權威的驅使這一道德偏好。我們具有自由主義的信念,它就像功利主義一樣,部分地派生於清教主義神學,對於所有以我們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為,尋找契機是我們的責任。現代人以一種新出現在社會中的方式忌恨有組織的權威的支配。正是這種態度與科學最為意趣相合,科學拒絕任何有組織的、特別是非科學的權威對真理的壓制。對於科學知識來說,正確性的規範也是個人主義的:這些規範不是被賦予在任何非正式的組織之中,而是在個人的良心之中,在那些僅僅是為此功能而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科學家們的判斷之中。科學家們對於所謂的科學中的「計劃」抱有一些怨恨,(當我們以後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將更充分地看到這一點,)這種怨恨來自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恐懼,即擔心在科學的控制中,正式的有組織的權威將替代非正式的同行評價。    
  現代世界的最後一個文化價值似乎是重要的,這就是「進步」與社會改善主義(「Progress」    
  and meliorism)的價值。在今天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廣泛散播的信念,即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所謂積極的合理性能夠並且應該改善人在這個世界中的許多境況。與此相伴隨的是相信並贊同這個世界的「進步」,這種進步並不一定是一種單線的進化,但是它總是以一種積累的方式進化的,其中科學與理性知識都是積累的。在一個重要的方面,這種價值也在基督教的至善主義和清教的積極行動主義中有其根源。當然,對於「進步」與社會改善主義的道德偏好與科學的基本動力是非常意趣相合的。儘管在特殊的情況下存在局部的阻礙和敵對,但是在總體上,現代社會對直接和間接地由科學進步所促進的無數創新一直是竭誠歡迎的。如果說生活在不穩定和變化(這是科學賦予社會的永恆特徵)之中是艱難的,而且我們都知道有時竟是多麼艱難,但我們仍然把科學做為一種「進步」和社會改善主義的動力而贊同之,這使得我們更加願意維持這種狀況,以變壞事為好事。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在現代世界中發現的價值,它們使得這個世界同科學是如此奇特地意趣相合。我們已經說過,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中得到了不同的實現,過一會兒我們還將談談為什麼會如此。我們還將馬上注意到,這種價值系統即使在實現得最充分的社會中,其構成也不是僵硬的。在所有社會中,對於所有文化價值總是存在著某種矛盾心理。例如,在現代社會中,對於像合理性價值這樣的事情以及對於科學本身,確實存在著矛盾心理。由於社會變遷之重要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矛盾心理中產生的,所以即使是在做為社會核心的文化價值中缺乏剛性也是必要的。以後,我們將詳細討論社會對科學的某些矛盾心理,這些矛盾心理是與科學的社會後果相聯繫的。任何衡量這些社會的社會學模型,無論多麼粗略,都必須是一個動態的模型。    
  除我們已經挑出來的文化價值之外,與其他社會相對照,在現代世界中還有某些社會條件對於高水平的科學活動特別有利,如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允許相當大的社會陞遷的社會階層體系以及允許多權威之自主性的政治體系。在討論這些社會條件時,我們將構建一個模型,它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充分實現,而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這些社會條件,或者像社會學家們稱呼的社會結構,不僅與科學特別意趣相合,而且與所有的做為現代世界之特徵的文化價值意趣相合。然而,這些社會條件不僅僅是那些價值的派生物。對於所有可能與它們意趣相合的事物來說,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有一些獨立性。例如,按照文化價值行事的社會行動可能會摧毀社會結構,這就是納粹所做的事情——依靠他們對情感性非理性之文化價值的信仰削弱他們的工業體系。當然,反之,一個社會中社會結構的變化對其文化價值也有影響。例如,在美國社會中,我們硬把「安全」做為「自由」的對立面,這種正在增長的價值部分地是發生在我們的經濟系統中的變化的一種後果。因此在一個社會的不同部分之間存在這些相互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得不既考慮社會結構又考慮文化價值,就像我們在這裡將要做的那樣。現在我們從職業體系開始,考慮這些具有特色的現代社會結構。    
  在任何社會中,無論它是小的、無文字社會還是大的、「文明」社會,都存在著某種勞動分工和某種職業功能的特化。然而,這種分工和特化的程度在已知的社會之中是極其不同的。例如,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勞動分工可能只是在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的工作職能之間存在差別。但是,即使在這種相對沒有分化的結構中,群體之特殊的成員在某些工作中具有的技能或技巧通常是得到承認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一些人在群體職業工作中被非正式地承認為領袖。因此,在馬林諾夫斯基描述的特羅布蘭德島民之中,有在建造裝有舷外鐵架的獨木舟上具有較高經驗和技能的「獨木舟專家」,他們因而在任何這種事業中都是領袖。只有在很小的群體中才有我們剛剛描繪過的最簡單的勞動分工。就是在一個中等規模財富與技術亦有中等大小之積累的群體中,勞動分工也使許多特化的職業角色相分離。這樣一些職業角色通常以一種不同於現代工業社會的方式同其他的社會角色相溶合。這就是說,它們並非是典型地從手工藝人所具有的家庭角色分離出來的。例如,手工藝人的工作技能和農夫的工作技能是從父親轉給兒子並因此轉給下一代的。家庭與工作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繫體現在工作場所上,因為在這種其他類型的社會中,工作場所和家庭居所不像我們那樣是分開的,而是在同一個地點。    
  現代工業社會則很不相同。它已經把勞動分工推進到一種極其專業化的程度,這種專業化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中不為人所知。例如,舉美國為例,由美國勞工部就業管理局編寫的職業名錄辭典花了一千多頁的篇幅來列舉存在於這個國家的不同工作的名稱和情況。該辭典收錄了一萬七千個不同的工作,這顯然不是一個完整的名錄。單在美國紡織工業,就有大約一千八百五十類特殊技能。而且,在理想上,這些工作的分配是建立在忽視家庭聯繫之差異的基礎上。它們應該是一個僅僅基於功勞的職業成就體系中分散的點。這種專業化的、與家庭分離的職業體繫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是一個後來發生的現象,它對於一種工業化類型的社會之成功的運行是極其重要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納粹企圖重建「種族」和家庭的標準以安排職業的功能,是對其工業體系的一種威脅,無論怎樣納粹都不可能有意識想使他們的行動形成這種結果。    
  從我們剛剛描述過的勞動分工的多樣性來看,科學家之職業角色,決不是「自然」出現的,更不用說科學之極其專業化的子部門了。除了在近幾百年內,科學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專心於其他工作的職業角色的副產品,而不是由技術觀測設備來檢驗的普遍性概念框架之發展的副產品。在從事其他工作時,手工藝人經常產生實實在在的理性經驗知識,有時是完全無意的,有時是有意識的。但是,只有在現代工業體系中,隨著其複雜的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社會才承認並非常贊同為那些其職業(也只有這個職業)是瞭解科學並促進科學發展的「工作人員」所安排的位置。事實上,直至近代科學興起之後,這種職業位置才大量湧現。我們已經看到,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偉大的科學家們,都是典型的「業餘愛好者」,或者是那些經常把科學做為其非本職工作的人,而無論他們對科學的熱忱到底怎樣。那些當時從事科學的人經常靠其他辦法謀生,他們從事科學工作時,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本傑明·富蘭克林就是這樣一位科學家,他是一位做出了偉大的科學成就的人。如果「業餘愛好者們」特別幸運,他們或許能找到一位贊助者,此贊助者崇拜科學,並因此會給他們提供研究資金。社會作為整體並沒有明確規定並普遍贊同科學家們的職業。就像我們將在以後詳細看到的那樣,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方社會才為大學、工業和政府中的大量科學家奠定了穩固的社會基礎。在二十世紀,大量科學家的職業角色,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是獲得社會贊同的,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指出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由於其不同類型的職業非常之多,由於其極其專業化,由於其進入專業協會的內部組織(我們將在以後更加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精緻的科學之職業結構現在已成為為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需的複雜的勞動分工之基本的一個部分。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對於像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工業社會同對於像美國或英國這樣的自由工業社會是同樣正確的。科學之持續的進步有賴於社會為科學工作者提供大量專業化的職業角色。因而,這種角色之數量和這種專業化的任何削減,都將會潛在地削弱科學。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科學之進步還以另外一種方式與複雜的勞動分工相聯繫。不僅科學及其成果是高度專業化的,而且工業與技術的精緻的專業化也必須利用科學的成果。塞格弗裡德·傑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其極具洞察力的著作《控制機械化》中已經闡明,我們所熟悉的這種工業技術做為一定種類的社會組織的功能同做為一定種類的科學知識的功能是一樣多的。例如,工業裝配線是在勞動分工中的一項重要的社會發明,無論我們擁有的科學知識多麼多,沒有這項發明,現代機械技術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由於科學和技術現在是極其相互依賴並且彼此促進的,兩者基本上都依賴於偉大的勞動分工的維持,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的特徵。    
  更能代表現代世界而不是其他社會之特徵的階層體系的類型,即社會學家們所稱的「開放階層」體系,也就是相對大量的社會陞遷受到贊同的一種體系,也同高水平的科學之維持特別意趣相合。這是因為社會流動性使社會具有這種功能。這就是說,不論原因可能是什麼——這些原因似乎部分是遺傳的,部分是社會的和心理的,在任何既定一代中,某一社會的社會精英並不完全在下一代中再生產出它的後繼者。這一點是正確的,不管精英必須具備的技能是什麼,無論是軍事的、行政的、科學的,還是其他種類的技能。因此,在任何社會中,某種形式的精英之社會複製是必需的,這一點在不同社會中通過不同數量與類型的社會流動來實現。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流動的渠道(例如)近乎封閉,那麼精英可能就不能以足夠的數量再生產出其本身,其後果是損害社會的有效運行。    
  在任何既定的一代,精英集團之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性,對於科學似乎同對於其他任何活動一樣重大,也許是更加重大。因為科學家們必須具有的高度發達的和高度專業化的才幹,科學的進步,要求科學是一個「向才能開放的職業」,在其中出現在較低階層的才幹可以陞遷到專業科學階層之中。在現代世界中,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如果科學工作人員大多數是平庸之輩,其職業位置僅僅是基於家庭出身而歸於他們的,那麼科學不久就會停滯不前。除家庭以外的其他特殊標準對於科學是同樣危險的。無論「種族」,國家集團還是階級,對科學才幹都不具有專利權。由於這個原因,當納粹把所謂的「非亞利安人」排除在科學職業之外時,科學就遭受到很大的危害。一個開放階層體系,向所有的才能提供機會以表現其自己,這與科學的進步最意趣相合。當然,這兩者的關係是相互的。由於科學在每一代都提供一定數量的對成就開放的受到高度尊重的職位,它為一個開放階級的社會扮演著一種重要的合法化功能。我們可以說,哪裡的人們必須並且可能陞遷,哪裡的社會與種姓等級制度之觀念就將更加難度時光。    
  在現代世界中,科學與開放階層體系有另一個重要的聯繫。儘管把人們吸引到特殊的職業生涯有許多不同的動機,但是在開放階層體系中授予任何既定職位之聲望的程度,在人們對向他們開放的各種職業之中做出選擇時是一個重要的特別的因素。在現代社會中,科學階層具有較高的聲望。就像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在關於職業可能性之天平的公眾評價上,科學家之職位的等級近乎頂端。確實,社會對科學及其實踐者的尊重即使是在那些相當忽視科學之性質與功能的集團之中也是普遍的。我們將看到,這種對科學階層的一致意見也是蘇聯社會的特徵,儘管對於個別科學家們的活動存在干涉。相反,在納粹社會中,至少對於科學家們的聲望存在一種矛盾心理,甚至存在一種大大降低科學家們社會地位的敵對行為。當科學的社會聲望降低時,它所吸引的人就更少了。從整體上來看,科學家在現代世界所具有的高社會地位,表明公眾承認科學家之功能的社會重要性,沒有哪一個現代工業社會能承受得了大大降低其地位或忽視其功能所造成的後果。    
  如同一個高度發達的勞動分工和開放階層體系一樣,權力集中程度不大的政治體制類型也特別與科學意趣相合。當然,這種「自由」類型的政治體制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社會體制來說是現代社會之獨一無二的產物,儘管它的範圍即使在現代世界也只是部分的。如同我們在以後將更加充分地看到的那樣,在經驗科學現在已經達到高度發達的國家中,科學之有效的運行除了有限的幾種外部控制之外需要很大程度的自由。沒有大量的自我控制,科學就不能前進,我們所指的是由職業科學家們自己在其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組織中所實施的控制。總的看來,這種基本的自主性在現代世界中已經給予了科學。在近代科學興起之前,這種自主性與教會的等級制宗教組織不相容。最近,對科學之自由的威脅最經常的是來自等級制的政治組織,尤其是在納粹德國和蘇聯。那裡的科學工作不是按科學活動的準則而是完全以極權政府的政治與社會需要來評判,哪裡的科學進步就受到妨礙。現在,並不是所有的現代社會都為科學提供同等有利的政治條件。    
  在我們關於科學之社會方面的六個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看到,像其他的社會活動一樣,科學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科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絕對不受社會中其他因素(當然,包括政治因素)的一定控制。科學的自由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問題。在整個這本書中,分析這些特殊的形式,闡明它們對科學進步的作用,這將是我們的目的。相應地;這樣一種分析將指出哪些種類的控制對科學沒有損害。我們不能把科學與社會的其他部分對立起來;科學社會學的工作是確定二者間最有成效的聯繫類型。    
  此外,科學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可能會變換其特殊的形式,儘管對於科學之相對自由的一般要求未變。這樣一些變化需要基於理解之上的調整。例如,在美國社會中,儘管科學的自主性一直具有高的水平,但是科學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近二十年。隨著科學的進步以及科學在其社會影響和社會有用性上的擴大,科學進步的結果已經變成了政治問題。自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不斷地並且在一個相當大的規模上關注科學的政治問題。這種關心程度在戰爭期間明顯受到限制,儘管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美國政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一直多少有點關心科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關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甚,因為科學與國防和國家安全的關係很密切,所以科學與政府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繫。這種變化引起了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的注意,他本身在這種關係中一直是一位積極的和有力的參與者。他說:「國會議員和聯邦政府的文官已經捲入了一些複雜的問題之中,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對於科學和工程問題的評判。無疑,政治與科學,曾經是相當分離的活動,現在已經變得相互嵌合了,而齒輪的磨擦卻對常產生奇怪的和令人厭煩的噪音。」關於這些新問題中的某些問題,我們將首先在我們關於美國政府中科學的地位,其次在關於科學的計劃的討論中予以考慮。然而,儘管存在這些問題,必要種類的對科學的自主性似乎在這個國家一直是得到保障的,最幸運的是,這種自主性不僅是對於科學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    
  因此,這是「理想類型」,這是會對科學及其進步提供最有利的條件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體系的模型。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何種程度上找到所有這些東西——合理性、功利主義、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改善進步論這些文化價值,以及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分工、開放的階層體系和非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這些社會結構,科學就在何種程度上興旺發達。    
  在著手把這個模型簡要地應用於分析現代世界某些「自由」和「極權」的社會之前,我們必須提醒我們自己,這個「理想類型」具有局限性。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對於科學具有關鍵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並沒有窮盡在現代社會中以某種方式與科學之成功有關的因素。在任何既定的時間內,某些其他的條件也是重要的。例如,除去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在一定既定的社會中已經累積了多少科學知識,這對於科學是一種巨大的差異。因此,當納粹德國背離了普通主義之價值時,它依然具有一種差別,即更早的德國社會已經累積了大量納粹社會依然可以得到的科學工作。與此相類似,在兩個具有大略上與我們的模型同樣相反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的社會中,有更多的積累下來的經濟與自然資源,有更文明的、受到更多教育和更有技能的民眾,對於科學做為一種形式的力量的優點具有更加得當的意識的那個社會,將更有利於科學的發展。我們把這些以及其他的社會因素放在這裡的考慮之外,儘管對於任何一個既定社會的全面分析必須把它們包括在內。在以後的幾章中,我們將提及這些因素中的某些:例如,我們將談到繼承下來的科學知識實體在科學發現與發明中的重要性。可是,此時我們想把那些經常被忽略的文化與社會因素分離出去,儘管它們也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    
  特別是在我們明確並且附帶地論及在美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情況之後,也許難以再次說我們剛才構建的對於科學之有利的社會條件的「理想類型」,是更接近於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所謂的「自由」社會而不是我們所謂的「極權」社會的一種描述。然而,在現代世界中,這兩種社會都至少具有某些對於科學是基本的特徵:例如,基於高度專業化與高度理性化的勞動分工的工業經濟。這一點應該提醒我們,不要基於像「自由」和「極權」這樣粗略的二分法去對科學的狀況做絕對的分類。的確,我們將要簡單談到的兩個所謂的「極權主義的」國家——納粹德國和蘇聯——,雖然不像美國或英國那樣有利於科學發展,但是這兩個國家都因相當不同的以及某些類似的理由而相對不利於科學。的確,從廣泛的比較角度來看,如果拿整個社會與整個社會來比,納粹德國大概要比今天的蘇聯更加偏離我們的「理想類型」。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這些重要差異,可以根據我們關於這一點的討論分析出來。    
  現在,我們將很少在超越我們已經給出的最一般的標誌——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之中,自由社會最有利於近代科學——之外去討論「自由」社會的科學。在整個這本書的其餘部分,我們將非常詳細地考察存在於一個「自由」社會——美國——之中的科學。我們將指出,美國在許多方面偏離我們的模型。但是,我們也將看到,這個社會與我們的「理想類型」具有相當大的意趣相合性。例如,我們將發現,美國科學家和人民的價值與「理想類型」的文化價值大體上是相似的。我們將考察,美國的科學家怎樣通過一種開放階層社會的流動渠道,特別是通過其學院和大學而得到補充。我們將看到在美國科學與工業中劇烈的職業專業化,這種雙重的專業化對於科學進步是十分有益的。我們還將描述科學職業之相對自主的、非正式的組織結構,並且考慮這種自主性在反對外部政治控制時的作用與問題。我們可以同樣容易地對於像英國這樣的另一個「自由」社會做這類分析,但我們沒有這樣做,只是由於方便的緣故,我們將主要談美國,而只是附帶地談談英國。儘管貝爾納自己對於英國科學的狀況不滿意,但是他的書《科學的社會功能》很好地顯示了英國社會之「自由」的特徵與其傑出的科學成就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暫且把「自由」社會放在一邊,我們將先研究兩個不同的「極權主義」社會。    
  納粹德國背離了——儘管不是完全背離,但卻達到對於它的科學有損害後果的程度——作為我們的「理想類型」之組成要素的三個條件:普遍主義與合理性的文化價值,以及科學之相對自主性的政治條件。完全精確地度量這些損害後果是不可能的,即使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發現在三十年代以及在戰爭時期發生在納粹德國的某些事情。雖然純粹科學並未完全被摧毀,如同某些「自由」社會的科學家們在他們對於納粹革命之首次道德與情感反應的震動之中所預計的那樣,但是這種損害是相當大的。    
  例如,讓我們考慮一下納粹否定普遍主義之文化價值的後果。從正面來看,這種否定意味著美化「亞利安德國人」做為科學家的特殊優點。由於這種態度,科學教學職位的候選者必須滿足某些「亞利安人」的體能、道德和「種族」適宜性的標準,這些標準與科學才能完全沒有可以確證的聯繫。當然,從反面來看,這種否定意味著對德國猶太科學家以及對虔誠的納粹黨徒所提及的科學中「猶太魔鬼」(judischer    
  Ungeist)的某些事情的粗暴打擊。納粹侵犯猶太人繼續做為科學家或者培訓專業人員的普遍權利的一般後果,明顯表現在德國三十年代期間科技人員嚴重的流失。這裡有一些粗略的數字。在1933至1938年間,一千八百八十位第一流的科學工作者從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學流亡。英國生物學家李約瑟教授估計,百分之二十五強的德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佔了在被放逐的所有具有科學名望的人的百分之八十。到1937年,在德國大學學自然科學的學生人數只有大約1932年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再提一下對德國科學的某些特殊的損害。通過把現代原子物理學和相對論物理學斥責為「猶太科學」(同等傑出的),納粹黨徒把這個完整的學科帶到幾乎崩潰的邊緣,以致它在大學中變得不受歡迎了。當然,這對於在此領域補充新的研究人員並繼續從事研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然而,德國社會對普遍主義施加限制並不意味著所有進入科學職業的社會流動都禁止了。但是,對猶太人及其他「非亞利安人」的迫害摧毀了科學能力的一個來源,迄今為止他們在德國科學中一直是極其重要的。在納粹以前的德國科學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的花名冊中有大量猶太人的名字。    
  德國也背離了合理性的文化價值,當然這肯定是部分地背離。對於狂熱的納粹黨徒來說,建議德國人「以他們的熱情來思考」,比基於這一箴言使得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運轉起來更容易。在宣傳演講中要比在社會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大概會更經常地發現對非理性的尊重。的確,它經常是在宣傳中被發現的。例如,德國教育部長赫爾·伯恩哈德·魯斯特(Hers    
  BernhardRust)在1936年舉行的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慶祝會上說:「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被描述為不與科學為友,如果科學的評價者假定不依賴於前提條件與不抱偏見是科學探索的基本特徵的話,我們對這一點斷然表示反對。」大概納粹領導人引以為榮的非理性對科學之最有損害的後果是他們不想得到的,不是刻意追求的。據報告,希特勒經常取消他的助手的建議——基於理性的調查和計劃的建議——而讚賞「第六感覺」。有時,這些半非理性的洞察導致成功;有時導致失敗。例如,因為他對於奇襲式武器之非理性的渴望,所以希特勒對於有關科學可能性的瘋狂的和騙人的意見是敏感的。在現代世界中,第六感覺是國家決策的一個微弱的基礎。與第六感覺所允許的相比,國家政策比較更加經常地是正確的;這就需要最好的可獲得的理性經驗知識。因此,在現代工業社會的領導以及追隨者之中,對於理性給予一種強烈的重要性的評價。    
  對德國科學最直接的有害影響來自納粹政府之新的政治極權主義。偉大的德國大學在以前一直是社會的驕傲,但卻很快地服從於納粹黨徒的政治控制,他們對理論科學家似乎有一種特別的不信任。不僅許多「非亞利安」的教授被開除,而且其餘的人也根據他們對黨的忠誠而不是根據他們的科學成就受到權威人士的挑選。結果,有時騙子們竟與有才能的科學家們競爭研究的資金和設備。政治權威可以踐踏通過科學研究建立並且由科學同行確證的知識。例如,自1939年起,所有博士學位科學論文都必須提交給官方的納粹審察官。甚至更早,自1935年起,科學家們參加任何科學會議(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某個其他國家)都要經科學會議中心的批准,這是德國宣傳部的一個機構,其主任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當要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德國以外參加會議時,他們就來指定一位領導,「這位領導的選擇是根據他做為納粹黨之成員的可靠性。」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科學自主性的程度;這不是科學在現代世界中有效運行的方式。    
  儘管存在這些來自我們已經論述過的三個來源的有害後果,但是德國科學遠沒有被消滅,如果我們根據它在最近這次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的成績來判斷的話。對猶太人的特殊迫害和政治獨裁主義,對料學之某些部分的損害要比其他部分多得多。例如,儘管納粹黨徒貶損高等教育和純粹科學,但是「他們可以加強從事發展的技師與有關人員的地位。」在德國空軍中的研究比在陸軍中的研究要好得多,因為納粹德國空軍頭目戈林(Goering)僱傭了「在技術能力上有才能的知名的納粹以前的官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任命米爾克將軍(General    
  Milch,一位具有猶太血統的人)為空軍技術辦公室的戰時總管。」顯然,納粹官員之間及內部,總是存在著面對科學之力量的實用主義態度與因其合理性而對科學之精神上反對之間的某種衝突。因此,即使是反理性主義者納粹黨徒,到了戰爭的中期,在迫在眉睫的戰爭失敗的壓力下,也會贊成對於科學研究給予財政援助。然而,這太晚了。雖然如此,我們從關於戰時德國科學的討論中得到的總的圖景表明,它在整體上仍然是很好的科學,儘管比它在二十年以前要不太好得多。這個科學正是生活在納粹以前的時期積累下來的基礎研究的肥沃土壤之中。如果德國贏得這場戰爭的話,在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是難以頂料的。    
  現在,德國科學在質量方面的這種多樣性以及某些種類的科學在納粹德國保持了相當高的水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能在這裡給出一些回答。如果德國科學沒有完全被納粹摧毀,而只是被嚴重削弱,那麼它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扼殺」科學呢?的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科學能夠真正滅絕嗎?大概不能,大概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科學甚至不能被削弱到超出一定的範圍,就像納粹黨徒在戰爭中期似乎發現的那樣。他們基於權宜之考慮而不是道德偏好的精神變化是確實的,它表明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對於科學的絕對需要最終可能導致反對有害於科學的社會條件的一種反應。從短期來看,那些輕視科學並把它置於過多的政治控制之下的人可能會做出大量損害科學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精確地知道這個短期是什麼。從長期來看,另一個不精確但卻是重要的觀念就是,科學可能會完全被摧毀。但是只有付出非常沉重的社會代價,即喪失維持一個有效運行中的工業社會的能力,這才可能發生。這不是說即使是短期之內有損害性的所做所為對於一個現代工業社會也是可以容忍的。特別是在一些強有力的工業社會國家在和平以及戰爭中競爭的世界中,短暫的時期對於社會計劃來說也許是重要的時間的跨度。我們不能證明這對於納粹黨徒來說就是這樣,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他們由於改變那些對於科學進步是基本的社會條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們自己。    
  蘇聯是另一個現代「極權主義的」工業社會,在那裡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科學的過度的政治控制產生了有害的後果。這裡,我們必須一絲不苟地說,我們對於這些後果的細節依然知之甚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知道的甚至少於我們對於發生在納粹德國的事情的所知。舉一件事情為例,即直到最近,據說是直到戰爭末期以後,蘇聯對科學的政治控制似乎並不一直是過度的,儘管施加這種控制的巨大抱負已經出現在「紙上」。在蘇聯,科學的自由在過去曾經比現在要大得多。舉另一件事情,由於強加直接的政治控制——如同在共產黨贊同以李森科主義反對新孟德爾遺傳學時所發生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仔細衡量將對蘇聯科學造成的損害。但是,如果納粹德國的經驗有些意義,如果相對的科學自主性如同我們所知的那樣是必要的,那麼蘇聯人就將不得不為他們對於至少是其科學的一部分(也許是全部)施加直接的政治控制付出代價。在蘇聯,對於科學的直接政治控制——例如,對個別理論的政治控制應該掌握在一個既定的科學領域——似乎正在從生物學擴展到其他領域,最近擴展到了物理學。    
  當我們注意到蘇聯社會的其他方面在整體上與科學是多麼意趣相合時,政治極權主義在蘇聯科學中的擴展就更加引人注目。與納粹德國相反,蘇聯人沒有背棄普遍主義,儘管在實際中當然也一直存在大大偏離這個價值的事情,特別是在反對「頑抗的資產階級」和「國家的敵人」之時。不幸的是,最近強烈的蘇聯民族主義的上升已經有點削弱了他們對社會普遍主義的支持,但是這是一種在現代世界中並非蘇聯人所獨有的態度。然而,糟糕的是他們現在越來越多地在談論「蘇聯科學」和「資產階級科學」,好像科學不是一個國際的統一體似的。可是,蘇聯人並沒有放鬆現代世界對於合理性與功利主義之文化價值的強調。的確,在這兩個方面,蘇聯處於西方社會發展的主流之中,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是他們已經把對於合理性和功利主義的贊同推到了一個極端。哈佛的康南特校長說,「在近二十年期間,克里姆林宮所表示的對於科學的關切,給予不止一個觀察者以深刻印象。」蘇聯人相當自覺地把科學美化為社會革命與社會規劃的手段,而且他們既直接也通過擴大其整個教育體系給予科學以巨大的支持。例如,在1929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政府擴展了科學學會、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以及「候補者」,或科學後備人員。僅舉後者——候補者——之計劃的擴展為例:在1930年,有一千人;在1931年,有二千六百人;在1934年,有四千人;以及在1935年,有六千人。這表明在所有科學活動中有計劃的增長的意向。里昂惕夫(Leontieff)說,「根據一項權威性的聲明,在1942年存在著一千八百零六個研究所;四百五十二個從事自然科學和數學中的基礎研究;五百七十個從事各種不同領域的工業研究;以及三百九十九個從事農業研究。」蘇聯人不斷地提醒我們,他們整個的社會綱領,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感覺,這個綱頜對於各種經驗的物質與社會的問題都有合理的解決辦法,因此據認為它對於實現接近社會進步與社會改良之目標的最有潛力的手段。因此,今天在蘇聯的所有階級之中都存在對於科學的真實崇拜。因此,對於按照人類利益合理地主宰自然界,偉大的蘇聯人也是引人注目的。這種鬥爭的觀念(按蘇聯的詞彙,就是borba)滲透在蘇聯的所有活動之中。    
  已經發生在蘇聯社會結構之若幹部分的變化也一直是某種有利於高水平的科學活動之發展與維持的變化。我們最感興趣的蘇聯社會之偉大的工業化的某個方面,是科學與其他職業角色的專業化的廣泛增加。科學中的專業化與工業技術中的專業化一直是相互促進的,如同它們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總是會相互促進的那樣。當然,蘇聯社會的這種轉變之所以一直是可能的,只是因為實際上存在著未受限制的社會流動,只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來自所有集團的科學與其他才能的選擇,無論在何處可以發現之。儘管這種社會流動的數量現在似乎有點減小,由於它不可避免,但是它依然似乎與在美國社會中所發生的社會流動相等,而且它對於勝任的科學工作人員的補充是非常有助益的。    
  雖然所有這些變化都有利於科學,但是朝著對於科學的更大的政治極權主義的變化產生了它相反的影響。讓我們進一步引用一下康南特校長之敏銳的觀察,「政治家們對科學之全心全意的承認可能導致削弱科學家們的工作,這一點似乎在蘇聯得到了清楚的顯示。」還沒有人能說這些相反的影響怎樣才能彼此權重。但是我們可以預測某些可能的後果。由於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活動與理論的相互聯結的網,幾部分之間彼此刺激或妨礙,即使對於幾個科學領域的政治控制也可能將其有害的影響擴散到其他領域。蘇聯遺傳學的惡化已經將其影響擴展到了生物化學和神經生理學。也許,更直接的是,在任何既定的科學領域中的政治干預會破壞在這個領域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控制的穩定性。當勝任的科學家們不能有意識地給出政治權威所需要的東西——特殊的實實在在的理論或「定購中的」結果——時,科學狂想徒和急功近利者——像遺傳學中李森科那樣的人——就會泛起。哪裡的科學權威遭到危害或被摧毀,哪裡的有資格的人就會害怕就科學理論本身持一種觀點,因為政治權威的需要是變化的,而且幾乎使得任何觀點都是脆弱的。更進而言之,在這樣一種情境下,有資格的人會完全避開科學同行。「科學之飛躍」也許只是對於科學技術之更具應用性的分支,就像在納粹德國發生的情況那樣,可能是蘇聯對於科學之政治控制擴展的沒有預料到的後果。    
  在蘇聯社會中,不是一種而是有兩種不同的壓力對於近來擴展政治對科學的控制負有明顯的責任。第一種壓力是得到更多的普遍關注的,即極權政治體系平常評論得較多的是第一種壓力,要求把每一種活動包括在它的直接控制的範圍之內,以便對任何活動施加有效的影響。這裡的分析是如下進行的:例如,為了保持蘇聯教育體系的「秩序」,共產黨必須把它的組織控制強加到「純粹」科學之很遠的範圍。在蘇聯社會明顯存在第二種壓力,也許是一種更加圓滿的特殊的和可以確定的。這種壓力來自蘇聯人對於出自所有社會中(同工業一樣包括科學)活動的直接「成果」抱有巨大需求。對於科學理論在其農業和工業中可利用性的壓力,傾向於迫使蘇聯人需要來自科學的可利用的理論,或者在明顯的競爭性理論之間,選擇那個更可直接有用的理論。這似乎是共產黨支持遺傳學中李森科主義的原因之一。李森科許諾他的理論對於農業的改善是有直接用處的;例如,他可以在植物和動物產生穩定的遺傳變異,因而產生為蘇聯社會所需要的「定購的」種子和物種。蘇聯人大概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把「純」科學置於領頭位置的必要性,但是他們的決定論哲學和他們的農業與工業體系之直接的需要,當然也包括計劃發展的需要,推動他們為「應用」科學而犧牲「純」科學。有時,這種推力就把蘇聯人送入不勝任科學的人之手中。以這個角度來看,李森科並不是獨一的,他只是那些不斷對科學揮舞權力大棒的人的一個原型。    
  因此,蘇聯的例子同納粹德國的例子一樣,表明在我們的「理想類型」中包括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之完全的組合對於現代科學是多麼必要。對於這些價值中任何一個的背離,或者在這些社會條件中任何一個的變更,如果不是必定對科學有毀滅性影響的話,也將有損害性影響。我們可以重複一下帕森斯教授的話(我們曾以此做為本章的導引):「科學最初是與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類型的社會中,科學才能興旺發達,反之,沒有科學之持續的和旺盛的發展與應用,這樣一種社會也不能正常地運行。」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四章  科學的社會組織:某些一般的看法    
   我們剛剛考察了自由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些宏觀特徵與高度發達的科學之間的相對相容性。現在我們從高度宏觀轉向次宏觀,乃至相對微觀,以便進一步探究科學在自由社會中的實際功能;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類型的社會更有利於科學的持續進步。這以後,我們將主要考察美國社會中的科學,這意味著我們要更仔細地考察科學本身和美國社會這兩者的社會組織。在本章中我們將對科學的社會組織作一些一般的考慮,而在隨後的幾章中,我們將看看在美國實際的科學活動中,這些一般特徵是如何表現出來的。我們所作的大多數描述,當然都將普遍適用於現代世界中的其他自由社會;對於某些細微的差別,可以簡單地忽略過去,而不會改變科學與自由社會之間基本聯繫的性質。    
  首先應該理解,科學像所有社會組織起來的活動一樣,是一項精神事業。也就是說,科學不能僅被看作是一級技術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時還必須被看作是一種獻身於既定精神價值和受倫理標準約束的活動。我們將看到,因為作為一個整體的、更基本和比較絕對的科學精神的存在,個別科學家的近乎無道德意識才成為可能。有時科學的精神目標常常顯得含混不清,因為人們常把科學看作是達到這些精神目標的一種精神手段。但是精神價值總是存在於科學家日常的工作實踐之中,無論某些科學家對此是多麼毫無意識。的確,科學精神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是隱晦的,這似乎是它的特徵,正像隱晦也是其他深沉的精神的特徵一樣。只是在很少的情況下這些價值才被明確地表達出來;而由某些科學的官方機構將其條理化的情況就更為少見了。儀式性的聚會以及危機出現之時,是科學價值得到顯示的主要機會。如果我們想看到支配科學的精神價值,我們必須主要考察這些機會和那些零星地出現在成熟聰慧的科學家之間自我反思。    
  我們希望發現這一精神價值,因為它為我們現在所關注的科學的社會組織設立了如此之多的條件。如果我們研究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些資料來源,研究關於「科學態度」的文字,尤其是當它們出自有經驗的科學家的筆下時,我們就能發現關於科學精神要素有相當廣泛的一致意見。在那些信奉科學價值的人中,甚至存在有一種傾向,即頌揚這些價值為科學活動所獨具的精神,而忽視它們與自由社會之更普遍的價值之間的聯繫,關於這些更普遍的價值,我們在上一章已經作過描述。這種精神上的偏執常常是篤信該精神價值的典型特徵;這種偏執不是科學所獨有的。然而,考察科學精神如何大體上與自由社會的普遍價值相吻合,以及即使當這兩者有所不同時,這種差異又如何只在這同一普遍的價值之下才成為可能,這對於從社會學角度理解科學卻是很必要的。較普遍的精神價值與較特殊的精神價值之間的這種彼此和諧實際上對這兩者都具有正功能:因為如果科學能夠對自由社會中的成員產生精神感召力,這種感召會引起積極的反響,此外科學的成就會提供精神例證,這些例證能加強維繫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也許,在一定意義上,科學是自由社會精神的典型代表。然而儘管這兩種精神之間的相似性和相容性是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但並不存在簡單的等同。在自由社會中,科學社會組織的特殊問題既需要一些共同的也需要一些分立的精神規範。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些共同的價值及其在科學和社會中的聯繫。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相信理性是一種精神善,是「理想型」自由社會的一個構成要素。毫不奇怪,這種信念在自由社會中那些科學昌盛的地方最為強烈,因為承認理性之至高無上的威力是科學社會組織的一個中心精神價值。其中的互動關係是非常清楚的:從科學的持續進展中,自由社會對理性的一般信念也許得到了最強有力的支持。當人們懷疑理性之善時,科學卻有力地、持續地揭示著它的價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甚至出現在科學家自身之間。珀西·布裡奇曼教授曾經指出,「作為迄今為止人類最成功的理智事業的參加者」,科學家「處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能夠贏得人們信任的位置上,即不僅不存在任何可以代替人們的理智的東西,而且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是可以由我們自己來解決的。」接下來,他說道,「如果物理學家僅把自己的寬廣的視野傳給其他人,他們的最終影響也將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技術貢獻。」   科學家對於理性的信賴特別強烈,也必須特別強烈,因為只有這樣,當他們在其科研工作中遇到巨大的困難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時,才能把這一信仰堅持下去。愛因斯坦的一句話非常完美地表達了這種強烈的不畏艱難的道德信念;這句話就銘刻在普林斯頓大學費恩大廳(Fine    
  Hall)一個房間中的壁爐上。它的德文原文是這樣的:「Rafiniert    
  ist Herr Gott,aber boshaftist Er nicht.」我們可以將其意譯為「上帝——大自然的創造者和大自然本身——是非常精微和難於理解的,但他並非是反覆無常和懷有惡意的。」愛因斯坦相信,對於以高度發達的科學的形式表現出的理性,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能的。我們只須注意,對於理性善的這種信仰並不只是一項理智的行動;它還是對於道德信念的一種承諾。    
  但是對於理性的這種信念,對於用科學的理性概念結構所能發現的「真理」的這種追求,無論在科學家群體的精神價值看來是多麼神聖,卻絲毫不意味著對於絕對真理或任何特殊真理的信仰。科學精神祇主張為了獲得那些對於真理的本質上是臨時和近似的陳述——正是它們構成了科學永恆的主題——人們值得付出無窮的努力。正是由於堅信科學必須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科學家才將一切憑借傳統或政治權威而一勞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圖視為不符合科學精神。這是一種「硬性的」信仰,但它卻存在於科學的社會組織之中。所以,就科學的理論內容而不就其精神價值而言,科學「永遠是臨時的」。偉大的法國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曾在他的經典著作《實驗醫學研究引論》中談及這一點。他說,「我的理論,像其他人的理論一樣,在一系列嶄新的研究之始,難逃那些注定片面和暫時的理論之命運,它們將被其他提出新問題的理論所取代。」他指出,科學理論「像階梯一樣;通過登攀,科學的視野越來越開闊,因為當理論前進時,它們必定蘊涵和包括越來越多的事實。    
  「 進步是通過新老理論的交替實現的。」    
  由於科學對理性的強烈信仰,即使對於那些深受自由社會一般價值影響的人來說,它也因其所具有的「批判性」而引人注目。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科學精神傾向於推動科學向所有經驗領域浸透。但是,應該懂得,這種浸透的動因並非由於對那些時常受到「批判」考察的經驗問題的不滿。科學的目的不是攻擊,而是理解;這一目的乃是基於所有事物都應以盡可能抽像和普遍的方式被理解這一精神價值。如果這種目的有時(尤其當所考察的問題是社會現象時)被誤認為是攻擊,那麼這絕非是自覺和自製的科學家的初衷。然而,這種誤解卻會給科學帶來麻煩,稍後,我們會看到這些麻煩是什麼。    
  在科學中有一種價值,它附屬於對理性的信仰,並且它在科學中要比一般地在自由社會中重要的多,儘管對於醫學這樣的應用科學乃至其他職業範圍它也是很常見的。這就是科學家所尊崇的感情中立價值,它是實現完滿理性的手段和條件。科學贊成感情中立主要不是為了其自身的緣故,也肯定不是為了將其推廣到所有的社會活動,而是由於它能擴大理性實踐的範圍及其威力。就感情是對科學價值和科學方法之精神上的忠誠的必要因素這一點而言,甚至科學也承認感情的捲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應用那些理性的技能時,感情卻常常是一種微妙的使人受騙的東西,因此科學對它的應用持有強烈的精神上的否定態度。    
  這並不是說科學家在自身的相互聯繫之中不存在任何強烈的情感。儘管它們不像在其他社會活動中那樣經常表現出來,儘管它們受到更多的節制,但熱情和強烈的信念,激烈的攻擊和兇猛的反駁,有時也像在其他地方那樣,發生於科學之中。這裡僅舉一個著名的例子。巴斯德曾就有關理論觀點致力於一系列被其傳記作者稱為是「富有激情的」論戰——就發酵的細菌理論與李比希(Liebig)進行爭論;就有機體之自然發生的問題與普歇(Pouchet)和巴斯蒂安(Bastian)進行爭論;就酒精發酵的內在機制問題與克勞德·伯納德和伯思洛特(Berthelot)進行爭論;就炭疽與科林(Colin)進行爭論;以及就狂犬病的治療與彼得(Peter)進行爭論。杜波斯(他本人也是一位科學家)這樣寫道:「還有由於優先權而帶來的衝突或那些僅由於性格不合而導致的摩擦。無論論爭的原因如何,是科學的還是私人間的,巴斯德都以同樣的激情去對待那些他認為歪曲了真理或對他本人抱有偏見的人。」巴斯德非常「珍惜他對於他自己的發現的所有權」,並且,「他希望成為名垂千古的人物。」在科學史上,巴斯德絕非是獨一無二的。科學家們在其各自的專業領域中,不是無情的機器人。然而感情中立的理想在任何實質性科學活動存在的地方都是對感情的一種有力的遏制,在對科研成果的評價上尤其如此。儘管易動感情,巴斯德仍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作為一位英雄,他在大眾的眼裡顯得比他在科學家的眼裡更為偉大。科學的這一理想對於像克勞德·伯納德這樣的不感情用事的天才更為有效。伯納德是巴斯德的同代人,他是如此鮮為人知。    
  科學中另一直接與自由社會更廣泛的精神相聯繫的價值是所謂的「普遍主義」價值。在科學中所有的人在理性知識的發現和擁有方面具有精神上的平等權利,正如在自由社會中所有的人對於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具有平等的權利,以及在基督教上帝面前所有的人對於善行和慈悲具有平等的權利一樣。我們先前已經看到,所有這三個領域中的普遍主義,就其起源和現存基礎而言,並非是互不關聯的。科學真理不依賴於個別科學家的社會或個人屬性。無論其種族、信仰、膚色如何,每一位對科學理論體系作出貢獻的人都成為「科學家和學者共同體」中的一員,分享與其成就相當的特權和榮譽。這是一個帶有一定道德色彩的共同體,它的範圍超越了國家集團;科學是國際性的,而在它的理想中,它是普遍的(屬於全宇宙的)。因此,像「亞利安的」或「俄羅斯的」科學的概念,是與科學相悖的。正如某些科學家所說,在「科學的兄弟情誼」中,由普遍主義導致的寬容,是一種絕對的精神善。沒有一位科學家能有如此先見之明,敢斷定科學中的某種新思想必定是好的或壞的。科學家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即任何新思想,無論其社會根源如何,都可能會對科學有用,也就是說它可能會為科學的基本任務——構造更好的概念構架——作出貢獻。由此可知需要容忍各種各樣的人,因為科學貢獻曾由各種類型的人作出,而各種類型的人都有經受訓練並作出這種貢獻的潛力。    
  對於科學的社會組織來說是基本的而又與更大的自由社會共同分享的最後一種價值被我們稱作「個人主義」;它在科學中尤其表現為反權威主義。對於自由的精神上的讚許,當然不意味著在科學活動中可以肆意妄為;科學實際上是紀律最嚴明的社會活動之一。但是科學的這種紀律是由個人出於對理性的信仰和對實現這種信仰的適當方法的精神信念而加於自身的。這種紀律主要受到科學同行的類似精神信念的支持,同時還受到若干表達這些精神的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的支持。個體科學家服從其同行的精神權威,因為他們與他有共同的價值。他把科學中的任何其他權威部視作與科學精神相悖的。在研究方向和研究範圍上都享受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與科學的絕對精神相左的權威的限制,這乃是科學家所忠於的理想。    
  數學家利奧波德·英菲爾德(Leopold lnfeld)曾經描述過科學內在的反權威主義的一個著名案例。英菲爾德受愛因斯坦的邀請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參與了三年的合作研究。在此期間愛因斯坦對於溝通引力理論和量子論非常感興趣,而英菲爾德很快對能否作到這一點產生了疑問。他說道,「我竟然在一些問題上與愛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這似乎是膽大妄為的,但是我知道,在科學中沒有比盲目地接受權威和教條更危險的事情了。我必須讓自己的心智作為我的最高權威。」所以,他向愛因斯坦闡述了自己的懷疑和反對意見。他接著說道:「現在看來,我必須讚美愛因斯坦對待我的反對意見的耐心。當我們開始討論時,他在這一問題上遠遠地領先於我,我很難跟上他的思路。但他從未不耐煩;他多次重複解釋他的思路和方法,並認真地考慮了我的所有疑慮,直到我已理解了他的主要想法為止。」反權威主義的模式受到愛因斯坦與英菲爾德的同等尊重;二者都認識到科學家應以自己的判斷作為權威的尺度這一精神義務。    
  現在該輪到考察科學社會組織的這樣一些理想,它們略微不同於在現今自由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那些模式,儘管這些理想在科學之外的某些領域中是重要的,並且某天甚至可能會成為全社會的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價值。這些理想中的第一個是可以被稱作「公有性」的價值理想。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尊重對於稀缺商品的私人所有權,而這些權利在科學中則被簡化到對於發現的榮譽優先權這樣一種最低程度。在這一最低限度之外,對於科學知識體系和概念結構的任何貢獻都是共同體的財產,為了共同體的利益,這些貢獻可供所有有競爭性的成員使用。正是在科學中,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口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成了社會現實。在科學家共同體中,所有科學同行都有權分享現存的知識,因為許多人都曾經在過去或有可能在將來為科學作出貢獻。正是在這一「公有性」價值的嚴格指引下,在科學中保密成為不道德的行為。從科學中取其所需的人有公開其新發現的精神義務,因為這些發現是建立在共同體租借給他的財富的基礎之上。當然,除了精神因素之外,科學中的保密還有其他不良影響。保密使科學家對其同事已經作過的工作一無所知,從而剝奪了他從事自己的研究所必須的大部分材料。它還廢除了科學家之間對於新工作、新想法的非正式討論,而我們將看到,這種討論對於任何科學創造都是必要的。科學中的大多數創新都是由一些比較小的新思想緩慢增長的結果。作為繁忙的、不斷前進的科學家彼此之間非正式討論的成果,這類增長在科學中隨處可見。出於對工作的保密需要而隔斷了與其同事的個人接觸的科學家,即使能夠看到他的同事的出版物,也總是有所欠缺的,而有時這種欠缺會成為致命的。我們將在分析科學發明和發現的社會過程時再次討論這一問題。    
  只有當面臨極端危機的時候,當戰敗不僅威脅科學而且將給自由社會帶來滅頂之災時,科學家才可以接受保密的限制。並且即使在這種時刻,他們也只應在有限的領域裡和暫時地接受這一點,將其視作為了挽救科學和最終恢復科學的傳統精神價值而必須作出的「可悲的選擇」。在和平時期,保密要求——例如最近在美國由軍方所提出的這種要求——引發了許多參與這種研究的科學家的精神衝突。學術界的科學家似乎比那些受政府和工業部門僱傭的科學家更不贊成這種和平時期的保密,而即使在上述最後一組,也就是在工業科學家中,也僅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讚成無條件的保密。反保密規範在科學中是強有力的和廣為傳播的。    
  在科學中與「公有性」價值緊密相聯的是被塔爾科特·帕森斯稱之為「無私利性」,或「利他性」的理想。這一道德理想也並非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而只是限於科學和其他一些自由專職領域,最突出的也許是學術和醫學領域。在大社會中,人們被期望在其職業活動中作到「自利」,所謂「自利」意味著人們首先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雖然任何這類活動都可自然地間接地導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事實上,採取這種作法乃是自由放任社會的意識形態所要求的。但是在科學中,卻盛行一種不同的道德模式。在那裡,人們被其同行要求直接服務於共同體的利益由此而實現體現在工作滿足和聲望中的自我利益;這種直接的服務就是要為科學的核心,即概念結構的發展而作出貢獻。應該明白,這種道德理想的差異並非由於科學家與其他人之間的典型個性差異而造成的。在科學中與在自由社會的其他社會活動(如商業)中一樣,人們尋求「成功」這一普遍目標。然而,在科學中達到成功的競賽規則卻有所不同:這些規則要求個人僅通過服務於他人來服務於自己。如果沒有作為科學中競賽規則之一的「無私利性」,有關科學創新的「公有性」價值就不大可能流行。如果大多數人都將公共的科學理論僅用來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例如為其個人權力而非為科學本身服務,那麼科學共同體的財產就會停止增長,從而失去其科學的本質特徵。    
  我們可以再重複一遍,「公有性」和「無私利性」這兩個道德理想並不僅限於科學。在自由社會如同在其他類型社會中一樣,這兩個理想總是至少在較小的程度上與人們的日常行為相關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期望為共同體的福利作出某些直接的貢獻。然而,在科學中,這些價值的範圍要比在其他類型的社會活動中大得多。    
  我們可以在科學家對待其發現的專利的態度中看到這一較大的範圍。這裡存在著一個所謂「純」科學家和「應用」科學家之間的差異,關於這一差異我們稍後還將有很多可說的;但至少對於前者來說,專利是對於科學共有財產的一種有悖科學精神的侵犯。工業界的「應用」科學家,出於需要更接近於奉行商業領域的道德規範。對於「純」科學家,專利正像保密一樣,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也可作為必不可少的罪惡而被加以接受,例如,有時應該防止某些科學發現引起公眾的直接興趣,或應該避免公開,以防受到商業企業的盤剝。這種情形對於生物和化學發現來說是很典型的,這些發現的醫學應用對於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精神主張,為了公眾的利益,科學家可以允許其發現獲得專利,但科學家本人不能從這一專利中獲得任何直接的經濟利益。例如,威斯康星大學的阿魯米研究基金會的設立是為了公共利益,開發用紫外線豐富食品中維生素D的專利,以抵抗佝僂病。這些專利是基於哈利·S·斯丁包克(威斯康星大學的一位教授)的發現,而這位教授本人卻沒有從這一專利中得到任何酬報。    
  以上這幾種或多或少與自由社會中其他社會活動共享的價值,便構成了作為一項精神事業的科學。科學精神並非總是很明顯的,當它很有效時恐怕就更是如此。當科學的社會組織在這些如此深入並廣泛地滲入到科學家之中的價值的控制之下成功地運行時,這種控制便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只有當在科學本身中出現越軌行為,或當非科學的權威試圖將新的價值強加於科學之上時,這些道德條文才變得明顯。在近期出現的一些全社會的危機中,如在戰爭和經濟蕭條中,科學家更自覺地意識到其價值觀,而且他們的領袖有時曾提出把這些價值推廣到全社會。科學精神在這些建議中也許得到了最明確的表示。最近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在一次講演中,勸告其成員將使用科學資源「作為一種豐富和加強人類精神,粉碎分裂人們的隔閡的手段。」這一講演談到「科學是對宇宙的一種高度冒險」。該講演建議用「科學的兄弟之誼」來推動人類普遍的兄弟之誼。科學精神的另一基本方面表達在「科學為人類的服務」這一短語中。這些都是深沉的信念;科學像其他所有社會活動一樣,以一組精神價值作為其支柱之一。    
  但是,我們自然馬上可以補充,科學不止是我們剛剛描述過的一組價值,還有其他決定科學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因素。我已經說過,在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中,科學家的行為也略有不同,例如,在大學和在工業界中,對待研究中的保密和發明的專利權,態度就有所不同。科學家在其中工作的群體的性質和目的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我們需要確定這一普遍意義是什麼。實現這一目標的方便途徑之一是現在來仔細地考察一下「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差異,關於這一差異我們已曾幾次粗略地涉及過。這種研究方式尤為方便是因為它使我們有機會來看一下科學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考察過作為一組概念體系的科學和作為一組精神價值的科學。我們剛才還提到了人們在其中組織科學工作的不同社會群體的重要性。更早些時候我們還提到了個體科學家在其自身工作中所具有的個人動機的問題。為了理解「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區別,我們必須考察科學的所有這四個不同方面(即概念體系、價值、社會組織、及個人動機)是如何隱含在這一區別之中的,以及為什麼每一方面既需分別地又需與其他方面聯繫起來加以考察。    
  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的一個基本參考點可能是整個科學的普遍和條理化的概念體系。這些概念體系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見,是科學的基本積累要素。由這一點來看,「純」科學可以定義為這樣的科學,它主要並直接致力於發展概念體系,包括對概念體系作出擴充、修訂和檢驗;這種發展本質上是一種建立臨時「真理」的無盡的過程。那些充分考慮到「純」這一特徵的人,常將其稱作「基本」或「基礎」科學,這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了概念體系對於科學進步的重要意義。「應用」科學則致力於用這些概念體系來為其他社會目的服務,而不是將追求這些概念體系本身當作一種目的。過去,許多「應用」科學都基於相對經驗性的、低層次的概念體系,基於很難加以普遍化的概念和假設。甚至直到現代,情況仍是如此;在高度理性化的工業中,應用科學是大量「呆板的」、單憑經驗的技術領域。例如,在照相工業中,許多有用的知識都是這種相對經驗性的。    
  從這一方面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所作的區分當然僅是分析性的。在這一意義上的這兩類科學可以並且時常參與到同一具體科研項目中去。兩類科學都出現在不同的科學組織中。    
  衡量「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差異的第二個重要尺度是不同類型科學活動所具有的精神價值。我們前面所描述過的全部精神理想——合理性,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公有性」,及「無私利性」——都是屬於「純」科學的,儘管我們已經看到並且還將進一步看到,即使在這裡它們也並非是沒有局限性的。在「應用」科學中,這些精神理想的局限會特徵性地變大。甚至加於合理性上的限制在「應用」科學中都會變得更大,因為只是為了發展科學的概念體系,才須最大限度地實現這一規範;而「應用」科學在方法上要比「純」科學更加「保守」。無疑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的局限性通常會更大一些,但是,在科學中某些「應用」研究可以像在「純」科學中一樣,服務於人類普遍的善,可以同樣是反權威的、「公有的」,和「無私利」的。我們已經給出了這類「應用」研究的一個例子,即醫學研究。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說明必須注意區別科學的這兩個不同方面,即概念體系和精神價值。它們彼此交錯,但不能假定它們總是以同一方式相互伴隨。概念體系的發展可以受到民族性的特殊主義的限制;而「應用」科學也可以是符合全人類普遍利益的。    
  「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在我們已考察過的兩個方面還都隨其所依存的社會組織類型而獨立地發生變化。概念體系的發展和「純」科學價值的充分實現,典型地存在於自由社會的大學和學院裡。相反,在工業和政府的研究組織中,這些目標和價值卻並不十分通行。例如,在政府研究中,「無私利性」頂多只限於國家範圍內,而不能像在大學的「純」科學中那樣,達到全世界的範圍。私有工業的社會組織自然要求每一企業在所有活動中都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無論這些活動是科學的還是非科學的,也無論這種追求會帶來怎樣的「服務型」價值觀,以及最終能為公共利益作出多少貢獻。加於科學的「公有性」上的、類似的國家和私人的限制卻不一定是絕對的,但是它們也比在大學科學中所存在的要大得多。    
  於是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確立了在目的和價值上的這種特徵性差異。「純」科學的主要寄居地是大學,而「應用」科學則是政府和工業。但事實上,作為概念體系和精神價值的這兩種類型的科學中,都有一些東西同時存在於所有這些場所。許多大學科學至少附帶地具有「應用」性,更多的則明確地是「應用的」。例如,在有的大學中醫學研究所和生物系互相重疊,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直接為了人類的健康,而非為了概念體系之發展的「應用」研究。類似地,在工業和政府部門中,即使是一些受到限制的研究興趣,也會導致一些必需求助於理論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而為了獲得理論,就必須從事「純」或「基礎」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直接立於「基礎」科學之上的現代工業中,如在化學、無線電、電氣工業中,其研究部門不僅從事見效快的「應用」工作,而且也從事一些理論科學研究。這也就是為什麼兩位因「純科學」領域中的發現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是出自美國的工業部門:他們是貝爾電話實驗室的戴維森(Davisson)和通用電器公司的蘭格繆爾(Langmuir)。    
  然而,如我們在後面討論工業科學的章節中所要看到的,在所有的情況下,那些為期不是很長的工業「基礎」科研項目,都具有為資助其企業的直接利益服務的應用目的。不這樣做便意味著忽視工業組織自身的社會目的。工業科學研究群體的領導者非常清楚他們的活動要受到與其他工業活動完全相同的建制約束,非常清楚在不太長的時期中,他們必須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負責杜邦公司研究的副總裁斯泰恩博士(C.M.    
  A.Stine)是一位在其專業上富有長期經驗和成就的人物;他曾談到「工業基礎研究中隱含的金錢動機」。他說,在他的實驗室中的基礎研究「不是一種出於愛好的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經營策略,是一種應能保證將來分得紅利的策略」。正是斯泰恩博士,受其建制使命的制約,而說服在哈佛大學從事聚合體研究的沃雷斯·卡羅瑟斯(W.Carothers)博士前來杜邦公司從事同一問題的研究。僱用卡羅瑟斯博士被證明是斯泰恩博士「敏銳的商業遠見」之一,因為正是經過這項研究,「尼龍終於問世了」。斯泰恩博士和他的僱主為其在「純」科學(作為一種概念體系)中的投資得到應用的回報而寧願並且實際等了十年,他們所得到的回報是合成纖維一一尼龍的製造。    
  社會組織類型還以另一種方式與「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分相聯繫。有時人們相信,「純」研究只能由個體科學家單獨或以小組的形式來進行,而「應用」研究只能由大規模的、分等級地組織起來的群體來進行。如我們稍後將再次看到的,這些也許是大學中的「純」研究與政府和工業中的「應用」研究之間的典型差異,但事實上,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個都包含有這兩種研究組織模式。大學需要有組織的大規模研究等級結構來承擔像原子迴旋加速器和電子數學計算機這類的研究項目。私人工業的研究組織則很樂意它的一些研究人員不僅工作於「應用」領域,也能獨立工作於一些相對「基礎」的領域。    
  我們已經說過,從長遠的角度看,工業中的「基礎」研究,也是「應用」研究。在大學中進行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如此——當然這需要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因為無論推動一項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什麼,所有研究最終都有某些用場。這甚至對高等數學這一全部科學序列中據稱最為「純」的學科來說也是正確的。最近一份說明數學在工業中廣泛用途的報告,在這一問題上引用了伊夫真(H.M.    
  Evjen)的一段話。伊夫真是殼牌石油公司地球物理研究部的一位數學家,他說:「高等數學不過是那些尚未發現廣泛應用領域的科學分支。」報告的作者自己又補充道:「所以,在我們工業系統現今的日常運行中,都使用著超越方程、矩陣代數、海維賽算子微積分、概率函數、拓撲學及其他數學體系和構造。這些數學以前僅為高級學術界所知,而被實用部門作為純理論加以忽視。」   然而,存在於「純」和「應用」研究之間這種不同的時間視角儘管不是絕對的並有些重疊,卻必須仔細地加以區分開來,因為科學中短期和長期目標之間的這種差異對於社會組織和科學的進展來說是十分基本的。無論多麼「純」的科學最終都可能被用於為其自身構造概念體系以外的其他社會目的;而由於對科學自身的目的來說,自主性在任何時限的研究中都是必須的,所以自主性也是保證科學所可能具有的長遠「應用」效果的必要條件。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懂得為什麼有一段時期曾流行過的一個論斷之所以不能成立。這個論斷認為「純」科學就是沒有任何社會後果的科學,而「應用」科學就是有社會後果的科學。如果所有的科學都如我們在第二章的一個「論點」中所指出的,最終都會對其自身以外的其他社會目的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就只能在科學活動和其社會後果之間的相對時間跨度的基礎上來區分「純」和「應用」科學。這一時間跨度對於「純」科學來說尤其顯得大一些;但並不必定如此,原子彈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對於「純」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的第四也是最後一個方面是個別科學家的個人動機。我們迄今已經進行的討論可能足以表明這兩者間的區分決不僅是從事不同類型科學研究的個人的動機問題。然而某些「常識」和道德化的討論正是犯了這種形式的錯誤。據說「純」科學家具有比「應用」科學家更高尚的動機。這裡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方式來確定這種論斷的正確性,因為關於科學家的私人動機,我們知之甚少。「純」科學也許具有某些特徵,能夠吸引一種或多種特殊性格類型的人;而另一方面,「應用」科學也許會對其他一些性格類型的人產生感召力。然而,由於我們在總體上知道在性格類型和職業角色之間沒有什麼固定的聯繫,所以很可能在不同類型的科學工作中,人們的動機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是重合的。    
  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從一些科學家本人所說的話中找到證據。哈佛大學的物理化學教授基斯蒂亞科斯基(G.B.Kistiakow-Sky)指出,同一科學家能夠「享受」兩種類型的研究。他說,「我感到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在所謂的應用型和所謂的基礎型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在戰爭年代我非常樂於研究炸藥及其他一些應用型問題,正如我也樂於從事不具有實用目的研究一樣,我以前在哈佛就是作的這種研究,並且現在希望能夠再次作這種研究。」而在另一方,一位工業物理學家則駁斥了「劣等」動機論。費城薩斯奎哈納管道公司的約翰·M·皮爾森(John    
  MPearson)指出,「在工業物理學中,我們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在大學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對待科學的人道態度。」     
  無論如何,如我們以前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已經看到的,我們不必一開始就考慮個人的動機。就區分「純」與「應用」科學而言,進行科研的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特徵差別至少也是同樣重要的。所以不同種類的科學有賴於適當類型的社會組織來加以維持。這些類型的社會組織——例如,大學、工業及政府部門——與更大的自由社會施於個人動機之上的影響一起,提供充分的機制來形成和控制從事科研所需要的動機類型。這一點究竟是如何實現的,正是我後面幾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在「純」和「應用」科學之間總是有重要的相互影響,無論在同一或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它們是否被具體地分開。的確,它們必定是相互依賴的,因為不僅「純」科學為社會應用提供新的理論,而且這些應用反過來又會為「純」科學的順利進展提供工具和條件。它們之間的聯繫正如科南特校長所說的,是「共生的」和「緊密的」。科學的成長要求「純」和「應用」研究永遠不要彼此過於分離。誤解這兩者的性質和彼此之間關係的一個最大危險就是,這有可能導致這樣一種僵硬和有害的分離。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五章  美國社會中科學的社會組織    
   用我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學的基本特徵這一概念來考察,可以說科學家的社會角色具有三種不同的功能;發展概念體系、培訓其他人來發展概念體系,以及將概念體系用於實現各種社會目標。這些當然只是分析性的區分,具體到某一特定的科學家身上,我們可能會發現這幾種功能是完全混雜在一起的。我們已經說過,在美國社會中,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中的科學家來執行:即大專院校,工業研究集團,及政府研究集團。大學主要執行前兩種功能,既發展新的概念體系和培訓科學家來發展新的概念體系。工業界和政府部門通常主要執行第三種功能,應用由大學發展的概念體系;但是它們也曾獨立發展一些概念體系,並且它們的培訓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在這三種社會組織之間,有緊密的相互依賴關係,這不僅由於它們所執行的這三種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賴的,而且也是由於這些功能在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有所重疊的。所有這三個團體都為科學在美國社會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所指出的;「所有這些研究建制對於國家利益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政策決策的形成必須以對於這一研究三角形的重要性的認識為基礎。」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將逐一、細緻地考察這三種社會組織,考察它們的特殊結構和特殊問題。在本章中我們想討論一些對所有這三者都適用的事情:美國科學家的公共聲望,他們的社會獎勵,以及他們對工作滿意程度;科學家角色的職業化和專門化;美國科學活動作為一個整體的協調控制模式及其問題。還有關於現今美國科學規模和關於美國科學家社會特徵的一些基本資料。這些一般的討論將為瞭解大學、工業研究、及政府研究的特殊情景提供背景。    
  科學家的社會角色像社會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一樣,要受到大範圍的公眾評價和自我評價。當然這兩種評價是有本質聯繫的,並且在一個整合的社會中它們是相對和諧的;否則這一角色就不能實現或不能成功地實現。表現在公共聲望中的對科學家的社會獎勵、金錢收入,以及其他榮譽象徵是這些公眾和自我評價的大致表達方式。它們構成了一組社會財產,並與直接的工作滿足感一起,有助於將人們吸引到科學家角色上來,並為科學事業保持適當的精神輿論和個人動力。我們現在要考察這些一般的社會學命題與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特殊聯繫。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公共聲望。我們關於科學家在美國職業等級結構中具有很高的聲望的常識性印象,最近已由一項可靠的經驗研究加以證實。社會學家諾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教授通過對一有代表性的全國人口樣本的考察,研究了對美國不同職業的公共評價。根據諾斯和哈特研究所得到的發現,當要求美國人將其社會中的九十種不同工作加以排隊時,他們對於具有如下兩個特徵的職位給以極為優先的考慮:即高度專門化的訓練和對公共利益負有高度的責任。美國人似乎覺得科學家同時具有這兩個特徵。讓我們來看一些得高分的職業並看一下科學家究竟在什麼位置。    
  對美國職業角色的公共評價    
  1.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96        
  2.醫生         93        
  3.州長        
  93        
  4.聯邦政府內閣成員   92        
  5.美國駐外外交官    92        
  6.大城市的市長      
  90        
  7.學院教援       89        
  9.科學家        89        
  10.美國同會議員     89        
  11.銀行家        88        
  12.政府科學家      88        
  13.縣法官         
  87        
  15. 部長         87        
  16.建築師        86        
  17.化學家        86        
  19. 律師         86        
  20.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86        
  21.核科學家       86        
  23. 心理學家       85        
  24. 土木工程師      84        
  27. 一家百人小廠的擁有者82        
  28.社會學家       82        
  30.生物學家       81      
  檢查一下這些相對優先順序可以看出,學院教授——這自然包括其中的科學家——以及科學家本身,佔有相當高的位置。一般的科學家職業要比科學中的特殊專業稍微高一些,也許這是由於對於這一職業的較抽像的概念要比對較專門的概念在態度上更為單純一些。較抽像的概念能喚起公眾的自由價值而不摻雜矛盾的感覺;而較具體的概念則因可能引起對某些科學發現的特定社會後果的聯想,而導致反感的態度。例如核科學家比一般科學家佔有略低一些的位置,可能是由於他們與原子彈有關聯。在幾個不同的科學專業中,如我們從其相對成熟的程度所可以預料的,物理科學所受到的評價要比生物科學稍高一些。生物科學家本身也已在某種程度上注意到了這種略為遜色的聲望,並對「公眾不夠重視生物科學〔對最近這場戰爭〕所作出的貢獻」表示關切。社會科學,至少作為它們代表的心理學和社會學,也佔有相當高的聲望等級,這的確是令人驚異的。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我們將更深入地考察公眾對於社會科學的評價。關於這些職業評價,還有最後一點需要指出。據諾斯和哈特教授報導,他們的樣本在作出這些評價時,表現出了相當的一致性,但是對於專門職業,有較高教育和經濟水準的美國人所給的評價要比那些教育和經濟水準較低的美國人所給的評價略微高一些。這似乎表明那些直接受過自由教育或某些科學訓練的人,要在更大程度上受那些支持科學的價值的熏陶,也更加懂得科學在自由工業社會中的至關重要性。    
  現在我們要問,在金錢收入這種「更為可見」的形式中,公共評價是如何表現自己的。自然,對於整個美國社會來講,在一種工作的公共聲望和表現為金錢收入的社會獎勵之間,並不存在必然和固定的關聯。這對於科學家的收入來說肯定是正確的。我們所掌握的證據使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所掙的錢的確比大多數其他職業群體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只有極少幾個科學家享有在美國職業系統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現的極高的工資待遇。只有寥寥數人,他們是工業研究群體中的科學家兼經營者,每年所掙的錢超出二萬美元。在所有科學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超出一萬美元。那些在學術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要比那些受雇於私人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科學家收入少。以下數字取自《幸福》雜誌對科學家所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它們顯示了在大專院校、政府部門和工業界供職的科學家的相對經濟收入:    
  學術界   政府   工業界      
  $ 2,000以下      8%    一    1%      
  $ 2,000-$4,000   20%   10%   10%      
  $ 4000-$6,000    33%   35%   31%      
  $ 6,000-$8,000   18%   32%   24%      
  $8,000~$10,000   10%   16%   15%      
  $ 10,000以上      
  11%    7%   19%      
  個人不僅對於在其供職期間所能達到的工資最大值感興趣,而且對工資增加的方式感興趣。在科學中,工資的頂峰並不像在相對非專業性的美國職業中那樣,很早就出現。與大多數專門職業類似,科學中工資的增加方式毋寧說是高齡、成就、及經驗帶來緩慢、微小然而卻是穩定的工資增長。例如,在我們已經提到的《幸福》雜誌的問卷調查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二十五——三十五歲的人屬於四千——六千美元工資組。而在四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所掙的錢超過一萬美元。所以在一般美國人的眼裡,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的收入,即使不是非常之高,也已在中年和老年時達到了相當舒適的水準。    
  我們剛剛給出的數字適用於所有科學專業。我們可以將其與有關一個單獨群體——化學家——的收入的數據作比較;後一數據是由美國化學社團的經濟狀況委員會收集的。在大戰即將來臨、就業機會很好的1941年,從事化學專業的人的年收入的中值是三千三百六十四美元,百分之五十的人掙的錢少於這一數目,百分之五十的人多於這一數目。最低的百分之十其收入少於二千美元,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收入少於二千五百美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於五千美元,百分之十高於八千美元。在具有四十年以上的經驗、年紀較大的成員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於九千六百九十四美元;這一組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收入超過了一萬九千二百美元這一相當高的工資數額。這些自然只是戰前的數字。在戰爭中,同一委員會在與美國勞動統計局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化學家的收入增加了十四至將近百分之八十。當然,自戰後以來,他們的收入仍然一直在增加。    
  雖然總的說來,如我們後面所要看到的,科學家是一個相當知足的職業群體,但他們對所獲得的表現為公共聲望和金錢收入的社會獎勵並不完全滿意。為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而準備的一項對科學家的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科學家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他們應得的金錢和榮譽獎勵。」當然這種感覺是很普遍的,但並不表明與實際收入水平有什麼直接的聯繫。這種感覺及其普遍性所反映的倒不是科學家是一個吃虧的職業群體,而是說明科學家與其他美國職業、收入群體非常相似,覺得只要他們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他們就可以過得很舒適。    
  我們關於金錢收入所談的這些也許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它在科學界所起的作用與在其他職業中完全一樣。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錢收入的變化範圍要比在科學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個人在職業中的相對地位。這一點甚至可以從隸屬於工商界的科學家中看出:工業科學家的工資變化範圍要比他們在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後者高得多。在每一種從事科學活動的社會組織內,工資收入與所作工作的聲譽粗略相關;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例如在學術工作和工業研究工作之間,就金錢收入而言是無法作出確切比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認為是取得成就的一種適宜的刺激。而在大學科學中金錢收入並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動力,人們非常警惕金錢獎勵制度可能導致一種動機的變化,即由為了正當的目的而作出發現變為僅以獲得發現所能帶來的金錢為目的。如我們所知,科學中的「公有性」和「無私利性」價值觀不提倡精心地構築基於金錢收入基礎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級差別。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錢收入對科學和工業所具有的這種不同含義也許也反應在這兩種職業所認可的不同「生活風格」上。對於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徵是昂貴的物品,如豪華的房屋,高級小汽車,夫人用的高貴的服飾等等。而在科學家中,即使有少數人由於繼承遺產而有可能購置這些物品,它們也會被視作不合適的象徵。科學家間的競爭嚴格限制在取得科學成就上,維布倫所說的「錢的競爭」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學中最恰當的成就象徵是一個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對聲望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一般的公眾評價,但更取決於專業同行所作出的評價。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有少數美國大學中的教席給予佔有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屬領域中最高的聲望。在工業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機構具有較其他機構高得多的聲望,而在這些機構中供職的人則能分享這一聲望。但是,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工業界,對於工作的這種評價都不是終極不變的。相反,它們隨現任者的成就在有關專業群體中所受到的贊詡的變化而略微變化。在科學中,需要不斷地重新求助於取得成就來支持自己。    
  由於這種過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於科學家個人明白能評判他的專門工作的同行是多麼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達的意見。在科學中也與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樣,我們很難得到關於非正式意見這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之運行的可靠證據,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並感到其影響。正式的榮譽表達方式倒還比較容易把握,例如專業社團領導機構的選舉,對於卓越科學成就的獎勵等。基於這一考慮,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有關科學中的獎勵和報償的問題。有一些這類的獎勵可供我們用來作為例證,它們只面向全國或某一地區範圍內的美國科學家,它們幾乎每週都出現在《科學》雜誌的新聞專欄裡(《料學》是由美國科學促進會主辦的一份雜誌,幾乎所有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都讀它)。但我們不準備這樣做,而準備採取另一種方式。為了表明科學中獎勵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普遍性,我們將選擇諾貝爾獎作為考察對像;這一獎的授予是不考慮國籍的。從各方面來看,它作為科學聲望的象徵所具有的獎勵的性質是很典型的。    
  負責頒發科學中的諾貝爾獎的委員會,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當出色的科學成就的人組成,因而他們的意見會受到特別的尊重。不僅不允許個人直接申請諾貝爾獎,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推薦自認為是合適的候選人。在有權提名候選人的人員中包括瑞典科學院的成員——他們實際授予物理、化學、和生物醫學方面的獎;斯堪的納維亞大學中的某些教授;前諾貝爾獎得主;及世界各國中某些被選中的非常傑出的科學家。最後提到的這組被選中的科學家,其任期僅有十二個月,所以每年都有一個新選出的委員會。這有助於防止偏袒現象的發生並能不斷將科學發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羅進來。例如,為了幫助評選1949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學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國科學家)被要求提供候選人。當然,能夠被指定為提名委員會委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因為只有有造詣的人才可能被選中。不過,最大的榮譽——任何科學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卻是本身被授予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得主會受到全世界科學界的歡迎,通常在科學界之外也是如此。    
  諾貝爾獎還說明了科學榮譽的另一個典型特徵,即它們通常是遲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學獎勵的全部歷史中,只有一次獎是直接授給一年前宣佈的發現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麥克列奧(J.J  R  Macleod)的生理醫學獎。授予他們獎是由於他們與其同事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佈發現了胰島素。也許只有在醫學領域一項科學發現的意義能夠如此迅即地被人們所認識。通常諾貝爾獎總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獲獎者是些成熟的科學家:在物理學中,得獎者的平均年齡是四十六歲,在化學中是四十九歲,而在生理醫學方面,則是五十四歲。    
  在科學中如同在其他職業中一樣,除了榮譽和金錢收入這類社會獎勵之外,直接的工作滿足感是導致合格的角色行為的一項重要動因。這裡我們可以從1947年為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找出一些證據;這項研究考察了由大學、工業和美國政府部門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學家所構成的樣本,分析了他們的工作滿足感。在一些不盡令人滿意的條件下,該研究所選擇的這組科學家構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樣本。如人們由理性價值觀在科學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測到的,作為個人的科學家在其工作和事業中將智力上的滿足看得最高。這些智力滿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機理,探索未知,和體驗創造性刺激」。佔第二位的強烈滿足感來自這些科學家所作工作的社會價值。「大多數人說社會貢獻是他們所關心的一件事,並覺得他的工作為人類福利作出了貢獻。」這是我們所說的「無私利性」科學價值觀的一種表現。    
  工作滿足感是科學家選擇其職業的組織類型的一個重要基礎。「在決定哪種組織類型是最令人滿意的時候,每一組(大學、工業和政府)中的科學家都將有可能按其所願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視為首要條件。」在這一點上有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實現了自己的意願。大多數人說「他們正在作最適合於他們的工作,有權嘗試他們自己的想法,並有機會改善其專業能力。」這些意見無論在這三組科學家內部還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齡段的科學家之間,都變化不大。儘管這種實際工作滿足感存在於所有三種組織類型的科學家中,將他們全都集合起來考慮時,大多數人把大學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組織類型,工業部門次之,而政府則僅居第三位。稍後我們將討論這種相對排列順序的意義。大學受到最高評價,因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業部門提供「可見的、實用的成果」所帶來的滿足感。政府部門的吸引力乃來源於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設備和資源」。每種工作滿足感至少足以保證有足夠數量的科學家去充實不同類型的組織。    
  總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報告的話來說,「美國科學家認為,以他們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標準來衡量,他們相對說來是滿足於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學家對《幸福》雜誌問卷的回答中也顯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結果。對「如果你能重來一次,你是否仍將選擇同一條研究路線」一問的回答情況如下:    
  學術界   政府   工業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為了說明關於獎勵和動機的這些問題並不僅為美國所特有,不妨讓我們用一種比較的眼光來考察一下同樣的情形如何發生在蘇聯的科學社會組織中。就對蘇聯科學家的公共評價而言,我們自然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們可以依其他證據來作判斷,那麼確實可以說科學和科學家在蘇聯享有極高的聲望。英國科學家埃裡克·艾什比報導了在蘇聯對科學家的極度讚美。在他看來,這種公共贊詡是如此的巨大和廣泛,已近乎達到對在世的科學家進行「英雄崇拜」和將故去的科學家「列為聖徒」的地步。他進一步認為這種「對於科學和科學家的深深的尊重」,幫助吸引了「蘇聯一些最傑出的人才」。對於科學家的許多優秀的獎勵在報紙上被大肆宣傳,從而導致「很多蘇聯青年把成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甚至有紀念科學家及其發現的公共節日,這倒很像我們通過發行紀念郵票來頌揚愛迪生等人物。    
  所有這些聽來都很熟悉,而授予蘇聯科學家以更可見的獎勵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榮譽和金錢獎勵給予那些被選人若干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或全蘇科學院的人。在最近幾年裡,這些人的人數已大大擴充,他們有相當可觀的工資收入,並且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如較好的住房條件、額外的衣食供給、購買汽車之類稀缺消費品的權利、一定的免稅待遇、及旅遊度假的機會等。還有給這些人及其孩子、遺孀的養老金。這些年薪與其他給予在專業領域享有盛名的科學家的家庭的特殊獎勵一起,在報紙上加以報導。這種物質獎勵不止給予那些工作於「純」或「基礎」科學領域的人。例如,就有關發明的專利而言,蘇聯現在的情況似乎非常類似於英、美兩國。1941年的發明議案取代了1931年首次生效的較早的法律,確定了批准專利和「作者資格」(author』s    
  certificate)並給發明以報償的條件。順便說一下,「作者資格」這一術語對蘇聯人來說,要比「專利」這一較資本主義化的術語更為合適,儘管從社會學來看這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1941年立法的結果是從法律上肯定了專業發明家職業以前的既成事實,使其成為這樣一種優等的職業:它的成員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收入、食品和衣物,且其後代有較好的受教育機會。    
  在蘇聯科學家所能獲得的榮譽和金錢中,首推斯大林獎最為重要。這一獎非常類似於諾貝爾獎,它不僅僅授予科學領域,其頭獎也具有相當大的一筆錢。例如,1943年物理學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獲得了約三萬美元的斯大杯獎,以表彰他關於氦超流體的發現。這是一項有重大實用價值的發現,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便宜許多的製造液氧的方法,從而導致在冶金工業還原礦石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節約。每年單授予「純」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斯大林獎金就有一百二十萬美元。此外還有六十項獎授予「應用」科學中的發明,包括十項各有一萬六千美元的一等獎,二十項各有八千美元的二等獎,及三十項各有四千美元的三等獎。    
  關於直接的工作滿足感,因為缺乏可靠的信息,我們無法判斷在大學、工業和政府實驗室中工作的蘇聯科學家具有怎樣的工作滿足感。不過由提供給蘇聯科學家的各種社會動力與在更「自由」的社會中通行的那些動力之間的普遍相似性,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蘇聯科學家所具有的各種工作滿足感也是非常相似的。當然這種相似僅以政治權威不對科學的社會組織發號施令,乃至強行干預某些科學理論為前提。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看到,近來在蘇聯,這種發號施令已變得越來越頻繁。由於「不受限制的自由」,這類工作滿足感對於科學家——無論其處於何種社會中——是極其重要的,因而近來直接政治干預的這種增加,很可能已使得蘇聯科學家變得不如以前那樣自足和有效率。    
  我們現在可以回頭來討論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某些一般方面。我們以前的敘述似乎暗示著專職和專業的科學職業角色是從來就存在的,但如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在那裡我們看到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當相對成熟的科學首次出現於西歐社會中時,科學家不僅在絕對數量上為數甚少,而且主要是業餘愛好者,也就是說,其主要職業角色是科學之外的某件事。確切地說,這些早期的業餘愛好者對於科學在熱情乃至常常在實際能力上都相當於後來的專職者。舉例來說,本傑明·富蘭克林幾乎是科學上傑出業餘愛好者的原形,他由於對電學理論的貢獻而在物理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當我們現在說到「業餘愛好者」時,我們不是在指一種社會角色,一種個人對科學的忠誠,或一種專業上的完備水平。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像其他大致相似的「自由」社會一樣,實乃從少數業餘愛好者向大量職業、專業工作者的一種進化。我們現在將考察這一進化在美國社會中的發生情況及其後果。    
  我們已經看到,早期科學中的業餘愛好者以協會的形式聯合起來,從而為自己提供一種工作、研討的共同聚會場所。這些協會中最初的一些——英國的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及意大利的齊門托學院——成立於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歐洲。最初的這類美國協會是1743年由本傑明·富蘭克林創建的美國哲學協會,它至今仍然存在。當時,各種科學在「自然哲學」的名義下相當緊密地集合在一起,而業餘愛好者則試圖研究這一整個領域。直到十九世紀職業化和專業化才占踞科學各大小地盤,而這些發展趨勢在美國的出現要比在歐洲晚得多。「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美國所顯示的對基礎研究的普遍不重視」反映在這個國家中科學的職業化要比同期的歐洲進行得慢。我們常常忘記大規模的職業化科學是多麼新近的發展。例如,並非許多人都知道「科學家」一詞本身在以前是不為人所知的,直到十九世紀劍橋大學的倫理哲學教授萊弗蘭德·威廉·惠威爾(Rev-erend    
  William Whewell)才將其精心地構造出來。    
  職業化之不斷增長的圖式是很清楚的。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它首先出現於美國的學府和政府部門本身,後者在這時僱用了最初幾個正式科學家。隨著最初的大量財富在美國工商業中的積聚,職業科學家可以得到更多的財政資助,因為新的資本家願意為學院中的正式科學教師捐助職位,甚至願意捐助科學機構中整套的這類職位。例如,哈佛的勞倫斯科學研究院就是在這時由艾伯特·勞倫斯(Abbott    
  Lawrence)捐款建立的,他是新英格蘭棉紡織業的先驅。另外,耶魯的謝菲爾德科學研究院也是類似地由康涅狄格州的運河和鐵路大亨約瑟夫·E·謝菲爾德(Joseph    
  E.Sheffield)捐建的。在這一世紀的後半葉,職業化科學不斷擴展,這時大工業也為正式科學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工作。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會更詳細地看到,在二十世紀中,大學、工業和政府部門中的專職科學家人數都有了極大的增長。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什麼數據來哪怕粗略地描述一下美國科學中職業化增長的這種圖式。下列表格一直追溯到1876年,顯示的只是所有學術領域中博士學位獲得者人數的增加,因而它僅是對用全部精力從事科學家職業的人數增加情況的一個非常粗糙的估價。    
  被授予博士學   授予機構      
  年份    位者人數     的數量       
  1876     
  44        25       
  1890    164        一      
  1900    342       
  一      
  1910    402       
  38     
  1920    532      
  44     
  1926    1,302     
  62     
  1928    1,447     
  69     
  1930    2,024     
  74    
  1935    2,649     
  84     
  1937    2,709     
  8625     
  1958    9,000     
  17526    
  這張表所暗示的二十世紀中職業科學家人數的迅速加速增長,為《美國科學家》——一本關於美國科學的人名辭典——所列舉的下列科學家人數更可靠地予以印證:     
