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舊制度與大革命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簡介    
  【作 者】(法)A.de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 馮棠譯    
  【叢書名】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形態項】 316 ; 20cm    
  【讀秀號】000000534846    
  【出版項】 商務印書館 , 1992    
  【ISBN號】 7-100-02204-5 / K565.41    
  【原書定價】 ¥12.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法國大革命(1789~1794(學科: 研究)史評(地點: 法國 年代: 近代)    
  【參考文獻格式】(法)A.de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 馮棠譯. 舊制度與大革命. 商務印書館, 1992.    
  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經馮棠翻譯,桂裕芳教授校閱,最後由我審訂,終於同讀者見面了。原著出版於1856年,135年後才有漢譯本,似乎委屈了這部「經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歐美,托克維爾的名聲和學術地位也是近幾十年才最後確立的。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捲出版於1840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此後15年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只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並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制制度的仇恨。
序言    
   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經馮棠翻譯,桂裕芳教授校閱,最後由我審訂,終於同讀者見面了。原著出版於1856年,135年後才有漢譯本,似乎委屈了這部「經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歐美,托克維爾的名聲和學術地位也是近幾十年才最後確立的。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捲出版於1840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此後15年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只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並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制制度的仇恨。    
  在托克維爾之前已有梯也爾、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馬丁等文人政客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這些著作對這場大革命都有獨到見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敘述史。托克維爾不僅在歷史寫作方法上與他們不同(他幾乎從不援引這些歷史家),而且視野更為廣闊、更為深邃:他把1789年以後的60年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法國革命。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儘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鳩一樣,托克維爾出身於穿袍貴族家庭,當過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時被捕入獄,如果沒有發生熱月政變,恐難逃過斷頭這一關。家庭的階級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這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在他的回憶錄和書信中充分地流露出來。然而,作為一個經歷過重大歷史事變的觀察家,一個混跡於政治舞台的反對派,一個博覽群書、泛游異國(除歐美各國外,他還到過阿爾及利亞,發表過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著作)並直接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又具備與眾不同的敏銳洞察力,一種力圖超越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社會意識,一種植根於本國實際的歷史感與時代感。    
  這種矛盾性或兩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讚美國獨立後出現的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且預言民主是世界歷史的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在民主社會下會出現「大多數人的專制」,這將使少數人喪失自由,迫使他們訴諸武力,結果社會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為英國《倫敦與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1836)一文(見附錄)中,托克維爾接觸到了舊制度的一些實質問題,例如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第三等級的興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貴族的失落、無權、脫離群眾,但仍保持免稅和榮譽等封建特權,因而使他們變為一個封閉的「種姓」。同時,他又對這種現象表示惋惜,並認為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很難避免專制政府,貴族集團在同中央政權的抗衡中保障了個人自由。    
  作為一個沒落階級的政治代表,托克維爾對於群眾的革命情緒特別敏感。距二月革命爆發還不到一個月,他就預感革命風暴的威脅。1848年1月29日,他在議會發表演說,警告那些認為「絲毫沒有危險」、「革命還離我們很遠」的議員們說,工人階級已傾向於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要推翻的不僅僅是法律、內閣或政府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此時此刻,我們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歐洲的大地又震顫起來了,」「暴風雨正在地平線上隱現。」當二月革命特別是六月起義爆發時,他表現出無比恐懼,他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那麼,這部《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東西,發了什麼前人所未發的新意?托克維爾開宗明義就指出,他從事的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從方法論說,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鑒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例如,托克維爾企圖說明:何以全歐洲幾乎都有同樣的政體,它們如何到處都陷於崩潰?何以封建特權對法國人民比在其他地方變得更為可憎?何以中央集權行政體制是舊制度的體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國的創造?何以18世紀的法國的人們比其他國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時又彼此分離,漠不相關?儘管文明不斷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甚至比13世紀的農民處境更惡劣?何以18世紀法國文人成為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國人寧願先要改革,後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於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專著。    
  與19世紀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從斯塔埃爾夫人到基內——不同,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扎扎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他閱讀、利用了前人從未接觸過的大量檔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稅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三級會議記錄和1789年的陳情書。他是第一個查閱有關國有財產出售法令的歷史家;他還努力挖掘涉及農民狀況和農民起義的資料。根據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瞭解、具體描繪舊制度下的土地、財產、教會、三級會議、中央與地方行政、農民生活、貴族地位、第三等級狀況等,並闡發自己的論點。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1789年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這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符合全歐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廢除若干世紀以來統治歐洲和法國的封建制度。它不僅要改變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時進攻所有現存的權力機構,毀滅所有公認的影響,祛除種種傳統,更新風尚與習慣。    
  2.法國革命是一件長期工作的最後完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倒塌,法國革命的業績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長時期才能一點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來臨之前,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而「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農民和領主、第三等級和特權階級的矛盾越加尖銳。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在法國比在歐洲其他國家更早爆發的主要原因。    
  3.法國革命既呈現出決裂性,又呈現出連續性和反覆性。    
  托克維爾不同意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是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創造這個觀點,相反,他認為這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政府權力集中趨勢的繼續。同時,他注意到法國革命初期廢除的一些法律和習慣,包括舊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後重新出現。法國1789年革命後冒出一個第一帝國,1848年革命後又冒出一個第二帝國,難道專制主義是法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擺脫的傳統嗎?    
  4.這裡涉及對於專制、自由、平等三者關係的理解問題。    
  在托克維爾看來,舊制度後期王權和中央政權的加強,侵犯了公民社會,剝奪了貴族的自由。而18世紀思想家幾乎無不推崇專制王權的中華帝國,把它當作開明君主制的模範;他們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並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復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們就忘記了自由,甘當「世界霸主」拿破侖的「平等的奴隸」。這對托克維爾來說是一個慘痛的經驗——他寫的是第一帝國,想的則是親身經歷的第二帝國。如果這是法國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麼大革命豈不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    
  托克維爾對於法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的分析固然精闢,但並非定論,這些問題至今仍在史學家中引起爭論。可以肯定地說,托克維爾開闢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他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繫,而且接觸到了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    
  托克維爾的成就應歸功於他的態度與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歐洲歷史的一般規律中抓住法國歷史的特殊規律加以分析,並努力尋找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他曾引用法國科學家居維葉的話說:「有機體的所有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以致人們只要接觸到從其中之一分解出來的一個部分,便能恢復整體。」他又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    
  儘管他帶有貴族階級的偏見和激情,他仍試圖用社會學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舊制度下各階級的狀況進行客觀的研究和描繪,特別是農民和貴族的狀況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他曾說:「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佔據歷史。」當然,托克維爾的階級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區別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法國革命時期的中央集權與拿破侖帝國的中央集權的階級性質。馬克思在關於法國歷史的三部著作中對此有精闢的論述。    
  比較研究也是托克維爾史學方法的一個特點。他曾說:「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他經常把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歷史進行對比,特別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別:美國沒有封建制度這個強大敵人;英國貴族並未因革命喪失權力,他們與資產階級實行聯合統治;德國(除萊茵地區外)的農奴制長期存在,農民不像法國那樣早已擁有土地……他甚至還批評18世紀法國思想家對中國專制王權的美化。    
  最後,托克維爾特別重視民族特徵和傳統對法國革命的影響。他在全書的結尾描繪了法國民族性的各種表現之後指出,唯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覆、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托克維爾是如何看待普遍性與特殊性、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裡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儘管書中的某些論點——對舊制度下王權作用的評價、貴族的無權地位、農民的貧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處——舊制度末年的財政狀況、國際關係和對外戰爭等——也被指出,但就整體說來,這部僅200頁左右的小書幾經檢驗,自成一家,已成為研究法國18世紀,特別是大革命歷史的必讀著作,稱之為一顆「史學珍珠」亦不為過。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後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後,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這不是偶然的。隨著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人們越深入探討法國革命的根源和特點,越感到有進一步研究舊制度的必要,特別是從政治文化角度去進行探索。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這方面開闢了道路。當年鑒歷史學派在法國盛行時,托克維爾注重分析政治結構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讚賞和推崇。《托克維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後,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至今已12年。這些恐怕都不是托克維爾本人所能奢望的。    
  中譯文根據的是J.P.邁耶主編的巴黎加利馬爾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該書單行本,並參照《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全集》(邁耶主編,加利馬爾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第二卷第一冊第67-25頁的原文。原注有一些過於專門,不得不割愛,只留下一些必要的註釋。附錄兩篇都是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一篇是「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別譯自《托克維爾全集》第二卷第一冊第31—66頁和第251—261頁。譯者對有關的史實、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簡要的註釋。歡迎讀者對譯文不妥之處批評指正。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法國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謝。    
  張芝聯    
  1991年8—9月    
  北京—北卡羅來納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導言 《舊制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維爾從索倫托寫信給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來,我一直在醞釀寫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這世界上留下一點印記,立言比立功更好。我還覺得,比起15年前來,我今天更能著書。因此,我一邊穿越索倫托的群山,一邊開始尋覓主題。它對我來說必須是當代的,並能為我提供一種手段,把事實與思想、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結合起來。〔著重號是我們加的,下同。〕依我看,這就是問題的條件。我常常想到帝國,帝國是人們名為法國大革命的那出尚無結局的戲劇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種種無法逾越的障礙,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複去寫前人已寫過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卻步。然而這次,主題以嶄新的看來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現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寫帝國的歷史,而需設法說明和使人明白構成這個時代鏈條的主要環節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點、意義。這樣,事實的敘述不再是本書的目的。可以說事實只是我頭腦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據的牢固而連續的基礎,這些思想不僅涉及這個時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後的時期,涉及它的特點,涉及完成帝國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給法國大革命運動、國家命運以及整個歐洲命運昭示的方向。因此這書可能很短,也許一卷或兩卷,但很有趣味,並且可能很重要。我在這新範圍上絞盡腦汁,帶幾分興奮地發現許多開始時沒引起我注意的各種看法,這一切還只是在我腦際飄動的雲影。你對這主題意見如何?」    
  托克維爾寫給路易·德·凱爾戈爾萊的另一封信同樣發自索倫托,日期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邊引用的話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圖。我們在這封信中讀到,「重新嘗試一部大作的念頭早就縈繞在腦際,簡直可以說苦惱著我。我覺得我真正的價值尤其存在於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長思想勝於行動;假使我能在這世界上留下點什麼,那就將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對我的功績的回憶。過去的十年中,我在許多方面都一無所獲,但這十年給了我對人事的真知灼見和洞察精微的辯別能力,並未使我丟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過眾多現象觀察人事的習慣。因而我自認為比起寫《論美國的民主》時更能處理好一個政治學專著的重大主題。但是選擇哪個主題呢?成功機會一半以上就在選題,不僅因為需要找一個公眾感興趣的主題,尤其因為需要發現一個能使我自己也為之振奮並為之獻身的主題。我是世上最不能違背自己的精神與趣味向上爬的人;當我從自己的所作所為中得不到歡樂時,我覺得我簡直連個庸才都不如。因此幾年來我經常在尋求(無論如何還有一點安寧,使我可以觀察一下四周,觀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這一小團混亂),就是說,在尋求我可以著手哪個主題,但是一無所獲,沒有能使我滿心歡喜或著實使我動心的主題。然而,青春逝去,光陰荏苒,人屆成年;人生苦短,活動範圍日蹙。百般思緒,也可說所有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處的孤獨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嚴肅、更加深入地再度尋求一部書的主題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徵求一下你的意見。我只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只有我們時代的事。當今世界呈現的景象偉大奇異,吸引了人們太多的注意力,使之無法付出許多代價來滿足有閒而博學的社會對歷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選擇哪一個當代主題呢?最為新穎、最適合我的智慧稟賦與習慣的主題,將是對當代進行思考與觀察的總匯,是對我們現代社會的自由評斷和對可能出現的未來的預見。    
  「但是當我去找同類主題的焦點,主題產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連結的一點時,我卻沒有找到。我看到這樣一部著作的各個部分,卻看不出它的整體;我抓住了經紗,但是沒抓住緯紗,無法織成布。我必須找到某個部分,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連續的事實基礎。我只有寫歷史才能碰到它;潛心研究一個時代,對它的敘述使我有機會刻畫我們時代的人與物,使我能把所有這些零散的畫構成一副畫面。只有法國大革命這出長劇,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時代。很久以來我便有此想法,這點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這個大時段(grandeetenduedetemps)繼續稱為法國大革命,從中挑選出帝國的十年,論述這驚天動地的事業的誕生、發展、衰落和滅亡過程。我越思考越認為要描述的時代必須選擇好。至於時代本身,則不僅要偉大,而且要獨特,甚至獨一無二;可是時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見,它的再現都帶有虛假庸俗的色彩。此外,它要把強烈的光線投向前一個時代與後一個時代。這肯定是對全劇作了最好的評價,最能使人對整齣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法國大革命的一幕。我的疑慮不在選擇主題,而在論述方式。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將梯也爾先生的著作重寫,就寫帝國的功業,只是避開軍事部分不寫;相反,梯也爾先生再現了帝國的戰爭,寫得春風得意,充滿才華。但是,我對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主題仍然猶豫不定。著書立說是需要漫長努力的事業。歷史學家的拿手戲是善於組織史實,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這種本領。迄今我最擅長的,是評價史實,而不是敘述史實;就這種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而言,我所知道的這種能力除非越出體裁併使敘述變得累贅,只應偶或以附帶方式運用。最後,這有步梯也爾先生後塵之嫌。公眾很少會因這類試圖而感謝你;兩位作家寫同一主題,人們當然認為後者是老調重彈。這些便是我的疑慮;向你合盤端出,聽聽你的意見。    
  「在上述考慮主題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種方式,即:不再寫長篇巨著,而寫相當短的也許就一卷的著作。確切地說,我不想再去寫帝國史,而是寫對這段歷史的全部思考與評價。    
  「無疑我要指出史實,要遵循史實的線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講述史實。特別是我要使人們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們看到由此產生的種種原因;帝國是怎樣產生的;它何以能夠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間建立起來;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締造帝國的那位人物的真實本質是什麼;看到導致他成功的因素,導致他敗北的因素;他對世界命運尤其是法國的命運所起的暫時影響與長期影響。我覺得一部極其偉大的著作的題材就在這裡。但是困難重重。最使我傷腦筋的難題是歷史本身與歷史哲學相結合。我還沒看出怎樣使二者結合(可是它們必須結合,因為人們會說前者是畫布,後者是顏料,必須二者具備才能作畫)。我擔心一個損害另一個,擔心自己缺乏那種要選擇好支持思想的史實就必須具備的極大本領;敘述史實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過對敘述的興趣把讀者從一種思考引導到另一種思考,又不能贅述過頭,以便使著作的特點始終清晰可見。這一類著作中無與倫比的典範是孟德斯鳩論述羅馬人盛衰的著作。可以說透過羅馬歷史會不斷看到其盛衰興亡;然而羅馬歷史有相當多內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釋才能理解。但是孟德斯鳩拋開那些一向奉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顯示了在我所談論的著作中尚不具備的才能。孟德斯鳩研究一個極其廣大極其遙遠的時代,他只能相隔很遠挑選最大事件,而對這些事件,他只說最普遍的東西。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這段時間內,穿過大量細緻精確的事件來探索路徑,這著作的難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過前面這番話使你明瞭我的心境,剛才我對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惱著我;但是現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僅僅是主題重大,但並不清楚這廣闊空間的種種事物。我多想讓你幫我看得更清楚些。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偉大的思想自由帶進這樣的主題,對人物和事件毫無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評說。因為對於人物,儘管他們曾在我們這個時代生活,我可以保證既無愛也無恨;至於名為憲法、法律、王朝、階級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談論其價值,只論我親眼見到的它們的存在,避而不談它們產生的效果。我沒有傳統,沒有黨派,除了自由與人類尊嚴的事業,我並無事業;對此,我可以保證;就這種工作而言,這類傾向與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評說而是介入人類事務時它們常常有害一樣……」    
  沒有誰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過地界定《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目的與方法了。也許有必要指出,托克維爾在這兩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頭疼的難題:「歷史哲學與歷史本身相結合」。實際上,賦予他的著作獨一無二特徵的就是這「結合」。托克維爾之前或之後寫的所有大革命史,人們都可以推定其產生時代,都帶有時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維爾的著作永葆青春,因為這是一部比較歷史社會學著作。不論是維科的《新科學》,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還是布克哈特的《普遍歷史論見》,都沒有陳舊過時,哪怕我們的歷史學或社會學方法已變得更為專門化。毫無疑問,《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必須列入這一類經典著作。    
  1856年6月,經過5年深入研究,《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了。幾乎與此同時,這部著作也在英國出版,譯者是托克維爾的朋友、已經翻譯過《論美國的民主》的亨利·裡夫;他的堂姊妹達夫·戈登夫人幫助進行了這一工作。「她幹這行盡善盡美」,裡夫寫信給托克維爾道。在1856年4月27日同一封信中,裡夫對他的朋友說道:「我越是鑽研已收到的你的著作的各章,就越是為之感染和欣喜若狂。就像一件所有人都為之打動的藝術作品,在這裡我重又見到希臘雕塑的痕跡與真面目。」裡夫是托克維爾著作的第一位讀者。他把托克維爾著作中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與孟德斯鳩著作中的《法的精神》置於同等地位。(1856年5月20日裡夫致托克維爾的信。)    
  從1856年到1859年——托克維爾早逝那年——這部著作在法國印刷了四版;1856年印了兩版;1857年印了一版,1859年印了最後一版,該版本構成本版的基礎,但它在1858年12月即已出版,是為第四版;另一個版本印行於1860年,也稱為第四版。被誤稱為第七版的新版本於1866年由居斯塔夫·德·博蒙出版,作為他編訂的《托克維爾全集》第四卷。    
  我曾找到繼1866年以後的各版本:1878年,1887年,1900年,1902年,1906年,1911年,1919年,1924年,1928年,1934年。本書在法國共印行了16版25000冊。在英國,裡夫的版本1873年發行第二版,增加了取自《托克維爾全集》(博蒙編訂)第八卷的7章;裡夫第三版1888年發行。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法文版,附有G.W.黑德勒姆的導言與註釋;這個版本於1916年、1921年、1923年、1933年及1949年曾經重印。此外在M.W.帕特森的關心下,巴茲爾·布萊克韋爾1933年出版了一個《舊制度與大革命》新英譯本,可惜不帶托克維爾在其著作上所加的重要註釋;這個版本在1947年和1949年曾經重印。可見迄今為止,《舊制度與大革命》在英國已有13個版本,它已成為英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事並不難解釋。20世紀開始以來,牛津大學校方即將《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定為基礎教程。在美國,托克維爾的著作同樣在1856年以《舊制度與大革命》一名出版,由約翰·邦納翻譯,出版者為哈珀兄弟出版社。德文版本在阿諾德·博斯考維茨的關心下,於1856年出版,出版者是萊比錫赫爾曼·門德爾松出版社。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思想滲透到同時代讀者當中,對此情況很容易寫成一本書。我們僅僅指出些來龍去脈。夏爾·德·雷米紮在前述關於他朋友著作的文章中這樣寫道:「必須回顧他第一部著作中的深刻思想。20多年前,他把這思想運用到歐洲,他用如下結論作為他論述美國的著作的結語:『這些人竟以為重新找到了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君主制度,我覺得他們簡直是瞎子。至於我,當我考察好幾個歐洲國家已經達到的狀況和所有其他歐洲國家的趨向時,我確信,過不多久在歐洲國家中除了民主自由或獨裁者的專制,再沒有其他的位置。』很久以來他就懷有上述思想,從那時起,他便能用這一思想研究事物中的強與弱,縮小籠統性,劃定使用界限或驗證精確性;但是民主不斷地使他覺得是當代世界的主流,是在不久的將來現時社會的危險或希望,偉大或渺小。    
  「在新著的前言裡,他以生動感人的形式概括了當民主原則開始主宰社會時這些社會的特點。這幅圖畫是堅定穩健的手勾畫的,毫無誇張,毫無省略,畫圖的精確性與著色的真實性融為一體,可見這位畫家充滿才華,保持了自己的觀點。他沒有改變體系、方式或思想。無論是20年的滄桑經歷,還是致力於著作而進行研究與思考的4年,都沒有使他的信念改變。感謝他,他的信念始終不渝。」    
  我們可以在上述一席話之外再引證托克維爾的另一位朋友讓-雅克·昂佩爾:「今天,德·托克維爾先生在議會和宦海浮沉之後,他的理論得到經驗的證實,他的原則也具有了他特有的權威性,他得以利用目前形勢給他的閒暇來思考比美國的民主更廣闊的事件,思考法國大革命。他的目的是要通過歷史來揭示法國大革命如何從舊制度產生。為達到這一目的,他試圖重新發現與重建法國舊社會的真實狀況,這在以前從未有人問津。這是一部真正博學的著作,取自原始資料,依據好幾個省的手抄檔案:置於卷末的註釋旁徵博引,足以為證。歸功於他個人的這項工作固然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但是在這位有魄力著手此項工作並把它繼續下去的人的思想裡,這只是達到對法國大革命作歷史解釋、理解這場大革命並使它被人們理解的手段而已……」    
  我們從昂佩爾殊為詳盡的分析中,只記下這些話:「從德·托克維爾先生的著作中我們非常驚奇地看到,幾乎所有被視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戰利品的一切,在何等程度上在舊制度下便已存在:行政的中央集權制、管理監督、行政風尚、針對公民的官吏保障、職位繁多和酷愛職位、徵兵本身、巴黎的優勢地位、財產過分分割,所有這些在1789年之前都已存在。從那時起,真正的地方生活沒有了;貴族只剩下頭銜與特權,對周圍事務不再起任何影響,御前會議、總督或總督代理主宰了一切:我們倒不如說參政院、省長和專區區長主宰一切。市鎮要翻修本堂神甫住宅或修建鐘樓,得花足足一年時間來獲取中央政府的批准。這種情況為世所僅見。如果領主不再能有作為,除非在為數不多的三級會議省,市政府也無用武之地,在德·托克維爾先生的著作中,有一個精彩的附錄專門對此加以論述。自從路易十四把市政府納入營業所,亦即標價出售官爵,真正的城市代議制到處均已絕跡:這是一場沒有政治目的而僅僅為了賺錢而完成的偉大革命,德·托克維爾先生說得對,這事為歷史所不齒。中世紀的英雄市鎮移到美國,變為美國的『鄉鎮』(township),實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國卻不理不治。官吏為所欲為,為使他們成為更得心應手的專制政府,國家精心保護他們,對付受他們損害者的力量。讀到這些事實,人們就會思忖大革命改變了什麼,大革命為什麼發生。但是其他幾章出色地解釋了它為什麼發生,它如何轉變成這樣……」    
  關於托克維爾著作的風格,傑出的比較文學歷史家這樣表示:「我簡直不敢在如此嚴肅的著作中評價純文學的素質;可是我不能不說這位作家的風格高人一籌。這種風格更雄渾同時也更柔和。在他的作品中,嚴肅並不排斥精巧,在進行高深的思考的同時,讀者會遇到描述性的奇聞軼事或化義憤為譏諷的辛辣筆觸。內心的火焰在這些如此新穎、如此智慧的理性的篇章始終燃燒,慷慨靈魂的激情永遠使這些篇章生氣蓬勃;我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真誠而無虛幻,懇切而無狂暴,它使人為作者感到榮耀,同時喚起同情與尊敬。」(J.-J.昂佩爾,前引書)    
  甚至那個時代的私人通信中,也可看到托克維爾著作的反響。因此,居維利埃—弗勒裡致函奧馬爾公爵道:「你是否讀了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我覺得,這部著作博大精深,一些部分具有真正才華(孟德斯鳩式的才華);不過該書結論有點含混,儘管充滿對專制暴政最意味深長的憎惡,但像在指責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缺乏真正同情。無論如何,書中得出的結論——不管作者本人見解怎樣——都是說法國革命是由最合情理的原因引發的,上層階級的性情使它必然發生,不可抑制的人民的性情則使這場革命憤怒與理性並重。對我來說,這已足矣。從文學觀點看,這部著作的過錯在於作者竟以創始人的口氣揭示眾所周知並早就被人闡述過的真理,格拉尼埃·德·卡薩尼亞克所著《法國大革命原因史》出色的第一卷尤其闡述了若干真理。……」    
  奧馬爾公爵回信寫道:「……我想和你談談德·托克維爾先生的著作,我剛剛讀完。我以最大興趣讀它,對它也最為重視,儘管我並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見解,也沒有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視為新說。讀後留下的印象可概括如下:    
  「德·托克維爾先生充分證明法國大革命勢在必行,合情合理,儘管凶暴,唯有法國大革命才能掃除流弊,解放人民,正如作者所說,解放農民。他寬恕法國大革命曾創造的過分的中央集權制和許多專制工具:所有這些在大革命以前即已存在;他寬恕曾摧毀可阻止無政府狀態或專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大革命以前它們便已消失。但是,他指責大革命直至此時為止,尚不能創設任何制衡力量,當時並非沒有一點可能性,這種制衡力量的地位在舊君主制下早已標明。他指責大革命恢復了舊制度的全套政府機器,並建立起這樣一種局面,乃至過了60年,我們第二次——上帝知道要多長時間——被投到專制制度下,它比舊專制制度更合邏輯,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為全面。    
  「這部著作的不足是沒有作出結論;這是有幾分使人失望,沒有把好的東西充分烘托出來,也沒有指出診治弊病的良方。向人民講真理是好事,但不要用沮喪的口氣,尤其不該擺出一種神態對一個偉大的民族說她不配享受自由:這使壓迫者、奴隸和利己主義者感到痛快。「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好書,我讚賞它,我認為其內容與形式也值得人們稱讚。因為正如你所說,人們在這裡切實感受到了專制暴政的可怖,而這正是敵人之所在。舊制度死亡了,萬劫不復;但是人們不可以以為在舊制度的廢墟上,不會再建起專制暴政或無政府狀態:這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女兒,在上帝的幫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終將驅逐僭越者。」(《奧馬爾公爵與居維利埃—弗勒裡通信集》,4卷本,巴黎,1910—1914年,第2卷,333及隨後幾頁)    
  既然《舊制度與大革命》也是一部英文著作,我們就應提一提它在英國受到的歡迎。我們已經談過了亨利·裡夫;作為當時最重要的英國雜誌《愛丁堡評論》的總編,加以《泰晤士報》主筆的身份,他對此書的熱情見解便有舉足輕重的份量。他的朋友G.W.格雷格在這家像今天一樣給輿論定基調的大報上發表了兩篇分析文章,讓我們引證一下這文章的話:「因為形勢變幻莫測,冒險作預言是難得謹慎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德·托克維爾先生的光榮將與日俱增,後人還將擴大他同時代人的評價……」格雷格接著對這部著作作了長篇分析;這長篇分析終有一天要輯入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研究文集。在這篇深入的研究論文末尾,格雷格寫道:「我們相信已向我們的讀者指出,德·托克維爾先生寫了一部極端重要的著作,一部幾乎整個充滿鮮為人知的史實的著作,從這些史實產生了堪稱為發現而且是具有永恆價值的發現的各種史學觀點。然而,這本書還只是他允諾我們的著作的一部分,他將傾注他的全部研究成果,因為目前這卷和以前論述美國的各卷只不過是,如果我們理解得對,同一作品——他一生的文學作品——分散的一部分,旨在從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對社會的前途進行評價。」    
  托克維爾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和傑出學者喬治·康沃爾·劉易斯勳爵感謝他寄來《舊制度與大革命》,並在1856年7月30日的信中給他寫道:「這是我平生讀過的使我精神得到滿足的唯一著作,因為它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因與特點提出了既真實又合理的觀點。……」我們還能舉出托克維爾著作在英國受歡迎的例子,但就此打住。    
  現在來看《舊制度與大革命》對後來幾代人發揮影響的例證。(在其出色的小書《法國大革命150週年史學史概述》,巴黎,1939年,24頁,達尼埃爾·阿萊維寫道:「然而必須提到一部重要著作,托克維爾的著作……1856年,托克維爾發表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著作將起非常深遠的影響,我們在以後再談論它。」現在,我想談的正是這種影響。)    
  在給《論美國的民主》所加的參考書目(第一卷,第二冊,389頁)中我們已經指出,制定1875年憲法的那一代人深為托克維爾、布羅伊和普雷沃-帕拉多爾的著作所浸透。布羅伊公爵的著作《法國政府之我見》(巴黎,1870年)恢復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氣氛,就像許多參考註釋所表明的那樣。    
  托克維爾對泰納影響很大。若讀《當代法國的起源》,就可找到很多引自托克維爾著作的文字。(例如,泰納,《舊制度》,第三版,巴黎,1876年,99頁。)泰納在書中寫道:「因為在法國建立起中央集權制的並非大革命,而是君主制。」    
  泰納在這裡給他的原文加了如下註釋:「德·托克維爾,第二編。這個重要真理由德·托克維爾先生以過人的洞察力所確立。」此外可見《當代法國的起源》一書附錄的預備筆記摘要:《H.泰納,生平與通信》(第3卷,巴黎,1905年),書中含有引自托克維爾著作的附註(參見300、319頁)。深入研究托克維爾著作對泰納的影響問題肯定是有意義的。維克托·吉羅的透徹研究《論泰納。他的著作與影響》(巴黎,1932年)只給我們一個問題的梗概。吉羅寫道:「……無疑需要很長篇幅才能頗為嚴格準確地搞清〔泰納〕在托克維爾著作中汲取的所有材料、豐富的指示、全貌與細節。托克維爾……原來恰恰打算論述泰納要涉及的整個主題。但是,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對於續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們卻只有『筆記』、評斷、剛剛擬就提綱的章節,靈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斷了。泰納得以運用這些散亂的材料,從頭在更廣闊的基礎上重建這座未完成的大廈;他以其風格的豐富壯麗取代了樸實無華的線條,取代了原始建築物有點裸露的莊嚴;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體規劃。《當代法國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於我們以前整個歷史中,這思想也是托克維爾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納的『地方分權』傾向大部分來自他的這位眼光敏銳而有氣魄的前輩。」正如我剛才所言,對托克維爾與泰納的研究尚待進行。    
  這兩位思想家的彼此差異也許可由各自的知識構成加以解釋。托克維爾接觸社會學問題首先靠實踐經驗,靠對行政史與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納尤其受文學、哲學與藝術的教育。這裡我可以摘錄一段泰納書信中的話揭示他的政治哲學(前引書,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隨後幾頁)。1862年10月泰納寫道:「我的確在政治與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國不可能實現;這就是我為何只能有一種思辯家而非實踐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國施萊艾爾馬赫爾時期或稍後的英國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時、荷蘭、英國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達到了中央代議制。但是新教與法國人的天性相違,地方政治生活也違背法國的財產與社會結構。除了減輕過分的中央集權,說服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讓人講話,減少天主教與反天主教的暴力,調和維持,別無他策。必須將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論科學,引向優美文風,引向藝術某些部門,引向講究的技藝,引向舒適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無私而普遍的偉大思想,引向全體福利的增長。」(參見《泰納。其思想的構成》,安德烈·謝弗裡榮著,巴黎,1932年;E.C.羅:《泰納與英國》,巴黎,1923年;亦見A.奧拉爾:《泰納,法國大革命歷史家》,巴黎,1907年;奧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學的危機〉,載《思想與民主的社會》,巴黎,1921年。亦見亨利希·馮·西貝爾:「舊國家與法國大革命」,載《小歷史論文》,斯圖加特,1880年,229及隨後幾頁。)西貝爾本人就是一個法國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這篇論文中他分析了《當代法國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樣要讀者參閱托克維爾的「名作」。(參見H.馮·西貝爾:《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圖加特,1897年。)西貝爾於1853年開始發表他的著作。    
  眾所周知,泰納《當代法國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國戰敗和巴黎公社的經歷所啟發而作;與《舊制度與大革命》相比,《舊制度與大革命》更偏重比較政治社會學研究。托克維爾對西方世界的普遍發展趨勢進行預測,而泰納則從法國社會的革命這一觀點涉及主題。    
  1864年,菲斯泰爾·德·庫朗日的《古代城市》問世。這部著作帶有《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深深烙印。C.朱利昂在其寶貴的教材《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文選》(第一版,巴黎,1896年;我們根據1913年巴黎第七版重校本引用)中寫道:「人們推測,菲斯泰爾·德·庫朗日所受到的歷史影響首先是孟德斯鳩的(政體的研究),可能還有米什勒的,而更多的是托克維爾的影響(社會生活中宗教情感的作用)。《舊制度與大革命》對菲斯泰爾的才華有決定性影響不足為奇:在《古代城市》中,我們將會找到同樣的敘述方式,同樣的歸納步驟,和同樣的把書歸並成兩三個指導思想的願望」(91和隨後幾頁)。在更後邊的好幾頁,朱利昂重又回到這個主題上:「在《古代城市》中,托克維爾的影響比米什勒明顯得多。《導言》的標題本身:『論研究古代人最古老的信仰對於瞭解其典章制度的必要性』,簡直就是《論美國的民主》一書開頭的翻版。《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一大功績是證明了1789年以後有多少過去的政治制度、習慣思想,在新法國依然存在,新法國不知不覺成了君主製法國的概括遺贈財產承受人。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在其著作中證明傳統與宗教習俗具有長期持久性;這個延續法則在《古代城市》下述話裡闡述得再精彩不過了:『對人來說,過去絕對不會徹底死亡。人能把它忘掉,但卻總是把它保留在身上。因為,就像它在各個時代的樣子,它是所有以前各個時代的產物和概括。即使它深入人的靈魂,根據各個不同時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樣,也能恢復與區別這些不同的時代。』」    
  關於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可參閱瑞士歷史家E.菲特的重要著作《新編史學史》,慕尼黑與柏林,1911年,560及隨後幾頁;E.尚皮翁:《菲斯泰爾·德·庫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圖爾納爾-奧蒙:《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隨後幾頁。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還可找到對托克維爾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個簡潔而又非常出色的評價,讀了將有所裨益:「托克維爾的著作與《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紀所產生的最新穎與寫得最出色的歷史著作……」(參見前引書84及隨後幾頁。)朱利昂將托克維爾列為哲學歷史家;我們今天也許要說他是社會學歷史家。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可能是當代社會學歷史的典型範例。    
  阿爾貝·索雷爾的名著《歐洲與法國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樣帶有托克維爾始終不息的影響烙印。    
  歐仁·德希塔爾在其著作《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與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書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出這部著作對阿爾貝·索雷爾的影響。我們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爾貝·索雷爾在其權威著作《歐洲與法國大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維爾的方法與思想擴大到革命的對外政策上,證明在對內對外政策上,『革命並沒有帶來什麼不是來自歷史、不是由舊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釋的結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結果。』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證明了托克維爾這段話中的真理:『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勒普萊肯定通過閱讀托克維爾著作得到了充實。在《由對歐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斷出的法國社會改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對《舊制度與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評語;勒普萊寫道:「路易十五野蠻的不寬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僅僅以摧毀新教基督徒為目的。1793年雅各賓派的不寬容政策則旨在完全摧毀所有宗教。」這段話以下列註釋為依據:「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一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揭示了這一真理,這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書名並提出結論,就將成為傑作。」我們認為勒普萊對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評價是不正確的;他的決疑論和道德家精神絕不可能理解托克維爾的歷史社會學。(參見J.-B.迪羅塞爾:《法國社會天主教的開端,1822—1870》,巴黎,1951年,672及隨後幾頁。)——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有名讀者當中我們要提到喬治·索雷爾和讓·饒勒斯;《進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頻繁地引證托克維爾著作,《法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史》(A.馬迪厄審訂版,8卷本,巴黎,1922—1924年)同樣有《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印記出現。    
  人們還可以引證傑出的法國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國比較憲法學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書中顯露出對托克維爾思想的敏銳理解力。    
  此外,不應忘記那些偉大的法國文學史家。我們只提幾位。聖伯夫在《星期一叢談》(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註明年份,96及隨後幾頁)中,清楚表明他從未理解托克維爾著作的社會學意義。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熱情在《星期一叢談初集》中歡呼《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人們就只能推斷他的法蘭西學院偉大同事一定會對他嗤之以鼻……(見J.-P.邁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巴黎,1948年,156及隨後幾頁。)但是即使是在惡言惡語中,聖伯夫也永遠輝煌。    
  與聖伯夫形成對比,伯蒂·德·朱爾維爾在其《法國文學史》(巴黎,未註明年份,540頁)中寫道:「托克維爾在基佐的學校受到教育,於1835年發表了自《法的精神》問世以來人們所寫的社會哲學方面最紮實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20年以後(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完全獨創、影響極大的新著,在拉馬丁的《吉倫特黨人史》取得轟動成功後不久,開始在法國,至少在引起反響的思想界,改變可稱為大革命神話的一切。人們不再把大革命視為一場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颶風,而承認大革命乃是眾多遙遠深刻的原因的結果。泰納完成了這種對輿論的矯正;但托克維爾開啟先河。」——費迪南·布倫蒂埃在《法國文學史教程》(巴黎,1898年)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中,以筆記形式提出對托克維爾著作的評價:「……這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甚至在構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標誌了一個時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維爾看得何等清晰:□大革命通過所有廢墟與我們歷史最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大革命的『宗教』特徵歸因於其原因的深刻性;□由於這一原故,要取消種種影響,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過這兩部著作〔布倫蒂埃前邊已談到《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足以使歷史擺脫歷史家的武斷評價;準備好我們從當代形成的思想;並賦予歷史以科學所應當具備的一切特徵。」(前引書,441頁。)    
  在其經典著作《法國文學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給了我們一個對托克維爾著作的精彩評價:「……《舊制度與大革命》以歷史家的思想為基礎。托克維爾像奧爾良派歷史家一樣,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結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國開始的一場社會政治運動的終結,而對於正統派和民主派來說,大革命幾乎總是與過去的猛然決裂,是奇跡般的突然爆發,一些人詛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國與路易十四或聖路易的法國截然不同。但奧爾良派用他們的歷史觀為黨派利益服務:托克維爾則始終是嚴格的歷史家,同時更有哲學家色彩,只求證實我們的制度與我們的風尚的發展連續性;大革命爆發於1789年,因為它已經進行了一半,幾個世紀以來,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權發展;封建權利與專制王權的最後障礙顯得更加礙手礙腳,因為它們已是最後一道障礙。他闡述了文學與不信教對大革命的影響,平等感情壓倒自由激情。托克維爾在闡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毀滅後,接著打算證明新法國如何從舊法國的廢墟中重建:這幾乎就是泰納在《當代法國的起源》中實現了的龐大計劃。但是托克維爾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書,1019及隨後幾頁。)法國文學史史家們就這樣把托克維爾著作的成果傳給年輕一代,希望年輕一代從中獲益。    
  在結束《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法國的影響概觀時,我們還想給我們的讀者指出保爾·雅內的一本重要的小書《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巴黎,1875年)。雅內很有眼光地看到1852年在法國大革命歷史觀上是一條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我們在他的書中讀到:「1852年引起了法國革命哲學的真正危機。一種深深的失望,一種對這個國家直到此時一直珍視的各項原則的聞所未聞的背離(人們至少這樣認為),一種為了革命的物質成果而犧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傾向,一種在本應從世界上永遠掃除專制暴政的思想的影響下產生的新形式的專制主義,與此同時一種稍加擴展的科學,我們的狀況與毗鄰民族狀況的比較,那令人悲傷的信念——過多地為經驗證實——世界上有許多民族沒有經歷如此多的危機與災難,隨世事的演變逐步達到了我們曾經夢想、曾經缺乏、甚至從社會自由的一些觀點來看我們已搶先達到並超過的這種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偉大民族在其整個疆域同時實現了這個自由平等的偉大綱領,我們卻早就開始犧牲掉一半,只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這些觀點,所有這些思考,經驗與比較,都使得大家在某種程度上拋棄了一向懷有的這種對革命的信仰……法國革命新理論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人們開始感到震驚,革命很少尊重個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力;人們想,革命在現代社會確立了社會地位平等,誰能說革命不會像昔日的羅馬帝國一樣為新形式的專制暴政鋪平道路。沒有哪一位政論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銳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更為這種思想所打動,他比大家都先有這種思想。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獨到見解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身居和平、溫和、立憲的時代,便向現代各民族預示了『愷撒專制的』危險,這奇怪的預見當時沒有任何條件任何事件任何明顯徵兆可資依據。以後,上述思想在某種程度為事件所證實,他在其卓越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以最罕見的洞察力,重新加以論述和發展。……」    
  我們無法完整地引證雅內的透徹分析,茲摘要如下:    
  「因此,托克維爾在某種意義上為革命辯護,在另一種意義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於革命的批評者或革命的擁護者通常對革命採取的行徑。他替革命申辯,證明革命並不像守舊派所說的那樣標新立異,因而也不是那樣荒誕不經。革命極力設法在純理性上,在權利與人道的抽像思想上,建立一種社會秩序;但即使在這一點上,革命也只實現了先前所有各個時代已經準備好的東西。革命因此在歷史上是正確的同時在哲學上也是正確的。反過來,托克維爾力圖喚醒我們對革命的一種可能後果的憂慮,即新專制主義的確立,民主的或軍事獨裁的專制制度,抹煞個人,無視權利,由中央吞併所有地方生活,並因此消滅各部門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維爾也許(但願如此)誇大了這種弊病的意義,但這弊端在我們的整個歷史中早已萌芽,通過革命毫無疑問繁衍和惡化到了極點。這就是德·托克維爾先生的著作給我們提出的教訓。……」(參見前引書,119及隨後幾頁。)    
  恰恰是革命的這些潛在傾向——在民主進程中抹煞個人並實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險——深深地影響了瑞士偉大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著作。不管他的沉思的唯美主義(estheticismecontemplatie)如何,在所有我們提到的思想家中,他卻可能是最接近於托克維爾的。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但是事情正像你所說的那樣,有人想訓練人們參加集會;假如連至少百人的集會都沒有,大家開始哭泣的日子就要來到。」自從沃納·凱吉為《普遍歷史論見》發表預備研究(《歷史殘稿》,斯圖加特,1942年)以來,我們瞭解了布克哈特曾在多大程度上吸取托克維爾的思想。法國大革命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革命的階段,處在兩位思想家相會的焦點上。我們早已提到菲特在前引著作中用貼切的幾頁篇幅論述在歷史科學發展中《舊制度與大革命》所佔據的位置(參見前引書,557及隨後幾頁)。在洛桑執教的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多·佩爾托的百科全書式的腦子無所不讀,同樣也沒忘記研究托克維爾的著作。    
  在意大利,貝內代托·克羅齊的著作也證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影響。    
  我們在《論美國的民主》(見《托克維爾全集》,邁耶編訂,第一卷,第二冊,393頁)附錄的參考書目中已經指出,德國思想家威廉·狄爾泰發現了托克維爾對於當代的重要性(《人文科學中歷史世界的構造》,載《狄爾泰全集》,第8卷,柏林,1927年,104及隨後幾頁)。關於《舊制度與大革命》,他這樣寫道:「在另一部著作中,托克維爾第一次深入到18世紀法國與大革命的整個政治秩序中。這種政治科學也允許政治應用。他沿用亞里士多德學說的論點,表現得尤其豐富,特別是認為各國良好的憲法應該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正當比例上。否定這種平衡便會把權利變成特權,其結果國家就會瓦解。上述分析對實踐的重要應用是意識到過分中央集權的危險與個人自由和地方政府的好處。這樣,他從歷史本身得出內容豐富的概括,得出對過去現實的新分析,對過去現實的新分析可以產生對目前現實的更深刻的理解。」在對大革命前法國歷史的重要研究中,德國歷史學家阿德爾貝特·瓦爾總是自覺地以他譽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的托克維爾為榜樣。(見瓦爾:《法國大革命以前史。一個嘗試》,兩卷本,蒂賓根,1905年,以及同作者所著:《法國大革命以前史研究》,蒂賓根,1901年。)    
  在英國,裡夫、格雷格、康沃爾·劉易斯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等人吸收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思想,正是通過他們,這部著作的獨創性才得以向下一代人顯示出來。戴西在其著作《憲法研究導論》(第一版,1885年;我們引證根據第八版,倫敦,1915年)的一個重要段落中,為了闡明他關於行政法的重要論點,把《論美國的民主》與《舊制度與大革命》結合在一起。他引用《論美國的民主》:「在法蘭西共和八年,出現一部憲法,其中第75條如下:『政府官員,部長除外,因職責有關的行為,只有根據行政法院的決定才能被起訴;在這種情況下,起訴在普通法庭前舉行。』共和八年憲法通過了,但這一條沒通過,留在憲法後邊,根據公民的合法要求,每天都有人反對它。我常常試圖使美國人或英國人懂得這第75條的含義,事情總是非常難辦到。他們首先看到的是在法國,行政法院乃是一置於王國中央的大法庭;這裡實行一種專制制度,預先把所有申訴人都移交到這個大法庭面前。    
  「但是當我力圖使他們明白行政法院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司法機構而是行政機構,其成員隸屬於國王,乃至國王在命令他的稱為省長的僕人幹一樁惡事之後,能夠命令他的另一個稱為國務顧問的僕人阻止人們懲治前者;當我向他們說明受君主的命令所損害的公民被迫向君主本人請求准許得到公正的處理時,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荒謬行為,還指責我說謊無知。舊君主制常有這樣的事,高等法院向犯罪的政府官員發出逮捕令。有時王權強行干預,撤銷訴訟。專制這時已明目張膽,人們只得屈從暴力,表示服從。因為我們在公正的幌子下,以法律的名義放任和認可唯有暴力強加給他們的一切。」(見《托克維爾全集》,邁耶編訂,第一卷,第一冊,105及隨後幾頁;亦見我們附錄的參考書目,第一卷,第二冊,392及隨後幾頁。)這段引文之後,戴西繼續寫道:「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的這一經典段落發表於1835年;作者30歲,卻已獲得他的朋友譬之於孟德斯鳩的榮譽。當他在生命末年發表《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最有力量最為成熟的著作時,他對行政法的評價當然沒變。」戴西重新引用托克維爾:「確實,我們已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舊制度將它留在這個領域是非常不妥當的;但是與此同時,正如人們所見,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而我們聽之任之:其實權力的混亂在這兩個方面同樣危險,甚至後者更危險;因為法庭干預政府只對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他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舊制度與大革命》,本版本。)戴西又加了如下評論:這些「話出自一位具有非凡天才的人,他精通法國歷史,而且對當代法國也無所不知。他多年擔任議員,至少任過一次部長職務。他瞭解本國的公共生活,就像麥考萊瞭解英國的公共生活一樣。也許托克維爾的語言有些誇張,部分地可由他的品質和思想傾向加以解釋;這導致他誇大促使他刻苦鑽研現代民主薄弱與舊君主制罪惡之間的親緣關係。」(戴西:前引書,351及隨後幾頁。)    
  戴西在牛津大學的傑出同事、專攻英國行政司法史的偉大歷史學家保羅·維諾格拉多夫勳爵把《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方法與成果傳給了他的所有學生。經濟史研究在英國剛剛起步。托克維爾的著作對這門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間接但重要的影響。研究英國法律史的歷史家E.W.梅特蘭的經典著作帶有托克維爾研究成果的深刻印記,對此我們不會感到吃驚。(參見P.維諾格拉多夫:《歷史法理學綱要》,牛津,1920年,第一卷,152及隨後幾頁;R.H.托尼:《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倫敦,1926年,法譯本,1951年;E.W.梅特蘭:《直到愛德華一世時代的英國法律史》〔與E.波洛克合著〕,牛津,1895年,同作者所著:《英國憲法史》,劍橋,1908年。)    
  我們已經提到同樣受到托克維爾影響的阿克頓勳爵。(見我們附錄的參考書目,第一卷,第二冊,391頁。)阿克頓在其《法國大革命講稿》(倫敦,1910年)中的大革命專題著作附錄裡寫道:「將近19世紀中葉,當西貝爾著作的頭幾卷開始問世時,更加深入的研究由於托克維爾而在法國開始展開。他第一個證實,即使不是發現,法國革命不僅僅是決裂、顛覆、突如其來,而且部分上是折磨舊君主制的各種傾向的發展……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令人滿意也最嚴重地感到不足的。」(前引書,356及隨後幾頁。)    
  在美國,《舊制度與大革命》只受最新一代人欣賞。年輕民族相當晚才發現歷史科學。政治社會學中應用歷史研究方法,像托克維爾著作中所顯示的,乃是文明成熟的結果。正如黑格爾所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在暮色中開始飛翔。美國傑出歷史家羅伯特·厄爾甘在其著作《從文藝復興到滑鐵盧的歐洲》(紐約,1939年)上附加了一個參考書目,讓我們用從中取出的一段話來結束這個《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影響概觀:「《舊制度與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J.-P.邁耶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前言    
   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唯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制訂了種種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與父輩迥異;他們不遺餘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終認為,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像的要小。我深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績,必須暫時忘記我們今天看到的法國,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墳墓中的法國。    
  我在這裡試圖做的便是如此;但為達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像的要艱苦得多。    
  有關君主制最初幾個世紀、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歷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們不僅瞭解當時發生的各種事件,而且瞭解這些不同時期的法律、習慣、政府精神與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樣地、仔細地研究18世紀。    
  我們自以為十分瞭解18世紀的法國,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為我們掌握著當時最卓越人物的歷史細節,因為機智或雄辯的批評家們已使我們熟悉了18世紀顯赫的大作家們的著作。但是,對於處理事務的方式、各種制度的真實實施、各階級相互的確切地位、被人漠視的階級的境況與感情,直至輿論風尚,我們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認識。    
  我試圖深入到舊制度的心臟。在年代上它離我們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們分隔開了。    
  為達此目的,我不僅重讀了18世紀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許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這些著作並非精雕之作,卻更好地反映真實的時代精神。我仔細閱讀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在這些公共文告中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與好惡。省三級會議以及後來的省議會的會議記錄在這方面為我提供了大量啟示。我特別研究了1789年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這些陳情書的手稿長達數卷,它們是法國舊社會的遺囑,是它的願望的最高體現,是它的最終意志的真實反映。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獻。而我覺得它還不夠。    
  在行政機構強大的國家裡,思想、願望、痛苦、利益與激情,通常遲早會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覽政府檔案不僅使人對其統治手段有一精確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個國家的狀況。今天,如果把充斥內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給一個外國人看,他很快就會瞭解我們,甚於我們自己。讀者將會看到,在18世紀,政府權力已經十分集中,極其強大,驚人地活躍,它不停地贊助、阻止或批准某項事業。它許諾很多,給予也很多。它以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不僅主持大政方針,而且干涉家家戶戶,以及每一個人的私生活。此外,它從不張揚,因而人們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隱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長時間在巴黎和幾個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檔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裡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見,它的實踐。每個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語言講話,暴露他們最隱秘的想法。我因此獲得了當代人所沒有的關於舊社會的許多概念;因為我看到了他們從未見到的資料。    
  隨著這項研究的進展,我驚異地在昔日的法國處處看到許多今日法國突出的特點。從中我發現許多原以為源於大革命的感情,許多我一直認為只可能來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產生於大革命的習慣;我時時碰到深植於這片古老土壤中的當今社會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見產生大革命的那種精神是如何形成、誕生和壯大的。這場革命的整個面貌逐漸展現在我眼前。它已經預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點;這就是它本身。在這裡,我不僅發現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為的原因,而且也許更有甚者,發現了它將長期建樹的目標的先兆;因為大革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法國人似乎要摧毀過去的一切;在第二階段,他們要恢復一部分已被遺棄的東西。舊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後重又出現,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獻給公眾的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闡明,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麼它好像自發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制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從思想上說,我已著手的這部著作不應到此告終。倘若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我的意圖是穿過這場漫長革命的起伏興衰,追蹤這些法國人——不久前在舊制度下我還和這些由舊制度造就的人們親密相處——注視著他們隨著種種歷史事件而變化、改造,卻絲毫不改變本質,他們不停地在我們面前重現,雖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終可以辯認出來。    
  首先,我要和他們一起經歷1789年的最初時期,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共同佔據著他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聖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儘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    
  在簡要追溯這場大革命的進程時,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我一直寫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業績、新社會已誕生時,然後,我將考察這個社會本身,我要力圖辯別它在哪些地方與以前的社會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們在這場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最後我試圖推測我們的未來。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寫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於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誰能說得準呢?個人的命運較之民族的民運更為晦暗叵測。    
  我希望寫這本書時不帶有偏見,但是我不敢說我寫作時未懷激情。一個法國人在談起他的祖國,想到他的時代時,竟然無動於衷,這簡直是不能容許的。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於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於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因此,每當我在先輩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已經喪失然而又極為必要的剛強品德——真正的獨立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事業的信仰——時,我便把它們突出出來;同樣,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折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跡時,我也特別將它們揭露出來,以便人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    
  我聲言,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回憶,也不管他們多麼令人敬畏。    
  我這樣做時往往帶有歉意,但從不感到內疚。但願那些由於我而感覺不快的人,考慮到我的正直無私的目的而饒恕我。    
  不少人可能會指責我在本書中表達了一種對自由的完全不合時宜的酷愛,他們要我相信,在法國再沒有人在關心什麼自由。    
  我只是懇求那些對我提出這種指責的人不妨想想,我對自由的熱愛久已有之,並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當論及另一個社會時,我就幾乎逐字逐句地寫下了人們現在即將讀到的內容。    
  在未來的黑暗中,人們已經能夠洞察三條非常明顯的真理。第一條是,今天,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制或減緩它,但不能戰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制度;第二條是,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最後,第三條真理是,沒有哪個地方,專制制度產生的後果比在上述社會中害處更大;因為專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體更助長這種社會所特有的種種弊端,這樣就促使它們隨著它們原來的自然趨向朝著那個方向發展下去。    
  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佔據了統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頭百姓舉足輕重而顯得強大;在那裡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誠實商人和可尊敬的產業主;甚至還會見到優秀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的祖國不在塵世,而他們宗教的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時尚中,在最惡劣的政府下,造就優秀基督徒:羅馬帝國最腐朽的時代就曾充斥著優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說的就是這些。我以為,從那時以來,世界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能使我改變想法和說法。當自由受歡迎時,我表示了我對自由的讚賞;當自由遭拋棄時,我仍堅持不渝,對此人們不會不以為然。    
  此外,請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我的大多數反對者的分歧,也許比他們自己認為的要小。一個人,假如他所屬的民族有善於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卻生來就奴顏婢膝地仰賴某個同類人的好惡,而不去遵循他親身參與制定的法律,試問這樣的人算是一種什麼人?這種人我認為並不存在。專制者本人也不否認自由是美好的,只不過唯獨他才配享有自由;對此大家並無歧意,分歧在於對人的尊重程度;因此嚴格來說,人們對專制政府的愛好同他們對國家的輕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讓我順此潮流,恐怕尚須時日。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刻我發表的這本書是一項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節雖短,卻花費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時間。    
  我本來可以把大量的註釋放在每頁下面;不過我還是把它印在卷末,並且為數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頁碼。讀者從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證據。如果本書對某些讀者有所啟發,他們想要更多的例證,我願另外提供。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一編 第一章 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對它的評論歧異    
   沒有任何事情比法國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學家、政治家們要謙虛謹慎;因為從來沒有比它更偉大、更源遠流長、更醞釀成熟但更無法預料的歷史事件了。    
  就連偉大的弗裡德裡希這樣的天才,也沒能預感到這場革命。他儘管接觸到了,卻視而不見。不僅如此,他預先就是依照大革命精神行事的;他是大革命的先行者,並且可以說他已經成為大革命的代理人;但在大革命迫近時,他並沒有辯認出來;而當革命終於爆發時,它同歷史上眾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獨特的新面貌,因而最初未被人們察覺。    
  在國外,大革命成為舉世矚目的事件;它無處不在各國人民心中產生一種隱隱約約的新時代即將來臨的概念,一種變革與改良的朦朧希望;但誰也猜不出大革命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各國君主和大臣竟然缺乏這種模糊的預感,這種預感使人民一見到大革命就騷動起來。最初,君主和大臣認為革命只不過是一場週期性疾病,各個民族的體質都難以避免,它只是為鄰國的政治開闢新的領域,別無其他後果。如果他們偶然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諦,那也是無意的。1791年,德意志各國君主聚集在匹爾尼茨,確實宣稱法國君主制所面臨的威脅乃是歐洲一切舊政權的共同威脅,它們與法國同處危難之中;但是實際上,他們絲毫不相信這番話,當時的秘密文件透露,這在他們只不過是巧立借口,以遮掩他們的意圖,或者在眾目睽睽下粉飾這些意圖而已。    
  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次轉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從中漁利就行了。基於這種思想,他們密謀策劃,多方準備,結成秘密聯盟。獵物既然近在眼前,他們便爭奪起來,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他們的準備可謂面面俱到,唯獨沒有料到即將發生的事情。    
  英國人對自己的歷史記憶猶新,他們長期實行政治自由,因而富有見識和經驗,透過厚厚的帷幕,他們的確看見了迅速臨近的偉大革命的面目;然而他們未能認清它的形式,不知道法國革命即將對世界的命運,對英國的命運產生什麼影響。大革命即將爆發之際,阿瑟·揚正在法國遊歷,他認為這場革命已迫在眉睫,但對於這場革命的意義卻一無所知,甚至以為大革命的後果會使特權增加。他說道:「如果這場革命給予貴族更多的優越地位,那麼我想,它就弊大於利。」    
  自法國革命爆發起,伯克心中便燃起仇恨,可是竟連伯克在某些時刻,對大革命亦無定見。起初他認為,大革命將使法國削弱,乃至滅亡。他說道:「可以確信,法蘭西的好戰能耐將長久消失,甚至會永遠消失,繼往開來的一代將像那位古人一樣說:我們曾聽說,高盧人自己古時曾以武力著稱。」    
  近距離不如遠距離更能準確地判斷歷史事件。在法國,大革命行將爆發的前夕,人們對革命將成就的事業並沒有明確認識。在大量陳情書中,我只找到兩份陳情書表達了人民的某種懼怕心理。人們害怕的是王權——或者當時所稱的宮廷——繼續保持壓倒一切的優勢。三級會議表現懦弱,而且為期很短,令人擔憂。人們害怕會對他們使用暴力。貴族對此尤其惴惴不安。許多陳情書說道:「御前衛隊應宣誓絕不把槍口對準公民,哪怕發生騷亂或暴動。」只要三級會議開得自由,一切弊端會一掃而光;要實行的改革工程巨大,可是並不困難。    
  然而,法國革命按自己的進程發展:隨著魔鬼的頭部逐漸出現,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暴露出來;大革命在摧毀了政治機構以後,又廢除了民事機構,在變革法律以後,又改變風尚、習俗,直至語言;摧毀了政府結構之後,又動搖了社會基礎,似乎最終要清算上帝本身;這場大革命很快便跨越了國界,帶著前所未聞的各種手段、新的戰術、致命的準則,即皮特所謂的武裝的輿論,這個出奇強國沖決諸帝國的阻礙,打碎一頂頂王冠,蹂躪一個個民族,而且竟有這樣怪事:把這些民族爭取到自己這邊來!隨著這一切的爆發,人們的觀點發生了變化。歐洲各國君主和政治家最初視為各民族生活中的常事,一變而為新事,它甚至與世上歷來發生的一切截然對立,可是它又如此普遍,如此可怖,如此費解,以致面對這種現象,人類的精神茫然若失。一些人想,這個聞所未聞的威力彷彿自生而且永存,人們無法阻止它,它也絕不會自動停止,它將把人類社會推向最終的徹底崩潰。許多人將大革命視為魔鬼在世間顯靈。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爾先生便說道:「法國革命具有惡魔的特點。」反之,另一些人則在大革命身上發現了上帝的福音,它不僅要更新法蘭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煥然一新,可以說要創造一種新人類。在當時的若干作家身上,都有這種帶宗教色彩的驚恐心理,好比薩爾維當初見到蠻族一樣。伯克繼續闡述他的思想,驚呼道:「法蘭西豈只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與其說法蘭西必當成為人類的災難與恐怖,不如說它幾乎成了屈辱與憐憫的對象。但是,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醜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像力的可怕的怪物。這個醜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為危險所懼,不因悔恨卻步;它無視一切固有的準則,無視一切常規的手段,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擊倒。」    
  法國革命確實像當時的人所感到的那樣異乎尋常嗎?確實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離奇、那樣顛倒乾坤和銳意革新嗎?這場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它的真正特點是什麼?它的深遠效果是什麼?它具體摧毀了什麼?它又創造了什麼?    
