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作者:J.M.布坎南 
前言    
    我知道,本文討論的話題,數世紀以來,已經被很多的社會和法律哲學家討論過了。對這方面的資料,我瞭解一些,但多數是我所根本就不熟悉的。我從來沒有試圖去把我的觀點和先哲們聯繫起來,也從來不認為,研究特定問題上的相同或相反文獻是我的責任。    
  讀者不應過高估計本文的價值:它只是用我在早期作品中闡述的憲政秩序的概括視角,論述自由和財產權的關係的一個努力。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一章 導論    
   從歷史學、語言學和法學角度來看,「共同或共有(the common or commons)」都是指共有財產,也就是,若干個(許多)人(家庭)共同使用的有潛在價值的資源。私有化意味著,以明確劃定的邊界,在獨立的使用者之間,分割這種資源。使用的激勵改變後,有價值的產品就會增加。這一簡單命題最早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但它卻是我們理解基礎經濟學的一個基本點。    
  在這本書裡,我的命題是,這個簡單的(為了方便,我們就稱之為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絕對不同於現存的對財產權的另一種辯護;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的觀點,不管是經濟學家還是法律及政治學家,都還沒有很好地理解。因為後一種觀點認為,在資源的使用上,效率或者生產力並不是佔絕對控制地位的要素。和效率相比,自由更重要,儘管效率和生產力這兩個要素在很多場合起著重要的補充作用。    
  人總在努力減小他人對自己福利的影響,無論這影響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獨立於他人的行為所強加的影響,是令人嚮往的目標。面對各種選擇的機會,人們想要「選擇的自由」,他們不想讓自己的選擇受到其他人活動的限制,無論這活動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我們可以認為,這裡有個頻譜:從最大相互依賴到最大獨立。    
  作為共有財產的分享者,人們間的相互依賴是最大的。有保障的對聯合生產的物品的份額的價值,取決於該分享群體的所有成員的行為,這價值還受到僅與群體規模有相應關係的個人的行為的影響。按特定形式將共有財產分派給私人,和確保有個獨立行為的領域,除能產生更高的產品價值的激勵動機外,還減少了個人對他人行為的依賴。個人自由也增加了,如果把自由定義為個人福利對他人行為的依賴的反面的話。    
  只有個人存於和社會關係(甚至是貿易和交換產生的自願互動關係)完全孤立的境地,最大獨立才得實現。打個比方,美國邊遠地區的有自己的地產、完全靠自己力量生存的自足的家庭,就實現了這種最大獨立。因此,共有的共有財產和這種自足的家庭地產,分別位於前述的想像的頻譜的相反的兩極。    
  在生產率和自由這兩個方面,私人的或單個人的財產的功效,需要深入的分析和討論。「自由」概念的引入,開闢了涉及比較制度分析的新的研究領域;從前,人們總把視野集中在效率上,這個領域也就被忽略了。然而,首先,我仍將闡明標準或者正統的分析,以幫助接下來的比較研究。第二章就做這件事,我尤其要依照標準的效率分析邏輯而非基本的契約論框架,來考察人們消除「共有悲劇」和「跳出霍布斯叢林」的過程。第三章將引入「自由」的維度,並描述「獨立達致最大程度」的背景。在第四章,為推導出由獨立到市場相互依賴的轉變的理性或邏輯基礎,我修改了經濟學的假定。第五章考察了市場依賴對個體參與者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財產所有權的後效作用,這些在第六章都有實例分析。    
  第七章分析交換的專業化的動態特徵,和相伴的有關參與者的依賴地位的反饋信息。第八章詳盡闡述包含多重市場選擇及進出自由的競爭過程,重建參與者的各式的獨立,但我沒有涉及基於不可靠基礎而非財產所有權提供的獨立。在第九章,我提出,這種市場的獨立,是經濟學家的理想,但卻並沒被個體行動者完全理解,目前所有權制度安排的「無效率」偏好,就證明了這一點。第十章根據服務的自我生產,確立所有權的模型,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所有權模型,並描繪這所有權對個人市場地位的影響。第十一章討論能帶來貨幣收入而非直接提供服務的資產私人所有權,並再次考察這所有權對個人市場地位的影響。第十二章單獨研究資產私人所有權持續促進價值積累的作用,第十三章具體論述財產所有權和通貨膨脹間的關係。    
  在第十四章,我的焦點就轉移了,我研究社會主義組織對所有權的影響,和由此而來的所有權對自由的影響。第十五章簡要地專門論述早期教皇利奧十三世(Pope    
  LeoⅩⅢ    
  )的教會通諭對社會主義破壞私人所有權的(1893年)承認。第十六章簡要討論,在涉及財產權與自由的關係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看法;第十七章是一些最後的思考,尾注    
  (第十八章)表明整個研究的政治一憲法的意涵。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二章 霍布斯叢林:共有悲劇    
   我將人們熟悉的由托馬斯·霍布斯設想的自然狀態,作為分析的起點,在這裡,沒有什麼東西是「我的和你的」,人們間沒有分界,沒有法律,沒有慣例。在這種想像的狀態下,每個人的生活都是「貧窮、孤獨、骯髒、殘忍和短命的」。霍布斯(1651年)認為,這種無政府的叢林,是下述令人信服的命題的基礎:所有人都極看重安全,他們把權力交給突然出現的君主,他承諾隨後保護他們。    
  然而,如果預料到在這強制的市民秩序下,根據他或者她自己的算計,人的狀況將比在無政府叢林中更糟糕,那麼,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人自願承認君主的強制權力。霍布斯叢林的「自然均衡」,提供了分配基準,由此出發,個人與君主間才有談判以達成契約的可能。這種退後、退回或退出選擇的存在,對最初談判的契約施加了限制,它也影響到契約在隨後運作時的強制執行。 這個觀點在早期的文章中,曾經有過論述。我本人的論述,見Buchanan(1975)。其他人的論述,見Bush(1972)和Tullock(1972;1974)。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建構中,個人的存在先於從而也獨立於與君主的契約,即使這種存在,與君主提供的秩序相比,並不愉快。個人在有序結構中由君主保障的適當福利,與在無政府叢林中期望的福利間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君主的「生產率」;基於某些考慮,這種差異也可稱為「社會租金」。    
  霍布斯的建構是猜想的和非歷史的。人們過去不、現在也不認為它是過去或當前的現實的描述。個人從未生存於某集體單位、大家庭、部落或者遊牧群體的約束之外。霍布斯採取簡化的步驟,設想出自主的個人;我們可根據理性選擇的標準,來分析這自主個人的行為。這種方法有助於問題的分析,又不會嚴重損害分析的意涵。    
  對現代社會科學家來說,共有悲劇是比霍布斯叢林更熟悉的起點,我第一章的分析就是由它開始的。當然,在這兩種背景下,參與者間互動的形式結構,是相同的。經典的囚徒困境,最生動地概括了這種結構。在這裡,堅持單獨佔優勢的策略的參與者產生的結果,與別的有多種供選擇的策略的參與者的產生的結果比,對全體當事人更為不利。然而,我想說的是,儘管它的結構相同,但這兩類社會互動的典型模型,對理解私人或單獨的財產權(制度)的作用來說,意義並不相同。    
  現在,我們來分析典型的共有悲劇。有種能夠創造價值的潛在資源,由全體參與者共同使用,每個參與者遵循效用最大化的考量,超出如下界線,擴大個人對資源的使用:這個界線是,在資源使用由集體決定的理想情境下,人們將一致同意的每個參與者應有的最適當份額的邊界。當私人選擇與公共使用結合時,資源就遭受到了過度的使用;每個參與者的行為,都處於資源使用的相應邊際,這就給共享資源群體中其他人的福利,造成了外在的不經濟;如果通過他們自己的協議,集體地決定對私人的選擇施加某些限制,則所有參與者的境況都將有所改善。    
  在這典型的例子中,將相關外部性內部化的一種潛在方法是,將共享資源分割給單獨的使用者,用對特定被分配的資源份額的私有的或分離的財產權替代資源的共同使用。這一步驟意味著,    
  以明顯的獨立的私人使用為取向,在資源的使用上,取消所有的公共或聯合。在典型的後私有化背景中,個人不再有效用最大化的激勵,去過度擴大資源的使用;在修正後的私有財產權背景下,個人只是依據效用最大化的考量,以「最適宜」或者「最有效的」途徑使用資源(財產),因為,任何對效率的背離,都對做出使用決定的人,直接和排他地強加了機會成本。    
  在私人所有權制下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與在資源共同使用之背景下生產的產品的價值間的全部差異,可稱為「社會租金」,它產生於私人財產權體制的制度化。形式上,這「租金」相當於霍布斯標本中的由和君主訂立的契約生出的「租金」。這租金,一方面,衡量著私有財產權制度的生產率,另一方面,衡量著君主制度的生產率。    
  然而,並置這兩種人們熟悉的模型,似乎有些矛盾。共有資源的私有化表明,有效改革的方向,是增加個人獨立(減小依賴),相反,與霍布斯式的君主訂立契約的個人間的協議則表明,有效改革的方向,是通過共享君主制下的成員資格,來增加個人的依賴。在這裡,表面的分歧,在於兩種模型的重點不同。共有悲劇的比喻,主要關心的是向個人分配獨立的排他權利、獨立的私人領域。這種比喻會忽視(分配一旦完成)相互獨立權利的實施問題。相比之下,無政府叢林的比喻,最初關心的是,個人獨立要求權的實施和保護的必要,這些要求權被假定是確立於某種先在的「自然均衡」之中。分配問題本身,從概念上講,處於與君主訂立的契約之外,除非將它適用於因要求權之有效實施生出的租金。    