  1903--4000             
  1910--5,500              
  1921--9,500              
  1928--13,500              
  1938--22,000              
  1944--34,000              
  1949--50,000              
  1955--90,000      
  我們現在所關心的只是顯示美國職業科學增加的圖式。這一圖式在其他「自由」社會中也大致相似。稍後我們將給出描述現在美國職業科學家絕對人數的數字。    
  科學的職業化當然僅部分地是科學自身內部變化的結果。它還部分地反映了美國社會中整個職業結構職業化和專業化的不斷增加。正如科學促進了勞動分工,在美國社會裡不斷加強的勞動分工也反過來為科學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作為一個整合的職業結構中的一種基本和正規化的職業,科學的穩定性增強了。    
  直到目前仍在不斷加強的專業化趨向,是現代美國科學的另一個側面,它同樣即是科學自身內部變化的結果,也是更廣泛的職業系統變化的結果。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控制論》一書的作者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曾非常生動地描述這一變化的圖式及其當代背景。他說,「從萊布尼茨以後,也許沒有一個人曾完全把握他所處時代的全部知識活動。從那時起,科學越來越成為專家的事情,這些專家的工作領域有愈益變窄的趨勢。」他認為,在十九世紀,雖說沒有產生一個萊布尼茨式的人物,但至少還出現了像高斯、法拉弟、達爾文這樣的人,他們的知識和工作能夠覆蓋科學中整個一個巨大分支。然而,「在今天,沒有幾個學者能夠不加修飾地稱自己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一個人可以是拓樸學家,或聲學家,或昆蟲學家。他可以精通自己領域中的術語和全部文獻,但是,更經常地,他會把下一步的課題看作是隔壁第三個門中他的同行的事情。」沒有比在美國出版的成百上千的不同種專業科學期刊更明顯地說明現代科學的專業化。在全世界,如果把那些部分重複甚至全部重複的期刊也算在內,專門科學期刊的數目不下四萬種。由於期刊的這種激增,有時專家們抱怨他們僅有跟蹤其所在狹窄領域中的工作的能力。有某些工具有助於減輕「跟蹤」其他專家和整個科學趨勢的任務,如論文摘要和通用科學期刊的出版。但是,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當今科學都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在眾多的科學專業之間維持一種有成效的聯繫。科學的概念體系,如我們所看到的,既是概括的,又是抽像的;專業化使得更高的抽像性成為可能,但是有時它卻會阻礙科學理論的更高的概括性,而它本應對此作出有利的貢獻。    
  職業化和專業化的增強都反映在美國科學協會類型的變化和數量的增長上。從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對十七世紀一個「哲學」或科學協會在波士頓舉行的一次聚會的下列描述中,我們可以對業餘愛好者及早期協會的普遍興趣有些認識。馬瑟說:「一個由意見相合的紳士們組成的哲學學會,每兩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有關改進哲學和增進自然史知識的問題。」今天在美國有數以千計的地區性和全國性專業科學協會,它們代表著數以百計的科學專業。    
  在美國科學中這些專業組織分為三類,每一類都代表今日科學所面臨的特徵問題。數量最多的科學組織無疑是那些科學內部高度專門化的學科組織;另一類組織在數量上要少得多,關心的是科學作為一個整體的普遍利益和問題;此外還有若干有關第三類組織的例子,它們特別關心的是科學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責任」。例如,在1948年有二百零八個專業科學協會和學院附屬於美國科學促進協會,而這一協會是關心科學普遍利益的範圍最廣的組織。這二百零八個協會主要是自然科學群體,但也包括有某些社會組織。然而這一數字並未囊括所有全國範圍的科學協會。    
  另一種評價專業科學組織激增的方式是考察一個科學家所有資格加入的那些組織,而無論他實際上是否真的加入它們。他可以加入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稍後我們將把它作為普遍型組織的一例而作更詳細的說明);他也可以加入他那個領域(例如數學)中的全國性協會;或加入他那個領域中某一興趣更狹窄的專業學會,如拓撲學會;或加入全國性協會的各種州和地方性分會;他還可以加入州和地方科學院,這些科學院有的是專業機構,有的則是跨專業機構。然而,大多數科學家由於其本職工作的壓力或由於時間和資金的限制,很可能只加入他有資格加入的那些組織中的幾個。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逐一考察一下這三類科學組織。專業協會關心的是其自身領域——無論其是多麼專門——中的問題、政策和工作。一個全國性專業協會的成員可能少至不到一百人。這類組織是在其活動領域中起鬆散協調作用的重要機構。它們的年會不僅是宣讀科研論文的正式場所,也為其專業成員之間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保貴的機會。有時專業協會也涉及一些較普遍的問題,如它們有限的利益與整個科學或國家利益之間的聯繫。    
  科學中的一般性協會的目標是對整個科學提供某種鬆散的協調,並關注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繫。這類組織中的兩個:一是國家榮譽科學協會——西格瑪-克賽( EE),它相應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費-貝塔-喀帕(OBK);另一個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美國科學促進會的理想是將自己與各專業的全國性科學協會聯合起來,從而粗略地「代表」美國科學。它已經向這一目標邁進了一些。它的年會是數以千計的科學家聚會的盛會,這些科學家不僅參加該協會的一些較普遍的會議,而且參加它的若干專業分組的會議。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官員也是許多不同專業協會的成員,他們的職位要求他們對於美國科學具有比他們作為專家所具有的更廣闊的視野。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主席是美國科學家所能入選的少數幾個最為顯要的職位之一,來自大學、工業和政府的科學家都曾受到過這一高等榮譽,雖然大多數主席由大學科學家出任。這個一般性科學協會自1848年誕生以來的成長,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整個美國科學的成長。請特別注意在最後四十年中這一成長的明顯加速:    
  年代    成員           
  1848    461           
  1858    962           
  1868    686           
  1878    962           
  1888    1,964           
  1898    1,792           
  1908    6,136           
  1918    9,000(以近似數)     
  1928    16,328           
  1938    19,000           
  1948    42,000           
  1960    62,097      
  美國科學中的第三類專職組織關注的是科學的「社會問題」,既涉及到整個科學的社會責任問題又涉及到某些特殊問題,如當代的原子能問題。經過戰時在原子能研究實驗室舉行的一系列非正式會議之後,於 194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原子科學家聯盟即屬於這類科學協會。雖然該組織的一般目標在戰爭還在進行時即已確定,但它的積極活動卻是在其成員覺得有必要反對國會頒布控制原子能的梅-約翰遜法案時才展開的。這一幾乎未經聽證就要加以通過的法案,指定由軍方對新原子科學施行最終控制。為了反對這一法案,「一個科學家院外活動集團突然在華盛頓出現了。這一院外活動集團就是原子科學家聯盟的開端,它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並從此在華盛頓長住下去。」雖然原子彈明顯是這一組織成立的直接誘因,它的章程的序言卻表達了一種更為廣泛的社會目標:「原子科學家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承擔科學家愈益明顯的責任,促進人類福利,穩定世界和平。」這一較一般性的目標不如那些較特殊的目標對其成員更有吸引力。在該組織的早期階段,它有三千名成員。到1950年,它只有一千五百名成員,在九個州中分為十三個小組,其中有的成員是另外二十一個州的代表。美國社會中的科學家,像其他可比的專業專家群體一樣,既無時間也無興趣去非常積極地關心各種社會問題,即使那些與科學自身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年裡,原子科學家聯盟較少關注原子能及其控制,而更關心保障自由探索的精神和促進「那些能確保科學造福於人類的公共政策。」像各種活動領域中的其他許多小型志願社團一樣,原子科學家聯盟在其華盛頓的辦公室裡僅有一名領薪的僱員。聯盟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志願者進行。儘管如此,該組織曾非常成功地為了良好的目的而施加政治壓力——不僅在反對梅-約翰遜法案上,而且在此後的許多問題上。    
  這三類專業科學組織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它們都表現出與其他所有領域中的志願者社團相同的成員構成模式。也就是說,其成員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少數積極分子;一是龐大的、不太積極的大多數人。少數積極分子有最強烈的興趣並占踞大多數領導職位。但是與某些其他志願者社團不同,科學組織中的最高職位幾乎從不由那些僅在組織中表現得非常積極的人來充任。體現著科學的等級和價值的這些最高職位,習慣地通過成員的表決而作為優秀職業成就的象徵,授予那些在組織中最有名望的科學家,無論其是否非常積極地參與組織的事物。積極的參與在這裡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別重要。我們已經看到,被自由的科學組織選為領導人乃是對於成就的一種正式承認,而這一過程本身就是這些組織的幾種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種。    
  至此我們已經追溯了美國科學社會組織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從我們剛剛對專業化職業科學組織的劇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學再也不是1880年托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圍繞在物理科學旗幟下的三流部隊,……某種主要由非正規者組成的游擊部隊。」科學現在是由雖然鬆散但卻有效地組織起來的正規專業人員組成的一支正規軍。    
  儘管如此,在當代美國科學中仍存留有少數業餘科學家。在某些科學領域,一個人仍有可能利用閒暇時間作某些本職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學、礦物學、鳥類學及無線電通訊就是這類領域中的幾個。有些業餘愛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識領域中變得很專,以至能達到某些專業人員的水平。但是總的說來,業餘愛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賴於同一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工作。大學、博物館及研究機構不僅為業餘愛好者提供了知識的源泉,而且只有通過它們的持續中介作用,業餘愛好者才能將其微小的貢獻匯入前者龐大的知識體繫上。例如,美國變星觀察者協會在本國有一百三十名成員,他們在其領域從事非常可貴的研究,但是這可貴僅是由於有專職天文學家存在——他們組織這一協會,並將其成果運用於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學領域,如「純」物理學和化學,業餘愛好者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在這些領域欲取得滿意的結果,需要高強度的訓練、大量的時間和昂貴的儀器。在使用業餘人員時會遇到巨大的組織困難,這點其他領域——比如說社會工作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已經有了體驗。甚至像托馬斯這樣的業餘愛好者工作的熱心人也說:「當真要用到業餘人員來進行重要的實驗或哪怕搜集實驗所需的事實時,有關的專業人員都會被所面臨的管理和組織問題弄得手足無措。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志願者都需要大量的計劃和監督工作。」在科學中使用業餘人員的困難充分表明科學作為整體應由專業人員來掌握的重要性;這些專職人員在美國職業結構中應佔有一個正常的地位。    
  在我們剛才討論科學中專業組織的功能時,我們已經順帶地提到它們在專業學科和整個美國科學中所起的鬆散協調作用。美國科學中的協調和控制這一題目是非常重要的,它值得我們現在集中精力來加以討論。在本書中我們還將回到這一題目,尤其在第十章詳細論述科學的社會控制問題時,但是目前僅挑出一些美國科學這方面的某些一般特徵也就足夠了。    
  應當立即說明的、最明顯和基本的事實自然是,沒有任何獲得正式認可的領導機構負責協調和控制美國科學。像其他「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一樣,美國科學作為一個整體僅僅是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科學是一個多元世界,其中不是僅有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影響中心,它們誰也不凌駕於誰之上,儘管,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亞中心是以確定的方式相互聯繫的。情況為何如此,確切地說為何必須如此,這是一個涉及到科學的核心本質的問題。在以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數次談到它並且還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再次談到它;當我們論述科學的社會責任和科學中的計劃時,我們將試圖把這個問題聯成一個整體。目前我們僅需將其看作是美國科學中基本的協調模式,幾個較次要的模式相對於這一模式才能發揮其作用。    
  正是由於美國科學只是非正式地而不是正式地組織起來的,所以作為一個整體,它在個別科學家和門外漢的眼裡的通常形象與市場經濟在個別工人和企業家中的通常形象差不多:它似乎不具備任何協調和控制。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美國科學中,確有某些精心構造的協調模式在起作用,無論它們是多麼的非正式和多麼的難以被發現。我們已經提到了一般和專門職業社團中的某些這類中心。既在科學的若干領域內又在這些不同領域間起協調、控制作用的另一種重要模式,表現為某些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之間的非正式聯繫。這些科學家通常既做為科學家本身又作為科學管理者而出人頭地,受到廣泛的尊重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們在對人事安排作出推薦,為資金的分配提供咨詢,以及在較深入地參與科學問題的解決和科技政策的制訂並為此承擔責任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這種通過有影響的科學家來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隱而不見的,只有少數經驗豐富並善于思索的科學家能意識到它的範圍和意義。然而當科學的目標變得比較狹窄——在最近這次戰爭中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時,這種非正式控制的結構就會變得略為明顯,不過即使這時它也不是對所有的科學家都如此明顯。在美國科學中,像哈佛大學校長J.B.康南特,華盛頓卡內基研究院院長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卡爾·T.康普頓(Karl    
  T Compton)這樣的人和其他少數科學家通過將科學中許多分立的權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來,而產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響。例如,一項關於戰時負責科研的政府機構——科學研究與發展署(0.S.R.D.)——的研究報告說,在最近這場戰爭期間,「科學研究與發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頓三人執政。」布什本人則指出,雖然在戰爭期間有大約三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研究新武器和新醫藥,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處於〔控制的〕高級職位上」。無論我們中的某些人持有多麼絕對的反權威主義價值觀,這卻正是如此龐大和成功的一項事業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國科學中的非正式控制結構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個人見解常常使我們認不清它的存在和意義。    
  幸運的是對於非正式影響機制的運行已有詳盡的書面描寫,所選擇的案例是為一個戰時科研項目配備人員。首先要選擇一個負責這一項目的科學家,這一選擇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頓這樣關鍵的人物的推薦。然後,被選中的科學家,「根據對於其專門領域的廣泛瞭解,來選擇扶助他的一組同事。」而這些人又推薦另外四、五十個人作為直接補充。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學術界工作,大概由於已經參加到課題中的人的影響,他們的「離職能夠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裡特恩( Tryt-ten)總結道:「科學研究與發展署主要項目的科學家的召集,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採取剛剛描述過的這種『扇形展開』模式。以也許是科學研究與發展署最大同時也是最成功的實驗室為例,這一過程以四位國際知名的美國科學家在紐約一間飯店客房裡的一次聚會為開端。他們依據其集體的經驗選出了四十位年輕、積極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學家。通過這些核心骨幹又展開進一步的聯繫活動……實驗室日益增大……最後達到了有一千名專職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水平。」    
  決不應低估美國科學中這種非正式協調的價值。布什在分析與美國具有相當平等機會的納粹德國為何會在試制原子彈上遭到「慘敗」時指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科學組織非常糟糕。也決不應看低我們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國科學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為管理者,他們在戰時與華盛頓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以及軍隊將領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為「這場戰爭中的小奇跡之一。」如果這些人在和平時期所取得的一些雖然小但卻類似的成就能為人們所知,他們在戰時的這些成功就不會顯得如此令人吃驚了。有些美國科學家有相當的行政管理才能,不過他們卻寧願忽視這種才能,以專心致志地培養其研究興趣。戰爭卻使他們有機會得以發揮這種潛在的以及那些已經在科學組織工作中得到證明的才能。例如,戰時科學工作帶來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學家管理者,他們中有洛斯阿摩斯實驗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現任院長奧本海默( J.R    
  Oppenheimer);負責雷達研究的輻射實驗室主任,現在的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李·杜布裡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現在的波都大學校長弗雷德裡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注意有關美國科學中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實。那就是大學科學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體現在大多數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的學術聯繫之中。有時這些學術聯繫涉及到一些重要技術機構,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培訓了許多工業科學家的研究中心,這一影響模式才能傳至全國各地的工業和學術研究團體。通過像布什這樣的人物,還可確立與私人研究組織的聯繫,像卡內基研究院這樣的私人組織不僅有自發的研究,而且還資助其他組織的研究。按這種方式,主要科學家之間的非正式聯繫將美國科學中所有不同種類的組織聯結並部分地協調起來。這種非正式協調是美國科學的一項寶貴財富,並且還是非常重要的財富;因為這種協調,無論它是非正式的還是正式的,都須掌握在科學自己的領導人手裡而非掌握在從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學家手裡,這是保證科學自主性的必要條件之一。    
  這種協調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學中的新鮮事,也不獨為美國科學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學家組織了一個X俱樂部,它是一個每週聚餐一次的社團。赫胥黎後來報導了他偶然聽到的非該俱樂部成員的兩位科學家之間的如下談話。    
  「我說 A,你知道X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嗎?」    
  「哦,是的, B,我聽說過它。他們做些什麼?」      
  「他們管理科學事物,而且說真的,總的說來他們幹得還不壞。」      
  這一俱樂部只維持到其創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對學術職位和科學協會內的任命及晉陞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科學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內,產生了兩種補充的社會組織模式。第一種像一般模式一樣,是非正式的。許多美國科學家以個人身份獨立從事其研究,或在「小組」中進行其研究,這小組的領導人並不怎麼像官方領導者那樣以「首長」的身份自居,而很經常地是以師傅對待晚輩、對待缺乏經驗的學徒的姿態出現。這種非正式模式在許多科研領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後我們還將多次回過頭來討論它對於科學進展的基本作用。我們尤其將在第九章中論述這一問題,因為它與發現和發明的社會過程有關。第二種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級制的、「科層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開放,但卻與之不同,有時似乎還與之有衝突。這一模式在美國科研中正日益頻繁地出現,它反應了科學自身以及科學與「自由」社會其他部分的關係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海軍研究署的威爾遜·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實驗室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它尤其是過去二十年的產物。他指出,「舉例來說,在1938年,在華盛頓的負責海軍研究與發展的海軍研究實驗室,只幾棟房屋和數百僱員,其年預算實質上低於五十萬美元。今天同一實驗室有大約一百萬平方英尺的實驗室面積,大約三千名僱員和每年一千八百萬美元的經費。」這不過是美國大學、工業和政府科學中眾多類似例子中的一個。    
  科學社會組織中的這一變化自然只是現代「自由」社會向著日益「科層化的世界」的更大變化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科學中的計劃時,我們將看到這一更大的趨勢是如何影響科學中的這一變化的。而我們現在所關心的僅是與科學內部正式組織增 加特別有關的那些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科學日益增強的應用性,科學日益捲入到政府和工業科層制中,以及科學自身內部的某些變化。    
  首先讓我們考慮日益增強的應用性對美國科學社會組織最近發生的變化的意義。現代科學的迅速成長,即基礎概念體系的普遍改善,意味著在更多的實用場合中,科學理論被證明是有用的。作為幾個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學和電子工業,在醫療及農業方面,基礎科學現在是可以應用的。也許將基礎科學應用於有限和能確定的目標的最明顯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彈的研製。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確定的目標這樣的社會情形中,正式的社會組織才是一種最有效的手段。與反對「科層制」的意識形態相反,等級結構的社會組織並非魔鬼的工具。毋寧說它是一項我們仍在加以改進的偉大的社會發明,是一種坦率地說帶有某些缺點但卻合理的社會手段,它有助於實現有限和能確定的社會目標。所以它不僅目前在我們的社會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會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國以及在許多社會的軍隊中,正式組織就曾很好地被用來為人服務。所以,毫不奇怪,在實用場合中科學有用性的增強意味著尋求應用基礎科學的等級制組織的數目的增加。雖然,如我們將看到的,在科學中有些場合不適於採用這種社會組織,但是也有許多其他場合同樣不適於採用非正式組織。這裡我們只須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彈的例子。    
  無論在應用科學中還是在基礎科學的某些有限範圍內,正式組織都特別適於達到給定的目標,這一點當社會危機使目標變得特別緊迫時,就會顯得更加明顯。例如,在最近這場戰爭期間,電子和原子研究領域中的大型正式組織被迅速地建立起來,前者是為了開發像雷達、無線電引信這類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標。原先制訂的戰時科研計劃曾想讓每個科學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學中。但是隨著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協商、相互幫助和指導,此外還需要為著同一有限目標工作的科學家之間能保持頻繁密切的聯繫,所有這些都促成將所有這些科學家納入到同一大組織之中。研究科學研究與發展署之歷史的J·P·巴克斯塔寫道:「從大群體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處太多了,以至不能對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組織分別在伊利諾大學,西北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建立起來。僅在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的全體職員中,就有六十九人來自不同的學術研究機構。    
  科學與主要為其他目的而設立的科層制——如工業和政府的科層制——的結合,也增加了科學中正式組織的份量。當然這部分地也是科學不斷增加的可應用性的一個結果。但是,即使在有些地方,科學的應用性並不那麼至關重要,或至少不那麼緊迫,科學家群體仍面臨著要將自己更加正式地組織起來的壓力;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以一種正規和有序的方式來與它所參與的科層制的其他部分相適應。我們將看到,即使在大學中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時科學家必須選出自己的「官員」來負責「管理」。這樣做的必要性在其他已經科層化的組織中就更大了。的確,有時甚至當科學家實際上並未捲入到官僚機構中,只是依賴於它的財政資助,而在法律上仍獨立於它時,這種促進正式組織的壓力都可能存在。例如,許多大學科學家發現非常需要建立正式組織,以便與日益成為他們研究經費的主要提供者的那些官僚機構——即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會的官僚機構——保持聯繫和進行周旋。有時撥給經費的條件就是分立的研究單位必須結合成一個較大的整體,以便能夠更有效地與撥款機構打交道。    
  科學自身內部的某些變化也促成了對於正式組織需求的增強。這些內部變化中的第一個是科學工作中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增強。在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勞動分工都會帶來對於協調和控制的需要。尤其是在對具體問題的應用上,科學中的這種控制或「組織」必須是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但是對於那些較基礎的研究,這一點也可以是成立的。貝爾電話實驗室前主任,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前主席,已故的朱厄特(Jewett)先生曾對以前所舉的不同的科學專業為了同一實用目的,必須聯合起來加以應用的例子作過如下評價;「在許多領域中,產品可能包含相當廣泛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如此絞纏在一起,以至需要從許多角度進行科研攻關。這樣我們就需要有大型研究組織,它具有許多領域中的專家和專業設備,並且把這些人和設備組織起來,保持協調一致。」他覺得:「經驗已經表明這是處理複雜問題的最有力、有效和經濟的方法。它大大優越於將問題的各部分交給單個實驗室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在工作的各個階段諸種要素相互作用,在某領域中所能作到的將決定在另一領域中能作到什麼或不能作到什麼。」     
  生物化學研究基金會主任埃利斯·麥克唐納曾描述過在更基礎的研究中要求許多專家進行合作的類似情況。在談到從土壤細菌中獲得的一種「能阻止並殺死細菌的微生物」時,他說道,「它是由微生物學家發現的,由那些操縱梁式壓縮空氣驅動離心機(Beams』air-driven    
  centrifuge)的人加以分離。它被交給細菌學家和細胞學家以決定其性能和威力,交給微生物化學家以分析、辨別、鑒定它的可能組成部分,交給有機化學家進行分餾,交給光譜學家進行描繪並鑒定其光譜儀差異……這些微生物又交給細胞學家對動物進行毒性和其他實驗,交給顯微學家記錄其晶體結構,交給外科醫生以研究它對嚴重感染的傷口的外部影響,交給物理化學家以測量其物理常數並對其結構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把這一整個過程叫『經受磨煉』。所有這些都出自我們全體成員的工作,是我們共同的程序安排。」在這樣的勞動分工之上,顯然需要正式的、有組織的控制。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工作的每一階段都由非專門人員來指導,但的確需要某種專門的管理職能。    
  加劇對於正式組織需求的第二個科學內部的變化是發生於某些(但非所有)研究領域中的變化,它乃是由於儀器設備的發展能導致許多個體研究單位在同一時間裡都特別繁忙。在核物理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在這裡磁力迴旋加速器和電子迴旋加速器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學院的現任院長李·杜布裡奇曾描述由此導致的結果。他說:「若干問題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為了保持機器的運轉和進行不斷的改進,需要所有團體的聯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說來,「由於核物理學中的現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設備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貴,以至需要眾多的人員才能操縱和充分使用它們……我相信發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這些中心對於核物理學的進展將是極其重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正式組織的需要是很顯然的。    
  總而言之,由於我們已經給出的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組織在科學中越來越常見了。但是,無論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中還是在科學的許多部分中,這類組織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組織模式。儘管如此,科層制模式仍攪擾了某些科學家,即使在科學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這倒很像科層制在其他領域中的確立曾攪擾某些「自由」社會的臣民一樣。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技術主任考瓦斯基( 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種有組織的結構,無論其是多麼靈活和精簡,都會引起專職科學家的遺憾,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迄今為止都過著一種獨立小生產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學家所可能感到的這種廣為散佈的遺憾之情以外,還有對於科層制模式現在帶給科學家的問題的真誠的關心。等級組織這方面的某些問題乃是這種社會組織本身所固有的,與按這種方式組織起來的群體的具體目標——是科學的或其他方面的——無關。這些問題中的某些也曾出現於其他科層制中,如政府部門,工業界及工會組織,在理解和控制這些問題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科學組織的管理可從對於正式組織這些困難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淺。不過,仍然有一些為科學所特有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導「純」科學工作者進入某些一般領域並為他們提供資助和設備的同時,又保護他們的基本自主性和獨創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識狀況下很難以更具體的方式來陳述這一正式問題。也許,我們充其量所能做的是認清必須選擇這樣的人來作為大型研究機構的領導者,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懂得科研的性質及其協調的問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將為其下屬保持自主性的一般問題轉換成手邊特別科學專業和特別科學問題所需要的具體社會條件。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成功的科學經營者將某些最成功的大型科學研究組織稱為「一個人的影子」。朱厄特根據他做為一個非常大的研究組織的領導的長期經驗,曾經探討這一重要問題。他說,「實際上,領導和其直接下屬所作的是提供一種合適的環境,在其中有創造性思想的人可以自由地工作;是勾畫出似乎有希望取得進展的一般領域;以及在決定如何繼續推進時,對研究成果及其他許多因素進行權衡。」我們已經看到,就組織的目的而言——無論是工業的或其他什麼的——這都必然會導致對領導的需要,但同時它仍能為科學發現的自主過程留出適當的範圍。很顯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依靠個別管理者的個人智慧來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適當的條件。對於某些職能研究組織非常需要進行認真的經驗研究,以考察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成功,又是什麼阻止了研究目標的實現。研究這些問題的一位學者指出:「將管理技能應用於大規模的科學研究與發展是非常新近的事情,對於這一領域的經驗我們只有很少的文獻記錄。當前最需要作的是對經驗作出記錄和評價,接下來對於有關的發現加以條理化。」關於大型科研機構及其他組織的管理的社會科學,才剛剛超出「常識」階段。    
  現在讓我們從美國科學中的組織和控制的問題,轉向討論美國科學的範圍和規模,也就是說探討上述這些問題是在什麼樣的領域內發生的。在此我們必須滿足於粗略的估計和一般的印象,因為今日美國科學包括如此多樣和常變的專業活動群體,以致很難精確地描述它的規模。然而有一個一般性的事實卻是明白無誤的。一位負責追蹤美國科學中人員變化情況的人指出,美國科學正以陡峭的曲線形式上升。它的每一方面都呈指數曲線形式。」     
  幸運的是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最近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認真地搜集起來的數據,它們至少能夠告訴我們目前美國科學人員、資金、設備的大致數量級。這裡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對於它我們將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討論。該理事會的研究估計,1946年美國約有七十五萬名專職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大約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五。在這一數字中,大約只有十三萬七千人從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教學。後面這較少的一組人在美國社會中顯然極其重要。甚至在這較少的一組人中還存在著一個更重要的核心。它由在物理和生物科學方面具有博士學位的二萬五千人構成,這些人能夠,即使潛在地,為基礎科研作出貢獻。在這十三萬七千人的總數中,估計在大專院校的有五萬,在工業界的有五萬七千,在政府部門的有三千。從1946年到1949年,這一總數字引人注意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達到了十八萬這一較大的數字。1940年以來,在大學的科學家的相對人數減少了,在政府部門的保持穩定,而在工業界的則大大地增加了。在1930年,大學佔有重要科研人才中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40年,則只佔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佔百分之三十六。不過這種減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國這麼多的人員仍不顯得充足。由於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認為「科學是維持國家生存的一個主要因素」,並認為「只有通過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們才能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來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員有計劃擴充的政策建議,不過這一建議沒有指定到1957年時所要達到的具體目標。我們已經看到,在戰後人員的擴充是多麼迅速,關鍵科研人員組的人數從十三萬七千達到十八萬。這一增長已超出了戰後關於科研人力資源情況的報告的預計。的確,也許正是這些報告部分地激勵了這種巨大的增長勢頭。這樣的增長率不大可能一直維持下去,但是我們科研人員的大規模擴充卻是非常可能的。    
  我們還可以通過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資金來衡量美國科學的範圍。1900年以來,所有三類科學組織的研究費用都保持穩定增長,其中政府部門的費用比大學和工業界要更快一些。這種增長勢態自1930年以來,顯得尤為強烈。據估計在這一年,美國科學的花費為一億五千萬美元;1940年,為三億五千萬億美元;到1949年,則為二十億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國家的科研費用翻了一番多,但是總額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總額的千分之五。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進的建議:到1957年,美國科研費用最少也要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戰爭無疑大大增加了用於科研的經費。例如在1941-1945年期間,花了大約三十億美元,其中大多數用於應用研究。這一巨大數額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國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億多美元,幾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資。儘管戰爭期間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費,從那以後,資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費了十一億美元,1949年花費了二十億美元。這一總數恐怕還要繼續增加,並且無疑,大頭仍要由美國政府的資金來提供。工業界大約花了1947年總經費的一半,而大學雖然在絕對數字上其花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卻仍只佔總額的百分之四。這是大學科研費用相對減少趨勢的繼續,在1930年,同樣的百分比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為百分之九。    
  最後,可利用的科研設備的價值構成評價美國科學的另一粗略指標。1946年美國政府所擁有和操縱的研究設備的價值為十五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為國防部佔有。這一數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員會的設備。工業界有十億美元的設備,而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學,有大約三億美元的研究設備。1946年以來,研究設備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與科研人力的擴充成正比。    
  美國科學最近已經發生的這些擴充和那些可能將要繼續下去的擴充趨勢,當然不是在毫無計劃和毫無困難的情況下發生的。由於人力是增長中最關鍵的要素,規劃科學培訓項目,無論這一任務多麼艱巨,就顯得尤為重要。培訓一個科學家需要大約四到十年,從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在開頭所作的個人決定,待四到十年後,培訓結束時可能會毫不現實。由於這一原因,「美國科學在繼續發展時,為了自我指導起見,必須收集關於自身成長趨勢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來,收集這種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學組織中各種小組的職責,現在這一職能已轉交給國家科學基金會,對於後者我們稍後還要作更多的論述。這樣的信息有助於維持科學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種重要的不平衡的發生:各種專業領域之間的不平衡;各種不同技能——即管理、純科學、及應用技能——之間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層次的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因為在科學中對受過高度訓練、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無論以專業人員的數目、以財政花費的規模,還是以儀器設備的價值來衡量,美國科學現在都是一項規模巨大、具有頭等國家重要性的事業。除非在美國「自由」社會中發生了基礎性的變化,否則科學的位置將在大學、工業和政府中得到維持乃至推進。    
  關於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最後一點一般考慮是,構成這一領域勞動力的科學家的社會特徵。不幸的是,關於這方面我們所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所能談的只是美國科學家的階級來源、他們的宗教背景,以及婦女在科學中的地位。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研究不僅是科學社會學,也是直接的實用目標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科學與美國生活中的其他職業一樣,充分體現著這樣一種強烈的美國價值觀,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應受到報達。然而,我們卻無法確切地說明在怎樣的程度上科學構成了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的渠道。1906年,卡特爾(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國科學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輩的職業背景。在他所考慮的這一父親群體中,百分之四十三點一的人曾從事科學等專門職業;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的人曾從事工商業;百分之二十一點二的人從事農業。而當時,在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從事科學等專門職業;有百分之三十四點一從事工商業;百分之四十一點一從事農業。所以工商業組提供了與其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相當的科學家份額,而農業組所提供的科學家只佔按總人口百分比所應提供份額的一半;科學專職群體所提供的科學家份額幾乎是該群體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的十五倍。正是這後一事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在當時似乎存在著一種階級的自我補充,同時又具備一定的社會陞遷的機會。不過,卡特爾的「工商業」和「農業」類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階級。因此,唯一明確的結論是相當大比例的科學家出自專門職業群體。    
  最近我們又有另外一點證據。《幸福》雜誌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數學-物理學家「通常出自中產階級和專門職業家庭」,「列入《美國科學家》中的物理學家,有相當多的人是教士的兒子。」據這一調查說,化學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資產階級家庭」。並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結論是科學常來自低收入階層。」所給出的唯一證據是科學中的博士獲得者大多出於較小的、費用低廉的學院。不過,關於這一概括還有其他的證據。國家研究理事會科學人員辦公室最近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大約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賴於某種財政資助。它表明研究生極少靠自己的財力進研究生院。」在法律和醫學領域中,自己付錢的人要比在科學中的多。    
  如果我們可以冒險作出一些概括——它們應受到檢驗,並通過認真設計的研究來予以充實——我們可以說,在科學這一專門職業中存在著相當大的社會流動,但同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專門職業階級的自我補充。社會流動大概更經常發自中產階級的低收入層,而非發自非常低等的社會層,然而,借助於美國社會中的免費公共教育系統和獎學金,後者偶爾也為科學提供人力補充。科學中流動性的這種樣式似乎與美國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動樣式大致相同。這後一種樣式是根據最近在工商界所進行的認真的統計研究而作出的。有相當大的階級和職業自我補充;社會流動大多發自中產階級中的低收入層;也有一小部分流動發自非常低的社會階層。這些事實對於美國科學中的人員更替和培訓計劃來說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國家研究理事會的那項研究認為,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由於不能獲得獎學金而無法繼續受研究生培訓。科學的不斷發展需要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財政資助的有能力的學生提供更多的資助。    
  關於美國科學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傾向,我們所知甚少;正如我們對他們的階級出身知之甚少一樣。不過,最近兩位天主教科學家指出,美國天主教徒為全國科學人力和科學產出所作的貢獻與它們自身所應占的份額並不相當。    
  F.庫柏指出,他「很不願意被迫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天主教徒僅佔美國科學和學術領導層人數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國總人口中卻佔大約百分之二十。」相對於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視批判理性,他們就越強調關於宇宙的目的論概念,而這與我們在第三章中定義的所謂「功利主義」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體系中的這些影響似乎是導致天主教徒在美國科學中表現相對欠佳的原因。    
  關於美國猶太人,我們沒有任何數字,但是很有可能他們在科學和學術方面的表現與他們的人數至少是成比例的,無論如何在大學裡情況是這樣。有兩點理由使我們有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猶太人的價值觀似乎有利於學術和經驗理性。其次,在美國社會體制中有一個重要的相關因素。猶太人在美國具有相當的社會流動性,包括科學在內的一些自由專門職業一直比大工業和商業中的許多領域對他們更為開放。所以大多數猶太科學家將很可能在大學和政府部門的研究群體中就業而不是在工業實驗室中工作,因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業部門大都向猶太人關閉通向其各個分支的門戶。    
  儘管婦女正在日益參與到科學的職業系統中來,但她們仍是在科學專職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會群體。例如,在1947年,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估計在它的三萬三千名成員中大約只有百分之一是婦女。在那一年,被選為國家科學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員中只有工人是婦女。儘管戰時婦女的就業機會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戰後的幾年裡,在物理、生物、數學科學,以及工程和農業中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的婦女人數仍不到一萬五千人。這一很小的數字可與在同樣領域中有約五十萬名男性這一數字形成對照。即使將佔了所有這些領域中男性三分之二的工程領域除去,在所剩下的其他各領域中,婦女仍僅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對於婦女來說,最大的專門科學專業是化學,它僱用了從事科學的全部婦女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二;數學則只僱用了百分之十六;細菌學,工程,以及物理學各僱用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在科學中,婦女主要限於從事案頭和實驗室工作,而被排除在需要作實地考察的工作之外。對於在工業部門作為研究工程師的婦女,存在著一些偏見。戰前,從事科學工作的婦女比在此後還要少。    
  例如, 1946年從事化學的婦女有大約五千人,這是戰前同類數字的三倍。    
  婦女在科學中顯得缺乏專業能力,而這是由於她們作為家庭成員的社會特點所造成的。例如,相對於男人來說,婦女較缺乏地理上的可流動性。婦女更喜歡離家二十五——五十英里範圍內的工作。(美國勞工部)婦女局的研究表明,單身和已婚婦女對其家庭中其他成員所承擔的財政支持和個人服務任務是相當大的。同時,缺乏可流動性限制了個體的工作選擇,使得婦女在一些需要旅行或可能發生調動的工作崗位上成為不大受歡迎的人。許多專職婦女科學家都是已婚的。由於大多數僱用專職科學家的僱主認為婦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隨之而來的家庭責任打斷工作,所以他們更願挑選具有同等經驗和資歷的男人作為僱員。許多已婚婦女自然願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數研究組織發現這會帶來管理上的困難。除非從組織上有計劃地為婦女解決非全日性工作問題,在科學乃至在其他職業中,只能有極少數婦女可同時擔負起職業和家庭這雙重職責。    
  以上是對於美國科學中社會組織的模式和問題的某些一般考慮。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將通過更詳盡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業及政府部門中科學的社會組織,來更深入地瞭解上述問題。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六章 美國大學與學院的科學家    
   我們已經發現,雖然各種研究群體對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美國科學的中心現在卻在大學。科學中心在大學的狀況並非歷來如此,大學只是最近才在科學發展中扮演主角。我們不會忘記,近代世界中的早期科學家們,曾在十七世紀時自動聚集形成業餘社團( amateur    
  societies),這些人並不是大學共同體的成員。事實上在英格蘭,那些老牌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直到歷史已馳入十九世紀,才停止了其對科學成長的阻礙作用。在此之前,從事科學活動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政府研究機構、科學機構或博物館。或許在英國地質勘探部與海軍部(The    
  English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Admiraltg)裡,要比在大學的教授席中更能發現年輕科學家,當時教授席這個位置仍然是為了政治上陞遷的需要,而並非為了對科學天才實行獎勵。達爾文和赫胥黎都曾在英國政府組織的研究探險隊裡受過訓、盡過重要之責,赫胥黎還是皇家海軍成員。法國,尤其德國,要比英國或美國更早地使大學成為「純」科學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紀前半部分情況發生了變化。在主要受德國大學體制(而不是英國)影響的美國大學中,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開始使他們的科學系科真正加強科學研究。直到二十世紀,這種轉變才較明顯和堅決。就科學有賴於概念框架的不斷發展而言(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見),現在科學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自由」社會的大學。維布倫說,「大學是唯一公認的現代文化的研究機構,毫無疑問地應擔負起探求知識之責,這是大學唯一的毫無非議的義務」。    
  對「純」科學作出貢獻的美國科學家現在幾乎全集中在大學和學院,這可從下表看出,這張表取自1938年發行的《美國科學家》(第六版)。這一版收集了二萬八千名科學家,其中一千五百五十六人(佔百分之五點六)被他們的同行選出作為成績傑出,因而值得標以「星號」。這一千五百五十六名科學家分佈於如下的各類研究組織中。    
  組織     人數    百分比        
  大學和學院  1135    73.0        
  聯邦政府    128     8.2        
  工業和商業   131     8.4        
  私人基金會   120     7.7        
  州政府      9     0.6        
  退休      33     2.1      
  美國大學在科學發展中發揮著兩種不同的功能。首先,它使科學與社會的其餘部分整合;其次,它通過撫育那些做基本發現工作的人才而對科學的內在發展作出貢獻。第一種功能比第二種不太明顯,但同樣重要。這是因為從總體上講,大學是「自由」社會之文化價值的維持、表述和發展的關鍵所在,而這些價值,如我們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是強大的科學的母體。基於這一點,維布倫認為,大學是「增殖新人之組織,以實現共同體的最高抱負和理想」。現在,大學無疑給予科學以強大支持,在大學的藝術系和科學系,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實現了聯合,這隱含代表著:科學直接起源於「自由」社會的文化傳統,事實上,起源於這一文化傳統的關鍵所在——大學。仗賴其在大學的穩固地位(通過最近幾百年的艱苦努力才贏得的),科學與其它學術性學科和那些基本文化價值保持緊密聯繫,這些基本文化價值構成科學和非科學這兩類研究活動的基礎。而且,大學還訓練所有的系科老師,把「自由」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和文化傳統灌輸給學生,這些學生離開大學後,又在全國範圍內加以傳授。    
  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大學獲得了社會對科學的認可,這種認可對於把科學作為受高度尊敬的社會活動的持續發展,以及對於社會對科學的財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公眾對科學的態度並非存在於社會真空之中。除了其它的社會建制如報紙以外,「自由藝術」大學與學院也是現代美國科學的主要支持者。當然大學和學院並不僅僅在於反覆灌輸價值觀念和適當的態度。大學還通過為那些有能力並希望成為科學家的人提供通常受到尊敬的地位和職業的方法,把美國科學與社會的其餘部分整合在一起。我們已經看到,在美國職業名望等級系統中,「教授」和「科學家」的職業角色具有相對較高的位置。    
  除了促進科學的外部關係這一功能外,大學還有第二個功能,即推進科學的內部發展。美國大學為科學研究提供設備(在廣泛的意義上這一設備包括社會環境和物質儀器),而這種研究正是形成日益變化的、更普遍的觀念框架的基礎。大學還不斷地培養出新的研究者,這種培養通常與一些成熟料學家當時的研憲活動緊密相結合。生理學家W·B·坎農在他那本迷人的給人啟發的書《一位研究者的道路》中說過,「教師同時亦是研究者」,「充滿發現的激情,精通揭開自然隱秘的方法,將會喚起年輕人所固有的許多優秀品質」。當然,新科學家的培養,要包括比僅僅傳授理論和技巧更多的東西,培養新科學家也是一個有關科學價值的精細的道德灌輸過程。因此,大學又是道德共同體,它不僅實施科學標準,而且吸收新成員進入道德共同體。基於上述理由,科學的必不可少的自主性,不僅要求大學在社會中有一個穩固的位置,而且在大學內部科學也需要一個同樣牢靠的地位。    
  在美國社會,大學對科學的職能,主要集中於較少的幾個高等學術機構裡。例如1939年,有九十所大學能授予當時所有學術領域包括科學的博士學位,三千零八十八人獲得學位。「其中五分之四多是由其中的三十所大學授予的,五分之三多由十五所大學授予,五分之二多僅由十個著名大學授予」。這些著名大學是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加利福尼亞、耶魯、密歇根、康乃爾、普林斯頓、威斯康星、明尼蘇達、賓夕法尼亞和約翰·霍普金斯。像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之類的科學機構,在當時遠不是美國科學的最重要的中心。所有這些機構,有大批研究人員被列入《美國科學學》之中,進行著大量的「純」科學研究。    
  當然,除了這些主要的群體外,美國其它大學和學院也對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最近這次戰爭前不久,國家資源規劃署的一份報告,對美國所有大學和學院的狀況作了如下描述。十年前,約有十至二十個學術機構是大學,所有各系的工作人員主要按研究能力來選擇,在這些大學裡,設備配置、時間安排都是專門為了研究活動。在大約八十至一百所其它研究機構裡,只是有些部門才組織研究活動,其中又只有部分部門才進行高水平的研究活動,至少其中的部分工作人員是明顯地按研究能力來選擇的。在另外五十至一百個機構裡,只給予研究一定鼓勵。最後,在剩下的約一千二百所美國學院裡,對研究活動只是稍作鼓勵,甚至根本不鼓勵,只有那些具有非常強烈的主動創造性的人,才能保持作為科學研究的興趣者而留在這些學院裡。甚至在有些學院,那些已獲博士學位的教員都不做任何研究工作。    
  然而,由於在這些較小的學院裡也有一些優秀的科學研究者,也由於這些學院為較大的大學培養並輸送了一些傑出的畢業生,瓦涅瓦·布什最近在他的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中經常建議,用作科學研究經費的政府基金應該分配一部分給這些小學院。雖然大量研究在較大的大學中進行,仍應鼓勵這些較小的學院為科學的整體結構作出它們的一份貢獻。一位科學家在提出他的建議時說,「百分之一或至多百分之二應歸功於這些小學院的研究者」,他觀察到,雖然小學院裡的教授不是經常地向國家生物和解剖學會的雜誌提交研究報告,對科學作出哪怕一份貢獻,然而他們卻經常在州的會議備忘記錄或地方科學院申報告他們的研究活動。例如,伊利諾斯州科學院的會議備忘錄中的三分之一論文來自周圍地區的一些小學院,甚至來自中學。一位《生物學文摘》的編輯最近也覺得,這些小機構中的生物學家的「研究產量有顯著增加」。因此,支持那些在主要目標不是研究的機構工作的科學家為美國科學做出貢獻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當然,鑒於目前科學家和研究設備主要集中於幾所主要大學,那麼肯定地這些大學將繼續作為科學生產力的中心,而在科學規劃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上一章曾經說過,大部分科學的內部社會組織是非正式構造、非正式協調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對於大學裡的科學同樣有效,我們也可以看一看為什麼應該如此的某些原因。大學社會組織的理想情形是帕森斯所謂的「平等組合」模式(「the    
  com-pany of equals」 pattern)。也就是說,大學是一個社會群體,科學家與學者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權威、自我走向和自我訓練、對發展概念框架的目標的追求(在同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精神的指引下)方面大致平等。成員的目標與權威的根源在於他的自我良心和對同行的精神評判的尊敬。如果他沒有足夠強的自我良心,那麼其他成員會反對他並控制他,或導致他被驅逐出科學兄弟會。我們曾見到過科學價值抵抗外部權威的事例,老資格大學的科學家拒斥提出詳盡方向和施加嚴厲控制的嚴格的社會組織等級模式。在大學的「純」科學研究中,每一個研究者都希望極大的自主性作為其精神權利。    
  除科學價值這一點外,大學科學的「平等組合」模式有其另外的存在理由。此類團體中的一位成員為了效果而誇大其詞地說,「大學教員由那些不會說彼此的語言,對彼此正在從事的工作只有最模糊的認識的人組成」。這表明,除了共享「自由」社會的文化傳統外,每個學者都各自在知識領域的各個高度專業化領域做研究工作。當然這種高度專業化對科學進步有其特殊效能,即把以前沒有聯繫的知識的各個專業化部分聯繫起來,就會導致科學進步。大學刺激了知識的這種橫向繁殖方式。專業化同樣引起問題,它使得對專家的評價與控制極其困難。例如,似乎不可能比較兩個不同類的專家,因為每種活動都有其內在的標準,不可能出現有能力對這兩種判斷標準作出相對評價的第三者。當科學家在理論的最前沿進行研究時,判斷其工作的價值是困難的,過分地控制他們的行為是危險的。這種困難與危險在科學史上已是老問題了。英國數學家列維(H.Levy)教授舉下列典型例子以顯示這一事實:即大多數科學家除了它自己的領域外,在其它所有領域均是一名新手。他說,「1811年底,博裡葉(Fourier)把他的關於熱傳導這一經典問題的最新研究報告提交給巴黎科學院,他的裁決者,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勒讓德,幾乎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數學家三人組合,嚴厲地批判了這份報告,以致沒能在科學院得到發表。十三年後,作為科學院的秘書,傅裡葉發表了他的結果,這篇沒作任何改動的論文現在成了該科學院備忘錄中的一篇經典文獻,這件事向人們展示了科學標準的易謬性」。    
  總之由於各種理由,在大學裡,無論是科學系還是人文科學系,「平等組合」模式與非正式協調是必需的。每一個學術專家群體由若干終身成員(通常是教授或副教授)和一群有上進心的助理教授、講師組成,終身成員與「新手」組成自我調節的共同體,其中的幾類參與者都是相對自主平等的人。惡意的比較可能破壞科學的精神與目的,因而是著力避免的。維布倫說,「對於這樣的高等學術研究的日常工作……很少量的等級式分層、輕微的官僚式服從是必要的或有益的」。    
  當然,「平等組合」模式和非正式組織都是理想情形。與其它社會理想一樣,這一理想對科學家行為有影響,但絕不會完全實現。作為美國科學之核心的幾個大學和科學機構可能是這一理想之完全實現的最接近的所在,少數幾個自由藝術學院也接近於實現這一理想。然而,任何地方,尤其在其它大學和學院裡,教員的日常社會現實的主要部分都是按正式控制和等級權威來構造的,這種理想與現實的不一致甚至發生在最好的大學裡,這種現象恐怕不能簡單地認為是根深蒂固的、無法解釋的人類弱點的結果。相反,這是科學本身所具有的二大功能的產物。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大學及其每一個科學的分支部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等級式組織和正式控制,以及較大程度的非正式協調。在每一個部門,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式權威,以協調幾個分支學科之間的關係,並顯示這些分支學科在與大學的其它部門或大學總體的關係中的聯合與特殊興趣。就大學管理這一方而言,它必然行使一定的權威,以便使各部門之間建立有秩序的聯繫,並提高其它有關社會組織對大學的興趣程度。於是,大學內部的這兩類社會組織(「平等組合」模式和正式組織的權威結構),需要最高級的管理技術,如果想讓這二者很好地溶合在一起的話。理想的大學校長、理想的科學系主任,應該是一個既在專業科學成就方面又在管理才能方面有資歷的甚至是著名的人。    
  美國大學的社會組織,與其它社會組織一樣,有多種方式使得理想目標不能完全實現。雖然大學科學的理想目標是發展概念框架和培養新科學家,但到處都存在著以自我中心、崇拜主義(cultism)、發跡主義(careerism)為由的系統構造(system-    
  building)的形式偏離理想目標。可以肯定,這種偏離並非科學所特有。對這些產生自大學的其它特徵和目標的對理想目標的偏離,會在多大程度上阻礙科學的發展作出哪怕很粗略的估測,都是不可能的。或許可以這樣公平合理地認為,這種偏離是美國科學中永恆的然而卻是很好地加以控制的有限部分。在科學的理論層次比較高的地方,在科學的精神共同體比較堅強的地方,對於這種對科學理想目標的敗壞會有內容防衛。    
  美國科學中一個尤其與大學有關的問題是「純」科學的力量問題。最近幾年,特別是戰時歐洲大部分大學科學被摧毀以來,一些科學政策制定者擔心美國沒有足夠的純科學力量。例如,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曾說,「我們把科學人力都放在科學原理的實際應用上,而不是創造性發現上。過去,國家遠沒有對基礎科學作出相應的貢獻……我們從國外引進理論」。現在,原來的歐洲科學,原來那種觀念的自由交流狀況都已不復存在。另一位學者A·L·克羅伯採取了與總統理事會相同的看法,這位人類學家說道,雖然在技術發明上成績卓越,但「美國沒有出現真正第一流的人物,缺乏歐洲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和領導才能」。    
  雖然美國人確實沒有取得像愛因斯坦或巴斯德的科學成就,然而「純」科學中的許多重要發現仍是由美國人完成的。人們可能提到這些工作,如約瑟夫·亨利的電磁感應;威拉德·吉布斯的熱力學;米切爾森-莫雷的光速測定實驗;密立根對電子的電本質的確立;摩爾根的遺傳基因理論;安德遜發現正電子;戴維斯-傑默驗證電子的光本性;康登的a-粒子放射性理論;斯坦利對晶狀蛋白病毒之本質的揭示。這裡僅舉幾例,並不代表純科學中具有「二級」重要性的全部發現。誠然,無論在這一名單中加之幾個,事實是美國不僅缺乏二流人物,也缺乏「在基礎創造性發現中能與歐洲民族媲美的幾個科學天才」。諾貝爾獎的授與情況證實了這一點。「在大約五十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和醫學獎中,美國只有二十人獲獎,相比之下,歐洲一百一十九人,僅德國就有三十六人」。此後,美國表現不俗,即使不把來美國避難的各歐洲國家的科學家考慮在內。正像克羅伯教授所說,「美國現在已處於一個時期的邊緣」,「在這一時期,將尋求在科學界的領導地位,並可能佔據這一位置」。    
  無論美國在純科學方面的不足的真正本質是什麼,無疑責任並不僅在大學,責任還在於美國整個社會的結構及其對科學的態度。什洛克教授對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這種狀況進行了研究。大學,作為純科學創造性的體制化的中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因而是一個直接的關注對象。對美國科學政策作一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學的科學需繼續保持,甚至加強,一方面這是大學的科學家們自身的任務,另一方面這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是美國政府的責任。美國政府與社會對這一責任的承擔可從總統理事會強烈要求增加研究經費和獎學金中看出來。似乎沒有理由為我們的科學將要失敗而大鳴警鐘,但必須明智地擴大科學界的申請能夠最終獲准的社會源泉。鼓勵大學發展純科學,既是精神上的需要又是權宜之計。    
  大學科學與實用相聯繫及其重要性,沒有比在大學對於各種科學職業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顯示出來。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專門科學職業(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ccupation)定義為這樣一個職業,它需要大學傳授範圍內的某一方面的系統化、普遍化的理論和知識,以便使職業生涯取得成功。這個定義使得我們可以在應用各種科學知識的不同種類的職業之間作出有用的區分。我們可以與一個醫生相區分,醫生擁有大量一般的生物學、物理學和醫學技巧方面的知識,卻只有有限的專門知識;與一個「工程師」相區分,他對包含在他的活動中的自然科學原理有廣泛的理解,或另一類「工程師」,他只是受過經驗培訓,做一些特殊機器或物質結構的有關工作。上述區分表明,為什麼科學職業必須與大學保持緊密的永久聯繫,事實上,某種程度上應是大學的一部分。科學職業成為大學共同體的一部分,表徵著美國職業「學校」統一在科學價值之下,同時也表徵著科學職業隊伍與正在發展著的理論(科學職業最終將會用它)保持密切聯繫。例如,美國最好的醫學學校,都是與大學聯絡在一起的;最好的工程學校,要麼與大學緊密聯合,要麼自身「部分」大學化,進行大量基礎科學研究。大學裡那些科學職業學校的人員通常綜合二種功能,一方面是純科學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在相應的應用科學方面又是著名的實踐者,因而他們既在自己的研究活動中,又在與純科學系的合作研究中,對科學概念框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大學的職業科學學校是美國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網絡中的重要一環。    
  現在我們再來詳細審查一下這一網絡中的其它網結。一方面是大學,另一方面是政府和工業,都是很重要的網結。就大學這一方而言,他們提出新理論、培養研究科學家和為其它科學組織做一些研究;另一方面,政府與工業為大學的研究提供工具甚至一些理論。最重要的是,他們以研究補助和培訓獎學金的形式為大學提供大量財政津貼。美國科學不斷變化的結構可從大學、政府、工業之間的財政關係的歷史中部分獲得詮釋。    
  政府對大學科學研究的財政津貼,在戰前時期數目較小,戰時(1941-1946)激增,而且大部分戰爭研究項目都集中在許多大學進行。由於戰時急需,把基礎研究都放在既有人力又有物力的大的研究機構,很少考慮到這對較小的大學與學院會有什麼不利影響。這種對大學科學的財政支持模式持續到戰後一段時期,《紐約時報》的本傑明·法恩(Benjamin    
  Fine)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了這一事實。首先涉及政府津貼的數目。在1949-1950這一學年,聯邦政府撥給大約二百個學術機構一億美元作為研究經費。這意味著經費數量的增加與戰前相比估計不下百分之五百。結果許多研究機構有大量由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項目,其中大部分來自國防部、原子能委員會和農業部,其它政府機構亦有少量捐贈。這些經費在大學之間的分佈情況與戰時一樣,「大部分聯邦資金集中在較大的大學和著名的理工學院」。我們將立即轉入討論這些情況的一些可能的有害後果。雖然有成百上千有津貼的研究項目,嚴格說分佈於每一個科學領域,但是,1949-1950年期間聯邦資金的三分之一多撥給了工程科學,剩下的一半又撥給了物理科學和醫學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幾乎所有這些經費都用於應用性研究。只有海軍研究部(theofficeof    
  Naval Research)努力為有價值的基礎研究提供津貼。1949-1950年期間海軍部為二百個研究機構的約一千二百個研究項目提供了二千萬美元的資助,大約三千名科學家和二千五百名畢業大學生為這些項目工作。    
  政府資金對大學科學越來越大的支配作用,並沒有為科學家和行政管理者滿意地接受。法恩說,「許多教育家擔心學院和大學把研究重心過分傾向於應用項目,將以削弱基礎研究為代價。其他官方人員也擔心,研究項目過分集中將會『凍結』小學院,並使整個研究領域遭受其害」。這種科學天才的流入應用性研究領域(甚至在大學中也出現這種狀況),可能是美國基礎科學衰弱的一個原因。然而,科學組織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似乎不太害怕來自政府的資金。大學的科學家對法恩說,他們並不抱怨政府對大學內政的干預,他們說,「政府主要對結果感興趣,而不干涉學院的管理」。有些人可能會問:自主性指什麼?   美國科學長期以來一直得到工業界的資助,這種資助有二種形式。第一種是不受限制的禮物、贈品、研究生獎學金,施主公司或企業不指望這些東西的資助能從大學獲得直接回報,因此這一類資助被認為是對科學的一般發展或科學的一些專門領域的發展盡一份力量。第二種,資助給非常專門的研究項目,資助人直接從此獲益。第一類資助可能比第二類少得多,然而對於大學來說並不一定具有少得多的重要性,在純科學中,一點錢也許能辦好多事。這二種來自企業的資助形式都非新鮮事,但最近幾年來在數量上均大量增加。例如,在1946年的國家研究會議上,有三百零二家公司報告他們正通過大約一千八百項研究生獎學金、獎學基金、研究贈款的方式,支持學院和大學的研究活動,相比之下,1929年只有五十六個公司提供了九十五項類似的獎金。另一項指標亦顯示了大學科學在財政上對企業的依賴;在1946年版的國家研究委員會關於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指南中,列舉了大約三百個為企業搞一些研究項目的教育機構,其中絕大部分是州立大學、地方資助學院和理工學院。私立大學不像上述這些機構那樣直接依賴於企業津貼,這些機構部分是政治上以及部分是財政上的原因才被迫依賴於企業。    
  企業對大學研究的津貼化,使科學家有時候受到像在接受政府津貼時那樣的干擾。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工業科學家加入了他的大學同行,並表達了他對來自企業的日益擴大的津貼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的關切。C·E·K·米斯,伊士曼·柯達研究實驗室主任,他說,「目前的大學越來越傾向從事與企業合作的工業研究,大部分這類所謂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開發工作,它需要精力與發明能力,而並非科學想像力。這可能遠比接受自然科學研究基金會之類的組織的支持,對大學中的自由探究精神更具災難性」。關於這一基金會的情況將在下面敘述。    
  因此,在兩種情形中——政府支持和企業支持——都存在某些擔心,擔心大學科學對外部組織的日益增長的財政上的依賴,可能對科學自主性和純科學的生產力產生不利後果。如果認為這些後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科學家廣泛對此不夠重視,將會更可能產生這些後果,那麼這是大驚小怪者的論調。政府、企業和大學應該攜起手來,共同阻止科學資源過分用於應用研究,以致於最終對應用研究本身也沒有好處。    
  在美國大學科學家依賴於日益增加的外部資金的過程中,最近產生了一個必須加以注意的問題,那就是科學發明的專利權問題。在第四章已經講到,「純」研究的科學家的一個理想是,他們的發現不應該成為私有財產,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有財產。這是科學的功能上的需要,否則,部分科學理論將會從公共領域中消失,因而阻礙科學的進展。考慮到這些理由,因此科學家反對為他們的發現申請專利。一份由美國科學促進會專利、版權和商標委員會於 1934年出版的關於《科學發現專利保護》的報告,總結了下列反對為研究申請專利的主要觀點和理由:        
  1.科學家或教授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是不道德的;    
  2.專利會使科學家捲入商業性競爭,所剩研究時間太少;    
  3.出版或奉獻給公眾足以使科學家的工作成果公之於世;    
  4.專利導致保密;        
  5.專利政策會導致研究的貶值;        
  6.專利會對在同一領域做重要基礎性工作的後繼人產生不幸的約束甚至非難;    
  7.如果某人獲得了最終結果,然而在他之前別人已進行了一系列研究,那麼這個人是否應獲此殊榮就大可爭論一番了;        
  8.    
  專利政策將導致研究者之間的惡意中傷或相互妒忌。    
  這份早期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報告的誕生,說明專利問題對大學來說已不是一個全新問題。即使在大學科學較熱衷於純研究之時,可申請專利的發現時常以此類研究之意料不到的結果的面貌出現。大學裡的某些科學創新總是有直接的商業性應用或者受到了公眾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幾乎總是把   專利權讓渡給那些專門管理專利並按商業性論價的非贏利組織,而使問題得到解決。最近幾年,大學為政府或企業進行的研究劇增,因而頻繁地產生專利糾紛。結果,每一個地方的大學和學院不得不重新審察他們以前的舊的專利政策,許多大學和學院還草擬了最近五年的新的正式政策條文。這些普遍性問題逐漸引起了國家研究理事會的注意,戰爭一結束,它就主持了一項研究,研究表明,大學至今還未解決這個問題,「正在進行廣泛的實踐……甚至在同一個機構裡。關於政策條文、管理程序、發明者的承認、公平的裁決、讓渡條件、專利管理計劃、所得款的分配或公眾利益的保護都沒有統一的模式。」然而,與科學價值相一致,「大部分機構都不希望那種強迫性的專利權讓渡,除非與此相關的合作研究或資助研究(sponsored    
  research)的需要」。大學科學家遵守這些科學價值的方法是,到地方專利公司或「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之類的國家組織(這是一個非贏利性專利管理基金會,為日益增加的大學和學院處理有關專利問題),把自己的專利權讓渡給任何已經申請專利的科學發現。通過把專利轉讓給這些大學之外的「倫理性」機構,做出專利性發現(patentable    
  discoveries)的科學家們就能避免他們都非常害怕的一些不利後果。    
  同時,「研究公司」拿出專利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來幫助大學科學,以促進純研究的發展。自從1912年以來(那時該公司剛由弗雷德裡克·G·科特雷爾〔Frederick    
  G Cottrell〕成立),科特雷爾把他的「電子沉澱過程」(electrical    
  precipitation process)的專利給了自己的公司,現在仍是最有價值的財產,直到1945年,「研究公司」已經給了大學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資助,資助的研究項目主要有磁迴旋加速器、范·德·格拉夫高壓發生器、太陽能的利用、計算機和維生素B1的合成。戰後,這個公司的總裁製定了一項款項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對基礎研究的資助五年規劃。第一年捐助了一百六十三項,總值八十六萬五千美元,給與三十二個州的科學家,優先考慮參與戰爭研究的年輕人和準備返回學術機構搞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於是科學的「公正無私」實現了;科學的「公有性」價值達到了。    
  大學科學家當然喜歡只為政府和工業企業機構搞這類研究,因為政府和企業允許他們自由轉讓專利。但是許多科學家現在陷入道德矛盾之中,即他們不能同時享有外部貸款和轉讓自由。事實上,這只是大學科學家所面臨的更大問題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即大學科學家在接受資助和為政府與企業做研究工作時,如何維持自主性以發展概念框架。美國科學的未來成就就依賴於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解決。    
  另一方面,在與私人基金會的交往中,美國大學科學在自主性問題上有過一些值得讚許的經驗。像最近成立的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所允諾的,這些非贏利性組織致力於「科學、教育、慈善的目的,完全為了公共利益」,他們發現,基金會比政府或企業更容易使自身的目標與大學的目標一致起來。大約於1900年開始直到1920年,基金會尤其一些最大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都把他們的大部分錢用於普通教育,直到1920年,他們還每年為基礎科學研究投資二百萬美元。1920年以後,科學研究日益成為基金會規劃中的重要部分,1921至1930年,僅自然科學就花費了二千二百六十七萬七千五百四十四美元,三十年代又花了三千萬之多。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對基礎科學的投資進一步加強了。    
  基金會盡力按照科學自身的要求給大學科學以盡可能多的資金支持。結果,大筆錢給予各種大學研究委員會(universityresearch    
  councils),然後按照最恰當的方式在同行之間分配。另外,基金會還直接為個人研究項目提供經費,這些人特別喜歡搞一些開拓性研究。基金會資金一個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是為大學生和研究生提供獎學金,這些獎學金中最著名的是由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提供、國家研究理事會授與的科學獎學金,以前的國家研究理事會獎學金獲得者組成了目前美國科學精英的好大部分。由於許多大學科學家參與基金會的管理,在捐贈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工作,使基金會能合理地提供研究經費和獎學金。為了最有成效地使用科學研究基金,需要科學家們自身大量積極參與其事。政府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冠以「基金會」而非「當局」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它的管理權主要掌握在科學家手中。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七章 美國工業和商業界的科學家    
   美國工業發展到目前高生產率高效益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我們不想放下手頭的工作去追溯這段歷史,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研究。我們只需注意這段歷史的結果,以考察美國工業內部科學的社會組織;我們只需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廣泛而大量地利用科學已是美國工業企業成功運行的必要條件。    
  這些成功的條件並不是美國工業靠運氣獲得的。科學已經走出天才發明家的閣樓和作坊,並被歸入美國企業的最核心部分。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科學研究實驗室裡的成就現在已經成為企業決策者制定最重要決定時的必要組成部分。結果,在大多數大的工業組織,尤其是在一些主要依賴於科學發現的新工業組織中,研究部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不止是一位科學家或其他科學家的管理者。他通常還是公司的副總裁,公司最高層計劃小組的成員,他成了經理級行政管理人員(executive),他必須提出大量關於公司的目標和狀況的觀點,而這些觀點是從總的科學潛力的角度加以闡發的。至於研究部主任的作用則可以從通用汽車公司主任委員會(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the General Motors Company)的一位成員對查爾斯·F·凱特林(Charles    
  F.Kettering)所作的評價中看出,凱特林當時是通用汽車公司著名的研究部主任和發明家。此評價認為,凱特林是「目標與預言家之間的橋樑」。且當然一旦要作出重大決策,企業總裁要考慮比研究部主任的意見更多的東西,但是他們已日益意識到研究部主任的意見表明了一種科學現實性與科學可能性,恰恰這一點是他們在成功的冒險中所忽略的。國家資源規劃署的一份報告說,「現在,下列論點得到了更廣泛的承認:科學研究促進了公司賺錢能力的成長與增加」。事實上,現在的美國工業領導者都明確地表示了他們對應用科學的價值的讚賞,在送給股東的年度報告以及對新股票問題的展望中都顯示出研究所帶來的利益。強大的科學研究造就一個好企業。    
  這種對利用科學抱積極主動態度(即使在戰前)的結果是, 美國工業界僱傭了七萬多名研究人員在三千四百八十多個實驗室工作,估計每年耗資三億美元, 1947年總開支達五億美元,人員也有相應增加。我們這裡僅指工業對自然科學的利用情況,如果把社會科學包括在內,數字將會有所增加,關於這一點,將在第十一章論述。    
  但是,如果說現在美國工業研究組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那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現代工業國家,德國最先在企業裡系統地利用受過高級訓練的科學家和博士學位獲得者。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他們就這麼做了,比如,德國化學工業僱傭了在大學受過訓的科學家,控制並更新製造合成染料(作為煤焦油的副產品)的技術,這一點走在了英美之前。德國的這一項工業優先權是十分令人驚奇的,因為珀金(W.H.Perkin)(他曾經是英國人)首先合成了苯胺染料。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期間,美國工業只是零星地求助於大學教授和商業性研究化學家(commercial  research  chemists),而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力量。這並不是說那個時期的科學對美國工業的發展不怎麼重要,在那個時期,倒是一些零星的科學家和獨立的發明家做出的發現成了新工業的基礎。這些分散的、無組織的研究者(經常是一些經驗上風風火火的人)由工業資本家資助,但資助必須作出科學發現並獲得驗證之後才給予。在這類人中,有湯姆遜·A·愛迪生,現在成了美國初期工業的英雄人物,他發明了電話、白熾燈和其它許多東西;約翰·韋斯利·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1872年開始研製賽璐珞(Celluloid,也叫假象牙),是第一種現代塑料物質;艾奇遜(E.G.Acheson),發現了製造有磨損力的金鋼石和潤滑性石墨的過程;查爾斯·M·霍爾(Charles    
  M.Hall),是從礦石中提取鋁金屬的電解過程的發現者。    
  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業企業才以相當大的規模組建起研究部門,並僱傭大學科學家。首批這樣做的企業是那些本身就是從實驗室中生長出來的企業,如電子工業。舊工業在把科學引入他們的活動時要慢得多,弗蘭克·B·朱厄特,原貝爾電話實驗室的主任(已退休),工業研究的先驅,他說,「本世紀初,一批年輕人被誘使離開教師職位,做出第一次膽顫心驚的冒險」。朱厄特對最近四十年來大學科學家變得對於工業科學(Industrial    
  science)更為重要作了評論。如果工業界吸收科學慢,那麼大學就不會急於使他們的年輕人離開教學和研究崗位.而去新的工業實驗室工作。在美國把科學應用於工業的新模式擴展得比較慢,直到第一次大戰,科學對於工業之現實的和潛在的應用才充分地顯示出來,此後,工業組織中有組織的研究部門很快增加,從1920年的約三百個到1940年的三千四百八十個,在同一時期,受雇在工業界搞科學研究的人員從近九千三百人增至七萬之多。較大的研究組織也相應增加,對此以後還要討論。在1921年,有五十個以上研究人員的公司只有十五個,在1939年,此類公司卻有一百二十個。    
  並不是所有被劃為「研究」人員的企業職工就是專業科學家,其中有些是技術工人,另一些是維修工人。這三類人員的比例大概是2:1:1,下表顯示了1940年的人員分佈情況。    
  工業研究人員的職業分類     
  類型      
  人數      
  百分比    
  經過專業訓練    
  化學家     
  15,700   22.4      
  物理學家      
  2,030   2.9     
  工程師      
  14,980   21.4     
  治金學家     
  1,955   2.8    
  生物學家和    
  細菌學家     
  979      
  1.4           
  其它專業的專家   909     
  1.3     
  -------   ------       
  專業人員小計      
  36,553   52.2    
  技術人員      
  16,400    23.4          
  行政、職員、維修       17,080     
  24.4    
  ------   ------              
  總計        
  70,033     
  100.0      
  從上表可以發現,化學家和工程師佔了專業科學家總數的四分之三,而生物科學家卻很少。這是因為大工業企業對科學研究工人的使用主要集中於化學、石油、電力工業,這些企業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些專業及其所作出的科學發現,這幾個領域有一大批受過訓的工程師。事實上,正是「科學工業」( scientificindustry)的擴大才使工程師的數量大為增加。1880年,每三萬零九百美國人只有一個專業工程學會;1900年每八千九百人中就有一個;1920年每二千一百二十人有一個;1940年每九百一十人中就有一個。    
  雖然不同規模的公司(包括最小的)都進行工業研究,但「大量工業研究的成果是由相當有限的一些大公司支持的」。我們又遇到了像大學科學那樣的集中模式,只是那些大公司才養得起大量研究人員。下表顯示了公司的資產與所雇的研究人員之間的關係:      
  公司的有形淨價值(百萬美元)  研究人員平均數      
  1              
  13    
  10                
  38      
  100               
  170      
  1000             
  1,250    
  然而,財力並非是工業研究組織的所屬和規模的唯一決定因子,另一重要因素是管理政策,即管理角色對科學研究有用性的態度。結果,有組織的工業研究實驗室遍佈於美國各工業區,實際上遍佈於各類工業。    
  至於美國工業研究組織,真正的「實驗室」,其規模大至貝爾電話實驗室,「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實驗室,僱傭了五千多人,每年開支約三百萬」,小至一些小公司能承擔得起的一個工程師。這些大研究組織(我們將在後面進一步研究)能夠進行各項科學工作——純研究,應用研究和所謂的「發展」研究。而占工業企業的絕大部分的小公司,其研究人員只能處理比較簡單的應用與發展問題,至於他們所需的比較複雜的科學研究,就只好求助於外部研究組織,幸虧現在有大量為這些小公司服務的各種研究設備和條件。他們可能求助於阿瑟D.利都公司(Art-hur    
  D Little Co.)之類的商業性研究組織,這個公司是美國最老的控股研究組織(propriet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之一,大公司的某些研究項目也要求助於這類實驗室,比如,當大公司缺乏必需的一些專門技能或設備時,或者大公司的問題與工廠沒有緊密的聯繫之時。小公司還可求助於學院和大學,求助於一些非贏利性研究實驗室,如阿穆爾研究所(the    
  Armour lnst-itute),最重要的是求助於他們自己的貿易協會研究組織(tradeassociation  research  organization)。    
  美國工業技術如此強大,貿易協會(無論是否在自己的實驗室裡)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組織者。當貿易協會自己沒有研究組織時,它可以使用商業性研究實驗室的設備,或者通過向教育機構提供獎學金和研究轉讓費的方法使研究項目得以完成,在上一章我們就發現大約三百個這類機構適合於搞這種研究。另外,美國國家政府標準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i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為貿易協會以及個體公司完成了大量研究。以上各種途徑為貿易協會積累了大量科學資源,進而對小公司作出貢獻。除了研究外,貿易協會有時也提供科學咨詢,比如,評論了國內外對他們的工業企業可能有用的所有出版物,並提供給協會成員感興趣的新發現和最新進展。    
  然而,貿易協會提供科學咨詢並不能完全滿足小工業企業的需求,他們發現,為使研究有足夠的規模和時間,常常在財政上發生困難。一些小企業一旦發現直接結果不能唾手可得,就失去了興趣,並撤回財政支持。對於貿易協會,重要的是在進行研究時妥善管理,使所有會員平等獲益,而不是僅滿足少數會員的特殊要求。對貿易協會來說,改進標準工業產品、為這些標準產物提供新銷路,是一些比較恰當的研究工作,這種工作可以獲得比如國家罐頭食品協會(National    
  Canners Association)和油漆裝飾協會(Paint and Varnish    
  Association)的資助。貿易協會最好有一個特別研究委員會,為研究規劃確定方向,這種委員會由協會成員組成,可以成為工業與研究組織之間的中介,它可以向研究組織陳述工業企業中的問題,並為企業帶去解決問題的方案。    
  科學研究之外美國工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私人捐款的非贏利性研究機構,如梅隆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它與匹茨堡大學、巴特爾紀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和阿穆爾研究基金會(Armour Research    
  Foundation)互有聯繫。任何規模的工業企業都可以在這幾個研究所完成研究項目,並獨家享用研究結果。同時,他們佔有這一優勢,即他們也可以在大研究組織中完成研究項目,因而許多研究項目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進行;他們亦有優秀的圖書館和常用的研究設備;有常設行政管理人員和指導性科學家(directing    
  scientists)。關於所進行的研究項目的數量與類別,可從下列對梅隆研究所某一年的活動的統計中看出,「1944-1945,共進行了九十四項工業研究,僱傭了二百四十二名科學家和二百三十二名助手,該所的服務人員一百六十九人,總開支二百萬美元稍多。研究課題涉及面很廣,如:丁二烯合成的催化作用;豆類產品如澱粉、油、玉米朊(zein)的利用;溪流廢物處理技術的改進;結構玻璃;煤和焦炭產品;合成潤滑油,棉纖維的性能;石油產品;有機硅樹脂;工業保健」。    
  美國工業增強研究能力的另一可取途徑是,小公司、中等公司的研究組織之間實行合作。至今這種合作主要限於技術信息的交流,最近才開始了一些新的聯合活動,即交流工業研究的組織與管理的經驗。一個新的合作冒險事業,工業研究所(Indus-trial    
  Research lnstitute)——附屬於國家研究委員會——就是把改善工業研究的管理方法作為其目的。因為正像我們在第五章所說的,「在如何組織並管理工業研究方面仍然缺乏信息與經驗,工業研究組織有其獨特的功能、運行、人事特點,不太容易適合於通常的商業管理實踐」。針對這種缺陷,工業研究所主要想幫助服務人員在一百人以下的中等規模的研究組織解決這些問題,大工業研究組織目前在活動的安排等方面都已相當老練。此研究所定期舉行會議,非正式地討論諸如組織、人事管理、工程選擇、預算與會計、銷售研究、與大學的關係和專利申請程序等一般性問題。    
  現在我們回到大工業研究組織上來。大工業研究組織可能是美國工業研究群體中最成功的例子,它為其支持者獲得了大筆財富。大量的實驗室研究人員,進行精密的研究項目,許多工作可以同時進行而且彼此間保持密切聯繫,這些組織代表了工業科學的前沿。我們已經知道,這類研究中心只是最近三、四十年的產物。威利斯·R·惠特尼(Willis    
  R  Whitney)1900年開始為通用電氣公司搞研究,當時幾乎沒有同事。1902年,查爾斯·L·裡斯(Charles    
  L.Reese)成立了東方實驗室(Eastern Labo-ratory),成了幾個研究活動中心的先鋒,現在屬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管轄。前述貝爾電話實驗室主任弗蘭克.B.朱厄特,1904開始其電話研究,現在已退休。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研究組織是第一個大型的工業實驗室,由C·E·K·米斯在1913年創建。1917年,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第一個建立獨立活動的有組織的研究。現在擁有大研究組織的工業巨頭是道化學公可(DowChemical    
  Company)、美國橡膠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加利福尼亞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我們已經發現,只有那些像剛提到的具有大筆財富的公司才供養得起大研究組織。任何真正有益的工業研究,尤其比較基礎的研究,由於各種理由而需大筆經費。首先,傑出研究的人才與設備不便宜。大工業研究組織中的科學家和設備與其它任何地方甚至大學一樣,同樣是最好的,事實上,一些大學的研究人員由於公司能提供他感興趣的優越研究條件,而被吸引到工業研究組織,華萊士·卡羅瑟斯博士(Dr.Wallace    
  Carothers)從哈佛大學到杜邦公司似乎就是這種情形,他最後研製成尼龍纖維。其次,從形成創造性的基本的科學概念(或直覺)到應用於實際工業過程(或製成產品),一般至少花五至十年,這是造成研究經費昂貴的又一原因。因而基礎研究必須花大筆錢投資,這筆投資在幾年內得不到回報。杜邦願意並能夠等近十年時間,讓卡羅瑟斯博士研究高分子聚合物以便製造出尼龍。一位搞工業研究的學生說,「巴登苯胺和蘇打工廠(西德)花了十五年的耐心研究和五百萬美元的『耐心資金』,才搞清如何合成靛青染料」。最後,介於純研究與工業應用之間的發展研究,不僅在儀器設備而且在工程技術資才方面,也相當費錢。只有那些最富裕的公司,才能建起試驗工場(pilot  plant),通常用來檢驗科學發展的工業實用性。    
  或許我們應該把冒險因素加到基礎工業研究為何如此昂貴的原因裡去,確實,研究的結果通常是高效益的,但同樣確實的是,研究成果沒有保障。米斯曾說過,「工業研究是一種冒險事業,甚至是一種賭博,雖然可能成功。」大資本公司能夠經受這種不可減少的「賭博」因素所帶來的財政冒險。更進一步地說,雖然某些研究成果明顯大可贏利,然而正像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很大的研究組織的報告所說的,有些產品「不太容易度量」。這種模糊性使大公司更容易堅信研究是有利可圖的,而不去追究研究組織的每一種產品的贏利情況,資本不太多的公司常常不大可能有財力來樹立這種「信心」。一位研究部主任說,「事實是,按通常商業標準來衡量,研究是一種昂貴的奢侈」,他說,一個錯誤的直覺(hunch);可能花去二十五萬美元。由於從短期來看研究有推測性,因而工業研究指導委員會傾向於在研究進展沒問題時大力投資,而在情況不妙時果斷下馬。比喬斯基寫道,在1931年的「黑暗時期」,研究部下令「對所有沒有產生效益的項目停止投資」。    
  即使在研究進展順利時期,最富有的公司也並不是不負責任地隨便投入巨額資金作為研究經費。最近,一些擁有大研究組織,並把這當作公司長遠發展的必需部分的大公司,互相比較了他們在研究方面的「花費」經驗,並且都在尋求解決幾個共同的問題,比如「1.全面提供研究經費(現時的和長期的)的合適的原則或方式;2.經費控制的程序……保證選擇最有希望的項目;3.開支控制,使資金能轉入產出率更高的研究與發展渠道,或節約;4.結果的評價」。雖然工業研究中難於進行開支預決算,但預決算仍不失為計劃與控制的必要工具。雖然大公司比小公司可能有更多的盈餘資金來冒險,但工業研究的資金周轉必須建立在大致可顯示的基礎上,無論是長期投資還是短期投資。    
  關於工業研究的可贏利性我們已經論述過了,由於這個問題對於工業研究組織的運行條件具有基本重要性,這裡再提供一些進一步的證據。下面所說的二位觀察者在這一領域都有長期而精細的經歷。第一位是 R·E·威爾遜先生,石油工業的著名管理家,他問道,「為什麼我們石油工業三十年前僱傭了不到四十名研究人員……後來不斷擴大,現今僱傭了幾千名全日制研究人員,並可能在以後幾年繼續僱傭更多的呢?      
