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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生命的禮讚

作者:[美]劉易斯·托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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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序
  1987年冬天在美國朋友錢傑西博士(Jessie Chambers) 建議之下讀了這本小書時,我欣喜、激動的心裡,充溢著「相見恨晚」的遺憾和畢竟相見的慶幸。
  自從我帶著緊迫感和工作的快意搞完譯文的初稿到現在寫這篇小序這一年多來,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初讀此書時遺憾和慶幸交集的心情,不只是為我個人,也是為全體中國人的。在一片四化、改革、振興、崛起、騰飛的呼聲中,在城市繁榮、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的景象中,也存在傲慢與麻木、自私和短視、難以忍受的擁擠和污染、對大自然的不負責任的破壞以及人口問題的困境。在這樣的時候,將這本振聾發聵的書,奉獻給迷惘、失望、然而卻是在思考的知識界,還是頗合時宜的。
  這本書是一個醫學家、生物學家關於生命、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思考。思想博大而深邃,信息龐雜而新奇,批評文明,嘲弄愚見,開闊眼界、激發思索。而其文筆又少見的優美、清新、幽默、含蓄,無愧當今科學散文中的大家手筆。無怪乎自1974年出版後,立即引起美國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巨大反響和熱烈歡呼,獲得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十八年來由好幾家出版社印了二十多版,至今暢行不衰!年過花甲的劉易斯·托馬斯的名字因這一本小書而家喻戶曉,有口皆碑,以至於在他接連拋出後兩本書時,書商都不用再作廣告,只喊聲「《細胞生命的禮讚》一書作者劉易斯·托馬斯的新著」就夠了。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Lewis Thomas)1913年生於美國紐約,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歷任明尼蘇達大學兒科研究所教授、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病理學系和內科學系主任、耶魯醫學院病理學系主任、紐約市斯隆-凱特林癌症紀念中心(研究院)院長,並榮任美國科學院院士。
  這本書實際上是一些論文的結集。它的出版過程也許可以告訴我們,這麼一本極其有趣的書,為什麼其內容顯得這麼龐雜,其結構又顯得這麼鬆散而似乎讓人不得要領。劉易斯·托馬斯在他的第三本書、即他於1983年出版的《最年輕的科學》(The Youngest Science)一書中高興地講到他寫作和出版《細胞》一書的有趣經過。1970年,在一次關於炎症現象的討論會上,主辦者要德高望重的托馬斯來一番開場白,給會議定個基調。不知道與會者要提出什麼觀點,他只好隨意獨抒已見。他講得又輕鬆又偏頗,為的是讓會議不像平常這類討論會一樣沉悶。講話的部分內容大約就是本書中《細菌》一篇。沒想到主辦人將他率意為之的講話錄音整理,分發給與會者, 並送了一份給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雜誌的編輯原是托馬斯高一年級的校友。他儘管不盡同意托馬斯的觀點,卻喜愛那篇講話的格調,於是就約托馬斯寫一組風格類似的專欄文章,每月一篇,內容自便,編輯不改一字。托馬斯起初抱著聽命於老大哥的心情連寫了六篇,便央求罷手。但此時讀者和評論家已經不允許雜誌和托馬斯停止他們的專欄了。於是,托馬斯欣然命筆。後來有一家出版社答應將這些篇什不修不補,原樣付梓,托馬斯欣然應允。於是,以排在前頭的一篇為名的這本書於1974年問世了。
  劉易斯·托馬斯對整個生物學界都作了廣泛的涉獵和關注。在書的副標題裡,他戲稱自己是個「生物學觀察員」(a biology watcher)「注1」。他以超人的學識和洞察力,把握了所有生命形式共同的存在特點,批判地超越了19世紀以來一直統治生物學界、並給了整個思想界和人類社會以深刻影響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他指出進化論過分強調種的獨特性、過分強調生存競爭等缺陷,強調物種間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認為任何生物都是由複雜程度不同的較低級生物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並以生態系統的整體論為我們指示了理解物種多樣性的新的途徑。《作為生物的社會》和《社會談》諸篇是關於群居性昆蟲的有趣研究和獨特的理解。他一反生物學家把人跟群居性動物截然分開的成見,  難以置辯地指出了人和群居性動物的共同性。《對於外激素的恐懼》、《這個世界的音樂》、《說味》、《鯨魚座》、《信息》、《計算機》、《語彙種種》、《活的語言》諸篇,則強調了生物間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從另一方面指出了人和其他生物本質上的同一性。作者的目的不只是為我們展示一個由聲音、氣味、外激素;計算機、人類語言等組成的生機勃勃、趣味橫生的信息世界,不只是為我們提供生物交流技術方面的有趣知識。很明顯,劉易斯·托馬斯是在自己最拿手的領域中,批判和嘲諷著人類的傲慢或人類沙文主義。
  人,這種生物圈的後來者,在其科學和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拋棄了對神的信仰,嘲弄了原始的神話,卻編造了並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和神話。人相信自己是萬物的靈長和主宰,相信自己有高於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品質和權利,相信自己是、或應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在杜撰的人與外部環境的對立中,人能控制一切,戰勝一切;人能控制疾病,干預死亡,人能制天、制身、制心,人能預言未來。劉易斯·托馬斯從獨特的角度,帶根本性地批判了這種人類自大或人類沙文主義。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許多疾病是人的反應造成的;有些疾病,特別是大病,是一種偶然的、不可知的自然力量。人要消滅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勞的,也是反自然的。人其實並不是獨立的、自足的實體。人是由具有獨立的生命、獨自複製繁衍的細胞和細胞器組成的複雜的生態系統。而宏觀地看,人又是社會、城市這些巨大生物的細胞,是無名的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沒有根據的,也是不必要的。人與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為重要。
  人類沙文主義還有其不容異己的另一方面。自負的背後隱藏著恐外。《可用作倒數計時的一些想法》一篇嘲諷了那種恐外星生命的怪想。《曼哈頓的安泰》以蟻群之死,發出了警世的呼籲:離開大地,生命是不會長久的!《自然的人》一篇,則集中論述了人的自然觀,論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對於我們這些相信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相信過「土地供我們生息、山林給我們以礦藏、江河給我們舟楫之利」、信奉過「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人們來說,對於我們這些至今還在「發展」和「工業化」的旗幟下自私地、不負責任地踐踏、掠奪、污染大自然的人們來說,對於我們這些至今還以「經濟損失多少萬元」為主要理由批評環境污染的人們來說,托馬斯的呼聲,有甚於振聾發聵者。
  為了理清部分篇章之間的關係,也許我已經過分強調了托馬斯《細胞》一書的批判鋒芒。實際上,《細胞》一書是相當建設性的和積極的。他以輕鬆有趣的方式提出了一連串激動人心的想法。他把許多事物看作整體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統。群居性昆蟲群是一個生命,魚群、鳥群是一個生命,社會、城市是一個有機物,科研機構是活的生物,人類語言是活的生物,地球是生物、是發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單個細胞。從表面上看似遊戲的文字裡,我們領略到不可企及的哲人的達觀。對於科研、科研機構、社會、地球這些活物,最好不要去作人為的干預,人的干預是徒勞而且有害的。人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站遠一點,別碰它們,讓它們自然地發展。就連預言發展也是不可能的和可笑的。
  整本書都是對於生命的讚歌,讚頌地球生命的堅韌,讚頌萬物的生機,慶幸人的存在的幸運,感謝人體自我平衡、自我調節的功能。甚至在講到病和死的時候,托馬斯博士也能以他獨特的學識和魅力,把陽光灑滿這些陰暗的領域。基於這樣的理解,我把這本書的名字,也就是具有提綱摯領作用的第一篇的題目,譯作《細胞生命的禮讚》。
  最後,還是應該談談音樂,特別是談談巴赫的音樂。劉易斯·托馬斯在書中好幾處以備極推祟的激情提到巴赫,不能不讓人認為,這決不會僅僅出於他對音樂的愛好。托馬斯的思想有著巴赫般的複雜性。在托馬斯的頭腦裡,混響著自然、社會和藝術的全管弦交響樂。他興趣的廣泛,學識的淵博,胸懷的博大,比之音樂,那只能是巴赫的協奏曲。不止於此。托馬斯推崇音樂,還因為音樂高於個別的生命形式,因為音樂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音東高於任何科學技術,因為科學技術會過時,而音樂則是永久的;音樂之用於人類表現自己,高於語言或任何其他符號,因為後者往往太清晰、太拘泥於某一特殊的信息、太有局限性。托馬斯是把語言當作音符使用來寫這本書的。我在翻譯這本書時常常感到困難的是,托馬斯常用一些有歧義的詞,這些意義像豐富的和弦,很難用單音部的音符記錄下來。他的行文也往往若行若止,曲折逶迆,令人回味無窮。特別是二十九篇文章的安排,品味之下,真像要用語言文字來重現巴赫的賦格曲了。一篇篇讀下去,我們似乎可以「聽」到那陸續進入的主題、對位、呈示和插入,「聽」到那復調的各個不同的聲部。托馬斯以這本小書完成了蘊義無窮的完美樂章。當年他沒有答應改寫和插入一些關聯篇章,想來決不只是因為公務繁忙吧。
  李紹明
  1989年3月於山東大學
  「注1」 這個名目極其有趣。既謙稱自己不是生物學專家,又讓人想起那些以觀察鳥類習性為樂趣的bird   watcher和古代以觀察飛鳥占卜吉凶的巫士    (birdwatcher) .前者的特點是早起晚眠,翻山穿林、泥裡水裡傻跑而其樂無窮;後者在今天看來則可能具有環境監測的重要意義。比如,某種鳥的減少可能是由於附近工廠排放著過多的二氧化硫,自然是不祥之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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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生命的禮讚
  有人告訴我們說,現代人的麻煩,是他一直在試圖使自己同自然相分離。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鋼鐵的盡頂上,悠晃著兩腿,遙看這行星上翻滾扭動的生命。照這樣的描繪,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則是某種柔弱的東西,像鄉間池塘的水面上裊裊冒上的氣泡,或者像一群小命嬌弱的鳥雀。
  但是,任何認為地球的生命是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覺。實際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間可以想像到的最堅韌的膜,它不理會幾率,也不可能讓死亡透過。而我們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纖毛一樣短暫、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種存在,他認為這種存在使自己高於其他生命。幾千年來,人就這麼腦汁絞盡,用心獨專地想像著。因為是幻覺,所以,這種想像今天如同過去一樣沒有使他滿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來的生物科學,一直在使人根植於自然之中這一點成為必須趕緊正視的事實。新的、困難的問題,將是如何對付正在出現的、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的觀念:人與自然是多麼密切的聯鎖在一起。我們大多數人過去牢牢抱有的舊觀念,就是認為我們享有主宰萬物的特權這種想法正在從根本上動搖。
  事例。可以滿有理由地說,我們並不是實際存在的實體,我們不像過去一向設想的那樣,是由我們自己的一批批越來越複雜的零件逐級順序組合而成的。我們被其他生命分享著,租用著,佔據著。在我們細胞的內部,驅動著細胞、通過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們出門去迎接每一個朗朗白天的,是線粒體。而嚴格地說,它們不是屬於我們的。原來它們是單獨的小生命,是當年移居到我們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細胞的後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細菌,大量地湧進人體真核細胞的遠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來。從那時起,它們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樣式複製繁衍,其DNA(脫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與我們的不同。它們是我們的共生體,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茵一樣。沒有它們,我們將沒法活動一塊肌肉,敲打一下指頭,轉動一個念頭。
  線粒體是我們體內安穩的、負責的寓客。我願意信任它們。但其他一些小動物呢?那些以類似方式定居在我細胞裡的生物,協調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湊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樣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體、很可能還有另外許許多多工作在我細胞之內的默默無聞的小東西,它們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組,都像蟻丘中的蚜蟲一樣,是外來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細胞們不再是使我長育成人的純種的實體。它們是些比牙買加海灣還要複雜的生態系統。
  我當然樂於認為,它們是為我工作,它們的每一氣息都是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們在每天早晨散步於本地的公園,感覺著我的感覺,傾聽著我的音樂,思想著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覺寬慰,因為我想到那些綠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憐。它們身上如果沒有葉綠體,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綠色的。是那些葉綠體在經營著光合工廠,生產出氧氣供我們大家享用。但事實上,葉綠體也是獨立的生命,有著它們自己的基因組,編碼著它們自己的遺傳信息。
  我們細胞核裡攜帶的大量DNA, 也許是在細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聯合起來的年月裡,不知什麼時候來到我們這兒的。我們的基因組是從大自然所有方面來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結集,為應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況編碼而成。就我個人而言,經過變異和物種形成,使我成了現在的物種,我對此自是感激不盡。不過,幾年前還沒有人告訴我這些事的時候,我還覺得我是個獨立實體,但現在卻不能這樣想了。我也認為,任何人也不能這樣想了。
  事例。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樣性還要令人吃驚。這種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這樣的:我們歸根結底都是從一個單一細胞衍化而來。這個細胞是在地球冷卻的時候,由一響雷電賦予了生命。是從這一母細胞的後代,我們才成了今天的樣子。我們至今還跟周圍的生命有著共同的基因,而草的□和鯨魚的□之間的相似,就是同種相傳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製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兒,現在卻漸漸現出活動基因的樣子。進化的過程仍舊是遙無盡期、冗長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勝者才能留在桌邊繼續玩下去,但玩的規則似乎漸趨靈活了。我們生活在由舞蹈跳蕩的病毒組成的陣體中,它們象蜜蜂一樣,從一個生物竄向另一個生物,從植物跳到昆蟲跳到哺乳動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裡,抱著幾片這樣的基因組,又拉上幾條那樣的基因組, 移植著DNA的接穗,像大型宴會上遞菜一樣傳遞著遺傳特徵。它們也許是一種機制,使新的、突變型DNA在我們中間最廣泛地流通著。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在醫學領域必須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裡出了點疏漏。
  事例。近來,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種生物,但總嫌說不通。我不能那樣想。它太大,太複雜,那麼多部件缺乏可見的聯繫。前幾天的一個晚上,驅車穿過新英格蘭南部樹木濃密的山地時,我又在琢磨這事兒。如果它不像一個生物,那麼它像什麼,它最像什麼東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時還算滿意的答案:它最像一個單個的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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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作倒數計時的一些想法
  每一幫遠征月球的宇航員歸來時,人們總要搞的那一套苦心經營的儀式,其中總有某些晦澀難懂的東西,似乎還是某種象徵。宇航員們總要首先讚美地球的不可侵犯性,而每一次讚美,都以程式化的設計重新表演出我們對於生命本質久已有之的憂慮。他們不像我們或許要想到的那樣,雙膝跪倒,親吻飛船的甲板;那樣會侵犯、攪擾、玷染那甲板、那飛船、周圍的海和整個地球。相反,他們戴上外科手術用的大口罩,邁著輕快的步子,舉起雙手,什麼也不觸動,進入一個無菌箱。他們從玻璃板後面神秘莫測地、象無菌操作一樣向總統招手,唯恐鼻息裡的月塵沾到總統身上。他們被高高掛起,懸渡到休斯頓的另一個密封室裡,等待四十天檢疫隔離的期滿。在此期間,人們不安地看著接種了的動物和組織培養,害怕真的出現什麼凶兆。
  直到這長長的滅菌隔離儀式完成之後,他們才獲許重見天日,才能開車子光顧百老匯。
  外星來客或另一個世紀的人,會認為這一套玩藝兒不折不扣是瘋子行為。唉,局外人是不會理解這一套的。這年頭,我們作事就得這樣。假如月球上有什麼生命,我們首先要怕它,必須提防著它,免得染上點什麼。
  或許那是一隻細菌、一條迷路的核酸、一個□分子,或者是什麼光滑無毛、灰眼睛透著狡黠的無名小東西。不管是什麼,一旦我們想到了它的存在,這個外來的、因而便是有惡意的東西,就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把它關起來。我想,關於這事兒的辯論會會轉向討論如何最乾淨利落地殺死它。
  真是奇事一樁,我們競能連噓一下也沒有,就全都接受了這種恐懼外來者的作法,好像這樣作只不過是依某條自然法則行事似的。這從某種方面暴露了我們的世紀,暴露了我們對生命的態度,暴露了疾病和死亡對我們的困擾,還有我們的人類沙文主義。
  有片斷的證據說明我們錯了。我們所知的大多數有生之物的相互關係,基本上是合作關係,是程度不同的共生關係;看似敵對時,它們通常保持距離,其中的一方發出信號和警告,打旗語要對方離開。一種生物要使另一種生物染病,那需要長時間的親近、長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辦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會為我們接納它加入球籍而孤苦地等待。我們這兒沒有獨居生物。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生物都跟其他生物有聯繫,都依賴於其他生物。
  據估計,我們真正認識的微生物,很可能只是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不能單獨培養。它們在密集的、相互依賴的群體中共同生活,彼此營養和維持著對方的生存環境,通過一個複雜的化學信號系統調整著不同種間數量的平衡。在我們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我們還不能把所有的微生物一個一個地都分開,單獨培養,正如我們不能把一隻蜜蜂從蜂窠取下,而使它不致象脫皮的細胞般干死一樣。
  細菌雖小,卻已經要現出群居性生物的樣子了。它們一定能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之間在所有層面上的相互作用提供相當好的模型。它們靠合作、適應、交流和以物易物而生活。細菌和真菌,很可能還借助由病毒建立的通訊系統,組成了土壤的基質(有人提出,得力於微生物的腐殖酸,對於土壤物質來說,它就相當於我們體內的結締組織) . 它們彼此靠對方而生存,有時還生活在彼此的裡面。蛭弧菌屬(Bdellovibrio)鑽透其他細菌的體壁,蜷縮進它們裡面,在其中繁衍,然後再衝出來,好像它們認為自己是噬菌體一樣。有的細菌群體插足於較高級生命形式的事務如此之深,以至於看起來好像是那些植物和動物體內新型的組織。根瘤菌充斥於豆科植物的根毛中,看起來就像一群貪婪的、入侵性的病原體。但是,它們介入後形成的根瘤與植物細胞合作,卻成了大地的主要固氮器官。在植物細胞與微生物細胞之間進行的豆根瘤蛋白生產,是共生高技術的樣板。蛋白質是由植物合成的,但這種合成只有在細菌的指令下才能進行; 為這種物質編碼的植物DNA,可能歸根到底還是在其進化的初期從微生物來的。
  那些生活在昆蟲組織內的細菌,比如跟蟑螂和白蟻的含菌細胞結合在一起的那些菌類,看上去好像寄主身上特化的器官。迄今還不情楚它們為那些昆蟲幹了些什麼,但已經知道,沒有它們這些昆蟲就活不長。它們象線粒體一樣,一代一代由卵細胞遺傳了下來。
  已有人提出,原核細胞之間的共生聯繫,乃是真核細胞的起源,而不同種類真核細胞間的融合(比如,游動的、具纖毛的細胞併入吞噬細胞),導致了一些菌落的形成,這些菌落最終變成了後生生物。果真如此,那麼,那些把此與非此區分開來的同一性標誌,早已經混淆不清了。今天,海洋生物在這樣的程度上被共生關係主宰著,已經很難說誰是誰的問題了,甚至某些共生生物起著一單個生物的作用時,也很難說清這由共生生物組成的生物與其他生物之間誰是誰的問題。那些牢牢地附著在某些蟹類甲殼上甚至螯足上的海葵,它們能夠準確識別那些附著面的分子構型;而蟹類也能辨認出它自己的海葵,有時會找到它,讓它附到甲殼上作為裝飾。有些在它們自己看來已經成為某些種海葵的功能器官的少女魚類,在它們很小的時候就使自己適應於生活在寄主那致命的觸角之間;它們不能立即游進去,必須先在邊緣地區來回竄動,直到體表帶上海葵認為可以接納的標記,才能游進這些觸角。
  在調節動物間關係的過程中,有時會有一些發明創造,就像是即興想出來的,為可能的進化提出的建議。其中有些是和善的,甚至是機智的。幾年前,有些澳大利亞衝浪者被一些小動物螫了。原來那是一些裝備有僧帽水母毒刺的禗腮類動物。這些海神腮屬的群落以水母為食,將水母作為食物加以處理,讓其中的刺細胞附著於它們的體表,一時產生了某種暫時的雜種,它帶有海神腮和水母兩者的特徵,儘管有些不對稱。
  甚至在情況要求有贏有輸的時候,這種交易也未必是一場戰鬥。海生腔腸動物門海扇的幾個種的成員彼此之間表現的那種冷漠態度表明,保持個性的機制一定在進化出免疫機制之前很久就業已存在了。海扇們長起來總是密密叢叢地擠在一起,長成一塊塊枝狀的東西,但它們並不彼此融合。假如融合了,那它們的形態無疑將亂成一團。西奧多(Theodor, J.L. )在一系列漂亮的實驗中表明,當將兩個同種的個體放在一起、密切接觸時,其中較小的一個總是先行解體。這種自我毀滅來自一種完全由較小者控制的裂解機制。它沒有被摔出場外,沒有被以力戰勝,也不是火力不敵,它只是自願退場。知道生物界還有這樣的事,未必就令人安慰,但至少讓人吃驚之餘會覺得舒舒服服。
  大氣中的氧,是植物中的葉綠體產生的(讓人驚訝的是,葉綠體也生活在巨蛤和更低級的海洋生物的吸管裡)。組織培養中,遺傳上毫無聯繫的細胞聚到一起,無視種的不同,融合成一些雜種細胞,這乃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炎症和免疫機制實在得設計得非常強大,才得以把我們這些生物彼此分開。如果沒有這些相當賣力的機制,我們或許早已進化成一種到處流動的合胞體,蓋過地球,那麼,大地上就連一朵花都不會生發出來了。
  也許,我們會覺得,僅僅出於善意而接納從其他星體來的別的生命形式是可能的。我們這個星球畢竟是在雨水裡含有維生素B12的星球!據帕克(Parker, B.C.)的計算, 當農田耕作時,對流的風暴把B12從土壤帶到大氣上層,它在雨水中的含量已足夠使偌大的水塘中開出一朵可見的裸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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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生物的社會
  從適當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邊青天白日下的海濱木板路上,為舉行年會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的醫學家們,就像是群居性昆蟲的大聚會。同樣是那種離子式的振動,碰上一些個急匆匆來回亂竄的個體,這才略停一停,碰碰觸角,交換一點點信息。每隔一段時間,那群體都要象拋出釣蹲魚的釣線一樣,準確無誤地向恰爾德飯店拋出一個長長的單列縱隊。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釘住,那麼,看到他們一塊兒築起各式各樣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驚了。
  用這種話來描繪人類是可以的。在他們最強制性的社會行為中,人類的確很像遠遠看去的蟻群。不過,如果把話反過來講,暗示說昆蟲群居的活動跟人類事務總有點聯繫,那在生物學界將是相當糟糕的態度。關於昆蟲行為的書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裡苦口婆心地提醒人們,昆蟲好像是來自外星的生物,它們的行為絕對是有異於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幾乎還是非生物的。它們倒更像一些製作精巧、卻魔魔道檔的小機器。假如我們想從它們的活動中看出什麼顯示人類特點的東西,那就是在違反科學。
  不過,讓一個旁觀者不這樣看是很難的。螞蟻的確太像人了,這真夠讓人為難。它們培植真菌,餵養蚜蟲作家畜,把軍隊投入戰爭,動用化學噴劑來驚擾和迷惑敵人,捕捉奴隸。織巢蟻屬使用童工,抱著幼體象梭子一樣往返竄動,紡出線來把樹葉縫合在一起,供它們的真菌園使用。它們不停地交換信息。它們什麼都干,就差看電視了。
  最讓我們不安的是,螞蟻,還有蜜蜂、白蟻和群居性黃蜂,它們似乎都過著兩種生活。它們既是一些個體,做著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還想著明天,同時又是蟻塚、蟻穴、蜂窠這些扭動著、思考著的龐大動物體中細胞樣的成分。我認為,正是由於這一層,我們才最巴不得它們是異己的東西。我們不願看到,可能有一些集體性的社會,能夠像一個個生物一樣進行活動。即使有這樣的東西,它們也決不可能跟我們相關。
  不管怎麼說,這些東西還是存在。野地裡一隻獨行的螞蟻,不能設想它頭腦裡想著很多。當然,就那麼幾個神經元,讓幾根纖維串在一塊兒,想來連有什麼頭腦也談不上,更不會有什麼思想了。它不過是一段長著腿的神經節而已。四隻、或十隻螞蟻湊到一起,圍繞著路上的一頭死蛾,看起來就有點意思了。它們這兒觸觸,那兒推推,慢慢地把這塊食物向蟻丘移去。但這似乎還是瞎貓撞著死老鼠的事。只有當你觀看聚在蟻丘邊的、黑鴉鴉蓋過地皮的數千螞蟻的密集群體時,你才看見那整個活物。這時,你看到它思考、籌劃、謀算。這是智慧,是某種活的計算機,那些爬來爬去的小東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蟻丘的時候,有時需要一批一定規格的細枝,這時,所有成員立刻都著魔般搜尋起正合規格的細枝;後來,外牆的建築就要完成,要蓋頂,細枝的規格要改變,於是,好像從電話裡接到了新的命令,所有的工蟻又轉而尋找新型號的細枝。如果你破壞了蟻丘某一部分的結構,數百隻螞蟻會過來掀動那一部分,移動它,直到恢復原來的樣子。當它們覺察到遠方的食物時,於是,長長的隊伍象觸角一樣伸出來,越過平地,翻過高牆,繞過巨石,去把食物搬回來。
  白蟻在有一個方面更為奇特:群體變大時,其智慧似乎也隨之增加。小室裡有兩三隻白蟻,就會銜起一塊塊土粒木屑搬來搬去,但並沒有什麼結果,什麼也沒有建造起來。隨著越來越多的白蟻加入,似乎達到了某種臨界質量或法定數,於是思維開始了。它們開始把小粒疊放起來,霎時間豎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個個彎度對稱的美麗拱券。一個個穹頂小室組成的晶狀建築出現了。迄今還不知道它們是怎樣交流信息的,也無人明白,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蟻們怎樣知道停止工作,全隊轉移到一根毗鄰的柱子,而時候一到,它們又怎樣知道把兩根柱子合攏,作成天衣無縫的拱券。一開始使它們不再把材料搬來搬去,而是著手集體建築的刺激物,也許是在它們的數目達到特定閾值時釋放的外激素。它們象受了驚一樣作出反應,它們開始騷動、激奮,然後就像藝術家一樣開始工作。
  蜜蜂同時過著幾種生活:既是動物,又是動物的組織、細胞或細胞器。離窠外出尋找花蜜的單個蜜蜂(根據一個跳舞的小蜂給它的指令:「去南偏東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據太陽偏轉調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細絲繫住一樣屬於蜂窠的一部分。工蜂在營建蜂窠的時候,看上去就像胚細胞在構成一片發育中的組織;離遠一點看,它們像是一個細胞內的病毒製造出一排排對稱多邊形晶體。分群的時刻來到,老蜂王打算帶著它的一半家口離窠而去,這時的景象就像蜂窠在進行有絲分裂。群蜂一時來回騷動,就像細胞液裡游動的顆粒。它們自動分成幾乎一點不差的兩部分,一半跟著要離去的老蜂王,另一半跟著新的蜂王,於是,像一個卵子分裂一樣,這個毛茸茸晶黑金黃的龐然大物分裂成兩個,每一個都擁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組。
  多個單獨的動物合併成一個生物的現象並不是昆蟲所獨有。粘菌的細胞在每一個生命週期都在作著這樣的事。起初,它們是一個個阿米巴狀細胞在到處游動,吞吃著細菌,彼此疏遠,互不接觸,選舉著清一色的保守黨。然後,一陣鈴聲,一些特殊的細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細胞聞聲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狀,互相接觸、融合,構成動作遲緩的小蟲子,像鱒魚一樣結實,生出一個富麗堂皇的梗節,頂端帶一個子實體,從這個子實體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狀細胞,又要在同一塊濕地上游來游去,一個個獨往獨來,雄心勃勃。
  鯡魚和其他魚類的群體有時緊緊擠在一起,動作如此協調,以至於整個群體從功能上似乎是一個多頭魚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飛鳥,特別是那些在紐芬蘭近海島嶼的山坡上作窩的海鳥,同樣是互相依存、互相聯繫、同步活動。
  雖然我們無論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動物中最具社會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賴,聯繫更密切,行為上更不可分,我們卻並不經常感到我們的聯合智慧。然而,我們也許是被聯在一些電路裡,以便貯存、處理、取出信息,因為這似乎是所有人類事務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動。我們的生物功能,或許就是建築某種丘。我們能夠得到整個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陽光子流作為基本單位來到我們這兒的。當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怎樣克服了隨機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種東西,比如,彈器、量子力學、後期四重唱,我們或許對於如何前進會有個更清楚的概念。電路好像還在,即使並不總是通著電。
  科學中使用的通訊系統應能為研究人類社會信息積累機制提供簡潔而易操作的模型。齊曼(Ziman, J.M. )在近期《自然》雜誌上著文指出,「發明一種機制,把科學研究工作中獲得的片片斷斷的知識系統地公佈於世,一定算得上現代科學史上的關鍵性事件」。他接著寫道:
  一份期刊把各種各樣……大家普遍感興趣的知識,從一個研究者傳遞給另一個研究者……。一篇典型的科學論文總是認為自己不過是一條大鋸上的又一個鋸齒——它本身並不重要,但卻是一個更大項目的一個分子。
  〔這種技術,這種使得許許多多以微薄的貢獻進入人類知識庫的技術,乃是17世紀以來西方科學的秘密所在,因為它獲得了一種遠遠超過任何個人所能發出的共同的、集體的力量〕(〔〕內的著重號是本書作者加的)。
  改換幾個術語,降低一下格調,這段話就可以用來描繪營造白蟻窩的工作。
  有一件事讓人叫絕: 探索(explore)一詞不能適用於探索活動的搜索一面,但卻起源於我們在探索時發出的聲音 (英文explore, 其語源拉丁語explorare有「喊出」之意——譯者)。我們願意認為,科學上的探索是一種孤獨的、靜思的事。是的,在最初幾個階段是這樣。但後來,或遲或早,在工作行將完成時,我們總要一邊探索,一邊互相呼喚,交流信息,發表文章,給編輯寫信,提交論文,一有發現就大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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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外激素的恐懼
  假如事實證明,我們擁有外激素,我們可怎麼辦?我們究竟會拿這些東西來幹什麼呢?有著豐富的語言,還有這麼多新式的通訊工具,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再去向空氣中釋放那麼一點點氣味,來傳達關於任何事情的信息?我們有事可以發信,打電話,竊聲發出隱秘的約請,宣佈要舉行的宴會,甚至可以從月球上「彈」出話語,讓這些話語在行星間轉著圈兒。為什麼還要製造一種氣體,或幾小滴液體,把它們噴灑在籬笆樁上呢?
