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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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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帝王前言

    古往今來,無數帝王將相縱橫捭闔,成就了驚天動地的不世偉業;英雄豪傑慷慨悲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千古傳奇;奇人異士,遊戲風塵,窺視了大千世界的神秘奇麗;紅粉佳人,情海生波,演出了夢幻人生的悲歡離合。但是,在他們共同寫就中華民族五千年輝煌壯麗的歷史樂章、繪成斑斕多彩歷史畫卷的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無數難以索解的歷史奇謎。    
    越王臥薪嘗膽、秦皇焚書坑儒、秦檜私通金國、地動儀運作奇跡、陳圓圓芳魂歸處、太平道符水治病……每個歷史未解之謎的背後無不隱藏著一個震動古今的重大歷史事件,無不關涉到中華民族的氣運與歷史走向,極大地激發著人們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為了滿足廣大讀者的求知慾,使讀者更清晰地看到中國歷史演進的軌跡,並為後世提供科學客觀的歷史依據,特編寫了這部《中國歷史未解之謎》。本書以一種全新的探索視角來研究歷史,從帝王、後宮、政界、軍事、名人、宗教、文化、科技八大方面甄選出百餘個重大的歷史謎題,經由嚴肅而科學的分析論證,去偽存真,尋找令人信服的結論。在這種嚴肅而充滿趣味的探索中,讀者將會瞭解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盡情領會歷史的豐富與變幻無窮,更加完整而深刻地認識歷史。同時引導讀者掌握研究歷史和探求真相的方法,從中獲得思考與發現的巨大樂趣。這不僅有助於讀者在現實生活中以更辨證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更促進思想的成熟。    
    同時,本書以圖釋文、圖文並茂的編排方式將會給讀者帶來視覺上的衝擊。大量與歷史之謎相關的精美圖片,達到具象、直觀的閱讀效果,讓讀者更加立體、真實地感受歷史真相。文物器具立體真切地反映社會背景、歷史風貌;歷史人物畫像更縮短了讀者和歷史人物的時空距離……生動精練的文字配以美輪美奐的圖片,使讀者在穿越歷史峽谷、探索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沿途欣賞到美妙的歷史風景。    
    我們真誠地希望這部全真、立體的《中國歷史未解之謎》能使讀者在輕鬆獲取知識的同時,為其展示更廣闊的認知視野和想像空間。    
    


第一部分:帝王黃帝是傳說中的人物嗎

    古書中有「三皇五帝」的說法,其中「五帝」是指東方太皋、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顓頊和中央黃帝。而傳說中,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然而,他究竟是人還是神?為什麼被稱為「黃帝」?現在仍然眾說紛紜,沒有統一的說法。    
    有學者認為,黃帝是神話傳說中的雷電之神,後來才崛起而為中央黃帝。相傳他長有四張臉,能同時顧及到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無論什麼地方發生了事情,總逃不過他的眼睛。後來,他戰勝了東、西、南、北四個天帝,建立了自己的神國。    
    黃帝和炎帝停戰言和後組成的統一的部落聯盟,成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所以,今天的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    
    也有學者認為,黃帝實有其人,他應該是原始社會末期一位部落聯盟的首領。《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物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勢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    
    這些記載似乎說明歷史上的黃帝實有其人,是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的創始者。因此,說他是人更有道理。那麼,他又為什麼被稱為「黃帝」呢?    
    據說,黃帝在五個天帝中,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領,又因專管土地,而中原的土地是黃色的,故名「黃帝」。學者們認為,這反映了上古時期,人們對黃土地的崇拜。古史稱他為「以土德為王」。後世之人以此而崇尚黃色,把黃色演變成一種權力和尊貴的象徵。歷代帝王穿的「龍袍」、「馬褂」都是黃色,就是由此引發而來的。    
    在中國的歷史典籍和神話傳說中,都有許多關於黃帝的記載,但因年代久遠,許多說法都已經無法考證。然而,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卻是不容置疑的。    
    


第一部分:帝王越王勾踐到底有沒有臥薪嘗膽

    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歷史故事,已經是盡人皆知了。這個歷史故事說的是:傳說在春秋時期的一場戰爭中,吳國打敗了越國,吳軍把越王勾踐包圍在會稽山上,致使越王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忍辱求和。從那以後,越國成為吳國的臣國,並受控於吳國。越王勾踐像奴隸一般在吳國宮中服役3年,後來吳王免去了勾踐的罪,讓他回國去了。為了不忘亡國之痛、報仇雪恨,勾踐在屋頂上面吊了一個苦膽,無論是出是進、是坐是站,就連吃飯睡覺,也要嘗一嘗苦膽之味,用來激勵自己的鬥志;他還既不用床,也不用被褥,累了,便睡在硬柴堆砌的「床」上,以此鍛煉自己的筋骨。越國最終滅了吳國,就是因為勾踐這十多年的磨煉並實行了各種得力措施。    
    但歷史上的越王勾踐是不是真的用臥薪和嘗膽兩種手段來激發勉勵自己的呢?首先從歷史典籍來看,《左傳》和《國語》成書年代較早,並且其中記載的史實也較為可信,因而較具有參考的價值。但兩本史籍中無論哪一本,在講述勾踐的生平事跡時,都根本沒有記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行為。另外,在《史記》中的《越王勾踐世家》中,司馬遷說:「吳既敵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其中,沒有寫到越王勾踐臥薪之事。東漢時期,袁康、吳平作《越絕書》,趙曄作《吳越春秋》,這兩本書雖然是專門記錄關於春秋時期吳越兩國的歷史,但它們卻只是以先秦歷史為基礎,又加上了小說家們的荒誕想像。《越絕書》中臥薪、嘗膽都未提及;《吳越春秋》中的《勾踐歸國外傳》,也僅說越王勾踐「懸膽在戶外,出入品嚐,不絕於口」,而根本沒有臥薪之事。由此看來,在西漢的《史記》中最早出現了越王嘗膽一事;而在東漢時期的史料中還沒有出現臥薪之事。    
    有人考證,在北宋蘇軾所寫的《擬孫權答曹操書》中「臥薪嘗膽」首次被作為一個成語來使用。但蘇軾起草這封信時帶有很強的遊戲性,信中的內容與勾踐無關,而是設想孫權在三國平分天下時曾「坐薪嘗膽」。南宋時期,呂祖謙在《左氏傳說》中曾經談到「坐薪嘗膽」的事情,但說的卻是吳王。明朝張溥在《春秋列國論》中也說「吳王即位,臥薪嘗膽」。以後,《左傳事緯》和《繹史》兩書中,都說是吳王夫差臥薪嘗膽。但與此同時,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黃震在《古今紀要》和《黃氏日抄》兩書中,又說是越王勾踐曾臥薪嘗膽。然而,到北宋的蘇軾提出了「臥薪嘗膽」一詞後,這事究竟是夫差還是勾踐所做,從南宋直到明朝都沒有結論。明朝末年,在傳奇劇本《浣紗記》中,梁辰魚對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二事大加渲染。清初的吳乘權在《綱鑒易知錄》中寫道:「勾踐叛國,乃勞其凝思,臥薪嘗膽。」後來,明末作家馮夢龍在其刊刻的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中也多次提到過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直到現在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才廣為流傳。但其真實性卻需要考證。    
    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早在東漢時代成書的《吳越春秋》中的《勾踐歸國外傳》中就有越王勾踐「臥薪」之事的記載。該文說越王勾踐當時「苦身焦思,夜以繼日,用蓼攻之以目臥」。蓼,清朝馬瑞辰解釋說是苦菜。蓼薪,意思就是說蓼這種苦菜聚集得非常多。勾踐準備了許多蓼菜一定是用來磨煉意志,「攻之以蓼」也可以說是「攻之以蓼薪」。這樣,上述《吳越春秋》中的話的語意就十分明顯:那時勾踐日夜操勞,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覺,即「目臥」,但他用「蓼薪」來刺激自己,以便能夠忍耐克服,避免睡覺。臥薪、嘗膽分別是讓視覺和味覺感到苦。後人把「臥薪」說成是在硬柴上睡覺,是曲解了《吳越春秋》的意思,因為「臥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體遭受折磨。這種說法的結論是:勾踐確實有過臥薪嘗膽的行為,儘管後人誤解了這個詞語的意思。    
    若說臥薪嘗膽這個故事是真的,為什麼歷史上這麼晚才有記載?若說是假的,它卻在民間廣為流傳,而且這兩種說法都有根據。因此,它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未解之謎。    
    


第一部分:帝王奇貨可居—秦始皇身世之謎

    秦始皇嬴政是中國數千年專制時代的第一位君臨天下、叱吒風雲的皇帝。六國養尊處優的君主嬪妃、王孫公主、皇親國戚無一不膽戰心驚地揖首跪地、俯首稱臣。然而,傲視天下的秦始皇內心卻是異常脆弱,因為他對身世一直諱莫如深。    
    秦始皇是繼秦莊襄王(子楚)之位,以太子身份登上王位的。秦始皇之母趙姬,據說曾為呂不韋的愛姬,後獻予子楚,被封為王后。那麼,秦始皇到底是子楚的兒子,還是呂不韋的兒子,後人爭議不休。    
    《史記》中記載秦國丞相呂不韋本為河南濮陽的巨富,是遠近聞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滿足這種擁有萬貫傢俬的地位和生活,野心勃勃,對王權垂涎三尺。    
    於是,呂不韋打點行裝,到了趙國的國都邯鄲,精心策劃一個大陰謀,將正在趙國當人質的秦王的孫子異人,想法過繼給正受寵幸的華陽夫人,轉瞬之間,異人被立為嫡嗣,更名為子楚。    
    不久,國事生變。秦昭王、孝文王相繼去世,子楚堂而皇之地登上王位,呂不韋被封為丞相。之後,呂不韋將自己的愛姬趙姬獻給子楚,生下嬴政,被封為皇后,不料子楚僅在位三年就死掉了,於是他的兒子嬴政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王位,這就是後來的秦始皇。    
    呂不韋認為嬴政是自己的親生兒子,讓嬴政喊自己為「仲父」,自己則掌管全國政事,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一手遮天的大人物,呂不韋在邯鄲的秘計實現了。    
    認定呂不韋和秦始皇有父子關係的說法,其原因是:    
    其一,這樣可以說明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傳,反對秦始皇的人就找到了很好的造反理由。    
    其二,是呂不韋採取的一種戰勝長信侯的政治鬥爭的策略,企圖以父子親情,取得秦始皇的支持,增強自己的鬥爭力量。    
    其三,解秦滅六國之恨。「六國」之人呂不韋不動一兵一卒,運用計謀,將自己的兒子推上秦國的王位,奪其江山,因此,滅國之憤就可消除。    
    其四,漢代以後的資料多認為嬴政是呂不韋之子,這為漢取代秦尋求歷史依據,他們的邏輯是,秦王內宮如此污穢,如何治理好一個國家,因此秦亡甚速是很自然的。    
    後世人也有認為上述傳說並不能成立的。    
    其一,從子楚方面看,既使有呂不韋的陰謀,但其實現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因為秦昭王在位時,未必一定將王位傳於子楚,更不能設想到子楚未來的兒子身上。    
    其二,從秦始皇的出生日期考慮,假若趙姬在進宮前已經懷孕,秦始皇一定會不及期而生,子楚對此不會不知道。可見,秦始皇的生父應該是子楚,而非呂不韋。    
    其三,從趙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滅趙之後,秦王親臨邯鄲,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盡行坑殺。既然趙姬出身豪門,她怎麼能先做呂不韋之姬妾,再被獻做異人之妻呢?這樣,就不會存在趙姬肚子裡懷上呂不韋的孩子再嫁到異人那裡的故事了。    
    身世之謎也只有留於後人去推測了,而「奇貨可居」這個成語卻由此流傳於世。    
    


第一部分:帝王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謎

    提起秦始皇,人們就會想起「焚書坑儒」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沒有「坑儒」呢?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強中央集權。在完成政治上的諸多加強控制的舉措之後,秦始皇便開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陽宮為群臣及眾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會上,圍繞著是否實行分封制,眾多儒生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丞相王綰、博士生淳於越等人主張實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則贊同郡縣制,並指責淳於越等「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最後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觀點,並採用、實施李斯的「焚書」建議,下令:除了秦紀(秦國史書)、醫藥、卜筮、農書以及國家博士所藏《詩》、《書》、百家語以外,凡列國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統統按時交官焚燬。同時,禁止談及《詩》、《書》和「以古非今」,違者定當嚴懲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學一些法令,可拜官吏為師。從這一點來看,焚書的舉動秦始皇肯定做過。    
    秦始皇稱帝以後,力求長生不老,迷戀仙道,不惜動用重金,先後派徐福、韓眾、侯生、盧生等人尋求仙藥。侯生與盧生當初是秦始皇身邊的方士,由於長期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藥,卻始終沒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國的法律,求不到仙藥就會被處死。因此他們深發感慨:像這樣靠凶狠殘暴而建立威勢並且貪婪權勢的人,不值得給他求仙藥。於是,侯生、盧生悄悄地遠走他鄉。    
    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惱怒,於是他下令,對所有在咸陽的方士進行審查訊問,欲查出造謠惑眾的侯生、盧生兩人。方士們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發,秦始皇最後把圈定的460餘人,都在咸陽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書」的繼續。至於坑殺的人究竟是方士還是儒生,學術界各持己見。從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殺的人應該是方士;但從長子扶蘇的進諫「眾儒生都學習孔子的學說」來看,秦始皇所坑殺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東漢衛宏在《詔定古文官書序》中記載,秦始皇在驪山溫谷挖坑用以種瓜,以冬季瓜熟的奇異現象為由,誘惑博士諸生集於驪山觀看。當眾儒生爭論不休、各抒己見時,秦始皇趁機下令秘殺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裡。於是有人便根據這一點而偏向於傳統的說法,認為秦始皇確實有過「坑儒」的行為。    
    但有人研究諸史籍,認為「焚書」有之,「坑儒」則無,實是「坑方士」之訛。「坑方士」事見始皇三十五年,因為侯、盧二人求仙藥不成,他們懼「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罵了秦始皇一番後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麼就只能是「坑方士」,當然不能說被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中沒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殺的主體應該是方士,而被殺的原因更與儒家的政治主張和學派觀點無關。所以即使被殺者有儒生,也並非因其為儒生而得罪,總是與方士們有某種牽連之故。因此絕無理由說秦始皇「坑儒」。儘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舉背上千古罵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沒有「坑儒」這一謎團還是沒有解開。    
    