  「我想告訴你們的是石油工業的研究事業應歸功於國家福利中廣泛的、公眾的興趣,然而坦白地說,讓你們獲悉一些內部秘密,石油工業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花了上億美元用於研究和發展的真正原因是,我們認為我們這樣做是會獲利的!」    
  第二位是比喬斯基先生,工業研究部主任,他說,「只是為了玩笑或增加人類知識而研究肥皂膜(soap    
  films),這不是好事情或好主意,除非在特定情況下。    
  「證明純研究,與判斷最不純研究的推理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時間問題。蘭米爾(Langmuir)搞壞了不少燈泡,因為他或惠特尼(在這例中二者都是)認識到,如果想使電燈得到改進,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通用電氣公司僱傭了惠特尼和蘭米爾,想做一筆獲利生意。這樣的工業研究最終肯定「獲利」,不論與小公司相比其週期有多長久。幾乎必須指出,工業對可獲利性的絕對必要性,並不否認其它工業目的的重要性,如生產高質量產品,獲取製造部門的尊敬,以及贏得公眾信譽。    
  即使認識到研究從長計議是有利可圖的,也不容易建立並維持成功的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組織。大研究組織必須按「科層制」模式來管理,在第五章已講到,這種管理模式帶來了一些涉及科學群體的特殊問題,也存在著所有科層制組織的一般問題。在工業界,與在大學或政府機構一樣,主任是大規模研究組織中特別重要的人物,他必須是一位有一定成就和閱歷的科學家,同時要有很強的行政能力。大規模研究組織的主任必須對不同的社會組織模式特別敏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必須意識到有不同類型的領導模式,它們分別適合於領導較純的和較應用性的科學工作。在這類研究組織中,可能大部分是應用性研究工作,等級式上司可以公平地指派給這類研究工作人員專門的任務;對於比較基礎的研究工作,需要給正在研究的科學家、他的助手們以及公務人員更多的自我定向(self-direction)自由。針對後一種情形,聰明的管理者只是規定一般的研究領域(像通用電氣公司的惠特尼給蘭米爾所規定的那樣),並且精於賦與研究者剛好足夠的自主性,這種技能最好在工業研究組織的實際管理經驗過程中獲得。幸運的是,現代美國工業研究的指導者的確屬於「級級上升」,因而通過自身長期的實踐獲得了傑出的技能。    
  比如,在貝爾電話實驗室,「沒有大批專業科學家以獨立的、大體上非協調的方式從事自己的研究」,主任允許「給創造性工作和個人努力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一位數學家被允許在家裡工作,一周來實驗室幾次。「由於研究電子衍射而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戴維遜,從事於他自己已選擇的研究路線,遠比電話通訊的領域寬廣」,雖然他們都對電話公司懷著濃厚興趣。「然而,絕大部分實驗室工作人員都進行總方向下的指定的工作。戴維遜和那位『主要在家裡工作的數學家』所獲得的研究之自由程度實屬例外」。我們可以引用更多的這方面的知識,不幸的是儘管已經認識到大研究組織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然而我們卻對任何一個這一類組織的實際運行缺乏詳盡的、系統的研究。我們研究了它們的正式組織模式,然而對非正式組織、日常雇工問題、職業模式、刺激因子、與科學專家和一般行政管理者的關係等都沒有研究。我們的大部分知識來自於因其它目的而偶然對這些組織給予的因果解釋。    
  美國工業科學不僅對社會福利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對於構成科學整體之基礎的概念框架的直接促進也作出了巨大貢獻。因而,美國工業以及美國社會的其它部分肩負著維持並加強工業科學的重大義務。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八章    
   美國政府中的科學家    
  在我們很多人的眼裡,政府科學( government    
  science)或許是個新生事物,但實際上幾乎就從我們國家的歷史開始之日,科學家就在政府裡佔有一席之地。政府從來不願僱傭科學家幫助他們解決諸如戰爭或和平問題,因而科學總是像與大學和工業一樣,與政府有很多聯繫。對於政府科學的歷史與工業科學一樣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政府科學卻也是美國科學整體中的必要部分。    
  如,農業部及其前身對政府科學研究作了最長的連續性記錄,這份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初的記錄,起初保存在少數幾個個人手裡,農業部成立後,擬訂了一個科學方案,僱傭了一位化學家,一位植物學家和一位昆蟲學家為其工作。此後,這三位先驅分別各自擴展成一個關於所有農業問題的科學工作者團體。農業部的一位部史學家,T·斯旺·哈丁(T.Swann    
  Harding)說,經過長期的發展後,現在「僅農業研究中心就有二千多人……幾乎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研究機構」,而這僅是這個部科學資源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裡科學研究的成長模式大致就是這樣。最初,十九世紀有時甚至直至二十世紀初,在任何部裡都只有幾個科學家,最近四十年來,政府科學家的數目翻了幾番,二次大戰後的幾年裡,政府裡集中了大約三萬名來自物理學、生物學、農業科學、工程科學的專家,其中約三分之一是農業科學家,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國防部工作的各類工程師。1947年,政府各部花了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供這三萬名科學家搞物理學和生物學研究。    
  雖然政府科學中有一些比較集中的研究內容,但是我們將會發現,政府科學家研究涉及面是廣泛的,可能還是相當普遍的。總統理事會的報告說,「聯邦政府規劃從根本上說允許探索每一門科學學科和子學科」。我們可以推測到,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應用研究,1947年這部分開支佔了總共六億二千五百萬中的五億七千萬美元。但是也進行比較基礎的研究,同樣,對這類基礎研究的支持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的,即在不大長的時間內,這些基礎研究將會轉化為實用。僅從農業部的工作就可看出,政府科學在純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對於美國人民的「科學成就和財富增長」都有巨大的價值。    
  二次大戰前,聯邦研究經費的最大部分花在農業研究方面, 如 1936-1937,政府為研究撥款一億二千萬美元(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其中三分之一進入農業研究,五分之一進入軍工研究,其餘用於其它目的。大戰一開始,研究重心就明確地轉移到軍事研究方面,政府中軍事部門花費了聯邦研究規劃中的六分之五的經費。另一方面,政府總是更多地投資在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要少得多,二次大戰前,經費預算中四分之三撥給自然科學研究,然而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除了通常預算的四分之一經費外,大部分應急研究基金都給了社會科學。雖然很難獲得經費分配的準確數字,但自然科學肯定在戰後政府研究規劃中仍佔優勢地位。    
  既然政府研究與在工業研究中一樣,有一種在短期內顯示價值的強制性要求,那麼集中於軍事研究和農業研究就有了顯而易見的理由。軍事研究對政府顯然是生死悠關的,而農業研究所以成了政府的重點關心對象,是因為不可能有任何一位農夫能夠像個體資本家一樣,對農業科學研究實行津貼。作為一個貫穿大部分美國社會史的相對較窮的社會經濟群體,農夫們尋求並成功地通過其農業研究規劃而從政府獲得大量資助,我們經常忘記了最近百年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次農業革命,同時進行了一次工業革命,在這次農業革命中,政府科學起了偉大的先鋒作用。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份研究指出,「例如,在化學與土壤局(the    
  Bureau of Chemistry and soils)建立之前,氮肥領域的研究一片空白,這個局在這上面花了十年功夫,儘管此期間的開支削減了三分之二。當研製成有效的方法後,氮肥工業就建立了氮研究實驗室,高薪(政府薪水的三至五倍)聘請了該局的氮專家,並著手使其商業化」。    
  然而,儘管政府科學研究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但它從未有過高的公眾聲望,或許這是因為所有美國政府僱員都沒有享受高的公眾聲譽的緣故。很少有科學家認為政府僱員是最滿意的職業,一份態度調查表明,即使已經受雇於政府的科學家,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感到在政府裡工作是最令人滿意的職業。大學科學家只有百分之一這麼認為,只有百分之五工業科學家有此同感,無怪乎有時僱傭科學家搞政府研究何其之難。這份調查報告最後總結道:「把所有群體包括在內,只有百分之十一喜歡政府職業,百分之三十一喜歡工業職業,百分之四十八喜歡大學,剩下的百分之一喜歡咨詢工作或其它活動」。    
  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有才能的科學家,不論其工作的社會聲望如何,在為政府效勞。與工業科學相類似,政府科學的質量也有很大差異,如果不與工業研究以及工業能夠支付的高薪直接競爭,那麼政府科學或許一直是最好的。政府研究至少在兩個領域特別不錯,那就是農業和醫學,後者在政府研究規劃中佔了四分之一的比重,政府進行各種醫學研究,並對大學和工業的醫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有關醫學的幾個政府研究機構,美國公共衛生署(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把其經費的最大部分用來搞基礎研究,陸海軍的醫學研究(the    
  Army and Navymedical work)更多地致力於應用。1947年,政府總計僱傭了約三千五百名醫學研究人員,他們使用精密的儀器,有足夠的資金,享有很大的課題選擇自由,由於擁有諸如這些有利條件,結果總統理事會的報告指出,「聯邦機構從事的醫學研究,維持了高質量,因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與流行的偏見相反,政府的科學研究不一定平平庸庸,必須時刻認識到,「在政府的研究實驗室裡存在著廣泛的風氣和精神道德的差別,正像這種差別亦存在於工業機構和大學一樣」。在所有政府科學中,沒有必然的固定不變的低劣質量,它的現實可變性表明,哪裡比較弱,哪裡就能改善提高。最近至少有二項關於政府科學的大規模的研究,都得出了上述結論,一項在三十年代由國家資源規劃署進行,另一項由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在戰後作出。    
  撇開所有其它因素,造成政府科學之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組織問題。政府研究組織在兩種組織障礙下蹣跚而行,這值得我們詳細分析每一種障礙,並希望據此找出提高政府科學的一般性水平(average    
  quality)的方法。第一個組織困難是,政府研究部(Government    
  research department)在許多方面受那些適用於所有政府組織的非科學的通行規則的控制,而這些規則很大程度上對科學研究群體的成功運行不利。第二個組織困難是,政府研究比工業科學或大學科學更多地遭受所有令人頭痛的「科層制」的組織問題。這二類困難原則上都是不可解決的,下面再來看看那些為在政府科學中減輕這些困難所作出的努力。    
  與大部分政府僱員類似,幾乎所有政府科學工作者,受民政署(the    
  Civil Service)的一般規則的支配。這些規則由於其本質特徵——部分由於其形式本性,部分由於其管理方式——最近變得更適合於例行公事式的一般性工作,而對那些需要高智力的專家不太適合,結果使得政府在與大學和工業競爭僱傭科學家時處於不利地位。大學和學院有熟悉工作申請者的優勢,而大部分的受聘以對知識的研習情況為基礎按照個人推薦進行。從工業方面說,他們每年派出一批精力充沛的「天才尋找者」(energetic    
  talent seekers),與大學生交流,為大學生推薦工業科學中具強烈吸引力的工作。相比之下,要想獲得政府科學中的工作,必須自己尋找機會,參加筆試,筆試的地點可能在一個要自己花旅費才能到達的地方,之後要等好長時間才可能獲准申請。一位在戰時具有豐富的僱傭政府科學家經驗的人說,「這是積極尋找合適人才並以最小的延遲和形式僱傭的主動過程,與目的不在於尋找好人才而在於阻止庸人進入的被動過程之間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科學每年都要失去許多潛在的工業科學僱員。然而加快政府的僱傭過程已經有可能了,可喜的是民政署最近對其規則作了些修改,以實現加快進程的目的;政府科學組織和民政署委員會也提出形成一個為大學生和年輕科學家提供關於政府科學工作優越性(設備好、起點工資高,事業發達的真正機會)的信息渠道。例如,為了與爭搶優秀高年級大學生工業界競爭,國家標準局(the    
  National Bureauof Standards)先手搶走最好的低年級(一般是三年級生)學生,為他們提供暑期工作(summer    
  jobs),這些學生也就因此而取得民政署的職位。這些大學生獲得學位後通常回到老地方工作,而且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已經獲得民政署的地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招聘更多更好的年輕人為政府搞科學研究,有必要對招聘過程作全面的更多的改進。    
  政府範圍的民政署法令也涉及政府科學家的薪水。總的來說,法令允許政府科學家的工資比大學高但比工業低。年輕人的薪水與在工業企業中一樣高,但民政署支付的最高水平的薪水大約一萬美元(一年),比工業中的最高水平的薪水低得多。由於這種薪水極限,使得政府研究很難留住那些已經工作多年並達到薪水極限的研究人員,當然留住他們也並不是不可能,有些人被特別優越的研究條件吸引而不願離開。但總體上,政府研究的人才外流,因而政府也就成了工業科學家的一種培訓學校。這對於整個國家共同體當然間接獲益,但這種利益必須按對政府科學的直接損失來衡量。曾經建議把政府工作中的各種專家(不僅是科學專家)的最高年薪提高一點,比如一萬五千美元,這可能有助於留住許多各種層次的迷戀工業研究的人。然而增薪不太可能,除非全國範圍的政府工作薪水水平有一個總的變動。    
  在民政署的管制下,政府科學家還遭遇其它一些不利方面。因為他們是按行政目的而非科學目的加以訓戒的,民政署的條令傾向於為那些年資深、有管理才能的人而不是專家技術人員創造更多的升職提薪機會,因而,政府科學家時常必須在工作擢升(Job    
  advancement)與科學機會(scientific opportunity)之間作出選擇。由於民政署的一般政策是不把高層次工作職位授與沒有管理責任的專家,這種二難境況可以通過為那些希望工作擢升又不願擔負管理責任的專職研究人員創造更多的高級別位置(high-ranking    
  positions)而得到緩和。當然管理者是必要的,有些科學家就是一個傑出的專職管理者或兼職管理者。相反,有些科學家急於在科學上領先,而不願離開研究工作,政府需要這一類科學家。    
  科學家需要另外一些特殊待遇,這在民政署管轄下的行政僱員中通常不會得到滿足,而對於進行良好的科學工作卻是必需的。比如,政府研究組織應當有權為工作人員設計服務性的培訓計劃;應當有權允許他們參加學術會議而不扣薪水,如果願意的話還可給予一定的津貼;應當有權批准一些想去大學深造或參加其它的科學訓練的研究人員的請假。工業科學研究組織(尤其大組織)為他們的僱員提供所有這些機會,因為所有這些對於科學研究是重要的,而對於事業擺升是必不可少的,缺乏這些特權使政府科學更缺乏吸引力。同樣幸運的是,近來這方面也有所改善,事實上,這些正在做出的改變都有些先例,即使在二次大戰前,農業部就支持了一項龐大的服務性培訓計劃,由優秀的教師給三千名學生講授約四十門課程。大戰開始以來,這種計劃擴展到所有的政府科學部門。通過對華盛頓特區一萬名政府科學家的研究培訓要求進行調查後,民政署的科學人事顧問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Personnel)安排了特優的地方性培訓機會,應委員會的要求,「為了華盛頓地區政府科學家的方便,當地教育機構開設了完全合格的、校外的研究院科學課程。七百多名物理學家、工程師、化學家和數學家參加了總共二十六門課中的一門或多門課程,通常在下班後離他們的工作地點很近的地方授課」。    
  在其它地區,尤其科學實驗室裡,也提供給政府科學家以類似的條件。例如,南加利福尼亞的海軍電子學實驗室甚至有一個比華盛頓地區更複雜的教育培訓計劃,除了與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開設的本科與研究生正式課程外,還有為全實驗室設置的非正式討論小組,橫跨幾個專業研究小組,除此之外,還有關於科學專題的精深的研討課。但是,「這個計劃最令人感興趣和特別的地方是,有很多訪問專家。邀請與本人實驗室研究有關或直接一致的具有傑出能力的著名科學家作短期訪問,充當顧問和導師」。這些顧問雖然已經離開,但他們可能組織進行某項研究計劃,對進行中的工作提出建議,或者偶而直接參與這類研究,他也可能偶而來講學或授課。此外,他對實驗室科學家的觀念和面貌的影響對於這些科學家增加潛在能力和完成直接的工作有多大益處,是難以度量的。報告的作者說,這個計劃表明在政府科學中什麼是可能的。這位作者已經認識到,「那種認為實驗室不可能達到與學術機構同等程度的學術激勵氣氛和自由討論空氣的觀點,最終是沒有根據的」。    
  這些情況要求有一套適合於政府科學家的特殊規則,或者要求在執行現行通用規則時要小心謹慎。這方面已做了許多工作,然而仍可作更大努力,即使對於政府系統的法令,也一定要按照限制政治干擾和消滅各種歧視的原則加以制定,以便為政府科學創造合適的組織條件。這些法令上的轉變,將有助於使政府成為對科學家更具吸引力的職業,並進而有助於提高政府科學研究的一般水平。    
  但是,還存在著阻礙政府科學發展的第二種組織困難,這種困難也存在於工業和大學的科層制結構的研究組織之中,這種困難指的是科學自主性所需條件與正式社會組織的管理需求之間的衝突。關於這類問題,政府研究組織也做了許多改善工作,以便使這類組織成為提高國家福利的更有效的工具。    
  首先考慮政府科學研究的財政與計劃問題,與其它研究組織一樣,政府科學的管理者必須提前對研究預算作出計劃,並對各項開支作出說明,他們發現在完成這二項工作時,應用研究部分總比比較基礎的研究部分容易一些。現在,所有的政府預算撥款(包括對科學撥款在內)以年度為基礎,並加以很專門的描述和證明,但是大量的科學研究,甚至應用科學研究,在進行研究之前很難作出詳細描述,而按年度為基礎作出計劃則更難。當然作為政府科學家也要理解管理者在制定研究預算方案時的困難,因為這些預算方案要經組織總裁和國會的批准。但是,為了給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以必要的連續性,希望至少使部分政府研究以三年或五年為基礎作預算方案。如果不能承諾比較長期的財政支持,通常難以僱傭科學家,並肯定會造成配置設備的浪費。同時還希望使一些政府研究的撥款以大項目大筆款項進行,而不要分散成許多小項目,小筆款項。按照總統理事會的說法,就科學而論,目前的政府預算和核計「按錢和管理者、科學家的時間與能量來說是奢侈的」。總的來說,國會只願意撥款給相當專門的研究,很少對政府科學組織認為必要的一些研究作出官方允諾。然而,最近給了海軍研究辦公室這種允諾,這一實踐可能適當地推廣到其它行政執行機構。國會在此問題上面臨二難境地,一方面日益意識到長期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通過撥款而對其它行政機構實施的控制權。如果政府對科學的預算撥款仍繼續以年度會計計劃進 行,則政府研究組織的管理者將只能按與國會的法律一致的方式行事,而不是與科學研究本身相協調。    
  目前,政府科學中管理需求與科學自主性之間的最大衝突或許就在於政府日益要求對研究實施保密這一問題上。就是由於這一要求,許多科學家不願替政府工作,因為這一要求與科學價值相牴觸,然而另一方面,現在的大量政府研究,尤其是國防方面的項目,保密又是必需的,至少國會是這麼想的。關鍵的困難之處是確定哪些工作必須保密,哪些工作不必保密。一方面,管理條令強調使保密限制更嚴厲和廣泛;另一方面,科學價值傾向於一律拒斥所有保密條令,似乎應該在這二種體制規範之間劃出一條保密的界線,而劃這條線又是艱難的,因為總是很難精確權衡科學的相對利益和國防保密的相對要求。這些困難的消除只能通過行政管理者與由於他們的價值和作用而身負各種壓力的科學家之間達成互相諒解,如果管理者學會為科學家的反保密價值提供盡可能廣闊的天地,那麼反過來,科學家也必定學會承認管理者身負的保密責任。    
  管理需求與科學利益之間的另一問題是,對在政府科學組織中所做的工作的評價存在差異。顯然,科學工作必須經受所有政府工作都要經歷的一些行政上和法令上的審查,通常這種審查是粗略的,並且不問具體的科學研究就通過了。但有時使用的不是科學的評價標準,而是比方說對國會的可接受性標準,有時乾脆全部採用模糊的行政評價標準,這樣就使正在工作的政府科學家碰到麻煩事。關於「如何評價研究工作?」這一問題,總統理事會對幾個政府科學機構的一次演講,試圖對此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但是該演講卻認為,「這個陳述特別模糊且無助於增長知識」。有些研究機構由顧問委員會評價工作,顧問委員會能夠既考慮科學能力的標準,又兼顧較易應用的有關直接效用的行政標準。把效用作為評價標準必然對政府科學有壓力,沒有理由把對基礎科學的促進這一標準排斥在評價標準之外,我們已經發現,無論是工業科學還是政府科學,過分強調直接實用性從長遠來看得不償失。看來在使國會確信基礎研究的價值問題上,政府科學的管理者仍有許多工作可做。海軍研究辦公室(簡寫為O.N.R.)在管理科學組織時也碰到這些困難,他們嘗試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它的經驗對於其它政府科學機構是有益的。比如,海軍研究辦公室請著名的非政府科學家當那些實施研究計劃的人的專家顧問,該顧問只關心科學問題,而不涉及行政,只在需要的時候和地方發揮作用,這一方法有效地利用了業餘平民科學家。通過把全時研究人員的非科學職責降到最低限度,海軍研究辦公室尋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方法。比如,在絕對需要科學家兼任管理者的地方,就配備一名專職管理助手,幫助科學家完成非科學任務中最程序化的部分。如果可能的話,海軍研究辦公室在研究規劃中盡量減少讓成熟科學家去幹低水平的科學工作,這些工作指派給幫手或實驗室助手,由他們提供許多謄寫和統計方面的工作。總之,其目的是想把海軍研究實驗室組織得使每一位科學人員人盡其能、充分利用時間。顯然這是困難的,因為實驗不像由半熟練工人操作的生產線,其中的工人很容易接受培訓、被替代或辭掉。一個達到最大限度發揮實際才能的途徑是擴大超出單一實驗室的人事流動範圍,甚至在機構之間流動,如流動出海軍研究辦公室。這樣,科學家就可以在各種工作、實驗室與機構之間流動,以便找到一個既有利於政府又有利於個人的能充分發揮特長的地方。當然,秩序的可塑性是有限的,對於政府科學來說,一定程度的流動或許是切實可行的。    
  上述關於人員流動的建議表明,行政需求與科學自主性之間進一步整合的途徑可能部分來自多個政府科學機構之間的更好的協調,這種協調已經發生了。不僅通過非正式的聯絡和信息交流,而且通過正式的機構間委員會(inter-agency    
  committe-es)。科學家在政府組織之間流動也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這樣,似乎需要一個正式的對政府科學負一般的有限責任的監督機構,這將是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功能之一,它的其它功能(對民用科學)將在下面討論。但是,對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在促進政府科學的提高中的作用,不應該誇大,因為政府科學組織很多,進行的科學研究也繁多,這明顯地限制了機構之間的有效協調,正像虎文委員會(the    
  Hoover commission)的報告所顯示的,政府的科學研究活動,與許多其它研究活動一樣,仍然大有改進的餘地。    
  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還有另一問題,這個問題超出了科學的範圍,然而與科學關係甚切。這個問題就是政府科學家與軍隊高層計劃者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明顯地仍然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滿意程度。二次大戰期間,科學家管理者(scientist-administrators)發現,有許多事件只有他們才能參與,科學可用於國防的目的。戰時存在這種需要,現在同樣存在著把科學家合併入研究最高級戰略計劃的軍事小組的需要。當然,只有軍事與外交政策小組對最終決定負責,在原子彈和氫彈事件中,由總統本人親自負責。作出決策並不是科學家的事情,但是,科學家的知識和預言日益成為這些戰略決策的必要部分。因而,任何使美國科學協調成一個整體的計劃,必須為政府科學與更廣泛範圍的國家政治決定之間的有效整合作準備。    
  直到目前,在談及政府科學時我們都略去了原子能委員會(the    
  Atomic Energy Commision)所做的工作,或許該說說它了,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按國會章程這是保密的。雖然我們所知詳情甚少,但我們確實知道這一點,即隨著原子能委員會(幾乎只面向純科學研究)的建立,和平時期的政府科學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戰爭期間,原子能科學發展成熟,其速度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其它所有重大發現無與倫比的。雖然戰時的大規模研究計劃,現在有些已停止了,但作為科學與工程上的努力仍延續著。原子能委員會的目的由其成員史密斯教授表述於下:「首先,製造更多更好的武器;第二,發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第三,增強國家的科學力量,這從長遠來看可以支持前二個目的」。    
  這些目標顯然既需要純科學又需要應用科學,因而該委員會成立了若干國家實驗室(National    
  Laboratories),以便最有效地進行各種必需的科學研究工作。這類實驗室共五個,不太為人所知然而卻容納了大量科學家,它們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亞)、洛斯·阿拉莫斯(西南)、橡樹嶺(東南)、阿貢(芝加哥)、布魯克海文(東北)。這五個實驗室中,只有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戰前就已存在,那時它是全美大學最大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戰時該實驗室的目標沒多大改變,只不過規模更大。戰發以後,它就幾乎全部由原子能委員會提供津貼,儘管如此,委員會對它的控制卻較弱,主要仍由初時創始的大學科學家一手把持,結果,該實驗室仍進行了許多基礎研究。相反,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戰時創立,專門進行關於原子彈本身的應用性研究。阿貢實驗室與芝加哥地區的大學(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伊利諾大學和印地安那大學)有密切聯繫,戰時(及以後)是一個核反應堆實驗室,主要進行純研究。橡樹嶺實驗室也是戰時的產物,此實驗室有多種功能,既是服務性的又是研究性的。最後一個是位於紐約附近的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它是戰爭剛結束時建立的,主要是為了安置東北地區部分大學的大量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在布魯克海文進行主要是業餘的幾乎全部是基礎的研究。沒有哪一個大學能建設起像布魯克海文實驗室所具有的研究設備,然而如果大學想進行與原子能有關的物理學研究,這些設備又是必需的。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研究人員的不斷輪換,使大學與政府科學之間建立了緊密的不間斷的聯繫。    
  管理像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實驗室那麼大的科學研究組織,困難顯然是很大的。幸運的是委員會的成員部分是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對科學本身和大規模研究組織的問題都知道一些。該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說,他們知道繁榮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不同條件;他們知道「大」科學的危險性:規模太大、繁文縟節和沒有輸入新鮮血液。他們甚至意識到,如果成功,可能會從大學吸引更多的科學天才。現在美國科學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實驗室,這不僅因為他們所做出的科學發現,而且還因為他們在實現大學與政府科學家之間的整合時採用了有效的組織配置這一技巧。    
  原子能委員會並不是唯一使用外界研究設備的一個政府機構。美國工業界接受了來自大學和政府的協助研究,與此相同,許多政府研究機構也在利用大學和工業的研究條件。事實上,所有美國政府的科學機構以贈款、簽訂契約、捐獎學金等方式支持各類非聯邦組織的研究。現在,外部科研組織為政府所搞的大部分研究也是軍事方面的,如,提交給1948年美國物理學會春季會議的所有論文的近百分之八十來自海軍研究辦公室資助的項目。在比較早就有研究機構的各部,如農業部、內政部和商業部中,利用外部協助的程度遠不如國防部頻繁,事實上,戰爭期間,這些部實際參與幫助完成軍事項目的研究。    
  政府與大學組織和工業組織之間在研究上的關係,帶來了一些特殊問題,其中之一是制定關於贈款和簽訂契約的標準化程序,以便雙方利益能保持一致。一般來說,在研究結果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如大學的基礎科學研究,政府就賜與基金,有具體條款的契約對應用研究較易實現。即使有上述靈活性,政府預算程序中有時仍給外部研究機構施加一些計劃上的困難,像他們對待政府內的科研組織一樣。許多研究項目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加以計劃並執行,而聯邦贈款,像聯邦撥款一樣,只限於一年。同對政府內的組織一樣,希望在這方面能有一些政策上的變化。    
  在贈款與簽訂契約的過程中,管理問題特別重要。現在政府對外界研究機構的贈款數目甚大,這就需要聘請最好的管理者兼科學家來統一監督管理。私人慈善基金會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大量津貼,他們早就認識到聰明地花錢是很難的,因而選擇最能幹的人作為基金會的管理者,並支付給高薪。政府機構也必須選擇最優秀的人才來管理資助計劃。    
  我們曾提到過政府與大學和工業組織的研究關係中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即由於與日俱增地使用外界研究設備,政府主持的研究中出現了大量可申請專利的發明,這就提出了如何制定恰當的專利政策的問題,如在大學中一樣。專利問題對政府來說並不比大學是一個更新的問題,但是卻是一個更緊迫的事情。一個討論指出,「怎樣處理聯邦研究的專利權,使之更好地為公眾利益服務,這是一個過去四十年間政府各部門一直沉思和爭論的問題」。在此期間,政府對專利政策作了大量研究,最近一份研究由司法部在戰爭剛結束時完成,「根據研究結果,安托尼將軍(Attorney    
  General)於1947年5月份向總統提交了一份綜合性報告,建議把政府應佔有並控制所有由聯邦基金資助的技術作為基本政策」。但是,來自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工業企業對這個政策的反對呼聲很強烈,因而此建議沒有被政府採納。工業研究的董事們認為,如此之政策只能使工業為政府做研究和發展工作成為不可能。結果,政府同意工業和大學在處理專利權時有可變性和特殊性。除非政府與工業之間的關係特點有重大變化,否則安托尼將軍建議的政策就不可能經國會通過成為法律。    
  最後,我們考慮政府科學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即使還在戰爭結束以前,兩個事實對美國政府中那些對科學的使用負責任的人產生深刻印象,第一個事實是科學對於和平時期及戰時美國社會的福利具有極端重要性;第二個事實是只有政府才能為維持美國科學的高水平(質量與生產率)提供足夠的基金。大學研究資金的減少尤其可能抑制科學的一般進程。私人的禮物和資本家投資的回報已不再是大學科學研究的足夠資金來源,尤其在面臨通貨膨脹時更是如此。雖然這類資助的錢數目仍較大,而且對大學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大學就不可能進行政府要求他們做的一些研究。    
  承認這二個事實,使日益增多的政府科學家和處於領導崗位的科學家感覺到,政府應該呈現新的功能,即對美國科學的整體方向及彼此協調負起責任。在我們多次提及的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報告和瓦涅瓦·布什的報告《科學,無窮的止境的前沿》中,都明確地表達了這些建議。新的科學的社會組織的圖景是存在的,至少某些美國人已預見到這種可能性。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所提出的建議有:美國必須擴大科學經費,增加受訓科學家;今後,必須著重致力於純研究而非應用研究,前者相對較薄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必須逐漸增加對大學純研究的津貼;政府也應該為學科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設立大量的獎學金,獎學金獲得者選擇自己的專業領域;政府應該任命一個委員會,以協調各政府機構之間的研究;委員會成員應包括平民科學家和政府科學家;最後,政府應成立一個叫國家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組織,以統一管理各種科學活動。    
  這些總規劃的不同部分分別在不同時間被認識到,因為這一規劃是二次大戰後才首次提出的。例如,增加政府對大學的撥款一直進行著,但是作為整個國家的科學規劃的協調機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直到1950年才法定成立。這裡邊原因很多,一個重要原因,是起自於政府對科學擴大控制所產生的摩擦。在此延遲期間,科學家似乎一直非常贊成該基金會的成立,如在回答福瓊·波爾(Fortune    
  Poll)「你贊成其宗旨是用聯邦基金刺激基礎與應用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創立嗎?」這一問題時,百分之九十的學院科學家、百分之九十的政府科學家和百分之八十一的工業科學家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一些特別是來自大學和工業的著名科學家,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這類協調機構,除非它基本上由那些政府外、最終不對總統負責的科學家所控制。這些人的觀點不僅在商業群體而且在國會中得到很大支持,然而,總統卻以此宗旨與已經確立的政府有關程序和良好的執政實踐相牴觸而反對它。確實,按照這一原則,總統在1948年為創建一個基金會投了一票,這個基金會設置不對他本人負責的執行委員會。這是1945-1950年期間的幾次努力中僅有的一次形成法律框架的嘗試以便讓國會、科學家、工業團體和總統通過。    
  最後於1950年,建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議案經國會通過,總統獲准了。這個議案很大程度上是我們曾提到的總統理事會的建議的頒布而已。該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促進科學的基礎研究與教育」,實現這個目的的方法是為大學提供資助、給研究項目提供津貼、為學生設立獎學金。基金會自身不操縱研究實驗室,而是明確限定為只提供金錢、對美國科學的發展作出計劃。基金會希望以美國的總利益為基礎去「評價研究成果的影響」。在總的目的下有許多具體事項,如評價其它聯邦政府機構的研究規劃;鼓勵美國與外國科學家之間的科學信息交流;編製科學人員一覽表;若國務卿有求,就鼓勵並支持專門的軍事研究;建立特別委員會以調查科學各專門領域,並為各領域提供總的研究規劃。    
  基金會的這些活動由二十四人組成的委員會主持,這二十四人均經總統任命、參議院同意。議案規定,委員會成員任期六年,選自「基礎科學領域、醫藥科學、工程技術、農業、教育或公共事務中的著名人物」。議案建議總統在任命時考慮來自國家科學院、大學協會和其它科學與教育組織的提名,通過這種方式為自主的科學群體的社會影響尋求法律地位。總統還要在參議院的同意下命名一位董事(Director),年薪一萬五千美元,任期六年,根據議案,重要的決定必須由董事會集體作出。這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行政模式,但可能會設計出處理基金會日常事務的令人滿意的程序。議案建議基金會下設四個司:醫學研究、數學、物理學和工程科學,生物科學,以及科學人事與科學教育。這裡不包括社會科學,但是並沒有像這個議案幾個早期草案所建議的那樣,明確禁止支持社會科學研究與教育。議案建議第一年對基金會撥款五十萬,那時基本上進行自身組織建設,以後每年限於一千五百萬,此外還可獲得其它聯邦機構的額外基金。    
  此議案公佈不久,總統就任命了一個董事會,有關法律也提交給國會以便獲准撥款五十萬美元作為基金會的經費。後來發生的一切表明,所有對基金會的抵制都是頑固不化的,首先,撥款削減到二十五萬;其次,甚至這個小數目也沒有表決。第二年,總統要求按法律最大限度地撥款一千五百萬,而國會只表決通過了這個數目的百分之二,即三十萬,這個預算除了維持基金會的組織運行外,幾乎不能幹什麼。第三年,總統要求國會撥款一千四百萬,但國會又一次大規模削減之,雖然只削減到三百五十萬,基金會終於開始有可能實現它的部分計劃。一半經費將作為1952年的會計年度用於生物學、醫學、數學、物理科學和工程科學的基礎研究,另一半將為學科學的研究生設立四百份獎學金,獲獎人員分佈於一年級研究生到博士後研究人員。第一批獲獎人將從1952年9月份開始從事受到津貼的研究。這段簡短經歷表明,這些絕對反對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人不可能長期自行其是。對基礎科學與對基金會的協調功能的需要都非常迫切;此後一段時間內,正確的意識和迫切的需求感將占主導地位。政府科學將在未來美國社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九章  發明與發現的社會過程:個人與社會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人類通常過分關注自己勞動的現實自然產品,以致於對這些現實自然產品據以產生的社會關係與社會過程茫然無知。馬克思稱這種習慣為「商品拜物教」(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人們注意到自從馬克思時代以來,這一習慣仍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不斷出現。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將要研究的科學發現領域,在這一領域,有一種「發明拜物教」(fetishism    
  of invention)習慣,只注意過程的結果,忽視了構成那特定的具體產品據以創造的發現之社會心理學因素。這一章我們轉入研究那構成發現過程之社會的、心理學的因素,以便能理解創造產品的快慢和在給定時間可能創造的產品的種類。科學發現不是那些不可解釋的個人天才之神秘的產物;而是部分地能加以說明的社會過程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個人與社會都各盡其能,各司其職。    
  當然,人類成為「發明拜物教」的犧牲品並不奇怪。雖然人們總是按常識認識事物,比如,如何著手開始一項發現,但是,人類遠遠不如像對尋找他想發明的特殊物感興趣那樣,對尋找怎樣進行發明的方法感興趣。他們的其它目的,所謂「實用」目的,在涉及到使他們的發現與發明的經驗普遍化時,顯得比理論目的更重要。正像懷特海所說的,或許直到十九世紀,人類才做出了最偉大的發現,即人類「發明了發明的方法」。我們將指出,這個判斷並不完全正確,因為關於發現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我們仍有許多東西不瞭解,無論如何,只是到最近,才有一些人像對發現的結果一樣對發現的社會過程也開始感興趣。    
  我們過多地強調發現的自然產品而不是發現的社會心理學過程,還有科學方面的內在原因。比如,科學中一個嚴格的慣例是,發現必須以完整的理性化的形式才能發表,邏輯結構和盡可能清楚而有力的證據支持是必需的。如果不是這樣,就被認為偏離了科學的主要目的——證明一項發現的理論確實性。這一慣例使科學中大量最重要的東西漏掉了,漏掉了所有的錯誤;漏掉了科學發現者的所有豐富的想像力,巴斯德的傳記作者,生理學家萊恩·杜波斯說過,「構成科學的原材料不僅是科學家的觀察、實驗、計算,而且還有他們的衝動、夢想和愚蠢」;也漏掉了許多對已經作出的發現的影響,以及對周圍社會其它方面的影響。如果我們想理解科學創新的現實社會過程,這些漏掉的東西都是有必要加以研究的。    
  在應用科學中,發明過程漏掉大量東西有其別的理由。如在工業實驗室中,專利部只接受要發表的論文,明確地為了省略掉一些關於所使用方法的不必要的說明,這是為了從商業競爭者手中奪走他們經常從此獲得的寶貴資助。更進一步說,對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中失敗的研究事例,簡單地不予報道了事,有時候為了瞭解科學發現中實際發生了些什麼,失敗與成功同樣具有啟發性。我們將在下面看一個簡短的失敗的例子,它突出顯示了科學發現中想像力的作用。顯然,科學中的失敗是大量的,或許失敗的例子比成功更多。所有這些說明,為什麼只能通過實驗室的實際的第一手的經驗,才能體察科學方法,並最好師從於某些被稱為精於「發現的藝術」的技巧的人。通過正式教學手段,可以很好地學習已經確立的科學知識,而科學的方法,或發現的「藝術」,像所有其它「藝術」一樣,最好通過非正式的師徒關係的形式去掌握。波拉尼說,「名家的日常工作將會揭示出他選題的方式,選擇技巧的方法,如何對新的線索和未曾預料到的困難作出反應,如何討論其他科學家的工作,並且對永遠不會實現的數以百計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這樣,「至少名家的基本風格的輪廓就傳遞給了他的學生,這說明了為什麼一般來說是名師出高徒的道理」。    
  那麼,什麼叫發明或發現呢?首先,我們再次聲明這個問題有二個方面,即過程與結果,這二個方面必須區分開來,否則會導致許多理解上的混亂。其次,我們把它們與思想聯繫在一起。照一般說法,「發明」一詞用於指一架機器或其它物體;類似地,「發現」用於指一套新思想。這一用法不能接受,因為一套新思想是所有發現和發明的基礎,而思想內含於其中的特定具體形式比起思想來說是不太重要的。這容易理解,當我們面對一架新機器時,我們沒有「瞭解」它,因為我們不知道該機器據以工作的新思想;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不同社會,工具與機器意味著不同的東西,而且更進一步地說,為什麼受過訓練的人陪伴著新機器去講授新思想,以便賦予新機器以新意義並且能使用新機器。    
  在分析時,我們把科學「發明」與科學「發現」當作一回事,因而將互換使用。於是,我們把「發明」或「發現」定義為,人類對文化遺產中已經存在的科學要素所作的富於想像力的結合的結果,結合的產物是新穎之突現( emergent    
  novelty)。這個定義通過「想像力」這個詞強調發明中思想的作用,表明其它文化領域中從科學創新到發現的類似性。發明來自那些構成文化遺產的各種類型的思想——關於自然、社會現象、美學與藝術現象和道德標準的思想。發明與發現不僅不限於科學領域,而且在作為一個過程時,科學發明與科學發現與其它文化領域的創新具有許多類似點,同時也有許多差異之處。比如,科學社會學家從約翰·利文斯通·洛(John    
  Livingston Lowe)對科爾裡奇(Col-eridge)的詩《通向哈那多之路》的研究中,學到了很多關於人類的想像過程的東西。隱喻不同於科學想像,雖然隱喻在詩中有不同的用法。英國數學家利維說,「最終分析起來,在直接把握問題時,藝術家與科學家之間的個體努力幾乎沒有什麼差別,缺乏想像力的人既不可能成為科學家也不可能成為藝術家。」    
  有必要澄清一些誤解,這對於科學發現非常重要。我們習慣於認為,只有宏大的一套思想或非常龐大的機器,尤其是很難達到什麼實際結果的機器,才稱得上發現或發明。然而,占壓倒多數的科學創新,卻都是極富想像力的結合,在新穎性方面也只有很小的進展。發現是一個永遠脫離不了社會的過程;它無數次表現出對於人類文化遺產的變化與發展作出了所有的但卻不易察覺的貢獻。小的科學發現基本上以與大的科學發現同樣的方式產生,在某種意義上小發現並不更次要,因為它們是一類科學元素,必然被歸並到大發現之中去,大創新與小創新必然緊密聯繫在一起。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小發明的問題,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對各種發明都極力贊同,給發明提供如此之多便利的社會中,作出的發明非常之多。其中許多小發明甚至沒有申請專利,雖然在工業技術中這些小發明也是無價之寶。如,「丹尼森製造公司(the    
  Denni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僱傭了約三千名工作人員,僅1920年一年就收到來自僱員的三千七百零一項建議,其中的百分之十五被公司採納」。這種為了發明所設立的「建議」系統,最近三十年在工業界廣為流行,二次大戰期間達到高潮,因為那時緊急要求充分挖掘效率與發明的源泉,以提高工業生產能力。其它類型的各種小發明在數目上比這些比較隨便地產生的小發明更多,比如,僅在美國專利局就已經有了二百五十萬件的專利發明,其中大部分都是小發明。舉牙刷為例,在美國專利局裡有近一千個關於牙刷的專利,一位研究專利問題的大學生說,「這些『發明』中絕大部分只是對把的大小與形狀,或名的數目、大小與配置的修正,總的說來,在所登記的專利中只有較少部分才有較大的技術上的重要性」。    
  這些情況同樣發生在每年發表於科學雜誌和技術雜誌上的大量小發現中。據報道,「1933年,倫敦科學博物館的布拉德福德(S    
  C.Bradford)估計,每年會發表七十五萬篇科學與技術論文,最近的估計表明,那時之後,增長率翻了一番。」這是極其多產的科學的特徵,如1917年至1926年第二個十年的《化學文摘索引》,用了六千六百頁縮微。    
  大部分發明和發現這樣小,也就是說,這些發明和發現所包含的突現的新穎之要素這樣小或模糊,以致於有時候很難甚至幾乎不可能根據某種實用的目的而規定什麼是一個真正的「發明」。美國專利局深受其苦,一份總結報告說道,「我們不知道『發明』意味著什麼」,法院和專利局試圖採用多種不同的標準和定義,「人們經常單憑經驗去判斷,而同時卻經常忽視經驗方法。比如,認為僅僅是元素的加或減,僅僅是有別於組合的聚合,形式上的變化,零部件的更換;元素的被替換等,都不構成發明」。更多的肯定性檢驗也加以拒斥,如社會的滿意程度、商業性成功,研究必需要素的數量(amount    
  of research necessary)。    
  「如果採用更一般的不明確的從而對實際的操作檢驗幫助不大的用法的話,發明則被描述為『比僅僅是機械技能的應用更多的東西』,『天才的閃光』,『不可捉摸的東西』等。事情結束之後,人們往往無可奈何、絕望地聳聳肩,並說,發明像憲法,法官說什麼就是什麼」。    
  當然,法官總以一定形式為社會說話的,這是我們關於發明與發現有必要認識到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使我們認識到,發明與發現的定義中另一基本的成分是,所謂突現的新穎性必須是社會承認因而受社會獎勵的。當新穎性僅由個人掌握,沒有為某些社會群體所享有時,它只是私人的想像力的產物,必須通過交流並獲得社會承認,才成為發明。當然在任何社會,都會存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對它們來說新穎性是有用的而且是可接受的。在高度分化的美國社會,這類群體是很多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發現和發明。但有些「發明」似乎對任何人都沒用,甚至在專利發明中初期的「死亡率」是十分高的,許多專利僅僅對其持有者來說付出了精力,然而卻從未被採用。令人驚訝的是,許多發明可被美國專利局接受而不能被任何製造公司或消費大眾所接受。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做出對社會無用的創新與做出對社會有用的創新二種情況下,想像力或通常所稱的「發明能力」,或許是一樣大的。    
  我們已經指出過,已有的科學技術遺產對發明構成了另一種社會影響。一個發明的新穎程度通常顯得比實際的要大,因為來自文化遺產的構元前件(the    
  component antecedents)比這些構元的新的合成形式更不清晰。尤其對於外行、非專家,發明只是成熟的創造物,所看緩慢的發展與進化過程都被目前的有用性與成功所掩蓋了。然而,發明與發現的本質就在於先前已有的科學元素的累積,這種累積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新穎發現,但如果考慮到過去的遺產,這種新穎性或許就是相當小的。科學史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說,「仔細考察一下某一發現的產生,人們會發現,它是逐漸地積累若干小發現,然後進行深入的研究,找到更多的中間形態的過程」。二十世紀法國學者,夏爾特爾的伯納德(Bernard    
  of Chartres)說過,「與古人相比,我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矮子」。關於對自己工作的概括,牛頓曾說過類似的話。    
  於是,任何新穎性必定是一種「集體混合物」(composite    
  col-lective product),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對發明就是這麼說的。一本科學書籍,至少由它所參考的所有其它的書和文章構成,雖然科學家們都知道,這只是關於本書重要構成的一個十分粗略的度量,對一部機器亦如此。霍布森(J.A.Hobson)曾指出,「現在的紡紗機器大概由八百項發明構成,現在的梳棉機是大約六十個專利的複合物」。汽車則是一系列的發明,幾千個專利的產物,幸運的是這兒沒有一個專利是獨佔的,因為汽車工業達成了一個互相特許的協定。最偉大的混合發明之一是船,但我們通常都認為它是單一的一個發明或發現。    
  現在,那些承認文化積澱(cultural antecedents)在發明中的重要性的人,有時宣稱,某個社會的文化遺產越多,發明的數目也就越大。但是,現存的文化根基只是影響發明率的社會要素之一,況且,這一聲稱意味著發現具有某種社會自動性,而這並不是發現本質的精確描述。儘管與常識相反,甚至牛頓和愛因斯坦都依賴於他們各自的科學前輩,而這一聲稱卻也解釋不了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發現。科學進步的速度也依賴於社會中具有創造性想像力的個體的人數,文化遺產中的要素不會自髮結合成新穎的發現,文化遺產只是使發明成為可能,而不是必然。稍後我們就詳細討論個體及其想像力在科學發現中的作用。    
  承認科學發現過程中文化積澱的重要性這一社會學觀點,是對以前廣泛流行的關於發明本質之觀念的可貴轉變。這種舊觀念可稱為發明的「英雄理論」(the    
  heroic theory of inven-tion),蔓延於各種關於科學的自由讀物之中,這種觀點強調發明者的怪異天才,而不承認社會本身對發明作出的貢獻。如十八世紀,據報道,L醫院的侯爵(the    
  Marquis de L』 Hopital)曾嚴肅地問牛頓是否像其他幾人一樣吃,睡。這種英雄理論最合諂媚式傳記的簡單性和流行的神話,尤其是民族沙文主義熱衷者的口味。比如,歷史上有幾個人幾乎在同一時期「發明」了汽輪,美國人會從歷史教科書中讀到是富爾頓(Fulton)發明的;英國人會從自己的教科書中發現是自己的同胞賽明頓(Symington)發明的;而法國人則在中學就學到了朱弗羅伊(Jouffroy)是汽輪的真正發明者的知識。當然,英雄理論現在不像過去那樣普遍,雖然俄國人最近在大國榮耀利益指引下一直在復興英雄理論。如他們的宣傳員(如果不是科學家的話)正是極力爭取發明無線電、飛機、蒸汽機和盤尼西林的優先權呢!    
  我們剛說過有幾個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發明」了汽輪,這並非特例,這種現象稱為「獨立多重發現」(independent    
  multipleinvention)。實際上,發明社會學的學生近幾年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也就是說,二個或多個人幾乎在同一時間做出了同樣的發現,而不知道有其它地方也在做出這項發現或已經做出了發現。這一事實成了關於發現的社會學理論的主要證據之一。這是科學史和技術史上多次重複的東西,以後仍會出現這種現象,理由將簡述於後,先看一看歷史上的一些例子。    
  社會學家威廉· F·奧格本(William F.Ogburn),也許第一位列出一系列獨立多重發現的案例。通過對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的天文學、數學、化學、物理學、電學、生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的歷史和實用機械發明的廣泛搜獵,奧格本找到了一百四十八例獨立多重發現,這恐怕還不是三十年前的一張多重發現的完整單子,而那時以來又出現了一些新案例。下例十四項只是奧格本單子中的一小部分,但至少顯示了他收入的發現案例是相當廣泛的:    
  海王星的發現 : 亞當斯(Adams,1845)和勒維烈(Leverrier,1845)    
  對數 : 伯金(Burgi,1620)和內皮爾·布裡格斯(Na    
  pier Briggs,1614)    
  微積分 : 牛頓(Newton,1671)和萊布尼茲(Leibniz,    
  1676)    
  氧氣的發現 : 席勒(Scheele,1774)和晉裡斯特利(Priestley,1774)    
  分子理論 : 安培(Ampere,1814)和阿佛加德羅(Avoga    
  dro,1811)    
  攝影術 : 達格爾-尼培(Daguerre    
  Niepe,1839)和塔爾博特(Talbot,1839)    
  氣體分子運動論 :克勞胥斯( Clausius,1850)和蘭金(Ran    
  kine,1850)    
  熱功當量 : 邁耶(Mayer,1842)、卡諾(Carnot,1830)、賽吉恩(Seguin,1839)和焦耳(Joule,1840)    
  電報 : 亨利(Henry,1831)、莫爾斯(Morse,1837)、庫克-惠特斯通(Cooke-Wheatstone,    
  1837)和斯坦海爾(Steiheil, 1837)    
  電動機 : 達爾·內格羅(Dal Negro,1830)、亨利(Henry,1831)、鮑邦澤(Bourbonze)和麥高利(McGawley,1835)    
  微生物與發酵、腐爛的關係 : 拉圖爾(Latour,1837)和施旺(Schwann,1837)    
  遺傳定律 : 孟德爾(Mendel,1865)、德弗裡斯(De    
  Vries)、科雷斯(Correns,1900)和奇爾馬克(Tschermak,1900)    
  氣球 : 蒙哥菲爾(Montgolfier,    
  1783)和裡滕豪斯-霍普金斯(Rittenhouse Hopkins,1783)    
  飛行器 : 賴特(Wright,1895-1901)、蘭利(Langley,1893-1897)和其他人    
  收割機 : 赫西(Hussey,1833)和麥考密克(McCormick,1834)      
  簡單提一下其它領域的情況。醫學史上獨立多重發明也很頻繁。而最近的一個例子發生在無線電脈衝技術用於探測飛行物和輪船中,這種技術在美國和英國都叫雷達,該技術「似乎幾乎同時地被美國、英格蘭、法國和德國的科學家認識到」,這是一位研究美國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的科學發展情況的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最後,我們來看看專利檔案的情況,據美國專利局的記錄表明,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發明屬於重新被發明的( reinvented)。有時候同一發明有時間差異,而有許多發明是幾乎同時由住在不同地方彼此互不熟悉的人做出的,因此經常產生決定誰是發明者的困難,因而也就經常求助於專利章程中被稱作「干涉」的方法,它是設計出來專門為了命名優先發明者的一種法律聽證法(a    
  legal hearing)。僅1920-1930這一時期,估計在所有專利申請中有百分之四屬於獨立多重發明。最近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說,「同時發明如此經常,以致於幾乎成為毫無疑問的事物」。    
  如果從獨立多重發現的頻繁出現推斷出太多的東西,可能會產生錯誤。獨立多重發現這一現象並沒有證明一種極端的社會學決定論觀點,它把科學發現看作是由歷史過程的非人格運動所自動拋出的一些產物;相反,這一現象倒表明,科學知識及其方法實體在任何給定時刻,都是相對結構化的,因而在內部發生的事並非完全隨機。由於已有的科學理論與知識結構,使新穎性的形成具有很大的選擇性,當然這一結構並非完全自動地演變的,它還要受社會的其它部分(如第二章和其它地方所見),如價值、宗教、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在下一章將更詳細地研究社會對發現與發明的影響。另一方面,科學知識實體的確也有固有的相對自主性,自主性與社會影響的同時作用,產生了多種發現,發現者的活動部分受已有科學遺產的導引,部分由他們的創造性想像力所支配。    
  這裡有必要提醒一下,對於社會對科學發現的影響作標語式的描述是無濟於事的。如「發明必定合乎時代需要」,「發明的時機成熟了」,或「社會需要產生發明」等。這些陳述不明確,他們是在乞討我們想要回答的問題,比如我們知道,「社會需要」並不總是產生發明,因為許多「社會需要」已經存在而且繼續存在著,卻沒有招致相適應的發明。北美印第安像現代美國一樣「需要」煤和汽車,但他們沒有必需的科學基礎,更不用說其它條件,來產生這些發現。今天,我們「需要」治癌和許多其它東西,但僅僅「需要」並不能實現我們的願望。    
  無論個體的功能與特定問題如何受社會條件的支配,個體在科學研究中仍然起著主動積極的作用。這種研究活動,由於通常報道科學發現時的那種非人格的、完滿主義的方式而被抹殺掉了,善於沉思的科學家總是注意發現活動過程中那活生生的方面。自然界不會很容易地屈服於那些為了理解自然界各部分的關係而已經形成的概念框架,科學家總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概念框架,並且總是不斷地向自然界發出疑問,以求發現各部分間的新的關係。科學中的疑問總是不清楚的,而且並不是對每個科學家都是理所當然的。成功的科學發現者總是利用R.杜波斯所說的「先行觀念」(anticipatory    
  idea)的方法,也就是說科學家自己先構造一個問題,然後交付實驗檢驗。只是在實驗過程中,科學家才遵循被動地觀察到的實驗結果,如果實驗結果與建立在「先行觀念」或假設基礎上的預期不一致,那麼他就作出另一個預期,形成另一個假設交付實驗檢驗。克勞德·伯納德說,「經常發生不成功的實驗產生傑出的觀察的情況,因而,沒有不成功的實驗」。    
  在這些研究的全過程,個體研究者必須盡其所能發揮創造性想像力,以洞察已有理論與知識要素之間的新的重要的聯繫,只有依靠想像力去構造假設,才能突現新穎性,科學發現也就產生了。想像力在科學發現中的地位,尤其在浮現於有創造力之腦海的「洞察力之閃爍」(the    
  flash of insisght)中明顯地顯示出來。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直覺中的「頓悟」(sudden    
  flash),達爾文在一封給同事的信中提到這一點,正是依靠這種頓悟,1844年進化論首次浮現於他的腦際。許多其他科學家也列舉了他們那種「突然預感」、「洞察力之閃爍」、對從未見過的可能關係之「直覺」的經驗。有機化學結構式的創始人、苯環結構的發現者、偉大化學家凱庫勒(Kekule)說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說,「先生們,讓我們學會做夢,或許真理就在夢中」。凱庫勒所用的「做夢」是文字上的借喻,確實有許多科學家是在睡覺時獲得奇妙的思想。然而,這種對新「整體」的突然把握,並非輕而易舉地獲得,它來自科學家長期沉溺於某些問題之後的瞬間。    
  科學發現過程中想像力的作用還可從所謂的「機遇類型」(the    
  serendipity pattern)中清楚地看出。生理學家W.B坎農把「機遇」定義為「發現未曾預料到的某一想法的證據,或出乎意料地發現了不是正在尋求的新客體或新關係的巧妙幸運的才能或運氣」。坎農在其科學自傳中告訴我們,「在近五十年的科學實驗生涯中,有幾次我交上了機遇的好運」,如他的交感神經素的重要發現,就應歸功於好運氣。關於「機遇類型」的出現,與獨立多重發現的出現一樣,近來受到許多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Practicing    
  scientists)和那些研究科學家之科學活動的學者的廣泛注意。從這方面可以說,出現了獨立多重發現的另一方面的案例,這一次是關於科學發現過程的本質。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伽伐尼(Galvani)發現電流;克勞德·伯納德發現動物的糖原生成作用;倫琴(Roentgen)發現X-射線;查爾斯·裡奇特(Charles    
  Richet)發現過敏症;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盤尼西林的抗菌作用;巴斯德在免疫和結晶結構方面的工作;威廉·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對消化過程的研究;達姆(Dam)發現維生素K;古德伊爾(Goodyear)發明硫化橡膠;諾貝爾(Nobel)發明火藥;珀金首先合成苯胺染料。歐內斯特·馬赫(Ernst    
  Mach)早在1896就列出了許多這類例子,他說,「這之後還有首次揭示電磁現象;格林馬迪(Grimaldi)觀察到干涉現象;阿拉貢(Arago)發現在手提箱中振動的磁針有一種牽制作用;福科(Foucault)觀察到一根在轉動車床上旋轉的棒偶然地受到撞擊時振動平面的穩定性;梅耶(Mayer)觀察到靜脈血在熱帶地區紅色加深;基爾霍夫(Kirch-hoff)觀察到太陽光譜經過鈉燈後D-譜線域擴大;捨恩貝內(Schonbein)從空氣由於受到電火花擊穿而發射的含磷氣味中發現了臭氧;等等。所有這些事實(其中許多無疑是在受到注意前已看見過好多次了),只是由偶然性導致重大發現的一些例子,並為科學研究時應集中注意力(strained  attention)這一論點提供了光輝的論證」。    
  同時,正如馬赫指出的,我們可以說,看見(seeing)與注意(noticing)之間的區別充分說明了個體創造性想像力的重要性。這些「意料不到」的偶然事件的出現被其他科學被動地看到了,然而卻只被發現者主動地注意到。這些意外事件被主動注意到,說明科學家長時期仔細地研究了他的問題並作好了一定的準備,如果他能創造某些「先行觀念」,那就可能抓住「意料不到」的事件。巴斯德很久前就對機遇的必要條件作過經典闡述,他說,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當然,即使假說已構造出來,發現卻還沒有完成,還剩下用實驗去證實或否決預期的關係。我們說「或否決」,那是因為肯定有許多我們稱之為「負機遇」的例子,一些感覺到的事物之間的顯然聯繫,在付諸實驗檢驗時卻得不到支持。    
  在科學史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當一個發現由於「機遇」而作出時,其他一些科學家會猛然回憶起他們以前曾看見過的事情。工業科學家F·R·比喬斯基經歷過一次,他的想像力沒有抓住機遇呈送於他的好機會。他報告說,「那還是1912-1913年的事,當時氬、氖、氪和氙的發現者西·威廉·拉姆齊(Sir    
  Wil-liam Ramsey)在波士頓洛厄爾學院前演講。我幫助準備這次演講的實驗表演」。拉姆齊是個傑出的演講家,他花了三至四次講演這些惰性氣體的發現,配合實驗表演。他說,他命名氖意指新;命名氬意指懶惰;命名氪意指藏而不露;命名氙意指怪異。他告訴我們他是如何嘗試把這些氣體與其它物質相結合的,然而給我們留下的卻是無用的科學好奇心,因為事實上不能結合。在最後一講,他說,「你們當中有些人可能會問,我們怎麼肯定這些氣體是純物質而不是混合物,我可以證明這一點。所有純物質都有這樣的特徵,當它電離放電時,放出自己特有的光」。然後,他給一系列玻璃管子通上電,每一隻管都放出顏色截然不同的微弱的輝光。他接著說,「在不同的放電條件下,這些顏色會加深」,然後他在線路上接上電容器,氖管立即閃爍著鮮艷的桔紅色光。比喬斯基說,「這是非常明顯的」,「我們當時都歡呼雀躍,然後各自回家了。五百人左右的聽講者中沒有一人認識到我們所看到的氖的第一次信號,只是在幾年之後,克勞德也觀察到同一實驗,然而卻認識到它的商業重要性」。    
  機遇類型只是強調了一個對於理解科學具有頭等重要性的一般事實。當人們通過個體研究者的職業生涯來看待科學發現的過程,而不是就把它看作一系列非人格的事件序列時,科學發現的進程就不會顯得必然地沿著某些特殊方向前進,那種認為發明的社會過程是自動的觀點恰恰就是這樣主張的。回過頭來再看巴斯德的發現,我們感到巴斯德的發現過程有一定的邏輯,但是這種邏輯,正像杜波斯所說,「不是不可避免的。巴斯德的生涯也許遵循許多方向,雖然每一個方向都具有邏輯性,並且與那個時代的科學相容」。杜波斯自己的職業生涯就剛好能說明這些其它的道路可能會怎樣。社會對科學的影響使個體研究者只有有限的幾條道路可供選擇,但是他們仍有選擇性,他們不會沿著既定的軌道滑行。    
  基於上述認識,我們或許能更清楚地理解前已提到的懷特海的警句的意義,「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是發明之方法的發明」。我們沒有過多地去按我們所完全理解和完全控制的方式去發明發現的過程,像我們已經為更多地產生發明而創造了許多條件那樣。我們有大批大學科學家、政府科學家和工業研究人員,他們都在致力於發現;他們具有想像力,有日益強有力的實驗設備和廣泛的概念框架,用試錯法(trial-and-error    
  methods)取代經驗;另外,我們還有積極支持科學創新之發展與使用的社會。由於擁有這些條件,發明與發現的社會過程必將以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興隆昌盛。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十章  科學的社會控制    
   科學具有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影響,這句話現在已成了口頭禪。它之所以成為一句口頭禪,是因為至少自原子彈爆炸以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基本事實就是如此。不再有什麼東西能掩蓋這個事實。但是,這不意謂著這基本上是一個新的事實。在所有的社會中,理性知識和科學,及其更直接的應用,總是有重要的社會影響。它們總是對社會的其他部分有其影響,如同它們本身受這些其他部分的影響一樣。我們在第二章已經看到,這種常常存在的科學與社會其餘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對於我們的理解是一個基本的主題。然而,在最近三百年中,隨著基於普遍的、系統的概念框架的高度發達的科學不斷地湧現出發現與發明,科學之社會影響的速度和力量一直以幾何級數倍增。由此,一個舊的事實具有了新的重要意義,它甚至似乎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事實。    
  在過去,科學的許多社會影響一直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們只是通過其他的社會因素而不是科學本身發揮作用。例如,在最近的幾百年期間,許多科學的影響是以在工業與新技術中新的社會安排的形式發生的。由於科學的作用是間接的,許多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們的最終來源,或者因為社會變遷沒有給他們帶來不利影響而可能忽略掉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對不同群體的影響並不是等同的,例如,對產業工人的影響與對中產階級中領年金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前者通常是過分地甘受對他們生活的直接影響,以致不去進一步尋根問底;後者則感覺不到必須自我意識到這種如此穩定的對於他們的益處。當然,少數人,社會理論家和社會活動家,確實看到了科學對社會的某些特殊的影響,也看到科學的新力量的一般重要意義。但是,他們關於即將到來的科學盛世的預言,或者他們關於科學之可怕的社會後果的警告,大部分沒有受到公眾的注意,甚至對於科學家比對其他人來說更是如此。儘管如此,盲目的時代過去了。沒有人再忽視科學對於美國和世界社會之現狀與未來的意義了。    
  所有這些都提出以一種新的方式對科學進行社會控制的問題。為什麼人們尋求理解這個奇妙的現代事物(他們有時認為,該事物只是有點損害了他們而不是幫助他們),這就是原因之一。某些人在科學中看到解決所有困擾我們的麻煩的辦法,而另一些人則在科學中看到邪惡的最大來源。一方面人們在談論「科學的挫折」和「對於制訂科學計劃的需要」,另一方面人們要求「暫停發明與發現」。科學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已變成了一種「社會問題」,就像貧困和少年犯罪一樣,人們想要「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要幹什麼?當然,我們將什麼也做不好,除非我們真的確實理解科學及其社會影響的本質。在前面的幾章中,我們一直試圖獲得對這種事情的某種初步的理解;現在,在本章中,我們想把我們已經談到過的某些事情與科學的社會控制這個問題聯繫起來。這個事情做為一個整體實際上包含幾個不同的問題,在這裡我們將考察這些問題中某幾個,看一看對於科學的這個方面,也就是說,對於做為一種社會問題的科學(人們對此有強烈的道義感情,而且他們對此可能採取急進的行動),我們知道些什麼。科學的社會後果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的嗎?科學的影響怎樣已經受到了社會之其他部分的控制?什麼是如某些人們所稱呼的在現代社會中對科學的「抵制」?自科學確實具有不同的影響以來,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它對哪些群體有有利的影響,對哪些群體有不利的影響?我們是否可以說科學對某一給定的社會群體總是只具有不利的或只具有有利的影響呢?我們能夠預計發明和發現,並因而控制我們可以預見的影響嗎?如果我們限制科學的影響,我們有可能抑制科學或使之遭受挫折嗎?在我們所真切擁護的幾種社會價值之中,科學只是其中之一。科學對我們其他的社會價值有什麼影響?科學與這些其他價值中的某些——即某些人文主義價值——之間必定存在永久的衝突嗎?不得不涉及其活動產生的社會問題的科學家本身有什麼「社會責任」呢?科學能夠以使之只具有我們想要的東西這樣一種方式被「計劃」嗎?科學能夠完全被「計劃」嗎?    
  這樣一些問題非常多,對於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沒有最後的答案,對於這些問題所描述的社會問題也沒有絕對的解決辦法。在本章中,我們將以三節稍微談一談這些問題:A.科學的社會影響;B.科學的社會責任;以及C.科學可以被「計劃」嗎?          
  A.科學的社會影響     
  在人類社會中,社會變遷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管某些社會與其他社會相比似乎多麼穩定,所有這些社會都經歷持續的變化。某些這樣的變遷是一個社會外部事情的結果,像其他的社會或者物質環境方面發生的某些事情;某些變遷是內部變化的一種後果,像文化價值、知識或者社會本身的社會安排方面發生的某些事情。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尤其是在美國社會中,社會變遷不僅是連續的,而且其速度也極快。某些變遷產生於外部環境,諸如在民族之中出現一種偉大的新力量或者發現一種有價值的自然資源這樣一些事情。但是,在現代社會的大部分變遷,現在是在其自身內部性質中所固有的,是在工業社會本身運行之基本條件中所固有的。當我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動態的社會」中時,這一點是基本的事實。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變遷之主要內部來源之一,是科學及其在工業和社會技術中的大量應用。由於我們對科學的支持,由於我們為那些想從事科學的人提供了如此大量的機會,一直有一種基本的和連續的動態因素被引入到我們社會的核心,這種因素必定會源源不斷地產生無止境的社會後果,既有「好」的也有「壞」的。例如,讓我們注意一下在科學家們自己的態度中反映的這個事實的基礎,他們或者比我們中的其他人只是稍微更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下列問題是在《幸福》雜誌的一項民意測驗中向一個科學家的代表性群體提出來的;「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學家應該(1)抑制一項發現,當據信這項發現會產生弊大於利的結果時;或者(2)絕不抑制一項發現,而讓它由人類的道德判斷力來決定其最後的使用。」百分之七十八的大學科學家,百分之八十一的政府科學家和百分之七十八的工業科學家回答道,他們「絕不會抑制」發現,無論它有什麼後果。    
  在人類社會中,我們面臨一種新的條件。簡單的事實是,我們必須學會適應社會變遷,因為我們高度評價的是在其他方面不能引起變遷而不是引起變遷的那些事情。當然,我們可以要麼深思熟慮地要麼不知不覺地決定,我們不喜歡如此之多的變化和科學之連續的社會後果。我們確實這樣決定,那麼我們必須切斷靠近其根源的變遷;我們必須比我們現在更多地抑制科學。然而,我們不可能既要有科學又要有完全的社會穩定。而且,大大抑制科學,對於一個很不相同的社會,是會有代價的。因為不僅我們的價值贊成科學,而且我們所有的社會安排是與科學之成功地發揮作用整合在一起的,就像我們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已經指出的那樣。沒有科學及其應用,一個工業社會就不再能夠保持並增加其財富或力量。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指出,「我們的整個經濟適應著一種快速的變化,適應著一種膨脹中的跌落或者稱為衰退。」今天,我們對衰退的恐懼不像對戰爭的恐懼那樣厲害,我們的力量和科學上的下降可能會意謂著戰爭,就像以前意謂著衰退那樣。我們不能以任何絕對的方式來抑制科學及其後果,免得我們在一個動態的世界——科學在其中是穩定以及變遷的主要動因——致命地削弱我們社會的生存能力。    
  我們一直在談論的不斷變化的過程,是馬克斯·韋伯在他關於現代世界中「合理化過程」的討論所提及的一部分。韋伯所考慮的不只是直接來自自然科學的變化,而且還有來自社會科學的變化,以及來自在我們社會中理性思想與行動的整個分門別類的結構與應用的變化。我們已經說過,科學在我們的社會中獨立於整個社會所持的批判理性的價值。科學的合理性僅僅是我們的這種價值之最明顯的工具,僅僅是社會影響之最豐富的源泉。但是,理性,無論表現在什麼地方,對產生變化和破壞已有的社會秩序具有同樣的影響。因此,社會不穩定是我們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價。    
  社會不穩定及其後果不是可以輕視的某種事情。令人不會奇怪的是,它們應該是面對一般的理性和特殊的科學時矛盾心理的根源,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矛盾心理似乎是普遍的,儘管通常是潛在的。「合理化過程」的產物在社會中不具有單一的影響,而是對於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影響。我們中的所有人都喜歡理性的某些表現而不喜歡另一些表現的,都喜歡科學的某些產物而不喜歡另一些產物。隨著這些事情帶來的變化,我們中的所有人有時表現得更不牢靠,有時則不太牢靠。對於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長期有效的慣例和既得的利益多次受到「合理化過程」的衝擊和摧毀。無疑,敵意和不安感覺的結果通常是由我們中所有人也都經歷過的科學之有利的影響所平衡甚至超過。但是,在我們中每一位身上都依然存在矛盾心理的殘餘。而且,正是這種殘餘,同某些人所持的對於「合理化過程」的較強烈的敵意一起,一直被現代世界的鼓吹者和發號施令者所調動。他們及其追隨者看到,資本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和科學一樣是「合理化過程」的有害後果。難怪當希特勒想使德國人抱成一團時,他似乎能使許許多多德國人理解他。當他把猶太人當作資本主義、布爾什維主義和科學這三者背後之某種東西的象徵並且當作其相隨後果的替罪羊時,希特勒甚至也似乎得到了理解。    
  我們在這裡正發展著的對於科學本質及其不可避免的社會影響的分析,或許將允許我們用一種新的見地來看社會變遷的「技術理論」。這種理論在一些社會科學家之中是一種強烈的時髦,它認為總是在社會的其餘部分產生變遷的正是技術上的變遷。維布倫以最精闢的警句闡述了這個理論,他曾經說,「發明是需要之母」。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變遷的技術理論探討得遠遠不夠。如果人們不想把社會變遷的源泉追溯到比做為科學產物的技術創新更遠的地方,那麼這種理論的確認為,這些創新是變遷的一個重要來源。但是在技術和社會創新的背後隱藏著最初的來源,即科學本身,科學是動態的,這是由於科學的本質,以及它不僅不斷產生新的概念框架,而且也不斷產生以技術發明的形式應用這些框架的新的可能性。    
  當然,就可能的觀點而言,技術變遷的理論並不斷言技術是社會變化的唯一來源。同樣道理,說科學是社會變遷的唯一來源也是不對的。我們已經多次看到,科學和技術與社會之其他的重要部分是處於互動狀態的,因而它們有時是應變量,有時是自變量。這並不意謂我們總是必須通過所有的分枝來追溯一系列的社會影響。為了某些目的,停留在某個中間的點也許就足夠了。但是為了其他的目的則不夠;例如,如果我們想要維持技術本身的湧現的話。無論停留在什麼地方,遭到忽視的變量是眾所周知的;對於未知的變量,它們以不可控的方式具有一種發揮其影響的途徑。    
  科學和技術同其他社會因素的相互依賴,在那些明確地或暗含地接受了變遷的技術理論的人所謂的存在對發現與發明之「抵制」中,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到。當科學和技術產生的創新可能會導致在社會其他部分的變遷時,這些科學發現就不總是自動地被付諸使用。從技術理論的觀點出發,這種使用創新的失敗似乎同抵制一個強有力的、將不可避免地走上正軌的社會機構是一樣的。但是,當我們考慮到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部分依賴,當我們考慮到社會的組成因素怎樣處於互動狀態時,我們看到,這些「抵制」也可以被視為其他社會因素比科學和技術更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指示跡象。因此,就像我們可能會預料的那些,對創新的「抵制」發生在所有的社會之中,並不只是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之中,因為總是存在某種集團,對它來說,一種特殊的發現在沒有得到最佳利用和最糟糕的情況下有一種明顯的損害危險。    
  B.J.斯特恩教授,一直是關於「抵制」發明這個問題的第一流的研究者,他給出了關於某些例子的一個長長的、典型的清單。他說,「這些抵制不是例外,而是對於創新之反應的一般特徵。鐵路、汽車、市內有軌電車、汽船、鐵製艦艇、螺旋槳、潛艇、飛機、打字機、電報、電話、電傳、蒸汽機、柴油機、氣燈、白熾燈、交流電、鋼鐵與紡織品製造中的重要工藝、紡織機器、鐵犁、機械的耕耘機器、拖拉機、軋花機和機械棉花採摘機——這些是但只是少部對現代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創新,但它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對。」這份清單之長或許應該提醒我們,許多許多事情正在被一勺燴,而分別看來它們可能會更有利可圖。我們必須把「抵制」這個術語翻譯成「與其他社會因素互動」這個短語,以使我們能夠從這些其他的因素中找出某些東西,並且看一看它們對科學發現和發明有什麼影響.為了這個目的,讓我們只詳細地考察一下這樣四種因素:一個運轉中的社會的需要,某些道德的和人道主義的價值,已有商業企業的經濟利益,以及產業工人在其工作中的社會經濟利益。    
  現代社會組織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標準化的模式,這種模式在機器技術中最完整地得到表現,但它也存在於社會技術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方式的許多益處凝聚在這種模式之中,因而某些可能會形成更大標準化的創新非常受歡迎。但是,一旦標準化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得到建立,其他的創新就非常不受歡迎。就是說,標難化具有雙重的重要意義,一開始鼓勵科學發明,以後就成為科學發明的制動器。例如,讓我們舉一個我們鐵路系統的例子。在某地可能有大約一千億美元投資於美國的鐵路系統。但是,更多的問題,在資本投資之外的更多問題是,美國鐵路本身是一個運轉中的社會組織,它的運行有賴於標準化的軌距、標準化的信號、標準化的坑道間隙、標準化的車輛以及其他各種整齊劃一的設備。做為一個運轉中的社會系統,它們可以獨立於美國社會。那麼,如果是這種情況,可以在一條鋼纜上橫跨深淵的、時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單軌列車也許在速度和效率上會優於現有的鐵路,但是它們會大大使一個正在運轉中的體系發生混亂。綜合起來的不利之處足以抑制這種特殊的技術發明的引入,尤其是在把投入資本之可能的損失一起考慮時。在所有的社會,特別是在所有的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或其他的——中,這種情況將以大大小小的規模發生多次。因此,在所有社會中,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對於改變已經同正在運轉中的社會系統之生氣勃勃的運行相契合的標準化設備,必定存在著「抵制」。    
  科學史包含大量由於在某些道德和人文主義價值上的既得利益而反對創新的例子。例如,對於人之軀體神聖性有某種道德信仰的人們,反對屍體解剖和屍體檢查,直至進入十九世紀,他們的反對對於生物科學和醫學的進步是相當大的阻礙。馬薩諸塞州是第一個通過立法使屍體解剖合法化的講英語的社區。這發生在1831年。直到下一年,1832年,英國才使這項操作合法化。在此之前,醫生和科學家只能非法地獲得所謂「無主人」「Sack』-em-up」men)的屍體。大多數美國人直到南北戰爭以後才聲稱可以使解剖合法化。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那種反對科學解剖的道德與情感的同一性質的東西是反動物活體解剖論。當然,這後一種人依然是少數,但他們在某些國家的影響足以要求醫學科學家們時時積極地同這些人進行鬥爭,以免他們成功地使反動物活體解剖論被制定成法律。所有這些對於生物科學的進步來說是一種時間的浪費,但幸運的是,它仍然只不過是一件麻煩事,而不是一種真正的威脅。還存在著一類對科學及其影響的更一般的道德反對。例如,因為其人文主義價值被他所認為的現代技術之有害的社會影響所煩擾,裡彭的畢曉普(theBishop    
  of Ripon)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1927年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暫禁發明」。人們又一次聽到了這樣的建議,這次是在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的美國國會上,但是它們絕不可能得到足夠的支持以明確為實際的立法提案。無論它們有什麼人道主義的或其他道德的根源,這樣一些政策在一個工業社會中是對最後絕望的一項非常明顯的忠告。只有在一個烏托邦中,對發明的絕對禁止才是可以想見的。至少,薩謬爾·巴特勒就是這樣構造了他的《埃瑞洪》(Erewhon),它禁止任何可能會打斷社會穩定性的創新。然而,文學中的烏托邦並不必須正面對付其絕對的社會選擇所帶來的實際後果。    
  過去人們常斷言,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對科學的最大「阻礙」包括由於資本主義的財政或製造的利益,特別是尋求發展或維持一種壟斷而壓制科學。關於這一假設的對發明的壓制,證據是不成問題的事實,即許許多多工業企業擁有大量專利,而並不加以利用。一直擁有某些這樣的專利可能確實有損於一般的公眾福利。但是,現在證據似乎相當清楚了,在這些未被利用的專利中,很少只是由於狹隘的、自私的利益而遭到抑制的。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看到,在所有專利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經得到付諸利用。正是公司的預防性慣例使它們從事研究,就它們開發的任何事情取得專利,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但是,在通用機器公司所擁有的專利中,例如,只有百分之一弱被證明是有用的。或者,讓我們舉另一個例子,絕大多數英格索爾-蘭德公司的專利從未得到過使用。許多專利是非常陳舊的,它們直到一種更好的設備能夠製造出來並獲得專利後才是有用的。某些專利之所以未能使用,是因為相應技術的發展不夠;因而它們在這樣一種希望中被把握著,即它們所需的其他事情即將在研究中出現。    
  我們已經說過,許多已經獲得專利的裝置和技術對於它們潛在的購買公眾來說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或許最重要的是,假設任何發現和發明都有某種內在經濟性的東西,這是不明智的。某種發明對社會的利益弱於已經存在的滿足同種目的的現有設備。或者,如果在利益上是同等的,那麼一種新設備的成本可能使之經濟性更差。英國經濟學家斯坦普爵士說,成本和逐漸過時的因素「不能被拐帶走」。無論一個社會多麼贊同科學創新,無論該社會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它必須計算科學所提供的新產品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一位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說,「『抑制專利』不只是專利的事情。它更基本地是與變化著的金錢與社會的成本有關。」      
  最後一個我們想要認為的做為「抵制」科學及其應用的社會因素,是在現代社會中產業工人總是具有的恐懼,他們害怕新的機器會導致他們的技術失業。因為他們在工業體系中的地位相對比較脆弱,所以他經常抱怨那些一直有利於資本家集團而且也可能有利於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的最直接有害的結果。工人對工業中技術創新和社會創新的反對被斯賓格勒稱為「員工對其命運的嘩變。」當然,長期以來,這就是產業工人的命運。近三、四世紀的歷史包括一系列這樣的例子,其中擔心總有一天會技術失業的工人們反對把新機器引入他們的工作崗位。例如,戴維·裡卡多(David    
  Ricardo)不認為他們的擔心是完全錯誤的。他說:「勞動階級所認為的機器的使用常常有損於他們的利益這個意見,並不是基於偏見和謬誤,而是同政治經濟的正確原則是一致的。」      
  這並不是說,「抵制」新機器或新的工作工藝在工人之中是絕對的。隨著工人自己感覺受到未來可能性之威脅的多寡,這種抵制有所不同。當然,在他們熟悉歷史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形式的制度壓力——即推動不斷的技術創新的壓力——的範圍內,工人們將受制於一種普遍的(如果是潛在的)恐懼,即擔心換工作是一種經常性的危險。沒有理由相信工人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例如,沒有理由相信工人們對於將由少數人管理的「自動化」工廠的可能性一無所知。經理們可能會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更快、更清楚地知道這些事情,工會以及在工人們自己之中的非正式消息傳播以類似的方式服務於工人,如果這種方式比像《幸福》雜誌這樣的管理期刊更低級的話。因此,產業工人使用的各種各樣精巧的設備保護他們的職位不受太多太迅速的創新的衝擊。所有使得「抑制產出」成為可能的技術(當從這個角度來看時),對於那些在工業社會中只有體力可以出賣的工人們來說,都具有有用的作用。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職業具有關鍵的重要意義,所以勞力替代對於受到影響的個人來說是實質性的社會替代,因此,硬說工人們反對機器和其他組織創新的是職業替代的臨時機構。    
  現在可以說,技術失業工人所遭受的經濟和社會的損害是暫時的和短期的。科學技術在長期是對社會有利的,在長期它們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水平的一般生活水準,但是關於這一點的一般的和非個人的知識,即使有時提供給技術失業工人,也不能使他們遭到的損害減緩多少。斯坦普爵士1936年在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主席就職演講中說:「所有這些好處『在長期看來』確實是存在的,但是人必須生活在『短期』,而且在任何既定的時刻都可能存在這樣一種對『短期』失調的誇大,以至造成真正的社會困難」,在當時技術失業的問題比現在要緊迫得多。在現代社會中,產業工人沒有他自己的資本,能像工業企業那樣長期維持他自己的生計。他整個一生的生活要靠他現在收入的剩餘來維持,因此他必須生活在短期。在最近一段時間,各種形式的「社會化資本」有助於他維持生計。現在,政府和貿易聯盟的失業保險資金可以幫助工人克服由技術的或其他種類的失業所引起的短期困難。在這樣一種情境下,現代產業工人可能能夠承受在其工作環境中更頻繁的創新。否則,他可能把他的敵意轉向那些是其痛苦之有形來源的機器,就像路德分子在十九世紀初的英國所做的那樣,或者他可能轉向在科學本身中的更遙遠的來源。    
  因此,這些就是幾種同科學創新互動的社會因素,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對科學的影響有所控制。那些把這種互動說成是「抵制」的言論暗指科學過多地受到了控制或者受到那些錯誤事情的控制。但是,在現代時代的其他人則感覺到科學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控制。裡彭的畢曉普所呼籲的「暫禁發明」大概只是這種感覺的一種強烈的表述。關於對科學的控制,還有另外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就是,只要我們可以預言重要科學發現的出現,並且預計它們的社會後果,科學就可以比現在受到更多的控制。科學可以以它所希望的方式來利用科學。根據這個觀點,一些社會科學家非常認真地試圖預言科學的進程及其後果。    
  在考慮就科學發現做出特殊的預言這個問題之前,我們籠統地談談預言。因為一個社會的若幹部分是以我們可以知道的明確方式相聯的,所以對社會生活的預言是有可能的,這一點是我們理解科學的社會方面之整個努力的前提。預言是在某種特殊的經驗社會環境下關於這些確定關係中某些關係的陳述。當我們在我們的下一章中討論社會科學時,我們將更多地談論預言這種可能性。這裡我們只是想陳述我們的假設,以便我們即將對於就科學之進程做出特定預言的已有嘗試進行的批評,不被認為是在原則上對預言進行的一種批評。表明這些在預言上的早期努力為什麼一直不適宜,是合乎需要的,這只是為了繼續討論那些不僅是關於科學之影響而且是關於所有社會生活的更科學的預言。    
  讓我們首先考慮一下預言科學發現的問題,我們在上一章中就此問題的言論應該對我們有所幫助。在做為真正新事物的特殊發現與發明的範圍內,當然不可能對於這些新事物是否或什麼時候出現有絕對確定的預言。這一點只是重複科學的進步是無法絕對確定的。可以說,創新是科學家和發明者們自己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所做的成功預言的實例。如果除發明者以外的其他什麼人可以預言某個特定的新事物,那麼他自己也就會成為發明者了。例如,《技術趨勢與國家政策》一書,「在預言某些即將來臨的比較根本的發明上,甚至在關注它們的可能性上,存在著一些令人驚訝的失敗。例如,在航空交通部門,對噴氣發動機和直升飛機沒有予以注意,儘管這兩者那時都處於活躍的試驗階段,而且當時的結果好得足以至少引起非常仔細的考察。」雖然如此,因為新事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科學遺產的一種產物,所以大概預言從科學知識之已有結構中派生出來的某些產物是有可能的。例如,在1920年預言科學很有可能會在某一天發現怎樣把一種元素嬗變成另一種元素並且因此釋放原子能,這是有可能的。正是在那時,丹尼爾·索迪爵士說,「無論是需要幾年還是幾個世紀,人工嬗變和獲得能量的供應終將實現,這種能量供應就像燃料超過牲畜能量那樣大大地超過燃料的能量供應。」或者,讓我們談談更近期的事情,現在預言在光合作用領域很有可能有重要發現是有可能的。在這個方面,化學家法林頓·丹尼爾斯已經說過,「現在,沿著幾條不同的路線,正相當迅速地積累著相當一些基本事實,它們將會迅速使我們對於光合作用的理解豁然開朗。」英國科學家薩謬爾·利萊,在考慮發現的預言是否可能成為一門完整的科學時說:「預言者的教訓是:不預言個別發明的細節——這通常是浪費時間。把精力集中在兩件事上:第一,對現在趨勢的外推(例如,已有的汽油驅動陸地運輸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預言狀態,這將變得有可能成功。」當索迪和丹尼爾斯以像「無論是需要幾年還是幾個世紀」和「將會迅速使我們豁然開朗」這樣的短語來限定他們的預言時,他們兩人都同意這一建議。    
  只要考慮預言的第二個問題,即預測某些特定發現的社會後果,就會出現兩個新困難。第一個是在大量存在於任何時期的短暫的新事物——它們很有可能得到發展或具有重要的社會後果——之中存在的檢驗的困難。這個困難一直是被提及的,但只是在斯特恩教授那裡消失了,他自己在《技術趨勢與國家政策》一書中是預言家之一。他說,「發明的編年史被創新擠滿,它們起初做為劃時代的成就而受到歡呼,然後逐漸變成零。」甚至很難知道它們已經出現過。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夠成為所有科學領域甚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領域」(例如像物理學或化學這樣的大領域)的專家,足以知道所有最近的重要發現。不可能想像生物學家會知道發生在化學知識前沿上的事,物理學家對生物學領域中類似的事也不甚了了。檢驗並報告在科學之不同領域的重要新事物最好必須由完整的一群機敏的專家來執行。可是,即使是這樣一個群體也會有其局限性。因為科學家同其他人是一樣的。儘管在這方面或許弱一些,但他們傾向於對他們密切注意的那些發現的重要意義和潛在後果抱有熱情。在專家的圈子中,每一位專家都會因為他把他自己與其他專家聯繫的「訓練有素的能力不夠」而喪失洞察力,科學家們不可避免地會有誇大他們自己的技術專業的傾向。    
  即使在一項創新已經發展到明顯將有深入的社會影響的地步時,在預言上也仍存在第二種困難。例如,就像奧格本教授已經嘗試過的那樣,在預言飛機——一項明顯的重要發明——的社會影響時,存在著許多困難。我們可以以一種相當不確定的方式隨著他說,飛機將有重要的社會後果,但是對這些後果將是什麼做出確定的和有用的陳述,是不可能走得很遠的。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飛機的發展及其使用同許許多多不同的社會因素有關,我們不能假定這些因素將保持不變,就像考慮影響美國出生率趨勢的不同社會因素時我們可以假定的那樣。我們可以把後一項趨勢外推,因為有關的社會因素是恆定的,即使我們不完全知道這些因素,但是對於飛機我們不能做同樣的事情,因為在增加或阻止其使用的社會因素中有巨大的差異。如果飛機的作用與社會條件的反應使得另外的發展進程有更大的範圍,那麼不可預計的「阻力」就有更大的活動餘地。    
  然而,這並不是說發展的進程完全是不確定的,只是說它的確定性較弱,在社會生活中,有很少的趨勢遠比像人口趨勢這樣的事情是我們能夠預測的。的確,即使對於人口增長,我們所掌握的確定性程度也是相對的。讓我們舉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即原子能的例子。紐曼和米勒在他們關於原子能的書中說:「眾所共認的是,最博學的核科學家和關於核物理科學的未來發展及這種發展之社會、政治和經濟影響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社會科學家,他們的預言能力並不驚人。內閣特別委員會的成員很少但卻籠統地(註:非常不確定的陳述)在起草法案上幫助他們,以面對新的技術時代以及在社會制度上可能的革命性變化。證詞所提供的分析對妨礙變化之本質的揭示,與判定這些變化將要到來以及將具有重要性的斷言相差無幾。」顯然,我們還沒有對於那些將影響整個社會的重要發現做出長期預測的能力。但是,我們還可以做其他重要的事情。我們依然可以採納比較適度的目標,來利用我們做出一系列短期預測所必須具有的知識,或許我們因此可以建立起我們的知識,以便我們可以最終使預言的範圍不斷擴展。讓我們注意:這並不是一種令人失望的勸告,而是一種建議,它對於有用地預言發現與發明的社會後果的可能性持審慎的悲觀主義,處在我們知識的這個階段,這一點對我們是最有幫助的。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預言的特殊特徵,它將使我們都更加傾向於做短期預測而不是長期預測。正是社會生活之特殊的條件,就是說,做為物質與生物環境的對立面,使得預言本身變成了影響科學創新的發展與後果的互動著的社會條件系列的一部分。因此,關於某種發現將有某種特定影響的預言實際上可能會刺激對那種影響的認識。如果是這樣,它就是所謂的「自我期望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或者,與此相反,對某種影響的預言可能會刺激一些「障礙」,以減慢其實現,甚至完全同化之。社會預言的這種效果一直被稱為「自殺性預言」(「suicidal    
  prophecy」)。當然,並非所有的預言在社會過程都有同等效力。某些在改變歷史進程中可能會成為主要的因素。例如,據說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就具有這樣的重要意義,這些預言可能已經阻止了革命,至少在德國和英國,馬克思曾預言革命會在這兩個國家突然爆發。大多數社會預言在與其他社會條件的互動中,影響的程度似乎要低得多。然而,因為預言本身有這兩種不同的後果,所以在社會生活中做出連續的短期預測方面,我們確實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們只能不斷地評價存在著的新環境,因為它不僅與以前的存在因素互動,而且與預言本身互動。    
  到這一點,我們剛剛談到同對科學及其社會影響的進一步控制有關的事情。現在,我們不得不來考慮一群科學家,他們認為科學在現代世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一直受到過多的控制。這一群體就是所謂的「科學人文主義者」,他們抱怨「科學的挫折」。這個群體的成員大多數由英國科學家組成,其中許多是相當著名的,但也有一些美國人持同樣的態度。「科學人文主義者」,主要是那些做為科學家的哲學家,渴望更好地通過所有科學的手段和可能性來體驗人性。他們直接瞭解科學改善社會的實際與潛在的力量,他們知道這一點,並且想使對這種力量的認識最大化。但是在追求這一理想(這一直是許多其他科學家共同具有的理想)的過程中,他們傾向於把科學本身做為一種價值而絕對化,或者他們至少忽略了科學同一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需要和價值的相互依賴性。「科學人文主義者」把所有對科學與發明之充分潛力的阻滯都視為弊病。尤其自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者以來,他們把這些阻滯視為資本主義的弊病。他們沒有看到,在我們的社會,許多對科學的「阻滯」是來自資本主義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就像我們剛剛提出的。他們沒有看到,在所有社會中都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對科學的阻滯,因為科學在幾個重要的社會目標之中永遠只能是其中之一,因此它必須同這些其他的目標分享可以獲得的人與物資的社會資源。不能假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會存在對科學的阻滯,儘管這種阻滯也許有可能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要少。但是這種可能性不能被視為必然性,就像某些「科學人文主義者」在近幾年中從他們以前的理想——蘇聯——中已經瞭解到的那樣。當然,迄今為止,「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為科學的進步提供了一種令人難忘的有利社會環境。    
  除了這些,「科學人文主義」提出的科學觀,是一種我們在現代世界中不太具有的科學觀,至少是相當最近一段時間才具有,是一種斷言其活動的「精神性」以及對科學的「挫折」的科學家們的觀點。我們社會的一個很大的錯覺,是認為科學完全是一種精神活動,科學家們自己曾經同外行人一樣持這種觀點。但是在「科學人文主義」那裡,我們看到了我們在前面的第四章中強調過的東西,即科學建立在一系列確定的精神價值的基礎上,這些價值最初是與「自由」社會之整體的價值相聯繫的。因此,在經常被提到的科學與其他社會價值的「衝突」中,「恰恰不是科學和道德在衝突,而是科學的道德與日常行為的道德在衝突。」當然,這種衝突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只由良好的願望解釋清楚。的確,對於這種衝突的存在有更多的理由,因為科學的確是在其本身的精神價值中產生的,而不是產生於一系列臨時原則,這些原則在面臨來自其他社會因素的反對時也許會更容易屈服。我們已經看到,科學的社會後果之一是其批判理性對其他社會活動的傳統道德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後果不是故意的,它是科學精神的直接表現,如果這種精神是完全得到堅持的,它必定會得到表現。這是精神的本性。科學的精神與其他社會倫理之間的這種非故意的衝突,是我們社會的一種內在的特徵。    
  但是這種衝突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有非常之多的科學家不承認其他價值在我們社會中的重要性,他們那些外行兄弟也許比他們更甚。一種明確的實證主義偏見的被害者如此之多,確實,他們甚至否定科學本身是建立在這些價值之上。這種偏見有時使他們不正確地假定科學的方法是一種人類判斷之充分的、唯一無二的形式。與十九世紀末相比,我們現在已經更無疑地看到這不是正確的。如同我們在第三章曾經試圖表明的,我們看到做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價值之上的,而科學總是在這些價值的範圍之內發揮作用。這些社會價值提出某些非經驗的問題,即意義、邪惡、正義和拯救的問題,只關心經驗問題的科學是不能對這些問題給出答案的。在面對競爭性倫理時,科學的熱情在對所有倫理進行某種衡量時是一種普遍的特徵。如果這個事實被理解,那麼如果不是全部,我們也可以避免所引起的某些道德衝突。    
  B.科學的社會責任     
  因為我們對科學的社會後果的認識不斷增加,所以最近在所有方面都已經出現了對於我們所談到的科學的「社會責任」的關心的擴大與加強。在科學家們自己當中,當然,特別是在核物理學家們(他們看到他們自己最明顯地與原子彈有緊密的聯繫)之中,這種增長了的關心最明顯。李·杜布裡奇( Lee    
  DuBrid-ge)是我們早些時候曾提到過的,在戰爭期間任加利福尼亞技術研究院主席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放射實驗室主任,他因此成為一名在其同事中廣為人熟知的科學家,他近來談到了他們態度的改變。他說;「我想,戰爭的最後結果是,今天的科學家比戰前略微更情願做為市民而發揮他們的作用。」然而,在這一普遍的態度變化之中,不同科學家的特殊反應有所不同。所持觀點至少已經有了三種類型,做為一種對科學的社會責任的分析,沒有一類觀點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但是每一類觀點都揭示了科學的某種特點,這些特點應該包括在一種更確當的陳述之中。    
  一種為許多科學家所持的觀點是,他們對於他們的發現與發明的後果具有某種一般種類的社會責任,因而從一種更精確地確定這種社會責任的觀點出發,他們馬上就有責任來重新考慮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這種觀點由一個我們在第五章中曾提到過的組織——原子科學家聯盟——以其最有組織的和最活躍的形式表達出來。閱讀並編輯《原子科學家通報》的科學家們也持這種觀點.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原子科學家聯盟的成員。持這一立場的科學家們已經做出了非常熱心和非常有益的嘗試,試圖向普通公眾澄清新的利用原子能之可能性(例如,氫彈)的重要意義。他們的意見和警告做為由科學家們站在一種特殊的立場做出的權威性評論,已經廣泛發表在報紙上,以使公眾擺脫偏見。    
  另一種反應是相當明確地承認對於科學之社會後果的總責任,並且試圖阻滯其中某些最令人憎惡的後果。持這種他們對社會負有道義責任的極端觀點的科學家似乎很少。最著名的例子是諾伯特·維納教授,他公開宣佈他不打算發表任何「可能會在一些無責任感的軍事家手中造成傷害的」未來的工作。許多科學家也公開批評維納持這一立場,說他的行動完全是不現實的,即使他的打算完全是善意的。對維納的批評正確地指出,要實現他的目的,他就不得不完全停止他的科學工作,因為他不可能預見到他的成果的使用會是什麼。實際上,他的工作對於美國軍事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用處,既有間接的,也有直接的。    
  第三種反應表達的是憤恨,既有科學家們自己對出其不意地承擔太多的社會責任的不滿,也有對外行人把這樣的責任強加給科學家的不滿。194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帕西·布裡奇曼教授,長期以來一直關心科學的社會責任,他是持這種觀點的最著名的科學家。在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一般性文章中,他痛切地談到「科學家對於社會利用他們的發現負責的神話」,而且他尖銳地勸告科學家們別承擔「輕率強加的責任,這種承擔對於我來說有過多的讓步的味道,並且也是缺乏自重的。」布裡奇曼教授不是象牙塔中的居住者,因此他的言論在科學家們當中傳達著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在科學界不是一個迴避道德責任的人,當他在1939年發表他的「聲明」時,他已經撥開疑霧表明了這一點,他把所有極權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擋在其實驗室門外,因為他正在做的發現會對那些國家的軍事力量有直接的用處。他對科學及其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的地位也一直全然沒有積極的興趣。    
  那麼,科學的社會責任是什麼呢?一位科學家應該感到由這三種觀點中任何一種所表達的他的道德責任嗎?我們在能夠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回顧一下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科學的某些特徵。    
  我們必須回顧的第一個特徵是我們剛剛說過的,即科學的社會後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科學在我們的社會中具有獨特的強有力地位,所以它將不斷地與社會的其他部分互動,既對於良好的事情也對於糟糕的事情。簡言之,同科學打交道有時是很困難的,有時是令人高興的,我們只能靠學會稍微更適當地應付科學的社會後果來做到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一種社會安排和社會價值的問題,靠自然科學無論在什麼程度上都不可能有解決辦法。正是這種「社會問題」提出了科學的社會責任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牢記的科學之第二種特徵是,我們不可能在總體上,特別是在長期預言某種科學發現將具有何種特殊的社會後果。例如,原子科學直接依賴於倫琴的X-射線的發現,然而沒有人能從他的研究(大約發生於1900年)中預計其今天對於原子能會有重要意義。或者,舉一個倫琴的發現的「好」後果,例如對於癌症治療的影響。科學發現越基礎,它所具有的直接與間接後果的數量很可能越多,預言其多重的好應用與壞應用就越困難。像X-射線這樣的例子在科學史中不計其數。即使是那些小發現最終也有收斂性影響,當這些影響產生時是不可能被預計到的,這一點也是確實的。科學是一種累積性結構,每一位研究者為此添磚加瓦,其總體經常以某些方式被綜合並且被利用,對於這些方式,任何單個的科學家個人都不可能預見到。維納教授的觀點忽略了科學的這種基本特徵。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科學在很遠的範圍,在某種真空中並不具有它的社會後果,科學是與社會的其餘部分不斷地互動以產生這些後果。拿最明顯的一般狀況來說,我們知道,這個或那個政府或政黨對科學的利用是不同的,在戰爭和在和平時期對科學的利用是不同的,在繁榮和在經濟蕭條時期對科學的利用也是不同的。社會因素也是確實的變量,它們時時都在同科學相互作用,因此人們只好放棄對科學的非現實態度,即認為科學之單獨的影響在一相當長的時期內具有多重的原因。    
  或許,所有這些將澄清這一點,即無論是做為一個整體的科學家還是單獨的科學家個人都不能以任何敏感直接的方式被認為是對他們的活動的社會後果負有責任。正是我們的社會的各部分的專門化和相互依賴性使得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牽連到這些社會後果中。例如,我們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牽扯到戰爭的責任,如果這種說法完全被認為是考察問題的一個有用的方式的話。在今天,核科學家與戰爭的聯繫只不過比社會中其他的團體似乎更直接而已。不能只把責任推給科學,就是說,社會所有成員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都必須承擔某種程度的責任。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科學的社會後果(所謂的令人迷惑不解地)是社會和政治的問題,它們只能通過社會和政治的過程加以控制,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完全可以被控制。科學家們不可能被允許在社會中搶先取得社會和政治的地位,即使他們想這樣做。因為做為科學家,他們與其他人相比在這種地位上並不更加勝任,有時也並非更加不勝任。當然,由於他們所受的訓練以及經驗甚少,科學家們在這方面不是專家。克列孟梭(Clemenceau)、曾經說過,戰爭太重要了,以至並不依賴軍事。同樣,科學及其後果太重要了,以至並不依賴科學家。在這兩種情況下,手段對於我們的社會目的是過分重要了,以至並不完全依賴使用這些手段的專家。他們與所有對我們的社會目的負有責任的人有關。    
  按這種觀點,如果我們可以稍微更嚴密地看看戰爭的情況,我們中的一些人就會過分強調科學在引導戰爭和在阻止戰爭中的重要性。雖然在人類歷史中,科學不斷地改變戰爭的手段,就如同科學改變我們所有其他的社會手段一樣,但是戰爭是一種完全脫離於它所利用的特定科學的社會實在。戰爭早在毒氣發明以前很久就是邪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當人們依然在辯論科學為這場戰爭提供的新技術的倫理時,霍爾丹就指出了這一點。與此相類似,戰爭早在原子彈被設計出來以前很久就是邪惡的,假如原子彈被取締了,那麼在此之後很久戰爭依然會是邪惡的。英國科學家埃裡克·艾什比(Eric    
  Ashby)提醒他的同事在這方面明智些,少痛苦一切。他說:「阻止戰爭是一個要靠政治手段來解決(如果它能完全被解決的話)的緊迫的實際問題,而不是要靠電子堂吉訶德來解決。」    
  如果我們同意關於科學之社會特徵的這種分析,如果我們認識到它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那麼我們就可以重新以另一種方式提出我們正在這裡談論的問題。我們將不再問,科學的社會責任是什麼?反之;我們問科學家能對社會的社會與政治過程做什麼貢獻。或者我們更一般地問,具有高度專門化和深奧知識的公民對於他的「自由」社會所負的責任是什麼?因此,我們社會中某些成員所具有的專門化經驗和知識不斷增加,所以科學家之責任的問題是專家在「自由」工業社會中的責任這個一般問題的一部分。    
  當然,在一個像美國那樣的民主社會之中,每一位科學家都必須就他將為他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成員資格所負何種責任親自做出選擇。社會責任很大程度上是一件自願承擔的道義責任問題,我們中的所有人都承擔這種責任,科學家和非科學家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社會的性質。我們的民主價值允許大量的責任告誡,但只允許少數的強制。那麼,某些科學家個人,像其他的個人一樣,將不感到並且確實沒有感到積極參與政治過程的道義責任。當然,他們受到他們同胞公民之道德評判的約束。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民主的道德判斷應該或者將永遠譴責對社會不積極的科學家。由於從一個相當廣泛範圍的行為來看,我們確實承認,我們同胞中的一些人可以被其他強迫性的興趣,被其他價值,而不是被直接參與政治所吸引。就是說,我們對於那種廢寢忘食地關心其工作的人確實給予很多,尤其是在我們欣賞他的工作的時候。當然,不把這個特權給予(至少)某些科學家會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把它給予了其他各類專家和專業人員。這裡,我們必須再次提醒道,科學家沒有特有的或唯一的社會責任。    
  進而言之,即使當科學家確實想積極參與社會事物而不是其科學事業時,科學家也可能會明確要求選擇與他最意趣相合以及他認為他可能會最有效率的事業種類的民主權利。只有少數科學家,例如,由於其職業專業化的條件,可能對直接的政治和社會行動做出大的貢獻。可是,一些人剛剛還在從事這件事,至少是在出現社會危機期間暫時從事這件事。我們已經看到,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科學政治活動家」,像康南特、布什和康普頓這樣的人,怎樣在政府對科學的利用上承擔大量的責任。在這種直接的政治參與中,科學家處理社會問題,並有助於形成社會決策,把他專門的科學觀點既做為特殊化的知識實體也做為具有特殊特徵的社會組織而帶到社會決策過程中。這種直接的政治責任,無論可以承擔它的科學家多麼少,對於美國社會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在美國,承擔這樣大的和直接的社會責任的才能,在科學家們當中不像在其他專業人員群體中更加普遍。大多數科學家局限於比此弱得多的某種事情。我們已經提到過科學家可以做出的比較有限的貢獻種類之一。科學家們可以做《原子科學家通報》的編輯們所做的事,就是說,以某種表明某些可能的社會意義的觀點來研究他們的主題,並且使一般公眾保持對這些事情的理解。因此,科學家擁有巨大的權威性,所以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經常通報新發現的意義。然而,所有這種科學的意見不應該超出科學家專業能力的限制。物理學家路易斯·裡德諾(Louis    
  Ridenour)已經看到了我們在這裡所談論的這種責任的重要性。他說:「今天,以原子能之普羅米修斯式的本質和科學的真正特徵來教育非科學的公眾是必要的。這種教育一定要做,以便所有的人都能夠參與決策,他們將不得不以使戰爭變得不太可能這樣一種方式來關心社會的組織。」    
  那麼,在這些為數不多、可以替代的、完全或者或多或少加以限制的行動上的非直接行動中,每一位科學家都必須考慮到他自己的秉性、需要和能力,為自己選擇他的方向。布裡奇曼教授說,社會不應該「堅持它不分青紅皂白地讓所有科學家關心這種問題的要求」,此時他只不過是在斷言所有美國公民都具有的一種基本的民主權利。    
  在為科學承擔任何種類的社會責任時,兩種最極端的觀點應該遭到拒絕,因為它們會給科學帶來危險。一種是維納教授的觀點,即科學承擔唯一的責任。這裡的危險是,門外僅可能會相信科學家們的話,變得對科學的弊病也確信不疑,然而這種確信——即只有他們在保衛整個社會——一妨礙甚至窒息科學。那些懂得其責任的有限本質的科學家們,將避免這種飛來去器效應的可能性。另一種可能會對科學產生不良影響的最極端的觀點,是「象牙塔」觀點,它認為科學家們只應對「純粹科學」感興趣,而完全不必關心他們的發現的社會後果。這種態度的危險是,社會可能會把科學家認為是一個無責任感的群體,為保護社會本身,必須反對該群體。像布裡奇曼教授這樣拒絕唯一責任觀點之極端主義的人,必須提防被推向這個相反的極端。幸運的是,今天這兩個極端觀點中,無論哪一個都不為多數科學家所持。    
  最後或許可以提出一個更進一步的、更廣泛的科學之責任。如同我們看到的,科學有責任把其方法擴展到對社會與政治過程本身的研究中。具體而言,這要求自然科學家為社會科學的發展至少要發展一種同情心。就像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為什麼社會科學不能向自然科學那樣存在,沒有內在的理由。的確,社會科學在我們的社會已經比在人類歷史上以前的任何社會發展得更快。然而,在國會討論把社會科學包括在自然科學基金之前的證詞中,美國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些重要領域對於現在存在的社會科學表現出很少的同情,甚至有時對於其現實可能性也表現出很少的確信。我們在第三和第四章已經看到的科學活動自身的基本價值和支持科學活動的社會的基本價值,似乎在最低程度上要求科學家們相信社會科學的可能性。在科學史中的這一點,支持對於那些如此危險地威脅科學本身之存在的社會與政治問題進行科學分析,這屬於所有科學家的社會責任。    
  C.科學能被「計劃」嗎?     
