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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與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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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與懲罰》 作者: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簡介     
    【作 者】(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叢書名】學術前沿     
  【形態項】 377 ; 20cm     
  【讀秀號】000001301878     
  【出版項】 三聯書店 , 2003     
  【ISBN號】 7-108-01794-6 / B565.59     
  【原書定價】 CNY21.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哲學理論(地點: 法國 年代: 現代)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格式】(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 三聯書店, 2003.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20世紀極富挑戰性和反叛性的法國思想家,著有《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本書分「酪刑」、「懲罰」、「規訓」、「監獄」四部分,旨在論述關於現代靈魂與一種新的審判權力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論述現行的科學—法律綜合體的系譜。             
第一部分 酷刑 第一章 犯人的肉體     
   1757年3月2日,達米安(Damiens)因謀刺國王而被判處「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認罪」,他應「乘坐囚車,身穿囚衣,手持兩磅重的蠟燭」,「被送到格列夫廣場。那裡將搭起行刑台,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試君凶器的右手,再將熔化的鉛汁、沸滾的松香、蠟和硫磺澆入撕裂的傷口,然後四馬分肢,最後焚屍揚灰」(《達米安案件》,372~374)。     
  1757年4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報》描述道:「最後,他被肢解為4部分。這道刑罰費了很長時間,因為役馬不習慣硬拽,於是改用6匹馬來代替4匹馬。但仍然不成功,於是鞭打役馬,以便拉斷他的大腿、撕裂筋肉、扯斷關節……。     
  「據說,儘管他一貫滿嘴穢言,卻從未褻瀆過神明。過度的痛苦使他鬼哭狼嚎般地喊叫。他反覆呼喊:『上帝,可憐我吧!耶穌,救救我吧!』聖保羅教區的牧師年事已高,但竭盡全力地安慰這個受刑者,教誨在場的所有觀眾。」     
  現場監視官員布東(Bouton)留下了這樣的記載:「硫磺點燃了,但火焰微弱,只是輕微地燒傷了手的表皮。劊子手便捲起袖子,拿起專為這次酷刑特製的約一英尺半長的鐵鉗,先後在右邊的小腿和大腿上撕開兩處,然後在右臂上撕開兩塊肉,接著在胸部撕拉。劊子手是一個彪形大漢,但要撕扯下肉塊也不容易,因此他在每一處都要撕扯兩三次,而且要擰動鐵鉗。他在每一處撕開大約6磅肉的傷口。     
  「被鐵鉗撕扯時,達米安雖然沒有咒罵,但卻聲嘶力竭地嚎叫。他不斷地抬起頭來,然後看看自己的身體。那個劊子手用一個鋼勺從一個鍋裡舀出滾沸的液體,胡亂地澆注每一個傷口。然後,人們把挽馬用的繩索繫在犯人身上,再給馬套上韁繩,把馬分別安排在四肢的方向。     
  「法庭書記員勒·布列東(I.eBreton)先生幾次走近犯人,問他有什麼話要說。犯人每次都表示無話可說。每受一下刑,他都嚎叫:『寬恕我吧,上帝!寬恕我吧,老天爺!』聲音彷彿出自地獄。儘管疼痛無比,他仍不時地昂起頭,勇敢地看著自己的身體。幾個人緊緊地拉住捆他的繩子,使他痛苦萬分。勒·布列東再次走近他,問他有什麼話要講。他回答說:『沒有。』幾名懺悔神父分別走近他,對他說了一陣子。他主動吻了伸向他的十字架,張開嘴反覆說:『寬恕我吧,上帝。』4匹馬分別由4名刑吏牽引著,向4個方向拖拽四肢。一刻鐘後,又重新開始拖拽。最後,經過幾次嘗試,不得不對馬拉的方向做些改變,拉手臂的馬向頭的方向拉,拉腿的馬向手臂的方向拉,這才扯斷了臂關節。這樣拉了幾次,仍未成功。犯人抬起頭來,看著自己的身體。刑吏又增加了兩匹馬,與拉腿的馬套在一起,但還是沒有成功。     
  「最後,劊子手桑松(Samson)對勒·布列東說,毫無成功的希望,因此請他問問尊貴的老爺們是否願意讓他把犯人砍成幾段。勒·布列東從市中心回來,下令再試一次。結果是,役馬頂不住了。其中一匹拉腿的馬倒在地上。神父們又走過來,與犯人說話。我親耳聽見他對他們說:『吻我一下,先生們!』聖保羅教區牧師畏意不前,於是德·馬西裡先生匆匆地從拉著右臂的繩子下鑽過去,吻了他的前額。劊子手們圍了過來。達米安對他們說,不要咒罵,快執行他們的任務,他不恨他們,他請他們為他向上帝祈禱,請聖保羅教區牧師在做第一次彌撒時為他祈禱。     
  「接連試了兩三次後,劊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鐵鉗的劊子手各自從衣兜裡掏出一把匕首,不是去切斷大腿關節,而是直接在大腿根部切割身體。4匹馬一用勁,拖斷了兩條大腿,即先拖走了右腿,後拖走了左腿。然後對手臂、肩膀等如法炮製。劊子手切肉時幾乎剔到骨頭。馬先拖斷右臂,然後拖斷左臂。     
  「四肢被拖斷後,神父們走過來要對他說話。都子手告訴他們,他已經死了。但我卻看到這個人還在動,他的下顎左右移動,似乎在說話。有一個劊子手甚至說,稍後當他們把軀體扔到火刑台時他還活著。四肢上的繩子也解了下來,四肢被扔到火刑台上。用長長短短的木柴覆蓋住軀體和殘肢,然後點燃了混雜在木頭中的柴草。     
  「……遵照敕令,一切都被化為灰燼。到晚上10點半,在余火中發現了最後一片需要燒燬的東西。焚燒肉片和軀幹大約用了4個小時。官員們(包括我和我的兒子)和一隊弓箭手在廣場上一直待到將近11點鐘。     
  「有些人證實,有一條狗曾躺在被火燒過的草地上,幾次被人趕走,但總是轉回來。這不難理解,因為這個小動物發現這個地方比其它地方溫暖」(轉引自Zevaes,201~214)。     
  八十年後,列昂·福歇制定了「巴黎少年犯監管所」規章。其中規定:     
  「第17條:犯人作息日冬天從早上6點開始,夏天從早上5點開始。每天勞動9小時,學習2小時。作息日冬天晚上9點結束,夏天晚上8點結束。     
  第18條:起床。第一次擊鼓時,看守打開囚室門,犯人必須起床穿衣,並保持肅靜。第二次擊鼓時,他們必須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鋪。第三次擊鼓時,他們必須整隊出發,到小教堂做晨禱。每次擊鼓間隔5分鐘。     
  第19條:祈禱由牧師主持,誦讀道德或宗教經文。整個過程不超過半小時。     
  第20條:勞動。夏天5點3刻,冬天6點3刻,犯人到院子裡洗臉洗手,領取第一份麵包。隨後,他們編成勞動小組開始工作。勞動時間夏天必須從6點開始,冬天必須從7點開始。     
  第21條:進餐。犯人在10點鐘暫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們必須先在各自院子裡洗手,然後分組進餐。午餐後休息到10點40分。     
  第22條:學習。10點40分,隨著擊鼓聲,犯人列隊分組到教室。上課時間為2小時,交替學習讀寫、繪畫和算術。     
  第23條:12點40分,犯人以組為單位離開教室,回到各自院內休息。12點55分,隨著擊鼓聲,犯人按勞動小組集A     
  第24條:1點,犯人必須回到工作車間,工作到4點。     
  第25條:4點,犯人離開車間到院子裡洗手,然後按就餐小組集合。     
  第26條:5點以前是晚餐和休息時間,5點整返回車間。     
  第27條:夏天7點,冬天8點,勞動結束。在車間裡最後一次發放麵包。由一名犯人或一名看守用一刻鐘時間誦讀一段道德教誨。然後做晚禱。     
  第28條:夏天7點半,冬天8點半,犯人必須回到各自囚室,書先須在院子裡洗手和檢查衣物。第一次擊鼓時,他們必須脫去衣服,第二次擊鼓時,必須上床就寢。看守鎖好牢門,在走廊巡視,確保秩序和肅靜」(Faucher,274~282)。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次公開處決和一份作息時間表。它們懲罰的不是同一種罪行或同一種犯人。但是它們各自代表了一種懲罰方式。其間相隔不到一個世紀。但這是一個時代。正是在這段時間裡,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整個懲罰體制在重新配設。這是傳統司法「醜聞」迭出、名聲掃地的時代,也是改革方案紛至沓來、層出不窮的時代。當時出現了一種新的有關法律和犯罪的理論,一種新的關於懲罰權利的道德和政治論證;舊的法律被廢棄,舊的慣例逐漸消亡。各國各地紛紛醞釀或制定「現代」法典:俄國在1769年,普魯士在1780年,賓夕法尼亞和托斯坎尼在1786年,奧地利在1788年,法國在1791年、共和4年、1808年和1810年。這是刑事司法的一個新時代。     
  在眾多變化中,我將考慮的是這樣一種變化:作為一種公共景觀的酷刑消失了。今天我們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在當時,或許這曾引發了無數慷慨激昂的華麗文字,或許這曾被人興奮地大肆渲染為「人性勝利」的進程,從而無須更深入地分析。再者說,與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確統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制定相比,與普遍採用陪審團制度、確定刑罰的性質以改造教養為主以及自19世紀起愈益明顯的因人量刑的趨勢相比,這種變化又算得了什麼?不那麼直接的肉體懲罰,在製造肉體痛苦的技術方面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溫和的折磨,這些不應被視為更深刻變化的一個具體例子、一種附帶的結果嗎?但是,畢竟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幾十年前,對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徵性烙印、示眾和暴屍等現象消失了,將肉體作為刑罰主要對象的現象消失了。     
  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陰森的懲罰盛會雖然在各地還時而零星地出現,但畢竟在逐漸消逝了。在這種轉變中有兩個進程。它們不是同步的,而且原因各異。第一個進程是作為公共景觀的懲罰消失。懲罰的儀式因素逐漸式微,只是作為新的法律實踐或行政實踐而殘存下來。公開認罪在法國於1791年首次廢除,後來雖曾有過短暫的恢復,但在1830年被再次廢除。示眾柱刑在法國於1789年廢除,在英國於1837年廢除。在奧地利、瑞士以及美國的一些州,如賓夕法尼亞,曾使用囚犯從事公益勞動,如清掃城市街道、修整公路。這些身穿囚衣、剃了光頭的犯人「被帶到公眾面前。對這些懶漢和惡棍的嘲弄,常常激怒他們。他們很自然地會對挑釁者進行瘋狂的報復。為了防止他們以牙還牙,給他們戴上鐵頸圈和腳鐐,上面還綁著炸彈。他們拖著鐵鏈,從事丟人現眼的雜役。警衛縣挎刀劍、短論和其它武器進行監督」(RobertVaux:《短論集》,(轉引自Teeters,1937,24)。到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各地實際上廢除了這種做法。在法國,公開展示犯人的做法延續到1831年,並受到激烈的批評。雷阿爾(Real)指責說,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場面」。這種做法最終在1848年4月被廢除。以往用鐵鏈拴成的囚犯隊伍跋涉整個法國,遠至佈雷斯特和土倫。到1837年取而代之的是不顯眼的黑色囚車。懲罰逐漸不再是一種公開表演。而且,依然存留的每一種戲劇因素都逐漸減弱了,彷彿刑罰儀式的各種功能都逐漸不被人理解了,彷彿這種「結束罪惡」的儀式被人們視為某種不受歡迎的方式,被人們懷疑是與罪惡相聯的方式。在人們看來,這種懲罰方式,其野蠻程度不亞於,甚至超過犯罪本身,它使觀眾習慣於本來想讓他們厭惡的暴行。它經常地向他們展示犯罪,使劊子手變得像罪犯,使法官變得像謀殺犯,從而在最後一刻調換了各種角色,使受刑的罪犯變成憐憫或讚頌的對象。早在1764年,貝卡利亞(Beccaria)」就指出:「極其恐怖的謀殺被人們不動聲色地、若無其故地重演著」(Beccaria,101)。公開處決此時已被視為一個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爐。     
  因此,懲罰將愈益成為刑事程序中最隱蔽的部分。這樣便產生了幾個後果:它脫離了人們日常感受的領域,進入抽像意識的領域;它的效力被視為源於它的必然性,而不是源於可見的強烈程度;受懲罰的確定性,而不是公開懲罰的可怕場面,應該能夠阻止犯罪;懲罰的示範力學改變了懲罰機制。結果之一是,司法不再因與其實踐相連的暴力而承擔社會責任。如果它過於強硬,開了殺戒,這也不是對本身力量的讚頌,而只是它的一個因素,是應該予以容忍的,也是很難說清的。責難被重新分攤。在懲罰景觀中,從斷頭台上瀰散出一種混合的恐怖,把劊子手和罪犯都籠罩起來;這種恐怖總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恥辱轉換成憐憫或光榮,而且還常常把劊子手的合法暴力變成恥辱。現在,恥辱和目光的分佈與以前不同了。定罪本身就給犯罪者打上了明確的否定記號。公眾注意力轉向審訊和判決。執行判決就像是司法羞於加予被判刑者的一個補充的羞辱。因此,司法與執行判決保持著距離,將這種行動委託他人秘密完成。被懲罰是很丟人的,而實施懲罰也不光彩。這樣,司法就在自身和它所施加的懲罰之間建立了一個雙重保護體系。執行刑罰的人往往成為一個獨立部門;由於官僚機構對刑罰過程的掩蓋,司法就逃脫了有關責任。法國的情況十分典型。長期以來,監獄管理應該是內務部的責任,苦役犯監獄、苦囚船和罪犯殖民地的勞役管理則是海軍部和殖民地部的責任。除了這種角色分配,還有一種理論上的遁詞:不要以為我們法官有意懲罰才做出判決,這些判決的目的是使人改邪歸正、「治病救人」;在刑罰中,有一種勸惡從善的技術壓倒了純粹的贖罪,同時也使執行有損身份的懲罰任務的官員得到寬慰。在現代司法和執行司法者中有一種羞於懲罰的氣氛。當然這並不排除偶爾有激烈的情緒。這種羞愧感在不斷增強。由於這種心理創傷,心理學家和輔助道德矯正的公務員的數量急劇增多。     
  因此,公開處決的消失就不僅標誌著這種場面的衰落,而且標誌著對肉體控制的放鬆。1787年,本傑明·魯思(Ben-jaminRuth)在「促進政治研究會」上說:「我僅僅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絞刑架、示眾住、斷頭台、鞭答和裂屍刑輪這些刑罰史上的東西都被視為野蠻時代和野蠻國家的標記,理性和宗教對人們心靈影響微弱的證據」(Teeters,1935,30)。果然,六十年後,范米南(VanMeenen)在布魯塞爾宣佈第二屆教養大會開幕時,回憶起他的童年時代就好像在描述一個遙遠的過去:「我曾目睹過裂屍刑輪、絞刑柱、絞刑架、示眾柱比比皆是的大地;我曾目睹過被刑輪車裂的可怕殘骸」(慈善事業年鑒),529~530)。英國干1834年、法國於1832年廢除了打烙印的做法。1820年,英國就不再對叛國者使用全部的懲罰手段(西斯爾伍德就沒有被四馬分屍)。只有鞭刑在一些刑罰體系中依然保存著(俄國、英國和普魯士)。但是,一般而言,懲罰越來越有節制。人們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觸碰身體,而是觸碰身體以外的東西。有人會對此提出異議,認為監禁、禁閉、強制勞動、苦役、限制活動區域、放逐等等在現代刑罰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這些都是「體罰」。與罰款不同,它們直接影響人身。然而,懲罰與人的身體的關係畢竟與公開處決時代的酷刑中的情況不一樣了。現在,人的身體是一個工具或媒介。如果人們干預它,監禁它或強使它勞動,那是為了剝奪這個人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被視為他的權利和財產。根據這種刑罰,人的身體是被控制在一個強制、剝奪、義務和限制的體系中。肉體痛苦不再是刑罰的一個構成因素。懲罰從一種製造無法忍受的感覺的技術轉變為一種暫時剝奪權利的經濟機制。如果說觸及和操縱罪犯的肉體對於法律來說依然是必要的,那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採用恰當的方式,遵循嚴格的規定,而且還要有更「高尚」的目的。由於有了這種新的限制,劊子手這種痛苦的直接製造者被一個技術人員大軍所取代。他們包括監獄看守、醫生、牧師、精神病專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等。他們接近犯人,高唱法律所需要的讚歌。他們反覆斷言,肉體和痛苦不是法律懲罰行動的最終目標。今天,醫生會照顧死刑犯,直至最後一刻。他們作為慈善事業的代表和痛苦的安慰者與那些執行死刑的人共同工作。這是很值得玩味的。在即將行刑之際,犯人被注射鎮靜劑。這是一個司法保持克制的烏托邦:奪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讓他有所感覺;剝奪囚犯的全部權利,但不造成痛苦;施加刑罰,但沒有任何肉體痛苦。訴諸心理一藥理學和各種心理「阻斷物」——哪怕是暫時的——是這種「非肉體」刑罰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     
  現代處決儀式證實了這一雙重進程:示眾場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這種趨勢影響了歐洲各種法律體系,雖然影響的速度不一樣。死刑對所有的人都一樣了,不再區分所犯的罪行和犯罪者的社會身份;死刑在瞬間完成,預先不再附加任何酷刑,事後也不再對屍體採取更多的處置;處決只傷害生命而非肉體。不再使用那種長時間的程序——用精心計算的間歇和連續的傷殘來拖延死亡和加劇死亡的痛苦。死不再使用那種處死武君者的綜合酷刑或18世紀初《絞刑不足以懲罰》(1707年)的匿名作者所鼓吹的那種酷刑,即先用輪刑將犯人肢解,再鞭打使其昏厥,再用鐵鏈將其吊起來,最後使其慢慢地餓死。也不再使用下述死刑,即或者把犯人放在枝條編的蓆子上(防止他的頭部被路石撞碎),沿街拖拉,或者割破他的肚皮,使內臟翻露出來,讓他親眼看著這些內臟被扔到火上,最後砍頭和分屍。」把這「千百種死刑」簡化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死刑,這就確定了一種關於懲罰行為的全新道德。     
  早在1760年,英國就試制了一種絞刑機(為處死費勒爵士而研製的)。它使用了一個支撐台。這個支撐台可以在犯人腳下張開。這就避免了死亡的拖延,還避免了犯人與劊子手之間的衝突。這個絞刑機經過改進,最終在1783年正式採用。同年還廢除了從倫敦紐蓋特監獄到泰布倫刑場的傳統遊街儀式。同年,在戈登暴動之後,利用重建監獄的機會,在紐蓋特監獄設立了絞刑架(見H山bert,85~86)。法國1791年法典的著名第3條規定:「凡被判處死刑者均處以斷頭。」這包含著三重意義。首先,對一切入使用同一種死刑(用1789年12月1日通過的吉洛丹的提案中的說法:「無論犯罪者具有何種身份和地位,相同罪行將受到相同懲罰」)。其次,一下完成對每一個犯人的死刑,不再使用「拖延時間從而十分殘酷的」處決方式,諸如勒佩爾蒂埃所指責的絞刑架。第三,懲罰只是針對犯人個人,因為斬首原來是用於貴族的死刑,對於犯人家庭來說是恥辱最小的。1792年3月首次使用的斷頭機最完善地體現了這些原則。死刑被簡化為明顯可見但瞬間便完成的事情了。法律、執法者與犯人身體的接觸也只有一瞬間了。再也沒有體力較量了。劊子手只須如同一個細心的鐘錶工人那樣工作就行了。「經驗和理智表明,過去使用的砍掉犯人頭顱的方法使犯人面臨比喪失生命更可怕的酷刑,而這正是當時法律的明確意圖;因此,處決應該在一瞬;同、用~次打擊來完成。但實例表明很難做到這一點。為了達到完善的方法,必須依賴固定的機械手段——因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夠確定的。……製造這種準確無誤的機械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根據新法律的意圖,斬首將在瞬間完成。如果這種機器看來是十分必要的,它就不會引起任何轟動,甚至不會引人注意」(Saint-Edme,161)。正如監獄剝奪人的自由,也正如罰款減少人的財富,斷頭機也是在幾乎不觸及人的肉體的情況下奪走人的生命。其目的就是對一個擁有各種權利,包括生存權的司法對像行使法律,而不是對一個有疼痛感覺的肉體行使法律。     
  無疑,在法國,舊式公開處決的某些因素一度附著在新的有節制的方法上。犯遷逆罪者,包括武君者,被送上斷頭台時要身著黑紗,直到1832年,還要先被砍掉一隻手。此後,裝飾的黑紗依然長期保留著。1836年11月對暗殺路易一菲力普(I-。ms-Phllppe)「的未遂犯菲埃希(Fieschi)的判決便是一例:「他被帶到刑場時應身穿襯衫,赤腳,頭上罩著黑紗。當官員向民眾宣讀判決書時,他將被展示在斷頭台上,然後立即處決。」我們會由此想到達米安,並且注意到死刑的最後一點附加物:表示哀喪的黑紗。人們再也看不到犯人的面孔。只是在斷頭台上宣讀的判決書公佈了罪行,而罪犯則不露面(罪犯越罪大惡極,越不准亮相:既不准他看見外界,也不讓外界看到他。這是當時的流行觀念。人們應該給叛逆者「製造一個鐵籠或挖一個不透光線的地牢,使他永遠地消遁」。——mMOlefle,275~277)。公開處決的最後這點遺跡是對這種行刑方式的廢止判決:用一塊布來遮藏肉體。三重罪犯(武母,同性戀和謀刺)伯努瓦(Benoit)是第一個不再被砍掉手的逆犯:「在宣讀判決書時,他站在由郭子手們支撐的斷頭台上。這是一個恐怖的場面;他被一塊白色的屍衣包住,頭上罩著黑紗。這個叛逆躲開了沉默人群的目光。生命藏匿在這些神秘不祥的衣物下,僅在淒慘的喊叫聲中表明自己的存在,旋即在刀下了結」(《判決公報》,1832年8月30日)。     
  19世紀初,肉體懲罰的大場面消失了,對肉體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懲罰不再有戲劇性的痛苦表現。懲罰的節制時代開始了。到1830年一1840年間,用酷刑作為前奏的公開處決幾乎完全銷聲匿跡。當然,對於這種概括性的結論需要做一些限定。首先,這些變化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也不是某一種發展進程的結果。也有滯延現象。奇怪的是,英國是公開處決消失得最遲緩的國家之一。其原因也許是,陪審團制度、公開審訊制度和對人身保護法的尊重使其刑法具有一種楷模形象。毫無疑問,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1780年一1820年的大騷亂時期不願削弱其刑法的嚴峻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羅米利(Romily)、麥金托什(Mackintosh)和巴克斯頓(Fowel!Buxton)都曾試圖減輕美國法律所規定的繁雜而嚴厲的刑罰,但未成功。羅西(ROSSi)把英國法律描繪成「猙獰的屠宰」。(實際上,陪審團也往往認為規定的刑罰太苛酷,因此在量刑時盡量從寬。)而刑罰的嚴厲程度還在不斷地增強。1760年,布萊克斯通普列舉出英國法律所規定的160種死罪。到1819年,死罪增加到223種。其次,我們還應考慮1760年一1840年;旬的各種反覆。在奧地利、俄國、美國以及立憲會議時期的法國都曾進行急劇的改革,然後在歐洲反革命時期以及1820年一1848年的社會大恐慌時期則出現倒退;緊急狀態時期的法庭和法律也造成暫時的變化;在法律和法庭的實踐之間也有差距(法庭的實踐絕不會如實地反映立法狀況)。所有這些因素都使19世紀初的轉變顯得參差不齊。     
  應當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到1840年多數變革已經實現,懲罰機制也相應地採用了新的運作方式,但是這一過程遠未完成。減少酷刑的潮流是以1760年一1840年的大轉變為背景的,但並未在這一時期終結。可以說,公開處決的習俗長期以來糾纏著我們的刑罰體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法國,斷頭機這種迅速完成死刑的機器體現了一種關於合法死刑的新倫理。但是,大革命隨即賦予它一種大型戲劇儀式。在許多年裡,它提供了一種景觀。因此,不得不將它移到聖雅克要塞;用封閉的馬車取代敞開的囚車,把犯人從車廂直接推上斷頭台;在人們沒有料到的時間裡迅速完成處決。最後(在1939年處決魏德曼之後),為了防止公眾接近,斷頭機不得不設在監獄裡,並且封鎖通往監獄的街道,秘密執行死刑(如1972年在桑戴處決布菲和邦當)。描述現場情況的目擊者甚至會被追究,以此來保證處決不再成為一種景觀,而只是法律與其制裁對像之間的一種奇怪的秘密。我們必須指出,那麼多的防範措施表明,時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種景觀,因而必須切實地禁止圍觀。     
  同樣,在19世紀中期,對肉體的擺佈也尚未完全消失。無疑,懲罰的重心不再是作為製造痛苦的技術的酷刑,其主要目標是剝奪財富或權利。但是,諸如強制勞動、甚至監禁——單純剝奪自由——這類懲罰從來都有某種涉及肉體的附加懲罰因素:限量供食,性生活被剝奪,體罰,單人囚禁。這些難道不正是監禁的客觀必然結果嗎?事實上,即便是最單純的監禁也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肉體痛苦。一種針對19世紀初教養制度的批評認為,監禁作為懲罰是不夠的,因為囚犯與許多窮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麼挨餓受凍,而且被剝奪的更少。這種批評提出了一種從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應該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體痛苦。把懲罰與附加的肉體痛苦分開是難以做到的。怎麼可能有一種非肉體的懲罰呢?     
  因此,在現代刑司法體系中存留著「酷刑」的痕跡。這種痕跡從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漸被非肉體刑罰體系包裹起來。     
  在過去兩百年間,刑罰的嚴峻性不斷減弱,這是法律史學家所諳熟的現象。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籠統地視之為一種數量現象:更少的殘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愛,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實際上,與這些變化伴隨的是懲罰運作對象的緊換。那麼,懲罰強度是否減輕了呢?結果或許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地說,懲罰對像發生了變化。     
  如果說最嚴厲的刑罰不再施加於肉體,那麼它施加到什麼上了呢?理論家們在1760年前後開創了一個迄今尚未結束的時代。他們的回答簡單明瞭。答案似乎就包含在問題之中:既然對像不再是肉體,那就必然是靈魂。曾經降臨在肉體的死亡應該被代之以深入靈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懲罰。馬布利「明確徹底地總結了這個原則:「如果由我來施加懲罰的話,懲罰應該打擊靈魂而非肉體」。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懲罰景觀的舊夥伴——肉體和鮮血——隱退了。一個新角色戴著面具登上舞台。一種悲劇結束了,一種喜劇開演了。這是一種影子表演,只有聲音,沒有面孔,各種實體都是無形的。因此,懲罰司法的機制必須刺透這種無形的現實。     
  這只是一種理論論斷嗎?刑罰實踐不是與之矛盾嗎?不要匆忙地做出這種結論。誠然,今天,懲罰不僅是改造靈魂。但是馬布利的原則不僅是一種虔誠的願望。在現代刑罰實踐中處處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     
  首先是對像改變了。這並不是說人們開始突然懲罰另外的罪行了。毫無疑問,犯罪的定義、罪行的等級、赦免的限度、實際所容忍的和法律所許可的界限,所有這些在過去兩百年間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許多與某種宗教權威的行使或某種經濟活動相關的罪行已不再成為罪行了。褻瀆神明不再是一種罪過,走私和偷竊也不再是重罪。但是這些變化或許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準許和禁止之間的劃分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會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但在另一方面,「犯罪」這個刑罰實踐的對象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裡說的是犯罪的性質以及某種意義上可懲罰因素的內容,而不是形式上的定義。在法律相對穩定的表層下,發生了大量微妙而急劇的變化。誠然,判決所確定的「犯罪」或「犯法」都是法典所規定的司法對象,但是判決也針對人的情慾、本能、變態、疾病、失控、環境或遺傳的後果。侵犯行為受到懲罰,但侵略性格也同時因此受到懲罰。強姦行為受到懲罰,性心理變態也同時受到懲罰。兇殺與衝動和慾望一起受到懲罰。有人會反駁說,判決實際上不是針對它們的;如果提到這些因素,也是為了說明相關的行為,為了確定受審者的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與犯罪有關聯。這不是令人滿意的回答。因為受審判和受懲罰的正是這些潛藏在案件背後的幽靈。它們是被當做「減輕罪行的間接因素」而間接受到審判,使判決結論不僅引入「間接因素」證據,而且加進並非司法規定的完全不同的東西,如罪犯的自我認識,人們對罪犯的評估,人們對罪犯本人、他的過去與其罪行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對罪犯未來情況的估計等。它們還因為19世紀以來在醫學和司法之間流行的種種觀念而受到審判(如喬治時代的「怪物」,肖米埃」所謂的「心理反常」,當代專家所謂的「變態」、「失控」等等)。這些觀念名義上是解釋人們的行為,實際上成為給每個人下定義的工具。它們還受到一種懲罰機制的懲罰——這種懲罰機制旨在使犯法者變得「不僅樂意而且能夠在法律範圍內生活,並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它們還受到一種刑罰的內部機制的懲罰——這種刑罰在懲罰犯罪的同時可以根據囚犯行為的變化而變化(一般是縮短刑期,有時也延長刑期)。它們還受到伴隨刑罰的「安全措施」的懲罰(如限制活動地區,緩刑,強制性醫療措施等)。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懲罰犯法行為,而是監督這個人,消除其危險心態或改造其犯罪傾向,甚至在罪犯轉變以後,仍然維持這些措施。在審訊中,涉及罪犯的靈魂,不僅是為了解釋他的罪行和在司法上分辨責任。人們把靈魂提交給法庭,加以渲染,影響人們對案情的理解,並被「科學地」運用,這正是由於它也和罪行本身一樣要受到審判並分擔懲罰。在整個刑事程序中,從預審、判決到刑罰的最終後果,有一個被各種對像滲透了的領域。這些對像不僅複製了而且分裂了司法規定的對象。精神病學,尤其是犯罪人類學以及犯罪學的重複話語,在此發揮了它們的一項重要功能:通過莊重地把犯罪納入科學知識的對象領域,它們就給合法懲罰機制提供了一種正當控制權力:不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個人,不僅控制他們的行為,而且控制他們現在的、將來的、可能的狀況。被法律體系所控制的犯法者的靈魂,這一附加因素在表面上只是解釋性和限定性的,而實際上卻具有擴張性。在歐洲建立了新的刑法體系的一百五十至兩百年間,法官借助於一種淵源久遠的進程,逐漸開始審判罪行之外的東西,即罪犯的「靈魂」。     
  因此,他們開始做判決之外的事情。更確切地說,在司法審判中悄悄地滲進了其他的評估,從而深刻地改變了司法判決的規則。自中世紀艱難緩慢地建立起調查這一重大程序以來,審判就意味著確定犯罪事實,確定犯罪者和實施合法懲罰。有關罪行的知識、有關罪犯的知識和有關法律的知識,這三個條件為符合事實的判決提供了基礎。然而,現在,在刑事審判過程中插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事實問題。首先,不再像原來那樣簡單地問:「該行為是否已被確認,是否應受到懲罰?」還要追問:「這是什麼行為?這種暴行或謀殺行為是什麼性質?它屬於哪一種現象?它是想入非非的結果,還是精神病反應,是一時糊塗,還是一種變態行為?」其次,也不再簡單地問:「這是誰幹的?」還要追問:「我們怎麼來確定造成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根源是出自犯罪者的哪一方面?是本能,還是潛意識,是環境還是遺傳?」最後,也不再簡單地問:「根據哪一條法律來懲罰這種犯罪?」還要追問:『什麼措施最恰當?如何估計犯罪者的未來發展?使他重新做人的最佳方法是什麼?」這些對罪犯的評估、診斷、預測和矯正性裁決逐漸在刑事審判中佔據一席之地。另一種事實滲透進法律機制所要求的紮實中。後一種事實被前一種事實所糾纏,結果把罪行認定變成了一種奇特的科學一司法復合體。刑法實踐處理瘋人問題的方式就很典型。根據1810年法典,只能用第64條來處理瘋人。該條款規定,如果犯罪者在犯罪時精神不健全,則不算犯罪或犯法。因此,確定精神錯亂是與確定犯罪行為完全無關的事情;該行為的嚴重性並不因為行為者精神錯亂或隨後減免懲罰而改變;但是犯罪本身不存在了。據此便不能宣佈某個人既犯下罪行又精神錯亂。精神錯亂的診斷一旦被認可,它就不能被納入審判;它就打斷了審判程序,解除了法律對行為者的制裁。不僅對被懷疑精神失常的罪犯的檢查,而且這種檢查的結果,都必須獨立於並先於判決。然而,時隔不久,19世紀的法庭便開始誤解第64條的含義。儘管最高上訴法院幾次做出決定,重申對精神錯亂者不能判處輕刑,甚至不能做赦免判決,而應撤消立案。但是普通法院依然把精神錯亂寫進判決書。他們認為,一個人可以既是罪犯又是瘋子;瘋得越厲害,罪行越輕;罪行是肯定的,但應該把人送去治療,用刑罰以外的方法來處置;這種人不僅是罪犯,而且是很危險的人,因為他病得太嚴重,等等。從刑法的角度看,這種觀點必然導致許多荒唐的判決。然而,這種情況恰恰是某種演變的開始,法理學和立法本身在以後的一百五十年間加速了這種演變進程:1832年的改革已經引入了「減輕罪行的間接因素」,從而能夠根據某種疾病的設定程度或某種半瘋癲狀態的程度來修改判決。此外,請精神病專家出庭的做法(這種做法在巡迴法庭中十分普遍,有些即決法庭也這樣做)也意味著,即使判決通常是依法量刑,但也多少混合著對是否正常的評定,對因果關係的歸納,對各種可能前景的估計以及對犯罪者未來的預測。如果以為這些運作都是從外面影響判決的內容,那就大錯特錯了。它們是直接參與一項判決的形成過程。本來按照第64條的原意,精神錯亂就消除了罪行,而現在任何犯罪或犯法都被納入這一條款,受到合法的懷疑,同時在任何反常的案件中人們都可以提出精神不正常的假設。而且,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的判決,都不再僅僅是一項針對罪行的判決,一項實施懲罰的法律決定。它還包含了對是否正常的評定和對正常化前景的技術性預測。今天的審判者,無論是法官還是陪審員,當然就不只是在「判案」了。     
  而且,他也不是在獨自審判。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和執行判決過程充斥著一系列的輔助權威。圍繞著主要審判衍生出大量的小型法律體系和變相的法官:精神病和心理分析專家,執行判決的官員,教育工作者,監獄服務人員。所有這些人都分享著合法懲罰權力。有人會反駁說,以上這些人無一真正分享審判權;其中有些人只是在判決後實施法庭規定的懲罰,而另一些人,即那些專家,是在判決之前介入的,是幫助法官們做出決定。然而,只要法庭所規定的刑罰和安全措施不是絕對的明確,它們就會不斷地被修改,就會給法官以外的人留下一個任務:決定犯人是否「應該」享有半自由或有條件的自由,他們是否將對他的監管貫徹到底。這就把合法懲罰的機制交給了他們,由他們任意支配。儘管他們可能是輔助性法官,但他們畢竟是法官。這種機制是長期以來圍繞著判決的實施及其因人而異的調整而發展起來的,造成了司法決策權威的大量衍生,並把決定權擴展到判決以外的領域。精神病專家本身可能是不願參與審判的。讓我們來考察自「1958年裁決」以來他們向自己提出的3個問題,即被定罪者是否構成社會的威脅?他是否應受到刑事懲罰?他是否能夠被矯正?這些問題絲毫不涉及第以條,也不涉及被定罪者在犯法時是否精神失常,也不涉及「責任」問題。它們只涉及刑罰的使用、必要性和效用。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說,它們使得人們有可能證明,精神病院是否是比監獄更合適的禁閉場所,這種禁閉應該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人們所需要的是醫療處置還是安全措施。那麼,精神病專家在刑事領域裡的角色是什麼呢?他不是負有責任的專家,而是一個關於懲罰問題的顧問。他需要回答的是,這個對象是否「危險」,人們應該如何防範他,人們應該如何改變他,人們應強迫他服從還是應給予他治療。最初,人們求助精神病學專業知識時是為了對罪犯的自由在其犯罪行動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真的」解釋。現在這種知識則被用來為對罪犯的「醫學一司法治療」提供處方。     
  總之,自從18世紀和19世紀的重要法典所規定的新刑罰體系實施以來,由於一種普遍的進程,使得法官審理罪行以外的某種東西,使得他們的判決也包含了審判以外的某種內容,審判的權力也部分地轉移到審理罪行的法官以外的其他權威手中。整個司法運作吸收了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員。有人會說,這毫無異常之處;法律不斷地吸收其他因素,乃是一種必然趨勢。但是,現代刑事司法的怪異之處在於,儘管它採納了許多超司法因素,卻不是為了從司法角度限定它們,逐漸把它們整合進實際的懲罰權力,相反,是為了讓它們作為非司法因素在刑罰運作中發揮作用,是為了使刑罰運作不再是單純的合法懲罰,是為了使法官不再是純粹的和唯一的懲罰者。「當然,是我們做出了判決。但是,這種判決並不直接與罪行相關。顯然,在我們看來,它是一種醫治罪犯的方式。我們施加懲罰,但這也是在表明,我們希望獲得一種療效。」今天,刑事司法只有通過這種不斷地指涉自身之外的某種東西,通過這種不斷地嵌入非司法體系,才能展開運作和為自己正名。它的命運需要不斷地由知識來重新確定。     
  這樣,在這種懲罰日益寬鬆的現象背後,人們可以發現懲罰作用點的置換,而且可以看到,通過這種置換出現了一個新的對象領域,一個新的事實真理體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一直不為人們所知的角色。一整套知識、技術和「科學」話語已經形成,並且與懲罰權力的實踐愈益糾纏在一起。     
  本書旨在論述關於現代靈魂與一種新的審判權力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論述現行的科學一法律綜合體的系譜。在這種綜合體中,懲罰權力獲得了自身的基礎、證明和規則,擴大了自己的效應,並且用這種綜合體掩飾自己超常的獨特性。     
  但是,這樣一部現代靈魂遭受審判的歷史應該從何寫起呢?如果我們局限於立法或刑事程序的演變,那麼我們就可能會錯誤地認為,在集體情感中發生了一種變化,有一種人造化趨勢,把人文科學的發展看作是一種大範圍的、外在的、消極的和基本的事實。如果像塗爾幹那樣(見《傳記》),只是研究一般的社會現象,我們就可能錯誤地認為,在懲罰的個人化方式中日益寬鬆似乎成為一種原則。而懲罰的個人化方式其實是新的權力策略的~個後果,這些策略也包括新的刑罰機制。因此,本書的研究將遵循4個基本規則:     
  1.對懲罰機制的研究並不單純限於其「鎮壓」效應和「懲罰」方面,而是將它們置於懲罰機制可能產生的一系列積極效應中,即使這些積極效應乍一看似乎是邊緣性的。這樣也就是把懲罰視為一種複雜的社會功能。     
  2.在分析懲罰方式時不只是將它們視為立法的後果或社會結構的表徵,而是視為在其他行使權力方式的更普遍領域裡具有自身特色的技術。這樣也就是把懲罰視為一種政治策略。     
  3.不是把刑法史與人文科學史看作兩個獨立的系列——它們的相互重合似乎對某一方或對雙方有干擾作用或有益效應,而是考察是否存在著共同母體,它們是否都出自同一個「認識一司法」結構過程。簡言之,把權力技術學變成刑罰體系人道化和對人的認識這二者的共同原則。     
  4試圖發現靈魂進入刑事司法舞台以及一套「科學」知識進入法律實踐是不是權力關係干預肉體的方式發生改變的結果。總之,我將試著基於某種有關肉體的權力技術學來研究懲罰方式的變化,從中讀解出權力關係和對像關係的一部共同歷史。這樣,通過把刑罰的寬鬆當做一種權力技術來分析,我們或許能夠理解人類、靈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漸複製出作為刑罰干預對象的犯罪,一種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夠造就出一種作為具有某種「科學」地位的話語的認識對象的人。     
  但是,我並不自詡是第一個做這種研究的人。〔『〕     
  魯捨(Rusche)與基希海默爾(Kirchheimer)」的大作《懲罰與社會結構》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參考點。我們首先必須擺脫那種錯覺,即認為刑罰主要是(即使並非絕對地是)一種減少犯罪的手段;因此,儘管由於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不同,刑罰或者十分嚴厲或者比較寬鬆,但都旨在達到矯正修補的目的,都要追究個人或追究集體責任。我們應該分析「具體的懲罰制度」,把它們當做社會現象來研究,但不能單純地從社會的司法結構來考慮,也不能單純地從社會的基本道德選擇來考慮。我們應該把它們置於它們運作的領域——在這種領域中對犯罪的懲罰不是唯一的因素;我們應該揭示,懲罰措施不僅僅是進行鎮壓、防範、排斥和消滅的「消極」機制,它們還具有一系列積極的、有益的效果,而它們的任務正是提供和維持這種效果(而且在這種意義上,雖然合法懲罰是為了懲罰犯罪,但人們也可以說,對犯罪的界定和追究也是為了維持懲罰機制及其功能)。從這種觀點出發,魯捨和基希海默爾將不同的懲罰制度與它們在其中運作的生產制度聯繫起來:譬如,在奴隸制經濟中,懲罰機制被用於提供一種額外的勞動力——在戰爭和貿易所提供的奴隸之外,造成一批「民法」奴隸;在封建制度下,在貨幣和生產的早期階段,我們會發現肉體懲罰急劇地增多——在大多數情況下,肉體是唯一可以觸動的財產;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收容所(總醫院、紡織勞動院或木工勞動院「)、強制勞動和監獄工廠紛紛出現。但是工業制度需要的是一個自由勞動市場,因此在19世紀,懲罰機制中的強制勞動逐漸式微,「教養」拘留取而代之。毫無疑問,關於這種嚴格的對應關係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接受一個基本觀點,即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裡,懲罰制度應該署於某種有關肉體的「政治經濟」中來考察:儘管它們並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懲罰,儘管它們使用禁閉或教養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終涉及的總是肉體,即肉體及其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對它們的安排和征服。以道德觀念或法律結構為背景來撰寫一部懲罰史,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是,當這種懲罰制度聲稱以掌握罪犯的靈魂秘密為自己的目標時,我們能以肉體史為背景來撰寫這種懲罰史嗎?     
  歷史學家早就開始撰寫肉體的歷史。他們研究了歷史人口學或病理學領域裡的肉體;他們把肉體看作是需求和慾望之源,心理變化和新陳代謝之所,細菌和病毒的侵害目標;他們揭示了歷史進程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似乎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基礎,在社會史中,諸如桿菌的傳播或壽命的延長這類生物學「事實」應佔有何種地位(參見I-eRoy-l.aturie)。但是,肉體也直接捲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係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它打上標記,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這種對肉體的政治干預,按照一種複雜的交互關係,與對肉體的經濟使用緊密相聯;肉體基本上是作為一種生產力而受到權力和支配關係的干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種征服體制所控制時,它才可能形成為一種勞動力(在這種體制中,需求也是一種被精心培養、計算和使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體既具有生產能力又被馴服時,它才能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這種征服狀態不僅是通過暴力工具或意識形態造成的,它也可以是直接實在的力量的對抗較量,具有物質因素,但又不包含暴力;它可以被計算,被組建,被具體地設想出來;它可能是很微妙的,既不使用武器,也不借助於恐怖,但依然具有物質結構。也就是說,可能有一種關於肉體的「知識」,但不完全是關於肉體功能運作的科學;可能有對肉體力量的駕馭,但又不僅是征服它們的能力;這種知識和這種駕馭構成了某種可以稱為肉體的政治技術學。當然,這種技術學是發散的,幾乎沒有形成連貫的系統的話語;它往往是各種零星的片斷;它使用的是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和方法。儘管其結果具有統一性,但一般來說,它不過是一種形式多樣的操作。另外,它不是固定在某種特殊的制度機構或國家機器中。它們都求助於它,使用、選擇或推行它的某些方法。但是,就其機制和效應而言,它處於另外一個層面。在某種意義上,國家機器和各種機構所運用的是一種權力的微觀物理學,其有效領域在某種意義上是介於這些重大功能運作與具有物質性和力量的肉體之間。     
  這樣,我們對這種微觀物理學的研究就提出以下的假設:首先,施加於肉體的權力不應被看作是一種所有權,而應被視為一種戰略;它的支配效應不應被歸因於「佔有」,而應歸因於調度、計謀、策略、技術、運作;人們應該從中破譯出一個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和活動之中的關係網絡,而不是讀解出人們可能擁有的特權;它的模式應該是永恆的戰鬥,而不是進行某種交易的契約或對一塊領土的征服。總之,這是一種被行使的而不是被佔有的權力。它不是統治階級獲得的或保持的「特權」,而是其戰略位置的綜合效應——是由被統治者的位村所展示的、有時還加以擴大的一種效應。其次,這種權力在實施時,不僅成為強加給「無權者」的義務或禁錮;它在干預他們時也通過他們得到傳播;正是在他們反抗它的控制時,它對他們施加壓力。這就意味著,這些關係深入到社會深層;它們不是固定在國家與公民的關係中,也不是固定在階級分野處,它們不僅在個人、肉體、行為舉止的層面複製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儘管存在著某種連續性(它們確實通過一系列複雜機制而連接成這種連續形式),但是,既沒有相似性,也沒有同源性,而只有機制和模態的特殊性。最後,它們不是單義的;它們確定了無數衝撞點、不穩定中心,每~點都有可能發生衝突、鬥爭,甚至發生暫時的權力關係的顛倒。這些「微觀權力」的顛覆並不是遵循著「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法則;這種顛覆不是由於國家機器被新的勢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機構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毀滅而一下子造成的;另一方面,這些局部的插曲無一會被載入史冊,除非它對制約著它的整個網絡產生影響。     
  或許,我們也應該完全拋棄那種傳統的想像,即只有在權力關係暫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存在,只有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識才能發展。或許我們應該拋棄那種信念,即權力使人瘋狂,因此棄絕權力乃是獲得知識的條件之~。相反,我們應該承認,權力製造知識(而且,不僅僅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權力才鼓勵知識,也不僅僅是因為知識有用,權力才使用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係就不會有任何知識。因此,對這些「權力一知識關係」的分析不應建立在「認識主體相對於權力體系是否自由」這一問題的基礎上,相反,認識主體、認識對像和認識模態應該被視為權力一知識的這些基本連帶關係及其歷史變化的眾多效應。總之,不是認識主體的活動產生某種有助於權力或反抗權力的知識體系,相反,權力一知識,貫穿權力一知識和構成權力一知識的發展變化和矛盾鬥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領域。     
  因此,為了分析對肉體的政治干預和權力微觀物理學,在權力問題上,我們必須拋棄暴力一意識形態對立、所有權觀念、契約和征服模式;在知識問題上,我們必須拋棄「有利害關係」和「無利害關係」的對立、認識的模式和主體的第一性。借用配第(Petty)「及其同時代人的一個詞,但賦予它一種不同於17世紀的含義,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政治「解剖學」。它不是從某種「肉體」(具有各種因素。資源和力量的實體)的角度來研究一個國家,也不是從某個小國家的角度來研究肉體及其環境。我們關注的是「政治肉體」偽Ody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組物質因素和技術,它們作為武器、中繼器、傳達路徑和支持手段為權力和知識關係服務,而那種權力和知識關係則通過把人的肉體變成認識對像來干預和征服人的肉體。     
  這就需要我們把懲罰技術——它們或者是用公開酷刑和公開處決的儀式來捕捉肉體,或者是以人們的靈魂為對像——置於政治肉體的歷史中。這還需要我們在考慮刑罰實踐時,與其把它們看作是法律理論的後果,不如把它們看作是政治解剖學的一章。     
  坎托羅維茨(Kantorowitz)對「國王的肉體」做了一個精彩的分析。按照中世紀的司法神學,國王的肉體具有雙重性質,既包含著有生有死的暫時因素,又包含著~個不受時間影響的不變因素。後者需要受到維護,因為它是該王國的物質的但又無形的依托物。這種二元性從根本上講很接近於基督教神學模式。圍繞著這種二元性形成一種肖像學,一種關於君主制的政治理論,一些將國王本人與王位的要求既區分開又聯繫起來的法律機制,一些以加冕典禮、葬禮和征服典禮為登峰造極的儀式。在相反的一端,人們會想到罪犯的肉體。後者也有其法律地位,也造就了自己的儀式。他們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理論話語,但不是為了證實君主本人所擁有的「過剩權力」,而是為了說明這些受懲罰者所顯示的「權力的匾乏」。在這個最黑暗的政治領域裡,罪犯是國王的對稱而顛倒的形象。借用坎托羅維茨的說法,我們應該分析「罪犯的微不足道的肉體」。     
  如果說國王所擁有的過剩權力造成了國王肉體的複製物,那麼施加在罪犯被征服的肉體上的過剩權力不也造成了另一種複製物嗎?即馬布利所說的「非肉體」,「靈魂」。因此,這種懲罰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歷史就將成為現代「靈魂」的一個系譜或一個因素。人們不應把這種靈魂視為某種意識形態殘餘的死灰復燃,而應視之為與某種支配肉體的權力技術學相關的存在。如果認為這種靈魂是一種幻覺或一種意識形態效應,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它確實存在著,它有某種現實性,由於一種權力的運作,它不斷地在肉體的周圍和內部產生出來。這種權力是施加在被懲罰者身上的,更廣義地說,這種權力的對象是被監視、訓練和矯正的人,瘋人,家庭和學校中的兒童,被隔離的人以及被機器所束縛、工餘時間也受監視的人。這就是這種靈魂的歷史現實。它與基督教神學所展示的靈魂不同,不是生而有罪並應該受到懲罰的,而是生於各種懲罰、監視和強制的方法。這種現實的非肉體的靈魂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因素。它體現了某種權力的效應,某種知識的指涉,某種機制。借助這種機制,權力關係造就了一種知識體系,知識則擴大和強化了這種權力的效應。圍繞著這種「現實一指涉」,人們建構了各種概念,劃分了各種分析領域:心理、主觀、人格、意識等等。圍繞著它,還形成了具有科學性的技術和話語以及人道主義的道德主張。但是,我們不要產生誤解,不要以為一種現實的人——認識、哲學思考或技術干預的對象——取代了神學家幻覺中的靈魂。人們向我們描述的人,讓我們去解放的人,其本身已經體現了遠比他本人所感覺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應。有一種「靈魂」佔據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權力駕馭肉體的一個因素。這個靈魂是一種權力解剖學的效應和工具;這個靈魂是肉體的監獄。     
  一般而言的懲罰以及具體而言的監獄屬於一種關於肉體的政治技術學——我的這一結論與其是得自於歷史,不如說得自干現實。近些年,監獄暴動在世界各地時有發生。當然,暴動的目的、口號、和方式有某種似乎矛盾的東西。有些暴動是反抗整個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惡劣物質狀況:寒冷、窒悶、擁擠、潮濕、飢餓以及虐待。但是,也有些暴動是反抗模範監獄、鎮靜藥物、隔離手段以及醫療和教育措施。這些暴動的目標僅僅是物質方面嗎?既反對落後陳舊的條件,又反對舒適,既反對看守,又反對精神病專家,這些暴動不是相互矛盾嗎?實際上,所有這些暴動(以及自19世紀初以來由監獄引起的無數話語)一直是圍繞著肉體和物質狀況展開的。正是那些瑣碎的物質細節維持了這些話語、這些記憶和謾罵。人們可能會把這些只視為盲目的要求或者懷疑在這些要求背後有圖謀不軌的計劃。實際上,它們是肉體層面上的反抗,反抗的就是監獄這種實體。問題並不在於監獄的環境是否太嚴酷或太令人窒息,太原始或太有章法,而在於它本身作為權力工具和載體的物質性。「靈魂」技術學——教育專家、心理學家或精神病專家的技術學——既無法掩飾也無法彌補的正是這種支配肉體的權力技術學。原因很簡單,前者是後者的工具。我要撰寫的就是這種監獄的歷史,包括它在封閉的建築物中所彙集的各種對肉體的政治干預。我為什麼願意寫這樣一部歷史呢?只是因為我對過去感興趣嗎?如果這意味著從現在的角度來寫一部關於過去的歷史,那不是我的興趣所在。如果這意味著寫一部關於現在的歷史,那才是我的興趣所在〔3〕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一部分 酷刑 第二章 斷頭台的場面     
   迄法國大革命為止,刑罰的基本形式是由1670年法令規定的。該法令規定了下列刑罰等級:「死刑、拷問、苦役、鞭刑、公開認罪、放逐」。肉體懲罰占的比重極大。習俗、犯罪性質、犯人的身份也都在考慮之中。「極刑包括許多種類:對有些犯人可直接處以絞刑,對有些犯人則先斷手或割舌,再送上絞架;對重罪犯人有些可用刑輪裂肢折磨至死,然後再肢解軀幹,有些則在死前肢解軀幹,有些可先絞死再車裂,有些可燒死,有些則先絞死再焚屍,有些可用四馬分屍,有些可斬首,有些可擊碎其頭。」(Soulatges,169~171)。蘇拉日(Souatges)還順帶補充說,在該法令中,還有一些較輕的刑罰未被提及,如滿足受害者的要求、警告、正式申斥、短期監禁、行動限制以及錢財上的懲罰——罰款或沒收。     
  然而,我們絕不應產生誤解。在這個恐怖武庫與日常刑罰實踐之間,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公開的酷刑和處決絕不是最常見的懲罰形式。在今天看來,古典時期刑罰實踐中的死刑判決比例似乎很高。1775一1785年間,在沙特萊(ChAtelet)要塞門)的判決中,有將近百分之十是死刑,包括車裂、絞刑和火刑。弗蘭德(Flander)最高法院在1721年一1730年間共做出260項判決,其中有39項死刑判決(在1781~1790年間的500項判決中有26項死刑判決。——見Dautriourt)。但是,不應忘記,法庭有許多放寬刑罰的辦法,或者拒絕追究會受到過於嚴厲懲罰的罪行,或者修改犯罪的定義。有時,國王也指示,對某個嚴峻的法令不要過於認真地執行(舒瓦瑟爾論1744年8月3日關於流浪漢的公告——Choiseul,128~129)。總之,大多數的判決是放逐和罰款。像沙特萊要塞(只處理較重的犯罪)這樣的法庭,在1755年一1785年間做出的判決,多半是放逐。但是,這些非肉體懲罰常常附加著其他懲罰,後者包括程度不同的酷刑:示眾、上預手枷、戴鐵頸圈、鞭答、烙印。凡是判處做划船苦工的男人或判處幽閉在醫院裡的女人,都附加這些懲罰。放逐之前往往先示眾和打烙印,罰款有時也伴隨鞭答。不僅在那種莊嚴的死刑中,而且在這些附加的刑罰中,酷刑都顯示出自己在刑罰中的重要地位:凡是稍微重要的刑罰必然包含著一種酷刑或肉刑的因素。     
  何謂「肉刑」(Supplice)?若古(Jaucourt)「在《百科全書》的辭條中解釋:「引起某種令人恐懼的痛苦的肉體懲罰。」他補充說:「這是人的想像力所創造的一種令人費解的極其野蠻和殘酷的現象」。這種現象的確令人費解,但並非反常,也並非原始。酷刑是一種技術,它並非一種無法無天的極端狂暴表現。懲罰要成為酷刑的話,必須符合三條基本標準:首先,它必須製造出某種程度的痛苦,這種痛苦必須能夠被精確地度量,至少能被計算、比較和劃分等級。其次,死刑也是一種酷刑,因為它不僅剝奪了人的生存權,而且它也是經過計算的痛苦等級的頂點,它包括從斬首(這是將全部痛苦化簡為在一瞬間完成的一個行為——這是零度的酷刑),絞刑、火刑和輪刑(這些都延長了痛苦),到肢解活人(這種方法使人的痛苦達到極點)。最後,極刑是一種延續生命痛苦的藝術,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製造「最精細劇烈的痛苦」。酷刑是以一整套製造痛苦的量化藝術為基礎的。不僅如此,這種製造痛苦的活動還是受到調節的。酷刑將肉體效果的類型、痛苦的性質、強度和時間與罪行的嚴重程度,罪犯的特點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地位都聯繫起來。製造痛苦有一套法律準則。在用酷刑進行懲罰時,絕不會不加區別地同等地對待肉體。人們會根據具體的規則進行計算:鞭答的次數、打烙印的位置,在火刑柱或刑輪上製造死亡痛苦的時間(由法庭決定,罪犯應被即刻處死還是慢慢處死,在何處表現惻隱之心),投殘身體的方法(斷手或割嘴、割捨)。這些各種不同的因素擴大了懲罰方式,並根據法庭情況和罪行而加以組合。正如羅西(ROSSi)所形容的:「但丁的詩進入了法律」。總之,這是肉體刑罰知識中一門需要長期學習的課程。     
  其次,酷刑應成為某種儀式的一部分。它是懲罰儀式上的一個因素,必須滿足兩個要求。它應該標明受刑者。它應給受刑者打上恥辱的烙印,或者是通過在其身體上留下疤痕,或者是通過酷刑的場面。即使其功能是「清除」罪惡,酷刑也不會就此罷休。它在犯人的身體周圍,更準確地說,是在犯人的身體上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記。無論如何,人們都不會忘記示眾,戴枷受辱,酷刑和歷歷在目的痛苦。     
  第三,從規定酷刑的法律的角度看,公開的酷刑和死刑應該是引人注目的,應該讓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幾乎是一場凱旋儀式。它所使用的過分的暴力是造成它的榮耀的一個因素。罪人在受刑時呻吟哀嚎,這種情況並不是令人難堪的副作用,而恰恰是伸張正義的儀式。因此,甚至在人死後仍施加酷刑,如焚屍揚灰,暴屍囚籠和懸屍路旁,也是十分正常的了。即使已沒有任何痛苦了,司法正義仍對犯人的身體緊追不捨。     
  「司法酷刑」這個詞並不涵蓋一切肉體懲罰。它是一種有差別的痛苦製造方式,一種標明受刑者和體現懲罰權力的有組織的儀式。它並不表明法律體系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失去控制。在「過分的」酷刑中,包含著一整套的權力經濟學。     
  受刑的肉體首先被納入法律儀式中,而這種儀式應該產生並向一切人展示罪行的真相。     
  除了英國這一明顯的例外,在法國以及多數歐洲國家,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包括最後的判決,始終是秘密進行的,也就是說,不僅對於公眾,而且對於被告都是不透明的。這~過程是背著被告,至少是在他對指控或證據茫然不知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刑事司法的程序中,瞭解案情是檢察官的絕對特權。按照1498年的法令,先期調查應「盡可能地認真而秘密地」進行。1670年法令肯定並在某些方面強化了前一時期的嚴厲性。按照這項法令,被告不能接觸有關本案的材料,不能知道原告的身份,在反駁證人以前不能知道證據的情況,直到最後審判前不能利用書面證詞,不能有律師確保案件審理的合理或在主要問題上參與辯護。初審司法官則有權接受匿名的告發,對被告隱瞞這種情況,懷著疑心並使用各種巧妙的方式來訊問被告、捕捉被告的漏洞。(直至18世紀,人們還在長狀大論地爭辯在「吹毛求疵的」訊問過程中法官使用虛假的承諾、謊言和雙關語,即一整套居心叵測的司法決疑術是否合法)。初審司法官擁有獨自建構某種事實並加於被告身上的全權,正式法庭的法官所得到的就是這種以文件和書面陳述形式提供的現成事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文件足以構成證據。他們僅在通過判決之前傳訊被告一次。這種秘密的和書面的司法程序體現了一個原則,即在刑事案件中,確立好實真相是君主及其法官的絕對排他的權力。埃羅(Ayraut)認為,這種程序(大體上在16世紀確立)起源於「恐懼心理,即恐懼那種人民往往會情不自禁地喧嘩和歡呼的場面,擔心出現混亂、暴力和針對當事人、甚至針對法官的騷動」。國王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表明,派生出懲罰權的「主權者權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屬於「民眾」。在君主的司法面前,一切人都必須鴉雀無聲。     
  然而,在確立務實真相時,儘管極其秘密,但也必須遵守某些準則。保密本身就要求規定一種關於刑訊事實的嚴格模式。從中世紀開始,經過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法學家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傳統,規定了證據的性質和使用方法。甚至在18世紀,人們還會常常見到如下的區分:真實、直接或正當的證據(如由目擊者提供的證據)與間接、推斷和製造的證據(如通過論證獲得的證據);明顯的證據、值得考慮的證據,不完善的證據或蛛絲馬跡(Jousse,660);使人們對行為事實無可疑的「必不可少的」證據(這是「充足」證據。譬如由兩名無可指責的目擊者證實,他們看到被告持一把出鞘帶血的劍離開了稍後發現因刀傷致死的屍體的地方);接近或半充足證據——只要被告不能提出相反的證據,這種證據就可被認為是真實的(如,一個目擊者的作證,或在謀殺前被告所做的死亡恐嚇);最後還有間接的、完全由意見構成的「副證」(如傳言,疑犯的逃遁,疑犯在審訊時的舉止等等。見MU-yartdeVouglans,1757,345~347)。現在,這些區分不只是理論上的精密分析,而且具有操作上的功能。首先,這些證據孤立地看都可能有一種特殊的司法作用。「充足」的證據可以導致任何判決。「半充足」的證據可以導致除死刑外的任何「重刑」。不完善的線索也足以導致傳訊拘留疑犯、立案審訊或對其課以罰款。其次,它們可以按照精確的算術法則進行組合。兩個「半充足」證據就可合成~個完整的證據。如果同時有幾個「副證」,它們就可以組成一個「半證據」。但是,無論「副證」有多少,它們本身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這個刑法算術學在許多方面十分細密,但是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如,根據一個充足證據是否足以做出一項死刑判決,是否還應有其它的副證?兩個半充足證據是否總是等於一個充足證據,是否應該用三個半充足證據或者用兩個半充足證據和~些副證來充當一個充足證據?有些因素是否僅僅對於某些罪行,在某些場合和涉及某些人時可以被視為副證呢?(譬如,如果證據出自一個流浪漢,那麼就可以不予注意;相反,如果證據是由「一個重要人物」或者在家庭案件中由戶主提供的,那麼它就變得重要了)。這是一種受決疑術調節的算術,其功能是確定如何建構一個法律證據。一方面,這種「法律證據」體繫在刑事領域中把一種複雜藝術的結果變成真理。它所遵循的是只有專家才懂的法則,因此它加強了保密原則。「法官僅有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會有的那種信念是不夠的。……沒有什麼比這種判案思路更錯誤的,實際上,這種思路不過是在某種程度上言之成理的意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對司法官的嚴格限制。如果沒有這種規則,「任何判決都可能是胡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即便被告真的有罪,判決也是不公正的」(PoullainduPare,112~113。另參見Es-mein,260~283和Mittermaier,15~19)。這種獨特的司法真實總有一天會顯得荒誕不經,好像法律不必遵循一般的真實準則。「在科學中半個證據能夠證明什麼呢?幾何或代數中的半個論證有什麼意義呢?」。但是,不應忘記,這些對法律證據的正式限制乃是絕對性權力和壟斷性知識所固有的管理方式。     
  這種刑If案件調查以書面形式秘密進行,遵循嚴格的法則建構證據,乃是一種無須被告出席便能產生事實真相的機制。因此,雖然法律上一般並沒有明確規定,但是這種程序往往必然要求犯人招供。這有兩個原因。首先,供詞能夠成為強有力的證據,以至幾乎無須補充其他的證據,或者說不需要進行那種麻煩而不可靠的副證組合。如果供詞是通過正當方法獲得的,那麼就幾乎能夠免除檢察官提供進一步的證據(也是最難獲得的證據)的責任。其次,這種程序運用自己全部明確無誤的權威真正征服被告的唯一途徑,真理充分展示其全部威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罪犯認罪,在先期調查所做的巧妙而模糊的結論上簽字畫押。埃羅不太關心這些秘密程序,但他也指出:「僅僅使犯罪者受到公正的懲罰是不夠的。應該盡可能地使他們做到自我審判和自我譴責」(Ayrault,第1部分,第14章)。在由文字重構的罪行企實中,認罪的罪犯擔當起活生生的真相體現者的角色。把供是罪犯承擔責任、表明態度的行為,是對書面的、秘密的先期調查的補充。因此,使這種審訊調查程序最終獲得供詞,是十分重要的。     
  供詞的作用也由此產生了歧義性。一方面,人們試圖將它納入一般的證據算術學中,強調它不過是許多證據中的一種。它不是「明確證據」(evidentiarei),也不是最強有力的證據,單憑它本身並不足以定罪,必須附加上其他的分證。眾所周知,被告有時會謊稱犯了某種罪行。因此,如果檢察官僅有被告的供詞,他必須再做進~步的調查。但是,另一方面,有人強調,供詞比其他任何證據都重要。在某種程度上,它高於其他任何證據。它不僅是確定事實的算術計算中的一個因素,它也是被告接受指控、承認這種事實的行為。它將背著他進行的調查變成自願的確認。被告通過供認而加入製造司法事實的儀式。正如中世紀的法律所規定的,供詞「使事情大白於天下」。除了上述歧義外,還有下面第二種歧義。如果把供詞看作一種特別有力的證據,那就只需要再附加少量的副證便可定罪,因此能大大地減輕調查和論證工作。所以,供詞受到高度的評價。只要能獲得供詞,可以使用任何強制手段。但是,儘管在司法程序中它應該成為活生生的和口頭的與先期調查相輔相成的對應物,儘管它只能是被告對先期調查的應答與確認,它仍然需要有各種保證條件和正式手續的支持。它保留了交易的某種特點。因此,它必須是「自願的」,它必須是在有法定資格的法庭上做出的,它必須是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做出的,它不應涉及不可能存在的事情,等等四〕。通過供認,被告把自己交給了這種程序,他認可了先期調查確定的事實。     