第一部分:帝王曹操為何要建72座陵寢

    曹操在喪葬上有別於歷代帝王,他對自己的身後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當時,曹操雖未稱帝,但權力與地位不比帝王低,為什麼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體力行呢?    
    據說,曹操一生提倡節儉,他對家人和官吏要求極嚴。他兒子曹植的妻子因為身穿綾羅,被他按家規下詔「自裁」。宮廷中的各種用過的布料,破了再補,補了再用,不可換新的。有個時期,天下鬧災荒,財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員們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據傳,曹操早年曾幹過盜墓的勾當。他親眼目睹了許多墳墓被盜後屍骨縱橫、什物狼藉的場面,為防止自己死後出現這種慘狀,他一再要求「薄葬」。    
    為了防止盜墓,在力主和實踐「薄葬」的同時,他還採取了「疑塚」的措施。佈置疑塚,當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關。生前,他因多疑,錯殺了許多人;死後,他的多疑也不例外。傳說,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同時從各個城門抬出。    
    這72座疑塚,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謎隨之懸設。    
    千百年來,盜墓者不計其數,但誰也沒發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傳說,軍閥混戰年代,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古董商人為了尋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幾座疑塚。除了土陶、瓦罐一類的東西外,一無所獲。    
    1988年《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塚」之謎揭開》說,「聞名中外的河北省磁縣古墓群最近被國務院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過去在民間傳說中被認為是『曹操七十二疑塚』的這片古墓,現已查明實際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確切數字也不是72,而是134。」關於疑塚的說法便被確證不是準確的了。    
    但是,關於曹操屍骨到底埋於何處,仍然是個謎。據詩曰:「銅雀宮觀委灰塵,魏之園陵漳水濱。即令西湟猶堪思,況復當年歌無人。」由此推斷,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據《彰德府志》載,魏武帝曹操陵在銅雀台正南5公里的靈芝村。據考察,這也屬假設。那它還有可能在哪呢?    
    還有一種說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譙縣的「曹家孤堆」。    
    據《魏書·文帝紀》載:「甲午(公元220年),軍治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亳州志》載:「文帝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前樹碑曰大饗之碑。」曹操死於該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於鄴城的話,那魏文帝曹丕為何不去鄴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為了紀念其父曹操?《魏書》還說:「丙申,親祠譙陵。」譙陵就是「曹氏孤堆」,位於城東20公里外。這裡曾有曹操建的精舍,還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據記載:亳州有龐大的曹操親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親、子女等人之墓就在於此。由此推斷,曹操之墓也當在此。    
    但這種說法也缺乏可信的證據,遭到許多人的質疑。    
    面對「曹墓不知何處去」的感歎,人們對曹操的奸詐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認識。曹操一生節儉,帶頭「薄葬」,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樣做,既保護了自己,也使盜墓者無從下手,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舉吧。    
    關於曹操的陵寢的真實情況至今仍是個謎,還有待於新的考古發現。    
    


第一部分:帝王晉武帝傳位傻太子之謎

    司馬炎,字安世,西晉開國皇帝,謚號武皇帝,史稱晉武帝。晉武帝司馬炎,縱橫沙場,果敢英武,為晉王朝耗盡了自己的半生心血。但是,他卻將辛苦打下的江山交給一個傻兒子繼承,致使宮廷內外血雨腥風,西晉王朝昏暗動盪,成了一個短命王朝。英明的晉武帝為何做出如此糊塗的事情呢?    
    從史料看,司馬炎雖稱得上英武果敢,但在感情上卻柔若女子,有婦人之仁。他一生共有26個兒子。不幸的是,26個兒子當中雖不乏聰慧之輩,但長子司馬軌卻不幸夭折,因此次子司馬衷成了事實上的長子,按中國的繼承人法則,司馬衷要被立為太子,而司馬衷卻是個白癡,不諳世事。司馬衷的癡愚朝野皆知。    
    太子司馬衷在吃飯時對糧食很不愛惜,師傅李看不過去,就婉轉地對司馬衷說:「殿下,碗中的米飯,一粒粒都是農民辛勤耕作得來的,殿下可知道稼穡艱難?如今旱荒嚴重,老百姓都沒有糧食吃,都在忍饑挨餓。」司馬衷聽了這話,覺得十分奇怪,脫口說道:「沒有飯吃,幹嘛不吃肉粥?」師傅李哭笑不得。    
    太子司馬衷的低能,武帝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這個兒子難以擔負國家重任。但是楊皇后反對更易太子。楊皇后名艷,字瓊芝,是陝西華陽人,父親楊文宗是魏國貴族,以功封蕷亭侯。楊皇后十分美麗,出自豪門大族,替武帝生下了三男三女,長子早逝,次子便是這司馬衷。武帝數次擔心地說太子不長進,天性愚鈍,難以勝任大事。楊皇后每次都和顏反駁,兒子雖不聰明,但卻忠厚純良,好生教導,會有長進的。武帝試探說,現在更易太子,還來得及。楊皇后搖頭,說太子的名分已定了,決不能輕易改動,無論立嫡立長,都應是太子,破壞了這項法制,日後豈不亂了套?我堅決反對。    
    優柔寡斷的武帝就將希望寄托在兩個派去考察太子的大臣和嶠和荀勖的身上。    
    果敢剛毅的武帝司馬炎在美人面前優柔寡斷,下不了決心。武帝信任荀勖,尤其佩服荀勖的高深學問和不世之才。後來荀勖進奏,說太子有了進步,於是武帝相信了荀勖,放下心來,不再考慮更易太子。    
    天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晉武帝司馬炎病死,其子司馬衷即位,是為晉惠帝。不過一年,皇后賈南風發動政變,殺死總攬朝政的大臣楊駿;接著又發生了「八王之亂」。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劉淵的侄子劉曜攻破長安,俘獲末代皇帝司馬鄴,西晉亡國。時距司馬炎之死只有25年。    
    


第一部分:帝王「和尚皇帝」梁武帝為何餓死於僧寺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唐代詩人杜牧的名作,詩中以生動的語言描繪了南朝佛教的興盛。南北朝時,佛教大盛,南朝梁武帝蕭衍是位吃齋信佛、極力倡導發展佛教的皇帝,他曾四次捨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雞鳴寺)當和尚。所謂捨身,一是捨資財,即把自己的所有身資服用,捨給寺廟。還有一種是捨自身,就是自願加入寺廟為眾僧服役。梁武帝於公元527年、529年、547年三次捨身。捨身第一次是4天,最後一次長達37天。而每一次都是朝廷用重金將其贖回。寺廟因他又獲得了可觀的收入。他在位時,佛教在梁朝盛極一時,光當時的建康城內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萬餘人。公元504年,他親自率領僧俗2萬人在重雲殿的重雲閣,撰寫了《捨道事佛文》。    
    梁武帝一心崇佛,荒廢了朝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梁武帝早年無子,過繼侄兒蕭正德為嗣子做太子,後來梁武帝生了個兒子,取名蕭統,隨即被立為太子,而侄子蕭正德被改封為西豐侯。這讓蕭正德心裡憤憤不滿。正在此時,東魏大將侯景因與政敵高歡不合,轉投了梁朝,梁武帝封他為河南王。侯景為人陰險奸詐,他看到皇族矛盾重重,認為有機可乘,於是勾結蕭正德起兵發動政變,答應事成之後讓蕭正德做皇帝。最後叛軍攻進了建康城,困住了宮城,後又引武湖水去漫宮城。梁武帝這位和尚皇帝被困在宮裡。一籌莫展,也沒有人去過問他,這位皇帝最後竟被活活餓死在宮裡,無獨有偶,《中華野史鏡鑒》上也曾記載:「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侯景攻下宮城。蕭衍飲食斷絕,口中苦澀,連呼:「蜜!蜜!」最後餓死於淨居殿,時年86歲,蕭正德最終也沒做成皇帝,事成後就被侯景殺死了。    
    


第一部分:帝王唐太宗篡改過國史嗎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代開國君主李淵的第二個兒子,是唐代難得的治國之君。在其統治期間,唐太宗知人善任,察納雅言;執法慎刑,重農恤民,使國家形成了歷史上人人稱道的「貞觀之治」局面。他的雄才偉略、勤於政事甚為後人稱道。但即使是這樣一位曠世聖人,他的一生仍是有很多瑕疵的,「玄武門兵變」內情歷來讓人生疑,而他後來的修改國史也為後人議論不休。    
    那麼,李世民為什麼要修改國史呢?對此,史學家們有不同的說法。《新編中國歷朝紀事本末·隋唐卷》是這麼寫官修正史的——設史館修前朝史制度的確立是在唐初李世民統治的貞觀時期。貞觀君臣為唐皇朝的「長治久安」,十分注意「以古為鏡」,總結歷史成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注重隋亡的教訓。鑒於武德年間蕭等人尚未修成前朝著史,唐太宗深感改組舊史館、建立一套新制度的必要。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下令在中書省特置秘書內省專門負責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閏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將史館移入禁中,設於門下內省北面,由宰相監修。從此以後,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職責,史館成為皇帝直接控制的門下省的一個常設機構,專門負責修撰當朝國史。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唐太宗的皇位並不是由合法繼承得到的,而是其殺兄逼父的結果。這一行為不合乎封建法統和封建倫理,在封建統治者看來,也就不能貽示子孫,垂為法誡。因此,唐太宗奪得皇位之後,就著手修改國史,為自己辯護。這種說法認為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時錄》時,大肆鋪陳太宗在武德時的功勞,竭力抹煞太子建成在唐朝創建過程中的功績並極力貶低高祖的作用。但是這樣仍不足以說明太宗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於是他們又把修改國史的著眼點放在晉陽起兵的密謀上面。他們把晉陽起兵的密謀杜撰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其目的在於把太宗說成是李唐王業的真正奠基人,使其皇位的獲得近似於漢高祖自為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那樣的合法性。    
    唐太宗究竟出於何種動機要修改國史?這個問題迄今為止仍未有確定的答案,給歷史留下了一樁疑案。    
    


第一部分:帝王千古功過任人評—武則天無字碑之謎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惟一的一位女皇帝。她從一個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寶座,直到最後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後,武皇一方面消滅異己,一方面卻也勵精圖治。在她統治時期,整個社會倒也安定,而關於武則天的傳說民間有很多。武則天本人也從不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塊無字碑,千百年來引得人們紛紛猜測。    
    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位於西安市西北80公頃的乾縣梁山上。墓前有兩塊高均為6.3米的石碑,西面的為「述聖碑」,碑文主要是歌頌唐高宗的功績,由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寫。該碑由7節組成,榫卯扣接,故又稱為「七節碑」,碑寬1.86米,重81.6噸。東面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碑由一塊巨大的整石雕成,寬2.1米,重98.8噸。碑頭雕有8條互相纏繞的螭首,飾以天雲龍紋,碑座則用駿馬飲水、雄獅、雲紋等線刻畫而成。如此精細的雕刻,在歷代墓碑中都是極為罕見的。    
    人們紛紛猜測武則天立無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說法有三種。一說武則天認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在武則天看來,自己雖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絕對優於高宗,而且她統治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這應該算是她的一大政績。可惜的是,當時有很多人認為武皇是搶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賊,對於她的功勞視而不見。因而,武則天要把自己的功勞讓後人去評述、去記載,於是就有了無字碑。二說武則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罵,還是不寫為好。有的說法是,武則天建立大周朝之後,內心感覺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後將江山歸還唐氏。但由於自己稱帝的這段經歷,使她對自己死後的境遇沒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責罵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無字碑藉以自贖。三說武則天想讓後人去評說她的一生。這種說法與前一種說法恰恰相反。武則天對自己一生還是頗感自豪的。作為一個女流之輩,卻能在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並到達了權力的巔峰。她要後人客觀地評價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與自己有利益衝突的兒子李顯肯定不會對自己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鑒於此,武則天要將自己的一生的功過是非交與後人,就是要讓後人對自己的一生作出評價。這三種說法似乎每一種都很有道理,至於哪一種說法是她的本意,現已無從考證。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後,人們開始在無字碑上面添補題識,現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文字中還有一種少數民族文字,而且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人能識別。這種早已廢絕的少數民族文字,被日本學者山路廣明視為「20世紀之謎」。經考證,金太宗的弟弟於1134年在無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簡稱《郎君行記》),且在旁邊配有漢字譯文。這種失傳了的文字並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麼文字呢?明代金石學家趙山函在《石墨鐫華》中說:「(《郎君行記》)碑字不能辨,蓋女真字……字刻乾陵無字碑上。」這種說法一直廣為流傳。直到上個世紀20年代,考古工作人員在內蒙古巴林右旗附近發現遼代帝后的墓誌,才將這一謎團解開。原來這些文字和墓誌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創於公元920年,但隨著國家的滅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幾乎沒有人認識,到了明代則徹底成為一種無人能識的「死文字」了。這一失傳的文字作為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來,卻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的一大貢獻。    
    