  研究和論述這些問題的時機看來已經到來,今天我們所處的確切地位正好使我們能更好地觀察和判斷這個偉大事物。我們離大革命已相當遠,使我們只輕微地感受那種令革命參與者目眩的激情;同時我們離大革命仍相當近,使我們能夠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過不多久,人們就很難做到這點了;因為偉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產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於本身的成功,反變得不可理解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並非像人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是要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    
   法國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擊教會,在大革命所產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後熄滅的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使在人們被迫忍受奴役以換取安寧、對自由的熱情煙消雲散之時,他們仍在反抗宗教的權威。拿破侖有能力制服法國革命的自由天賦,但他竭盡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們仍看到有些人,他們以為,不敬上帝便是彌補了當初對政府區區小吏唯命是從的過失,他們拋棄了大革命信條中最自由、最高貴、最自豪的一切,卻以忠於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為他們仍舊不信上帝。    
  可是,人們今天不難明白,反宗教之戰只是這場偉大革命中的一個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個突出的卻轉瞬即逝的特徵,是醞釀大革命並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個別事件的暫時產物,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人們有理由將18世紀哲學視為大革命的一個主要原因,的確,18世紀哲學帶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但是仔細觀察定會看到,它有兩個部分,彼此分開,截然不同。    
  一部分包含關於社會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準則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觀點,例如人類生來平等,因此應廢除種姓、階級、職業的一切特權,人民享有主權,社會權力至高無上,統一規章制度……所有這些信條不僅是法國革命的原因,而且簡直可以說就是大革命的內容;它們是大革命最基本的業績,論時間,則是大革命最經久最實在的功績。    
  18世紀哲學家的另一部分信條是與教會為敵;他們攻擊教士、教會等級、教會機構、教義,而且為了更徹底地推翻教會,他們還想將教會的基礎連根拔掉。但是,18世紀哲學的這一部分既然產生於這場革命正在摧毀的各種事實中,它必然與這些事實一起逐漸消失,最終彷彿被埋葬在大革命的勝利之下。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補充一句,因為我還要在別的章節論述這一重大問題:基督教之所以激起這樣強烈的仇恨,並非因為它是一種宗教教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制度;並非因為教士們自命要治理來世的事務,而是因為他們是塵世的地主、領主、什一稅徵收者、行政官吏;並非因為教會不能在行將建立的新社會佔有位置,而是因為在正被粉碎的舊社會中,它佔據了最享有特權、最有勢力的地位。    
  不妨想一想,時間的推移已經證實了,而且每日每時都在證實下面這一真理:隨著大革命政治業績的鞏固,它的反宗教事業即告覆滅;隨著大革命所攻擊的一切舊政治制度更徹底被摧毀,大革命所憎惡的各種權力、影響、階級被徹底制服,一去不復返,它們所激起的仇恨,作為失敗的最後標誌,也日漸減退;最後,當教士從一切和他們同時垮台的東西中日益分離出來時,人們便看到,教會的力量在人們的精神中逐步恢復,並且更加鞏固。    
  不要以為這種現象是法國所獨有;自法國革命以來,歐洲的基督教會無一不重新振興。    
  若以為民主社會必然與宗教為敵,那就大錯特錯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此外,歷朝歷代的歷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終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經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歸宿,而傾向於順應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種制度,到頭來總是把人類精神推向不信宗教,豈非咄咄怪事。    
  剛才我對宗教的議論,更適用於社會權力。    
  大革命一舉推翻迄今維持社會等級制度和束縛人的一切機構和習俗,人們看到這些便可能以為,大革命的結果不僅要摧毀個別社會秩序,而且要摧毀一切社會秩序;不僅要摧毀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毀社會權力本身;從而斷定,法國革命的特性在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可是我敢說,這又只看到了表面現象。    
  大革命開始後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國王道:「請把新形勢與舊制度加以比較,從中會得到慰藉和希望。國民議會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顯然對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級會議省份,取消教士、特權階級和貴族集團,難道這是區區小事嗎?只組成一個單一的公民階級,這個想法會使黎世留欣悅,因為這種平等的表面便於權力的執行。多少屆專制政府都致力加強國王權威,但他們所做的還不如革命在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有能力領導大革命的人是這樣理解大革命的。    
  法國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要變革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社會結構,因此,它必須同時攻擊一切現存權力,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除去各種傳統,更新風俗習慣,並且可以說,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一貫培育尊敬服從的思想。這就產生了法國革命如此獨特的無政府主義特點。    
  但是搬開這些殘渣碎片,你就會發現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大量從屬權力機構、等級、階級、職業、家庭、個人,亦即散佈於整個社會中的一切零散權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過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大革命創造了這一新權力,或者不如說,這一新權力是從大革命造成的廢墟中自動產生的。的確,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卻強大百倍。由於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強大,下面將另加闡述。    
  米拉波透過行將垮台的舊制度的塵埃,已洞察到這個簡單、正規、巨大的形式。儘管這是一個龐然大物,當時卻還未被民眾察覺。但是逐漸地,時間的推移使之大白於天下。今天,各國君主尤其對此矚目。他們讚賞並羨慕這個龐然大物,不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們,連那些與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敵對的人們也表贊同,他們都在各自領域努力摧毀豁免權,廢除特權。他們融合不同等級,使不同社會地位趨於平等,用官吏取代貴族,用統一的規章制度取代地方特權,用統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門的權力機構。對於這番革命事業,他們兢兢業業。一旦遇到什麼障礙,他們往往借用法國革命的各種手段及準則。在必要時,他們甚至動員窮人反對富人,平民反對貴族,農民反對領主。法國革命既是他們的災難,又是他們的教師。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一切國內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個祖國,並局限於這個範圍內。法國革命卻沒有自己的疆域;不僅如此,它的影響可以說已從地圖上抹掉了所有的舊國界。不管人們的法律、傳統、性格、語言如何,它都使人們彼此接近或者分裂,它常使同胞成為仇敵,使兄弟成為路人;不如說,它超越一切國籍,組成了一個理念上的共同祖國,各國的人都能成為它的公民。    
  翻遍全部史冊,也找不到任何一次與法國革命特點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這種革命。因此如果想用類比法來解釋問題,就必須將法國革命與宗教革命作一比較。    
  席勒在其《三十年戰爭史》中正確地指出,16世紀偉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瞭解的各國人民突然接近起來,並且通過新的共同信仰,緊密聯合在一起。的確,法國人與法國人彼此交戰之際,英國人前來助戰;生於波羅的海縱深處的人竟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來保護那些他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人。所有對外戰爭都帶有內戰色彩;所有內戰都有外國人介入。各個民族的舊利益被忘在腦後,代之以新利益;取代領土問題的是各種原則問題。所有外交規章都互相攙雜,混亂不堪,使當時的政治家們目瞪口呆,大傷腦筋。這正是1789年後在歐洲發生的形勢。    
  因此,法國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試看它有哪些具體特點與宗教革命相似:它不僅像宗教革命一樣傳播甚遠,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樣也是通過預言和布道深入人心。這是一場激發佈道熱忱的政治革命。人們滿懷激情地在國內實現革命,又以同樣的熱忱向國外傳佈。試想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國革命向世界展示的聞所未聞的事物中,這件事確實是最新鮮的。但我們且莫就此而止,應該更進一步深入探討,考察這種類似的效果,是否來源於隱而不露的類似原因。    
  宗教的慣常特徵是把人本身作為考慮對象,而不去注意國家的法律、習俗和傳統在人們的共同本性上加入了什麼特殊成分。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調整人與上帝的總體關係,調整人與人之間的一般權利和義務,而不顧社會的形式。宗教所指明的行為規範並不限於某國某時的人,而主要涉及父子、主僕、鄰里。宗教既然植根於人性本身,便能為所有的人同樣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革命因此常擁有如此廣闊的舞台,極少像政治革命那樣局限於一國人民、一個種族的疆域之中。如果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宗教愈是具備我所指出的這一抽像而普遍的特徵,便愈能廣泛傳播,不管法律、氣候、民族有何不同。    
  古代希臘羅馬的異教或多或少均與各國人民的政體或社會狀況有關,在它的教義中保留著某個民族的而且常常是某個城市的面貌,異教因此通常局限於一國的領土,很少越出範圍。異教有時導致不寬容和宗教迫害,但是布道熱忱在異教中卻幾乎完全看不到。因此,在基督教到來以前的西方,也就沒有大規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輕而易舉地越過那些曾經阻擋異教的各種障礙,在很短時間內就征服了大部分人類。基督教的勝利部分是由於它比其他宗教更能擺脫某國民族、某種政府形式、某種社會狀態、某個時代及某個種族所特有的一切,我認為這樣講並不是對這聖教失敬。    
  法國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開的;但是法國革命涉及現世,宗教革命則為來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國家和時代為轉移的人,法國革命與此相同,也抽像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它不僅僅研究什麼是法國公民的特殊權利,而且研究什麼是人類在政治上的一般義務與權利。    
  法國革命在社會與政府問題上始終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說更自然的東西,正因如此,法國革命既能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處為人倣傚。    
  法國革命彷彿致力於人類的新生,而不僅僅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的熱情。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於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為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成為一種新宗教,雖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為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卻像伊斯蘭教一樣,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    
  儘管如此,不能認為法國革命所採取的手段是史無前例的,它所宣傳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穎的。在各個世紀,甚至在中世紀興盛時期,都有這樣的鼓動宣傳者,他們為了改變具體的習俗而援用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並以人類的天賦權利反對本國的政體。但是,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18世紀燎原於歐洲的這同一火炬,在15世紀就輕易地被撲滅了。    
  要想使這種學說產生革命,人們的地位、習俗、風尚必須已經發生某些變化,為學說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準備。    
  在某些時代,人和人之間如此迥異,以至普遍適用的法則對於他們竟成了無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時代裡,只要將某一法則的朦朧輪廓遠遠地向人們展示,他們便能立即辯認並趨之若鶩。    
  最了不起的,並不在於法國革命使用了各種手段,創立了各種思想:偉大的新事物在於,那樣眾多的民族竟達到這樣的水平,使他們能有效地使用這些手段,並輕而易舉地接受這些準則。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四章 何以幾乎全歐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們如何到處陷於崩潰    
   曾經推翻羅馬帝國並最終建立了近代國家的那些民族,在種族、國家、語言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們只是在不開化這點上彼此相似。自從定居於羅馬帝國的土地之日起,長時期內,他們互相廝殺,一片混亂,而當終於穩定下來時,他們發現被自己造成的一片片廢墟分隔開來。文明毀滅殆盡,公共秩序蕩然無存,人際關係變得艱難險惡,龐大的歐洲社會分裂為千百個彼此迥異、互相敵對、老死不相往來的小社會。    
  可是,在這片支離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間湧現出統一的法律。    
  這些制度並非模仿羅馬法制,而是與羅馬法相對立,人們利用羅馬法才能改造它們、廢除它們。它們的面貌獨特,與人類以前建立的法律截然不同。它們彼此勻稱對應,共同構成了由一個個連接緊密的部分組合的整體,其嚴密程度不下於我們現代的法典條文;這是用於半野蠻社會的高深的法律。    
  這種立法怎麼會形成、推廣並最終遍行歐洲呢?這個問題我並不想探討。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紀,這種立法就或多或少在歐洲各地出現,而且在很多國家,它排除其他一切立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我有機會研究了英、法、德諸國中世紀政治制度。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十分驚異地看到,所有這些法律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儘管各個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卻有如此相似的法律,這不能不使我為之讚歎。由於地點不同,這些法律在細節上出現不斷的、無止境的變化,但是它們的基礎卻到處都一樣。當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發現某種政治制度、規章、權力時,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細研究下去,也會在英國和法國找到本質上完全相同的東西,而我也確實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個,其他兩個就更好理解了。    
  在這三個國家裡,政府都是依據同一準則行事,議會都是由同樣成分組成,並被賦予同樣權力。社會以同樣方式被劃分,同樣的等級制度出現在不同階級之間;貴族佔據同樣的地位,擁有同樣的特權、同樣的面貌、同樣的秉賦:彼此毫無區別,到處都一模一樣。    
  城市結構彼此相似,農村依同樣方法治理。農民的處境沒有什麼不同,土地按同樣的方式為人們所擁有,所佔據,所耕種,耕者承擔同樣的義務。從波蘭邊界到愛爾蘭海,領主莊園、領主法庭、采邑、徵收年貢土地、服徭役、封建義務、行會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時連名稱都一樣。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於同一種精神。可以說,14世紀歐洲的社會、政治、行政、司法、經濟和文學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當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儘管現代文明致力於開闢條條道路,衝破重重關卡。    
  我的目的不是要講述歐洲的舊政體如何逐漸削弱頹敗;我只想指出,在18世紀歐洲政體到處瀕臨崩潰。一般說來,這種衰落在大陸東部不太突出,在大陸西部較為突出;但是在一切地方都能見到舊政體的老化,甚至衰敗。    
  中世紀各種制度的逐漸衰落過程,從當時的檔案中可以找到證明。我們知道,當時的領地都有名為「土地賦稅清冊」的登記簿,在上面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標出采邑和徵收年貢土地界限,欠付地租、服勞役以及當地慣例。我看過14世紀的土地賦稅清冊,它們記載清晰、井井有條、十分確切,堪稱傑作。儘管知識已普遍進步,可是離我們年代越近,土地賦稅清冊反倒變得模糊、雜亂無章、記載不全而且混亂不堪。看來市民社會轉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會墮入野蠻之時。    
  歐洲的古老政體在德意志比在法蘭西更多地保留著原始特徵,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創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經到處遭到摧毀。考察殘存物的現狀比發現失去的東西,更能使人判斷時間的摧殘作用。    
  自治市制度早在13和14世紀就已經使德意志的主要城市成為一個個富庶開明的小共和國,到18世紀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今天徒有其表。它們的一套方法似乎仍在執行;它們設置的行政官員仍保留原先的名稱,而且彷彿在管理同樣的事務;但是積極性、活力、市鎮的愛國主義,以及城市制度所激起的剛毅而取之不竭的品德,已經消失不見了。這些舊制度彷彿原封不動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今天依然存在的一切中世紀權力都患有同一毛病,它們全都同樣地衰落和毫無生氣。不僅如此,有些本身不屬於中世紀政體的東西,由於被捲入其中而帶上強烈的印跡,也都立刻喪失了生命力。處在這樣的形勢下,貴族階級沾染上老年虛弱症;在中世紀,政治自由的成就到處可見,然而只要它今天保留著中世紀的種種特徵,它便得了不育之症。省議會雖原封不動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們阻礙著文明的進步,而未能對它有所幫助;看來它們同新的時代精神格格不入。同時民心也背離了省議會,而倒向了君主。這些制度的悠久歷史並未使它們變得令人尊重;相反,它們在老化,一天天地聲名掃地;令人奇怪的是,由於它們更加衰落,它們的危害力越小,而它們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一位支持舊制度並和舊制度同時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說道:「現存事物已經普遍刺傷人心,有時還變得可鄙。古怪的是,現在人們對一切舊的東西均持不屑一顧的態度。這些新看法竟然也出現在家庭內部,並擾亂了家庭秩序。就連主婦們也不願再忍受她們那些古老的傢俱了。」然而,這同一時期的德國同法國一樣,社會活躍繁榮,蒸蒸日上。但是有一點必須認真注意;這是點睛之筆:所有活著、動著、生產著的東西都來自新的根源;這一根源豈止是新的,而且是對立的。    
  這個根源便是王權,但與中世紀王權毫無共同之處,它擁有另一些特權,佔有另一個地位,帶有另一種精神,激發另一些感情;這便是國家行政機構,它建立在地方權力廢墟之上,向四面延伸;這便是日益取代貴族統治的官吏等級制度。所有這些新的權力都遵循著中世紀聞所未聞或拒絕接受的準則和方法行事,它們確實關係到中世紀人連想都想不到的某種社會狀態。    
  在英國,情況與剛才談到的一樣,雖然人們一開始會以為歐洲舊政體仍在那裡實行,如果忘掉那些舊名稱,拋開那些舊形式,人們便會發現,自17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所有這些新原則在中世紀社會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巧妙地滲入這古老的軀體,使之復甦和免於瓦解,並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時,灌輸新鮮活力。17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在它內部僅僅保留著中世紀的某些遺跡,猶如供奉品。    
  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五章 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麼    
   前面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闡明主題,以幫助解決我一開始就提出的問題: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它的本身特點究竟是什麼?為什麼它恰恰要這樣發生?它完成了什麼?    
  大革命的發生並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摧毀宗教信仰的權威;不管外表如何,它在實質上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範圍內,它並不想延續混亂,並不像它的一位主要反對者所說的那樣要堅持混亂,使無政府狀態條理化,而是要增加公共權威的力量和權利。它並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樣,要改變我們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點,阻止文明的進步,也沒有從實質上改變我們西方人類社會賴以依存的根本法律。如果撇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發生的曾經暫時改變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到,這場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毀若干世紀以來絕對統治歐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稱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簡單、以人人地位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    
  這些就足以產生一場規模巨大的革命;因為古老的制度與歐洲的幾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織在一起,除此之外,這些制度還產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習慣、道德作為它們的附屬物。要想一舉摧毀並從社會軀體中摘除與各器官相連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場可怕的動亂。這就使這次大革命顯得更加偉大;它似乎摧毀一切,因為它所摧毀的東西觸及一切,可以說與一切相連。    
  不管大革命怎樣激進,它的創新程度比人們普遍認為的卻少得多:這個問題我將在後邊加以闡明。確切地說,大革命徹底摧毀了或正在摧毀(因為它仍在繼續)舊社會中貴族制和封建制所產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與之有聯繫的一切,以及即使帶有貴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跡的一切。大革命從舊世界保存下來的只是同這些制度始終格格不入或者獨立於這些制度之外的東西。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確,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坍塌,這裡早些,那裡晚些;只是它將一塊一塊地塌落,不會在一瞬間崩潰。大革命通過一番痙攣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當、大刀闊斧、毫無顧忌地突然間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點一滴地、長時間才能成就的事業。這就是大革命的業績。    
  但是使人驚異的是,今天看來如此明瞭的事情,當初在那些上智者眼裡卻始終顯得模糊不清,混亂一團。    
  就是那位伯克對法國人說道:「你們想要匡正你們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創新呢?你們何不因循你們古老的傳統?你們何不恢復你們古老的特權?倘若你們無法恢復你們祖先體制的隱失的面貌,那麼你們何不將目光移向我們英國?在英國,你們將會找到歐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伯克對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廢除歐洲共同的舊法律;他沒有看到,問題的要害正在於此,而非其他。    
  但是這場到處都在醞釀、到處產生威脅的革命,為什麼在法國而不在其他國家爆發?為什麼它在法國具備的某些特點,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或只出現一部分?這第二個問題確實值得一提;考察這個問題將是下面各編的宗旨。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二編 第一章 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他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    
   有件事乍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18世紀末,德意志境內幾乎沒有一處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度,同中世紀一樣,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縛在封建領地上。弗裡德裡希二世和瑪麗亞-特雷薩的軍隊幾乎全是由名副其實的農奴組成的。    
  1788年,在德意志大多數邦國,農民不得離開領主莊園,如若離開,得到處追捕,並以武力押回。在領地上,農民受主日法庭約制,私生活受其監督,倘若縱酒偷懶,便受處罰。    
  農民的地位無法上升,職業不得改變,主人若不高興,他便不得結婚。他的大部分時間得為主人盡勞役。年輕時,他得在莊園中做多年僕役。為領主服勞役仍為定制,在某些邦國,役期竟達每週三天。領主房產的翻蓋維修、領地產品運往市場及其經營,以及捎帶信件,都由農民承擔。農奴可以成為土地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權始終是不完全的。他必須根據領主的眼色來決定在自己地裡種些什麼;他不能任意轉讓和抵押土地。在某些情況下,領主強迫他出賣產品;在另一些情況下,領主又阻止他出售;對農民來說,耕種土地永遠是強制性的。就連他的產業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繼承,其中一部分通常歸領主。    
  我不需在陳舊法律中去查閱有關條文,在偉大的弗裡德裡希擬定、由其繼位者在大革命剛剛爆發之際頒布的法典中,就有這些規定。    
  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已不存在:農民可任意往來、買賣、處置、耕作。農奴制最後遺跡只有在東部一兩個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見到;在所有其他地方,農奴制已經絕跡,廢除農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遙遠,人們已不記得。當今考據證明,從13世紀起,諾曼底便廢除了農奴制。    
  但是在法國還發生了另一場涉及人民社會地位的革命:    
  農民不僅僅不再是農奴,而且已成為土地所有者。這一事實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說明,但其後果如此深遠,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論述。    
  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地產的劃分開始於大革命,它只能是大革命的產物。事實恰恰相反,各種證據均可證實這一點。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20年,便有一些農業協會對土地的過份分割感到不滿。蒂爾戈當時說道:「瓜分遺產使得原來夠維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給五六個孩子。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後是無法完全靠土地為生的。」若干年後,內克爾也說,法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小地產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干年寫給總督的秘密報告中,我發現了如下的話:「人們正以平等和令人擔憂的方式再次瓜分遺產,每個人都想處處都弄到一點,因而一塊塊土地被無止境地劃分下去,不斷地一再劃分。」難道這話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嗎?    
  我下了極大的功夫在某種程度復原舊制度的土地冊,有時也達到了目的。根據1790年確定土地稅的法律,各教區均當呈報該區現存的地產清單。這些清單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莊,我卻發現了清單,並拿來與我們今天的名冊作一比較,我看到在這些村子裡,地產主的數量高達當今數目的二分之一,並往往三分之二;若考慮到從那個時期以來,法國總人口增長四分之一強,那麼地產主的驟增顯得相當驚人。    
  農民對地產的熱愛今昔一致,都達到了頂點,土地的佔有慾在農民身上點燃了全部激情。當時一位出色的觀察者說道:「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售出;原因在於所有居民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階級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給個人或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    
  阿瑟·揚首次旅法時,發現許多新鮮事物,其中最使他驚異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農民中被劃分;他估計法國有一半土地已屬農民所有。他常說:「這種形勢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的確,只有在法國或其近鄰才出現這樣的形勢。    
  在英國也曾有過擁有地產的農民,但數目已大大減少。在德國,各個時代各個地方,都有一些擁有完全土地所有權的自由農民。日耳曼人最古老的習俗中,就有關於農民地產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這種地產始終是例外,小地產主的數量微乎其微。    
  18世紀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區,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國農民一樣自由,這些地區大多位於萊茵河流域;正是在這些地方法國的革命熱潮傳播最早,並且始終最有生氣。    
  相反,德意志那些長時期不為革命熱潮滲透的部分,就是沒有發生類似變化的地方。這點很值得注意。    
  因此,認為法國地產的劃分始自大革命,這是附和一種普遍的錯誤觀點;土地的劃分遠遠早於大革命。的確,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貴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查閱一下當時拍賣土地的記錄,就像我有時耐心查閱的那樣,人們便會看到,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經擁有其他土地的人買走的;因此,地產雖然易手,地產所有者數目的增加比人們想像的還是少得多。根據內克爾的通常浮誇但這次準確的用語:法國當時就已經存在大量土地所有者。    
  大革命的結果不是劃分土地,而是暫時解放土地。所有這些小地產主在經營土地時確實深感痛苦,他們承受前許多勞役,無法擺脫。    
  這類負擔無疑是沉重的;但是他們之所以覺得無法忍受,正是由於存在某種本應減輕負擔的情況:因為這些農民,與歐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經擺脫了領主的管轄;這是另一場革命,它與使農民變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場革命一樣偉大。    
  儘管舊制度離我們還很近,因為我們每天都遇到在舊制度法律下出生的人們,但是舊制度彷彿已經消失在遠古的黑暗中。這場徹底的革命將我們與舊制度隔離開,似乎已經歷若干世紀:它使未被摧毀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因此,今天很少有人能精確地回答這樣一個簡單問題:1789年以前;農村是怎樣治理的?當然,如果不是在書本之外再去研究那個時代的政府檔案,就無法精確詳盡地論述這個問題。    
  我常常聽人說:貴族長期以來已不再參與國家治理,但是他們仍一直保持農村的全部行政權力;領主統治著農民。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在18世紀,教區的一切事務都是由一些官吏主持的,他們不再是領地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領主選定;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由該省總督任命,另一些人則由農民自己選舉。分派捐稅,修繕教堂,建造學校,召集並主持堂區大會的,正是這些權力機構。它們監管公社財產,規定其用項,以公共團體名義提出並維持公訴。領主不僅不再負責管理地方上的所有這些細小事務,而且也不進行監督。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闡明的那樣,所有教區官吏均隸屬政府,或歸中央政府統轄。領主幾乎不再是國王在教區的代表,不再是國王與居民之間的中介人。在教區內執行國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徵收捐稅、頒布國王敕令、分配賑濟之類事務再也不由領主負責。所有這些義務和權利均屬他人所有。領主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居民而已,與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稅權和特權;他擁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權力。總督們在寫給他們的下屬的信中特意說道,領主只不過是第一居民。    
  如果走出堂區,到區考察,你將再次見到同一景象。作為整體,貴族不再從事管理,除非作為個人;這種現象在當時為法國所僅有。在其他一切地方,古老封建社會的特徵還部分地保留著:擁有土地和統治居民仍合為一體。    
  英國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進行管理和統治的。在德意志,在國王已擺脫貴族對國家一般事務的控制的各個部分,例如普魯士和奧地利,他們還是給貴族保留了大部分農村管理權,即使在某些地方,國王已強大到能控制領主,他們也還未取代領主的位置。    
  真正說來,法國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接觸國家行政,只有一處是例外,那就是司法權。貴族中的首要人物還保持權利,讓法官以他們的名義裁決某些訴訟,還在領地範圍內不時地制訂治安規章;但是王權已逐漸剪除、限制領地司法權,使之歸屬王權,這樣一來,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權的領主便不再把它視為一種權力,而視為一項收入。    
  貴族享有的所有特殊權利都是如此。政治部分已經消失,只有金錢部分保留下來,而且有時還激增。    
  在此,我只想論述那一部分尚未失效的特權,即名副其實的封建權利,因為它們與人民關係最為密切。    
  今天,很難說明這些權利在1789年究竟有哪些;因為它們數量龐大,品類繁多,況且其中有一些已經消失,或已經轉化;正因為此,這些對當時人來說已經含混的詞義,對於我們來說就更模糊不清。然而,當我們查閱18世紀研究封建法的專家著作並耐心研究地方習俗時,就會發現所有現存的權利都可簡化為數目很小的主要幾種;其他的一切權利確實還存在,但只不過是孤立的個別現象。    
  為領主服徭役的跡像在各地幾近消失。道路通行費大部分變得低廉或已被取消;不過在少數省份,仍可見到好幾種道路通行費。在所有省份,領主徵收集市稅和市場稅。人人皆知,在整個法國,領主享受專有狩獵權。一般說來,只有領主擁有鴿捨和鴿子;領主幾乎處處強迫當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用其壓搾機壓搾葡萄。一項普遍的極為苛刻的捐稅是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在領地範圍內,人們出售或購買土地,每一次都得向領主納稅。最後,在整個領土上,土地都擔負年貢、地租以及現金或實物稅,這些捐稅由地產主向領主交納,不得贖買。透過所有這些花樣,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特點:這些權利或多或少都與土地或其產品有關;全都損害土地耕種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教會領主享受同樣的好處;因為教會雖然與封建制度起源不同,目的不同,性質亦不同,可是它最終卻與封建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儘管它從未完全融合於這個不相干的實體,卻深深地滲進其中,彷彿被鑲嵌在裡面一樣。    
  因此,主教、議事司鐸、修道院長根據其不同教職都擁有采邑或徵收年貢的土地。修道院在它所在的地區通常也有一個村莊作為領地。在法國帶一還有農奴的地區,修道院擁有農奴;它使用徭役,徵收集市和市場稅,備有烤爐、磨坊、壓搾機以及公牛,村民付稅後方可使用。在法國,如同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一樣,教士還有權徵收什一稅。    
  但是在這裡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指出,當時整個歐洲,到處可見到這同樣的封建權利,完完全全同樣的封建權利,而且它們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國沉重得多。我只引證一下領地徭役。在法國,徭役罕見並且溫和,在德國則仍舊普遍而殘酷。    
  此外還有關於起源於封建制度的權利,它們曾激起我們先輩最強烈的反抗,被認為不僅違背正義,而且違反文明:什一稅、不得轉讓的地租、終身租稅、土地轉移和變賣稅,它們按18世紀略為誇張的說法被稱作土地奴役,所有這些在當時的英國都部分存在,有好幾種直至今天尚可見到。它們並未妨礙英國農業成為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農業,而且英國人民幾乎也未感到它們的存在。    
  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封建權利在法國人民的心中激譬如此強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對像消失以後這種激情依然如故,簡直無法熄滅呢?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變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國農民已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無疑還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認為這些乃是主要原因。    
  假如農民沒有土地,那麼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地產上的多種負擔便會無動於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稅與他有何相干?他從租金所得中交納什一稅。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與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別人經營,那麼經營中的種種盤剝又與他有何相干?    
  另一方面,如果法國農民仍歸領主統治,他們便會覺得封建權利並非不能忍受,因為這不過是國家體制的自然結果。    
  當貴族不僅擁有特權,而且擁有政權時,當他們進行統治管理時,他們的個人權利更大,卻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時代,人們看待貴族近似於我們今天看待政府:為了取得貴族給與的保障,就得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貴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權,擁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當貴族不再負責這些事情,貴族特權的份量便顯得沉重,甚至貴族本身的存在也成為疑問。    
  請你們想像一下18世紀的法國農民,或者想像一下你們熟悉的農民,因為法國農民始終如一:他的地位變了,但性格並未變。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畫的農民吧,他酷愛土地,用全部積蓄購買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價。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稅,不過不是付給政府,而是付給鄰近的地產主,這些人和他一樣與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樣無權無勢。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裡。在這廣闊的天地裡,這一小塊地是屬於他本人的,對此他心中充滿自豪與獨立感。可是那同一幫鄰人跳了出來,把他從他的地里拉走,強迫他無償為他們在別處幹活。他想保衛他的種子不受他們的獵物的糟踏,可是那幫人阻止他這樣做。他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稅。在市場上,他又碰上他們,必須向他們交錢以後才能出賣自己生產的糧食。    
  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麥子自己食用,因為這是他親手種植,親眼看著長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這幫人的磨坊裡磨面,用這幫人的烤爐烘麵包。他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給這幫人的租金,而這些租金不能贖取,也不受時效約束。    
  不管他幹什麼,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道,他們攪擾他的幸福,妨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穫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徵、感情,並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鬱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舊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範圍縮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二章 中央集權制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帝國的業績    
   從前,當法國還有政治議會時,我聽一位演說家談論中央集權制,他說道:「這是法國革命的傑出成就,為歐洲所艷羨。」我承認中央集權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歐洲在羨慕我們,但是我堅持認為這並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這是舊制度的產物,並且我還要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後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夠適應大革命所創建的新社會。細讀本章的耐心讀者也許會看出,我對我的論點作了過分充分的論證。    
  請允許我先將所謂的三級會議省,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說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放在一邊,暫且不談。    
  三級會議各省地處王國邊遠地區,人口幾乎只佔法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在這些省份裡,只有兩個省才有真正生氣蓬勃的省自由權。我打算以後再來論述三級會議省,我將闡明,中央政權強迫這些省服從共同規章,達到了什麼程度。    
  在這裡,我主要想論述被當時的行政語言稱作的財政區省,儘管這些地方的選舉比其他地方少。巴黎四周都是財政區,它們結為一體,構成整個法國的心臟和精華。    
  人們乍一觀察王國的舊行政制度,便覺得那些規章和權威多種多樣,各種權力錯綜複雜。行政機構或官吏遍佈法國,這些官吏彼此孤立,互不依賴,他們參加政府是憑籍他們買到的一種權利,誰也不得奪走這一權利。他們的權限常常混雜、接近,從而使他們在同類事務的圈子裡互相擠壓,互相碰撞。    
  法庭間接參與立法權;法庭有權在其管轄範圍內制訂帶強制性的行政規章制度。有時法庭反對行政機構,大聲指責政府的措施,並向政府官員發號施令。普通法官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和鄉鎮制訂治安法令。    
  城市的體制多種多樣。城市行政官員名目互異,他們的權力來源也各不相同:在這個城市是市長,在那個城市則是行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則是行會理事。有些人是國王選定的,另一些人是由舊領主或擁有采地的親王選定的;有的人是由當地公民選舉的,任期一年,另外有些人是花錢買永久統治權。    
  這些是舊政權的殘餘;但是在這些殘餘中間,卻逐漸建立起一種相對新穎或經過改造的事物,這留待後面描述。    
  在王權的中央,靠近王位的地方,形成了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行政機構,所有權力都以新的方式凝集在這裡,這就是御前會議。    
  御前會議起源於古代,但是它的大部分職能卻是近期才有的。它既是最高法院,因為它有權撤銷所有普通法院的判決,又是高級行政法庭,一切特別管轄權歸根結蒂皆出於此。    
  作為政府的委員會,它根據國王意志還擁有立法權,討論並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訂和分派捐稅。作為最高行政委員會,它確定對政府官員具有指導作用的總規章。它自己決定一切重大事務,監督下屬政權。一切事務最終都由它處理,整個國家就從這裡開始轉動。然而御前會議並沒有真正的管轄權。國王一人進行決斷,御前會議像是發表決定。御前會議似乎有司法權,其實僅僅是由提供意見者組成的,高等法院在諫諍書中就曾這樣說過。    
  組成御前會議的並不是大領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資歷的前總督以及其他有實際經驗的人,所有成員均可撤換。    
  御前會議的行動通常是無聲無息、不引人注意的,它始終有權而不聲張。這樣它自身也就毫無光彩;或者不如說它消失在它身旁的王權的光輝中。御前會議如此強大,無所不達,但同時又如此默默無聞,幾乎不為歷史所注意。    
  國家的整個行政均由一個統一機構領導,同樣,內部事務的幾乎全部管理都委託給單獨一位官員,即總監。    
  若打開舊制度年鑒,便會看到各省都有自己獨特的大臣;但是研究一下卷宗所載的行政機構,便會立即發現,省裡的大臣很少有機會起重要作用。日常國家事務是由總監主持的;他逐漸將所有與錢財有關的事務都納入自己管轄範圍,即差不多整個法國的公共管理。總監的角色不斷變換:財政大臣、內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務大臣。    
  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實只有單獨一位代理人,同樣,在各省,它也只有單獨一位代理人。18世紀還能看到一些大領主帶有省長頭銜。這是封建王權的舊代表,他們常常是世襲的。    
  人們仍授與他們一些榮譽,但是他們不再擁有任何權力。總督擁有全部統治實權。    
  總督是普通人出身,同外省絲毫無關,他年輕,要發跡高昇。他並不是靠選舉權、出身或買官職才獲得手中權力;他是由政府從行政法院的下級成員中遴選的,並且隨時可以撤換。他從行政法院裡分離出來,但又代表行政法院,正因如此,按照當時的行政語言,他被稱為派出專員。在他手中幾乎握有行政法院所擁有的全部權力;從初審起,便行使所有權力。像行政法院一樣,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總督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    
  在他手下,並由他任命的,是設置在各地縣裡的、他可任意撤換的行政官員——總督代理。總督通常是新封貴族;總督代理總是平民。但在指派給他的區域內,他就像總督在整個財政區一樣,代表著整個政府。總督隸屬於大臣,同樣,他隸屬於總督。    
  達爾讓松伯爵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約翰·勞有一天曾對他說道:「我從不敢相信我任財政監督時所見的那些事。你要知道法蘭西王國竟是由30個總督統治的。沒有最高法院,沒有等級會議,沒有省長,各省的禍福貧富,全繫於這30位在各省任職的行政法院審查官身上。」    
  這些官員雖然權力很大,但在封建舊貴族的殘餘面前卻黯然失色,彷彿消失在舊貴族尚存的光輝中;正因如此,人們在那個時代很難看到總督,儘管他們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們來,貴族在社會上更優越,他們擁有地位、財富和敬重,這種敬重總是與舊事物相聯繫的。在政府裡,貴族簇擁著國王,組成宮廷;貴族統率艦隊,指揮陸軍;總而言之,貴族不僅是那個時代最令人矚目的人物,連子孫後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們身上。若是有人提議任命大領主為總督,便是對大領主的侮辱;即使最貧窮的貴族也常常不屑於出任總督。總督在貴族看來,是一個僭權者的代表,是資產者以及農民派到政府中任職的一批新人,總之,是一群無名小輩。然而,正如約翰·勞所說的和我們將看到的那樣,這些人卻統治著法國。    
  讓我們先從捐稅權談起,因為捐稅權可以說包括了所有其他權利。    
  大家知道,捐稅中有一部分屬包稅:對於這些稅來說,這是由御前會議同金融公司洽談,商定契約的各項條款,並規定徵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稅,如軍役稅、人頭稅以及二十分之一稅,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確定和徵收,或在他們無與倫比的監督下進行。    
  軍役稅和附帶的許多捐稅的總額,及其在各省的攤派額,都由御前會議每年通過一項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事先聽不到任何風聲。    
  軍役稅是古老的捐稅,課稅基數與徵稅從前都委託給地方官辦理,他們或多或少獨立於政府,因為他們行使權力是憑籍出身或選舉權,或依靠買來的官職。這些人是領主、教區收稅人、法國的財務官、財政區內直接稅間接稅徵收官。這些權威人士在18世紀依然存在;但有些人已完全不管軍役稅,另外一些人即使管也只是將它放在極其次要或完全從屬的地位。甚至在這方面,整個權力也握在總督及其助理手中:事實上,只有他才能在教區間攤派軍役稅,指揮監督收稅員,准予緩徵或免征。    
  另一些捐稅,如人頭稅,由於近期才有,所以政府不再為那些古老權力的殘餘傷腦筋;政府獨行其事,不受被統治者的任何干擾。總監、總督和御前會議確定每項納稅額的總金額。讓我們從錢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    
  在大革命及隨後的時代,法國人是那樣順從地忍受徵兵的桎梏,這常使人感到吃驚;但是必須牢牢記住,法國人完全屈從這種制度由來已久。徵兵制的前身是自衛隊,後者的負擔更重,雖然所徵兵員少一些。有時人們用抽籤決定農村青年入伍,在他們當中挑選若干名士兵組成自衛軍團,服役期六年。    
  由於自衛隊是比較現代的制度,所以舊的封建政權無一能夠管理;一切事宜只能委託給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御前會議確定總兵額及各省份額。總督規定各教區應徵人數;總督代理主持抽籤,裁決免征比例,指定哪些自衛軍可以駐守家中,哪些應開拔,最後將這些應開赴者交與軍事當局。要求免征只能求助於總督和御前會議。    
  同樣可以說,在各三級會議省之外,所有公共工程,甚至那些任務最特殊的公共工程,也都是由中央政權的代理人決定和領導。    
  獨立的地方當局依然存在,如領主、財政局,大路政官,他們可以對這部分公共管理有所幫助。然而這些古老權力在各處幾乎很少有所作為或全無作為:這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當時的政府文件即可證明。所有大路,甚至從一城市通往另一城市的道路,都是在普遍捐助的基礎上開闢和維護的。制訂規劃和確定管轄權的是御前會議。總督指揮工程師工作,總督代理召集徭役進行施工。留給地方舊政權管理的只有村間小道,這些小道自那時以來一直無法通行。    
  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重要代理人,同今天一樣,是橋樑公路工程局。儘管時代不同,這裡的一切卻出奇地相同。    
  橋樑公路管理當局有一個會議和一所學校:有督察員每年跑遍整個法國;有工程師,他們住在現場,依照監察官指令,負責領導整個工程。舊制度的機構被搬入新社會,其數量比人們想像的大得多,它們在轉變過程中通常喪失自己的名稱,儘管還保存著固有形式;但是橋樑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名稱,也保留了形式:這是罕見的事情。    
  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單獨負責維持各省治安。騎警隊分成小隊遍佈整個王國,各地都置於總督指揮之下。正是依靠這些士兵,必要時還動用軍隊,總督才能應付意外的危局,逮捕流浪漢,鎮壓乞丐,平息因糧價上漲而不斷爆發的騷亂。    
  被統治者從未像過去那樣被召喚來幫助政府完成上述使命,除非是在城市裡,那裡通常有保安警,由總督挑選士兵,任命軍官。    
  司法機構有權制訂治安條例,並常常行使這個權力;但是這些條例只在一部分地區實行,而且最經常的是在單獨一個地點實行。御前會議任何時候都可以取消這些條例,當事關下級管轄權時,它不斷這樣做。它本身則天天制定應用於整個王國的普遍條例,或是涉及與法院制定的規章內容不同的問題,或是涉及那些內容相同但法院處理不同的問題。這些條例,或如當時人所說,這些御前會議判決,數量龐大,而且隨著大革命的臨近,不斷增加。大革命前40年間,無論社會經濟或政治組織方面,沒有一部分不經御前會議裁決修改。    
  在舊的封建社會,如果說領主擁有極大權利,他也負有重大責任。他的領地內的窮人,須由他來賑濟。在1795年的普魯士法典中,我們找到歐洲這一古老立法的最後痕跡,其中規定:「領主應監督窮苦農民受教育。他應在可能範圍內,使其附庸中無土地者獲得生存手段。如果他們當中有人陷於貧困,領主有義務來救助。」    
  類似的法律在法國很久以來就不復存在了。領主的舊權力已被剝奪,因此也擺脫了舊義務。沒有任何地方政權、議會、省或教區聯合會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賦予任何人以照管鄉村窮人的義務;中央政府果斷地單獨負起救濟窮人的工作。    
  御前會議根據總的稅收情況,每年撥給各省一定基金,總督再將它分配給各教區作為救濟之用。窮困的種田人只有向總督求告。饑荒時期,只有總督負責向人民撥放小麥或稻米。    
  御前會議每年作出判決,在它所專門指定的某些地點建立慈善工場,最窮苦的農民可以在那裡工作,掙取微薄的工資。顯而易見,從如此遙遠的地方決定的救濟事業往往是盲目的或出於心血來潮,永遠無法滿足需要。    
  中央政府並不僅限於賑濟農民於貧困之中,它還要教給他們致富之術,幫助他們,在必要時還強制他們去致富。為此目的,中央政府通過總督和總督代理不時散發有關農藝的小冊子,建立農業協會,發給獎金,花費巨款開辦苗圃,並將所產苗種分給農民。中央政府如果減輕當時壓在農業上的重擔,縮小各種負擔間的不平等,效果會好得多;但是,顯然,中央政府從未想到這一點。    
  御前會議有時意欲強迫個人發家,無論個人有否這種願望。強迫手工業者使用某些方法生產某些產品的法令不勝枚舉;由於總督不足以監督所有這些規定的貫徹實行,便出現了工業總監察,他們來往於各省之間進行控制。    
  御前會議有時禁止在它宣佈不太適宜的土地上種植某種作物。有的判決竟命令人們拔掉在它認為低劣的土壤上種植的葡萄,可見政府已由統治者轉變為監護人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三章 今天所謂的政府管理監督乃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    
   在法國,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潰後依然存在。當領主已不再治理鄉村時,城市仍保持自治權。直到17世紀末,還能遇到這種自治城市,它們繼續組成一個個小型民主共和國,行政官由全體人民自由選舉,對全體人民負責,公共生活活躍,城市為自己的權利感到自豪,對自己的獨立無比珍惜。    
  直到1692年才首次普遍取消選舉制度。城市的各種職務從此可以鬻買,就是說國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統治他人的權利。    
  這就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犧牲掉了;因為,當問題只涉及法官時,賣官鬻爵往往是有益的,因為好的司法的首要條件即是法官完全獨立;但是當涉及行政制度本身時,賣官鬻爵卻始終是十分有害的,在這裡需要的是責任心、服從和熱忱。舊君主制政府很瞭解這一點,因此它倍加小心,避免將強加於城市的制度用於自身,總督和總督代理的職務絕不出賣。    
  值得歷史大加蔑視的是,這場偉大的革命在並無任何政治目的情況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為它的民主性使他感到恐懼;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毀城市自由並非出於恐懼,真實情況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給所有能贖買的城市。其實他並不想廢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為交易,即使他實際上廢除了城市自由,那也決非本意,而僅僅是基於財政目的的權宜之計。奇怪的是,這套把戲一成不變,竟然持續了80年。在這期間,曾向城市其次出售選舉城市官員的權利,當城市重又嘗到其中的甜頭時,這種權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這種做法的動機始終如一,人們對此通常直言不諱。1722年敕令的前言說道:「財政上的需要迫使我們去尋找減輕負擔的最穩妥的辦法。」手段是很穩妥,但是對於承受這奇怪捐稅的人來說,卻是毀滅性的。1764年,一位總督致函財政總監道:「歷來為贖買城市官職而付的錢,其數額之大使我震驚。這筆財政總數用於有益的事業本當為城市謀利,然而結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壓迫和這些官職享有的種種特權。」在舊制度的整個面貌上,我看沒有比這更無恥的特徵了。    
  今天要準確說出18世紀城市管理情況是很困難的;正如剛才所說,不管城市政權的根源如何不斷變化,每個城市仍舊保留著古老體制的某些殘餘,而且還有各自的運用方式。也許在法國不存在兩座絕對相同的城市;但是這種差異性產生一種錯覺,它掩蓋了相似性。    
  1764年,政府著手制訂一項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規。為此,各省總督須就各個城市當時行事方式寫成奏文。我找到了這次調查的部分文獻,讀過之後,我確信幾乎各個城市都是以同一種方式進行管理的。差異只是表面的,本質則處處相同。    
  最為常見的是,城市政府被委託給兩個會議。所有大城市和大部分小城市都是如此。    
  第一個會議由城市官員組成,人數多少視城市規模而定:    
  這是市鎮的執行權力機構,時人稱之為城市政府。其成員在國王確立選舉制或城市能贖買官職時,經選舉產生,行使臨時權力。當國王收回官職並將其出售時,他們便依賴財政手段,永久履行職權,不過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因為這種商品隨著城市政權逐漸從屬中央政權而日益貶值。在任何情況下,城市官員不領薪金,但他們總是免稅並享有特權。他們中間沒有等級順序;行政權是集體的。行政官不能獨自領導和負責市政。市長是市政府的主席,但不是城市的行政官。    
  第二個會議名為全民大會,在還實行選舉制的地方,它選舉城市政府,在各城市繼續參與主要事務。    
  15世紀,全民大會常由全民組成;一份調查奏文說,這種習俗符合我們先人的人民特性。那時選舉城市官員的是全體人民;官員有時要咨詢人民的意見並向人民匯報。17世紀末,這種辦法有時還實行。    
  18世紀,人民已不再作為一個整體構成全體會議。全民大會差不多一直實行代議制。但是必須注意,全民大會不再經民眾選舉,不再聽取民眾意志。全民大會到處都由顯貴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會議,另一些人則是由行會或團體所派,每個人都在這裡履行該特殊小社會賦予他的強制委託權。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權顯貴在全民大會中人數倍增;工業行會的代表為數日少,甚至不再出現。在全民大會中只能見到團體代表,就是說,會議只包括資產者,幾乎不再接納手工業者。人民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輕信徒有其表的自由,當時各地人民都不再關心市鎮事務,而像局外人一樣生活在家牆之內。行政官員一次次試圖在人民中喚起那種在中世紀曾建樹種種奇跡的城市愛國主義精神,但毫無結果:人民不聞不問。至關重大的城市利益看來也不能打動他們。在那些還保留自由選舉假象的地方,若是讓人民去投票,他們堅持棄權。歷史上這種事屢見不鮮。幾乎所有那些曾經摧毀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自奧古斯都至今一向如此;他們自以為這樣便可將只有專制力量才能給與的種種便利與公眾認可的道德力量結合起來。這種嘗試幾乎全告失敗,人們很快便發現,要長期維持這些沒有真實內容的騙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8世紀,各城市的政府便到處蛻化為小寡頭政治。某些家族以一己之見主宰城市全部事務,遠避公眾耳目,不對公眾負責:在全法國,這種行政制度都染上這種弊病。所有總督都指出這個弊病;但是他們想出的唯一良方只是使地方權力越來越隸屬於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有所改觀非常困難;儘管不斷有一道道敕令改革所有城市的行政制度,各城市的本身法規卻常常被御前會議的各項未行註冊的規定所推翻,這些規定是根據各總督的建議制定的,事前既未進行調查,而且有時連城市居民自己也未想到。    
  某一城市遭到類似裁決的打擊,它的居民說道:「這項措施使城市中所有等級震驚,他們絕未料到會有這樣的措施。」    
  城市不能設立入市關卡,不能徵收捐稅,不能抵押、出售、訴訟,不能租賃城市財產,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餘部分,除非得到依據總督報告而發出的御前會議裁決。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會議裁決的方案和預算進行。工程招標是在總督或總督代理面前進行,而且通常由國家工程師或建築師主持工程。這一點將使那些以為在法國所見皆新的人大為吃驚。    
  但是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遠勝於這項規定所示範圍;它的權力遠遠大於它的權利。    
  在18世紀中期財政總監致各省總督的一份通告裡,我找到這樣一段話:「你們須格外注意城市會議中發生的一切。你們須提交最精確的報告,匯報會議的各項決定,連同你們的意見一併迅速寄送我處。」    
  從總督和總督代理間的通信中,我們看到政府實際上控制著城市一切事務,無論鉅細。所有事務都須徵詢總督的意見,他對每件事都有堅定意見;他一直管到節日慶祝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公眾的喜慶活動也由總督主持,由他下令點燃燈火,為房屋張燈結綵。有一位總督處罰資產者民團成員20里佛,因他們在唱《讚美詩》時缺席。因此,城市官員自覺人微言輕。    
  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致函總督道:「閣下,我們非常謙卑地懇求您給我們仁慈和保護。我們將遵從大人的一切旨令,以期不負恩愛。」另一些人還堂而皇之地自稱本城貴族,他們寫道:「閣下,我們從來不曾反抗您的意志。」    
  資產階級要掌握政府,人民要爭取自由,他們就是這樣作準備的。    
  城市既然這樣緊密地依附中央,那麼至少可以維持自己的財政了吧,但事情決非如此。有人提出,若沒有中央集權制,城市很快會滅亡:對此我一無所知;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18世紀,中央集權制並未阻止城市走向滅亡。當時的全部行政史充滿了市政混亂。    
  倘若我們從城市走到村莊,我們便會遇到不同的權力,不同的形式,但同樣是依附中央。    
  很多跡象表明,在中世紀,每座村莊的居民都曾組成有別於領主的集體。領主利用、監督和統治這種集體;但是它共同佔有某些財產,其產權是屬於它自己的;它選舉自己的首領,通過民主方式自行管理。    
  這種古老的教區制度,在所有經歷過封建制的國家和帶有這類法律遺跡的國家的所有地區都可以找到。在英國,這種痕跡處處可見;在德國,60年前它還盛行,讀一下偉大的弗裡德裡希法典,就會對此確信不疑。在18世紀的法國,也還有若干遺跡存在。    
  當我在一個總督轄區檔案中第一次查閱舊制度下教區的狀況時,記得我曾驚異地發現,在這如此貧困、如此受奴役的社區中,竟具有許多美國農村村社的特點,我過去曾為之震驚並誤認為這些是新世界獨有的特點。二者都沒有常設的代議制,沒有嚴格意義的市政府;二者都是在整個社區領導下,由官員分別進行治理。二者都不時舉行全體會議,會上由相聚一堂的全體居民選舉城市官員,決定重大事務。總之,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相似一樣。    
  二者命運迥異,事實上卻有同一起源。    
  由於遠離封建制度,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中世紀農村教區就變成了新英格蘭的鎮區(township)。由於脫離領主,但被控制在國家的強力之下,它在法國就變成了下面的樣子。    
  18世紀,教區官員的名稱與數量因省而異。從古老的文獻中可以看到,當地方生活更加活躍時,這些官員數量就增多;隨著地方生活趨向停滯,官員的人數也日漸縮小。在18世紀大部分教區裡,官員可分為兩類:一類名為徵稅員,另一類通常名為理事。這些市政官員通常仍由選舉產生,或被認為是選舉產生;但是他們處處已變為國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區的代表。收稅員按照總督的直接命令徵集人頭稅。理事在總督代理的日常領導下,代表後者處理有關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務。當事關自衛隊、國家工程,以及一切普通法的執行時,他是總督代理的首要代表。    
  正像我們前面看到的那樣,領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細務之外;他甚至不再進行監督,不加以協助;過去他過問這些事以維持自己的力量;隨著他的力量進一步削弱,他已不屑於這樣做。今天若邀請他參與這些事務,反倒會刺傷他的自尊心。他已不再統治;但是他在教區的存在和他的種種特權卻起著妨害作用,以致無法建立一個有效的教區管理機構,以取代他的統治。一個如此與眾不同、如此獨來獨往、如此得天獨厚的特殊人物,在教區內破壞或削弱一切法規的權威。    
  幾乎所有富裕而有知識的居民由於他的插手而陸續逃往城市,這點我在下文中還將詳述,教區內除了領主以外只剩下一群無知粗鄙的農民,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領導治理公共事務。蒂爾戈說得對:「教區就是一片茅屋和與茅屋一樣被動的居民。」    
  18世紀行政公文裡充滿了人們對教區收稅員和理事所抱的怨言,因為他們無能、遲鈍、愚昧。大臣、總督、總督代理乃至貴族都對此抱怨不已,但是無人追溯其原因。    
  直至大革命前,法國農村教區在其管理制度中,還保留著它在中世紀曾經有過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當選舉市政官員或討論某一公共事務時,村裡的鐘聲便召喚農民聚集到教堂門廊前;窮人和富人在這裡同樣有權出席。當然,在召集的會議上,既無真正的磋商,亦無投票表決;但是每個人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為此還特地請來一位公證人,他露天製成證書,收集不同的發言,記入會議紀要。    
  如果將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和與其相聯繫的真正自由的匱乏加以對比,我們就已具體而微地看出,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乃至壓迫人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教區的這種民主會議能夠充分表達各種心願,但是它和城市政府一樣,無權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當別人打開它的嘴時,它才能講話;因為只有在求得總督的明確批准後,並且像人們當時所說的那樣,身體力行「悉從尊願」時,才能召集會議。即使會議意見一致,它也不能自做主張,不能出售、購買、出租、申辯,除非得到御前會議許可。要想修補被風刮壞的教堂房頂,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牆垣,必須獲有御前會議的裁決。距巴黎最遠的農村教區和最近的教區一樣,都得服從這種規章。我曾看到一些教區要求御前會議批准它們有權開支25里佛。    
  的確,居民一般有權通過普選選出他們的官員;但實際上常常是總督替這小小的選舉團指定候選人,而這位候選人從來都是以全票通過。另有幾次,總督撤銷了自發舉行的選舉,親自任命收稅員和理事,無限期中止一切新選舉。這種例子數以千計。    
  不可能想像比這些社區官員的命運更嚴酷的了。中央政府最下層的代理人,即總督代理,逼迫他們百依百順,並常常處以罰金,有時還將他們下獄;因為,其他地方仍然執行的保障公民不受專橫侵害的制度,在這裡已不存在了。1750年一位總督說道:「我把私下抱怨的幾個村社負責人關進了監獄,我強迫這些社區支付騎警隊騎兵巡邏的費用。這樣一來,他們就被輕易地制服了。」因此,教區的職務不被視為榮譽,而被看成負擔,人們千方百計地想擺脫它。    
  不過教區舊政府的這些殘跡對於農民來說還是珍貴的,甚至在今天,在所有的公共自由當中,唯一為農民所理解的,便是教區的自由。真正使農民感興趣的唯一公共事務,就是教區自由。有人將全國的政府置於一個主子之手而心安理得,卻因不能在村政府中暢所欲言而大為不滿:最空洞的形式竟然還有這麼大的份量!    