  康福特(Comfort, A. )最近著文說,我們有許多理由相信,我們的確擁有一些解剖學上的結構——一簇簇體毛,佔著戰略地位的頂泌腺,無法說明的分泌液體的區域,它們的存在除了作為外激素的來源別無合理的解釋。甚至在我們身上的某些地方還有些皮膚的褶皺,這種設計只是為了有控制地培植細菌。我們已經知道,有些微生物象18世紀的樂師靠效勞恩主謀生一樣,它們靠在裝點寄主的排泄物時產生化學信號而謀生。
  已知的外激素,大部分是些小而簡單的分子,極小的濃度就起作用。只需要八到十個碳原子的短鏈,就能發出關於任何事情的精確、明晰的指令——何時何地聚結成群,何時解散,在異性面前如何行為,如何確認什麼是異性,如何把群居成員組織成適當的等級,如何標記我們房地產的確切邊界,怎樣無可爭議地確定某個個體就是它自身。蹤跡可以敷設,也可以被追蹤,敵手被驚嚇、蒙惑,朋友則受吸引而迷戀。
  情報是十萬火急的,但傳達到目標時,就我們所知,卻是暖昧難解的一點氣味。「家中。今天下午四時」。雌蛾說。它釋放出一點點蠶蛾醇。這種東西,只要一個分子就能使方圓數英里之內的任何雄蛾身上的茸毛顫動,使它以莫名其妙的熱情頂風而來,但值得懷疑的是,它是不是知道自己被一陣化學引誘劑的煙霧所俘虜。它並不知道。相反,它很可能忽然覺得天氣變得這麼晴好,氣候是這麼令人精神振奮,時間是這麼適合它那幾隻老翅來一番舒展,於是就輕快地轉身迎風而來。在路上,順著一縷蠶蛾醇飛行時,它注意到有其他雄蛾也都朝同一個方向飛行,都那麼興沖沖的,你追我趕,好像只是來參加飛行比賽一樣。然後,當它飛達目的地時,它可能認為那是最偶然不過的事,是極大的運氣:「老天保佑,看這裡是什麼呀!」
  有人冷靜地估算過,假如一隻雌蛾一下子噴放出液囊中的全部蠶蛾醇,理論上它能夠立即吸引來一萬億只雄峨。當然,這種事不曾發生。
  魚類用化學信號來識別同一種內的個體成員,也用來宣告某些個體地位的變化。作為地方首領的鯰魚有一種特別的氣味,而一旦它失去了這一地位,它就會有不同的氣味,所有的鯰魚都會識別它地位的喪失。美洲□魚可以一下子識別出它新近的敵手剛剛游過的一片水域,它可以從魚群中把那個敵手和其他所有的魚區別開來。
  有初步的、目前還是零星的證據證明,靈長目動物有著重要的外激素。雌猴在雌二醇的作用下,會造出一些短鏈的脂肪族化合物,雄猴聞到它就興奮得不要命。靈長目之間是否還借助外激素進行其他類型的社交,目前還不知道。
  關於人類是否有這種事的可能性,這個問題直到最近才引起較多的注意。預言其結果還為時過早。可能,我們只是保留了一些早先用來產生外激素的器官的遺跡,而關於那些器官的記憶可能一去不復返了。在對我們技術的新的挑戰中,我們也許能安保無恙,在20世紀即將流逝時,我們也許只能作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直接從太陽取得能源的事上。
  但關於後事如何,尚有些極微小的暗示和提示。去年,有人觀察到,在宿舍裡貼近居住的年輕女子,她們的月經很容易自動同期進行。《自然》雜誌上有篇文章,報告了一位不具姓名、特具定量頭腦的英國科學家的親身經驗。這個人在一個近海的島子上與世隔絕地生活,一過就是很長時間。他把每天刮鬍子時落入電動剃鬚刀裡的鬍髭稱重。這位科學家發現,每一次回大陸並邂逅女孩子時,他的鬍子都長得快得多。另據報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泌的汗有特殊氣味,經追查,發出那種特殊氣味的東西,是反-3-甲基己酸。
  在現代通訊的影響下,我們高度發達、不可能再含糊其事的大腦,現在還在進化著。人們可以想像,一個個新的企業拔地而起,製造出新的香味(「基劑與發味劑的科學結合」),澤西窪地上興起其他一些更大的聯合企業,聳起頂端冒出明火的塔樓,製造出苯酚、麻醉劑和其他可能的鮮綠瑩瑩的噴霧劑。它們遮蓋、偽裝、壓抑所有的外激素(「萬物無臭牌」)。對大氣標本進行氣相層析,可以顯現出各種人類活動所釋放物質的波譜差別。它能區別哪是格拉斯哥的足球賽,哪是職稱評定委員會的會議,哪是星期六下午的夏季海灘。人們甚至可以用氣體分析方法,想像到五角大樓激烈的會議和日內瓦的新協議。
  據稱,受過良好訓練的獵犬可以準確無誤地跟蹤一個穿鞋的人的足跡,即使那個人穿過留下了無數其他人的腳印的開闊地,只要事先讓狗聞一下這人的衣物就行。假如非要為全國人類氣味研究會(可以用食品藥品管理局和聯邦通訊委員會的預算合資建立)想出一項研究與發展計劃,這將是一個開創性的極好的問題。這項計劃也許還會產生一些我們願意看到由聯邦資助進行研究的次級的、分項科研項目。如果真像小說裡說的那樣,聰明的狗能通過嗅覺辨出一個人跟其他任何人的差別,那麼,這也許就得從10碳原子分子幾何形狀的不同,或從數種混雜的外激素相對濃度的不同得到解釋。如果這是事實,那麼,研究免疫學的人們應該感興趣。他們早就像立界樁宣佈所有權一樣宣稱,他們弄清楚了區別此與非此的各種機制。也許,敏感和精確得出奇的、能發覺半抗原那樣小的分子的免疫機制,代表著發覺同一標記者的另一種方法。人的最好朋友可被用來嗅辨出組織相容的供給者,等等。只要我們能成功地將研究活動維持在這一水平,並或許能成功地通過釋放大量的金錢,把每個人的注意力都從其他方面轉移開來,我們可能就不會陷於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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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的音樂
  我們面臨的問題之一,是隨著我們擁擠地生活在一起,我們的通訊系統越來越複雜,我們彼此發出的聲音變得更像嘈雜聲,是偶然的或無關緊要的,我們很難從這噪聲裡選擇出有意義的信號來。當然,原因之一,是我們似乎不能把通訊僅限於攜帶信息的、切題的信號。假如有任何新的技術來傳播信息,我們好像一定會用它來進行大量的閒聊。我們之所以沒有滅頂於廢話之中,只是因為我們還有音樂。
  使人聊以慰藉的是,聽說較新的學科生物聲學須得研究別的動物相互發出的聲音中存在的類似問題。不管它們有什麼樣的發聲裝置,大多數動物都要發出大量含糊不清的嘟噥聲。需要長期的耐性和觀察,才能把那些缺乏句法和意義的部分加以剔除。為保持聚會進行而設計的那些無關緊要的社交談話佔了主導地位,大自然不喜歡長時間的沉寂。
  然而總有一種持續不斷的音樂潛在於所有其它信號之下。白蟻在蟻穴中黑暗的、發著迴響的走廊裡用頭部敲擊地面,彼此發出一種打擊樂式的聲音。據描述,這聲音在人的耳朵聽起來,像是沙粒落在紙上,但最近對這種聲音的錄音進行的攝譜學分析顯示,在這敲打聲中,有著高度的組織規律。這敲擊聲以有規律的、有節奏的、長度不同的短句出現,就像定音鼓部的譜號。
  某些白蟻有時用上顎的顫動來發出一種很響的、高音的卡嗒聲,10米之外都能聽見。費這麼大的力氣來製造這樣一個音符,其中一定有緊急的意義,至少對發音者是這樣。發出這樣的大聲,它必須猛力扭動身體,以至於讓反衝力把它彈到兩三厘米的空中。
  企圖賦予這種特別的聲音以某種具體的意義,那顯然是有風險的,整個生物聲學領域都存在這類問題。不妨想像一下,一個頭腦糊塗的外層空間來客,對人類發生興趣,在月球表面上通過攝譜儀聽到了那個高爾夫球的卡嗒聲,而試圖把它解釋為發出警告的叫喚(不大可能)、求偶的信號(沒那回事),或者解釋為領土佔有的宣言(這倒可能)。
  蝙蝠必須幾乎連續不停地發出聲音,以便借助聲納來察知周圍所有的物體。它們可以在飛行時準確地發現小昆蟲,並像有導向裝置一樣準確無誤地向喜歡的目標快速前進。有這種高超的系統來代替眼睛的掃視,它們必定是生活在一個常伴有工業聲、機器聲的蝙蝠的超聲世界裡。然而,它們也彼此交流,也發出卡嗒聲和高調的問候。另外,有人還聽見,它們在樹林深處倒掛身體休息時,還發出一種奇異的、孤淒的、清脆如鈴的可愛聲音。
  幾乎所有可被動物用來發聲的東西都被用上了。草原松雞、兔子和老鼠用腳爪發出敲擊聲;啄木鳥和其他幾種鳥類用頭部梆梆地敲打;雄性的蛀木甲蟲用腹部的突起敲擊地面,發出一種急促的卡嗒聲;有一種小甲蟲叫做Lepinotus inquilinus,身長不到兩毫米,卻也發出隱約可聞的卡嗒聲;魚類發聲靠叩動牙齒、吹氣或用特殊的肌肉來敲擊定音用的、膨大的氣囊;甲殼綱動物和昆蟲用生有牙齒的頭部位固體振動而發聲;骷髏天蛾用吻作洞蕭,吹奏出高調的管樂聲。
  猩猩拍打胸脯作某種交談。骨骼鬆散的動物把骨節搖得咯咯作響。響尾蛇那樣的動物則用外裝結構發聲。烏龜、短吻鱷和鱷魚,甚至還有蛇,也能發出各種各樣某種程度的喉音。有人聽到水蛭有節奏地敲擊葉子,以引起別的水蛭的注意,後者則同時敲擊作答。連蚯蚓也能發出一組組微弱的、規則組合的斷音符。蟾蜍互相對歌,朋友們則報以應答輪唱。
  鳥類歌聲中事務性通訊的內容已有人作了那麼多分析,以至於看起來它們沒有多少時間從事音樂。但音樂還是有的。在警告、驚叫、求偶、宣佈領地、徵募新友、要求解散等詞彙的背後,還有大量的、重複出現的美妙音樂,說這些是八小時以內的事務性語言是難以講通的。我後院裡的畫眉低首唱著如思如慕、流水般婉轉的歌曲,一遍又一遍,我強烈的感覺是,它這樣作只是自得其樂。有些時候,它似乎像一個住在公寓裡的專業歌手一樣練唱。它開始唱一段急奏,唱到第二小節的中間部分啞然而止,似乎那兒應該有一組複雜的和聲。它重新從頭再來,但還是不滿意。有時它明顯地改用另一套樂譜,似乎在即興來幾組變奏。這是一種沉思的、若詢若訴的音樂。我不能相信它只是在說,「畫眉在這兒。」
  歌鴝能唱婉轉的歌子,其中含有它可以隨自己的喜愛重新安排的多樣主題;每一個主題的音符構成句法,種種可能的變奏曲形成相當可觀的節目單。北美的野雲雀能熟練運用三百個音符,它把這些音符排成三到六個一組的樂句,譜出五十種類型的歌曲。夜鶯會唱二十支基本的曲子,但通過改變樂句的內部結構和停頓,可以產生數不清的變化。蒼頭燕雀聽其他的同類唱歌,能把聽來的片斷輸入自己的記憶裡。
  人類普遍地表現出創作音樂和欣賞音樂的需要。我不能想像,甚至在我們最古老原始的時代,當一些天才畫家在洞穴裡作畫之時,附近就沒有一些同樣具有創造才能的人在創作歌曲。唱歌象說話一樣,乃是人類生物性活動的主導方面。
  其他器樂演奏家,比如蟋蟀或蚯蚓,它們單獨演奏時聽起來或許不像音樂,但那是因為我們聽的時候脫離了上下文。如果我們能一下子聽到它們合奏,配上全套管絃樂器,那巨大的合唱隊集合在一起,我們也許就會聽出其中的對位音,音調和音色的平衡,還有和弦和各種亮度。錄製的座頭鯨歌曲,充滿力度和肯定,模糊和暗示,不完整,可以將它當作一個聲部,好像是管絃樂隊的一個孤立的音部。假如我們有更好的聽力,聽得見海鳥的高音,聽得見成群軟體動物有節奏的定音鼓,甚至聽得見縈繞於陽光中草地上空的蚊蚋之群飄渺的和聲,那合成的音響大約會使我們飄然欲飛的。
  當然還有其他方法來解釋鯨魚之歌。那些歌也許是有關航行,或有關浮游節肢動物的來源,或有關領地界限的簡單而實打實的敘述和聲明。但迄今證據還沒有得到。除非有一天有人證明,這些長長的、繚繞如卷的、執著的曲調,被不同的歌唱者重複著,又加上了它們各自的修飾,這不過是為了向海面下數百英里之外傳遞象「鯨魚在這兒」之類尋常的信息。否則,我就只能相信,這些曲調是真正的音樂。不止一次,有人看到鯨魚在歌唱的間歇,完全躍出水面,然後以背著水,全身沉浸於闊鰭擊出的波濤之中。也許它們是為剛才的一支歌如此成功而喜悅,也許是為環球巡遊歸來之後,又聽到了自己的歌而慶賀。不管怎樣,那樣子就是在歡騰。
  我想,造訪我的外星客人聽到我的唱片放第一遍時,會同樣的迷惑不解。在他聽來,第十四號四重奏也許是發佈某種訊息,意思是宣佈「貝多芬在此」,而經過時間的流逝,湮沒於人類思想的洋流中之後,過了一百年,又有一個長長的信號回應它,「巴爾托克在此」。
  假如像我所相信的那樣,製造某種音樂的驅力如同我們其他的基本生物功能一樣,也是我們作為生物的特點,那麼其中必有某種道理。既然手邊沒有現成的解釋,那我自可冒昧作出一個。那有節奏的聲音,也許是另外什麼事的重現——是一種最最古老的記憶,是一支舞曲總譜,記載了混沌中雜亂無章的無生命的物質轉化成違反幾率的、有條有理的生命形式的過程。莫羅維茨(Morowitz, H.J.)以熱力學的語言提出見解,他的假說是,從無窮盡的太陽那裡,不斷地流向外層空間這個填不滿的窟窿的能量途經地球時,從數學上來看,不可避免地要使物質組織成越來越有序的狀態。由此產生的平衡行為是帶化學鍵的原子不停地組成越來越複雜的分子,同時出現了貯存和釋放能量的循環。太陽能處在一種非平衡的穩定狀態(假定如此),不會僅僅流到地球,然後由地球輻射開去。從熱力學上講,它勢必要把物質重新安排成對稱形式,使之違反幾率,反抗熵的增加,使之提高——姑且這樣說吧——成為在不斷重排和進行分子修飾的變化狀態。在這樣一種系統中,結果就會出現一種偶然的有序狀態,永遠處在陷入混沌的邊緣,只是因為來自太陽的那不懈的、不斷的能量潮流,才使這種有序狀態沒有解體,而繼續違反著幾率。
  如果需有聲音來代表這一過程,對我的耳朵來說,它會像《勃蘭登堡協奏曲》(巴赫)的排列。但我不免納悶,那昆蟲的節奏,鳥鳴中那長段的、上下起伏的急奏,鯨魚之歌,遷飛的百萬頭的蝗群那變調的振動,還有猩猩的胸脯、白蟻的頭、石首魚的鰾發出的定音鼓的節奏,  是否會讓人回想起同樣的過程。  奇怪得很,「grand canonical ensemble」(宏正則系綜)這個音樂術語,通過數學被熱力學借來,會成為熱力學中計量模型系統的專門術語。再借回來,加上音符,它就可以說明我所想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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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誠懇的建議
  倫敦《觀察家》報上曾有一個四分之一版面的廣告,是關於一種計算機服務的,說那設備會把你的名字編入一個貯存著五萬個其他人名的電子網絡,找出你的趣味、傾向、習慣和最深層的慾望。把這些跟一些異性相匹配,只需幾秒鐘和很小的費用,就可以為你找到一些朋友。廣告說,「它(計算機)已經給數千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長久的友誼,它也可以為你作同樣的事!」
  用不著花費,也用不著填寫問卷,我們所有的人都由於其他原因,被信用調查局、戶口普查、稅收員、派出所或軍隊等聯結在類似的線路中。長此下去,或遲或早,各種各樣的網絡會彼此接觸、融合,待它們聯結起來以後,就會開始互相選揀、尋找,那時,我們都會成為一個巨大網柵上的一點點信息了。
  對這種用電路聯在一起、幫我在五萬人中尋找朋友的計算機,我並不十分憂慮。即使出了錯,我總能推說頭痛而離開那個朋友。但那些更龐大的機器,那些可以對城市、對國家發出指令的機器又怎樣呢?如果它們用今天的自然觀來按程序調整人類行為,那麼,啟示錄裡說的世界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今天管理著各國事務的人們,通常是一些講究實際的人。他們接受的教導是,世界劃分成敵對的系統,拳頭大的是哥哥,侵略是驅動我們的核心力量,只有適者才能生存,只有強大才能更強大。於是,我們原是遵循了自然規律才在俄國和中國的土地上,在我們中西部的農田里,像栽種多年生塊莖植物一樣安置了無數的無名的導彈,還有更多的將要造出來,十億分之一秒內一觸即發,一個個都是精確計算,要在我們所有城市的中心燃起人造的太陽。如果我們一下子發射足夠的數量,甚至可以把海洋中的單細胞綠色生物燒個乾淨,從而斷絕了氧氣供應。
  在這種事幹出來以前,人們希望計算機能囊括有關世界存在方式的每一點信息。我想我們可以假定大家都希望這樣。甚至那些核現實主義者,儘管他們的頭腦肯定是在忙著算計大規模死亡的可以接受的級別,他們也不願忽視任何東西。他們應該願意等待,至少等一段時間。
  我提一個誠懇的建議。我提議,大家先別採取進一步行動,等我們獲得關於至少一種生物的真正完全的信息再作道理。那時,我們將至少能夠宣稱我們知道自己在於些什麼。這一推遲也許要十年,姑且說十年吧。我們和其他國家可以確定一個國際合作科研項目,這就是達到對於一單個生命形式的完全理解。作到了這個,把取得的信息編入我們所有的計算機程序,那時,至少我自己就會願意碰碰運氣。
  我提出一種簡單的,    十年內容易搞出來的研究對象,    這就是原生動物Myxotricha paradoxa,它居住在澳大利亞白蟻的消化道深處。
  我們似乎不用從頭進行研究。關於這個生物我們已有相當多的信息——當然並不足夠理解它,但足夠告訴我們,它有些意義,說不定還有重要的意義。初看,它像一隻普普通通的能動的原生動物。值得一提的是,主要是它能快速徑直地從一處游向另一處,吞食著它的寄主白蟻業經細細咀嚼過的木屑。在這拜占庭般複雜的白蟻生態系統裡,它佔據著中心地位。沒有它,不管木頭嚼得多細,都不會被消化;它提供了一種□,能把纖維素分解為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只剩下不能繼續分解的木質素,然後由白蟻以細小的幾何形狀排出體外,用來作建築白蟻窠拱券和穹頂房間的砌塊。沒有它,就不會有白蟻,也不會有只有白蟻才會培育而別處不長的真菌種植園,死樹也不能轉化成沃土。
  用電子顯微鏡更細緻地觀察,可以發現那同步甩動、使myxotricha這樣徑直前進的鞭毛,原來根本不是鞭毛。它們原是外來客,是來幫工的,是一些全首全尾的完整的螺旋體,均勻地附著在這只原生動物的整個體表。
  這還沒完。靠近螺旋體附著點的地方,在原生動物的體表裡還嵌有一些橢圓形的細胞器,另有一些類似的生物體帶著尚未消化的木屑微粒在細胞質裡漂游。在高倍鏡下發現,這些東西原來是細菌,與螺旋體和這個原生動物共生在一起,很可能提供著消化纖維素的□類。
  這整個生物,或者說整個生態系統,如今暫且停滯在進化的半道上,看起來就像是一種模型,    說明著像我們的一樣的細胞是怎樣進化而來的。    馬古利斯(Margulis, L.)總結了現已相當可觀的資料,他指出,現代的有核細胞就是由這樣一些原核細胞生物湊到一起一步步形成的。光合作用的最初發明者藍綠藻,跟原始菌細胞結成夥伴關係,構成了植物的葉綠體;它們的後裔在植物細胞之內還是互不相干的獨立的動物,有著自己的DNA和RNA,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複製。其他一些在膜中有著氧化□的微生物是ATP(腺甘三磷酸) 的製造者,它們與發酵微生物一起,成了後來的線粒體。此後它們刪除了部分基因,但保留了個體的基因組,它們只能被視為共生物。與M.paradoxa身上的附著者相似的螺旋體合在一起,就成了真核細胞的纖毛。那些伸出微管,讓染色體在其上排列成行,進行有絲分裂的中心粒,一樣是些獨立的生物;在它們不忙於有絲分裂時,它們成了纖毛所附的基體。還有另外一些小生物,尚未得到清楚的描述,但胞質基因的存在,就指明了它們是存在的。
  有一種潛在的力量,驅使幾種生物湊在一起,組成了myxotricha,然後又驅使這一組合體與白蟻結合。如果我們懂得了這一趨勢,我們就可以窺見整個過程之一斑:這一過程使獨立的細胞湊到一起,構成原生動物,而最終登峰造極,發明了玫瑰花、海脈,當然,還有我們人類。或許事實會證明,是同樣的內在趨勢,使得生物結成群落,群落結成生態系統,生態系統結成生物圈。如果這是事物演化的真相,是這個世界的存在方式,我們也許就能最終認為,免疫反應,以化學方式標誌自我的基因,或許還有所有進攻和防禦的反射性反應,只是進化過程中的枝節。這些東西對於調整和協調共生關係是必要的,但不是用來打入進化過程,只不過是用來防止進化過程失控。
  如果生物的本性就是要合資,就是要一有可能就融合,我們就會有一條新的途徑來說明,生物的形式為什麼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複雜。
  我相信,計算機雖無靈魂,但也有某種智能。因此我願意預言,十年之後,輸入到那時已獲得的所有信息後,機器嗡嗡響數秒鐘,結果就會整齊而快速地打印出來:「進一步查詢資料。螺旋體是怎樣附著的?不要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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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技術
  我們的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不得不在一些科學事業上花費巨額資金。對於這些事業,技術評估已成為例行公事。一些精明的委員會正在不斷地評估在空間技術、國防、能源、運輸等等方面進行的各種活動的有效性和費用,以便告訴人們如何審慎地向未來投資。
  但不知怎的, 醫療事業,儘管據說它每年花費著我國800多億美元,但還沒怎麼接受這樣的分析處理。人們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醫療技術只是存在,管它不管它都一樣。決策人物感興趣的唯一主要技術問題,只是如何把今天這樣的保健服務公平地提供給所有的人。
  分析家遲早一定要轉到醫療技術上,到那時,他們將不得不面對如何衡量為控制疾病所作的一切事的相對費用和效果這個問題。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我祝他們順利。但我能想到,他們將過一陣頭昏腦脹的日子。因為一方面,我們對付疾病的方法在不停地變化——部分是因為受到生物科學各方面來的新信息的影響;另一方面,大量的活動又與科學沒有密切的聯繫,有些事跟科學根本不沾邊。
  實際上,醫療方面有著三個水平的非常不同的技術,它們彼此如此不同,就像全然不是一種活動。如不把這三個水平的技術彼此分開,醫生和分析家們就會陷入麻煩。
  1.首先,有一大部分技術可以稱為「非技術」。這些技術不能用它所改變疾病自然進程或改變其最終結果的能力來衡量,很大一筆金錢是花在這上面的。不但病人,醫學專家對此也評價甚高,其中包括有時稱之為「支持療法」的方法,它幫助病人治癒一些一般說來還沒有被理解的疾病。這就是「護理」、「維持」這類字眼所指的事。這種技術是不可取代的,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技術,因為它不涉及針對疾病機理採取的措施。
  在病人疑心自己得了這種或那種不治之症時,任何好醫生都要花費大量時間向病人保證、解釋,說他實際上很健康。這種事就屬於這一類「非技術」。
  內科醫生過去在白喉、腦膜炎、小兒麻痺症、大葉性肺炎和所有後來得到了控制的其他傳染病患者的病床邊所作的事,也屬於這一類。
  現在的醫生對下列疾病的患者也必須作同樣的事。這些病包括難以駕馭的癌症、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中風和晚期肝硬變。人們可以想出至少二十種主要疾病需要這種支持療法,因為對這些疾病還沒有有效的技術。我本人要將大量的所謂精神病和大部分癌症包括進這一類。
  這種非技術費用很高,而且一直越來越高。它不但需要大量的時間,也需要內科醫生的艱苦努力和高超技術。只有最好的醫生才善於收拾這種敗局。這還意味著長期的住院,大量的護理,並涉及醫院內外大量的非醫療方面的專業人員。簡言之,這種療法構成了今天醫療費用的重要部分。
  2.比非技術高一個水平的是某種技術,最好稱之為「半拉子技術」。這就是發生既成事實之後非作不可的一些事情。有些疾病,對它的進程你幾乎無能為力,而它的一些使人喪失功能的作用你得費力補償。這種技術是用來彌補疾病後果或推遲死亡的。
  近年來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臟、腎臟、肝臟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還有同樣令人矚目的人工器官的發明。在公眾看來,這類技術似乎已經成為自然科學中高技術的同義詞。大眾媒介傾向於報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個突破性進展和治療學的勝利,而不是實際上的權宜之計。
  實際上,這個水平的技術本質上既是高度發達的,同時又是非常原始的。這種事人們必須繼續去做,直到真正理解了疾病機理為止。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腎炎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引起變態反應的變應原制約著這一疾病,是這些變應原導致腎小球的壞死。對於這些情況,我們還有待進一步瞭解清楚,然後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行施干預,阻止這一過程或使之向相反方面轉化。當我們達到了這樣水平的瞭解時,腎臟移植術就沒有多大用處,也就不會產生今天這樣的後勤學、費用和倫理學等巨大問題了。
  為了控制冠心病發明了極其複雜而昂貴的技術,包括專門化的救護車和醫院病房、各種各樣的電子玩意兒。還有眾多的新型的專業人員,來對付冠狀動脈血栓造成的後期症狀。今天用來治療心臟病的辦法幾乎都是這一水平的技術,目前最先進的便是心臟移植和人工心臟。當人們的知識多到足以理解心臟病到底是什麼東西出了問題時,人們就應能想出一些辦法防止或轉化這一過程。一旦這事發生,現行這一套煞費苦心的技術很可能就被擱置一旁了。
  在癌症治療中所作的很多事情——手術、放射和化療,都屬半拉子技術。因為這些措施都是指向業已形成的癌細胞,而不是針對細胞轉變成贅生物的機理。
  這類技術的特點是耗費大量的錢,並要求不斷擴大醫院設備,沒完沒了地需要新的有高度訓練的人員來經營此業。而且,在目前的知識狀況下也沒法不這樣。如果建立一些專門化的冠心病護理病區能為幾個冠心病患者延長生命(沒問題,這種技術對少數病例是有效的),那麼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的狀況:能建造多少這樣的病區就會建造多少,能找到多少錢就會花費多少錢。我看任何人都會別無其他選擇。能讓醫學撇開這一級技術的唯一東西是新的知識,而獲得這些知識的唯一源泉是研究。
  3.第三類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於公眾似乎最少注意的技術;這類技術已經被看作理所當然了。這是現代醫學中真正有決定意義的技術,最好的例子是用於白喉、百日咳和小兒病毒性疾病的現代免疫方法。其中還有當代運用抗菌素和化療對付細菌感染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對付梅毒和肺結核,這體現了人類努力的一個里程碑,儘管這種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當然還有別的例子:使用適當的荷爾蒙治療內分泌紊亂,預防新生兒溶血性疾病,防治各種營養紊亂,或許還有剛剛出現的對付帕金森氏綜合症和鐮狀細胞貧血症的方法。還有其他例子,每個人都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喜歡的候選者名單,但實際情況是,實際上能有效對付的疾病遠沒有公眾相信能治的那麼多。
  這種真正的醫學高技術,是從對於疾病機理的真正理解得來的結果,而一旦它成為可行的,它就比較地經濟,比較地容易施與。
  我一時想不出有哪種重要的人類疾病,在技術的費用成為主要問題時,醫學能有足夠的能力給以預防或治癒。對付同樣的疾病,在非技術或半拉子技術的初期階段,那費用可是高得沒法比。如果今天不得不用1935年最好的方法來治療一例傷寒熱,那費用會叫人瞠目結舌。比如說,需要住院五十天,要求最麻煩的護理,還有作為當時療法特點之一的、令人昏頭的對飲食細節的要求,每天還要有化驗檢查,有時還要用手術來對付腸穿孔。我想,這樣對付這病,一萬美元還算保守的估計,而今天的代價呢?僅僅是一瓶氯黴素和一兩天的發熱。50年代初,就在進行使用接種預防脊髓灰質炎的基礎研究之前,為對付那種病而方興未艾的半拉子技術,提供論證這一論點的另一證據。 還記得肯尼護士(Sister Kenny, Elizabeth, 1880-1952, Australian)嗎?為脊髓灰質炎患者的康復而設的那些機構的費用,還有那安慰性施放的熱敷材料,那關於受影響肢體是讓它完全失去活動能力,還是應讓它盡可能頻繁地作被動活動的辯論,還有那些為支持這種或那種意見而在統計學上被折騰來折騰去的大堆資料,這些大家都還記得嗎?這都是那種技術的費用和相對的效果,就是應該將這跟接種的費用和效力比一比。
  肺結核在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幾段插曲。50年代初忽而出現過切除感染的肺組織的手術熱,還有人煞費苦心地計劃,要在結核病院安裝進行大型肺結核手術的新型昂貴設備。後來,異煙□和鏈黴素出現了,那些醫院也關門大吉。
  當內科醫生們由於他們不完備的技術和為在沒有清楚地理解疾病機理的情況下所作的種種事情而陷入困境時,保健系統的低效就顯得最為突出。如果我是決策者,又有意於從長遠觀點節省金錢用於保健,那麼我將很審慎地給予生物科學的基礎研究以高度的優先地位。這是讓醫學科學從生物學得到充分好處的唯一途徑,儘管這看起來像往常年頭人們常說的那樣,好像要摘下月亮一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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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味
  我們不論走到哪裡,不管觸動什麼東西,都會留下蹤跡。由小孩子作出的奇異發現之一是,兩塊卵石猛地相撞,它們就發出一陣古怪的煙熏味。把石子洗乾淨後,氣味則淡了;將石子放入爐中灼燒後,氣味消失了。但當用於拿起準備再次撞擊時,氣味重又出現。
  一條鼻子靈敏的聰明的狗能根據氣味跟蹤一個人,穿過開闊地,並能把這個人的蹤跡跟其他人的區別出來。不但如此,狗還能發現一片玻璃載片上很淡的人的指紋的氣味,並能記住這片玻璃,在長達六個星期之內、氣味消失之前,從其他玻璃片中嗅出這一片。另外,這種動物能嗅出同卵雙生子的相同氣味,並且交叉地跟蹤兩人的蹤跡,好像那些蹤跡是一個人的。
  我們由鞋跡留下的化學物質標記著自我,就像在我們組織的同種移植中可辨出的膜表面抗原標記一樣,準確無誤,各各有別。
  其他動物也賦有類似的發出信號的機制。成隊的螞蟻在路上爬行時可嗅出同群和其他螞蟻的區別。螞蟻熙熙攘攘過路,留下蹤跡,親近的螞蟻可以跟蹤,別的螞蟻就不能。有些螞蟻是食肉蟻,生來就具有覺察到它們慣於捉來作奴隸的蟻類蹤跡的本事,跟蹤受害者,直到它們的巢穴,釋放出特殊的氣味物質,使受害蟻群驚慌潰亂。
  □魚和鯰魚可以通過個體特有的氣味辨別出同類中的每一個成員。很難想像,有一個獨居的、獨立的、存在主義者□魚,單個兒挑出來能被認出;處在群體中的□魚,在行為上像一個動物體內可以互相替換的相同部件,但個體還是存在。