第一部分:帝王唐玄宗為何被奉為「梨園領袖」

    人們習慣上稱呼戲班、劇團為「梨園」,戲曲演員為「梨園弟子」。「梨園」是怎麼和戲曲藝術聯繫在一起的呢?「梨園」在什麼地方?其性質如何?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唐玄宗前期,全國統一,經濟繁榮,文化昌盛,許多亞非國家的使臣、學者、商人紛紛齊集長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下,唐朝的音樂得到空前發展。唐玄宗本人素喜音樂,在公元741年原來隸屬太平寺的倡優雜技人才劃出來,設立左右教坊;又挑選好樂工數百人,在蔡苑的梨園進行專門訓練。    
    有關這個藝術組織——「梨園」的建立,《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道:「玄宗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號為皇帝弟子,又雲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新唐書·禮樂志》則說:「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也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從此,「梨園」成了唐代一個重要的藝術活動中心。它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清人汪汲《事物原會》卷三十七「教坊梨園」條說:「今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即梨園地也。」關於梨園的出處,一般都認為它原是唐代長安的一個地名,但在具體地點上發生了分歧。有人指出在長安縣西南香積寺附近今黃良鄉立園村,此村最早叫梨園村或栗園村。還有人認為是在今西安城東南隅曲江池附近漢武帝所造宜苑舊址旁的春臨村一帶。第三種說法認為梨園在今西安城東北唐大明宮東側附近三華里的午門村。第四種說法指出它在今西安臨潼縣驪山繡嶺下。    
    另外還有人認為唐代長安有兩個「梨園」。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一個在光華門北面,一個在蓬萊宮的旁邊。《辭海》也持有「梨園」說,指出唐代長安「梨園」有「禁苑梨園」,在長安城北芳林門外東北的禁園中;「乃唐代真正梨園所在」。「宮內梨園」,分男女二部,皆稱「皇帝梨園弟子」。    
    對於梨園的性質的研究,《辭海》曰:「唐玄宗時教練宮廷歌舞藝人的地方。」《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謂為「唐玄宗時,宮廷內專門訓練樂工的機構」,「主要職責是訓練器樂演奏人員」。李尤白提出:「梨園」是既訓練演員,又肩負演出的「皇家音樂、舞蹈、戲劇學院」,為我國第一所綜合性藝術學院,李隆基則是其院長(崔公),在他之下有編輯和樂營將兩套人馬。前者的職責,類似現在的創作人員,後者相當於現在的導演和教師。    
    在「梨園」研究方面,算得上權威的是李尤白寫的《梨園考論》,此書全面考證了與「梨園」有關的問題,而且還提出在西安建立「中國唐代梨園紀念館」的建議。    
    


第一部分:帝王南唐後主李煜亡國之謎

    李煜是南唐的末代國主。他即位時,南唐國力已呈衰頹之勢,這位性格懦弱的國主時時刻刻都在感受著國破家亡的威脅。他仇恨宋朝的壓迫,但又沒有能力用武力與宋朝相抗衡,只要能以小邦苟且偏安,他甘願貢物稱臣最後淪為階下囚。    
    李煜的父親李是詞壇高手,李煜從小便生活在這麼一個濃厚的文化環境中,對詞也極為喜愛。即位時,南唐國力日益衰落,他所面臨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因此使他這時期的詞一部分表現為對宮廷奢華生活的迷戀,一部分則飽含著沉重的哀愁。被俘以後,身為階下囚的李煜,天天過著以淚洗面的生活。面對春花秋月、良辰美景,緬懷故國之情油然而生,於是他創作了一首千古傳誦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沒想到這首詩竟成了他獲罪的證據,不久便被宋太宗趙光義派人毒死在獄中。    
    李煜不僅善填詞,而且善音律,並因此荒廢政事。皇后周娥皇是司徒周宗的女兒,通書史,且能歌善舞,尤其彈得一手好琵琶。當時早在盛唐時曾廣為流傳的《霓裳羽衣曲》早已被人淡忘,周娥皇找到了一份殘譜。她根據自己的理解,重新創作,通過努力,最終恢復了《霓裳羽衣曲》的原貌,開元、天寶之音得以重回人間。周娥皇自己另外還創作了兩支曲子,一為《邀醉舞破》,一為《恨來遲破》。李煜和她二人常常會隨歌而舞。周娥皇不但擅長音律,於采戲、弈棋也無所不精。對於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知己,李煜是寵愛不已,朝朝暮暮與她一起,整日沉浸在輕歌曼舞中。周娥皇死後,李煜還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思念她。    
    周娥皇有個妹妹,史稱小周後,長得風姿綽約,風情萬種。    
    小周後的音律才能雖比不上姐姐周娥皇,但卻是弈棋的高手,酷愛圍棋與象棋,因此而備受李煜的寵愛,二人常常佈局廝殺,以此消遣時光。一天,李煜與小周後正在對弈,且殺得難解難分。為了不受任何干擾。李煜下令衛士守住宮門,對前來奏事的大臣一律不予接待。一位大臣向李煜奏報國家收支的狀況已入不敷出,國庫空虛,一位大臣奏報宋朝正在調兵遣將,隨時來犯,提醒李煜應早做準備,但是都被衛士擋在了宮外。    
    開寶八年,宋軍攻破金陵,李煜率幾位大臣肉袒出降。開寶九年正月,李煜到達汴京,宋太祖封他為「違命侯」。後宋太宗即位,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七月初七,李煜被宋太宗賜服牽機藥而死,時年42歲,贈太師,封吳王,葬於洛陽北邙山。史載,牽機藥乃是一種慢性毒藥,毒發,最後頭足之相就如牽機之狀,故名。    
    


第一部分:帝王「燭影斧聲」與宋太祖之死

    趙匡胤於公元960年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歸西了,正史中沒有他死亡的明確記載,《宋史·太祖本紀》中的有關記載也只有簡單的兩句話:「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傳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為歷史留下了又一樁懸案。    
    司馬光的《湘山野錄》中記載,開寶九年十月,那天天氣極為寒冷,宋太祖趙匡胤急喚他的弟弟晉王趙光義進入寢宮,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們兩人自酌自飲。酒過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見晉王趙光義總是躲在後邊,極其害怕,自有幾分得意。見殿前雪厚幾寸,便用玉斧刺雪,還不時對他弟弟說:「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當夜趙光義依照沒走,留宿於禁宮。第二天天快亮時,禁宮裡傳出宋太祖趙匡胤已經死了的消息。趙光義按遺詔,於靈柩前即皇帝位。    
    歷史上所謂「燭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有人認為「燭光斧影」也許不是疑案,只是晉王趙光義戕兄奪位的借口。宋太祖安排後事是宋朝的國家大事,不可能只召其弟單獨入宮,並且趙光義又在喝酒時退避。用玉斧刺雪,這正是趙匡胤與趙光義進行過爭鬥的狀態,晉王一狠心殺死宋太祖。要是不這樣寫,這段史料也許會被封殺。    
    不過,關於光義弒兄的原因,史書上另有一種說法。《燼餘錄》稱,趙光義很喜愛已歸降的後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費氏。孟昶死後,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趙匡胤納為自己的妃子,而且特別寵愛。趙匡胤因病臥床,深更半夜時趙光義膽大妄為,以為宋太祖已熟睡,便趁機調戲花蕊夫人,可沒想到太祖驚醒,要用玉斧砍他,等到皇后、太子趕到之時,趙匡胤已經只剩一口氣了。趙光義趁機逃回自己的王府,第二天太祖趙匡胤就升天了。由此可知,趙光義趁夜黑無人,趙匡胤昏睡不醒的時候調戲他覬覦已久的花蕊夫人,誰知趙匡胤突然醒來發覺了,也許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趙光義,可是因為病體虛弱,體力不足,未砍中趙光義。趙光義覺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條,不管用何種方式都不能取得其兄的原諒與寬恕了,預料到自己將會死得很慘,於是一狠心便殺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然後慌忙逃回府中。宋太祖趙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還是他弟弟殺死的呢,誰也不知其詳。不過十分清楚的是,趙匡胤之死與其弟趙光義當夜在皇宮內院的行為有一定的關係。    
    對於這個疑案,也有一些人為趙光義開脫罪責,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記道:「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後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逕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於府門……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遂與王雪下步行至宮門,呼而入……俱進至寢殿。宋後聞繼隆至,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後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從這一記載來看,宋太祖趙匡胤過世時,他弟弟趙光義並不知曉,也沒在宮中呆過,似乎可以洗去「燭影斧聲」的嫌疑了。    
    但是,自從趙光義繼帝位後,趙匡胤的長子德昭於公元979年被迫自殺,次子德芳又於公元981年無故而死來看,宋太宗趙光義還是擺脫不了「燭光斧影」、「戕兄奪位」的嫌疑。    
    


第一部分:帝王明建文帝生死之謎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死後,由於皇太子朱標已於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先他而死,乃由皇太孫朱允即位,這就是建文帝,後世也稱為明惠帝。然而,在惠帝剛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奪取了帝位,以討伐齊泰、黃子澄為名,起兵北平(今北京),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靖難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了京師(今南京),燕王即位,是為成祖。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時,皇宮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後,有關惠帝已經出逃的傳聞頗多,明成祖對此總是不放心,這件事也幾乎成為他的一塊心病。數百年來,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樁爭訟不決的歷史懸案。綜合各家說法,主要有「焚死」說和「逃亡」說。    
    一種說法認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據永樂年間修撰的《明太祖實錄》中記錄,燕王朱棣發動歷史上有名的「靖難之役」。經過四年的征戰,燕王獲得全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統領大軍開進南京金川門。當燕王軍隊開進皇宮時,宮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沒了蹤影。與此同時,建文帝所使用的寶璽也毫無蹤影。正史記載建文帝死於宮中的大火中。《太宗實錄》卷九記載:「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駿耶!吾來為扶翼不為善,不意不亮而遽至此平!』……王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仁宗朱高織御制長陵後碑也說,建文帝歿後,成祖備以天子禮儀殮葬。成為明成祖的朱棣後來在給朝鮮國王的詔書中說:沒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縱火自殺。但是,太監在火後餘燼中多次查找,找到馬皇后與太子朱文奎的遺骸,建文帝是活是亡無從得知。燕王為讓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墳墓處於何處,無人可知。明末崇禎帝就曾說過:想給建文帝上墳,卻不知在何處?    
    另一種說法認為在南京攻破之時,建文帝曾想自殺,但在其親信說服下,削髮為僧,從地道逃出了皇宮,隱姓埋名,浪跡江湖。明成祖死後,他又回到京城,住進西內,死後葬於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後,感到建文帝對他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處訪問。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員中,有錦衣衛士,這顯然就是用於暗中察訪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頒布《僧道度牒疏》,將所有僧人名冊重新整理,對僧人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調查。從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起,還派人以尋訪仙人張邋遢為名到處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後共二十餘年。民間流言中,在許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蹤跡與傳說。有的說建文帝逃到雲貴地區,而且輾轉到了南洋地區,直到現在,雲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為鼻祖。也有現代學者認為,當年建文帝潛逃後,曾藏於江蘇吳縣黿山普濟寺內,接著隱匿於穹窿山皇駕庵,於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於庵後小山坡上。    
    至於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兩種說法都無法提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來。    
    


第一部分:帝王崇禎帝究竟如何死去

    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宮受遺命。不久熹宗撒手歸天,年僅17歲的信王朱由檢即位,大赦天下,次年改為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年輕氣盛的崇禎皇帝面臨的是一種風雨飄搖的局面。這位明朝最後的一位皇帝很想憑借自己的一腔熱血力挽狂潮,重建太平天下。他即位後剷除閹黨魏忠賢、一心想要中興,但是最終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衝破了京城,明朝覆滅了,他自己也落了個自縊的下場。崇禎帝朱由檢生性懦弱、無主見,而且他繼位時的明朝已是政治腐敗。崇禎皇帝也回天乏術,大臣們個個明哲保身,少有為社稷著想者。而且崇禎為人極易猜疑,大臣們更是小心翼翼、很少發言。就是到了起義軍進逼京城的時候,也沒有主動站出來為崇禎分憂的大臣。    
    當李自成的起義軍猛烈進逼,崇禎帝驚慌得完全失了主見,處處寄希望於大臣們,希望他們能提供妙計良策,甚至替他決斷,但是危急之中,大臣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每天崇禎帝都要召見大臣,有時候竟達到一日三次。起初大家都認認真真地替崇禎帝謀劃,提出「南遷」、「撤關」等,可崇禎帝總是拿不定主意,大臣們也漸漸沒招了。召見中,大臣總是惶恐地說:「為臣有罪,為臣有罪!」然後就不再說話,實在被問急了,只是用些「練兵」、「加餉」等話來應付崇禎帝。每次召見,崇禎帝都非常不滿,常常是中途拂袖離去,回宮後痛哭並且大罵:「朝中無人!朝中無人!」    
    大明滅亡的前三天上午,崇禎帝來到東左掖門,召見了新考選官32人,問他們以急策。崇禎帝本想能從新臣中尋找到良策,可一見答卷,也全是些套話。召見未及一半,忽然有一太監送進一個密封,崇禎帝拆視後臉色突然大變,原來這是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區)失守的總報。李自成軍已經攻到昌平。但是驚慌的崇禎帝仍無法從眾大臣那裡得到一計良策。    
    次日早晨,崇禎帝再次召見文武諸臣,半晌大家都沉默不語。崇禎帝流著淚懇請大臣們想辦法,大臣們也是淚流滿面地回應。忽然有位大臣大夢初醒一般,湊向前欲奏對,崇禎帝一見,馬上將淚水收住,準備細聽,只聽這位大臣說:「當務之急為考選科道。」原以為是什麼良策,不想又是老套話。可這位大臣一開頭,許多大臣也跟著說這人當起,那人該用。崇禎帝早就不耐煩了,俯首在御案上寫了七個大字:「文武官個個可殺。」起身示意退朝。    
    關於崇禎的死,歷來眾說紛紜,計六奇《明孝北略》卷二十記載道:「丁未五鼓,上御前殿,與二人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承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為閱內操特建者……遂自盡於亭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面縊死。」又有《明史》卷三百九《流賊傳》說:「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乃復登煤山,書衣襟為遺詔,以帛自縊於山亭,帝遂崩。」而《明之述略》中卻說:「丁未,內城陷,帝崩於西山。」可見,對崇禎究竟怎麼死,死於何地至今還是個謎。一個力圖中興的君主竟落得如此淒涼的下場,令人深思。大臣們還是一副唯唯諾諾、支支吾吾的樣子,出的計策無非是什麼巡街閉門、不許出入等。這時候守城者來報,守城軍隊不敵。見城陷就在眼前的崇禎帝,不禁大哭,邊哭邊道:「諸臣誤朕至此!」自己拿不定主意,卻要埋怨大臣。大臣們見形勢「不可為」,便俯首同崇禎帝一起慟哭,哭聲響徹大殿,甚為悲慘。到了中午,崇禎又召見大臣,此時大臣們已徹底看透了這位年輕且毫無主見的皇帝,乾脆以沉默來回答崇禎帝,崇禎帝不禁大吼道:「既然這樣!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統統自盡吧!」此話倒是說中了,19日晨,崇禎帝在走投無路中自盡身亡。    
    


