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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級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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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序
  美國最著名的病毒學家約瑟夫·麥克科密克和蘇珊·費希爾一霍克,是一對一輩子追獵 與研究病毒的夫婦。他們以研究諸如愛滋病等病毒而成為世界最頂級的病毒學家。在美國, 他們的名字與總統克林頓同樣成為公眾的熱點。因為,人們甚至已經把解脫未來厄運的希望 寄托在他們身上……
  他們以其疫病調查員的身份幾乎踏遍了非洲、歐洲、南美、亞洲。不論是在戰亂烽起、 難民流離、飢餓貧窮、環境惡劣的國度裡,還是在燈紅酒綠的「文明」都市,他們都置身於 一條特殊的戰線上,與人們看不到的,卻是瘋狂肆虐吞噬人類生命的死神——超級病毒進行 著殊死的博殺。曾幾何時,他們險些喪命於病毒的魔爪。在他們戰鬥的旅途上,充滿著凶 險、屈辱、神秘、誤解,當然也有理解與合作。
  他們追獵並與之搏殺的病毒,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第四級病毒」。這是世界上 最頂級、最神秘、最凶殘要命的病毒。
  關於這對夫婦與病毒進行殊死戰鬥的故事,曾被風靡全球的暢銷書《棘手地帶》而傳遍 世界。而這本《第四級病毒》,則是由這對夫婦自己寫成的「親歷記」。在這本書裡,我們 看到的不僅是人類所關心的生命殺手,諸如愛滋病毒之類的「第四級病毒」是如何產生、源 於何處、特徵怎樣和如何吞噬人類生命的科學論述,也不僅是這兩位「前線科學家」那充滿 荊棘的追獵病毒之旅以及那些充滿神奇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更有的是他們那種為解救人類 生命苦難與浩劫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他們那振聾發噴的吶喊:
  ——在世界上的某一個城市,愛滋病毒攜帶者的比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十,而那裡的「自 由女子」則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愛滋病毒攜帶者。
  ——社會的動盪與變遷,人口的激增過剩與城市膨漲,社會秩序的混亂與道德淪喪,經 濟貧窮與文化落後,都是愛滋病得以生存和蔓延的溫床。
  ——在過去的十年來,愛滋病毒正猶如決堤的禍水,在世界上由南向北,由西向東順流 而下。
  ——科學的進步可以把人類送上大空,但是如果不解決人口過剩與落後貧窮,那麼,所 有的人類科學成就都將在病毒的橫流中變得毫無意義!
  ——如果我們不能及早設法,很可能,人類在20世紀末享有的將不是健康、平靜,而 是憑弔。
  我們看慣了那些深入敵人營壘的偵探故事,而《第四級病毒》把我們所帶入的卻是與我 們人類每一個生命都極為相關的、人與病毒的偵探與搏殺,這是沒有硝煙但卻更為酷烈的戰 爭!
  難怪,這本書一問世就風靡了美國、歐洲、台灣和日本,其真諦或許就是「沒有不關心 人類命運的人,就沒有人不讀此書。」
  前言
  本書是我們追獵「第4級病毒」(level一4virus)過程中經歷的故事。「第四級」是在 實驗室裡進行分離、實驗微生物組織結構時安全隔離分級的最高等級。第四級病毒給人類造 成致命的疾病,並且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不可救治的。其中最著名、危害最大的病毒要數 埃波拉(Ebola)病毒和拉沙(lassa)病毒。它們對公眾造成一種特殊的迷惑,而對我們這 些研究它的人來說,則提供了神秘複雜的病毒世界的隱約跡象,我們只不過剛開始去瞭解而 已。
  本書的目的在於向感興趣的讀者闡明這些危險的微生物在各種不同環境下——在醫院、 在自然界、在實驗室中一一的性能和作用。我們希望我們的故事能夠表達出我們對在最簡陋 的醫院裡就醫的病毒性出血熱患者的關注,以及我們探查僻遠叢林或沙漠中的病毒潛藏地, 或在「防護服」內工作,或在電子顯微鏡下窺尋一種新的病毒的諸多情況。我們邀請讀者加 入我們這一追獵一一從扎伊爾(Zaire)內地深處到塞內加爾(Benegal)和南非的荒無人煙 的地區,直到金沙薩(Kinshasa)和長拉奇之類的繁華城市。
  我們的記敘並不意味是對病毒或病毒性出血熱的全面完整的研究。它只是對我們過去三 十年來的工作和見聞經歷的描述。書中出現的每個人員都是真實的,我們描述的每一事件都 是確實發生過的。我們僅僅把患者的姓名改變了一下,為的是維護他們的權益。
  我們有過成功,也有過失敗。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們原以為可以戰勝 那些小小微生物的戰鬥還遠未結束。每當我們似乎取得一點勝利的時候,一場新的戰役,一 種新的病毒,新的疫情又發生了,我們便立即轉移到新的戰場。
  推動所有那些第四級病毒出現的因素是什麼?我們須要弄清楚。那就是我們人類自身, 那些微小的病毒潛藏在黑暗的角落裡,並未想伺機侵襲人類。而是我們人類干擾了它們棲身 的自然環境。如果聽其自然,不去觸動它們,它們會靜靜地生存於自然界中,與其自然宿主 保持生物平衡。由於人類侵襲了它們生存的環境,從而人類也就成了它們的受害者。不管表 面現象如何,其實病毒是很少自動「出現」的。情況是人類人口過剩,聚居地區擴張,人類 的活動侵犯了它們藏伏之地,迫使它們暴露了出來。人類並不適合於出血性熱病毒的寄生, 人不能供養病毒長期生存。相反,對於病毒,人是沒有出路的宿主,人死了,病毒也與之俱 亡。
  除少數例外,病毒性出血熱是最貧窮的人的疾病。有人由於砍伐了原始森林或獵殺了一 頭野獸而感染了病毒,從而流行開來,引起連鎖感染。這是現代的一種現象。有諷刺意味的 是,正是西方的醫藥實踐(它已在全世界範圍內扎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這些疾病的傳 播。也許是哪位醫生給一個感染了病毒的患者做了手術,或者用污染過的針頭給另一位病人 注射,於是病毒便這樣傳播開來。這並不是責怪西方醫藥。由於西方醫藥的成就,使許多人 的壽命延長了,千千萬萬的兒童免於夭折。然而,在世界許多地方,只接受了西方的技術卻 沒有接受這一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方面。病毒之所以能夠如此蔓延,其重要原因在此:忽視培 訓、忽視安全措施,終於釀成災難。
  第三世界的手術室裡,配備的是學歷有限、培訓不足的醫務人員,他們在極其簡陋的條 件下施行外科手術,反覆用同一注射器和針頭為各種病人注射。在西方,病人若因此遭到不 幸,便構成醫療失當案例而受到控告。但在第三世界,迫於窮困,缺乏教育,他們不得不這 樣做,其結果,許多病人死亡,醫務人員也感染而死亡,最後威脅到整個社會。在這樣的情 況下——這種事例大多了!一乙醫生們非但不能治癒疾病,反而成了疾病傳播的幫手。廣為 人知的埃波拉疫病的流行,絕大部分便是這樣造成的。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病毒,並非第四級病毒,它們倒真是人類的病原體。我們人類是它 們的天然宿主,它們要來侵佔我們。顯然,我們人口越多,我們的生活空間越擁擠,這些病 毒就越容易傳播,造成像艾滋病、傳染性肝炎等疾病。這些病毒的威脅,由於人的行為,如 反覆使用同一針頭,不經化驗就輸血,等等,也大大增加了。
  我們研究了病毒性出血熱,逐漸認識到病毒性疾病的出現,這一問題,不能只在醫藥和 科學的範圍內來考慮,我們對於人口過剩、貧困,以及不能控制的城市化等社會問題也必須 同時加以考慮。我們請本書讀者記住人類在這些傳染病的傳播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們不開 始處理人口過剩和貧困這些問題,結果我們將會把20世紀末作為健康和穩定的時期而懷念 不已。我們將向您展示:在病毒世界裡,我們是進襲者。
  我們都以第一人稱寫作此書,因為我倆都是親身經歷者。約瑟夫·麥克科密克 (Joseph McCormick)撰寫他所最接近的事件,本書序曲和前十二章是他的手筆。蘇珊·費 希爾。霍克(Susan Fisher一Hoch)也直接講述她的故事,本書第十三章以後的二十二章都 是她寫的。我們相信真理常常是一個觀點問題,我們對同一事件時常互相補充各自的見解。 《第四級病毒》是一部雙重紀事。
  屋約瑟夫·麥克科密克,醫學博士蘇珊·費希爾。霍克,醫學博士
  序曲
  恩扎拉(Nzara),1979
  當我和羅伊·巴倫(Roy Baron)在恩扎拉著陸時,天已快近黃昏了。夜晚並未緩解炎 熱。熱氣跟我們飛機在朱巴(Juba)起飛前一樣。蘇丹(Sudan)南部的濕氣吸盡了我們身 上的每一滴汗水,簡直沒法涼下來。
  因為駕駛員只能靠視力飛行,他們不得不在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裡過夜。我跟我的同事 都在這裡住宿過。他們並不高興。想到要在這個致命的傳染病流行地區逗留一夜,他們不禁 膽戰心驚。但是又別無辦法,除非他們冒險馬上一口氣飛回喀土穆(Khartoum)去。
  這一耽擱於我倒是有利,給我提供了極好機會:這樣他們便能替我找些東西到喀土穆去 交給美國大使館運回美國。他們不知道我托他們帶去的包裹裡裝的是些什麼。如果他們知 道,肯定要拒絕攜帶,因為(如果我的預感正確的話)包裹裡裝的正是他們急想逃離的埃波 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們並沒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險。我知道怎樣包裝好病毒樣品,機組人員不會遭到感染 的。當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帶一包東西回喀土穆時,他們實際上是很樂意帶的。我們需要盡 快把病毒樣品送到亞特蘭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一 CDC)我們的實驗室去,以便確定這次疫病爆發的原因。今天有許多更快速更靈敏的檢測 手段,有的甚至在採樣現場就可進行,但是在1979年那時候,唯一能夠確定埃波拉病毒的 辦法,只有驗明特定的抗體或從培養的細胞和組織中分辨出這種病毒來。僅憑臨床觀察是不 夠的。在世界的這個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不到50年,傳染性疾病到處皆是。許多不同的感 染,看起來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如高燒、頭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 發作的徵象。即使明顯的出血症狀看來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難以確診一定就是。如果我 們弄清楚了這就是埃波拉病毒,還有一問題仍需解答:它與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 株?或者是另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菌株?
  我們決定當天夜晚就在延比奧(Yainbo)(距恩扎拉不遠的一個市鎮)的一所臨時醫院 裡檢查病人,我和羅伊一放下行李,就準備好從病人身上採取血清樣品需用的器械。獲得這 些樣品只不過是戰鬥的一半;我們還得保存好它們。首先,我們得從病人身上抽血,然後將 紅血球細胞同含病毒的黃色血清分離,將取得的這些血清樣品冷凍在我們從喀土穆一路帶來 的乾冰之中,最後包裝運寄。
  我們到達這家醫院後,看到的是昏暗燈光下一座泥土壘砌為牆、茅草為頂的房子,沒有 窗戶,幾個人聚集在進口處的外邊——原來他們是屋內臨終病人的家屬,他們臉上的表情極 為悲痛。羅伊和我穿上防護套服,看起來很像是美國空軍的跳傘服——只不過我們這些跳傘 服是用白色塑料膜製成的。然後又戴上防毒面具。它們不僅使人熱得難耐,又十分笨重,還 常常把病人嚇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沒先把他們病死的話。
  在茅屋裡,迎接我們的是一派十分陰慘的景象。在那盞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下,我 們看出大約有十一、二個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蓆上,有的痛得直翻騰,精 神錯亂,徒然地掙扎著想逃脫病毒對他們身體的侵蝕。還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裡,喉嚨裡呼 喀呼嘻的響聲,兆示著他們已經臨終了。赤道夜晚的極端酷熱將我們置於無情的控制之下, 防護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們更加難受,我們汗出如雨,幾乎難以呼吸。
  為了檢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須手持煤油燈,跪在地上進行。羅伊則幫助整理我採集到的 血液樣品。在這以前,他從未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這般肆虐。因此, 這一定使他大力震驚。
  明顯地出血,在埃波拉熱病早期並不常見。但是輕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 見。我必須審視病人的眼白、檢查鼻腔和牙齦,尋找出血的症狀。皮膚出血的微小斑點、瘀 斑,是個重要的跡象。可是在皮膚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卻不易看出,即使條件再好也煞為困 難。憑借一盞煤油燈的昏暗光線是不可能的。一個細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 相關聯。但是在這樣昏暗的燈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這些病人的 喉部就能獲得可以信服的證據。經過五天潛伏期和發病兩三天以後,埃波拉熱會使患者喉嚨 腫起,疼痛難忍,甚至連唾液也不能嚥下。看看那喉嚨情況,就知道了。它就像漢堡生牛肉 那樣地鮮紅,黃色濃汁從扁桃腺內不斷地滲出。
  埃波拉熱的另一症狀是直腸出血。但是,若非明顯出血(經常並不明顯),就很難確 診。要麼詢問患者家屬,要麼化驗糞便和血液,而由於邏輯的以及文明的理由,這類檢查通 常是很難做的。
  我們好像在中世紀黑暗時代進行醫療工作,沒有調光機、沒有血球計數、沒有血液培 養、沒有輔助診斷的設備條件,唯有依靠我們自己受過的訓練和經驗。可是我們仍然努力進 行,一個病人一個病人地檢查著。
  每一個病人顯示出來的情況都是一種不同的挑戰。其中有三人已經精神錯亂,手足亂 動。我只得請護士或病人家屬幫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檢查了以後,我便確有把握地 斷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對其餘病人我還沒有十分把握,他們患的可能是其他疾 病。我們的職責是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離,然後盡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個小時後,一切都辦好了,這時已近半夜十一點了。我已經差不多二十個小時沒有睡 覺,真累極了。工作還沒做完,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細胞分離。「疾病控制中心」的技術人 員一定要生氣的(他們要生氣也是對的),如果他們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樣品中混有溶解了的 紅血球細胞的話。因為那將要影響他們檢驗的精確。這裡沒有電,我只得想法臨時湊合。幸 好我有點先見之明,來時帶了一台陳舊的手搖離心機。可是它只有兩個吸取器,一次只能做 兩個樣品。我共有十二份樣品要分離,每一對試管大約總要搖上十分鐘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 分離。我至少要搖上整整一個小時才能做完這十二份樣品。然後我還得把它們一一等分,用 籤條標明,包裝起來放在乾冰裡。很快我就發覺我已筋疲力盡,不可能一口氣搖上十分鐘, 中間要時時停下來喘口氣。
  我工作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搖搖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幹這活,不能讓任何人參與。 因為,一個試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於過度疲勞可能注意不到而被灑濺到身上。何必又 讓別人來冒此危險?我只戴著外科手術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紙做的防戶套服,天太熱了,不能 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鏡的,覺得無需再戴護目鏡。儘管已經筋疲力盡,我還是盡量仔細用 心,不過這並不意味我就沒有危險。我幾乎隨時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覺。如果受了感染,不到 潛伏期過後,發起高燒,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狀明顯時,我是不能確定自己 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將近五個小時才做完全部十個血清樣品。這時已是清晨五點。草叢中洋 槐樹上的晨鳥鳴聲瞅嗽,在迎接東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奮起來,美麗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霧中顯得有些模糊,我們住宿的招待所 (我曾試圖在裡面睡上一覺)只有幾個房間,幾張塌陷的鐵架鋼絲床上鋪著棉布墊子,沒有 被單。雖然這裡比醫院裡要稍微涼快了點,但仍悶熱得叫人透不過氣來,很難入睡。不過時 間並不長。我得在早上七點左右起床把那些裝滿我艱難地分離出來的血清樣品的貴重包裹送 交飛行員們,請他們帶回喀土穆去。這一切只不過是序曲。正式調查將於明天開始。
  我們的任務很明確:測定疫病流行的範圍,鑒定所有的病例,隔離所有病人,防止傳 染。嗣後的日子裡,幾天或幾周,將深入細緻地查訪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時,我們將 設立一個小型實驗室來檢驗抗體,免得老在等待亞特蘭大送回檢驗的結果。
  我們到達延比奧鎮兩天之後,我又來到那所臨時醫院檢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 者。在這種場合,我決定不戴防護面具,因為戴著它實在太難受了。病人是位年紀很大的婦 女,是從確認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區送來的,她發著高燒,有時狂言訖語。據說,這位老 婦人在住人醫院前就已發作過一次。埃波拉病毒熱患者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尤其在熱病 的晚期常會發作。雖然我沒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狀,老婦人病得很重則是毫無疑問的。
  我跪下來給她抽血,她手腳亂動,翻騰不停。遇到這種情況,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 臂。可是這個老婦人年紀太大了,又很虛弱,我想還是我自己來處理吧。我緊緊抓住她的左 臂,準備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針頭插進後便開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證針頭確在靜脈中。這 時,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異常,我根本沒有料到一個病弱老太太能有這麼大的力氣。 這一出乎意料的動作,使得針頭滑了出來,刺穿了我的手套。接著,我便發現手套上有一滴 鮮血,是我的血。
  過了一會兒,我記錄下針刺情況。我看見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膚被劃破了。
  我悄悄地詛咒了。
  我怎麼竟會這樣大意呢?我已經替三百多位拉沙熱(Lassakve)病人抽過血,從來沒刺 到過自己。我當時本能地反應:脫下手套,放聲大哭。但是,這樣做又有什麼用處呢?雖然 我用清毒劑清洗了傷口,可我知道傷害已經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婦人的血樣取 好,繼續工作。我不能說我很鎮定,但我也不驚慌。我有著一種很晦氣的心情。我比大多數 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過污染的針頭刺著——像我早些時候在扎伊 爾調查過的那種病毒——能夠活下去的希望實在不多。
  實際上,我應該說,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當然,我現在是在蘇丹,有可能這裡這種病毒的菌株並不那麼厲害,——儘管這方面資 料還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國研究人員,在1976 年扎伊爾的疫病流行之後,在波登·當(Porton Dewn)的「熱實驗室裡給老鼠注射時,也 曾被沾滿英國索爾茲伯裡(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著過。他大病了好些 日子。他像我一樣,針頭刺著了姆指,但並未流血。跟我一樣,他也是馬上用消毒劑洗了傷 口。後來,一位同事問他為什麼不乾脆把姆指截斷。因此,我不能從他那個先例增加多少信 心。我也不能對醫療寄托任何希望。沒有特效藥,沒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沒有什麼可治療 的方法。
  幾乎無可救藥。有一種可能,也許沒多大價值,但我別無他法了。1979年那時人們認 為康復血漿,即從患過埃波拉熱病痊癒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漿,對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療 效。但是英國迄今做過的幾次試驗的資料——那些試驗的設計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據 不足。1976年間我們為防萬一需用也曾採集過一些這樣的血漿,這次到蘇丹來,我也隨身 帶了一些。這些血漿狀態並非最佳,不過至少經過仔細過濾,除淨了其中的綠色雜質。我想 就請羅伊替我輸進這些血漿,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按照這類緊急意外事件的處理辦法規定,我必須由專門配有現場隔離室的飛機送我離開 此地。可是,這架飛機此刻正停在歐洲的某機場的跑道上,機上的隔離室又存放在開羅美國 海軍醫學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裡。而且,即使我馬上可以撤離,那 實際上就等於由我中止了這次調查。小組裡其他同事都沒有我的經驗,我離開後他們就不能 繼續工作,那就意味著我們一向的努力都將成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將會出現什麼情況? 如果我撤離了,又將出現什麼情況?我開始權衡著這兩種不同的後果。
  一、這位老婦人死了。如果那樣,我身上就很可能潛伏有埃波拉病毒。不過我估計等她 死後我至少還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離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熱病,但是活過來了。假如那時我們檢驗她的血液並且找到了抗 體,我們就有了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我已經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況下,我就得立即采 取行動——無論可能是什麼樣的行動。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熱病。如果那樣,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從開羅運 來隔離室,我將會感到荒謬可笑。總之,我這樣推理:既然血漿是目前唯一可用的醫療藥物 (儘管對它的療效還有疑問),回美國去使用它,同留在蘇丹使用它,對我並沒有多大差 別。無論怎樣,在我病倒以前,已來不及返回美國了;像我這樣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潛伏期 至多也只幾天。
  其次,我還得考慮另一問題。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確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會不 會連累別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險?這種疾病在早期階段不易傳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 液。於是就這樣決定了:我留下不走,爭取平安度過危險。
  那天晚上,羅伊替我輸了血漿,我們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願該酒能有一點治療作 用。如果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點安慰。酒瓶已經空了,我無事可做,只有回招 待所躺到那棉墊和薄布被單上去。
  從那以後,我繼續仔細觀察著那位可憐的老婦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兩次,檢查她的 脈搏、呼吸和體溫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沒有長出抗體。假如我睡過覺的話,也只 是斷斷續續地時睡時醒。雖然我按常規到處走來走去,但是腦子裡總是記掛著她。無論她身 上發生什麼事,都好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她的命運已經成了我的命運了。
  扎伊爾1983/1965
  憤怒與挫折的淚水在我眼裡不斷湧出。我站在扎伊爾首都金沙薩瑪瑪·那模(Mama Yemo)醫院一張骯髒病床的床頭看著一位婦女死去,她大概不過25歲,直挺挺地躺在破舊 的床墊上,身體裸露著,連一條覆蓋的被單都沒有。我猛力拍打著在我耳邊嗡嗡地飛來飛去 的蒼蠅,病房內大約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幾位跟我面前這位婦女的情況完全一樣。 她的頭髮全禿了,面色臘黃,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潰爛。我進一步仔細檢查,發現她口內舌 上全是酵菌泡泡,這一定曾給她造成過極大痛苦。現在我們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見的 症狀。她們皮膚緊繃在骨頭上,像尚未著墨的油畫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佈著許多鉛灰色腫 脹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種皮膚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 見。她身上其他部分長著褥瘡,變成了許許多多流膿的小洞。她身材中等,體重卻不過五十 或六十磅。
  她沒有家屬,沒有朋友,沒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這在扎伊爾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 非洲人的文化傳統,一家人都圍在臨終病人身邊,好讓死者安詳地壽終正寢。條件許可時,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讓垂危病人在舒適、而且具有文化並對個人有深遠涵義的環境中離開 人世,以便確保死者的靈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見過因患糖尿病、結核病、麻風 病、甚至拉沙熱病而死亡的人。他們的家人總是圍在他們身邊,這樣就給予了他們很大的慰 安。凡是患了絕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醫院裡,這是極其常見的。
  現在我面前見到的是新的、我在現代非洲的經歷中從所未見的人類悲劇:一個被遺棄的 年輕婦女正在孤獨地死去。
  怎麼會這樣呢?
  是何等大災難和文化扭曲的巨變導致了這一悲劇?我在扎伊爾的學校裡教書時也曾見過 苦難、窮困和疾病。我見過人們死於狂犬病和天花。我見過兒童死於瘧疾,而他們的媽媽只 是一旁看著,毫無辦法,一味地悲傷。可是從未見過像眼前這個女人這樣。在非洲,人們決 不一個人孤獨地死去。或者這只是我的認識。
  雖然我見慣了那些絕症,但這位婦女的悲慘景況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體現了互相傾 軋的、混亂的現代世界已在非洲脫穎而出,一切常規習俗全都摒棄不顧。我極力試圖理解出 現這一切的理由。是什麼樣的疾病能夠如此戲劇性地、殘酷地轉變了傳統文化?我在非洲見 到過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經造成了一座分水嶺。我在世界偏遠地區跟疾病鬥爭取 得的一切經驗現在都得重新評價了。我沒有什麼防止辦法可以提供,沒有慰藉可給,沒有什 麼小小珍貴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望著我。不顧自身的疼痛,她禮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絲微笑,表明她也許有力氣回答我幾個提問。
  我問她是哪裡來的。
  「文博一尼亞瑪(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這個市鎮。1965年學年開始時, 我到過那裡。那是我讀了四年大學又在布魯塞爾學了一年法文之後來到那裡的,對一切都很 新鮮,又很熱情,當時我剛21歲,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學和數學的一所中學裡擔任該校 校長助理。
  轉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納州農村長大的。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我將來要在扎伊爾農村給窮困的 學生教授科學課程並壽終於此。……只是,那時印第安納農村裡沒有人對我說過這類的活。 至於我自己,我懷疑我甚至都不會在地圖上查找扎伊爾——那時候叫做比屬剛果——這塊地 方。我生長在遠離大城市的農家,過著隱逸的簡樸生活。我媽媽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 我們家從來沒有人上過大學。我高中同班的全體同學中只有五個人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向大學 提出過入學申請。我幸運地結識了一對夫婦,一個名叫吉姆·科弗爾特(Jim Colverts)的 牧師同他的妻子蘇(Sue),他倆對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護著我。蘇在甫佛羅里達 州立學院———所不大的文科學院上過學。她鼓勵我向該校申請。即使那樣,我仍懷疑能否 前去。我們家沒有錢。後來當地衛裡公會資助了我一部分獎學金。
  我懷著恐懼、疑慮和激動的心情於1960年秋天,帶著一隻士兵用的用品箱、一隻手提 箱和大約五十美元現鈔,搭上一輛灰狗長途公共汽車奔向佛羅里達。
  大學不能全部回答我的問題。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寬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愛科學,我盡 可能地修讀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的每一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對科學有興趣的美國青年,這 時期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蘇聯已經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並且威脅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國。 美國同蘇聯展開了競賽,要趕過蘇聯。突然大量經費撥出來用於科學教育。我向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申請到了一筆補助金,於是我就能夠繼續深造,研究物理學。當我拿到補助金時, 我馬上想到: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嗎?
  對於外面世界我一無所知。跟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如果有 機會,我能夠做得不同凡響。當時,美國和平隊成立才只幾年,對於那些好奇,尋求冒險的 人似乎是合理的選擇。他們準備把我送到地球上遙遠的角落裡去,這正合我的心意,不過我 要教科學,用我的學生的語言講課。和平隊所能提供我的機會只是去教英文。
  正當此刻,衛理公會又來幫忙了。他們正征尋新近畢業、尚未結婚、願意去扎伊爾教書 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替補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後動亂期間被 迫離去的教師。當我獲悉衛理公會願意讓我去教科學,另外還資助我先在布魯塞爾學習一年 法文再去,我就決意這麼做了。
  畢業後兩個月,我便登上了開赴比利時的輪船,還是帶著我上大學時用的那只軍用日用 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時向我展現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與生活方式,而歐洲卻未能讓我作好在 非洲農村生活的準備。
  60年代扎伊爾首都金沙薩是一座管理運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該市的情況形成了明 顯對比。車輛在保養良好的大馬路上往來飛駛,兩邊行人道上整齊地種植著棕櫚樹,蔭涼喜 人。夜間燈火燦然。一打開水龍頭,自來水就嘩嘩流出。對我這個來自遙遠的印第安納的人 來說,這一切都很新鮮,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薩那段期間,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博尼亞 瑪這個地方,那是位於扎伊爾東部開賽省(Kasai province)的一個小市鎮,就是我即將去 執教的地方。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帕特裡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該國取 得獨立以來,到這時已有五年了。事實上,盧蒙巴曾經在我即將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學校讀過 書,後來因「行為不軌」被學校開除了。1965年盧蒙巴被殺害,一位名叫約瑟夫·蒙博托 (Joseph Mobotu)的陸軍上校掌了權。直至現在,他仍然身為總統,孤立地統轄著這個分 裂的、陷於混亂的、貧困的國家。扎伊爾艱難地誕生以後,矛盾衝突蔓及全國,在這種情況 下,那所學校關閉了三年。在我去到那裡之前的一年,有兩位傳教士在那裡被殺了。該校重 新開辦,意味著文博·尼亞瑪的年輕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一次復興,我很高興能夠 參與。
  我到達文博尼亞瑪後便發現我的職責不限於只是教書。我還受命負責安排學生的生活。 每一間學生寢室面積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個學生。我感到學生們需要更多一些 空間。在沒有磚瓦泥灰的情況下,我抓到什麼材料就用什麼材料,主要是焙乾的泥土,用來 擴建學校的設備。我還得搜集糧食供我手下的這些人食用。這對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課。學 校沒有糧食,當地市場也不能充分供應200多個學生的口糧。我變成善於組織人員到鄉間去 搜購任何可以買到的食物。那時正是扎伊爾的困難時期(越來越艱難),人們自己都難找到 供自己食用的糧食,當然更無法供應我們的學生。搜購食品的任務需要藝術,善於外交手段 和很大的決心。戰爭留下的影響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當地很多人過去幾年中一直藏在森林 裡,他們的田地拋荒了。搜購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僱傭當地人替我們捕獵野味。我 得讓孩子們有吃的。
  上課、建宿舍、搜購食物之外,我還在當地醫院裡兼任工作。內戰中這座醫院遭到嚴重 損壞,亟需修復。從小在農莊長大的我,學會了許多有用的技巧,現在都用上了。例如,我 能安裝發電機,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調光機。沒有高質量的膠片,但是它還能湊乎著用,至少 能辨別股骨是否折了。
  當了醫院干雜活的電工,使我得到了幾個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從床上叫起,來到手 術室。黑暗中我瞥見好幾個外科醫生擠在一張帶輪子的床前,手裡拿著手電筒,要做完一個 危急的剖腹手術。可是發電機壞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輩子都難忘)驚呆了:手電筒光下 一名婦女躺在那裡,大部分腸子都攤在剖開的肚腹外面。
  「快來」,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臉,吸了一口氣,走到發電機前。我發現一條線路短路了,就把它修 好了。
  自那以後不久,我就開始同醫生們一起巡視。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亞瑪人 民的可驚的疾病,僅舉幾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結核、霍亂、瘧疾等。瘧疾對小孩特別 嚴酷。有一次,一個不過八九個月的嬰兒患了瘧疾和嚴重的貧血病。兒科醫生雷·伊思利 (Ray  lslev)說這嬰兒是心力衰竭。嬰兒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紅。雷就給孩子輸進新 鮮血液。
  「這將會使孩子好一些,」我對我自己說。
  我站在孩子的床邊,靜靜地觀察著他,起初假定,接著又希望,這嬰兒可以康復。
  可是由瘧疾引起的貧血症發展太快,於是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個見到的嬰兒死亡。
  這是個可怕的經驗:那稀薄淡紅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軀。可是這的確是一次經驗。 它促使我深思:一個雷·伊思利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能做出些什麼來?他救活了一個病 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這個嬰兒,他卻來不及或沒能救活呢?
  我懷疑:單單一個醫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於如此苦難和疾病之中的全體人民呢?雖然 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卻帶著這個問題把自己引進了公共衛生界。
  在扎伊爾教書第一年的年底,我決心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就讀。我說服雷請他對我進行 考試,看看我是否夠格被醫科大學錄取。在扎伊爾向美國醫科大學申請,純係例行公事。首 先,我對美國各醫科大學情況實際上一無所知,又沒有可咨詢的人或機構。過去從未想過要 學醫,因此現在不知道該找誰請教,除非找現在文博·尼亞瑪的醫生們。他們中有一位曾在 明尼蘇達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薩斯州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ansas)受過教育。我還有一個親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學院(Duke  Dlvinitv    School)畢業的。他建議我向杜克醫學院申 請,最後我向好幾所第一流大學提出了申請,包括:斯但福大學、哈佛大學、那魯大學、印 第安納大學、以及杜克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把我當成了外國人,不予錄取。哈佛、那魯、斯 但福、杜克都給我寫來回信,說由於他們沒有校友在扎伊爾,不能對我進行面試,所以礙難 考慮我的入學申請。
  過去幾個月裡,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濃(Shannon)的教師建立了深厚友誼。我們不僅十 分親近,而且還商量了要訂婚。(我們不僅訂了婚,並且於196&年結了婚。)碰巧她有個 叔適是杜克醫學院畢業的。我讓她看了杜克給我的回信。她立即寫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給杜 克的教務長悉德·奧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對他們拒絕我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又提 出她的叔適就是杜克大學醫學院的校友。使我驚訝的是奧斯特豪特教務長竟給她回信,說他 們重新考慮了我的申請,保留我的檔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試。
  但是杜克和我都沒有料想到扎伊爾政治局勢的變化。為了鎮壓60年代早期叛離的加丹 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僱用了比利時的僱傭軍替他打戰。現在那些僱傭軍本身已 成了一支反叛軍隊。蒙博托沒有及時發錢給這些僱傭軍,這些僱傭軍便不再忠誠於該政權 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僱傭軍集結在金沙薩(過去叫斯但利維爾一Stanleyville) 市內和周圍,決定反叛。他們佔據了包括電台在內的一些要害建築物。蒙博托則採取了獨特 的對應手段,把全國的白人全都軟禁起來。他命令他自己的軍隊進駐學校、醫院和其他機 構,去「保衛」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離開其住處。我們的學校也不例 外。一天,扎伊爾軍隊襲擊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型飛機場。在跑道上放置了許多圓鐵桶, 使任何飛機都不能起飛或降落。然後他們就散佈在學校和宿舍各處,確保我們這些人不得逃 走。
  不過他們還讓我們做我們的工作,繼續教學。我跟那些士兵相處得驚人地好,跟他們分 享食物,共看連環漫畫雜誌,等等,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讓我們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區。為了 確保我們不得與外界聯繫,他們甚至沒收了我們的收音機。他們甚至拿走了我們的電動剃鬚 刀和其他他們懷疑可能是偽裝的無線電設備的小機件。幾個星期過去了,我開始醒悟到我有 失去進入醫科大學學習機會的危險。沒有無線電,我無法讓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 情況。
  6月來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後,經過十個星期軟禁之後,7月下旬,我試 著跟看管我們的士兵說理,要求他們允許我進城去。
  「那有什麼害處呢?」我強調說。
  怎麼也不行。
  說理升級到爭論,結果總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終。
  我鑽進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開去。當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隊時,他們威脅地向我揮舞著手 中的步槍。我裝作傻子似地微笑著繼續開車前進。我試著裝得很安詳,實際上心裡嚇得要 命。我唯有希望他們不要叫我腦袋開花,殺一儆百。我確信子彈馬上會向我飛來。但我還是 盡力控制了自己沒有低下頭來。
  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我驅車徑往卡南加(Kananga)簡易機場,想法疏通在DC一3航機上弄到一個珍貴的 座位。我總擔心怕有人會注意到有一個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內流竄。幸好似乎並沒有人在 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時間試圖訂到一個座位。這全是碰運氣,像買彩票一樣,沒有 常規。「到機場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個座位,」人們這麼對我說。我很聽話地每天提著手提箱 和袋子到機場走一趟。
  我終於說服了機場售票的人賣給我一張機票。這時已是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在金沙薩的一番耽擱使我直到8月第一個周未才到達紐約。在教會總部領取了我的工資 後便馬上出發前往杜克大學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帶著 全部所有的錢一116鎊,穿著褪了色的舊開領短袖襯衫和褪了色的舊卡嘰布褲,來到悉 德·奧斯特豪特的辦公室裡。我作了自我介紹,試著解釋不能早早來到的原因。他聽得似乎 很感興趣。要麼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無關緊要)真好,要麼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說的。總而 言之,他讓我感到受歡迎。他說他將為我安排幾次面試。所有面試我的人似乎對聽我講述的 冒險奇遇更感興趣,向我提問複雜的醫學問題倒在其次了。他們告訴我兩周內將作出決定。 如果我被錄取,只有一周多點的時間準備開學了。我乘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到印第安納我媽媽 的住處。媽媽看見她的在扎伊爾農村曬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飯,變得又黑又瘦的兒子的形 象,驚駭極了。
  流行病學與土豆沙拉
  杜克來信,我被錄取了!
  接到錄取通知,離開學已不到十天。我馬上就要投入基礎醫學的研究了,而且這也將是 全面的醫學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認識到我是被那些學科吸引得著迷了,而杜克醫學院並不開 設那些學科。
  入學的第二學年中間我找到小兒科權威教授薩姆·凱茨(Sam Kats)。
  我告訴他說:「我在非洲有一定經驗,我有興趣在發展中國家工作。能不能請您給我一 些指示和建議,在我選讀基礎醫學期間應選讀哪些學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經驗?」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湯姆·韋勒(T0M Wel1er)學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頓公共衛生 學院(The Schoo1 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興趣的那一類工作。」
  我便飛往波士頓,拜訪托馬斯·韋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還略微有點保留的活。雖然 早已進入中年,他臉上仍帶著一點稚氣。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系主任,是享有 國際聲譽的病毒學家,曾因分離出流行性脊髓灰質炎病毒而獲得諾貝爾獎金。雖然從來沒有 在公共衛生學院收過一個單純學醫的學生,他還是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我毫不猶豫地轉到波 士頓公共衛生學院三年級學習。
  韋勒教授長期以來就很讚賞「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化成 就。事實上,我的五個同班同學已經在為該機構工作了。韋勒教授建議我也考慮參加這個 「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繼續上高年級的課程。當快要開始做實習醫生時,我向「疾 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請。薩姆·凱茨已經培養了我對兒科醫學的興趣,於是我就到費城兒 童醫院在C·埃弗裡特·庫普(Dr,C. Everett Koop)醫生指導下做小兒科實習醫士。庫普 醫生滿臉絡腮鬍子,儀表堂堂,就像一位學識淵博的猶太教教士。他是個極好的老師、傑出 的外科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絕大多數外科病案是很小 的兒童,其中許多孩子受著嚴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帶來的缺陷。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 能夠向病兒父母直接明瞭他說清病兒病情的性質。他讓病兒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險性。他一方 面從不過分樂觀,同時也盡可能現實地讓病兒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屬建立的友 好關係對我是很大啟發。
  兒科比其他任何臨床學科更為重視預防和公共衛生。試想免疫法對兒童生命的重要性。 我在兒科方面所受的訓練,遠非走了彎路,而是為自己今後參與公共衛生事業多推進了一 步。1973年我完成了做兒科實習醫生的任務之後,下一步就開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 生涯。
  1973年7月,我來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亞特蘭大的總部,正好趕上為流行病情報所 (EIS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來的官員開辦課程。我替補即將離職的官員戴 維·弗雷澤(David Fraser)。後者要回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去完 成傳染病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習。我被指派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The 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並參加為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開設 的課程學習。這一重要的先期學習預定時間一個月。但是我在這課程中學了還不到一星期。 當我正在聽講時,特殊病原體分部主任羅傑·費爾德曼(R0ger  Feldman)走來把我找出。 他身材高大,說話帶著隆隆的嗓音,是個難以忽視的人物。他拍拍我肩膀,說:「我要派你 去亞利桑那州的帕克爾(Parker)地方一個印第安人居留地。有報告說他們那裡發生了流行 性咽炎。那可能是鏈球菌疾病,但我們還不能肯定。」
  「我什麼時候走?」我問道,試著壓住內心的興奮:竟這麼快就有了去現場的機會,即 使那不過是咽炎而已。
  「你得今天下午就動身,」羅傑說。
  那差不多已是早上十點鐘了。
  每年總有一兩個學員從這班裡拉出來接受這類委派,因為出現緊急情況,需要有一位調 查人員——任何調查人員——立即趕赴現場。如果你還沒有經驗的話,可以在現場學到。
  我興高采烈,簡直難以相信這樣好運。我遇到的第一個流行病聽起來似乎是難以相信 的。仲夏期間流行的咽炎!人們告訴我的一切,就是那些病人參加了美國獨立紀念日的野餐 會。在我職業預備訓練的現階段,我甚至不知道由食物感染而患咽炎的可能。
  我發現在流行病情報所的永恆傳統裡,你必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能迅速成為專家。 你必須盡量找到有關這一問題的所有資料,在趕往疫情爆發現場的途中閱讀。當然,還必須 請教真正的專家。無論什麼佯的鮮為人知的疫病,在「疾病控制中心」通常總會有人知道, 儘管主要是要靠自己。你需要有發現情報並吸收消化情報的本能,又還必須知道怎樣聰明地 使用這些情報。雖然指導你的專家過去已經做過這些了,知道其中絕大部分奧妙。但是每一 種流行病都各有不同、各有自身的特性,還得靠自己去解決問題。不僅如此,更要從中學到 一些新的東西。
  一旦你收集到你需要的、能使你成為專家的資料,下一步就是盡力收集調查中需用的用 具:拭子、玻璃瓶、注射器、收集鏈球菌培養組織用的硅凍膠,等等。倉促中你所能做的就 是要記著多帶幾雙乾淨短襪和內衣。
  切莫忘帶EPI1證(1號疫情報告)就趕赴疫情現場。這是委任你前往疫情現場的證 書,它確證有關的州或地方醫療機構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予支援。作為聯邦政府的機 構,「疾病控制中心」必須得到州政府允許才能在該州境內進行調查工作。EPII證書還詳 細載明持證人抵達目的地後需要聯繫的州政府醫療部門的具體人員。你一到目的地後,必須 首先同在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建立通訊聯繫,以便有人全天候地在那裡回答你的問 題、幫助你作出決定。這種訓練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學習,有極富經驗的支援和監督為後盾。
  作為未經訓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你總是懷疑自己能否勝任。你腦子裡經常想著: 我能找出這一疾病的根源嗎?我怎樣才能制止這次流行病呢?我要不要設法找到正確資料從 而能夠鑒定它並予以解決?我能得到與我共事的州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合作嗎?
  亞利桑那州政府衛生部的一位代表在菲尼克斯(Phoenix)市會見了我,他對我說他將 陪同我去帕克爾,那裡離菲尼克斯市一百多英里,距加利福尼亞州邊界不遠。他將提供他可 能給我的任何幫助。帕克爾是個小市鎮,地位很重要,是附近好幾處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商業 中心。我抵達的那天夜間便會見了居留地一家小診所的醫生。他提供了他能提出的一切情 況。他講述得很直截了當。這次流行病是從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大型野餐會引起的。自 然,野餐會上有大量美食和啤酒。幾天以後許多——不是所有——與會者都病倒了,嚴重的 鏈球菌咽炎感染。這位醫生已經看了許多這些病人,那些病人的共同點是參加了那次野餐 會。我的任務便是要找出為什麼參加了一次野餐會便會有這麼多人遇上這種風險,然後決定 怎佯制止這類病案繼續發生。從理論上講,似乎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呢?
  很快就會知道。
  來時在飛機上我讀了一些雜誌文章,其中有一篇關於流行病爆發的報道,使我想到眼下 的這次流行病。大約十年前,幾個人吃了沾染過某種鏈球菌菌株的食物,患了咽炎。這種細 菌是咽炎最常見的病因。這種感染之所以變得如此嚴重,是因為一些個人,尤其是兒童,常 常繼續發展成嚴重的併發症。人們已經知道鏈球菌能引起風濕性心臟病、腎衰、嚴重皮膚病 和關節炎。雖然這些併發症很少同流行病聯在一起報道,其可能性是令人擔憂的。我得要快 快行動。
  調查一次疫病的爆發,很像調查一個犯罪案件。它包括偵察、隨著預感走,仔細搜尋證 據。然而,在流行病學領域內,罪犯是病菌。找出病菌?然後弄清它是怎樣進入其人類宿主 的,病菌的動因?為了繁殖更多的病菌,我這麼猜想。
  但是你要對付的不只是病菌。你必須處理人,尤其是病人。這要求付出一定努力,向他 們說明你正在做些什麼,說服他們與你配合。幸好,在帕克爾,這不成問題。這裡,人們鮮 明地關心這次疫病的流行,最關心的則是那些負責組織野餐會的個人。這是我第一次在本地 美國人的居留地內,它成了我的重要學習經驗。為了打聽出信息,需要通過一些權威老人。 我確保不會冒犯任何領袖和長者。我很幸運在非洲的農村時就已經知道了這一重要性。
  我決定這次調查應按常規進行,即按照所謂「病案控制研究」制訂的辦法進行。這是一 種科學的方法,流行病學家用來發現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間的最重大差異。如果能夠確定這 些差異,特別是食物引起的病菌感染,你通常就接近於精確地找出發病的原因或傳染的途徑 了。於是我就把參加過野餐會的人分為兩組:「病例組」(得了咽炎的人)和「控制組」 (沒有得咽炎的人)。
  好了,現在我已有了對象,我就得想好問他們些什麼。我準備好一份問卷調查表,表的 措辭注意使被調查者在回答是或不是時明確地回答出問題。基本上我是要找出線索。那些問 題都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其中有些是明顯的:您參加了野餐會嗎?您吃了這樣菜、那樣菜或 別的什麼菜嗎?您喝了這種或那種飲料嗎?
  調查者提出問題要非常注意方式,使人一看就明白,從而作出準確答覆。調查中很容易 導致錯誤結論,就像我在亞利桑州那次做過的那樣。人們容易忘記,或者可能作出虛假回 答,說出他們認為是調查者想要得到的答覆。他們以為有些事情要告訴醫生,有些事情醫生 並不想要知道。於此同時,我還得取樣。這必須得到我的對象的同意,因此我經常費盡力氣 進行勸說。眼下這場流行病,需用的檢查材料是拭子。我做好這些檢體之後,放進特殊的運 輸袋內,裡面還放進硅凍膠。硅凍膠能使那些細菌存活到運抵「疫病控制中心」實驗室之 後。檢體將攤放在盛有細菌培養基凍膠(內含豐富養料)的待制盤子裡。如果檢體裡確有鏈 球菌,它們便會在培養基內長成一堆一堆灰色的圓圓的微生物,四周佈滿了透明的乳暈。接 著進行的檢驗結果便會準確他說出我們處理的是哪種鏈球菌了。
  我開始一家一家地訪問,跟人談話,在調查表上做記錄,並把拭子枯在他們的喉部。我 毫無困難地證實那次野餐會是這次流行病爆發的一個共同的因素。我的病案控制研究還使我 揀起了另一極為重要的線索。所有那些染病的人在野餐會上都吃過一道特殊的菜:土豆沙 拉。
  現在我必須找到那土豆沙拉,——如果還有剩餘的話。
  我挨家挨戶地詢問,終於找到有人從野餐會上帶回的剩餘土豆沙拉。下個問題便是:誰 持有那些土豆沙拉?這又需要調查,一一提出驚人的私人間題。接著我必須申請允許我搜查 人家的電冰箱和冷藏庫。我終於在該居留地社區中心的一個冷藏庫裡找到了野餐會上的好幾 種菜餚。作為樣品,我小心地把這些珍貴的證據包裝起來迅速送回「疾病控制中心」,看中 心的實驗室能不能從中培養出那罪惡的鏈球菌來。
  在帕克爾逗留一周後,我回到亞特蘭大準備開始下一步的調查,那將在實驗室裡進行。 在個人電腦問世以前,那時候要獲得那些問卷調查表和其他調查譜詢的統計結果,我必須把 全部資料都輸進統計機上用的穿孔卡片。「疾病控制中心」的六層樓上有一台IBM(國際 商用機器公司)的機器,叫做打孔卡分類機。它只就是/不是的回答進行系統運作,根據卡 片上的打孔將卡片分類。雖然該機運作很快,卻必須經過繁複運作才能得到一個答案。如果 回答是「是」,便在卡片上打一個孔,如果回答是「不是」,便不在卡片上打孔。「是」的 卡片將分成一堆,「不是」的卡片另放一堆。如果有好幾個層次要分類,那麼決定一個回答 的進度就更慢。譬如,我要找出同吃過土豆沙拉的男人相比,是不是吃過土豆沙拉的婦女全 部病了,我就得把所有吃過土豆沙拉的人的卡片分出來,然後再把所有男人和婦女的卡片分 出來。接著我還得把吃過土豆沙拉得了病的婦女的卡片分出來,結果卡片撒滿了一地,這全 部過程很令人膩味。現在,我們只需將信息直接輸進電腦,再輸進幾條指令,幾秒鐘內就得 出了答案。
  實驗室的結論出來了:土豆沙拉裡隱藏著罪犯。顯然,那些土豆沙拉做好後就盛在大的 容器裡放進電冰箱,冰箱裡冷氣透進容器需要一定的時間,因而那些上豆沙拉放進冰箱後幾 小時內還是溫熱的——正是細菌污染最好的生存之地。看來當時攪拌沙拉的人已經感染了鏈 球菌,由於他沒有認真注意食物衛生,鏈球菌便進入了沙拉。那些細菌正高興能呆在容器的 濕熱的中心,即使是在冰箱裡,因為稍過些時候就能在它宿主的咽喉後面棲息了。
  我們寫了一份報告,二號疫情報告,給帕克爾的衛生當局,提出初步建議:除去那些冷 凍的土豆沙拉、讓每一個可能喉部隱伏有鏈株菌的個人適當地注射青黴素。這些措施便夠 了,疫情流行制止了,沒再發生。我又回到EIS(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學習班上學習。但 是,卻是帕克爾那地方爆發的流行病為我培訓流行病學的科學方法提供了最實用的基礎。不 久我又來到尼日利亞尋找老鼠,向蘇丹農村的村民調查有關拉沙熱的病況。我還向病人詢問 來自巴基斯但的普通醫生給他們打針的情況。無論後來面對什麼樣的局面,我所掌握的基本 方法就是我在西南地區一個小市鎮上追蹤土豆沙拉時學到的那些。
  苦難的兒童
  聖保羅的埃米麗奧·裡巴斯醫院(Sao Paulo「s Enlilio Reba Hospital)裡擁擠著一千多個 病人,而醫院卻只有不到五百張病床。那一千多病人,有的躺在走廊裡,有的直挺挺地躺在 地扳上的墊子上。凡能找到的每一個角落和隙縫都擠滿了病人。他們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患 者。有些病房只收住病兒。
  走進那些病房,你看啦,再看啦,希望你看到的不是真實。但是這都是真實的。這裡的 孩子們,有的斷手、斷臂或斷腿,有的甚至連鼻子耳朵也沒有了。都是腦膜炎雙球菌病給造 成的。
  腦膜炎是脊髓四周液體受細菌感染。這種細菌名叫腦膜炎雙球菌,因而這種疾病就叫雙 球菌腦膜炎。它的症狀包括頭疼、發熱、噁心、嘔吐。病情嚴重時會引起驚厥,尤其兒童病 重時容易出現。有時還會導致昏迷。由於血流中也帶有病菌,還會產生暈厥和出血。腦膜炎 之所以能使患者失去某些肢體,是因為這些病菌能引起血的凝塊堵塞血管,使血流不能通達 四肢。感染了的身體部分變得發黑而壞疽。雖然這種可怕的情況只在大約百分之十的腦膜炎 患者身上出現——在美國,由於某種原因,這是很罕見的併發症——而在巴西這樣的國家來 說,其兒童受感染的數字則仍然是相當大的。整形外科的物理治療師都在極力想法來幫助他 們。
  這種肢體組織壞死,發作起來驚人地迅速。起初皮膚上出現斑點,接著皮膚就開始變黑 並脫落——掉下一根手指或腳趾,甚至鼻子或耳垂,很像嚴重的凍傷造成的。
  與此同時,還有許多別的兒童因腎功能衰竭而處在死亡的危險中。腎功能衰竭是腦膜炎 的另一併發症。只有一個辦法可救這群孩子。這是一種叫做腹膜透析的方法。我生平還沒有 見過這麼多孩子接受這種類型的透析。當腎臟不能進行其正常功能排除血清中的雜質和多餘 的水份時,腹膜透析可以給予幫助。做法是將管子插進覆在腸子整個表面上的腹膜,通過管 子將液體注入。腹膜是可滲透的,它可讓注入的液體和其他物質通過。注入腹膜的液體主要 是清洗血流中的毒素,通過插入的管子排出體外。顯而易見,這液體需要經常補充和換新。 由於這樣做起來很麻煩,所以腹膜透析只能做上幾天,希望在此期間能讓腎臟獲得足夠的時 間恢復功能。假如腹膜透析連續使用較長時間的管子,而不換新的,便有造成感染的高度危 險。
  雙球菌腦膜炎這種細菌是小而圓的微生物,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Gram「s Stain)處理 後置於精巧的顯微鏡下便呈現紅色。這些微小的紅色球菌通常都成雙地出現,故而定名為雙 球菌(Dlpcocci or double cocci)。腦膜炎雙球菌有好幾種不同的類型,最重要的是A型、B 型和C型。這次在巴西爆發的是A型,這是一種呼吸的疾病,意思是細菌是通過空氣傳播 的。它容易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由鼻子的分泌物或口中飛沫傳染。腦膜炎之所以能如此 兇惡,是因為如有一人得了這種病,就有十個人帶菌,不過暫時還沒病倒。因此,任何時候 一種傳染病,像現在這次爆發的,人多的地方,密切的接觸,最易於迅速傳染,即使在很健 康的個人中也在所難免。
  正如十四世紀歐洲流行黑死病期間出現的情況一樣,許多巴西非常有錢的人都乾脆逃往 國外,等疫病停息後才回來。沒有錢逃往國外的人則躲在自己家裡,並拒絕讓他們的孩子上 學。這次流行的傳染病進一步加深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嫌隙,大部分是因為富人們認為這次 災難是低層階級引起的。驚慌中,富人解雇了他們家的傭人而不是將傭人留在家中。富人們 以為採取了這一步就會減少他們被傳染的危險。巴西貧困的人民大眾因此更窮了。因此,無 論怎樣,窮人總是流行病的主要受難者。
  正是那場空前的腦膜炎的流行,我於1974年來到了聖·保羅。對於流行疫病我已並不 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報所已經兩年了,不過還從沒遇到過這麼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 務是同泛美衛生組織(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範圍並 協助制訂控制疫情的策略。在聖保羅,病案數字估計有兩萬。我到達那裡時,有報告說裡約 熱內盧(Riode Jarieiro),貝洛奧裡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亞(Brasilia)都出 現了疫情。巴西全國的疫情病案數字估計超過12萬。不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 的社區、醫院和診所也都擠滿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個感到輕微頭痛和發燒的人都跑到醫 生那裡去,生怕自己已落進了腦膜炎的魔爪。醫生和藥劑師們在過多病人的壓力下,工作更 加艱難了。
  巴西的情況助長了疫情的傳播。病菌在人口過剩、極度貧困的環境中繁殖。這裡的貧困 跟我在扎伊爾見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還總是有點生存所必需的經濟在運行:防止長 期乾旱,人們通常總能種點糧食足可溫飽。我從來沒見過任何像聖·保羅這裡的情況。這裡 的貧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樣任意肆瘧,把整個裡約和聖·保羅地區變成了駭人的貧民 窟,暴力與致命的病原體的肥沃的滋生地。人們告訴我:聖·保羅的貧民區,通稱 favelas,座落在該市周圍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萬人的速度增長著。貧民窟的居民大部分來 自農村,那裡已無法為生,被城市裡的工作機會引誘而來。隨著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導致 了尋求職業和資財的劇烈競爭。在裡約,以及較小程度上在貝洛奧裡藏特、貝倫 (Belem),聖薩爾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萊薩(Fortaleza),都有與此相同的景 況。事實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發展。在那些貧民窟裡,空間極為有限,人 們到處打樁圈地,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處。典型的貧民窟裡,其住處是白鐵皮,粗麻布和紙 板用鐵絲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捨組成的大雜院。到處見到的是衣衫破爛、混身泥垢、長滿了 疥瘡和其他寄生菌的兒童在污泥裡玩耍。人們家與家的界限無法分清,根本就沒有個人空間 這回事。對於這些城市貧民,個人隱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內地是泥土的,全部傢俱只是三兩 張床墊、幾張垮壞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塊破爛了的地毯或一張破舊的木床。大家擠在一起睡 覺。自然,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貧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 物散發著難聞的氣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衛生組織官員們的低效率也有關係。他們對於怎樣處理緊急情況 很少注意,更缺乏動力。在那些日子裡,泛美衛生組織的官員們來自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他 們只講西班牙語,從未學過巴西人的母語葡萄牙語。這樣一來他們同巴西人的關係便不那麼 融洽,從而嚴重地影響了泛美衛生組織處理疫情的能力,他們常常發現自己被切斷在決策過 程之外。(我們只能希望這現象現在已經消除。)由於我不想自己也靠邊站,所以我盡可能 快地學習葡萄牙語。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須想到怎樣同泛美衛生組織維持良好 關係,同時跟巴西人結成真正的聯盟。
  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一線光明的希望。腦膜炎雙球菌是對青黴素高度敏感的少數幾種 細菌之一。青黴素是價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問題在於,感染初期,很難肯定誰感染了腦膜 炎雙球菌,誰沒有感染。如果誰得了,發作得快,就得趕緊治療。那些日子裡,巴西舉國驚 慌,無論害了什麼病,都懷疑可能是腦膜炎。
  在貝洛奧裡藏特,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該州衛生實驗室合 作,協助培養診治流行腦膜炎的技能。做這工作,志氣、耐性和良好意圖是重要的,但是隨 機應變的能力更為重要。當我們把一些不同類型的實驗室合併在一起之後,卻還缺少一個細 菌培養器,那是培養細菌的一件關鍵性設備。一位名叫喬治·戈爾曼(George  Gorman) 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術員在一個舊木櫃裡裝上一個燈泡和一支溫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 細菌培養器。假定這個細菌培養器是我們的暖房的活,我們還需要「花盆」來培養從可疑病 人那裡採來的細菌。我們就用插蠟燭的瓶子來代用。蠟燭燃盡了氧氣,瓶子裡滿是二氧化 碳。腦膜炎雙球菌就渴求這樣的環境。它們一得到這樣的環境就很快繁殖。把這些繁殖出來 的群體,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處理,放在顯微鏡下,如果確是腦膜炎雙球菌,就會現出典 型的紅色雙球菌來。
  我們很幸運,因為有一種流行腦膜炎的疫苗問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爾·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發現的,是一種醋類疫 苗,對預防A型和C型腦膜炎雙球菌很有效。這種多酪疫苗是腦膜炎雙球菌多糖外衣的分 子做成。人類免疫系統對這種糖外衣的反應,就像對腦膜炎雙球菌一樣。這樣產生的反應, 對日後有人如真的碰上腦膜炎雙球菌時,就能保證免疫。碰巧,巴西這次流行的腦膜炎正好 主要是A型的雙球菌,其餘一部分是C型的,這種疫苗對它們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運動,取得完全的勝利。在那疫病流行的兩年裡,衛 生局為六七千萬巴西人民(相當於1974年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麼 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麼多的兒童免於破相或殘廢,舉國為之歡騰。只遺憾注射疫苗運動開 始得還不夠早。當運動開始時,已經有五千到一萬人死於流行性腦膜炎了。
  1976年正當我將結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顧問比爾·費 奧基(Bill    Feoge)打來的長途電話。比爾後來成了本機構的主管。他身材細瘦高大,對自 己的工作抱著一種救世的熱情。他的奉獻精神和誠實直率的品質,對於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 人(包括我在內)來說,他是個好導師,而對某些官僚政客來說,則對他深懷戒備。他在電 話中告訴我說「疾病控制中心」有興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個野外工作站來 研究二種新的疫病。我特別注意聽他的話。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經驗,」他說,「我想知道你願不願考慮擔任在西非研究 一種新疾病的科研項目負責人。」
  我問他那疾病的名稱。
  「叫作拉沙熱(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爾·約翰遜(Karl Johnson),原來是「疾病控制中心」裡「特殊病原 體」小組組長,官職很小,若干年後我自己也擔任了這個職位時,我的同僚,靈長目的獸醫 博比·布朗(Bobby Brown)在最好的聲望地位下宣稱他是個黑猩猩。我見到卡爾時,他剛 從巴拿馬回來。他在那邊隸屬於中美研究分部。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追蹤一種叫做瑪丘波 (Machupo)的新的砂狀病毒。一般是老鼠身上攜帶著這種病毒,對人類造成毀滅性的出血 熱病。後來搞清楚了,拉沙熱的病因原來是一種砂狀病毒。這時卡爾已是四十八歲的人了。 他風度翩翩,如果舉止還略微有些古怪的話。身高近六英尺,亂蓬蓬的黑髮中已帶有不少灰 色,修飾得很古怪的滿臉鬍鬚,使他看上去不像是個頭腦冷靜的科學家,倒更像主張以游擊 戰略推進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的樣子。我相信他很喜歡一個革命者的形象,而不是 一個醫學研究者,他的穿著也很隨便,特別喜歡中美洲的刺繡襯衣,帶低口袋的。儘管說話 柔和,帶一種有意寬舒的氣派,實際上他是充滿緊張活力的人。他一支接著一支地吸煙。 (在那些日子裡,許多流行病學家都愛好吸煙。)我跟他處熟了以後,發現他喜歡社交集 會,喜歡跟朋友徹夜長談,邊聊邊喝酒,不知不覺間一大瓶波旁威士忌就下肚了。他的熱 情、才智和迷人的健力使他的許多崇拜者為之傾倒。
  不久,卡爾就發現我對病毒一無所知。可是我熟悉非洲,我熟悉實驗室工作——我還熟 悉電腦。這些都為卡爾所賞識。人們都已經很清楚,電腦是分析流行病和實驗室數據資料越 來越有價值的工具。1976年3月底,我和卡爾登上了飛往塞拉利昂的飛機。
  塞拉利昂位於幾內亞和利比亞之間,面積大約相當於美國的南卡羅來納州那麼大,人口 接近三百萬。這個國度過去幾乎完全被原始熱帶雨林覆蓋,但我現在看到的絕大部分卻是非 原始的叢林。濫砍與燒林農耕使那些林木蕩然,這片土地變成了地球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塞拉利昂十一個主要部族共同使用一種叫做「克利奧」(Krio)的佛蘭卡語(Lingua Franca),在首都弗裡敦(Freetown)和本國許多其他地方到處都聽到人們講這種語言。這 種「克利奧」語是塞拉利昂獨特的洋徑濱英語,很類似上、下西非海岸許多前英國殖民地人 民講的那種洋徑濱英語,非常接近南加羅來納州海岸附近一個小島上逃去的奴隸後裔們講的 那種話語。「克裡奧」是很有趣卻又很古怪的語言,大量借用法語和葡萄牙語,以及其他幾 種非洲語言和當地方言,結果形成一種特別表達方式的混雜語言,例如,「How dego一 de9?」,相當於英文的「How    are  you  doing/(你好嗎?);又如,你想說什麼事情 發生了,或者你有什麼東西,你就用der這個字來表示。如果你沒有該東西,你就用」No der「這個短語表示,譬如,說」Cold beer,no der『,這話的意思是說冷凍機裡沒有煤油 了,你將就點喝溫啤酒吧。
  回想許多講這種語言的人的態度,可見「克裡奧」語現在完全存在。如果你想要說過去 或將來要發生的什麼事情,你必須想出精巧的動詞結構。人們著重的是今天發生的事。但 是,如果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是為了今天而活著,那未,塞拉利昂的人也得要考慮明朝死亡的 前景——拉沙熱的威脅。它是本國特有的地方病。你可以毫不錯誤他說,塞拉利昂是拉沙熱 的故鄉,儘管拉沙熱這名字是從尼日利亞的小市鎮拉沙(Lassa)得來的,因為該病毒首先 在拉沙分離出來。該病的典型症狀是病人發熱、頭疼、咽喉劇疼、嘔吐、下痢、渾身奇痛、 休克和出血最後導致病人死亡。拉沙熱病是玻利維亞出血熱的近親,卡爾在南美一直追蹤 它。這次傳染此病的罪魁——病毒的貯藏所——是一種非洲鼠:Mastomys natalensis.
  要使工作適合於我們。這不成問題。當我們被介紹給塞拉利昂的衛生部長時,他提出的 第一個問題是:CDC是什麼?是不是殖民地發展公司(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Company)的縮寫?
  不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我們向他說明了我們的目的之後,這位部長又問我們CDC每年預算經費有多少。
  「大約一億兩千萬美元,」卡爾回答說。
  他大張了嘴,不能相信。塞拉利昂全國年度財政預算也沒這麼多。他靠在坐位上仔細打 量著我倆。他決定跟這樣有錢的單位合作搞項目是很划算的。
  對我們來說,很幸運的是我們在美國大使館遇到的官員都知道「疾病控制中心」是什麼 機構。美國人要制止拉沙熱。和平隊中的一些志願人員在塞拉利昂和相鄰的利比亞已經染患 了這種疫病。沒有人死亡,有一人永遠喪失了聽力。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尋找設立工作站的最 佳地方。大使館給我們提供了一輛汽車,我們驅車來到距弗裡敦160英里以外的博城(The townof BO)。視察了那裡的醫院之後,我們繼續驅車往北來到潘古瑪(Panguma)鎮。 1972年間,「疾病控制中心」曾派過一個小組來到這裡對拉沙熱進行了大量研究,小組成 員包括湯姆·莫納什(Tom Monath),肯特·坎貝爾(Kent Campbell),和戴維·弗雷澤 (David Fraser)。潘古瑪位於雨林覆蓋的群山中一座雄偉的山峰腳下,是一個很小的寂靜 的市鎮,約有三千居民。這裡的醫院是愛爾蘭的修女們主辦的。她們的良好醫術和奉獻精神 博得人們稱道。這醫院情況也比我們在博城見到的那所荒涼的醫院要好得多,病床較好(都 有很厚的床墊),也都敞亮。修女們正期待我們的到來。她們多少有點小心謹慎,因為她們 已經知道她們的醫院四年前就已被記入拉沙熱病研究年刊裡了,她們對她們的醫院在公眾心 目中與這種疾病永遠聯繫在一起這一點並不特別熱衷,但她們對我們還是十分親切友好,款 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有大米飯,本地產的蔬菜,我們挑選的牧場養的雛雞,以及牛 肉和山羊肉。而最好的部分則是我們喜愛的星牌啤酒。
  「Cold beer,deh.」不但有冷藏啤酒,而且還很涼。我能看出修女們知道怎樣生活。 午餐席上,修女們向我們講述了開辦這所醫院她們所要應付的各種問題。她們需要潔淨的 水。可以想像那是多麼難得。她們每天24小時都需要電。那還用說可能。她們到哪裡去找到 受過培訓的人員?這些對我們都不新鮮了。你在非洲農村,所到之處,都是這些問題。
  關於拉沙熱怎麼樣?我們終於提問了。
  是的,修女們承認,拉沙熱病例繼續發生,實際上是經常性的了。
  卡爾和我又趕往一個名叫塞格布韋瑪(Segbwema)的小鎮,位於潘古瑪東南約二十五 英里。1952年的科學文獻中第一次描述的拉沙熱(當時尚未命名)就發生在這裡。我們在 當地醫院中見到的情況,令我們確信拉沙熱一直沒有離開過塞格布韋瑪。
  離開塞格布韋瑪後,卡爾和我作出結論,認為我們的最佳戰略就是在凱內馬 (Kenema)東北的一個村莊裡設立一個中心手術室。凱內馬是省會,可以保證我們實驗室 有足夠的用電,同時距離潘古瑪和塞格布韋瑪兩處都不遠,易於做病人的工作。我們第一步 便是回亞特蘭大,取得對此計劃的支持。接著我獨自返回凱內馬,處理許眄多多後勤工作: 住在何處?如何得到應有的設備,找到能幫助我工作的人員?我們在潘古瑪和塞格布韋瑪已 確實找到眄多病人,我們將怎樣找到有效的療法呢?
  為此計劃項目準備了一個月之後,我剛要安定下來正式投入工作,便接到卡爾發來的一 份電報,內容是關於一種比拉沙熱更令人注目、更為致命的疾病的新聞。
  揚布庫(Yambuku)的一位護士之死
  揚布庫,一個可能在全世界引起恐怖的名字。接到卡爾的電報之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它,卡爾在電報裡描述說,一種不明的出血熱病在扎伊爾爆發了,已經有幾個人死亡,新的 病案正在繼續出現。因為卡爾此時仍在亞特蘭大,對他多少有些不利,他只能猜測那是一種 什麼病:「可能是拉沙熱、或黃熱病,或克里米亞岡果熱(crimean Congo),或者也可能 是瑪爾伯格病毒(Marburg)。
  不管是哪種病,有一點很清楚:它傳染迅速,致人死命。患者鼻子、牙齦出血,有時身 體其他部位大量出血。嚴重下痢,使病人脫水,皮膚干薄如紙,眼眶下陷。大多數染患者數 日內便死亡。一切治療方法都試過,全無效。各種抗生素,都無濟於事。維生素也不起作 用。用輸液的辦法來補充患者體內的水分流失,也無效,這種疾病使患者血管內膜滲透,輸 入體內的液體實際上在體內就把病人淹死了。還有很多病人住在很難通往的偏遠地區,根本 不可能得到治療。
  我為拉沙熱特地趕來塞拉利昂。拉沙熱是一種病毒性出血熱,1969年首次在尼日利亞 被鑒定。後來傳播到利比亞,接著又傳到塞拉利昂。在西非以外則從未發現過。譬如,在扎 伊爾,它可以產生像卡爾描述過的那些症狀:發燒、出血、浮腫、休克和痙攣等。另一種比 較明顯的可能是瑪爾伯格病毒。瑪爾伯格病毒也叫綠猴病(Green Monkey Disease),其特 征是高燒、出疹、吐血、嚴重下痢。它得名的由來是它在德國的瑪爾伯格(後來屬南斯拉夫 的貝爾格萊德(Be1grade),使好幾位實驗室工作人員喪失了生命。在電子顯微鏡下,瑪爾 伯格病毒一點也不像其他人類或動物的病毒。人類的病毒通常是小而圓,或顯橢圓形的微生 物,而瑪爾伯格病毒則是長長的蛇形,帶著奇怪的環圈和捲曲。由於它的外形如此恃異,有 些人便推測說它是外星球上來的。31位感染病人中,有7位已經死亡。
  不過,到現在為止,瑪爾伯格僅僅在1967年發生過一次,已經快十年了。後來就消失 了。出現得神秘,消失得也神秘。據信,該疾病起源於從烏干達進口的綠色猴子,凡感染此 病的患者都直接接觸過那些猴子的血液和組織。後來「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員曾到 烏干達去調查,要找出這種病毒的可能來源,以及是否確實是猴子傳播的。那次調查未能得 出任何確定性的結論。
  瑪爾伯格病毒和拉沙熱兩者的死亡率都很高,但仍不及這次在扎伊爾爆發的那麼高,通 常只有大約15一30%的染患者死亡。現在,在揚布庫出現的不明病毒仍然有可能是瑪爾伯 格病毒。但是,假定它根本不是瑪爾伯格或其他卡爾提到的任何病毒,假定這是全世界從來 沒有經歷過的一種疾病。
  那未,怎麼辦?
  卡爾在電報中寫道:「如果我們被授權前去調查,你願意參加嗎?」
  我非常樂意,別無他求了,我在扎伊爾教過書。我在聽起來很像揚布庫的一些村莊裡度 過好些年。我懂法文(此地人廣泛使用法語)和幾種地方方言,我從來沒做過這樣陌生、對 之一無所知的工作。迄今我的經驗主要在於細菌學性的疾病如鏈球菌炭疽病、麻風病和腦膜 炎。只是最近才參與出血熱的調查。幸運的是時間問題在塞拉利昂並不那麼緊迫。拉沙熱在 那裡總是有的。如果對扎伊爾的探索開始進行的話,我可以暫停眼下工作站的工作。
  目前,無事可做,唯有等待。扎伊爾政府尚需研究一番才能決定是否准許我們此行。這 是很平常的。各國政府很少迅速承認其國內人民陷於政府無能控制的疫病危害之中。一旦承 認,便會使其國內旅遊業蒙受嚴重損害,經常陷入混亂。只是,以扎伊爾的情況來說,國民 經濟由於政府推行私人工業國有化的誤導,業已調敝不堪。至於旅遊業,扎伊爾沒有什麼可 以損失的,幾乎沒有什麼旅遊者前來旅遊觀光了。旅遊者對貧困的人民,破爛的道路,和商 店空空的貨架,一般都不感興趣。叛變士兵殺害學校教師和其他受過教育的國民、以及傳教 士等檔的故事也已不能吸引旅遊者。扎伊爾現在是和平安靜了,但卻是死者和正在死亡中的 人們的和平安靜罷了。
  卡爾許諾讓我及時瞭解揚布庫的最新情況。與此同時,假定扎伊爾政府最終同意我們前 去調查,我便離開塞拉利昂前往那裡繼續我做的準備工作。現場調查是一種即時的隨機應變 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臟地區出現奇特疫情這樣的情況,肯定可以得到無限的基金來源。美 國人民夜裡不能入睡,擔心他們是否將被拉沙熱的噩耗驚起。向「疾病控制中心」這樣的機 構提供基金,往往直接與某種特殊疾病在美國人口中引起驚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現的地 方愈靠近美國本土,你就越發可以相信美國國會將撥款去進行調查。當埃波拉病毒對弗吉尼 亞州的費爾法克斯縣形成威脅時,國會就真的撥款了。就我們眼下要去調查的病毒來說,那 還是遙遠將來的事。
  在缺乏足夠基金的情況下,我啟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爾和我構建了一個第四級病毒 「現場隔離室」(輕便的實驗室)。我們設計的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密閉的小屋,能夠在裡面 處理易傳染的物質而沒有感染的危險。它只是一個小間,四壁開了孔口,裡面放有黑色乳膠 大手套,可以伸進雙手和兩臂。雖不能確切地稱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們一起工作的那位工 程師確實做得非常精巧。實驗室就架在一張4X8的膠合板上,這塊膠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 個稜角上的鋼桿。實驗室置於塑料氣囊內,一拉就折疊起來,易於搬運。塑料氣囊跟外面鼓 風機裝在一起,鼓風機將氣囊內空氣抽出,囊內呈負壓狀態,這樣就確保即使塑料氣囊出現 漏躥,傳染性物質也不會洩漏出來。囊內抽出的空氣經過高效粒子過濾器過濾,可以濾出像 病毒一樣小的粒子。麻煩在於那些手套用起來很不稱手。後來我們認識到最大的危險並非通 過空氣意外地將那些病毒吸人體內,而是由於手指被污染過的針頭或其他鋒利的器械刺破所 致。又過了一些時候,我們明白了真正危險所在,就改為在敞開的工作台上處理從塞拉利昂 拉沙熱患者身上取來的樣品,這樣就能比較容易地保護我們的雙手。然而,直到這時,我們 還不清楚我們將要處理的是什麼類型的病毒,它是怎樣傳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氣傳播的細 菌。
  10月19日,當我仍在做前往扎伊爾的準備工作時,「疾病控制中心」的卡爾·約翰遜 (Karl Johnson)和帕特裡夏·韋布(Patricia Webb),在英國波登當(Porton Down)的厄 尼·鮑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衛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 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從死在揚布庫的一個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離出了一種 病毒。他們說,這種沒有命名的病毒,跟瑪爾伯格病毒外觀很相似,細絲狀的曲屈成奇怪的 環圈,但是對瑪爾伯格病毒的診斷試劑卻無反應,它似乎應是瑪爾伯格的親屬,但是卻更加 致命。比瑪爾伯格更加致命,幾乎比人類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來自扎伊爾的這 種病毒在實驗室內裂破組織培養細胞,增長速度驚人。
  儘管當時還沒人知道它,這種病毒已向南方扎伊爾的首都進軍了。比利時一位修女的血 液中帶有這種病毒。曾經在揚布庫一家醫院工作的邁裡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薩的恩 加利馬醫院(Ngaliema Hospital),看護她的是一位名叫馬英嘉(Mayinga)的護士,非洲 人。不久,馬英嘉也開始出現了早期症狀:發燒、頭疼、精神欠爽。她曾經看見過這種疾 病,又聽說過內地有關該病的可怕故事,她驚恐萬狀,這是我們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錯 亂,惶惶不安,在金沙薩市內到處亂走,尋找醫生,又到急診室去求醫,卻不敢面對可怕的 現實,只盼望醫生告訴她沒事,不過是瘧疾,別擔心。由於她出入於候診室和門診部,她就 冒著將此病毒傳染給周圍人們的危險。對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臥不安。她的情 況越來越糟。
  人們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麼,頭疼?發燒?吞嚥越來越困難?咽候後部劇烈疼 痛?她被這一現實嚇壞了,繼續對自己否認得了這種病毒,但是又拚命地尋求得到確證,一 個普通的解釋。瘧疾,一定是瘧疾。人們總是害瘧疾的。漸漸就痊癒了。
  可是馬英嘉得的並不是瘧疾。
  終於,她不能再走動了,住進恩加利馬醫院。她正是在這所醫院裡染上了這種病毒的。 住院以後,她馬上就成了醫院工作忙亂的中心。醫生們趕忙為她注入從得過瑪爾伯格病、康 復後病人身上取來的血漿,抱著一線希望,但願能有一點療效。凡在醫院或市內任何地方與 她接觸過的人一律隔離起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從她血液中分離出的病毒後來竟成了她對人 類的遺贈。我們後來對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對人體影響的一切實際知識,都來源於她的血 液。10月19日那天,當科學家們在亞特蘭大和歐洲鑒定出這種病毒時,我正走出我在塞拉 利昂鄉間的往處,看見一輛貨車停在附近,司機向我走來,問我知不知道約瑟夫·麥克科密 克醫生。我說我就是。
  他遞給我一封美國大使館的信,說:「這是給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已得到扎伊爾政府准許去進行調查。給我 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薩。我請司機把我給大使館的回信帶去,要求幫助安排一張機票。驚 險的經歷就要開始了。
  卡爾,當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請的流行病學家喬爾·佈雷門 (Joel Breman)一起已經到了扎伊爾了。他們在亞特蘭大飛往金沙薩的班機上遇到一位後 來在調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爾·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爾的,也可能是全 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醫院院長瑪瑪·那摸(Mama yemo)醫院的院長,身高大約五英尺 半,腦袋又大又圓,身軀比較肥胖,精力旺盛,是個理想主義者,又富人道主義精神。我第 一次遇見他時,他不停地抽煙。工作認真,從不懈怠。他講法語像巴黎人,在某些場合他的 用詞帶有一種急躁而又尖酸的語氣,他是個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爾獨立之後不久掀 起的道德振興運動鼓舞他來到扎伊爾。很少有人會把自己的家庭遷人並定居於一個戰爭中的 第三世界國家。比爾不像絕大多數其他人那樣。在他看來,扎伊爾正是空前的大好時機去實 現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還是抱著這樣的信念和目標生活著工作著。 比爾的激昂願望是到一個戰區中心地帶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幫助。當時礦藏豐富的加 丹加省已經是個戰區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戰事中的任何一邊。這對於他是個精明的決策。他 只對醫療受傷人員發生興趣。在危險面前,比爾無畏地繼續為病者和傷員做手術,有時在槍 口下替士兵動手術,一般說來,我想他可能獲得了比預期要多得多的興奮和激勵。那場衝突 的確使他有機會遇到一位後來成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 (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後來掌握了扎伊爾政權(迄今仍掌握著),起初是精明 地、後來又結合殘忍與貪婪來統治這個國家。然而後來事件證明,與蒙博托的結識不僅對比 爾有利,世界衛生組織也獲益良多。卡爾和喬爾認識到他們要把工作做好,有比爾的幫助情 況就好得多。在那個文犢主義嚴重,任何事都難很快辦成——或根本辦不成——的國家,只 要蒙博托一句後馬上就成了,如果不順從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價。
  到了金沙薩後,卡爾率領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些成員留了下來,由喬爾帶一個先遣小組前 往北方幾百英里以外的揚布庫地區。長時間高速飛行後的疲勞尚未恢復,喬爾同他的從法國 和扎伊爾來的同事們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機飛往內地去了。
  他們一去就沒有音信了,跟他們的一切聯繫全斷了。
  就在這時候,正當卡爾即將在金沙薩進行業務活動時,消息傳來,說馬英嘉已經死了。 現在,無可諱言:那無名的疾病已經來到。很少人相信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個遭難者。
  所有這些,我全然不知,還在努力想法要從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薩。這並不是簡單容易辦 到的事。我冒險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機,避免坐那顛簸難受的八小時旅程的汽車,來到弗 裡敦。接著的問題是弗裡敦還有沒有飛機可乘。往來非洲,向最好的情況說,也是一種碰運 氣的遊戲,航班時間沒有保證,常有意外情況。現在,我們如要從非洲這一國家到非洲另一 國家,我們常常先繞道飛回歐洲,然後再從歐洲飛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 行,則無此條件,時間太緊了。非洲客機的時間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納的兩條 航線被公認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適合他們的時候起飛,極少注意按時間表行事。在 某機場骯髒的候機室裡等上一整天,是稀鬆平常的事。使事情變得更複雜的是很少幾個非洲 國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就使獲得必需的簽證絕無可能。
  即使直飛金沙薩的航班沒有問題,我中途還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讓(Abidjan),然 後在喀麥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兩地逗留。我沒有這兩個國家的簽證。此 外,還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尋找過夜的住處,要當心我的輕便實驗室的安全。這要靠我的機智 以及海關官員的高興。
  阿比讓的海關官員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來有什麼事?他問我。我試著說明: 我只需為我自己和我的實驗室找一個地方過夜。他又間:那麼為什麼沒有簽證呢?我編了一 個表面上說得通的故事,告訴他在弗裡敦無法搞到簽證,因為象牙海岸在那裡沒有大使館。 我接著說明扎伊爾爆發了疫病,需要我馬上到那裡。這難道不好理解嗎。原來他要小費,故 意刁難。這是個原則問題。我不打算給他小費,儘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權利範圍之內。 我懷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這樣通過美國移民局官員的檢查。作為美國政府的官員,我 從未想過採取賄賂這樣容易而且慣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想這裡是非洲,如果我不斷地磨 他,終歸能使他讓步,至少可以讓我有張床過夜。最後他不再堅持了,但並不完全情願。
  「把你的護照交給我保管,」他堅決要求。
  我不願交出我的護照。美國護照是有價值的商品,非常值錢,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 件極愚蠢的事。於是我拿出世界衛生組織發的疫菌往射黃卡代替護照遞給了他。他仔細看了 會兒,似乎考慮怎樣處理它,最後拿定主意,認為這卡看起來真是正式官方的了,並且知道 我在西非進一步旅行還會需要它,就聳聳肩、揮手讓我過關了。
  在喀麥隆我不得不重複了在阿比讓經歷的那一套。等我終於到達扎伊爾的首都時,已是 10月23日了。那裡的機場,跟我年輕時記憶的完全一樣:貪污盛行,喧鬧混亂,旅客像逃 亡者似地在裝備良好、訓練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氣氛中移動。雖然我沒有到扎伊爾來 的簽證,但有一份世界衛生組織邀請我參加這裡疫情調查的證明文件。但那不關緊要,我一 說明此行的目的,便毫無阻攔。機場裡人人都熟悉這裡爆發的疫情,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 道。他們都不願在辦理手續上糾纏。唯一的障礙在於我帶著輕便實驗室通過海關。
  海關官員見到我攜帶的東西,便對我說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 faire 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點什麼嗎?「)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對他說,我的實驗室對他沒有用處,如果他要保存它過夜,等我 從世界衛生組織找一位代表來取出它時,他的飯碗就要丟掉了。他有點垂頭喪氣,可是他知 道他今天要特別發財的好夢和兩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棄。
  從海關出來,困乏,等待。卡爾派小組裡的一個人來接我。我一坐進車內,他便說道, 「壞消息。」
  「疫情已在這裡傳播開來了,人們陷於一片驚慌,恩加利馬醫院已成了隔離醫院。」接 著他轉過身來朝我慘然一笑。「歡迎您來到金沙薩,麥克科密克博士。」
  戰鬥開始
  通過了海關,三十分鐘後我乘車穿過金沙薩擁擠的街道。自上次離開以來,此地竟破落 到這等模樣,使我驚愕不已。我沒有發現明顯的恐慌跡象,但是我確信我身邊走過的每一個 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也許還不知道馬英嘉這個名字,但他們一定全都聽說過有關「揚 布庫一位護士」死亡的傳說,它一定令人毛骨驚然。因為如果他們相信實際上市內任何人都 能被愈染,那就會自然地懷疑每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有罪,直到這陌生人被證明為無辜。麻煩 的是無法證明某人無辜。今天金沙薩有一個人死於這種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數可能是十五到 二十。沒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人員住在比利時政府派住金沙薩的合作代表團的駐地,名叫福梅特 羅(Fometro),也即熱帶醫學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這地方有點像賓 館、倉庫、汽車停車場之類的,也是合作代表團的醫學研究項目規劃中心所在地,瑪瑪那模 醫院便是該中心經辦的。迄今,瑪瑪那模醫院沒有檢驗出這種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爾·克 洛斯及其全體醫務人員並未冒險一試,這所醫院有兩千張病床,有兩千病人住院,每天還有 一百個嬰兒在這裡出生,萬一有這種病毒感染爆發,對這裡便是極大災難。比爾組織了一個 隔離體系,旨在確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經過仔細甄別,檢查有 無這種疾病的任何症狀,一經發現,便立即轉移到一個特殊病房,以便進一步仔細監護檢 查。
  瑪瑪那模醫院迄未檢驗確認出這種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馬醫院則不能這麼說。一個病人 感染了,另一個病人死了,於是隔離格外嚴密。有一個病房,叫做「1號病樓」,被指定為 病人隔離區,但是,醫院內部行動並不禁止;第二個病房,「5號病樓」,劃為接觸過病毒 患者的本院醫護人員隔離專用。不下37人被官員們驗明曾接觸過馬英嘉。一位名叫瑪格麗 塔·艾薩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醫生負責隔離檢疫工作。她是個身材不高,精力 充沛的婦女,戴著大眼鏡,遮住了半個臉。據說她曾經是一名以色列傘兵,善於發號施令並 要求絕對遵從。她在高度負責的氣氛中進行了檢查。醫院裡的恐慌氣氛是明顯的。病人的眼 神中就帶著問題:你有嗎?我有嗎?我已經快要死了嗎?
  在這樣環境下,意志堅強的艾薩克森醫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薩 那樣的城市裡,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難的。要保持隔離,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嚴格 注視被隔離起來的病人之外。她還要保證病人有吃的,讓他們的家人知道他們的狀況。使艾 薩克森醫生顯得更突出的是她決心確保那些家屬不得進入隔離區。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 病人住進醫院後,其家屬實際都隨病人一起住進醫院。住院病人畢竟不能依靠醫院供給飲 食。通常連基本的看護也指望不上。這一切都習慣地落在家屬身上。因此,艾薩克森醫生禁 止家屬探視是空前的舉措。
  每天早晨,家屬們總是等候在醫院人口處外面,直到某位負責人出來,於是就詢問了: 醫院為什麼不讓他們探視住院的親屬、誰管病人有足夠的東西吃?如果萬一病人情況惡化, 沒有親人在旁慰藉,後果怎麼辦?艾薩克森醫生親自會見那些家屬,她向他們懇切說明她非 常同情,「但是我無能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險之前,你們決不能見他們,難道你們也要 染上這病嗎?」
  不,他們並不要。問題似乎解決了,似乎達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屬又來 了,還是那些老間題。艾薩克森醫生再一次跟他們談話,讓他們知道決不能去見住院的親 人。隔離是絕對的。
  我抵達金沙薩還不到24小時,就奉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小組成員和扎伊爾政府衛生部 官員們的會議。衛生部的那些官員全部聽卡爾指揮。卡爾領導全體,指揮有方。他在傳染病 學方面的造詣比小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領導進行的流行病調查的經驗使他對外國 文化特別敏感。如果沒有這樣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麼和諧協調地安排處理在揚布庫爆發 的那場疫情。
  卡爾雖是大家公認的領導,但小組會議通常總由衛生部長恩格韋特·基克赫拉博士 (Dr. 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圓臉孔,善於辭令,曾在比利時和 加拿大留學,攻讀公共衛生學。他也能說一點英語,但還不能跟外國同事用英語自由交談, 每當談到傳染疫病或處理複雜的疫情爆發時,他就完全不知所云。雖然熱心合作,他顯然是 期望世界衛生組織派來的這個小組幫助找出解決他國內危機的辦法。這畢竟也是我們份內的 工作。
  但是小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比利時人。經常鬧些爭權的角逐。他們雖是前殖民統治 者,自以為一乙也許是正確的一乙對扎伊爾的政治和文化比我們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 為扎伊爾的保護人。問題是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來指揮這樣的調查工作。於是他們就變而發洩 他們的不滿,對他們不同意的決定,就跟他們的德國甚至少數美國同事在背地裡滴哺咕咕。 無論怎樣那病毒並未潛藏、不露聲色、讓我們有時問去解決我們之間的細微分歧。我們畢竟 處於戰鬥狀態中,要消化吸收能夠獲得的每一則信息,來瞭解內地發生的情況。我們知道這 種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繼續出現。但是次數多少?多少人已經隔離?是否已採取了一切必要的 防止疫情傳播的措施?