  嗅覺問題不但跟免疫學一樣可以區別此與非此,也有著目前免疫學中存在的困惑與混亂。據計算,一隻野兔大約有一億個味覺感受器。這些感受器的細胞在不斷地、快得令人吃驚地更新,幾天之內就有新的細胞從基體細胞出現。試圖解釋味覺的理論跟免疫應答的理論一樣多,一樣複雜。看樣子,帶味的分子的形狀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般說來,氣味物質在化學上是一些小的、簡單的化合物。在玫瑰園裡,玫瑰之所以是玫瑰,是由叫作香茅醇的10碳原子化合物決定的,是原子構成的幾何形狀和原子間化學鍵的角度決定著那種特有的氣味。氣味物質分子裡的原子或原子團的特殊振動,或者說整個分子的振動樂曲,被用作好幾種理論的根據,這些理論假定「鋨頻率」是氣味的來源。分子的幾何形狀似乎比組成分子的原子本身的名稱還要重要;任何一組原子,如果精確地排成同樣的形狀,不管排列以後叫什麼化學名稱,就會有芳香味。還不知道味覺細胞是怎樣被氣味物質激發。有一種觀點認為,感受器的膜上被捅了一個洞,引起了極性改變。但其他工作者則認為,這種物質可能跟對之有特殊感受器的細胞聯結在一起,然後可能只是停留在那兒,像抗原對免疫細胞那樣,以某種方式在一定距離顯示信號。有人提出存在特殊的感受器蛋白,不同的味覺細胞攜帶著用於接受不同「基本」氣味的特殊感受器。但迄今還沒有人成功地找出那些感受器或叫出那些「基本」氣味的名字。
  訓練細胞的味覺似乎是一種日常現象。讓一隻動物重複聞很小劑量的同一種氣味物質,結果其嗅覺靈敏度大大增強,這意味著可能在細胞上又增加了新的接受器場點。可以想見,帶有特定感受器的新的細胞無性繫在訓練過程中受到激發而出現。在免疫學上大名鼎鼎的脈鼠,經過訓練可用鼻子感知極小量的硝基苯,而不用借助弗洛因德佐劑或半抗原載體。□魚被訓練來覺察石炭酸,並把石炭酸跟P-氯苯酚區別開來,兩者濃度僅僅為十億分之五。鰻魚被教會嗅出二到三個苯基乙醇的分子。當然,鰻魚和大馬哈魚必須生來就能記住它們被孵出的水域的氣味,以便在海洋中靠嗅覺回游產卵。當大馬哈魚的味覺上皮接觸由其產卵地流來的水時,嗅球中的電極就要放火花,而來自其他水域的水流不能引起任何反應。
  我們周圍的動物都有這麼些奇妙的感覺技術。為此,我們感覺到有些低人一等,它們有的我們沒有。有時,為消除這種失落感(或感覺的失落),我們自我安慰,我們早已在進化過程中把這些原始的機制拋在身後了。我們總愛把嗅球看成是某種考古學發現,而提到人腦中古老的嗅覺區時,好像它們是些上年紀的、瘋瘋癲癲的親戚,需要有些嗜好。
  然而我們的實際情況可能比我們想像的要好一些。普通的人可以覺察出幾個分子的丁基硫醇,而大多數人可以感覺出若有若無的一點點麝香。甾族化合物有奇異的芳香味兒,它們能發散各種各樣麝香一樣的、性感的氣味。女人能敏銳地感知一種叫作環十五內酯的合成甾族化合物的氣味,而大多數男人卻不能覺察。所有人都能聞出螞蟻,而pismire(螞蟻)這個大詞兒本來就是為這種氣味而杜撰的(pis=piss:撒尿,mire:螞蟻)。
  也許還有一些氣味物質使我們嗅覺上皮的感受器興奮起來,而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氣味,這包括人與人之間不自覺地交換的信息。維納(Wiener, H.)憑直覺提出,這種氣味通訊系統的缺陷和誤解,可能還是精神病學中未被探索的領域。他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因在感知自己或他人的信號方面有缺陷,而產生認同力和現實感的問題。的確,精神分裂症患者體內有些裝置可能有問題;據說,他們的汗液中有一種陌生的氣味,最近已被確認為是反-3-甲基己酸發出的。
  不同動物之間用於通訊的嗅覺感受器,對於建立共生系統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蟹和海葵依靠分子構型認出彼此是夥伴,海葵和跟它共生的少女魚也是這樣。類似的裝置還被用於自衛,比如帽貝,它用來防禦食肉的海星的方法是將套膜外翻,使海星失去一個立足點;帽貝能感覺出一種特別的海星蛋白。公平地說,所有海星都製造這種蛋白,釋放至周圍的環境。這種系統顯然是古老的一種,比我們現在為識別彼此而如此倚重的抗體的免疫感知早得多。最近已知,細胞抗原標記自我的那些基因和那些通過抗體形成而發生免疫反應的基因有著密切的聯繫。有可能,抗體的創生,來自共生所需的早期感覺機制,這種機制可能部分是用來避免共生活動失控。
  一切生物,不管是植物還是動物,它們之間進行化學通訊的非常普遍的系統,被惠特克(Whittaker, R.H.)稱為「allelochemics」(不同種間化學作用)。每一種生命形式都用這種或那種信號,對周圍的其他生物宣佈它在近處,向來犯者劃定界限,或向潛在的共生者散發出歡迎的信號。總的效果,是形成一種調節生長速度和領土佔領的協調機制。這顯然是用來使地球自我平衡的。
  齊治·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阿根廷)在他新出的關於神話動物的動物寓言集中特別提到,許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過關於球形動物的想像,而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則曾經認為,地球本身就是這樣一個存在物。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生物體內,化學信號可能起著整體內激素的作用,使種種相互關聯的工作部件的操作保持平衡與對稱,通過其他所有種類間相互聯繫的訊息,以沒完沒了的長途接力,把馬尾藻海裡的鰻魚的境況告知阿爾卑斯山中的植物的組織。
  如果能把一個個計算機做得足夠大,大到能裝得下附近的星系的話,它們可用來解決這個有趣的問題。想想還有這麼多未解之謎等待生物學去解決,這倒是令人愉快的,雖然不知道我們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夠的研究生去研究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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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鯨魚座
  鯨魚座(Ceti)這顆恆星離我們較近,又很像我們的太陽系,因此,它成了有生命存在的可信的候選者。看起來,我們正準備開始跟鯨魚座以及我們感興趣的更遙遠、遠在天邊的天體進行接觸。CETI還被人們有意地作為第一次關於與外星智慧進行通訊的國際大會的首字母組合。那次大會是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蘇聯科學院聯合發起,於1972年在蘇聯的亞美尼亞舉行的。與會者有來自許多國家的著名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相信,外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很大,至於某個地方可能存在文明,掌握了堪與我們匹敵或超過我們的技術,這種情況也有相當的可能性。
  基於這樣的假定,會議認為,普遍接受的星際通訊方式很可能是射電天文學,因為這種方式既快速又經濟。他們提出一項正式的建議,可以組織一項國際合作項目,用新的、巨大的射電望遠鏡探測空間深處,尋找有意義的電磁信號。我們最終會籌劃自己發出一些訊息,然後接收回答,但在開始的時候,更實際的似乎還是捕捉外星人之間的談話的片斷。
  於是,我們最尖端的科學裡所有複雜高技術中的精英,很快就要全力從事於本質上是生物學的研究——這當然還包括社會科學的某些方面。
  僅僅在最近十年中,地球就變成了過於狹小的地方。我們有一種被封閉起來的感覺,好像一個小城市要在一個小縣裡發展,被憋住了。我們已看到了火星表面的樣子,它黑暗、千瘡百孔,從最近獲得的照片判斷仍無生命。因而,這些景像似乎並沒有擴展我們的視野,反而把我們所處環境中又一副令人不滿的容貌拉得更近、太近了。晌午無雲的藍天,已失去了它舊日那廣闊深邃的面貌。已經有一種說法,說天空並不是無限的。它是有限的。實際上,它是我們的屋頂,是我們生活於其下的一層膜,明亮,但充滿陽光時又令人不解地有折射性。我們可以感覺到頭頂上數英里處的這一曲面。我們知道它足夠的韌,足夠的厚,所以堅硬的物體從外部撞上它都要著起火來。地球的彩色照片比外面的任何東西都更讓人驚歎:我們生活的地方是一座藍色的屋子,是我們自己吹出的一個氣泡。外層天空漆黑一團,令人驚駭,那是一片開放的鄉野,讓人不由得要去探索一番。
  那我們就開始了。外星上的一個胚胎學家,不時仔細地觀察過我們,可能就會得出結論說:地球的形態發生在正常進行,神經系統開始建立,有了以城市形式出現的相當規模的神經節,現在又分化出直徑數英里的圓盤狀感覺器官,時刻準備接受刺激。不過,他也很可能要納悶,我們會怎樣作出反應。我們正發展到斯金納箱裡的斯金納鴿那種境地:四下瞅望,試圖建立聯繫,到處探測。
  當終於從外層空間傳來第一句話時,我們很可能已經習慣於這一思想了,我們已經能提供關於這裡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當不錯的解釋了。如果一個濕潤的行星上有了甲烷、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礦物質,每樣都有足夠的量,在適當溫度下受到雷電轟擊和紫外線的照射後,幾乎任何地方都會生出生命。未解決的難題,就是怎樣讓那些聚合物組成膜,發明出複製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暢通無阻了。假如它們遵循我們的法規行事,那麼,首先會有厭氧生物,然後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氣,然後有呼吸生物,變種迅速增多,後來是新種形成,最後有了某種意識。這些講起來很容易。
  第一次發現別處有生命的跡象,我們雖感驚訝但還較易接受。但是我擔心,當我們從這最初的驚訝恢復過來、點頭問好、微笑之後,我們恐怕就要震驚了。相對來說,我們一直獨善其身,獨一無二了這麼多年,因此很難面對這樣的想法;我們周圍那無限大的、轉動的、鐘錶一樣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條件適合,便能隨時產生命。毫無疑問,我們會照既有生命的樣式去進行聯繫,飄放出我們的細絲,伸長我們的菌毛,以此作出反應,但到頭來我們不免會覺得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渺小,小到像一單個細胞。不過也會感覺到相當新鮮的連續性,這還要人去慢慢適應。
  不過,直接的問題,還是一個實際得多的現實問題,CETI的與會者想必正為這個睡不好覺。不妨設想,在遙遠空間的某個地方確有有感覺的生命,並且,我們能成功地跟它取得聯繫。那麼,究竟我們能說些什麼呢?如果它離我們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來很可能是這樣,我們的談話就要有一些很長的停頓。僅僅是我們開始談話的那些寒暄——從這頭的「喂,聽見了嗎?」到傳來那頭的「聽見了,你好?」這就得至少兩百年。到我們找到受話人時,我們也許已經忘了要說什麼了。
  我們可以碰碰運氣,把寶押在我們技術的正確性上,而只是發出關於我們自己的消息,像發一封印製的聖誕信一樣。但我們得仔細選定要說的項目,那些事必須在我們心目中有長久不變的意義,不管我們提供什麼信息,它都必須在二百年後還對我們有意義,而且必須仍然顯得重要。否則,談話會讓有關的人都覺得啼笑皆非。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二百年後,思路很容易斷。
  如果技術條件允許,最初能作的最保險的事,是發出音樂。要對空間其他生命解釋我們是什麼樣子,這種語言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東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選巴赫,將巴赫的全部樂曲源源不斷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當然,我們那會是自吹自擂。但對這樣的新相識,一開頭擺出盡可能好的面孔,當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嚴峻的事實可在以後講。 說句公道話, 比起我們可能發送的其他東西,比如《時代》週刊,或聯合國的歷史,或總統演說等,音樂更能清晰地顯示我們的真實面貌。我們當然可以發出我們的科學,但是,不妨想一想,兩百年後那頭的禮貌的評語傳到我們這兒,會使我們多麼驚訝。我們能提供的在今天看來是最熱門的任何項目,到那時一定會過時,會變得無關緊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還是應該發送音樂。
  也許,如果技術可以適應,我們應該發出一些繪畫。可以用塞尚表現一個蘋果實際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繪畫。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些繪畫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畫這塊地方是什麼樣子了。
  我們應該問什麼樣的問題呢?作出選擇是很難的。每個人都希望先問他自己的特殊問題。你們那裡最小的粒子是什麼?你們曾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嗎?你們也感冒嗎?你們有沒有比光快的東西?你們總是講真話嗎?你們哭嗎?這樣的問題單沒完沒了。
  也許,我們應該等一會兒,直到我們拿準了我們想知道的是什麼,然後再坐下來商討細節問題。畢竟,主要的問題將會是開頭語:喂,聽見了嗎?如果回答會是:聽見了,你好?那我們也許想在那兒停一停,考慮這問題,多花點時間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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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長期的習慣
  儘管我們在理解生物學某些深奧方面比祖先前進了很遠,但對於死亡,我們仍然像我們的祖先一樣採取十分複雜的、逃避的態度:我們像他們一樣厭惡談論個人的死亡,也同樣不願想到個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像舊時對男女混雜的人群談論性病或墮胎一樣。大規模的死亡倒沒有以同樣的特殊方式讓我們不安:我們可以團團圍坐在晚餐的桌邊談論戰爭,其中有六千萬生命一朝灰飛煙滅。談起這個,我們就像談論壞天氣一樣。我們可以天天在電影和電視上觀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並且是色彩鮮活的景象,而用不著去忍住一滴眼淚。只是當死亡的數目很小、又發生在近處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問題的核心,乃是人們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這是自然界一切現實之中我們最有絕對把握的現實,而它卻是說不得、想不得的。也許,我們比我們的前輩更不願意面對這一現實,因為我們心中希望這事會離開我們。為了掩蓋這種想法,我們願意認為,我們有這麼多似乎能駕馭自然的令人驚歎的方法,只要在今後,比如明年,變得更精明些,我們也許就會避開這一核心問題。
  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 Sir, 1605-1682,英)說道:「活著這一長期的習慣使我們不願死亡。」現下,這習慣成了一種癮:我們執迷於活著;它牢牢抓住我們,我們牢牢抓住它,這中間的紐帶越長越堅韌。我們不能考慮戒除這一習慣,甚至當活著已失去原來的熱情,甚至連對熱情都失去熱情之後,也不想戒除它。
  為了免除死亡,我們在技術能力方面已經走了遙遠的路程,可以想像,我們也許能把死亡延遲更長的時間,或許能使壽命比得上俄國的阿布哈茲人。據說,那些人能延年益壽,身心旺盛地活過一個半世紀。假如我們能夠擺脫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風和各種冠心病,我們就會長壽。這話聽起來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點也靠不住。假如我們擺脫了疾病,我們會在最後十來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會按大約跟現在一樣的時間表而終結。我們可能像那些遺傳上不同種族的老鼠一樣,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組織培養系,在程序事先規定的天數內死去,控制它們壽命的就是它們的基因組。如果事實如此,我們終將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60歲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則晚得多,這要依遺傳的時間表而定。
  假如我們真能擺脫今天的大多數疾病,甚或能擺脫所有的疾病,我們臨終也許會幹枯,隨一陣輕風飄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數朋友不像我一樣看待這件事。他們願意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死亡,只是因為我們生病,是由於這種或那種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沒有這些疾病,我們就會無限期地活下去。儘管在生物學家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已經有證據表明死亡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們之中的有些人也願意認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麼東西都死亡,我們周圍的一切,樹木、浮游生物、苔蘚、老鼠、鯨魚、蒼蠅、線粒體,概莫能免。最簡單的生物有時難以認為那是死亡,因為它們身後留下的絲絲縷縷能不斷複製的DNA, 明顯地是它們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們的情況則不那麼明顯(並不是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這樣)。蒼蠅並不是一個個因疾病纏身而病死。它們只是衰老、死亡,像蒼蠅一樣死亡。
  我們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證據擺在面前:高齡長壽在我們迄今構造成的這種社會裡未必是什麼可以享受的樂趣。如果我們能把尋找新技術的事暫擱一旁,直到發現了一些更讓人滿意的事可以在延長的時間裡干,那就是幸事一樁。當然需要找到一些事來取代坐在大門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錶。
  也許,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憎惡辭世時的不適,我們就不會這樣急於延長生命。儘管我們在生物學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進展,可關於這一舉世普遍的死亡過程,我們的知識還少得驚人;似乎是我們不希望瞭解它。即使我們能夠想像,死就是死,用不著先痛苦地病倒然後再過度到死,我們也會怕那件事。
  有跡象表明,醫學也許正在對這一過程表示新的興趣,部分是出於好奇,部分是由於困窘地意識到,我們在處理疾病的這一方面時,並沒有顯示出過去的內科醫生曾經表現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裡,他們還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確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時是可以戰勝的。那時,一個好醫生最難、也是最重要的服務,就是在病人臨終的時候守護在近旁,安慰他們。這些通常是在家裡作的。現在,這些事是在醫院裡,並且是悄悄進行的(人們今天越來越懼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許就是相當多的人對死亡全然陌生;他們從未真的在現實生活中看死亡發生)。我們的有些技術,讓我們可以否認這事的存在。我們把閃爍不定的生命在細胞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群體中維持很長時間,就好像我們在使一面旗子持續飄揚。死亡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事;細胞一個接一個地死亡著。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滅幾個小時之後,把細胞大量救活,還可以用組織培養使它們繼續生長,因為不可逆轉的死亡消息最終傳遍身體的所有部位,需要幾小時甚至幾天時間。
  也許我們就要發現, 死亡畢竟不是一件太壞的事。 威廉·奧斯勒爵士 (SirWilliam Osler, 1849-1919, 加)就曾這樣看。他不同意人們講死亡的痛苦,堅持認為並沒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紀關於非洲探險的回憶錄中,    有大衛·利文斯通     (DavidLivingstone, 1813-1873, 英蘇格蘭)的一個故事,講的是他自己的一次瀕死的經歷。他被一頭獅子抓住,那頭野獸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於朋友及時射來一顆幸運的子彈,他才死裡逃生。後來,他歷歷在目地回憶起那段經過。他是那樣驚異於與死亡相聯的那不同尋常的安寧、平靜和絕無痛楚的感覺。於是他創造了一種理論,說所有動物都有一種保護性的生理機制,在死亡的邊緣開始起作用,將它們在一團平靜的雲霧中帶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見過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個狂犬病患者身上。長達二十四小時之內,他極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體過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後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別神經病理學中,好像保護機制遇到障礙,沒有開啟。
  從越來越多的心臟病患者那裡,我們有新的機會來瞭解更多關於死亡生理學的第一手知識。有些病人經過那整個過程,然後又活過來。從第一批由心臟病假死中復活的人們那兒瞭解到的情況來看(這種假死已被稱作拉撒路症候群),奧斯勒似乎說對了,那些記得那段經過的全部或部分的人們並沒有回憶起任何恐懼或痛苦。有幾個人看上去似乎已經死了,但在整個過程中一直清醒著,他們感覺到一種奇異的超脫感。有一個人發生冠狀動脈梗塞,在一家醫院門前心臟停止了跳動,實際情況說明他已經死了。幾分鐘後,他的心臟在電極的刺激下重新起動,又恢復呼吸活了過來。據他的描述,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有那麼多人圍在身旁,那麼急促地來來去去,那麼激動地擺弄著他的身體,而他感覺到的只是平靜。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礙疾病患者對死亡的反應,其結論是,那一過程對旁觀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過給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數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著死的準備,好像直覺地熟悉這樁事情。一個年老的婦女報告說,死亡過程中唯一痛苦和沮喪的是被人干擾。有幾回,她被給予傳統的治療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應或恢復體液和電解液。但每一次她都感覺到活過來是一種折磨。她深恨打斷她的死亡過程。
  竟然想到死亡這件事沒有什麼不好,我自己都覺得吃驚。但也許不該吃驚。死亡畢竟是一種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機能,它所形成的機制同樣注意入微,是有利於保持生物特性的遺傳的信息來指引生物通過死亡的每一步,像我們司空見慣的生命的所有其他關鍵活動一樣。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開始的、局部的階段,這種轉化是協調的、整體和諧的生理過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釋,那就是意識的永久消失。我們還得永遠困惑於這個問題嗎?那意識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時倒斃,失落在腐殖質裡,變成廢物了?考慮到大自然有為複雜難解的機制派上用場的趨勢,意識消失這事在我看來是不自然的。我寧願認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懸附的細絲分開,然後像輕吸一口氣一樣縮回到它所從來的膜裡,成為生物圈神經系統的一點新的記憶,然而我沒有任何資料證實這件事。
  這要留待另一門科學、留待日後去研究。也許以後會證明,如某些科學家所暗示的,由於某種測不准原理,我們永遠不可能研究意識,因為這種原理規定,僅僅是「看」這個動作就會使它抽動、模糊,從視野裡消失。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實情。我羨慕我那些相信有心靈感應的朋友;奇怪的很,是我的歐洲科學家相識們最願意相信它,最輕易地接受了它。他們的姨媽們全都接收到了心傳,於是,他們就坐在那兒,手握意識轉移的證據,手握創造一門新科學的材料。沒有那麼湊巧的姨媽,從來收不到一點感應,可真是令人沮喪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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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頓的安泰「譯注1」
  又是昆蟲。
  群居性昆蟲被收集成群後,會變成一些在質的方面不同於它們獨居或成對時那種樣子的動物。單個的蝗蟲是安靜的、若有所思的、固著的東西。但當一些蝗蟲彙集另一些蝗蟲時,它們就變得激動,變色,內分泌顯著地改變,加劇活動,直到足夠多的蝗蟲比肩挨踵緊擠在一起時,它們就會振動,嗡嗡叫,能量趕得上一架噴氣式客機,於是便轟然起飛。
  沃森(Watson, J.A.L)、內爾(Nel, J.J.C.)和休伊特(Hewitt, P.H.)三人曾經從野外收集到大量白蟻,把它們放在一起,有的成群,有的成對,進行觀察。放在一群的白蟻變得越來越友好而好動,但沒有表示產卵或交配的意向;相反,它們縮減攝水量,注意減肥,其飛行肌肉的線粒體代謝活動增快。被聚集成群的白蟻不斷地用觸角互相接觸,而這似乎是中心的控制機制。重要的是被觸而不是去觸動。去掉觸角,任何白蟻仍可成為群體中的白蟻,只要足夠頻繁地被其他白蟻接觸。
  分開的、成對的白蟻又成了另一種東西。一旦從蟻群中分出來,與其他所有白蟻的接觸一停止,它們馬上變得富於攻擊性,冷漠刻板。它們開始強制性地飲水,而不再互相接觸。有時它們甚至互相咬掉觸角的末端部分,以減少觸動的誘惑。暴躁易怒的白蟻終於安下心來,要在這種不利環境中盡可能過得好一點。它們開始準備產卵,並照顧新孵出的幼蟻,同時,飛行肌中的線粒體停止活動。
  群居性最強的動物只能適應群體行為。蜜蜂和螞蟻離群之後,除了死亡別無選擇。實在沒有單個個體這種生物,它並不比從你皮膚表面放逐出來的細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螞蟻其實不是獨立的實體,倒更像一個動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們是活動的細胞,通過一個密緻的、由其他螞蟻組成的結締組織,在一個由枝狀網絡形成的母體上循環活動。條條線路交織得這樣緻密緊湊,使得蟻丘具有一個生物的所有基本標準。
  弄明白蟻丘通訊系統是怎樣運行的,那才是絕妙的事。不知怎的,通過相互間不斷接觸,通過象貨幣流通一樣交換上級上帶來帶去的一點點白色的物質,它們能告知整個蟻丘關於外部世界的情況:食物的地點,敵人的接近,維修蟻丘的需要,甚至告知太陽的方位。據說,在阿爾卑斯山中,登山者用細長的蟻穴那阿米巴狀構形作為指南針。蟻丘的回報方式是管理那整個機構的事務,使其各個蠕動的部件協調一致,使蟻穴保持通風、清潔,以使之持續四十年之久,通過長長的觸角取來食物,養育幼仔,捕捉奴隸,種植莊稼,並不時象生兒育女一樣在近處生出亞群落。
  群居性昆蟲,特別是螞蟻,已被作為各種寓言的源泉。它們給人以勤勞、互相依賴、利他、謙卑、儉樸、耐心等種種教誨。它們被用來在我們整個社會道德領域中指導我們。從白宮直到街道儲蓄所都得接受它們的指導。
  而現在,它們終於成了一種藝術造型。紐約的一家美術館展出了收集到的二百萬活的兵蟻,那是從中美洲借來的,以單個群落的型式展出,題為「圖案與結構」。它們被陳列在沙子上,放在一個大方匣子裡,四周是塑料擋板,高得足以防止它們爬出來,爬到曼哈頓的街上。作品的創造者根據他自己的靈感和螞蟻們的趣味,改變著各個食物來源的位置,而那些螞蟻就自動地形成一些長長的、黑乎乎的、繩子一樣的圖案,伸展開來,像一條條扭動的肢體、手、手指,爬過沙地,排成月牙、十字和長橢圓型,從一個站點伸到另一個站點。經過這樣擺弄的螞蟻,被一群外著冬季服裝的人們充滿熱情地觀看著。這些人排成整齊的隊形,連同那些螞蟻成了一種抽像、 一種活的活動雕塑(mobile),一種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一種實物藝術(found art),一個事件,一件模仿滑稽作品,只是隨視點不同而異。
  我可以想像,那些人圍繞塑料擋板移動著腳步,肩挨著肩,有時手碰碰手,交換著一點點的信息,點點頭,有時笑笑,像紐約人慣常那樣隨時準備一有風吹草動就逃之夭夭。他們身上的線粒體油足火旺,絲絲冒著蒸汽。他們圍繞大匣子以整齊的隊列移動,有分寸地、彼此無傷地互相擁擠著,往下看著,點著頭,然後退開,讓新來的人進來。從遠處看,圍著裝有長蛇狀兵蟻群的白色塑料匣子的人密集一起,彼此交頭接耳,一遍又一遍地咕噥著,這些人看起來絕對是令人驚異的東西。他們莫不是從另一個星球上掉下來的?