第一部分:帝王順治帝出家之謎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順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個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個,但是最討他歡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順治眼裡,董鄂妃就是他的心。雖然兩人不曾有過任何誓言,但是,那種難捨難分的感情的確能感天地、泣鬼神。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貴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順治痛不欲生。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沒過多久,他又親自給禮部下了一道聖旨,特意採用追封的方法,給董鄂妃加封謚號: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至於追加皇后應舉行怎樣的大禮,他命禮部要認真、詳細、迅速商討並遞交他審議。    
    董鄂妃死後,順治的心也隨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寫的那樣:「維將竟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他不僅輟朝5日,而且將她晉封為皇后。在蔡東藩的《清史演義》裡寫道:「順治帝經此慘事,亦看破世情,遂於次年正月,脫離塵世,只留重詔一張,傳出宮中。」此外,還有《清稗類鈔》、《清代野史大觀》等書中均有關於順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髮出家的故事。    
    順治帝的離家出走,令清宮上下驚慌失措。他們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議,只得向外宣佈:順治皇帝駕崩。但是,這種謊言也瞞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為了一個女人而削髮為僧的事就在民間廣為流傳了。    
    順治一向好佛,宮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禪師,印章有「塵隱道人」、「癡道人」等稱號。他對木降曾說:「願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髮為僧的念頭。臨宣佈他去世前幾天,他還叫最寵信的內監吳良輔去憫忠寺削髮為僧,因此一些人認為順治出家之因是與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寵愛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為借口皈依了淨土。據說清聖祖康熙親政後,曾經以進香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順治,希望順治能回到宮中,但是順治不為所動。康熙帝有詩哀悼:「又到清涼境,巖卷復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語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語氣十分悲慟。又傳說在康熙年間,兩宮西狩,經過晉北,地方上無法準備供御器具,卻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內廷器物,這似乎又是一個順治出家的證據。但民國時,明清史專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實》舉出《東華錄》等史書的記載,認為清世祖死於痘疹,沒有出家;又認為吳梅村詩中「房」為天駟,「房裡竟未動」是指順治將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後幾句詩孟森認為是自責之詞。所以順治出家與否,仍然是一個謎。    
    


第一部分:帝王秘密立儲始於康熙嗎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聖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長者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為皇太子,後玄燁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廢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趙申喬上奏請求再次冊立皇太子,這是二廢太子後,朝臣第一次為此事上奏請求。玄燁看罷奏疏後,特別召集群臣說明此事。他說:「立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係甚重,有未可輕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為心者,方可立之,豈宜輕舉。」諭旨表明,接受了兩次廢立太子的沉痛教訓,又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儲位之爭的局面,玄燁正在深入思考皇儲關係、儲君標準、建儲方式等重大問題,力圖尋找一個較好的辦法,避免以往的失誤;在沒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決不草率冊立。他向群臣公開陳述他的觀點,表明他在晚年已開始擬訂新的建儲計劃了。    
    玄燁在經過4年多的總結、思考以及對儲君的精心選擇後,開始實施他的建儲計劃了。    
    第一次建儲之議出現於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據《清世宗實錄》載:「康熙五十六年冬,聖祖仁皇帝召諸王子,面詢建儲之事。」朝鮮使臣於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從中國返回朝鮮後,稟告朝鮮國王:「臣來時問太后葬後,當有建儲之議。」建儲之事雖然到處流傳,反響很大,但人們對其具體內容卻毫不知曉。這表明玄燁只是就建儲一事徵詢皇子與重臣的意見,他本人並未表露態度,更未作出任何決定。可見他對儲君人選、冊立日期等重大問題,已開始有意識地採取保密措施了。    
    「長篇諭旨」出現於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燁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纏身的情形下,召集全體朝臣,商討建儲的有關問題。「長篇諭旨」的說法便由此而來。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兩個諭旨構成了新的建儲計劃。與嫡長子皇位繼承製度相比較,它的具體的方略,如皇帝全權決定儲君人選,「有德者即登大位」、「擇賢而立」的擇儲標準,對儲君人選以及建儲的有關問題的保密原則等等,都比較新穎,而且秘密色彩濃厚,因而可稱之為秘密建儲計劃。如果這個計劃能貫徹執行,並且形成制度,將會減少傳統建儲制度的某些弊端,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玄燁對實施兩千多年的建儲制度進行了改革,儘管他本人並未認識到這樣做的意義。    
    這一秘密建儲計劃的核心是皇帝全權決定儲君人選,完全排除統治階層中任何集團或個人對建儲的干擾。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得不到保證,其他三部分也無法實施。    
    雖然玄燁通過「擇賢而立」的方式選擇儲君,但其主觀上並無廢除嫡長子繼承製的意圖。玄燁的宗法觀念濃厚,認為諸子之中,「允(胤)居貴」。在胤被廢後,他已無嫡子,皇長子胤也獲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對儲君暗中進行培養、考察,儲君如果表現不佳予以撤換時,由於沒有讓其知道這件事,不會引起任何不良後果,這樣皇帝在對儲君的選擇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動權。    
    秘密建儲在康熙朝晚期出現,是形勢的需要,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為了解決複雜、尖銳的儲位之爭,玄燁只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博采眾長,另闢蹊徑。不過對於他來說,這種做法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正在開拓一條新的建儲道路,更無將此立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不斷摸索、逐步改進並完善的過程,秘密建儲制度也不例外。雖然玄燁是秘密建儲的開創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進,把它的疏漏加以補足,並作為一種制度最終確立下來。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嗣位之謎

    清康熙帝駕崩以後,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個謎,是按遺詔之言登位還是篡位,眾說紛紜。    
    官書中記載,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當時,康熙患病住在暢春園療養,「靜攝」政權。胤請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應在齋所虔誠齋戒,不得離開。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惡化,這時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暢春園來。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七阿哥)、胤、胤、胤(十阿哥)、胤(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們宣佈:「皇四子胤人品極好,令人敬重,與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夠繼承大統,繼承皇位。」此時,恆親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東陵行祭典、胤祿(十六阿哥)、胤禮(十七阿哥)、胤(十五阿哥)、胤(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寢宮外候旨。當胤來到康熙面前時,康熙還能夠說話,告訴胤他的病情日益惡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裡戊時,康熙就歸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佈「遺詔」。胤聽後昏撲於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則向胤叩頭,並勸他節哀順變,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職權,主持康熙的喪葬之事。雍正曾特別強調:當日情形,「朕之諸兄弟及宮人內侍與內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見者」。    
    從上面的情況來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壽終正寢後才開始的,是屬於正常並且合乎法理的。對此,清代官書眾口一詞,都是同一個口徑。後世有人根據雍正在品格、才幹、年齡和氣質上的眾多特點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宮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煉多年的特徵,康熙對雍正的認識和父子感情基礎,當時諸子爭儲互鬥的背景,還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遺詔的在場人物、地點、時間以及情節等來綜合分析,認為雍正根據皇父「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間傳說中,雍正即位卻是非法的,是篡位奪權。    
    早在雍正帝在世時,社會上就盛傳:康熙帝要將皇位傳給胤,在他患病的最後幾日,曾經下旨要召胤回到京城,但是胤的死黨隆科多卻隱瞞了諭旨。致使康熙去世當日,胤不能趕到。隆科多於是假傳聖旨,擁立胤為皇帝。此所謂「矯詔篡立說」的由來。另外有一種說法講,康熙原來就有了手書,要把皇位傳給十四阿哥胤,是胤把「十」改成了「於」字,於是遺旨明明傳位於胤,卻變成了傳位於胤,此所謂「盜改遺詔說」的來源。那麼,是誰來盜改了這個遺詔呢?有傳說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說康熙把遺詔寫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將「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說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養的武林高手所改寫的;又有的說是雍正的親生父親衛某參與改的……    
    還有人認為,康熙原本要在胤和胤兩人中選立皇儲,而最終胤被選中,胤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確實說明康熙選擇皇太子時他是候選人之一,而胤在康熙四十八年晉封為親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後22次參與祭祀活動,次數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對胤之子弘歷寵愛有加,稱讚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見,雍正是後來居上的皇太子候選人。也有人認為,臨終時康熙本想讓胤繼承皇位,但他遠在邊疆,若將他召回再宣佈詔書,在空位階段必定會引發皇位糾紛,無奈之下只好傳位於雍正。    
    總而言之,雍正繼承皇位有著種種讓人難以理解的疑點。這些問題使一些清史專家耗費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現在也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解釋。可以說,在沒有獲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個謎。這不僅僅是因為雍正在繼承皇位上有很多令人費解的問題,而且他即位後的很多言行,尤其是與大肆誅戮貶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連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撲朔迷離。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暴死之謎

    一代梟雄雍正帝,於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死在圓明園離宮中。官方記載說他是忽然發病身亡。作為第一手資料的《起居註冊》中是這樣記載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辦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寶親王、和親王終日守在身旁。戌時(午後七時至九時)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寢宮發佈遺詔給諸王、內大臣及大學士。龍馭上賓於二十三日子時(夜十一時至翌日一時)。由大學士宣讀硃筆諭旨,著寶親王繼傳。」    
    然而民間卻流傳著雍正遇刺身亡的故事。例如《滿清外史》、《清宮遺聞》、《清宮十三朝》等等記載說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刺殺了皇帝。呂留良文字獄於雍正六年發生。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處死。其親人也被嚴加處置,另一子毅中斬決,孫輩發配極邊為奴。傳說四娘以宮女身份混入皇宮侍奉皇上,伺機行刺。還有傳說四娘在呂案發生後逃亡外地,練就一身功夫潛入宮內,以飛劍砍去清帝腦袋。還有人傳說除四娘外還有一位名為魚娘的女子做幫手。即使下筆謹嚴的學者,在提到世宗死時,也會提及這些傳聞。但有人認為這種行刺之說純屬謠言。首先,呂案發生後,其家人皆受罰,無漏網之魚。    
    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進宮。雖然曾經也有過罪犯眷屬特別是15歲以下女子,沒收入宮為奴,像株連在呂案中的嚴鴻逵、黃補,其妻妾子婦即服侍於功臣家,然而呂氏的孫輩在寧古土基成為奴隸,犯大罪的人犯多是這樣下場。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宮內。    
    還有,皇帝實際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駐蹕在圓明園這個離宮。紫禁城內明令整肅,與有「亭台園林之勝」稱號的圓明園根本不可比較。因此,他「自新正郊禮畢移居園宮,冬至大祀前始還大內」,「蓋視大內為舉行典禮之所,事畢即行,無所留戀也」。園內內閣及各部院等機構之規模宏大與大內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設護軍營,一個女子根本不能飛簷走壁,穿過晝夜的巡邏和森嚴的戒備,輕易地就進入寢宮,刺殺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說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質疑。    
    又有人認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壽終正寢,他可能是服丹藥中毒而亡。這是從宮中檔案等資料中推出的結論。世宗生前,在宮中曾蓄養了一些僧道異能之士,他死後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驅逐煉丹道士出宮的諭旨。    
    新君剛登基,尚有眾多事務待理,而緊急驅逐數名道士,這種做法確有奇怪之處,乾隆說其父視僧道如俳優,未聽一言,未服一藥,這顯然在為父親辯解。否則又怎會突下逐客令?他又說這幾個道士早就該受驅逐,但為何世宗容忍他們在宮中?乾隆如果為的是崇正道、黜異端,就應該加以排斥,然而他卻沾沾自喜地稱:「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獎,許以當金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為第一。」而且,還善待超盛、元日兩僧讓他們來京瞻仰梓宮。    
    驅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諭旨諭令內監、宮女,告誡他們不許妄行傳說國事,「恐皇太后聞之心煩」,「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論者認為此事必與世宗橫死有關,否則為何皇太后所見外間閒話會心煩。    
    雍正帝的死因被這種種說法蒙上了層層的神秘面紗,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讓人難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漢人嗎?    
    看過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的人對書中的一個說法一定很好奇,因為書中說乾隆是陳家洛之兄。其實,小說中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是有一定來歷的。    
    清末,上自官僚縉紳,下迄婦孺百姓,幾乎人人皆知這麼一個傳說,清初的某個皇帝是浙江海寧陳家的兒子。這個皇帝是誰呢?有人便說是乾隆皇帝弘歷。這一傳說也見於一些私家所寫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觀》卷一《高宗之與海寧陳氏》一文有這樣的記敘:雍正帝胤當皇子時,與海寧陳氏很好,兩家來往頻繁。這一年恰巧兩家在同月同日同時辰生子。只是胤家為女孩,陳家為男孩。胤命人抱來看看,但卻偷偷把孩子換了。陳家發現孩子被換,大驚失色。但迫於對方權勢,不敢追究,也不敢聲張。不久康熙去世,傳皇位於胤。胤即位後,陳氏一門數人也都官至顯要。以後乾隆帝即位,對陳氏更是禮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過海寧陳家,最後一次臨走時步至中門,對陳氏說:「以後若非皇帝親臨,這門不要輕易打開。」從此這座門就再也沒被打開過了。    
    持上述觀點之人還提出另外一些證據,海寧陳氏的宅堂中有兩方皇帝親筆書寫的匾額,一方題為「愛日堂」,一方題為「春暉堂」。「愛日」一詞,是從漢辭賦家楊雄《孝至》一文「孝子愛日」中來的,後世把兒子奉侍父母之日叫愛日。「春暉」一詞是從唐代孟郊《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詩句中來的。後人常以春暉來比喻母愛。這兩方匾額的題詞內容都有兒子尊敬和孝順父母的意思。後來,與海寧陳氏的兒子相交換的那個女孩便在海寧陳家成長,到了婚嫁年齡便嫁與江蘇常熟蔣氏,蔣氏專門為她築了一座小樓,後世稱之為「公主樓」。這些史料更讓人堅信乾隆是漢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對的意見。    
    雍正帝有皇子十個,公主六個。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沒有把別姓的孩子換來當自己孩子來繼承皇位的必要性。這是最有說服力的論證。    
    其次,從清代皇帝與海寧陳氏的關係來看,純是君臣友誼。陳氏是清初的名門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陳家歷代都仕途通達,官居高職,□赫一時。雍正初年,為了滿足錢塘江下游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舉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於政務,而且海潮沖刷堤岸的危害還未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因此未能親自前往。乾隆即位後,對這項工程非常重視,數次南巡,有四次來到海寧勘察,那麼既到海寧,總得有個合適的住所,而陳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輔,其家園是海寧名勝,亭台樓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為接駕駐蹕之處。這個園子本叫「隅園」,乾隆帝把它改名為「安瀾園」。「安瀾」即水波不興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臨視海寧,是為了巡視海塘工程,而不是為了探視父母。    
    至於那兩塊匾額,據史學家孟森考證,清國史館編纂的《陳元龍傳》中說: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見群臣,說:「你們家中各有堂名,不妨當場寫給我。我寫出來賜給你們。」陳元龍奏稱,父親年逾八十,故擬「愛日堂」三字。《海寧州志》還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陳元龍胞弟陳維坤的妻子黃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書「節孝」兩字賜之,又賜以「春暉堂」匾額。這就是說,兩方匾額的題詞,是康熙帝根據臣下的請示書寫的,與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沒有任何聯繫。因而,說乾隆是漢人之子只是無稽之談。    
    《清宮詞》中有一首詞說:「冕旒漢制終難復,曾向安瀾駐翠蕤。」詞中暗指乾隆與海寧陳氏關係,然而,這其中關係究竟怎樣,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為未解之謎了。    
    