  兩種模型的差異,在解釋和規範的潛能方面,都很重要。霍布斯模型,在為強制的政治-法律秩序推演合法性理論而言,具有更強的解釋力:這種秩序源於參與該秩序的個人的最初協議;這種模型還表明,在權利的分配上,君主的政治權力受到個人的一套先在要求權的限制。相比之下,共有模型的解釋力就不周全。依這種模型,私有財產權的捍衛,僅僅以效率標準為基礎,而且這與實施問題也無直接關係。也許人們不必吃驚,這種模型似乎更投合現代福利經濟學家的意氣,他們總樂於假定,政治權力會仁慈行事。    
  在對共有資源的份額的獨立個人要求權的定義上,共有模型依然非常模糊,從而,對於可被集體用來做出最初分割的基礎標準,共有模型也同樣模糊。這種模型隱含的意義,似乎是說,份額分配本身,有些專斷,且受制於集體單位不受約束的選擇。也就是說,受到這種模型鼓勵的心靈,似乎樂意接受這樣的主張,即國家「定義財產權利」。當然,對可能產生於共有悲劇的契約手段的更完整的分析,必然會遇到這類問題。但是,就推演私有財產權利的根本邏輯而言,這類因素的缺席表明,共有悲劇的比喻,屬於非契約論的傳統(不是契約論)。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三章 分割的共有資源、法治和對邊界的侵犯    
   在第一章,我指出本文的核心命題是,私有財產的經典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辯護,僅僅提供了兩個規範解釋緯度的一個,私人財產權與生產率的關係,還必須加上私人財產權與自由的關係。第二章,以高度概括的方式,介紹了人們熟悉的比喻背景,這有助於人們理解財產權的邏輯,即私有財產權是如何和為何產生於個人的理性選擇。本章打算擴展這個討論,並具體提出財產權和獨立或自由的關係。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所有共同使用未分割的共有財產的個人,或所有發覺自己身陷無政府叢林的個人,都將發現下述做法符合自己的利益,即:共同簽訂協議,據此將共有財產分割或私有化,每個參與者獲得一定的份額,而且為該份額規定明確的限制或邊界。我想把注意力集中於獨立參與者相互之間的協議,暫不考慮可能同時產生的個人與君主間的協議。換言之,我想在洛克的而非霍布斯的契約框架內,展開我的論述。原初協議確立了分離的財產權間的邊界,無論這些財產權定義的依據是人還是物。為了方便,也為了不失邏輯的結構,我們可以認定,原初協議將個人的財產,也包括指定的物理空間範圍,分配給他或她本人。原初協議確立了財產法,並界定了侵犯邊界的違法行為。    
  我想進一步假定,在這初次分割之後的模型中,生產的專業化尚無任何優勢。在他或者她自己的邊界內,每個人(或家庭)都可能用他或她自己的能力,生產出全部需要的「物品」,他和她能夠像專業化和交換引入後一樣,實施有效率的生產。這種模型從而就成了自足的家園,每個人的行為都完全獨立於社會關係,已確立的法律制度保護著其領土和人身免受侵犯。    
  在如此構建的分析框架中,個人(或家庭)享有最大的獨立,同時,在自然資源和人力的利用上,享有最高效率。經過先前對共有資源的分割,每個決策單位目前都面臨著一些激勵因素,即要使效用最大化與對資源的最優利用(含義較廣)相和諧。通過假定的自足經濟組織的生產率,這裡就不存在任何由專業化、貿易和交換所帶來的相互依賴。按照個人自己的計算,他或她的福利完全不取決於他人的行為。可供消費或最終使用的「物品」,在質量和數量上,僅僅與個人為獲得這些物品所樂意承擔的「不利」    
  相關。就字面意義而言,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做他或她自己的事情,對共同體的其他人沒有任何影響。    
  實際上,除去根據原初協議確立的財產法而存在的成員資格外,這種共同體本身並不存在。這種典型框架中,只有兩個明顯的區別:其一存在於在財產法所界定的個人之間,其二存在於那些界定獨立財產權的法律結構的參與者與那些可能的局外人或外來者之間。    
  我建議,目前暫不考慮法律結構內部的人與外來人間的關係。為求簡便,我們假定不存在外來人;每個人都是界定獨立的財產權利的原初協議的參與者,因此都受制於由此產生的財產法。然而,要想保證分析邏輯的一貫,我們就不能忽略實施問題。侵犯邊界的現象必然會發生,即使財產權得到了明確的界定,因為在缺乏強制實施機構的情況下,必定有些人會試圖通過侵犯邊界的資源使用,來獲取差額利益。在原初契約得以履行的同時,必須規定一些條款,來控制侵犯邊界的行為,來發現並懲罰那些侵犯他人的已界定的財產權利的人。    
  只要不能把法律實施的任務交給某種非人性的技術,霍布斯的框架的某些因素就必然會浮現。財產法的實施要求有強制的實施機構;某人或某些人,無論是否從最初訂約人之內或之外挑選,必然會被分配去守護財產權邊界的專門任務。在此,專業化之缺席的假定,就站不住腳了。如果實施法律的人被授予發現、界定和懲罰違法者的權力,那麼,這種權力本身又怎能被限制在可取的界限之內呢?誰來看管看管者呢?    
  功能論者的回答,可能僅僅是指出西方社會某些歷史時刻的法治的演進。如果被分派了執行權力的人,自己要服從的法律與他被要求對他人實施的法律相同,那麼,他們濫用權力的可能,就會受到嚴格的限制。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才正當地確立了複雜的制度,包括權力分立、多重主權、重疊管轄權、獨立法院系統和陪審團制度。在有效運轉的法治之下,個人受到保護,以免受政治——法律權力之專斷行使的侵害。在這原初模型所假定的經濟自足的典型框架內,個人獨立或自由不必受到必然存在的法律實施制度的嚴重損害。在這個純粹的框架中,「國家」存在的惟一目的是履行它的保護職能,而且,從字面上看,它是守夜人,不分晝夜。在此,一定要注意,這極端的模型,不需要獨立契約的執行人的角色,因為這些契約尚未存在。    
  本章考察的典型模型,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前面已經提到,超越於個人或者家庭單位之上的「經濟」——這種說法並不妥當,因為,根據我的建構,每個單位都是完全自足的,並不與其他單位交換。按照前面的分類,個人或者家庭單位最大限度地獨立於社會的其他類似單位。這種單位面臨的選擇,無論如何,不會受到其他生產單位的選擇行為的影響,前者僅通過遵守財產法與後者發生聯繫。只有當財產法被違反時,這種獨立才被破壞,這種違反財產法的行為,要麼是因為主權者未能有效控制侵犯邊界現象的出現,要麼是因為主權者自己的行為超越了權限,侵犯了邊界。    
  在別處,我已討論過限制主權者權力的問題(Buchanan,1975)。在這裡,我想集中關注這種典型模型的特徵;在形塑人們對財產權制度的態度是,這些特徵非常重要。想像一種完全自足的個人或者家庭的經濟,這是如何可能的呢?這裡需要關於這種經濟如何會運轉的假說建構,這種建構,反過來,又必須引入對這種單位所面臨的選擇問題的某種想像的分類和界定。我們應把視線落到生物學意義的必需品上:食物、住所、衣服。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們普遍希望得到的「物品」,不是自然地「從樹上長出來的」,也就是說,它們在數量上並非充分地足以滿足所有需求。換言之,我們假定,稀缺是選擇的背景;我們可以假定,個人或者家庭單位,如果未在「損失」和「收益」間做出內在的交換,就無法生存。我們的整個設想的前提是,人類處在後伊甸園式的國家之中,為了生存,人類被迫勞動。    
  當然,這種普遍存在的稀缺,是非常簡單的事實;將這種狀況推及個人的背景,幾乎不需要任何想像力。不過,我認為,這種想像力可算是某種心智的壯舉,在這裡,勞動和獲得消費品的權利間的聯繫,逐漸被削弱了。    
  然而,我想越過稀缺(當適用於自足單位的經濟時)的意涵,充實對這類單位運作情況的想像的描述。在這裡,我們幾乎都會使用一個有關農業的比喻,在這裡,自足單位的人在田地裡勞動,生產生存所需的物品。按照經濟學家們的話說,這種自足的家園模型,變成了勞動——土地兩種要素結合的生產模型。物品是通過受自然力援助和支持的勞動,從土地中取得的。這種比喻認為,位置的固定是自足的生產——消費單位的一個特徵。正如我在隨後討論所表明的,在形塑對財產法的態度方面,這個特徵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應當指出,在這裡,農業的比喻,完全是不必要的。自然本身可以提供充裕的物品,只要個人單位放棄懶散的歡樂,努力勞作以開發自然。我們可以想想早期美洲印第安人的情形,他們生活在野牛過多的大平原上。自足並不意味著位置的固定,土地作為資源,過去並不稀缺。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四章 經由契約的可轉讓性:市場相互依賴的出現    
   前面,我假定的原初情境是:存在許多自足的家園,它們處於特定的地域,存在對人身和土地的私人財產權,這財產權受到有傚法律制度的保護和實施。現在,我要放棄「自足生產有理想效率」的假定。現在,我假定,專業化提高了生產率;如果投入是專業化的,就會有更多的產出。單個經濟單位的需求,是無法實現這種利潤的增長的。再者,我假定,這種聯繫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認。    
  在這種情境裡,要想獲得最大獨立(自足使其可能),意味著要承受一項機會成本。要想依然保持自足經濟中的孤立,個人或家庭單位必須放棄可經由隨交換而生的專業化生產所獲的「更多」的物品。自足意味著效用的損失,這效用損失是可由經濟價值的虧損來衡量的。然而,反過來,個人或家庭單位也必須承認,要想得到專業化和交換本身的結果的更多價值,也意味著可由獨立的喪失來衡量的效用損失。    