  很可惜這一些我都沒有親眼看到。待我從電視和早報上得到了這消息,按捺不住地想要前往曼哈頓,而且也準備好要往那兒遷徒時,我得知,那些兵蟻全都死了。
  藝術造型乾脆解體了,    一下子解體了,    就像英國畫家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0.28-)的畫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臉孔中的一個。
  沒有解釋,除了那個沒有證實的傳言:死亡可能是週末期間畫廊的冷流造成的。星期一早上,它們懶了,活動不那麼準確了,沒生氣了。然後,死亡開始波及一部分,然後另一部分,一天之間,兩百萬螞蟻全部死亡,由人掃入塑料袋裡,放到外邊,以便由清潔車吞食、消化。
  這是個悲淒的寓言。對其寓意我沒有把握。但我想,這一定跟那塑料有關係,還有那離開土地的距離。從中美洲叢林的土地到畫廊的樓板有好遠,特別是你能想到,曼哈頓本身也是懸在某種水泥台上,由一些電線、煤氣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網絡支撐著的。但我想主要還是那塑料。在我看來,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東西中最非自然的東西。我不信你能把兵蟻從地上懸起來,懸在塑料上,懸任何一段時間。它們會失去接觸,耗盡能源而死去。
  人踩在螞蟻身上,踩死一隻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萬螞蟻組成的這樣大的一頭動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覺到一陣深切的同情,和一點說不出的什麼。神經緊張地這樣想著,特別想到曼哈頓和那個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報紙,伸手從架上取過那本書——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時此刻所需要的寬心丸:
  「人們把群居性昆蟲和人類社會作了很多類比,這是不奇怪的。然而,從根本上說,這些類比是錯誤的,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昆蟲的行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機制嚴格定型和決定的;它們很少甚至全然沒有學習的領悟力和能力,它們缺乏一種根據許多世代累積的經驗發展社會傳統的能力。」
  當然,這類東西只是自己一個人讀還只是一種不完全的安慰。要獲得充分的效果,需要好些人一齊朗讀,需要許多口唇同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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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物學實驗站
  一旦你像我一樣,由於意識到我們是一種社會性物種而驚訝不已,你會留眼觀察,注意片片斷斷的證據,以證明這總的來說對我們是件好事情。你環顧四周,尋找一些我們集體地和無意識地從事的事業,尋找一些我們象造馬蜂窩一樣建造出來的東西,而我們個人卻不知自己在幹些什麼。如今這年頭,在大部分時間裡,這種尋找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活動。消耗我們大部分精力,把我們大家捆在一起的聯合建築活動,當然是語言。但語言結構之大,發展又這樣緩慢,沒有人能在這件工作中感覺到個人的參與感。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項目,其大小能讓人把握住的,如國家,或空間技術,或紐約城,想一想就難免讓人沮喪。
  只有在我們很小的事業中, 我們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勵。 座落在伍茲霍爾(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學實驗站就是一個範例。那是一個人類機構,具有自己的生命,進行著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預觸及它,並不斷被這種干預改善、潤色。這地方被湊成一起,賦予生命,維持到今天這種成熟狀態,還準備進一步發展,進一步變複雜,而做出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為一夥人。不管是百年來那些主任其事的顯要的名人,還是季節性湧來騷擾的那數不清的委員會,還是名義上擁有並操縱著它的那六百人的集體,甚至包括那些董事們,都未能對之做更多的事,不過是極輕地執著這個機構的韁繩。它似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從來都沒有顯得很好地組織過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從1888年得到批准時就一直在建造著這個實驗站。準確地說,是早在1871年開始的。其時,馬薩諸塞州的伍茲霍爾被選中作一個海洋漁業局的駐地。這兒是灣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匯處,各種各樣的海洋和海灣生物這裡都可見到,另外還有各種鳥類可供觀瞧。學究型的人們從波士頓漂到這裡,到處看了看,開始互相解釋些什麼,於是,這地方就起步運行起來。
  從一開始,實驗站就緩慢然而也穩步地發展著,不時生出新的建築物,擔負起新的功能,擴大著規模,每年夏天通過自己的某種趨向性吸引來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以及世界各地來的學生。今天,它成了這個國家唯一的全國性生物學中心;它成了沒有官方命名的(迄今也沒有官方資助的)國家生物學實驗室。它對於生物科學的成長和發展的影響,抵得上這個國家許多大學的總合,因為它一向有來自全世界的科學天才中的佼佼者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學活動。你四處打聽一下就會發現,那兒總有一些當今生物學和醫學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這裡的夏季生理學課程非正式地引導入實驗站的學術活動;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為訪問者在此處的實驗室消磨時光時,偶爾產生這種或那種想法,促成了他們的關鍵性實驗。還有一些人只是來度個假,就獲得許多想法,足以使遠在國內的實驗室整年忙個不停。有人統計過,有三十位戴上諾貝爾獎桂冠的人曾經在某段時間在海洋生物學實驗站工作風,
  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機構,對學術有這麼多的影響,竟能夠一直這樣絕對地保持自治。當然,它跟外界有著種種聯繫,因某些研究生教學計劃跟外部一些大學有一些安排。微妙地、有些莫名其妙地附著於街那頭的伍茲霍爾海洋學研究所,從沒有受外界任何機構或政府部門的支配,也沒有任何外部團體告訴它應該作什麼。在其內部,機構的重要決策似乎都是通過調節和適應的過程進行的,可以承受的力量總是適合於有彈性的目標。
  無脊椎動物的眼睛在海洋生物學實驗站被發現是一架光學儀器,為現代視覺生理學開闢了道路。伍茲霍爾槍烏賊的巨大神經軸索成為創立今天令人驚奇的神經生物學的契機。發生生物學和生殖生物學在這裡被承認和定義為科學。這兩門科學從海膽卵研究開始,以後就穩步發展起來。海洋生物的模型在肌肉結構與功能研究的早期曾經是至關重要的,而關於肌肉的研究已成了海洋生物學實驗站的主要的當務之急。生態學在這裡很早就是一門嚴肅的、有人員勤勉從事的科學,比我們其他人發現這一學科要早數十年。近年來,還有一些新的領域一直在擴大和加強著,生物膜、免疫學、遺傳學,還有細胞調節機制等學科正在飛速發展。
  你永遠不敢預料什麼時候會有新東西從不可思議的行為當中生出來。最近發現,海星身上的阿米巴狀細胞含有一種物質,能使哺乳動物的巨噬細胞失去活動能力,很像一種更高級生物體內免疫淋巴細胞的產品。海兔,一種海生的蛞蝓,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用處的東西,被一些神經生理學家發現滿身都是真理。鱟是世界上的保守動物之一,最近人們發現它含有一種試劑,能探測出若有若無的極小量革蘭氏陰性菌的內毒素,可用於監測無發熱原物質。鱟很快就會成為醫藥工業產品,像龍蝦一樣上市了。
  像海洋生物學實驗站這樣的一個機構,你無法預見它的前途會是什麼樣子。不管以什麼方式,它總要演進。它可能很快變成另一個樣子,年年有新的教學和科研計劃,年年有新的工作人員。但它在作到這些時,須得不傷害其夏季計劃的巨大力量,不然,機構就會一片大亂。如果它的研究生計劃還要照常擴展的話,它還要尋找新的路子來聯繫各個大學。它還必須跟海洋學研究所發展新的共生關係,因為這兩個地方有那麼多東西得失他關。還有,它還要籌集到更多的錢,多很多的錢——那樣的數目只有聯邦政府才擁有——同時又不失去它自己任何的主動性。
  在未來的年月裡,它會是頗可觀賞的有趣的地方。在一個理性的世界裡,海洋生物學實驗站的事情應能像過去一樣順利進行。它應當成為更大、更敏捷的集體智慧。如果關於地球生命你能想出什麼好問題可問,那麼,到這個地方尋找答案最好。
  現在的情況確是這樣。你可以先從它近處的海灘看起。那海灘的作用是某種神經節。它叫作石灘,因為過去曾覆蓋著讓人踩著發疼的碎石。不過,很早以前,某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因為受到妻子們的催促,找到了足夠的錢為它鋪上了一層砂子。這個最小的海灘,因離實驗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陽光明媚的週末跟孩子在此搞個三明治午餐。不時有純粹物理學家在此出現,他們在國家科學院夏季駐地開著會,只有幾分鐘的閒暇。由於他們對隱密類的事情作預報而疲倦了,帶著一幅大難臨頭的神情「譯注2」 .這些物理學家是另一個物種,皮膚更白,搭一塊遮陽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腳板過於敏感,走在沙子上也要蹣跚而行。
  一個小男孩,五歲光景,帶著近視眼鏡,從水中現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頭髮滴著水,眼鏡卻是焦乾的,看來已經很有技術了,在許多人的談話中他走向他媽媽。那位媽媽正在解釋葉綠體DNA和細菌DNA之間的同源性。他驚奇地搖著頭,看著手中的一種黃褐色凝膠狀的東西說,「那片水真有趣。」在石灘,那片水首先被視為是有趣的,連小孩子也這樣看。
  在炎熱的仲夏的週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機制是怎樣運行的:海灘上很擠,人們得掂著腳找來找去,才能找見一塊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樣,總是有很多人站著。生物學家似乎喜歡站在海灘上,彼此講話,打著手勢,彎下腰在沙上劃著圖形。到夜幕降臨的時候,沙上已橫豎交叉著亂七八糟的縱坐標、橫坐標和曲線。那都是為了解釋自然界各種事物的。
  沒等看到人,你就可以聽見遠處沙灘上傳來的聲音。那是一種最不同凡響的聲音,半象呼喊,半象歌聲,由同時提高的人聲匯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釋什麼事情。
  在星期五晚間講座結束時,你可以聽到類似的聲音,那是海洋生物學實驗站每週一次的大事。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講人到場,提出他們最令人驚倒的科學片斷。當聽眾湧出禮堂時,就有同樣的興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擁擠的人群發出的大聲,以大腦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釋著什麼。你聽不出人群中個人說的話,只能聽到那個反覆出現的短語:「可是你聽我說… 」,不斷冒出於語言的潮水之上。
  沒有多少機構能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隨意製造出這樣自發的音樂。這真需要靈秀之所鍾,而海洋生物學實驗站似乎正是得天獨厚。也許,這竟是我們建造語言的方式之一面。這裡的規模很小,而且並不清楚它是怎樣運行的。但是,在我們似乎還不能理解或作對任何事情時,想想這裡的事例滿令人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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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治
  用指尖操縱打字機,就像騎自行車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點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到它,你的指尖就會躊躇,敲到錯誤的鍵上。幹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幹好的事,你一定得放鬆與每一動作有關的肌肉和神經系統,叫它們自行其是,你自己則不要攪在裡面。這並不意味著丟失了權力,因為你要決定干與不幹,而且你可以隨時進行干預,改進技巧。假如你想倒騎自行車,或者走路要走出別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輕跳一步,還要邊跑邊吹口哨,你可以那樣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於每個細節,使每條肌肉都保持緊張,每一步都讓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後時刻控制住自己,及時伸出另一隻腳阻止下落,到末了你將累得趴下,累得抖成一團。
  我們有福氣,在學習這種無意識協調動作的過程中,我們有選擇和進行變更的自由。假如我們生來就具有所有這些技巧,像螞蟻一樣自動化,那我們一定會失去多樣性。如果我們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樣,從來都不從自行車上摔下來,那這個世界就不會這樣有趣了。假如我們按遺傳程序規定生來都會彈一手好鋼琴,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學會理解音樂了。
  對於我們在身體內部進行的那些複雜、協調、奇巧無比的操作,規則又不同了。我們不需要學任何事情。我們的平滑肌細胞生來帶有全套指令,一點也不需要我們幫助,而是按自己的計劃一路工作著,調節著血管的口徑,把食物移經腸道,根據整個系統的要求開啟或關閉管道;分泌細胞秘密地製造著它們的產品;心臟收縮;擴張、荷爾蒙被發送出去,跟細胞膜不聲不響地進行反應,使腺甘基環化□、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號開了又關;細胞之間靠互相接觸彼此進行通訊;細胞器向別的細胞器發出訊息。所有這些都在不停地進行,我們並沒有對它們說什麼悄悄話。整個安排是一個生態系統,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狀態和活動制約著。事情通常是順利地進行,這是一個萬無一失的機制。
  但現在,對這塊長期以來被認為不可侵犯的內部領地,其自治權已經有了爭論。實驗心理學家們最近已經發現,內臟器官可以被訓練去作各種事情,就像小伙子學騎自行車一樣容易,方法是應用條件反射的工具技術。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隨信號作了,就馬上給予合適的刺激來強化剛做過的動作,於是,這件事就形成了條件反射。通過刺激其大腦中的「快樂中樞」,老鼠被教會看見信號就加快或減緩心跳,或改變血壓與腦電圖的波形。
  同樣的技術已被應用於人類,給予的刺激不一樣,而其結果是驚人的。據稱,你可以使自己的腎臟改變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壓,改變心率,繪出不同的腦波。
  已經有人在談論人類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說法,技術完善並擴展之後,一定會導致治療學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象報道說的那樣,一隻老鼠能控制讓一隻耳朵的血管比另一隻耳朵的擴張得多一些,那麼,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縱方面會有多麼豐富的體驗可能擺在人的面前?文學雜誌裡已經有了神秘的廣告,敦促人們購買一種能根據自己的趣味訓練並調節腦波的電子耳機。
  我是不信這個。
  不是貶低它。我知道,這種技術是極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說了算,由自己發號施令,像玩玩具火車一樣控制自己的細胞活動,人們應該感到興高采烈。既然知道臟腑可以被控制,我們自然會想到,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忽視了它們,而且想到,通過明智地運用人的智慧,可以訓練這些原始的結構去作出我們想給它們定的任何標準的行為。
  我的麻煩,說句老實話,在於缺乏自信心。如果明天有人告訴我,我將與我的肝臟直接聯繫,而現在就可以指揮它,那會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訴我,丹佛城上面四萬英尺上空我曾坐過其中的一個二等艙座的747噴氣式客機, 現在是我的了,愛怎麼擺弄就怎麼擺弄;那樣我至少還有希望跳傘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個降落傘,並很快發現怎樣開門。但要我負責肝臟,那我和我的肝臟就沒救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講,我大不如我的肝臟聰明,另外,體質決定了我沒能力作出肝的決定。但願我不會被迫這樣做,永遠不要。應當作什麼,我一點譜兒也不會有。
  關於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著同樣的感覺。不管它們幹什麼,沒有我的干預,它們都會更幸運。理論上,接管腦子或許有些誘惑力,但我不能想像在現實生活中這樣作。我會失去聯繫,把事情弄亂,在錯誤的時候開啟錯誤的細胞,丟三拉四。我懷疑到那時我究竟能不能產生我的思想。我的細胞生出來,或分化出來,就知道怎樣一起幹這樣的事。如果我插進來組織它們,它們會反感,也許會嚇壞了,也許會像群蜂一樣湧出,湧到我的心室裡來。
  但我說過,這畢竟是一種誘惑。我從未真正滿意過我的腦子的運行,而且,嘗試自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許這是一種樂趣。如有機會,有幾樣東西我想改變:有些記憶沒留下記錄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則足夠多,寧願抹掉它們;有些想法我不願意老是這樣不停地放進去;還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裡面轉了一圈又一圈而永遠理不出什麼頭緒。我一向疑心那裡面有些細胞一直在那裡瞎混,浪費大部分時間,而我願意看到它們集中注意力和踏踏實實的工作。同時,如果我來掌管,它們會稍為尊重地聽我指揮。
  不過,權衡利弊,我想最好還是別捲入這種事務。一旦開了頭,要你負的責任就沒完沒了。我寧願給我所有的自動功能很多自治權,它們想要多少我就給多少,然後什麼都別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樣管理白細胞,跟蹤它們,豎起耳朵聽著信號,一有情況就趕它們到這兒到那兒,那怎麼得了!開始你還能為有了所有權而閃過一絲自豪,然後,這種事就會讓你疲憊和衰弱,那就沒有一點工夫幹別的了。
  那怎麼辦?不能把這種技術放在一邊就完事兒。如果這個世紀我們還學到了什麼,那就是,一切新技術,不管有利有害,遲早都要被應用。我們的本性就是要這樣做。不能指望使條件反射這種技術例外。我們會被驅使著去給它派上用場,去費力跟我們的內部環境交往,去胡亂干涉。它會消耗我們這樣多的能量,致使我們到頭來會進一步跟外界事物切斷聯繫,失去生活樂趣的主要源泉。
  關於出路何在,我有一個建議。如果我們有能力控制自動功能,調節腦波,指揮細胞,那為什麼沒有可能把完全一樣的技術運用於正好相反的方向?為什麼不能做到不攪和進去,不接管事務,而是學著與事務徹底分開、分離、拆散,學著自由飄動?假如你要試一試的話,你只需要小心點兒,別把安全繩也撤了手就行了。
  當然,人們很早就在試圖作這類事情了,只不過用的是另外的技術,運氣也不同。想一想的話,禪宗的射藝似乎就是這麼回事。跟一個大師學好幾個月之後,你學會放箭的時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讓手指頭放箭,讓它們自己說了算,輕輕地,就像花的開放。學會了這個以後,不管箭射何處,你是准中無疑。你可以跳到一邊看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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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生物體的細胞器
  我們似乎正經歷著一場生物學革命——至少迄今是這樣。但是,這場革命沒有把我們搞得一團大亂,甚至也沒怎麼叫我們不安。即使我們並不完全清楚它是怎麼回事,我們卻在學著把它視為理所當然。這是一種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那種人心惶惶、怕舊觀念遭到貶斥和推翻的事,是沒有的。相反,整個的、大塊大塊的新知識幾乎每天都帶進來, 正好放在從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 關於DNA和遺傳密碼的消息並沒有取代某一種舊的教條, 那地方原來沒有什麼東西要靠邊放。分子生物學並沒有排斥關於細胞功能內部細節的舊有的定論。我們好像是在從頭、從零開始。
  我們不僅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傾向於在談論生物學革命時,似乎期待著從中獲利,就像上世紀的工業革命時的一樣。技術上各種各樣的革命性改變,從人類疾病的最後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問題的解決,都被假定是為了未來。我們甚至已經在爭論,什麼樣的未來我們喜歡,而什麼樣的未來我們願意取消。有一些問題,如基因工程的價值,從單個細胞製成可取的人類無性系,甚至關於兩個腦袋真的比一個腦袋聰明的可能性等等,已經在一些討論會上被爭論著。
  迄今為止,我們似乎還沒有為各項新知識中的什麼事真正感到震驚。人們感到過奇怪,甚至有過驚愕,但還沒有恐慌。期望這個也許為時尚早,也許它就在眼前。
  但是,尋找麻煩卻並非為時過早。我能覺察到一些,至少對我來說。我從關於細胞器的瞭解中意識到這些麻煩。我從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細胞器是我細胞裡面的看不見的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細胞代理人所擁有和操縱,是我智慧肉體所私有的、顯微鏡下也看不見的小東西。但現在的情況好像是,它們中有一些,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全是陌生的。
  證據是有力的、直接的。線粒體內膜不像其他動物的細胞膜,倒最象細菌的膜。線粒體的DNA跟動物細胞核的DNA有質的不同, 卻酷似細菌的DNA;另外,像微生物的DNA一樣, 它跟膜是密切相連的。線粒體的RNA跟細胞器的RNA一樣,而不服細胞核的一樣。線粒體裡面的核糖體象細菌的核糖體,而不同於動物的核糖體。線粒體是固有的,它們一直在那裡,自行複製繁衍,跟所在細胞的繁衍沒有關係。它們從卵子傳到新生兒;有幾個從精子傳下來,但多數是來自母方的。
  同樣, 所有植物裡的葉綠體都是獨立的、自我複製的寓客,有著自己的DNA、RNA和核糖體。 在結構和色素內容方面,它們是原核生物藍綠藻的寫照。最近有人報道,葉綠體的核酸實際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是同源的。
  也許還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纖毛曾經是一些螺旋體,它們在有核細胞形成的時候跟其他原核生物並到一起。有些人認為,中心粒和基體是半自治的生物,有著自己獨立的基因組。也許還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發現。
  我只希望,我能夠保留對自己細胞核的所有權。
  很令人驚訝,我們竟如此平靜地接受這樣的信息,好像它恰好符合我們一直就有的觀念似的。實際上,葉綠體和線粒體可能是體內共生者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來的,但人們仍然會期望,這一提法的確認會讓研究者們跑到大街上大聲呼喊。然而,這卻是一個靜思的、勤勉的領域,工作井井有條地進展著,現在正特別注意細胞器的分子遺傳。對於它們最初是怎樣到那兒去的,已有審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達成一致看法,認為它們很可能在大約十億多年前被較大的細胞吞併,從那以後就一直呆在那裡。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們視為被奴役的生物,它們被捉來為自己不能呼吸的細胞提供腺甘三磷酸,或者為沒有光合裝備的細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這種主奴關係是一些生物學家的共同看法。他們還是些發育完全的生物學家,一個個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從細胞器的立足點來看問題,可以認為,它們很早就學會了取一種最好的生涯,它們過起日子來最不費力,而且它們和它們的後代最不用冒險。 它們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一路進化而來,煞費苦心地製造出越來越長的DNA長鏈,冒著越來越大的危險——說不定哪一天會發生某種突變,把我們送到進化上的死胡同。它們卻相反。它們決定不再長大,安守一行的本分。為達到這種目的,為保證自己盡可能延續持久,它們打入了我們及其所有生物的裡面。
  線粒體和葉綠體一直體小、保守和穩定。這對於整個事業來說是件好事,因為從根本的意義上講,這兩種細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攜手合作,製造出氧氣,並安排它的應用。實際上,是它們經營著生命。
  我的線粒體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確數,但我想,把它們曬乾了,其體積幾乎跟剩下的我一樣多。如此看來,可以把我看作是一個很大的、會移動的呼吸菌的菌落,操縱著一個由胞核、微管和神經元組成的複雜系統,為細菌們的家庭歡樂和生計工作著,而這時候,正在操縱著打字機。
  我跟我的線粒體密不可分,還不得不為它們做大量至關重要的工作。我的細胞核按遺傳密碼造出每個線粒體的外膜,大量附著在線粒體脊上的□必須由我來合成。據說,它們的每一個都只製造僅夠自己存續下來的一點物質,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這種形勢,我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犯愁,例如病毒。如果我的細胞器真的是與我共生的細菌,它在我身上開拓殖民地,那麼,我用什麼辦法能阻止它們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們真有溶源性這東西,我又怎能阻止它們把噬菌體傳送給其他細胞器?然後還有我的產權問題。我的線粒體全都跟我一塊兒死去嗎?我的孩子們取得了母方的線粒體,還一塊兒取得了我的一些嗎?我知道這種事本不應該叫我犯愁,但就是讓我犯愁。
  最後,還有我的身份這個大問題,甚至還有我作為人的尊嚴問題。當我第一次知道,我是由低級的生命形式出身,我並不在乎。我心裡想像著一個眉毛粗濃而突出、沒有語言、多毛的類人猿家族,棲居在樹林裡,而從未反對它們是我的祖先。說實話,作為一個威爾士人,知道自己已經進化得明顯高於它們,我更感驕傲。能作為本物種改進過程的一部分,這是滿足感的一個源泉。
  成問題的不止這些。我以前從沒料想到我的出身原是一個沒有胞核的細胞。就說是這樣吧,如果這就完事了,我也能忍了。但現在又加了一層羞辱,說從某種真實意義上講,我根本不是由某個祖先遺傳而來,我一直是把所有這些東西帶在身上,或者,也許是它們一直帶著我。
  既然是這麼一種形勢,那保持尊嚴就沒什麼用處了,最好別費力去保持。這真是不可思議,它們就在這兒,在我的細胞質裡到處活動,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著,卻是一幫陌生客。它們跟我的關係大不如它們彼此之間和它們與那邊山腳下自由生活的細菌更密切。它們感覺起來像陌生客,但我又想到,這同樣的生物,完全一樣的生物,也住在那邊的海鷗的細胞裡,還住在鯨魚、沙丘的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細胞裡;也住在我後院的山毛櫸的葉子裡,住在後院籬下那窩臭鼬裡,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蒼蠅裡。通過它們,我跟這些聯繫在一起。我的近親——比近親只遠了一層——遍天下。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新的知識,我有點遺憾我不能跟我的線粒體保持更密切的接觸。如果我集中注意力,我能想像我感覺到了它們:它們不怎麼蠕動,但不時有某種震顫。我禁不住想,假如我更多地瞭解它們,更多地知道它們如何保持了它們和我的同步活動,我會有一條新的途徑理解音樂。
  在所有的共生關係中,都有一種固有的好意,這是一定的。但這一種——很可能是最古老、建立最牢固的一種,似乎特別公平。一點也不像弱肉強食的樣子,也沒有哪一方擺出一副仇敵的姿態。如果你要尋找一種類似自然法則的東西來取代一個世紀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你得從葉綠體和線粒體暗寓的生命意義中汲取教益。這很費力,但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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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菌
  看著電視,我們會認為,我們是在四伏的危機中作困獸鬥,被追逐我們的細菌團切包圍,之所以免於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為化學技術在護衛著我們,每時每刻在殺退眾菌。我們得到的指導是把消毒劑到處噴灑,臥室要噴,廚房要噴,洗澡間尤其要使勁噴,因為我們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險的。我們拿了煙霧劑,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劑,噴鼻子,噴口腔,噴腋窩,噴隱秘處的招皺,甚至連親愛的電話聽筒的內部也要噴一通。我們把烈性的抗菌藥敷到小小的疙瘩瘡上,然後再用塑料布嚴嚴實實地包紮。塑料成了新的保護者,我們把旅館裡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們把馬桶座墊用紫外線照過,再把它像國家機密一樣封起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種種微生物總在圖謀接近我們,想把我們撕裂分解成一個個細胞。只是因為我們提心吊膽,勤於防務,我們才得以囫圇個兒活在世上。
  我們至今認為,人類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組織的、現代化的魔鬼。而在這敵陣中,最顯眼的、坐中軍大帳的便是細菌。我們斷定,它們幹起壞事來該是饒有興致的。它們到我們身上逐利,它們數目太多,疾病看來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人類就這麼個生活條件,沒法子。假如我們成功地剿滅了一種疾病,總會有一種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著取代它的位置。
  這些都是具有社會規模的妄想狂的幻覺。究其原因,則半是因為需要樹敵,半是因為我們對過去的事情還記憶猶新。直到不過數十年以前,細菌還是真正的家庭之患。儘管活下來的還是多數,可我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死神就在不遠處。我們一行一動,都是帶著家小出生入死。我們有過大葉肺炎,腦脊髓膜炎、鏈球菌感染、白喉、心內膜炎、傷寒、各種敗血病、梅毒,而肺結核則無時不在,無地不在。現在,大多數人已脫離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脅,這要歸功於抗菌素、科學研究、文明,還有金錢。但我們沒有忘記過去。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我們也從來都只是那個龐大的細菌王國相對漠不關心的對象。細菌致病並非常規。實話說,細菌致病是這樣罕見,鑒於地球上細菌的家口之眾,致病菌的種類相對來說這樣少,這件事有著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發生,通常是為共生而進行的談判無結果造成的,是共生雙方中的一方越過了邊境線,是生物界裡邊界協定的誤解。