  我剛才所述有關城市和教區的情況,差不多可以延伸到幾乎所有獨立自主、具有集體屬性的團體。    
  在舊制度下,像今天一樣,法國沒有一個城市、鄉鎮、村莊、小村、濟貧院、工場、修道院、學院能在各自的事務中擁有獨立意志,能夠照自己意願處置自己的財產。當時,就像今天一樣,政府把全體法國人置於管理監督之下;如果說這個蠻橫字眼當時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四章 行政法院與官員保證制是舊制度的體制    
   在歐洲,沒有哪一國的普通法庭較之法國的普通法庭更獨立於政府;但是也沒有一個地方像法國那樣經常使用特別法庭。這兩方面結合之緊密,出於人們想像之外。由於國王無法左右法官的命運,既不能將其撤職、調離,也往往不能讓他們擢升;一句話,國王不能用利祿和恐嚇控制他們,因而他不久就感到這種獨立性妨礙他的行動。這種法國所特有的局面促使國王避免將直接涉及王權的案件交法庭受理,並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創立一種為國王專用的更依附於他的法庭,它在臣民眼中頗具法院的外表,其真實作用又不至於使國王害怕。    
  在有些國家,如德國的某些部分,普通法庭從未像法國當時的法庭那樣獨立於政府之外,因此便沒有同樣的防範措施,也從不存在行政法院。國王在那裡有足夠的權威控制法官,故而無需委派專員。    
  如願細讀在君主制最後一個世紀裡國王所頒布的宣言與敕令,以及同一時期御前會議的命令,就會看出,政府在採取一項措施之後,往往要指出:該措施所引起的爭議和可能由此產生的訴訟,應一律提交總督和御前會議處理。常見的行文公式是這樣的:「除此之外,國王陛下命令將因執行此命令及附屬條令所引起的所有爭議提交總督或御前會議裁決。我們的法庭和法官不得受理此案。」    
  在依照法律或古老慣例處理的案件中,由於未採取這一防範措施,御前會議便依靠調案不斷進行干預,從普通法庭手中奪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御前會議自行處理。御前會議登記冊中充斥這一類調案命令。逐漸地這種例外變成了普遍現象,事實演變成理論。雖然不是在法律上,但卻在執行者心中形成為國家的座右銘: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釋政府法令引起的爭訟,均不屬普通法庭所轄範圍,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作的只是找到那個行文公式;它的思想屬於舊制度。    
  從那以後,有關徵稅的大部分訴訟問題一律歸總督和御前會議審理。有關車輛運輸和公共車輛治安、有關大路路政、河流航運等所有事務亦歸總督和御前會議處理;總之,只有行政法院才能理清涉及政府的所有訟案。    
  總督煞費苦心,使這種特別司法權限不斷擴大;他們提醒財政總監,刺激御前會議。有一位官員曾提出調案的理由,在此值得一提,他說道:「普通法官須服從既定法規,他們必須鎮壓違法行為;但是御前會議永遠可以出於實用目的違反法規。」    
  根據這一原則,總督或御前會議經常將與政府沒有明顯關連或明顯與之無關的議案拿來親自審理。有位貴族與鄰舍發生爭執,不滿法官的判決,要求御前會議將此案宣佈為調案;監察官被詢及此案,答覆道:「儘管這裡涉及的只是歸法庭受理的私人權利問題,但是當國王陛下願意時,他永遠有權受理一切案件,無需說明緣由。」    
  所有那些以某種暴力行為擾亂秩序的平民,通常便經由調案被解往總督或騎警隊隊長處。大多數因糧食昂貴而經常爆發的騷亂導致了這類調案。於是總督增置若干獲大學學位的人,由他親自選定,組成一個類似臨時省法庭的機構審理刑事案件。我曾找到一些以此方式作出的判決,判處一些人苦役甚至死刑。17世紀末,總督審理的刑事訴訟仍很多。    
  近代法學家使我們確信,自大革命以來行政法已取得了巨大進步,他們說道:「從前司法權和行政權互相混淆;從那以後人們將它們區別開來,各就其位。」要想充分認識這裡談到的進步,就永遠不能忘記,一方面,舊制度下的司法權不斷超出其權力的自然範圍,另一方面,司法權從未全面履行其職權。如果對這兩方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麼,對事情的看法就是不全面的、錯誤的。法庭時而獲准制定政府規章,這顯然超出法庭所轄範圍;時而又被禁止審理真正的訴訟,這等於被排除於自身權限之外。確實,我們已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舊制度將它留在這個領域是非常不妥當的;但是與此同時,正如人們所見,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而我們聽之任之:其實權力的混亂在這兩個方面同樣危險,甚至後者更危險;因為法庭干預政府只對案件有害,政府干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他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    
  在60年來法國永久確立的九部或十部憲法中,有一部明文規定,任何政府官員,未經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訴。該條款是個很妙的發明,因此,人們在摧毀這部憲法的同時,小心翼翼從廢墟中把此條款挽救出來,而且此後又小心翼翼地使它免遭革命的摧殘。行政官習慣於將這一條款所授予的特權稱為1789年的偉大成果;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同樣搞錯了:因為,在君主制下,政府和今天一樣,千方百計不使政府官員處境尷尬,像普通公民一樣,在法庭上承認犯罪。兩個時代之間,唯一實質性的區別在於: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專橫的手段才能庇護政府官員,而大革命以來,它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犯法律。    
  當舊制度的法庭想對中央政權的任何一位代表起訴時,通常必須干預御前會議的一道判決:被告不受法官審理,應轉交御前會議任命的專員審理;因為,正如當時一位行政法院成員所寫的那樣,被攻擊的官員會在普通法官的腦中形成偏見,王權因而受到危害。這類調案絕不是相隔很久才發生,而是每天都有;不僅涉及要員,而且涉及芝麻小官。只要與政府有一絲一縷的關係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橋樑公路工程局有個負責指揮徭役的監工被一個受他虐待的農民控訴。御前會議宣佈此案為調案,總工程師私下致函總督談及此事:「確實,該監工應受指摘,但不應因此而任事態自行發展;對於公路橋樑局來說,最重要的是使普通法庭既不聽取也不受理役工對監工的訴狀。此例一開,公眾由於仇恨這些官員便會提出連續不斷的訴訟,工程將受到影響。」    
  在另一種情況下,一個國家承包人拿了鄰人地裡的物資,總督親自向財政總監報告:「我簡直無法向您充分說明,將政府承包人聽憑普通法庭審判,對政府的利益將帶來多麼大的危害,因為普通法庭的原則與政府的原則從來都是不相容的。」    
  這幾行文字是整整一個世紀以前寫的,寫這些話的政府官員卻多像我們同時代的人。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五章 中央集權制怎樣進入舊政治權力並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毀    
   現在,讓我們重述一下前三章所講的內容:由一個被置於王國中央的唯一實體管理全國政府;由一個大臣來領導幾乎全部國內事務;在各省由一個官員來領導一切大小事務;沒有一個附屬行政機構,或者說,只有事先獲准方可活動的部門;一些特別法庭審理與政府有關案件並庇護所有政府官員。    
  這些豈不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央集權制嗎?同今天相比,其形式不大明確,其步驟不大規範,其存在更不穩定;但這是同一事物。自那時以來,沒有對這座建築增添或減少什麼重要部分;只要把它周圍樹立起來的一切拔除掉,它就會恢復原狀。    
  我剛描述的制度大部分後來在成百個不同地方被倣傚;但是這些制度在當時乃為法國所特有,我們很快即將看到它們對於法國革命及其後果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    
  但是那些近期產生的制度怎麼能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中在法國建立起來呢?    
  這是一件需要耐心、機智、為時久長的事業,不是光靠武力和權術可告成的。當大革命爆發之際,法國這座古老政府大廈幾乎完好無損;可以說,人們用它在原基礎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廈。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為了進行這項困難工程,舊制度政府曾參照一張事先已深思熟慮的藍圖;政府只是聽從某種本能,而這種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獨攬大權,政府官員儘管多種多樣,但這種本能卻始終如一。政府保留了那些舊政權機構的古老名稱和榮譽,但一點一滴地減去其權力。它並未將它們從原有的領域中逐出,只是把它們引開。它利用某一人的惰性,又利用另一人的自私,以佔據其位置;它利用舊政權機構的一切流弊,從不試圖予以糾正,只是竭力取而代之,最後,政府終於以總督這唯一的政府代理人實際上取代了舊政權的幾乎全部人員,而總督這個名詞,在舊政權問世時還聞所未聞。    
  在這番大業中,只有司法權令政府感到棘手;然而即使這裡,它也最終抓住了權力的實質,留給其反對者的只是權力的影子而已。它並未將高等法院排除出行政領域:它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以至幾乎全部佔領了這個領域。在某些短暫的非常情況下,例如饑荒時期,由於鼎沸的民情助長了法官們的雄心,中央政府便讓高等法院暫時理事,允許它們熱鬧一番,這在歷史上常常產生迴響;但是不久,中央政府就悄悄地重新佔領了它的位置,暗中將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案件重新控制起來。    
  倘若仔細注意高等法院反對王權的鬥爭,就會看到,鬥爭差不多總是集中於政策問題,而不是集中於政府問題。通常引起爭論的是新稅法,也就是說,敵對雙方所爭奪的不是行政權,而是立法權,因為雙方對此都無權佔有。    
  大革命越臨近,形勢更加如此。隨著民眾激情的沸騰,高等法院日益捲入政治;與此同時,由於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變得更加老練、更加精明,高等法院越來越不過問真正的行政問題;它日益更像保民官,而不像行政官。    
  況且時代不斷為中央政府開闢新的活動範圍,法庭缺乏靈活性,跟不上政府;新的案件層出不窮,它們在法院中無先例可循,與法院的常規格格不入。社會飛躍發展,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種新的需求,對中央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權力源泉,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滿足這些需求。    
  法院的行政範圍始終是固定不變的,而中央政府的行政範圍是活動的,而且隨著文明本身不斷擴大。    
  大革命臨近,開始搖撼所有法國人的頭腦,向他們傳播無數新思想,而唯有中央政府才能實現;大革命在推翻中央政府之前,使它進一步發展。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中央政府也完善起來。當我們研究中央政府檔案時,這一點尤其令人吃驚。1780年的總監和總督與1740年的總監和總督完全不同;政府已被改造。政府官員未變,精神卻已改觀。隨著政府變得更加包羅萬象,更加擴大,它也變得更加規範,更加開明。它佔領了所有領域,與此同時,卻變得溫和起來:壓迫少,疏導多。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毀了君主制度這個龐大的體制;但它於1800年重新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在國家行政問題上的1789年那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後來的勝利,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都恢復實施,而且固定下來。    
  如果有人問我,舊制度的這一部分是怎樣整個搬入新社會並與之結為一體的,我將回答,倘若中央集權制在大革命中沒有滅亡,那就意味著中央集權制本身是這場革命的開端和標誌;我還將進一步說,當人民在其內部摧毀貴族政治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權制。此刻加速人民這一傾向比起抑制這一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內部,所有權力自然都趨向於統一,只有憑籍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在這場革命所形成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們心安理得地將中央集權制列為大革命的功績之一。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六章 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    
   凡讀過舊制度的總督與其上級和下屬的通信的人,無不讚歎政治制度的相似竟使那個時代與我們時代的行政官如出一轍。他們彷彿跨過將他們分割的大革命的深淵,攜起手來。    
  我看被統治者也是這樣。立法在人們精神上所顯示的力量從來也沒有這樣明顯。    
  大臣已經萌發出一種願望,要洞察所有事務,親自在巴黎處理一切。隨著時代的前進和政府的完善,這種願望日益強烈。到18世紀末,在任何邊遠省份建立一個慈善工場,都要由總監親自監督其開支、制定規章、選定地址。創辦乞丐收容所也必須告知總監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進出的準確時間。早在18世紀中期(1733年)達爾讓松先生就寫道:「委託給大臣們的細務漫無邊際。沒有他們,什麼事也辦不了,只有通過他們,事情才辦成;如果他們的知識與他們龐大的權力有距離,他們便被迫將一切交給辦事員辦理,這些人便成了真正的掌權的人。」    
  總監要求接到不僅對有關事務的報告,而且對有關個人的詳細情況的報告。總督則致函總督代理,將報告中所提供的情報逐字逐句地重複一遍,彷彿是他親自瞭解的確切情況。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須發明上千種審查手段。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於一年內獲得批准,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年才能獲准。    
  御前會議在一份判決(1773年3月29日)中承認:「行政手續無限期地拖延誤事,只能不斷激起最正當的怨言;然而手續又是絕對必需的。」    
  我原以為對統計的嗜好是我們今天的政府官員所特有的;但是我錯了。舊制度末期,人們經常將印好的小型報表寄送總督,報表由總督代理和教區理事填寫。總監要求呈遞報告,詳述土地特性、耕作、產品種類與產量、牲畜頭數、工業和居民習俗。這樣取得的情報和今天的專區區長與市長在同一情況下提供的情報相比,是同樣地詳盡而不確切。總督代理在那種場合對其屬民的品質作出的評語一般都不太好。    
  他們經常重複這樣的評價:「農民生性懶惰,若不是迫於活命,就不會幹活。」這種經濟學說在行政官員中頗為盛行。    
  兩個時代的行政語言,並沒有彼此迥異之處。它們的風格同樣沒有文采,就像流水帳,含糊而軟弱;撰寫人的獨特面貌被湮沒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長的文字和總督的文字一模一樣。    
  只有到18世紀末,當狄德羅和盧梭的特殊言語經過一段時間傳播開來,並用通俗語言進行冗長陳述時,這些作家書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員,甚至深入到財政界。行政文風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話,這時變得有點感人和溫柔。一位總督代理向在巴黎的總督抱怨說,「他經常在履行職責時感到一種極其強烈的痛苦,刺痛著充滿憐憫的心。」    
  政府像今天一樣,向各教區分發慈善賑濟,條件是居民也須作出一定的奉獻。當他們奉獻的份額充足時,總監便在分派清單邊上寫道:好,表示滿意;但是,當份額巨大時,他寫道:好,表示滿意和感動。    
  行政官員幾乎全是資產者,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階級,有其特有的精神、傳統、道德、榮譽感和自尊心。這是新社會的貴族,它已經形成,生氣勃勃;只待大革命為它騰出位置。    
  法國行政當局已經具有下述特點:資產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於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並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大工業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願;總之,它不願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預對他們自身事務的考察;它寧願貧乏,也不要競爭。但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許極其自由地討論有關宗教、哲學、道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像的理論。只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願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或者甚至討論上帝的問題。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    
  18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稱作的「加澤特」(gazettes),刊載四行詩句多於爭議性文章,儘管如此,政府對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對書籍它很寬容,對報紙卻非常苛刻;由於無法專橫地予以取締,它便努力使報刊轉而為政府所專用。我找到一份1761年致王國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宣佈國王(即路易十五)決定,從今以後,《法蘭西報》將由政府監督編排,通告說:「鑒於國王陛下欲使該報饒有興味,確保它凌駕其他報刊之上,因此,」大臣進一步說道,「你們要寄給我一份簡訊,載明你們財政區內激發公眾好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關物理學、博物學的奇聞趣事。」通告還附有一份內容介紹,其中宣稱,新報紙雖然較之它所取代的報紙出版更勤,內容更多,但訂閱費則便宜得多。    
  總督有了這些文件後,便寫信給總督代理,下令貫徹;但是總督代理開始回答說,他們一無所知。大臣因而發出第二封信,嚴斥外省無能。「國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們,他要你們至為嚴肅地負責此事,向你們的屬員下達最確切的命令。」總督代理行動起來了:其中一位報告有個走私鹽犯(偷運鹽)被處絞刑而且表現出很大勇氣;另一位報告該區有個婦女一胎生三個女孩;第三位報告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但確無任何損失。有一人宣稱,他曾十分留心,但沒有發現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過他自己仍訂了一份如此有用的報紙,並打算請所有有教養的人都訂閱。然而這番努力看來收效甚微,因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說:「國王不辭勞苦,親自詳細瞭解各項措施,使報紙辦得更好,並願給這家報紙應得的殊榮和名氣,但是國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可見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    
  此外必須承認,在法國,中央政府從未模仿歐洲南部那些政府,它們控制一切似乎只是為了使一切都陷於荒蕪。法國政府對自己的任務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積極性。但是它的積極性常常毫無結果,甚至反倒有害,因為它有時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無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進行或很快便放棄最為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撓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斷地更改某些規章或某些法律。沒有什麼東西能在它所處的範圍內得到片刻安寧。新規則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個接著一個更替著,使官員們由於身受上級控制,常常摸不清應該怎樣順從。市府官員向總監本人抱怨,附屬的立法太不穩定,他們說道:「單單財政條例的變化就足以迫使一個市府官員——即使他是終身職——懈怠自身事務,光去研究各種新規章。」即使法律沒有變更,執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變動。若未從舊制度政府遺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狀態,就無法設想法律最後竟如此遭人蔑視,甚至遭執行法律者的蔑視,因為那時既無政治議會,又無報紙,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為、專橫跋扈和變化無常均不受限制。    
  在御前會議的判決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經頒布,但是未能實行。國王敕令、宣言、詔書都經過莊嚴的登記註冊,可是在執行中無不受到重重變更。在總監和總督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不斷允許人們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辦事。它很少破壞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據特殊情況,為了辦事方便起見,悄悄地將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總督致函大臣,談到一個國家工程招標者要求免交入市稅的問題:「確實,按照我剛剛引證的敕令和判決的嚴格規定,對於這些捐稅,王國內人人都得交納,無一例外;但是諳熟法律事務的人都知道,這些硬性攤派和隨之而來的各種處罰一樣,儘管有確立稅制的種種敕令、宣言和判決,卻從未妨礙例外措施。」    
  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這是它的特點。    
  誰若想通過法律彙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之中。我找到國王於1757年頒布的一個宣言,宣稱凡編寫或印刷書刊違反宗教或現行制度者,將一律被判死刑。出售這類書籍的書店,販賣這類書籍的商人,均應受此刑罰。那麼我們豈不又回到了聖多米尼克的時代了嗎?不,這個時代恰恰是伏爾泰威臨文壇的時代。    
  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麼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啊?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裡佔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個懇請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態度之堅決和威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確,只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規來反法規。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於習慣而非出於意願;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可將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後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而,由於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    
  沒有比詆毀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證明這點了。當大革命前的長期的困惑開始發生作用時,形形色色有關社會與政府的新體系破門而出。這些改革家們提出的目標雖然不同,他們的手段卻始終一致。他們想借中央政權之手來摧毀一切,並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他們說道,國家力量應像國家權利一樣,沒有限制;問題只在於勸說它恰當地使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是個極端迷戀貴族權利的貴族,他把總督直截了當地稱為僭越者,並宣佈,如果把挑選法官的權力全部交給政府,法庭不久就會成為特派員幫伙。米拉波本人只信賴中央政府,認為唯有靠中央政府的行動才能實現他的幻想。    
  這些思想絕不停留在書本中;它們滲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與風尚融為一體,進入人們的習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實際中。    
  大家都認為,若是國家不介入,什麼重要事務也搞不好。    
  種田的人平常對清規戒律反抗最厲害,連他們也竟然相信,如果農業得不到改進,應主要歸咎於政府,因為政府既不提供足夠的咨詢,也不提供足夠的幫助。一個種田人寫信給總督,信的口氣很氣憤,已預示大革命的來臨:「為什麼政府不任命巡視員,每年在各省巡視一遍農作物狀況,教育種田人改進耕作方法,告訴他們必須怎樣管牲畜、怎樣把它們養肥、怎樣飼養、怎樣出售以及必須趕到哪裡上市呢?這些巡視員應當得到豐厚的報酬。作出最出色成績的耕種者將得到榮譽獎。」    
  巡視員和十字勳章!這套方法是薩福克郡的農夫從來也想不到的!    
  在大多數人看來,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確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騎警隊;而有產者只信任騎警隊。對雙方來說,騎警隊騎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衛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吉耶納省議會說道:「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一看到騎警隊騎兵就乖乖地收斂起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每個人都希望在他門口有班騎兵。這一類性質的請求在總督轄區的檔案中比比皆是;似乎無人想到藏在保護人後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逃亡貴族到英國後,最感驚異的是英國沒有這種自衛隊。    
  他們驚異不止,有時對英國人也十分蔑視,其中有個人,雖然德才優異,可是他所受的教育並沒使他對即將看到的事物有所準備,他寫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英國佬被偷盜以後反倒慶幸,說至少他們國家沒有騎警隊。這些人對擾亂治安的一切感到惱火,可是看到煽動分子回到社會當中卻感到自慰,認為法律的條文勝過一切考慮。」他進一步說道:「這些錯誤思想並非存在所有人的頭腦中;有些智者想法就與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必佔上風。」    
  英國人的這些怪現象可能與他們的自由有某種關係,但這位流亡貴族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愛用更科學的原因來解釋這一現象。他說道:「氣候潮濕,周圍空氣缺乏活力,這兩者給人的性情留下陰暗色彩。在這樣的國家,人民自然特別喜愛嚴肅的事物。英國人民的天性愛關注治國之道;而法國人民則距此甚遠。」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個人出於個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訴狀數量浩繁,雖然總是以公共利益為名,其實涉及的僅僅是瑣碎私利。裝有訴狀的文件箱也許是聚集舊制度社會的所有階級的唯一地方。這些訴狀讀起來令人憂鬱:農民要求賠償他們的牲畜或房屋的損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幫助他們開發土地;工業家懇求總督給予特權,避免於己不利的競爭。最常見的是,製造商對總督訴說買賣不景氣,並請他向總監申請救助或貸款。為此目的大概設立了一筆基金。    
  有時連貴族也成了大懇求者;他們的身份使他們祈求時也態度高傲。對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說,二十分之一稅是造成他們依賴性的主要癥結。御前會議根據總督報告每年制定貴族稅額,因此貴族經常給總督寫信,申請延期或免除稅務。我讀過許多這類請求書,書寫人都是貴族,幾乎都有封號,而且常常是大領主,他們說道,寫請求書是因收入不足或景況不佳。一般來說,貴族稱呼總督為「先生」,不過我注意到,在請求書中,他們像資產者一樣,總稱呼他為「閣下」。在請求書中,窮困和傲慢有時以一種可笑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一個貴族致函總督道:「您那敏感的心絕不會同意一個貴族的父親像一個平民的父親一樣,被課以二十分之一稅,分文不差。」    
  18世紀屢屢發生饑荒,在饑荒時期,各財政區的居民全都求助於總督,似乎只有從他那裡才能得到糧食。的確,每個人都因貧困而指責政府。連那些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責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權制在本世紀初如此輕而易舉地在法國重建起來,我們絲毫不必感到驚異。1789年的勇士們曾推翻這座建築,但是它的基礎卻留在這些摧毀者的心靈中,在這基礎上,它才能突然間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為堅固。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七章 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家,其首都已取得壓倒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    
   首都之所以對帝國其他部分具有政治優勢,既非由於其地理位置,亦非由於其宏偉,更非由於其富庶,而是由於政府的性質。    
  倫敦的居民之多,等於一個王國,但它至今未對大不列顛的命運產生主導作用。    
  沒有一個美國公民會設想紐約人民能夠決定美聯邦的命運。而且,甚至在紐約州內也無人會設想紐約市的單獨意志,就能獨自指揮各種事務,儘管紐約今天的居民,與大革命爆發時巴黎的居民數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戰爭時期,同王國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1789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卻不能決定任何事情。投石黨運動(laEronde)時期,巴黎還只是法國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    
  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鳩就給他的一位朋友寫信說:在法國,只有巴黎和遙遠的外省,因為巴黎還沒來得及將它們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時有定見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談到巴黎,他說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頭腦變得過大,身體就會中風而總崩潰。如果置外省於一種直接依附地位,將外省居民視同可以說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給他們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祿的職業和途徑,而將一切人才統統吸引至那個首都,假如這樣的話,那麼後果又將如何!」米拉波將這種情況稱為一種暗中的革命,它從外省抽走了顯貴、商人,以及所謂的才智之士。    
  細心讀過前面幾章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一現象的原因;這裡若再重複便會使讀者不耐煩。    
  這場革命未能躲過政府的眼睛,但是它僅僅以最具體的形式使政府震動,那就是城市的壯大。政府眼見巴黎一天天擴大,害怕難於治理一個如此巨大的城市。尤其在17、18世紀,國王們頒布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擴展。這些君主越來越將整個法國公共生活集中於巴黎城內或巴黎郊區,而他們卻希望巴黎維持小規模。他們嚴禁建築新房屋,如若建築,則須用最昂貴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點建蓋。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證明,儘管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仍在不斷擴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時期曾六次試圖阻止巴黎的發展,但皆以失敗告終:巴黎衝破條條敕令,不斷壯大。但是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牆增長得更快;使巴黎具有這種重要地位的,不是發生在巴黎城內的事件,而是來自外部的事件。    
  與此同時,地方的自由權利到處都在不斷消失。獨立生活的特徵在各地停止出現;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徵逐漸混淆,舊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正在被磨去。可是,國家並未衰弱:相反,處處都在運動;只不過原動力集中於巴黎。無數例證中,我在此僅舉一例。在就出版狀況致大臣的多份報告中,我發現,16世紀和17世紀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巨大的印刷廠,但如今沒有了印刷工,或者沒有活幹。毫無疑問,18世紀末比起16世紀來,出版的各類書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動力只來自中央。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    
  法國革命爆發之際,這第一場革命已全部完成。    
  著名旅行家阿瑟揚離開巴黎是在三級會議召開後不久、攻克巴士底獄前不幾天;他在巴黎剛剛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見聞形成對照,使他吃驚。在巴黎,一切都在沸騰;每時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冊子問世:每週甚至發行92冊。他說道:「即使在倫敦,我也從未見到與之相仿的出版發行運動。」但在巴黎以外,他覺得一片死氣沉沉;人們很少印行小冊子,根本沒有報紙。可是外省民情激動,一觸即發,只是尚未採取行動;公民們即便有時集會,也是為了聽取巴黎傳來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揚都詢問居民們打算做什麼。    
  「回答到處都一樣,」他說道,「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外省城市;必須看看巴黎是怎麼幹的。」他進一步說道:「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制憲議會竟能一舉廢除法國所有舊省份,實在令人驚異,這些舊省份有好多比君主制還古老,制憲議會將王國很有條理地劃分為83塊不同部分,就像在新世界劃分處女地一樣。    
  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使全歐洲驚奇甚至恐怖了,因歐洲對此毫無準備。伯克說道:「看到人們將自己的國家用這樣野蠻的方法進行分割,這還是第一次。」的確,人們似乎在撕裂活生生的軀體,其實只是在分割屍體罷了。    
  巴黎就這樣終於從外部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與此同時,在巴黎內部也完成了另一個同樣值得歷史注意的轉變。巴黎不再只是交換、貿易、消費和娛樂的城市,巴黎已成為工場和製造業的城市;這第二個事實賦予第一個事實一種嶄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點。    
  事情由來久遠;自中世紀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國內最大、手藝最巧的城市。這點到了近代愈為明顯。隨著行政事務全部集中到巴黎,工業也集中到這裡。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成為全國活動的主要起源地,法國的工業生活更加收縮集中於巴黎。    
  儘管舊制度的統計文獻常常不足為信,可是我認為,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法國革命前60年間,巴黎工人數字已增長兩倍;而在同時期,巴黎總人口僅增長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講的普遍原因之外,還有一些極其特殊的原因將工人從法國各個角落吸引到巴黎,並逐漸使他們聚集在某幾個區內,這些區最終成為工人區。巴黎當時對工業設置的財政立法障礙比法國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沒有巴黎那樣易於逃脫行會師傅的束縛。某些郊區,如聖安托萬區和唐普爾區,在這方面尤其享有極大特權。路易十六更加擴大了聖安托萬區的這些特權,竭力在該區積聚大量的工人人口,「要給與聖安托萬區工人我們實行保護的新標誌,使他們擺脫那些損害他們利益也損害貿易自由的種種障礙,」這位不幸的國王在一份敕令中這樣說道。    
  巴黎的工廠、製造業、高爐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長,終於使政府警覺起來。看到工業的發展,政府充滿若干臆想的恐懼。我們在文件中發現1782年御前會議的判決,它說道:「鑒於製造業的飛躍發展導致木材的消耗,損及城市的供應,國王禁止今後在城市方圓15里之內建造這類工廠。」至於這種人口聚集會產生的真正危險,當時並無人察覺。    
  這樣,巴黎變成了法蘭西的主人,並且已經彙集起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將成為巴黎的主人。    
  看來,今天人們已相當一致地認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權力,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無需費力便將使大家看到,舊君主制突然之間猛烈毀滅,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於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場革命的主因之一。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八章 在法國這個國家,人們變得彼此最為相似    
   誰注意考察舊制度下的法國,誰就會碰到兩種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舊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置身社會中上層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們,他們彼此之間簡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還豎立著無數小障礙物,將人群分割成許許多多部分,而在每個部分的小圍牆內,又似乎出現了一個特殊社會,它只顧自身利益,不參與全體的生活。    
  想到這種幾乎無止境的劃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國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互相支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我想像到了被這場大動盪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礙物;我馬上看到一個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見到的任何社會都更為密集、更為一致的冰冷的社會。    
  我說過,在幾乎整個王國,長期以來,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經消失;這就促使一切法國人彼此極為相似。透過依然存在的各種差異,國家的統一已經明顯可見;立法的一致性是國家統一的表現。隨著18世紀的進展,國王的敕令文告、御前會議的判決數量增加,它們在整個帝國以同一種方式執行同樣的規章制度。不僅僅統治者,而且被統治者也認為法律應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樣,對所有的人都一樣;這種思想,在大革命爆發前30年不斷出現的改革規劃中均有體現。而在兩個世紀以前,這種思想的材料,假使我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還竟告闕如。    
  不僅各省之間越來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內,不同階級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變得越來越彼此相似,儘管他們的地位各異。    
  1789年不同等級所呈陳情書最能證明這一點。人們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發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們又顯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級會議,定會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資產者與貴族那時有著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務;他們表現出更輕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們彷彿仍屬於兩個不同的種族。    
  時間維持了並且在許多方面加劇了這兩種人不同的特權,時間也起著奇異的作用,使兩者在所有其他方面變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紀以來,法國貴族不斷貧困化。「儘管享有特權,貴族每天都在破產、消亡,第三等級卻佔有財富」,一位貴族在1755年悲傷地這樣寫道。保護貴族財產的法律倒是始終如一,貴族的經濟地位亦未出現變化。然而,隨著貴族權力的喪失,他們以相應的比例到處陷於貧困。    
  人們會說,在人類制度中,如同在人體內一樣,在履行不同生存職能的各種器官之外,還存在一種看不見的中心力量,這種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來仍像以往一樣運動,然而卻是枉然,當這賦予生命的火焰最終熄滅時,一切頓時落入衰弱與死亡。法國貴族還享有種種替代繼承權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時代,替代權利在法國比在英國更加常見,更有強制性,如長子繼承權、永久地租,以及人們所謂的一切用益權;貴族已經免除了為戰爭支付的大量錢財,但是貴族保持免稅權,而且這種權大為增加,這就是說,他們在失去職務的同時,保住了補貼。此外,他們還享有許多他們的先輩從未享有的金錢上的好處;然而,隨著治理的習慣與精神的喪失,他們逐漸貧困化。我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種大規模的地產劃分,其部分原因,正是貴族的逐漸貧窮化。貴族將土地一塊一塊地出賣給農民,只保留領主的定期租金,定期租金使貴族僅僅維持徒有其表的門面而已。在法國的許多省,如蒂爾戈提到的利穆贊,只有貧窮的小貴族,他們差不多不再擁有土地,只是靠領主權和地租維持生活。    
  一位總督早在本世紀初就寫道:「在這個財政區,貴族家庭的數量仍然增至幾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2里佛的人家還不足15家。」1750年,從另一位總督(弗朗什—孔泰的總督)向其繼任者所作介紹中,我讀到這樣的話:「這個地方的貴族相當和善,但非常貧窮,他們既驕傲又貧困。同他們過去的境遇相比,他們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貴族處於這種貧困狀態,迫使他們服務、向我們求援,這並非壞政策。」總督補充道:「他們組成一個團體,只接納那些能證明四代宗親為貴族的人。這個團體未得到許可證,只不過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總督蒞臨下,召集會議。他們一起用餐和做彌撒後,各自回家,一些人騎著駑馬,另一些人徒步。你會看到這種集會多麼滑稽。」    
  貴族逐漸貧困化這種現象,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大陸或多或少都可見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國那樣,封建制度已經消失而又無新的貴族制形式代替它。萊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這種沒落尤為明顯,特別引人注意。只有在英國,情況截然相反。在那裡,迄今猶存的古老貴族世家不僅保持著,而且還大大增長了他們的財富。他們不僅在財富上而且在權力上仍首屈一指,在他們旁邊成長起來的新貴族只能模仿他們的富有,而無法超越他們。    
  在法國,大概只有平民繼承貴族失去的所有財產;有人曾說他們是吸取貴族養分壯大起來的。然而沒有任何法律阻止資產者破產,也沒有任何法律幫助資產者致富;可是資產者卻不斷發財致富;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變得與貴族一樣富有,有時比貴族還要闊氣。而且他們的財富常屬同一種類:儘管他們平時住在城裡,他們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時甚至還取得領地。    
  教育與生活方式已經使這兩種人具有無數其他相似之處。資產者與貴族具有同樣多的知識,而且尤須注意的是,資產者的知識恰恰是同一來源。兩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對於雙方來說,教育同樣是理論性與文學性的:巴黎越來越成為法蘭西的唯一導師,它已賦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為舉止。    
  18世紀末,人們尚可以看出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舉止行為有所不同,因為,人們所謂的舉止行為這種外表的風尚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變得一致;但是,實質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們具有同樣的思想、同樣的習慣、同樣的嗜好,從事同樣的娛樂,閱讀同一類書,講著同一言語。他們除權利外,概無差別。    
  我懷疑這種現象當時在其他國家能否達到同樣程度,即便是在英國,雖然不同階級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們仍舊常常在精神和風尚方面有所差異;因為具備這種奇異力量的政治自由,雖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間建立必要的關係和互相依附的聯繫,卻不能因此而使他們永遠彼此相等;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九章 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個個陌生的小團體,彼此漠不關心    
   現在,讓我們察看一下這幅畫的另一面,看看這些彼此如此相似的法國人,怎麼反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加互相孤立,這種情況即使在法國也是前所未見的。    
  在歐洲建立封建制度的時代,人們後來所謂的貴族,可能當時並未立刻形成種姓,貴族究其根源,是由國家中的所有首領構成,因而最初只不過是掌權階級。這個問題我不想在這裡討論;我只須指出,早在中世紀,貴族已變為種姓,就是說,其特殊標誌是出身。    
  貴族將掌權階級的固有特徵保留下來,他們是進行統治的公民團體;但是惟有出身才能決定誰將成為團體的首腦。所有非貴族出身者均被排除在這個特殊而封閉的階級之外,他們在國家裡只能據有或高或低、但永遠是從屬的職位。    
  在歐洲大陸每一個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貴族最終都變成種姓;惟有在英國又重為掌權階級。    
  有一個事實使得英國在所有現代國家中顯得獨特,並且惟有它才能使人們理解英國法律、英國精神以及英國歷史的特殊性,然而這個事實並未使得哲學家和政治家傾注更大的注意力,而英國人自己出於習慣也對這個事實視而不見,對此我始終感到驚異。人們對這個事實視而不清,語焉不詳;依我看,人們對它從來也沒有一個全面清晰的看法。1739年,孟德斯鳩遊歷英國,他一針見血地寫道:「我置身於一個與歐洲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國家」;可惜他沒有再往下說。    
  使得英國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並不是它的國會、它的自由、它的公開性、它的陪審團,而是更為特殊、更為有效的某種東西。英國是真正將種姓制度摧毀而非改頭換面的唯一國家。在英國,貴族與平民共同從事同樣的事務,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有意義的是,貴族與平民間通婚。最大的領主的女兒在那裡已能嫁給新人,而不覺得有失體面。    
  如果你想知道種姓及其在人民中造成的各種思想、習慣、障礙是否已在那裡最後消滅,那就請你考察一下婚姻狀況。只有在這裡,你才能找到你未發現的帶有決定性的特徵。在法國,甚至到了今天,民主雖已有了60年之久的歷史,你也常常找不到這種特徵。舊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所有方面似乎已融為一體,然而還是百般避免聯姻。    
  英國貴族較之其他貴族,一向更謹慎、更靈活、更開放,這種特點常引起人們注意。必須提及的是,長期以來,在英國已不存在那種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假使貴族這個詞在此沿用它在別國保留的古老的嚴密意義的話。    
  這場獨特的革命因時間久遠,湮沒無聞;但是仍留有活生生的證據:這就是慣用語。若干世紀以來,gentilhomme(貴族)一詞在英國已完全改變了含義,而roturier(平民)一詞現已不復存在。1664年,莫裡哀寫了《達爾杜弗》,劇中有一詩句要逐字譯成英文已經不可能了:    
  Et,telquel』onlevoit,ilestbongentilAhomme.(別瞧他那副模樣,他還是個出色貴族。)    
  如果你想把語言科學再次應用於歷史科學,那麼請你穿越時間和空間,跟蹤gentleman(紳士)一詞的命運,這詞是從法語gentilhomme(貴族)一詞衍化來的;你將看到它的意義在英國隨著不同的社會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擴大。    
  每一世紀,這詞所指的人的社會等級就更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民。它的歷史亦即民主的歷史。    
  在法國,gentilhomme(貴族)一詞始終局限於它的原始含義的狹窄範圍;大革命後,這詞已幾乎無人使用,但詞義從未改變,仍舊是指該種姓的成員。這個詞之所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原因在於種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樣與所有其他社會等級分離。    
  但是我想更進一步,我敢說,同這詞產生之際相比,種姓與其他等級的分離更變本加厲,而且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種與英國方向相反的運動。    
  如果說資產者與貴族更加相似,那麼同時他們彼此更加隔離:這兩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僅未能減輕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    
  在中世紀,只要封建制度還保留著統治權,經管領主土地的一切人(封建時代的語言嚴格地稱之為附庸)——其中很多不是貴族——經常與領主合夥治理領地;這甚至成為領地轉讓的首要條件。他們不僅必須跟隨領主作戰,而且按照特許權,他們每年有一段時間得在領主法庭中渡過,幫助領主進行審判,治理居民。領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出現在歐洲所有古老法律中,而且至今在德國許多地方,還可見到極為明顯的遺跡。法國革命前30年,博學的封建法學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維爾曾想到寫一部巨著,研究封建法與領主的土地賦稅簿籍革新。弗雷曼維爾告訴我們,他在「許多領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每15天必須去領主法庭,他們聚齊之後,便和領主或他的普通法官一起審理居民中發生的刑事案和糾紛。」他還說:「他在一個領地上,有時能發現80、150乃至200個這類附庸。他們當中多數是平民」。我在此引用原話不是當作一種證據,因為證據不勝枚舉,而是當作一個例子,說明在最初和在長時期內,農村的階級如何與貴族接近、如何與貴族混合以處理同樣的事務。領主法庭為農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級會議與更晚些的全國三級會議也為城市資產者作了。    
  研究14世紀三級會議留下來的資料,特別是同時期省三級會議的資料,使我們不能不為第三等級在這些會議中所佔的地位以及所發揮的力量感到驚異。    
  作為個人,14世紀的資產者無疑遠不及18世紀的資產者;但是資產階級作為整體,在當時的政治社會中,卻佔據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資產階級參加政府的權利是無可爭辯的;資產階級在政治議會中起的作用始終是重要的,常常舉足輕重。其他階級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視資產階級。    
  但是特別令人驚異的,是貴族和第三等級當時如此輕而易舉地——而後來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務,共同進行抵抗。不僅在14世紀三級會議中是如此:那時由於天災人禍,三級會議帶有非正規的革命的性質,而且在同時期的、按正規的慣例辦事的省三級會議中也是如此。奧弗涅省的情況就是這樣,三個等級共同制訂出最重要的措施,並由三個等級中均等選出的特派員監督實行。同一時期,在香檳省也有同樣景象。14世紀初,在大量城市中貴族與資產者為了保衛國民自由和各省特權,反對王權的侵害而聯合起來,這一著名的運動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個時期,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這類插曲,就像是從英國歷史中抽出來的一樣。在以後的世紀中,這樣的景象再也見不到了。    
  實際上,隨著領地統治的瓦解,三級會議越來越少召開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權利最後死亡,地方自由隨之毀滅,資產者與貴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沒有聯繫。他們再也感覺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濟的需要;他們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18世紀,這場革命完成了:這兩種人只是在私生活中偶而相遇。這兩個階級不僅是競爭對手,他們已成了敵人。    
  法國的特殊點在於,在貴族等級喪失政治權力的同時,貴族作為個人,卻獲得許多他從未享有過的特權,或增加了他已經享有的特權。可以說,肢體靠死亡的軀體致富。貴族階級的統治權越來越少,但是貴族卻越來越多地享有充當主人第一奴僕的專有特權;路易十四時期較之路易十六時期,平民更易為官。當這種情況在法國還很少見時,在普魯士已是司空見慣了。這些特權一旦取得,便世襲相傳,不可分離。這個貴族階級越是不再成為掌權階級,就越變為種姓。    
  讓我們看看所有這類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免稅特權吧:顯而易見,自15世紀到法國革命,免稅特權一直不斷增長。它隨著國家開支的迅速增長而增長。查理七世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僅120萬里佛,因此,免交軍役稅的特權很小;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所征軍役稅8000萬里佛,免稅特權就很大。當軍役稅是平民交納的唯一稅時,貴族免稅還不大明顯:但是,當這類捐稅以各種名目、各種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種捐稅也被化作軍役稅,中世紀聞所未聞的各種負擔,如用於一切工程或公共事業的各種徭役,以及自衛隊等等,所有這些負擔都添加到軍役稅和它的附加稅中,並且徵稅亦不平等,這時,貴族的免稅量就顯得龐大起來。當然,不平等儘管很明顯,其外表卻大於實際;因為貴族本人免稅,卻得替佃戶交稅;但在這方面,人們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們感受到的不平等,更為有害。    
  路易十四末期,迫於財政需要,確定兩項普遍稅,人頭稅和二十分之一稅。但是,就像免稅本身是某種可尊敬的特權,即便觸犯它也得奉若神明,人們小心翼翼,凡共同交稅的地方,徵收時也有所區別。對一些人來說,捐稅嚴厲而有損名譽;對另一些人來說,則寬容而且榮耀。    
  儘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著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讓人經常有所感受。在德國一大部分地區,大多數捐稅是間接稅。就直接稅本身而言,貴族特權常常在於承擔較小的共同捐稅負擔。另外,貴族還得繳納某些特別稅,旨在保住無償服兵役的地位,實際上已不要求貴族無償服役。    
  然而,所有這些將人和階級加以區別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並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二者變得無可救藥。因為,請看後果:當資產者和貴族不再繳納同樣的捐稅時,每年,捐稅攤派徵收都重新在他們中間劃出一條清楚明確的線——階級的界限。    
  每年,每一個特權者都感到一種現實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讓自己再與民眾混同,並作出新的努力與之分離。    
  公共事務幾乎沒有一項不是產生於捐稅,或導致捐稅,因此,自從這兩個階級不再平等地繳納捐稅之後,他們便幾乎再沒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議問題,再沒有任何原因使他們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著費事去將他們分開:人們已用某種方式,剝奪了他們共同行動的機會與願望。    
  伯克曾為法國舊政體勾畫了一幅肖像,對之加以美化,他贊成我們的貴族制度,尤其看重資產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躋身貴族這一點:他覺得這同英國開放的貴族制相似。的確,路易十一曾經成倍增加封爵人數:這是貶抑貴族的一個手段;路易十一的後繼者為獲取金錢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晉爵。內克告訴我們,在他那個時代,為晉陞貴族提供的官職數量已達4000個。任何歐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現類似現象:而伯克試圖證明法國與英國類同,這只能是大錯特錯。    
  如果說英國中產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爭,反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這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是因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為人們能夠進入貴族階級,而是因為人們從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進入了貴族階級;因此所有接近貴族的人都自以為是貴族的一部分,都能與貴族政府相結合,並從貴族的權勢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處。    