  科學在現代世界中的社會後果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對科學進行「計劃」的問題,提出了以這樣一種方式——使其有利的影響最大化,使其可能造成的損害最小——來控制科學的問題。例如,我們剛才談到過的「科學人文主義者」,不僅反對他們所稱的「科學的挫折」,而且想要對科學進行「計劃」,他們說,這是為了社會更加美好。在整個三十年代,他們的書籍和演講尤其在美國是很有影響的,他們的觀點似乎掃清了任何完全反對在科學中進行「計劃」的觀點。但是在1940年,最後,主要由米切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教授和貝克(R.Baker)博士鼓動的另一群英國科學家(他們一直不幸)組成了自由科學協會(the    
  soci-ety for Freeedom in Science),專門反對在「科學人文主義者」陣營中J.D.貝爾納教授及其同事的觀點。到1946年6月,該協會有四百五十多位會員,其中英國二百五十位,美國一百七十六位,其餘分散在世界其他地方。帕西·布裡奇曼教授,我們現在已經幾次提到的關心科學之社會問題的人,成為該協會的非正式領袖。    
  在科學家們自己當中關於「計劃」的這種衝突,部分地是在我們的社會中關於社會計劃的更大衝突的一個方面。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因此在這段時期,人們普遍要求在人類事務中施加更多的社會控制。當然,較大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政治與意識形態大爭論的焦點,成為「右派」與「左派」、「自由」與「保守」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對立的焦點。在這種氣氛中,「計劃」科學的問題已經變得包含在更大的問題之中,科學家們經常站在更大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上提出觀點,這就不令人奇怪了。    
  那麼,這兩個問題,較大的一個和較小的一個問題,的確是以許多方式相互關聯的,為了許多目的,應該一起考慮這兩個問題。我們已經看到,科學與社會在其運行的整個範圍內都是極其相互關聯的,因此我們知道,在一個領域中的「計劃」必將影響社會的其他部分。可是,這裡也存在著某些重要的差別,某些事情對科學的本性有更多的抑制。我們已經看到,科學有其自身特有的一套價值,有其自身特殊類型的社會組織,有其自身獨一無二的發現與發明過程。因此,「計劃」科學的問題,無論有多麼更加普遍的聯繫,都必須根據科學的特殊性質加以考慮。進而言之,因為它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對於發現「計劃」這個字眼實際上一直被用來指許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一件事情,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把這些不同的含意分離開,並且根據某些我們一直發展到這個地步的對科學之社會方面的分析逐一考慮這些含意,這對我們來說將是有益的。我們可以相當簡單地做這件事,而不去重複我們已經詳細說過的東西。也許這條思路將表明,「計劃」之贊同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差別比他們自己有時所認為的要小,他們對於科學組織之重要的具體問題一直持相當多的一致意見,他們發生衝突的是關於「計劃」做為一個整體的更抽像的事情。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在最簡單的、日常的意義上使用「計劃」這個詞,即完全自己確定特定的目標並且盡最大可能設計方法以實現那些目標。就這種科學中的「計劃」而言,不存在多少衝突,這種嘗試同能夠達到已確定目標的努力,特別是那些任何人都贊同的努力,是同樣合理和有效的。對於諸如由科學家個人做出的研究週期計劃、由「涵括」其領域之所有專業並且相應地選擇其成員的大學中的科學系做出的計劃、由增加研究設施以增加其利潤的工業企業做出的計劃以及由為其五花八門的和公認的社會責任而利用科學的政府做出的計劃這樣的事情,沒有多少不同意見。結果表明,在科學中最佳的這種計劃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實施是基於科學之特殊本性,以及需要有長期經驗的科學家-行政管理者們的智慧。我們在這裡所能希望的所有事情,是在關於科學的知識上做出某種改進,以便我們在實現我們都同意的目標時能夠更熟練一點,更有效率一點。貝爾納教授說,「當然,不能認為任何種類的組織對於科學都會是適宜的。找到科學所必需的組織種類這個區區小任務本身是一個科學的問題」,此時他是在談論這種「計劃」以及在我們的知識上加以改進的這種可能性。    
  然而,當「計劃」包括科學目標的問題,而不止是或不主要意謂得到普遍贊同的目標時,就有更多的衝突。我們已經看到,科學做為一個整體具有不同的、有時是衝突的目標。對於「純粹」科學家來說,科學活動之基本目標是擴展並改進現有的概念框架。對於其他科學家以及許多非科學家來說,基本目標是現有的科學理論成功地應用於社會的工業、軍事或政府組織的實際目的。簡言之,既要有「純」科學也要有「應用」科學,兩者都必要,兩者都具有社會合法性。但是科學中的「計劃」有時想使並且有時認為只有「應用」科學才將是合法的,「純」科學將遭到背棄。大概實際上沒有人對於科學中的計劃曾提出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針,然而這正是某些「計劃」的更熱心的倡導者似乎對某些「計劃」的較熱心的保衛者提出來的。自由科學協會似乎認為,這正是「科學人文主義者」所思所想的,因為該學會在一開始就首先提出了它關於科學之基本本性的五點基本立場,即「各種科學研究活動導致的知識的增長以及科學文化的維持和傳播,都具有獨立的和重要的人類價值。」然而,貝爾納教授很久以前在他所有關於「計劃」的談論中說過:「任何對科學進步的計劃都會是必要的,以保持基礎與應用研究之間的恰當比例,並隨時隨刻維持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我們在第四章中已經看到,「純」科學和「應用」科學都是必要的,而且也必定是相互聯繫的。關於這一點,所有懂得科學中社會控制的可能性的人都是同意的。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的不一致使它本身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即以某種切合實際的方式使稀缺的科學社會資源在兩個目標之間按比例配置。那麼,這就不是輕易「可以覺察到的」了,因為科學資源不是完全彈性的,不比其他種類的資源更多,而且還因為我們對這種「計劃」的不瞭解,就像我們對它的需要一樣多。許多這種計劃在實施,通常是具有非正式的而不是正式的含意,當然,在戰時和在其他社會危機期間,期待較多的「應用」科學和較少的「純」科學的正式『計劃」有很大的增長。人們在其社會目的上稍微有點差別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基本的、難以根除的差別殘餘是我們要做出「純」科學多少和「應用」科學多少的選擇時發生衝突的來源。如果衝突的範圍變窄,而且在對於兩種科學具有更普遍的一致意見的範圍內使衝突合法化,那麼實際的妥協就可能極其容易實現。    
  可替代社會目的之間的競爭,幾種合乎需要的目標之間選擇的必要性,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徵。科學本身做為一種目的不可能有助於比其他社會活動更多地迴避這種競爭,在這個意義上,它必須不可避免地稍微被「計劃」一點。基於這一理解,科學只能靠澄清「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不同的功能,只能靠澄清各自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會成功,更成功或不太成功地與其他社會目的競爭。與抵抗所有同其他社會活動的競爭以及所有由於「計劃」的科學資源的配置相反,科學應該尋求使其自身目的的相對實現最大化,而不否定其他社會目標的重要意義。如果沒有無限制的衝突,某些關於科學中「計劃」的討論做為一個基本的前提,那麼這兩件事情就可以永遠走在一起,並且可能不斷地走在一起。    
  經常使用的「計劃」這個術語的另一種含意是,預言科學發現之進程的能力。例如,米切爾·波拉尼說:「這裡,對於科學耕耘中的個人主義,確實出現了決定性的理由。沒有科學家們(無論是否是著名的)達成的一致,就不可能預測科學的進一步進步,除非是現有體系的線性延伸。靠預測來分配資源的問題因此會沒有實際的科學價值。」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在科學中成功預言的方式上有什麼差異,然而波拉尼教授似乎對預測的可能性有點悲觀。大學、政府、工業界和私人的基金會撥款委員會,對於科學發現之可能的進程,畢竟每天都在做著粗略的預言。當然,它們並不總是主要途徑,然而他們的資金分配至少代表著在成功之可能性和在追求某一特定路線時的其他利益之間的一種平衡。或許與波拉尼教授相反,「科學人文主義者」似乎對於我們預言科學進步將在何處產生的能力有點樂觀,然而在這裡,在具體的水平上,對於科學的本性也會有許多一致意見。貝爾納教授說:「科學是對未知的發現,是在其非常不可預見的要素之中的發見。」雖然他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將在科學中任何的下一步發現什麼,但是他說,「我們必須首先知道在何處探索。某種程度的短期計劃在科學研究中一直是內在固有的。」貝爾納教授想對已經存在什麼具有更多的自我意識,即這種短期的預言和計劃,他大概也想把預言擴展,使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可能的。由於這正是科學中已經發生的事情,關於科學中「計劃」的這個方面,這裡沒有什麼不可化約的衝突的基礎。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一定程度的預測,當由科學專家群體以適宜具體的術語陳述時,在科學中是完全有可能的。「計劃」之堅決支持者和「自由」之堅決支持者總的來說差別不像他們認為的那樣大,他們就各種每天都在科學界發生的具體預言和規劃進行合作可能會非常有成效。    
  附帶而言,對於這一點,即使是蘇聯人也沒有被迷惑。蘇聯科學家、科學院主席瓦維洛夫說:「當然,對『不可預料的』科學成果和發現進行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真正的科學必須包括很大比例的有根據的預期和先見之明。」例如,他說:「我們對於原子核結構的當代知識,允許我們以很大程度的自信部署許多年的工作,以做出在這個領域中要做的許多理論和實驗的工作。」      
  最後,我們開始討論「計劃」之最後一個含意,這裡,那些「贊成者」和那些「反對者」之間的爭論再次以過分一般的術語進行。「計劃」的這種含意與適宜的科學的社會組織有關。我們在第四章以及其他地方已經看到,在科學中有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有些在形式上是高度正式的和科層化的,有些則更加非正式。我們已經認識到,儘管正式組織的科學工作的數量在增加,但是科學做為一個整體必定只保留非正式的協調和控制。波拉尼教授及其在自由科學協會的同事所擔心的,就是科學做為一個整體在某種外部政治權威之下將被官僚化地、鐵板一塊地組織起來這樣一種前景。這就是波拉尼教授為什麼對於科學的控制如此巧妙地、如此雄辯地以我們已經描述的非正式組織來爭辯的原因,我們只經看到,這種非正式組織經歷的是一種類型明確的科學中的慈善權威。但是,貝爾納教授以及科學界的「計劃者」似乎至少是向這種可能性開放的,就像我們已經引用過,貝爾納教授說沒有什麼種類的組織「會對科學是適宜的。找到何種組織對於科學是必須的這個區區小任務本身是一個科學的問題。」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任務,一個「自由」社會的所有科學家在此任務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可能會是有益的。的確,如果我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科學家們之間實際達成一致的領域,少放在他們一般的和意識形態上的差別,更多地放在科學活動的具體事物上,少放在關於像「計劃」這種不明確的術語的爭論上,那麼整個科學中「計劃」的問題就會從許多刻薄語言中擺脫出來,我們的理解就會取得相當大的進步。簡言之,我們這裡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科學本身的方法。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十一章  社會科學的本質與前景    
   至今我們一直在討論所謂「自然料學」的社會方面,主要是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的社會方面,而只是偶而地稍微注意了一下所謂的「社會科學」,現在我們就直接研究這後一類科學的有關方面。對於那些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本質區別的人來說,研究自然科學後轉而研究社會科學是很「自然的」,然而非常明顯,我們對此持完全不同的觀點。我們基於下列假設:社會科學不僅可能,甚至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我們一直所研究的有關科學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關係的經驗事實,與其它種類的經驗現象一樣,能經受科學的研究,無論科學所應用的對象是哪一類經驗材料,科學是一個統一體,因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原則上是同一的。    
  以上所述對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下列方面同樣有效:它們的理性方法、支持價值(supporting    
  values)、社會組織方式、後果及其社會控制。但是,雖然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原則上是同一的,但它們在現代社會卻明顯地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社會承認境況。這種不是基本性質上的不同、而是發展狀況的差異性,正好說明我們必須區別對待社會科學。由於自然科學的許多方面對社會科學同樣成立,因而在這一章我們要簡略地談談社會科學的社會方面(social    
  aspects of social science),並集中關心目前社會科學的不發達狀態所帶來的一些特殊問題。    
  針對自然科學,我們曾明確指出它應該包括哪些活動,哪些已經包括了,對於社會科學就不必作這種清楚的劃分了。科學作為整體,邊界是模糊的,它溶合於普通、日常的實踐活動之中。分支科學彼此之間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疊、滲透。這一切在社會科學中同樣存在,因而我們就用社會科學這個詞來粗略地代表一組學術學科——及其實際應用,它們是經濟學、政治科學、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大量被稱為「歷史」的東西實際上與上述五門學科沿著同一方向發展,因而屬於社會科學範疇。所有這些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都研究人類之間的社會關係,即研究存在於以相互歸屬的意義(mutu-ally    
  attributed meanings)為基礎而不是僅僅作為自然物的人類之間的那些關係。我們並不企求使這一極其簡短的定義成為一個完全的、令人滿意的定義,而只是想為劃分與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有關的經驗事實的類,提供一個必要的一級近似的定義。    
  我們在第一章已知道,唯一完全令人滿意的關於科學的定義,是對其概念框架中的實質性理論作完全的陳述。我們目前沒有必要為社會科學下這樣一個定義。    
  我們再次指出,上述所指五門學術學科並沒有窮盡那些聲稱其主要任務是要形成一門科學的各種活動:即企圖構造更抽像、更普遍和更系統的概念框架。比如,法理學的有些部分、歷史學家做的大量工作、像精神病學之類的應用性職業——所有這些以及其他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科學的基本目的作出貢獻。但是我們將主要集中於這五門選定的學科,因為它們的主要努力和期望在於發展概念框架,並因而成為獨立的社會科學。這五門學科——經濟學、政治科學、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為我們提供了討論社會科學(由於較不發達而區別於自然科學)的社會方面的充分機會。我們認為,有關這五門課所得出的結論,同樣適用於那些亦致力於與這裡所指的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目標一樣的其他學術學科的日常活動。    
  在繼續討論進一步發展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之前,先談一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的一些重要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粗略地劃分成這二類,並非像通常所假定的那樣,這二類完全割裂。的確,這兩類科學的概念框架是不同的,因為二者感興趣的經驗現象的特徵就不同,當然,自然科學內部也存在概念框架不同的情況——如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之間——但在實踐中,在實際研究專門的、具體的行為問題時,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彼此重疊,正像在研究生物化學時,生物學與化學彼此重疊並相互合作一樣,因為有一些具體現象重疊,需要合作才能解決,因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相互重疊,二者必須合作才能解決一些專門問題。事實上,已經有幾例合作的情形,如現在日益興起的身心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研究,這個名詞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不可分離性。身心醫學的基本前提是,人類行為的有意義方面存在於與其物理的和生物的方面之直接相互作用之中。焦急和其它心理狀況的效應通過一系列的生理症狀如消化性潰瘍、關節炎和敏感性的變態反應症等顯示出來。科學的這種內在聯繫,使每一類科學的進步(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在某些領域有賴於另一方的進步,支持科學的科學家和外行應該考慮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即科學(sciences)比通常所認為的更像一個統一整體。    
  讓我們更深入地討論一下這一問題。在一些實際社會問題中,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得出的結果,似乎比我們剛才所說的更容易分開,但是,即使在此情況下,雙方的合作也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對於實際的成功可能是必需的。在工業與管理工程的應用科學中,作為社會科學的心理學和社會學,現在已公認為與機械工程本身同樣必需。「工業理性化」運動開始於工程師F·W·泰勒、甘特(Gantt)和弗蘭克·吉爾佈雷斯(Frank    
  Gi-lbreth),——他們事實上比人們所認為的更像社會科學家——但運動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出身是社會科學家的領導人物,如埃爾頓·梅奧(Elton    
  Mayo)和羅特利斯伯格(F.J.Roethlisber-ger)。梅奧、羅特利斯伯格與其他人一起在西部電氣公司霍桑工廠(the    
  Hawthorne Plant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搞了一項著名研究,此研究始於燈光線路工程師企圖找出光照與工作效率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社會因素」是工業場所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科學終於發現它必須把社會科學包括在內,事實上二次大戰亦顯示了這一事實。如,一位戰時與自然科學家密切合作設計空中傳播工具的心理學家說,「如果沒有數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和心理學家的合作,空降武器的效率之實驗研究就不可能成功」。現在舉最後一個例子,最近越來越清楚,人口學(或這個領域常稱的人口問題)中任何真正令人滿意的研究,都發現社會科學與生物科學一樣不可缺少,出生率和死亡率涉及到社會因素與生物因素的緊密相互作用。    
  現在回到那個基本問題上來,即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發展成幾乎等同於自然科學的概念框架的可能性問題。無論對於外行或是見多識廣的專家,現在都可以看到,社會科學在力度和自主性(Power    
  and autonomy)程度方面比自然科學要低得多。見多識廣的專家認識到這一點,那是因為社會科學缺乏高度發達的、受經驗檢驗的概念框架;外行知道這一點,那是因為社會科學缺乏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曾給予深刻印象的自然科學那樣的廣泛的實際應用。雖然每個人都確信社會科學處於相對薄弱的狀態,然而一些專家和外行在其觀點上走得太遠了。有些人甚至覺得社會科學不僅是暫時薄弱的問題,它根本就是不可能成為科學;另一些堅信人類行為本質上是無規則的、反覆無常的和不確定的,因而社會科學原則上是妄想,它只是愚蠢的浪費時間的一種追求。    
  如果我們的觀點與此相反,認為社會現象是確定的,因而高度發達的社會科學是可能的,那麼我們如何證實這一點呢?讓我們先證明第一點,採用我們在第一章更直接地談論自然科學與理性的社會根源時的方法。不僅社會現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像一樣是經驗事實(empirical    
  matters),而且在所有社會中都有大量關於經驗社會現象(empirical    
  social phenomena)的理性知識。的確,我們可以像對待自然科學的情形那樣強調下列論點,如果沒有大量的關於經驗社會現象的理性知識及其相應的社會技術,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在所有社會中,至少有不發達的關於社會的科學。舉一個最粗略和一般的例子,在任何社會,人們都知道如何培養年輕一代使他們擔當基本的社會義務;知道如何安排日常事務和對付應急事件;知道如何實施統治;總之,他們知道如何至少尚可地使社會事務有秩序、可預見和穩定。當然,他們還沒有高度抽像的、普遍的或系統化的這方面的知識,也就是說,他們還沒有高等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但是,不能因為現在沒有高等的社會科學,就意味著原則上他們就不可能有,相反,就他們總是可能沿著科學的方法獲得通常的理性知識並不斷使之完善這一點來說,社會科學原則上是可能的,因為它現在至少已處於一個相對較不發達的階段。    
  然而,社會科學原則上是可能的這一陳述只是最低限度的主張。假定社會科學在現時代比自然科學在智識上遲鈍得多,但或許這並不是我們要作的唯一比較,如果我們把社會科學在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與在其它任何地方相比,與其它任何「文明」社會相比,甚至與「原始」社會相比,那麼我們將對社會科學的真實可能性採取一種較為樂觀的看法。從這種社會觀出發,就容易明白,社會科學在我們美國社會比其它任何地方達到了較高的發展階段。如果我們時常看一看現在的社會科學是怎麼來的,比其它社會強多少,則一個令人滿意的社會科學很可能就出現在我們面前,反之,如果我們只集中在離趕上自然科學還差多遠這個問題上,恐怕不會有滿意的結果。我們也最好記住與此相關的一個事實,即最近一百年來生物科學及其主要的直接得益者——醫學科學,已經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展!    
  當然,這種對發展一種成熟的社會科學 (a    
  mature socialscience)持大有希望的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自然科學大大超越了社會科學,然而它卻建議,由於在我們的社會這二類科學比在其它社會發展得快,因而現代西方社會顯示了某些特徵,它支持各種科學的發展——物理的,生物的和社會的。這種「某些特徵」就是一套社會價值和社會環境,它十分有利於科學的發展(見第三章),並且我們認為,它有利於所有科學的發展,包括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即使如此,我們仍對社會科學為什麼落後於自然科學不太明白,而且事實上一點不比我們至今對自然科學為什麼沒有更迅速地成熟、或生物科學為什麼不比物理科學發達這些問題更明白。我們的社會科學至少不足以令人滿意地解決這二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我們所能說的只是,我們在第二章曾經粗糙地解釋過為什麼十六、十七世紀出現了高度發達的自然科學:大量不同的社會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們簡稱之為「科學」的社會活動、社會價值與理論的復合體的出現。任何試圖對社會科學發展的不足作出的解釋,都必須超越一些簡單化的公式(如社會科學就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到社會科學與其它一些社會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繫之中。著手這項任務的有效方法可能是研究社會科學的現狀與前景。    
  社會科學家日益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科學任務的本質,這是一種較成熟的社會科學之成功發展的好徵兆之一,他們的自我意識中所希望的成分越來越多的是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創造一套高度明確的理論,用來解釋經驗社會現象。社會科學家日益認識到,抽像的、系統化的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日益拋棄那僅僅是邏輯的、經院式的關於社會生活的猜測,去尋求工具,利用這些工具能夠在可靠的社會資料中經驗地檢驗他們的理論;能夠自覺地把理論應用於經驗研究的情況,則肯定地在社會科學各領域相當參差不齊。但是,我們所指的五門學科卻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去構造哪怕是有限的概念框架,並且都在尋求檢驗這些構造之正確性的新工具。其中一些新工具,如直接談話法(interviewing)、問題調查法(questionnaire)和抽樣技術(Polling    
  techniques),這些工具對所有的社會科學都大有應用前途。事實上,現在甚至提供了作為所有社會科學的構成基礎的一般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形成了關於社會行動的一般理論,這種理論的明確目的是為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提供最抽像、普遍和系統化的概念框架。這一概念框架的結果如何,只能通過長期的把這一框架置於進一步的經驗確認之科學檢驗之下才能加以判斷。無論如何,就目前來講,它可以用作在社會科學中可能發生的理論摻雜(theoretical    
  sophistication)的模型,或許更重要的是,它將為不可避免的概念框架的進一步進展提供一個焦點,而這一概念框架的進展遲早將成為令人滿意的社會科學的基礎。    
  在第一章討論科學的本質時提到,與系統化的自然科學相比,「常識」具有不確定性,我們還指出了自然科學影響和改變「常識」認為是正確的內容的方式。或許正是由於「常識」涉及的是社會現象,才使它顯示明顯的不確定性,表現為各種類型的不一致和情感表達,而不是關於社會事實的精確且真實的陳述。如果誰想弄明白「常識」有多真,那他所要考慮的就是許多被公認為「人類本性」的東西。這種不確定性正反映了社會科學的缺陷,而社會科學至今的確還不能近乎自然科學那樣去影響「常識」。儘管如此,影響還是存在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並非微不足道,比如,比較老練成熟的弗洛伊德心理學理論,近年來已滲入我們全社會的人的思維方式和言語方式之中。也許隨著社會科學的成長壯大,隨著社會科學對「常識」公認的影響的增強,有一種至少還未形成的觀點將會進入「常識」之中,即像自然科學一樣,社會科學也比「常識」優越。無論社會科學在實際社會行為中的真正應用是多麼少,仍然必須反對「常識」的信念,認為在社會事務中,每個人都是本行的最好的專家。實際上,許多關於社會行為的「常識」是過時的社會理論,如現今社會大量充斥著過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整套關於人與社會的本質的理論,這一理論已證明是不充分的。由於要抵消許多「常識」的信念和觀念所形成的惰性,社會科學的觀念進展步履艱難。    
  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是大力支持社會科學的繁榮的。「自由」社會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組織,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和自主總體上一致這一結論(見第三章),也適用於社會科學。置於「批判理性」之上的價值和職業系統的結構——這裡只擇其我們曾討論過的二種社會條件——都有利於社會科學的發展。比如職業系統,它不僅使一群專業社會科學家可以致力於社會研究,而且反過來需要大量的社會技術以使研究工作能有效地進行,這是社會科學進展的重要刺激力量。我們曾經指出,「工業理性化」運動有賴於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也有賴於機器技術的改善。我們的確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一個把社會價值置於「批判理性」之上的社會,社會科學也能達到甚至是現今相對低水平的發展階段,在討論科學的社會後果時我們看到,在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理性化過程」的程度上,美國社會是絕無僅有的,這一過程包括並建立在對所有社會組織結構、所有社會價值的批判性審查基礎之上;這是一項其它任何社會都沒有像我們那樣經歷過的社會工程。正是由於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會的最基本的東西,才形成了社會科學,也由於有了這種自由,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才有了保障。    
  社會科學的社會組織,總的來講也與自然科學的情形類似。社會科學家也在大學、學院、工業和政府機構進行研究活動,雖然在工業界,社會科學家比自然科學家少。職業社會科學象( Professional    
  social scientists)只是到十九世紀晚期才出現,與自然科學一樣,在社會科學工作成為專業職業以前很長一段時間,社會科學只是「業餘愛好者」的課題。下列數字(摘自:《國家科學人員名冊》〔National    
  Roster of Scientific Personnel〕)大致顯示了專業社會科學家的人數:        
  人類學         683        
  經濟學         7,349        
  政治科學與公共管理   2,742        
  心理學         6, 985       
  社會學         2,729      
  控制著社會科學家的行為的文化價值,與我們在第四章所說的對自然科學家很重要的文化價值一樣;與較大的「自由」教會的價值有同樣的重疊,也與比如我們稱之為科學財產的「公有性」價值有同樣的分歧。社會科學家在實踐中恐怕不太能認識到自然科學家的某些價值,比方說情感中性價值;即使認識到,這種價值在他們之間也不會很強烈,因為社會科學的理論與研究技術不夠強大,以致於不可能像比較發達的自然科學那樣構築起防衛外界侵擾之牆。自然科學那高度發達的概念框架的一個較重要的功能是,使科學研究以一定結構方式進行,按照這種結構方式,能消除錯誤和糾正對科學規範的偏離。    
  在對社會科學家的作用的公眾評價上,情況有點比自然科學家的情形更加模稜兩可。從諾斯和哈特關於公眾對職業聲望的評價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看到,社會科學家所列等級是高的,他們同自然科學家一起處於職業聲望等級的較高的群體。但是,這種明顯的同自然科學家的平等關係,這種在民意測驗中表現的普遍尊重,似乎並不存在於美國公眾的所有部分。在諾斯和哈特的民意測驗中,社會科學家的職業聲望等級之所以高,也許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相對模糊的群體,以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使社會科學家職業地位類似於一般的「教授」或「科學家」的令人欽羨的地位。在美國社會中,某些有影響的群體所表達的對社會科學的評價,實際上涵蓋了廣泛範圍的贊成與反對。因為這些群體可以對社會科學的發展施加影響,所以略微更仔細地考察一下某些這樣的群體,對於我們將是有益的。    
  首先,在自然科學、教育以及把社會科學的地位安排得比較低的公共事務中,存在著一群有影響、有聲望的人。例如,1946年就把社會科學包含在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提議舉行了國會聽證會(Congressional    
  hearings)至少從這次聽證會上的言行一定可以推論出這一點。我們知道,這些人對待社會科學的態度在那天表達出來了,社會科學也就沒有被包括在國家科學基金會裡。這一群人在國會聽證會上發表的觀點,社會學家喬治·A·倫德伯格在一篇評論文章中作了如下總結:「(1)人類及其行為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像基礎的,『純』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界那樣去研究它;因而,社會科學屬於非描述範疇(a    
  non-descr-ipt category),它主要包括改良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學說。(2)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隨著其它科學而廣泛變化,於是企圖在同一組織中管理社會科學研究是不明智的,因為(a)擔心喪失其它科學的名譽;(b)能勝任指導其它科學的研究的人,不能裁決什麼才構成正確的或人們希望的社會研究。(3)社會研究尤其面臨陷入成為壓力群體之犧牲品的危險,或面臨被政府本身收買的危險。最後,(4)我們畢竟能通過過去與現代的聖哲們的歷史性聲明而獲得社會問題的答案;然而要傳播這些箴言並喚起社會對此的道德支持,需要大力發展教育。」我們已經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批評意見,如認為「常識」要比科學好,稍後我們將考慮其它反對意見,現在先專門就這些意見作一說明。    
  這些關於社會科學的觀點,在較少受到良好教育的公眾中也有一些市場和影響力。雖然我們沒有關於這些人想些什麼的直接證據,但可以通過來自俄亥俄州的國會議員布朗在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聽證會上關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去推斷這些人會說些什麼。布朗在他那措辭有力而富有色彩的建議中指出,他對待社會科學的態度比起學術群體來更像一般公眾的態度,他說,「除我之外,我想所有其他的人都自認為是一位社會科學家,我確信我不是,但我想所有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自己具有上帝賦予的特殊權利,去決定其他人應該幹什麼。一般的美國人都不希望專家圍繞著他們,窺視他們的個人生活和私人事務,並替他們決定應該怎樣生活。如果下列印象在國會流行,即要為國家科學基金會立法,以便成立某種組織,以保證許多短髮女人和長髮男人侵入人們的個人事務和私生活,並調查詢問是否愛他們的妻子或者不愛之類的問題,那麼我敢說你們不會想讓你們的立法通過」。以後我們還將談及國會議員布朗提出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關於社會科學似乎向已有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慣例提出挑戰的問題。    
  雖然一些很有影響的自然科學家對社會科學家持否定態度,但仍有許多自然科學家並非如此。據《幸福》雜誌的抽樣調查,有證據表明,希望政府既支持自然科學也支持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家事實上佔多數,在回答「你認為社會科學是否應享受聯邦研究基金?」這一問題時,百分之八十一的大學自然科學家,百分之八十三政府自然科學家和百分之七十六工業自然科學家回答說「是」。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最近表示了支持的看法,由於他不僅在自然科學家方面而且在一般受過教育的公眾中都有廣泛的影響,因而更具重要意義,同樣重要的是必須注意到,康南特只是最近才改變了原先的看法,轉而支持社會科學。他說,「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已經發展到這一步,通過應用這一方法,有才能的社會研究學者能為那些在與一系列人類關係問題作鬥爭的實際工作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幫助,這是我的一個信念」。最後,看看J·赫胥黎,一位自然科學家,關於社會科學的可能性與前景所表達的最樂觀的看法,他說,「我們不必為社會科學的未來擔憂,它會從目前的幼稚期經歷類似的階段走向成熟。到那時,從事社會科學這一職業的人,無論是純研究還是應用研究,將同現在從事自然科學的人一樣多;它將解決其關於新方法的主要問題,它所獲得的成果將改變整個智力環境。正像中世紀的庸醫(barber-surgeon,兼外科醫生與牙醫的理髮匠)已讓位於今日在科學上訓練有素的醫學人士,今天那些基本上是業餘的政治家與管理者(amateur    
  politician and administrator)必將由新型的受過專業化科學訓練的職業人士來替代。生活將會逆社會科學背景而繼續下去。」     
  這些不同的態度,顯示了社會科學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既不是截然分明,又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獲得廣泛支持。目前仍有一些有影響的觀點,把社會科學的聲望位置看得較低,並反對擴大社會科學的範圍。然而從總體上看,社會科學不僅在現實可能性而且在現實必要性方面,正日益獲得承認。    
  與自然科學家一樣,社會科學家也可以劃分為二類。一類對「純」科學比較感興趣;另一類主要致力於由第一類人發展起來的概念框架的實際應用。這二類科學家之間有很大重疊交叉之處,比兩類自然科學家之間的重疊交叉更普遍,因為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目前還相對比較薄弱。當人們還不太明白什麼是理論、什麼是觀點時,集中注意力於發展理論是比較困難的。然而,正像自然科學所必然顯示的那樣,「純」社會科學與「應用」社會科學之間的重疊交叉和相互滲透,必定彼此獲益。比如,在態度研究(attitude    
  research)領域中,「純」社會心理學與把這一純理論應用於實際的輿論抽樣調查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有益的聯繫。    
  「純」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在大學,我們稱之為「社會科學」的學科的學術部門。對現代社會科學來說,這是一個不算小的有利條件,因為已經確立於大學之中,就不必再為進入大學而努力。在第六章我們看到,大學是文化遺產的主要受托人和革新者(trustee    
  and innovator),大學的支持與控制將是社會科學成功進展的重要保證。通過與大學聯姻,就要求社會科學從總體上渴望並維持科學的價值與標準,但是,儘管社會科學比較強大,在大學的位置已不可動搖,但它仍沒有獲得公認的完全的支持,至少社會科學的某些方面不受贊同,有時遭到來自大學的二股勢力的攻擊。一方面,有些自然科學家不承認社會科學的現實可能性,如他們反對在國家科學基金會中包括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科學系的學者把社會科學看作是一種道德訓戒,因而對美國社會精心培育的價值是一種威脅。後面我們還要論及社會料學與價值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任何關於社會科學的本質與前景的嚴肅的討論總要涉及的問題。    
  「應用」社會科學研究(不是「純」研究)的最廣闊的領域或許在於政府的各種活動之中。政府經常而持久地僱傭社會科學家是一個相對來說新生的事物,但是政府一段時間來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應用」社會研究,這些研究通常是為了發現某些特定的立法建議所必須依據的社會條件,比如,國會主持了一系列關於廣泛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並寫成了報告。僅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期,經國會授權主持這類著名調查研究的單位就有:工業委員會(1907),國家金融委員會(1908),工業關係委員會(1917),農業調查聯合委員會(1921)。而這類社會研究的範圍是:工業委員會於1898年就搜集了大批的社會資料,集中於十九個報告中;移民委員會發表了四十二份報告;國家金融委員會發表了二十三份報告,這些報告曾導致了聯邦儲備系統(the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建立。當然,除了這些比較全面的報告外,國會的各委員會長期以來一直在進行有限範圍內的專門的社會調查與研究。    
  除了政府的由國會主持的研究活動外,行政部門的各類機構也進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如三十年代初胡佛總統委員會對最近社會趨勢的預測研究;國家資源規劃署的精彩研究,我們曾多次引用過;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對經濟活動所作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安托尼將軍的三卷本,專利調查報告;以及最近,胡佛總統委員會對政府行政組織問題的研究及建議。在所有這些政府調查研究活動中,社會科學研究一直顯示其並不小的重要性。    
  然而,政府對社會科學家的使用,在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渡過了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隨著開始於那個時期的政府活動範圍的日益增加,大量來自經濟學、政治科學與社會學領域的社會科學家,被政府終身僱傭,這些首批僱員(其中有些人在那以後離開政府機構去大學搞研究)形成了一個連續擴展的政府社會科學家大軍,與政府自然科學家的情形一樣,政府社會科學家在二次大戰期間急劇增加。作為一個對「應用」社會科學家在政府中目前及其將來可能的用處的例證,我們在此較詳細地考察一下他們在戰時所做的工作。    
  在戰時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社會科學家中,經濟學家佔了最大部分,他們研究諸如價格控制與糧食給養、稅收與戰時財政、戰時生產、和人力計劃等問題,他們還在軍隊智囊團、戰略服務辦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和國外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工作。人類學家,尤其是那些擁有關於正在進行(或將要爆發)對外作戰的地區的第一手知識的人類學家,在這些智囊團中也發揮著積極作用。然後,由人類學家進行的最主要的任務是在戰爭情報局(O  W.I.)的外國道德分析部(the Foreign Morale    
  Analysis Division),研究日本社會的道德風貌,以便揭示影響民眾團體和戰鬥單位(fighting    
  units)的土氣的方式。至於政治科學家,他們中的大部分被預算局行政管理處(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of the Bureau of the Budget)所僱傭,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使舊機構提高效率。心理學家則在陸軍、空軍服役,他們進行人事分類測驗,訓練與選拔空軍飛行員,尤其在陸軍、空軍,主要僱傭精神病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幫助土兵維持恰當的心理狀況,以激發高昂的戰鬥士氣,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大部分在陸軍信息與教育處(the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Army)的研究部門裡工作,這些學者從廣泛的社會狀況去研究士兵的態度與士氣:裝備使用情況、官兵關係、黑人-白人關係、點名的退伍制度(the    
  point system for discharge)、以及戰時表現。上面舉例說明了社會科學家戰時為政府做的一些工作,這並非是他們所實際完成的工作的詳盡無遺的例舉,但至少標誌著社會科學之應用的開始,儘管相對於自然科學而言,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工具不太發達。    
  社會科學知識及其研究方法的另一主要應用領域是工業和商業。在這一領域,要想獲得有關社會科學的應用情況的信息,比得到自然科學的類似信息困難得多,至少國家資源規劃署在完成《商業研究》(是三卷本的《美國科學研究》的第三卷)這份報告的過程中,強烈感受到了這一點。在寫作前二卷分別關於工業與政府中的科學研究的報告時,研究人員能獲得相當多的一般性資料,以及研究工作進行情況、科學資源情況的詳盡的統計圖表。而在完成「商業研究」時,最多只能研究三十三個匿名的商業公司的實踐,這些公司也是盡可能地從資歷較深的不同領域的商業公司中挑選出來的,它們分別是五個工業物品製造廠家、十三個消費品公司、三個零售商號、四個公用事業公司和八個服務性組織。    
  在這項關於社會科學之應用的研究中,發生了一些耐人尋味的事情。最重要的或許是下列事實,所進行的大量社會研究既非被商人普遍接受也得不到他們的承認,因為他們只把「研究」這個詞與物理或化學實驗室聯繫在一起,許多商人並不認為社會資料的收集是一項研究,因而商業中的社會研究通常被叫作「商業分析」或有時叫「經濟分析」。然而,最近幾年來,由於實際需求而對這種自覺的社會研究採取了較為積極的態度。在工業方面,社會研究也以非公認的方式進行。國家資源委員會的報告說,「大部分現存的商業研究單位,於1920年後建立,最初是由一位經濟學家與一位重要的行政官員聯合創辦的」。至今,在商業與工業界的社會科學家中,人數最多的仍是經濟學家,其次恐怕就是做人事工作的應用心理學家。商業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是人事、科學管理、運籌分析、行政組織、工業關係、市場與社會統計分析和政府關係,當然這些課題之間許多是有相互聯繫的。目前在商業中進行的社會研究的質量,在支持研究的各公司之間有巨大差異,因為幾乎沒有確定的標準,而且幾乎各搞各的東西;但是其中的一些傑出研究的確相當不錯,它所形成的方法和所收集的資料對於基礎社會科學研究是非常有用的。與此相關,國家資源規劃署在報告中說道,「在商業事務的卷宗中,留有寶貴的資料、精巧的方法和結論的實際應用,所有這些,作為對經濟與社會環境的知識的貢獻,將會受到專業知識界的熱誠歡迎」。然而這些材料沒有利用起來,或則因為認識不到其重要性,或則因為害怕競爭者。除了這些由單個商業公司進行的社會研究之外,商業貿易協會、商業咨詢與研究組織和與商業有關的政府機構和大學,也進行大量的商業社會研究,這裡我們又一次發現在應用社會科學中,也存在著與自然科學一樣的不同組織之間的合作情形。    
  商業內部的對立面,即工會,也進行一些社會研究。但從總體上說,工會領導人並不比企業家或經理更能接受社會科學在商業的應用,近年來由於「工會與政府的聯繫增多;需要經常與各種公立的或私人機構進行書面往來聯繫;迫切希望對產生於磋商過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進行批判性評價;以及為了獲得廣泛的公眾支持價值的承認,必須仔細全面地把工會的情況介紹給公眾」,而鼓勵工會在商業中使用應用社會科學。不幸的是,這種由勞動工會使用社會科學家來「證明某一案例」,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下列傾向,即認為社會科學不可能真正客觀。    
  當然,這些問題並非工會所特有,應用社會科學家的作用問題在所有組織——政府、商業、或工會,它們希望僱傭社會研究者以形成社會政策,或管理執行既定的社會規劃——都帶來一些特殊困難,這些特殊困難正越來越引起社會科學家們的注意。針對這些特殊困難,目前還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但已經作了一些仔細的有價值的分析。    
  這些困難的基本原因是。大多數社會科學知識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社會科學家在充當政策制定者與管理者的顧問時,通常不能為他們所面臨的選擇提供很可靠的知識,因此,默頓認為,「針對社會科學家充當顧問,存在著不信任與充滿期望的矛盾心理狀態」;而且,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會「曲解」社會科學研究(這些研究正是為了解決他們的一些當務之急);因而進一步導致公眾不願支持據推測是由社會科學研究所牢固支持的政策。由於社會科學的相對不確定性,只能隨著基礎社會科學的進步而逐漸地減少,因而我們所指的特殊困難暫時只能盡量減少,而不能根除。另一方面,這些特殊困難在重要性方面也可以降低,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家方面應小心謹慎地陳述自身工作的局限性,並且努力採取一些控制這類工作的措施。比如,人們日益期待著社會科學家應該使其專業團體對一些行動與「道德」行為之最低標準的形成與維持負責。專門進行公共輿論的測量與解釋的社會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最近在職業性自我控制(professional    
  self-control)方面作出了努力,另外一個例子是,臨床心理學家也感到最近更關心職業學科及其自我控制(professionl    
  discipline and self control)問題。隨著社會科學變得更強大有力,因而社會科學的應用「影響公眾興趣」,於是必須為這種應用建立並維持某些準則。由於這些準則基本上是技術性的,只有專業人員才能裁決,因而為了獲得令人滿意的公共控制(Public    
  control),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公共當局與專業社會科學組織之間的緊密合作。當然,這就是醫學職業維持其技術才能與道德完整性準則的方法。    
  除了那些產生自社會科學之不確定性的特殊困難外,在把社會科學研究整合到社會決定(social    
  decision)中的方式中,仍存在其他一些困難。如,社會科學家經常蒙受他對自己在所僱傭的組織中的作用模糊不清之苦,這一模糊不清有時候是由社會科學家自己引起的,但有時候卻是由行政上級造成的。把自己想像成不僅僅是個技術員、並且希望影響那最終需要選擇而不僅僅是「執行」的政策的科學家,像一個述語(the    
  cant phra-se)所說,會發現自己正處於與不願別人越俎代庖的行政官員的衝突之中。因而,應用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要求是,社會科學家必須找到自身價值及其作用、還有他們的「食客」(client)的準確本質。如理解這些社會科學家就能把自身與其管理食客(a-dministrator-client)和管理上司(administrator-superior)之間的潛在衝突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根除的話);他就能(比如)消除那有時完全歸咎於他自身與其他人之間交流上的失敗的各種困難;他也就更能確信哪一類信息是其管理者真正想獲得的,也就是說,是安排需要較長時間的「基礎」研究,還是只需迅速呈送現存的已有的資料;更好地認識到自己在組織中的作用,社會科學家就能理解並順應那些由其上司或決策事件施加於管理者的時間局限性和其它各種局限性;總之,當它以一般工作人員身份服務於某一組織時,社會科學家就能瞭解他在組織中的角色與作用究竟是什麼。如果不理解或不接受其角色,社會科學家必然為自己和服務對像設置困難,如果他的價值使得他在組織中的作用不能令他滿意,那麼他必須拋棄這一角色,而去組織的其他地方或組織外去尋求另一角色,在這一新角色中他能充分認識到自身的價值。於是,那些希望影響他在其中工作的組織的政策的社會科學家,通過在別的地方(比如大學)進行研究工作,會發現能較容易地間接達到影響政策的目的,因為這些在別的地方進行的研究工作是那些他在其中工作的組織的決策者必須考慮的,當然,他在別的地方進行的研究仍然可能不被那些他想使之進入某一行動鏈條的人所承認或利用。與那些想影響組織政策的情形相反,那些只想提供技術性工具的社會科學家,應該避開需要作決定或者為作出的決策負責的組織角色。當然,技術性信息與決策之間總是存在某種程度的互動,但是由於不同的社會角色在作出決定過程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因而社會科學家必須在各種角色中間作出抉擇。    
  現在我們轉向考慮社會科學的發明與發現過程。我們在第九章所論述的有關自然科學的發明與發現的大多數結論,對於社會科學同樣有效,當然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有的。比如在社會科學方面,由於目前概念框架的相對不發達,在科學進步過程中,先前知識(antecedent    
  knowledge)的所起的影響不如自然科學的情形大,外部社會因素卻似乎更有影響力,事實上,這是通常對社會科學的指責之一,即社會科學的發展比起其它已經確立的知識來,過分地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所有科學的發展進程,只是部分地受科學之外的社會價值與社會興趣的影響,並且這種影響不會使科學減少「科學性』,只要所發現的東西是建立在良好的概念框架之上的在經驗上可檢驗的知識。社會科學應該也是如此,不論其進程在多大程度上受社會目的的支配,只要社會科學產品是在經驗上可檢驗的、理論上有基礎的,那麼我們就有了真正的科學。與所有的自然科學一樣,所有的社會科學都部分地是由於「實際」的社會利益的需求而產生的。弗洛伊德心理學來自醫學上精神治療的需要;某些人類學分支由於殖民統治的需求而產生;有些社會學理論完成於社會改革運動之時;而有些政治科學則由於實際的政治需要而產生。除了其起源有共性外,它們都具有科學確實性。這並不是說社會因素不會干涉社會科學的發展,而只是說,如果只是因為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的發展有影響,就認為社會科學一定是「非科學的」,這樣一種觀念是錯誤的。    
  我們發現,一個總是與科學有相互作用的社會因素,這就是社會價值。像在自然科學中的情形一樣,在社會科學中,這二部分(社會科學與社會價值)也通常被當作似乎處於基本的對立位置來看待,或者說,一方是與價值相分離的社會科學,另一方是社會價值。但是,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見,在科學與社會價值的相互作用中不會發生那麼多的衝突,以及不同價值系統之間的可能的衝突。亞歷山大·萊頓教授,精神病學家兼人類學家,曾負責主持了二次大戰期間一項對日本的道德進行的社會研究,他說,「社會科學不會『威脅基本的人類價值』;社會科學僅僅是通過推翻構成某些社會價值與社會教條的基礎的假設後威脅這些價值與教條的許多社會力量中的一種。許多價值得到了加強」。    
  在美國,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著我們給予所有科學與理性之活動的普遍的道德上的支持,這是加強社會科學與其它社會利益和社會價值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源泉。但是這種普遍的道德支持,並沒有像給予自然科學那樣,給予社會科學以巨大的推動力,因而社會科學仍廣遭攻擊。一旦社會科學依據理性去研究其他社會價值,並且因而似乎在削弱社會價值的基礎,那麼由於這些價值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神聖的」,因而不會容忍那「瀆神的」理性審查,那麼社會科學就面臨受限制的危險,甚至冒不問青紅皂白被拒斥之險。具體地說,國會議員不願意讓「短髮女人和長髮男人」去窺視那「神聖的」私人家庭生活,因而投票反對國家科學基金會把社會科學包括在內。    
  對社會科學的反對、對其傲慢的擔憂,並不限於政治家和那些在街上的大眾。有好大一批藝術與人文科學方面的學者感到,社會科學尤其敗壞了他們所持有的價值,他們覺得,社會科學使人類生活的情感的、道德的、藝術的和美學的方面的現實性與重要性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否認之;他們覺得,社會科學想用那對價值實施活體解剖的致命的分析(analysis)去代替對道德價值和美學價值的欣賞(apprexiation)。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人由於恐懼在他們看來的社會科學對他的所持價值的毀滅性打擊,而被逼到了對理性原則本身的反攻擊方面去,並且進一步否認任何對社會生活進行理性把握的可能性。這最後一道防線,無論多麼極端,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社會科學的某些方面是以其忽視甚至否認人文學科的重要性為特徵的。社會科學由於其十九世紀的大量社會理論而有其深刻的實證傾向根源,即使現在還沒有完全擺脫這種對人類行為的誤解的、有相當局限性的理解所造成的影響。現在仍有一些實證社會科學家,他們忽視甚至否認整個道德-美學-情感領域,並且試圖完全從人類對於世界的理性側面去理解人類行為。並非所有人類生活中的非理性的東西都是無知、謬誤、不合理的;並非所有非經驗的東西都是「不現實的」。    
  很清楚,按照這種理解,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就沒有必然的衝突。與所有科學一樣,社會科學主要關心分析、預見、和控制行為與價值;人文科學則主要關心綜合與欣賞。在人類調整其與社會存在的關係時,二者都發揮各自必需的作用,作為生活手段,任一方都不能完全替代另一方。因此,社會科學家與人文科學的學者,都應拋棄存在於二者之間的反唇相譏和衝突,攜手合作,確定各自然而又彼此互補的利益與活動範圍。雙方各自部分地按自己的合乎邏輯的方式發展;同時也能彼此獲益——社會科學可以提出對於人類行為的系統的、實在的新理解;而人文科學則可以提供有時能預見社會科學的未來進程的真知灼見。    
  至於社會科學家對此採取防禦策略(這方面比其他學者明顯),如果他們還不明白社會科學必然經歷來自其它社會活動與社會價值的阻礙甚至攻擊,那麼這些就是糟糕的社會科學家。我們發現這種情況也發生於自然科學中。對社會科學的阻礙作用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至今很少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而且這一問題通常直接地產生了消極有害的後果,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這是社會科學目前智力相對滯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社會科學家的活動得不到支持,那是因為他們過多地懷疑各種社會價值。另外,如果社會科學家注意不到社會科學是多麼地與我們最深刻的社會價值相一致這一點,那麼這些也是差勁的社會科學家。認為社會科學沒有價值,它建立在基本的道德相對主義基礎之上的觀點是不正確的,社會科學只在一種有限的意義上訓誡道德相對主義,也就是說只是為了確立「批判理性」的道德價值而這樣做。因此,社會科學不能是相對主義;社會科學是絕對的,或者說,當它採取道德價值的立場時,它是與所獲得的價值一樣是絕對的。甚至在某些社會科學家中間肯定存在一個錯誤的觀念,即認為他們與價值無關,每一個人類社會圖案與每一種人類社會活動,無論是其他社會的還是美國的,都一樣完滿。但是這一錯誤觀念只存在於那些不承認科學(社會的與自然的)與社會的基本價值之間有根本性的內部聯繫的社會科學家之中。儘管社會科學創造了所有這些令人不安的東西,並且可能繼續引起一些新的不安——雖然這些由社會科學本身造成的現實的和潛在的不利因素可能事實上比社會的無知與無能所帶來的不利因素少——我們仍然必須支持社會科學的發展,這是我們的基本價值態度,也是實現社會科學的發展的根本條件。    
  我們已提過多次,科學使預測與控制成為可能。如果我們有更多的社會科學,那麼就有更大的社會控制的可能性。我們能有多大的社會控制?我們希望多大?我們的價值能允許多大?支持社會科學的人與反對社會科學的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回答這些問題。無論對此持什麼觀點,這一科學使之可能的控制問題涉及二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對社會現象的部分理解與部分控制是否有價值,任何對社會整體的非完全控制對我們是否有利;其次,很多擔心有此部分控制的人將實際上把我們引向完全控制,因而社會科學將把我們從金光大道引向蜂窩狀社會(beehi-ve    
  society)的毀滅。這兩方面問題相互聯繫,不過下面我們將分別考慮。    
  有些人認為社會科學價值不大,因為它絕不可能對社會行為實施完全控制。這一觀點基於下列假設,即社會行為中未被控制的部分必然會使我們確實對之有所理解與控制的領域陷入混亂。然後這一假設對於自然科學,對於所研究與控制的物理與生物現象均不成立。所有科學都尋求發現存在於經驗世界的整體之各個特定部分之間的確定的關係,自然科學至今並且永遠不會使我們對生活於其中的物理與生物世界實施完全的控制,但是自然科學的巨大作用卻絲毫沒有減少。設想知識必須完全有效,是對理性知識之本質的一種誤解,人類知識,無論只由理性「常識」構成,還是只由理性科學構成,肯定只是影響社會行為的幾種力量中的一種,正是基於這一原因,社會科學本質上是有局限性的。    
  基於同樣的理解,我們也就不必擔心社會科學可能實現完全的社會控制。現代極權主義社會的諷刺家,如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過分輕信了理性知識的力量,因而認為極權社會已被完全控制,或至少以前從未這樣被控制過。人類社會本質上是一個動態過程:在我們的價值、知識、社會組織以及作為社會基礎的物理與生物環境之間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由於人類社會的本質,由於不斷變動的社會價值(這些價值與人類的理性知識相互作用並且部分地決定這些知識的利用),人類蜂窩狀結構(a    
  human  beehive)是不可能的。當然令人不幸的是,的確有一些部分控制的類型是我們所憎恨的,它超出我們的喜歡程度,而使我們形成非常接近於蜂窩狀結構的社會,如納粹德國與共產黨蘇聯的令人可惡的「極權主義」社會。但是部分控制正好能使與我們的價值相一致的社會狀況成為可能,社會科學使更「自由」與更可恨的「控制」同樣成為可能。知識具有施行善或惡的力量,但我們不能由於它能行惡而拋棄這種力量。現在,我們正陷於與自然科學造成的後果一樣的兩難境地,對於社會科學帶給我們的部分控制,我們也選擇了我們應該選擇的對付方法。我們可以消除對社會科學專家提出的蜂窩狀社會的懼怕心理,之後,就可以集中精力推進社會科學的發展。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科學就能幫助我們形成一個與我們的價值觀念相一致的略微緊湊一些的社會。自然科學給我們帶來了物質上的相對富有;我們也可以利用社會科學,給我們帶來精神上的相對自由。    
  懷特海曾經指出,直到十七世紀,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的觀念才在西方人中間廣泛流行,並迎來自然科學發展的多產時期。我們要問:二十世紀是否可能標誌著類似觀念——人類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出現?如果是,那麼就會出現一個人類生活的重要進展時期。如果這一觀念在社會中廣泛傳播,部分通過逐漸地顯示社會科學在預見與控制人類事務方面是比「常識」更強的手段,那麼,這對於社會科學以後的發展將產生巨大而有益的影響。在將來,我們完全可能看到這樣一個相應的社會轉變過程,在那個時候,社會科學由於其成就為自己贏得支持,並反過來由於這些成就而加強了對人類秩序觀念的信仰。我們也可能逐漸地認識到,人類世界並不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武斷、更變幻莫測、更偶然、更不確定、更隨機、或更莫名其妙。只有社會科學與它的姐妹自然科學都走向成年,科學才能真正達到完全成熟的水平。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譯後記    
   這是科學社會學的一部經典著作。    
  科學社會學誕生於本世紀三十年代末。1938年,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Robert    
  K.Merton)發表了《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一文,為科學社會學奠定了基礎。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門學科在整個四十年代幾乎停滯不前。英國一位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傑裡·加斯頓(Jerry    
  Gaston)在1980年出版的《科學、技術和醫學的文化指南》一書評論道:「在五十年代以前,很少有專業社會學家關心科學社會學,除了極少數例外。羅伯特·默頓和伯納德·巴伯是兩個主要的例外,他們至今仍在這一領域內發揮著作用;在適應這一專業學科發展的條件成熟之前,他們一直沒有真正的追隨者。」     
  伯納德·巴伯為科學社會學貢獻了《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這本書初版於1952年。加斯頓評價此書為「第一本系統論述科學社會學的經典著作」。巴伯還同赫希(W.Hirsch)編輯了《科學社會學>(1962年,1978年重印)一書,這是該學科的名稱首次被用於書名。    
  科學社會學真正興起是六十年代以後的事情,默頓和巴伯為此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科學社會學中的「默頓學派」在六、七十年代不斷發展壯大。默頓和巴伯都師從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因而他們同屬結構功能主義這一學派。從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出發,默頓等人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建制(soc-ial    
  institution),科學對整個社會的整合發揮一種獨特的功能,同時又保持著某種自主性。伯納德·巴伯的這部著作正是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科學這種社會建制同社會的互動狀況,以及科學內部的社會結構。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核心是科學的社會結構問題。默頓、科爾兄弟(Jonathan    
  R.Cole and Ste-phen Cole)和加斯頓等人通過科學獎勵系統,揭示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普賴斯、克蘭、穆林斯等人則利用人際關係測量技術,對科學共同體成員之間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會互動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從而深入細緻地刻畫了科學的社會結構,同時,他們還把這方面的研究與科學增長聯繫起來,總之,在此期間,科學社會學的主流是不涉及科學思想、概念,只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亞系統,分析它的內部結構及其與整個社會的關係。默頓和巴伯的著作是這一研究主流之源。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科學社會學中的「愛丁堡學派」異軍突起。該學派試圖拋棄默頓和巴伯建立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分析各種社會因素對科學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變的影響。該學派對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都具有極大的影響。    
  科學社會學在國外已經有了飛速的發展,然而在國內卻尚屬空白研究領域。默頓在為這本書撰寫的前言中,分析了科學社會學在當時(1952年)的美國尚不發達的原因。這些分析對於今天的中國也依然是中肯的。與默頓的前言相映成趣的是,巴伯為中譯本所撰寫的序言描繪了科學社會學興起和成熟的歷程。做為歷史見證人的巴伯所撰寫的這個新序言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通過翻譯巴伯先生的這本經典著作,使我們獲益匪淺。我們希望讀者在閱讀此書的過程,會與我們有同樣的感覺。    
  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巴伯先生一直給予我們以鼓勵和支持,他不僅贈予我們這本書,而且撰寫了一篇相當精彩的序言。本書的中文順序言、前言、鳴謝、第一至三章以及第十章由顧昕翻譯,第六至九章以及第十一章由郟斌祥翻譯,第四、五章由趙雷進翻譯。全書由顧昕統校。    
  由於科學社會學是一門新學科,再加上我們學識淺陋,譯文中難免有失當之處,尤其是在專業術語方面。祈望各界讀者不吝賜數。    
  譯者    
  1987年11月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中文版序言    
   科學社會學的興起與成熟     
  我的同事顧昕先生,以及他的兩位同事,承擔了我的《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以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團體和科學政策團體可以更方便地讀到此書,這使我非常高興。這本書最初是於1952年在美國出版的,自那以後,出版了一種英國版本(1953年),兩種美國平裝本(1962年和1970年),一種美國精裝本(1978年),以及日文譯本(1955年)。當然,這是首次出版中譯本。    
  幸運的是,自1952年以來的三十五年間,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領域有了長足的進步,所以《科學與社會秩序》就材料而言不是最新的,特別是與三十五年來用先進的調查研究技術和新發明的科學引證方法所做的經驗研究所提供的那些材料相比,更是如此;在深入細緻地考察科學思想的實質方面,這本書也不是最新的,而這種考察後來逐步成為正在成長的科學社會學的一部分特徵。自六十年代以來進行的學術工作,提供了新的資 料、新的研究技術以及對於科學思想之實際發展的新的深入細緻的考察。我是以欣羨和讚賞的態度來看待所有這些工作的,我將在下面更充分地解釋這一點。自 1952年以來,科學社會學興起並且成熟了。    
  然而,儘管出現了所有這些進步,《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仍然可以向讀者貢獻許多內容。我在下面將說明本書思想上的由來,這樣這本書的基本特徵及其持續的有益性格變得更加明顯。1952年我腦海中的意圖現在對科學社會學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像所有的科學進步一樣,科學社會學自1952年以來所取得的令人欣羨的進步,常常是片面的,因為它對科學的分析只限於微觀。它常常忽視科學做為社會中一個主要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建制的宏觀特徵。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的研究路線中,常常缺乏充分的比較研究,沒有考察科學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社會系統、建制的前提和比較的前提對於《科學與社會秩序》都是基本的,就對科學的社會特徵進行多維的、系統的分析而言,所有這些仍然是基本的。    
  本序言為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來做兩點新的說明:一、關於本書的思想由來和意圖;二、關於科學社會學做為社會科學中一門名副其實和得到承認的專業的興起和成熟。我希望這兩點說明都將更加有助益於本書現在的讀者。    
  思想由來和意圖     
  單獨回顧一門科學專業的由來,這常常是很困難的。一門專業一旦建立起來,它的研究人員就更關心日常的、正在研究中的問題,而不是它的由來。對於科學社會學來說,情況也是如此。現在,人們很難想像在1952年沒有像科學社會學這樣的專業。的確,在1952年以前,英國的「科學人文主義者」(如貝爾納、霍格本、索迪等人)以及美蘇兩國的其他一些人,曾撰寫過有關科學的本質、問題和應用的著作,但是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科學社會學家,或者是在一門社會科學的專業中從事研究工作。貝爾納及其同事「科學人文主義者」都是自然科學家,他們關心三十年代業界大蕭條時期混亂的世界,他們還關心如何通過有效地重組科學並更多地把科學應用於人類福利事業之中使社會狀況得到改善。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於實際的政策,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實際政策是當時幾乎每一部關於科學和科學政策著作所普遍感興趣的問題。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撰寫關於科學問題之著作的唯一專業社會學家,就是當時年僅二三十歲的羅伯特·K·默頓,他的經典著作是《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此書曾經是他在哈佛大學新建立的社會學系的博士論文,在科學史之父喬治·薩頓(George    
  Sarton)的贊助下於1937年發表在科學史協會的出版物《奧西裡斯》(Osiris)上。在四十年代初,由於思想上和社會的(在德國納粹對科學的摧殘)原因,默頓發表了他關於科學的規範結構的另一些經典性論文。值得注意的是,默頓出版他的著作或發表文章,並不是為了把科學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    
  專業建立起來。此後的五十年來,做為一名社會學家,默頓的主要的、壓倒一切的興趣一直在於發展社會理論。雖然默頓的著作、他早期的論文以及他後期的論文(自1957年以來撰寫的)使他成為科學社會學之父,但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他之所以撰寫關於科學的著作,只是因為他因此可能發展一些關於「觀念」或「文化」在社會系統中的作用以及關於觀念對於社會系統之穩定和變遷的影響的理論思想。在當時流行的全部「唯物主義的」社會理論中,觀念只是「上層建築」,只是附屬品,而不是社會的一部分獨立力量。默頓早期著作和論文的主題——即無論是在原則上還是在實際中,宗教的和規範的思想在社會行動中都是獨立有效的因素(例如在英國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中)——目的是對社會理論作出貢獻,是對「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的一種抗衡。    
  做為默頓在30年代末的一名學生,以及此後做為默頓的同事和親密朋友(在四十和五十年代期間,我們的工作是基於一種一貫的基礎),我未聽說過關於做為一門專業的科學社會學。的確,我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著手寫作《科學與社會秩序》一書時,我的意圖與默頓在他關於科學的著作中的意圖是很相似的:即發展並應用社會理論。我們是殊途同歸。    
  做為哈佛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海軍服役的四年除外),我曾同帕森斯教授一起進行研究,並且逐漸開始非常欽佩帕森斯對社會理論的貢獻。我欽佩的不僅是他的革命性的一般行動理論,而且還欽佩他在課程演講和雜誌的文章中把該理論應用於分析社會功能、變化的結構以及社會中社會結構與文化系統的變化過程。帕森斯強調並且親自示範利用比較性的歷史和社會的資料來檢驗並發展社會系統理論,這一點尤其吸引了我。帕森斯邀請他的哈佛的同事在他的課上做關於建制比較的演講,這些同事都是關於形形色色的社會和歷史時期的專家。整個課程和帕森斯及其同事的演講的基本意圖,一般是發展社會系統理論。    
  當時,我在承擔自己的第一項重要的社會學工作時,我的雄心和意圖是追隨帕森斯,在理論上有所建樹。我打算以兩種方式來實現我的意圖。第一,我想寫一本書,它將以簡練並且有點省略的形式,表述作為一種社會系統的社會理論,闡明各主要社會結構和文化要素的實質。我打算分析每一個亞系統要素在更大的社會系統中的功能,分析它們彼此之間在功能上的聯繫。我還打算系統地分析各種各樣但數量有限的結構替代物,它們可能會促進這些社會結構和文化的功能。最後,我打算闡明這些亞系統中的動態過程,它們怎樣在某些條件下保持其穩定性,它們怎樣在其他條件下發生變化。所有這些要在一本書中完成,該書包含歷史的、人類學的和當代經驗的豐富例證。我確實為這樣一本書寫了幾章;我還確實開設了一門引導性和一門深入的社會學演講課程,其中我的意圖暫時得到了實現,但是書卻從未出版。長期以來,我對此感到惋惜。我仍然認為,這樣一本書對於做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增進社會學做為一門學科的整體化,它可能會提供一個重點。    
  我想實現發展並應用社會系統理論之目標的第二種方式,現在似乎是宏偉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在那時的社會學中,它似乎是可能的。就每一種社會的重要社會結構與文化亞系統,我打算分別寫一本書。由於我把第一本總體性的一般著作撇在了一邊,由於我的工作同帕森斯、默頓和薩頓在科學之社會方面這個領域的零散的工作相類似,我撰寫了《科學與社會秩序》,做為我想撰寫的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在五十年代末,我寫了第二部著作,我既打算使它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項目,也仍想使它成為我把所有亞系統貫穿起來構成社會系統理論的總體意圖的一部分。這就是我的《社會分層:關於結構與過程的一項比較分析》(1957年)一書(注意副標題)。之後,我放棄了我的宏偉計劃。    
  六十年代之前,科學社會學是不存在的,它甚至不被認為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專業,關於這方面的進一步證據可以從《科學與社會秩序》這本書本身中找到。雖然我尋找並且發現了各種書籍和文章,我可以在本書中把這些書籍和文章同我的社會系統理論組織在第一部關於科學社會學的綜合性專著中,但是當我近來考察那些參考文獻時,我發現它們之間很少相互引證。現在,我們從近來關於科學中專業的性質以及關於無形學院和正式群體組成這些專業的工作中得知,這種專業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出版物彼此之間大量的交叉參考、互引。專業由密集的交叉參考物網組成。根據專業存在的這項標準,我的書證明,科學社會學做為一個專業在當時是不存在的。    
  看一下《科學與社會秩序》各章的標題,人們很快就會明白,我是怎樣從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和他關於建制比較的工作中得到大量的直接啟發的。我在開頭的一章論述了科學做為人類理性在社會行動和社會系統中之基本體現的本質、功能和不斷變化的特徵。應該指出,我關於科學的規範結構的討論派生於帕森斯對他所謂的「模式變量」(「Pattern    
  variables」)的分析以及默頓關於該主題的經典性論文。然後我提出了一些來自較早的歷史時期和現代社會的比較性資料,包括在現代社會中(如我所謂的「自由的」和「獨裁的」現代社會亞類型之間)科學的多樣性。順便說一下在那時我的觀點同得到承認的看法是相左的,我爭辯道,基於我的社會系統分析,蘇聯可能至少在許多科學的分支上是強的。我做出這一分析之時,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剛剛寫了一本書,論述「科學在蘇聯的衰亡」。我應該提及一件事,基於我對蘇聯科學的分析,一位重要的美國政府智囊機構的代表同我接洽,問我是否可以來華盛頓組織一個小組研究蘇聯的科學。我沒有去,但我確信該機構以及其他政府機構和學術團體,現在都在追蹤所有主要大國中(當然包括中國)的科學活動。科學是國家實力的主要源泉,這一點現在已得到所有人的承認。    
  在我的書中,其他各章討論了科學中的組織結構,首先是一般的探討,然後是專門討論美國政府、工業界和大學的組織。在關於發明與發現的社會過程這一章中,我分析了科學的動態過程,集中關注社會學理論中一再重複的理論問題,即個人、文化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關於科學的社會控制這一章探討了科學做為一種社會建制同其他社會建制——在當時的情況下。特別是同政治建制——之間複雜的、不斷變化著的、有時充滿衝突的關係。最後,我在這裡要說明,我受帕森斯自由樂觀主義(liberaloptimism)的影響很深,我在最後一章專心致力於一種關於社會科學之本質與前景的樂觀主義觀點。三十五年以後,我仍然持那種觀點。我們也許沒有看到理論上的綜合,對社會科學未來的進步來說,這種綜合在許多(並不是所有)方面是值得想往的,但是我們確實看到了百花齊放的情景。我們已經遠比五十年前當我進入社會學的時候進步得多了。    
  順便說一下,當我在五十年前進入社會學時,我還從未聽說過社會學這個詞。做為哈佛的一名學生,我同像帕森斯、默頓、索羅金以及亨德森(L.J.Henderson)這樣的人偶然相識是多麼幸運,從所有這些人那裡,我學到了許多一般的社會理論和關於科學的特殊知識。    
  科學社會學做為一門科學專業的興起與成熟    
  概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發生的事(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更大的社會背景)以導致科學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專業的興起和成熟,是再合適不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科學或許比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著地證明了它巨大的社會後果。這裡只提兩個例子,原子彈和抗菌素的發展使政府看到,它們必須給予所有形式的科學以巨大的和持續不斷的精神支持和財政支持。戰後,世界各列強之間在工業和軍事前沿的競爭導致了支持科學的新機構的成立,導致了科學政策組織和研究的興起,希望這些組織和研究能更有效地指導這種支持。這是一種一直未能像最初希望的那樣實現的希望。雖然如此,所有擔負得起的社會都向科學提供巨額政府資助,這一點很可能會是持久的。    
  在思想的前沿,一些重要的發展始於五十年代末,它們促進了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的發展。在五十年代末,羅伯特·默頓對科學社會學的某種三心二意的興趣轉變成強烈的興趣,他鼓勵新的一代研究生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喬納森·科爾(Jo-na    
  than Cole)、斯蒂芬·科爾(Stephen Cole)和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是默頓的學生,他們繼續在科學社會學中進行專門的研究。這些學者特別精於利用調查研究技術;因此,他們把新的定量資料帶到科學社會學中。他們還對科學引證指標加以了有價值的利用,這種指標是由尤金·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在六十年代作為一種信息檢索手段而發明的,但現在它們被社會學家創造性地用來闡明科學之社會結構與過程的基本方面。    
  當時我自己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生物醫學研究的社會學上。我與一些有才能的研究生(丹尼爾·蘇裡萬[Daniel    
  Sullivan]、約翰·拉裡[John Lally]和朱裡亞·馬卡魯什卡[Julia    
  Maka-rushka])合作,進行了兩次關於生物醫學研究中倫理學問題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我們明確的理論焦點是所謂的「科學和醫療的兩難」。在分析中,我們利用了我們的調查資料、引證資料和網絡資料。因為在那時,國家政策突然高度關注生物醫學倫理這些問題(所聽到的贊同意見和風險-收益比),所以我涉及了一系列社會政策活動,並且在這個領域對國家社會政策有一些小影響。近來,做為一名科學社會學家,我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考慮了經驗的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其他社會科學家把我的研究作為一種模型,也使他們那經驗的社會研究產生了政策影響,我在新近出版的《有效的社會科學》(1987)一書中搜集了來自經濟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八個這種案例。所有這八個案例都講到同樣的三十多個科學社會學問題。這些案例就經驗的社會研究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嘗試性概括。    
  早在六十年代,德拉克·普賴斯(Derek    
  Price)就在《小科學、大科學》中大量應用數學方法度量科學出版物以說明科學中的增長過程,這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社會學中定量的研究路線。他復活了一個十七世紀的術語「無形學院」,來指明網絡過程在科學中的重要性。普賴斯還刺激了科學過程與結構的網絡測量技術的利用。其他網絡測量技術的重要使用者和發展者有黛安娜·克蘭(Diana    
  Crane)、尼科爾斯·穆林斯(NicholasMullins)和亨利·斯莫爾(Henry    
  Small)。普賴斯是他所謂的「科學的科學」的一名熱情鼓吹者。他才氣煥發和隱喻式的風格使他的著作吸引了廣泛的讀者。    
  六十年代以前妨礙科學社會學發展的諸因素之一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對它的抵制,這兩者做為學術專業當時已經相對充分地建立起來了。在強調探討科學的「內在主義」路線的形式下,這些專業對科學社會學的「外在主義」假設存在著強烈的抵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對更主流的、自由的觀點亦如此。在1962年,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導致了在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之間關係上的一場創造性的革命。庫恩本人在當時顯然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個事實,但在他的思想含蓄的著作中,他利用了來自這三個專業的概念和材料。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加以研究,這是前所未有的。現在,跨專業的合作和討論是經常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再有人談論科學之「內在」方面和「外在」方面了。所有學者都明確地把科學思想、組織和過程看成是同社會中其他社會與文化亞系統相互關聯的亞系統。    
  最後,非常令人高興的是,另一場創造性的革命一直繼續著,它最初來自英國;做為科學社會學的一次練習,調查一下這場革命的社會原因和思想原因是極令人感興趣的。在英國,特別是在由大衛·艾奇(David    
  Edge)領導的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小組,以及在蘇薩克斯(Sussex)、約克(York)、巴斯(Bath)和其他地方,哲學家、社會學家、自然科學家和科學政策專家已經結合起來,對科學思想的實質作出了有價值的研究。在這場革命中,    
  巴裡·巴恩斯(Barry Barnes)、大衛·布洛爾(DavidBloor)、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大衛·艾奇、羅伊·麥克裡德(Roy    
  MacLeod)、唐納德·麥肯奇克(Donald MacKen-zic)、米切爾·馬爾凱(Michael    
  Mulkay)、斯蒂文·薩賓(StevenShapin)、理查德·懷特萊(Richard    
  Whitley)和史蒂夫·沃爾加(Steve Woolgar)一直是領頭的英國人。他們關於科學思想與組織之實際發展的嚴密的、微觀的和經驗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做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科學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然而,像許多革命一樣,這場革命也有其片面傾向。它傾向於(或者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把科學的本體論的方面相對化;以及把社會方面理性化。與該「學派」相反,我認為自然界和社會並不完全是關於它們的科學思想的構成物,我也不認為科學工作僅僅是由「興趣」來推動,如同該學派的幾位成員(他們從未給出一個我認為令人滿意的該術語的理論定義)所宣稱的那樣。科學是由科學、由規範、由興趣以及由「現實」世界推動的,這四者都推動科學。    
  科學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它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其他社會結構和文化的亞系統,同時也依賴它們。困難的經驗問題是具體確定獨立和依賴的程度和類型。而且,正因為這項工作是困難的,所以沒有理由來迴避它。    
  科學社會學今天已經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術專業。像布魯諾·拉托(Bruno    
  Latour)這樣的法國人、像卡倫·諾-塞提納(Karen    
  Knorr-Cetina)這樣的講德語的人以及像阿利·裡普(Arie    
  Rip)這樣的荷蘭人,都是在這一專業中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人員。現在,科學社會學有其自己的國際性專業協會——科學的社會研究協會,有兩份專業刊物,《科學的社會研究》,由艾奇和麥克裡德在愛丁堡創立,現在由一個國際委員會編輯《科學與技術研究》,科學的社會研究協會的初期刊物,由蘇珊·科森斯(Susan    
  Cozzens)編輯。    
  自《科學與社會秩序》在1952年出版以來,科學社會學已經誕生並且成長起來了。我期望這部中譯本將進一步推動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政策的發展。    
  伯納德·巴伯    
  紐約      
  1987年7月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前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儘管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一直是學者們偶爾感興趣的一個主題,但是,在為構成這個主題——科學社會學——的事實和觀念提供一種系統的組織方面,人們付出的努力卻不多。特別是近年來,為數頗多的著作都各自涉及這個主題的一個或另一個部分——例如貝爾納( Bernal)、克勞瑟(Crowther)和法林頓(Farrington)的著作,利萊(Lilley)、普萊奇(Pledge)和霍格本(Hogben)的著作。但是這些著作除利萊的「科學史的社會方面」是個重要例外,都沒有借助於一種在社會學的其他分支被證明是有效的概念框架來考察科學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繫。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使關於科學與社會相互影響的其他零散的和不協調的資料的積累,有了暫時確定下來的秩序。    
  當一本書的結構是清晰的和嚴密的時候,再在前言中概述它的寫作方案就變得多餘了。當然,巴伯先生的書就是這種情況。沒有必要在這裡列舉出本書的重要主題,因為巴伯先生自己已經清楚而簡明地這樣做了。但是,試圖指出這本書的地位以及它在其社會背景中代表什麼,試圖考慮為什麼我們要為這樣一本書等待那麼久,這可能是有某種價值的。這本書試圖實現巴伯先生給自己提出的任務,這就是:「應用一種社會學的分析(這種分析在面向許多其他的社會活動時已被證明是富有成效的)方法於科學,以更好地理解科學。」科學社會學依然基本上處於沒有充分的成功希望的境地,它不是一門高度發達的、由社會學、物理學和生物學的科學家們共同充實起來的特殊知識領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它目前的對策和前景是什麼呢?   說這個領域長期處於被明顯忽視的情境之中,這毫不新鮮。    
  例如,愛德華·希爾斯( Edward Shils)新近在對「美國社會學現狀」的判斷中認為,對「科學和科學建制」的研究處在社會學研究的很不發達的區域之中。這樣一種判斷的根據是多種多樣但又是始終如一的。讓我們考慮一下教學這個領域:在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中,數千班級致力於社會學的這個或那個分支,極少數人致力於科學社會學。教科書雖然有明顯的時滯,但通常反映著在一門學科中的注意焦點,它同樣證實了這種忽視印象。在現行的社會學入門教材中,特別規定了使學生們認識這一領域中要關心的專門範圍,這些教材都詳細地論述了家庭、國家和經濟建制,許多教材還論述了宗教建制,但卻很少把科學當做現代社會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建制。這些教材只是偶而談到科學是使社會變得豐裕起來的「重要作用」,但卻很少對這種作用加以系統的分析。    
  還是看看研究領域中的證據吧。當然,這一相對薄弱的研究已經確實被引入到整個社會學之中。與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中成千上萬的年度報告相比,或者,與數千的關於歷史和英國文學的論文相比,整個社會學領域的報告只有幾百份。其中,研究的核心涉及婚姻和家庭的社會學,人口和犯罪的社會學,論述宗教社會學的也有相當的數量,但在社會學研究的年鑒目錄中,科學社會學仍然沒有引起人們充分的興趣,認為它值得加以單獨介紹。    
  忽視這一研究的另一個顯著的跡象,可以從社會學研究的社會組織方面看出來。在社會科學中,專門的研究學會一般是做為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需要的反應而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即使不是排他的,也是特別顯著的,因為這些學會被認為是社會上一些有影響的團體。每一種「社會問題」似乎都導致其自身的研究中心的建立。於是,當公眾被警告說家庭的不穩定性和離婚率 上升的時候,大學裡就建立起專門研究家庭問題的學會;當世界事務的焦點集中在俄國、近東或遠東的時候,大學就建立專門從事這些地區的社會研究的學會。然而,在社會科學中,這些研究中心沒有一個是以相當的規摸專門研究科學社會學。    
  不必繼續開列這種忽視的清單了。這些多種多樣的證據全都反映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呼籲對科學社會學予以專門注意的專家的數量微不足道,而其中的多數又集中在英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國的幾千名社會學家當中,甚至只有不到一打的人宣稱科學社會學是他們的主要興趣之所在。的確,科學社會學已經近乎於形成,但這與其說是靠社會學家,還不如說是靠一些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在業餘偶爾從事這個學科的工作。    
  我們能夠從巴伯先生的批判性地挑選出來的文獻目錄中,看到在這個領域中那些當前著名的、貢獻最多的科學家。在他所描述的許多書籍和論文當中,粗略地說大約一半是由從事物理學和生命科學的科學家或者已經轉向管理的科學家撰寫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撰寫的;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社會學家寫的。假定這些數字大體上是相近的。假定這些數字也許反映了巴伯先生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偏愛於由自然科學家撰寫的著作。但是,在更龐雜和更欠精確的範圍來看,科學社會學的文獻目錄也有許多同樣的性質:沒有多少人完全從事這個領域的耕耘工作,而且,正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而不是社會科學家做了最大部分的工作。    