  有些細菌只是在產生外毒素時才是對人類有害的,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只是在自身生病時才產生外毒素。白喉桿菌和白喉鏈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體侵襲時才產生毒素;為毒素的產生提供密碼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細菌是沒有獲得密碼通知的。我們染上了白喉,那是種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們。我們捲入的不是一場跟毒素的直接對抗賽,而好像是無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煩。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體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幾種,大概有結核桿菌、梅毒螺旋體、瘧原蟲,還有另外幾種。但從進化論的意義上講,它們能引起疾病或死亡,這對它們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對大多數細菌來說,引起疾病也許是它們的禍事,它們要冒的生命危險比我們的危險更可怕。一個人帶上了腦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學療法,致命的危險也不大。相比之下,腦膜炎病原菌運氣不好碰到人身上,它們的生命危險可就太大了。大多數腦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體的表面,在鼻咽部呆著。腦炎流行時,大多數帶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說來,它們在那兒對人是無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數人身上,它們才越過了界線。這時人菌兩方就一塊兒遭殃了,而大多數時候,更遭殃的是腦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們全身各處。大多數其他細菌不適於生活在人類的皮膚上,這種菌倒似乎適應了那裡的條件。看著它們如此之眾,而我們自己是這樣形單影隻,然而,跟它們相處,麻煩卻如此之少,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幾個人受癤瘡之苦,而這大半又要歸咎於我們自身白細胞的多管閒事。溶血鏈球菌是我們最貼身的友伴,甚至親密到跟我們的肌細胞膜有同樣的抗原。是我們以風濕熱的方式對它們的存在作出反應,才給自己招來麻煩。我們可以在網狀內皮組織的細胞中長期攜帶布魯氏菌,而根本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不知什麼原因,大概與我們身上的免疫反應有關係吧,我們才週期性地感覺到它們,這種感覺反應便是臨床的病症。
  大多數細菌一門心思在吃喝,它們不斷改變著有機分子的結構,這樣,這些分子便可被用來滿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總的說來,這些細菌相互之間不可分離,以相互依賴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細菌在更專門、更局部的關係中成了更高級生物的共生者,作為工作零件活在其組織中。豆科植物的根瘤如果沒有根瘤菌,那就會既不會形成,也沒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與之結成親密的關係,以至於要用電子顯微鏡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屬於細菌,哪些屬於植物。昆蟲身上都帶有細菌的群落。這些菌細胞似乎成了昆蟲體內的小小腺體。沒人知道它們在幹些什麼,只知道它們幹的事很重要。動物腸道內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動物營養系統的一部分。當然還有線粒體和葉綠體,它們在一切生物裡都是正式居民。
  細察之下,最居心叵測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們得病的細菌,倒更像旁觀者、流浪漢和偶來避寒的陌生客。它們一有機會就侵入人體,進行繁衍,有一些會到達我們肌體最深處的組織,闖入血流。但還是我們對它們的存在作出的反應使我們得病。我們身體中用以迎戰細菌的火藥這樣猛烈,又牽涉這樣多的防禦機制,它們對我們的危險性比入侵者還要大。我們週身都是爆炸裝置;我們全身佈滿了地雷。
  是細菌帶來的信息讓我們受不了。
  革蘭氏陰性菌就是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們在細胞壁裡產生類酯多糖內毒素,我們的組織接觸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壞不過的消息。一旦感覺到了類酪多糖,我們就可能動用一切可用的防禦手段。我們會轟炸、灑落葉劑、堵截、封鎖,直到毀掉那一地區的所有組織。白血球活躍起來,變得更具吞噬作用,釋出溶菌□,變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細血管,切斷血液供給。血清防禦素相機而動,釋放趨化性信號,從全身召集白細胞。血管變得對腎上腺素過度敏感,於是,生理上的集中反應突然具有了使組織壞死的性質。白細胞中放出發熱原,又在出血、壞死和休克之上加上發燒。一切全亂套了。
  所有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內毒素並非生來有毒。但一旦被細胞感知,它便顯得面目可憎,或令人可怕。細胞認為,內毒素的出現,意味著革蘭氏陰性菌的存在。於是,它們就奮起抵禦這一威脅,誰也擋不住它們的行動了。
  我原以為,只有高度進化、高度文明的動物才上這個當。但事情不是這樣。鱟是一種極原始的化石動物,淵源古老,開化未深。但它像兔子和人一樣容易在內毒素面前崩潰瓦解。班(Bang)證明,在鱟的體腔內注射極小劑量的內毒素,就會引起大量血細胞凝滯,阻塞住脈管,膠狀凝塊使血液循環陷於中斷。現在已知,捲入反應的主要是鱟的凝血系統——恐怕是我們人類凝血系統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細胞,加進極少量的內毒素就會凝固。全身注射內毒素後引起的整個生物自行解體,可以解釋為是機體所犯的錯誤:用心不錯,卻帶來致命的結局。這個反應機制本身是相當好的,只要運用得當有度,其對付單個細菌侵入的作用還是大可讚歎的:它把血細胞召到現場,逐出可凝蛋白,細菌陷入羅網,失去活動能力,這事兒就整個兒地了結了。只有當遭遇到大量內毒素自由分子的信號,讓肌體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時,鱟才驚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衛的渾身解數,這才把自己毀了。
  這種過程基本上是一種對於信號的反應,有點像蓄奴蟻分泌的外激素,這種外激素在受害蟻群中引起恐慌,導致受害螞蟻群落的混亂和瓦解。
  我覺得,我們的大多數疾病很可能都是這樣得的。有些時候,濫殺的機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象鱟的例子中一樣,經常是一些更加遠古的記憶。我們因一些信號就把自己撕毀成碎片,我們在這些信號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獸群面前還脆弱。實際上,我們在受著自身的五角大樓的擺佈。大多數時候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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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健康
  我們不斷提醒自己,我們每年在健康上花費八百億美元,或許現在已是九百億美元吧?不管是八百億還是九百億,那都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只要一提起它,就會意味著有那麼一個龐大而有力的機構,相當複雜地組織和協調著。然而,這又是一種讓人迷惑不解、大傷腦筋的機構,它在穩步地日見擴大,卻沒有具體的人在規劃和管理它。去年花進去多少錢,只有在花完之後才發現;明年的帳單上又會是多少,沒有一個人看得準。社會科學家們為這樣一些大問題所吸引,開始從—四面八方湧來,以便就近看個究竟;經濟學家傾城而至,在這裡搖頭咂嘴,將越來越多的資料輸入計算機,試圖弄明白,這到底是一個運轉正常的機構呢,還是一座紙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對正在開銷的數目,似乎並無疑問,但這些錢花到哪裡,為什麼花了,就不是那麼清楚了。
  提到這樁事,人們貪圖方便總是以一言蔽之,說這是「健康事業」。這就造成一種幻覺,讓人覺得,這都是應人們的需求造出的一種毫無疑問的產品,那就是健康。於是,保健成了醫藥的新名字。現在,醫生幹的事是保健,醫院和其他專職人員跟醫生一道工作,一總稱作保健事業。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費者。一旦上了這條路,那就得沒有盡頭地走下去。就在最近,為糾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種種弊端、偏私、邏輯缺陷和瀕於破產,政府創設了新的官方機構,稱作保健組織,大家已經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這種機構象郵局一樣遍佈全國,準備把包裝整齊的健康分送各處,就像真的是倉庫裡新備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樣。
  我們遲早要因這個詞而遭到麻煩。這個用語太具體、太明確,不宜用作委婉語,而我們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個委婉語。我擔心,我們會牽強地使用它的意義,以掩蓋一個現實。這個現實說不得,我們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開談論它。但不管怎樣,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蓋也蓋不住。尋常一樣的疾病還在使我們苦惱,我們沒有控制住它們。它們為所欲為,隨意襲擊我們,叫我們無法預測。只有它們冒頭以後,我們才能開始對付它們。我們的醫療工作只能這樣被動,醫死醫活莫論,只有盡力而為吧。
  假如事情不是這樣,這個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實卻就是這樣:疾病的發生,不僅僅是我們疏於保健。我們生病,不僅僅是我們放鬆了警惕。多數疾病,特別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來的,我們不知怎樣預防。我們實在還不那麼善於防病或保健。,至少現在還不善於此。我們也不會善於此,除非有一天,我們對有關疾病的機理知道了很多。
  在這一點上,大家當然意見不一。我們當中有些信徒,他們相信,一旦我們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這個國家就會變成某種大型的礦泉療養地,它提供的預防藥就像歐洲礦泉水瓶子上貼的商標所說的:包治百病,管它腎虛脾熱,都治。
  讓人吃驚的是,我們迄今還不知道,這個詞兒乃是不應驗的咒符。一個人幾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將來不發生精神分裂;同樣,社會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證社會的精神健康。雖然這些可敬的機構對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顯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責難這些字眼,是因為它們聽起來太像保證兌現的諾言。一個保健組織,如果組織良好,財源充足,它將具有一個診所和醫院的最好特徵,對任何社會都應是有價值的。但是,這個社會的人會期望它的新名字名符其實。門上掛了保健的牌子,它就會成為分發健康的官方機構,如果此後任何人發生了難以對付的心臟病,或者得了多發性硬化,或風濕性關節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數癌症,或慢性腎炎,或中風,或脾氣鬱結,那麼,人們就不免要環顧左右而竊聲議論了。
  與此同時,對於人體組織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們給予的注意和重視則是太少了。人體組織最堅定不移的傾向就是穩定和平衡。把人體描畫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壞的洋玩藝兒,老是得小心看護,老是得修修補補,老是處於破碎的邊緣,這是一種歪曲。豈止是歪曲,還很有幾分忘恩負義。這是人們從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聽到的,也是最頭頭是道的教條。我們真應該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課時,對我們的良好健康狀況搞搞鳴謝甚至慶賀——說實在的,我們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身體就是好,好極了。
  關於將來在醫藥方面的需要,我們面前仍然擺著一些大家熟悉的問題。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講,還要設哪些項目?如何估計,在最合理的情況下,每個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醫生、 護士、藥品、化驗檢查、病床、X射線透視等等?我建議用一種新的方法來產生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這方法就是,仔細地考察一下,現在可以隨時進出保健機構的、最老於世故、最有見識的、大概也已經滿意的顧客。也就是說,那些受過良好訓練、富有經驗、有家室的中年內科醫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醫療技術的各個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動手設計這張問卷。在過去五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過多少次任何種類的化驗檢查? 作過多少次全面體檢?多少次X線透視和心電圖?一年中給自己和家裡人開過幾次抗菌素?住過幾次院?作過幾次手術?看過多少次精神病醫生?正式看過多少次醫生,任何醫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賭,如果你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把各種情況都考慮進去,你會發現,有一些數字跟現在官方為整個人口規劃的數字大不相同。我已經以不盡科學的方式作了這樣的嘗試,這就是詢問我的一幫朋友。我得到的資料還不是充實有力的,但是卻相當一致。這些資料表明,我的內科醫生朋友們從服完兵役後沒有一個人作過常規體檢; 很少有人照過X射線,只有看牙醫的情況是例外;幾乎全部拒絕了手術;連他們的家人也絕少作化驗檢查。他們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開藥方,家裡人發燒也幾乎從不給抗菌素。這倒不是說,他們從不生病;這些人家發病率跟別人一樣高,主要是呼吸系統和胃腸道疾病,跟別人有著同樣多的焦慮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樣多——總的來說並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壞性的疾病。
  有人會反駁說,內科醫生和他們的家人其實是常駐醫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個家庭成員出現在早餐桌旁時,那一碰頭,其實就是醫生的家訪,作父親的就是名符其實的家庭醫生。說得不錯。但是,這更使我們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醫療技術。這裡沒有距離的限制,整個保健系統近在身邊,隨時可用,而且所有項目的費用當然也比沒有醫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著一般人使用醫療機構的因素,在這裡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幾個醫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樣調查,得到的預感是正確的,那麼,這些人運用現代醫術的方式,似乎跟我們80年來有計劃地教育公眾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說這是「鞋匠的孩子沒鞋穿」是說不過去的。醫生的家人的確喜歡抱怨,他們得到的醫療照顧比不上朋友和鄰居,但他們確實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們,由醫生診斷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憐。
  此中的奧秘,內科醫生們知道,他們的妻子結婚不久也學到了,但就是對一般大眾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數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數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見,如果我們能控制住自己,還有我們的計算機不去設計那樣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中,兩億人全都被假定每時每日都處於健康惡化的危險之中,那麼,我們本可以建立一個以保證平衡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良好醫療。我們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證明我們有罪時就假定我們無罪。同樣的道理,醫療制度要最好地發揮作用,就要假定我們大多數人是健康的。沒人管的話,計算機會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每時每刻都要求某種直接的、堅持不斷的、職業的干預,以維護每個公民的健康。那時,我們的錢就甭想幹別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說,如果我們還想及時改變這種擠住在一起、特別是擠在城市裡的方式,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做。社會的健康是另一個問題,更加複雜,也更加迫切。我們要付的帳單不僅僅是身體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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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談
  並不是所有群居性動物都具有同樣程度的社會性。有些種類,其成員彼此聯繫在一起,互相依賴,就像一個組織內接合鬆散的一些細胞。群居性昆蟲就是這樣。它們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動和生存;一個蜂窠就是一個球形的動物。有的種類,群居性不這麼嚴格,其成員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資金,結成團體成群出遊,分享食物。但任何個體離群獨居都能存活下來。還有一些種類,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動物,只因為它們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時時到一起聚會,利用社交聚會來進行進食和繁殖等特別活動。還有些動物只是在走過時彼此點點頭,連直呼其名的關係也沒有。
  要確定我們屬於哪一類可不是簡單事。因為,我們一生中總有那麼幾次會設法結成各種各樣想得出來的社會組織。特別是在城市中,我們象螞蟻和蜜蜂一樣互相依賴,然而,願意的時候,我們可以跟大家分開,可以到樹林裡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的。我們互相依靠,互相照顧,為此,我們建造起複雜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設置售貨機提供冰淇淋。但是,我們也有許多書籍,告訴我們如何復歸田園。我們聚族而居,但不知什麼時候又會翻臉打起架來,好像我們是不同的物種。作為一個集體,我們象螞蟻貯存食物一樣渴望積累起整個宇宙間的信息,並把這些信息傳播到我們中間,好像那是種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學上每一縷極微弱的真正的訊息,也具有某種外激素的作用,能使天邊地角的實驗室中的工作人員毛髮倒豎)。但是,我們每個人也都建立起自己個人的秘密知識庫,像不能觸動的珍藏品似的對別人藏匿。我們各人都有個名字作為個人的標記,我們毫無保留地相信,這種分類制度會保障我們的實際存在,保障我們彼此或與其他的生物截然分開。但是,在一個擁擠的城市的中心,這一分類體制看不出有什麼作用,從本質上講,我們都沒有名字,大部分時間是這樣。
  誰也不願認為,迅速膨脹、黑鴉鴉蓋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個螞蟻窩或一個蜂窠的生活有什麼重要的相似之處。誰願意稍為想一下,我們這三十億人在彼此聯繫起來的時候,是一種巨大的動物?我們不是沒有頭腦,我們的日常行為也不是由基因組詳細地編碼好的。我們看起來也不像是強制性地聯繫在一起,在幹著一種類似昆蟲築巢那樣單一的、統一的、一成不變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們的大腦聚合到一起,像蟻群那樣產生一個共同的思想,那種思想將是不可想像的,真會讓我們摸不著頭腦的。
  群居性動物傾向於專心一志地幹一件特別的事,通常是對它們的個頭來說很龐大的工程,它們按照遺傳指令和遺傳驅力不停地幹,用它來作群體的住房和保護所,保證自己的永久性。
  當然,在我們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類似螞蟻的地方,比如,在整個大地上營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組建軍隊,或把我們自身的標本送上月球,或向鄰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備忘錄。我們共同做著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幹。不過,只要願意,我們隨時可以停下一件事轉而干另一件。我們不像黃蜂那樣,被基因制約著永遠埋頭於一項活動。我們今天的行為,比起12世紀傾城出動在歐洲大陸到處建造大教堂那種活動來,並不更受約束。在那時,我們相信,那樁事可以永遠幹下去,相信那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說老實話,我們大多數人早就忘了大興土木造教堂是怎麼回事了。這種活動是暫時的,次社會性的,我們幹的時候是帶有強制性,是全力以赴,但僅僅在歷史上的一小段時間內才這麼做。那麼,在生物學的意義上,這些活動是不能算作社會性行為的。如果我們能隨意干、隨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們的基因編碼了詳細的指令。建造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於人心,但世事滄桑,人生依舊。羅馬的犁頭已成糞土,激光彈、高速運輸、著陸火星、太陽能、合成蛋白質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們生命的長途中,我們當然還會即興搞點別的什麼新名堂,但很清楚,我們有選擇的自由。
  實際上,從長遠看來,我們大概還是不要在生物學意義上為社會性的好。這並不是說,成不成社會性的,這事我們說了算,甚或可以舉行表決;也不是說,我們已經有了辦法,怎樣行動就免成社會性的。這不過是說,如果有誰告訴我們,從智力方面說,我們自己是被用繩子拴成一串兒的,在遺傳因素的驅動下,懶洋洋地在於著某種毫無特色的集體性工作,建造著一種龐大的東西,大得讓我們永遠見不到它的輪廓。那麼,我們不會把這當成好消息的。我們這一會說話、會辯論的獨特物種,如果竟也有這樣的負擔,那豈不特別殘酷、特別危險嗎?這樣的一種生活,還是留給昆蟲和鳥類,留給較低等的哺乳動物和魚類吧。
  然而,我們人類的語言沒想到恰恰就是這麼回事。
  有一件事越來越令人不安:似乎語言的天賦是人類的唯一特徵,是它在遺傳上把我們大家標記為人,把我們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區別開來。語言,像鳥作窩、蜂築巢一樣,乃是人類普遍的、生物學上特有的行為。我們進行這種活動的方式是集體的、強制性的、自動的。沒有它,我們就不成其為人;我們若與之分離,我們的頭腦就會死滅,就會像離開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樣。
  我們生來就知道如何運用語言。辨認句法的能力,把字詞組織、配置成可解的語句的能力,是人的大腦生來固有的。我們辨別句型,創造語法,都是程序規定了的。語言中有些不變的和可變的結構是我們所共有的。小雞生來就能識別頭頂的飛影信息,從眾鳥中辨認出鷹隼,同樣,我們生來就能從一串詞裡辨認出語法的意義。喬姆斯基(Chomsky) 象生物學家觀察活組織一樣觀察了語言, 在他看來, 語言「肯定是人類大腦的生物學特性」。語言的這些普遍屬性是遺傳決定的;這些屬性並不是我們學到的,也不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創造的。
  我們終生從事這一活動,我們集體地賦之以生命,但我們對之不能施加半點控制。個人不能控制語言,委員會、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語言一旦有了生命,就會像一個活潑會動的生物一樣活動。由於我們大家全都從事於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動,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無時不在變化。新詞被造出而加進來,舊詞改變或拋棄了原有的意思。連詞成句、聯句成章的新方法興而又滅,但是,內在的結構只是生長著,豐富著,擴大著。單個的語言也衰老,並且似乎死滅,但卻在周圍的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獨立的幾種語言可以並列生長,幾個世紀互不接觸,保持各自的獨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組織互不相容;而有些時候,兩種語言又可能湊到一起,融合,複製,生出幾胎新語言。
  如果說,語言處在我們社會存在的核心,把我們聚攏在一起,用意義的大廈覆蔽著我們。那麼,也可以同樣有把握地說,美術和音樂乃是那同一個遺傳決定的普遍機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這些也算不得壞事。如果因此我們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螞蟻一樣,那麼,至少我(或者我應該說至少我們?)是不會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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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息
  根據目前最權威的語言學流派的看法,人類一生下來就有認識和形成語言的遺傳天賦。這一定意味著,我們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著一條燙特殊的、人類所特有的DNA, 能夠認知語句的意義。我們必須想像,在我們的深層結構中有一種形態發生,它根植於我們的大腦,像按遺傳密碼構成蛋白質一樣產生出詞類。正確的語法(邏輯上正確,並不是說流行的意義上正確)乃是我們這一物種的生物學特徵,正像鳥類有羽毛一樣。
  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從某種本質意義上講,人腦能產生詞類以外的東西也是預先編碼的。由於我們認識的屬於人類行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於語言這一中心機制,那麼,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間接地制約著這樣一些令人驚訝的行為:音樂廳裡,幾百人擠在一起,不聲不響地、側著耳朵、若有所思地在聽著音樂,好像在接受什麼指令一樣;或者,人們在一個畫廊裡,慢慢往前移動著腳步,眼盯著畫面,無暇旁顧他人,那麼全神貫注,好像在讀著什麼指令。
  這種觀點跟一個非常古老的觀念相符合,那就是,對於意義的理解力似乎在我們一生下來就植入了我們的大腦。我們一生下來就帶著一些模版,隨著生命的繼續,把所有適合的東西都嵌入這些模版。有一些神經中樞自發地產生關於各種生命事實的無數假說。我們積累信息,就像細胞積累能量一樣,當我們碰巧找到一個與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實,那麼,我們的大腦深處就發生一次爆炸,那一觀念突然擴大,收攏,充滿新的能量,並開始複製。有時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爆炸,搖撼了一切,就像我們平時所說的,想像受到了震動。
  這一系統似乎只限於人類。因為只有我們才有語言,雖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種句法使用一些符號。我們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一大區別,可能是由語言造成的質的差別。我們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轉換成話語,加以貯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釋放出來。
  沒有語言的動物做不來這樣的事。它們辦事局限於一錘子買賣。它們也像我們一樣,東遊西蕩尋找與假設相符的事實,但當感受器碰著對號的事實時,只有嗒的一聲響。沒有語言,像彈簧一樣捲曲在信息裡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獨居蜂即土蜂在臨近產卵的時候,高高地在天上飛舞,頭腦裡只有一個概念:找一隻毛毛蟲。這時候,它實際上是一隻長翅膀的毛毛蟲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設的一個時,它飛撲而下,刺之,使之癱瘓,攫之起,飛下,把它準確地放在圓形洞穴的門口(那洞穴,是它著迷於同一概念的不同版本時早就準備下的)。它放下毛毛蟲,鑽進洞穴,最後視察一遍洞裡有無異常,然後出來,把毛毛蟲拖入洞中以便產卵。看上去,它的動作深思熟慮,井井有條。但是,如果在它鑽入洞中作最後檢查時,你把毛蟲移開一點距離,它重新考慮這事時就不是那麼聰明了。它鑽出來,找一會兒,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鑽進洞中作那最後的檢查。如果你再次拿開毛蟲,它就會重複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並且忍心,這套把戲你愛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讓它專心幹那一件事。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本質上是神經質的行為,像尤內斯庫(Ionesco, Eugene, 1912-,法國劇作家)描寫的人物一樣沒頭腦。可土蜂就是想像不出幹這事還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樣,淋巴細胞由遺傳的程序規定的任務是巡察,但它們每一個似乎都只獲准有一個各不相同的意念。它們在組織中漫遊、感覺和監測。由於它們數目太多,所以可以作集體的猜想,能夠覺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東西。但它們幹起事來都是一次只能完成一個意念。它們在體表的感受器裡攜帶著特殊的信息,表現形式是一個問號:那邊有沒有我要找的那種特別的分子構型?生物信息大約是本質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象能量一樣積累起來,還慫恿大家去找尋更多的信息。這是一個不知屠足的機制。
  淋巴細胞顯然熟知它們周圍所有的異物,而有些淋巴細胞有著特殊的裝備,使之適合一些原來並不存在、後來由有機化學家在實驗室裡合成出來的聚合物。這些細胞能做的不只是預言現實;它們顯然還有作出大膽設想的程序。