  我們還有另一問題需要解決:喬爾·佈雷曼率領的前往疫情現場的先遣小組出了什麼事 了?按理說,他們早已該來到揚布庫了,他們到達金沙薩幾小時後就被送上飛機前來此地 了。我們很擔心他們。那地區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離開金沙薩後, 該小組飛進本巴(Bumba),揚布庫南邊大約八十英里的一個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 沒有他們的信息。考慮了一下,我黨得可能有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辦法。根據我在扎伊爾的 經驗,跟這個國家的任何人接觸,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傳教士。傳教士們在非洲有他們自己經 營的高效率的「叢林電訊」,在扎伊爾也不例外。在金沙薩調查了一下,我獲悉北美教會組 織在離揚布庫不太遠的地方設立了一個野外工作站,他們有一台無線電用來跟金沙薩的同事 每天聯繫。第二天早晨我便來到金沙薩教會組織的辦公室,守在無線電旁等待揚布庫方面來 話。跟那邊的傳教士一接上話,我就向對方說明我們遇到的問題,詢問傳教士中能否派人搜 尋喬爾·佈雷曼和他的小組其他人員,或者把他們找到無線電前來,如果辦不到這些,能否 查出喬爾·佈雷曼那些人出了什麼事了?
  對方向我保證,當晚一定有人用無線電給我回話。
  12個小時後,我回到傳教士組織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經找到喬爾一行人了。每個人 都很好。喬爾明晨將親自來話。那時,我對喬爾還不太瞭解,後來彼此都很熟悉。喬爾身高 六英尺以上,講話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聯想到廣播電台的深夜節目播音員。為人 老實,不搞圓滑作風。他渴望的莫過於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脅性的挑戰,所以他放棄在密執安 州任公共衛生官員的職應來參與這偏遠貧困地區的調查。他的法語講得很流利,儘管明顯地 拖著腔。他曾在前法屬西非多年,試圖制止天花流行。他對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當我們 終於能夠直接通話時,喬爾向我講述了他的小組離開金沙薩以後的遭遇。
  「扎伊爾空軍把我們甩下了——真是這樣」,他說,這事是到達本巴之後。「飛機在機 場跑道上降落後,駕駛員不肯關機,一個像自行車打氣筒的東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 外,天線頂端還裝了兩條電線,可接收微弱的無線電信號。無線電本身插入吉普車的電池。 它運作了,真叫我高興。至少,我在金沙薩試用它時,它確實運作了。我到達目地後:—— 無論是哪裡,它能否同樣很好地運作,就難預料了。
  當我們做好準備,即將離開金沙薩的前兩天,消息傳來,揚布庫的疫情已顯得減弱了, 但是沒有人能肯定危險是否已經過去。就我們所知,這種疾病可能仍在叢林中蔓延。這個消 息使得我們更有必要在疫情傳播的蹤跡沒有消失或在農村廣為傳播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盡 快在金沙薩再有一個調查小組。
  終於,出發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達金沙薩一周之後。一大早, 三個小組的成員一一揚布庫小組和另兩個人數較少,一個由西蒙帶領,一個由我帶領的小組 ——都來到了恩吉利(N『djili)軍用機場,等在那裡看著機場工作人員將三輛吉普車,四 十桶內燃機燃料,幾箱軍用品糧食和其他所需物資裝上C一130飛機。我看著看著,突然 一種熟悉的不安的思緒——焦急與興奮的期待相交織——湧上心頭。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 做過現在這樣的事。很難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啟程了。
  不幸,我們卻必須等待。
  我們坐到飛機一側折迭式小座位上後,滿懷信心地等著飛機馬上起飛。毫無動靜。
  引擎沒有發動。機身紋絲未動。我們又等待了好久。還是沒有動靜。終於,耽擱的原因 清楚了。外邊柏油路上,空軍司令員正在同本機飛行員談話,必須等他的上級朋友——也 許,他打開C一130的後門,叫我們帶著自己的東西趕快離開,我們一走下飛機,他們馬 上就飛走了。「
  他們在前往揚布庫的途中,喬爾繼續說,遇到村莊便停下來詢問有沒有人病了。雖然他 們沿途沒有發現新的病例,但是村民們卻顯然知道疫情的危險。人們紛紛跑來,擠在他們車 子周圍,被這種疾病嚇呆了。許多村莊自己搞起了隔離檢疫。陌生人不得進村,本村居民出 外時間長了,回來後也要檢查有無疾病症狀。過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經驗,村民懂得了這種強 制檢疫的必要。
  喬爾一行人抵達揚布庫以後,發現那裡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醫院裡的人已經逃空了, 醫務人員中不少人已死於這種病毒。自以為接觸過這種病的扎伊爾人全都跑回自己村裡去 了。留下來的人在恐懼中等待著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爾·克洛思在他後來寫的小說 《埃波拉》中對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雖然是小說,它對揚布庫那場疫情爆發的記敘, 事實上是對1976年那地方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最佳研究與最準確的記敘。喬爾告訴我,他懷 疑揚布庫醫院不但遠非病人的庇護所,實際上還助長了這種疫病的傳播。滅菌技術——尤其 是反覆使用同一皮下注射的針頭一一無疑是傳染的主要媒介之一。「我們仍聽到新的病例發 生,」喬爾說,「問題在於我們不能斷定它們肯定就是這一特殊的病毒。由於醫院倒閉了, 人們不再來揚布庫了。他們躲在他們的村子裡,因此對形勢很難作到全面的瞭解。」
  結束這次通話時,我對喬爾說我們將同扎伊爾軍方聯繫,試圖請他們派機到本巴去把他 們接回來。但是,想找人飛往本巴,可不容易。就扎伊爾軍方官員來說,以為這種病毒是空 氣傳播的,他們只要在本巴吸口氣,就得死亡。更糟的是我無法使他們確信喬爾一行人中沒 有一個人受感染。於是我們就轉向比爾求援。
  雖然我剛認識比爾不久,我卻很信任他,我覺得在組織管理方面他是一個天才,否則怎 麼說明他主辦瑪瑪那摸醫院的功效呢?在一個到處貪污腐化的國家裡,他拒絕容忍懶散與低 效率的作風。此外,他還是個樂觀主義者。當初激勵他首先志願到血腥的叛亂中心行醫的理 想主義熱情,至今仍在。如果換了別人,在如此緊張和挫折下碑就會放棄努力了,所以,當 比爾會見蒙博托後回來告訴我們說將派一架飛機去接回我們的調查人員時,我並不驚訝。即 使如此,駕駛員飛抵本巴時仍拒絕走出飛機,佈雷曼一行人登上飛機後,飛行人員堅持要他 們盡可能地離座艙遠些。
  我到達金沙薩的第四天,就傳來更多的壞消息。這次,不是金沙薩,也不是揚布庫來的 消息。這種病毒在揚布庫爆發之前就已明顯地衝擊了蘇丹南方地區,在揚布庫東北大約五百 英里。那裡爆發的疫情跟導致揚布庫數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樣。這兩個疫情是親屬關係嗎? 由於蘇丹爆發的疫情早於扎伊爾的疫情,我們的結論只能是:如果兩者有關聯的活,那未, 這種傳染一定起源於蘇丹。如果那樣,它一定經由西南,越過邊界,沿著利文斯頓博 (Dr.Livingstone)於18世紀70年代勘探出來、至今很少變動的那條路線進入扎伊爾的。 應當有人去那邊(盡可能接近蘇丹邊界)看看這兩種疫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接著我又想: 我何不親自去一趟呢?
  卡爾不反對我的決定,小組其他人也不反對。可能是因為沒有別人願去。我要去旅行的 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遠地方一樣偏遠。在那地區之外很少有兒個人能想得出那裡會有些 什麼。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繪製出版的該地區地圖(Michelin map)帶在身邊,估計會有幫 助。後來我認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樂觀主義者繪製的。這份地圖更多的是憑信心而不是依照 製圖法繪製的。地圖上寫的建議並不令入鼓舞:「凡是沒有清楚路線的地方,嚮導和導航器 材是必要的。單車走這條路最不明智。」這說的很好。接著是這樣引人興趣的話:「本圖中 描繪的國際邊界不能認作可靠。」作為有聲譽的地圖製作人,寫出這樣的話,無疑是承認繪 制的不幸失敗。
  我正在邊界勘探時,小組大部分人員部集中在揚布庫,研究後來的病例。如果一切順 利,調查人員也可能會成功地限制傳染的擴大。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小組另一成員,比 利時嗜眠病專家西蒙·紐文霍夫博士(Dr. 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計劃沿豪特扎伊爾省 (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內更靠南邊的一條路線出發,去那些有鐵路等公共運輸服務 較好的地區。在那裡,埃波拉病毒可能傳播得更快。但是該病毒將遇到很大阻礙。第一,要 到達那地區,就必須先通過我現在正要去的那個偏遠地區;第二,鐵路的速度跟蝸牛爬行一 樣緩慢。它的出名的遲緩簡直成了傳奇。有一次我們托鐵路上運送一桶柴油補充我們的燃料 供應,竟始終沒有送到。
  我們出發往北方進軍的日子越來越近,福梅特羅天天開會,情況越來越緊急。一大堆困 難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變為傳播病毒的動物和小蟲?對揚布庫爆發的疫情究竟應該 如何調查?現場實驗室應採用何種工作方法?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總在我們腦子裡素回著: 如果我們小組中有人染上了這種病毒,那該怎麼辦?
  日子在緊張地準備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裝備中消磨了。我們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膠 手套,和其他用品;還需要吉普車和燃料。北方會沒有燃料,我們必須帶足自己需用的燃 料。經濟上,扎伊爾已陷於困境。過去,她是比利時的殖民地,稱為比利時剛果。自1960 年贏得獨立以來,一直努力爭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況變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 政府將私人企業全部沒收,改為國營,以致整個國家經濟趨於崩潰。像大部分非洲農村一 樣,內地沒有電,1976年間實際上連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蠟燭,也買不到。情況如此之 淒慘,農村很多地方連啤酒也沒有。啤酒成了非洲經濟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沒有了,表明國 家經濟景況一躡到底。
  金沙薩的情況略微好些。但我們仍難找到我們需要的供應物品。比爾和他的瑪瑪那模醫 院的同事一一夫婦倆人,原來是英國軍隊裡的獸醫——很有辦法,幫助我們買到了所需的一 切。另外,美國大使館又提供我們真空罐裝軍用口糧。那些罐頭必須用鑰匙才能打開,實際 上是過時的物資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標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許 1945年是製造軍用口糧最好的一年吧。
  我們另一主要關切的問題是在我們小組成員之間建立某些聯繫的方法,以免重蹈喬 爾·佈雷曼的覆轍。傳教士組織中心再一次幫了大忙。金沙薩的比利時天空教傳教士有一種 專門聯絡的裝置願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個單邊帶的收發機,只需一節12瓦的電池 就可操作,天線就裝在我的吉普車後面,用
  們是親戚一一到來跟我同乘這趟飛機,飛機才能起飛。他還堅持讓我們替他帶些供應物 資一一他要發給本巴的。沒有人會反對。這類事情已經成了慣例了。在扎伊爾,任何人手裡 掌點權,幹這種勾當,極少感到內疚的。如果手裡有權不利用,就等於失去了權力一樣。
  我們終於起飛了,兩小時後便到達本巴。飛機在紅土跑道上剛停穩,人群便跑了出來察 看發生了什麼事。大多是兒童。他們大張著嘴看著飛機上卸下的物資,這在本巴是罕見的。 一架運輸機的到來,確是一件大事。
  我們飛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達時已是下午很晚了。這個城市離赤 道很近,剛下午六點,夜幕就降臨了。這意味著時間很短了,只能卸下兩輛吉普車和那些物 資,還得要找過夜的地方。當地天主教會提供給我一個住處。我一走進裡面,看見一張長方 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該教會工作過的傳教士們。他們都是十年前被扎伊爾的叛變 士兵殺害的。這張照片提醒人們:使這一地區變成這麼危險的不僅是疾病。
  這種病毒不能長期無名,給它命名的榮譽落在了卡爾身上。儘管揚布庫似乎可以為名, 卡爾不以為它是個響亮的名字,也許他不想給這個小鎮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區 的地圖,注意到楊布庫附近有一條河流,於是便決定以該河的名字命名這種新病毒一一埃波 拉(Ebola)。
  追蹤埃波拉病毒
  當我發現基桑加尼沒有人對疫情有所瞭解時,決定獨自一人去伊西羅(Isiro)。伊西羅 是基桑加尼和蘇丹邊境之間最大的一個市鎮,位於基桑加尼東北120英里處。與我作伴的只 有司機。但當我瞭解到司機的品格與脾氣後,我真寧願一個人上路。他寡言少語,近乎是個 啞吧。他的沉默還帶點挑釁性,好像老在做給我看他給我開車是倒了大霉。此外還很快就看 出他也不是個精明的司機。他總是參加汽車大賽一樣,在泥濘的道路上開得飛快。我一直擔 心怕出車禍。當我指責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時,他都會瞪著眼睛看我,好橡說:我開我的 車,關你啥事。問題是除了他,沒其他人選。他20來歲,在扎伊爾南部的一個牧師家里長 大,後來移居國外。隊裡把他派給我,說他熟悉當地的地形和風土人情,可以信得過,對此 我不無懷疑。意識到米什林的地圖全然不管用,我只好聽天由命。但願我能順利結束旅程, 一路平安。那時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況比通常時候還要糟。雨水把泥土變成紅色的泥漿, 司機一不小心就會陷入沼澤。這裡的土地主要是紅土,一種含有鐵礦砂的粘土,呈鐵銹色。 這些紅土路,濕的時候,滑得像結了冰的湖面,車輪胎又帶上了泥,行進十分困難。我們最 多也只能維持10至15英里的時速。和本地區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羅的路還算是條主要的 高速公路,至少,地圖上有明確的標誌,而且路上還有輪胎駛過的痕跡。熱帶草原上濃密覆 蓋著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霧籠罩下,像是處於睫隴的夢境。猴子、羚羊、拂拂一聽 到我們車子到來的聲音立即四處逃散,消失在煙霧中。野獸的叫聲從遠處傳來,鳥群倏而從 天而降,倏而又飛回灰色的天空。於是,大地變得萬籟俱靜。很長一段時間,只聽見汽車的 引擎聲和不斷敲打著汽車頂篷的雨點聲。
  這裡幾乎沒有醫療設備,也沒有多少醫生,人們最多只能寄希望於藥劑師為他們提供一 些簡單的藥品。我想,如果要瞭解當地有無疫情發生,藥劑師恐怕是最佳人選。但是我和村 裡的頭頭、教師以及凡能給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談了話,儘管人們一般都樂於幫助,但我 還是沒能瞭解到這裡曾發生過什麼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必須通過當地翻譯,因此始終存在著 在翻譯過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 文盲,這些人容易認為外國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訴我的是事實真像還是只說 些他們認為我愛聽的話。
  「你知道有人發過燒並出血了嗎?」我問。
  「哦,有過,確實有過,」他們說。
  但他們很快就補充說,最近沒發生過那樣的事。而且,我當然也無法肯定他們向我描述 的那種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著多種疾病,人們不斷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輕人、健康 人在內。即便是訓練有素的醫生,在這種原始條件下,要對某種病作出診斷都有困難,更不 用說給予有效的治療了。我專心致志地向人們瞭解關於埃波拉病的情況,以至到了當天下午 很晚時候才想起自從離開基桑加尼之後我們什麼東西也未曾吃過。也許這就是我的司機不時 地把陰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緣故。當我提議在下個農村集市下車買點吃食時,我看到司機一天 來第一次表現出難得的熱情。
  然而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個村莊,找不到食物。那兒根本沒有集市,商店的櫃檯又是空 的。不管去哪裡,情況都一樣。我對本地區的艱苦情況思想上是有準備的,但沒想到竟如此 之糟。顯然人們是種什麼吃什麼,沒有多餘的東西出售。在此之前,我還沒有想到要動用軍 用罐頭。這種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經變質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著所有的罐頭 都報廢了,那麼我們該吃些什麼呢?!
  我們把車停在路旁,但沒下車。雨越下越大,從窗玻璃望出去,什麼也看不見。我拿出 兩聽罐頭,司機帶著滿臉的懷疑神色注視著我打開罐頭。「能吃」,我這麼說時,連自己都 沒有信心。我把雞罐頭留下,把火雞罐頭遞給他。我的罐頭裡還有奶酪、花生米和湯。我咬 了一口奶酪,仔細地嚼了嚼。不錯,還真的不錯!我又嘗了嘗雞,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機點 了頭,他至今還沒動他剛打開的罐頭。「挺好吃的,吃吧!」他並不相信我的話,試著吃了 一口後,顯然同意我的話了。我希望他今後能給予我更大情任。
  飲水又是個問題。對於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 敘述者是不會感到生疏的。水是到處部有。雨水不斷從天而降,然而無法飲用。不論我們從 鄉村的一個水眼。甚至一口井裡打上來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來消毒,水中碘 化物的味道是那麼可怕,以至我對該水的安全可飲性不再有任何懷疑。我不相信任何細菌, 經過這種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來,還會有力氣使我致病。
  我們到達伊西羅時,夜幕已經降臨。我急於要試一下我的無線電。我拉出天線,把電源 打開,接通電源,轉動撥號盤,試圖找出一個地方台,但我撥來撥去只聽到兩個傳教士的對 話。孤單檔的聲音在黑暗中尋求交流。我試著再和別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機對我投來的狐 疑目光。我對著麥克風說:「我是世界衛生組織扎伊爾小組的喬·麥克科密克醫生。有准聽 出是我嗎?」
  什麼聲音也沒有。
  我調整了一下天線然後再試,仍然沒有聲音。不管我怎樣努力。都沒有反應。我曾經為 獲得一台無線電而那麼高興,為能夠容易地與外界取得聯繫而信心十足,而現在我真感到我 是完了。沒人知道我在哪裡,而假如我不能把無線電擺弄好,人門永遠也不會知道我在哪 裡。那天晚上睡覺時,我幾乎陷於絕望,感到無比孤獨。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幾千英里的不 毛之地後,仍找不到疫情的蹤影。我知道蘇丹確在發生瘟疫,但我沒有簽證,無法越過邊 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蹤病毒之行落得個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進入伊西羅,運氣依然很糟。沒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樣的疾病。只有繼續向 北走,向蘇丹的邊界前進。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一個叫棟占(Dungu)的小鎮,離此50 英里。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自從比利時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後,整個北部地區無人管 理,道路與橋樑失修。我們沒碰到其他車輛。正常人誰會到達裡來,他們又會往哪裡去?
  我開始懷疑埃波拉疫情兩次發作之間是否有聯繫。在這種地方,人們若要旅行,只有靠 走路或是騎自行車,他們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爾和蘇丹之間的旅行如此困難,一般人 不可能將瘟疫從一處傳帶到另一處去。何況埃波拉病毒的潛伏期只有幾天,病人不可能在此 期間步行或騎自行車。我的查訪結果證實了我的懷疑:沒有人聽說過這兩個國家在此地有交 通或貿易來往。日後呈報程碑,兩個發病地區之間通行方便,這純屬無稽之談。我實際上是 獨自一人行進在連接兩次病情發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區,凡是去那裡旅行的人都得 走他探測過的那條路。
  我進村後引起的強烈反響說明我低估了此地所處的邊遠程度。人們無比興奮,好像我是 從外星來的。小孩們聚集在我的的周圍,好像他們中間站的是什麼怪物。他們可能從來沒見 過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來,急忙跑開。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們一旦從開頭的驚恐狀態中恢復過來,便很願意和我交談。但是交流需要時間。在非 洲,特別是在農村,人隨便交談是不合適的,首先雙方得先交流兩家的健康情況。這樣,即 使是問路,也有可能要搭上兩個小時,而且,經驗說明,不能向你見到的第一個人提問,這 樣作對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棟古時,我令司機停車以便再試一次無線電。我還是在為沒能接通無線電而煩惱。
  「我是世界衛生組織的麥克科密克大夫。有人聽見我嗎?請通活。」
  我等待著,然後又再試一次,這次我好像聽到一個聲音。我撥弄一下撥號盤。
  「我是麥克科密克大夫,能聽見我嗎?」
  「是的,大夫,能聽見你。」我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
  我終於與東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亞(Bunia)的一個傳教士通上了話。我請他幫我與 金沙薩的世界衛生組織小組總部聯繫,讓他們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說是未取得的進 展,傳教士保證說他會通過教會替我傳話。我太高興了。我與外界的聯繫並未中斷。
  在棟古,我們住在當地的教會裡。在這種地方總能得到慷慨而熱情的招待。客人帶來一 種難得的歡娛,至少在飯後是如此。這裡用私人發電機發電,而且只是在黃昏後才發動。如 果沒有發電機,就只能像鳥兒那樣安排作息時間了。晚飯後,人們安歇了,村裡一片寧靜, 當廚房最後一根柴禾熄滅時,黑暗籠照了大地。在非洲農村夜間的一件樂事是到戶外散步, 仰望大空,群星閃爍,美妙萬分。一種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會覺得住在村裡的非洲人與 宇宙融為一體,這種奇妙的感覺會使生活在貧窮和疾病重壓下的人們體會到生命的真諦。
  像大多數非洲人一樣,天一亮我就起身了。這時正好到棟古周圍的村子去轉悠,尋找類 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歸,我沒發現在扎伊爾與蘇丹南部之間任何商業來 往的跡象。棟古的人們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幹什麼呢?人們沒處去也沒事幹。
  離開棟古後,我向北走到了一個叫阿巴(Aba)的小鎮,離蘇丹的國界更近些了。但是 不管我們再往哪裡走,我們得先乘渡船渡過尤勒河(Ue1e River)。這種渡船是由四隻漏水 的獨木舟連在一起、上面蓋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麼搖擺不穩,連運載吉普車都有困 難,更何況五噸重的卡車。儘管這渡口位於蘇丹和揚布庫的主要通道上,顯然很少車輛使用 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運送過帶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車。他們友好地告訴我們,可以把吉普車 平安地運送至對岸,我們對此不無懷疑,但此外也別無他法,只好把它開上木板。這突如其 來的重量使木板劇烈地晃動,然而它居然平穩下來。我和司機都不敢坐在吉普車內,沒那個 膽。我們站在獨木舟上緊張地看著水手們把那只在重載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搖半拖地拉上 對岸。與此同時其他水手則忙著用罐頭盒把船中的水舀出來。我一直擔心船上的人隨時有落 水的可能。然而由於某種奇跡,我們終於平安抵達對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學到了這樣的經 驗:問題總會解決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來想像的那種辦法。
  棟古的傳教士們告訴我,從陸路去阿巴是很困難的。但是他們錯了,不是困難而是根本 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過另一條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實際上是那裡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 風暴中,由於船纜折斷而漂走了。近處沒有橋,也許根本就沒有橋。因此我們只好繼續上 路,來到了多魯馬鎮(Doruma),那裡已經接近蘇丹了。在當地傳教的兩位意大利神父極 其熱情地歡迎我們。他們已經很久沒接待過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們一番。我們交談使用的 是一種法語、意大利語和原始西班牙語並混雜一些英語的古怪語言。
  當天晚上,他們請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飯菜,用棕桐油燒的米飯、豆乾和雞蛋。神父們 拿出據說是專門為我們烘製的麵包,吃起來既酸又苦,但他們滿不在乎。神父們為沒有啤酒 而表示抱歉。我們喝的是燒開過的水,因而我幸可免去嘗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飯結束 時,神父們取出他們儲存的一種地方酒。儘管我喝慣了棕櫚酒,但這種酒一定是用機油和硫 酸泡製而成的,喝起來就是那股味。當有位神父點燃他的煙斗時,我以為我們都會起火了。
  我的頭因該種混合制劑變得昏昏欲睡。神父們把我領到睡覺的地方一乙乙間貯藏室,室 內放了一張行軍床。床周圍放了許多箱發了芽的土豆,幾袋麵粉和幾包麥片。房內散發著這 些食品的強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發現麵粉都發霉了,怪不得麵包那麼難吃:黴菌。
  我乏透了,倒頭就入睡。
  但是沒睡多久。
  不斷的吱吱聲和瑟瑟響聲把我從夢中驚酬。發生了什麼事?在一片漆黑中,我努力睜開 眼睛,發現我周圍有一群老鼠在麵粉和土豆中亂竄,我想只要我不干預他們,他們也就不會 打攪我,因此重新倒頭睡下,但再也沒能睡穩。第二大早晨,我有禮貌地向神父們提出,他 們家裡可能有老鼠,但他們毫不在意,我也就沒再往下說。他們也許把老鼠當成另一種蛋白 質的來源了。在非洲,很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當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帶霉味的麵包,餐桌上我向神父們提出我來多魯馬時一路上提出的問 題:他們是否聽說過埃波拉疫情。他們說沒有,在多魯馬沒有。那麼在蘇丹,越過邊界幾英 裡的地方有沒有呢?沒有,他們沒聽說過。有一位神父說:「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親 自看看那裡的情況。」
  「我當然想去,但是沒有簽證,我不知該怎麼辦?」
  「哦,這沒問題」,一位神父說,「我們可以找這裡的一位大首領,他可以安排一切, 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說話人「陪你去。」說話人「是對法律專家、翻譯和村裡有文比 的人的一種古怪統稱。
  果然如此。那天,我們在附近幾個村子裡轉悠找到一個大首領,他同意提供一名「說話 人」陪我們穿越國界。正如神父們所預料的,他還主動為我們用扎伊爾地方和蘇丹南方廣泛 通用的贊德語(Zande)寫了一封信,請求有關當局允許我們越過邊境。為了使信顯得正式 些大首領還蓋了私人印章。當天晚上回到傳教士的住所後,我試著用無線電給我們在金沙薩 的人報個信,告訴他們我第二天就要越過蘇丹邊界了。雖然至今我還沒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 蹤跡,但情況將會改善。
  廢棄的醫院
  離開多魯馬時,我已經上路7天了。現在我至少有了個比較好的夥伴。這個「說話人」 是個和藹的年輕人、教師,懂點法語和當地的語言:林加拉語(Lingala)和贊德語。他還 熟悉我們要去的地方的情況。
  去蘇丹的所謂公路實際上只是一條小道。很少看見輪胎的痕跡,說明很少車輛行經此 地。當我們到達邊界,那裡寂無人煙。讓我們知道這裡就是邊界的標誌是架在兩支樹叉上的 一根本棍擋在路中央。顯然,官並不在於阻擋人們入境,我們把木棍抬起,就進入了蘇丹國 境。走了幾英里,我們見到一輛拋錨的卡車。坐在路旁的一個人告訴我們說,車軸壞了,車 主到金沙薩去換新的去了。金沙薩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遠得多。他受雇看 守這車輛已經5個星期,顯然沒多大希望再看見車主回來了。然而他並不在乎,他就住在附 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麼事好幹呢?
  我們自認為進入蘇丹境內,走了約10英里之後,碰上了正式的關卡。那不過是個小小 的軍營,有著一位指揮官和幾個士兵。一個留著鬍鬚的壯實男於走出來接著我們。他似乎對 我們的裝束感到驚訝。可能是很少有人從這方向進入邊境,因而任何活動都會使他覺得出乎 意外。我想,現在就要看大首領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壞的可能也不過是要我們打道回 去。但是那麼一來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發生過埃波拉疫情的地方進行調查了。
  士兵們好奇地看著我們,指揮官伸出手來,我說明身份,把信遞給他。他看了看信,上 面的印章似乎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於是他抬頭對我說:「歡迎到蘇丹來。請跟我們一起用點 茶。」
  我們為他的友善答覆而十分高興,隨著他進入軍營。其實那不過是幾間鐵皮搭的建築。 軍營裡的氣氛顯得懶散和無所事事,好像這裡從來沒發生過什麼事情。指揮官讓一名士兵倒 來幾杯溫熱的茶。
  「你到蘇丹來作什麼?」指揮官問。
  我告訴他我們聽說這裡曾發生過一種疫情,發高燒並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說的 事。  「哦,是的,你說的是在恩扎拉發生的病,現在這種病正在區首府馬裡迪(Maridi) 爆發。」他接著補充說,這種病在恩扎拉爆發幾周之後,又來襲擊馬裡迪了。我知道這種瘟 疫曾蔓延到馬裡迪,但不知道它仍在這裡流行。
  指揮官轉眼注視著我說:「但是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釋說,「我是醫生,我有責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從來沒聽說過這樣的事。
  他說,「恩扎拉已不再需要醫生,你想來拯救的人都已經死了。」
  恩扎拉是個約有3000居民的小鎮,鎮裡有一家棉紡廠,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英 國統治時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區。棉紡廠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來源。據我所知,它 是埃波拉疫病的來源。
  當我到達恩扎拉時,不知道會遇到些什麼。表面上看來沒什麼異常現象。居民們各安本 業,沒有驚惶失措的跡象。但當「說話人」向一個人打聽醫院在哪裡時,我發現那人的表情 有明顯的變化,臉突然陰沉廠來,作了一個占怪的手勢,向「說話人」嘟嗓了幾句,連忙走 開了。
  「他告訴你醫院怎麼走嗎?」我問「說話人」。
  「告訴了,就在街那邊。但是他說我們不應該到那裡去,那裡是個壞去處,而且那裡也 沒有人。」
  「他說為什麼了嗎」我問。
  「我問了,但他不願告訴我。」
  我並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讓司機把我們送到醫院。司機沒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他很不 樂意去,他不願意靠近醫院。醫院是一所簡陋的一層磚房,褐色的牆壁已經剝落。裡面陰森 森的。我試著打開門,門沒有上鎖。進去後,見到一個黑乎乎的門廳通向一間空蕩檔的房 間,空氣中有股酸味,是乾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醫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 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過是支撐在鐵架上的一些斷裂的彈簧。毫無疑問,病人 (如果以前有過病人的話)得自備褥墊。我大聲喊有人嗎,聽到的只是我自己聲音的迴響。
  正當我準備離去的時候,聽到了腳步聲。我見到一個面帶笑容、體格健壯的人朝我走 來。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滿是污漬。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醫生」,他宣稱。
  我作了自我介紹後,間他醫院裡的人呢。「他們都跑了。病人、護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來?」
  「我是醫生,我能上哪兒去?」
  「為什麼人們都要跑走呢?」
  「他們看到這裡發生的一切。死了這麼多人,死得這麼快。他們認為自己也會死,就跑 走了。我不能責怪他們。」
  我像是在同一個準備與自己的船隻共存亡的船長說話。
  雖然我沒到過蘇丹。但我瞭解那裡困擾人的政治情況,知道這位醫生的處境多麼艱難。 這位醫生,就像蘇丹大多數的醫生一樣是穆斯林,來自蘇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則是基督教徒 和泛靈論者。蘇丹南北兩部分的種族和宗教的敵對勢力之間爆發的內戰,至今未曾停息。醫 生和他的病人之間個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醫院空無一人的瘟疫對此也無所幫助。
  穆罕默德醫生接著說,「共有13人患上這種從未見過的病。」7人死了。我什麼忙也 幫不上。「他的聲音顯得既氣惱又惶恐。我問現在是否還有人發病。他說沒有了,瘟疫在5 周前已經結束。」哦,馬裡迪現在還有問題,政府實行了封鎖。那裡已經停止貿易,禁止人 出入。「(後來我得知,由於封鎖,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調查小組也未能進入馬裡迪,他們 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這種病有些什麼症狀?」我問。
  「病人不能吞嚥,週身疼痛,眼裡血管破裂,牙床出血,發高燒。」
  「你能告訴我你見到患這種病的第一個病人的情況嗎?
  穆罕默德醫生說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在棉紡廠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區。他人 院時的症狀是:高燒、頭疼、嗓子疼、肚子疼、腹瀉、便血。6天後就死了。我覺得聽上去 像是蘇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離開之前,穆罕默德醫生又說:「有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馬裡 迪。那裡的醫院條件比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變化。
  「怎麼回事?有什麼不對嗎?」
  「沒事。」我說。
  我不願意使他感到更加沮喪。但他把病人送往馬裡迪,那就意味著把瘟疫傳播到了那個 城市。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沒有傳播到馬裡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遠不會讓外界知 道。當病毒從地球的一端襲擊了某一土著人群時,只有當這種病毒影響了更多的人——導致 有錢人或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的死亡,才會引起注意。假如白膚色的西方人沒有病倒或死亡 的話,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經常發生的疫病是不會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訪問過的人儘管對會否再發生瘟疫有某種擔心,但並沒流露出恐懼的神色。 也許由於最後一個病例已經過去一個多月,他們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我怎麼能肯定 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來作出確切的判斷。我需要化學試驗和我的輕便 實驗室。我連醫院病例都沒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們的口頭介紹。就當前來講這些也是需要 的。
  按照非洲醫院的習慣,這第一個病例病人患病期間,是由病人親屬照管的。他死後,很 快他的兄弟也發病了。兄弟比較幸運,活了下來。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運, 她根本沒得病,後來的血清檢查證實她完全沒受感染。
  和醫生談話之後,我去拜訪那位寡婦。她現在和她娘家的雙親及兩個孩子住在一起。她 才十八九歲,最多不過20出頭,由於服喪的緣故,她剃了光頭。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她 的表情呆滯。非洲是個古怪的地方,當一個人死去或即將死去時,親友聚集在房門外號陶大 哭,捶胸頓足。有些社團裡,親人們還用灰燼塗抹皮膚,以示哀傷,這種儀式可以連續進行 十多個小時。對西方人來說,這種表現方式未免過於戲劇比,不夠真實。但是,它是非洲文 化的一部分,決非做作。而一旦服喪期過去,人們就十分冷靜,這和西方的行為形成強烈對 比。可能是這種禮節提供一種抒發機會,讓人們排除憂傷後能繼續活下去。
  我是想從那名寡婦和別人瞭解傳染病的來源。然而這位寡婦神經緊張,對採訪很不習 慣。此外還有一個不利因素,在這個社會裡妻子一般不瞭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動。我很想 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發時間,以便瞭解病毒感染的來源。他有沒有被昆蟲叮咬過,曾否打 過針,是否吃過污染了的食物,有沒有打過什麼?在這種情況下,瞭解這些幾乎是不可能 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關於病毒傳播途徑的證據。醫院是可能的傳染途徑之一,針頭的重複 使用,缺少隔離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親屬部可能被傳染上。然而不久我就瞭解到有種風俗 習慣給人們造成可怕的風險。遵照這裡的文化,人們在埋葬屍體之前要親自處理遺體以表示 對死者的至愛親情。親人一般要到棺材前來吻死屍,人們認為屍體是要做到絕對清潔的,他 們先是要把遺體充分洗淨,把殘留體內的糞便等穢物全部沖洗出來。由於埃波拉病人的糞便 不可避免地會帶血,這就只能把病毒傳染給親人。日後我瞭解到這就是馬裡迪有這麼多人患 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當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區轉悠,尋找能向我提供有關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 例病人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病人來自同一病源。我訪問了4個病人的家屬,他們都與第一例 病人有過些接觸,但他們的描述沒能給我什麼確切的答案。於是我的目光轉向棉紡廠,它會 不會是埃波拉病毒從其自然界宿主進入人體的第一個地方?
  儘管棉紡廠的經理很願意幫忙,但他沒能使我進一步瞭解病毒的可能來源和棉紡廠在疾 病傳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個很引人興趣的事實是:棉紡廠的產品是經由朱巴通過尼羅河運 往喀土穆的。沒有通過扎伊爾出口貨物,也沒路可通。經理甚至對我這樣提問也感到驚奇。 他笑著回答說,不可能把任何貨物通過扎伊爾運往市場,他已經多年沒有在扎伊爾出售他的 產品了。我於是去棉紡廠進行考察。
  棉紡廠在恩扎拉鎮的邊緣,是幾間磚制和木製的房子。廠房周圍有一圈生銹的鐵籬笆, 土地上原來可能栽種過花草樹木。現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時代的典型建築 物,現在大部份窗戶上已經沒有玻璃,有的則糊上破紙或釘上木條,所剩無幾的玻璃窗骯髒 不堪。廠一房裡光線很差,大部分燈泡不亮,有的房間根本沒燈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 時代建築物的標誌,掛著的吊扇看起來大多已不能運轉。(廠內的兩個景象令人吃驚:一是 古老的紡織機的隆隆轟響和轉動,機器橡是來自工業博物館的陳列物;另一是空氣中的古怪 氣味,一種棉花纖維、灰塵和噪音的混雜體。這種氣味令人無法描述,那是一種我似曾記 得,但是一時叫不出名來的氣味。我仔細觀察這所房子。當我的目光轉向高高的天花板時, 我立刻知道那種氣味的來源了。懸吊著的天花板多處已經褪變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 經完全腐朽。這種變色,這種味道一一我忽然想起來了。
  蝙蝠。
  正如同熱帶非洲的大多數建築物一樣,天花板成了蝙蝠窩。入夜,這些夜間生活的動物 就從房頂傾巢而出,尖叫著去捕捉昆蟲、瓜果為食。一到早晨,它們再飛回來頭腳倒懸地美 美睡上一天。是它們排泄的糞便使天花板變色。天花板腐朽後,蝙蝠的糞便滴落到廠房的地 板上,與棉布和塵埃結合後產生出那種阿摩尼亞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對人類 無害。我們常在夜間爬到房頂上去捕捉它們。我們戴上壘球手套以免傷害它們,然後把它們 放掉。這裡的人們對蝙蝠習以為常,工廠工人對它們毫不介意。然而對我來說,我不能不懷 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傳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與死人同機
  蝙蝠的排泄物會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載體呢?如果是,病毒又怎麼在蝙蝠體內生存呢?那 就得假定病毒相對說來對蝙蝠無害,而對於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動物則是致命的。這並不是不 可能,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適應性。但是要證實蝙蝠要對蘇丹或任何其它地 方的埃波拉病毒負責就困難了。我們沒聽說過蝙蝠與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觸的報導,但 由於非洲到處都是蝙蝠,這也不能說明什麼。
  猜想棉紡廠是恩扎拉瘟疫的傳染源並不能說明它一定就是。要解開這個謎,必須進行廣 泛的調查以證實蝙幅是否載有病毒。我當時不可能大量取樣測試蝙蝠是否廣泛受病毒感染以 致傳播該種疾病,或者是它們沒受過感染。幾天後到達的世界衛生組織蘇丹小組收集了幾隻 騙幅,然而樣本不夠,他們不僅沒能分離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說明任何一隻蝙蝠與過去曾 發生過的瘟疫有關。由於人類很少從自然載體中傳染上疫病,所以不論病毒來自什麼動物載 體,病例也不會很多。1978年,卡爾·約翰遜一行對非洲的叢林野獸進行廣泛搜尋以發現 埃波拉病毒的載體時,曾對各種蝙蝠及其他獸類作過試驗。後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 恩·約翰遜(Gene Johnson)又曾對一可疑的蝙蝠洞穴進行過一次徹底的閃電式調查,他掌 握的原材料比我們多得多,但也毫無成果。
  瘟疫能否從蘇丹進入扎伊爾,對此我是有懷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攜帶的,那絕不會 只是一隻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說過的那樣,人類的交往也不像是傳播的渠道。誰會千里 迢迢地從恩扎拉到揚布庫去呢,他在幾乎無路可走的漫長道路上跋涉又為了什麼呢?那裡沒 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紡廠生產的棉紗和布是通過朱巴運往喀士穆或是內羅畢的。無法從扎 伊爾出口,扎伊爾也沒人會買。
  離開恩扎拉之前,我寫了封信給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後來成為暢銷書《樂 隊繼續演奏》(And  the  BandP1av  0n)的已故作者蘭迪·希爾茨(Randy  Shiltz)關於 人類免疫系統不全的主要顧問。唐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曾參與在蘇丹境內的一次天花疫病調 查。通過無線電波傳播我得知他現在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小組,現在仍滯留古巴。我 相信,遲早有一天他會來恩扎拉,也願意知道這裡發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個 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點。我也詳細地告訴了他瘟疫的發生情況以及如何去尋找醫生和 存活者。應該說這是我帶著十分滿意心情寫下的一封信,因為它說明我是進入恩扎拉的第一 個調查人。後來他告訴我說,他看到那封信時既驚訝又高興。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後,我決定離開。雖然調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 蘇丹和揚布庫兩次瘟疫爆發之間的聯繫。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樣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攜帶病毒 的動物,但是我沒有條件也沒有儀器來進行如此規模的調查,因此我決定回扎伊爾的揚布庫 去,然後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國。
  由於我曾成功地進入蘇丹、我想也許我也可能進入另一國境。但當我抵達離邊界約15 英里處,發現有一棵橫躺著的大樹擋住去路,既無法繞著它走,又無法截斷它過去。沒人知 道為什麼要砍倒那棵樹,但它倒在那裡已經好幾個月了。就算是大樹被搬走也沒用。人們告 訴我說還得渡過一條河。那麼說得要條渡船。問題是沒有渡船。
  於是我掉過頭來往回走,到別處去尋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個不停。紅泥漿路越來越濘 滑,走起來十分危險。但是司機滿不在乎,途中我們捎帶上的一個乘便車的人也如此。車子 不斷地打滑我越來越膽戰心驚。在非洲,於彈和病毒是我甘冒的兩種風險,然而車禍呢?! 我不斷要求司機開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著表示同意,但仍然照開不誤。一路上他都沒有 尊重我的意願,顯然現在他也無意改變他的習慣。經過一個名叫比利(Bili)的小鎮之後, 他突然一個急轉彎,速度之快使整個車子打滑起來,橡個陀螺那樣打轉轉。窗上顯出各種色 彩:綠色的樹、棕黃色的泥巴,紅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後座中50加侖的柴 油桶瘋狂地碰撞著,沒捆住的東西四處飛舞,我摸索著想抓住什麼東西,而吉普車繼續飛速 前進,一會左、一會右地激烈擺動,最後終於翻倒在路旁。
  當我睜開眼時,我看到的是天空。我發現我栽倒在司機身上,耳中滿是震耳欲聾的叫喊 聲,那是出自搭便車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並沒受傷,我艱難地爬出車外。幾乎站不住腳。司機則花了 更大的勁才勉強站起來。最糟的要算那個搭車人了。他痛苦地嚎叫著:「我的脖子斷 了!」。但是即便我還處於頭暈目眩的狀態,我也看得出他是誇大其詞。脖子斷了的人,一 般是叫不出來的。我試著搬動一下他的四肢,還好,四肢能動彈,但他實在痛得夠嗆。我把 他放倒,給他作檢查,看他的神經是否嚴重受傷。看來他是肌肉痙攣很可能是由於受到劇烈 震動所致。他自以為是快要死了,陷於歇斯底里的狀態。我再三勸慰都沒用。然而假如我們 不能開車上路,也無法送他上醫院。附近的居民跑過來看發生了什麼事。在他們的幫助下, 我們把吉普車翻轉過來。現在我有可能對它作一次檢查。車子損壞得還不算太嚴重,車頭有 一部分凹陷進去,兩塊車窗被甩了出去,但並沒破碎,我再轉向搭車人,他仍在嚎叫不止。 我想我得想辦法把他的脖頸固定住,然後再找個地方讓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狀況下,我沒 法搬動他。由於他並未喪失知覺,我認為他的傷勢不至於太嚴重,也可能是碰傷了脊髓。我 翻了翻我隨身帶的醫藥箱,你猜怎的,居然還有安定針劑。我給他打了一針。他逐漸緩解下 來並睡著了。這時我就用襯衫墊著碎布給他做了一個頸箍。我把頸箍給他拴在脖子上,固定 在手臂下,這樣我們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車的後座。後來我們得知這個人的近親就住在離此 20英里遠的地方,幸而吉普車還能勉強開動,總算運氣,終於把此人送到了那裡。接著又 用了將近兩天的時間修理車子。
  後來我們到達一個名為阿布蒙博茲(Abumombozi)的小鎮,位於揚布庫疫區中心以北 80英里處。傳說扎伊爾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學教師,就曾乘車通過這裡北上,因此 我很想知道這裡是否也有瘟疫的跡象。有位醫生告訴我,他沒聽說附近曾發生瘟疫,但他不 時見過帶有傷寒症狀的病人。他見到的真是傷寒病人嗎?揚布庫的醫生在未能對病情作出確 切診斷之前也常說病人患的是傷寒。醫生是否把兩種疾病混淆了呢?我無法得知,因為現在 沒有病例,而過去的病人又沒有留下化驗結果。
  當我到達揚布庫後,我們的小組還在村裡作調查,詢問村民,採取血樣,以便瞭解有多 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們當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發現揚布庫和恩扎拉兩處瘟疫之間的聯 系,我只能使他們失望了。「從一處到另一處需要穿過4個不同的部落地區,而且人們也沒 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處去。」我這樣告訴他們。他們對我的說法抱有懷疑。兩個地方同時發 生瘟疫,不能不使人們懷疑兩者之間有聯繫,但我對自己的調查結果深信無疑。三年之後才 證實我的看法是對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們在當地的天空教布道處過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 軍用機回金沙薩。上午十點左右,我趕到機場,原只說按計劃有飛機到,並沒說明一定有。 因此當我到達機場看到有架飛機停在那裡,還真有點驚訝。更使我驚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圍在 飛機周圍。大多數是婦女,臉上塗沫著白灰,悲傷地大哭大叫,捶胸頓足。好橡機艙尾部發 生了什麼災禍,是什麼災禍說不準。走近些時,我看見有人把幾個木箱抬進機艙。天啊!我 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與飛機上滿載的死人一同飛回金沙薩。
  我問旁邊的一個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嗎?
  「他們是飛行員,先生,」他回答說,「他們開的直升飛機從天上掉下來了。」這人看 著我,似乎在考慮要不要把真像更多地告訴我。「天氣很壞」,他好像認為這點解釋不夠, 又接著說:「飛機沒有油了。」
  「謝謝你」,我說,並準備走開。
  但這人又加上一句:「他們喝酒了,喝得大醉。」
  後來我聽說,我的一個同事彼得皮奧特(Peier Piot),揚布庫小組的成員,本來打算乘 那架出事的飛機回金沙薩的。當他看出這些飛行員的醉態,就明智地沒上飛機,我們同在扎 爾伊作過關於愛滋病的調查,相處很好,他現在是聯合國艾滋病項目的負責人。我猜想他會 常常想起那樁事件的。
  找到飛機殘骸和那幾具屍體,曾花了幾天時間,因此屍體已經腐朽發臭了。機艙內的惡 臭可怕之至,我當然願意與另一夥人同行,但我又有什麼辦法。我從哭喊著、臉上塗著白粉 的婦女中間穿過,走上飛機。在空中要呆整整兩個小時,無法擺脫令人作嘔的惡臭,怎麼受 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繫好安全帶,坐在死人堆中。
  幾個星期之後,另一批物品被運往金沙薩,轉運亞特蘭大。這批物品實際是從揚布庫及 其附近居民中採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實驗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體化驗的。 我們無從瞭解的是這些小瓶裝著一個和埃波拉病毒無關的秘密。它和其它幾千種樣品一起, 像是神話故事中的惡魔一樣,被緊鎖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個冰箱內。十年過後,我們才 掌握了打開這把鎖的知識,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瞭解拉沙病毒
  在貧窮的塞拉里昂共和國,約翰·卡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權者。他今年 三十來歲,畢業於該國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貝(Forali  Bay)大學。畢業後他回到他的 老家邊遠又貧困的東方省塞格布韋馬,在聖靈(Ho1v  Ghost)學校當一名歷史與法語教 員。他受到學生的尊敬,學生把他當成楷模。塞格布韋馬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像他那樣的 人不多。人們有事都來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師,更是他們的朋友。他能幫助學生解開法語 動詞中的奧秘也能和他們一起踢場足球。
  他體格壯健,很少生病,因此當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半夜醒來感到有點不 舒服時,還感到奇怪。他的皮膚摸上去有點發燙,頭有點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場緊張的足 球賽之後也沒這樣痛過。當然,他剛從附近的一個村探親回來,那裡的路很難走,而且天氣 酷熱,塵土飛揚。所以他認為是由於旅途勞累而引起的不適,於是翻過身來試圖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頭痛得厲害,肌肉也更加酸痛,並且肯定發燒了,但這 不是什麼新鮮事。約翰生長的地方,瘧疾多得是,因此他認為他是得了瘧疾了。在塞格布韋 馬和非洲其他許多地方,人們一旦發燒、頭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診斷為患了瘧疾。成人 也如此,儘管他們一生中飽受攜帶瘧疾菌的蚊子的叮咬應該具備了某種免疫力。約翰給校方 寫了個便條請假,說明自己病了,然後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寧(這是當時治療瘧疾 的標準方法),就上床睡覺了。下午,他覺得好了些,但他發現肌肉酸痛轉到後背底下,而 且嗓子開始疼痛。
  當天晚上,情況更糟了。體溫上升,嗓子痛加劇,肌肉疼痛也更厲害。他開始覺得他患 的可能不是瘧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體溫持續上升,疼痛也加劇,他於是去塞格布 韋馬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就診。為他接診的伊莎貝爾·金醫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 他患的是什麼病。
  拉沙熱!
  1976年11月,對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的調查結束之後,我回到我剛在塞拉利昂凱內馬 建立的項目現場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個研究拉沙熱病的長期規劃。 兩項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來做:一是找個住處,二是搞起一個像樣的實驗室。政府撥給 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裝成一個可用的實驗室。首先我得裝上發電設備,房 頂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還得取回我在亞待蘭大買的設備。設備已經到達塞拉里昂,存放 在港口的倉庫裡,但願它完好無損。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知道怎樣擺弄它。 但是在非洲,特別是在塞拉利昂這樣貧窮的國家,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什麼東西都可以被 「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輛報廢汽車,頃刻之間就會像動物園中的 野獸屍體一樣,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須到港口去指導把設備安全地裝上卡車,以免設備受 損或是被「遺忘」在倉庫裡。
  我到達港口後,沿著一條彎曲小道南行,找到貨運經理,他向我擔保說設備完整無損, 但不允許我親自去作檢查。兩天後我收到倉庫的緊急通知,說我租用的卡車後門不夠大,盛 儀器的木箱放不進去,因此我還得再找一輛後門開得大些的卡車來搬運這批儀器,任務是完 成了,代價是我幾晚未能成眠。
  有了這批儀器,我得通上電源。我在扎伊爾教書時,有擺弄電線的經驗,但是我現在沒 有時間,只能僱用當地的一名電工。我想我在旁邊監督著他幹活,一定能保證他把活幹好。 當他說他已經幹完活時,我對插座和纜線檢查了一番,似乎沒什麼問題。關鍵的時刻到了, 電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個110伏特的顯微鏡插上電源,可我卻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電 擊,肯定電源接錯了。我又把小點的儀器插上電源,結果是一樣。肯定這是根本性的裝接錯 誤。電工忙著向我保證說一切都是按我指點的那樣做的,那麼我的手指怎麼會遭電擊,又那 麼疼痛?
  我懷疑是地線有問題。我打開保險盒,看見裡面的地線都沒有接上,原來是電工把零線 和火線接好了,但是地線卻繞成一團,沒把線頭接上。他把我當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釋 地線是幹什麼的,怎麼個安裝法。他聽到後就照辦了。我不知道凱內馬其他的建築情況會是 怎樣。管它呢,幸好現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實驗室的椅子上操作儀器而不會遭受電擊了。
  要使我的實驗室運作,得找些人來工作。我需要四個方面的人選。鑒於我們的工作條 件,我不能只要求專業水平,還得對拉沙病毒免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一種生活在灌木叢中 中等個頭的鼠類,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國的家鼠之間。它們是拉沙病毒的載體,在胚胎期間 就受到病毒感染。它們自己不發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體內不斷繁殖,然而 卻躲過了它的免疫系統,也許是讓免疫系統誤認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 使病毒得以在病人體內不為斷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殘暴和聰明,如人體免疫系統缺損病毒就 會使無數人終身為它們服務,而我們至今對它仍缺少瞭解,既不能醫治,也不能預防。
  當時,從患過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體是對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體不能防止人們再次感 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們再次患病時,病情不會過於嚴重。不管怎樣,我得盡量防止我的 工作人員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樁十分危險的工作。我對這事有 點擔心,但是也沒必要過分憂慮,因為不難找到有拉沙病毒抗體的人。主要問題在於要找到 既有抗體而又能勝任此項工作的人。塞拉利昂東方省沒有幾個人上過一兩年學,應徵者中最 高水平的只上過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計算。在這裡除了通過人事關係而獲得少數幾個政府 職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農業,誰有必要為此而上學呢,因此,我能找到的應徵者極為有 限。我也需要會說本地方言門德語(Mende)和較通用的克裡奧語的人。最後我還需要掌握 基本醫學知識的人。很快,我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實際上,要為這項工作找到訓練有素 的醫生的努力早就失敗了,這不足為奇,塞拉利昂沒有醫科學校。本地的醫生來自兩條系 統,或在西方或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在西方上過學的,回來後一般在弗裡敦找到較好的崗 位,或是為政府工作,這樣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處,可觀的年金,下午和晚上還能在私人場 所兼職。他們很少到農村來。
  從蘇聯受訓的人口國後則大多到政府醫療系統工作並立即被派往農村。從理論上說,在 蘇聯受過訓的醫生在派往農村前要先在費裡敦實習,而實際上,這種所謂實習只不過是從幾 乎不合格的醫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醫院中充斥著這種不合格的醫生,他們 大多是莫斯科盧蒙巴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畢業生。該學校的 課程表中政治理論課要比解剖學來得多。許多在蘇聯受訓的醫生比屠夫強不了多少。他們在 毫無戒備的當地居民身上隨心所欲地胡亂操作著。過不了多久,連最無知的村民都懂得對政 府醫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無處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種藍色的小卡車在破爛不堪的道路 上顛簸幾英里去找一家比較好的教會醫院。這種卡車是作為萬能車輛行駛的,通常擠滿人和 貨物,牲畜也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糞便四流。擠不進車廂的乘客就爬在車頂或懸掛在車 箱兩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關。
  儘管沒有合適的醫生,我卻獲得許多應徵者。用凱內馬的標準來衡量,我快成為大僱主 了。衛生部向我推薦了幾名候選人。我面談的第一批人竟都是衛生部某個人的親戚,根本不 符合條件。我很快發現我必須接受他們推薦的任何人,這些人被錄用後得付錢給他們的推薦 人。我需要衛生部的合作,否則我沒法實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處境相當微妙。
  於是我採取超額僱用人員的辦法,錄取了包括衛生部推薦的人和真正符合條件的人。我 告訴大家我現在只是試用,之後要根據他們的表現擇優錄用。這種作法,不管最後誰被錄 用,大家都不丟臉。落榜的人只好責怪自己不夠條件。
  於是我在凱內馬開始培訓新僱員。訓練開始,我讓他們實際操作並接受書面考試以瞭解 他們的水平,最後我留下了一批我認為可以培訓成為合格技術人員的年輕人。大多數高中畢 業,沒多少工作經驗。這也不錯,他們還沒來得及養成不良的工作習慣。我從最基本的要求 作起,告訴他們必須每天準時上班,在實驗室裡,我告訴他們要完成哪幾件事:不幸的是, 那時,這些簡單的要求對塞拉利昂的許多資深的政府僱員來說也是新鮮事。
  錄用和培訓僱員是樁艱苦差事,但是高興的是我找到幾個很不錯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 們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別運氣的是我們找到約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個子不高, 稍胖,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他對棕櫚酒嗜好的發展,他變得愈來愈胖。圓圓的臉上留著小胡 子,黑眼珠上老戴著一副墨鏡。他性格開朗,頗受婦女喜愛。
  棕櫚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櫚樹液發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條細竹圈把自己縛住,光腳爬 上棕擱樹頂,把樹液吸人葫蘆瓢內(這樣做是有一定危險的)。樹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 飲能夠醉人。
  坎迪能說好幾種方言,他對林巴語(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備受歡迎。林巴語是制酒 工人的語言,坎迪能說這種方言,使我們這支隊伍每天晚餐時都能喝到新鮮的棕櫚酒。棕櫚 酒最講究新鮮,怎樣才算新鮮呢?晚上喝的酒必須是當天早上採集的。一整天的發酵時間最 合適,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還有本事與當地的頭頭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這些人瞭解我們項目的重要性是 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輕易地得到棕櫚酒,有些人擅於獲得頭頭們的歡心,坎迪則兼而有 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點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後容易與人打架。不時的,坎迪會因 酗酒和行為不檢點而被關進監獄。這時他交友的才幹就起作用了。他會把村裡的頭頭或長者 請來,他們立刻就會想辦法把他保釋出獄。負責拉沙熱病項目的官員常常為此奔走。
  與拉沙熱病項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後,坎迪成了一名動物專家。他開辦了一個老鼠繁殖 廠,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樣品。他的成就的頂峰是在1989年為要拍攝記錄片的一支攝 影隊架設了一個「攝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攝老鼠是很困難的,於是他挑選了幾隻不帶病 毒的老鼠,給它們注射了微量麻醉劑,然後放進他的「攝影棚」裡。老鼠的表現十分精彩, 攝影隊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鏡頭。但坎迪對其中幾隻老鼠麻醉過量,以至當它們在我們為加強 戲劇效果而特地佈置的一些殘餘食品中間跌跌憧撞地爬過時,就像真喝過棕櫚酒一樣,竟從 桌上一頭栽下來,還得把它們檢回桌上去。
  僱用工作人員之後,我當然得給他們找住處。這是個問題,因為對外來者存在各種偏 見。這裡沒有房子出租,因為習慣上不允許陌生人寄宿過夜,更不要說長期居住了。凡不在 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來者。村民對陌生人懷有疑懼,怕他們會帶來不祥。他們認為一個人 若不是存有某種不良動機,怎麼會離開自己的家呢?當然這是發生在農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 之前。近來,隨著勞工的轉移和貿易進入非洲的邊遠地區,人們對陌生人的態度大大改觀 了。
  然而,1976年,凱內馬北部的鑽石礦區是個例外。那裡有許多陌生人,他們是來尋找 世界上最優質的鑽石的。鑽石是塞拉利昂僅有的少數資源之一。鑽石礦多屬國有,然而這一 行業也吸引了許多想發財致富的人。不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來。一夜之間,所有 的村莊都沸騰開來,只是由於聽說某某人走過樹叢時找到一顆鑽石……於是整個叢林的樹木 就會被砍光,剩下來的只是大坑和紅土堆。人們裹著纏腰布,站在齊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 漓地掘著,篩著,做著發財夢。有些人發財了,但更多的鑽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們控制 著該地區的貿易,搶購鑽石,大量的寶貴鑽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這些村落轉眼間繁榮起來,也瞬即衰敗下去。只要聽說另一個村子發現了鑽石,居民會 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轉移給我們對拉沙病毒傳播情況的調查帶來很大困難。這種淘金熱差 不多就像當年加利福尼亞和阿拉斯加發現金礦時的情況。幸而我們面對的居民並非一味單指 望靠鑽石致富,他們是只要能擺脫赤貧狀態就行。一點錢就能起作用。它奇跡般地改變了村 民拒絕出租房屋給陌生人的偏見。一說出我們願付房租時,要多少房間都能做到。
  當我的僱員們一切準備停當時,我打算正式開始對拉沙熱病毒的監視規劃。當時是 1977年2月初,我從扎伊爾回來整4個月。我的工作人員受訓兩個月之後,現在要動真格 的了——要對付真正的拉沙熱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圍有許多拉沙熱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們的工作會相當繁忙,但沒料到會忙到現在這種程度。第一個月我們就見 到近30個病人。當時我並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熱病盛行的高峰季節。30 個病人中後來死了9個,這對我的新僱員來說,是一次艱難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機會。
  我們的計劃有二:一是測試我們新安裝好的實驗室能否正常運行。二是我們的數據收集 系統是否有效。我選擇了我和卡爾·約翰遜一起參觀過的兩所醫院: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紀 念醫院和潘古瑪的教會醫院,以這兩所醫院的拉沙熱病患者作為檢查對象。這兩所都是教會 醫院,也是當地最好的醫院,又都位於拉沙熱病高發區。我們想更好地了拉沙熱病的不同症 狀。我們的員工已經接受過要對病人的病史作詳細瞭解的訓練,我告訴他們要記錄頭痛、肌 肉痛、嗓子痛等各種症狀。一定要保證醫生為病人量體溫、檢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 否有蛋白質或帶血。工作人員把血樣帶回我的新油漆過的、接通了電源的實驗室,我用從 「疾病控制中心」帶來的試劑測試血樣中是否存有抗體。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一過程, 用離心器把黃色血清分離,然後混入試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
  陽性反應、陽性反應、陽性反應!
  我們好像中了頭彩似的。每個員工都聽從指揮。他們想幹好工作不僅是意識到這項研究 計劃和自己的前途有關,而且對工作本身也產生了興趣。再則,他們理解到自己是在於一樁 有意義的工作。當我們深入發掘與拉沙熱病有關的事物時,我們接觸到一個又一個的悲慘故 事。失去母親、失去父親、失去兒女,我們要幹的事大多了。
  潘古瑪醫院的大多數病人來自鑽石礦區,醫院裡的修女和員工是有奉獻精神的,但是, 對付拉沙熱病,僅有奉獻精神是不夠的。他們把傳染性病人和非傳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 廢棄針頭到處亂扔,醫院裡找不到消毒劑,沒有人戴手套,即便在處理感染了的樣品時也如 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熱病患者。我們向醫院員工建議,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們如果 再配備些漂白劑就更好了。
  在修女們的合作下,我們建立了隔離護理制度。在這樣的非洲邊遠地區是談不上空調設 施和防毒面罩的。談到空調就是打開窗戶,而在習慣於舉行儀式時佩戴各種面具的國土上, 戴上防毒面罩無異於把自己標明是惡魔,那將導致難以想像的惡果。即使是愛爾蘭修女也難 以理解我們的建議。她們被痢疾、瀕臨死亡的嬰兒、傷寒和貧血病等搞得疲憊不堪,認為拉 沙熱病不過如此。我們說,情況不是她們想像的那樣。醫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 拉沙熱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瑪醫院曾流行過這種病,導致若幹員工死 亡。但是人們是善忘的,何況很多員工已經調離。現在這裡沒有可能為拉沙熱病患者開闢專 門的病房,只能把他們放在大病房中,同時又要保證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安全。做法很簡 單:在拉沙熱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間設置一個裝有輪子的布制屏風,它可以隨意推動。這種 屏風當然不能阻擋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醫護人員這種病是具傳染性的,跨過屏風 後,要小心。
  我們還進一步在每個拉沙熱病患者的床頭擺上一張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術用的口罩, 幾副乾淨的橡膠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來消毒手套和口罩的,從本 地市場只能買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極少物品。我們把漂白粉稀釋成10%的溶腋,成為絕妙 的消毒劑。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過後,放到太陽光下曬乾後再用。在這種醫院中,豪華的一 次性的手套是談不上的,但勞動力很便宜。可以雇一個人專門洗手套。手套可以反覆使用8 至10次,到破損為止。只要看到晾衣繩上的無數副手套,就能辨認出我們項目的所在地。 多年來,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我們都安全地採用了這種簡易作法。它後來被寫進世界衛生 組織的建議書。對於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後來甚至對人體免疫系統不全症,都適用。
  潘古瑪醫院的病房寬敞,光線充足,而塞格布韋馬的較老的尼克松紀念醫院則顯得陰 森,令人感到壓抑。照明差、牆壁清一色的暗灰,廁所抽水不好,經常缺水。糞尿的臭氣充 斥整個醫院。和潘古瑪醫院一樣,病房按性別和內、外科劃分,還有一個婦產科和一個小兒 科病房。儘管沒有專家,這也算得上是本地區的最重要的醫療單位,它為方圓20英里的所 有村落服務。像潘古瑪的醫院一樣,尼克松紀念醫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問隔離病房與之相 連,為的是安放傳染病人。然而由於傳染病人大多,一間小房間放不下,因而簡單的隔離手 段再一次被採用。
  我們的項目不只限於監測拉沙熱病的疫情和採取預防措施。我們還試圖消除病毒的來 原:老鼠。為此我們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隊。除了約翰·坎迪外,還有一位哺乳動物學者約 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來自美國,享有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獎學金,在亞 當·謝林頓(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據說亞當的妻子幾年前和一個嘻皮士私奔 了,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很不喜歡約翰。約翰是個叭叭叫的嘻皮士,禿頂,滿臉大胡 須。他好冒險,急於發現鮮為人知的各種鼠類的秘密。他平日在地裡辛勤勞動,然後跑到森 林裡呆上幾天捕捉老鼠,測試它們是否帶有病毒。約翰全然接受當地的文化和習俗,特別喜 歡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後,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飯、棕櫚油、花生米 和魚沙司。加上本地的紅辣椒。儘管菜裡已經放了不少紅辣椒,他還嫌不夠,邊吃菜還要邊 嚼辣椒。約翰是個放任不羈的傢伙,總是在不知不黨的情況下冒犯了亞當。但是他的工作對 於瞭解鼠類的活動,特別是在判斷鼠類與人類的接觸方式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 使我們對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擴散情況有了較清晰的瞭解。他變得如此知名,以至後來 被人們稱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論約翰取得什麼成就,他總不能讓亞當——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數據的真實性。 亞當對約翰的仇視與日俱增。他每天都寫備忘錄,指責約翰無能和不誠實。由於我與約翰成 天共事,我知道這些指責全然站不住腳。實際上,我瞭解約翰對於數字的準確性的要求遠比 任何人都要嚴格。我一直未能瞭解亞當的問題出在哪裡,後來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 直沒能發表。我終於懂得了亞當之所以極端仇視約翰的原因,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諒, 畢竟,人類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老鼠巡查隊除了內部問題要處理外,還得尊重當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們都 得和村民商量,講明我們的動機。做說客的任務往往落在約翰的頭上,他則往往帶上另一個 約翰——約翰·坎迪作幫手。後者有能力說服當地居民:也許捕捉老鼠的人是有點神經病, 但是應該歡迎他們這樣。
  通過這次調查要弄清三件事:村裡哪種鼠類最多,每戶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攜帶拉沙 病毒。巡查隊把村子裡的房屋逐個編號,然後繪製了一份詳圖。約翰根據圖上的標誌,選擇 某些農戶作抽樣調查。進行調查的當日。巡查隊乘坐一輛顯眼的黃色捕鼠車。車身上畫著拉 沙標誌。即一個拉沙病毒圓圈中間有隻老鼠,還有一張微縮的非洲地圖。後來方圓多少裡的 居民都認識了這個標誌。多少年後,我們途經這些村落時,人們還會唱著「拉沙不是好東 西」的歌。調子是我們的公眾教育小組組員從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選來的。
  捕鼠隊進村後就在村邊設營,營區包括一輛卡車和兩頂帳蓬。一頂帳蓬住人,另一頂放 置捕捉來的老鼠。然後組員就進入選定的住戶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兩種:一種是會殺 死老鼠的,另一種是捉活的,以便作試驗。根據房間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戶放十個捕 鼠器。第二天早上,組員去收回。把被殺死的老鼠數字記錄下來,屍體放入袋中焚化。存活 的老鼠則經過一種巧妙的製作方法被回收。當打開捕鼠器的開關時,老鼠以為可以逃跑了, 實則是鑽進了一個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劑的棉花。我們對昏睡過去的老鼠逐個抽 血以便檢驗拉沙病毒並測定是否存在抗體。老鼠的類別確定後就殺死並作解剖,器官保留下 來以備分離病毒用。通過試驗取得的信息全部輸入電腦。
  要瞭解老鼠是如何傳播病毒的,需要進行另一項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熱病的住戶中捕捉 老鼠並與沒患病的住戶中的老鼠作比較。我們還想瞭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後,新的疫情是否減 弱了。這項專門研究由迪克·金利賽德(Dick Keenleyside)負責。迪克是個英國醫生,在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個能幹的研究人員,只有一個弱點,即極端害怕會得上拉沙 病。每天晚上回到實驗室,他都會嚷嚷嗓子痛。這種恐懼也不是完全沒道理。畢竟,他每天 都與捕鼠隊緊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對於不論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獵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 坐倫敦班機飛回美國時還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經歷。
  在飛機上,他無意中和人談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參與一起拉沙熱病研究項目。顯然他錯找 了一個談話對象。一進海關,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緊張過度的英國移民官員盤問並決定要 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醫院檢疫。位處倫敦北部的這所古老的熱病醫 院有一具塑料製成的隔離器,凡是被認為患有外來的傳染病病人要放入隔離器中進行隔離。 這是一個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氣,可以罩在床上。對於迪克來說,這種隔離器沒有必要,因 為拉沙熱病毒如同大多數其他出血熱病一樣並不通過空氣傳染。然而英國人費了大力,化了 很多錢安裝上這樣一個隔離器,他們急於要使用它。一些來自非洲的乘客,到達倫敦時,只 要有點頭痛腦熱,都會遭到這樣的待遇。
  迪克強烈抗議並要求移民官員與「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聯繫,他說他根本沒病。然而就 是搬出「人身保護令」來也沒用。「人身保護令」是12世紀的一種文件,它和大憲章一樣 可以保護公民不受國王或其代理人的隨意拘捕。那是英國神聖的立法之一,但它對於英國的 檢疫官員顯然無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檢驗處的代表來到,說明他對英國沒有危險,英 國的儉疫官員才被說服,把迪克放行。迪克還算是幸運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現不是唯 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們的問題不只來自拉沙病毒。無論我們到哪裡,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會遇到政局的干 擾。塞拉利昂的政治動盪大多起源於兩大種族之間長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東部和南部 的門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騰內族(Temne)。兩個主要政黨都以這兩個部族 作為權力基礎,因而表面上看來是政治紛爭,實際上往往是種族衝突。據說,1976年底到 1977年初之間曾舉行過一次自由選舉,但全民大會黨(All  Peop1e「s Congress)(騰內族的 黨)的領袖賽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縱選舉,自稱是勝利者,然後把在位的總 統趕下台。這就導致全國各地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陣地戰。有些衝突發 生在東方省的首府凱內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凱內馬當時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戰役下來死去12人。凱內馬位於門德部族地區,在 東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響了我們的工作。下午6時就不允許出入城,顯然,宵禁只能 引起人們,特別是忠於反對黨的省份對騰內族統治下的政府的仇視,而對我們來說則造成很 大困難。實行宵禁時,我們的項目才剛起步,宵禁持續了四、五個月。那時省裡的人還不太 認識我們,我們經常會在臨時設置的檢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攔住。他們有的是軍人,有 的是准軍隊人員,有的什麼也不是。常#會碰到一個全副武裝但又滿口酒臭的士兵,他對司 機勒索錢財比對法律或政治問題要感興趣得多。當地的法律與秩序已不復存在,任何持槍的 人都乘機為個人撈取好處。
  宵禁意味著不論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瑪醫院,都得在下午六時前趕回凱內馬。由於兩個 醫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後一刻我才辦完事。從而下得不在滿路廢物,坑坑窪窪 的道路上飛快開車回家。即便這樣不遠的路程,汽車也得1至2小時。我們時常擔心有個喝 了過多棕櫚酒的士兵會朝我們開槍。幸好我們的員工還沒遭到過襲擊,僅有幾個人被拘留 過,而他們並沒有什麼過錯,借口一些無足稱道的小事,甚或沒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 也許是把你錯認為別人了,也許是因為你擋了路而怒氣沖沖,總之,在什麼情況下都有遭逮 捕的可能。每當此時,我們就得尋找適當人士出面請求釋放他們。
  政治僵局最後總算解決,那是騰內與凱內馬的兩股勢力在博城的一場激烈戰鬥之後,通 過協商解決的。那場戰鬥中有300人死亡,多數是門德族人。由於總統來自與騰內族結盟的 一個少數民族,兩名副總統就由一名騰內族和一名門德族人充任。達成協議後。宵禁就取消 了。然而政治危機的結束並不等於路障就不存在了。實際上,路障在我們的項目執行過程始 終是個麻煩。你永遠無法知道路障會在哪裡出現,它已經成為地方習俗的一部分,隨時隨地 可見。某個地方指揮官可以下令設置一個,某個人的心血來潮也可以設置一個,他不認為需 要徵求任何人的同意。設立路障已經成為一項全民運動、老少皆精幹此行。你常會遇見幾個 小流氓圍著一個所謂路障,其實那只不過是在馬路中心挖掘的一個窟窿,挖出來的土堆在兩 旁,你一停下來,孩子們就會跑到車前來要錢,說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這樣教育他們的 年輕人。
  關於靈魂和離心機
  在我們弄清這些村子裡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熱之前,我們必須有一個確切的人口統計 數字。在估計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時,你得知道一開始有多少人。這樣我 們才能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誰最容易受到感染和為什麼會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過查詢全 國人口普查資料你就可以得到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東部,將近20年前英國人還在那裡 時曾進行過人口普查,以後就沒有進行了,所以我們必須進行自己的調查。這意味著在我們 選定的村子裡得挨家挨戶進行調查,以確定有多少人口,他們的年齡和性別。大多數房子都 有三、四間房,泥牆泥地,馬口鐵屋頂,這種屋頂取代了傳統的、用蘆葦或棕櫚葉做的屋 頂。波紋狀金屬是白人留給非洲的許多令人懷疑的禮物之一。可是,隨著經濟情況的惡化, 非洲農民甚至連波紋馬口鐵也買不起了。所以,現在你看傳統的茅草屋頂又回來了。
  我們曾想過,在每一個房子裡我們一定會看到許多人,但沒有想到會有那麼多。在正在 開採的鑽石礦附近的村子裡,一個房子裡竟擠滿40至50人。能擠得下這麼多人的唯一原因 是礦工們輪流上班。一班人在礦上工作時,另一些人就回來睡覺,擠得滿滿的。礦工們大約 每12小時換一次班,而房子則一天24小時都睡著有人。這與大多數收成僅夠自己食用的農 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樣。這些農民是白天在地裡勞動,房子空著,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熱感 染的比例來說,由於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結果也不一樣。在這些礦工居住的村子裡,我們 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難說。對這些礦工們往的村子進行調查簡直是一場惡夢。每當一位礦 工離開這裡回到自己的村子時,他所經歷的嚴酷現實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夢想。然後又有 一個抱著自己新的夢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們的有些調查中,我們會發現一個村子的人口在 幾周內增加一倍或減少一半。當塞格布韋馬附近一個小村子裡發現了幾個大的鑽石礦時,原 來的2500人一夜之間增加了一倍。礦工們都拚命想成為第一個發現更多鑽石礦的人,因此 他們向松土層挖掘得非常快,結果一個礦井突然倒塌了。也許有15人或20人喪生,確切的 死亡人數不詳,因為從未找到過所有人的屍體,此外,由於大多數礦工都是非法移民,沒有 家屬詢問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事故發生後,村子又為之一空。人們認為這是邪惡的魔力 籠罩了這個村子。
  調查拉沙熱的發病率是一回事,但對已經染上了這種病的人又怎麼辦呢?這是我們每天 都碰到的問題。當我們登記一個個病人時,他們都懇求我們結予幫助。由於我們幾乎無能為 力,因此越來越感到沮喪。
  就在這時。我們碰見了來自塞格布韋馬的一位受人愛戴的教師約翰·卡馬拉(John Kamqra)。我們看護他,給予他通常的治療:吃藥退燒,給他輸液以防止脫水。他疼得非 常厲害,不能咽東西,找不到一個令他感到舒適一些的睡覺姿式,也無法人睡。這一景象簡 直難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臉腫了起來,由於體液從受到損壞的血管流進了臉與脖子的軟組織 (水腫),因此他的面孔幾乎都認不出來了。當他還能夠回答問題時,往往也不切題。我們 知道他已經得了腦病,意味著他的腦子正受到感染。我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可怕的症兆,預 示肯定會發生抽搐,然後死去。可是,當時我們對這一症狀的必然嚴重性還摸不太準。
  在他整個患病期間,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 染,但我們一定要她像我們的工作人員一樣,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煩意亂。我 們試圖讓她放心,但我們無法使她安靜下來,因為她看見了她丈夫臉上的表情,她知道什麼 事情正在發生。她看見了他眼中的恐懼。她懇求我們幫忙,做點什麼都行。據我們所知,可 能只有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也許它對約翰·卡馬拉能起作用。
  為了進行血漿治療,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羅了一些大的離心機,並且不厭其煩地先 把它們運到了塞拉利昂,然後沿著很長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運到了內地。血漿療法是從拉沙 熱病癒者身上采血,將紅血球分離出來,然唇將它們送回獻血者的體內。然後我們把含有抗 體的血漿收集起來,將它注入拉沙熱急性病患者的靜脈裡。採用這種免疫血清療法是因為血 漿療法對另一種病毒性出血熱一乙乙種來自南美的朱寧(Junin)病患者治療有效。現在只 在呵恨庭發現了朱寧病毒,也是由老鼠傳染的。這種病的死亡率高,並且與拉沙熱非常相 似,最重要的是,朱寧是一種砂粒病毒,這意味著它與拉沙病毒是近親。我們想,如果這種 療法能對朱寧病毒有效,那麼,對拉沙熱也該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離血漿時,我們碰到了一個難題。我們有離心機,但當我門試驗這些機器 時,我們發現電線裝得不對。我踢了自已一腳。離開亞特蘭大之前,我沒有時間險查那些線 路一乙為什麼會這樣?——自那以後我還設有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現在在塞拉利昂,我到 哪裡去找一個懂得分離血漿離心機的人,更不用說找一個會修理它的人了。我設想到我們在 醫院進行檢查的第一個月就會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們僅想先試一試看,卻沒想到一下子全 捲進去了。
  所以,我發現自己的處境非常尷尬:沒有血漿,沒有為我們病人進行治療的藥物。難道 我只有束手無策地站在那裡,眼看著約翰·卡馬拉死去嗎?
  這個人的悲劇激勵我要採取行動。如果我要起點作用,我不僅得做點什麼事,而且在做 這些事時得與病人有更多的接觸。我在凱內馬設立這一項目的原因,是因為它正好位於兩個 大醫院的當中,與來自弗裡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為我想那裡會有很多拉沙熱病患者。所 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瑪和尼克松兩所醫院的實驗室也用作醫治拉沙熱的實驗室。這樣,我就有 把握至少能在現場進行一些基本的實驗室工作。但是,在我對潘古瑪或尼克松醫院能做點什 麼之前,我得先使這些離心機啟動起來才行。
  我拆開離心機進行檢查,立即發現當工人將離心機改裝成220伏特時,他忘了在線路裡 放進定時器。這種機器的設計是不開動定時器,它就不旋轉。要改變這一狀況,我只得對離 心機進行拆修,使主要線路通過定時器,然後進入發動饑。我花了一天時間才找出它的問 題,然後又花了一天將機器修好。那裡沒有電工可尋,我就是電工。
  下一個難題是將這兩台老式過時的但現在很起作用的離心譏運到這兩所醫院去。每一台 重約600磅,在凱內馬我們沒有能夠運載它們的車輛。此外,它們是有冷藏設備的離心機, 所以,我們得肯定,壓縮機要盡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們與冷卻盤管相連接的銅管被壓 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會漏出來,這不僅會污染大氣,而且會使冷卻設備失去功 能。所以我們到處尋找交通工具。後來找到了兩部很結實的卡車可以把我們寶貴的物資運上 搓板似的道路。費了很大勁以後,我們總算把離心機搬上了卡車。然後我們用繩子將它們綁 牢,盡量將壓縮機固定好,開車將它們運往潘古瑪和尼克松醫院。希望能夠成功。
  終於,我們將機器運到了目的地,但我們的問題仍沒有完。我們安裝在潘古瑪醫院的離 心機運轉很好,但是在尼克松醫院的那一台不能製冷。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韋馬 周圍沒有可以信賴的製冷方面的技術人員,即使有,他們對離心機製冷也無經驗。
  我只得再動動腦筋。在我離開「疾病控制中心」時,乙位製冷專家曾教過我如何修理冰 箱和如何再向裡面裝滿冷卻劑。我希望這一程序能與修理離心機的製冷器相似。我又拆開了 離心機,發現壓縮機的銅管在進入冷卻盤管的地方折斷了。我只有把它割斷,使它再次成為 凸緣形,將它放在盤管中恰當的位置。然後我得用鉤鉤住我們在實驗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 將壓縮機裡的空氣排除,造成真空。幾小時後,我使機器裡的壓力降得很低,以便將盛冷卻 劑的容器連起來,重新向盤管充電。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驗是要看溫度能否降得很 低,使離心機能冷卻下來。我等待著。當我看見缸裡面形成了一層霜時,我高興極了。現在 我可以開始了。下一個問題是:血漿能行嗎?
  即使我使離心機運轉起來,我還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難。我們還需要一條供應線和通訊設 備。我們沒有可以工作的電話系統,電氣系統也很不穩寇,所以我們不得不依賴一台備用發 動機,如果我們需要電,我們就發電。如果我們要通訊,我們就用曲柄啟動我們的單旁帶無 線電設備。醫院的發動機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瑪和塞格布韋馬醫院的實驗室供應幾小時的 電。供電是有限的,手術室要優先,所以實驗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碼的電力供應。而且,發動 機還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處想方設法,最後總算湊夠了錢為我們的每一個實 驗室購置了一台當地可以買到的本田小發動機。有自己的電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條供應線則更加困難。通常,我們依靠弗裡敦美國大使館的幫助,能便捷地運 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應品和器材。並保證它能通過海關,安全地運到內地。最重要的物 品是用於診斷拉沙熱的試劑。就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的碰到了困難。「疾病控制中心」的首 批物資是通過泛美航空公司經塞內加爾的達喀爾運來的。但它們在達喀爾附近消失了。真見 鬼!雖然這是我們唯一一次丟失的物資,但它給了我們一個教訓。我們需要一條更加可靠的 運輸線,特別是如果我們要檢查病毒的話。我們與荷蘭航空公司進行了聯繫,它每星期四晚 上都有班機飛到隆吉(1oingi)機場。機場就在弗裡敦的海岸上游,位於紅樹科沼澤地中間 的空地,在弗裡敦港灣的對面。荷蘭航空公司同意直接從亞特蘭大經阿姆斯特丹(它們之間 每天有航班)將物資運來,然後經過同一航線從弗裡敦將我們在這裡做好的樣品運回亞特蘭 大。我們無法在當地將病毒分離出來。這一程序需要組織培養,而這又要有無菌的工作條 件。在敞開的工作台上用病毒處理臨床抽樣是一回事,但在組織培養時使其形成高濃度則完 全是另一回事。總之,這種病毒是第四級病毒,只有在適宜的實驗室裡才能安全處理。只有 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處理。
  在研究病毒時,最後的化驗或試驗都是分離病毒。化驗不僅告訴你在血液或組織的樣品 裡是否有病毒,而且還能告訴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們要繪製和記錄疾病的傳播,然後對它 進行治療,我們必須要分離病毒,並且不僅是對每個病人的一次抽樣,而是對他的幾次抽樣 進行病毒分離。事情還要更加複雜。我們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裡將抽樣冷凍起來,用一般的 冰袋將它們運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樣,將它一直送到亞特蘭大,我們需要乾冰。在凱內馬根 本沒有乾冰,即使在費裡敦也沒有。最近的來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讓。我們設法與阿比讓的 美國大使館建立了聯繫,它也試圖幫助我們擺脫困境。但是他們送來的頭兩盒乾冰,到達時 卻是空的。乾冰已全部揮發了,剩下的只有一點二氧化碳。顯然,阿比讓這條路線行不通。
  所以我們又找到效率總是很高的荷蘭航空公司裡的荷蘭朋友,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我們 事先預訂好,他們可以每星期四傍晚從阿姆斯特丹將乾冰送來。這就使我們有時間包裝好抽 樣,當飛機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時,就能把抽樣運回亞特蘭大(途經阿姆斯特丹和芝加 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個辦法,在使館的幫助下,使包裹內裝物在融化之前經過渡 船運到弗裡敦,再送回去。我們得確保我們能按時到達弗裡敦,這樣我們就不會誤了飛機。 因此我們毒星期四晚上總是非常忙亂。最後,我們在大使館的地下室裡放了一些大冰箱。在 這裡,我們可以儲存我們寶貴的抽樣。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館的大發電機連接起來 了。用這種方法儲存拉沙病毒似乎沒有使我們國務院的朋友感到擔心。星期五下午,當荷蘭 航空公司的班機帶著我們的盒子起飛後,我們都精疲力竭地癱倒在非洲大陸最美麗之一的弗 裡敦海灘上。
  沒有美國國務院的斡旋,我們的許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與四大洲15個國家的美國 大使館和領事館裡有過工作關係,我總能指望得到他們的合作。記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時朋 友陪我去金沙薩的美國大使館兌現支票,他很驚奇我竟然能辦成這種事。他說他從他的使館 無論如何也得不到這種服務。
  無論我們作出多少努力,無論我們最後克服了多少困難,但對約翰·卡馬拉來說,效率 仍不夠快。他的高燒和全身劇烈疼痛有增無減。我們仍抱著希望一一這希望來自我們對拉沙 熱的一點點瞭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銳利的眼睛變得遲鈍了,(在我看 來)充滿了無可奈何的神情。當我靠近一點再看時,可以看見他眼白裡有火焰似的紅點。
  現在他的眼睛出血。
  約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時站起來,但幾分鐘後又跑回去握著他的手,試圖緩解 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約翰·卡馬拉時而有些迷惑,時而神志失常。雖然我們對這種疾 病沒有很多經驗,但恐怕許多人都過不了這一關。我們得承認我們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 乎也有與我們相同的預感。她開始變得令人驚奇地安靜,因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醫學上,這是令所有醫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們:眾神也是虛弱的。
  約翰完全陷入了昏迷。當病毒宣佈戰勝了他的腦子時,一系列的發作摧毀了他的身體。 然後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測不到血壓。他的心肺衰竭了。
  為了證明他給人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塞格布韋馬所有的人都出來哀悼他一一他們非常尊 敬的老師和行為的榜樣。他們想要知道,這是什麼世道,竟要奪走這樣一位好人。帶看兩個 要撫養的孩子,他的妻子一個人如何過下去?誰來照料他年邁的雙親?誰來教育他的學生? 准給予他們勸告和幫助他們為自己的國家創建未來?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彈
  爭取從亞特蘭大獲得物資和器材的持續鬥爭開始得到了回報,我有理由相信會繼續不斷 地得到試劑供應。現在我們更加接近我們的目標,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療。頭一項工作是 開始對潘古瑪或塞格布韋馬醫院裡曾經患過拉沙熱但後來倖存下來的病人進行調查,他們現 在對拉沙病毒應該有高的抗體滴定量。我們對含有最高抗體滴定量的病人最有興趣,因為我 們認為他們的血漿會是最有效的。我們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復的人,因為他們能捐獻血漿, 而不會損害他們的健康。自然,我們還得希望他們的血液裡沒有拉沙病毒在活動。為了確保 血漿是安全的,我們力圖只挑選那些至少已病癒三個或四個月的人。我們擔心的不僅僅是拉 沙病毒。我們也通過血液檢查乙型肝炎——一種致命的肝炎,它是通過血清傳播的。
  那是20世紀70年代未,我們對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或艾滋病還毫無所知,我們也不知道 除了乙型肝炎外還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過血液傳播。那時我們對內型肝炎也一無所知。如果 我們知道的活,就不會如此熱心地採取這種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漿。我們感到幸慰的是,後 來,80年代未,我們去塞拉利昂開始搜尋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感染時,除了弗裡敦的兩名妓 女和幾名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外,我們沒有發現其他病患者。可能當時艾滋病正從中非傳入 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夠的理由得出結論說,70年代在東部省沒有什麼或者根本沒有人類免 疫缺損病毒感染。現在情況不同了,如果血清療法帶有風險,那麼,拉沙熱病也一樣。在我 們工作的第一個月內,我們看到約翰·卡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們得設法做點什麼 事。
  從邏輯上說,收集血漿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們得找到可能捐獻血漿的人,這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已回到他們自己的村莊。如果他們是流動的鑽石工人,我們可能 永遠找不到他們。一旦我們發現了我們正要找的人,並說服他願意獻血漿,那麼,我們得提 供交通工具和當天的食物。為了增加吸引力,我們還給予他們兩周的鐵質補給品和一袋兩磅 重的大米。每一次獻血,其全過程往往要佔用現場工作組一整天的時間。不久我們就認識 到,這樣一項計劃可能需要很多錢。
  甚至向可能的獻血者解釋什麼叫獻血,為什麼我們需要血,都得採用一些策略。這整個 概念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經歷,以至他們不知道怎樣理解它。大多數病患者都是不 識字的村民,他們對醫藥的瞭解,僅限於巫醫給予他們的藥粉和藥水。如果它們無效,就會 到一個有白人醫生的醫院,得到白入醫生的魔法,而不是巫醫的魔法。我們得想出一些比較 簡單的解釋——另一個文化障礙:不管你去非洲什麼地方,人們心理都相信本地的醫藥和魔 法。很多人相信血裡有魔力,可以用來對付他們。有個時期謠傳「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 還有謠傳說我們一定在製造魔水去打敗我們的敵人。要麼是我們幸運,要麼就是我們的人會 說話,儘管非常困難,我們成功他說服廠大約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參加獻血。
  一旦我們從血液裡分離出血漿,我們將包裝好的紅血球再輸回獻血者體內。由於他們對 我們抽出的血和輸回的血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真正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現在他們往往完 全相信我們招募他們是為了某種巫術。我們不能肯定這是加深了他們的懷疑,說我們用不祥 的符咒欺騙他們,還是高超的魔力贏得了他們的尊敬。也許兩者都有一點。
  不僅僅是因為得到血漿的費用高,從而對我們集體財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個過程還需 要大量的時間。我們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沒有血庫,等於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來 自一位家庭成員或者一位朋友,即使這樣也不是免費的。因此,我們創建的血漿制度怎樣才 能扎根,特別是當時沒有支付血漿費用的明顯資金來源?少數病人得到昂貴的治療,而多數 病人卻無法得到治療,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最好是:治療必須實際、合理和便宜。的確,那 時我們還不知道怎洋才能廣泛地利用血漿。不管最後它以什麼形式用於輸注。但這是我們所 有的一切。於是我們繼續努力,決心要找出有效的藥物。
  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拉沙熱的青黴素。但是能安全用於抗病毒的藥 物的確非常少。大多數抗病毒的複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殺死病毒的同時也殺死了 宿主細胞。此外,治療必須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還有,這種藥物在長時間內應當非常穩 定,這樣才可以把它帶到邊遠地區,在不大理想的條件下儲存起來,直到應用。我們追求的 是一種神奇的藥,差一點都不行。
  後來,卡爾·約翰遜寫來一封信,卡爾善於給我發短電報和寫短信,其中一兩句話就可 能改變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現在是這個。
  卡爾在信中提到猶他洲立大學研製成功了一種較新的藥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 它對治療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療效。拉沙病毒是一種核糖核酸病毒。 如果脫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藍圖,是使細胞變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莖和葉子的遺 傳物質,那麼,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將信息從基因傳到核糖體—一一種圓的微粒,它是一種 蛋自質工廠,生產生命所需要的各種抗體、激素和□。可是,許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當作信 使,而是當作它們自己的遺傳物質。在這方面,病毒是獨特的有機體。人們對病毒哇如此有 興趣、對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擾病毒用自己遺傳性的核糖核酸製造蛋白 質。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種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嗎?