  如果專業化的優勢是存在的,那麼,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將意味著,這些優勢,在某種程度上,能得到開發。亞當·斯密希望人們注意人物物交換和易貨交換的自然偏好,以此作為對交換之起源的解釋。但是,現代經濟學家們無需引入此種特殊偏好,他們可在經濟人的理性計算中,找到專業化和交換的起源。不過,效用最大化的準則,不能說明,此種專業化會在多大程度上發生,因為在個人的效用函數中,獨立也是正值的自變量。理性選擇的規則,僅僅指示,由經濟自足代表的解決方案,並未描繪出假定情境裡的行為。但是,個人或家庭經濟單位可在不同的程度上進入生產——交換關係,這種程度也是一個經濟相互依賴的頻譜:個人接受的相互依賴,可是最大的,也可是最小的。    
  如果採取分析的路徑,有益的做法是,按照階段的順序,逐步推進這種分析。為闡述簡便起見,在這裡,我假定,自足的單位在N種獨立活動間分配自己的工作時間;這些活動是依據最終消費的成品來界定的,如種植穀物、收集燃料、打獵、鞣革、建造棚屋等。為了說明的簡易,我假定,分配給諸種獨立活動的工作時間是相等的。這地域的獨立經濟單位的成員,都受到財產法的保護,經過交談後,他們認識到,在生產中存在著利潤的增長,於是,他們第一次開始邁向市場的相互依賴。比如說,某個單位在某項活動中的利潤開始攀升。對於N種物品的一種,它有了剩餘,且該剩餘遠超過了它先前消耗的總量。比如說,單位F1選擇對活動X1做最小專業化生產,把2/N或兩倍於2/N的工作時間專門用於X1。這樣,它就生產了三個單位的產品,而在自足的制度安排下,他僅能生產出一個單位的產品。在這最小專業化階段,經濟單位,很可能,會繼續為滿足自身消費,生產所有的N種物品;專門用於生產X1的額外時間,有時,可能會被用以生產全部的其他物品。    
  因提高利潤之開發行為生出的某種物品的剩餘部分,將被帶到「市場」上,剩餘物品的所有人期望,別的經濟單位也相應地把其他物品的剩餘部分帶到市場上,以便於促進互利的貿易。他們期待的有利結果是,與自足條件下達到的標準相比,個人或家庭單位都能不用更多勞作,就達到更高的消費標準,這種標準是按照每種物品的更多數量來衡量的。    
  在這裡,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市場出現的猜想的歷史。細究中世紀的集市和市場時代的資料,是歷史學家的事。我只想考察,對交換關係的最小進入給財產權帶來的影響。我將假定,法律制度的內容也得到擴展,它包括了個人間自願契約的實施,和對交換中的欺詐行為的有效禁止。    
  經濟單位專門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餘物品,交換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此而言,這單位必然受制於「市場的盲目力量」,或受制於其他人的選擇結果,而對這其他人,該單位並不可以對它們作直接的控制。與自足情境(在這裡,孤立的單位只遵循自然秩序之力、依賴自己的選擇)相比,現在,必然存在對其他經濟單位之行為的依賴。這其他人的行為,並不在財產法和契約法之內,不受主權者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情境裡,進入專業化——交換關係,仍然是自願的;個人或者家庭單位進入「市場」,只是為了追求最終消費品的預期的更高價值。自主的自足存在,即自己生產所有物品,仍然是可後退的背景。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雖然進入專業化一交換關係增加了對其他人的依賴,但自由並沒有任何損失,尤其是當自由被嚴格消極地界定為他人強制之缺席時。在此情境裡,進入交換經濟的前景,似乎是選擇範圍的擴展。    
  然而,在選擇範圍的擴展部分,個人的地位僅是預期的,它們必然是不確定的。在選擇進入市場關係時,個人不能像在自足條件下的內在經濟界限內所做的那樣,在變量已界定了的菜單中選擇。個人或家庭不能單方面地選擇,剩餘物品之交換發生的條件,因為這一點,他們也就不能確定地選擇由專業化帶來的最終增加的價值。    
  正如我的討論所表明的,在自足的條件下(如果必要)存在且生存下來的地域固定的單位,並不會喪失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能從對專業化生產和交換的有限進入中,看到收益的希望。我懷疑,這個模型仍然是經濟學家們想像的基礎,它直接導致對「從交換中獲取的利益」和利益相互性的強調。或許,在對財產權制度的看法上,就強調土地的重要意義而言,這個模型也是極端重要的。如果,當我們由此模型出發,自足對個人或家庭單位來講,不再是可行的選擇,那麼,財產權與自由的關係,就必須依不同的視角得到考察。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五章 交換中的市場依賴、剝削和正義    
   正如第四章提到的,專業化的優勢產生了剩餘物品,進入剩餘物品的交換關係的個人,是自願這樣做的,其目的是增強對任何希望得到的最終物品的支配,即使這個人充分認識到,這麼做會犧牲或損失自己的獨立。這就是說,進入交換關係,必然導致對他人行為的依賴。即便不存在強制,個人的福利仍將因他人的行為而改變。受到影響的人會認為,這種行為是多變的。因此,他人的行為至少在批評範圍之內,即使不在控制和操縱範圍之內。個人對他人的行為「感興趣」,因為這行為經市場關係影響到了他的功利,而且這裡的興趣與他對(比如說天氣)最終自然力的興趣不同。單個交換參與者的這種態度,即使在找不到任何可被認定為施加了此種市場力的「他人」的情形下,也在發揮作用。但是,任何賣者都必然與單獨的買者交換物品,反之亦然,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能使參與者把市場力歸到他人頭上,即使這種力量可能很小,或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我們就不會奇怪,幾乎從分析一開始的時候,交換的條件就已被區分為正義的或不正義的,這種分類暗含的意思是,一些參與者,即使在完全自願的交換之中,也可能被他人剝削。似乎正是這種依賴關係,使剝削成為可能:粗略地講,這種剝削就是,對交換可能產生的收益的某種不平等或不平衡的分配。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從自足經濟到相互依賴的交換的最初轉化。比如說,一個農民生產了多餘的雞蛋余,他希望用這多餘部分交換一些土豆,因為他把資源集中在雞蛋的生產上了,所以自己的土豆產量減少了。交換的條件取決於,在相關的市場上,雞蛋和土豆之生產都有剩餘的其他人的數量,和這些剩餘的相對規模。如果這位農民偶然發現,有剩餘雞蛋的交換者有很多,而有剩餘的土豆的交換者只有一人,那麼,交換的條件就非常不利。他肯定會認為,自己受到了不正義的對待,或者說,受到了壟斷者的剝削。    
  在進入市場交換之前,個人當然會認識到,此種進入可能會使自己變得脆弱,他會保留退出市場依賴的機會,放棄一些專業化帶來的利益。在我的例子中,農民對他的勞動力和土地的財產權,限制了他可能因不利的交換條件而受到的剝削。如果在他控制下的所有資源,都投到雞蛋生產上了,那麼,在上述的市場環境中,這位農民會發現,他在市場依賴中的處境,比他本來在完全自足的處境,要差得多。為了防止出現這種糟糕的情形,這位農民可能會把他的一部分資源用來自己生產土豆或某種合適的替代品。然而,為了採取這些措施,個人就必須保留對生產資料的處分權的私人控制權。他必須能「自由地」以他認為合適的任何方式,使用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私人財產所有權,容許專業化和交換,從而容許人們獲得有效收益,但是,同樣重要的是,私有財產權,也為人們提供了某種保護和絕緣手段,以使個人免遭市場「盲目力量」的傷害,不管這些「盲目力量」最終來自何處。    
  我強調的私有財產權的第二個作用經常被忽略了,也許尤其是被經濟學家忽略了,因為他們只關心效率;而且,這個作用也被發達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忽略了:在這裡,這種退出的選擇權,對大多數參與者而言,並不存在。然而,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市場網絡(包括期貨市場)以及其相伴的法律——制度結構的發展,還有與之聯繫的對這種結構的理解的發展,容許個體參與者有限地獲得專業化帶來的充分好處,與此同時,還容許個體參與者享有相應的無成本的退出選擇權。當然,這種奇妙的結果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充分競爭經濟的存在和運行:這種完全競爭經濟的明確特徵是,存在對所有的價值生產活動的進入和退出權,這種經濟還必須存於規模足夠大的市場關係中,該規模應確保市場在買方和賣方兩邊都有許多經濟單位。正如在經濟學家模型中所描述的,在有限的意義上,每個人,作為承擔代價的買方和/或買者,都面臨著一套「客觀的」選擇權,這些選擇權容許人們這般或那般行為,就「好像」相互的依賴並不存在。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六章 分析的圖例    
   第五章的論述,可藉圖例得到明確的闡釋,這圖例,如果經濟學家願意,可以略過去。    
  我們再來考慮下述情形:一個理想的充分自足的家庭農業單位,只有兩種稀缺價值的物品,雞蛋和土豆。我假定,這兩種物品在家庭預算中,或者從技術上講,作為效用函數的變量,具有大致相等的意義。我再進一步假定,每種物品的生產都依據投入單位的遞增利潤律,在這個例子中,投入單位是以時間計算的勞動單位,而且假定,這兩種物品是充分對稱的,也就是說,其生產函數是相同的。當經濟單位孤立存在時,它就面對著由圖6.1中的曲線    
  PP所描繪的生產的可能邊界,如果我們假定投入量是確定的。既然,根據假定,土豆和雞蛋都被界定為物品,具有大致相同的意義,那麼,在E點上,該單位的效用是最大的,即生產和消費這兩種物品的量是相同的。儘管存在利潤遞增,該單位的最優狀態,即E點所表示的均衡狀態。    