  用供詞的雙重歧義性(既是一種證據,又是先期調查的對應物,既是強制的結果又是一種半自願的交易)可以解釋古典時期的刑法為獲得供詞而規定的兩大手段。其一是要求被告在正式訊問前(也是在人神司法正義前不得做偽證的壓力下)宣誓(這同時也是一種做出承諾的禮儀);其二是司法拷問(為獲得實情而施加的暴力。這種實情必須在法官面前以「自願」供認的形式再現,才能構成證據)。在18世紀末,酷刑將作為另一個時代的野蠻殘餘,作為「哥特人」的野蠻標誌而遭到唾棄。誠然,酷刑實踐起源於古代,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宗教法庭,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對奴隸的拷打。但是,它在古典時期的法律中並不表示某種殘餘或缺陷。它在複雜的刑罰機制中佔有明確的地位。在這種機制中,審問程序因增添了起訴制度」的因素而得到加強;書面證明需要有一個相應的口頭證明;司法官所操縱的製造證據的技術與用痛苦來考驗被告的神裁法~混合在一起;人們要求被告在這種程序中扮演一個自願的合作者,為達到這一目的,必要時採用最激烈的威懾辦法。總之,在這種刑法機制中,關鍵是通過~種機制來產生書實真相。這種機制包含兩個因素,一個是由司法機關秘密進行的調查,另一個是被告的儀式行為。被告的肉體、會說話的和必要時受折磨的肉體將這兩種因素聯結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直到古典時期的懲罰制度受到徹底的檢查之前,對酷刑的激烈批評極為少見的原因(最著名的批評是尼可拉FNicolas〕於1682年發表的《酷刑是確定罪行的手段嗎?》)。而更常見到的只是關於謹慎使用酷刑的建議:「司法拷問是獲得事實真相的不可靠手段。因此,法官不應不加思索地訴諸這種手段。沒有比這更不可靠的手段了。有些罪犯能咬緊牙關,拒不透露實情,……而有些無辜的受害者則會被迫供認不屬於他們的罪行」(Ferriers,612)。     
  根據上述情況,讓我們看看拷問和逼供的運作。首先,拷問並不是一種不惜任何代價獲取事實真相的方式,也不是現代審訊中的無限制的拷打。它確實很殘忍,但它並不野蠻。它是一種受制約的活動,遵循著明確規定的程序。拷問的各種階段、時限、刑具、繩索的長度、重物的重量、審訊它干預的次數等,所有這些在困地而異的刑律上都有詳細的規定(172年,阿格索下令調查法國的酷刑手段和規則。有關調查結果,見JolydeFI-eury,322~328)。拷問是一種嚴格的司法活動,它與早在宗教法庭以前就在起訴制度中實行的古老的考驗和審判方法——神裁法、法庭決鬥、上帝的審判——相聯繫。在下令施刑的法官和受刑的疑犯之間保存著那種較量的因素。受刑者受到步步升級的考驗,如果他「挺住」了,他便獲得成功;如果他把供了,他就失敗。(酷刑的第一階段是展示刑具。對於兒童和70歲以上的老人來說,他們過不了這一關。)但是,審訊官在使用酷刑時是冒著一定風險的(除了使疑犯致死的危險);他是用已經搜集到的證據來下賭注。按照規定,如果被告「挺住」了,沒有招供,那麼審訊官就只能放棄指控,而受刑者便獲得勝利。這樣,在最重大的案件中就形成一種慣例,即在證據不足時使用酷刑,在酷刑失敗後,司法官可以繼續調查。疑犯並不因經受住了酷刑而被宣佈無罪,但他的勝利至少使他免於判處死刑。法官依然掌握著除了最後一張王牌以外的一切——「死亡前的一切」儀)mmacitramortem人因此,在審理重大犯罪案件時,常常有人向司法官建議,既然已經有足以定罪的證據就不必給疑犯動刑,否則如果疑犯挺住了酷刑,法官就無權對死有餘書的疑犯判處死刑。在這種較量中,司法正義可能成為輸家。如果證據足以「宣判這類罪人死刑」,人們就不應「讓這種判決冒險;聽憑往往一無所獲的審訊的結果。公共安全的利益要求對那些重大的恐怖罪行嚴懲不貸,以做效兀」     
  在古典時期的拷問中,除了表面上有一種對事實真相的堅決而急切的尋求外,還隱含著一種有節制的神裁法機制:用肉體考驗來確定書實真相。如果受刑者有罪,那麼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如果他是無辜的,這種肉體考驗則是解脫的標誌。在拷問中,痛苦、較量和真理是聯繫在一起的。它們共同對受刑者的肉體起作用。通過拷問尋求事實真相當然是一種獲得證據的途徑,其目的在於獲得最重要的證據——犯罪者的供認。但這也是一場戰鬥,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將「產生」符合某種儀式的真理。在為了獲得招供而使用的酷刑中,有一種調查的成分,但也有一種決鬥的成分。     
  看上去,調查和懲罰已交融在一起。這並非毫無體理之處。拷問確實被規定為當「審問中沒有實施足夠的刑罰」時的一種補充證明方式。因為它屬於刑罰之列,而且在懲罰體系中是一種很重的刑罰,所以1760年法令將它置於僅次於死刑的位置上。後人會問,一種刑罰怎麼能被當作一種手段來使用呢?人們怎麼會把應該是一種證明方法的東西當成一種懲罰呢?其原因應該在古典時期刑事司法產生事實真相的運作方式中尋找。片斷的證據並不構成大量的客觀的要素,除非它們能夠被搜集在一起,形成一批統一的證據,並能對罪行做出最終的證實。每一個證據片斷都會引起對疑犯一定程度的反感。對罪行的認定不是在所有的證據部匯在一起時才開始的。而是隨著每一個可能使人認定罪犯的要素的積累而逐漸形成的。因此,在半證據未得到補充而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之前,疑犯並不能得到解脫,而是被認定為有部分罪責。有關一樁嚴重罪行的副證能夠證明某人是一個輕罪犯。總之,刑事訴訟論證不是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體系,而是遵循逐漸升級的原則。論證中的每一級都構成一定的罪責認定,從而涉及一定的懲罰。因此,疑犯總會受到一定的懲罰。人若成為懷疑的對象就不可能是完全無辜的。懷疑就暗含著法官的論證因素,疑犯的某種程度的罪責、以及有限度的刑事懲罰。一個疑犯如果始終受到懷疑,就不會被宣佈無罪,而要受到部分的懲罰。當人們的推理達到某種程度時,人們就完全有理由展開一種具有雙重作用的活動:根據已搜集的信息開始施加懲罰,同時,利用這初步的懲罰以獲得尚不清楚的事實真相。在18世紀,司法拷問依據的是一種奇特的原理:產生事實真相的儀式與實施懲罰的儀式同步進行。被拷問的肉體既是施加懲罰的對象,又是強行獲取事實真相的地方。而且,正如推理既是調查的一個因素,又是罪責認定的一個片斷,司法拷問所造成的有節制的痛苦既是懲罰手段,又是調查手段。     
  至此,值得玩味的是,這兩種儀式通過人的肉體而形成的結合,在刑罰的實施過程中,即使證據得到確認,又使判決得以通過;而犯人的肉體在公開懲罰的儀式中再度成為~個基本因素。犯罪者的任務是公開承認對他的譴責和所犯罪行的真相。被展示和受刑的犯人肉體被用來公開支持在此之前一直被遮掩的程序。判決必須通過犯人的肉體向所有的人昭示。在18世紀,犯罪真相通過公開的刑罰直接鮮明地表現出來,這種做法具有幾種方式。     
  1.使犯罪者成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在某種意義上,他負有宣佈並證實自己所受指控的任務。其方式是,遊街,在其前胸後背或頭上佩戴醒目的牌子;在各個路口示眾,宣讀判決,在教堂門口當眾認罪,「赤裸雙腳、身穿襯衫、手持火把,跑著宣佈:自己邪惡可怖、卑鄙無恥,犯下了最不恥於人類的罪行等。」另外還有在火刑柱前或斷頭台下宣佈犯罪者的罪行和判決。無論犯人僅僅放枷示眾還是受火刑或輪刑,他都要用肉體來承擔他的罪行和對他施加的司法正義,從而使這種罪行和司法正義昭示於眾。     
  2沿用、復活了懺悔的場面。這是用一種主動的公開認罪的方式複製了強制的當眾認罪,將公開處決變為昭示真理的時刻。在這最後的時刻,犯罪者已不會再失去什麼了,真理的全部光輝將取得勝利。法庭在判決之後可以決定採用某種新的拷問方法來獲得犯罪同謀的名字。人們還認為,在犯人走上斷頭台時,可以要求暫緩執行死刑,這樣可以使他吐詼出新的情況。公眾願意看到在披露真相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新的轉折。許多犯人用這種方法來爭取時間。被定為持械行兇罪的米歇爾·巴比埃(MichelBarbier)就是這樣做的。「他厚顏無恥地看著斷頭台說,這個台肯定不是為他搭的,因為他是無辜的。他要求返回法院。在法院裡,他東拉西扯拖了半個小時,竭力證明自己無罪。當他被送回到刑場時,他堅定地走上刑台。當他被脫去衣服、捆在十字架上,但還未分開四肢時,他第二次要求回到法院。在那裡,他徹底地供認了自己的罪行,甚至聲稱自己還負有另一極謀殺的罪責」(Hardy,IV,80)。公開的酷刑和死刑的功能就是揭示真相。就此而言,它是在眾目睽睽下繼續著司法拷問在私下進行的工作。它在罪行判決上補上了犯人的簽名。凡是成功的公開處決都伸張了司法正義,在將被處決的人的肉體上公佈了罪行真相。弗朗索瓦·比亞爾(FransoisBiliard)是一個好犯人的典型。他原來是高級郵政官,於1772年殺害了自己的妻子。刑吏想遮住他的臉,使他免受圍觀人群的羞辱。「『我應該受到的懲罰一直沒有降臨到我頭上』,他說,『所以公眾不應看到我的臉。……』他仍然穿著悼念妻子的喪服。……他穿著新鞋,他的頭髮是新燙的並灑了粉,他的態度既謙卑又在嚴,使圍觀者能更清楚地觀察他。圍觀者說,他要不是一個最完美的基督徒就是一個最壞的偽君子。他胸前掛的牌子有些歪斜,他自己將牌子擺正,無疑是為了使圍觀者更容易看到上面的字」。如果罪大惡極的犯人都像他這樣,刑罰儀式就會具有一種充分的公開懺悔的效果。     
  3.將公開受刑與罪行本身聯繫起來。這是在二者之間建立了一系列可譯解的關係。這是在犯罪現場或附近的十字路口所進行的犯人人身展覽。處決往往是在犯罪發生的地點進行。譬如,1723年,一名學生殺死了幾個人。南特初級法庭決定,在他行兇的小酒店前搭設刑台。在有些「象徵性」酷刑中,處決的形式表明犯罪的性質。如,瀆神者被割捨,淫穢者受火刑,殺人者被砍掉右手。有時,犯人被強迫手持其犯罪器械。如達米安被強迫用犯罪的右手拿著那把著名的行兇匕首,他的手和匕首都被塗上硫磺,一起焚燒。正如維科(VICO)」指出的,這種古老的法理學是「一套完整的詩學」。     
  在處決犯人時,有時甚至完全戲劇性地重現犯罪——使用同樣的器具和同樣的動作。這樣,司法正義便可以在公眾面前重現犯罪,揭示其真相,使這種罪行與犯人同歸於盡。甚至到18世紀晚期,人們還可以發現類似下述的判決:1772年,康佈雷的一名女僕殺死了女主人,她被判用「路口的垃圾車」送到刑場,絞刑架前應「安放已故女主人拉列伊被殺害時坐的椅子,讓罪犯坐在椅子上,法院的刑吏砍斷她的右手,當著她的面將其拋入火中,接著用她殺害女主人的切肉刀對她猛擊四下,前兩下擊其頭部,第三下擊其左臂,第四下擊其胸部,然後將她吊死,兩個小時後,放下屍體,在續架前用她殺害女主人的同一把刀子割下頭顱;懸掛於康佈雷城外通往杜埃的大路旁20英尺高的桿子上,屍體裝入一個袋子,埋在這根桿子旁的10英尺深處」(轉引自Dautricourt,269~270)。     
  4最後,行刑的緩慢過程、突如其來的戲劇性時刻、犯人的哀嚎和痛苦可以成為司法儀式結束的最後證據。每一種臨終時的痛苦都表達了某種真理。但是,在刑場上,這種表達更為強烈,因為肉體的痛苦促進了這種表達。這種表達也、更為嚴峻,因為它發生在人的審判與上帝的審判的結合點上。這種表達也更引人注目,因為它發生在公眾面前。犯人的痛苦是在此之前受拷問的痛苦的延續。但是,在拷問中,事情雖未結束,犯人卻還可能保住生命,而此時,犯人必死無疑,人們應該拯救的只是靈魂。永恆的受難提前開始,處決的酷刑使彼岸的懲罰提早到來。它顯示了彼岸懲罰的情景。它就是地獄的模擬表演。犯人的哀嚎、掙扎和污言穢語已經表明了其不可挽回的命運。但是,此刻的痛苦也可以被視為悔罪,從而減輕彼岸的懲罰:上帝對於這種無奈的受難不會不加考慮的。塵世懲罰的殘酷性也將在彼岸的懲罰中予以折算,因此其中包含著一線得到寬恕的希望。但是,人們也許會說,這種駭人的受難難道不是上帝遺棄罪人,將其交給其同胞支配的標誌嗎?此外,它們不僅不能保證本來的赦免,而且它們不是還預示著即將受到打入地獄的懲罰嗎?如果犯人不受痛苦的煎熬而一死了之,豈不證明上帝想保護他,不讓他陷於絕望嗎?因此,這種受難便具有模稜兩可的含義,它既表示犯罪的真相又意味著法官的錯誤,既顯示罪犯的善又揭示罪犯的惡,既表示人的審判與上帝的審判的一致,又表示這二者的背離。正因為如此,圍觀者才懷著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到刑場,觀看真實的受難場面。在那裡他們能夠發現有罪和無罪,過去和未來,人間和永恆的秘密。觀眾所感興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時刻:每一個詞語、每一聲哀嚎、受難的持續時間、掙扎的肉體、不肯離開肉體的生命,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一種符號。有一名犯人「在刑輪上煎熬了六個小時,劊子手無疑在盡可能地安慰和鼓勵他,而他也不希望劊子手離開他的身邊。」有一名犯人是「懷著真正的基督徒情感被處決的,他表現出十分真誠的懺悔。」有一個人「受了一個小時的輪刑才斷氣。據說,在場的觀眾都被他所表現出的虔誠和懺悔感動了。」有一個人在赴刑場的路上一直做出最明顯的悔悟表示,但是,當他被送上刑輪時,他「不斷地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有一名婦女一直鎮定自若,但是在判決宣讀後便開始喪失理智,到送上絞刑架時已完全瘋了」。     
  至此,我們已討論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從司法拷問到處決執行,肉體一再產生或複製犯罪的真相。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是整個儀式和審問中的一個因素:供認罪行,承認被告的確犯有這種罪行,顯示被告是用自己的人身來承擔這種罪行,支撐懲罰的運作並用最醒目的方式展現懲罰的效果。肉體受到多次折磨,從而成為一個承擔著行為現實和調查結果、訴訟文件和罪犯陳述、犯罪和懲罰的綜合體。因此,它在神聖的刑k程序中是一個基本因素。它必須是一個以君主的可怕權利,即原告和保密權利為中心安排的程序的合作者。     
  我們不能把公開處決僅僅理解為一種司法儀式。它也是一種政治儀式。即使是在小案件中,它也屬於展示極力的儀式。     
  按照古典時期的法律,如果逾越了法律為其規定的嚴格界線,就是犯法,而不考慮其是否造成傷害,甚至不考慮是否破壞了現存統治。「如果有人做了法律禁止的事,即使沒有財產損失和人身傷害,這種行為也是必須加以彌補的罪過,因為最高稈的權利受到侵犯,這種行為冒犯了其尊嚴」。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這種罪行還冒犯了君主。它是對君主人格的冒犯,因為法律體現了君主的意志。它也是對君主人身的冒犯,因為法律的效力體現了君主的力量。「一項法律若想在王國內生效,它就必須是由君主直接發佈的,至少是由他的權威所批准的」。因此,君主的干預並不是在兩個敵對者之間進行的仲裁,也不只是強制人們尊重個人權利的行動,而是對冒犯他的人的一個直接回答。毫無疑問,「君故在懲治犯罪方面的行使,是主持司法正義的基本組成部分」(Jousse,vii)。因此,懲罰不能被認為是對傷害的補償,甚至不能用這種補償來衡量。在懲罰中,總有一部分理應屬於君主。而且,即使在懲罰與補償相結合時,懲罰仍是用刑法消滅犯罪的最重要因素。這樣,屬於君主的部分已不那麼單純。一方面,它要求對他的王國所受到的侵害做出補償(這種侵害值得重視,因為它逾越了一個人的本分,從而成為一種無序因素和有害的榜樣)。另一方面,它也要求國王對他個人所受到的冒犯進行報復。     
  因此,懲罰權是君主對其敵人宣戰權利的一個層面。懲罰權屬於「羅馬法稱之為絕對權力(merumimperium)的生殺予奪大權,君主憑借這種權力,通過懲治犯罪來監督人們尊重法律」(MuyartdeVouglans,xxxiv)。但是,懲罰也是強制索取既是個人的又是公共的補償的一種方式,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君主的物質一政治力量是通過法律體現的:「人們根據法律的定義便能知道,法律不只是限制,而且通過懲罰違反其禁令者報復對其權威的蔑視」。在最普通的刑罰中,在最微不足道的法律形式的細節中,佔據支配地位的是活躍的報復力量。     
  因此,公開處決就具有一種司法一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時受到傷害的君權的儀式。它用展現君權最壯觀時的情景來恢復君權。公開處決雖然是一種匆促而普通的形式,但也屬於表現權力失而復得的重大儀式之列(其他儀式有加冕儀式、攻克城池後的國王入城儀式、叛民投降儀式)。它在眾目睽睽之下對使君權受辱的犯罪施展無堅不摧的力量。其宗旨與其說是重建某種平衡,不如說是將膽敢跌確法律的臣民與展示其威力的全權君主之間的懸殊對比發展到極致。儘管對犯罪造成的私人傷害的補償應該是成比例的,儘管判決應該是平衡的,但是懲罰的方式應使人看上去不是有分寸的,而是不平衡的、過分的。在這種懲罰儀式中,應該著重強調權力及其固有的優勢。這種優勢不僅是君主權利的性質,而且是君主用以打擊和控制其反對者的肉體的物質力量的性質。犯罪者破壞法律,也就觸犯了君主本人,而君主,至少是他所授權的那些人,則抓住犯人的肉體,展示它如何被打上印記、被毆打、被摧毀。因此,懲罰的儀式是一種「恐怖」活動。18世紀,當法學家開始與改革者爭論時,他們對法律規定的刑罰的肉刑殘酷性做了一種限制性的「現代派的」解釋。他們認為,嚴刑峻法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殺一儆百,使人銘記在心。然而,實際上,維持著這種酷刑實踐的並不是示範經濟學——後者是在「啟蒙思想家」(飼eologues)的時代所理解的那種經濟學(即刑罰表象應該大於犯罪興趣)——而是一種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體來使所有的人意識到君主的無限存在。公開處決並不是重建正義,而是重振權力。因此,在17世紀,甚至在18世紀初,公開處決及其全部恐怖場面不是前一個時代的揮之不去的殘餘。它的殘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懸殊的演示,精細的儀式,總之,它的全部機制都蘊藏在刑法制度的政治功能中。     
  這樣,我們便能理解酷刑和處決儀式的某些特點,尤其是那種有意大張旗鼓的儀式的重要性。這是在慶祝法律的勝利,無須做任何掩飾。這種儀式的細節始終如一,但是它們在刑罰機制中十分重要,因此在判決書上從來不會忘記將其—~列出:遊街、在路口和教堂門口逗留、當眾宣讀判決、下跪、公開表示因冒犯上帝和國王而悔罪。有時,法庭就決定了儀式方面的細節,如「官員們應按下列順序行進:領頭的是兩名警土,然後是受刑者,在受刑者後面,邦福爾(Bonfort)和勒科爾在其左側一起步行,隨後是法庭的書記,以此方式抵達集市廣場,在那裡執行判決(轉引自Corre,7)。當時,這種刻意安排的儀式不僅具有法律意義,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軍事意義。國王的司法正義被表現為一種武裝的正義。懲罰罪犯之劍也是摧毀敵人之劍。在行刑台周圍部署著一架完整的軍事機器:騎兵巡邏隊、弓箭手、禁衛軍、步兵。當然,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犯人逃跑或出現暴力場面,也是為了防範人民可能激發同情或憤怒、防範任何劫走犯人的圖謀,對圖謀不軌者格殺勿論。但是,這也是為了提醒人們,任何類似的犯罪都是對法律的反叛,類似的罪犯都是君主的敵人。所有這些理由——無論是作為特殊環境的防範措施,還是作為舉行儀式的功能因素——都使得公開處決超出了作為一個司法行為的意義。它是一種力量的顯示,更確切地說,它是君主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物質力量在此所伸張的司法正義。公開的酷刑和處決的儀式,使所有的人都看到,使君主能實施法律的那種權力關係。     
  公開處決是展現武裝的法律的一種儀式。在這種儀式中,君主顯示出自己既是司法首領又是軍事首領的一身二職的形象。因此公開處決既表現勝利,又表現鬥爭。它莊嚴地結束罪犯與君主之間勝負早已決定的戰爭。它必須顯示君主對被他打得一敗塗地的人所行使的優勢權力。雙方力量的懸殊和不可逆轉的傾斜,是公開處決的一個基本要素。被君主的無限權力所抹掉而灰飛煙滅的肉體,被一點一點地消滅的肉體,不僅是懲罰的理論界限,也是其實際界線。在阿維農舉行的對馬索拉(Massola)的公開行刑,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這是最早激起人們憤怒的事例之一。這次行刑顯然是一次荒唐的儀式,因為它幾乎完全是在犯人死後進行的,司法幾乎僅在展示其壯觀的場面,禮讚其對屍體的暴力。當時,犯人被蒙住眼,捆在一根柱子上。在刑台上,四周的柱子掛著鐵鉤。「牧師在受刑者耳邊低語一番,為他劃了十字,然後劊子手手持一根類似屠宰場用的鐵律,盡其全力對受刑者的頭側部猛然一擊,後者立即死亡。然後劊子手拿起一把大匕首,割開死者的喉嚨,鮮血噴灑在他身上。這是一個十分恐怖的景象。他切割開死者腳跟附近的肌肉,然後割開死者的肚子,掏出心、肝、脾、肺,掛在一個鐵鉤上,削割成碎片。他似乎是在屠宰一隻動物。有誰能忍心目睹這種場面!」(Bruneau,259)。在這段明確地與屠夫行當相提並論的描述中,對肉體的凌遲是與展示相聯的:屍體的每一塊都被懸掛展覽。     
  公開處決不僅伴有一整套慶祝勝利的儀式,而且還包括一種衝突的場面,後者是其單調的進程中的戲劇核心。這就是劊子手對受刑者的肉體的直接行動。誠然,它是一種有程式的行動,因為慣例和判決書(後者往往十分明確地)規定了主要細節。但是,它也保留了某些作戰的成分。劊子手不僅在執法,而且也在施展武力。他是某種暴力的使用者,為了戰勝犯罪而對犯罪的暴力使用暴力。他是這種犯罪的有形的對手,他既可以表現出憐憫,又可以表現得殘酷無情。達姆代爾(Damhoud6re)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抱怨,劊子手「極其殘忍地對待作惡的受刑者,擺佈他們,折磨他們,殘殺他們,似乎他們是他手中的野獸」(Damhoudbre,219)。這種風俗延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自)。在公開處決的儀式中一直有一種挑戰和較量的因素。如果劊子手取得勝利,如果他能一下子砍斷犯人的頭顱,他就會「拿著頭顱向人們展示,將其放在場地中,然後向鼓掌稱讚他的技術的人們揮手致意」(這是格萊特〔T.S.Gueulette〕」於1737年在觀察處決蒙蒂尼〔Montigny〕時所看到的場面。見Anchel,62~69)。反之,如果他失敗了,如果他沒有按照要求成功地殺死受刑者,他就要受到懲罰。。處決達米安的劊子手便是這種例子。他未能依照規定將受刑者四馬分屍,只得用刀來凌遲後者。結果,原來許諾給他的達米安的頭髮被充公,拍賣所得的錢散給了窮人。若干年後,阿維農的一名劊子手把三名強悍的強盜搞得過分痛苦,欲死不能,便只得將他們用死。圍觀者群情激奮,斥責劊子手。為了懲罰他,也為了使他免受群眾的毆打,他被關入監獄(Duhamel,25)。此外,在對不熟練的劊子手進行懲罰的背後,有一種我們今天依然不陌生的傳統。按照這種傳統,如果劊子手意外地失敗了,那麼犯人就可得到赦免。這種風俗在某些國家是十分明確的,如在勃良第。民眾常常期待這種情況的發生,有時會保護以這種方式逃脫死神的犯人。為了消滅這種風俗和抑制這種期望,人們只得訴諸古老的諺語:『做刑架從不放過自己的捕獲物」,在死刑判決書中加入明確的指示,如「勒住脖頸懸掛,直至死亡為止」。在18世紀中期,塞爾皮雍(Serp*。n)和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等法學家認為,劊子手的失誤並不意味著犯人的生命可以苟全(SerPflon,Ill,1100)。布萊克斯通在《英國法律釋義》一書中指出:「顯然,如果犯人根據判決被處絞刑,但沒有徹底嚥氣,而又復活,那麼司法長官應該再次吊死他。因為前一次絞刑沒有執行判決。而且,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心慈手軟,就會貽患無窮」(Blackstone,199)。在處決儀式中有某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裁法和上帝審判的成分。在與犯人的較量中,劊子手有點像國王的鬥士,但他是沒有資格因而得不到承認的鬥士。歷來的傳統似乎是,當劊子手的委任狀被蓋上印裡後,不是放在桌子上,而是擲於地上。眾所周知,圍繞著這個「十分必要」但又「不自然的」職務有各種限制(I-oyseau,80~81)。在某種意義上,劊子手是國王手中的劍,但是,他也分擔著其對手的恥辱。君權授權地殺戮並通過他殺戮,但君權不體現在他身上,也不以他特有的殘忍為自己的標誌。而且,它從不出現,除非在能造成最轟動的效果的時候,即用赦令來中止劊子手行刑的時刻。在判決和行刑之間通常只有短暫的時間(往往只有幾個小時),這意味著赦免通常是在最後一刻才降臨。而儀式的進行十分緩慢,無疑是為了這意外的變化留下餘地(見Hardy,1769年1月30日,1125和1779年12月14日,IV,229)。安捨爾在(l世紀的犯罪與懲罰》一書中講述有關安杜瓦·布列泰克斯的故事:當一名騎上帶著人們熟知的羊皮紙卷奔馳而來時,他已經被帶到行刑台下了。「上帝保枯國王」的歡呼聲響成一片,布列泰克斯被帶到小酒館,法庭書記員則為他收拾好東西。犯人總是希望獲得赦免。為了拖延時間,甚至到了絞刑架下,他們還會假裝要吐露新的案情。當民眾希望看到赦免時,他們會大聲呼喊,要求赦免,竭力設法延遲最後的時刻,期盼著攜帶綠色蠟封的赦令的信使,在必要時甚至謊傳信使正在途中(1750年8月3日,在處決幾名因反抗劫持兒童而暴動的人時便發生了這種情況)。君主在處決時的存在,不僅表現為實施依法報復的權力,而且表現為能夠中止法律和報復的權力。他應該始終是獨一無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夠蕩滌冒犯他本人的罪行。儘管他確實授權法庭行使他主持正義的權力,但他並沒有轉讓這種權力。他仍完整地保持著這種權力。他可以任意撤銷判決或加重判決。     
  我們應該把公開處決看作為一種政治運作。公開處決在18世紀依然被儀式化。它合乎邏輯地包含在一種懲罰制度中。在這種制度中,君主直接或間接地要求、決定和實施懲罰,因為他通過法律的中介而受到犯罪的傷害。在任何違法行為中都包含著一種「大逆罪」(。rimenmsjestatis),任何一個輕罪犯人都是一個潛在的武君者。而激君者則是徹頭徹尾的罪犯,因為他不像其他違法者那樣,只是冒犯君權的某個特殊決定或意願,而是冒犯君主的原則和君主本人。在理論上,對武君者的懲罰必須是集一切酷刑之大成。它應該是無限報復的體現。對這種十惡不赦之徒,法國法律不限定刑罰方式。為了處決拉維亞克(Ravaitac),當局必須創造儀式的形式,將當時法國最殘忍的酷刑組合在一起。為了處決達米安,人們試圖發明更殘酷的肉刑。當時人們提出了各種建議,但是這些建議都被認為不夠完善。結果,還是沿用了處決拉維亞克的方式。應該承認,這種方式是比較溫和的,因為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在1584年是如何用類似無限報復的方式來處共謀殺奧倫治親王威廉」的刺客的。「第一天,他(刺客)被帶到廣場,那裡設置著一個大沸水鍋,他的那只犯罪的手被浸入鍋中。第二天這隻手被砍掉,因為這隻手落在他腳邊,他就在行刑台前後不停地踢它。第三天,用燒紅的鐵鉗燙烙他的胸部和手臂的前端。第四天,同樣用鐵鉗燙烙他的手臂上部和臂部。這個人就這樣連續受了八天的酷刑。」最後一天,他被施以輪刑和錘刑(用一根木棒錘擊)。六個小時後,他還在要水喝,但沒有給他。「最後,治安長官在他的哀求下下令絞死他,以使他的靈魂不致絕望和迷失」(Brant6me,11,191~192)。     
  毫無疑問,公開的酷刑和處決所以存在,是和某種與這種內部結構無關的東西相聯繫的。魯捨和基希海默爾正確地看到,這是一種生產制度的後果。在這種生產制度中,勞動力乃至人的肉體沒有在工業經濟中所賦予的那種效用和商業價值。此外,這種對肉體的「輕視」當然是與某種對死亡的普遍態度有關。我們在這種態度裡不僅可以發現基督教的價值觀,而且還能窺見一種人口學上的,在某種意義上是生物學上的形勢:疾病猖獗、餓莩遍野,瘟疫週期性地橫掃人世,嬰兒死亡率駭人聽聞,生態一經濟平衡極不穩定——所有這~切都使得人們對死亡司空見慣,而且產生了包容死亡的儀式,以使死亡變得為人們所接受,並賦予步步緊逼的死亡現象以某種意義。但是,我們在分析公開處決長期存在的原因時,還應該注意歷史的聯繫。我們不應忘記,迄大革命前幾乎一直有效的關於刑事司法的1670年法令,在某些方面甚至加重了舊法令的嚴峻性。對此,皮索爾(ssort廣應負有責任。他是起草體現國王意圖的文件的委員會成員之一。他根本不顧及拉穆瓦農(I-amoignon)等行政官員的意見。在古典主義興盛期,頻繁的民眾起義,一觸即發的內戰陰影,國王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不惜損害高等法院的願望,這些都有助於說明這種嚴刑峻法延續存在的原因。     
  在考慮包括許多酷刑的刑法制度時,這些事實是一般性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外在的理由。它們不僅可用於解釋肉體懲罰的條件和長期延續,而且也可用以解釋反對意見的軟弱性和偶發性。我們應該在這種一般背景下,闡述肉體懲罰的具體功能。如果酷刑在法律實踐中根深蒂固,那是因為它能揭示真相和顯示權力的運作。它能確保把書面的東西變為口頭的東西,把秘密公之於眾,把調查程序與懺悔運作聯繫起來。它能夠在有形的罪犯肉體上複製罪惡。這種罪惡應該以同樣恐怖的方式顯現出來和被消滅。它還把犯人的肉體變成君主施加報復之處,顯示權力之處以及證實力量不平衡的機會。我們在後面將要看到,真理一權力關係始終是一切懲罰機制的核心,在現代刑罰實踐中依然如此,只不過形式不同、效果不同。即將來臨的啟蒙運動將要譴責公開的酷刑和處決是一種「殘暴」(atrocity)。法學家們常用這個詞來描述公開的酷刑和處決,但不帶任何貶意。或許「殘暴」觀念是最能表示舊刑罰實踐中公開處決的經濟學觀念之一。首先,「殘暴」是某些重大犯罪的一個特徵。它涉及被罪犯所冒犯的某些自然法或成文法、神法或世俗法,涉及公開的醜聞或秘密的詭計,涉及這些罪犯及其受害者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涉及他們打算或實際造成的混亂以及引起的恐慌。因為懲罰必須以極其嚴峻的方式將罪行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所以懲罰也必須對這種「殘暴」承擔責任:它必須通過懺悔、聲明和銘文揭示殘暴;它麼、須用儀式複製它,以羞辱和痛苦的方式將其施加於犯罪者的肉體上。殘暴是犯罪的組成部分,而懲罰則用酷刑來回擊,目的在干將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為殘暴是一種機制的固有現象,這種機制能在懲罰本身的中樞產生可見的犯罪真相。公開處決是那種能夠確立被懲罰事物的真實情況的程序之組成部分。其次,犯罪的殘暴也是對君主的激烈挑戰。它使君主做出回應,這種回應比犯罪的殘暴走得更遠,以便制服它,通過矯枉過正來消滅它、克服它。因此,附著於公開處決的殘暴具有雙重作用:它既是溝通犯罪與懲罰的原則,也加重了對犯罪的懲罰。它提供了展示真相和權力的場面。它也是調查儀式和君主慶祝勝利儀式的最高潮。它通過受刑的肉體將二者結合在一起。19世紀的懲罰實踐盡可能地拉開「平和的」真相探求與無法完全從懲罰中抹去的暴力之間的距離。這種實踐力圖區分應受懲罰的犯罪與公共權力所施加的懲罰,表明二者的異質性。在犯罪真相與懲罰之間,只應有~種合理的因果關係,而不應再有其他關係。懲罰權力不應被比它所想懲罰的罪惡更大的罪惡玷污自己的雙手。它應當不因它所施加的刑罰而蒙受惡名。「讓我們盡快制止這種酷刑吧!它們僅屬於那些頭戴王冠、統治羅馬人的怪物」(帕斯托累〔Pastoretj《論對武君者的懲罰》,11,61)。但是,按照前一時期的刑罰實踐來看,在公開處決中,君主與罪惡的密切聯繫,由「展示證明」和懲罰所產生的這種混合,並不是某種蠻荒狀態的產物。使他們結合在一起的,是殘暴機制及與其必然相關的聯繫。清算罪過的殘暴用無限的權力組織了毀滅邪惡的儀式。     
  罪與罰通過殘暴聯繫和結合起來,這一事實並非某種被心照不宣地公認的報復法則的產物,而是某種權力機制在懲罰儀式中的效應。這種權力不僅毫不猶豫地直接施加於肉體上,而且還因自身的有形顯現而得到讚頌和加強。這種權力表明自己是一種武裝的權力,其維持秩序的功能並非與戰爭功能毫無關聯。這種權力將法律和義務視為人身束縛,凡違反者均為犯罪,均應受到報復。凡不服從這種權力的行為就是敵對行為,就是造反的最初跡象,在原則上,無異於進入內戰狀態。這種權力無須說明它為什麼要推行貫徹法律,但是應該展示準是它的敵人並向他們顯示自己釋放出來的可怕力量。這種權力在沒有持續性監督的情況下力圖用其獨特的表現場面來恢復自己的效應。這種權力正是通過將自己展示為「至上權力」的儀式而獲得新的能量。     
  為什麼不以「殘暴」為恥的懲罰會被力求「人道」聲譽的懲罰所取代?對此,有許多原因。其中有一個原因是應該首先加以分析的,因為這個原因是公開處決本身所包含的,是其功能運用的一個因素及其長期混亂失調的根源。     
  在公開處決的儀式中,主要角色是民眾。他們實際而直接的存在是舉行這種儀式的必需品。如果處決秘密進行,即使廣為人知,那也幾乎毫無意義。公開處決的目的是以做傚尤,不僅要使民眾意識到最輕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懲罰,而且要用權力向罪人發洩怒火的場面喚起恐怖感。「在處理刑事犯罪案件時,最棘手的是如何實施刑罰:對罪人恰當地實施刑罰,發揮做戒和恐怖的作用,正是該程序的宗旨和目的,也是唯~的成果」(Bruneau,第一部分前言)。     
  但是,在這種恐怖場面中,民眾的角色是多義的。民眾是作為觀眾而被召集來的。他們聚在一起是為了觀看公開處決和當眾認罪。示眾柱、絞刑架、斷頭台等設立在廣場或路旁。有時在犯罪地點附近讓被處決的犯人暴屍幾日。民眾不僅應該耳聞,而且應該目睹,因為必須使他們有所畏懼,而且有必要使他們成為懲罰的見證人。他們還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懲罰。見證的權利是他們所擁有的並要求得到的權利。秘密處決是一種特權。人們往往會懷疑它是否按照通常的嚴峻方式進行。當受刑者在最後一刻被帶走而避開公眾時,就會爆發抗議。有一名高級郵政官因殺妻而被示眾。示眾後,他被從圍觀的人群中帶走。「他被押上一輛出租馬車。民眾對他百般侮辱。如果無人護衛的話,很難使他免受民眾的虐待」(Hardy,I,328)。當一個名叫勒孔巴(I-escombat)的婦人被送上絞刑架時,她的臉部被有意蒙起來,她被「一塊頭巾包住脖子和頭部。民眾因此嘩然,認為這不是勒孔巴」(Anchel,70~71)。民眾認為自己有權觀看處決,有權看到被處死的人。當第一次使用斷頭機時,《巴黎記事》(ChronltruedeParis)報道說,民眾抱怨他們什麼都看不到,他們高唱「還我絞刑架」(I。awrence,自第71頁起)。民眾也有參與權。當犯人被遊街示眾並被用各種方式顯示其罪行的恐怖時,他被有意地提供給觀眾,讓觀眾侮辱他,有時是讓觀眾攻擊他。民眾的報復被召喚出來,成為君主報復的一個次要組成部分。它絕不是最主要的,君主也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民眾的報復。毋寧說,當國王決定「向自己的敵人雪恥」時,尤其當需要在民眾中尋找這些敵人時,民眾應該給國王提供幫助。這種幫助更像是民眾為國王的報復所做的「斷頭台雜役」。這種「雜役」在古老的法令中就有規定。1347年關於讀神者的法令規定,這種人應置於示眾柱,「從清早一直展示到死亡為止。除石頭和其他傷害身體的物品外,泥土和其他垃圾均可擲向其面部。…如果是累犯犯人,我們的意見是,在重大集市日,將他置於示眾往,並將他的上唇割開,露出他的牙齒。」無疑,在古典時期,這種參與酷刑的方式僅僅是受到容忍而已,當時有人在設法限制,其原因是它引出種種暴行,而且它還包含著對懲罰權力的港越。但是它屬於公開處決的一般機制,而且關係密切,難以根除。甚至在18世紀,還有些場面類似於1737年處決蒙蒂尼時的情況。當劊子手進行處決時,當地漁婦列隊遊行,高舉著犯人的模擬像,然後砍掉它的頭(An-chel,63)。而且,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當犯人遊街通過人群時,必須「保護」犯人免遭人群的攻擊。對於圍觀者來說,罪犯既是一個做戒的榜樣又是一個攻擊的目標,既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又是一個「獵物」,而這個「獵物」既是應允給他們的又是禁止他們捕獲的。在召集民眾來顯示其力量時,君主能夠暫時容忍暴烈行動,他將此視為忠誠的表示,但他又用自己的特權嚴格地限制這種行動。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民眾被召來觀看旨在恫嚇他們的場面,而他們則可能表現出對懲罰權力的拒斥,有時會出現暴亂。阻止不公正的處決,從劊子手手中搶走犯人,用暴力爭取對犯人的赦免,追打劊子手,辱罵法官和喧鬧公庭、反對判決——所有這些構成了民眾干預、指責並往往破壞了公開處決儀式的實踐。當然,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因暴動而被判死刑的犯人案件中。在著名的劫持兒童案件中就出現了騷動。三名所謂的暴亂者被預定吊死在聖一讓公墓,「因為那裡只需要較少的人來把守人口和警戒遊行隊伍。」『們群眾想阻止處決的執行。驚慌失措的劊子手砍死了一個犯人,弓箭手亂箭四射。在1775年的糧食風潮之後,1786年做散工的工人進軍凡爾賽,試圖解救被捕的同伴時,都一再出現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中,不滿早已醞釀,而且不是針對刑事司法的某些措施。此外,還有許多例子顯示,不滿是由某項法令或某次處決直接觸發的,即「斷頭台周圍的騷亂」,規模雖小,但頻頻發生。     
  就其基本形式而言,這些騷亂始於人群對即將處決的犯人發出的鼓勵呼喊,有時是喝彩。在整個遊街過程中,犯人得到「溫順善良者的同情和冷酷無畏之徒的鼓掌、讚揚和羨慕」(Fieldng,449)。當民眾聚在斷頭台周圍時,他們不僅為了目睹犯人的痛苦和激起劊子手的熱血,而且是為了聽到一個已一無所有的人咒罵法官、法律、政府和宗教。在公開處決時,犯人將受到人間最嚴厲的懲罰,因此允許他們有片刻的恣意胡為。有了「即將處死」這個保護傘,罪犯就可以任意說話,而圍觀的人群則給以喝彩。「如果史籍精心記錄受酷刑和被處決的人的臨終話語,如果有人有勇氣讀完這種記錄,甚至如果有人僅僅對那些出於殘忍的好奇心而聚在行刑台周圍的卑劣民眾產生疑問的話,那麼他將獲悉,凡死於輪刑的人沒有不因使他犯罪的苦難而詛咒上天、咒罵法官的野蠻、詛咒身邊的牧師、褻瀆造就他的上帝」(Boucherd』Argis,128~129)。這些處決儀式本來只應顯示君主的威懾力量,但卻有一個狂歡節的側面:法律被顛覆,權威受嘲弄,罪犯變成英雄,榮辱顛倒。與犯人的眼淚和呼喊一樣,鼓勵也只會引起對法律的冒犯。菲爾丁略帶遺憾地指出:「將死亡觀念與恥辱觀念結合,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容易。……我要問目睹過一次處決或處決前的遊行的人,請他告訴我,當他看到一個可憐的人被縛在車上,處於生死邊緣,因即將降臨的命運而面色慘白、渾身戰慄時,他可曾產生恥辱的觀念?如果犯人是一個無所畏懼的無賴,那麼他在此刻的光榮,很少會使觀看者產生這種情緒」(Fielding,450)。對於在場觀看的民眾來說,即使君主採取最極端的報復,也總是有一種為犯人報仇的借口。     
  當民眾認為判決不公時,或者當人們看到平民因有點理由的犯罪而被處死,而出身高貴或富有者犯同樣的罪行則可能受到較輕的刑罰時,尤其會產生上述情況。在18世紀或稍晚些,某些刑事司法實踐似乎已不再得到下層民眾的支持。這一點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處決犯人很容易導致社會騷動。有一名司法長官注意到(DuPatv,1786年,247),因為最窮苦人的聲音不能在法庭上表達,因此在公開顯示法律、將窮人召來做為目擊者和法律的助手的地方,窮人會強行干預:憑借暴力介入懲罰機制並重新安排其效應,」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接納懲罰儀式的暴力。當時出現了反對刑罰中的社會階級差別的騷動。1781年,尚普雷(Champr6)的教區神父被該地莊園主殺死。當局試圖宣佈兇手精神失常。「農民對這位神父極其擁戴,因此群情激奮,開始似乎打算對老爺下毒手並焚燒城堡。……人人表示抗議,反對大臣剝奪司法機關對這種十惡不赦的罪行行使懲罰手段,寬有兇手」。有的騷動是反對對某些常見的違法行為(如侵入民宅)做出過重的判決,或反對對某些因社會所迫而犯的罪行(如偷竊)所使用的懲罰方式。對這類犯罪使用的死刑引起很大的不滿,因為在一個家庭中有許多僕人,在發生這類事情時,他們很難證明自己的清白,因為他們很容易成為主人洩憤的犧牲品,因為某些主人縱容這種行為,這就使被指控、定罪和送上絞刑架的僕人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處決這類僕人時往往招致抗議(見Hardy,I,319,367;Ill,227~228;IV,180)。1761年在巴黎發生一次小騷亂,起因於對一個偷竊主人一塊布料的女僕的同情。儘管這個女僕認了罪,歸還了布料並請求寬恕,但主人拒絕撤回自己的起訴。在處決那天,當地民眾阻止絞刑,洗劫這個商人的店舖。結果,女僕獲得赦免,但有~個用針扎那個惡毒主人而未遂的女人被流放三年(Anchel,226)。     
  人們都記得18世紀的一些重大案件,當時開明的思想通過「哲學家」和某些司法長官對這些案件進行干預,如卡拉(Calas)案件,希爾萬(Sirven)案件和拉巴爾騎土(Chevalierde!aHarre)案件。但是人們很少注意懲罰實踐所引起的民眾騷亂。誠然,它們很少超出一個城鎮甚至一個區的範圍。但是它們具有很實際的重要意義。有時這些起源於底層的運動波及到上層或吸引了較高地位的人的注意,後者利用它們,賦予它們新的因素(如在大革命前夕,1785年,被錯判犯件逆罪的卡特琳·埃斯皮納(CatherinEsPinas〕的案件,1786年迪帕蒂〔DuPatyy在著名的回憶錄中記載的肖蒙〔Chaumont〕3名被判輪刑的犯人的案件,1782年盧昂法院以放毒罪判處火刑的瑪麗·弗朗索瓦斯·薩爾蒙〔MarieFran.soisesalmon〕的案件——但該犯直到1786年尚未處決)。更常見的是,這些騷動針對著本應成為一種做戒的刑事司法及其表現,形成一種持久的動亂。為了保證刑場的秩序,不是常常要採取「令民眾痛苦」,「令當局難堪」的步驟嗎?(Argen-son,241)很顯然,懲罰大展示是冒著被民眾拒斥的風險的。事實上,公開處決的恐怖造成許多非法活動的中心。在處決日,工作停頓,酒館爆滿,當局受到謾罵,劊子手、警衛和士兵受到侮辱和石塊的襲擊。出現各種搶劫犯人的企圖,有的是要救他,有的則是為了更確實地殺死他。鬥毆時有發生,刑場的好奇圍觀者是小偷最好的目標(哈第〔Hardy〕列舉了諸如治安長官家中被盜的重大案件。——IV,56)。最重要的,也是這些不利之處為何具有政治危險性的原因是,民眾在展示罪惡的恐怖和無敵的權力的儀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那些受到刑罰的人,而且與那些人一樣,民眾感到自己比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脅。整整一批居民經常表現出與我們可稱之為輕微犯法者——流浪漢、奸猾的乞丐、二流子、小偷、窩贓入和贓物交易人——的團結一致:抗拒警察的搜索,制裁告密者,襲擊能夠提供有關證據的監視者(見RIChet,118~119)。因此,打破這種團結便成為當局運用司法和治安鎮壓手段的目的之一。但是,通過公開處決的儀式,通過那種在瞬間便出現暴力方向逆轉的不確定的節日,這種團結比君主權力更容易獲得新的、更大的力量。18和19世紀的改革者不會忘記,實際上,作為最後手段的公開處決並不能嚇倒民眾。他們發出的最初吶喊之一就是要求廢除這種手段。     
  為了闡明由民眾干預公開處決所造成的政治問題,我們僅需要舉出兩個例子。第一個是17世紀末發生在阿維農的事例。這次處決包含著恐怖戲劇的所有基本要素:劊子手與犯人之間的體力較量,決鬥的形勢逆轉,民眾追打別子手,繼之而起的暴動和刑罰機制的急通變化拯救了犯人。被判處絞刑的兇手名叫彼埃爾·迪·福爾(PierreduFort)。他的腿行動不便,在「上台階時幾次絆倒」。「看到這種情況,劊子手便用自己的短上衣蒙住他的臉,刺他的小腿、下腹和前胸。當民眾看到劊子手給犯人造成了過度的痛苦,甚至認為劊子手要用刺刀來殺死犯人時,……對受刑者的同情和對劊子手的憤慨便油然而生。當劊子手撤掉兩個梯子,把受刑者摔倒,壓著他的胳膊踢他時,當這個劊子手的妻子在絞刑架下拉犯人的腳時,犯人嘴裡流出鮮血,民眾紛紛向行刑台擲石塊。石塊如雨點般飛來,愈來愈密集。甚至有一塊砸到被吊起的犯人的頭部。劊子手急忙跑向梯子。他下梯子時太匆忙,結果從梯子上跌下來,梯子倒下,砸到他的頭部。當一夥人圍打他時,他站起來,手持刺刀,威脅說,誰敢靠近他,他就殺死誰。他又跌倒了幾次,終於站起來,他只能聽任毆打,在泥地裡翻滾,差點被人淹死在小河裡。後來他被激憤的人群拖到大學和科德利埃公墓。他的僕人也遭到毒打,遍體鱗傷,送到醫院幾天後就死了。與此同時,有些姓名不詳的人爬上梯子,砍斷繩索,而另一些人則從下面抱住被吊起的犯人。犯人吊在那裡的時間已經比念完《上帝傳我》還要長了。然後,人群搗毀了絞刑架和劊子手用的梯子。……孩子們把拆散的絞刑架抬走,拋進羅納河。」犯人被送到一個公墓,「為的是使他不再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將他從那裡送到聖安東尼教堂」。主教宣佈赦免他的罪,並讓人把他送進醫院,要求醫院給予他特殊護理。最後,記述者說「我們給他做了一套新衣,兩雙襪子和兩雙鞋。我們給他從頭到腳換了一身新裝。我們的同夥還送給他襯衫、褲子和一套假髮」(Duhamel這類情況在19世紀仍時有發生,見I     
  -awrence,56,195一198)。     
  第二個事例發生在一個世紀後的巴黎,準確地說,是在糧食暴動後不久的1775年。由於民眾的氣氛非常緊張,當局唯恐處決犯人時受到干擾。在行刑台與民眾之間,站立著兩排負責警衛的士兵,使二者保持較大的距離。一排士兵面向即將開始的處決場面,另一排面對民眾,以防暴動。民眾與處決的直接聯繫打破了,雖然這是一次公開處決,但是其中展示的因素被消除了,更確切地說,被簡化成抽像的恫嚇。司法正義是在武力保護下,在一個空曠的場地上悄悄地完成其工作。如果說它展示了它所帶來的死亡,那麼這是在又高又遠的地方發生的:「為了發揮做戒作用,兩個絞刑架都有18英尺高。這兩個絞刑架直到午後三點鐘才架設好。從兩點開始,格列夫廣場和四周的街道都被一隊隊步兵或騎兵佔據。瑞士人和法國人衛兵在毗鄰的街道持續巡邏。在處決時,任何人都不得進入格列夫廣場。人們所能看到的是兩排刺刀出鞘的士兵,他們背對背站著,一排面向外面,另一排面向廣場。兩個犯人……~路上呼喊他們無罪,在登上梯子時也不斷發出抗議的呼喊」(Har勿,Ill,67)。在廢棄公開處決的儀式這一問題,無論人們對犯人的惻隱之心起了何種作用,國家權力對這些多義性儀式效果的政治職憂,無疑也是一個因素。     
  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在「絞刑架前的演講」中表現得更鮮明。處決儀式在安排上想使犯人宣佈自己有罪,其方式是大呼「公開悔罪」,展示一塊牌子以及被迫發表聲明。此外,在處決之時,他似乎再次有機會說話,但不是宣稱自己無辜,而是承認自己的罪行和判決的公正。在編年史上大量地記述這類言辭。但是,它們是真的嗎?有些肯定是真的。難道它們不是虛構的,事後為了笑世而傳播的嗎?無疑,更多的屬於這種情況。譬如,關於馬里昂·勒高夫(Marionl-eGoff)之死的記載有多少可信度呢?勒高夫是18世紀中期布列塔尼一個著名的強盜頭。據說她在行刑台上大喊:「做父親的和做母親的人們,你們聽我講,注意你們的孩子,好好教育他們。我從小就愛撒謊,專做壞書。我是從偷一把六分錢的小刀開始變壞的,……後來我就搶劫小販和牲畜販,最後我成為一個強盜頭。因此我落到這個下場。把這些都講給你們的孩子聽,讓他們以我為戒。」(Corre,257)。這種講演甚至在語調上都近似於傳統警世小冊子宣傳的道德。但是「犯人遺言」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長。法律要求它的犧牲者在某種意義上證明其受到的酷刑的正當性。罪犯應該通過宣佈自己罪行的邪惡來向懲罰自我獻祭。他必須像三個兇殺案的罪犯讓一多米尼克·朗格拉德(Jean-Dominiquel-anglade)那樣宣稱:「請大家聽一聽我在阿維農城犯下的可怕、可恥、可悲的罪行。阿維農城的人們提到我就感到厭惡,因為我毫無人性地褻瀆了神聖的友愛風俗」(Duhamel,32)。在某種意義上,傳單和死者遺言是這種儀式的余緒。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追隨一種機制,即公開處決能夠將審訊程序中秘密獲得的書面案情轉移到罪犯的肉體、姿態和言論上的那種機制。司法正義需要這些軼聞傳說,使自己具有真理的依據。因此,司法判決就被這些死後「證據」籠罩著。有時,在審$1)之前,也有些關於犯罪案情和罪犯劣跡的記述報道作為宣傳品刊行,目的在於對人們懷疑過干寬容的法庭施加壓力。為了打擊走私,「農場協會」(CompagnledesFermes)發佈「簡報」,報道走私者的罪行。1768年,它散發傳單,揭露一個叫蒙塔涅(Montagne)的盜賊頭目。傳單作者寫道:「有些尚未搞清的竊案據認為是他幹的。……蒙塔涅被人們說成是一頭野獸,一個陰險殘忍的傢伙,對他必須窮追不捨。奧弗涅(Auvergne)某些性急的人也堅持這種看法」(見Juilard24)。     
  但是這類文獻的影響,如同對這類文獻的使用一樣,都是模稜兩可的。犯人發現,由於對他的罪行的廣泛宣傳,有時由於對他事後悔罪的認可,他變成一個英雄。在反對法律、反對富人、權勢者、官吏、警察和巡邏隊方面,在抗交捐稅、反對收稅人方面,他似乎是在從事著人們很容易認同的鬥爭。公佈罪行的做法將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微小抗爭變成了英雄史詩。如果犯人公開悔罪,承認指控和判決,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諒他的罪過,那麼他就好像是經歷了一種滌罪程序,以獨特的方式,像聖徒一般死去。英勇不屈則是獲得榮耀的另一種方式。如果他在酷刑之下毫不屈服,他就證明了自己具有任何權力都無法征服的力量:「人們可能不會相信,在處決那天,我在當眾認罪時鎮定自若,當我最後躺在十字架上時我毫無懼色」(176年4月12日在阿維農被處決的朗格拉德的申訴)。傳單、小冊子、史書和冒險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這種黑道英雄或認罪的罪犯、正義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衛者,在把他們當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說教的背後隱藏著關於衝突和鬥爭的完整記憶。~個罪犯死後能夠成為一種聖人,他的事跡成為美談,他的墳墓受到敬仰(1740年前後在布列塔尼被處決的坦圭呼angu廠便是一例。誠然,在被判刑以前,他已在懺悔牧師的指示下開始長時間的懺悔。但是,這是刑廢司法與宗教懺悔之間的衝突嗎?見Corre,ZI)。罪犯幾乎完全變成了正面英雄,對這些人來說,榮辱皆備於一身,不過是以一種相反的形象結合在一起。或許,我們在考察這種圍繞著少數典型形象歷『繁衍出來的犯罪文獻時,既不應把它們看成一種自發的「民心表現」,也不應把它們看成來自上面的宣傳和教化計劃。它們是對待刑罰實踐的兩種介入方式的匯合點,是圍繞著犯罪、懲罰和關於犯罪的記憶的戰場。這些報道之所以被允許刊印和流傳,那是因為希望它們能具有一種思想控制的效果。這些歷書、傳單的印刷和散發原則上是受到嚴格控制的。但是,這些關於常人歷史的真實故事之所以受到熱烈歡迎,它們之所以成為下層階級基本讀物的一部分,那是因為民眾在這些故事中不僅發現了往事,而且找到了先例。這種「好奇心」也是一種政治興趣。因此,這些文本可以被當作雙關話語來讀解,不論是它們所敘述的事實,還是它們賦予這些事實的效果,或是它們賦予那些「傑出的」罪犯的榮耀,更無須說它們所使用的詞句,都是如此。(人們應該研究諸如《關於吉萊裡及其同夥的生平、大劫案和騙局及悲慘下場的歷史》。)這種記述中所使用的「不幸」、「可增」之類的概念以及「著名的」、「令人痛心的」之類的形容詞。)     
  或許,我們應該將這類文獻與「斷頭台周圍的騷動」加以比較。在後者中,宣判權力通過罪犯的受刑肉體與民眾相衝突,民眾不僅是處決的目擊者、參與者,而且可能是間接的受害者。在一次不能充分體現力圖儀式化的權力關係的儀式後,會出現一大批繼續這種衝突的話語。罪犯死後的罪狀公告既肯定了司法正義,也提高了罪犯的聲譽。這就是為什麼刑法制度的改革者們急切要求查禁警世宣傳品的原因了』。這也是為什麼民眾對那些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關於非法活動的民間傳說的東西興趣盎然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當民間非法活動的政治功能變化後,這些警世宣傳品失去意義的原因。     
  當新的犯罪文學發展起來後,它們就消失了。在新的文學中犯罪受到讚美。犯罪文學的發展,是因為它們是~種藝術,因為它們完全是特殊性質的作品,因為它們揭露了強者和權勢者的猙獰面目,因為邪惡也成為另一種特權方式。從冒險故事到德·昆西(dekuncey)」,從《奧特蘭托城堡》(Castleofot。nto)——到波德萊爾(Baudelaire),有一系列關於犯罪的藝術改寫。這也是用受歡迎的形式來佔有犯罪。表面上,這是對犯罪的美與崇高的發現。而實際上,這是在肯定,崇高者也有犯罪權利,犯罪甚至成為真正崇高者的獨佔特權。重大的謀殺不屬於那些偷雞摸狗之流。自加博裡歐(Gaboriau)「以來,犯罪文學也追隨著這第一次變化:這種文學所表現的罪犯狡詐、機警、詭計多端,因而不留痕跡,不引人懷疑;而兇手與偵探二者之間的純粹鬥智則構成衝突的基本形式。關於罪犯生活與罪行的記述、關於罪犯承認罪行及處決的酷刑的細緻描述已經時過境遷,離我們太遠了。我們的興趣已經從展示事實和公開仔悔轉移到逐步破案的過程,從處決轉移到偵察,從體力較量轉移到罪犯與偵察員之間的鬥智。由於一種犯罪文學的誕生,不僅那種警世宣傳品消失了,而且那種山林盜匪的光榮及其經受酷刑和處決的磨難而變成英雄的榮耀也隨之消失了。此時,普通人已不可能成為複雜案情的主角。在這種新型的文學樣式中,不再有民間英雄,也不再有盛大的處決場面。罪犯當然是邪惡之徒,但也是才智出眾之人。雖然他受到懲罰,但他不必受苦。犯罪文學把以罪犯為中心的奇觀轉移到另一個社會階級身上。與此同時,報紙承擔起詳細描述日常犯罪和懲罰的毫無光彩的細節的任務。分裂完成了,民眾被剝奪了往昔因犯罪而產生的自豪,重大兇殺案變成了舉止高雅者不動聲色的遊戲。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二部分 懲罰 第一章 普遍的懲罰     
   「刑罰應有章可循,依罪量刑,死刑只應用於殺人犯,違反人道的酷刑應予廢除。」這是1789年掌更大臣對關於酷刑和處決的請願書中的普遍立場的概括(見Seligman以及Des     
  一如rdn,13一20)。在18世紀後半期,對公開處決的抗議愈益增多。這種抗議出自哲學家和法律學家,律師和法官,立法議員以及民間請願書。與此不同的懲罰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主與犯人之間的實力較量應該終止了,君主的報復與民眾被遏止的憤怒通過受刑者與劊子手的中介而展開的短兵相接的戰鬥應該結束了。公開處決很快就變得令人無法容忍了。就權力方面而言,公開處決暴露了它的專橫、暴虐、報復心以及「用懲罰取樂的殘忍」(PetiondeVileneuve,641),因此它在顛覆權力。就受刑者方面而言,受刑者雖然已陷於絕望,但依然被指望能夠讚美「顯然已經拋棄他的蒼天及其法官」(Boucherd』Argis,1781,125),因此,公開處決是十分可恥的。無論如何,因為它為國王暴力與民眾暴力之間的較量提供了一個舞台,所以它是具有危險性的。君主權力在這種殘暴競賽中似乎沒有看到一種挑戰,這種挑戰是它本身發出的,總有一天得由它自己來應付。它似乎已經習慣於「看著鮮血流淌」,而民眾很快就會學會「血債只能用血來還」(I.ach6ze)。在這些成為許多相反力量的介入對象的儀式中,人們可以看到,武裝的司法淫威與受威脅的民眾的憤怒是相互交織的。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nhdeMaistre)」認為這種聯繫包含著專制權力的基本機制之一:劊子手是君主與民眾之間的齒輪,他所執行的死刑和在沼澤地修建聖彼得堡的農奴因瘟疫造成的死亡別無二致,這是一種普遍原則。死亡若出於專制君主的個人意志,就成為運用於一切人的法律,而每一個被消滅的肉體則成為國家的磚石。在此幾乎談不到有什麼被害的無辜者。相反,18世紀的改革者認為,在這種危險的儀式化的暴力中,雙方都超出了正當行使權力的範圍。在他們看來,暴政面對著叛亂,二者互為因果。這是一種雙重的危險。因此,刑事司法不應該報復,而只應該給予懲罰。     
  排除酷刑的懲罰,這種要求最先被提出來,因為它是出自內心的或者說是出於義憤的呼喊。即使是在懲罰最卑劣的兇手時,他身上至少有一樣東西應該受到尊重的,亦即他的「人性」。在19世紀,這個在罪犯身上發現的「人」將成為刑法干預的目標,改造的對象以及一系列「犯罪科學」和奇特的「教養」實踐的領域。但是,在啟蒙時代,將人與野蠻的公開處決對立起來,並不是實證知識的主題,而是一種法律限制,是懲罰權力的合法性界限。這裡所說的不是為了改造人而必須實現的目標,而是為了尊重人而應該不加觸動的東西。「不要動我」(Nonmetansere)」。這標誌著君主報復的終結。改革者所確立的、用以反對斷頭台的專制的「人」也變成了一種「人的尺度」(manmeasure),但不是衡量萬物的,而是衡量權力的。」     
  由此便出現一個問題:這種人的尺度是如何用來反對傳統的懲罰實踐呢?它是如何成為改革運動的重要道德證明呢?為什麼人們會對酷刑懷有普遍的恐怖和強烈要求懲罰應該「人道」?換言之,在所有主張更仁慈的刑法制度的要求中,包含兩個因素——「尺度」和「人道」,而這兩個因素是如何結合在統一的戰略中呢?這些因素十分必要但又十分不確定,既與以前一樣攪動人心,又結合成同樣曖昧的關係,因此,今天只要提出關於懲罰體制的問題,人們就會發現這兩個因素。看來,18世紀的人揭示了這種體制的危機,為了解決這個危機,提出了一個基本法則,即懲罰必須以「人道」作為「尺度」,但沒有對這一原則規定明確的含義。這一法則被認為是不可超越的。因此,我們必須描述這種撲朔迷離的「仁慈」的起源和早期狀況。     
  人們對「偉大的改革者」懷有敬意。他們是貝卡裡亞(Heccarla)、塞爾萬(Servan)迪帕蒂(Dupaty)、拉克雷東爾(I.acretelle)、杜波爾(Duport)」、帕斯托雷(Pastoret)、塔爾熱(Target)、帕爾加斯(Bergasse)、「陳情書」的作者以及制憲議會。他們將這種仁慈強加給法律機構,強加給18世紀末依然振振有詞地反對這種仁慈的「古典」理論家(參見穆雅爾·德·沃格朗(MuyartdeVouglans〕反對貝卡裡亞的論點(Muyart,176C)。     
  但是,我們應該將這一改革置於歷史學家最近通過研究司法檔案所發現的那種歷史過程中:18世紀刑罰的放寬過程。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雙重運動。在這一時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減弱了,懲罰也相應地不那麼激烈,但這是以更多的干預為代價的。人們注意到,實際上,從17世紀末,兇殺案以及一般的人身侵犯大幅度減少;對財產的侵犯似乎超過了暴力犯罪;偷竊和詐騙似乎超過了兇殺和鬥毆;最貧困階級的廣泛而頻繁的偶爾過失被有限但「熟練」的犯罪所取代;17世紀的罪犯是「歷經苦難的人,因飢寒交迫而容易衝動的季節性罪犯」,18世紀的罪犯則是處於社會邊緣的「詭計多端」的罪犯(Chaunu,1962,236及1966,107一108)。最後一點是,犯罪的內部組織發生了變化。大型犯罪集團山、股的武裝劫匪,襲擊稅務人員的走私集團、呼嘯於鄉間的遣散士兵或逃兵集團)趨向於解體。由於受到更有效的追捕,為了不被人發現,他們被迫以更小的團體為單位,往往不超過五六個人,進行更鬼鬼祟祟的活動,更少地使用武力,盡量不冒流血的風險:「由於大的匪幫受到強力的摧毀或由於組織分裂,……這就給個人或很少超過四人的搶劫和偷盜小集團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留下了自由天地」。犯罪的普遍潮流從攻擊人身轉移到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攫取財物,從「群眾性犯罪」轉向「邊際犯罪」(marginalcrlmlna-lity),犯罪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專業人員的禁地。看起來,似乎有一種逐漸下降的趨勢——「人際關係的緊張狀態在減弱,……     
  對暴力衝動的控制在加強」,而且似乎非法活動本身就放鬆了對人身的佔有,轉向其他目標。早在懲罰變得不那麼嚴峻以前,犯罪就變得沒有那麼暴烈了。但是,這種變化不可能獨立於若干基本的歷史進程。正如肖努(P.Chaunu)指出的,第一種進程是經濟壓力的變化,生活水準的普遍提升,人口的膨脹,財富和私有財產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安全的需求」(Chaunu,1971,56)。其次,通觀18世紀,人們會看到法律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嚴峻了。在英國,19世紀初的223種死罪中,有156種是在前一百年內增添的(Buxton,XXXIX)。在法國,自17世紀起,關於流浪罪的立法修訂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嚴峻了、執法更嚴密了,對以往許多從寬處理的小過失都嚴加追究。「在18世紀,法律對於偷竊變得更加冷峻、沉重和嚴酷,因為偷竊發生得愈益頻繁,所以此時的法律以資產階級的階級司法面孔來對待偷竊。」』2『在法國,尤其在巴黎,遏止有組織的公開犯罪的治安機關迅速發展,從而使犯罪轉向更分散的形式。除了這些防範措施外,還應提到的是,當時人們普遍相信犯罪有一種持續不變的危險的增長趨勢。今天的歷史學家認為大型犯罪集團在減少,而當時的勒特羅涅認為他們在法國鄉村活動猖獗,就如一群群蝗蟲:「這些努餐的害蟲每天在糟蹋農夫用以維生的糧食。他們是散佈在大地表面的地地道道的敵軍,他們就像是在一個佔領國裡那樣胡作非為,名義上要求施捨,實際上強行攤派。」他們使貧苦農民承擔比捐稅更重的負擔,富裕農民則要付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多數觀察家認為,犯罪在增長。這些觀察家中當然有些人是主張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有些人則認為,在使用暴力方面受到較多限制的法律將會更加有效,更不必擔心造成的後果(見DuPaty,247)。觀察家中還有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們抱怨身陷紛至沓來的審判之中:「民眾的苦難和道德的敗壞使犯罪數量和罪犯數量都增加了」(1768年8月2日,圖爾涅爾(Tour-nellej法庭一名法官致國王的信,轉引自Farge,66)。總之,法院的實際活動顯示,犯罪在增長。「在舊制度」的最後幾年已經能夠預感到革命和帝國時代的來臨了。在1782年一1789年的審判中,人們會感受到愈益緊張的氣氛。在審判中,對待窮人更加嚴厲,有一種無視證據的默契,相互的不信任、仇恨和恐懼都在增加」(Chaunu,1966,108)。     
  實際上,從流血的犯罪轉向詐騙犯罪,是完整複雜的機制的一部分,這個機制包括生產的發展,財富的增加,財產關係在司法和道德方面獲得越來越高的評價,更嚴格的監視手段,居民的劃分愈益精細,尋找和獲得信息的技術愈益有效。因此,非法活動中的變化是與懲罰活動的擴展和改進相互關聯的。     
  那麼,這是不是一種普遍的態度變化,亦即「屬於精神和潛意識領域的變化」呢?(這是莫讓桑〔Mogensen〕的說法。)也許是。但更肯定地和更直接地說,這是竭力調整塑造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權力機制的努力,是那種監督人們的日常行為、身份、活動以及表面上無足輕重的姿態的機制的調整與改進,是應付居民的各種複雜實體和力量的另一種策略。毫無疑問,這種新出現的東西與其說是對犯人的人性的尊重——甚至在處決不那麼重要的罪犯時依然經常使用酷刑,不如說是追求更精細的司法、對社會實體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測定的趨勢。經過一個週期性過程,通向暴力犯罪的起點提高了,對經濟犯罪的不寬容增強了,各種控制變得更加徹底了,刑法干預不僅變得更超前了,而且更繁複了。     
  如果將這個過程與改革者的批判話語相比較,就會看到一種明顯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一致性。在他們提出新的刑罰原則之前,他們所抨擊的是傳統司法中懲罰的過分性質。但是在他們看來,這種過分與其說是懲罰權力的濫用造成的,不如說是與某種無規則狀態聯繫在一起。1790年3月24日,杜雷(Thouret)在制憲議會挑起了一場關於重新組織司法權力的辯論。在他看來,這種權力在法國「變質」的途徑有三種。一、化公為私:法官職位被出售;這些職位成為世襲的;它們具有了商業價值,因此司法就變得很麻煩了。二、根據法律主持正義和做出判決的權力,與創造法律本身的權力混淆。最後,由於存在著一系列特權,使法律的實施不能一以貫之:有些法庭、程序、訴訟當事人甚至違法行為,都有「特權」,不受習慣法的制約(議會檔案》Xll,334)。這只是對過去至少延續了五十年以上的法律制度的許多批評中的一例,而所有的批評都指責在這種變質中貫穿著一種司法不統一的原則。刑事司法是最參差不一的,原因在於,負責刑事司法的法庭五花八門,而它們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連貫的金字塔結構(見I。inquet或Boucherd』Argis,1789)。除了教會司法權外,我們應該注意多種法律制度之間的不一致、重疊與衝突:貴族的法律制度在審判輕罪時依然發揮重要作用;國王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很複雜而且不協調(國王的法庭經常與司法執行官的法庭尤其是與初等法院發生衝突。初等法院是作為前兩者的一個中間機構新近建立的。);有些法律制度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實際上是由行政當局(如總督)或治安當局(如憲兵司令或治安長官)管理的;此外,國王或他的代表有權在正規程序之外做出關於拘留或驅逐的決定。由於這些機構太多,彼此相互抵消,不能籠罩住整個社會實體。它們的相互重疊反而使刑事司法有無數的漏洞可鑽。造成這種不完善狀態的原因有,風俗習慣和司法程序的差異(儘管1670年頒布過統一的法令),職責之間的衝突,每個機構都捍衛各自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以及王權的干預(通過赦免來阻止或減輕判決,將案件移交樞密院或者對司法長官、對比較嚴厲的正常司法活動施加直接壓力)。     
  改革者們的批評與其說是針對當權者的缺點或殘忍,不如說是針對一種糟糕的權力體制。下層司法機構的權力太大,再加上被定罪的人貧困無知,這些機構可以無視上訴程序,在沒有足夠監督的情況下武斷地進行判決。檢察機構的權力太大,幾乎擁有無限制的調查手段,而被告實際上赤手空拳地對付它——這使得法官有時過於嚴厲,而有時矯枉過正,變得過於仁慈。法官手中的權力太大,他們會自鳴得意地將不足為憑的證據當作「合法」的證據,而且在刑罰的選擇上他們有過多的自由。「君主的司法官員」的權力太大,這既表現在他們與被告的關係上,也表現在與其他法官的關係上。最後,國王的權力太大,他能夠中止法庭的司法活動,改變它們的判決,撤銷地方法官的職務,放逐他們,用遵照君主意志行事的法官取代他們。司法的癱瘓狀態與其說是司法被削弱的結果,不如說是由於權力分佈雜亂無章,權力集中於若幹點上,造成了衝突和斷裂。     
  這種權力功能失調與中央的權力過大有關。後者可稱之為君主的「至上權力」(superpower)。這種至上權力將懲罰權力視為君主的個人權力。這種理論上的同一使國王成為「正義之源」,但是其實際後果甚至表現為反抗他和限制他的專制統治。由於國王為了籌集資金而將出售「屬於」他的司法職位的權利據為己有,他就與佔有那些職位的司法官員發生衝突,後者不僅是難以駕御的,而且是無知、自私且不可靠的。由於他不斷地設置新的職位,這就使爭權奪利的衝突大大增加。由於他對他的「官員」太直接地發號施令,授予他們幾乎是獨斷專行的權力,這就使司法官員內部的衝突愈益激化。由於他使法律與憲兵司令或治安長官的大量即決裁判或行政措施發生衝突,他就打亂了正常的司法,使後者有時寬鬆而不一貫,有時又十分草率而嚴厲。     