  可以想見,並非所有動物的淋巴細胞都有同樣的信息範圍。像語言一樣,這一系統是由基因制約的。在不同物種之間,在同一物種的近交系之間,都有著遺傳上的差異。有些聚合物能適合一個種系的脈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適合另一個種系的感受器;有響應者,也有不響應者。
  一旦聯繫建立,一種裝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細胞跟一種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然中一種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觀就出現了。細胞增大,以極大的速度製造出新的DNA, 轉而發生極其恰當地被稱作的細胞爆炸。它開始分裂,按原樣複製出新的細胞,每一個都帶有同樣的感受器,帶有同一個問題。新的群體是不折不扣的記憶。
  這種機制要想有用,這些細胞就得準確無誤地緊扣要點。任何意義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會給這些細胞帶來嚴重的危險,而給它們的主人帶來的危險更大。只要有一點點誤差,就要引起一些反應,鄰近的細胞就會被視為異己而捲進反應。有一種理論說,衰老的過程可能就是由這種誤差的累積造成的,是信息質量的逐漸降低。這個系統容不得半點偏差。
  也許就是在這個方面,語言跟其他生物通訊系統最不相同。用言語從一處向另一處傳播重要信息時,模糊性似乎是至關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為傳達意義,經常需要有一種微弱的奇異感和扭曲感,沒有語言的動物和細胞做不到這一點。淋巴細胞表面被按種別跟蹤抗原,不能派該細胞去尋找完全不同的抗原;當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蹤蜜源,像我們看手錶一樣觀察太陽時,它不能分心四顧,去發現一朵花的動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腦能這樣做,面對被跟蹤住的信息,也還能騁目他顧,不斷尋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們沒有感知所有語言的字詞所具有的這種模糊性和奇異性的本領,我們就無法識別意義中多種聲部的層次,我們就會整年整月坐在石牆上抬眼望著太陽出神。的確,那樣我們就會永世使用那二十六個字母講講柴米油鹽,大概還會達到能夠閒聊的程度,卻不大可能從簡單的詞語進化到巴赫式的復調。人類語言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能防止我們停留在手邊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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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屍野外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見到的動物屍體大都是狗,也有少許的貓。深入鄉間,動物屍體的形狀和顏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動物。從車窗望去,它們殘缺不全的肢體,讓我們聯想起土撥鼠、獾、鼬、田鼠、蛇,有時是殘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這景象總給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動。一半是突然湧來的悲憫,一半是沒來由的驚訝。見到死在大路上的動物簡直就是令人震驚。這種心靈上的傷害倒不全是因為它們死的不是地方。不管它們死在什麼地方,也不該這麼觸目驚心地橫陳在我們面前。你不希望看到動物陳屍在光天化日之下。動物應該獨個兒地、遠遠地、人不知鬼不覺地死去。這才是它們的本性。不該看到它們倒臥大路之上,不該看到它們死在任何地方。
  萬物皆有一死,但我們只覺得死是一種抽像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腳下,仔細檢視四周,幾乎目之所接的所有東西都在死亡著,大多數東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進行著更新和取代的過程,那麼,那片地方終將在你腳下變成石頭和沙礫。
  有些生物似乎永遠不死。它們只是整個兒地消失在自己的後代當中。單個的細胞就是這樣。細胞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如此下去,過一會兒,它自己的最後一點痕跡就消失了。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開變異不論,那麼,那些後代僅僅是第一個細胞,重新活過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結束階段,看起來像是死亡,但是,那帶有柄和子實體的乾枯的鼻涕蟲,卻顯然是發育中的動物的過渡性組織。游來游去的阿米巴狀細胞集體地使用這種機制,來產生更多的細胞。
  據說,地球上任何時候都有著成億兆的昆蟲。按我們的標準,其中的大多數壽命都很短。有人估計過,在溫帶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數千英尺的大氣中,懸浮著二千五百萬個形形色色的昆蟲。它們在層層大氣中象浮游生物一樣漂游,在不斷死亡著,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隨時隨地掉落下來。它們這樣圍繞地球,無可計數,死了隨即分解,沒有人看到。
  誰見過死鳥?那麼多鳥當然有許多要死去,但誰見過那麼多的死鳥?死鳥是不宜見到的。見到死鳥比突然飛起的活鳥更叫人吃驚。我們心裡一定會認為什麼地方不對勁。禽鳥總是死在背人處,死在叢中石下,從不飛著栽下來。
  動物似乎都有這樣的本能:獨個兒去死,在背人處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動物到時候也想法蔭蔽起自己。假如一頭大象失檢死在明處,那麼,像群不會讓它留在那兒。它們會把它抬起,抬著它到處走,一直找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適當地方再放下。大象如遇到遺在明處的同類的骸骨,它們會有條不紊地一塊塊將它們撿起來,在哀思綿綿的紀念儀式中,疏散到鄰近的大片荒野中。
  這是自然界的奇觀。世上萬物皆有死,每時每刻都在死,其數量跟每個早晨、每個春天讓我們眩目的新生一樣多。但我們看到的,無非是面目全非的殘肢,十月的別墅門廳裡掙扎的蒼蠅和公路上的殘體而已。我這一輩子一直揣著個悶葫蘆:我的後院,有的是松鼠,滿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從來也沒在任何地方見過一隻死松鼠。
  我想這沒有什麼不好。假如世界不是這樣子,死的事都在公開進行,死屍舉目可見,我們就永遠忘不了這東西。幸而,我們可以在大部分時間忘了這事,或認為那是可以有某種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這的確也讓我們把死的過程看得比實際更意外,當我們必須處於這一過程時更覺為難。
  我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盡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協調一致。報上的訃告欄告訴我們,我們在死亡著,而出生欄則用小字排印,毫不顯眼地印在頁邊上,告訴我們後繼有人。但從這裡我們還是把握不了那規模之大。我們在地球上有三十億眾,在我們的一生中,這三十億到時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萬的巨額死亡,在相對悄悄地發生著。只有家裡人或朋友死了,我們才知道。孤立地來看這些死亡,就認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傷害。我們低聲地談論這些死亡,他們是被疾病擊倒,或者是死於非命。好像可以見到的死亡只能有什麼原因才發生,是可以避免的一樣。我們送花圈,悲痛,舉行葬禮;撤骨灰,卻渾忘三十億,都在此途中。所有這芸芸眾生的血肉和意識終將消失,被大地吸收,而暫時的倖存者,對此則毫無知覺。
  過不了五十年,替換我們的後人要超過此數的兩倍。難以想見,有這麼多人死亡著,我們還怎麼能繼續保住這一秘密。我們將不得不放棄這一觀念,不再認為死是一種災難,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們將需要多知道一些我們之外整個生命系統的循環,知道我們跟這一總過程的聯繫。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換來的,一個細胞換一個細胞。意識到這一同步過程,許是一種安慰。這種過程表述如下:我們都在一起走著下坡路,我們的夥伴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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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學
  作為人類行為表現的科學,其本質的盲目性還沒有被廣泛地意識到。當我們從科學活動中遴選有價值的新東西時,我們也不斷發現,活動時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預測性則需要減少。我們願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按期取得投資的效益。華盛頓制訂計劃的人們試圖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產生了一些新的項目,把那裡所有的科研活動都集中組織起來,特別是在生物醫學方面。
  這事還需要想一想。科學活動進行得頂好的時候,就有某種幾乎不可駕馭的、生物性的機制在起作用。這一點是不應忽視的。
  在研究的課題困難而複雜,事實還沒有掌握時,困難就更加突出了。科學研究的開端是由徹頭徹尾的驚訝組成的一片亂糟糟的領域。非得等到科學從這片混亂中解脫出來,問題才能獲得解決。因此。在從事研究的實驗室中,那些必須加以規劃的,是完全不可預見的東西。如果要把科研活動集中化地組織起來,那麼首先必須把制度設計得有利於誘發懷疑,慶賀意外。
  另外,科學研究要搞得像個事業,就得把各各不同的個人頭腦中孤立的想像力合到一起。但這樣的安排更像一場遊戲,而不像是有板有眼的事業了。科學上的異峰突起,是由一些突如其來、不知其所以然的奇思逸想和直覺造成的。這些意念和直覺,科學上稱之為靈感。
  困難的科學研究,其最為神秘莫測的一面還是其進行的方法。這倒不是指那些日常的例行公事,不是指那些以前誰也不知道把東西如此拼湊起來的拼湊活動,也不是指作一些聯繫。這些都是操作的方法,是家常便飯,細枝末節。這些活動誠然有趣,但都不如那根本的奧秘那樣令人驚異,那奧秘就是:我們畢竟在這樣幹著,我們是這樣非幹不可。
  在所有的人類事業中,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事情象科研這樣,甚至我眼裡的藝術也難與它相比:在科學這宗事業中,從事其中的人如此被捲進去,整個兒地沉浸其中,被驅使著做他們資財、力量所不逮的事。
  工作著的科學家就像按遺傳指令行事的動物,似乎是深植於人體中的本能在驅使著他們。儘管他們努力保持尊嚴,但還是象動物幼崽一樣在作著胡鬧的遊戲。每當他們接近一個答案,他們都毛髮倒豎,汗流浹背,沉浸在自己的腎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搶先抓住答案,就是他們最強的驅力。跟這一驅力相比,什麼取食、育兒、保護自己不受自然力的侵害等等,也都不在話下了。
  這種活動有時看起來似乎是孤立的,但卻是人類活動中最不孤立的活動。沒有什麼東西具有這樣的社會性、這樣的集體性,這樣地互相依賴。一個熱門學科就像一個巨大的智慧蟻穴,單個的頭腦幾乎消失在層層疊檔的頭腦群體之中,每個頭腦都各自攜帶著信息攘來擠去,以光的速度交相傳遞著信息。
  有一些特別的信息好像有趨化性。一旦出現什麼蛛絲馬跡,人們脖子後的感受器就立即顫動起來,大群能動的頭腦便彙集一處,如群雀噪起,迎風飛去,團團圍住信息的來源。這是一種智力的浸潤,是一種炎症。
  沒有什麼能改變這一景象。混亂的大腦群體似乎雜而無章地湊到一起,像搗亂了蜂房的群蜂,在一片亂紛紛一塌糊塗的活動中,零零碎碎的信息飛揚四散,扯成碎片,崩潰瓦解,被鯨吞蠶食,突然峰迴路轉,悠然一曲,關於自然界的一條新的真理出現了。
  一句話,科學事業在運行著。這是人類千百年來學會一起幹的最有力、最富有成果的事情,比耕種,比漁獵,比建造教堂,比賺錢都有效。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本能的行為。我不懂它是如何運行的,這種活動不可能預先精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腦整齊地一行行排列起來,然後由紙帶向它們發出指令。你不能指令每一個頭腦,你去幹這一件,它去幹那一件,然後由一個中心委員會把所有按指令幹活的大腦幹出的一件一件組裝起來。不,事情不是這樣幹的。
  需要的只是創造出合適的氣候。要叫一個蜜蜂釀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陽導航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法規。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為單個的蜜蜂活不成),然後盡可能把蜂房周圍的一般環境安排好。像蜜蜂釀蜜一樣,氣候適宜了,科學到時候自然就出來了。
  這活動有點像侵略,但與其他侵略性行為不同,因為它不以某種破壞為目標。進行之際,這活動外觀和感覺都像侵略:衝上去,揭破它,拖出來,抓住,它是我的了!它像一種原始的逐獵,但到頭來並沒有傷害什麼。更有可能,到頭來毫無所獲,只不過是一聲長歎。但這不要緊。如果空氣適宜,科學活動在正常運行的話,長歎馬上會停止,因為自有一個新問題會嗷嗷大叫,呼喚人們去解決,於是,亂糟糟的活動重又開始,又一次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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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人
  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近來正在深入探討生態和環境問題,他們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結果。知道可以對湖泊、草地、作巢的塘鵝甚至整個海洋進行收支分析,我們總覺有些難受。要我們直面環境方面的多種可能性和難於作出的選擇,已經夠不容易了,而看到那樣醒目的代價時,我們就更覺得難受了。甚至那新術語就讓人心煩:讀到environments(環境)時,我們的心就發痛。那個複數形式,意味著還有那麼多選擇,像在市場上挑選商品一樣得考慮一番,而且還得投票表決。經濟學家作這些研究時真得有冷靜的頭腦和冷酷的心才行,而他們寫出的文章也必定是冷冰冰,常常還得是滑如冰的散文。
  我們大多數人剛剛開始意識到,我們人類在控制地球上的生命這一方面已捲入多深。這意味著人類思想的又一次革命。
  這場革命的到來也不容易。我們剛剛在同一題目上走過了一段成果未穩的路程,剛要就我們對自然的態度拿定主意,就像一個龐大的委員會剛剛達成了某種一致意見就發現,又該把議題重新審議一遍了。現在,就讓我們再作一遍。
  最古老、最容易接受的想法是,地球是人類的私有財產,是人類的菜園、動物園、金庫、能源,它擺在我們手邊,任我們消費、裝點,願意的話還可以將它撕成片。按我們過去的解釋,改善人類處境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人要勝天,掌握奧秘,控制一切。這是一種道義責任和社會義務。
  最近幾年,我們這種看待事物的方法突然扭了個彎,並達成了某種一致看法。這就是,我們過去想錯了。雖然在一些細節問題上還有爭論,但我們已經勉強在幾乎所有方面承認,我們並不像從前想的那樣是大自然的主人。我們依賴於其他生命,就跟樹葉、蠓或魚依賴其他生命一樣。我們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一種表述方法就是,地球是一個結構鬆散的球狀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關係聯繫在一起。照這樣的觀點看來,我們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縱者,至多可把我們自己看作是一種專司信息接受的能動組織——或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當中那個最好的世界裡,我們的作用是整個生物體的神經系統。
  有些人認為,這種觀點過於強調了依賴性。他們願意把我們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具有質的不同的特別物種,跟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不同,儘管我們也與其他生物有著共同的基因、□和細胞器。不管怎樣,這種觀點的深層還是有這樣的意思:不管我們處於統治地位與否,我們都要關心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態系統,不然,我們不可能單獨存活下來。這一意思已經相當強固,足以發起保留自然環境面貌和保護野生動物的運動,足以關閉不知餐足的技術開發,足以導致維護「整個地球」的運動。
  但時到今日,正當新的觀念似乎得勢之際,我們也許要再轉一次彎了。這一次比從前經歷過的轉彎都更讓人沮喪,更沒有把握。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將被迫返回來,我們仍然要相信新的看法,但又受著種種生命事實的制約,因而就只得生活在舊有的生活方式中。或許,就像事情結果已經顯示的那樣,要想按新觀念過活,已為時太晚了。
  實際上,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我們就是萬物的主人。
  這種形勢真叫我們絕望。一方面,我們實際上已是21世紀的人類,非常富於新知識,具有著萬物一家的觀念;而另一方面,又仍是19世紀之民,穿著帶釘的皮靴,踏在大自然毫無遮蓋的臉上,使它臣服,使它開化。而且,我們不能夠停止這種控制的行為,除非我們自己從山腳下消失。這真夠讓人為難。若真有世界之靈這東西,怕也要在這難題面前發瘋吧。
  真實情況是,我們的捲入之深,超出了我們的想像。我們這樣坐成一圈,認真地憂心著最好怎樣保護地球的生命,這件事本身就最能表示出我們捲入控制地球上的生命的程度。並不是人類的妄自尊大,把我們引向這一方向。這是自然界最自然不過的事。我們就是這樣發展和成長起來的。我們就是這麼一個物種。
  儘管痛苦,儘管不情願,我們還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們到處生長,像一個新的生物體蓋滿整個地球表面,觸動和影響所有其他種類的生物,也合併著我們自身。地球有因我們的充溢而窒息的危險。現在,我們是我們自己環境的主要特徵。人類,這地球上龐大的後生動物,被居住在他們體內的共生微生物提供的能量驅動著,按照由最古老的、具有生命的核酸發出的指令,依靠從本質上與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樣的神經原獲取信息,具有柱牙象和地衣共同的結構,靠著太陽生活著。這就是人類,現在是地球的負責人,掌管著地球,管好管壞又當別論。
  可真是這樣嗎?你也知道,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或許,我們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被利用的一方。
  某些海洋動物變成半動物、半植物而活了下來。它們吞併海藻,海藻則把自己變成對整個結合體的生命至關重要的複雜植物組織。我揣想,如果巨蛤有稍好些的頭腦,它或許該為自己怎樣奈何了植物界而時時痛悔,悔恨自己吞併了這麼多生命,把這麼多的綠色細胞變為奴隸,而自己則靠它們的光合作用而活著。但是,對待這件事,植物細胞興許會有不同的看法,認為自己是以最滿意的條件俘虜了巨蛤,靠它組織內的小小鏡片而為自己的利益聚集著陽光。也許,海藻也會因自己以眾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傷心之時呢。
  還算幸運,我們的處境或許跟巨蛤差不多,只是規模大些。大概事情無非如此:在地球形態發生的某一具體階段,需要有我們這樣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時間,需要我們獲取並輸送能量,照看新的共生系統,為將來的某一時期積累信息,作一定量的裝飾,甚至把種子向太陽系裡撤播。就是這麼回事。地球算是找著幹活兒的了。
  假如我還有一點發言權,我就會很願意扮演這種有用的角色,而不去做一種本質上不屬這地球的生靈(我們實際上似乎正在向這種生靈演進)。這將意味著,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我們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成分,那麼,我們在對待彼此的態度上就得來一番相當根本的改變。我們最應該憂心的環境無疑是我們自己。我們將從自己身上,發現我們已從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看到的奇觀。說不定,我們甚至會承認,我們有著所有高度分化的生物所固有的脆弱性,於是會開展一場運動,把我們自己作為瀕臨危險的珍貴物種加以保護。我們不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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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克人
  伊克人(Iks) 的小小部落,從前是在烏干達北方山谷裡採集、打獵的遊牧人種,現在可是一舉成名了。他們成了文學上的一個象徵,用來代表整個人類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後,最終命運將是什麼。兩樁災難性、決定性的事情降臨到他們頭上:第一件,政府決定開闢一個國家公園,於是,他們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間打獵,而成了耕種於山嶺薄地的農民了;第二件,他們在此後兩年期間受到一個人類學家的採訪。那個人類學家憎惡他們,寫了一本關於他們的書。
  書的意旨是,伊克人已把自己變成了一群不可救藥的、讓人討厭的人、六親不認的野蠻動物,極端自私,毫無愛心。這是他們傳統文化遭到摧毀之後的結果。另外,這也是我們其餘的人內心的真面目。如果我們的社會解體,我們都會變成伊克人。
  這種論點當然立足於有關人類本性的某些假設,而且無疑是推測性的。你必須事先同意,人如果獨自走到外界,本質上是惡的,表現出感情和同情等德行只是一些習得的習慣。如果你取這種觀點,那麼,伊克人的故事可以用來證實這一觀點。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裡,但他們實際上是孤寂的、互不聯繫的個人,沒有明顯的互相利用。他們也說話,但說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強求和冰冷的回絕。他們什麼東西都不共享,從來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們趕出家門去搶劫。只要可能,隨時都會把老年人拋棄,讓他們餓死。行劫的孩子從無能為力的老人嘴邊搶走食物。那是個下賤的社會。
  他們生兒育女時毫無愛心,甚至連粗疏的照顧都沒有。他們在彼此的大門口排便。他們對鄰居幸災樂禍,只是見到別人不幸時他們才笑。那本書上寫到他們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運。有好幾次,他們甚至笑這位人類學家,而他對這種事特別反感(人們可以從字裡行間感覺到,那位學者本人並不是世間最走運的人)。更糟的是,他們把他拉到家裡,奪過他的食物,在他的門口排便,叫喚著不喜歡他的聲音。他們讓他過了艱難的兩年。
  這是本讓人洩氣的書。果真像他所暗示的,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只是伊克人,那麼,我們還能繼續擁有人這個稱號的唯一希望,就在於無休止地修補我們社會的結構。而社會的結構這樣快、這樣徹底地變化著,我們會連找針找線都來不及。如果把我們孤零零地撇在一旁,我們將變成同樣的無歡樂、無熱情、互不接觸的孤獨動物。
  但這種觀點恐怕太偏狹。伊克人首先是與眾不同的。實際上,他們是極其令人驚訝的。那位人類學家在別處從沒見過他們那樣的人,我也沒見過。你會想到,如果他們就是代表了人類的共同本性,他們本應更容易瞭解。相反,他們是古怪的,反常的。我也知道一些特殊的、難處的、神經質的、貪婪的人種,但我一輩子還沒見過任何真正令人始終厭惡的人。伊克人聽起來更像反常的、病態的人種。
  我不能接受這種觀點。我不相信伊克人代表著孤立的、赤裸的、沒有以社會習慣加以偽裝的人。我相信,他們的行為是某種外加的東西。他們這種不懈的、強制的排外性,乃是一種複雜的儀式。他們這樣行事是後來學會的,是不知怎麼模仿來的。
  我於是有一次說:伊克人發瘋了。
  孤獨的伊克人,在被毀的文化廢墟中被孤立起來。他們已經為自己建起了一種新的防禦。假如你生活在一個吃不開、兜不轉的社會中,你也會建立自己的防禦的,伊克人就是這樣行事。每一個伊克人成了一個團體,是人自為戰的單人部落,是一個選區。
  這樣一來,一切都各歸其所了。難怪他們看起來有幾分眼熟。我們從前見過他們。大大小小的團體、機構,從委員會到國家,恰好正是這樣行事的。當然,正是人類的這一方面落後於進化的行列。這就是為什麼伊克人看起來這樣原始。他極端自私,一毛不拔,就像是一個成功的委員會。當他站在自己茅屋的門口長篇大論地大聲辱罵鄰居時,就像是一個城市在向另一個城市講話。
  城市具有著伊克人的全部特徵,在人家門階上排便,在自己和別人的河湖裡排便,到處傾倒垃圾。它們甚至設立機構來遺棄老人,把他們弄到人看不見的地方。
  國家是最象伊克人的機構了,無怪乎伊克人看上去這樣眼熟。在極端貪婪、強取豪奪、無情和不負責任等方面,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一個國家了。國家在本性上是孤獨的,以我為中心,離群素居,國家與國家之間是沒有感情這東西的。真的,沒有哪個國家愛過另一個國家。它們從各自的門階上叫罵,往整個大洋中排便,搶奪所有的食物,靠仇恨而生活,對他人幸災樂禍,為他人的死亡而慶賀,為他人的死亡而生存。
  就這麼回事。我不再為那本書心憂了。它並不意味著人的內心是個孤獨的、非人的東西。他沒有什麼不對勁。那本書只是說出了我們一向知道、但還來不及心憂的東西,說我們還沒學會在聚群而居時如何保持人性。伊克人絕望之下露出了這種敗相,或許我們應該給以更密切的注意。國家這東西已變得讓人不可思議,想一想太可怕了。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觀察這些人而學到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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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
  你造得出差不多像人一樣的計算機。在某些方面,它們是超人:它們可以在棋盤上殺敗大多數人,眨眼之間記住整本電話簿,能譜某種音樂,能寫朦朧詩,能診斷心臟病,會向為數眾多的方面發送私人請帖,甚至還會一時發瘋呢。迄今還沒有一個人設計一種計算機能在解決難題時轉念再用另一個辦法,或突然發出大笑。但這樣的計算機說不定真會問世。遲早有一天,會出現真正與人一樣的硬件,出現一些嗡嗡叫、嘁哩卡嚓響的大盒子,聰明到能讀雜誌,能選舉,腦瓜轉得極快,快得我們沒法比。
  這可能吧,但至少一時還不會出現。我們有一天會開始為我們自身這軟件開闢禁獵區和保護區,以免我們象鯨魚一樣消失。但在此之前,我有一說,可使諸公稍安勿躁。
  即使有一天,技術成功地造出象得克薩斯州那麼大的機器,能幹我們所能幹的一切事,它頂多還是一個單人,實際上,這不頂什麼事。要跟我們比,它們得有三十億,還得有更多的不斷走下流水線。我懷疑是否有人能花得起那份錢,更不用說騰得出那樣大地方。即使真能造出那麼多,它們還得用電線統統連起來,連得那麼複雜,那麼微妙,像我們一樣,互相之間進行交流,一刻不停地講著、聽著。如果它們不能在醒著的全部時間內這樣彼此相對,它們就畢竟不會成為任何意義上的人。我想,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我們可以高枕無憂。
  我們的最神秘之處在於我們的集體行為。除非我們理解了這種神秘,不然就造不出像我們一樣的機器。而我們現在離這種理解還很遠。我們只知道這樣的現象:我們花時間互相傳送信息,一邊講話,一邊專心聽話,進行著信息的交換。這似乎是我們最緊要的生物學功能,是我們畢生的事業。臨近末了時,我們每個人都積蓄了驚人的一堆信息,足夠讓任何計算機忙死。其中大多數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一般來說,我們輸出的信息比收集的還要多。信息是我們的能源,我們被它所驅動。它成了巨大的企業,成了自己說了算的能量系統。我們三十億人都由電話、收音機、電視機、飛機和衛星聯繫在一起,利用大眾傳播系統、報紙、期刊長篇大論地講話,從高天撤落傳單,從別人談話的邊上插話。我們越來越成為環繞地球的電網、線路。如果長此下去,我們就會成為一個計算機,它會取代所有的計算機,它能把世上所有的思想融合起來,成為一個合胞體。
  已經沒有什麼封閉的、雙向的談話了。今天下午你講的一切,都會向四面八方傳播出去,不到明天就傳遍全城,不到星期二就傳遍世界,快至光速,一邊傳一邊變調,形成始料不及的新的信息。最後,它出現在匈牙利時成了一個極其荒謬可笑的笑話,成了金融市場上的波動、一首詩,或者竟成了巴西什麼人講話中間的一個長時停頓。
  我們進行大量的集體思維,大概比任何社會性的物種都要多。儘管這種思維幾乎是秘密進行的,我們並不公開承認這一天賦。我們不像昆蟲那樣因進行集體思維而備受讚美,但我們仍是這樣幹著。我們能毫不費力、不加思索地在一個寒暑之內,在全世界改變我們的語言、音樂、風尚、道德、娛樂,甚至改變穿著的時尚。我們似乎是通過一個全面的協議這樣作的,但這裡不用表決也不用投票。我們只是一路想下去,到處散播著信息,交換披著藝術外衣的密碼,改變想法,改變自身。
  計算機玩不了這一層次的事。這對它是不大可能的。而這也沒什麼壞處。如果它玩得了這個,那我們就該打主意爭取對自身的控制權,以便作出長治久安的大計,否則那就一定是我們的末日了。那會意味著,某一才智過人、消息靈通、當然還有計算機引路的集團,將會動手決定五百年後人類社會該是什麼樣子,而其餘的人將以某種方式被說服而跟著他走。到那時,社會發展的進程就要嘎嘎響著停下來,我們就將永無盡期地停滯在今天的轍裡。
  倒不如不要什麼管轄,走出自己的路。前景如此多趣而多險,不能交託給任何能預知後事的可靠代理人,我們需要失足跌交的一切機會。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保留自己相互聯繫著的大腦的絕對不可預測和不可思議的性質,就能像過去一樣,讓所有的選擇都敞開在我們面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來監察我們能幹出些什麼事,那敢情好。那樣,我們就可以在變化發生時就意識到變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夢醒來,才吃驚地發現,過去的一個世紀一點也不像我們原先想像的樣子。也許計算機可用來有助於此,但我仍然心下懷疑。你作得成城市模型圖,但你會知道,這些城市是理性分析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你試圖用常識預測未來,事情會搞得比先前更亂七八糟。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城市是人類最集中地群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施加著影響。城市似乎有著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不能理解城市運行的奧妙,我們就不可能十分深入地瞭解整個人類社會。
  不過,你還是會認為總會有某種理解的途徑。地球上人類的大腦群集在一起,看起來就像個統一的、活的系統。麻煩之處在於,信息之流大多是單向的。我們都著迷於盡快地輸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覺機制。我承認,我很少感覺到人類的頭腦裡想的是什麼,還不如我感覺到一隻螞蟻頭腦裡想的是什麼更多些。大家來想一想吧,這也許會是個很好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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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的規劃
  人們普遍承認,生物科學成績輝煌。僅在過去十年間,生物科學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還有大量信息就要被發現。生物學革命顯然方興未艾。相反,公眾對同一時期醫學的進展,態度就有保留,打折扣,憂喜參半。儘管也獲得了一些新的知識,我們仍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難題得不到解決,缺乏滿意的解釋,也缺少滿意的治療。人們不免要問:既然生物科學正在繼續蓬勃發展,產生了能夠十分詳細地解釋生命過程本身的新的強大技術,那為什麼還遲遲造不出新的靈丹妙藥呢?