  所有這一切都在現有的科學社會學材料的狀況中留下了印記。許多人在興趣轉移到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之前,主要忙於別的領域的研究,他們通常無法以花費大量時間的方式表示在這個學科研究上的興趣。做為代替,他們使用手頭的歷史證據,寫出思辨性著作與文章。因此,在這些著作中,歷史上的軼事常常代替了系統的論據與見解的位置,代替了從大量文獻資料中推斷出的結論的位置。從幾個挑選出來的例子做出概括是容易的。於是,牛頓是著名的未婚男子,那麼他就是為了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而過獨身生活,拿破侖入侵埃及時,伴隨他的幾乎有兩百個天文學家、考古學家、化學家、幾何學家和礦物學家,由此就說這場戰爭一般地推動了科學的進步。這些著作還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同樣微不足道的若干經驗研究,要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做出為數眾多的結論是不穩定、不夠份量的。    
  這個領域中的許多資料,是由一些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提供的,對於這些人來說,它是一種副業而不是主要關心的問題,這種情況留下了另一種標記,巴伯先生試圖消除掉這種標記。與在牢固確立的學科中的模式不同,在科學社會學中,事實一般是與系統的理論相脫離的。經驗的觀察和假說並不能相互提供支持。如果不直接影響有助於積累知識的理論主體,自然科學的此時彼刻的經驗研究就導致了一些淺薄零散的發現,而不是密切相聯的一系列發現。    
  做為所有這些的後果,科學社會學長期以來總是處於混亂狀態:一方面,它過于思辨,一共只有很少被確認的事實;另一方面,它遭受到經驗主義的過度侵襲,因為這些事實一般形不成理論。在這個領域中,極缺乏的是富有成果的研究模式,正如已經說過的,在這一模式中,人們可以從事實追究到揭示觀念,或者從追究觀念到揭示理論。    
  數年或幾十年以來,在這個主題上絕沒有一致性,這就導致我們關於科學與社會相互聯繫的知識積累得相對很少。更確切地說,這是持續忽視的自然結果。由於具有必要的理論基礎的社會科學家通常不從事科學社會學中的經驗研究,由於那些進行這種經驗研究的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通常都缺乏所需的理論,這個學科領域的成長受到阻礙就不足為奇了。僅僅是獻身於專門知識分支的學生數量不足以保證它的快速增長——這是一些仍然難於很快解決的問題,但是逆命題卻是自明之理:如果忽視某個知識領域,它就不會繁榮。    
  科學社會學的緩慢、不確定和零星的發展,意味著其佔有重要地位的那些思想由於重複而變得陳腐。做為許多這類事例中的一個例子,可以考慮一下從相同的科學發現或發明多次獨立地出現引出推論的歷史。關於創新的文化背景之含義也許是不必多說的,這種含義是來自這種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它要在科學社會學的更重要的概念中間來發現。這些概念完全能夠把下列社會學家們聯合在一起。威廉·    
  F·奧格本(William F Og一hurn)和多蘿西·S·托馬斯(Dorothy    
  S Thomas)列舉出差不多一百五十個獨立重複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並指出這些創新事實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就像文化繼承中知識積累的某些類型一樣,就像社會需要予以注意的那些特殊問題一樣。    
  這種思想史從兩方面說明了科學社會學進展的步伐緩慢:第一,在一代人以前,這個思想就被奧格本和托馬斯強調過,但它很少得到詳盡的闡述或展開;第二,關於多次重複的獨立發現的社會學意義的本質上相同的思想,已得到多次闡述,特別是在本世紀之前。早在1828年,麥考利(Macaulay)在他的關於德萊登(Dryden)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由牛頓和萊布尼茨分別獨立地發明微積分這件事,這屬於一個更大一類的實例。在這些實例中,同樣的發現和發明可以由彼此獨立工作的科學家創造出來。這一點同麥考利歸因於公共知識的積累儲備和公眾注意的共同焦點的觀點相吻合。正如他所表述的:「的確,數學科學當時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即假如〔萊布尼茲和牛頓〕兩人都不存在,那麼在幾十年之內原則上不可避免地也會出現某個這種人。」這種話由於不斷重複現在已經成了套話。有這種思想的不止麥考利一個人,英國社會的絕大部分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儘管有卡萊爾(carlyle)的文化英雄學說,但這種非英雄的思想被維多利亞時代在皇家委員會面前做證的製造商們看成是有用的平凡事物,他們證明,發明畢竟只是構成了現有技術中小小的不可避免的增長,正如在實際上同時卻又各自獨立出現同樣的發明這種一再重複的例證中所能看到的那樣。沒過多久,一位憎惡他自己的著名作家表達了同曼徹斯特製造商一樣的觀點,他在描寫其夥伴的思想時說:「在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同時,有證據表明蒂列(Thierry)、米格尼特(Mignet)、吉佐特(Guizot)和直至1850年的全體英國歷史學家,都在為此做出努力;摩爾根(Morgan)發現同樣的觀點也證明,對它來說時機已經成熟,並且確實也必須被發現了。」同樣,基於同一類證據的相同的觀念,也開始在美國得到傳播。1885年,威廉·H·巴布科克(William    
  H.Babcock)和皮爾斯(P.B.Pierce)在華盛頓人類學會上向他的同事們報告說:「發明的同時性」證明:「某一工藝的進步已達到這樣的地步,即採取一定的步驟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了」以及「這顯示出在發明中個別的人比起他周圍的環境來說,重要性較小」。此後不久,法國的加布裡埃爾·塔爾迪(Gabriel  Tarde)和阿貝爾·雷伊(Abel Rey)也分別在1902年和1922年得出同樣的結論,他們注意到,發現和發明的同時性是文化積累之決定性作用的充分證據。    
  當然,這並不是說麥考利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製造商、恩格斯或美國的人類學家們首先說到這一點,也不是說這種重複以及(在某些例子中)相同思想的獨立的再發現,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為其自身的歷史證明的假說。這也不是要貶低奧格本和托馬斯的真正貢獻,正是他們為在社會學思想中確立這個假說做了這麼多的工作。更確切地說,正是同樣的這個假說一再被重複發現,特徵性地緣自社會學家們對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的忽視,以致於同其他社會學的專門分支相比,這一專門領域近年很少發展出新的成就。例如,很少有人探究這一假說的內在含義,通過實際的經驗研究來決定(如假說所設想的)同樣的成分究竟在出現相同發現或發明的不同文化中相對發達到什麼程度。因而,這個假說就像科學社會學中其他的假說一樣,一個多世紀以來實質上仍然沒有得到擴展。    
  說明科學社會學為什麼在如此長的時期仍然處於一個比較荒漠的狀態,這不是容易的事情。這種狀況是特別反常的,因為人們似乎廣泛地同意科學構成了現代社會的較為重要的動力之一。也許存在著一些尚未得到注意的社會與制度的環境因素結合起來轉移了學者和科學家的對某個主題的注意,而人們本來會預期這個主題在一個科學顯得十分突出的世界中會得到關注。    
  至於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對這個主題的相對忽視,也許不需要做多少解釋。畢竟,科學的專門化要求精力專一集中,科學社會學不是他們的專長(metier)。由於在自己的科學研究上的勤奮工作,他們幾乎不像社會學家那樣能過問別的領域。而且,自然科學領域中流行的習慣和想法甚至會妨礙他們發展出對於科學與社會結構之關係的偶然的興趣。例如,在這些科學家當中也許盛行著科學史是由一系列偉人所構成這種想法——鑒於科學史上的轉折點確實是與偉大的科學家聯繫在一起,這種想法看起來似乎是有理的。如果立足於這樣一種假設,科學家們就很容易看不到不太明顯的社會過程,而這些過程卻起著它們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向這些偉人表示敬意的時候,社會可能漫不經心地強化了這些假設。實行以一位科學家的名字對他的發現加以命名的命名法則(Eponymy),如波義耳定律、普朗克常數;諾貝爾獎金以及其他一些較次要的獎勵;國家呼籲卓越的科學人才集中全力為本國做出貢獻;實際上無名的第二流科學家的工作對科學知識的積累是不可或缺的——所有這些以及類似的事實也許使得偉大的科學人物顯得更加突出,並且強化對於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忽視,而這種背景曾經嚴重地幫助或者遏止過他們的成功。    
  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完全可能為另外一套理由勉強去考慮社會環境對科學的關係。他們也許擔心自己工作的高貴性或完整性會由於認識到這樣一種事實的內在含意而受到損害,正如巴伯先生指出的,這種事實即科學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它以社會的支持為先決條件。這種支持的份量以及它所支持的科學工作的類型,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是不相同的,因此科學發展的方向可以受到所有這些因素的顯著影響。或許他們的勉強來自廣為流傳的、錯誤的信念,這種信念就是認為探索科學與社會的聯繫就是要責難科學家的動機。但是,就像巴伯先生和其他人所表明的,這一信念是對科學家的動機和影響科學進程的社會環境二者的混淆。也可以假定科學家們一貫地意識到社會對他們行為的影響,這絕不是一個自明的真理。考慮各種不同的社會結構怎樣影響科學研究的方向以及這種影響有多深,這不是要指責科學家的動機。就像巴伯先生通過強調科學的相對自主性而提醒我們的那樣,這也不是使科學建製成為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建制的附屬物。    
  不管這些是不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忽視科學社會學的理由;它們很少有可能是社會學家為什麼很少注意這個領域的理由。好幾代人以來,神話時代歷史觀很少停留在社會學家們中間——如果有的話,他們更喜歡低估社會變革中偉大人物的與眾不同的作用。這並不是說社會科學家都普遍假定,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類型是對這些類型之外的行為動機加以譴責——他們更喜歡採取相對主義的見解:即理解就是辯解,個人責任的概念是與社會決定論相異的。因此,看起來在社會學家當中,對這個領域缺乏一致的興趣必定還有另外的理由。    
  儘管沒有多少證據來做為某種解釋的基礎,但事實本身卻是如此明顯和奇妙,這就引起了猜測。科學與社會的聯繫可能成為這樣一個課題,它對於那些學院式的社會學家們來說是黯然失色的,這些社會學家認為這個課題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核心。這種態度並不一定植根於恐懼,即害怕因與政治上受譴責的思想有牽連而遭罪,雖然這一點也可能起一部分作用。就像對最革命的態度一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長期以來也兩極分化了:這些態度一般是要求人們完全接受或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不加思索地拒絕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社會學家們還並非尋常地拒絕了與這些概念密切相關的課題:美國的社會學家不大研究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問題,正如他們不大研究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一樣。在另一個極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馬克思學說之信徒的人們,似乎僅僅像一個信徒那樣行動,甘願重複大師說過的東西,或者以新挑出來的例子來說明老的結論,而不去仔細想一下這些結論可能只是一種假說,必須通過實際的經驗研究加以檢驗、發展甚至修正。在這兩個極端,科學社會學要麼遭到忽視,要麼遇到先入之見。    
  這個領域也可以部分地說成是現有高等教育計劃的受害者。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一般都使他們的嚴格訓練局限在他們領域的專門技能和知識方面,很少有人稍微更多地懂得一點社會科學。與此相類似,在許多精密的科學分支甚至在科學史方面,社會學家一般很少受到訓練,因而對於處理自己沒有準備的那些專業就覺得勉強。這樣,科學社會學在這兩個學術部門就不為人注意地落空了。    
  還要強調一點,說這個領域受到相對的忽視並不是說它就完全貧乏,或者注定要緩慢地發展。巴伯先生的書會使任何這樣輕率的主張落空。實際上,有許多跡象說明,這種忽視的狀況正在結束,其發展的前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好。    
  各種各樣的社會趨勢雖然不是全新的但現在已是引人注目和令人感興趣的了,這使得人們注意科學與其周圍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例如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科學政治化使人們普遍感興趣於考察科學在何種特殊類型的社會背景中得到繁榮,這是科學社會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也是巴伯先生比以往更系統地考察的一個問題。同樣,在自由社會中,最近的變化迫使科學家們陷入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某些社會角色和價值標準之間的突然衝突之中。早在從事學習的時期,科學家就共同接受了某些價值標準,由於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他們被要求在他們的生涯後期忘記和放棄這些價值。例如,要求科學上的知識成為共同科學財富之一部分的價值,現在正與已經要求他們做為公民的角色要做的事情相衝突,作為公民,他們有責任保守這種知識的某些秘密。人們明顯地感到由於社會的應力與壓力而使他們對自己的目標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們就容易敏銳地意識到先前並不瞭解的其態度與價值的社會背景。即使最樸實和最專心一致的科學家們把自己的一生的事業和生活局限在實驗室的範圍之內,現在也必定知道去適應巴特菲爾德(Batterfield)由所做的一個評論,他們「不是在無條件的自由世界中行動的、絕對自主的和神仙般的生物」。    
  更為特別的是,在科學家們當中,這些歷史的發展引起了一場關於「科學的社會控制」的爭論和論戰——巴伯先生在本書的第十章中對這場熾烈的衝突給予了頗有見識的分析。無論如何,停留在已經提出的觀點之上可能是沒有結果的,這些對立的觀點是對於科學的社會關係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高的、令人興奮和持久的興趣的附帶結果。    
  不止是科學家,而且廣大公眾也都由於新近的事件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學的社會意義方面。廣島和其他試驗性的原子彈爆炸的附帶結果,就是使處於休眠狀態的不關心科學的公眾也覺醒了。許多人除了偶爾對科學奇跡感到不可思議之外,他們總是把科學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種人對毀滅人類的表演也變得警覺和沮喪了。科學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就像戰爭、家庭的不斷衰落或者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事件一樣。    
  就像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當某種事情被廣泛認為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社會問題的時候,這種事情就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特別是在美國社會學中,新的學科分支是在對新的一組問題做出的反應之中產生的。幾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湧入喚起了人們對同化與文化適應過程的極大的社會學興趣,正如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變化強化了種族關係的專門研究。同樣,一些更加顯著的城市生活問題引起了社會學家們的強烈注意,在一段時間,他們的研究地點一般是城市貧民區,主要來觀察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發生的異常行為。由於電影的廣泛普及和無線電的出現,一個協同研究大眾傳播和公眾輿論的新階段開始了,從而另一個社會學的專業以前所未聞的規模復興起來了。在更近的若干年內,在這個國家中有效的工會組織以及引起工人與僱主衝突的附屬組織,它們在活躍的過程中慢慢地導致了工業社會學這一專門領域。    
  有跡象表明,科學社會學做為一個獨特的專門研究領域,目前正處在與不足二十年前的工業社會學相類似的地位。過去對這一學科不定形的和零星的興趣,正變得定形並且持續不斷。然而,這兩個領域的社會背景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可能有助於產生不同的效果:工業社會學本身主要關心有關工業的經濟利益的問題——關心工人的士氣問題,關心非正式群體的結構和生產率之間的關係問題,也關心勞資雙方的關係問題。就像技術研究一樣,社會學研究也是如此,當它產出許多豐碩的成果時,工業界就準備支持這些研究,因為這樣做也是一樁好買賣。營利組織必須根據預期的利潤來做出他們的決定,在這個狹隘的經濟觀念支配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和科學家很難有什麼指望。而對科學的支持必須來自一些不是為經濟上有所得而建立的機構。    
  除了最近歷史發展的複雜情況以外——在這些情況當中,包括試圖使科學服從政治的控制,人做為科學家的角色與做為公民的角色之間的深刻衝突,使得科學被廣泛地看作是社會問題來源之一的那些事件——對科學社會學的興趣開始出現了新生。因此,在與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的合作中,菲力浦·弗蘭克(Philipp    
  Frank)聯絡了一大群學者支持促進這個領域中經驗的和理論的研究。另一個小組也已成立,在美國學術理事會的贊助之下,研究科學的人文主義方面,包括社會方面。世界科學史家聯合會擴大了它的範圍以包括科學的社會關係史委員會,由利萊準備的該委員會的第一份重要報告,給予它的社會學方向以充分的論證。數量相對較少的一些大學的科學史系也開始關心社會學,可以期待,由於適當的研究材料的積累,科學社會學將更加迅速地得到發展。    
  另一類學術的發展為及時提供這些研究材料提供了保證。十多年來,社會學家們已顯示出對社會職業——醫療、法律、服務、工程以及其它職業的結構、作用和功能的日益增長的興趣,並開始研究它們的社會意義。類似的研究也將會把科學和科學家做為對象。如果這能實現的話,它將進一步有利於對歷史材料和第一手現場調查材料進行綜合。到目前為止,科學社會學中相當大量的研究一直幾乎以純粹的歷史資料為基礎——這些資料是科學家留下來的文件、自傳、日記和科學學會的報告。這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但這還不夠。像別人一樣,科學家同樣傾向於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們不能從中得到關於大量社會行動和社會互動的認識,這些行動和互動可能在實驗室中產生,就像在工廠裡產生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行動和互動是在與之有關的那些人的認識限度之下。當然,已經有了大量關於「科學方法」的文獻,據推斷,還會有關於科學家的「態度」和「值價」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與社會科學家稱之為理想類型的東西有關。即科學家本應照著這些方式去思索、感覺和行動。在細節上描述科學家們實際進行思索、感覺和行動的方式,並不一定是必要的。這些實際的類型很少得到系統的研究——羅依(Roy)所代表的對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心理測試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如果社會科學家開始在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的實驗室和野外台站中進行觀測,那麼至少可能在短短幾年中就會比過去全部的歲月學到更多的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東西。    
  從這一切可以看到,這本書幾乎正是在一個非常恰當的時機出版的。在對這門學科的興趣正在重新興起的時代,甚至單獨地對這一領域提供一個嘗試性的系統看法的一本書,也會不成比例地產生巨大的反響。巴伯先生以及那些其他可能追隨同一路線的書,很有可能會進一步促使大學開設引導學生們學習科學社會學的課程。很可能選修這些課程的學生也許是由於歷史學的最新論題激起了他們對科學的社會環境的好奇心,從而產生了對這一學科的持續的興趣。這樣,這些人將是新的並且實質上是第一代新兵,他們既在社會科學方面又在某一物理或生物科學方面受到訓練,當他們成為獨立的學者的時候,科學社會學就會成為一門知識條理化的專門領域。巴伯先生的書朝這個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羅伯特· K·默頓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鳴謝    
   我非常高興地記下我在寫作本書時所得到的幫助。對我幫助最大的兩個人是我的朋友和老師,塔爾科特·帕森斯和羅伯特· K·默頓。只有那些瞭解帕森斯與默頓的講演和著述的人,才知道我在本書的內容以及社會學觀點上有多少要歸功於他們。十五年來,默頓在科學社會學上的傑出工作一直是我的楷模,它告訴我在這個領域的事業應該是什麼。我不能說自己是喬治·薩頓的一名「學生」,但在我們長期的、令人愉快的相識期間,我從他那裡學到關於科學史和人文主義的基本內容。他總是最慷慨地允許我利用他在懷德納爾一八九號的私人圖書館。哈里·    
  M·約翰遜(Harry M Johnson)以其對本書內容與風格的細緻批評使我獲益良多。其他幾位朋友一直非常熱心地閱讀了本書的部分或全部手稿,並且提出了改進意見,他們是:丹尼爾·阿隆(Daniel    
  Aaron)、大衛·唐納德(David Donald)、裡恩·福克斯(Renee    
  Fox)、弗蘭克·H·漢金斯(Frank H.Han-kins)、阿列克·英克爾斯(Alex    
  Inkeles)、小馬裡奧隆·J·列維(Marion J. Levy, Jr.)、查爾斯·H·佩奇(Charles    
  H.Page)和馬爾溫·李克特(Melyin Richter)。由於我未能採納他們所有的建議,這些朋友對本書遺留下來的缺點不負責任。最後,我向我的妻子埃裡諾·G·巴伯(Elinor    
  G.Barber)致以不可估量的深深的謝意,感謝她給予我有價值的批評和支持。    
  伯納德·巴伯    
  多布斯·費裡,紐約    
  1952年8月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導言 科學是什麼?    
   科學是什麼?由於我們能這樣簡單地提出問題,所以許多人期待對此作一個簡單的答覆。但事實上,我們所需要的答覆是複雜的,它告訴我們科學在過去和現在的許多不同的情況,或者以另一種方式告訴我們科學具有的若干方面。當然,科學具有一定的統一性和整合性,這種統一性固然不很完全,但它仍然是科學存在的一項重要條件。後面我們將多次談到這種統一性。但是,科學也有許多獨立的方面。我們將發現,令人滿意地理解科學,要求分別研究科學的這若干方面,就像仔細研究科學本身的統一性那樣。    
  我們只須考察一下公眾和個人對科學的許許多多想像,就可看到科學表現出多少不同的方面。科學是一個穿著白大褂的人,他最經常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在實驗室中擺弄試管。或者科學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它由於一個公式——E=mc 2 ——而為人所知。一台被一些作者描述為「機器腦」的複雜機器,也許是一種新型的電子計算機,它則是科學的另一種象徵。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中,科學對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技術失業,1弗蘭肯斯坦的怪物2對它的創造者——社會——翻了臉。更為經常的是,儘管出現了原子彈,但科學仍然意味著希望的滿足和希望的實現,科學發現了胰島素、盤尼西林,甚至是一種治療小病小災——大家都會患的感冒——的藥品;科學常常擴大著我們的物質財富;而且科學從未停止尋找治癒癌症、小兒麻痺症、精神病和無數其他人類疾病之方法的步伐。    
  科學展示著所有這些方面,而且會展示更多更多的方面。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倍地增加他自己關於科學的概念。但是,我們需要一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我們需要一種把科學本質的這種多樣性與其內在的整合性和統一性聯繫起來的方法。科學並不是要素與活動的雜亂無章的組合,而是一個具有凝聚性的結構,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互相依存的關係。簡言之,我們需要對科學本身有一個更科學的理解。    
  獲得這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的一種方式,一種顯而易見的但卻有點被忽視了的方式,就是首先從根本上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活動,看作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一系列行為。從這一角度看,科學不單單是一條條零散的確證的知識,而且不單單是一系列得到這種知識的邏輯方法。從這一角度看,科學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思想和行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中,人們實現這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我們經常認為我們自己的社會和我們自己的科學是不成問題的,好像它們現在的這種形式就是普遍的。我們沒有看到,其他社會對待理性的思想和活動——這是科學的本質所在——的方式是相當不同的;我們沒有看到,我們自己對科學的巨大支持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通過把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進行系統的研究,我們也許能領會科學與社會其他部分的確定的聯繫,例如,與政治權威,與職業體系,與社會等級分層的結構,以及與文化理想和價值。而且,因為這些政治的、職業的、社會等級和文化的體繫在不同的社會之間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某些社會——特別是我們自己的社會——比其他一些社會與科學相容得多,我們還可以找出這種各不相同的相容性的社會根源。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中某些巨大的和錯綜複雜的變化。如發生在革命、戰爭或經濟蕭條期間的那些變化,怎樣影響著科學成長的速度和方向這兩個方面。    
  這種社會的研究角度使我們還有可能進一步深化我們對科學活動的理解。我們將看到,科學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在不同種類的社會組織中進行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科學幾乎全部是在大學和學院、在工業和商業界以及在政府團體中進行的。在希臘社會中,從事科學的社會場所又有不同。每一個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對科學扮演著不同的功能,並且帶來各自特有的問題。分析科學活動的這幾種社會背景,將會給我們提供一種對科學本質的更好的理解。    
  再進一步,當我們持此觀點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活動時,我們可以看到,科學成果——科學的發明與發現——怎樣是一種具有基本的社會特徵的過程的產物。按照視科學為一種不折不扣的社會活動來解釋,這裡有一些必須提出並給予回答的問題:需要是否像常常斷言的那樣為發明之母嗎?社會怎樣定義「需要」呢?發明是偶然出現的嗎?是成串出現的嗎?在發現的過程中,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最後,把科學視為一種社會活動,可以把我們的注意力更富有成效地引導到科學的一些「社會問題」上,引導到科學的社會控制問題上。科學不僅部分地依賴於支持它的社會,而且也部分地獨立於社會。這僅僅是說,科學有社會影響,這是現在人人都知道並且不能視而不見的。這裡僅提一下這其中的幾種影響:科學使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科學似乎對已有的宗教提出了挑戰,以及科學使家庭和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震動。由於這些以及其他的社會影響的結果,我們產生了一些複雜的感覺;因為我們認為,這些影響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我們對科學的態度變得混亂,或者曖昧了。這樣,科學家們被要求為其思想和活動做出說明。的確,科學家和門外漢都在嚴肅地討論「科學的社會責任」。一些討論這一問題的人提到,應該對科學進行「計劃」,其中有一些是科學家,有一些是門外漢;與此相反,在兩個陣營都有另一些人強烈反對「計劃」。我們需要知道,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在什麼意義上能夠被「計劃」,在什麼程度上不能被「計劃」。    
  那麼,這就是我們將要採取的研究科學的角度,這些問題中的一些正是我們打算提出並試探性地作出回答的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通過把這種社會學的分析——當它用於分析許多其他種類的社會活動時,已證明碩果纍纍——應用到對科學的研究之中,以更好地理解科學。當然,這不是一個我們必須從頭做起的任務。許多科學家和科學史學家已經或明或暗地注意到,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他們的考察與分析的結果是可以隨意利用的,並且已經在本研究中到處得到了利用。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一種完全明確和系統的對科學的社會學分析,借助現有的一般社會科學和現有的關於科學的實際知識,做到這一點現在是可能的。這裡建立的理解結構,如果能用來做為該領域社會學研究的進一步進展的基礎,做為一種處理科學在社會中的實際社會問題的工具的話,它也就達到了其目的。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一章  科學的本質:理性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    
   人類經常夢想著,但實際上從未生活在伊甸園之中。這就是人類境況的根本之所在,即人不是生活在一個順從的而是在一個抵抗的環境之中,生活在一個他必須不斷努力加以控制的環境之中,如果他不能完全主宰環境的話。人的物質和社會情況總是向他提出任務,他必須設法有效地採取達到目的的手段。因為如果必須付出「努力」以應付環境是人的境況所固有的話,那麼只有有限的精力來作這種一般努力也是人類固有的本性。因此無論何時何地,人類都必須有效並且經濟地作出一些這種努力。    
  由於需要節省精力,需要採取有效達到目的的方法,人總是必不可少地求助於他的理性的力量,求助於他關於其環境的某些知識的力量。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給出這一事實的歷史證據,它來自形形色色的、廣泛分佈於不同空間和時間的社會。這裡,承認人類理性的普遍性,稍微更仔細地考察一下人類理性的特徵,並且表明它與科學的聯繫,這就足夠了。因為這是我們整個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在人類社會中,科學的幼芽扎根於人類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嘗試之中,試圖靠運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動來理解和支配他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我想,珀西·布裡奇曼(Percy    
  Brigman)教授——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說「我想說不存在科學方法本身,而只有自由地、最大可能地利用智力」時,他是在提出幾乎同樣的觀點。當然,我們將看到,在理性和智慧成為我們所熟悉的高度發達的科學之前,它們是怎樣必須經過訓練的,但是,首先理解科學這種基本的人類來源是根本的。    
  那麼,讓我們更仔細地看一看我們所謂的人類理性意味著什麼。在其最一般的意義上,我們所謂的「理性思維」簡單地是指任何與亞里士多德邏輯原則、或在某種情況下與現代的非亞里士多德邏輯原則相容的思維。例如,我們的意思是,理性思維使非同一性事物保持分立(A不能既是    
  A又是非A),而且接下來的就是對事物之間的聯繫進行演繹推理的過程。以這種方式進行思考也許就是合乎理性的,不管利用這種方式的人是否明確地意識到這些邏輯原則。因此,在亞里士多德對這些規則做出了卓越的正式闡述以前很久,就存在理性思維,推理的邏輯規則在其中是隱含的和有效的。而且,自亞里士多德以來乃至今天,許多理性思維在並沒有自覺地運用形式化的邏輯規則的情況下向前推進。無論他們是明確地利用邏輯還是僅僅隱含地利用邏輯,所有的人都多少具有進行理性思維和活動的潛在能力,並且把它們用在其日常生活中。    
  應該明確,我們的定義不包括某些種類的有時也被貼上「理性」標籤的思維。我們僅僅包括那些遵守邏輯規則的思維,而不包括那些與其他種類的規範與聯繫原則相一致的思維。這樣,我們就排除了因為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或一定的審美規範而被稱為「合乎理性」的那種思維。這些美的、體驗的和倫理的原則就其彼此之間一貫的關係而言可能確實是「合乎理性」的,但是,這是另外一種意義,而不是這裡所指的意義。我們之所以提及這些其他的聯繫原則,是因為這些原則像邏輯原則一樣不僅出現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之中,而且出現在所有其他的社會之中,儘管它們在實質上當然是有變化的。在所有社會中,這幾種類型的聯繫必須保持相互分離,而且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邏輯原則和科學理性的力量也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以至我們不斷地試圖把兩者擴展到那些其他的聯繫規範流行的領域中去。也許這正是由於科學給我們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我們有時談論「合乎理性的藝術」和「科學的倫理學」。總之,我們現在在這裡僅僅對由邏輯規範定義的理性感興趣,因為科學正是肇始於此。    
  接下來我們必須認識到,邏輯合理性與科學並沒有一對一的關係,邏輯合理性因而也是除科學之外的許多其他事物的源泉。這就是說,我們定義的理性思維,可能被應用於發生在社會之中的不同種類的目標,而科學僅當理性思維被應用在這些種類的人類目的中的某一個時才存在。當人們談論上帝的存在或魔鬼的本質時,這不是科學,儘管他們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可能幾乎自始至終是以完全合乎理性的、與邏輯規則相一致的方式進行的。只有當理性思維被應用於我們可稱之為「經驗的」目的——即對於我們的幾種感官、或對於以科學儀器的形式加以改進發展的感官來說,是可以達到的客體——時,科學才存在。在社會中,廣泛存在著這類經驗目的,這一點是顯然的。在每個社會中,非常大量的這種目的在我們所指的像「支配自然」那樣的一般經驗目標上匯合起來。實現對自然的充分控制,使農業和工業成為可靠的事業,這正是每個社會的一種經驗目標。因此,在人們依照邏輯規則花費其精力從事這些活動這一意義上,科學可以應用於工業和農業。總之,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又是經驗的。    
  為其他種類的目標下定義超出了我們現在討論的範圍,這些目標是非經驗的,而非相反,對它們我們能夠並且確實利用理性思維來達到,但卻無法通過我們的感官及其儀器的延伸來達到。我們需要注意的無非是這樣一些目的經常在社會中發生;簡言之,就是總存在著與像拯救、善與惡、公正諸如此類的事情有聯繫的社會思想。的確,如同任何一位閱讀任何社會的偉大宗教思想家之著作的人都會發現的那樣,在這些事情中,邏輯思維的應用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發展水平。在西方社會中,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僅僅是這種非經驗理性發展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證。    
  這樣,在所有社會中,理性思維被應用於兩種目的,既有經驗的也有非經驗的。但是,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對這兩種不同目的感興趣的程度具有廣泛的差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將在下一章研究這種差異性。例如,我們將發現,我們自己的現代西方社會對經驗目的的關心程度之大是獨一無二的,儘管遠不是排他性的,就像我們的社會對非經驗目的沒有這種關心一樣。印度社會就沒有類似的這種對經驗目的的相對較強的強調;與現代西方社會相比,它對非經驗目的一直有相對較大的興趣。    
  當然,對這兩類目的中任何一類的理性思維,並非不影響對另一類的理性思維。因此,儘管科學的確是從理性思維應用於經驗目的之中直接派生出來的,但是關於非經驗目的的理性思維的發展與科學的演變一直有著一種間接的聯繫。例如,宗教理性主義為在理性思考中提供的技能,後來常常被轉移到經驗目的上。按照這種觀點,科學是由希臘和中世紀西方社會在對非經驗問題作理性思考時所形成的技能的偉大成就的間接後嗣。    
  我們現在似乎已經在經驗的和非經驗的目的之間劃出了一條普遍的、固定的和鮮明的界限。這樣的界限是不存在的。把哪一種目的定義為經驗的,這在社會與社會之間是稍微有點不同的。例如,在我們的社會中,許多生物科學及其在醫學上的應用所涉及的人類目的被認為是經驗的,而在其他社會中則不這樣認為。這就是說,我們認為健康狀況不良是應用診斷與治療之科學技術的合適對象。在許多其他的社會中,我們認為是病的許多疾病,一直被假設為是觸怒某些超自然的、非經驗力量的結果,因此完全不是醫療之經驗技術的正當對象。科學的範圍隨著公認的經驗領域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公認的經驗領域的重要範圍不僅在不同社會是不同的,而且這種領域的規模在任何既定的社會內部是隨歷史而變化的。即使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肉體及精神健康的問題也只是慢慢地愈來愈進入經驗的領地。社會問題在最近獲得了經驗的地位,讓我們僅舉一例,即只是在最近,我們才開始把酒精中毒部分地看做是一種科學的事情而不完全是一種犯罪的事情。    
  然而,說經驗領域在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時間稍微有些不同,並不是斷言社會中所有的非經驗問題都可能化約為經驗的問題。某些經驗主義哲學家的極端看法,確實一直認為這樣一種化約是可能的。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近來的歷史進程似乎正在證實這些哲學家的看法,非經驗領域不斷地通過科學被化約。由於已經穩步地進入了某些以前被認為是非經驗的領域,我們中的某些人假定,最終只有科學會依然存在,而非經驗的問題就消失了。但是,這種觀點即使對於許多以前持此看法的人來說也開始變得似乎站不住腳了,的確,新近在社會科學中已經有了一種重要的發展,它堅持完全相反的立場。新近的假設是:由社會價值、宗教觀念和社會意識形態所表達的非經驗的存在,確實相當肯定地具有一種必要的和獨立的地位。當然,它們受科學思想的影響,正如它們反過來也影響科學思想一樣,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例如,我們將討論宗教觀念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但是,它們有其自主的疆域,它們今天沒有完全化約為徹底的經驗科學,最終也不會如此,正因如此,所以科學絕不可能單獨地為人提供一種對於自然世界和社會的完全的順應。我們將有許多機會看到科學依賴於某些基本的、非經驗的社會價值和世界觀。然而,有一些經驗主義哲學家依然相信,科學對於人類適應環境是完全充分的,在我們關於科學之社會後果的討論中,我們將不得不再一次考慮這一謬論。    
  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一直關注著把科學的起源置於經驗理性之中。但是,除起源之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還有一些相對發展的問題。並非所有確證的關於經驗結果的理性思想都具有同樣的發展程度;在現代西方世界中,並非所有這樣的思想都是如我們所知的科學。雖然基於我們可以稱呼的「常識」和經驗知識,任何已知的社會都肯定具有相當多的關於其經驗環境的理性思想,但是並非所有社會都有存在於我們社會的這種高度發達的科學理論。在社會中,經驗理性的形式有許多種,就是說,這些形式是通過歷史的進程逐漸形成的。一些相對不發達的形式(我們可以考慮相對不發達的科學),受制於特殊的經驗環境和相當特別的經驗目的。這樣一種科學「並不與手工藝相脫離」;它是粗淺常識的理性;它不是概括的或系統的。例如,它是一種醫療的知識,就像在許多無文字社會中存在的那樣,不是一種高度概括化的醫學和生物學科學,就像做為現代醫療之基礎的形式那樣。相反,相對高度發達的經驗理性形式,就像構成近代科學之基本原則的那些東西,是極其概括化和系統化的系列觀念。這樣的科學是從大量的特殊情境中抽像出來的。例如,牛頓或愛因斯坦關於整個宇宙的理論,就是表達在少數幾個一般的觀念之中,他們的理論不是一種天氣預報的技藝或占星術的經驗知識。雖然如此,不太發達的和較發達的科學之形式有著共同的起源,而且後者是從前者逐漸演化而成的。在下一章中,我們將追溯科學發展之歷史進程的某些細節,也試圖表明不同的社會因素怎樣直接並間接地影響了這一進程。但是,在從事這一工作之前,我們必須要比以前更詳細地考慮高度發達的科學的本質。這裡我們提出一系列問題,理解這些問題對於我們分析科學的社會方面是基本的準備。    
  哈佛的康南特校長(他是一名化學家)近來描述了那些高度概括化和系統化的觀念系列對於所有科學的基本作用,我們剛剛說過,這些觀念是高度發達的近代科學的心臟。他稱這些觀念為「概念框架」。我們現在想論及的正是概念框架的本質及其與諸如實驗、數學和「常識」這樣的事物的關係。    
  在一個正式的定義中,概念框架或許可以被說成是經驗關係之抽像命題的或多或少的一般體系,這些命題闡明經驗現象在哪種決定條件下是彼此相聯的。「彼此相聯」意味著既保持不變只發生變化。科學已經做到這一點,即只要知道在哪些條件下事情發生變化,也就能輕而易舉地解釋這些事情為什麼不變化。如果沒有適當的概念框架,科學研究要麼是盲目的,要麼是毫無成效的。康南特校長以來自科學史的例證,特別是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例證,顯示了關於科學的這一基本事實。例如,照他的說法,亞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可能同真空理論和空氣泵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持有「自然憎惡真空」這種不正確的觀點;托裡拆利和羅伯特·波義耳則與此有關,當時他們基於空氣是重的和空氣是一種彈性介質的觀念,對同一種現象設計了一種更為恰當的概念框架。與此類似,拉瓦錫在十八世紀為近代化學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當時他拋棄了解釋燃燒過程的古老的燃索說,代之以一種關於氧化和還原的更適當的概念框架。從科學史中可以成倍地舉出進一步的例證。的確,科學史,特別是近代科學(因為其迅疾的進步速率)的歷史,可以根據概念框架之成功的更大的發展和科學中經驗程度的更大的相應削弱而撰寫。康南特校長在總結時說道,好的概念框架是所有科學之基本的漸增要素。    
  不僅是由於思想之適當性,而且也由於其簡潔和優雅,在任何既定時期,理想的概念框架都具有最大的概括性,也就是說,在這種理想的概念框架中,抽像的、一般的命題據以闡明的概念範疇或變量的數量是很少的。在科學中,物理科學已經獲得這種框架的最理想的形式,例如,在牛頓的概念框架之中,它是根據這樣一些極為少量和一般的變量(如質量、力、運動)而構造的。在同樣的科學中,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對牛頓理論的再構造似乎是更為普遍的概念框架。不幸的是,並非所有科學的概念框架都處處像物理科學中的概念框架那樣普遍和系統,儘管這些科學所實現的是所有其他科學所努力追求的理想。至少其他的自然科學之一,例如生物學,還沒有取得像物理科學那樣的具有非常高的普遍性的概念框架。因此它做為一門科學還不充分。至於社會科學,它們似乎依然處在相當經驗的狀況之中,如果說有什麼普遍的概念框架在這些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之中被廣泛接受的話,那也是很少的。在討論社會科學的本質和性質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    
  對於概念框架在科學中基本作用的理解,可以說明已經引起了許多科學史學生注意的一個確定的停論。這個停論就是:平平常常的頭腦,甚至是在學校期間未受良好訓練的頭腦,經常發現他們很容易理解那些使若干世紀的某些最偉大的科學才智的頭腦感到困惑的事情。初等物理學教師發現,向高年級學生傳授那些事情並不費勁;對於任何人似乎都是明顯的和自然的看待宇宙的方式,例如,考慮自由落體運動的方式,使這樣一些偉大的才智窘困,如列奧納多·達·芬奇,甚至伽利略,就像巴特菲爾德所說的,當時「他們的頭腦正在人類思想的前沿為這些問題而深思」。在概念框架被提出並且被接受之後,它們總是顯得令人不可置信的簡單。當然,這也是一種根本的優點,因為如果不這樣,它們就不會為它們的後繼者提供可以在其上構建理論體系的基礎。    
  儘管它們都發揮某些共同的和基本的作用,但在類型以及在概括性和系統性上,概念框架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也許「類型」意指比實際存在更大的差別,而某些差別必須予以注意。基本的差別大概在於精確性或確定性的程度,正是利用這種精確性或確定性,才能作出關係性的陳述。比如,在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的概念框架之間就有這種差別。在物理科學中,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和確定性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為物理科學之一般的抽像變量——像質量和力——所涉及的經驗數據,都可以以精確的測量方法被安排在這些變量之中。這些數據組成真正的數學組,遵循技術邏輯標準,例如可轉遞性,等等。因此,對於任何一個既定的具體系統,當把物理科學的概念框架運用於它時,就可以列出一個精確的微分方程系統。這些方程既刻劃了系統的現狀,也使得導出關於該系統的任何一部分由於該系統的任何其他部分的微小變化而將經歷變化的確定性陳述因素成為可能。讓我們舉一個也許是陳舊但卻是明顯的例子,波義耳的氣體定律就是關於這種在具體體系(涉及壓力、體積和溫度)中變化之精確陳述的一個簡單的例證。一個類似的但卻為科學界的新手很不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像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某種事情,這個定律陳述道:當自由的輻射能量轉換和熱轉導發生在兩個溫度不同的物體之間的時候,總是較熱的一個失去能量而較冷的一個獲得能量。    
  雖然在我們之中的許多外行可能會持相反的觀點,但是像這種程度的概括性、嚴密性和確定性在生物科學中仍然是不可能的。生物學的分析不按微分方程來進行,而大部分是結構功能分析法。也就是說,生物學依然只能滿足於首先描述其具體體系的結構成分,然後再描述體系之過程的功能。生物學做到這一點,是通過闡明這些過程對於維持系統結構之穩定性和恆定性的作用來達到的。例如,為了使人的有機體可以維持生理學家W·B·坎農所謂的「機體平衡」,或者有機體結構的恆定性,對細胞的氧氣供應必須得到維持。這就是說,在人的機體的其他各種功能之中,呼吸和循環過程的功能是維持這種至關重要的氧氣供應。然而,這種功能的過程不能以任何非常嚴密的測量形式而得到描述,就像人們可以在坎農的迷人的《軀體的智慧》一書讀到的那樣。他闡述道,這一點對於機體系統所需的許多其他的功能也同樣是正確的。再舉幾個其他的例子,對於必須把血液中的鹽分、血糖水平和機體的溫度恆定在一定的不精確的限度之內,這一點也同樣如此。結果,就像生物化學研究基金會主任埃利斯·麥克唐納(Ellice    
  McDonald)所說,「生物學研究整體來說是建立在實驗與錯誤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以只是稍微有些誇張的方式提出:相對於物理科學,生物學依然處在一種經驗主義的狀況之中。    
  儘管它相對缺乏測量的精確性和確定性——當然,看到這是一種相對的缺乏是重要的——,但生物學仍然是一門受到尊重的科學,它在醫學和其他技術中具有巨大的有益應用的領域。認識到如果沒有與物理科學等同的形式,理性知識也可以得到相當高度的發展,對於理解科學的某些分支,以及對於這些分支未來的進步,是重要的。持相反的觀點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甚至對某些科學家來說也不是無緣的。    
  我們前面對於概念框架之類型的討論,當然不應該被認為是意指數學的應用無論以什麼方式都是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以及其他科學之間的基本差別所在。只要可能,其他的科學也試圖把它們的數據按測量的系列排列,但這經常是不大可能的。的確,即使在生物學研究中,有時也有人斷定在利用了數學之後就會有毫無結果的濫用。定量化的壓力來自物理科學之數學形式對於許多科學家所具有的較高聲望。但是坎農教授做出結論,只要存在無法應用數學的許多重要的調查研究領域,「這樣一種智力上的附庸風雅」就不是無可非議的。他說;「生物學家不應該因為他的研究有時在方法上不是定量的就遭到輕視。」著名的物理化學家劉易斯(G.N.Lewis)宣稱,「對於以測量(它只不過是一種手段)或者以任何會把達爾文、巴斯德或凱庫勒排除在外的科學家定義來確認科學的企圖,我無法忍受。」就此三人而言,坎農會加上這樣一些其工作不依賴於測量的其他偉大科學家,例如哈維、魏爾肖、巴甫洛夫和查爾斯·謝靈頓爵士。因此,數學的利用不是概念框架之存在和高度發達的科學的唯一標誌。這也是某些社會科學家應該接受的教訓,因為他們在研究中經常不惜一切代價來尋求定量化,哪怕是與科學有關的代價。測量的精密和確定性是理想,所有科學都可以心嚮往之;可是,它們不是科學之有用性的標記。    
  由於對這一點存在一些混亂,更加概括地闡述數學與科學的關係的本質,似乎是必需的。數學有時被稱為「唯一真正的科學」。但是,雖然數學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精髓,儘管它與科學有緊密的聯繫,但是數學畢竟不是實在的科學。相反,它是一種語言,一種邏輯,概念之間關係的邏輯,一種極其有用的和精確的語言,它使得許多科學領域中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但它不應被誤解為科學理論。的確,在物理學中,有如此之多的理論被數學術語弄得面目全非,以致它有時似乎只是數學而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但是,除了數學表達的如此精確的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外,物理學還有它們自己的實實在在的概念:質量、能量,等等。就像非亞里士多德語義哲學所表達的那樣,數學是一種關係的語言,不是分類和確認的語言。亞里士多德邏輯和符號邏輯是關係的語言,數學以同樣的方式也是一種關係的語言。總之,它本身對於科學是極其有用的,但是不能與科學的概念框架混淆。這些概念框架的構建本身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當我們討論想像力在科學發現過程中的作用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項工作。    
  實驗在科學中的性質和作用,像數學一樣,有時也遭到誤解。人們常常認為,實驗是近代科學所獨有的,它只是在近三百年以來才存在。現在實驗技術之範圍和精巧嚴密是近代科學所獨有的,但是實驗的邏輯甚至是實踐卻並非如此。所有理性思維都暗含著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隨後在這一比較的基礎上安排因果次序或功能關係。在這個重要的意義上,實驗是同理性的經驗思維同樣古老的,因而是與人類共存的。確定的受控實驗之設計,只是某種事物之高度發達的現代形式,這種事物在以前至少是隱含地、有時是明確地得到了利用。近代科學在界定並分離「具體的」現象體繫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這些體系是與構成其概念框架的抽像觀念體系嚴密一致的。就像H·列維教授指出的那樣,這種體系的分離對於科學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一個體系被分離,其某一部分受控的變化對該體系其他部分的影響就可以弄清楚。實驗就是以這種方式揭示了在概念框架中幾個變量的影響,我們稱此受控變化的過程為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    
  至於對於許多物理科學來說情況就是這樣,但受控實驗在生物科學中就幾乎沒有這樣大的可能性。或許這就是巴斯德的傳記作者、生物學家萊恩·杜波斯(Rene    
  Dubos)為什麼懷疑實驗之尚未證實的力量的原因。他說;「對於某些人(包括巴斯德)會使我們相信的純粹的和永恆的事實,實驗方法並不是不會犯錯誤的揭示者。」直到現在,受控實驗在社會科學中一直是相當罕見的,這一點簡直沒有必要說。這些科學主要是求助於比較似與非似之案例的邏輯,不幸的是,所有這些比較都是非常不受控的。    
  對於實驗在科學中的重要意義,特別是它在與概念框架相比較時的重要意義,有某種流行的誇大,杜波斯對於實驗方法所表達的保留大概部分地是對這種誇大的一種反應。看到一項科學實驗,比看到使得概念化遭到忽視的概念化,通常要容易得多。按此觀點,科學經常變成一種技術與新發明的事情,只包含極少不同的理性思想。但是,就像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的那樣,實驗只有在比較對於由某種概念框架所確定的變量是重要的似與非似案例的時候,才可能具有科學上的重要意義。或者,以另一種方式來說,在每一項出色的實驗背後都有一種出色的理論。    
  巴特菲爾德教授已經注意到在普通的信條中這種對實驗之重要性的極度強調,即解釋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基本變化是實驗方法的出現。這種信條的一例就是我們相信關於伽利略在比薩斜塔上做落體實驗這個不足為信的故事。實際上,在這樣一種實驗——如果它的確曾經發生過的話——的背後,有著重要的新思想,即整個自由落體的新理論。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其他重要發現也是如此。在理性思維中,特別是在數學中的極大發展,以及在天文學和力學中的新概念(所有這些,我們將在下一章更多地談到),為培根勳爵在他的《偉大的復興》中所不斷舉薦的實驗提供了一種新的指南。巴特菲爾德說,幾個世紀以來,實驗「一直是一種瘋狂的、幾乎是不得要領地鼓噪的事情——一種在許多方面與真正的理智進步無關的事情——,有時是科學研究項目中最反覆無常和荒謬的部分。」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無論是在中世紀期間,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都不缺乏發明的技能和獨創性,來製造用於實驗的技術裝置。「然而,直到十七世紀,訴諸實驗才越來越平常以及正規化,並且被納入正軌,就像一架巨大的機器進入了工作狀態。」近代科學的動力包含在概念化與實驗的恰當交織之中。    
  科學中的實驗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它產生概念框架與通常所謂的在科學工作的「技巧」之間的關係。由於概念框架及經驗數據,就必須要有觀察技巧以搜集這些數據,也必須有其他的技巧以把這些數據整理為合適的概念範疇。然而,概念框架和技巧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雖然這兩者存在著必要的相互依賴,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這裡又有一個顯示科學中的微妙過程的例子。通過演繹,概念框架有時可能會獨立地預言數據,這些數據要麼是可獲得的技術不能觀察到的,要麼至少是仍未觀察到的。在把194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授予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這件事之中,我們看到了最近的這種例證。在1935年,湯川秀樹完全靠物理學概念框架(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這種框架現在很多都是以數學術語來表述)的推演,宣告一種粒子的存在,即為人所知的「介子」。這種亞原子粒子是靠觀察它在一直追蹤它的照相感光板上的蹤跡被發現的,它在當代物理學中成了大量研究的中心。注意:恰恰是概念推演的存在才導致了關注驗證這個發現的技術。    
  然而,在相反的情況下,獲得的觀察與整理技術可能會搜集到與最近的概念框架不符合的數據。確實,這在料學中隨時都在發生。當我們討論科學中「易於做出偶然發現的機遇」的現象或者出乎預料的發現的偶然出現時,我們將給出許多這種例證。有時這些古怪的數據雖然暫時未被概念框架所吸收,但是它們經常立即刺激此概念框架發生有價值的重建。這是科學進步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十九世紀末,許多科學觀察與牛頓的概念框架不能相符。愛因斯坦理論的巨大優點就在於吸收了這些以前得不到解釋的觀察數據。    
  這樣,我們又一次看到科學不只是大量「事實」的集合。相反,它是根據某種概念框架的事實的集合與排列,這種框架在其應用過程中或者技術的使用導致新的事實時,總是受制於重建。概念框架和技術大概從未完美地整合過,這經常是由於在許多事實與概念框架之間出現了不符。當然,我們用「許多」所指的是這些事實適合那些曾具有較大普遍性和系統性的概念框架的構建。康南特校長在他關於他所謂的「科學之戰術與戰略的某些原則」的討論中,為我們詳細考察了概念框架與我們剛剛談論的技術之間的關係種類。這個問題已經觸及了所有領域的科學進步的核心。    
  或許我們現在就可以清楚地意識到,基於高度普遍性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高度發達的科學,本質上是一種動態事業。無止境地改進概念框架,把動力因素引入到科學活動之核心。人類理性以這種方式承擔著未盡的動力來改變天地,因為在概念框架上或早或遲的變化造成在日常失活和日常技術上的變化。維布倫曾經說過:「任何認真的研究的結果,只可能是在以前有一個問題的地方逐漸出現兩個問題。」這是科學的一個特徵,是科學具有一種動態的品質,現代人不僅必須學習之,而且必須學著承認之。因為這是科學之未盡的社會影響的來源。以後當我們討論這些社會影響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    
  關於科學本質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科學的概念框架與通常所稱為「常識」的信仰與知識整體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任何人類社會最少也有一種理性經驗知識或者相對不發達的科學的集合。這種知識——我們也許可以把它認為是「初期科學」,更成熟的科學也許可以從中而成長——構成了通常所認為的常識的一大部分,並且對行動提供相當有效的指導。但是,儘管所有的知識是基於某種隱含的、特殊化的抽像,但關於這種經驗知識之有效性的局限現在也應該是顯然的了。常識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概括化的和系統的知識,像高度發達的科學的概念框架那樣,所以它不是可靠的知識,或者如同我們可以稍微更專業性地評價的那樣,它不是確定的知識。就是說,相對而論,常識不知道在哪些確定的條件下它關於事實和事實之間關係的斷言實際上會發生。當這些未知的條件變化時,事實將發生變化,而沒有對這些條件有確定理解的常識則對進一步的行動給不出令人滿意的指南。常識之不可靠性,常識在面對它不能描述的、條件發生變化時的矛盾性,或許在常識之言論和格言中大量的不一致和矛盾之中最有可能看到。常識總是而且依然是無數謬誤、欺騙和誤解之集合體的繼承者,這一點可以在伯根·伊萬斯教授的《廢話的自然史》一書中得到檢驗。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像赫胥黎所說過的,科學不只是「有條理的常識」。這就是說,科學不具有常識的局限性。當然,如果人們把赫胥黎的意見當作意指我們所主張的某些其他東西,即常識和科學在人類理性中具有部分共同的起源,那麼赫胥黎的評價是對的。    
  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在其經驗知識的確定性上都有一定的範圍。哪裡只有經驗的知識,哪裡的常識之理性知識將只包含相對窄小範圍的確定性。但是,哪裡有高度發達的科學,哪裡的確定性範圍將大得多,從常識到科學本身都是如此。這就是在我們社會中的情境。確實,在我們的社會中,承認科學知識所具有的較大確定性,已經相當廣泛地成為常識的一部分了。這對於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當然是一種很好的條件。然而,常識也許部分地同科學對立,而且非常強烈地使之逆轉也許是不可能的。以後當我們討論存在於我們社會中反科學的來源時,我們將考察之。    
  即使是在常識承認科學之優越性的地方,也可能只對科學具有的較大的可靠性有一種含糊的理解。科學的概念框架現在是非常高度專門化的觀念系統,只有那些在有關領域接受長期訓練的專業人員才可得到。就未受過訓練的外行人理解這些觀念而言,他抓住的只是某些基本思想,而不是完整的專業綜合性。因此,只有關於愛因斯坦相對論意義的最含糊的觀念,才可能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之上。的確,我們中的大多數對該理論甚至連一種含糊的理解都沒有,而只是以許多牛頓時代的人的方式感到愛因斯坦的新的和明顯荒誕的觀念似乎與常識相衝突。牛頓的理論是基於對他的同代人來說最不可能的假設。在遠處作用的力的觀念很不同於直接推動的觀念,而我們的直覺和常識對力的理解正是以後一種觀念為基礎的。當然,在牛頓的情況中,概念框架與常識以某種方式是逐漸相調和的。「以後,一代人或如此之多的人設法使他們自己確信在一定距離的作用是一種合理的和令人稱心如意的思想。」。至少,概念框架和常識很少彼此相困擾。最後,這一點對於今天的我們是確實的,即牛頓的觀念逐漸被認為在直覺上是顯然的,是常識了。就像馬赫( Mach)已經指出的,「不平常的不可理解性已經變成了平常的不可理解性。」    
  就新的愛因斯坦的概念框架而言,同樣的過程似乎在重現。愛因斯坦關於物質世界之基本原則的斷言與我們的牛頓式常識相衝突,其方式同牛頓的機械論觀點曾經與更早的中世紀常識的有機論觀點相衝突的方式一樣。「那些自然地或在直覺上根據一個彎曲的宇宙(其幾何學的性質取代了萬有引力)來思考的人,如果有,也可能是非常少的。」幸運的是,儘管它們在其他方面是偉大的,但是在我們關於空間、時間和運動的常識與現代物理學所引出的觀念之間的偏差,就我們所關心的日常生活而言,小得可以忽略。在喬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之令人喜愛的書《湯普金斯先生在仙境》中,人們對於稀奇古怪的平凡生活會是怎樣(如果這並非如此的話)可能有一點瞭解。湯普金斯先生的夢境——現代物理學的新觀念得到了認識——可能只是一些夢想,而不是日常的現實。    
  當然,在科學中,並非所有的新概念框架都如同牛頓與愛因斯坦的概念框架那樣是革命性的。這種偉大的科學綜合不會發生得非常頻繁。然而,在科學之專業的概念框架和我們日常的常識之間,存在著一種連續不斷的、也許是在擴大的裂隙。這種裂隙對於科學家和門外漢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影響,就像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那樣。但是,重申一下,這樣一種裂隙總的來說為常識所容忍,是科學進步之值得慶幸的條件。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我們對科學在道義上的尊重,也是因為我們確信科學對於解決人類社會之實際問題是非常有益的。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二章 科學的歷史發展:社會對科學進化的影響    
   在簡要地探討了科學的本質——它在人類理性之中的來源,它在概括與系統化水平上的差異性,它與常識的聯繫——之後,現在我們要通過追溯科學進化的歷史過程來對科學的本質做出某些進一步的發見。當然,這裡的討論只能是一種梗概。科學的歷史比我們所想像的要更加悠久和更加豐富得多,而對於我們來說,科學史成為現代的學問只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雖然有許多許多工作依然有待我們去做,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知道了足夠多的東西,我們對於我們的人類科學之傳統是怎樣的古老和精深可以有一些認識了。    
  我們對科學之歷史發展的考慮將強調六個重要的主題,儘管所有這些討論必定十分簡要,但這六個方面的討論對於理解科學的社會方面卻是基本的。所有這些主題或一致性,在以前對科學本質的分析中都是或明或暗的,而在這裡將為之尋找歷史的例證。這六個主題是彼此獨立的,儘管我們將進一步指出,所有這些主題都是互相關聯的:    
  1.人類理性的普遍性。    
  2.科學演化的連續性。    
  3.科學在整個歷史上活動與成就水平的變化性。    
  4.各種不同的社會影響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    
  5.被視為社會要素之一的科學的相對自主性。    
  6.科學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影響的相互性。    
  在進行歷史的討論之前,對這六個主題每一個都做一些一般的說明,將有助於澄清它們的含意和內部關係。    
  對於我們的第一個主題,人類理性的普遍性,除了小結一下我們已經講過的關於這個主題的話之外,需要再說的也許是最少的。對於所有想在人類對經驗理性的一般態度中尋找科學之來源的人,它是基礎。對於這一點,我們將自然地注意到這個事實,即科學出現在史前的和古老的社會之中,出現在世界所有部分的所謂「原始的」或無文字的群體之中,出現在古希臘-羅馬的、中世紀的和近代的世界之中。    
  第二個主題,即科學進化的連續性,它存在於近代世界之中。部分是因為直到最近才可避免的歷史的無知,部分是因為對於更早期的和其他的社會有一種理性主義的偏見,我們中的許多人覺得,經驗的理性和科學都獨一無二地是近代的。但是,這些方面,如同其他方面一樣,在歷史上一直沒有過徹底的間斷。不僅是某種形式的科學已經存在於所有的社會之中,而且幾種形式的科學已經各自在歷史的前提上得到了建立。至少在近三、四千年,甚至超出這個範圍,科學進化的記錄十分連續地擴展而沒有不可逾越的斷裂。現在,記錄的擴展有時很緩慢,有時又稍微快一些,通過其持續不斷的和積累的過程,我們可以追溯科學的源流。這裡(無論何處),通過非常詳細地考察歷史的記錄,可以增進我們的理解。我們所有關於歷史記錄的過於瑣碎的知識,過多地組織在關於科學之宏觀歷史「時期」的描繪之中:古希臘科學、阿拉伯科學、近代科學;我們沒有看到這些時期是怎樣相聯並彼此融合的。我們常常看不到古代近東的科學怎樣是古希臘科學的部分基礎;看不到古希臘的遺產是怎樣由古希臘式的亞歷山大人(the  Hellenistic  Alexandrians)傳送到阿拉伯地區,並因此轉送到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歐洲也通過教會直接接受了古代科學;最後,我們也不知道中世紀教會和文藝復興對古希臘科學的再發現是怎樣對近代科學的建立做出了基本的貢獻。我們也沒有看到,在進化過程中的各個時期對整體所做的附加貢獻。科學的成長更多地是通過許多小步驟而不是少數大飛躍進行的,它更多地是像一種緩緩擴大的珊瑚礁,而不是像帕裡庫廷火山(a  Paricutin)那樣由劇烈的火山噴發而產生的。    
  不幸的是,我們將無法勾劃出科學成長中連續性的輪廓。但是,如果我們還必須根據大的時期和偉大的運動來進行我們的討論,那麼我們總是要試圖說明早期事件與後來事件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總是存在的,即使我們無法談論它們。以後,當我們描述發現與發明的社會過程時,我們將回到科學進化的連續性這個主題上來,但是那時將採取一種分析的方式,而主要不是歷史的方式。到那時,我們將表明每一位科學創新者與那些在他之前去世的科學家們的密切依賴關係。    
  然而,對科學進化之總體的統一性如此強調,並不是要否認在此過程的細微之處存在某些多樣性。在科學歷史進程中,並非任何一步都是不可避免地、直接地在前人基礎上邁出的。在前進的細節上,一直存在著獨立的發展路線,但是在更大的洪流中,這些涓涓細流都匯入一條單獨的大渠之中。在科學中,一直存在著重複的獨立發現,我們將在以後的討論中,在一個更適當的地方給出一個重複獨立發現的長長的清單,但是從更大的眼界來看,所有這些只是連續的和統一的科學進化的組成部分。當然,隨著在人類社會之間交流程度的提高,科學成長的統一性大概也提高了。隨著過去的許多社會已經通過交流聯繫更加緊密地與現在的世界相結合,科學在細微之處以及大的方面都幾乎變成了一個統一體。即使在今天,社會之間交流的效果都有提高,但科學之偶然的多樣性仍然存在,人們仍然看到重複獨立發現之現象的殘存。由於交流的政治障礙的增多,這種多樣性甚至可能會稍稍增多一些。但是,這決不應該模糊科學之遠大的前景,科學在此之中因其基本的本質而成為一種進化的統一體。    
  我們對科學之總體的進化統一體的理解不應該使我們犯這樣一個錯誤,即認為科學的發展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達林頓(C.D.Darlington),一位英國生物學家,說過這種錯話:「大多數人大概可以想像到科學的進步就像一輛蒸汽壓路機,以不折不扣的和不屈不撓的力量一個一個地使問題得到解決。」但是,較近的對科學史上任何單獨的進步的考察,揭示出這種觀念是多麼謬誤。科學總是艱難的,其進化總是「蹣跚的、複雜的、幾乎是非理性的。」當我們在以後討論發現的社會過程時,我們將看到在科學中每邁出新的一步是多麼困難,多少新的發現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卻需要個人創造性的發揮。總的說來,大的進化連續性依然是存在的。    
  我們的第三個主題,科學在整個歷史上活動與成就水平的變化性,對於我們剛剛討論過的主題之一是一個補充,而且如果我們想要在我們關於科學進化的觀點中保持一種適當的平衡,我們就必須總是聯繫起來考慮這兩個主題。如果只是因為它所表達的一致性一直是具有代表性地得到過分的強調而不是遭到忽視,那麼關於第三個主題就沒有多少必須說的。對於從經驗理性的不存在到其在近代得到高度發展的所有途徑,都考慮到了變化性,對這一點一直是過分強調的。現在,我們有了足夠的跡象表明,變化性的範圍比實際存在的要更加寬廣。繼續保持的變化性的範圍是足夠真實的,而且對這一範圍的不斷認識是有價值的,如果它致使我們探究其來源的話。    
  這直接把我們帶到了第四個主題,各種不同的社會影響對科學發展的重要性。現在,是這樣一個主題,即到這一時刻,尤其是在它以這種非常概括的並且是相當含糊的方式被表達出來時,它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也許似乎是像一種老生常談。然而,事實上並非總是如此,即使是在相當近期之內也並非如此。存在著某種所謂的「純粹科學」的東西這種觀點至少是遲至二十年代才出現的,我們以此來指一種完全未遭社會因素作用所污染的科學,這種觀點已被廣泛接受。那麼,關於科學本質的主導觀點,或許在科學家們自己當中並非就是最不主要的。    
  現在,如果我們對這一事物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這種變化不可能如此之多地是一種更偉大的理智理解的結果,儘管我們的確也有這種理解。這種變化大概更多地是由於一系列完整的社會事件,它們自1930年以來紛至沓來,如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加上它「對科學的破壞」,我們將在以後談論之;納粹德國的興起,它對「亞利安科學」的鼓吹,以及它對猶太科學家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原子彈的爆炸中它對科學之急迫的、大規模的應用達到頂點——所有這些社會事件使科學家們,也使我們中所有其餘的人,都深切地感到存在著對科學的重要社會影響。「純粹科學」之陳舊的幻想再也站不住腳了,至少在一度所持的極端形式上再也站不住腳了。在什麼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談論「純粹科學」,是我們必須推遲一會兒才能討論的事情。無論如何,人們最好去讀一讀自三十年代以來科學家們的講話和著述——例如,英國或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年度主席致詞——看一著舊觀念是怎樣消失了的。我們的社會智者在哪裡使我們失望,歷史就在哪裡迫使我們更加充分地理解科學的社會本質。    
  然而,智者實際上並沒有使我們失望,關於科學的社會觀點,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中有相當明確的闡述。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自己就曾相當直接並且詳細地斷言,科學依賴於它存在於其中的社會。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已經由一群德國社會科學家擴展為Wissessozioloyie〔即知識社會學——譯者注)或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試圖說明,科學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識是怎樣直接地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三十年代初期開始,一群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家和學者進行了大量歷史研究,企圖說明他們經常提到的「科學的社會根源」。在這些研究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傑明·法林頓(Benjamin    
  Farrington)對古希臘科學的研究;蘇聯人黑森(B  Hessen)對十七世紀英格蘭科學的研究,特別是對牛頓物理學的研究;克勞瑟(J.G.Crow-ther)對十九世紀英格蘭科學的研究:貝爾納(J.D  Bernal)對二十世紀英國科學的研究;蘭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對整個科學史的研究;以及最後,由美國數學家德克·斯特羅伊克(Dirk    
  Struik)對十九世紀早期美國科學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無論它們有什麼缺陷,我們都在思想上獲益匪淺,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所包含的特殊信息,而且也因為它們促進了我們提高對科學之社會聯繫的認識。這種積極的獲益是巨大的,即便它並不總是明顯的。即使是消極的獲益,即從修正其錯誤之中的獲益,也是偉大的,因為對他們的工作的改進對於在整體上加強科學社會學是有用的。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遭到拒絕,這有許多原因,當然並不都是理智上的原因。所有這些原因無論是什麼,它們中的大多數在這裡與我們無關,事實上,一條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的觀點在理智上的不充分性。我們之所以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所持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因為我們是非理性主義者,或者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所蒙蔽,而部分地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確實需要修正和純化。通過指出這些一般的不足,而且從正面闡明我們現在可以考慮更令人滿意地解釋科學的社會關係,我們可以從中獲益。    
  馬克思主義關於這些事物的觀點,重點在於科學完全依賴於社會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是由經濟因素所決定;因此,在科學與社會的其他部分之間也就沒有什麼相互的影響。做為對這些問題的一種恰當理解,這種觀點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不考慮這樣一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用「經濟因素」所指的常常是一種意義不確定的範疇,充斥著實際上不同的成分;例如,有時是生產的社會關係,有時是技術,有時則是在某一給定時期盛行的經濟模式。只有經濟因素(無論怎樣加以解釋)對科學有影響,這是不正確的。就像我們在我們的第四個主題中已經闡明的那樣,以及就像我們將通過我們對科學進化的歷史描述所表明的那樣,許多不同的社會因素曾經並且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在所有條件下,這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例如,理智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因素,與經濟因素相比,其影響一般並不差,當然也不強。時而是這一個,時而是另一個,有時是其中的幾個因素聯合起來,可以被視為對科學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影響。的確,最艱難的分析工作也許就是幾個因素聯合起來發揮作用,並且經常是同來自科學本身之內部條件的一種影響一起發揮作用的那種情況。然而,這種情況正好為科學社會學留下了工作,這就是尋找在何種特殊的條件下,幾個可能的社會因素中的每一個,或者許多因素加起來,對科學的進程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儘管到目前為止我們總是不能列舉許多不同的社會因素確實發揮其影響的明確條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是用某種具有重要意義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例如,在十九世紀初,政治因素對法國科學具有一種有益的影響。在大革命期間,議會建立了(巴黎)綜合工科學校,首次組織了專門的科學家通過見習研究來指導學生的實踐。這種新的實踐訓練出了一代傑出的科學家,不久這種訓練方法從法國傳播到德國,傳播到英國。以後,我們將有機會提到政治影響科學之許多其他的例子,尤其是納粹德國與共產主義蘇聯科學的例子。或者,我們可以舉理智因素對社會的影響為例。我們將在短暫的片刻之後看到在十七世紀期間基本的理智前提是怎樣發生變化的,一次向存在著懷特海(Whitehead)所謂的「自然的秩序」這一理智信念的變化,我們將看到這個變化怎樣對近代科學之成長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最後,讓我們舉宗教因素的影響為例。我們已經提出,中世紀人們對宗教的理性主義要比對經驗的理性主義更感興趣。這可能不會不對科學的進化有一種部分的和暫時的阻礙作用。確實如此,就像我們將在整個這本書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的那樣,時而是這個,時而是另一個社會因素對科學有影響,有時是相對有利於科學的成長,有時是相對妨礙之。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則,對於科學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是與社會相脫離的。    
  當然,在「社會因素」之含意的範圍內,我們包括了經濟因素。在我們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不足時,我們一定不能走到相反的極端,把馬克思主義強調得如此之多的因素視為不重要而不加以考慮。例如,就像我們將在以後再次看到的,技術的現狀對科學有重要的影響。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原子迴旋加速器和電子計算器的技術可能性,對物理學以及其它科學的發展有最有利的影響。或者,舉另一個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例子,一個我們將在以後詳細討論的例子,即現代工業給予科學的資助無論是對現代科學的發展速度還是方向,都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以這些方式還是其他的方式,經濟因素對科學社會學都是重要的。    
  當然,我們應該完全澄清,當我們談論社會對科學的影響時,我們沒有暗示任何有關正在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之個人動力的事情。當我們討論「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時,我們想說許多許多關於動力與社會組織之關係的問題,但在這裡,我們只需注意到,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薩謬爾·利萊(Samuel    
  Lil-ley),一位自覺關心科學之社會方面的英國科學家說,「事實上,科學家動力的一覽表,實際上會包含人類需要與渴望的整個範圍。」無論科學家們之特殊的動力是什麼,以及有時任憑科學家們的特殊動力是什麼,社會影響總是在起作用。的確,這只是關於所有種類的社會行為的一般真實性的另一個例子。在個人動力和社會影響之間存在著差異,接下來的問題是科學家們也許能也許不能認識到某個或另一個社會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工作。「當一個人並未有意識地關心社會運動時,它們可以影響他的工作。事實上,個人之意識的缺乏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會由於失去了有意識地修正其影響的機會,而實際上增強社會的影響。」就像我們將在後面詳細看到的,正是科學的本質,使得科學不可避免地將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是非故意的,是以科學家們並未意識到的許多方式為媒介的。    
  最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這就是這些影響不僅是多種多樣的,而且時而較強,時而較弱,從未連續均一過。社會對科學影響的程度是一個難於捉摸的過程,我們仍然只有粗略的技術來度量;但是,這種粗略的度量不應該使我們保證漸變是存在的,並且是重要的。時而是一個社會因素可能對物理學有重要的影響,時而可能是另一個社會因素;時而有關的社會因素更強烈地影響生物學而對物理學則相對來說沒有觸及,時而這個相對的重點可能逆轉,或者完全轉到某種其他的科學,像化學。這個過程是極其複雜性的,其意義並不在這種複雜性內在地超越了我們的理解力,而是一方面在科學的各部分之間存在著一種多重的不同聯繫,另一方面各種不同的社會因素之間也存在著多重的不同聯繫,我們必須盡量多地認識它們。    
  這種對社會影響之相對強度的考慮,把我們引到我們的第五個主題,即被視為社會要素之一的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儘管所有的社會影響都決定著科學的進化,但科學總是保持一定範圍的獨立性,就像社會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只不過是因為科學有它自己的內部結構和行動過程。我們將在本書中隨時隨刻研究這種內部結構和這種特殊的科學過程,我們將看到它是怎樣在科學與社會的幾個其他部分互動的同時為科學提供了一種相對獨立性。在科學具有的相對自主性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發展了高度概括化的概念框架。我們可以看到,科學之核心的概念框架越高度發達,科學具有的獨立性範圍就越大,當然,無論發展的程度如何,社會影響仍然會起作用。由於這種原因,社會對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強度現在大概要比對物理科學的影響強度更大,因為社會科學的概念框架較弱。隨著它們的發展,概念框架決定著它們自身的某種發展路線;因此,概念框架並不是簡單地根據某種「社會需要」來塑造自己。例如,生物科學的概念框架仍未做好準備以恰當地處理癌症現象,儘管社會急迫需要一種有效的癌症治療法。但是,除了概念框架之外,在科學中還有其他的重要因素來保證其相對自主性。對這些因素,對諸如科學家們持有的強烈價值以及獨立的社會組織繼續進行它們的行動這樣的事情,我們將在以後更詳盡地討論。    
  最後,我們可以來說明我們的第六個主題,它在以上的討論中也許始終是隱含著的,因為我們所有的主題都是並非偶然地相關的。正是這個主題斷定科學與其他社會要素之間影響的相互性。如果科學受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且還有其自身的相對自主性發展,那麼它也對社會的其餘部分有影響。我們已經說過,科學具有社會影響,這一事實在這裡將是一個循環主題。我們所持的觀點是,社會(現在包括科學)是一個正在互動之中的結構之網,其中影響是反覆交錯並且反作用於自己的。如果影響路線難以通過它們的交織來追蹤痕跡,那麼這只是因為我們的分析方法還不夠好,而不是因為這些路線實際上沒有交織。    
  那麼,這些就是六個一般的主題,它們對於把科學做為一種社會活動來理解是重要的,它們形成了我們整個研究的基礎。我們將首先試圖表明,這些主題在我們隨後對科學之歷史發展的梗概描述中具有重要意義。在下一章論述現代社會中的科學,以及更進一步,在整個全書論述的科學之中,這六個主題還將是我們的指導方針。也許,在我們初步闡述這六個主題之後,讀者將發現,即便是在它們未被明確提及的時候,它們仍明顯地包含在我們的分析之中。    
  在地球所有的生靈中,人是唯一沒有以精心設計的固有模式來調整其物質與社會環境而誕生的。因此,人總是,而且不得不成為智力人(homo    
  sapierns)——即做為思考者的人,以及成為工作人(homo    
  faber)——即做為製造者的人。如果沒有經驗理性之禮物,人類生活就不可能面臨一個穩定的環境。這個禮物在人類之中是普遍的和原生的,可以回溯到我們具有任何知識的史前的第一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同意克勞瑟的說法:「早期人類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相當多的關於礦物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和天文學的知識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完全可似加上社會學和心理學,做為對人類同胞之行為和感覺的某種最小的理性知識,它們同關於自然界的知識是一樣基本的。    
  人類活動的兩個方面,即做為智力人和做為工作人,當然總是有聯繫的。只是在近代科學中,它們才變得稍微有點特化,儘管它們仍然(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具有密切的和重要的聯繫。早期人類是非特化的,因此我們必須通過他做為工作人的活動來追溯他做為智力人的歷史。我們可以獲得的只是最早的人類的工具,考古學家們從中重新構建了由史前時期人類做出的一些基本發現。到晚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工具」——斧、刀、鋸、輻刀、刮刀、木槌、錐子、象牙針、矛、魚叉、弓、擲矛桿,甚至製造工具的工具。在整個舊石器時期,在控制人類環境的工具的發展上存在著持續的進步。    
  舊石器時期在經驗理性上的進步,在所謂的新石器時代達到頂點。正是在這個時代,有了耕作與採掘農業的發現。當然,是特殊農業工具的發明使之成為可能:鋤、鐮刀、連枷、以及用來碾穀物的手磨。在這時期,在陶器製造、採礦、石器的磨光以及紡線與織布的技藝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的確,新石器時代在經驗理性上的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致利萊把這一時期稱為「第一次偉大的工業革命」。通過記錄這一發生在不早於七千年以前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我們可以獲得科學革命曾經是多麼緩慢和科學革命在有史時期一直是多麼迅速的觀念。對於這次科學革命之進步的條件,在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在美索不達米亞是特別地優越。在這些地區,「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兩個一千年間,發明像潮水一樣湧現。」在這些地區,人們第一次發現了怎樣熔煉並使用金屬,怎樣馴化動物,怎樣耕作,以及怎樣製造帶輪的車和帶帆的船。由於發明總是相互聯繫的,因此這些發明也都是相互聯繫的。例如,在會犁地之前,就需要有金屬的作業工具。在這一時期首次偶然出現的鐵匠——打鐵的工人,可能是在人類歷史上的第一種職業專家。    
  儘管我們已經談到的只是他們的工具,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還有一些具有另外一種更一般的合理性的發現,它們以數學的形式在經驗理性之進步中日益成為輔助物。數學的發展與像農業和水利這樣的經驗工作有密切的聯繫,它在埃及人和巴比倫人之中至少是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出現了。而且,撰寫了數學史的斯特羅伊克說:「如果我們假定數學是在人類開始對數的關係與幾何學的關係有某種理解之時誕生的,那麼數學就比古代人要古老得多。」他說,數學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    
  這樣,在關於早期科學革命的簡要小結中,我們可以說在整體上它是連續的,但卻是非常緩慢的,儘管有一段時期出現了比其他時期更加偉大得多的成就。經驗理性如果達不到在概念框架上高水平的概括性和系統性,就會相當多地保持著專業化,囿於技術和手工藝之中。社會影響確實是特殊的,但是在像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這樣的社會中,穩定的社會組織和複雜的勞動分工可能是特別有利於科學的進步。對於早期社會,經驗理性的進步具有社會影響,這或許比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都更加顯著。科學與社會之其餘的組成部分,從它們最早的發展起就一直處在連續的互動之中。    
  我們必須從我們關於早期科學以及它怎樣導致希臘科學的討論中跳出一會兒,先考慮一下一系列存在於現在但卻常常與我們剛剛談論過的更早的社會是一類的社會。這些社會我們可以不嚴謹地稱之為「無文字」社會,它們有時被稱做「我們的原始同代人」。這些社會是史前時期的殘存體,這正是較老的、社會進化的人類學之觀點。的確,這種觀點更有一種極端的陳述,即當代天文字社會,就像其古代的相似社會一樣,是「前邏輯的」和非理性的。這種關於「原始」人思維的概念有很長的歷史,但後來由於對大量的在世界各個部分的無文字社會的研究,這種概念遭到了社會人類學的拒棄。然而,這種觀點還殘留在常識之中。例如,就在最近的1947年召開的普林斯頓二百週年紀念會上,一位傑出的自然科學家說,我們是「從野蠻人(在那裡惡魔潛伏在每一叢灌木之後)的精神態度」取得了進步。實際上,所有他說的不可思議的、無文字的人,都擁有許多合理的經驗知識。    
  例如,對於「發明在人的本性中是固有的」這種結論,一項關於在無文字文明中發明的系統調查提出了豐富的確定證據。在某些地區,這項調查表明無文字的人也有相當大成分的理性技術:工具和機械裝置,火的利用,石製品,陶器製作者的技藝,植物的利用,紡織品的製造,動物的捕獲與馴化,以及用來交通運輸的裝置。    
  或者,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當時唯一的理性活動領域——醫療領域——的例證。另一項人類學的調查表明無文字社會的人在這個領域中的理性知識是多麼廣泛。在他研究的所有社會之中,原始人都已發現了以下的藥品做為在醫療中的特效藥:奎寧、箭毒、鴉片和洋地黃。如此嚴重的一種頭蓋骨環據外科手術在最早的時期已經得到了實踐。在西非的阿散蒂人(the    
  Ash-anti)之中,為防止蛇咬曾成功地實施了接種疫苗。諸如杯吸術、放血、傷口的縫合和折縫術、燒灼和接骨術這樣的技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藥劑是藥膏和浸液。無文字社會的人知道有關水療法、食療以及按摩術的知識。最後,我們發現無文字社會的人以煎汁、泥罨劑、油膏和浸液的形式,利用熏蒸消毒、吸入法、鼻吸藥和鼻灌洗劑,他們醫療知識的廣泛性給人以深刻印象。    
  舉最後一個例子,我們只考慮一下愛斯基摩社會。人類學家克羅伯在研究了他們的發明——沒有玻璃的窗、木工的撐柱、第一條獨木舟、一種不為文明建築師所知的自我支撐的地窖、鑽挖曲形洞——之後評論道:「拿一個人對一個人來說,說他們比其他任何人群,盎格魯-撒克遜族也不例外,出現了更多的具有創造力的天才,是沒有什麼不對頭的。」    
  布朗尼斯洛·馬林諾夫斯基關於無文字社會的人之理性問題的總結性陳述仍然是經典性的。他是根據他在南太平洋的特羅布蘭德島民中的經歷得出這番評論的,但是他的評論有一種一般的參照系。「如果把科學理解為一組定律和概念,它們基於經驗並根據邏輯的推理從經驗中推衍出來,並體現在物質成就及科學傳統的混合形式中,……那麼無疑即使是在最野蠻的共同體中也有科學的萌芽,無論這種萌芽有多麼原始。」在特羅布蘭德群島;土著造船工人,建造了裝有舷外鐵架的獨木舟,這表明他們具有浮力、槓桿作用和平衡原理的知識。造船工人以一種粗笨簡單的方式,利用幾片木頭,他的雙手,以及有限的技術詞彙,向他的助手和學徒解釋某些一般的流體動力學定律。馬林諾夫斯基繼續寫道,這種科學不是「與手工藝分離的,它肯定是正確的,這種科學只是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方法,它是低級的、原始的和初步的,但是所有這些正是較高發展產生的母體。」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並不意謂著在較早的和無文字的社會中不存在大量巫術。但是,巫術之存在並不是缺乏理性的經驗知識的證據。儘管在我們自己的高度理性化的社會中對巫術是不贊成的,但是我們的某些健康與愛的實踐仍然具有巫術的因素。巫術不是完全不具備經驗理性之頭腦的產物。在他具有經驗理性的範圍內,無文字社會的人為其經驗的目的會使用他具有的所有理性的知識。除此之外,在那些要達到經驗目的但卻完全缺乏足夠多的理性知識的地方,或者在那些成功之不確定程度依然很高的某些重要的經驗事業的地方,比如播種穀物,在所有這些場合,他們就使用巫術。雖然其範圍較之在我們的社會要廣,這部分是因為我們有了更多的科學來實現經驗的目的,但在無文字社會中,巫術顯然是與理性知識不同的。巫術的社會功能,與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樣多,兩者對於成功的社會行為都是必要的,這一點只是在科學相對依然不發達的地方尤其確實。    
  現在,我們回到對科學發展之主線的討論上來。我們回到希臘人,他們是其古老先輩之偉大科學遺產的繼承者,這項遺產由於鐵——一種在公元前1100年以後開始首次得到廣泛使用的金屬——的發現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古希臘為這個遺產添加了他們自己的獨特貢獻。相反,在古希臘時代之前,理性經驗知識,無論多麼廣泛,基本上一直是特殊的和專門的,一直是一種有關工具的知識和特殊科目的知識,現在由於科學進化,這一點有了重要的變化。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第一次在古希臘社會中發現了理性知識(經驗的和其他的)之普遍的和系統的形成,而這一點是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泰勒在他的科學史中說道,古希臘人是第一批渴望「通過內心的思考建立宇宙運行之模型」的人們。    