  人們所批判的不是或不僅是司法特權、司法的專橫、年深日久的傲慢及其不受控制的權利,而是或更主要的是,司法集軟弱和暴虐於一身,既耀武揚威又漏洞百出。批判的矛頭尤其指向這種混合體的本原,即君主的「至上權力」。改革運動的真正目標,即使是在最一般的表述中,與其說是確立一種以更公正的原則為基礎的新懲罰權利,不如說是建立一種新的懲罰權力「結構」,使權力分佈得更加合理,既不過分集中於若干有特權的點上,又不要過分地分散成相互對立的機構。權力應該分佈在能夠在任何地方運作的性質相同的電路中,以連貫的方式,直至作用於社會體的最小粒子。』4)刑法的改革應該被誤解為一種重新安排懲罰權力的策略,其原則是使之產生更穩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體的效果。總之,改革是為了既增加效應又減少經濟代價(通過使之脫離財產制度、買賣制度以及在獲取官職和做出判決方面的腐敗體制)和政治代價(通過使之脫離君主的專橫權力)。新的刑法理論實際上是與一種關於懲罰權力的新的「政治經濟學」相呼應的。這就是為什麼「改革」的根源並不是單一的原因。改革並不源於那些將自己視為專制之敵和人類之友的開明人士或哲學家,更不源於那些反對鼓動改革的法院人士的社會集團。更準確地說,並不僅僅源於他們。在這個重新分配懲罰權力及其效果的全面規劃中,聚集著各種不同的利益。改革不是在法律機制外面醞釀的,也不是反對該機制的一切代表。它的準備工作大部分是在該機制內由許多司法官員完成的,他們之間既有共同目標,又有權力角逐。誠然,改革者並不是司法官員中的多數,但是,正是一批法律界人上勾畫了改革的基本原則:審判權力不應受君權直接活動的影響,不應具有任何立法權利,應該超脫於財產關係,只具有審判功能,但應能充分行使本身的權力。總之,審判權不應再取決於具有數不勝數的,相互脫節、有時相互矛盾的特權的君權,而應取決於具有連續效果的公共權力。這一總原則規定了一種貫穿下列各種人的多種多樣的戰爭的策略:像伏爾泰(Voltaire)那樣的哲學家,像布裡索(Brissot)」或馬拉(Marat)*」那樣的報人,還有利益各不相同的司法官員,如奧爾良初級法院的法官勒·特羅涅(I。eTrosne),高等法院總檢查官拉克雷泰爾,與高等法院一起反對莫普(Maupeou)」改革的塔爾熱,此外還有支持王權反對高等法院人士的莫羅門.N.Moreau),雖身為司法官員卻與同行發生衝突的塞爾萬和迪帕蒂。     
  通觀18世紀,無論在司法機構內外,無論在日常的刑罰實踐中,還是在對現行制度的批判中,我們都會發現有一種關於懲罰權力運作的新策略。就其嚴格意義而言,無論是法學理論中提出的「改革」,還是各種方案中規劃的「改革」,都是這種策略在政治上或在哲學上的體現,其首要目標是:使對非法活動的懲罰和鎮壓變成一種有規則的功能,與社會同步發展;不是要懲罰得更少些,而是要懲罰得更有效些;或許應減輕懲罰的嚴酷性,但目的在於使懲罰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懲罰權力更深地嵌入社會本身。     
  因此,使改革得以問世的事態不是一種新的情感狀態,而是另一種對待非法活動的政策。     
  粗略地講,人們可以說,在舊制度下,各個社會階層都有各自被容忍的非法活動的餘地:有法不依,有令不從,這乃是當時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運作的一個條件。這個特徵或許不是舊制度特有的。但是,在舊制度下,非法活動根深蒂固,成為各個社會階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就具有了自己的系統性和結構。有時,它採取完全合法的形式,如某些個人或集團享有的特權,這就使它不再成為一種非法活動,而是成為一種正式的豁免權。有時,它採取群眾性的普遍的有令不從的形式,即在幾十年間甚至幾百年間,法令一再頒布,但從未得到貫徹。有時,它涉及到已經逐漸失效、但突然開始生效的法律;有時則表現為當局的默認、疏忽或實際上根本無法執法和拘捕犯法者。在原則上,居民中最受鄙視的階層沒有任何特權,但是他們在強加給他們的法律和習俗的邊緣處,獲得一塊寬容的空間。這是他們用暴力或通過頑強的堅持而獲得的。這個空間是他們必要的生存條件,因此他們常常準備為保衛它而奮起鬥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各種壓縮這個空間的嘗試,或者重申舊的法律,或者改善拘捕方法。這種努力引起民眾的不安,這正如削減某些特權會引起貴族、僧侶和資產階級的不安一樣。     
  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獨特的必要的非法活動,而圍繞這種必要的非法活動產生了一系列矛盾。下層社會的這種活動被視為犯罪。在司法上甚至在道德上,很難將非法活動和犯罪這二者區分開。從偷稅漏稅到非法風俗,走私、搶劫、武裝反抗政府稅收官吏,再到反對政府軍隊,直至叛亂,這裡有一種連續性,很難區分其中的界限。流浪生活(按照法令應受到嚴厲懲罰,但實際上從未做到)常常伴有偷竊、搶劫乃至兇殺。對於無職業者、因非正常原因離開僱主的工人、逃離主人的傭人、受虐待的學徒、逃兵以及所有逃避兵役或勞役的人來說,這種流浪生活使他們如魚得水。這樣,犯罪活動就融入了範圍更廣的、社會下層賴以為生的非法活動。反之,這種非法活動成為造成犯罪增加的一個永恆因素。由此就產生了民眾的二重態度。一方面,罪犯,尤其是走私犯或逃避領主苛捐雜稅的農民,獲得人們自發的同情,他的暴力行為被視為直接繼承了原有的鬥爭傳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在民眾所認可的某種非法活動中犯下傷害民眾的罪行時,如一個乞丐進行搶劫和兇殺,他很容易引起特殊的義憤,因為他的行為改變了方向,危及了作為民眾生存條件之一的,本來就不受保護的非法活動。因此,圍繞著犯罪形成一個褒貶交織的氣氛。民眾有時提供有效的幫助,有時則心懷恐懼,這兩種態度只是咫尺之隔,但是人們卻從中可以感覺到是否有犯罪發生。民眾的非法活動包含著一系列犯罪因素。這些因素既是非法活動的極端形式,又是對非法活動的內在威脅。     
  這種底層的非法活動與其他社會等級的非法活動既沒有完全融為一體,也不是處於深刻的對立狀態。一般說來,在各個集團所特有的非法活動之間維持著各種關係,不僅包括敵對、競爭和利益衝突,而且包括互助和共謀。對於農民拒不交納國家或教會的某些捐稅,他主未必不贊同。手工業者不遵守製造業行規,往往得到新興企業主的鼓勵。走私得到廣泛的支持;據說曼德蘭(Mandrin)」受到全體居民的歡迎,在各城堡受到款待並受到高等法院人士的保護,這個故事就證明了這點。在17世紀,甚至可以在重大的起義中看到差異極大的社會階層為抗稅而結成的聯盟。總之,非法活動的相互影響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更準確地說,有一些變化(如,柯爾伯)的規逐漸失效,國內的稅卡形同虛設,行會制度的崩潰)發生在因民眾的非法活動而日益變大的缺口。資產階級需要這些變化,經濟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也應歸因於這些變化,於是,人們從容忍而轉為鼓勵。     
  在18世紀後半期,這一過程有逆轉之勢。首先,由於財富的增加和人口突然膨脹,民眾非法活動的主要目標不是趨向於爭取權利,而是攫取財物,偷竊大有取代走私和武裝抗稅之勢。而且,在這方面,農民、小農場主和手工業者往往是主要的受害者。勒特羅涅在描述農民身受流浪乞丐勒索之苦時,認為其災難比封建壓迫有過之而無不及:竊賊如成群的害蟲襲擊農民,吞噬穀物,挖空糧倉(I。eTrosne,17644)。這種說法無疑是言過其實。但是,可以說,在18世紀,民眾的非法活動逐漸出現危機。無論大革命初(圍繞抗拒領主權)的運動,還是稍後的各種運動(反對財產權的鬥爭、政治和宗教抗議及抗拒徵兵的鬥爭匯合在一起),已不再是舊式的、受歡迎的非法活動的重新組合。其次,雖然資產階級中的大部分人在不會惹太多麻煩的情況下承認非法的權利,但是當涉及到他們的財產權時,他們很難再支持非法活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情況是18世紀末,尤其是大革命以後農民輕微犯罪問題(Berce,161)。向集約農業的轉變導致了對公有土地使用權,對各種原來受到容忍的習慣和被人們認可的輕微違法活動越來越嚴厲的限制。此外,由於地產部分地轉移到資產階級手中,而且擺脫了封建重壓,因此地產也成為絕對的私有財產:農民以前獲得的或保存下來的「權利」(廢除古老的義務、肯定非正規的習俗,如自由放牧權、拾柴權等)原來是受到「容忍的」,現在則受到新主人的否定,被完全視之為盜竊(由此在人民中產生的連鎖反應是非法的或者說是犯罪的活動速增,如侵入領地、偷竊或偷殺牲畜、縱火、人身襲擊、兇殺)(見Festy和Agulhon)。非法行使權利往往意味著受到最大剝奪者的生存問題。由於新的財產狀況的出現,非法行使權利變成了非法佔有財產。因此非法行使權利必須受到懲罰。     
  當這種非法行為在土地所有權的範圍內受到資產階級的厭惡時,在商業和工業所有權的範圍內也成為不可容忍的了。港口的發展,大貨棧的出現,大工廠的形成(企業主擁有大量的原料、工具和產品,很難加以監督)也必然導致對非法活動進行嚴厲的鎮壓。由於財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投入商品和機器,這就要求全面地並憑借暴力來杜絕非法活動。在經濟發展迅猛的地方,這種現象表現得十分明顯。考爾克洪(Colguhoun)試圖用數字來證明遏止日益增多的非法活動的迫切性:根據企業主和保險公司的估計,從美洲進口和儲存於泰晤士河沿岸貨棧的商品被盜價值上升到每年平均25萬英鎊;總的來看,僅在倫敦港每年被盜商品大約值五十萬英鎊(這還不包括在港口外的倉庫貨棧);此外,倫敦商業區每年被盜物品價值為70萬英鎊。考爾克洪說,在這種持續的偷竊中,有三個現象值得注意。第一,職員、監工、工頭和工人共同參與,而且常常是積極地參與。「只要有一大群工人聚集在一個地方,其中必有一批壞傢伙。」第二,存在著一個完整的非法交易組織,這種非法交易從工廠或碼頭開始,到收貨人再到小販。收貨人中既有專營某種商品的批發大戶,也有雜貨收購商。在後者的貨架上「亂七八糟地陳列著廢鐵、爛布和舊衣,但在商店背後則藏著貴重軍械,銅栓銅釘,鑄鐵和貴金屬,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貨物,傢俱以及各種從工人手中收購的物品。」那些小商販再把贓物運銷到鄉村(CLguhoun,1797;在第7、8、9章中,他細緻地描述了這個過程)。第三,造假活動(在英國似乎有四五十家偽幣製造廠常年運轉)。但是,促使這種活動(包括劫掠和競爭)規模越來越大的,是一系列的寬容態度。有些活動幾乎成為既有的權利(如,在輪船周圍收購廢鐵或繩索,轉賣白糖倉底),還有一些活動則在道德上獲得認可。小偷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是一種走私活動,「他們不認為這是犯罪」。     
  因此,控制這些非法活動,針對它們制定新的法律,看來是必要的。對這些犯罪行為應該予以明確的界定和切實的懲罰;過去對這些越軌行為忽寬忽嚴,法度不一,現在則需要確定其中何者為不可寬貸之罪行,對犯罪者應予以拘捕和懲罰。由於出現了新的資本積累方式,新的生產關係和新的合法財產狀況,所有非法行使權利的民間活動,不論是靜悄悄的受到容忍的日常活動,還是暴力活動,都被強行歸結為對財產的非法佔有。在一個實行司法一政治壓迫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剝奪勞動手段和產品的社會的過程中,盜竊往往成為在法律上首先需要彌補的重大漏洞。換言之,非法活動結構也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被改造。財產的非法佔有與權利的非法行使相互分離。這種區分體現了一種階級對立,因為一方面下層階級最能接受的是對財產的非法佔有——所有權的劇烈轉移,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則要為自己保留權利的非法行使,亦即規避自己的規章和法律,巧妙地利用法律空隙使自己獲得巨大的經濟活動地盤——那些空隙可以在文字上看出來,在實際中因受到寬容而敞開。這種對非法活動的重大的重新分配甚至還體現在司法機構的分工上。對非法佔有財產——盜竊,由普通法庭審理,給予常規的懲罰。對非法行使權利——欺詐、偷稅、不正當的商業活動,由專門法律機構來調解,歸結為罰款。資產階級為自己保留了非法行使權利的領域而大受其益。在這種分裂形成同時,產生了對非法佔有財產進行不斷打擊的需求。越來越有必要擺脫舊的懲罰權力機制了,因為它是基於多重混雜而又不完整的機構,權力的分散和集中狀況只是導致實際上的遲鈍無力,懲罰在表面上氣勢洶洶,執行起來卻困難重重。越來越有必要確定一種懲罰戰略及其方法,用一種有連續性和持久性的機制取代臨時應付和毫無節制的機制。總之,刑法改革產生於反對君主的至上權力的鬥爭與反對司空見慣的非法活動的地下權力(infrapower)的鬥爭的匯合處。如果說刑法改革不僅是純粹偶然遭遇的暫時結果,那麼這是因為在至上權力和地下權力之間,有一個完整的關係網絡正在形成。由於君主主權制度在君主身上增加了額外的重負——一種顯赫的、無限制的、個人的、無規則的和沒有連續性的權力,這使得臣民可以自由地進行一種經常性的非法活動。這種非法活動就像是這種權力的對應伴生物。人們在抨擊君主的各種特權時,也就是在抨擊這類非法活動。這兩個目標是緊密相聯的。改革者們則根據具體環境或出於策略上的考慮而有所側重。勒特羅漢就是一個例子。這位重農主義者是奧爾良低級法院的法官。1764年,他發表了一篇關於流浪問題的備忘錄,認為流浪者是滋生盜賊和殺人犯的溫床,那些人「生活在社會之中但不是社會成員」,他們在進行著「一場反對一切公民的戰爭」,他們在我們中間「以某些人所設想的公民社會建立之前曾存在的那種狀態」生活。他主張對他們施用最嚴厲的刑罰(譬如,他表示對下列情況感到驚訝:人們竟然對他們比對走私者更寬容)。他希望加強治安,希望保安騎兵隊在身受其害的居民的幫助下追捕他們。他主張,這些有害無益的人應「被國家佔有,他們應像奴隸從屬於主人一樣從屬於國家」。如果必要的話,人們應該在林地組織集體圍捕,把他們趕出來,凡抓到一名流浪漢的人都應獲得報酬:「殺死一隻狼就能得到10英鎊的獎賞。而流浪漢無疑更有害於社會」(IeTrosne,1764,8,50,54,61一62)。1777年,勒特羅漢在《關於刑事司法的意見》(VuessurlaJusticecriminelle)中,主張減少君主的特權,被告在被證明有罪之前應視為無罪,法官應該是他們(指君主和被告——譯者)與社會之間的仲裁者,法律應該是「固定不變的,十分精確的」,使臣民知道「他們面對的是什麼」,使司法長官僅僅成為「法律的喉舌」(IeTrosne,1777,31,37,103一106)。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在勒特羅涅看來,限定懲罰權力的鬥爭是和對民間非法活動進行更嚴格和更經常的控制的必要性直接相關的。因此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對公開處決的批評在刑法改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原因就在於,正是在這種形式中,君主的無限權力與民眾一直活躍的非法活動以最鮮明的方式匯聚在一起。判決中的人道性是一種懲罰制度的準則,這種制度應該確定君主和民眾二者的界限。在判決時應該受到尊重的「人」是這種雙重界定的司法和道德形式。     
  儘管改革作為一種刑法理論和一種懲罰權力的戰略,確實是在兩個目標的匯聚點發生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下去,是由於改革的重點放在後者。這樣做是因為在大革命時期,拿破侖帝國時期以及整個19世紀,對民間非法活動進行壓製成為一項基本任務,改革也因此而得以從設計階段進入形成制度和一系列慣例的階段。這就是說,雖然新的刑義立法在表面上減輕了刑罰,使法律條文變得更明晰,明顯地減少了專橫現象,並且獲得了關於懲罰權力的更普遍共識問I該權力的行使卻缺少更實際的劃分),但是,這種立法得以維持,實際上是由於非法活動的傳統結構發生了劇變,需要無情地使用暴力來維持它們的新調整。任何一種刑法制度都應被看作是一種有區別地管理非法活動的機制,而不是旨在徹底消滅非法活動的機制。     
  對像變了,範圍也變了。需要確定新的策略以對付變得更微妙而且在社會中散佈得更廣泛的目標。尋找新的方法使懲罰更適應對像和更有效果。制定新的原則以使懲罰技術更規範,更精巧,更具有普遍性。統一懲罰手段的使用。通過提高懲罰的效率和擴充其網路來減少其經濟和政治代價。總之,需要建構關於懲罰權力的新結構和新技術。這些無疑是18世紀刑法改革最基本的「存在理由」。     
  在原理的層次上,這種新戰略很容易陷入一般的契約論。按照這種理論的假設,公民在一勞永逸地接受社會的各種法律時也接受了可能用於懲罰他的那種法律。這樣,罪犯顯得是一種司法上的矛盾存在物。他破壞了契約,因此他是整個社會的敵人,但是他也參與施加於他的懲罰。任何一種犯罪都侵犯了整個社會,而整個社會,包括罪犯,都出現在任何一種懲罰中。因此,刑事懲罰是一種普遍化的功能,它隨著社會共同體的功能及其各因素的功能一起擴展。這樣就造成了關於懲罰的程度、懲罰權力的合理使用的問題。     
  在實際上,犯罪使個人處於整個社會對立面。為了懲罰他,社會有權作為一個整體來反對他。這是一種不平等的鬥爭,因為一切力量,一切權力和一切權利都屬於一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裡涉及到保護每個人的問題。之所以建立這種可怕的懲罰權利,是因為犯罪者成為公敵。他比敵人還惡劣,因為他在內部打擊社會。他的行為不亞於一個叛徒,一個「怪物」。社會怎麼能不擁有控制他的絕對權利呢?社會怎麼會不主張消滅他呢?但是,雖然懲罰原則應該是在大家的贊同下寫進契約的,可是在邏輯上並不是每個公民都必然贊同對他們之中侵犯他們整體的人使用極端的刑罰。「任何一個為非作歹的人,既然是在侵犯社會權利,於是便由於他的罪行而成為國家的叛逆。他破壞了國家的法律,所以就不再是國家的成員,他甚至是在向國家挑戰。這時,保全國家就和保全他自身不能相容,二者之中有一個必須毀滅。在對罪犯處以死刑時,我們殺死的與其說是公民,不如說是敵人」。「懲罰權已經從君主的報復轉為保衛社會了。但是,它此時是與那些十分強大的因素重新結合,因此它變得更可怕。作惡者不再受到那種淫威的威脅,但是他面對的是似乎毫無界限的刑罰。這是向一種可怕的「至上權力」回歸。這就導致了為懲罰權力確立一個適度原則的必要性。     
  「歷史上自詡賢明之士的怪物發明和冷酷地使用了那麼多可怕且無用的酷刑。有誰在讀到這種歷史時能夠不毛骨悚然呢?」(Beccaria,87)。「法律要我去接受對犯罪的最大懲罰,我懷著因此而產生的滿腔憤慨去接受它。但是,實際上呢?他們卻走得更遠。……上帝啊,你讓我們從內心厭惡給我們自己和給我們的人類同胞製造痛苦,你創造的人是那麼軟弱和那麼敏感,那些發明了如此野蠻,如此高超的酷刑的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嗎?」(I-acretelle,129)。懲罰的適度原則首先是作為一種心靈話語表達出來的,即使是在涉及懲罰社會共同體的敵人時也是如此。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就像是從肉體內迸發出來的呼喊,是看到或想到極其殘忍的景象而產生的反感。刑罰應該是「人道的」這一原則,是由改革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提出的。這樣,說話者的情感似乎正在直接地表達出來,哲學家或理論家的肉體似乎呈現在劊子手和受刑者之間,用以證實他自己的法則並最終將其強加給整個懲罰結構。這種個人抒情風格不是表明一種軟弱無力嗎,即無力為一種刑罰算術找到一個理性基礎?在將罪犯驅逐出社會的契約原則與令人「噁心』的怪物形象之間,人們在哪裡可劃出」一條界限呢?這種界限如果不是在顯露出的人性中,即不是在嚴峻的法律中或殘忍的罪犯身上,那就只能是在制定法律和不會犯罪的有理性的人的情感中。     
  但是,這種對「情感」的訴諸並不完全是顯示理論上的困境。實際上,這裡包含著一種計算原則。肉體、想像、痛苦、應受尊重的心靈,實際上不是應受懲罰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入契約的,有權對罪犯行使集體權力的人的。那種痛苦(因不能減少懲罰而產生的痛苦)是具有鐵石心腸的法官和觀眾所體會到的,這種情感可能帶有因司空見慣而誘發的窮凶極惡或是相反的沒有什麼道理可言的憐憫和寬容:「為那些在可怕的處決中受到某種酷刑的溫柔敏感的靈魂向上帝祈禱吧」(I.acretelle,131)。需要加以調節和計算的,是懲罰對施加懲罰者及其聲稱有權行使的權力的反饋效果。     
  在此,這種原則的基礎是,人們絕不應對一個罪犯,哪怕他是一個叛逆或怪物,使用「非人道」的懲罰。如果說法律現在必須用一種「人道的」方式來對待一個「非自然」的人周口的司法以非人道的方式來對待「非法」的人),那麼這不是由於考慮到罪犯身上隱藏著某種人性,而是因為必須調控權力的效果。這種「經濟」理性必定要計算刑罰和規定適當的方法。「人道」是給予這種經濟學及其錯球計算的一個體面的名稱。「把懲罰減到最低限度,這是人道的命令,也是策略的考慮。」』6)     
  那麼,為了理解這種懲罰的技術一政治學,讓我們舉出最極端的情況,即所謂「最極端的罪行」。這是指最重大的、破壞所有最受尊重的法律的罪行。這種罪行以極其隱秘的方式產生於極其特殊的環境,幾乎肆無忌憚,而且還到了幾乎不可想像的地步,因此它絕對是獨一無二的,是最極端的。任何人都不能倣傚它、以它為榜樣,甚至不會想到會有這種罪行。它注定要銷聲匿跡。這種關於「最極端罪行」的寓言(7)對於新的刑罰來說就是那種相對於舊刑罰的原罪,是體現懲罰的理由的純粹形式。     
  這種罪行是否應該受到懲罰?根據何種方式計算給予懲罰?對它的懲罰在懲罰經濟學中有什麼價值?這種懲罰只有在能夠修復「社會受到的傷害」時才是有價值的(Pastoret,11,刀)。如果我們拋開嚴格意義上的物質損失,——這種物質損失甚至在兇殺案這種無法彌補的情況下對於整個社會也是無足輕重的,那麼犯罪對社會共同體的傷害便是它造成了社會共同體的混亂。它造成了醜聞,提供了榜樣,如果不受到懲罰就會使人們重犯,並可能擴散開。懲罰若是有效的,就必須以罪行的後果為其對象,即針對由犯罪所引起的一系列混亂:「刑罰與犯罪性質的對應程度是由破壞契約對社會秩序所造成的影響決定的」(Filangieri,21』)。但是犯罪的影響不一定與其恐怖程度成正比。一種使人感到恐怖的罪行所造成的惡果常常比一種被大家所容忍並準備倣傚的違法行為還少。重大犯罪是罕見的,而危險在於日常的違法活動可能會成倍增加。因此,人們不應尋求犯罪與懲罰之間的定性關係或恐怖之間的等式:「一個壞蛋在受刑時的嚎叫能夠從不可倒轉的過去中收回他所做過的事情嗎?」(Beccaria,87)人們不應從罪行的角度,而應從防止其重演的角度,來計算一種刑罰。人們需要考慮的不是過去的罪行,而是未來的混亂。人們所要達到的效果應該是使作惡者不可能再有重犯自己罪行的願望,而且也不再有倣傚者。(8)因此,懲罰應該是一種製造效果的藝術。人們不應用大量的刑罰來對付大量的犯罪,而應該按照犯罪的效果和刑罰的效果來使這兩個系列相互對應。沒有任何後繼者的犯罪是無須懲罰的。同樣,根據這個寓言的另一種說法,一個瀕臨瓦解和滅亡的社會有權設立絞刑架。這臨終的罪行必然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這是一種陳舊的觀點。懲罰的懲戒功能在18世紀改革前早已存在。懲罰是為了未來,懲罰至少有一種防上犯罪的功能,這些說法在多少世紀裡一直是對懲罰權力的一種流行的辯護。但是區別在於,過去人們指望著懲罰及其展示(再加上由此產生的無節制)產生預防的效果,而現在預防則大有成為懲罰經濟學的原則及懲罰的恰當比例的尺度之勢。在進行懲罰時應該使其正好足以防止罪行重演。因此,懲戒的機制發生了變化。在使用公開酷刑和處決的刑罰中,懲戒是對犯罪的回答。它通過一種二位一體的現象,既展示了罪行,同時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權力。在依自身的效果量刑的刑罰中,懲戒必須歸因於犯罪,但卻是用最謹慎的方式和最大的節制方式來表示權力的干預。理想的結果應該是能夠防止這二者中的任何一者的再出現。懲戒不再是一種展示的儀式,而是一種表示障礙的符號。這種懲罰符號的技術傾向於顛覆整個現世性的刑事活動領域。改革者認為,他們通過這種懲罰符號的技術而賦予懲罰權力一種經濟而有效的手段,這種手段可以適用於整個社會,能夠把一切行為編成符碼,從而控制整個瀰散的非法活動領域。人們試圖用以裝備懲罰權力的符號技術有下列五六個主要原則。     
  1.最少原則。犯罪是為了獲取某些好處。如果犯罪的觀念與弊大於利的觀念聯繫在一起,人就不會想犯罪了。「對於旨在產生預期效果的懲罰來說,它能造成的傷害只要超過了罪犯從犯罪中獲得的好處,就可以了」(Beccaria,89)。刑罰與罪行大體相當的觀念是人們能夠而且應該接受的。但是,那種傳統的方式是不能再延續了。按照傳統方式,公開處決必須與罪行一樣強烈,而且還要附帶地表現出君主進行正當報復的「過剩權力」。而新的方式是一種利害層次的近似相等:使避免刑罰的願望稍強於冒險犯罪的願望。     
  2.充分想像原則。如果說犯罪的動機是為了從中獲取好處,那麼刑罰的有效性就在於它會造成損害。這就意味著,處於刑罰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實際感覺,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的觀念,即「痛苦」觀念的痛苦。懲罰應該利用的不是肉體,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準確地說,如果它利用肉體的話,那麼肉體主要是某種表象的對象而不是痛苦的對象。痛苦的記憶應該能夠防止罪行重演,正如肉體懲罰的公開展示儘管可能是十分做作的,但卻能防止犯罪的蔓延。但是,痛苦本身不再是懲罰技術的工具。因此,除非在需要造成某種有效的表象的情況下,人們應盡可能地避免大張旗鼓地展示斷頭台。在此,作為懲罰對象的肉體被省略了,但作為公開展示因素的肉體並不必然被省略。公開處決是這種理論所容許的極限,它不過是一種情緒表達方式。否定公開處決則提供了一種理性表達的可能性:應該盡量擴展懲罰的表象,而不是體罰的現實。     
  3.側面效果原則。刑罰應該對沒有犯罪的人造成最強烈的效果。極而言之,如果人們能斷定罪犯不會重犯罪行,那麼只要使其他人確信罪犯已受到懲罰就行了。這就產生了一種偏離中心的強化效果方式,從而也導致了一種矛盾,即在量刑時最不重要的因素反而是罪犯(除非他可能重新犯罪)。貝卡裡亞描述了他所建議的取代死刑判決的那種懲罰——終身苦役——的矛盾。這不是比死刑更殘酷的肉體懲罰嗎?他回答說,不,因為對於犯人來說,在他的餘生,苦役的痛苦被分成了許多份。這是一種愛利亞學派」式的刑罰,即無限可分的懲罰,這不如死刑那麼嚴峻,但與公開處決僅一步之隔。另一方面,對看到這些苦役犯或想像他們的情況的人來說,他們身受的痛苦都被濃縮為一個觀念。苦役的所有時刻都化為一個比死刑觀念更可怕的表象。這是很經濟的理想懲罰。對於受懲罰的人(服苦役就不可能再犯罪),這是最小的懲罰,而對於想像這種懲罰的人,這是最大的懲罰。「在依罪量刑時,人們應該在各種刑罰中選擇那種既能給民眾的思想造成最持久的印象,又是對罪犯的肉體最不殘酷的手段」(Beccarla,87)。     
  4.絕對確定原則。應該使關於一種犯罪及其可能獲得的好處的觀念都與關於一種特定的懲罰及其明確的傷害後果的觀念聯繫在一起。二者的聯繫應該被視為必要的和牢不可破的。這種普遍的確定因素應該能夠使懲罰制度行為有效。它需要有一些確定的手段。規定罪行和刑罰的法律應該是絕對明確的,「從而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區分犯罪行為和正直行為」(Brissot,24)。這些法律應該公之於眾,使每個人都能瞭解它們。(社會)需要的不是口頭傳說和習俗,而是能夠成為「社會契約的穩定碑文」的成文法,能使所有人接觸到的鉛印文本:「只有刊印出來才能使公眾全體而不是少數人成為神聖法典的看護者」(Beccaria,26)。君主應該放棄他的赦免權,這樣,懲罰觀念的威力才不會被對君主幹預的指望所削弱:「如果我們允許人們看到,犯罪會受到寬恕,而且不一定受到懲罰,那麼我們就培養了他們那種指望不受懲罰的僥倖心理。……法律應該是無情的,執法者應該是剛正不阿的。」四)最重要的是,應使任何罪行都無法逃脫那些負有主持正義的職責的人的目光。沒有什麼比那種指望網開一面的僥倖心理更能削弱法律機制。如果刑罰受到某種使之失效的因素的影響,那麼怎麼可能在公眾腦海中建立起犯罪與刑罰的緊密聯繫呢?當刑罰因不確定而不那麼可怕時,不就有必要使人們更畏懼它的威力嗎?這不是要模仿舊的制度,不是說「愈嚴厲,人們就會愈警覺。」剛拍此產生了一種觀念,即司法機構應增添一個與之合作的監視機構,這樣就能防止犯罪和更容易拘捕到犯罪者。公安和司法應該是同一程序的兩個互補行動,公安保障「社會對每個人的行動」,司法保障「個人反對社會的權利」(DllpOOt,《議會檔案》,XXI,45)。這樣,任何犯罪都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並受到十分確定的懲罰。但是,還應做到的是,法律程序不應秘密進行,被告被定罪或宣告無罪的理由應公之於眾,應使任何人都能認識到判刑的理由:「法官應高聲說出他的意見,他應在判決時宣讀給被告定罪的法律條文,……被神秘地隱藏在檔案室裡的程序應該向一切關心犯人命運的公民開放」(MObly,348)。     
  5.共同真理原則。在這條似乎平凡的原則背後隱含著一個重大變化。舊的司法證據制度,酷刑的使用、逼供、用以複製犯罪真相的公開處決、肉體和公開展示等,長期以來使刑罰實踐脫離了一般的證明方式。因為半證據就能產生半真理和半罪犯,逼供出來的證詞被認為更加真實,法律上的推定就含有某種程度的懲罰。這種證明方式與一般證明方式的差異,在懲罰權力為了自己的方便而需要造成鐵證如山的氣氛時,反而會造成冤案。如果實際的懲罰並不完全根據犯罪件實而定,那麼怎麼可能牢牢地在人們的腦海中建立起犯罪觀念與懲罰觀念的聯繫呢?用充分的證據並依照普遍適用的方式來確定罪行,便成為最重要的任務。在確定罪行時必須遵照適用於一切真理的普遍標準。在推理和提供證據方面,司法審判應該與一般判斷是同一性質的。因此就需要拋棄「司法證據」,拋棄酷刑,確立完整的真理論證,消除嫌疑與懲罰之間的逐級對等關係。與數學真理一樣,犯罪事實只有得到完全證明才能被人接受。因此,在罪行未被最終證明之前,被告應視為無罪。在進行證明時,法官不應使用宗教儀式的方式,而應使用通用的方法,運用一切人包括哲學家和科學家皆有的理性:「在理論上,我將司法官看作是準備發現一項有趣真理的哲學家。……他的睿智使他能夠把握住一切情況和一切關係,能夠恰如其分地進行歸納和分辨,從而做出明智的判斷」(SeigneuxdeCorrevon,49)。這種運用常人理性的調查應該拋開!日的宗教審判模式,而採用更精妙的經驗研究的模式(由科學和常識檢驗過的模式)。法官應該像一個「行駛在暗礁區的舵手」:「什麼樣的證據或線索可以被認為是充足的,對此不僅我而且任何人都不敢籠統地作出斷言。因為情況是千變萬化的,而證據和線索應該從這些情況中得出,所以最明確的線索和證據必然是因時而異的」(RISi,53)。因此,刑罰實踐應該遵循共同的真理標準,或者說應遵循一種複雜的準則,在這種準則中,科學證明的多種因素,明確的感覺和常識被集中起來,形成法官的「根深蒂固的信念」。雖然刑事司法應該維護確保其公平的形式,但是它現在可以向真理的全部方式開放,只要這些真理是明顯的、言之成理的和眾所公認的。法律儀式本身不再產生被分割的真理。它被重新置於以共通的證據為依據的領域。由於科學話語的繁衍,形成了一種刑事司法迄今無法控制的複雜而無限的關係。掌握了司法不再等於掌握了司法的真理。     
  6詳盡規定原則。對於旨在涵蓋整個必須杜絕的非法活動領域的刑法符號學來說,所有的犯罪都必須明確界定,必須毫無遺漏地分門別類。因此,必須有一部法典,而且該法典必須十分精確地界定各種罪行。法律不應用沉默來培養免罪的希望。必須有一部詳盡明確地規定罪行和刑罰的法典。(關於這個問題,參見I。inguet,8,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但是,這種使各種可能發生的罪行與懲罰的效果一符號完全吻合的迫切需要使人們走得更遠。同一種懲罰的觀念對不同的人並不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如富人既不怕罰款也不怕出醜。犯罪造成的危害及其懲戒意義因犯罪者的地位而異。貴族的犯罪比平民的同一種犯罪對社會危害更大(I-acretelle,144)。而且,因為懲罰應發揮防止再犯的作用,所以懲罰時必須考慮罪犯本人的情況,推測其邪惡的程度,其意圖的本質:「在兩個犯同樣盜竊罪的人中,一貧如洗者的罪過不是比腦滿腸肥者要輕得多嗎?在兩個作偽證的人中,自幼就被灌輸榮譽感的人的罪行不是比被社會遺棄和從未受過教育的人要嚴重得多嗎?」(Marat,34)。我們看到,在要求對犯罪和懲罰做對應分類的同時,也出現了要求根據每個罪犯的特殊情況做出不同判決的呼聲。這種個案化要求在整個現代刑法史上始終是一個強大的壓力。其根源恰恰在於,從法律理論的角度和日常工作的要求看,它無疑是與法典化原則水火不容的,但是從懲罰權力經濟學的觀點看,從某種技術的觀點看(即人們希望能在整個社會中運用標準化的懲罰符號,既不過分又無漏洞,既不使權力成為無效的「權宜之計」又不怯於使用權力,為此而使用的技術),很顯然,犯罪一懲罰制度的法典化和罪犯一懲罰的調節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個案化看上去是精確編纂的法典的最終目標。     
  但是這種個案化就其性質而言與在舊的司法中可以發現的懲罰調節是迥然不同的。舊制度在這一點上沿襲了基督教的赦罪方式,使用兩種調節懲罰的變量,一種是「環境」因素,一種是「意圖」因素。這些因素被用來給行為本身定性。刑罰調節屬於廣義的「決疑法——(關於決疑法的非個案化性質,見Carton)。但是,在此時開始出現的是一種依據被告本人的性情、生活方式、精神狀態、歷史、「素質」,而不是依據他的意圖,而進行調節。人們可以感覺到,(雖然情況還不明朗),在刑罰實踐中,心理學知識將要取代司法的決疑法。當然,在18世紀末,這種趨勢才初露端倪。人們在該時期的科學模式中尋找這種法典與個案化的聯繫。自然界的歷史無疑提供了最充分的圖示:按不間斷等級排列的物種分類。人們試圖建立一種犯罪與懲罰的林奈(I。innaeus)」式分類,目的在於將每一種罪行和每一個應受懲罰的人都納入一部通用法典的條款中,從而避免任何專制行為。「應該用一張表格列出在各個國家中所能看到的所有犯罪種類。應該根據所列出的罪行加以分類。在我看來,這種分類的最佳原則是根據犯罪對像區分罪行。分類時應使各類之間界限分明,按照各種罪行的相互關係,將每一種罪行置於極其嚴格的等級中。最後,這張表應該與另一張刑罰分類表嚴格地對應」(I。acretelle,351一352)。在理論上,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想像中,懲罰與犯罪的平行分類應該能夠解決問題。但是,人們如何將固定的法律用於特殊的個人身上呢?     
  同一時期,與這種思辨模式大相逕庭的是,人們也在用一種十分簡陋的方法來制定各種人類學的個案化方式。我們首先來看看重複犯罪的觀念。這種觀念在舊的刑法中並不陌生。門13但是,它正在變成對被告本人的一種描述並能夠改變已宣佈的判決。根據1791年的立法,幾乎在所有的案件中,累犯都要受到加倍的刑罰。根據共和五年花月法律,在累犯身上必須烙上字母R。1810年的刑法規定對他們要麼判處規定中的最重刑罰,要麼判決高一級的刑罰。此時,對於重複犯罪,人們的目標不是法律規定的某種行為的責任者,而是犯罪者主體,是顯示其信惡不使本性的某種意向。漸漸地,不是罪行,而是犯罪傾向成為刑法干預的對象,初犯與累犯之間的區分也變得愈益重要了。基於這種區分,再加上若干補充,在同一時期還形成了「衝動犯罪」觀念,即一種在特殊條件下非故意的、非預謀的犯罪,雖然不同於可以被開脫的瘋癲犯罪,但也不能被視為一般犯罪。早在1791年,勒·佩爾蒂埃門.ePeletier)就指出,他提交給制憲議會的刑罰等級詳細分類方案可以阻止「冷酷無情的預謀作惡者」犯罪,後者會因想到這些刑罰而克制自己,但是,該方案無力阻止因「毫不考慮後果的感情衝動」所造成的犯罪。不過,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為這種犯罪表明犯罪者「沒有邪惡之心」。(12)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種刑罰人道化的背後,所隱含的是所有那些認可,或更準確地說是要求「仁慈」的原則,是一種精。動計算的懲罰權力經濟學。但是這些原則也引起了權力作用點的變化:不再是通過公開處決中製造過度痛苦和公開羞辱的儀式遊戲運用於肉體,而是運用於精神,更確切地說,運用於在一切人腦海中謹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顯地傳播著的表象和符號的遊戲。正如馬布利所說的,不再運用於肉體,而是運用於靈魂。而且,我們完全明白,他的術語——權力技術的相關物——指的是什麼。舊的懲罰「解剖學」被拋棄了。但是,我們真的進入了非肉體懲罰的時代嗎?     
  我們可以把根除非法活動的政治設計作為一個起點。這種設計歸納了一般的懲罰職能,劃定懲罰權力的界限,以便控制這種權力。從這個起點出現了兩條使犯罪和罪犯對像化的路線。一方面,罪犯被視為公敵,鎮壓罪犯符合全體的利益,因為他脫離了契約,剝奪了自己的公民資格,顯露出似乎是自身的某些野蠻的自然本性。他看上去是個惡棍、怪物、瘋子,也可能像個病人。很快,他又被視為「不正常」的人。事實上,總有一天他將屬於科學活動的對象,受到相關的「治療」。另一方面,度量懲罰權力的效果,這一從內部產生的需求,規定了對一切現實的或潛在的罪犯進行干預的策略:設置防範領域,權衡利弊,傳播表象和符號,規定判斷和證據的領域,根據極其精細的變量調整刑罰。所有這些也導致一種罪犯和罪行的對象化。在這兩種情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支撐著懲罰活動的權力關係開始增加了一種對應的客體關係(objectrelation),在後者中犯罪成為依據一般規範確立的事實,罪犯則是依據特殊標準才能辨認的個人。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客體關係並不是從外部附加給懲罰實踐的,不是情感的極限對公開處決的殘暴所施加的禁煙,也不是對「受懲罰的人究竟是什麼」所做的理性的或「科學」的質疑。這種對像化過程起源於有關權力及其使用安排的策略本身。     
  然而,在刑法改革設想中出現的這兩種對像化進程,不論在時間上還是在效果方面都迥然有異。被置於法律之外的作為自然人的罪犯還僅僅是一種潛在因素,一種正在消逝的痕跡,其中包含著各種政治批判的觀念和各種想像的形象。人們還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才會看到「犯罪人」(hornocrimi-nalis)成為知識領域中的一個明確對象。反之,另一種對像化進程則具有更快、更明確的效果,因為它與懲罰權力的重組——如制定法典、確定違法行為、確定刑罰尺度,制定程序規則,確定司法官的職能——有著更直接的聯繫。而且還因為它使用了「啟蒙思想家」已經建構的話語。這種話語實際上借助關於利益、表象和符號的理論,借助該理論所重構的序列和發生過程,為統治權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種通用的處方:權力以符號學為工具,把「精神」(頭腦)當作可供銘寫的物體表面;通過控制思想來征服肉體;把表象分析確定為肉體政治學的一個原則,這種政治學比酷刑和處決的儀式解剖學要有效得多。「啟蒙思想家」的思想不僅僅是關於個人與社會的理論,而且形成了一種關於精密、有效和經濟的權力的技術學,與那種君主權力的奢侈使用形成對照。讓我們再次聽聽塞爾萬所表達的思想:犯罪觀念和懲罰觀念必須建立起牢固的聯繫,「前後相繼,緊密相連。……當你在你的公民頭腦中建立起這種觀念鎖鏈時,你就能夠自豪地指導他們,成為他們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鐵鏈束縛他的奴隸,而真正的政治家則用奴隸自己的思想鎖鏈更有力地約束他們。正是在這種穩健的理智基點上,他緊緊地把握著鎖鏈的終端。這種聯繫是更牢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它是用什麼做成的,而且我們相信它是我們自願的結果。絕望和時間能夠銷蝕鋼鐵的鐐銬,但卻無力破壞思想的習慣性結合,而只能使之變得更緊密。最堅固的帝國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就建立在大腦的軟纖維組織上」(Servan,35)。     
  這種懲罰的符號一技術,這種「意識形態權力」至少將會部分地被擱置,被一種新的政治解剖學所取代,肉體將再次以新的形式成為主要角色。而且,這種新的政治解剖學將會允許在18世紀嶄露頭角的兩種背道而馳的對象化路線並行不停地存在:它將「從另一角度」,即用自然本性來反對自然本性的角度,排斥罪犯;它將力求用一種精心計算的懲罰經濟學來控制犯罪。對新的懲罰藝術掃視一眼,便可以洞察到懲罰的符號一技術如何被一種新的肉體政治學所取代。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二部分 懲罰 第二章 懲罰的溫和方式     
   根據上文,懲罰藝術必須建立在一種表象技術學上。這項工作只有在成為某種自然機制的一部分時才能成功。「有一秘密的力量就像物體引力作用一樣永遠驅使我們追求我們的幸福。這種推動力僅受制於法律所設置的障礙。人類全部紛繁迷亂的行動都是這種內在傾向的後果。」尋求對一種罪行的適當懲罰,也就是尋求一種傷害,這種傷害的觀念應能永遠剝奪犯罪觀念的吸引力。這是一種操縱相互衝突的能量的藝術,一種用聯想把意像聯繫起來的藝術,是鍛造經久不變的穩定聯繫的藝術。這就需要確立對立價值的表象,確立對立力量之間的數量差異,確立一套能夠使這些力量的運動服從權力關係的障礙一符號體系。「讓酷刑和處決的觀念永遠存在於意志薄弱者的心中,制約著驅使其犯罪的情感」(Beccaria,119)。這些障礙一符號應該組成新的刑罰武庫,正如舊的公開處決是圍繞著一種報復標誌系統而組織的。但是,它們要想正常運作的話,就必須遵守幾項條件。     
  1.它們應該盡可能地不帶有任意性。誠然,社會是根據自身的利益確定何為犯罪,因此,犯罪不是自然的產物。但是,如果要使一個企圖犯罪的人馬上想到懲罰,那麼就必須在這二者之間建立一種盡可能直接的聯繫,相似、類比和相近的聯繫。「刑罰應該盡可能地與犯罪性質一致,這樣,對懲罰的恐懼就會使人的思想脫離有利可圖的犯罪誘惑」(Becca-ria,119)。最理想的懲罰應該是直截了當地針對所懲罰的罪行。這樣,對於期待它的人來說,它將絕對無誤地是它所懲罰的罪行的符號。而對於試圖犯罪的人來說,犯罪念頭將足以喚起懲罰的符號。這有利於實現這種聯繫的穩定,有利於計算犯罪與懲罰之間的比值和從數量上誤解利弊。還有一個好處是,由於懲罰在形式上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後果,就不會顯得像是某種人世權力的武斷後果:「根據懲罰排定違法行為,是使懲罰與犯罪相稱的最佳手段。如果說這是正義的勝利,那麼這也是自由的勝利,因為刑罰不再出自立法者的意志,而是出自事物的本性。人們再也不會看到人殘害人了」(Marat,33)。在相似的懲罰中,實施懲罰的權力隱蔽起來了。     
  改革者設計了一套刑罰,其規定都是理所當然的,並且體現了犯罪的內容。例如,韋梅伊(Vermeil)的方案規定,濫用公共自由的人應被剝奪其個人自由;濫用法律和職務特權的人應被剝奪公民權;做投機生意和放高利貸者應被罰款;盜竊的贓物應予以沒收;慕虛榮而犯罪者應受到羞辱;兇殺者應處死刑;縱火者應處火刑。對於投毒者,「刑吏應給他看一個酒杯,然後將杯中之物灑在他臉上。這樣他就會因為看到自己犯罪的形象而感到自己罪行的恐怖。然後,他應被投入一個開水鍋」(Vermeil,68一145;另參見DufrlchedeValaz6,349)。這純粹是白日夢嗎?或許如此。但是,1791年勒·佩爾蒂埃在提出新的刑法法案時,明確闡述了關於建立一種象徵聯繫的原則:「在違法行為和懲罰之間需要建立嚴格的關係」;凡在犯罪時使用暴力者應受到肉體痛苦;懶惰者應判處苦役;行為卑鄙者應當眾羞辱(I.ePeletier,321一322)。     
  在這些相似的刑罰中儘管有令人聯想到「舊制度」酷刑的殘忍因素,但起作用的畢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機制。在一場實力的較量中不再用恐怖來反對恐怖;這種機制不再是對稱的報復,而是符號對其所指的東西的直接指涉了。在懲罰戲劇中需要建立的是一種能夠被感官直接領悟的、可以作為一種簡單計算的基礎的關係,即一種合理的懲罰美學。「不僅在美術中人們應該忠實於自然;而且政治制度,至少是那些顯示智慧和持久性的政治制度,也應該建立在自然的基礎上」(Beccaria,114)。懲罰應該繼犯罪而來;法律應該顯得是一種事物的必然性,權力在運作時應該隱藏在自然的溫和力量背後。     
  2.這種符號系統應該干預暴力機制,減少人們使犯罪變得誘人的慾望,增強人們使刑罰變得可怕的興趣,使人們慾望和興趣的強弱狀況發生逆轉,使關於刑罰及其傷害的表象變得比關於犯罪及其興趣的表象更活躍。因此,這裡有一整套關於利益及其變化、人們考慮利益的方式、這種表象的活躍程度的機制。「立法者應該是一個技術高超的建築師,應該知道如何調動有助於加強建築物的各種力量,如何減弱各種可能毀壞它的力量」(Beccaria,135)。     
  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有若干方式。「直搗罪惡之源」(Mably,246)。消除維繫這種犯罪觀念的主要原因。弱化導致犯罪的利益和興趣。在流浪罪背後潛藏著的是懶惰,因此必須對懶惰開戰。「把乞丐關進監獄這種藏污納垢之地,是不可能有什麼成效的」;應該強制他們工作。「懲罰他們的最佳方式是使用他們。」(Brissot,258)。惡劣的情慾只能用良好的習慣來克服,一種力量只能用另一種力量來對抗,但後一種力量必須是情感的力量,而不能是暴力。「難道我們不應依據這一原則來制定各種刑罰嗎?這一原則極其簡單、恰當,並早已為人熟知,即選擇最能抑制導致犯罪的情慾的刑罰」(I.acretelle,361)。     
  讓驅使罪犯去犯罪的力量去反對自身。使興趣發生分裂,利用興趣來把刑罰變成可怕的東西。讓懲罰刺激起的興趣大於犯罪的誘惑。如果傲慢導致犯罪,那就讓傲慢受到挫傷,讓懲罰把傲慢變得令人厭惡。羞辱性懲罰是有效的,因為它針對的是導致犯罪的虛榮心。狂信者既以自己的觀點又以自己為這些觀點所承受的苦難而自豪。因此,我們應該用那種頑固的傲慢來反對它所維繫的狂熱:「用奚落和羞辱來貶低它。如果在大庭廣眾前羞辱狂信者的虛榮心,那麼可以指望這種懲罰產生良好的效果。」反之,給他們製造肉體痛苦,則是完全無效的(Beccaria,113)。     
  重新激起被犯罪削弱的有益而高尚的興趣。當罪犯盜竊、誹謗、誘拐或殺人時,他已喪失了對財產以及對榮譽、自由和生命的尊重情感。因此,必須重新培養他的這些情感。人們在教育他時必須從他個人的利益入手,向他證明,他所喪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的財富、榮譽、時間和人身的自由,這樣他才會尊重其他人(Pastoret,49)。構成了穩定而易懂的符號的刑罰還應該改寫利益經濟學和情慾動力學。     
  3.因此,人們應該使用一種時間調節方法。刑罰能夠改變、修正和確立符號,設置障礙。如果它只能是永恆不變的,那麼它有什麼用處呢?一種無休止的刑罰會變得自我矛盾:如果刑罰對犯人加以各種約束,而犯人雖已改過自新但不能從這些約束中獲得任何好處,那麼,這些約束就幾乎無異於酷刑,改造犯人的努力也就成為社會的極大麻煩和無謂負擔。如果犯人是估惡不使、死不改悔者,那麼我們就應堅決消滅之。但是,對於其他犯人,懲罰唯有在達到限度時才會有效。這種分析被制憲議會「接受了,     
  1791年的法典規定,死刑適用於賣國賊和殺人犯,其他各種刑罰必須有期限(最高期限是20年)。     
  但是,最重要的是,這種時間角色應該納入刑罰經濟學。公開處決因本身的激烈性質往往有如下後果:罪行愈嚴重,懲罰愈短暫。時間因素當然也介入了舊的刑罰體系:按日計算的帶枷示眾柱刑,按年計算的流放,按死亡小時計算的輪刑。但這是一種折磨的時間,而不是協力改造的時間。現在,時間因素應該有助於懲罰行動本身:「一種使人類免於酷刑的恐怖但卻持續地令人痛苦的剝奪,在罪犯身上產生的效果要比轉瞬而逝的痛苦大得多,……它能不斷地使看到它的民眾記起復仇的法律,使所有的人對有教益的恐怖時刻歷歷在目。」同時間乃是懲罰的操作者。     
  但是,當情慾開始棄惡從善時,人們就不應該以同一方式或同樣持久地約束脆弱的情慾機制。懲罰應隨著自己產生的效果而逐步減輕。懲罰應該由法律明確地固定下來,因為它是為所有的人制定的,是不分軒輕的,但是它的內部機制應該是靈活的。勒·佩爾蒂埃在一份遞交給制憲議會的法案中設計了一種刑罰遞減制度:被判處最重刑罰的犯人僅僅在監禁的最初階段關在「黑牢」(帶著手銬腳鐐,單獨關在黑暗的囚室,每天只得到麵包和水);開始,他每星期應該做兩天工,以後加到三天。當他服完三分之二的刑期時,他可以轉入「管制」階段(囚室有光亮,腰部帶鐐,每天單獨子五小時活,但有兩天是與其他囚犯一起幹活。勞動有報酬,可用於改善生活)。最後,在刑期快滿時,他可以轉入正常的監獄生活:「他可以每天在共同的工作中見到其他囚犯。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單獨幹活。他將用勞動所得來支付膳食」(I-ePeletier,329。330)。     
  4.對於犯人來說,刑罰是一種關於符號、利益和時間的機制。但是,犯人僅僅是懲罰的目標之一。因為懲罰首先是針對其他人的,針對潛在的罪犯。因此,這些逐步銘刻在犯人觀念中的障礙一符號應該盡快和更廣泛地傳播。它們應該被所有的人接受;它們應該形成每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話語,讓所有的人用這種話語來彼此制止犯罪,讓這種真幣在民眾頭腦中取代犯罪的虛假利潤。     
  為此目的,應該讓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懲罰不僅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是符合他自己的利益的;應該讓每一個人都在懲罰中看到對自己的好處。不應該再有大張旗鼓但毫無效用的刑罰,也不應再有秘密的刑罰。懲罰應該被視為罪犯對每一個同胞的報償,因為犯罪傷害了他們大家。刑罰經常公之於眾,「能夠帶來一般和特殊活動的公共功利」(DufrichedeValaz6,346)。這種觀念的宗旨是使囚犯成為某種可租用的財產:為大家服務的奴隸。社會為什麼要消滅可以佔用的生命和肉體呢?讓他「以苦役的形式為國家服務」,不是更好嗎?「這種苦役應根據他的犯罪性質而有所延長。」法國有許多無法通行從而阻礙商業活動的道路。盜賊也妨礙商品的自由流通。可以把抓獲的盜賊用於修整道路。「把這種人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剝奪其自由,強迫他用自己的餘生來彌補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其做戒作用」遠比死刑更明顯。     
  在舊體制下,犯人的肉體變成國王的財產,君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記和自己權力的效果。現在,他將是社會的財產,集體佔用的有益對象。這就是為什麼改革者幾乎總是主張將公益勞動作為最佳刑罰之一。在這一點上,他們得到陳情書」的支持:「讓那些不夠判死刑的犯人為國家做公益勞動,其時間長短依罪行而定。」』2)公益勞動包含著兩個含義,一個是指懲罰犯人的集體利益,一個是指懲罰的可見性和可證實性。因此,犯人是雙重的付出,一方面是通過他所提供的勞動,另一方面是用他所產生的符號。在社會的核心部位,在公共廣場和大路上,犯人是利益和意指作用的匯聚點。人們所看到的是,他在為每一個人服務;但是,與此同時,他使得犯罪一懲罰符號偷偷溜進一切人的頭腦。後一方面是次要的、純道德的功利,但也是更現實的功利。     
  5.於是便產生了一套頗有講究的宣傳經濟學。在肉體酷刑中,做戒作用的基礎是恐怖:有形的恐懼,集體恐慌,令觀眾刻骨銘心的形象,如犯人臉上或胳膊上的烙印。現在,做戒作用的基礎是教訓、話語、可理解的符號、公共道德的表象。維繫懲罰儀式的不再是君主權威的可伯復辟,而是符碼的活化,是集體對犯罪觀念與懲罰觀念之間聯繫的支持。在刑罰中,人們不是看到君主的存在,而是辨認出法律本身。法律將特定的罪行與特定的懲罰聯繫起來。只要犯罪發生,懲罰就隨之而來,體現法律的話語,展示既與觀念相聯,又與現實相聯的符碼。這種本文(tex)中的直接聯繫,在行動中也應該是直接的。「請想一想關於某些恐怖行動的消息開始在城市傳播的情況。居民們如同遭到雷擊一般,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且義憤填膺。……這正是懲罰犯罪的最佳時機:不要讓罪惡溜掉,趕快證實它、審判它。趕快搭起行刑台,立起行刑柱,把罪犯拖到公共廣場,大張旗鼓地召集民眾。你會聽到他們把你的判決當作和平與自由的宣告而熱烈歡呼。你會看到他們爭睹這些恐怖的行刑場面,如同參加慶祝法律的盛會」(Servan,35一36)。公開懲罰是直接重新灌輸符碼的儀式。     
  法律被重新塑造:它承擔起自己對付違法犯罪行為的責任。另一方面,罪犯則脫離社會,遺棄社會,但不是在「舊制度」的那些意義曖昧的節日中——民眾不論站在犯罪一邊還是站在處決一邊,都必然要參加這些節日——而是在哀悼儀式中。社會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法律,但失去了違反法律的公民。公開懲罰應該顯示這雙重的隱憂:一方面,某個公民可能會無視法律,另一方面,人們可能被迫使自己與某個公民分手。「把行刑台與最令人感傷的儀式聯繫起來。讓這可怕的一日成為全民的哀悼日。讓這普遍的哀傷到處化為醒目的文字。……讓佩帶黑紗的司法官向人民宣佈罪行以及合法報復的無奈。讓這種悲劇的各種場面聳動人們的聽聞,驚擾人們溫柔純樸的感情」(Dufau,688)。     
  這種哀悼的意義應該對每一個人都是明白無誤的。其儀式的每個因素都應能揭示和重申罪行,使人想起法律,顯示懲罰的必要性,證明懲罰的適度性。應該散發和張貼告示,標語和象徵物,讓每一個人都能瞭解其意謂。關於懲罰的宣傳不應具有肉體恐怖效果,而應是打開了一本供人閱讀的書籍。勒·佩爾蒂埃建議,讓民眾每月參觀一次犯人,「在悲慘的囚室裡,他們將看到門楣上的醒目文字,即犯人的姓名,罪名和刑罰」(I-ePeletier,329一330)。幾年後,貝克松(Bexon)「根據簡單的軍事化的帝國儀式,設想了一整套刑罰標誌:「押送死刑犯赴刑場的囚車,將裹上或塗上黑紅二色;如果他是賣國賊,他將穿著前胸後背都寫著『叛逆』字樣的紅袍;如果他是找父或武君者,他的頭部將被黑紗罩住,他的襯衫上繡著他行兇用的匕首或其他凶器;如果他是投毒者,他的紅色襯衫上則繡著毒蛇和其它有毒動物」(Bexon,24一25。該設想是呈遞給巴伐利亞國王的)。     
  這種形象易懂的教訓,這種儀式化的符碼灌輸,應該盡可能地經常重複。懲罰應該成為一個學校而不是一個節日,成為一本永遠打開的書而不是一種儀式。時間的持續能使懲罰對犯人生效,也對觀眾有教益。後者應該能夠隨時查閱這本關於犯罪與懲罰的永久性詞典。秘密的懲罰是事倍功半的懲罰。應該讓兒童參觀執行刑罰的場所。他們在那裡會學到公民學。成年人應定期重溫法律。讓我們把懲罰場所設想為星期日供家庭遊覽的「法律公園」。「我認為,如果不時地向民眾的頭腦灌輸關於維護社會秩序、關於懲罰的效用的話語,無論成人還是兒童都會走向礦山和工廠,並默默思索那些犯人的可怕命運。這種朝聖會比土耳其人到麥加朝聖更有碑益」(Brissot)。勒·佩爾蒂埃也認為,這種懲罰的能見性是新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在某些特殊時刻,民眾的出現往往會使犯人感到羞愧,因犯罪而處於悲慘境地的犯人的存在會給予民眾的心靈以有益的教(I。ePeletier,322)。早在罪犯被視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之前,他就被視為一種用於教育的資料。過去,人們對犯人做慈善性探視,分擔他們的痛苦(這種做法是在17世紀興起的,或者說是重新興起),而現在,人們則主張讓孩子們去了解法律制裁犯罪的益處——這是秩序展覽館中的生動課程。     
  6.這將有助於在社會中扭轉關於犯罪的傳統話語。怎樣才能消除罪犯享有的那種令人擔憂的榮耀?這是18世紀法律制定者們亟待解決的一件大事。怎樣才能抑制歷書、傳單和民間故事對重大罪犯的冒險活動的頌揚?如果重新灌輸懲罰符碼的工作做好了,如果哀悼儀式搞得恰如其分,那麼犯罪就只會顯得是一種不幸,罪犯也只會顯得是一個應該放在社會生活中重新教育的敵人。能夠取代那些把罪犯頌揚為英雄的讚美歌的,只有障礙一符號。這種符號通過利害權衡而產生對懲罰的恐懼,從而遏止犯罪慾望。這種符號將在人們的話語中流傳。這種正面機制將充分地在日常語言中運作,而日常語言則不斷地用新的理由來加強它。話語將變成法律——普遍重新灌輸符碼的經常性原則——的載體。民間詩人最終會與那些自稱「永恆理性的傳教士」聯合起來,變成衛道土。「由於頭腦中填滿了這些恐怖形象和健康觀念,每一個公民都會把它們傳播給全家人。子女們圍在他身旁,出神地聽他有聲有色地講述這些故事,他們的年輕頭腦將不可磨滅地接受犯罪與懲罰的觀念,尊重法律和熱愛祖國、尊敬和信賴行政長官的觀念。鄉野鄙夫也會目睹這些榜樣,在茅舍之間加以傳播,追求高尚美德的趣味將在這些粗俗的心靈中扎根。那些歹徒會因看到公眾其樂融融而灰心喪氣,害怕四周都投來敵視的目光,從而放棄即刻便能招來殺身之禍的圖謀」(Servan,37)。     
  因此,人們應該設想一個懲罰之城。十字路口、公園、正在修繕的道路或橋樑兩側,將會有數以百計的小型懲罰劇場。每一種罪行都有針鋒相對的法律,每一個罪犯都會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懲罰將是公之於眾的,具有解釋、自我證明和昭示罪行的作用。告示、有標記的各種顏色的帽子、標語、象徵物、文字讀物等,不斷地重複著有關的符碼。背景、立體性、視覺效果、逼真圖像有時放大了這種場面,使之比真實情況顯得更可怕,但也更清晰。從觀眾的位置看,可能會認為那裡有某些殘忍的事情,而實際上卻沒有。但是,關鍵問題在於,根據一種嚴格的經濟學,不論懲罰是真的還是想像中的那般嚴酷,它們都應給人們一個教訓D,任何一個懲罰都應是一則寓言。此外,在與高尚的楷模直接相對的另一端,人們應每時每刻都能見到邪惡者不幸的活生生場面。看到這些道德「表象」後,小學生會向老師靠攏,成年人會學會如何教育自己的後代。那種盛大的公開處決的恐怖儀式逐漸地讓位給這種嚴肅的戲劇——後果的場景豐富多彩,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公眾的記憶將會以傳聞的形式複製法律的嚴峻話語。但是,在這些眾多的場面和記敘之上,或許有必要放置針對最恐怖的罪行的懲罰的重要符號,作為刑法大廈的拱頂石。韋梅伊就曾設想了一種高於所有的日常懲罰活動的絕對懲罰場景;這是人們唯一不得不追求無限的懲罰的場合。在新的刑法體系中,這種懲罰相當於舊體系中殺父者所受的懲罰。犯下這種罪行的人,應該被剜掉眼睛,關在一個鐵籠中,懸掛在公共廣場的高處。他的衣服應被剝光。應該用鐵圈套住他的腰,把他鎖在鐵籠的欄柵上。臨死前,只餵給他麵包和水。「這樣,他將他受嚴酷的氣候之苦,有時他被冰雪蒙面,有時他被烈日烤灼。正是從這種與其說是延長了生之痛苦不如說是延長了死之痛苦的、威力不息的酷刑中,人們將真正認識到,這種惡棍應該飽受自然之苦,他應被判定再也不能仰望他所褻瀆的蒼天,再也不能生活在他所玷污的大地」(Vermeil,148一149)。這個鐵蜘蛛高懸在懲罰之城上空;根據新刑法而受到這折磨的罪犯是找父者。     
  在此有一整套形象化的懲罰。馬布利說:「應該避免使用同樣的懲罰。」統一的刑罰,即僅僅根據罪行的嚴重程度加以調節的觀念,被拋棄了。更準確地說,在這些具體的、可見的和「觸目驚心的」刑罰方案中,從來沒有把監察作為一般的懲罰形式提出來過。人們想到了監禁,但僅僅把它視為刑罰中的一種。它是對某些罪行——如侵犯了個人自由(如劫持)或濫用自由(如騷亂、暴力行為)——所專設的懲罰。它也被視為執行某些懲罰(如強制勞動)的條件。但是,它並沒有以它的時間性作為唯一的調整原則來涵蓋整個刑罰領域。相反地,關於刑事監禁的觀念受到了許多改革者的公開批判。因為它不能與罪行的特點相對應。因為它不能對公眾產生效果。因為它對於社會不但無益,甚至有害:它的開銷太大,它使犯人無所事事,它使犯人惡習增多(見《議會檔案》,XXVI,712)。因為對這種刑罰的執行很難監督,有可能使囚犯受到看守的任意擺佈。因為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和對他進行監視,是一種專制活動。「你們是在要求讓你們中間有怪物存在;而如果這些面目可惜的人存在的話,那麼立法者們可能必然會把他們當作兇手看待」(〞ably,sss)。把監禁作為一種方能的刑罰,是與刑罰一效果、刑罰一表象、刑罰一般功能、刑罰一符號與話語這一整套技術格格不入的。監獄是隱匿晦暗的、充滿暴力的可疑之地。「這是一個晦暗之處。在這裡,公民的眼睛無法清點受刑者,因此,作為做戒的數字也就無處尋覓。…相反,如果能夠既不增加罪行的種類而又增加懲罰的做戒作用,那麼就能最終使懲罰變得不那麼必要了。實際上,監獄的晦暗性變成了公民挑釁的一個對象。他們很容易猜想,在那裡有各種不公正的事情發生。……一個為公眾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非但沒有引起人們的感激之情,反而繼續激起人們的不滿,那就肯定有問題」(DufrichedeValaz6,344。345)。     
  監禁應該像今天這樣涵蓋介於死刑和輕微處罰之間的整個懲罰領域,這種觀念是當時的改革者還不能很快認識到的。     
  問題是,在很短的時間裡,拘留就成為基本的懲罰形式。在1810年的刑法中,它以各種形式佔據了介於死刑和罰款之間的幾乎整個懲罰領域。「新法律所接受的刑法體系是什麼呢?是表現為各種形式的監禁。確實如此,可以將刑事法典中所保存的四種主要刑罰做個比較。強制勞動是一種監禁。苦役船是一種露天監獄。對輕罪的拘留、軟禁、監禁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同一種懲罰的不同名稱」(Remusat,185)。而且,拿破侖帝國立即決定,將法律所規定的這種監禁,按照一種完整的、刑法的、行政的和地域的等級付諸實施。最低級別是監禁於市鎮治安所,任何一個治安官均可決定;在縣一級,則設拘留所;在省一級,設教養所;在全國,設若干關押長期囚犯或被判一年以上監禁的輕罪犯的中央監獄;在幾個港口,設苦役船。一個宏大的監獄體系設計出來了,它的各種級別將嚴格地與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的各種級別相吻合。斷頭台(在那裡,受刑的罪犯的肉體聽憑通過儀式表現出來的君主的力量擺佈),懲罰劇場(在那裡,懲罰的表象能長久地對社會產生作用),被一種龐大的、封閉的、複雜的等級結構所取代,而這種結構則被整合進國家機器之中。一種全然不同的實體,一種全然不同的權力物理學,一種全然不同的干預人體的方式出現了。在復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除了個別例外的時刻,法國的監獄裡總是關押著四十萬到四十三萬名囚徒(大約平均600名居民中就有1名囚犯)。這種高牆不再是保護性的圍牆,不再是象徵著權力和財富的高牆,而是被仔細地打上封印記號的,無懈可擊,無縫可鑽的高牆,是由當時相當神秘的懲罰工程所封閉起來的。它將變成處於19世紀城市邊緣甚至中心的、懲罰權力的單一形象。這種形象既是物質的又是象徵性的。早在執政府時期——,內政部長就曾授命調查研究已經發揮作用並能用於不同市鎮的各種『王全場所」。幾年後,為了修建這些維護新的社會秩序的新城堡,使之符合它們所體現和維護的權力,撥出和分配了大筆錢財。而拿破侖帝國實際上把它們用於另一種戰爭(見Decaies)。在整個18世紀,一直在修建它們,其方式不那麼招搖,但卻更堅定持久。     
  總之,在二十年間,制憲議會明確闡述的原則——即刑罰應是特定的、適當和有效的,應在每一次實施後都對一切人有所教益——轉變成除必須以死刑制裁的罪行外應用於一切違法行為的拘留的準則。18世紀所夢寐以求的、能夠對公眾的心靈產生重大影響的懲罰劇場,被這種龐大統一的監獄機器所取代。由巨大的監獄建築所組成的網絡很快就遍佈法國和歐洲。但是,對於這種魔術來說,20年的時間或許太長了。可能會有人說,這幾乎是在一瞬間發生的。對此,人們只需看一看勒·佩爾蒂埃提交給制憲議會的刑法草案。該法案一開始就闡述了其原則,即需要建立『犯罪性質與懲罰性質之間的嚴格聯繫」:使用暴力的罪犯應受皮肉之苦,遊惰者應服苦役,靈魂墮落者應受到羞辱。然而,法案所提出的嚴厲刑罰實際上是三種拘留形式:首先是「黑字」,在這種形式中,監禁的刑罰是通過各種措施來加重的(單獨監禁、剝奪光明、限制食物);其次是「管制」,在這種形式中上述輔助措施逐漸減輕,最後是單純的監禁。人們原來鄭重其事地指望著的多樣性刑罰,最後被化簡為這種單調的統一的刑罰。實際上,由於沒有建立犯罪與懲罰之間的自然聯繫,而是採納了另一個全然不同的方案,當時就有一些代表表示驚訝:「這樣,如果我背叛了祖國,我將被送進監獄,如果我殺死了我的父親,我將被送進監獄。也就是說,對於任何可以想像得到的罪行都用同一種方法來懲罰。人們會看到一個醫生用同樣的方法來醫治所有的疾病」(Chabroud)。     
  這種急通的變化並不僅限於法國。在其他國家也能在不同程度上發現這種情況。在貝卡裡亞的《論犯罪與懲罰)}的論著發表後不久,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11)「就對授權草擬「新法典」的委員會做了指示。當時,貝卡裡亞關於刑罰應具有特定性和多樣性的教導尚未被遺忘。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指示幾乎逐字逐句地重複這一教導:「當刑法根據每一種罪行的特殊性質規定不同的刑罰時,公民自由便取得了勝利。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專橫都銷聲匿跡了。刑罰不會受制於立法者心血來潮的想法,而是取決於事物的性質。侵犯人的不再是人,而是人自己的行為」(第67條)。幾年後,貝卡裡亞的一般原則又被當作托斯坎尼法典和約瑟夫H世(JosePh11)為奧地利頒布的法典的基礎。但是,這兩部法典都使監禁——根據時間長短來調節,並在某些情況下用打烙印或火烙來加重懲罰——幾乎成為統一的刑罰;對圖謀武君罪、偽造錢幣罪和搶劫殺人罪至少處以30年監禁,對故意殺人罪和武裝搶劫罪處以15年監禁,對於單純盜竊罪處以一個月至五年監禁,等等。     
  然而,如果說刑罰被監禁所壟斷令人感到驚訝,那是因為監禁並不是如人們所想像的已經在刑罰體系中被確定為僅次於死刑的懲罰,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佔據了因公開酷刑的消失而留下的空白。實際上,許多國家與法國的狀況一樣,監禁在刑罰體系中僅僅佔據著有限的、邊緣的位置。這可以從各種文獻中得到證明。1670年法令並沒有把監禁納入「身受刑」或重大刑罰中。無疑,在某些地方習俗中包括終身或暫時監禁(見Coqulle)。但是,同時代的記述者都認為,它已經同其它酷刑一起正被廢棄不用:「在法國,有些舊日的刑罰已不再使用,如將對犯人的處罰寫在臉上或額頭上以及終身監禁等。這種情況正如人們已不再把罪犯交給野獸或送入礦井」(Rou。seauddel.aCombe,3)。實際上,可以斷定,監禁作為對某些不太嚴重的犯罪的懲罰,在地方習俗中一直頑強地存在著。在這個意義上,蘇拉日談到1670年法令沒有提到的「輕微刑罰」:「譴責、訓誡、驅逐、向受害者賠償,短期監禁。在某些地區,特別是那些保留地方司法特點最多的地區,監禁依然很普遍。但是在不久前被兼併的魯西永省,監禁就難以實行。」     
  儘管有這些差異,法學家仍堅決主張,「監禁不應作為一種刑罰而列入我們的民法」(SerPilon,1095。然而,人們發現在Serpillon的著作中有這樣一種觀念:嚴格的監禁是一種刑罰的起點)。相反,監禁的作用在於把人當作抵押品來扣留,正如那句諺語所說的:「是為了扣留,而不是為了懲罰」。在這個意義上,對嫌疑犯的監禁類似於對負債人的監禁。通過監禁,人們就有了某個人的抵押,而不是對他進行懲罰。『們這是當時的普遍原則。雖然有時甚至在重要案件中,監禁被當作一種刑罰來使用,但它實質上是一種替代方式,替代婦女、兒童和殘疾人所無法服刑的划船苦役:「有期或終身監禁的判決等同於發配到苦役船上。」在這種等同中,人們能夠相當清晰地看到一種聯繫的可能性出現了。但是,由於這種替代,監禁必然改變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當時還需要克服另外一個障礙——至少在法國是一個相當大的障礙。監禁之所以不能勝任那種重大角色,是由於監禁在實踐中是直接與專橫的君主意志和無節制的君主權力聯繫在一起的。「監禁所」、總醫院、「敕令」或治安長官的命令,顯貴人士或家族獲得的蓋有國王印章的密和,構成了一整套與「正常司法」相平行的,往往與之衝突的鎮壓實踐。這種超司法的監禁逐漸受到古典法學家和改革者的批判和否定。監獄是君主製造出來的,一位類似塞爾皮雍的傳統主義者借法官布伊耶的名義如是說:「雖然君主為了國家利益,有時傾向於使用這種刑罰,但是普通司法從不做出這種判決」。改革者們在連篇累牘的論述中把監禁描述為專制主義的一個形象和一種特權手段:「這些秘密監獄是君主制度的固有精神所召喚出來的,主要是為哲學家和那些高做不馴的靈魂準備的。大自然把自己的火炬交給了前者,他們敢於照亮自己的時代。後者對於自己祖國的遍體瘡痍敢於正視和直言,而非噤若寒蟬。這些監獄意味著什麼呢?這些監獄的大門是用密和打開的。它們總在吞噬著不幸的受難者。關於這些密札,這些暴政的精巧傑作又能說什麼呢?它們廢除了每一個公民都應享有的當面聽到判決的權利,它們對人類的危害超過法拉裡斯的發明一千倍……」(6)(Brissot,173)。     
  毫無疑問,這些出自不同人的抗議並不是針對作為合法刑罰的監禁,而是針對「非法」地濫用不明確的拘禁。然而,一般來說,監禁被視為帶有濫用權力的印記。因此,許多陳情書都反對它,認為它與健全的司法是水火不容的。有些陳清書是以古典司法原則的名義:「在法律上,監禁不是用於懲罰,而是用於扣押罪犯的人身作為擔保……」(Desjardin,477)。有些陳情書是根據監禁的效果,認為監禁懲罰了那些尚未定罪的人,監禁使它應該防範的邪惡得以交流和傳播,監禁懲罰了整個家庭從而與刑罰個案化原則衝突。有人說「監禁不是一種刑罰。根據人道原則應該反對這種可怕的思想,即認為剝奪一個公民最寶貴的東西,使他屈辱他陷入罪惡淵源,搶走他所珍視的一切,使他幾乎陷於滅頂之災,不僅剝奪他的而且剝奪他的不幸家庭的全部生存手段,這還不算是一種懲罰」(Desjardn,483)。有些陳情書要求廢除這些「拘留所」:「我們認為,應該把監禁所夷為平地。……」了。1790年3月13日法令要求釋放「根據國王密禮或行政機構的命令而關押在城堡、修道院、監禁所、治安所以及其他任何監獄的一切人」。     
  既然拘留明顯地屬於甚至在君主權力範圍內也受到譴責的非法活動,那麼它怎麼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變成了一種最一般的合法懲罰形式呢?     