  卡爾告訴我,他已經在組織培養方面試驗抗拉沙病毒的藥物,並告訴我,彼得·賈爾林 (Peter  Jahrling)也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進行類似的試驗。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 猴子,然後用病毒哇治療它們。這個藥的實驗數據,包括對人體上的實驗數據表明它安全可 靠,因為已經成功地利用它醫好嬰兒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優點是易於生 產,將來可能便宜,在室內溫度下能保持穩定——也許塞拉利昂的室內溫度不行,但我們可 以將它放在冰箱裡。
  這可能是我的魔彈。我很興奮,但我知道我們還需要等待實驗室關於拉沙病毒的實驗結 果出來後才能考慮我們自己的治療計劃,這倒不是我們想浪費時間,坐等彼得的猴子進展如 何。我們還須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國管理局有關使用藥物和血漿的許可。這需要時間,所以我 們得立即行動。
  第一步是要準備一個書面議定書,對治療試驗作出詳細說明。在亞特蘭大,卡爾和他的 妻子帕特裡夏·韋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別病原體流行病學家—— 分擔這一工作。這份議定書還要得到塞拉利昂國家倫理委員會、「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課 題審查委員會(HRSC)以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這不是一件不關緊要 的事情。議定書裡全面、詳細地寫上了這一項目的科學根據,還要寫明將如何進行這一研 究。議定書裡還對病人的知情同意書作了確切的說明。絕對不能拿人做實驗。麻煩就出在這 裡,只有當病人完全瞭解他所同意的是什麼內容,他才會答應簽知情同意書。和我們打交道 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木多數人只能說一種當地部族的語言。不 管怎麼說,他們當中有一半人懷疑我們可能在玩弄巫術,雖然他們非常有禮貌,嘴裡不會這 樣說。對這樣一些人,向他們解釋一個複雜的醫療程序只有翻譯成門德語後才可以。但門德 語這類部族語言沒有詞來表達「臨床試驗」或「逆轉反應」這些概念。所以,我們怎樣才能 恰當地告訴他們我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什麼?
  我們使一些概念簡單化,即使不能準確地將意思譯成他們的當地語言,也可以使用一些 多少能將意思傳達過去的字眼。簡言之,我們需要這個有希望的課題來確定病毒哇是一種新 藥,雖然對拉沙熱尚未試用過,至少我們可以向他們保證,對人體使用這種藥物已證明是安 全的。我們也將告訴他們,沒有辦法治療拉沙熱,這僅僅是試圖找出一個治療方法。我們不 能對任何事作出保證。要解釋這一切,我們得依靠我們譯員的技巧。由於大多數病人甚至不 會簽名,我們能盡力做到的是請他們在知情同意書的下面按一個大拇指印或畫一個「調」, 表明已向他們念過知情同意書,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有一些瞭解,並且同意讓我們試一 試。
  與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相比,塞拉利昂國家倫理委員會對我們設想的辦理知情同意的手 續沒有什麼大的意見。畢竟塞拉利昂人對他們的國家是瞭解的,知道什麼事情做得到,什麼 事情做不到。他們也知道拉沙熱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國家倫 理委員會是由當時塞拉利昂衛生部的主要官員馬塞拉·戴維斯(MarCella  Davis)博士創 建的,對於這一高度合作可能會有更好的理解。後來當他的繼任者貝爾蒙特·威廉斯 (Belmont  Williams)主持這個委員會時,這一議定書最後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 心」的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要求當地的一個倫理委員會對此給予批准,儘管在塞拉利昂沒有 這種委員會。幸好,貝爾蒙特·威廉斯是開明的,辦事很有條理。她是一位克裡奧人 (krio)——奴隸的後代,這些奴隸從美國逃出來後先打算在新斯科捨(Nova scotia)定 居,但發現那裡對非洲後裔來說太冷了。於是最後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裡敦。他們是這 個國家最有文化、最先進的一群人,他們的混雜語經過百年左右的發展,後來成了該國的通 用語。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爾(Brisiol)學醫,那是英格蘭西部一所非常好的醫科學 校。她不僅能幹,辦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們的項目。在我們的請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 尊敬的醫生,任命他們為國家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她發給了他們我們的議定書,並請他們發 表意見。雖然有幾個人提了問題,他們對議定書沒有大的異議。
  可是,在這個國家受到過任何科學訓練的人太少了,這增加了我們的負擔,也增加了人 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的負擔。我們得確保我們的做法不僅正確,而且不會利用未受過教育的人 來謀私,不得使他們有任何不信任感,懷疑我們試圖利用他們。在醫學研究中,特別是在發 展中國家的醫學研究中,下述問題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煩惱:你怎樣才能充分告訴 教育水平很低的人們有關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風險,這事不好辦。
  國家倫理委員會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想獲得知情同意書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 可是,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不能同意讓未受過教育的人接受臨床試驗。該委員會的成員都沒 有在像塞拉利昂這樣偏遠的地方工作過,他們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麼地方。他們自己的 無知束縛了他們自己,因為他們試圖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國醫院的經驗為先例來對事物進行判 斷。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研究也不時碰到問題,特別是在非洲和亞洲。例如,在那裡,本地的 醫生經常不告訴病人他們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體兔疫缺損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負擔 不起任何治療費用,並且,如果病情傳開後,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拋棄他。
  最後,我們終於得到了人類課題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接著我們還得與美國食品與藥物管 理局進行交涉。由於試著用病毒哇治療拉沙熱是一件新鮮事物,我們需要管理局頒發研究中 的新藥許可證。我們估計沒有什麼困難就能得到這一許可證,因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廣泛試 驗,為研究它對其它疾病的效果而進行的一些人體試驗已證明它是安全的。我們寧願依靠醫 藥公司所彙編的現有資料而下願進行我們自己很費時間、很花錢的試驗。美國食品與藥物管 理局僅負責批准藥品在美國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實際上也起著同樣作用。許多 自己沒有這類機構或自己沒有足夠專門技術的國家,它們也依靠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所提出的 建議和作出的決定。
  到了1978年11月,我們手頭已有了必需的許可證和令人滿意的實驗室數據(卡爾的組 織培養,彼得的猴子或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試驗),表明病毒哩對拉沙病毒可能有效, 沒有什麼毒性或根本就沒有毒副作用。我們也有了隨時可以使用的血漿。這時,我們已經工 作了18個月,對拉沙熱有了一些基本瞭解。我們知道在這個地區,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 患拉沙熱的大約占10%至15%,總的說來,醫院裡這個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們 也能更好地預測誰可能活下去,誰會死去。在接納的病人中,肝□(AST)高的,其危險比 肝□低的更大。
  於是我們開始工作了,我們的第一項工作是要建立一個制度,按照我們議定書裡規定的 標準,決定誰將接受口服病毒哇,誰將接受血漿治療。肝□超過某一危險標準的病人——在 我們最初的研究中認為這表明其後果不佳,將接受這種或那種治療。我們已決定,鑒於拉沙 熱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們能提供任何一點幫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這時,我們還不清 楚哪種治療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種治療是否有效。通常臨床試驗要求有一個用作對照 實驗比較標準的「對照組」——給病人服用一種無效對照劑(即一種溶液,它看起來像藥 物,其實不過是糖水)——目的是要「瞞過」研究人員,這樣就不會因他們的熱情或偏見而 影響病人或實驗效果。對照組提供了中性指數,可用其測定真正藥物的效果。問題是在對照 試驗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經對照試驗。至於拉沙熱病人,我們知道許多未經治療的病人都會 死去。因為實驗室的數據看起來很有希望,我們的委員會決定在我們的實驗裡不利用未經過 治療的病人。因此,我們決定將我們對新病人治療效果與以前未經治療的病人的情況作一比 較。
  沒有對照組,我們只得依靠想像力。我們的確不知道什麼血漿會有效,也不知道病毒哩 究竟是否能起作用。畢竟沒有人通過直接殺死病人體內的病毒治癒過爆發性的病毒感染。所 以我們隨意地將病人分成兩組。一組服用從我們寶貴的儲存中拿出來的免疫血漿,另一組服 用病毒哇——可能成為我們的特效藥。開始時我們通過靜脈滴注對一組病人注入兩單位的免 疫血漿,另一組則服用病毒哇膠囊。護士們必須與服病毒哇的病人呆在一起,直到肯定病人 已經服下膠囊並且沒有吐出來。有時,如果病人的喉嚨不習慣吞藥,因而吞不下去,我們得 把膠囊拆開,將藥粉溶入水中。如果病人吐了,我們要設法給他再服一次藥。對15歲以下 的兒童不做這一實驗,(後來我們為兒童單獨做實驗)。我們也將孕婦排除在外,因為我們 擔心會傷及胎兒。
  這是一場賭博,具有最大的風險。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後的表情和對我們的感激之情常 常令人感動。至少我們在進行嘗試。至於我?我屏息以觀之。結果失望——至少對血漿是如 此。
  病人繼續湧入,要讓他們或他們的親人同意治療,這已不成問題。他們來時,病情不 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較厲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療。於是我們求助於他們的親屬。只要 想治療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麼地步,我們都不打發他們回家。有的病人來時,發高 燒,劇烈頭疼,渾身劇痛,喉頭紅腫,扁桃體上明顯有膿。這些是早期症狀。其他病人,有 的已開始嘔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頭一直顫抖,有的病人則牙床與內臟出血。他們在吐 血,他們的直腸或陰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來時,頭和脖子腫的特別大,血壓驟然下降,這 是拉沙熱的嚴重症狀。
  但這些還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斷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幾乎所有病 人,只要已過了早期階段,進入嘔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會死去。根據我們的經驗,凡 是不斷抽搐的病人,沒有能活下來的。
  我們繼續進行了將近兩年的血漿治療實驗。我們輕輕地將靜脈注射針打進了一個個病人 的手臂,注入我們寶貴的免疫血漿。但病人還是死了。工作人員感到洩氣。我們工作得如此 努力,抱有這麼大的希望,現在我們開始認識到即使當時我們有了血漿並對約翰卡馬拉進行 了注射,也無濟幹事。
  但這是臨床試驗,不能要求你對它事先作出判斷。你只能做試驗,試驗結束後,你才能 看到它的結果,決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當時還有病毒哇小組。依我看,這對病人的療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 去,但預計可能會死去的少數病人,其病情的確有了好轉,這真的是由於病毒哇,還僅僅是 因為幸運?唯一的辦法是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在當時還沒有個人計算機的情況下,這只能 在「疾病控制中心」進行。我們將所有的數據送給了他們,還有病毒分離抽樣。在進行這一 項目三年後,1979年,我一回到亞特蘭大就開始分析結果。首先,我得學習我離開後在 「疾病控制中心」安裝的新的計算機系統。在與數據和計算機大師們一起努力奮鬥後,最後 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麼。
  結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兩種治療辦法都無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凜冽的數字,即使病毒哇 似乎也沒有什麼效果。
  但我不能就這樣輕易地放棄。我對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還有另一種方法來 判斷實驗結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數據。這一次,我決定採用另一種方法。我開始把病人基 本上分為兩類:我們開始治療時屬於早期的患者,和屬於晚期患者。在我們的第一次分析 中,我們沒有考慮接納病人住院的時間:病人是什麼時候患病的,具體是什麼時候到醫院來 看病的?現在我考慮到了從發病之日起到我們開始使用病毒哇時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無論我們怎樣查看免疫血漿的數據,結果都一樣。在每一病例中,血漿都不起作用。無 論我們多麼早就治療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與以前一樣。但是有了病毒哩,我發現了一 線曙光,也許是我們正在尋找的奇跡所發出的一點微光。如果病人在發病的頭六天或七天就 住了院,病毒哇增強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個多星期,膠囊的效果就更差。我們 總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數目小,差別也不大大。我們得再試試。還有一些問題:在發病初期將藥物的劑量 加大是不是效果會好一些?採用靜脈注射,我們就得使藥物血濃度更高,使更多的藥物能進 入病毒隱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過靜脈注射,藥物會更有效嗎?
  是的,我想用靜脈注射病毒哇。但還有幾個問題。我們得再一次通過整個批准程序。另 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得到足夠的用於靜脈注射的病毒哇。因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 其他地方都不生產。而且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不讓我們利用這種藥,因為它堅持所有藥物 都要按照一定的標準生產,而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證。
  這一次,我們得擬定一個詳盡的議定書,它將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問題,以便得到美國 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費了8個月起草新的議定書,使它通過了所有批准步驟,管理 局也很快採取了積極行動。我們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們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盡 管效果不大。第二,我們已表明它顯然是無毒的。但要想得到這種藥,困難仍很大,但最後 說服了美國製造商專門為我們的研究作準備。
  1982年,我們準備開始用靜脈注射病毒哇醫治病人。由於人道主義原因,我們省去 了對照組。我們已經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們得向每個人提供真實情況。我回 到亞特蘭大後,帕特裡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該項目的主任一一雖然我在研究 期間還經常到塞拉利昂去。由於她曾在玻利維亞和中美洲進行過調查試驗,她給拉沙熱項目 帶來了許多經驗。她也是一位傑出的組織者,對一個總是雜亂無章的地方來說,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有利條件。她對當地的實驗室有很大影響,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實驗室裡工 作時一樣。直到1990年,我們仍在亞特蘭大利用她的目錄系統。帕特裡夏決定將主要的實 驗室從凱內馬遷到塞格布韋馬的尼克松醫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沒法弄來的資金,增添了一些 設備,使我們自己能分離病毒。這減少了許多麻煩,不用總是把抽樣送回亞特蘭大。在帕特 裡夏的指導下,我們將首次在塞格布韋馬試驗用靜脈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裡布納 (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擔任主任後,這一研究仍繼續進行。
  當病人到來時,我們總要跟自己的一廂情願的想法作一番鬥爭。我看見一個男孩,名叫 阿馬社(Ahmadu),是由他父親送來的。他是一個過分瘦長的小伙子。父子二人從潘古瑪 坐了三小時的波達一波達車(poda一peda)來到這裡。可是,那時我們已不在潘古瑪醫治 病人。這醫院的領導已更換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負責的修女,她戰勝拉沙熱的辦法是宣稱 它根本不存在。
  這個男孩最初發病時,他父親說他們找過巫醫。過了兩三天,喝了許多藥水,吞了許多 符咒,後來還吃了藥粉,結果病情加重。他的父親絕望了。這是他唯一的兒子。
  他對他的孩子說,「我們得到塞格布韋馬去。」
  父親把年輕人放在實驗室外面一個舊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馬塞利(James Masser1y)的技術員走出來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後男護士長庫爾布拉(Coolbra)來到 這家人中間,開始問他們一些我們調查表格上所需要瞭解的問題。表格填好後,讓他父親把 男孩背進病房。他用一塊手織的,上面有黑白幾何圖型的鄉村棉布將他的兒子裹了起來。這 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塊布。
  同時,詹姆斯在實驗室裡分別進行了兩項試驗,一項是用分光光度計測試他的肝□量, 另一項是用螢光顯微鏡檢查他體內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計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量高 得令人驚恐,AST是天門冬氨酸鹽轉氨□,一種肝裡面的□,正常值不到40.根據我們的 經驗,患拉沙熱時,肝□量達到150通常就意味著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會死亡。因 此,任何人的AST超過150後,我們就要對他進行治療。阿馬杜的AST超過了這一數字的 兩倍,一個非常壞的徵兆。然後詹姆斯走過去看螢光顯微鏡。它裝在兩位和平隊員用舊木箱 搭成的一個樣子很怪的小房間裡。從一位工作人員住處「借來的」顏色明亮的門簾懸掛在小 房間的正面,使它看起來像馬戲穿插表演時一個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這些門簾很起作 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對螢光進行觀察。
  也許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這不是巧合。詹姆斯·馬塞利正在觀察這個男孩子的命運。 在德國政府贈送的顯微鏡下面,被螢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細胞變成了明亮的光團。詹姆 斯看見病毒的滴定量還低,因為他仍處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於他的AST這麼高,我們 得立即行動。從臨時代用的小房子出來後,他向庫爾布拉證實了這位經驗豐富的護士向病人 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結果。
  詹姆斯說:「他需要治療。」
  庫爾布拉立即拿來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靜脈注射器。儘管下午的天氣異常炎 熱,他從實驗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裡沒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 裡還有一些血。當庫爾布拉將他翻過身時,他只能呻吟。當護士長一看見好像是靜脈,就把 針紮了進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親在這個期間一直不知所措地靜靜地看著這一切。庫 爾布拉轉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給了他手套,指給他 看了漂白劑溶液,並告訴他如何使用它。然後他走開了。
  庫爾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邊久留。那天他在病房裡還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熱病患 者。
  每隔6小時就要輸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厲害。看來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 後的、致命的階段。
  兩天過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裡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別忙,所以當她走到男孩床邊時 已經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著的一位老人正喝著熱茶。帕特裡夏驚愕地轉向了老人。
  「阿馬杜在哪兒?」
  人們聽說過如果家屬認為病人將要死去,他們會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為人們認為不在 家裡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開嘴高興地笑著,他咂咂地喝著茶,向窗子做了個手勢。帕特裡夏通過無窗格玻 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見男孩正坐在樹下,滴注器就靠在旁邊。附近是他家裡的三個成員, 要他嘗嘗他們為他準備的一些飯菜。
  老人說:「你看見他們了吧。他正在吃東西。」
  真令人驚奇,這個男孩子本應當死的。
  我們繼續治療了一千五百多位實驗室證明他們患有拉沙熱的病人。死亡率從16%急劇 下降到5%以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治療方法已在全區聞名。每當我伴隨著拉沙熱專用 卡車外出時,人們經常會走出他們的住房,讓我們停下,和我們握手。我已記不清他們的面 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認出他們來。他們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們研究的數據明確證實,靜脈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別是在發 病的頭7天內注射,效果更好。我們能證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裡的病毒滴定量會迅速 下降,因為它在血液裡除去了病毒。在我們的研究完成時,我們及早治療的病人幾乎沒有死 去的。當我們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發表了我們的 成果時,我們創造了一個歷史奇跡:利用藥物有效地治療了爆發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對這 一劃時代的研究作出了貢獻:特別重要的有伊莎貝爾·金(Isabelle King),帕特裡夏·韋 布,柯特·斯克裡布納(Curt Siribner)、鮑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貝內特 (Ulane  Bennett),後四位都擔任過這個項目的主任。
  但失敗的情況又怎樣?大多數是在接納入院時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時病毒已經造成了 很大損害,病毒哇已無能為力。我們得尋找其他方法幫助他們。此外,還有一群拉沙熱病患 者,我們當時不知道怎樣對他們進行醫治。這些人困難特殊,因為不是一條生命,而是兩條 生命受到了威脅。
  卡蒂阿圖(Kadiaiu)
  卡蒂阿圖22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再過三個月就要生第三個了。她住在塞拉利昂一 個較大的鑽石礦區,名叫通戈礦區(Tongo Field)。丈夫在那裡當礦工。她一家人與其他 20多人住在一起,他們當中大多數也是礦工。像該地區的其他人一樣,她和她丈夫也是外 來移民。他們都是想一夜致富而被吸引到東部省來的。
  雖然卡蒂阿圖沒有去過診所或找過醫生進行產前檢查,她對此並不特別在意。畢竟,她 在生頭兩個孩子時沒有碰到任何問題,因此看不出現在會有什麼困難。的確,卡蒂阿圖年 輕、健壯,假如說她的處境困難,那麼她的身體可以說似乎比較好,與其他人相比,她的情 況還不算那麼困難。與收成僅夠自己食用的農民相比,礦井的收入畢竟不少,的確,她住的 房子很擠,但是房子比較大。由於大多數男人都是混得不錯的礦工,他們不費勁就能弄到許 多食物,其中大多數食物最後都掛在上有波紋鐵皮屋頂的泥磚房的椽子上。當然,房子裡有 許多老鼠,但老鼠到處都有,已成為生活的客觀現實。
  一天,卡蒂阿圖醒來時感到身子多少有些虛弱,有點發熱,頭痛。她的肌肉也有點疼, 但是她沒有躺在床上的命,有這麼多的事情等著她去做,她得準備早茶,喂孩子,保證男人 去礦井之前能吃好。但是這天早上,她干家務時沒有平常有勁。當她幹完活後,她感到精疲 力竭,不得不躺在鋪著草墊子的床上。這個床是她與丈夫和兩個小孩子一起睡的。她斷斷續 續地打起鼾來。
  當她醒來時,發高燒,全身痛得很厲害,特別是背的下半部,這時她已沒有勁提水了, 因為水井還有大約一英里遠,所以她請她的表親幫她去提水。午飯,午飯又怎麼辦?她已沒 有力氣舂米,或者為晚飯吃的排骨準備木薯葉子。的確,她為男人們回來所做的準備工作已 經晚了。幸好房子裡還有其他人,他們願意幫她把這一天的活幹完。明天她肯定會好,一切 又會恢復正常,過去,她曾多次像這樣發冷發熱,通常一兩天就好了。每個人都患過這樣的 病,也許她得了瘧疾。
  整個晚上卡蒂阿圖都在發高燒,她的丈夫阿布杜爾(Abdul)非常關心,於是去找藥劑 師。在附近找一位藥劑師沒有問題。因為採礦使這個地區比較繁榮,人們有錢吃藥打針。這 位藥劑師還兼醫生,因為村子裡沒有醫生。他給了阿布杜爾4片治瘧疾的氯哆,讓他叫他的 妻子立即把這些藥都服下。
  卡蒂阿圖還能把藥片吞下去,但難以不讓它們吐出來,因為她感到噁心。第二天,阿布 杜爾認為藥片起作用後他的妻子就會開始好轉,因此像平時一樣去了礦井。但是,當他傍晚 回來時,顯然,一切都未好轉。她的燒沒有退,要說有什麼變化的活,她似乎燒得更燙了。 現在她的喉嚨非常疼,並已開始嘔吐。她說她太難受了,什麼也嚥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 要吐。阿布杜爾決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瑪醫院。他想要知道真主為什麼要懲罰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數人一樣,阿布杜爾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難道他不是每 天至少祈禱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嗎?無論怎麼說,如果真主允許的話,他明天就帶 妻子去看醫生。醫生有白人的藥,他會知道怎麼辦。她會好起來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爾幫他妻子準備好,帶她乘坐早班的波達一波達車來到25英里外 的潘古瑪。那一天的波達·波達車是一輛尼桑小卡車,後面有長板凳。阿布杜爾設法在緊靠 駕駛室板凳上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兩個座位,心想這一路就不會像坐在兩邊的凳子上那樣震 得格格地響。
  這時,卡蒂阿圖已痛苦萬分。疼痛似乎來自四面八方,襲擊著她的背部,慢慢鑽進了她 的腹部。她感到噁心,她的喉嚨痛得很厲害,甚至連自己的口水也嚥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 盡,但這時又有了一種新的感覺,腹部絞痛。她想,這不可能,不會這麼快,她的預產期至 少還有兩個月。
  每當尼桑車顛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時後面已擠滿了24名旅客,還不算坐在 車頂上的四個人。他們帶著一捆捆的農產品,還有一隻山羊和幾隻雞。最後,她實在忍受不 了了,於是開始嘔吐,用衣服的底層接住嘔吐物。司機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麼說,他也不 會停車。對每個人來說,生活是艱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圖沉默不語,不想惹出什麼 麻煩推遲他們到達潘古瑪醫院的時間。
  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繼續在通往潘古瑪的崎嶇不平道路上歪歪倒檔地顛簸著,呼吸著汗 臭和嘔吐物的氣味。沿途要停車,旅客要上上下下,車子一共開了三小時。
  他們到達潘古瑪時,卡蒂阿圖癱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來。阿布杜爾告訴了司機病 情,他同意把車一直開到醫院門口,讓他們在那裡下車,由於沒有人幫助他們,阿布社爾只 得把她背了進去。雖然卡蒂阿圖已不大知道周圍的情景,但她還知道絞痛變成了攣縮,修女 們很快地、和藹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產房,助產士對她進行了檢查。很快瞭解了她 的病史後,助產士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熱。對任何人來說,這都是個可怕的病,但對 一個將要生產的婦女來說,這簡直是一場災難。根據她苦痛的經驗,助產士知道卡蒂阿圖子 宮裡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產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過很好的訓練,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從一個構架上 懸掛一塊布用作臨時屏障,將卡蒂阿圖隔離起來。這是為了提醒工作人員和其他病人,這裡 有一位患拉沙熱傳染病的病人。但那是僅有的隔離措施,人們沒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圖全身疼極了。除了疼痛其他什麼感覺也沒有。肚子疼,背疼,肌肉與喉嚨都感 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顧不上。她為什麼得忍受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體溫表,她的體溫 現在已超過華氏104度。你不能將體溫表放在舌頭下面量體溫,因為人們不知道你在於什 麼,有人可能會將它咬成兩段。通過直腸量體溫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別是在敞開的病房 裡,腋窩下的體溫——一稱做腋下體溫——的讀數通常比中心體溫低1至2度。所以。如果 腋下溫度的讀數為華氏104度,那麼,卡蒂阿圖的體溫就會高得給生命帶來了危險。
  幾小時過去了,卡蒂阿圖的陰道開始出血。她攣縮的次數減少了,後來停止了。對他腹 部的檢查結果表明嬰兒的心跳越來越慢。助產士估計卡蒂阿圖懷孕只有二十七周,嬰兒非常 小,沒有什麼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國也沒有能夠照料早產嬰兒的新生兒中心,他們只 有等死,所以助產士不願引產。
  卡蒂阿圖的病情繼續惡化。她的手與腳正變得冷冰冰潮膩膩的,她的血壓在下降,漸漸 進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裡積滿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綜合證,它常伴隨著 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熱。她可憐的丈夫站在床邊看護著她。對他來說,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別 的什麼也顧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圍發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爾會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對,他是O型陽性,而她 是B型陽性。在潘古瑪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沒有為此建立的血庫。要得到血,唯一的辦 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願意輸血的親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願意獻血的陌生入。當阿布 杜爾和卡蒂阿圖為了發財來到鑽石礦時,他們離開了他們大家庭的大多數成員,但他在潘古 瑪有許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會有一個人與她的血型相同,願 意為他垂死的妻子輸血。他找了三小時,後來才找到一位自認為可能是B型血的朋友。他 們一起回到醫院檢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順利,就可安排輸血。
  但現在,卡蒂阿圖已完全昏迷,嚴重休克,休克時,血壓非常低,以致無法測到。發生 這種情況時,腦子和腎臟得不到充分供氧,結果它們都開始失去功能,同時卡蒂阿圖在繼續 出血,雖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別大,但它在不斷增多。助產士已聽不見胎兒的心音。
  助產士認為這時該去請醫院院長愛爾蘭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決 定。她們必須立即引產。嬰兒也許已經死了,但除非她們把他弄出來,否則母親也必死無 疑。她們唯一的希望是他們能及時地幫助產下嬰兒。所以修女艾琳叫護士們開始給卡蒂阿圖 輸液,當阿布杜爾帶著新鮮血液回來時,就馬上給她輸血。
  為了引產,護士為她注射了催產素,然後將卡蒂阿圖匆匆送進了產房,以便能更好地觀 察她的病情。為了將她的血壓升高,又給她輸了液。輸液使她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助產士 驚恐地看到卡蒂阿圖的嘴唇開始發青。
  阿布杜爾上氣不接下氣地拿著一袋他朋友剛輸完的血出現在產房。很快對血液進行了檢 查以確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須抓緊時間。現在孿縮正在加快。產房內沒有人談論失去的孩 子,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孩子已經死了。不幸中的萬幸,卡蒂阿圖還不知道周圍發生的一切。
  胎兒出來了,混身是帶著血的羊水。小東西是灰色的,一動也不動。護士們迅速把他包 在一塊布裡,然後又趕忙照看母親。助產士大專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嬰時竟忘了戴手套。
  過了一小時,卡蒂阿圖的體溫急劇下降,現在是華氏95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 是青的,手腳比以前更冷了。助產士注意到卡蒂阿圖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動。這是一個危險的 信號。幾分鐘後,她全身幾次抽搐。她呼吸困難,當她大口大口吸氣時,她大聲咕嗜著。
  卡蒂阿圖無法長期掙扎下去,她已經沒有力氣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發燒和分娩的過 度緊張使她難以支撐下去。她現在已經休克,心臟衰竭。她的身體逐漸僵直。她歎息了幾 下,磨難過去了。護士用床單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備不堪地離開了產房。
  該由助產士把這一消息告訴阿布社拉。
  他無法接受這一死訊。他怎麼能接受呢?
  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嗎?他曾經相信把妻子交給白人醫生後,她就會得救。此外,他還 付了一大筆錢。但是,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無論怎樣,她死了。根據伊斯蘭教的習 俗,現在他要花更多的錢把她的屍體帶回通戈礦區,在日落之前進行安葬,他怎樣安頓他的 兩個小女兒呢?他的父母沒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顧她們。沒有人為她們做飯,沒有 人提水。沒有人能像卡蒂阿圖那樣高興地把家務做好。他感到淒涼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獨。 他想,也許該回到鄰近的幾內亞的家裡,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幹什麼呢?那裡沒有工作。對 像他那樣既不會讀又不會寫的人來說,他將一無所有。
  邁克爾·普賴斯(MichaeI  Price)是來自英國的一位普通醫生,1985年來到塞格布韋 馬醫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險,另一個原因是宗教信仰,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感到應該 為人類服務。邁克爾是一個安靜的、自省的人。在診所、在手術室或在產房,工作都很在 行。最近他感到沮喪。無論怎麼努力,他總在失去像卡蒂阿圖這樣的病人。他想知道,為什 麼拉沙熱要這樣狠毒地摧殘孕婦。他對這種病能夠做些什麼?他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他證實,懷孕期間受拉沙病感染的婦女,他們懷的胎兒十個有九個會死在子宮內。我們 也知道胎盤是病毒生長的工廠。實際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經表明,受到感染的母 親的胎盤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檔地方。根據這些發現,邁克爾決定對他碰到的每一例濃毒性 流產(婦女因發燒引起的流產),都要進行試驗,看是否患有拉沙熱。他還研究了一系列過 去懷孕晚期發燒的病例以及胎兒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產的病例。
  研究資料令人吃驚。一個個被診斷為受到細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傷寒的病人,結果都患 有拉沙熱,這是一個重大發現,但帶來的問題卻更大。邁克爾加倍努力,他給每個孕婦以極 好的婦科方面的照顧,這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如果一位婦女自然流產,他會把她帶到手術 室,把子宮弄乾淨,並進行止血。他甚至為患有拉沙熱的婦女進行剖腹產。他非常清楚他所 經歷的風險,因此總是要戴兩副手套。
  我們對邁克爾收集的資料感到驚訝。在懷孕的前6個月,患拉沙熱的婦女與沒有懷孕的 拉沙熱病人的情況一樣。她們當中許多人會失去嬰兒,但她們自己通常能存活下來。只有在 她們懷孕的晚期,大約在懷孕26至28周以後,情況才會有根大變化,那時,幾乎所有的嬰 兒都會死亡,而且更多的母親也會死亡。邁克爾對72名婦女進行了研究,幾乎每一病例 中,嬰兒都不能成活一這並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親生下了孩子(不論 是自然流產或是人工流產),她的存活機會比胎兒留在體內時要大得多。
  人們對這些可能性沒有不同意見。胎兒存活的機會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兒後,婦女 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對患有拉沙熱的婦女進行引產以挽救她的生命,這很快成 了標準做法,特別是考慮到嬰兒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數例外。在有些病例中,邁克爾對 患有拉沙熱的婦女進行了剖腹產手術,有時候還設法挽救了嬰兒。治療的進展如此顯著,如 果卡蒂阿圖晚病三年,並由邁克爾對她進行治療,她至少有機會活著走出醫院。
  重訪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後,1979年7月晚些時候,我回到了亞特蘭大,準備回「疾病 控制中心」工作,並在亞特蘭大享受家庭生活之樂。但沒有機會。我很快聽到可能是埃波拉 再次爆發的消息。我們是通過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對於具體 情況只有一星半點的信息。我們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這個恩扎拉在1976年 出現了埃波拉,也是為了這個恩扎拉,我曾從扎伊爾對它進行了史詩般的旅行。附近一個名 叫延比奧的城鎮也受到波及。我們聽說有幾個病人已經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無人 知曉。首都喀土穆的蘇丹政府遠在恩扎拉的北邊,它再次實施了強行隔離施,禁止到這一地 區旅行。顯然,除了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外,它還進一步限制了信息,因為 喀土穆已實行了全部禁運,控制貨物出入傳染區。
  根據以前我們對這一致命的、暴發性的疾病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迅速作出反應。 這意味著在接到世界衛生組織通知後的24小時內,我們的小組一定得起飛。幸運的是我們 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電話,讓我們星期五傍晚準備飛往日內瓦。那樣我們就有時間在星期六 早晨會見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但首先,我們有幾個間題要解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 確定我們到底要到哪兒去。我們有一張繪製得不好的有關這一偏遠地區的舊地圖,我們撣去 了上面的灰塵,並試圖確定延比奧在恩扎拉的哪個部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最有經驗的人員剛剛去了約翰內斯堡,這使我們的問題複雜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他們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有關出血熱的會議,就剩下我們少數幾個人:我和我能招募到 的能夠參加這一小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萊爾·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項目辦公室外地工作服務部主 任。萊爾有一張寬闊的、帶著笑容的臉和凌亂的灰色鬍子,使我想起了阿門宗派中的農民, 我猜想萊爾能吃苦耐勞的特點是在南科達他州農村的嚴冬裡鍛煉出來的。甚至在「疾病控制 中心」呆過時間不長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學家都知道萊爾。他1969年參加過尼日利亞最早的 對拉沙熱的調查,因此懂得情況的緊迫性。我問他是否能找一個合格的人與我同去,這是一 個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任務:他或她得適應性強,有冒險精神、願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險 的條件。這個人還要能馬上啟程。
  我認識萊爾·康拉德已經多年。他的馬廄裡總有一匹馬,需要賽馬的時候就用它。他還 有超人的本領,能使別人干他想要幹的事情。萊爾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們挑選的人未經好 好審查,後果不堪設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去扎伊爾,中途經過 大西洋時,認為出血熱不是他的專長,就回去了。他有權這樣做,因為合同中沒有要求他與 像埃波拉那樣的熱病毒的發生作鬥爭。他拖了這麼久才把疑慮告訴我們,這真是太糟糕了。 另外。我需要一個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幾內亞組織的對該國全國拉沙熱情況的調查工作。 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找一位會說法語的人。他們派來了一個資歷不到兩年的流行病情 報所的官員。我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裡衛生部的辦公室裡見到了這位新招來的人。他穿著一 件T恤衫、一條皮短褲和一雙長統靴,腰帶上還掛著一把大刀。我穿著我通常穿的短袖襯 衣,可能繫了一條領帶。他原來是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他念的書太多,要麼家庭裡 有政治怪僻,因為我後來知道他的姐姐在倫敦為托洛茨基運動工作,幾內亞當時正由一個假 冒的共產主義政權領導。這個政權煞費苦心才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到發展——是西非 發展最慢的國家。這的確說明一些問題。我新招來的這個人一定以為他已經死了,到了馬克 思主義的天堂。衣冠楚楚、打著領帶的衛生部長看了眼他的打扮,問他是打算去打仗還是去 村子裡工作。顯然,思想的純潔不能代替能力。或許那就是他的服裝風格。調查大約進行了 一半時,政府讓他離開那個國家,由幾內亞人自己完成了這項工作。
  我們沒有時間和財力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確信我們找到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 人。萊爾沒有使我們失望。
  他用明顯的中西部口音說:「喬,我剛為你找到了一個小伙於,他是個無所畏懼的登山 員,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他的名字叫羅伊·巴倫(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 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腦子裡。但聽起來他很不錯,——直到萊爾又說:「順便 說一句,他也從來沒有出過國,好好照顧他。」
  後來知道,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一項重要調查。根據流行病情報所的最重要的傳統,他 將在前進中積累經驗,邊干邊學。無論怎麼說,他得到了萊爾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就足夠 了。
  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們可能需要的設備和供應品。當我們要到偏遠地區進行調 查研究時,我們在特殊病源體分部有一個秘密武器:海倫·恩格爾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個肩膀寬寬的、敦實的、儀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許多技術人員見而生 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軍陸戰隊工作。海倫坐在轉椅上主持她的工 作,轉椅就在電話機和一堆記滿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號和數字的分類表的旁邊。她的辦公 室裡瀰漫著煙霧,她的煙灰缸總是滿滿的。海倫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響。這種聲 音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觸怒她時,是自討沒趣。
  海倫是一位令難以置信的細緻的組織者。她往床腳櫃裡塞的東西比許多人往小運貨汽車 裡裝的東西還要多。除了為我們準備的顯而易見的一些裝備——針、注射器、試劑、顯微鏡 玻璃片,抽樣瓶一一她一定還會準備在非洲臨時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帶、記號筆、紙 張、鋼筆和鉛筆。海倫把我們所有的隨身用具都塞進了兩個板條箱裡。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 沒有帶,那就是可折疊的野外實驗室。扎伊爾第一次爆發埃波拉時我曾使用過。我們現在對 這些病毒已經很瞭解了,認識到主要危險來自注射,而不是氣體中的浮質的傳播。因此,笨 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個累贅,要不是明確規定非帶不可的話,我們可以像在塞拉利昂進行 拉沙項目時一樣,就在敞開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預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驚奇的是, 我們竟忘了帶手電筒,我們天真地以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個。我們本應該有先見之明。
  我們又一次沒有時間取得去蘇丹的簽證,所以當我們抵達日內瓦時,世界衛生組織給了 我們聯合國的護照和簽證。羅伊和我趕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紐約的航班,聯繫了從肯尼迪國際 機場起飛到日內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個地方丟掉了行李,把我們留在蘇丹中 鄒,除了背上背的外,沒有供應品,沒有換洗衣服。我們是幸運的,或者無論怎麼說似乎是 幸運的。我們在路上沒有丟失行李,還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頭等艙,給了我們一頓 美餐,這可能是我在飛機上所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飯。
  但是我們兩人都感覺難以享用這麼好的飯菜。這也許是最後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日內瓦一出海關,就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聽 取情況介紹。我們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飛,因此我們 必須在三點鐘回到機場,趕這一趟航班。聯合國的一些大樓巍峨壯觀,座落在一個大公園裡 的一片精心養護的草地上。出租汽車經過一連串白色的辦公大樓,最後到達了盡頭,我們在 這兒下車。世界衛生組織總部使參觀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擁擠的房子,沒完沒了的過道和自動 扶梯。這是一個能使人在裡面迷失幾天走不出來的地方。我們到了四樓,那裡是傳染病部。 病毒組的組長保羅·佈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裡·阿薩德(Fakhky Assad)在那 裡歡迎我們。這兩人非常不一樣。保羅是地道的法國人,法克裡則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羅沉 靜、穩重,而法克裡則熱情奔放,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與保羅會見,但已久聞大名。1976年 他和一個小組去過蘇丹,但我想他沒有到過恩扎拉。不過,他的職位使他瞭解我們為何而 來。他50多歲,灰髮修剪得很短,穿著保守,有優越感,很像一位法國陸軍在海外服過役 的前上校。他一生專門從事節肢動物傳染病毒——由節肢動物傳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別 是黃熱病。這一專業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專業旅行中,確實參與了尼日利亞對拉沙病毒 最早的搜尋工作。他把自己恰當地看做是法國在熱帶醫學實踐方面留下的遺產的繼承人。但 是,像大多數傳統一樣,他也有其弱點。他的模式是軍事化的,因此沒有大多的靈活性,甚 至在最需要靈活的地方也不靈活,但這不等於說他缺乏某種力量。專制的模式能保證把調查 研究組織得格外好。在這方面,不幸的是法國當時沒有派人去蘇丹。
  與保羅相比,阿薩德是一個圓胖的、愛喧鬧的人,一頭波浪式的濃密的灰白頭髮,很有 幽默感。他的笑聲可以用裡克特震級來測量。他的秘書瓊(June)後來告訴我們,憑他在過 道裡能產生迴響的笑聲她就知道他在哪裡。他總是樂於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學習,這使 得他與保羅明顯不同。保羅表現出好像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他們的區別還表現在他們的穿著 上:保羅喜歡色彩暗淡的服裝,而法克裡的衣著則像是萬聖節前夕穿的衣服。他最愛穿耀眼 的鑽色襯衣,系一條同樣引人注目的圍巾而不是領帶。法克裡在與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 快、最善良的一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他會繼續大力促進對出血熱的研究。因為以前我們 彼此都沒有在一起共過事,因此我們小心翼翼地彼此繞了一會彎子。保羅和法克裡開始講到 那時為止他們所聽到的情況。園為我對恩扎拉地區瞭解,他們要我講講對這個地方的看法。
  我說:「根據我的經驗,我們很可能看到許多很分散的病例,這對診斷、檢疫或防止病 毒擴散沒有什麼幫助,或根本就沒有幫助。由於這一地區實行了封鎖,對我們來說,政府使 事情更加複雜化了。」
  我們都認為,由於信息不足,很難瞭解疫情爆發的範圍,又由於切斷了對該地區的所有 貿易,我們可能會發現要把我們的供應品帶進這個地區也有困難。保羅和法克裡非常關心我 們的後勤,如何使我們的設備能完好無損地進入蘇丹南部。他們對世界衛生組織在喀土穆的 當地代表有些擔心,顯然那位代表會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會受到很大損害,因此與他打交道時 要拐彎抹角,要有適當的禮儀,要有一點炫耀。他們擔心他不僅幫不上忙,反而會是個障 礙。
  1976年爆發過流行病後,世界衛生組織採取預防措施,貯存了一些物資,因為類似的 考察隊可能需要它們。他們帶我們到了貯藏室,裡面有起保護作用的紙衣服和塑料工具,等 等。還發現了幾個遮蓋整個面部的、預防有害生物物質的面罩——樣子很難看,戴起來非常 不舒服,它們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們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與 保護性的工具,把它們與海倫為我們包裝的物品放在一起。沒有時間了,我們急忙趕往機 場,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機。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傳染爆發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作好準備,以防小組成 員在蘇丹邊遠地區感染了埃波拉。我們已和比利時駐喀土穆大使館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作 出安排,如果一旦發生了這類事件,與「疾病控制中心」聯繫。同時,我們決定,撤退最好 是從歐洲派一架飛機來協助進行,飛機到達蘇丹之前,可先在開羅稍停,把存放在那裡的現 場隔離箱帶來。要防止與病人接觸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離箱是必需的。這樣,我們就有理 由相信,出發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靠的計劃。
  事實很快證明我們錯了。
  到達喀土穆時,我們為自己鼓鼓氣,以便會見保羅和法克裡所介紹的那位自命不凡的、 固執的官員,但我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討人喜歡的助手前 來迎接我們。他告訴我們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來就不多)都取消了,因為政府設立了防 疫線。由於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離恩扎拉最近的城鎮一一的最 後一次航班在兩小時內就要起飛。也不知道是否很快還有另一次機會。我們必須迅速作出決 定,這真是進退兩難。本來我們以為在喀土穆會有足夠的時間收集更多的有關流行病的信 息,弄清當地的政治情況。最後我決定獨自前往朱巴。瞭解一下那裡的形勢。從那裡,我可 以盡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將羅伊留下,收集世界衛生組織為我們在喀土穆 存放的防護衣,期望晚些時候我們在恩扎拉相會——假定他能夠到達那兒。
  蘇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與塞內加爾航空公司、布魯斯 (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爾)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現已停業)這些無名的航空公司相 比。不管有多少經驗,也經受不了這次飛行給我們這些可憐乘客帶來的神經緊張和心臟怦怦 跳的感覺。飛機能起飛似乎是一個奇跡。而這次航行能夠安全著陸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 說下面一句就夠了:飛往朱巴途中的恐懼早把我對流行病的擔憂一掃而空。
  經過了緊張不安的兩小時後,飛機降落在一個坑坑窪窪的簡易的柏油跑道上。終點站不 過是一個上面蓋著有光澤的馬口鐵屋頂的大棚子。只看見幾個人,荒蕪的氣氛籠罩著這整個 地方。飛機立即開始滑行,掉頭飛回喀土穆,沒有載任何乘客,因為飛行員不願在附近停 留。
  雖然我們正好在赤道的北邊,我對這樣的酷熱仍然沒有準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把一 只腳挪到另一隻腳前面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在我出發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從在朱巴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那裡盡可能多地瞭解一些有 關流行病的情況。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大院。院子裡有幾座圍著游泳池 修建的拉毛粉飾的、上面有馬口鐵屋頂的房子。酷熱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顯然,聯合國 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人。他們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這並不僅僅是 因為天氣熱。蘇丹這部分地區經常處於騷亂之中,叛軍不斷威脅著當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 節也總是缺少糧食,現在則更難搞到手了。情況雖然不好,但這裡的局勢(別人告訴我)比 這個國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開始問他們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樣的病例。在大院裡與我交談的人都未聽說過朱巴發 生過這類病例。我會見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教士也僅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個國家的西部 可能在發生著什麼事情,但他們不能肯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我在這裡不會有什麼收 獲。由於交通阻斷,受疾病侵襲的地區幾乎沒有通訊聯繫,我對這些不應該感到奇怪。我正 到處尋找交通工具時,羅伊·已倫來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飛機來到朱巴的。這架飛機是他設 法從喀土穆的官員那裡徵用來的。這給了我很好的印象,這說明萊爾選中的人是好樣的。羅 伊顯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證明他是位精明、機敏的調查研究人員。有他在身邊,我感到 幸運。警察飛行員將繼續把我們送往恩扎拉。這個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們得乘坐聯合國的 卡車,經歷一次艱難的、塵土迷漫的長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車輛,與羊和雞一起瞞 珊而行。如果乘汽車,我們勢必得躲過為禁止旅行和維護防疫線而建立起來的路障,或是要 一路向他們解釋我們前來的原因。
  現在有了運輸工具,我們就可以出發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為一旦駕駛員聽到了有 關流行病的情況,他們對整個計劃的熱情肯定會下降。不過,他們同意繼續飛行。我們到了 恩扎拉,找到了住處,然後出發去延比奧調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奧醫院的搖搖 欲墜的小屋裡,我們兩人跪在地上,僅靠煤油燈的燈光開始察看病人,為他們抽血。那天晚 上我分離出了血清,這樣,飛行員回亞特蘭大時就能將這些寶貴的抽樣帶走。
  第二天,飛行員愉快地上路,帶著血液抽樣回到喀土穆。我們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現在 要安頓下來繼續我們的調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發。
  到達這個小鎮兩個晚上以後,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時候來了一位老婦人,她來 自埃波拉確已發生的地區。她發著高燒,神志失常,還在抽搐。在我跪著從她手臂上取血樣 時發生了事故。當我開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時,她猛地動了一下,這時針頭滑落了,刺破了 我的手套,戳進了我的拇指。
  當沾滿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破了你的皮膚時,你存活的可能性等於零。我繼續工作—— 沒有別的選擇。那天傍晚,羅伊通過靜脈注射輸液管為我注射了我們帶來的埃波拉免疫康復 血漿。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沒有。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檢驗。
  現在別無其他選擇,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們繼續進行調查,現在情 況特別緊急,因為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 作一停止,調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裡可能按指數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繼續傳 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體內制止這一病毒,也不能讓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這 種病毒傳染給別人。
  這一次我決定要在現場用海倫精心包裝的試劑對埃波拉作出診斷。但我還需要一些專門 設備。我幸運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發時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紐文霍夫(Simon Van Nienwenhove)。西蒙曾沿著更加靠南的路線尋找扎伊爾埃波拉病的發病根源。他仍然在這 個地區工作。他是一個比較粗壯的比利時人,看起來像一個16世紀佛蘭德富裕的坐在那裡 讓人替他畫像的自由民。雖然他外表輕鬆,甚至有些懶散,但實際是個對工作入迷的人。他 的目的是消滅非洲一種厲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這種病是由一種惡性單細胞寄生蟲侵入血液 和大腦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點像瘧疾,不過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種特別髒的、名叫 采蠅的昆蟲傳播的。西蒙渴求簡樸,過著隱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實的非洲職員照顧他。他把 他作實驗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給我們做住房。他一點不擔心我們會把埃波拉病毒帶進他的設備 裡。他在非洲危險地區裡生活大久了,不會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們的技術專長。 他的實驗室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有一個汽油發電機供電,還有一個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 一件意外的奢侈品,這使我們不必再手搖曲柄來分離血液,因為冰箱能起同樣的作用。我要 做的只是將抽樣直立著放在冰箱內過一夜,而不必用機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漿與血液分開。第 二天早晨,血細胞就會凝結,沉澱到試管的底部。我可以輕易地將浮在上面的、金黃色的血 清取出,但我必須記住血清裡可能充滿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開始,我們都重複著同樣的工作。我走進實驗室,開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進 合適的小瓶裡用作試驗。用螢光抗體試驗就能完成這一工作。海倫已經為我們準備了一些玻 璃片,上面用伽馬射線使其不能活動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細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 加上一滴液體附上螢光標記,然後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如果它閃閃發亮,那就是陽性。通 常我要等到一天結束時才去看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試圖盡早把試驗做好。我 們需要盡快知道誰是陽性。就從冰箱裡拿出每一個抽佯,然後對它逐個進行觀察。我試圖集 中精力盡可能客觀地做這件事,但是現在我還在著重尋找一位病人的名字。當我知道那塊玻 璃片就在我面前時,我把它放在了一邊。
  最後,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觀察完畢後,我才鼓起勇氣去看那最後一塊玻璃片,這是延 比奧醫院那位老婦人的抽樣。如果玻璃片上的黃色螢光染料發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 的是,即使呈陰性,也未必意味著我沒有染上此病。這位婦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 產生抗體。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這樣我可以取得第二個抽樣。我的心在跳動。我似乎看 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個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歲。我是他們唯一的贍養人— —當時我的妻子沒有工作——的確,我享有政府標準的人壽保險,但我不想讓家人依靠這一 保險過活。我想,為了他們,我也不能病倒。
  我猶豫了一會,然後調整光源,最後把玻璃片放在顯微鏡下。調節旋鈕,把焦距對好, 這樣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細胞。為了集中注意力,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對自己說,要把這個血清看作是別人的。它和我沒有關係。
  當我調整顯微鏡時,細胞開始成形了。我尋找著。在我來回觀察玻璃片時,看到的細胞 都呈灰色、綠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輪廓和細胞核,到處附著螢光的斑 點。沒有明確的稠合物,我已把它們洗得很乾淨。我檢查了陽性控制:它呈黃色,在閃閃發 光。
  它是陰性,很清楚是陰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採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須檢查一次,同時,我還得繼續我的 工作。
  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要找到已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後想法控制他們與家人接 觸。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個監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還不高、傳染性還不強時,能盡量 找到他們。這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很難。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你可以求助於醫院,可是在 蘇丹不行。在這個國家,醫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別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 是,這個病的爆發引起了很大的恐懼,以致當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醫院裡要死亡時,還不 讓家人照看他們。為什麼要讓你的親人孤獨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 洲,家屬十分重視死亡儀式。同樣重視的是下葬地點的確切位置。如果醫院不能保證把遺體 送回讓親屬進行合適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願意把病人送去醫院的。
  顯然,沒有病人親屬的合作,我們什麼事也做不成;如果我們不讓他們照顧他們的親 人,我們就達不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決定鼓勵他們繼續他們的做法,但也要求他們採取一些 簡單的措施,防止感染。我們告訴他們,要盡一切努力護理你們的丈夫或女兒,我們理解這 是多麼重要,但當你們這樣做時,請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術服。我們從庫存中拿出 這些東西提供他們,並使他們瞭解該怎麼做。為了便於這一工作的進行,我們向每位病人家 屬指定了一至二位醫護助理,負責照顧病人的親屬。減少與病人的接觸是切斷病毒傳播的一 個主要途徑。同時,還能保持家庭的傳統。1996年在加蓬,一些年輕人因處理一頭死去的 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們中間爆發。當時阿蘭·喬治(Alain  Georges)就是採用這 種做法取得成功的。
  當然,我們對死者的埋葬問題仍未解決。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喪葬儀式中,哀悼者與死者 有密切的接觸。如果不是傳統的喪葬習俗,1979年在蘇丹和扎伊爾這一疾病的爆發就不會 這麼廣泛。現實情況是,在下葬前,我們沒有辦法不讓他們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糞便都清洗干 淨,因為不這樣做就將屍體埋葬,這是對家屬很大的冒犯。我們想,最好的做法是在舉行這 些儀式時確保沒有一個人受到感染。我想,為什麼不用我們在醫院裡使用的那種溶液呢?畢 竟,接觸的程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現在不是進行隔離護理,而是採取隔離辦法清洗屍 體。我們想出了一系列的衛生措施用來準備屍體埋葬。由於我們還得監督這些葬禮,因此對 它們的程序已很瞭解。為了回報他們的合作,我們向他們的家屬保證,如果他們的親人死在 醫院,我們將會把他或她的屍體送還給他們進行埋葬。我們的這一折衷辦法被廣泛接受。這 使我們感到滿意,但並不感到吃驚。人們畢竟害怕埃波拉,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戴面罩穿 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黨得奇怪,但為了避免感染,這一代價是很小的。此外,服飾——不 論其式樣或動機如何——在他們的文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滿意的是這意味著他們能 夠繼續保持他們的傳統習俗。
  我們幾乎馬上就看到了我們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 的人都願意前來進行檢查、驗血。這些就是需要我們走進樹叢去尋找並說服和我們一起回 來,在我們及其家人的監護下照顧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奧地區的大多數人都住在大院子裡,只有穿過長滿灌木叢的羊腸小道才能 到達那裡。當然,沒有當地的地圖,因此只得靠找人為我們領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時, 我們也不知道會受到什麼佯的接待,因為許多家庭是不願意把他們生病的親人交給陌生人帶 到醫院去的。然後,我們得設法找出誰與誰是親戚,誰與誰不是。一個男人可能不止有一個 妻子。一個女人可能說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將這記下來。然後她會指著另一個男人說: 「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負責地把那記下來。然後你會問第三男人是誰,她會說: 「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們將所有這些兄弟都記下來了——可能有9個或10個之 多,這就引起了我們的懷疑。即使對一些大家庭來說,兄弟也夠多的了。費了一些時間我們 才弄清,她對兄弟的概念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在許多文化中,把一個男人稱做兄弟,把一個 女人稱做姊妹,這是另一種方式表達某某人很重要,因此應當給予與有血緣關係的親人間樣 的愛和尊敬。給予尊稱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歡。但在進行流行病的調查中,在明確一群人—— 或「有共同特點的一組人」——的身份時,這肯定沒有多大幫助。
  羅伊·巴倫,蘇丹衛生部的醫生奧姆蘭·朱貝裡(QmranZuberi)和我,我們三個人分 頭活動,想在當地埃波拉病患者還沒有把疾病傳染給周圍的人之前就找到他們。一個當地醫 院的護士把我帶進了小樹叢。在開始追蹤病人時他最有辦法,因為他自己就來自一座像這樣 的大院,與這一地區的許多人都很友好,並且熟悉他們的生活習慣。在確定誰想誤導我們 時,他特別機敏。他總是使用紐約或芝加哥任何正派偵探在進行調查時所使用的同樣技巧。 首先,他會向人們詢問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況,然後會以贊德語(Zande)翻譯給我 聽,告訴我:「這個人說我們應該到那邊去,到西邊去,在那裡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患有埃 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說:太棒了,咱們走吧。
  但是護士會搖搖頭,給我使個眼色,示意我不應該如此匆忙。
  這時他會說:「先生,這個人在撇謊,你可以從他眼睛的轉動看出來。」
  「好,你是說沒有女人得埃波拉。」
  「不,不換換弧先生,沒有錯,一個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說的那個地方,而是 應該向東去。」
  當我問他是怎樣獲得這樣聰明的,他總笑著說:「我們還站在這裡幹什麼?」
  就是靠護士的這一直覺,在一個下午的晚些時候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院子裡。它似乎像幻 景一樣坐落在高高的草叢中。院子裡有幾間用泥磚砌成的茅草屋。這些上面有茅草屋頂的住 房的佈局,通常是圍成一個圈,中間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掃得很乾淨。小屋按嚴格的等級排 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邊。第二個老婆住在第二間,以此類推。 在中間的院子裡,通常你會看到女人們用一根五、六英尺長的木桿在一個大的木臼裡搗玉 米。其他人在準備當地的其他主食。孩子們、雞和其他牲畜在周圍亂跑。那裡有一個用三塊 石頭壘成的灶,幾縷炊煙從一口大鍋的下面升起。鍋就放在石頭上,它的裡層已經黑了。誰 住哪問屋子都有嚴格的規定:氏族的首領住第一間小屋,他的長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間,第二 個兒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間,以此類推。
  我們的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都很清楚我們為什麼到那裡去的。護士走到一個男人 面前,用贊德語向他打招呼。
  「院子裡有誰病了嗎?」他問道。
  他搖搖頭,表示沒有。他一再說每個人都很健康。
  即使沒有翻譯,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說謊,」我的嚮導用他慣常的權威口氣說「沒錯,他在撒謊。」
  護士繼續圍著一個圍欄走著,圍欄裡養了一些雞、山羊或綿羊(東非洲很難把它們分 開)由一個男孩子照看著。我的嚮導轉向男孩,問他知不知道有個女人病得很厲害。男孩疑 懼地打量著他,嚮導又問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動著,後來停在我們右邊的一個小屋上。我 們知道該到哪兒去了。
  一個我估計大約有20歲的年輕女子,被從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親戚的院子裡,這 是把病人藏起來不讓當局知道的一種辦法,這樣病人就不會被帶走。可是沒有人試圖擋住我 們的去路,她躺在一個墊子上,臉上和四肢的汗珠晶瑩發亮。她在發燒,並已昏迷。當我問 及此事時,他們告訴我她已經病了四、五天了。
  我沒有什麼辦法阻止埃波拉的傳播,唯一可能的治療方法是用起康復作用的血漿。但是 那能管事嗎?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確實沒有其他辦法。病毒哇對治療埃波拉完全無 效。我們除了給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漿外,如果還能做些別的什麼,那不是更好嗎?也許 使用那種方法,我也會發現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這個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 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發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說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給我們看護。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把她送到醫 院後,不會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們絕對會把她的遺體送還他們進行適當的 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醫院,這還是個問題。即使有運輸工具,一般的車輛也無法穿過高密的草 叢。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她抬出去。我總是很樂觀,我估計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條公路— —或者無論怎麼說,看起來像一條公路的地方——約需45分鐘,於是我們派一個送信的先 去安排我們的小卡車。我則找了女人家裡的兩個成員幫助我們抬擔架。
  那真是一場戰鬥,天氣酷熱,十分潮濕,一路穿過草叢。天漸漸黑了下來。在天黑之前 到達大路,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叢中過夜,誰知道那裡面會有什麼東西?此外, 我們還要看路往哪走,我們要盡快給她血漿。我們所用的時間比我估計的多了一倍。當我們 到達公路時,已經是黃昏了。不幸中之萬幸,女孩子已經昏迷了,她已感覺不到疼痛。小卡 車正等著我們。
  我們一到延比奧,就在隔離埃波拉病人的房子裡為她找了一個單人病房。這個房間不舒 適。但是我們已無能為力。屋子不通風,沒有窗子,除了污濁的空氣和令人窒息的悶熱外, 其他一無所有。
  我穿上紙做的保護服,戴上外科面罩和雙層外科手套。蘇丹醫生奧姆蘭與我們小組一起 工作。他自願協助我對病人進行靜脈注射,並開始輸液。但他選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 罩,這就錯了。罩住整個面部的呼吸器,換氣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霧而變得模糊 不清。如果你換氣大多,就會迅速產生二氧化碳,沒有什麼東西比驚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 一層霧氣。我的同事神經非常緊張,我說什麼也不能使他相信這並不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
  他開始抱怨天氣太熱。當我抬頭看他時,我已看不清面具後的臉了。這時,我們試圖在 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下固定好靜脈注射器注射血漿。固定靜脈注射器的桿子不過是一根比較直 的木柱,釘在作為底座的兩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後在上端釘進一個釘子,把它彎起來作為鉤 子,用以掛靜脈注射器的瓶子。無論怎樣看,它都像一個十字架。
  忽然,我的蘇丹朋友小聲而含糊不清他說,他感到頭昏,虛弱無力。
  他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堅持下去。」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讓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自己 為這位年輕的婦女把靜脈莊射器支撐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無法與她說話。雖然她渾身被 汗水濕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膩膩的。她的血壓驟然下降。到了無法測量的地步。
  我雖然知道給病人輸液大多有風險——由於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滲透,最後有可 能使肺部充滿液體,把它們浸沒——但我覺得已別無選擇。顯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須使 她的血壓升高。這只有輸液才能辦到。但是別人告訴我,她已有整整24個多小時不能進用 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嗎?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這樣重的情況下能有效嗎?我真希望在她發病的 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確實不知道這種治療在任何階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經歷過的唯一的 先例是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於1976年在扎伊爾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國用了 免疫血漿,後來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擾素,並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所以說不 清使他恢復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麼。問題很簡單,我們現在手頭只有血漿,我給她用了 兩個單位的血漿,這也許不可能治癒她的病,但也不會使她進一步惡化。畢竟我已用它在自 己身上做過安全試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血漿的療效之一是在短時間內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體滴定度,這意 味著一旦使用了血漿就不能再把抗體的出現當作良好的診斷指示器。一般認為是血漿中的抗 體殺死了病毒。換言之,對一個使用了免疫血漿的病人來說,當你測量其人的抗體時,你不 知道那是誰的抗體。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在給免疫血漿之前我們已來了血,所以我們無法發 現埃波拉的抗體。這可能意味著她還處於發病初期,這就比較好,或者說,這告訴我們,她 沒有感染上埃波拉,這也比較好。但是,我比較肯定這個可憐的女子的確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當我測試她的抗體時,我滿意地看到,她以前沒有抗體,現在僅在比8的稀溶 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漿中的抗體已稍有上升。這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種東西可以 與病毒作鬥爭了。壞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圍開始出血,她的糞便中也有了血。現在要是能救 活她,那可真是奇跡。
  奇跡沒有發生,在我們費力把她從樹叢裡抬出來的兩天後,她死了。如果說血漿起作 用,在這個病例中並沒有得到證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況怎麼樣呢?在我的體內,這種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發展呢?
  還有理由抱著希望。那個老婦人——她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情況已經有了變化。現在她正坐著,在友好地交談。現在她看起來不像患過埃波拉。她太健 康了,太高興了,即使少數已經康復了的病人也沒有這樣快地能坐起來,這樣歡樂。現在我 的賭注是,她可能得了別的病。於是我懷著很大的期望,從她身上取了血樣。毫無疑問,她 在康復。如果她沒有抗體,那麼,一開始她就沒有得過埃波拉。這一次,我沒有推遲試驗她 的血清。事實上,我是急於要看到在這一抽樣中細胞像什麼。
  我決定單獨做這件事。當我走進西蒙的實驗室時,我盡可能地保持鎮靜,我的手心是濕 潤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將馬上知道結果了,我曾經看過許多陽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 毫無問題地判斷出陰性血漿。
  我使自己堅強一些,仔細地看著玻璃片,首先檢查陽性和陽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實驗 在進行。老婦人血清中的細胞又一次呈現出墨綠色,呈陰性。她從來就沒有患過埃波拉,我 也從未受到過感染。
  要形容我當時如釋重負的心情是困難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剛剛又一次獲 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來。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檢驗,就衝出了實驗室。我要告訴羅 伊,我想用一大瓶蘇格蘭酒慶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們把酒都已喝光了。
  蘇的故事 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爾調查金沙薩的艾滋病情況的前幾個星期。當時我正要會見 一位將以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員。我曾從戴維·辛普森(David Simpson)那裡聽說過她。戴維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研員,曾於七年前積極參 與對蘇丹埃波拉疫病爆發的調查。他寫信告訴我關於一位對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感興 趣的英國婦女。她名叫蘇珊·費希爾·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極為充 沛,善於以清晰的語言表達思想感情。她有一頭紅色卷髮和金雀斑。她在亞特蘭大受美國全 國退伍軍人疾病大會(National Legionnaires「 Disease Conference)邀請發表她對退伍軍人疾 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細菌在英國的熱水系統中傳播的新數據時,給我打過電話。她 在報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國發現退伍軍人症時,她認為這不可能來自空調系統。寒冷潮濕的 島國是不常用空調的。因此她開始在別處尋找細菌來源。
  我不明白這種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有什麼關係。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瞭解到,除關於退伍軍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經在英國波登·當(Porton town)的第 四級病毒實驗室對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顯然她正熱衷揭示這種病毒的種種神秘。 當她告訴我關於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試驗時。我感到震驚。她同從事研究工 作的同事們的工作條件令人吃驚,基本上她們能夠依賴的唯一的保護是用來清除空氣污染的 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當於大號睡衣的隔離服和一個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夠在這樣的環境 下從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則更為驚人。
  蘇正在進行的試驗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對此特別感興趣是因為埃波拉病毒和拉 沙病毒作用於人體的方式極為相似,當她回來參加大會時,我們同意她應盡早到「疾病控制 中心」來進行一系列有關拉沙熱症發病原理的試驗。我向她保證,新的工作環境將對她的生 命會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軍人疾病大會上同她分別。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蘇丹的同一項調查工作是蘇捲入病毒學研究的間接原因。她在 這個領域裡的興趣是由戴維·辛普森引發的。1978年,她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讀碩士學位,聽了辛普森的講課。那 次講課對她是一個轉折點。還是讓蘇來講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維當時正在波登·當從事出血熱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國唯一的熱試驗室,可以供 他繼續進行他在烏干達荒漠中開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對分離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 作出貢獻的一批科學家之一——也許是他應得的最大榮譽。我對出血熱並非一無所知。我聽 說過戴維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綠猴病(瑪爾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與此有關的埃波 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長絲狀、捲曲和纏繞的瑪爾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這種病毒 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說《安德羅美達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虛擬的來 自外星球的疫病。它來自何處?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進一步瞭解它。這種病毒實 際幹了些什麼?為什麼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維·辛普森的講課。我聽過戴維講述他1976年在扎伊爾調查埃波拉病 毒的經歷。
  我們的飛機經過滑行停在朱巴(Juba)機場的停機坪上,準備把東西都卸下來。麻煩的 是我們的裝備大多。女工政府堅決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這種傳統的信念無疑是二次大戰中 皇家空軍的英雄範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戰鬥中適用於飛行員的東西,並非對解剖埃波拉病 毒死者屍體時你臉部最需要的東西。你發瘋似地淌著汗水,幾乎看不清你的動作。但我們別 無選擇。當我們著陸時,飛行員回過頭來對我們說:
  「要交著陸費,請替我們付吧」,說著,就將我們連同我們所有的裝備扔下飛機,立即 飛走。
  戴維是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組在蘇丹的主要調查員之一,他是一個 才華橫溢具有吸引力的講師,但同時又有點自行其是,靠頭腦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風 順,而他確實有毅力。我懷疑他從未仔細準備講稿,可是他的講課水平總是一流的。也許因 為他是愛爾蘭人,具有傳奇的愛爾蘭人天賦的口才,說起後來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 去聽課的既不是戴維的贓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 地探尋病毒的經歷。
  我們終於來到喀土穆,對當局控制放行感到焦慮。但是我們不能前進。我們無法動彈。 我們在叢林中找上有關官員的門,但是他們堅持說毫無辦法。馬裡迪周圍已經建立起一道防 疫線,沒窄任何進出該城的交通,每個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們告訴我,無法找到願意運送 我們的人。他們不願或不能幫助我們。
  於是,晦,你看!緊要關頭出現了解圍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臨現 場。你猜,誰來到朱巴機場了,不是別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還有,他有自己的飛機。 原來英國聖公會在蘇丹南部被圍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隨者。他是去南方幫助那些信徒而途 經此地的。顯然,對於當地政府,主教是比我們更為重要的人物,因此沒有人會干涉他,不 讓他「飛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於是,我們找到大主教請求搭乘他的飛譏。他說:」當然 可以,來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這場突然爆發的瘟疫的全部意義,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 護,而全然不顧瘟疫的危險。
  戴維接著談他在馬裡迪的調查,在那裡他找到一所被棄置的醫院,該院的許多工作人員 死於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員則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時有發生,他就在空地中間解剖屍 體。他最後來到恩扎拉(Nzara)鎮。他爬到一座棉紡廠的屋頂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 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將這只死蝙蝠裝在箱子裡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鮑 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員將它打開。沒有人告訴厄尼箱裡裝的什麼,因此當他發現那 六隻蝙蝠時很是驚訝。遺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員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線索。但 就我而言,這與本題無關。當截維繼續往下講時,我唯一想到的是: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 情。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才作出這個決定,並用了更長的時間才真正參加和戴維所描述的那 樣一項調查工作。然而,我總是一個後來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遠比我想像的要 多。
  1943年8月,我出生於英國的登比(Denby)市。當時正是酷熱的長夏,該市正在遭受 唯一的一次空襲。母親說過在我出生前採集黑毒的事。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在英格蘭北部 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記憶是當敵機在頭頂上飛過時,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 蔽體的樓梯上的情景。
  當我11歲時,我被送到威爾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讀書。那好像被放逐一樣——真正 完全的隔離。我在那裡度過的6年時間,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為了排遣孤獨感,我貪 婪地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說和詩歌。我學音樂、彈鋼琴和風琴。
  當我以英文、法文和歷史都是A等的成績畢業時,我發現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嶺 上。父親和母親遷居巴黎近郊,因為父親將在楓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約總部 (NATO)工作。於是我得有機會在巴黎大學(Sorbonne)讀書並有過幾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國和意大利消磨了兩年之後,我逐漸顯現出掌握外國語言的能力和嚮往異國他鄉的 情緒,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濕和灰漾漾的英國,但是我要謀生。到這個時候,我實際上已 把自己當作一個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適應故土的生活。我同一個年齡比我大的人 結了婚,他到處旅行,特別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並未隨結婚而消逝。相反,隨著歲月的推移變得越發強烈了。27 歲那年,我覺得一定得採取某種行動了。我決定要做一些人們曾經告訴我,像我這樣已婚婦 女,特別是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為一名醫生。
  不管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英國流行的對婦女不宜學醫的偏見,我上了當地的技術 學院,選讀物理、化學和動物學等課程,以便能達到醫學預科課程的要求。也許那些主管人 以為這些課程足以便我生氣而放棄我的脫離常軌的道路。誠然,我坐在15歲男孩坐的最後 一排的未位,熬過了艱難的第一學期。儘管這些孩子還不成熟,他們已經學過兩年物理,這 意味著他們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則一無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決心。我盡量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下課後就去接漢娜(Hannah),然後 回家,準備晚餐,並料理家務。只有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來做家庭作業。這也並不 容易。1967年那時還沒有袖珍計算器,而我又恥於讓人知道我已經忘記了對數運算了。因 此,整整一個學期,我都用長長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寫得滿紙都是,就像《阿麗斯漫遊奇境 記》小說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憐我,送了我一把計算尺。
  無論處於何種困境,我總是能夠在A級物理和化學課中門門得A分。我想這樣的成績 足夠使我順利進入醫科學校。當時對婦女是有限定名額的,接納的限額為所進班級人數的 15%,而大多數成功的女孩子是從高級私立學校畢業的化學專業學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 仍能進得去。我給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醫學院的院長寫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樣的:我被 認為是「不合適的」;有一所學校直截了當地讓我回到廚房水池旁邊去。同時,我看到醫學 院接收比我年輕、學習成績差的男同學入學,原因是橄欖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個例外:皇家自由醫學院院長費朗西絲·加德納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於好奇,約我面談。我們談話之後,她同意接收我,儘管這樣做明顯地 違反招生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意願。於是她提出一條不可違背的條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 件,保證他在我結束四年學業之前不與我離婚。他照辦了。
  加德納夫人嫁給一個名叫喬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古 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其實,曾有謠傳他是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don)的喜劇小說《家庭醫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醫生蘭斯 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絕在外科手術教室中進行手臂消 毒,雖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從來沒有不進行消毒就做手術。他走進手術教室,穿上一件大 號的塑料工作裙。為向他的學生演示一項外科技術,用帶血跡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鉗子,利 用這套鉗子在圍裙的正面闡明他的論點。他的腰圍很大,因此有足夠的地方進行演示。有一 次喬治·奎斯特在開車(他開車不穩)將我從一所醫院送到另一所醫院的途中告訴我說,有 一個(唉,也許不足憑借的)傳說,說他曾經給錢讓正在建造一所新醫院的工人們喝啤酒, 鼓勵他們堅持罷工。他說他不贊成新建築。
  我抱著相當程度的憂慮進入醫學院。我肯定我會處於一群很聰明的男生中間,他們將徹 底勝過我。此外,在路上來回還要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們注在離倫敦50英里的地方 ——這就耗費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但是我感到能夠進醫學院學習是一種殊榮,因此我不 在乎不能滿足家庭和工作兩方面對我的要求。我非常幸運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 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驚呀。而且我後來竟能在交通車上大量地閱讀。唯一的問題是當我 取出我的解剖學書藉——特別是當我翻到有關性的片段時,同車的穿著細條子工作服的人所 表現出的驚奇。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我甚至把盛放著一具真正的骷髏的盒子放在我頭 頂上方的行李架上,但願它不致於掉下來將所盛的東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訴我,如果出了這 樣的事故,根據不知何時制訂的「解剖法」,我將會被抓起來。這條法律就是為了制止任何 與醫藥有關的東西不當地驚嚇公眾而制訂的。
  我的事業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堅強的婦女的影響,她就是希拉·謝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導我通過了實習醫生。她相貌威嚴,對人要求嚴格,她因為對引起黃膽 性肝炎在國際上所持的立場而以黃色皇后的綽號著稱。在她的管轄下,根本不允許出錯。她 秉性古怪,才華出眾,可能會是《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作者筆下創造出來的人物。有一次 她參加她的住院醫生們組織的一個聖誕節聚會,她徑直走到盛著混合香甜飲料的大酒缽前 面。那是一個放滿乾冰的大色譜箱。為的是使它放出誘人的霧氣。住院醫生們一時都沉默 了。
  她先品嚐了調製的飲料,然後撅撅嘴皺起眉說:「酒味不夠」,她轉身對一位住院醫生 說:「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來。這酒是一位病人為了感謝而送我的禮 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進大缽,統統都倒進去了。這次聚會結果開得很好。
  我很幸運與特麗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有著一頭淡 黃色的頭髮。她出身有錢人家,還曾與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學。因此她進醫學 院並非為了將來的生汁。而是出於她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志願。她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得住她。當我們兩人結合在一起時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這 使謝洛剋夫人非常高興。這是我一生中見到的領導偏愛婦女甚於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麗莎和我忽發奇想,用彩色蠟筆在病人的記錄紙上做標記:紅色代表血紅蛋 白,黃色代表膽紅素(bilirudin)。膽紅素是引發黃疽病的。我們把結果貼在病人的床腳一 端。謝洛剋夫人黨得這樣做挺好,並讓年長的住院醫生們看。她大聲說:「瞧,孩子們,事 情就該這麼做!」(她總是稱呼男士們為「孩子」。)「現在你們可以看見發生什麼事情 了」。我們的同事們真正喜歡我們兩人。我們可以看見他們那種咬牙的樣子。
  醫務實習期後。我必須當六個月的外科往院醫師。但外科不適合我的性格,外科醫師好 像並非真正需要用腦子辦個。他們老是開刀。除此之外,我的興趣在另外的方面。自從我在 謝洛剋夫人手下工作、護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對病毒著了迷。因此當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 醫師的任務之後,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裡是英國一個病毒學訓練的好地方。
  問題是那時候病毒是科學的灰姑娘。醫學界對病毒並不認真對待,因為他們認為病毒並 非引起疾病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樣,「沒有辦法對付病毒」。在那些日子裡,把 公共衛生的重點放在疾病的預防上是一種陌生的觀點。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後設法去醫治 他。此外還廣泛地相信現代藥物已經戰勝了像小兒麻痺症那樣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為我的 興趣而責備我,他堅持認為我專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當的」。他說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 細菌學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樣一一那一定會提供我成為一個病毒學家所需的一切知識。然而, 不知怎麼,我堅信他是錯的,而且,在這點上,大多數人是錯的。我堅信病毒學將成為一門 有發展的事業。
  病毒學、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1978年我完成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的碩士學位學業之後到了牛津(Oxford)。 在那裡我受雇於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一有可能 我就要求轉入病毒學。人家告訴我,那裡沒有空額。失望之餘,我將目光轉向另一方向,並 找到一個職位,跟鮑勃·米切爾(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細菌學家 和教師,在鄰近的邱吉爾醫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導該院的細菌學實驗室。我的最高上 級是約翰·托賓(John Tobin),他是公共衛生實驗室主任和病毒學主任。約翰年紀五六十 歲,行動迅速、熱誠、詼諧,有點自行其是。哪裡有新東西,他就出現在哪裡,雙目略微瞪 大。他以坐在實驗室的橙子上來自動手,做點技術工作為樂。凡願參加的人。他都樂意吸收 進來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願者之一。約翰是第一個教我病毒學的入。
  「在病毒學中」,他對我說,「重要的不是你做什麼,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時我們正準備組織培養物,——長在試管裡的細胞一—必須十分小心不使它們感染細 菌和真菌。那是個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們用螢光抗體檢驗法一乙乙種叫做免疫螢光 (IFA)的技術一乙來檢測乙種新發現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軍人病——退伍軍人肺炎的微 生物。約翰並不糊塗;對他來說退伍軍人病是或不是乙種病毒,沒有什麼差異。真正要緊的 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樣。病毒學家使用免疫螢光技術要比細菌學家來得多。它確證或量比 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體或抗原,那種螢光染料使你能看見微生物,因為它在一定波長的紫 外線下會發黃光。抗原把抗體當作「外來」入侵者的物質。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 禁忌的血液、細菌或器官移植體。這些東西存在於人體刺激免疫系統,後者又轉而製造出保 護性抗體來對抗他們。如果沒有這種機制,人類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當時最討厭的抗原之 一當然就是退伍軍人病。它同1976年在費城召開的美國退伍軍人會議的參加者中間神秘地 爆發的致命肺炎有關。雖然那次爆發已經過去兩年,約翰是英國第一個研究該細菌的人。鮑 勃·米切爾也積極參與。於是我們三人就合作進一步研究這種疾病。
  我們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後進行。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當實驗室技術員 將要回家的時候,約翰便來找我說:「蘇,讓我們來發螢光吧!」別人或許以為這是乙種很 怪的邀請,但我對此熱烈響應。這是非常有趣的。我丟開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養物,同 他們一起工作到深夜。我們之所以在業餘時間做這些,主要原因是因為技術員們會擔心和不 高興。他們會想我們在幹什麼?把他們的生命置於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險之中?而且 他們會想還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軍人病更易致病?這就是我的「追獵第四級病毒」生活的開 始——處理別人認為危險的東西!
  然而我不在乎這種危險。我估計,只要我正確對待所研究的微生物,並遵循合理的預防 措施,我就會是安全的。此外,我對約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長時間了,並且 知道怎樣對付它們。
  我們所做的關於退伍軍人病的工作開始有收穫了。約翰和我被請去向臨床呼吸疾病小組 作報告。我們講了我們對這種疾病的知識著重在症狀。醫生們常常把退伍軍人病誤診為常見 的肺炎而從來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麼病。我們確知這種疾病的傳染要比人們想像的更為 廣泛。我們是正確的。我們在顯微鏡下研究的這種疾病即將直接出現在邱吉爾醫院的病房 裡。而將要提醒我們注意這個事實的人正坐在聽眾席上。他是乙位年輕的住院醫生,名叫馬 丁·纓爾斯(Martin    Muers)。
  我們作報告的幾天以後,馬丁打電話給我。他說他正從拉德克利夫醫院打電話。那醫院 位於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學中心,就在我們的山腳下。
  「我將對乙位做過腎移植的患者做支氣管窺鏡檢查」,他說,然後又加上:「我想她也 許患了退伍軍人病。需要做些什麼來檢驗一下?」
  「請你從肺部深處(越深越好)取一個任何能取得的樣品,注意在取出的過程中避免污 染」。
  電話的那一端沉默了一會。無疑,馬丁是在揣摸怎樣才能滿足我提出的規格要求。我提 出一些建議。然後他說:「讓我想想我能做些什麼。」
  一小時過去了。時間已經晚了。實驗室技術員已經回家了。我透過窗子看見馬丁騎著自 行車朝山上走來。他帶了一支10毫升消毒離心機管。管裡有三條支氣管窺鏡小管。好極 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將它們剪開。」我說。
  我將燒瓶放在安全櫃裡——等我想好用它們來做什麼。我需要的東西就在這些小管子裡 的某個地方,但是怎樣把它取出來?我不能腳地將管子割開,因為那樣會使它感染到分散在 管子外壁上的各種各樣的呼吸道裡的細菌,這些細菌會長滿在退伍軍人病的病菌上,我就會 找不到它。這種管子有一個極細的開口,而我沒有更細的東西可以伸進去。管內的東西大 粘,不能用一支消毒過的皮下注射針將它吸出來。而且不管怎樣,小管比任何我手頭有的針 要長。我要的是乙種既長且細並且無菌的東西,可以用它伸進管內吸出其中的東西。
  因此我自己來做我所需要的東西。我將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燈上加熱,然後等它在火 焰中變紅時,將它拉長到我能做到的最細的程度。我不得不試做幾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 後才得到所需要的東西。我終於得到一根細長、極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細到能夠插進那支 氣管窺鏡小軟管裡。我走到放樣品的櫃前,打開風扇以保證適當通風,再戴上一副手套。我 打開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無菌鉗將一根小軟管取出,然後將小管兩端剪掉,插入我的細玻 璃管,慢慢地將它推進去。
  成功了!
  我設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東西。然後將它放在鮑勃·米切爾和我於同一天制備的退伍 軍人病菌的培養基上。這種培養基是微紅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乙種加入了鐵、維生素和少許 血液的半固體狀的瓊脂凍製成的。如果粘糊狀的樣品在培養基上長出一些帶黑色暈圈的東 西,那麼我們便找到了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蹤跡。
  三天之後,情況看來令人失望。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但是我為至少沒有出現污染而感到 欣慰。鮑勃·米切爾比我有經驗,注意到培養基裡發生了一些變化。對於肉眼似乎沒有任何 變化——只是在一滴粘狀物下面出現了一小點棕色。他拿起培養盤用光線透射上面的瓊脂讓 我看。看見了!可以勉強看出一道微小的暈圈圍繞著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狀物下面的針尖一樣 的東西。那就是我們所要尋找的。這是在美國之外、在一個活著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來的第一 例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我們高興地把馬丁請來。
  「祝賀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軍人疾病的病菌,給他用紅黴素吧。」 這是治療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選藥物。
  於是我們面臨這樣一項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樣感染的。約翰和鮑勃成功地闡明 了患者可能是從腎移植室的淋浴間裡感染的。那裡我們發現了同樣的退伍軍人病病菌的菌 株。我欣慰地報告,病人經成功地使用紅黴素治療,康復了。
  幾個月後,我調到倫敦南部一個叫吐汀(Tootin)地區的聖喬治醫院從事一項真正屬於 病毒學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個百折不撓的求婚者,「退伍軍人病」總是跟隨著我,也許 是我總帶著它。我肯定是這樣受指責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區醫院(Kingston upon 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學服務機構。細菌學總技師馬爾科姆·史密斯 (malcolmSmith)找來對我說,他正為日常工作之外無事可於而厭煩。
  「現在開辦病毒學服務工作,我很想找點新工作做,」他接著說。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軍人病菌株和約翰·托賓給我的試劑,連同我從邱吉爾醫院偷運 出來的培養基一併給了他。我對此必須小心謹慎,因為人們害怕接近退伍軍人病病菌。但馬 爾科姆不在乎。我把內裝致命病菌的試管遞給他,並說:「略,馬爾科姆,配好制劑,看你 能否發現一例退伍軍人病。」有誰能拒絕這樣的建議呢?