第一部分:帝王天花還是梅毒—同治帝死因之謎

    清入關後第八代皇帝同治,是葉赫那拉氏(慈禧)於咸豐六年(公元1856年)所生,同時也是咸豐皇帝(奕)的獨子。同治六歲時即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登基稱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親政。但他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病逝,此時距其親政日期不到兩年。    
    對於載淳的死因,眾說紛紜,有的說載淳是死於天花,有的說是死於梅毒。    
    近來,在清代檔案中發現了屬於清代皇帝脈案檔簿(以下簡稱「脈案」)的《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一份。    
    據記載,載淳於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臥床。當天下午,太醫院判李德立和御醫莊守和診斷,結果是:「脈息浮數而細。系風瘟閉來,陰氣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發熱頭眩,胸滿煩悶,身酸腿軟,皮膚發出疹形未透,有時氣堵作厥。」御醫只請第一次脈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確診斷,主要是因為載淳之病來勢很凶,「疹形」表發得較顯著。御醫對此開出了用生地、元參、牛蒡子、蘆根等十二味藥配製的「益陰清解飲」,進行避風調理。同治僅服了一次藥,效果便顯出來了。第二天早上,夾雜著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樣煩悶堵厥了。但是,疹痘初發,未至出透,致使「瘟熱熏蒸肺胃,以致咽喉乾痛,胸滿作嘔,頭眩身熱,氣顫譫言」。御醫議用「清解利咽湯」對此進行調理。巳初三刻服藥後,效果明顯,是日午刻即「脈息浮洪,頭面週身疹中夾雜之痘顆粒透出」。    
    這樣,經御醫們精心醫治護理不足兩天,痘顆雖然開始表發了,有些症狀也有減退的跡象,但是由於瘟熱毒滯過盛,以致頭面、頸項發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顆顏色紫滯,又有咽痛作嘔,身顫口乾,便秘溺赤之內症。很明顯,痘料透出後過盛的毒滯並沒完全隨之表發出來,最後用藥無效,以致於身亡。    
    根據這些記載,有人便認為同治是死於天花,但這些記載只是宮廷裡的片面記載,而民間的大多傳聞卻說同治帝是死於梅毒。    
    在一些正規學術著作裡都記載著同治帝微服出宮,嬉戲遊樂,甚至出入煙館妓院的故事,如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遊而患梅毒終致死亡的記載。    
    據記載,同治帝與皇后阿魯特氏相親相愛,但慈禧太后不喜歡阿魯特氏。慈禧開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戲。但皇后文靜、不愛熱鬧,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則面壁而坐。慈禧本來對皇后就不滿意,這樣就更加不喜歡她了。皇后多次受責怪,依舊我行我素,慈禧便覺皇后故意不給她面子。而皇后對同治帝則是笑臉相迎,慈禧更認為她狐媚惑主,於是限制同治帝寵愛皇后,強令其移愛慧妃。而同治偏偏討厭慈禧所喜歡的慧妃。於是,同治帝與太監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尋花問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見,不敢去京中較大的妓院名樓,專門找隱蔽的小妓院、暗娼等處。起初,人們對他的身份毫無所知,後來知道了也佯裝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紛傳於內外,屢次勸諫同治而毫無成效。一次,同治帝對醇親王奕當面勸諫一再抵賴,醇親王只好把時間、地點一一指明,同治帝卻一再追問他消息的來源。    
    雖然這些傳聞的真實性還有待考證,但這些傳聞傳揚甚廣,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許多人懷疑他死於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據說,載淳從煙花巷院染上梅毒,開始時毫無察覺,後來臉面、背部顯出斑點,才召太醫診治。御醫一見大驚,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請命於慈禧。慈禧傳旨,向外界宣佈說皇上只是染上天花。於是,御醫們按照出痘的醫法開藥,沒有效果。皇帝大怒,責問:「為何不按我的病醫治我?」太醫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記》中記載說:「風聲過大,且非兩宮聖意。」載淳憤恨不已。梅毒在當時是絕症,以天花治之,顯然是為了掩蓋醜聞,以免丟皇家臉面。所以同治後來就日益病重,下部潰爛而死。    
    同治究竟是死於天花還是死於梅毒,這兩種說法各有各的來源,而且都能找出各自的證據,讓人難以辨明,遂成清宮又一疑案。    
    


第一部分:帝王光緒帝之死探秘

    和同治帝一樣,光緒帝正當盛年時卻突然死去,成為慈禧垂簾聽政之下的第二個犧牲品,而且他的死與慈禧的死僅相差一天。因而,關於他的死因也就引起了世人的種種猜測。    
    第一種觀點認為光緒是患重病而死。在廢立風波中,光緒依舊做他的皇帝,但他的實權卻丟了,精神也備受打擊。光緒帝重重的顧慮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健康。另外光緒帝自幼孱弱,脾胃素來虛弱。光緒雖貴為天子,卻連一個孤兒也不如。據宮中太監寇連材日記說,當時宮中人受各種限制,不能親近光緒。惟有西太后可以親近他,而她當時驕奢淫逸,對光緒的生活根本不管。小皇帝每天有數十種菜,但菜皆不能入口。光緒要加菜,御膳房必先告知太后,慈禧必然責備他鋪張浪費,不懂節儉,光緒只好從小挨餓。    
    光緒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患上重病。《清德宗實錄》、《清史稿》、《光緒朝樂華錄》等都說光緒久病體虛,至光緒三十四年病入膏肓,最後駕崩,但這些均為官方文件,可信度不一定高。    
    第二種說法最為流行,說是慈禧謀害了光緒帝。持這種觀點者認為光緒雖然長期被囚,保皇黨卻極依靠他。慈禧自己身體健康,能執政時,百般折磨光緒。晚年,她力不從心了,便想害死他。當時因擔任起居注官而能接近光緒的惲毓鼎,寫了一部《崇陵存信錄》(又名《光緒外傳》),記錄了光緒臨死前的狀況: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秋忽然傳出病重消息,召京外名醫入宮診視。診脈時,光緒靜靜地把雙手置案上,自己寫出病情。入診者都說光緒身體尚健。十月初十,逢慈禧萬壽節(生日),光緒出瀛台,替太后祝壽,有人看見他為準備跪拜而活動筋骨。十九日,宮廷大亂,增加侍衛,稽查出入,傳言光緒駕崩。次日,宮中恢復了寧靜,午後,傳載灃監國、溥儀入宮教養之命。二十一日,皇后入瀛台探視,光緒早已氣絕身亡。太后聞此,僅歎息幾聲。    
    在這則記錄裡,惲毓鼎實際上暗示慈禧害死了光緒。而且,慈禧宣佈光緒病重,和百日維新後廢立風波之做法一樣。惲氏長期任起居注官,他的話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而曾在宮中擔任女官的德齡女士,則在《清宮二年記》等書中,明確地指明正是李蓮英下毒害死了光緒。    
    以上三種說法都是言之鑿鑿,但是清宮太監回憶錄《清宮瑣談》則說光緒實則死於飢餓。據載,光緒本無大病,諸醫開方皆以平和之劑為藥,然而,太監們在光緒死前已得到光緒駕崩的消息。當時,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二人餓死,剩下幾人食不果腹,「因餓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緒死前,在床上召喚醫生周某,他兩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周某知帝餓急,但實在是沒有吃的,就連他本人也三天未進食了。後來,光緒便漸無聲息了。不久,醇親王入見,週報告說皇上已去世,醇親王用鏡子試皇上氣息,確信其已死亡,於是匆匆而去。一會兒,皇后趕來探視,隨後便把皇上駕崩的消息公之於世。    
    在這幾種說法裡,究竟哪種說法的可信度更高一些,讓人難以取捨。光緒帝之死與同治帝之死一樣,成為清宮內又一未解之謎。    
    


第一部分:帝王袁世凱猝死之謎

    1916年(民國五年)6月6日,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億萬民眾的聲討中魂歸西天。    
    在互相慶賀的同時,人們也不免產生疑問,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竊國大盜的猝死呢?有人認為他是病死的,有的認為他是被氣死的,而在這兩種說法中又衍生出多種猜測。    
    一種說法稱袁世凱患尿毒症,攝護腺腫脹,在醫療方案上,袁世凱的兩個兒子意見分歧,大兒子袁克定相信西醫,主張動手術;二兒子袁克文則竭力反對,相持不下,貽誤時機,終致不治。    
    與此相近之說,則有袁世凱患病後不肯服藥而死之說。當年袁世凱在彰德修養時,有術士給他算命,稱「袁不得過五十八歲」。袁「問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難,非得龍袍加身不可,袁世凱聽後沒說什麼,賜酒給術士,術士出門後就死了,大家都猜測是袁世凱害死了術士滅口,從此後,袁世凱便有了稱帝之心。1915年稱帝后卻事事不順,眾叛親離。稱帝於是積憂成疾;昏迷之中,總看見術士來索命。有人服侍他吃藥,他總是不吃,因為藥湯很像當年他給術士喝的毒藥,他周圍親近的你都知道原因,但都不敢和大家說,最後改用針灸治療,但也沒能保住他的性命。    
    「氣死說」論者則認為袁世凱是因帝制失敗,眾叛親離而氣憤而死的。有人說:「袁世凱以稱帝不成,中外環迫,羞愧、憤怒、怨恨、憂慮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盜國殃民,喪權亂法,在中國為第一元兇,在人類為特別禍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將變、人心怨懟、體面無存,袁氏心非木石,顧後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死之真相因也。」    
    對袁世凱本人來說,始終沒有向後人交待他為何人所氣而難以治癒。這個竊國大盜在嚥氣前,只是有氣無力地說:「是他害了我!」但這句話所指的是誰,仍不清楚,其用意和含義更是令人費解,也給後世留下了千古之謎。    
    


第二部分:後宮夏桀王的愛妃喜是「間諜」嗎

    有施國是與夏朝同時期的一個小國,它的國內有一位叫喜的美女很有膽識,商國便是在其幫助下滅掉了夏,有人說她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間諜。    
    有施國在與入侵的夏朝作戰時戰敗。作為戰敗國,有施國將國中最美的美人喜送給了夏桀。據明代鍾惺的《夏商演義》中說,喜是山東蒙山國君施獨的女兒,其父母想把她進獻給夏桀來實施復仇計劃。    
    美貌絕倫的喜,常常像男子一樣佩劍戴冠,具有深不可測的多變性格。來到夏朝後,好色的夏桀很快就為其神魂顛倒,終日飲酒作樂。外間擊鼓奏事甚多而桀卻罷朝。諸臣免朝,國事盡托太師。他整天抱著喜對其言聽計從,昏亂失道。但國力不強的有施國,尚無能力打敗夏國。此時,強大起來的商國也派來一位名叫伊尹的間諜。伊尹是商國的一名廚師,商湯非常賞識他的有智有謀,因此派他去夏朝從事間諜活動。為了不讓夏桀懷疑,湯施用了苦肉計,親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果然,夏桀非常信任伊尹。伊尹的真實意圖被喜知道後,與他配合行動。喜主要從事破壞和離間活動,刺探夏的機密,調查中原地形;及時通風報信則是伊尹的任務。喜在取夏的時機成熟後,又讓伊尹向商和各諸國傳播謠言,說夏桀曾做了這樣一個夢,夢見西方和東方都出現了一個太陽,兩個太陽搏鬥,東方的太陽戰勝了西方的太陽。    
    東方的太陽代表的就是位於夏的東邊的商朝。迷信的商朝人,認為這是上天的旨意,於是,大肆宣揚,最後率領諸侯消滅了夏朝。    
    在商滅亡夏朝的過程中,喜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她不但沒有受到賞賜,反而連同夏桀一道被流放到南巢。可能是湯怕自己受不住過於妖艷的喜的誘惑而走夏桀的老路吧。    
    