  但是法國貴族與其他階級之間的障礙,儘管非常容易跨越,卻始終是固定明顯的,它帶有光彩奪目的標誌,易於辯認,而且為非貴族所憎惡。一旦越過這道障礙,這些非貴族就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這些特權對原階層的人來說是難於忍受和可恥的。    
  貴族授封制度絲毫沒有減少,反而無限地增加了平民對貴族的仇恨。新貴族引起了從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從而加劇了仇恨。因此第三等級在他們的陳情書中對敕封貴族的憤怒一直大於對世襲貴族的憤怒,而且不僅不要求擴大,反而要求將平民通向貴族的門徑縮小。    
  在法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時代,貴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樣容易獲得,資產者和貴族也從未像1789年那樣彼此分離。不僅貴族無法容忍在他們的選舉團中有帶資產階級氣味的東西,資產者也同樣將所有帶有貴族外貌的人逐開。在某些省份,新封貴族被世襲貴族排斥,因為後者認為他們不夠高貴,他們也被資產階級排斥,因為人們認為他們貴族氣太重。據說有名的拉瓦錫就是這種情況。    
  假如我們撇開貴族階級來考察這個資產階級,我們會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資產者與人民相互分離,幾乎同貴族與資產者相互分離一樣。    
  在舊制度下,中產階級幾乎全部住在城市。導致這一後果的原因有兩個:貴族特權與軍役稅。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領主平常對農民親密和氣;但是他對自己的鄰人——資產者——卻十分蠻橫無禮。隨著他的政治權力縮小,而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種蠻橫無禮不斷增長;因為,一方面,由於不再統治,他再無必要去敷衍那些能幫助他統治的人,另一方面,正如人們經常注意到的那樣,領主喜歡以無節制地使用他那些表面權利來對自己的真實權力的喪失進行自我安慰。甚至連他不在領地居住這一點,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增加了鄰人的痛苦。不在地主制對此毫無裨益;因為由代理人行使的各種特權只能使之更難於忍受。    
  然而,我不知道軍役稅和所有納入軍役稅的捐稅,是否更能說明問題。    
  我想,我本可以通過寥寥數語說明為什麼軍役稅和其附加稅對農村的負擔比對城市的負擔沉重得多;但這對讀者來說可能無用。因而我只須說,聚集在城市裡的資產者有種種辦法減輕軍役稅的壓力,並常常完全免交軍役稅,而如果他們留在領地上,誰也無法單獨找到這些辦法。通過這種方式,他們逃避了徵收軍役稅的義務,這個義務比起繳納軍役稅的義務更使他們害怕,這其中自有道理;因為在舊制度下,甚至我認為在任何一種制度下,什麼也沒有比教區軍役稅徵稅員的處境更糟糕的了。對這個問題,我下面還有機會說明。可是在鄉村,除了貴族,誰也逃不掉這個負擔:平民中有錢的人寧可出租財產,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願受此冤孽。蒂爾戈對我們說:「軍役稅的徵收使農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幾乎都變成了城市資產者」。蒂爾戈的觀點與我曾有機會查閱的有關秘密文件相符。順便說一下,這就是使法國比起歐洲大部分其他國家來,佈滿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原因之一。    
  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內蟄居下來,不久便失去了田園嗜好和田園精神;他們對依然留在農村的同類人的勞動和事務變得完全陌生了。可以說,他們的生活此後只有一個目的: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為政府官員。    
  若認為今天幾乎所有法國人,尤其是屬中產階級的法國人對職位的酷愛產生於大革命,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它的產生早在若干世紀之前,而且,從那個時代以來,人們細心給與它以千百種新的滋養,因而它不斷增長。    
  舊制度下的職位並不總是與我們的職位相似,但是我覺得,那時的職位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僅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設職位就達四萬之多,而且連最微末的資產者幾乎都可以謀得。我曾經計算過,在一個中等規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擔任法官職務的竟達109人,擔任執達吏的有126人,所有這些人都來自城市。資產者對於擔任這些職位所抱的熱情真是前所未有。一俟他們中間有誰自覺擁有一筆小小資本,他便立即用來購買職位,而不是用於做生意。這種可憐的野心甚至比起行會師傅和軍役稅來,對法國農業和商業的發展為害更大。職位一旦出現短缺,求職者就開動腦筋,冥思苦想,很快就發明出新的職位。有位朗貝爾維爾先生發表一篇論文,論證在某一行業中設立監察員完全符合公共利益,而且在文末主動提出願擔當這一職務。我們當中有誰還不知道這位朗貝爾維爾呢?一個人略識文墨,生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都想從國王那裡謀得一官半職。」    
  在這方面,我在此所講的時代與我們時代之間存在的最大差異在於,當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與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們手段更高明:將自己交付出去。    
  由於居住地點不同,更主要由於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見的利害關係,資產者與農民分離了。人們理所當然地抱怨貴族在捐稅問題上的特權;但是對資產者的特權又該怎樣說呢?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產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此人免去自衛隊的負擔,另一人免去勞役的負擔,另一人免去軍役稅的負擔。當時有篇文章寫道,除了貴族與教士之外,哪個教區內沒有幾位居民靠著職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種免稅權呢?有時,相當數量的留給資產者的職位被削減了,原因之一是由於免繳軍役稅者為數眾多,竟使國家收入減少。我絲毫也不懷疑,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    
  這些可悲的特權使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人心中充滿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權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氣揚。在整個18世紀,沒有什麼比城市資產者對郊區農民的敵視和郊區對城市的妒忌更為顯而易見的了。蒂戈爾說道:「每座城市都只顧自己的特殊利益,為此它們不惜犧牲本區的農村和村莊。」蒂爾戈在別處對總督代理講話時還說過:「你們經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種時時帶有篡奪性和侵犯性的傾向,城市對於本區的農村和村莊的所作所為,便具有這一特徵。」    
  在資產者眼中,甚至和他們一同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民也變得陌生起來,幾乎成了敵人。他們確定的本地開支大部分均轉嫁給下層階級單獨承擔。我曾不止一次地證實這同一位蒂爾戈在其著作的另一處所講過的話:城市資產者已找到一種方法制訂入市稅,以免承受這個重擔。    
  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的一切所作所為中,最突出的是,他們生怕將他們與人民混同,並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擺脫人民的控制。城市資產者在一封致總監呈文中說道:「假如國王同意市長職位重新實行選舉制,那麼最好是強迫選舉人只從主要的顯貴中,甚至只從初級法院中挑選。」    
  我們已經看到國王的政策是怎樣不斷地從城市人民手中奪走他們的政治權利。從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國王的一切立法都貫穿著這一思想。城市資產者經常參與這項立法,有時還提出建議。    
  1764年市政改革期間,一位總督詢問一座小城市的市政官員,是否必須保留手工業者和其他小民選舉行政官員的權利。官員們回答說:「人民從未濫用此權,給他們保留挑選官員的權利無疑對他們是一種安慰,但是,為了維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定,最好還是將此權交與顯貴會議。」總督代理說,他已在官邸召集「六名優秀的城市公民」舉行秘密會議,這六名優秀公民一致同意將選舉委託給構成顯貴會議的不同團體中的若干代表,而不是像市政官員們建議的那樣,委託給顯貴會議。總督代理比這些資產者更支持人民自由權,他在轉達資產者的意見的同時,進一步說道:「不過對於手工業者來說,繳納捐稅卻無權控制如何使用這筆錢,這種事實在難以忍受,而那些徵收捐稅者由於享有捐稅特權,卻與這個問題最少利害關係。」    
  但是讓我們描完這幅圖畫;現在讓我們把人民放在一邊來考察資產階級本身,就像我們曾把資產者放在一邊來考察貴族階級一樣。我們注意到,在遠離其他國民的這一小部分國民中,分成無窮盡的片片塊塊。法國人民看來就像那些所謂的基質一樣,隨著現代化學對它們進行更仔細的觀察,便會發現新的可分離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顯貴當中,我找到的不同團體竟達36個以上。這些不同團體儘管極端微小,仍在不斷向細微分化;它們每天都在清洗內部可能存在的異質部分,以便縮簡為單一原素。有些團體經過這樣一番痛快的清洗,成員已縮減到三四人。他們的個性反倒更強烈,更好爭吵。所有這些團體均因某些小特權而彼此分離,最不誠實仍是光榮的標誌。在它們之間,經常發生誰居上位的無休止的鬥爭。他們的爭吵聲使總督和法官頭昏腦脹。「人們終於決定聖水必須首先獻給初級法院,然後才獻給城市團體。高等法院猶豫不決;但是國王已將此案提交御前會議,並已親自決定。是時候了;這個案子曾使全城沸騰。」如果有人在顯貴大會中讓這個團體壓倒另一團體,那麼後者便不出席會議;他們寧可放棄公共事務,也不願看著他們的尊嚴受貶。箭城假髮師團體決定「他們將用這種方式表明,讓麵包師居首位理所當然地引起他們的痛苦」。一座城市中的部分顯貴頑固拒絕履行職務,總督說道,「因為會議接納了幾個手工業者,而首要的資產者恥於與他們為伍」。另一省的總督說道,「如果將助理法官的職位授與一位公證人,就會使其他顯貴感到厭惡,公證人在這裡乃是出身卑微的人,他們不是來自顯貴之家,而全都當過書記。」我上面談到的六位優秀公民隨便就決定了必須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但當問題關係到哪些人將成為顯貴,在他們之間確立什麼先後順序時,他們便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窘境。在這種問題上,他們只是謙卑地表示疑問;他們說,他們擔心「會給他們的幾位同胞造成過大的痛苦」。    
  在這些小團體因自尊心而不斷相互摩擦中,法國人固有的虛榮心變得更強、更敏銳,而公民的正當的自豪感卻被遺忘。16世紀,我剛才提到的行會大多數就已存在;但其成員在處理好他們各自聯合會的事務以外,不斷地與所有其他居民相聚,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18世紀,他們差不多完全閉關自守;因為有關市政生活的活動已漸稀少,並且全由受委託人代理。因此,每一個小團體都只圖私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我們的祖先並沒有個人主義一詞,這是我們為了自己使用而編造出來的,在他們那個時代,實際上並不存在不隸屬任何團體而敢自行其是的個人;但是法國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小團體組成的,而每個團體只顧自己。這就是,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一種集體個人主義,它為我們熟悉的真正的個人主義做好了精神準備。    
  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這些彼此隔離的人,卻變得如此相似,只要變換一下他們的位置,便無法再認出他們。而且,誰要是探究他們的思想,誰就會發現,把如此相同的人隔離開來的那些小障礙物,在他們本人看來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從理論上說,他們已經嚮往統一。他們每一個人堅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們是願意融合為一個整體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毀滅與各階級的分離如何導致了幾乎所有使舊制度滅亡的弊病    
   我剛描述了在所有侵蝕舊制度機體、迫使舊制度滅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現在我要再探討一下如此危險、如此奇怪的疾病的根源,並說明與之俱來的還有多少種其他弊病。    
  假如英國人從中世紀開始,便像我們一樣完全喪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而出的地方獨立,那麼組成英國貴族的各個不同階級很可能就會互相分離,猶如在法國和不同程度上在歐洲各處所發生的那樣,而且所有階級都可能與人民分離。    
  但是自由迫使他們始終相互往來,以便必要時取得一致。    
  有趣的是,英國貴族在其野心驅使下,必要時竟能與下屬打成一片,假裝將他們當作同儕。前面援引的阿瑟·揚,他的書是現存有關舊法國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之一,他講到有一天在農村,他來到利昂古爾公爵家,表示想和附近幾個最能幹最富裕的種田人瞭解些情況。公爵便叫管家把他們找來。這位英國人對此發表議論說:「在英國領主家,可以請三四個莊稼漢來和主人全家一起吃飯,並坐在上流社會的貴婦人們當中。這種事我在英國至少見到過一百次。可是在法國,從加來到巴約訥,這種事哪裡也尋不到。」    
  確實,從天性來說,英國貴族比法國貴族更加傲慢,更不善於與所有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貴族處境迫使他們有所收斂。為了維持統治,他們什麼都能做。在英國,幾個世紀以來,除了有利於貧苦階級而陸續推行的納稅不平等外,其他捐稅不平等已不復存在。請思考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則能將如此鄰近的兩個民族引向何方!18世紀在英國享有捐稅特權的是窮人;在法國則是富人。在英國,貴族承擔最沉重的公共負擔,以便獲准進行統治;在法國,貴族直到滅亡仍保持免稅權,作為失掉統治權的補償。    
  14世紀,「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徵稅」這句格言在法國和在英國似乎同樣牢固確定下來。人們經常提起這句話:違反它相當於實行暴政,恪守它相當於服從法律。在那個時代,正如我說過的,法國的政治機構和英國的政治機構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民族的命運彼此分離,越來越不同。它們就像兩條線,從鄰近點出發,但沿著略有不同的傾斜度伸展,結果兩條線越延長,相隔越遠。    
  我敢斷言,自國王約翰被俘、查理六世瘋癲而造成長期混亂、國民疲憊不堪之日起,國王便可以不經國民合作便確定普遍稅則,而貴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王向第三等級徵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幾乎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它們折磨舊制度後期的生命並使它驟然死亡。我很讚賞科米內這句具有遠見卓識的話:「查理七世終於做到了不需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征派軍役稅,這件事成為他和他的後繼者心上沉重的負擔,並在王國身上切開一道傷口,鮮血將長期流淌。」    
  請想想,這道創口如何隨著年代的流逝而在事實上擴大;請一步一步觀察事情的後果。    
  福爾勃奈在他造詣極深的著作《法國財政研究》中說得好,在中世紀,國王一般均靠領地的收入生活;他又說道:    
  「既然特殊需求是由特殊捐稅來提供的,因此就由教士、貴族和人民共同負擔。」    
  14世紀,經三個等級投票表決的普遍捐稅大部分具有這一特點。這時期訂立的幾乎所有捐稅都是間接稅,就是說,所有消費者不加區別均須完納。有時捐稅是直接稅;這時,捐稅根據不是財產,而是收入。貴族、教士和資產者必須在一年之內,向國王上交,比方說,他們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我所說的經三級會議表決的捐稅,也應包括在同一時期由各省三級會議所訂的本地區的捐稅。    
  的確,自那個時期以來,稱作軍役稅的直接稅,從來沒有向貴族征派。無償服兵役的義務使貴族免交軍役稅;但是軍役稅作為普遍捐稅在當時範圍有限,多用於領地,而不用於王國。    
  當國王第一次憑借自己的權威徵收捐稅時,他懂得首先必須選擇一項看來不致直接損害貴族的捐稅;因為貴族在當時是與王權敵對的危險階級,他們決不會容忍損害他們利益的革新;因此國王選定一項他們免交的捐稅;他征軍役稅。    
  於是,在已經存在的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項更普遍的不平等,從而加劇並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從那開始,國庫的需求隨著中央政權權限的增長而增長,軍役稅也隨之擴大和多樣化;不久便增加到十倍,而且所有新捐稅都變成了軍役稅。這樣,捐稅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階級分離,使人們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有人說,馬扎然由於缺錢,曾設想訂一捐稅,向巴黎那些為首的豪門徵收,可是一遇到當事人的反抗,他便退縮下來,只在普通百姓繳納的軍役稅上,增加了他需要的500萬里佛。馬扎然本想向最富有的公民徵稅,結果稅落到最窮困的公民頭上;但是國庫並沒少收一文。    
  攤派如此不均的捐稅收益有限,而君王們的需求無窮。儘管如此,他們既不願召開三級會議以謀取貼補,也不願向貴族徵稅從而挑動貴族要求召開這類會議。    
  從這裡產生了那種不可思議的而且其有害作用的取之不盡的理財本領,君主制最後的三個世紀當中,國家金錢管理帶有這一奇特的特徵。    
  必須詳細研究舊制度的行政和財政史,才能明白一個溫和的但是沒有公開性並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權力得到認可,並使它擺脫對革命——人民的最後保障——的恐懼,那種對金錢的需求會迫使它採用哪些粗暴而可恥的手法。    
  在這些歷史記載中,處處都可看到王家財產被出售後旋即收回,認為不可出售;契約遭到破壞,已經取得的權利無人承認,國家債權人每逢危機便成為犧牲品,國家不斷失信於民。    
  終身賜與的各種特權時時都可收回。假如有誰能憐憫那些因愚蠢的虛榮心而造成的痛苦,誰就會同情這些不幸的受封貴族的命運,在整個17世紀和18世紀期間,他們被迫一次又一次花錢購買空洞的榮譽或不公正的特權,儘管他們為此已經多次掏錢。路易十四就是這樣取消了92年以來人們取得的全部貴族頭銜,其中大部分還是他親自授與的;要想保住頭銜唯有重新掏錢,敕令說道,因為所有這些貴族頭銜都是出其不意地弄到手的。80年後,路易十五也如法炮製。    
  自衛隊士兵不得找人替代,據說是怕抬高國家用於徵兵的代價。    
  城市、社區、收容院被迫違背自己的諾言,以便借錢給國王。教區不得興辦有益的工程,怕因此而分散資財,不能照額繳納軍役稅。    
  據說總監奧裡先生和橋樑公路工程局局長特律代納先生曾設想過一個方案,由各區居民提供一筆資金用於該區道路維修,以取代公路徭役。這兩位精明的行政官後來放棄這項計劃,其原因發人深思:據說他們是怕資金聚集以後,人們便無法防止國庫把它挪作他用,於是人們很快就得同時承擔兩者:新捐稅和徭役。    
  我敢說,任何個人如果像全盛時期的偉大國王支配國家財產那樣處理個人財產,他就逃脫不了司法的判決。    
  假如你碰到某種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的中世紀舊機構,它靠加劇其弊端而維持下來,或遇到某種有害的新機構,那就設法挖出那病根:你將發現某項財政措施,原來是權宜之計,後來卻轉變為制度。你會看到,為了償付一天的債務,竟確立了維持幾個世紀的新權力機構。    
  很久很久以前,當平民擁有貴族的財產時,必須繳納一種特殊的捐稅,所謂封地獲取稅。封地獲取稅在土地之間造成分裂,在人與人之間也造成分裂,而且兩者不斷相互助長。    
  我不知道,封地獲取稅是否比其他捐稅在加劇平民與貴族的分裂上起更大的作用,因為它妨礙了平民與貴族融合為一,因為擁有地產是使人與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一道鴻溝就這樣每時每刻在貴族所有者和他的鄰人——平民所有者——之間重新劃出。相反,在英國,自17世紀以來就廢除了世襲領地與平民佔有土地之間的差異,從而空前加速了這兩個階級的凝聚。    
  14世紀,獲取領地所納的封建稅很輕,並且相隔很久才徵收;但18世紀,封建制度行將滅亡,這項捐稅每20年便催征一次,數額達平民的全年收入。父親死了,兒子接著繳納。1761年,圖爾農業協會說道:「這項捐稅對農業技術的進步危害無窮。無可爭議,在國王向臣民徵收的所有捐稅中,沒有哪一項在農村像這項捐稅那樣使人惱怒難以承受。」另一位同時代的人說道:「這筆錢最初一輩子才課徵一次,可是後來卻漸次變為一種極為苛刻的捐稅。」這項捐稅妨礙平民購買貴族土地,所以連貴族自己也想廢除;但是國庫的種種需求使它維持下來,並且有增無減。    
  有人把工業行會所造成的一切弊端都錯誤地歸咎於中世紀。一切表明,行會師傅和行會管事會最初只是聯繫同行業成員的手段,並且在行業內部建立一個小小的自由管理機構,其任務是對工人既要救助,又要抑制。聖路易似乎也沒有比這更高的奢望。    
  直到16世紀初,在文藝復興盛起,人們才破天荒地想出,將勞動權看作國王能夠出賣的一種特權。惟有這時,每個等級團體才變成封閉性的小貴族,終於建立起對技術進步極其有害的壟斷權,對此我們的先輩曾深惡痛絕。亨利三世雖不是這一弊端的肇始者,但使之通行無阻,直到路易十六才根除了弊端。從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可以說,行會管事會制度的流弊無時無刻不在增長蔓延,在此時期內,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這些流弊更加忍無可忍,公眾輿論對此揭露無遺。每年都有一些新行業失去自由,舊行業的特權又有增長。對弊端推波助瀾最甚的莫過於人們慣稱的路易十四統治的黃金時代了,因為這時對金錢的需求空前地大,而不求助於國民的決心空前地堅定。    
  勒特羅納1775年說得好:「國家創造工業集團只是為了找財源,或是靠出賣特許證賺錢,或是靠設置各種新官職賺錢,國家強迫各集團購買新官職。1673年敕令將亨利三世各項原則的惡果招引出來,勒令所有集團掏錢購取批准證書,強迫所有尚未納入集團的手工業者加入。這事雖卑鄙,卻賺得30萬里佛。」    
  我們已看到城市整個體制怎樣被人們搞亂,不是出於政治目的,而是企圖給國庫撈錢。    
  正是出於這種對金錢的需求,加之又不願向三級會議索取,於是使賣官鬻爵制度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世所未見。由於這種出於理財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級的虛榮心遂在三個世紀當中得以保持不衰,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獲取官職,於是國民的內心深處被灌進這種對職位的普遍慾望,這種慾望後來成為革命與奴役的共同源泉。    
  財政越拮据,新設職位就越多,而免稅或特權是所有新職位的報酬;由於是出於國庫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這樣設置的官職多得簡直難以置信,或是完全無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64年起,科爾貝爾作了調查,發現在捐官這項不務正業上,人們投入的資本幾達5億里佛。據說黎世留廢除了10萬個官職。不過這些官職馬上又以其他名目重現。為了刮點錢,人們放棄了對自己的官員的領導、控制和強制。一個如此龐大複雜、如此難於運轉、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機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結果不得不讓這台機器以某種方式空轉,同時在它之外另設一個更簡練、更得心應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實實辦一些所有官員假裝在辦而實際未辦的事。    
  假如讓人對這些討厭的機構進行討論,可以斷定,這些機構中沒有哪一個能維持20年。假如人們當初湊巧再召集三級會議聽取它的意見或怨言,那麼這些機構恐怕根本不會建立或增加。幾個世紀來為數極少的幾次三級會議一直在不斷反對這些機構。這些會議曾多次指出,國王竊取權力任意徵收捐稅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若引用15世紀那種強有力的語言的原話,那就是,國王竊取了「未經三個等級同意和商議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權利。」三級會議不僅關注自身的權利,還強烈要求人們尊重各省與城市的權利,而且經常達到目的。在每次會議上都可以聽到發自內心的反對負擔不平等的呼聲。三級會議多次要求廢棄行會管事會制度;它們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地猛烈攻擊不斷增長的賣官鬻爵制。它們說道:「誰出售官爵,誰就出賣正義,此乃可恥之舉。」當捐官制確立之後,三級會議繼續申斥濫設官職。它們起而反對重重無用的職位、危險的特權,但總是無濟於事。這套機構恰恰是為反對它們而建立的;它的產生絕不是要召開三級會議,而是要在法國人的眼皮下,將捐稅喬裝打扮,而不敢向他們顯示其真面目。    
  請注意,最出色的國王也和最壞的國王一樣使用這套伎倆。最後確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出售官職世襲權的是亨利四世:這套制度的罪惡比推行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美德大得多!    
  由於想逃避三級會議的監督,於是大部分政治職能轉到了最高法院手中,結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權的混亂,對良好的秩序危害極大。必須假裝提供若干新的保障來代替被剝奪的保障;因為法國人能夠耐心地忍受專制政權,只要這政權不暴虐,但他們從不願意和它面面相覷,因此,在專制政權前面設立某種虛假的障礙,雖不能阻止專制政權,至少起點遮掩作用,這樣做當然是明智的。    
  最後,正是這種阻止國民索還自由、只向國民索錢的願望不斷地促使各階級彼此分離,使它們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終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個時期要對付的只不過是單槍匹馬的寥寥數人。在這段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傑出的君主不斷出現,有些以思想聞名,若干則才華出眾,幾乎所有的人都勇略過人,但沒有一個君王致力於使各階級接近與聯合,而不使它們處於同等的依附地位。我說錯了:有一位國王曾經這樣想,並且確曾為之全力以赴;而這位國王——誰能揣摩上帝的判斷如何?——恰恰是路易十六。    
  階級分裂是舊王國的罪惡,並且後來成了它的托辭;因為,當國民中富裕及有教養的部分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和睦相處、互相幫助時,國家的自我管理就彷彿不復可能,必須有一位主宰介入。    
  蒂爾戈在給國王的一份秘密報告中感傷地寫道:「國民是由聯合得不緊密的不同等級構成的社會,是由彼此之間極少連繫、各顧自己的人民構成的社會。在這裡根本看不到什麼共同利益存在。各個村莊、各個城市的相互聯繫同它們所歸屬的各行政區一樣少。甚至在完成對它們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它們也不能取得一致。在這場各種奢望與企圖的無休止鬥爭中,陛下不得不親自決定一切,或由陛下委託人定奪一切。人們等待您的特別諭令,以便為公共利益作貢獻,以便尊重他人權利,有時也是為了行使自己的權利。」    
  幾個世紀間,同胞們形同路人或仇敵,要使他們互相接近並教育他們共同進行他們自己的事務,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使他們彼此分離比使他們重歸於好要困難得多。我們已為世人提供了難忘的例證。60年前,當使舊法國分裂的不同階級在被重重障礙長期隔絕之後彼此重新接觸時,他們首先觸到的是他們的傷痛處,他們重逢只不過是為著互相廝殺。甚至到今天,他們雖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還留在人間。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十一章 舊制度下自由的種類及其對大革命的影響    
   如果有人讀這本書到此釋手,那他對舊制度政府只得到一個很不完全的形象,他就理解不了產生大革命的那個社會。    
  公民們四分五裂,閉關自守,王權四處擴展,強大有力,看到如此景像人們可能認為獨立精神已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以為所有法國人都同樣地百依百順。但情況並非如此;政府已然獨斷專行地指揮一切公共事務,但它還遠未成為所有個人的主宰。    
  在為專制政權制訂的許多規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不過這是一種我們今天很難設想的奇特的自由,要想搞清它對我們能有什麼利弊,就必須詳細加以考察。    
  當中央政府取代所有地方政權,日益充斥整個行政領域時,它原先允許存在的或是它一手創立的規章制度,古老習俗、舊風尚,乃至種種弊端,均在妨礙著它的行動,並在眾多人的靈魂深處保持著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特徵保留其堅固性和鮮明性。    
  中央集權制那時便已具有同我們今天一樣的性質、一樣的程序、一樣的目的,不過尚未具有同樣的權力。為了千方百計撈錢,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職,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職的能力。政府的這一慾望大大地妨害另一慾望:它的貪婪與它的權欲相抗衡。為了辦事,它被迫不斷地使用那些並非它自己製造而它又沒能力搗毀的那些工具。結果它的最專制的意志,經常在實行中變得軟弱無力。公職這種古怪而有害的結構成了抵擋無所不在的中央政權的一種政治保障。這就好比一道堤防,儘管歪歪扭扭建造低劣,卻能分化它的力量,緩和它的衝擊。    
  當時的政府還不能像今天的政府那樣支配無窮無盡的恩典、賑濟、榮譽和金錢;因而它掌握的誘惑性手段與強制性手段都遠不如今天多。    
  況且政府自己對其權力的準確限度也並不瞭解。它的權利均未經正式確認,也未牢固確立;它的行動範圍已經十分廣大,但是它的行進步伐並不穩當,彷彿身臨陌生之地,四週一片黑暗。這片可怕的黑暗將一切權利的界限都掩蓋起來,它分佈在一切權利周圍,有利於國王剝奪臣民自由的企圖,但對於保衛自由也常常有利。    
  政府自感涉世淺身世微,辦起事來總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礙。當人們讀18世紀大臣和總督們的來往信函時,就會十分驚異地看到一種怪現象,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徵,但一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於是它停頓下來,猶豫,商議,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權力的天然範圍。路易十五優柔寡斷的利己主義和他的繼位者的仁慈品德均有此傾向。況且這些君王從未想到會有人要推翻他們。他們絲毫不具備後來的統治者常因恐懼而沾上的那種不安的、冷酷的天性。國王們蹂躪的只是些他們看不見的人。    
  最不利於確立正規的、有益的自由的那些特權、偏見和錯誤思想,現在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著獨立的精神,使他們堅決反對當局濫施權力。    
  貴族們極端蔑視嚴格意義的行政當局,儘管他們不時有求於它。即使他們放棄舊權力,他們仍保持著他們先輩的驕傲,既仇視奴役,也仇視法規。他們毫不關心公民們的普遍自由,對政府在公民周圍加強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們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們自己頭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必要時甘冒種種危險。當大革命開始之際,這個行將與王權一起傾覆的貴族階級,面對國王,尤其是國王的代理人,態度比即將推翻王權的第三等級還要激烈,言語更為自由。貴族強烈要求我們在代議制的37年中所擁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對濫施權力的保障。閱讀貴族的陳情書,我們可以感到,除了偏見和怪癖外,貴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質歷歷在目。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癒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起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    
  教士們自那個時期以來在世俗事務中常常俯首貼耳,屈從於不管哪一個塵世君王,只要君王稍有惠顧,他們就大事阿諛奉承;然而在當初,他們卻是國民中最有獨立性的團體,惟有這個團體擁有人們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外省已喪失自主權,城市只保留下一點自治的影子。沒有國王特准,貴族不得十人聚會商討任何事務。法國教會一直到最後還保留著定期會議。在其內部,教權本身受到種種它必須遵守的限制。低級教士在這裡擁有嚴肅的保障,防止上級的暴虐,也用不著擔心主教憑籍淫威迫使他們屈從君主。    
  我無意對教會這一古老體制妄下評斷;我只是說,教會絲毫未使教士們的心靈接受政治奴役。    
  此外,許多教士具有貴族血統,他們把貴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種自豪、不順從帶入教會。再者,他們都是國家的上流階層,享有各種特權。這種封建權利對教會的道義威力危害甚大,但卻使每個教士在世俗政權面前具有獨立精神。    
  但是賦與教士們以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熱情的特殊條件,乃是土地所有權。我曾耐心閱讀舊的省三級會議特別是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遺留下來的大部分報告和辯論,因為朗格多克的教士比別省更多地參與公共管理細務;我還耐心讀過1779年與1787年召集的省議會的會議記錄,我帶著我這個時代的思想去閱讀,驚訝地看到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其中許多人以聖潔和學識出眾——就道路或運河的修建撰寫報告,以行家的知識論述修建原因,從科學與技藝各個方面探討什麼是增加農業產品、保障居民福利與增進工業繁榮的最佳途徑,他們同那些負責同類事務的所有教外俗人相比不相上下,常常還更高一籌。    
  與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種意見相反,我敢認為,剝奪天主教教士一切土地佔有權並將其全部收入改為薪俸,這種做法只有助於羅馬教廷和塵世的君主們,人民自己卻失掉了自由的一個極大成分。    
  一個人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服從於一種外來權威,而在他所居住的國度又不能有家室,這樣的人可以說只有唯一一種牢固的聯繫可以將他維繫在土地上,那就是地產。砍掉這道聯繫,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歸屬。在這塊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個陌生人生活在一個世俗社會中,在這個社會裡幾乎沒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觸動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賴教皇;他的衣食只能仰賴君主。他的唯一祖國是教會。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辯別什麼對教會有益,什麼對教會有害。只要教會自由昌盛,其他無關宏旨。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狀態是漠不關心:基督之城的傑出成員,其他各處的平庸公民。一個身為幼童導師和品德指導的團體,既有這樣的情感和類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個民族的靈魂在觸及公共生活的問題上變得軟弱無力。    
  必須重讀1789年教士等級的陳情書,才能對人們的地位變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有一個正確的概念。    
  教士在陳情書中常常表現出不寬容,有時頑固地依戀他們以往的特權;但儘管如此,他們同第三等級或貴族一樣,仇視專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熱愛政治自由,他們宣佈個人自由應受保障,不靠許諾,而是要靠與人身保護法類似的法律程序。他們要求摧毀國家監獄,廢除特別法庭和調案,一切法庭辯論公開,所有法官不得罷免,所有公民均可錄用任職,才幹是任職的唯一標準;徵兵對於人民應少帶侮辱性與壓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贖買領主權利,他們說,領主權利源於封建制度,與自由截然對立;勞動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廢除內地關稅;大辦私立學校:按他們的計劃,每個教區必須設一學校,實行免費教育;所有鄉間均設世俗慈善機構,諸如濟貧所和慈善工場;盡一切方法鼓勵農業。    
  在嚴格意義的政治方面,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宣佈,國民擁有召開議會,制定法律,自由表決捐稅的不可剝奪、不可轉讓的權利。他們認為,未經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決,不得強迫任何法國人繳納捐稅。教士還要求自由選舉的三級會議必須年年召開;三級會議必須在國民面前討論一切重大事務;三級會議必須制定普遍法律,任何特殊慣例或特權不得與之衝突;三級會議編製預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級會議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須始終對三級會議負責。他們也要求各省都設立三級會議,各個城市都設立市政府。關於神權問題,則隻字未提。    
  儘管他們成員中某些人罪惡昭彰,但總的來說,我不知道在這世界上還有哪國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襲來之際的法國教士更加卓越,更加開明,更有民族性,更少僅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備公共道德,同時信仰更堅定:對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開始研究舊社會時對教士充滿偏見;我結束這一研究時對他們充滿敬意。老實說,教士身上的缺點只不過是所有行業組織固有的缺點,不論是政治組織也好,宗教組織也好,當它們緊密聯合、結構嚴密時,就好侵佔,少寬容,本能地、間或盲目地堅持本團體的特殊權利。    
  舊制度的資產階級同樣比今天的資產階級更善於體現獨立精神。甚至它的構造上的許多缺陷也有助於這種獨立精神。    
  我們已看到資產階級在當時佔據的職位比今天的數量多,而且中產階級為獲得這些職位表現了同樣的熱忱。但請注意時代的不同。由於這些職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與也不能奪走的,因而任職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權的任意擺佈,這就是說,今天迫使那麼多人俯首貼耳的因素,在那時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們受到尊重。    
  此外,使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不幸分離的各種各樣的豁免權將資產階級變成了假貴族,而在假貴族身上也往往表現出真貴族那種驕傲與抗拒精神。特殊的小團體把資產階級分割成那麼多部分,以至人們在每一個這樣的聯合體中,自然地忘掉整體的利益,一心只顧小團體的利益和權利。人們在這兒要捍衛共同的尊嚴、共同的特權。從沒有一個人會隱沒在人群中苟且偷生。每個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確實非常小,但燈火通明,台下始終有同樣的觀眾,他們時刻準備報以掌聲或喝倒彩。    
  那時,平息一切反抗的手法較之今日還很不完善。那時的法蘭西還沒有變成我們今天生活的萬馬齊喑的地方;相反,它響聲隆隆,儘管法蘭西還沒出現政治自由,只須抬高嗓音遠處就能聽見。    
  那個時代被壓迫者使自己的呼聲上達的唯一途徑,就是司法機構。法國當時因其政治與行政制度已成為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但是由於它的司法制度,法國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舊制度下的司法機關十分複雜、阻力重重、手續緩慢、費用昂貴;毫無疑問,這些是嚴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機關從不存在對政權的屈從,而屈從不過是賣官鬻爵的一種形式,甚至更糟。這項致命弊病不僅腐蝕法官,而且很快毒害了全體人民,但在當時,司法機關卻無這種弊病。法官實行終身制,不求陞遷,這兩點對其獨立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即使用萬般伎倆進行收買仍不能迫其就範,這有何妨?    
  王權確實已從普通法庭手中竊得幾乎所有涉及當局的訟案審理權,但儘管剝奪了它們的權力,王權對法庭還是心懷恐懼。因為王權雖然阻止法庭審理,但也不敢永遠阻止法庭聽取控訴,陳述意見;古法語愛給事物正名,而當時的司法語言保持著古法語的這一風格,所以法官們經常把政府的舉動直截了當地稱為專制與武斷行為。法院不正規地干預政府,這經常使行政事務無法正常進行,這種情況有時倒成了個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謂以毒攻毒。    
  在司法團體內部及其周圍,舊風尚在新思想中間保持著活力。高等法院無疑對它們自己比對公共事物更加關心;但必須承認,在捍衛自己的獨立與榮譽時,它們始終表現得頑強不屈,並把這種精神傳給所有接近它們的人。    
  1770年,當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銷時,高等法院的法官們喪失了他們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在國王的意志面前,沒有一個人屈服退讓。不僅如此,種類不同的各法院,如審理間接稅案件的法院,雖然並未受到株連和威脅,但當國王的嚴厲處罰已經確定無疑時,他們情願挺身而出,同受處罰。還有更精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辯護的首席律師們甘願與最高法院共命運;他們拋棄榮華富貴,寧可緘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歷史上還有什麼比此時此刻所發生的事件更加偉大,可是這事件就發生在18世紀,發生在路易十五宮廷附近。    
  司法習慣在很多方面變成了民族習慣。人們從法庭普遍接受了這一思想,即一切事務均可提交辯論,一切決定均可復議,利用公開性,講究形式——這些都與奴役性格格不入:這就是舊制度留給我們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一部分。政府自己也從司法用語中借取了很多語言。國王認為在發敕令時必須說明緣由,在下結論時必須闡明原因;御前會議在下達的判決中冠以長篇前言;總督派執達員傳達他的法令。在淵源古老的所有行政機構內部,例如在法蘭西財政官或當選人團體內部,人們對各類事務進行公開討論,經辯論之後才作決定。所有這些習慣,所有這些形式,都是君主專橫跋扈的障礙。    
  只有人民,尤其農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對於壓迫幾乎始終處於無法反抗的境地。    
  我剛才列舉的大部分抵禦手段人民都不具備;要想使用這些手段,就必須在社會上有一個能為世人看到、聲音達於四方的地位。但是在人民之外,在法蘭西沒有人——只要他存心——不能巧妙地指責順從,在屈從中抗爭。    
  國王以首領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對國民講話。路易十五統治初期,在一道敕令前言中說道:「我們統率著一個自由慷慨的民族,無尚光榮。」路易十五的一位祖先早就用更古老的語言,表達過同一思想,他在感謝敢於進諫的三級會議時說道:「我們寧願向自由人而不是向農奴講話。」    
  18世紀的人沒有那種培育奴性的對安逸的貪求,這種慾望萎靡柔弱,然而又頑固不化,它很容易與一些私德混合、甚至交織在一起,如愛家庭、崇尚風化、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對現行教儀採取不冷不熱但按時參加的態度;它使人篤誠,但排斥英雄主義,它善於造就規規矩矩的人和怯懦的公民。18世紀的人比現在的人要好,但也壞些。    
  當時的法國人喜愛歡快,崇尚享樂;和今天相比,他們的習慣更放蕩不羈,感情和思想更雜亂無章;但是他們對我們眼下的這種有節制的、有禮貌的肉慾主義一無所知。在上層階級中,人們傾心於裝飾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適方便,更關心出人頭地,而不是發財致富。即使在中產階級中,人們也從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們常常拋棄對安逸的追求,而去尋找更美妙更高雅的享樂;他們除金錢之外到處置有某種其他財富。當時有個人用古怪但不乏自豪感的口吻寫道:「我瞭解我的民族:他們精於鑄造和浪費金銀,但不會用慣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銀,他們隨時準備回復到他們古代的偶像——價值、光榮,我敢說,慷慨宏偉——那裡去。」    
  此外,決不能根據對最高權力的服從程度去評價人們的卑劣:這樣就會應用一個錯誤的尺度。不管舊制度的人們怎樣屈服於國王意志,他們卻不接受這樣一種服從:他們不會由於某政權有用或者能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個不合法的或有爭議的、不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視的政權下,這種可恥的奴役形式對他們來說始終是陌生的。國王在他們心中激發起種種情感,已往世界上最專制的君主們都辦不到,大革命將這些情感從他們心中連根拔掉,所以我們也幾乎無法理解它。    
  他們對國王既像對父親一樣滿懷溫情,又像對上帝一樣充滿敬意。他們服從國王最專橫的命令,不是出於強制而是出於愛,因此他們往往在極端的依賴性中,保持著非常自由的精神。對於他們來說,服從的最大弊病是強制;對於我們來說,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壞的弊病是迫使人服從的奴性感。    
  不要瞧不起我們的先輩,我們沒有這個權利。但願我們能夠在發現他們的偏見與缺點同時,發現一點他們的偉大!    
  因此,如果認為舊制度是個奴役與依附的時代,這是十分錯誤的。那時有著比我們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這是一種非正規的、時斷時續的自由,始終局限在階級範圍之內,始終與特殊和特權的思想連在一起,它幾乎既准許人違抗法律,也准許人對抗專橫行為,卻從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種保障。這種自由,儘管範圍狹小、形式改變,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權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變得一致、柔順、暗淡的時代,正是自由在大批個人心中,保留著他們天生的特質,鮮明的色彩,在他們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熱愛榮譽經常壓倒一切愛好。我們行將看到的生機勃勃的精靈,驕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們使法國大革命成為千秋萬代既敬仰又恐懼的對象。要是在自由不復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長譬如此雄健的品德,這才是怪事。    
  但是,如果說這種不正規的、病態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那麼,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於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十二章 儘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法國農民在18世紀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著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其後果值得單獨加以詳細考察。    
  自17世紀初期,據佩雷費克斯說,亨利四世便抱怨貴族拋棄鄉村。到18世紀,逃離農村幾成普遍現象;那個時代的所有文獻都指明了這點,並為之感到痛惜:經濟學家在他們的書裡,總督們在通信中,各農業協會在論文中都指出這點。在人頭稅登記簿裡可以找到確鑿證據。人頭稅是在實際住所徵收的:所有大貴族和部分中等貴族的人頭稅都在巴黎徵收。    
  農村裡幾乎只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他們與農民為鄰,朝夕相處,其處境在我看來,是富庶的所有者從未見過的。既然不再是農民的首領,他們也就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導農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農民一樣承擔公共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淒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歷;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他們無切膚之痛。這些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還未成為農民的同胞:這種現象是史無前例的。    
  這種情況導致了一種心靈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它比嚴格意義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頻繁、更有效。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貴族常常抱有他不在鄉間時他的管家的種種觀點和感情;像管家一樣,他認為佃農只不過是債務人,對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規或慣例屬於他的東西都不放過,結果這些封建殘餘權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時代還要苛刻。    
  他經常負債纍纍,始終窮困潦倒,在城堡裡,一般過著極端吝嗇的生活,心裡盤算的只是攢錢,以便過冬時進城揮霍。老百姓說話通常一針見血,他們給這類小貴族起了個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種來稱呼他:燕隼(lehobereau)。    
  無疑,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佔據歷史。誰能否認在當時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無時無刻不計利害地關心著農民的福利?但是這樣做的人恰好與他們新的社會地位的規律相牴觸,不管他們願意與否,這條規律促使他們對農民漠不關心,同樣也促使他們從前的附庸心懷仇恨。    
  人們常把貴族離棄農村歸因於某些大臣、某些國王的特殊影響:有些人歸之於黎世留,另一些人歸之於路易十四。確實,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將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這差不多一直是歷代君主的主導思想。特別是在17世紀,當時貴族階級還令王權生畏。向總督提出的種種問題中還有這樣的問題:「你的省裡的貴族願意留在老家還是願意離開?」    
  有一個總督寫信答覆了這個問題;總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內的貴族不願在國王身邊盡義務,反而甘願和農民呆在一起。    
  不過請特別注意這點:這裡談到的省份乃是安茹;這就是後來的旺代。據說,唯有這些拒絕向國王盡義務的貴族,後來拿起武器,捍衛法國的君主制,並為之戰鬥捐軀;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榮耀,全在於他們能夠把農民吸引在他們周圍,儘管有人指責他們樂於在農民中間生活。    
  然而,當時構成民族頭腦的那個階級離棄農民的現象,決不能歸因於某幾個國王的直接影響。這種現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於某些個人意志,而在於各種制度的緩慢而不斷的運動;18世紀政府欲割除弊端,但連弊端的擴展也無法控制,這就是明證。隨著貴族徹底失去政治權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貴族的遷移增多了,人們無須再去引誘他們出走,他們已無心留下:田園生活對他們已變得興趣索然。    
  這裡我論述貴族的話應理解為全國各地富有的地產主:中央集權的國家,開明有錢的人紛紛離去的鄉村;我能否更進一步說:中央集權的國家,耕作粗放陳舊的國家,並評論一下孟德斯鳩深刻的話語,同時明確其含義。孟德斯鳩說:「土地出產之少主要不在於土地肥沃程度,而在於居民是否享有自由。」不過我不想離題太遠。    
  我們在別處已經談到資產者拋下農村,千方百計在城市找一棲身之地。舊制度的全部文獻對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文獻證明,農村裡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時至今日,法國種田人對使其致富的這個行業還常常表現出一種奇特的厭噁心理,這種現象應上溯到這個時期。原因已消失,但後果尚存。    
  真正說來,長期居住在農民當中並和農民保持不斷聯繫的唯一有教養的人,或按英國人的說法,唯一的紳士,就是本堂神甫;儘管伏爾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樣緊密地、明目張膽地同政治權力制度相聯繫,他本可以成為農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權力制度固然給了本堂神甫許多特權,但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對這種制度所產生的仇恨。    
  就這樣,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開了;他們與那些本來能夠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鄉親們也疏遠了。這些人有了知識,富裕起來,就避開農民;農民好像被人從整個國民中淘汰下來,扔在一邊。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這在歐洲任何一個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見過,即使在法國,這也是晚近現象。14世紀的農民受壓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貴族有時對農民施以暴虐,但他們從未拋棄農民。    
  18世紀,村莊是一個共同體,一切成員都貧窮、蒙昧、粗野;村裡的行政官也同樣不識文墨,遭人輕視;村子裡的理事大字不識;村裡的收稅人不會親手清理鄰人和自己財產的帳目。昔日的領主不僅已無權統治農民,而且在他們看來,介入村莊的治理簡直有損身份。制訂軍役稅,徵集自衛隊,決定徭役,這些都是卑下的行當,是理事的職業。只有中央政權才關注農村共同體,由於中央政權地處遙遠,對共同體中的居民尚無畏懼,所以它關注共同體只不過是想從共同體撈取油水罷了。    
  現在來看看一個被拋棄的階級的境況吧。既無人想對它施以暴政,也無人試圖開導它、為它服務。    
  封建制度壓在農村居民身上的種種最沉重的負擔無疑已經撤銷或減輕了;但是,有一點人們卻不甚瞭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負擔,也許較前更為沉重。農民不再承受其先輩所遭受的全部苦難,但他卻經受著其先輩聞所未聞的許多痛苦。    
  眾所周知,兩個世紀以來,幾乎全靠農民的血汗,軍役稅增加了十倍。這裡必須解釋人們向農民徵收軍役稅的方式,以便說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紀裡,有哪些野蠻的法律還能夠制訂或維持,而國家中最有教養的人卻無動於衷,並不想改變這些野蠻法律。    
  在1772年總監本人寫給各省總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關軍役稅的描述,這幅圖畫堪稱是一幀精確簡明的小小傑作。這位大臣說道:「軍役稅在攤派上是任意的,在徵收時是連帶責任的,在法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是對人而不對物的,隨著每年納稅人的財產狀況的變動,軍役稅也不斷發生變化。」幾句話便概括了一切;沒有比這幾句話更巧妙地形容這個人們以此自肥的弊端了。    
  教區每年規定應繳納的全部稅額。照這位大臣所說,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在教區內,每年隨便任命一位農民為收稅員,由他負責將捐稅負擔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應要講一下這個收稅員的處境。讓我們來聽聽1779年貝裡的省議會的發言吧;這個省議會是無可指責的:它完全是由不繳納軍役稅的、由國王選定的特權者們組成的。它在1779年說道:「鑒於大家都不願當收稅員,每個人就必須輪留擔任。因而徵集軍役稅的責任便每年委託給一個新收稅員,不論其能力高低,正直與否;每年納稅人名冊的制訂也就受到制訂人的人品的影響。收稅員的畏懼、軟弱或罪惡都可以在名冊上找到印跡。此外,他怎樣能把這樁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為誰確切知道鄰人的財富多寡,以及這份財富與那份財富之間的比例?然而這只能憑收稅員的意見來判斷,他要以他的所有財產乃至人身,對收稅員的職務負責。通常在兩年之內,他必須花一半時間奔走於納稅人之家。凡不識字者必須在鄰居中找人替補。」    
  更早一些時候,蒂爾戈曾經講到另一個省的情況:「這一職務給那些任職者帶來絕望,幾乎總是以破產告終;就是這樣村裡全部殷實之家陸續被陷入貧困。」    
  然而這倒霉人的身上不乏橫徵暴斂的本領;他一身二任,既是犧牲品,又是暴君。在任期內,他不僅自己破產,他的手中也掌握著大家破產的命運。還是那個省議會說的好:「對他的親屬、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的優惠,對他的敵人的仇恨及報復,對庇護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錢公民的不快,所有這些在他的心中與正義感搏鬥。」恐懼常常使收稅人變得殘酷無情;在有些教區裡,沒有催稅員和執達員陪同,收稅員便寸步難行。1764年有位總督致函大臣道:「當收稅員不帶執達員前往時,該繳稅者就不願繳納。」吉耶內省議會還告訴我們說:「僅維勒弗朗什財政區一處,就有106個拘役傳令人和其他執達吏助理在大道上終日奔波。」    
  在18世紀全盛時期,法國農民為了逃脫這種橫徵暴斂的捐稅,也像中世紀的猶太人一樣:他在外表上裝得窮困不堪,而實際上奮時並非如此;他的富裕理所當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獻我不是在吉耶內,而是在距它百里之內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顯的證據。曼恩農業協會在它1761年的報告中宣佈,它打算分配牲畜作為獎品,以資鼓勵。「這個想法被打消了」,農業協會寫道,「因為卑劣的嫉妒心會給獲獎者招致危險後果,使他們在以後幾年中由於強派的捐稅而煩惱無窮。」    
  在這樣的捐稅制度中,每個納稅人都確實有直接的和長遠的切身利益去窺伺鄰人,向收稅員告發鄰舍財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人們不是說,這種事是發生在印度斯坦的貴族領地上的嗎?    