  兩星期後,我正在金斯敦醫院參加一次會議。門打開了,我們停止了說話,抬頭看見了 馬爾科姆的臉。他高興地笑著。
  「我找到了一個!」他勝利地宣佈。
  「找到一個什麼?」我問道。
  「一個退伍軍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揮舞著夾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間的一張紙片。那是一份實驗室報告。他把我給他的 微生物培養起來做成了顯微鏡載片用來檢驗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結果顯示出退伍軍人病病 菌的高滴定量抗體。他是在查閱了幾份實驗室檢驗申請書之後,發現一個病例的描述,似乎 像退伍軍人病,然後才找到那個患者的。後來他告訴我說,他打電話把這個消息通知了那位 負責治療的住院醫生。當時那位住院醫生說:「什麼是退伍軍人病?」
  「沒關係」,馬爾科姆答道。「只需給我送些血清來。」注院醫生送來了血清。
  我立即與倫敦北部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總部的傳染病監測中心的克裡斯·巴特利特 (Chris  Bari1ett)聯繫。克利斯是當時英格蘭有數的幾位流行病學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 津時從他那裡學到過許多東西。他聽了這個消息時,同我一樣興奮,但同時他傾向於採取保 守態度:畢竟只是一例,不能說明出現爆發。我們決定對此病例收集盡可能多的信息,再作 定奪。
  一星期後,馬爾科姆又來到我在金斯敦的辦公室,臉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兩個病例!」他說道,顯得非常得意。
  聽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隻孔雀的獵手,所有三個病例可能都是從我們的新醫院大樓裡感 染的。正是這樣。
  「好,馬爾科姆,」我說,「我想我們真的已經碰上了一次爆發。」
  我又一次電話告知克裡斯·巴特裡特。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克裡斯說,「我馬上就 來。」
  突然間,我成了一名偵探。疾病爆發的起源在那裡?傳播的方式是什麼?我很快意識到 一項傳染病調查工作包含比組織培養和病原體更多的東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學。我正要學 習一所醫院的管道系統是怎樣運轉的。第一件事:沒有明顯的空氣調節系統。美國人說退伍 軍人病來自空調系統,但我們沒有任何空調系統。那未就老老實實地囪到畫骨板上去吧!指 導我查看藍圖和運營一所醫院的技術的是一位名叫戴維·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師。 沒有他不願意為克裡斯、馬爾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興趣檢驗的話,他只 是簡單他說:「好,大夫,」於是將他的巨大身軀鑽進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組去採集我要 求的水樣。我學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機構的設計比你所想像的更為缺乏規則。雖然這 所建築是新建的,但並不是每一件東西都安裝得妥貼。當我回頭去檢查藍圖時,發現大多數 管道的走向與設計不符。這點使工程師們感到驚訝不亞於我。因此,戴維帶著我們考察了管 道系統,到處收集樣品,只要我們認為什麼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動的水。
  一星期兩次我參加工程師會議,我變得如此地沉浸於他們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 以至於——毫不誇張他說——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們建議在某處找到一個單向閥。
  為了檢測細菌的蹤跡。我們用25立升的桶採集水樣。一旦裝滿了水,這樣大小的桶就 很沉重。因此,為了運送它們,我們需要某種運輸工具——在醫院中沒有比輪椅更為易得的 運輸工具了。我們到處攔截輪椅。雖然我們盡可能地謹慎從事——我們不願讓醫院職員和病 人知道我們的目的——但偷竊輪椅無論是多麼暫時性的行為,也不能逃過人們的注意。
  「晦,把那個東西拿回來!」我們會聽見人們在我們背後叫嚷。
  我們乾脆假裝沒聽見,飛快地跑走。
  從水裡分離細菌是困難的。儘管如此,馬爾科姆幹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將每個桶裡 全部25立升的水通過一個過濾器,然後他必須將過濾膜上殘留的沉積物注射到豚鼠身上, 看他們是否感染上退伍軍人病病菌。當時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為什麼要對水管系統感到如此強烈的興趣?很簡單。美國研究人員認定空調系統 是退伍軍人病的來源。雖然在牛津我們能夠證明在淋浴室裡也能找到退伍軍人病的病菌,但 證據仍然帶有偶然性。在任何情況下,不管我們如何搜索,在金斯敦醫院找不到空調系統, 我們也並未真正想找出一個這樣的系統,歸根結底,英格蘭既潮濕又寒冷。不錯,我們確實 發現一個用於手術室的空氣冷卻系統,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無一進行過手術。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個從愛丁堡乘英國鐵路(火車)來旅行的學生。作為暑期臨時 工,在醫院清洗地板。他在頂層幹活,那裡窗戶洞開,因此他也許曾暴露於裝在房頂上的通 風系統的排出物中。另一個可能性是在火車上受到感染。這是一個有趣的設想,但得不到現 有證據的支持,當其他患者感染這種病時,沒有一個和通風系統有任何接觸。因此,我們也 被迫排除這一假設。最後,我們發現12例,大多數是在醫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 一個嬰兒,這是嬰兒感染退伍軍人病的第一例。實際上,是嬰兒的母親作出的診斷。孩子曾 經進過這所醫院,不久便出院。之後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時孩子得了肺炎。當孩 子又被送進醫院時,這次是英格蘭北部海岸一個避暑勝地的一家醫院。醫生不能斷定哪裡出 了問題。最後這位母親問道:「會不會是那個什麼退伍軍人的玩意兒?」向公眾宣傳是有好 處的。
  不僅我變得熟悉建築工程的秘密,我還有機會認識大氣生物學領域裡的一些事情。大氣 生物學是一種古老的藝術,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品。當時生物戰爭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時, 要檢測我們難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於空氣中,我們從波登(Porton)請來了二戰時期的專 家來檢驗空氣樣品。雖然30年內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變,他們卻有一台很好的小機器用以 在醫院的房頂上向大氣中吹氣泡。他們想弄清氣泡是否會飄進上層的窗戶,那裡有精密的檢 測系統可以記錄下它們的存在。顯然是沒想用這台機器來指示空氣的流動,不管它的目的如 何,這項試驗難得有機會進行。它們不是在一個天然多風的、像英格蘭這樣的島上進行的。 不出所料他們的數據沒有說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親屬在當地電視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發的消息便為大眾知 曉。電視台播放了對一位門診醫生的電視採訪報道。在表面上友好談話的掩蓋下,記者開始 對那位門診醫生進行查究,向他提出難題,對此他顯然是毫無準備的。他的陳述被斷章取 義,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認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觀點。例如,那位門診醫生純粹出於疲 勞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鏡頭。當它出現在電視的畫面上時,看來好像他是在對門診工作中的疏 忽作自覺有罪的回答。
  傳媒記者煽起被激怒的親屬在醫院門外舉行集合;因為正在下雨,只有十幾人參加。盡 管如此,克裡斯和我在驗屍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圍,試圖向這幫人解釋為什麼患者會死去。事 實上,我們向他們保證,醫院的行為是高度負責的,我們的醫生們恰當地診斷和處治了患 者,而我們則竭盡全力處理感染源。當然,有諷刺意味的是,要是我們從未作出診斷,就不 會有控訴,因為首先無人知道任何關於退伍軍人病存在的情況,那些病例被簡單地標明為 「肺炎、病源不詳。」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懲罰的一例。
  醫院工作人員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裡斯和我不得不經常向他們重複保證,以平息他們 的憂慮。我們盡力使他們相信,進入醫院大樓護理病人對他們來說是絕對安全的。他們逐漸 克服了恐慌。在許多方面,工作人員和病人認識到我們正在切實採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 樹立了信心。然而我們無法使所有的人都高興。仍然有一些人要我們對這種疾病負責,僅僅 因為我們告訴他們存在著這種疾病。
  同時,馬爾科姆繼續從我們給他的水樣品中培養退伍軍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檢驗結果還 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使我們能夠確定感染的來源。一天晚上,戴維·哈琅值班,對護士們抱 怨病房熱水供應不足作出回應。他到設備間去,看看他能做些什麼。設備間是向整個醫院供 應熱水的。那裡有三個大圓筒,即液體加熱裝置。當時只有一個裝置在運轉,供應熱水。第 二個是空的——關閉起來待修。第三個停著待用。他打開那個停用的加熱器的蒸氣供應閥以 增加熱水的流量。當蒸氣將水加熱時,水箱裡形成的水流將各個層面的水翻動混合,然後進 入熱水供應系統送到病房。
  幾天後,戴維·哈琅得了肺炎,住進了醫院。我們懷疑他得的是退伍軍人病。雖然我們 從來未能確證這一點。用紅黴素處治之後,他開始康復。無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極力思索, 想要找到解開整個調查過程中困惑他的疑團。忽然他的靈感來了,從床上坐了起來,大聲喊 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周圍沒有人。這對他更好;在他有機會證實他的預感之前,他 不想說任何話。一俟他感覺痊癒,他穿上衣服跑到設備間。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進行日常 維修的加熱點。他向筒裡凝視,看到底部稠厚,呈鱗片狀的濕源液的沉積物。他舀出一些沉 積物,放進一個無菌瓶裡,然後帶到馬爾科姆那裡。
  戴維的靈感立刻被證明是對的。那沉積物產生令人驚訝的退伍軍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 醫院的熱水系統裡。戴維斷定這種病菌必然在熱水器的底部繁殖——歸根結蒂,退伍軍人病 病菌是一種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為它生長在圓筒的深部,那裡的水溫總不夠高到 足以殺滅它。只是當戴維回憶起他打開那台停用的熱水器的同一大夜裡發生了兩起新的退伍 軍人病病例時,我們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當戴維把水箱底部的髒物攪起來時,他無意中使 退伍軍人病病菌進入了熱水系統,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當天晚上洗了淋浴。 他無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們進行了幾次實驗,設法防止再發生這種情況。可否將熱水器消毒以全部殺滅其中可 能會有的微生物?我們決定對一個圓筒進行試驗,將水溫提高到沸點,然後再看結果。在加 熱水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測量圓筒外壁表面溫度。當測溫儀表向華氏212「攀升時,我 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慌感。這些圓筒設計的耐高溫度沒有這麼高。我害怕戴 維要被炸死。他帶著溫度探測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熱到什麼程度,溫 度計的指針繼續上升,而我認定所有設備都要瀑裂並將他浸透於熱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 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我們都活下來了。可是圓筒裡的陰險的微生物卻沒能生存。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後依靠來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 名叫珍妮·科爾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學家。她有一個漂亮的儀器用來測試水管材料 資助細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軍人病病菌放進她的儀器之前,一切聽來都有點枯燥無味。 病菌在橡皮墊圈和堵縫之類的水管材料上生長得好極了。她發現當一個水龍頭或噴淋頭有一 段時間沒有用過,再啟用時,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滿了退伍軍人病病菌。至此我們對人們是如 何感染的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那是通過飲用水感染的。為防止新的感染,我們制訂了一系 列指標,要求將冷水氯化並將熱水加熱使微生物無法生長。
  我對退伍軍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學方面的經驗,成為我於1981年在倫敦大學發表的博士 論文的基礎。此時,我也獲得了皇家病理學院病毒學研究員資格——大約相當於持有美國部 委證書的資格,我的生活開始轉變。但我對轉變的令人激動的程度一無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當去見戴維·辛普森,向他求職。他十分樂意幫助, 但他必須獲得必要的經費。於是,我們共同向惠爾康信託基金會(We1c0me  Trust)申請 研究員職位,使我成為一名專職的病毒學家。這個職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國外工作。我被邀 請去泰國進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時間為三個月。由戴維和瑪麗·沃瑞爾(Mary Warrell)領 導的一個科學家小組在曼谷的瑪希多爾大學(Mahidol University)設立一個研究項目。瑪麗 是狂犬病病毒學專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後來我轉到聖喬治 (St.George)工作。因此我們兩人相知甚捻,沃瑞爾夫婦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統產生的 一種抵抗病毒的天然保護蛋白質即干擾素來醫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無能倖免於死的。 但是戴維設想,如有合適的診療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藥劑,也許能夠存活。
  使這項工作如此困難的原因之一是必須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不可 磨滅的印象,那是一個後期狂犬病患者。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 道在他身上出現的病症。讓他保持鎮靜是主要問題。護士們要不斷地去滋潤他的乾枯、皺裂 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覺時,用水濕潤他的嘴唇也會引起可怕的痙攣。我想他可能會躥出 窗外。這種疾病使他對任何一種輕微的觸摸都作出過敏反應。我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干擾 素治療法失敗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瑪麗建立了一所病毒學實驗室,我們在那裡從我們的病人的腦活組織中分離出狂犬病病 毒,然後使它們在老鼠身上生長。我處理老鼠是沒問題的,但對蛇確實有點問題;實際上, 我從病理學的角度考慮,害怕它們。對我來說不幸的是,戴維被有關蛇噬的問題強烈地吸引 住了,他研究蛇毒。實驗室只有兩間動物室——一間放戴維收集的蛇,另一間放兔子。
  戴維聲稱蛇不會得狂犬病,而兔子會的。因此我們將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 室內。由於我必須用鼠作實驗,所以我每天必須兩次走過蛇所在的地方。戴維有幾條十分令 人討厭的蛇。我每天早晨總要面對恐慌,因為我必須進入作為動物室的那間屋頂上的茅屋。 這些不是普通類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鏡蛇,它們對我抱懷疑態度——跟我對它們的懷 疑一樣。一旦它們瞧見我,它們就會朝我發出噬嗤聲並衝向前來。戴維向我保證它們跑不出 來。戴維對我對這些動物的厭惡感的唯一讓步是允許我不參加每星期一次擠毒液的工作。我 後來發現戴維的保護措施不像人們吹得那樣完美;有一條蛇確實逃跑了。他們當時注意不讓 任何人告訴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調回英格蘭從事另一種病毒的研究。那是極為有趣的病 毒研究之一,它的情況鮮為人知。這種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對它的興趣主要在於要弄明白這 種病毒是怎樣對人體造成如此災難性的影響的。1983年春天,當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 時,另外一次對我一生有久遠影響的機遇出現了。珍妮·科爾伯恩和我接到邀請一一連同來 回旅程機票——去參加「疾病控制中心」召開的第一次退伍軍人病會議。金斯敦醫院爆發的 退伍軍人病病菌,因為我們關於管道系統的工作,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作為對這項工作最 熟悉的兩名研究人員,我們被要求報告我們的發現。
  我離開前的兩個月時,戴維寫信給他認為我到美國後應該會見的兩個人。一個是卡 爾·約翰遜,他當時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工作。另一個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 殊病源體分部的領導。他的名字叫喬·麥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約瑟夫·麥克科 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當我從曼谷回到英格蘭開始從事埃波拉研究時,我知道我有許多東西要學習。我從未在 第4級病毒情況下工作過。由於處理病毒的危險性,我不能讓任何人幫我。我知道必須自己 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對病毒活動方式感興趣,因此需要能夠提出著眼於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 學的檢驗報告。病理生理學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極有興趣的一個方面是病毒對毛細 血管系統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影響。血小板與制止出血有關,有證據證明血小 板在埃波拉感染中會受影響。內皮細胞是人體每一根血管的襯裡,並將血液和血細胞保持在 血管內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變得容易滲漏,並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細胞,基本上,埃波 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內壁細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為了幫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紹給蓋伊·尼爾德(GuvNield),他在蓋氏醫院 (Guy,s  Hospiial)的腎臟部工作。蓋伊曾對腎臟病中的血小板和內皮細胞做過一些有趣 的工作,並願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樣能夠應用於埃波拉研究的技術。我還必須學會怎樣在一 所第4級病毒實驗室裡工作,能運用最簡單、最可靠的技術和設備。我必須學會樣樣事情都 自己來做。我準備對活的病毒進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經被殺死的病毒。這是因為我將要用的 技術依賴於生物測定,一是測定血細胞功能的試驗。假如殺死病毒則會同時殺死細胞。所 以,如果我要用活細胞進行研究,我必須對含有活病毒的活細胞進行研究。
  我一進入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就幸運地得到那裡最好的技師的幫助。戴 維·辛普森告訴我,他讓喬夫·普拉特(Jeof  Plaff)來幫助我進行埃波拉病毒研究。喬夫 是一件了不起的禮物,他是一位有經驗的熟練的樹木病毒學家,頭腦冷靜,並樂意和我在一 起。我不能得到比這更好的支持了。沒有喬夫我將永遠不能完成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 猴子實驗。這是令人精疲力盡的工作。我們必須用猴子做試驗。因為猴子是我們唯一能夠加 以感染的動物,而且還能為發生在人類身上的情況提供良好的模型。我們能夠控制猴子身上 的疾病過程,並能夠實現我們所要進行的審慎的檢驗。幸運的是,當時沒有人類患者,如果 有的話,他們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揚布庫那樣的地方。在那樣地方進行試驗是因難的。我們 必須有可控制的條件,其目的是對這種疾病進行深入瞭解,使我們想出應付的辦法。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費力地進行凝血試驗、肉皮試驗和血小板功能試驗。所有這些試驗都 是在一群包括幾隻放在籠子裡的猴子組成的專注的觀眾面前進行的。它們也是一群很健談的 觀眾。一俟它們從我們施加的麻醉劑中甦醒過來時,就沒辦法使它們住嘴。有時它們還向我 們扔東西。
  除了實驗工作,我們也必須在猴子身上做屍體解剖。在這些地方我們要依賴亞瑟·巴斯 克維爾(Arthur  Baskerville),一個獸醫和細胞病理學家,大多數解剖都是由亞瑟擔任。 當我看到這些解剖標本時,使我驚訝的是咬肌即猴子顎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極了,比任何人 類的顎肌要大許多倍。它提醒你永遠不要讓猴子咬著。亞瑟開始用鋸子解剖猴腦是最危險的 時刻。鋸子開始鋸碎骨頭的時候,我越來越怕一些飛濺的碎屑中可能帶有埃波拉病毒。我總 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後的幾天之內清點人數。如要過了五天而無人出現發燒的現象,那麼我便 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時。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隻猴於確實從我的第一次實驗中活下來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們 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嚴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獨它徹底痊癒了。對此沒人能 解釋清楚。離我前往亞特蘭大參加退伍軍人病會議只有兩天了,我不能再耽誤。我必須決定 怎樣處置這隻猴子。那是一次困難的決定。我感到它從感染中奇跡般地康復,理應得到休 息。只是波登·當的規定是嚴格的。要是可能,每當我和喬夫離開實驗室之前他們會把我們 放在高壓鍋裡消毒一番;因此他們不可能同意讓一隻猴子活下來,喬夫和我只好傷心地勉強 決定犧牲這隻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親自執行,乃決定由戴維動手。戴維理解我的心情,幫 我完成了這項痛苦的任務。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亞特蘭大的飛機,準備到那裡去報告我們在金斯敦醫院的管道 系統中的發現,到達美國海關時,一位移民官員間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觸過任何傳染病。幸 運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擔心我會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說出來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義 遣返英國。
  我們在會上的報告引起了相當轟動。這使我們驚奇。其所以那麼轟動,原因之一是我們 給會議帶來了新信息。直到那時,普遍被接受的知識是,退伍軍人病完全是通過空調器感染 的。我們告訴他們,退伍軍人病病菌能夠在熱水器和淋浴噴頭中生長。另一原因是,具有像 珍妮那樣專長人才是罕見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響還因她年輕、金髮和美貌而 增強。
  那天晚上我和喬通了電話。他說來接我,但又說他不知道我住在那裡。
  「我有好多年沒進城了。」他說。
  他駕駛一輛破舊的鴻達牌轎車(這輛車後來被稱為「喬車」)設法找到了我。
  他來到旅館的大廳,作自我介紹,然後帶我去參觀「疾病控制中心」,我興奮極了。 「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麥加聖地。我對「疾病控制中心」的規模之大,對它的人員 那樣無拘無束和友好的態度,深感驚訝。在喬的辦公室裡,我們深入討論了病毒性出血熱的 病理生理學。這是今後我們多次各自或共同還要涉及的題目。他談到的每個問題都給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我發現他既是一個好的聽眾,又是一個健談的人。這正是我需要的科學的反 饋。
  自然,我急於告訴喬我在波登剛剛完成的實驗。
  我們有數據證明,血小板和內皮細胞在顯微鏡下看來遭到破壞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們的 功能,我解釋道。「我已經基本上證明,猴子的死亡是因為它們的循環系統不能保持其自身 的完整性。」
  用簡單的話來說,血液沒有凝結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 因此結果可以想見。先是血液不會凝結,然後它通過血管的遭到損害的襯裡滲漏到外面。患 者於是多處出血,肺和各種組織被從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漿狀物。奇怪的是,雖然不管疾 病對循環系統有多大損害,它並不破壞器官本身,同一種常見的被一些電影和暢銷書所散佈 的錯誤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並沒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樣被液化或變為大雜燴。事 實上,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神秘之處是無論用肉眼或在顯微鏡下加以觀察,那些器官顯得相對 地完好無損。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組織保留下來。事實上,有時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 方法是因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屍。
  我所建議的是即將死亡的患者的災難性的崩潰,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學性的——就 是說,並沒有細胞的破壞。這就是為什麼這種病發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癒的話,為 什麼痊癒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們能使患者度過危險階段,那麼康復將是完全的。這就讓我 們有機會想出辦法來對付埃波拉病。
  喬對我的發現極感興趣。他曾經見到過許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復,但不能弄清其原因, 而現在我提出了一個較好觀點來解釋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細胞學和病理學。喬曾在西部非洲進 行過大量的屍體解剖,他在要弄懂這種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這種關於致命疾病的深入討論自然地刺激了我們的食慾。喬請我吃飯,我欣然從命。
  第二天我離開亞特蘭大去訪問設在馬里蘭州費雷德裡克(Frederick)的迪特裡克堡 (Fort  Detrick)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在門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堅持留下我的護照 才讓我進去。我見到了卡爾·約翰遜(KarI  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 後者是疾病評估部主任,是個舉止文雅的人。雖然我說不清楚他是否記得我所做的工作,但 他確實提到了它。我在訪問中遇到的第三個人是吉恩·約翰遜(Gene  Johnson),軍隊中 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負責他們正在進行的猴子實驗的科學家。他告訴我他將要「完全地 解決這個病理生理學問題。」我對此感到懷疑。他的方法給我的印象是有問題的,因為他主 要依靠屍體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發生的那些關鍵的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會留下什 麼痕跡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喬相遇。他是從扎伊爾回來途經倫敦的,他是去進行扎伊爾的第 一次艾滋病調查的。他到達倫敦後找不到我。顯然是戴維·辛普森給錯了電話號碼。經向查 林·克羅斯(Charing  Cross)旅館查詢,他繼續努力尋找我。當喬下定決心去做什麼事情 時,他不會讓任何東西把他擋住的,當然不會被英國電話系統難倒。最後他終於找到了我。 鑒於他所遭遇的麻煩,也因為他對我的工作所表現的興趣而感到榮幸,我愉快地請他出去吃 了一頓美餐,整個後半夜我們坐在我在溫布爾頓(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興高彩烈地 談論科學,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機場,他搭乘回亞特蘭大的班饑。在他正要登機時, 他說:「你一定要到亞特蘭大來,在拉沙病人前重複你的埃波拉病實驗。」
  那是在我們打賭的時候。我告訴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說,「拉沙熱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們一致同意打賭的贏家將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機會要求得到這瓶酒。同技師希拉·米切爾(Sheila  miichell) 和唐納·薩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套間裡做了一次有關 拉沙病的實驗。我得到同我預言相同的結果。喬非常雅致地承認了這點並請我出去午餐。作 為一個寬厚的勝利者,我不在乎分享這瓶酒的一小口。
  英國式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
  這隻猴子抓住我的手並撕破我外面的那隻手套。現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這隻猴子四 天前已在扎伊爾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詛咒,但聲音被防毒面罩摀住了。我懷疑喬夫是否聽到了,但即使這樣他也立刻意識 到所發生的一切。他能夠辨別出來。1976年在同樣情況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僥 幸死裡逃生活了下來,講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發生在1976年後期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喬夫正和我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當 時他正用在扎伊爾分離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給老鼠注射。要做這項工作,他必須用大姆指和 手指夾著一個極小的老鼠,同時用一支很小的裝滿活的病毒液的針注射在老鼠身上。喬夫進 行這種工作已多年,未發生任何問題。我知道沒有別的病毒學家像他這樣能以如此出色的靈 巧手法來從事這種試驗。但瘟疫仍在扎伊爾蔓延,對他們都有壓力。注射針滑落,刺進了他 的大姆指,針裡裝滿高濃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質之一。
  他很快脫去手套並查看是否有滲透。發現沒有滲透,他又查看姆指並擠壓它,看看是否 有任何血跡。也沒有。他在氯氣消毒劑中洗了手,沒有更多可以採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 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爾士病毒學家厄尼·鮑恩(ErnieBOwen)討論了可能發生感染 的問題。(厄尼就是那個打開戴維·辛普森的匣子發現那六隻死蝙蝠的人)他們認為這是一 件「可能但未實現的事」。喬夫帶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這天工作後,他即向行政方面匯報了這次事故。當時正是首次發現埃波拉病毒的時 候,因此對這種疾病懷有無可掩飾的驚慌和恐慌。這裡還夾雜著通常圍繞著這些傳染病的, 有時幾乎近於歇斯底里的騷動情緒,蒙蔽了那些缺少經驗時人們的判斷力。科學家們則保持 冷靜,但這種騷動氯氣影響了在實驗室裡組成的處理次要事件的委員會。委員們本人從不做 任何有危險的工作,不真正接觸病毒,也談不上有任何關於病毒學方面的經驗。儘管如此, 他們總是告訴那些研究埃波拉熱的科學家們,應該做些什麼。當知道這次事故的情況後,委 員們召開了會議並經過什細考慮,得出結論,認為既然手套沒有破裂,皮膚也沒有任何損 傷,那麼就不需採取任何措施。
  因此喬夫回到索爾茲伯裡(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來工作,感覺良好。 星期二傍晚,他帶小兒子去看索爾茲伯裡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賽。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 感到劇烈的頭疼並發燒。
  星期三早上他拖著病體去上班。他向每個人承認他病了。他這樣一宣佈便造成了混亂。 那一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著,同時每個人都在想該怎麼辦。後來下午他被送到倫敦北部的科 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熱病醫院並放在隔離罩中。從那時起,喬夫就對自己的病失去 了記憶。他告訴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兩個星期。
  給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薩時給傳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馬英嘉(mayinga)一 樣。還給他服用整個英國所能供應的干擾素一乙乙種天然抗病毒藥物,但還要看在人類出血 熱的疾病中是否有效,雖然從理論上講它應有抗病毒的效果。幾天來他在死亡邊緣上徘徊, 但終於活下來了。這或許是由於他得到細心護理,或者由於干擾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於他 自己內在的力量。後來當我們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試驗對照物時,我們就開玩笑他說,它們的 作用是多麼強有力。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當然,他還得到了遠比非洲偏遠 角落裡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醫療條件。
  有時喝啤酒時,我們總要逗他,假模假樣地多方誘使他做「重新挑戰」試驗。我們說, 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會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襲擊之後產生免疫性。有趣的 是,他總是拒絕這種為科學作貢獻的機會。
  當喬夫到波登·當重新工作時,委員會決定對此次事故進行調查。喬夫和厄尼被召出 席。當喬夫把事件複述之後,被指派的安全事務官員對他說:「如果你知道危險,為什麼不 將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說這活是認真的。
  即使許多年以後,那個安全官員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他似乎認為你不可能總是非常小 心謹慎的;在他看來,寧可把科學家們同實驗室裡的一切全都放進高壓消毒鍋裡消毒,也不 去冒讓埃波拉病傳播的風險。
  因此我現在正處在幾年前喬夫的境地。當我把被猴於抓住的手掙脫出來時,想到的第一 件事情是喬夫當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經受他經歷過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並察看 裡面的手套。裂口看來沒有透過第二層。為了徹底弄清這一點,我將裡面的一付手套灌滿 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膚上也沒有受損傷,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是安全的呢?喬夫當時也 注意到沒有滲漏。當然,猴子的爪上要遠比刺進喬夫姆指的針頭上所帶的病毒要少。
  這一切發生在位於英格蘭南部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裡。這是英國唯一的這類設 施。這所實驗室建在索爾茲伯裡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幾幢寬大的水泥和磚結構 建築的,重要的國家綜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構成一幅居高臨下的景象。第4級病毒實驗 室原本屬於英國陸軍,在二戰期間進行化學和生物武器的絕密試驗。其研究工作的重點主要 集中在空氣生物學——即用某種形式的飛行器散播傳染性生物物質的可能性。
  喬夫和我在一個巨大的猴室裡工作。戴維和我得到資助購置了一台實驗所需的血液學 (血液分析)儀器。真的,我們的工作帶有高度的即興意味:喬夫和我學著每件事都親自動 手。
  我於1982年來到波登·當。不久即同喬夫一起從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為實驗 有時要求我們連續工作六小時,我很幸運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們兩 人正在進行一系列複雜的試驗,目的是要在我們以前發現的病毒損害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現 象的基礎上找出醫治埃波拉病毒的辦法,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醫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麼 我們也可以將結果應用到人類感染此病的患者。我當時又重新採用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菌 株,因為這種病毒實際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發致命的疾病。這種病毒就是那種在 1976年襲擊揚布庫並奪去三百條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達90%。喬夫就是感染這種病毒而 又僥倖活下來的。
  雖然我們不願這樣利用猴子做試驗,但這是獲得所需的、有關這種病的情況的唯一途 徑。事實上,今天所掌握的關於埃波拉疾病的過程的知識大部分得自喬夫和我在波登當工作 時進行猴子實驗所得的結果。
  我們決定從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樣品;無論如何,應當進行一次血液試 驗。當我們檢驗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時,發現它含有四級埃波拉病毒。這相當於每一毫升血液 中含有一千個病毒粒子。病毒的數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必須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潛伏期。這意味著五天的鏡中自我觀察,看是否出現 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斷地吞嚥,看喉嚨是否疼痛發炎;五天中一直懷疑太陽穴的一次 遲鈍的跳動是否意味著頭痛的開始。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狀。然而,我更多地是憤怒 甚於害怕。喬夫和我都不認為我真的感染了。儘管如此,卻難以原諒我的大意。我怎麼也不 該讓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時,我也知道這並非全是我的過錯。問題主要在於 實驗室本身的設計。實驗室主要是為了檢測可能對生物戰爭有用的空降藥劑而建造的,我們 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這一種東西裡,你滿臉大汗,呼吸困難。更槽的是,它使你無法 說話。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訴他,「注意,我要給這隻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針,請你務 必把手拿開。」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來,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 解為什麼喬1979年在蘇丹工作時不用面具。從化妝的角度看,面具對臉也是一個災難,因 為皮膚要經常同一個不透氣的密封墊磨擦,並且,由於有兩個眼罩,你完全看不見周圍的事 物,除非你轉過身子,否則你只能憑感覺來發現身旁和身後的事物,比如一個手裡拿著一支 受感染的針頭的人,或一隻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這副面具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護。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 是缺乏同袖子連接的密封口。這樣皮膚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過笨重,不適用 於對動物和樣本作細緻的操作。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般的黃色洗滌用手套而已,至於對身體 的其餘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進入實驗室前,你必須把衣服脫光然後穿上實際就像是劇場擦 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為他們以為假設只有男人在實驗室工作,因此所有這種工作服要比我 的身材大到四個尺碼。這些工作服統統必須適合厄尼·鮑恩的身材。我必須把它圍著腰部裹 上兩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時衣服要從身上滑下來。但是,因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 最不屑於關心的事。
  這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即整個系統從建立時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沒有發生更多的 事故,那是由於研究人員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沒有喬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 弄清病毒感染機理的強烈願望的話,我不敢肯定我能經受住這一切。
  倒計時開始了。不管我對事件的客觀估計如何,我仍注視著日子,注視著我自己。每 天,我從溫布爾頓的家驅車七十英里由M3號汽車道來到波登當。我有充分時間思考。五 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開始長出皮疹了,或是原來就有的污點?是因為干躁的緣 故所以喉嚨有點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麼病?是否需要多幾個小時的睡眠?腦後的刺痛莫非 就是頭痛的開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必須小心地分清真正發生的事情和驅之不 去的恐慌在我頭腦裡造成的幻覺。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於工作和我必須在家裡完成的任務。我估計著,我覺得我會沒事的。在此 整個期間,喬夫保持著一貫高興的態度。不再提起這件事。我們一如既往地同猴子們一起工 作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後下定決心要馬上人睡。我仍然感覺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幾小時以 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著。第二天清晨,我從床上起來走進浴室,我猶豫了一會兒,然後開 燈照鏡子。什麼事也沒有。沒有皮疹,也沒有頭疼或發燒,也沒有喉嚨疼。我脫離危險了。
  但我仍然感到憤怒,不再針對我自己,而是針對波登當的整個體系,是它把每一個工作 人員置於危險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後期,我有機會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 作了三個月之後,才意識到波登當的條件是何等悲慘。當我看到一個有套間的實驗室是什麼 樣子,它的保護設施那麼好,在那裡工作是何等舒適時,我對我所經受過的一切更加感到震 驚。因此,1984年,當我從「疾病控制中心」回來後,我要求見波登當的主任。他是一位 中年科學家,態度十分生硬。他沒有同第4級病毒打交道的經歷,也不想從事這方面的工 作。當然,他對我所說的不感興趣。我還是告訴了他:他的體系不安全。
  他臉色鐵青,我怎麼敢頂撞他呢?他從未見過如此「不禮貌」的人。
  這位主任對我的談話反應十分無禮。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員在我們進行 病毒工作的整個期間從未進入過實驗室內部。對於我們究竟在於什麼一無所知,一點也不關 心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從未見他們戴過覆蓋整個面部的呼吸器。他接著說我向專家挑戰是不 「恰當」的,即使這些專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戰期間進行的。他還說,美國人在管理 實驗室方面沒有什麼足以教導英國人的。後來,他的一位「專家」訪問「疾病控制中心」時 還告訴喬說我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
  「好極了,」喬答道。「這種人是能把事情辦成的人。如能夠的話,我願意把她留在我 這裡。」
  即使在我同喬夫一起進行的實驗結束以後,我仍繼續為建造一所合適的第4級病毒實驗 室(帶有套間設備)而努力。戴維·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熱病毒研究,轉到貝爾法斯特皇后大 學(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學系主任。我寄希望於一所正在倫敦北部科林代 爾(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希望它將能滿足我們的部分要求,並在適當時 期將有空間和財力來建造一座帶套間的實驗室。但是我對這兩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實驗 室按照一排小間的形式來安排,是一種」雙層殼體「體系。實驗室牆壁構成一層不透氣的外 殼,而內殼則包括一個相互連接的小間的密閉體系,它類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釋重負 地放棄了的那種體系。在這種實驗室裡,需要將雙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內的手套裡進行工 作。雖然這種佈置將我們從必須使用覆蓋整個臉部的呼吸器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我們仍然必 須戴手套。這種手套又大又笨,實際上使我們無法進行任何科學工作。花了那麼多經費和進 行了那麼複雜的工程,科林代爾的新實驗室結果不過是一系列非常昂貴的,連接在一起的大 櫃子。它沒有運作就過時了。負責設計的人們少有在第4級病毒設施中工作過的經驗,他們 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險,同時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難以取得成就。
  因為科林代爾是我在英國所能期望的最佳去處,於是我提出辭職於1985年到那裡去工 作。我勸說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買了一台伽瑪射線輻照器用來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 的也僅止於此。到了1985年底,喬向我建議,到目前我已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 個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個月。我正在寫論文準備發表,我是否願意在「疾病控制中 心」擔任職務。他認為,鑒於我在非常局限的條件下工作,特別是在受。約束的環境中工 作,我在英國不可能取得重大進展。他請我到他在亞特蘭大的實驗室去設立一個病理生理學 研究項目,從事病毒性出血熱症機理的研究。他同時還提出讓我在一個野外現場研究項目工 作,特別在塞拉利昂。我們在英國是沒有這類項目的。
  那是艱難的選擇。一是因為儘管有那麼多問題,我仍然有同事們的支持,他們理解我的 工作,並試著幫助我創造條件。二是由於戴維·辛普森離去,在英國再沒有另外一個人具有 足以領導英國出血性熱病研究的醫學和科學方面的經驗。我同那些曾經幫助我在英國有所建 樹的人們商量。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告訴我,假使我拒絕這次機會那將 是我的大錯,並提醒我,如果我留下來,我將繼續面對更多的挫折和無窮無盡的障礙。我認 識到他們是對的。我下定了決心。1986年1月4日我啟程奔赴亞特蘭大。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與埃波拉病毒鬥爭時,我開始對人體免疫缺損病毒/ 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同事——簡·德斯邁特 (Jan Desmyt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扎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疾病。 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 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扎伊爾的控制,但兩國之間仍保持著 密切的關氛,任何扎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 時去醫治。我曾在扎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於該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種醫療所 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扎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 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種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為在扎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 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採取行動,並向我保證「疾病控制中 心」將給予支持。於是,1983年7月,我給美國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 給了住美國商務處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與衛生部首席顧問 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繫。利用大使館作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瞭解在比利時發 生的最新情況。然後,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扎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 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離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 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性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 中T細胞的損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種症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艾滋 病是一種病毒性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體試驗。對於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 技師,不僅能做這種複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並在那裡跟在「疾病控 制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 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勝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 說我作了正確選擇。她不僅為我做了極為出色的工作,後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 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檢驗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機構。
  在我們準備出發去扎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的領導約 翰·貝內特(John  Bennet)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 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0uinn)率領的 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扎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蟲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 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 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 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 一同在扎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 駕駛的倒霉的直升機。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機飛回金沙薩。這些 事是無法忘懷的。
  約翰為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範例。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 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國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併起來,互為補充。也許我們「疾 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扎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 姆掌握了一批用於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制中心」優越,同時彼得已和扎伊 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觸,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扎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 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 現。
  還有幾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國全國變態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 (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 (1uc Van Eyckmen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 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扎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 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為何能在這裡,因為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 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種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種跡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 ——這種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為大量的有價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 是禍害,則是因為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 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制組 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後,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 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價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 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薩貝納(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金沙薩。我們組又吸收了兩位 新成員:一位是來自安特衛普的試驗室技術員,另一位是亨利·台爾曼(Henri Thaelman),他是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的臨床醫生。組裡唯一未和我們同行的是希拉·米切 爾,她直接從美國飛抵金沙薩與我們會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們項目建立T4/T8比例試 驗用的工具。比利時人曾安排我們住在福美特羅,那正是我們在埃波拉病毒爆發時期曾經住 過的機構。7年中該地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彼得和我個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過去的死 者。顯然,中非及其與病毒的關係總有點特殊之處,這次將面臨什麼,且拭目以待。
  為解除旅途中的疲勞,我們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們計劃去會見美國大使館的科學參 贊塞思·溫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輕,約30歲出頭,留著修剪得很好的小胡 子,還有一頭蓬亂的棕紅色頭髮。他的主要職務完全和科學無關——他實際的工作是在扎伊 爾收集有關商業活動的情況——「科學參贊」只是他一長串頭銜中的一個。塞思承認他來沒 有認為要做任何與科學有關的工作,現在他意識到這種情況將要有變化了。他為我們安排下 午會見卡利薩·魯蒂,為第二天他自己會見衛生部長鋪路。作為一個初學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薩曾在日內瓦和內羅畢的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見過面。他穿著大多數扎伊爾官 員在工作日所穿的陸地旅行套服接見了我們。西方的習俗在此間上層社會的時尚中占統治地 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與之背離的情況。如總統下令:正式服裝中取消領帶和短袖上衣。 這是在一個熱帶國家裡的一項有重大意義的動議。還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過總統命令,在 幾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勵使用傳統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薩顯然不知道我們訪問的含義。他表現了高度合作的態度,並向我們保證,不管明 早會議上部長可能會對我們說什麼,政府將允許我們進行第一階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 爾,你不可能猜測政府將作如何反應,那裡總是有社會政治危機在醞釀之中。最近一次是經 濟的。我們到達時,正好扎伊爾國家貨幣制單位——扎伊爾市發生戲劇性貶值。在我們到達 的前一天,扎市對美元的比例從原先的5:1暴跌到30:1.貶值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 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爾市,所以,人們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帶著裝滿現款的提包和 箱子。在金沙薩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必須把公文包塞滿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爾鈔票, 以便在一家希臘餐館吃飯。我們感到就像黑手黨黨徒在進行分贓,但結果是不管我們有多少 錢,只能點那麼有限的幾道菜。由於通貨膨脹並缺少外匯,菜單上很多菜是不供應的。此 外,某些商品買下到,因為用來運輸這些商品的燃料價格急劇上漲。我們感到極為不便,但 是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受害的總是窮人。扎伊爾大多數人民是靠吃木薯為生,那是一種主要 成份為澱粉的、很容易生長的薯類作物,看上去像帶樹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 毒的生物鹼,要溶解這種毒素,必須把它在流動的水中浸泡兩天。在這過程中,由於吸收了 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運輸費用要貴得多。由於貨幣貶值和燃料價格猛 漲,木薯的運輸價格高得使人不敢購買。因此城市貧民陷入飢餓狀態。
  在希臘餐館用餐時,我開始進一步詢問湯姆和彼得有關艾滋病在美國的危險因素情況。 我們對於這種傳染病的研究還處於旱期階段,對它們的情況所知不多。他們極為高興地告訴 了我。當他們談到有關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關於大量同性戀者和幾百個毫不相識的伴侶發 生性關係的嗜好時,我不知道想什麼好。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個人 如此。我從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鄰桌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在認真地傾聽著每一句話,這不僅 是因為湯姆和彼得極為生動的描述。倘若你是專門研究通過性傳播的疾病(STDS)的,你 必然會聽到一些驚人的信息。
  在我的經歷中,沒有同70年代同性戀者生活有關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爾的經歷— —那裡的性習俗實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厭惡的,也使我對像彼得和湯姆在吃肉 未燒前片和填滿葡萄葉餡以後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為在扎伊爾的性行為和湯姆及彼 得所描述的舊金山的情況是那樣不同,我很難相信這種病竟在兩地以同樣方式傳播。確實, 扎伊爾大多數病人去比利時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們似乎是異性戀者。我還懷疑這種病 是否專門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這僅僅是經濟因素造成的,因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錢,他 們可以隨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時並能擔負醫療費用。
  第二天我們在衛生部長奇巴蘇博士(Dr. Tshibasu)的辦公室集合。他高大強壯,頭髮 灰白。他說著流利法語,態度和藹可親,表現出一種老於世故的風度。我十分瞭解扎伊爾的 政治形勢,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親自挑選的人。他在位已六個多月,這樣長的任期在蒙博托 政權下是不尋常的長了。一般他講,那些官員們任期都不到一年,這期間他們有足夠時間在 被解雇或必須回到國會之前中飽他們的私囊,而在國會裡則較難(但並非不可能)致富。因 此我估計奇巴蘇博士即將結束他的部長生涯了。如果他處於失去官位的險境,我的朋友卡裡 薩·魯蒂也會如此。這意味著我們只有極少時間根據所發現情況來進行初步研究和制訂未來 行動的議程。
  會見是從一個非常有趣的情調開始的。奇巴蘇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熱誠地向我們致意。 他並不掩飾他的懷疑態度。他告訴我們他要處理的問題已經超越他的能力,如瘧疾、營養不 良、痢疾、結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語說:「不要期望你們所感興趣的問題 能引起我們的興趣或支持。我們甚至不能對付我剛剛講過的那些問題。」我馬上看出艾滋病 對他是一個未知數,對於這種病將對他的國家和人民構成怎樣的威協,他心中無數。
  因此,我開始告訴他有關這種病的情況。我告訴他,他的幾位有錢的同胞患有艾滋病, 目前正在比利時的醫院裡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陸軍上校、一位銀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釀酒 廠的副總經理。部長開始表現出一些興趣,但我們還不能說服他重新考慮他的立場。那要等 到將來我們收集到一些令人吃驚的情況之後。
  嗣後幾年,在其它國家中也聽到官員們同樣的論點。對一些人特別是當權者,很難讓他 們理解艾滋病的衝擊力,直到這種病已橫掃他們的國家時。幾年後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 衛生部官員到一個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親自看看,要是他們對一種傳染病不採取措施, 將會發生怎樣的後果。至少奇巴蘇博士很明智地允許我們進行初步階段的調查。他正像卡利 薩所預計的那樣做了。
  我們首先的任務是在金沙薩找一處能夠建立一個實驗室的場所。它必須讓我們能夠方便 地得到清淨的水和充足的電力。我們也必須決定為我們的研究將去考察哪幾家醫院。該城兩 家主要醫院是瑪瑪·那模醫院(紀念蒙博托母親的),和地處郊區的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大學醫院主要為比較富有的人服務,而瑪瑪·那模醫院則是為金沙薩絕大多數 窮人服務的。在發生埃波拉瘟疫時,我的朋友比爾·克洛斯(Bill C1ose)正在該院任院 長。比爾已於1977年離開扎伊爾並和他的可愛的妻子定居在美國懷俄明州的大派尼(Big Piney)城。他現在是一名家庭醫生,並已是社區人們崇拜的對象。
  瑪瑪·那模醫院是一所散亂的醫院。它是殖民時代設計的典型醫院。病房寬大,高高的 馬口鐵天花板因銹蝕而變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帶著無數受苦人的污跡而發暗。空氣流通就 靠老式頭頂扇和沒有玻璃的窗。每間病房大約有30張金屬床,基本都住滿了病人。床墊是 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單很難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屬提供。由於醫務人員短缺,家屬還要擔負 更多的護理。浴室很少,而且難得用上。發出難聞的臭氣朝你撲面而來,並尾隨你直至你離 開。病房普遍地塞滿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們之中有黃疽病、腫漲病、極度瘦弱症、昏迷症 和嘔吐症。許多人還得了痢疾。帶著傷口進了瑪瑪·那模醫院的患者,他們的傷面上有癡皮 並已化濃,散發著可怕的臭氣。他們無窮無盡地來到醫院。整個陰濕的走廊裡都迴盪著尖叫 和呻吟的聲音。這就是世界上窮苦人面臨的疾病和死亡。
  我們就是在地獄般的環境中尋找艾滋病的病人。我們從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症狀和T4/ T8比例來評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體免疫缺損病毒(HIV)有選擇地殺死T4淋巴體細 胞而剩下T8細胞。T4淋巴體細胞是人體殺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機制的關鍵細胞。如果T4細 胞對比T8細胞相對減少,我們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經患了艾滋病。由於我們知道只 有艾滋病才能這樣,因此,T4/T8比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診斷試驗。為了進行T4/T8試 驗,希拉開始在大學醫院建立試驗室。瑪瑪·那模醫院的試驗室設施條件不足。
  我們的辦法很簡單,連續三個星期,我們按計劃調查了瑪瑪·那摸和大學醫院的男、女 病房。每當接收一位新病人時,我們將對他或她進行檢查並作了病歷,然後抽血佯,以便作 T4/T8的試驗。同時我們對已發現的病人進行檢查以便瞭解他們的病情。我們立即被所看 到的情況所震驚。倒不是因為有很多類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經夠糟的了,而是擺在我們面 前的病人總是疾病的晚期。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美國和歐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 薩所看到的情況之間的主要區別。這裡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時醫療而感染,其症狀都是晚期 的,真慘。例如,有人整個一隻腳腫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為被黃色黴菌所感染。在西方, 會對這樣的感染迅速進行消毒處理,而在這裡,病人等待著直到病情進一步發展到更嚴重的 階段。在任何情況下,有效的抗菌藥在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是負擔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 服用一片抗菌藥目前是15美元,這是金沙薩人兩周的工資,而他還必須有固定的工作。患 有艾滋病的人沒有希望得到這種治療。
  在和衛生部長會見後的那一天,我們首先去瑪瑪·那模醫院參觀。他們讓我去找病房主 任貝拉·卡皮塔醫生。我向一位護士詢問:「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麥克科密克醫生,我 帶了一組人員來幫助研究艾滋病問題,我能和這裡的卡皮塔醫生見面嗎?但得到的回答卻是 卡皮塔醫生不在。在這裡,主管人員總是離開工作崗位去辦自己的私事,這也是一樁常見的 事情,這意味著,每件事都將花極長時間才能辦成。我從經驗中瞭解到像這類事情,沒有上 級同意,其他工作人員是不願去插手的。如果領導不在,你就運氣不好。
  但是事實是卡皮塔醫生第二天來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親去了,住在不太遠的 村莊裡。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時受過訓的心臟病學家。他常常去看望他的父親並為其父治療 充血性心臟衰弱,沒有任何人可以治療這種病。事實上,我瞭解了他以後,我認識到以前對 他的看法是極其錯誤的。卡皮塔醫生原來是個聖人。有一次我隨他去當地郵局時,有一個小 女孩走來向我們乞討,卡皮塔顯然感到很慚愧,眼淚流了下來。他說:「以前不總是這樣 的,現在情況不同了,生活更為困難,現在我們的孩子被迫去乞討。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卡皮塔醫生是一個矮瘦的人,腦袋大而圓,目光尖銳。他極為聰明,渴望同我們合作, 特別是在我們來到之前,他早就敏銳地意識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病例。他歡迎我們能夠 給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樣也為我們提供很多幫助,因此我推薦他為我們小組的成員,我們需 要一個像卡皮塔這樣的扎伊爾的同事。他有人道主義精神,深刻理解我們來是為了幫助扎伊 爾苦難的人民的。
  正當我們在瑪瑪·那模和大學醫院病房真正開始工作時,我們組減少了一個人。湯 姆·奎恩被召參加在丹麥舉行的會議,在我們完成調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爾。(然而在 以後的幾年中他仍是組裡重要的成員)。因此,組裡只有我,彼得,亨利·台爾曼和費雷 德·費恩索德。希拉負責試驗室工作。我們的調查工作是緊張的。每天我們必須對病人進行 體檢並收集樣本,在下午前將材料送到試驗室。我們能給希拉的時間越多越好,她的試驗程 序需幾個小時。我們用一個臨時裝配的設備將細胞和樣本置於合理的條件下加以冷凍和保存 以備將來使用。這套裝置包括一個液體氮氣罐,一般溫度是 -200C(-328F)。但是如果將 細胞直接放進這樣溫度的液化氮中,他們冷凍得太快,會膨漲並爆裂開來——這將使我們不 能用冷凍的方法達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們將裝細胞的小瓶侵入一種特殊介質中,然後裝進 厚紙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它的蒸汽,真的溫度是 -80C(-112F),蒸氣要暖 和的多。這就像我們跳進游泳池之前先把腳弄濕一樣。但是液氮蒸氣要遠遠比這個來得更 冷。倘若把腳浸入氮氣中就會凍壞。我們將細胞暴露在液氮蒸氣中幾小時直到它們緩慢地、 均勻地凍結。程序是費時的,我們很少在晚上八九點鐘前完成。試驗室的工作既費時又乏 味,但希拉都承擔了下來。雖然她對研究T4/T8細胞有相當技能,但每天晚上要坐在顯微 鏡下兩三個小時,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傷害。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精 密、細緻的工作,但也是艱苦的。
  在我們調查的第五天,一位20歲的婦女昏迷不醒地被送進卡皮塔醫生的醫務室。她的 家屬告訴我們她已病了幾個月,發高燒,體重明顯減輕並劇烈咳嗽。他們說過去兩周裡,這 些症狀繼續發展,她開始感到劇烈的頭痛並昏昏欲睡。當他們實在不能把她喚醒時,才決定 送到瑪瑪·那模醫院。就這樣我們和那瑪(Yema)相逢了。
  城裡的「自由婦女」
  九年前,當那瑪全家從卡南加(Kanange)遷往金沙薩時,他們很自然地被吸引到這 「城裡」來。(卡南加有一百多萬人口,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無電城市的不光彩的名聲)。 「城裡」位於金沙薩的中心,是個破亂不堪的貧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鐵皮和破紙板 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組成。實際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擋雨、防止害蟲和侵犯者,以及惡 鬼。這裡是金沙薩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們可以買到便宜的中國或泰國製造的玩具, 可以修理汽車和自行車。或用廢輪胎修補鞋跟。「城裡」是沒錢人定居的地方。他們相信一 旦找到工作便可以遷到好一點的地方去住,但是這種美夢很少成真。
  在「城裡」,婦女掙錢的辦法之一是出賣自己。所謂的「femmeslibres」(「自由婦 女」)並非必須是未婚女子,更常見的是寡婦、離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拋棄的 婦女。她們沒有其它的供養來源,亟需金錢來養活自己和孩子們。說她們是「自由」的,是 從這樣的意義來說的,就是她們可以提供隨意的「性」來換取金錢或禮物,而不是職業意義 上的「妓女」。這種區別很重要,「職業的」是指經常的工作,而「自由婦女」只是偶而為 之。由於人口增長,經濟衰落,城裡的情況日益惡化,「自由婦女」現象越來越普遍。這只 是又一個例子,說明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加劇了對健康的危害。
  那瑪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雖然她的父親是文盲,卻在啤酒廠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 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車上工,每天來回要幾小時。有時他幾天不回家,結果那瑪的母親只好 擔負起養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儘管她竭盡一個母親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 她的微薄工資無濟於事。她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以至不能照顧到所有的孩子,當然不能指 望他們能夠上學。而且也沒有足夠數量的學校能容納那麼多需要入學的兒童。因此,不可避 免地他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要懂得怎樣靠自己掙錢餬口。那瑪倣傚「城裡」其他年輕的、處於 青春期的女孩那樣,起初偶而和當地男人發生性關係去賺錢。在扎伊爾農村,這種行為是不 允許的,而在此地,則或許是缺乏教養而被容忍。當她20歲時,她已經兩次墮胎。1982年 末和1983年初,她的體重開始下降,同時經期不正常,最後在1983年5月完全停經。由於 體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戰,食慾下降,並有乾咳。由於無力工作,她完全 依賴家庭過活。由於無錢請醫生,那瑪得不到醫治。遲至9月,當她的母親不再能叫醒她 時,在絕望中,家裡人才把她送到瑪瑪那模醫院。
  那瑪是我們所看到的第一個當時認為有不尋常艾滋病症狀的病例。我們一位同事,在金 沙薩工作的比利時醫生奈斯特博士(Dr. Nyst)稱,他曾遇到過類似的病例。他告訴我們, 去年以來,得囊球菌腦膜炎的病人不斷增加。那瑪可能也感染了這種腦膜炎,這是一種在正 常人中很少發現、由酵母狀微生物侵入腦部所致的疾病,有時發生在免疫系統被放射和化學 療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醫生給那瑪進行了脊椎抽液並將脊髓液體樣本送到試驗室。在顯微鏡下,在黑色 印度墨水的背景下顯現出成百上千個圓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個明顯的標誌,證明那瑪確 實患了囊球菌腦膜炎。這種微生物從字義上說就是糖衣裹著的黴菌,它生長在病人的脊髓 中。對我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必需的藥品來醫治這種病,在任何情況下,在扎伊 爾,沒有人能買得起這種藥品。注射劑的毒性很高,而片劑則一片藥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 們無能為力地看著那瑪走向死亡。
  從外表看,由於她陷入長期的昏迷狀態而似乎死得安詳。然而,這是假象。事實是,在 她體內進行著一場猛烈的戰鬥。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測量的少數倖存的T4細胞 ——她的消耗殆盡的免疫細胞——之間的鬥爭。
  這種酵母完全不同於普通的烤麵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種引起常見的皮膚和粘 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鳥糞,特別是鴿糞中繁殖。我們 能為那瑪做的事那麼少,我們對她的照顧甚至還不及醫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義。至少, 事後他們可以打掃乾淨,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後的滿足感。而我們則只能站在一旁,眼睜睜地 看著我們所受過的一切高深的訓練毫無用武之地。
  那瑪的家屬對那瑪的死,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淡漠。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因為她們很久以 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們根本無能為力,或許只是抱著一線希望能夠出現奇跡,才求助於 瑪瑪那模醫院。我們提不出任何幫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們發現那瑪是幾個類似情況中唯一的一個病例,而腦膜炎只是該病的 一種症狀。我們看到,病人症狀的範圍之大是驚人的,像扎伊爾這樣貧窮的國家,艾滋病患 者根據權利期望得到的那種醫藥方面的幫助是享受不起的,這些窮苦的人們得病後直到病情 發展到十分危險的地步,才來到公立醫院。這些是我們眼前發生的人間悲劇,有些人嘴和舌 頭劇痛,以至不能進食。那些能吃幾口食物的人則會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們 的皮膚出現大面積的皮疹。在他們身體的內部和外部都出現大面積的感染的真菌團塊。即使 感染不包含貪婪的酵母細胞,還會有其它寄生蟲準備吞噬活人的腦子。該有一個患者明白他 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或為什麼會發生?而我們呢?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視。我們 作為醫生的作用降為顧慮重重的觀察者和文件的精確的記錄者。我們希望,倘若我們能夠理 解所觀察到的過程,那麼,或許有朝一日有人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工作之餘的交談是我們從每天的痛苦中發洩感情的唯一方式。我們的朋友——性傳播疾 病專家們繼續為我們講述在西方和HIV  (人類免疫缺損病毒)有關的、過度的和希奇古 怪的性習俗。而我們這些具有廣泛旅行經驗的人,如果說不是很老於世故的人,則以講述有 關烹任非洲獨有的美味佳餚的故事來回報他們。向他們生動地描繪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蟻, 大的含汁的飛蟻和油炸毛蟲(當然只限於某些品種)。我們甚至更進一大步,組織了一次包 括這些地方菜的宴會。但當他們真正面對這些真實的東西時,這些新手們卻畏縮不前了。我 想,這類非洲佳餚要出現在西方高級餐館的菜單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在調查中有兩點重要發現。一是我們記錄了更多的婦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們要遠 遠多於美國或歐洲,在那裡,男性同性戀者得病的數字與此是不相稱的。另一是我們開始發 現,性伴侶的多少和傳染率之間有直接的相互關係。這個發現和醫生們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時 在舊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戀者的情況相似。當我們承認這種疾病是由於性傳染而擴散時,令 我們驚訝的是,在扎伊爾,這種病幾乎全由正常的異性性交的擴散。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同 性傳染。我們的調查所揭示的只不過是金沙薩男人的傳染比例相對少些。看來同樣的情況出 現在非洲大部分地區。當然,在扎伊爾還沒有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成立有組織的,或公開的同 性戀團體。另一方面,對比西方國家,異性接觸在非洲是常見的,並相對地不受社會約束, 至少對男人是這樣。
  我們在金沙薩的發現得到整個在非洲進行的類似調查所得結果的支持,特別是在盧旺 達。現在世界必須面臨一個令人不安和吃驚的現實。我們對我們發現的結果進行思考,並加 以仔細討論。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薩發現了異性傳染的艾滋病,那麼就完全有可能在世 界上其他地方發現它。直到這個時候,特別在美國,艾滋病幾乎完全只和同性戀者、吸毒者 以及其他邊緣地區的人群有關。它被認為不會影響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們的調查和一個由范·德·皮爾(Van der Peer)率領的比利時調查組在盧 旺達出版了我們所作的結論。它登載在美國歷史悠久的醫學雜誌《刺胳針》上。這篇文章將 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看法。回顧非洲情況之後,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下一個10年中,西 方國家艾滋病的情況會不會也是這樣的呢?」
  當時對有些人來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們知道,對西方許 多國家而言,回答是:「對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齡在25至40歲的婦女中主要的死 亡原因。
  我給「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報告中,認為艾滋病是扎伊爾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 中期以來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結論是,根據醫生曾經遇到很多未能確診的體重下降和痢疾病 例,結果患者無例外地在10年以後死亡。雖然他們把這種病歸因於結核病,但是回想起 來,死因或許和艾滋病有關。在報告中最為引起爭論的部分裡,我把這種疾病在扎伊爾的特 征說成是由異性接觸傳播。並且還說,沒有證據說明同性性關係或吸毒在傳播上起任何重要 作用。我建議「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爾衛生部進行長期合作,在該國建立監測系統。最 後,我向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在金沙薩或鄰近的剛果希拉柴維爾就這個問題召開一次研究會。 這些建議後來都被採納了。
  11月8日,我回到亞特蘭大並立即向我的主任加裡·諾布爾(Gary  Noble)及傳染病 中心主任沃爾特·多德爾(Wa1ierDowdle)作了報告。聽我說完後,他們兩人都同意我應 會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爾·福奇(BiII  F0ege)。就在這一年,福奇博士作為該機 構的領導人,已經宣佈離任。他的繼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來訪問 「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請參加會議。此外,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HIV/ 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倫(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費雷德·墨菲 (Fred  Murphy)也參加了會議。運氣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聯繫的、研究艾滋病 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點和時間相聚一堂。
  比爾·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因此立即意識到我們所面臨的形勢是多麼嚴重。他 決定我們應給衛生部助理部長愛德華·希蘭特(Edward  Brandt)打電話。我於是和他拉上 了對講機。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知道他是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會怎樣答覆我。我向他描述我們的數據,概括我們得出的主要結論。我盡量 把一切說得簡單明瞭。
  電話的另一頭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
  希蘭特開始說,我一定完全都弄錯了。
  他說:「你們的發現一定有另外的解釋。你們是否考慮過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蟲?」
  對他來說,講蚊蟲比講性的問題顯然更容易些。
  「我不認為我們取得的證據支持關於蚊蟲的說法,先生。」我說道,「至今為止,我們 在兒童中很少發現有這種病。兒童受蚊蟲叮咬的次數和成年人一樣,可能還多些。這就是為 什麼兒童患瘧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蟲傳播的,我們不會在人群中看到這種有 規則的分佈,至於瘧疾,你可以看到一個無規則的分佈。我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瘧疾; 只是取決於誰被蚊蟲咬過。但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疾病具有明顯的感染鏈,並且是圍繞 著性接觸。在兒童或老年人中沒有發生任何這種情況。
  我認為我的解釋是充分說理的,卻未能動搖希蘭特。他似乎決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論,只 要讓異性患者擺脫與艾滋病的關係就行。我們的談話約20分鐘,但可以說沒有給他留下任 何印象。我被華盛頓方面那樣深度的不信任——或者,還不如說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當然,當時在場的每個人和我都理解我們提出的證據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質,並認識到迫 切需要採取行動。
  明顯地,行政當局的結論是很不同的。這是裡根的時代。如果需要對艾滋病作出解釋的 話,那麼這種解釋似乎必須是政治的和社會的要比我們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選民們將會不 喜歡我們的信息。他們較為樂意接受「同性戀瘟疫」的概念;公眾開始瞭解這種疾病時,他 們就是這樣給定名的,這個概念帶有自我滿足和醜惡的道德主義的味道。我們所建議的是, 告訴他們,艾滋病的確是一種瘟疫,對於它無人能夠免疫。
  由於堅決拒絕承認艾滋病危機的真正範圍,裡根當局使它自己成為病毒的同盟者。又過 了一年,華盛頓方面的政策才開始轉變,任命C·埃弗裡特·庫普(C· Everett Koop)為 公共衛生局醫務長官。庫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對正確和錯誤有強烈的愛憎感,是一位 偉大的醫生和客觀的科學家。他拒絕以思想意識來殆污公共衛生事業。
  兩年後的1987年,我參加了後來很有名的「波托馬克河會議」(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邊的漂亮的帳蓬裡舉行的。我是幾名被邀請的、幸運的——或者上當 的——來賓之一。不是說集會的發起人沒有好的意圖。值得讚揚的是,伊麗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擔負起整個會議的組織工作。當庫普進入帳蓬時,他受到雷鳴般掌聲 的歡迎,以表示讚賞他所做的一切。但當裡根總統站起來致辭,並第一次在公共場合承認艾 滋病是美國公共衛生的主要問題時,卻受到敷衍的掌聲,夾雜著發自內心的呸聲和噓聲。應 當承認,觀眾中,包括很多學術界人士,可能有黨派觀念強的人,但很多出席會議的醫生並 不真正以其對民主黨的支持而出名。他們對裡根當局在處理艾滋病危機問題上所犯的不可饒 恕的疏忽感到吃驚。當然,還有幾個更為鮮明的政治戰勝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衛生部 部長瑪格麗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於1985年作出的大膽的,雖然是魯莽的宣 言,聲稱將於兩年內提供艾滋病疫苗。
  對我來說,波托烏克河會議是個轉折點。我已經在病毒性出血熱方面有所建樹;我已在 從事一項我所喜愛的項目,對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動。我無意放棄我感興趣的領域去從事 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經建議在扎伊爾對這種病進行長期研究。我決定或許我應該是將 這項研究工作搞起來的人一——這樣決定也許並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該怎麼辦呢?
  「西達」項目
  我們在扎伊爾的艾滋病新項目要物色一個負責人。這項任務既然落在我的頭上,我想起 一個時不時打過交道的人物來。此人姓曼,名叫喬納森。儘管那時候,雙方相識不相知,我 對他幹的那一行還是清楚的,可以說對他的專業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實喬納森生得五短身 材,一頭黝黑卷髮,小鬍子修得整整齊齊。還架了一副細框眼鏡,秀氣得叫人難以想像是個 精力如此充沛、攻關十分投入的人。好幾次「疾病控制中心」會議上我聽過他的發言,每次 的印象都是簡明扼要,不但邏輯性強、而且深思熟慮。當時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級流行病學 者,在聖菲(SantaFe)居住。因為我聽說過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飽,很有動一動的意 思。這就使我覺得我要交託的項目,非他莫屬了。
  1984年7月底,我打電話給喬納森,問他對非洲之行是否感興趣。
  「我可是從來沒有去過非洲,」他說道。他有好多顧慮。比如說,他有三個孩子,對他 們的教育問題怎麼解決?我向他保證說,扎伊爾有一所很好的美國學校,確是如此。此點不 足慮,不應該妨礙他作出決定。我一直緊抓著他不放,磨到後來他終於答應至少考慮一下我 的建議。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來了,說決心已下,他去。
  3月,喬納森與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爾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項目就此上馬。這裡說 明一下,在扎伊爾,艾滋病另有名稱。當地流行的法語縮略語字母拼音是「SIDA」(西 達)。所以這裡說「西達」項目。
  到達扎伊爾,同幾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爾衛生部門官員見了面。這些人,大多數是 支持「西達」項目的。但是,也有明顯的例外。盧休馬醫生即為其一。在扎伊爾,他稱得上 是資深醫生了。他的態度很明確,雖然扎伊爾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艱,哪怕最小規模的這 類工程項目,沒有外援是決無上馬的可能的,他對我們計劃進行的工作仍然毫無興趣。此人 體格壯實。40開外年紀,一望而知是個免疫學家。就是不清楚他的來歷背景。不管怎麼 說,說他是個開業醫師、是個科學家,我看,還不如說他是個政客的好。從他的氣勢和別人 對他的唯唯諾諾態度看,他像是個在政府部門裡路子很廣的人物。姑且撇開民族自尊話題不 談,盧休馬醫生肚子裡其實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盤。他是那些首先聲稱治艾滋病有「方」的眾 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從沒有拿出什麼有力的根據來,他的走紅,全靠新聞界炒得熱鬧。 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裡,這就足夠了。他的自吹轟動一時。為了酬答他對扎伊爾醫學衛生事 業作出的像他自己說的那些貢獻,據說蒙博托總統還批撥了大筆款項和分配金沙薩高級住宅 區一座住宅給他。就我們所知(而且相當準確),他的所謂靈丹妙藥只不過是一種說不明道 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誰也不摸底。
  此後數年,肯尼亞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肯尼亞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戴維·科契(Dnvid Cooch),大講特講他發明了一種對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療方法。他總算不全是空口說白話, 好像是掌握著一些數據,只是從未說出來而已。估計他進行過細胞培殖,從中提煉出某類物 質,用於治療。顯然這類物質含有少量干擾素是人類自身具有的,在某種情況下足以阻止病 毒繁殖擴散的物質。有人拿這類物質做過試驗。結果不能證實它有什麼療效。有些原應該懂 得的科學家竟然也對他這種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噓隨聲附和。因此,名聲越來越大,連世 界衛生組織也收到了立項試驗研究的要求,不過卻迄今仍無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醫治和預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況。而那些所謂的「回天良方」 正是許多使這麼些耗日費時,想方設法遏止席捲而來的艾滋病勢頭的非洲人的苦藥。科契大 言不慚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醫務工作者開始感受這股勢頭的全面壓力之時。他們就是要 讓西方人看看他們不願意沒完沒了充當需要照顧、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發明的孩提角色,他 們能夠培養出可以對醫藥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來的。然而,結果卻是一個接一個的江湖 騙子。艾滋病的出現招來了許多冒充良醫的騙於。這些騙子在發達國家中可能比發展中國家 還多。他們大多是富有的投機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於求生的心理,進行盤剝。他們搞的這 場騙取名利的買賣,對於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無益處。
  我和喬納森遭遇到的諸如此類的對立,並不能阻礙我們在扎伊爾開展長期艾滋病研究項 目的工作取得進展。在這方面,多虧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醫生的支持。穆那 姆比是1976年和我們一起工作過的一個朋友。後來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 毒猖撅時,他深獲眾望,公認是扎伊爾當局的首席發言人。他歷經人類苦難,總能保持樂觀 開朗的性情。他鬥爭的矛頭所向遠不止傳染性疾病本身。迫於環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數,對 付種種派系鬧事、政府糾葛、暴力事件和解決日益腐化的基礎組織問題。他作為一名傳染性 疾病專家出任金沙薩唯一的一所醫學院的校長。實際上,扎伊爾有些重要的醫藥方面的職 務,穆那姆比並沒有擔任過。他擔任校長期間,正是「西達」項目初創階段,他的財政十分 桔據,連辦公用紙也買不起,更不用說滿足學生的需要了。無論困難多大,他從不畏縮。 1976年埃波拉病毒氾濫,他堅守崗位;7年後艾滋病蔓延扎伊爾全境,他仍堅定崗位。後來 基奎特又爆發埃波拉病毒,他還是堅持在那裡。他所作的奉獻是一座座豐碑。他艱苦卓絕, 堅忍不拔,堪與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熱心竭盡所能為他的人民作出奉獻。他曾花數月時間在 「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裡學習出血熱血清診斷技術。他希望返回金沙薩後能在自己的實 驗室裡進行試驗。可悲的是,從來沒有足夠的經費使他的實驗室保持運作。說來傷心,連穩 定供電都保證不了。沒有了電,試劑等於廢品一堆。也許可以這麼說,如果有錢的話,1995 年6月埃波拉病毒襲來時,扎伊爾基奎特地區300人喪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喬納森需要馬上著手解決好幾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一項是為「西達」項目主要基地 擇扯。可是眾說紛壇,各有看法,都想擠進艾滋病研究項目中來。大家知道這意味著有撥 款,培訓和晉陞的可能。這些機會製造了強列競爭環境,毫不足怪。因為這些籌碼是實實在 在的。許多國家一一比利時、法國、英國、加拿大,還有美國等國家的科學家都正動員起來 投身於該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頭籌的精神狀態,主宰了一切,管它是為了獻身的事業、還 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樣,喝采捧場也好,一筆筆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 門,好不熱鬧。而我們從中確確實實增長了驚人的見識,像病毒是如何構成的,人又是怎樣 能具備變色龍一般的本領,千變萬化,避免察覺,頂住打擊,從而達到玩弄人類免疫系統以 及免疫學者們的目的等等,等等。而這種競爭雖說發動了全世界眾多的研究人員一致對付艾 滋病、尋求治療方劑,卻也破壞了同行之間的友誼,滋生了對立積怨、互相攻仟、爭論不休 的弊端。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  Pasteur)和美國的全國衛生研究所苦苦爭吵,就 是為了要爭個明白,究竟是哪一家發現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為公共注意力焦點後科學家 之間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為甚。
  喬納森全家在金沙薩定居下來以後,喬納森本人覺得他在逐項落實「西達」項目方面所 體會到的興奮激情遠遠超過對當地生活艱苦而感到的不稱心。
  我先是幫助他安頓下來,工作上馬,而後每年來兩三次同他繼續合作。項目形成一定規 模後,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和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合作,由 從安特衛普過來的鮑勃·科爾邦德斯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參與,進行 一項合作項目。由於有喬納森的先驅研究,我們對當地的城市環境在傳佈艾滋病方面的作 用,就清楚得多了。他還就孕婦對胎兒傳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來自亞特蘭 大州的艾倫·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過程中,在兒童身上發現了瘧疾同艾滋病之間的關連。這 種關連並非直接。瘧疾並不導致艾滋病,但是瘧疾會使兒童出現貧血症狀,並因貧血而需要 輸血,因輸血而極有可能讓病兒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為當地屬於缺乏測驗獻血血 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區。喬納森的研究還包括:非洲地區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現 的艾滋病,在症狀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後艾滋病的潛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們相信 其原因首先應該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該項疾病。因為他們感染的機會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蟲感 染。可以說他們的軀體對艾滋病病毒是敞開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後一點,喬納森的 研究,表明他也是較早發現肺結核同艾滋病病毒有關的一批人中間的一個。
  喬納森的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他在扎伊爾深入基層的體驗,使他有 機會懂得艾滋病的嚴重影響。正是這些第一手的知識使他成為全球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卓有成 效的領導人物。該項目後來納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計劃之內。目前,喬納森在哈佛成立了 一個新機構,取名為衛生與人權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Human Rights)。該所處 於探索問題的尖端,旨在瞭解世界上為什麼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 患的風險,他們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1984年或1985年前後,大家對非洲出現的艾滋病,潛伏期究竟多久這個問題,都心中 無數。在美國,情況就不同了。病例證明,潛伏期一般在兩到五年之間,甚至更長。(今天 已經估計可以長達10年以上。)這種情況有助於病毒恣意肆虐。當病毒為所欲為、把免疫 系統破壞殆盡到掩蓋不住它的猙獰面目的時候,患者這條命,不用說,早晚斷送無疑。嚴重 的是到這個時候病毒早已擴散到其他許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熱兩種病毒來對比,這 兩種病毒的潛伏期短得驚人。如果感染了,至少會知道:或存或亡,兩周之內便見分曉。如 能活過來,今後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則是另一碼事。蘇堅持:如果有人用槍口對著她,要她在分別裝著埃波拉病毒和 艾滋病毒的兩隻注射器之間任選一種時,她寧可選擇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針扎破的那 次,當時在蘇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應該額手稱幸,沒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後來卻又 顧慮起來。因為針刺事故後,我和羅伊·巴倫在我臂部注射過血漿。這些血漿從哪裡來的? 我懷疑。可以肯定說,這些血漿都沒有經過艾滋病病毒檢測。我很可能已經染上了遠比埃波 拉病毒更為可怕的疾病。後來檢測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備了,我立刻送檢血樣。等待結果的 過程等於經受蘇丹事件的重演。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份高興,像中了頭彩,不,像連中了兩 次頭彩!
  多年來文滋病肆虐,困惑我們,簡直不可思議!為什麼在非洲?為什麼發生於當代?為 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淵源,我們對金沙薩醫院中積貯多年的血液樣本逐一進行了是 否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檢驗。儲存多年的血樣是先前比利時同行為別的用途抽取的,抽 自參加胎兒護理班的婦女。檢測結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現於本世紀70年代後期,可 能還要早些。當然,光憑這一點,不足以構成該症的歷史全貌。雖說異性行行為也有傳佈艾 滋病的風險,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婦患者的比例並不最高。現在我們明白了,像這樣的血 液血清檢驗,還得繼續進行。取血對像包括娼妓、癮君子、卡車司機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弄 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後期的孕婦,已經感染了這種疾病,可見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 事物。但是目前這場艾滋病毒的流行,卻是新近的事,那麼,它從哪裡來的?它何以能如此 猖撅?
  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來歷的重要意義在於可以掌握這種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規律。沒用多久,情 況開始明朗。中非和東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區。感染的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後來又發現了一種 不明其底細的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處。儘管猿猴身上從未出現過 類似艾滋病的症狀,不少人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一點,認為艾滋病是由猴子傳染給人的。 於是乎,人類感染源的問題有了定論。然而,按流行病學的看法,這一假設根據不足。猴子 以叢林為聚居地。艾滋病卻盛行於城市。我們盡可以乘興追索作為肇事元兇的那隻猴子,就 怕這種方法導入歧路,離題太遠。所以,還得尋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繼續進行。所有參與有關研究的人員都開始看清楚:病毒傳播的效率並不很高。傳 播途徑必須是性接觸或者是血液接觸方面的問題,比如輸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 針頭,或者濫用不潔針頭之類。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西達」項目上馬以 來,一直有一個問題盤旋在我心頭。現在還得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只不過,應該稍加更動, 以便調整我的思路,開闊視野,不妨把追問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這個問題改變力:在 本世紀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為人們察覺、無聲無息地隱蔽蟄伏了多久,60年代中, 各色各樣的病例,凡屬於感染一類的,我見過許多。卻從來沒有見過像艾滋病這類的。回想 中只有肺結核病例的症狀同非洲農村艾滋病患者相像。自那時以來扎伊爾,跟非洲其他地區 一樣,有了深刻快速的變化。變化之最,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
  於是非洲這塊土地上的千百萬人民,由農村湧向城市,尋找活計。至於非洲農村地區的 情況,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區,拿兩性關係為例,不能同金沙薩這類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 而語。城市中肆無忌憚的濫交、雜交這類開放現象,尤其在偏遠農村地區是絕對不能容許 的。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極為強大。稍有出格的,其後果必然十分嚴重。而且非洲農村通行一 夫多妻,女性及棄即婚,迅即喪失自由。社會制度限制了性關係混亂的存在。相應的,艾滋 病的蔓延減少到最低程度,根據這種情況,艾滋病本身傳播率不高、潛伏期又相對較長,雖 然有所流傳,流傳程度和範圍就很有限,幾年中也不過出現少數幾例發病情況。何況,發病 的初起階段,既然不是常見病,自不會興師動眾,而已,而且容易誤診或忽視,這些地區本 來就缺醫少藥,更談不到合適和必要的醫療診斷設施。對扎伊爾這類窮鄉僻壤地區,我太了 解了,根本無醫藥可談。因此,可以認為,艾滋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悄然在非洲農村流傳 的。
  我提議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許可以稱作縱向研究的試驗,看看以上這個假設是否站得住 腳。先規定一段研究的時期,比較非洲農村逐個階段的感染率。正在這時候,我想起1976 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發問題開展調查時,我們曾經在揚布庫周圍一帶採集過600份血樣,交 「疾病控制中心」妥為冷凍貯藏保管,我知道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實驗室的負責人員,要求他們用1976年採集的血 樣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體檢驗。那時做這樣的檢驗,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市面上買不到這方 面的設備,試劑都得由實驗室自行加工生產。再說,敲定最後結論的檢驗稱作「放射免疫沉 澱法」,做起來極不容易,花費的時間同它的名稱同樣冗長,比簡單得多的「西方墨點法」 繁瑣。後來乾脆換成了後一種方法,也就是從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種具體病毒蛋白質的抗體。 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樣本的結果,等了好幾個星期。
  放射兔疫沉澱法檢驗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澱病毒中某些種類的蛋白 質。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蹤標記標明。附有放射性示蹤器。放射性信號的強弱同接受試驗的血 清中的抗體量成正比。這種試驗的優點是靈敏度高、結果具體明確。
  我們等待結果。真可謂不勝企盼之至。我打賭說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過數目估計 相當低。究竟低到計麼程度,我希望還不至於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會攤上一次找到艾 滋病病毒的機會吧。為了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計,證實1876年時偏遠的扎伊爾北部普遍 出現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
  終於,艾滋病實驗室找我的電話來了,說試驗已全部完成。
  酵素鏈免疫吸收檢定的一系列檢驗,目的為了尋找病毒抗體。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澱 法各個檢驗的證實,在600份血樣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體。也就是說1976年期間,居 住在揚布庫地區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據巴黎克勞德·伯納德醫院 的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1986年的一項研究內容證實,1976年,來自蘇丹的血樣中出 現了0.8的抗體比例,也就是說每1000個人中有9個是受了感染的。這個結論同我們在扎 伊爾摸IAgh情況非常相似。當然,我們並不就此罷手,我們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試試能 否從這5份血樣中分離出AIDS病病毒來。大多數病毒脫離了人體就難存活。艾滋病病毒也 不例夕。只要抽出體外,少則幾分鐘,多不過數小時,它們往往就在血樣中死去。為了保證 它們的生存,採集血樣的過程和隨後的保存措施,必須極其小心。揚布庫首次進行研究時, 我們沒有用心在意。在處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從病人全血中採取並保存好血 細胞。可惜揚布庫的一批血樣沒有保存血細胞,而只是血清。
  這些血樣遠涉重洋送到亞特蘭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乾冰運輸法。乾冰的溫度保 持在攝氏零下幾度。但是,我們沒法迴避歷經漫長10年這個事實。在保持病毒存活這一點 上說,10年太長了。尤其一切相應條件遠不理想,滴定率相對說來很低。我們也知道,出 現抗體的5個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當時,還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還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發 中的倖存者。這5個人誰也沒有出現任何像艾滋病這類疾病的症狀,——至少那時候沒有。
  承擔從5份血樣中提取病毒這一項極不容易做好的任務的是一位年輕婦女。就是艾滋病 病毒室的簡·格徹爾。她身材高而瘦,年約三十五六歲,確是科班出身。由醫務技術員干 起,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就是在我們的實驗室裡完成的,取得博 士學位後,她又參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實驗室工作。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 的機會。她一如既往,又以她歷來接受各個項目時同樣的熱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簡的工作得到實驗室一名矮壯墩實的技師的協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納德 (Donald)。兩人搞了自己的組織培養系統,並開始在這個系統裡養育那極少一點點寶貝似 的血清。為了查清5份血樣中有沒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從新鮮血液中培 養出淋巴細胞,也就是從淋巴組織中把細胞分離出來。所謂淋巴組織是指淋巴結節、脾、扁 桃體等等,都是人體免疫系統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頭,淋巴細胞必定挺胸而 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應。試驗要求的條件是,淋巴細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簡和唐納德先 得促生和繁殖這些淋巴細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樣混在一起。說來容易,真要做起 來,既費時又費心。安排組織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經驗,都得靠高度敬業精神。就 算這些都具備了,還得碰運氣。日復一日,簡和唐納德兩人給培養基補充養分。該換的換、 該添的添。全靠在這一部分流體中能看到淋已細胞繁殖增長。再就是定時試驗了。要查看有 沒有逆轉□出現。這種酵素性質的□等於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見到它,就知道那話 兒來了。正是通過這種□,核糖核酸才能複製成去氧核糖核酸。這是再正常不過的艾滋病病 毒的遺傳物質,核糖核酸複製去氧核糖核酸不屬於體細胞的行為。這才是為什麼在正常情況 下,體組織或體液中找不到□的道理。要是有□出現的話,隨後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 混在這部分混合體中。理論上雖是如此,誰也不能肯定一定會有什麼結果。需要放長線是肯 定的,有沒有大魚能釣上來,仍是個未知數。再說,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憐,看上去只能再 做一回了。我們曾經從1983年采自瑪瑪那模醫院病人的血樣中成功分離出多種病毒,那是 頭一年的事。這次在扎伊爾,我們認為分離出病毒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能 分離出像這樣長時間的古老病毒來。
  如此這般,幾經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樣在新鮮的細胞培養基中不見動靜。終於有一份 血樣出現了反錄活動增多的苗頭。簡和唐納德暫且按耐住激動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樣放入新 鮮的人體淋巴細胞培養系統中進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無論在哪一部分新鮮細胞中, 逆轉錄□猛增。這就是說,我們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簡和唐納德提取出來的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來研究該病毒的演 化史。因為愛滋病病毒有多種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現對眾多科學家來說,無疑在弄清不 同時間和空間分離出來的艾滋病病毒之間的關係方面提供了幫助。有些科學家進一步給這個 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遺傳信息序列。還有些科學家根據序列更進一步探索出這個原型病毒菌 株的各系後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代代發生過多大的變化和哪一些變化。用簡單的話說,我們 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個變種之間的先後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間關係的親疏近遠,而且 有了進行判斷和加以分別的準確手段,把這些研究成果歸納起來,勾畫成可以稱之為世系圖 之類的種譜。病毒的種譜條塊分明之後,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實非的異點,就 一望而知了。興許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類獲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經 同出一源,但兩者的遺傳史程卻證明它們分道揚鑣,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這類病 毒是首先見於猴體,而後感染及人,還是從人到猴,可能我們永遠解不開這個謎。我們所能 肯定的,是這種兩者間發生的感染關係,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們同時希望我們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於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們樂於把研究成果 提供給索爾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於研製對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論是索 爾克研究所或其它單位製出的疫苗迄今都尚無效。
  雖然我們在實驗室裡把病毒分離出來了,這種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卻還是個 待解的謎。艾滋病善於偽裝,而且偽裝的面目大多,不僅裝來像肺結核,還像很多很多其他 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範圍,都很難辦。治病救人,總得先弄清楚得病人 數,目前使我們處於困境的就是這一條了。
  形勢發展得很炔。我們1983年在扎伊爾的調查,加上同時在盧旺達開展的另一個調 查,證實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帶是整個中非。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傳染性疾病部門的負責人 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薩德(Fakhrv  Assad)。此人幹勁十足、熱情洋溢。我同他初識於 1979年我赴蘇丹的途中。我們的難題正好是他的職責範圍。經過大量的電話和書信往來, 我好不容易說服了他,使他認為確實有必要由世界衛生組織出面主辦和實施一項相應項目。 問題卡在他的頂頭上司哈夫丹·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裡。此人很難說服,他就 是理會不了目前情況的重要性。後來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開始進行中非共和國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爾和蘇丹接壤,人 口約240萬。1976年我追蹤埃波拉病毒時,也是在這個國家。當時我企圖從它同扎伊爾北 部邊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實現。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該國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 時用來堵塞通道的那些樹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廢舊渡船也已更換一新。
  此行主要同夥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長阿蘭·喬吉斯。法國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 前法屬殖民地國家裡有一個實驗室網絡。這個實驗室是其網絡中的一個,阿蘭長著典型法國 人的枯葉色頭髮,精力充沛、熱情洋溢,他平生的願望就是把自己所辦的事辦好。他愛吃, 所以燒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評酒專家,專評好酒;背上氧氣瓶、套上面罩的話, 他就是個同誰都能比個高下的潛水運動員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關項 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熱,這兩項原是我們倆的共同愛好。
  1996年開春不久,有些病人從一頭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負責分離提 取病毒的就是阿蘭。阿蘭一接手工作就認定疫情,立刻動手,用不著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 情遏制住了。在我們展開調查的過程中,我們很快認識到艾滋病病毒已經光臨中非共和國。 1985年4月裡,我們同在班吉。當時我問過阿蘭是不是願意操辦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主 辦、在中非共和國召開的非洲艾滋病會議。在他表示原則上同意後,我給在日內瓦的法哈 裡·阿薩德發了一份電傳,建議1985年10月份舉行一次艾滋病問題的工作會議。也就是 說,排在已經要排好在歐洲召開的另一次會議的前一個月,法哈里並不反對。為了擴大會議 的參與範圍,我們決定除了歐洲和美國的與會者之外,還邀請16個非洲國家的代表,我們 打算讓會議成為講壇,借此讓有關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廣為傳播,也讓不是非洲籍的科學家們 聽聽艾滋病陰影籠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實情況。世人(包括科學工作者在內)不借異域實 況、缺乏地理知識的為數不少。讓大家瞭解該疫病流行的情形對於事態發展只會有利而無 害。來到非洲的西方科學家對非洲的想像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是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也可 以因此而睜大眼睛見識見識外面世界,這是另一個方面。中非共和國可說落後之極。就是在 非洲範圍內,也是數一數二的貧困國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處於讓·貝德爾·博卡薩皇 帝的淫威統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禮一次就揮霍了千百萬美元。他倣傚拿破侖,自立為 帝,宣稱他的國家為帝國。在被廢黜驅逐出境之前,他極力搜刮全國已然貧瘠之至的地皮, 殺害他的對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惡名遠揚,博卡薩更是眾惡之翹楚。
  說外表上看來,她只是個小小個子的可愛女人。我則同希拉米切爾搭檔,仍在班吉各類 人群中繼續調查。
  班吉位於烏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業中心,人口為34 萬。我們調查的重點人群之一,就是所謂的「自由婦女」,像我在前面提到過的扎伊爾的那 瑪及其同夥那樣的女人,都屬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的隨意賣身者。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賣身 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於城牆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認出她們來。我們找上門去時,聽說 我們保證保密,決不在調查報告裡引用她們名姓,她們便表示願意合作。
  她們出賣肉體的場所說來可憐,例如,一輛德國大眾小貨車的殘破車身,弄幾塊硬紙板 墊墊,再在窗口檔上幾條破布爛衫,就成了小小一塊外人勿問的隱私地了。多虧當地有個醫 生定期給她們檢查,我們調查過的都在其中。所以,我們開導她們、提醒她們、告誡她們所 冒的風險時,就容易多了。對我們來說,循跡覓蹤,進一步弄清感染的層次也較為輕鬆容易 些。早在1985年,這些賣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對這個數字,我們認為 過小,怕只是整體的一鱗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幾個人商量由誰來牽頭在日內瓦搞一個防治艾滋病的重點項目。 防治的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我提名喬納森·曼。自從「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他已經在扎 伊爾打開局面,很有聲勢。我以為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10月份班吉會議時,法哈 裡有機會同喬納森會晤,可以當面聽聽喬納森的意見。不出我所料,兩人一見就很投機。可 是對法哈里問他是否願意搞一項世界衛生組織的艾滋病項目,喬納森卻沒有立刻同意,只表 示願意幫助法哈里為這個新機構出點主意。後來喬納森還是出山了,擔任籌建和領導這項世 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性艾滋病項目的工作。這項工作在隨後五六年裡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是 發展中國家對付艾滋病的其它同類項目所無法比擬的,法哈里才大壽短,兩年後突然英年早 逝。這個項目也就成了他留給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遺贈。
  在此期間,同行間爭淪得如火似茶的,還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班吉定義」。現在世界 衛生組織已用它作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據。根據眾代表多年來臨床經驗所得出來的綜 合性條文給艾滋病下了定義,得到一致通過。實踐證明,這個定義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斷 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範圍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沒有試驗條件的地區,作用更大。此項定義的 主要內容,如長達1個月或一個月以上的發燒不退,體重驟減,減幅大於10%,瀉痢久久 不止等等,還有若干次要症狀,如肺結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徵,連續反覆性的疙疹病毒感染 等。
  出席這次具有奠基意義的會議的科學家中,有的是非歐兩洲研究艾滋病的權威和頭面人 物。湊巧的是有兩位弗朗索斯,而且都來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諾西(Barre一 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 研究領域裡,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諾西·弗朗索斯當之無愧地為關鍵人物。她的邏迄知 名也是理所當然。她是盧克·蒙塔溫教授(Pro.Luc Montagnier)實驗室的工作人員。1983 年時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分離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學家。當時傳媒炒作熾熱,廣告和報道不分, 大做「發現」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沒了她的學術貢獻意義。我事後瞭解到,她確實功 不可沒,成就來自她那近乎癡迷的鑽研素質和百折不回的執著精神。後來她成為聲譽極高的 費薩爾國王醫藥科學獎的得主。弗朗索斯現仍埋頭於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於發展 中國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倫·韋齊內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聞遐爾的論 文共同執筆者。這篇論文寫的就是分離出艾滋病病毒的內容。布倫·韋齊內特名實相符,以 他自己的努力,成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員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調查中貯存的血樣 複查試驗工作,也有她的貢獻。她得出的結論是蘇丹1979年的感染率幾乎等同於扎伊爾 1976年的數字。
  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會議期間,差點無意中釀成一場大悲劇。要是大禍果然發生了的 話,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會議,在休息期間,主辦人組織過一次直升機下鄉 郊遊,兩位弗朗索斯結伴同行。起飛20分鐘後,坐在駕駛員一側的布倫·韋齊內特無意中 碰撞了控制螺旋槳的操縱桿,致使螺旋槳停轉。直升飛機頓時急劇垂直下墜。幸虧駕駛員反 應迅速,搶在飛機完全喪失高度之前,穩住了飛機。等飛機停穩,補學家們踏上堅硬的地面 時,還心有餘悸,顫抖未消。這些科學家都有獻身精神,可以從容面對實驗室裡意外感染的 風險,但要讓他們接受飛機郊遊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國莽莽荒野的下場,實在不能甘心。
  從中非共和國返回亞特蘭大,我腦子裡仍然索繞著艾滋病流行的起源問題。但至少現在 有了一條重要的獨一無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時扎伊爾北方農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們還從一個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們還不得而知的 是,前後這些年,發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況又如何。如果我們現在的假設是正確的活, 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長,農村地區的感染情況也應該維持不變。我們分析在那些僻遠鄉村地 區,病毒傳播也就差不多是這種程度。多不了,也斷不了,不至於出現大爆發、氾濫成災。 我們關心的是要落實這個假設,從而可以進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這些年棲身的所在。我們 還有一種想法也需要通過試驗加以證明,從而也可以進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來的原因 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斷發展、農村人口外遷、生活方式變化,尤其是涉及性行為方面的問題 等等因素有關。看來,非得派個人去扎伊爾進行一番調查不可。於是,凱文·德科克 (Kevin  DeCock)來了。
  艾滋病毒由農村進入城市
  凱文肩負的任務是回到這世界上最僻遠的地區去調查擱了10年之久的老問題。茫#十 載,遙遙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況怎樣了?我們也想知道當年病毒攜帶者的近況,特別是那 個20來歲的女子,我們就是從她的血液中分離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況如何?