  需要注意的是,就達到E點所表示的效用水平而言,該家庭完全依賴它自己的選擇,和作為限制條件而運作的自然力。其他人的活動依然是完全無關的;這裡不存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圖6.1 家庭在有和無交換的情境裡的均衡    
  我們現在可以引進第二個經濟單位,即第二個農業家庭,來改變這個圖例,我們假定這第二個家庭與第一個農業家庭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相同。這第二個單位,與第一個家庭一樣,面對著相同的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在這種情境裡,專業化和交換當然能夠帶來的明顯的收益。現在,假定這兩個單位的每一個,都在這兩種物品中的某一種的生產上實現了充分的專業化;一個家庭將其全部投入用於生產土豆,而另一個家庭將其全部投入用於生產雞蛋,每一個家庭對經濟生產的投入的數量都是相同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經濟的總產量在圖6.1中的    
  M點,而非H點,H衡量的是當兩個單位孤立地和無交換地生產時經濟的總產量。如果這兩個經濟單位都實施專業化生產和依統一的(標準化的)交換率交換,那麼每個單位都能達到E』點的效用水平,它明顯高於E點的效用水平。    
  在這裡,我強調的,是常為經濟學家忽視的初級經濟學中的這種訓練。每個從事專業化生產和交換的經濟單位,與其自足條件下的狀態相比,確實獲得了效用收益,但是,在這過程中,它變得脆弱,易受超出自己控制範圍的他人行為的傷害。在自足的條件下,單個單位,在這圖例中,面對的是可能邊界是曲線PP,在這裡,它可同時選擇這兩種物品的生產——消費比率,得到自己更偏好的狀態。在專業化生產和交換的條件下,就能同時選擇這兩種物品的最終數量的比較意義而言,單個單位面對的並不是直線PP代表的交換可能邊界。比如說,一旦專業化的生產雞蛋,處於這家庭控制範圍的僅是一定數量的這一種物品;他的最終的效用收益,取決於專業化的生產土豆的其他家庭的行為。    
  當僅有兩個經濟單位時,正如該圖例表明的,每個單位,當然,都將發現自己處於雙邊壟斷者的地位,它的最終的效用收益取決於它相應的談判技巧。在這談判「遊戲」中,對單個經濟單位而言,自足狀態的生產可能邊界,決定它脆弱的限度;如果另一單位的談判技巧較高明,那麼,剩下的一方,即使在最壞情況下,也可回歸自足狀態,至少能獲得    
  E點的效用收益。在這個圖例中,對土地和勞動力的私人財產權(容許單個家庭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兩種物品),保證單個家庭的效用收益不低於E點的水平。    
  隨著經濟,即生產——交換網絡規模的增大,兩人雙邊壟斷遊戲的解決方案中的不確定性也就減少了。當每個專業化地生產單獨物品的經濟單位,面對著不只存有一個另種物品的生產者的交換關係時,它易受市場剝削的脆弱性就減小了。正如早先提到的,當交換網絡的擴大,足以保證所有市場都存在大量的賣方和買方的時候,單個單位就可以如此行動,就好像它確實面對著圖例6.1的直線PP表示的客觀的交換可能邊界。    
  然而,一旦超出教科書練習題的範圍,這種情境的客觀性就會受到懷疑。我們可考慮一下:單獨的個人,雞蛋的賣方,在他或她的控制範圍內,只有將要帶到市場上的雞蛋供應。在圖6.1直線PP的斜率表示的預期價格,取決於存在足夠多的雞蛋需求者,多到足以支持預期供應量的市場價格為止,還還取決於存在恰好足夠多但又不太多的構成整體供應量的其他供應者。最好的情形是,單獨的賣方的供應量的調節所依賴的價格,必定是預期的,它的最終實現主要取決於市場上該物品的買賣雙邊的許多其他參與者的集合行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這些市場上,教科書的競爭模型已近乎實現了,儘管在相對短時間內的價格波動可能非常劇烈。任何專業化生產的參與者,無論他是買方——消費者,還是需求者一-供應者——生產者,都仍然易受許多其他人行為的影響,這些人的行為,對於個體參與者來說,確實是「盲目的」。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七章 經行動而學習,不行動而忘卻    
   在第六章討論的高度抽像和簡化的圖例中,生產——交換關係的參與者的脆弱,受到了外在於市場的退出選擇權的限制,正如可能的自足生存狀態表示的那樣。這選擇權的存在確實主要取決於個人化的或私有的財產權的存在,這私有財產權容許人們自願退出交換關係,無論這種退出是完全的還是部分的。    
  在專業化——交換條件下達到的效用水平和在自足的孤立狀態下可達到的效用水平間的差量,衡量著獨立的機會成本,或反過來說,衡量著市場的相互依賴的收益。簡要地考察一些可能影響這差量大小的因素,是有益的。正如第六章描述的,從專業化和交換中獲得的收益,完全生於遞增利潤。我尚未提及個人技藝、能力和天賦的差異導致的收益。利潤遞增了,因為隨著產出率的增加,投入變得更專門更熟練了,而且,當我們超越靜態模型、邁向動態模型時,投入與產出之間這種關係很可能會加強。由於生產的組織有專門化的投入,所以,提供投入的參與者就經行動而學習;隨著持續的學習,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比率就提高了。    
  經濟學家承認,在經濟增長的解釋模型中,經行動而學習,是個重要因素。但是,據我所知,他們尚未充分將反向關係併入他們的分析模型中。專門從事某特定生產活動的參與者,經行動而學習;在他們選擇的從事專業化生產的活動中,他們的生產率越來越高。但是他們也會因不行動而忘卻;在為了專業化生產而撤回投入的某物品的生產活動中,他們的生產率越來越低。我們可用第6章圖例6.1來說明這個結果,在該圖中,隨著經濟單位一段時間的專業化生產,即經行動而學習,及其必然的伴隨現象,即不行動而忘卻,外在於市場的生產可能邊界就向內凹,如虛曲線PP所表示的那樣。單個經濟單位越來越依賴於超出自己控制的市場力量,因而易受那些市場力量的傷害。在專業化條件下可獲得的效用水平,與在自足條件下可獲得的效用水平間的差量,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擴大了;這時,要行使外在於市場的退出選擇權,成本就非常高了。    
  當然,當專業化的單個經濟單位完全忘卻了如何,或說不再有能力,生產那種他沒從事專業化生產的物品時,對這種動態序列的限制,就實現了。在我的家庭農場的例子中,假定專業生產雞蛋的家庭單位逐漸喪失了生產土豆的全部知識和能力。在這種限制內,外在於市場的退出選擇權就是另外一番模樣。按照圖例6.1幾何圖形,非市場的生產可能邊界,目前可根據Ps內部的橫軸和縱軸,在橫坐標和縱坐標上勾勒出來。自足存在總要求對這兩種物品的一種作持續的專門化生產,而且這種物品也只供他本人的或內在的消費。在這裡,可獲得的效用水平,將是在每個生產的壟斷點之一上能達到的效用水平。這個效用水平不可能確保人的生存和存活,尤其是如果投入的專業化被用於生產不是基本消費品的物品時。在這種場合,該經濟單位就得完全依賴他基於專業化而產生的市場購買力,依賴他可被供應的唯一投入。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八章 私有財產權,市場競爭,進入和退出的自由    
   在前述各章中,為做簡單圖例分析而描述的限定個案,似乎可適用於複雜現代經濟的所有參與者。在這現代經濟中,專業化經過長期發展,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很少有家庭(如果還有一些的話),能夠在市場外的、孤立的自足狀態下生存。每個和所有的參與者或參與單位,在現代經濟中,都必須依賴這經濟體系中其他個人或單位的行為;這經濟體系,通過市場或其他形式組織起來,既為消費的使用提供最終成品,又需求或購買由參與者或參與單位提供的物品和/或服務。    
  如果外在於市場的自主是不可能的,那麼,由法律保障的財產權利能提供什麼保護,以反對潛在的剝削呢?現在,讓我們考慮這樣的情景:其中,每個參與者都對他的人身享有財產權利。(就目前而言,我們暫不討論對「非人」的財產中的私有權利。)這裡沒有奴隸,每個人都可依據相互同意的條件,向他或她選中的人,自由地提供物品或服務。然而,如果缺乏退回到自足狀態的選擇權,這財產權又有什麼價值呢?    
  如果只有一個預期的買方——需求者,也就是說,如果個人面對著壟斷買主,對人身的財產權利,相對來說,幾乎沒什麼價值。為了生存,個人必須以某種方式獲得必要的最終消費品的權利,而可供應的服務的壟斷買主,可依對提供服務人極不利的條件來獲得這些服務。但是,如果市場的組織是競爭的,而且市場的規模足夠大,以致對市場上的所有物品和服務,都存在很多的買方和賣方,那麼,個體參與者就不會陷於只有一個預期買方的境地了。在後種場合,對某個人的人身的財產權利的價值,也就是說,選擇買方的自由,是根據在交換中收到的物品總量    
  (購買力)來衡量的。    
  (為更明瞭地說明這一點,我們可比較社會主義制度和競爭的市場情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集體擁有所有的生產資料。在這情境下,提供生產服務的個人,面對的是唯一的買方——集體,任何選擇買方的由,即使是名義上在個人所有物之內,都變得幾乎毫無價值。)    
  界定一個市場環境,其中,每個參與者都面對著多重選擇(買方一賣方),從而可確保個人財產權利具有最大的價值(當這權利充分行使時),——這是相對容易的事。在經過這種界定後,該競爭環境就極具吸引力。然而,較為困難的是,描述鼓勵競爭環境之出現的制度規則。例如,假定在某經濟制度中,所有人都被賦予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使用他們的個人能力的自由;他們可自由地選擇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機會。但是,確保在可能的選擇中,有選擇的大量機會的,究竟是什麼呢?    