  但是同時在法國,也有輕徭薄賦的地區:某些三級會議省便是這樣。這些三級會議省確實有權自行徵稅。例如在朗格多克,軍役稅只按地產抽取,不因所有者的富裕而變化;為此編製了固定的供查閱的土地清冊,清冊編訂精細,每30年重修一次,土地在清冊上依肥瘠分為三等。每個納稅人事先就精確地知道他該繳納多少捐稅。如果他不繳納,惟有他本人,或不如說,惟有他的土地,對此負責。倘若他認為他在捐稅攤派中受了損害,他永遠有權要求將他的捐稅份額與他自己選定的教區的另一居民的份額相比較。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比例平等上訴(l』appelal』egalitepro-porationelle)。    
  所有這些顯然恰恰都是我們現在遵循的那套規章制度;從那時以來我們沒有加以改進,只是推而廣之;因為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我們從舊制度的政府中接過來我們的國家管理形式,我們並沒有去模仿舊制度政府的其他東西。我們是從省議會而不是從舊制度的政府那裡,借來了我們最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採用了機器,拋棄了產品。    
  農村人民經常貧困的現象,還產生了各種不利於消除貧困的格言。黎世留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寫道:「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難遵章守紀。」在18世紀,人們看法不至如此絕對,但仍認為農民若不常為生活所迫,決不會幹活:窮苦是防止懶惰的唯一保障。這正是我有時聽到人們談論殖民地黑奴時宣佈的那套理論。這一見解在執政者中流傳甚廣,因此所有經濟學派不得不擺出姿態,加以批駁。    
  誰都知道,軍役稅最初是用來供國王購買士兵以免除貴族及其附庸軍役的;但到17世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軍役的義務重又納入自衛隊名下,而這一次完全落在人民頭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農民頭上了。    
  考察一下總督官邸中充箱盈櫃的有關追捕抗命自衛隊士兵或逃亡者的騎警隊辦案筆錄,就足以斷定,徵募自衛隊障礙重重。對農民來說,實在沒有比自衛隊這種公差更無法忍受的了;為了逃避這種差役,他們常常遁入林莽,政府必須動用武裝追捕。這種情況不免使人驚異,因為今天實行的強迫徵兵制是何等輕而易舉。    
  舊制度的農民對自衛隊的這種極端厭惡應該歸因於執行法律所用的方法,而不在於法律原則本身;特別應歸咎於這種作法使有被征危險的人長期心神不定(只要未結婚成家,直到四十歲都可能被征);他們擔心朝令夕改,即使抽著免征簽也無濟於事;禁止找人替換;還由於農民不願去幹艱苦危險又毫無提升希望的營生;但是尤其令農民厭惡的還在於,如此龐大的重擔唯獨落在農民身上,落在農民中最窮苦無告者身上,他們地位卑下,使苛政更難忍受。    
  我手中有很多1769年在大量教區中舉行抽籤的記錄;每個教區免征者的情況都列在上面:這一個是貴族家的僕人;那一個是修道院的守衛;第三個實際上只是資產者的奴僕,不過這個資產者過著貴族式的生活。唯有富裕者可以免征;當一個種田人年年被列入最高納稅者行列時,他的子弟便享有特權,免徵入自衛隊:此即所謂鼓勵農業。經濟學派在其他方面最好鼓吹平等,對此卻無動於衷;他們只是要求將這種作法推而廣之,就是說,加重最貧困、最無人庇護的農民身上的負擔。其中一位經濟學派說道:「士兵的微薄軍餉,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徹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層百姓外,對其他人來說,都過於嚴酷,無法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統治末期,交通要道無人保養,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保養,即國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但就在這個時期前後,交通要道的維修便開始單純依靠勞役,就是說由農民單獨負擔了。不掏一分錢就能使道路通暢,這種方便之計真是獨出心裁,無怪乎1737年,總監奧裡在通報裡要將它推廣到整個法國。總督有權任意關押頑抗者,或派兵到他們家中搜捕。    
  從那時開始,每當商業增長、對良好道路的需要和興趣更為普遍時,徭役便應用於新辟道路上,徭役負擔也增加了。    
  1779年貝裡省議會所作的報告說,這個窮省每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估計為70萬里佛。1787年下諾曼底的估計與這一數額相差不多。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農村人民悲慘的命運:社會的進步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村人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    
  約在同一時期,總督們在通信中說,鑒於徭役應單獨用於交通要道,或照當時人所說,用於王家道路,因此,不能在村間特別道路上使用徭役。最窮苦、最少出門遊歷的人反倒要償付路費,這真是奇思異想,不過這種思想儘管新奇,卻十分自然地在那些從中漁利者的頭腦中紮了根,他們很快就不再覺得事情還有其他方法解決。1776年,人們試圖將徭役改為地方稅,於是不平等馬上改頭換面,徭役化為新稅,不平等繼續存在。    
  徭役從原來的領主徭役改為王家徭役,並且逐漸擴及所有公共工程。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來修建兵營!法令說道,各教區須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為它讓路。    
  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這都屬於徭役;每當軍隊換防時,軍隊用具的搬遷也屬於徭役:當時每支軍隊都拖著沉重的輜重,因此這種徭役十分繁重;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調集大量車輛和牛,才能拉走這些東西。這類徭役起初不多,但當常規軍越來越多時,這就成為一種最沉重的徭役。我讀到一些國家承包人大聲疾呼,要求給他們調派勞役,將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往沿海的軍艦修造廠。這些服徭役者通常領取工資,不過工資總是隨意規定,數額很低。賦稅負擔如此不合理,有時如此沉重,以至軍役稅收稅人憂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向農民徵收的各項費用不久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    
  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我讀過1774年一個大所有者寫給他所在省總督的信,懇請他開闢一條道路。照他的說法,這條道路必將使全村富裕興旺,他擺出種種理由,隨後他提到設立一個市集,他斷定,食品價格將因市集增加一倍。這位好心的公民還說,只要略加資助,人們便可創辦一所學校,為國王培養更加勤奮的臣民。在此以前,他從未考慮到這些必要的改良;兩年前國王密札將他軟禁於自己的城堡中,從那時起他才察覺這些問題。他坦率地寫道:「兩年來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確信所有這些事情是極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饑饉的年代,人們發現昔日維繫農村大所有者和農民的那些庇護與依附關係已經鬆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軟弱而深感恐懼;它想一時恢復被它摧毀了的那些個人影響或政治團體,呼籲他們前來幫助,但無人響應,它通常驚異地發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剝奪生命的。    
  臨此危境,在最窮的那些省份,有一些總督,如像蒂爾戈,貿然牴觸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須養活他們的佃農,直到翌年收穫。我找到許多本堂神甫1770年寫的信件,他們向總督建議向本教區內的大所有主抽稅,不管他們是在教的還是在俗的,他們寫道:「這些人擁有大宗田產,但並不在那裡居住,這些人從中攫取大筆收入,卻帶到別處去揮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裡也遭乞丐侵擾;因為,正像勒特羅納所說,窮人在城裡得到救濟;但在農村裡,一到冬季,行乞便成為絕對必要。    
  人們不時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殘酷。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內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多人。身強力壯的流浪漢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讓有錢人再發發善心豈不更好。    
  舊制度的這個政府,如同我說過的那樣,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並且總是猝不及防。我看過的文件當中,沒有一份通報總督下令逮捕資產者;但是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其他各種場合。對於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的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於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准上訴。    
  1785年內克寫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階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容易轉移人們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樣被操縱來對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與人道已成為法國人的特徵和世紀精神,捨此這個問題便會使那些對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們感到無窮憂愁,儘管他們自己免受貧苦。」    
  但是,壓迫不僅表現在這些不幸者處境惡化,而更多表現在不讓他們改善自己的處境。他們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差不多仍和他們的農奴祖先一樣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窮苦。身處工藝奇跡倍出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藝;置身光輝燦爛的知識世界,他們卻尚未開化。他們身上保留著他們種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銳,但並沒學會如何使用;種地本是他們的唯一營生,他們甚至連地也種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紀的農業」,一位有名的英國農學家說道。他們擅長的惟有當兵打仗;至少在這個行當,他們和其他階級還有著天生的必要聯繫。    
  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窮苦的深淵中;他們被禁錮在這裡,完全隔絕。在天主教崇拜未經反抗就被廢除,教堂遭受褻瀆之前不到20年,政府為弄清一區的人口,有時便採取這樣的方法:本堂神甫在聖桌上點出參加復活節的人數;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計數:得出來的總和就是居民總數。當我發現這種情況時,我感到吃驚,幾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時代思潮已經從四面八方深入到這些粗野人心中;它們通過條條隱蔽的地下渠道進入,在這些狹隘晦暗的處所,採用著各種奇異的形式。但從外表上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農民的風尚、習俗、信仰,彷彿始終如一;他們已被壓服,他們照樣喜悅。    
  絕不能輕信法國人在他們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鬆愉快;輕鬆愉快只不過說明法國人相信他們的惡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尋開心,不去想它,而絕不是完全忘懷。給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面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    
  對這些事情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時的人們卻看不到。    
  上層階級的人們很難清楚辯別老百姓靈魂中,尤其農民靈魂中所發生的一切。教育與生活方式使農民對人類事務有他們自己特有的理解,這個理解對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閉的。但是,當窮人和富人幾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務時,那遮蔽雙方精神的黑暗就變得深不可測,窮人富人之間就會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大革命開始之際,一切身居社會大廈高層和中層的人們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當1793年已在眼前,他們還在巧言談論什麼人民的美德、溫順、忠誠、快樂無邪,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怎能不覺得奇怪:這是多麼可笑、多麼可怖的景象啊!    
  讓我們在這裡稍事停留,透過我剛剛論述的所有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帝治理社會的一條最偉大的法則吧。    
  法國貴族階級堅持要同其他階級割離;貴族終於免繳大部分公共捐稅,讓其他階級去承擔;他們以為免於這些負擔,他們就保住了他們的威嚴,開始時看來確實如此。但為時不久,一種看不見的內臟疾病就纏住了他們,他們日益虛弱,卻無人過問;他們的豁免權越多,家境卻越貧困。相反,他們如此懼怕與之為伍的資產階級,卻富裕起來,有了教養;資產階級就生活在貴族身邊,他們不需要貴族,反對貴族;貴族既不願把資產階級當作合夥人,也不願把他們當同胞;貴族不久就發現資產階級乃是他們的競爭對手,過後就成其敵人,而且最終成為他們的主人。一個奇怪的政權解除了他們領導、保護、救濟其附庸的責任;但與此同時,給他們保留了種種金錢權利和榮譽特權,他們估計並無損失;他們繼續走在最前列,他們自己認為還在起領導作用,而且事實上,他們四周還簇擁著公證書中稱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則名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農。實際上,誰也不聽從他們;他們是孤家寡人,當他們最終遭到攻擊時,只能逃之夭夭。    
  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命運儘管有極大差別,有一點卻彼此相同:資產者同貴族一樣,最終也和人民割離。資產者根本不接近農民,避免接觸農民的貧困;資產者沒有與農民緊密聯合,共同對普遍的不平等進行鬥爭,反倒試圖為一己的利益創立新的不公正:貴族拚命維持特權,資產者也同樣拚命謀取特殊權利。資產者本來出身農民,這些農民在他眼裡不僅形同路人,而且,簡直可以說宿昧平生,只有當資產者把武器交給農民時,才意識到他在無意之中已喚起了民眾的激情,對此他既無力控制也無力領導;他曾經是個鼓動者,不久即將變為犧牲品。    
  法蘭西這座大廈一度有雄踞全歐之勢,當已成為廢墟時,將使世世代代感到驚訝;但是注意閱讀它的歷史的人,並不難理解它的衰亡。我剛剛描述的幾乎一切罪惡,幾乎一切錯誤,幾乎一切致命的偏見,其產生、持續、發展,實際上均當歸咎於我們大多數國王一貫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當資產者與貴族彼此完全孤立,農民與貴族、與資產者也彼此隔離,當與此類似的現象在各階級內部繼續發生,各階級內部就會出現特殊的小集團,它們彼此孤立,就像各階級之間的情況一樣,這時可能構成一個同質的整體,但其各部分之間再也沒有聯繫。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    
  最後,只有人民彷彿從他們所有的主子的過錯和失誤中得到了好處,其實即使他們真正掙脫了主子的統治,他們也無法擺脫主子灌輸給他們的或聽其他們吸取的種種錯誤思想、罪惡習俗、不良傾向的束縛。人們有時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權時,竟然把奴隸的好惡也搬了過去,對自己的行為不能控制,以致蠻橫地對待自己的教師。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三篇 第一章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我暫且把要描述的為這場偉大革命作準備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邊。現在論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們最終確定這場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    
  長期以來,法蘭西在歐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個最有文學天賦的民族;文人在法國從來沒有展現像他們在18世紀中葉前後所展現的精神,從來沒有佔據他們在那時所取得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法國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國家也沒有發生過。    
  與英國不同,這些文人從不捲入日常政治,相反,他們的生活從未比這個時期更超脫;他們沒有絲毫權力,在一個充斥官吏的社會裡,他們不擔任任何公職。    
  然而,他們不像大多數德國同行那樣,完全不問政治,埋頭研究純哲學或美文學。他們不斷關心同政府有關的各種問題;說真的,他們真正關心的正是這些。他們終日談論社會的起源和社會的原始形式問題,談論公民的原始權利和政府的原始權利,人與人之間自然的和人為的相互關係,習俗的錯誤或習俗的合法性,談論到法律的諸原則本身。這樣,他們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們那時代政治體制的基礎,他們嚴格考察其結構,批判其總設計。的確,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把這些重大問題作為進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對象;大部分人只不過是蜻蜓點水,聊以自娛;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這些問題。這種抽像的文學政治程度不等地散佈在那個時代的所有著作中,從大部頭的論著到詩歌,沒有哪一個不包含一點這種因素。    
  至於這些作家的政治體系,他們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從中調和,形成一個統一的政府理論,卻從未完成這項工作。    
  儘管如此,如果撇開枝節,溯本求源,便不難發現,這些不同體系的作家們至少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致的,這個觀念彷彿是他們每人都設想到的,似乎先於他們頭腦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並且是這些思想的共同來源。不管他們在進程中如何分歧,這個起跑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    
  只要仔細察看,人們就能發現,所謂18世紀政治哲學,嚴格說來,就包含在上述的那個唯一觀念之中。    
  這樣的思想並不新鮮:3000年來,它不斷地在人類的想像中閃現,但從未固定下來。那麼,這回它是怎麼佔據所有作家的頭腦的呢?為什麼不像往常那樣只停留在幾個哲學家頭腦裡,卻一直深入到大眾中,使他們政治熱情經久不衰,以致關於社會性質的普遍而抽像的理論竟成了有閒者日常聊天的話題,連婦女與農民的想像力都被激發起來了呢?這些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麼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政治家,因為其他人在行使政權,惟有他們在執掌權威?我想用幾句話指出這個問題,讓大家看看這些似乎僅僅屬於我們的文學史的事件,對於大革命,以及對於我們今天,產生了何種非同小可的影響。    
  18世紀的哲學家們普遍形成的那些觀念與他們時代作為社會基礎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現象並非偶然;他們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個社會自身的景象向他們自然地提供的。荒謬可笑的特權氾濫,使人們越來越感到沉重,越來越認為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景象把每個哲學家的頭腦同時推向,或不如說拋向人的社會地位天生平等這種思想。他們看到那些從往昔的時代沿襲下來的凌亂古怪的制度,從來無人希圖加以整飭,使之適應新的需要,這些制度雖已喪失效力,卻彷彿還要垂諸萬世,因此他們很容易就對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自然而然地趨向於各自以理性為唯一依據,勾畫出嶄新的藍圖去重建當代社會。    
  這些作家的處境本身也為他們對於政府問題的普遍抽像理論的興趣作了準備,並且使他們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的生活遠遠脫離實際,沒有任何經歷使他們天性中的熱忱有所節制;沒有任何事物預先警告他們,現存事實會給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帶來何種障礙;對於必然伴隨著最必要的革命而來的那些危險,他們連想都沒想過。他們對此毫無預感;由於根本沒有政治自由,他們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    
  只要見過自由社會、聽過其中的爭論的人,即使不問國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們連這種膚淺的教育也沒有。這樣,作家們就敢於更大膽創新,更熱愛那些普遍的思想和體系,更蔑視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們個人的理性,這在那些著書立說研究政治學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絕不會像此時此刻那樣,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    
  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體制,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但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採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裡,我們還保留了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制地進行哲學思辯,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於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像思辯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這樣,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佔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佔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家爭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家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隨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佔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佔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裡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瞭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於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由於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裡對王權的侵越行為表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裡表示的一樣。在國王方面,伯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將葬身於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彷彿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相反,資產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跡,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人們既沒有討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將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    
  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別要求彙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將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產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致國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國王進諫,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制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議會只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詢,不表達意志,說實話,只有權討論法律,無權制定法律。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啟發但不受阻礙,公眾輿論將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儘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家主宰。」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的確,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並不給予真正的自由,只給點自由的影子。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一國國民倦於冗長的辯論時,只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歷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只消在全國糾集若干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了。    
  這樣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自由國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鍾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彷彿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像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    
  在這邊,人們採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裡,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漸地,民眾的想像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社會。    
  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將來可能如何,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    
  人們常將我們的革命歸因於美國革命:的確,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於法國革命的影響並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只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並不陌生,只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    
  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美國人彷彿只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內容。這就好比費內隆突然出現在薩朗特。    
  歷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並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別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著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像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著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確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於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致;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致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像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舍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只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家。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至有人常將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產生的東西歸因於天性。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彷彿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隱藏在我們的歷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才驟然間顯露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了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了,對作家也極端蔑視,然而對於他們出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二章 非宗教傾向在18世紀的法國人身上如何成為普遍佔上風的激情,對大革命的特點有何影響    
   16世紀時,對問題進行考察的精神曾企圖在各種各樣的基督教傳統中辯別真偽,自16世紀那場偉大革命以來,更好奇、更大膽的人才不斷產生,他們懷疑或拋棄一切基督教傳統。這種精神在路德時代使數百萬天主教徒同時脫離天主教,每年都將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繼異端之後,出現了不信宗教的思潮。    
  一般說來,18世紀基督教在整個歐洲大陸已經失掉了一大部分勢力:但是,在大部分國家,基督教雖被拋棄,卻未遭受猛烈攻擊;那些拋棄基督教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學之士中傳播,在中產階級和人民當中尚不流行;它還只是某些人的一時愛好,不是共同意見。1787年米拉波說道:「在德國普遍流行這樣的偏見,即:普魯士各邦到處都是無神論者。事實真相是,即使存在幾個自由思想家,那裡的人民還是像那些最虔誠的地區一樣皈依宗教,其中甚至還有大量狂熱分子。」他還說,頗感遺憾的是,弗裡德裡希二世不准天主教教士結婚,尤其是禁止結婚的教士領取其聖職收入。米拉波又說道:「(允許教士結婚)這項措施,我們認為是無愧於這位偉人的。」除法國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識均尚未成為一種普遍而強烈的、不寬容也不壓制人的激情。    
  法國正在發生一件迄今未見的事情。在其他各個時代,人們曾猛烈攻擊現存宗教;但是人們攻擊宗教時顯示出的熱忱總是產生於新宗教喚起的虔誠。古代那些虛假而令人厭惡的宗教只有當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時,才遇到大量狂熱的敵手;而在那時以前,它們在懷疑與冷漠中無聲無息地緩慢消失: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國,人們懷著一股怒火攻擊基督教,而未試圖以另一種宗教取而代之。人們熱情而不懈地力圖把曾充斥靈魂的信仰掃除掉,卻使靈魂空空蕩蕩。很多人滿懷激情投入這件徒勞無功的事業。宗教問題上的絕對無信仰是違反人類天性的,它使靈魂陷入痛苦的狀態中,但對群眾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產生某種病態的萎靡不振,這次卻造成狂熱和布道精神。    
  幾個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匯合在一起了,但這似乎並不足以說明這一奇特的事件;因為所有這些作家的思想為什麼都傾向於這一方面而不傾向於另一方面?為何在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人自覺選擇相反的論點?最後,為什麼他們能勝過他們所有先輩,使群眾樂於聽從他們,思想上願意相信他們?只有這些作家所處的時代和國家的極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釋作家們的事業,以及這項事業的成功。伏爾泰精神久已問世;但伏爾泰本人只有在18世紀在法國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須承認,在法國,教會並沒有什麼比在其他國家更應受到攻擊的理由;相反,教會中混進的罪惡與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國家較少;與過去相比,與其他民族相比,法國的教會要寬容得多。因此必須在社會狀況而不是在宗教狀況中去尋求這一現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這點,必須牢記前一章我闡述的觀點,即: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    
  抓住這一點,問題的對象就變了。關鍵不再在於瞭解當時教會作為宗教機構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會在哪些方面阻礙著這場正在醞釀中的政治革命,並且成為革命的主要發動者——作家們的特殊障礙。    
  教會用治理教會的各項原則來阻擋作家們欲在世俗政府中樹立的原則。教會主要依靠傳統,作家則對建立在尊重傳統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極度的輕蔑;教會承認一種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作家則只信賴個人理性;教會建立在等級制基礎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級。要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承認,由於基本性質不同,政治社會與宗教社會不能用相同的原則來治理;但是當時遠遠辦不到這點,看來為要攻擊國家制度,必須摧毀教會制度,教會制度乃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楷模。    
  此外,教會本身當時還是首要政治權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權力中最令人厭惡的,儘管它並非壓迫人最甚的;因為教會捲入政治權力,儘管這與教會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會在別處譴責罪惡,卻使政治權力中的罪惡神聖化,並利用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掩護罪惡,似乎要使政治權力像教會自身一樣萬古長存。攻擊教會,肯定會立即使民情激奮。    
  但是除了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從教會開刀還有更特殊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原因。教會恰恰代表政府中離他們最近、最直接與他們對立的這一部分。他們對其他權力只是時有感覺,而這一部分權力專門負責監視思想動態,查禁作品,每天同他們為難。作家們在反對教會、捍衛人類精神的普遍自由中,為他們自己的事業而鬥爭,這場鬥爭是從打碎束縛他們最緊的羈絆開始的。    
  此外,在他們看來,並且實際上也確實如此,教會是他們進攻的整個龐大建築物中最為暴露、最缺乏防禦的部分。塵世君王的權力加強,教會勢力隨之削弱。教會一度凌駕於王權之上,繼而與它平起平坐,最後則淪落為君王庇護的對象;在君主與教會之間,達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會提供物質力量,教會向君主提供道義權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規,教會使信徒服從君主意志。當革命時代臨近時,這是危險的交易,對於一個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強制之上的勢力,這樣做永遠是不利的。    
  儘管法國國王依舊自命為教會的長子,但他們履行對教會的義務時非常漫不經心;他們保護教會時表現的熱情遠不如他們保衛自己政府時的熱情。當然,他們不准人對教會動手,但卻容忍人們在遠處用無數投槍扎刺它。    
  當時對教會敵人的那種不完全的約束,不僅沒有減少他們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長起來。有些時候,壓製作家可以阻止思想運動,另一些時候則反而加速這個運動;但是,當時對出版界實行的那種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長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們抱怨而不使他們戰慄;他們能忍受激發鬥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對作家的起訴幾乎總是拖沓、雜亂、不了了之,彷彿不是為了勒令他們停筆,而是激發他們繼續寫作。讓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對教會損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羅致函大衛·休謨道:「你認為我們的不寬容比你們的無限自由更有利於思想的進步;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莫爾萊和絮亞爾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還是這位蘇格蘭人言之成理。作為自由國家的居民,他對此有經驗;狄德羅以文人身份判斷事物,休謨從政治角度判斷事物。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別國,我攔住遇到的第一個美國人,問他是否認為宗教對法律穩定和社會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沒有宗教,文明社會,特別是自由社會,便無法生存。在他看來,尊重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連最不通治國科學的人也起碼懂得這點。但是,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多地運用18世紀哲學家在政治問題上的種種最大膽的學說;唯獨那些反宗教的學說,儘管有無限製出版自由的保障,卻從未能在美國問世。    
  英國人的情況也是這樣。甚至在大多數法國哲學家出世以前,我們這種非宗教哲學就已經在他們那裡傳授:正是博林布魯克培養了伏爾泰。在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擔負起這一事業;他們從未能使它像在法國那樣取得勝利,因為所有對革命心懷疑懼的人都急忙來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連他們當中捲入當時法國社會最深、認為法國哲學家的學說並非謬誤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險而加以拒絕。像自由民族中歷來發生的情況一樣,強大政黨發現把它們的事業與教會的事業連結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魯克本人變成了主教們的盟友。教士被這些榜樣所打動,從不感到孤立,為其自身事業拚死戰鬥。儘管英國教會的組織有毛病,內部流弊麇集,但它勝利地經受住了衝擊;教會階層中出現了作家和演說家,他們竭盡全力捍衛基督教。反對基督教的理論經過討論和駁斥,最後被社會自己拋棄了,政府並未介入。    
  但是為何不在法國而到別國去找例證呢?今天有哪個法國人會寫狄德羅或愛爾維修那樣的書呢?誰願去讀這些書?我幾乎要說,有誰知道這些書名?60年來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獲得的尚不全面的經驗,足以使我們厭惡這種危險文學。請看一看,在國民的不同階級中,隨著各階級在革命這所嚴峻學校中獲得的經驗,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獲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階級——舊貴族階級,1793年以後變成了最虔誠的階級;他們第一個被衝擊,也是第一個皈依宗教。當資產階級在勝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擊時,他們也向宗教信仰靠攏。逐漸地,對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眾混亂中會有所失的人們中,隨著對革命恐懼的出現,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來。    
  舊制度結束時的情景並非如此。我們完全忘掉了人類重大事務的實踐,我們對宗教在各帝國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無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維持國家秩序和使人民順從的人們的思想中確立。他們不僅歡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傳播;他們將不虔誠作為他們百無聊賴的生活的一種消遣。    
  法國教會以前曾產生過許多大演講家,此時卻感到被所有與教會有共同利益因而應來維護教會事業的人所背棄,於是變得沉默無語。人們一度相信,只要給教會保留財富和地位,它就準備對它的信仰發表譴責。    
  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聲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則鴉雀無聲,從那時以來這種情況在我們中間經常見到,不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問題。保留舊信仰的人唯恐成為唯一對宗教忠誠的人,他們懼怕孤立甚於錯誤,便加入到群眾中來,儘管與群眾思想不同。在當時只不過是一部分國民的情感,就這樣似乎成了全體國民的意見,從那以後,在那些造成這種假象的人眼裡,這種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上世紀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掃地,這對於整個法國無疑起了最大的影響;它構成了法國革命的特點。人們把法國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從這裡得來的印象。    
  當我力圖辯別非宗教運動當時在法國產生的不同結果時,我發現與其說非宗教使人心墮落或風尚敗壞,不如說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時的人們採取如此奇特的極端行為。    
  當宗教離棄靈魂時,它並不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讓靈魂空虛軟弱,靈魂一時間充滿了感情和思想,它們一度佔據了宗教的位置,暫時使靈魂不至消沉。    
  如果說進行大革命的法國人在宗教上比我們更不虔信,他們至少還保持著一種我們所缺乏的令人讚美的信仰:他們相信他們自己。他們不懷疑人類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熱衷於人類的光榮,相信人類的美德。他們把這種驕傲自信心化為他們自己的力量。誠然,驕傲自信心常常導致錯誤,但沒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們從不懷疑他們的使命是要改造社會,使人類新生。對於他們,這些情感和熱情已變成一種新宗教,它產生了宗教所產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們擺脫個人利己主義,崇尚英雄主義和忠誠,使人們經常胸襟開闊,不斤斤於一般人計較的秋毫得失。    
  我深入地研究過歷史,我敢肯定我從未遇見這樣的革命,它從一開始就揭示在如此眾多的人身上具有無與倫比赤誠的愛國主義、無私胸懷、真正的偉大。法蘭西民族在大革命中顯出了主要缺點,但同樣顯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質,即缺乏經驗和寬宏大量。然而非宗教當時卻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現過的大多數偉大政治革命中,攻擊現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數宗教革命中,攻擊宗教的革命者從未試圖一舉變革所有政權的性質和秩序,徹底廢除舊的政府體制。故而在最大的社會動盪中,始終有一個基點是牢固不動的。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規被廢除的同時,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類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態;不知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攀附,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棲息,革命家們彷彿屬於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勇敢簡直發展到了瘋狂;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為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在執行某項計劃時他們從不猶豫遷延。決不能認為這些新人是一時的、孤立的、曇花一現的創造,注定轉瞬即逝;他們從此已形成一個種族,散佈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區,世世代代沿續不絕,到處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點。我們來到世上時便看到了這個種族;如今它仍在我們眼前。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們便開始搖動政府的古老大廈;它已經搖搖欲墜,但是自由的問題尚未提及。伏爾泰很少思考這個問題;在英國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並未使他熱愛自由。英國人隨意傳佈的懷疑論哲學使他傾倒;他們的政治法律卻對他觸動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於其優點。在他的傑作之一——有關英國的書信中,議會是他談得最少的;實際上,他最羨慕的是英國人的學術自由,卻不大留心他們的政治自由,彷彿沒有政治自由,學術自由仍能長期存在。    
  臨近18世紀中葉,出現了若干專門論述公共行政問題的作家,由於他們提出的許多原則彼此相似,人們便給他們一個共同的名稱——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經濟學派在歷史上不如哲學家有名;他們對大革命發生的貢獻大概少於哲學家;然而我認為,正是在他們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國家問題上,哲學家幾乎沒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像的思想;經濟學派沒有脫離理論,但理論更接近事實。一些人講述能夠想像的事,另一些人則指出應該做的事。大革命後來廢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們攻擊的特定目標;在他們眼中沒有哪種制度可以得到寬容。相反,可以作為大革命本月創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們預先宣佈並熱心鼓吹的;人們很難從中舉出哪怕一種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們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內容。    
  此外,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能夠看出我們如此熟悉的那種革命民主氣質;他們不僅憎恨某些特權,分等級也令他們厭惡: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礙他們計劃的東西應該打碎。他們不大尊重契約;毫不尊重私人權利;或者,準確地說,在他們眼中,私人權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然而總的說來,這是一些德行溫厚、和氣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練達的行政官;但是忠於他們事業的特殊才華指引著他們。    
  經濟學派對往事抱著極大蔑視。「多少世紀以來,國家一直被錯誤原則統治著: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羅納說道。從這一思想出發,他們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國歷史上似乎牢牢扎根的制度,只要它稍微妨礙他們,不利於他們計劃的勻稱,他們便要求一律廢除。其中一人建議一舉取消所有舊的領土劃分,改變所有省名,40年後制憲議會付諸實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們頭腦中出現之前,經濟學派就已經具有後來由大革命執行的社會行政改革思想。他們確實非常贊成食品自由交易,贊成工商業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他們卻絲毫未加考慮,甚至當政治自由在他們的想像中偶而出現時,他們第一個反應是予以排斥。大多數人一開始就極力反對設立起議會,反對地方附屬政權,總之,反對不同時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維持中央權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說道:「在政府中設平衡力量制度是個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說:「人們據以設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議論純屬虛構。」    
  他們發明的對付政府濫施權力的唯一保證就是公共教育;因為按照魁奈的說法,「如果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說道:「人們對政府濫施權力招致的災難感到震驚,便想出了無數全然無用的手段,卻忽視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關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續不斷的公共教育。」他們就是想借助於這些文學性的胡言碎語,來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羅納對國家拋棄農村、使得農村一無道路、二無工業,三無知識深表痛惜,但他絲毫未想到如果將農村事務交給農民負責,事情便會辦得更好。    
  蒂爾戈本人呢,他心靈偉大,天賦超群,使他成為與所有其他人有別的人物,但他對政治自由並不比別人更感興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眾感情啟迪下,才喜愛政治自由。對於他,就像對大多數經濟學派一樣,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國家本著某種精神,按照某種步驟施行的某種公共教育。據他同時代的一個人在《一種符合原則的教育機制》中所說,蒂爾戈對這套知識療法的信心是無限的。他在一份奏折中向國王提出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將會變得無法辯認,由於知識、良好風尚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將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現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將成為國家棟樑,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於畏懼而是出於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並尊重司法的習慣。」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乾二淨。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跡,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並常常產生對它的種種偏見。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於社會進步,只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像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託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繫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為全體人民所採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適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於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跡;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裡痛恨所有產生於封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隨時出來干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因此,問題不在於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於使它轉變。    
  梅西埃·德·拉·裡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確切明瞭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產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點,國家不僅要號令國民,而且要以某種方式培育國民:國家應依照某種預先樹立的楷模來培養公民精神;國家的義務是用某些它認為必要的思想充實公民的頭腦,向公民心中灌輸某些它認為必需的情感。實際上,對它的權利沒有限制,對它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界限;它不僅使人們改邪歸正,而且使他們徹底轉變;也許只有國家才能將人培養成另一種人!「國家隨心所欲造就人們,」博多說道。這話概括了他們的全部理論。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傳統絲毫無關;它是非個人的:它不再叫國王,而叫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產,而是一切人的產物和代表,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於全體意志。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經濟學派已經熟悉。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於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讚美;由於對中國還很不瞭解,他們對我們講的儘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佈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倣傚的最完美的典範。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人們以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最近才產生的;這是一個錯誤:這些理論與最早期的經濟學派屬同一時代。當經濟學派利用無比強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變社會形式時,另一些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權,毀滅社會基礎。    
  請讀摩萊裡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裡找到經濟學派有關國家的無限權力、國家權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學說,就會找到最近這些年代使法蘭西最為害怕的許多政治理論,我們似乎正看著它們誕生: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併入社會整體。    
  「社會上沒有什麼東西單獨屬於個人,也不作為財產屬於個人,」法典第一條說道。「財產是可憎的,企圖恢復財產的人將被視為瘋子和人類之敵,終身監禁。每個公民均將由公眾出資維持、供養和照料,」法典第二條說道。「一切產品將積聚在公共商店內,分配給所有公民,用於他們的生活需要。城市按同一規劃建設;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均應彼此一樣。所有孩子到了五歲均將從家帶走,由國家出錢,按統一方法,共同撫養。」    
  你大概以為這本書是昨天才寫的:其實已有100年了;它出版於1755年,正值魁奈創建其學派之際:    
  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係。    
  在他們時代的所有人當中,我們時代最不陌生的是經濟學派;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的人。當我讀到那些發動大革命的人們的演說和著作時,我立即覺得我被帶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帶進一個我不認識的社會裡;但是,當我瀏覽經濟學派的書籍時,我彷彿曾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剛剛和他們促膝交談。    
  臨近1750年,全體國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還表現得不如經濟學派那樣迫切;由於國民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已消失。他們盼望改革,甚於盼望權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有人說路易十五最能幹的大臣之一德·馬肖爾先生曾模糊地預感到這一思想,並向他的主上建議;但是這類事業是不能根據建議決定的:只有當人們能構想出這類事業時,才能去完成它們。    
  20年後,形勢改觀: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現在法國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這方面跡象很多。外省開始產生恢復自治的要求。全體人民均有權參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佔了上風。對昔日的三級會議的回憶又復甦了。    
  法蘭西民族厭惡自己的歷史,卻高興地回想起這段時期。新潮流也席捲了經濟學派,他們不得不在中央集權體制中加進某些自由機構。    
  1771年,高等法院被廢除,這同一公眾,以往經常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這時看到它的死亡卻深感激動。彷彿高等法院一倒,這最後一道能夠約制國王專權的障礙就倒塌了。    
  民眾的反對使伏爾泰吃驚而且氣憤。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個王國都陷入沸騰驚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樣民情鼎沸。可是我覺得國王敕令充滿了有益的改革。廢除賣官鬻爵,司法免費,阻止申訴者自王國邊陲來到巴黎而傾家蕩產,由國王負責償付領主法庭費用,難道這些措施於國家不是大有裨益嗎?況且,這些高等法院難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蠻人嗎?確實,我佩服那些野蠻人和這些桀傲不馴的資產者搞到一起。至於我呢,我相信國王是對的,既然必須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門的雄獅下面賣命,因為它生來就比我強壯有力,也不去投奔200只和我同類的鼠輩。」他還自我辯白地說道:「想想看,我應當無限讚賞國王施予各地所有領主的恩典,因為國王替他們償付司法費用。」    
  伏爾泰久已不住巴黎,他以為公眾精神還是他離開時的模樣。形勢已面目皆非了。法國人不再局限於要求政府進行改良;他們開始要親自來改革,而且人們看到一場全面醞釀的偉大革命即將爆發,它不僅獲得了人民的贊同,而且由人民親自動手。    
  我想,從這個時刻起,這場徹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舊制度所包含的壞東西和好東西同歸於盡。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於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    
  當法國人重新激起對政治自由的熱愛時,他們在政府問題上已經具有相當多的概念,它們不僅與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幾乎與之對立。    
  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公務員貴族;只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他們既想自由,又絲毫不願拋開這個最基本的概念;他們僅僅試圖將它與自由的概念調和起來。    
  於是他們著手將無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權制和佔絕對優勢的立法團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選民政府。國民作為整體擁有一切主權權利,每個公民作為個人卻被禁錮在最狹隘的依附地位中:對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閱歷和品德,對後者,則要求具有忠順僕役的品質。    
  將政治自由引入與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對立的制度和思想(人們對這些制度和思想已經習慣或早已培養愛好),這個意圖60年來產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嘗試,隨後導致了危害極大的革命,直至最後許多法國人對這些徒勞無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懶,終於拋開他們的第二個目的,回到第一個目的,於是他們歸結到這樣的思想:不管怎麼說,在一個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畢竟還能嘗到一點甜頭。因此,我們今天的處境十分像1750年的經濟學派,而不像1789年我們的祖先。    
  我常自問:在各個時代曾使人類完成最偉大事業的這種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長。    
  我清楚地看到,當人民被引入歧路時,他們一心嚮往自治;但是這種對獨立的熱愛根源於專制制度發生的某些特殊的暫時性的弊病,它絕不會持久;它與產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於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確確,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過千難萬險頑強地追求自由。他們熱愛自由,並不是因為自由給他們什麼物質利益;他們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種寶貴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東西都不能使他們得到寬慰;若嘗到自由,他們就會寵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榮昌盛中對自由感到厭倦,他們任憑別人從他們手中奪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會損害自由賜與他們的那些福利。這些人要保持自由還缺少什麼呢?什麼?就是對自由的愛好。不要叫我去分析這種崇高的志趣,必須親身體味。它自動進入上帝準備好接受這種愛好的偉大心靈中,它填滿這些心靈,使它們燃燒發光。對於那些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愛好的平庸的靈魂,就不必試圖讓他們理解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四章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當路易十四這位君主在全歐洲稱霸之際,他統治下的王國已開始衰竭,這一點確實無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榮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跡像已經顯露。法蘭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瘡百孔。誰沒讀過沃邦給我們留下的那篇關於政府統計表的令人驚駭的短論?17世紀末,甚至在那場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開始以前,總督們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折中,都暗示了國家日益加劇的衰落景象,而且並不作為新近的現象來談論。「若干年來本財政區人口銳減,」一位總督說道。「這座昔日富庶繁榮的城市今天已沒有工業,」另一位總督說道。這一位說:「省裡原有製造業,但今天已被拋棄。」    
  那一位說:「過去居民的土地收穫大大超過今天;20年前這裡的農業不知繁榮多少倍。」「近30年來,人口和出產減少了五分之一,」同時代的一位奧爾良總督說道。應該建議讚賞專制政府的個人和喜歡戰爭的國君們讀一讀這些奏折。    
  由於這些貧困主要源於政體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與戰爭的結束都不能使公共繁榮再現。18世紀上半葉,論述政府或社會經濟的所有作家均持共同見解,即外省並未恢復;很多人甚至認為,外省在繼續崩潰。他們說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擴大。總督、前大臣、實業家在這一點上與文人們看法一致。    
  在我看來,我得承認我決不相信18世紀上半葉法國在繼續衰落;但是被消息靈通人士所支持的這一普遍的見解至少證明,當時沒有明顯的進步。我所能看到的有關這一時期歷史的所有政府文獻確實表明,社會陷於一種麻木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環境更舒適健康;個人也不去發起任何重大事業。    
  大革命爆發前三四十年左右,情況開始變化;在當時社會的各個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種迄未注意到的內在震動。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窺見出;但是逐漸地,它變得更突出,更加明確。這個運動逐年擴大加快;整個民族終於動了起來,彷彿復活了。請注意!這不是舊生命復活;推動這巨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甦片刻,無非是為了使之解體。    
  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環境中焦慮興奮,努力改變處境:追求更好的東西是普遍現象;但這是一種使人焦急憂傷的追求,引人去詛咒過去,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完全相反的情況。    
  這種精神很快滲進政府內部,將它從內部改造,外部毫無更動:法律沒有改變,執行法律卻是另一樣。    
  我在別處說過,1740年的總監和總督與1780年的截然不同。這一實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詳細證明。雖則1780年的總督與前任有同樣的權力,同樣的代理人,同樣的專橫性,但他們的目的卻不相同:前者只負責使所轄省份保持順從,徵募兵員,尤其是徵收軍役稅;後者則有很多其他事要關心:他的頭腦裡裝滿無數旨在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道路、運河、製造業、商業是他思考的主要對像;農業尤其引起他注意。絮裡成為行政官員中名噪一時的人物。    
  正是在這個時代,他們開始組成我已提到的農業協會,創立賽會,頒發獎金。有些總監的通報並不像公務信函,倒像有關農藝的論文。    
  主要通過各種捐稅的徵收,人們能最清楚地看出統治者精神的變化。同過去相比,立法同樣不平等,同樣專橫,也同樣嚴酷,但是在執法時,所有的毛病都減輕了。    
  莫裡安先生在回憶錄中說道:「當我開始研究稅收法時,我對自己的發現大吃一驚:單是漏稅,特別法庭便有權處以罰金、監禁、體罰;包稅官完全憑籍他們的誓詞,控制幾乎所有財產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沒有局限於單純閱讀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確認,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與舊金融家和新金融家習俗上的差異相同。法學家總是傾向於減罪緩刑。」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徵收捐稅會招致多少弊端煩惱!不過我們應當正確評價幾年來徵稅中的溫和與分寸。」    
  文獻考證充分證實了這種論點。對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經常可見。尤其可以見到對窮人的苦難的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對窮苦人,稅務部門極少施行強暴,蠲免捐稅更頻繁,賑濟更多。國王增加所有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新基金。我發現1779年在上基耶內一個財政區,國家用這種方式發放8  多里佛;1784年在圖爾財政區發放4里佛;1787年在諾曼底財政區發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願將政府的這個部門只交給大臣去管;他有時親自負責。1776年,當御前會議判決確定,國王獵物在王室狩獵總管管區周圍毀壞農田,應付農民賠款,並指出進行賠款的簡便可靠的方法時,國王親自撰寫了各項理由。蒂爾戈對我們講述了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親手寫好的東西交給他,國王同時說道:「你看我也在我這方做工作。」假如人們按照舊制度存在末年的樣子去描繪舊制度,那麼繪出的將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卻不太像的肖像。    
  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公共繁榮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所有跡象都表明了這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負債纍纍。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    
  當時一位行政官員說道:「1774年以來,各類工業發展起來,從而擴大了所有消費稅的內容。」實際上,將路易十六統治的不同時期裡國家與負責徵稅的金融公司簽訂的不同協定作一比較,就能看出協定每次延期時,地租價格都在迅速不斷地上升。1786年租約比1780年多出1400萬里佛。「可以算出,所有消費稅所得每年遞增200萬,」內克在1781年結算書中說道。    
  阿瑟·揚斷言,1788年波爾多的貿易額比利物浦多;他還說:「近幾年裡,海上貿易在法國比在英國發展更快;這種貿易近20年增長了一倍。」    