  凱文·德科克那時是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亞工作,渴望重返非 洲。他年近40歲,從體格看,一身肌肉,像個典型的長跑運動員。從身份上說,凱文屬於 世界公民一類,上一次我見到他時,他拿的是比利時護照、美國綠卡,說一口什麼毛病都挑 不出來的地道英語。他的妻子可愛的索皮亞圖(S0piatu)是肯尼亞人。凱文出生於比利 時,父親是比利時人,母親卻是美國人。父母的結合是二戰期間羅曼史的結晶。凱文拿到的 是英國布里斯托爾醫學院(PrisioI  Medica1School)醫學博士學位。隨後移居美國,進修成 為肝臟病專家。他之所以來「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這個部門工作,就因為他願意同 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凱文出發赴扎伊爾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樣的捐獻者姓名清單交給了他。自然其中最 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試驗呈陽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們目前的情況。
  10年悠悠,此地情況並無好轉。凱文在第一線所需要的一切還得由我們替他充當後 勤。現在我已經靠不上喬納森·曼了。喬納森已去日內瓦就任世界衛生組織委派的新工作 了。接替喬納森遺缺的是羅賓·賴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 人,後來調去大學供職。他身材細長,精力充沛,是個理所當然的長跑迷,迷到早跑夜跑, 日日長跑的程度。他在岡比亞搞過肝炎感染的研究項目。所以對非洲有相當的瞭解。困難的 是他不通法語。但對新工作,熱情洋溢,精力之充沛,決不亞於他日日穿公園而過的長跑勁 頭。一俟羅賓接過金沙薩的攤子,諸事就緒,我們也就開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現在 我們又得再三叮囑凱文:該做的重要工作千頭萬緒,當前的病毒研究,必須優先。我們只能 這樣安排。
  金沙薩的飛機航班說有就有、說無就無,凱文總算運氣好,弄到一個內地飛機的座位。 此行讓凱文有機會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爾部分地區的風光。飛機飛往利薩拉 (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爾北部烏班吉河沿岸的一個名叫加杜萊特(Ghadolite)的 北方小村莊降落。原來蒙博托總統就是在這裡出生的。凱文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地 方,別說在扎伊爾,就是在全世界,也沒見過這樣的地方。有多少機場有金子拱頂的候機大 廳呢?我去北方處理猴痘問題時,也領略過那裡的氣派。該村孤零零的,同哪裡也不挨著, 沒有一條主要公路與它相聯。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卻是燈火通明,24時不 熄。店舖貨架上滿滿噹噹的擺著由扎伊爾航空公司飛機運送來的各種商品。一句話,整個扎 伊爾都難以找到的賞心樂事、舒適享受,這裡一應俱全,什麼是奢侈排場?什麼是腐敗浪 費?看看這兒,就全明白了。這些都是蒙博托長期統治的標誌。
  回到亞特蘭大之後,我總是焦慮不安。凱文此行能搞出名堂來嗎?能查出艾滋病曾否一 度氾濫?我坐不安席,像這樣悶在辦公室裡呆等消息,還不如親自跑上一趟的好。凱文臨行 之前,在亞特蘭大剛簽了一份買房契約。我還得分身替他出面料理這方面的後續事宜,像保 險之類,都得按規定逐一完成。凱文出差公幹,我理當擔當後勤支援。但盡幹這些,難道不 差點勁嗎?
  事隔10載,重新覓跡尋蹤,要說凱文的任務太費心費力,也真夠他嗆的。但他百折不 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試驗呈陽性的人找出來了,5個一個不缺。這成績一方面果然得歸功 於凱文的聰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殺非洲鄉村社會的穩定體制。5個中死了3個。為了查明死 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關,凱文跟與死者熟悉的人都見面談了話。按親朋好友介紹的情況 看,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減重等等足以使凱文確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種種症狀。凱文隨即采 集了兩位迄今存活的陽性病毒攜帶者的淋巴細胞樣本,攜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試驗結果 出來一看,兩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體。我們最後僅剩的一絲疑雲消失了。
  這肯定無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來凱文著手解決他的主要任務。具體的做法是在當初提取血樣的、原來村子裡採集 隨機性的群體調查所需的樣本。我們想把1976年調查的樣本同現在的結果進行對照。
  凱文采集了300份新血樣,妥加保存,要全都攜回國內,交「疾病控制中心」研究。這 一段過程花了凱文6周時間。艾滋病病毒實驗室負責試驗,使用與1976年化驗前一批血樣 時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於是,我們再一次在懸念中等待著。
  結果一出來,大家急於核對數據,好一場及時雨!揚布庫地區1986年時的感染普遍率 同同一地區1976年的數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說,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人口比例為0.8%。 現在可以說證據確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處,昭然若揭。同時也掌握了瞭解非洲現代艾滋病 流行的來源的方法手段了。我們這樣說的意思不是指揚布庫一帶就一定是該疫病的根源,而 是想表明我們認為艾滋病病毒來自中非洲農村地區的某個部分,這部分地區的人群裡藏著艾 滋病病毒,時不時地感染幾個人,卻從不嚴重威脅大多數居民。可以說是與人長期共存吧。 艾滋病不是什麼新東西。不是從叢林裡突然冒出來的。我們長時間內的假設終於得到了認 定。後來弗朗索斯·布倫·韋齊內特把她在1979年時從蘇丹南部偏遠地區採集來的幾百份 血樣進行化驗分析後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數0.9%提供給我們,使我們的假設又一 次得到肯定的驗證。
  農村社會中艾滋病擴散程度相對穩定,這一點是肯定了。城市的情況則不然,其發展之 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這一點成了新情況,我們的假設在這一點上是否說對了呢?快 速發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暫期間一躍而成危機的原因呢?自由婦女和市區其它 一些現象,鄉村裡是沒有的。所謂城市化始自何處?為了研究這個問題,凱文靈機一動,想 摸一摸諸如利薩拉這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為它們離農村近,不過一百英里左右。 凱文從利薩拉採集了更多血樣。經「疾病控制中心」化驗分析結果是單身婦女中,艾滋病病 毒攜帶率上升到11%。於是下一個問題是查查這個城市有什麼與眾不同的特殊地方。原 來,金沙薩的運輸船隻沿河而下,就在這裡沿岸停泊。近幾年人口猛增,主要是來自農村的 外流人口。於是城裡自然而然有了許多自由婦女。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農村婦女高 得多,自然也不足為怪。因為農村婦女是不賣淫的。我們的第二個假設也得到了肯定:人口 流動和遷移。急劇的社會變動、兩性關係混亂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綜合性內容,可以說是非洲 流行性疫病的驅動力。金沙薩的艾滋病病毒攜帶率為8%一10%,但是在自由婦女之間要高 得多,徘徊於30%一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攜帶率由低向高的級數升長圖呈現在我們面前:偏遠地區歷經十載仍得 以保持低比例,接觸風險的人群,像較大城市中的自由婦女之類,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 薩這樣的大城市中則更高。由此可見,在過去的10年中,艾滋病病毒從鄉下沿著河道悄悄 溜進了城市。
  我還需要弄清一個問題。我想知道那個年輕女子的下文,那個向我們提供來自活生生人 體中的存活最銠久長的艾滋病病毒的婦女的現狀。
  我已經無需等待凱文作出回答。凱文的臉部表情說明了一切。原來,死去的三個感染者 中有一個就是她。
  這位婦女的悲劇只不過是一場要大得多的悲劇的一星半點而已。那場悲劇,連「西達」 項目都逃不脫。我們說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爾的混亂政治紛爭。該國政局進入90 年代初瀕臨爆炸邊緣。蒙博托樹敵越來越多。由於拖欠月晌過多,軍隊鬧事,到處一片危機 氣氛。艾滋病項目在這種氛圍下實在難以為繼。當時羅賓·賴特的項目負責人職務已由比 爾·海華德(Bill Hevward)接替。比爾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羅賓一樣, 不遺餘力攻讀法語以便開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語講得多麼流利,還是逾越 不了重重難關。最後當地政治動盪局勢危險到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之後,被迫 束裝回國。「西達」項目名存實亡,只剩下一紙計劃。儘管如此,它總是非洲地區同類項目 中最早的一個。它在向扎伊爾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所作的鬥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 獻。
  拉沙熱研究項目再次進行
  喬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個研究拉沙熱的項目,到1986年已經整整8年。該我出場了。 他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安排我去那裡按照當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控制中心」以猴子 為研究對象的做法,繼續進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熱病毒感染對人體細胞和血小板的影 響,我們要在來醫院就診的拉沙熱患者身上觀察與過去相同的東西。我們一直希望當年共同 完成的猴體實驗能有助於我們弄明白拉沙熱患者出血,甚至發生休克的原因。那樣,也就可 能導致找到更有效的治療辦法。
  我接受了倫敦蓋伊·尼爾德的建議,隨身帶了一種叫做前列腺素的藥物。這種藥物在倫 敦和北美專用來治療起因不明的休克,我們估計此藥對嚴重拉沙熱病人也能有一定療效,該 藥既有保護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止血管出血,達到防止出現休克現象的效 果。拉沙熱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肺部積液而導致呼吸衰竭。具體到這一種類的肺部 水腫,有一個專門名稱叫做成人呼吸困難綜合症,主要是液滲漏,擁塞肺部,導致氾濫而淹 死了病人自己。倫敦的專題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療可疑性休克,可謂對症下藥,而且沒有 出現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來治療拉沙熱,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要通過種種手續, 才能取得應用藥物合法施診的許可。這方面,喬出了大力,製造藥品的公司也非常幫忙,向 我們提供種種安全數據資料,並免費贈藥。
  我此行由倫敦啟程,在蓋特威克(Gatwick)剛辦完進關手續,迎面遇上一位金髮的加 利福尼亞小伙子,庸灑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蘇吧,」他向我問道。
  我當時就明白了,他是唐·福薩爾(Don  Forthal)。他是喬在「疾病控制中心」的部 下,正在流行病情報所受訓。他也是去塞拉利昂計劃研究兒童身上出現的拉沙熱。他從美國 過來,顯然很累,但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此行有這樣一位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的男 伴,實非我始料所及。在那個年代裡,唐算得上是個迷煞眾姑娘的奶油小生了。他這一去, 成了塞格布韋馬姑娘們的一件轟動大事。唐大受門德族姑娘們的青睞。她們頎長苗條,細細 的脖子嬌好的容貌,特別是秀目流波,服飾艷麗,頭上漫不經意地纏著一大塊頭巾,襯托出 典雅華貴風度。在她們眼裡,唐是從未見過的異乎尋常的人物,確實揉碎了好幾位的芳心。 唐後來離開「疾病控制中心」調去世界衛生組織工作,遇上了一位埃塞俄比亞的美麗空姐, 結了婚,那一段艷事遂告結束。
  就我們倆人而言,都是初訪非洲,出師就不利,說得更確切些,幾乎未能成行。我和唐 寒暄方畢。聽到的第一個消息就是英國飛喀裡多尼亞的航班因「機械故障」,推遲12小時 起飛。這等於是給我們開出了一張空頭支票。眾所周知,在西非機場,機械人材奇缺。一把 搬子、幾支改錐的人馬怎能讓人信得過他們的諾言?
  蓋特威克正是嚴冬季節,清晨特冷。地面積雪一寸多厚。我們穿著一身熱帶衣服,沒有 辦法,只好忍著,直到晚上飛機起飛。這是我們在非洲上空飛行,領教到的第一個變幻莫測 不同尋常之處。往後還更糟。
  實際上,飛機升空還算比較容易,真正難的是能不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飛抵岡比亞首 都班珠爾時,天尚未亮,機組人員宣稱,因為起飛誤點,他們這一班的「當班時間已經滿 了」,意思是說,到我們目的地塞拉利昂首都弗裡敦這一段路程,得等下一撥機組人員來完 成。待到接班機組來了,他們馬上宣稱:飛行計劃略有更改。先飛往利比裡亞首都蒙羅維 亞,返程途中才在弗裡敦暫停。
  從蒙羅維亞折返時,天色還是黑的。到達弗裡敦,太陽才剛升起。我們想,這大概可以 著陸了吧。誰知道駕駛員這時站出來說話了,還是一副高高興興的佯子;他現在正在弗裡敦 上空32000英尺高處翱翔,希望大家享用好早餐。隨後又接著說,下方霧氣稍重,他要把我 們送回岡比亞。
  我們已經兩次飛抵我們目的地的上空而不著陸。現在卻又在班珠爾降落,駕駛員忽然改 口宣佈他要飛返倫敦。頓時群情激憤,大家開始造反。
  機上要去塞拉利昂的乘客不下60人。我們已經總共飛了24小時,決不能再折返雪花滿 天、一片寒冷的始發地蓋特威克!我們抗議,拒絕各歸各位,決不系安全帶,決不接受起 飛。機組人員急忙說好話、討好說再給我們開一頓早飯。還說要來上一杯威士忌,讓大家消 消氣。我們二概拒絕。
  談判就在登機的舷梯上進行。太陽升上當空,遂漸消去了弗裡敦上空的霧層。機長最後 表示同意試同弗裡敦方面聯繫。儘管無線電聯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正得瞭解一下天氣條 件是否有所改善,能不能再試試著陸。這一下又耽擱了好久,未了,他總算滿意他說雲消霧 散,可以飛去試試了。
  對我們來說,這個消息無異喜從天降。可是也有聞之不快的人。他們剛在班珠爾登機, 都是來岡比亞曬太陽避寒的英國人。他們當然想一上機就直飛,馬上返回倫敦,他們花錢買 的就是這種機票,他們的行程安排根本沒有弗裡敦這一站。突生變故,要他們吃虧,他們不 干,揚言也要鬧一場。
  幸好這些人對本地區地理概念不清,繞弗裡敦一圈,究竟多出多少路程,對他們來說, 心中沒數。連那是什麼地方,他們也不清楚。他們來岡比亞是為了找陽光、找海灘、找啤 酒。他們知道的就是可能在考斯塔德爾索爾(Costadelsol)度假。機長說明他們多停一站耽 擱不了多久。這樣,飛機才算重登藍天。
  現在我們心情好多了,大家表示歡迎再開一頓早飯。剛剛吃罷,飛機第三次飛臨弗裡敦 上空。隆吉機場是在一大片紅樹屬植物地帶的沼澤群中開闢出來的,正好坐落在市外寬闊的 港灣中央:安全降落的保證全靠駕駛員的操作技術和飛行經驗。現在,我們體會到喀裡多尼 亞的英國朋友意見正確,就是不能冒著濃重晨霧,貿然試降。何況這裡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 又是這樣的原始。隆吉機場一天僅有一兩架飛機起飛或降落,包括國內國外航機。夜間照 明,整個跑道只有一溜燈亮。還得自己發電,只為大航班服務,每週幾次,直到飛機真正飛 臨頭上時才開動起來。電力供應在弗裡敦市區也是很難得的。首都四周根本沒電,除非自己 想法發電。
  飛機在紅樹叢林頂上飛掠而過。突然砰地落在跑道上。大家呼出一口長氣。機場大樓破 爛不堪。飛機歪歪扭扭地挨邊停下。我們生怕同行的赴英旅客忽然醒悟自己已被帶到赤道以 北5度的紅樹沼地中央而橫生事端,所以,等飛機剛停穩,就趕快走出來。未曾想腳才踏上 地面,既潮又悶的熱氣,便密密層層地裹了上來,就像掉進了漿糊盆裡一樣。從空地走進大 樓這段短短路程,我和唐突然陷入一片混飩。這就是非洲。有生以來這是第一回。一進大 樓,周圍是諾大的人群。只見人人爭先,都決心要第一個通過道道關卡、辦完層層手續,好 快快進入塞拉利昂。這下子,我們真的給難住了,不知所措。要換錢幣,檢驗證件,加蓋印 戳等等,等等。辦事人員並不著急,故意不理睬面前揮動的一隻換手掌、一堆堆卡片和一本 本護照,只顧同身邊的一些人聊天搭活。一天就這麼一次航班,忙也就忙這麼一陣子。慢慢 來,悠著一點兒總能對付完的。
  幸虧奧斯汀·登比(Ausiin  Demby)趕來,把我們救了。奧斯汀是塞拉利昂人,是我 們項目的工作同事。此人素以路子寬,能辦事著稱。不久我們就發現他在本國所到之處都有 他的表親。
  奧斯汀一來,我們過關的手續就甭提辦得有多順利了:例行公事般地招招手、蓋個章。 奧斯汀告訴我們該在哪兒站隊,該把哪些表格遞進去。我們感激地照辦。更出奇的是,行李 件件都在,沒有動過。
  我們聽說奧斯汀是塞拉利昂東部最大的部族門德族人,著名的大酋長的兒子。他高大英 俊,確有貴族氣質。他同這裡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樣,畢業於費裡敦的福拉貝學院(Forah BayCollege),帕特裡夏·韋布直接從學院中把他抽調出來。他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果然 是個人才。跑後勤最出色,尤其是搞政治關係那一套,更在行。他特別講禮節,有耐心。由 於他有教養,禮數周全,到處都能交上朋友,我們搞項目,簡直少了他就不成。我同他共事 多年,只見過他一次發了脾氣。那是銀行行將打烊,別人硬是插進來搶在他前面想先辦完。 當時我們已經斷油兩天,當地政府外匯枯竭,無法進口,他連續奔波兩天,已蹩足了氣。所 以才按耐不住。
  「你們打算怎麼辦?」
  辦完過關手續後,他問我們:
  「你們是想先進城?此地離弗裡敦大約得開兩小時車,還是徑直去我們項目的辦事 處?」
  這時我已經精疲力竭,腦子迷亂。實在弄不清這兩者之間有多大差別。比方應該問問項 目辦事處離城多遠之類。總之對本地的地理方向,連東方省在哪裡都不清楚。如果把唐也算 上,他比我還不如。他橫越大西洋的時差失常還沒轉過來呢!奧斯汀彬彬有禮、謙恭之至, 當然不會自作主張、代我拿主意。我就對他說,看來還不如直接開到我們自己的單位去的 好。
  其實我只要看一眼地圖就好了。我就會明白我這一草率決定,等於穿越整個這個國家。
  於是登上破舊得不像樣子的渡輪,在渡輪頂上冒出的瀰漫黑煙中,跨越把機場同陸地一 分為二的出海口,再來到公路上,向左行駛。據奧斯汀介紹,這個國家僅此一條公路。全國 獨一無二。所謂瀝青鋪面,長度不過200英里。說是瀝青鋪面,瀝青還不如沒有瀝青的坑坑 窪窪多,再延伸出去就全是久經雨水沖壞路面的土路了。當時我們這個項目的主任鮑勃·克 雷文(Bob craven)給這些破路都分段起了外號,如「痔錘骨」「血尿丘」之類。放眼遠 望,路面上全是紅土。車子走在上面,沉窪之多,顛簸之烈,使人感到全身骨頭都散了架、 碾成了碎塊。塵土灑滿頭髮、塞滿牙縫,全身哪兒都是,因為車子沒有空調,想透過氣來, 非得把車窗全都打開。卡車蹦蹦跳跳盡可能繞過深坑大窪前進。有時繞出路面相當遠,開上 了路邊灌木地帶中由別的車輛壓出的新轍,倒反而覺得穩當得多。開著開著,冷不丁對面撞 來一輛像喝多了酒的醉漢似的逆行車,這時你才發覺,他們想躲開的坑窪和土堆就在你正前 方。山羊、綿羊,雞,還有頭上頂著重物的行人,有時還有牛群,一起拉起一支孕育和滋生 公路交通事故的大隊伍。只一會兒,我就頭痛欲裂。但是根本沒有休息的可能。我想唯一的 解脫辦法,倒是讓腦袋狠狠磕在車廂壁上,得了腦振蕩才好。有時卡車越過一連串的大坑小 洞。連續蹦跳起來。有兩次差點狠狠碰撞了我的腦袋。
  這一場卡車磨難延續了足足八小時,奧斯汀這才把我們送到目的地。我們灰溜溜地進入 塞格布韋馬時,我的感覺就好像自己置身於一隻滿是紅色塵土翻轉滾動的烘乾機裡一樣。我 幾乎不能動撣。只要稍一動,遍身都疼。真需要來個淋浴。可是只能用桶打水沖沖。謝天謝 地,在這樣的乾旱季節裡,我竟然還有享受用一小桶水沖洗的福分。這裡的用水方法是從地 下水塘裡汲水。季節決定水量。雨季的水塘總是滿的。把繫著繩索的水桶放下去,要讓桶沉 下水面,灌半滿就往上提,沉得大深會失控。提的時候要倍加小心,否則會潑得剩不下多 少。用水的程序我一學就會:先洗臉洗頭,往下一直洗到腳,再一衝了事。洗淨全身的紅 土,還我真身,真是人間最大樂事!
  喬為拉沙熱項目最初選擇的地址在凱內馬。後來都搬來現在的尼克松紀念醫院,主要的 實驗室設備全在這兒。這所由衛理公會主辦的醫院數年前在塞拉利昂全國位居前列。雖然好 日子已經過去,它目前也還是這麼多居民人口能夠享有基本服務水準、質量不變、成本低廉 的醫療單位。我們這個項目,一共有兩個實驗室:一個是血小板實驗室。這得歸功於唐 娜·薩索,是她一手把醫院職工公寓的臥室改裝建立起來的。還兼作辦公室用。拉沙熱的主 體實驗室則是一幢樓房,另在一側。造樓經費由喬前幾年籌得。因為居住空間狹小,我們這 些項目工作人員大多住在醫院對面小土坡頂上主任的住所裡。
  不久我就看出在塞拉利昂幾乎事事都得靠自己動手做起來。在這裡想弄到汽油和燃料柴 油簡直不可能。買進貨要用硬通貨、走特殊渠道。塞拉利昂的境遇從喬70年代後期籌建本 項目以來,可以說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以前有時候,電話還管用,現在,完全報 廢;手機雖然在牆上掛著,卻沒有電話線。供水系統,雖然裝備齊全,卻不出水。燒飯沒有 罐裝煤氣。為了妥善保存好珍貴的樣本,冷凍機所需要的煤氣能源,非有不可。為此,我們 只好不擇手段,動用一切辦法了。
  燒飯好說,我學會了用人類最原始的炊具做飯,少說也是新石器時代留下來的老法子: 三塊石頭一架就是一副爐灶。所需不過樹枝和引火柴。再把鍋坐上去就成。喬後來還在我們 面前露一手,教我們如何在這種爐灶上爆玉米花。我們真要自己動手時,還得請飽勃·克雷 文的兩個小夥伴幫忙。可愛的拉佈雷多爾和比恩斯一看見我們忙乎什麼,都會來插上一手, 尤其是搞吃的。
  倒霉的是那年經濟情況特別惡劣,想搞些吃的東西來煮煮燒燒也困難。這都是事實。盡 管塞拉利昂原本是個天富資源、土地肥沃的國家。因為亂伐亂砍、外加隨意燒荒,把原生雨 林毀滅殆盡。先是砍到大樹,一味出口,然後繼之以火燒。全賴土地為生的農民在貧瘠的土 壤上種植木薯、咖啡或其它各類作物。大米也是主糧,但要看地區,要在沼澤地種植才長。 沼澤地倒多的是。只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讓人們習慣了全家吃飽就行的生活方式,不想多 生產作物。後果是,我們有的時候,住在香蕉林卻買不到香蕉吃。塞格布韋馬集市攤位上經 常只擺著三個西紅柿、五頭洋蔥。一次賣一頭,毫不奇怪。買的小心,賣的認真,完全正 常。大部分老百姓饞得只能吃一種叫做「雜碎」的玩意兒,也就是把一種葉子搗爛、煮熟、 摻合上一丁點兒肉或干魚之類。如果走運,趕上機會,吃上剛從沼澤裡撈上的鮮魚。當然少 不了加上紅辣椒作調料。
  塞格布韋馬雖窮,要什麼缺什麼,但還是個愉快友好的城市,人們樂天安命。誰要想提 提精神,就飲杯棕櫚酒。棕櫚酒有勁道,用棕櫚樹頂部的汁釀製而成。有一種特製的樹液采 集器具。採集工藝高膽大、身手不凡。只憑兩隻竹箍保險,就能攀登直上直下的高高樹頂。 對於我,這種酒無異要我的命。我寧可喝當地土釀的星牌啤酒,要不就喝可樂。但啤酒和可 樂都要冷凍。這又是一個問題。冰箱得靠煤油帶動,帶不動卻是常事。這壞消息經常不腔而 走:「冷啤酒——喝不成了。」只能等晚上太陽下山、氣溫變得不灼熱逼人時,我們搭伙來 到當地「酒吧」去喝。說是酒吧,不過是一幢茅舍,前面敞開,或者是一個小房間,裡面放 著不可或缺的煤油冰箱。我們在屋外單人木條椅或高背椅子上就坐。來此消磨這一段時光的 有當地人和騎摩托或自行車的和平隊志願人員以及各種教派的傳教士,即便是開汽車來的, 他們所開的也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汽車。人人都隨和得很,都想隨便聊聊天,一派歡樂氣 氛。
  各家「酒吧」有興有衰。我們最中意的一家叫「埃迪酒吧」。後來,從倫敦來了一位訪 問科學家戴維·卡明斯(David Cummins)也相中此地,他診治拉沙熱病人之餘,在這裡做 起一些更重要的實驗來。例如在埃迪土法釀製的啤酒裡測估血小板凝集和聚結的能力,並把 一個個數據像流水帳般記下來,就掛在櫃檯上。他的這一套做法自然都成了酒客們談論的話 題,誰也不知道該說他什麼好。不過大家都樂於同他相處。
  我新來非洲,多虧有「疾病控制中心」喬實驗室中的唐娜·薩索處處幫著我。唐娜身體 壯實,運動員坯子,年紀二十五六歲,是個病毒學家。我在亞特蘭大第4級病毒實驗室工作 時,她和我以及希拉·米切爾都是同事。我們當時一起研究的課題是感染了拉沙熱的猴子身 上血小板的功能。那次科研對尋找拉沙熱患者出血和休克的原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既 然摸清了猴子身上可能出現的現象,我們要進一步確認在人身上,是不是也會起同樣的作 用。
  唐娜正是在像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極為需要的人物。她很壯實,做實驗室工作正需如 此。實驗室做什麼都得有電,照明也好,開動離心機也好,我從英國帶來的血小板凝集測試 儀也好,都得用電。然而,電的來源只能靠那一台實驗室門外陽台上擱著的發電機。這就要 用力氣了。每天早晨,都是唐娜負責發動發電機。發動機太老了,非得使勁抽拉軸繩才能轉 動起來。讓我幹的話,連一圈也轉不了。只有唐娜能勝任,就橡她能讓實驗室裡所有別的工 作都轉動起來一樣。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在三塊石灶上煮咖啡,這就是我的早餐。唐娜可不成,她得加足 油才行,什麼鹹肉和雞蛋,速煮燕麥片之類,都要。只要她有機會去弗裡敦美國大使館的物 資供應處,一定要大大買上一堆。
  等早餐完畢,我們全體去醫院,如同出征,全副武裝,也算是巡診吧。多的時候,一天 要看15個有拉沙熱症狀的病人。這可是我來前聽介紹情況時沒有料到的。按唐娜的說法, 原來只需要處理四五個病人最多了。新病人一般是在實驗室門口的老式學校裡那種木條椅子 上坐等驗血的結果。至於那些病情嚴重支持不了的患者;就直接送往病房住院。血液試驗的 目的,是為了弄清楚有沒有出現對拉沙熱抵制的抗體。還要查明肝功能情況。門診檢查結果 證明確有拉沙熱病況的話,其實就是AST的指數,如果高於150,就給該病人靜脈注射雷 巴抗病毒素。
  該針劑可以達到對症下藥,藥到病除的目的。但是這類特效,反而為我的研究出了難 題。病人好得快,就沒有了當年我研究猴子時那樣的嚴重惡化病例,也就是缺少了研究的對 象。不過病人多,情況嚴重的也多,所以還不至於完全壞了研究的大方針。病人不在乎我通 過對她們或他們的治療能在科研方面有多大程度的收穫,這一點都理解,毋庸多議。因為病 人只要自己康復了就高興。
  城裡已經沸沸揚揚,傳開了這種說法,用當地克裡奧語來說就是:「得了拉沙熱,只要 去塞格布韋馬醫院就行。」
  光憑這一種口頭傳聞不是我們來此活動的根本目的。廣而告之就得靠本項目規劃中的教 育措施,提高大家的防病治病認識才有用,其中特別強調老百姓都要掌握自我防護的必要步 驟。
  後來的項目主任黛安娜·貝內特(Dlane  Bewnett)曾經網羅了一個受過開展這方面教 育活動專門訓練的人才,也是個女的,名叫卡西(Cathy)。由她負責推行教育計劃。她能 寫善編,搞了一系列大小戲目,還有皮影戲和木偶劇。全部由孩子們自己演出的就不少。這 成了由她領導的運動的一部分。小戲的典型套路是主角感染上拉沙熱,致病原因不外乎不注 意消滅鼠患。等出了問題和進了醫院後,靜脈注射特效雷巴抗病毒素,霍然痊癒,完全康 復。當然,戲結尾時,總是全家歡樂,從此幸福地生活。
  宣傳教育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楚,你只要躲開老鼠、把老鼠趕出家門就行。萬一得了病, 馬上找人幫助,但不是找醫務人員,而是找拉沙熱項目中心。
  當地社會中,音樂具有重大影響,所以也成了本項目開展宣傳的手段。卡西的丈夫是位 音樂家。服務妻子的需要,也成了運動的一分子。塞裕布韋馬史無前例地有了個獨一無二的 長髮披肩男子,有著一張西印度群島的俊俏臉龐。他即興編曲,唱的是黑人的歌,扣人心弦 而效果顯著。他認為黑人音樂的節拍正對本地人胃口。的確如此,他的音樂風格據認為來自 西非洲。不過數日,他唱的那首「拉沙熱大壞蛋」歌曲的曲調哼遍了全省。在當地由奧斯汀 兄弟倆開設的迪斯科舞廳中,這首歌一炮打響,紅極一時。磁帶發行遍及全國。當時熱鬧到 這樣的程度,樂隊遊行遍歷大街小巷,領頭的全是本地樂師。隊伍裡用車推著一隻紙制碩鼠 前進,邊走邊用棍捶擊紙鼠,最後付之一炬,火焚場面還有儀式,十分壯觀。由大群戴面具 和披長袍的人物參加,人人歡呼舞蹈,聲震天地。
  我們在此項目工作期間,上班時的保護措施有手套、罩衣和口罩等等。從多年工作的經 驗看,這些全都不可或缺。但是關鍵的是當心別讓手指被感染上病毒的針尖刺破或者讓病毒 進入眼、嘴或傷口。在我們工作場所,到處都有家用漂白粉,可以當作防感染的消毒劑使 用。凡是有一點點可能感染病毒的東西,我們決不會忘了用漂白粉消一遍毒。在病房裡工作 的護士們,也使用這一套辦法。前後13年中,處理過的拉沙熱患者在1500人以上,我們只 有兩名醫務人員發生過感染,而且皆為意外事故,一個護士是眼睛裡濺進了病人的血液。另 一名是病人嘔吐時他正好站在前面,污物沾上只穿涼鞋的光腳,恰好感染了一處傷白。兩人 當時都採取了緊急措施,注射了靜脈雷巴抗病毒素,未釀成大禍。
  每天我們巡診一遍,採得血樣,就回血小板實驗室開始研究工作。唐娜和我兩人整天關 在裡面,手工操作,分離血清,進行我們的必需試驗。血小板功能試驗引人入勝。在一般正 常情況下,血小板的作用是制止出血。而拉沙熱患者的血小板量多,照樣出血不止。我們懷 疑這些血小板失去了它們本應具備的止血作用。
  當年對猴子的試驗中,我們的懷疑是有了結果的。那未,血小板失效是不是出血的真正 原因呢?還是遍佈血管內部的血細胞的功能缺陷才是造成出血休克的原因呢?為了找到這個 問題的答案,我們著手分離血小板,但是卻決不能讓這些血小板死亡。我們的意思是說,在 我們處理血小板的同時,也要保證病毒的安全,病毒也決不能死去。所以分離工作務必十分 仔細才行。等我們把血小板分離出來之後,置放在專用機器之中,添加必要的化學藥劑,目 的是讓它們像存活在人體中時同樣地能「凝聚」起來,起到止血的作用。拿健康的正常人來 說,血小板自然會把血管的裂口堵上,然而從拉沙熱患者身上分離出來的血小板卻是成塊 的,不能凝聚。顯然,其中定有什麼毛病。為解開這個謎足足花了我們6周功夫。我們知道 喬在數周內要回來,我們希望能在他回來之前搞出個結果來。不料出現了意外,完全打破了 我們的如意算盤。對我們精心策劃的研究安排,無異是一個破壞性的反擊。問題嚴重到我們 從未遇到過的程度,拉沙熱的研究遇到了嚴重的干擾!
  珍妮·桑德斯事件
  我抵達塞格布韋馬沒多久,就同這裡的來自各方派遣人員做了朋友。傳教士不必說了, 主要的是年輕的志願人員。有的是美國的和平隊,再不然就是與它相當的英國海外志願服務 隊。兩者的差別在於海外志願服務隊在招募人員時講究根據具體任務招相應人才,只收幹過 那一行的行家裡手,看重資格經驗。因此,這些人的年齡就得多上幾歲,也成熟懂事得多。
  美國和平隊的志願者,通常在村子裡落戶。幹的是農業方面的項目。要不然,就教英 語。他們天生性格開朗,總是一副開心的神情。不過模樣很邀遏,邀遏得沒有有個乾淨的時 候。拿穿著打扮來說吧,總是滿身紅棕色塵土,全是本鄉本土紅磚粘染的。兩隻手又用棕櫚 油染得黃亮發光。當地煮炸烹煎都是用的這種食油。他們沒有多少錢,這並不奇怪。什麼時 候能叨擾別人一頓飯、一杯啤酒、哪怕一口可樂,反正,只要是別人請他們的,他們一概感 激不盡。如有聚會,有請必到,好在我們這裡派對一類的聚會有的是。
  喬有他自己的一套用人方針。項目需要能幹幫手,他就從和平隊裡挑,挑最好的。我剛 來塞拉利昂那會兒,項目中心正雇著三名和平隊隊員。一個名叫約翰的汽車機械工,我們跑 公路的卡車全歸他保養。第二個是醫院管理人員蘇珊·斯科特。第三個是蘇珊的丈夫,電 工,負責我們的發電機安全運轉。
  至於那一幫英國海外服務的志願人員主要是醫院裡出身的專職護士。她們在英國本上就 是拔尖的好手。她們之所以來非洲,就是出於追求冒險和換換生活方式的心情。再說,她們 對久居國內毫無興趣。因為她們如獲陞遷,必然是做行政工作。而她們這些人的本性喜歡的 還是實地動手的經歷,認為這要比填單子、劃表格強得多。
  後來,我結交了她們中間的三位:迪爾德麗(Deirdre)、萊斯利(Lesley)和希拉 (Sheila)。三人中,資格最老的是迪爾德麗,她來塞拉利昂已有兩年了,萊斯利和希拉初 來乍到,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這裡的環境,如當地習俗和文化差異等。
  迪爾德麗有一位好友和同事,芳名珍妮·桑德斯(Jenny Sanders)。兩人身份相同,都 是英國最高資格的護士和產婆(助產士)。當時,珍妮在我們住地25英里以外的潘古瑪醫 院工作。
  特別要說明一下,潘古瑪緊鄰鑽石礦區。趕來這一帶打工的人,都擠在狹窄的住所裡, 像沙丁魚罐頭似的同老鼠擠在一起。簡直成了滋生拉沙熱的肥沃土壤。這家醫院本身,由於 曾經出過院內感染拉沙熱病例,一時成為塞拉利昂同行業中的先例,多少有點名聲不好。
  珍妮不管這些。她在潘古瑪過得挺美,生活的熱忱毫不受損。說穿了,是從來沒有人把 幾年前醫院職工曾因感染而死亡的不幸情況告訴過她。珍妮正在青春年華,生活無限美好。 她玩橡皮回力球,也游泳。當地鑽石礦有俱樂部。那裡有這些設備條件。她朋友多,未婚夫 多米尼克還形影不離,呼之即來。因為他也是英國海外志願服務隊員。他的工作是在塞格布 韋馬學校裡教書。
  珍妮日常忙於護理病號和接生嬰兒,過著老一套的上班生活。誰也沒有同她和她的隊友 們提起過拉沙熱的厲害,也沒有人告誡他們要謹防感染的危險。這種無視危險、不承認現實 的做法,有點兒像大家合起伙來搞鬼似的。如果同當時當地有關拉沙熱的宣傳搞得無處不在 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十分荒謬的。凡是拉沙熱方面的事,不論是誰,都是來我們這裡求助 的。奇怪的是,就是這個英國海外服務志願隊部門,從來沒有向我們提過。也許這些英國人 非常偏執,他們通常總認為:為什麼要美國人插手?英國的機構沒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問題, 何況這裡原來還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後來弄清楚英國海外服務隊的隨隊醫生已是古稀老人。 他原來是倫敦高級貴族醫院貝爾格雷維亞的醫生,可能他這一輩接觸過的傳染性疾病不會大 多,更不用說這類奇怪的拉沙熱病例了。
  星期日的早晨,意味著是項目工作人員一天休閒的開始。在平房面前,葡萄袖樹蔭下, 隨意看看書何等愜意。不會有什麼大事的,所以那天醫院裡招呼鮑勃·克雷文馬上趕過去, 顯得十分突兀。我們都弄不懂,有什麼事情這麼要緊非得要項目主任親自出馬?
  克雷文隔了一個小時才回來。從他臉上倒看不出有什麼憂心的事。他脾氣不好,沉默寡 言,大家沒有什麼好同他多談的。這次原也沒有指望他多說上幾句什麼。然而他反而向我們 通報說海外服務志願隊的潘古瑪護士中有一位病了,來住院。她發燒,同希拉和萊斯利同住 一室,再一問原來是珍妮。克雷文接著又說,潘古瑪醫院的英國老醫生邁克爾·普賴斯負責 照料她。邁克爾雖然認為珍妮得的是傷寒,要不就是瘧疾,他還是把克雷文請去,因為他懷 疑也可能是拉沙熱。
  我去探視時,珍妮自己認為她可能染上了瘧疾。我打從第一次見到她,就喜歡上她了。 她長相俏麗,典型的英國金髮姑娘。特別是性格好,樂樂呵呵的。她說前天晚上,她已經感 到頭痛了,還有點發熱。她沒在意,還去參加了一次舞會。邁克爾醫生首先假定她得的是瘧 疾,就用氯奎因來治。服藥後無任何起色。我們開始懷疑起來,認為不太像瘧疾。那麼,只 能是下一種可能了,她或許真的染上了拉沙熱。
  然而證據不足,不能下定論。珍妮身上沒有出現拉沙熱的抗體。這一點當然不能說明多 大問題。拉沙熱得病初期,找不到抗體是常見的情況。再查珍妮的肝功能AST指標,也還 沒有達到喬認定作為拉沙熱治療依據的標準。雖說這是喬訂的標準,但確實有用。根據這種 檢驗不出具體結果的情況,鮑勃決定暫不開始用雷已抗病毒素治療。從嚴格的意義上說,鮑 勃的決定是正確的。
  儘管這麼說,我們卻絲毫未能寬心,喬當初逐條訂下這些診斷依據,是把患者從住地送 來醫院這一段耽誤的時間也估算在內的。一般說來,當地患者都是指望在家中等上幾天能好 了就萬事大吉。要拖到實在沒法拖下去才送醫院。老百姓從經濟上考慮,教會醫院再便宜也 還是得花上一些錢。此外,還有一點當地的特殊情況:生病先找巫醫,這是慣例。醫院從來 是被當作萬不得已時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誤,等病人送進醫院,基本上都已經到了疾患 嚴重階段。
  但是珍妮的情況全然不同。她才發熱兩天,真要是感染上拉沙熱的話,病情剛剛開始, 離發作且遠著呢。這就意味著化驗的結果都可能相對正常。然而病毒治療的關鍵卻是要求一 感染就下手,越早越好,才能制止病毒種下難以挽回的惡果。珍妮事件以後,我們如果再遇 上珍妮同類病例,只要有拉沙熱的可能,我們都下得了手按拉沙熱治療;
  第二天,早上,我同一位名叫庫爾布拉(Coolbra)的護士一起走進院子的時候,說到 珍妮的情況。他也十分關注珍妮,而且一直在認真觀察。他是我們知道的這幫人中間同拉沙 熱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一個。我在等他回答我要求他談談他的看法時,垂下雙眼,盯著腳下窄 窄小道上的青草不敢看他臉上的表情。
  「她得的是拉沙熱。」
  他說得斬釘截鐵,沒有絲毫懷疑或猶豫。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們繼續悉心護理珍妮。醫院病房條件大簡陋,朋友們把她安頓在希拉和萊斯利住所 裡。我們下午下班,從實驗室回駐地,途經那裡時,天天可以看到她在廊下坐著。多米尼克 陪在旁邊。小伙子可穩不住了,愁個沒完。要是珍妮真的沒有問題,他也免不了心痛她這心 痛她那,現在,不用說,更是著急得發瘋似的。
  三天過去,情況依舊,雖不見好,也沒有向壞裡發展。待到星期四下午我們最害怕的事 得到了證實。
  珍妮突然間開始痙攣抽搐。接著就是昏迷,失去知覺。無可懷疑:痙攣是拉沙熱最壞的 症狀之一。實際上我們知道凡出現痙攣現象的拉沙熱患者無一倖存。痙攣現象意味著病毒已 侵入腦部。當天晚上,珍妮開始注射雷巴抗病毒素針劑。目前,再也無法可施,只有等待— —並希望。
  翌日一早,我們又給珍妮驗血。這次的結果十分明確。抗體陽性,肝功能試驗的指標上 升得快極了。再也不存在所謂的情況含混不清問題,珍妮不只是病了,而且已呈現出拉沙熱 患者垂死前的一切症狀。
  星期五晚上,克雷文值班護理。實際上項目的全體人員都自發動作起來。鮑勃一發困, 邁克和唐就把他替換下來。我和唐娜負責實驗室方面的任務。連沒有醫藥技能的人員也都投 入搶救活動,盡其所能提供合作支援,如讓護理人員隨時都能吃飽喝足。真要論重輕主次的 話,迪爾德麗和她的一些朋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她們分4小時一班、24小時輪流值班,保 證珍妮身邊有兩個護士守著。分分秒秒都無間隙。她們奉獻愛心的行動臻於至高無上境界, 我承認凡我所見到過的護理工作,都無法與之比擬。她們給珍妮勤翻身,防止出現褥瘡。她 們給珍妮擦洗、吸痰排液,保持呼吸暢通。她們監理靜脈點滴動靜,定時准量給珍妮注射雷 巴抗病毒素。儘管她們所能用以進行這一切工作的器械設備都嫌簡陋普通,她們都能盡力做 好。
  在此期間,珍妮一直沉睡昏迷,毫無知覺。針扎進去,沒有任何刺痛的反應。面對這種 情況,護士們一如既往地衝著珍妮該說的說、該問的問。她們相信只要她們問、她們說,憑 她殘存的知覺,她總能聽到她們的所問所說,從而從中得到有助於她戰勝病毒的勇氣。可是 她們心中苦。她們是懂行的醫務工作者,她們都承擔著她們的知識讓她們看清的事實的壓 力,星期五晚上,她們全明白,珍妮要死了。
  另一方面,所有護理人員為了保證自己不受感染,都採取平時處理拉沙熱患者和對待他 們的分泌物時一貫使用的既簡單而又絕對一絲不苟的規定措施,謹防萬一。首先,准都要戴 好口罩,套上手套,穿上罩衣,才能進入珍妮的病房。人與人之間感染,不通過空氣,而是 血液接觸。對於橡針尖或鋒利的器械操作,大家一舉一動都慎之又慎、小心在意。漂白粉的 作用跟在普通病房內相同,大量使用。
  每一個進入珍妮病房的人,都先得聽我們給他或她上課。先解釋拉沙熱病毒的傳染途徑 和方式,隨後仔細說明注意事項。對護士們和多米尼克還多加一層預防措施,都給服用口服 雷巴抗病毒素。萬一傳染上了也好先抵擋一陣子。這套操作和防護程序得歸功於喬及其同事 們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已經成了項目中心的規章制度。其中:一部分是病毒的情況介紹, 另一部分是護理人員的保護措施。
  與珍妮待護病房相毗連的是一間起居室,現在已自然而然地成了多功能廳:飯堂,咖啡 茶座,休息室,一切為我們所用,開會於斯,溝通信息於斯,稍恿片刻以利再戰也於斯。我 們還有個任務是多方支持多米尼克,不管怎麼說,他對醫藥疾病一竊不通,更容易驚慌失 措、需要多加安慰鼓勵。他在病房裡陪珍妮坐著,肩並肩、手握手,說說話。總的說來,這 些還是不夠的。他還應該多起些作用,還能多起些什麼作用呢?說來果然還有他為她更大的 用武之地。
  病毒使珍妮出血失血,因此需要輸血補血。問題是珍妮的血型特殊,是RH陰性血。可 能給她獻血的人因此就不能有非洲人了,因為非洲人全都是RH陽性血型。我和唐娜兩人星 期五就開始進行用珍妮的紅血球和血清同獻血人的血清和紅血球交配、用測試能否凝集的交 叉配合法,設法找出能提供RH陰性血液的輸血人來。我們驗血的對象只可能是全院的白種 人。我們抽驗的第一個人就是多米尼克。似乎我們很走運,反正當時我們真是這樣想的,多 米尼克竟然正好是RH陰性。
  邁克爾急著給珍妮輸血,我們肯定,需要的血量很多。我們不想等輸完了多米尼克的血 再說。我們還是接著幹我們的交叉配合查找更多合適血源的工作。
  下午將近黃昏,我從外面返回實驗室,只看見唐娜蹲坐在實驗室門的台階上,旁邊就是 通常患者坐著等候試驗結果的木條長椅。唐娜手裡拿著那塊我們用來做交叉配合試驗的碎 磚。我們的方法把獻血人的血液同專用試劑混和起來。要是試劑出現凝聚現象,也就是集結 成塊,等可以看得出粗糙的紅色顆粒,就成了。什麼試劑得出什麼反應,也就可以判定是什 麼血型。此法簡單,然而往往可靠。要是哪處不具備品種齊全的血庫的話,就只能用這個全 世界都採用的方法。唐娜跑出來坐在外面,想光線好些,抓緊日落前的一段時間觀察凝集變 化。她臉上有股焦慮不安神色。我看出來了。   「出什麼事啦?」我問道。
  她轉過臉來望著我。
  「瞧這兒,」她說道。「我這次是查的我自己的血……可是……」
  「可是什麼?」
  「我們用的試劑說我是RH陰性血。」
  「你是RH陰性血嗎?」
  「蘇,依我所知我是RH陽性!」
  這簡直亂了套了。我們決定馬上多查幾份血。果不其然,不管查誰,查出來的結果都是 RH陰性。這等於是向上拋擲50次銀市。落下來一看連續都是正面向上,話可以這麼說, 概率法則證明沒有這種可能。總之,全體非洲人和85%的白種人都應該是RH陽性。足以 解釋出現這種現象的可能性只有一個:我們現在用來查驗血型的抗清已經過期,因而失效。 我們兩人面面相覷,決定應該立刻採取措施。時不我待,兩人直奔醫院,搜遍所有冰箱,設 法找出些貯藏日期較短的抗血清來。
  總算走運,我們在一隻塞得滿滿的冰箱犄角旯旮裡翻出了一些日期較近的試劑。兩人再 次直奔化驗室,把做過的血樣重新再過一遍。多米尼加的血樣領先,他的血現在正在流進珍 妮的血管!這次查出來的結果果真不是RH陰性,而是RH陽性,同珍妮的血型不合!
  於是兩人重新直奔珍妮病房馬上把輸血裝置關掉,遲了,已經輸進去了一部分了。
  把RH陽性的血液輸入RH陰性血型的婦女身內不至於引起急性反應。別的血型混交則 完全可能。不過,有部分婦女對RH抗原會產生抗體,今後如果懷上RH陽性男人的孩子, 定會發生特別嚴重的妊娠困難。話又說回來了,此時此刻已經顧不到今後懷孕方面的問題, 珍妮能否活得過今晚,我們還說不好呢!反正要是沒有血型合適的血,她是肯定活不過去 的。要血—而且是RH陰性血。去哪兒弄到使現在試驗方法已經靠得住了,在試驗過的血 樣中,沒有查找出RH陰性的血型,又有什麼辦法呢?
  去哪兒找RH陰性血型的人呢?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珍妮急需解決的,她由於肺部積液,出現了嚴重呼吸困難,而 且急速惡化。珍妮需要氧氣。這所醫院在塞拉利昂可以說相當不錯了,卻還是連供氧設備都 不具備。凡是現代化的醫院的最基本設施,包括調光機在內,這裡全都沒有。
  好不容易找到了兩隻沒有用過的氧氣瓶,問題是,重新灌裝得上弗裡敦。來回兩百英里 我們都已領教過的崎嶇公路是場疲勞戰。現在交給了英國海外服務隊的頭頭和他的司機去完 成,要等布賴恩兩人把裝滿氧氣的氧氣瓶扛回來之後我們才得進行另一場艱巨的任務。採用 什麼吸氧方法呢?這裡迪爾德麗和她的夥伴們平時都使用插鼻式導管導入氧氣。其不理想的 原因是輸入氣量不足。在這種情況下,珍妮需要換氣設備。擴而大之,珍妮需要一切齊全的 特護病房。就算在塞拉利昂能找到這樣的醫療條件,她也病得不宜搬動。現在只能靠自力更 生、盡我們的所有吧。
  等決定從鼻腔導入氧氣後,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這種方法輸氧,等於禁止使用蠟 燭。而蠟燭在我們發電機不能工作對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照明工具項發電機不能工作又是司空 見慣的常事。氧氣瓶一開,再點蠟燭,我們都得隨同爆炸飛上天。於是大家又忙乎開了,上 塞格布韋馬借的借、找的找,盡可能搜羅手電筒和手電池。這些都經過考慮並備妥以後,我 們這才有條件給珍妮輸氧。
  到星期五晚上,珍妮已昏迷了前後計24個小時。她昏迷的程度越深,呼吸起來就越加 困難。鮑勃知道珍妮已經引起肺水腫。體液還在充灌肺葉,妨礙呼吸功能。我們怕的就是出 現這種情況。當初我們做猴子血小板實驗時,就曾領教過這種危象。我們從實驗中發現的就 是病毒不知怎麼搞的能讓肺血管不能維持應有的功能。之前,也是同一天,測試珍妮血小板 的結果,也證明是同樣的功能喪失。
  我和鮑勃商量讓珍妮試試我們一直在實驗的前列腺素研究中的方法。首先她現有的情況 同實驗中總結的標準全部吻合,更何況她的拉沙熱險情已屬死亡階段,而我們試驗的藥物曾 經用於敗血性休克,效果很好,興許這個前列腺素也有遏制病毒的致病作用並幫助恢復珍妮 的血小板功能,兩人反覆商量,一致認為此舉有得無失,此得之大就是能保全珍妮的性命。 接著就安排給藥輸液,邊輸邊觀察珍妮的反應。基本上每10一20分鐘監測一次,以便調整 劑量和輸送的速度。除此以外,又只能等,靜候結果了。
  將近子夜,珍妮的呼吸顯得非常困難,每次都得大聲咕咯。病房裡由鮑勃、邊爾德麗和 萊斯利陪著她。四人共呼吸、同命運,彷彿人們常說的一鼻孔出氣一樣。鮑勃輕輕旋快輸入 前列腺素的速度,想加快取得療效。真的她在幾分鐘之後看上去有了些動靜,呼吸顯得稍為 輕鬆了些。鮑勃一點不敢疏忽大意,想再看看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決定再加大劑量。珍 妮果然又咕嗜作聲,鮑勃也就再次加速輸藥,咕嗜聲也再次回落,呼吸不再窘迫。於是鮑勃 決定繼續給藥,只要能使局面改觀,就給下去,一直給下去。
  當天晚上,我離開病房回去休息時,按情況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過次日凌晨。生 死如此,我們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剛濛濛亮,我像平日一樣起床,去小坡頂上岩石那兒我的 三塊石灶點火煮早點,路上迎頭碰上從對面過來的鮑勃,鮑勃一副倦態。一夜未睡,然而精 神振奮而緊張。他一反常態,話多起來了。
  「真是奇跡,」他說道。「珍妮活下來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說完,鮑勃這才回平房去歇一會兒。早餐後,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視珍妮。她還活著。但 知覺卻還是沒有恢復。好在呼吸舒暢多了,發燒也下去了。
  我們這幫人除了布賴恩同英國海外服務志願隊的司機為了每次灌氧氣而去弗裡敦外,都 離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韋馬。電話當然是沒有的。除了偶而用無線電同美國大使館聯 系幾次外,同弗裡敦別無任何聯絡途徑。其實無線電常壞,靠不住。可是我們現在還需要 血,得從塞格布韋馬以外的別的地方去搞。想來想去同外界聯絡的辦法,捨此別無它法。那 就是當年喬在扎伊爾時發揮聰明才智的老辦法:請傳教士幫忙。人們來了。像當初移來非洲 地區時那樣來了。不聲不響地來了。響應無處不在的道聽途說、小道消息、口頭傳說,自發 地來了。都來獻血。有的開著破爛得叮哨響的卡車來,有的騎著摩托車來,也有的踏自行車 來,只要能把他們駝來就行。人人都是紅塵撲撲、滿頭滿臉都是,卻沒有一個嫌長途奔波、 說牢騷話的。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目標,關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運。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 友,大多是陌生人,只聽人介紹了她的遭遇便自動來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顧找出一個合適的 獻血者來。有這麼多手續要辦,簡直忙得不可開支,像接待、記錄姓名、繃緊壓脈帶、選找 靜脈管、消毒、插針頭等等。我埋頭幹活,顧不得抬頭看人,連副面相都不記得,重要的是 胳臂。然而,我知道這些人來自四面八方,因為聽口音是各色各樣的:美國的、英格蘭的、 愛爾蘭的,蘇格蘭的、加拿大的、德國的、北歐的。我一邊抽血,一邊也給他們介紹情況, 說我們打算怎麼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懸絲。
  一遍一遍,我們在那塊碎瓦片上驗血,做交叉配合測試,當然使用的是新試劑。一遍一 遍我們得出同樣的結果——陽性,陽性,還是陽性。沒錯,只有15%的白人是RH陰性。 陰性在哪兒呢?我們確信一個RH陰性的獻血者遲早定會出現的。
  真的出現了,也許,是上帝的賜予。這算不算是天意的標誌,或者應該看成神的風趣 呢,這我沒法說得清。這位中選的RH陰性血型獻血者一身傳教士打扮,來自凱內馬的天主 教會。他是珍妮的最後一個獻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況在有些方面逐漸穩定。但總的情況還是嚴重的。我們說不准她這會兒好些、 隔會兒又會怎樣。危殆的症狀並未消失。腦袋和頸脖部分呈現腫脹模樣,那就是拉沙熱末期 的症兆。腫脹自頭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脫形,沒有了原先的俏麗金髮姑娘模樣。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變得無法辨認,判若兩人。
  與此同時,珍妮還出現了大腦下神經遮斷所致肢體僵硬的現象,也就是患者全身變形, 頭向後彎,上肢向後展伸,雙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後拉。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說明 高級腦功能全缺,體姿自然變形。珍妮本人完全沒有意識,對任何刺激都無知覺,她的這些 朋友們還是繼續仔細護理著她,一直對她說話。她們仍然堅信她能聽得見。我們再一次陷入 無能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著希望。
  採取血樣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不管事態有多惡劣,對疾病的研究是我們不變的職 責。但是,無可迴避的事實擺在面前,我們神經受挫、計窮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盡,然 而這場苦難的經歷總能有個盡頭。
  日復一口,珍妮還是掙扎在死亡線上。我們企盼著能出現轉機,既然病情的發作已達到 登峰造極的程度,潮漲潮落,也該是消退的時候了吧。可是任何一點所謂我們察覺的有所好 轉的跡象,其實都是我們腦中的想像。一切照舊,都沒有變化。這種情況我們還能忍多久? 我們還能文持多久?意外問題果然開始露頭了。
  那一天,我剛從珍妮身上抽出血樣,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腳面前碎成一大片。當 時因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裡洗了,發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氣也只能氣自己笨手笨 腳。我從一時震驚失措中轉過神來,同唐娜對望一眼,就馬上往沾污地面上灑漂白粉,讓消 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時才擦洗乾淨。失手當時旁邊沒人,血也沒有濺開,沒有禍害別人。真是 嚇死人了。
  珍妮的高燒終於退了。這場人同病毒之間的大戰,以我們得勝告終。這是聊可告慰的一 點。沒錯。但是僅此一點而已。她還是沒有恢復知覺的任何跡象。我們為此而爭論了半天。 怎麼辦?五個都是醫生,還專門同拉沙熱打過交道。把珍妮從病毒手中奪過來並沒有了事, 這樣嚴重的腦損傷豈不要讓她永遠昏迷後半生,一直做個植物人?這是我們最擔心的間題。 我們以為眼下的情況得找個腦神經專家看看,才能摸清損傷的程度,然後再決寇該怎麼做。 也許該給她用類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兒找腦神經專家呢?應該把珍妮送回倫敦去!趁現在狀況還好,可 以經得起搬動,全程空運,靠飛機解決問題,也許成。走公路豈不要了她的命?
  無線電又壞了,不能用。無法向弗裡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這兒百里顛簸 土路,直接找英國代表團方面的人洽談,提供安排。我和鮑勃自告奮勇,因為我熟悉我們該 同倫敦方面哪些人聯繫,而鮑勃作為項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這條破路的折磨,一到弗裡敦,顧不上洗去塵土,立刻上門找英國高級專員。 他看上去挺胄幫忙,滿口答應說我們需要的幫助,他全明白,說他十分關心珍妮。他立刻著 手聯繫,聯繫上後讓我們同倫敦女王廣場的一流神經科醫院直接談話。於是我把我們的要求 說了。對方醫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過,他又強調說,決定權不在醫院,要經過科佩特的 伍德醫院的醫務高級顧問批准才行。這一點我過去聽說過,英國確有此規定:凡出血熱之類 的病例有關事宜慨由他監理。
  我剛同這位高級醫務顧問在電話裡搭上話,他就迫不及待要讓我明白他本人曾處理過9 件拉沙熱病例,在英國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著,他又說關於拉沙熱的一切有關問題,他 沒有不知道的。倫敦北區就有科佩特·伍德醫院的專設「泡沫」隔離病房,倫敦區域範圍內 出現的出血熱症狀的病人,不論確診與否,一概往那兒送。所以,不用說,他不需要任何人 指手劃腳對他說長道短重複拉沙熱患者的治療需要了。至於我向他介紹說我恰好是在西非洲 拉沙熱的中心地帶與研究拉沙熱十餘年的科學家共事等等情況,等於白說。他置若罔聞。他 的態度實在令人吃驚。
  「你們全都幹得不錯,」他完全是一副居高臨下的上司口氣。「再接再勵,好好幹。千 萬就地把她照顧好。」
  我氣往上湧,使勁往下壓。「閣下,」我說道,「這是5個完全夠格的醫生對她的診 斷。她的拉沙熱已經完全治好了。現在要給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併發症。我們的一致觀點是 這裡的設備不足,不可能進行適當護理,而且她非進行腦神經檢查不可,這些只能由倫敦醫 院來解決。」
  高級顧問就是無動於衷。反而說我們估計錯了,病人飛行不宜。總而言之,按他的說 法,我們全不懂事,全在胡來。
  他一副針刺不透、水潑不進的口氣。「本人認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來是毫無道理的, 讓英國的醫務人員冒此風險是不合適的。」他正式表態說。
  我再次強調喬學識豐富、經驗老到,判斷不會有錯,就算還有感染殘餘,也是微乎其 微,只要謹防針刺之類、避免血液直接接觸,談不到什麼大風險。他全不理會,口口聲聲要 我們在當地護理,就是死在當地,也要比把拉沙熱帶回去,讓倫敦冒感染拉沙熱的風險好。 我們解釋說病人燒已完全退盡,現屬無燒症狀,根據所有數據實錄,從方方面面看,所謂風 險,也是絕無僅有的了。但是,對他說來,解釋不解釋,都一樣。連我們一再強調珍妮年 輕,事業性強,專業上有一套,為了非洲的窮苦百姓,抱著奉獻的理想,遠涉他國等等,全 白搭。一切同他無關,他對她不負任何責任!我傷透了心。卻拿他毫無辦法。此時此刻,我 真為我自己的國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們旁邊聽著電話對話的高級專員副手也深震驚。等電話掛上,他二話沒說,走出 房門,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級專員聽到這位埃德蒙顧問的態度,也生了氣。這下就好了。 我離開專員辦事處才半小時,高級專員副手跟著就打來電話。那天碰巧,弗裡敦的電話管 用。我正在英國海外服務志願隊隊部接到電話,高級專員向我宣讀一封文句十分得體、但措 辭相當強硬的電報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顧問之間的談話概述一遍,誰都聽得出其中譴責和抗 議之意。高級專員說此電即發倫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個壓得住埃德蒙顧問的人物來解決問 題。
  該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著好大一個立見成效的希望的話,失望也就更大。事實 上,接下去什麼動靜也沒有。看來英國的官僚機構真是僵硬透頂。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辦得 通的事,在英國顯然還會碰壁。
  一句話,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務必不惜一切代價保證英國醫務人員不受病毒的侵害。既 然說這句話的科佩特·伍德醫院埃德蒙顧問也說了應該讓非洲的醫務人員繼續護理好這位拉 沙熱患者這樣的活,我只能這樣認為:非洲醫務人員肯定是無足輕重的了。
  我返回塞格布韋馬,失望透頂。我塵土未除,疲勞未消,一腳踏進院子。好消息迎面面 來,唐娜衝著我說:
  「珍妮醒過來啦!」她大聲嚷道。「她聽得到別人的聲音,有反應。誰護理她,她都能 認得出來!」
  久違了,這樣好的喜訊。唐娜告訴我說,她在教會的無線電裡聽說,珍妮的父母已經動 身要來這裡陪伴她。我也寬了心,總算能讓當爸媽的看見自己還活著的女兒,而不是一個處 在昏迷狀態中的陌生人了!
  珍妮的雙親來到了塞格布韋馬。當然痛苦心酸。剛一照面,滿臉驚恐的表情無法掩飾。 我心想他們是不可能體會珍妮剛不久還挨著鬼門關邊上站著的情景了。還有一點,現在太樂 觀,為時尚早。果然二老剛來不幾天,珍妮又出現了反覆。她得上了肺炎,細菌性的,來勢 兇猛,甚至喘不過氣來。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動氣管切開手術。氣管切開手術是把氣管 切開,在口子上安一根管子,另辟呼吸通道。動完手術,珍尼的好朋友們又是一番自我動 員,安排新一輪妥善護理。首先是抽除痰液,保證氣管通暢,不至於把手術切口堵塞。她們 使用小型的腳踏抽水泵,同導管連,否則不可能直接從支氣管抽吸。既然用了導管,又得增 添配用抗菌素。
  就這樣,珍妮再度緩慢地恢復過來。頭部和脖頸一大片的腫脹消褪了,逐漸重現年輕姑 娘的昔日丰采。只是消瘦和蒼白得可憐,像她本人,但更像是她本人的複製品,也許可以說 像是她自己的幽靈,幻象。
  喬回來了。他一到塞格布韋馬,大家搶著把前後經過對他說了。整個事情的發展使他驚 訝不已,看到珍妮撈回一條小命,連說太走運了。使他十分覺得不妥的是兩個問題,第一個 問題,潘古瑪醫院不該發生珍妮感染拉沙熱病毒這樣的意外事件,怎麼可以誰也不聞不問落 實保護員工的措施呢。第二就是治療方案本身的問題了。
  「以後,」他說道,一定要吸取教訓。下管是哪家醫院,哪位員工,只要出現象這樣的 接觸拉沙熱患者的情況,就得用雷巴抗病毒素處理。今天說來容易,珍妮一到塞格市韋馬, 當時就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才對。「
  他說,事到如今,該做的都做了,他也沒有更多可做的了。大家現在最為關切的是要把 珍妮送返倫敦才好。
  在我徒勞往返弗裡敦之後的第10天,我們聽說高級專員的電報事實上還是在倫敦產生 了影響。英國當局改弦易轍,推翻了原來的決定。他們已經允許把珍妮送回去。這個結果使 我感到意外,看來我的表現比我自己認為的要厲害得多。可是時過而境未遷,珍妮的問題還 多,還都沒有解決。但是准也沒有料到她的苦難的最壞部分還在後面呢。
  把珍妮撤出,運返英倫,竟然採用全副軍事行動,這真是准都沒有想到的。倫敦方面認 為有必要動用皇家空軍,運送象珍妮這樣日見康復病患已除的年輕護士,在他們看來這是件 嚴重大事。在塞格布韋馬的歷史上,為她如此送行倒真是一件熱鬧非凡的盛舉。我們擔心的 問題中,就有確保珍妮赴英全程安全舒適一條,因為她的心血管系統很不穩定。從塞格布韋 馬列弗裡敦這一段正常人都得骨痛腰酸的艱難路程,讓珍妮車行,珍妮絕對承受不了。有人 就去打通關節、走門路。塞拉利昂總統西亞卡·史蒂文斯慨允借用他的私人直升飛機。遣憾 的是直升飛機只能降落在當地的一片足球場上,而足球場離項目中心所在地還有足足一英里 糟糕透頂的小路要通過。珍妮上飛機時的場景了不起:城裡人大都來了,而且熱情高漲。然 而把珍妮送到飛機停靠場地的過程又得煞費心力。
  只有自力更生,臨時想法。能把珍妮連床墊帶人一起裝上去的只有我們的一輛卡車,而 且是運鼠專用車。活鼠死鼠全是它運。我們運送的還是供試驗拉沙熱病毒的實驗室用鼠。連 我們自己都覺得此舉頗具諷刺意味。
  我們來到飛機場地,隨機來的英國醫生如臨大敵。為此行接送任務,他給自己配備了大 家從電影《星球大戰》中才能見到的全副裝備。此時他立刻戴上像平時大家再熟悉不過的防 毒面具模樣的呼吸面罩。兩名法籍直升飛機駕駛員看傻了,等扭頭看見從車上抬下躺在床墊 上的珍妮,他們禁不住擔心起來。
  「運她有沒有危險?」他們問道。
  顯然,誰也沒有事先向他們打過招呼。只能由我們自己出面,盡量向他們說明白,說我 們天天同珍妮守在一起,從來不認為會有任何危險。差勁的是我們自己的這位空軍朋友。這 對珍妮很不利。
  我搶步上前,把呼吸面罩從他手中一把奪了過來。
  「聽著,」我說道:「你拿上這個就足夠了。」
  說話間,我在他現在空空的兩手中塞過去一副手套、插鼻用的吸氣套管和清理肺部的手 泵。醫生卻也沒有反抗。我直感認為他知道我是對的。再說,當天一上午他都在我們的病房 裡呆著,檢查了比倫敦所謂的專家一輩子接觸過的拉沙熱病人少說也得多上一倍的真正患 者。
  四周多的是觀眾,都見到現場這一齣好戲。直升飛機一升空,大家齊聲歡呼起來。拉沙 熱對他們說來大熟悉了,都知道此病的厲害。有人能活過來,得到康復,好大喜事,讓大家 高興。現在,珍妮有人送回去了,我們省了這一趟。不過,現在回想,要是有我們陪著走的 話,不用說,她會好得多,再也不該受到她後來受到的那種對待了。
  隆吉機場一聽到直升機來了,嚴陣以待。很明顯,珍妮還是被當作傳染性極大的病人。 否則為什麼要命駕駛員在機棚後面降落,躲開眾人的視線?說起來,好像是執行秘密軍事任 務。直升機剛著地,運輸機上就跳下一隊頭戴防毒面具,身穿紅色防護隔離服的皇家空軍。 他們一上直升飛機,首先把珍妮塞進泡沫隔離箱,飛快扛回運輸機,飛走了。
  就在飛機啟動升空前,這幫英勇的機組人員沒有忘了把防護裝置脫下、拋向跑道。這就 是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排除只存在於他們想像中的感染危險的應付辦法。無法諱言,接照他 們的看法,這些防護服對英國是太危險了,而留給塞拉利昂當地人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當時這一幕惡劣醜劇,英國海外服務志願隊長布賴恩從頭至尾看在眼裡,震驚之餘,慚 愧得無地自容。好在他尚能自持,還知道把這些廢棄物塞進小車,馱回了塞格布韋馬,也把 經過向我們說了一遍。
  大家聽了,真不知是該哭該笑。不管怎麼說,誰都同意我們得開一個舞會,來上一次烤 山羊大宴。此時此刻,誰都該輕鬆一下了。晚會非常成功,化裝表演增添了出奇的高潮。因 為邁克爾和兩名護士把英國運輸機組人員拋棄在跑道上的防護套裝穿了上場,尤其精彩的 是,還戴上防毒面具,出盡洋相。因為隔著防毒面具,怎麼喝清涼可口的星牌啤酒呢?
  他們三人還真的有辦法,痛痛快快喝了個夠。
  究竟是誰出的餿主意把珍妮關進所謂的隔離箱,那種害怕根本不存在的危及飛行機組人 員的風險的用心,昭然若揭。哪裡是為了珍妮考慮。十分明顯,誰考慮了珍妮的苦痛?如此 病弱之軀,心血管系統波動不穩,需要悉心照料猶恐不及,哪能往泡沫盒裡一塞了事?尤其 惡劣的是,泡沫盒裡無空調,豈不是干烤珍妮?
  她的囚禁生涯並非僅此而已。英國醫學界和社會群眾因無知而盲目驚恐,對拉沙熱怕得 要死,硬要把珍妮留在所謂的隔離艙內長達60天之久。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珍妮能夠逃 脫拉沙熱帶給她的厄運,真是命大。但她能熬過英方給她安排的這一段隔離治療,更是命 大,而且是真正的命大!事實是,她只有在尿中殘存少許病毒,這也是康復了的拉沙熱患者 的常見現象,根本無需繼續隔離。常規治療完全可以解決問題。後來珍妮終於得從隔離艙解 脫出來。終究因為禁銅日久,舉步也很艱難,當今,世界多數地區已經排除使用隔離艙的概 念。唯獨英國固執不變,獨行其是。
  具體的傷害之外,竟然還做得出進一步刺痛患者心靈的事來。英國海外服務志願隊收到 一份相當於75000美元處理費用的帳單。他們沒有醫療保險。要是當時大家按喬的意思辦, 讓一名醫生陪珍妮坐民用英國喀裡多尼亞航線班機頭等艙,那這份帳還不知要貴上多少,因 為英國當局可能就要扣押飛機,對全體乘客都來上一遍檢疫!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生病那一段的情景從來沒有再在珍妮的腦子裡出現過。再使勁 想,她自己也只能記得她到達塞格布韋馬的那一天,嘴裡直說有點發燒和頭痛。別的,全記 不起來了!
  塞鎮日落
  珍妮可以不記得自己的遭遇,我和喬卻耿耿在心,認為國際醫學界務必引以為戒,不能 像珍妮一般喪失記憶。這次事件中可資總結的教訓很多很重要。就是為了這個原因,等到那 年夏日來臨,我把當時我正在那裡工作的科林代爾中央公共衛生實驗室的幾名專家請在一起 開個會,也請剛剛再訪塞拉利昂公幹完畢、正在飛返亞特蘭大途中的喬留下來一起參加。喬 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報告,總結他在拉沙熱研究方面的進展:拉沙熱如何擴展傳播,又因 何停止擴展、沒有傳播,如何診斷拉沙熱和對症治療的方法。
  隨後我們又去邀請多多少少、方方面面過問和參與過珍妮病例的人們,甚至有幸之至, 得與那位拒絕把珍妮遣送回國的著名顧問見面晤談,也把他請了來了。至於那位空軍醫生, 同意現身說法,抱著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暢舒胸懷。關於珍妮禁銅60天的情 況,由當時負責照料她的斯圖爾特·格洛弗(Dr. Stuart Glover)醫生介紹,在我把臨診情況 敘述完畢之後,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現場提問。從她回答的神情態度看,我感到芳華重睹,當 年幹練的護士又回來了!
  我喜歡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所作所為,其影響可能延及下一代的傳染性疾病醫生。 他們自然會對一切事實證據作出自己的判斷,從而認定在對出血熱採取保護性措施方面英國 政府的做法,從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從最壞的角度看,則是具有危險性質 的。
  於是我們致力於把這些看法向全世界傳佈,同時也決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熱的核心地區, 進行同樣的努力。這是我和喬兩人共同的事。喬和他的好友法哈里·阿薩德醞釀於1985年 間在塞格布韋馬開一次討論大會。法哈里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奠基人、工程師。 這樣的討論大會也是史無前例的創舉。從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農村地區安排一次國際性 的聚會幾乎沒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問題。當地無旅館、無餐廳、甚至無電、無自 來水、無飛機場、無車輛,一應全無。要說有的全是塵土飛揚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熱。 唯獨喬堅持不變。
  「如果我們真想在拉沙熱方面教會他們一些真正有用的東西的話,」他說道,「就是讓 他們見識見識拉沙熱。」
  而法哈里從來都是只鼓勵、不洩氣。好吧,那就幹吧。
  兩名和平隊隊員蘇珊和安德魯·斯科特,應邀替我們負責後勤工作。這方面的問題可多 了。他倆接任伊始,就讓凱內馬的天主教會負責提供與會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輸血那會 兒,好不容易找到的Rh陰性血型獻血人就是那個教會的傳教士。接下來我們要找的是輛能 把全體與會人員每天拉來塞格布韋馬的大巴士和解決他們每天一頓中飯。
  好在蘇珊精明強幹,在她手裡沒有辦不好的事。她替我們找來了瑪麗。瑪麗在當地是出 了名的最好廚娘。由她主灶的小飯館的飯食,家喻戶曉。經她擺弄出來的會議伙食,像當地 門德地區特產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澤的鮮魚等等,連嘗遍日內瓦和巴黎國際一級烹調美 食的代表,也視為珍饈,讚不絕口。
  討論大會會場設在弗裡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證用得上電的旅館,比如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不 停電。大多數代表來自非洲各地區,也有歐洲人士,還有一個蘇聯人。傳說這蘇聯人是個克 格勃特務,官方身份是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人員。因為美國大使館人員歷來盡全力支持我們的 活動,出於禮貌考慮,與會代表都去那裡拜訪作客,等我們從使館出來,大家都覺得我們這 位俄羅斯朋友舉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著遠處海灣。
  他含糊不清他說道,「我得去街那頭看看一一馬上得去!」說完,拔腳就走了。
  我們全都望著他離去,望著他走進掛著有鐮刀錘子圖樣的鮮艷紅旗的門洞。
  「哦,我的天!」法哈里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檢點。他沒去覲見蘇聯大使,倒是 先踏進了美國大使館。要是叫他們看見他從這裡出去的話,他可要麻煩了。」
  我們全部大笑。
  在弗裡敦聽了兩天大會發言。我們準備好去鄉下現場了。清晨5點鐘就把大家全叫了起 來,上街候車。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們原作了兩手準備,怕說好了的車萬一來 不了。然而這一次,真該感謝,我們提出討什麼就有什麼。
  上車往北開,路太不好走,車身晃晃蕩蕩。一路上的景象連東非來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 到。同是窮苦的非洲,儘管見慣了自己國內的落後窮相,卻沒有料到塞拉利昂竟會窘迫到如 此地步。本國雖窮,也不像這樣。
  車抵塞格布韋馬,我們把代表們分作三組,各有分工。第一撥巡查病房,同拉沙熱注院 患者見面。第二撥去民戶田間,見識一番鄉村居住條件,同時抓些老鼠試試。最後一組留在 實驗室聽講診斷拉沙熱的技術。
  當晚,大家在憑臨凱內馬市區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飯菜,同時介紹一下活動 情況。
  就在這幾次大小會議上,代表們湊齊了作為世界衛生組織指導的非洲出血熱處理辦法, 多簡單!省事省錢,又管用,都是以我們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們大家都熟悉的技術為 基礎的。就這類討論大會本身而言,這次會議獨出心裁,異乎尋常,極有收穫!
  珍妮·桑德斯的情況如何?不用說,珍妮是這次大會上眾人矚目的主題人物,珍妮恢復 健康後下久,就返回護士崗位工作。我同喬在6個月後訂了一次機會人探訪珍妮和多米尼 克。兩人已結婚,莊在倫敦南鄧水晶宮附近的一套公寓裡。故友重逢,共享外賣的比薩餅, 邊吃邊敘別情,珍妮說起往啊,總覺得給大家添了麻煩。其實,她靜思當年往事,總也想不 起那段苦痛的經歷。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時常掛念,多受難忘的折磨?珍妮 兩口子現已遷居倫敦西區,已有三個子女。
  塞拉利昂標誌著我個人一生的重要轉折點。我從事拉沙熱項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 間的事。對這個國家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後每年都去那兒一兩次,住上一段時間。有時與 喬同去。每去一次,都發現當地又發生了同上次不同的變化,變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 次,剛到就看出塞格布韋馬變了模樣。但是,對它的變化規模和程度,都是直到當天晚上回 到鎮內時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臨街的一家小酒吧裡坐著,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離去了。一般說 來,街上應該是熙熙攘攘,鄉親們從田間歸來,忙著採購。當地的孩子喜歡擁在酒吧周圍, 圍觀我們這些老外。他們叫我們「pumwe(白人佬)」。爹娘不來趕,是不捨得離開的。坐 在酒吧裡,望哪兒,哪兒都是悠悠晃晃、蹈蹈跳跳的牲口,無主的太多,雞羊更成群。還有 勉勉強強湊乎著上街跑上幾趟的車輛。所有這些構成塞格布韋馬上下班高峰段的交通風景 線。精彩的是司機們的真功夫,瞧他們:個個左轉右拐,前後騰挪,在這一堆活物縫隙中前 進的大好身手。別忘了還有路面數不清的坑坑窪窪。然而,具體到這天傍晚,街上靜得叫人 寒戰。連狗羊也無蹤影,孩子們全都消失。僅有的望得著的不多幾個也是一臉緊張神色。即 使偶而看我們一眼,眼神也緊張。看來就是要出事。空氣凝重、沉重,全然不是因為要下雨 的緣故。
  突然,一輛軍用卡車竄上山坡,開過坐落在一棵大樹蔭裡的警察局面前,驚起在樹上營 案的一群黃肚皮傳巢鳥。等它們再次落下來護寞時,嗽耿聲響成一片。軍車就在我和朋友們 坐著的酒吧面前停住,打車上跳下一名軍官向警察局奔去,像是有什麼必需解決的急事。軍 車上守著幾個穿著完全不合身的迷彩服的新兵,一臉驚恐地望著我們,個個衝鋒鎗在手,長 彈盒上膛。頓時,整個街面上一片惴惴不安的寂靜。大家集中目光,等著看軍車那兒的動 靜。過了幾分鐘,軍官回到車邊,鑽進連廂。軍車起動,下坡,加速,走了。
  「一切太平,沒事了,」我們說道。
  就這樣,靜靜地過了一小會兒,大家好像是約好了似的,一起呼出了一口氣,又都活躍 起來。我們把杯裡的啤酒喝乾,起身走了,沒說話。當天晚上,我還按以前的老習慣,一個 人蹲坐在奧斯汀住宅外面那塊高聳的岩石上。太陽餘熱尚在,暖乎乎的,最讓我感到稱心愜 意了。極目遠眺,望得到潘古瑪山巒起伏處的一輪紅球似的落日,在暮覆裡仍然金光閃閃。 棕櫚樹上百鳥唱和,白鴛展翅飛過一片稻田,歸巢在望了。
  天色已黑,只有伸向凱內馬方向的山坡公路上,一輛顛簸前行的卡車燈光映入眼簾。我 只能進屋,蚊子大多。
  塞格布韋馬的老百姓哪能不害怕。事情真相我們事後方知。頭幾天中午時分,一股反叛 武裝從利比裡亞方向越界入境。他們大多是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一到凱拉亨和科因杜兩處 市集,端起衝鋒鎗就任意掃射。這兩處同塞格布韋馬挨得特近。所以鎮上才顯得空蕩檔的。 實際上,塞格布韋馬人人都躲到叢林裡去了。一直躲到消息肯定,說是危險過去了,叛軍已 被擊退,至少眼前是走了。
  既然出了事,我們這些洋人心情就不太平了。該地區的全部英國醫務工作人員奉命撤 離。這就是說把這裡唯一的一所醫院、也就是唯一的求藥問醫的來源關閉了。臨走之前,英 國外科大夫進行的最後一例手術是截肢,傷者就是那一天在凱拉亨市集上胳臂挨的槍子兒, 大夫沒法保全。大夫人在手術室,心在手術外,比如說能不能走得成啊。因為邊境雖說關 了,緊鄰利比亞既然已是一片混戰,塞拉利昂想控制局勢,制止內亂,成嗎?