  最常見的解釋是,在古典時代已形成了一些懲罰性監禁的重要範例。它們的聲譽主要來自英國,尤其是美國最新的範例。這種聲譽似乎使之有可能克服由陳舊的法律準則和專制的監禁功能所構成的雙重障礙。看上去,這些障礙很快就被改革者發明的懲戒奇跡所蕩滌,拘留隨即變成了一個重大現實。誠然,對於這些範例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但是,這些範例在提供一種解決辦法之前本身就提出了問題——有關它們的存在和擴散的問題。它們如何能夠成為現實存在,尤其是,它們如何能夠被普遍接受?因為我們很容易證明,儘管它們在許多方面符合刑法改革的一般原則,但是它們在更多的方面不符合這些原則,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格格不久的。     
  在這些範例中,最古老的、也是被人們視為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其他範例的。是1596年設立的阿姆斯特丹教養院,由陸最初是為乞丐或少年犯設立的。它的運作遵循著三個主要原則;首先,刑罰的期限至少在某種範圍內能夠由教養所根據犯人的表現來決定(當然,這種權限可以在判決中加以規定,如,1597年,l名犯人被判處12年監禁,如果他的表現令人滿意,可減到8年)。其次,勞動是強制性的,並作為一種普遍的手段(單人囚室僅僅作為一種補充的懲罰手段;一般的囚室關押4至12人,每張床睡2至3人);犯人完成工作可得到工資。第三,用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嚴密的禁律和義務規定,不斷的監督、訓戒、宗教讀物以及一整套「勸善」「改惡」的方法,日復一日地控制著犯人。我們可以把阿姆斯特丹教養院當作一個原型。從歷史上看,它是16世紀典型的關於通過不斷的活動對人進行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理論與18世紀後半期的教養方法的連接環節。而且,它提供的三種制度,後來都與基本原則一起得到確認,而每一種制度都沿著各自的方向發展。     
  根特」的監禁所主要出於經濟原因安排了勞役。當時提出的理由是,懶惰是大多數犯罪的基本原因。1749年,有人對阿洛斯特法院判決的人做了一項調查。這無疑是最早的調查之一。該調查顯示,這些不良分子不是「工匠和工人」(工人只想著通過工作養家餬口),而是「只想乞討度日的二流子」。山〕這樣就產生了一種想法,即建立一種場所,使之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對那些證明是好逸惡勞的人進行一種普遍的勞動教養。這將有四個好處:減少公訴,從而減輕國家負擔(據估計在佛蘭德就將節省十萬鎊以上的開銷);不必再從稅款中支付賠款給被流浪漢所毀壞的林木的主人;將能造就一大批新工人,從而有助於「通過競爭降低勞動成本」;將使真正的窮人能夠從必要的慈善事業中充分受益(Vilan,68)。這種實用教育將能重新喚起懶惰者對工作的興趣,使他重新進入一種勤勞勝於懶惰的利益系統,在他周圍形成一個微觀的、簡單化的強制性社會。這個小環境明確地展示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箴言。工作應該是強制性的,但也是有報酬的。這樣就能使犯人在拘留期間和獲釋後改善自己的生活。「應該使那種衣食無著的人產生依靠工作使自己獲得溫飽的願望。通過監督和規訓給他提供衣食。在某種意義上,他是被強制的,然後,他被利益所誘惑。他的道德受到矯正,他開始習慣於工作,他因積蓄了一點錢而渴望獲釋」,而且他還學會了一門手藝,「這將保證他不再冒任何風險而獲得溫飽」(Vilan,107)。這種重建「經濟人」的工作排除了期限太短或太長的刑罰,因為如果時間太短,就不能獲得勞動習慣和技能,如果時間太長,就會使學藝變得無意義。「六個月的期限對於改造罪犯和培養他們的勞動精神是太短了。」相反,「無期徒刑使他們陷於絕望;他們會對道德改造和勞動精神不以為然;他們反而會對逃跑和暴動的計劃感興趣;既然對他們的判決並沒有剝奪他們的生命,那麼為什麼人們力求使他們感到生活是難以忍受的呢?」(Vilan,102一103)刑罰的期限只有在能夠改造犯人並能在經濟上利用被改造的犯人的情況下才有意義。     
  除了勞動原則外,英國的範例還增添了隔離原則。這是對教養原則的一個重大補充。這方面的基本思想是由漢韋(Hanway)在1775年提出的。他首先用消極的理由加以論證。他認為,監獄中犯人的混雜從近期看提供了逃跑的壞榜樣和可能性,從長期看提供了恃強凌弱和串通合謀的壞榜樣和可能性。如果讓犯人在一起勞動,監獄就會像一座工廠。積極的理由是:隔離是一種「可怕的休克」,它既能使犯人免受壞影響,又能使之反省自己,在自己內心深處重新發現良心的呼喚;單獨勞動將不僅是一種學藝,而且也是一種思想改造的活動;它不僅重建了「經濟人」特有的利益情結,而且也整頓了道德主體的責任。單人囚室這種基督教君主政治的手段原來只殘存於天主教國家,現在在這種新教社會中變成了同時重建「經濟人」和宗教良心的工具。在犯罪和棄惡從善之間,監獄將把「兩個世界之間的空間」建成一個使人恢復已喪失的主體地位的個人改造場所。漢韋把這個校正個人的機構稱作「教養所」(見Hanway)。霍華德」和布萊克斯通於1779年將這些一般原則付諸實踐。當時正值美國的獨立使英國的流放政策偃旗息鼓,一項修改刑罰體系的法案正在草擬之中。監禁及改造人的心靈和行為的目標便進入了民法體系。由布萊克斯通和霍華德起草的法案在前言中陳述了單獨監禁的三重功能:令人畏懼的做戒,改造思想的手段,學藝的條件。由於「被隔離監禁,從事有規律的勞動和受到宗教訓導」,這些罪犯不僅會使那些想倣傚他們的人產生恐懼,「而且會改過自新和獲得勞動習慣」(177年法案前言)。由此產生了建立兩個教養所的決定。一個收容男犯,另一個收容女犯。在教養所中,被隔離的犯人將被安排從事「最適宜愚昧、懈怠、惡習難改的犯人的奴隸勞動」:推轉機器輪盤,固定操作絞車,拋光大理石,摔打梳理大麻纖維,把洋蘇木(一種染料原料)銼成碎米,剪舊布,搓繩子,縫口袋。實際上,只在格洛斯特建立了一個教養所。而這個教養所也只是部分地符合最初的設想:對最危險的犯人實行徹底的隔離禁閉,而其他犯人白天在一起勞動,夜晚被隔離。     
  接著又出現了費城範例。這個範例無疑是當時最著名的。原因在於,在人們的頭腦中把它與美國政治制度的各種革新聯繫在一起,而且它不像其他範例那樣旋即便陷於失敗和被拋棄的厄運。直到1830年代關於教養所的大辯論,它不斷受到檢查和改進。沃爾納街監獄是於1790年開設的。它受到教友派教徒的直接影響,在許多方面倣傚了根特和格洛斯特監獄。(10)犯人在車間裡從事強制勞動,整天不得閒暇。這種勞動給監獄提供了財政來源,犯人也因人而異地得到報酬。這種報酬是使他們在道德上和在物質上重新進入嚴格的經濟世界的手段。通過使犯人「不斷地從事生產性勞動,他們就能彌補監獄的開銷,他們不再游手好閒,並能為刑滿後的生活積蓄一點錢」(I.aRochefoucauld-I。iancourt,9)。這樣,犯人的生命就在不斷的監視下被絕對嚴格的時間表分割了。每日的每一時刻都獻給了一種特殊的活動,而且伴有特殊的義務和限制:「所有的犯人在拂曉時起床,整理床鋪、洗漱和做其他必要的事情。這樣他們通常在日出時就開始勞動。從這時起,除車間和規定的勞動場所外,他們不得進入任何房間或場所。……黃昏時,敲鐘宣佈下班。……他們有半小時打開床鋪的時間,此後便不得大聲交談,甚至不得有任何聲響」(Turnbull,15一16)。同格洛斯特監獄一樣,這裡沒有實行徹底的單獨禁閉。單獨禁閉用於兩種人,一種是曾被判處死刑的人,另一種是監獄內受特殊懲罰的人:「在那裡(指單人囚室),沒有任何活動和消遣,只能無明確限期地等待放出來」,犯人度過「漫長的焦慮不安,無事可做,只能像所有的罪人那樣進行反省」(Teeters,1935,49)。最後,同根持監獄一樣,監禁的期限可以根據犯人的表現加以修改。在查閱了卷宗之後,監獄視察員可以要求當局對表現好的犯人給予資赦。直到1820年代,這是不難做到的。     
  此外,沃爾納街監獄還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或者說,這些特點在其他範例中是潛在的,僅稍有表現。首先是對刑罰不予張揚的原則。雖然判決及其理由應該公之於眾,但刑罰應秘密執行。不需要公眾作為目擊者和懲罰的保證人來干預刑罰。犯人在大牆裡面服刑這一確鑿的事實,足以成為做戒。1786年法令的規定——讓某些犯人在市鎮和大路上從事公益勞動——所造成的街景不應再出現了。(11)懲罰與教養應該是在犯人和監督者之間展開的過程。這些過程應能對個人的全面改造發生效用,通過強制他從事日常勞動,改造他的身體和他的習慣,通過在精神上對他監督,改造他的精神和意志:「提供給他們的讀物是聖經及其他宗教書籍。從市鎮和郊區找來不同教派的牧師每週進行一次禮拜儀式,其他的訓導人員可以隨時接觸犯人」(Teeter,1935,53一54)。但是,這種改造完全由監獄當局負責。隔離和自我反省不足以完成這種改造,單純的宗教規勸也是不夠的。對犯人靈魂進行的工作必須盡可能地經常化。監獄雖然是一個行政管理機構,但同時也是一個改造思想的機器。犯人一踏入監獄大門,首先要聽管理人員宣讀獄規;「與此同時,視察員要竭力強化犯人心中尚存的道德義務感,指出他所犯的罪行及其對保護他的社會所造成的惡果,講明用他的教訓和海過自新的表現做出補償的必要性。然後,他們要使他承諾,願意履行他的義務,規規矩矩地服刑。他們向他許諾或使他懷有希望,即在判決規定的刑期結束之前,如果他表現得好,就可能獲釋。……視察員有責任不時地與犯人逐個談話,講解他們作為人和社會成員的職責」(Turnbulzv)。     
  然而,最重要的是,這種行為控制和改造與對每個人的認識的發展密切相關,互為因果。每當有新犯人抵達時,沃爾納街監獄當局都收到一份關於犯人罪行、犯罪環境的報告,一份關於對被告的各種檢查的概述,以及對他在判決前後的表現的記錄。如果人們想「決定採取何種措施來破除他的舊習」,這些材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整個監禁期間,他都會受到觀察。他的表現將會逐日記錄下來。視察員(1795年任命了12位當地名人擔任此職)兩人一組,每星期視察一次監獄,熟諳監獄中的情況,注意每一個犯人的表現,決定給哪一個犯人縮短刑期。由於對每一個人的認識不斷發展,這就可以在監獄中不按照罪行而根據所表現出的稟性將犯人分門別類。監獄變成了一個持續觀察所,能夠分辨各種惡習或弱點。自1797年起,犯人被分成四類。第一類是那些明確判定應單獨禁閉的人或在監獄中犯有嚴重罪行的人。第二類是那些「眾所周知的老犯人,……他們的厚顏無恥、蠢蠢欲動的本性、紊亂失調的性情和行為」在監獄中已經暴露無遺。第三類是那些「就其稟性和環境而言,無論在定罪之前還是定罪之後,人們都不會認為他們是慣犯」的人。第四類是特殊的、被考察的犯人,對他們的稟性還不甚瞭解,有的雖然已被瞭解,但並不應歸入第三類(Teeters,1935,59)。這樣,就形成了一整套個性化的認識。這種認識不是(至少不是孤立地)把罪行,而是把每個人身上隱藏的、在被觀察的日常行為中表現出來的潛在危險性,作為參照領域。在這種情況下,監獄是作為一種認識機構進行運作。     
  在佛蘭德、美國和美國範例所倡導的這種懲罰機構,即這些「教養所」,與改革者們所設想的各種懲罰之間,我們可以確定一些共同點和不同點。     
  共同點:首先,在懲罰的時間方向上與過去有所不同。「教養所」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機制。它們的宗旨不在於抹去一種罪行,而在於防止其重演。「至於人的懲罰的目的或終極理由,不是通過抵罪的方式來實現的,因為那應由上帝來做出公正的裁決……」(Blackstone,11)。在賓夕法尼亞,巴克斯頓(BnXtOO)」宣佈,孟德斯鳩和貝卡裡亞的原則應具有「公理的效力」,「防止犯罪是懲罰的唯一目的」(Bradford,3)。因此,其次,人們實施懲罰,不是為了消除罪行,而是為了改造(實際的或潛在的)罪犯;懲罰應伴有某種教養措施。在這方面,拉什(RSSh)「「也與那些主張改革的法學家們觀點接近,儘管後者也許不贊成他所使用的比喻。他說,我們發明了有助於勞動的機器。我們更應該讚頌另一種發明者,因為他發明了「使人類中的邪惡部分恢復善良和幸福以及消除世界上的一部分弊病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n3)最後,英國和美國的範例與立法者和理論家的方案一樣,主張採用能夠使刑罰因人而異的方法:無論在期限方面,還是在性質上,在強度上以及在實施的方法上,懲罰都應根據每個犯人的特點及其對其他人的危害性來加以調節。刑罰體系應包容關於個人的各種變量的考慮。就其一般原則而言,這些或多或少受到阿姆斯特丹教養院啟示的範例,與改革者們的方案並不矛盾。從表面看,人們甚至會認為,它們完全是後者(一種草圖)在具體制度層次上的展開。     
  然而,在確定這種因人而異的改造方法時,不同點就明顯地表現出來。差異表現在瞭解人的途徑、懲罰權力控制人的方法、實現改造的手段中。進一步說,差異存在於刑罰技術學中,而不在其理論原則中,存在於刑罰與肉體和靈魂的關係中,而不在它被納入法律體系的方式中。     
  首先看改革者的方法。刑罰應在什麼地方施加壓力,獲得對人的控制?在觀念上——人的利益觀念、有利和不利、快樂與憂愁的觀念上。如果懲罰偶爾侵襲了肉體,把近乎酷刑的手段應用於肉體,那是因為對犯人和視察員來說,肉體是一個表象的對象。那麼,人們用什麼手段來對表象起作用呢?用其他的表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用觀念的聯結(犯罪一懲罰,即在懲罰中感受到犯罪一不利這種想像優勢)。這種成對的觀念只能在宣傳的因素中發揮作用。懲罰場面在公眾心目中確立或加強了這種成對觀念;一種話語使一套符號傳播開,使之每時每刻都發生作用。罪犯在懲罰中的角色應該是,在罪行和刑法典面前重新引出所抬物的實際存在,即按照法典的規定應準確無誤地與罪行相聯繫的刑罰的實際存在。由於大量而明顯地引出這種所指,並且因此激活法典的能指系統以及作為懲罰符號而運作的犯罪觀念,犯人也就以此向社會償還了自己的債務。因此,對人的改造應該確保通過加強符號系統及其所傳播的表象將人重新確定為法律的權利主體的進程。     
  而教養機構則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動。刑罰的作用點不是表象,而是肉體、時間、日常行為態度。刑罰也施於靈魂,但僅僅是由於習慣寓於靈魂。作為行為的基礎,肉體與靈魂構成了此時被建議實施懲罰干預的因素。這種懲罰干預不應基於一種表象藝術,而應基於一種有計劃的對人的操縱:「我不再懷疑任何犯罪都能通過道德和物質影響得到矯正……」;因此為了做出懲罰方式的決定,人們「需要掌握某些關於神經系統內的情感、交感的原理」(RUSh,13)。至於所使用的手段,就不是被強化和被傳播的表象體繫了,而是被反覆使用的強制方法,不是符號,而是活動:時間表、強制性運動、有規律的活動、隔離反省、集體勞動、保持沉默、專心致志、遵紀守法、良好的習慣。而且,歸根結底,人們試圖通過這種改造技術所恢復的,不是捲入社會契約的基本利益中的權利主體,而是恭順的臣民。他應該聽命於習慣、規定、命令和一直凌駕於頭上的權威,讓這些東西在他身上自動地起作用。這樣,對於犯罪就有了兩種顯然不同的反應方式。根據某種一般的和具體的權力形式,人們可以恢復社會契約的權利主體,也可以塑造一種恭順的臣民。     
  如果「強制性」刑罰沒有造成某種關鍵性後果的話,那麼上述這些幾乎無異於一種思辨差異,因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要塑造恭順的個人。根據完備的時間表進行行為訓練、培養習慣和對肉體加以限制,這些暗含著被懲罰者與懲罰者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不僅使公開展示變得毫無價值,而且乾脆排斥公開展示。(14)懲罰執行者應該行使一種絕對的權力,任何第三者都不得干擾他。被改造者應該完全置於那種權力之下。至少從這種懲罰技術的角度看,隱蔽性和獨立性都是絕對必要的。懲罰應該有自己的運作方式,自己的規則,自己的技術,自己的知識。它應該確定自己的規範,決定自己的效果。從與那種宣佈罪行和規定懲罰的一般界限的合法權力的關係來看,這裡有一種斷裂,或者說有一種特殊性。這兩個後果——行使懲罰權力的隱蔽性和獨立性——對於持有下述兩個宗旨的刑罰理論和政策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應使所有的公民都參與對社會公敵的懲罰,應使懲罰權力的行使完全符合明文規定的法律。如果實施法典上沒有的懲罰或秘密懲罰,如果懲罰權力的行使不符合標準,帶有晦暗性,所使用的手段逃避了控制,那麼這就足以損害改革的總體戰略方針。在判決之後,就會形成一種使人聯想到舊制度中的那種權力的權力。實施懲罰的權力就可能變得如同曾經有權決定刑罰的權力那樣專橫。     
  總之,分歧在於,是建立一個懲罰之城還是建立一個強制制度?前者是遍佈整個社會的刑罰權力的體現。它作為景觀、符號和話語而無處不在。它像一本打開的書,隨時可以閱讀。它通過不斷地對公民頭腦反覆灌輸符碼而運作。它通過在犯罪觀念前設置障礙來消除犯罪。如塞爾萬所說的,它對「大腦的軟組織」無形地但徒勞地施加影響。這種貫通整個社會網絡的懲罰權力將在每一點上起作用,但結果是,它不讓人感覺是某些人對其他人的權力,而是所有的人對單個人的直接反應。後者是懲罰權力的濃縮體現:這裡有一種深思熟慮的對犯人肉體和時間的責任觀念,有一種借助權威和知識系統對犯人活動和行為的管理,有一種齊,衡力逐個改造犯人的矯正學,有一種脫離社會共同體,也脫離嚴格意義上的司法權力的獨立行使的刑罰權力。監獄的出現標誌著懲罰權力的制度化。更準確地說,對於懲罰權力(在18世紀晚期具有戰略目標的、力求減少民間非法活動的懲罰權力)來說,是隱藏在一種普遍的社會功能下面、隱藏在「懲罰之城」中更為有利,還是埋頭於一種強制制度、即「教養所」的封閉空間中更為有利?     
  總之,可以說,在18世紀晚期,人們面對著三種組織懲罰權力的方式。第一種是依然發揮作用的,基於舊的君主制度的方式。另兩種都基於一種認為懲罰權利應屬於整個社會,應具有預防和改造功能的功利主義觀念。但這二者在所設想的機制方面迥然不同。廣義地看,人們可以說,在君主制度中,懲罰是君權的一種儀式。它使用報復的儀式標誌,對犯人的肉體施加報復。它是君主及其權力的物質表現。它是不連貫、不規範的,總是凌駕於自身的法律之上,它在眾目睽睽之下製造強烈的恐怖效果。而主張改革的法學家則把懲罰視為使人重新獲得權利主體資格的程序。懲罰不應使用標誌,而應使用符號,即一系列被編碼的表象。這些表象應能得到迅速的傳播,並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懲罰場面的公民所接受。但是,在當時提出的監獄制度設想中,懲罰被視為對人實行強制的技術。它通過在習慣、行為中留下的痕跡,施展訓練肉體(不是符號)的方法。它以建立一種特殊的管理刑罰的權力為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三個系列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會共同體、管理機構;標誌、符號、痕跡;儀式、表象、操作;被消滅的敵人、處於恢復資格過程中的權利主體、受到直接強制的個人;受折磨的肉體、具有被操縱的表象的靈魂、被訓練的肉體。這三個系列的因素塑造了18世紀後半期鼎足而立的三種機制的形象。它們不能歸結為不同的法律理論(儘管它們與這些理論重合),它們也不能等同於不同的機構或制度(儘管它們以後果為基礎),它們也不能歸因為不同的道德選擇(儘管它們以道德為自身的理由)。它們是懲罰權力運作的三種方式,是三種權力技術學。     
  這樣,就出現了下述問題:為什麼第三種方式最終被採納了?懲罰權力的強制的、肉體性的、隔離的、隱秘的模式,為什麼會取代表象的、戲劇性的、能指的、公開的、集體的模式?為什麼體罰(不是酷刑)以監獄為制度依托,取代了懲罰符號的社會遊戲和冗長的傳播符號的節日?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三部分 規訓 第一章 馴順的肉體     
   讓我們想像一下17世紀初依然可見的那種理想的士兵形象。首先,這個士兵從遠處就可以一眼辨認出來。他具有某些符號:他的體魄和膽量的自然符號,他威武的標誌。他的肉體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紋章。儘管他必須一點一點地學習軍人職業——通常是在實際戰爭中學習,但是昂首挺胸的姿態和列隊行進式的步伐基本上屬於高傲的人體語言。「辨認那些最適合這種職業的人的符號是,動作機敏靈巧,昂首挺胸、肩寬臂長、腹部緊縮、大腿粗、小腿細、雙腳乾瘦。因為這種人肯定既靈活又強壯。」當他成為長矛兵後,他「必須盡可能優雅而莊重地正步行進,因為長矛是一種光榮的武器,應該莊重而無畏地持握它」(Montgommery,6、7)。到18世紀後期,士兵變成了可以創造出來的事物。用一難不成形的泥、一個不合格的人體,就可以造出這種所需要的機器。體態可以逐漸矯正。一種精心計算的強制力慢慢通過人體的各個部位,控制著人體,使之變得柔韌敏捷。這種強制不知不覺地變成習慣性動作。總之,人們一改造了農民」,使之具有「軍人氣派」(1764年3月法令)。新兵逐漸習慣於「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筆直地站立。為了養成習慣,他們要用這種姿勢貼牆站立,腳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觸牆,手背也要觸牆,當他們伸手時,手不能離開身體甩出來。……此外,他們還要學會絕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視他們走路時遇到的人。……     
  在沒有聽到號令以前,(他們)要保持不動,無論頭部還是手、腳都不能動。……最後,還要學會繃緊膝蓋,腳尖向前,列隊行進」(1764年3月20日法令)。     
  古典時代的人發現人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我們不難發現當時對人體密切關注的跡象。這種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人是機器」這部大書是在兩個領域同時撰寫的。一個是解剖學一形而上學領域。笛卡爾(Descartes)」寫了有關的最初篇章,醫師和哲學家續寫了以後的篇章。另一個是技術一政治領域。它是由一整套規定和與軍隊、學校和醫院相關的、控制或矯正人體運作的、經驗的和計算的方法構成的。這兩個領域迥然有異,因為這一方面涉及的是服從與使用的問題,另一方面涉及的是功能與解釋的問題。但是,這二者也有重合之處。拉美特利(I-aMettrie)——的《人是礬器》既是對靈魂的唯物主義還原,又是一般的認D練理論。其中心觀念是「馴順性」。該書將可解剖的肉體與可操縱的肉體結合起來。肉體是馴順的,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這種著名的自動機器不僅僅是對一種有機體的比喻,他們也是政治玩偶,是權力所能擺佈的微縮模型。腓特烈二世(Frederik11)」拉位精明強悍的國王對他們極感興趣,熱衷於小機械、訓練有素的軍團和長期的操練。     
  那麼,這些關於令18世紀的人感興趣的馴順性的設計有什麼新穎之處呢?當然,人體成為如此專橫干預的對象,並非史無前例。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但是,在這些技術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範圍。它們不是把人體當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對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別處理,對它施加微妙的強制,從機制上——運動、姿勢、態度、速度——來掌握它。這是一種支配活動人體的微分權力(infinitesimalPower)。其次是控制的對象。這種對像不是或不再是行為的能指因素或人體語言,而是機制、運動效能、運動的內在組織。被強制的不是符號,而是各種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儀式是操練。最後是控制的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它監督著活動過程而不是其結果,它是根據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來進行的。這些方法使得人們有可能對人體的運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斷地征服人體的各種力量,並強加給這些力量以一種馴順一功利關係。這些方法可以稱作為「紀律」。許多規訓方法早已存在於世,如在修道院、軍隊、工場等。但是,在17和18世紀,紀律變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們與奴隸制不同,因為它們不是基於對人身的佔有關係上。紀律的高雅性在於,它無需這種昂貴而粗暴的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它們也不同於「服役」。後者是以主人的個人意志「為所欲為」這種形式確立的,是一種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無限制的支配關係。它們也不同於附庸關係。後者是一種高度符號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離的依附關係,更多地涉及勞動產品和效忠儀式標誌,而較少地涉及人體的運作。此外,它們也不同於禁慾主義以及修行式「戒律」。後者的目的在於棄絕功利,而不是增加功利。雖然後者也包括對他人的服從,但是其主要宗旨是增強每個人對自身肉體的控制。紀律的歷史環境是,當時產生了一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當時正在形成一種強制人體的政策,一種對人體的各種因素、姿勢和行為的精心操縱。人體正在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制。一種「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權力力學」正在誕生。它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後者不僅在「做什麼」方面,而且在「怎麼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願望。這樣,紀律就製造出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馴順的」肉體。紀律既增強了人體的力量(從功利的經濟角度看),又減弱了這些力量(從服從的政治角度看)。總之,它使體能脫離了肉體。一方面,它把體能變成了一種「才能」、「能力」,並竭力增強它。另一方面,它顛倒了體能的產生過程,把後者變成一種嚴格的征服關係。如果說經濟剝削使勞動力與勞動產品分離,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規訓的強制在肉體中建立了能力增強與支配加劇之間的聚斂聯繫。     
  這種新的政治解剖學的「發明」不應被視為一種驀然的發現。相反,它是由許多往往不那麼明顯重要的進程匯合而成的。這些過程起源各異,領域分散,相互重疊、重複或模擬,相互支持。它們因各自的領域不同而相互區別。它們逐漸匯聚在一起並產生了一種一般方法的藍圖。最初,它們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後來又進入小學。它們逐步控制了醫院領域。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它們改造了軍隊組織。它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傳播有時很快(如在軍隊和技術學校或中學之間),有時則很慢、很謹慎(如大工廠的隱秘的軍事化)。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人們採納它們都是為了適應特殊的需要,如工業革新,某種傳染病的再度流行,來福槍的發明或普魯土的軍事勝利。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完全被銘刻在一般的和基本的社會轉變中。現在我們就試著來描述這種銘刻方式。     
  在此,我不可能撰寫具有各自特色的各種規訓機構的歷史。我只想基於一系列例證來勾畫某些最易於傳播的基本技術。這些技術都是很精細的,往往是些細枝末節,但是它們都很重要,因為它們規定了某種對人體進行具體的政治干預的模式,一種新的權力「微觀物理學」。而且,因為自五7世紀起它們就不斷地向更廣的領域擴展,似乎要涵蓋整個社會。那些具有很大擴散力的狡猾伎倆,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實際上居心叵測的微妙安排,那些羞於承認屈從於經濟要求的機制或使用卑劣的強制方式的機制——正是它們在現代歷史的開端造成了懲罰體系的替植。要想描述它們,就必須注意各種細節。我們不應該在各種形象後面尋找意義,而應該尋找告誡。我們應該不僅從某種功能的困境,而且從某種策略的連貫性來考慮它們。它們作為狡猾的伎倆,與其說是出於那種永遠站得住腳的、使小事也具有意義的重大理由,不如說是出於對一切都加以注意的「險惡用心」。紀律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     
  我們有必要回憶一下德·薩克森元帥(MarshaldeSaxe)」所說的話:「雖然那些關注細節的人被視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來,這種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是基礎。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廈或建立一種方法。僅僅喜愛建築學是不夠的。人們還應該懂得石工技術」。關於這種「石工技術」,道德義務和政治控制方面細節的功利主義合理化,有一部值得一寫的歷史。它不是濫路於古典時代。應該說,古典時代促進了它,改變了它的範圍,給了它精確的手段,或許還在微分計算中或在對自然物的具體入微的特徵的描述中找到了某些共鳴。總之,「細節」早就是神學和禁慾主義的一個範疇。任何細節都是重要的,因為在上帝眼中,再大的東西也大不過一個細節,再小的東西也要受到他的某種意願的支配。在這種尊崇細節的重要傳統中,基督教教育、學校教育和軍事訓練的一切細節,各種「訓練」方式,都很容易各得其所。對於已被規訓的人,正如對於真正的信徒,任何細節都不是無足輕重的,但是這與其說是由於它本身所隱含的意義,不如說是由於它提供了權力所要獲取的支點。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拉薩勒(JeanBaPtistede!.aSalle)」在《論教會學校教友的義務》中所吟唱的「小書」及其永恆價值的偉大讚美詩。在此,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與一絲不苟的紀律結合起來。「忽視小事是何等地危險!對於像我這樣不會有驚人壯舉的人來說,應該以這樣的想法自慰:認真對待小事將能使我們不知不覺地提高到最顯赫的聖潔層次,因為小事能導致更大的…叫、事;將來就可以說:啊!我的上帝,我們這種軟弱而短命的生物能為您的榮耀做什麼呢?小事。如果大事出現的話,我們能做得來嗎?我們能超出我們的能力去思考官們嗎?事情雖小,但如果上帝承認它們,並願意把它們當作大事呢?事情雖小,但人們是否感到它的小呢?人們不是根據經驗來做出判斷嗎?事情雖小,但是如果人們這樣看待它們,拒絕它們,難道不就肯定有罪了嗎?事情雖小,但是正是小事最終造就了偉大的聖徒!的確,這些是小事。但是,有偉大的動機、偉大的情感、偉大的熱忱,因此也有偉大的功績、偉大的財富和偉大的酬報」。在學校、兵營、醫院和工廠的環境中,這種細緻的規則、挑剔的檢查、對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監督,很快將會產生一種世俗化的內容,一種關於這種神秘的無窮小和無窮大計算的經濟的或技術的合理性。18世紀關於細節的歷史是由拉薩勒支配的,前後涉及到萊布尼茲(I。eibniz)」和布豐(Buffon)」,中間有腓特烈二世。它涵蓋了教育、醫學、軍事策略和經濟學。到該世紀末,這種歷史產生了夢想成為另一個牛頓的人,但不是探究巨大的天體和星體的牛頓,而是關注「細小物體」、細小運動、細小作用的牛頓。這個人對蒙日(Monge)」的一句名言——「只有一個可供發現的世界」——做出的回答是:「怎麼這樣講呢?那麼,細節的世界呢?人們從未想到過這另一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嗎?我幾乎從15歲起就相信有這另一個世界。以後我非常關注它。這種記憶刻在我的心中,從未淡忘。……我敢說,我所發現的這另一個世界是最重要的。當我想到這一點時,我的心都在發顫。」(在聖提萊爾〔SaintHilaire〕的《自然哲學的綜合觀和歷史觀》的導言中這些話被說成是波拿巴」說的)。這個世界不是拿破侖發現的。但是,我們知道,他打算組織這個世界。他想在自己周圍設置一個能夠使他洞察國內一切細小事情的權力機制。他想借助於嚴格的紀律「完全掌握住這個龐大的機器,使任何細節都不能逃脫他的注意」(Treil-hard,14)。     
  為了控制和使用人,經過古典時代,對細節的仔細觀察和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了,與之伴隨的是一整套技術,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而且,毫無疑問,正是從這些細枝末節中產生了現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門』。分配藝術     
  紀律首先要從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使用了幾種技術。     
  1·紀律有時需要封閉的空間,規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貫徹紀律的保護區。在這方面有對流浪漢和窮人的大「禁閉」,也有其他更謹慎但也更隱蔽和有效的禁閉措施。在這方面還有大學、中學:它們逐漸採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變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當耶穌會撤離後,路易大帝學校」成為模範學校,強制實行寄宿(見Anes,308一313和Snvders,35一41)。在這方面還有兵營:軍隊——這支流浪大軍——必須束縛在固定的場所;必須嚴防他們的劫掠和暴力行為;必須使當地居民(他們並不擔心路過當地的軍隊)不必擔驚受怕;必須避免駐軍與地方當局的衝突;必須防止開小差並控制駐軍開支。1719年法令要求以南方已有的兵營為模式建立數百個兵營,實行嚴格的禁閉措施:「整個兵營應用10英尺高的圍牆圍住,圍牆應從各個角度與兵營內房屋相距30英尺之遠。」這種佈局將能使駐軍保持「秩序和紀律,使軍官能夠控制他們。」(《1719年9月25日軍令》)。到1745年,大約有320個城鎮設有兵營。據估計,1775年兵營內的總人數約為20萬人(Daisy,201一209;1775年一個無名氏的回憶《兵營》,156;Navereau,132一135)。隨著工廠的發展,也形成了大面積的單純而明確的工業空間:首先是綜合製造廠,到了18世紀後半期,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大工廠(肖薩德鐵廠幾乎佔據了涅夫勒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整個梅丹半島;1777年,為了建安德列工廠,威爾金森用堤壩在盧瓦爾河上建了一個小島。枉法伊在夏波追爾山谷經過改造建成勒克勒佐工廠,並在工廠內建立了工人宿舍)。這不僅是規模上的變化,而且是一種新的控制方式。工廠明顯地類似於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衛人員「只在工人返回工廠時,在宣告工作重新開始的鐘聲響了以後才打開大門。」一刻鐘之後,任何人不得進入。白天結束時,車間領班把鑰匙交回給工廠的瑞士衛兵,後者才打開大門(Amboise,國家檔案,12,1301)。其目的在於,隨著生產力的日益集中,用上述方式獲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種不利因素(如偷盜、怠工、騷亂和「密謀」),保護生產資料和工具,駕馭勞動力:「為了維持秩序和便於監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須集中在同一個地方。這樣,受托管理工廠的合夥人就能防止和糾正工人中可能出現的弊病,將這些弊病消滅在萌芽狀態中」(DauPhin,199)。     
  2.但是,「封閉」原則在規訓機制中既不是永恆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滿足需要。這種機制是以一種更靈活、更細緻的方式來利用空間。它首先依據的是單元定位或分割原則。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個位置都有一個人。避免接組分配空間;打破集中佈局;分解龐雜的、多變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實體或因素,規訓空間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們應該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員流失,人員的四處流動,無益而有害的人員扎堆。這是一種制止開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確定在場者和缺席者,瞭解在何處和如何安置人員,建立有用的聯繫,打斷其他的聯繫,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給予評估和裁決,統計其性質和功過。因此,這是一種旨在瞭解、駕馭和使用的程序。紀律能夠組織一個可解析的空間。     
  而且,在這方面,紀律也遇到了一種舊式的建築上和宗教上的方法:修道院密室。即便說它所規定的密封空間純粹是理想化的,這種規訓空間卻通常是分格單元式的。按照某種禁慾主義,孤獨對於肉體和靈魂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時刻,肉體與靈魂應該獨自面對誘惑以及嚴厲的上帝。「睡覺是死亡的影像,寢室是墓地的影像……儘管寢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擋,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寢都不會被人看見」(Delamare,507)。但是這依然是一種十分粗糙的方式。     
  3.在規訓機構中,有關職能場所的規則將逐漸把建築學通常認為可以有幾種不同用途的空間加以分類。某些特殊空間被規定為不僅可以用於滿足監督和割斷有害聯繫的需要,而且也可用於創造一個有益的空間。這種變化過程在醫院裡,尤其在陸軍和海軍醫院裡表現得很明顯。在法國,羅什福爾」似乎既是一個實驗點,又是一個範例。這是一個港口,而且是一個軍用港口。貨物在這裡集散,工人自願或被迫地被僱用,水手來來往往,各種疾病交替流行。這是一個逃亡、走私和瘟疫的扈集之地,是各種危險因素的擴散地,是違禁活動的聚集地。因此,海軍醫院必須加以應付。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必須是一個過濾器,一個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機制。它必須能夠消除非法活動和罪惡,成為一個控制這些流動的烏合之物的據點。對疾病和瘟疫的醫學監視與其他一系列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即對逃兵的軍事控制,對商品的財物控制,對藥物、藥量、藥品消耗、治療方法、死亡、裝病現象的行政控制。因此就需要嚴格地劃分空間。羅什福爾海軍醫院所採取的最初步驟關注的是物而不是人,是貴重商品而不是病人。財務和經濟監督的措施先於醫療觀察措施:將藥品鎖起來,紀錄藥品的使用;稍後,醫院制定了一套制度來確定病人的實際人數,驗明其身份和所屬部隊。然後,醫院開始管理他們的進出情況;他們被強制待在病室中;每個床位都標明住院者的姓名;每個病人都被記錄在冊,醫生巡視時必須參考記錄。最後,醫院開始對傳染病人實行隔離和分床措施。漸漸地,一種行政和政治空間憑藉著一個醫療空間而形成了。它傾向於區別對待各個肉體、各種疾病、症狀,各種生與死。它構成了一個將各種單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實表格。由於有了紀律,一種有益於醫療的空間誕生了。     
  在18世紀末出現的工廠裡,個人化分割原則變得更加複雜。這涉及到如何將人員分配在一個既能隔離又能組合的空間中,而且還涉及到如何根據具有獨特要求的生產機制進行這種分配。必須把人員的分配、生產機制的空;旬安排以及「崗位」分配中的各種活動結合在一起。茹伊」的奧伯凱姆普夫工廠就遵循著這一原則。它是由一系列專業車間組成的,每個房間只安排一類工人,如印花工、清理工、上色工、描圖文工、雕刻工、染工。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於1791年建成的最大廠房有110米長,是一座三層樓。第一層主要用於刻版印刷。整個車間分兩行排列著132個工作台,有88個窗戶。每個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調製和塗抹顏料的助手。共有264個人。工作台的一端是一個架子,剛剛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乾(Saint-Maur)。在車間的中央通道巡視,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監督每一個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現以及工作質量,可以對工人進行比較,根據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類,可以監督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這些系列化因素構成了一個固定的網格,從而消除了混亂』2』:也就是說,一方面根據生產的階段或基本運作,另一方面根據各個進行生產的人員,將生產過程分割開,使勞動過程顯示出來。勞動能力的各種變量——體力、敏捷性、熟練性、持久性——都能被觀察到,從而受到評估、計算、並且與每一個工人聯繫起來。這樣,由於勞動能力以一種完全可見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個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為獨立單位。在大工業嶄露頭角之時,人們在生產過程的分割後面可以發現勞動力的個人片面化;規訓空間的分配往往成為這二者的保障。     
  4.在規訓中,各種因素是可互換的,因為各個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種系列中所佔據的位置,由它與其它因素的間隔所規定的。因此構成一個單位的,既不是領土(統治單位),也不是地點(居住單位),而是等級,即人們在一種分類中的位置,線與行的交點,可以被連續通過的間隔中的一個間隔。紀律是一種等級排列藝術,一種改變安排的技術。它通過定位來區別對待各個肉體,但這種定位並不給它們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們在一個關係網絡中分佈和流動。     
  讓我們以「班級」為例。在耶穌會的大學裡,人們還可以發現一種複式組織。每個班級有二三百名學生,十人一組。每個組及其「十人長」佔用一個羅馬式或達太基式營房。在相對的營房中,有與之相對應的「十人團」。這是一種作戰和競爭的基本形式。工作、學習和劃分等級都是在這種競賽中通過兩軍對壘而進行的。每個學生的貢獻都與總的較量相關,對於全組的成敗都有一定的作用。每個學生的位置都根據他作為「十人團」整體中的一名戰士的作用和價值來安排(Rochemonteix,自第sl頁起)。還應該指出,這種羅馬式喜劇使得這種對立競爭與一種具有軍隊精神的、具有等級和層層監督的空間安排聯繫在一起。我們不應忘記,一般來說,在啟蒙時代,羅馬模式具有兩種作用:從它的共和國形象看,它是自由的體現;從它的軍事形象看,它是理想的紀律模式。IS世紀和大革命時期的古羅馬形象是以元老院為特徵的,但也是以羅馬軍團為特徵的。它既是以講壇為標誌的,也是以軍營為標誌的。直到拿破侖帝國,古羅馬的榜樣同時含混地傳遞著公民權的法律理想和規訓方法的技術。總之,耶穌會大學所利用的這種古代傳統中的嚴格規訓因素,逐漸支配了競賽和模擬作戰的因素。漸漸地,尤其是在1762年以後,教育空間拓展了,班級變得單純了,不再由在教師的關注下並列的各個因素組成。在18世紀,開始用「等級」來規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學生在課堂、走廊、校園裡的座次或位置;每個學生完成每項任務和考試後的名次;學生每週、每月、每年獲得的名次;年齡組的序列;依據難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這套強制性序列中,每個學生依照其年齡、成績和表現有時處於某一等級,有時處於另一等級。他不斷地在空間系列中移動。有些空間是表示知識或能力的等級的「理念」空間,有些是表示價值或成績的物質的大學或教室空間。這是一種經常性變動。人們通過這種變動在由間隔序列劃分的空間中替換著位置。     
  這種系列空間的組織,是基礎教育的重要技術變動之一。它使得傳統體制(每個學生受到幾分鐘教師的指導,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學生無事可做、無人照顧)能夠被取代。它通過逐個定位使得有可能實現對每個人的監督並能使全體人員同時工作。它組織了一種新的學徒時間體制。它使教育空間既像一個學習機器,又是一個監督、篩選和獎勵機器。拉薩勒夢想過這樣一種教室,其空間分配能同時顯示一系列的特點,即學生的進步、長處、性格、表現、整潔及其家長的情況。譬如,教室應該構成一個大表格,有許多項目,一切置於教師的精細的「分類」目光之下:「在每個教室裡,座位是根據各門課的各種學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門課的學生總是坐在同一個座位上。上最高課程的學生被安置在靠牆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學生按照課程等級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個學生都有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經學校督導員同意,任何學生不得離開或改變座位。」各種安排應該使「那些不修邊幅的邋遢家長的孩子與那些精細整潔的家長的孩子分開;將任性輕浮的學生安置在兩個品行端正的學生之間,使放蕩的學生獨處一隅,或夾在兩個本分的學生之間。」臼〕     
  在組織建立『件人密室」、「場所」、「座次」時,紀律創造了既是建築學上的,又具有實用功能的等級空間體系。這種空間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許循環流動。它們劃分出各個部分,建立起運作聯繫。它們標示出場所(位置)和價值。它們既確保了每個人的順從,又保證了一種時間和姿態的更佳使用。它們是現實和理念的混合空間。因為它們支配著建築物、房屋、傢俱的配置,所以是現實的;因為它們突出地體現了這種關於特點、評價和等級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紀律的第一個重大運作就是制定「活物表」(tableaxv計ants),把無益或有害的烏合之眾變成有秩序的多元體。制定「表格」是18世紀科學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技術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人們應如何安排植物園和動物園,與此同時對生物進行合理的分類?人們應該如何觀察、監督和調節商品和貨幣的流通,從而制定一個能夠充當財富增長原則的經濟表?人們應該如何監督人、監視人的出勤、編製一個普遍適用的軍隊名冊?人們應該如何安置病人、區分病人、劃分醫院空間,並對疾病進行系統的分類?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運作,其中有兩個因素——分配和解析、監督和理解——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在18世紀,表格既是一種權力技術,又是一種知識規則。它關係到如何組織複雜事物、獲得一種涵蓋和控制這種複雜事物的工具的問題,關係到如何給複雜事物一種「秩序」的問題。如吉伯特(Guibert)」所說的將軍一樣,博物學家、醫生和經濟學家也「被事物的無限性和複雜性搞得眼花繚亂,…由於對象的繁多造成了數不勝數的組合,顧及如此之多的事物,使他力不從心。現代軍事科學在自我完善和探討真正的原理時會變得更簡明易懂」;軍隊「有了能夠適應各種變化的簡明而通用的戰術,……將更容易調動和指揮」(Gubert,XXXIV)。戰術,就是人員的空間部署;分類,就是生物的秩序空間;經濟表,就是財富的有規律運動。但是,在這些不同的領域裡,表格的功能不是同一的。在經濟秩序中,它使數量測定和運動分析成為可能。在生物分類學中,它具有特徵描述(從而減少例外)和類別歸納(從而減少數量)的功能。但是,在有紀律的分配形式中,表格具有處理分配複雜事物本身並從中得出盡可能多的結果的功能。如果說自然分類法是以特徵和範疇的聯繫為基軸,那麼規訓策略則是以單數和複數的聯繫為基軸:它既允許對個別做特徵描述,又允許對既定的複雜事物加以整理。它是控制和使用獨特因素集合體的首要條件,是「分格」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基礎。對活動的控制     
  1.時間表是一項古老的遺產其嚴格的模式無疑是由修道會提供的。它很快就得到傳播。它的三個主要方法——規定節奏、安排活動、調節重複週期——不久就出現在學校、工廠和醫院中。新的紀律毫無困難地出現在這些舊形式中。學校和貧民院往往是附屬於修道會的,因此沿用了修道會的生活和節奏。工業時期的嚴峻長期保持著一種宗教氣氛。17世紀,大工場的規章規定了工作日的活動:「早晨進廠後,在工作之前,所有的人必須洗手,向上帝禱告,劃十字」(Saint-Maur,第1條)。但是,甚至到了19世紀,當工業需要吸收農業人口時,他們有時被組成「教區」,以使他們習慣於工廠的工作。「工廠一修道院」的構架被強加在工人身上。在奧倫治親王莫裡斯(Mauriceofrange)」和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Ad。lphus)」的新教軍隊中,軍事紀律是通過宗教活動的時間節奏而確立的。布薩涅爾(Boussanelle)後來描述道,軍隊生活應該具有某些「修道院的優點」(Boussanelle2;關於瑞典軍隊紀律的宗教特點,見《瑞典人的紀律》,倫敦,1632)。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教會一直是紀律教師。他們是時間專家,是節奏和有規律活動的大師。但是,紀律改變了這些產生它們的時間管理方法。它們首先是使這些方法變得更精細。人們開始按四分之一小時、分、秒來計算時間。當然,這首先發生在軍隊裡:吉伯特系統地應用了沃邦(Vauban)」早已提出的對射擊的精密記時測定。在小學裡,時間的劃分越來越精細,各種活動必須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當時鐘敲響一個小時的最後一下時,一個學生就開始敲鐘。當第一聲鐘聲響起時,全體學生就跪下,雙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禱詞後,教師將發出一個信號,讓學生站起來,第二個信號是讓他們讚美基督,第三個信號是讓他們坐下」(I-aSalle,《管理),27一28)。在19世紀初,有人建議「互教學校」(Ecolesmutuelles)使用下列時間表:8:45,班長進入,8:52,班長會,8:56,學生進入和禱告,9:00,學生就坐,9:04,聽寫第一塊石塊,9:08,聽寫結束,9:12,聽寫第二塊石塊,等等(Tronchot,221)。工薪階級的逐漸擴大伴隨著對時間更細緻的劃分:「鐘聲響後,若工人遲到超過一刻鐘(Amboise,第2條);「上班時,若請假超過五分鐘……     
  「凡不準時工作者……」(Ppenheim,第7一8條)。與此同時,人們還設法確保時間使用的質量,如不斷的監督,監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擾。其目的在於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時間:「在工作時間,不得用手勢或其它任何方式引逗工友,不得玩耍、不得吃東西、睡覺、不得講故事或笑話」(ppen-heim,第16條)。甚至在工間餐時,「不得講故事或進行其它會使工人分。動的談話」;「任何工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酒帶進工廠和在車間喝酒」(Amboise,第4條)。精打細算並支付費用的時間也必須是毫無瑕疵、毫無缺損的。這段時間應是高質量的,肉體應自始至終被投入其中。精確、專注以及有條不紊,是有紀律的時間的基本優點。但是這並不是新近才有的。相比之下,其他方法才是紀律所特有的。     
  2.動作的時間性規定舉例來說,有兩種控制隊列行進的方法。17世紀初,我們看到:「訓練有素的士兵排成縱隊或方隊按照鼓點行進。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必須首先邁出右腳,這樣,整個隊伍才能步調一致」(Montgommery,86)。18世紀中期,有四種步伐:「短步伐的長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長度是二英尺,其距離是從一個腳跟到另一個腳跟。就時間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鐘,兩個加倍步伐用一秒鐘。正步步伐的時間比一秒鐘稍長一點。轉彎步伐用一秒鐘,其長度從一個腳跟到另一個腳跟最多是18英吋。……一般步伐應用於向前走,應昂首挺胸,交替用一條腿保持平衡,向前邁另一條腿,大腿繃緊,腳尖稍稍向外和向下,由此可以輕輕掠過地面,而不敲擊地面」(「1766年月1日關於整頓步兵操練的訓令」)。從前一個訓令到後一個訓令,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約束因素,出現了另一種分解姿勢和動作的精確程度,另一種使肉體適應時間要求的方式。     
  1766年法令所確定的並不是一個時間表,一般的活動框架,而是一種從外面施加的集體的和強制性的節奏。它是一種「程序」。它確保了對動作本身的精細規定。它從其內部控制著動作的發展和階段。這樣,我們就從一種衡量或強調姿勢的命令,過渡到一種約束姿勢或使之持續不變的網絡。一種有關行為的解剖一記時圖被鮮明地勾畫出來。動作被分解成各種因素。身體、四肢和關節的位置都被確定下來。每個動作都規定了方向、力度和時間。動作的連接也預先規定好了。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     
  3.隨之而來的是肉體與姿勢的關聯規訓控制不僅僅在於教授或強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勢。它還造成了一種姿勢與全身位置之間的最佳聯繫,而這正是效率和速度的條件。在正確地使用身體從而可能正確地使用時間時,身體的任何部位都不會;現置或無用:全身都應調動起來,支持所要求的動作。一個訓練有素的身體是任何姿勢甚至最細小動作的運作條件。譬如,書寫漂亮是以一種體操、一種習慣為前提的。這種習慣的嚴格符碼支配著從腳尖到食指的整個身體。學生應該總是「保持筆直的身體,稍稍向左自然地側身前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視線,可以用手支著下頜。在桌下,左腿應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體與桌子之;司應有二指寬的距離。這不僅是為了書寫更靈活,而且沒有比養成腹部壓著桌子的習慣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應放在桌子上。右臂應與身體保持三指寬的距離,與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離,放在桌子上時動作要輕。教師應安排好學生寫字時的姿勢,使之保持不變,當學生改變姿勢時應用信號或其它方法予以糾正」(I-aSalle,《管理》,63一68)。一個被規訓的肉體是一種有效率的姿勢的前提條件。     
  4.肉體一對像聯結紀律規定了肉體與其操縱的對象之間的每一種關係。它勾畫了二者之間一種細緻的嚙合。「向前舉槍有三個步驟。第一階段,用右手舉起槍,持槍時使槍貼近身體,與右膝保持垂直,使槍口與眼睛平行,用右手猛地抓住槍口,胳膊緊貼身體的腰部。第二階段,用左手把槍舉到你的前方,槍管位於兩眼之間,豎直垂立,右手抓住槍托,胳膊伸開,食指放在扳機護圈上,右手放在槍柄槽溝處,拇指壓在槍管的模線上。第三階段用左手沿大腿放下槍,用右手握槍,槍機向外,與胸相對,右臂半屈,肘部貼身,拇指貼著槍機的第一個螺紋,食指托著擊火銅帽,槍管垂直(「1766年1月1目訓令」第XI章,第二條)。這是一個可以稱為對肉體進行工具符碼化的例子。它把整個姿勢分解成兩個平行的系列:被使用的身體部位系列(右手、左手、手指、膝部、眼睛、肘部等等)和被操縱對象的各部位系列(槍管、柄槽、擊火銅帽、螺紋等等)。然後,兩個系列根據某一姿勢(托、彎)而聯繫起來。最後,它規定了連續動作的規範,各組聯繫在其中佔有特定的位置。這種強制性句法就是18世紀的軍事理論家所說的「操練」(manoeuvre)。傳統的方法讓位給明確的和強制性的規定。在肉體與其對像之間的整個接觸表面,權力被引進,使二者哨合得更緊。權力造就了一種肉體一武器、肉體一工具、肉體一機器復合。這是要求肉體僅僅提供符號或產品、表達形式或勞動成果的各種支配方式中走得最遠的一種。權力所推行的規則同時也是制定運作結構的準則。因此,規訓權力的功能看上去與其說是簡化不如說是綜合,與其說是剝削產品不如說是與生產機構建立一種強制聯繫。     
  5.徹底的使用傳統方式的時間表的基本原則實質上是消極的。它是禁止懶惰原則。時間是由上帝計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費。浪費時間既是一種道德犯罪又是一種經濟欺詐。時間表就是用於消除這種危險的。而紀律則安排了一種積極的機制。它提出了在理論上時間可以不斷強化使用的原則,更確切地說是搾取而不是使用。這是一個如何從時間中提取更有用的時段,從每個時段中獲取更有用的力的問題。這意味著人們應該竭力強化對每一短暫時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時間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過一種更細緻的內在安排,人們就能逼近一個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極限。普魯士軍隊的著名條例所貫徹的正是這一點。在脖特烈二世軍威大振之後,全歐洲都競相效仿q):時間單位分得越細,人們就越容易通過監視和部署其內在因素來劃分時間,越能加快一項運作,至少可以根據一種最佳速度來調節運作。由此產生了這種對每個行動的時間控制。這在軍隊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人類活動的技術中也是十分重要的。1743年的普魯士軍事條例規定,武器貼腳持立有六個步驟,握槍有四個步驟,舉槍到肩部有十三個步驟等等。「互教學校」也被用其他方式組織成一台強化時間的使用的機器。其組織方式使教師的教學能夠消除直線的連續性。它協調了不同的學生組在班長和助教的指導下的同時運作,使各個時段都填充著許多不同的但有秩序的活動。另一方面,由信號、口哨、命令所控制的節奏,給每個人規定了時間標準,這種標準既被用來促進學習過程,又被用來培養做事敏捷的習慣。』5「『這些要求的唯一目的是……使兒童習慣於又快又好地完成一項作業,通過講求速度來盡可能地消除從一項作業轉到另一項作業時造成的時間損失」(Bernard)。     
  通過這種支配技術,一種新的客體對像正在形成。它逐漸取代了機械物體——由固體組成的運動物體,後者的概念長期以來被那些追求完美秩序的人所迷戀。這種新的客體對象是自然的肉體,力的載體,時間的載體。這種肉體可以接納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驟、內在條件和結構因素的操作。在成為新的權力機制的目標時,肉體也被呈獻給新的知識形式。這是一種操練的肉體,而不是理論物理學的肉體,是一種被權威操縱的肉體,而不是洋溢著動物精神的肉體,是一種受到有益訓練的肉體,而不是理性機器的肉體。正因為如此,在這種肉體中,一系列自然要求和功能限制開始顯現出來。吉伯特在批評過於人工化的動作時所發現的,正是這種肉體。在它被強加的和它所抗拒的操練中,肉體顯示了自身的基本相關性,本能地排斥不相容因素:「在進入大多數認D練學校後,人們會看到各種姿態拘謹的可憐士兵,人們會看到他們肌肉僵硬、血液循環不暢。…如果我們研究了大自然的意圖和人體的構造,我們就會發現大自然所明確規定的士兵姿勢。頭部應該昂起,高過雙肩且垂直於雙肩。它既不應向左歪也不應向右歪,因為從頸椎骨與肩呷骨的聯繫看,任何部位的旋轉都會帶動同一側的胳膊,還因為身體若不端正,士兵就不能向正直方向走,不能形成隊形。…·,·筋骨是訓令中所規定的槍托所須靠的部位。因為每個人的筋骨的部位不一樣,所以持槍時有些人應該偏左一點,另一些人應偏右一點。由於人體結構不一這同一個原因,扳機護圈貼近身體的程度依胳膊肌肉凸凹情況而定」(Gubert,21一22)。     
  我們已經看到,規切盼配的程序是如何在當時分類和製表的技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而且是如何把關於個人和群體的專門問題引入這些技術中的。同樣,對活動的規訓控制屬於一系列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肉體的自然機制的研究。但是,這種控制開始在肉體中發現了特殊的進程。行為及其被系統化的要求逐漸取代了簡單的運動物理學。肉體被要求能夠馴順地適應最細微的運作,這就既違反也顯示了一個有機體所特有的運作條件。規訓權力具有一種與之相應的個體存在,後者不僅具有可分解的「單元性」,而且也具有自然的「有機性」。創生的籌劃     
  1667年關於創立戈布蘭(Gobelins)」工場的法令也設想了創辦一所學校。按照設想,由皇家物業總管挑選60名獲獎學金的孩子,先委託一名師傅「培養和教育」他們一段時間,然後分別讓他們跟隨工廠裡的各個織毯大師學徒(師傅得到從獎學金中扣除的報酬)。經過六年學徒,四年服務和一次資格考試後,學生將有權在王國內的任何城鎮「開辦一個工場」。我們在這裡發現了行會學徒的特徵;對師傅的依附關係既是個人性的又是絕對的;法定的訓練期限,結束於一次資格考試,完全按照嚴格的計劃而不可更改;在師傅與學徒之間有一種全面的交換,師傅應該傳授知識,學徒應該提供服務,做輔助工作,往往還要支付一些費用。這種私人服務形式是與知識的轉讓混合在一起的。歷句737年的一項法令規定創辦一所教授戈布蘭工廠學徒畫圖的學校。其目的不是取代師傅對學徒的培訓,而是補充完善這種培訓。該校包括一項調然不同的時間安排。除了星期天和宗教節日外,學生每天到校學習兩個小時。根據牆上貼的名單進行點名。缺席者被記錄在案。學校分成三個年級。一年級收對畫圖一竅不通的學生。根據學生的能力,讓他們分別臨摹難易不等的范圖。二年級的學生是「已經懂得某些原理的」或上完一年級的學生。他們在複製圖樣時只能「看一眼,不能摹寫」,想像著畫圖。三年級的學生學習上色和粉畫,接觸染色理論和實踐。學生在每段時間裡完成一項任務,寫上名字和完成時間,交給教師,優秀作品受到獎勵。年終將作品彙集起來加以比較,從而確定每個學生的進步、水平和名次。依此決定誰能升入下一年級。教師及其助手有一個總的記事本,逐日記錄每個學生的表現和學校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這個記事本定期向一位視察員呈閱(Gerspach,1892)。     
  戈布蘭學校僅僅是下述重要現象的一個例子,即古典時期形成了一種新技術。這種新技術用於控制每個人的時間,調節時間、肉體和精力的關係,保證時段的積累,致力於利潤的持續增長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縱即逝的時間。我們怎樣才能充分利用每個人的時間,通過每一個人,通過他們的肉體,通過他們的精力或能力,通過便於使用和控制的方式來積聚時間?我們怎樣才能把有用的時間組織起來?紀律能夠分解空間,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種活動。它也應被理解為積累和使用時間的機制。這是通過四個方面來實現的,在軍事組織中表現得最明顯。     
  1.把時間分解成連續的或平行的片斷,每個片斷應該在規定的時間結束。譬如,把訓練階段和實踐階段分開;把新兵訓練和老兵操練分開;開辦現役軍人的各種軍事學校(176年,在巴黎創建軍事學院,1776年在各省創建12個軍事學校);招募盡可能年輕的職業士兵。從孩童時代「由國家撫養他們,在特種學校中培養他們」(Servan,456);循序教練一般姿勢、列隊行進、持槍動作和射擊,前一個動作完全掌握後再進行下一個動作:「人們常犯的一個基本錯誤是,一下子向士兵展示所有的操練」(《1743年普魯土步兵條例》);總之,把時間分成各自獨立的、準確的細微過程。     
  2.根據一個分解計劃——各種簡單因素的序列——來組織這些細微過程,由簡到繁地把它們組合起來。這就要求,訓練必須拋棄模仿重複原則。在16世紀,軍事操練主要是模仿整個或部分動作,一般地提高士兵的技能和力量(7〕;到了18世紀,對「體力」的訓練遵循著「要素」原則,而非「示範」原則:簡單的姿勢——手指的位置、腿的彎度、手臂的動作——是有用動作的基本因素,也是對力量、技能和靈活性的一般訓練。     
  3.確定這些時間片斷,決定每一片斷的持續時間,用考核作為結束。考核具有三種功能。它將表明受訓者是否已達到規定水準,保證每個人經歷同樣的訓練,區分每個人的能力。當「受命訓練士兵的」中士、下土等「認為某個士兵已做好晉陞一等兵的準備時,他們應首先把他引見給連隊長官。連隊長官應仔細地對他進行考核。如果他們認為他練習得不夠,則不允許他通過。如果連隊長官認為被引見者已做好準備,就可建議他見團長。團長可擇機見他,並讓高級軍官對他進行考核。任何微小的失誤都足以使他遭到否決。凡未通過首次考核者不得從二等兵升為一等兵」(《1754年5月14日步兵操練條例》)。     
  4.制定更細緻的系列;根據每一個人的水平、資歷、級別,為他規定適合於他的操練。普遍的操練具有一種區分功能,而每一種差別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練。在每個系列結束時,新的系列就開始了。新系列也同樣因人而異,區分細密。因此,每個人都受控於一種確定其水準或等級的時間性系列。這是一種規訓操練的復調音樂:「二等兵應在每天早晨由中士、下土、一等兵進行訓練。……一等兵應在每個星期日由班長進行訓練。各連隊及中土應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由高級軍官進行訓練」(同前)。     
  這種規訓時期是逐漸地引入教育活動的:訓練時期被劃分出來,使之有別於成人時期和獨立從業時期;設置不同的階段,用等級考核來區分這些階段;制定各個階段的由簡到難的教學大綱;根據每個人在這些系列中的進度評定他們。規訓時期用複雜而循序漸進的系列取代了傳統訓練的入門時期(後者是一個完整的時期,完全受到師傅的控制,僅由一次考核加以認可)。一種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漸形成了。它是細緻入微的(它把教學進程分解成最簡單的元素,把每個發展階段分解成小的步驟),它又是早熟的(它遠遠早於啟蒙思想家的起源分析,而它在表面上是後者的一種技術性模式)。在18世紀初,德米亞(Demia)就建議把識字學習過程分成七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字母,第二個階段是學習拼音,第三個階段是學習把音節組成詞,第四個階段是逐句地按照標點讀拉丁文,第五個階段是開始讀法文,第六個階段是流利地閱讀,第七個階段是讀認手稿。但是,當學生很多時,就需要進一步地細分他們的水平,一年級應該包括四種人:第一種人正在學「簡單字母」,第二種人正在學「複雜字母」,第三種人正在學縮寫字母(Ae……),第四種人正在學雙寫字母(ff,SS,ti,st)。二年級應該包括三種人:一種人「在拼讀音節時要先逐個認字母,如D、、D」;第二種人「能夠拼讀最難的音節,如bant,brand,spinx」等等(Demia,19一20)。把基本元素組合起來的各個階段都應納入一個大的時間性系列。這個系列既是精神智力的一種自然進程,又是教育程序的一個規則。     
  連續活動的「序列化」,使得權力有可能控制時間,有可能在每一時刻進行具體的控制和有規律地干預(區分、矯正、懲罰、消除),有可能根據每個人在系列中達到的水準區分並進而使用每個人,有可能積累時間和活動,有可能重新發現在最終結果中被整合與被證明有用的時間與活動,從而表明一個人的最終能力。分散的時間被聚積起來,從而能夠產生一種收益,並使可能溜走的時間得到控制。權力被明確地直接用於時間。權力保證了對時間的控制和使用。     
  這些規訓方法揭示了一種被連續整合的線性時間。後者趨向於一個穩定的終點。簡言之,這是一種「進化的」時間。但是,應該指出,與此同時,行政的和經濟的控制技術揭示了一種系列的、走向的、累積的社會時間,發現了一種「進步」意義上的進化。規訓技術揭示了個人系列,發現了一種「創生」意義上的進化。18世紀的兩大發現——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創生——或許是與新的權力技術相關聯的,更具體地說是與一種通過分割、序列化、綜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時間的新方式相關聯的。一種宏觀權力學和一種微觀權力學所造成的不是對歷史的干預(歷史很長時間已不需要這種干預),而是對控制活動和支配實踐中的一種時間性的、單一性的、連續性和累積性的向度的整合。歷史的「進化」性質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對於許多人來說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與一種權力作用模式聯繫在一起的。毫無疑問,對編年史、系譜、功名成就、王朝統治和業績的「歷史一記憶」似乎長期以來就是與一種權力運行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由於有了新的征服技術,持續進化的「運動」趨向於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譜」。     