  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立憲君主制的37年是我們和平和迅速發展的時期,唯有這個時期在這方面能與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們想到政府還含有許多弊病,想到工業還遇到許多難處,那麼已經展現的這派如此巨大、如此興旺的繁榮景象,就會讓人驚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認這個事實,因為他們無法解釋這個現象,他們就像莫裡哀劇中的醫生那樣斷言,病人不按規則,就不能痊癒。賦稅不平等,習慣法五花八門,國內關稅,封建權利,行會管事會,官職等等,有了這些東西,法蘭西居然能繁榮富裕,確實,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樣,法蘭西開始富裕和全面發展起來,因為在所有那些製造低劣、嚙合不好、似乎注定要減速而不能推動社會機器的齒輪之外,掩藏著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足以使整部機器結成一體,並推動全部朝著公共繁榮的目標運轉:一個依舊非常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為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    
  國王繼續以主子身份講話,但他自己實際上服從公眾輿論,每日每時都受公眾輿論的啟髮帶動,不斷向它咨詢,對它敬畏恭維;根據法律條文國王是專制的,但在法律實施中受到限制。自1784年起,內克在一份公開文件中舉出一個公認的事實:「大多數外國人很難設想公眾輿論當今在法國發揮的權威:他們很難理解這股甚至對國王宮廷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麼。然而事實畢竟如此。」    
  把人民的偉大強盛一概歸因於法律機制,這種觀點是再膚淺不過的了;因為在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發動機的力量在製造產品。請看英國:那裡的行政法和我們的相比,至今仍顯得更複雜,更五花八門,更不規則!但是在歐洲哪一個國家比英國有更多的公共財產,範圍更廣,更可靠,更多樣化的私人財產,社會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於這套法律的優良,而在於推動整個英國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無關宏旨,因為生命是強大有力的。    
  在法國,隨著我剛剛描述的繁榮的發展,精神卻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    
  況且,後來成為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人們如果研究法蘭西島舊財政區留下的檔案,定會很容易斷定,正是在鄰近巴黎的地區,舊制度最早最深刻地進行了改革。在那裡,農民的自由和財產,已比任何其他財政區受到更好的保護。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個人徭役便已消失。徵收軍役稅變得比法國其他地方更正規、更輕、更平等。假如要理解當時一個總督能為全省的福利和減輕窮困做些什麼,就必須閱讀1772年改進徵收軍役稅的條例。從這條例看,捐稅已完全改觀。政府專員每年下到各個教區;村社在他面前集會;財產價值當眾確定,每個人的財產用對審方式確認;軍役稅最後經所有應納稅者的協作而制定。再沒有行會理事的專橫,再沒有無益的暴力。不管徵收制度怎樣,軍役稅無疑仍保持其固有的毛病;它只壓在一個納稅者階級身上,對於工業和地產一視同仁;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軍役稅和鄰近財政區仍冠以同樣名稱的捐稅大不相同。    
  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裡點燃並滋養了內戰戰火,那裡對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時間最長久;以至於有人會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    
  這種觀點使人驚奇;但歷史充滿著類似的景象。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博馬捨的短期監禁比路易十四時期龍騎兵對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動。    
  再無人認為1780年法國在衰落;相反,人們會說,此時此刻再無阻礙法國進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時,人能不斷地無限完善的理論產生了。20年以前,人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人們的想像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來臨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於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    
  除了這些普遍原因之外,這一現象還有其他更為特殊但同樣強有力的原因。儘管財政管理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完善,它還保留著專制政府固有的毛病。由於財政管理是秘密的、無保障的,人們在這裡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政府努力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這些每天都在增加開支,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遞增;這就使國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中。和前任一樣,他不斷使他的債權人收不回債;像先王一樣,他向四面八方舉債,既不公開,也無競爭,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們的資本也永遠取決於國王的誠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證人,因為他曾親眼目睹,而且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對此說道:「那時法國人與自己政府的關係中充滿了偶然性。他們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他們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譬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他還意味深長地說道:「當此之時,工業振興,在更加廣大的人們心中萌發起對財產的熱愛、對富裕的愛好與需求,那些將部分財產委託給國家的人對合同法遭到破壞更難以容忍,而破壞者正是所有債務人中本應最尊重合同法的債務人。」    
  這裡受到指責的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實在並不新鮮;新鮮的是它們所產生的印象。從前財政制度的缺陷要嚴重得多;但是從那時以來,政府和社會發生了變化,使人們對這些問題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來,政府變得更加活躍,發起過去連想都不曾想的各種事業,終於成為工業產品的最大消費者,成為王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維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驚人地增長。    
  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混合。財政管理不善在很長時間裡僅僅是公共劣跡之一,這時卻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1789年,國家欠債將近六億里佛,那些債權人本身又是債務人,正像當時一位財政家所說,他們和同受政府財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聯合起來,將他們的怨恨一起向政府發洩。請注意,隨著這種不滿者人數的增多,他們更加激怒;因為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業家與其他批發商或貪財者由此產生,他們通常構成一個最敵視新政策、最熱愛任何現存政府、最順從他們所蔑視或厭惡的那些法律的階級,而這個階級這一次表現得最急於改革,並且最堅決。它尤其大聲疾呼號召在整個財政系統進行徹底革命,而未想到人們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這個部門,其餘部門即將全部垮台。    
  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五章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140年來,在公共事務的舞台上,人民連片刻也未曾出現,因而人們根本不再相信人民還會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們便認為他們是聾子;以至當人們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就當著他們的面大談特談,彷彿他們不在場。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著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衝天。我說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雙手一無所有並且與道路只有極其次要利害關係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財富由於修路而增長。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抵禦貧苦飢餓的唯一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與此同時,人們著手消除工業行會制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義宣佈:「勞動權是一切財產中最神聖的財產;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產物。」類似的言論很危險。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於白說。幾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制重新恢復。    
  據說使國王說出這種話的是蒂爾戈。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1780年,國王向臣民宣佈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注中還特地說道:「納軍役稅者已為徵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折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們臣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於所有其他臣民。」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著手確立徵稅平等,在已確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只不過是長期以來他們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尤其在饑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一位總督為激發有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不公正、為富不仁,他們所佔有的一切應歸功於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財產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朕欲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佈。」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爭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象:爭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諉給對方。    
  1772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爭論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這點。「由於其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了公眾的窮困,」國王反駁道。雙方就這樣向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只應責怪上面。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將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處張貼。這樣做的時候,國王便向他的先輩和他自己道出了非常嚴峻的事態真相。一天他說道:「國庫已因歷代揮霍而負擔過重。我們的許多不得轉讓的領地已經以廉價轉讓了。」另一次據說國王出於理性而不是出於謹慎說道:「工業行會尤其是列王的國庫貪財的產物。」國王在下面補充說:「假如形勢常常造成無用的開支,軍役稅過分增長,其原因便在於財政管理部門認為增加軍役稅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是最簡易的對策,儘管還有許多其他對我們的人民負擔較輕的辦法。」    
  所有這些都是對國民中有教養的那一部分人講的,為的是使他們相信某些遭到個別利益集團指責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於人民呢,當然他們即使聽見了也不懂得。    
  必須承認,甚至在這種善心裡也含有對人們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極端蔑視,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萊夫人的看法;伏爾泰的秘書告訴我們,夏特萊夫人毫不在乎地當著僕從的面更衣,因為她並不確信僕人也是人。    
  不要以為剛才我轉述的危險性語言僅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將成為人民眾矢之的的特權者在人民面前講話時也是如此。應當承認,在法國,社會上層階級開始關心窮人命運時,窮人尚未使他們感到畏懼;他們關心窮人時,尚不相信窮人的疾苦會導致他們自己的毀滅。這一點在1789年以前十年當中尤為明顯:那時人們經常同情農民,不斷談論農民,研究用什麼方法能救濟農民,揭露使農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譴責特別危害農民的財政法規;但是在這種新的同情表示中,人們照舊缺乏遠見,和過去長期麻木無遠見一樣。    
  1779年在法國部分地區,後來又在整個王國,召集了省議會,請讀一讀這些會議紀錄;研究一下會議留給我們的其他公開文件,你定會為文件的善良情意所感動,對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語言感到驚訝。    
  1787年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人們經常看到,國王用於修路的錢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對人民毫無用處。人們常常花費金錢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適,卻不用來使市鎮或村莊的入口更方便。」在這同一會議上,貴族等級和教士等級描述了勞役的罪惡後,自發地同意捐贈5  裡佛改善鄉間道路,說這樣一來,本省道路即可暢通,卻不須耗費人民一文錢。對這些特權者來說,用普遍捐稅代替勞役制並繳付應納捐稅,也許更少費錢些;但是,在自願出讓捐稅不平等的利潤時,他們卻還想保留其外表。在拋棄他們權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時,他們細心保留著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議會完全由免納軍役稅的地產主組成,他們一心打算繼續免納人頭稅,但卻同樣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繪這種軍役稅使人民蒙受的苦難。他們將軍役稅的一切流弊編織成一幅可怕的圖畫,還特意大量印製。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們關心人民的明顯表示中,他們卻不時加進公開蔑視人民的話語。人民已經喚起他們同情,但仍舊是他們輕視的對象。    
  上基耶內省議會熱烈地為農民的事業申辯,但稱這些農民為無知粗野的人,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傢伙。蒂爾戈曾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講起話來也是如此。    
  這類惡言冷語在那些準備公佈於眾讓農民親自閱讀的法令上可以見到。彷彿人們生活在歐洲那些像加裡西亞的地方,在那兒,上層階級講一套與下層階級不同的語言,下層階級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18世紀封建法學家對於交納年貢者和其他封建稅的債務人,常常表現出溫和、節制、公正這種不大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們仍舊說卑賤的農民。看來這類罵人話正如那些公證人所說,是自古已然。    
  隨著1789年的臨近,這種對人民貧苦的同情變得更強烈、更輕率。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許多省議會致不同教區居民的通告,為的是要從他們那裡詳細瞭解他們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訴。    
  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領主、三個貴族和一位資產者簽署的,他們都是議會成員,以議會名義行事。該委員會命令各教區的行會理事召集全體農民,向他們徵詢對所納不同捐稅的制訂和徵收方式的意見。通告稱:「我們大致知道,大部分捐稅,特別是鹽稅和軍役稅,對種田人來說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是我們還要具體瞭解每一種流弊。」省議會的好奇心不止於此;它要知道教區內享有某種特權的人——貴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數,要確切知道這些特權是什麼;免稅人的財產價值多少;他們是否居住在他們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會財產——或像當時所說,永久管業基金——不參與商業,它們價值多少。所有這一切尚不能使議會滿意;還要告訴它,假使存在捐稅平等,特權者應承擔的那部分捐稅,軍役稅、附加稅、人口稅、勞役,估計數額是多少。    
  這等於是通過敘述各人所受的苦難使他們激憤起來,向他們指出罪魁禍首,點明他們為數很小,不足為懼,從而在他們內心深處燃起貪慾、嫉妒和仇恨。人們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義、鉛錘黨人和十六人委員會,似乎不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靜時,他們是世界上最溫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發出猛烈激情,就會變成最野蠻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獲得農民答覆這些致命問題的所有報告;但我還是找到了一些,足以瞭解支配這些報告的一般精神。    
  在這些報告中,每一個特權者的名字,貴族也好,資產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有時也被描述一番,而且總是加以批判。人們仔細地研究他的財產的價值;而且還涉及這些特權的數量和性質,尤其是特權給村裡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損害。人們列舉必須作為租金交納的小麥斗數;羨慕地估算特權者的收入,據說這筆收入誰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額外收入——人們已經稱之為他的薪水——過多;人們辛酸地注意到,教堂裡所有的事都得付錢,窮人連安葬也得交錢。捐稅全都制訂得很糟糕,而且欺壓人;沒有一項捐稅不受到抨擊,他們談論一切人,語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們說道:「間接稅可恨,沒有哪一家,包稅員沒有來搜查過;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註冊稅繁重,軍役稅收稅員是個暴君,他貪婪,欺壓窮人,無所不用其極。執達員也不比他強;沒有一個老實的莊稼人能躲過他們的暴行。徵稅員為使自己免遭這些惡霸的吞噬,不得不傷害其鄰人。」    
  在這次調查中大革命不僅宣告了它的臨近,而且它就在這裡,它已經在使用它的語言,展現出它的整個面目。    
  16世紀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所有差別之中,有一種差別令人矚目:在16世紀,大部分顯要人物投身於宗教變革都出於野心或貪婪;相反,人民卻出於信仰,並不指望得到什麼好處。在18世紀,情況就不同了;正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慾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幾種做法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    
  國王是第一個向人民表明人們可以用何等輕蔑態度對待最古老而且外表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路易十五既通過他的革新,也通過他的作惡,既通過他的精力,也通過他的怠惰,動搖了君主制,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當人民看到與王權幾乎同時代,而且迄今看上去與王權同樣不可動搖的高等法院土崩瓦解時,他們模模糊糊地領悟到,暴力和冒險的時代臨近了,那時,一切都變得可能,沒有什麼老事物應受尊重,沒有什麼新事物不能嘗試。    
  路易十六在他的整個統治期,都在談論準備著手的改革。    
  大革命後來果然推翻了一切規章制度,而在此以前,路易十六曾預見大多數制度已臨近毀滅。他從立法機構中除去幾個最壞的制度,不久又予以恢復:彷彿他想的只是把這些壞制度連根拔起,由別人來把它們打倒。    
  在他親自主持的改革中,有一些未經充分準備,就突然改變了古老而受人尊重的習慣,有時還破壞了既得權利。這樣,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礙大革命的重重障礙,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樣才能動手進行革命,因而,改革為大革命作了準備。恰恰是國王及大臣們行動中單純無私的意圖,為害更甚;因為,最危險的榜樣莫過於出於好意,由好心人施行的暴力了。    
  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開宣佈這種理論,即王國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並不完全的佔有者而已。這個學說來源於封建立法;但是只是到了封建制度滅亡之際它才在法國被傳授,法院從未予以承認。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主導思想。看上去奇怪,社會主義首先植根於國王專制制度。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說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佔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樑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    
  下諾曼底省議會從總督手中接管政府時,發現20年來政府為修路而沒收的所有土地的價錢尚未償還。國家這樣欠而未還的債務,在法國的這個小小角落,竟達25萬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為數有限;但是由於土地已經非常分散,受損害的小所有者人數眾多。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    
  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從前在許許多多教區設有慈善基金會,按創立者的意圖,基金會的目的是按遺囑指定的場合及方式救濟居民。在君主制末期,由於御前會議的一紙判決,即由於政府的純粹專斷,這些基金會大部分或是被破壞,或是改變了最初宗旨。通常,發給村子的這種基金被用來資助鄰近的濟貧院。而濟貧院呢,在這同一時期,它們的財產也被改造得與創始者的目的相違迕,他們無疑是不會採納的。1780年的一道敕令授權所有這些機構變賣不同時期人們遺贈——條件是他們可以終身享用——的財產,准許他們將價值上交國家,國家應當支付年金。    
  據說,這是更好地利用祖先沒有充分利用的施捨。人們忘記了,教唆人們破壞活人的個人權利的最好方法,就是絲毫不顧死人的意志。舊制度政府對這些死人表現出的蔑視是後繼的任何一個政府望塵莫及的。尤其是它對此一向掉以輕心,英國人卻為此給每個公民以全社會的力量,幫助他維持死前最後意願的效力,這就使英國人對死人比對活人更為尊重。    
  徵集制、食品強製出售、最高限價,這些是舊制度下有過先例的政府措施。我看到,在饑荒時期,政府官員預先對農民供應市場的食品確定價格;由於農民怕受約束,不到市場來,政府官員便下達命令,強迫他們前往,否則處以罰金。    
  但是最有害的教育莫過於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時所依據的某些形式。窮人在抵禦比他更有錢有勢的公民的侵害方面,遠比人們想像的更有保障,但是當窮人和國家打交道時,正如我在別處已指出的那樣,他們就只能找到特別法庭、有偏見的法官、倉促而虛假的訴訟程序和不得上訴的假執行判決。    
  「委派騎警隊隊長及其副官瞭解缺糧時節可能爆發的騷亂和聚眾鬧事;命令他們妥善處理訴訟案件,審判為既無上訴權又無特赦權的終審;國王陛下禁止所有法庭過問此案。」這項御前會議判決在整個18世紀期間都有效力。從騎警隊筆錄中可以看到,在這種形勢下,人們連夜包圍可疑的村莊,乘天亮前闖入民宅,不需任何憑證,便逮捕了被指定的農民。遭這樣逮捕的人常常長期被監禁而不送審;但是敕令卻命令所有被告須在24小時內受審。和我們今天一樣,這項規定既不正規,也不被遵循。    
  一個溫和穩固的政府就是這樣每天教給人民那種最適應於革命時代、最適合於專制暴政的刑事訴訟法。它一直開辦這類學校。舊制度始終給予下層階級這種冒險的教育。蒂爾戈在這一點上也忠實傚法他的前任。1775年,當他的關於穀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反抗和農村的騷亂時,他在國王的許可下發佈法令,剝奪法院審理權,並將叛亂者移交重罪法庭。法令道:「重罪法庭主要用來鎮壓民間動亂,迅速處理,以儆傚尤。」況且,凡遠離本教區的農民,未持有本堂神甫和行會理事簽署的證明者,均當受到追緝和逮捕,像流浪漢一樣受審判,無上訴權,也無特赦權。    
  誠然,18世紀的君主制統治下,刑罰雖然形式駭人,幾乎總是溫和的。人們寧願使人畏懼,不願使人受罪;或不如說,人們由於習慣和冷漠而專橫強暴,由於氣質而溫和。但是對這種速決司法的愛好只會增長。刑罰越輕,越容易忘記宣佈刑罰的方式。溫和的判決掩蓋著訴訟程序的恐怖。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說,革命政府使用的大量訴訟程序,在君主制最後兩個世紀中所採取的針對下層人民的措施裡,均可找到先例和榜樣。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其結果如何    
   政府形式尚未改變,規定個人地位和政府事務的那些附屬法律卻已經廢除或修改。    
  行會理事會的破壞和部分的、不完全的恢復深刻地改變了工人和僱主的舊關係。這些關係不僅不同以往,而且不確定、不自然。主日警察遭到毀滅;國家監護尚不穩定,手工業者在政府與老闆之間,處於一種為難的不明確地位,不知道二者當中誰能保護自己或誰應該容納自己。整個城市下層階級驟然間落入這種茫然的無政府狀態,一旦人民在政治舞台上開始重新出現,這種形勢就產生了嚴重後果。    
  大革命前一年,國王敕令在司法秩序的所有各部門造成了混亂;若干新的法庭設立了,其他法庭大批被廢除,管轄權的一切規定均被更改。然而在法國,恰如我在別處已經談到的,負責審判、執行法官判決的人數量龐大。說真的,整個資產階級都或近或遠地與法庭有關係。法律的效果因此便突然間打亂了千家萬戶的處境和財產,給予他們新的不可靠的地位。敕令也給申訴人帶來不便,在這場司法革命中,他們很難重新找到他們可以應用的法律和應該審判他們的法庭。    
  但是,嚴格意義上的政府在1787年所經受的徹底改革在公共事務中尤其引起了混亂,後來又觸及每個公民,直到他們的私生活。    
  我說過,在各財政區,即在法國四分之三左右地區,整個財政區政府都交託給一個人,即總督,他的所作所為不僅不受控制,而且獨斷專行。    
  1787年,人們在這位總督身邊設置了省議會,總督成為真正的地方行政官員。每個村子裡,經選舉產生的鎮政府同樣取代了舊教區議會,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取代了行會理事。    
  與原先立法截然對立的立法不僅徹底改變了事物的秩序,而且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相對地位,它必須在各地同時實施,而且在各地以近乎同一方式推行,絲毫不考慮以前的慣例和各省的特殊情況;這個行將被大革命推翻的舊政府,當時已經具備大革命的中央集權的很多特性。    
  可以清楚看到,習俗在政治機構中所起的作用:人們應用長期以來沿用的模糊複雜的法律,比利用新鮮的更簡化的法律要順手得多。    
  舊制度下,法國存在著依各省情況而變化無窮的各種權力,沒有哪一種權力具有確定的眾所周知的界限,各權力的工作範圍總是與許多其他權力相混。然而人們終歸在事務中確立了正規的相當方便的秩序;而為數更少的新權力,雖經仔細限定,彼此間仍然相似,在更大的混亂中互相牴觸混雜,常常相互抵銷,軟弱無力。    
  此外,新法律包含一個嚴重的缺陷,僅僅這一缺陷,尤其在開始時,就足以使法律難以執行:它創設的所有權力都是集體權力。    
  在舊君主制下,人們從來只知道兩種治理方式:如果行政被委託給一個人,那麼,他的一舉一動無需任何議會協助;如果存在著議會,例如在三級會議省或在城市裡,那麼,執行權力不委託給任何個人;議會不僅統治和監督行政部門,而且親自治理或通過它任命的各臨時委員會治理。    
  由於人們只知道這兩種理事方法,所以當他們拋棄這一種,就得採納另一種。奇怪的是,在一個如此開明、長期以來政府已經發揮如此巨大作用的社會內,人們竟從未想到將兩種制度結合為一,從未想到區分而不是拆開執行權與監督和解除權。這種思想看上去簡單,卻從未有人想到過;只有在本世紀它才被人發現。可以說,這是在政府問題上我們自己的唯一大發現。我們將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後果,當人們把行政習俗搬進政治、在憎恨舊制度傳統的同時卻遵奉這一傳統時,人們在國民公會裡竟實行三級會議省和城市小市政府曾遵循的制度;我們還將看到,從那以前僅僅使事務陷入窘境的局勢裡,如何突然間出現了恐怖統治。    
  這樣,在大多數總督一直自行其是的情況下,1787年的省議會取得了自治權;它在中央政府的權力之下,負責制訂軍役稅和監督徵收軍役稅,決定哪些公共工程應當興辦並加以實施。省議會直接統轄公路與橋樑工程局全體官員,從監察直到工程監工。議會要給他們規定它認為可行的事項,向大臣匯報部下的成績,並提議大臣向他們頒發應得獎賞。村社的監護幾乎完全交與省議會;絕大多數訴訟案件的初審必須由議會來審判,而在這以前是由總督審理,等等:上述職權中,有許多不適宜於一個集體的、不負責任的政權,況且即將行使職權的又是一些首次執政的人。    
  人們把總督貶低到無權無勢地位的同時,卻讓他繼續存在,終於使一切陷入混亂。人們在剝奪了總督統攬一切的專制權利後,強加給他幫助和監督議會工作的權利;彷彿一個被免職的官員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剝奪他官職的立法精神,並且協助它的實施!    
  人們對付總督的做法,也用來對付總督代理。在他的旁邊,在他原來佔據的位置上,安放了一個區議會,區議會須在省議會領導下根據同樣原則行事。    
  從1787年創立的省議會的法令和會議記錄中所瞭解到的一切,說明議會剛一誕生,就陷入了同總督的暗中的而且常常是公開的戰爭,總督老謀深算,使繼任者手足無措。在一處,議會抱怨它費了很大力氣才從總督手中奪回那些最必需的文件。在另一處,總督指控議會成員要篡奪據他說是詔書授予他的職權。他向大臣申訴,大臣則常常不置可否或表示懷疑;因為對他和對所有人一樣,這都是新鮮而模糊的問題。有時,議會經討論認為總督治理不善,他經手修建的道路線路不好或維修很糟;他任憑那些受他監護的村社毀滅而不聞不問。這些議會常常在一項不熟悉的立法中摸黑,猶豫不決;它們四下互相徵詢意見,不斷地收集各種見解。歐什省總督聲稱他能阻止省議會的意志,省議會曾經批准公社自行徵稅;省議會則斷言,在這個問題上,總督今後只能提供意見,不能下達命令,同時它徵求法蘭西島省議會的意見。    
  處在這些尖刻的批評和會商當中,政府的進程常常緩慢,有時還停滯下來:公共生活這時候似乎中斷了。洛林省議會的話是其他許多省議會的迴響:「事務全面停滯。所有善良公民均為此感到悲傷。」    
  在另一些情況下,這些新政府由於過分活躍和自信而犯錯誤;它們全都充滿一股不安及騷亂的熱情,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借口今後將由它們實行城市監護,它們著手親自經營公共事務;總之,它們本想改善一切,到頭來卻弄得一團糟。    
  假如人們今天願意冷靜思考長期以來政府在法國佔據的重要位置,政府每天接觸的眾多的利益,依賴政府或需要政府協助的一切事情;假如人們想到正是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個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務中取得成功,才能指望他們的行業得到贊助,衣食得到保證,才能開闢和維修道路,才能維持安定,才能保障福利,若考慮到這些,人們一定會明白,政府受到損害會使無數人自身受到損傷。    
  但是這個新組織的弊病在村莊裡尤其明顯;在那裡,它不僅打亂了權力秩序,還突然間改變了人們的相對地位,使各個階級都對立衝突起來。    
  1775年,蒂爾戈向國王提議改革農村行政制度,當時他親自告訴我們,他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乃是捐稅攤派不平等;因為,教區事務中首要的就是捐稅的制訂、徵收和使用,怎麼能使那些完全不按同一方式納稅、有些甚至完全免納的人,在教區事務上共同行動、同堂議事呢?每個教區均包括根本不繳納軍役稅的貴族和教士、部分或全部免納的農民以及其他納全部軍役稅的人。這就好比三個截然不同的教區,每一個都要求有單獨的政府。困難無法解決。    
  實際上,農村中捐稅差異之明顯,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居民劃分為不同集團,而且常常是相互敵對的集團,尤以農村為甚。要給村莊一個集體的行政和一個自由的小政府,首先必須使大家繳納同一捐稅,必須縮小各個階級之間的距離。    
  1787年終於開始改革,但人們當時做的卻非如此。教區內部,舊的等級分離及其主要標誌捐稅不平等,依然故我,可是人們卻把全部行政移交給選舉團。這一做法當即導致極為奇特的後果。    
  如果這是挑選市政官員的選舉議會,本堂神甫和領主不能出席;據說他們屬於貴族和教士等級;而在這裡,主要是第三等級有權選舉他們的代表。    
  市議會一旦選出,本堂神甫和領主反倒成了理所當然的成員;因為使如此顯要的兩類居民與堂區政府完全無關,這是不大恰當的。領主甚至主持那些他未曾參與選舉的市參議員的會議;但是他不能插手他們的大部分法案。例如,當人們著手制訂和攤派軍役稅時,本堂神甫和領主便無權投票表決。他們二者不是都免繳此稅嗎?從市議會來說,它與他們的人頭稅毫無關係;人頭稅繼續由總督按特殊方式釐定。    
  市議會這位主席同他本應領導的議會彼此隔絕,人們擔心他在議會中將間接發揮影響,違背他不從屬的那個等級的利益,遂要求不計他的佃農的票數;在徵求省議會的意見時,省議會認為這樣的要求非常公正,完全符合原則。教區的其他貴族,不能進入這個平民的市議會,除非經由農民選舉,而後按規章特意註明,但他們在議會中只有權代表第三等級。    
  領主在議會中出現只是為了完全服從他舊日的臣屬,這些人突然間成了他的主人,與其說他是他們的首領,還不如說他成了他們的階下囚。人們用這方法把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們彼此接近,而是使他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彼此有何差別,他們的利益何等對立。    
  行會理事是否仍是毫無威信、非靠強迫不能履行其職能的政府官員,抑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區已經一起提高了呢?對此無人確知。我找到一封1788年某個村莊執達員的信,他對人們選他履行行會理事的職責感到氣憤。他說道:「這是違反行會理事職務享有的所有特權的。」總監答覆必須糾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應把同胞們選舉他視為光榮,此外還要叫他明白,新的行會理事絲毫不同於此前冠以同一名稱的政府官員,他們應當從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們看到,當農民成為一種勢力時,教區裡重要的居民,甚至貴族,突然間與農民接近起來。巴黎附近一個村莊的有高級裁判權的領主抱怨說,國王敕令阻止他哪怕作為普通居民參加教區議會的工作。另一些人則同意讓他「出於對公共利益的忠誠,履行行會理事職責」。    
  這已為時太晚了。隨著有錢階級的人們向著農村人民靠近,試圖和他們打成一起,農村人民卻退回到他們一向的孤立狀態,據守不出。有些教區的市議會拒絕接納領主參加;另一些市議會則十分挑剔,不願接受已致富的平民。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我們獲悉,許多市議會拒絕接納未在本地居住的教區的平民地產主,儘管這些人毫無疑問有參加議會的權利。另一些議會甚至拒絕接納那些在當地沒有財產的佃農。」    
  因此,甚至還在人們改動那些規定國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經充滿新奇、模糊和衝突。原來存在的東西動搖了,可以說,再沒有一項規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佈廢除或即將修改。    
  這場在法國先於政治革命而進行的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的突然的大規模革新,人們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當時,它已經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最大的動盪之一。這第一次革命對第二次革命起著異常巨大的影響,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於到那時為止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同類事件,或從那時以來發生的同類事件。    
  英國爆發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結構,直至廢除了君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觸動次要法律,幾乎絲毫未改變習俗和慣例。司法和行政保留原來的形式,照舊沿襲著昔日的習慣做法。據說在內戰最激烈的時候,英國的12位法官仍在繼續進行一年兩次的巡迴刑事法庭。因此,一切並未同時激盪。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國社會儘管在頂層動搖,基礎卻巋然不動。    
  自1789年以來,我們在法國親眼看到了許多徹底改革整個政府結構的革命。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開破壞現存法律。然而,革命所產生的混亂從來既不長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絕大部分幾乎感覺不到,有時幾乎沒有察覺。    
  自1789年以來,行政結構在政治結構的廢墟中始終存在。人們改變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權的形式;但是事務的日常進程既未中斷也未被打亂;每個人繼續在與個人相關的細小事務中,遵循他熟悉的準則和慣例;他依賴他一直習慣與之交往的次級政府,而且往往與同一些官員打交道;因為,如果說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腦袋,它的軀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著;同樣的職能由同樣的行政官員執行;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法規轉達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經驗。他們以國王的名義,隨後以共和國的名義,最後以皇帝的名義審判和執政。然後,命運推動同一輪迴,他們重又開始為國王、為共和國以及為皇帝審判和執政,永遠是同一些人,永遠用同一方式;因為,主子叫什麼名字與他們何干?他們的工作不在於做公民,而在於做優秀行政官和優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動平息,國內似乎也就再無什麼變動。    
  大革命爆發之際,政府的這個儘管是從屬的、但每日每時為每個公民所感到並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響著他們的福利的部分剛剛被徹底推翻: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國家起初好像並未從這場大規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動,但是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著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於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生活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中該如何行動。    
  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從已往事物中自動產生    
   在結束本書時,我想將我分別描繪的若干特徵加以歸納,再來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從我剛為之畫像的那個舊制度中彷彿自動產生的。    
  如果人們考慮到,正是在法國,封建制度雖然沒有改去自身中那些會傷害或刺痛人的東西,卻最完全地丟掉了能對封建制度起保護作用或為它服務的一切,人們就不會驚訝這場後來猛烈摧毀歐洲古老政體的革命是在法國而不在別國爆發的。    
  如果人們注意到,貴族在喪失其古老的政治權利後,已不再治理和領導居民——這種現象為任何歐洲封建國家所未見,然而他們卻不僅保留而且還大大增加貴族成員個人所享有的金錢上的豁免權和利益;他們已經變成一個從屬階級,但同時仍舊是個享有特權的封閉階級:正如我在別處說過的,他們越來越不像貴族,越來越像種姓:他們的特權顯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國人厭惡,無怪乎法國人一看見他們心中便燃起民主的願望,並且至今不衰。    
  最後,如果人們想到,這個貴族階級從內部排除中產階級並與之分離,對人民漠不關心,因而脫離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於孤立,表面上是一軍統帥,其實是光桿司令,人們就會明白,貴族存在千年之後,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就被推翻。    
  我已闡明國王政府如何在廢除各省的自由之後,在法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取代了所有地方權利,從而將一切事務無論鉅細,都繫於一身;另一方面我已說明,由於必然結果,巴黎以前只不過是首都,這時已成為國家主宰,簡直可以說就是整個國家。法國這兩個特殊事實足以解釋為什麼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而君主制在幾個世紀中曾經受住那樣猛烈的衝擊,在傾覆前夕,它在那些行將推翻它的人眼中似乎還是堅不可摧的呢。    
  法國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像全體法國人怎麼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闢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像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    
  教會自然與所有要廢除的古老制度結為一體,毫無疑問,這場革命必當在推翻世俗政權的同時動搖宗教;從那時起,無法說出革新者一旦擺脫了宗教、習俗和法律對人們想像力所加的一切束縛,他們的精神會被哪些聞所未聞的魯莽輕率所左右。    
  但是,認真研究過國家狀況的人本不難預見到,在法國,沒有哪種聞所未聞的魯莽行為不會被嘗試,沒有哪種暴力不會被容忍。    
  「什麼!」伯克在一本雄辯的小冊子裡叫道,「人們竟找不到一個人能替最小的區抗辯;而且,看不到一個人能替他人擔保。每個人都在家裡束手就擒,無論是由於傾向王權主義、溫和主義,還是所有別的什麼東西。」伯克不瞭解他為之惋惜的那個君主制,曾在哪些條件下把我們拋給我們的新主人。舊制度政府事先就剝奪了法國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願望。當大革命突然來臨時,要想在法國最廣大地區找到十個慣於以正規方式共同行動、進行自衛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權獨當此任,以至這個中央政權從國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負責任但有主權的議會之手,從溫厚而變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緩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輕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傾覆之後都變得可能。    
  宗教寬容,領導溫和,人道甚至仁慈,從來沒比18世紀更受到鼓吹,看來也更被人接受;作為暴力最後棲息之所的戰爭權,本身已被縮小,變得緩和。然而,從如此溫和的風尚中,即將產生最不人道的革命!不過,風尚的日趨溫和,並不都是假象;因為,自大革命的怒火減弱以來,人們看到,這同一種溫和立即普及到所有法律,並滲透到所有政治習慣當中。    
  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第一種階級的人相互之間沒有絲毫先存的聯繫,沒有互相理解的習慣,從未控制人民,因此,當舊政權一旦被摧毀,人民幾乎立即變成了領導權力。人民不能親自統治的地方,至少把他們的精神賦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考慮到人民在舊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難想像人民即將成為什麼樣子。    
  處境的獨特賦予人民許多罕見的品德。人民很早就獲得自由,很久以來就擁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依賴,因而他們顯得有節制和自負:他們熟悉勞動,對種種生活享受漠然處之,忍受最大的痛苦,臨危難而堅定:這個單純剛毅的種族,即將構成強大的軍隊,威懾歐洲。但是同一原因也使人民變為危險的主人。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於偏見、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攫取了政府,試圖自己來完成大革命的業績。書籍已經提供了理論,人民負責實踐,使作家們的思想適應於自己的狂暴行動。    
  那些仔細研究過18世紀法國的人,從書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發展了兩種主要的激情,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掃清場地後,去建立一個人道所允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另一種激情出現較晚,根基較淺,它促使法國人不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臨近舊制度末期,這兩種激情都同樣真誠強烈。大革命開始了,兩種激情碰到一起;它們混合起來,暫時融為一體,在接觸中互相砥礪,而且最終點燃了整個法蘭西的心。這就是1789年,無疑它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後,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崇敬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那時,法國人對他們的事業和他們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們便處處設立了自由制度。他們不僅粉碎了將人們分割為種姓、行會、階級、使他們的權利比他們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種陳腐立法,而且一舉打碎了那些由王權制定的其他較新的法律,因為它們剝奪了民族自身享受的自由,並在每個法國人身旁設立政府,充當他們的導師、監護人,必要時還充當壓迫者。中央集權制和專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是,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進行類似事業的整代人身上,當對自由的熱愛按照這類事件的自然規律,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後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    
  實際上,舊制度已擁有晚近時代的整套規章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慾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    
  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這番事業顯得出奇地魯莽,它的成功世所未聞,因為人們只想正在眼前的事物,而忘了曾經看到的事物。統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從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這樣它將反覆多次,永遠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倒,被打敗,膚淺而易逝。在這同一時期中,對平等的酷愛始終佔據著人們的內心深處,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與我們最珍貴的感情聯在一起;前一種激情隨著事件的變化,不斷改變面貌,縮小、增大、加強、衰弱,而後一種激情卻始終如一,永遠以執著的、往往盲目的熱忱專注於同一個目標,樂於為使它能得到滿足的人犧牲一切,樂於為支持和討好它的政府提供專制制度統治所需要的習慣、思想和法律。    
  法國革命對於那些只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60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佈;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過一般水準;這個民族的主要本性經久不變,以至在兩三千年前人們為它勾劃的肖像中,就可辯出它現在的模樣;同時,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做過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時,它最喜歡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就準備走到地角天涯,無所畏懼;它的性情桀驁不馴,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貼耳,使那些最長於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於怕它,就是怕它不夠;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它適宜於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過真正的光榮;它長於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於天才,而非常識,它適於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於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各民族中最光輝、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於變化,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人憐憫,時而令人恐怖,但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民族嗎?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覆、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至此,我已抵達這場值得紀念的革命的門檻;這次我並不想走進去:也許不久我能這樣做。那時,我將不再研究這場革命的原因,我將考察革命本身,最後,我將大膽評判大革命所產生的社會。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註釋    
   第54頁,第9行。羅馬法在德國的威力。——它取代日耳曼法的方式。    
  中世紀末期,羅馬法成為德意志法學家主要的而且幾乎是唯一的研究對像;在那個時期,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甚至不在德國而在意大利各大學受教育。這些法學家雖然不是政治社會的領導者,卻擔負著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責任,即使他們無法廢除日耳曼法,至少也要改變其形態,盡力使之納入羅馬法的範圍。他們將羅馬法運用到日耳曼制度中一切看起來與查士丁尼立法略微相似的地方;他們由此而在民族立法中引進了新精神、新慣例;民族立法逐漸改造,變得無法辯認,以至到17世紀,人們簡直再也認不出來了。它被一種我也無以名之的名為日耳曼的實為羅馬的立法所取代。    
  我有理由認為,在法學家的這一工作中,日耳曼舊社會許多階層的處境大為惡化,尤其是農民的處境;他們當中許多人在此之前,一直保有全部或部分自由,全部或部分財產,這時,卻都失去了,這是由於學者們把他們的地位比作史載的羅馬奴隸或羅馬長期租賃契約中的承租人。    
  民族法逐漸改造,人們百般反對也無濟於事,這種現象在符騰堡的歷史上十分明顯。    
  自1250年符騰堡伯爵領地問世,到1495年符騰堡公國創立,立法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它由習慣法、城市或領主法庭所制訂的地方法、三級會議所頒的法規構成;唯有教會事務是由一種外來法——教會法解決。    
  自1495年起,立法性質發生變化:羅馬法開始滲入:那些在外國學校裡研究法學、人們稱之為博士的人進入政府,佔據了高等法院的領導職務。在整個15世紀初期直到15世紀中期,政治社會都在支持這場反對法學家的鬥爭,與英國同其發生的鬥爭相同,但鬥爭的成果卻完全另一樣,在1514年蒂賓根議會中,以及在隨後歷屆議會中,封建制度的代表和城市議員提出各種各樣的抗議,反對所發生的變化;他們攻擊法學家,因為法學家闖入了所有法院,改變了所有習慣法和所有法律的精神或文字。優勢最初似乎在他們一方;他們得到政府的許諾,今後在高等法院定要安插從貴族和公爵領地中挑選的有名望有教養的人,而不要安插博士,由政府官員和三級會議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將起草一個通行全國的規章式法典。白費氣力!羅馬法不久終於從大部分立法中徹底清除民族法,甚至在允許民族法存在的土地上扎根。    
  外來法戰勝了土生法,許多德國歷史學家把這種勝利歸之於兩個原因:1.將人們的精神引向古代語言與文學的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民族天才的知識產物的蔑視;2.在整個中世紀一直流行於德意志、表現在這個時代的立法中的思想,即神聖羅馬帝國是羅馬帝國的繼續,羅馬帝國的立法是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的立法。    
  但是這些原因並不足以說明為什麼這同一羅馬法,在同一時期,同時傳遍整個歐洲大陸。我認為,這是由於在同一時期,君主專制政權在各地穩固確立,歐洲的古老自由化為灰燼,而羅馬法這種奴役法,最切合君主們的心意。    
  羅馬法曾處處使公民社會臻於完善,又到處力求毀壞政治社會,因為羅馬法主要是一個非常文明然而非常奴化的民族的作品。國王們熱衷於採用它,在他們取得統治權的地方處處確立它。羅馬法的解說者們在整個歐洲成為國王的大臣或主要官員。在必要時,法學家們為他們提供法律的支持,以對抗法律。此後他們常常如此辦理,當君主破壞了法律,必有一位法學家出來斷言這是最合法不過的了,並且引經據典地證明,這種破壞行為是正當的,過錯在被壓迫者一方。    
  第55頁,第24行。從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君主制過渡。    
  既然所有的君主制在同一時期都變成了專制君主制,那麼,政體的這一變化不大可能與在各國在同一時刻的偶然的特殊情況有關。應當認為,這些彼此相似的同期事件,勢必來自同時在各地起作用的一種普遍原因。    
  這普遍原因就是一種社會狀態向另一種社會狀態的轉變,從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轉變。貴族已被打垮,人民尚未受到教育,一方太低,另一方不夠高,無法約束權力的運動。君主的黃金時代有150年,在此期間,他們的統治既穩定又強盛,而這二者通常是互相排斥的:他們像封建君主制那些世襲首領一樣神聖,像民主社會的主宰一樣專制。    
  第56頁,第16行。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帝國城市(Reichs-staBdte)。    
  根據德國歷史家的說法,這些城市最光輝的時期,是14世紀和15世紀。那時,它們是財富、藝術、知識之鄉,控制著歐洲商業,成為最強盛的文明中心。尤其在德國北方和南方,它們終於與相鄰的貴族形成獨立同盟,正如在瑞士,城市曾與農民結成同盟。    
  到16世紀,它們還保持繁榮;但是衰落時期已經到來。    
  三十年戰爭終於加速了它們的滅亡;幾乎沒有一座城市在這個時期免於破壞或毀滅。    
  然而威斯特伐裡亞條約卻積極地提到它們,保持它們的直接國家資格,就是說它們直屬皇帝;但是一方面是與之相鄰的君主,另一方面是皇帝本人——自三十年戰爭以來,皇帝的權力只能施行於帝國的那些小諸侯——君主與皇帝每天都把城市主權限制在極其狹窄的範圍之內。到18世紀,總共還有51座城市;它們在議會中佔有兩席,並擁有一個獨特的呼聲;但實際上,它們再也不能左右普通事務。    
  在內部,它們負債纍纍:這些債務一部分是由於人們繼續按舊時城市鼎盛期的狀況徵收帝國稅,一部分是由於城市治理不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治理不善似乎源於一種所有城市共有的神秘疾病,不論它們政體形式如何;貴族政體也好,民主政體也好,都生民怨,怨艾即使各不相同,至少都同樣激烈:人們說道,在貴族政體下,政府變成了少數家族的小集團:恩惠、私利左右一切;在民主政體下,陰謀詭計、賣官鬻爵比比皆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抱怨政府不夠剛直無私。皇帝不得不經常干預城市事務,試圖重新確立秩序。城市居民減少,處境悲慘。它們不再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藝術離開了這裡而在新興城市中煥發光輝,這些新興城市是諸侯們的創造,代表著新世界。商業離開了帝國城市;它們昔日的精力和強烈的愛國熱忱消失了;大致說來,唯有漢堡依舊是財富和知識的一大中心,但這是出於一些特殊的原因。    
  第65頁,第11行。弗裡德裡希二世法典。    
  在弗裡德裡希二世的各項業績中,甚至在他的國家內,最不為人知、最不顯赫的就是依照他的命令起草並由他的繼位者頒布的法典。然而我卻不知道還有哪部法典更能說明弗裡德裡希二世本人以及他的時代,更能充分顯示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    
  就人們賦予憲法一詞的含義而言,這部法典堪稱真正的憲法;它不僅旨在規定公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還規定了公民與國家間的關係:它既是一部民法典,又是一部刑法典,還是一部憲章。    
  它是基於——或不如說彷彿是基於——若干以極富哲理、極其抽像的形式表述的普遍原則,這些普遍原則在很多方面與1791年憲法中的《人權宣言》所包含的原則相似。    
  法典宣佈,國家和居民的幸福是社會的目的所在,是法律的限界;法律不能限制公民自由和權利,除非出於共同一致的目的;國家的每個成員均應根據其地位和財產為公益而工作,個人權利應當服從公益。    
  法典隻字未提君王、王室的繼承權問題,甚至連有別於國家權利的個人權利也未提及。國家這個名詞已成為人們用來特指王權的唯一名詞。    
  相反,法典講到普遍人權:普遍人權建立在謀求自身利益而不損害他人權利的天賦自由之上。一切未被自然法或國家的人為法所禁止的行為都是允許的。每個國家居民有權要求國家保衛其人身和財產,假如國家不進行援助,他有權以武力自衛。    
  在陳述了這些重大原則之後,立法者沒有像1791年憲法中那樣,從中引出人民主權的信條,引出自由社會中人民政府的組織,而是突然一轉,得出另一同樣民主、但卻沒有自由的結果;他認為國王乃國家的唯一代表,並賦予國王以剛剛承認的社會擁有的一切權利。在這部法典中,君王不再是上帝的代表,他只不過是社會的代表、社會的代理人、社會的公平,弗裡德裡希在其著作中清清楚楚地這樣寫著;但是唯有君主代表社會,他獨自行使一切權力。法典序言中寫道,為整個社會謀利——社會的唯一目的——的義務屬於國家元首,他被授權為此目標指揮和調整一切單個人的行動。    
  在這位全能的社會代理人的主要義務中,我發現下述幾種義務:在國內,維護公共和平與安全,保障每一個人不受暴力侵犯。在國外,他有權締結和約和戰爭;唯有他才有權頒布法律,制定普遍的警察規章制度;唯有他擁有權利赦免和撤銷刑事訴訟。    
  國內現存的一切聯合體、一切公共設施均服務於全民的和平與安全,受君主監督領導。為使國家元首能夠履行這些職責,必須使他擁有一定收入和實權,因而國家元首有權根據私人財產,根據他們的人身、職業、商業、產品或消費,制訂捐稅。公職官員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以國家元首名義發佈的命令,應該被遵從執行,同元首本人的命令一樣。    
  在這顆完全現代的頭顱下,我們現在即將看到一具完全哥特式的軀體;弗裡德裡希只不過從他身上去掉了可能妨礙他自己的權力運轉的東西,而這整個身體即將形成一龐然大物,彷彿是一種創造物向另一種創造物過渡。在這奇怪的造物中,腓特烈表現出對邏輯的輕蔑,同樣也表現出對權力的關切,他不願攻擊尚有自衛能力的東西,以免給自己造成無謂的困難。    
  農村居民除了某些地區和某些地方外,尚處於世襲奴役之下,世襲奴役不僅限於與佔有一定土地俱來的勞役和服役,而且還擴展到佔有者的人身。    
  法典重新認可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特權;人們甚至可以說,這些特權是違背法典的:因為法典明文規定,在地方慣例與新立法有分歧的情況下,應以新立法為準。法典莊嚴宣告,國家不得廢除任何這類特權,除非通過贖購和履行司法手續。    
  的確,法典保證廢除真正意義上的奴役(Leibeigenschaet),因為它確立人身奴役;但是代之而起的世襲隸屬(ErbunterthaBnigkeit),正如人們讀法典本文時所斷定的那樣,仍舊是一種奴役。    
  在這同一法典中,資產者與農民被精心地劃分開;在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之間,可以辯認出一種中間階級,它是由非貴族高級官員、教士、專門學校、中學和大學教師組成。    
  這些資產者與其他資產階級有區別,也不與貴族相混同:相反,和貴族相比,他們處在低下地位。一般來說,他們不能購買騎士地產,也不能在民政部門中獲得最高職位。他們也無陛見資格,這就是說,極少數情況外,他們不能去宮廷,家庭成員絕不能隨同前往。像在法國一樣,隨著這個階級一天天更有教養、影響更大,這種低下的地位便更傷害人心,資產階級出身的國家官員即使不佔據最顯赫職位,也已佔據了那些最繁重最有作為的職位。對貴族特權的怒火在法國曾大大促進大革命,在德國則釀成了最初對法國大革命的讚賞。法典的首要編纂者固然是個資產者,不過他無疑在遵循其主公的命令。    
  在德國的這部分,歐洲古老政體尚未充分毀滅,所以弗裡德裡希認為,儘管這個政體激起他的蔑視,要使那些殘餘消失,尚需時日。一般來說,他只限於剝奪貴族作為團體而集會和治理的權利,而讓貴族個人保留其特權;他只對某些權利加以限制,規定其使用。結果呢,這部在法國哲學家的弟子的命令下擬訂、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付諸實施的法典,成為最真實、最新的立法文件,為行將被法國革命從全歐洲廢除的封建不平等奠定了法律的基礎。    
  法典宣佈貴族階級是國家的主要團體,並明文規定,貴族中有能力者應被優先提名擔任所有榮譽職位。唯有貴族才能擁有貴族財產,才能創立代理繼承,才能享有貴族財產固有的狩獵和司法權,以及贊助教堂權;唯有貴族才能以所佔土地為自己命名。因特別例外而被批准佔有貴族財產的資產者,只能在許可的嚴格範圍內,享受佔有相同財產所賦予的權利和榮譽。資產者即使成為貴族財產佔有者,也不能將貴族財產留給資產者繼承人,除非繼承人屬第一親等。在沒有這類繼承人或其他貴族繼承人的情況下,死後財產必須拍賣。    
  弗裡德裡希法典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其中附加的有關政治方面的刑法。    
  弗裡德裡希的繼位者弗裡德裡希-紀堯姆二世不管立法中包括我剛概述的封建專制部分,仍舊認為他叔父的這件作品有革命傾向,因此直到1794年才予以發表,據說他之所以放心是由於他想那些出色的刑法條文可以糾正這部法典所包含的有害原則。確實,人們從來沒有,從那以來也沒有,見過比這更全面的類似刑法。不僅起義與密謀遭到最嚴厲處罰,就連對政府法令不尊敬的批評也在嚴厲鎮壓之列。嚴禁購買、散發危險讀物:印刷、出版、發行者要對作者的行為負責。舞會、化裝舞會和其他娛樂活動被宣佈為公開集會,必須得到警方批准,在公共場合聚餐亦然。出版言論自由受嚴密專橫的監督。禁止攜帶火器。    
  最後,這部一半取自中世紀的法典還包括一些規定,其中央集權制的極端精神與社會主義相接近。例如法典宣佈,凡無力維持生活、無權取得領主賑濟和公社賑濟者,其衣食、僱傭、工資均由國家負責解決:必須保證這些人有力所能及的工作。國家必須成立拯救公民貧困的設施。此外,國家有權取消那些鼓勵好吃懶做的基金,親手把這些設施所擁有的錢散發給窮人。    
  理論上大膽創新,實踐上謹小慎微,是弗裡德裡希二世法典處處可見的特點。它一方面宣佈,現代社會一大原則就是人人必須平等納稅;另一方面卻允許那些提倡免除捐稅的各省法律繼續存在。法典規定,臣民與君主之間的爭訟須按處理所有其他訴訟的形式和規定進行裁決;而實際上,當此規定違忤國王的利益或感情時,它從未被執行。人們大張旗鼓地炫耀桑蘇西堡的風車,卻在其他許多場合,不聲不響地破壞法律。    
  普魯士民族似乎對法典的公佈毫無察覺,這證明法典雖然外表上革新很多,實際上很少革新,因而要想瞭解18世紀末德國這部分地區的社會真實狀況,研究這部法典才是怪事。    
  當時只有法學家才研究它,今天,不少開明人士也沒有讀過它。    
  第86頁,第19行。    
  18世紀市政方面的一個最突出特徵,不是廢除一切代議制和一切公眾干預,而是市政所遵循的規章制度的極端不穩定,法律朝令夕改,不斷變化,時而重新使用,時而棄之不用,時而增,時而減。法律的這種不斷變動最能說明地方自由被貶低到何種程度,對這點似乎無人注意。光是這種變動性就足以預先摧毀對政治機構的所有特殊觀念,所有思古幽情,所有地方愛國心,而政治機構是最宜於保持這些思想感情的。這樣,人們為大革命行將進行的對歷史的大破壞做了準備。    
  第88頁,第9行。    
  路易十四破壞城市市政自由的借口是城市財政管理不善。但是自路易十四改革以來,財政管理不善繼續存在,並且更加惡化,蒂爾戈以充分理由指出這一點。他還補充說:大部分城市今天負債纍纍,部分是由於它們曾借錢給政府,部分是由於市政官員糜費鋪張,他們花著別人的錢,卻不向居民報告帳目,也不用聽取居民的忠告,他們變本加厲,以示顯赫,有時還從中漁利。    
  第97頁,第9行。正是在加拿大,人們才能最好地評價舊制度的行政中央集權制。    
  正是在殖民地,人們才能夠最好地評價宗主國政府的面貌,因為正是在那些地方,通常政府的所有特徵被放大,並且更明顯。當我想評價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和弊病時,我應當去加拿大。於是我就像用顯微鏡一樣,發現物體的變態。    
  在加拿大,不存在那些由舊現象或舊的社會狀況構成的大量障礙與自治精神的自由發展作公開或暗中的對抗。這裡幾乎沒有什麼貴族階級,或者至少他們在這裡已失去了根基;教會不再佔統治地位;封建傳統已經喪失或已經模糊不清;司法權力不再扎根於古老制度和古老習俗。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中央權力盡量發展,按它內在的精神制定一切法律。因而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城市或省級政治制度,不存在經授權的集體權力和被允許的個人立法創議權。總督的地位比在法國優越得多;管轄事務比在宗主國多得多,儘管與巴黎相隔1800法裡,竟欲從巴黎統轄一切;政府從未採取重大方針使殖民地民豐物阜,相反卻千方百計強行增加和散佈人口:強制種植,所有源於轉讓土地的訴訟不交法庭而由政府獨自審理;必須用某種方式種植,強制人們在某些地點定居而不得在其他地點定居,等等,這些事情發生在路易十四時代;敕令由科爾貝爾副署。人們已經感到處於現代中央集權制下,就像在阿爾及利亞。實際上,加拿大就是阿爾及利亞一向存在狀況的忠實寫照。在這兩個地方人們都能看到同人口幾乎同樣眾多的政府,它壓倒一切,積極活躍,制定規章,強制人民執行,它要預見一切,負責一切,總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瞭解被治理者的利益,它不停地活動,卻毫無收穫。    
  相反在美國,英國人的地方分權制度發揚光大:市鎮變成幾乎獨立的市政府,成為某種民主共和國。構成英國政體和風尚的基礎的共和成分暢行無阻並在發展。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在英國管事不多,個人卻大有作為;在美國,政府可以說不再介入任何事務,個人聯合起來,一切都干。由於沒有上層階級,加拿大居民比同時期的法國居民更加服從政府,而英屬各州的居民卻變得越來越獨立於政權之外。    
  這兩個殖民地最終建立了完全民主的社會;但是在這裡,起碼在加拿大尚屬法國這個時期,平等與專制政府混合在一起;在英屬各州,平等與自由結為一體。至於兩種殖民方式的物質後果如何,人們知道,1763年,即征服時期,加拿大人口為6萬人,英屬各州則為300萬人。    
  第125頁,第9行。共同討論事務所起的反種姓作用。    
  從18世紀農業協會為數不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共同討論共同利益起了反種姓作用。這些會議是在大革命之前30年,在舊制度的盛期召開的,並且只涉及理論問題,只有通過理論問題,人們才辯論不同階級感興趣並能一起討論的各種問題。雖然如此,人們立即從中感到人與人互相接近,互相融合,看到合乎理性的改革思想佔領了非特權者的心,也佔領了特權者的心,然而討論涉及的不過是管理和農業而已。    
  我相信,沒有一個政府像舊制度的政府那樣,從來只在它自身尋求力量,總是使人們分化。大革命之際,法國存在的荒謬可笑的不平等現象只有在這種政府下方能維持;最輕微地接觸一下自治,這個政府就得發生深刻變化,迅速改造,否則就被摧毀。    
  第125頁,第10行。    
  各省自由是古老的,同人們的習慣、風俗、回憶融合為一,而專制制度是新出現的,這時,沒有全民族自由,各省自由也能存在若干時日;但是若認為取消了普遍自由,仍能任意創造甚至長期維持地方自由,這種觀點是荒謬的。    
  第126頁,第11行。    
  在一封呈遞國王的奏折中,蒂爾戈以那種我覺得極為精確的方式,概括了貴族捐稅特權的真正範圍:    
  「1.特權者如擁有一塊面積四犁地的農場,能免納人頭稅。這樣的農場在巴黎附近通常應納稅2000法郎。    
  「2.這些特權者絕對不必為樹林、牧場、葡萄園、池塘以及城堡周圍的或大或小的土地交付費用。有些地區的主要出產是在牧場或葡萄園,那麼支配這些土地的貴族便免繳全部捐稅,這些捐稅都落在交軍役稅者頭上;這第二種好處可謂大矣。」    
  第136頁,第7行。    
  在《阿瑟·揚1789年遊記》中,可以找到一幀繪製精美、框架纖巧的關於兩種社會狀況的小幅圖畫,在這裡我禁不住要將它擺出來。    
  阿瑟·揚遊歷法國時,恰值導致攻佔巴士底獄的第一次動亂之際,他由於頭上沒戴帽徽,在一個村子裡被一群老百姓抓住,要將他扭送監獄。為擺脫困境,他設法跟他們談了如下這一小段話:    
  「先生們,」他說道,「有人剛才說,捐稅必須像從前一樣繳納。捐稅肯定必須繳納,但並不是像從前那樣。必須像在英國那樣繳納捐稅。我們有許多你們所沒有的捐稅;但是第三等級——人民不納捐稅;捐稅只由富人承擔。在英國,每個窗戶都要納稅;但是房子只有六個窗戶的人家不用納稅。領主繳納二十分之一稅和軍役稅;但是一個花園的小所有者不納分文。富人要為他的車馬、僕人納稅,甚至為他有打山鶉的自由而納稅;小所有者與所有這些捐稅一概無關。不僅如此!在英國,我們有一項捐稅由富人繳納,用來救濟窮人。因此,如果必須繼續繳納捐稅,那就應該用另一種方式繳納。英國的方法是再好不過的了。    
  「由於我的蹩腳法語和他們的方言無甚出入,他們完全聽懂了我的意思;我講話中的每個字都博得他們的歡呼,他們想我一定是位好人,而我也證實了這一點,我高呼:第三等級萬歲!他們當即用一起歡呼聲放我通行。」    
  第148頁,第12行。1789年貴族階級陳情書分析。    
  我認為,法國革命是唯一這樣的一場革命,在它開始時,不同階級能分別真實地表達他們的思想,表白他們的感情,而這是在他們的思想感情還未被革命歪曲或改變之前。眾所周知,這一真實的表達記錄在1789年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中。這些陳情書或奏折是與之相關的每一個等級在充分自由、面向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條件下擬定的;它經過有關方面長時間的討論和起草人的反覆思考;因此那個時代的政府,當它對國民講話時,並不同時既負責提問又負責回答。在起草陳情書的時期,有人將陳情書的主要部分彙編並印成三卷,現在所有圖書館均可看到。陳情書原件現存國家檔案館,起草陳情書會議記錄也存放在一起,同一時期內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就這些會議而互通的信函有一部分也在那裡。文獻彙集起來能印成一部對開本的多卷本叢書。這是舊法蘭西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文獻,凡想知道我們先輩在大革命爆發之際的精神狀態的人,必須不斷查閱這些文獻。    
  我原先想,上文所提的印作三卷的摘要也許只是一部分作品,不能精確地再現這次大規模調查的特點;但是作過一番比較以後,我發現在大幅繪畫與縮小了的複製品之間,有極大的相似之處。    
  我這裡列出貴族階級陳情書摘要,以便使人們瞭解貴族階級絕大多數的真實感情。人們從中可以清楚看到貴族階級的絕大多數人頑固地要保持哪些舊特權,情願讓出哪些特權,並主動提出犧牲哪些特權。人們從中尤其可以發現當時在有關政治自由問題上激勵整個貴族階級的全部精神。一幅何等怪異淒慘的圖畫!    