  為確保此種意義的競爭市場環境的產生和維持,個人相互間還必須有結社的自由,以組建能與其他個人或公司作交易的生產單位或商業公司。也就是說,個人不僅應有作為賣方——供應者,銷售他們自己的服務的自由;他們還必須有成為交換者的自由,這交換者指的是宏大意義上的組織單位,它們能生產和提供物品和服務,這些物品和服務最終將用於交換,以換取那些人們根據其個人能力所提供的服務。    
  兩組相互補充的財產權利的潛在的行使,保護了生產服務的供應者的經濟地位。個人對自己的人身的權利,使他能在他的或她的服務的可選擇的買方中做出選擇。它還使任何參與者都努力變成買方。總而言之,這些權利的運作,嚴格地限制了不利交換條件可能對個人造成的剝削。個人供應者保留了從與任何買方建立的交換關係中退出的權利,任何其他個人則保留了進入與出售生產服務的個人的交換關係的權利。    
  除了自由的進入和退出權外,競爭市場環境的另一個必要的補充條件是,交換關係的有效規模應足夠大,從而使得每個市場上都同時存在很多的買方和賣方。這個條件可大致通過下述規則得以實現:該規則即,要使所有市場向所有潛在的交換者開放,無論他們是供應者還是需求者,也無論他們是內國人還是外國人。即使市場從地理上和從政治單位的成員資格上講,可能比較小,開放也將會對市場力量潛在的濫用構成限制,這些濫用的主體可以是物品和服務的買方和/或賣方,這些物品和服務能直接或間接地在空間上轉移。    
  我前面說過,在複雜的現代經濟中,很少有參與者(如果有的話)能夠在自足的條件下生存。前面提出的分析圖例,若經擴張,就可能暗含著這樣一種意思,即:所有參與者都傾向於很狹窄地專業化生產,即只生產單獨的一種物品或服務。當然,這種暗含的意思並不很明確;即使沒有這樣一種狹窄的專業化,退回自足狀態的權利,也可能消失。個人參與者可以仍然完全依賴對他的或她的服務的某種市場購買,但與此同時,又無須對任何特定產品的實行狹窄的專業化生產。這種生產的潛在的可替代性,與前述討論似乎呈現的相應要求相比,有助於減少有效競爭市場的要求的限制。從與任何單獨的買方的交換關係中退出的權利,使參與者——供應者能夠在不同職業、行業和地域的範疇之間和之內,轉換自己的角色。當一系列選擇權擴展之後,對退出權的提高了價值的認識,可使參與者,在考慮投資於為專業化所需的人力資本時,在生產服務的能力方面,仍將維持某種可取的潛在的靈活性。    
  在對能確保某人對自己人身的自由有重要經濟價值的競爭結構的最低要求的討論中,我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個人市場參與的投入或供應上。個人進入交換關係是為了出售他的或她的生產能力以換取貨幣,他或她期望能用這貨幣購買最終的消費品。在可供選擇的買方中選擇的自由,和起到了確保以相對較低的查找和轉換成本獲得若干可供選擇的買方的作用的競爭過程,提供了反對通過交換條件之操縱的剝削的保護措施。    
  從形式上看,個人市場參與的需求或產出方面與供應方面,對競爭的要求,是完全對稱的。作為最終產品或產出的預期買方,個人易受到操縱交換條件之行為的傷害,除非他或她享有在若干可供選擇的賣方中選擇的自由,且這些選擇是可實行的。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市場在這方面潛在的剝削,因為消費方面的專業化很少擴展到生產的專業化的界限之內。即使個人具有提供適合若干的任何職業或行業的生產服務的能力,一旦做出選擇,他或她通常一次僅能向一位買方提供投入。我們很少見到,有人會部分時間做木匠,部分時間做管子工,部分時間做經濟學教授。然而,在需求方面,這種消費模型卻是標準行為。個人把他或她的收人花在了一整套的物品和服務上,而且若干物品是同時和以互相補足的方式被消費或使用的。與他或她對市場的需求結構(對任何他或她為賺得收入而提供的生產服務的需求)的依賴相比,個人較少地依賴市場的供應結構,以獲取在其消費集合中若干物品和服務的任何一種。    
  個體參與者在市場過程的兩個方面的潛在的脆弱性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保持有效的競爭結構,在消費品市場上,是不重要的。它的含義僅是,個人在若干可供選擇的物品和服務的賣方中選擇的自由,就其本身而言,在需求方面,要更為有效,因為在個人消費模型中存在著對最終物品的較多的替代品。由推論可知,為保證這種選擇自由之有效所必要的制度和結構要求,與供應方面相比,就有些不那麼嚴格了。我們可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對學者來說,壟斷買主控制了所有高等教育和研究機構,這比壟斷控制所有的麵包供應者,會帶來更大的破壞。從吃麵包到吃豆製品的轉換,比從教授到管子工的轉換,要更容易。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九章 專業的和私人的市場想像    
   一旦充分獲得了對競爭市場經濟的邏輯結構的理解,它的美學魅力就會浮現出來,從而使任何估價判斷都令人懷疑。市場是互動情境,在其中,人們保持著最大限度的相互依賴,然而,沒有任何人向其他人施加專斷的權力,——這種對市場的理想看法,對我們用來解釋可直接觀察到的事物的方法,有著強大的規範影響。這種浪漫的解釋可能會與其他看法衝突。其結果就是,在專業經濟學家的競爭秩序模型與可間接地從個人對私有財產權的態度中推出的秩序間,創造了一種智識的空白。    
  正如本文前幾節強調的那樣,私有財產權,就潛在的剝削經濟關係而言,提供了可行的退出權或避免進入的權利,保護了個人的自由。只要個人仍能在若干可選擇的方案中「自由地選擇」,只要存在許多可選擇的方案,我們就不必或無須擔心,個人經市場交換關係對許多其他人的行為的(描述的觀察見的)依賴。在這種對競爭市場經濟的浪漫看法中,至少在第一個分析的截面上,除了人們熟悉的刺激——效率的觀點外,似乎不存在支持對非人身的物的私有財產權的論據。換句話說,在理想的競爭結構模型中,基於自由的補充論據似乎是不存在的。    
  關於這個模型的運作的理論告訴我們,對非人身的財產的所有權,只是出租此種財產的服務的替代選擇,而且,在這些制度的可供選擇的方案間的任何選擇,都應當在嚴格成本比較的基礎上,理性地做出。市場發揮作用,以確保這些選擇方案在價值上大致相等。當然,對市場的政治侵擾可能會對這裡的選擇方案有不利影響    
  (例如,相對稅收待遇),但是,在理想的競爭市場上,廣泛分散的對非人身財產的個人所有權——這種分散應超過為確保競爭過程本身有效運作之必要——並無明確的存在。例如,只要在若干租賃房屋的供應者間存在有效的競爭,那麼,對單個家庭的所有權,就不存在以自由為基礎的論證。同樣的結果也適用於對諸如汽車之類的交通工具的個人所有權,甚至適用於更廣泛的對所有的耐用消費品的個人所有權。    
  然而,經濟學家的競爭市場的模型,與可從個體參與者的行為中推出其運作狀況的市場現實間,似乎存有差距。個人不能如此行為,就像市場在許多情形下都提供了有效的若干可選擇方案一樣;就個人效用函數而言,對由市場決定的交換條件的依賴,被看作是一項「惡」,正如我們早先提到的那樣。即使不存在妨礙可選擇方案的政治侵擾,就許多物品和服務而言,個人仍舊更偏好所有權安排,而非出租或租賃安排。個人(家庭)更喜歡擁有自己的房子,他們更喜歡擁有他們自己的汽車,作為私有財產,不論出租一租賃安排的市場的競爭程度有多高。我想進一步指出,許多人更喜歡所有權而非租賃,即使這裡存在有利於後者的較大成本或效率差異。也就是說,即使租用品質相同的汽車的花費(打個比方)是每月    
  100美元,少於擁有一輛汽車的全部月成本,很多人仍偏愛所有權。由市場的相互依賴而生的效率收益,並不足以抵償因獨立的減少而生的效用損失。因此,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行為一樣,對於因私人所有權而成為可能的從市場關係中退出的自由,個人賦予了積極的價值,而且,這種判斷將繼續存在,不管特定市場的競爭程度如何。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章 作為自己的(自我)生產的私人所有權    
   對非人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的一種解釋方法是,認為這種制度容許個人為自己生產出來自於這些財產的服務,這與我們前述的那個生產雞蛋和土豆的農民的例子類似。擁有住宅的家庭一直在生產它自己的住房服務,它不需要與供應者從事契約或市場交換。擁有自己的汽車的個人,日復一日地生產他所需要的交通服務。    
  私人所有權允許個人能從交換——市場的相互依賴網絡中退出,邁向寶貴的自足狀態。自我生產直接減少了個人不得不為了某特定的物品和服務、作為需求者——買方、進入市場的需要。就此而言,因財產所有權而成為可能的自我生產,與在市場結構之外運用投入而發生的自我生產(例如,產自菜園中的蔬菜)之間,在種類上,是沒有不同的。如果所有權被擴大、以包括了更大範圍的財產(房屋、汽車、傢俱、器具、家畜、果樹,等等),那麼,對產生於這些財產的物品和服務的自我生產,也減少了個人對市場運作的依賴:人們之所以依賴這種市場運作,為的是在市場上出賣產品,以換取一般的購買力(貨幣收人)。    
  這一點值得更詳細討論。請看圖10.1的基本收人輪示意圖。處在A點的個人,我們稱之為A,為了投入(勞動服務),作為賣方——供應者進入投入(勞動服務)市場。同時,A,為了產出    
  (物品和服務),作為需求者——買方,進入市場。在完全相互依賴的市場經濟中,在確立投入和產出市場的交換條件方面,個人依賴其他人的行為。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這種互動結構。    
  當而且如果A點的個人發現,通過自我生產,他可能從市場關係中退出時,那麼所需要的利潤流量的規模,在收入輪的需求者——買方這一邊,就減少了。(對房屋的所有權,減少了月租金的支付量。) 當而且如果個人(家庭)需要較少的收人流量,以購買受偏好支配的物品和服務時,獲得一般購買力(貨幣收入)的需求,在收入輪的供應者一-賣方這一邊,就相應地減小了。    
  基於與前述討論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的原因,因財產所有權而成為可能的自我生產,在減少作為投入之賣方的個人的依賴上,比在減少作為產出之買方的個人的依賴上,要更為重要。人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在收人輪的供應者一邊,更易受傷害,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涉及的專業化程度更高,還因為由在若干可選擇的買方間轉換所導致的交易成本相對地會更高,這種成本可能包括調整場所的花費。我們可以考慮一下,某人因市場力的影響而失業的情形。如果這個人擁有房子、汽車、傢俱和器具,那麼他因市場衝擊所受的傷害就在很大程度得到緩解。與缺乏財產所有制的情形相比,來自這些資產的服務的自我生產,促進了在更易接受的條件上的生活。    
  我認為,經濟學家應當認識到,私有財產制度提出了一個悖論:人們公認,它的存在是市場相互依賴關係的高「效率」的假定的反對。與私有財產權制度下的自我生產所實現的投入一-產出率相比,市場,在理想的運作中,應該能夠用同樣成本提供更多服務,或用較少成本提供同樣服務。理想的房產市場,基於生產的規模經濟,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為人們提供相同的住房服務。(為什麼每個郊區居民家庭仍應擁有自己的割草機呢?)    