第二部分:後宮漢武帝后宮巫蠱之亂新探

    在中國古代史上,秦皇漢武被相提並論。漢武帝一生大有作為,但在他在位時又上演了一幕幕巫蠱鬧劇,致使皇后、太子、丞相和無數大臣都成為巫蠱的犧牲品,史稱「巫蠱之亂」,它成為漢武帝一生洗不清的污點。    
    公孫賀是當時漢朝丞相。為了替兒子贖罪,他答應為漢武帝捉拿陽陵大盜朱安世。朱安世被捉後,為了報復,向漢武帝寫了一封揭發公孫賀的信,朱安世在信中寫出了公孫賀的種種罪行,甚至說公孫賀密謀要取代皇上;在皇上經常出入的甘泉宮路下埋下木偶,巫蠱皇上。很快,這封信便轉到武帝劉徹手中。    
    本性猜忌多疑的劉徹看了這封信,雷霆震怒之下下令火速查究,查究的大事自然由江充負責。江充派手下羅織罪名,趁機把公孫賀的人馬一網打盡。公孫賀與敬聲一同被捕入獄,嚴刑拷打,蔓引牽連,使得很多人無端獲罪。最終,公孫賀父子慘死獄中。江充還不過癮,還要滅公孫賀全家,甚至皇后的姐姐衛君儒也未能倖免。    
    這一巫蠱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總懷疑有人用巫蠱術來暗害他。因此,這種迷信猜忌之心又被江充利用了。江充除去了公孫賀後,把矛頭指向別的手握重權的皇親國戚。諸邑公主、陽石公主、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也都受到牽連,並全部被殺。江充非常得意,又把仇恨的利劍指向曾得罪過自己的太子劉據。    
    一天,武帝神思恍惚,隱隱約約看到幾千個木人,手拿著兵器,凶神惡煞般向他襲來。他驚醒後,覺得渾身酸軟,毫無力氣,銳氣精力蕩然無存。此後的劉徹,精氣散逸,身體一天不及一天。武帝認為此乃巫蠱所致,命江充從速查實。    
    江充和心腹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率領大量爪牙進入後宮,對每一個宮都掘地三尺,搜查木偶,甚至武帝御座下的地面也被挖掘了。太子東宮和皇后中宮,也要挖地三尺。    
    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惱怒萬分,但有聖旨在,太子、皇后也只能聽之任之。江充分部挖完之後,奏報劉徹,聲稱在東宮和中宮挖出的木偶為數最多,並且每個木偶身上都寫了許多咒語,詛咒武帝,言辭不堪入目。武帝劉徹龍顏大怒,可仔細想想又不至於此,便召太子入宮,想要問個究竟。    
    太子得知自己被江充誣告,非常恐懼。劉據清楚武帝偏信江充,打算出城面見父皇,解釋清楚。他又有些畏懼,惟恐劉徹不問是非曲直,就置自己於死地。    
    劉據真的無計可施,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採用了少傅石德的計策,派人佯稱天子使者,收捕江充,一舉把江充及其死黨殺死。    
    江充被殺死後的當天夜裡,太子派心腹假稱天子使者,進入皇后居住的未央宮,告知皇后大禍臨頭,情況危急萬分。劉據調用皇后御廄車馬、射士,私自派人打開長樂宮中貯備武器的倉庫,緊急調用長樂宮衛士,大肆搜捕江充黨羽。京師長安烏煙瘴氣,宮中血雨腥風,一時天下大亂。    
    太子劉據最終戰敗,帶著殘兵敗將逃出京城長安。丞相劉屈耗率軍佔領京師後,把這次叛亂的主謀全部緝拿,眾多的太子賓客和太子少傅石德以及太子家小全部被殺。皇后衛子夫感到脫不了干係,也自殺身亡。    
    不久太子的行蹤被發現,太子被迫自縊而死。    
    太子劉據全家死亡殆盡,但武帝想不通,依然派人調查此事。一年後,此事才真相大白。太子真的是無辜,皇后也是冤死,這純粹是由佞臣江充策劃的一場宮廷巫蠱冤案。史書記載,漢武帝時期的這些巫蠱案使兩位太后被殺,兩位丞相被腰斬,太子劉據和兩位公主、皇孫罹難,加牽連的人前後超過10萬人,晚年時漢武帝已感到巫蠱術的危害,瞭解到太子被巫蠱所害,遂誅滅江充家族,繼而築「思子台」,並在太子蒙難處築「歸來望思台」。武帝在思子台上老淚縱橫,品嚐自己一手釀成的苦果。    
    


第二部分:後宮北朝眾帝后出家之謎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很難將高高在上、享受榮華富貴的帝后與孤獨寂寞、陪伴青燈古佛的尼姑聯繫在一起,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卻有多位早年出自尼庵或是晚年遁入空門的尊貴帝后。而且在北朝的中後期,大概100多年之中,僅歷魏、齊、周11帝,竟然有17位帝后出宮為尼,實在是世所罕見。這成為了我國佛教史和北朝發展史上的一個極為奇怪的現象。那麼,何以造成這種現象呢?    
    有人從我國的佛教傳說來分析,用帝后佞佛來解釋它,認為這是媚佛、迷信佛的結果。    
    東漢明帝時,佛教傳入我國,先始於洛陽。漢末曹魏時期,在河南地區得到了初步的傳播,西晉十六朝時期得以迅速的傳播和發展,在北魏時達到鼎盛。    
    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由於門閥世族的推崇,進一步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扶植和推廣,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再加上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和六道輪迴之說具有很大的誘惑性,因而南北朝歷代的統治者,包括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都信奉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後被北朝後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的梁武帝更是一個信奉佛教的虔誠教徒,他曾把佛教定為國教,前後4次出家為僧,迫使朝廷和眾大臣出巨資為他贖身。北朝也是如此,以北魏來看,各位帝王都崇尚佛法。根據史書的記載,北魏時的15位皇帝(連同西魏),都倡導佛法並且大興譯經、造寺及刻像之事。文明皇太后馮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都在長安出家為尼。在當時,洛陽城裡的西域僧人有3000人之多。宣武帝下令建造的永明寺有一時期曾居住外國沙門達3000餘人。當時的文人學士,也大多崇尚佛法,這就致使寺廟僧人的發展極為迅速。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對佛教的盲目信奉,才導致了北朝時17位帝后出宮為尼。    
    然而,另外一些人從北朝17位帝后為尼的背景出發,仔細加以比較,得出了另一種結論,認為佞佛並不是帝后出家的真正原因,以為這些帝后出家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一是健康的緣故,寺庵的環境有利於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復;其次是有的帝后在爭寵的角逐中,由於失寵而被逐出宮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淪為犧牲品的,對這些失敗的帝后來說,入尼庵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去處;第四類是幼主嗣位後兩宮爭權的失敗者;最後則是入寺尋求政治避難的。    
    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應該從當時寺院經濟的特殊地位來探討分析這麼多帝后出宮為尼的根本原因。北朝中後期,由於統治階級的扶持,寺院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僧尼的人數驟增。佛寺已經遍及全國各地,這其中的不少佛寺是由統治者出資修建的。這些皇帝修建的寺庵,大都富麗堂皇,以收容帝后為尼最多的瑤光寺為例,此寺還有大量的宮女供帝后妃役使。這些寺院都佔有相當多的土地和大量的勞動力,漸漸形成了獨立的寺院經濟和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寺院都擁有大量的土地財富,不經營生產,通過出租或役使依附農民,經營商業,發放高利貸等。剝削廣大的勞動人民,聚集了大量的財富。范縝在《神滅論》中說:人傾盡家財去拜佛求僧,然而那些糧食卻被無所事事的眾僧吃掉了。大量錢財都流進了寺院,社會上到處都是壞人,但卻沒有人去制止,人們還都在稱頌「阿彌陀佛」。因此可以看出,這些寺院其實是供帝后享樂的另一處別宮,在實際的物質生活上與宮中並無差別。因此,這些人認為,在當時,寺院的特殊地位才是帝后出宮為尼的根本原因。    
    總而言之,不論這些帝后出宮為尼的真正原因如何,都只是讓人們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徒增幾聲感歎而已。    
    


第二部分:後宮武則天後宮面首知多少

    武則天(公元624~705年),自取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身世並不顯耀。公元689年(唐永昌元年十一月),武則天下詔改用周歷,改詔為制。公元690年(武周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武則天登基,改國號為周,改年號為天授,自稱聖神皇帝。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女皇帝。人們說到皇帝,常常會首先想到「三宮六院」、「佳麗三千」。那麼作為女皇帝是否也需要「三宮六院」、「俊男三千」呢?據資料記載,武則天稱皇帝後,後宮養了很多面首,面首就是供武則天享樂用的漂亮男人。其中武則天較為寵幸的有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沈南謬、薛懷義等。但風流的武皇一旦有了性自由以後,她是不可能只擁有幾位面首就滿足的。她開始大膽放縱自己,嗜欲無度,通過各種渠道為自己搜羅面首,那麼武則天究竟有多少面首呢?    
    史書稱武則天有面首三千,可與男性皇帝匹敵。但這種說法的傳說成分較多,不可輕信。不過,我們可以從武則天通過種種手段來搜羅面首的有關記載中來推斷武則天究竟擁有多少面首。    
    武則天面首的來源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公主所獻。常言道:「飽暖思淫慾。」平民百姓尚且如此,何況有帝王之尊且永不服輸的武後呢?她認為歷代皇帝可以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嬪,難道女人就應該從一而終嗎?長長黑夜,孤寂一人,這哪裡像個女皇呢?於是她為自己平反,廣選「妃嬪」,當然這些「妃嬪」都是一些高大英俊的男人。武氏大權在握,至高無上,文武百宮無一敢抗命。一些朝廷大臣為討好女皇,自薦為武氏廣擇「美男」,如挑選美女一樣,挑選貌美體健的男子,結果被選入宮中的,個個貌比潘安。然而選嬪妃有姿色就夠了,但作為面首,光有英俊的外表是不夠的。武後雖年過花甲,但養生有道,再加脂粉釵環,真是姿色不減當年,但人的生理變化是不能夠改變的。繡幃之間,武後不能夠隨心所欲,動不動就大發雷霆,可憐那班徒有其表的俊男兒,進宮不出三五天就被侍衛捆了手腳,扔在御苑中的萬生池中,餵了蛇蠍。作為武後的女兒,太平公主獨具慧眼,一眼看穿母后的苦楚,於是親自出馬,以身試驗,終於物色到難得的「寶物」,送於母后,真是雪中送炭,大解武後之飢渴,真是知母莫若女。張易之、張昌宗、沈南謬、僧惠范這些以「陽道壯偉」而受武則天寵愛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經過太平公主親自體驗、細心挑選的。唐朝享樂事件中,母女共用一男,大家共享,也成為時尚。還有就是那些自我感覺很好的男子向女皇「毛遂自薦」。據《舊唐書》載,柳良賓是由自己的父親推薦的,同時被薦的有侯祥雲,「子良賓潔自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吏侯祥雲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奉宸內供奉」。除了自己的女兒推薦、官僚推薦、男寵自薦,武則天還經常密派宮廷內的官員到民間秘密搜羅。據說當時宮中女才人上官婉兒就曾接受過這樣的任務。上官婉兒出發前,武則天還就如何挑選男子向她面授機宜:男子鼻子大、隆直,必陽道壯偉。經過這眾多途徑,武則天的後宮自然「面首三千」了,為了對這些面首加以管理,公元698年,則天女皇成立了控鶴監。控鶴監是則天朝所獨設的一種機構,它的設立,大概是與則天女皇的崇道思想有關。公元699年初月,則天女皇又設控鶴監丞、主祭官;到了公元700年初,則天女皇又將控鶴監改為奉震府,由張易之、昌宗二兄弟管理,儼然與過去「三宮六院」無異,張氏兄弟就像是東西宮的「皇后」、「貴妃」。    
    由上可見,說武則天「面首三千」雖無實據,但她的面首肯定很多是不會錯的。    
    