  喬同我在塞拉利昂小住期間,原已聽說過叛軍頭頭出於該國本國的一些情況,已向政府 送交最後通碟。但是真情實況究竟如何,那幫叛軍究竟是何等樣人,我們自己不清楚,問別 人,別人也說不清楚。所以我們只能焦慮地等待奧斯汀·登比從達魯聯絡站給我們帶回些消 息來。因為達魯那兒有駐軍,是個基地。奧斯汀在軍隊裡有朋友,他去到哪兒,哪兒就有朋 友。不論是誰,這個人若是有消息可說的活,奧斯汀就肯定能把消息從他那兒挖出來。
  總算把奧斯汀盼回來了,他神情很緊張。據他說,目前事態雖然平靜下來,看來不像能 維持多久。他的意思我們還是中斷我們塞格布韋馬的日程,提前離開的好。
  我們同意他的看法,這裡不可能還像以前那樣太平了。不過,我們還得舉行一次大型晚 會,就在主樓裡。這是傳統啊!人們期望著呢,我們欠他們的情多了。
  於是我們抬掇了平房。把從園子四周採摘賴的花草同棕櫥樹寬大復葉拼合起來擺滿四 周。啤酒當然得買足。隨後是烤山羊,無羊不成宴。買了兩大頭山羊,就拴在樹下。我來來 回回都看見它們,頓生憐憫之情。想到它們即將被宰,實在不忍,更別說下刀叉吃它們的肉 了。
  這次宴會宣告我們在塞拉利昂的日子的結束。喬也好,我也好,今後怕難再來了。塞拉 利昂整個東方省已落入叛軍之手,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慘遭屠殺。一小半人口被迫逃亡, 流離失所。我們只能憑想像,遙望塞格布韋馬遭叛軍踐踏的慘象。項目中心在劫難逃,恐怕 已被擄掠一空。喬苦心孤詣制定的捕鼠滅鼠計劃全完了,鼠族將捲土重來,隨鼠而賴的必定 是拉沙熱病毒。加上房破人擠,難民成堆,情況必定更為糟糕。但是,再想要找拉沙熱病 房、拉沙熱醫生,拉沙熱靈藥,不會有了。下會再看到我們的大卡車跳跳蹦蹦開賴開去,也 不會聽到「拉沙熱、大壞蛋」的歌聲響徹大街小巷了。
  老鼠與花生殼之謎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蟄伏戰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輪番炮火、毒氣和機關鎗射擊的恐怖,還 有一種奇怪的疾病威脅著他們的生命。主要症狀是腎衰竭和出血,二戰期間,這種疾病再次 出現,在挪威和芬蘭兩地服役的德國士兵逃脫厄運的絕無僅有。一直沒人能說清那是什麼 病。只有一點,它似乎在戰爭期間滋生。有人說是細螺旋體疾病,得名於血液中出現長而細 的螺旋體菌,由老鼠傳播。另一種說法懷疑它系某類病毒所致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相同的是 這類病毒群也由老鼠傳播。現在我們已知道的情況是這類病毒多見於歐洲,尤其多見於兩次 大戰時多次戰役發生的地區。那裡戰壕中充滿了老鼠。
  1915年時,在法國的英軍部隊中,首次爆發這類疾病,統稱之為「腎水腫」。在此前 後,東部俄羅斯的港口城市海參威一帶平民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個攻擊點是 侵入滿洲地區的日本軍隊,那是本世紀30年代。當時把它叫作「松花熱」。40年代盛見於 中國,統稱流行性出血熱,不可抗拒地繼續往甫蔓延。30年代以來在斯堪的納維亞,也有 一種類似的疾病同樣著名,稱之為腎耗損性流行病。同亞洲的疾病有明顯的密切關係,但要 輕緩得多。
  這種疾病終於在醫學文獻中嶄露頭角。當時約有3000名聯合國軍士兵得病,美國籍軍 人也不少,死亡400人。這種疾病每出現一次就換3個名稱。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麗 出血熱」。其相同特點,據信還是傳染性質,只是罪魁何在,查無實據而已。
  追索腎綜合症出血熱病因的工作可以斷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擊,其實 化驗,實驗,試驗也是瞎撞,談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種說法是把某種「滲透性媒介」(說 大白話,就是病毒)注入「自願」作試驗的人體中去。說這是蘇聯進行的實驗。日本方面有 同樣實驗的記錄,他們作過這類的實驗,把日本佔領下的中國人作為罪犯抓來向這些人身上 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個名叫邁爾曼(Myrhman)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做了一次更冒險的 試驗。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體的反應如何,結果沒有什麼反應。 他又把從感染病人身上抽出賴的5毫升血液給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沒有因此而得病,是他 幸運: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經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爾·約翰遜和朝鮮同行賀玉李(Ho Wang Le)(音譯)回到朝鮮實地調 查。他們估計傳染禍首該是齧齒動物老鼠,所以從得過高麗出血熱而已康復的病人身上抽取 血清,同島上田鼠體內的腎組織切片配合試驗,以觀反應。看來他的假設是正確的。他們分 離出一種病毒,並以當地的江河命名為「漢堂」(音譯Hantaan)。此類病毒見之於一種名 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烏斯」(Apedemusk  agrarius)  (音澤)的條紋田鼠。其不同 體征為沿脊椎兩側長有金色毛皮條紋。卡爾此舉開創了先例,一時間大家都爭相試驗分離病 毒,美國馬里蘭州弗雷德裡克有一所屬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軍事實驗室,該室的 喬治·弗倫奇(Georgc  French)仿用卡爾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離出稀濃度、低含量的該 類病毒。但是他沒用田鼠作試驗,而是研製出了另一種價格便宜、做來容易、較為實際的組 織培養基。
  我對「漢堂」病毒的興趣始於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終不足以認定它的性質和特 點。明確他說,「漢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組織培養基,科研人員只能到此為止。然而要認定 這類病毒的類型,形狀,大小、結構和其各類近屬,必需能提取到高濃度的病毒才成。合乎 邏輯的後續努力重點,當然是取得足夠應用和認定該類病毒的數量的病毒。有了足夠數量的 病毒,我們才有進行常規診斷試驗的可能,才能擺脫當時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時 候,想要認定一例人體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腎組織切片一起試 驗才行。
  這個問題後來是自行解決的。保爾·普賴斯和卡爾·約翰遜兩人在「疾病控制中心」 「克隆」出一條組織培養基細胞線,取名為「維洛E6」(Vero E6)。這裡說的克隆,就是 將一個單細胞不斷分裂,產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為共同祖先遺傳物質的同樣的單細胞。 此舉果真妙極,像拉沙熱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熱病患的病毒的提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腎 綜合症出血熱自然不妨一試。我們的目標不外乎取得足夠病毒粒子,以供電子顯微鏡下觀察 所需。使用電子顯微鏡時,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專用格柵上,然後,電子射線就能顯示病 毒原形。只要我們摸清了病毒的體形大小和構造,我們也就能分析出這個病毒的屬類來。問 題是一定要高濃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體左右,至少應含100萬病毒。這可是 一大群病毒啊!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濃度的病毒是決不可少的。如果組織培養基 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於我們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最終我 們一定能找到我們想找到的更好的診斷試驗方法。
  我找卡爾想聽聽他對我做的實驗的看法。此時卡爾正準備辭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 作,調去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供職。
  「喬,」他答道,「我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我們想讓『漢堂』在普通『維洛』細 胞裡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難相信它能在『E6』細胞裡生長。」
  儘管他悲觀,我想我們仍應繼續試試。同我們前一陣子一起在塞拉利昂搞拉沙熱項目的 唐娜·薩索負責安排可供我們試驗用的培養基,我們要眼見為實、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 我們預期的那樣繁殖起來不可。我們準備使用的病毒就是卡爾和賀王李從齧齒類運動材料中 分離出來的。一開始,進展極其緩慢,我幾乎有點沉不住氣了。接下去又過了一兩天,卡爾 來實驗室串門。
  「關於實驗的問題,我說得不對,」他自我檢討說。「當然,你應當試試。不能因為 『維洛』沒搞成而把試試『E6』的門也關死。兩者可能不一樣。」
  他這兒句話給我鼓了大勁。同誰比,卡爾都是個精明而十分實事求事的人,在知識面前 從來不弄虛作假,對事業,始終精益求精、鍥而不捨。責人自責,真是最好的良師益友。
  我們花盡心血,病毒堅決不同我們合作。堅持不承認我們的細胞線的存在。後來實驗只 得中止,因為出了細菌沾染。這一下我們被迫另起爐灶,打開冷凍箱,再找齧齒類組織材 料。這次使用的組織塊含病毒量特小。說實在的,我有點兒洩氣。唐娜每次在培養基裡加入 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變戲法似的,一眨眼就沒有了,更別說指望病毒老老實實繁殖了,連 留它呆上一會兒它都不幹。按正常程序,我們隔兩三天換一次細胞營養液。唐娜卻認為讓液 體留在那裡,留多久也不至於有什麼損失,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也許數量一大,病毒會出 現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應比一開始時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發展。但是往組織 培養基裡添加病毒是非常細緻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適,要恰到好處才是。少了不會產生 什麼。多了,病毒自身干擾,反而破壞繁殖。
  這就像果農知道摘蘋果的量該怎樣掌握好,才能每次運往市場時,保證都是帶粉含露剛 下樹的鮮貨。一個科研人員也應該知道病毒成熟該採集的恰當時機。時機是一切。整個操作 過程全仗擺弄自如的熟練能力。好在唐娜是個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誰都沉得住氣,堅持 心之強,沒得說的。
  大多數織培養基只能支撐上五六天,否則後繼乏力。「維洛E6」有反彈力,恢復性 強。我們決定冒一次風險,等上兩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幾天,得搬動一 次,更換新細胞,照行話的說法是轉種或移位。我們自作主張不是沒有理由的。說起來很簡 單,我們認為對這種病毒有個掌握火侯問題,不到時間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討好地 多次換液,反而把它沖刷掉呢?實驗的時間無妨長些,甚至幾周也可,關鍵是把繁殖病毒必 須具備的環境條件盡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撲在上面,想得周全。現在卻仍是誰也說不好。什 麼都長不出來,是完全可能的事。
  每次我們檢查那些感染了的細胞,總能發現細胞上多了一些黃晶晶的物質,粘得牢牢 的。我們等待的就是這個,這說明確確實實有了更多的病毒粒子了。我們當然精神倍增,勁 道十足。我們用新細胞轉種,不斷移位,深恐再發生沾染上什麼之類的意外。
  病毒在發展,我們心中的期望同樣在發展。離我們設想的該把這些細胞請到電子顯微鏡 檯面上讓病毒亮相的時刻不遠了吧。要是幸運的話,從此得識病毒的真相,我們就成了歷史 上首先發現它的人物了。
  一直挨到快半年了,終於這一天來到了。我們覺得全過程該告結束了,於是決定從培養 基的容器裡取出感染物體,放到一種叫做脫水鼓胺的固寇劑中,讓病毒死去,確保進行下一 步試驗的安全。固定劑的第二個作用是穩住病毒的原有結構,在電子顯微鏡觀察時,不至於 變形或失真。一切就緒,我們的電子顯微鏡專家厄斯金·帕爾默(Erskine  Falmer)把我們 珍貴的樣本接了過去。
  厄斯金個子不大,活語不多。連說話也細聲細氣。他在研究病毒結構方面,成績極為可 觀。幫我們進行本項目自是最佳人選。只有把足足化了半年心血的實驗初期收穫,交在他手 中幫我們查清究竟是否成功,才能睡得著覺。終於把材料交到厄斯金的手中了。此時我的心 情說是混身顫抖也不為過,面對最後裁決,怎不緊張,萬一病毒不露面,半年工夫豈不白 干?
  從準備材料上鏡到能上鏡觀察,這是一個需時兩三天的過程。先得用特殊化學品加以固 定,再塗上重金屬,作為病毒的保護層,否則經不住電子轟擊,沒法清晰顯示材料面貌,最 後嵌入硬塑料中,等硬塑料成型。這份材料還得切割成極薄的薄片。上顯微鏡平台供觀察的 就是這些薄片。觀察人員最後看到的並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由重金屬塗層映射出的病毒結 構。
  不安的三天熬過去了。厄斯金已把電子顯微鏡準備妥當。大家都來到暗室。包括唐娜、 厄斯金和我自己在內,一共5個人。有的電子顯微鏡專家生怕分神,往往高掛免進牌,不許 旁人入室。厄斯金瞭解我們的心情,破例了。我們都站在他椅子後面,從他肩膀上方望過 去,盯住綠色螢屏。螢屏上出現什麼也就是電子顯微鏡能向我們揭示的什麼。
  電子顯微鏡兩側各有一個很大的黑色旋鈕,厄斯金抓著轉動了好凡分鐘才把縱向寬幅和 橫向寬幅調整合適。
  我們瞪圓一雙雙不懂行的眼睛,只希望能看出一兩個結果來:要未是一顆病毒粒子的真 相畢露的對稱圖像,要未是密密麻麻佈滿微小凸狀抗原的病毒全身的外廓。我們知道病毒外 殼的輪廓千變萬化,吃不準它會是個什麼形狀。螢屏上出現任何圓乎乎模樣的東西還得仔細 研究它的細微未節。否則只能說它大致上是何種病毒。也許它只是一種砂狀病毒,如同拉沙 熱病毒一樣,都是生存於齧齒動物之中。我們始終同厄斯金一起目不轉睛地盯住電子顯微鏡 的螢屏看,直到把眼睛都看花了。此時,大家都默不作聲,太明白了,看不到什麼病毒之類 的東西了。小小的一間房裡塞滿5副汗流俠背的身軀,像是開始冒蒸氣了。我們緊張得要 命,讓我們能看到點什麼吧。
  什麼也沒有。
  還是細胞。沒勁!就是沒有病毒粒子,一顆也沒有!
  灰溜溜回轉實驗室。怎麼辦?
  不過,我們肯定那裡面一定有東西。
  用螢光染料,看照明顯微鏡,可以看見病毒性物質閃亮得像新英格蘭大霧中的燈塔似 的。現在,我們得提醒自己:對別的病毒來說,濃度只要每毫升液量含1000到10000個病 毒粒子,就能看見堂堂的螢光,但是,在電子顯微鏡下想看到一個病毒的話,每毫升液量的 病毒粒子數決不能少於一萬!
  別無它途。還要提高濃度,取得更大的病毒粒子量。可以使用超速離心器使試管裡的病 毒粒子快轉到沉底。超速離心器可以達到一分鐘十萬轉的轉速。我們一般實驗室的離心器的 轉速概念不過一分鐘5000到10000轉而已。超速離心器可以使病毒量的濃度提高十到百倍 之多。也許,靠這種辦法可以提供足夠的數量。
  是走下坡路嗎?應該這樣看:解決這樣的問題本來就是件曠日持久的事。其次,還有別 的方面也得考慮進去:避免危險,確保安全!對高濃度的病毒進行高速度的離心處理,要冒 很大的風險,第一,全是十足的純病毒粒子,二是離心作用的能量太大。萬一玻璃碎裂,外 洩的將是充滿感染物質的煙霧氣體。為了小心起見,非得在第四級病毒實驗室裡試驗才可 靠。唐娜的保護措施一是宇航服,二是她的老到經驗。雖說是風險,只要考慮周全,心中有 數,她心甘情願地覺得值得一冒。
  平時常說的一線希望的一線兩字用在這時,太確切了。事到如今,怎麼說也不甘心就此 罷休。又過了好幾個星期,這才出現我們想得到的小小「屎粒」,小得幾乎肉眼難以看見, 就在試管底部粘著。看來這就是超速離心器發揮功能作出的貢獻了。取出來的微型「屎粒」 放入脫水敖胺中精心保存。下一步又得看厄斯金的了!
  給小屎粒作好上鏡準備,共花三天時間。待到萬事齊備,他仍請我們現場觀察。
  我們再度來到厄斯金的電子顯微鏡的小小暗房。當時剛過晌午不久。大家睜大眼睛向厄 斯金在螢屏上掃瞄出來的圖像張望。他先後有序地把加工好了的材料切片,依次放上鏡台, 不斷旋動顯微鏡旋扭,搜索圖像。一個針尖大小的病毒足以以十億、百億計數,何況我們的 針頭太小了。只要少掉一點點,就完全可能失之交臂,錯過相逢相識的機會。厄斯金的工作 是審視每一平方毫微米(即纖,等於10億分之一)的品樣。無論如何要設法找到哪怕只是 一個病毒的外罩(外殼)。哪怕只是病毒膜片上突出的一丁點尖端也行。病毒的直徑大致在 20到250毫微米之間。一個毫微米即10-9米,可想而知掃瞄搜索花工費時,我們幾個,只 能瞎捉摸厄斯金可能看到什麼了。
  厄斯金辦事向來按部就班,細緻認真。說好吧,也真叫好。可是,有時拘泥細節,一絲 不苟,嚴格得讓人實在受不了。但是,他的這些方面,卻正是一個電子顯微鏡專業人員必需 具備的基本素質。要知道,一次放像就會出現千千萬萬、五花八門的大小形狀,而其中大部 分與搜索主題無關或關係甚少。然而對每一個線條彎彎曲曲得難以名狀、甚至簡直一團糟的 形狀,都不能放過,一定要捉摸、細查、深究,認準確非我們苦苦找尋的病毒之後,才能放 行。有時候可能只出現病毒粒子的一部分,因為另外部分已遭破壞。即使真正的病毒完完全 全站在面前,也需要真正懂行的專家才能識別。我們雖在黑暗中站著,而厄斯金正在忙著把 所有排列成都像是病毒一家子的那些魔幻形象、七扭八歪的細胞模樣和細胞碎塊逐一清理剔 除。
  又過了一會兒,大家發現厄斯金盯著我們其餘這些人都茫然不知的什麼東西。我緊張得 連大氣都不敢出,因為我能感覺到厄斯金這次真是見到了我們朝思暮想的光輝聖盃了,他集 中注意力,正在接近它,準備好,只等遠近一合適,就照相。這時,他抬起頭來。
  「這裡肯定有些病毒的模樣。」他說道,說得很慢。「興許有門兒。」
  我像是聽到了大家的脈膊齊步砰砰猛跳,也許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
  「幫幫忙,厄斯金,」我懇求道。「讓我們大家都見見。」我真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站 不住了。
  我忘了厄斯金不是肯隨便被催促的人。他先得自己認準了,然後才向我們大家公開。
  又過去了幾分鐘,他喀咯扭開了螢辟,讓我們看圖像,自己親眼看。
  「花生米。」我脫口喊道。
  我們都是第一次看到病毒的這副模樣。
  厄斯金望我一眼,顯得心情並不輕鬆。
  「說實在的。我認為這是班尼亞病毒,我不能絕對肯定。此時我且把它放在那一家族 裡」
  班尼亞病毒屬包膜類病毒。其外膜並非自生,而是來自擄掠。當它感染細胞時,同時割 占部分細胞體質,用以裹作外衣。包住核心周邊。病毒本身所有,僅此而已。包膜通常呈圓 形,在為上鏡加工切片過程中多次拉扯移動,最後在電子顯微鏡中顯像時,外形變化多端, 包括此時此刻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花生殼模樣。
  照理說,按圖索驥指的是一定的模樣,說明一定的種類。病毒的形狀自然是病毒類型的 標誌。如果厄斯金估計沒錯,確是班尼亞病毒,那也可以說是我們找到並親眼得見的屬囓齒 類所有班尼亞病毒的首例。從此「漢堂」有了可以歸屬的自己的病毒群(類)。
  腎綜合症出血熱患者的血樣,以前都拿我們已掌握的班尼亞病毒類試過,卻未發現有任 何反應,這說明厄斯金現在抓住的這一種班尼亞病毒的結構和化學成分同我們迄今為止已經 掌握的種種班尼亞病毒都不一樣,當然,班尼亞病毒種類很多,新的還在不斷冒出來。但 是,都屬於動物病毒這一點是肯定的。
  這樣說來,我們解開了部分疑團,又把握住了一種在世界許多地區導致嚴重疾病並造成 死亡的感染。同時我們也證明了唐娜研製的、經她長期反覆實驗改善了的組織培養基確實可 靠有效,即使在今天,仍無愧為採集「漢堂」病毒和繁殖診斷用抗原的標準方法。這類新的 病毒也因此得以以朝鮮江河命名。賀王李和卡爾就是在那兒附近捕得當時終於分離出這類原 始病毒的鼠類的,正是有了唐娜的這一套培養方法,全世界才得以分離出和採集到成千上萬 種病毒。「漢堂」類病毒逐步揭秘,對它們基因構成的瞭解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因此而得以 研究出一種又一種的接種疫苗。
  從小小暗室中的初次會面起。連續幾個月,我們忙於給同行們通報,把潔淨的病毒和細 胞線分發給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比利時、法國、英國和日本的同事,他們那裡 也在進行這方面的類似研究。
  說句帶諷刺意味的話,要是這些科研成果晚發生十年的話,我們肯定不會如此慷慨大 方。我們會申報專利,把分離病毒的方法據為已有。即使這些方法同美國政府實驗室又經改 進的新措施相比顯得過時,也總還是版權所有、仿用必究。
  1982年仍然是另一個年代。科學方面共同合作和互相協助的精神在全世界許多實驗室 之間仍然閃耀著光輝,至於夠不夠應有的亮度,那就不去說它了。
  埃裡克·杜爾倫(Eric Dournon)是一位傳染病醫生,自己在巴黎設置了一個小規模的 實驗室。雖說經費短礎,人手不足,成果卻不少。埃裡克是第一位研究並發現退伍軍人病— —肺炎的科學家。1980年時他曾到「疾病控制中心」訪問。我建議他更上一層樓,一定在 法國範圍內找一找腎綜合症出血熱。我感興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間在皮卡第(Picardy)戰 壕裡出現過的腎水腫疾病,想找一找如今還有沒有類似的這種疾病。
  埃裡克同我成了摯友。他是法國人,個子不高,深色頭髮,深色皮膚,天生一副高盧人 的英姿。他做事敢闖,天不怕,地不怕。拿他後來教我在科西嘉水域戴著氧氣面罩潛游一事 來說吧,方法簡單得出格,但很得要領。他先給我說說要點,大概前後花了10分鐘吧。接 著就一下子把我推進水裡。他說他也是用這種方法學會的,他性格多面,智力極高。他可以 邊坐著釣魚,邊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有意思的是他並不意在引魚上鉤,而是借此機會動腦筋 思考他的問題。所以,他基本上是空手而返,一魚不獲。不管怎麼說,這一點我們兩人有共 識!釣魚是一門哲學,不是運動。
  經過一番意見交換,雙方同意,由埃裡克在法國找找症狀較為輕緩的這類病症,比方類 似斯堪的納維亞出現過的那些流行性腎病。據已知情況,俄羅斯大部分地區也多有這類疾 病,致病恨源是齧齒類一族,叫肝的一種大田鼠,有個學名叫Clethrionomys,讀起來是克 裡斯裡奧諾密(音譯)。其狀紅色體小,頗有逗人喜愛之處,其所以得名河岸田鼠,因舉凡 歐洲各處河岸和樹籬所在,必有這些者鼠的蹤跡。
  埃裡克的條件是暫不敲定,由他尋找起來再說,只要是差不多的就成,並不一定要同朝 鮮和中國的完全相同。後兩種的症狀要厲害得多。
  埃裡克離開亞特蘭大後,對這個新問題十分熱心。他本來愛東張西望,捉摸各類新的疾 病,我提出的腎綜合症出血熱對他正是很有意義的挑戰。
  大約過了4個月,埃裡克給我送來一組血樣,說是從他在巴黎護理的病人身上採集的。 病人得的是急性腎衰竭。據埃裡克說,病人原是個辦公室職員,在號稱香擯之鄉的中心地區 蘭斯(Rheims),自己置了一所別墅。這是個小村落。這次是他去那兒過周未得的病。問 他時,病人答稱在那兒曾劈過木柴。地點是在穀倉裡。那穀倉關閉了有一段時間了。回來後 三個星期左右,他開始發熱,發冷,肌肉痛得特別利害,尤其是後背部。於是看醫生,住 院。接著出現尿儲留,正好那位腎病專家是埃裡克的好友,他早就由埃裡克打過招呼,注意 一下法國有沒有腎綜合症出血熱這類疾病。所以他馬上找了埃裡克,還採集了血樣。看來病 人得病的唯一原因就是去鄉下過了一個周未,一下子成了法國首例由實驗室確證的腎綜合症 出血熱患者,一種不受歡迎的盛名。(幸好沒有付出生命的代價。最後他還是完全康復 了。)
  血樣一到亞特蘭大,唐娜就用我們新的抗原作了試驗,等結果出來,她跑來找我讓我 看。
  「抓住了。那位法國人是陽性,」她說道。
  埃裡克果然又一次獲得世界第一。
  其實此事剛剛開頭。埃裡克和他另一位同行朋友想查個究意,專門跑到那個致病的穀倉 去打探。他們的意思是要抓幾隻老鼠回來好弄清楚有沒有感染源存在。他們進穀倉時沒有穿 上防護衣罩。他們小瞧了這個問題的兇猛程度,一定以為:晦,不過是個破爛穀倉罷了。再 說,這裡是法國。要是戴上什麼面罩之類,豈不讓左鄰右舍笑掉大牙,笑我們全是瘋子。
  但是跑這一趟該做些什麼,他們倆是懂得的,至少他們自以為是懂得的。他們準備了5 副捕鼠器,是專門為了捉活的設計的,目的是為採集活體材料。安裝妥當以後開始搜索鼠類 出沒的證據。前後停留的時間在20到30分鐘之間,第二天為了看捕鼠結果又回去了一次。 運氣不好,5副夾子都空空如也,不一定是倉內無鼠的原因,而是老鼠拒不上鉤。剛返回巴 黎,埃裡克和他的朋友都沒有事。雖說白跑一趟,也沒有惹事,問題出在三星期以後,正好 21大,一天不差。埃裡克的朋友犯病了:發燒,極其厲害的肌肉疼痛,還有頭痛,特別明 顯的是眼睛後部,尤其痛得受不了。他自以為或許是感冒,一種流行性感冒。過幾天,症狀 還這樣,他就找埃裡克來了。
  兩人一見面,不用多說就認為朋友有可能感染上了「漢堂」病毒。結果確實是腎綜合症 出血熱沒錯,好在病勢輕緩,他後來全好了。我和埃裡克由此認為法國的這類疾病並沒有同 北歐的流行性腎病不同,後者的病勢來得也緩,也不重,通常較為平和,極少因得病而死亡 的。
  1982年春,我在西非跑了一圈,打算束裝回國。西非同美國之間直飛的航班大少,沒 有辦法,只能繞道歐洲回來,於是有了在巴黎同埃裡克小聚一兩天的機會,重點談談穀倉事 件的過程。我們決心勝過這些囓齒小傢伙。既然埃裡克的朋友有此遭遇在先,我們二度進倉 時心中豁亮,免不了有點兒緊張。得病的原因除了進倉走動揚起的塵土之外,還能有什麼? 從俄羅斯和遠東方面的證據看,「漢堂」感染的天然途徑可能是煙塵霧氣。也就是空氣感 染。這一條同其它類病毒出血熱確是鮮明的區別。
  這次有了上次的教訓,不能再蹈覆轍,決定戴上防護性呼吸面罩。為了捕捉和處理這些 囓齒傢伙,我們搜羅捕鼠器和別的一些必要材料。
  我們知道非得倍加小心不可。可以肯定說,如果兩人戴了防毒這類面罩,一進村就會引 起周圍鄰居警覺,連馬上報警的可能也不是沒有。我們正大光明,心中無鬼,別人看在眼裡 難免瞎想我們行動詭秘、不懷好意。所以我們想,還是應該盡量不招搖、盡量放低姿態的 好。
  頭天晚上,我們從巴黎駛抵該村,找了一家小得可愛的旅舍住下,隨後是土釀香擯伴食 法國飯,真正鄉村風味。為實地查訪需要,也該來上點這一類的色彩吧!
  一宿無話,等天剛破曉,我們就駛往穀倉,停好車。像執行絕頂機密任務的間諜似的, 把行頭該戴的戴上,該穿的穿,行動迅速,悄無產息,拎起盛捕鼠器材的盒子就往穀倉裡 溜。偵查和放籠工作開始,沒有發現有誰在埃裡克兩人之行後來過的跡象。
  那就更好了,我們想。
  在穀倉裡我們大概忙乎了40分鐘。
  事畢,出門前,埃裡克還探頭出去,先察看一下四周動靜,沒有人。我們原本估計不會 有什麼人。因那時才不過6點半,而且是星期六早晨。我們把換下的保護服裝塞在一個口袋 裡,打算燒化處理。手套都經過特殊的消毒處理放人另一個容器另行處置。這些事情辦完 後,開車回旅館吃早飯。我們裝出一副講究保養的鍛練迷模樣,讓其他的寄宿旅客相信我們 是晨練歸來。說也是,這一趟秘密活動圓滿結束,精神反而更顯煥發,乘興又去拜訪了當地 若干官員和醫生。當然,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們感興趣的還是希望他們提供疫情和病例。有 幾位認為他們見過這種病的患者,就是不能肯定而已。後來在我們建立了普查網和開展抗體 調查活動後,才肯定本地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病情也是很普遍的。
  當天晚上,天色暗下來以後,我們又去穀倉跑了一趟。這次,埃裡克在外面望風,我鑽 進去回收鼠籠。我剛進門就感到真棒。至少逮住了一隻活的。這等於說我非當場動手不可, 而已就在這個穀倉裡。但是,我還得溜出去把必要的裝備和家什取來,才能開始工作。等我 把必要的採集材料弄好,就用帶來的乾冰容器裝好。
  這一天的收穫真不壞!我們還是貪心不足,又架起鼠夾,決定下一天早晨再來一次,看 能否多帶些成果回城。
  這時候,又該我們美餐一頓了。同在非洲灌木林裡搞流行病學相比,這裡就多了這些優 越性。
  第三天一早我們照老規矩重新來上一遍。只不過兩人倒換角色,我把門,他進去。這次 的捕獲比前多了兩隻。在其中一隻的身上,後來終於找到了「漢堂」病毒的抗體,現在我們 可以肯寶它們確是病毒攜帶者了,雖說我們未能在這些鼠身上分離出病毒,別人成功了,也 是科學家研究的共同成果。芬蘭的同行分離出歐洲病毒,根據第一次分離成功所在地附近城 鎮名字命名,現在稱它為普馬拉(Puumala)。找到這種病毒的過程同「漢堂」相比還要細 致複雜,在組織營養基中繁殖的難度也大多了。
  什麼東西使我們對我們現在工作中著眼的地區具有如此之大的興趣呢?原來法國這部分 地區有著早期人類在歐洲的若干定居地的殘留。我不禁聯想起在這種病毒進入第一次世界大 戰戰壕前兩千年,那時是不是也對羅馬軍團產生過感染?感染的情況又是怎樣的?我們現在 的自信心大多了,認為20世紀初那些醫生們高談闊論的肺水腫,想必定是腎綜合症出血 熱。沒有出問題,很清楚,我們的謹慎預防措施起了作用,或者我們運氣好吧。
  埃裡克在以後的幾年中又成了發現法國賴姆(音譯)(Lym disease)病的第一人。再後 來就逐步逐步轉到治療和研究艾滋病病人方面。後來他就去世了。去世得太早,太突然。離 我們穀倉之行,才短短十年。對法國科學,對埃裡克全家,對我都是極大損失。
  四年後,我又回頭來追索攜帶病毒的老鼠的問題。這次是在中國境內。中國出現兩類腎 綜合症出血熱病毒。一種稱為漢城病毒(SeouI  Virus),相對來說,熱緩病輕,由家鼠傳 播,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區。另一種專門襲擊鄉村地區,病情嚴重得多,死亡率在5%一15% 之間。己知這種疾病比起其它出血熱來,發病不是很急,而且造成出血的情況也不經常。然 而,只要一出血,就會滲流入腦。而且用不了多久,對神經細胞的損傷是無可救藥的,最 後,必死無疑,這種病毒同我的實驗室第一次分離成功的「漢堂」病毒是相同的。
  傳播「漢堂」病毒的罪魁禍首、學名叫作阿波德漠斯一阿格拉留烏斯(ApOdemus agrarins)的小小田鼠,脊柱兩側有著金黃毛皮的淡色條紋,是半水生動物,多繁殖於河溪 岸畔。灌溉溝渠近處也多。尤喜稻田。在感染幼鼠這個特點上,「漢堂」病毒和拉沙病毒一 樣。幼鼠攜帶病毒終生不受其害。
  中國多的是生活得美好、長得肥肥的田鼠。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裡的水稻田里全有帶感 染病毒的田鼠尿液。
  我聽說,感染發展的結果是腎綜合症出血熱,已經官方列為中國第二重要的病毒性疾 病。情況更糟糕的是肝炎。
  1985年後期,蘇同幾名中國同行共事。她們在腎綜合症出血熱已發展成大問題的浙江 山區調查過一段時間。但是我們還要保證原來手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得以繼續進行。所以 1986年秋,我們再來中國。秋春兩季是腎綜合症出血熱高峰期。正是兩季稻熟收割後的時 間。我們懷疑稻收和發病有關聯是不無道理的。然而,奇怪的是,發病的症狀和嚴重程度, 春秋兩季卻各不相同。對這種差異還未能提出一個圓滿的解釋。
  我和蘇在進行調查過程中有第一醫科大學的壓(音譯)教授和流行病學專家葉偉堂(音 譯)作伴。葉以前曾同蘇共過事。我們對老鼠的追查始於上海,我們是坐船順江南下的。
  由蘇來講以下的故事。
  碼頭一側鬧轟轟的。我們由人領著穿過亂糟糟的人群,進入「頭等」艙。我上下望了一 眼心想:這算是頭等艙的話,二等艙和三等艙又會是什麼模樣呢?兩張上下鋪擠在大約10 平方英尺的一個空間裡。床上鋪的一套臥具看來在過去三個月裡從來沒有換洗過一次。床之 外只有一樣擺設:一張小桌子。之外,就連放我們兩個捍起來的盒子的地方都沒有了。有一 只盒子裡放了一台血小板凝聚儀,還有一隻盒子裡的小型自動血液學機器是要給天台醫院 的。
  我到過世界好多地方,從來沒有見過像這裡這樣完全無法使用的廁所。第一是男女不 分。按我的想法,男也好,女也好,誰也不會願意挨近這種廁所:惡臭沖天,令人作嘔。甚 至你得躲開廁所所在的這一部份船區才行。從廁所門道裡竟然還會向外直冒叫我難以說出口 的髒物。我當時就決定停止流體入口。到晚上,我剛爬上床躺下,馬上感到有什麼東西向我 身上爬來,床上不只是我一個人,別外還有很多蟑螂!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怕我調整不過來 時差,臨行前「疾病控制中心」為我準備好一片安眠藥。
  讓自己昏睡!我拿定主意,要想熬過這一晚,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二天一早,船抵浙江省東部沿海一個港口小城。我正處於催眠初醒後稀里糊塗、神志 恍餾的狀態之中,一直未能弄清自己所在方位,甚至當地叫什麼名稱也沒有記住。下船以 後,有人領著我們上了一輛小車,在高高低檔的公路上,開了好多英里。後來越走越進入山 區。第一個目的地是天台,位於浙江群山之巔。1987年那時,這個城市裡,小汽車還是很 希罕的。擠在狹窄的街面上,小汽車同自行車、大車、拖拉機,主要是與行人爭道。人真 多:我們只能慢慢挪動,人們就擠過來,把鼻子壓在車窗玻璃上,滿臉驚奇地向我們張望。 在天台,人們幾乎沒有見過白人。所以,我想,那種感覺真像自己是動物園裡剛進籠子任人 觀傻的新展品。
  我們被帶進醫院。發給我們帽套、口罩、罩衣等,穿戴好了,然後由醫院的醫務人員領 著,一行來到病房。
  「一層樓的病人害的都是腎綜合症出血熱。」我們的嚮導解釋道。「兩位想看看哪一期 的病況?」
  按規定,出血熱性質的腎綜合症分作5個階段。我自然表示想從頭——初期的看起,我 們剛要開始舉步,突然都讓靠邊站。原來是一個病人過來了。她全身扭曲得不像樣子,卻又 是一段段僵挺筆直。兩腋下由一個醫護人員雙手托住,從過道上一路急沖沖在我們身邊擠了 過去。這就是中國:連輪椅也是奢侈品,不置備。
  我們來到第一間病房。
  「這是初期,」有個領著我們的人說道。
  這間房裡的每個病人果然都有這種疾病初起階段的典型性症狀:發熱、雙頰潮紅,雙眼 窩四周腫脹。讓張開嘴和上舉雙臂,口腔和腋窩都可以看到瘀斑,也就是輕微出血引起這兒 那兒都是的微小的紅色斑點,那就是血小板受到損害的結果。
  緊挨著的一間病房裡住著二期病人:全都處於休克狀態,我們剛才看到被匆匆忙忙攙扶 著送進來的那個男人,也在這裡。謝天謝地,他現在躺下了。第三間屋裡是三個病人,屬於 第三期,喪失了腎功能。
  我們最後進去的是四期和五期病室。那裡的病人屬於恢復期。比如說,有些四期病人的 腎功能不全,尚未完全恢復。運氣好的話,能進入第五期,病況開始穩定,健康轉好。
  像這樣的情況我從來沒有想像到:整個一層醫院樓面,事實上全部作為一種傳染疾病的 病房。我對中國醫生所進行的努力,表示極大的敬意。他們對這個疾病十分懂行,迅速診 斷、採取措施,減少了死亡人數。
  那天晚上,他們招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晚宴,宴會設在一座古廟裡,是佛教徒準備的 飯菜,他們都是吃素的人,每道菜都取了飛禽走獸的菜名,卻都是用素的材料,藝術加工而 成,作出豬肉塊、雞腿、鴨胸脯肉,諸如此類的模樣。我們都嘗了,而且靜靜的盡興地吃。 喬也算得上是一個美食家,那天晚上他什麼都嘗了。走回我們往處的時候要穿過一個同廚房 連接的院子。廚房開著。我剛張望一眼,就看見有兩隻老鼠從地板上跑過。
  啊,對了。念佛的人是不殺生的,老鼠也不例外。我們心裡稍感安慰的是這裡不像西 非,我們知道我們不會被餵食老鼠肉。我們只希望我們剛才所吃的所有食品都烹煮充分,不 至於還有什麼「漢堂」病毒存在,讓我們得到感染。
  從天台出發,折向西行。下一站去江都(音譯)。這座城市座落在江邊,靠著為新建大 型水力發電站而築起的大壩。大壩攔住的就是有名的的千島湖。實際上,這些哪是島,都是 小山坡的山頂而已。在本地區遭洪水的時候,這些山坡部被淹沒了。
  第二天,我們去附近的村子轉了轉。那裡有好多人得了腎綜合症出血熱,這一次陪同我 們的嚮導是徐志毅(音譯)。他是一名病毒性疾病專家,特別專長肝炎和腎功能出血熱。他 曾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多年,發表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是一個心情開朗、受過 高等教育的人,說得一口地道的英語,然而他完全是在國內學的。可惜他和許多我們的中國 同行一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吃了不少苦頭。
  剛收割完畢的景象,觸目畢是,都在面上擺著呢。眼睛望到哪兒,哪兒地上都鋪著待晾 干的稻穀。地裡,路上鋪不下了,乾脆就把稻穀晾到公路上去,故意迫使小汽車從上面駛 過,省了他們脫粒的力氣。連你走進屋裡,看到的也是從地面高高棵起的稻穀。要是你湊近 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淺淺的老鼠腳印。又是老鼠!我們沿著河面走下去,過了一座搖搖晃 晃的橋,河那邊有幾座緊挨著的房子。據說那裡有好多腎綜合症出血熱的病例。
  我們繼續沿河走去,走過幾個正在樂呵呵地把人畜糞便舀進簍裡、運往田間作為肥料的 人。河的盡頭是最後一個居民群落,一共是二所宅院和幾間破屋。我們向房主人作了自我介 紹。能夠同我們對話的只有一個老人和兩個剛成年的小孫子。他們自己說已經成了親,但是 我們沒有看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影子。
  「我們家有五個人得了腎綜合症出血熱住院了,」老爺乙一臉實話實說的樣子。腎出血 熱綜合症在本地區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一戶人家即使有這麼多人得病,在眾人眼裡看來,顯 然還並不是出奇的大事。我們向房子周圍看了一眼,果然,老鼠洞到處都是。
  我們問老爺乙,有沒有想個辦法把這些老鼠搞掉。他用當地方言講了一大串話。我們等 著徐給我們翻譯。
  「他說他想過」,徐說道。「他下過藥,但是反而把豬和貓毒死了。」
  徐完全知道老人說話的意思。
  「問題就在這兒,」他解釋道。「幾年前,我在安徽省工作。那時爆發了一場腎綜合症 出血熱疫情。政府正決心用毒藥滅鼠。只有一種辦法可行。凡有老鼠的地方,都堆放拌了毒 藥的稻米。這些稻米都染上了桔紅色以資識別,每堆稻米旁邊都有民兵守著。他的任務是把 孩子、豬、鴨、狗、兔子、貓,一句話,凡不是老鼠的活物全趕開。中國有的是人,所以不 怕沒人應差當民兵。」
  回到當地的防疫站,這是中國的叫法,也就是我們國家的保健部門,我們就怎樣才能抓 到活的齧齒動物進行了一番討論。之所以要抓活的,一是可以育種,二是可以採集病毒。如 果我們想要弄清楚春秋兩季發病的原因,唯此一途可循。而且還可以同時弄清楚為什麼每個 病例情況都不同的原因。
  討論還在進行,忽然講話的聲音提高。對於我們不講中國話的人來說,中國話的聲音在 大多數場合裡聽來,都好像喊叫似的,而且一說話就會熱烈爭論起來。我要求為我進行翻 譯,結果剛才這麼長的一番爭論,實際內容竟然簡單得令人驚訝。
  「想把老鼠抓住看來是不可能的,」有人說道。「馬大夫說他沒有辦法。」
  馬秋榮(音譯)是個胖墩墩的圓臉漢子,是個下現場的調查員,專職捕鼠和捕後處理加 工。
  問題在哪兒呢?是抓老鼠太難了嗎?
  不。問題並不在這兒。
  是老鼠不多,抓不了多少嗎?
  不。也不是這個問題。老鼠多的是。大家剛才都親眼看見了。
  能活捉嗎?
  能。沒問題。
  「老鼠夾子夠不夠?」喬問道,他越聽越弄不懂了。
  「夠,」馬大夫說道。
  老鼠夾子也不成問題。得,那是你們認為抓不抓老鼠無所謂?我們問道。
  不是,他們認為抓老鼠非常重要。
  這一場沒有結果的對話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馬大夫通常說話不多,現在卻滔滔不絕說 個沒完。突然他從椅子上跳起來,進了另一間屋子。回來的時候手裡提了一個老鼠籠。這是 抓活老鼠的捕鼠器,是個鐵絲寵子。從模樣上看,挺管用。實際情況也是。
  這個時候,我們的中國同行開始計算:每隔五米放一個鼠籠,要放的地方這麼多,有這 麼多夜晚需要放鼠籠,等檔檔檔。看來擺放鼠籠也得有一個像樣的計劃。
  這樣能辦得到嗎?鼠籠夠不夠?我們問道,我們仍然糊塗著呢。
  能,當然夠他們說道。沒問題。
  是啊,那麼問題在哪兒呢?
  用心算,很快算一算。我們就明白了。在我們大多數的調查中,我們一般使用滅殺性的 鼠夾子。這一類滅殺性的鼠夾子,一卡車可以裝好多。然而在中國,這種鐵絲鼠籠體積大, 只能一個一個地架起來,要防止它們傾倒。可是,它們做得相當歪歪扭扭,往往擦不穩,即 使螺起來了也搖搖晃晃。要完成捕鼠任務的活,就得一車一車地連著運這樣的鼠籠。費用之 大和後勤的困難,使得這種做法完全不實際。我們對自己能夠幫得上忙感到很愉快。我們報 告了「疾病控制中心」,他們聽到我們的報告後,能夠承擔提供滅殺性鼠夾,數量之多怎麼 用也用不完。
  捕鼠器看來是個關鍵。第二年春,田野裡擺滿了捕鼠器,捕獲驚人,棕色大家鼠和田鼠 都有。田鼠多於家鼠。經過實驗以後證明只有野鼠的尿內含有病毒。十月和十一月兩個月內 又放了一次捕鼠器。這次實驗的結果,卻是家鼠成了主犯,而不是野鼠。這就是為什麼春秋 兩季發病情況不同的原因。如果中國人希望能夠研製出一種有效的疫苗,他們就得對付兩種 不同的鼠種。這一點弄明白以後,中國的科研人員開始動起手來。臨床實驗正在進行之中。
  在美國,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康尼·施馬爾約翰(Connie Schn1aljchn)研製 出一種疫苗,證實用之有效。他用的是遺傳工程的辦法,在解開「漢堂」病毒分子結構之謎 方面,康尼是個先進人物,公認為這方面的學科領頭人。康尼在工作中同一位病毒學家喬 爾·達林波爾(JoeI    Dalrymple),也是他的導師,密切配合。喬爾也是一位這類病毒的獵 捕人,可惜也是因為抽煙過多,於1990年過早地去世了。死得很突然。煙草無疑比出血性 熱病毒危險更大。
  疫苗的研製還會發展下去,像雷巴抗病毒素作為一種治療手段的出現大大減少了這類疾 病的死亡率一樣,也會給腎綜合症出血熱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已經讓這類病毒暴露於光大比 日之下,一直跟蹤追擊到法國香擯之鄉,後來又圍剿於中國的浙江。它已經不再是當年我們 非得繞半個世界才能抓住的第一種病毒了。然而並不是每一種病毒都會輕易地暴露出它的秘 密的。這一點,喬比准都知道得清楚。下面喬將說說拉沙熱侵入芝加哥的故事。
  拉沙熱侵入芝加哥
  1989年1月13日下午,眼看就要下班了。阿茲基韋(Azikiwe)還一動不動地在芝加 哥辦公室裡坐著,審閱面前的一張藍圖,電話鈴聲響了,是妻子維羅妮卡(Veronica)打來 的。上班時間妻子極少打電話來。再說估計孩子們都已放了學,一定也到了家。對付6個往 往吵得不可開交的孩子,夠維羅妮卡忙的,根本騰不出手來打電話。維羅妮卡的聲音聽上去 明顯地心慌意亂。
  「阿茲基韋,」她說的是一口輕快而有節奏的西非英語,「你媽媽出事了,瓦萊裡亞 (Valerie)來電話說她的病來得突然,已經去世了。」
  一下子他像是腦子裡抽空了血似的。他是聽錯了?她是這樣講的嗎?他媽媽從來沒有 病。事先毫無跡象,一點兒也沒有。阿茲基韋最近還在考慮是不是該把父母接到城裡來住一 陣於。他們從來沒有見識過美國。真不像話,孫兒孫女們差不多要把爺爺奶奶的模樣忘了。 男孩子中的老大老二,奧格比捷勒和奧那克西對奶奶還有點模糊印象,其餘四個孩子年齡實 在大小了。
  阿茲基韋明白自己不能在辦公室裡痛哭流涕。也沒有這個時間。他拿起電話,向老闆說 明情況,要求准予請假。接下來就是訂機票,經紐約飛往尼日利亞拉各斯,第二天下午就動 身。說實在的,他真怕出這次門,不僅因為這一路上內心痛楚,而且即使心情很好,旅途的 艱難困苦也很夠受。拉各斯的機場他歷來瞧不起,腐敗低效,在全世界不數第一,也數第 二。此外,他還得在雙車道的公路上,在發瘋一樣奔逐的車輛群中跑上好遠一段路程。路況 太差且不說,警察還層層設卡,全程都是路障。不過,不管怎麼說,他還得硬著頭皮回家跑 上一趟。
  果真如此,一路上吃盡了苦頭,他擔心的全兌現了,好在到達拉各斯機場時,行李一件 不缺。他給全家都帶了禮物,原以為多少要少掉幾樣,卻全在。接下來就是六個小時駛往貝 寧市(Benin  Ciiy)的公共汽車行程。從貝寧再往前走兩小時,到埃克波馬(Ekp0ma)也 得坐公共汽車。那就差不多到了老家的村子了。按規定講,汽車既然跑的是長途,就應該保 證座位,安裝空調。實際情況是擠得不得了,三人一排的座位擠了四個人,通道裡還站滿了 人,不用說,空調無聲無息無感覺。開車的司機不要命似的,在互相躲讓的來往車輛奔逐 中,幾乎一路上腳始終沒有離開過油門。整個行程如此折騰,顛簸,噁心嘔吐,好幾個乘客 真正得病了。但是,個個都出生於非洲鄉下、為生存而掙扎、早就煉就一副吃苦耐勞的本 領,沒有人發過一句牢騷。
  司空見慣的警察設卡尤其使人煩惱。車輛想繼續前行的話就得塞錢。最後終於到達貝寧 市時,阿茲基韋深深感到上帝保佑的恩情,才能身體完整無缺地走下車來。他最後的一段路 程是靠一輛日本尼桑車來完成的。車體容量要小得多。乘客多是些從集市上回家的娘兒 們。光是人就擠得一點兒空地也沒有,甭說還得把他們帶的東西塞進去:像香蕉葉編織的雞 鴨籠於、發酵用的成袋木薯粉、裝著辣椒面和辣椒油的瓶瓶罐罐,還有就是深黃色的棕桐油 了。很多婦女帶著睡著了的孩子,都用花花綠綠的布兜兜捆在背上。也只有小娃娃在這樣吵 鬧的聲浪中能睡得著。在非洲鄉下旅行,忍受吵鬧嘈雜是必須要學會的本事。在馬達轟鳴聲 中,人人總是不斷他講話,不斷打手勢,盡量讓對方懂得自己的意思,還得提高嗓門,壓過 嚇得亂蹦亂跳的牲畜的尖叫聲。
  阿茲基韋終於來到了埃克波馬,他不斷伸胳臂踢腿,恢復全身平衡。儘管此時他已經筋 疲力盡,總還是滿心喜歡,沒想到能夠順利來到家門口。他四處張望,想找到能帶他返村的 人。他老家的村子名字叫做伊山(1shan)。它在埃克波馬的眼裡變得同他上次來時不一樣 了,顯得出奇地陌生,要說這裡他來過上千次也不止。足足有好幾分鐘,他沒看到一個熟 人。他一時好像不知怎麼辦才好,有點兒手忙腳亂,說不準還有點兒恐懼。兜了好幾個圈子 以後,好不容易才發現一個朋友,同意用摩托車帶他回家。他們把他的大包小包寄存在一個 可靠的地方,準備讓他的一個兄弟再跑上一趟來取。
  一踏進老家的屋門,悲喜兩種矛盾的心情同時升起。他無意識地要找自己的母親,隨即 猛醒過來,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他此生再也見不到他的媽媽了,總算還有全體家人在,可以 說一些互相安慰的話。全家又一次團聚是多麼好的事啊。跟每個人問好、招呼、寒暄完了以 後,一起來到前面門口茅草蓋的乘涼的小涼亭裡圍坐。這種涼亭全家人用,全村也用,四面 無擋板,透風涼爽,這裡習慣叫做「百發」(bafa)。
  他只顧看著自己的老父親,阿茲基韋心想爸看上去變了一個人了,上次回家團聚,迄今 才不過四年,他老人家老得多了。
  第二天,阿茲基韋醒來,才只凌晨三四點鐘。他的時差還未調過來。他坐在床上,心事 重重,總覺得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隔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大靜了。整個村子靜得隙死去 一樣。沒有小汽車聲音、聽不見馬達、沒有時鐘的嚙嚙聲,連狗都不叫,萬籟俱寂。他從鋪 著織席的床上坐起身來,輕輕走到戶外。天還沒有大亮,四周漆黑。非洲的夜空是奇美無比 的,清澈的夜幕上輟綴著顆排耀眼的星星,他不敢相信這樣的夜空,他天天在伊利諾伊州上 空所見到的夜空是個宇宙蒼穹,晚上的空氣沒有白天那麼沉悶,吹在皮膚上反到覺得有絲絲 涼意。
  他在「百發」旁邊找到一個矮登於坐下,沉忠起來。想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的朋友。也 想到同他一樣受過教育的朋友,怎樣一個個拿他做榜樣,拋棄了做一天吃一天的農民生活, 上了大城市。這些朋友,一個一個挨個數來,找不到一個比他掙錢更多的,大多數只是湊合 著過日子。他難以平靜,問自己:像這樣把自己同老根割開值得嗎?他小時候從不愁吃穿, 過得也可以。等長大了以後,也見了不少市面。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他離鄉背井出去闖世界的 呢?是心裡煩嗎?還是想讓日子過得更好點兒?沒錯,他現在在美國生活得舒心愜意,他在 一家一流的工程公司工作,他想要的什麼也都有了……就算是這樣,他還是心神不寧,就好 像他還有什麼重要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沒有完成似的。
  又過了一天,星期二,忙著媽媽的葬禮。喪期從這一天開始。他是家中的長子,必要 的、重要的殯葬禮數是不是辦得周全,全是他的責任。這就意味著他得逐個拜見全村的長 輩、學人、出殯樂師和一位「朱朱」(當地的巫師)。沒有這些人葬禮就不能完美地舉行, 而葬禮不完美,就不能確保他母親的亡靈早升天界,這是阿茲基韋的責任。當然,所有的長 輩以及那「朱朱」巫師都不能白干,都得對他們所做的貢獻,給予充分的報償。這只是一個 方面。阿茲基韋還得安排好足夠的酒飯。喪期要持續好幾天,遠道來弔喪的親戚朋友將逗留 在此,膳食問題都得由他解決。
  第二天出殯,全家人都得參加,孩子們也不例外。整個儀式進程中,遺體由「朱朱」巫 師照看。巫師的雙眼片刻不離死者,為整個殯喪隊伍開道,確保過路鬼神不加干擾。非洲的 習俗,一個人不管皈依何種宗教,鬼神世界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鬼神世界對他們說來是 一個實體,就像你能觸摸到的件件東西一樣。鼻中聞到的花的芳香和耳中聽見的空中風聲也 都是具體存在的各種實體。從這個意義上說,阿茲基韋是個真正的非洲人,既能保持他皈依 基督教的信仰不變,同時又遵奉靈界的神威。
  整個儀式花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夜深時分,阿茲基韋才找到一段時間詳細詢問母親 病故的情況。使他驚訝的是,似乎誰也不急於談論這個問題。他的妹妹語焉不詳,而他的叔 伯們也是吞屯吐吐,支支吾吾,就連他的老父親看上去也像是不知說什麼才好。老人家為什 麼如此少言寡語,真叫阿茲基韋捉摸不透,這是怎麼回事?歸根結蒂,媽媽也是個老太太 了,從尼日利亞鄉下的老齡標準看,她的死亡也不算太意外。
  阿茲基韋在家裡又過了幾天。根據預訂計劃他應在月底前返美。可是就在葬禮後的第六 天,老父親也叫起怕冷來了。據他說背部酸痛,腦袋也不舒服。阿茲基韋就找到村子裡的小 藥鋪,開了一點兒藥。那是氯奎寧,當地用來治療虐疾的常用藥。因為虐疾流行,非洲大多 數地區只要一發燒,首選的治療藥物就是氯奎寧,就像阿斯匹林在西方的作用一樣。
  氯奎寧服後未見好轉,反而又開始嚷嚷喉痛得利害,要吐。沒幾天,就食不下嚥,吞飲 困難。發燒的溫度也上去了。
  使阿茲基韋覺得雪上加霜、更心神不安的是全家一看到老父親出現的病情,都害怕起 來,本來緘默、拎持的態度起了根本變化。這時候,妹妹才告訴他,爸爸現在得病的症狀同 媽媽臥床不起、終至撤手人寰的毛病是一樣的。
  老父親病倒引起全家恐慌。其實,這種恐慌波及的範圍不僅只在自己家內,而且四鄰都 有了反應。阿茲基韋初到時弄不清楚的沉靜現象現在總算有了解釋。與此同時,他也聽到了 一些傳聞,說「朱朱」巫師正在作法。就是誰都不敢說穿。作法當然是為保全大家。誰多嘴 多舌,洩露天機,必然禍及自身。
  阿茲基韋本地生、本地長,鄉規村俗是像奶汁一樣滋養他成人的要素。然而他又是個西 方教育出來的工程師,有科學的思維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一個美國人的頭腦。當然,他 決不至於把疾病歸結為得自某種法術,或者詛咒。可是眼前他就處在兩股力量之間,左右力 難。一個以科學和理性為依據,而另一個憑借的是不可知論和神靈的境界,以及依附於這個 境界的一整套禮數戒律。拿「朱朱」巫師來說,他是阿茲基韋成長的世界中的凡間主宰,負 責保佑風調雨順,村泰民安。他無所不能,無所不曉。對什麼現象都能說出所以然來。誰家 的牲口死了,只有去求「朱朱」巫師,他可以把毒咒,陰損你牲口的主兒找出來,阻止他繼 續逞兇。
  阿茲基韋的父親是遭受咒語魔法了嗎?
  顯然阿茲基韋的母親並不是村裡這段時間裡得怪病死去的唯一往死鬼。據當地人說這條 街前前後後鬧喉痛而後死亡的很不少。誰也說不出個究竟。不起眼的一點兒喉嚨痛何至於送 命,那麼既然這麼厲害,該怎麼辦,也沒人知道。別瞧阿茲基韋受的是西方教育,對他說: 沒有辦法好想了,只能求「朱朱」巫師出來解決當前發生的問題了,叫能會管用的。阿茲基 韋也會接受。不然。就請你來說說,你能說出個什麼道理來嗎?從阿茲基韋記事起,腦子裡 裝著不知道多少村裡妖巫的故事。有的人還自稱知道這些妖巫是誰和准。阿茲基韋心想,可 能真有個妖巫在作怪。他強調自己說的只是有可能。
  時間一天大過去。父親病情越來越壞。他不再說話,啞巴似地躺在床上,忍受痛苦的煎 熬。阿茲基韋也捉摸過他爸這個情況是老年喪偶的相應表現,是想同生共死死而同穴的願 望。
  l月28日,老父親真的跟老伴走了。
  阿茲基韋當然得留下料理第二件喪事。此次他只等喪事完畢,立刻離開尼日利亞,他在 美國的工作和自己家裡一大攤子事情使他耽擱不下去了。那怕哀愁尚烈,更主要的是疑團未 解,也只能打點行裝、辭別鄉親家人,重登旅途。
  2月1日,維羅妮卡上芝加哥奧裡爾機場接阿茲基韋回家。親人見親人,兩眼淚汪汪。 他就這樣莫名其妙地送走了自己的雙親。不論是作為基督教徒從教會裡得到的信仰的支持, 還是作為當地土著孩子前些年受到的關於神靈世界的熏陶,兩方面都無法給予他滿意的開導 和慰藉。回到城裡,什麼鬼啊、神啊、還有咒語等等全部不去想它們了。可是喪親之痛,刻 骨鉻心,絲毫未減。
  阿茲基韋不在家的日子,維羅妮卡的日子也不好過,她和兩個孩子都躺下了,得的是流 行性感冒。事實上,當地有半數居民都染上了這場流行性疾病,到阿茲基韋回來時,尚未稍 減。但願現在能有所好轉。阿茲基韋到家頭天晚上也沒有能休息好,一早起來就去上班了。
  回過來說我在亞特蘭大的情況,時間是從阿茲基序回來算起的兩個星期以後。我正在整 理一份流行病疫情方面的調查報告。文件的內容是「疾病控制中心」同意承擔調查疫病的情 況,也作為「疾病控制中心」派遣現場調查人員的根據。這份流行性疫病調查:號報告中列 舉派遣原因和調查目的,連疫病爆發中的受害人員也都要列出。
  1989年2月15日的這份流行性疫情調查報告,全文如下:
  我「疾病控制中心」傳染性疾病中心,病毒性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主任約瑟 夫·B·麥克科密克醫學博士(Joseph  B.  McCormick,M.D.)於1989年2月15日 接獲伊利諾斯州溫菲爾德傳染性疾病執業醫生羅伯特·蔡斯醫學博士(Robert  Chau,M. D.)電話通報稱,發現一例疑為拉沙熱病人,系尼日利亞人,現年43歲,近日由尼日利 亞伊山老家訪親歸來。經查患者歷史、身體情況,參照實驗室化驗結果,認定極有可能為拉 沙熱。
  阿茲基韋剛上班工作就開始覺得有發燒症狀。這時是2月3日。他覺得自己勞累過度, 過分傷心,有點不舒服,不足為怪。也有可能他自己也染上下維羅尼卡和孩子們上一周得的 同樣的流行性感冒。他的心思還掛在尼日利亞那裡發生的那些不幸事情上。他決定早一點下 班回家。可能就是流行性感冒鬧的。
  誰知這一下這場病就纏上他了,也把他弄糊塗了。
  他妻子和孩子才不過發了兩三天燒,以後一天比一天好轉。阿茲基韋不是這樣。一天天 過去,發燒也一天比一天高,還增加了折磨死人的頭痛,阿斯匹林對發燒一點不起作用。他 的咽喉也開始疼痛起來,能喝下一勺湯去,他得高興上好一陣子。到了晚上,孩子們都在 家。他既然坐不上桌子吃飯,大家只能勸他躺著吃一點。孩子們守在他床邊,甚至在同一個 盤於裡吃東西。
  維羅妮卡和幾個大孩子知道尼日利亞那邊發生的那檔子事,阿茲基韋這一病,心裡自然 都不安寧。又過了幾天,到了2月7日,阿茲基韋開始嚷嚷雙眼後部痛得無法忍受,而且溫 度持高不下。維羅妮卡認為該等的都等得可以了,現在不該再等了,得看醫生去。這才馬上 把他抱進汽車,去了保健醫院門診部。醫生檢查認為扁桃腺和淋巴腺都見腫大,肚腹部有一 定程度壓痛,白血球過低,都是符合流行性感冒的症狀。開了一張流行性感冒診斷書,給了 些退燒和止痛藥物,就把兩夫婦打發回家了。
  到第8天早晨,阿茲基韋振足精神、支撐著上班,還勉勉強強熬足了一整天。第二天連 著早早又去了。好不容易在辦公桌上幹了一個多小時,他自己覺得,說是流行性感冒,怕只 能是一廂情願的奢望。看來,實際病情要糟糕得多,糟糕得多得多。
  他第二次找去保健醫院門診部,告訴醫生說自己除了發燒和喉痛外,嘴巴裡總有一股苦 味。
  問題是第一次和這一次兩次去醫院,阿茲基韋都沒有向醫生提起尼日利亞的事,醫生也 沒有問他近期是否出過國的問題。主要的當時正是流行性感冒發病期間,既然接踵擁來門診 部的一批批都是流行性感冒病人,又何必東扯西拉、節外生枝呢?
  不過,醫生對阿茲基韋的病狀也覺得是個不一般的難題。一般流行性感冒沒有拖這麼久 的,對像阿茲基韋這樣一個健康男子來說,病情也不可能這樣重的。
  除此之外,這一次門診,醫生還發現了一個上次看病時沒有注意到的現象,阿茲基韋喉 頭有膿,所以又診斷為濃毒性咽喉炎,處方中開了盤尼西林後,又讓阿茲基韋回家了。
  病況卻還是不斷惡化。2月12日,小便出血,肋骨和背部也痛,維羅妮卡還發現他咳 嗽起來有濃痰,給他喝水都沒法咽,嗓子口堵上了,咽什麼都痛。她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 好。
  這次再去門診部量體溫時,高燒已達華氏103度,從頭算起,一共是9天,只上不下, 連續不退。量他的血壓,心臟收縮時,剛過100,太低。脖頸部位粗,是腫脹的緣故。扁桃 腺濃水未消。觸壓肚腹部還是叫痛,同一開頭一樣。維羅妮卡向醫生把阿茲基韋大便帶血的 現象也說清楚了。雖說她驚慌失措,阿茲基韋給她交待過的,她全記住。美國的醫生當然同 尼日利亞的醫生不一樣。美國醫生知道該做什麼,她應該相信他們不會查不出病因的,可 是,來保健醫院已經三趟。她難免疑惑起來,心裡直哺咕。
  一而再、再而三,夫婦兩人還是沒有想起該把阿茲基韋雙親上一個月雙雙去世的情況提 提。醫生診斷說是咽炎和痔瘡,仍然開了些盤尼西林。
  驗了血,要查的內容就多了,包括肝□指數在內。查出的結果,雖說高得嚇人,卻誰也 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
  從阿茲基韋出現的每一個症狀看,現在完全可以確診是拉沙熱的問題。再認定他得的是 咽喉炎或是什麼特別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腳了。
  實在沒法耽誤下去,維羅妮卡帶阿茲基韋找另外一個門診所。也沒有高明到哪兒去。 耳、鼻、咽喉各科的專家都瞧了,還是說是扁桃腺發炎,提高劑量,把處方上的抗生素加了 一信。但是,還是沒有人想起問問他是否出過門或者去過什麼別的地方的問題。
  夫妻兩人一無所獲,只得回家。已經陷入心神錯亂狀態的維羅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邊, 不時替丈夫抹額擦汗,取這拿那。好在她不是獨自為戰、孤軍奮鬥。所屬教會裡的牧師幫了 大忙,一個牧區的朋友,來做做飯、帶帶孩子,盡量搭把手。維羅妮卡心想,阿茲基韋既然 已經由四個大夫診斷過,時至今日毫無起色,也只能去找教會,靠上帝幫忙。
  現在阿茲基韋開始出現間歇性的昏睡狀態,不時說糊話,都是些尼日利亞家鄉話。維羅 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話,他卻充耳,不聞,好嫁聽不見似的。這時,維羅妮卡再也承受不注 這樣的傷痛了,撲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維羅妮卡決定必須送丈夫上急診室。找到杜佩奇縣醫院。急診室 接待阿茲基韋的醫生說不出阿茲基韋得的是什麼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男性患者,高燒已 經兩周,體重減輕15磅,這是據他妻子說的。現在這個病人病得非常嚴重,顯然已經神志 糊塗。各種各樣的抗生素對他的咽喉疼痛都無濟幹事。這兩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現了鼻子 流血。
  雖說阿茲基韋顛三倒四,語無倫次,活不成句,醫生查不出他有黃疽和肝炎的記錄。而 只有這兩種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亂語和癡呆。那時已是深夜,醫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進行點 滴,補充體液,然後安排各種試驗,立刻檢查。幾個小時以後結果都有了。看到肝□指數如 此之高,醫生驚訝之餘,感到實在出奇,一般來說,這樣高的肝□指數,病人早就該確診為 肝炎,但是同樣很清楚,病人並無黃疽,連一點跡象都沒有。
  就這樣延續到第二天早晨,來了另一位名叫羅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醫生, 他是杜佩奇縣醫院的傳染性疾病顧問。他是從阿茲基韋得病以來,維羅妮卡陪他找過的所有 醫生中第一個想到要問問阿茲基韋出門去過什麼地方的人,等問明白以後,知道阿茲基韋剛 從尼日利亞回來,他立刻斷言,需要轉院,馬上請「疾病控制中心」協助。
  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辦公室裡寫材料,蔡斯大夫打來電話,開始跟我講述病人的症 狀。
  「尼日利亞那兒有沒有可能引起這樣毛病的原因?」他間道。
  「絕對有」我答道。「拉沙熱唄。照你所說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過了14天痛苦難忍的日子,總算給阿茲基韋的毛病找到了一個答案。但是我得 承認,這種狀況的預後是很不好的。我告訴蔡斯大夫說,本來我們專治這種疾病的特效藥, 也就是在西非曾經治癒過許多拉沙熱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對症治療,但是阿茲基韋的現 況已經遠遠超過使用該藥的有效階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說,還有一個機 會:盡可能給他以延續生命的護理,以期靠這種護理幫他渡過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 時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獲得對付病毒的時效。如果在西非,一個拉沙熱患者已經到了阿 茲基韋這樣的後期,必死無疑。但是西非沒有像我們這裡這樣現代化的高強度的維持生命的 護理設備,所以病人少了一個機會。現在也許還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導管給他做插管式通氣術是否安全?」他問道。
  在美國,我們改進並實施新的處理法搶救這一類病例才不過一年,是根據我們在塞拉利 昂治療拉沙熱患者的經驗和參照有關出血熱已知數據總結出來的辦法。這一新的病例給我們 提供了再一次試驗的機會。我對他說可以插管、用導管通氣,保證平安無事。我還詳舷細細 地囑咐了他對阿茲基韋應護理的項目和措施,特別是要留意醫務人員的安全。
  蔡斯醫生同意說,也許為時已晚,他仍將努力取得靜脈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針藥一到 手,他就立刻給病人使用。
  我對他說,別擔心,不會由他單獨一人處理的。當天晚上我會帶「疾病控制中心」的人 員前去協助。
  我接著給雷巴抗病毒素生產廠家打電話。他們答應在人力辦得到的條件下,盡快把藥物 送來芝加哥。此時蘇在塞內加爾。我只能打電話找庫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協 助蘇工作的技術員。
  「把實驗室準備好,庫卡,」我說道。「我們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們的小型流動實驗室準備好,趕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裝,同杜佩奇縣衛生局聯絡 上,作好必要的準備,然後是作好去機場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內的一切必要準備,前後大約需 要5小時,這才能起飛。
  還有幾個重大問題。現在這一樁完全可能引起大喊大叫的拉沙熱病例,就發生在芝加哥 近郊,必然會有很多人對此發生興趣,其中大多數人想知道的是這種疾病會不會擴大,造成 更大的感染。從另一方面說,我們還算運氣好,由於艾滋病的流行,醫務界人士普遍提高了 對傳染性疾病的警覺性。這種條件幾年前是絕對沒有的。大多數醫生和其他方面的保健工作 者都知道糞便和血液有感染的危險。在處理病人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和做法都有了徹底的改 變,只要是接觸血液和分泌物都會自動戴上手套,尤其十分小心,提防出現針刺這類事故。 這種警覺性甚至擴大到處理並未確診為艾滋病的患者。他們說起來也有相當的理由,既然沒 有可靠的檢疫手段,誰也不能絕對肯定不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實際情況也證實了我的看 法。醫院裡的所有醫生,包括保健醫院門診所一開始給阿茲基韋做檢查的也在內都沒有感染 上拉沙熱,就是因為他們在提高了警覺的前提下,都嚴格遵循規定的預防措施了。
  正當阿茲基韋的醫生們準備給他提供維持生命的護理時,他開始出現常見於嚴重拉沙熱 患者的後期現象:成人呼吸困難綜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經歷的就是同樣情況。簡 單說,阿茲基韋的血液得不到足夠的氧分,因為他的肺葉已經無法通過循環系統供氧。拉沙 熱病毒出血熱造成毛細管嚴重損傷,破壞了整個向氣管和組織供氧的細密網絡。肺葉部分情 況尤為嚴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現滲漏,肺部積液。幾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樣。為了幫助 呼吸,阿茲基韋用上了呼吸器。同時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導管,既監視也幫助他已衰竭的心 髒。
  由我一個從未與阿茲基韋見過面的醫生作出建議,麻醉師給他施行了插管術。醫生們也 給他做了維持生命的護理,裝上了呼吸器。都服從於一個共同的目的,證實我們這些服務於 「疾病控制中心」人員的信念。
  看來我所提出的措施對阿茲基韋是不夠的。阿茲基韋開始接受維持生命護理才不過兩三 小時就出現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時雷巴抗病毒素尚未從加利福尼亞運到。
  我離開辦公室正打算隨隊去機場,蔡斯醫生跑來告訴我阿茲基韋的死訊。這支隊伍已經 不再需要,庫卡開始拆卸他的移動性實驗室。除非再發生二個病例,暫時是用不上它了。如 果病例多,我們會作好充分準備的。毫無疑問,這一次病例牽扯了很多人,再出現後續病例 肯定有可能。我只帶了一個人同行,他就是年輕的醫務官加裡·霍姆斯(Gary Holmes)。對加裡說來,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處理出血熱,確實是一個相當激動人心 的開頭。
  我們此行的目的是為後續病例建立偵察網。完事之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要處理。
  「我們怎樣處理屍體?」蔡斯醫生打電話問我。
  我建議他做一個肝臟生理解剖和血樣分析。人雖死去,我們也應該予以確診。我還對他 強調說,凡是接觸屍體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備一定的隔離用具,確保安全。千 萬千萬注意,避免鋒利器械意外事故。我還進一步提議對屍體進行防腐處理,因為尼日利亞 人與我們習俗不同,不會接受火化。防腐處理有可能殺死殘存的病毒。對此,我仍然不放 心。究竟該怎麼樣處理遺體,反正只能是他們家屬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條建議,請他們喪禮 中不要敞開棺蓋。
  到達芝加哥以後,我同加裡找遍了接觸過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茲基韋得病前後的完 整過程終於拼湊了出來。問題越來越明顯,事情應該出在尼日利亞。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放在 後面再說,就眼前來說,我們急於要辦的事,一定要把接觸過的人都找齊,並詳細瞭解每個 人接觸的程度。凡是與阿茲基韋有過密切接觸的人心須置於觀察之下,非長達三周不可,如 果確有病毒存在,此時必會發作。我們認為感染危險性最大的人應該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 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兩天以後,我們正在阿茲基韋家同他全家談話時,維羅妮卡接到了阿茲基韋妹妹瓦萊利 亞從尼日利亞打來的電話。她已經接到了阿茲基韋的死訊,但是這個電話是說別的情況的: 阿茲基韋離開尼日利亞以後,家裡又有別的人也傳染上了同樣的疾病。28歲的另外一個妹 妹和一個只有8歲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這兩個好不容易逃脫了厄運,而阿茲基韋另一個 36歲的弟弟,本人也是個醫生,卻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時間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茲基韋 病逝前後。瓦萊利亞還告訴維羅妮卡說,全家都在想方設法同每個參加過葬禮的親戚朋友聯 系,打聽他們是不是也出了問題。此事做起來並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遠,一時半會兒也不 一定找得到他們。對全家來說,這真是一場惡夢。
  就我而言,應該瞭解的情況還要多得多。比如說,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尼日利亞當地人, 還得是一位有經驗的專家。碰巧我想起了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就是大家稱作沃爾(Wule) 的奧那沃爾·托莫裡(Oyewale Tomori)。沃爾也曾經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過。現在是 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病毒學教授。尼日利亞的電訊設備要比塞拉利昂強得多,能保證通話。 用電話同他聯繫,很方便,也不會耽誤事。他聽我給他講了阿茲基韋的情況後,一口答應馬 上親自去埃克波馬一趟,在現場好好摸摸情況,看能否發現些什麼。這就引起了下面一次對 我們說來真可以說是沒有先例的、十分錯綜複雜的調查。那一部分的故事得由蘇來講了。
  巫師朱朱
  我和喬出現在拉各斯機場時,由於連續飛了24小時,雙眼連看東西都模糊了。拉各斯 機場髒亂嘈雜,世無其二。我們旅行了這麼多年,跑過許多地方,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飛 機場會有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正在我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發覺自己被兩部分人攔住了: 一部分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兩個尼日利亞人。我 們不知道他們是准,但他們肯定清楚我們的身份,都堅持要我們跟他們走。
  他們已給我們買好機票了,他們說我們必須馬上跟他們一起飛往埃努古(Enugu)不 可。
  為什麼非得去埃努古?這一點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瞭解我們之所以最後能搞到尼日利 亞政府正式邀請的原因是,有一名與上層有聯繫的醫生幫了我們的忙,而這位醫生的所在處 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醫學院(The  Medica1  School  ofAnambra  State),沒有他 幫助,我們可能永遠進不了這個國家。阿茲基韋死亡以後,我們足足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想 法赴尼日利亞一行,找出阿茲基韋受感染的場所,一直沒有下文。所以對這位替我們打通關 節的人,我們顯然是感激不盡的。現在弄不清楚的是,我們遇上的這兩位,同我們那位友好 醫生有沒有聯繫。
  「再說一句,」兩位中的一個說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這兩位尼日利亞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們不理他們, 徑直向已經停止轉動的行李輸送帶走去。輸送帶壞了,正發愁不知怎樣才能取得行李,他們 卻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非要我們答應不可。「你們一定跟我們走。」他們堅決說。
  還沒有等我的回答,他們又重複問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說,雷巴抗病毒素在哪 兒?」
  他們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聽著,要是不願意馬上同他們一起去埃努古,那麼,為什 麼不現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給了他們?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我想我們早該預料到會發生這種歡迎我們去尼日利亞的古怪方式。前兩天,這種古怪的 要求已經出現了好多次。我們陷入了電話包圍中:有在美國頗有身份的尼日利亞人打來的, 也有尼日利亞朋友的朋友打來的,還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亞朋友打來的,總之各式各樣的人 都有,要搞清楚簡直不容易。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尼日利亞有人對拉沙熱怕得要死。
  我們思忖,為什麼都在這個時候一起來要呢?
  這段時間裡,我們同沃爾·托莫裡聯繫不斷。他肯定了我們最壞的估計:他接到了一例 又一例的拉沙熱病例報告。傳說死亡率不小。這樣我們才知道,尼日利亞爆發了拉沙熱,可 能還不止一處,就是不知道具體在哪裡。雖說我們隨身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隨便就給了 這兩位歡迎我們的尼日利亞人呢?情況究竟如何,我們不清楚。這兩位到底是誰,我們更不 清楚。另一方面,為拉沙熱處方這一種藥物尚未經FDA(美國食物與藥品管理局)批准。 我們所有的權力不過是應用於臨床實驗。我們決定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從這 兩個人身邊溜走,應諾說我們明天一定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們人雖然離開了機場,「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請給我們雷巴抗病毒素」的 央求聲仍在耳邊迴響。
  在我們正式著手調查疾病爆發的情況之前,先得坐下來同尼日利亞政府的代表討論一下 情況。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難纏和折磨人的事。想談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難不過這 兒。我們從同衛生部打交道開始,繞圈子。基本上是兩種情況:我們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 易在了,非得先聽他的,說我們該這樣做那樣做,沒完沒了。好不容易等他講完了,他會加 一句說,對不起,他剛想起,我們該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們得到另外一個部門去找另外一 個人,但是別忘了,先得與那人約好。約好真管用嗎?約了也不算數,約好的人不一定按時 露面。
  有時候,我們也會碰上幾個保證同我們合作的官員,口氣之堅決,態度之張揚,反而使 我懷疑他是否可靠。
  當然,什麼也沒兌現。我們等啊等,等不到一個結果。他們的借口和托辭多得是,似乎 頗有道理。過不了多久,我們終於明白了,這麼說,那麼說,都一樣。他們真正要說的是: 要錢。
  有一位政府官員答應為我們提供一輛車子,並由他們支付現場費用。我們不相信他,後 來我再一想,說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後我們決定離開拉各斯去內地,自己去看一個究竟。但 是,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找一找同阿茲基韋接觸過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屬,看看有沒有 感染上拉沙熱病的。我們可以從名叫納西迪的醫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學專家的實驗室裡找到 這方面的答案。沃爾也在接到我的電話後去找了阿茲基韋的家屬打聽了一些情況,還採集了 若干血樣。他把血樣帶回拉各斯交給了他的好友納西迪的手裡。納西邊原來是個蘇聯留學 生,回國時,不但取得了學位,還帶回了一個俄羅斯妻子。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穆斯林,對 宗教和生活的態度奉行的是實用主義方針。有強烈的幽默感。他現在所缺乏的是做沃爾所提 供的血樣試驗所需的試劑。一時間動不了手。他得等我們到了他那裡以後再說。
  我們顧不得時差勞頓,打開行李,取出試劑,立刻開始試驗。大家滿懷期望,站在周圍 等待結論。動手做試驗的首先是納西邊。我們站在他旁邊做記錄,按照阿茲基韋家屬成員和 朋友的名單的前後順序逐個記下結果。最後,納西迪一聲不吭,站了起來,也讓喬看上一 眼,誰也沒有比喬見識拉沙熱的試驗多。此時,納西迪開始蹦跳起來,興奮,高興。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爾談到有得過類似拉沙熱一類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 陽性。」
  納西迪高興的是科學論據上的一致,當然不是有這麼多的受苦受難的同胞。
  「這個結果證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樣的都是,」喬說道,連看了我一眼,「因為名單上 的人幾乎都是陽性。」
  第二天,我們又上路了,把納西迪也帶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離這裡兩小時的 路程。我們希望能找到沃爾,想當面聽聽疾病爆發的情況。卡車後備箱裡還裝著一個液氮容 器,好採集我們需要的樣本,當然也準備了采血時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兒 了。可是,按照納西迪的說法,政府答應提供的物資該有一大串。這些話到底算不算數,難 說。
  至少我們算有了一輛車子,還掛著外交牌照。車子是約翰·納爾遜(John  Nelson)借 給我們的,他是兒童生存規劃項目的主任。實際上,我們來到這個國家之後,在當地的一切 活動全靠他了。沒有他和美國大使館的幫助,我們休想取得任何進展。又一次,美國國務院 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證實。當地警察的陋規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設置路障,任意阻斷交通, 從而索取錢財。他們全副武裝,誰也不敢與之抗爭。我們汽車的外交牌照相當起作用,每到 一處,揮手放行,他們絲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們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爾。他氣色不錯,神采飛揚。他說他過的日子可要比在尼 日利亞好得多。
  「這個國家算是完了,」他說道。「多美麗的一個國家,一個富庶的國家,可是那些管 事的人非把它全毀了不可。」
  尼日利亞部落紛爭。部落主義山頭林立。腐敗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資源不知哪裡去了, 據說都進了瑞士和開曼群島(Cavman  island)上銀行的秘密帳戶。許多尼日利亞人在全世 界名聲很不好,販毒和兜售假藝術品,事態確實不佳。
  回想沃爾當年同我們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裡,他身穿宇航服,盡情放聲 歌唱,歌聲充滿活力,而我們有些人恰恰有時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靜環境,因此他在我們的 印象裡成了一個忘不掉的有名人物。雖說實驗室的工藝流程不允許吵鬧,既然同處在一個空 氣通道中,不管願意與否,誰都聽慣了沃爾的尼日利亞歌聲。
  沃爾沒有馬上向我們透底,不說清我們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們介紹他第一次去訪 問埃克波馬的情況。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茲基韋的老家。
  「我一聽到喬給我說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師的情況。我就想去埃克波馬跑一趟,就地查 一查,」他說道。「到那裡一看,一片敗落的景象慘不忍睹。兩位老人家死了不說,好多親 屬也相繼去世。情況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盡可能的多找幾位家庭成員,採集血樣。看 來他們都在喪葬前後受到感染,也許就在葬禮的當天。這一陣爆發現在似乎已經過去。有一 部分親屬害怕得逃往南邊海岸哈科特港(Port  Harconrt)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過去看 看,可能他們也會出什麼問題。不過我們還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飛機場兩個尼日利亞人想把我們帶去的地方。為什麼要去埃努古?我們想 要知道。「依我看,」沃爾說道,「那就是拉沙熱疫病傳出來的地方。」
  他憑什麼這樣有把握?我們向他詢問。沃爾於是給我們說開了。在他進行鄉村調查期 間,他正好參加過一次在毗鄰阿南布拉州的埃努古大學裡的一次會議。會議主題是艾滋病病 毒。當時艾滋病在尼日利亞尚未形成聲勢。估計今後會蔓延擴展,是不無理由的。艾滋病病 例已經露頭,阿南市拉州當地就有。與會的一位醫生告訴沃爾說,本地醫院就收容了兩名艾 滋病患者。那位醫生說,要是沃爾有意,不妨去看看。
  兩個病人,一個男的,是伊克基醫生(Dr  Ikeji),還有一個女的,是阿南巴醫生(Dr Anamba)。兩人都發著高燒,病情嚴重,既出血又休克。那位醫生告訴沃爾說,兩位患者 同在一個醫院工作,都是外科醫生。沃爾學的是獸醫,但還是仔細查看了兩位垂死的外科醫 生。得出了自己的診斷結論。
  「我毫無辦法,」他說道。「他們是死定了。可是我一眼就發現了問題。他們不是得了 艾滋病。艾滋病不是這樣的。我看,像是拉沙熱。」
  他就去找醫院人員對他們說,他們診斷有誤,還告訴他們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證 自己不受任何感染。接著他從兩個病人身上抽取血樣,帶著它們開車直奔拉各斯。
  「我把血樣放在車底板上。我不想發生意外,譬如從車座椅上滾下去,摔破了。這就是 我放在底板上的原因。一共是滿滿的兩小瓶。一路上我不住地察看它們,怕它們滾來滾去碰 碎了。」
  我們化驗了這些血樣。每毫升裡分離出10億個拉沙熱病毒粒子。這些血樣病毒濃度之 高是我們歷來見過的人血之最。
  沃爾現在給我們實話實說,埃努古盼著我們去。不僅僅是去,那裡地方當局還自作主張 給我們安排了一次大型會議。那就對頭了,我想,我現在總算明白了飛機場那兩個人的真正 目的。
  我們決定先去埃努古,設法從那兒開始對拉沙熱患者的感染根源跟蹤追索。而後還可以 返回埃克波馬,那座城市離阿茲基韋老家的村子最近。
  於是我們來到埃努古醫院,沃爾見到的兩名外科醫生已經死去。努科洛教授 (Prof.  Nwokolo)接待我們。在死者入院之前,他作為私人診所的醫生,一直為他們治 療。現在他十分擔心。其實,醫院裡又有哪個醫生不擔心呢?准都以為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 也會突然倒下,因拉沙熱而喪命。同努科洛教授剛談上不多幾句話,我心中豁然一亮,正是 此人同當權派有交情,正是此人幫我們解決了入境邀請書的問題,也正是此人派出兩名禮賓 特使去飛機場攔截我們,纏著我們給他們雷巴抗病毒素。
  他原來是為自己要的。
  我們盡量同每個人都談了話,仔細記錄前後經過,或者已得病的病史,當然也採集了血 樣。接著就迫不及待地給每個人做思想工作,解釋說,拉沙熱病的潛伏期早已過去,誰要是 真的感染上了病毒,該發病的早就躺下了。我們能這樣作出結論說:埃努克醫院裡不會再出 現拉沙熱病例了。
  大家都如釋重負。誰知不久又傳來了第三位外科醫生死亡的消息。
  他是哪裡人?有人說是南方,是伊莫州(Imo  State)的伊博(Ibo)地區。兩位先死的 外科醫生也是同一個州的人,不過不是同一地區。搞到了他的血樣了沒有?沒有。但是有人 知道他和另外兩個外科醫生工作的醫院。事情曲折了些,得多費工夫。我們既然想多弄到些 情況和信息,那怕多跑上一趟。就往南去伊莫看看。
  伊莫州的首府是奧韋裡(Owerri)。我們在那兒拜訪了州的衛生廳長。在非洲不能隨便 進入政府辦公樓,隨便問問題。先得來上一大套迎近問候寒暄致意等等,還得事事按規定, 處處守禮節。像我們這種衛生部和「疾病控制中心」的高規格聯合代表團,拜訪節目中必有 盛大儀式。
  在伊博地區,凡有盛大儀式必有可樂果。可樂果含大量咖啡因,在過去年代裡,驛站信 使和遠途旅客正因為可樂果提神有力,有益於他們長途跋涉,消除舟馬勞頓,為此特加青 睞。今天,可樂果尤為重要的一方面是人們通過它來表達友誼、交流情感。伊博地區老百姓 敬重可樂果,是重大儀式上為表示雙方友好關係而奉獻的貴重物品。既然敬重,因而有了對 著可樂果說心裡話的習慣。但凡有關可樂果的規定和禮儀,都屬男性特權,婦女既無享用它 的資格,也不允許同它對話,這對我說來,根本無所謂。
  因此,只有等男人們對著可樂果致詞欣賞讚美吹食享用以後,我們才能向廳長先生請問 是否聽說有過拉沙熱病例。
  不錯,他說道,他聽說過有個名叫埃茲立克(Ezirike)的醫生病故於埃努古。他老家在 奧韋裡附近地區,地名為阿博姆巴依斯(Aboh  Mbaise)。這第三位醫生的死因,疑團重 重,傳說紛壇。有人說,他如果不是死於鄰近醫院同行相好的謀殺,就是死於妖巫的巫法。 據說他的確有個在一英里外也開了一所醫院的對手,同他搶生意。我們不管人家怎麼解釋, 還是想親自前去查看打探一番。苦於出租車司機一聽去處後,全部拒載。他們把腳始終踩住 油門,連一下都不放鬆地把車駛出醫院所在村落後才敢放慢下來。我們後來開了自己的車 去。原來醫院已經廢棄,人去樓空。
  醫院是新建的。不,條件也差。兩間陰暗的屋子算是病房,總共擺了12張床位。說是 手術室,只是一間混凝土房間,什麼也沒有,談不到設備。想像它在兩三星期以前該會是怎 樣一幅光景。比方說,不多幾個病人躺在鐵床上。有少數幾個姑娘,算是護士,器械、藥物 有那麼一點兒,少得可憐。良好醫務常識和安全護理,沒那回事。外科手術全在最簡陋的條 件下進行。一片死靜中,能動而且在動的就是蒼蠅、蚊子和牆上爬著追逐它們的壁虎了。
  我們在醫院外牆廊簷下的長椅上坐下。埃茲立克的的遺孀從近處一幢房子裡走出來。搭 拉著臉,一副生氣的模樣。她拒絕開口。總算死者的老父親露面了,接著又來了個弟弟。這 兩人還算健談。可是談來談去全是些陰謀、暗算,耍法術、弄鬼把戲的事,更多的是說起 「朱朱」巫師。他們一口咬定說他們一家子是被惡毒之極的邪氣給罩住了。
  我們開始分工,喬和納西迪勘察村子周圍,找找有沒有病毒爆發的證據。那伯是一例拉 沙熱也好。我同沃爾重返醫院,檢查醫生的辦公室,也找找有沒有佑用的內容,室外已經是 又悶又潮。屋裡更其糟糕。只能開窗透氣。只見蚊子成群,所以是虐疾滋生的最佳環境。我 一忙起來,一切都顧不得了,甘心為蚊蟲作奉獻吧。我們想找病人登記冊,查查記錄在案的 名單,沒找到。門診記錄,沒有;住院記錄,沒有;手術記錄,也沒有。每個病人卻都有一 套單據,那是用藥記錄。我們開始從頭翻起,確是病人何年何月何日用什麼藥的詳細清單。 等我們仔仔細細全部查完,這才恍然大悟。這些單據所以得以妥為保存,而別的方面,全無 記錄的原因,是這些收款憑證。藥單開得越多,醫院可以向病人收取的費用也越大。
  不管怎麼說,這些總還是一種記錄。其中自有可供收集的信息。我們決定以它們為根 據,為每個病人重新編組出一套門診醫案來。出入院的日期全有,死亡的日期也有。從記錄 上看,埃茲立克備藥品種不全,抗生素總共才四五種。很清楚,他有一套對付病人的所謂搭 配治療法。一個發燒病人先服用一組藥物,如果發燒不退,換用第二組抗生素藥物,或者, 在偶然染上虐疾的時候,添加氯奎寧。病人嘔吐,給止吐藥;疼痛,給止痛藥。他手上存藥 雖不多,但處方量卻大得驚人,搭配也多。一次多到6種針劑,6種內服藥,包括維生素及 各種可有可無,起不了實際作用的藥物。可以說是賺錢的好辦法。
  我們還發現處方中有補鐵質的藥物,也有輸血項目。這就是說病人從一開始就出血。這 就值得我們琢磨了。藥物中還有用於解痙攣和抗驚厥的種類,這是拉沙熱晚期選用的對症 藥,因為那時病人定會出現這類現象。在以上種種藥物都不管用的情況下,埃茲立克會用類 固醇最後一搏,企圖使休克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病人血壓回升。
  我們這些估計並非虛妄,從他在處方中註明的病情看,他處理的就是拉沙熱病毒,如 「直腸出血」之類,或者乾脆只「抽搐」一詞。
  我們邊查邊覺得自己在進行一種翻譯羅塞塔·斯通(Rosetta  Stone)的文學工作,想 通過破譯這種古代文學,達到弄清另外一些難解之謎的目的。
  這些病情註腳後來逐漸就沒了。而帳單卻是越積越厚。基本情況如此。
  另外有些紙邊記錄是表明帳目未清。顯然,病人本人已故,欠帳由家屬償還。
  在這間小小的屋子裡,我們一坐就是兩天,腳都叫蚊蟲叮腫了。我們一心撲在查這些單 據上。等全部翻過一遍,這家小醫院的廬山真面目已是一覽無遺了。
  死於休克、痙攣、出血等急性症狀的病人一共17名。好多病人都有嚴重喉痛症狀。對 從這一個病人傳染給另一個病人的線索,尚能理出頭緒。大概在阿茲基韋在芝加哥臨終前後 的那個2月份中,有一次疾病發作得特別歷害,幾小時內會出現好幾個病人相繼死亡的慘 狀。就是在這時候,這些清單上的筆跡像是換了別人。決非一直負責管藥的那個護士的筆 跡,埃茲立克拿起筆來自己動手了。按我們根據所發生的情況推想,埃茲立克想必是慌亂 了,急於挽回頹勢,無奈實在回天無力。從藥單上看,他把剩下的那點藥全部拿出來了胡亂 搭配一起,好似買彩券、撞大運,祈求能出現一個奇跡!