  有了古希臘人,我們才有了科學進化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有非常之多的科學成就和如此之多的歷史證據,以致歷史記載變得有點混亂了。科學史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這一時期,但是他們的成果依然不令人滿意;它更多的是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而不是告訴我們怎樣發生。尤其是在社會對科學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們仍然期待一個對古希臘成就的令人滿意的分析。儘管有這些不足,但某些重要的一般事實似乎是得到明確確立的。一個例子是,希臘人在哲學、邏輯學和數學的發展上取得了極大的進步,這些理性思維的形式對於在經驗科學的建立是基本的輔助。另一個例子是,除了邏輯和數學,希臘人還在經驗科學上的確做出了許多重要的發現,沒有這些發現,整個科學進化的進程就會大大減慢並發生改變。第三個重要的事實是,希臘在科學上的進步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並且總是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上,雖然在這一水平上會有些波動。讓我們來詳細地逐一考慮一下這些一般的事實,以及幾個其他的事實。    
  任何希臘思想史,大概都必須特別說到希臘在邏輯、哲學和數學方面所達到的偉大的新高度,因為這正是通常在希臘史中所強調的,因此我們發現,這正是最為所有人所熟知的。如果我們關於古希臘的古代文明的知識不是像它在過去那樣廣泛和容易獲得,那麼我們所有人不知是什麼原因仍然熟知幾乎整個一千年間(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後四世紀)的輝煌成就,泰勒斯與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與巴門尼德、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以及歐幾里德與阿基米德的成就。歐幾里德幾何學是從少數幾個定義、公設和公理通過邏輯推演而導出的幾何學整體,它可以做為古希臘理性思維之威力的典型個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個例是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一種最精緻的整個宇宙之結構與過程的思辨理論。然而,在我們已經提到的其他幾個人的工作中,有一打其他的事例至少在其傑出和廣度上堪與這兩個例子媲美。如果只是存在這種偉大的發展的話,西方文明也依然受到了由古希臘社會創造的理性思維之新力量與新技術的巨大恩惠——西方文明實際上的確是因這一輝煌的遺產而產生的。    
  但是還不止這些。古希臘在經驗科學上也有進步,我們通常貶低這些進步,這是因為我們被希臘在理性思辨上的成功搞得眼花繚亂,也因為沒有把希臘科學同以前的科學相比較,而只是同近代的更偉大的成就相比較。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就有了高度合理的希波克拉底醫學的療法,它牢固地建立在概括化的生物學和生理學知識的基礎之上。大約一百年以後,並且確實建立在希波克拉底基礎之上,出現了古希臘科學史學家法林頓所謂的亞里士多德的「在生物科學領域中的驚人成就。」亞里士多德的學園留下有組織的研究的傳統;他的學園的部分設備,成為一個圖書館和眾多的實驗室。的確,生物科學和醫學的這一發展路線在整個我們所研究的時期一直在延伸著,蓋倫在公元後二世紀的工作達到了另一頂峰。經驗科學在其他領域也興旺發達。利萊指出,在亞里士多德之後的三世紀中產生的發明,比在公元前3000年到中世紀晚期之間任何可比的時期都更多。我們將在下面再次談到這些發明。在亞里士多德公元前132年死去之後兩百年,他所創設的呂刻昂(the    
  Lyceum)及其後繼者亞歷山大博物館(the Muscum of    
  Alexandria)有組織地發表了「一系列的偉大的論述科學之各種不同分支的論文——植物學、物理學、動物學、生理學、……天文學、地質學、力學」,這些構成法林頓所指稱的「古代成就的烙印和近代世界之科學的起點。」   某些人也許承認這些進步對於經驗科學的重要性,但仍然會問,古希臘科學借助於實驗嗎?如果沒有實驗,那麼他們所掌握的科學就等於零。在這一方面,古希臘人所做的的確是科學。希波克拉底及其他醫生始終在比較似與非似的案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利用了實驗。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利用the    
  klepsydra,或叫水鐘,確定了空氣的物質本質,這是一例典型的實驗,它對我們來說是比較熟悉的,因為我們認為實驗一定要利用工具和儀器。「有了斯特拉圖的名字」(他是呂刻昂亞里士多德學院的繼承者),法林頓說,「我們就抓到了古希臘科學充分建立實驗技術的要點。」阿基米德也對實驗做出了貢獻。所有這種實驗並不是現代觀點所認可的實驗——基於高度概括的概念框架,總是受到高度控制以及使用精心設計的儀器設備。然而,在其基本的邏輯本質中,作為對科學的推斷提供基礎,古希臘一定是知道實驗的。    
  或許,古希臘的經驗科學之所以一直遭到輕視,還因為它沒有產生如近代科學給予我們的如此豐富的東西——滿足了人類對機器、原動機的基本需求。古希臘人不知道風車,儘管帆船得到了利用,雖然大約在公元前100年就發明了水車。但是,古希臘人確實發展了許多其他的儀器以及少數幾種節省勞力的裝置,最值得一提的或許就是阿基米德的螺旋泵。還有螺旋壓力機、戰爭機械(由壓縮空氣推動的弩炮和攻城裝置)、刻度水鍾、平衡輪、復合皮帶輪、劃有刻度的直尺和各種各樣的角度測量儀。在天文學上的出色工作,在公元前二世紀托勒枚的理論中得到了最高發展,然而,當時卻沒有望遠鏡這個有利條件。但是所有新的工具和儀器肯定對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儘管當然沒有像蒸汽機和內燃機這些原動機的發現給近代帶來的影響那樣巨大。對於所有這些進步,古希臘科學還不夠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古希臘科學的發展持續了近一千年的不斷的進化。就像在科學中總是會發生的那樣,在此期間也有活動與進步之較大和不大的時期。高峰或許是這樣一些結果的突發,如米利都學派(the    
  School of Miletus)(公元前六世紀)、同一紀元中的五世紀和四世紀的雅典學園,繼承雅典學園的呂刻昂和亞歷山大博物館(在這裡湧現了通常所謂的「古希臘式科學」)。的確,可能就是博物館,進行著到那時為止在世界之一個地方曾經有過的最大量的科學活動。博物館的圖書部有五十萬卷莎草紙經典,大約一百名其薪水由亞歷山大大帝提供的教授來使用這些經典。博物館中有用於研究、解剖顯示、演講和學習的專門屋子。博物館附近有一個天文台、一個動物園和一個植物園。「這樣一些研究和學術的機會在以前是從未有的。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保證了這些學者的成功。」我們將看到,這種研究的機會和設施極其普遍,正是現代科學的特殊優點之一。    
  在描述了希臘在理性思想和經驗科學這兩方面的進步之後,對希臘科學我們能夠給出什麼概要的特徵呢?最突出並且廣為流傳的觀點是,在希臘思想中對於在經驗上檢驗其概括性命題缺少始終一貫的關心。通常認為,古希臘人更感興趣的是一個系統的內部一致性而不是客觀的實驗;他們主要訴諸於「合理之某種主觀的體驗」,以及「內在一致的推理。」就像懷特海簡要地但也許是過分強烈地評價的,希臘科學「過於理論化」。總的來講,這大概是一種對於古希臘科學恰當描述。然而,它絕不應該使我們認為古希臘人「只是哲學家」,而不是傑出的科學家。為避免這種誤解,我們應該注意法林頓的結論:「在呂刻昂和博物館,研究效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邏輯上組織知識的能力是巨大的。確定性信息的範圍之廣是令人難忘的,獲得信息的速率更是令人難忘。對關於實驗的理論一直是理解的。」    
  就在他關於社會對古希臘科學的影響的分析之中,我們不能同意法林頓的一個重要觀點。根據法林頓的說法(他的看法已為其他人所採納),當希臘分化成為一個自由人和奴隸的社會時,希臘科學就衰落了。這就是說,希臘科學的衰落在柏拉圖時代就發生了,對於建立一種證明市民優越於奴隸、理論優越於實踐、哲學優越於科學的思想體系,柏拉圖負有很大的責任。然而,法林頓自己的希臘史記載與希臘科學在柏拉圖之後衰落的斷言相左。例如,他讚揚亞歷山大博物館中的人們,他讚揚托勒枚和蓋倫的科學成就和他們的觀察與實驗,然而,他們生活在柏拉圖之後的四百年間。在法林頓的觀點中,所有把希臘科學做為某種階級結構及其相伴隨的意識形態的產物之解釋,似乎被一種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極端的簡化。奴隸社會的存在也許一直是有重大影響的,但是在整個這樣一種社會佔優勢的時期也存在著連續的和巨大的科學發展。一個令人滿意的希臘科學社會學仍然有待撰寫。在撰寫希臘科學的社會學時,不僅要包括比階級結構更多的社會影響,而且還要著重注意科學之相對自主性與這些社會影響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這種方式產生我們一直在考察的希臘科學。    
  當然,希臘人之歷史繼承者是羅馬人,他們主要是在法律、行政和軍事藝術上做出了傑出的成就,他們在哲學或科學,在數學或技術上沒有取得什麼進步,這是眾所周知的。羅馬人為西方文明奉獻了有別於希臘人的禮物;而且,儘管他們自己確實沒有成為科學家,但他們至少支持了已經存在的科學。允許古希臘式科學在公元後前三四個世紀期間興旺發達,這可不是羅馬帝王的小小美德。當然,在羅馬人之後,即在公元500年後可能持續了五個世紀的所謂的黑暗時代,科學活動有相當大的衰落。然而,即使對這一明顯的衰落時期,也必須以一種較之由涵括自羅馬衰落以來歐洲歷史的歷史教科書向我們提供的一種傳統的觀點更開闊的眼界來看待。在我們的觀點中,如果包括整個地中海地區——為什麼我們不呢?——而不僅僅是歐洲大陸,那麼我們必定注意到在此期間由阿拉伯人所進行的相當高水平的科學活動,阿拉伯人把他們的新宗教傳遍了地中海南緣的所有地區,並且最終通過西班牙傳遍歐洲。在宗教上,他們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在科學上,阿拉伯人繼承了古希臘科學的遺產,這些遺產相對說來卻為羅馬人的繼承者大大忽略了。阿拉伯人對科學的進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不僅在醫學、生物學以及所有的技術技藝上取得了進步,而且他們還發現了代數,發明了零,從而在數學上向世界奉獻了十進制體系,該體系使得此後的科學進步比以往更加容易。    
  簡言之,當我們考慮阿拉伯科學——這是一個被相當忽視的主題,它值得以比我們在這裡給出的寥寥數筆更多的篇幅來記述——時,科學之歷史進化的不連續性要比它有時呈現的弱得多。當我們把阿拉伯做為西方歷史的一部分來考慮時,我們看到黑暗時代在歐洲比在其他地方更黑暗。這樣,我們對於阿拉伯人不僅對中世紀的而且對近代科學所做出的基本貢獻,就不會沒有思想準備了。一部科學史,如果缺乏了與該時期發生的事情相關的阿拉伯的部分,那簡直是一部差勁的科學史。    
  然而,到中世紀時,科學進化的主流又回到了西歐,從此從後它就一直持續下去了。我們發現,這一科學進步的早期來源是在中世紀期間,這可能有些奇怪。之所以似乎有些奇怪,是因為人們普遍持這樣一種觀念,即這一時期正是最佳的非科學時期和最糟糕的反科學時期。可是,如果我們持我們在這裡已經採用的更廣泛的科學觀,即把科學看作理性思維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通過其他形式的理性思維的進步而不斷得到豐富,那麼我們就能容易地看到中世紀對近代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把理性思維(它在以後的經驗科學中是如此有用)之力量的巨大增強歸功於中世紀,而且把這樣一種信念的樹立也歸功於中世紀,即理性思維力量是社會中的人之不可剝奪的能力。這些是我們經常過分低估其價值的禮物。而且,我們還將看到,在此期間即使是經驗的科學和技術,也比我們的經院歷史通常所報告的要多。    
  現在我們應該毫無困難地承認,在經驗科學上的興趣和經驗科學的發展,永遠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如果持這個觀點,那麼中世紀西方社會在超自然世界上的。興趣確實比在自然界上的興趣要多得多——但並不完全如此,儘管我們常常這樣認為。因此,正是在宗教和超自然的領域,中世紀時期在其來自古希臘的遺產,特別是來自古希臘的大師亞里士多德的遺產之上建造了大廈,把理性思維之力量發展到這樣一種高的水平。的確,也許是因為我們的經驗主義偏見,中世紀經院哲學已經成為純粹的和極端的理性思辨之狀況的一種象徵。在理性思想的歷史上,大概沒有什麼單獨的成就比聖托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論著中的不朽體系更偉大。而且,這在經院哲學家之大量的令人驚奇的成就之中只是最偉大的一個。    
  那麼這一進步與我們正在這裡追溯的科學之進化是怎樣相聯繫的呢?在他的那本對現代思想產生了如此巨大之影響的《科學與現代世界》一書中,懷特海證明了中世紀思想對於近代科學的重要意義。懷特海說,與一般意義的事物中的秩序相比,科學需要某種更多的東西。「明確嚴謹的思想之習慣」——這在科學中是如此的基本——「由於經院神學的長期統治而被灌輸到歐洲人的頭腦之中。」而且,幸運的是,在經院哲學已經被拒棄之後,這種習慣還持續很久,「尋找精確點並在發現了這一點之時繼續尋找,這是無價的習慣。」懷特海還提到了中世紀思想給予科學之發展的其他禮物。例如,「任何錯綜複雜的事件可能都以某種完全確定的方式與那些例證一般原理的它的類似事件相關這一確定不移的信仰」,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所有社會之中,但在由中世紀社會把它應用到所有自然問題之時得到了拓展。中世紀思想的基本點(現在一般都傳給了科學和現代思想)是,「存在著一種可以揭開的秘密」。這並不是普遍的,而且並不是在所有社會中都是一種同等有力的思考習慣。例如,那一些堅持上帝之合理性以及自然界是這種合理性之反映的中世紀思想家們,與那些只是看到自然界中不可思議的力量的東方思想家是不同的。這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對經驗科學之發展的意義已經由歷史加以澄清了。    
  那麼就像懷特海已經談到的,所有這些並不是要說中世紀思想家們自己促進了經驗科學,當然也並不是要說他們不認為宗教問題更重要。中世紀宗教概念對西方科學的影響儘管是大的,但卻不是有意為之。懷特海說,「先於近代科學理論之發展而產生的科學可能性的信條,是中世紀神學的一種無意識的派生物。」有時,在社會中最有力的因素是那些非有意為之的因素。那些我們「沒有意識到的」關於理性和自然的基本文化價值經常就是這種情況,這是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認為它們是當然的。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明確考慮一組基本文化價值,它們使得科學成為了一種與現代世界如此相宜的活動。    
  我們已經說過,在科學上的興趣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說中世紀對科學絕對沒有興趣是不對的。在他們主要關心宗教和非經驗事物之理性理解的同時,在理性知識和對經驗世界的控制上也有緩慢的增長。我們關於中世紀世界的膚淺知識,使得我們誇大了它的僵化,它的缺乏變化和進步。這是一幅扭曲了的圖畫,科學史中新的工作正在使之發生變化。在經院哲學家之聚會場所以外的世界中,甚至在宗教寺院中,也存在像聖本尼狄克之合理性教規一樣的事物,在概念化的經驗知識上也有眾多進步及其在技術上的相關改進。這一系列在此期間做出的「非凡」發明長期以來一直被忽視。在公元九世紀到十五世紀之間,存在著發明:為騎乘時有鞍、蹬、嚼子和蹄鐵而調理牲畜的現代方法;還有依次用軛、轅和銼刀來調理役畜的現代方法;水車和風車;機械鋸;帶有打擊錘的鍛爐;帶有閥門的風箱;尖頂拱門和窗玻璃;家用煙囪;蠟燭;鋪平了的道路,區別於埋藏在地下的羅馬牆;手推車;眼鏡;帶輪的犁;接近於船的船尾柱的舵,而不是由櫓來掌舵的古代方法;運河水閘;火藥;平刨;手搖曲柄鑽;螺母與螺絲;以及活字印刷,這也許是所有發明中最重要的。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清單,事實上這是如此令人難忘,以致利萊把它說成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在中世紀早期,勞動力存在著巨大的短缺,這同所有的技術進步一起,導致了水力、風力和畜力之非常巨大的利用。例如,早在1086年,僅在英格蘭就有五千架水車,用於織物的漂洗,用於杵錘和鍛錘,用於抽水和纏繞。新的技術發展,尤其是新的動力來源,對於早期機器的發展以及因此對於近代科學的興起具有重大的貢獻。    
  總之,在考慮中世紀期間理性思想之巨大成長以及中世紀在經驗科學和技術上的進步之時,我們再次看到在科學的進化中沒有根本性的斷裂。從其最早的歷史,西方社會及其祖先在理性的經驗思維和對自然的控制上就經歷了連續的(即使有時是緩慢的)進步。每一個時代都對發展之流做出了它的貢獻;在近代,發展的結果就是新知識的洪流的形成以及這種知識之新的應用。    
  在對科學之歷史發展進行的大略描述中,現在我們終於到了大約包括十六和十七世紀這個時期,該時期通常被籠統地貼上「近代科學之興起」的標籤,對於這段時期的歷史,這裡的概述之不充分幾乎是比比皆是。當然,完整的敘述至少需要一整本書,一本厚厚的書。然而,對於我們目前的目的,某些重要之點必須要瞭解,我們某些主題的重要意義必須在歷史的記載中加以揭示。但是,對這兩個奇異世紀之科學史的深入研究來說,我們這裡所做的只應該是個緒論,只應該是入門之言,這一點無論多麼強調也不過分。    
  首先,我們需要瞭解造成近代科學之興起的許多事件對所有的在此之前已經發生的事件的相關性。當然,到現在為止應該清楚的是,這不是「憑空」發生的某種事情,不是人類社會中完全奇怪的和新的現象。更加特殊的是,比我們通常所做的更加貼切的科學史之解釋將表明,我們過於明顯地劃分了這一時期,中世紀與近代之早期彼此以許許多多種方式相互貫穿,並非都是以科學發展相連的。這再一次表明,科學之進化從來沒有間斷過。然而,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確實發生了「某些大事」,這些事情如此之大以致它在科學的進化中似乎成為一種「突變」。基本的歷史事實像任何可能引人注意的事情一樣引人注目,這個事實即是在此時期發生的所有歷史事件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英國歷史學家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在其近期發表的著作《近代科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中說,「自基督教的興起以來,歷史上沒有什麼里程碑堪與此相媲美。」科學呈現出新的視野和新的力量,這些都是如此巨大以致在數量上的進化變化好像幾乎成為了一種在質上的變化。但是,我們只能小心謹慎地接受「突變性的變化」這個隱喻。也就是說,只有我們認為突變是以一種基本的方式與其先祖(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相聯繫時,我們才可能接受這個隱喻。到那時,我們才應該對於科學進化的連續性和在經驗理性的王國中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性的新事情這種說法表示不敬。    
  我們也必須謹慎地對待另一點。只有當我們懂得近代科學是與其伴隨物同時也與其先祖相聯繫時,我們認為近代科學的興起是一次「突變」才有可能有所獲益。這裡我們重申一下我們的主題,科學雖然部分地是通過其自身的結構和邏輯獨立發展的,但它也是不斷地與許許多多相伴隨的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我們已經注意到,以一種過於簡單的形式把科學看作是一個整體是容易的。同樣簡單地去思考近代科學之興起意義也是容易的。這些事件之巨大的複雜性並不局限於單個的人,像牛頓,或者一個小群體,包括開普勒和波義耳;它不局限於一個單獨的科學分支,像物理學,它不是發生在一個單獨的國家,像英格蘭或法國;以及它當然不能完全由某一個,甚至是幾個社會的經濟或宗教的變化來解釋。近代科學的興起,即使是在其最狹窄的意義上,也涵括了兩個世紀。它包含著豐富多彩的社會變化和科學變化,許多變化是照其本身的邏輯而進行的,但也有許多變化是不斷地互動的。    
  我們想強調在這一簡單的短語——近代科學的興起——之中所體現的複雜性,只是因為相反的觀點普遍存在,並且我們相信這些觀點會使人產生誤解。一個值得注意的和有價值的例外是巴特菲爾德教授的書(我們剛才提到過),巴特菲爾德教授說。「歷史的過程是非常複雜的。當科學運動發生之時,其他的變化也出現在社會之中——這些其他因素隨時可以與科學相結合以產生我們所稱的近代世界。」而且他還注意到這幾個因素(科學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互動。「的確,科學的、工業的和農業的革命形成了這樣一個複雜的體系和相互關聯的變化,在缺乏微觀考察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把所有這些統稱為一次總體運動的諸個方面。」    
  意識到複雜性的存在,常常是理解的開始:它可以顯示歷史研究和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的真正本質。較之提出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幾個方面並且「把所有這些統稱為一次總體運動的諸個方面」,就像巴特菲爾德教授自己所做的那樣,我們可以做得稍好一些。我們可以對複雜過程之中的某些重要因素做初步近似的分離。這絕不是對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中的事情的完整和充分的說明;它只是表明這種說明將要採取的方向。我們可以把我們將要提到的因素——這些因素是應該被提到的,但不一定都是同等重要的——為方便起見分成粗略的兩類: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那些一般發生在科學和理性思想內部的變化;外部因素包括各種各樣的社會因素。當然,這兩種因素只是為了分析而分開的;在我們所考慮的這一時期,它們常常彼此互動,最後的結果是產生近代科學。    
  那麼,我們可以首先取一些內部因素,那些在總體上與科學的相對自主性和理性思想有關的因素。這裡所發生的基本變化之一就是笛卡爾哲學的出現,這是一種關於科學與理性主義的新哲學。笛卡爾哲學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受更早的經院哲學的影響。的確,笛卡爾一直是受耶穌會的培養,聖托馬斯的《神學大全》是他隨身攜帶的少數書籍之一。但是,由於笛卡爾拒棄終極原因以及強調通過細緻的觀察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與數學運算,使得他的哲學與經院哲學有明顯的斷裂。他的關於數學定律具支配地位的概念,與更早的歷史傳統主義截然相反,而且成為新科學的重要的指南。當然,笛卡爾對數學非常關心,他發出了對於他的時代來說是最和諧的聲音。十六和十七世紀是在數學上做出重要發現的一個時期,其中最不平常的是微積分的發明。這項發明是由萊布尼茨和牛頓兩人分別獨立做出的。微積分對於科學中新的實質性理論的建立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工具,尤其是在物理學和力學之中。天文學尤其得益於整個數學的新發展。可是,其他科學卻仍然沒有充分利用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    
  巴特菲爾德說道,「沒有數學的成就,科學革命(如我們所知的)是不可能的。」    
  正是這些新的科學理論,使我們可以談談現在的新概念框架,這一框架達到了以前的經驗科學從未達到過的概括化和系統化程度。近代科學的興起部分在於這些經典概念的全盛,這或許只能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相對論與原子理論的發展等量齊觀。這是一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像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波義耳這樣的巨人的成就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連續性彼此接踵而來,直至在宏偉的牛頓體系中達到頂峰,這是二百多年來末加改變的科學的基礎。所有這些新的概念框架部分建構於以前的概念框架之上,然而,它們也是天才個人的富於想像力的創造性產物。科學中的發現絕不簡單地是「必須發生的」。但是對這一問題,即個人創造性和科學必然性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更多地談論後者。現在,我們只須注意到科學理論的成功,這種成功不僅在於個別理論,而且,也許更加重要的是理論在總體上的成功。儘管還存在反理論的、經驗主義的偏見,但是近代科學的本質標誌是,它認識到理論對於所有研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近代科學也以精密的實驗技術為特徵。十六和十七世紀在這方面也取得了進步。出現了接近於系統的受控實驗的新的重要進展,以及對於實驗方法的新的概括化的理解。歸納與實驗方法的主要倡導者弗蘭西斯培根說道,「自然的秘密當以技巧加以琢磨時比聽其自然時更容易顯露出來。」在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新的科學業餘愛好者協會中,例如在新成立的皇家學會中,培根的「新哲學」(如同人們所稱呼的那樣),被人們相當自覺地當作研究的一種基本準則。諸如波義耳、羅伯特·胡克和惠更斯等人運用這一準則,在他們的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當然,由於奇跡般地發明了新的觀察與測量儀器,使新的實驗得到相當大的強化:望遠鏡和顯微鏡,溫度計和氣壓計,擺鐘和氣泵。這裡,我們也看到技術和科學是怎樣彼此影響以及使得彼此更富有成效的,因為這些新儀器常常部分地是技術變革的結果。例如,十六世紀在荷蘭玻璃製造工業上的進展使得望遠鏡和顯微鏡成為可能。而且,那時正在擴展中的海上商事航行的需要有助於刺激擺鐘的發明。但是,我們不能認為科學儀器只是手工藝和工業技術的產物。例如,氣壓計就像今天的許多科學儀器一樣,是因科學研究本身的內部需要和創造性而產生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十六和十七世紀期間理性思想和經驗科學之內部變化的重要性在於什麼。它的重要性在於明確理性思想與直接觀察經驗世界相結合的優點。這是一個新的著重點,那時的人們如果認識到這種有力結合的新穎性,或許就會大談「新哲學」。懷特海對「這種注入近代思想的新氣象」的特徵給予了最好的刻劃。他說道,這是「一種對於一般原則與不可簡化的、不容抹殺的事實之關係的激烈的和情感上的興趣。正是這種對於細微事實之情感上的興趣與對於抽像概括之同等的獻身的結合,形成了在我們現在社會中的新奇事物。」    
  與這些在科學和理性思想中的內部變化相平行的和相互融合的,是完整系列的重要外部變化。或許,即使沒有科學,十六、十七世紀在西方歷史中也標誌著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社會的其他部分,有許許多多新的發展激起近代科學的興起,或者與之意趣相合,可是,這裡我們只能挑出其中的少數幾個。這些時期的科學與社會的完整情況仍然沒有得到闡述。    
  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文藝復興,即對於古代知識與思想之興趣的巨大恢復。文藝復興是因其自身的緣故而對這些古代著作感興趣的,並不是由於中世紀對這些著作的註釋評論。文藝復興以一種嶄新的、批判的精神來閱讀這些著作,使得舊的知識對於近代更加適用。這一點對於科學同對於其他思想領域是一樣正確的。例如,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在1543年被翻譯出來,因此與將近一千年來相比,這些著作更直接地匯入科學進化的洪流之中。此外,新的譯本得到付印,並且通常是以日常語言印行的,這樣,這些著作對於那些新來者,對於那些向舊權威挑戰或者把理性思想付諸新的使用的人,變得容易獲得了。因此,文藝復興,特別是在意大利以及出現民族社會的其他地方,對科學以及對文學藝術有一種耳目一新的影響。    
  社會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的許多重點之一,可以在一些新的致力於修習「新哲學」的業餘愛好者協會中發現。在所有國家中都有業餘愛好者,意大利、法國、英格蘭、荷蘭和德國;在每一個地方,他們都組織起學會,他們在其中聯合從事科學事業和實驗。在意大利,有齊門托學院;在英格蘭,有皇家學會,它現在仍然存在,並且以高貴傳統的擁有者自居;在法國,有法蘭西科學院,它只是在其精神之父科爾伯特(Colbert)的有生之年期間興旺昌盛;以及在德國,有自然神秘學院。在所有這些國家以及在其他國家中,有許多類似的、更小的、更短命的學會。這些學會開了科學專業化的先河。科學正變得足夠龐大和足夠專門,以致它成為一種專職的工作。因此,在科學中朝向職業專業化的趨勢之肇始是近代科學之如此基本的一個特徵,以後在談到科學之社會組織時我們將更多地談到這一點。學會也變成不僅是國內而且是國際間新知識交流的渠道,每個學會都有正式的外國通訊員負責報告他的國家中的事情;閱讀這些通訊員的來信是會議的一項議程。例如,在十七世紀末,任何重要的科學實驗和文章在歐洲大陸上剛一出現就以這種方式報告到皇家學會。當科學家們旅行時,他們發現他們在其他國家為人所知並為人所研究,他們被邀為尊貴的客人來描述他們的科學工作。這些學會出版了最初的科學期刊,其中現在仍然可以讀到的是皇家學會的《哲學會報》,它們出版由它們自己的會員和外國同行撰寫的科學書籍。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正是在皇家學會的催促下,牛頓才第一次發表了他的新發現,而他在許多年以前就已做出了這些發現。    
  沃恩斯坦告訴我們,「正是科學的實驗性質促使學會成立,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這當然是科學本質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隨著實驗科學的成長,科學實驗室和科學儀器既是基本的也是耗資巨大的。只有聯合小組才有可能負擔得起合適的工作場所和必要的儀器(像氣泵、望遠鏡和顯微鏡)的費用。但是,學會不止是實驗性的,它們在總體上是反獨裁主義的。例如,與當時的大學(那裡亞里士多德主義和經院哲學依然盛行)相比,學會是向思想上的舊權威挑戰的更安全的場所。新科學主要是來自學會中的門外漢而不是來自已有的大學,就像科學在近代時期的狀況一樣。當然,大學並非是完全沒有有利的影響。哥白尼和伽利略在他們一生中的重要時期是在帕多瓦大學度過的,當然該大學的醫學院由於培養了維薩留斯(Vesalius)、法本裡夏斯(Fabricius)和威廉·哈維而光彩奪目,後者是血液循環的發現者,這個概念向古代蓋倫與亞里士多德權威發出了徹底挑戰。它表達了由笛卡爾所鼓吹的帶有實驗與觀察之確認的「徹底的懷疑」精神。    
  出於他們本身對科學的忠誠,業餘愛好者協會顯示了功利主義的傾向,這是近代科學的另一重要價值。沃恩斯坦說道,「他們自己關心家常興趣之事物,例如貿易、商務、工具和機械,並且試圖以科學之光來改善日常的生活。」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在那時同在今天一樣具有同樣的重要聯繫,關於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將在後面談到。我們已經說過,這一點被一些馬克思主義的作者(值得一提的是蘇聯人B·黑森)誇大了。英國歷史學家G·N·克拉克在反駁黑森時承認科學與技術在十七世紀有聯繫,但是他認為它們不是一種廣泛的和相互的聯繫,與現在相比它們之間的聯繫更加「零零碎碎」。至少在英格蘭,特別密切的是科學與航海技術之間的聯繫。正在興起的英國人的海運興趣——既有其商業利益也有駕艦航行的興趣——要求航行技術比沒有良好的記時術和確定距離之簡易方法時更可靠。這些需求對於在此方面的科學工作是一種直接的刺激,因此我們把在天文學之基本科學上的進步和關於彈性的本質的基本發現歸功於這些刺激,後一項發現使得最終製造精確的記時工具成為可能。    
  我們可以舉另一個經濟與技術因素影響近代科學之興起的例子。利萊曾經指出,自大約1550年以來,許多國家的人們正在試圖開發新的動力來源,用以驅動逐漸開始應用的重型和大型的機械。例如,在發展礦業時,因為煤的需求有巨大的增長,礦井更深,所以需要一種比古老的阿基米德式螺旋泵效率更高的泵。同時還需要比人力和畜力更有效率的動力形式。對於後一種需要直到十八世紀末才取得了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但是十七世紀確實出現了早期形式的蒸汽機,像紐科門(Newcomen)和薩弗裡(Savery)機器。可是,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對於泵的需要很快地得到了滿足。在十六世紀,在各地都發現有阿基米德泵,它開始成為非常熟悉的工具。伽利略似乎從泵中學到了什麼東西,他看到在操作時任何空吸泵都不能把水提高三十碼以上。他試圖解釋這個現象,但他得出了錯誤的理論。然而,他的學生托裡拆利(Torricelli)和維維阿尼(Viviani)確實創立了關於水的高度與大氣壓力之間關係的正確理論。這個理論不僅使得建造工業用空吸泵成為可能,而且對於科學理論本身也有有益的影響。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托裡拆利製成了氣壓計,這是一種早期研究中很有價值的工具。而且,馮·古厄裡克在十七世紀利用泵來獲得真空,這在今天已為人所熟知。這導致了所謂的「空氣泵」的發展,利萊說,後來空氣泵「在像波義耳這樣的人的手中,也許變成了十七世紀科學進步的最重要的儀器。」科學和技術是相互獲益的。    
  所有這種例子,也許足以說明經濟對十六和十七世紀的科學產生了影響。那個時期的經濟變革是非常巨大的,它們不能促進但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新興起的科學。當我們在談論在此期間的任何變化時,商業資本主義和探險活動是非常明顯的背景因素,必須予以考慮。但是,僅僅考慮這些背景因素,將無法解釋任何和所有的變化。這些和其他的外部因素與科學本身中的內部發展是相互交織的。    
  對科學之興起的最後一個外部影響——宗教因素——應該被提到,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獲得一些社會學的調查研究,它們試圖建立科學與社會因素的關係應該是什麼的模型。這些調查研究就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比較宗教社會學中所做的那些研究,以及羅伯特·K·默頓傚法韋伯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所做的研究。    
  在對世界上幾大宗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進行廣泛的歷史研究之後,韋伯做出結論,即不同社會的宗教價值與態度,特別是它們對於自然的意義及其與超自然的關係所持的不同觀點,對於日常的活動有巨大的影響。這一點現在對於我們來說也許似乎是一個相當明顯的觀念,但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當馬克思主義和英國功利主義關於經濟之首要重要性的哲學觀點盛行時,韋伯的理論並非如此迅速地得到承認。韋伯特別感興趣的是宗教價值對日常經濟活動的影響,他主張,對早期近代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刺激是出現在十六世紀加爾文清教主義中宗教態度的新的復合體。這就是韋伯關於「清教主義倫理」對於近代資本主義之重要意義的著名論題。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這個觀點,儘管它同韋伯關於科學的主張——這正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有聯繫。以他對於這幾個偉大的歷史社會的知識,韋伯知道,人們在其對於經驗世界的適應上,總是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可是他確信,與他所研究的其他社會的宗教價值相比,希臘-基督教社會的宗教價值對於經驗科學的發展更有利。我們已經提到了這些更有利的觀點和態度中的一些:自然與超自然的王國相分離的觀點;上帝是理性的以及自然的天地萬物反映了上帝的理性這種觀點;以及人可以在自然的天地萬物中發現理性秩序的觀點。為所有宗教和所有社會所持的態度是不存在的。例如,韋伯自己證明,中國傳統的儒教所持的世界觀不同於西方;韋伯所謂的「世界之巫術圖像」在中國的突出地位有助於解釋中國社會中科學的缺乏。    
  這裡,一個直接相關的問題是韋伯提出的加爾文清教主義,或者他所稱呼的「清教倫理」,對於科學的發展是一種特別有利的基督教的態度。加爾文主義把中世紀理性主義的偉大力量帶入了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刺激了經驗科學,因為加爾文主義神學認為以可能的最理性的方式安排他的各種「世俗」的活動,經濟的和其他的活動,是人的宗教責任。當然,幾個世紀以來,這一宗教態度逐漸世俗化,直到理性經驗活動之目的和正當性不再直接地而僅僅間接地是宗教的問題。然而,在十七世紀,當這種正當性仍然是宗教問題時,新的加爾文主義世界觀對科學的成長提供了一種強烈的推動力。似非而是的是,加爾文主義神學的超自然神諭禁止關於經驗世界的理性思想。    
  就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接受了韋伯的觀點,把它特別地與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加爾文清教主義聯繫起來,並且給予了一次詳細的經驗檢驗。這裡,我們只能概要地報告一下這一檢驗。首先,默頓主要利用皇家學會《哲學會報》上的論文做為他的證據對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活動做了詳細的定量研究,並且闡明積極從事科學的清教徒的數量以及他們促進科學的程度,較之其他的宗教團體以及特別是天主教團體,大得不成比例。默頓還附帶地搜集了統計證據,以顯示清教徒相對於天主教徒不成比例地參與了科學,這一點對於歐洲大陸以及對於英國來說一直持續到現代。對於這種差別,就美國的情況而言,我們將在以後更多地談及。    
  然後,默頓轉到了一組構成加爾文清教主義的宗教信條與態度,這些信條表達在神學著作中,布道中,以及向世俗之人提供精神指南的書中。正是這組信條,正是這種簡稱為「清教倫理」的東西,造成了對科學活動之傾向中的差異。這些信條是什麼呢?清教徒持下列觀點,即人可以通過理解自然界來理解上帝,因為上帝自己顯現在自然界的傑作之中。因此,科學與宗教不是不相容,反而是信仰的堅實基礎。他們覺得,由於「辛勤勞作」如果不是一種考驗就是一種選擇拯救的標誌,由於人們可以通過社會功利主義來使上帝增添光彩,那麼科學之所以是正當的是因為它是一種辛勤勞作和改善社會的有效手段。而且,他們賦予理性以高的價值,這是因為只有人被上帝選中而擁有理性,還因為理性約束著懶惰和偶像崇拜。清教徒不因其自身的緣故而尊重經驗世界,但是經驗世界做為理性的、有秩序的活動的場所——這對於科學是如此有用——卻得到了上帝的證明。    
  這些宗教觀點對於科學活動的意趣相合性是顯然的。默頓在總結時說道,「在清教倫理中,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是如此顯著,它形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本質。」  我們利用了默頓的研究,來表明宗教因素對近代科學之興起的影響,但是我們也會重複道,這在關於科學的社會研究中具有廣泛的方法論的影響。一方面,在表明在特定場合和時間科學活動之間的某種直接和特殊的關係上,它有著基本的科學的優越之處;另一方面,在表明某種經過仔細定義的和分離的社會因素上也是如此。例如,默頓並未宣稱清教主義在整體上對科學具有這種有利的影響,而僅僅是加爾文主義,僅僅是處於某一既定發展階段的加爾文主義。最後,像韋伯一樣,默頓並未宣稱十七世紀英國的清教徒有意打算造成科學與「清教倫理」之間的這種關係。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科學對社會的相反影響一樣,恰好是在無意識的時候常常是最強有力的。    
  到這裡,我們可以停止我們對科學之歷史進化的所有過分簡要的說明了。我們相信,沒有必要來進一步例證這六個主題了,它們在後幾個世紀——繼我們剛剛在談論的那個時期(近代科學興起的時期)之後——的科學史中,可以得到最好的顯示。    
  下一章,我們將轉到說明最有利於科學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中維持一個高水平發展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現在起,我們將更感興趣於分析充分發達的科學之本質和狀況,而不是在於科學進化的歷史。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三章  現代社會中的科學:它在自由社會與極權社會中的地位    
   在討論了科學的歷史發展之後,現在我們就可以理解在何種意義上說科學在現代社會中是獨一無二的——就像我們經常聽到的那樣——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們說科學之獨特,不在於種類,而在於它極其廣闊的範圍和高度發展的水平。只有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才能發現,從更早形式的經驗理性發展出來的要素和獨立於科學的(就如我們所知的)要素奇特地結合在一起,這些要素包括:高度概括化和系統化的概念框架、大大擴展人之觀察能力與控制材料能力的實驗設施、較大數量的職業科學工作者以及科學在人民大眾與精英之中獲得的廣泛贊同。    
  然而,要素的這種結合,我們所知道並且認為當然的這種科學,並不是隨機的,也不是必然的或不可改變的。近來發生在納粹德國和蘇聯的事件已經證明,至少是科學的某些部分可能既有衰落也有成長,也許甚至完全遭到窒息。簡言之,科學不僅像我們在前幾章所看到的那樣依賴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而且對於某些類型的社會條件比其他類型的更適應。近來,塔爾科特·帕森斯一直關注科學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這種關係。他說,「科學最初是與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類型的社會中,科學才能興旺發達,反之,沒有科學之持續的和旺盛的發展與應用,這樣一種社會也不能正常地運行。」     
  在本書的其餘部分,我們將自始至終盡可能對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進行詳細的分析。可是,在本章中,我們想給出一個關於這些關係的較寬泛的觀點,這種觀點對於隨後進行更好的分析是必要的基礎。我們想把那些相對宏觀的社會條件中的某些分離開,這些條件在與其他社會的比較中刻劃了現代西方世界的特徵,並使得高水平的科學活動與進步成為可能。因此,我們將談到諸如我們的理性文化價值、我們的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分工這樣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對於科學的重要意義。我們不關心我們社會的這樣一些特徵是怎樣通過經歷許多世紀的社會變遷(包括屬於科學本身的那些變遷)而演變成的。我們感興趣的僅僅是它們現在與科學意趣的相合——帕森斯教授談到的那種意趣相合。    
  揀出這些廣泛的特徵之目的,不在於精確地描述現代社會就是什麼。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模型,像一些社會學家所稱之為的「理想類型」,這種類型的社會是與其他社會相比較而言的。在現代世界的不同社會中,這種模型無論在何處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實現,但它實現的程度有大有小。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模式——我們的一組現代社會的特徵——做為對於這些不同的現代社會為科學發展提供的相對有利條件之程度的一種粗略但卻是有用的量度。特別地,這種考察將表明,某些「自由」社會(例如,美國和英國)在某些方面要比某些「極權」社會(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於科學更加有利。我們說後一類國家對於科學是「不太有利的」;我們不是說科學對於它們是「不可能的」。這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這只是一個在不同的相關社會中有利程度不同的問題。現在,關於這些事情的意識形態思考確實是絕對的;例如,它談論「納粹德國中科學的滅亡」。在現代世界,絞殺科學更加困難了。這種想法將不能把我們帶向一種對於認識我們的價值以及真正的科學理解是有用的科學社會學。    
  每一個人類社會都有標誌某些種類的社會活動的一組文化價值,一組道德偏好(moral    
  performance),以區別於另一些社會活動。讓我們首先看一看刻劃現代世界之特徵(有別於其他社會)的文化價值系統,這些價值不僅在科學之中,而且在許多其他的社會活動之中實現自身。這是一組深深扎根於社會的道德偏好,它使得我們所知的科學之獨一無二的高度發展成為可能。這是一組我們必須比較強烈地維持的價值。當然,這些價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正式經過整理的,所以我們這裡給出的特殊的價值清單,只能是做為許多試圖發現它們的學者與精神領袖的一致意見而提供出來。然而,任何類似的價值清單大概都會與這個清單具有很大的重疊,尤其是當通過嚴密的分析僅僅消除了字面上的差異之時。無論如何,對於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科學與其他基本的活動,這些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即使最終難以精確地按等級把它們描述出來。    
  我們必須談到的關鍵的文化價值之一是合理性(rationality)價值,這一道德偏好與科學的意趣相合是顯然的。現在我們指的不僅僅是合理性的實踐,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它發生在所有類型的社會之中。所謂「合理性」價值,我們意指對於遍及社會之廣闊領域的這種實踐給予道德上、情感上、「建制化的」(如社會學家們所說)支持。這種支持在於它為試圖把所有的人類存在現象都變成更一致、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嘗試提供關鍵性途徑。這種合理性是特殊的,它不同於一直是以前所有類型的社會的一種突出特徵,即「傳統主義」的文化價值。按照其自己的條件,這種價值贊成無論存在什麼都接受,這只是因為它已經存在了;這種價值不希望根據理性一致性和普遍性對現實存在的東西予以批判。現代人的「理性癖」(托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是首先將其他社會的習俗加以比較的人之一)致使現代人在各個方面詰問世界,分析所有僅僅是由於「習俗的支配」而流傳到他這裡的現象。現代世界人認為,理性規則比習俗和禮儀更重要。    
  與科學相比,這種合理性價值更多地構成我們的社會的基礎,儘管它當然是在科學之中得到最令人難忘的體現。例如,我們的經濟活動只能以其現在的形式得到維持,這是因為這種價值在民眾之中廣為散播。經濟領域行為的道德規範,也即是工業效率與所有事務中井然的秩序之合理性,是來自經濟活動外部的標誌。當我們讚揚「自由探索精神」時,我們指的是合理性價值的另一方面。那種精神主要是由專業群體,特別是由在這些群體之中的科學家們來發揮的,但是這種精神在所有社會群體中是一種文化理想。我們說,任何人都有權利提出問題並使「他自己」感到滿足,這裡我們指的是他的理性。的確,這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這就是說,關於合理性價值,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值得注意的積極品質。它要求人力求合乎理性地認識並且通過一種連續不斷的積極努力(而不只是在事件使他受到挫折或阻撓他的時候)來控制其所有的事物。在科學界本身,這種合理性的精神變成了一種建制化的處於自我完善階段的無止境的探索,常常是提出新穎的和更普遍的假說。現在,在這個世界或這個社會,我們的文化所贊成的積極合理性貫穿所有的領域。    
  當然,就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樣,這種積極合理性不可避免地會與社會中某些已經建立的習慣與活動相衝突,例如,與宗教的「神聖」信仰或者與古老的經濟慣例相衝突。這些其他的活動抵抗著合理性的「進攻」,有時是激烈的,但在我們近來的歷史中,更經常的是緩慢適應這種無節制探索之侵蝕性影響;當我們在後面討論科學的社會影響時,我們將更加嚴密地考察這種對合理性之抵制的根源及其對科學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從它所詰問並批評的某些事情之中存在著反攻和抵抗,但在整體上,一定強度的合理性價值始終是盛行的。尤其是它體現在科學的結構和影響之中,所以,積極合理性是偉大的物本論的來源,因而在現代世界中打下了烙印。    
  對於另一種現代世界之重要的文化價值,我們需要一種術語,叫「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即使這個術語具有某些我們在這裡並不意指的並且因此將特別排除在外的涵義。功利主義價值是指現代人的主要興趣在於這個世界,這個自然界的事物,而不是在於像超自然拯救這樣的其他世界的事物。這一價值也顯然有利於科學的高度發展。與人們所說的中世紀的理性相反,近代理性主要是把理性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經驗現象。在我們關於近代科學之興起的討論中,我們曾經指出,這種日常的經驗合理性在某種程度上是派生於由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倫理所規定的對現世事物的積極興趣,馬克斯·韋伯對這種興趣進行了出色的分析。然而到今天,這種對於世俗活動的興趣已經幾乎變成完全自主性的,幾乎完全基於從更早的宗教興趣的奇異派出物,以及基於其他發展的結果。或許,功利主義的這一部分來源在於特殊的宗教興趣,這應該清楚地表明,功利主義價值並不一定是使人反感的「唯物主義」。唯物主義與功利主義之間沒有同一性,某些反對功利主義價值的人堅持將二者等同。雖然唯物主義是功利主義之一個可能的結果,但對於現世事物的一種「理想主義的」關心也是可能的。這些理想主義的功利主義的證據廣泛分佈在社會改革和社會自願捐助制度之中。然而,在科學界本身,可以發現對於理想主義的功利主義之存在的最嚴格的證據。 當我們概述做為一種獨立的社會活動的科學的特定文化價值時,我們還將再次提及這一點。    
  我們的文化所贊成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仍然構成了與高水平科學活動之維持特別意趣相合的另一種價值。這種價值派生於並且依然最主要地表達在基督教的人在上帝那裡是同胞的理想之中,它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有一種奇特的意義。它意謂著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尋找生活中的職業,以實現他們的價值。它意謂著每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基於他在他的職業中——也就是在工業社會中,在他的「工作」中——成就的結果。任何人都可以競爭任何職業職位,都可以在一個職業等級體系中競爭任何特定的地位。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形為例,任何具有成為一名科學家之天資的人和渴望獲取那個職位的人,都有同給予所有其他人一樣大的社會權利來這樣做。做為美國式的表達,普遍主義的價值就是無論種族、膚色或家教信仰,人都可以成為一名科學家。而且,一旦一個人成了一名科學家,他就有權根據普遍主義的規範(它適用於所有具有這種職業和身份的人)受到所有的科學家同行和所有的同輩市民的對待。普遍主義得到充分實現的地方,猶太人和黑人就不會被拒斥於科學或其他任何職業大門之外。而且就科學本身而論,也不存在「天主教的」科學、「猶太」科學和「德國人的」科學。在普遍主義價值得到最完全地實現的那部分現代世界中,普遍的科學興旺發達。    
  另一項在現代世界(與在其他的社會相對照)中具有極大範圍的文化價值,我們將稱之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此價值指的是受個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組織的權威的驅使這一道德偏好。我們具有自由主義的信念,它就像功利主義一樣,部分地派生於清教主義神學,對於所有以我們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為,尋找契機是我們的責任。現代人以一種新出現在社會中的方式忌恨有組織的權威的支配。正是這種態度與科學最為意趣相合,科學拒絕任何有組織的、特別是非科學的權威對真理的壓制。對於科學知識來說,正確性的規範也是個人主義的:這些規範不是被賦予在任何非正式的組織之中,而是在個人的良心之中,在那些僅僅是為此功能而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科學家們的判斷之中。科學家們對於所謂的科學中的「計劃」抱有一些怨恨,(當我們以後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將更充分地看到這一點,)這種怨恨來自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恐懼,即擔心在科學的控制中,正式的有組織的權威將替代非正式的同行評價。    
  現代世界的最後一個文化價值似乎是重要的,這就是「進步」與社會改善主義(「Progress」    
  and meliorism)的價值。在今天的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廣泛散播的信念,即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所謂積極的合理性能夠並且應該改善人在這個世界中的許多境況。與此相伴隨的是相信並贊同這個世界的「進步」,這種進步並不一定是一種單線的進化,但是它總是以一種積累的方式進化的,其中科學與理性知識都是積累的。在一個重要的方面,這種價值也在基督教的至善主義和清教的積極行動主義中有其根源。當然,對於「進步」與社會改善主義的道德偏好與科學的基本動力是非常意趣相合的。儘管在特殊的情況下存在局部的阻礙和敵對,但是在總體上,現代社會對直接和間接地由科學進步所促進的無數創新一直是竭誠歡迎的。如果說生活在不穩定和變化(這是科學賦予社會的永恆特徵)之中是艱難的,而且我們都知道有時竟是多麼艱難,但我們仍然把科學做為一種「進步」和社會改善主義的動力而贊同之,這使得我們更加願意維持這種狀況,以變壞事為好事。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在現代世界中發現的價值,它們使得這個世界同科學是如此奇特地意趣相合。我們已經說過,它們在不同的社會中得到了不同的實現,過一會兒我們還將談談為什麼會如此。我們還將馬上注意到,這種價值系統即使在實現得最充分的社會中,其構成也不是僵硬的。在所有社會中,對於所有文化價值總是存在著某種矛盾心理。例如,在現代社會中,對於像合理性價值這樣的事情以及對於科學本身,確實存在著矛盾心理。由於社會變遷之重要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矛盾心理中產生的,所以即使是在做為社會核心的文化價值中缺乏剛性也是必要的。以後,我們將詳細討論社會對科學的某些矛盾心理,這些矛盾心理是與科學的社會後果相聯繫的。任何衡量這些社會的社會學模型,無論多麼粗略,都必須是一個動態的模型。    
  除我們已經挑出來的文化價值之外,與其他社會相對照,在現代世界中還有某些社會條件對於高水平的科學活動特別有利,如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允許相當大的社會陞遷的社會階層體系以及允許多權威之自主性的政治體系。在討論這些社會條件時,我們將構建一個模型,它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充分實現,而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得到不同程度的實現。這些社會條件,或者像社會學家們稱呼的社會結構,不僅與科學特別意趣相合,而且與所有的做為現代世界之特徵的文化價值意趣相合。然而,這些社會條件不僅僅是那些價值的派生物。對於所有可能與它們意趣相合的事物來說,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有一些獨立性。例如,按照文化價值行事的社會行動可能會摧毀社會結構,這就是納粹所做的事情——依靠他們對情感性非理性之文化價值的信仰削弱他們的工業體系。當然,反之,一個社會中社會結構的變化對其文化價值也有影響。例如,在美國社會中,我們硬把「安全」做為「自由」的對立面,這種正在增長的價值部分地是發生在我們的經濟系統中的變化的一種後果。因此在一個社會的不同部分之間存在這些相互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得不既考慮社會結構又考慮文化價值,就像我們在這裡將要做的那樣。現在我們從職業體系開始,考慮這些具有特色的現代社會結構。    
  在任何社會中,無論它是小的、無文字社會還是大的、「文明」社會,都存在著某種勞動分工和某種職業功能的特化。然而,這種分工和特化的程度在已知的社會之中是極其不同的。例如,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勞動分工可能只是在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的工作職能之間存在差別。但是,即使在這種相對沒有分化的結構中,群體之特殊的成員在某些工作中具有的技能或技巧通常是得到承認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一些人在群體職業工作中被非正式地承認為領袖。因此,在馬林諾夫斯基描述的特羅布蘭德島民之中,有在建造裝有舷外鐵架的獨木舟上具有較高經驗和技能的「獨木舟專家」,他們因而在任何這種事業中都是領袖。只有在很小的群體中才有我們剛剛描繪過的最簡單的勞動分工。就是在一個中等規模財富與技術亦有中等大小之積累的群體中,勞動分工也使許多特化的職業角色相分離。這樣一些職業角色通常以一種不同於現代工業社會的方式同其他的社會角色相溶合。這就是說,它們並非是典型地從手工藝人所具有的家庭角色分離出來的。例如,手工藝人的工作技能和農夫的工作技能是從父親轉給兒子並因此轉給下一代的。家庭與工作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繫體現在工作場所上,因為在這種其他類型的社會中,工作場所和家庭居所不像我們那樣是分開的,而是在同一個地點。    
  現代工業社會則很不相同。它已經把勞動分工推進到一種極其專業化的程度,這種專業化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中不為人所知。例如,舉美國為例,由美國勞工部就業管理局編寫的職業名錄辭典花了一千多頁的篇幅來列舉存在於這個國家的不同工作的名稱和情況。該辭典收錄了一萬七千個不同的工作,這顯然不是一個完整的名錄。單在美國紡織工業,就有大約一千八百五十類特殊技能。而且,在理想上,這些工作的分配是建立在忽視家庭聯繫之差異的基礎上。它們應該是一個僅僅基於功勞的職業成就體系中分散的點。這種專業化的、與家庭分離的職業體繫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是一個後來發生的現象,它對於一種工業化類型的社會之成功的運行是極其重要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納粹企圖重建「種族」和家庭的標準以安排職業的功能,是對其工業體系的一種威脅,無論怎樣納粹都不可能有意識想使他們的行動形成這種結果。    
  從我們剛剛描述過的勞動分工的多樣性來看,科學家之職業角色,決不是「自然」出現的,更不用說科學之極其專業化的子部門了。除了在近幾百年內,科學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專心於其他工作的職業角色的副產品,而不是由技術觀測設備來檢驗的普遍性概念框架之發展的副產品。在從事其他工作時,手工藝人經常產生實實在在的理性經驗知識,有時是完全無意的,有時是有意識的。但是,只有在現代工業體系中,隨著其複雜的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社會才承認並非常贊同為那些其職業(也只有這個職業)是瞭解科學並促進科學發展的「工作人員」所安排的位置。事實上,直至近代科學興起之後,這種職業位置才大量湧現。我們已經看到,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偉大的科學家們,都是典型的「業餘愛好者」,或者是那些經常把科學做為其非本職工作的人,而無論他們對科學的熱忱到底怎樣。那些當時從事科學的人經常靠其他辦法謀生,他們從事科學工作時,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本傑明·富蘭克林就是這樣一位科學家,他是一位做出了偉大的科學成就的人。如果「業餘愛好者們」特別幸運,他們或許能找到一位贊助者,此贊助者崇拜科學,並因此會給他們提供研究資金。社會作為整體並沒有明確規定並普遍贊同科學家們的職業。就像我們將在以後詳細看到的那樣,直到十九世紀末,西方社會才為大學、工業和政府中的大量科學家奠定了穩固的社會基礎。在二十世紀,大量科學家的職業角色,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是獲得社會贊同的,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指出事實並非總是如此。由於其不同類型的職業非常之多,由於其極其專業化,由於其進入專業協會的內部組織(我們將在以後更加詳細地談到這個問題),精緻的科學之職業結構現在已成為為現代工業社會所必需的複雜的勞動分工之基本的一個部分。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對於像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工業社會同對於像美國或英國這樣的自由工業社會是同樣正確的。科學之持續的進步有賴於社會為科學工作者提供大量專業化的職業角色。因而,這種角色之數量和這種專業化的任何削減,都將會潛在地削弱科學。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科學之進步還以另外一種方式與複雜的勞動分工相聯繫。不僅科學及其成果是高度專業化的,而且工業與技術的精緻的專業化也必須利用科學的成果。塞格弗裡德·傑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其極具洞察力的著作《控制機械化》中已經闡明,我們所熟悉的這種工業技術做為一定種類的社會組織的功能同做為一定種類的科學知識的功能是一樣多的。例如,工業裝配線是在勞動分工中的一項重要的社會發明,無論我們擁有的科學知識多麼多,沒有這項發明,現代機械技術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由於科學和技術現在是極其相互依賴並且彼此促進的,兩者基本上都依賴於偉大的勞動分工的維持,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一個基本的特徵。    
  更能代表現代世界而不是其他社會之特徵的階層體系的類型,即社會學家們所稱的「開放階層」體系,也就是相對大量的社會陞遷受到贊同的一種體系,也同高水平的科學之維持特別意趣相合。這是因為社會流動性使社會具有這種功能。這就是說,不論原因可能是什麼——這些原因似乎部分是遺傳的,部分是社會的和心理的,在任何既定一代中,某一社會的社會精英並不完全在下一代中再生產出它的後繼者。這一點是正確的,不管精英必須具備的技能是什麼,無論是軍事的、行政的、科學的,還是其他種類的技能。因此,在任何社會中,某種形式的精英之社會複製是必需的,這一點在不同社會中通過不同數量與類型的社會流動來實現。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流動的渠道(例如)近乎封閉,那麼精英可能就不能以足夠的數量再生產出其本身,其後果是損害社會的有效運行。    
  在任何既定的一代,精英集團之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性,對於科學似乎同對於其他任何活動一樣重大,也許是更加重大。因為科學家們必須具有的高度發達的和高度專業化的才幹,科學的進步,要求科學是一個「向才能開放的職業」,在其中出現在較低階層的才幹可以陞遷到專業科學階層之中。在現代世界中,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如果科學工作人員大多數是平庸之輩,其職業位置僅僅是基於家庭出身而歸於他們的,那麼科學不久就會停滯不前。除家庭以外的其他特殊標準對於科學是同樣危險的。無論「種族」,國家集團還是階級,對科學才幹都不具有專利權。由於這個原因,當納粹把所謂的「非亞利安人」排除在科學職業之外時,科學就遭受到很大的危害。一個開放階層體系,向所有的才能提供機會以表現其自己,這與科學的進步最意趣相合。當然,這兩者的關係是相互的。由於科學在每一代都提供一定數量的對成就開放的受到高度尊重的職位,它為一個開放階級的社會扮演著一種重要的合法化功能。我們可以說,哪裡的人們必須並且可能陞遷,哪裡的社會與種姓等級制度之觀念就將更加難度時光。    
  在現代世界中,科學與開放階層體系有另一個重要的聯繫。儘管把人們吸引到特殊的職業生涯有許多不同的動機,但是在開放階層體系中授予任何既定職位之聲望的程度,在人們對向他們開放的各種職業之中做出選擇時是一個重要的特別的因素。在現代社會中,科學階層具有較高的聲望。就像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在關於職業可能性之天平的公眾評價上,科學家之職位的等級近乎頂端。確實,社會對科學及其實踐者的尊重即使是在那些相當忽視科學之性質與功能的集團之中也是普遍的。我們將看到,這種對科學階層的一致意見也是蘇聯社會的特徵,儘管對於個別科學家們的活動存在干涉。相反,在納粹社會中,至少對於科學家們的聲望存在一種矛盾心理,甚至存在一種大大降低科學家們社會地位的敵對行為。當科學的社會聲望降低時,它所吸引的人就更少了。從整體上來看,科學家在現代世界所具有的高社會地位,表明公眾承認科學家之功能的社會重要性,沒有哪一個現代工業社會能承受得了大大降低其地位或忽視其功能所造成的後果。    
  如同一個高度發達的勞動分工和開放階層體系一樣,權力集中程度不大的政治體制類型也特別與科學意趣相合。當然,這種「自由」類型的政治體制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社會體制來說是現代社會之獨一無二的產物,儘管它的範圍即使在現代世界也只是部分的。如同我們在以後將更加充分地看到的那樣,在經驗科學現在已經達到高度發達的國家中,科學之有效的運行除了有限的幾種外部控制之外需要很大程度的自由。沒有大量的自我控制,科學就不能前進,我們所指的是由職業科學家們自己在其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組織中所實施的控制。總的看來,這種基本的自主性在現代世界中已經給予了科學。在近代科學興起之前,這種自主性與教會的等級制宗教組織不相容。最近,對科學之自由的威脅最經常的是來自等級制的政治組織,尤其是在納粹德國和蘇聯。那裡的科學工作不是按科學活動的準則而是完全以極權政府的政治與社會需要來評判,哪裡的科學進步就受到妨礙。現在,並不是所有的現代社會都為科學提供同等有利的政治條件。    
  在我們關於科學之社會方面的六個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已經看到,像其他的社會活動一樣,科學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科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絕對不受社會中其他因素(當然,包括政治因素)的一定控制。科學的自由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問題。在整個這本書中,分析這些特殊的形式,闡明它們對科學進步的作用,這將是我們的目的。相應地;這樣一種分析將指出哪些種類的控制對科學沒有損害。我們不能把科學與社會的其他部分對立起來;科學社會學的工作是確定二者間最有成效的聯繫類型。    
  此外,科學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可能會變換其特殊的形式,儘管對於科學之相對自由的一般要求未變。這樣一些變化需要基於理解之上的調整。例如,在美國社會中,儘管科學的自主性一直具有高的水平,但是科學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近二十年。隨著科學的進步以及科學在其社會影響和社會有用性上的擴大,科學進步的結果已經變成了政治問題。自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不斷地並且在一個相當大的規模上關注科學的政治問題。這種關心程度在戰爭期間明顯受到限制,儘管如同我們將要看到的,美國政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一直多少有點關心科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關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甚,因為科學與國防和國家安全的關係很密切,所以科學與政府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繫。這種變化引起了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的注意,他本身在這種關係中一直是一位積極的和有力的參與者。他說:「國會議員和聯邦政府的文官已經捲入了一些複雜的問題之中,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對於科學和工程問題的評判。無疑,政治與科學,曾經是相當分離的活動,現在已經變得相互嵌合了,而齒輪的磨擦卻對常產生奇怪的和令人厭煩的噪音。」關於這些新問題中的某些問題,我們將首先在我們關於美國政府中科學的地位,其次在關於科學的計劃的討論中予以考慮。然而,儘管存在這些問題,必要種類的對科學的自主性似乎在這個國家一直是得到保障的,最幸運的是,這種自主性不僅是對於科學的,而且也是對於整個社會的。    
  因此,這是「理想類型」,這是會對科學及其進步提供最有利的條件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體系的模型。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在何種程度上找到所有這些東西——合理性、功利主義、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和社會改善進步論這些文化價值,以及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分工、開放的階層體系和非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這些社會結構,科學就在何種程度上興旺發達。    
  在著手把這個模型簡要地應用於分析現代世界某些「自由」和「極權」的社會之前,我們必須提醒我們自己,這個「理想類型」具有局限性。構成我們這個星球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對於科學具有關鍵的重要性,但是它們並沒有窮盡在現代社會中以某種方式與科學之成功有關的因素。在任何既定的時間內,某些其他的條件也是重要的。例如,除去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在一定既定的社會中已經累積了多少科學知識,這對於科學是一種巨大的差異。因此,當納粹德國背離了普通主義之價值時,它依然具有一種差別,即更早的德國社會已經累積了大量納粹社會依然可以得到的科學工作。與此相類似,在兩個具有大略上與我們的模型同樣相反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的社會中,有更多的積累下來的經濟與自然資源,有更文明的、受到更多教育和更有技能的民眾,對於科學做為一種形式的力量的優點具有更加得當的意識的那個社會,將更有利於科學的發展。我們把這些以及其他的社會因素放在這裡的考慮之外,儘管對於任何一個既定社會的全面分析必須把它們包括在內。在以後的幾章中,我們將提及這些因素中的某些:例如,我們將談到繼承下來的科學知識實體在科學發現與發明中的重要性。可是,此時我們想把那些經常被忽略的文化與社會因素分離出去,儘管它們也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    
  特別是在我們明確並且附帶地論及在美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情況之後,也許難以再次說我們剛才構建的對於科學之有利的社會條件的「理想類型」,是更接近於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所謂的「自由」社會而不是我們所謂的「極權」社會的一種描述。然而,在現代世界中,這兩種社會都至少具有某些對於科學是基本的特徵:例如,基於高度專業化與高度理性化的勞動分工的工業經濟。這一點應該提醒我們,不要基於像「自由」和「極權」這樣粗略的二分法去對科學的狀況做絕對的分類。的確,我們將要簡單談到的兩個所謂的「極權主義的」國家——納粹德國和蘇聯——,雖然不像美國或英國那樣有利於科學發展,但是這兩個國家都因相當不同的以及某些類似的理由而相對不利於科學。的確,從廣泛的比較角度來看,如果拿整個社會與整個社會來比,納粹德國大概要比今天的蘇聯更加偏離我們的「理想類型」。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這些重要差異,可以根據我們關於這一點的討論分析出來。    
  現在,我們將很少在超越我們已經給出的最一般的標誌——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之中,自由社會最有利於近代科學——之外去討論「自由」社會的科學。在整個這本書的其餘部分,我們將非常詳細地考察存在於一個「自由」社會——美國——之中的科學。我們將指出,美國在許多方面偏離我們的模型。但是,我們也將看到,這個社會與我們的「理想類型」具有相當大的意趣相合性。例如,我們將發現,美國科學家和人民的價值與「理想類型」的文化價值大體上是相似的。我們將考察,美國的科學家怎樣通過一種開放階層社會的流動渠道,特別是通過其學院和大學而得到補充。我們將看到在美國科學與工業中劇烈的職業專業化,這種雙重的專業化對於科學進步是十分有益的。我們還將描述科學職業之相對自主的、非正式的組織結構,並且考慮這種自主性在反對外部政治控制時的作用與問題。我們可以同樣容易地對於像英國這樣的另一個「自由」社會做這類分析,但我們沒有這樣做,只是由於方便的緣故,我們將主要談美國,而只是附帶地談談英國。儘管貝爾納自己對於英國科學的狀況不滿意,但是他的書《科學的社會功能》很好地顯示了英國社會之「自由」的特徵與其傑出的科學成就之間的關係。讓我們暫且把「自由」社會放在一邊,我們將先研究兩個不同的「極權主義」社會。    
  納粹德國背離了——儘管不是完全背離,但卻達到對於它的科學有損害後果的程度——作為我們的「理想類型」之組成要素的三個條件:普遍主義與合理性的文化價值,以及科學之相對自主性的政治條件。完全精確地度量這些損害後果是不可能的,即使現在我們已經能夠發現在三十年代以及在戰爭時期發生在納粹德國的某些事情。雖然純粹科學並未完全被摧毀,如同某些「自由」社會的科學家們在他們對於納粹革命之首次道德與情感反應的震動之中所預計的那樣,但是這種損害是相當大的。    
  例如,讓我們考慮一下納粹否定普遍主義之文化價值的後果。從正面來看,這種否定意味著美化「亞利安德國人」做為科學家的特殊優點。由於這種態度,科學教學職位的候選者必須滿足某些「亞利安人」的體能、道德和「種族」適宜性的標準,這些標準與科學才能完全沒有可以確證的聯繫。當然,從反面來看,這種否定意味著對德國猶太科學家以及對虔誠的納粹黨徒所提及的科學中「猶太魔鬼」(judischer    
  Ungeist)的某些事情的粗暴打擊。納粹侵犯猶太人繼續做為科學家或者培訓專業人員的普遍權利的一般後果,明顯表現在德國三十年代期間科技人員嚴重的流失。這裡有一些粗略的數字。在1933至1938年間,一千八百八十位第一流的科學工作者從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學流亡。英國生物學家李約瑟教授估計,百分之二十五強的德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佔了在被放逐的所有具有科學名望的人的百分之八十。到1937年,在德國大學學自然科學的學生人數只有大約1932年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再提一下對德國科學的某些特殊的損害。通過把現代原子物理學和相對論物理學斥責為「猶太科學」(同等傑出的),納粹黨徒把這個完整的學科帶到幾乎崩潰的邊緣,以致它在大學中變得不受歡迎了。當然,這對於在此領域補充新的研究人員並繼續從事研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然而,德國社會對普遍主義施加限制並不意味著所有進入科學職業的社會流動都禁止了。但是,對猶太人及其他「非亞利安人」的迫害摧毀了科學能力的一個來源,迄今為止他們在德國科學中一直是極其重要的。在納粹以前的德國科學中,做出傑出貢獻的人的花名冊中有大量猶太人的名字。    
  德國也背離了合理性的文化價值,當然這肯定是部分地背離。對於狂熱的納粹黨徒來說,建議德國人「以他們的熱情來思考」,比基於這一箴言使得一個複雜的工業社會運轉起來更容易。在宣傳演講中要比在社會的日常行政管理中,大概會更經常地發現對非理性的尊重。的確,它經常是在宣傳中被發現的。例如,德國教育部長赫爾·伯恩哈德·魯斯特(Hers    
  BernhardRust)在1936年舉行的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慶祝會上說:「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被描述為不與科學為友,如果科學的評價者假定不依賴於前提條件與不抱偏見是科學探索的基本特徵的話,我們對這一點斷然表示反對。」大概納粹領導人引以為榮的非理性對科學之最有損害的後果是他們不想得到的,不是刻意追求的。據報告,希特勒經常取消他的助手的建議——基於理性的調查和計劃的建議——而讚賞「第六感覺」。有時,這些半非理性的洞察導致成功;有時導致失敗。例如,因為他對於奇襲式武器之非理性的渴望,所以希特勒對於有關科學可能性的瘋狂的和騙人的意見是敏感的。在現代世界中,第六感覺是國家決策的一個微弱的基礎。與第六感覺所允許的相比,國家政策比較更加經常地是正確的;這就需要最好的可獲得的理性經驗知識。因此,在現代工業社會的領導以及追隨者之中,對於理性給予一種強烈的重要性的評價。    
  對德國科學最直接的有害影響來自納粹政府之新的政治極權主義。偉大的德國大學在以前一直是社會的驕傲,但卻很快地服從於納粹黨徒的政治控制,他們對理論科學家似乎有一種特別的不信任。不僅許多「非亞利安」的教授被開除,而且其餘的人也根據他們對黨的忠誠而不是根據他們的科學成就受到權威人士的挑選。結果,有時騙子們竟與有才能的科學家們競爭研究的資金和設備。政治權威可以踐踏通過科學研究建立並且由科學同行確證的知識。例如,自1939年起,所有博士學位科學論文都必須提交給官方的納粹審察官。甚至更早,自1935年起,科學家們參加任何科學會議(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某個其他國家)都要經科學會議中心的批准,這是德國宣傳部的一個機構,其主任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當要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德國以外參加會議時,他們就來指定一位領導,「這位領導的選擇是根據他做為納粹黨之成員的可靠性。」就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科學自主性的程度;這不是科學在現代世界中有效運行的方式。    
  儘管存在這些來自我們已經論述過的三個來源的有害後果,但是德國科學遠沒有被消滅,如果我們根據它在最近這次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的成績來判斷的話。對猶太人的特殊迫害和政治獨裁主義,對料學之某些部分的損害要比其他部分多得多。例如,儘管納粹黨徒貶損高等教育和純粹科學,但是「他們可以加強從事發展的技師與有關人員的地位。」在德國空軍中的研究比在陸軍中的研究要好得多,因為納粹德國空軍頭目戈林(Goering)僱傭了「在技術能力上有才能的知名的納粹以前的官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任命米爾克將軍(General    
  Milch,一位具有猶太血統的人)為空軍技術辦公室的戰時總管。」顯然,納粹官員之間及內部,總是存在著面對科學之力量的實用主義態度與因其合理性而對科學之精神上反對之間的某種衝突。因此,即使是反理性主義者納粹黨徒,到了戰爭的中期,在迫在眉睫的戰爭失敗的壓力下,也會贊成對於科學研究給予財政援助。然而,這太晚了。雖然如此,我們從關於戰時德國科學的討論中得到的總的圖景表明,它在整體上仍然是很好的科學,儘管比它在二十年以前要不太好得多。這個科學正是生活在納粹以前的時期積累下來的基礎研究的肥沃土壤之中。如果德國贏得這場戰爭的話,在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是難以頂料的。    
  現在,德國科學在質量方面的這種多樣性以及某些種類的科學在納粹德國保持了相當高的水平,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會學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能在這裡給出一些回答。如果德國科學沒有完全被納粹摧毀,而只是被嚴重削弱,那麼它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扼殺」科學呢?的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科學能夠真正滅絕嗎?大概不能,大概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科學甚至不能被削弱到超出一定的範圍,就像納粹黨徒在戰爭中期似乎發現的那樣。他們基於權宜之考慮而不是道德偏好的精神變化是確實的,它表明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對於科學的絕對需要最終可能導致反對有害於科學的社會條件的一種反應。從短期來看,那些輕視科學並把它置於過多的政治控制之下的人可能會做出大量損害科學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能完全精確地知道這個短期是什麼。從長期來看,另一個不精確但卻是重要的觀念就是,科學可能會完全被摧毀。但是只有付出非常沉重的社會代價,即喪失維持一個有效運行中的工業社會的能力,這才可能發生。這不是說即使是短期之內有損害性的所做所為對於一個現代工業社會也是可以容忍的。特別是在一些強有力的工業社會國家在和平以及戰爭中競爭的世界中,短暫的時期對於社會計劃來說也許是重要的時間的跨度。我們不能證明這對於納粹黨徒來說就是這樣,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他們由於改變那些對於科學進步是基本的社會條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們自己。    
  蘇聯是另一個現代「極權主義的」工業社會,在那裡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科學的過度的政治控制產生了有害的後果。這裡,我們必須一絲不苟地說,我們對於這些後果的細節依然知之甚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知道的甚至少於我們對於發生在納粹德國的事情的所知。舉一件事情為例,即直到最近,據說是直到戰爭末期以後,蘇聯對科學的政治控制似乎並不一直是過度的,儘管施加這種控制的巨大抱負已經出現在「紙上」。在蘇聯,科學的自由在過去曾經比現在要大得多。舉另一件事情,由於強加直接的政治控制——如同在共產黨贊同以李森科主義反對新孟德爾遺傳學時所發生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仔細衡量將對蘇聯科學造成的損害。但是,如果納粹德國的經驗有些意義,如果相對的科學自主性如同我們所知的那樣是必要的,那麼蘇聯人就將不得不為他們對於至少是其科學的一部分(也許是全部)施加直接的政治控制付出代價。在蘇聯,對於科學的直接政治控制——例如,對個別理論的政治控制應該掌握在一個既定的科學領域——似乎正在從生物學擴展到其他領域,最近擴展到了物理學。    
  當我們注意到蘇聯社會的其他方面在整體上與科學是多麼意趣相合時,政治極權主義在蘇聯科學中的擴展就更加引人注目。與納粹德國相反,蘇聯人沒有背棄普遍主義,儘管在實際中當然也一直存在大大偏離這個價值的事情,特別是在反對「頑抗的資產階級」和「國家的敵人」之時。不幸的是,最近強烈的蘇聯民族主義的上升已經有點削弱了他們對社會普遍主義的支持,但是這是一種在現代世界中並非蘇聯人所獨有的態度。然而,糟糕的是他們現在越來越多地在談論「蘇聯科學」和「資產階級科學」,好像科學不是一個國際的統一體似的。可是,蘇聯人並沒有放鬆現代世界對於合理性與功利主義之文化價值的強調。的確,在這兩個方面,蘇聯處於西方社會發展的主流之中,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是他們已經把對於合理性和功利主義的贊同推到了一個極端。哈佛的康南特校長說,「在近二十年期間,克里姆林宮所表示的對於科學的關切,給予不止一個觀察者以深刻印象。」蘇聯人相當自覺地把科學美化為社會革命與社會規劃的手段,而且他們既直接也通過擴大其整個教育體系給予科學以巨大的支持。例如,在1929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政府擴展了科學學會、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以及「候補者」,或科學後備人員。僅舉後者——候補者——之計劃的擴展為例:在1930年,有一千人;在1931年,有二千六百人;在1934年,有四千人;以及在1935年,有六千人。這表明在所有科學活動中有計劃的增長的意向。里昂惕夫(Leontieff)說,「根據一項權威性的聲明,在1942年存在著一千八百零六個研究所;四百五十二個從事自然科學和數學中的基礎研究;五百七十個從事各種不同領域的工業研究;以及三百九十九個從事農業研究。」蘇聯人不斷地提醒我們,他們整個的社會綱領,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而且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感覺,這個綱頜對於各種經驗的物質與社會的問題都有合理的解決辦法,因此據認為它對於實現接近社會進步與社會改良之目標的最有潛力的手段。因此,今天在蘇聯的所有階級之中都存在對於科學的真實崇拜。因此,對於按照人類利益合理地主宰自然界,偉大的蘇聯人也是引人注目的。這種鬥爭的觀念(按蘇聯的詞彙,就是borba)滲透在蘇聯的所有活動之中。    
  已經發生在蘇聯社會結構之若幹部分的變化也一直是某種有利於高水平的科學活動之發展與維持的變化。我們最感興趣的蘇聯社會之偉大的工業化的某個方面,是科學與其他職業角色的專業化的廣泛增加。科學中的專業化與工業技術中的專業化一直是相互促進的,如同它們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總是會相互促進的那樣。當然,蘇聯社會的這種轉變之所以一直是可能的,只是因為實際上存在著未受限制的社會流動,只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來自所有集團的科學與其他才能的選擇,無論在何處可以發現之。儘管這種社會流動的數量現在似乎有點減小,由於它不可避免,但是它依然似乎與在美國社會中所發生的社會流動相等,而且它對於勝任的科學工作人員的補充是非常有助益的。    
  雖然所有這些變化都有利於科學,但是朝著對於科學的更大的政治極權主義的變化產生了它相反的影響。讓我們進一步引用一下康南特校長之敏銳的觀察,「政治家們對科學之全心全意的承認可能導致削弱科學家們的工作,這一點似乎在蘇聯得到了清楚的顯示。」還沒有人能說這些相反的影響怎樣才能彼此權重。但是我們可以預測某些可能的後果。由於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活動與理論的相互聯結的網,幾部分之間彼此刺激或妨礙,即使對於幾個科學領域的政治控制也可能將其有害的影響擴散到其他領域。蘇聯遺傳學的惡化已經將其影響擴展到了生物化學和神經生理學。也許,更直接的是,在任何既定的科學領域中的政治干預會破壞在這個領域中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控制的穩定性。當勝任的科學家們不能有意識地給出政治權威所需要的東西——特殊的實實在在的理論或「定購中的」結果——時,科學狂想徒和急功近利者——像遺傳學中李森科那樣的人——就會泛起。哪裡的科學權威遭到危害或被摧毀,哪裡的有資格的人就會害怕就科學理論本身持一種觀點,因為政治權威的需要是變化的,而且幾乎使得任何觀點都是脆弱的。更進而言之,在這樣一種情境下,有資格的人會完全避開科學同行。「科學之飛躍」也許只是對於科學技術之更具應用性的分支,就像在納粹德國發生的情況那樣,可能是蘇聯對於科學之政治控制擴展的沒有預料到的後果。    
  在蘇聯社會中,不是一種而是有兩種不同的壓力對於近來擴展政治對科學的控制負有明顯的責任。第一種壓力是得到更多的普遍關注的,即極權政治體系平常評論得較多的是第一種壓力,要求把每一種活動包括在它的直接控制的範圍之內,以便對任何活動施加有效的影響。這裡的分析是如下進行的:例如,為了保持蘇聯教育體系的「秩序」,共產黨必須把它的組織控制強加到「純粹」科學之很遠的範圍。在蘇聯社會明顯存在第二種壓力,也許是一種更加圓滿的特殊的和可以確定的。這種壓力來自蘇聯人對於出自所有社會中(同工業一樣包括科學)活動的直接「成果」抱有巨大需求。對於科學理論在其農業和工業中可利用性的壓力,傾向於迫使蘇聯人需要來自科學的可利用的理論,或者在明顯的競爭性理論之間,選擇那個更可直接有用的理論。這似乎是共產黨支持遺傳學中李森科主義的原因之一。李森科許諾他的理論對於農業的改善是有直接用處的;例如,他可以在植物和動物產生穩定的遺傳變異,因而產生為蘇聯社會所需要的「定購的」種子和物種。蘇聯人大概並非完全沒有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把「純」科學置於領頭位置的必要性,但是他們的決定論哲學和他們的農業與工業體系之直接的需要,當然也包括計劃發展的需要,推動他們為「應用」科學而犧牲「純」科學。有時,這種推力就把蘇聯人送入不勝任科學的人之手中。以這個角度來看,李森科並不是獨一的,他只是那些不斷對科學揮舞權力大棒的人的一個原型。    
  因此,蘇聯的例子同納粹德國的例子一樣,表明在我們的「理想類型」中包括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之完全的組合對於現代科學是多麼必要。對於這些價值中任何一個的背離,或者在這些社會條件中任何一個的變更,如果不是必定對科學有毀滅性影響的話,也將有損害性影響。我們可以重複一下帕森斯教授的話(我們曾以此做為本章的導引):「科學最初是與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類型的社會中,科學才能興旺發達,反之,沒有科學之持續的和旺盛的發展與應用,這樣一種社會也不能正常地運行。」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四章  科學的社會組織:某些一般的看法    
   我們剛剛考察了自由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些宏觀特徵與高度發達的科學之間的相對相容性。現在我們從高度宏觀轉向次宏觀,乃至相對微觀,以便進一步探究科學在自由社會中的實際功能;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類型的社會更有利於科學的持續進步。這以後,我們將主要考察美國社會中的科學,這意味著我們要更仔細地考察科學本身和美國社會這兩者的社會組織。在本章中我們將對科學的社會組織作一些一般的考慮,而在隨後的幾章中,我們將看看在美國實際的科學活動中,這些一般特徵是如何表現出來的。我們所作的大多數描述,當然都將普遍適用於現代世界中的其他自由社會;對於某些細微的差別,可以簡單地忽略過去,而不會改變科學與自由社會之間基本聯繫的性質。    
  首先應該理解,科學像所有社會組織起來的活動一樣,是一項精神事業。也就是說,科學不能僅被看作是一級技術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時還必須被看作是一種獻身於既定精神價值和受倫理標準約束的活動。我們將看到,因為作為一個整體的、更基本和比較絕對的科學精神的存在,個別科學家的近乎無道德意識才成為可能。有時科學的精神目標常常顯得含混不清,因為人們常把科學看作是達到這些精神目標的一種精神手段。但是精神價值總是存在於科學家日常的工作實踐之中,無論某些科學家對此是多麼毫無意識。的確,科學精神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是隱晦的,這似乎是它的特徵,正像隱晦也是其他深沉的精神的特徵一樣。只是在很少的情況下這些價值才被明確地表達出來;而由某些科學的官方機構將其條理化的情況就更為少見了。儀式性的聚會以及危機出現之時,是科學價值得到顯示的主要機會。如果我們想看到支配科學的精神價值,我們必須主要考察這些機會和那些零星地出現在成熟聰慧的科學家之間自我反思。    
  我們希望發現這一精神價值,因為它為我們現在所關注的科學的社會組織設立了如此之多的條件。如果我們研究我們已經提到的那些資料來源,研究關於「科學態度」的文字,尤其是當它們出自有經驗的科學家的筆下時,我們就能發現關於科學精神要素有相當廣泛的一致意見。在那些信奉科學價值的人中,甚至存在有一種傾向,即頌揚這些價值為科學活動所獨具的精神,而忽視它們與自由社會之更普遍的價值之間的聯繫,關於這些更普遍的價值,我們在上一章已經作過描述。這種精神上的偏執常常是篤信該精神價值的典型特徵;這種偏執不是科學所獨有的。然而,考察科學精神如何大體上與自由社會的普遍價值相吻合,以及即使當這兩者有所不同時,這種差異又如何只在這同一普遍的價值之下才成為可能,這對於從社會學角度理解科學卻是很必要的。較普遍的精神價值與較特殊的精神價值之間的這種彼此和諧實際上對這兩者都具有正功能:因為如果科學能夠對自由社會中的成員產生精神感召力,這種感召會引起積極的反響,此外科學的成就會提供精神例證,這些例證能加強維繫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也許,在一定意義上,科學是自由社會精神的典型代表。然而儘管這兩種精神之間的相似性和相容性是我們現在所要考察的,但並不存在簡單的等同。在自由社會中,科學社會組織的特殊問題既需要一些共同的也需要一些分立的精神規範。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些共同的價值及其在科學和社會中的聯繫。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相信理性是一種精神善,是「理想型」自由社會的一個構成要素。毫不奇怪,這種信念在自由社會中那些科學昌盛的地方最為強烈,因為承認理性之至高無上的威力是科學社會組織的一個中心精神價值。其中的互動關係是非常清楚的:從科學的持續進展中,自由社會對理性的一般信念也許得到了最強有力的支持。當人們懷疑理性之善時,科學卻有力地、持續地揭示著它的價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甚至出現在科學家自身之間。珀西·布裡奇曼教授曾經指出,「作為迄今為止人類最成功的理智事業的參加者」,科學家「處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能夠贏得人們信任的位置上,即不僅不存在任何可以代替人們的理智的東西,而且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是可以由我們自己來解決的。」接下來,他說道,「如果物理學家僅把自己的寬廣的視野傳給其他人,他們的最終影響也將遠遠超過任何可能的技術貢獻。」   科學家對於理性的信賴特別強烈,也必須特別強烈,因為只有這樣,當他們在其科研工作中遇到巨大的困難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時,才能把這一信仰堅持下去。愛因斯坦的一句話非常完美地表達了這種強烈的不畏艱難的道德信念;這句話就銘刻在普林斯頓大學費恩大廳(Fine    
  Hall)一個房間中的壁爐上。它的德文原文是這樣的:「Rafiniert    
  ist Herr Gott,aber boshaftist Er nicht.」我們可以將其意譯為「上帝——大自然的創造者和大自然本身——是非常精微和難於理解的,但他並非是反覆無常和懷有惡意的。」愛因斯坦相信,對於以高度發達的科學的形式表現出的理性,所有的事物都是可能的。我們只須注意,對於理性善的這種信仰並不只是一項理智的行動;它還是對於道德信念的一種承諾。    
  但是對於理性的這種信念,對於用科學的理性概念結構所能發現的「真理」的這種追求,無論在科學家群體的精神價值看來是多麼神聖,卻絲毫不意味著對於絕對真理或任何特殊真理的信仰。科學精神祇主張為了獲得那些對於真理的本質上是臨時和近似的陳述——正是它們構成了科學永恆的主題——人們值得付出無窮的努力。正是由於堅信科學必須處於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科學家才將一切憑借傳統或政治權威而一勞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圖視為不符合科學精神。這是一種「硬性的」信仰,但它卻存在於科學的社會組織之中。所以,就科學的理論內容而不就其精神價值而言,科學「永遠是臨時的」。偉大的法國生理學家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曾在他的經典著作《實驗醫學研究引論》中談及這一點。他說,「我的理論,像其他人的理論一樣,在一系列嶄新的研究之始,難逃那些注定片面和暫時的理論之命運,它們將被其他提出新問題的理論所取代。」他指出,科學理論「像階梯一樣;通過登攀,科學的視野越來越開闊,因為當理論前進時,它們必定蘊涵和包括越來越多的事實。    
  「 進步是通過新老理論的交替實現的。」    
  由於科學對理性的強烈信仰,即使對於那些深受自由社會一般價值影響的人來說,它也因其所具有的「批判性」而引人注目。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科學精神傾向於推動科學向所有經驗領域浸透。但是,應該懂得,這種浸透的動因並非由於對那些時常受到「批判」考察的經驗問題的不滿。科學的目的不是攻擊,而是理解;這一目的乃是基於所有事物都應以盡可能抽像和普遍的方式被理解這一精神價值。如果這種目的有時(尤其當所考察的問題是社會現象時)被誤認為是攻擊,那麼這絕非是自覺和自製的科學家的初衷。然而,這種誤解卻會給科學帶來麻煩,稍後,我們會看到這些麻煩是什麼。    