  把我們的科學冠之以「生物醫學」這樣一個大詞是無濟於事的,儘管我們願意向人們講,大家都屬同一個研究領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學跟癌症的治療之間,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我們不妨直說:基礎科學的進展和把新知識應用於解決人類問題這二者中間,有著相當明顯的區別。這需要解釋。
  由於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科學政策,今天它成了一個議論紛紛的問題。把醫學上實用科學發展的緩慢歸因於缺乏系統的規劃,這是華盛頓當局的一種時髦作法。據雲,如果有了新的管理體制,大家更鄭重其事地注意實際應用的發明,我們就能更快地達到我們的目標,據說這樣也更實惠、更省錢。於是出現一個新名詞,叫作「尋的」 (targeting)。我們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實效的科學。基礎研究可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據說,這正是時下的新趨勢。
  這種看法有個問題:它認為,生物學和醫學已經有了一宗很可觀的可用信息,這些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聯繫的。其實不然。在現實生活中,生物醫學還遠沒有達到能普遍用於解釋疾病機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們象20世紀初的物理學一樣,蓬勃發展,進入新的領域,但在工程方面並沒出現相應的進展。很可能我們就要產生一門相當的應用科學了,但不得不說,畢竟迄今還沒有產生。對於制定政策的人們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應該讓這門科學自然出現呢,還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錢的影響力來加快它的出現。
  這裡存在一些危險。我們已經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煩,而現在又可能在自我更多同類的麻煩。自從有了醫療這一行當,幾千年來,它就一直在一個陷阱裡打轉轉。我們豆古以來就有這個習慣,這就是有一點機會和希望就要試一試。這種觀念有時是以經驗為依據,有時則是異想天開。而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這法子並不靈驗。放血、拔火罐和腹瀉療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還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讓我們難堪。直到現在,我們一直讓一些類似的技術代用品捉弄著。毫無疑問,在這種事上我們的動機是好的:我們大家在集體地渴求盡快成為應用科學家,可能的話,明早一覺醒來成了才好。
  然而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實用技術變得實用,那需要長久的時間、艱苦的工作。現代醫學的偉大成就是控制和預防細菌感染的技術,但它並不是隨著青黴素和磺胺藥的出現一朝落在我們面前的。那一技術起源於上世紀末葉,人們進行了數十年最刻苦、最費力的研究,才瞭解了肺炎、猩紅熱、腦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學機理。為解決這些問題,幾代精神抖擻、想像飛揚的探索者耗盡了他們的生命。說現代醫學始於抗菌素時代的說法,忽視了多到令人膛目結舌的基礎研究。
  不管多麼令人不快,我們還是要面對這種現實的可能性:對於今天尚未解決的一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癌症或中風等,我們瞭解的程度可比之於1875年那時候對傳染病的瞭解水平,類似的關鍵性知識還沒有獲得。我們離解決問題就是那麼遙遠:如果不是需要過那麼多年,就是需要做那麼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麼,對於任何要用更好的辦法加速事情進展的意見,都必須加以虛心而嚴謹的細察。
  全國規模的長期規劃和組織顯然是十分重要的。這件事說起來一點也不陌生。實際上,二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通過全國健康學會來組織全國規模的聯合攻關。今天的問題是:它的規劃是否重點突出,組織是否十分嚴密;我們需不需要有一個新的科研管理體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標都清楚地展示出來,作好安排,以後照著辦就行了?
  這樣做看起來有條不紊,讓人放心,而且也確有一些重要的難題已被這樣地攻克了,這說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勢的確奏效。脊髓灰質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們由基礎研究瞭解到有三類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們可以通過組織培養大量生長,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種疫苗。這並不是說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說不需要從前的研究中那樣勤奮的工作和精湛的技術。只是說,這事能辦到。只要以精湛的技術進行試驗,作成疫苗不成問題。這個例子雄辯地說明了應如何組織應用科學。正因為如此,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讓人驚訝了。
  這就是應用科學之區別於基礎科學的地方。只因有了這驚訝,事情就不同了。當你組織起來,應用已有的知識,樹起目標要製造一種有用的產品時,你從一開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賴以制定計劃的所有事實,都必須相當可靠,絲毫不能含糊。然後,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計劃工作,組織工作人員,使結果能預期、準確地出現。為此,你需要大權獨攬,令行禁止,精心細緻地制訂時間表,還要有以進度和質量為依據的某種獎勵辦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實賴以開端。而這些事實必須來自基礎研究,別的來源是沒有的。
  在基礎科學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開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確定性,不然就不成其為重要問題了。開始時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實,它們的特點就是意義模糊不清。經常需要首先發現互不相干的點滴信息之間有什麼聯繫。你賴以作出試驗的計劃並非有十足的把握,結果只是可能發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結果準確地如期出現,當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時使你感到吃驚,那才稱得上是重大發現。你工作的好壞,可以用你吃驚的程度來度量。你為之驚訝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領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認為是高效率了);或者驚訝的是,預言全錯了,而根本沒想到的結果出現了;或者使問題改觀,要求制訂新的研究計劃。不管哪種結果出現,你都成功了。
  我貿然認為,若以這種分類法為依據,把有關疾病的重大難題來一番清點盤存,我們將發現有限數目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尚可預見有幾分把握。這不失為一個好主意:一些委員會坐下來動手制訂長遠規劃,規劃出一些針對疾病的研究,把這些問題從其他所有問題中辨認並分離出來,在這方面,運籌學的方法將是極其有用的。關於哪些問題有把握,哪些問題沒有把握,專家們定有許多爭論;或許可把爭論的激烈程度和延續時間作為把握大小的尺度。不管怎樣,一旦就一些適於研究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就可以運用應用科學的極其有條不紊的方法加以解決。
  不過,我更其貿然地認為,生物醫學方面有待進行的重要研究,絕大部分屬基礎科學一類。大量有趣的事實與我們的主要疾病有關,還有更多的信息從生物學的各個方面不斷傳來。新到的一大堆知識還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關聯的關鍵線索,像一條彎曲的小巷,每個拐角處都使人誤入歧途的標誌,而且還儘是些死胡同。整個領域充滿了迷人觀念,無數具有不可抗拒誘惑力的試驗,各種各樣的新路子,條條通往問題的迷宮,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預測的,其結果都不可預料。這是一個迷人的季節,也是出成果的黃金時節。
  不知道你打算怎樣為這樣一種活動制定井然不亂的規劃。不過我想,縱觀近百年亂糟糟的紀錄,你可以發現一些東西。不管怎樣,得創造一種氣氛,以便使令人不安的犯錯誤的感覺成為探索者的正常態度。應該理所當然地認為,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甩掉包袱,馳騁想像。特別要大膽承認,有些東西也許不可想像,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是真實的。
  這裡倒有一個好辦法,你不妨到走廊裡聽聽科研人員講話,以瞭解基礎研究的進展如何。如果你聽見有人說完話後再喊一聲:「咳,沒門兒!」然後是一陣朗聲大笑,那麼,你就知道,某人的井井有條的研究計劃正在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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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神話種種
  世界上動物神話中的神物,乍看之下,似乎純屬無稽之談。因為人們會認為,文明的、科學技術發達的西方社會充分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因為它已經超越於這類想像之上。這些動物,連同它們在其中扮演著令人迷惑不解、莫名其妙的角色的那些逸聞傳說,都是已經過時的東西。我們現在已不需要這些神話動物,也不需要關於它們的神話了。 格裡芬 (Griffon) 、 長生鳥 (Phoenix) 、  半人半馬怪(Centaur)、斯芬克斯(SPhinx)、曼提考(Manticore)、甘奈沙(Ganesha)、麒麟等等,都好像縈迴不散的惡夢,而我們現在總算把它們遠遠拋開了。
  麻煩的是,它們當真如夢,卻未必是惡夢,我們離開它們,日子可能就不好過。對於社會來說,它們也許跟神話本身一樣重要。它們充滿了象徵。我們的集體無意識結構需要它們。如果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話對,那麼,神話跟語言一樣,是根據一種普遍的邏輯編造起來的。這種邏輯是人類的特徵,就像築巢是鳥的特徵一樣。關於這些動物的故事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深層結構無論何時何地總是一樣的。它們象記憶印跡一樣植根幹我們的基因之中。在此意義上,動物神話是我們遺傳的一部分。
  這些魔魔道檔的動物,大都有著基本一致的地方。它們都是違反生物學的,且都在同一方面違反生物學。動物神話通常並不是純憑想像,把一些我們從未見過的部分拼湊成一個個全新的動物。相反,它們的組成部分完全是我們所熟悉的。它們的新奇和驚人之處是,它們都是不同物種的混合。
  大概正是這一特點,使得20世紀的人覺得通常的動物神話如海外奇談。我們的最有力的故事,是進化論。它相當於一個普遍的神話。且不管進化論是真的而神話是假的,這一理論充滿了象徵,而它就是靠這個才影響了全社會的思想。照我們最新獲得的啟蒙來看,傳說中的怪獸豈但不合理,實在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違反了進化論。它們不是實有的物種,它們否定物種的存在。
  長生鳥最像一種常規的動物,成年時完完全全是一隻鳥。實際上,這是一切有羽鳥類中最誇張、最杜撰、最多斧鑿之痕的東西。它見於埃及、希臘、中東和歐洲的神話,中國古代的鳳凰也跟它一樣。這位鳥中王一世五百歲,說的時候作一卵狀的繭,把自己裹起來,在其中解體,然後變成蟲子一樣的動物,旋而長成新的長生鳥,又要作五百年的鳥王。其他的說法則說,此鳥死時,會突然化成火焰,然後新鳥自灰中翩然而生。成蟲說是極古老的,無疑出於一位早期的生物學家之口。
  在動物神話中,這樣的雜種太多了。你可以說,在遠古人的頭腦中,對於生命形式的混雜有著熱切的信仰。或許,在他們信仰的深處,這種移花接木象徵著別的什麼。神話動物像夢露一樣令人不安,但奇怪得很,它們大多數都被當作祥瑞之物。比如,古中國的麒麟,身體是鹿,遍體鱗甲生光,有一條奇異的毛密的尾巴,偶蹄,短角。誰要是看見麒麟,便是福星高照,假如你能騎上麒麟,你就會萬事如意。
  甘奈沙是最古老、最熟知的印度教神祇之一,身體像一胖人,有人一樣的四肢和一個神情歡娛的大象的頭。據認為,遇到難處時,向甘奈沙祈禱是最靈驗的。
  並非所有的神話動物都與人親善。但即是有敵意的神話動物也有些悅人之處。曼提考獅身人首,尾端生著毒蛇的頭。它張著巨爪和三排牙齒的口,到處竄跳著尋找獵物,但鳴聲卻如銀蕭,美妙極了。
  如果不考慮所用術語的不同,那麼,有些動物神話裡竟有現代生物學理論的痕跡呢。在古印度有一種傳說,認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由雷電和沼氣而生的。這種初始的生物很符合我們關於第一個細胞是由有膜包裹的核酸形成的原核構成的理論。神話中沒有描繪、也不可能描繪那個印度生物是什麼樣子,只說它覺出自己的孤單,畏懼死亡,極想得到夥伴,於是它就膨脹,內部重新安排,終於裂成相同的兩半,變為兩頭牛,一牝一牡,交配,又變為兩匹馬,也是一牝一牡,如此這般,直到變為兩隻螞蟻。於是,地球上就有了各式各樣的生物。這故事未免太簡單化了,像速記符號一樣簡單,難為精細的現代科學所用,但其中的神話色彩則依稀可辨。
  在最早的神話系統中,蛇的形象反覆出現,總是作為宇宙生命和造物綿綿不斷的中心象徵。大約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東部國家的一種祭瓶上,繪有兩條一模一樣的巨蛇,彼此纏繞盤結,構成雙螺旋,代表著生命的起源。它們是生命最初起源複製出的兩部分,奇妙的是它們是同源的生物。
  秘魯有一種神祇, 繪在公元300年間的一個陶罐上,據傳是農事的守護神。他的頭髮是一條條蛇,纏繞成辮狀,用一些翅膀作為頭飾。體側及背部叢生著各種植物,口裡則生出象某種蔬菜的東西。其總的形象粗獷蓬亂,但本質上卻是與人親善的。誰能知道,這種出自想像的東西還真是一種實有的動物,這就是幾年前《自然》雜誌裡描繪過的Symbiopholus.這是新幾內亞北部山中的一種象鼻蟲,這種象鼻蟲與幾十種植物共生。那些植物生長在它的甲殼的凹龕和裂紋中,把根一直扎到它的肉裡。在那片肉體植物園裡,還有□類、輪蟲類、線蟲類和細菌組成的整個生態系統。這種象鼻蟲不妨用來預兆好運。用不著引經據典,它本身就帶有足夠的證據:它不受食肉類動物的襲擊,安享高壽。沒有東西吞食它,因為這個系統不像動物又不像植物,其貌不揚,其味不佳。這種象鼻蟲只有三十毫米長,很容易被忽視,但是卻擁有製造神話的資本。
  或許,我們應該在四周找一找,看有沒有其他候選者。依我之見,我們該用新的動物神話來取代種種舊的動物神話了。如果大家願意接受微生物神話,如果我們要尋些隱喻,那麼我能想出好幾種生物可以用來滿足這一需要。
  第一種是Myxotricha paradoxa. 這是一種原生動物,本該出名而沒有出名。這種動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一股腦地講給我們聽。它的纖毛其實不是纖毛,而是一個個螺旋體。  在每個螺旋體基部的附著點上,  有一個橢圓的細胞器,  植於myxotricha膜中。這個細胞器其實是一隻細菌。實際上,這種生物不是一個動物。它是一個集團,一個組合。
  Myxotricha給我們講述的故事象任何一種神話一樣有深度,一樣有深刻的寓意。這種生物進化在我們大家後面,它還處在進行集合的過程中。我們的纖毛早就放棄了獨立存在的地位,我們的細胞器現在已真正屬於我們自己,但控制著我們細胞的各個部分的基因組還是不同的基因組,住在獨立的居室裡。嚴格說來,我們仍然是一些組合。
  還有一種原生動物叫做blepharisma, 它講的長長故事是關於複雜生命的危險性和易錯性的。 稱它為blepharisma,是因為在它口腔的周圍生有明顯可見的長有纖毛的膜, 很容易讓人想起眼的睫毛(blepharidos)。整個神話般的故事是吉斯(Giese, A.C.)的一本書裡描述的。Blepharisma比myxotricha走得遠一些,但還不夠遠, 還是要摔跤子。它有三組不同的自我複製的核,每組中的DNA都起著不同的作用:一個大核,掌管受傷後的再生事宜;一組(八個或更多)小核,含有繁殖所需的那部分基因組;還有許多微小的核,纖毛就是從這些核生出來的。
  這種生物的一部分產生一種呈粉紅色的色素,現稱作blepharismin,它跟金絲桃□酮以及某些其他光敏化植物色素相似。Blepharismin通常不找麻煩,但一旦這個生物游入陽光中, 這種色素就立刻把它殺死。在某些條件下,blepharisma周圍的膜解體,變得可以自由游離,好像脫掉的皮殼一樣,使那個生物成為透明的白化體。 鬧饑荒時,單個的blepharisma會吞食鄰居,然後膨脹得很大,變成一個吞噬同類的巨人,簡直就是挪威傳說中的魔鬼。顯然,這種生物仍難協調自身的各個部分,在集體中也很難跟其他的blepharisma相處。
  另外,還有無數植物和動物的結合。這些生物大多生活在海洋裡,其中的綠色植物細胞為整個生物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氣,而自己也得到一份能量作為回報。這真是最公平不過的結合。每當草履蟲沒有食物時,它只需呆在有陽光處,這樣,它的體內綠色共生物就會像葉子對待整株莊稼一樣為它提供養料。
  細菌是組辦聯合企業的鉅子。其寄主的生命全靠這些企業。根瘤中的固氮根瘤菌,昆蟲的菌胞體,許多動物消化道中產生□的微生物群落等,都是一些大同小異的十分均衡的共生物。
  這些故事的意義也許跟中世紀的動物神話基本一樣。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種這樣的傾向,就是結合在一起,建立聯繫,生長在彼此的體內,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就一塊兒過下去。這不就是世上眾生之道嗎?
  這一傾向的最簡單、最壯觀的標誌,就是細胞融合這一新現象。今天的分子遺傳學很借重這一實驗室技術來取得研究的資料。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最反生物學的一種現象。它違反了上世紀最基本的神話,因為,它否認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獨立性的重要。任何細胞,不管是人的、獸的、魚的、鳥的或蟲的,只要給予機會和合適的條件,跟任何其他細胞——不管多麼天差地別的——在一起接觸,都會與之融合。細胞質會毫不費力地從一個細胞流向另一個細胞,胞核會結合,於是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成為一個細胞,有著兩個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組,準備雙雙起舞,準備生兒育女。這是一個喀麥拉「譯注3」,一個格裡芬,一個斯芬克斯,一個甘奈沙,一個秘魯神,一頭麒麟,一個預兆好運的靈物,一個得到整個世界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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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彙種種
  有一種觀點認為,群集的社會性昆蟲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龐大的、多生命組成的生物。這些生物具有一種集體的智慧和善於適應的天性,這種智慧和適應力遠遠高於個體的總和。這一想法始於著名昆蟲學家威廉·莫頓·惠勒(William MortonWheeler)的一些論文中。他提出「超有機體」(Superorganism)這一術語,以描繪這種組織。從1911年到50年代前期,這一思想被列為昆蟲學的重要思想之一,吸引了昆蟲學圈外許多熱心人的注意力。 米德林克 (Maeterlinck, M. )  和馬雷(Marais, E.N.)寫了幾本暢銷書,書的基本觀點認為,在蟻穴和白蟻巢中的某個角落,必定存在一種精神。
  後來,不知怎的,這個想法突然不時行、而且不見蹤影了。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在昆蟲科學激增的文獻裡,幾乎沒有一處提起它,沒有人談論它。不只是因為這一想法被人忘記了;倒似乎是這種想法提不得,提起來讓人難堪。
  這件事很難解釋。那個想法並沒有顯得錯到哪裡去,也沒有與其他任何更容易接受的想法相衝突。只是因為,沒有一個人想得出,這樣一種抽像的理論,拿它來好幹什麼。那時它在知識界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昆蟲學作為頗有力量的開拓性科學剛剛興起、剛能解決複雜細緻的問題的時候。它儼然成了新還原論的範式。那一巨大思想——個體的生物可能在與一個密集社會的聯繫中自我超越,是新技術無法處理的,它也沒有提出新的實驗或方法。它只是橫在當道,只不過被落葉般的論文所覆蓋,需要有啟發性的價值衡量才能使之倖存。而缺的就是這個。
  Holism(整體論)這個生造的詞一向被用於「超有機體」這類概念。人們思忖,是否就是這個詞嚇退了某些研究者。  這個詞的確是面目可畏。  簡·斯馬茨將軍(Jan Christiaan Smuts,1870-1950,南非)1926年杜撰了這個詞。當時,如把它寫成wholism也許會好些。Wholism在詞源上完全合格,而在我們這種世紀,它會因足夠世俗而能倖存下來。然而,既寫成現在的樣子,其前途就可憂了。Holism這個詞見於某些科學詞典,但還沒有收入大多數標準的英語詞典中。牛津英語大辭典增編裡收了它,這是重要的,但還不足以保證它存活下來。弄不好它會隨超有機體學說一塊兒滅亡,
  對這事我不能置一詞。如果一個理論不能自行發展,推動它是無濟於事的。最好還是讓它呆在那兒吧。
  然而,問題可能在於,有人推過它,但推的方向錯了。依照惠勒的標準,螞蟻或白蟻、蜜蜂、群居性黃蜂的群落,可能實際上都是超有機體。但在目前,就昆蟲來說,很可能這就是信息線的終點了。或許,如果你把這種理論用於另一種社會性物種或較易對付的物種,路子會順一些吧。這樣的物種是有的,比如說,我們。
  有件事長期以來讓昆蟲學家心煩。這就是,我們這些外行人總是干預他們的事務:總是用人類的行為來為昆蟲行為提供解釋。昆蟲學家花了大力氣向我們解釋,螞蟻們根本不是人類的小小機械模型。我同意他們的意見。我們所確知的關於人類行為的一切,沒有一條有可能解釋螞蟻們的所作所為。我們不應當過問螞蟻的事,那是昆蟲學家的事。至於螞蟻本身,很顯然,它們才不需要我們的教誨呢。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反其意而用之。比如,走運的話,螞蟻的集體行為,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人類的問題。
  這方面有著許多可能性。但只要想一想一個由上百萬的螞蟻組成的蟻群群落營造巢穴的情景。每一隻螞蟻都在不停地、強制性地工作著,把自己那部分工作幹得精益求精,卻一點也不知道別處正在營建著什麼東西。螞蟻就這樣度過短暫的一生,而它為之工作的事業對它來說則亙古永存(蟻群每天死亡百分之三到四;大約一月之內,一代螞蟻就銷聲匿跡,而蟻穴則可存續六十年之久;若無天災,則永世不壞)。螞蟻們在一片混亂之中精確無誤、專心致志地工作著,蹣跚地越過一隻隻螞蟻同伴,銜來一點點細枝和泥土,把它們準確地排列成合適的形狀,好給蟻卵和蟻仔們保暖和通風。但孤立起來,它們一個個都那麼柔弱無力。這樣看來,在人類活動之中,只有一件事能與之媲美,那就是語言。
  我們製造著語言,一代接一代,延續了無數代,卻不知道語言是怎麼造出來的,也不知道造完時——假如還能造完的話——會是什麼樣子。在我們做的事情當中,這件工作最具有強迫的集體性,最受遺傳程序所規定,最為我們人類這個物種所獨有,同時也是最自發的工作,我們幹起來也是準確無誤。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們有營管語法的DNA, 有營管句法的神經原,什麼時候也不得停止。我們摸爬攀越,經過一個又一個文明時期,變著形,到處造出工具和城市,而新的詞彙隨時都在跌跌撞撞擁擠而出。
  那些詞彙本身也令人驚異。每個詞都是完美地為其使用目的設計出來的。舊詞和較為有力的詞是膜狀的, 塞滿了層膊不同的意思, 像是一個詞構成的詩。比如articulated起先是劃分為小關節的意思, 後來不知不覺有了成句說話的意思。有些詞在日常使用中漸漸改變,直到變化完成時我們才知道發生了變化。今天的一些副詞中的-ly,如ably(得力地)、benignly(慈祥地)等詞中的後綴-ly,幾百年前剛出現時是用來代替like(好像)的。後來,like經過銷磨,成了個後綴。通過類似的過程,love-did(古英語love(愛)的過去時)。後來變成了loved.
  沒有哪一個詞是我們認識的哪個人造出的。它們只是需要時在語言中出現。有時候, 一個熟悉的詞會突然被人抓起來, 用來指一件很奇怪的東西:今天,奇怪(strange) 這個詞本身就是這樣一個詞。原子物理學家需要它,用它來代表一種衰變極慢的粒子的性質。現在,這種粒子稱為「奇異粒子」(strange particles),它們具有「奇異數」(strangeness number「s」 )。這種舊有的熟詞突爆冷門現出陌生面孔的事,我們已認為稀鬆平常。這一過程已經進行幾千年了。
  有幾個詞是我們當代的幾個獨居人造出來的,    比如Holism是斯馬茨造的,Quark(夸克粒子)是喬伊斯(Joyce)造的。但這類詞中的大多數具有異國風味,是曇花一現的。一個詞要真正成為一個站得住腳的詞,那需要大量的應用。
  大多數新詞是由原有的其他詞演變的。語言的創造是一個保守的過程:舊物翻新,很少浪費。每有新詞從舊詞脫穎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象氣味一樣在新詞周圍縈繞不去,詭秘莫辨。
  創造Holism的人意思很簡單,不過意指若干生命單位的完整組合。只因它貌似holy(神聖),便暗示了「在生物學方面超自然」的意義。追根溯源,那個詞來自印歐語中的詞根kailo,意為整個(whole),也有未遭打擊、未著傷之意。數千年來, 它嬗變成hail(whole的古語) 、hale(whole)、health(健全)、hallow(使神聖) 、holy(神聖)、whole,還有heal(癒合),直到現在,這些詞義在我們頭腦中還是同往同來。 「Heuristic」(啟髮式的)是個更專門、用途更單一的詞, 它來自印歐語中的wer, 意思是尋找。 後來,  出現於希臘語中,  成為heuriskein,於是,阿基米德發現浮力定律時就喊出了Heureka(我找到了)!