  當然不會有奇跡,也不像會出現什麼奇跡。他一個病人也沒救活。最後,甚至連他自己 也未能保全。
  我們循著線索往上推,推到1月份。埃茲立克一個在埃努古大學裡上學的本家侄子回老 家呆過幾天。小伙於大約19歲。不知怎的得了鐮狀細胞貧血症。此症在西非十分普遍。他 的老家也就是埃茲立剋死亡的地方,也就是我們正在查訪的城鎮。
  鐮狀細胞貧血症得名於患者紅血球的外形。紅血球在顯微鏡下的常態形狀是一頂頂紅邊 小圓帽似的,一旦得了病,卻變成鐮刀或者新月模樣。就近求醫,孩子住進了叔叔的醫院。 跟每個其他病人一樣,叔叔給侄子打了好多針。跟大多數別的病人不同,孩子很快痊癒出了 院。
  然而出院剛一周,又病倒了,發燒,嗓子痛。只能再次住進醫院,這次注射的針劑還要 多,而且多得多。其他的病友,不管是不是得的一樣的病,也同樣是拚命打針。從這裡的所 有具體情況看,像針筒,甚至可能還有點滴用的針頭,都是給大家共用。畢竟這些都是價格 很昂貴的。
  小伙子這一次可沒有上一次走運了,情況越來越糟。在他的帳單上寫著,乾巴巴的,硬 繃繃的,別的啥也沒有,一大堆一大堆全是各種抗生素的藥名。劑量越多,欠的藥款也越 多,讓死人在墳墓裡也不得安寧。從這些單子裡可以看出痛苦越來越大的程度和所作的一切 徒然努力的程度。為了阻止這一種病毒的進展,已經竭盡所能,也到了走投無路的程度。一 種藥物用之無效,埃茲立克再試另外一種,之後又是一種,又是一種。病毒從未停止攻擊。 小伙子先是開始嘔吐,後是出血,然後是休克。後來又是一次一次地痙攣。最後,死亡。
  大約過了一周,同那個送了命的小伙子同時住院的另一個病人,在全愈出院以後,也是 因為發燒,再次住了進來。同樣的發病過程就這樣一遍一遍地重複著。究竟是怎麼會事,雖 然說不好,想必埃茲立克總以為自有力量控制事態。也許是驕做,也許是害怕,更可能是無 知。他就是不明白,這一股邪惡兇猛的力量現在正在他這小小的醫院裡爆發出來。不管他是 出於哪種動機,他猶豫不決,拖延了三個星期,沒有向外界求援。17個病人在他這種做法 下,必然死亡。而他本人終於也感染上了致命的病毒,在他自己助長的、控制不了的危機之 中倒下了。
  查閱了所有這些資料之後,我們有了結論。這個倒霉的侄子本來得的不是致命的拉沙 熱,拉沙熱是在後來住院期間感染上的。感染的渠道可能是注射,也可能是點滴。這些在他 第一次注院期間都有過。至於第一病例究竟是誰,我們永遠說不清了。手頭的材料不足,參 與其事的每個人都害怕得不能把整個病情完整地記清楚。
  在這所倒運的醫院之外,別的地方也可能存在同樣的感染,為了進一步弄清這個問 題,我們轉遍了附近的醫療和保健單位,同所有的醫生護士談了話,查看了病案、表格、記 錄和處方等等,還想進一步查出同樣病例的證據來。我們打聽最近去世的病人,翻閱了他們 的病歷,想明確肯定他們最後的死因。我們對醫務人員進行了抽血檢驗,就是為了查明他們 是否受到了感染。
  然而,這所小醫院裡的病毒在殺害了大部分的患者並嚇跑了其餘可能的染患者慚之後, 竟然自己也滅絕了。
  線索斷了,改弦更張,我們決定到奧韋裡地區中其他一些地方的醫院裡繼續調查。我們 去過一家規模不大、管理良好的私人診所。醫生就是老闆。他曾在美國中西部行醫多年。聽 說我們的來意後,立刻坐直了身子。「好啊,」他說道,「我想我知道你們要找什麼。跟我 來吧。你們應該看看我樓上的一個病人。」
  我們沿著狹窄的樓梯上去。醫生領我們走進獨間病房,房裡床上躺著一個年近40歲模 樣的男子。身上裹得嚴嚴實實。看來十分虛弱,據說還沒出血。他的咽喉十分疼痛。我們在 檢查中發現扁桃體已經化膿。全是拉沙熱的症狀。他還埋怨說肚腹部和背部疼得非常厲害。 這又和拉沙熱的症狀吻合。病人自述他是跑運輸的,來往於各地,也許因此而受到感染。我 們給他抽了血。離開之前,還給醫務人員講述了安全護理方法,以免自己受了感染。他的血 樣經我們帶回亞特蘭大放入培植營養基後才得出這人確實是感染了拉沙熱的結論。幸運的 是,此人平安康復,護理他的人也沒有一個因此而得病。
  我們在奧韋裡總醫院還發現過另外一例病情。一位年輕婦女剛流產了一個死胎。懷孕婦 女染上了拉沙熱,病情尤其嚴重,通常保不住孩子。未出生就成死胎。孕婦本人如果懷孕不 足6個月,或者流產胎兒,尚有存活的機會。如果是孕期最後三個月,胎兒尚在腹中,母體 的死亡率就會猛增。
  我們探視的那位婦女病得很重,顯得十分孤獨、恐懼,不願同我們講話。
  護士們知道我們的來意後,頓時一片慌亂。現在他們明白過來了,少婦可能得的是什麼 病,准也不願意繼續護理她,甚至連走近她都感到害怕。病人家屬想必已經拋棄了她,跑得 連一個人影都不見。她在這個世界上成了孤獨的棄兒。她就在地板上的床墊上躺著。我們建 議把她移入大病房,以便得到較好的護理,誰也不想動手。我和喬自告奮勇把她送了過去。 但是想找護士照顧她,就是找不到。
  我們費盡力氣說服護士們,只要他們注意採取保護措施,十分簡單易行,譬如說不要直 接接觸病人的血液等等,就可以確保安全,決不會有任何危險。他們仔細聽了,總算表示說 聽明白了。但是我仍然懷疑他們是否真心誠意、心悅誠服地願意繼續承擔任務,恐怕我們剛 一走,他們又撒手不管,把少婦孤零零地扔在那兒,聽之任之。
  我們也採集了血樣,也把它送往亞特蘭大,放入營養基試驗。
  我們正忙著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好事情來了。我們在拉各斯時政府曾經答應撥給的汽 車真個在我們面前出現了。我們有點得寸進尺,還想問問答應給我們的活動經費是不是也同 時撥下來了。錢卻是沒有的。
  錢在哪兒呢?
  誰也不知道。
  開車的司機發誓說沒聽說過。
  沃爾一再追問,逼他也無用。只得讓他回拉各斯去。
  下一步我們把注意力轉到兩位喪了命的外科醫生身上,伊克基和阿南巴醫生。要弄清楚 他們是怎樣受了感染的。他們都來自本州南部一個繁忙的集散地城市,阿巴(Aba)。我們 驅車前往阿巴,找到了當地衛生部門的領導。他一看見我們,顯得特別高興,但是聽說我們 要去醫院的來意之後,馬上表示說,那不行。據他說,我們還得首先找他的上級。雖說我們 並沒興趣去見那上級,也只好同意了。我們被引見給那位上級時,他同他的醫務官員熱烈討 論著怎樣歡迎我們,決定這個中午一定要大大宴請我們一頓。我們推辭再三,強烈表示我們 決不吃這一頓午飯,只想直接就去醫院。為此,雙方又熱烈地邀請和辭謝了一番。我們終於 推卻了。我們實在辜負了這位醫藥官員的好意。他對我們此行任務的唯一興趣,似乎盡在這
  驗
  我們坐車在阿巴四面轉了轉。開始,就是沒法打通關節,找到能讓我們訪問兩位外科 醫生生前所在醫院的門路。為了不耽擱時間,我們分頭進行。納西迪自去進行沒完沒了的 協商討論,我們則去找我們所需要去的醫院和診所。我們轉遍了全城,同護士和醫生們逐 個談話,採集他們的血樣,搜尋拉沙熱的跡象。我們理應發現的拉沙熱可疑病例並沒有發 現,而原以為不可能發現的雷巴抗病毒素倒叫我們發現了。這一點說明老百姓已經對拉沙 熱有了警覺意識。
  我們問拿著雷巴抗病毒素的一位外科醫生,這藥是從哪裡弄來的。
  「當然是市場上買的,」他不經意他說道。「還能是別的地方?」
  我們把包裝盒翻過來看創,上面寫著中國製造。
  阿巴的市場真熱鬧得可以,熙往攘來。買的賣的好像都熱衷於討價還價。你想要買什 麼,這裡應有盡有,只要肯出錢。像塑料鍋盆、炊具、草蓆、樂鼓、稻米、蔥蒜和蒼蠅糜 集在上的新鮮肉類。當然還有我們剛才提到的雷巴抗病毒素。誰要是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東 西,只要同賣貨的人打聲招呼,他就會約你,譬如說過半個小時來取。簡直叫人不可思 議,他們怎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裡把你想買而到處找不到的東西,像變戲法似地變了出來。 就拿像雷巴抗病毒素藥物來說吧,那兒一些熱誠為你效勞的勤快的買賣人,一眨眼工夫就 可以拿出你想要的具體東西來,冒牌包裝絕對可以亂真。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假藥成了一 大產業。
  我們看準阿巴城裡有一家醫院是感染的病源。醫院位於一條十分狹窄胡同的盡頭,路 面坑坑窪窪,四周堆滿了位極、髒土和磚塊泥巴。我們設法獲得前往調查的許可。好不容 易來到門前時。只見醫院大門上了鎖,裡面空空如也。像這樣的釘子,我們碰過不止一 處。
  沃爾和納西迪分頭拉關係、找門路,第二天總算找著了一位死去的外科醫生的弟弟。 他的看法同阿博一姆巴依斯(AbohMbaise)那裡的人們一致,認為全是同行對手策劃的陰 謀,買通「朱朱」巫師暗中興妖作怪,使醫院關門並害了他哥哥的生命。
  不出所料,死者外科醫生的家屬拒不允許任何人進醫院,衛生部官員來,也不行。他 們以為:一旦打開醫院大門,搞陰謀的對手,肯定要乘機而入,為所欲為。沃爾和納西迪 能說會道,竟然把這位兄弟和其他親屬說通了。他們相信了我們絕無損害他們之意。外科 醫生的弟弟遲疑了半天,拿下了門上的大鎖。
  這所醫院同阿博一姆巴依斯其他醫院都不同。開業至今,剛滿兩年。來院求治的病人 大多來自附近集市地區,其中大部分是窮人。醫院收費標準低,應接不暇,總是人滿。整 個醫院造得如同監獄似的。正中央是一口蓋著蓋子的水井,混凝土預制塊結構的房間圍繞 著向四周輻射開去,房門的陽台一概面向水井。醫院裡面。一共是兩間小型手術室,每間 面積不過8到10英尺。其中一間安放著一把婦科用的折疊式躺椅,打開來可用作手術 台。一邊角落裡安裝著一架瓷質的洗碗池。從天花板上搭拉下來的電線上,掛著一盞螢光 條燈,就此一盞,它就是照明的全部光源。地板上放著兩隻瓦斯爐,上面擱著煮鍋。估計 這是用來消毒的,架子上掛著幾副外科用的手套。一切都呈現出久未使用、陳舊破爛的模 樣。
  真的讓我們走進醫院看,這位弟弟反而跟隨左右,處處關照,表現得十分友好合作, 還把本來在醫院工作的兩位醫生找來,以備咨詢。好在他們既已開口,就什麼話也留不住 了。他們一開頭就承認;對了,這裡死過幾個病人……
  第一個倒霉的是本院的護士長。去世剛幾個星期,是一月份開初的時候。她生前是個 搶活幹的健壯婦女,沒有什麼病史。誰知竟會毫無預兆地突然發起燒來,還喉痛,一般的 正常治療對她的病不起作用。死亡也來得快。我們聽來覺得像是拉沙熱。
  類似她情況的,還有幾個,包括一個護士,一個病人。
  我們要調查的兩位外科醫生的死亡又是怎麼回事呢?我一開頭找到阿巴來為的就是解 決他們的死因的。在這兒,至少總還有檔案記錄之類可以查查。於是,就動手翻查材料, 先是外科手術醫案,也把最近幾個月中住院病人的表格全翻了一遍。我們想查清的雖只是 兩個外科醫生的單一病例,卻可能扯出兩人病前10到20天前的一些重要情況。兩人死於 同一天,而且也是同一天送進埃努古醫院,猜情度理,也有可能一起得的感染。
  據說,大多數手術都是那個女外科醫生阿南巴做的。這情況合乎情理,手術多,得感 染的機會也多。
  第三個外科醫生,也就是醫院老闆,又是怎麼搞的,他也動手術,也是手術時感染的 嗎?
  「不是,」有個醫生回答說,還搖搖頭。「他不愛上手術台。手術室也不去。他只查 房,負責照料病房的病人。」
  其他職工情況怎樣?兩位醫生死亡前後,有誰發病了嗎?「還有,」起先說話的醫生 答道。「護士中有一個病得特別厲害,不過她已回她自己村裡去了。沒人知道她老家在哪 兒。」這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她在醫院裡是幹什麼的?」「是手術室護士,」醫生作了 解釋。「她叫皮斯·烏巴(PeaceUh)。
  線索有了。這個護士可能同外科醫生有關係。我們就查記錄,記錄裡看不出什麼, 就查看手術室登記本,先是想找找皮斯和阿南巴之間的關係。找到了2月中,距兩位外科 醫生死亡正好20天,登記本上有一例急診手術。再想找出些更具體詳細的情況,文字記 錄沒有了。現在活著的人證就在面前,都記得清清楚楚,談起來也滔滔不絕。
  對了,他們說,他們還記得那個病人。是個男子,大小伙子。在醫院裡已經住了一 陣子了。原本住別的醫院,轉院過來時,登記的是「盲腸造疹術」失敗。沒有經過什麼特 殊處置,病情開始好轉。平時只注射抗生素一類針劑或服用些其它藥物。後來過了一星期 左右,發起高燒來。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負責主治他的醫生以為,大概還是肚腹部的問 題沒根治,出現反應,決定立刻動手術,打開來看創再說。
  就這樣,我們一樁樁、一件件,越問得多,越詳細#####越問得多。好像誰都 還記得那一次手術室的事情。因為小伙子在手術台上出血特多,多得怎麼控制都控制不 住。誰來幫忙都不解決問題,那血就是一個勁兒往外冒,流淌得哪兒都是。阿南巴實在沒 有辦法了,才跑去把醫院頭頭伊克基醫生找了來。
  我們又查了一下登記本。那一次是伊克基那個月份裡進手術室的唯一一次。
  現在我們明白他得感染的原由了。當時伊克基醫生使盡了辦法,終未能把小伙子的一 條命救回來。小伙子挨到晚上就斷了氣,死在病房裡。
  我們繼續追問,手術室那次當班護士是誰。說是皮斯·烏巴。
  問題全清楚了。把這例手術前後經過理了理,可以作出兩個結論。小伙子得的是拉沙 熱。這個拉沙熱卻是在醫院裡住院期間得的;感染途徑是共用的針頭之類。我們還得進一 步往下追查。我們的決定是把醫院全體人員都找來,逐一問話,依次抽取血樣,務必弄清 楚他們是否也感染了。
  次日一早,我們剛進醫院,就覺得眼前景象,大不相同。院區中央本來聲息全無,最 為死氣沉沉。一下子熱鬧嘈雜得令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兩百多個女 孩子。少則十六七歲,多也不過20剛出頭。嘻笑打鬧,到處響徹一片咯咯之聲。
  醫院裡的人說她們是護士,她們自己說是學生。由我和喬一起同這些姑娘們談話。主 要由喬問。我做記錄。納西迪給她們抽血,抽完交沃爾分類貯存。
  這些女孩子的答話,大同小異。坦率說,她們總共沒念過幾年書,更談不上什麼專業 訓練。就這樣,也只得把正規護士平日干的活硬著頭皮全干下來。人人都說自己18歲。 她們打針、配藥、護理病人和給病人擦身拾掇。我們問起我們重點注意的對象,那個小伙 子時,卻是誰也記不得他了。
  我感到乏力,真累。炎熱又搞得我口乾舌燥,不好受。
  接著我問另一個女孩子。先問些老問題,像四周以來得過病嗎?得過,得的是什麼 病?
  「得過。」女孩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說。「我得的是心臟病。」
  可是,她才18歲。
  「你說的是什麼病?」
  我有點驚呆了。18歲犯心臟病、從我目測印象,她健康情況極好。
  「你給我說說看,怎麼回事?」
  「在這兒痛,」她舉起拳頭放到胸口上。我疑惑起來。拉沙熱的症狀中也有胸口痛。 起因於心臟周圍外包層的炎症,學名是心色炎。我讓她接著往下說,譬如有沒有讓她住院 等等。
  「是這樣的,」她說道。「我睡的是皮斯·烏巴睡過的同一張床。」
  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
  她這是什麼意思?同一張床?我沒弄明白她的意思究竟想說在同一個病房裡,還是想 說,病房太擠,她們倆個得擠在一張單人床上?我還沒來得及把這個問題追問下去,一下 子又冒出了另一個想法。
  「那天給那個後來大出血的小伙子動手術,你摻合進去了嗎?」
  「是的,」她說道。「我收拾和滌洗布塊塊來著。」
  聽完她的敘述,我衝著納西迪一點頭。納西迪把針頭扎進靜脈,抽血給她作抗體試 驗。
  當天臨睡前,我們坐在奧韋裡飯店大堂休息廳裡吸涼啤酒。
  大家心裡都翻騰著一個問題:皮斯·鳥巴在哪兒?
  納西迪說非把她找到不可。第二天一早他就著手找。他有辦法。沒花他多少時間。午 飯前,他就凱旋回來了。AAA未
  「我知道該去哪兒找她,」他說道。「我們走。」
  怎麼找到的,不說也罷。反正,事實證明他的消息可靠。
  皮斯的老家是普通老百姓,耕作為生,種什麼吃什麼,納西迪說道。全家把希望全 寄托在皮斯身上。皮斯上過學。在得上這場拉沙熱病之前,她的護士工作前途很廣,能有 出息。說到這裡,納西迪說漏了嘴,說這姑娘長得漂亮秀氣!
  這一趟路程可不近,開了不知多少英里,一直開到尼日利亞南部灌木地段。這真叫 我佩服納西迪的本領,這種犄角旯旮的地方虧他能找得到。
  我們來到一些不起眼的莊戶人家附近,卡車停住。大家沿著雜草叢生的河岸來到一 戶人家。納西迪敲門,站在那裡好一會兒不動。又把耳朵湊在門板上聽。從他的神情看, 他相信裡面有人,大門終於開了,走出來幾個人,同納西迪好一陣子商量。像是達成了某 些協議似的。
  「皮斯在裡面。」他說道。「她家裡剛才全同意了,保證同我們合作。」
  皮斯·烏巴並沒有立刻露面。由她家裡另外好幾個人一起接待我們,很是親切。我們 先問了些必須問的例行問題,給他們抽了血。依我看,這麼些年來,還恐怕很少有過像今 天這樣讓這家人興奮激動、熱鬧新鮮的場合。
  未了,我們此行追逐的對象本人登場了。她是個身材嬌小、怕事的姑娘,長得確是俊 悄。出來之前,她已精心修飾打扮了一番,因此才姍姍來遲。她步履似乎不穩,款款地先 向代們這邊走了幾步,然後靦腆地在納西迪旁邊找了個位子坐下。
  這一下直樂得納西迪咧開大嘴。他沒法管住自己。他就是喜歡漂亮的姑娘們。
  然而,坐下沒多久,事情全清楚了。確實是出了問題。納西迪扭過頭去同皮斯說話, 她沒有反應。甚至也沒有轉過頭去望他一眼。她只是瞪直眼睛望我們。納西迪很不好意 思,難道自己還不夠帥氣?
  他又對她說話,輕輕碰了碰她臂膀,她猛然一驚,臉上露出緊張神色。才不久我們看 到的如此動人的笑容一下子換成了一片迷惆。
  納西迪向我們解釋說,有人告訴他皮斯已經雙耳失聰。現在看來此說屬實。
  雙耳失聰是拉沙熱的併發症,往往成為全聾而且終生不治。我們請她起來走幾步看 看。只見她從椅子上起身,極其緩慢,向前邁了幾步,就開始蹣跚起來,舉步艱難。一看 就是典型的運動失調症狀,意味著雙腿失去了大腦的指揮,結果是無法控制自己的平衡。 這也是拉沙熱的併發症,而且是性質更為嚴重的一種。她的喪失聽力問題也許已經無法挽 救,只能成為一輩子殘疾,而這種運動失調的行走困難將會在一段時間以後恢復正常。我 們給皮斯抽了血。做完該做的記錄。餘下來就剩了好言好語寬慰皮斯全家的任務了。
  情況是悲慘的。拉沙熱怎樣來到阿巴城,怎樣感染了三位外科醫生,兩位護士,襲擊 了他們所在工作的醫院的前後經過終於整理出來了。雖說我們確立了診斷的若干條文,卻 始終未能成功地揭穿疾病之所以存在的謎底。在世界上的這一部分地區裡倒底存在著多少 病根?從目前我們所採集到的當地人的血樣來看,相對來說此病的蔓延似乎尚不普遍,但 是,它是怎麼傳播的,根源在哪兒?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什麼時候它還會捲土重來,災難 下一次又將落在誰的頭上?
  我們在拉沙熱後面跟蹤追擊,繞了好大一個圈子。開頭的第一站是埃努古,正是在 這個地方拉沙熱來無蹤去無影,鬧了一場。接下來就是奧韋裡。同作官當老爺的人興高采 烈地飽餐了一頓可樂果。再到阿博一姆巴依斯,繼續調查,在這裡,僅僅一所醫院就死去 一個外科醫生和十六個病人。再往前來到阿巴。病毒殺害了兩名外科醫生,把另一所好好 的醫院徹底搞跨,人去樓空,最後在皮斯·烏巴所在的小村子裡結束了這一番追蹤調查。
  再剩下來就是弄清楚有關阿茲基韋這一家人遠近所有的親屬的情況的時候了。這一 點恰恰是促成此番行動的起因。我們尋找阿茲基韋家屬的第一站是南部沿岸的哈考特港 市。據沃爾聽到的傳聞,阿茲基韋家的好幾位親戚在葬禮完畢後就逃來此地居住,沒料 到,空跑一場。一個也沒找到。也許他們都藏起來了。反正,他們不想被人找到。我們考 慮的結果,決定去埃克波馬,也去依山。這一趟是往北,朝貝寧市方向。走著走著,在幾 條主要公路的匯合處看到一座相當大的城鎮,一查方知是奧尼沙(Onitsha)。
  忽然聽見了喪鐘。
  它使我想起這個奧尼沙有過1974年出現三個拉沙熱病例的記錄。一個是19歲的尼 日利亞孩子。另兩個是德國教會的醫生。其中一個是因為照顧那個得病的尼日利亞孩子而 得病的。他大出血,一再抽搐,最後昏厥,死了。第二位傳教士也受了感染,給他治病的 醫院就是那所處置阿博一姆巴依斯的外科醫生和另一名阿巴的外科醫生的埃努古醫院。他 治療得不錯,比那些人都強,終於得到了康復。
  神秘得出奇,我們這些調查人員卻再也找不到有得了拉沙熱而後又康復的第二個病 例。難道這是一種罕見的病毒菌株,但凡感染上的人,決難存活,才造成這樣不再有倖存 者的結局。拉沙熱有許多難解之謎,這只是其中的一個。
  由於時間緊迫,沒法多作逗留,我們離開奧尼沙,直奔貝寧市,我們已同一名高級衛 生官員約好在那裡會晤。
  有人把我們領進一間好大的辦公室,替我們向那位官員作了引見。他一再說明,要我 們務必相信,千萬別把他同旁人等量齊觀,他絕對與眾不同,決非官僚。是個王子。
  對會晤的程序,我們已經很熟悉了。他先是滿臉謙恭、客客氣氣,我們講完要他解決 棘手問題的來意,接著是我們聽他講,滿口保證他的政府一定合作。
  然而,什麼也沒兌現。
  於是只能自己上路,去埃克波馬。事後我們聽說這位州的首席部長走上電視屏屏向當 地老百姓宣稱,拉沙熱是「朱朱」巫師作法所致。
  這一套我們聽慣了。毫不奇怪,巫術盛行於埃克波馬。我們走到哪兒,哪兒都感受到 人們對巫術的恐懼。
  阿茲基韋父母在伊山的老宅大門鎖著。我們不能進入。好在沃爾先我們來到此地,已 從倖存的家屬中打探了情況並抽取了血樣。我們一到這裡就聽說了化驗的結果都是陽性。 目前該瞭解的是,老宅附近出現的這樣病例共有多少和發生這麼多病例的原因。我們需要 捕捉囓齒小動物的資源,還要採集它們的血樣。對當地人來說,捉老鼠並不難,誰都能辦 到。難就難在我們需要抓活的,不僅要活鼠的血樣和肝樣,更重要的,一定要保證捕捉人 的安全,以免自己感染上了拉沙病毒。這些都意味著還得我們親自動手才行。
  然後我們又在村前村後進行了一番調查,必須弄清楚總共出現過多少拉沙熱病例。伊 山開始建鎮,大部分的居民遷入大街。每戶人家配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畝的土地,足 以自給自足。在挨家挨戶訪問的過程中,他們如同約好似的,不是不說話,就是語言閃 爍,聽不到一句確切的回答,連一點表示歡迎、問候的笑容和表情都難見到。終於我們明 白了。沒有當地頭人的同意,休想部問得半句話來。難就難在弄不清楚究竟誰是頭人,到 哪兒去找這樣的頭人。在過去,頭人身份顯赫,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說的話就是法律。 埃克波馬的情況就不同了,局勢多變,遷徙多,搞現代化,同外部世界的聯繫逐年增多, 這一切改變了當地社團的傳統觀念。世襲尊號,部族的特權和勢力都不再存在。誰想要打 聽去哪兒找說話算數的頭人,還得先弄清楚他管的是哪一片、哪一段,因此有權的人數不 但多,還有當權的時限和管轄的範圍,甚至他們的說話究竟算不算數,也得走著瞧。如果 有誰自己向我們保證說,他就是這一片的頭面人物,也無法證明他所說屬實。
  我們沒有什麼可選擇的,沒有任何官方的准許,只能自行其是,直接挨家挨戶找上門 去,追著提問題,想方設法取得血樣。以往,這裡老百姓通常都是很好說話的,對貿然找 上門去的不速之客也是優禮有加,問他們任何純屬私人性質的問題,也用不著因為忌諱而 難以啟齒。但現在的感受完全不同。同他們接待我們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恐懼。我 們問他們的問題,即使能得到一字半句的回答,也是支支吾吾,言不由衷的搪塞之辭。采 集血樣更不必提,只要有人拒絕,周圍的人全都傚尤,實際情況是,我們所到之處,總是 有一大堆人圍著,我們的處境很不佳。
  此事既可笑又惡劣。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躲在門後窺視的人有,藏身簾後竊 聽我們談話的有,倒像是我們在進行非法活動,就像我們是傳染性的瘟疫。既然,阿茲基 韋和他的家屬都像是得病於老父親的葬禮,我們當然急干要弄清楚,所有一切關於葬禮的 活動,而且越清楚越好。我們完全有理由假定這類活動在傳播、擴散病毒方面只能有害而 無益。目前在到處碰壁的情況下,什麼情況都摸不到。對葬禮活動保密如此之嚴,誰都不 露半點口風。還是沃爾有辦法,挖出了一點兒端倪,重新點燃了我們即將熄滅的希望。
  他說本地死了人,屍體都得送往專用的太平間,冷凍保存。等親朋好友、所有族人從 四面八方趕來,能到的都到齊以後,葬禮才得以舉行。當著眾人面,從太平間把屍體運 回。從種種跡象推測,葬禮儀式一定有血液接觸的部分,否則怎樣解釋阿茲基韋這位工程 師的感染呢。至於怎樣接觸,我們就說不上了。沃爾說他聽到一種傳說,死者的心臟都要 摘去。這是真的嗎?要真是如此,摘除下來的那些心臟怎樣了呢?那些動手處理心臟的 人,出了什麼事沒有?
  他們不說話也好,不提供合作也好,事情明擺在那兒,死去的人很多很多,而所有致 死的疾病的症狀幾乎一成不變:嗓子痛、發燒,還有出血。除了拉沙熱病毒,或者埃波拉 病毒,沒有別的病毒導致像這一類的症狀。
  我們決定分成兩組,這樣也許較好一些。沃爾納西迪一組向指定的一方繼續打探。由 我同來自貝寧大學的一位微生物學專家協作,另成一組。與此同時,喬原已獨自在追蹤現 在還藏得無影無蹤的第一病例。
  我原想沃爾和納西迪在外總得有一段時間,不料他們很快就回來了,我知道一定出了 什麼意外了。我一眼就可看出他們真的是嚇壞了。難道真有什麼可怕的事發生了嗎?
  「怎麼了?」我問道。「出了什麼事?」
  他們兩人還在焦急地回頭張望,就好像還吃不準後面是不是有人繼續跟著他們。
  「大砍刀,」好不容易納西邊才蹦出了這句話。
  「什麼?」
  「他們拿起大砍刀趕我們,」沃爾總算把事情說明白了。「他們甚至不等我們把來意 說清,就下手。」
  還需要說什麼來意,事到如今,埃克波馬還有誰不知道我們是來做什麼的嗎?
  我們找到了阿茲基韋的直系親屬,即使同他們搭上了話,情況也沒有絲毫好轉,他們 同本地區的其他人一樣,沒什麼好說的。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阿茲基韋的親妹妹瓦萊 利(valerie)。按照她的說法,最可疑的第一病例是一個表親。大約十八九歲,最多不過 二十出頭。大約是去年12月底前後得的病。得病期間,同她的嬸,也就是阿茲基韋的 媽,和阿茲基韋老家的其他親屬都有過接觸,很親密。今年年初,1月份和2月份裡還有 兩個表親得病死去。一個是6歲的男孩,還有一個是43歲的婦女。瓦萊利沒法說清的是 這兩個死者生病期間是否同她家其他人有過接觸,聽瓦萊利說的那些情節,阿茲基韋奔母 喪回家後好橡並不知道這些親戚死亡的消息。
  我們決定要設法找到這位涉嫌第一個病例的人。很快就發現此事有一定的難度。有人 告訴我們說,她痊癒之後被人們唾棄鄙視,說她是賤民、是妖女,因為她給家裡帶來這麼 多麻煩。家裡有些人甚至打她,逼得她逃離在外。
  她現在何處?瓦萊利聽說有個好心腸的家中成員收留了她,住在很遠很遠地方。沒人 知道那具體地址。
  也許是我們偵探電影看多了,也有一股楔而不捨的精神,還多少學了點兒覓跡尋蹤的 竅門,竟把她的藏身之處找到了。她就躲在附近村子裡她的一個叔叔家,不露面。我們就 去尋訪這位叔叔。人倒是找到了。一問才知道此叔叔不是那叔叔。那姑娘藏在另外一個叔 叔家裡,在另外一個村子裡,也不遠。所以,我們這一個奧德賽式的故事還得繼續往下發 展。
  找到了下一個村落。這裡村莊都無地址名稱,也很少有街名,全憑一路上碰到的人指 引,說東是東,說西是西。這次我們找對了那位叔叔,那姑娘卻未見。叔叔說,姑娘不住 在他家裡。可以理解,這是姑娘不願露面,怕送命,至少這是她叔叔給我們說的原話。這 位叔叔已是近70歲的人了,倒像是個有知識的長者,還能說上一點英文,顯得有點兒老 態龍鍾。我們猜想他不是說的實後。我們賴著不走。沃爾比我們誰都有耐心,仔仔細細說 明來意,保證只同她談談她的病情,必要時抽個血樣做實驗。
  好不容易把老人說服了,有了笑容,請我們進屋。老人家的起居室本來潮濕狹小,人 一多顯得很擠。老人請大家坐下,過了一會兒,他的妻子出來。老婦人態度生硬,對我們 說,她不允許我們同這位年輕婦女見面,看來沒有商量餘地。
  沃爾還是不願意罷休,幾經曲折,長途跋涉,不能白跑一趟。他不厭其煩地重新把我 們此行目的述說一遍,一再強調讓姑娘同我們見上一面的重要性。從叔叔的臉色上看,已 有迴旋的餘地。老兩口子躲到角落裡商量了一會兒。終於妥協。叔叔說,我們可以同姑娘 談一次,但不能抽血。沃爾不愧為外交官出身,同意他們的條件。他認為有點進展總比沒 有好。
  我們又等了幾分鐘,老人把姑娘領了進來,顯得又瘦又蒼白。一看就知道她心懷恐 懼,不住地打量房間周圍,卻又不敢同我們正眼對視。我們讓她慢平靜下來,開始詢問 她的病情。根據她說的症狀看,屬於輕度拉沙熱,所以才能保住性命。她同阿茲基韋老家 的親屬見過面,至於誰是誰,已記不清了。遲疑了好半天,最後還是把她染病後的遭遇, 向我們述說了一番。她能把她家裡人毆打她,折磨她的事情和她終於不得不離家逃命的過 程講出來,也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傷痕累壙、流血不止的她跑過一個又一個灌木叢林才到達叔叔的家,但她家裡有些還 不滿足於對她的懲罰,仍不想放過這個可憐的姑娘,他們去找了「朱朱」巫師,對姑娘施 行魔咒。姑娘整天惶惶然,越來越害怕。成了一個實際的囚犯。她不敢離開屋子一步,也 無處可逃。
  經過我們同她的一番談話,看得出她相信我們,不是她家裡派來的,也不是「朱朱」 巫師的人。此時。沃爾乘機而入,問她是不是可以為實驗拉沙熱抗體採集她一點兒血樣。 她勉勉強強地同意了。可是,當沃爾真要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時,她又退縮了,跑出了屋 子。我們不得不從頭來起,足足花了一個小時,才把她請回來,平靜下來,讓沃爾如願以 償地抽取了一點兒血樣。
  血樣送回拉各斯實驗後,拉沙病毒抗體出現了好幾個「十」號。我們所發現的這種類 型的抗體是「1gM」,而且表明是相對近期的感染。然而,實驗沒法告訴我們,她是從哪 裡受到感染的。這裡,囓齒小動物遍地皆是,老百姓甚至普遍地捕而食之。從這一點上 看,這種病毒的傳播和感染的機會,成千上萬。
  我們這次調查行動突然中止,其原因,一是當地村民對我們持刀相向,更主要的還是 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援助問題上變了卦。該機構原來答應提供調查和防治所需的 款項和器材。但是從未到位。後來又聽說該機構代表,即保證提供資助的本人,改口說不 再為拉沙熱計劃撥款。很明顯,在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撥款資助時,拉沙熱項目並非排在前 列。對美國國務院來說,這可是很不高明。
  事情過去了兩年,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打報告、提建議、反映情況,要求繼續開展研 究,我們認為要想搞清拉沙熱在南部尼日利亞傳播和擴展的深廣度的話,這些研究勢在必 行。我們也要求繼續研究齧齒類動物。我們尤其需要弄清楚拉沙熱本來被認為是農村傳播 性疾病,又是如何進入有一百萬人口的阿巴這樣的城市的。我們也需要弄清楚像葬禮這樣 的盛大儀式在傳播這類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拉沙熱通過自然感染途徑得以擴散和通過一些 具有危險性質的工作和行為,譬如在出殯時出現直接與血液接觸的行為,或者醫院裡多次 使用同一針頭等等,而得以感染傳播是不同的。所以說,只有在弄清楚拉沙熱的傳播途徑 以後,我們才有希望加以控制,保護人民的安全。這就是傳染病學者的職責所在。在同病 毒的鬥爭中,我們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同迷信和沒心沒肺沒頭腦的 官老爺們的鬥爭中,我們並不順利。這些當官作者爺的人看來對「他們」的錢都另有打 算,要比搶救人命重要得多。
  至於沃爾,我們友好彌篤,他現在在津巴布韋的世界衛生組織辦事處工作。每年他都 會給我們傳來同樣的信息,「又是拉沙熱大流行。拉沙熱仍在尼日利亞肆虐。卻無人採取 應有的行動。」
  拉沙熱這類流行性疾病似乎已成司空見慣的平常事,像雷陣雨一般,無人大驚小怪。 況且尼日利亞禍不單行,每年的黃熱病死亡人數少則成百上干,多則成千上萬。實際上, 防治黃熱病的疫苗本世紀40年代中已經可以有效地應用了。
  埃波拉侵襲弗吉尼亞
  1989年11月30日,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現任「疾病控制中心」下屬 傳染病中心主任,來到我在十五號樓的辦公室。
  他說:「喬,我剛接到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拉塞爾將軍(GeneraI  Russell)打 來的電話。彼得·賈林(PeterJahrling)分離出一種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一模一樣,是在 弗吉尼亞州雷斯頓(Reston)地區私人養的猴子身上發現的。」
  賈林是美國出血熱方面的主要研究人員之一。不過,埃波拉病毒會在弗吉尼亞出現 嗎?在華盛頓郊區,那麼肯定?多虧我當時是坐在倚子上。這個消息一時讓人難以置信, 我需要時間好好考慮一下。
  「他們怎麼會想到要分離病毒呢?」我問道。
  「顯然,他們是在尋找猿出血熱(SHFV)的流行原因,於是在組織培養中發現了絲 狀病毒,」弗雷德又說,對於這一發現,彼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吃驚。我們都非常瞭解 彼得,幾年前就是他完成了雷巴抗病毒素猴子實驗,並且證明它可以成功地治療拉沙熱。 近來,他一直從事美國猴子實驗室猿出血熱流行的調查。猿出血熱是發生在猴子身上的一 種嚴重疾病,本應該只存在於非洲,也可能在印度出現,一旦猿出血熱開始蔓延,就會造 成浩劫。科學家們除了知道猿出血熱病毒(SHFV)是一種大顆粒的去氧核糖核酸病毒 外,對於其它一無所知。我們「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參與這些調查,也不可能參與,因為 SHFV是一種動物疾病,它不會使人類致病,實際上,它甚至不會傳染給人類。
  彼得被召去雷斯頓協助調查一次猿出血熱的流行,表面上看,這次調查似乎是常規性 的。他從被感染的和死亡的猴子身上採集了幾份血樣,做組織培養,然後進行檢查,當然 他是不會發現任何異常情況的。可是他的助手對於在電子顯微鏡下的發現大為震驚。他叫 彼得過來看他剛拍照下來的一張血樣片子。照片上呈現出一條巨蛇樣的東西。彼得馬上明 白是什麼使他的助手大為震驚,那蛇樣的東西像是一種絲狀病毒,而且,它看起來像人類 所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它像埃波拉病毒。
  彷彿這還不夠驚心動魄,這些猴子不是來自非洲,它們是最近才從菲律賓進口的。在 亞洲原本沒有任何猿出血熱,更不用說埃波拉病毒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邀請我 們共同討論這一情況,商討對策。畢竟「疾病控制中心」在醫療和實驗中比其他任何機構 在對付埃波拉病毒方面有更多的經驗。而且「疾病控制中心」也有責任對任何威脅人類健 康的疾病進行調查。此時,卡爾·約翰遜已不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工作了,他於 1982年離開「疾病控制中心」後一直在那裡工作。1985年離開研究所後在加利福尼亞獨 立工作。這真是遺憾,他在出血病方面的經驗應是十分寶貴的。
  在去華盛頓的路上,弗雷德和我仔細討論了幾個緊要問題。病毒是怎樣從非洲進入亞 洲猴子體內的,是用船把猴子從亞洲運到歐洲的嗎?是否有人把猴子從非洲私運到了亞 洲?他們是否接觸過從非洲來的病毒源?猴子是被裝在客機的貨倉裡運進來的。它們被關 在木板箱裡,放在大貨盤上運輸的。那些名聲不太好的販運者運送它們的條件很可憐。但 是這些猴子是搭乘荷蘭航空公司的飛機入境的,與其他航空公司相比,它們的境遇稱得上 是豪華。
  另外,我們猜測,假如這種病毒根本就不是來自非洲。而實際上是從非洲來的絲狀病 毒的一位新成員呢?就我們所知,這種絲狀病毒家族只有兩位成員;埃波拉和瑪爾伯格。 埃波拉病毒有兩種病毒菌株,只存在於扎伊爾的北部和蘇丹的南部。而瑪爾伯格似乎是烏 干達維多利亞湖周圍地區以及肯尼亞西部埃爾岡山(Mount  Elgon)洞穴地區特有的病 毒,在南非的一所醫院裡出現了一例無法解釋的瑪爾伯格病例。病人一直在津巴布韋旅 游。僅此而已。這是我們當時瞭解到的有關絲狀病毒起源的全部情況。儘管許多研究者為 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沒人知道病毒來源於何處。
  關於瑪爾伯格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瑪爾伯格出現首批病例時,絲狀 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確定下來。調查人員確認病毒來自最近從烏干達進口的猴子身上。31 名實驗室技術人員,獸醫,動物管理人員以及與他們接觸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 後來瞭解到,即使考慮到旅途的勞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計的要高得多。大約在3個月裡, 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兩到三隻。
  這回我們得格外小心。也許又是上次情況的重現。
  有趣的是,我們從沒想到這一新的發現竟然是實驗室污染的結果。這本不應成為一種 不合理的解釋,可是我們對彼得的工作質量過於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說他從猴子身上培養 了埃波拉,那就被認為是這麼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飛機,就租了一輛汽車往馬裡蘭的弗雷德裡克開去。一到迪 特裡克堡(F0ri  Deirick),我們就直奔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總部。為討論形勢 而召開的緊急會議就要開始了。所有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高級官員都來了。包括 拉塞爾將軍,分部主任,彼得·賈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們介紹給丹·達爾加德 (Dan  Da1gard),海薩頓實驗室的獸醫,那就是這批猴子的進口單位。我很高興看到弗 吉尼亞州衛生部的代表也應邀參加了會議。
  在會上彼得·賈林首先介紹了他的發現,講述了達爾加德從雷斯頓的海薩頓實驗室采 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經過。顯然,獸醫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發現過猿出血熱的病例,並且 認為又出現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確實很相似,事實上,他是對的。猴子的確受到了猿出血 熱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術員瓊·羅德裡克(Joan  Rhederick)又一次證明為什麼觀察實 驗室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她注意到一個培養皿裡的細胞一下子就不見了,有什麼東西殺死 了它們。彼得嗅了一下敞開著的培養皿想找到細菌污染髮出的氣味。他對結果不大滿意, 就把培養皿交給一個叫做湯姆·蓋斯伯格(Tom  G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熱情工作的 年輕的實習醫生。彼得讓他準備材料用電子顯微鏡實踐一下他新獲得的技術。其結果已被 記者裡查德·普雷斯頓(RichardPresron)發表在《棘手地帶》(The  Hot    Zone)上。 看上去,確實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賈林想起他嗅過的那只培養皿裡盛滿了 這種東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動,是不是太過分了?在潛伏了多年之後,竟然突然出現在 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室裡,難道連美國首都也難逃此難了?
  毫無疑問,我認為無論這是一種什麼病毒,都應給予關注。此時,圍坐在桌旁很少發 言的軍事代表團的代表也議論了起來。
  會議室裡的人們興奮起來,爭相發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參加會議的人中,除了 我以外,沒有人真正見過攜帶埃波拉病毒的病人。聽著他們的議論,我回憶起在扎伊爾, 我跪在草舍的地上,藉著煤油燈的光亮採集埃波拉病人血樣的情景。那才是實實在在的東 西。可是在這裡,在華盛頓,真是這樣嗎?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研製一致的行動計劃,賦予一切有關公共健康事宜以優先權。此事 非同小可。為達到這一目標,我要與弗吉尼亞州衛生部緊密合作,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幫 助。這是納稅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資金要它去做的事。
  會議決定由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繼續研究解決動物的問題。由他們負責弄清楚 病毒在實驗室動物中流行的程度,並制定方略防止這種病向外界傳播。在軍事代表解決全 部猿的問題時,我隨州衛生部門工作,以限制其對人群的威脅。這是我們的責任分工。後 來我吃驚地看到《棘手地帶》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準備承擔整個運作。弗雷德和我 都沒有這種打算,我們也從未表示過這種觀點,這可不是我的一貫風格。此外,無論如 何,我們沒有解決有關猴子問題的能力,我們歡迎軍隊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傳工具最敏感的陰影裡進行的。直到此時,我們一 直沒有獲得來自華盛頓的對於病毒性出血熱研究項目的重大資助。我們只能坐等,眼睜睜 地看著大筆資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勞性病症那種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時我們會開玩笑說:「我們最需要幾隻帶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來跑去,那會引 起一些注意。國會才會明白這些病毒確實存在。」
  突然間玩笑成真,我們明白,一旦消息傳出,新聞界會使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知道 很可能記者們把小型攝影機和微型錄音機也帶到了會場,這更增加了會場緊張的氣氛。
  新聞媒體的關注只能意味著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調,冷靜從事,以避免出現混 亂。我處理過芝加哥的拉沙熱病事件,以及幾年前出現在新澤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 效工作的秘訣是保持鎮靜,估計出可能的危險,制定一項計劃去限制這些危險。向人們解 釋清楚發生的一切,讓他們冷靜下來。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我一向告訴他們我所知道的事 實,決不評說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慮,也會表現得鎮定自如。
  會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舉行新聞發佈會,它是由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和「疾 病控制中心」聯合召開的,會上簡要地說明在弗吉尼亞雷斯頓地區實驗室的一群猴子身上 發現了類似埃波拉的病毒。我們的行動計劃要求我們識別在海薩頓的人與病毒接觸的情 況;評估並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會被感染。為此,我們需要調查其他進口 動物,也許這樣會弄清楚雷斯頓地區從哪些地方來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這項工作由 「疾病控制中心」的檢疫部承擔。
  有一段時間,檢疫部一直在關注猴子貿易中的環境和條件問題,因此他們的行動是積 極有效的。我們的工作量從一開始就十分飽滿,整個行動很快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協作力 量。
  弗吉尼亞州衛生部派來工作的人們個個精明強幹,他們不僅是在專業上十分勝任,而 且一直保持頭腦清醒,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實屬不易。
  我向他們解釋埃波拉是能傳播的,以及還沒有傳播等情況,遠比預想的難度要小得 多。他們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組織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類。實際上,這沒 有必要,而且還會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憂慮。不過,對於州衛生官員來說那是相當便利 的,他們採取的是一旦懷疑就加以封鎖的策略。本州的官員們不願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記者大肆製造危機的氣氛,想利用這個機會大出風頭。這樣,我們想 表達的一些信息——我們在醫學領域和實驗室的經驗告訴我們,有必要保留這些病毒傳染 ——被歪曲了。但布倫特·布萊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個例外。他是費爾法克斯縣地 區報紙《新聞報》(The  Journal)的記者,他不僅寫出了不少好的報道,還向社區提供 準確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隱患。
  我著手與「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蘇在內研究疫情擴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蘇是 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實際經驗的人。我同史蒂夫·奧斯特洛夫(Steve 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以及弗吉尼亞州衛生部門的人們一起,開列 了一張接觸過猴子的人員名單,並設計了調查問卷表以便能估定他們受感染的程度。我們 不得不對每一個與動物或它們的細胞組織有過接觸的人進行調查。
  事情的發展並非一切順利。當我趕到海薩頓實驗室時,發現除了我們分別處理的動物 實驗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與動物細胞組織有過接觸的全體僱員已被召集開會。我沒有安 排這樣的會議。這是公司的主張。主持會議的是軍隊的一位獸醫病理學家。她的工作是和 實驗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瞭解什麼是埃波拉。會議組織得很好,我 想最好不要干涉。實際上,在邀請我發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這並不等於我不想起身反駁,只是不得不耐著性子聽她對這種病的不著邊際的描述。 當眾反駁她與事無補。會使大家認為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並給人一種事態失控 的印象,這當然會無故地造成擔憂。當我最終有機會發言時,我告訴大家他們感染埃波拉 病毒的機率很低。實際上病毒不可能從實驗室的動物房裡跑到咖啡屋秘書小姐身上。即使 與一塊感染了的猴細胞組織呆在同一房間裡,也肯定不會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險的人是 那些與生病的動物有過密切接觸的人。我向與會者保證我們要把這些人識別出來,對他們 進行密切的觀察。   很自然,人們想知道一旦他們患病會出現什麼情況。我告訴他們, 萬一有人患了此病,他們將在費爾法克斯縣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我強調指出,醫院的醫 務人員已做好準備來應付這樣的局面,我說,畢竟我們已確認在非洲即使那些與這種病和 將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緊密接觸的人們,傳染率也僅大約百分之十。在那些長期看護重病 人的人群中,危險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險來自傷口或感染了 血的一種儀器的針棒。那些與病毒打交道的僱員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實驗室環境。而且在 報告的病例中都與傷口、抓傷及針棒無關。另外,我在蘇丹見過成排的將死去的病人,在 扎伊爾看到過這種病傳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後果,因此我不願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識 和經驗去接受挑戰,扭轉危機。
  我在海薩頓工作時遇到的最理智的人當數達爾加德博士,他是負責猴子的獸醫,同 時,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壓力。他為動物擔憂,同時,他得考慮它們感染 人類的可能性。他還不能忽視此次事件對他賴以生存的實驗室的財政可能產生的影響。在 任何事件中,僱員們都保持了鎮定,至少,他們不能驚慌失措,或回家不幹,或向新聞界 和議員們說三道四。他們和我們一道工作,按照他們與任何動物或動物細胞組織接觸的程 度自己組成各危險群。
  在整個過程中,就是否埃波拉會通過空氣傳播展開了大量討論。每當埃波拉現形的時 候,這個灰毛怪就會露頭。有關人類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學提供的證據,包括1976年, 1979年和瑪爾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發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儘管對許多病人的治療是在通 風條件差的茅屋中進行的,從他人身上感染這種疾病的人只是那些與病人有直接接觸,特 別是與他們的血液、尿、嘔吐物或下瀉物有接觸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過煙霧傳播的,羅 伊·巴倫和我在扎伊爾就會被傳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發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 因為接觸了一頭死於這種病毒的大猩猩並且被一些年輕人帶回家中。同樣,是接觸了被感 染的動物以及製作食用其鮮肉是流行的誘因。確實,由於有了對此傳播途徑的瞭解,才使 艾倫·喬治(Alain  Georges)和來自朗絲國際醫學研究中心(Le    Centre    l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們得以及時地控制了疫情的傳播。
  問題是無法證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氣傳播的。你可以證明有些事確實發生了,但你無 法證明它從未發生過。我們有空氣傳播的鮮明的例證,如水痘,流感,麻疹,但這些疾病 與埃波拉有明顯的區別。首先,它們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傳染源,呼吸系統則是主要 目標。為了通過空氣向人類傳播,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聯繫的。這是疾病傳播的主要戰 略。第二,由於麻疹一類的疾病具有如此輕易而快捷的傳播方法,它們襲擊人的比率大大 高於埃波拉病毒。大多數的非洲病人是在沒有空氣的房舍中接受看護的,其他在空氣中繁 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結核這樣的病菌都會輕而易舉地傳播開來。在這些病例中,許多都受 到了傳染,但埃波拉病毒與它們不同。
  確實,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實驗表明空氣傳播幾種出血熱病毒是可能的,但 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臉上,在這樣在壓力下面罩可以輸送大量的病毒。在這個實 驗中,所有的動物都被感染了。顯然,這不是自然傳播。這項實驗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 緊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細菌,包括皮膚表面的非致病細菌,如葡萄 球菌表皮細胞。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實驗沒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細菌有機體作為控制手段對實 驗目的進行說明。
  即使有了證明,我也相信雖然空氣傳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個別的。這並不是我 最關心的,我們曾經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觸過病毒者的綜合名單分類。按照他們接觸的程 度,把他們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類,然後對各類進行觀察。我們確保每天與名單上的 人接觸以便掌握他們的整體健康狀況,並檢測他們是否發燒。
  此外,我還要保證準備好適當的藥品和病房以便為可能出現的病人提供醫療。我們的 工作方針與在芝加哥時的一樣,病人將被正規醫院接收,並得到應有的醫療照顧,可能還 包括隔離護理技術。這樣做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熱病人需要最高質量的醫療 護理,這一點除非病人能比較容易地得到,特別是得到監護,否則就談不上。第二,病人 很難住進四級高控病房。在為病人尋找醫院就醫期間會喪失寶貴的時間,而且更多的人將 在運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熱患者難以承受運送時的顛簸,因為他們的心血管系統很脆 弱,有發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險,搬運會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醫務人員也許 不能保持三級護理的高標準,除非他們每天練習。如果大城市的醫院沒有這些設備,有些 事情就很難辦。
  我有證據支持我的觀點,我只需指出幾年前一些拉沙熱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況下被送 進了倫敦一些醫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們康復後也沒有得到診斷。在沒有隔離 護理下,沒有一位醫務人員受到感染。阿茲基韋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 熱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級醫院與他接觸的人中沒有一個受感染的。
  我和費爾法克斯總醫院的流行病學家和傳染病專家阿蘭·莫裡森博士(Dr.  Allan Morrkon)以及監護小組的醫務入員相處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仔細聽我講述對他們面臨 危險的估計,並聽我解釋他們應該採取的預防措施。為了應付不測,庫卡·佩雷斯(Cuca Perez)搞來一個移動式實驗室配有檢測第四級病毒病原體的設備。這樣。我們就有能力在 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給任何病例檢測血液和血清並且及時做出診斷。庫卡負責在必 要時做試驗。
  我們沒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頓的一個動物飼養員早上去上班時發燒,並開始嘔吐。在氣氛高度緊 張的猴子實驗室裡,這足以使人們拉響警報。病人被急送醫院並收進了監護室。醫務人員 按常規接收病人。使用了我們建議的保護措施並給病人做了全面檢查並瞭解了病史。我立 刻意識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對此我表示懷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種傳統形式的 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個顯著症狀是突然發燒、肌肉酸痛、關節痛、頭痛,你會立即感到 生病了,而這個病人沒有任何這類症狀。
  但是,也許他感染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埃波拉而我們對它一無所知。因此,我們得為這 種病的不同表現做好準備。在2.1小時之內,庫卡的一系列呈陰性的檢查結果證實了我 的印象。不是埃波拉。這時病人退燒了。據我猜測,那人的病是焦慮所致。考慮到雷斯頓 的環境。我不責怪他。
  亞洲病毒引起的騷動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覺察到隔壁特殊病原體分部一個小辦公區喬的辦公室內發生 了不尋常的事。弗雷德和喬在一起。聽聲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動。我好奇,想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就探頭向屋裡張望。他們看見了就讓我進去。
  「羅塞爾將軍剛從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給弗雷德打來電話」。喬說。「彼得說 他在雷斯頓一個實驗室的一些病猴身上發現了看來很像埃波拉或瑪爾伯格的病毒,就在華 盛頓附近。」
  我很瞭解彼得·賈林。他花了很長時間在迪特裡克堡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研究拉沙熱 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華盛頓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現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說。我開始思考。這也並非不可能,以我們對瑪爾伯格病 毒一無所知來說。假如它以前出現過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現。弗雷德是個了不起的人, 他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轉述著拉塞爾將軍在電話裡對他說的活,顯然,他們是在培養死猴 身上的細胞組織時發現了大量的絲狀病毒。
  「猴子是從哪裡來的?」我問道。我等待他說出烏干達這個地方,從那裡進口的猴帶 有瑪爾伯格病毒。
  「菲律賓」,弗雷德答道。
  「菲律賓?」
  「可是」,我說,「帶有這種病毒的猴子都是來自非洲,菲律賓不應出現猿出血 熱。」
  弗雷德和喬都表示同意,他們也一直為此表示疑惑。不過,我們都知道彼得的能力, 我們應重視他的活。假如他說他在菲律賓的猴子身上發現了絲狀病毒,可能他確實看到 了。另外,他還告訴弗雷德他證實猴子務身上帶有猿出血熱病毒。這樣看來,那死猴是受 到了兩種病毒的合併感染引出的血熱病毒和絲狀病毒,都應只存在於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當時正在華盛頓的郊區。
  第二天弗雷德和喬到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去會見軍隊和地方的有關人員。當他 們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後,他們坐下來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對策。喬決定由史蒂 芬·奧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頓,去進行調查,並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 況。當喬決定了他下一步怎麼辦時,他轉向我說:「蘇,我們不知道這些猴子是在哪裡被 感染的。我們需要一個計劃以便追索它們的來路並找出它們與非洲接觸的任何線索。」
  事情趨向複雜比了,我想。我們開始給熟悉的人打電話,也許他們瞭解一些世界各 地猴子的運輸情況。這些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馬尼 拉開展由「疾病控制中心」舉辦的實地流行病學訓練規劃的馬克·懷特(MarkWhite), 還有德國和蘇聯的科研人員。也許他們能證實死猴是從他們國家出口的傳言。馬克對我們 尤為重要,因為受感染的猴來自菲律賓。喬說服他盡可能調查在馬尼拉的猴子實驗室,看 看能否瞭解到一些有關猴子和飼養員的情況。有幸的是馬克的流行病學專家組裡有幾個獸 醫,這正是他們喜歡干的工作,不幸的是當時菲律賓正處於困難時期,叛亂者在許多農村 地區打仗,使得馬克旅途艱難。
  我也和荷蘭航空公司派駐紐約的貨運部經理廣泛交談。他給了我很大幫助。原來猴子 是1989年10月從馬尼拉運來的。隨著線索的展開,我們發現在馬尼拉有四個猴子貿易 商,這只病猴來自四個貿易商之一。它們被裝在荷蘭航空公司正常飛行的飛機貨倉裡運進 來,還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開辦的一家動物旅館過了一夜。另一種我們無法肯定的說法是一 些被運到美國的猴子在飛行途中周圍環境過熱,這些都是指同一批動物嗎?事實證明,它 們是從另一條航線被運進來的,溫度過熱不會給帶有絲狀病毒的猴子不良影響。在正常情 況下,約有百分之五進口的猴子會在飛行途中死亡或到達後不久死亡,這是旅途中勞累造 成的。可我們現在說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煩事是我們發現運往雷斯 頓的動物還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另一個動物旅館呆過一夜。現在紐約和華盛頓郊區都被牽 扯進來了。
  在門廳裡,我偶然遇到一位在軍事方面很有經驗的同事。他已聽說了我遇到的情況。
  「我得提醒你,蘇」,他說。
  是什麼呢,我想,於是我說:「你想說什麼?」
  「記住我的話,這次流行將改變你們分部的整個特點。等事情結束後,一切都變樣 了。」
  我不能想像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這次流行會與我以往調查的如此不同,我來不及多 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給在馬裡蘭迪特裡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電 話。
  「蘇,這裡發瘋了」,他說,「我們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從沒有見過這種情 形」。
  他盡量把那裡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猴子來源的線索。他說獸醫們 自己在對付猴子,他很高興他不再為他們負什麼責任。我們同意保持聯繫。
  關於與非洲的關係,我肯定病毒與非洲有關係,可怎麼去尋找呢,喬和我討論了幾種 方案,不久我們就決定下來我該做什麼。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請」,喬說,「需要有人去那裡,看看在運輸中猴 子是否出過什麼事。」
  這項任務意味著要打長長的、難辦的橫越大西洋的電話,這與特殊的政治問題有關。 我們立即提出有關權限的問題。荷蘭政府對帶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經過他們飛機場的可能 大為震驚,我設法與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聯繫上。吉姆是軍隊的一名病毒學 專家,當時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出血熱專家身份工作,而他還是個學院病毒學專家,主修樹 木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樹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的,大多數樹木病毒最多達到2~3 級,他沒有和這種猴子身上病原體帶有的致命病毒打過交道。不過,他說他要去阿姆斯特 丹調查,並帶一名獸醫同去。他給我的印象是他認為這是他自己獨佔的地盤,即使他沒有 關於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經驗。從我們成為幫助國際衛生組織工作的參考實驗室的那天起, 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我們仍使用原來的名稱,但政治是首要的。
  問題更多了,當我打電話給阿姆斯特丹的衛生官員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贊同我們需要 瞭解病毒是哪來的,但他們威脅我說「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蘭歡迎。我們把這消息 告訴了弗雷德,他讓我們與著名的荷蘭病毒學家,同時也是鹿特丹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布因 斯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聯繫。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聯繫上,立 刻就知道我有了一個盟友,他是個快樂的、堅定的有學識的人。
  「別在意那些官員說些什麼」他告訴我,「到阿姆斯特丹來,我去接你,我們來看看 發生了什麼。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著說在海牙的衛生官員已召集會議討論這次疫情。會議就定在第二天,這是我去 的好機會。要不是有布因斯馬教授的鼓勵,我還在為處境擔憂呢。我覺得我需要一份官方 邀請。我告訴喬和弗雷德荷蘭衛生部特意告訴我不要去,可他們對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 動搖。
  「無論如何要去,」弗雷德說。
  這是我們通常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才會做的事。我以為,對這事件只能這樣處理,不論 我們是處理愛達荷的肝炎疫情,還是內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 以外的地方調查,總是要接到地方部門的邀請。當國外發生疫情時,更是如此。另外,這 也是約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剛給我直接下了命令。從技術方面考慮, 我是有邀請的,雖然僅是布因斯馬教授的私人邀請。我記起荷蘭航空公司駐紐約的代表向 我保證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SchiphoI  Air「)0rt)的航班會全力合作。看來,我 別無選擇,只有去碰碰運氣。
  我當晚乘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我旁邊的座位是空的,飛機已經起飛。太棒了,我想, 我有更寬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說不定我能睡一會兒,然後精力充沛地面對明天非常困難的 早晨。
  可安全帶剛繫好,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從過道走過來坐在我身邊。
  「我跟你一起去」,他說,「我是檢疫部的查克·麥坎斯(Chuck McCance  )。」
  檢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樓裡辦公,我們走路都碰不上,這是怎麼了?
  事實上,查克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他同樣對工作十分勝任,而且相當有經驗。我會 從他的支持和建議中受益。他決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這表明檢疫部多麼重視這事。查克 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獨特的,因為它享有官方行政權,而進口猴子是他們 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強調荷蘭的官員多麼難對付。他對不顧一切地命令我 前往大吃一驚。他以為我接到了邀請。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到邀請,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 了阿姆斯特丹我們會沒什麼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馬教授答應的那樣,他在我們著陸時正在那裡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 楚楚,大約50多歲。他給我們的感覺我們是受歡迎的。但他沒有時間寒暄。從機場到海 牙開車要一個小時,我們得抓緊趕路。在路上,他告訴我,我們的處境算不上特殊。他 說,從傳統上看,歐洲人討厭前殖民地的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但是探討埃波拉是否真的從機場入境比荷蘭政治重要得多。」他說。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們引進一座舊的政府建築。電梯把我門送到七層,我不知道當 時的感覺是緊張還是旅途勞頓,布因斯馬教授把我們護送到一個很小的屋於裡,中間兩張 桌子幾乎佔去了全部空間,早有幾個人圍坐在桌邊,我只認識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 很。但有一點很明顯,屋裡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經驗。我心裡十分清楚: 我很緊張。
  我驚奇的是。屋裡的氣氛似乎很友好,他們甚至請我介紹一下埃波拉,等我說完 了。我感到我的所為是受歡迎的。查克在一旁仔細觀察,沉默不語。大約一個小時以後, 會議快結束了。此時,似乎事情的發展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我們甚至得到許可,檢查運 猴子的設備。然而,會議結束時,一位年長的政府官員繞過桌於,走到我面前用別人聽不 到的低檔的聲音說:「我告訴你。我們不需要你來。」
  「對不起」,我說,「通常我是決不會這佯做的,可我是受命而來,別無辦法。」
  除此之外。我能說什麼呢?
  那位官員面色陰沉地點點頭。
  「我沒讓你離開會場,因為你是位夫人」他說,「告訴你的上司不許再這樣子。」
  查克就坐在我後邊,肯定也聽到了這話,因他的身份,他沒動聲色。
  儘管牽扯到敏感問題,我們得到了需要的東西,第二天,我們去察看了斯希普霍爾 機場貴區動物旅館關猴子的屋子。這是一個很大的,通風的,吊架式建築,是為各種動物 設計的從家養的寵物和外國野獸,還有專門關賽馬的地區,兩個小房間裝猴、鳥和其他小 的外國動物。令人愉快的設施給我震動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確實,它可以與大飛 機場的登機室相比而且這裡還不擁擠。
  我們瞭解到有時候鳥和猴子被放在一起。從細菌學角度說。這會引起一些有趣的可 能。我們看到的會不會是一種鳥的病毒、這可不是大牽強的說法。何時我們想埃波拉可能 不是一種植物病毒,主要因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館經理向我們保證最終死在雷斯頓的猴子只在那裡呆了幾個小時。他們交給我們 檢查的記錄說明動物在那裡停留不超過六小時。在那樣短的時間裡。雷斯頓的猴子可能與 來自非洲的動物接觸嗎?從記錄中我們所能辨認的可能與非洲動物接觸的是兩隻靈長類動 物,一隻佛佛和一隻鼻子上長黑點的猴子。它們從加納來,要運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動物 園去。這方面有問題嗎?我們無從知曉。經理告訴我們非洲的猴和亞洲的猴都用同樣的水 瓶。這不足以證明一種病毒就是這佯傳給猴子的,同時傳播兩種病毒就更不可能了。雖然 不是個好主意,我們還是告訴經理這樣有可能傳染疾病,我們的觀點似乎對他產生了影 響,他趕忙向我們保證以後他一定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員提供新的瓶 子,並採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電話鈴聲吵醒,是喬從亞特蘭大打來的。消息很壞。
  「我們得到消息,一艘開往得克薩斯州運輸猴子的船,正在從坦桑尼亞的阿魯沙到阿 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說:「據傳說,阿魯沙關猴子的地方有許多猴子死了。」
  他給我講了空運中的詳細情況,動物已經被帶上天空,乘荷蘭航空公司班機去斯希普 霍爾機場。我看了一下手錶,早上二點鐘。我把鬧鐘上到六點三十分。我給動物接收部門 打電話提醒他們。
  「我們會在動物到達時認真檢查的。」他們告訴我。
  不論傳言的背後有多少真實性。後來發現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許繼續運往德克薩 斯州。對此我們並不滿意。我們還需要得到保證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給喬打電話。告訴 他運猴子的飛機已經起飛。我們決定安排對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們實驗室動 物資源主任和靈長類動物醫療方面主要獸醫,博比·布朗(Bobbv  Brown)準備飛到他 家所在的州去迎接這些猴子。
  喬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絲狀病毒是否來自非洲,或者同一個家族卻來自亞洲,這是 至關重要的。我報告中說,一些從加納運往墨西哥城私人動物園的猴子,作為首批雷斯頓 的貨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間裡,這點引起了喬的好奇心,他設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動 物園的接收人的名字,並和他通了話,從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語交談中,喬確認當猴子到達 動物園時情況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喬並沒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樣品 以檢測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況。於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喬治·貝爾 (George  Baer),一位終生與兔子打交道的獸醫聯繫上了。喬治認識或幾乎全認識墨西 哥的頭面人物。正是通過他的幫助喬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於上長著黑點的猴子的血清, 它們都對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體呈陽性反映。就我們來說已經排除了 非洲病毒被牽連的最後可能性。他此時相信。我們的對手是一種新的亞洲病毒。
  儘管墨西哥的動物已檢查過了,我們仍不知道德克薩斯州的貨物是否安全,所以, 博比·布朗決定回到他家的那個州仔細檢查一下從阿魯沙來的猴子。他聯繫得很順利。擁 有猴子的獸醫是一位老朋友。於是他和博比合作。給所有的動物認真體檢後,他們沒有發 現與當前非洲絲狀病毒感染有關的疾病的證據。他們確實發現一些動物已有了抗體,但 是,對這些動物進行的活體檢查,足以說明我們有可能得到檢測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 甚至把抗體呈陽性的猴子帶回了亞特蘭大,我們在「疾病控制中心」餵養了它們很長一段 時間用以觀察他們是否會發病,或具有持久潛伏性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證據。什麼也沒有發 生。又是一種誤導。最終,我們得到了一隻健康猴,它帶有埃波拉病毒抗體,但它對其他 猴子或管理人員的健康不構成威脅。這可是個重要的信息,因為雷斯頓事件發生以後,我 們不斷接到焦慮的獸醫們打來的電話,報告他們那裡有對抗體呈陽性反應的猴子。那些動 物對他們很有價值,也很重要,他們不想有無謂的損失。每個人都願避免雷斯頓猴子恐慌 的再現。
  在我從阿姆斯特丹返回美國時,經過紐約。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當我 到達時,史蒂夫·奧斯特洛夫來接我。他是從雷斯頓趕來調查JFK機場動物旅館情況的。 等我提取了行李,我們一起去了那家旅館。它是由旨在保護動物的美國社團開辦的,由一 位30多歲,身材高大,長著黑頭髮的婦女管理。顯然,當談論起動物時,她顯得很寬 厚。實際上,這家旅館充其量只具備飼養動物的基本條件,從面積、清潔和效率上講,遠 不能與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幾隻猴子被塞進一個小房間,有的還因缺少房間不得不放在 門廳裡。任何猴子一旦被發現情況不妙就把它從寵子裡放出來,由工作人員用手餵食並加 以護理。
  史蒂夫和我興奮極了。
  假如有一條從非洲到美國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徑,就應該是這裡。我們詢問經理 在猴子和僱員身上是否出現過埃波拉病毒那樣疾病的可能性時,我們的擔心被證實了。
  她不僅知道這樣一個病例,她還告訴我,兩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種急性熱病,聽起 來很可疑是出血熱。雖然她已恢復健康,我們還急著檢查了她的血液。結果她身上帶有少 量埃波拉病毒抗體,但是我們不能肯定這到底意味什麼。跟蹤抽樣顯示抗體滴定率沒有變 化,這表明不論她的情況怎樣,都與近來發生的埃波拉感染無關。也許她被感染過,也許 這是假陽性。
  等我回到亞特蘭大,我發現檢疫部已採取了行動控制猴子進口,以限制那些殘忍地對 待猴子,在運輸和關養時使它們處於擁擠狀態的走私者,他們非法將猴子當作寵物出售。
  最終,在1990年3月檢疫部終於通過了關於不僅在菲律賓,而且是全世界暫時禁止 進口猴子的決定。這引起了憤怒的科學家們極力抗議。我們不知道科學家是多麼地依賴這 些野生的猴子。讓我們驚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國要進口2萬多隻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來 自亞洲的彌猴,與在雷斯頓死亡的猴子屬付一種類。這些猴子主要用於醫學研究,有些則 用於測檢藥物的安全性。我們對大量的進口和實驗用途深感恐懼。這是一宗大買賣,還有 黑社會在插手,它涉及的範圍之廣,利潤之大,是我們從未料到的。因此我們是為限制和 進一步規範猴子貿易做了點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還有一段時間,猴子仍在被進口,有些無疑是患病的。這一點需 要緊急地通知獸醫和研究人員。喬,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帶有出血熱病毒進口猴 的預防措施,忙得不可開交。我們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鑒。1967年瑪爾伯格流行後,檢疫部 有規定,要求猴子被放出來以前須關養30天。但這些規定並不完全。在檢疫中,總有幾 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傳播有可能被誤診或漏查。結果,一些被感染的但無症狀的猴子在 強制性等待期間被放出去,我們仔細地討論了如何保證最近進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 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發生了。最近進口的猴子中又有了類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現,這次是發 生在賓西法尼亞州另外一家公司購買的進口猴中間,和雷斯頓的猴一樣也來自菲律賓,是 穿越太平洋由海上運來的,與非洲沒有牽涉。現在我們知道這些病毒是新的,來自亞洲與 亞洲有關,與埃波拉不同。但越來越清楚的是人沒有患病,我們不知道的是,人是否會進 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驚訝的是海斯頓實驗室為彌補它的損失又 開始進口猴子了,供貨者仍然是馬尼拉原來向他們提供猴子的公司。這批猴子也開始死 亡,它們同樣是被感染了新絲狀病毒。
  這真難以置信。
  病毒仍潛伏在他們實驗室裡?還是他們每次進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後一 種。
  似乎這還不夠糟糕。2月初我們從德克薩斯得到消息,說那裡發生了一種疑似致命的 疾病,並迅速在進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給德克薩斯州的實驗室打電話,那裡的史蒂夫·皮 爾遜(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獸醫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 位同事。
  史蒂夫不僅是一位技術高明的獸醫,還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在電話裡就可以聽出他對 損失了寶貴動物十分憂傷。他真關心它們,並準備盡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們的調查 相當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沒有人染上這種病。如果這是扎伊爾的埃波拉,我們相信到這 時候早該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議我們要弄清病毒是怎樣被傳播 的。否則,我們沒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願意合作。他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做全部活檢。我 們談了一會兒,我向他講了他面臨的特殊危險以及如何採取預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這些 危險。
  我意識到他需要一位助手。為此我們從「疾病傳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爾 (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學專家到德克薩斯去幫助該州的流行病學家凱特·享德裡克斯 (KateHendrichs)。佩吉喜歡動物,自己擁有一匹馬。熱衷於收集資料。
  不過在這一案例中是凱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資料。她很年輕,有些易於衝動,充滿奔放 的熱情,是個純粹的研究人員。她同史蒂夫·皮爾遜緊密合作,能把將要死去的猴子的情 況串起來,這使我們對於為什麼這些流行病會發生這個問題,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這項調查被簡化到一定程度,因為凱特和史蒂夫只調查亞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 波拉和雷斯頓發生的猿出血熱的混合調查。大部分實驗室,包括德克薩斯州的那個實驗 室,在猴子剛剛到達時為它們做結核菌素皮膚實驗。結核病是籠養猴的主要問題,尤其是 剛來的猴子,試驗時把一種小劑量的試劑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圍柔軟的折皺裡,如果動物被 結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腫起。瓶裝的試劑有幾種劑量。從理論上講,細細 的注射器可容納幾種劑量。由於針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這個試驗中 的細節竟然是解開這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鑰匙。
  凱特仔細檢查了猴寵的設計,特別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後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 人員重新檢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這樣的,他們說他們一直是按照同樣的程序給猴子做檢 查的。她要求他們給她重新演示一遍。確實,工作人員按照一個專門的程序從一個籠子到 一個籠子地檢查。寵子分上下兩層,凱特按照他們給猴子注射肺結核試劑的順序清點猴 子。一有情況異常,她就去查詢記錄猴子死亡的資料。她數得十分仔細。每數到第八隻猴 子都看到它情況良好,沒有得病的跡象。事實上,只有第二隻至第七隻猴子生病。原因很 清楚。那些第一隻和第八隻幸運的猴子是用乾淨的注射器注射的。
  這是任何一位研究員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證據。它說明德克薩斯的絲狀病毒,諸如瑪 爾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過使用過的注射針頭傳播。凱特的發現提供了病毒 傳播的最好的解釋。如果細菌是空氣中產生的,那麼第一和第八隻猴子會像其他的不幸的 同伴那樣早就被傳染了。後來凱特在波士頓的美國熱帶醫學與衛生學會上公佈了這些資 料。
  動物管理員感染了
  雷斯頓的五名動物管理員主要負責照料近來進口的猴子,他們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 子從運輸用的板條箱裡放出來。這個活相當簡單,用橇棍把箱子打開,被弄斷的廉價木片 在通風條件很差的房子裡散落得到處都是。箱子裡那些可憐的,滿身泥污,嚇壞了的動物 只好被抓出來送進一個標準的不銹鋼籠子裡。我們希望抓動物的人能戴著厚手套,這是個 很髒亂的活兒。板條箱裡關著一百多隻嚇壞了的猴子。它們被關了40個小時,甚至更長 的時間,箱子裡到處是結成塊的動物糞便。那些箱子像我們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 樣,裝有把手使管理員不直接接觸猴子就能控制它們,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後再接觸 它。當用雙手握兩個拉手時,這樣可能使籠子裡的猴子身體後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 出了那機械的道理——這不需要很長時間——它就會把手腳抵在寵子前方板條上以支撐後 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勝。唯一打敗猴子的辦法是也使用雙腳。我們在「疾病控制 中心」幹這活時都穿上太空服。有時我也坐在地板上採取與猴子同樣的位置,把我那雙大 號的橡膠靴頂在板箱的木條上起槓桿作用。
  由於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級病毒實驗室裡我們總能收到別人扔下的猴子,我們成 了一些身材較大和年齡較長的動物的主人。經我們手檢測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 彬彬有禮地對待這些動物。永遠避免眼光的接觸,大多數的猴子認為這是威脅。動物要被 注射輕微的麻醉劑,以便安全地把它們從寵子中移出進行檢查和必要的血樣採集。我們恪 守的常規要求是永遠給一隻猴使用一支新的針頭。另一條規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須有兩 人參加。實際上我們是三十人一起幹。
  那就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況。在許多商業性養猴實驗室,管理員樂於表 現強悍而且不戴手套。許多籠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辦法就是打開寵子的門,大 戰一番,野蠻對野蠻。有時一個籠子裡裝兩隻猴子,這樣捉起來就更加危險。有些管理員 被猴子抓住,並抓破皮膚或咬傷,於是他們就染上了一種叫做「猴日病毒」的病,這種病 毒不會使猴子病得很厲害,實際上這是一種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 疹。可是,在人身上會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於很少發生,人們幾乎 已經忘記猴日病毒會使人患病,而大多數猴子管理人員認為這早已成為過去。20世紀80 年代在佛羅里達州番薩科拉附近的一個實驗室裡曾經有過一位猴子管理員死於猴日病毒。 後來,調查者在這位死者的辦公室裡發現他桌上有一本教科書,該書敞開的一頁上描述了 猴日病毒感染人後的一些症狀。可是這位管理員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他的擔心,連對他的 妻子也沒說。
  1990年1月的一個早上,史蒂夫·奧斯特洛夫來到我辦公室。他告訴我一位雷斯頓的動 物管理員在切開一個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臟時割傷了自己。史蒂夫對此表現出令人吃 驚地不大在意。喬正在俄國參加一個出血熱會議,我無法與他聯繫。我給彼得·賈林打電 話。請他主持那裡的局勢。
  實際上,情況不妙。賈林已經準備好了電子顯微鏡並檢查了肝臟,肝臟上全是絲狀病 毒。警報拉響了。就是它。出了這種事,準是埃波拉。
  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認真對待此事。我給佩格·蒂普爾( Pegtinple)打了電話,她最 近才被派住雷斯頓以減輕史蒂夫·奧斯特洛夫的工作壓力,接管調查與感染的猴子有接觸 的人的工作。她已經給管理員做了檢查,總的來說,他情況還不錯。她說話時一點也不著 急。那管理員是中年人,肥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
  我告訴她每小時給他做一次檢查,但不要無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動。
  「只是不要離開他,直到他渡過潛伏期」。我說,「從現在起大約一周的時間。」
  掛上電話以後,我又與彼得聯繫。我們一致認為跟蹤病人最好的辦法是每天採集血 樣。
  第二天,喬從俄國返回。
  「幹得好」,他聽完我告訴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後,他說。「這樣做是對的,」他接著 說,「就這樣,如果出現任何像從非洲來的埃波拉病毒那樣的情況,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 很厲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後的10天裡盡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給他做檢查,量體溫。我們觀望, 等待。彼得繼續採集血樣,事情發生後的第三天,我打電話給他,詢問有什麼變化。果然 有變化。
  「找到了,」他說。
  最近的伊利莎試驗(Elisa  iest)顯示血佯對絲狀病毒抗體呈陽性。他已從血樣中培 養出了病毒,這一點也無疑問,那位動物管理員被感染了。
  可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那人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不發燒,沒有咽痛,只是輕微頭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 到控制。
  我們同時也觀察了另外4名參加新猴運輸的動物管理員。我們幸好手頭有血樣,那是 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時從管理員身上採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轉化成一種新的病 毒,這意味著當我們首次為他們檢測時,他們對埃波拉不產生抗體。但現在他們的血清回 應強烈。也就是說五個人中有四個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們五人都與猴子有過密切接 觸。
  他們一個也沒病倒,這是一種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讓我們擺脫困境的病毒。而 且只是這次。前面還有麻煩,喬是有第一手經驗的人,讓他來說吧。
  當動物管理員割傷了自己以後,他沒有患病。我很清楚這種病毒對人致病很慢。我 想,這是個好消息。可是,事實上,我對形勢的這一估計並沒有使很多人高興,其中也包 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沒有考慮到的是人們從他們原來的立場上退下來是多麼的困難。我的結論是,不論 什麼原因,這不是人的病原體的觀點,讓某些人接受是困難的。關於這一點,我在「疾病 控制中心」參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討論。
  有一次鬧得滿城風雨。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強硬的 口氣在電話中盤問我為什麼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動物管理員送往一般醫院而不是放到軍方的 隔離病房。這並不是說我的決定沒有給我帶來一些不安。但憑經驗和公開的資料我相信把 出血熱病人隔離在這種病房是根本沒有道理的。據我看,這樣做更多的是出於恐懼。我們 已經看到可憐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國政府的對待的。我沒有必要讓我的同胞受同 樣的煎熬。確實,我將近15年的經驗和其他人的經驗表明良好的基本隔離護理不會使醫 務人員受到異常的風險,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護理。病人需要在一個配備有豐富經驗的三 級護理小組的醫院裡。這是唯一保證理想治療的途徑。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樣,現有的 「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對出血熱病人管理的措施相當明確。既然這些都是建立在廣泛的 經驗和仔細參照公開的資料基礎之上的,我看不出為什麼要背棄它們。
  然而,對於在高度的一觸即發的氣氛籠罩下的雷斯頓,把被感染的管理員放進第四級 病毒病房,其壓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堅持同樣的立場。
  確實,我們只能得到這樣的寬慰,即雷斯頓病毒對人是不致病的,它不會使人生病, 但是,從別的地方進口的猴子身上出現的另外的菌株總是威脅,甚至對人類是有害的。我 想知道對動物感染我能做些什麼。很顯然,我們需要進行有條理的資料收集及進行流行病 學分析。但是負責猴子的小組是由獸醫病理學家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學方面沒有專門知 識。我建議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去幫助這些獸醫,用他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指導他們 的工作。我甚至建議派他的專家助理到軍隊去。但遭到了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拒 絕。只能寄希望於最終被公開的資料能說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頓實驗室傳播的。在沒有更 有力的反證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只有認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針頭傳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 身上使用的其他儀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薩斯發生的事件那樣。
  我們對埃波拉病毒雷斯頓菌株的無知也包括對雷斯頓死猴的真正原因的無知。有些證 據表明它們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熱合併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熱合併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 上引起的比任何單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蘇和她的小組在我們實驗室後來做的實驗肯 定他說明埃波拉病毒的亞洲病毒株遠不如它的非洲親屬那樣致命,調查人員更慎重的反映 能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次得病過程的實質。可是埃波拉病毒,無論它是原發病毒或是菌 株,連適度的反應也沒有引起過。
  我對蘇說:「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到這時候我們也該弄明白了。亞 洲的絲狀病毒對人類不構成威脅。」
  這遠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慮,我的估計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氣憤。我請蘇把雷 斯頓的最終結果講給大家。
  1990年 3月,在動物管理員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喬和 弗雷德因雷斯頓調查的幾件事而有所爭執。喬原來計劃4月下旬離開,這一下他3月底就離 開了特殊病原體部去了人類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著就一連搞了好幾年的艾滋病研究 工作。在此期間,他還熱愛他曾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熱病研究工作。現在又需要與艾 滋病作鬥爭,因為它在奪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 7月,艾滋病環球研究 規劃的負責人喬納森·曼和喬訂了一份脅議,讓喬到日內瓦去,他們計劃檢測人類免疫不 全病毒,艾滋病藥物療法和感染的機會。他們選擇的研究地點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喬在那 裡的經驗會特別有價值。世界衛生組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 病研究部已經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複雜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頓猴從菲律賓運出之前。
  新聞界猜測喬離開「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頓疫情的爭論,完全是誇張的,但 是,喬也不必那麼倉促地或激烈地離開特殊病原體部。「疾病控制中心」讓喬在出血熱這 方面的專業知識流失是對該部門領導工作的嚴重控告。幾年後卡爾·約翰遜也離開了「疾 病控制中心」,這樣損失就更加嚴重。
  對我來說,這也是我個人的損失。多年來我從事出血熱研究工作,喬一直是我的良友 和導師,他一走,我只能孤軍作戰。
  猴子遠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準備好了,喬已調往人類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 部。根據安排,喬要在5月份搬到日內瓦與喬納森·曼會合,我繼續與他保持聯繫,聽取 他的意見,在「疾病控制中心」沒有別人真正懂得出血熱這個領域。雖然我們的技術人員 都很勝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來的,他的工作還有個不利條件,他沒有醫學和流 行病學的背景,為此他把一個臨時負責人提升為分部負責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出 血熱,也從沒涉足第四級病毒。
  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頓疫情產生了大量的血樣,大多數是猴子血清。 似乎每一個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實驗的人都擔憂埃波拉感染。我們不知道身邊有那麼多的 猴子,我們停止了在全美國的猴子實驗室進行血清調查。通常血清調查是為了評估特定感 染的流行,以便說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這一次,就是調查猴群中的感染情況。我們試 圖用這種辦法確定有多少猴子帶有埃波拉病毒抗體,這標誌著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這 樣我們便能確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們遇到了技術上的障礙,我們使用的抗體檢測劑是1976年疫情出現時為埃波 拉設計的,這在疫情爆發時很有效,因為當時在新近受感染的個體上做試驗,個體在病後 的抗體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為沒有發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沒有明顯的埃波拉病史,同 樣的試驗對從較大群體(人或猴)採集的樣品反映結果不甚明確。卡爾·約翰遜給從中美 洲來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試驗,試圖評估最初的實驗。他發 現有百分之二對埃波拉病毒產生抗體,後來,其他研究人員檢測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國土著 人的血清,也發現了同等比率的陽性。但是這些結果意味著什麼,難以肯定,沒有人真正 知道該拿它們怎麼辦。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個特點。瑪爾伯格病毒對研究人員來說似乎不存在同樣的 問題。最接近這個答案的人是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蔡斯克(Tom 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測試體系為依據做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試驗,也是對免疫 螢光測試法的改進。1990年4月,我曾建議那位臨時的分部負責人應當把湯姆的試驗介紹 給「疾病控制中心」,因為那位負責人當時負責進行血清生物試驗,但是沒有被採納。
  我們用其他試驗方法做實驗。像用來檢查艾滋病的西方墨點法,但都毫無進展。結 果,我們忽然發現我們只顧忙於研究猴的血清,卻還沒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評估系統來檢測 它們。而且檢測過程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重複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結果,需要 許多經驗和耐心,這還是僅就實驗而言。在我們研究猴的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 多時間做試驗。在我們收到的幾百份猴子血樣中約有百分之十顯出對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 映,儘管反映不很強烈。
  為了弄清楚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義,我們決定更仔細地觀察這些血清的來源。它們大 部分都是彌猴,和雷斯頓的猴是同族。大多數來自菲律賓或印度尼西亞。可是亞洲到處有 彌猴。它們常在荒野出沒,可以在旅遊地區經常看到它們的身影,它們大膽地向遊人要食 物。有時它們很迷人,可它們也會發脾氣,大肆破壞。
  那種神秘的新絲狀病毒(不僅是它的抗體),只在馬尼拉單獨關養和用運輸工具運載 的猴身上出現。為什麼從其他地區來的健康的猴子卻產生了對病毒的抗體呢?這大令人不 解了。
  我仔細檢查資料看看大多數受感染的猴是從那裡來的。結果令人吃驚。原來抗體陽性 的最高比率不是發生在菲律賓來的猴子身上,它們來自印度尼西亞。
  我與一位印度尼西亞的年長的病毒學專家進行聯繫,我是在泰國研究登革熱時認識他 的。我和他討論了印度尼西亞人與雅加達美國大使館官員接觸的情況,另外,我還有幸與 在印度尼西亞首都的美國海軍病毒學部門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亞經濟的主要來源。 政府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得到正式邀請去印度尼西亞,看是否能找到絲狀病毒的來 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奧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亞。這時,史蒂夫剛三十幾歲, 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經很有成績。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細菌性疾病部的腹瀉病分部在一 起,儘管他對病毒有保留意見。他說他不相信它們,因為他不能看到它們。史蒂夫是個好 搭檔。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學會了足夠的印度尼西亞語,這樣他就可以辨認有用的流行病 學標記。例如,他能通過簡單方便的方法認出門上的記號。說出這是一家賣猴肉餐館,在 亞洲和非洲一樣,人們認為猴肉很好吃。
  我們在雅加達受到了英國海軍部門的病毒學家傑裡·詹寧斯(Jeny  Jennings)的接 待。傑裡身材高大,討人喜歡,在爪哇從事流行病登革熱病毒感染的研究。海軍安排我們 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館裡,不過我們沒有時間在房間裡享受。雅加達的交通問題使美國的交 通相形見絀。我們不得不在早上六點就離開旅館並保證下午四點鐘以前趕回去。才能有車 可乘。實驗室的工作時間也是依此而制定的。
  與傑裡合作,我們開始對雅加達四所養猴機構的猴子調查。據說大部分猴子來自蘇門 達臘島,島在爪哇主島的北邊,也就是雅加達所在的位置。表面上看,我們檢查的猴子都 很健康而且得到很好的照料。不過我們還是找到一處疏漏。那裡的人告訴我們,當管理員 發現一隻病猴,就把它與其他病猴混放在一個大籠子裡。當然,這些猴子得的可能是極不 相同的病。這些大籠能放20到30隻猴子,我們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很可能一隻受感染 的猴子把病毒傳給其他所有的猴子,尤其是在它們已經被疾病弄得十分虛弱的情況下(雷 斯頓的猴子就是這樣同時患上了猿出血熱和埃波拉的嗎?我們不知道)。猴子是很珍貴 的,不能輕易損失,所以一旦籠子裡的猴子熬過了疾病,便與健康猴一起被運走。可這幸 存的猴子也許仍可傳染,因此便有機會感染同運的整批的猴子。
  我們仍然不明白印度尼西亞是否還有帶類似埃波拉病毒的猴子。我們猜想這樣的疾病 會和我們在雷斯頓看到的一樣。由於雷斯頓的猴子已經感染了猿出血熱,我們不能完全肯 定我們將要找的是什麼病毒,我們只知道那裡有些猴子對埃波拉病毒呈陽性反映,這表明 那些猴子可能已接觸過絲狀病毒。可是在雅加達,我們只看到了健康的猴子。如果我們要 找到答案,我們就要追蹤到猴子的棲息地,也就是我們要去一趟蘇門答臘。
  在雅加答的海軍實驗室,我們對養猴實驗室和實驗用血清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檢查。我 們已準備好出發遠征。那天晚上我們登上下去蘇門達臘的渡船,在黑暗中經過克拉卡托 (Krakatoa)保留地。我們從港口開車去捕傍市( Bambung)住進了一家旅館。從那裡可 以俯瞰海灣。那裡的景色真美,不過我們還是沒有時間坐下來欣賞。我們很快吃了早飯就 去找當地衛生部門以便瞭解捕榜猴子實驗室的情況並且最終找到猴子從哪裡來的。我們有 兩個緊要間題,森林裡的猴子中有死於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嗎?抓猴子的人受感染了 嗎?