  在科學中有一種價值,它附屬於對理性的信仰,並且它在科學中要比一般地在自由社會中重要的多,儘管對於醫學這樣的應用科學乃至其他職業範圍它也是很常見的。這就是科學家所尊崇的感情中立價值,它是實現完滿理性的手段和條件。科學贊成感情中立主要不是為了其自身的緣故,也肯定不是為了將其推廣到所有的社會活動,而是由於它能擴大理性實踐的範圍及其威力。就感情是對科學價值和科學方法之精神上的忠誠的必要因素這一點而言,甚至科學也承認感情的捲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應用那些理性的技能時,感情卻常常是一種微妙的使人受騙的東西,因此科學對它的應用持有強烈的精神上的否定態度。    
  這並不是說科學家在自身的相互聯繫之中不存在任何強烈的情感。儘管它們不像在其他社會活動中那樣經常表現出來,儘管它們受到更多的節制,但熱情和強烈的信念,激烈的攻擊和兇猛的反駁,有時也像在其他地方那樣,發生於科學之中。這裡僅舉一個著名的例子。巴斯德曾就有關理論觀點致力於一系列被其傳記作者稱為是「富有激情的」論戰——就發酵的細菌理論與李比希(Liebig)進行爭論;就有機體之自然發生的問題與普歇(Pouchet)和巴斯蒂安(Bastian)進行爭論;就酒精發酵的內在機制問題與克勞德·伯納德和伯思洛特(Berthelot)進行爭論;就炭疽與科林(Colin)進行爭論;以及就狂犬病的治療與彼得(Peter)進行爭論。杜波斯(他本人也是一位科學家)這樣寫道:「還有由於優先權而帶來的衝突或那些僅由於性格不合而導致的摩擦。無論論爭的原因如何,是科學的還是私人間的,巴斯德都以同樣的激情去對待那些他認為歪曲了真理或對他本人抱有偏見的人。」巴斯德非常「珍惜他對於他自己的發現的所有權」,並且,「他希望成為名垂千古的人物。」在科學史上,巴斯德絕非是獨一無二的。科學家們在其各自的專業領域中,不是無情的機器人。然而感情中立的理想在任何實質性科學活動存在的地方都是對感情的一種有力的遏制,在對科研成果的評價上尤其如此。儘管易動感情,巴斯德仍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作為一位英雄,他在大眾的眼裡顯得比他在科學家的眼裡更為偉大。科學的這一理想對於像克勞德·伯納德這樣的不感情用事的天才更為有效。伯納德是巴斯德的同代人,他是如此鮮為人知。    
  科學中另一直接與自由社會更廣泛的精神相聯繫的價值是所謂的「普遍主義」價值。在科學中所有的人在理性知識的發現和擁有方面具有精神上的平等權利,正如在自由社會中所有的人對於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具有平等的權利,以及在基督教上帝面前所有的人對於善行和慈悲具有平等的權利一樣。我們先前已經看到,所有這三個領域中的普遍主義,就其起源和現存基礎而言,並非是互不關聯的。科學真理不依賴於個別科學家的社會或個人屬性。無論其種族、信仰、膚色如何,每一位對科學理論體系作出貢獻的人都成為「科學家和學者共同體」中的一員,分享與其成就相當的特權和榮譽。這是一個帶有一定道德色彩的共同體,它的範圍超越了國家集團;科學是國際性的,而在它的理想中,它是普遍的(屬於全宇宙的)。因此,像「亞利安的」或「俄羅斯的」科學的概念,是與科學相悖的。正如某些科學家所說,在「科學的兄弟情誼」中,由普遍主義導致的寬容,是一種絕對的精神善。沒有一位科學家能有如此先見之明,敢斷定科學中的某種新思想必定是好的或壞的。科學家在任何時代都必須考慮到這種可能性,即任何新思想,無論其社會根源如何,都可能會對科學有用,也就是說它可能會為科學的基本任務——構造更好的概念構架——作出貢獻。由此可知需要容忍各種各樣的人,因為科學貢獻曾由各種類型的人作出,而各種類型的人都有經受訓練並作出這種貢獻的潛力。    
  對於科學的社會組織來說是基本的而又與更大的自由社會共同分享的最後一種價值被我們稱作「個人主義」;它在科學中尤其表現為反權威主義。對於自由的精神上的讚許,當然不意味著在科學活動中可以肆意妄為;科學實際上是紀律最嚴明的社會活動之一。但是科學的這種紀律是由個人出於對理性的信仰和對實現這種信仰的適當方法的精神信念而加於自身的。這種紀律主要受到科學同行的類似精神信念的支持,同時還受到若干表達這些精神的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的支持。個體科學家服從其同行的精神權威,因為他們與他有共同的價值。他把科學中的任何其他權威部視作與科學精神相悖的。在研究方向和研究範圍上都享受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與科學的絕對精神相左的權威的限制,這乃是科學家所忠於的理想。    
  數學家利奧波德·英菲爾德(Leopold lnfeld)曾經描述過科學內在的反權威主義的一個著名案例。英菲爾德受愛因斯坦的邀請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參與了三年的合作研究。在此期間愛因斯坦對於溝通引力理論和量子論非常感興趣,而英菲爾德很快對能否作到這一點產生了疑問。他說道,「我竟然在一些問題上與愛因斯坦有不同的看法,這似乎是膽大妄為的,但是我知道,在科學中沒有比盲目地接受權威和教條更危險的事情了。我必須讓自己的心智作為我的最高權威。」所以,他向愛因斯坦闡述了自己的懷疑和反對意見。他接著說道:「現在看來,我必須讚美愛因斯坦對待我的反對意見的耐心。當我們開始討論時,他在這一問題上遠遠地領先於我,我很難跟上他的思路。但他從未不耐煩;他多次重複解釋他的思路和方法,並認真地考慮了我的所有疑慮,直到我已理解了他的主要想法為止。」反權威主義的模式受到愛因斯坦與英菲爾德的同等尊重;二者都認識到科學家應以自己的判斷作為權威的尺度這一精神義務。    
  現在該輪到考察科學社會組織的這樣一些理想,它們略微不同於在現今自由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那些模式,儘管這些理想在科學之外的某些領域中是重要的,並且某天甚至可能會成為全社會的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價值。這些理想中的第一個是可以被稱作「公有性」的價值理想。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尊重對於稀缺商品的私人所有權,而這些權利在科學中則被簡化到對於發現的榮譽優先權這樣一種最低程度。在這一最低限度之外,對於科學知識體系和概念結構的任何貢獻都是共同體的財產,為了共同體的利益,這些貢獻可供所有有競爭性的成員使用。正是在科學中,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口號——「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成了社會現實。在科學家共同體中,所有科學同行都有權分享現存的知識,因為許多人都曾經在過去或有可能在將來為科學作出貢獻。正是在這一「公有性」價值的嚴格指引下,在科學中保密成為不道德的行為。從科學中取其所需的人有公開其新發現的精神義務,因為這些發現是建立在共同體租借給他的財富的基礎之上。當然,除了精神因素之外,科學中的保密還有其他不良影響。保密使科學家對其同事已經作過的工作一無所知,從而剝奪了他從事自己的研究所必須的大部分材料。它還廢除了科學家之間對於新工作、新想法的非正式討論,而我們將看到,這種討論對於任何科學創造都是必要的。科學中的大多數創新都是由一些比較小的新思想緩慢增長的結果。作為繁忙的、不斷前進的科學家彼此之間非正式討論的成果,這類增長在科學中隨處可見。出於對工作的保密需要而隔斷了與其同事的個人接觸的科學家,即使能夠看到他的同事的出版物,也總是有所欠缺的,而有時這種欠缺會成為致命的。我們將在分析科學發明和發現的社會過程時再次討論這一問題。    
  只有當面臨極端危機的時候,當戰敗不僅威脅科學而且將給自由社會帶來滅頂之災時,科學家才可以接受保密的限制。並且即使在這種時刻,他們也只應在有限的領域裡和暫時地接受這一點,將其視作為了挽救科學和最終恢復科學的傳統精神價值而必須作出的「可悲的選擇」。在和平時期,保密要求——例如最近在美國由軍方所提出的這種要求——引發了許多參與這種研究的科學家的精神衝突。學術界的科學家似乎比那些受政府和工業部門僱傭的科學家更不贊成這種和平時期的保密,而即使在上述最後一組,也就是在工業科學家中,也僅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讚成無條件的保密。反保密規範在科學中是強有力的和廣為傳播的。    
  在科學中與「公有性」價值緊密相聯的是被塔爾科特·帕森斯稱之為「無私利性」,或「利他性」的理想。這一道德理想也並非普遍地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而只是限於科學和其他一些自由專職領域,最突出的也許是學術和醫學領域。在大社會中,人們被期望在其職業活動中作到「自利」,所謂「自利」意味著人們首先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雖然任何這類活動都可自然地間接地導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事實上,採取這種作法乃是自由放任社會的意識形態所要求的。但是在科學中,卻盛行一種不同的道德模式。在那裡,人們被其同行要求直接服務於共同體的利益由此而實現體現在工作滿足和聲望中的自我利益;這種直接的服務就是要為科學的核心,即概念結構的發展而作出貢獻。應該明白,這種道德理想的差異並非由於科學家與其他人之間的典型個性差異而造成的。在科學中與在自由社會的其他社會活動(如商業)中一樣,人們尋求「成功」這一普遍目標。然而,在科學中達到成功的競賽規則卻有所不同:這些規則要求個人僅通過服務於他人來服務於自己。如果沒有作為科學中競賽規則之一的「無私利性」,有關科學創新的「公有性」價值就不大可能流行。如果大多數人都將公共的科學理論僅用來為自己的直接利益服務,例如為其個人權力而非為科學本身服務,那麼科學共同體的財產就會停止增長,從而失去其科學的本質特徵。    
  我們可以再重複一遍,「公有性」和「無私利性」這兩個道德理想並不僅限於科學。在自由社會如同在其他類型社會中一樣,這兩個理想總是至少在較小的程度上與人們的日常行為相關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期望為共同體的福利作出某些直接的貢獻。然而,在科學中,這些價值的範圍要比在其他類型的社會活動中大得多。    
  我們可以在科學家對待其發現的專利的態度中看到這一較大的範圍。這裡存在著一個所謂「純」科學家和「應用」科學家之間的差異,關於這一差異我們稍後還將有很多可說的;但至少對於前者來說,專利是對於科學共有財產的一種有悖科學精神的侵犯。工業界的「應用」科學家,出於需要更接近於奉行商業領域的道德規範。對於「純」科學家,專利正像保密一樣,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也可作為必不可少的罪惡而被加以接受,例如,有時應該防止某些科學發現引起公眾的直接興趣,或應該避免公開,以防受到商業企業的盤剝。這種情形對於生物和化學發現來說是很典型的,這些發現的醫學應用對於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來說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精神主張,為了公眾的利益,科學家可以允許其發現獲得專利,但科學家本人不能從這一專利中獲得任何直接的經濟利益。例如,威斯康星大學的阿魯米研究基金會的設立是為了公共利益,開發用紫外線豐富食品中維生素D的專利,以抵抗佝僂病。這些專利是基於哈利·S·斯丁包克(威斯康星大學的一位教授)的發現,而這位教授本人卻沒有從這一專利中得到任何酬報。    
  以上這幾種或多或少與自由社會中其他社會活動共享的價值,便構成了作為一項精神事業的科學。科學精神並非總是很明顯的,當它很有效時恐怕就更是如此。當科學的社會組織在這些如此深入並廣泛地滲入到科學家之中的價值的控制之下成功地運行時,這種控制便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只有當在科學本身中出現越軌行為,或當非科學的權威試圖將新的價值強加於科學之上時,這些道德條文才變得明顯。在近期出現的一些全社會的危機中,如在戰爭和經濟蕭條中,科學家更自覺地意識到其價值觀,而且他們的領袖有時曾提出把這些價值推廣到全社會。科學精神在這些建議中也許得到了最明確的表示。最近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在一次講演中,勸告其成員將使用科學資源「作為一種豐富和加強人類精神,粉碎分裂人們的隔閡的手段。」這一講演談到「科學是對宇宙的一種高度冒險」。該講演建議用「科學的兄弟之誼」來推動人類普遍的兄弟之誼。科學精神的另一基本方面表達在「科學為人類的服務」這一短語中。這些都是深沉的信念;科學像其他所有社會活動一樣,以一組精神價值作為其支柱之一。    
  但是,我們自然馬上可以補充,科學不止是我們剛剛描述過的一組價值,還有其他決定科學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因素。我已經說過,在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中,科學家的行為也略有不同,例如,在大學和在工業界中,對待研究中的保密和發明的專利權,態度就有所不同。科學家在其中工作的群體的性質和目的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我們需要確定這一普遍意義是什麼。實現這一目標的方便途徑之一是現在來仔細地考察一下「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差異,關於這一差異我們已曾幾次粗略地涉及過。這種研究方式尤為方便是因為它使我們有機會來看一下科學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考察過作為一組概念體系的科學和作為一組精神價值的科學。我們剛才還提到了人們在其中組織科學工作的不同社會群體的重要性。更早些時候我們還提到了個體科學家在其自身工作中所具有的個人動機的問題。為了理解「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的區別,我們必須考察科學的所有這四個不同方面(即概念體系、價值、社會組織、及個人動機)是如何隱含在這一區別之中的,以及為什麼每一方面既需分別地又需與其他方面聯繫起來加以考察。    
  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的一個基本參考點可能是整個科學的普遍和條理化的概念體系。這些概念體系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見,是科學的基本積累要素。由這一點來看,「純」科學可以定義為這樣的科學,它主要並直接致力於發展概念體系,包括對概念體系作出擴充、修訂和檢驗;這種發展本質上是一種建立臨時「真理」的無盡的過程。那些充分考慮到「純」這一特徵的人,常將其稱作「基本」或「基礎」科學,這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了概念體系對於科學進步的重要意義。「應用」科學則致力於用這些概念體系來為其他社會目的服務,而不是將追求這些概念體系本身當作一種目的。過去,許多「應用」科學都基於相對經驗性的、低層次的概念體系,基於很難加以普遍化的概念和假設。甚至直到現代,情況仍是如此;在高度理性化的工業中,應用科學是大量「呆板的」、單憑經驗的技術領域。例如,在照相工業中,許多有用的知識都是這種相對經驗性的。    
  從這一方面對「純」科學和「應用」科學所作的區分當然僅是分析性的。在這一意義上的這兩類科學可以並且時常參與到同一具體科研項目中去。兩類科學都出現在不同的科學組織中。    
  衡量「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差異的第二個重要尺度是不同類型科學活動所具有的精神價值。我們前面所描述過的全部精神理想——合理性,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公有性」,及「無私利性」——都是屬於「純」科學的,儘管我們已經看到並且還將進一步看到,即使在這裡它們也並非是沒有局限性的。在「應用」科學中,這些精神理想的局限會特徵性地變大。甚至加於合理性上的限制在「應用」科學中都會變得更大,因為只是為了發展科學的概念體系,才須最大限度地實現這一規範;而「應用」科學在方法上要比「純」科學更加「保守」。無疑普遍主義、個人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的局限性通常會更大一些,但是,在科學中某些「應用」研究可以像在「純」科學中一樣,服務於人類普遍的善,可以同樣是反權威的、「公有的」,和「無私利」的。我們已經給出了這類「應用」研究的一個例子,即醫學研究。這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說明必須注意區別科學的這兩個不同方面,即概念體系和精神價值。它們彼此交錯,但不能假定它們總是以同一方式相互伴隨。概念體系的發展可以受到民族性的特殊主義的限制;而「應用」科學也可以是符合全人類普遍利益的。    
  「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在我們已考察過的兩個方面還都隨其所依存的社會組織類型而獨立地發生變化。概念體系的發展和「純」科學價值的充分實現,典型地存在於自由社會的大學和學院裡。相反,在工業和政府的研究組織中,這些目標和價值卻並不十分通行。例如,在政府研究中,「無私利性」頂多只限於國家範圍內,而不能像在大學的「純」科學中那樣,達到全世界的範圍。私有工業的社會組織自然要求每一企業在所有活動中都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無論這些活動是科學的還是非科學的,也無論這種追求會帶來怎樣的「服務型」價值觀,以及最終能為公共利益作出多少貢獻。加於科學的「公有性」上的、類似的國家和私人的限制卻不一定是絕對的,但是它們也比在大學科學中所存在的要大得多。    
  於是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確立了在目的和價值上的這種特徵性差異。「純」科學的主要寄居地是大學,而「應用」科學則是政府和工業。但事實上,作為概念體系和精神價值的這兩種類型的科學中,都有一些東西同時存在於所有這些場所。許多大學科學至少附帶地具有「應用」性,更多的則明確地是「應用的」。例如,在有的大學中醫學研究所和生物系互相重疊,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發現相當多的直接為了人類的健康,而非為了概念體系之發展的「應用」研究。類似地,在工業和政府部門中,即使是一些受到限制的研究興趣,也會導致一些必需求助於理論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而為了獲得理論,就必須從事「純」或「基礎」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直接立於「基礎」科學之上的現代工業中,如在化學、無線電、電氣工業中,其研究部門不僅從事見效快的「應用」工作,而且也從事一些理論科學研究。這也就是為什麼兩位因「純科學」領域中的發現而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是出自美國的工業部門:他們是貝爾電話實驗室的戴維森(Davisson)和通用電器公司的蘭格繆爾(Langmuir)。    
  然而,如我們在後面討論工業科學的章節中所要看到的,在所有的情況下,那些為期不是很長的工業「基礎」科研項目,都具有為資助其企業的直接利益服務的應用目的。不這樣做便意味著忽視工業組織自身的社會目的。工業科學研究群體的領導者非常清楚他們的活動要受到與其他工業活動完全相同的建制約束,非常清楚在不太長的時期中,他們必須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負責杜邦公司研究的副總裁斯泰恩博士(C.M.    
  A.Stine)是一位在其專業上富有長期經驗和成就的人物;他曾談到「工業基礎研究中隱含的金錢動機」。他說,在他的實驗室中的基礎研究「不是一種出於愛好的勞動,而是不折不扣的經營策略,是一種應能保證將來分得紅利的策略」。正是斯泰恩博士,受其建制使命的制約,而說服在哈佛大學從事聚合體研究的沃雷斯·卡羅瑟斯(W.Carothers)博士前來杜邦公司從事同一問題的研究。僱用卡羅瑟斯博士被證明是斯泰恩博士「敏銳的商業遠見」之一,因為正是經過這項研究,「尼龍終於問世了」。斯泰恩博士和他的僱主為其在「純」科學(作為一種概念體系)中的投資得到應用的回報而寧願並且實際等了十年,他們所得到的回報是合成纖維一一尼龍的製造。    
  社會組織類型還以另一種方式與「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分相聯繫。有時人們相信,「純」研究只能由個體科學家單獨或以小組的形式來進行,而「應用」研究只能由大規模的、分等級地組織起來的群體來進行。如我們稍後將再次看到的,這些也許是大學中的「純」研究與政府和工業中的「應用」研究之間的典型差異,但事實上,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個都包含有這兩種研究組織模式。大學需要有組織的大規模研究等級結構來承擔像原子迴旋加速器和電子數學計算機這類的研究項目。私人工業的研究組織則很樂意它的一些研究人員不僅工作於「應用」領域,也能獨立工作於一些相對「基礎」的領域。    
  我們已經說過,從長遠的角度看,工業中的「基礎」研究,也是「應用」研究。在大學中進行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如此——當然這需要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因為無論推動一項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什麼,所有研究最終都有某些用場。這甚至對高等數學這一全部科學序列中據稱最為「純」的學科來說也是正確的。最近一份說明數學在工業中廣泛用途的報告,在這一問題上引用了伊夫真(H.M.    
  Evjen)的一段話。伊夫真是殼牌石油公司地球物理研究部的一位數學家,他說:「高等數學不過是那些尚未發現廣泛應用領域的科學分支。」報告的作者自己又補充道:「所以,在我們工業系統現今的日常運行中,都使用著超越方程、矩陣代數、海維賽算子微積分、概率函數、拓撲學及其他數學體系和構造。這些數學以前僅為高級學術界所知,而被實用部門作為純理論加以忽視。」   然而,存在於「純」和「應用」研究之間這種不同的時間視角儘管不是絕對的並有些重疊,卻必須仔細地加以區分開來,因為科學中短期和長期目標之間的這種差異對於社會組織和科學的進展來說是十分基本的。無論多麼「純」的科學最終都可能被用於為其自身構造概念體系以外的其他社會目的;而由於對科學自身的目的來說,自主性在任何時限的研究中都是必須的,所以自主性也是保證科學所可能具有的長遠「應用」效果的必要條件。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懂得為什麼有一段時期曾流行過的一個論斷之所以不能成立。這個論斷認為「純」科學就是沒有任何社會後果的科學,而「應用」科學就是有社會後果的科學。如果所有的科學都如我們在第二章的一個「論點」中所指出的,最終都會對其自身以外的其他社會目的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就只能在科學活動和其社會後果之間的相對時間跨度的基礎上來區分「純」和「應用」科學。這一時間跨度對於「純」科學來說尤其顯得大一些;但並不必定如此,原子彈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對於「純」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的第四也是最後一個方面是個別科學家的個人動機。我們迄今已經進行的討論可能足以表明這兩者間的區分決不僅是從事不同類型科學研究的個人的動機問題。然而某些「常識」和道德化的討論正是犯了這種形式的錯誤。據說「純」科學家具有比「應用」科學家更高尚的動機。這裡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方式來確定這種論斷的正確性,因為關於科學家的私人動機,我們知之甚少。「純」科學也許具有某些特徵,能夠吸引一種或多種特殊性格類型的人;而另一方面,「應用」科學也許會對其他一些性格類型的人產生感召力。然而,由於我們在總體上知道在性格類型和職業角色之間沒有什麼固定的聯繫,所以很可能在不同類型的科學工作中,人們的動機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是重合的。    
  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從一些科學家本人所說的話中找到證據。哈佛大學的物理化學教授基斯蒂亞科斯基(G.B.Kistiakow-Sky)指出,同一科學家能夠「享受」兩種類型的研究。他說,「我感到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在所謂的應用型和所謂的基礎型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差異。在戰爭年代我非常樂於研究炸藥及其他一些應用型問題,正如我也樂於從事不具有實用目的研究一樣,我以前在哈佛就是作的這種研究,並且現在希望能夠再次作這種研究。」而在另一方,一位工業物理學家則駁斥了「劣等」動機論。費城薩斯奎哈納管道公司的約翰·M·皮爾森(John    
  MPearson)指出,「在工業物理學中,我們可以在自己身上看到在大學中所能找到的一切對待科學的人道態度。」     
  無論如何,如我們以前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已經看到的,我們不必一開始就考慮個人的動機。就區分「純」與「應用」科學而言,進行科研的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特徵差別至少也是同樣重要的。所以不同種類的科學有賴於適當類型的社會組織來加以維持。這些類型的社會組織——例如,大學、工業及政府部門——與更大的自由社會施於個人動機之上的影響一起,提供充分的機制來形成和控制從事科研所需要的動機類型。這一點究竟是如何實現的,正是我後面幾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最後,我們必須注意,在「純」和「應用」科學之間總是有重要的相互影響,無論在同一或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它們是否被具體地分開。的確,它們必定是相互依賴的,因為不僅「純」科學為社會應用提供新的理論,而且這些應用反過來又會為「純」科學的順利進展提供工具和條件。它們之間的聯繫正如科南特校長所說的,是「共生的」和「緊密的」。科學的成長要求「純」和「應用」研究永遠不要彼此過於分離。誤解這兩者的性質和彼此之間關係的一個最大危險就是,這有可能導致這樣一種僵硬和有害的分離。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五章  美國社會中科學的社會組織    
   用我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學的基本特徵這一概念來考察,可以說科學家的社會角色具有三種不同的功能;發展概念體系、培訓其他人來發展概念體系,以及將概念體系用於實現各種社會目標。這些當然只是分析性的區分,具體到某一特定的科學家身上,我們可能會發現這幾種功能是完全混雜在一起的。我們已經說過,在美國社會中,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中的科學家來執行:即大專院校,工業研究集團,及政府研究集團。大學主要執行前兩種功能,既發展新的概念體系和培訓科學家來發展新的概念體系。工業界和政府部門通常主要執行第三種功能,應用由大學發展的概念體系;但是它們也曾獨立發展一些概念體系,並且它們的培訓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在這三種社會組織之間,有緊密的相互依賴關係,這不僅由於它們所執行的這三種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賴的,而且也是由於這些功能在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是有所重疊的。所有這三個團體都為科學在美國社會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所指出的;「所有這些研究建制對於國家利益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政策決策的形成必須以對於這一研究三角形的重要性的認識為基礎。」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將逐一、細緻地考察這三種社會組織,考察它們的特殊結構和特殊問題。在本章中我們想討論一些對所有這三者都適用的事情:美國科學家的公共聲望,他們的社會獎勵,以及他們對工作滿意程度;科學家角色的職業化和專門化;美國科學活動作為一個整體的協調控制模式及其問題。還有關於現今美國科學規模和關於美國科學家社會特徵的一些基本資料。這些一般的討論將為瞭解大學、工業研究、及政府研究的特殊情景提供背景。    
  科學家的社會角色像社會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一樣,要受到大範圍的公眾評價和自我評價。當然這兩種評價是有本質聯繫的,並且在一個整合的社會中它們是相對和諧的;否則這一角色就不能實現或不能成功地實現。表現在公共聲望中的對科學家的社會獎勵、金錢收入,以及其他榮譽象徵是這些公眾和自我評價的大致表達方式。它們構成了一組社會財產,並與直接的工作滿足感一起,有助於將人們吸引到科學家角色上來,並為科學事業保持適當的精神輿論和個人動力。我們現在要考察這些一般的社會學命題與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特殊聯繫。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公共聲望。我們關於科學家在美國職業等級結構中具有很高的聲望的常識性印象,最近已由一項可靠的經驗研究加以證實。社會學家諾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教授通過對一有代表性的全國人口樣本的考察,研究了對美國不同職業的公共評價。根據諾斯和哈特研究所得到的發現,當要求美國人將其社會中的九十種不同工作加以排隊時,他們對於具有如下兩個特徵的職位給以極為優先的考慮:即高度專門化的訓練和對公共利益負有高度的責任。美國人似乎覺得科學家同時具有這兩個特徵。讓我們來看一些得高分的職業並看一下科學家究竟在什麼位置。    
  對美國職業角色的公共評價    
  1.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96        
  2.醫生         93        
  3.州長        
  93        
  4.聯邦政府內閣成員   92        
  5.美國駐外外交官    92        
  6.大城市的市長      
  90        
  7.學院教援       89        
  9.科學家        89        
  10.美國同會議員     89        
  11.銀行家        88        
  12.政府科學家      88        
  13.縣法官         
  87        
  15. 部長         87        
  16.建築師        86        
  17.化學家        86        
  19. 律師         86        
  20.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86        
  21.核科學家       86        
  23. 心理學家       85        
  24. 土木工程師      84        
  27. 一家百人小廠的擁有者82        
  28.社會學家       82        
  30.生物學家       81      
  檢查一下這些相對優先順序可以看出,學院教授——這自然包括其中的科學家——以及科學家本身,佔有相當高的位置。一般的科學家職業要比科學中的特殊專業稍微高一些,也許這是由於對於這一職業的較抽像的概念要比對較專門的概念在態度上更為單純一些。較抽像的概念能喚起公眾的自由價值而不摻雜矛盾的感覺;而較具體的概念則因可能引起對某些科學發現的特定社會後果的聯想,而導致反感的態度。例如核科學家比一般科學家佔有略低一些的位置,可能是由於他們與原子彈有關聯。在幾個不同的科學專業中,如我們從其相對成熟的程度所可以預料的,物理科學所受到的評價要比生物科學稍高一些。生物科學家本身也已在某種程度上注意到了這種略為遜色的聲望,並對「公眾不夠重視生物科學〔對最近這場戰爭〕所作出的貢獻」表示關切。社會科學,至少作為它們代表的心理學和社會學,也佔有相當高的聲望等級,這的確是令人驚異的。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我們將更深入地考察公眾對於社會科學的評價。關於這些職業評價,還有最後一點需要指出。據諾斯和哈特教授報導,他們的樣本在作出這些評價時,表現出了相當的一致性,但是對於專門職業,有較高教育和經濟水準的美國人所給的評價要比那些教育和經濟水準較低的美國人所給的評價略微高一些。這似乎表明那些直接受過自由教育或某些科學訓練的人,要在更大程度上受那些支持科學的價值的熏陶,也更加懂得科學在自由工業社會中的至關重要性。    
  現在我們要問,在金錢收入這種「更為可見」的形式中,公共評價是如何表現自己的。自然,對於整個美國社會來講,在一種工作的公共聲望和表現為金錢收入的社會獎勵之間,並不存在必然和固定的關聯。這對於科學家的收入來說肯定是正確的。我們所掌握的證據使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所掙的錢的確比大多數其他職業群體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只有極少幾個科學家享有在美國職業系統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現的極高的工資待遇。只有寥寥數人,他們是工業研究群體中的科學家兼經營者,每年所掙的錢超出二萬美元。在所有科學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超出一萬美元。那些在學術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要比那些受雇於私人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科學家收入少。以下數字取自《幸福》雜誌對科學家所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它們顯示了在大專院校、政府部門和工業界供職的科學家的相對經濟收入:    
  學術界   政府   工業界      
  $ 2,000以下      8%    一    1%      
  $ 2,000-$4,000   20%   10%   10%      
  $ 4000-$6,000    33%   35%   31%      
  $ 6,000-$8,000   18%   32%   24%      
  $8,000~$10,000   10%   16%   15%      
  $ 10,000以上      
  11%    7%   19%      
  個人不僅對於在其供職期間所能達到的工資最大值感興趣,而且對工資增加的方式感興趣。在科學中,工資的頂峰並不像在相對非專業性的美國職業中那樣,很早就出現。與大多數專門職業類似,科學中工資的增加方式毋寧說是高齡、成就、及經驗帶來緩慢、微小然而卻是穩定的工資增長。例如,在我們已經提到的《幸福》雜誌的問卷調查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二十五——三十五歲的人屬於四千——六千美元工資組。而在四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所掙的錢超過一萬美元。所以在一般美國人的眼裡,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的收入,即使不是非常之高,也已在中年和老年時達到了相當舒適的水準。    
  我們剛剛給出的數字適用於所有科學專業。我們可以將其與有關一個單獨群體——化學家——的收入的數據作比較;後一數據是由美國化學社團的經濟狀況委員會收集的。在大戰即將來臨、就業機會很好的1941年,從事化學專業的人的年收入的中值是三千三百六十四美元,百分之五十的人掙的錢少於這一數目,百分之五十的人多於這一數目。最低的百分之十其收入少於二千美元,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收入少於二千五百美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於五千美元,百分之十高於八千美元。在具有四十年以上的經驗、年紀較大的成員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於九千六百九十四美元;這一組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收入超過了一萬九千二百美元這一相當高的工資數額。這些自然只是戰前的數字。在戰爭中,同一委員會在與美國勞動統計局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化學家的收入增加了十四至將近百分之八十。當然,自戰後以來,他們的收入仍然一直在增加。    
  雖然總的說來,如我們後面所要看到的,科學家是一個相當知足的職業群體,但他們對所獲得的表現為公共聲望和金錢收入的社會獎勵並不完全滿意。為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而準備的一項對科學家的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科學家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他們應得的金錢和榮譽獎勵。」當然這種感覺是很普遍的,但並不表明與實際收入水平有什麼直接的聯繫。這種感覺及其普遍性所反映的倒不是科學家是一個吃虧的職業群體,而是說明科學家與其他美國職業、收入群體非常相似,覺得只要他們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他們就可以過得很舒適。    
  我們關於金錢收入所談的這些也許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它在科學界所起的作用與在其他職業中完全一樣。情況並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錢收入的變化範圍要比在科學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個人在職業中的相對地位。這一點甚至可以從隸屬於工商界的科學家中看出:工業科學家的工資變化範圍要比他們在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後者高得多。在每一種從事科學活動的社會組織內,工資收入與所作工作的聲譽粗略相關;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例如在學術工作和工業研究工作之間,就金錢收入而言是無法作出確切比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認為是取得成就的一種適宜的刺激。而在大學科學中金錢收入並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動力,人們非常警惕金錢獎勵制度可能導致一種動機的變化,即由為了正當的目的而作出發現變為僅以獲得發現所能帶來的金錢為目的。如我們所知,科學中的「公有性」和「無私利性」價值觀不提倡精心地構築基於金錢收入基礎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級差別。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錢收入對科學和工業所具有的這種不同含義也許也反應在這兩種職業所認可的不同「生活風格」上。對於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徵是昂貴的物品,如豪華的房屋,高級小汽車,夫人用的高貴的服飾等等。而在科學家中,即使有少數人由於繼承遺產而有可能購置這些物品,它們也會被視作不合適的象徵。科學家間的競爭嚴格限制在取得科學成就上,維布倫所說的「錢的競爭」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學中最恰當的成就象徵是一個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對聲望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一般的公眾評價,但更取決於專業同行所作出的評價。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有少數美國大學中的教席給予佔有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屬領域中最高的聲望。在工業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機構具有較其他機構高得多的聲望,而在這些機構中供職的人則能分享這一聲望。但是,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工業界,對於工作的這種評價都不是終極不變的。相反,它們隨現任者的成就在有關專業群體中所受到的贊詡的變化而略微變化。在科學中,需要不斷地重新求助於取得成就來支持自己。    
  由於這種過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於科學家個人明白能評判他的專門工作的同行是多麼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達的意見。在科學中也與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樣,我們很難得到關於非正式意見這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之運行的可靠證據,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並感到其影響。正式的榮譽表達方式倒還比較容易把握,例如專業社團領導機構的選舉,對於卓越科學成就的獎勵等。基於這一考慮,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有關科學中的獎勵和報償的問題。有一些這類的獎勵可供我們用來作為例證,它們只面向全國或某一地區範圍內的美國科學家,它們幾乎每週都出現在《科學》雜誌的新聞專欄裡(《料學》是由美國科學促進會主辦的一份雜誌,幾乎所有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都讀它)。但我們不準備這樣做,而準備採取另一種方式。為了表明科學中獎勵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所具有的普遍性,我們將選擇諾貝爾獎作為考察對像;這一獎的授予是不考慮國籍的。從各方面來看,它作為科學聲望的象徵所具有的獎勵的性質是很典型的。    
  負責頒發科學中的諾貝爾獎的委員會,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當出色的科學成就的人組成,因而他們的意見會受到特別的尊重。不僅不允許個人直接申請諾貝爾獎,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權推薦自認為是合適的候選人。在有權提名候選人的人員中包括瑞典科學院的成員——他們實際授予物理、化學、和生物醫學方面的獎;斯堪的納維亞大學中的某些教授;前諾貝爾獎得主;及世界各國中某些被選中的非常傑出的科學家。最後提到的這組被選中的科學家,其任期僅有十二個月,所以每年都有一個新選出的委員會。這有助於防止偏袒現象的發生並能不斷將科學發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羅進來。例如,為了幫助評選1949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學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國科學家)被要求提供候選人。當然,能夠被指定為提名委員會委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因為只有有造詣的人才可能被選中。不過,最大的榮譽——任何科學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卻是本身被授予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得主會受到全世界科學界的歡迎,通常在科學界之外也是如此。    
  諾貝爾獎還說明了科學榮譽的另一個典型特徵,即它們通常是遲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學獎勵的全部歷史中,只有一次獎是直接授給一年前宣佈的發現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麥克列奧(J.J  R  Macleod)的生理醫學獎。授予他們獎是由於他們與其同事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佈發現了胰島素。也許只有在醫學領域一項科學發現的意義能夠如此迅即地被人們所認識。通常諾貝爾獎總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獲獎者是些成熟的科學家:在物理學中,得獎者的平均年齡是四十六歲,在化學中是四十九歲,而在生理醫學方面,則是五十四歲。    
  在科學中如同在其他職業中一樣,除了榮譽和金錢收入這類社會獎勵之外,直接的工作滿足感是導致合格的角色行為的一項重要動因。這裡我們可以從1947年為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找出一些證據;這項研究考察了由大學、工業和美國政府部門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學家所構成的樣本,分析了他們的工作滿足感。在一些不盡令人滿意的條件下,該研究所選擇的這組科學家構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樣本。如人們由理性價值觀在科學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測到的,作為個人的科學家在其工作和事業中將智力上的滿足看得最高。這些智力滿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機理,探索未知,和體驗創造性刺激」。佔第二位的強烈滿足感來自這些科學家所作工作的社會價值。「大多數人說社會貢獻是他們所關心的一件事,並覺得他的工作為人類福利作出了貢獻。」這是我們所說的「無私利性」科學價值觀的一種表現。    
  工作滿足感是科學家選擇其職業的組織類型的一個重要基礎。「在決定哪種組織類型是最令人滿意的時候,每一組(大學、工業和政府)中的科學家都將有可能按其所願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視為首要條件。」在這一點上有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實現了自己的意願。大多數人說「他們正在作最適合於他們的工作,有權嘗試他們自己的想法,並有機會改善其專業能力。」這些意見無論在這三組科學家內部還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齡段的科學家之間,都變化不大。儘管這種實際工作滿足感存在於所有三種組織類型的科學家中,將他們全都集合起來考慮時,大多數人把大學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組織類型,工業部門次之,而政府則僅居第三位。稍後我們將討論這種相對排列順序的意義。大學受到最高評價,因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業部門提供「可見的、實用的成果」所帶來的滿足感。政府部門的吸引力乃來源於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設備和資源」。每種工作滿足感至少足以保證有足夠數量的科學家去充實不同類型的組織。    
  總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報告的話來說,「美國科學家認為,以他們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標準來衡量,他們相對說來是滿足於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學家對《幸福》雜誌問卷的回答中也顯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結果。對「如果你能重來一次,你是否仍將選擇同一條研究路線」一問的回答情況如下:    
  學術界   政府   工業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為了說明關於獎勵和動機的這些問題並不僅為美國所特有,不妨讓我們用一種比較的眼光來考察一下同樣的情形如何發生在蘇聯的科學社會組織中。就對蘇聯科學家的公共評價而言,我們自然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們可以依其他證據來作判斷,那麼確實可以說科學和科學家在蘇聯享有極高的聲望。英國科學家埃裡克·艾什比報導了在蘇聯對科學家的極度讚美。在他看來,這種公共贊詡是如此的巨大和廣泛,已近乎達到對在世的科學家進行「英雄崇拜」和將故去的科學家「列為聖徒」的地步。他進一步認為這種「對於科學和科學家的深深的尊重」,幫助吸引了「蘇聯一些最傑出的人才」。對於科學家的許多優秀的獎勵在報紙上被大肆宣傳,從而導致「很多蘇聯青年把成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甚至有紀念科學家及其發現的公共節日,這倒很像我們通過發行紀念郵票來頌揚愛迪生等人物。    
  所有這些聽來都很熟悉,而授予蘇聯科學家以更可見的獎勵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榮譽和金錢獎勵給予那些被選人若干加盟共和國科學院或全蘇科學院的人。在最近幾年裡,這些人的人數已大大擴充,他們有相當可觀的工資收入,並且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享有種種特權,如較好的住房條件、額外的衣食供給、購買汽車之類稀缺消費品的權利、一定的免稅待遇、及旅遊度假的機會等。還有給這些人及其孩子、遺孀的養老金。這些年薪與其他給予在專業領域享有盛名的科學家的家庭的特殊獎勵一起,在報紙上加以報導。這種物質獎勵不止給予那些工作於「純」或「基礎」科學領域的人。例如,就有關發明的專利而言,蘇聯現在的情況似乎非常類似於英、美兩國。1941年的發明議案取代了1931年首次生效的較早的法律,確定了批准專利和「作者資格」(author』s    
  certificate)並給發明以報償的條件。順便說一下,「作者資格」這一術語對蘇聯人來說,要比「專利」這一較資本主義化的術語更為合適,儘管從社會學來看這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1941年立法的結果是從法律上肯定了專業發明家職業以前的既成事實,使其成為這樣一種優等的職業:它的成員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收入、食品和衣物,且其後代有較好的受教育機會。    
  在蘇聯科學家所能獲得的榮譽和金錢中,首推斯大林獎最為重要。這一獎非常類似於諾貝爾獎,它不僅僅授予科學領域,其頭獎也具有相當大的一筆錢。例如,1943年物理學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獲得了約三萬美元的斯大杯獎,以表彰他關於氦超流體的發現。這是一項有重大實用價值的發現,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便宜許多的製造液氧的方法,從而導致在冶金工業還原礦石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節約。每年單授予「純」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斯大林獎金就有一百二十萬美元。此外還有六十項獎授予「應用」科學中的發明,包括十項各有一萬六千美元的一等獎,二十項各有八千美元的二等獎,及三十項各有四千美元的三等獎。    
  關於直接的工作滿足感,因為缺乏可靠的信息,我們無法判斷在大學、工業和政府實驗室中工作的蘇聯科學家具有怎樣的工作滿足感。不過由提供給蘇聯科學家的各種社會動力與在更「自由」的社會中通行的那些動力之間的普遍相似性,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推斷,蘇聯科學家所具有的各種工作滿足感也是非常相似的。當然這種相似僅以政治權威不對科學的社會組織發號施令,乃至強行干預某些科學理論為前提。我們在第三章中已經看到,近來在蘇聯,這種發號施令已變得越來越頻繁。由於「不受限制的自由」,這類工作滿足感對於科學家——無論其處於何種社會中——是極其重要的,因而近來直接政治干預的這種增加,很可能已使得蘇聯科學家變得不如以前那樣自足和有效率。    
  我們現在可以回頭來討論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某些一般方面。我們以前的敘述似乎暗示著專職和專業的科學職業角色是從來就存在的,但如我們在第二章中已看到的,情況並非如此。在那裡我們看到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當相對成熟的科學首次出現於西歐社會中時,科學家不僅在絕對數量上為數甚少,而且主要是業餘愛好者,也就是說,其主要職業角色是科學之外的某件事。確切地說,這些早期的業餘愛好者對於科學在熱情乃至常常在實際能力上都相當於後來的專職者。舉例來說,本傑明·富蘭克林幾乎是科學上傑出業餘愛好者的原形,他由於對電學理論的貢獻而在物理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當我們現在說到「業餘愛好者」時,我們不是在指一種社會角色,一種個人對科學的忠誠,或一種專業上的完備水平。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發展過程像其他大致相似的「自由」社會一樣,實乃從少數業餘愛好者向大量職業、專業工作者的一種進化。我們現在將考察這一進化在美國社會中的發生情況及其後果。    
  我們已經看到,早期科學中的業餘愛好者以協會的形式聯合起來,從而為自己提供一種工作、研討的共同聚會場所。這些協會中最初的一些——英國的皇家學會,法國科學院,及意大利的齊門托學院——成立於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歐洲。最初的這類美國協會是1743年由本傑明·富蘭克林創建的美國哲學協會,它至今仍然存在。當時,各種科學在「自然哲學」的名義下相當緊密地集合在一起,而業餘愛好者則試圖研究這一整個領域。直到十九世紀職業化和專業化才占踞科學各大小地盤,而這些發展趨勢在美國的出現要比在歐洲晚得多。「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美國所顯示的對基礎研究的普遍不重視」反映在這個國家中科學的職業化要比同期的歐洲進行得慢。我們常常忘記大規模的職業化科學是多麼新近的發展。例如,並非許多人都知道「科學家」一詞本身在以前是不為人所知的,直到十九世紀劍橋大學的倫理哲學教授萊弗蘭德·威廉·惠威爾(Rev-erend    
  William Whewell)才將其精心地構造出來。    
  職業化之不斷增長的圖式是很清楚的。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它首先出現於美國的學府和政府部門本身,後者在這時僱用了最初幾個正式科學家。隨著最初的大量財富在美國工商業中的積聚,職業科學家可以得到更多的財政資助,因為新的資本家願意為學院中的正式科學教師捐助職位,甚至願意捐助科學機構中整套的這類職位。例如,哈佛的勞倫斯科學研究院就是在這時由艾伯特·勞倫斯(Abbott    
  Lawrence)捐款建立的,他是新英格蘭棉紡織業的先驅。另外,耶魯的謝菲爾德科學研究院也是類似地由康涅狄格州的運河和鐵路大亨約瑟夫·E·謝菲爾德(Joseph    
  E.Sheffield)捐建的。在這一世紀的後半葉,職業化科學不斷擴展,這時大工業也為正式科學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工作。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會更詳細地看到,在二十世紀中,大學、工業和政府部門中的專職科學家人數都有了極大的增長。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什麼數據來哪怕粗略地描述一下美國科學中職業化增長的這種圖式。下列表格一直追溯到1876年,顯示的只是所有學術領域中博士學位獲得者人數的增加,因而它僅是對用全部精力從事科學家職業的人數增加情況的一個非常粗糙的估價。    
  被授予博士學   授予機構      
  年份    位者人數     的數量       
  1876     
  44        25       
  1890    164        一      
  1900    342       
  一      
  1910    402       
  38     
  1920    532      
  44     
  1926    1,302     
  62     
  1928    1,447     
  69     
  1930    2,024     
  74    
  1935    2,649     
  84     
  1937    2,709     
  8625     
  1958    9,000     
  17526    
  這張表所暗示的二十世紀中職業科學家人數的迅速加速增長,為《美國科學家》——一本關於美國科學的人名辭典——所列舉的下列科學家人數更可靠地予以印證:     
  1903--4000             
  1910--5,500              
  1921--9,500              
  1928--13,500              
  1938--22,000              
  1944--34,000              
  1949--50,000              
  1955--90,000      
  我們現在所關心的只是顯示美國職業科學增加的圖式。這一圖式在其他「自由」社會中也大致相似。稍後我們將給出描述現在美國職業科學家絕對人數的數字。    
  科學的職業化當然僅部分地是科學自身內部變化的結果。它還部分地反映了美國社會中整個職業結構職業化和專業化的不斷增加。正如科學促進了勞動分工,在美國社會裡不斷加強的勞動分工也反過來為科學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作為一個整合的職業結構中的一種基本和正規化的職業,科學的穩定性增強了。    
  直到目前仍在不斷加強的專業化趨向,是現代美國科學的另一個側面,它同樣即是科學自身內部變化的結果,也是更廣泛的職業系統變化的結果。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控制論》一書的作者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曾非常生動地描述這一變化的圖式及其當代背景。他說,「從萊布尼茨以後,也許沒有一個人曾完全把握他所處時代的全部知識活動。從那時起,科學越來越成為專家的事情,這些專家的工作領域有愈益變窄的趨勢。」他認為,在十九世紀,雖說沒有產生一個萊布尼茨式的人物,但至少還出現了像高斯、法拉弟、達爾文這樣的人,他們的知識和工作能夠覆蓋科學中整個一個巨大分支。然而,「在今天,沒有幾個學者能夠不加修飾地稱自己為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一個人可以是拓樸學家,或聲學家,或昆蟲學家。他可以精通自己領域中的術語和全部文獻,但是,更經常地,他會把下一步的課題看作是隔壁第三個門中他的同行的事情。」沒有比在美國出版的成百上千的不同種專業科學期刊更明顯地說明現代科學的專業化。在全世界,如果把那些部分重複甚至全部重複的期刊也算在內,專門科學期刊的數目不下四萬種。由於期刊的這種激增,有時專家們抱怨他們僅有跟蹤其所在狹窄領域中的工作的能力。有某些工具有助於減輕「跟蹤」其他專家和整個科學趨勢的任務,如論文摘要和通用科學期刊的出版。但是,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當今科學都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在眾多的科學專業之間維持一種有成效的聯繫。科學的概念體系,如我們所看到的,既是概括的,又是抽像的;專業化使得更高的抽像性成為可能,但是有時它卻會阻礙科學理論的更高的概括性,而它本應對此作出有利的貢獻。    
  職業化和專業化的增強都反映在美國科學協會類型的變化和數量的增長上。從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對十七世紀一個「哲學」或科學協會在波士頓舉行的一次聚會的下列描述中,我們可以對業餘愛好者及早期協會的普遍興趣有些認識。馬瑟說:「一個由意見相合的紳士們組成的哲學學會,每兩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有關改進哲學和增進自然史知識的問題。」今天在美國有數以千計的地區性和全國性專業科學協會,它們代表著數以百計的科學專業。    
  在美國科學中這些專業組織分為三類,每一類都代表今日科學所面臨的特徵問題。數量最多的科學組織無疑是那些科學內部高度專門化的學科組織;另一類組織在數量上要少得多,關心的是科學作為一個整體的普遍利益和問題;此外還有若干有關第三類組織的例子,它們特別關心的是科學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責任」。例如,在1948年有二百零八個專業科學協會和學院附屬於美國科學促進協會,而這一協會是關心科學普遍利益的範圍最廣的組織。這二百零八個協會主要是自然科學群體,但也包括有某些社會組織。然而這一數字並未囊括所有全國範圍的科學協會。    
  另一種評價專業科學組織激增的方式是考察一個科學家所有資格加入的那些組織,而無論他實際上是否真的加入它們。他可以加入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稍後我們將把它作為普遍型組織的一例而作更詳細的說明);他也可以加入他那個領域(例如數學)中的全國性協會;或加入他那個領域中某一興趣更狹窄的專業學會,如拓撲學會;或加入全國性協會的各種州和地方性分會;他還可以加入州和地方科學院,這些科學院有的是專業機構,有的則是跨專業機構。然而,大多數科學家由於其本職工作的壓力或由於時間和資金的限制,很可能只加入他有資格加入的那些組織中的幾個。    
  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逐一考察一下這三類科學組織。專業協會關心的是其自身領域——無論其是多麼專門——中的問題、政策和工作。一個全國性專業協會的成員可能少至不到一百人。這類組織是在其活動領域中起鬆散協調作用的重要機構。它們的年會不僅是宣讀科研論文的正式場所,也為其專業成員之間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保貴的機會。有時專業協會也涉及一些較普遍的問題,如它們有限的利益與整個科學或國家利益之間的聯繫。    
  科學中的一般性協會的目標是對整個科學提供某種鬆散的協調,並關注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繫。這類組織中的兩個:一是國家榮譽科學協會——西格瑪-克賽( EE),它相應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費-貝塔-喀帕(OBK);另一個是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美國科學促進會的理想是將自己與各專業的全國性科學協會聯合起來,從而粗略地「代表」美國科學。它已經向這一目標邁進了一些。它的年會是數以千計的科學家聚會的盛會,這些科學家不僅參加該協會的一些較普遍的會議,而且參加它的若干專業分組的會議。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的官員也是許多不同專業協會的成員,他們的職位要求他們對於美國科學具有比他們作為專家所具有的更廣闊的視野。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主席是美國科學家所能入選的少數幾個最為顯要的職位之一,來自大學、工業和政府的科學家都曾受到過這一高等榮譽,雖然大多數主席由大學科學家出任。這個一般性科學協會自1848年誕生以來的成長,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整個美國科學的成長。請特別注意在最後四十年中這一成長的明顯加速:    
  年代    成員           
  1848    461           
  1858    962           
  1868    686           
  1878    962           
  1888    1,964           
  1898    1,792           
  1908    6,136           
  1918    9,000(以近似數)     
  1928    16,328           
  1938    19,000           
  1948    42,000           
  1960    62,097      
  美國科學中的第三類專職組織關注的是科學的「社會問題」,既涉及到整個科學的社會責任問題又涉及到某些特殊問題,如當代的原子能問題。經過戰時在原子能研究實驗室舉行的一系列非正式會議之後,於 194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原子科學家聯盟即屬於這類科學協會。雖然該組織的一般目標在戰爭還在進行時即已確定,但它的積極活動卻是在其成員覺得有必要反對國會頒布控制原子能的梅-約翰遜法案時才展開的。這一幾乎未經聽證就要加以通過的法案,指定由軍方對新原子科學施行最終控制。為了反對這一法案,「一個科學家院外活動集團突然在華盛頓出現了。這一院外活動集團就是原子科學家聯盟的開端,它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並從此在華盛頓長住下去。」雖然原子彈明顯是這一組織成立的直接誘因,它的章程的序言卻表達了一種更為廣泛的社會目標:「原子科學家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承擔科學家愈益明顯的責任,促進人類福利,穩定世界和平。」這一較一般性的目標不如那些較特殊的目標對其成員更有吸引力。在該組織的早期階段,它有三千名成員。到1950年,它只有一千五百名成員,在九個州中分為十三個小組,其中有的成員是另外二十一個州的代表。美國社會中的科學家,像其他可比的專業專家群體一樣,既無時間也無興趣去非常積極地關心各種社會問題,即使那些與科學自身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年裡,原子科學家聯盟較少關注原子能及其控制,而更關心保障自由探索的精神和促進「那些能確保科學造福於人類的公共政策。」像各種活動領域中的其他許多小型志願社團一樣,原子科學家聯盟在其華盛頓的辦公室裡僅有一名領薪的僱員。聯盟的工作主要由地方志願者進行。儘管如此,該組織曾非常成功地為了良好的目的而施加政治壓力——不僅在反對梅-約翰遜法案上,而且在此後的許多問題上。    
  這三類專業科學組織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它們都表現出與其他所有領域中的志願者社團相同的成員構成模式。也就是說,其成員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少數積極分子;一是龐大的、不太積極的大多數人。少數積極分子有最強烈的興趣並占踞大多數領導職位。但是與某些其他志願者社團不同,科學組織中的最高職位幾乎從不由那些僅在組織中表現得非常積極的人來充任。體現著科學的等級和價值的這些最高職位,習慣地通過成員的表決而作為優秀職業成就的象徵,授予那些在組織中最有名望的科學家,無論其是否非常積極地參與組織的事物。積極的參與在這裡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可能也起作用,但不是特別重要。我們已經看到,被自由的科學組織選為領導人乃是對於成就的一種正式承認,而這一過程本身就是這些組織的幾種最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種。    
  至此我們已經追溯了美國科學社會組織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從我們剛剛對專業化職業科學組織的劇增所作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科學再也不是1880年托馬斯·赫胥黎所描述的「一支圍繞在物理科學旗幟下的三流部隊,……某種主要由非正規者組成的游擊部隊。」科學現在是由雖然鬆散但卻有效地組織起來的正規專業人員組成的一支正規軍。    
  儘管如此,在當代美國科學中仍存留有少數業餘科學家。在某些科學領域,一個人仍有可能利用閒暇時間作某些本職以外的有用工作。天文學、礦物學、鳥類學及無線電通訊就是這類領域中的幾個。有些業餘愛好者甚至能在某一特定知識領域中變得很專,以至能達到某些專業人員的水平。但是總的說來,業餘愛好者所作的少量工作也依賴於同一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工作。大學、博物館及研究機構不僅為業餘愛好者提供了知識的源泉,而且只有通過它們的持續中介作用,業餘愛好者才能將其微小的貢獻匯入前者龐大的知識體繫上。例如,美國變星觀察者協會在本國有一百三十名成員,他們在其領域從事非常可貴的研究,但是這可貴僅是由於有專職天文學家存在——他們組織這一協會,並將其成果運用於自己的工作。在某些科學領域,如「純」物理學和化學,業餘愛好者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在這些領域欲取得滿意的結果,需要高強度的訓練、大量的時間和昂貴的儀器。在使用業餘人員時會遇到巨大的組織困難,這點其他領域——比如說社會工作領域——中的專業人員已經有了體驗。甚至像托馬斯這樣的業餘愛好者工作的熱心人也說:「當真要用到業餘人員來進行重要的實驗或哪怕搜集實驗所需的事實時,有關的專業人員都會被所面臨的管理和組織問題弄得手足無措。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志願者都需要大量的計劃和監督工作。」在科學中使用業餘人員的困難充分表明科學作為整體應由專業人員來掌握的重要性;這些專職人員在美國職業結構中應佔有一個正常的地位。    
  在我們剛才討論科學中專業組織的功能時,我們已經順帶地提到它們在專業學科和整個美國科學中所起的鬆散協調作用。美國科學中的協調和控制這一題目是非常重要的,它值得我們現在集中精力來加以討論。在本書中我們還將回到這一題目,尤其在第十章詳細論述科學的社會控制問題時,但是目前僅挑出一些美國科學這方面的某些一般特徵也就足夠了。    
  應當立即說明的、最明顯和基本的事實自然是,沒有任何獲得正式認可的領導機構負責協調和控制美國科學。像其他「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一樣,美國科學作為一個整體僅僅是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科學是一個多元世界,其中不是僅有一個而是有許多個影響中心,它們誰也不凌駕於誰之上,儘管,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亞中心是以確定的方式相互聯繫的。情況為何如此,確切地說為何必須如此,這是一個涉及到科學的核心本質的問題。在以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數次談到它並且還將在以後的章節中再次談到它;當我們論述科學的社會責任和科學中的計劃時,我們將試圖把這個問題聯成一個整體。目前我們僅需將其看作是美國科學中基本的協調模式,幾個較次要的模式相對於這一模式才能發揮其作用。    
  正是由於美國科學只是非正式地而不是正式地組織起來的,所以作為一個整體,它在個別科學家和門外漢的眼裡的通常形象與市場經濟在個別工人和企業家中的通常形象差不多:它似乎不具備任何協調和控制。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美國科學中,確有某些精心構造的協調模式在起作用,無論它們是多麼的非正式和多麼的難以被發現。我們已經提到了一般和專門職業社團中的某些這類中心。既在科學的若干領域內又在這些不同領域間起協調、控制作用的另一種重要模式,表現為某些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之間的非正式聯繫。這些科學家通常既做為科學家本身又作為科學管理者而出人頭地,受到廣泛的尊重並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們在對人事安排作出推薦,為資金的分配提供咨詢,以及在較深入地參與科學問題的解決和科技政策的制訂並為此承擔責任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常這種通過有影響的科學家來起作用的控制模式是隱而不見的,只有少數經驗豐富並善于思索的科學家能意識到它的範圍和意義。然而當科學的目標變得比較狹窄——在最近這次戰爭中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時,這種非正式控制的結構就會變得略為明顯,不過即使這時它也不是對所有的科學家都如此明顯。在美國科學中,像哈佛大學校長J.B.康南特,華盛頓卡內基研究院院長瓦涅瓦·布什(vannevar    
  Bush),前麻省理工學院院長卡爾·T.康普頓(Karl    
  T Compton)這樣的人和其他少數科學家通過將科學中許多分立的權力和控制中心集合起來,而產生了重大和有益的影響。例如,一項關於戰時負責科研的政府機構——科學研究與發展署(0.S.R.D.)——的研究報告說,在最近這場戰爭期間,「科學研究與發展署的管理分解成布什、康南特和康普頓三人執政。」布什本人則指出,雖然在戰爭期間有大約三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研究新武器和新醫藥,但只有「三十五人左右處於〔控制的〕高級職位上」。無論我們中的某些人持有多麼絕對的反權威主義價值觀,這卻正是如此龐大和成功的一項事業需要和渴望的。指出美國科學中的非正式控制結構是有必要的,因為我們的個人見解常常使我們認不清它的存在和意義。    
  幸運的是對於非正式影響機制的運行已有詳盡的書面描寫,所選擇的案例是為一個戰時科研項目配備人員。首先要選擇一個負責這一項目的科學家,這一選擇大概主要依靠某些像康南特,布什,或康普頓這樣關鍵的人物的推薦。然後,被選中的科學家,「根據對於其專門領域的廣泛瞭解,來選擇扶助他的一組同事。」而這些人又推薦另外四、五十個人作為直接補充。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學術界工作,大概由於已經參加到課題中的人的影響,他們的「離職能夠很容易地得到安排。」特裡特恩( Tryt-ten)總結道:「科學研究與發展署主要項目的科學家的召集,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採取剛剛描述過的這種『扇形展開』模式。以也許是科學研究與發展署最大同時也是最成功的實驗室為例,這一過程以四位國際知名的美國科學家在紐約一間飯店客房裡的一次聚會為開端。他們依據其集體的經驗選出了四十位年輕、積極而又完全成熟了的科學家。通過這些核心骨幹又展開進一步的聯繫活動……實驗室日益增大……最後達到了有一千名專職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水平。」    
  決不應低估美國科學中這種非正式協調的價值。布什在分析與美國具有相當平等機會的納粹德國為何會在試制原子彈上遭到「慘敗」時指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科學組織非常糟糕。也決不應看低我們已提到的那些主要美國科學家的巨大管理才能。作為管理者,他們在戰時與華盛頓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以及軍隊將領的成功周旋,曾被描述為「這場戰爭中的小奇跡之一。」如果這些人在和平時期所取得的一些雖然小但卻類似的成就能為人們所知,他們在戰時的這些成功就不會顯得如此令人吃驚了。有些美國科學家有相當的行政管理才能,不過他們卻寧願忽視這種才能,以專心致志地培養其研究興趣。戰爭卻使他們有機會得以發揮這種潛在的以及那些已經在科學組織工作中得到證明的才能。例如,戰時科學工作帶來了一整批新型的科學家管理者,他們中有洛斯阿摩斯實驗室主任,高等研究院現任院長奧本海默( J.R    
  Oppenheimer);負責雷達研究的輻射實驗室主任,現在的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李·杜布裡奇(Lee    
  DuBridge);火箭研究主任,現在的波都大學校長弗雷德裡克·H·豪佛德(Frederick    
  H. Hovde)等。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注意有關美國科學中這一非正式控制模式的另一重要事實。那就是大學科學研究的基本重要性乃體現在大多數有重要影響的科學家的學術聯繫之中。有時這些學術聯繫涉及到一些重要技術機構,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培訓了許多工業科學家的研究中心,這一影響模式才能傳至全國各地的工業和學術研究團體。通過像布什這樣的人物,還可確立與私人研究組織的聯繫,像卡內基研究院這樣的私人組織不僅有自發的研究,而且還資助其他組織的研究。按這種方式,主要科學家之間的非正式聯繫將美國科學中所有不同種類的組織聯結並部分地協調起來。這種非正式協調是美國科學的一項寶貴財富,並且還是非常重要的財富;因為這種協調,無論它是非正式的還是正式的,都須掌握在科學自己的領導人手裡而非掌握在從政治上任命的非科學家手裡,這是保證科學自主性的必要條件之一。    
  這種協調模式的存在既不是科學中的新鮮事,也不獨為美國科學所特有。例如,1864年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和一群著名科學家組織了一個X俱樂部,它是一個每週聚餐一次的社團。赫胥黎後來報導了他偶然聽到的非該俱樂部成員的兩位科學家之間的如下談話。    
  「我說 A,你知道X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嗎?」    
  「哦,是的, B,我聽說過它。他們做些什麼?」      
  「他們管理科學事物,而且說真的,總的說來他們幹得還不壞。」      
  這一俱樂部只維持到其創建者的有生之年,它對學術職位和科學協會內的任命及晉陞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美國科學的非正式控制的一般模式內,產生了兩種補充的社會組織模式。第一種像一般模式一樣,是非正式的。許多美國科學家以個人身份獨立從事其研究,或在「小組」中進行其研究,這小組的領導人並不怎麼像官方領導者那樣以「首長」的身份自居,而很經常地是以師傅對待晚輩、對待缺乏經驗的學徒的姿態出現。這種非正式模式在許多科研領域中是必不可少的,以後我們還將多次回過頭來討論它對於科學進展的基本作用。我們尤其將在第九章中論述這一問題,因為它與發現和發明的社會過程有關。第二種模式是正式的或等級制的、「科層制的」,它在一般的非正式模式中保持開放,但卻與之不同,有時似乎還與之有衝突。這一模式在美國科研中正日益頻繁地出現,它反應了科學自身以及科學與「自由」社會其他部分的關係所發生的重要變化。海軍研究署的威爾遜·F·哈伍德(Wilson    
  F.Harwood)指出,「大型實驗室是二十世紀的產物」。它尤其是過去二十年的產物。他指出,「舉例來說,在1938年,在華盛頓的負責海軍研究與發展的海軍研究實驗室,只幾棟房屋和數百僱員,其年預算實質上低於五十萬美元。今天同一實驗室有大約一百萬平方英尺的實驗室面積,大約三千名僱員和每年一千八百萬美元的經費。」這不過是美國大學、工業和政府科學中眾多類似例子中的一個。    
  科學社會組織中的這一變化自然只是現代「自由」社會向著日益「科層化的世界」的更大變化的一部分。當我們討論科學中的計劃時,我們將看到這一更大的趨勢是如何影響科學中的這一變化的。而我們現在所關心的僅是與科學內部正式組織增 加特別有關的那些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科學日益增強的應用性,科學日益捲入到政府和工業科層制中,以及科學自身內部的某些變化。    
  首先讓我們考慮日益增強的應用性對美國科學社會組織最近發生的變化的意義。現代科學的迅速成長,即基礎概念體系的普遍改善,意味著在更多的實用場合中,科學理論被證明是有用的。作為幾個例子,可以指出在化學和電子工業,在醫療及農業方面,基礎科學現在是可以應用的。也許將基礎科學應用於有限和能確定的目標的最明顯和近期的例子是原子彈的研製。也只有在具有有限和能確定的目標這樣的社會情形中,正式的社會組織才是一種最有效的手段。與反對「科層制」的意識形態相反,等級結構的社會組織並非魔鬼的工具。毋寧說它是一項我們仍在加以改進的偉大的社會發明,是一種坦率地說帶有某些缺點但卻合理的社會手段,它有助於實現有限和能確定的社會目標。所以它不僅目前在我們的社會中被使用,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其他社會中被使用。例如在古代中國以及在許多社會的軍隊中,正式組織就曾很好地被用來為人服務。所以,毫不奇怪,在實用場合中科學有用性的增強意味著尋求應用基礎科學的等級制組織的數目的增加。雖然,如我們將看到的,在科學中有些場合不適於採用這種社會組織,但是也有許多其他場合同樣不適於採用非正式組織。這裡我們只須再次回想一下原子彈的例子。    
  無論在應用科學中還是在基礎科學的某些有限範圍內,正式組織都特別適於達到給定的目標,這一點當社會危機使目標變得特別緊迫時,就會顯得更加明顯。例如,在最近這場戰爭期間,電子和原子研究領域中的大型正式組織被迅速地建立起來,前者是為了開發像雷達、無線電引信這類的新指定的研究目標。原先制訂的戰時科研計劃曾想讓每個科學家仍留在自己的大學中。但是隨著工作量的增加,需要迅速的協商、相互幫助和指導,此外還需要為著同一有限目標工作的科學家之間能保持頻繁密切的聯繫,所有這些都促成將所有這些科學家納入到同一大組織之中。研究科學研究與發展署之歷史的J·P·巴克斯塔寫道:「從大群體合作研究中所能得到的好處太多了,以至不能對其置之不理。」大型正式研究組織分別在伊利諾大學,西北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建立起來。僅在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的全體職員中,就有六十九人來自不同的學術研究機構。    
  科學與主要為其他目的而設立的科層制——如工業和政府的科層制——的結合,也增加了科學中正式組織的份量。當然這部分地也是科學不斷增加的可應用性的一個結果。但是,即使在有些地方,科學的應用性並不那麼至關重要,或至少不那麼緊迫,科學家群體仍面臨著要將自己更加正式地組織起來的壓力;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以一種正規和有序的方式來與它所參與的科層制的其他部分相適應。我們將看到,即使在大學中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時科學家必須選出自己的「官員」來負責「管理」。這樣做的必要性在其他已經科層化的組織中就更大了。的確,有時甚至當科學家實際上並未捲入到官僚機構中,只是依賴於它的財政資助,而在法律上仍獨立於它時,這種促進正式組織的壓力都可能存在。例如,許多大學科學家發現非常需要建立正式組織,以便與日益成為他們研究經費的主要提供者的那些官僚機構——即政府和私人慈善基金會的官僚機構——保持聯繫和進行周旋。有時撥給經費的條件就是分立的研究單位必須結合成一個較大的整體,以便能夠更有效地與撥款機構打交道。    
  科學自身內部的某些變化也促成了對於正式組織需求的增強。這些內部變化中的第一個是科學工作中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增強。在社會生活中的任何地方勞動分工都會帶來對於協調和控制的需要。尤其是在對具體問題的應用上,科學中的這種控制或「組織」必須是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但是對於那些較基礎的研究,這一點也可以是成立的。貝爾電話實驗室前主任,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前主席,已故的朱厄特(Jewett)先生曾對以前所舉的不同的科學專業為了同一實用目的,必須聯合起來加以應用的例子作過如下評價;「在許多領域中,產品可能包含相當廣泛的物理、化學和生物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如此絞纏在一起,以至需要從許多角度進行科研攻關。這樣我們就需要有大型研究組織,它具有許多領域中的專家和專業設備,並且把這些人和設備組織起來,保持協調一致。」他覺得:「經驗已經表明這是處理複雜問題的最有力、有效和經濟的方法。它大大優越於將問題的各部分交給單個實驗室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在工作的各個階段諸種要素相互作用,在某領域中所能作到的將決定在另一領域中能作到什麼或不能作到什麼。」     
  生物化學研究基金會主任埃利斯·麥克唐納曾描述過在更基礎的研究中要求許多專家進行合作的類似情況。在談到從土壤細菌中獲得的一種「能阻止並殺死細菌的微生物」時,他說道,「它是由微生物學家發現的,由那些操縱梁式壓縮空氣驅動離心機(Beams』air-driven    
  centrifuge)的人加以分離。它被交給細菌學家和細胞學家以決定其性能和威力,交給微生物化學家以分析、辨別、鑒定它的可能組成部分,交給有機化學家進行分餾,交給光譜學家進行描繪並鑒定其光譜儀差異……這些微生物又交給細胞學家對動物進行毒性和其他實驗,交給顯微學家記錄其晶體結構,交給外科醫生以研究它對嚴重感染的傷口的外部影響,交給物理化學家以測量其物理常數並對其結構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把這一整個過程叫『經受磨煉』。所有這些都出自我們全體成員的工作,是我們共同的程序安排。」在這樣的勞動分工之上,顯然需要正式的、有組織的控制。雖然這並不意味著工作的每一階段都由非專門人員來指導,但的確需要某種專門的管理職能。    
  加劇對於正式組織需求的第二個科學內部的變化是發生於某些(但非所有)研究領域中的變化,它乃是由於儀器設備的發展能導致許多個體研究單位在同一時間裡都特別繁忙。在核物理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在這裡磁力迴旋加速器和電子迴旋加速器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加州理工學院的現任院長李·杜布裡奇曾描述由此導致的結果。他說:「若干問題可以平行地被加以研究,為了保持機器的運轉和進行不斷的改進,需要所有團體的聯合努力。」他指出,一般說來,「由於核物理學中的現代工作所需要的某些設備是如此之大和如此昂貴,以至需要眾多的人員才能操縱和充分使用它們……我相信發展若干巨大的研究中心是不可避免的,這些中心對於核物理學的進展將是極其重要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正式組織的需要是很顯然的。    
  總而言之,由於我們已經給出的這些一般原因,大型正式組織在科學中越來越常見了。但是,無論在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中還是在科學的許多部分中,這類組織都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式組織模式。儘管如此,科層制模式仍攪擾了某些科學家,即使在科學中需要它的地方也是如此。這倒很像科層制在其他領域中的確立曾攪擾某些「自由」社會的臣民一樣。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技術主任考瓦斯基( L·Kowarski)指出,「引入一種有組織的結構,無論其是多麼靈活和精簡,都會引起專職科學家的遺憾,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迄今為止都過著一種獨立小生產者的日子。」      
  除了某些科學家所可能感到的這種廣為散佈的遺憾之情以外,還有對於科層制模式現在帶給科學家的問題的真誠的關心。等級組織這方面的某些問題乃是這種社會組織本身所固有的,與按這種方式組織起來的群體的具體目標——是科學的或其他方面的——無關。這些問題中的某些也曾出現於其他科層制中,如政府部門,工業界及工會組織,在理解和控制這些問題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科學組織的管理可從對於正式組織這些困難的普遍分析中受益匪淺。不過,仍然有一些為科學所特有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導「純」科學工作者進入某些一般領域並為他們提供資助和設備的同時,又保護他們的基本自主性和獨創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識狀況下很難以更具體的方式來陳述這一正式問題。也許,我們充其量所能做的是認清必須選擇這樣的人來作為大型研究機構的領導者,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懂得科研的性質及其協調的問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將為其下屬保持自主性的一般問題轉換成手邊特別科學專業和特別科學問題所需要的具體社會條件。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成功的科學經營者將某些最成功的大型科學研究組織稱為「一個人的影子」。朱厄特根據他做為一個非常大的研究組織的領導的長期經驗,曾經探討這一重要問題。他說,「實際上,領導和其直接下屬所作的是提供一種合適的環境,在其中有創造性思想的人可以自由地工作;是勾畫出似乎有希望取得進展的一般領域;以及在決定如何繼續推進時,對研究成果及其他許多因素進行權衡。」我們已經看到,就組織的目的而言——無論是工業的或其他什麼的——這都必然會導致對領導的需要,但同時它仍能為科學發現的自主過程留出適當的範圍。很顯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依靠個別管理者的個人智慧來為好的科研工作提供適當的條件。對於某些職能研究組織非常需要進行認真的經驗研究,以考察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成功,又是什麼阻止了研究目標的實現。研究這些問題的一位學者指出:「將管理技能應用於大規模的科學研究與發展是非常新近的事情,對於這一領域的經驗我們只有很少的文獻記錄。當前最需要作的是對經驗作出記錄和評價,接下來對於有關的發現加以條理化。」關於大型科研機構及其他組織的管理的社會科學,才剛剛超出「常識」階段。    
  現在讓我們從美國科學中的組織和控制的問題,轉向討論美國科學的範圍和規模,也就是說探討上述這些問題是在什麼樣的領域內發生的。在此我們必須滿足於粗略的估計和一般的印象,因為今日美國科學包括如此多樣和常變的專業活動群體,以致很難精確地描述它的規模。然而有一個一般性的事實卻是明白無誤的。一位負責追蹤美國科學中人員變化情況的人指出,美國科學正以陡峭的曲線形式上升。它的每一方面都呈指數曲線形式。」     
  幸運的是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最近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認真地搜集起來的數據,它們至少能夠告訴我們目前美國科學人員、資金、設備的大致數量級。這裡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對於它我們將在第十一章中加以討論。該理事會的研究估計,1946年美國約有七十五萬名專職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大約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五。在這一數字中,大約只有十三萬七千人從事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教學。後面這較少的一組人在美國社會中顯然極其重要。甚至在這較少的一組人中還存在著一個更重要的核心。它由在物理和生物科學方面具有博士學位的二萬五千人構成,這些人能夠,即使潛在地,為基礎科研作出貢獻。在這十三萬七千人的總數中,估計在大專院校的有五萬,在工業界的有五萬七千,在政府部門的有三千。從1946年到1949年,這一總數字引人注意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達到了十八萬這一較大的數字。1940年以來,在大學的科學家的相對人數減少了,在政府部門的保持穩定,而在工業界的則大大地增加了。在1930年,大學佔有重要科研人才中的百分之四十九;而在1940年,則只佔百分之四十一;1947年,只佔百分之三十六。不過這種減少不一定是有害的。    
  在美國這麼多的人員仍不顯得充足。由於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認為「科學是維持國家生存的一個主要因素」,並認為「只有通過研究和更多的研究,我們才能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它在1946年提出了在未來十年(1947-1957)中,科研人員有計劃擴充的政策建議,不過這一建議沒有指定到1957年時所要達到的具體目標。我們已經看到,在戰後人員的擴充是多麼迅速,關鍵科研人員組的人數從十三萬七千達到十八萬。這一增長已超出了戰後關於科研人力資源情況的報告的預計。的確,也許正是這些報告部分地激勵了這種巨大的增長勢頭。這樣的增長率不大可能一直維持下去,但是我們科研人員的大規模擴充卻是非常可能的。    
  我們還可以通過研究所可能得到的資金來衡量美國科學的範圍。1900年以來,所有三類科學組織的研究費用都保持穩定增長,其中政府部門的費用比大學和工業界要更快一些。這種增長勢態自1930年以來,顯得尤為強烈。據估計在這一年,美國科學的花費為一億五千萬美元;1940年,為三億五千萬億美元;到1949年,則為二十億美元。所以在三十年代,國家的科研費用翻了一番多,但是總額從未超過國民收入總額的千分之五。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在1947年作出了非常激進的建議:到1957年,美國科研費用最少也要占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戰爭無疑大大增加了用於科研的經費。例如在1941-1945年期間,花了大約三十億美元,其中大多數用於應用研究。這一巨大數額中的百分之八十三是由美國政府出的。在1944和1945年,每年都花了八億多美元,幾乎全部都是由政府出資。儘管戰爭期間作了如此巨大的花費,從那以後,資金的支出仍在增大。1947年花費了十一億美元,1949年花費了二十億美元。這一總數恐怕還要繼續增加,並且無疑,大頭仍要由美國政府的資金來提供。工業界大約花了1947年總經費的一半,而大學雖然在絕對數字上其花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卻仍只佔總額的百分之四。這是大學科研費用相對減少趨勢的繼續,在1930年,同樣的百分比為百分之十二,在1940年為百分之九。    
  最後,可利用的科研設備的價值構成評價美國科學的另一粗略指標。1946年美國政府所擁有和操縱的研究設備的價值為十五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為國防部佔有。這一數字中未包括原子能委員會的設備。工業界有十億美元的設備,而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學,有大約三億美元的研究設備。1946年以來,研究設備也增加了,其速度大致與科研人力的擴充成正比。    
  美國科學最近已經發生的這些擴充和那些可能將要繼續下去的擴充趨勢,當然不是在毫無計劃和毫無困難的情況下發生的。由於人力是增長中最關鍵的要素,規劃科學培訓項目,無論這一任務多麼艱巨,就顯得尤為重要。培訓一個科學家需要大約四到十年,從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在開頭所作的個人決定,待四到十年後,培訓結束時可能會毫不現實。由於這一原因,「美國科學在繼續發展時,為了自我指導起見,必須收集關於自身成長趨勢的最可靠的信息。」多年來,收集這種信息一直是政府科學組織中各種小組的職責,現在這一職能已轉交給國家科學基金會,對於後者我們稍後還要作更多的論述。這樣的信息有助於維持科學人力供需的大致平衡,防止下列三種重要的不平衡的發生:各種專業領域之間的不平衡;各種不同技能——即管理、純科學、及應用技能——之間的不平衡;以及不同層次的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因為在科學中對受過高度訓練、非常有能力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無論以專業人員的數目、以財政花費的規模,還是以儀器設備的價值來衡量,美國科學現在都是一項規模巨大、具有頭等國家重要性的事業。除非在美國「自由」社會中發生了基礎性的變化,否則科學的位置將在大學、工業和政府中得到維持乃至推進。    
  關於美國科學社會組織的最後一點一般考慮是,構成這一領域勞動力的科學家的社會特徵。不幸的是,關於這方面我們所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所能談的只是美國科學家的階級來源、他們的宗教背景,以及婦女在科學中的地位。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研究不僅是科學社會學,也是直接的實用目標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科學與美國生活中的其他職業一樣,充分體現著這樣一種強烈的美國價值觀,即任何形式的才智都應受到報達。然而,我們卻無法確切地說明在怎樣的程度上科學構成了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的渠道。1906年,卡特爾(J.M.    