  來自印歐語的還有兩個容量頗豐的詞:gene和bheu.每—個詞簡直都是一個蟻丘。我們已經由這兩個詞建造了萬物這個概念。起初,或者說從有案可查的時候,它們的大意是存在。Gene意思是開始、生育,而bheu則指存在和生長。Gene依次變成kundjaz(日耳曼語) 和gecynd(古英語) ,意為kin(親族)或kind(慈)。Kind開始指親屬關係, 後指高的社會地位, 再後來變成了Kindly (慈祥地) 和gentle(優雅)之意。與此同時,gene的另一支成了拉丁語的gens(氏族),後來成了gentle.它同時也表現為genus(種屬)、genius(天才)、genital(生殖的)和generous(寬宏大量的) .然後它變成了nature(自然)(來自gnas ci),但仍然包含著它的內在意義。
  就在gene演化為nature和kind的時候,bheu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其中的一支變成了日耳曼語中的bowan和古挪威語中的bua,意思是生活和居住,然後成了英語中的build(建設) . 進入希臘語, 成了phuein, 意為產生和使生長, 後來成了phusis,這是意指自然的另一個詞。由phusis又生出physic,physic開始意為自然科學,後指醫學,再後來成了physics(物理學)。
  這兩個詞發展演化到了今天,毫不誇張地說,可以合在一起囊括宇宙間萬物。這種詞可不是隨便一找就能找到的。它們也不能被從零造起。它們需要活過很久才能表示意義。 C. S. 劉易斯(Lewis)在討論詞彙時寫道:「萬物是不可言傳的論題。」詞本身必定顯現出長期使用的內在標記;它們一定包含著自己的內部對話。
  這些年來,自然和物理兩詞在其現存意義上,早就被我們頭腦通過某種猜測聯繫到了一起;在今天這種時候,知道這一點可讓人心裡踏實些。縈繞在它們周圍的其他詞令人迷惑,但看起來挺有趣。如果你鬆鬆種兒,所有這些詞就都會摻和到一起,變成一種可愛的、令人不解的東西。「Kind」是親屬,但它又意指自然。Kind跟gentle原是一個詞,啊,老天爺,物理自然是自然,但是慈(kind)竟然也是這個詞。在這迷人的結構中,就包含了極其古老的猜測,諸多古老思想在其中混響著。
  大約部分是由於語言的魔法吧,有些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詞作到殊途同歸。一個14世紀的女隱士叫作諾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 就此說過一段精彩的話,以至於一個物理學家最近在一篇從自然科學角度評論當代宇宙論物理學的文章的導言中引用了這段話:「他給我看一樣小東西,有榛子那樣大小,放在我手裡,像球一樣圓。我就在手裡用我的眼光看著它,想:這是什麼東西?所得到的籠而統之的回答是:它就是被創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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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的語言
  「Stigmergy」是一個新詞。格拉西(Grasse, P.P. )新近創造了這個詞,用來解釋白蟻的築巢行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動物的複雜活動。這個詞是在幾個希臘語詞根的基礎上造出來的,那幾個詞根的含義是「激發工作」。格拉西意圖表明,是工作成果本身為進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指令。他是在長期觀察白蟻築巢行為後得出這一結論的。除了人造的城市外,白蟻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龐大的建築了。如果白蟻站在巢邊照個相,而我們據此來評價一單個白蟻,那麼,它相當於一個紐約人, 而比洛杉磯的居民顯出更好的組織感。非洲大白蟻(Macrotermesbellicosus)的垤穴,有的高達十二英尺,直徑達百英尺,一窩裡生活著幾百萬隻白蟻。在穴的周圍,聚集著較小的、較年輕的蟻垤,好像城市的四郊。
  巢的內部好像一座三維的迷宮。其中有螺旋式的迴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頂,通風良好,還有空調。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種植園,白蟻靠從這些園子獲得營養,也許還用它作取暖設備。有一個圓形的拱頂宮室裡住著蟻後,這個室就稱作後宮。整個設計的基礎單位是拱券。
  格拉西為了解釋這些細小、盲目、相對來說沒有頭腦的動物建造形體如此龐大、內部結構如此複雜的建築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詞來描繪它。是每一隻白蟻都有著一份圖紙, 還是那詳細到每個拱頂的整個設計都編碼於它的DNA?或者,由於這麼多小小腦袋互相聯繫,整個群體便有了可與大承包商相比的集體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蟻放進一隻盛滿泥土和木屑的盤子,觀察它們怎樣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質素,是種微型木料。開始,它們的舉止一點也不像個承包商。沒有誰站在那兒發號施令或收費。它們只是團團轉著跑來跑去,漫無次序地銜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後來,兩三顆土粒木屑碰巧堆疊在一起,這一來一下子改變了所有白蟻的行為。它們開始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發瘋一樣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給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達到一定的高度後,建築停止了,直到近處建成了別的柱子,他們才重新活躍起來。這時,構造由柱變成了拱,彎得勻勻的,然後合攏,一個拱券建成了。於是,幾隻白蟻又開始建造另一個拱券。
  構造語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像,原始的印歐語系的人偶然湊到一起,胡叫亂嚷著。有一次是被蜂包圍了吧,其中一個突然嚷道:「Bhei——!」這時,其餘的人就採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於是,這部分語言就作成了。不過,這是一種有局限性的、過於機械的觀點。這種觀點把音素當作木屑,意味著語法的深層結構是由象粘固木屑的某種粘合劑作成的。我不贊同這一觀點。
  更有可能的是,語言只是活著,像一個生物一樣。我們談論活的語言時,彼此講述的就是這件事。我想,我們所說的「活」並不純是一個相像的比喻。我們的意思是語言真的活著。詞是語言的細胞,它們使語言的巨大身體活動起來。
  語言生長、演化、身後留下化石。單個的詞象動物的不同的種,突變時有發生。不同的詞融合,然後交配,雜交詞和作為野生變種的復合詞便是它們的子嗣。有些混成詞酷象親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則是隱性的。一個詞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現型,但它還有一個深層的、不變的意義常常隱藏著,那就是它的遺傳型。
  如果我們對二者都更多瞭解的話,遺傳學的語言可用來以類似這樣的方式描述語言的遺傳。
  大約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印歐語系的種種獨立的語言可能原是一種語言。操這一語言的人們由於遷徙而分離,這對語言產生了影響。這種現象可與達爾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島觀察到的物種形成相比較,各種語言成了不同的種,跟始祖保留著足夠的相似之處,因而仍可看到同屬一族的相似性。種種不同的語言一直在變化著,變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語言的人偶爾與自己的語言孤島之外的人接觸,還可能是隨機的突變。
  但是,詞還有其他的性質,使得它們看起來、摸起來都像是活的、會動的、具有自己頭腦的生物。要感覺這一點,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詞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語言——原始印歐語——的詞典,把它們查出來,然後觀察它們的行為。
  有些詞始於印歐語,後來湧入世界上很多地區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詞意為神甫。它進入拉丁語和中古英語,形式是flamen,這是異教徒對神甫的稱呼;進入梵語作brahma, 後來成了brahman(婆羅門)。Weid,意為看見,後來有了智慧和機敏的內涵。進入日耳曼語系,成為witan,進入古英語為wis,後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語裡的videre(看見),於是有了英語的vision(視覺)。它加了後綴成為woid-o,於是又成了梵語veda(知識)。
  Beudh一詞走了同樣曲折的旅程。 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語成了beodan,意為預兆。 在梵語作bodhati, 意為 「他醒了」 、  「被啟蒙」 ,  於是有了Bodhisattva(菩薩)和Buddha(如來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來自印歐語es, 意為「存在」或「是」,後來進入梵語, 成了sat和sant,同時也成了拉丁語裡的esse和希臘語裡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詞的後綴-ont,意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歐語中的bhag, 意為分享;進入希臘語變成phagein(吃),進入古波斯語作bakhsh(小費)——後來生出baksheesh(小費);到了梵語,因為bhage有好運的意思,它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來自gei,意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語, 儘管聽起來不太像。Krishna(黑天)是毗濕奴的第八化身,名字來自梵語krsnah,意為黑人。這個詞來自印歐語kers,意為黑色(kers亦產生了cnernozem,意為黑色的表土,遞經俄語詞chernyi而來)。
  這樣例舉下去顯然無休無止,它可以耗費人的一生。幸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幾代比較語言學家已經將其一生投進去了。 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英)1786年發現了梵語跟希臘語和拉丁語之間的相似之處,從那時起,他們的研究就進入科學之境了。1817年,弗朗茲·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書,從此大家承認,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以及日耳曼語系所有語言之間聯繫如此密切,那麼,早先一定存在過一種共同的始祖語言。從那時起,這門科學就大致跟生物學平行發展著,只不過不像生物學那樣大張旗鼓罷了。
  在這個領域中,那些不用負責的門外漢可以不斷找到神秘兮兮的樂趣。有一個直通通的問題,比如,盎格魯——撒克遜語中那個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紙面上的四字母髒詞「譯注4」 是怎麼來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會提出令人難堪的新問題。現在我們就詞論詞。它來自peig.這是個讓人厭惡的、刻毒的印歐語詞,意為邪惡和敵意,咒罵話中少不了它。後來它成了poikos,再後來變成日耳曼語的gafaihaz和古英語中的gefah, 意為仇敵。 在日耳曼語中, 它從poik-yos又變成faigjaz, 在古英語中則為faege,意為注定要死,於是生出fey(蘇格蘭語,意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語中,它又成為fehida,於是有了feud(世仇)一詞;在古荷蘭語中則為fokken.不知怎的,從這些詞出發,它變成了英語中最厲害的罵人話之一,意思是「不到時候你就死!」現在,這一出不得口的惡意已經深埋在那個詞的最裡面,而其外表則顯示它自己不過是一個髒詞。
  Leech(水蛭, 螞蟥)是個迷人的詞。它是一個指醫生的古詞,同時又指水生動物水蛭(Sanguisugus) ,古代醫生用它吸吮人血而治病。兩個意思天南地北,但這裡卻發生了類似生物擬態的現象:作為醫生的leech,是用leech這個蟲子來治病的人; leech這個蟲子又成了醫生的標誌。作為醫生的leech來自印歐語leg,意為收集, 這個詞派生出許多意為講話的詞。Leg後來成了日耳曼語的lekjaz,意為會唸咒語的人、 巫士。在古英語為laece,意為醫生(在丹麥語中,醫生一詞仍為laege,在瑞典語中為lakare)。由於leg有收集、挑選和講話等意思,於是產生了拉丁語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講課)和legible(字跡清楚易讀的)等詞。希臘語中, 它成了legein,意為收集和講話;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詞由此而生。leg在希臘語中進一步變為logos,意為道理。
  上述一段演變史聽起來頭頭是道,鑿鑿可信,醫生們會樂意讀一讀。然而,另一種leech, 那種蟲子,依然存在。它的來歷還不清楚。不過,它在語言中的演變跟作為醫生的leech同時開始,在古英語中以laece和lyce出現,這兩個詞讓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蟲子,同時又具有醫學上的重要性。它還有了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別人的血肉而生活。後來,大約受了中古英語AMA「譯注5」 的影響,leech一詞漸為那蟲子所專有,而醫生則稱為doctor,來自Jek,意為接受,後來意為教導。
  Man(人)這個詞沒有發生變化。在印歐語中就是man,意義相同。但另外兩個表示人的詞卻是來歷蹊蹺。 一個是dhghem,意為土;它在日耳曼語中變為guman,在古英語中為gumen, 在拉丁語中則成為homo和humanus. 從這些詞,  我們有了human(人類)和humus(腐殖質)。另一個表示人的詞含有同樣的警誡之意「譯注6」,但卻把訊息倒傳回來。 這個詞就是wiros, 在印歐語中意為人, 在日耳曼語中為weraldh,在古英語中為weorold,後來令人吃驚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詞。
  搞這門科學看來真不容易。你會想,一個表示土的詞產生出一個表示人的重要的詞,而表示人的一個古詞後來成了表示世界的詞,那就可能發現表示土的其他詞也會有平行發展的情況。否:印歐語中倒是有一個詞ers後來變成了earth(土),而據我所知,人們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種動物的詞,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興在我鑽進這門學問之後,我的大腦有著半透性的記憶力。假如你不得不一邊講英語一邊在腦子裡還要把所有單詞的詞根過字幕一樣過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歐語那裡去,那你免不了從自行車上栽下來。說話是件自動的事。你也許會一邊說話一邊尋找字眼,但你的大腦裡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對這些代理人並沒有直接的控制權。假如你硬要去想什麼印歐語,那保你會時時語塞,或者會嘮叨不清(babbling, 來自baba,意為說話不清;在俄語為balaaayka;拉丁語balbus,意為笨伯;古法語baboue,後來產生了baboon(狒狒);希臘語barbaros,意為外來的或不禮貌;梵語babu,意為爸爸)。不一而足。
  在探討stigmergy一詞的時候, 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煩。我在尋找有沒有別的詞表示刺激和激勵工作,結果遇見了toeggon(督促,鼓勵)。這裡的egg來自ak,表示鋒利, 在日耳曼語中加了後綴為akjo,意為刀鋒;在古挪威語為akjan,具有了egg的意思, 亦即刺激、刺棒;同一個詞根到了古英語,出現了兩個詞: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orn,這裡又節外生枝了,它來自greno,指糧食,後來到了古高地德語成為korn,在拉丁語為granum,在古英語為cyrnel,於是生出kernel——谷粒)。不過,從ak來的egg和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來自awi,意為鳥,到了拉丁語成為avis(鳥)和ovum(蛋)(當然,不知先有鳥還是先有蛋),在希臘語中成為oion,與spek(看見)合併為awispek,意為「觀鳥的人」,它後來成為拉丁語裡的auspex,意為觀察飛鳥預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 起先是ous,後來成為日耳曼語的auzan、古英語的eare、拉丁語的auri;演變的途中與sleg(鬆弛的)結合,成為lagous,意為「耳朵下垂的」,這個詞後來成為lagos,這是希臘語的「兔子」。
  一旦上了這條路,你就沒法停下來,甚至想回轉原地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scultation(聽診),聽診是醫生(leeches,來自leg)謀生(living,來自leip) 的手段,除非他們是法律界的(legal,來自leg)leeches,但順便補充一句,這些leeches跟律師(lawyer,來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兒。「譯注7」
  行了, 這些就足夠了(enough,來自nek,意為獲得,後為日耳曼語的ganoga和古英語的genog,還有希臘語的onkos,意為負擔,於是有了oncology——腫瘤學),對此你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 來自gene)概念(idea,來自weid,後來成為希臘語的widesya又變為idea)了。不過也很容易斷了思路(thread,來自ter,意為摩擦、絞——twist,興許termite——白蟻也是從這裡生的呢)。——喂,你在聽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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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幾率和可能性
  從統計學上講,我們之中任何人來到我們現在呆的地方的幾率都是極小的。於是你會想,僅僅在這世界上存在這一件事實,就會讓我們大家驚喜莫名。遺傳學上的各種可能性多得驚人,而可能取代我們現在位置的人更多得數不勝數。我們活著,是因為他們沒運氣。
  若從物質方面來看,我們的存在在統計學上的幾率更是小得驚人。整個宇宙之間,物質的可預測的常態乃是隨機性,是某種大致的平衡。各種原子及其粒子亂紛紛四散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則是完全組織好的物質結構,每一條共價鍵都有信息在蠕動著。我們活著,靠的是在電子被太陽光子激發的一霎那就捉住它們,偷來它們每一次躍遷時釋出的能量,把這些能量存入我們自己錯綜複雜的回路裡。我們的本性是違反概率的。能夠有條不紊地這樣做,又是這麼千態萬狀,從病毒到巨鯨一起都這樣做,這是極其不可思議的。而在我們生存的數十億年中成功地繼續了這一努力,沒有漂回到那隨機狀態,這簡直就是數學上的不可能。
  另外,還有一種生物學上的不可思議,使我們這一物種的每一個成員都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每一個人此刻都是三十億中的一個,每一個都在描述著生的機遇。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自主的個體,細胞的表面都載有特殊蛋白質構型的標記,每個人都可由指尖那塊皮上的指紋,甚至還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氣味辨認出來。——這麼講下去,你會覺得越來越驚異。
  我們活著而沒有怎麼感到驚異,這件事實大概並不令人驚異吧。畢竟,我們對於不可思議已經慣見不驚了。我們生於斯而長於斯,已經像安第斯山裡的土民一樣,適應於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們都知道,我們的驚異是暫時的。遲早有一天,組成我們的粒子都還要回歸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認為,我們其實並不像看上去那樣,是一些絕對的、純粹的實體。我們有種平凡感,這也使我們的驚異減輕。誠然,在我們的細胞和組織中,有一些證據表明我們有生物學上的隱私(比如,除了同卵雙生子以外,三十億人中的任何兩個人之間,他們的身體對對方細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認並且排斥),但在我們的頭腦中,卻存在某種滑動。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敢肯定地說,他的頭腦在任何程度上有著象由指紋或組織抗原所規定的那種特殊性。
  人的大腦是大地上最公開的器官。它向一切開放、向一切發出訊息。當然,它掩藏在頭骨之中,秘密地進行著內部的事務。但幾乎所有的事務都是其他頭腦裡已經想過的東西的直接結果。我們在大腦之間傳遞著思想,如此具有強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類的眾多大腦在功能上常常顯得是處於融合的過程中。
  想想這一點,可真是令人驚訝。關於自我的整個可愛的概念——認為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自由進取心,是自主的、獨立的孤島這種古老的奇思妙想,原來是一個神話。
  我們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那個神話的一門科學。如果你能用某種類乎放射性同位素的東西,給我們周圍象浮游生物一樣不斷游動的所有人類思想的片片斷抖都作上標記,也許你能從整個過程中看出某種系統的秩序吧。但為什麼實際上整個過程看上去又幾乎完全是雜亂無章的呢?那你這種視像一定有誤。如果說,我們擁有這樣複雜、有時看起來這樣強有力的一個器官,在這樣廣大的規模應用它,只是為了製造某種背景噪聲,那是說不過去的。在斷片的談話、幾紙往日的書信、書刊的斷帳殘篇、關於老影片的回憶以及紛亂的廣播、電視節目的掩蓋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號存在。
  或許,我們只是剛剛開始學著使用這個系統,而作為一個物種,我們整個的進化過程幾乎還都在後頭。也許,我們今天產生並在大腦之間疾速傳播的思想,就好像在香港和波士頓的宴會桌上同時講著的笑話,就好像我們髮式的突然改變,就像今天流行的所有愛情歌曲。它們不過是日後更複雜的聚合結構的原始階段,可以跟生物進化早期漂游在淺水窪裡的原核細胞相提並論。後來,時機適宜的時候,那些片片斷斷之間出現了融合與共生,那時,我們就會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維的後生動物,看到思維彼此生長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這樣的機制已經存在,並且無疑已經能夠發揮作用,儘管迄今為止的全部產品基本上還是些斷片。但不得不說,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我們運用大腦的時候還極其短暫,不過區區幾千年,而人類的歷史怕要延續幾十億年。在這幾千年中,人類思想一直是斑斑塊塊地分散在地球各處。這樣的思想交流,或許有某些規律,規定了它可以有效地運行的臨界濃度和質量。只有到了本世紀,我們才大規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個地球範圍內開始融合,而從今往後,這一進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進展順利,前景相當可觀。很僥倖,我們已經看到,點檔滴滴交流的思想彙集成今天的藝術和科學的結構。作到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斷片在大腦之間傳播起來,直到某種自然選擇作出最後的選擇。選擇的依據也是適者生存。
  真正讓我們吃驚的,在他們出現時讓我們驚倒的,總是那些突變型。我們已有過這麼幾個,他們象彗星一樣,週期性掠過人類思想的原野。他們對於從其他頭腦傾瀉而來的信息有著稍為不同的感受器,還有著稍為不同的處理機器,因此,經他們的大腦流出來再匯入整個大流的是新東西,充滿了種種新的意義。巴赫就是這樣,從他那兒來、匯入音樂大流的,是原基。在這個意義上,《賦格的藝術》和《馬太:受難曲》,對於人類思想這一進化途中的生物,是鳥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與其他四指相對的拇指,是前額有了新的大腦皮層。
  但是,從今往後,我們也許不會這樣依賴於突變型。或者,我們周圍有了更多的突變型,多到我們認不出來。我們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執著的交流,需要更多開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聲,還需要更多一點的運氣。我們既是參與者,同時又是旁觀者,扮演這樣的角色讓人困惑。作為參與者,我們對事物的進程沒有選擇;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就是這樣的。作為旁觀者,我的勸告是,站開點,給這個進程讓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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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大的膜
  站在月亮上遠望地球,讓人驚訝得斂聲屏氣的事兒是,它活著。從照片上看,近景中乾燥的、備受擊打的月球表面,死沉沉如枯骨。高高地漂浮於天際,包著那層濕潤的、發光的、由藍天構成的膜的,是那正在升起的地球。在茫茫宇宙的這一方,唯它才是生機四溢的活物。假如你能看上足夠長的時間,你會看到大塊盤旋的白雲半掩著陸地,陸地隱現於白雲之中。假如你能看到從很遠古的地質紀年的演化,你就會看到大陸本身也在移動,看到它們在地火的推動下,在地殼的板塊上漂移。看上去,地球就是一個有組織的、自成一體的生物,滿載著信息,以令人歎羨的技巧利用著太陽。
  在生物學上,從無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須能獲取並抓住能量,貯存起準確的需要量,然後再把它均衡地釋放出來。細胞會這樣做,它裡面的細胞器也會這樣做。每一個生命集合都在太陽能的粒子流中搖擺不定,從太陽的代謝物中攫取著能量。為了活著,你必須能夠跟平衡抗爭,能夠保持不平衡,積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們這樣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處理這樣的事務。
  地球活起來之後,它就開始構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的目的就是處理太陽能。起初,在地球上由水中的無機成分合成□與核甘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沒有什麼東西來遮擋紫外線的輻射。最初的稀薄大氣直接來自地球慢慢冷卻時的排氣過程,其中只有絲絲縷縷的幾乎察覺不到的氧氣。從理論上講,水蒸汽在紫外線的作用下也能發生光解而產生氧氣,但量不會多。如尤里(Urey, H.C.,1893-1981,美)指出,這一過程會有自我限制的作用,因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長正是氧氣所屏蔽的波長。氧氣的製造幾乎一開始就被切斷了。
  氧的製造需等待光合細胞的出現。它們生存的環境。 必須有充足的可見光以便進行光合作用,同時又必須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線的照射。伯克納(Berkner,L. V. ,1905-1967,美)和馬歇爾(Marshall)推算出,綠色細胞必須生存在約十米深的水下,很可能是在水塘裡,這些地方水比較淺,沒有很強的對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說,向大氣釋放氧氣是進化的結果。你也可以反過來說,進化乃是有了氧氣的結果。你怎麼說都通。一旦光合細胞——很可能相當於今天的藍綠藻——出現,未來的地球呼吸機制就形成了。從前,大氣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氣濃度的百分之一時,地球上的厭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脅,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帶有氧化系統和ATP(三磷酸腺甘) 的突變型。有了這些,我們來到了一個爆炸性發展的階段,千萬種會呼吸的生命,包括多細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納提出,曾有過兩次這樣的新生的爆炸,像大規模的胚胎學的轉化一樣;兩次飛躍都有賴於氧的水平突破某一臨界值。第一次飛躍,氧的濃度達到了現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擋住相當的紫外線,使細胞能夠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層水域。這一變化發生在大約六億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這一時期的地質記載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證明了這點。第二次飛躍,出現於氧的濃度達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時候,距今約四億年,這時,已經形成一個足夠強大的臭氧層,減輕了紫外線幅射,使生命可以從水中出來,移居到陸地上。從此以後,生物的發展便暢通無阻,除了生物創造性的限度外,再沒有什麼能限制物種的發展了。
  還有一件事說明我們極其有福。氧氣吸收的,正是紫外線光譜帶中對核。 酸和蛋白質最具殺傷作用的部分,而同時它又允許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見光充分通過。如果不是氧氣的這種半透性,我們不會這樣進化起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地球也呼吸。伯克納提出,氧氣的生產和二氧化碳的消費,也許存在一個循環的過程,這個循環有賴於地球上動植物的相對繁盛,而幾次冰期則代表呼吸的暫停。植物的過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於今天的濃度,於是相應地引起二氧化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損壞了大氣層的「溫室效應」。二氧化碳溫室效應為大氣層保持著來自太陽的熱量,溫室損壞,熱量就從地表輻射散失。氣溫的下降又反過來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長。一陣長長的歎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伯克納推測,這就是使大型爬行類動物所遭到的災難。它們的塊頭在一個含氧豐富的大氣環境中還不成問題,但此時它們遭到了氧氣耗盡的厄運。
  現在,我們有離地球表面三十英里處的一層薄薄的臭氧層。它保護我們不受致命的紫外線的損害。我們很安全,通風良好,安然無恙。如果我們能避免那些可能亂鼓搗臭氧層、或者可能改變二氧化碳濃度的技術的話,氧氣還不是我們的大患,除非我們放手進行足夠次數的原子爆炸,去殺死海洋中的綠色細胞。如果我們這樣幹,當然,那就是拉著絞繩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氣是全然沒有人情味的,本來很難跟它動感情。然而,它卻又實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產物,就像葡萄酒和麵包。總的來講,天空是奇跡般的成就。它在運行著,就它的設計功能來說,它就像自然界的一切一樣運行無誤。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像出什麼辦法使它更加完善,我們能作的,也就是偶爾把某一塊雲從一處移往別處。用「偶然」來解釋天空這樣的宏偉建築是解釋不通的。葉綠體的出現,也許有點幸運的成分,然而,一旦這些東西登場,天空的進化就絕對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著有替換物,暗示著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的出路。在腮、鰾、前腦之類細節問題上,「偶然」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會是這樣。對於它,簡直就沒有別的出路。
  我們應該稱頌現在這樣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萬物之中最偉大的、無與倫比的協作成果。
  它為我們而呼吸。它還為我們的歡樂保護著我們。每天都有幾百萬個隕星落入這層膜的外層,由於摩擦它們被化為烏有。沒有這層屏障,我們地球的表面早就會像月球表面一樣,在流星的轟擊下化為齏粉。儘管我們的感受器還沒有靈敏到聽見那轟擊,但我們還是感覺到了,我們會感到安慰:那聲音就在我們頭頂上,就像萬點夜雨敲打著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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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後記
  這本書講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題目。一個博通古今哲學的學問家,對它一定大有可說。可譯者卻是一個普通的、頂多是個熱情的讀者,對它決無評判的力量。這裡僅就所瞭解到關於作者的一鱗半爪,寫出如下譯後記,或許能使願意看完的讀者不覺得枉費時光。
  醫生、生物學家、教授、行政官員、詩人和散文作家劉易斯·托馬斯,1913年生於紐約城邊、一個小鎮醫生的家庭裡,受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醫學院,畢業後作過實習醫生,可能還作過為期不長的住院醫生,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繁榮時期,他輾轉並領導了好多個教學、科研和醫療機構,其中包括明尼蘇達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大學貝爾維尤醫療中心。在耶魯大學任醫學院院長數年之後,他又接任紐約市癌症紀念中心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長。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托馬斯寫書,看來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馬斯任耶魯大學醫學院院長時,應邀在一個關於炎症的學術討論會上作「定調演說」,他輕鬆幽默的泛泛而談被錄了音。不知怎麼,演說的整理稿傳到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主編的手裡。主編是托馬斯自實習醫生時的年兄契友,他喜歡這篇東西,便命托馬斯為他的月刊寫一系列短文,讓他照此泛泛而談,條件是題目不限,一文不給,一字不改。托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獻身研究,只好擱起他的錦心繡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學術論文。他得此機會,自然樂於應命,一連寫了六篇,甫議擱筆,但已經欲罷不能了。熱情的讀者和批評家們要他把專欄寫下去,於是,他一發而不可收,連寫了四年。這時,出版商已爭相羅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總編條件最惠,許他不加修改,原樣成書。於是,我們就有幸看到了這本輝煌的小冊子。
  托馬斯寫書,實非偶然。用句中國的老話說,此老前身合是詩人。他在醫學院讀書時就曾發表過詩作。作實習醫生時,受同事慫恿,他經常寫詩,賺取稿酬,在獻血之外,用以補貼不足的日用。從可以見到的部分詩作看來,顯然存在濟慈的遺痕,只不過在優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報》的一篇《黃金時代》,是關於未來的熱核戰爭的,寫出他對人類前途的殷憂和悲憫。不知為什麼,珍珠港之後,托馬斯把他的詩筆連同梵阿鈴一起,束之高閣,而專心於嚴峻的科學研究了。
  這些文章,我們自可當詩來欣賞。其奔放不羈的哲思,其蘊藉繚繞的結構,其字裡行間不盡的餘味,使人覺得就是在讀無韻的詩。不過,假如我們稍稍瞭解一點這些美文背後的嚴肅的研究,我們似乎可以通過這些別具一格、引人入勝的文章,更加滿懷敬意地領略其中的視野和洞見。托馬斯一生中研究過非常廣泛的領域,寫下二百多篇學術論文,涉及神經病學、免疫學、內毒素、胚胎學、氣味學,以及多種疾病的病理學和藥理學研究等。他認真涉獵過的學科就更多了。他甚至興致勃勃地研究過比較語言學和漢語詞源學。書中的大多數篇章,都來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發和有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寫於人類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際,面對人們對「月菌」的警惕,揭出了這種態度深處的人類沙文主義本質;關於計算機的一篇,是有感於其時某些科學家對人工智能的誇大;有幾篇關於醫療保健制度和科學規劃的,乃是作者對於這些方面社會問題的深思熟慮。托馬斯作過紐約市的衛生官員,1967年還被任命為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委員。1968年,鑒於醫療費用的增高,白宮令委員會研究一下美國現行保健制度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馬斯領導一個小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結論是,「半拉子技術」我們負擔不起。要降低醫療費用,就要突破這種「半拉子技術」,真正認識自己,認識疾病,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資金用於「有風險」的基礎研究。小組的報告由於越戰而被擱置。後來,在尼克松執政時期,連科學顧問委員會本身也由於反對反彈道導彈計劃和超音速飛機計劃而被取消。這些文章堅持了當時的意見;過了幾年,1978年,作者又在《華爾街日報》著文,重申這些主張。由此可以看出托馬斯對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執著的關心。
  這本書裡的文章,從題目看來顯得很駁雜,但實際上卻有著共同的主調。總的來說,它們是謳歌生命的,一反聖經啟示錄以來對於世界前途的悲觀論調,一反整整一個世紀裡占統治地位的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托馬斯對於自然界、至少對生物圈的前途是持樂觀的態度。他看到,自然界眾生之道是趨向結合、合作、和諧,而不是弱肉強食的競爭和殘殺。他談音樂,談氣味,談語言,談細菌、昆蟲和其他星球,其實都是談一個主題:通過交流與合作來達到生命的和諧。托馬斯的書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歡迎,可能就是因為它們給人以積極的啟迪和力量。
  內容的龐雜,文風的恣肆,使我在譯這本小書時倍覺困難。多虧美國同事錢傑西博士(Jessie Chambers) 給予許多語言上的幫助,同窗好友徐培君又認真地閱校了譯文,才使之避免了許多錯誤。今天寫這後記時,還不禁記起學者的惠助和畏友的諍言。謹志於此,以申遠懷。
  李紹明
  於濟南·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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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生命的禮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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