  捕榜衛生部門的官員給我們派了一名嚮導,指引進山的道路。經過短暫的休息以後, 我們沿著一條車輛擁擠不堪的狹窄的小路向叢林進發。經過的地方主要是叢林和棕櫚樹。 一路上我們不時地停下來向人們打聽是否聽說過有關猴子的特別有趣的故事。雅加達的人 已經告訴我們有關捕猴者的事。顯然他們屬於爪哇的一個單獨的部落。我們不大能從他們 那裡打聽到很多消息,因為提供信息的人說那個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們具有特殊的魔力 可以和猴子交流。據傳說到了晚上,他們會到猴子睡覺的樹旁和它們談話。用只有猴子懂 得的魔語交談,告訴猴子放棄在樹頂棲身,然後捕猴人就會在樹下張開一張網,然後離 開,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從它們呆的樹上爬下來。可是卻發 現被網子罩住了。聽起來很有趣,不過我們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來的。
  這次叢林之行是我記得的最長最辛苦的一次。頭一天晚上,一夜沒合眼,必須在找到 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一一猴子的營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時。捕猴人睡在用圓 木,竹子和香蕉葉搭的小棚裡,小棚用樁架托在地面上。他們很高興帶我們看他們新捕到 的猴子,它們蠟縮在竹籠裡。在它們中間有一隻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對偎依在胸前的小 猴流露的溫柔和善感動著我們。我們後來聽說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強壯的 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達到達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來。
  整個猴子貿易使我氣憤,我不願看到猴處於這樣的悲慘境地。每當我見到這些動物, 我感到我懂得了販賣奴隸是怎麼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帶著一名翻譯和捕猴者談話時,傑裡和我採集他們的血樣。他們告訴我們, 假如我們確實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們還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長一段 路,還要穿過一大片甘蔗地。
  4小時以後,我們來到了宿營地,這裡緊靠著島上一個捕猴者的住地。當我們來到營 地時,捕猴者們突然出現在我們身邊。他們人數不多。當時是黑天,我們只能看見被我們 照明燈照著的臉。這真是一片超現實主義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奧(Caravaggio)的畫, 捕猴人看到我們時又奇怪又吃驚,但最終他們還是很合作的,儘管我們曾聽說他們守口如 瓶。
  我們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時做的工作又重複了一遍,盡量做得好,因為唯一的照明是 我們卡車上的頂燈。我們又提起了有關猴子的事情。他們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 是否發現過死猴?是否知道什麼人死於發高燒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 我們問完問題後,他們又隱沒在夜色中,就像他們突然出現的那樣。我們好像在夢境中。
  在現有的時間裡,我們沒有什麼還要瞭解的了。唯一的事是開車返回旅館。我們於清 晨大約四點趕了回去,睡了幾個小時的覺。醒來之後,我適應了一會光線,看到我頭天穿 的一件我非常喜歡的爪哇特有的臘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國買的,在我多次非洲 旅行中穿了好幾年。在蘇門達臘叢林中穿了24小時之後,這件裙子已破爛不堪了。我把 它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們回到雅加達,開始化驗從神奇的捕猴人身上採集的血清。血樣全部呈陰 性。連一個最低級的可疑的陽性都沒有。儘管形勢緊急,資金有限,樣品很少,我們盡力 做著工作。我們沒有發現可能來自野猴的出血熱對印度尼西亞人構成顯著的威脅。如果野 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東西感染,在捕猴者和運輸者身上則並未發現它們。這些人最直 接地與猴子接觸過。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猴子身上沒有找到絲狀病毒樣的東西。
  我們的結論使印度尼西亞政府相當高興。我們的結論是猴子身上出現的對埃波拉病毒 的低水平的抗體反映,不會對人類有任何危險,對印度尼西亞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亞特蘭大後,我仍然有兩個嚴重的科學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其一是應找出新的亞 洲絲狀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須立即確定在工作中接觸帶有埃波拉抗體 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復了是否會擺脫這種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續感染?顯然, 這是獸醫、動物管理員和研究人員對於新的絲狀病毒的擔憂。我提出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很 多獸醫在他們發現猴子帶有埃波拉抗體時向我詢問我們制定的防預措施。這是基於恐懼的 正常反應,這樣會毀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獸醫提出來的問題。他說:「我真的要 把我的猴子弄死嗎?它們都是很好的動物,我們正在進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貴 的醫學試驗。」我們總是建議他們別管猴子,繼續做實驗,如果它們不生病就不用擔心。 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體也不一定會出現感染或構成感染威脅。
  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的,公開的資料。我去找我們的小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個身材 魁語的人。喜歡繫條紋領帶和穿壓花的皮靴,是選派演員部門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薩斯 人。為給他找一件大號的太空服我們很費了一番周折。我建議用亞洲的彌猴和一些非洲的 綠猴做一次實驗。與彌猴相同,非洲綠猴數量很多,被當作寵物,也是比較好的動物。我 們檢測了32隻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亞洲猴,都帶有非洲、亞洲兩種病毒。我們 使用的亞洲病毒來自雷斯頓,經過彼得·賈林的提純處理。所以我們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 血熱病毒(我們自己做了實驗證實這一點)。實驗結果正如我門所料,非洲病毒幾乎對所 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亞洲病毒當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與前者相比,死猴的 數量就少得多,而且,亞洲病毒發病慢,來勢緩和。大多數被亞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約一 個月以後都恢復了健康。而且,與亞洲猴相比,非洲猴對亞洲病毒抵抗力更強,幾乎全部 綠猴都存活了下來。
  現在似乎有理由認為猿出血熱應對雷斯頓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負責,而不單是絲狀病 毒。也可能是兩種感染一起造成了更嚴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現在我們可以肯定他說猴 子身上的亞洲絲狀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緩,而且這種病毒不存在於急性感染後康復了的猴子 身上。我們還可以向公眾保證亞洲病毒不會引起人類患病。我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觀察存 活下來的猴子,對它們進行了消耗性試驗、觀察是否能在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 跡。我們什麼也沒找到。儘管猴子體內繼續存在很高水平的抗體,它們對其他動物和它們 的管理員不造成危險。
  最後還有一件事需要解決,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夠製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們想製成一種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們需要知道被活性絲狀病毒感染後,是否 可以防止個受二次感染。如果我們不能保護使用這一方法的人,我們投入全部工作用來培 養一種遺傳工程的疫苗就將是無意義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產生中性抗體, 這種抗體是能夠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細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頓絲狀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試驗性活疫苗。從理 論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實踐上,依據我們有限的知識,用這種方法培養疫苗簡直就是 冒險。
  作為實驗,我先行一步,檢測了兩隻感染了雷斯頓絲狀病毒的猴子,用以觀察它們與 病毒的接觸是否同樣能保護它們不受致命的扎伊爾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給了兩隻猴相當 大的劑量,大過自然感染中應有的劑量。
  結果很複雜:一隻猴子完全沒有感染甚至沒有發燒,而第二隻死於埃波拉。回想起 來,這次實驗確實取得了一些從來沒有過的結果:首先對一隻被注射了致命劑量的扎伊爾 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護作用。後來我放棄了對猴子的研究。我大愛它們了,不忍心傷 害它們。
  當我們結束這一工作的時候,另一種病毒正在等待著我們。這是我們以前研究的一 種,它比埃波拉更獨特。現在它該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們就要進一步與克里米亞的剛 果出血熱打交道了。
  沙漠熱
  在沙特阿拉伯、麥加聖地及附近的吉達發生了數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這 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覺。在這個國家裡無人瞭解這種疾病及治療方法。鮑勃·方丹 (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區流行病學培訓項目的流行病專家,他 建議沙特政府邀請我去當顧問。
  這事正好發生在每年一度麥加朝聖臨近之際,世界各地穆斯林朝聖者紛紛前往麥加。 除了朝聖的傳統習俗之外。朝聖者還要奉獻牲畜,供當地的窮人分食。每年來麥加的朝聖 者有兩百萬,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鮑勃已先追蹤查出病毒來源於屠宰場。所有的發病 人都接觸過新鮮的羊肉。大多數患者是屠宰場的工人。沙特當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這種低 賤的工作,只好留給周邊國家的外來勞力去承擔。這些粗曠、能幹的屠宰工有個壞習慣, 當雙手忙著幹活時,他們就把帶血的屠刀含在嘴裡。
  我們面臨一種可怕的前景:大規模的疾病爆發與朝聖有關。鮑勃與他的同事制定了控 制的措施。
  我被邀請到麥加演講「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我不清楚我會受到什麼待遇,其實我 不必擔心,與會者對此十分關注,他們知道麥加和吉達都有這類病例,急於瞭解更多有關 這種毀滅性病毒的情況。我先給他們講了發生在迪拜(Dubai)一所醫院裡的一例「克裡 米亞剛果出血熱」。迪拜是波斯灣的一個盛產石油的酋長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酋長國 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鄰國,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進急診室,外科醫生 們竭盡全力搶救他,在必要時還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幾天後,急診 室的醫生們到了,同時還出現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狀,他們最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我望著面前無數張面孔,接著講述了另一個類似的另一例,這個病例發生在巴基斯 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地區,一個牧人被迭進醫院。當時他吐血。外科醫 生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給他進行了手術,但沒能救活他的生命」,幾天後那位外科醫生 自己也死了。
  這時我注意到大廳後排有一陣騷動,一個男人站起身,說:「我認識那位醫生,這事 太可怕了,當時我們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驚。」
  接著是一片寂靜,我等了片刻想知道這位男子是否還有話要說,他沒再說什麼。
  我繼續講,這種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蘇聯人發現的。事情的經過是:一群 蘇聯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亞半島上一個被戰爭破壞的農村裡,幫助收割,不久,許多士兵染 上了奇怪的疾病,這種疾病的特徵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驚人。這種病毒跨越裡海傳 播到保加利亞。實際上這種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亞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迫使保 加利亞人生產疫苗與之抗衡。這種疫苗是從接受過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腦子裡提取的,而 病毒本身因加入福爾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動。我是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 的一個飯店房間裡看到這種疫苗的。這個城市位於保加利亞邊界的南邊,接近希臘。我同 許多國際知名的病毒專家在一起,把一位資深的保加利亞病毒學家團團圍住,他手裡舉著 一個玻璃瓶,「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佈,彷彿見到這玻璃瓶就可以讓我們相信疫苗 的功效。
  他聲稱所有派駐前線的士兵全部都接種這種疫苗,沒有一人再染上這種疾病,但他沒 有向我們透露有關疫苗的進一步詳情。另外,保加利亞是個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所以我 們雖然重視他們所說的疫苗情況,但總的說來對此還有所懷疑。
  後來這種疾病再度被發現。這次是繞了半個地球來到了中國的遙遠地區,喜馬拉雅山 北邊的新疆。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被中國人稱為「新疆熱病」。 塔克拉瑪干沙漠和戈壁灘都在新疆境內,該地區氣候惡劣,沿絲綢之路的古貿易城鎮的遺 跡就隱藏在這片荒蕪的廢墟裡。湯姆·莫納思(Tom  Monath),研究黃熱病的專家,也 來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講述的在中國經歷的那件事與我在塞薩洛尼基的經歷摹本相 同。當他問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這一疾病時,一位官員給他看了一小瓶裝有同樣用 福爾馬林抑制活動的疫苗,並詳細解釋它的功效,只是從未說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 什麼製成的。儘管我們滿腹狐疑,但我們都一定還記得「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種急 性病。也許能用一種簡單的疫苗來預防,也許中國及保加利亞專家已經在繼續研究探索。 實際上,中國和前蘇聯一直對出血熱疾病的研究很感興趣,據我們所知,蘇聯軍隊確定了 一個巨大的實驗規劃來調查這些疾病。
  1956年,這種病毒最終從一個垂死的男孩身上分離出來。這個男孩當時在非洲的剛 果,因此就採用剛果作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這種病毒是巴尼亞病毒中的一種,由扁虱攜 帶、傳播,這些病毒可以通過許多牲畜傳播,尤其是綿羊和山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 熱」主要是由硬扁虱傳播,硬扁虱在於燥、炎熱的地區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過以下 途徑,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觸感染了病毒的動物的鮮血、或接觸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鮮 血和肌肉。
  我先給沙特的與會者講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歷史,接著又給他們講述我們 早期在非洲進行的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調查。1986年,在南非,喬和我調查 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區突發的一連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熱病。據我們瞭解,其中許多病 例與遙遠的牧羊場有關,1989年,我們倆又到塞內加爾調查「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 我們參加這次調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馬克·威爾遜(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羅的偏 遠的薩赫勒地區研究當地的動物和昆蟲。在調查的過程中,他發現動物,主要是羊染上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病毒的比率高得驚人。人染上這種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樣如 此?這情況還很難弄清楚。薩赫勒是一個沙漠地帶,寸草不生。這片荒野上沒有醫院、醫 生、診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荊棘、時隱時現的水坑。遊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 坑周圍,發出輕輕的叫聲。此地汪沙撲面,衣服、眼睛、鼻予、嘴裡,都吹進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遊牧部落,他們沿著撒哈拉沙漠的南邊,趕著牲畜千里迢迢尋找水源和 牧場。這群可愛的人多數是穆斯林。他們過著艱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時,其他大部 分勞動由女人承擔。她們汲水,舂米。舂米時把六尺長的木桿揮舞過頭頂。極有節奏的善 米聲音與她們那高條、嫵媚的身影頗有韻味。
  當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納妾,但他們到底有多少隻羊,穆斯林教有規定他們無權知道, 不然就會給他們惡運。羊群已屬於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權知道這一切。這就給馬克的 工作帶來困難。為了研究,他要搜集資料。必須知道當地牧羊的數量。既然這樣做要觸犯 當地的習俗,他只好想出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數羊糞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過夜的荊 棘叢中,清點新鮮的羊糞蛋。雖然這不是統計羊群數字的最好辦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 他是盡力而為了。
  我們到了薩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們熱情、慷慨,為我們搭起了兩座茅草屋, 這房子與蔓籐涼亭聯在一起。可我們寧可在屋外宿營,因為茅草房離雞棚只有三尺遠,一 大清早公雞喔喔叫,我們無法躲避。當地牧民對此已習以為常。我想唯一解決這個問題辦 法就是把雞殺掉,燉鍋雞湯。
  我們很想知道這一地區發病時的情況,如發病時如何進行治療?但找出答案確實很困 難。我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詳細詢問當地牧民,他們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們未能發 現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跡象。
  我們在動物身上發現大量「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但沒發現人染上這種疾病。 我對沙特的聽眾說:「也許在這一地區,病毒有所不同,它只傳染動物,對人沒有危 害。」或者是牧民對該疾病已經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們從 未得到真實的情況。關於病毒的情況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們無法找到任何線索。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發現已經半個世紀,但至今它仍然是個謎。
  驅車前往麥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後又到了吉達。在吉達,我碰到了麻煩。我單 獨前往吉達,直到我登記要住進我事先訂好的一家四星級法國飯店時,我才知道有問題, 前台服務員驚恐地看著我。
  「對不起,女士,」他問,「你的男伴呢?」我問:「什麼男伴?我為什麼需要男 伴?」
  服務員一臉窘迫,這時我才想到在這個國家,女人不應該一個人出遊,一定要有男 伴,更何況,是要單身住進旅館。我只好請他們把經理叫出來。
  經理一出來,就認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裡敦市的瑪咪約科 ( Mammyyoko ) 飯店的經理。這家飯店也是索菲亞特爾的全球連鎖旅館之一。他十分抱歉他說,他不能冒 險讓一個單身女子住進飯店,還說專門負責宗教事務的警察隨時會出現,一旦被發現,他 的旅店就要關門停業。
  我問「那我該怎麼辦,我是沙特政府請來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們會怎麼處 理?」
  最終問題還是解決了。他們做了些手腳,更改了許多登記項目,才收容了我。確信不 再節外生枝,我到飯店的咖啡館去吃午飯。侍者走過來,禮貌地請我移到「家庭房」用 餐。我同樣禮貌地告訴他,我沒有家人隨行,我在這兒覺得很愜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膽地 給我上菜。顯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們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 與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輕鬆一下的念頭,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 己關在房間裡。
  第二天,我與我的邀請人,沙特阿拉伯衛生部的幾位醫生碰頭,他們身著白色的、長 長的、飄垂著的長袍,戴著方格頭巾,彬彬有禮地詢問我的健康狀況,一切是否正常,食 宿是否安頓好?
  我笑著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沒有問題。這回我可見了世面。」
  「見世面是什麼意思?」他們追問。接著又說「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煩。」
  「不,一點沒有,」我向他們保證「就是見了世面,僅此而已。」我又重複一遍。過 了一會兒,我又說:「我想現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麼滋味了。」
  他們終於明白了我的意思,開始笑了。他們知道了發生的事情,有點尷尬。雖然當時 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後我全部逗留期間一切都很順利了。我發誓絕不再跨進這個國 家。
  鮑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調查。他們斷定「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也許在沙特阿 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發病率不高。只有在朝聖者中間這種病毒才得以傳播。他們為了滿 足祭把的需要,沙特從世界許多國家進口了牲畜。這些國家包括蘇丹、伊拉克、也門、伊 朗。上述國家的許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許這也就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從新 西蘭進口的羔羊乾淨,健壯。但問題出在屠宰場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們把所有的羊都 關在一個大的羊圈裡呆上幾個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傳給新西蘭羔羊。 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鮑勃的倡導下,沙特政府想方設法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所有進口牲畜都必需檢 疫。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朝聖季節「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出問題 了。
  以後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時,我告訴當地的男人——當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麥加做 過報告,這使他們大力震驚。一位白人婦女去過麥加!還作報告,簡直不可思議。
  1986年,為了追蹤「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我和喬去了南非。霍斯特·庫斯納 (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亞的衛生人口發展部專門負責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請我 們前去調查該疾病的發病情況。該機構與美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職能完全相同,只是 沒有「疾病控制中心」豐富的信息資源這一有利條件。霍斯特五十多歲時曾在「疾病控制 中心」工作過,在南非唯一的一個流行病研究部門任主任時,完全是單槍匹馬工作。我們 在比勒陀利亞辦公室見到他時,他顯得很焦慮。「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令南非衛生部門 負責人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只有真正瞭解這種疾病對人體的危害,才能確立一套防疫措 施。聽了霍斯特簡要介紹情況後,我們決定建立一個「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種很難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發病時間上, 病例總是很分散。病毒的實驗工作也受到阻礙,其原因是動物染上這種病毒而發病的可能 性幾乎是零,不幸的是人類卻無法逃脫病毒給他們帶來的惡運。
  接下來我們去拜訪鮑勃·斯旺波爾(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熱 病專家。他在約翰內斯堡有一個第四級病毒隔離實驗室,這是僅次於美國國內的世界一流 的實驗室。我們不僅需要鮑勃的幫助,而且還瞭解到他上在做這些病例的實驗診斷。鮑 勃,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專門研究動物病毒的專家,幾年前離開津巴布韋(當時叫 羅得西亞)前往南非工作。他進入克魯格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從大量奇特的烏和動物身 上採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調查結果令他吃驚,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動 物都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抗體。這一發現確實很了不起。鮑勃研究所獲資料不僅使 我們興奮不已,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料表明,「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在野生地帶廣泛 傳播。1984年,鮑勃曾在泰格伯格醫院(Tygerberg  Hospital)調查過受病毒感染而發病 的九例病人,其中兩人死亡。他告訴我們,庸情不是很嚴重的所有病人,都與這些病人及 他們的血液有過直接接觸。到此為止,可以證明,在南非出現的所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 熱」病毒感染都與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關。令人吃驚的是,非洲的鴕烏卻養得羽毛豐 滿。
  我們想同鮑勃見面談談應該沒有問題。准知道與他通話時,他的口氣聽上去極不情 願,我們一再堅持,會面的時間才定下來。霍斯特派他的統計專家,安娜密克·米德爾庫 普(AnnamikMiddick00)也來參加。我們在鮑勃的辦公室等鮑勃時,安娜密克顯得侷促不 安。鮑勃進來後,一付敵視的樣子。後來,我們才知道他與霍斯特已不來往。我感覺他們 之間的矛盾還相當複雜,他們各自為政。
  我們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的調查需要鮑勃的幫助,因為他能提供一流的實驗室設備和 疾病的鑒定,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霍斯特的幫助,他會給我們配備流行病專家協助工作。 我們應流行病研究員的邀請,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我們感覺到雙方關係緊張,科學界這類 事情並不稀奇。但這次麻煩的是,雙方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決定拋開雜念,集中精力解決眼前的問題。我們聽從鮑勃的安排。他同我們講了 心裡話,心情好多了。
  他告訴我們自1981年他便開始在南非做人體上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調查記 錄,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實驗室裡診斷出來的。他見到第一個病人的鮮血是從一個12歲 男孩身上抽取的。這個孩子與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鋒隊」夏令營露營。這些男孩走進灌木 叢中,在大草原的樹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兒童都要參加這些活動,安排這些活動是 為了讓他們瞭解自己的國家。這個男孩從夏令營回來就病倒了,檢查發現他頭頂上有可疑 的腫塊,一定是扁虱咬的。
  這個男孩的病情急劇惡化,大出血後死亡。
  把病毒從這個男孩的血液中分離出來後,鮑勃帶了一條毯子驅車前往夏令營,找到了 男孩宿營地點,把毯子鋪在草地上,這是昆蟲學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 上爬滿了扁虱。
  我們與鮑勃達成協議。我們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來的幾位年輕研究員前往金伯利 (Kimberlev),我們採集的樣本則送到鮑勃的實驗室化驗。鮑勃還答應讓他在金伯利的 病毒接觸者為我們的研究提供資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亞。這樣一來他們倆就不必 見面。
  要採集的樣本實在大多了。我們在牧羊場和醫院,從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樣。此外,當 地一位極為能幹的獸醫從二千隻動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們研究。
  雖然金伯利以鑽石採集聞名,但醫院裡大多數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病人都 來自遙遠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場。去年,金伯利醫院有九名患者, 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護士也死於該疾病,這就說明該醫院隔離護理方面 還有漏洞。現在我們看到醫院非常現代化,管理嚴格,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感染者 設置了專門病房。病人在那裡得到很好的看護,許多人都痊癒,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種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醫院的支持和合作,我們把醫務人員組織起來,分成兩組,一組在醫院裡搞調 查,另一組到36個牧場調查瞭解「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流行的情況。在一望無邊的原 野裡,有大片的牧場,有些牧場地廣人稀,幾乎見不到羊群。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宏偉 的景觀與單調的生活並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發覺當地的祖籍歐洲的白人牧民 極為好客,也十分粗魯,但有時令人無法理解。一次我們去牧場。一到那兒,就發覺我們 被監視,有兩雙眼睛在農舍房門後一直窺視著我們。我們走近,才看清是兩個男人,當地 牧場主的兒子。從他倆的表情及一舉一動,看得出他倆有嚴重的智能障礙。這就使我們很 快推測這些牧場裡,一定有不少的近親通婚。因為這裡的情況是:牧場主白人一家與僱傭 的黑人住在牧場上。牧場與牧場之間距離很遠,所以近親通婚就不足為怪了。然而這些牧 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誰過問過呢?一位牧場主拿出一個記錄雨水情況的本子給我看,上 面記錄著過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後一次降雨是1977年,現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沒 下過一滴雨。
  一走進當地白人的房間,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 裡擺滿了安樂椅,上面套著華麗柔軟的椅套。屋裡還擺放著精巧的咖啡桌。環顧四周,到 處都擺放著黃銅製的裝飾物和小玩意兒——這些都是這兒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遊帶回的紀 念品:一雙荷蘭木履。上繪有藍色的風車,微型的埃菲爾鐵塔。凡有外人來必定熱情招 待。午飯經常是一大鍋燉羊肉。這倒讓我想起在福克蘭群島上的生活。在那兒,羊肉又稱 作三百六十五。因為那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樣。
  我們與外界聯繫全靠一部老式電話機。拿起電話聽筒放在耳邊,然後對著電話機上的 講話筒大聲叫喊。喬說這部電話機,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鄉,印地安納州的喬治鎮, 那個只有五百人的小鎮。
  一位牧民給我們講了他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經過。他還記得當時用手打死 了一個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條傷口。三天後,他頭痛得很厲害,全身肌肉疼痛,渾身 發冷,只好躺下。他說,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為他從未得過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亞 剛果出血熱」會把他整垮。躺了幾個小時後,他又從床上爬起來,跑到牧場上幫兒子把羊 群趕到一起。就在這時,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數幾乎接近零;血液無法凝固。 他馬上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他算幸運,活了下來。
  我們調查結果最終公佈於眾,結果表明危害人類的「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感染 與牧羊有關。尤其是與當地牧場主接觸羊的方式有關。調查結果說明:這就是為什麼牧場 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們在調查結果中還說明,金伯利醫院因「克裡米 亞剛果出血熱」而死亡的病例是異常的。但這並不說明醫院裡的消毒設備不夠完善。實際 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個護士外,還發現一位實驗室的技師帶有「克里米亞剛果出血 熱」抗體。她在實驗室工作,與病毒經常接觸,卻能安然無恙,確實有些奇特。我們分析 這有兩個原因:其一,她在實驗室工作時極為小心,在接觸血樣時總戴手套,沒出過任何 意外事故。她從未病倒過,這一點很難解釋清楚。這些很可能與她在醫院的工作無關,她 被扁虱叮咬過,但無人知曉,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病毒在家畜中廣泛傳播,人們會經 常接觸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實際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機會還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這種病毒,就是致命的。看來我們能做的首要事情是瞭解我們是否 能使用抗病毒藥治療這種疾病。喬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療拉沙出血熱成功後,我們已準備 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作為我們下一個研究目標。但我們發現「克里米亞剛果出血 熱」病毒對雷巴抗病毒素極為敏感,我們不清楚在實驗室裡,它是否能在人體中起作用。 我們不能用動物進行試驗,因為這種疾病的症狀在動物身上反應不出來。喬和我起草了一 份議定書,內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進行實驗。最終我們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 素,在接受這種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隨後在柏林舉行的學術會議 上,鮑勃提出了30位這類病人的有關資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這種藥物治療後死 亡,但他死於併發症,與這種急性病毒感染沒有直接聯繫。「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死亡 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發病的情況下還會更高。因此,這些研究的成果象徵著醫學 研究領域裡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研究資料的出版及這種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療,這一切都 將是鼓舞人心的。
  空中教堂
  我於八十年代未離了婚。蘇珊在我之前也已經離婚。1990年3月,我離開了特殊病原 體部,從此我們比以前更經常相聚,並發現了很多共同之處,尤其在戶外活動與音樂方 面。懷俄明州的溫德河群山留下了我們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們已不局限 於病毒性出血熱的研究,我邁進人類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領域,後來在旨尼亞西部 和其他地方從事該病毒和瘧疾的項目研究;蘇珊則在細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 「疾病控制中心」從事研究的地方。那裡的氣氛已經變了,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從我離開 特殊病原體部以後,我們見面的次數反倒比我們在一起工作時更多了。
  日子就這樣過了兩年。1992年3月,我們打算去科羅拉多的維爾山滑雪。幾年前我和 孩子們曾到那裡去過,美妙的經歷使我們決定再去重遊。正是這次旅行使我產生了結婚的 想法。我向蘇珊求婚,提議就在維爾山巔舉行婚禮。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說。
  我打了好些電話詢問是否有人在那裡舉行婚禮。發現這樣的婚禮雖不一般,但每年確 有幾對情侶在山上舉行婚禮。為這些婚禮作證的就是法官巴克·艾倫(Buck    Allen), 多麼令人難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無疑問,也是個滑雪能手。我們從亞特蘭大出 發,車子開到了創記錄的速度。三個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兩個朋友輪流開車,一路 不停,終於在24小時後到達維爾山。我的73歲的老母乘機趕來。為了能夠到達山頂出席 婚禮,她先坐纜車,然後在滑雪棒的幫助與基特和彼得的鼓勵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 鷹巢山。
  這是一個灰色聖帕特裡剋日。巴克·艾倫滑雪上來。我們站在他面前,身後是雄奇的 戈爾山脈。儀式很簡短,但很感人。結束後我們下山簽署文件並齊聚滑雪小屋用香擯酒來 慶祝。簽署了結婚證書後,我們立即投入雪屑飛濺的雪地。在當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 們是唯一外套上別著鮮花的人。
  婚姻並不是我們生活的唯一重大變化。因為很快我們便共同在一個從未想過的地方工 作了。現在還是讓蘇珊來講這段故事吧。
  1991年 9月,喬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電話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學醫學院 (Aga  khan  University  Meticalschool)院長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  Jim Barilett)打來的,還沒說幾句活,線就斷了。過了一會兒,他又打過來。「別擔心,」 他說,「這很正常。我們這兒的電話總斷線。」
  吉姆接著說,喬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熱病的同事戴維·弗雷澤向吉姆推薦喬 去卡拉奇工作。兩人還沒來得及詳談,電話又斷了。我聽了他門電話中的談話,馬上就 說,「卡拉奇?算了吧。」
  我瞭解亞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眾多,環境骯髒、污染嚴重著稱。很少吸引人的 魅力。何況,巴基斯坦是一個嚴格信奉穆斯林的國家,婦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 經歷已使我對該文化沒有好感。喬也和我一樣對那座城市不感興趣。我們把卡拉奇當作一 個玩笑說過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確讓我們著迷,我們盼著再到第一線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夠夫婦攜手戰 鬥。如果條件合適,我們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項目。
  後來戴維·弗雷澤從巴黎打來電話。他剛辭去斯猩斯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  )院長之職,受聘為阿格汗(Agokhan)的顧問。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邁裡支派 的領袖,這支教派有數百萬信徒遍佈世界。戴維負責該組織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 福利工作。在解釋了該組織的宗旨之後,他讓喬重新考慮工作的事。這次電話沒有斷線。
  阿格汗醫學院非常年輕,始建於1983年。阿格汗建立該校的目的是為了用西方的教 學方法與標準培養年輕的巴基斯坦醫生。因此這所學校提供的培訓水平大大高於這一地區 其他任何學校。弗雷澤與吉姆希望喬擔任該校社會衛生科學系主任,給學生講授流行病學 知識。伊斯邁裡在亞洲和東非一些國家建有廣泛的醫院、診所、學校和農村發展規劃體 系。社會衛生科學系向學生提供去上述地區工作的機會。雖然這些國家的伊斯邁裡信徒眾 多,但一般人民群眾,社區內任何人也都能得到這些醫療和教育、福利等服務。顯然,阿 格汗的計劃不僅組織有序,而已澤及大眾。
  至此,我們對卡拉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們的所見正如事先所 聞,這是一座灼熱難堪,塵上飛揚,暴力頻繁而又一切亂糟糟的城市,同時又活力無限, 街道上堵塞著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各樣的運輸工具,有驢子、駱駝、自行車、手推 車、突突冒煙的三輪拼裝車、色彩花哨的貨車、摩托車及豪華進口車等等。街巷狹小,於 是動物和車輛常常困在街頭達幾小時而難行寸步。貧窮無處不在,雖表面不易覺察。街上 常能看到蒙著面紗抱著租來的嬰孩的女乞丐。無家可歸,在這裡並不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是 個問題。家是最後的安全歸宿。如果誰需要有一片棲身之地,總會找到親戚來收容。作為 巴基斯但的商業中心,卡拉奇是個相當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極富,貧者赤貧,雙雙共 存。
  儘管我們對卡拉奇並無好感,但阿格汗醫學院卻是另一回事,對我們是個良好機遇。 我們可以把公共醫療保健的觀念傳授給這裡的師生,他們將會使這個國家的面貌有所改 變,帶來良好的影響。和眾多新興大城市一樣,卡拉奇的公共衛生問題成堆,政府既無力 進行組織也無能進行人員培訓。在這樣一個對公共衛生一無所知的國家裡,一所私人醫學 院要發展公共衛生事業,實在令人鼓舞。
  這裡潛力無窮。阿格汗醫學院的年輕人求知慾強。渴望有所作為。社會衛生科學系著 力發展傳染病研究也使我們很感興趣。如果說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無疑就是傳染 病。如果喬同意留下工作,他們也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醫學實驗室,同時 負責一個分子診斷室,來協助傳染病實地考查工作。
  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們決定接受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喬飛往卡拉奇。 兩月之後,我同他會合了。就我個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趨濃烈的政治氣氛已使我 厭倦,辭職離去並沒有遺憾。
  阿格汗醫學院看起來橡一座大教堂,由紅色大理石蓋成,與卡拉奇街景形成顯明對 照。我們在安靜的住宅區找到一處可愛的居所,使我們能夠在其中躲避城區無處不在的囂 亂,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不容虛擲。雖然霍亂與傷寒正威脅著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 們很快發現了另一種更危險的疾病正肆意悄無產息地庸卷全國。為了弄清脈絡,我們深入 旁遮普邦內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  )往裡調查。
  一個眼裡閃著熱情光輝,披著滿頭金髮、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歐 文(Washington  lrving)筆下的伊迎博·克蘭(lchabod  Crane)校長被無頭的騎手追 逐那樣——被他的助手攙著走在旁遮普邦一個農村小鎮狹窄的路上。身後跟著一群雜色人 等,其中有三四個剛從阿格汗大學畢業的學生,還有孩子、山羊、雞和身穿傳統式長袍的 游閒青年,這給當地平淡的生活帶來樂趣。
  我們繼續追蹤病毒,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負責。他是喬新招的助手,來領導社會 衛生科學系的傳染病項目研究。巴基斯但沒有人懂疫情調查。所以這項工作對史蒂夫很有 吸引力,作為「疾病控制中心」傳染病情報所與預防醫學所的研究人員,他興致勃勃地迎 接這個艱巨的挑戰。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幹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師)與四個年幼的孩子及一 只高齡的貓一起於1993年 9月到達卡拉奇的。現在,兩個月已經過去了,他率領著一支充 滿工作熱情的隊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蹤病毒,連觀光都顧不上。
  史蒂夫不僅是領導,還是嚮導。為了不迷路,他手繪了一張大型地圖,並標有記號, 是張絕無僅有的地圖。外出調查時,他專走有牛糞砌牆(每一塊糞磚上都有砌磚人的手 印)的胡同,這些牛糞後來都成了燒飯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擁有人口12萬,位於農業區 中心,從莫臥兒( Mogul)王國古城拉合爾(Lahore)驅車前去得三小時。哈菲扎巴德有 人得了黃疽,這是肝炎的病徵,但我們到那並非只為這一種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 幾種。黃疽是肝炎的一種症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膚變黃,噁心並虛弱。多數患者同時染 有A型與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這樣衛生狀況落後的國家,發現A型與E型肝炎是不足為 奇的。以哈菲扎巴德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統是露天水溝。垃圾從各家彙集到水溝 裡,然後緩慢地流進溪流,一堆堆腐爛的垃圾滿溝都是。
  但衛生設施的嚴重匾乏,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緣由的唯一 方法就是調查,收集血樣和化驗,但困難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來就沒有做過任何人 口普查。
  我們手中的很多數據都是過時的。於是我們決定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可靠取樣。路比計 劃每27個區中選戶進行。如果你對特寇入群或區域得出結論需要某種方式進行隨機取樣。 畢竟實際不可能對一個城市的每個人進行抽血化驗,然後判斷病毒是否在傳播。那將會花 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採用某種計算方法對人群進行隨機取樣然後推衍到整個人群,這同 總統選舉或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原則一樣。
  但說起來總比做起來簡單。當我們走進哈菲扎巴德市的曲折拐彎的胡同時。很準確定 哪一所房子是路比在地圖上標示的。我們只能根據出發點來確定自己大體位於哪一個交叉 口。既然是隨機調查,我們選定每個區的第一戶。這時傳染病學家不可缺少的東西就派上 了用場——一個空可樂瓶子。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空可樂瓶子。我門來自亞特蘭大可口可樂之鄉,當然忘不了 它。一位當地醫生負責拿著它,他人為這是一項殊榮。他把可樂瓶子放在地上旋轉。瓶於 停下來後,瓶口所指的那戶就是我們的樣本戶。我們就這樣找到了方向。
  現在我和路比該休息了,輪到巴基斯坦學生上場了,因為我和路比不懂當地居民講 的烏爾都語或旁遮普語,傳染病調查成功的松密在於突破閉門關。一旦你邁進了他們的 門,調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後你抓住機會詳細解釋調查目的,最終讓他們同意抽血。要想 一步步成功。則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好在我們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 質,而當地居民亦很配合。他們知道很多人染上了黃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 我們給治療。當我們解釋說打算找到傳染原從而預防時,他們就更歡迎我們了。有時好意 難卻,我們就不得不晚點收工。當地沒有旅館,所有調查人員必須走一個小時的路到達鄰 近的大城——古吉蘭瓦拉(Gujranwala),住進旅館。沿途公路狹窄並穿過一片稻田,隨 時可能被迎面而來的車子相撞。讓人膽戰心驚。
  經過三個星期的入戶調查,我們訪談了320 人,多數進行了采血。我們發現有黃疽病 症的患稈多數染上了E 型肝炎,這是一種通過糞便和炊食傳播的病毒。當地被污染的飲水 可能是使其廣泛傳播的原因。這要到血液化驗結果出來才能知道。
  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警告當地居民注意飲食衛生,防止傳染,建議他們喝淨水、吃 煮熟的食物。漸漸地,我們的宣傳深入人心,他們盛情邀請我們去家中作客,準備豐盛的 肉飯,新鮮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們。儘管我們對飲食傳染肝病的危險性一清二楚, 並盡量回到旅館才吃東西,但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後等著黃疽的出 現。幸運的是我們都保住了自己的肝臟。
  直到我們在計算機前分析了收集來的數據並得到了實驗室化驗報告後,才著實大吃一 驚。多達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E型肝炎。E型肝炎患者痊癒並不困難,而這 種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樣通過血液傳染,毫無跡象地吞噬生命,破壞重要細胞。艾滋 病毒最終損壞人體免疫系統;而這種病毒在長達十數年的潛伏期內會緩慢而痛苦地摧毀患 者的肝臟,腹部腫脹,大量吐血,最終死於肝功能衰竭或肝癌。這就是C型肝炎病毒。
  我們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國,患這種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這裡高達百分之七。換一 個說法,如果一百個獻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會有這種致命的病毒。為什麼會有這麼高 的感染率呢?我們想也許像艾滋病毒那樣通過共用針頭注射而傳染。吸毒者中常發現這種 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沒有人吸毒。
  儘管C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樣容易通過性接觸傳染,但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然 而在這樣一個社會規範嚴格的傳統的農村裡,幾乎沒有娼妓與同性戀,何況有些患者是穆 斯林家庭婦女和孩童。為了弄清原因,我們不得不入戶進行深入訪談。這涉及人們的私生 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勸我們還是算了吧,不要違犯社會禁忌。但我們只能這樣做。史蒂 夫說:「試試吧,這沒有什麼損失。」
  於是我們重返哈菲扎巴德。帶著很多涉及隱私的問題,擔心被拒之門外。然而讓我們 驚異而又不勝感激的是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儘管人們侷促不安甚至稍顯憤怒,但對我們 的問題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是在幫助他們。
  當我們把血樣送往當地醫院實驗室分離,準備運回卡拉奇時,我們找到了揭示傳染途 徑的第一條線索。這是一個比其他落後地區還算乾淨的實驗室,但裝備可憐,只有一台陳 舊的離心機,一架古老的顯微鏡,幾塊玻璃片和一個插著幾個破裂試管的支架。此外還有 三個針頭和三個注射針管,這就是實驗室的全部裝備。門外至少有六個人正等著抽血。
  我們繼續調查。儘管當地居民生活貧困,但並不缺少醫療人員,其中一些還是正規醫 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門口掛個牌子便開始行醫,病人不斷上門。似乎行醫只需要一塊木牌 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規醫生還必須和傳統回醫競爭。這些回教醫生只知道發給護身符和 藥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們,如果得了大病身體虛弱,才想到找醫生。他們深信要想恢 復體力,就得找醫生打上一針,無論什麼針,當然能夠打點滴再好不過了。結果多數針都 是維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醫生也樂意讓病人打針,不管需要與否,因為可以賺 錢。
  診所裡不難找到針頭和針管,但令人吃驚的是數量極少,與全城注射人數不成比例。 而這些針頭和針管都是塑料製成的一次性用的產品,不能重複使用,更難進行消毒,因為 針管上的刻度會在高溫下消失,無法標示劑量。這樣,它們在溫水裡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於消毒設備和液體,我們只在一家醫院找到一台電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沒 電。顯而易見,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經消毒就重複使用,造成C型肝炎廣泛傳播。
  我們繼續數據分析,並找到一個相互關係,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經常找醫生打針。 但注射並非唯一傳染途徑,輸血也造成傳染。儘管C型肝炎檢測劑於1992年就出來了, 但一劑要花15美元,遠比艾滋病病毒試劑貴,所以沒人進行檢測,也沒醫院提供檢測。 一家美國公司獨享該試劑的專利權,所以價碼任意抬高。當我們向廠方代表反映此事時, 他只是抱歉地送給我們幾劑。如此而已。
  作為傳染病學家,我們能做什麼來制止這險惡的傳染病呢?我們可以查出它的傳染范 圍和傳播方式,也可以在醫學期刊上公佈調查結果。然而當時全世界都在關注愛滋病,C 型肝炎的傳播被忽視了。
  哈菲扎巴德是個特例嗎?還是全已基斯但到處隱藏著這種疾病的傳播?為了搞清C型 肝炎的分佈範圍,史蒂夫率領阿格汗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處的村莊德爾 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調查。這個村跟千萬個遍佈巴基斯但的村莊一樣普 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個診所,一個家庭計劃生育中心,另外還有兩個學校,一個公立, 一個私立。學童們要學習英語、烏爾都語、信德語及憚路支語。當有人來訪時,社區工作 人員驕傲地展示各種小冊於,以顯示當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說這個村莊沒有完全被忽 視,也沒有忽視村民的教育。
  離開診所,史蒂夫開始入戶訪談。如果村民曾在醫院「打一針強壯身體」,史蒂夫就 抽取血佯。絕大多數被調查者曾去過醫院,有的還每週定期去,一些病人只發燒、背痛、 痙攣或腹瀉,根本下需要打一針,血樣調查結果簡直讓人頭暈: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 醫院「打一針。」
  當晚,我和喬正在看CNN新聞,電話鈴響了。我們最好的學生之一阿米爾·賈汗 (Aamir  Javed  Khan)從德爾穆汗默德村打來電話,電話裡聲音沮喪。
  「我和沙普爾在一起」他說。沙普爾米爾扎(ShaperMirza)是實驗室能幹的技術員。 「我們有麻煩了。」
  「什麼麻煩?」我問。
  「沙普爾剛化驗完採集的血樣,百分之六十呈陽性。是不是有錯誤?」
  百分之六十?令人無法相信。十個人裡竟有六個被感染?我叫沙普爾聽電話,想搞清 是否操作上有錯誤。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嗎?控制全都準確嗎?」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為了萬無一失,我還額外檢驗了汗米爾的血, 他的就呈陰性。」
  「讀數是多少?」我問。
  「讀數很高,每一個都很高。」她說。
  我們滿腹疑團地上了床。第二天我們決定重新檢驗。結果沒有錯,仍是百分之六十。 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在這個巴基斯坦小村莊裡,隨意抽樣的病人絕大多數染上 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徑是開業醫生,他們平均一個針頭要注射三個患者,有 的甚至次數更多,每次均未經消毒。這真是一個惡夢。
  當我們拿其他傳染病學者所做的類似調查進行比較後,發現德爾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 巴德市一陣不是什麼特例,只要我們到各個公立醫院病房轉一圈,就會發現許多肝病患者 都遭受著 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們對此已有所認識,現在終於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樣沒什麼區別。醫生或是為造福病人,或是貪 圖錢財,在惡劣的條件下根本不考慮起碼的衛生安全,濫用醫療器具,造成瘟疫傳播。與 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會像艾滋病病毒一樣靜靜地潛伏在病人身 上達數年之久,然後致命地發作。然而我們訪談的醫生極少知道他們重複使用針頭的危害 是多麼嚴重。甚至有些醫生不相信或不在乎這種可怕的後果。
------        因陋就簡,這一基本路線仍然統治著這個貧困世界。

  感染了的外科醫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在奎達(Quetta)的塞雷納飯店(Serena    Hotel)優 雅的大廳內一張桌子前圍坐聊天。我和萊斯利·霍維茨(Leslie  Horvitz),還有兩位 年輕的外科醫生傑米爾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喬因患 流感,發高燒,在旅館中自己房裡躺著休息。傑米爾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達行醫。奎達是 巴基斯坦北方憚路支省的主要城市,臨近阿富汗和伊朗邊界。憚路支省主活貧困,人煙稀 少,我們來此是為了瞭解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這兩位外科醫生很熟悉這種病,他們險 些死於該病,是我幫助他們死裡逃生的。
  30多歲的傑米爾汗有著一張友善的圓臉和一雙聰慧的眼睛,他用大陸特別的帶韻律的 英語平靜而清晰地向我們講述整個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間裡,突然接到巴基斯坦電台附近一家醫院 打來的急診電話,說一個病人嚴重腹痛並吐血,讓我趕快過去。等我到了醫院,檢查了病 人,不得不請來腸胃科的醫生會診,他說得照胃鏡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給病人照了胃鏡。因為上午我們都忙於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門診 坐班。他們通知我去給病人手術,因為他們診斷那病人是胃潰瘍吐血。
  「晚上11點,手術開始了。由於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們準備了五六個單位的血 漿。沙菲克醫生作我的手術助手。其他還有手術室工作人員。」
  這時,沙菲克醫生不安地在椅於上移動了一下身子。他比傑米爾汗年輕幾歲,身材高 大,英俊滯灑。傑米爾汗繼續說道:「當我一打開他的肚皮,就發現腔內所有內臟都在滲 血,儘管我採用了透熱療法等種種手段,還是無法止血。我們猜想病人也許服用了某種止 痛藥,嚴重腐蝕了胃壁,因為血不停地滲出,不可能是胃潰瘍。」
  我毫不吃驚,因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爾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國都聽說過 這樣的事情。最近在扎伊爾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醫生因手術而被感染,也是出血 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傑米爾汗所說的病人患的則不是埃波拉,儘管症狀很像。他接 著說道:「為了止血,我們不得不摘除他的胃。當我試著將胃取出時,不小心碰破了脆弱 的脾臟,只好也將它摘除。它已經腫了,肝臟也腫了,呈暗紅色,失去了正常肝臟的亮紅 光澤。整個手術花了兩個半鐘頭,真是場艱難的戰鬥,沙菲克被沾滿病人鮮血的針頭紮破 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終於在凌晨兩點鐘,我們把病人推回了病房,離開了醫 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並能講話,但血壓仍很低。等我下午三點再 去看他時,他的哥哥說他已經死了,年僅四十六七歲,錫比(Sibi)人。
  「我仔細回想整個手術。有件事情提醒了我,當麻醉師把導管插入病人鼻腔時,鼻子 開始出血,麻醉師無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當時他說這到底是什麼病,怎麼鼻於出血會 止不住,而且還發燒。他也害怕了,認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麼問題。此外,病人還發 燒。」
  聽到這裡,我感到不寒而慄。一切都吻合了。這是一種流行於憚路支的嚴重的病毒出 血熱病,症狀為高燒,出血不止,血壓過低,肝脾腫大,吐血並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誤 診為急性腸胃病,然後推進手術室,折騰得到處是血,到處是病毒。
  這時,傑米爾汗轉向沙菲克說:「術後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電話告 訴我他發高燒,頭痛並已全身酸痛,讓我過去看一下。見到他後,我開玩笑說,怎麼了, 是不是得了瘧疾或類似瘧疾的病?我陪了他兩三個小時,他的幾個親戚也來探望他,而他 則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淚。
  他不時向我訴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說這不是發燒痛,而是死亡陣痛,我快死了。他 很喜歡吃一種美味甜肉,說臨死前最後的願望就是吃上一口,並讓他兄弟去集市買一點。
  說到這,兩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個奎達醫學院的醫藥教授來診斷,而我則回到醫院工作。第二天,這個 教授對我說沙菲克整夜發燒並全身疼痛,可能得了傷寒。他給他服了阿莫西亞。但緊接著 沙菲克又開始下痢,只好打點滴補充水份。
  我找到了給那位病人用內窺鏡檢查的醫生,向他講述了病人沒有潰瘍卻出血不止的情 況,我說和我一起手術的朋友病了。讓人擔心。於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複診以 為是瘧疾。
  這時,我打斷了他。
  「你已將沙菲克的發病與那位病人聯繫在一起了嗎?」
  傑米爾汗搖搖頭:「沒有。我們根本設想到這一半點。」
  我讓他接著往下講。但暗中奇怪。他們應該知道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因為已有兩名 巴基斯坦醫生死於此病,而第二個醫生曾是傑米爾汗的好友。
  傑米爾汗繼續說道:「就在沙菲克發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診,突然感到身體發 痛,回到診所一量體溫,華氏1O2度(攝氏39度)。當時兩個病人已經預約了手術,於 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師只做一個,另一個晚上再說。」
  做第一個手術時,我因發熱而渾身顫抖,一做完手術,我就回家睡覺,並讓我兄弟晚 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診所還是晚了,吃了點止痛藥,感覺好些。我打電話叫來了一個同 事,對他說自己對這個膽囊結腸造口手術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達時,我正開始消 毒,於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實在無法忍受身體的巨痛。簡直站立下穩,只好離開 手術台讓同事繼續手術。躺在休息室裡,我痛得直落淚,真的落淚了。
  我問道:「那時你就設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樣的病?」
  「沒有。儘管我們知道事情不對勁,但並沒有多想。手術結束後,我發現自己已無力 開車回家,於是打電話叫我兄弟接我回家。臨走前,我請同事給我看了一下。他問我哪兒 痛,我說背肌痛。他給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說很快就會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沒好轉。我讓同事抽血化驗,發現我的血小板數目很低,沙菲克也 一樣。完了,我們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了。」
  「我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級,就是在奎達給病人作手 術感染了這種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現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記憶猶新,歷歷 在目。」
  「當時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達的一位女醫生訂婚。我也在 做這次手術前三個月才訂婚,我對沙菲克說相同的厄運輪到我頭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後來上了報紙。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訂婚前一天,跑來找我,說他發 燒了,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診了一次脈搏,確是如此。他說幾天前在奎達給一 個病人開刀。而這個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請我參加明天的訂婚儀式。我去了。儀式 上,我的朋友儘管看起來光彩照人,但仍在發燒。儀式一結束,我們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 大學醫院的急診室,醫生給他開了處方(後來還刊登在報紙和醫學新聞上。)不過是止痛 片劑之類的藥物,並送他去做調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沒人想到他已危在已 夕。」
  我邊聽邊搖頭。正確的臨床診斷離不開病史查詢。這樣的悲劇在芝加哥、中東、巴基 斯坦,和非洲大陸及其他地方不斷上演。令人驚訝的是當地醫藥界居然對在伊斯蘭堡感染 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外科醫生的遭遇一無所知。後來這一事例終於公佈於世了。
  傑米爾汗接著說:「第二天,我清楚地記得那是4月1號愚人節,我呆在家裡準備參 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學金考試。同事跑來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死了。我還以為是愚人節這同 事跟我開玩笑。兩天前他還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無法相信,直到來到他家,才知 道他已經被下葬了,死於大出血,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殺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劇在我腦海中揮之下去。我意識到我和沙菲克都將死去。我 向我的教授說了我們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熱病。我們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燒不退。我告訴 沙菲克明天轉往阿格汗醫院去,因為那裡有血小板輸血,而奎達沒有。另外,那裡可能有 人對這種疾病有所瞭解。我回到家,跟父親說明情況,他是一個退休了的副校長,為了防 止發生意外,我和沙菲克當晚仍住回醫院,準備第二天一早轉往卡拉奇。我打電話給阿格 汗醫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維斯醫生(Dr,ShPervez)請他為我們安排往院,以便我們 到後能立即得到治療。而不把時間耽誤在急診室裡。他答應一定辦到。」
  「那天晚上很難熬。我和沙菲克擔驚受怕難以入眠。我昏睡後突然驚醒,感到呼吸艱 難。我讓看護我的兄弟給我量血壓。高壓90,低壓60.他立即衝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 四點鐘,我的教授連同一位醫生趕到了,給我打了點滴,我的血壓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報紙登出了兩位醫生感染入院的消息,報紙就愛幹這種事。結果從早 晨7點開始,就有醫護人員及朋友前來探視我們,絡繹不絕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 血球很低,接觸這麼多人難免傳染什麼,於是我們要了兩個防護面罩戴上。
  噢!這時我才明白為什麼我在呵格汗醫院病房見到他們時都戴著面罩。我門不知道他 們在奎達時有那麼多人探視。現在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在阿格汗醫院,除了醫護人 員,我們嚴格控制個讓人出入病房。
  傑米爾汗轉向我說:「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讓他講下去。
  「當天下午我們乘坐巴基斯坦國航的班機從奎達飛到卡拉奇,機場已有兩三輛救護車 等待在那裡。一輛是沙希德醫生要來的。沙希德醫生與我的妹夫都來了,另一輛車是沙菲 克醫生的內兄要來的。他是鄰隊上的少將旅長。也來瞭解情況了。
  「晚上7點、我門住進了醫院。值班醫生做了常規檢查,顧問醫生沒有出現。」
  「第二天早晨,顧問醫生來了,我告訴他我們可能得了克裡米業剛果出血熱,但他 似乎並不在意。誰相信我們會得這種病呢?他說讓我們做尿液培養,化驗喉嚨與血液。並 懷疑我們感染某種細菌或病毒,但不嚴重。我再次找來沙希德醫生,告訴他那個顧問醫生 不明就裡,拜託他務必思想辦法,否則我們定死無疑,於是他向克捨德教授(Professor Khurshi)談了我們的情況。克捨德教授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立即找到了費希爾一霍克 醫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無法忘懷。當時我正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寫作,克捨德教授和沙 希德醫生衝了進來,向我講述了傑米爾汗與沙菲克的情況。當我得知他們開刀的經過及過 低的血小板時,我抱著頭說:「那就是克里米亞剛果熱!」
  我趕到了病房。記錄病史時,喬走了進來。我們都認識到病情是多麼危急。因為他們 持續高燒,血液狀況不良,而且身上出現了紫色瘀斑,這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特徵, 根據我們對這種病的瞭解,他們可能會死。
  病房裡擠滿了閒雜人,他們絕不應呆在這裡。我們連忙採取措施進行隔離,並讓傑米 爾汗的妹夫守住房門。除了醫護人員,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內。然後我們向人們解釋隔離的 重要性。我們必須雷厲風行。因為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醫院,如果因隔離措施不利出現 差錯,讓報紙在頭版刊出「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造成阿格汗醫院數人死亡」的消息,會 轟動一時,對醫院來說將是可怕的災難。
  但人們對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實在可悲。你無法讓前者遵守警告,而後 者卻聞風而去,拒絕照看病人。阿格汗的護士們表現出色,他們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觀, 而是遵循我們的指導。這一點甚至比醫生強。有些醫生什麼也不聽。
  我和喬最憂慮的是我們見到這兩個外科醫生時。他們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醫的 經驗告訴我們,雷巴抗病毒素對這種病有療效,但早期用藥療效最好。從傑米爾汗和沙菲 克的情況看,靜脈注射雷已抗病毒素也許還有希望。
  傑米爾汗繼續說:「費希爾。賀克博士和麥克科定密克博士及醫院的醫藥指導米爾扎 醫生(Dr.    MirzA)來視診時,我把整個染病經歷都詳細說了。當費希爾博士說:」你 們肯定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時,我如釋重負,至少有人診斷出我們到底害了什麼 病。現在當務之急是弄到雷巴抗病毒素。但這種藥的注射劑在巴基斯坦沒有,能找到的只 有膠囊。費希爾博士火速派人找來,立即給我們服用。「
  我對他們說無論如何要每6小時服用一次藥,如果無法吞嚥,我們會用注射劑。與此 同時,我們詢問了全國的醫療機構,但一無所獲。我們又試了試新加坡和歐洲,猜想他們 那兒可能有,仍毫無收穫。
  傑米爾汗說:「費希爾博士說,如果能弄到注射劑,他們還有存活的希望,但對膠囊 卻不敢保證,他們可能會死,但必須一試。等找到注射劑就馬上換過來,我妹夫聯繫了美 國雷巴抗病毒素生產廠,讓他們寄一些過來。等四五天後藥運到時,我們已經見好了。當 我問妹夫費希爾博士對他說些什麼時,他並沒講實話,只叫我們不必擔心,等我康復了, 他才說連費希爾博士當時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下來。」
  即使只服用膠囊,兩個病人仍恢復得不錯。但另一件事情又讓我們不安。奎達醫院一 位清潔工在清洗了那次手術後留下的沾滿血跡的手術衣後,生病歇在家裡,我馬上想到了 在尼日利亞的阿巴城,一次手術後,一個實習護士清洗手術室布簾時染上了病,做手術的 兩個外科醫生死亡。
  我們立即打電話給奎達醫院,院長親自找到了那名清潔工,同他乘機飛到卡拉奇,讓 他住進了阿格汗醫院,安排在那兩位外科醫生對面的病房裡。當我給他檢查時,發現他居 然跟另外一個病人住在一起,我立即進行了隔離。
  不必詢問病史,我一看就知道他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他已開始便血了,身上 顯出大塊瘀斑——紫色的皮下滲血。我們立即給他服用了雷巴抗病毒素。
  幸好我們及時地發現了他,用藥後效果不錯。病一好,他就離開了奎達醫院,發誓再 也不回這個危險的地方工作。不過,後來我們聽說他又回到了那裡,幹著老本行。
  傑米爾汗說:「我們能活過來簡直不可思議。當時我們不僅出血,皮膚壞損,而且腹 部與手臂都出現斑點。我們不敢上廁所,害怕便血導致大量失血死亡,也不敢刮鬍子,連 刷牙都害怕出血。足足兩三天,我完全喪失了意識。我妹夫不時從深睡中把我弄醒,看我 是否活著。當我發現脈搏每分鐘只有五六十次時,我讓醫生給我做心電圖。因為病毒可能 會侵染心肌。我看到尿液變黃,擔心並發黃疽。但費希爾博士安慰我們說因為沒喝水所以 尿液發黃。又一天我感到下腹疼痛,想起了那個死去的病人腫大發暗的肝臟,我們的肝也 可能和他的一樣。」
  「七八天後,疼痛感消失了。費希爾博士身著便服走進病房。沒穿白大褂,也沒戴口 罩。她同我們握手道喜,說:」你們已經康復了,可以出院了。『不過要繼續服用雷巴抗 病毒素,並休息六周。那六周裡,我們即使與朋友們坐上一小時也會感到疲憊。六周後, 我們徹底康復了。並返回醫院工作。回到家,我媽媽奇怪地問:「你去哪兒了,在醫院忙 了這麼多天不回家。快好好休息吧。」許多人都勸我不要去門診,不要去私人醫院工作。 但我身體好了,沒問題。我們都瘦了許多,所以一回家就不停地吃,有時7天吃五六 頓。「
  「兩個半月後,我結婚了。也許我不應該此時結婚,因為可能會傳染給我大太塞瑪。 不過費希爾博士說這沒問題。」
  「在阿格汗醫院的那七天如同惡夢,我那位死去的朋友的不幸時時索繞在心。」
  整個談話過程中,沙菲克醫生一直沉默不語。我們請他談談,他說:「傑米爾汗講出 了一切。不過我比他更消沉。我的妻子也非常抑鬱。傑米爾汗當時還沒結婚,而我已結了 婚,有三個孩子。如果我死了,他們怎麼辦呢?准來照顧他門?從一開始我就無法不想這 些問題。」
  已過午夜。我們也像深夜一樣沉默無語。然後互道珍重,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兩個世界
  蘇珊幫助救活的兩位感染了克里米亞剛果熱的外科醫生以及同他們一樣的醫生。對一 個發展中的國家是無比珍貴的財富,他們是國家的希望和醫學界的驕傲。聰明好學,勤奮 工作,救死扶傷,他們的創造確有成效。我們招聘來阿格汗大學流行病學研究項目的人員 是新近畢業的醫科學生和年輕醫務工作者。他們也都熱情好學,不畏艱難,永不疲倦。他 們渴望有所作為,並願為此而冒風險。最值得稱讚的是,他們樂意留在自己的國家工作。 阿格汗大學自成立以來,已辦成了一所良好的醫學院。培養著優秀的醫務人員,但和其他 醫學院的畢業生一樣,有些學生尋求到西方進修,其中不少入便一去不回。我們則鼓勵學 生留在國內工作,為國家一片空白的公共衛生事業做開拓工作,從中找到奮鬥的樂趣與人 生的滿足。如果他們去西方作實習醫生,或住院醫生,能救治多少人呢?而在國內,即使 只作一名三級護理醫生,也能救死扶傷無數。如果有更多的人投身流行病學領域,那麼總 有一天,落後的事後治療將被事先預防所取代,從而節約寶貴的醫療資源。使之更好地服 務大眾。
  在巴基斯坦,對病毒學的研究與實踐等於零。蘇珊白手起家,在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創 建了病毒學系。像我一樣,蘇珊帶著年輕人在她的實驗室以及我們的公共衛生研究項目領 域工作著。我們的規劃,從對痢疾、肺炎與肺結核(該國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的研究,到 骨折、燒傷、傷殘的治療,以及城鄉貧困人口的醫療救濟。第一年我們培養了六名學生, 支持他們出去獨立追蹤病毒,其中一名學生,阿米爾·賈伍德·汗(AamirJaved  Khan) 被派到最偏僻的憚路支山區沙漠,在牧民中追蹤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任務很艱巨,但他 欣然前往。
  阿米爾在給我和蘇珊的報告中說:「1995年8月最後一個星期,憚路支省巴爾汗縣的 牧民塔吉·穆罕默德(TajMohammed)像往常一樣到周圍山上放羊,回家後對家人說覺得 身體軟弱有點發燒。」
  不容置疑,阿米爾是我們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已通過了赴美深造的考試,但最終放棄 移民機會,留在家鄉工作。他英俊健壯,有著烏茲別克人的圓臉和閃亮的黑眼睛。在多次 大型調查中。他表現出色,包括在信德(Sind)監獄調查艾滋病,以及調查C型肝炎。
  到遊牧部落調查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想法始於我們那次在奎達旅館中的聊天。當時 我因感冒臥床休息。傑米爾汗,沙菲克,阿米爾和蘇珊在房間裡碰面,談到了追蹤這種病 毒。調查是必要的,但是從何入手呢?我突然想到了,說:「牧民。」
  前幾天,我們在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幽靜的庭院裡遇到了一位憚路支牧民。他身著傳統 的牧民服裝,頭纏艷麗的穆斯林頭巾,外罩白色長袍。他告訴我們他們那裡死了很多人。
  阿米爾就是為此前往山區的,他最終到達了一個叫科魯(Kholu)的山谷。
  在報告中,他寫到:「路太難走。從奎達到這裡需要走12小時山路。路窄得僅能容身, 兩旁的山壁伸手可及。沒有旅館,幸好我們找到了政府的招待所。這裡人煙稀少,但景色 美麗。這裡是乾燥的山區沙漠氣候造成晝暑夜寒,夜裡冷到零度以下,白天滿是陽光,因 此不宜生長糧食作物,蔬菜很少。但山坡上下散佈著座座帳蓬,還有駱駝和山羊。憚路支 山綿延廣麥,延伸到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大片地區。當地人善於編織美麗的掛毯, 刺繡也美妙絕倫。」
  「這裡缺電少水,更沒有油氣燃料。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距此不到兩百公里就是蘇 伊(Sui),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氣田,但這裡的百姓根本享用不到。阿富汗境內的戰火近 在邊境,也使牧民們不得不放棄每年夏天到高地草場放牧的傳統,只得在風沙不絕的低地 掙扎求生。至於遍佈世界各地的西方象徵——可口可樂廣告,在這裡根本看不到。」
  原始的自然之美與艱難的牧民生活震動了阿米爾。他的同情心與生俱來:烏茲別克人 從北方的阿富汗和蘇聯遷來,緊鄰憚路支山區,很多部族有著共同的痛苦命運。
  報告繼續寫道:「在接下來的兩到四天時間裡,塔吉·穆罕默德越發虛弱,嚴重背 痛。起初他只想在家休養一下,到了8月28日,他的牙床開始出血,於是家人驅車半小 時把他送到巴爾汗鎮的公立醫院。醫生檢查後,認為是毒蛇咬傷,需要抗毒血清,但巴爾 汗鎮沒有。於是他建議把病人送回科魯,車開出50分鐘後,病人開始流鼻血了。
  8月30日下午兩點,塔吉·穆罕默德到烏斯曼醫生(Dr.Usman)的診所求診。烏斯 曼醫生檢查了病人,並用一種混合草藥清洗了出血的牙齦。但是到了第二天,病人開始吐 血,烏斯曼醫生找來兩位同事會診,三人一致認為是當地特有的小蛇咬傷的,傷口不易覺 察。他們為病人注射了抗毒血清,並建議病人到木爾但城(Multan)的大醫院就醫。但塔 吉寧願回家。不久,他死在了家裡。他的兄弟可汗·穆罕默德記起了病人死前身上遍佈青 紫色斑痕,肚子上有血紅的斑點。
  塔吉·穆罕默德生病時,他的兄弟可汗一直陪伴身邊並為他擦洗血跡。在病人死後第 二夭,可汗身體發虛,腹痛並出現腹部紅斑。背和膝關節也開始痛,但三天後,他康復 了。
  而烏斯曼醫生則在9月2日開始發病。雖然他感到虛弱,身體痛,仍抱病出診。5日 一早,他的叔叔注意到他的牙齦流血。鳥斯曼醫生才告訴家人自己可能從塔吉·穆罕默德 身上感染了某種病毒。家人送他到德拉加齊汗(Deranghazi  Khan)城尤蘇夫醫生(Dr. Yousuf)的診所裡。尤蘇夫醫生化驗後發現他的血小板只有一萬六千(正常指數為二十 萬。建議他轉往木爾旦城的尼什塔醫學院(Nishtar  MedicaI  College)附屬醫院。等 他到達那裡,卻找不到醫生就診。等他被安排進家庭醫科病房時已是6日午夜。他被當作 傷寒和瘧疾治療,毫無療效,依然高燒不退,血小板數仍低落,當時他神志清醒,尚能進 些飲食,但從7日早晨開始,直腸整天出血,只好輸入五個單位血漿。就在主治醫生準備 將他轉往卡拉奇的阿格汗醫院時,他已大口吐血,晚上8點30分,烏斯曼醫生在尼什塔 醫院去逝了。
  在他去世前兩小時內,大約四五十位親友成群到床前探望(就像在非洲一樣,在巴基 斯坦,疾病與死亡並不是隱私。床邊血跡斑斑,許多來探望的人都接觸了充滿病毒的血 液。遺體被運回科魯埋葬。五大後,其中的一位親戚賈旺·沙(Jaw;indShah)開始發 燒,被診視過塔吉·穆罕默德的醫生奧蘭澤布(Aurangzeb)診斷為蛇咬。瘧疾化驗亦呈 陽性。第二天,病人牙齦出血,被轉往德濟汗市民醫院(IXiKh;1nO、利  Hospiial) 時,血小板數目極低。9月19日上午,他開始流鼻血,並持續高熱。當天中午就去世了。 遺體運回科魯下葬。下葬前,他的叔叔阿齊姆汗為他洗了身子。「
  讀到這,我們數了數受害人數,10人染病,其中,1人死亡。阿米爾總結道:牧區的 虱蠅及其他吸血寄生蟲寄生在羊、山羊和駱駝身上,傳播疾病不可避免,並完全有可能從 木爾傳播到卡拉奇,因為兩地乘飛機只需一個小時。而從卡拉奇到歐洲僅為8個小時;到 美國13個小時。地理不是保護屏,銀行存款也無法讓疾病退身。如果我們忽視了發展中 國家的疾病疫情,西方世界也將難逃厄運。卡拉奇,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是一個重要的 環節。
  前往卡拉奇的市民醫院得經過一番努力。狹窄的馬路上擁擠著轎車、公共汽車、四輪 推車、三輪摩托車以及驢子和駱駝拉的平板車。這條舊的邦達路通往海港和醫院,沿途是 殘牆斷壁,搖搖欲墜的危房和四溢的髒水。
  巴茲米醫生(Dr.  Bazmi)是阿格汗大學專攻公共衛生的小兒科醫生,今年30多 歲,身材瘦長,為人熱情,辦事認真。由於多年與貧困和官僚體系作鬥爭,面容惟淬,雖 然阿格汗大學醫學院刨建伊始他就前來工作,他還是將這所市民醫院視作生身父母,因為 他是在那裡完成醫生培訓的。隔些時候,他就回去看看,現在他開著車,看著窗外糟糕的 路況。
  「我開車時一向都關上車窗。
  窗外迷漫著車流排放的有毒濃煙。巴茲米說,人口爆炸導致污染嚴重。最近一項研究 表明儘管海風吹拂帶來新鮮空氣,長拉奇仍是世界上空氣鉛含量最高的城市,原因是汽油 含鉛量高出任何國家。
  市民醫院破舊得像一具衣衫檻樓的骷髏,外牆剝落,大廳昏暗,需要重新粉刷。巴茲 米說,像巴基坦許多公立醫院一樣,市民醫院這幾年快速老比。他認為是醫療體系的毛 病。醫療人員的陞遷不是憑醫術而是靠拉關係。政府沒能有效地運作整個醫療體系。醫學 院不重視預防醫學與家庭醫學,只偏重培養專科醫生,以開診所為目標。另外,巴基斯坦 國民生產總值用於醫療與教育的預算不足百分之一,而軍事預算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另 有百分之三十用來償還外債。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我們都有,又都解決不好。」巴茲曼說。
  市民醫院是卡拉奇成上千萬貧苦百姓最後的求醫之所,就像金沙薩的瑪瑪那摸醫院, 弗裡敦的康挪特醫院,阿比讓的特雷奇維爾醫院及基奎特的公立醫院一樣。基奎特是最近 一次埃波拉病毒流行的地方。和無數發展中國家的公立醫院一樣,市民醫院的急診室門口 迴盪著小孩驚怕的哭聲和傷病者痛苦的呻吟聲。一些女人身著艷麗的傳統服裝,有的則一 身黑衣,都蒙著面紗。男人穿著各異,或身著西服,或傳統長袍,頭戴圍巾。不管何種打 扮,這些男男女女都因貧困和疾病來到這裡求醫問藥。病人在這裡看病雖不收費,但藥費 及其他費用還得自己承擔。
  市民醫院有1700個床位,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醫院。傷寒與霍亂患者最多,說明清潔 的用水與飲食沒有保障。醫院不提供伙食,只能由患者家屬帶來。
  「這樣最好了。」巴米茲乾巴巴他說。
  由於資金緊張,醫療用品與血漿來源奇缺,因此針頭與注射器被反覆使用,血漿未經 鑒別就用於輸血。卡拉奇醫學院的學生最近發起了為貧困病人募捐的活動,「我們感覺, 我們關注」的標語醒目地掛在血庫的牆上。
  就像非洲和亞洲的超級大都市一樣,卡拉奇也是在瞬間成長起來的。1947年巴基斯坦 獨立時,卡拉奇還只是一個人口30萬的港口城市。現在人口已接近一千二百萬,每年仍 以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長著。自八十年代初,人口普查就不曾進行過。該國的政府職位空 缺,預算,議會議席的數量都根據部族人口分配。由於部族及各省之間衝突頻起,政府不 願意再普查人口。長久不息的政治與民族緊張造成每晚都發生警民衝突,不是受傷、拘留 就是死亡。巴米茲把這些稱作「低級內戰」。這樣的暴力衝突在世界新興各大都市都有發 生。暴力是窮人與被壓迫者最後的鬥爭手段。
  在非洲和南美洲上演著相同的悲劇。農民放棄了土地,到大都市尋找工作。作為商業 中心,卡拉奇不斷吸引著中亞、南亞甚至蘇聯人前來謀生。無數外來人居住在被你作「蠶 食物」的違章房屋裡,警察拆了又拆,他們蓋了又蓋。
  人口的增長和外來移民使早已無法負荷的基礎建設更加崩潰了斥拉奇的夜風總是吹來 腐臭的氣味,因為沒有地下管道,陰溝裡的污物滿街流淌,自來水不能生飲,許多地方仍 需卡車送水,因為不是沒鋪水管,就是「水管侍修」。衛生設施缺乏。糞便直接進入飲水 與食物中。居民經常感染沙門氏菌、志賀桿菌、霍亂、傷寒及其他腸道疾病,於是錯誤地 服用廣譜抗生素。使得許多病菌產上抗藥性。過去十年裡,卡拉奇醫院最常見的傷寒桿 菌。用最便宜的抗生素即可治療,現在卻對兩三種抗生素產生下抗藥性,同洋,南亞出現 的一種霍亂新菌株0139,在卡拉奇用一般的磺胺付它已沒有療效。
  所以,一個牧民又能怎樣呢?呆在荒漠的山谷裡,連年的戰火、譏餓和瘟疫已經使生 計無法維持下去了。還是到卡拉奇這樣的大都市來碰碰運氣,也許還有一線希望。
  位於高級住宅區的阿洛汗大學醫學院同地處市中心的市民醫院相比,簡直是天壤之 別。它有著亞洲次大陸最完善的設施。全部建材均為大理石、花磚和裝飾水泥,十年前興 建時造價高達三億巴基斯坦貨幣。儘管醫院為窮人設有慈善床位,但總的說來還是面向有 錢人,在巴基斯坦,沒有醫療保險體系。阿格汗大學設有醫學院(醫學院還附設公共衛生 科學系)、護士學校、教育發展學院及一所私立醫院。所有建築群中點綴著…個個優美的 庭院,頗具信德式建築鼎盛時期的風格。紅岩石牆採用沙漠式設計,即使正午,仍能遮 陽,患稈和家屬常,在庭院中相聚閒聊。但和許多高級醫院一樣。阿洛汗醫院也面臨著濟 世救人與收支平衡的兩難困境。這是福利與經濟的分裂症,沒善良人可醫。
  薩廬德·哈米德(Saeed  amjd)是個方辭溫和的腸胃科醫生,曾在英國倫敦讀研究 生學位。他的低調的態度掩飾不往內心的焦慮,他已認識到他診治的肝炎雖是重大的公共 衛生的問題,其實它包含著更多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問題。醫藥條件只是其中一部分問題罷 了。他每週有五天帶領一群院醫查房。
  我們視察的第一個病人是個皮膚黝黑鬍子花白的六旬老者,患有嚴重B型肝炎。這種 肝炎和C型肝炎一樣,通過血液傳染,慢慢破壞肝臟功能。不同的是,B型肝炎有疫苗, 問題是在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裡,疫苗注射尚未開展。這位老人在過去幾年裡已經入院多 次,現在只能做保守治療,抽取腹水,注射100美元一針的白蛋白來提高血清蛋白數。這 種治療也只是權宜之計,無法恨治。薩依德說,這樣治療所花的費用完全可以給50個人 注射B型肝炎疫苗。而薩依德不得不給很多這樣的病人以如此的治療。
  第二個病人也是一個晚期肝炎患者。這位52歲的婦女也多次入院,每次都看不同的醫 生。這是另一個問題。當地居民沒有固定的家庭醫生,不能在發病早期給予及時治療。第 三個病人不僅肝功能衰竭,而且喪失了腎功能。這不是偶然病例。經常輸血或洗腎的病人, 通過未消毒的針頭感染肝炎的機率很大。
  薩依德說:「我們不斷告訴洗腎中心要為B型和C型肝炎病人提供不同的洗腎機,盡可 能減少傳染的人數,但經費不足,洗腎中心只有B型肝炎患者專用的洗腎機,C型肝炎患者 沒有。
  這又是一個因窮困而濫用西方科技的例子:公立醫院沒有肝炎疫苗,卻有洗腎設備。
  薩依德和醫生們走下樓梯來到急診室巡視另一個病人,也是一位肝炎晚期患者,兩天 前入院,現在開始吐血了。這位病人住院後第二天覺得病好了就出院了,回到家立即開始 吐血,只好又回來。
  薩依德說:「如果當初他不出院,醫療費會便宜得多。但也不能怪他,在醫院每一秒 鍾都要花錢。」
  距卡拉奇辦公樓、銀行和精品店林立的市中心幾里的地方是被叫作「伊莎納利」 (Essa  Nagri)的貧民窟。烏爾都語為「凱奇阿巴地」(Katchi  abadi),意思是臨時 窩棚。阿格汗大學醫學院社區衛生科學系在卡拉奇為五個貧民窟服務,伊莎納利是其中之 一。派駐在此的負責人為夏絲塔·約翰(Shaista  John)和沙菲雅·杜利(Safia Dhouri)。夏絲塔29歲,是一位漂亮而精力充沛的社區員工(社會工作者);50出頭的 莎菲雅是一位衛生所護士。在巴基斯坦,只有女人才能出入人家做健康檢查,男人不行。
  整個貧民窟共有六條土路,路上擁擠著孩子、推車、毛驢、水牛和吸毒者,1987年, 社區中心剛成立的時候,土路上流淌著污水和糞便,泥濘不堪,只能踩著木板才能行走。 現在,污水和糞便不見了,儘管當街一條小河時時散發惡臭,但路上的木板已經撤掉,露 出可以結實地踩踏的硬土。所謂的社區中心不過是座兩層的水泥樓,裡面僅有幾張木桌, 幾把折疊椅,幾個鐵皮文件櫃和招待來客的茶具。
  最初,社區中心的作用在於宣傳保健常識,預防疾病傳播;漸漸地,擴展到福利與社 區發展上。居民已認識到講究衛生的必要性。夏絲塔尤其以自己推行的「孩子照顧孩子」 計劃為榮。由於大人外出上班,年長的孩子就得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喜愛戲劇的夏絲塔 採用短劇的形式鼓勵孩子們在大人外出時承擔起家庭的責任。
  如果說卡拉奇的孩子有未來可以憧憬的話,夏絲塔就是他們的希望。遺憾的是,這樣 的人員太少了。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但直到最近,巴基斯但仍不重視這個日子,忽 視艾滋病傳播對人民造成的威脅。多年來,我們和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人員一起宣講亞洲 將遭受艾滋病的浩劫,但人們不願傾聽,認為是危言聳聽,因為沒有足以警醒的跡象。我 曾目睹非洲大陸發生的一切,所以不願看到悲劇在另一塊大陸重演。亞洲國家越早採取行 動,減輕災難的機會就越多。1985年,我在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召開的國際會議上向亞洲 國家發出這樣的呼籲,結果受到泰國代表忿忿的抗議,指控我侮辱他的國家,因為我在發 言中指出曼谷上升的妓女與吸毒人數將使艾滋病蔓延。直到1989年艾滋病毒攜帶者比例 激增,才使泰國政府認識到科學家殘酷的預言是正確的。
  今天,沒有人再懷疑艾滋病在亞洲的擴散了,唯獨巴基斯但無動於衷。當局總是說: 「這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和別的國家不一樣。」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最近公佈的 一項報告宣稱艾滋病的感染重心已由非洲轉到了亞洲。擁有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亞洲將 成為艾滋病毒攜帶者最多的大洲,到下個世紀初,印度艾滋病人數將是世界第一。
  由於極端貧困、暴力與戰亂不斷,亞洲國家的社會結構極,容易崩潰,像柬埔塞、越 南和印度這些國家,就是艾滋病高風險地區。到95年底止,巴基斯坦一共公佈1500個艾 滋病病例,但大家心裡清楚,實際數字遠不止這些。在巴基斯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文 盲,患有艾滋病被視為莫大的恥辱。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為了調查艾滋病傳播情況,往往要 冒生命的危險。
  有一次,一個艾滋病患者威脅調查人員。如果他再敢踏進他家一步,就讓他「身首異 處。」他舉著阿富汗刺刀,準備時刻撲上來。這種刀是阿富汗戰爭爆發後流入巴境內的。
  即使這樣,我們仍不放棄。我們一到阿格汗大學。就開始宣傳防治艾滋病的計劃,希 望阻止病毒的大範圍擴散。我們發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基金,讓年輕的沙拉·貝淇(Shehla Baqui)負責。她剛結束在布朗克斯(Br0nx)的四年工作。計劃開始時進展很慢,因為大 家對此一點也不熟悉。現在,信德省艾滋病防治計劃的主任參與了我們的行動。巴國家艾 滋病防治工程由於資金有限,坐吃山空,已起不到作用。十年以來,關於巴基斯坦艾滋病 傳播的數據少得可憐。但是我們與省衛生廳合作,又得到美國阿拉巴馬大學與美國政府 「佛格提計劃」(the  Fogarty)的協助,擴充了專業工作人員。現在我們已能夠「訓練 更多的人員,並在卡拉奇開設艾滋病特殊診所。」
  「為艾滋而走」的活動是沙拉夫·阿里·沙(Sharaf    AlilShah)組織的。他像外交 家一樣用自己的聰明與熱情為活動東奔西走,一方面爭取活動經費的來源,另一方面保證 活動不違背政治與宗教的禁忌。為了使「艾滋病與人人息舷相關」的觀念深入到各家各 戶,他召集了許多小學生參與活動。艾滋病防治要從小做起,孩子不像大人那樣思想僵化 他們善於吸收新觀念。
  除了艾滋病,災難深重的巴基斯坦人民還要面對許多「怪獸」,營養不良、污染、文 盲與環境惡比。而在這些「怪獸」的後面,隱藏著人口過剩與貧窮兩大「惡魔」,這是傳 染性疾病肆意傳播的罪魁禍首,如果我們要想改善人類生存的境遇,就不得忽視這兩大 「惡魔」。
  當然。人類在許多領域取得突破。科學家把人送上太空,破譯人類基因密碼,解開物 質最小粒子之迷。但我們深信,如果無法解決人口過剩與貧窮兩大課題,人類取得的所有 成就即使不討諸東流,也只能造福少數人。現在是人類把言辭付諸行動的時候了,要想降 低人口增長,減輕貧苦民眾的生活苦難,科學家必須超越國界,真誠奉獻所學,並尋求政 底間的有力支持,以寬廣的視野包容千百萬大眾的苦難。
  不論是巴基斯坦境內的貧窮牧民和農民,還是我們在書中走訪過的幾大發展中國家的 窮苦百姓,他們生存的選擇在哪裡?呆在埃波拉病毒和克里米亞剛果熱病傳播的地方,忍 受這些疾病的侵害,還是在充斥污染與暴力的擁擠城市裡,承受感染艾滋病的風險?他們 ——和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而這兩個世界正在互相衝撞中。在病毒的世界裡, 我們是進襲者。
  《第四級病毒》
  1997年美國、台灣、日本暢銷書排行榜首位,講述兩名病毒專家追獵、捕殺世界上最 頂級、最神秘、最凶殘的病毒的故事!

<<第四級病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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