  總之,個體一創生的小型時間連續統一體似乎像是個體一細胞或個體一有機體一樣,是規訓的後果和對象。而且,在這種時間系列化的中心,人們可以發現一種程序。這種程序對於這種系列化的意義,正如畫制「圖表」對於人員分配和單元分離的意義,或者正如「戰術」對於活動經濟學和有組織的控制的意義。這種程序就是「操練」。操練是人們把任務強加給肉體的技術。這些任務既是重複性的又是有差異的,但總是被分成等級的。通過使人的行為趨向某種極限,操練就可能導致不斷對個人做出評價——或者從他與這種極限的關係,或者從他與其他人的關係,或者從他與某種行動計劃的關係做出評價。這樣,它就以連續性和強制性的形式確保了某種發展,某種觀察或某種資格的實現。在採取這種嚴格的規訓形式以前,操練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它在軍事的、宗教的和大學的實踐中表現為加入儀式、預備儀式、演練或考核。它的線性的循序漸進的結構、它的最終形成發展至少在軍隊和學校裡出現得稍晚,但它們無疑起源於宗教。無論怎麼說,制定一個教育「大綱」的觀念——這種大綱應伴隨著兒童直至完成學校教育,應該包括逐年逐月增加難度的練習——似乎首先出現在一個宗教團體中,即「共同生活兄弟會——(見Meir,自第160頁起)。他們深受魯伊斯布魯克(Ruvsbrock)」和萊茵神秘主義的影響,把某些宗教技術移用到教育上,不僅用於對牧師的教育,而且用於對行政官員和商人的教育。以身作則的導師指導學生追求盡善盡美的原則變成了教師要求學生盡善盡美的權威主義原則。禁慾生活所要求的愈益嚴格的宗教功課變成了由簡到繁的、標誌著學業和品行進度的任務。整個社群追求拯救的努力變成了被排列名次的個人之間的集體的、持久的競爭。或許,社群生活和靈魂拯救的這些程序正是旨在產生既個人化又對集體有用的能力的方法的最初要素。〔出在神秘主義的或禁慾主義的形式中,操練是為了獲得拯救而安排現世時間的一種方式。在西方歷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點的情況下逐漸改變了方向。它被用來更經濟地利用人生的時間,通過一種有用的形式來積累時間,並通過以這種方式安排的時間的中介行使統治的權力。操練變成了有關肉體和時間的政治技術中的一個因素。它不是以某種超度為終點,而是追求永無止境的征服。力量的編排     
  「我們應首先破除舊的偏見,即認為一支軍隊是靠增加其密集程度來增強其力量的。當人們想把物理學的運動定律應用於戰術上時,所有的定律都變成了奇談怪論。」四)自17世紀末起,陸軍的技術問題就脫離了物理學的質量模式。由於長矛和滑膛槍使用起來又慢又不準確,實際上不能有效地打擊目標,因此用這些武器裝備的軍隊本身被當作進攻炮彈和防禦壁壘,如「西班牙軍隊中的威武陸軍」。這種密集士兵的配置主要是根據他們的資歷和勇敢程度。在方陣中間,用以增加厚度和密度的,是那些經驗不足的士兵。在前排、四角和兩側的,是那些最勇敢的或被認為最老練的士兵。在古典時期,形成了一套新的細密的組合方式。各種單位——團、營、連以及後來的「師」門0『——成為一種包括許多部分的機制。它們變動彼此之間的位置以形成某種佈局和達到某種特殊的結果。這種變化的理由是什麼呢?這裡有經濟方面的理由,即充分利用每一個人,使部隊的訓練,給養和裝備工作行之有效;使每個士兵成為一個精幹的單位,發揮最大的效能。但是,只有出現了某種技術變革,這些經濟理由才能成為決定因素。這種技術變革就是來福槍的發明。ill)與滑勝槍相比,來福槍更準確,更快捷,從而更能體現士兵的技能。它能更準確地擊中特定目標,因此能夠使火力對準個人。反之,它把每個士兵都變成了可能的靶子,因此要求士兵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流動性。這就導致了密集技術讓位給一種新技術,即沿著比較靈活的散兵線部署隊伍和人員。這樣也就需要尋求一整套精心計算的運作方式,包括個人和集體的部署,團隊或小分隊的運動、位置的變換,從一種部署到另一種部署的變換。總之,需要發明一種不是以活動或靜止的密集隊形為基礎的,而是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幾何學為原則的機制。其基本單位是手持來福槍的機動士兵。無疑,在士兵之下的層次是細微的姿勢,基本的動作要領,動作的空間位置。     
  當涉及到建構一種其成效必須高於其基本構成力量的總和的生產力時,就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與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是怎樣獲得這種提高的生產力,是由於提高了勞動的機械力,還是由於擴大了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範圍,還是由於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縮小了生產場地,還是由於在緊要時刻動用了大量的勞動,……不論在哪種情況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應歸因於協作本身」(Marx,《資本論》Vol,l,311一312)。馬克思在幾個地方強調了勞動分工問題與軍事戰術問題的相似性。如「正如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防禦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防禦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發揮的機械力量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Marx,《資本論》,Vol,l,308)。     
  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必須用紀律來滿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種機制,應能通過其各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紀律不再僅僅是一種分散肉體,從肉體中搾取時間和積累時間的藝術,而是把單個力量組織起來,以期獲得一種高效率的機制。這種需求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的。     
  1.單個肉體變成了一種可以被安置、移動及與其它肉體結合的因素。它的勇氣和力氣不再是它的主要變量。它所佔據的位置,所涵蓋的間隔,它的規律性以及良好秩序成為它據以運作的主要變量。士兵首先是流動空間的一個片斷,然後才是勇氣或榮譽的體現。吉伯特這樣描述士兵:「當他身著戎裝時,他的身寬最多有二英尺,此外,從他的胸部到肩部最多大約有一英尺,他與鄰近者間隔有一英尺。這就使每個士兵在各個方面佔據兩英尺,這也表明,一支正在作戰的步兵部隊,無論其前排還是中排,有多少行就佔據多少步幅的空間」(Gubert,27)。這是肉體的一種功能性還原。但這也是將這種肉體一片斷嵌入使它得以表現的一個集合中。士兵的肉體已經被訓練得能夠使各個部位連貫地活動,以完成特殊的操作。接著,士兵應該成為另一個層面上的一種機制的一個因素了。士兵將首先「一個接一個地,然後兩個一組地,再以更多的人數(受訓)。……關於武器操作應該明確的是,當士兵完成單兵訓D練後,應該兩個一組地持槍訓練,然後相互調換位置,這樣在左邊的人就能學習如何配合右邊的人」(《1766年1月五日關於整頓步兵操練的訓令》)。肉體構成了多環節機制的一個部件。     
  2.各種年齡系列(紀律必須與之結合才能形成一種復合時間)也是機制的部件。每一年齡系列的時間必須與其他年齡系列的時間相適應,應能從每一時序中獲取最大數量的力量,應能獲得最佳結果。因此,塞爾萬希望有一種覆蓋整個國家疆域的軍事機器,每一個人都捲入其中,其方式國每個人所處的進化片斷、發生系列不同而各異。軍事生活應從童年開始。兒童應在「軍事采邑」中學習軍事專業。軍事生活應結束於這些采邑,老兵應將最後的歲月用於教育兒童,操練新兵,指揮士兵操練,在士兵執行公務、整頓國內秩序和在邊境上作戰時,監督他們。只要懂得如何分析每一時刻並將它與其它時刻結合起來,從人生的每一時刻都能搾取出力量。同樣,人們可以在大工廠裡使用兒童和老人勞動。這是因為他們有某些基本能力可使用,而不必去使用具有許多其它能力的工人。而且,他們是廉價勞動力。再者,他們若能勞動,就不再成為其他人的負擔。昂熱「一家企業的稅收人說:「從十歲到老年的男性勞動者會在這家工廠中找到抵禦遊惰及隨之而來的貧困的手段」(Marcheyay,360)。但是,將各種年齡系列最巧妙細緻地搭配起來,可能是在初等教育中實現的。從17世紀到19世紀初採納蘭開斯特(I。ancaster)」方法為止,一種如同時鐘機構的互教學校體制逐步嚴密地形成了。開始,老學生負責監督,有時是檢查功課,有時是教新學生。最後,所有學生的全部時間不是用於教,就是用於學。學校變成了一個學習機器,不同水準的學生的所有時間都被恰當地結合起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利用。互教學校的一個重要鼓吹者對這種教學過程做了一個說明:「在一所容納360名兒童的學校裡,如果教師願意在三個小時中逐個教育每個學生,那麼他給每個學生的時間不到半分鐘。如果採用新方法,每個學生都能讀、寫或計算長達兩個半小時」(見Bernard)。     
  3.這種力量的精細結合需要有一個精確的命令系統。被規訓人員的全部活動都應該用簡明的命令來表示和維繫。命令是無須解釋的。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無須廢話。規訓教師與受議請之間是一種傳遞信號的關係。這裡不存在理解命令的問題,所需要的僅僅是根據某種人為的、預先編排的符碼,接受信號和立即做出反應。肉體被置於一個小小的信號世界,每一個信號都聯繫著一個必須做出的反應。這是一種訓練技巧,它「從一切事物中專橫地排除任何觀念、任何低語」;訓D練有素的士兵「開始服從任何命令;他的服從是迅速而盲目的。任何不順從和拖延都是犯罪」(Boussonelle,     
  2)。小學生的訓練也應採取同樣的方法:簡潔的口令,不加解釋,只能被信號一鐘聲打破的絕對寂靜,擊掌為令,教師的示意姿勢、眼色,以及公教學校兄弟會」使用的小木器。後者很典型地被稱作「信號器」。在這個小機械中既包含著命令的技巧也包含著服從的準則。「信號器的首要和主要用途是,一下子把所有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師身上,使他們專注於他想告訴他們的事情上。因此,只要他想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或者結束一次練習,他就敲一下信號器。一個好學生聽到信號器的響聲,就會以為自己聽到老師的聲音,更確切地說是聽到招呼他的名字的聲音。他就會有童年撤母耳的感覺,像後者那樣發自內心地說:『主啊,我在這裡。」「祈禱之後,教師敲一下信號器,然後轉向一名學生,示意他開始朗讀。當他想讓朗讀者停止時,就敲一下信號器。…如果學生讀得很糟或念錯了一個字母、音節或單詞,他就連續敲兩下信號器,示意學生重讀。如果在這種信號發出兩三次後,正在朗讀的學生沒有發現和重讀念錯的單詞——因為在發出信號前他已經讀過了幾個詞,教師就敲三下信號器,示意他從更前面的地方重新開始讀。他將不斷地發出信號,直至學生找到念錯的詞」(I。aSallel,《管理》,137一138,另參見Demia,21)。互教學校還利用要求人們立即做出反應的信號系統來加強這種行為控制。甚至口頭命令也成為傳遞信號的因素,「進入你的座位。聽到『進入』這個詞,孩子們就把右手砰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同時把一條腿伸過座位。聽到『你的座位』這幾個詞,他們就把另一條腿伸過座位,面對自己的小石板坐下。……拿起你的石板。聽到『拿起』這個詞,孩子們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石板掛在釘子上的細繩,用左手抓住石板的中部。聽到『石板』這個詞,他們就取下石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總之,可以說,規訓從它所控制的肉體中創造出四種個體,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具有四種特點的個體: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而且,它還使用四種技術: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為了達到力量的組合而安排「戰術」。戰術是一種建構藝術。它借助被定位的肉體,被編碼的活動和訓練有素的能力,建構各種機制。在這些機制中,各種力量團精心組合而產生更大的效果。戰術,無疑是規訓實踐的最高形式。在這種認識中,18世紀的理論家發現了一切軍事活動——從對每個肉體的控制和操練到運用最複雜的綜合體特有的各種力量——的一般基礎,被規訓肉體的建築學、解剖學、力學和經濟學:「在大多數土兵眼中,戰術僅僅是宏大的戰爭科學的一個分支。而在我看來,戰術是這門科學的基礎。它們就是這門科學本身,因為它們教人們如何組建軍隊、命令軍隊、調動軍隊、指揮軍隊作戰,因為它們可以彌補數量的不足,可以寡敵眾。戰術還可以包容關於人員、武器、局勢、各種條件的認識,因為正是這些認識把決定那些運動的因素彙集在一起」(Gubert,4)。還有人這樣說:「戰術這個詞……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某種部隊的人員相對於其它部隊人員的位置,他們的運動和活動,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戰爭在戰略上是政治的延續。但是,不應忘記,「政治」作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模式的延續。政治作為一種維持內部和平與秩序的技術,曾竭力在調動和操練方面運用理想的軍隊機制,即被規訓的大眾、既馴順又得力的部隊、在兵營駐紮和在野外作戰的團隊的機制。在18世紀的大國中,軍隊維護著國內和平。無疑這是由於它是一支現實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劍,但這也是由於它是一種技術和一種知識載體,能夠把它們的圖式投射到社會共同體上。如果說在戰略上有一種連貫的政治一戰爭系列,那麼在戰術上也有一種連貫的軍隊一政治系列。戰略上,人們能夠把戰爭視為國家之間政治交往的一種方式;戰術上,人們也能夠把軍隊視為維持市民社會無戰爭狀態的要素。在古典時代,產生了各國彼此較量經濟和人口實力的重大政治和軍事戰略,也產生了在各個國家內對肉體和個人力量進行控制的精細的軍事和政治戰術。在這個時期,「軍事」——軍事制度,軍事科學,軍人(與以前所說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義的,是兩種形勢匯合的產物。一方面是戰爭和戰場喧囂,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靜。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認為18世紀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創造了一個完美社會的理想。但是,當時也有一個軍事社會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狀態,而是一部機器中精心附設的齒輪,不是原初的社會契約,而是不斷的強制,不是基本的權利,而是不斷改進的訓練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動的馴順。     
  「紀律應該成為全國性的,」吉伯特說,「我所描述的國家應該有一個簡單可靠、易於控制的政府。它應該類似於那些手段簡單而效率極高的龐大機器。這個國家的力量應來自自身的力量,其繁榮來自自身的繁榮。能夠摧毀一切的時間將增強其國力。它將否定那種世俗偏見,即認為凡是帝國都要屈從於衰亡的鐵律」(Guibert,XXlll-XXIV;另外參見馬克思於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關於軍隊與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論述)。拿破侖的軍事政體已經迫近了。它所採用的國家形式將更長久地存在。我們不應忘記,為它打下基礎的不僅有法學家,而且還有士兵;不僅有議員,而且有小官吏;不僅有法庭人士,還有兵營的人。羅馬的典範與這種結構結合,必然具有雙重的指涉:公民和軍團成員,法律和軍事策略。一方面,法學家或哲學家正從契約中尋找建設或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紀律專家則在共同制定對肉體實行個別與集體強制的程序。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三部分 規訓 第二章 規訓的手段     
   17世紀初,沃爾蒙森(Walhausen)就論述了作為一種規訓藝術的「嚴格紀律」。規訓權力的主要功能是「訓練」,而不是挑選和徵用,更確切地說,是為了更好地挑選和徵用而訓練。它不是為了減弱各種力量而把它們聯繫起來。它用這種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是為了增強和使用它們。它不是把所有的對象變成整齊劃一的會答眾生,而是進行分類、解析、區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標是必要而充足的獨立單位。它要通過「訓練」把大量混雜、無用、盲目流動的肉體和力量變成多樣性的個別因素——小的獨立細胞、有機的自治體、原生的連續統一體、結合性片斷。規訓「造就」個人。這是一種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像又視為操練工具的權力的特殊技術。這種權力不是那種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認為無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權力。這是一種謙恭而多疑的權力,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與君權的威嚴儀式或國家的重大機構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們正在逐漸侵蝕那些重大形式,改變後者的機制,實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機構也不能避免這種幾乎毫不掩飾的侵蝕。規訓權力的成功無疑應歸因於使用了簡單的手段: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特有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     
  [[層級監視]]     
  紀律的實施必須有一種借助監視而實行強制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中,監視的技術能夠誘發出權力的效應,反之,強制手段能使對像歷歷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時代,我們看到了這些觀察人群的「監視站」的形成。而關於這一點,科學史很少論及。望遠鏡,透鏡和射線是新的物理學和宇宙學的一部分。與這些重大技術平行發展的是不那麼重要的復合交叉觀察的技術,既能觀察而又不被發現的技術。由於使用了征服技術和剝削方法,一種關於光線和可見物的模糊藝術便悄悄地醞釀了一種關於人的新知識。     
  這些「監視站」有一個近乎理想的模式,即軍營——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臨時性人造城市。這是一個權力活動中心。在這裡,權力應極其強大,但也應極其周密、極其有效,而且因為其實施對象是軍人,所以應極其警覺。在完美的軍營裡,一切權力都將通過嚴格的監視來實施;任何一個目光都將成為權力整體運作的一部分。無數新設計方案對傳統的營區圖案進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幾何規範、帳篷的數目和分佈、帳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嚴格的規定。相互監視的網絡也有規定:「在閱兵場上畫出五條線,第一條與第二條相隔16英尺,其餘各線彼此相距8英尺,最後一條線與軍械庫相距8英尺。軍械庫與軍士長的帳篷相隔10英尺,正對著營區第一根柱子。每條連隊大道寬51英尺。……     
  所有的帳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帳篷在其連隊的小通道對面,營區後柱與最後一個士兵帳篷相隔八英尺。營區門對著連長的帳篷。……連長的帳篷建在連隊大道的對面。其入口對著連隊。」門)軍營是一個借助把一切變得明顯可見來行使權力的範本。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軍營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則——層級監視的空間「築巢」——體現在城市發展中,體現在工人階級居住區、醫院、收容所、監獄和學校的建設中。這是一種「嵌入」(encastrement)原則。軍營是十分可恥的監視技巧的一種運用,正如暗室是偉大的光學的一種運用。     
  由此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個建築物不再僅僅是為了被人觀賞(如宮殿的浮華)或是為了觀看外面的空間(如堡壘的設計),而是為了便於對內進行清晰而細緻的控制——使建築物裡的人一舉一動都彰明較著。用更一般的語言說,一個建築物應該能改造人:對居住者發生作用,有助於控制他們的行為,便於對他們恰當地發揮權力的影響,有助於瞭解他們,改變他們。磚石能夠使人變得馴順並易於瞭解。舊式監禁和封閉的簡單設計——限製出入的高牆大門——開始被關於開口,關於被填充的和空曠的空間、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計算所取代。按照這種方式,醫院建築就逐漸被安排成醫療活動的工具:有助於更好地觀察病人,從而更好地調整對他們的治療;醫院建築在結構上將病人精心地隔離開,旨在預防傳染病;改善通風條件和注意每個病床周圍的空氣流通,旨在防止污濁氣體損害病人情緒和傳染疾病。醫院是在該世紀後半期建立的。在主官醫院(HotelDieu)第二次焚燬後人們擬定了許多關於醫院的方案。醫院不再僅僅是貧困無助和奄奄待斃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質本身而言,它是一個治療所。     
  與之相似的是,學校建築也將成為一個訓練機構。帕裡斯一杜維內(Paris-Duverney)」所設想的軍事學院就是一個教育機構。他把自己設想的每一個細節都強加給建築師加布裡埃爾(Gabriel)。訓練強健的身體,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幹的軍官,這是資格要求;造就唯命是從的士兵,這是政治要求;防止淫逸和同性戀,這是道德要求。根據這四種理由,必須建造學生的隔離房間,但是為了持續不斷地監視,也需要有孔眼。學院的建築應成為一個監視機構。各個房間沿著一個走廊排開,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離設置一個官員宿舍,「每十名學生兩邊各有一個官員」。晚上,學生只許待在自己的小屋裡。帕裡斯還主張「每個房間靠走廊的牆上從齊胸高的位置到距天花板一、二英尺的位置開一個窗戶,有了這種窗戶不僅令人心曠神怕,而且可以說,除了決定這種安排的規訓I原因外,它還有若干方面的實際用途」(轉引自I。aulan,117一118)。在各餐廳裡有「一個設置教官桌子的稍高的平台,使他們能夠看到所有分組用餐的學生餐桌」。廁所裝設半截門,值班學監可以看到學生的頭和腿,但側板較高,「廁所裡的人不能彼此窺視」。〔2)這種關於監視的良苦用心體現在建築的無數細小機制中。如果人們忘卻了這種工具化的意義,這些機制只能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這種工具化在使個人行為不斷被對像化、愈益被細密劃分的過程中是次要的但也是無懈可擊的。規訓;機構裡暗含著一種類似用於觀察行為的顯微鏡的控制機制。這些機構所創造的分工精細的部門圍繞著人形成了一個觀察、記錄和訓練的機構。人們為什麼要在這些觀察機制中再細分觀察功能?人們為什麼要建立這些觀察機制的交流網?人們為什麼要把一切安排得細密複雜從而能造成一種單一的持久的權力?     
  完美的規訓機構應能使一切都一目瞭然。中心點應該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瞭解的事情的匯聚點,應該是一隻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個所有的目光都轉向這裡的中心。這就是勒杜(I-edoux)」在建造阿爾克·塞南(Arc-et-Senans)鹽城時所設想的東西。所有的建築物被排列成一個環形,門窗對著裡面。中心點是一個高大建築物。這裡行使著行政管理職能,治安監視職能,經濟控制職能,宗教安撫職能。這裡發號施令,記錄各種活動,察覺和裁決一切過錯。而做到這一切僅僅需要一種精密的幾何學的直接幫助。在18世紀後半期,這種環形建築聲名卓著,在眾多原因中,無疑應包括一個事實,即它體現了某種政治烏托邦。     
  然而,規訓監視其實是需要中繼站的。金字塔形能夠比環形更有效地滿足兩個要求。一是能夠完整地形成一個不間斷的網絡,從而能夠增加層次,並把各層次散佈在需要監視的整個平面上。二是結構合理,不會將一種惰性力量壓在需要規訓的活動上,不會成為這種活動的制動器或障礙。總之,它應能被納入規訓機制,並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須被分解成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於增大其生產功能:使監視具體化並切實可行。     
  這正是當時大工場和工廠的情況,在這些工場(廠)中形成了一種新的監視方式。它不同於手工工場時期的監視方式。後者是由負責實施規章的巡視員從外面進行的監視。現在需要的是一種強化的連續的監視。它應貫穿勞動過程。它不是或不僅僅是針對生產(原材料的性質和數量、工具的類型、產品的尺寸和質量);它也考慮人的活動、技能,完成任務的方式,敏捷程度,工作熱情以及他們的表現。但是,它也不同於師傅在工人和學徒身邊進行的家內監視,因為它是由職員、監工和工頭來進行的。由於生產機制日益擴大和日益複雜,工人數量增多,勞動分工細密,監視就變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難。它變成了一項專門職能,成為生產過程的一部分,與整個生產過程並行。經常在場但又不同於工人的專門人員成為不可缺少的了:「在大工廠中,一切按時鐘行事。工人受到嚴厲粗暴的對待。職員習慣於對他們頤指氣使,刻薄挖苦,因此,工人不是付出更多,就是很快離開」(《百科全書》,《手工工場》條)。儘管工人寧願要行會制度也不要這種新的監視制度,僱主卻認為後者是與工業生產、私有財產和利潤體制密不可分的。在一個工廠、大鐵廠或礦山裡,「支出的項目不勝繁雜。在每一項上稍有弄虛作假,合計起來就是巨大的欺詐。這不僅會吞噬利潤,而且會流失資本。……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複,就可能成為企業的致命問題,甚至在很短的時間裡便能毀滅企業。」因此,唯有直接從屬於老闆斧僅僅負有此項任務的代理人才能監督看「不使每一分錢白白花掉,不使每一時刻被浪費掉」。他們的作用就是「監督工人,巡視各工作地點,向經理報告各種情況」(Cournol)。這樣,監視就變成一個決定性的經濟活動因素,既是生產機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規訓權力的一個特殊機制。「一旦受到資本控制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管理、監督和調節的工作就變成資本的一個職能。一旦成為資本的職能,它就獲得了特殊的性質」(Marx,《資本論》,Vol,I,313)。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初等教育的改造中:監督的細節被明文規定,監督進入教學關係中。由於教區學校的發展,學生人數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時管理整班學生活動的方法,從而產生了混亂,因此亟需制定一種監督體制。為了幫助教師,巴坦庫(Batencour)從優秀學生中選任了一批「幹事」——班長、觀察員、課代表、輔導員、祈禱文誦讀員、書寫員、墨水保管員、施賑員和探訪員。這裡有兩種角色,一種負責具體工作(分發墨水和紙張,向窮人發放救濟品,在節日誦讀經文等);另一種負責監督:「觀察員應記錄下誰離開座位,誰在說話,誰沒帶念珠或祈禱書,誰在做彌撒時舉止不端,誰有不軌行為,誰總在閒談或在街上不守規矩」;「課代表」負責監管「在學習時說話或哼曲的人,不寫作業而把時間浪費在玩耍上的人」。「探訪員」拜訪缺勤或犯下嚴重錯誤的學生的家長。「班長」監督所有的幹事。只有「輔導員」是一個教學角色。他們的任務是兩人一組小聲地教學生誦讀(M.1.D.B,68一83)。數十年後,德米亞提倡與之相似的分層管理,而幾乎所有的監督職能都因有了一種教學意義而加強:一個助教教學生握筆姿勢,糾正書寫錯誤,同時「記錄調皮者」;另一個助教在閱讀課中負有同樣的任務。班長負責監督其他幹事和全班的表現,並負責「使新生習慣學校的規矩」。組長讓學生背誦課文,並記下不會背的人名。〔對在此我們看到了「互教」機構的輪廓,其中三種程序結合為單一的機制:教學本身,通過教學活動實踐獲得知識,層層監督。一種明確而有規則的監督關係被納入教學實踐的核心。這種關係不是一個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種內在的、能夠提高其效能的機制。分層的、持續的、切實的監督,也許不是18世紀的重大技術「發明」,但是它的暗中擴展使與之相關的權力機制變得重要。通過這種監督,規訓權力變成一種「內在」體系,與它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那種機制的經濟目標有了內在聯繫。它也被安排成一種複雜的、自動的和匿名的權力。因為雖然監督要依賴人實現,但是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關係網絡的作用。這個網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下而上的與橫向的。這個網絡「控制」著整體,完全覆蓋著整體,並從監督者和被不斷監督者之間獲得權力效應。在對紀律實行層層監督時,權力並不是一個被佔有的物或一個可轉讓的財產。它是作為機制的一部分起作用。誠然,它的金字塔組織使它有一個「頭」,但是,在這持久連續的領域裡產生「權力」和分配人員的是整個機構。這樣就使得規訓權力既是毫不掩飾的,又是絕對「審慎」的。說它「不掩飾」是因為它無所不在,無時不警醒著,因為它沒有留下任何晦暗不明之處,而且它無時不監視著負有監督任務的人員。說它「審慎」則是因為它始終基本上是在沉默中發揮作用。紀律使一種關係權力(relationalPower)得以運作。這種關係權力是自我維繫的。它用不間斷的精心策劃的監視遊戲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由於有了這種監督技術,權力「物理學」對肉體的控制遵循著光學和力學法則而運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間、線條、格網、波段、程度的遊戲,絕不或在原則上不訴諸濫施淫威和暴力。這是一種更微妙的「物理」權力,因此似乎是不那麼「肉體性」的權力。規範化裁決     
  1.在波萊騎士(ChevalierPaulet)孤兒院,每天早晨舉行的審判會產生了一整套儀式:「我們發現所有的學生都排隊站立,整齊肅穆,似乎準備投入戰鬥。軍令長是一位十六歲的年輕紳士,他手握劍,站在隊伍外。在他的指揮下,隊伍在跑動中改變隊形,組成一個環形。軍官會議在中心點舉行。軍官報告過去24小時內各自隊伍的情況。被告可以為自己辯護,證人當場作證,軍官會議進行磋商,在達成一致意見後,由軍令長宣佈犯錯者人數,錯誤性質和懲罰命令。然後隊伍便井然有序地出發」(Pictet)。在一切規訓系統的核心都有一個小型處罰機制。它享有某種司法特權,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規定的罪行、特殊的審判形式。紀律確立了一種「內部處罰」。紀律分割了法律所不染指的領域。它們規定和壓制著重大懲罰制度不那麼關心因而抬手放過的許多行為。「進來時,工友應彼此問候,……離開時,他們應該鎖好他們使用的材料與工具,並查看是否關了燈」;「明確禁止用身體姿勢或其它方式運工友誼笑」;他們應該「表現得誠實莊重」;凡未向奧本海姆(M.PPenheim)請假而缺席超過五分鐘者將「按缺勤半天記錄下來」;為了確保在這種精細的刑事司法中不會有任何遺漏,禁止做「任何可能傷害奧本海姆及其同事的事情」(ppenheim,1809年9月29日)。工廠、學校、軍隊都實行一整套微觀處罰制度,其中涉及時間(遲到、缺席、中斷)、活動(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熱情)、行為(失禮、不服從)、言語(聊天、傲慢)、肉體(「不正確的」姿勢、不規範的體態、不整潔)、性(不道德、不莊重)。與此同時,在懲罰時,人們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做法,從光線的物質懲罰到輕微剝奪和羞辱。這樣即使最微小的行為不端受到懲罰,又使規訓機構的表面上無關緊要的因素具有一種懲罰功能。因此,在必要時任何東西都可用於懲罰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個人都發現自己陷入一個動輒得咎的懲罰羅網中。「人們應該把懲罰這個詞理解為能夠使兒童認識到自己的過錯的任何東西,能夠使他們感到羞辱和窘迫的任何東西:……一種嚴厲態度,一種冷淡,一個質問,一個羞辱,一項罷免」(I。aSalle     
  《管理》,204一205)。     
  2.紀律也帶有一種特殊的懲罰方式。它不僅僅是一個小型法庭模式。規訓處罰所特有的一個懲罰理由是不規範,即不符合準則,偏離準則。整個邊際模糊的不規範領域都屬於懲罰之列:士兵未達到要求便是犯了「錯誤」;學生的「錯誤」不僅僅包括輕微的違紀,而且包括未能完成功課。普魯土步兵條例規定,凡未學會正確使用步槍者都應受到「最嚴厲」的對待。同樣,「凡在前一天沒有記住功課的學生,必須背下功課,不得有任何差錯,在第二天要重背。他將被迫站著或跪著聽課,雙手合握。或者,他將受到其他處罰。」     
  這種由規訓懲罰所維持的秩序具有複雜的性質。這是一種「人為」的秩序,是由法律、計劃、條例所明確規定的。但它也是由可觀察到的自然進程規定的。學徒期限,完成某項作業的時間,能力的水準,這些都涉及到某種規律,而這種規律也是一種準則。公教學校(ChristianSchool)的孩子不應上他們還不能領會的「日課」,否則將使他們有可能什麼也學不會。但是,每個階段的期限應在條例中加以規定,凡是經過三次考試不能升級的學生應該安排在明顯可見的「笨學生」座位上。在規訓制度中,懲罰具有司法一自然的雙重參照。     
  3.規訓懲罰具有縮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實質上應該是矯正性的。除了直接借鑒於司法模式的懲罰(罰款、鞭答、單人禁閉)外,規訓體制偏愛操練懲罰——強化的、加倍的、反覆多次的訓練。1766年步兵條例規定,「凡有某種疏忽表現或精神不振作的一等兵應降為二等兵」,只有經過重新操練和重新考核之後,他們才能晉陞到原來的軍階。拉薩勒指出:「在各種補救性懲罰中,罰做作業在教師看來是最正當的,在家長看來是最有利的。」這樣就能「使孩子從錯誤本身得到改過自新、不斷提高的手段」。譬如,對那些「沒有完成全部書寫作業或沒有盡力做好書寫作業的學生,可以罰他們寫或背某些補充作業」(I-aSalle管理》,205)。規訓懲罰基本上與義務屬於同一類型。它與其說是一種被踐踏的法律的報復,不如說是對該法律的重申,而且是加倍地重申,以致於它可能產生的矯正效應不僅包括附帶的贖罪和懺悔。這種矯正效應可以直接通過一種訓練機制而獲得。懲罰就是操練。     
  4,在紀律中,懲罰僅僅是獎一罰二元體制的一個因素。此外,這種體制是在訓練和矯正過程中運作的。教師「應該盡可能地避免使用懲罰,相反,他應該多獎勵少懲罰。懶惰的學生與勤奮的學生一樣,希望獲得獎勵比畏懼懲罰更能使他振奮。因此,當教師被迫使用懲罰時,如果他能先贏得孩子的心,是大有助益的」(Demia,17)。這種二元機制使得規訓處罰具有某些特殊的做法。首先,關於行為和表現的定義是基於善與惡這兩個對立的價值。在這裡不是採用諸如刑事司法實踐中簡單地劃出禁區的做法,而是講究在正負兩極之間的分配。一切行為都納入介於好與壞兩個等級之間的領域。其次,對這個領域進行量化,並據此制定一種計算方法,也是能夠做到的。有了一種沿用至今的處罰計算,就可以做出每個人的處罰平衡表。學校的「司法」源於軍隊和工廠,但學校把這項制度大大地發展了。公教學校兄弟會設計了一套完整的獎勵和補罰的體系:「學生可以使用獎勵來免除補罰。……     
  譬如,一個學生被要求完成作為一種補罰作業的四個或六個問題。他可以通過積累一定數量的獎勵點數來免除這種補罰。教師可以規定每道題的點數。……因為獎勵相當於一定數量的點數,教師也有另外一些價值較小的點數,來給前一種點數找零頭。譬如,一個孩子需要用六個點來免除一項補罰。他掙得一個有十個點的獎勵。把這個交給教師,教師找給他四個點。其它以此類推」(I-aSalle《管理》,自156頁起)。在此我們看到的是赦免制度的移植。通過這種獎勵與借支的量化與循環,借助正負點的連續計算,規訓機構排列出「好的」與「壞的」對象的等級順序。由此,一種無休止懲罰的微觀管理就造成了一種分殊化。這種分殊化不僅僅是對行為的區分,而且是對人員本身及其種類、潛力、水準或價值的區分。通過對行為進行精確的評估,紀律就能「實事求是」地裁決每個人。它所實施的處罰也被整合進對每個人的認識循環中。     
  5.按等級分配具有兩個作用:一是標示出差距,劃分出品質、技巧和能力的等級;二是懲罰和獎勵。這正是整頓秩序時懲罰的作用與裁決的特性。紀律僅僅用獎勵給予回報,因而使人能得到晉陞。它把這個過程顛倒過來作為懲罰。在「軍事學院」,人們制定了一套複雜的「榮譽」級別體系。這種級別明顯地表現在制服的細微變化上。體面或不體面的懲罰,是享有特權或丟臉的標誌。與這種等級相聯繫,這種分等級的懲罰定期頻繁地進行。官員、教師及其助手不考慮年齡或年級,就「學生的道德品質」與「他們的公認的表現」做出報告。第一等是「優秀生」,其標誌是銀肩章。他們享有被視為「真正軍人」的榮譽。他們也因此享有受軍事懲罰(逮捕甚至監禁)的權利。第二等是「良好生」,其標誌是紅綢銀肩章。他們可以被逮捕和送進監獄,但也可以被關在囚籠裡和罰跪。「中等生」有權佩帶紅色木肩章,除了上述刑罰,在必要時還要穿麻布喪服。最後一等是「劣等生」。其標誌是一個褐色木肩章。「該等級學生將受到學院內使用的一切懲罰或被認為必要的一切懲罰甚至包括被單獨囚禁在一間黑牢裡。」此外,有時這個「恥辱」的等級還受到特殊條例的管理,「以致該等級學生將被與其他學生隔離開,總是穿著麻布喪服」。因為功過和優劣表現就能決定學生的地位,「後兩個等級的學生將會以為,當別人承認他們的行為有變化和進步時,他們就能升入前兩個等級和佩帶其標誌。同樣,如果優良等級的學生鬆懈了,如果各種彙集起來的報告對他們不利,證明他們不配得到較高等級的獎勵和特權,那麼他們將被降級。……」懲罰級別應該趨向於消亡。「恥辱」等級的設立僅僅是為了消滅這個等級:「為了判斷恥辱等級中表現好的學生改過自新的性質」,應該讓他們重新進入較高等級,發還他們的制服,但是,在用餐和娛樂時,依然讓他們與劣等生在一起。如果他們不能保持良好的表現,他們就被留在差生中。「如果他們在這個等級中和在這種混合中表現得令人滿意,那麼他們就完全脫離差生」(《國家檔案》,MM658,1758年3月30日;MM666,1763年9月15日)。這樣,這種等級懲罰就具有兩種效果:一是根據能力和表現即根據畢業後的使用前途來編排學生;二是對學生施加經常性的壓力,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們學會「服從、馴順、學習與操練時專心致志,正確地履行職責和遵守各種紀律」。這樣,他們就會變得大同小異,相差無幾。     
  總之,在規訓權力的體制中,懲罰藝術的目的既不是將功補過,也不是僅僅為了壓制。它進行五個階段的運作。它把個人行動納入一個整體,後者既是一個比較領域,又是一個區分空間,還是一個必須遵循的準則。它根據一個通用的準則來區分個人,該準則應該是一個最低限度,一個必須考慮的平均標準或一個必須努力達到的適當標準。它從數量上度量,從價值上排列每個人的能力、水準和「性質」。它通過這種「賦予價值」的度量,造成一種必須整齊劃一的壓力。最後,它劃出能確定各種不同差異的界限,不規範者(軍事學院的「恥辱」等級)的外在邊界。在規訓機構中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無休止懲戒具有比較、區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總之,它具有規範功能。     
  因此,它在各個方面都不同於司法刑罰。後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慮一系列可觀察的現象,而是訴諸必須記住的法律和條文。它不是區分每個人,而是根據一些普遍範疇來確定行為;不是排列等級,而僅僅是玩弄允許與禁止的二元對立;不是加以同化,而是對罪名做出一勞永逸的劃分。規訓機制掩藏著一種「規範處罰」。就其原則和功用而言,它不能劃歸法律刑罰。在規訓建築物中似乎永遠設立著的小法庭,有時具有重大司法機構的戲劇形式。但我們不要因此產生誤解。除了形式上的個別痕跡外,它並不把刑事司法機制加於日常存在的網絡上,至少這不是它的基本作用。紀律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創造出一種新的懲罰功能。表面上看,小法庭似乎是重大司法機構的簡陋的或諷刺性的複製品,但實際上卻是新的懲罰功能在逐漸介入那個重大的外部機制。整個現代刑罰歷史所顯示的司法一人本主義功能並不是起源於人文科學對刑事司法的介入,不是起源於這種新的合理性所特有的或似乎與之俱來的人道主義所特有的要求。它起源於運用這些規範化裁決新機制的規訓技術。規範(norm)的力量似乎貫穿在紀律之中。這是現代社會的新法則嗎?我們可以說,自18世紀以來,它已與其它力量——律法、聖經、傳統結合起來,並給它們劃定新的界限。「規範的」被確定為教學中的強制原則,與此同時引出了一種標準化教育和建立了「師範學院」(ecolesnormales)。在組織一種全國性醫生職業和一種能夠貫徹統一的健康規範的醫院系統的努力中,它得到確立。在使工業生產過程和產品標準化的努力中,它得到確立(關於這個問題,可參見Cangu比em的重要論述,171一191)。與監督一樣並且與監督一起,規範化在古典時代末期成為重要的權力手段之一,因為曾經表示地位、特權和依附關係的標誌正逐漸被一整套規範級別所取代,至少是以後者為補充。後者不僅表示在一個同質社會體中的成員資格,而且也在分類、建立等級制和分配等級中起一定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規範化力量是強求一律的。但由於它能夠度量差距,決定水準,確定特點,通過將各種差異相互對應而使之變得有用,它也有分殊的作用。人們很容易理解規範力量是如何在一種形式平等的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為在一種同質狀態中(這種狀態就是一種準則),規範導致了各種個體差異的顯現。這既是實用的要求,也是度量的結果。檢查     
  檢查把層級監視的技術與規範化裁決的技術結合起來。它是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它確立了個人的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個人。這就是為什麼在規訓的各種機制中檢查被高度儀式化的原因。檢查把權力的儀式、試驗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融為一體。在規訓程序的核心,檢查顯示了被視為客體對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對象化。權力關係和認識關係的強行介入在檢查中異常醒目。這是被科學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時期的另一項革新。人們撰寫有關對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實驗的歷史。但是,為什麼沒有人撰寫更普遍、更富於變化、但也更有決定意義的檢查(考試)的歷史——它的儀式、方法、特點、作用、問答遊戲、評定和分類體系?要知道,在這種微不足道的技術中可以發現一個完整的知識領域、一種完整的權力類型。人們常常談論人文「科學」輕率地或畫蛇添足地帶有意識形態。然而,它們的這種技術手段,這種細微的操作模式(已經得到廣泛傳播——從精神病學到教育學,從疾病診斷到勞動僱用),這種司空見慣的檢查方法,難道不是在一種機制中貫徹能夠提取和建構知識的權力關係嗎?這不僅發生在意識、觀念的層面上和人們自以為瞭解的事物中,而且發生在能夠造就知識,使知識變為政治干預的事物的層面上。     
  18世紀末,造成醫學的認識「解凍」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作為「檢查」機構的醫院組織起來了。巡診儀式是其最明顯的形式。17世紀,醫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來自外面的醫生的視查。醫生幾乎不參與醫院的日常管理。漸漸地,巡診變得更有規律,更嚴格,特別是範圍更大了。它變成醫院功能中一個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醫院要求醫生每日巡診。1687年,一名「預定」的醫生每天午後檢查一些重病人。18世紀的條例規定了巡診的鐘點和持續時間(至少2個小時),要求實行醫生輪流巡診制,以保證每天「甚至復活節」都有人巡診。1771年,任命了一名醫院醫生,負責「在外來醫生巡診的間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務」(《主宮醫院決議彙編》)。舊的不定期的走馬觀花變成了常規性的觀察,從而使病人處於一種幾乎無休止的受檢查狀態。這有兩個後果:在內部等級系統中,原來作為一種外在因素的醫生,開始超過宗教人員的地位,把後者排擠到檢查技術中一個明確而次要的地位;「護士」類型出現了;與此同時,原來形同貧民院的醫院,將要變成一個訓練所,與知識相關的場所;它因此體現了一種權力關係的顛覆和一種知識系統的建構。「紀律嚴明」的醫院變成醫療「規訓」的物質樣本。這種規訓能夠立刻拋棄其文本性,不是從作者一權威的傳統,而是從不斷受檢查的對象的領域中找依據。     
  與之類似的是,學校變成一種不斷考試的機構。考試自始至終伴隨著教學活動。它越來越不是學生之間的較量,而是每個人與全體的比較。這就有可能進行度量和判斷。公教學校兄弟會希望在一周裡每天對學生進行考試:第一天考拼寫,第二天考算術,第三天上午考教義問答,下午考書寫,等等。此外,每月應舉行一次考試,以挑選出有資格讓督察員考核的學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橋樑堤壩學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試:數學、建築學和繪圖各考三次,寫作考兩次,石工、建築風格、勘測、水平測量、建築估算各考一次。考試不僅僅標誌著一個學徒期的結束,而且成為一個永久的因素。通過一種不斷重複的權力儀式,考試被編織在學習過程中。考試使教師在傳授自己的知識的同時,把學生變成了一個完整的認識領域。在行會傳統中,學徒期以考試為結束,考試證明了一種已獲得的能力——「出師」證明知識的傳授已經完成。與此相反,學校中的考試是一個永恆的知識交換器。它確保知識從教師流向學生,但它也從學生那裡取得一種供教師用的知識。學校變成為發展教育學的地方。正如醫院檢查的程序使得醫學認識「解凍」,「考試型」學校的時代標誌著一種科學的教育學的開端。軍隊歷史上的檢閱和不停的反覆運動的時期,標誌著一種龐大的戰術知識的發展。這種知識在拿破侖戰爭時代發揮了作用。     
  檢查導入了一個完整的機制。這種機制把一種知識形成類型與一種權力行使方式聯繫起來。     
  1.檢查把可見狀態轉換為權力的行使。在傳統中,權力是可見、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調動自己力量的運動中發現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權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陰影之中。他們只能從被讓與的部分權力或者從他的暫時擁有的部分權力的折光中獲得光亮。但是,規訓權力是通過自己的不可見性來施展的。同時,它卻把一種被迫可見原則強加給它的對象。在規訓中,這些對像必須是可見的。他們的可見性確保了權力對他們的統治。正是被規訓的人經常被看見和能夠被隨時看見這一事實,使他們總是處於受支配地位。此外,檢查是這樣一種技術,權力借助於它不是發出表示自己權勢的符號,不是把自己的標誌強加於對象,而是在一種使對像客體化的機制中控制他們。在這種支配空間中,規訓權力主要是通過整理編排對像來顯示自己的權勢。考試可以說是這種客體化的儀式。     
  在此之前,政治儀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過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權力表現。這是一種權勢的炫耀、一種誇大的和符號化的「消費」。權力通過它而煥發活力。它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與慶祝勝利相聯繫。君主的莊嚴出場總是帶有獻祭、加冕和凱旋的某種因素。甚至葬禮也伴有展示權力的全部場面。但是,規訓有自己的儀式。它不是凱旋儀式,而是檢閱、「閱兵」。這是一種大張旗鼓的檢查形式。在這種儀式中,受檢閱者作為「客體對像」而呈現,供僅僅表現為凝視的權力來觀看。他們並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權力的形象,而是僅僅感受到它對他們已經變得十分清晰和馴順的肉體的影響,而且還是通過複製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舉行第一次軍事檢閱。受閱者有18000人。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間最壯觀的行動之一」。據說,它「使整個歐洲都惴惴不安」。幾年後,製作了一個徽章來紀念這個事情(見JllCquot,50一54)。紀念章上有「振興軍紀」的文字和「迎勝利演習」的圖形。在圖的右方,國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揮操練。在左方,幾行士兵眉眼清晰,縱深排列。他們的右手平舉與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槍,右腿稍稍向前,左腳向外。在地面上,有幾條線垂直相交,構成幾個長方形,指示操練的不同階段和位置。紀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義建築圖。宮殿的圓柱是士兵隊列和直立步槍的延伸,地面是操練線的延伸。但是,在建築物頂部的橫桿上面是舞蹈造型:線條曲折,姿勢勻稱,衣裙細緻。大理石雲紋是統一而和諧的運動線條,但是人物則被凝固為整齊劃一的隊列與線條。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對比統一體。建築物和構圖在頂端釋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對地面上被規訓的人則用秩序的準則和幾何學來加以限制。這是權力的圓柱。米哈伊爾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讓一支團隊舉手站立一個小時後,評論道:「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KroPotkin,8.轉引自G.Cauguilhcm)。     
  讓我們把這個徽章當作一個時期的證據。在這個時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長的是,君主權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與規訓權力的儀式的出現結合起來。君主難得的可見狀態變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見狀態。正是在規訓;運作中的這種可見狀態的轉化,將會保證權力的行使,即使權力以最低級的形式出現。我們正在進入無窮盡的檢查和被迫客體化的時期。     
  2.檢查也把個體引入文件領域。檢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頭、按時間彙集的詳細檔案。檢查不僅使人置於監視領域,也使人置於書寫的網絡中。它使人們陷入一大批文件中。這些文件俘獲了人們,限定了人們。檢查的程序總是同時伴有一個集中登記和文件彙集的制度。一種「書寫權力」作為規訓機制的一個必要部分建立起來。在許多方面它都仿照了傳統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獨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識別、通知或描述的方法。這是軍隊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在軍隊裡需要杜絕逃兵,避免重複註冊,糾正軍官上報的虛假「信息」,瞭解每一個人的表現和價值,確定失蹤者或死亡者的減員數額。這也是醫院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在醫院裡需要辨認病人,驅逐裝病者,跟蹤疾病的變化,研究治療效果,確定類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這也是教學機構需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在那裡必須確定每個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冊能使任何一個人瞭解孩子們在學校期間的品行,在信仰、教義和知識方面的進步」(M.1.0.B,64)。     
  於是,一系列有關規訓個體的符碼形成了,從而有可能通過同質化來錄澤由檢查所確定的個人特徵,如信號的物理符碼,病症的醫學符碼,行為和表現的教育或軍事符碼(法典)。這些符碼不論在質還是在量上都是簡陋的。但是,它們標誌著個人在權力關係中「形式化」的第一階段。     
  規訓書寫的其它革新涉及到這些因素的相互關聯,文件的積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較領域的建立。通過比較,進行分類、形成範疇、確定平均水準和規範。18世紀的醫院尤其成為文版方法的大實驗室。記錄的保管、歸納整理及在巡診時的流通,醫生與行政人員例會上的比較核對,數據的上報(向醫院的中心機構或貧民院總署),一個醫院、一個城鎮甚至全國的疾病、治療和死亡情況的統計,這些都成為使醫院納入規訓喇度的過程的一個部分。在一個良好的醫療「規訓」(在這個詞的雙關意義上,即紀律和學科)所應具備的各種基本條件中,應該包括書寫程序。後者應使個人資料得以納入各種累積系統,而不致遺失,應使個人納入總的記錄中並且使每個人的檢查數據都會影響總的計算。     
  由於檢查伴有一套書寫機制,檢查就造成了兩種相互關聯的可能性:首先是把個人當作一個可描述、可分析的對象,這樣做不是為了像博物學家對待生物那樣把人簡化為「種」的特徵,而是為了在一種穩定的知識體系的監視下,強調人的個人特徵、個人發育、個人能力;其次是建構一個比較體系,從而能夠度量總體現象,描述各種群體,確定累積情況的特點,計算個人之間的差異及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佈。     
  這些有關記錄、登記、建立檔案、分類製表的瑣碎技術對於我們來說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但在當時關於個人的科學的認識「解凍」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人們無疑會提出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問題:一種研究個人的科學能夠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嗎?重大的問題或許需要有重大的解決辦法。然而,這裡涉及的是一個較小的歷史問題,即在接近18世紀末時一般可稱為「臨床」科學的事物的出現問題。這是有關個別描述、交叉檢查、既往病歷、「檔案」如何進入科學話語的一般運作的問題。對於這個簡單的事實問題,人們無疑必須給予一個不那麼「高雅」的回答:人們應該探究這些書寫和登記的程序,人們應該探究檢查的機制,探究規訓機制與一種新的支配肉體的權力的構成。關於人的科學就是這樣誕生的嗎?這一點或許可以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檔案中得到解答。對肉體、姿勢和行為進行強制的現代方式就源出於此。     
  3.由各種文陵技術所包圍的檢查把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個案」。這種個案同時既成為一門知識的對象,又成為一種權力的支點。個案不再是決疑法或法理學中的那種確定一種行為並能修改對某一準則的運用的一組證據。它就是那個可描述、判斷、度量及與他人比較的具有個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個必須加以訓練、教養、分類、規範化、排斥等等的個人。     
  長期以來,普通的個性——每個人的日常個性——一直是不能進入描述領域的。被注視、被觀察、被詳細描述、被一種不間斷的書寫逐日地跟蹤,是一種特權。一個人的編年史、生話報道、死後的歷史研究,是他的權力象徵儀式的一部分。規訓方法顛倒了這種關係,降低了可描述個性的標準,並從這種描述中造就了一種控制手段和一種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來回憶的紀念碑,而是供不備之需的文件。而且,這種新的描述是最鮮明的,因為規訓結構是很嚴格的。自18世紀起,與規訓機制的發展曲線相一致,兒童、病人、瘋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為個別描述和生平記載的對象。這種把現實生活變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種客觀化和征服。如同國王的編年史或綠林好漢的傳奇一樣,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經過仔細核對的生平也屬於具有某種政治功能的書寫內容,但是所使用的權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於檢查是同時從儀式上和「科學」上對個人差異的確定,是用每個人的特點來確定這個人(與典禮不同,典禮是用具有各種標誌的場面展示地位、門第、特權和職務),檢查就清晰地標示了一種新的權力運行方式的出現。在這種方式中,每個人都獲得自己的個性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身份標誌,他通過這種身份與表現他和使他成為「個案」的特徵、計量、差距、「標誌」聯繫起來。     
  最後,檢查處於使個人成為權力的後果與對象,知識的後果與對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由於檢查將層級監視與規範化裁決結合起來,就確保了重大的規訓功能:分配和分類,最大限度地搾取力量與時間,連續的生成積累,最佳的能力組合,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具有單元性、有機性、創生性和組合性的個性的製作。由於有了它,那些紀律也被儀式化了。可以說,這些紀律是一種針對個人差異的權力運作方式。     
  各種紀律的出現,標誌著個人化的政治軸心被顛倒的時代。在某些社會裡,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樣板的社會裡,可以說,在君權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權力的較高等級中,個人化的程度最高。一個人擁有的權力或特權越多,就越能通過禮儀、文字報道或形象化的複製品標示出他個人。表明某人屬於某種血緣集團的「姓氏」和家譜,展示非凡能力並被文學記載所傳揚的豐功偉績,標誌著行之有效的權力關係的典禮,留芳百代的紀念碑或捐贈,奢侈鋪張的開銷,錯綜複雜的效忠與宗主關係,所有這些都是導致「上升」的個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個規訓制度裡,個人化是一種「下降」。隨著權力變得愈益隱蔽、愈益有效,受其影響的人趨向於更強烈的個人化。權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監視而不是盛大儀式,是觀察而不是紀念性文字,是以「規範」為參照物的比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為參照物的家譜,是「差距」而不是功績。在一個規訓制度中,兒童比成年人更個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個人化,瘋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個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種情況中,我們文明中的個人化機制更偏向於前一種人。當人們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個人化時,總是要問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潛藏著何種秘密的瘋癲,他曾想犯下什麼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精神或心理)這一詞根的科學、分析和實踐,都起源於這種個人化程序的歷史性顛倒。當個性形成的歷史一儀式機制轉變為科學一規訓機制、規範取代了血統、度量取代了身份、從而用可計量的人的個性取代了值得紀念的人的個性時,也正是一種新的權力技巧和一種新的肉體政治解剖學被應用的時候。此外,如果說從中世紀早期到現在,「冒險」是一種對個性的記載,是從史詩到小說、從高貴的行為到隱秘的特立獨行、從漫長的離鄉背井到對童年的內心探索、從戰場廝殺到沉迷幻想的過渡,那麼它也記錄了一個規訓社會的形成。我們童年的冒險不再體現在《可愛的小亨利})中,而是表現為「小漢斯」的不幸遭遇。今天的《玫瑰傳奇》(RomanceVtheRose)」是由瑪麗·巴恩斯(M。ryB。me)」撰寫的;朗斯洛(L。nc1。)」已被施賴貝爾法官OudgeSc5re5er)」所取代。     
  人們常說,以個人為構成元素的社會模式是從契約與交換的抽像法律形式中借鑒而來的。按照這種觀點,商業社會被說成是孤立的合法主體的契約結合。情況或許如此。誠然,17世紀和18世紀的政治學說往往似乎遵循著這種公式。但是,不應忘記,當時還存在著一種將個人建構成與權力和知識相關的因素的技術。個人無疑是一種社會的「意識形態」表象中的虛構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稱之為「規訓」的特殊權力技術所製作的一種實體。我們不應再從消極方面來描述權力的影響,如把它說成是「排斥」、「壓制」、「審查」、「分離」、「掩飾」、「隱瞞」的。實際上,權力能夠生產。它生產現實,生產對象的領域和真理的儀式。個人及從他身上獲得的知識都屬於這種生產。從規訓的小詭計中謀取這種權力,難道不是做得有些過分嗎?這些詭計怎麼會產生這麼大範圍的影響呢?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三部分 規訓 第三章 全景敞視主義     
   根據17世紀末頒布的一道命令,當一個城市出現瘟疫時,應採取下列措施問〕。     
  首先,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及其郊區,嚴禁離開城市、違者處死,捕殺一切亂竄的動物;將城市分成若干區,各區由一名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一名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該街事務;如果他離開該街,將被處死。在規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須待在家裡,違者處死。里長本人從外面挨家挨戶地鎖門;他帶走鑰匙,交給區長;區長保管鑰匙直到隔離期結束。每個家庭應備好口糧。但是沿街也設立了通向各所房子裡的木製小通道,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麵包和酒,同時又不與發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發生聯繫。肉、魚和草藥將用滑輪和籃子送進各家。如果人們必須離開住所,那就要實行輪流的辦法,避免相遇。只有區長、里長和衛兵可以在街上走動,另外還有在被傳染的房子、屍體之間活動的「烏鴉」。後者是些人們不管其死活的人。這些「窮人搬運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許多其它的下賤工作」。這是一個被割裂的、靜止凍結的空間。每個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動,就要冒生命危險,或者受到傳染或者受到懲罰。     
  監督不停地進行著。到處都是機警的監視目光:「一支由可靠的軍官和富人指揮的民兵隊伍」,在各個出入口、市政廳和各個區進行警戒,以確保民眾的服從和長官的絕對權威,「還嚴防一切混亂、偷盜和勒索」。在每個城門應設一個觀察站,在每個街口設幾個哨兵。每天,區長巡視所負責的地區,瞭解里長是否履行了職責、居民是否有不滿之處。他們應「監視他們(居民)的行動」。每天,里長也深入所負責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讓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對院子方向的居民應分得一個面向街道的窗戶,只有他們可在露面時使用)。他呼喊每個人的名字,瞭解每個人的狀況——「因有死刑的威脅,居民會被迫說出真實情況」。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長應該追問原因:「這樣,他會很容易發現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隱藏起來」。每一個鎖在這種籠子中的人,每一個在各自窗口處的人,都要回答點名和在追問時露面——這是對生者和死者的大檢查。     
  這種監視建立在一種不斷的登記體制的基礎上:里長向區長報告,區長向市長報告。從「鎖門」之時起,每個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個確定了。「每個人的姓名、年齡、性別」都被登記註冊。登記冊一份交給區長,一份交給市政廳,另一份供里長每日點名用。在巡視中所能瞭解的一切情況——死亡、病情、抱怨、異常現象——都被記錄下來,轉達給區長和市政長官。市政長官對醫療處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權。他們指定一名醫生負責。未獲得該醫生的便條,任何醫生不得治療病人,任何藥劑師不得為病人配藥,任何神父不得拜訪病人。這是為了「防止有人背著市政長官隱藏傳染病人或與這種病人打交道」。病情記錄應該不斷地匯總。每個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經過權力當局,經過他們所做的記錄和決定。     
  在隔離五六天後,開始對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離開。在每間屋子裡,「傢俱和財物」都堆到高處或懸在空中。房間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蠟把門窗乃至領孔封好後,點燃香料。香料燃燒時,整所房子被封閉起來。完成這項工作的人在出口處受到檢查,「當著住戶的面,看他們是否在身上藏有進來時所沒有的東西」。四個小時後,住戶被允許回家。     
  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處處受到監視。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制統一地運作著,每個人都被不斷地探找、檢查和分類,劃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範疇。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規訓機制的一種微縮模式。用以對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於清理各種混亂。當肉體混雜在一起時,疾病就得以傳播。當恐懼和死亡壓倒了禁令時,罪惡就會滋長。秩序借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確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種權力有規律地、連續地自我分權,以致能夠最終決定一個人,決定什麼是他的特點、什麼屬於他,什麼發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種混合,規訓是一種解析。規訓施展自己的權力來對付瘟疫。圍繞著瘟疫形成了一批歡度節目的文學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無,時間凍結,肉體不分貴賤地混雜在一起,每個人都揭去面具,拋棄了過去據以相互辨認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關於瘟疫的政治夢想:瘟疫期間不是集體的狂歡節,而是嚴格的隔離;非但法律沒有遭到踐踏,相反,通過確保權力毛細滲透功能的完整等級網絡,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對個人的「真實」姓名、「真實」位置、「真實」肉體、「真實」病情的排定。瘟疫作為一種既是真實的又是想像的混亂形式,有其醫療的和政治的相關規訓方法。在規訓機制背後,可以發現關於「傳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開小差以及在動亂之時出現與消失、生存與死亡的人們的種種揮之不去的記憶。     