第二部分:後宮上官婉兒為何不記武則天滅族之仇

    上官婉兒是一代才女。在唐高宗時,上官婉兒一家被武則天抄沒,然而上官婉兒一心服侍武則天,她為何就不記武則天的滅族之恨呢?    
    據說婉兒尚在母腹中時,其母夢中見大秤一桿,於是請教相士,相士掐指一算,驚呼:「此子日後當稱量天下。」待到婉兒出生,竟是一個女孩,大家都很失望,說相術騙人,無非為錢財而已,也就不再在意。等到婉兒祖父上官儀被武後殺害後,童年的婉兒與母親鄭氏被沒入宮中為奴,本以為會暗無天日,可是等婉兒長成,她的才華開始在宮中顯露出來。她博古通今,詩詞文章猶為出色,甚至書法、數術、弈棋等無所不精。她的才名很快傳到了武後的耳中並召見了她。當場面試時,小婉兒聰明伶俐,從容不迫,一揮而就,寫了一首七言詩,其文辭精美,比起朝廷大臣們的腐儒酸調,可謂天上人間。儘管詩的字裡行間不時透出對武則天的憤恨之情,可武則天並不計較,並感歎道:「此女才智非凡,賽過鬚眉!」隨後,她命上官婉兒離開掖庭,到她身邊來當秘書。上官婉兒接到詔命,心裡非常複雜,這個權力至上的女人,曾是殺死自己家人的仇人,害得自己和母親淪落為奴,現在,她又要將自己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委以重任,而且是隨侍身邊的貼身秘書,憎恨、感激、恐懼各種滋味湧上心頭,煩惱無比。但是一個月以後,她就成了武後最信任的貼身女官。武後討厭批閱表奏,起草詔命,便把這些事都給婉兒處理,由此也正應了「稱量天下」的預言。朝廷大臣們也競相奔走其門下。從此,上官婉兒對武則天由仇視慢慢轉為擁護。到中宗李顯即位,上官婉兒更是大被信任,中宗被婉兒的才貌所迷,便將婉兒召幸,冊封為婕妤,封其母鄭氏為諱國夫人。    
    但此時婉兒並不高興。因嫌中宗懦弱無能,在武後晚年時,她開始與武三思私通,並在詔命封旨上推舉武氏,抑制唐中宗。此時的上官婉兒已變得心機重重,她為了討好皇后韋氏,將武三思讓給了韋氏。    
    景雲元年,韋後和安樂公主毒死中宗,立中宗年僅16歲的幼子李重茂為帝,韋後稱太后,臨朝聽政,並派上官婉兒商請太平公主,想得到她的幫助。此事未果以後,韋後自當朝政,後來還想殺少帝李重茂和相王李旦,此事被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得知,他與太平公主合謀,聯絡羽林軍衝入皇宮殺死韋後和安樂公主。李隆基後來誅其逆黨時,上官婉兒受此牽連被殺了。「稱量天下」的一代才女從此香消玉殞。    
    


第二部分:後宮楊貴妃未被立為皇后之謎

    楊貴妃,名玉環,號太真,弘農華陽(今陝西華陽東)人。楊玉環出於世代官宦之家,從小沒有衣食柴米之虞,可以無憂無慮地撫琴吟唱,盡情歌舞,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藝術熏陶。楊玉環天生麗質,被譽為我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寵愛。為博得她的歡心,唐玄宗對其要求千方百計地加以滿足,不僅讓她享盡榮華,連她的家人也都地位顯赫,真可謂「一人得道,仙及雞犬」。    
    但是為什麼如此寵愛她的唐玄宗,只封她為貴妃,而不冊封她為皇后呢?這一點比較奇怪,而且皇后的位子已虛懸多年了。而楊貴妃又為什麼不恃寵向唐玄宗提出冊立皇后的要求呢?    
    對此,有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唐玄宗看中的是自己兒子壽王瑁的妃子,唐玄宗為得到她,先讓她做了一段時間的女道士,但畢竟是公公娶媳婦。在重視禮制的封建社會,這種敗壞倫常的婦女哪有資格做「母儀天下」的皇后呢?唐玄宗不能封,楊也不好提。因而直到死,楊貴妃也未被立為皇后。    
    但也有學者持異議,認為這是宋朝以後的看法,思想較開放的唐朝並沒有這種倫常觀念,它的婚姻關係也比較自由隨便。唐高宗李治便以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武則天為皇后,他這是「兒子娶後娘」。兒子能娶後娘,公公當然也可以娶兒媳婦了。所以以上說法是不成立的。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唐玄宗之所以不封楊貴妃為皇后,是從壽王身上考慮的。楊貴妃被奪走,給壽王留下了感情上的創傷,同時也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的炸彈。再加上楊貴妃長期沒有生子,皇后的位子很長時間沒有人選,一旦發生重大變動,很可能引發宮廷政變,因而,考慮到多種因素,唐玄宗在過完61歲大壽的時候,就將冊立楊玉環的詔書公佈天下,立其為妃,而不是冊立其為皇后。    
    儘管楊貴妃未被立為皇后,但宮中稱她為「娘子」,禮儀與皇后相同。以其當時的地位來看,實際就是六宮之主,對於「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楊妃來說,恐怕立不立皇后都是一樣的。    
    


第二部分:後宮楊貴妃真的被縊死了嗎

    楊貴妃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一位絕代佳人。她那傳奇的一生曾觸發無數騷客文人的才情,為之吟詩作賦。然而,這位國色天香的美女究竟歸宿如何呢?史書記載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陽淪陷,潼關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狽地與眾臣逃跑,其愛妾楊貴妃死於馬嵬驛。可是,文人賦詠與史家記述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因此楊貴妃的最後歸宿,至今還留下許多疑問。    
    一種觀點認為,楊玉環或許死於佛堂。《舊唐書·楊貴妃傳》記載:禁軍將領陳玄禮等殺了楊國忠父子之後,以「後患仍存」為由,強烈要求賜楊玉環一死,唐玄宗無奈,與貴妃訣別後只得下令。楊貴妃「遂縊死於佛室」。    
    也有人認為,楊貴妃也可能死於亂軍之中,這可從一些唐詩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張佑的「血埋妃子艷」、溫庭筠的「返魂無驗青煙滅,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詩句,都認為楊貴妃被亂軍殺死於馬嵬驛,而不是被強迫上吊而死。    
    一些人稱,楊貴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說她實際上是吞金而死。這種說法只出現在劉禹錫所作的《馬嵬行》一詩。劉禹錫詩中有段寫道:「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行,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裡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天暉。貴人飲金屑……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從此詩來看,楊玉環是吞金而死的,陳寅恪先生曾對這種說法頗感新奇,因而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提出質疑。陳氏懷疑劉禹錫聽作《馬嵬行》一詩,是流於「裡中兒」,所以會有很多說法。可是,陳氏也沒有排除楊貴妃在被縊死之前,也有可能吞過金,所以「裡中兒」才一傳十,十傳百。    
    還有一種說法是,楊貴妃沒有死在馬嵬驛,只是被貶為庶人,並被下放於民間。俞平伯先生在《論詩詞曲雜著》中對白居易的《長恨歌》以及陳鴻的《長恨歌傳》作了考證。他本人認為白居易的《長恨歌》、陳鴻的《長恨歌傳》之本意,蘊含著另一種意思。假設以「長恨」為篇名,寫到馬嵬就不寫了,何苦還要在後面假設個臨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從而俞先生認為,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嵬驛。當時軍中正亂,貴妃不明去向,只有金銀散落一地。詩中詳細說明了唐玄宗「救不得」之因,因此正史所載的賜貴妃一死,當然絕不會有。陳鴻的《長恨歌傳》所言「使人牽之而去」是說楊貴妃被使者牽去藏了起來。白居易《長恨歌》說玄宗回長安後要為楊貴妃重造陵墓,結果是「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連屍骨都找不到。這就更證實了貴妃也許是被人救出。令人深思的是,陳鴻作《長恨歌傳》時,恐怕後人不明其故,所以重點突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而「世所不知」者,今傳有《長恨歌》。這分明是暗示楊貴妃沒有在馬嵬驛死去。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楊貴妃最後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譯叢》第五期,張廉譯自日本《中國傳來的故事》一文說,當時馬嵬驛被縊死的,乃是個侍女。禁軍將領陳玄禮為貴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殺之,遂與高力士謀,以侍女代死。楊貴妃則由陳玄禮的親信護送南逃,大約在今上海附近揚帆出海,經海上漂泊,輾轉來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終在日本安度晚年。    
    但其生死情況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難解。    
    


第二部分:後宮明代「壬寅宮變」之謎

    自古以來,防備森嚴的地方不是監獄,而是皇宮。皇帝為防人行刺,日日夜夜命人巡邏守衛。明朝也不例外。    
    明朝皇帝的寢宮是紫禁城內的乾清宮。除了皇帝和皇后,其餘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嬪們也只是按次序進御,除非皇帝允許久住,否則當夜就要離開。    
    嘉靖年間的乾清宮,暖閣設在後面,共9間。每間分上下兩層,各有樓梯相通。每間設床3張,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個床位,皇上可以從中任選一張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裡,誰也不能知道。這種設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強了。然而,誰又能防備那些守在他身邊的宮女呢?    
    就是這群宮女,幹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這就是歷史上的「壬寅宮變」。「壬寅宮變」發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當時史料曾有如下記載: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幾個宮女決定趁朱厚熟睡時把他勒死。先是楊玉香把一條粗繩遞給蘇川藥,這條粗繩是用從儀仗上取下來的絲花繩搓成的,川藥又將拴繩套遞給楊金英。邢翠蓮把黃綾抹布遞給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的臉,緊緊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蓮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蘇川藥和關梅秀分把左右手。劉妙蓮、陳菊花分別按著兩腿。待楊金英拴上繩套,姚淑皋和關梅秀兩人便用力去拉繩套。眼看她們就要得手,繩套卻被楊金英拴成了死結,最終才沒有將這位萬歲爺送上絕路。宮女張金蓮見勢不好,連忙跑出去報告方皇后。前來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王秀蘭叫陳菊花吹滅燈,後來又被總牌陳芙蓉點上了,徐秋花、鄭金香又把燈撲滅。這時管事的被陳芙蓉叫來了,這些宮女才被捉住。朱厚雖沒有被勒斷氣,但由於驚嚇過度,一直昏迷著,好久才醒來。    
    事後,司禮監對她們進行了多次的嚴刑拷打,對她們逼供,但供招均與楊金英相同。最終司禮監得出:「楊金英等同謀弒逆。張金蓮、徐秋花等將燈撲滅,都參與其中,一併處罰。」    
    從司禮監的題本中可知,朱厚後來下了道聖旨:「這群逆婢,並曹氏、王氏合謀弒於臥所,兇惡悖亂,罪及當死,你們既已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凌遲處死。其族屬,如參與其中,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拿送法司,依律處決,沒收其財產,收入國庫。陳芙蓉雖系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邢部等衙門領了皇命,就趕緊去執行了。有個回奏,記錄了後來的回執情況:「臣等奉了聖旨,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陳寅等,捆綁案犯赴市曹,依律將其一一凌遲處死,屍梟首示眾,並將黃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然後繼續捉拿各犯親屬,到時均依法處決。」聖旨中提到了曹氏、王氏,曹氏、王氏是誰呢?據人考證,她們是寧嬪王氏和端妃曹氏,因此,有人根據這道聖旨得出結論,是曹氏、王氏指使發動了這場宮廷政變。    
    司禮監題本中記錄了楊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東梢間裡有王、曹侍長(可能指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在點燈時分商說:『咱們快下手吧,否則就死在手裡了(手字前可能漏一個『他』字,指朱厚,或有意避諱)。』」有些人便以這一記載作為主謀是曹氏、王氏的證據。    
    然而有人則不以為然,認為如果主謀是曹氏和王氏,那麼史料上應該記載寧嬪王氏和端妃曹氏的情況,而在以上所述的行刑過程當中,卻從未見到過對曹氏和王氏的處置的描述,因此主謀是誰尚不能斷定。    
    「深閨燕閒,不過銜昭陽日影之怨」,是明末歷史家談遷對此案的看法,但事實究竟如何,無人知曉,因此成為又一樁宮闈之謎。    
    


第二部分:後宮究竟是誰製造了「梃擊之案」

    明朝萬曆末期至天啟初年,發生了轟動朝野的三大案,分別為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這些案子都與皇帝後宮有關。萬曆帝於10歲時即位,到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去世,在位49年,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他在位時,「梃擊之案」首先發生。    
    萬曆帝非常寵愛鄭貴妃,也十分寵愛鄭貴妃所生的兒子朱常洵。這本來都是小事,但皇帝的偏愛卻逐漸發展成為令朝廷上下不安的大問題,即所謂的「國本」之爭。因為按照傳統,冊立太子應遵循立長或立嫡的原則,而鄭貴妃之子不是長子,按道理是不能被立為太子的。    
    神宗沒有嫡子,而恭妃王氏所生長子朱常洛又一直受冷遇。萬曆皇帝一直拖延著,遲遲不冊立太子,他還表示要把三個兒子同日封王,以示自己同等視之。由於大臣們的一再催促,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月,神宗才正式冊立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發生了梃擊案,梃擊的目標直指太子。    
    明朝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有一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手持棗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說地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逢人便打,擊傷守門官員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簷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聲、號救聲,連成一片。多虧內官(宮中小臣)朝本用反應比較快,眼疾手快地將持棍男子抓獲,宮內才平靜下來。這時的東宮警備不嚴,內廷的太監們往往托病離去,侍衛人員也只有幾個,所以就發生了張差梃擊事件,也就是「梃擊之案」。    
    張差被捆縛到東華門守衛處,收禁起來。次日,皇太子據實報給神宗,神宗命法司(掌司法刑獄的官衙門)提審問罪。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按律當場審訊。可是,張差沒說上幾句話,就開始顛三倒四,像一個瘋子。御史再三誘供,可張差總是胡言亂語,什麼吃齋,什麼討封,問答了數小時,也沒有將實情供出,惹得審判官不耐煩,只好退堂,把他交給了刑部定論。交到刑部後,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審,結果也是同前審一樣,毫無結果。刑部主事王之認為其中必有隱情,說張差肯定不瘋不狂,而是有心計有膽量。最後張差扛不住了,供認自己是紅封教的成員。在當時,秘密結社盛行。紅封教是北京附近地區白蓮教的一支,馬三道、李守才為教主,都住在薊州地方的井兒峪。張差招供說自己是受鄭貴妃宮中的太監龐保、劉成的指使而打入慈慶宮的,事成之後,他們答應給張差30畝地。參與此事的還有張差的姐夫孔道。消息傳開後,朝野內外開始議論紛紛,都懷疑鄭貴妃想要謀殺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發生後,太子和鄭貴妃先後趕來見明神宗。太子常洛氣憤地說:「張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鄭貴妃光著腳走來,對天發誓,然後撒起潑來,嘴裡嘮叨著說:「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萬剮!」神宗看到雙方如此對立,拍案而起,指著貴妃說:「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脫,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親生氣,又聽出話中有音,只得將態度緩和,並說:「這件事只要張差一人承擔便可結案,請速令法律部門辦理,不能再株連其他人。」神宗聽後,頓時眉開眼笑,頻頻點頭,說道:「還是太子說的對」。於是,一場家務案,就這樣在明神宗的導演下降下了帷幕。    
    後人重新研究此案時,都認為是鄭貴妃主使了此事。近來卻有人提出了異議,認為在鄭貴妃與太子雙方已經明確對立的情況下,鄭貴妃不可能魯莽地做出這種事來。這樣會讓大家明顯地把矛頭指向自己,而如果鄭貴妃真想謀害太子的話,不會僅僅派一人持棍去闖防備森嚴的太子宮殿,因而得出的結論是:太子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自編自演了一出「苦肉計」,以便讓人們將懷疑的視線投向鄭貴妃,以便徹底將其剷除。只是因為皇帝的干預,太子才沒有得逞。當然,這種說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因為也無確鑿的證據。    
    