  個人權利。貴族首先要求起草一份有關一切人的權利的明確宣言,該宣言要確認人們的自由,確保人們的安全。    
  人身自由。貴族希望在尚存封建領地奴役制的地方,廢除奴役制,並設法取消黑奴貿易;每個人均可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自由旅行或定居,不論是在王國內外,而不被橫加逮捕;    
  改革警察規章的流弊,今後警察即使在騷亂時期,也由法官控制;個人只能由本來的法官逮捕和審判;因此,國家監獄和其他非法拘押所均應拆除。有些貴族要求拆毀巴士底獄。巴黎貴族尤其堅持這一點。    
  必須禁止所有密札或國王密札。——如果國家危急,必須逮捕公民而不將其立即送交普通法庭,那就必須採取措施防止濫施刑罰,或是將拘留一事通知國務會議,或是用其他方法。    
  貴族階級要求廢除所有特別委員會,所有權利分配或特別法庭,所有辯護、延期判決等等特權,應對那些下達或推行專橫命令者施行最重刑罰;在普通法庭這唯一應保留的法庭中,要採取必要措施保障個人自由,尤其在刑事犯的問題上;必須免費受理裁判,無益的法庭必須撤銷。「行政官員乃為人民而設,而不是廣大人民為行政官而設,」一份陳情書中說道。人們甚至要求在大法官轄區為窮人設立一委員會和免費的辯護人,預審必須公開,必須給訴訟人進行辯護的自由;    
  在刑事犯罪問題上,必須為被告提供一名顧問,在訴訟程序的一切行為中,法官必須由與被告人屬同一等級的一定數量的公民輔助,他們負責根據犯人的犯罪事實或不法行為宣佈判決;在這方面,人們援引英國憲法;刑罰輕重須依不法行為大小而定,刑罰對一切人平等;死刑判處更加稀少,所有體罰肉刑、刑訊拷問等等,均須取消;最後,囚犯的處境必須改善,刑事被告的處境尤其必須改善。    
  依照陳情書,人們必須設法使個人自由在陸海軍徵兵中受到尊重。必須允許將服兵役義務轉換為金錢給付,唯有三個等級都派出代表列席,才能進行徵兵抽籤,從而使紀律和軍事服從的義務與公民和自由人的權利相結合。用刀面抽打必須取消。    
  財產自由與不可侵犯。陳情書要求財產不可侵犯,除了必不可少的公益原因外,財產不受任何損害。在因公益而侵犯財產的情況下,政府必須給與高價補償,不得拖延。必須取消沒收充公。    
  商業、勞動和工業自由。必須保障工業和商業自由。因此,必須取消授予某些公司的控制和其他特權;必須將關稅線移至邊境。    
  宗教自由。天主教在法國是唯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必須給與每一個人信仰自由,恢復非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和財產。    
  出版自由、郵政保密不受侵犯。必須保障出版自由,法律須預先規定出於普遍利益的各項限制。除涉及教義的書籍外,任何人不受教會審查;其他書籍只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便知道作者和印刷者。許多人要求出版罪只能交由陪審員審判。    
  所有的陳情書都堅持,必須尊重郵政保密,它不受侵犯,從而使信件不至成為控告的理由和手段。陳情書直截了當地說道,拆讀他人信件是最可惡的間諜行為,因為它侵犯了公眾信仰。    
  教學,教育。貴族階級的陳情書只談到要求積極關心贊助教育,把教育擴大到城市和農村,依照符合孩子們的預期目的的各項原則領導教育;特別要給孩子們進行國民教育,教會他們公民的權利與義務。陳情書甚至要人們為孩子們撰寫教義問答,將憲法的要點用孩子們能夠理解的淺顯形式編寫。    
  儘管如此,陳情書並沒有指明為了便利推廣教育,應使用哪些方法;只限於呼籲為貧困貴族子弟建造教育設施。    
  必須關心人民。大量陳情書堅持要求對人民給與更多關心。許多陳情書申明反對警察規章中的濫用職權,它們說道,大量手工業者和有用公民往往不經正式審判就被任意投入監獄、國家監獄等處,其原因往往是由於犯了錯誤,甚至單單是受懷疑,這種作法損害了天賦自由。所有陳情書均要求徹底廢除勞役制。多數大法官轄區要求允許贖買使用領主磨坊、麵包烘爐等稅,允許贖買通行稅。大量陳情書要求減輕許多封建捐稅,廢除世襲領地稅。一份陳情書說道,方便土地買賣對政府有利。這理由恰恰是人們為一舉廢除一切領主權利和出售不可轉讓的法人財產而即將提出的理由。許多陳情書要求減輕鴿捨權對農業的損害。至於專供保存國王獵物的設施,即當時名為王室狩獵總管管區,陳情書要求立即予以廢除,因為它們侵犯了財產權。陳情書要求以人民負擔較輕的捐稅取代現行捐稅。    
  貴族階級要求在農村設法普及富裕和福利;在農村建立粗布紡織廠,以便農閒季節僱用農村的人:每個大法官轄區均應在省政府監督下,創設公共糧倉,以防備饑荒,將食品價格維持在一定比率上;設法使農業完善,改善農村的境遇;    
  增加公共工程,尤其是要致力排干沼澤,防備洪澇,等等;最後,要在所有各省鼓勵商業和農業。    
  陳情書要求將濟貧院分為設在各區的小型收容所,取消那些乞丐拘留所,代之以慈善工場;在省三級會議領導下,設立救濟金庫,為了免費為窮人治病,由各省出資,將外科醫生、醫師、助產士分散到各區去;法庭對人民應永遠免費;最後應為盲人、聾啞人、棄嬰等等創建各種設施。    
  儘管如此,在所有這些問題上,貴族階級一般來說,只限於表述他們的改革願望,不涉及如何執行的重大細節問題。    
  貴族階級不像下層教士那樣長期生活在下層階級當中,不像下層教士那樣接觸民間疾苦,故而他們很少考慮如何醫治這些苦難。    
  關於錄用貴族擔任公職、貴族地位的等級制和榮譽特權問題。尤其是,或者說僅僅是在貴族等級制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問題上,貴族階級背離了要求改革的普遍精神,他們作出了若干重要讓步,但卻固執於舊制度的種種原則。他們感覺到他們在這裡正在為自身的生存而戰鬥。貴族階級陳情書堅決地要求維持教士和貴族特殊等級的地位。陳情書甚至要求多方設法保持貴族等級的完全純粹;因而禁止以金錢為代價獲取貴族頭銜,在某些場合不許再授予,唯有長期為國家立功效力,方可榮膺。陳情書希望對假貴族進行追查和起訴。所有陳情書最後都堅持要求維護貴族的全部榮譽。有一些陳情書要求給貴族頒發一種從外表即可認出的特殊標記。    
  再也想像不出比這樣的要求更典型、更能證明已經存在於貴族與平民間的完全相似了,雖說社會地位還有差異。總的說來,在這些陳情書裡,貴族雖然對許多權益表現極其隨和,卻拚死固執於他們的榮譽特權。他們要保持他們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他們還想發明那些他們沒有的特權,他們已經感到自己被捲入了民主浪濤,他們懼怕葬身其中。多麼稀奇古怪的事!他們憑本能感到這種危險,卻對此沒有認識。    
  至於職務的分派,貴族要求取消捐納法官職位;當事關這類職務時,所有公民都能由國民推薦給國王,國王依其年齡能力一視同仁地加以任命。至於軍階問題,多數陳情書認為不應排斥第三等級,所有軍人只要有功於國,均有權晉陞,直至最高官位。「貴族等級不贊成任何將第三等級關在軍職大門外的法律」,幾份陳情書這樣寫道。貴族要求保留直接擔任軍官無須經由低級軍階的貴族特權。而且幾乎所有陳情書都要求確立固定的適用於一切人的軍階分配規章,不得將軍銜全部留作恩典,除高級軍官外,其他各軍階可憑年資取得。    
  至於教士職務問題,陳情書要求恢復有俸聖職選舉制,或者至少由國王創設一委員會,在有俸聖職分派問題上向國王提出意見。    
  陳情書最後說道,從今以後,分發年金時必須更有識別力,不再集中在某些家庭,任何公民不得同時有一份以上年金,不得同時領取超過一個職位的官俸;必須廢除職位承繼人的指定權。    
  教會與教士。當問題不再涉及貴族階級的權利和特殊結構而涉及教會的特權和組織時,貴族階級就不再那樣仔細斟酌;他們圓睜雙目,盯住弊端。    
  貴族階級要求教士不得享有免稅特權,必須償付債務,不得轉嫁給國民,修道會必須深入改革。多數陳情書宣佈,這些修會背離教會精神。    
  多數大法官轄區要求減輕什一稅對農業的危害;甚至有大量陳情書要求廢除什一稅。一份陳情書說道:「什一稅的最大部分是由那些本堂神甫徵收來的,這些人卻最少用它來為人民謀得精神上的佑護。」可見第二等級在其話語中,不大寬容第一等級,對於教會也不再彬彬有禮。許多大法官轄區正式承認三級會議有權取消某些宗教等級,將教會財產另作他用。17個大法官轄區宣佈,三級會議有權制訂教規。許多大法官轄區說道,宗教慶典節日太多,損害農業,助長游手好閒,必須大量廢除,將它們推遲到禮拜天。    
  政治權利。關於政治權利,陳情書承認,所有法國人均有權直接或間接參與政府,這就是說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但須保持地位等級制;因而個人只能在本等級內進行提名和被提名。這一原則確定以後,代議制度的建立就必須確保國家的所有等級皆可認真參加國家事務的領導。    
  關於三級會議議會內的表決方式意見不一:大多數人要求按等級分開投票;一些人認為捐稅表決應屬例外;另一些人最後要求這樣的表決方式應成為定例。他們說道:「必須依人頭不依等級計算選票,這乃是唯一合理的形式,唯一能夠擺脫和消滅團體利己主義這一萬惡之源的形式;它能使人們和衷共濟,將人們引向國民有權希望議會達到的結果,即它是一個既愛國,又具有偉大品德,並由知識武裝起來的議會。」    
  不過,由於這項革新如操之過急,在目前的精神狀況下可能有危險,所以許多人認為,採用時必須謹慎,必須由議會來判斷是否最好將實行依人頭表決這件事推遲至下幾屆三級會議。在一切情況下,貴族階級要求每一等級都有權保持一切法國人所應有的尊嚴;因此,必須廢除在舊制度下第三等級被迫服從的那些侮辱形式,例如下跪:「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下跪有損人的尊嚴,這種景像在天生平等的人與人之間,顯出一種與人的基本權利不相容的卑下感」,一份陳情書寫道。    
  關於政府形式應採取的制度和憲法原則。關於政府形式,貴族階級要求維持君主政體,保護國王本人的立法、司法、行政權,但同時要確立根本法,以保障國民執行權力的各項權利。    
  因此,陳情書全都宣佈,國民有權召集三級會議,三級會議成員的人數要足以保證議會獨立性。陳情書要求,三級會議今後要定期召開,每次新國王繼位時也應召開,不必發放召開會議通知書。許多大法官轄區甚至希望這種議會為常設議會。如果三級會議不能按法律指定期限如期召開,人們有權拒納捐稅。少數陳情書要求在兩屆三級會議間隔期間,必須建立一個中間委員會,負責監督王國政府,但是大多數陳情書明確反對建立中間委員會,宣稱這樣的委員會完全違反憲法。理由很奇怪:他們擔心與政府並存的這個小議會會被政府的挑唆所誘惑。    
  貴族階級要求取消大臣解散議會的權力,大臣們若用陰謀詭計破壞議會秩序,將依法受到制裁;任何政府官員,任何與政府有某種依附關係的個人,均不得成為議員;議員人身不受侵犯,陳情書說道,不得因發表政見而對議員起訴;最後,議會會議應公開,為了逐步邀請國民參與議會討論,將通過印刷渠道傳播討論情況。    
  貴族階級一致要求各項制約國家政府的原則均應實施於不同部分的領土的治理上;因此,各省、區、教區,必須建立由自由選出、定期任職的成員組成的議會。    
  許多陳情書認為,總督與總收稅員的職位必須取消;所有陳情書都認為,今後唯有省議會負責攤派捐稅,監督省裡的特殊利益。陳情書認為區議會和教區議會也同樣如此,它們今後只依附於省三級會議。    
  權力區分。立法權。關於國王和聚集在一起議事的國民之間的權力區分,貴族階級要求,法律只有經三級會議和國王同意,並在負責維持其執行的法院註冊,才能生效;唯有三級會議有權設立和確定捐稅數額;只有在一次三級會議召開到下次三級會議召開這段時間,才能同意給予津貼;所有未經三級會議同意而徵收或設立的捐稅均被宣佈為非法,凡下令徵收這種捐稅的大臣和徵稅員將作為貪污犯被提起訴訟;    
  沒有三級會議同意,同樣不准任何借款;唯有三級會議決定的貸款可以開放,政府要在戰爭和重大災害情況下使用這筆貸款,除非在最短期限內召開三級會議;    
  所有國庫均置於三級會議監督之下;三級會議確定各部門的支出,必須採取最可靠措施確保經過表決的收入不被超支。    
  大部分陳情書要求取消那些使人惱火的捐稅:以登記稅、百分之一得尼埃稅、批准稅等名目,匯總在國王領地稅務局名下。「單是稅務局這個名義就足以傷害國民,因為它宣佈本屬公民財產的真實部分的那些物品歸國王所有,」一份陳情書說道;所有未經讓與的領地均由省三級會議管理,任何有關財政問題的法令、敕令,未經國民的三個等級同意,不得頒布。    
  貴族階級的思想顯然是要將全部財政管理權通過三級會議和省議會授予人民,不論是借款和捐稅的規章制度,或是捐稅的徵收。    
  司法權。同樣,在司法組織上,貴族階級傾向於使法官的權力至少在很大部分上從屬於聚會議事的國民。許多陳情書就是這樣宣佈的。    
  「法官必須以其職守對聚會議事的國民負責」;法官未經三級會議同意不得被免職;未經三級會議同意,不得以任何借口擾亂法庭執行其職能;最高法庭的瀆職以及高等法院的瀆職須由三級會議審判。依照多數陳情書的意見,只有根據人民的推薦,國王才能任命法官。    
  行政權。至於行政權,則概歸國王所有;但也規定必要的限制,以防專權。    
  例如,關於行政管理,陳情書要求,不同部門的帳目須印刷出來予以公佈,大臣須對聚會議事的國民負責;同樣,國王在使用部隊對外防禦之前,必須將其意圖準確告知三級會議。在國內,這些軍隊只有經三級會議徵調才能用來對付公民。部隊的人數必須加以限制,平時僅留三分之二於第二兵員。至於政府僱傭的外國軍隊,必須離開王國中心,派往邊境。    
  讀貴族階級陳情書時,最使人感到驚奇、而任何摘錄都無法再現的事實,是這些貴族浸透他們時代的程度:他們具有時代精神,他們極其流暢地使用時代語言。他們談論不可剝奪的人權、社會公約固有原則。當涉及個人時,他們通常關心個人權利,當涉及到社會時,他們通常關心社會義務。政治原則在他們看來,同道德原則一樣絕對,二者均以理性為共同基礎。當他們提到廢除農奴制殘餘時,他們認為:問題在於消除人類墮落的最後痕跡。他們有時稱路易十六為公民國王,並多次談到危害國民罪,而這條罪狀後來被經常認為是他們發明的。他們同其他人一樣認為,應不遺餘力地發展公共教育,領導公共教育的是國家。一份陳情書說道,三級會議關心通過兒童教育中的變革,灌輸一種國民性格。和同時代其他的人一樣,他們對立法的統一表現強烈持久的愛好,然而觸及到等級存在問題時看法就不同了。他們和第三等級一樣,要求行政統一,度量衡統一,等等;他們提到各種改革,並希望改革徹底。按照他們的想法,所有捐稅,一無例外,均須廢除或改造;所有司法制度均須變革,領主司法除外,領主司法只需完善。對於他們像對所有其他法國人一樣,法蘭西是一塊政治試驗田,有一種政治模範農場,在這裡,一切均當翻轉過來,一切均當加以嘗試,除了生長著他們個人特權的小天地;還必須替他們說句公道話,就連這塊小場地,他們也沒有放過。總之,讀貴族階級陳情書時,人們能夠肯定,如果這些貴族是平民的話,他們就能發動這場大革命。    
  第176頁,第15行。    
  有人說,18世紀哲學的特點是對人類理性的崇拜,是無限信賴理性的威力,憑此就可以隨意改造法律、規章制度和風尚。應該確切地解釋一下:真正說來,這些哲學家中有一些人並不崇拜人類理性,而是崇拜他們自己的理性。從未有人像他們那樣對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舉出許多人,他們幾乎像蔑視仁慈的上帝一樣蔑視民眾。他們對上帝表現出一種競爭對手的傲慢,對民眾則表現出一種暴發戶的驕傲。真正恭敬地服從多數人的意志同服從神的意志一樣,對他們來說都是格格不入的。幾乎所有革命家後來都顯示出這一雙重性格。這與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其公民多數人的感情所表現的那種尊重相去萬里。在他們國家,理性對自身充滿自豪和信心,但從不蠻橫無禮;因此理性導致了自由,而我們的理性,只不過發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第188頁,第18行。    
  弗裡德裡希二世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豐特內爾和伏爾泰、霍布斯、科林斯、沙夫茨伯裡、博林布魯克之輩,這些偉人給宗教以致命打擊。這些人開始檢查他們一向愚蠢地崇拜的東西;理性打垮迷信;人們對自己一向相信的神話嗤之以鼻。自然神論造就了大量宗派信徒。假如說伊壁鳩魯主義嚴重地損害了異教徒的偶像崇拜,那麼自然神論今天也同樣嚴重地損害了我們祖先所接受的猶太教觀念。思想自由盛行英國,對哲學的進步貢獻很大。」    
  從上面這段話可看出,弗裡德裡希二世在寫這幾行字之際,亦即在18世紀中期,還是把當時的英國當作非宗教信條的發源地。在這裡,還可看到一件更驚人的事:一位最精通人文科學和國務科學的君主,看起來並不懷疑宗教的政治效用;他的老師們的精神錯誤,改變了他的精神的固有品質。    
  第208頁,第9行。    
  18世紀末期法國出現的這種進步精神,在同一時期也出現在整個德意志,而且到處都同樣伴隨著改革政治制度的願望,請看一看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對當時德國正在發生的事件所作的描述:    
  「18世紀下半葉,」他說道,「新的時代精神逐漸引入教會領地本身。人們在那裡開始改革。技藝和寬容到處深入傳播;在一些大國已經居統治地位的開明專制,在德意志已見端倪。    
  應該說,在18世紀任何一個時期,在這些教會領地上,從沒見過像法國革命前最後幾十年中那樣傑出、那樣值得敬重的一些君王。」    
  必須注意人們描繪的這幅圖畫多麼像法國當時呈現的圖景:改良與進步的運動在同一時期興起,最有資格進行統治的人物在大革命行將吞噬一切的時刻出現。    
  還應該承認,德意志的整個這一部分多麼明顯地被捲入法蘭西的文明與政治運動。    
  第209頁,第14行。英國人的司法立法證明,政治制度儘管有許多附帶的毛病,但不妨礙人們達到建立這些制度時既定的首要目標。    
  有些國家儘管政治體制的附屬部分不完善,但如果這些體制所遵循的總原則即精神富有生命力時,這些國家便具有繁榮昌盛的能力。這種現象再沒有比研究上世紀英國司法體制時更加清楚可見了。布萊克斯通向我們證明了這點。    
  首先,人們在英國發現兩大引人注目的多樣性:    
  1.法律的多樣性;    
  2.執行法律的法庭的多樣性。    
  一、法律的多樣性。1.英格蘭本土、蘇格蘭、愛爾蘭、大不列顛的各歐洲附屬地,諸如馬恩島、諾曼底群島等等,以及各殖民地,法律都彼此不同。    
  2.在英格蘭本土有四種法律:習慣法、成文法、羅馬法、衡平法。習慣法本身分為通行全王國的普通習慣法;行於某些領地、某些城市,有時僅僅行於某些階級的特殊習慣法,例如商人習慣法。這些習慣法有時彼此大相逕庭,例如那些與英國法律的普遍傾向相對立的習慣法,規定所有的子女平均分享遺產(gavelkind),而更奇特的是,給與最年幼的子女以長子繼承權。    
  二、法庭的多樣性。布萊克斯通說道,法律設置了不同的法庭,呈現出驚人的多樣化;請看以下的大略分析。    
  1.首先有英格蘭以外建立的法庭,如蘇格蘭和愛爾蘭法庭,它們並非總是從屬於英國最高法庭,儘管它們最後都須通往英國貴族法庭,我想。    
  2.至於英格蘭本土,假如我沒忘記的話,那麼布萊克斯通的分類中計有:    
  (1)11種根據普通法而存在的法庭,其中4種真正說來,似乎已經廢棄不用;    
  (2)三種裁判管轄區擴及全國,但只用於某些方面的法庭;    
  (3)10種帶有特殊性的法庭。其中之一由地方法庭組成,地方法庭由最高法院的不同法令創設,或根據傳統而存在,或是在倫敦,或是在各郡的市鎮。這類法庭為數眾多,其結構和規則五花八門,作者也無法細述。    
  因此,若參照布萊克斯通之說,僅僅在英格蘭本土,在他進行寫作的那個時代,即18世紀下半葉,便存在24種法庭,其中有許多又細分為大量各具特色的法庭。假如撇開自那時期幾近消失的幾種法庭,剩下的還有18種或20種。    
  現在,如考察一下這個司法制度,便不難看到它含有各種不完善性。    
  儘管法庭繁多,卻常常缺少離訴訟人很近、花費很少、能就地審判小案件的第一審小法庭,這就使司法阻塞,並且昂貴。同樣的案件隸屬許多法庭管轄,因此第一審開始就不明不白。幾乎所有上訴法庭在某些情況下都進行初審審判,有些時候普通法法庭,另一些時候衡平法法庭,進行初審審判。    
  上訴法庭花樣繁多。唯一中心點為英國貴族上院。行政訴訟與普通訴訟並不分開;這在大多數法國法學家看來是一大畸形。最後,所有這些法庭都要在四部不同的立法中汲取裁決理由,其中一部只是由先例確立,另一部衡平法的確立根據不明,因為其目的最經常的是抵禦習慣法或成文法,通過法官強行修正成文法或習慣法中過時或過於苛刻的東西。    
  英國司法的缺陷確實不少;將英國司法的這架龐大古老的機器同法國司法制度之現代化工廠相比,將英國司法中明顯的複雜、不一致與法國司法制度的簡單、一致、連貫相比,英國司法的缺陷一定會顯得更為突出。然而,自布萊克斯通那個時代以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英國那樣徹底達到司法的偉大目的,這就是說,在英國,不管一個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控訴個人或是國王,他都更有把握使世人聽到他的控訴,而且在英國所有的法庭都可找到維護他的財產、自由與生命的最好保障。    
  這並不是說,英國司法制度的缺陷有助於實現我這裡所說的司法的偉大目的;這只是證明,在一切司法組織中,都有次要的缺陷,它們對司法的這一目的僅有輕微的危害;在一切司法組織中,還有其他一些主要的缺陷,不僅危害司法的這一目的,而且會將它毀壞,儘管它們帶有許多次要的完美性。第一種缺陷最容易被發覺,通常最先驚動民眾精神的就是這些。正像人們所說,它們一目瞭然。另一種缺陷常常更為隱蔽,發現或指出這些缺陷的並不總是法學家或其他操此職業者。    
  此外請注意,同樣的品質可以是次要的或是主要的,依時間和社會政治組織而定。在貴族制時代,在不平等時代,試圖在法庭面前減少某些個人特權,為歸法院管轄的弱者提供保障,以對付歸法院管轄的強者,試圖使國家行為居統治地位,這一切,當只涉及兩個臣民之間的訴訟時,自然是公允的,並且變為主要的品質,但是,隨著社會狀況和政治體制轉向民主制時,它的重要性便減少了。    
  如果根據這些原則研究英國司法制度,就會發現,儘管存在所有那些使我們鄰邦的司法變得模糊、阻塞、遲緩、昂貴和不便的缺點,但是人們採取了無數預防措施,使強者絕不能以犧牲弱者而得益,使國家絕不能以犧牲個人而得利;人們越是深入這種立法的細節,就越會看到,英國司法制度為每個公民提供了一切自衛武器,這裡的各種安排,都是為了給每個人提供最大的保障,以對付不公正、對付法官的賣官鬻爵,在民主時代,這類賣官鬻爵更為平常,尤其危險,它是從法庭對國家力量的屈從中產生的。    
  基於所有這些觀點,英國司法制度儘管現在仍存在大量次要的缺點,我卻覺得它勝過法國的司法制度。當然,法國司法制度幾乎沒沾染英國司法制度的缺陷,但也無法提供同樣程度的英國司法制度的主要品質;它為每個公民進行私人間的爭辯提供出色的保障,但在個人對付國家的保障上軟弱無力;而在法國這樣的民主社會中,這是必須永遠加強的一個方面。    
  第228頁,第2行。    
  大革命並不是因為這種繁榮而發生的;但是那種必然產生大革命的精神,那種積極活躍、不安現狀、機智靈敏、銳意革新、雄心勃勃的精神,那種新社會的民主精神,正在開始推動一切事物,在瞬息間顛覆社會之前,它已足以促進社會動搖和發展。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附錄一 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我並不是想在這裡詳細研究大革命時期尚存在的各個三級會議省的情況。    
  我只想指出三級會議省的數量,使人們瞭解在哪些三級會議省地方生活依然活躍,說明它們與國王政府處於何種關係,它們在哪個方面脫離我前面陳述的共同規章,又從何處回到這些規章,最後,通過它們當中的一個例證,使人們管中窺豹,舉一反三。    
  法國大多數省份一直存在三級會議,就是說,每個省均在國王政府之下,如當時人們所說的,由三個等級的人治理,這就是說是由教士、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代表組成的議會治理。    
  同中世紀其他政治制度一樣,這種省政體幾乎在歐洲所有文明國家都可以找到,且具有同樣的特徵,至少在滲透了日耳曼風尚和思想的地方是如此。在德意志的很多邦裡,三級會議一直存在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有些地方三級會議被廢除,那也只是到了17和18世紀期間才消失。兩個世紀以來,君主們處處對它們發動戰爭,時而是暗中的,時而是公開的,但從未間斷。他們從來不設法按照時代的發展來改善這體制,只是一有機會,別無他策時,便試圖摧毀它或使它變形。    
  1789年,在法國只有五個幅員較大的省份和幾個微不足道的小區還有三級會議。真正說來,只有兩個省——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還存在省內自由;其它各省,三級會議機構已完全喪失活力,徒有虛名而已。    
  我要單獨論述朗格多克,把它作為特殊考察的對象。    
  在所有三級會議省中朗格多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它擁有2000個村社,或像當時人所說,2000個共同體,居民近200萬。此外,正如它最大,它也是所有三級會議省中治理得最好、最繁榮的省份。因而我挑選朗格多克是很合適的,它可以說明舊制度下省內自由的情況,以及在省內自由最發達的那些地方,這種自由在何種程度上從屬於國王政權。    
  在朗格多克,三級會議只有經國王特別命令,由國王每年將召開會議通知書個別發給所有三級會議成員,才能舉行;    
  一位譏評時政的人因而說道:「構成三級會議的三個團體,其中之一——教士,系由國王指定,因為國王提名主教職位和有俸聖職,其他兩個團體亦然,因為王室有權下令禁止三級會議任何一位成員參加會議,而並不需要將他流放或提交訴訟。只要不通知他開會便足夠了。」    
  三級會議不僅必須按國王指定的日期召開,也須按他的指定日期散會。會議的時間,按御前會議的規定通常為40天。    
  國王派代表出席會議,他們隨時可以參加會議,並負責在會議上陳述政府的意願。此外,三級會議處於嚴密監督之下。它們無權做出重大決策,無權決定任何財政措施,除非它們的決議得到御前會議的判決批准;哪怕是一項捐稅、一筆貸款、一樁訟案,都得經國王特別批准。三級會議的所有普通規章,甚至有關會議召開事宜,均須得到批准才能生效。它們的收支,用今天的說法叫預算,每年也要受同樣的控制。    
  此外,在朗格多克,中央政權還執行它在其他所有地方得到承認的同樣的政治權利;中央政權頒布的法律,它不斷制定的普通規章,它採取的一般措施,在朗格多克亦如在各財政區一樣適用。同樣,中央政權在這裡執行政府的一切天然職能;它在這裡有同樣的警察和同樣的官員;它在這裡如在各地一樣,不時創設大量新官員,朗格多克省必須高價購買這些官職。    
  像其他省一樣,朗格多克也由總督統轄。這位總督在各區都有總督代理,總督代理與共同體首領通信往來,並領導他們。總督像在財政區完全一樣,執行政府監護制。遠在塞文山脈峽谷的最小的村莊,除非得到來自巴黎的御前會議的判決,無權花費哪怕一文錢。今天被稱作行政訴訟的這一部分司法權,在朗格多克亦如在法國各地一樣廣泛推行,甚至還更甚。總督初審決定所有路政問題;他判決有關道路問題的所有訴訟案件;一般來說,所有涉及政府或被認為與之有關的案件,均由總督宣判。和別處一樣,政府也袒護所有官員,免受被其欺壓的公民的貿然起訴。    
  那麼,朗格多克區別於其他省份並受人羨慕的特殊之處是什麼?有三件事足以使朗格多克完全不同於法國其他地方:    
  1.它有一個由重要人物組成的議會,受到居民的信任和王權的尊重,任何中央政府官員,或按當時話說,任何國王官員,均不得參加會議,人們每年在議會中自由而嚴肅地討論本省的特殊問題。只要把王國政府置於這個光明之源的左右,它就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使其特權,儘管其官員和本能並無變化,它卻會處處與過去情況迥異。    
  2.朗格多克有很多由國王或其代理人出資興辦的公共工程;還有其他一些工程,中央政府提供部分資金,並領導大部分施工;但是,為數最大的工程卻是朗格多克省單獨出資施工的。一旦國王批准這些工程的規劃和費用,便由三級會議選定的官員負責施工,由三級會議內部聘用的專員負責督察。    
  3.最後,朗格多克省有權按照自己選擇的方法,自行徵收部分王家捐稅以及獲准設立的供自己需要的全部捐稅。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朗格多克從這些特權中能得到的好處。為此值得下功夫仔細觀察。    
  在各財政區,最令人驚奇的是幾乎完全沒有地方捐稅;普通捐稅常帶壓迫性,但省裡卻幾乎未為自己花分文。相反,在朗格多克,每年用於省內公共工程的金頷巨大:1780年,每年超出200萬里佛。    
  中央政府有時對如此龐大的開支感到吃驚;它擔心朗格多克省因耗費過大,財力枯竭,無法完納應繳中央政府的那部分捐稅;它指責三級會議毫無節制。我讀過一份三級會議答覆這類批評的報告。我打算逐字逐句摘錄它的內容,這比我的全部口舌都將更好地描繪出這個小小政府所依據的精神。    
  在報告中可以看出,朗格多克省確實已興辦並繼續興辦著巨大工程;但是,人們並未為此請求諒解,而是宣佈,如果國王不反對,朗格多克省將日益走這條道路。它已經改善或修復穿越全省的主要河道,並致力於延長路易十四時開鑿但現已不夠用的朗格多克運河,它穿越下朗格多克,經由塞特和阿熱,直抵羅訥河。它已使塞特港變為商用,並以重金加以維修。人們特別指明,所有這些開支不僅具有全省意義,而且更具有全國意義,然而朗格多克由於獲益比其他省多,所以負擔這些開支。它同樣正在排干埃格—莫爾特沼澤,使之成為可耕地。但是它主要一心致力於道路:它已開通穿越全省以達王國各地的所有道路,且維護良好;甚至那些只溝通省內城市和鄉鎮的道路也已修好。即使是冬季,所有這些道路也極為出色,與鄰近大多數省份,如多菲內、凱爾西、波爾多財政區(點明財政區)那些堅硬崎嶇、保養惡劣的道路,形成鮮明對照。在這點上自有商業和旅行家的公論;它沒有錯,因為十年後遊歷此地的阿瑟·揚在遊記中寫道:「朗格多克,三級會議省!優等道路,修築不用勞役。」    
  報告繼續寫道,如果國王恩准,三個等級的計劃還不止於此;它們將著手改善共同體的道路(鄉間小道),這種道路和其他道路同樣有益。人們指出:「因為,如果糧食不能走出所有者的糧倉而來到市場,它們怎麼可能運往遠方?」報告進一步說道,「在公共工程問題上,三級會議的信條一貫是,應該注重的不是工程的宏偉,而是工程的用途。」河流、運河、道路給與土地和工業產品以價值,隨時可以將這些產品廉價運往所需要的各個地方,藉此,商業才能深入全省,儘管工程少不了開銷,但朗格多克卻因此富裕起來。此外,由於全省各地同時有節制地、幾乎平衡地興辦此類工程,各處的工資價格穩定,貧民得到救濟。朗格多克省在結束報告時,有幾分驕傲地說道:「國王無須花錢在朗格多克創建慈善工場,像他在法國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樣,我們不要求這份恩典;我們每年自己舉辦的有用工程可以取而代之,並給大家以生產性工作。」    
  我越研究這些由國王批准,但不由他倡議,而是由朗格多克省三級會議在它這部分公共行政職權範圍內制訂的普通規章制度,我越讚賞其中體現的睿智、公允和溫厚;我越覺得地方政府的做法勝過我剛剛在國王獨自管理的地方看到的一切。    
  朗格多克省劃分為若干共同體(城市或村莊),若干稱作主教區的行政區;最後,還劃分為稱為三個司法總管轄區。這些部分中,每一個都有獨自的代表權,都有單獨的小型政府,它們或是由三級會議領導,或是由國王領導。若事關公共工程,而工程和一個小政治團體利害攸關,那麼只要這個小團體提出要求,就可以動工興辦。若共同體的工程對主教區也有益處,主教區便應採取某種措施予以資助。假如司法總管轄區也受益,它也應提供贊助。最後,主教區、司法總管轄區、朗格多克省,均應援助共同體,即使事情只涉及該共同體的特殊利益,只要這項工程為它所必需,而又超出它的力量;因為,三級會議不斷地說道:「我們的體制的根本原則,就是朗格多克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團結一致的,都應該不斷地互相幫助」。    
  由省施工的工程必須長期準備,首先交與應援助工程的所有從屬團體進行審查;施工必須付錢:勞役是沒有的。我曾說過,在財政區內,因公徵收的業主土地補償費低廉或遲遲不予補償,而且常常根本沒有補償費。1787年召集的省議會裡怨聲載道的事項中便有此項。我甚至看到這樣的事:有人在估價以前,就毀壞或歪曲要占獲之物,從而剝奪了業主討還用這種方式欠下的債務的能力。在朗格多克,每一小塊從業主手中徵集的土地都必須在工程開始以前詳加估價,並在施工第一年內償清。    
  我詳細摘錄的三級會議有關不同公共工程的規章制度,中央政府認為十分恰當,雖然它沒有模仿,但表示讚許。御前會議在批准施行此規章制度之後,將它交給王家印刷廠印刷並下令作為文件,在所有總督中傳閱。    
  我前面就公共工程所說的完全適用於省行政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部門是稅收。尤其在稅收問題上,王國和省內,簡直判若兩個世界。    
  我在別處已有機會說明,朗格多克制訂軍役稅和徵收軍役稅所遵循的程序,有一部分就是我們今天徵收捐稅所遵循的程序。這裡我不想再重複;我只加一句話,朗格多克省在徵稅問題上十分讚賞這種方法的優越性,以至每次國王設立新稅,三級會議都毫不猶豫地以重金買下徵稅權,通過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員徵收。    
  儘管上面列舉的各種開支,朗格多克的情況卻井然有序,它的信用十分穩固,連中央政府也向它求助,並以省的名義向它借款,朗格多克向國王貸款條件之優越,勝過省內自我貸款。我發現在最後若干年裡朗格多克以本省為擔保借給國王7320萬里佛。    
  但是政府和大臣們對這些特殊的自由大不以為然。黎世留首先損壞這些自由,然後將其廢除,懦弱而不問政事的路易十三什麼也不欣賞,對這些自由深惡痛絕;布蘭維利埃說,路易十三對外省的所有特權感到恐懼,只要聽到有人提起它們的名字便怒火沖天。脆弱的靈魂對迫使他們花費精力的事物非常憎恨,其強度是無法想像的。他們所剩餘的男子漢氣概全部都用在那裡,這些靈魂在別的場合都虛弱不堪,而在這裡卻差不多總是顯得強壯有力。幸好朗格多克的舊政體在路易十四童年時期得以恢復。路易十四把它視為自己的業績,十分珍重。路易十五將它吊銷了兩年,之後,又讓它復活。    
  設立市政官員使它冒一定的風險,雖說不是直接的,但仍不小;這項討厭的制度不光摧毀了城市政體,而且還改變了省體制的性質。我不清楚省議會裡第三等級的議員是否從來都是經過選舉的,但是很久以來,他們已不再如此;城市市政官員在三級會議裡是資產階級和人民的唯一法定代表。    
  只要城市本身通過普選,自由地選出行政官——並且經常任期極短,那麼那種沒有受特殊委託僅憑一時利益而授予的權利,就不大引人注意。在三級會議內,市長、行政官或行會理事忠實地代表全體居民的意志,並以全體居民的名義講話,彷彿他們是由全體居民特意選定的。人們懂得,這同那種花錢買來治理同胞權利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種人代表的只是他自己,或者至多只代表他的小集團的微小利益或細微情感。然而,這位通過競爭獲得權力的行政官卻保持民選行政官所具有的權利。這就立刻改變了整個制度的特徵。在各省議會中,坐在貴族和教士的身旁和對面的,不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幾個孤立、拘謹、毫無能力的資產者,第三等級在政府中日益處於附屬地位,儘管這時第三等級在社會上日益富有強大。朗格多克的情況卻不同,隨著國王設置官職,朗格多克省總是特意向國王購買官職,它為此目的結下的債務,1773年一年即高達400萬里佛以上。    
  其他一些更帶關鍵性的原因促使新的精神滲透到這些古老制度中,使得朗格多克三級會議具有超出所有其他省三級會議的無可爭論的優越性。    
  朗格多克省和南方大部分地區一樣,軍役稅是真實的而非因人而異的,這就是說,軍役稅的制訂是根據財產的價值而不是根據所有主的地位的。確實,省內有些土地享有免交軍役稅的特權。這類土地過去曾為貴族土地;但是,由於時代和技藝的進步,這些財產中有一部分已落入平民手中;另一方面,貴族已變成許多繳納軍役稅的財產的所有主。這樣從人身轉移到物的特權無疑更加荒謬,但是它卻極少為人們所感覺,因為它不再帶侮辱性,儘管它依舊使人不快。由於它不再牢牢地與階級這一思想聯結,不為其中任何一個階級創造與其他階級格格不入或對立的利益,它便不再反對所有階級共同關心政府事務。在朗格多克,各階級實際上都加入了政府,在政府中,他們的地位完全平等,這是其他任何地方望塵莫及的。    
  在布列塔尼,貴族有權以個人身份全部出席三級會議,這就使三級會議類似波蘭議會。在朗格多克,貴族只有通過代表參加三級會議,23名貴族在三級會議中便代表了其他所有貴族。朗格多克省23名主教代表教士出席會議,而尤應指出的是城市在三級會議中的選票與頭兩個等級相等。    
  議會是單一性的,故而議事不依等級,而依人頭,第三等級在議會中也就必然舉足輕重;逐漸地,第三等級把自己的精神滲透到整個團體當中。況且,名為總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員以三級會議的名義,負責領導日常事務,他們總是法律界人士,就是說,都是平民。貴族儘管有力量維持自己的地位,卻再也無力量獨自統治。而教士呢,儘管大部分是由貴族組成,卻與第三等級十分融洽,熱情參與第三等級的計劃,共同攜手工作,以促進所有公民的物質繁榮,發展他們的工商業,並經常以自己廣博的人事知識和處理事務的罕有幹練為第三等級服務。前往凡爾賽宮與大臣們就那些使王權與三級會議衝突的有爭執的問題進行辯論的,幾乎總是一位由人們選定的教士。可以說,整個18世紀期間,朗格多克是由資產者治理的;他們受貴族的控制,得到教士的幫助。    
  由於有了朗格多克這種特殊政體,新的時代精神才得以平穩地滲透到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麼也不破壞,就改變了一切。    
  其他各處本來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倘若當初那些君主不是僅僅考慮坐穩江山,他們只要把用於取消或歪曲省三級會議的一部分的頑固勁頭和氣力拿出來,就足以使省三級會議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於完善,並使之全部適合現代文明的需要。           
《舊制度與大革命》 
托克維爾著 馮棠譯        
附錄二 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    
   第一部分    
  法蘭西對今日人類命運的影響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這只有未來才能知道。然而沒有人能懷疑這種影響確實存在過,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國人何以能通過武力、文字、或榜樣引起這些重大變化,那麼人們會發現在諸多原因中,下面這個應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數百年來,所有歐洲古老國家都在默默地從事摧毀國內的不平等現象。法蘭西在自己國家中激發了革命,而革命在歐洲其他地區則步履艱難。法蘭西第一個清晰地看準了它的意圖,而其他國家只在猶豫不決的探索中感到這種要求。它隨手摘取500年來流行於世的思想精粹,在歐洲大陸上一舉首創這門新科學,而其鄰國歷盡千辛萬苦,只彙集了這門科學的枝葉。法國人敢於說出別人還只敢想的東西;別人尚在模糊的遠景中夢幻的事物,法國人卻不怕今天就付諸實施。    
  封建歐洲長期被分割為幾千個各類主權國。每國,以至每個城市,當時互相隔絕,各行其事,所採取的辦法和觀點各不相同,人們並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愛它們,只是因為對他們合適而已。    
  到中世紀末期,呈現一片混亂:各國互相觀望,互相滲通,互相瞭解,互相模仿。每個民族都對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鄰國又未見到更完美的東西。於是很自然地就出現一套共同制度的設想,這種制度正因為它既非本國的,也非外國的,所以能適用於無論何時何人。    
  正當人們思想尚在猶疑,並開始想從舊軌道的束縛中擺脫出來之時,法蘭西人民一舉而割斷與往昔的聯繫,踐踏舊習俗,摒棄古風尚,掙脫家庭傳統,階級偏見,鄉願精神,民族成見,信仰統治,宣佈真理只有一個,不隨時空而改變,真理是絕對的而決非相對的,必須在事物深處去尋找真理,不拘形式,並宣稱每個人都能發現真理,而且應該實行真理。    
  人們往往談論法國思想產生的影響,這是不對的。作為法國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們是從普遍的角度,我敢說從人的角度去掌握這些思想的。法國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於他們的哲學方法,而不是由於他們的哲學,他們是第一個敢於大力使用這種方法;是由於他們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結果。他們的哲學只適用於他們自己,但他們的方法可以作為一種工具,所有從事於破壞的雙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蘭西只是居於兩大革命,即政治革命與哲學革命,民族革命與思想革命的領先地位,它並未製造這些革命。    
  從這裡可以看出它的鼓動力。法蘭西的力量主要並不在於它在自身中發現了什麼,而是在它所推動的那些人中間所發現的東西。它的行為像羅馬一樣:帶著異邦人去征服異邦。法蘭西並未在它周圍散佈革命種子,它只是培養存在的種子;它決非創世的上帝,而是破曉的曙光。    
  50年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國人的革命影響,其中大多數雖然受到影響卻不知其所以然。它們聽其一種共同力量的推動而不知動力為何。走遍法蘭西鄰國的觀察家不難發現,在那裡,許多事件、習俗、思想都是法國革命的直接或間接產物,但他們同時也覺察到就在這些地方,人們對這次革命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國本國所引起的結果一無所知。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其鄰國發生更大的影響,而又如此不為其鄰國所理解。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在英國尤其明顯。    
  這兩個西方大國20年來和平相處,進行了重大的交流。    
  許多習慣已成為兩國人民所共有,許多觀點互相滲透。法國人從英國法律中吸取了憲政自由的原則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國見到的若干民主風尚以及在那裡宣揚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論,看來都來自法國。然而這兩個民族在天然秉賦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異,以致即使他們不再相互仇視,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瞭解。英國人周遊法國,每日東西南北無處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裡發生的事情。在倫敦可以讀到關於東西印度發生事件的詳細記載的出版物,人們大體上瞭解生活在我們對角地帶人民的社會政治狀況。    
  但是英國人對法國各種制度只有一個膚淺的概念,他們對法國內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見、發生的變化、流傳的習俗一知半解。他們不知道其近鄰的黨派劃分、居民類別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聽途說。每人抱住一種比完全無知更有害的半科學,絲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這兩大民族好似在陰暗處摸索,在微光下相覷,彷彿是無意中的巧遇。    
  這些書信的目的決不是詳細介紹法國的現狀,要是抱著這個目的,恐怕一輩子也達不到。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闡明若干重要問題,考察了這些問題一定能順利地引導善於思考的人們瞭解所有其他問題。    
  一些看不見的而又是幾乎萬能的鎖鏈把一個世紀的思想與前一個世紀的思想,把兒輩的志趣與父輩的愛好連結在一片。不論一代人如何徹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戰,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戰容易,要與他們截然不同很難。因此,要談論某一時期的民族而不講清它在半個世紀以前的情況,這是不行的。特別是涉及一個過去50年中一直處於幾乎不斷革命的狀態中的人民時,這一點尤其必要。那些憑道聽途說卻未曾仔細注視法國人民所經受的連續變革的外國人,只知道在法國人民內部發生了重大變化,卻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長的變遷中,舊的狀況有哪些部分已被拋棄,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來。    
  這第一部分的意圖是對1789年那場偉大革命以前的法國狀況作一些解釋,否則很難理解法國的現狀。    
  舊君主制末期,法蘭西教會呈現出在某些點上類似今天英國國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毀了所有巨大的個體組織,解散或壓低了所有團體,只給教士留下一種獨立生活的外表。教士保留了舉行年會的制度,在會上,自行制訂稅則;教士佔有王國巨大的不動產,並千方百計滲透到政府機關中去。儘管教會依舊服從天主教的主要信條,但對羅馬教廷則持堅決而且近乎敵對的態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無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為中所表現的同一專制傾向,他使法國教士脫離他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讓他們保留財富和勢力。他覺得他將永遠充當教士的主宰,由他親自選定教會首腦,並認為教士的強大對自己有利,因為教士強大,才能夠幫助他統治人民的精神,並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蘭西教會既是一個宗教機構,又是一個政治機構。在這位君主逝世至法國大革命這段時期,信仰逐漸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漸彼此疏遠。這個變化源於種種原因,在此不一一列舉。18世紀末,法國教士仍擁有財產;他們仍介入所有國家事務;但是全體居民的思想正從各個方面擺脫教士,教會作為政治機構的作用,已遠遠超過宗教機構作用。    
  要想使當今的英國人明白法國貴族當時狀況,並非易事。    
  英國人的語言中沒有一個詞語可將noblesse(貴族階級)這一法國舊概念精確表達出來。nobility(貴族)一詞比noblesse含義略多,而gentry(紳士)一詞則不足。aristocratie(貴族)也不是一個不加註釋就能使用的詞。aristocratie一詞的通俗含義一般是指各上層階級的整體。法國貴族階級是一個貴族團體;但是如果說僅僅它便構成了國家的aristocratie(貴族),那就錯了;因為在它左右還有同它一樣有教養,同樣富裕,而且幾乎同樣有影響的一些階級。因而當時法國貴族之於今天的英國貴族,乃是種對於屬的關係;它形成一個caste(種姓),而非一個aristocratie(貴族)。在這點上,它和大陸上所有貴族階級相似。這並非說在法國人們不能通過捐官或國王恩准而被封為貴族;但敕封貴族雖然使一個人脫離了第三等級的地位,卻不能真正將他引入noblesse(貴族階級)的地位。新封的gentilhomme(貴族)可以說正停留在兩個等級的界線上;比一個等級略高,比另一個等級略低。他從遠處望見那唯有他的子孫才能進入的福地。事實上,出身才是貴族階級吸取成員的唯一源泉;人們生而為貴族,卻不能變為貴族。    
  散佈在王國地域上的近2個家族構成這個巨大的團體,這些家族自稱在他們之間擁有某種理論上的平等,這種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權之上的。亨利四世說過:「我只不過是我的王國的第一貴族。」這句話繪出了18世紀末法國貴族中仍盛行的精神。不過,在貴族之間仍存在種種巨大差異;有一些人還擁有大宗地產,另一些人在父親的莊園周圍幾乎找不到維生之計。一些人在宮廷度過他們一生中絕大部分光陰;另一些人則在外省的深處,自豪地保持著世代相傳的隱身匿跡生活。對一些人,習俗打開了國家的顯職高位的道路,而對於另一些人,當他們達到了不高的軍階以後,便心滿意足,安靜地回到他們的家中,再也不出來。    
  若要忠實地描繪貴族等級,就不得不採用繁多的分類方法;必須區分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宮廷貴族與外省貴族,舊貴族與新貴族。在這個小小社會中,可以找到同全社會(小社會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幾乎同樣多的差異和階級。不過,人們在這巨大團體內仍可看到有某種一致精神。它使整個團體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規則,按照某些一成不變的慣例治理,並維持某些全體成員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紀所有其他貴族階級一樣,法國貴族從征服中誕生,昔日享受過和它們同樣多而且可能比它們還多的巨大的特權。法國貴族內部包含了幾乎全部知識和全部社會財富:    
  它擁有土地並統治居民。    
  但是,18世紀末期,法國貴族只不過徒有其名而已;它既喪失了對君主的影響,也喪失了對人民的影響。國王依然從貴族中遴選政府主要官員,但是他這樣作是本能地遵守舊慣例,並非承認一種既得權利。很久以來就不再存在那種能使君主為之震懾、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權的貴族了。    
  貴族對人民的影響則更小。在國王與貴族團體之間存在天然的姻親關係,因此,他們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覺之間,就彼此接近。但是貴族與人民的聯合卻非自然而然之事,只有極大的靈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並維持下去。    
  真正說來,貴族要想保持對人民的影響,唯有兩種方法:    
  統治人民,或與人民聯合起來,以便節制那些統治人民者,換言之,貴族必須繼續當人民的主人,或變成人民的首領。    
  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相反,正是王權過去與人民聯合,展開反對貴族專制的鬥爭,隨後,正是王權與貴族階級聯合,迫使人民服從。    
  另一方面,貴族很久以來就不再參與政府的具體事務,經常是由貴族領導國家的一般事務:他們指揮軍隊,擔任大臣,充斥宮廷;但是他們並未參與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參與同人民直接發生聯繫的事務。法蘭西貴族在自己的城堡裡閉門不出,不為君主所知,與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會每天都在運動,而法蘭西貴族紋絲不動。在他周圍,是國王的官吏,他們進行審判,制訂捐稅,維持秩序,為居民謀福利,並領導居民。貴族對黯淡閒散的生活感到厭倦,他們仍然有大宗財產,遂來到巴黎,在宮廷生活,這裡乃是顯示他們偉大之處的唯一舞台。小貴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過著游手好閒的生活,他們一無所為,令人厭煩。這樣,在貴族中,一些人雖無權力,但憑籍財富,本來能夠取得對人民的某種影響,卻甘願遠離人民;另一些人被迫與人民為鄰,在人民眼裡,他們卻暴露出貴族制度——他們彷彿是唯一代表——的無用和累贅。    