  個人在市場關係中的脆弱,並未被納入標準的分析練習當中,這種分析練習含蓄地假定,這些模型的運作是理想的。但是,在有意義的效用函數中,免受市場的衝擊的自由,必須被看作正價值的變量。在範圍更廣的、容許此種效用函數的變化的闡述中,因財產所有權而成為可能的自我生產,變得很有「效率」(相對於市場的效率來說),至少在某些限度內是這樣。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一章 對產生貨幣收入的財產的私有財產權    
   迄今為止,我們所討論的私人所有權在使個人免受市場衝擊方面的功能,僅僅適用於那些直接向所有者生產體現為實物的物品和服務的財產。我特別提到了住房和耐用消費品。這裡的意思尚未擴展到向所有者生產貨幣收入而非直接服務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差異與地產及不動產和金融財產間的差異並不相同,因為除了實物形式的收入外,一些地產及不動產也生出貨幣收入。當然,根據定義,幾乎所有金融財產生出的都是貨幣收入而不是直接服務。    
  一項金融財產(比如說,一種債券)的所有者,不能直接生產出任何東西,類似於由住宅所有權生產出的住房服務。很顯然,對貨幣收人的要求權的所有權,並不像產生實物收入的財產的所有權一樣,同樣代表著從市場關係中退出的權利。債券的所有者仍然必須按月支付他的房租,支付他或她的汽車租金,支付到期的電視租金。貨幣收入要求權的所有權,對個人作為消費或使用最終物品的需求者——買方的地位,並無任何影響。他的由購買物品的交換關係引起的市場衝擊造成的潛在脆弱,也無受到影響。然而,在收入輪的供應者——賣方一邊,可歸諸於財產所有權的貨幣收入的要求權,必然發揮作用,以減少為購買消費品而出售流通投入的必要性。每月從債券或貨幣市場賬戶的利息中掙得100美元的人,在為了購買消費品而出賣勞動力以獲取現金收入時,就可少花100美元。我們也可以說,財產的所有者獲得收入,有助於他很容易就從市場上購買一批高價值的最終消費品,或使他只需要向市場出售少量的投入。但是,不管怎樣,這種收入都必須經過市場來實現。相比之下,直接生產實物服務的財產的所有者,可以免受整個市場流量、從而是由交換關係必然導致的價值轉換的傷害。    
  在那些生產出由所有者在市場上出賣以換取貨幣的服務的私有財產,和另一些無需中間銷售而直接生產出貨幣收益的私有財產間,還必須做出進一步的區分。在這兩種場合,所有權都產生了一種貨幣收入流量,它減輕了所有者對向市場出售流動投入的依賴。但是,在易受到超出所有者控制的力量的傷害程度上,還存在著差異。在第一種情形下,——即不動產生產出服務,為獲取貨幣收入,必須出賣服務——就類似的賺錢財產而言,所有者仍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傷害。在第二種情形下,——即所有權的要求權直接產生出貨幣收益——所有者易受到貨幣和物品間交換條件的變化的傷害。當私有財產採取貨幣的形式,或採取了保障名義貨幣單位的收益的要求權的形式時,所有者就將是最脆弱。對貨幣的私有財產權或對貨幣要求權的私有財產權間的關係,我將在第十三節給出明確的討論。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二章 私有財產權與時間:通過所有權的積聚    
   迄今為止,我一直忽略了討論私有財產——不論所有權採取何種形式——在下述方面的作用:即,促進從這些收入流量模型(由市場產生,體現為收入和支出)向另一些被偏愛的模型(無論是從生命週期的目的,還是從代際的目的方面來講)的時間緯度上的個人調整。換言之,我的分析一直拘限於所有權在實質上滿足預防目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而在理想的市場運行中,這種作用將是缺席的。前述分析暗地裡將對私人所有權的論證置於這樣一個模型之中:即,從時間緯度來講,經濟活動的每個參與者都長生不死,並且他們在供應投入和需求產出的能力上,一直固定不變。如果將時間的緯度很有意義地引進這個模型,下述命題就不言而喻:即,在個人生命中或代際之間的收支流量的首選的暫時調整,需要建立某種制度,該制度承認對此後某段時期裡可實現價值的可分割的要求權。對個人能力的充分所有權,將通過人力資本的積聚,部分地滿足這一需求,而非人身財產的所有權,無論採取什麼形式,都是必要的補充。    
  在這裡,我關心的不是財產的私人所有權與資本積聚率及由此而來的國家總體經濟增長率的關係。這類似於從標準效率規範推導的論述。當然,我也不質疑財產制度在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方面的效力或重要意義,這些都是廣泛接受的目標。但是,我在本文中的目的僅僅是:努力證明,除開效率或增長的考慮外,私人所有權還是保護個人自由的手段。    
  如前所述,私有財產,無論是不是一直產生出某種收入的財產,都使所有者可暫時從市場關係中退出。從自己所擁有的財產,或本身有價值的財產中,獲得收益的人,如果他或她願意如此,可以增加最終物品的流通週期支出額,或縮減向市場的投入的流通週期的出售——供應額。在每種場合,有價值的財產的所有權都增加了個人的選擇範圍。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者擁有可行使的有價值的退出選擇權,而無論這選擇權是否被行使。有價值的財產的所有者仍然可在更廣泛的選擇範圍內「自由地選擇」,只要財產價值本身未被侵蝕。正如塞繆爾·約翰遜(Samual    
  Johnson)間接指出的,當個人擁有未被浪費掉的有價值的財產的時候,個人是最自由的(Boswell ,1946)。    
  財產的私人所有權在促進對收入和支出流量的首選暫時調整方面的作用,與競爭市場力量的運作的功效,並不直接相關,後者與前面討論的預防目的相關。 即使競爭過程在每個市場的每個時間點都給了個人多種選擇方案,那麼也會需要對價值或財產的可分割的要求權,以容許個人在「實時生活(life    
  in real    
  time)」 實時(real    
  time):計算機科學術語。指某物理程序處於計算機研究或控制中的實際時間;或指計算機解決某問題所耗之時間,即從數據提供入計算機開始算起,到答案接收到為止。譯者注。 的無情力量前做出調整。個人,如果他不太關心或根本不關心受「市場盲目力量」傷害,如果他在競爭過程中固守古典的自由主義信仰,就會繼續要求對有價值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    
  就首選的財產形式而言,獲得和持有財產的不同目的,有著不同的意義。對完全相信競爭市場過程的人來講,對惟一或基本目的是能對收入和支出做時間際調整的人來說,首選的財產形式應當是這種形式:這種形式應能最容易地轉換成其他有價值的財產,這當然就是貨幣本身。如果我們能忽略預防的目的,甚至是在與貨幣和物品間的交換條件的轉換有關的時候,那麼,貨幣或對貨幣的要求權就必然是首選的積累形式。某個人,如果在由財產而生的實物服務的自我生產中發現不到好處,如果他僅僅是為了時間際調整的目的而貯藏有價值的財產,將選擇購買金融的要求權,這樣,它就可有些資金,可豁免於當前的現款支出。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三章 對貨幣的私有財產權:通貨膨脹與價值充公    
   通貨膨脹與以自由的基礎的私有財產的辯護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的考察。正如前面提到的,不關心由特定市場衝擊造成的傷害的個人將發現,就收入和支出流量的暫時調整而言,財產所有權是必要的,但是,在理想的情況下,他總會選擇擁有體現為一般購買力(即貨幣或對貨幣的要求權)的財產。然而,這種理想的情境,需要的不只是每種物品和服務市場的競爭過程的有效運行。這種情境還必須確保在貨幣和物品間的交換條件上,沒有市場的衝擊;為防止這種衝擊,該情境就必須採取某種保護措施。這種條件,在現實世界的市場運行中,是不可能滿足的。    
  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分析模型,在其中,貨幣採取了商品或商品集的形式,在這裡,競爭市場的運行,有望確保貨幣——物品交換條件保持合理的穩定。然而,在前述的各種經濟體中,我們看到,貨幣並不是通過市場生產和銷售的商品;相反,它是國家或政治單位的創造,它的供應與它的生產成本很少或根本不相干。因此,對試圖對貨幣或貨幣的要求權擁有財產權的人來講,他所尋找的保護措施,是針對國家或集體機構的潛在剝削,而非市場運行本身。    
  尋求保護、以防止對預期價值的潛在充公——這種可能的預防動機的根源,從心理學上講,在我們已考察過的兩個情境中,是不同的。尋求保護、以防止「市場的盲目力量」的人,無需害怕已識別出來的或甚至可識別出的人或人群的陰謀詭計。在這裡,所尋求的保護措施,是要反對大量買者和賣者的集合反應行為,這種行為在市場的投入和產出價格的模型中,生出了意外的結果。這種人們尋求的保護,與市場過程中被稱為「托拉斯」的東西,有著反向的關係,這種「托拉斯」的合理起源,僅僅依賴於這樣一種寬泛的假定,即個人都傾向於尋求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通過鮮明的對比,個人如要尋求保護、以反對市場對貨幣——物品的交換條件的衝擊,他所必須要關心的,就不是市場情境中許多供應者——需求者的行為,而是可被認定為是為政治單位辦事的行動者的特定行為。通過大量的法律,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市場上許多人的集合行為,與其角色即國家金融行動者的特定人的行為相比,更易預測。    
  很少有人會意識到,國家為了它自身的經濟利益,會通過它的權力,操縱貨幣和物品之間的交換條件,以實施潛在的剝削。人們也從歷史中得到了一些教訓。僅僅為了從時間上調整收入和支出流量而尋求獲得財產權的人,將修正他們的行為,以努力搶先防止這種潛在剝削。在這裡,預防目的的實施反映了人們對與金融財產相對立的不動產偏好。在這裡,人們需求不動產,既不是它潛在的服務的自我生產力,也不是為了穩定的利潤率,而是為了它在貨幣——物品交換條件不利於貨幣時的資本價值增長。對直接影響貨幣——物品的交換率的政治機構的信任的缺乏,代表了對私有財產範圍的一種限制,評估這種限制的依據是對個人自由的潛在保護。    