  如果說,麻瘋病人引起了驅逐風俗,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閉」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麼可以說,瘟疫引出了種種規訓方案。它不是要求將大批的人群一分為二,而是要求進行複雜的劃分、個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組織監視與控制、實現權力的強化與網絡化。麻瘋病人被捲入一種排斥的實踐,放逐一封閉的實踐。他被遺棄在一片無須加以分解的混飩之中,等待毀滅。瘟疫患者則被捲入一種精細的分割戰術中。在這裡,個人的區分是一種權力擠壓的後果,這種權力自我擴展、自我衍生和連接。一方面是大禁閉,另一方面是規訓。一方面是麻瘋病人及對他的隔離,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對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記,後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瘋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隨的政治夢想並不是一樣的。前者是一個純潔的共同體,後者是一個被規訓的社會。在行使統治人的權力、控制人際關係、清理有害的人員混雜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瘟疫流行的城鎮,應完全被一個層級網絡、監視、觀察和書寫所覆蓋;一種廣延性權力以一種確定無誤的方式統治每個人的肉體,使該城鎮變得靜止不動。這就是一個治理完善的城市的烏托邦。瘟疫(至少被視為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在理想地確定規訓權力運作的過程中的一個考驗。為了使權利和法律能夠完全按照理論運作,法學家陷於關於自然狀態的想像;為了看到完美的紀律發揮作用的情況,統治者設想了瘟疫狀態。作為規訓方案的基礎,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亂無序狀態,正如被切斷一切與人的接觸的麻瘋病人的意象,構成各種排斥方案的基礎。     
  它們是不同的方案,但並非互不相容。我們看到它們逐漸彙集在一起。19世紀的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將規訓分割的權力技巧應用於以麻瘋病人為其象微性居民的排斥領域(乞丐、流浪漢、瘋人和不守法者是其真實的居民)。把「麻瘋病人」當作「瘟疫受害者」,對混雜的拘留空間進行精細的規訓分割,同時使用權力特有的解析分配方法,區分被排斥者的個性,但是使用個人化方法是為了標示排斥,這一切就是自19世紀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養所、少年犯教養學校以及某種程度上在醫院中規訓權力的常規運作情況。一般說來,一切實行對個人的控制的權力機構都按照雙重模式運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劃分和打上標記(瘋癲/心智健全;有害/無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強制安排,有區別的分配(他是誰,他應該在哪裡,他應該如何被描述,他應該如何被辨認,一種經常性監視應如何以個別方式來對待他,等等)。一方面,麻瘋病人被當作瘟疫受害者,個人化規訓戰術被應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規訓控制的普遍化導致給「麻瘋病人」打上標誌,並調動起雙重的排斥機制來對付他。不斷地劃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納入這種劃分,是把對付麻瘋病人的非此即被、打上標記、予以放逐的方法應用到完全不同的對象上。這使我們想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由於有了一系列度量、監視和矯正非正常人的技術和制度,就使因恐懼瘟疫而產生的規訓機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佈置在非正常人周圍的、旨在給他打上印記和改造他的各種權力機制,都是由這兩種形式構成的,都間接地來自這兩種形式。     
  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是這種構成的建築學形象。其構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欽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形建築。環形建築被分成許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貫穿建築物的橫切面。各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裡面,與塔的窗戶相對,另一個對著外面,能使光亮從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後,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監督者,在每個囚室裡關進一個瘋人或一個病人、一個罪犯、一個工人、一個學生。通過逆光效果,人們可以從降望塔的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四周囚室裡被囚禁者的小人影。這些囚室就像是許多小籠子、小舞台。在裡面,每個演員都是芬芳於立,各具特色並歷歷在目。敞視建築機制在安排空間單位時,使之可以被隨時觀看和一眼辨認。總之,它推翻了牢獄的原則,或者更準確地說,推翻了它的三個功能——封閉、剝奪光線和隱藏。它只保留下第一個功能,消除了另外兩個功能。充分的光線和監督者的注視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為黑暗說到底是保證被囚禁者的。可見性就是一個捕捉器。     
  從一開始,作為一種消極結果,這就有可能避免出現那些擠作一團、鬼哭狼嚎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禁閉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現在畫面上,也曾被霍華德(Howard)描述過。每個人都被牢靠地關在一間囚室裡,監督者可以從前面看到他。而兩面的牆壁則使他不能與其他人接觸。他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他是被探查的對象,而絕不是一個進行交流的主體。他的房間被安排成正對著中心降望塔,這就使他有一種向心的可見性。但是環形建築被分割的囚室,則意味著一種橫向的不可見性。正是這種不可見性成為一種秩序的保證。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會有陰謀串通的危險,集體逃跑的舉動、新的犯罪計劃、相互的壞影響。如果他們是病人,就不會有傳染的危險。如果他們是瘋人,就不會有彼此施暴的危險。如果他們是學生,就不會有抄襲、喧鬧、閒聊和荒廢時間的現象。如果他們是工人,就不會有混亂、盜竊、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質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現象。擠作一團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場所、混在一起的個性、集體效應被消除了,被一種隔離的個性的集合所取代。從監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可以計算和監視的繁複狀態所取代。從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種被隔絕和被觀察的孤獨狀態所取代(Ben山am,60一64)。     
  由此就產生了全景敞視建築的主要後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這樣安排為的是,監視具有持續的效果,即使監視在實際上是斷斷續續的;這種權力的完善應趨向於使其實際運用不再必要;這種建築應該成為一個創造和維繫一種獨立於權力行使者的權力關係的機制。總之,被囚禁者應該被一種權力局勢(powersituation)所制約,而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權力局勢的載體。對於實現這一點來說,被囚禁者應該受到的監督者的不斷觀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觀察;太多了,是因為他實際上不需要被這樣觀察。有鑒於此,邊沁提出了一個原則: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被囚禁者應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照望塔的高大輪廓。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為了造成監督者的在與不在都不可確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監督者的任何影子,按邊沁的設想,不僅中心瞻望廳的窗戶應裝上軟百葉窗,而且大廳內部應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區域穿行不是通過門,而是通過曲折的通道。這是因為任何一點音響,一束光線甚至半開的門的光影都會暴露監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統一體的機制。在環形邊緣,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瞻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     
  這是一種重要的機制,因為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於肉體、表面、光線、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係。君主藉以展示其過剩權力的典禮、禮節和標誌都變得毫無用處。這裡有一種確保不對稱、不平衡和差異的機制。因此,由誰來行使權力就無所謂了。隨便挑選出的任何人幾乎都能操作這個機器,而且總管不在的時候,他的親屬、朋友、客人甚至僕人都能頂替(Ben山am,45)。同樣,他懷有什麼樣的動機也是無所謂的,可以是出於輕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於孩子的惡作劇,或是出於哲學家想參觀這個人性展覽館的求知慾,或是出於以窺探和懲罰為樂趣的人的邪噁心理。匿名的和臨時的觀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會被驚擾,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觀察。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個神奇的機器,無論人們出於何種目的來使用它,都會產生同樣的權力效應。     
  一種虛構的關係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因此,無須使用暴力來強制犯人改邪歸正,強制瘋人安靜下來,強制工人埋頭幹活,強制學生專心學問,強制病人遵守制度。邊沁也感到驚訝的是,全景敞視機構會如此輕便:不再有鐵柵,不再有鐵鐐,不再有大鎖;只需要實行鮮明的隔離和妥善地安排門窗開口。舊式厚重的「治安所」比ouseof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築,將會被具有簡單、經濟的幾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ofcertaity)所取代。權力的效能,它的強制力,在某種意義上,轉向另一個方面,即它的應用外表上。隸屬於這個可見領域並且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承擔起實施權力壓制的責任。他使這種壓制自動地施加於自己身上。他在權力關係中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從而把這種權力關係銘刻在自己身上。他成為征服自己的本原。因此,外在權力可以拋棄其物理重力,而趨向於非肉體性。而且,它越接近這一界限,它的效應就越穩定、越深入和越持久。這是一個避免任何物理衝撞的永久性勝利,而且勝利的結局總是預先已決定了的。     
  邊沁沒有說明他的設計方案是否受到勒沃(I。eVaux)」設計的凡爾賽動物園的啟發。這最早的動物園與一般的動物園不同。它的各個展覽點不是散佈在一個公園裡(I-。isel,104一107)。其中心是一個八角亭,第一層只有一個房間,是國王的沙龍。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它各面開著大窗戶,正對著七個關各種動物的鐵籠。到邊沁的時代,這種動物園已經消失了。但是,我們在全景敞視建築方案中看到了類似的興趣,即對個別觀察、分門別類,以及空間分解組合的興趣。全景敞視建築就是一個皇家動物園。人取代了動物,特定的分組取代了逐一分配,詭秘的權力機制取代了國王。除了這點區別之外,全景敞視建築也完成著一個博物學家的工作。它使人們有可能確定各種差異:對於病人,可以觀察每個人的病症,又不使病床擠在一起,不會讓污濁空氣散播,不會有檢查台上的傳染後果;對於學生,可以觀察其表現(不會有任何做假和抄襲),評定其能力和特點,進行嚴格的分類,而且可以根據正常發展情況,將「懶惰和固執者」與「低能弱智者」區分開;對於工人,可以記錄每個人的能力,比較完成每項任務所用的時間,以及計算口工的工資(Bentham,60一64)。     
  除了監視功能,全景敞視建築還是一個實驗室。它可以被當作一個進行試驗、改造行為、規訓人的機構;可以用來試驗藥品,監視其效果;可以根據犯人罪行和特點,試驗不同的懲罰方法,尋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時教不同的工人學會不同的技術,以確定最佳技術;可以進行教學試驗,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兒重新採用有重大爭議的隔絕教育。人們將能看到,當他們長到16至18歲,被放到其他少男少女中時,會發生什麼情況。人們將能驗證,是否像愛爾維修(Helve-titJS)」所想的那樣,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學習能力。人們將能跟蹤「任何可被觀察的觀念的系譜」。人們將能用不同的思想體系來教育兒童,使某些兒童相信,二加二不等於四或月亮是一塊奶酪,當他們長到20歲至25歲時,再把這些青年放到一起。那時,人們將會進行比花費昂貴的布道或講課有更大價值的討論。人們將至少有一次機會在形而上學領域裡有所發現。全景敞視建築是一個對人進行實驗並十分確定地分析對人可能進行的改造的優越場所。全景敞視建築甚至是一個能夠監督自身機制的結構。在中心脾望塔,總管可以暗中監視所有的下屬僱員:護土、醫生、工頭、教師、獄卒。他能不斷地評定他們,改變他們的行為,要求他們使用他認為最好的方法。甚至,總管本人也能被觀察。一名巡視員出其不意地來到全景敞視建築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斷整個機構是如何運作的,任何情況都瞞不過他。而且,總管被關在這個建築機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運不也就與該機制拴在一起了嗎?一個使傳染病得以散播的無能醫生將是傳染病的第一個犧牲者,一個無能的監獄長或工廠經理也將是暴動的第一個犧牲者。全景敞視建築的主人說:「由於我設計了各種聯繫紐帶,我自己的命運也被我掛在那些紐帶上」(Bentham,177)。全景敞視建築像某種權力實驗室一樣運作。由於它的觀察機制,它獲得了深入人們行為的效能。隨著權力取得的進展,知識也取得進展。在權力得以施展的事物表面,知識發現了新的認識對象。     
  瘟疫襲擾的城市與全景敞視機構二者之間有重大差異。它們相隔一個半世紀之遙,標誌著規訓方案的變化。前者有一個特殊的形勢:權力被動員起來反對一種超常的災難。它使自己無所不在,處處可見。它創造各種新機制。它進行區分、凍結和分割。它在一段時間裡構建出一種既是反城市(counter-city)又是理想社會(perfectsociety)的東西。它進行一種理想的功能運作,但這種功能運作歸根結底與它所反對的災難一樣陷於一種簡單的非生即死的二元關係:運動者帶來死亡,因此,人們要殺死運動者。反之,全景敞視建築應該被視為一種普遍化的功能運作模式,一種從人們日常生活的角度確定權力關係的方式。毫無疑問,邊沁是把它當作一種自我封閉的特殊制度提出來的。但是,完全自我封閉的烏托邦已經夠多了。與在皮拉內西(Piranesi)「的版畫上可以看到的刑具狼藉的監獄廢墟相反,全景敞視建築展示了一種殘酷而精巧的鐵籠。事實上,甚至到了我們現代,它還會產生許許多多設計中的或已實現的變種。這就表明了它在近二百年的時間裡是多麼強烈地刺激起人們的想像力。但是,全景敞視建築不應被視為一種夢幻建築。它是一種被還原到理想形態的權力機制的示意圖。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礙、阻力或摩擦的條件下運作的,因此應被視為一種純粹的建築學和光學系統。它實際上是一種能夠和應該獨立於任何具體用途的政治技術的象徵。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種價值。它可以用於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於醫治病人、教育學生、禁閉瘋人、監督工人、強制乞丐和懶惰者勞動。它是一種在空間中安置肉體、根據相互關係分佈人員、接等級體系組織人員、安排權力的中心點和渠道、確定權力干預的手段與方式的樣板。它可以應用於醫院、工廠、學校和監獄中。凡是與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給每個人規定一項任務或一種特殊的行為方式時,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視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適用於「建築物佔用的空間不太大,又需要對一定數量的人進行監督的任何機構」(Ben山am,40;邊沁是把罪犯教養所當作首要的例證,這是因為它需要實現許多不同的功能——安全監護、禁閉、隔離、強制勞動和教育)。     
  在任何一種應用中,它都能使權力的行使變得完善。它是通過幾種途徑做到這一點的。它能減少行使權力的人數,同時增加受權力支配的人數。它能使權力在任何時刻進行干預,甚至在過失、錯誤或罪行發生之前不斷地施加壓力。在上述條件下,它的力量就表現在它從不干預,它是自動施展的,毫不喧嘩,它形成一種能產生連鎖效果的機制。除了建築學和幾何學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質手段卻能直接對個人發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對精神的權力」。因此,全景敞視模式使任何權力機構都強化了。它能使後者更為經濟(在物質、人員和時間上)。它通過自己的預防性能、連續運作和自動機制使後者更有效率。這是一種從權力中「史無前例地大量」獲得「一種重大而嶄新的統治手段」的方法,「其優越性在於它能給予被認為適合應用它的任何機構以極大的力量」(Bentham,66)。     
  這是一個在政治領域中「一通百通」的例子。它實際上能被納入於任何職能(教育、醫療、生產、懲罰)。當它與這種職能緊密聯繫在一起時,它能增加後者的效果。它能形成一種混合機制,在這種機制中,權力關係(和知識關係)能夠被精細入微地調整,以適應需要監督的各種過程。它能在「過剩的權力」與「過剩的生產」之間建立一種正比關係。總之,它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安排一切,即權力的施展不是像一種僵硬沉重的壓制因素從外面加之於它所介入的職能上,而是巧妙地體現在它們之中,通過增加自己的接觸點來增加它們的效能。全景敞視機制不僅僅是一種權力機制與一種職能的結合樞紐與交流點,它還是一種使權力關係在一種職能中發揮功能,使一種職能通過這些權力關係發揮功能的方式。邊沁在《全景敞視監獄》的前言中一開始就列舉了這種「監視所」可能產生的益處:「道德得到改善,健康受到保護,工業有了活力,教育得到傳播,公共負擔減輕,經濟有了堅實基礎,濟貧法的死結不是被剪斷而是被解開,所有這一切都是靠建築學的一個簡單想法實現的!」(Bentham,39)     
  此外,按照這種機構的設計,其封閉性並不排除有一種外來的持久存在。我們已經看到,任何人都可以來到中心降望塔,行使監視功能,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清楚地瞭解監視的運作方式。實際上,任何全景敞視機構,即便是像罪犯教養所那樣嚴格地封閉,都可以毫無困難地接受這種無規律的、經常性的巡視——不僅是正式的巡視員的而且是公眾的巡視。任何社會成員都有權來親眼看看學校、醫院、工廠、監獄的運作情況。因此,全景敞視機構所造成的權力強化不會有蛻化為暴政的危險。規訓機制將受到民主的控制,因為它要經常地接待「世界上最大的審判委員會」。『4j這種全景敞視建築是精心設計的,使觀察者可以一眼觀看到許多不同的個人,它也使任何人都能到這裡觀察任何一個觀察者。這種觀看機制曾經是一種暗室,人們進入裡面偷偷地觀察。現在它變成了一個透明建築,裡面的權力運作可以受到全社會的監視。     
  全景敞視模式沒有自生自滅,也沒有被磨損掉任何基本特徵,而是注定要傳遍整個社會機體。它的使命就是變成一種普遍功能。瘟疫侵襲的城鎮提供了一種例外的規訓模式:既無懈可擊但又極其粗暴。對於造成死亡的疾病,權力用不斷的死亡威脅來對付。生命在這裡只剩下最簡單的表現。這裡是細緻地運用刀劍的權力來對付死亡的力量。反之,全景敞視建築有一種增益作用。雖然它對權力進行了妥帖的安排,雖然這樣做是為了使權力更為經濟有效,但是它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權力本身,也不是為了直接拯救受威脅的社會。它的目的是加強社會力量——增加生產、發展經濟、傳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準,使社會力量得到增強。     
  權力如何能夠在不僅不阻礙進步,不用自己的種種規章制度來壓迫進步,反而在實際上促進進步的情況下得到加強呢?什麼樣的權力增強器也能同時是生產增益器?權力如何能通過增強自身的力量來增加社會力量,而不是剝奪或阻礙社會力量?全景敞視建築方案對這一問題做出的解答是,只有在下述條件下才能保證權力的生產性擴充:一方面,權力得以在社會的基礎中以盡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運作,另一方面,權力是在那些與君權的行使相聯繫的突然、粗暴、不連貫的形式之外運作。國王的肉體、它的奇特的物質表現,國王本人所動用的或傳遞給少數人的力量,是與全景敞視主義所代表的新的權力物理學截然對立的。全景敞視主義的領域是全部較低的領域。這是各種參差不齊的肉體的領域,包括它們的各種細節,它們的多樣化運動,它們的多種多樣的力量,它們的空間關係。這裡需要的是能夠解析空間分配、間隔、差距、序列、組合的機制。這些機制使用的是能夠揭示、記錄、區分和比較的手段。這是一種關於複雜的關係權力(relationaPower)的物理學。這種權力不是在國王身上而是在能夠用這些關係加以區分的肉體中達到最大的強度。在理論上,邊沁確定了另一種分析社會機體及遍佈社會的權力關係的方法。從實踐角度,他規定了征服各種肉體和力量的做法,這種做法應該在實踐君主統治術的同時增加權力的效用。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新的「政治解剖學」的基本原則。其對像和目標不是君權的各種關係,而是規訓(紀律)的各種關係。     
  對於邊沁來說,這種具備一座有權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環形鐵籠,或許是一個完美的規訓機構的設計方案。但是,他也開始論述,人們如何能夠實行紀律,使之以一種多樣化的擴散方式在整個社會機體中運作。這些紀律是古典時代在特定的、相對封閉的地方——兵營、學校和工廠中制定的。人們只能想像在瘟疫流行的城鎮——這種有限而暫時的範圍內,全面徹底地貫徹它們。而邊沁則夢想把它們變成一種機制網絡,無所不在,時刻警醒,毫無時空的中斷而遍佈整個社會。全景敞視結構提供了這種普遍化的模式。它編製了一個被規訓機制徹底滲透的社會在一種易於轉換的基礎機制層次上的基本運作程序。     
  於是,我們看到兩種規訓意象。在一端是規訓一封鎖,建立在社會邊緣的封閉體制趨向於內向的消極功能:制止災難,中斷交流,凍結時間。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視主義的規訓一機制:一種通過使權力運作變得更輕便、迅速、有效來改善權力運作的功能機制,一種為了實現某種社會而進行巧妙強制的設計。從一種異常規訓的方案轉變為另一種普遍化監視的方案,是以一種歷史變遷為基礎的:在17和18世紀,規訓機制逐漸擴展,遍佈了整個社會機體,所謂的規訓社會(姑且名之)形成了。     
  在整個古典時代有一種全面的規訓普及趨勢。邊沁的權力物理學是對這一趨勢的承認。規訓體制網絡開始覆蓋越來越大的社會表面,尤其佔據了越來越不是社會邊緣的位置。規訓體制的擴散證明,原來所謂的孤島、特殊場所、權宜之計或獨特的模式已變成一般的程式。奧倫治親王威廉或古斯塔夫二世的虔誠的新教軍隊所特有的規章條例變成了歐洲所有軍隊的規章條例。耶穌會的模範大學,巴坦庫或德米亞仿照施圖爾姆(Sturm)「的先例辦的學校,提供了一般的教育規訓形式的草樣。海軍和陸軍醫院的管理方式提供了18世紀徹底整頓醫院的模式。     
  但是,規訓體制的這種擴展無疑僅僅是各種更深刻進程的最醒目的方面。這些進程包括下述方面:     
  1.紀律的功能轉換最初,紀律用於消除危險,束縛無用的或躁動的居民,避免大規模聚會造成的煩擾。現在它們則被要求起一種積極作用,因為它們正在變得勝任這種作用,能夠強化對每個人的利用。軍事紀律不再僅僅是一種防止軍隊中出現搶劫、開小差和不執行命令現象的手段,而已變成一種使軍隊得以存在的基本技術。它使得軍隊不是一群烏合之眾,而是一個統一體,並因此而增強戰鬥力。紀律能夠增強每個人的技能,協調這些技能,提高軍隊運動能力,增強火力,擴大進攻面而又不減弱攻擊強度,增強抵抗能力等等。工廠紀律一方面依然是強制工人遵守規章和尊重上級、防止盜竊和其他損失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愈益用於提高各種能力、速度、產量,從而增加利潤。它依然對人的行為施加一種道德影響,但是,它愈益從後果的角度來對待行為,把各種肉體引入一種機制,把各種力量引入一種經濟系統。17世紀,教區小學建立之初,關於這些小學的論證首先是消極的理由:那些無力教育子女的窮人使他們的孩子「對自己的義務一無所知:由於他們生活艱難,本人就沒有受到良好教育,因此,他們不可能給予他們自己從來沒有的良好教育」。這就導致了三大問題:不信上帝,懶惰(隨之而來的是酗酒、淫穢、偷竊、搶劫)以及形成乞丐集團。後者隨時都會騷擾社會秩序,「實際上將要耗光主官慈善院的基金」(Demia,60一61)。但是,到了(法國)革命之初,初等教育的目的之一被規定為「增強」、「發展體魄」,培養兒童「準備在將來從事某種機械工作」,使他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雙靈巧能幹的手以及雷厲風行的習慣」(塔列朗〔Talleyrand〕「給制憲議會的報告,1791年9月10日,轉引自I.eon,106)。紀律越來越成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術。從此,它們就從社會邊緣的位置脫穎而出,愈益遠離排斥或贖罪、禁閉或隱居的形式。從此,它們與宗教教規和修道禁地(enclosure)的聯繫就逐漸疏遠了。從此,它們也扎根於社會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有生產性的部分。它們逐漸加入某些重大的社會職能中:工廠生產、知識傳授、技能傳播、戰爭機器。從此,人們也看到了在整個18世紀發展起來的兩種趨勢:增加規訓體制的數量和規訓現存機構。     
  2.規訓機制的紛至沓來當規訓設施愈益增多時,它們的機制有一種「非制度化」、從它們過去在其中進行運作的封閉堡壘脫穎而出、「自由」流通的傾向。沉重嚴密的紀律被分解,變成可轉換、可調節的、靈活的控制方法。有時,封閉機構給自身內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種對外監視作用,在自身周圍形成一個邊緣控制地帶。譬如,公教學校應該不僅僅培養馴順的兒童,而且應該能夠監督家長,獲得關於他們的生活方式、經濟來源、宗教態度和道德狀況的信息。學校能夠成為小型社會觀察站,甚至能深入到成人中間,對他們進行定期監督。在德米亞看來,學生表現不好或曠課,是學校走訪鄰居的正當借口,尤其是在有理由認為家長可能不說實話的時候。學校也可以走訪家長,瞭解他們是否知道教義問答和祈禱文,他們是否有決心根除子女的缺點,房間裡有多少張床,如何安排睡覺,走訪結束時可發放些救濟金,或送一幅宗教畫,或提供必要的床(Demia,39一40)。同樣,醫院也愈益被視為對醫院外居民進行醫學觀察的據點。在1772年主宮焚燬後,有些人提出,這些龐大、雜亂的建築應該被一系列較小的醫院所取代。後者的功能不僅是接待該區的病人,還應包括收集信息,注意各種地方病或傳染病現象,開設門診部和施藥所,給當地居民提出忠告,使當局及時瞭解當地衛生狀況。     
  人們還看到,規訓方法的傳播並不是以封閉機構的形式,而是表現為觀察中心在整個社會的散佈。宗教團體和慈善組織長期以來就起著「規訓」居民的作用。從反宗教改革運動」到七月王朝的慈善事業,這方面的建議層出不窮。它們的目的或是宗教方面的(進行宗教和道德宣傳),或是經濟方面的(濟危扶貧和鼓勵勞動),或是政治方面的(壓制不滿和騷亂)。這裡只須用巴黎各教區慈善協會的條例作為例子。按照條例,各協會管轄的地界應分成區和更小單位,協會成員也照此分工。他們應定期巡視各自負責的區域。「他們應努力消除聲名狼藉的場所,煙草商店,人體教學課堂——,賭場,公開的傷風敗俗現象,褻瀆神明的言行以及其它任何被他們獲悉的不端言行。」他們還應對窮人進行個別探訪。條例中規定了所需瞭解的情況:居住是否穩定,對祈禱有多少認識,是否參加聖禮,是否掌握一門手藝,道德狀況如何(以及「他們是否因自己的過錯而陷於貧困」)。最後,「他們應該通過巧妙的提問瞭解他們在家裡的表現;是否與鄰居和睦共處,是否精心地培養子女對上帝的畏懼,……是否讓不同性別的大齡子女分開睡覺,是否允許家中尤其在大齡女兒中有放蕩或勾引男人現象。如果對他們是否正式結婚有懷疑,就應要求他們出示結婚證明。」K〕     
  3.對規訓機制的國家控制在英國,長期以來由私人團體行使社會規訓的職能(見Radzinovitz,203一214)。在法國,雖然這種職能的一部分依然屬於教區協會或慈善協會,但另外的而且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則由警察機關接管了。     
  一支集中的警察組織長期以來,甚至在當代人眼中,都被視為王權專制主義的最直接體現。君主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司法官員,他能向他們交代自己的命令、委託或意圖,後者則執行命令和國王私人密令」(第一任治安大臣杜瓦爾{Duva〕的信箋,轉引自FunckBrentano,I)。實際上,治安長官與在巴黎的治安大臣在接過某些原有的職能——搜捕罪犯,城區監視,經濟和政治監督——時,把它們轉移到一個單一的、嚴格的行政機器中:「來自四周的各種力量和信息,最終集中於治安大臣。……是他轉動所有的輪子一起來產生秩序與和諧。他的管理效果可以與天體運動相媲美」(DeSES-sarts,344&528)。     
  然而,雖然警察作為一種制度確實是按照一種國家機構的形式組織起來的,雖然它確實是與政治統治權的中樞直接相聯,但它所運用的權力,它所操作的機制,它的對象都是特定的。這種機構必須與整個社會機體有共同的範圍。這不僅僅是在時空的邊界極限方面,而且在它所關注的細枝末節方面。治安權力必須「遍及一切事物」。這不是指國家整體或作為君主的有形和無形實體的王國整體,而是指細如塵埃般的事件、活動、行為、言論——「所發生的一切」。如用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大訓示」中的話說,警察關注「每時每刻發生的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對《起草新法典的訓示》的補充,1769年,第535條)。有了警察,人們就生活在一個無限的監督世界裡了。這種監督在理想上力求把握社會機體的最基本粒子、最短暫的現象:「治安長官的部門是最重要的。它所包容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是確定的,但人們只能通過一種相當細緻的考察才能認識它們」(Delamare,前言):政治權力微分。     
  為了行使這種權力,必須使它具備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手段能使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得昭然若揭。它必須像一種無面孔的目光,把整個社會機體變成一個感知領域;有上干只眼睛分佈在各處,流動的注意力總是保持著警覺,有一個龐大的等級網絡。按照巴黎市長的意見,巴黎的這個網絡應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長,20名視察員,定期付酬的「觀察員」,按日付酬的「密探」,領賞錢的告密者,另外還有妓女。這種不停的觀察應該彙集成一系列的報告和記錄。在整個18世紀,一個龐大的治安本文(policetext)借助於一種複雜的記錄組織愈益覆蓋了整個社會(關於18世紀的警方記錄,見Chassaigne)。與司法書寫或行政書寫的方法不同,在這裡記錄的是行為、態度、可能性、疑點——是對個人行為的持續描述。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這種警察監督完全「控制在國王手中」,但它不是按照單一的方向運作。它實際上是一個雙向接收體系。它在操作司法機制時必須符合國王的直接意願,但是它也能對下面的請求做出反應。著名的「密和」,即蓋有國王私空的命令,長期以來是專制王權的象微,使拘禁在政治上名聲掃地。但實際上,密和是應名門顯貴、宗教首領、地方要人、親朋鄰里和教區牧師的要求而發出的。密禮的功能是用禁閉來懲罰一系列不夠刑罰的行為,如騷擾、煽動、不服從、品行不端。這些東西都是勒杜想從他所設計的完美城市中排除的。他稱之為「對無人監督的破壞」。總之,     
  18世紀的警察給自己的角色——追捕罪犯的司法助手,對陰謀、反抗運動或造反進行政治監視的工具——增添了一種規訓功能。這是一種複雜的功能,因為它把君主的絕對權力與散佈在社會裡的最下層權力聯繫起來,因為在這些各不相同的封閉的規訓體制(工廠、軍隊、學校)之間,它擴展出一個中間網絡,在它們不能干預的地方它進行干預,對無紀律空間加以規訓。它填補空白,把這些空隙聯結起來,憑借武裝力量來維持一種間隙紀律(interstitialdiscipline)和一種元紀律(meta-disciPline入「借助一支高明的警察隊伍,君主就能使民眾習慣於秩序與服從」(Vattel,162)。     
  18世紀警察機構的建立,鼓勵了紀律的推廣,使之具有與國家本身相同的範圍。雖然它是以最公開的方式與超越常規司法運作的各種王權活動相聯繫,但是不難理解為什麼警察當局對司法權力的重新安置只是表現了輕微的抗拒,為什麼至今它從未停止以日益沉重的壓力把自己的特權強加於司法權力之上。無疑,這是由於它是司法系統的世俗臂膀。但這也是由於根據它的範圍和機制,它遠比司法體制更能與一種規訓類型的社會合而為一。但是,若以為規訓功能被一種國家機構一勞永逸地佔有了,那就錯了。     
  「規訓」既不會等同於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於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目標。它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它可以被各種機構或體制接過來使用,如「專門」機構(19世紀的罪犯教養院或「改造所」),或者是把它作為達到某種特殊目的的基本手段的機構(學校、醫院),或者是發現可以用它來加強或改組自己內部權力機制的!口權威機構(有時間的話,我們應該論述家庭內部關係,尤其在父母一子女單位中,是如何吸收了自古典時代以來的外界模式而被「規訓」的。它們首先吸收的是教育和軍隊模式,然後吸收了醫學、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模式。這就使得家庭成為考慮正常與不正常的規訓問題的一個最佳起點),或者是把紀律作為內部運作原則的機構(自拿破侖時代起,行政機構開始實行紀律),或者是以確保紀律對整個社會的統治為主要職能的國家機構(警察)。     
  因此,從總體上,人們可以說一個規訓社會在這種運動中形成了。這是一個從封閉的規訓、某種社會「隔離區」擴展到一種無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視主義」機制的運動。其原因不在於權力的規訓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於它滲透到其他方式中,有時是破壞了後者,但它成為後者之間的中介,把它們聯繫起來,擴展了它們,尤其是使權力的效應能夠抵達最細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確保了權力關係細緻入微的散佈。     
  繼邊沁之後不久,朱利尤(JlllillS)就給這種社會頒發了出生證(JuliSS,384一386)。在談到全景敞視原則時,他說,這裡包含的東西還不只是建築學上的創新,它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事件。表面上,它僅僅是解決了一個技術問題,但是通過它,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古代社會曾經是一個講究宏偉場面的文明。「使大批的人群能夠觀看少數對像」,這是廟宇、劇場和競技場的建築所面臨的問題。因為場面宏大,便產生了公共生活的主導地位,熱烈的節日以及情感的接近。在這些熱血沸騰的儀式中,社會找到新的活力,並在霎那間形成一個統一的偉大實體。現代社會則提出了相反的問題:「使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能夠在瞬間看到一大群人」。當一個社會的主要因素木再是共同體和公共生活,而是以私人和國家各為一方時,人際關係只能以與公開場面相反的形式來調節:「為了適應現代要求,適應國家日益增長的影響及其對社會的一切細節和一切關係的日益深入的干預,就有必要保留增強和完善其保障的任務,利用旨在同時觀察一大群人的建築及其佈局來實現這個偉大目標。」     
  朱利尤把邊沁當作一種技術綱領來描述的東西視為一種完成了的歷史過程。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公開場面的社會,而是一個監視社會。在表面意象的背後,人們深入地干預著肉體。在極抽像的交換背後,繼續進行著對各種有用力量的細緻而具體的訓I練。交流的渠道是一種積聚和集中知識的支撐物。符號遊戲規定了權力的停泊地。個人的美妙整體並沒有被我們的社會秩序所肢解、壓制和改變。應該說,個人被按照一種完整的關於力量與肉體的技術而小心地編織在社會秩序中。我們遠不是我們自認為的那種希臘人。我們不是置身於圓形競技場中,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處於全景敞視機器中,受到其權力效應的干預。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為我們是其機制的一部分。在歷史神話中,拿破侖的形象之所以重要,可能是因為它正處於君主制的、儀式化的君權運作與等級制的、持久的無限規訓運作的交叉點。他是一個君臨一切、洞察一切的人:「你可以想像到,帝國沒有一個部分不受到監視,沒有任何一項罪行、過失、違法行為會不受到懲罰,這位能夠照亮一切的天才的目光籠罩著這部龐大機器的全身,任何一個最微小的細節都不能逃脫他的注意」。在開始大放光彩之際,規訓社會因為有一個皇帝,因而依然具有大張旗鼓的權力的舊面目。他作為一個既是古老王位的篡位者又是新國家的組織者的君主,把一系列漫長的過程集中到一個象徵性的終極形象中。通過這些進程,君權的奢華壯麗、權力的必要的炫耀表現都在日常的監視運作中,在一種全景敞視方式中被逐一消滅了。相互交錯的警覺目光很快就會使雕鷹和太陽」黯然失色。     
  規訓社會的形成是與一系列廣泛的歷史進程密切相聯的,而且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進程包括經濟的、法律一政治的以及科學的進程。     
  1.一般而言,可以說紀律是確保對人類複雜群體的治理的技巧。誠然,在這方面毫無與眾不同之處,任何權力體系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但是,紀律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們試圖從對付複雜群體的角度來確定能夠符合三條標準的權力策略:第一,以最小的代價來行使權力(在經濟上,通過低開支;在政治上,通過權力的分散化、外在化、相對的無形化以及使它引起的阻力盡可能地減少);第二,使這種社會權力的效應達到最大強度並盡可能地擴大這些效應,同時既無失誤又無間斷;第三,把權力的這種「經濟」增長同它在其中進行運作的(教育的、軍事的、工業的或醫學的)機構的產品聯繫起來;總之,同時增強該系統內一切因素的馴順性和實用性。規訓的這三個目標是與一種眾所周知的歷史形勢相一致的。這種形勢的一個方面就是18世紀的人口猛增,流動人口增加(規訓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給人定位。它是一種反流動技術),需要加以監督或管理的群體的數量範圍發生變化(從17世紀初到法國革命前夕,學生的人數猛增,無疑,醫院中的人數也猛增;到18世紀末,和平時期的軍隊人數超過20萬)。這種形勢的另一方面是,生產機構發展,變得愈益龐大和複雜,生產費用也愈益增大,利潤也必須增長。規訓方法的發展適應了這兩個進程,或者說適應了調節它們相互關係的需要。無論是封建權力的殘餘形式,還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機構,或是地方監督機制,或是它們的混亂而不穩定的組合,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妨礙它們的因素有,它們的網絡擴展既無條理又不充分,它們經常互相衝突,尤其是它們的權力運作「代價太高」。所謂代價太高有幾個原因:它(權力)直接耗費國庫太多;腐敗的官場和包稅制度間接地但沉重地壓在人民身上;它遇到的抵抗迫使它陷入不斷強化自身的循環;它基本上是靠徵用來維持的(通過王室、領主和教會的稅收來徵集錢財;通過強迫勞役、拘捕或驅趕流浪者來徵用人力或時間)。各種紀律的發展則標誌著屬於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的基本技術出現了。權力機制不是被縮減,而是被整合進出自內部的機構的生產效率中,這種效率的增長及它的產物的效用中。各種紀律用「溫和一生產一利潤」原則取代了支配權力經濟學的「徵用一暴力」原則。這些技術使得人們有可能調整複雜的人群和生產機構的繁衍(這不僅僅指狹義的「生產」,而且指學校中知識和技能的生產,醫院中健康的生產,軍隊中毀滅能力的生產)。     
  在這種調整任務中,規訓必須解決一些舊的權力經濟學不足以應付的問題。它能夠減少密集現象的低效率:減少使烏合之眾不如統一單位那樣便於管理的因素,減少阻礙對其中各個因素和集合體的使用的因素,減少一切妨礙數量優勢的不利因素。這就是為什麼規訓要進行定位。它遏制或調節運動。它澄清混亂。它驅散在國土上飄忽不定的密集人群。它確定各種精心計算的分配。它還必須駕馭從一個有組織的人群結構中形成的各種力量。它必須消除從它們之中冒出的反權力(nuter-Power)效應——騷動、暴動、自發組織、聯盟等一切可能建立一種平面形勢的東西。這些效應形成一種對想要實行支配權的權力的阻力。因此,就產生了這種情況:各種紀律使用分割和垂直方法,它們對同一水準的不同因素進行盡可能牢固的區分,它們規定了緊湊的等級網絡,總之,它們用連續的、區別對待的金字塔技巧來對付複雜人群內在的反向力量。它們還必須增進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但必須使用最迅速又最便宜的手段,即把人群本身當作實現這種增長的手段。因此,為了從肉體中最大限度地搾取時間和力量,就要使用那些普遍的方法,如時間表、集體認1練、操練,全面而又具體的監視。此外,紀律必須能夠增進人群的功用效果,使得每一組人群都比其因素的簡單集合更有價值。正是為了增加複數組合的使用效果,各種紀律確定了關於肉體、姿態和節奏的配置和相互調整,能力的區分,根據機構或任務相互協調的方法。最後,各種紀律必須盡可能謹慎地調動權力關係。權力關係不是在人群的上方,而是在其結構之中恰當地與這些人群的其它功能銜接,而且是以盡可能節省的方式起作用。與之相適應的是匿名的權力手段。這些手段涵蓋整個人群。它們作為等級監視手段,嚴密地進行不斷的登記、評估和分類。總之,用一種秘密地把自己的對象客觀化的權力取代那種表現在權力行使者的顯赫之中的權力;形成一套關於這些個人的知識體系,而不是調動展示君權的炫耀符號。簡言之,各種紀律是這樣一些細小技術發明的組合,這些技術能夠通過減少權力的不靈便之處來增加人群的有用規模。而為了使人群變得有用,就必須用權力控制他們。不論是在一個工廠裡還是在一個國家裡,不論是在一支軍隊中還是在一個學校中,人群達到了一種紀律的起點時,人際關係就變得令人滿意了。     
  如果說西方的經濟起飛始於導致資本積累的技術,那麼或許也可以說,人員積聚的管理方法導致了一種脫離傳統的、講究儀式的、昂貴和粗暴的權力形式的政治起飛。那些陳舊的權力形式很快就被廢棄了,被一種巧妙的、精緻的征服技巧所取代。實際上,這兩個進程——人員積聚和資本積累——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一種能夠維持和使用大規模人力的生產機構的發展,就不可能解決人員積聚的問題。反之,使日漸增大的人群變得有用的技術也促進了資本積累。在一個不太普遍的層次上,在生產機構、勞動分工和規訓技術制定方面的技術性變化維持了一組十分緊密的關係(見Marx:《資本論》,第1卷,第13章,另見Guerry     
  和Deleule的十分引人入勝的分析)。每一方面都造成其它方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每一方面都為其它方面提供了一種範例。規訓金字塔構成了小的權力細胞。在這裡面,對任務的劃分、協調和監督得以實行並且很有效率。對時間、姿勢和體力的解析分割構成了一種操作圖式。這種圖式很容易從屈從於生產機制的群體中轉換出來。把軍事方法大規模地投射到生產組織上,就是這種按照權力圖式規定的模型進行勞動分工的一個例子。但是,另一方面,對生產過程的技術分析、「機械」解構,也投射到勞動力上。這種投射的結果便是建立了有下述特點的規訓機器,即它們所聚攏的個人力量被結合成一個整體,而且得到了增強。我們可以說,規訓(紀律)是一種能夠用最小的代價把肉體簡化為一種「政治」力量同時又成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統一技巧。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造成了規訓權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學」能夠運用於極其多樣化的政治制度、機構和體制中。     
  2.權力的全景敞視方式——它處於基礎的、技術的、純物理的層次上——並不是直接依附於一個社會的重大法律一政治機構,也不是它們的直接延伸。但它也不是完全獨立的。從歷史上看,資產階級在18世紀變成政治統治階級的進程,是以一種明確的、法典化的、形式上平等的法律結構的確立為標誌的,是由於組織起一種議會代表制才成為現實的。但是,規訓機制的發展和普遍化構成了這些進程的另一黑暗方面。保障原則上平等的權利體系的一般法律形式,是由這些細小的、日常的物理機制來維持的,是由我們稱之為紀律的那些實質上不平等和不對稱的微觀權力系統維持的。而且,雖然在形式上代議制直接或間接地使全體人民組成基本的主權權威的意願得以實現,但是提供征服各種力量和肉體的保障的是在基礎起作用的紀律。真實具體的紀律構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礎。契約可以被看作是法律和政治權力的理念基礎。全景敞視主義則是具有普遍性的強制技術。它繼續在深層影響著社會的法律結構,旨在使高效率的權力機制對抗已獲得的形式框架。「啟蒙運動」既發現了自由權利,也發明了紀律。     
  表面上,紀律不過是一種子法(infra-law)。它們似乎是把法律所規定的一般形式擴展到個人生活的無限細小的層面,或者說,它們看上去是能夠使個人被整合進這些一般要求的訓練方法。它們似乎是在另一種範圍內構成了同類的法律,因而使之更精細也更寬容。紀律應該被視為一種反法律(nuter-law)。它們具有引進不可克服的不對稱性、排斥相互性的作用。首先,這是因為紀律在個人之;司造成了一種「私人」聯繫。這是一種強制關係,完全不同於契約義務。接受一種紀律可以用契約來簽字畫押。但紀律的實施方式,它所調動的機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遠屬於一方的「過剩」權力,在共同的規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這一切都使紀律聯繫區別於契約聯繫,並且使契約聯繫從具有一種紀律機制的內容之時起就可能受到系統的扭曲。譬如,我們知道,許多實際作法是如何破壞了勞動契約的法律虛構,因為工廠紀律並非是無足輕重的。此外,司法體系根據一般的規範來確定司法對象,而紀律則是對對像進行區分,歸類和做出具體規定。它們按照一種尺度,圍繞著一種規範進行分配,根據比較把人按等級排列,在必要時取消對象的資格。無論在何種時空,只要它們施展它們的控制,調動它們權力的不對稱特點,它們就使法律暫時擱置,但絕不是全面地擱置,也不是廢除法律。紀律雖然可能是有規律的和制度化的,但就其機制而言,它是一種「反法律」。而且,雖然現代社會的法律至上原則(juridicism)似乎劃定了權力行使的界限,但是廣泛流傳的全景敞視主義使它能在法律層面之下運轉一種既宏大又細密的機制,從而維持、強化和擴大權力的不對稱性,破壞以法律為中心所劃定的界限。細密的紀律,日常的全景敞視方式能夠安之若素地在重大機構和重大政治鬥爭的層次下運作。但是,在現代社會的系譜中,它們與遍佈社會的階級統治一樣,一直是對權力進行再分配的法律規範的政治對應物。因此,毋庸置疑的是,長期以來,細小的規訓技術,規訓所發明的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技巧乃至那些使規訓披上體面外衣的「科學」,都受到了重視。因此,人們十分擔心如果拋棄了它們,會找不到其他替代物。因此,儘管它們是一系列使權力關係在一切地方都明顯地不平衡的機制,人們都一再肯定它們是社會的基礎、社會平衡的一個因素。因此,儘管它們是一組物理一政治技術,人們卻執意視之為低級但具體的道德形式。     
  為了回到合法懲罰的問題上,應該把監獄及其可任意使用的全部改造犯人技術重新安置在這樣一種位置上:在那裡,法典化的懲罰權力轉變為一種觀察的規訓權力;法律上的一般懲罰被有選擇地應用於某些人,而且總是如此;刑罰對司法對象的重新界定變成對罪犯的有益訓練;法律被顛倒方向,轉化為自身之外的東西,反法律變成了司法形式的有效而制度化的內容。於是,使懲罰權力具有普遍性的,不是所有法律對象的普遍的法律意識,而是全景敞視技術的有規律的擴展,即其無限細密的網絡。     
  3.如果我們逐項來看的話,這些技術的大部分都有漫長的發展歷史。但是,在18世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由於它們結合起來並被賦予普遍意義,它們就獲得了一種新的層面。在這個層面上,知識的形成和權力的增強有規律地相互促進,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在這一點上,紀律跨過了「技術的」門檻。首先是醫院和學校,然後是工廠,不僅僅是被紀律「重新整頓」,而且由於有了紀律,它們變成這樣一種機構,即任何客觀化機制都可以被當作一種征服手段在它們裡面使用,任何權力的增長都可以在它們裡面促成某種知識。正是這些技術體系所特有的這種聯繫使得在規訓因素中有可能形成臨床醫學、精神病學、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以及勞動的合理化。因此,這是一種雙重進程:一方面,通過對權力關係的加工,實現一種認識「解凍」,另一方面,通過新型知識的形成與積累,使權力效應擴大。     
  規訓方法的擴展屬於一種廣闊的歷史過程,在當時有其它許多技術——農藝學、工業和經濟技術——正在發展。但是,應該承認,與採礦業,嶄露頭角的化學工業相比,與國家財務核算方法相比,與鼓風爐或蒸汽機相比,全景敞視主義幾乎沒有引起什麼關注。它被人們視為一種異想天開的小烏托邦,一種反常的夢想。似乎邊沁是一個設計警察社會的傅立葉(Fourier)「,法朗斯泰爾(Phalanstery)就具有全景敞視建築的形式。但是,這是對一種十分現實的對付個人的技術的抽像概括。它之所以不受稱讚的原因很多,最明顯的原因是,它所產生的話語除了在學術分類表中之外,很少獲得科學地位。但是,實際原因無疑是,它所運用和加強的權力是一種人對人直接行使的物理權力。不光彩的顯赫有一種不情願承認的起源。但是,把規訓技術與諸如蒸汽機或阿米奇(Amici)」的顯微鏡的發明相比較,是不公正的。規訓技術遠遠不如它們,但在某種意義上又遠遠超過它們。如果必須為規訓技術尋找一種歷史等價物,至少是一個可比較的點,那麼應該在「審問」技術中尋找。     
  18世紀的人發明了規訓和檢查的技術,就像中世紀的人發明了司法調查。但是,他們所使用的手段是截然不同的。調查程序是一種古老的財政和行政技術。它的發展首先是與12世紀和13世紀教會的改組和君主國的發展相聯繫的。當時,它在很大程度上先後滲透進教會法庭和世俗法庭的審判規程中。一種對被目擊和可證實的真相的權威性調查,是與舊式的發誓、神裁法、法庭決鬥、上帝的最後審判的方法乃至私下了結的方法格格不入的。調查乃是把通過一些有節制的技術來確定真相的權利歸為己有的君主權力。現在,雖然調查自那時起已成為西方司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人們不應忘記它的政治起源,它與國家的和君主主權的誕生的聯繫,它後來的擴展和它在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實際上,在經驗科學的建立中,調查無疑一直是簡陋的但卻基本的因素。眾所周知,這種經驗知識是在中世紀末迅速釋放出來的,而調查是這種知識的法律一政治母體。或許可以說,在古希臘,數學是從測量技術中誕生的;在中世紀末,自然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從調查實踐中誕生的。涵蓋世界萬物的偉大經驗知識把萬物轉述為一種不確定話語的秩序。這種話語觀察、描述和確定「事實」。(當時西方世界剛剛開始從經濟和政治上征服這個世界。)這種偉大的經驗知識無疑是從宗教法庭中找到自己的運作原型——我們現在的寬鬆氣氛已經使我們淡忘了宗教法庭這個重大的發明。但是,正如政治一法律的、行政的和刑事的、宗教的和世俗的調查對於自然科學具有重大的意義,規訓分析對於關於人的科學也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關於人的科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曾使我們「人類」感到歡欣鼓舞,但它們的技術母體乃是這些卑微、惡毒、繁瑣的規訓及其調查。這些調查對於心理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犯罪學以及其它許多奇怪的科學的重大意義,與可怕的調查權力對於有關動物、植物或地球的冷靜知識的意義是相同的。不同的權力產生不同的知識。在古典時代的開端,培根(Bacon)」為經驗科學制定了一種調查方法論。有哪一個偉大觀察家會給人文科學提供檢查的方法論呢?當然,這種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雖然調查在成為經驗科學的一種技術的過程中脫離了作為自身歷史根源的審問程序,但是檢查始終是與規訓權力極其緊密地相聯的。它是由後者塑造的。它一直是而且依然是紀律的一個內在因素。當然,它似乎曾經將自己與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結合起來,從而經歷了一種思辨的洗禮。而且,實際上,它以考試、面談、訊問和會診的形式出現,顯然是為了矯正規訓的各種機制:教育心理學被認為是用於矯正學校的嚴厲刻板,醫療或心理談話被認為是用於矯正工作紀律的後果。但是,我們不要產生誤解。這些技術僅僅是把個人從一種規訓權威轉交給另一種規訓權威,而且它們以一種集中的或程式化的形式複製每種規訓特有的權力一知識圖式(關於這個問題,參見Tort)。促成自然科學出現的偉大調查已逐漸脫離了它的政治一法律原型,而檢查依然被束縛在規訓技術中。     
  在中世紀,調查程序通過一種來自上面的進程逐漸取代了舊的起訴式司法。而規訓技術則是偷偷地似乎是從下面侵入基本上是審問式的刑事司法「。現代刑罰的所有重大的擴展變化——對罪行背後的罪犯的關注,對具有矯正、治療和規範化作用的懲罰的關注,對被視為具有測量、評估、診斷、治療和改造每個人的不同權力的權威的裁定行為的區分,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規訓檢查滲透進司法審問。     
  現在刑事司法的應用點,即它的「有用的」對像不再是與國王肉體相對立的罪犯肉體,也不是一種理想契約的法律主體,而是受規訓的個人。「舊制度」下刑事司法的極端表現是將試君者碎屍萬段。這是最強大的權力征服最嚴重的罪犯的肉體的表現。罪犯被徹底消滅就使得罪行徹底顯示自己的真相。今天理想的刑罰目標應該是一種無限期的規訓:一種無終止的審問,一種無限擴展乃至精細入微的調查,一種能夠同時建立永不結束的卷宗的裁決,一種與冷酷好奇的檢查交織在一起的精心計算的寬大刑罰,一種既不停地根據一種不可企及的規範測量差距又竭力促成無限逼近該規範的運動的程序。公開處決是宗教法庭支配下的一種程序的邏輯頂點。把個人置於「觀察」之下的做法則是浸透了規訓方法和檢查程序的司法的自然延伸。因此,對於下述情況,即具有正規的編年資料、實行強制勞動、具有監視與登記機構以及繼續執行並擴大法官職能、維持正常狀態的專家的分格式監獄,變成現代的刑罰手段,難道還有什麼可驚異的嗎?對於監獄與工廠、學校、兵營和醫院彼此相像,難道值得大驚小怪嗎?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四部分 監獄 第一章 徹底而嚴厲的制度     
   如果說監獄是與新法典一起誕生的,那就大錯特錯了。監獄這種形式在刑法體系系統地使用它之前就存在了。當整個社會處在制定各種程序——分配人員,固定他們的空間位置,對他們進行分類,最大限度地從他們身上搾取時間和力量,訓練他們的肉體,把他們的連續動作編入法典,維持他們的徹底可見狀態,在他們周圍形成一種觀察和記錄機器,建立一套關於他們的知識並不斷積累和集中這種知識——時,監獄已經在法律機構之外形成了。如果一種機構試圖通過施加於人們肉體的精確壓力來使他們變得馴順和有用,那麼這種機構的一般形式就體現了監獄制度,儘管法律還沒有把它規定為典型的刑罰。誠然,在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有一種拘留刑罰。但是,這實際上是刑罰對已經在其他地方形成的強制機制的接受。刑事拘留的「原型」——根特監獄、格洛斯特監獄和沃爾納街監獄——一標誌著這種轉變的最早幾個明顯可見的點,而不是標誌著革新或起點。監獄這個懲罰武庫中的一個基本因素,確實標誌著刑事司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刑事司法走向「人道」。但是,它也是新的階級權力正在展開的那些規訓機制的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規訓機制征服了法律制度。在那個世紀之交,一種新的立法把懲罰權力規定為社會以同樣方式對所有社會成員施展的一般職能,在這種權力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把拘留變為典型的刑罰時,新立法引進了某種權力特有的支配方式。司法被說成是「平等」的,法律機制被說成是「自治」的,但是它們包含著規訓征服的一切不對稱性。這種狀況就標誌著監獄這種「文明社會的刑罰方式」(R。SSi,169)的誕生。     
  人們能夠理解為什麼監獄懲罰旋即便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性質。在19世紀最初幾年,人們還把它視為新奇之物。但是它顯得與社會的職能本身是如此緊密而深入地聯繫在一起,以致它把18世紀改革家所設想的其它一切懲罰手段都拋進忘川。它似乎是歷史運動本身的產物,人們別無選擇。「立法者使監獄成為我們目前刑罰體制的基礎和幾乎全部內容,並不是出於偶然,也不是興之所至。這是觀念的進步和道德的改善」(VanMeenan,529一530)。此外,雖然一個世紀之後,這種不言而喻性有所改變,但它並沒有消失。我們都意識到監獄的各種弊病,知道雖然它並非無效,但也是有危險的。然而人們無法「想像」如何來取代它。它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解決辦法,但是人們似乎又不能沒有它。     
  監獄的「不言而喻」的性質,即我們發現很難割捨它,首先是由於它採用了「剝奪目由」的簡單形式。在一個自由受到推崇、自由屬於一切人、每個人都懷著一種「普遍而持久」的情感嚮往自由的社會裡,監禁怎麼會不成為典型的刑罰呢?這是因為失去自由對一切人都是同樣重要的。與罰款不同,這是一種「平等」的懲罰。監禁是最明晰、最簡單、最公平的刑罰。此外,它能夠用時間來量化刑罰。在工業社會裡,有一種工資形式的監禁。這種形式構成了它在經濟上的「自我證明」,能夠使監禁顯得是一種補償。通過徵用犯人的時間,監獄似乎具體地體現了這樣的觀念:罪行不僅傷害了受害者而且傷害了整個社會。按日、月和年頭計算的,在罪行與時間之間定出量化等式的刑罰,有一種經濟一道德的自我證明。於是,人們就經常聽到這種與嚴格的刑法理論相反的卻與懲罰的作用相一致的說法,即坐牢的人是在「還債」。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用時間來衡量交換是「自然」的,監禁也同樣是「自然」的。     
  監獄的自我證明還基於它自身的角色。它被設想為或被要求成為一種改造人的機構。當監獄進行監禁、再訓練、從而造就馴順者時,純粹是稍稍有點強化地模仿了在社會中已有的各種機制。在這種情況下,監獄怎麼會不被人們一下子就接受了呢?監獄很像是一個紀律嚴明的兵營、一所嚴格的學校、一個陰暗的工廠。監獄與它們沒有實質上的差別。這兩重基礎——法律一經濟基礎和技術一規訓基礎——使監獄似乎顯得是所有刑罰中最直接和最文明的形式。而且正是這兩重作用使它堅實可靠。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監獄不是先有剝奪自由的功能,然後再增添了教養的技術功能。它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負有附加的教養任務的「合法拘留」形式,或者說是一種在法律體系中剝奪自由以改造人的機構。總之,刑事監禁從19世紀初起就包括剝奪自由和對人的改造。     
  讓我們回顧一些歷史事實。在1808年和1810年的法典以及在此前後的一些措施中,監禁從未被混同於純粹的剝奪自由。它是或者只能是一種有差別的和最終的機制。有差別是因為,不論囚犯是已被判刑的還是僅僅受到指控,不論他屬於輕微違法還是刑事犯罪,監禁只能採取同樣的形式,但是,各種類型的監獄——拘留所、教養院、中央監獄——一應該在原則上或多或少與這些差異相對應,所實行的這種懲罰不僅僅應該在強度上有等級差別,而且在目的上也應各有不同。因為監獄從一開始就有一個明文規定的宗旨:「刑罰有輕有重,刑法不能允許被判處較輕刑罰的人與被判處較重刑罰的人關在同一個地方,……雖然法律規定的刑罰是以抵罪為主要宗旨,但也希望能使犯人改惡從善」(Real,244)。而這種改造應該是監禁的內在效果之一。監禁一懲罰需要有相應的監禁機構:「監獄中應井然有序。這將大大有助於犯人的新生。惡劣的教養、壞榜樣的習染、懶惰造成了犯罪。那麼,就讓我們盡量把這一切腐敗淵源堵塞住,讓健康道德的準則在監獄中暢行無阻。被強制勞動的犯人會逐漸最終喜歡勞動,當他們獲得報酬時,他們將獲得勞動的習慣、興趣和需求。讓他們彼此成為勞動生活的榜樣。勞動生活很快就將變成一種純潔的生活。他們很快就會開始對過去有所悔悟。這是產生責任感的先兆。」教養改造技術直接形成刑事拘留的制度框架的一個部分。     
  我們還應回顧一下監獄改革的運動,因為對監獄功能加以控制並不是一種新近出現的現象,而且似乎也不是由於對其失誤有某種認識。監獄「改革」實際上是與監獄本身共始終的。可以說它構成了監獄的發展內容。從一開始,監獄就受制於一系列相伴隨的機制。後者的宗旨顯然是糾正監獄的失誤。但是後者似乎成為監獄本身功能的一部分。它們與監獄的聯繫極其緊密,並貫穿了監獄的全部歷史。因此,隨即便產生了關於監獄的繁瑣冗長的技術研究,產生了一系列的調查。其中包括1801年夏普塔爾(Chaptal)的調查(其任務是研究用什麼辦法把現代監獄制度引入法國)、1819年德卡茲(Decaies)的調查、1820年問世的維勒梅(Vilerm6)的著作、1829年馬蒂尼亞克(Martianac)起草的關於中央監獄的報告、1831年博蒙(Be。Umont)和托克維爾(TOCqlleVi-lle)在美國進行的調查、1835年德梅茨(Demetz)和布魯埃(Blouet)在美國做的調查。另外還有在進行關於單獨囚禁的辯論時,蒙塔利維(Montalivet)對各中央監獄的總監和各省政務會的問卷調查。此外還產生了一系列的協會,監督監獄運作和提出改革措施,如1818年官方組織的「改善監獄協會」,稍後產生的「監獄協會」以及其它各種慈善團體。從1814年9月第一次復辟提出的從未付諸實行的改革,到1844年托克維爾起草的法案(該法案暫時結束了關於提高監禁效率的手段的長期辯論),出現了數不勝數的命令、指示和法律。為了改善機械刻板的監獄,各種方案紛至沓來:有關於犯人待遇的改革計劃,有改善物質條件的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如丹茹(Danjou)和阿魯·羅曼(HarouRomgin)的方案,始終停留在紙上,有些則變成了指示(如1841年8月9日關於建立拘留所的通知),還有些則變成了現實,如小羅蓋特(Pe-dteROqllene)監獄。在這個監獄實行分格式監禁,這在法國還屬首創。     
  此外,還有一些或多或少直接出自監獄的出版物。有的是由諸如阿佩爾(APPert)的慈善家寫的,有的是由稍後的「專家」編寫的(如《慈善事業年鑒》),有的則是由獲釋的犯人編寫的。在復辟末期有《窮雅克》,在七月王朝初有《聖佩拉吉報》。     
  不應把監獄看成只是間歇地被改革運動所撼動的、死氣沉沉的制度。「監獄理論」是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操作指令,是監獄運作的一個條件,而不是對它的偶爾批評。監獄一直是一個活躍的領域。在這裡,方案、建議、實驗、理論、親歷見證和調查層出不窮。監獄制度一直是人們關注和辯論的焦點。那麼,監獄還是一個黑暗的,被遺棄的領域嗎?近二百年的時間裡人們已不再這樣說了。但這足以證明它不是這個樣子嗎?在變成一種合法的懲罰手段後,它使得關於懲罰權的古老的法律一政治問題又增添了圍繞著改造個人的技術的各種問題和討論。     
  巴爾塔爾把監獄稱作「徹底而嚴厲的制度」(Baltard,1829)。在若干方面,監獄必須是一種徹底的規訓機構。首先,它必須對每個人的所有方面——身體訓練、勞動能力、日常行為、道德態度、精神狀況——負起全面責任。學校、工廠和軍隊都只涉及某些方面的專業化,而監獄遠遠超過它們,是一種「全面規訓」的機構。其次,監獄沒有任何外界干擾,也沒有任何內部斷裂。直到它的任務徹底完成之前,它不可能被打斷。它對人的壓力也不應被打斷。它實行的是一種不停頓的紀律。最後,它對犯人施展一種幾乎絕對的權力。它具有壓迫和懲罰的內在機制,實行一種專制紀律。它最大限度地強化了在其他規訓機制中也能看到的各種做法。它應該是能夠最強有力地迫使邪惡者洗心革面的機制。它的行動方式是強制實施一種全面的教育:「在監獄中,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犯人的人身自由和任意處置他們的時間;由此人們可知這種教育權力是如何運作的。它可以不僅在一天之內,而且在連續的歲月裡管制起床和睡覺、活動和休息的時間,吃飯的次數和時間,食品的質量和份額,勞動的性質和產品,祈禱的時間,語言的使用,甚至思想的使用。總之,這種教育就是簡單地控制著肉體在餐廳到車間再到囚室之間的運動,甚至在休息時也是如此。它決定時間的使用,時間表。簡言之,這種教育佔據了整個的人,佔據了人的全部體力和道德能力,佔據了人的全部時間」(I-uca。,11,123一124)。這種徹底的「教養制度」建立了一種生存記錄。它既不同於純粹法律上的剝奪自由,也不同於「啟蒙思想家」時代的改革者所設想的簡單的訓誡機制。     
  1.監獄的首要原則是隔離。使犯人與外部世界、與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與促成犯罪的集團隔離開,使犯人彼此隔離。刑罰不僅應該是因人而異的,而且應該使犯人個人化(有兩種方式)。首先,監獄應該被設計成本身就能消除由於將不同的犯人集中在同一個地方所產生的有害後果,能夠消滅陰謀和造反,防止將來(在犯人獲釋後)形成受脅迫的集團關係,應該成為許多「神秘組織」的道德敗壞行為的一個障礙。總之,監獄應該把它所集中起來的壞人變成一批相同的和相互依賴的人:「這個時刻在我們中間存在著一個有組織的罪犯社會。……他們在一個大民族中組成了一個小民族。這些人幾乎全部在監獄中見過面或幾次相見。我們現在必須打散這個社會的成員」(托克維爾《致議會的報告》,轉引自Beaumont&Tocqueville,392一393)。其次,單獨囚禁能夠使人反省,隨後肯定會產生悔恨。因此單獨囚禁是一種積極的改造手段:「使犯人陷入孤獨,他就會反省。由於他單獨面對自己的罪行,他就會逐漸痛恨這一罪行。如果他的靈魂還沒有被邪惡棍滅,那麼在孤獨狀態中悔恨就會來侵擾他」(Beaumont&Tocqueville,109)。單獨囚禁能夠實現某種刑罰的自我調節,能夠造成一種懲罰的自動個人化:越是有反省能力的犯人,越易於犯罪。但是,他越易於悔恨,單獨囚禁對於他就越痛苦。然而,當他真心痛改前非後,孤獨就不再使他感到難以忍受了。「因此,根據這種令人讚歎的規訓方法,每一種理智和每一種道德本身都具有一種懲罰的原則和尺度,它的失誤和人的錯誤並不能改變事物的確定性和永恆不變的公平。……這不的確像是一種神聖正義的標誌嗎?」(Aylies,132一133)。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隔離犯人能夠保障以最大的強度來對他們使用權力,這種權力將不會被任何其它影響顛覆。隔離是實現徹底服從的首要條件。夏爾·盧卡(Charlesl。〞oas)在談到獄長、訓導員、牧師和其他「慈善人員」對被隔離的犯人的作用時說:「不難想像人們的言語介入可怕的沉默懲戒時對心靈,對人的力量」(Ioas,I,167)。隔離造成了犯人與施加於他的權力之間的親密交流。     