  Cattell)研究了第一版《美國科學家》上所列人物的父輩的職業背景。在他所考慮的這一父親群體中,百分之四十三點一的人曾從事科學等專門職業;百分之三十五點七的人曾從事工商業;百分之二十一點二的人從事農業。而當時,在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從事科學等專門職業;有百分之三十四點一從事工商業;百分之四十一點一從事農業。所以工商業組提供了與其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相當的科學家份額,而農業組所提供的科學家只佔按總人口百分比所應提供份額的一半;科學專職群體所提供的科學家份額幾乎是該群體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的十五倍。正是這後一事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在當時似乎存在著一種階級的自我補充,同時又具備一定的社會陞遷的機會。不過,卡特爾的「工商業」和「農業」類中,似乎也包括下等和中等階級。因此,唯一明確的結論是相當大比例的科學家出自專門職業群體。    
  最近我們又有另外一點證據。《幸福》雜誌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數學-物理學家「通常出自中產階級和專門職業家庭」,「列入《美國科學家》中的物理學家,有相當多的人是教士的兒子。」據這一調查說,化學家「通常出自小城市和小資產階級家庭」。並且「可作出的最普遍的結論是科學常來自低收入階層。」所給出的唯一證據是科學中的博士獲得者大多出於較小的、費用低廉的學院。不過,關於這一概括還有其他的證據。國家研究理事會科學人員辦公室最近所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大約百分之九十的理科研究生依賴於某種財政資助。它表明研究生極少靠自己的財力進研究生院。」在法律和醫學領域中,自己付錢的人要比在科學中的多。    
  如果我們可以冒險作出一些概括——它們應受到檢驗,並通過認真設計的研究來予以充實——我們可以說,在科學這一專門職業中存在著相當大的社會流動,但同時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專門職業階級的自我補充。社會流動大概更經常發自中產階級的低收入層,而非發自非常低等的社會層,然而,借助於美國社會中的免費公共教育系統和獎學金,後者偶爾也為科學提供人力補充。科學中流動性的這種樣式似乎與美國工商界精英人物的流動樣式大致相同。這後一種樣式是根據最近在工商界所進行的認真的統計研究而作出的。有相當大的階級和職業自我補充;社會流動大多發自中產階級中的低收入層;也有一小部分流動發自非常低的社會階層。這些事實對於美國科學中的人員更替和培訓計劃來說是很基本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國家研究理事會的那項研究認為,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能力合格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由於不能獲得獎學金而無法繼續受研究生培訓。科學的不斷發展需要為那些不能由其家庭得到財政資助的有能力的學生提供更多的資助。    
  關於美國科學家的宗教背景和目前的依附傾向,我們所知甚少;正如我們對他們的階級出身知之甚少一樣。不過,最近兩位天主教科學家指出,美國天主教徒為全國科學人力和科學產出所作的貢獻與它們自身所應占的份額並不相當。    
  F.庫柏指出,他「很不願意被迫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天主教徒僅佔美國科學和學術領導層人數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三,而天主教徒在全國總人口中卻佔大約百分之二十。」相對於新教徒而言,天主教徒越不重視批判理性,他們就越強調關於宇宙的目的論概念,而這與我們在第三章中定義的所謂「功利主義」是相悖的。天主教宗教和教育體系中的這些影響似乎是導致天主教徒在美國科學中表現相對欠佳的原因。    
  關於美國猶太人,我們沒有任何數字,但是很有可能他們在科學和學術方面的表現與他們的人數至少是成比例的,無論如何在大學裡情況是這樣。有兩點理由使我們有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猶太人的價值觀似乎有利於學術和經驗理性。其次,在美國社會體制中有一個重要的相關因素。猶太人在美國具有相當的社會流動性,包括科學在內的一些自由專門職業一直比大工業和商業中的許多領域對他們更為開放。所以大多數猶太科學家將很可能在大學和政府部門的研究群體中就業而不是在工業實驗室中工作,因為那些大力支持研究的工業部門大都向猶太人關閉通向其各個分支的門戶。    
  儘管婦女正在日益參與到科學的職業系統中來,但她們仍是在科學專職中未起重要作用的又一社會群體。例如,在1947年,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估計在它的三萬三千名成員中大約只有百分之一是婦女。在那一年,被選為國家科學院的三百五十名成員中只有工人是婦女。儘管戰時婦女的就業機會有了很大增加,但在戰後的幾年裡,在物理、生物、數學科學,以及工程和農業中從事各種專業工作的婦女人數仍不到一萬五千人。這一很小的數字可與在同樣領域中有約五十萬名男性這一數字形成對照。即使將佔了所有這些領域中男性三分之二的工程領域除去,在所剩下的其他各領域中,婦女仍僅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對於婦女來說,最大的專門科學專業是化學,它僱用了從事科學的全部婦女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二;數學則只僱用了百分之十六;細菌學,工程,以及物理學各僱用了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在科學中,婦女主要限於從事案頭和實驗室工作,而被排除在需要作實地考察的工作之外。對於在工業部門作為研究工程師的婦女,存在著一些偏見。戰前,從事科學工作的婦女比在此後還要少。    
  例如, 1946年從事化學的婦女有大約五千人,這是戰前同類數字的三倍。    
  婦女在科學中顯得缺乏專業能力,而這是由於她們作為家庭成員的社會特點所造成的。例如,相對於男人來說,婦女較缺乏地理上的可流動性。婦女更喜歡離家二十五——五十英里範圍內的工作。(美國勞工部)婦女局的研究表明,單身和已婚婦女對其家庭中其他成員所承擔的財政支持和個人服務任務是相當大的。同時,缺乏可流動性限制了個體的工作選擇,使得婦女在一些需要旅行或可能發生調動的工作崗位上成為不大受歡迎的人。許多專職婦女科學家都是已婚的。由於大多數僱用專職科學家的僱主認為婦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被婚姻和隨之而來的家庭責任打斷工作,所以他們更願挑選具有同等經驗和資歷的男人作為僱員。許多已婚婦女自然願意作一些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大多數研究組織發現這會帶來管理上的困難。除非從組織上有計劃地為婦女解決非全日性工作問題,在科學乃至在其他職業中,只能有極少數婦女可同時擔負起職業和家庭這雙重職責。    
  以上是對於美國科學中社會組織的模式和問題的某些一般考慮。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們將通過更詳盡地考察高等院校、工商業及政府部門中科學的社會組織,來更深入地瞭解上述問題。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六章 美國大學與學院的科學家    
   我們已經發現,雖然各種研究群體對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美國科學的中心現在卻在大學。科學中心在大學的狀況並非歷來如此,大學只是最近才在科學發展中扮演主角。我們不會忘記,近代世界中的早期科學家們,曾在十七世紀時自動聚集形成業餘社團( amateur    
  societies),這些人並不是大學共同體的成員。事實上在英格蘭,那些老牌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直到歷史已馳入十九世紀,才停止了其對科學成長的阻礙作用。在此之前,從事科學活動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政府研究機構、科學機構或博物館。或許在英國地質勘探部與海軍部(The    
  English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Admiraltg)裡,要比在大學的教授席中更能發現年輕科學家,當時教授席這個位置仍然是為了政治上陞遷的需要,而並非為了對科學天才實行獎勵。達爾文和赫胥黎都曾在英國政府組織的研究探險隊裡受過訓、盡過重要之責,赫胥黎還是皇家海軍成員。法國,尤其德國,要比英國或美國更早地使大學成為「純」科學研究的中心;十九世紀前半部分情況發生了變化。在主要受德國大學體制(而不是英國)影響的美國大學中,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開始使他們的科學系科真正加強科學研究。直到二十世紀,這種轉變才較明顯和堅決。就科學有賴於概念框架的不斷發展而言(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見),現在科學很大程度上有賴於「自由」社會的大學。維布倫說,「大學是唯一公認的現代文化的研究機構,毫無疑問地應擔負起探求知識之責,這是大學唯一的毫無非議的義務」。    
  對「純」科學作出貢獻的美國科學家現在幾乎全集中在大學和學院,這可從下表看出,這張表取自1938年發行的《美國科學家》(第六版)。這一版收集了二萬八千名科學家,其中一千五百五十六人(佔百分之五點六)被他們的同行選出作為成績傑出,因而值得標以「星號」。這一千五百五十六名科學家分佈於如下的各類研究組織中。    
  組織     人數    百分比        
  大學和學院  1135    73.0        
  聯邦政府    128     8.2        
  工業和商業   131     8.4        
  私人基金會   120     7.7        
  州政府      9     0.6        
  退休      33     2.1      
  美國大學在科學發展中發揮著兩種不同的功能。首先,它使科學與社會的其餘部分整合;其次,它通過撫育那些做基本發現工作的人才而對科學的內在發展作出貢獻。第一種功能比第二種不太明顯,但同樣重要。這是因為從總體上講,大學是「自由」社會之文化價值的維持、表述和發展的關鍵所在,而這些價值,如我們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是強大的科學的母體。基於這一點,維布倫認為,大學是「增殖新人之組織,以實現共同體的最高抱負和理想」。現在,大學無疑給予科學以強大支持,在大學的藝術系和科學系,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實現了聯合,這隱含代表著:科學直接起源於「自由」社會的文化傳統,事實上,起源於這一文化傳統的關鍵所在——大學。仗賴其在大學的穩固地位(通過最近幾百年的艱苦努力才贏得的),科學與其它學術性學科和那些基本文化價值保持緊密聯繫,這些基本文化價值構成科學和非科學這兩類研究活動的基礎。而且,大學還訓練所有的系科老師,把「自由」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和文化傳統灌輸給學生,這些學生離開大學後,又在全國範圍內加以傳授。    
  因此,直接或間接地,大學獲得了社會對科學的認可,這種認可對於把科學作為受高度尊敬的社會活動的持續發展,以及對於社會對科學的財政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公眾對科學的態度並非存在於社會真空之中。除了其它的社會建制如報紙以外,「自由藝術」大學與學院也是現代美國科學的主要支持者。當然大學和學院並不僅僅在於反覆灌輸價值觀念和適當的態度。大學還通過為那些有能力並希望成為科學家的人提供通常受到尊敬的地位和職業的方法,把美國科學與社會的其餘部分整合在一起。我們已經看到,在美國職業名望等級系統中,「教授」和「科學家」的職業角色具有相對較高的位置。    
  除了促進科學的外部關係這一功能外,大學還有第二個功能,即推進科學的內部發展。美國大學為科學研究提供設備(在廣泛的意義上這一設備包括社會環境和物質儀器),而這種研究正是形成日益變化的、更普遍的觀念框架的基礎。大學還不斷地培養出新的研究者,這種培養通常與一些成熟料學家當時的研憲活動緊密相結合。生理學家W·B·坎農在他那本迷人的給人啟發的書《一位研究者的道路》中說過,「教師同時亦是研究者」,「充滿發現的激情,精通揭開自然隱秘的方法,將會喚起年輕人所固有的許多優秀品質」。當然,新科學家的培養,要包括比僅僅傳授理論和技巧更多的東西,培養新科學家也是一個有關科學價值的精細的道德灌輸過程。因此,大學又是道德共同體,它不僅實施科學標準,而且吸收新成員進入道德共同體。基於上述理由,科學的必不可少的自主性,不僅要求大學在社會中有一個穩固的位置,而且在大學內部科學也需要一個同樣牢靠的地位。    
  在美國社會,大學對科學的職能,主要集中於較少的幾個高等學術機構裡。例如1939年,有九十所大學能授予當時所有學術領域包括科學的博士學位,三千零八十八人獲得學位。「其中五分之四多是由其中的三十所大學授予的,五分之三多由十五所大學授予,五分之二多僅由十個著名大學授予」。這些著名大學是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加利福尼亞、耶魯、密歇根、康乃爾、普林斯頓、威斯康星、明尼蘇達、賓夕法尼亞和約翰·霍普金斯。像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之類的科學機構,在當時遠不是美國科學的最重要的中心。所有這些機構,有大批研究人員被列入《美國科學學》之中,進行著大量的「純」科學研究。    
  當然,除了這些主要的群體外,美國其它大學和學院也對科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最近這次戰爭前不久,國家資源規劃署的一份報告,對美國所有大學和學院的狀況作了如下描述。十年前,約有十至二十個學術機構是大學,所有各系的工作人員主要按研究能力來選擇,在這些大學裡,設備配置、時間安排都是專門為了研究活動。在大約八十至一百所其它研究機構裡,只是有些部門才組織研究活動,其中又只有部分部門才進行高水平的研究活動,至少其中的部分工作人員是明顯地按研究能力來選擇的。在另外五十至一百個機構裡,只給予研究一定鼓勵。最後,在剩下的約一千二百所美國學院裡,對研究活動只是稍作鼓勵,甚至根本不鼓勵,只有那些具有非常強烈的主動創造性的人,才能保持作為科學研究的興趣者而留在這些學院裡。甚至在有些學院,那些已獲博士學位的教員都不做任何研究工作。    
  然而,由於在這些較小的學院裡也有一些優秀的科學研究者,也由於這些學院為較大的大學培養並輸送了一些傑出的畢業生,瓦涅瓦·布什最近在他的報告《科學:無止境的前沿》中經常建議,用作科學研究經費的政府基金應該分配一部分給這些小學院。雖然大量研究在較大的大學中進行,仍應鼓勵這些較小的學院為科學的整體結構作出它們的一份貢獻。一位科學家在提出他的建議時說,「百分之一或至多百分之二應歸功於這些小學院的研究者」,他觀察到,雖然小學院裡的教授不是經常地向國家生物和解剖學會的雜誌提交研究報告,對科學作出哪怕一份貢獻,然而他們卻經常在州的會議備忘記錄或地方科學院申報告他們的研究活動。例如,伊利諾斯州科學院的會議備忘錄中的三分之一論文來自周圍地區的一些小學院,甚至來自中學。一位《生物學文摘》的編輯最近也覺得,這些小機構中的生物學家的「研究產量有顯著增加」。因此,支持那些在主要目標不是研究的機構工作的科學家為美國科學做出貢獻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當然,鑒於目前科學家和研究設備主要集中於幾所主要大學,那麼肯定地這些大學將繼續作為科學生產力的中心,而在科學規劃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上一章曾經說過,大部分科學的內部社會組織是非正式構造、非正式協調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對於大學裡的科學同樣有效,我們也可以看一看為什麼應該如此的某些原因。大學社會組織的理想情形是帕森斯所謂的「平等組合」模式(「the    
  com-pany of equals」 pattern)。也就是說,大學是一個社會群體,科學家與學者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在權威、自我走向和自我訓練、對發展概念框架的目標的追求(在同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科學精神的指引下)方面大致平等。成員的目標與權威的根源在於他的自我良心和對同行的精神評判的尊敬。如果他沒有足夠強的自我良心,那麼其他成員會反對他並控制他,或導致他被驅逐出科學兄弟會。我們曾見到過科學價值抵抗外部權威的事例,老資格大學的科學家拒斥提出詳盡方向和施加嚴厲控制的嚴格的社會組織等級模式。在大學的「純」科學研究中,每一個研究者都希望極大的自主性作為其精神權利。    
  除科學價值這一點外,大學科學的「平等組合」模式有其另外的存在理由。此類團體中的一位成員為了效果而誇大其詞地說,「大學教員由那些不會說彼此的語言,對彼此正在從事的工作只有最模糊的認識的人組成」。這表明,除了共享「自由」社會的文化傳統外,每個學者都各自在知識領域的各個高度專業化領域做研究工作。當然這種高度專業化對科學進步有其特殊效能,即把以前沒有聯繫的知識的各個專業化部分聯繫起來,就會導致科學進步。大學刺激了知識的這種橫向繁殖方式。專業化同樣引起問題,它使得對專家的評價與控制極其困難。例如,似乎不可能比較兩個不同類的專家,因為每種活動都有其內在的標準,不可能出現有能力對這兩種判斷標準作出相對評價的第三者。當科學家在理論的最前沿進行研究時,判斷其工作的價值是困難的,過分地控制他們的行為是危險的。這種困難與危險在科學史上已是老問題了。英國數學家列維(H.Levy)教授舉下列典型例子以顯示這一事實:即大多數科學家除了它自己的領域外,在其它所有領域均是一名新手。他說,「1811年底,博裡葉(Fourier)把他的關於熱傳導這一經典問題的最新研究報告提交給巴黎科學院,他的裁決者,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勒讓德,幾乎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數學家三人組合,嚴厲地批判了這份報告,以致沒能在科學院得到發表。十三年後,作為科學院的秘書,傅裡葉發表了他的結果,這篇沒作任何改動的論文現在成了該科學院備忘錄中的一篇經典文獻,這件事向人們展示了科學標準的易謬性」。    
  總之由於各種理由,在大學裡,無論是科學系還是人文科學系,「平等組合」模式與非正式協調是必需的。每一個學術專家群體由若干終身成員(通常是教授或副教授)和一群有上進心的助理教授、講師組成,終身成員與「新手」組成自我調節的共同體,其中的幾類參與者都是相對自主平等的人。惡意的比較可能破壞科學的精神與目的,因而是著力避免的。維布倫說,「對於這樣的高等學術研究的日常工作……很少量的等級式分層、輕微的官僚式服從是必要的或有益的」。    
  當然,「平等組合」模式和非正式組織都是理想情形。與其它社會理想一樣,這一理想對科學家行為有影響,但絕不會完全實現。作為美國科學之核心的幾個大學和科學機構可能是這一理想之完全實現的最接近的所在,少數幾個自由藝術學院也接近於實現這一理想。然而,任何地方,尤其在其它大學和學院裡,教員的日常社會現實的主要部分都是按正式控制和等級權威來構造的,這種理想與現實的不一致甚至發生在最好的大學裡,這種現象恐怕不能簡單地認為是根深蒂固的、無法解釋的人類弱點的結果。相反,這是科學本身所具有的二大功能的產物。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大學及其每一個科學的分支部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等級式組織和正式控制,以及較大程度的非正式協調。在每一個部門,需要一定程度的正式權威,以協調幾個分支學科之間的關係,並顯示這些分支學科在與大學的其它部門或大學總體的關係中的聯合與特殊興趣。就大學管理這一方而言,它必然行使一定的權威,以便使各部門之間建立有秩序的聯繫,並提高其它有關社會組織對大學的興趣程度。於是,大學內部的這兩類社會組織(「平等組合」模式和正式組織的權威結構),需要最高級的管理技術,如果想讓這二者很好地溶合在一起的話。理想的大學校長、理想的科學系主任,應該是一個既在專業科學成就方面又在管理才能方面有資歷的甚至是著名的人。    
  美國大學的社會組織,與其它社會組織一樣,有多種方式使得理想目標不能完全實現。雖然大學科學的理想目標是發展概念框架和培養新科學家,但到處都存在著以自我中心、崇拜主義(cultism)、發跡主義(careerism)為由的系統構造(system-    
  building)的形式偏離理想目標。可以肯定,這種偏離並非科學所特有。對這些產生自大學的其它特徵和目標的對理想目標的偏離,會在多大程度上阻礙科學的發展作出哪怕很粗略的估測,都是不可能的。或許可以這樣公平合理地認為,這種偏離是美國科學中永恆的然而卻是很好地加以控制的有限部分。在科學的理論層次比較高的地方,在科學的精神共同體比較堅強的地方,對於這種對科學理想目標的敗壞會有內容防衛。    
  美國科學中一個尤其與大學有關的問題是「純」科學的力量問題。最近幾年,特別是戰時歐洲大部分大學科學被摧毀以來,一些科學政策制定者擔心美國沒有足夠的純科學力量。例如,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曾說,「我們把科學人力都放在科學原理的實際應用上,而不是創造性發現上。過去,國家遠沒有對基礎科學作出相應的貢獻……我們從國外引進理論」。現在,原來的歐洲科學,原來那種觀念的自由交流狀況都已不復存在。另一位學者A·L·克羅伯採取了與總統理事會相同的看法,這位人類學家說道,雖然在技術發明上成績卓越,但「美國沒有出現真正第一流的人物,缺乏歐洲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和領導才能」。    
  雖然美國人確實沒有取得像愛因斯坦或巴斯德的科學成就,然而「純」科學中的許多重要發現仍是由美國人完成的。人們可能提到這些工作,如約瑟夫·亨利的電磁感應;威拉德·吉布斯的熱力學;米切爾森-莫雷的光速測定實驗;密立根對電子的電本質的確立;摩爾根的遺傳基因理論;安德遜發現正電子;戴維斯-傑默驗證電子的光本性;康登的a-粒子放射性理論;斯坦利對晶狀蛋白病毒之本質的揭示。這裡僅舉幾例,並不代表純科學中具有「二級」重要性的全部發現。誠然,無論在這一名單中加之幾個,事實是美國不僅缺乏二流人物,也缺乏「在基礎創造性發現中能與歐洲民族媲美的幾個科學天才」。諾貝爾獎的授與情況證實了這一點。「在大約五十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和醫學獎中,美國只有二十人獲獎,相比之下,歐洲一百一十九人,僅德國就有三十六人」。此後,美國表現不俗,即使不把來美國避難的各歐洲國家的科學家考慮在內。正像克羅伯教授所說,「美國現在已處於一個時期的邊緣」,「在這一時期,將尋求在科學界的領導地位,並可能佔據這一位置」。    
  無論美國在純科學方面的不足的真正本質是什麼,無疑責任並不僅在大學,責任還在於美國整個社會的結構及其對科學的態度。什洛克教授對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這種狀況進行了研究。大學,作為純科學創造性的體制化的中心,是問題的焦點所在,因而是一個直接的關注對象。對美國科學政策作一結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大學的科學需繼續保持,甚至加強,一方面這是大學的科學家們自身的任務,另一方面這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是美國政府的責任。美國政府與社會對這一責任的承擔可從總統理事會強烈要求增加研究經費和獎學金中看出來。似乎沒有理由為我們的科學將要失敗而大鳴警鐘,但必須明智地擴大科學界的申請能夠最終獲准的社會源泉。鼓勵大學發展純科學,既是精神上的需要又是權宜之計。    
  大學科學與實用相聯繫及其重要性,沒有比在大學對於各種科學職業的重要性中更清楚地顯示出來。事實上,我們可以把專門科學職業(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occupation)定義為這樣一個職業,它需要大學傳授範圍內的某一方面的系統化、普遍化的理論和知識,以便使職業生涯取得成功。這個定義使得我們可以在應用各種科學知識的不同種類的職業之間作出有用的區分。我們可以與一個醫生相區分,醫生擁有大量一般的生物學、物理學和醫學技巧方面的知識,卻只有有限的專門知識;與一個「工程師」相區分,他對包含在他的活動中的自然科學原理有廣泛的理解,或另一類「工程師」,他只是受過經驗培訓,做一些特殊機器或物質結構的有關工作。上述區分表明,為什麼科學職業必須與大學保持緊密的永久聯繫,事實上,某種程度上應是大學的一部分。科學職業成為大學共同體的一部分,表徵著美國職業「學校」統一在科學價值之下,同時也表徵著科學職業隊伍與正在發展著的理論(科學職業最終將會用它)保持密切聯繫。例如,美國最好的醫學學校,都是與大學聯絡在一起的;最好的工程學校,要麼與大學緊密聯合,要麼自身「部分」大學化,進行大量基礎科學研究。大學裡那些科學職業學校的人員通常綜合二種功能,一方面是純科學的研究者,另一方面在相應的應用科學方面又是著名的實踐者,因而他們既在自己的研究活動中,又在與純科學系的合作研究中,對科學概念框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大學的職業科學學校是美國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網絡中的重要一環。    
  現在我們再來詳細審查一下這一網絡中的其它網結。一方面是大學,另一方面是政府和工業,都是很重要的網結。就大學這一方而言,他們提出新理論、培養研究科學家和為其它科學組織做一些研究;另一方面,政府與工業為大學的研究提供工具甚至一些理論。最重要的是,他們以研究補助和培訓獎學金的形式為大學提供大量財政津貼。美國科學不斷變化的結構可從大學、政府、工業之間的財政關係的歷史中部分獲得詮釋。    
  政府對大學科學研究的財政津貼,在戰前時期數目較小,戰時(1941-1946)激增,而且大部分戰爭研究項目都集中在許多大學進行。由於戰時急需,把基礎研究都放在既有人力又有物力的大的研究機構,很少考慮到這對較小的大學與學院會有什麼不利影響。這種對大學科學的財政支持模式持續到戰後一段時期,《紐約時報》的本傑明·法恩(Benjamin    
  Fine)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了這一事實。首先涉及政府津貼的數目。在1949-1950這一學年,聯邦政府撥給大約二百個學術機構一億美元作為研究經費。這意味著經費數量的增加與戰前相比估計不下百分之五百。結果許多研究機構有大量由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項目,其中大部分來自國防部、原子能委員會和農業部,其它政府機構亦有少量捐贈。這些經費在大學之間的分佈情況與戰時一樣,「大部分聯邦資金集中在較大的大學和著名的理工學院」。我們將立即轉入討論這些情況的一些可能的有害後果。雖然有成百上千有津貼的研究項目,嚴格說分佈於每一個科學領域,但是,1949-1950年期間聯邦資金的三分之一多撥給了工程科學,剩下的一半又撥給了物理科學和醫學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幾乎所有這些經費都用於應用性研究。只有海軍研究部(theofficeof    
  Naval Research)努力為有價值的基礎研究提供津貼。1949-1950年期間海軍部為二百個研究機構的約一千二百個研究項目提供了二千萬美元的資助,大約三千名科學家和二千五百名畢業大學生為這些項目工作。    
  政府資金對大學科學越來越大的支配作用,並沒有為科學家和行政管理者滿意地接受。法恩說,「許多教育家擔心學院和大學把研究重心過分傾向於應用項目,將以削弱基礎研究為代價。其他官方人員也擔心,研究項目過分集中將會『凍結』小學院,並使整個研究領域遭受其害」。這種科學天才的流入應用性研究領域(甚至在大學中也出現這種狀況),可能是美國基礎科學衰弱的一個原因。然而,科學組織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似乎不太害怕來自政府的資金。大學的科學家對法恩說,他們並不抱怨政府對大學內政的干預,他們說,「政府主要對結果感興趣,而不干涉學院的管理」。有些人可能會問:自主性指什麼?   美國科學長期以來一直得到工業界的資助,這種資助有二種形式。第一種是不受限制的禮物、贈品、研究生獎學金,施主公司或企業不指望這些東西的資助能從大學獲得直接回報,因此這一類資助被認為是對科學的一般發展或科學的一些專門領域的發展盡一份力量。第二種,資助給非常專門的研究項目,資助人直接從此獲益。第一類資助可能比第二類少得多,然而對於大學來說並不一定具有少得多的重要性,在純科學中,一點錢也許能辦好多事。這二種來自企業的資助形式都非新鮮事,但最近幾年來在數量上均大量增加。例如,在1946年的國家研究會議上,有三百零二家公司報告他們正通過大約一千八百項研究生獎學金、獎學基金、研究贈款的方式,支持學院和大學的研究活動,相比之下,1929年只有五十六個公司提供了九十五項類似的獎金。另一項指標亦顯示了大學科學在財政上對企業的依賴;在1946年版的國家研究委員會關於工業研究實驗室的指南中,列舉了大約三百個為企業搞一些研究項目的教育機構,其中絕大部分是州立大學、地方資助學院和理工學院。私立大學不像上述這些機構那樣直接依賴於企業津貼,這些機構部分是政治上以及部分是財政上的原因才被迫依賴於企業。    
  企業對大學研究的津貼化,使科學家有時候受到像在接受政府津貼時那樣的干擾。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工業科學家加入了他的大學同行,並表達了他對來自企業的日益擴大的津貼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的關切。C·E·K·米斯,伊士曼·柯達研究實驗室主任,他說,「目前的大學越來越傾向從事與企業合作的工業研究,大部分這類所謂的研究,實際上是一種開發工作,它需要精力與發明能力,而並非科學想像力。這可能遠比接受自然科學研究基金會之類的組織的支持,對大學中的自由探究精神更具災難性」。關於這一基金會的情況將在下面敘述。    
  因此,在兩種情形中——政府支持和企業支持——都存在某些擔心,擔心大學科學對外部組織的日益增長的財政上的依賴,可能對科學自主性和純科學的生產力產生不利後果。如果認為這些後果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科學家廣泛對此不夠重視,將會更可能產生這些後果,那麼這是大驚小怪者的論調。政府、企業和大學應該攜起手來,共同阻止科學資源過分用於應用研究,以致於最終對應用研究本身也沒有好處。    
  在美國大學科學家依賴於日益增加的外部資金的過程中,最近產生了一個必須加以注意的問題,那就是科學發明的專利權問題。在第四章已經講到,「純」研究的科學家的一個理想是,他們的發現不應該成為私有財產,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有財產。這是科學的功能上的需要,否則,部分科學理論將會從公共領域中消失,因而阻礙科學的進展。考慮到這些理由,因此科學家反對為他們的發現申請專利。一份由美國科學促進會專利、版權和商標委員會於 1934年出版的關於《科學發現專利保護》的報告,總結了下列反對為研究申請專利的主要觀點和理由:        
  1.科學家或教授為他們的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是不道德的;    
  2.專利會使科學家捲入商業性競爭,所剩研究時間太少;    
  3.出版或奉獻給公眾足以使科學家的工作成果公之於世;    
  4.專利導致保密;        
  5.專利政策會導致研究的貶值;        
  6.專利會對在同一領域做重要基礎性工作的後繼人產生不幸的約束甚至非難;    
  7.如果某人獲得了最終結果,然而在他之前別人已進行了一系列研究,那麼這個人是否應獲此殊榮就大可爭論一番了;        
  8.    
  專利政策將導致研究者之間的惡意中傷或相互妒忌。    
  這份早期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報告的誕生,說明專利問題對大學來說已不是一個全新問題。即使在大學科學較熱衷於純研究之時,可申請專利的發現時常以此類研究之意料不到的結果的面貌出現。大學裡的某些科學創新總是有直接的商業性應用或者受到了公眾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幾乎總是把   專利權讓渡給那些專門管理專利並按商業性論價的非贏利組織,而使問題得到解決。最近幾年,大學為政府或企業進行的研究劇增,因而頻繁地產生專利糾紛。結果,每一個地方的大學和學院不得不重新審察他們以前的舊的專利政策,許多大學和學院還草擬了最近五年的新的正式政策條文。這些普遍性問題逐漸引起了國家研究理事會的注意,戰爭一結束,它就主持了一項研究,研究表明,大學至今還未解決這個問題,「正在進行廣泛的實踐……甚至在同一個機構裡。關於政策條文、管理程序、發明者的承認、公平的裁決、讓渡條件、專利管理計劃、所得款的分配或公眾利益的保護都沒有統一的模式。」然而,與科學價值相一致,「大部分機構都不希望那種強迫性的專利權讓渡,除非與此相關的合作研究或資助研究(sponsored    
  research)的需要」。大學科學家遵守這些科學價值的方法是,到地方專利公司或「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之類的國家組織(這是一個非贏利性專利管理基金會,為日益增加的大學和學院處理有關專利問題),把自己的專利權讓渡給任何已經申請專利的科學發現。通過把專利轉讓給這些大學之外的「倫理性」機構,做出專利性發現(patentable    
  discoveries)的科學家們就能避免他們都非常害怕的一些不利後果。    
  同時,「研究公司」拿出專利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來幫助大學科學,以促進純研究的發展。自從1912年以來(那時該公司剛由弗雷德裡克·G·科特雷爾〔Frederick    
  G Cottrell〕成立),科特雷爾把他的「電子沉澱過程」(electrical    
  precipitation process)的專利給了自己的公司,現在仍是最有價值的財產,直到1945年,「研究公司」已經給了大學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資助,資助的研究項目主要有磁迴旋加速器、范·德·格拉夫高壓發生器、太陽能的利用、計算機和維生素B1的合成。戰後,這個公司的總裁製定了一項款項二百五十萬美元的對基礎研究的資助五年規劃。第一年捐助了一百六十三項,總值八十六萬五千美元,給與三十二個州的科學家,優先考慮參與戰爭研究的年輕人和準備返回學術機構搞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於是科學的「公正無私」實現了;科學的「公有性」價值達到了。    
  大學科學家當然喜歡只為政府和工業企業機構搞這類研究,因為政府和企業允許他們自由轉讓專利。但是許多科學家現在陷入道德矛盾之中,即他們不能同時享有外部貸款和轉讓自由。事實上,這只是大學科學家所面臨的更大問題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即大學科學家在接受資助和為政府與企業做研究工作時,如何維持自主性以發展概念框架。美國科學的未來成就就依賴於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解決。    
  另一方面,在與私人基金會的交往中,美國大學科學在自主性問題上有過一些值得讚許的經驗。像最近成立的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所允諾的,這些非贏利性組織致力於「科學、教育、慈善的目的,完全為了公共利益」,他們發現,基金會比政府或企業更容易使自身的目標與大學的目標一致起來。大約於1900年開始直到1920年,基金會尤其一些最大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都把他們的大部分錢用於普通教育,直到1920年,他們還每年為基礎科學研究投資二百萬美元。1920年以後,科學研究日益成為基金會規劃中的重要部分,1921至1930年,僅自然科學就花費了二千二百六十七萬七千五百四十四美元,三十年代又花了三千萬之多。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對基礎科學的投資進一步加強了。    
  基金會盡力按照科學自身的要求給大學科學以盡可能多的資金支持。結果,大筆錢給予各種大學研究委員會(universityresearch    
  councils),然後按照最恰當的方式在同行之間分配。另外,基金會還直接為個人研究項目提供經費,這些人特別喜歡搞一些開拓性研究。基金會資金一個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是為大學生和研究生提供獎學金,這些獎學金中最著名的是由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提供、國家研究理事會授與的科學獎學金,以前的國家研究理事會獎學金獲得者組成了目前美國科學精英的好大部分。由於許多大學科學家參與基金會的管理,在捐贈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工作,使基金會能合理地提供研究經費和獎學金。為了最有成效地使用科學研究基金,需要科學家們自身大量積極參與其事。政府的國家科學基金會冠以「基金會」而非「當局」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它的管理權主要掌握在科學家手中。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七章 美國工業和商業界的科學家    
   美國工業發展到目前高生產率高效益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我們不想放下手頭的工作去追溯這段歷史,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研究。我們只需注意這段歷史的結果,以考察美國工業內部科學的社會組織;我們只需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廣泛而大量地利用科學已是美國工業企業成功運行的必要條件。    
  這些成功的條件並不是美國工業靠運氣獲得的。科學已經走出天才發明家的閣樓和作坊,並被歸入美國企業的最核心部分。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科學研究實驗室裡的成就現在已經成為企業決策者制定最重要決定時的必要組成部分。結果,在大多數大的工業組織,尤其是在一些主要依賴於科學發現的新工業組織中,研究部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不止是一位科學家或其他科學家的管理者。他通常還是公司的副總裁,公司最高層計劃小組的成員,他成了經理級行政管理人員(executive),他必須提出大量關於公司的目標和狀況的觀點,而這些觀點是從總的科學潛力的角度加以闡發的。至於研究部主任的作用則可以從通用汽車公司主任委員會(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the General Motors Company)的一位成員對查爾斯·F·凱特林(Charles    
  F.Kettering)所作的評價中看出,凱特林當時是通用汽車公司著名的研究部主任和發明家。此評價認為,凱特林是「目標與預言家之間的橋樑」。且當然一旦要作出重大決策,企業總裁要考慮比研究部主任的意見更多的東西,但是他們已日益意識到研究部主任的意見表明了一種科學現實性與科學可能性,恰恰這一點是他們在成功的冒險中所忽略的。國家資源規劃署的一份報告說,「現在,下列論點得到了更廣泛的承認:科學研究促進了公司賺錢能力的成長與增加」。事實上,現在的美國工業領導者都明確地表示了他們對應用科學的價值的讚賞,在送給股東的年度報告以及對新股票問題的展望中都顯示出研究所帶來的利益。強大的科學研究造就一個好企業。    
  這種對利用科學抱積極主動態度(即使在戰前)的結果是, 美國工業界僱傭了七萬多名研究人員在三千四百八十多個實驗室工作,估計每年耗資三億美元, 1947年總開支達五億美元,人員也有相應增加。我們這裡僅指工業對自然科學的利用情況,如果把社會科學包括在內,數字將會有所增加,關於這一點,將在第十一章論述。    
  但是,如果說現在美國工業研究組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質量上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那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現代工業國家,德國最先在企業裡系統地利用受過高級訓練的科學家和博士學位獲得者。十九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他們就這麼做了,比如,德國化學工業僱傭了在大學受過訓的科學家,控制並更新製造合成染料(作為煤焦油的副產品)的技術,這一點走在了英美之前。德國的這一項工業優先權是十分令人驚奇的,因為珀金(W.H.Perkin)(他曾經是英國人)首先合成了苯胺染料。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期間,美國工業只是零星地求助於大學教授和商業性研究化學家(commercial  research  chemists),而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力量。這並不是說那個時期的科學對美國工業的發展不怎麼重要,在那個時期,倒是一些零星的科學家和獨立的發明家做出的發現成了新工業的基礎。這些分散的、無組織的研究者(經常是一些經驗上風風火火的人)由工業資本家資助,但資助必須作出科學發現並獲得驗證之後才給予。在這類人中,有湯姆遜·A·愛迪生,現在成了美國初期工業的英雄人物,他發明了電話、白熾燈和其它許多東西;約翰·韋斯利·海厄特(John    
  Wesley Hyatt);1872年開始研製賽璐珞(Celluloid,也叫假象牙),是第一種現代塑料物質;艾奇遜(E.G.Acheson),發現了製造有磨損力的金鋼石和潤滑性石墨的過程;查爾斯·M·霍爾(Charles    
  M.Hall),是從礦石中提取鋁金屬的電解過程的發現者。    
  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業企業才以相當大的規模組建起研究部門,並僱傭大學科學家。首批這樣做的企業是那些本身就是從實驗室中生長出來的企業,如電子工業。舊工業在把科學引入他們的活動時要慢得多,弗蘭克·B·朱厄特,原貝爾電話實驗室的主任(已退休),工業研究的先驅,他說,「本世紀初,一批年輕人被誘使離開教師職位,做出第一次膽顫心驚的冒險」。朱厄特對最近四十年來大學科學家變得對於工業科學(Industrial    
  science)更為重要作了評論。如果工業界吸收科學慢,那麼大學就不會急於使他們的年輕人離開教學和研究崗位.而去新的工業實驗室工作。在美國把科學應用於工業的新模式擴展得比較慢,直到第一次大戰,科學對於工業之現實的和潛在的應用才充分地顯示出來,此後,工業組織中有組織的研究部門很快增加,從1920年的約三百個到1940年的三千四百八十個,在同一時期,受雇在工業界搞科學研究的人員從近九千三百人增至七萬之多。較大的研究組織也相應增加,對此以後還要討論。在1921年,有五十個以上研究人員的公司只有十五個,在1939年,此類公司卻有一百二十個。    
  並不是所有被劃為「研究」人員的企業職工就是專業科學家,其中有些是技術工人,另一些是維修工人。這三類人員的比例大概是2:1:1,下表顯示了1940年的人員分佈情況。    
  工業研究人員的職業分類     
  類型      
  人數      
  百分比    
  經過專業訓練    
  化學家     
  15,700   22.4      
  物理學家      
  2,030   2.9     
  工程師      
  14,980   21.4     
  治金學家     
  1,955   2.8    
  生物學家和    
  細菌學家     
  979      
  1.4           
  其它專業的專家   909     
  1.3     
  -------   ------       
  專業人員小計      
  36,553   52.2    
  技術人員      
  16,400    23.4          
  行政、職員、維修       17,080     
  24.4    
  ------   ------              
  總計        
  70,033     
  100.0      
  從上表可以發現,化學家和工程師佔了專業科學家總數的四分之三,而生物科學家卻很少。這是因為大工業企業對科學研究工人的使用主要集中於化學、石油、電力工業,這些企業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些專業及其所作出的科學發現,這幾個領域有一大批受過訓的工程師。事實上,正是「科學工業」( scientificindustry)的擴大才使工程師的數量大為增加。1880年,每三萬零九百美國人只有一個專業工程學會;1900年每八千九百人中就有一個;1920年每二千一百二十人有一個;1940年每九百一十人中就有一個。    
  雖然不同規模的公司(包括最小的)都進行工業研究,但「大量工業研究的成果是由相當有限的一些大公司支持的」。我們又遇到了像大學科學那樣的集中模式,只是那些大公司才養得起大量研究人員。下表顯示了公司的資產與所雇的研究人員之間的關係:      
  公司的有形淨價值(百萬美元)  研究人員平均數      
  1              
  13    
  10                
  38      
  100               
  170      
  1000             
  1,250    
  然而,財力並非是工業研究組織的所屬和規模的唯一決定因子,另一重要因素是管理政策,即管理角色對科學研究有用性的態度。結果,有組織的工業研究實驗室遍佈於美國各工業區,實際上遍佈於各類工業。    
  至於美國工業研究組織,真正的「實驗室」,其規模大至貝爾電話實驗室,「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實驗室,僱傭了五千多人,每年開支約三百萬」,小至一些小公司能承擔得起的一個工程師。這些大研究組織(我們將在後面進一步研究)能夠進行各項科學工作——純研究,應用研究和所謂的「發展」研究。而占工業企業的絕大部分的小公司,其研究人員只能處理比較簡單的應用與發展問題,至於他們所需的比較複雜的科學研究,就只好求助於外部研究組織,幸虧現在有大量為這些小公司服務的各種研究設備和條件。他們可能求助於阿瑟D.利都公司(Art-hur    
  D Little Co.)之類的商業性研究組織,這個公司是美國最老的控股研究組織(proprietary    
  research organization)之一,大公司的某些研究項目也要求助於這類實驗室,比如,當大公司缺乏必需的一些專門技能或設備時,或者大公司的問題與工廠沒有緊密的聯繫之時。小公司還可求助於學院和大學,求助於一些非贏利性研究實驗室,如阿穆爾研究所(the    
  Armour lnst-itute),最重要的是求助於他們自己的貿易協會研究組織(tradeassociation  research  organization)。    
  美國工業技術如此強大,貿易協會(無論是否在自己的實驗室裡)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組織者。當貿易協會自己沒有研究組織時,它可以使用商業性研究實驗室的設備,或者通過向教育機構提供獎學金和研究轉讓費的方法使研究項目得以完成,在上一章我們就發現大約三百個這類機構適合於搞這種研究。另外,美國國家政府標準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 in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為貿易協會以及個體公司完成了大量研究。以上各種途徑為貿易協會積累了大量科學資源,進而對小公司作出貢獻。除了研究外,貿易協會有時也提供科學咨詢,比如,評論了國內外對他們的工業企業可能有用的所有出版物,並提供給協會成員感興趣的新發現和最新進展。    
  然而,貿易協會提供科學咨詢並不能完全滿足小工業企業的需求,他們發現,為使研究有足夠的規模和時間,常常在財政上發生困難。一些小企業一旦發現直接結果不能唾手可得,就失去了興趣,並撤回財政支持。對於貿易協會,重要的是在進行研究時妥善管理,使所有會員平等獲益,而不是僅滿足少數會員的特殊要求。對貿易協會來說,改進標準工業產品、為這些標準產物提供新銷路,是一些比較恰當的研究工作,這種工作可以獲得比如國家罐頭食品協會(National    
  Canners Association)和油漆裝飾協會(Paint and Varnish    
  Association)的資助。貿易協會最好有一個特別研究委員會,為研究規劃確定方向,這種委員會由協會成員組成,可以成為工業與研究組織之間的中介,它可以向研究組織陳述工業企業中的問題,並為企業帶去解決問題的方案。    
  科學研究之外美國工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私人捐款的非贏利性研究機構,如梅隆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它與匹茨堡大學、巴特爾紀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和阿穆爾研究基金會(Armour Research    
  Foundation)互有聯繫。任何規模的工業企業都可以在這幾個研究所完成研究項目,並獨家享用研究結果。同時,他們佔有這一優勢,即他們也可以在大研究組織中完成研究項目,因而許多研究項目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進行;他們亦有優秀的圖書館和常用的研究設備;有常設行政管理人員和指導性科學家(directing    
  scientists)。關於所進行的研究項目的數量與類別,可從下列對梅隆研究所某一年的活動的統計中看出,「1944-1945,共進行了九十四項工業研究,僱傭了二百四十二名科學家和二百三十二名助手,該所的服務人員一百六十九人,總開支二百萬美元稍多。研究課題涉及面很廣,如:丁二烯合成的催化作用;豆類產品如澱粉、油、玉米朊(zein)的利用;溪流廢物處理技術的改進;結構玻璃;煤和焦炭產品;合成潤滑油,棉纖維的性能;石油產品;有機硅樹脂;工業保健」。    
  美國工業增強研究能力的另一可取途徑是,小公司、中等公司的研究組織之間實行合作。至今這種合作主要限於技術信息的交流,最近才開始了一些新的聯合活動,即交流工業研究的組織與管理的經驗。一個新的合作冒險事業,工業研究所(Indus-trial    
  Research lnstitute)——附屬於國家研究委員會——就是把改善工業研究的管理方法作為其目的。因為正像我們在第五章所說的,「在如何組織並管理工業研究方面仍然缺乏信息與經驗,工業研究組織有其獨特的功能、運行、人事特點,不太容易適合於通常的商業管理實踐」。針對這種缺陷,工業研究所主要想幫助服務人員在一百人以下的中等規模的研究組織解決這些問題,大工業研究組織目前在活動的安排等方面都已相當老練。此研究所定期舉行會議,非正式地討論諸如組織、人事管理、工程選擇、預算與會計、銷售研究、與大學的關係和專利申請程序等一般性問題。    
  現在我們回到大工業研究組織上來。大工業研究組織可能是美國工業研究群體中最成功的例子,它為其支持者獲得了大筆財富。大量的實驗室研究人員,進行精密的研究項目,許多工作可以同時進行而且彼此間保持密切聯繫,這些組織代表了工業科學的前沿。我們已經知道,這類研究中心只是最近三、四十年的產物。威利斯·R·惠特尼(Willis    
  R  Whitney)1900年開始為通用電氣公司搞研究,當時幾乎沒有同事。1902年,查爾斯·L·裡斯(Charles    
  L.Reese)成立了東方實驗室(Eastern Labo-ratory),成了幾個研究活動中心的先鋒,現在屬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管轄。前述貝爾電話實驗室主任弗蘭克.B.朱厄特,1904開始其電話研究,現在已退休。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研究組織是第一個大型的工業實驗室,由C·E·K·米斯在1913年創建。1917年,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第一個建立獨立活動的有組織的研究。現在擁有大研究組織的工業巨頭是道化學公可(DowChemical    
  Company)、美國橡膠公司(United States Rubber),加利福尼亞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我們已經發現,只有那些像剛提到的具有大筆財富的公司才供養得起大研究組織。任何真正有益的工業研究,尤其比較基礎的研究,由於各種理由而需大筆經費。首先,傑出研究的人才與設備不便宜。大工業研究組織中的科學家和設備與其它任何地方甚至大學一樣,同樣是最好的,事實上,一些大學的研究人員由於公司能提供他感興趣的優越研究條件,而被吸引到工業研究組織,華萊士·卡羅瑟斯博士(Dr.Wallace    
  Carothers)從哈佛大學到杜邦公司似乎就是這種情形,他最後研製成尼龍纖維。其次,從形成創造性的基本的科學概念(或直覺)到應用於實際工業過程(或製成產品),一般至少花五至十年,這是造成研究經費昂貴的又一原因。因而基礎研究必須花大筆錢投資,這筆投資在幾年內得不到回報。杜邦願意並能夠等近十年時間,讓卡羅瑟斯博士研究高分子聚合物以便製造出尼龍。一位搞工業研究的學生說,「巴登苯胺和蘇打工廠(西德)花了十五年的耐心研究和五百萬美元的『耐心資金』,才搞清如何合成靛青染料」。最後,介於純研究與工業應用之間的發展研究,不僅在儀器設備而且在工程技術資才方面,也相當費錢。只有那些最富裕的公司,才能建起試驗工場(pilot  plant),通常用來檢驗科學發展的工業實用性。    
  或許我們應該把冒險因素加到基礎工業研究為何如此昂貴的原因裡去,確實,研究的結果通常是高效益的,但同樣確實的是,研究成果沒有保障。米斯曾說過,「工業研究是一種冒險事業,甚至是一種賭博,雖然可能成功。」大資本公司能夠經受這種不可減少的「賭博」因素所帶來的財政冒險。更進一步地說,雖然某些研究成果明顯大可贏利,然而正像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很大的研究組織的報告所說的,有些產品「不太容易度量」。這種模糊性使大公司更容易堅信研究是有利可圖的,而不去追究研究組織的每一種產品的贏利情況,資本不太多的公司常常不大可能有財力來樹立這種「信心」。一位研究部主任說,「事實是,按通常商業標準來衡量,研究是一種昂貴的奢侈」,他說,一個錯誤的直覺(hunch);可能花去二十五萬美元。由於從短期來看研究有推測性,因而工業研究指導委員會傾向於在研究進展沒問題時大力投資,而在情況不妙時果斷下馬。比喬斯基寫道,在1931年的「黑暗時期」,研究部下令「對所有沒有產生效益的項目停止投資」。    
  即使在研究進展順利時期,最富有的公司也並不是不負責任地隨便投入巨額資金作為研究經費。最近,一些擁有大研究組織,並把這當作公司長遠發展的必需部分的大公司,互相比較了他們在研究方面的「花費」經驗,並且都在尋求解決幾個共同的問題,比如「1.全面提供研究經費(現時的和長期的)的合適的原則或方式;2.經費控制的程序……保證選擇最有希望的項目;3.開支控制,使資金能轉入產出率更高的研究與發展渠道,或節約;4.結果的評價」。雖然工業研究中難於進行開支預決算,但預決算仍不失為計劃與控制的必要工具。雖然大公司比小公司可能有更多的盈餘資金來冒險,但工業研究的資金周轉必須建立在大致可顯示的基礎上,無論是長期投資還是短期投資。    
  關於工業研究的可贏利性我們已經論述過了,由於這個問題對於工業研究組織的運行條件具有基本重要性,這裡再提供一些進一步的證據。下面所說的二位觀察者在這一領域都有長期而精細的經歷。第一位是 R·E·威爾遜先生,石油工業的著名管理家,他問道,「為什麼我們石油工業三十年前僱傭了不到四十名研究人員……後來不斷擴大,現今僱傭了幾千名全日制研究人員,並可能在以後幾年繼續僱傭更多的呢?      
  「我想告訴你們的是石油工業的研究事業應歸功於國家福利中廣泛的、公眾的興趣,然而坦白地說,讓你們獲悉一些內部秘密,石油工業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花了上億美元用於研究和發展的真正原因是,我們認為我們這樣做是會獲利的!」    
  第二位是比喬斯基先生,工業研究部主任,他說,「只是為了玩笑或增加人類知識而研究肥皂膜(soap    
  films),這不是好事情或好主意,除非在特定情況下。    
  「證明純研究,與判斷最不純研究的推理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時間問題。蘭米爾(Langmuir)搞壞了不少燈泡,因為他或惠特尼(在這例中二者都是)認識到,如果想使電燈得到改進,需要新方法和新思想」。通用電氣公司僱傭了惠特尼和蘭米爾,想做一筆獲利生意。這樣的工業研究最終肯定「獲利」,不論與小公司相比其週期有多長久。幾乎必須指出,工業對可獲利性的絕對必要性,並不否認其它工業目的的重要性,如生產高質量產品,獲取製造部門的尊敬,以及贏得公眾信譽。    
  即使認識到研究從長計議是有利可圖的,也不容易建立並維持成功的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組織。大研究組織必須按「科層制」模式來管理,在第五章已講到,這種管理模式帶來了一些涉及科學群體的特殊問題,也存在著所有科層制組織的一般問題。在工業界,與在大學或政府機構一樣,主任是大規模研究組織中特別重要的人物,他必須是一位有一定成就和閱歷的科學家,同時要有很強的行政能力。大規模研究組織的主任必須對不同的社會組織模式特別敏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必須意識到有不同類型的領導模式,它們分別適合於領導較純的和較應用性的科學工作。在這類研究組織中,可能大部分是應用性研究工作,等級式上司可以公平地指派給這類研究工作人員專門的任務;對於比較基礎的研究工作,需要給正在研究的科學家、他的助手們以及公務人員更多的自我定向(self-direction)自由。針對後一種情形,聰明的管理者只是規定一般的研究領域(像通用電氣公司的惠特尼給蘭米爾所規定的那樣),並且精於賦與研究者剛好足夠的自主性,這種技能最好在工業研究組織的實際管理經驗過程中獲得。幸運的是,現代美國工業研究的指導者的確屬於「級級上升」,因而通過自身長期的實踐獲得了傑出的技能。    
  比如,在貝爾電話實驗室,「沒有大批專業科學家以獨立的、大體上非協調的方式從事自己的研究」,主任允許「給創造性工作和個人努力以一定程度的自由」。一位數學家被允許在家裡工作,一周來實驗室幾次。「由於研究電子衍射而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戴維遜,從事於他自己已選擇的研究路線,遠比電話通訊的領域寬廣」,雖然他們都對電話公司懷著濃厚興趣。「然而,絕大部分實驗室工作人員都進行總方向下的指定的工作。戴維遜和那位『主要在家裡工作的數學家』所獲得的研究之自由程度實屬例外」。我們可以引用更多的這方面的知識,不幸的是儘管已經認識到大研究組織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然而我們卻對任何一個這一類組織的實際運行缺乏詳盡的、系統的研究。我們研究了它們的正式組織模式,然而對非正式組織、日常雇工問題、職業模式、刺激因子、與科學專家和一般行政管理者的關係等都沒有研究。我們的大部分知識來自於因其它目的而偶然對這些組織給予的因果解釋。    
  美國工業科學不僅對社會福利作出巨大貢獻,而且對於構成科學整體之基礎的概念框架的直接促進也作出了巨大貢獻。因而,美國工業以及美國社會的其它部分肩負著維持並加強工業科學的重大義務。          
《科學與社會秩序》 
伯納德·巴伯著        
第八章  美國政府中的科學家    
   在我們很多人的眼裡,政府科學( government    
  science)或許是個新生事物,但實際上幾乎就從我們國家的歷史開始之日,科學家就在政府裡佔有一席之地。政府從來不願僱傭科學家幫助他們解決諸如戰爭或和平問題,因而科學總是像與大學和工業一樣,與政府有很多聯繫。對於政府科學的歷史與工業科學一樣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然而政府科學卻也是美國科學整體中的必要部分。    
  如,農業部及其前身對政府科學研究作了最長的連續性記錄,這份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初的記錄,起初保存在少數幾個個人手裡,農業部成立後,擬訂了一個科學方案,僱傭了一位化學家,一位植物學家和一位昆蟲學家為其工作。此後,這三位先驅分別各自擴展成一個關於所有農業問題的科學工作者團體。農業部的一位部史學家,T·斯旺·哈丁(T.Swann    
  Harding)說,經過長期的發展後,現在「僅農業研究中心就有二千多人……幾乎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研究機構」,而這僅是這個部科學資源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裡科學研究的成長模式大致就是這樣。最初,十九世紀有時甚至直至二十世紀初,在任何部裡都只有幾個科學家,最近四十年來,政府科學家的數目翻了幾番,二次大戰後的幾年裡,政府裡集中了大約三萬名來自物理學、生物學、農業科學、工程科學的專家,其中約三分之一是農業科學家,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國防部工作的各類工程師。1947年,政府各部花了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供這三萬名科學家搞物理學和生物學研究。    
  雖然政府科學中有一些比較集中的研究內容,但是我們將會發現,政府科學家研究涉及面是廣泛的,可能還是相當普遍的。總統理事會的報告說,「聯邦政府規劃從根本上說允許探索每一門科學學科和子學科」。我們可以推測到,政府研究的最大部分是應用研究,1947年這部分開支佔了總共六億二千五百萬中的五億七千萬美元。但是也進行比較基礎的研究,同樣,對這類基礎研究的支持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上的,即在不大長的時間內,這些基礎研究將會轉化為實用。僅從農業部的工作就可看出,政府科學在純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對於美國人民的「科學成就和財富增長」都有巨大的價值。    
  二次大戰前,聯邦研究經費的最大部分花在農業研究方面, 如 1936-1937,政府為研究撥款一億二千萬美元(占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其中三分之一進入農業研究,五分之一進入軍工研究,其餘用於其它目的。大戰一開始,研究重心就明確地轉移到軍事研究方面,政府中軍事部門花費了聯邦研究規劃中的六分之五的經費。另一方面,政府總是更多地投資在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要少得多,二次大戰前,經費預算中四分之三撥給自然科學研究,然而在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除了通常預算的四分之一經費外,大部分應急研究基金都給了社會科學。雖然很難獲得經費分配的準確數字,但自然科學肯定在戰後政府研究規劃中仍佔優勢地位。    
  既然政府研究與在工業研究中一樣,有一種在短期內顯示價值的強制性要求,那麼集中於軍事研究和農業研究就有了顯而易見的理由。軍事研究對政府顯然是生死悠關的,而農業研究所以成了政府的重點關心對象,是因為不可能有任何一位農夫能夠像個體資本家一樣,對農業科學研究實行津貼。作為一個貫穿大部分美國社會史的相對較窮的社會經濟群體,農夫們尋求並成功地通過其農業研究規劃而從政府獲得大量資助,我們經常忘記了最近百年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一次農業革命,同時進行了一次工業革命,在這次農業革命中,政府科學起了偉大的先鋒作用。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份研究指出,「例如,在化學與土壤局(the    
  Bureau of Chemistry and soils)建立之前,氮肥領域的研究一片空白,這個局在這上面花了十年功夫,儘管此期間的開支削減了三分之二。當研製成有效的方法後,氮肥工業就建立了氮研究實驗室,高薪(政府薪水的三至五倍)聘請了該局的氮專家,並著手使其商業化」。    
  然而,儘管政府科學研究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但它從未有過高的公眾聲望,或許這是因為所有美國政府僱員都沒有享受高的公眾聲譽的緣故。很少有科學家認為政府僱員是最滿意的職業,一份態度調查表明,即使已經受雇於政府的科學家,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感到在政府裡工作是最令人滿意的職業。大學科學家只有百分之一這麼認為,只有百分之五工業科學家有此同感,無怪乎有時僱傭科學家搞政府研究何其之難。這份調查報告最後總結道:「把所有群體包括在內,只有百分之十一喜歡政府職業,百分之三十一喜歡工業職業,百分之四十八喜歡大學,剩下的百分之一喜歡咨詢工作或其它活動」。    
  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有才能的科學家,不論其工作的社會聲望如何,在為政府效勞。與工業科學相類似,政府科學的質量也有很大差異,如果不與工業研究以及工業能夠支付的高薪直接競爭,那麼政府科學或許一直是最好的。政府研究至少在兩個領域特別不錯,那就是農業和醫學,後者在政府研究規劃中佔了四分之一的比重,政府進行各種醫學研究,並對大學和工業的醫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有關醫學的幾個政府研究機構,美國公共衛生署(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把其經費的最大部分用來搞基礎研究,陸海軍的醫學研究(the    
  Army and Navymedical work)更多地致力於應用。1947年,政府總計僱傭了約三千五百名醫學研究人員,他們使用精密的儀器,有足夠的資金,享有很大的課題選擇自由,由於擁有諸如這些有利條件,結果總統理事會的報告指出,「聯邦機構從事的醫學研究,維持了高質量,因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與流行的偏見相反,政府的科學研究不一定平平庸庸,必須時刻認識到,「在政府的研究實驗室裡存在著廣泛的風氣和精神道德的差別,正像這種差別亦存在於工業機構和大學一樣」。在所有政府科學中,沒有必然的固定不變的低劣質量,它的現實可變性表明,哪裡比較弱,哪裡就能改善提高。最近至少有二項關於政府科學的大規模的研究,都得出了上述結論,一項在三十年代由國家資源規劃署進行,另一項由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在戰後作出。    
  撇開所有其它因素,造成政府科學之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組織問題。政府研究組織在兩種組織障礙下蹣跚而行,這值得我們詳細分析每一種障礙,並希望據此找出提高政府科學的一般性水平(average    
  quality)的方法。第一個組織困難是,政府研究部(Government    
  research department)在許多方面受那些適用於所有政府組織的非科學的通行規則的控制,而這些規則很大程度上對科學研究群體的成功運行不利。第二個組織困難是,政府研究比工業科學或大學科學更多地遭受所有令人頭痛的「科層制」的組織問題。這二類困難原則上都是不可解決的,下面再來看看那些為在政府科學中減輕這些困難所作出的努力。    
  與大部分政府僱員類似,幾乎所有政府科學工作者,受民政署(the    
  Civil Service)的一般規則的支配。這些規則由於其本質特徵——部分由於其形式本性,部分由於其管理方式——最近變得更適合於例行公事式的一般性工作,而對那些需要高智力的專家不太適合,結果使得政府在與大學和工業競爭僱傭科學家時處於不利地位。大學和學院有熟悉工作申請者的優勢,而大部分的受聘以對知識的研習情況為基礎按照個人推薦進行。從工業方面說,他們每年派出一批精力充沛的「天才尋找者」(energetic    
  talent seekers),與大學生交流,為大學生推薦工業科學中具強烈吸引力的工作。相比之下,要想獲得政府科學中的工作,必須自己尋找機會,參加筆試,筆試的地點可能在一個要自己花旅費才能到達的地方,之後要等好長時間才可能獲准申請。一位在戰時具有豐富的僱傭政府科學家經驗的人說,「這是積極尋找合適人才並以最小的延遲和形式僱傭的主動過程,與目的不在於尋找好人才而在於阻止庸人進入的被動過程之間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科學每年都要失去許多潛在的工業科學僱員。然而加快政府的僱傭過程已經有可能了,可喜的是民政署最近對其規則作了些修改,以實現加快進程的目的;政府科學組織和民政署委員會也提出形成一個為大學生和年輕科學家提供關於政府科學工作優越性(設備好、起點工資高,事業發達的真正機會)的信息渠道。例如,為了與爭搶優秀高年級大學生工業界競爭,國家標準局(the    
  National Bureauof Standards)先手搶走最好的低年級(一般是三年級生)學生,為他們提供暑期工作(summer    
  jobs),這些學生也就因此而取得民政署的職位。這些大學生獲得學位後通常回到老地方工作,而且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因為他們已經獲得民政署的地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招聘更多更好的年輕人為政府搞科學研究,有必要對招聘過程作全面的更多的改進。    
  政府範圍的民政署法令也涉及政府科學家的薪水。總的來說,法令允許政府科學家的工資比大學高但比工業低。年輕人的薪水與在工業企業中一樣高,但民政署支付的最高水平的薪水大約一萬美元(一年),比工業中的最高水平的薪水低得多。由於這種薪水極限,使得政府研究很難留住那些已經工作多年並達到薪水極限的研究人員,當然留住他們也並不是不可能,有些人被特別優越的研究條件吸引而不願離開。但總體上,政府研究的人才外流,因而政府也就成了工業科學家的一種培訓學校。這對於整個國家共同體當然間接獲益,但這種利益必須按對政府科學的直接損失來衡量。曾經建議把政府工作中的各種專家(不僅是科學專家)的最高年薪提高一點,比如一萬五千美元,這可能有助於留住許多各種層次的迷戀工業研究的人。然而增薪不太可能,除非全國範圍的政府工作薪水水平有一個總的變動。    
  在民政署的管制下,政府科學家還遭遇其它一些不利方面。因為他們是按行政目的而非科學目的加以訓戒的,民政署的條令傾向於為那些年資深、有管理才能的人而不是專家技術人員創造更多的升職提薪機會,因而,政府科學家時常必須在工作擢升(Job    
  advancement)與科學機會(scientific opportunity)之間作出選擇。由於民政署的一般政策是不把高層次工作職位授與沒有管理責任的專家,這種二難境況可以通過為那些希望工作擢升又不願擔負管理責任的專職研究人員創造更多的高級別位置(high-ranking    
  positions)而得到緩和。當然管理者是必要的,有些科學家就是一個傑出的專職管理者或兼職管理者。相反,有些科學家急於在科學上領先,而不願離開研究工作,政府需要這一類科學家。    
  科學家需要另外一些特殊待遇,這在民政署管轄下的行政僱員中通常不會得到滿足,而對於進行良好的科學工作卻是必需的。比如,政府研究組織應當有權為工作人員設計服務性的培訓計劃;應當有權允許他們參加學術會議而不扣薪水,如果願意的話還可給予一定的津貼;應當有權批准一些想去大學深造或參加其它的科學訓練的研究人員的請假。工業科學研究組織(尤其大組織)為他們的僱員提供所有這些機會,因為所有這些對於科學研究是重要的,而對於事業擺升是必不可少的,缺乏這些特權使政府科學更缺乏吸引力。同樣幸運的是,近來這方面也有所改善,事實上,這些正在做出的改變都有些先例,即使在二次大戰前,農業部就支持了一項龐大的服務性培訓計劃,由優秀的教師給三千名學生講授約四十門課程。大戰開始以來,這種計劃擴展到所有的政府科學部門。通過對華盛頓特區一萬名政府科學家的研究培訓要求進行調查後,民政署的科學人事顧問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s Advisory Commi-ttee on Scientific    
  Personnel)安排了特優的地方性培訓機會,應委員會的要求,「為了華盛頓地區政府科學家的方便,當地教育機構開設了完全合格的、校外的研究院科學課程。七百多名物理學家、工程師、化學家和數學家參加了總共二十六門課中的一門或多門課程,通常在下班後離他們的工作地點很近的地方授課」。    
  在其它地區,尤其科學實驗室裡,也提供給政府科學家以類似的條件。例如,南加利福尼亞的海軍電子學實驗室甚至有一個比華盛頓地區更複雜的教育培訓計劃,除了與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合作開設的本科與研究生正式課程外,還有為全實驗室設置的非正式討論小組,橫跨幾個專業研究小組,除此之外,還有關於科學專題的精深的研討課。但是,「這個計劃最令人感興趣和特別的地方是,有很多訪問專家。邀請與本人實驗室研究有關或直接一致的具有傑出能力的著名科學家作短期訪問,充當顧問和導師」。這些顧問雖然已經離開,但他們可能組織進行某項研究計劃,對進行中的工作提出建議,或者偶而直接參與這類研究,他也可能偶而來講學或授課。此外,他對實驗室科學家的觀念和面貌的影響對於這些科學家增加潛在能力和完成直接的工作有多大益處,是難以度量的。報告的作者說,這個計劃表明在政府科學中什麼是可能的。這位作者已經認識到,「那種認為實驗室不可能達到與學術機構同等程度的學術激勵氣氛和自由討論空氣的觀點,最終是沒有根據的」。    
  這些情況要求有一套適合於政府科學家的特殊規則,或者要求在執行現行通用規則時要小心謹慎。這方面已做了許多工作,然而仍可作更大努力,即使對於政府系統的法令,也一定要按照限制政治干擾和消滅各種歧視的原則加以制定,以便為政府科學創造合適的組織條件。這些法令上的轉變,將有助於使政府成為對科學家更具吸引力的職業,並進而有助於提高政府科學研究的一般水平。    
  但是,還存在著阻礙政府科學發展的第二種組織困難,這種困難也存在於工業和大學的科層制結構的研究組織之中,這種困難指的是科學自主性所需條件與正式社會組織的管理需求之間的衝突。關於這類問題,政府研究組織也做了許多改善工作,以便使這類組織成為提高國家福利的更有效的工具。    
  首先考慮政府科學研究的財政與計劃問題,與其它研究組織一樣,政府科學的管理者必須提前對研究預算作出計劃,並對各項開支作出說明,他們發現在完成這二項工作時,應用研究部分總比比較基礎的研究部分容易一些。現在,所有的政府預算撥款(包括對科學撥款在內)以年度為基礎,並加以很專門的描述和證明,但是大量的科學研究,甚至應用科學研究,在進行研究之前很難作出詳細描述,而按年度為基礎作出計劃則更難。當然作為政府科學家也要理解管理者在制定研究預算方案時的困難,因為這些預算方案要經組織總裁和國會的批准。但是,為了給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以必要的連續性,希望至少使部分政府研究以三年或五年為基礎作預算方案。如果不能承諾比較長期的財政支持,通常難以僱傭科學家,並肯定會造成配置設備的浪費。同時還希望使一些政府研究的撥款以大項目大筆款項進行,而不要分散成許多小項目,小筆款項。按照總統理事會的說法,就科學而論,目前的政府預算和核計「按錢和管理者、科學家的時間與能量來說是奢侈的」。總的來說,國會只願意撥款給相當專門的研究,很少對政府科學組織認為必要的一些研究作出官方允諾。然而,最近給了海軍研究辦公室這種允諾,這一實踐可能適當地推廣到其它行政執行機構。國會在此問題上面臨二難境地,一方面日益意識到長期的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通過撥款而對其它行政機構實施的控制權。如果政府對科學的預算撥款仍繼續以年度會計計劃進 行,則政府研究組織的管理者將只能按與國會的法律一致的方式行事,而不是與科學研究本身相協調。    
  目前,政府科學中管理需求與科學自主性之間的最大衝突或許就在於政府日益要求對研究實施保密這一問題上。就是由於這一要求,許多科學家不願替政府工作,因為這一要求與科學價值相牴觸,然而另一方面,現在的大量政府研究,尤其是國防方面的項目,保密又是必需的,至少國會是這麼想的。關鍵的困難之處是確定哪些工作必須保密,哪些工作不必保密。一方面,管理條令強調使保密限制更嚴厲和廣泛;另一方面,科學價值傾向於一律拒斥所有保密條令,似乎應該在這二種體制規範之間劃出一條保密的界線,而劃這條線又是艱難的,因為總是很難精確權衡科學的相對利益和國防保密的相對要求。這些困難的消除只能通過行政管理者與由於他們的價值和作用而身負各種壓力的科學家之間達成互相諒解,如果管理者學會為科學家的反保密價值提供盡可能廣闊的天地,那麼反過來,科學家也必定學會承認管理者身負的保密責任。    
  管理需求與科學利益之間的另一問題是,對在政府科學組織中所做的工作的評價存在差異。顯然,科學工作必須經受所有政府工作都要經歷的一些行政上和法令上的審查,通常這種審查是粗略的,並且不問具體的科學研究就通過了。但有時使用的不是科學的評價標準,而是比方說對國會的可接受性標準,有時乾脆全部採用模糊的行政評價標準,這樣就使正在工作的政府科學家碰到麻煩事。關於「如何評價研究工作?」這一問題,總統理事會對幾個政府科學機構的一次演講,試圖對此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覆,但是該演講卻認為,「這個陳述特別模糊且無助於增長知識」。有些研究機構由顧問委員會評價工作,顧問委員會能夠既考慮科學能力的標準,又兼顧較易應用的有關直接效用的行政標準。把效用作為評價標準必然對政府科學有壓力,沒有理由把對基礎科學的促進這一標準排斥在評價標準之外,我們已經發現,無論是工業科學還是政府科學,過分強調直接實用性從長遠來看得不償失。看來在使國會確信基礎研究的價值問題上,政府科學的管理者仍有許多工作可做。海軍研究辦公室(簡寫為O.N.R.)在管理科學組織時也碰到這些困難,他們嘗試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它的經驗對於其它政府科學機構是有益的。比如,海軍研究辦公室請著名的非政府科學家當那些實施研究計劃的人的專家顧問,該顧問只關心科學問題,而不涉及行政,只在需要的時候和地方發揮作用,這一方法有效地利用了業餘平民科學家。通過把全時研究人員的非科學職責降到最低限度,海軍研究辦公室尋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的方法。比如,在絕對需要科學家兼任管理者的地方,就配備一名專職管理助手,幫助科學家完成非科學任務中最程序化的部分。如果可能的話,海軍研究辦公室在研究規劃中盡量減少讓成熟科學家去幹低水平的科學工作,這些工作指派給幫手或實驗室助手,由他們提供許多謄寫和統計方面的工作。總之,其目的是想把海軍研究實驗室組織得使每一位科學人員人盡其能、充分利用時間。顯然這是困難的,因為實驗不像由半熟練工人操作的生產線,其中的工人很容易接受培訓、被替代或辭掉。一個達到最大限度發揮實際才能的途徑是擴大超出單一實驗室的人事流動範圍,甚至在機構之間流動,如流動出海軍研究辦公室。這樣,科學家就可以在各種工作、實驗室與機構之間流動,以便找到一個既有利於政府又有利於個人的能充分發揮特長的地方。當然,秩序的可塑性是有限的,對於政府科學來說,一定程度的流動或許是切實可行的。    
  上述關於人員流動的建議表明,行政需求與科學自主性之間進一步整合的途徑可能部分來自多個政府科學機構之間的更好的協調,這種協調已經發生了。不僅通過非正式的聯絡和信息交流,而且通過正式的機構間委員會(inter-agency    
  committe-es)。科學家在政府組織之間流動也為了尋求更好的機會。這樣,似乎需要一個正式的對政府科學負一般的有限責任的監督機構,這將是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功能之一,它的其它功能(對民用科學)將在下面討論。但是,對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在促進政府科學的提高中的作用,不應該誇大,因為政府科學組織很多,進行的科學研究也繁多,這明顯地限制了機構之間的有效協調,正像虎文委員會(the    
  Hoover commission)的報告所顯示的,政府的科學研究活動,與許多其它研究活動一樣,仍然大有改進的餘地。    
  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還有另一問題,這個問題超出了科學的範圍,然而與科學關係甚切。這個問題就是政府科學家與軍隊高層計劃者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明顯地仍然沒有達到應該達到的滿意程度。二次大戰期間,科學家管理者(scientist-administrators)發現,有許多事件只有他們才能參與,科學可用於國防的目的。戰時存在這種需要,現在同樣存在著把科學家合併入研究最高級戰略計劃的軍事小組的需要。當然,只有軍事與外交政策小組對最終決定負責,在原子彈和氫彈事件中,由總統本人親自負責。作出決策並不是科學家的事情,但是,科學家的知識和預言日益成為這些戰略決策的必要部分。因而,任何使美國科學協調成一個整體的計劃,必須為政府科學與更廣泛範圍的國家政治決定之間的有效整合作準備。    
  直到目前,在談及政府科學時我們都略去了原子能委員會(the    
  Atomic Energy Commision)所做的工作,或許該說說它了,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按國會章程這是保密的。雖然我們所知詳情甚少,但我們確實知道這一點,即隨著原子能委員會(幾乎只面向純科學研究)的建立,和平時期的政府科學在規模和重要性上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戰爭期間,原子能科學發展成熟,其速度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其它所有重大發現無與倫比的。雖然戰時的大規模研究計劃,現在有些已停止了,但作為科學與工程上的努力仍延續著。原子能委員會的目的由其成員史密斯教授表述於下:「首先,製造更多更好的武器;第二,發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第三,增強國家的科學力量,這從長遠來看可以支持前二個目的」。    
  這些目標顯然既需要純科學又需要應用科學,因而該委員會成立了若干國家實驗室(National    
  Laboratories),以便最有效地進行各種必需的科學研究工作。這類實驗室共五個,不太為人所知然而卻容納了大量科學家,它們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亞)、洛斯·阿拉莫斯(西南)、橡樹嶺(東南)、阿貢(芝加哥)、布魯克海文(東北)。這五個實驗室中,只有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戰前就已存在,那時它是全美大學最大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戰時該實驗室的目標沒多大改變,只不過規模更大。戰發以後,它就幾乎全部由原子能委員會提供津貼,儘管如此,委員會對它的控制卻較弱,主要仍由初時創始的大學科學家一手把持,結果,該實驗室仍進行了許多基礎研究。相反,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戰時創立,專門進行關於原子彈本身的應用性研究。阿貢實驗室與芝加哥地區的大學(芝加哥大學、西北大學、伊利諾大學和印地安那大學)有密切聯繫,戰時(及以後)是一個核反應堆實驗室,主要進行純研究。橡樹嶺實驗室也是戰時的產物,此實驗室有多種功能,既是服務性的又是研究性的。最後一個是位於紐約附近的布魯克海文實驗室,它是戰爭剛結束時建立的,主要是為了安置東北地區部分大學的大量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在布魯克海文進行主要是業餘的幾乎全部是基礎的研究。沒有哪一個大學能建設起像布魯克海文實驗室所具有的研究設備,然而如果大學想進行與原子能有關的物理學研究,這些設備又是必需的。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研究人員的不斷輪換,使大學與政府科學之間建立了緊密的不間斷的聯繫。    
  管理像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實驗室那麼大的科學研究組織,困難顯然是很大的。幸運的是委員會的成員部分是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對科學本身和大規模研究組織的問題都知道一些。該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說,他們知道繁榮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不同條件;他們知道「大」科學的危險性:規模太大、繁文縟節和沒有輸入新鮮血液。他們甚至意識到,如果成功,可能會從大學吸引更多的科學天才。現在美國科學的未來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實驗室,這不僅因為他們所做出的科學發現,而且還因為他們在實現大學與政府科學家之間的整合時採用了有效的組織配置這一技巧。    
  原子能委員會並不是唯一使用外界研究設備的一個政府機構。美國工業界接受了來自大學和政府的協助研究,與此相同,許多政府研究機構也在利用大學和工業的研究條件。事實上,所有美國政府的科學機構以贈款、簽訂契約、捐獎學金等方式支持各類非聯邦組織的研究。現在,外部科研組織為政府所搞的大部分研究也是軍事方面的,如,提交給1948年美國物理學會春季會議的所有論文的近百分之八十來自海軍研究辦公室資助的項目。在比較早就有研究機構的各部,如農業部、內政部和商業部中,利用外部協助的程度遠不如國防部頻繁,事實上,戰爭期間,這些部實際參與幫助完成軍事項目的研究。    
  政府與大學組織和工業組織之間在研究上的關係,帶來了一些特殊問題,其中之一是制定關於贈款和簽訂契約的標準化程序,以便雙方利益能保持一致。一般來說,在研究結果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如大學的基礎科學研究,政府就賜與基金,有具體條款的契約對應用研究較易實現。即使有上述靈活性,政府預算程序中有時仍給外部研究機構施加一些計劃上的困難,像他們對待政府內的科研組織一樣。許多研究項目不可能在三、五年內加以計劃並執行,而聯邦贈款,像聯邦撥款一樣,只限於一年。同對政府內的組織一樣,希望在這方面能有一些政策上的變化。    
  在贈款與簽訂契約的過程中,管理問題特別重要。現在政府對外界研究機構的贈款數目甚大,這就需要聘請最好的管理者兼科學家來統一監督管理。私人慈善基金會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大量津貼,他們早就認識到聰明地花錢是很難的,因而選擇最能幹的人作為基金會的管理者,並支付給高薪。政府機構也必須選擇最優秀的人才來管理資助計劃。    
  我們曾提到過政府與大學和工業組織的研究關係中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即由於與日俱增地使用外界研究設備,政府主持的研究中出現了大量可申請專利的發明,這就提出了如何制定恰當的專利政策的問題,如在大學中一樣。專利問題對政府來說並不比大學是一個更新的問題,但是卻是一個更緊迫的事情。一個討論指出,「怎樣處理聯邦研究的專利權,使之更好地為公眾利益服務,這是一個過去四十年間政府各部門一直沉思和爭論的問題」。在此期間,政府對專利政策作了大量研究,最近一份研究由司法部在戰爭剛結束時完成,「根據研究結果,安托尼將軍(Attorney    
  General)於1947年5月份向總統提交了一份綜合性報告,建議把政府應佔有並控制所有由聯邦基金資助的技術作為基本政策」。但是,來自為政府做研究工作的工業企業對這個政策的反對呼聲很強烈,因而此建議沒有被政府採納。工業研究的董事們認為,如此之政策只能使工業為政府做研究和發展工作成為不可能。結果,政府同意工業和大學在處理專利權時有可變性和特殊性。除非政府與工業之間的關係特點有重大變化,否則安托尼將軍建議的政策就不可能經國會通過成為法律。    
  最後,我們考慮政府科學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即使還在戰爭結束以前,兩個事實對美國政府中那些對科學的使用負責任的人產生深刻印象,第一個事實是科學對於和平時期及戰時美國社會的福利具有極端重要性;第二個事實是只有政府才能為維持美國科學的高水平(質量與生產率)提供足夠的基金。大學研究資金的減少尤其可能抑制科學的一般進程。私人的禮物和資本家投資的回報已不再是大學科學研究的足夠資金來源,尤其在面臨通貨膨脹時更是如此。雖然這類資助的錢數目仍較大,而且對大學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如果沒有政府的資助,大學就不可能進行政府要求他們做的一些研究。    
  承認這二個事實,使日益增多的政府科學家和處於領導崗位的科學家感覺到,政府應該呈現新的功能,即對美國科學的整體方向及彼此協調負起責任。在我們多次提及的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的報告和瓦涅瓦·布什的報告《科學,無窮的止境的前沿》中,都明確地表達了這些建議。新的科學的社會組織的圖景是存在的,至少某些美國人已預見到這種可能性。總統科學研究理事會所提出的建議有:美國必須擴大科學經費,增加受訓科學家;今後,必須著重致力於純研究而非應用研究,前者相對較薄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必須逐漸增加對大學純研究的津貼;政府也應該為學科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設立大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