  貨幣信用的這種財產擴張作用,在有關金融制度的討論中,尚未被正式提及。在這裡,正如其他地方,經濟學家傾向於強調貨幣單位的價值的可預測性的效率促進特性。當然,這類特性很重要的;在貨幣匯率的價值的可預測性,存在且可望存在的社會制度中,所有的契約安排都被大大簡化了。然而,除去這種人們熟悉的有關有效貨幣制度的規範論證外,經濟學家(以及其他人)也應認識到,在個人的——私人的角色中,且與任何契約互動完全脫離的情形下,在貨幣——物品交換率具有可預測性的制度下,與在缺乏這種可預測性的制度下相比,個人被賦予了更大的獨立(在前述章節所強調的意義上)。因為能夠儲藏對貨幣或貨幣的要求權的價值,個人無論是在投入方面還是在產出方面,都獲得了普遍保護,以防備特定的市場波動。    
  上述含義是明確簡易的。如果貨幣——物品交換率缺乏可預測性,那麼,一個包括了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的制度的功效,也會受到嚴重的限制。一個試圖將普通財產的所有權私有化的制度,必須同時實施能夠引入該可預測性且能使之可信的金融憲章。只要政治權威依然保有沒收被名為記賬貨幣單位的財產的有效權力(且人們認為它有這種權力),那麼允許個人擁有和控制財產的法律結構就仍然是殘缺不全的;私有財產權制度本身的潛在功效,仍然只開發了一半。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四章 社會主義、私有財產權和自由    
   強調私有財產所有權的擴展自由的要素,也許有助於更全面評價,作為組織結構的社會主義必然要對自由施加的必要限制。依經典定義,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徵是,用集體的或國家的所有權取代私人所有權。當社會主義的組織保護傘之內的活動範圍擴大時,私人所有權的範圍就以同樣的速度減小了。從禁止個人擁有任何有價值的財產——包括擁有他們本人的能力所具有的價值——的意義上講,社會主義組織的範圍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即使是最極權的制度,也容許實際存在的對一些有價值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即使這些財產限於貴金屬和小裝飾品。    
  但是,我們來考慮一下個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處境。在這裡,全部生產財產,包括在個人自己的人力資本中體現的財產,都由集體權力擁有和控制,個人被分配特定職業和場所的角色,作為投人的供應者,接下來又被分配該制度生產的指定份額或定額的最終產出,而這些產出本身也是由集體權力選擇的。    
  在這種情景下,無所不包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參與者,極大地依賴他人的決定,因此也易受他人決定的傷害,這裡不存在任何類似競爭市場結構的反對剝削的系統保護手段。個人同時面對服務的壟斷「買方」和為生存所必須的物品的壟斷「賣方」。這裡也不存在可行的退出選擇權,無論是投入「市場」還是產出「市場」。個人不私自擁有任何能生產價值的財產,也就根本無法實施自我生產,即使在很有限的意義上。    
  即使(與分析和經驗兩方面的證據都相反)社會主義制度,在某種可疑的意義上講,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個人效用函數中,支持獨立或自由的變量也是存在的。大多數參與者,即使在理想的和想像的社會主義天堂中,如果需要,也會在生產潛能上做些犧牲,以換取某種防止集體化權力剝削的保護。當然,現實中,這兩種領域的權衡是不存在的。相反,邏輯分析和歷史記錄都表明,隨著集體化範圍的擴大,「經濟」生產力變得更低,而不是更高。只有當集體控制的範圍縮小了,當有價值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擴大了,我們才能期望整個經濟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對本文強調的重點來講,同樣重要的是,個人也會賦予任何向私人所有權的轉變所體現的有限的獨立以正面價值,這種價值遠遠超出了生產率的任何增長。    
  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暫時觀點看,什麼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現實模型的缺陷,我們或許很容易理解。相反,對於我們這些看到社會主義在觀念上和實踐上崩潰的人來講,要理解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觀念對健全心靈長達一個多世紀之久支配,確是件很困難的事,無論是在對制度運作性能的實證分析中,還是在與之相伴的規範的比較評價中,都是如此。 F.A.    
  哈耶克確實是正確的,他建議,學者應努力研究:社會主義這種「致命的自負」,為什麼以及怎麼樣,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內,控制並維持著智識的高峰(Hayek,1988)。    
  在這裡,我的看法是,這種致命的自負或妄想的一個根源,在於經濟學家集中關注社會組織的效率一-生產率因素,以致於忽視了自由這個維度。如果效率(即使是含蓄地)被接受為適當的最終目標,那麼一系列科學的謬誤也就生出了社會主義世紀的歷史記錄。回顧過去,我們可把這個記錄理解為對一個假說的證偽,該假說認為,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權和控制權所生產的產品價值,等於甚至大於私人所有權制度下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至少直到20世紀50和60年代,這個假說似乎仍未被證偽。但是,我們可通過對比,來考察另一個平行的假說,該假說接入了自由的緯度,它本應是但過去不是比較制度——組織分析的核心。即使作為一個最初假說,也沒有人能夠嚴肅地提出這樣的命題,即集體所有權和控制權意味著個體參與者的自由的擴展。自一開始,所有的觀察者都或多或少的承認,對自由的限制,必然成為任何社會主義組織(不論是大是小,是整體還是零碎)的特徵。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五章 《新事態》    
   當回顧對社會主義世紀歷史進程的討論時,我們注意到,諸種問題並未沿著效率——生產率維度連接起來。從私人所有權制度到集體所有權制度的轉變當中所包含的對個人自由的影響,成為對社會主義做獨立和重要批判的基礎,這種批判既不反映對效率論證的理解,也不反映對競爭市場過程的評價。我查閱了羅馬教皇利奧十三(Leo    
  ⅩⅢ)於1893年發佈的一項教皇通諭,它因其拉丁文標題《新事態》 這份通諭首先是通過Michael Novak,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引起我注意的。 (1939年)廣為人知。    
  從這項教皇通諭的前半部分中詳細引述一些內容似乎很有必要:    
  ……社會主義者們,拿窮人對富人的忌妒大做文章,力圖消滅私有財產權,並堅持主張個人財產應變成所有人的共有財產,接受國家或地方政府的管理。他們認為,通過這樣將財產從私人轉到共同體,現存的邪惡的事務狀態就得到整頓,因為無論享有什麼東西,每個公民都擁有他平等的一份。但是,他們的建議明顯地無益於所有的實踐目標,如果這些建議得到實施,勞動者本人將首先成為受害者。再者,這些建議顯然是不正義的,因為它們剝奪了合法的所有者,將國家帶入一個不屬於它的領域,並引起了共同體的全面混亂。    
  私人所有權    
  毫無疑問,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當一個人從事有報酬的勞動時,他工作的那個原因和動機正是為了獲得財產,並將它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而持有它。如果一個人以他的體力和能量受雇於另一人,那麼,他這麼做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對食物和生存來講是必需的收益;他因此明確要求獲得一項充分而真實的權利,使他不僅有權獲得報酬,而且有權在他高興的時候處分這種報酬。這樣一來,如果他生活節儉,省下一些錢,並為了獲得更大的安全,而將省下的錢投向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就是他的另一種形式的工資收入;結果,一個勞動者這樣購置的少量不動產,應當完全歸自己處分,就像他通過自己的勞動而取得的工資收入一樣。但是,準確地講,所有權正處於這種處分權之中,無論財產是地產還是動產。因此,社會主義者在力圖將個人財產轉給共同體的過程中,傷害了每個掙工資的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剝奪了他處分他的工資收入的自由,並因而剝奪了他增加他的財產和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所有希望和可能。    
  (第 2,3頁)    
  ……我們必須認定,一個人擁有某物的權利,不只是臨時和短暫的使用,就像其他生物擁有它們那樣,而且是為了穩定和永久地佔有;他必須不只擁有在使用中耗掉的東西,而且擁有即使使用過但仍可在將來繼續使用的東西。(第3頁)    
  ……說上帝將地球給予全人類使用和享受,這並不是要否定私有財產權的存在。因為上帝已普遍地將地球給予人類;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可毫無區別地隨心所欲地處分它,而是說,它的任何部分都從未分配給特定的任何人,而對私有財產的限制,已留由人類自己的勞動和個別民族的法律確定。(第4頁)    
  ……有人告訴我們,私人可以正當地擁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和從他們的土地上收穫的物產,但是如果一個人,作為所有者,佔有他建築的土地或他開墾的地產,就是不正義的。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認識到,他們正在剝奪某人靠自己的勞動生產的東西,因為土地在經過辛勞和技術的耕作和墾殖後,其狀況就完全改變了;它過去是荒野,今天是沃土;過去是不毛之地,今天則物產豐富。那改善和提高它的東西,確實變成了它本身的一部分,    
  以至於很難將它們區別開來。一個人汗水和勤勞的果實,被另一個人享用,這公正嗎?    