  正是在這一點上,產生了關於美國兩種監禁制度即奧本(Auburn)和費城的監禁制度的爭論。實際上,這場影響廣泛、曠日持久的爭論不僅僅集中於應該以何種方式實行隔離,而隔離則是為各方都接受的。     
  奧本模式規定,夜間使用單人囚室,白天勞動和進餐都在一起,但要保持絕對安靜,犯人只能在得到看守的同意後小聲地與看守說話。這顯然是模仿修道院模式,也是模仿工廠的紀律。監獄應該是一個嚴格符合下列標準的微觀社會:每個人的道德生活都是隔絕的,他們組成一個嚴格的等級序列,彼此沒有橫向聯繫,只能上下溝通。奧本制度的鼓吹者認為,它的優點在於,它是社會本身的一個複製品。它的強制性的保障是物質手段,但首先是一種人們必須學會遵從的統治,而這種統治的保障是監視與懲罰。對待犯人,與其「像對待籠中的野獸那樣用鎮和鑰匙」來控制,不如把他們集中起來,「用有益的活動把他們聚在一起,強迫他們養成良好的習慣,通過活躍的監視來防止道德污染,通過沉默的統治來維持犯人的反省。」這種統治使犯人習慣於「把法律視為神聖的戒律,違反它將導致公正合理的懲戒」(Mittermaier,載《法國人和外國人的立法規》,1836)。因此,這種隔離、不准交流的集中以及由不間斷的監督所保證的法律的實施,應該把犯人恢復為社會的人。這種操作應把犯人訓練得適應「有益而順從的活動」(Gasparin)。它應使犯人恢復「友好交往的習慣」(Beaumont&Tocqueville,112)。     
  在費城監獄實行的是絕對隔離。按照人們的設想,使犯人獲得新生的不是某種習慣法的運用,而是個人與自己良心的關係。(7)「犯人被單獨關在囚室裡,他被交給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之中,他情慾俱滅而沉浸於自己的良心。他捫心自問,感受到作為一個人的絕不會徹底紙滅的天良在覺醒」(《經濟學家雜誌》,11,1842)。因此,對於犯人起作用的不僅僅是外在的對法律的尊重或對懲罰的恐懼,還有良心本身。這是一種深刻的征服,而不是一種表面的馴服;這是一種「道德」的轉變,而不是態度的轉變。在賓夕法尼亞監獄裡,唯一的教養改造機制是良心和它所面對的沉默的建築。在櫻桃山(CherryHil!)監獄,「高牆就是對犯罪的懲罰。單人囚室使犯人與自己對質。他被迫傾聽自己的良心說話。」因此,在那裡勞動更具有慰藉性質而不是義務。巡視員不必使用強力——這是由事物的物質性決定的——因而他們的權威也會被承認:「在每次巡視時,這張可信賴的嘴裡就會吐出一些仁慈的言語,使犯人由衷地產生感激、希望和慰藉。犯人愛戴著守,這是因為看守是耐心的和通情達理的。高牆是可怕的,但人是好的」(Blouet)。在這種封閉的囚室裡,在這種人間墳墓中,復活新生的迷思(myth)很容易產生。在黑夜和沉寂之後,就將是新的生活。奧本是還原為基本要素的社會。櫻桃山則是死而復生之地。天主教很快就把公誼會的這種技術吸收進自己的話語中。「我看你的囚室無異於一個可怕的墳墓。不是蛆蟲,而是悔恨與絕望在嚙蝕你,把你提前打入地獄。然而,……它對於一個讀神的犯人是一個墳墓,一個可惜的理骨甕,但對於一個真誠的基督徒犯人則是幸福永生的搖籃。」     
  由這兩種模式的對立產生了一系列的各式各樣的爭論:宗教爭論(信仰轉變應該是教養的主要因素嗎?)、醫學爭論(徹底隔離會使犯人精神失常嗎?)、經濟方面爭論(哪種方法花費更少?)、建築學和行政管理方面爭論(哪種形式能保證實現最充分的監督?)o無疑,這就是為什麼這場爭論曠日持久的原因。但是,爭論的核心,也是爭論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是這種「監獄」機構的主要宗旨:通過中斷所有不受權力當局監視的或不按等級排列的關係,強制地實行個人化。     
  2「除用餐外,工作伴隨著犯人直到晚祈禱。然後一次新的睡眠使他有一個不受任何胡思亂想干擾的愉快休息。每週六天時間就這樣度過。繼之而來的一天完全用於祈禱、受訓和有益身心的冥思。每週、每月、每年就這樣度過。犯人在剛進來時是一個反覆無常的人,或對自己的反常執迷不悟、要用各種惡習毀滅自己的人。然後,他會逐漸養成一種習慣。這種習慣開始納粹是外在的,但很快就變成第二天性。他會熟悉工作並享受工作的樂趣。如果明智的教育能使他的靈魂深感悔恨,那麼當他最終恢復自由時,他會更堅定地面對各種誘惑」(JUliUS,417一418)。工作同隔離一起被確定為監獄改造的有效手段。早在1808年法典中就對此做了規定:「雖然法律施加的刑罰以抵罪為其目的,但刑罰也旨在改造犯人。萬惡的懶惰使犯罪者走進監獄,並在監獄中與他重逢。它控制了他,使他徹底墮落。如果能夠把犯罪者從懶惰中解救出來,這雙重目的也就實現了。」四)工作既不是拘留制度的補充,也不是對它的矯正。不論是涉及到強制勞動,還是涉及到幽禁或監禁,這位立法者」認為工作必須與之相隨。但是,這裡所考慮的必要性完全不是18世紀改革者們所說的那種必要性。後者是希望監禁成為一種對公眾的做戒或者是對社會的有益補償。在監獄制度中,工作與懲罰的關係則是另一碼事。     
  復辟時期與七月王朝時期發生的幾次辯論,揭示了犯人勞動的功能。首先,關於工資問題有過一次爭論。法國犯人的勞動是有報酬的。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監獄中的工作是有報酬的,那麼這種工作實際上就不是刑罰的一部分;因此犯人就可以不去完成它。此外,工資是對工人技能的獎賞,而不是對犯人進步的獎勵:「最惡劣的犯人幾乎總是最靈巧的工人。他們獲得最高的報酬,因此他們也是最放肆,最不肯悔過的」(Marquet-Wasselot,轉引自I-〞oas,324)。這方面的爭論從未完全停息過,在19世紀40年代初又激烈起來。當時正值經濟危機,工人騷動,工人與犯人的對立也開始明朗化。工人舉行罷工,反對監獄工廠。當時肖蒙(Chaumout)的一個手套製造商在克萊爾沃(Clairvaux)監獄成功地組建了一個工廠。工人對此表示抗議,宣稱他們的勞動蒙上了恥辱。他們佔領了工廠,迫使僱主放棄了初衷。工人的報紙也展開了一場宣傳戰。第一個主題是,政府鼓勵犯人勞動是為了壓低「自由」工資。第二個主題是,監獄工廠的弊端對於婦女更為明顯。婦女因此而失去工作,被迫賣淫,然後因此而進監獄。當這些婦女自由時,她們不能工作。她們進了監獄後又與那些仍在工作的婦女競爭(《工廠報》,第3年,第4期,1842年12月)。第三個主題是,犯人獲得了最保險的職業——「盜賊在溫暖安全的條件下從事制帽和製造傢俱的工作」,而失業的制帽工則被迫「到『人類屠宰場』做鉛白(有毒的含鉛白色顏料。——中譯者注),每天掙兩個法郎」(廠報,第6年,第2期,1845年11月)。第四個主題是,慈善事業對犯人工作條件的關心勝過對自由工人工作條件的關心:「我們敢說,如果犯人工作時與汞打交道,科學界會非常關注,其熱心程度遠超過設法保護工人不受水銀氣的危害。有些人會驚歎『這些可憐的犯人』。他們對鍍金工人則幾乎不置一詞。然而,你又能期待什麼呢?人們只能以殺人或搶劫來喚起同情和關心。」最主要的主題是,如果監獄愈益傾向於變成工廠,那麼不如趁早把乞丐和失業者送到那裡,從而改造法國的「總醫院」或英國的勞動院。此外,還有許多請願書和信件,在1844年法令頒布後更是有增無減。有一份被巴黎議會駁回的請願書「發現有人竟殘忍地建議用兇手和盜賊來做今天數千之人賴以生存的工作。」「議會寧要巴拉巴斯(Barrabas),也不要我們」(《工廠報》,第4年,第9期,1844年6月和第5年,第7期,1845年4月;另參見同一時期的《溫和的民主》)。印刷工人聽說要在默倫(Melun)監獄裡建立一個印刷廠時,向大臣遞交了一封信。信中說:「你是在受到法律公正懲罰的罪人與為了養家餬口和國家繁榮而省吃儉用、誠實勞作的公民之間做出了抉擇」(《工廠報》,第5年,第6期,1845年3月)。     
  政府和有關部門對這些宣傳的答覆大同小異。犯人勞動不能被指責為造成失業的原因:它的範圍有限,產品很少,不可能對經濟產生全面的影響。它本身確有價值,但不是由於它是一種生產活動,而是由於它對人體機制具有作用。它是秩序和規律化的一個要素。通過它所提出的要求,它令人難以察覺地傳遞了一種嚴厲的權力。它使肉體屈從於有規律的運動;它排除騷動和渙散;它確立一種等級體系和一種監視,這種等級和監視已愈益被人們所接受,也更深入地銘入犯人的行為舉止中,因為它們是它的邏輯的組成部分:實行了工作制度,「在監獄裡就確立了統治。這種統治毫不費力,無須使用任何壓迫和暴力手段。通過安排犯人活動,人們就培養了他的守秩序和服從的習慣。人們使懶漢變得勤奮而活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就會在有規律的監獄生活中、在他所從事的體力勞動中找到……某種醫治地的胡思亂想的秘方」。犯人勞動應該被視為把狂暴躁動、不動腦筋的犯人改造為循規蹈矩的角色的機制。監獄不是工廠。它是而且按其本性應該是一台機器,犯人一工人既是它的部件,又是它的產品。它「不停地佔據著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填滿他們的時間。當肉體被刺激起來、思想關注於某個特定對像時,那些胡思亂想就會消失,靈魂會重歸於平靜」(Danjou,180)。說到底,如果說監獄勞動有某種經濟效益的話,那麼這是因為它按照工業社會的一般規範製造出機械化的個人:「工作是現代人的天命。它取代了道德,填補了信仰留下的空白。它被視為萬善之源。工作應該成為監獄的信條。對於一個機器社會,需要有純粹機械的改造手段」(Faucher,);在英國,「踩踏車」「和手搖泵就提供了一種沒有終極產品的、規訓犯人的機械化方式)。這是在製造機器人,也是在製造無產階級。實際上,當人們只有「兩隻從事任何有益工作的手」時,他們就只能「通過從事某種職業,靠自己勞動的產品生活,或者通過盜竊,靠別人勞動的產品生活」。然而,即使監獄不強迫犯人工作,它似乎也被再次納入這種體制,只不過是間接地通過徵稅,使某些人佔用其他人的勞動:「懶惰問題(在監獄裡)與在社會上毫無二致。如果犯人不靠自己的勞動生活,那麼他們就靠別人的勞動生活」(I-〞oas,11,313一314)。勞動使犯人能夠自給,同時也把盜賊變成了馴順的工人。這就是給犯人勞動付酬的功利所在。它把「道德的」工資形式做為犯人生存條件加於犯人。工資灌輸著對工作的「熱愛和習慣」;工資使這些不懂得「我的」和。你的」的區別的惡人有了私有財產觀念——「人們靠自己的汗水掙來的東西」的觀念(Danjou,210一211;另參見《工廠報》,第6年,第2期,1845年11月);工資還使那些胡亂揮霍的人懂得節省和計劃(Ioas;犯人口薪的三分之一被扣留,到他離開監獄時發給他)。最後,由於工資是按工作數量計算的,因此它能夠從數量上體現犯人的勞動積極性和改過自新的進步(Ducpetiaux,30一31)。犯人勞動的工資不是對生產的獎勵,而是對犯人改造的鞭策與衡量手段。它是一種法律虛擬,因為它不表示勞動力的「自由」轉讓,而是一種被假定為有效的教養技術的謀略。     
  那麼,犯人勞動的價值是什麼?不是利潤,甚至也不在於培養某種有用的技能,而在於建立一種權力關係,一種空洞的經濟形式,一種使個人服從和適應某種生產機構的模式。     
  監獄勞動的典型形象就是克萊爾沃的女犯車間。這種人性機器的安靜與嚴密使人聯想到管束嚴格的女修道院:「在一個高座上坐著一名婦女,座位上方是一幅耶穌受難圖。在她面前有兩排犯人在完成她們的任務,因為基本上都是做針線活,所以要不斷地維持絕對的安靜。……在這些大廳裡,似乎空氣也在懺悔和贖罪。人們會被自然而然地帶回到這個古老地方的久遠時代,會想起那些自願的懺悔者,她們把自己幽閉在這裡而告別人世。」人們可以把這種情況與下面這段描述比較一下:「到棉紡廠去,聽一聽工人的交談和機器的奏鳴。這些機械運動的有規律性和可預見性與由許多男人、女人、兒童相互接觸所產生的觀念和道德的混亂形成對照,世上還有比這更鮮明醒目的反差嗎?」(Faucher,20)。     
  3.監獄以一種更重要的方式超出了純粹的剝奪自由。它愈益變成一種調節刑罰的工具。它通過執行委託給它的判決,似乎有權至少部分地行使判決的權力。當然,在19世紀,甚至在20世紀,除了有限的形式(通過特赦、假釋和組織教養院的間接方式)外,監獄並沒有被賦予這一「權利」。但是,應該指出,從一開始監獄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就要求享有這種權利,以為它是監獄充分發揮作用的條件,是保證監獄有效地完成法律賦予它的改造任務的條件。     
  懲罰的期限也有同樣的情況。它能夠準確地量化刑罰,根據情況劃分刑罰的等級,賦予合法的懲罰某種多少公開的工資形式。但是,如果懲罰的期限在判決中被一成不變地確定下來,那就可能不利於改造犯人。徒刑的期限不應該是罪行的「交換價值」的量化。它應該根據犯人在監禁期間的「有效」轉變來調整。它不是一種時;同標尺,而是一種完成的時間。它是一種運作形式,而不是工資形式。「慎重的醫生是根據病人是否達到最佳療效來結束或繼續他的治療。同樣,在這兩種假設中的第一種情況,贖罪也必須結束於犯人的徹底改造。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拘留已變得毫無意義,而且從這時起拘留對於改造好的人是不人道的,對於國家也是一種徒然的負擔。」『們)因此,計算恰當的刑罰期限不僅應根據罪行及犯罪環境,而且應根據刑罰實際發生的作用。這就是說,刑罰應該因人而異,這樣做不是基於犯罪的個人、犯罪行為的司法主體、犯罪的責任者,而是基於被懲罰的個人、被監督改造的對象、被關在監獄裡、被監獄機構改造或對之做出反應的個人。「這完全是一個改造作惡者的問題。一旦改造完成,犯人就應返回社會」(轉引自《判決公報),1837年4月6日)。     
  拘禁的性質和內容再也不應完全取決於犯罪性質。司法懲罰根本沒有作為明確標誌犯人性質的符號的價值,根本不考慮犯人是否能被改造。具體地說,雖然刑法承認了犯罪與犯法的區分,並制定了相應的監禁與苦役監禁的區分,但是犯罪與犯法的區分從改造的角度看是沒有操作價值的。1836年當司法部進行調查時,各中央監獄的獄長幾乎都持有這種觀點:「違法者一般來說是邪惡的。……在犯罪者中,有許多是因一時衝動或屈從於一個大家族的需要而犯罪的。」「犯罪者的表現要比違法者的表現好得多。前者比後者更馴從,更努力工作,後者一般是些扒手、流氓和懶漢。」因此,人們認為,懲罰的嚴厲程度不應與犯法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不應一次就決定下來。     
  作為一種改造活動,監禁既有自己的要求,也有獨特的風險。它的階段劃分、嚴厲程度的臨時加強和持續減弱都取決於它的效果。夏爾·盧卡稱之為「道德的機動分類」。自1825年在日內瓦監獄實行分級漸進制度起,法國經常有人對此加以鼓吹(Fresnel,29一31)。它採取了三個區域的形式:一般犯人的考驗區、懲罰區以及走上改造之途的犯人的獎勵區(I     
  -oas,11,440)。或者也可以說它採用四階段制:威嚇階段(剝奪工作和任何內部或外界聯繫),勞動階段(隔離、但從事工作。在經過被迫的無所事事階段後,勞動就會被當作一種恩惠而令人高興),道德訓誡(監獄管理人和官方巡視者不時地來做「報告』』),集體勞動階段(Duras)。雖然刑罰的本源確實是一種法律決定,但它的管理、它的狀況和它的嚴厲程度則應屬於一種在製造刑罰效果的機構中監督這種效果的獨立機制。這是一整套獎懲制度,它不僅應能使犯人遵從監獄規章,而且應能使監獄有效地影響犯人。司法機關本身逐步接受了這種觀點:「在被徵求關於一項涉及監獄的提案的意見時,最高上訴法院認為,人們對於實行獎勵的主張無須大驚小怪,無論獎勵的辦法或者主要是金錢,或者是一頓美餐,甚至是縮短刑期。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在犯人心中喚醒善惡觀念,使他們進行道德反省,提高他們的自尊,那就是獲得某種獎勵的希望」(Ioas,11,441一442)。     
  應該承認,司法機關不能直接控制所有這些修改執行中的刑罰的程序。實際上,這種措施按其定義來說,只能在判決之後進行干預,只能針對罪行之外的東西。因此,當涉及到使刑罰的運用因人而異和靈活多變的問題時,監獄管理人員就應該有必要的自主權。巡視員、監獄長、牧師或訓練員比那些掌握刑法權力的人更能行使這種矯正職能。對這種刑罰的內部調節—一減輕甚至中止刑罰——起決定作用的應該是他們的判斷(觀察、鑒定、分析、報告、分類),而不是對罪行屬性的判決。1846年,邦奈維爾在提出特赦方案時,把特赦定義為:「預先得到司法機關批准的管理權限,即在一段充分的贖罪期之後使完全改造好的犯人獲得暫時的自由,但只要受到任何微小的確鑿指控,他將被重新關進監獄」(Bon-nevile,5)。這種「專斷性」在舊的刑事制度中使法官有權調整刑罰,使君主可以隨意地無視刑法。現代法典廢除了司法權力的專斷性。但是,它卻漸漸地在那種管理和監督懲罰的權力旁邊重新形成。這是看守們所擁有的知識的統治。「他(看守)是奉命進行統治的真正長官,宛如監獄的君主。……他應該兼有最傑出的品質和對人的深刻知識,才能不來負他的使命」(Berenser)。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原則。這個原則是由夏爾·盧卡明確闡述的。雖然它標誌著現代刑法運作的真正開端,但是今天只有極少數的法學家敢毫不猶豫地承認它。讓我們把它稱作《監獄獨立宣言》。它主張,這種權利不僅應該是擁有管理自主權的權力,而且也應該是懲罰權力的一部分。這種對監獄權力的肯定,提出了一個原則:刑事判決是一個專橫任意的統一體;它應該被打破;刑事法典的編纂者正確地區分了立法層次(它對行為進行分類並規定相應的刑罰)和司法層次(進行審判);今天的任務是對司法層次進行分解;人們應該從中區分出確實屬於司法的東西(不是評定行為而是評定行為者,衡量「使人的行為具有形形色色道德色彩的動機」,從而矯正立法者的評定);給「教養所裁決」以自主權,因為這種裁決可能是最重要的;相形之下,法庭的評定僅僅是一種「先期判決方式」,因為行為者的道德「只能在考驗中(評定)。因此法官轉而需要對他的評定進行必需的矯正監督,而這種監督是由教養監獄提供的」。     
  因此,人們可以從合法拘留的角度,談論監禁方面的暴行,即從「司法」角度談論「監獄」事務。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種暴行從監獄誕生之日起就存在於實際活動和設計方案中。它不是後來出現的一種副作用。這種重大的監獄機制是與監獄的運作本身密切相聯的。這種自治的標記明顯地表現在看守們所不斷採取的「無益」的暴行中或擁有一個封閉團體的全部特權的管理部門的專制統治中。其根源則恰恰在於,事實上監獄被要求成為「有益」的,剝奪自由——法律對想像財產的徵用——從一開始就必須起一種積極的技術作用,即對人進行改造。而為了進行這種運作,「監獄」機構訴諸三種重大模式,實行個人隔離和建立等級關係的政治一道德模式,把力量用於強制工作的經濟模式,進行醫治和使人正常化(規範化)的技術一醫學模式。這就是單人囚室、工廠和醫院。監獄中拘押之外的領域實際上是由規訓D技術填充的。而這種司法領域的規訓補充物就是所謂的「教養所」。     
  這種補充並非輕而易舉地被人們所接受。從一開始這就涉及到一個原則問題:刑罰應該僅限於剝奪自由。德卡茲說:「法律應該追隨著犯人,進入它把他送進的監獄裡」(ne-cazes)。他的觀點與現在的統治者一樣,只不過語言更生動。但是,很快——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這些爭論就變成了一場爭奪對這種補充的教養因素的控制權的鬥爭。法官們要求獲得監督監獄機制的權力:「犯人的道德啟蒙需要有許多的人合作。只有通過巡視以及監督委員會和慈善協會的工作,才能實現這一點。這就需要有輔助人員,而法官應該提供這種人員」(Ferrus,vin;1807年的一項法令建立了監督委員會)。從這時起,教養制度就十分牢固地確立了,不再有取消它的議論了。問題變成如何控制它了。這就使法官們對此魂牽夢京。一個世紀之後,還產生了一個畸形的雜交品種:地方行政官有權決定刑罰。     
  然而,如果說已超出了單純拘押作用的教養所,不僅能夠站住腳跟,而且能夠吸引整個刑事司法並使法官耿耿於懷,那麼這是因為它能夠把刑事司法引入知識關係中——知識關係由此變成刑事司法的無盡頭的迷宮。     
  監獄這個執行刑罰的場所也是觀察受罰者的場所。這有兩種形式:監視與認識。監視是不言而喻的,認識是指瞭解每個犯人,他的表現、他的深層精神狀況、他的逐漸進步。監獄應該被視為形成關於犯人的臨床知識的場所。「教養制度不可能是一個先在的概念。它是社會狀況的一種歸納。就像健康會受到損壞一樣,也有道德疾病。治療將根據疾病的位置和趨勢來進行」(Faucher,6)。這就涉及到兩種基本機制。一方面,應該將犯人置於持續的觀察之下。另一方面,每一項關於犯人的報告都應被記錄和考慮。全景敞視建築——既能監視又能觀察,既安全又能獲得知識,既能針對個人又能統觀全局,既能隔離又能透明——的想法在監獄中找到了實現自己的最佳場所。雖然全景敞視方式作為具體的行使權力方式已變得極其普遍,至少它們的不那麼集中的形式已然如此,但實際上,只是在教養所機構中邊沁的烏托邦才能充分地通過物質形式體現出來。在19世紀30年代,全景敞視建築成為大多數監獄設計方案的建築學綱領。它最直接地體現了「磚石紀律的智慧」;它能夠使建築物最直接地向權力機構敞開一切;(12)它能使溫和有效的全面監視一舉取代暴力或其他粗暴壓制方式;它能最直接地根據最新的人道主義的法典和教養理論來安排空間:「因此,不論是當局還是建築師,都應該懂得,監獄究竟應依據溫和的刑罰原則還是依據一種改造犯人的制度來設計。由於立法已經觸及到民眾惡習的根源,法律變成了復興美德的本源」(Baltard,4一5)。     
  總之,它的任務是建造一種監獄機器。門對這種監獄應設有便於監視的單人囚室,使犯人覺得好像置身於「希臘哲學家的玻璃房」中(Harou-Romain,8);監獄還應設有一個中心點,從這個中心點可以用一種持續的監視來控制犯人和工作人員。圍繞著這兩個基本要求,可以有若干種變化形式:嚴格的邊沁式圓形敞視建築,半圓形,平面交叉形,星形。1841年,當各種方案的討論熱火朝天之時,內務大臣總結了幾條原則:「中心監視廳是該系統的關鍵。沒有中心監視站,監視就得不到保證,就不能連續和全面。由於不能完全信賴直接監管各囚室的看守的活動、積極性和才智,……因此建築師必須全力關注這一問題。這個問題既關係到紀律,又關係到經濟。監視越準確和容易,就越不需要在如何加強建築的安全措施、防範犯人預謀逃跑和串通上多花力氣。如果監獄長能夠從中心監視廳既不移動又不被察覺地進行監視,既能看到所有囚室的人口,甚至在無玻璃的門打開時能看到大多數囚室的內部,又能看到看管各層犯人的看守,那麼這種監視是最理想的。……有了圓形和半圓形監獄方案,從一個中心點觀看所有的犯人和走廊裡的看守,就有可能做到了」(Duca-tel,9)。     
  全景敞視教養所也是一種實現個人化和進行持續記錄的體系。就在提出各種關於監獄建築的邊沁式方案的同一年,開始正式實行「道德記錄」制度。所有的監獄都實行一種統一的個人記錄,監獄長、牧師和訓導員必須填寫他們對每個犯人的觀察結果:「這在某種意義上是監獄管理的登記冊,可隨時查閱以評估每個犯人的各種情況,從而可以知道用什麼辦法來對待每一個犯人」(Ducp6tiaux,56一57)。此外,人們還設計或試行了許多其它更複雜的記錄製度(見Gregory,199;GrelletWammav,23一25和199一203)。總的目的是把監獄變成一個建立一套知識的場所,用這套知識來調節教養活動。監獄不僅應該知道法官的裁決並根據現有的條例去執行裁決,而且應該不斷地從犯人身上汲取那種能夠把刑罰措施變成教養運作的知識。這種知識將能把對犯罪的懲罰變成對犯人的改造,使犯人有益於社會。監獄的自主權和它所創造的知識使得人們有可能增加刑罰的效用。在法典上曾把這一點作為懲罰哲學的原則:「監獄長不應忽視任何一個犯人,因為無論這個犯人被置於監獄的哪個角落,無論他是剛剛入獄還是即將出獄,或是正在服刑,監獄長都應說明按照某種特殊分類他身處獄中的理由或他從某一類變為另一類的理由。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會計師。在進行個別教育的領域裡,對於他來說,每一個犯人都是一筆將產生教養利息的投資資本」(l。〞oas,11,449一450)。做為一種高效率的技術,教養活動能夠為投入在刑法體系和陰沉的監獄建築中的資本生產出一種利潤。     
  同樣,犯人變成了需要認識的人。這種認識需求不是首先進入立法活動本身,以提供判決的內容和決定罪行的真正程度。犯罪者是作為一個囚犯,一個懲罰機制的作用點而使自己構成認識的對象。     
  但是,這意味著教養機構及其全部技術性計劃造成了一種有趣的替換:它的確從司法手中接收了一個被定罪的人,但是,它應該對之施加作用的卻不是罪行,甚至也不是犯罪者,而是一個大不相同的對象。確定這個對象的變量至少在開始時並不在判決的考慮之中,因為它們僅僅與某種矯正技術相關。教養機構用以取代被定罪的罪犯的這另一個角色就是過失犯(delinnuent)。     
  過失犯與罪犯的區別在於,在確定他的特徵時重要的是他的生活而不是他的(犯罪)行為。如果教養運作要成為真正的再教育,那它就必須變成過失犯的全部存在,使監獄變成一個人工的強制的舞台。過失犯的生活應該受到徹頭徹尾的檢查。法律的懲罰針對著一種行為,而懲罰技術則針對一種生活。因此,用一種知識形式重構一種生活的所有悲慘的細節,用一種強制活動填補那種知識的空隙並對它施加影響,就屬於懲罰技術的任務了。這是一種傳記知識和矯正個人生活的技術。對過失犯的觀察「不僅應回溯其環境,而且應回溯其犯罪原因。應該從心理學、社會地位和家庭教養這三種角度從他的生平中尋找原因:從第一種角度發現危險的天性,從第二種角度發現有害的定勢,從第三種角度發現惡劣的家風。」這種履歷調查是為了對刑罰進行分類所做的預先調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後刑罰分類才成為教養制度中道德分類的一個條件。它(履歷調查)應該從法庭到監獄一直追隨著犯人。監獄長的任務不僅僅是接收已有的調查,而且還應在拘押期間完善、監督和矯正調查的各種內容」(I。〞oas,11,440一442)。在犯罪者形象的背後是過失犯。事實調查能夠確定犯罪者對某項罪行的責任。而過失犯的形成過程則反映在履歷調查中。「履歷」的引進在刑罰歷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它把「罪犯」確定為先於犯罪、甚至與犯罪無關的存在。而且,由於這個緣故,一種仿照法律責任推定的心理學因果論搞亂了它的結果。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進入了「犯罪學」迷宮,我們至今尚未從中轉出來。因為任何決定性原因都能減輕犯罪者的責任,所以它打在犯罪者身上的標記就是更加可怕的犯罪傾向,它所要求的教養措施也就更加嚴厲。因為罪犯的履歷在刑罰實踐中重複了衡量罪行時的環境分析,所以人們可以看到刑法話語與精神病學話語在邊界上的相互交叉。在它們的交叉點上,形成了關於「危險」分子的觀念。這就使得人們有可能根據一個完整的履歷描繪出一個因果關係網,有可能提出一個懲罰一矯正裁決。問們     
  過失犯與罪犯的區別還在於,他不僅是自身行為的製造者(從某種自由自覺的意志的標準看,他是負有責任的),而且他是被一組錯綜複雜的線索(本能、衝動、習性、性格)將他與他的犯罪行為聯繫起來的。教養技術不是針對行為者與罪行的聯繫,而是針對罪犯與其罪行的內在聯繫。過失犯這個綜合的犯罪性狀的奇特表現存在於帶有自然性質的階層中。這些階層各有自己的特點,因此需要區別對待。馬爾凱一瓦塞羅在1841年把這種情況稱為「監獄人種志」:旬邑人是……同一種人中的另一種人,具有獨特的習慣、天性和道德」(Marquet     
  -Wasselot,1841,9)。在此,我們更接近於看到對於惡人世界的「形象化」描述。這是一種歷時久遠的古老傳統,它在19世紀初獲得新的活力。當時對另一種生活的感受正與對另一個階層、另一個人種的感受聯繫起來。一種關於社會亞種族的動物學和關於惡人文明(包括其習俗和語言)的人種學,開始以一種拙劣的模仿形式出現。但是,也有人在努力構建一種新的客觀表象,在這種表象中罪犯屬於一種自然的卻又異常的類型學。過失犯罪(delinqllenCy)這種人類的病理缺陷可以被當作綜合病症或重大的畸形狀態來分析。在費魯(Ferrus)的分類中,我們可以看到從舊的犯罪「人種志」轉變為系統的過失犯類型學的最初嘗試之一。他的分析當然是很薄弱的,但是他清晰地揭示了這樣一個原則,即對於過失犯罪不應從法律角度而應從規範角度來確定和說明。犯人有三種。有一種犯人的「智力高於我們所確定的平均智力」,但是他們或者被「自身素質的稟性」和「天然的定勢」或者被「有害的邏輯」、「邪惡的道德」、「對社會責任的危險態度」所敗壞和扭曲。他們屬於需要日夜隔離,單獨活動的範疇。一旦人們被迫讓他們與其他人接觸時,他們應該戴上「做石雕或擊劍時用的輕型金屬網面罩」。第二類是「墮落、愚鈍或惰性十足的犯人,他們之所以陷入罪惡是由於對榮辱無動於衷,由於怯懦和懶惰,由於對誘惑缺乏抵禦能力」。對他們來說,最適合的對策不是懲罰而是教育,而且最好是互相教育:夜間隔離,白天集體勞動,允許高聲交談,集體閱讀,然後互相提問題,對提問題者給予獎勵。最後一種是「笨拙無能的犯人」,他們「因發育不健全而不能從事任何需要相當大的努力和堅定意志的工作,因此他們在工作中無法與聰明的工人競爭。他們既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瞭解自己的社會職責,又沒有足夠的智力來理解自己的狀況或與自己的本性做鬥爭。他們陷入罪惡是由於他們的無能。對於他們來說,隔離只會加重他們的惰性。因此他們必須過集體生活,應把他們組成小組,不斷用集體活動來刺激他們,對他們實行嚴格的監督」(Ferrus,自182頁起和自278頁起)。這樣,一種關於過失犯及其種類的「實證」知識就逐漸建立起來了。它不同於關於犯罪及其條件的司法定義。它也不同於醫學知識,後者引入人的精神失常概念,從而消除人的行為的犯罪性質。費魯十分清晰地闡述了其原則:「從整體來看,罪犯不過是瘋人。對待瘋人,把他們與明知故犯的人混淆在一起,是不公正的。」而新知識的任務則在於「科學地」界定犯罪行為,尤其是界定做為過失犯的人。犯罪學因此而得以產生。     
  刑事司法的相關對象是罪犯,而教養機構的相關對象是另一種人,即過失犯。這是一種反常類型的傳記單位、危險分子。雖然監獄給法律規定的剝奪自由的拘押增添了教養因素,但這種教養因素也產生了在被法律治罪的人與執行這種法律的人之間溜掉的第三種角色。在被打上烙印、肢解、焚燒和消滅的受刑罪犯肉體消失的歷史轉換點上,出現了囚犯的肉體。這種囚犯具有「過失犯」的個性,罪犯的渺小靈魂。懲罰機構把他們製造成懲罰權力的作用點,教養科學的對象。有一種說法認為,監獄製造了過失犯。它的確幾乎總是把那些被送到它那裡的人重新送到了法庭上。但是,它也是在下述意義上製造了他們,即它把非物質現實的過失性狀引入了法律和犯罪、法官和罪犯、被定罪者和別子手之間的運作,用非物質現實的過失性狀把上述這些人聯繫在一起,一個半世紀以來一直使他們陷入同一圈套。     
  教養技術和過失犯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對孿生兄弟。實際上,並不是某種科學理性對過失犯的發現使精緻的教養技術進入我們古老的監獄,也不是教養方法的自我改進最終揭示了抽像刻板的法律所不能感知的過失性狀的「客觀」存在。它們是一起出現的,是相互衍生的,是一種技術組合。這種技術組合塑造和打碎它施展手段的對象。這種過失性狀是在司法機構的基礎中,在「低賤工作」(basseoevres)中形成的。司法對這些任務不以正眼相待,它判定罪人,卻以懲罰工作為恥辱。而現在,這種過失犯罪開始糾纏平靜的法庭和莊嚴的法律。當法庭通過判決時,必須瞭解、評估、測量、判斷和處置這種過失性。現在,在修改法典時,必須考慮這種過失性狀、這種反常、這種離軌、這種潛在危險、這種病態、這種存在形式。過失性狀是監獄對司法的報復。這種報復極其可怕,使法官啞口無言。正是在這一點上,犯罪學家站出來說話了。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監獄這個集中了一切紀律的嚴厲角色,並不是18和19世紀之交所確定的刑法制度的一個內生因素。關於一個懲戒社會和一個維持了「意識形態」法典(貝卡裡亞式和邊沁式法典)的一般懲罰符號一技術的主題本身並沒有導致監獄的普遍使用。這種監獄另有起源——它起源於一種規訓權力所特有的機制。現在,儘管有這種異源性,監獄的機制和效應已經在整個現代刑事司法中擴散開。過失犯罪和過失犯已經變成遍佈這種司法的寄生物。人們應該探求監獄的這種可怕「功效」的原因。但是,從一開始就應指出一點:18世紀改革者們所規定的刑事司法在使罪犯客體化時是沿著兩條可能的但又相互背離的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把罪犯確定為一系列置身於社會契約之外的、道德的或政治的「怪物」。第二條是把罪犯確定為能夠通過懲罰而獲得新生的司法主體。現在,「過失犯」的概念使得人們可以把這兩種路線結合起來,根據醫學、心理學或犯罪學,構建這樣一種人,即違法的犯罪者與某種科學技術的對象幾乎完全重合的人。監獄對刑罰制度的支配不會導致某種激烈的抵制性反應,這種情況無疑是許多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製造過失性狀時,監獄給予刑事司法一個完整單一的、被「科學」所證實的對象領域,從而使刑事司法能夠在一個一般的「真理」範圍內運作。     
  監獄這個司法機構中最隱晦的區域是這樣一種地方,在它那裡,懲罰權力不再敢公開顯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組建一個客體現實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懲罰將做為治療而公開運作,判決將被納入知識的話語中。因此,司法會很容易地接納一個並非自己思想產物的監獄,也就不難理解了。司法當然應該對監獄給予這種承認。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四部分 監獄 第二章 非法活動與過失犯罪     
   從法律觀點看,拘留應該僅僅是剝奪自由。但是,履行這項職能的監禁卻總是包含著一種技術性規劃。從公開處決(具有壯觀的儀式,其技術與製造痛苦的儀式混合在一起)到監獄刑罰(被沉重的建築物所埋藏,被管理機構的機密性所掩蓋)的轉變並不是向一種無差別的、抽像的、混合的刑罰的轉變,而是從一種懲罰藝術向另一種毫不遜色的精巧的懲罰藝術的轉變。這是一種技術變化。從這種轉變中產生了一種症狀,一種象徵,即1837年警務馬車取代了鐵鏈囚犯隊。     
  鐵鏈囚犯隊的傳統起源於划船苦役,在七月王朝時期依然存在。在19世紀初它似乎具有一種展示的意義。這可能是由於它能把兩種懲罰形式結合在一種現象中,即它是一種把拘留展示為酷刑儀式的方式。(福歇(Faucher指出,「尤其是在斷頭台幾乎完全被廢除以後」,鐵鏈囚犯隊是一種公開展示。)1836年夏天,「最後一批鐵鏈囚犯隊」在法國穿行。關於這批人及關於鐵鏈囚犯隊的弊病的報道,使我們能夠重新發現這種與「教養科學」準則大相逕庭的運作。它開始於一種斷頭台儀式:在比塞特(Bio6tre)監獄的院子裡釘鐵項圈和鐵鏈。犯人的脖頸被向後扳在一塊砧板上。這時刑吏的技巧就在於用力打擊而又不打破頭部。這是一種顛倒過來的、知道如何不給人以致命打擊的技巧。「比塞特的院子展示著酷刑工具:若干帶有鐵項圈的長鏈條。獄吏(artoupans)們臨時充當鐵匠,安置好砧板和斧頭。那些將被釘上項圈的頭顱被固定在沿牆小徑的鐵柵周圍,或淒涼悲哀或英勇無畏,表情不一。再往上看,在監獄的每一層,人們都可以看到從囚室柵欄伸出的腿和手臂,讓人想起一個人肉市場。這些犯人頭一天曾幫助他們同伴梳妝打扮,現在這些同伴完全是受難的姿態。他們坐在地上,兩兩一組背靠著背。八鎊重的鐵鏈沉重地壓在他們的膝蓋上。鐵匠測量他們頭部的尺寸,改制一英吋厚的項圈。釘一個鐵項圈需要有三個人。第一個人扶住砧板,第二個人舉著鐵項圈的兩半,並伸出兩臂保護犯人的頭部,第三個人用大斧不斷地敲打,打平鎖栓。每一下敲打都使頭部和身體震動。……的確,沒有人去想,如果斧子砍歪,犯人會遭遇什麼危險。當人們在這種對卑賤處境中的同胞的鄙視中感受到驚心動魄的恐怖時,那種想法也就被抵消了。」門』這種運作還有公開展示的方面。根據《判決公報》的報道,1836年7月19日,有十萬以上的人觀看鐵鏈囚犯隊離開巴黎:「從田舍花園到瑪爾第格拉斯……」,有權有勢的人都站在遠處觀看這個被鐵鏈掛在一起的大遊牧部落通過。後者屬於另一種人,屬於「有權進入苦役船和監獄的種族」。下層階級觀眾像出席公開處決的場面一樣,與犯人進行著多重意義的交流,變換著進行凌辱、威脅、鼓勵和攻擊,時而表示憤恨,時而表示同情。某種激烈的情緒伴隨著整個遊街過程,有時是反對司法過於嚴峻,有時是抗議司法過於寬大。人們高聲痛罵所痛恨的罪犯,但又對所認識的犯人發出同情的喝彩。人們與警察不時地發生衝突:「在從楓丹白露柵欄開始的整個行進過程中,一群激憤的觀眾大聲辱罵德拉科隆回。他們高呼:打倒這個牧師,打倒這個可惡的人,他罪該萬死。要不是市政警衛採取堅定而有力的措施,就可能出現嚴重的騷亂。在沃吉拉爾,婦女的情緒最為激憤。她們高呼:打倒可惡的牧師,打倒殘忍的德拉科隆回!蒙特魯日和沃吉拉爾的警長以及幾位區長和副區長因試圖維護法庭判決而受到嚴厲指責。在快要到伊西時,弗朗索瓦認出了阿拉爾和隊伍中的官員,把木碗擲向他們。這使人想起該犯的某些同夥的家人就住在艾佛利。因此,警官馬上沿路散開,緊緊跟隨囚車。那些巴黎幫的歹徒紛紛向警察頭上擲木碗,有些警察被擊中。這時人群裡產生強烈的反應,開始彼此毆鬥。」(《判決公報》,1836年7月20日)。從比塞特到塞夫勒,當鐵鏈囚犯隊經過時,許多人家被搶劫(《法朗吉》,1836年8月1日)。     
  在這個送別犯人的節日中,有驅趕替罪羊儀式的某種因素,有愚人節的某種因素(只是角色顛倒過來),有舊式斷頭台儀式的某種因素(真相應該大白於天下),還有那些民眾場面的因素(著名的角色或傳統的榜樣受到承認):真相與醜惡大表演,牛鬼蛇神大遊街,既有對露出本來面目的罪人的辱罵,又有對罪行的喝彩。人們力圖重新發現曾榮耀一時的罪犯的面目。招貼傳單提醒人們回想起眼前通過的這些人的罪行。報紙提供這些人的名單,介紹他們的生平,有時還描述他們的外貌或服裝,使人們能夠辨認他們。這就像是演出節目單。』2』民眾還要仔細考察不同的罪犯類型,試著根據容貌或服裝來判斷犯人的「職業」,分辨他是兇犯還是竊賊。這是一種化裝舞會和提線木偶遊戲。對於更有教養的人來說,這還提供了犯罪人種研究的經驗材料。從使用支架眼鏡到運用加爾(GAll)」的顱相學,不同的人按各自的意願運用著各種犯罪符號學:「不同人的相貌同衣服一樣五花八門:這是一個莊嚴高貴的頭顱,一張牟利羅(MOrillO)」筆下的面孔;那是一幅邪惡的面孔,眉毛濃重突出,顯示了這個強悍惡棍的精力。……那邊一個頑童般的身體上有一個教唆犯的頭顱。這邊是一些圓滑陰柔的同謀犯,那邊是目光呆滯,放蕩墮落的教師面孔。」』對犯人也對這種遊戲做出回應,展示表演他們的罪行和不端行為。在這裡,紋身的一種功能就是使人對他們的行為或命運一目瞭然:「他們佩帶著罪犯的標記,或者是紋在左臂上的斷頭台,或者是紋在前胸的一把插入正在消血的心臟的匕首。」當他們通過人群時,他們表演自己的犯罪場景,嘲笑法官或警察,吹噓尚未被發現的劣跡。拉塞奈爾(I-ace-nair,)的前同謀犯弗朗索瓦說,他發明了一種殺人方法,可以使人來不及喊叫,而且不濺一滴血。這個宏大的流動的罪行展覽會有自己的雜技演員和啞劇演員。它以對真相的喜劇性證實來回答好奇心與辱罵。在1836年夏天,這一系列場面發生在德拉科隆日周圍。他把懷孕的情婦大卸八塊。因為他是哪幣,這就使他的罪行更為引人注目。也正因為他是牧師,使他免上斷頭台。看來,他引起了民眾極大的憤慨。早在1836年6月他被用車送到巴黎時,他就受到人身凌辱,使他不禁痛哭流涕。但是,他曾表示希望不要用封閉的車來裝載他,因為他認為凌辱是他應得的一部分懲罰。當他離開巴黎時,「入們簡直無法想像人群對這個人所發出的義憤和粗俗的動作。他被泥土掩蓋了。憤怒的路人向他拋去雨點般的石塊和辱罵。……     
  這是無法形容的憤慨的爆發。尤其是婦女們,就像是名副其實的潑婦,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怒火」以法朗吉》,1836年8月1日)。為了保護他,只好給他換了服裝。有些觀眾因此而被迷惑,把弗朗索瓦認成他。弗朗索瓦受到這種遊戲氣氛的感染,接受了這個角色。但是,除了表演並非他犯下的罪行,他還假冒那個牧師,做滑稽表演。除了講述「自己的」罪行,他還增加了為喝彩的人群祈禱和祝福的誇張動作。就在幾步遠的位置,真正的德拉科隆回「就像是一個殉教者」,經受著雙重凌辱。他並沒有接受這種凌辱,但這種凌辱是針對他的。這種嘲弄使這個牧師回憶起另一個罪犯的種種表現背後的自己的過去和自己想掩蓋的東西。他目睹著自己的受難,但這種受難是由和他拴在一起的殺人小丑展示的。     
  在途經的每個城鎮,鐵鏈囚犯隊都造成了節日氣氛。這是懲罰的勝利狂歡節,是變成特權的刑罰。而且,由於一種似乎在一般的公開處決的儀式中被忽略的奇特傳統的作用,它在犯人身上不是喚起被迫悔恨的表示,而是喚起否定懲罰的狂喜。除了鐵項圈和鐵鏈這些裝飾品外,犯人們還用緞帶、草編、鮮花或貴重物品做裝飾。鐵鏈成了圓舞隊形。它還是一種結合,是被禁止的愛情的強制婚姻。婚禮,這是鐵鏈上的節日和儀式:「他們在鐵鏈前親熱,手持花束,用緞帶或草編流蘇裝飾他們的帽子,心靈手巧者還製作了有頂飾的頭盔。……     
  還有些人穿戴著透孔織襪,水鞋或者在工作服下穿一件時髦的背心。」『4『在被釘上鐵鏈後的那個晚上,鐵鏈囚犯隊就成了一個大歡樂圈。它繞著比塞特的院子一圈一圈地轉:「鐵鏈囚犯隊對所認出的看守發出詛咒。看守們被它層層包圍,陷在其中。直到夜幕降臨,囚犯始終是這場戰鬥的主人。」』5阿巴人的安息日聯歡與司法所發明的展示儀式相對應。它顛倒了是非榮辱,顛倒了權力秩序及其符號,顛倒了享樂形式。但是,政治安息日的某種因素並沒有消失。除非徹底聾了,才會聽不出這些新曲調中的某些含義。犯人們唱著進行曲。這些進行曲很快就名聞通論,從此被到處傳唱。毫無疑問,在它們中可以發現不滿怨恨的回聲。傳單把這些不滿歸咎於罪犯。這些不滿包括對犯罪的肯定,對黑道英雄的讚頌,對殘忍的懲罰及其引起的普遍仇恨的回憶:「光榮啊,讓號角為我們吹響,……勇敢些,孩子,讓我們無所畏懼地聽從懸在頭上的命運,……鐵鏈沉重,但我們敢於承受。身為囚徒,不會聽到有人說:免去他們的痛苦。」但是,在這些合唱歌曲中有一種嶄新的音調。道德法典過去支配了大多數的不滿,現在則被顛倒過來。酷刑不再產生悔恨,而是磨損了自豪。做出判決的司法受到否定,觀看懺悔和凌辱的人群遭到嘲笑:「『離鄉背井,我們有時不免悲歎。我們橫眉冷對,法官也畏縮不前。……被不幸的禁果誘惑著,你們把目光轉向我們,想看到含詭忍辱,涕淚洶橫的人種。而我們的眼中卻閃現著自豪。」人們還可以發現這種觀念:犯人在一起有自由人所無法知道的歡樂。「讓我們盡情歡樂吧。節日將在鐵鎖下誕生。,……歡樂就是叛逆者。它們將逃避劊子手。只要有歌聲就有歡樂。」最重要的是,現存秩序不會永遠持續,犯人將會獲得自由和恢復應有的權利,而那些原告將取代他們的位置。罪犯和法官顛倒位置的偉大審判即將到來:「蔑視他人的權利屬於我們犯人,他們頂禮膜拜的黃金也屬於我們。總有一天,這些黃金將落到我們手中。我們將用我們的生命來換得它們。今天你們把鎖鏈強加給我們,明天鎖鏈將落在別人身上。他們將變成奴隸。當我們衝破這些枷鎖,自由之星將為我們大放光芒。……別了,因為我們不怕你們的法律和鎖鏈。」飛『在招貼傳單所設想的嚴肅場面中,犯人會告誡圍觀者不要倣傚自己。但是這種場面正變成危險場面。圍觀者必須在殘暴的刑吏,不公正的法官與不幸的犯人之間做出選擇。犯人今天是失敗者,但總有一天會凱旋而歸。     
  鐵鏈囚犯隊這一壯觀場面是與公開處決的舊傳統一脈相承的。它也與當時複雜紛壇的罪行展示有聯繫,後者導致了各種報紙,招貼傳單,江湖騙子和街頭劇的出現了〕。但是,它也與各種衝突和鬥爭有聯繫。它傳達著它們最初的雷鳴。它給了它們一種象徵性的宣洩口:儘管動亂大軍已被法律擊敗,但仍發誓要捲土重來;被秩序的暴力所驅逐的東西將會東山再起,推翻秩序,帶來自由。「我看到在這些灰燼中重新出現許多火星後感到不寒而慄」(《一個囚犯的最後一日》)。曾經一直伴隨著公開處決的騷動,現在在這些明確的威脅中找到了共鳴。人們可以看到,七月王朝決定廢除鐵鏈隊是與18世紀廢除公開處決出於同樣的理由,而且更緊迫:「用這種方式對待人,不符合我們的道德。我們應該避免在護送隊所途經的城鎮造成如此可怕的卻又不能教育民眾的場面」(《判決公報),1836年7月19日)。因此,必須與這些社會習俗決裂,讓犯人的遷移也隨著懲罰手段的變化而變化,也罩上體面的政府面紗。     
  然而,1837年6月用於取代鐵鏈囚犯隊的還不是人們曾經建議使用的簡單的封閉馬車,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機器:一種被設想為活動監獄的馬車,一個活動的全景敞視監獄。馬車中央是一個貫穿的走廊,兩邊各有六個小囚室。兩排犯人相對而坐。他們的腳放在鐵環裡。這些鐵環加了毛襯,用18英吋的鐵鏈聯在一起。他們的腿被金屬護膝束縛住。犯人坐在一種「向下開口的、用鋅和橡木做的漏斗上」。囚室沒有向外的窗戶。囚室是用鐵皮徹底包封的。它只有一個通氣片,也是用鐵片做的,上面扎出一些孔眼,允許「適當的空氣流通」。在走廊兩側,每個囚室的門上有一個小窗,分成兩相,一格用於發食品,另一格裝有鐵柵,用於監視。「小窗的開口和傾斜角度是這樣設計的:警衛能隨時看到囚犯和聽到他們的每一句話,但囚犯彼此不能看見,也聽不到彼此的話。」這樣,「同一輛車就可以毫無妨礙地同時裝運重犯和輕犯、男犯和女犯、兒童和成年人。無論路途有多遠,都可以把他們送到目的地,而他們彼此不會知道,也無法交談。」車上有兩名警衛,各持一根小橡木棒,「上面有碎金剛石的狼牙」。這兩人能通過隨時隨地的監視來操作一個適合馬車內部管理的懲罰體系:飲食限制、拇指央、沒有讓人睡覺的墊子、捆住雙臂的鎖鏈。「除了倫理書外,閱讀其他任何書籍都是不允許的。」     
  如果僅就其溫和性與速度而言,這種機器「能使人對發明者的善良心地表示讚歎」。但是,它的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十足的教養車。從它的外部效果看,它是一個邊沁理想的化身:「這個活動監獄的兩側晦暗寂靜,只有幾個大字——囚犯運輸車。當它急速通過時,使人感到神秘和壓抑。這正是邊沁對執行判決的要求。與那些玩世不恭、興高采烈的跋涉者的場面相比,它能在旁觀者的腦海中留下更有益、更持久的印象」(《判決公報》,1837年6月15日)。它也有內在效果。在僅僅持續幾天的旅程中(犯人始終不得下車),它起到一個教養規訓機構的作用。當犯人下車時平靜得令人吃驚;「從某種道德觀點看,這種不超過72小時的運送,是一次可怕的酷刑。它對犯人的影響似乎會持續很長時間。」犯人們也支持這種看法:「在囚車裡,當你不能睡覺時,你只能思考。當我思考時,我開始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悔恨。最後,你是知道的,我本來害怕改過自新,但現在我不怕了。」『8『     
  全景敞視馬車的歷史極其短暫。但是它取代鐵鏈囚犯隊的方式及理由,濃縮地體現了刑事拘留(作為一種精心的改造人的行為的技術)取代公開處決的80年歷程。囚室馬車是一種改造機構。取代公開處決的不是一種集體禁閉,而是一種精心組接的規訓脫制,至少在原則上如此。     
  從其現狀和看得見的效果考慮,監獄立即被視為刑事司法的重大失敗而遭到指責。很奇怪的是,監禁的歷史並沒有按照人們所設想的下述編年時序發展:先是確立一種拘留刑罰,然後是承認它的失敗;然後逐漸產生一些改造方案,似乎最終形成了比較有條理的教養技術定義;然後是實施這種方案;最後是承認它的成功或失敗。實際上,這些情況都重疊在一起,或者說是以完全不同的次序排列。正如教養技術的方案是伴隨著懲罰性拘留的原則同時產生的,對於監獄及其各種措施的批評也早在同一時間(182一1845年)就出現了。這些批評體現在一些習慣性的說法中——這些說法延續至今,除了數字之外,幾乎毫無變化。     
  監獄並沒有降低犯罪率。雖然監獄擴大、增多或受到改遣,但犯罪和罪犯的數量依然如故,甚至還增多了:「在法國,人們統計大約有108000人是公然與社會為敵的。人們可使用的鎮壓手段有:斷頭台、鐵項圈、三艘囚犯船、19個中央監獄、86個司法監獄、362個拘留所、2800個區級監獄以及各警察所的2238個囚室。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犯罪數字並沒有下降,……慣犯的數量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博愛報),1842年2月10日)。     
  拘留造成了累犯。蹲過監獄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監獄。囚犯中的前囚犯比例很高。從中央監獄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這個數字是德·羅什福科(G.deRochefoucauld〕於1831年12月2日辯論刑法典改革問題時提供的,見《議會檔案》,I-XXll,209一210)。1828到1834年,在近35000名被判重刑的人中,有大約7400名是累犯(即4.7:1),在ZO多萬教養犯或輕微違法者中,近3500o人是累犯(6:1),總計起來,每5.8名被定罪者中就有一名累犯(DucPetiaux,1837,自276頁起)。1831年,在2174名被定為累犯的人中,有350人出自囚犯船,1682人出自中央監獄,142人出自四個實行與中央監獄相同制度的勞改監獄(Ducpetiaux,同上)。在七月王朝期間,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m35年判刑的7223人中有1486人是累犯;1839年判刑的7858人中有1749人是累犯;1844年判刑的7195人中有1821人是累犯。魯斯(I。OOS)監獄的980名囚犯中有570名累犯,默倫(Melun)監獄的1008名囚犯中有745名累犯(Ferrus,363一367)。監獄非但沒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險的過失犯散佈到居民中:「每年有7000人被交還給社會,……他們是散佈在社會的7000個犯罪或腐化根源。我們只要想一想,這批人在不斷擴大,他們就在我們周圍生活和走動,時刻伺機作亂,利用社會的每一次危機來一試身手,那麼我們怎麼能對這種局面無動於衷呢?」(博象和托克維爾,22一23)。     
  監獄必然製造過失犯。這是它強加給囚犯的生存狀態所決定的。無論他們是否被單獨囚禁,也無論他們是否做無用的工作(他們將因此而找不到工作),總而言之,都沒有把他們「考慮成社會中的人,這是要創造一種非自然的、無用的、危險的生存狀態」。監獄應該教育囚犯,但是,一種以有理性的人為對象的教育體制怎麼能把逆自然本性而運作當作自己的目標呢?(I.UC。{,l,127,130)。由於監獄對囚犯實行強制性限制,這也會造成過失犯。監獄是執行法律、教育人尊重法律的機構,但是它的全部運作都具有濫用權力的形式。監獄管理專橫跋扈:「犯人所懷有的冤屈感是造成其桀驁不馴性格的原因之一。當他看到自己因不公正而受苦——而這不是出於法律的規定,他就會逐漸習慣於對周圍的一切忿忿然。他會把任何政府人員都看成劊子手。他不再認為自己有罪。他詛咒司法本身」(BigotPr6ameneu)。看守人員腐朽,畏縮,低效:「一千到一千五百名犯人在三十到四十名監管人員的監視下生活。後者只有依賴告密者才能維持住某種程度的安全,也就是說必須依賴他們自己所精心散播的腐敗。這些看守是什麼人呢?退伍士兵,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由他們組成看守歹徒的行業」(《博愛報}),1842年3月)。監獄利用刑罰勞動進行剝削,而這種勞動在現有條件下不具有任何教養性質:「對於奴隸貿易人們會義憤填膺,口誅筆伐。但是,我們的囚犯不也像奴隸一樣被承包人賣掉,被工廠生買走嗎?……雌道這就是我們教育犯人誠實正直的方法嗎?難道這些可惡的剝削榜樣不會使他們更加道德敗壞嗎?」侶』     
  監獄造成甚至鼓勵了一種過失犯環境的形成。在這種環境中,過失犯稱充道弟,講究義氣,論資排輩,形成等級,隨時準備支援和教唆任何未來的犯罪行動:「社會禁止二十人以上的結社……但是它自身卻在中央監獄裡建立了二百名犯人、五百名犯人,一千五百名犯人的社團。這些監獄是特地為他們建設的。社會為了給他們創造更大的便利,把監獄分成車間、院子、宿舍、餐廳,讓他們能夠聚在一起。……社會還在全法國增加這種社團,凡是有監獄的地方就有一個社團,……從而形成了許多反社會俱樂部」(MOre。uChrlS』O-phe,     
  7)。在這些俱樂部裡進行著對少年初犯的教育:「他發自內心的第一個願望將是向更機靈的長者學習如何逃避法律的嚴懲。第一課將學習以社會為敵的盜賊的嚴密邏輯。在我們的監獄中引以為榮的道德是告密和窺視。在他心中喚起的第一種激情將是年輕心靈對這牢籠中必然產生的怪物——寫出來會達污筆墨——的驚駭。……從此,他就斷絕了把他同社會聯繫起來的一切」(法國大眾年鑒》,49一56)。福歇把監獄稱作「犯罪兵營」。     
  獲釋犯人的處境必然使他們成為累犯。他們受到警察的監視。他們只能住在指定地點,或禁止到其它地方。「他們離開監獄時持有一份證件,無論到哪裡都要出示它。上面寫著他們的服刑判決」(Barb6Marbois,17)。刑滿釋放犯難以找到工作,只得過流浪生活,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見的因素。《判決公報》以及工人的報紙經常提到這類案例:如魯昂的一個曾犯盜竊罪的工人,受到警察監視因盜竊而再次被捕,沒有律師為他辯護。他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講述自己的生活情況,解釋他在離開監獄被迫住在指定地點後無法重操鍍金工舊業的原因——因為他是刑滿釋放犯無論走到哪裡都遭到回絕,而警察又不允許他到別處找工作。他無法離開普昂,而在這種可怕的監護之下又無以為生,只能坐以待斃。他曾到市政廳要求工作,獲得了在公墓的八天工作,每天掙十四個蘇(法國錢幣):「但是」,他說,「我年輕力壯,能吃能喝,五個蘇一磅的麵包,我每天能吃兩磅多。我用十四個蘇怎麼能填飽肚子、換洗衣服和找到住處?我是被逼到絕境的,我希望重新做一個正直的人,但是監護使我重陷不幸。我開始憎惡一切。這時我遇到勒邁特。他也是個窮人。我們為生活所迫而重新產生偷竊的邪念。」     
  最後一點,監獄把犯人家庭拋進貧困深淵從而製造了過失犯:「這種制度把一家之長送進監獄,也就使母親一天天陷於貧困,使兒童被遺棄,使整個家庭被迫流浪乞討。犯罪也就因此而滋生」。     
  應該指出,這種一成不變的批評總是沿著兩個方向,或者認為監獄的改造作用不充分,教養技術仍很原始粗糙,或者認為監獄力圖成為改造場所,但失去了懲罰的威力(11),真正的教養技術應該是嚴厲的qZ』,監獄是一種雙重經濟失誤:直接的失誤是它的內在代價太高,間接的失誤是它沒有消除過失犯罪ql3)。對這些批評從來只有一種不變的回應:重新強調教養技術的不變原則。在一個半世紀中,監獄總是被當作本身的補救辦法:不斷強化教養技術,以此作為克服其不斷失敗的唯一手段;貫徹教養目標,以此作為克服其不可行性的唯一方法。     
  可以作為結論性的事實是,最近幾個星期的犯人暴動」被歸咎為1945年提出的改革實際上從未生效,因此人們必須恢復監獄的基本原則。人們至今仍期待著這些原則產生美妙的結果。但是對這些原則人們太熟悉了: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間,它們構成了關於良好健全的「教養條件」的七條普遍準則。     
  1.刑事拘留應該以改造人的行為舉止為其基本職能:「以改造犯人為刑罰的主要宗旨,這是一條神聖的原則。該原則在科學領域,尤其是在立法領域正式出現乃是最近的事情」(「布魯塞爾教養會議」,1847年)。1945年5月的阿莫爾委員會(AmorCommission)亦步亦趨地重申:「剝奪自由的刑罰以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重返社會為主要宗旨。」這就是改造原則。     
  2.對犯人的隔離,至少是對犯人的空間安置,應該根據其行為所受到的刑罰,但首先應根據年齡、思想態度、將使用的改造技術、改造的階段。「在設法改變犯人性格中外在的和道德的重大缺陷時,必須考慮他們墮落扭曲的程度及其改造的難易程度」(1850年2月)。1945年的提法是:「關押刑期為一年之內的犯人的教養機構對過失犯的空間安置應根據性別、個性和墮落程度。」這是分類原則。     
  3.應該根據犯人的特點、進步或退步表現來調節刑罰。「因為刑罰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犯人,因此應使確實改惡從善的犯人獲得自由」(I。〞oas,1838)。1945年的提法是:「實行一種分級漸進的制度,……根據犯人的態度和進步程度來調節對待犯人的方式。這種制度包括從單獨禁閉到半自由的整個範圍。……假釋的恩惠擴大到適用於一切有期監禁刑罰。」這是刑罰調節原則。     
  4.勞動應該是改造犯人和使犯人逐漸社會化的基本要素之一。犯人勞動「不應被視為一種附加因素,似乎是刑罰的加重,而應被視為一種減輕痛苦的因素,因而是犯人不可剝奪之物。」它應該能使犯人學會和從事一門手藝,能給犯人及其家庭提供一個收入來源(DucPetiaux,1857)。1945年的提法是:「所有的法定囚犯都必須工作。……任何囚犯都不得被強制無所事事。」這是工作義務權利原則。     
  5.對囚犯的教育,對於當局來說,既是有利於社會的必要措施,又是囚犯的義務。「教育本身就可以是一種教養手段。教養監禁問題是一個教育問題」(-ucas,1838)。1945年的提法是:「囚犯所受的待遇,除了不得男女混雜外,……應該主要是對他進行一般教育和職業教育,使他改過自新。」這是教養教育原則。     
  6.監獄體制應該至少部分地受到一批專業人員的監督和管理。這些人應具有作為教育者所應有的道德品質和業務能力。1850年費魯就監獄醫療問題指出:「這對於一切形式的監禁都是有價值的補充,……沒有人比醫生更能獲得犯人的信任,能更好地瞭解他們的性格,能在減輕他們的病痛時更有效地影響他們的精神狀態,而且能夠以恰當的方式給予譴責或鼓勵。」1945年的提法是:「在每一個教養機構中,都應有一種社會和醫療一心理服務。」這是拘留的專業監管原則。     
  7.監禁結束後應有監督和幫助措施,直至獲釋犯人徹底恢復正常生活。犯人離開監獄後不僅應受到監督,「而且他應得到幫助和扶持」(Boulet&Benquot)。1945年的提法是:「為了促使犯人恢復正常生活,在監禁之時和之後應給他們以幫助。」這是輔助制度原則。     
  斗轉星移,一個多世紀以來,同樣的基本命題逐字逐句地得到重申。它們一再出現在每一次新的、來之不易的、最終被接受的改革主張中。而這種改革始終是不盡人意的。同樣的或幾乎一模一樣的語言也能從其他的「富有成效」的改革時期找到:18世紀末和「社會保衛運動」(movementofso-ciadefence)以及最近幾年犯人暴動時期。     
  因此,人們不應該把監獄的發展、它的失敗和它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成功的改革看作是三個前後相繼的階段,而應該認為這是一個同時包容這幾個方面的體制。這個體制在歷史上是強加在法律對自由的剝奪上的。這個體制包含著四種因素:監獄附加的紀律因素——這是「至上權力」因素;對某種客觀現實、某種技術、某種教養「理性原則」的生產——這是輔助認識因素;實際上對某種必須用監獄加以消滅的犯罪傾向的不斷誘發、甚至強化——這是相反效應因素;某種「改革」的重複進行,這種「改革」表面上追求「理想主義」,實際上與監獄的規訓運作同構——這是烏托邦複製因素。正是這個複雜組合構成了「監獄體制」(careeralsystem)」,而不僅僅是構成由高牆、管理人員、規章條例和暴力組成的監獄機構。「監獄體制」把話語和建築,強制性規章和科學命題,實際社會效應和所向披靡的烏托邦,改造過失犯的計劃和強化過失傾向的機制組合成一個形象。所謂的失敗不正是監獄運作的組成部分嗎?難道不應把這種失敗列入規訓和監禁的輔助技術在司法機構及社會中所造成的權力效應中嗎?這些效應不都集合在「監獄體制」的名下嗎?如果說監獄機構能夠屹然不動地長久存在,如果說刑事拘留原則從未受到嚴重的挑戰,那麼這無疑是由於這種「監獄體制」根深蒂固並完成著某些明確的功能。讓我們以一個最近的事例來說明它的力量和穩定性:1969年在弗勒裡一梅洛日(Flglllly-M6rogis)設立的模範監獄在總體設計上完全照搬了1836年在小羅蓋特(Petite-Roquette)轟動一時的星形全景敞視設計。這一權力機制既有現實實體又有象徵形式。然而,人們希望它能起什麼作用呢?     
  如果說法律被設定為確定違法行為,如果說刑罰機構的功能是減少違法行為,監獄是進行這種鎮壓的工具,那麼人們就不能不承認失敗。更確切地說,為了從歷史角度做出判斷,人01必須能夠衡量刑事拘留對整個犯罪的影響——人們應該感到驚訝的是,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人們在宣佈監獄失敗的同時總是主張維持監獄的存在。人們實際上所能提出的唯一替代方法就是放逐。英國在19世紀初就廢止了這種方法,而法國在第二帝國」期間則加以採用。但這可以說是一種嚴厲的,間接的監禁形式。     
  然而人們或許應該反過來考慮問題,反問自己,監獄的失敗提供了什麼東西?這些形形色色的不斷受到批評的現象有什麼作用?這些現象包括維持過失犯罪傾向,鼓勵累犯、把偶爾的違法者改造成習慣性的過失犯,建立一種封閉的過失犯罪環境。人們或許應該探尋在刑罰體制的玩世不恭的外表背後所隱藏的東西。這種東西在用判決來淨化犯人之後,繼續用一系列的「烙印」(一種原來是理論上的、現在是實際上的監視;取代了犯人通行證的警察記錄)來跟蹤他們,因此這種東西是在跟蹤已經接受過對犯罪者的懲罰的「有過失傾向」的人。這是什麼東西呢?難道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不正是一種因果關係,而不是一種矛盾嗎?如果確實如此,那麼人們將不得不認為,監獄及其一般的懲罰並不旨在消滅違法行為,而是旨在區分它們,分配它們,利用它們。與其說它們使易於違法的人變得馴順,不如說它們傾向於把對法律的悟越吸收進一種一般的征服策略中。因此刑罰就將顯得是一種操縱非法活動、規定寬容界限、有所放任又有所苛待、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的方式。總之,刑罰不是簡單地「遏制」非法活動,而是「區分」它們,給它們提供一種普遍的「經濟機制」。此外,如果人們能夠談論「正義」的話,那不僅是因為法律本身或實施法律的方式能夠為一個階級的利益服務,而且還因為通過刑罰的中介對非法活動的區別對待成為那些統治機制的一部分。法定懲罰應該在一種對待非法活動的總體戰略中被重新定位。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理解監獄的「失敗」。刑法改革的一般模式是在18世紀末反對非法活動的鬥爭中形成的。當時,使「舊制度」下各社會階層的並行不悖的非法活動得以維持的寬容、相互支持和利益三者之間的總體平衡被打破了。於是產生了一種關於實行普遍公開懲罰的社會的烏托邦:刑罰機制將不停頓地積極運作,毫不拖沓、沒有中間環節,沒有任何不明確性;一種理想的法律(一方面本身精確周到,另一方面銘刻在每個公民心中)將連根消滅一切非法活動。而此時,即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在新法典的背景下,新的民眾非法活動的危險出現了。更確切地說,民眾非法活動開始在新的層面發展起來。這些非法活動是1780年代到1848年革命的各種運動帶來的。這些運動把社會衝突、反對政治制度的鬥爭、對工業化的抵制、經濟危機的後果聯繫在一起。廣義地說,當時有三個特殊進程:首先是政治層面的非法活動的發展。這表現為兩種方式。本來在某種意義上帶有局部性的活動(如杭交租稅或抵制徵兵;強行沒收囤積的商品;搶劫商店、強迫「平價」出售商品;與當局代理人發生衝突)在大革命期間能夠導致直接的政治鬥爭,其目標不僅在於迫使國家讓步或廢除某些不可容忍的措施,而且還在於改換政府和改變權力結構本身。另外一些政治運動明顯地以現存非法活動形式為基礎(如法國西南部的保皇黨利用農民來反對關於財產權、宗教和徵兵的新法令);這種政治層面的非法活動在19世紀工人運動與共和派政黨的關係中,在工人鬥爭(罷工、非法結社)向政治革命的轉變中變得愈益複雜和明顯。總而言之,立法的限制愈益嚴格,這些非法活動也愈益倍增,而在這些非法活動領域中,產生了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並非所有的非法活動形式都有可能推翻政權,但是許多非法活動形式能夠被應用於總體政治鬥爭中,有時甚至能直接導致總體政治鬥爭。     
  其次,通過抵製法律或其它法規,很容易使人們認可反對那些為自己的利益而制定法規的人的鬥爭:民眾不再反對包稅人、金融家、國王代理人、推諉塞責的行政官或壞大臣這些不公正的代理人了,而是反對法律本身和執法的司法本身,反對提出新權利的地主,反對自己勾結在一起卻禁止工人結盟的僱主,反對引入更多的機器、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並把工廠規章制定得愈益嚴格的企業主。正是在反對從大革命中獲利的資產階級所建立的新的地產制度的鬥爭中,農民的各種非法活動發展起來。毫無疑問,從熱月到執政府「這段時間,農民的非法活動最為激烈,但是此後也沒有消亡。19世紀初,在反對新的合法剝削制度的鬥爭中,工人的非法活動發展起來:從破壞機器這類最激烈的形式或組織協會這類最持久的形式,到最日常的形式,如曠工、甩手不干、流浪、偷竊原材料、在工作數量和質量上弄虛做假等。一系列的非法活動也被納入反對法律及反對推行法律的階級的自覺鬥爭中。     
  最後,在18世紀,犯罪趨向於愈益專業化,包括盜竊也愈益講究技巧,而且犯罪在某種程度上變成脫離一部分居民、受到這些居民仇視的社會邊緣人的活動。但是,人們在18世紀末可以看到某些聯繫的重新組合或新型關係的確立。這不是由於——如當時人們所說的——民眾騷動的領袖都有犯罪歷史,而是由於法律的更新、勞動條件的嚴峻、國家或地主或僱主的要求以及十分細密的監視技術,增加了犯法的可能性,把許多生活在另一種條件下的、本來不會去從事職業犯罪的人拋到法律的另一邊。正是在新的財產法的背景下,在無法接受的徵兵方式的背景下,農民的非法活動在大革命最後幾年發展起來,從而導致暴力事件、侵犯行為、盜竊、搶劫甚至更大規模的「政治土匪活動」的增多。也正是在立法或極其苛刻的規章(關於工作手冊」、勞動證書、租金、勞動時間、缺勤等規定)的背景下,工人流浪現象發展起來,而且往往發展為實際上的過失犯罪。一系列的非法活動在前一個世紀往往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現象,而此時似乎聚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威脅。     
  19世紀初,民眾非法活動有三種擴散形式(數量的擴展除外,因為這是有爭議的、難以統計的):它們進入一般的政治視野;它們明顯地與社會鬥爭結合;不同形式和層次的違法行為相互溝通。這些過程也許還沒有達到最充分的發展程度。它們在19世紀初確實沒有發展成兼有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大規模非法運動。但是,儘管它們才嶄露頭角,並且還很分散,它們已十分引人注目,加強了對待民眾的「大恐懼」——即把民眾整體視為犯罪和叛亂因素,成為關於一個野蠻、無道德和無法無天的階級的神話的根據——那種神話從拿破侖帝國到七月王朝一直素繞著立法者、慈善家和深入工人階級生活的調查者的話語。這些過程可以從一系列斷言中揭示出來。這些斷言是在18世紀的刑法理論中根本看不到的,如犯罪並非是由利益或情慾銘寫在所有人心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它幾乎完全是某個社會階級的所作所為;罪犯原來是在各社會階級中都可以見到的,現在「幾乎完全出自社會秩序的底層」(Comte,49);「十分之九的兇手、竊賊和懶惰者出自我們所謂的社會底層」(I。auvergne,ssv);不是犯罪使人與社會疏離,相反,犯罪的產生是由於犯罪者是社會中的異己者,他屬於塔爾熱(Target)所說的「劣等人種」,屬於「因困苦而墮落、惡習難改的階級」(Bure,391);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以為法律是代表一切人的,是為一切入而制定的,那就太虛偽或過於天真了;相反,應該明智地承認,法律是為少數人制定的,是用於對其他人施加壓力的,原則上它適用於所有的公民,但它主要是針對人數最多而又最不開化的階級;與政治性法律和民法不同,刑法的應用並不平等地對待每個人(ROSSi,I,32);在法庭上並不是社會整體來審判某一個社會成員,而是一個關心秩序的社會階層審判另一個致力於動亂的社會階層:「讓我們巡視一下審判、監禁或行刑的場所。……     
  無論走到哪裡,都有一件令你觸目驚心的事情。無論在哪裡,你都會看到兩個涇渭分明的階級,一個總是坐在原告和法官的席位上,另一個總是坐在被告的長凳上」,其原因被解釋為,後者缺乏生計和教養,不知道「如何維持住合法的正直人格」(I-〞oas,11,82);因此,被認為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語言在這方面是不夠用的;若想確實有效的話,它必須是一個階級說給另一個階級的話語,因為這兩個階級既沒有共同的觀念,甚至也沒有共同的詞句:「我們怎麼能用我們的語言使那些人瞭解我們的意思呢?我們的語言矯揉造作,傲慢無禮,充滿了繁文縟節。而那些人從來只聽到過集市上、酒館中的粗野、貧乏、不規範但卻生動、直率、形象的方言土語。…如果我們要制定能夠有效地影響那些缺乏教養、難以抵禦犯罪誘惑的人的法律,我們應該使用什麼語言、什麼方法呢?」(ROSSi,l,33)。法律和司法都毫不猶豫地宣佈它們必須具有階級傾向。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監獄表面上「失敗了」,但實際上沒有偏離它的目標。相反,它能達到目標,因為它促成了各種非法活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興起,它能夠把這種形式分離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後者組成一種相對封閉的但又能被滲透的環境。監獄有助於確立一種公開的非法狀態。這種狀態在某種層次上是不可簡約的,具有秘密的使用價值。它既固執,又馴順。監獄能分離、勾畫和產生一種非法活動形式,後者似乎象徵性地概括了其它各種非法活動,但這就使得有可能把那些人們想要或必須寬容的非法活動掩蓋起來。這種形式嚴格地說就是過失犯罪。人們不應把過失犯罪視為最強烈、最有害的非法活動,認為由於它所體現的危害,刑罰機構必須竭力通過監禁來消除它。相反,它是刑罰(和刑事拘留)的一個效應。它使得人們有可能區分、安排和監督各種非法活動。毫無疑問,過失犯罪是一種非法活動形式。它也確實植根於非法活動。但是它是「監獄體制」及其網絡所確定、分割、離析、滲透、組織、封閉在一個確定的環境中的非法活動;它被「監獄體制」當做一個對付其他非法活動的工具。總之,雖然在司法b合法活動和非法活動是對立的,但在戰略上非法活動與過失犯罪是對立的。     
  對於監獄沒有消滅犯罪這一觀察結論,人們或許應該用下述假設來取而代之,即監獄極其成功地製造出過失犯罪這種特殊的、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危害較小的、有時可以利用的非法活動形式,在一種表面上屬於邊緣、實際上受到中心監督的環境中製造出過失犯這種病態對象。在圍繞著法律與非法活動進行的鬥爭中,監獄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確定了一種「過失犯罪」。我們已經看到,監獄體制是如何用「過失犯」取代罪犯,而且還給司法實踐覆蓋了一個完整的潛在知識領域。現在這種把過失犯罪構造成一種知識對象的過程包含著能夠分解非法活動、從中分離出過失犯罪的政治運作。監獄就是這兩種機制的結合物。它能使這二者不斷地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從而揭示出犯罪行為背後的過失性質,在各種非法活動的運動中確定過失犯罪。監獄是十分成功的,因此在一個半世紀的「失敗」之後它依然存在,並產生著同樣的結果,因而人們極不願意廢除它。     
  拘留的刑罰似乎製造了一種封閉的、孤立的和有用的非法活動,它本身無疑也因此得以長存。過失犯罪的循環似乎並非是監獄在進行懲罰時未能成功地進行改造工作的副產品。毋寧說它是一種刑罰的直接後果。這種刑罰為了控制非法活動似乎要用某種「懲罰一再生產」機制來確立某種非法活動,監禁則是其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然而,監獄本來是用於制止過失犯罪的,那麼為什麼需要讓監獄來參與製造一種過失犯罪呢?     