  法國貴族將公共行政管理的細務交給別人,一心追求國家的顯要官職,這就表明,法國貴族熱衷於權力的表象甚於權力本身。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遠。對外政策、一般法律對於每個公民的處境和福利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常常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卻與他們天天見面,不斷地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觸及他們;它影響所有細小利益,而這些正是人們對生活的深切關心的組成部分;它是人們敬畏的主要對像;它把人們的主要期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它通過無數無形的鎖鏈將他們縛住,在不知不覺中帶領他們。正是在治理村莊中,貴族奠定了後來用以領導整個國家的權力基礎。    
  對於那些尚存的貴族來說,可慶幸的是,力圖摧毀貴族的那股勢力,並不比貴族本身更瞭解貴族權力的這一奧秘。對我來說,假如我想在我這裡摧毀強大的貴族,我絕不費力去清除國王身邊的貴族代表;我絕不急於進攻貴族最顯赫的特權;絕不首先對貴族的立法大權提出異議;而是使貴族遠離窮人的住宅,防止貴族對公民的日常利益發揮影響,寧可容許貴族參與制定國家的普遍法規,也不讓貴族控制一座城市的警察;寧可把社會重大事務交給貴族處理;我讓貴族保持飛黃騰達的外表,卻從貴族手中奪走人民的心——權力的真正源泉。    
  然而法國貴族還保持一定數量的專有權利,使他們高高在上,有別於其他公民;但是人們很容易發現,在他們先輩的特權中,法國貴族只保留了那些使貴族令人憎恨的特權,並未保留那些使貴族受人愛戴或敬畏的特權。    
  貴族享有向軍隊輸送軍官的專有權利。無疑,貴族要是保持某種個人能力或強有力的團體精神,輸送軍官本是一種重要特權。    
  但是法國貴族既不具備前者,也不具備後者,他們在軍隊裡和在任何地方一樣,只不過是國王手中的被動工具。他們只想從國王那裡得到晉陞和恩寵,在戰場上,像在宮廷裡一樣,取悅國王。我所講的那種權利,對貴族家族有利,而對作為政治團體的貴族階級則毫無用處。在一個基本上崇尚武功、軍事榮譽歷來被視為最高俸祿的國家,這一特權激起了對享有特權者猛烈的仇恨和無法平息的嫉妒。它沒有使士兵聽命於貴族,卻使士兵成為貴族的天敵。    
  出身貴族的人免繳一部分捐稅。而且,他們對領地居民每年還徵收大量名目繁多的雜稅。這些權利並沒使貴族的財富增長多少,卻使他們成為仇恨與嫉妒的眾矢之的。    
  對享有特權者來說,最危險的特權是金錢特權。人們一眼就能看出這種特權的範圍有多大,等看清楚時,便十分不快。金錢特權所產生的金額有多少,它所產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榮譽、渴望領導國家的人,為數不是太多,但是不想發財致富的人卻少而又少。許多人對誰在統治他們可以不聞不問;但是對其私人財產的變化漠不關心的,卻寥寥無幾。    
  因此,金錢特權比起權力特權來,所給無幾,卻危害更大。法國貴族寧取金錢特權而捨棄其他,結果從不平等中保留下的是些有害無益的東西。他們折磨人民,使人民貧困,而沒有統治人民。他們在人民中出現,好似受君主寵幸的外國人,而非領路人和首領;他既無可賜與,便無法靠期望來維繫眾心;他們只能取得事先確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一成不變的數額,因而只招人憎惡,而毫不使人畏懼。    
  除了帶來收益的權利外,法國貴族還保持有大量純榮譽性的標誌;這就是爵位、公共場所中某些確定座位、穿戴某種服裝、佩帶某些武器。這些特權有一部分昔日曾為貴族勢力的天然附屬物;另一部分則是在這種勢力衰弱後作為其損失的補償產生的;這兩部分特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當權力的實在內容已被拋棄,還想保住權力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險的把戲;生氣蓬勃的外表有時能支持衰弱的軀體,但最常見的是,軀體最終被壓垮。表面強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卻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正在崛起的力量和正在衰落的力量都必須謝絕榮譽權利,而不要去追求它們。只有基礎穩固、力量雄厚的權威,才可以使用榮譽權利。    
  我對法律和慣例的論述同樣適用於輿論。    
  現代貴族已經拋棄了他們祖先的大部分思想,但是其中有許多極其有害的思想,他們卻頑固地堅持著;這些有害思想中為首的,就是禁止從事工商業的偏見。    
  這種偏見產生於中世紀,當時,佔有土地和統治人民是同一件事務。在那些世紀裡,不動產財富的概念與有權有勢的概念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相反,純動產財富的概念意味著地位低下和軟弱。儘管從那個時代以來,佔有土地與進行統治再也不是一回事,其他種類的財富激增,具有嶄新的重要性,然而輿論依然如故,產生偏見的那些原因已經沒有了,偏見卻還存在。    
  結果呢,貴族家庭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樣,面臨破產的危險,卻失去了發財致富的共同手段。從整體看,貴族階級不斷貧困化;他們拋棄了通向權力的直接道路後,也離開了能通向權力的間接道路。    
  不僅貴族不能依靠工商業發財致富,而且習俗禁止他們通過聯姻將如此得到的財富佔為己有。娶富家平民之女,貴族認為降低身份。可是結成這類性質的婚姻在他們並非罕見;因為他們的財產比他們的願望下降得更快。這種庸俗的聯姻使貴族階級某些成員富裕起來,最後卻使貴族階級本身失去了僅存的名聲威力。    
  在讚揚這些人超越了偏見以前,必須注意他們的動機。要對之下判斷,必須立足於採取行動者自己的觀點,而非立足於真理的普遍絕對的觀點。如果人們認為公眾輿論錯誤,所以反其道而行之,這肯定是件有德行的好事。但是,對於人類道德來說,因某種偏見妨礙自己而鄙棄它,這與因某種正確思想危及自己便拋棄它同樣危險。貴族階級起初認為娶平民女兒會降低身份,這是錯誤;繼而持此信念而與平民聯姻,這可能是更大的錯誤。    
  18世紀,有關替代繼承財產的封建法律依然有效,但是這些法律只能給貴族財產提供微弱的保護。    
  我傾向於認為,這些法律的影響經常被誇大了。我想,要產生巨大效果,這些法律便需要有特殊環境,而法律無法產生這些特殊環境,這不取決於法律。    
  當貴族並不因熱衷於發財致富日夜操心,而國民中的其他階級也差不多滿足於上帝安排給他們的命運時,替代繼承權在思想風尚方面所起的作用,終於造成整個社會的麻木和停滯。平民絲毫沒有比貴族更多的機會去獲得財富,而貴族也沒有機會失去他們的財富,因此,所有的好處都落在貴族手中;每一代人輕易地佔著上一代人的位置。    
  但是如果除貴族外,所有的人都在設法發財致富,那麼在這樣的國家中,貴族階級的財產很快就成了其他階級力圖攫取的共同獵物。每個人都會利用貴族的無知、衝動與弱點,爭先恐後地拚命將貴族擁有的大量非生產性財產納入普遍的商業活動中。不久,貴族階級自己也會迫不及待地參與這種活動。    
  既然平民只有拿財富這一共同特權來反對他們的敵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門的特權,他們當然會在貴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華富足。他們變成貴族模仿的對象,既要學他們的闊氣,又不知錢從何來,於是很快就產生經濟拮据,其收入趕不上需求。他們終於將保護他們的法律視同敵人,竭盡全力逃避法律。我決不是說,甚至在當時,替代繼承法沒有延緩貴族的破產;但是我認為,替代繼承無法阻止貴族的破產。法律按某一方向起經常作用,但還有一種比法律更活躍的東西,按相反方向起經常作用,這就是人類的衝動。    
  大革命爆發之際,法國的法律仍規定幾乎全部家產歸貴族的長子,貴族長子有義務將家產原封不動地傳給後代。可是大量來源於封建的領地已經脫離了貴族階級之手,其他許多領地已被瓜分。在貴族內部,不僅可以看到極富與極窮的人,這種現象與貴族的存在並不矛盾,而且還可以看到一群既不貧也不富、擁有中等財產的個人:這種形勢已經與民主制相似,而不與貴族制相似。若仔細考察貴族階級的結構,就會發現,真正說起來,貴族構成一個與其他階級對立的具有貴族權利的民主團體。    
  但是,在法國威脅著貴族生存的危險更多來自貴族周圍及貴族外部發生的變化,而非來自於其內部發生的變化。    
  隨著法蘭西貴族財富日蹙、權力喪失,國內另一個階級迅速佔有財產並靠近政府。貴族階級因而在兩方面都失敗,他們變得絕對地和相對地虛弱。似乎要在其廢墟上崛起的那個咄咄逼人的新階級,已取名第三等級。    
  要讓英國人懂得法國貴族是怎麼回事是十分困難的,同樣要向英國人說明第三等級指的是什麼,也絕非易事。    
  人們一開始可能認為,在法國,中等階級構成第三等級,它介於貴族和人民之間,實際並非如此。的確,第三等級包括中等階級,但是它也包括本來與中等階級格格不入的各種成分。最有錢的商人、最富足的銀行家、最幹練的工業家、作家、學者同小農場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種土地的農民一樣,均成為第三等級的一部分。實際上,非教士、非貴族的一切人都屬於第三等級:在第三等級中有富人和窮人,有目不識丁的人,也有有教養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級有自己的貴族,它已包括一個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寧說,它自己形成一個完整的民族;它與特權等級共同存在,但是沒有特權等級它照樣能獨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觀點、偏見、信仰、國民精神。1789年第三等級下令起草的用以指示其代表的陳情書中,非常清楚地表明這點。第三等級幾乎與貴族階級一樣擔心與對方混在一起;它宣佈反對以金錢為代價敕封貴族,因為這會使第三等級的某些成員混進貴族行列。在三級會議召開前夕舉行的選舉中,原來要在第三等級中投票的著名化學家拉瓦錫,被從選舉團中除名,理由是,他已購得有資格受封貴族的職位,因而喪失了與平民一起投票的權利。    
  這樣,第三等級和貴族雜處在同一塊土地上;但是它們形成兩個彼此迥異的民族,儘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卻形同路人。在這兩個民族中,一個在不斷恢復自己的力量,並獲得新的力量;另一個則每日有失無得。    
  法蘭西國民中這個新民族的產生,威脅著貴族階級的生存;貴族生活在完全孤立中,這對於貴族來說是更大的危險源泉。    
  第三等級和貴族之間存在的這種徹底分裂狀態不僅加速了貴族階級的衰亡,它還會摧毀法國的整個貴族制度。    
  貴族制度的產生和維持並非偶然;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樣,貴族制度也服從於某些也許並非不可能發現的固定規律。    
  無論在什麼社會裡,人們中間存在著一定數量獨立於人們制定的法律之外的真實的或約定的財富,這種財富在其性質上,只能屬於少數人所有。在這些財富中,我把出身、產業和知識置於首位;所有公民都高貴、有教養和富足的那種社會狀況是不可設想的。我所說的財富彼此間是非常不同的,但有一共同特點,即只能在少數人中分配,並由於同一原因,使所有擁有財富的人具有與眾不同的愛好和排他思想;這些財富因而形成同樣多的貴族成分,這些成分無論是分散的或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卻始終存在於各個歷史時期的所有民族內。當所有具有這類特殊優越條件的人,都同心協力從事治理工作時,就會有一個強有力而持久的貴族制度。    
  18世紀,法國貴族內部只擁有這些貴族制天然成分中的某些成分;若幹成分存在於他們之外。    
  貴族自我孤立於富足和有見識的平民之外,認為自己始終忠實於他們先輩的榜樣。他們沒注意到,當他們模仿其先輩的作法時,他們正背離了先輩曾達到的目標。在中世紀,出身確實是全部社會權利的主要來源;但在中世紀,貴族是富有的,他還把有學問的教士召到他身邊;整個社會都交給這兩種人,而當時人們認為社會應當如此。    
  但是到了18世紀,許多有錢人不是貴族,許多貴族不再富有;在知識方面,同樣可以這樣說。第三等級因此組成了作為貴族階級的一個天然部分,卻與主體相分離;由於它不支持主體,不可能不使之削弱;而且對主體作戰,必然把主體摧毀。    
  貴族的排他性不僅使第三等級的首領們脫離貴族階級的總的事業,而且還將使所有期望有朝一日變成第三等級的人脫離。    
  大部分貴族階級已經死亡,這並非因為貴族階級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為貴族階級要永久維持不平等,使一些個人得利,使另一些個人受害。人們憎恨的是某種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認為,貴族階級滅亡最經常是由於貴族特權的氾濫;相反,倒是這些巨大的特權,支持了貴族階級。假如每個人都相信有一天能進入傑出人物團體,那麼,這團體權利之大,一定會使它在尚未躋身其間者眼中變得無比珍貴。這樣,連這個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別說,進入貴族的機會是微小的:只要目標樹高,這也無關緊要。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飛黃騰達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標,你就不怕減少得標的機會。    
  一個窮人並非不可能最終掌權的國家,比起那些窮人沒有希望掌權的國家來,更易於將窮人永遠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權,這種臆想中的高昇的念頭,不斷地使窮人看不見他的真實苦難。這是一種完全憑運氣的賭博,可能的贏頭之大吸引著他的靈魂,全然不顧輸的可能。他愛貴族就像愛買彩票一樣。    
  法國存在的不同貴族成分間的這種分裂,在貴族內部佈置下某種內戰局面,從中獲利者唯有民主力量。第三等級主要成員受到貴族階級的排擠,因此,為了對貴族階級作戰,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著的時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卻很危險的原則。第三等級本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它反抗貴族階級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揚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與之敵對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鬥爭。    
  甚至在貴族階級內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擊,即使不是在原則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運用上。佩劍貴族傲慢地斥責穿袍貴族,穿袍貴族則抱怨佩劍貴族享受的優勢地位。宮廷貴族喜歡嘲笑鄉村貴族的微小領主權利,而鄉村貴族則對廷臣享受的恩寵感到憤怒。出身古老貴族世家的貴族看不起敕封貴族,敕封貴族則嫉羨前者的尊榮。不同種類特權者之間的所有這些非難指責,都損害著特權的總利益。人民對其頭領們的辯論冷眼旁觀,只從他們的言詞中取出對己有用的東西。在國民中逐漸傳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組織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應根據包含於平等之中的簡單普遍的思想。這些理論一直深入到貴族的頭腦中,他們雖然還享受著特權,卻也開始把擁有特權視為一種福份,而不視為體面的權利。    
  一般來說,習俗比法律跟隨思想更緊。貴族制的原則在政治社會中還佔上風,風尚卻已經變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開的人們之間,建立起無數各種各樣的聯繫。    
  對促進公民社會的這種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時所爭得的地位。    
  在財富是貴族制的唯一基礎或僅僅主要基礎的國家裡,金錢除了能給所有社會都帶來享樂之外,還能帶來權力。有了這兩種好處,金錢便將人的全部想像力都吸引過來,而且可以說,金錢最終變為人們追求的唯一榮耀。在這類國家裡,文學一般不大發展,因之文藝才能並不吸引公眾的注意。    
  在血統貴族統治的民族中,人們看不到為獲取財富而迸發的這種普遍衝動。人類心靈不會受同一慾望單方面的推動,而是歡迎人類愛好的天然多樣性。假如這些民族文明開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並推崇製造精神產品的人們。    
  許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視金錢,由於出身平民不愛經商,遂避而研究文學,文學研究成了他們的歸宿,他們追求文藝榮譽,這是他們可以得到的唯一榮譽。這樣,他們在政界之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無可爭議的顯赫地位。    
  在有錢就有權的那些國家裡,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與他擁有的財富有關,而財富每時每刻都會喪失和取得,因此貴族成員終日都在提心吊膽,生怕喪失自己佔有的社會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貴族特權。政界盛行的這種經常變動性,使貴族成員的靈魂處於永久不安的狀態。他們只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財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財產帶來的福利。他們不斷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丟失了什麼。他們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滿疑懼與嫉妒的視線,以便發現他們周圍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某個地方發生的一切,都會引起他們不安。    
  唯獨建立於出身之上的貴族階級,看到在它之外閃光的東西不太經心,因為貴族階級擁有一種優勢,依其性質,既不能被瓜分,也不會喪失。人可變富,但必須生來就貴。    
  法國貴族歷來向作家伸手,樂於與作家接近。18世紀尤其是這樣:這是個閒散的時代,貴族階級幾乎和平民一樣,被免去了治國職責,而知識正在傳播,給大家帶來了文學娛樂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統治下,貴族尊重和保護作家;但真正說起來,貴族並未與作家攙合在一起。他們分別形成兩個階級,彼此間經常接觸,但卻從不混同。到18世紀末,形勢改觀。並不是說作家已被允許分享貴族的特權,也不是說作家在政界已獲得公認的地位。貴族階級並沒有召喚作家加入貴族行列,而許多貴族卻置身於作家的行列。文學因此變成一個中立地帶,平等便棲身於此。文人和大領主在這兒相會,並不互相尋釁,也不互相害怕,在這世外桃源,盛行著一種想像的民主,在這裡每個人都回復其天然優勢。    
  這種形勢雖對科學和文學的飛速發展十分有利,卻遠不能滿足致力於科學和文學的人們。確實,他們佔有顯赫的地位,但這種地位並未明確,總是引起爭議。他們分享大領主的喜悅,但大領主的權利始終沒有他們的份。貴族和他們相當靠近,使他們能具體看到出身所賦予的所有好處,但貴族還和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以致他們無法分享或品嚐這些好處。在作家的眼前彷彿放著一個平等的幻影,當他們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這樣,貴族階級如此寵愛的作家們組成第三等級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們竟然在特權者的宮殿裡誹謗種種特權。    
  這一民主傾向不僅出現在經常與貴族交往的作家身上,而且出現在已變成作家的貴族身上。大多數成為作家的貴族高談闊論那些在作家中間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學說;他們絲毫未將貴族精神引進文學,反而將可以稱為文學精神的東西輸入貴族階級。    
  當上層階級逐漸衰落,中間階級逐步上升,一種無形的運動一天天使他們接近的時候,地產分配發生了變化,其性質格外有利於民主制的建立和統治。    
  幾乎所有外國人都想像,在法國,地產劃分只是從有關繼承的法律發生變化的年代,從大多數隸屬貴族的領地被沒收的時期才開始的,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革命爆發之際,大多數省份內,土地已被大量瓜分。法國革命只不過使個別地區的現象擴大到整個法國領土而已。    
  將地產聚集在某些人手中的傾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個是物質力量。征服者奪取被征服者的土地,並在少數同夥中瓜分。通過這種方式,原所有者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是還有其他方式,假如有人自願出讓權利。    
  我設想這樣一個民族,其中工商品業眾多,出產極其豐富,這個民族很有知識,每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發現工商業提供的所有發財機會。我假定,通過法律、風尚、舊思想的結合,地產在這一民族之中仍是尊重與權力的主要源泉。發財致富的捷徑是出賣土地,以便投資商業。相反,享受既得財產的最好方式是把錢從商業中抽回去購置土地;土地遂變為奢侈與雄心追求的目標而非貪財的對象。獲取土地時,人們渴望得到的乃是榮譽與權力,絕不是收穫。這樣一來,小片領地依舊出售,但人們只買大片領地。因為賣主和買主的目的和地位不同。前者相形之下,是一個追求富裕的窮人;後者是有錢人,要將大量多餘錢財用於享樂。    
  假如在這些普遍原因之上,再加上立法的特殊作用,——因為立法在有利於動產轉移的同時,卻使獲得土地變得既費錢又困難,以致唯獨嗜好擁有土地的富人,才有辦法獲得土地,——你便很容易明白,在這樣的民族中,小片地產必將不斷趨於消失,溶入數量不多的大片地產中。    
  隨著工業手段的完善和增多,知識的傳播又使窮人發現了這些新工具,我剛才描述的運動必將變得更加迅速。工商業的繁榮將更有力地促使小所有者出賣土地,這同一原因將不斷創造龐大的動產,而龐大動產擁有者隨後將獲得大片領地。這樣,地產的過度聚集現象將存在於文明的兩端:當人們尚處在半野蠻狀態,只珍惜,而且可以說,只認識地產時;當人類已經變得非常文明開化,並發現了無數其他方式發財致富時。    
  我上面繪製的圖畫絲毫未曾適用於法國。在法國,野蠻人征服時代,土地從未普遍、系統地在征服者之間劃分,與諾曼底人侵入英國後發生的情況不同。法蘭克人不如諾曼底人那樣開化文明,控制暴力的技術不如諾曼底人高明。況且,法蘭克人征服的年代更加久遠,其影響衰退得更早。因此在法國,許多領地似乎從來就沒有受封建法律支配,服從封建法律的領地似乎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面積要小。故而土地從未被聚集,或者至少很久以來便已停止聚集。    
  我們已看到,大革命以前很久,地產便不再是敬重和權力的主要源泉。同一時期,工商業的發展不太迅速,人民雖已有足夠的教養來設想和追求比目前更好的處境,但他們遠未獲得能使他們發現成功捷徑的知識。土地對於有錢人來說不再是奢侈品,與此同時,它對窮人來說反倒成為謀生之道,可以說是唯一謀生之道。有錢人出賣土地是為了方便和增加自己的享樂,窮人購買土地是為增加其富庶。地產就這樣悄悄地脫離貴族之手,開始在人民手中瓜分。    
  隨著舊的土地所有者財產的喪失,大量平民逐漸獲得了財產。但是,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達到目的,而且憑借極不完善的手段。大地產因此逐日減少,卻沒有積聚起大宗流動財富;在大領地的原址,通過節衣縮食,慘淡經營,興起了許多小領地。    
  土地分割方面的這些變化大大促進了不久即將爆發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認為無需在公民社會中引入某種平等,就能在政治領域中永久確立徹底平等,我看這些人犯了一個危險的錯誤。我想,誰也不能不受懲罰地使人們時而極強,時而極弱,讓人們在一點上達到極端的平等,在其他點上卻忍受極端不平等,這樣一來,不用很久人們肯定會渴望全面強大或者變得全面軟弱。但是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險的,是由於不分地而產生的不平等。    
  擁有土地賦予人們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習慣,認識這些極為重要,而擁有動產是不會或很少產生這些思想和習慣的。    
  大地產以某種方式使財富的影響限於某個地方,使它在某些地點,對某些人發揮特殊作用,影響更大、更持久。動產的不均使一些個人富有;不動產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錢人彼此聯繫,把幾代人之間也聯合起來,並在國家中建立一個單獨的小民族,他們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總能獲得某種凌駕於大民族之上的權力。對民主制政府最為有害的恰恰是這些東西。    
  相反,對民主制統治最為有利的,莫過於將土地劃分為小塊產業。    
  擁有少量動產的人幾乎永遠或多或少地仰賴於他人的情緒。他必須或者屈從於某一聯合會的規章,或者屈從於某個人的意願。他要服從於國家工商業命運的最細微變遷。他的生活不斷被富裕與窮困的無常變化所打亂,這些支配他命運的動盪,很少不引起他思想的混亂,不經常改變他的愛好。小土地所有者則相反,只聽命於自身的動力;他的範圍狹窄,但他在其間活動自由。他的財富增長緩慢,但卻絲毫不受意外風險的影響。他的精神與他的命運一樣平穩,他的愛好與他的勞作一樣有條不紊;正因為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將獨立精神置於貧窮之中。    
  人們不會懷疑,大量公民心中的這種精神安定、這種安靜和這種單純的慾望,這種習慣和這種對獨立的愛好,大大有利於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維持。對我來說,當我看到,在社會地位存在極端不平等的人民中建立起民主制度時,我將這些制度看作是暫時事件。我相信,有產者與無產者處在危險之中。有產者冒著猛然喪失財產的危險,無產者則面臨猛然喪失其獨立的危險。    
  欲達到民主制政府的民族所期望的是,不僅他們內部不存在財富的極大的不平等,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不動產在這種財富中並不居支配地位。    
  18世紀末,在法國,權利與地位的不平等原則仍專制地支配著政治社會。法國人不僅有一個貴族制,而且有一個貴族階級,這就是說,在以不平等為基礎的所有政府制度中,法國保留了最專制的,而且我敢說,最頑固的政府制度。要為國家服務,必須是貴族。沒有貴族身份,人們便很難接近國王,繁文縟節禁止平民接觸國王。    
  各種制度的具體規定與這種原則是一致的。替代繼承、長子繼承權、佃租、行會師傅身份,所有舊封建社會的殘餘依然存在。法國有國教,國教的神父不僅像某些貴族制國家一樣是特權者,而且是排他性的統治者。像在中世紀一樣,教會是一部分領土的所有者,干預政府。    
  然而在法國,很久以來,一切都已朝著民主邁進。不願停留於表面現象的人,一定願意回想一下教士在道義上的無能狀態,貴族的貧困和衰落,第三等級的財富和知識,地產獨特劃分的既成事實,大量的中等財產,少量的大產業;回想起那個時代那些公開宣揚的理論,那些心照不宣但幾乎公認的原則;我認為,如果有人把所有這些多種多樣的事實歸納概括,必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這個有著貴族、國教、貴族製法律和慣例的法國,總的來看,已經是歐洲真正最民主的國家;而18世紀末的法國人,由於他們的社會狀況、公民組織、思想風尚,已遠遠超過了當今最明顯地趨向民主的那些民族。    
  第二部分    
  18世紀的法國和當今的法國相去不遠,並不僅僅是由於不平等狀態。其他許多我們認為是嶄新的民族面貌特徵,當時已經隱約可見。    
  可以一般地說,沒有比貴族制更有利於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維持久遠了。    
  在貴族階級佔有的領土的各個地點上,每一處總可以找到一個或若干個貴族,他們由於出身與財富,天然地高人一等,取得或接受治理權。在一個地位平等的社會裡,公民間大致平等,他們自然要將行政細務即政府本身,委託給高出於群眾之上、引人注意的那個人。即使他們不準備把這項責任委託給他,他們也常常由於個人的軟弱和難於和睦相處,而不得不容忍他掌權。    
  的確,當一個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權原則,當知識在那裡已經普及,當治國科學已臻完善,在人們已經嘗到過集權的政府的苦頭時,就會經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們如何在他們中間努力創建某種集體政權,來處理他們的自身事務。有時,最高權力在特權的重壓下,試圖使公共行政地方化,採取多少有點奧妙的手段,企圖在領土的不同地點人為地建立某種選舉貴族制。實行民主制的國家,人民憑本能就被推向中央集權制。他們只有憑深思熟慮才能走到地方自治制度。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地方自治總要冒極大風險。在貴族制的國家,不管中央政權如何,地方政府卻經常存在,無需中央政府介入便能生存。在民主制的國家,地方政府常常是中央政權創造的,中央政權允許人們奪去它的某些特權,或者它自願放棄某些特權。    
  民主的民族中這種中央集權的自然傾向,主要出現並明顯增長在鬥爭與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兩種原則爭奪事務領導權。    
  當人民開始成為一種力量,並且發現貴族領導著所有地方事務時,便攻擊地方政府,不僅作為地方政府,而且特別作為貴族政府加以攻擊。地方權力一旦從貴族階級手中奪過來,應該交給誰便成了問題。    
  在法國,獨攬地方權力的不僅有中央政府,而且有國王。    
  其原因值得探討一下。    
  我認為,社會的民主部分有一種中央集權的自然願望;但我絕不認為人民的志趣會把行政權自然而然地集中於國王一人之手。這要依形勢而定。當人民有選擇自由時,它永遠寧願將行政權力委託給一個集體或民選的行政官,而不願將它委託給一個人民無法控制的國王。但是,人民卻經常缺乏這種自由。    
  當社會的民主部分開始感覺到自己的力量並要崛起之際,它僅僅由眾多的個人組成,他們同樣軟弱、同樣無力,孤立地與貴族階級的強大個體進行鬥爭。它具有那種不要任何治理工具而進行統治的本能慾望。這批為數眾多的個人,由於極其分散,又極不善於聯合,本能地感到需要在他們自身和貴族階級之外的某個地方,找到一種已經組成的力量,他們無須共同協商,就能在這個力量周圍齊心合力,依靠全體聯合,便能獲得他們每一個人所缺乏的那種力量。    
  不過,民主制遠未在法律上組織起來,在貴族階級之外,人民能夠利用的已經組成的唯一權力就是國王。國王與貴族之間無疑存在著天然的類似之處,但並非完全一致。如果他們的愛好相似,他們的利益卻經常對立。因此轉向民主制的民族通常從增加王權的權限開始。國王激起的嫉妒和懼怕比貴族要小;何況,在革命時代,使權力易手已算是了不起的事了,哪怕只不過是剝奪一個敵人的權力,為把它轉交給另一個敵人。    
  英國貴族的傑作是使社會各民主階級長期地相信共同敵人是國王,因而使貴族終於變成了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而不再是他們的主要對手。    
  一般來說,只有在依靠國王、徹底摧毀貴族階級之後,民主的人民才向國王討還他們讓國王佔用的權力,並努力使國王依附自己,或將授與國王的權力轉為依附權力。    
  但是即使當社會的民主階級終於將行政權置於他們真正的代表手中之後,要劃分行政權的行使時,他們也往往非常難於辦到:或是因為難於從當權者手中奪取權力,或是因為難以知曉委託誰來使用權力。    
  民主階級在自己內部,總能找到大量有教養和精明強幹的人材,足以組成一個政治議會或中央政府,但是卻可能找不到足夠的人才組織省政府;外省人民可能並不願聽任貴族階級統治,而人民尚無能力實行自治。在等待這一時機到來時,人們不能不將行政權的行使委託給中央政權。    
  況且,剛剛擺脫貴族控制的人民要花很長時間,才感到有必要習慣於中央集權。    
  在長期屈從於貴族制的國家裡,每個屬於下層階級的個人,自幼便養成一種習慣,要在周圍尋找一個最引起他羨慕或畏懼的人。同時,他將中央政府看作他與當地壓迫者之間的當然仲裁者,並且往往賦予中央政權以超凡的神明與智慧。    
  產生這兩種現象的那些原因已經消失後,現象本身繼續存在。    
  貴族制被摧毀後很久,公民們仍懷著某種本能的畏懼,注視著在他們身旁發生的一切;他們很難相信身旁就有明智與公允的司法,以及備受尊重的法律。過去他們嫉妒高踞於他們之上的人,現在則嫉妒他們的左鄰右舍與他們平起平坐。最後他們彷彿彼此害怕起來,他們不再認為中央政府能保護他們免受貴族的暴虐,於是又把貴族視為防止他們自己越軌行動的保護人。    
  由此可見,實行民主制社會的民族,開始幾乎總是集中權力於國王一人;後來當他們具有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時,他們便打碎這個工具,並把這些權力轉到一個依附於他們自己的當局之手。    
  由於他們更加強大,更有組織,更有教養,他們便更進一步從他們的一般代表那裡收回部分行政權,委託給次一級代理人。看來這就是那些按其社會狀況、思想風尚,而被推向民主制的社會所走的道路,這是出於本能的,也可以說是必由之路。    
  在法國,王權擴及公共行政的一切對象,是與民主階級的誕生和逐漸發展相關聯的。隨著社會地位更趨平等,國王也就更加深入更加經常地插手地方政府;城市和各省失去了它們的特權,或逐漸忘掉使用特權。    
  人民和第三等級竭盡全力促進這些變革,他們往往自動讓出自己偶然擁有的權利,目的是與貴族的權利同歸於盡。這樣,省級政府和貴族權力以同一方式同一時間被削弱。    
  法國歷代國王在這種趨勢中,大大得力於法學家在幾個世紀內給與他們的支持。在法國這樣的國家,存在著特權等級——貴族與教士,他們集中了部分知識和幾乎所有國家財富,民主制的天然首領便是法學家。在法國法學家要求以人民的名義親自統治以前,他們一直積極地從事毀滅貴族以利王權的工作;他們表現出出奇的靈巧和無窮的技藝,屈從於國王的專制願望。而且,這種現象並非法國所獨有;可以相信,法國法學家在為王權服務時,既遵循著他們固有的本領,同時也照顧到他們偶然成為其首領的那個階級的利益。    
  居維葉說道,有機體的所有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以致人們只要接觸到從其中之一分解出來的一個部分,便能恢復整體。同樣的分析可以用來瞭解支配所有事物的大部分普遍規律。    
  如果人們仔細研究人類有史以來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就不難發現,在所有文明國家發號施令的專制君主旁邊,幾乎總有一位法學家,他使君主那些專橫而前後矛盾的意志合法化並加以協調。法學家們把國王對權力的普遍和無限熱衷,與法學家天賦的講究治理的條理與知識結合起來。國王能迫使人們暫時服從;法學家則有本領使人們幾乎心甘情願地長期俯首聽從。前者提供強力;後者提供法律。前者靠專橫跋扈掌握統治權;後者則靠法制掌握統治權。在他們會合的焦點上,建立起使人們透不過氣來的專制制度;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法學家的人,只瞭解專制暴政的一個部分。必須同時考慮到這兩部分,才能設想出整體。    
  除我剛講過的一般原因外,還存在其他若干偶然性的次要原因,它們加速所有權力向國王手裡集中。    
  巴黎很早便取得了王國內壓倒一切的獨特地位。法國有一些重要的城市;但人們只看到一座大城市,即巴黎。自中世紀以來,巴黎就開始變為知識、財富和王國政權的中心。權力集中於巴黎,使這個城市的重要性不斷增加,而巴黎與日俱增的強盛又反過來有利於權力的集中。國王將國家事務吸引到巴黎,而巴黎把國家事務引向國王。    
  法國從前是由通過條約獲得或通過武力征服的一些省份組成的,長期以來這些省份彼此仍處於民族與民族間的關係。    
  隨著中央政權終於使國土的不同部分服從於同一行政制度,它們之間的明顯差異逐漸消失;而隨著這些差異的消失,中央政權發現更便於將它的活動範圍擴展到整個國家。因而國家統一有利於政府統一,而政府統一有助於國家統一。    
  18世紀末,法國仍劃分為32個省。13個最高法院在各省自作主張,以不同的方式解釋法律。各省的政治體制五花八門。有些省保持著某種國民代議制,另一些省則始終沒有實行國民代議制。有些省採用封建法;有些省採用羅馬法。所有這些差異都是表面的,也可以說是外在的。真正說來,整個法國已達到只有一個靈魂的水平。從王國的這一端到另一端,流行著同樣思想。同樣的習俗在各地生效,同樣的意見在發表;人類精神處處受到同樣的培養,走向同一方向。一句話,法國人雖然有這許多省、這許多最高法院、五花八門的民法、千奇百怪的習俗,他們無疑在當時的歐洲已成為內部聯繫最密、必要時最能團結一致共同活動的民族。    
  這個由各種協調一致的成分組成的偉大國家的中心是王權,它在掌握了重大事務的領導權之後,已向最細小事務的管理權伸手。    
  所有強大政權都試圖實行中央集權;但是,它們的成功程度取決於其固有性質。    
  當議會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時,中央集權製成為有名無實。因為只有靠法律才能實行集權。而法律無法預料一切;即使預料到一切,實行起來只有靠官員和不斷的監督,而立法權對此是無能為力的。議會集中政府,卻不集中行政。    
  在英國,議會有權插手幾乎社會上所有大小事務,卻沒有聽說行政權的集中,國家權力終究給個人意志留下很大的獨立性。我想,這並非因為這個大團體天性好節制。它愛惜地方自由並非因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為身為立法權,它找不到得心應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反之,當行政權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居統治地位的人也有能力使其全部意志順利貫徹執行時,這個中央政權便能逐漸將其影響擴及一切事物,或者至少在它自己的政體中不受任何限制。假如這個政權被置於一個一切都自然趨向中央的民族中,在這裡每個公民都無法單個進行反抗,而幾個人又不知如何合法地聯合反抗,同時所有的人幾乎都有著同一習慣和同一風尚,安然屈從於同一法規,那麼人們便無從知道專制暴政的界限在哪裡,無法明白專制政府在處理了國家重大事務以後,為什麼不能進一步支配家庭事務。    
  1789年以前,法蘭西呈現的便是這樣一幅圖畫。王權已直接或間接地奪得一切事務的領導權,真正可以為所欲為了。    
  在大多數城市和省份,王權已乾淨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權也未留下更多東西。法國人則形成了歐洲民族中最統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為完善,後來稱為中央集權的制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我剛才已闡明,在法國,政體正繼續趨向專制,然而出現一個奇怪的對照:習慣和思想日益變得更加自由。自由從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風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對於個人就愈珍貴,彷彿他們每個人都繼承了從國家各大團體那裡奪得的種種特權。    
  推翻主要敵手之後,王權便自動止步;王權的勝利使它變得溫和,似乎進行爭鬥是為了奪取特權,不是為了使用特權。    
  如果認為在法國自由精神是與1789年大革命一起誕生的,這是人們常犯的嚴重錯誤。自由精神在任何時代一直是法蘭西民族的突出特徵;但是這種精神每隔一段時間顯示出來,可以說是斷斷續續出現的。與其說經深思熟慮,不如說出於本能,來去無常,既猛烈又軟弱。    
  從來沒有任何貴族比封建時代的法國貴族在見解和行動上更高傲,更有獨立性。民主自由精神從沒有比在中世紀法國公社中和直至17世紀初(1614年)不同時期召開的歷屆三級會議中,表現出更有勁,我幾乎要說更粗野了。    
  即使當王權繼承了所有其他權力時,人們服從它,但不卑躬屈節。    
  必須將服從這一事實與其原因區別開來。有些民族屈從於國王的專橫,因為他們相信國王有進行統治的絕對權力。另一些民族則將國王看作祖國的唯一代表,或上帝在世間的形象。還有些民族崇拜繼貴族專制寡頭政治而出現的王權,懷著某種夾雜著歡樂與感激的寧靜心理去服從王權。在這些不同種類的服從中,無疑可以遇到一些偏見;它們表明知識不足,精神謬誤,卻並不表明心靈卑下。    
  17世紀法國人與其說是服從國王,不如說是服從王權;他們服從國王不僅因為他們認為國王強大,而且因為他們相信國王仁慈合法。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他們對服從有一種自由的愛好。因此他們在服從中攙入了某種獨立、堅定、微妙、任性和易怒的成分,這些成分足以說明,他們在接受一個主人時,仍保持自由精神。儘管這位國王能任意支配國家的財富,但他在約束人們最細微的行動或壓迫最微不足道的輿論上,卻常常會顯得無能為力;一旦出現反抗,臣民得到風尚的庇護,比自由國家的公民常常得到的法律保障更有效。    
  但是,過去一貫自由的民族,或後來變成自由的民族,是不能理解這些感情和思想的。前者從未體味;後者久已遺忘:二者在服從專橫權力中,只看到可恥的卑躬屈節。在那些嘗到過自由而後又喪失自由的民族中,服從確實永遠具有這一特徵。但是,在從未獲得自由的民族的服從中,常常貫穿著一種必須承認的道德觀念。    
  18世紀末,法國人始終引為特點的獨立精神格外發揚光大,其性質完全改變。法國人的自由概念在18世紀經歷了一番改造。    
  自由實際上能夠以兩種形式在人類精神中產生。它可以是共同權利的使用或特權的享受。人們想在行動中或某些行動中自由,並非是因為所有的人均有獨立的普遍權利,而是因為每個人本身擁有保持獨立的特殊權利,這便是中世紀人們所指的自由,在貴族制社會,人們也幾乎總是這樣理解自由。在貴族社會,社會地位極不平等,人類精神一旦習慣於特權,便將塵世所有財富的使用權列入特權範圍。    
  既然這種自由概念只與設想出這一概念的人,或至多與他所屬的階級有關,它便能在缺乏普遍自由的國家裡存在。有時甚至發生這樣的情況,眾人所得到的對自由的必要保障越少,某些人對自由的珍愛反而更強烈。物以稀為貴。    
  在接受這種貴族式的自由概念的人口中,產生了對個人價值的狂熱感情和對獨立的強烈愛好。它賦予利己主義以某種能量,某種出奇的力量。這種概念雖由個別人設想出來的,但它常使人們作出最卓越的行動;當它被全民所採納時,便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民族。    
  羅馬人認為,在人類中間,只有他們才應享有獨立;他們相信這個自由權絕非來自天性,而是來自羅馬。    
  按照現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說按對自由的準確概念,每個人既然從自然得到了處世為人的必備知識,那他生來便有平等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務上,獨立於他人之外,並有權任意支配自己的命運。    
  自從這種自由概念深入人心並牢牢扎根時期,獨裁專橫政權只不過是一種物質現象或暫時偶然現象罷了。因為每個人既然對自己擁有絕對權利,那麼,最高意志只能來自全體意志的聯合。從此,服從也失去了它的道義性,在公民那雄壯自豪的美德與奴隸那卑下自得之間,再也沒有中間道路。    
  隨著人民中地位平等化,這種自由概念必然要佔上風。    
  然而,法國久已脫離中世紀,思想風尚久已朝民主方向轉變,但封建貴族的自由概念仍被普遍接受。每個人在保護個人獨立不受政權約束時,著眼於保衛個人的特殊權利而非承認普遍權利;在鬥爭中,他們依靠的不是原則,而是事實。    
  15世紀某些思想冒進的人曾窺見自由的民主概念,但它幾乎立刻消失了。只有在18世紀,才能說發生了變化。    
  每個個人,推而廣之,每個民族,均有支配自身行為的權利;這個仍很模糊、定義不全面、表達欠妥的觀念,逐漸被引入所有人的思想。它以一種理論的形式凝固在有教養的階級中;它彷彿像一種本能流傳到民間。其結果是出現了奔向自由的更強大的新衝動:法國人對獨立的一貫喜愛遂變為有根有據的系統主張,這種主張逐步推廣,終於把王權也拉向自己一方。王權在理論上永遠傾向專制,但它開始在行動上心照不宣地承認,權力莫大於公眾感情。路易十五說道:「任命大臣的是我,但將他們免職的是國民。」路易十六在獄中追述他最後的也是最隱秘的思想,在談起他的臣民時,仍稱他們為我的同胞們。    
  人們在18世紀才第一次聽到談論普遍的人類權利,人人能把它們作為合法的、不可改變的遺產要求平等享受;聽人談到普遍的自然權利,每個公民都應加以利用。    
  大革命前20年,1770年,當馬爾澤爾布代表王國主要法庭之一講話時,他對國王說道:    
  「陛下,您的王冠只得自上帝;但是,您沒有理由不欣然相信,您的權力也來自於臣民的自願服從。在法國存在著某些屬於國民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您的大臣們焉敢對您否認這一事實;倘若必須證明這一點,我們只有提出陛下本人提供的證據。不,陛下,人們儘管費盡氣力,也未能使您信服法蘭西國民與被奴役人民之間,無任何差別。」    
  他後來又說道:「既然所有中間團體均軟弱無力或已被摧毀,那就請詢問國民自己吧,因為唯有國民才能聆聽尊旨。」    
  此外,這種熱愛自由的感情是通過著作,不是通過法令,是通過個人努力,不是通過集體業績,往往是通過幼稚的、無理性的反對,而不是通過嚴肅系統的反抗表現出來的。    
  輿論的力量就連那些常常壓制它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但這種力量強弱無常,大起大落:頭一天強大無比,第二天幾乎難以捉摸;它永遠毫無節制,變化多端,難以確定:它是沒有器官的軀體;它是人民主權的影子,而非人民主權本身。    
  我想,在所有愛好和嚮往自由但還未能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中,情況都將是這樣。    
  我並不是認為在不存在這類政治制度的國家,人們無法享受某種獨立。習慣與輿論便足以辦到。但是人們絕不能保證永遠自由,因為他們絕不能保證永遠要求自由。有些時候,即使最熱愛獨立的民族也甘願將獨立視為他們努力的次要目標。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於,當人類精神不關心自由時,繼續當自由的後盾,並給與自由它固有的某種植物性生命,以便人類精神到時候能回到它那裡來。這些制度的形式保證人們即使一時厭惡自由,也不會喪失自由。我認為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優點。當人民執意要當奴隸時,誰也無法阻止他們成為奴隸;但我認為,自由制度能使他們在獨立中支持一段時間,而無須他們自助。    
  18世紀末法蘭西的面貌呈現下列最主要的特徵:這個民族比起世界上當時存在的任何民族來,包含更少的窮人,更少的富人,更少的強者,更少的弱者;不管政治狀況如何,平等這一理論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對平等的愛好已掌握人心;比起任何國家來,這個國家所有各個部分聯合得更為緊密,它服從一個更加集中、更加精明,更加強大的政權;在這裡,自由精神永遠生機勃勃,近期以來,它具有更普遍、更系統、更民主、更不安現狀的特點。    
  假如現在我們合上歷史書,讓時光流逝50年,再來考察這段時間產生的一切,我們便會注意到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    
  但是,在所有這些新的陌生事物中,我們很容易認出半個世紀前給我們強烈印象的那些同樣特徵。人們通常誇大法國革命產生的後果。    
  毫無疑問,從未有過比法國革命更強勁、更迅猛、更具破壞性、更有創造性的革命。儘管如此,若認為從這場革命中產生出一個全新的法國民族,若認為法國革命建起一座大廈,而它的基礎在革命前並不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法國革命創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過使主要事物的萌芽進一步發展;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革命對一個重大動機產生的結果加以整理、協調和法制化,但它不是這個動機本身。    
  在法國,社會地位已比任何國家更加平等;大革命加強了平等,並把平等的學說載入法律。法蘭西民族早於所有其他民族並比它們更加徹底地拋棄了中世紀的分裂與封建個性;革命終於將國家的不同部分統一起來,形成一個單一整體。    
  在法國,中央政權已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更嚴密地控制地方行政。大革命使中央政權更加靈活,更加強大,更有所作為。    
  法國人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構想出自由的民主思想;    
  革命給與國民本身即使還不是主權的全部實際,至少也是主權的全部外表。    
  假使這些是新事物,那只是就形式,就發展而言,而不是就原則,就本質而言。    
  即使沒有這場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會產生,對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過是一個暴烈迅猛的過程,藉此人們使政治狀況適應社會狀況,使事實適應思想,使法律適應風尚。法國人從舊國家中保留了哪一部分?構成教士、第三等級、貴族的那些成分,後來變成了什麼?哪些新的劃分取代了舊君主制的那些劃分?貴族的和民主的利益採用了哪些新的形式?土地財產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的原因產生了哪些後果?國民的整個思想、習慣、風俗、精神,發生了何種變革?    
  這些問題乃是以下書信將論及的主要題目。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舊制度與大革命>>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