  我天真地認為,這些摘自《新事態》的論述,可以解釋為下述簡單的主張:人有擁有可分財產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獨立於對私人的和國家的所有權制度的相對生產率或效率的任何評價。更仔細的閱讀表明,這些段落的作者(們)理解財產所有權的個人權利與自由間的密切聯繫。經驗的命題是,個人要求財產所有權,為了獲得和保持處分資源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自由,就不可能有改善生活條件的希望。    
  在這裡,我們要注意,改善的希望是個人化的。如果個人在這種制度——即容許財產之獲得,且容許財產價值的不斷的保持和增加——下是安全的,那麼,個人就可依自己的意願,改善他的條件,完全獨立於任何補充性的集體行動,這種集體行動超出了法律秩序的必要功能的限度。我們還要注意,這裡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可能,即勞動者可通過集體的或共同體的所有權,來改善生活條件。《新事態》對私有財產的辯護,含蓄地體現了人們賦予獨立的價值的承認,而且它認定,這種獨立只有私人所有權制度才能提供。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六章 馬克思的無產者與馬爾薩斯的預言    
   第十五章摘自《新事態》的段落表明,擁有財產的權利是工人改善他們生活條件的手段。在整個討論中暗含的,是對古典經濟學家的生產成本的工資理論的否定。為了使財產的獲得成為工人的有意義的目標,工資必須足夠多,應超過確保只容許勞動力再生產的生計水平上的生存的限度。按照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的擴展,工人仍未能獲得財產所有權使之成為可能的最小自由;工人仍然深陷於工業無產者的困境,受制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無情運作,這生產過程必然使全部的經濟剩餘都流歸於「非勞動的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者。工人最容易受到「市場盲目力量」的傷害,這「盲目力量」使他們在市場失靈或崩潰時仍受到剝削。在馬克思的工業資本主義模式中,工人無法獲得能提供哪怕是部分的從經濟關係中退出的選擇權的財產,而且任何在可選擇的購買其勞動力的買方中選擇的能力,也不能提供任何類似市場的交換過程,因為在這裡,剝削根本無法歸罪於特定的僱主。    
  馬克思未能擺脫古典分配理論強加的智識束縛,這主要表現在,馬克思沒有認識到,在勞動的生產價值與工資水平間的差額中尋求利潤的企業家的潛在的平衡行為。對競爭市場過程的理解本將會表明,即使馬爾薩斯有關人口增長率的預言言之成理,工人也將在所有時期和極度沉悶停滯的狀態中,發現獲得財產的可能。不過,「馬爾薩斯魔鬼」將持續作用,以減少財產所有權供給工人自由的能力。工人將會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他們自己被擠到了生存的邊緣。    
  整個古典的馬克思式的經濟發展模式表明,它未能認識到革新、提高資源生產率及擴大收入增長幅度的潛力,這種潛力可暫時中止馬爾薩斯的威力。然而,在工業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口增長確實出現了,而且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確實導致了大規模的城市集中,這種集中使得獨立個人的不動產單位不再適用於許多在範圍廣泛的生產過程之中的參與者。就本文的相關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說,由財產所有權提供的對自由的保證,必然會被削弱,從而,使得有效的市場競爭的能力在某種相對意義上更顯重要。即使經驗的記錄,似乎證偽了馬爾薩斯的預言(若沒有這預言,整個古典馬克思主義模式就失去了意義),這種結論依然成立。    
  在最後一本書中,哈耶克強調了市場經濟的生產效率與可供養的人口規模間的關係(1988)。他指出,偏離市場制度的任何革命性轉變,最終都將確保人口規模向下調整。然而,哈耶克沒能意識到的是,市場依賴的增長及相伴的參與者數量的增長,與參與者在獲得和持有有助於促進傳統自由目的的財產方面所面臨的日益增大的困難之間的關係。現代都市人過度地享受著高度相互依賴的市場秩序;但,與此同時,這個人也日益依賴於超出任何個人影響或控制範圍的其他人的行為。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發展被如下轉變抵消了:向後工業經濟秩序的轉變    
  向服務經濟的轉變,這種服務經濟,與通訊——信息技術革命相伴,使空間的集中對經濟價值的生產而言不再像以前那麼必要了。現代社會問題並不在於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他們沒有財產,受到資本家的剝削。現代社會問題,產生於福利轉移支付國家,與前述問題完全不同,而且,確實可說是馬克思所概述的問題的反面。現代城市的下層階級不再因為工資水平被迫局限於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上,而僅僅處於生存的邊緣。現代社會的下層階級根本不生產任何價值;轉移支付而非工資成了他們生活的來源。經濟的生產活動參與者不可能同意這些支付,這些支付使得不從事生產活動的領受者能夠積累財產,從而擺脫依賴的地位。在福利轉移支付的國家中,城市下層階級純粹作為消費者,參與經濟生活。這個階級的成員變成了剝削者而非被剝削者;他們獲得了消極的剩餘財產;他們用完了自己並未參與生產的價值。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七章 最後的思考    
   對自己如此有力批判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卡爾·馬克思既不理解其靜力學,也不理解其動力學。由於缺乏這些瞭解,馬克思認為,有必要以他知之更少的集體主義方案代替市場秩序。但是,我們可以說,對個人因遠離自給自足的個人、家庭或小社會的田園詩般的獨立而進人市場交換關係所導致的自由的喪失極度敏感。基於這種敏感,馬克思將托馬斯·傑斐遜和本世紀南方的平均地權論者的古典政治哲學思潮結合起來了,他們都懷疑:在缺乏廣義的農民土地所有權的情形下,自由社會是否可能。    
  在1992年,我們知道了,對經濟價值生產的效率來講,財產的私人所有權是必要的。我們還知道,為了生產的規模經濟的實現,需要大範圍的專業化。個人必須將他們的投入能力集中起來,儘管他們知道,這樣做會增加他們對超出自己的影響和控制範圍的其他人的依賴,無論這依賴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然而,即使在複雜的現代經濟中,專業化也不必就是全面的。而且,通過私人所有權,個人可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他們對市場的依賴。對各種耐用品(包括房屋)的所有權,為各種服務的自我生產提供了餘地,因而緩和了市場購買的必要。另外,對產生收入的財產的私人所有權允許對消費——使用模式做時間上的調整。在現代西方經濟體系中,私人所有權的這些方面,仍有重要意義,即使它們經常被忽視。只要與1989年以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比較一下,財產所有權的促進自由的品質,就充分凸現出來了。    
  然而,就獨立的緯度而言,即使美國、日本和西歐的現代經濟的複雜相互依賴關係網絡,似乎也與傑斐遜的理想共和國中的自耕農制度相去甚遠。存在這樣一些措施嗎?——這些措施既能維持甚或提高因擴大的專業化而成為可能的價值生產率,又能捕獲或重新捕獲本身受到廣泛重視的獨立生存的那些品質。    
  在這方面,貨幣穩定的重要意義,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即使在西方發達的經濟中,國家通過改變貨幣與物品間的交換率的專斷權力,極大地削弱了公民通過受法律保護財產所有權而可能獲得的潛在保護。經通貨膨脹而沒收價值的這種做法,減少了體現為諸種名義的要求權的固有利益,創造了觀念的歪曲,這歪曲是有利於不動產的。一種能夠保證貨幣單位價值穩定的有效貨幣憲章    
  (這世界尚無這種憲章),無論是對自由還是對效率而言,都將確實會創造奇跡。    
  貨幣的穩定還將確保宏觀經濟職能的實現,以預防類似    
  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的制度失敗。源於宏觀經濟問題的失業,將被極大地消除,因而可減少所有市場參與者的依賴地位。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第二個主要緯度(即使效果取向非常明顯)是這樣的緯度:它衡量著經濟生活的政治化部分的整體規模。個人被迫交稅,這些稅收反過來被用於資助可能作為利益分配份額被返還的政府項目,這裡不存在任何可行的退出選擇權。本文提出的基於自由的論證表明,即使經濟生活中政治化部分的整體規模,被準確地固定在某種提高效率的最優點上,獨立本身的效用價值仍將縮小公共部門的規模。    
  如前所述,隨著經濟單位日益從由財產所有權提供的自足狀態向對市場交換的依賴的轉變,在投入和產出兩個市場上存在可供選擇的買方和賣方,就變得更重要了。即使財產佔有受到限制,市場競爭仍保護個人免受過度的剝削。但是,制度結構能夠被調整,以促進個人選擇的能力。若干市場選擇權的靈活運用,可在許多方面受到鼓勵。    
  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即使在相互依賴最大的情景下,個人也重視界定其活動的「私人領域」的私人所有權。 即使提供了高度專業化的投入服務的個人,及自己的收入依賴這種服務市場的個人,作為市場上的買方,仍然可自由地選擇。與傑斐遜夢想的自耕農相比,現代競爭經濟中,存在著更廣泛的退出選擇權。但是,市場競爭與個人自由間極重要的聯繫,尚未被那些(即使當交換條件很不利時)繼續偏好財產所有權的人充分意識到。市場力量不可信,原因不一而足,其中包括不瞭解這些力量的運作。但是,另一方面,面對政客的干擾,市場也是脆弱的。自由放任,作為政策立場,比其它的對立面,可能更受人信賴。個人,如果感到過分依賴市場,就可能會通過財產所有權制度,為其殘留的自由尋求更大的保護。但是,從現代法學(關於政府拿走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行為的合法性)立場看,這種保護可能是無法實現的。    
  個人自由與私有財產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分析的、經驗的、歷史的及法律的意義上,都確實非常值得關注。我只是膚淺的勾勒了這項研究計劃,它還需要更詳細的論述。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J.M.布坎南著        
第十八章 尾注    
   編者強烈要求我明確討論上述分析對有關政治組織、尤其是有關民主制度意義。我的核心觀點是,私人的或獨立的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無論政治的或集體的決策是怎麼做出的。當然,其直接的含義是,必須設定有效的憲法制約,這種制約應有效地抑制政治對(法律界定的)財產權利,及對涉及財產轉移的自願的契約安排的公開侵擾。如果個人自由要得到保護,那麼,這些憲法限制就必然優先於且獨立於任何的民主治理。    
  當然,對這種優先性的理解,為擴展對現代政體的多數立法過程的憲法限制提供了基礎,尤其是針對潛在的貨幣或財政剝削,這種剝削不同於(在任何時候都必然受到譴責的)明顯的「拿走」活動。    
  有一個混亂的說法,它無所不在,腐蝕了西方的態度,可能關閉展現在後社會主義社會的機會。這混亂說法沒有認識到,如果個人的政治平等要開出自由和自主的有意義措施,那麼,「憲法的」必須置於「民主」之前。多數人的暴政同樣是真實的,而且實際上,它可能更危險,因為它要靠「參與者就是一切」的理想主義幻想過活。    
  參考資料    
  Boswell,J.(1946),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 with Samuel Johnson,London:Everyman』s Edition.    
  Buchanan, J.M.(1975),The Limits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sh,W(1972),』Individual Welfare in    
  Anarchy』,in G.Tullock(ed),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 Book and Monograph Series,Blacksburg,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pp.5-18.    
  Hayek,F.A.(1988) 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bbes,T.(1651),Leviathan,New    
  York:Collier,1962.    
  Pope Leo ⅩⅢ(1939),The Condition of Labor    
  in Five Great Encyclicals,ed.G.C.Treacy,New York:The Paulist    
  Press,PP.1-36(Rerum Novarum).    
  Tullock,G.(ed)(1972),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 Book and Monograph    
  Series,Blacksburg,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Tullock,G.(1974),The Social Dilemma;The    
  Economics of War and Revolution,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 Book and Monograph    
  Series,Blacksburg,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財產權是自由的守護者>>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