  過失犯罪構成了某種類似封閉的非法活動的東西。確立某種過失犯罪實際上有一系列的好處。首先,能夠(通過給人定位、滲透進這個群體、組織相互間的告密)監督它。一種能隨時監視的較小的封閉群體取代了那種混飩密集的民眾群體(他們偶爾從事非法活動,而這些非法活動總是有可能擴散)或那些鬆散的流民團伙(他們在流動中擴大,從失業者、乞丐、各種「壞人」中得到補充;這些人占的比例有時很高,如在18世紀末,形成了可怕的搶劫和暴動力量)。其次,能夠把這種自我吸收的過失犯罪轉化為危害較小的非法活動。過失犯的存在是靠著當局對社會邊緣進行控制的壓力維持的,他們在生存線上掙扎,缺乏與能夠維持生存的居民的聯繫(相反的情況,如走私者或某些強盜——見Hob。bawn),因此必然淪入某種局部性犯罪,而這種犯罪不足以喚起民眾的支持,在政治上危害不大,在經濟上微不足道。這樣一種被集中的、受到監督的和被解除武裝的非法活動就可以被直接利用了。它可以被用來對付其它非法活動。它脫離它們,轉向自己的內在結構,致力於一種往往使貧困階級成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的暴力犯罪,陷於警方的天羅地網,面臨長期徒刑,然後則是一種不斷「專一化」的生活——過失犯罪。這個異化的、危險的而且往往敵對的世界排擠了日常非法活動則小偷小摸、輕微的暴力行為、日常的違法行為),至少是使之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它阻止了它們向更寬廣、更明顯的方面發展。這種情況就好像是,過去曾期望斷頭台場面所產生的做戒效果,現在不是力求從嚴峻的懲罰手段中,而是從過失犯罪本身有形的、帶烙印的存在中獲得:在使自身區別於其它民眾非法活動時,過失犯罪也就使它們受到遏制。     
  但是,過失犯罪還有其它的直接用途。人們會想到殖民的例子。但這不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儘管在復辟時期,眾議院或主教會議曾幾次要求放逐罪犯,但這實際上是為了減輕整個拘留機構的財政負擔。儘管在七月王朝時期制定了一些將過失犯、目無紀律的士兵、妓女和孤兒送往阿爾及利亞的方案,但是1854年的法令正式地把那個殖民地排除在海外流放殖民地之外。儘管規定了犯人服刑結束後再以同樣的年限留在服刑的殖民地(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在那裡度過餘生),但是實際上流放到圭亞那(Guiana)和後來的新喀裡多尼亞(NewCaledonia)並沒有真正的經濟意義。(14實際上,過失犯罪作為一種既孤立又可操縱的處境,對它的利用首先出現在合法狀態的邊緣。也就是說,在19世紀也確立了一種更低級的非法狀態。這種非法狀態作為過失犯罪的結構及其所暗含的全面監視,提供了一個實現馴順狀態的保證。過失犯罪這個被控制的非法狀態是統治集團非法活動的一個工具。在這方面很能說明問題的就是19世紀娼妓網的建立{1sj:警方一再地對妓女進行健康檢查,妓女週期性地被捕入獄,大規模地組建妓院(maisonscloses),色情業中實行嚴格的等級體制,賣淫還受到有前科的告密者的控制,所有這些都使得有可能通過一系列中介從一種淫樂中開發或發現巨大的利潤。因為呼聲日益高漲的日常道德教化迫使這種淫樂轉為半秘密狀態,因此也使之變得昂貴。在確定淫樂價格、從被壓抑的性活動中創造利潤和收集這種利潤時,過失犯群體是與自私的清教要求處於一種共謀關係中,是一種操縱非法活動的不正當的財務代理人。(16』非法武器交易,禁酒國家中的非法出售烈酒,以及最近的毒品交易,都顯示了這種「有用的過失犯罪」的相似功用:一項法律禁令就能在自身周圍創造出一個人們設法加以監督的非法活動領域;人們同時通過一些非法分子從中獲取一種不正當的利潤。這些非法分子能夠通過在過失犯罪中的組合而受到操縱。這種組合是管理和利用非法活動的一個手段。     
  它也是權力運作周圍的非法活動的一個工具。在政治上把過失犯當作情報員(告密者)和進行蠱惑的內好的做法早在19世紀之前就存在。門7j但是,在大革命之後,這種方法用於完全不同的方面:打入政黨或工人協會,僱用暴徒來對付罷工和暴動,組織一批准警察——與警方直接合作,必要時可以轉變為一支與警察相似的軍隊。這一整套超越法律的權力運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過失犯所組成的後備勞動大軍加以保障的。後者是國家可以支配的一支秘密警察力量和備用軍隊。似乎可以說,在法國,這種活動在1848年革命與路易·拿破侖篡權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Marx,《路易·波克巴的霧月十八日》,63一65)。因此,由以監獄為中心的刑罰制度所牢固確定的過失犯罪,是實現統治階級不正當的利潤與權力流通的一種非法狀態的轉移和調用。     
  如果沒有警察監督方面的發展,有系統地安排一種孤立的,困於過失犯罪的非法活動是不可能的。對於居民的普遍監視,「無聲的、神秘的、不易察覺的防範,……政府正是這樣無時無刻不睜著眼睛、不分軒輕地盯著所有的公民,但又不用任何強制手段來迫使他們就範。……這是無須寫入法律的」(Bonnevlle,1847,397一399)。按照1810年法典的設想,應該對獲釋罪犯以及一切曾因受到嚴重指控而出庭受審的、可合法地視為威脅社會安寧的人進行監視。但是也應該對被坐探視為危險的群體進行監視。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是有前科的過失犯,因而受到警方監視:過失犯罪作為警方監視的一個目標也是警方特有的一個工具。所有這些監視都是以一個等級體系組織為前提的。這種組織既是官方的又是秘密的(在巴黎警察局,這基本上屬於「安全部門」,它除了有「公開人員」——警官和警士外,還有「密探」和告密者。後兩種人是因懼怕懲罰或要邀功領貴而工作的。見Fregier,I,142一148)。它們還需要建立一個檔案體系。該體系的核心工作是尋找和確定罪犯,其中包括:與陪審法庭發出的逮捕令相配合的對罪犯的必要描述,納入入獄登記冊的一份描述、陪審法庭和即決法庭記錄的副本(這些副本每月呈報司法部和警察總局),稍後在內務部建立的罪犯檔案署(存有按字母索引的有關記錄摘要),1833年前後開始實行的個人卡片或檔案制度(這是仿照「博物學家、圖書館管理專家、商人和實業家」的方法建立的。它便於匯總新資料,同時便於匯總被調查者名下的一切有關資料——Bonnevile,1844,92一93)——卡片索引的出現和人事科學的建立是被歷史學家所忽略的另一發明。過失犯罪及其導致的密探和普遍的治安控制,構成了一種對居民進行不間斷監視的手段:它是一種有可能通過過失犯本身對全部社會領域進行監視的機制。過失犯罪起著一種政治觀察站的作用。繼警察之後,過了很長時間,統計學家和社會學家也來利用它了。     
  但是,這種監視只有與監獄結合才能發揮作用。由於監獄使對人的監視變得容易——這些人是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由於它使僱用告密者的可能性擴大,使人們之間的相互告發倍增,由於它使罪犯能夠相互接觸,這樣它就促成了一個自我封閉但易於監視的過失犯群體的形成。而且,獲釋犯人不能恢復正常生活的狀態所產生的各種後果(失業、居住限制、規定住所、緩刑)都使得他們很容易執行所指派的任務。監獄和警察構成了一個連體機制。它們一起確保在整個非法活動領域區分、離析和利用過失犯罪。在各種非法活動中,警察一監獄體制分割出一個可操縱的過失犯罪。這種具有特異性的過失犯罪是這種體制的產物。但是它也變成後者的一部分和工具。因此人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警察一監獄一過失犯罪)三位一體的組合,三者相輔相成,並構成一個永不中斷的循環。警察監視給監獄提供了罪犯,監獄把罪犯變成過失犯,後者成為警察監視的目標和助手,這種監視則有規律地把其中一些人送回監獄。     
  任何刑事司法都不會想對一切非法活動提出起訴。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就要用警察當助手,用監獄作為懲罰工具,而且不留下未消化掉的「過失犯罪」殘渣。因此,人們應該把這種司法視為對非法活動實行有區別監督的一種工具。就這種工具性而言,刑事司法扮演著傳導的合法保證人與合法本原的角色。它是非法活動的總體機制裡的一個中繼站,其它因素(不是低於它的,而是與它並行的)是警察、監獄和過失犯罪。警察對司法權的蠶食、監獄抗拒司法機關時的慣性力量,都不是新奇現象,也不是權力僵化或權力逐漸轉移的結果。它們恰恰是現代社會懲罰機制所具有的結構特徵。行政長官可以暢所欲言,但刑事司法及其戲劇性機構卻是用於滿足一種監督機構的日常需求的。這種監督機構是半隱半露的,部分地潛沉在警察與過失犯罪打交道的黑暗王國之中。法官是這種機構的幾乎從不抗拒的僱員。(18)在構建過失犯罪方面,即在區分非法活動、用統治階級的非法活動來監督、控制與利用某些非法活動方面,他們是竭盡全力提供幫助。     
  在19世紀前半葉,這種過程有兩個突出的代表性人物。第一個是維多克(見他的《回憶錄》和《維多克自述》)。他是一個從事舊式非法活動的人,是該世紀另一極端類型的很快就要倒運的吉爾·布拉斯(GilBias)」:捲入騷亂、冒險、欺詐(他自己總是受害者)、爭吵和決鬥,不斷地被徵兵又不斷地開小差,與妓女廝混、賭博、偷竊並很快參與大規模的土匪搶劫。但是,他在同時代人心目中的幾乎神話般的形象並不是基於這種可能被添枝加葉的劣跡,甚至也不是基於這個事實,即一個苦役船上的囚犯得到贖救或者說完全是用錢贖身後史無前例地變成了一個警察長官,而是基於另一種事實,即在他身上,過失犯罪顯然具有一種含混的意義,它既是警察機構的打擊對象,又是警察機構的合作工具。維多克標誌著這樣一個時期:過失犯罪脫離了其它非法活動,被權力所控制,從而調轉了方向。就是在這個時候,警察與過失犯罪的直接的、制度化的結合形成了。這是一個動盪時期,就在這個時期,犯罪變成了權力機制之一。早先令人恐懼的形象是魔怪式的國王——他是一切司法之源,但又染指犯罪。現在出現的是另一種恐懼,即恐懼執法者與違法者之間的某種不可告人的默契。體現在單一形象中的君權與醜惡事物相對抗的莎士比亞時代已經過去了,警察權力的戲劇、犯罪與權力共謀的日常戲劇馬上就要開始了。     
  與維多克相對的是他的同時代人拉塞奈爾(I。acenaire)o拉塞奈爾的形象在犯罪審美主義者的天堂中永遠是受到肯定的。他的出現就足以令人驚訝:儘管他一片好心,滿腔赤誠,但他只能是笨拙地犯下一些輕微的罪行。他被其他囚犯認定是警察的奸細,管理人員不得不保護他免遭毒手(Camer正式地提出其他囚犯要下毒手的說法,見Camer,15)。路易一菲力普王朝的巴黎上流社會在他臨刑前給他舉辦了一個宴會。與這個宴會相比,後來的許多文學讚頌不過是一種紙上談兵了。他的名聲既不是來自他的罪行,也不是這些罪行的醞釀方式。造成轟動的是他動機和效果的反差。但是,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他的言行所包含的那種在非法活動與過失犯罪之間的可見遊戲。欺詐、開小差、小偷小摸、監禁、獄中交情的恢復、相互勒索、再次犯罪,直至最後殺人未遂——拉塞奈爾是一個典型的「過失犯」。但是,他身上至少是潛在地具有一個非法活動的層面,這個層面在當時代表了一種威脅:這個曾受過良好教育的破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若在前一代人中將會成為一個革命者,一個雅各賓分子,一個城君者。(19)如果他是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的同時代人,他對法律的反抗將會具有·種直接的政治形式。他生於1800年,差不多與司湯達——小說中的於連·索黑爾同時。他的性格帶有上述可能性的痕跡,但是這些可能性卻採取了偷竊、謀殺與控訴的形式。所有這些潛在的可能性變成了毫無光彩的過失犯罪。在這個意義上,拉塞奈爾是一個令人放心的形象。而如果這些潛在的可能性再現的話,也是出現在他所談論的犯罪理論中。在臨終時刻,拉塞奈爾展示了過失犯罪對非法活動的勝利,或者說展示了某種非法活動的形象,這種非法活動一方面被拖入過失犯罪,另一方面則轉向一種犯罪美學,即特權階級的一種藝術。拉塞奈爾與維多克之間有一種對稱關係。他們處於同一時期,他們都使得過失犯罪轉而反對自身,把過失犯罪構造成一種封閉的、可觀察的處境,把一種完整的過失犯罪活動變成治安技術,即變為法律所允許的權力的非法使用。巴黎資產階級應該為拉塞奈爾盛宴訣別,他的牢房應該對顯赫的來訪者開放,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天應該看到讚揚(在法官要處死他之前平民囚犯已經要求處死他,因為他在法庭上的表現無一不是要把他的同謀弗朗索瓦送上斷頭台),上述的一切有一個理由:正在受到讚美的是一種非法活動的象徵形象,這種非法活動保持在過失犯罪的界限內並轉化為話語,也就是說,是雙重無害的;資產階級為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享樂,他們至今仍樂此不疲。我們不應忘記,拉塞奈爾引人注目的死刑窒息了菲埃希(Fieschi)」暗殺路易一菲力普所產生的影響。菲埃希是當時的武君者之一,是相反的由輕微犯罪發展為政治暴力行為的代表形象。我們還不應忘記.拉塞奈爾死刑之後的幾個月最後一個鐵鏈囚犯隊出發,並伴有各種不堪入目的醜惡表演。在歷史上,這兩個盛典是重疊在一起的。而且,拉塞奈爾的同謀弗朗索瓦也是7月19日鐵鏈囚犯隊中的一個著名人物。(20在這兩種盛典中,一種是冒著在罪犯周圍激發起民眾非法活動的危險而繼承和發揚古老的公開處決儀式。它是應該被取締的,因為除了留給過失犯罪的空間外,罪犯不應再佔用任何其它空間。另一種則開闢了關於特權者的某種非法活動的理論遊戲。或者說,它標誌著這樣一個時期的到來,即資產階級實際從事的政治與經濟的非法活動將要在理論與美學觀念中重現出來:「犯罪的形而上學」,這是一個經常與拉塞奈爾聯繫在一起的術語。德·昆西(De     
  Quincey)的《謀殺之作為一種藝術》(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的法文譯本於1849年刊行。     
  這種過失犯罪的製造和刑事機構對它的控制,應該予以如實的對待:它們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結果,而是根據它們實現目的的程度加以變化的策略。過失犯罪與其它非法活動之間的分裂,使過失犯罪轉而反對非法活動的方式,統治階級的非法活動對過失犯罪的控制利用,所有這一切都明顯地出現在警察一監獄體制的運作方式中。但是,它們也一直遇到阻力。它們造成了矛盾鬥爭,激起了對抗的反應。如何建立一個屏障將過失犯與各種下層居民隔開,始終是一個棘手的任務,尤其在城市階層中更是如此,因為他們是從這些階層中產生的並與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21)這是一項長期而艱苦的工程。它包括利用對窮苦階級進行「道德教化」的各種一般原則(使他們具有某種可稱之為「基本的守法觀念」的東西,這在成文法典制度取代了習俗以後是必不可少的;讓他們學習關於財產與盜竊的基本準則;對他們進行安居樂業的訓練,等等)。這種道德的教化從經濟與政治的角度看也是同樣極其重要的。另外,還使用了更專門的方法來維持窮苦階級對過失犯的敵意(如利用獲釋犯人充當告密者、警方密探、工賊和打手)。一般的違法犯罪與工人爭取政治地位而犯法也被精心地有計劃地混為一體。後者所觸犯的是有關工作手冊、罷工、串連和結社的嚴厲法令。Q2}這種行為通常被指控為受到純粹刑事罪犯的挑動,甚至是受他們的操縱(例證可見Monfalcon,142)。針對工人的判決往往比對竊賊的判決更嚴厲(見《工廠報},1840年10月,或《博愛報》,1847年7一8月)。這兩類犯人在監獄中被混雜在一起。一般犯人還要更受一些優待,而被判刑的新聞記者和政治家通常受到隔離。總之,這一系列的混淆策略旨在維持一種持久的衝突狀態。     
  此外,還有一種耐心的努力,旨在給一般人關於過失犯的觀念罩上一個極其精巧的柵網,使他們覺得這些過失犯近在身邊,到處出現,處處令人恐懼。這就是社會新聞(faitdivers)的作用。社會新聞侵入了一部分報刊,並開始擁有自己的報紙。』23均巳罪新聞每天層出不窮,這就使得人們容易接受那種分割社會、實行司法和警察監督的制度了。這種新聞日復一日地描述一種反對不露面的敵人的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它成為報警或報捷的日常公告。從小冊子和大眾文學形式中開始發展起來的犯罪小說,則明顯起著一種相反的作用。它的功能最主要的是表明,過失犯是屬於另一個與人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無關的世界。具有這種異己性的首先是社會底層(《巴黎的秘密》」、《羅康保爾丁句,其次是瘋癲(尤其是在19世紀後半期),最後是上流社會的犯罪(阿爾塞納·呂平」)。在過去100多年間,社會新聞與偵探小說的結合產生了大量的「犯罪故事」。在這些故事中,過失犯罪顯得既十分貼近又極其疏遠,既形成了一種對日常生活的無時不在的威脅,但又有著令人感到極其陌生的起源與動機,它所發生的環境既充滿日常生活的氣息,又具有異國他鄉的情調。通過對過失犯罪重要性的強調和圍繞它的不勝其煩的話語,在它周圍劃出了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既突出了它,又把它分離出來。在這樣一種出自令人十分陌生的環境的可怕的過失犯罪中,非法活動怎麼會認出自己呢?     
  這種復合策略產生了效果。這種效果可從工人報刊的宣傳戰中得到證實。工人報刊抨擊犯人勞動〔4j,反對「監獄的安逸」,要求讓犯人從事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抨擊慈善家對過失犯的過分關心,抨擊讚揚犯罪的文學。(2』這種效果還反映在整個工人運動中對獲釋的一般犯人的普遍不信任中。「在20世紀之初」,米歇爾·佩羅(Mich6lePerrot)寫道,「由蔑視——這堵最高的牆——所包圍的監獄,最終把一批不受歡迎的人關了進來」。     
  但是,當然不能說這種策略取得了勝利或它在過失犯與下層階級之間造成了一種全面決裂。窮苦階級與非法活動的關係,無產階級與城市平民的相互態度,都還有待研究。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1830年到1850年的工人運動中,過失犯罪與鎮壓被視為一個重要問題。無疑,當時存在看對過失犯的敵意,但這是一場圍繞刑罰的鬥爭。工人報紙常常提出一種關於犯罪的政治分析。這種分析逐字逐句地與慈善家們所熟悉的描述(貧困一揮霍一懶惰一酗酒一惡習一偷竊一犯罪)針鋒相對。工人報刊認為過失犯罪的根源不在於犯罪者本人(他僅僅是觸發者或是第一個犧牲品),而在於社會:「這個殺你的人實在出於無奈。應該對此負責的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惡劣的社會組織」(人道主義者》,1841年8月)。這種事情或者是由於社會不能提供基本的需求,或者是因為社會摧毀了或抹煞了他的前途、抱負或後來出現在犯罪中的需求:「惡劣的教育,無處施展的能力與精力,在未成熟的年齡就被強制勞動所摧殘的智力與心靈」(《博愛報),1845年11月)。但是,這種因需求或因壓迫而產生的犯罪,由於受到關注與非難而掩蓋著另一種犯罪,後者有時是前者的原因,但一般來說是前者的延伸。後者就是來自上面的過失犯罪,是一種醜惡的榜樣,是苦難的根源,是窮人造反的原因。「當苦難用屍骨點綴街道,用竊賊與兇手填充監獄時,上流社會的騙子在什麼地方呢?……最墮落的榜樣,最令人作嘔的犬儒作風,最無恥的掠奪。……難道你們不害怕因從麵包坊偷了一塊麵包就被送上法庭的人有朝一日會雷霆震怒,將證券交易所這個野獸的巢穴——國庫與私人財富在這裡被不受懲罰地盜竊著——徹底摧毀、片瓦不留?」(《大眾蜂群》,1842年11月)。然而,這種富人的過失犯罪受到法律的寬容。當它要走上法庭時,它可以倚仗法官的寬容與報刊的謹慎而有恃無恐。(2)因此就產生了一種想法,即刑事審判可以變成政治辯論的場合,應該利用有爭議的審判或針對工人的程序來譴責刑事司法的一般運作:「法庭再也不像過去那樣是一個展覽時代的苦難與傷痛的場所,一種從各個方面展示我們的社會混亂的悲慘犧牲者的烙刑。它是一個迴盪著戰士呼喊聲的戰場」(《博愛報》,1841年11月)。因此還產生了一種觀念,即政治犯像過失犯一樣有對刑罰制度的直接體驗,但又與過失犯不同,能夠發出引人注意的聲音,因此他們有責任成為一切囚犯的代言人。開導「法國善良的資產階級」乃是他們的任務,因為「法國善良的資產階級從來不瞭解公共檢察官的誇張起訴所導致的刑罰」(《法國大眾年鑒》,1839年,第50頁)。     
  在這種對刑事司法及其在過失犯罪周圍所精心勾畫的邊界的重新評估中,可稱之為「反社會新聞」的策略是很有代表性的。工人報紙的做法旨在顛倒諸如《判決公報})的報紙對犯罪或審判的利用,後一種報紙「渲染血淋淋場面」,「靠監獄為生」,提供每日的「聳人聽聞的消息」(《窮雅克》,第1年,第3期)。「反社會新聞」則系統地突出報道資產階級中的過失犯罪事件,展示這個階級的「生活墮落」與「道德敗壞」。它用關於剝削者使普通人陷於苦難、飢餓,實際上是在謀殺後者的描述,取代關於普通人犯罪的報道。』刃『它在關於工人的刑事審判案的報道中指出僱主與整個社會應承擔的責任。總之,這是旨在顛倒那種一成不變的關於犯罪的話語的努力——那種話語竭力把犯罪當作一種怪物孤立起來,並把它描述成最窮苦階級的所作所為。     
  在這種反刑法論戰中,傅立葉主義者無疑比其他人都走得更遠。他們或許是最早提出一種對犯罪給予積極評價的政治理論的人。在他們看來,雖然犯罪是「文明」的一個結果,但是犯罪也因此是一個反對「文明」的武器。它自身蘊含著一種形象和一種前途。「受其壓迫原則的必然性支配的社會秩序,不斷地通過劊子手和監獄,殺害那些生性堅強、拒絕和蔑視社會規定的人,那些已經長大、掙破襁褓並把它撕得粉碎的人,那些不想永遠當嬰兒的人」(《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因此,不是犯罪天性,而是一種力量的較量遊戲,根據每個人所從屬的階級,『28)或者使他們掌握權力,或者把他們送入監獄。如果出身貧賤,今日做了官,將來無疑要上囚犯船。如果出身高貴富有,雖然是罪犯,但是「將來也要主持法庭,行使司法大權」(《法朗吉},1838年12月1日)。歸根結底,犯罪的存在顯示了「人性的一種十分幸運的不可壓抑性。」不應該把它看作一種弱點或一種病態,而應視之為一種正在甦醒的活力,一種「在人的個性名義下的抗議爆發」,由此才能理解犯罪的奇異誘惑力。「犯罪喚醒了我們渾飩麻木的情感與半遮半掩的激情。沒有犯罪,我們將長久地陷於混亂與軟弱」(《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因此,犯罪也許會成為一種政治武器,正如它曾對黑人解放起過作用一樣,它也可能被證明對於我們社會的解放是彌足珍貴的。是啊,如果沒有它,這樣一種解放能夠實現嗎?「監獄、縱火甚至暴動,是災難深重的社會狀況的證據」(《法朗吉》,1837年l月10日)。那麼,犯人這些「人類最不幸、受壓迫最深重的部分」有什麼重要性呢?《法朗吉》有時也贊同同時代人對犯罪的讚美,但卻出自截然不同的原因。     
  因此就出現了一種對社會新聞的使用方法,這種使用不僅旨在把對道德敗壞的譴責回敬給對方,而且還要揭露反對勢力的把戲。《法朗吉》把刑事案件當作一種「文明」所編製的衝突來分析,認為重大犯罪不是畸形怪胎,而是被壓抑的東西的必然回歸和反抗,』凹)輕微非法活動不是社會的必要邊緣地帶的產物,而是從戰場中心傳來的低沉轟鳴。     
  除了維多克和拉塞奈爾外,還應該舉出第三種形象。他僅僅是曇花一現。他引起的轟動幾乎不超過一天。他僅僅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從事輕微非法活動的小人物:一個13歲的孩子,無家可歸,被指控犯有流浪罪,被判二年監禁,但這二年監察就足以使他陷入過失犯罪的循環中。如果他沒有用關於某種非法活動的話語來對抗(以紀律的名義,而不是以法典的名義)使他成為過失犯的法律的話語,他肯定不會給人留下任何印象。那種非法活動是對這些壓制的反抗,那種話語系統地揭示了無紀律(indisc巾line)的雙重含義:既是社會的無序的秩序,又是對不可轉讓的權利的肯定。所有被法庭定為犯罪的非法活動,都被被告變成一種對生命力的肯定:無家可歸當然浪跡天涯,沒有主人就意味著獨立,沒有工作就等於自由,沒有時間表的約束就等於日以繼夜地工作。這種非法狀態與紀律一刑罰一過失犯罪體系的衝突,被同時代人,更確切地說是被恰好在場的記者理解為與瑣細的無紀律現象搏鬥的刑法的喜劇效果。實際上,這個案件及其判決體現了19世紀合法懲罰的問題核心。法官可笑地試圖用法律的威嚴來管束無紀律現象,被告則以目空一切的態度把不受紀律約束重新納入基本權利之列,這對於刑罰來說是一個典型的場面。     
  這無疑就是1840年8月《判決公報》的報道的價值所在。這篇報道如下:「法官:人應該睡在家裡。貝阿斯:我有家嗎?法官:你一直在流浪。貝阿斯:我以工作為生。法官:你的謀生職業是什麼?貝阿斯:我的職業,首先,我至少36歲了。我不為任何人工作。我長期以來只為自己工作。我有白天的職業和晚上的職業。白天,例如,我向一切過往行人免費散發傳單;當公共馬車過來時,我跟在後面跑,為乘客提箱子;我在努伊利街幫助推車輪;晚上有演出,我給馬車開車門,我推銷門票。我有許多事情要做。法官:應該把你安置在一個良好的習藝所裡,讓你當學徒,學一門手藝。貝阿斯:嗅,良好的習藝所、學徒,這太麻煩了。而且,不管怎麼,資產階級……總是抱怨,一點自由也沒有。法官:你父親不想讓你浪子回頭嗎?貝阿斯:我沒有父親。法官:那你母親呢?貝阿斯:我也沒有母親,父母都沒有,也沒有朋友,我是自由獨立的。」在聽到被判決教養二年後,貝阿斯「拉長了難看的臉,然後又恢復了他的幽默感,說:兩年,那不過是二十四個月。那就去吧。」     
  《法朗吉》也提到這一場面。但是該報的極其冗長細緻的分析表明,傅立葉主義者在這種常見的案例中看到了各種基本力量的表演。一方面是由法官、「活生生的法律活動、法律的精神與詞句」所代表的「文明」的表演。它有自己的強制體制,表面上是法典,實際上是紀律。必須有一個地點、一個位置、一種強制性的嵌入:「法官說,人是睡在家裡的。這是因為在他看來,一切事物都應有個家,有個歸宿,而不論這個歸宿是富麗堂皇還是簡陋下賤。他的任務不是提供一個歸宿,而是強迫每個人生活在一個巢穴中。」而且,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個謀生職業、一種可辨認的身份,一種永遠固定的個性:「你的職業是什麼?這個問題最簡明地體現了現存社會秩序。流浪是與之牴觸的,是對它的騷擾。人們必須有一個穩定的、長期不變的職業,必須考慮未來,考慮一個有保障的前途,以免受各種侵擾。」總之,人應該有一個主人,被安置在一個等級體系中。人只能以固定在明確的支配關係中的方式存在:「你和誰在一起工作?這就是說,不論你從事什麼職業,既然你不是主人,你就必須是僕人。這不是你作為一個人是否令人滿意的問題,而是一個維護秩序的問題。」某種自稱為一種權利的非法狀態,與表面上是法律的紀律發生衝突。造成敵對衝突的是無紀律,而不是犯罪。一種無紀律的語言——不規範語法和回答問題的語調「表明了被告與社會之間的深刻裂痕,因為社會是通過法官用規範的措詞向他提問的。」這種無紀律是天然直接的自由的無紀律:「他十分清楚地意識到,學徒、工人就是奴隸,而受奴役是很悲慘的。……這種自由,這種對流動的需求支配著他,他十分清楚,在循規蹈矩的生活中,他將再也不能享受這種自由。……他熱愛自由。別人把這視為不正常,但這與他有什麼相干?這就是自由,也就是說,這就是他的個性的最自然的發展。這是一種野性的發展,是獸性的、有限的,但也是自然的、出於本能的發展。」在家庭關係方面是無紀律的。無論這個迷途的孩子是被遺棄的還是自我放縱的,都無所謂,因為「他不能忍受家長的或陌生人的教育奴役。」正是由於這些繁瑣的紀律,最終導致整個「文明」遭到抵制,「野性」從而產生:「這就是工作,這就是懶惰,這就是輕率愚鈍,總之,這就是除了秩序之外的一切。除了職業與放蕩上的差異之外,這就是過一天算一天的野蠻人的生活」(《法朗吉》,1840年8月15日)。     
  毫無疑問,「法朗吉」的分析不能被視為當時工人報刊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討論的代表性意見。但是,應該把這些分析放在這種討論的背景中來考察。「法朗吉」的說教並沒有完全白費口舌,在19世紀後半期產生了回聲。當無政府主義者把刑法機構當作攻擊目標時,他們提出了過失犯罪的政治問題。他們想從中找到對法律最有戰鬥性的否定。他們不是想把過失犯的暴動加以英雄化,而是試圖把過失犯罪同控制利用它的資產階級的合法與非法活動區分開。他們的目的是重新確立或構建民眾非法活動的政治統一。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第四部分 監獄 第三章 「監獄」     
   如果讓我來確定「監獄體制」最終形成日期,我不會選擇頒布刑法典的1810年,也不會選擇通過了關於分相囚禁原則的法律的1844年。我甚至不會選擇1838年,那一年夏爾·廬卡、莫羅·克利斯托夫與福歇撰寫的關於監獄改革的著作紛紛問世。我要選的日期是1840年1月22日。這是梅特萊(Mettrav)農場正式開始使用的日子。正是在這個不被注意、不被納入史冊的光榮日子,梅特萊的一個孩子在垂危之際說:「我這麼快就離開了這個農場,太可惜了!」(Dll。p6-tiaux,1852383)。這標誌著第一個教養所聖徒的死亡。據說,來自其它懲罰場所的犯人在詠唱關於這個農場的新懲戒方針的讚美詩時說:「我們過去寧願挨打,但是現在囚室更合我們心意。」如果這種話可信以為真的話,那就無疑有許多被賜福的人將加入那個聖徒的行列。     
  為什麼我選擇梅特萊?因為它是最極端的規訓機構,是各種對行為進行強制的技術集大成的標本。在它那裡可以發現「修道院、監獄、學校、兵團」。囚犯被分配在等級嚴明的小班中。這些班同時奉行五種模式:家庭模式(每個班都是由兩個「老大哥」與「兄弟」組成的「家庭」);軍隊模式(每個家庭有一個班長,下分兩個小組,每組各有一名組長;每個囚犯都有號碼,都要學習基本的軍事操練;每天有一次衛生檢查,每週有一次服裝被褥檢查;每天有三次點名);工廠模式(有監工和工頭,負責管理工作秩序與年輕囚犯學藝);學校模式(每天上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的課;由訓導員或副班長講課);司法模式(每天在談話室進行「司法」懲治:「任何輕微的不服從行為都要受到懲罰。避免嚴重違法亂紀的最好方法是極其嚴厲地懲治最輕微的錯誤:在海特萊,說一句廢話都要受到懲罰。」主要懲罰手段是單獨禁閉,因為「孤獨是影響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獨時,宗教的聲音,即使以前從未進入他們的心靈,現在也會恢復全部感人的力量」。——一*。C叭tittX,18u,377)。整個准刑罰制度都是人們為了使之不成其為監獄而創造出來的。它在囚室內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囚室的牆上書寫著黑色大字:「上帝注視著你」。     
  這種不同模式的復合使得人們有可能揭示「訓練」的功能特徵。梅特萊的長官都不能是純粹的法官、教師、工頭、非正式官員或「家長」,而只能是一種獨特的干預方式中的這些東西的混合。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行為技師:品行工程師,個性矯正師。他們的任務是造就既馴順又能幹的肉體。他們每天負責監督九或十小時的工作(或者在車間裡或者在田地)。他們指揮囚犯班組按照號角或哨聲進行有秩序的活動,體育訓練、軍事操練、起床就寢、散步。他們教授體育動作。門〕他們檢查衛生,督促洗澡。訓練是與觀察同時進行的。根據囚犯的日常表現,他們不斷地積累起一整套認識。這種認識被用來當作不斷評估的工具:「少年犯一進入農場,就要接受一番調查,包括他的出身、家庭狀況、被送上法庭的罪名以及構成他短暫但往往十分悲慘的經歷的其它違法行為。這種資料被寫在一塊木板上。在這塊板上依次記錄著與每個囚犯有關的每一件事,他在教養所的停留時間以及他離開後被送往何處」(Ducp6tiaux,1851,61)。對肉體的塑造產生了一種關於個人的知識。學習技術的學徒訓練導致了各種行為模式。掌握技能與建立權力關係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強壯能幹的農業工人被製造出來。在這種受到專門監督的勞動中,產生出順從的臣民,形成一套有關他們的可靠知識。這種規訓D肉體的技術有雙重效果:洞察「心靈」和維持服從關係。有一個成果可以證明這種訓練工作的有效性:1848年,當「革命的狂熱激發了所有人的想像時,當昂熱、拉弗萊什、阿爾福爾等地的學校,甚至各寄宿學校都起來造反時,梅特萊的囚犯比以往更平靜」(Ferrus)。     
  梅特萊特別具有典型意義之處,在於它自己所承認的這種訓練運作的特點。這種訓練是與其它監督方式——醫療,一般教育和宗教指導——聯繫在一起的,並以它們為基礎。但是,不能把它與它們完全等同起來,也不能等同於嚴格意義上的管理。「家庭」的班組長、工頭都必須與囚犯親密地生活在一起。他們的衣衫幾乎與囚犯一樣「簡陋」。他們實際上從不離開囚犯左右,日夜觀察著他們。他們在囚犯中形成了一個持續觀察網。為了使囚犯能夠自我訓練,在農場建立了一所特殊學校。教學計劃的主要宗旨是使未來的幹部受到與囚犯一樣的學徒訓練與強制:他們「像學生一樣受到紀律約束,以後他們作為教師將自己實行這種紀律」。他們學習有關權力關係的技藝。這是第一所實行純粹紀律的訓練學院,因為「教養」不僅僅是一種追求在「人性」方面的證明或在某種「科學」方面的依據的工程,而且是一種經過訓練而學到的、服從一般規範的技術。這種實踐通過強制來規範無紀律者或危險分子的行為,反過來也通過制定技術與理性思考來使自已被「規範化」。這種規訓技術變成了一門有專門學校的「學科」。     
  人文科學歷史的研究者碰巧也把科學心理學的誕生日期確定在這個時間,因為在這些年裡,韋伯(Weber)」正在使用他的小羅盤來測量感覺。而在梅特萊出現的東西(遲早在其它歐洲國家也會發生)顯然屬於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類型。它標誌著一種新型監督的出現或制度化或命名禮。這種監督是施加於抗拒規訓者的知識與權力。然而,在心理學的形成與發展中,這些紀律專家的出現肯定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人們會說,對感覺反應的定量評定至少能從新興的生理學中找到根據。單憑這一點,它也應在科學史上佔一席之地。但是,規範監督也被一種醫學或精神病學緊緊地包裝起來,從而也具有一種「科學性」。它還受到一種司法機制的支持,後者直接或間接地給予它一種法律證明。因此,在這兩種重要的保護層下,作為這二者的聯繫紐帶或交流媒介,一種精心制定的規範監督技術不斷地得到發展,延續至今。自從梅特萊的小學校建立以來,這些方法獲得了層出不窮的具體而制度化的支持。它們的機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擴大了。它們的輔助設施也隨著醫院、學校、公共管理機關、私人企業的增多而增加。它o〕的人員在數量、權力與專業資格方面都得到擴充。對付無紀律的技術人員形成了一個大家庭。在實施規範化的權力被規範化的過程中,在對一種凌駕於個人的權力一知識的部署中,梅特萊及其學技標誌著一個新時代。     
  但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刻作為一種我們至今仍在某種程度上使用的懲罰藝術形成的起點呢?這是因為這種選擇總是有點「不公正」。因為它把這個過程的「終點」置於刑法的較低應用領域中。因為梅特萊既是一所監獄,又不完全是監獄;說它是監獄,是因為它收容被法庭定罪的少年犯,但它還收容受到指控、但根據法典第66條應宣判無罪的未成年人,同18世紀一樣收容代替家長管教的寄宿生。梅特萊這個懲罰樣板恰恰位於嚴格意義的刑罰範圍的邊界。在刑法領域之外,有一系列的機構組成了「監獄群島」。梅特萊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然而,一般原則、重大法典以及法規在這一問題上都十分明確;不准有「法律之外」的監禁,不准有未經正式司法機構決定的拘留,那些專橫但卻普遍存在的禁閉不得再繼續存在。然而,刑罰外監禁的原則實際上從未廢棄。(大革命期間有關家內法庭、家長管教、家長禁閉子女權利的辯論還有待研究。)此外,如果說古典主義方式的大禁閉機構部分地(僅僅是部分地)被廢除了,那麼它又很快地復活了,並沿著某些方向重新部署和發展。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通過監獄這個中介,一方面與法律懲罰手段相統一,另一方面與規訓機制相統一。禁閉、司法懲罰與各種規訓機構之間的界限在古典時代已經被弄得模糊不清,現在則趨向於消失,趨向於構成一個宏大的「監獄連續統一體」。這個系統把教養技術擴散到各種最單純的紀律中,使紀律規範滲入到刑法體制的核心,並用紀律規範來控制最輕微的非法活動,最不起眼的不正規、偏離或反常以及過失犯罪的威脅。一種微妙的、分等級的「監獄網絡」及其嚴密的機構與各自使用的方法,擔負起古典時代那種專橫、普遍但很不統一的禁閉的責任。     
  在此,我無意重構這整個網絡——它首先是形成監獄的直接外圍,然後不斷地向外擴展。但是,提供少許的提示與若干日期,將有助於瞭解這種現象的廣度與早熟性。     
  在中央監獄裡建立了農業部門(1824年加永(Gaillon〕首創,隨後豐特夫羅(Fontevrault〕、勒杜埃爾門。esDouaire〕、勒布拉爾(I-eBoulardj相繼建立)。為被遺棄的流浪兒童建立了農場(1840年yA蒂堡(Petit-Bourg〕,1842年奧斯瓦爾德(()stwald〕)o為「懼怕墮入非正常生活」的年輕女犯,「因母親墮落而過早接觸醜惡生活的貧窮而純潔的女孩」,被遺棄在醫院和夜店門前的女孩,設立了救濟院。根據1850年法令建立了勞改農場:免於起訴的與被定罪的未成年人被送到這些農場,「在嚴格的紀律下過集體生活,在農業勞動及與農業有關的基本產業中接受訓練」;後來,被判處終身苦役的未成年人與「受公共事業救濟局監護的未成年流氓」也被送進來(有關各機構的情況,見Gailac,99一107)。此外,「監獄領域」愈益遠離嚴格意義的刑罰,愈益擴大,監獄的形式慢慢削弱乃至最終徹底消失,出現了遺棄兒童或貧窮兒童收容所,孤兒院(如諾伊霍夫(Neuhof)或海尼爾菲爾曼(Mesn小Firminj),習藝所(加蘭斯的伯利恆(Bethl(?edeReims〕或南錫習藝所(MaisondeNancyj,甚至出現了工廠一修道院,如拉索瓦熱不(l-aSauvag6re〕、塔拉爾(Tarare)和瑞瑞裡約〔加juriewj,年輕女工在13歲左右進入這些地方,幾年內過著禁閉生活,外出必須有人監督,領取的是記賬單而不是工資;勞動熱情高、表現好,可多得獎金;工資只有在離開時才能拿到)。再擴大些看,還有一系列的機制雖然沒有採用「嚴密的」監獄模式,但是使用了某些「監獄方法」,如慈善團體,道德改良協會(提供幫助但也進行監督),工人住宅區與集體宿舍——最原始的宿舍依然帶有十分明顯的教養制度的痕跡。』目最後,這個大「監獄網」包容了遍及整個社會的所有規訓機制。     
  我們已經看到,在刑事司法中,監獄把懲罰程序變成一種教養技術,而「監獄群島」則把這種技術從刑罰機構擴散到整個社會機體。這就產生若干重要後果。     
  1.這個宏大的機制建立了一種漸進的、連續的、不易察覺的等級,這就容易很自然地從不守秩序過渡到犯罪,反過來,從觸犯法律過渡到對準則、常態、要求和規範的輕微偏離。在古典時代,儘管有某些關於犯罪的一般提法,已『但是犯罪(crime)領域、罪數(sin)領域與不良行為領域始終是分開的,它們有各自的標準與各自的權威(法庭、懺悔、禁閉)。相反,具有監視與懲罰機制的監禁是按照一種相對連續原則運作的。各種機構本身具有連續性。這種連續性把它們彼此聯繫起來(公共救濟與孤兒院、改造所、教養所、規訓營、監獄相聯繫;學校與慈善團體、工廠、救濟院、女教養修道院相聯繫;工人住宅區與醫院、監獄相聯繫)。懲罰標準和機制具有連續性。這種連續性以單純的離軌行為為基礎,逐漸強化準則和增加懲罰。(在知識領域與權力領域)已確立的、專業化的、有權能的權威有一種連續的等級。這種權威絕不恣意妄為,而是嚴格地照章辦事,借助視察與評估,劃分等級,分辨程度,做出裁決,施加懲罰,從矯正反常逐漸地過渡到懲罰犯罪。這種「監獄體系」具有許多分散或緊湊的形式,具有許多監督或限制、周密監視或持續強制的機構,從而保證了懲罰手段按照質和量相互溝通。它根據十分微妙的劃分,把輕重刑罰、溫和與嚴厲的處置、不好的評分與不重的判決連成序列。最輕微的無紀律似乎也預示著,你將最終被送上囚犯船;嚴酷的監獄則向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囚犯說,我將記錄下你的任何不規矩行為。18世紀的人曾在有關表象與符號的「意識形態」技術中尋求懲罰功能的共相。現在,各種「監獄機制」的複雜、分散但統一的擴展與物質構架,成為這種共相的依托。結果,某種重要的共相貫通了最輕微的不規矩與最嚴重的犯罪。它不是犯法,不是對共同利益的冒犯,而是對規範的偏離、反常。正是它糾纏著學校、法庭、收容院與監獄。它在意義與功能的領域中統一了「監獄」在策略領域中所統一的東西。社會的敵人取代了君主的對頭,同時也被變成一個不正常者,他本身帶有搗亂、犯罪與瘋癲等多重危險。「監獄網絡」通過千絲萬縷的聯繫把懲罰與不正常這兩個複雜的長序列聯結起來。     
  2.「監獄」及其廣泛的網絡允許募用重要「過失犯」。它建立了「規訓職業經歷」。在這種經歷中,經過各種排斥和遺棄後,就啟動了一種純粹的進程。在古典時期,在社會的禁區或空隙開闢出一個渾飩的、受到寬容的、危險的「非法者」領域,至少是逃避權力直接控制者的領域:這個不確定空間對於犯罪來說是一個訓練場或避難所。在那裡,貧困、失業、逃避無辜迫害,狡猾多詐、反抗權勢,無視義務與法律、有組織的犯罪,都因各種緣由匯聚在一起。這是一個冒險領域,吉爾·布拉斯、謝潑德和曼德蘭都以各自的方式棲身於此。19世紀的情況則不同:通過規訓區分,構建起體系內的嚴格渠道。這些渠道借助相同的機制,培養馴順狀態,製造過失犯罪。這裡有一種連續而強制性的規訓「訓練」,它有某種教育課程與某種職業網絡。從中產生了安全的、可預知的、屬於社會生活的職業經歷:救濟團體、寄宿學徒、勞改農場、訓練兵營、監獄、醫院、救濟院。這些網絡早在19世紀初已被規劃出來:「我們的慈善機構是一個極其協調的整體,窮人從搖籃到墳墓無時無刻不得到幫助。觀察一下不幸者的人生旅程,你會看到,他出生便遭遺棄,被送進育嬰堂,然後進入孤兒院,六歲時進入小學,以後又進入少年學校。如果他沒有工作能力,他就被列入地區慈善機構的名單,如果他病了,他可以在十二家醫院中選擇就醫。……最後,當這個可憐的巴黎人接近生命的盡頭,七家救濟院在等待他,它們那有益於健康的制度使他的風燭殘年得以延長,超過了富人的壽命」(MoreaudeJonn巨s,轉引自Touque)。     
  「監獄網絡」不會把不能消化的人拋進混飩的地獄。它是沒有邊界的。它用一隻手把似乎要被另一隻手排除的東西撿回來。它不願意浪費即便是被它判定為不合格的東西。在這個用監禁把全身武裝起來的全景敞視社會中,過失犯並不是在法律之外的,他從一開始就置身於法律之中,置身於法律的核心,至少是置身於各種機制的包圍之中。那些機制以不易察覺的方式將個人從紀律轉交給法律,從離軌轉變為犯法。誠然,監獄是懲罰過失犯罪的,但是,大部分過失犯罪是在監禁中由監禁製造出來的。歸根結底,是監獄使這種監禁得以無限延續。監獄僅僅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是那種循序漸進的等級中的一個高級階梯。過失犯是一種制度產物。因此毫不奇怪,在相當多的案例中,犯人的履歷中包括了所有那些被普遍認為旨在使人遠離監獄的機制與設施。人們會在其中發現有關估惡不使的過失犯「形象」的標記:被判處苦役的犯人是按照統一的「監獄體系」的作用方向從在教養所度過的童年中精心製造出來的。反之,讚美邊緣狀態的抒情詩興則可以在這種「非法者」形象中,在這個遊蕩在一個馴順、怯懦的秩序的邊緣的龐大社會流民群中找到靈感。然而,犯罪不是在社會的邊緣通過連續的放逐而產生的,而恰恰是借助於在愈益強化的監視下的愈益嚴密的嵌入,通過規訓強制的積累而產生的。總之,「監獄群島」保證了在社會深層基於微妙的非法活動的過失犯罪的形成,過失犯罪與非法活動的迭蓋,某種特殊犯罪的確立。     
  3.但是,「監獄體系」及其遠遠超出合法監禁的外延的最重要的後果也許是,它成功地使懲罰權力變得自然與正當了,至少人們對刑罰的容忍尺度放寬了。它趨向於消除懲罰實施中代價太大的因素。它是通過使兩個領域相互對抗來實現這一點的。這兩個領域是法律的司法領域與超法律的規訓領域。實際上,貫穿於法律及其判決書的「監獄體系」的宏大連續性,給予規訓機制及其所實施的決定與裁決一種合法的認可。在這個包括許多相對獨立自主的「局部」機構的網絡中,司法模式本身與監獄形式一起廣泛擴散,乃至無所不在。規訓機構的規章條例可以照搬法律,懲罰方式可以效仿陪審團的裁決與刑事懲罰,監視方式可以遵從警察模式。凌駕於所有這些衍生機構之上的是監獄這種最純粹的形式。它給了它們某種正式的認可。「監獄」是一個以囚犯船或苦役到各種輕微限制的廣泛等級。它傳送著某種由法律所肯定的、被司法當作最得心應手的武器的權力。當紀律與在紀律中運作的權力完全運用司法本身的機制時(甚至是為了減輕這些機制的強度),當權力的效果被統一起來,權力被傳送到各個層面,從而使它可以避免過分嚴厲時,紀律與權力的運作怎麼可能顯得是專斷的呢?「監獄」的連續性以及監獄形式的聚變,使得規訓權力有可能合法化,或者說,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為規訓權力正名。這樣就使規訓1權力不可能具有任何過分或濫用的因素。     
  然而,反之,「監獄金字塔」給實施合法懲罰的權力提供了一種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它似乎不再具有任何過分與暴力性質。在規訓I機構及其所包含的連續「嵌入行動」的精密等級序列中,監獄並不表示另外一種權力的釋放,而僅僅表示一種機制的補充強度,而那種機制從最早的合法懲罰形式產生以來就一直在運作著。下述兩種機構的差異幾乎是(而且應該是)難以察覺的:一種是為了使人懸崖勒馬、避免入獄而將人收容進來的最新的「康復」(rehabiltation)機構,另一種是人在犯了明確罪行後被送進去的監獄。這裡有一種嚴格的經濟機制。它具有極其謹慎地提供統一的懲罰權力的功效。這裡沒有任何因素能使人想起君主權力在用自己的權威對即將處死者的受刑肉體進行報復時的那種過分性質。監獄對於那些交付給它的人繼續進行著在其它地方已經開始的工作。而這種工作正是整個社會通過無數規訓機制對每個人所做的工作。借助於一個「監獄連續統一體」,做出判決的權威滲透進其它所有從事監督、改造、矯正、改良工作的權威機構。甚至可以說,除了過失犯的獨一無二的「危險」性質,除了他們偏離正常行為的嚴重程度以及儀式方面的必要嚴肅性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把上述權威機構區分開。但是,就其功能而言,懲罰權力實質上與治療權力或教育權力並無二致。它從它們那裡,從它們的較次要的任務中,獲得來自下面的認可。但這種認可並非不重要,因為這是對技術與合理性的認可。正如「監獄」使技術性規訓權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懲罰權力「自然化」。「監獄」在二者同質化時,消除了其中一個的暴力性與另一個的專橫性,減輕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後果,從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餘的目的,並且使同樣精心計算的、機械的與謹慎的各種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間流通。在這種情況下,「監獄」就使偉大的權力「經濟」得以貫徹——在18世紀有關人的積聚與有效管理的問題首次出現時,人們曾努力探索這種「經濟」的公式。     
  通過在社會各層面的運作,通過不斷地將矯正藝術與懲罰權力混合,「監獄」的普遍性使懲罰之變得自然與可接受的標準降低了。人們經常提出一個問題,在大革命前後,懲罰權利是如何獲得一種新基礎的?無疑,答案應該在契約理論中尋找。但是,更重要的或許是提出相反的問題:民眾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夠接受懲罰權力,更簡單地說,民眾是如何被造就得能夠容忍被懲罰?契約理論僅僅能夠用下述虛構來回答這個問題,即合法成員賦予他人以權力,這種權力對他行使他本人所擁有的對他人的權利。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宏大的「監獄連續統一體」造成了規訓l權力與法律權力之間的溝通,並且從最輕微的強制不間斷地延展到時間最長的刑事拘留,從而建構了與那種胡謅的授權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質性的技術現實。     
  4.由於有了這種新的權力經濟,作為其基本手段的「監獄體系」就能夠促成一種新形式的「法律」的出現:這是一種合法性與自然性、約定俗成與章程的混合,即規範(norm)。這就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果:司法權力至少是它的功能運作出現內部錯位;審判日益困難,似乎人們羞於做出判決;法官方面強烈地希望對正常與非正常進行判斷、估量、診斷與辨認,聲稱有治療與使人康復的能力。從這一角度看,是否相信法官有良心,甚至無意識的良心,是無意義的。他們「對醫學的(無限)偏愛」(這一點不斷地表現出來——從對精神病專家的訴諸到對犯罪學的說法的關注)體現了這樣一個重大現實,即他們所行使的權力已經「變質」;它在某種層面上是受法律支配的,而在另一個更基本的層面上它是作為一種規範性權力運作的;正是他們行使的權力的機制,而不是他們的顧忌或人道主義的機制,使他們做出郵療性」判決,提出「使人康復」的監禁期限。但是,反之,即便法官愈益不情願為判罪而判罪,審判活動也已經擴大到規範權力所擴展的程度。這種審判完全是由於無所不在的規訓機制而產生的,是以所有的「監獄機構」為基礎的。它已成為我們社會的主要功能之一。對是否正常進行裁決的法官無處不有。我們生活在一個教師一法官、醫生一法官、教育家一法官、「社會工作者」一法官的社會裡。規範性之無所不在的統治就是以他們為基礎的。每個人無論自覺與否都使自己的肉體、姿勢、行為、態度、成就聽命於它。在現代社會裡,「監獄網絡」,無論是在嚴密集中的形式中還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監視、觀察的體制。這一網絡一直是規範權力的最大支柱。     
  5.社會的「監獄結構」確保對肉體的實際捕獲與持續觀察;由於本身性質的緣故,懲罰機構基本上能夠適應新的權力經濟,適應形成滿足這種經濟所需要的知識的手段。它的全景敞視運作使它能夠起到這雙重作用。由於它具備固定、劃分與記錄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為客體化的無窮盡的檢查活動得以發展的最簡單、最原始、最具體但或許最必要的條件之一。如果說在「刑訊」司法時代之後我們進入了「檢察」司法的時代,如果說檢查方法能夠以一種更一般的方式廣佈於整個社會並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關於人的科學,那麼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各種繁多而相互重合的監禁機制。我並不認為人文科學源出於監獄。但是,如果說它們(人文科學)能夠形成,能夠在「知識型」(episteme)中造成如此之多的深刻變化,那是因為它們是通過一種特殊而新穎的權力渠道而傳送的,即一種關於肉體的政策,一種使人的群體變得馴順而有用的方法。這種政策要求把確定的知識關係包容進權力關係,要求有一種使征服與客體化重合的技術。它本身就帶有新的造成個人化的技術。這種權力一知識造成了人文科學的歷史可能性,而「監獄網絡」則是這種權力一知識的盔甲之一。可認識的人(靈魂、個性、意識、行為等等)是這種分析介入、這種支配一觀察的對象一效果。     
  6.上述這些無疑可以解釋監獄這個從一開始就受到詆毀的小發明為何極其牢固。如果它僅僅是一個為國家機器服務的鎮壓或排斥工具,那麼它會比較容易地改變自己赤裸裸的形式,或尋找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替代方式。但是,因為它植根於權力的機制與戰略之中,所以它能以巨大的慣性力量來應付任何改造它的嘗試。有一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當改變監禁制度的問題被提出時,反對意見不僅出自司法機構本身。阻力不是出自作為刑事制裁的監獄,而是出自具有各種決斷、聯繫與超司法結果的監獄,作為處於一個普遍的紀律與監視網絡中的中轉站的監獄,在一種全景敞視制度中運作的監獄。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不可改變的,也不意味著它一旦確立就成為我們這種社會永遠不可或缺的。相反,人們可以確定這樣兩個進程,這兩個進程在使監獄得以運作的連續進程中能夠對監獄的用途加以重大限制並轉變其內部功能。無疑,這兩個進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展開了。第一個進程是,減少被當作一種被封閉與被監視的特殊非法活動的過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處)。譬如,同政治與經濟機構有直接聯繫的重大國內或國際非法活動(金融方面的非法活動、情報工作、武器與毒品交易、資產投機生意)表明,帶有土氣的而且引人注目的過失犯罪勞動力被證明是無能的。再如,從範圍稍小的例子看,只要通過出售避孕套或間接地通過出版物、電影或歌舞劇就能夠更有效地對淫樂進行經濟搾取,古老的賣淫體系就喪失了其原有的許多效能。第二個進程是,規訓網絡日益發展,它們與刑法機構的交流日益擴大,它們獲得愈益重要的權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規模地轉交給它們。現在,隨著醫學、心理學、教育、公共援助、「社會工作」等承擔了愈來愈多的監督與評估權力,刑法機構也將能夠變得具有醫學性、心理學性與教育性。由於同樣的原因,當監獄借助它的教養話語與它的加強過失犯罪的效果之間的裂痕把刑罰權力與規訓權力聯結起來時,監獄所體現的轉折作用也就變得沒有那麼大了。在所有這些從事規範化的機制(它們的使用正在變得愈益嚴格)中間,監獄的特點及其作為聯結環節的作用正在喪失原有的某種目的。     
  如果說圍繞著監獄有一個全局性的政治問題,那麼這個問題不是它是否應該具有矯正作用,也不是法官、精神病學家或社會學家是否應該在監獄中行使比管理人員更多的權力,甚至也不是我們究竟應該要監獄還是要其它某種東西。目前的問題在於,這些從事規範化的機制及其通過新紀律的擴增所具有的廣泛權力被過分地使用了。     
  1836年,有一名通訊員給《法朗吉》的信中寫道:「道德家、哲學家、立法者、文明的謅媚者,這就是你們的秩序井然的巴黎藍圖,這就是實行物以類聚的修正案。在中心點,在第一封閉區裡,有對付各種疾病的醫院,對付各種貧困的救濟院,為男人、女人和兒童開設的瘋人院、監獄與重罪犯監獄。圍繞著第一封閉區,有兵營、法庭、警察分局、監獄看守住宅、斷頭台、劊子手及其助手的住宅。四角分別是眾議院、貴族院、法蘭西研究院和王宮。在中央區的外面,有為中央區服務的各種行業:騙子雲集、破產頻仍的商業,明爭暗鬥的工業,搖唇鼓舌的出版業,賭場,賣淫業,飢寒交迫的或放蕩墮落的民眾——他們隨時準備豎起耳朵聽從革命之神的召喚,還有鐵石心腸的富人。……最終會產生一場人人對人人的無情戰爭」(法朗吉),1836年8月10日)。     
  我的論述就以這篇未署名的通信作為結束。我們此時已遠離刑輪、絞刑往、絞刑架、示眾柱星羅棋布的酷刑國度,我們也遠離大約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夢想——懲罰之城,其中,數以平計的小舞台展示出無限豐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裝飾過的斷頭台上精心製造出的懲罰將構成刑法典的持續節目。「監獄之城」及其虛構的「地理政治」則受到完全不同的原則支配。摘自《法朗吉》的上述文字使我們想到某些更重要的東西:位於這座城市中心的,而且似乎是為了恰當地控制這個中心的,不是「權力中心」,不是一種武力網絡,而是一個由不同因素組成的複雜網絡:高牆、空間、機構、規章、話語;因此,「監獄之城」的原型不是作為權力之源的國王人身,也不是產生某種既有個人性又有集體性的實體的契約式的意志聚合,而是一種對各種性質與各種層面的因素的戰略分配。監獄不是法律、法典或司法機構的產物,它並不從屬於法庭,不是實現法庭判決和法庭想要達到的結果的靈活或笨拙的工具。相反,法庭外在於和從屬於監獄。監獄佔據著中心位置,但它不是瑩瑩於立,而是與一系列的「監獄」機制相聯繫。這些機制都是用於減輕痛苦,治療創傷和給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與監獄迥然有異,但它們同監獄一樣,都往往行使著一種致力於規範化的權力。這些機制不是被用於對付對「中心』法律的冒犯,而是被用於生產機構——「商業」和「工業」,用於對付一系列複雜的非法活動。這些非法活動具有各式各樣的性質與根源,有特殊的謀利作用,懲罰機制對付它們的方法也是各式各樣的。追根究柢,統轄著所有這些機制的不是某種機構的統一運作,而是進行戰鬥的必要性與戰略準則。因此,把這些機構說成是壓制、排斥、製造邊緣狀態的機構的種種觀念,不足以描述出處於「監獄之城」核心的居心叵測的憐憫、不可公開的殘酷伎倆、雞零狗碎的小花招、精心計算的方法以及技術與「科學」等等的形成。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製造出受規訓的個人。這種處於中心位置的並被統一起來的人性是複雜的權力關係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於多種「監禁」機制的肉體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著這種戰略的諸種因素的話語的對象。在這種人性中,我們應該能聽到隱約傳來的戰鬥廝殺聲。     
  結束本書的這一終點應該成為一種歷史背景。有關現代社會的規範化權力以及知識的形成的各種研究都應該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進行。          
《規訓與懲罰》  
米歇爾·福柯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譯者後記     
   《規訓與懲罰》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1926—1984)的代表作之一,於1975年問世。福柯稱這部著作為「我的第一部著作」,這可以從「成熟之作」和「領銜之作」這雙重意義來理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本人對這部著作的重視。     
  這裡僅對幾個術語的譯名做一簡單的說明。     
  1.本書的法文書名是Surveilleretpunir,直譯過來是《監視與懲罰》。但是福柯本人建議英譯本將書名改為Disci-plineandPunish。這是因為discipline是本書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福柯創用的一個新術語。在西文中,這個詞既可以作名詞使用,也可以作動詞使用;它具有紀律、教育、訓練、校正、訓戒等多種釋義,還有「學科」的釋義。福柯正是利用這個詞的多詞性和多義性,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以指近代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又是製造知識的手段。福柯認為,規範化是這種技術的核心特徵。福柯對書名的改動,顯然是為了突出這一術語。基於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談到福柯的文章或譯文中關於這個術語有各種各樣的譯法,有的譯為「紀律」,但也有的譯為「戒律」或「訓戒」。根據對本書的理解,尤其是考慮到福柯把「規範化」看作是現代社會權力技術的核心,也為了便於名詞和動詞之間的轉化,我們杜撰了「規訓」這一譯名,意為「規範化訓練」。書名也採用英譯本的書名,譯為《規訓與懲罰》。在正文中,這個詞作為名詞時如果是單數,則一般譯為「規訓」,如果是複數則一般譯為「紀律」;作為形容詞一般譯為「規訓(的)」。     
  2.本書所考察的懲罰權力的歷史包括三個階段:中世紀末和「舊制度」時期作為王權武器的酷刑;古典時期人道主義改革者的夢想;體現了現代規訓權力技術的監獄和規範化監督。這裡所謂的「古典時期」(法文:I』ageclassique;英文:classicalperiod),不是指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古代,而是指近代絕對君主制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大體上與西方文學史上所說的古典主義文學時期一致。本書中這一術語的用法與福柯其他著作中的用法也是一致的。     
  3.關於古典時期的懲罰權力,書中概括為「表象的、戲劇性的、能指的、公開的、集體的方式」。這裡的「表象」(representati0n)一詞在書中有的場合根據上下文譯為「觀念」或「再現」。表象或再現是福柯用以描述古典時期「權力—知識」綜合體的一個重要術語。這種觀點是與他在1966年發表的《詞與物》(英譯版《事物的秩序》)一脈相承的。在《詞與物》中,福柯考察了近代西方的「知識型」(episteme)的替嬗。其中,他認為17—18世紀古典時期知識型的特點是,詞並不直接表示物,而是一種符號,而符號只是對其他符號的「再現」。詞組成了享有特權的符號系統。人們用詞的秩序來再現(表現)物的秩序。     
  4.本書第4部分在分析現代刑罰制度時,認為現代規訓技術製造出一種「過失犯」(delinquent)。本書中所謂的「過失犯」,據我們的理解,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無犯罪動機的違法者,而是指因惡劣環境或性格缺陷而有犯罪傾向的人,也指屢教不改的習慣性犯罪者。相關的一個描述性狀的法文名詞deliquence(英文:delinquency),在本書中有的地方譯為「過失性狀」,是指犯罪傾向;一般譯為「過失犯罪」,是指習慣性犯罪。     
  5.「規範」(法文:n0rme;英文:norm)及其派生的形容詞(normal)、動詞(法文:normaliser;英文:normalize)和動名詞(法文:normalisation;英文:n0rmalization)等是本書中的一組重要術語。其動詞和動名詞又可譯為正常化,但為了保持詞面上的連貫,本書一般都譯為「規範化」。關於福柯在「規範」問題上的觀點還可參見他的《臨床醫學的誕生》(1963年)。在那部著作中,福柯在分析醫學與健康和「正常」(法文:normalite;英文:normality)的關係時認為,直至18世紀末為止,醫學和健康的關係要大於它和「正常」的關係,而19世紀的醫學對「正常」的考慮要重於健康。     
  某些術語的譯名是我們的嘗試,是否合適,還有待讀者的批評。本書的譯稿在前些年就已譯竣,並於1992年在台灣出版。此次交由三聯書店出版,我們又做了全面的校訂,但恐仍有不當之處,亦請識者指正。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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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訓與懲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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