第二部分:後宮孝莊太后為何下嫁夫弟多爾袞

    1644年,皇太極駕崩。一場激烈的皇位之爭展開了。有實力的競爭者有三個人:長子肅親王豪格、皇太極十四弟睿親王多爾袞和第九子福臨。其中豪格和多爾袞都是擁有實力的親王,得到八旗部隊中半數的支持。這時福臨的生母博爾濟吉特氏看中了兩紅旗旗主禮親王代善的輩份和威望具有能夠左右大局的力量,便緊緊拉住代善,使兩紅旗長支持福臨。然後又將鑲藍旗拉至麾下。最後,使多爾袞改變初衷,擁戴福臨。幼主福臨即位後,多爾袞把持國柄,成為攝政王。    
    《清朝野史大觀》這樣記載:多爾袞還以順治的名義向天下頒布詔書:皇叔攝政王現在是單身,他的身份、地位和相貌,皆為國中第一人,太后非常願意放棄自己的地位嫁給他。因此「太后下嫁」之說自明末清初即已流傳,清末排滿時重又復熾。    
    至於太后下嫁皇叔多爾袞,一直以來,史學界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根本就不承認此事;有的說這件事是千真萬確,也是符合滿族傳統的。滿族入關前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迅速過渡,但還保留著兄死則妻其嫂等遺俗,而且博爾濟吉特氏既然要為自己的親生兒子謀皇位,擴大政治勢力是其必由之路,因此用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的勢力還是符合情理的。至於下嫁時的規模怎麼樣,有沒有向天下頒發詔書,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一些頗具歷史價值的史書確切地記載了這件事。清蔣良騏在《東華錄》中記載說,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又來到皇宮內院」。假如太后沒有嫁給他,假如他沒有以皇父的身份對待順治帝,那麼,他經常出入內院,恐怕是皇室宗親所不能答應的。而且,多爾袞死後,朝廷破格追封他為誠敬義皇帝。    
    朝鮮《李朝實錄》對此事也有記載。書中說,順治六年二月,清廷曾派使臣到朝鮮遞交國書。朝鮮國王李從見國書中將多爾袞稱為皇父攝政王,便問道:「貴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的稱法,這是什麼意思?」使臣回答:「去掉『叔』字,是朝中可喜可賀的事啊。他和皇帝就成了一家人。」    
    《清聖祖實錄》記載說,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孝莊文皇后得了重病,即將死去時,孝莊文皇后對康熙說:「太宗文皇帝梓宮,安放在那裡已很長時間了,不可因為我而去打擾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戀你父皇、皇父及你,不忍遠去,所以在附近選一塊地安葬了就行了。這樣,我也沒什麼可以遺憾的了。」滿清講究帝后合葬,顯然,孝莊文皇后是覺得下嫁皇叔多爾袞,愧對太宗,於是就借口說不願葬得太遠,單獨就近安葬。孝莊文皇后的要求不合情理,但作為孫子的康熙是親耳聽到孝莊文皇后的遺言的,當然得遵守,於是他把孝莊的靈柩停放在東陵。到了雍正繼承皇位時,才將靈柩葬入東陵地宮。    
    南明弘光政權的兵部尚書張煌言在《建州宮詞》中也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實:「上壽稱為合巹樽,慈寧宮裡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躬逢太后婚。」這事在當時很可能是盡人皆知的,否則,張煌言也不會這樣撰寫。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收藏著一部《皇父攝政起居注》,注後有劉文興寫的跋。跋稱:清宣統初年,內閣庫坦妃,家君劉啟瑞當時是閣讀,奉命檢閱庫藏,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於是,這件事便在整個朝野傳開了。    
    另一方面,20世紀30年代,明清史大師孟森著《太后下嫁考實》,力辯此事全無。也有學者認為張煌言詩,不能作為太后下嫁確證。其詩系遠道之傳聞,故國之口語,詩非信史,不足為憑。而蔣氏《東華錄》所記「皇父」,是清君主對某個臣下的尊稱,或是清世祖封多爾袞為「皇叔父」後以其定鼎功勳顯著,無可進爵,乃以「皇父」為封。「皇父」之於皇帝仍為臣下。而滿族舊俗有直呼尊者為父之例,多爾袞前封「皇叔父攝政王」,滿文直譯為「汗(君)的叔父父王」,因此這並不表明多爾袞為福臨的皇父。    
    綜上所述,「下嫁」是否確有其事,目前難以作出定論,只待新的材料發現和新的研究工作展開,才能解開箇中之謎。    
    


第二部分:後宮董鄂妃身世之謎

    清初皇帝順治是歷史上有名的多情種子,他愛美人不愛江山,在自己鍾愛的妃子去世後,開始萬念俱灰。據民間傳說,順治因董鄂妃去世心灰意冷,遁入空門。而董鄂妃究竟是何人呢?是順治以一般途徑納入宮中的妃子,還是另有來歷?    
    據湯若望回憶錄記載,順治皇帝狂熱地愛上了一位滿籍軍人的夫人,並在這位軍人斥責他夫人時,打了此軍人一個耳光,於是這位軍人因憤致死,或自殺而死。皇帝於是把這位軍人的夫人收入宮中,並封為貴妃,這位貴妃於順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產下一子,皇帝本預備立他為將來的皇太子。但是這位皇子竟於數星期之後死去,其母不久亦去逝。這與《御制董妃行狀》中說董妃「後於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的記載相合。於是有人推測董鄂妃實為這位軍人之妻。    
    不過,誰是那個軍人,為什麼他的夫人在宮禁中竟能自由出入,實是耐人尋味。從其夫人與皇帝的親近情形看,必為近臣。有人於是開始猜測上述軍人即是順治之弟太宗第十一子博穆博果爾,即襄親王。此人卒於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七月初三日,終年16歲。董鄂妃於同年八月間在其18歲時即被冊封為賢妃,從時間上推測,正好27天的服制剛滿。    
    對董鄂妃進宮時情形,當時諸種史書均沒有作過詳細的記載,僅僅有順治在輓詞中說她在18歲時,以其德優而被選入宮中。可是選秀制度規定,超過17歲的女子就沒有權利參加選秀了。董鄂氏若18歲時才去應選,別說「以德選入掖庭」,就是和眾「合例女子」競爭而進宮做侍女的可能性都很小。那時選秀的合適年齡一般在13歲至16歲之間,若把初選、復選、擇配、成婚和與襄親王一起過日子的時間等因素考慮在內,董鄂妃參加選秀的年齡應在15歲左右,也就是順治十年前後。董鄂氏進宮後沒多長時間,順治便將其賜為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    
    清初有各宗室及親郡王命婦輪番入侍后妃制度,作為襄親王妻子的董鄂氏,當然有進宮的姿格。長時間周旋於內宮,這樣自然而然就有機會與皇帝交往。順治十一年四月,孝莊太后覺察到兒子與弟媳之間有不正當的勾結,趕忙命令停止命婦入侍后妃之例,說以前根本沒有此定制,應「嚴上下之體,杜絕嫌疑」,這似乎就是針對順治與董鄂氏的不正當關係而言。    
    襄親王與順治是同父異母的兄弟,而董鄂氏卻是襄親王的妻子。順治這種強佔弟媳的可惡行為當然不但有辱國體、宗門和家法,更嚴重的是惡化了滿蒙貴族的政治關係,因此孝莊太后當然要竭力反對。首先,她廢棄了親王郡王命婦入侍后妃的舊例,以便不讓兒子和董鄂氏繼續來往,接著冊立孔四貞為東宮,想使順治轉而寵幸孔四貞,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均沒有效果。順治為了得到弟媳,逼死胞弟,奪占弟媳。對於順治的種種行為,孝莊太后在無可忍耐時終於亮出「殺手鑭」,將董鄂妃除去,也因此導致了順治出家的鬧劇。    
    以上說法只是一些人的推測而已,在民間,關於董鄂妃的來歷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董鄂妃即為明清之際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姓董名白,字青蓮,又字小宛,她在19歲時嫁給了當時有名的才子冒襄,冒襄的《影梅庵憶語》記載了董小宛的生平,《憶語》中追述她的生平時不吝筆墨,但對小宛生病及喪葬等事卻語焉不詳。冒襄寫道「到底不諧,今日驗兌。」似乎董小宛不是病死,病死應作悼亡之辭,而不至於生出「不諧」之歎。於是有人推測說冒襄以小宛被擄之日作為祭辰,託言小宛已死,實則被擄入宮,賜姓董鄂,晉封貴妃了。    
    到底董鄂妃是順治弟媳,還是民間傳說之董小宛,尚無人作出肯定的結論,董鄂妃的來歷與順治是否出家一樣,成為千古之謎。    
    


第二部分:後宮香妃是否實有其人

    有關香妃的傳奇故事,經過多年的講述以及世人的發揮,漸漸地完整了,並在民間廣為流傳,就在香妃傳說被傳得沸沸揚揚時,著名的史學專家孟森教授於1937年經過考查,得出香妃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的結論。但因為出示的證據不夠充分,與傳說中的香妃形象有很大的差別,因此人們對此事也是半信半疑。直到1979年10月,遵化清東陵文物保管所人員偶然來到了容妃的地宮。其中出土一批殘碎物品,考證這批物品,並和傳世的史料相對照,可以證實孟森教授所說的「香妃就是容妃」的結論是正確的。    
    然而,現實中的香妃是怎樣的呢?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九月十五日,容妃出生於新疆伊斯蘭教白山派教祖瑪木特素甫的後裔家裡,世代居住在葉爾羌,其族稱和卓,因此稱為和卓氏。由於對容妃童年、少年時代沒有詳細的記載,因此關於她在這一階段的情況世人並不瞭解。史書記載,和卓家族經受了種種災難。她的父親阿里和卓曾帶著家人在伊犁流浪,為準噶爾汗開墾荒地、放牧。容妃來到這個世間的時候,她的家族正處於苦難之中,她就在別人的屋簷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    
    就在容妃16歲那年,準噶爾部落爆發了爭奪汗位的內訌。乾隆帝派部隊到準噶爾,把准部內訌問題解決之後,南疆由於失去教主統領,內部即將爆發戰爭。乾隆帝決定用宗教維持民心,讓和卓家庭繼承教主地位,這樣情況才算有所緩和。容妃一家雖然還是住在伊犁,但與霍集占共同管理穆斯林,地位提高了。這一年容妃21歲。她與霍集占事實上是遠親也就是堂兄妹,並不是傳說中的香妃與霍集占是夫妻。    
    和卓家族重建家園後,霍集占煽動他的哥哥博羅尼都背叛清廷。兄弟倆稱大、小和卓,傳檄南疆各城主,發起了所謂「聖戰」。一時間,南疆硝煙滾滾,大有席捲中原之勢。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35年),弘歷下令伊犁將軍兆惠率兵抵達南疆。由於急於攻城而冒險前進,差一點就全軍覆沒,多虧容妃叔父額色伊、哥哥圖爾都包抄霍集占後路,兆惠才得以逃脫。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36年)八月,平定了南疆叛亂,戰報報到京師,弘歷非常高興,讓有功人員進京覲見。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37年)二月初,容妃和她的六叔帕爾薩、侄子巴巴和卓最後一批來到京城,同叔叔、哥哥在新建的回子營中共同生活。按理說,乾隆帝也會召見有功於清室的和卓家族的最後一批客人。不曉得是因為容妃長得太迷人了,還是因為有政治目的,總之,乾隆帝見過容妃後就決定將她接入宮中。攀上皇親,對和卓家族自然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二月初四這一天,容妃穿著回部服裝,跨進了莊嚴神秘的紫禁城內宮。乾隆帝破格封她為和貴人,她成了乾隆帝一生中惟一一位回部妻子。這年,容妃27歲,乾隆帝正好進入「知天命」之年。    
    從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十月開始,史書上又有了有關容妃的事跡。不過非常令人遺憾,這些記載並不是容妃身體健康、安然無恙之類的記述,而是說她重病在身。乾隆五十三年,容妃病逝。死後,以妃禮入葬。她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因而在棺木上特地刻上了《古蘭經》的經文。    
    清朝皇帝的妃嬪本來是滿、蒙、漢族都有。弘歷有后妃36人,只有一名回妃。《中國野史大觀》上記載香妃在宮中身藏匕首,最後遭到太后賜死,與史料不符。容妃死後葬在遵化清東陵的妃子寢園,也是確鑿無疑的。傳奇性的故事並不能真正代替歷史,那麼關於香妃的傳說是什麼人編造的呢?編造這一傳奇故事的用意何在?這仍然是未解開的謎。    
    


第二部分:後宮東太后慈安死因之謎

    在清朝的歷史上,作為兩宮皇太后之一的東太后慈安是與西太后慈禧一樣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一向健康無病的東太后慈安在12小時內竟突然發病及暴卒,實在出人意料。從此,慈安之死成為清宮的一件疑案。    
    東太后慈安,姓鈕祜祿,謚孝貞顯皇后,為滿洲鑲黃旗人,於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公元1837年8月12日)出生,其父穆揚阿,曾任廣西右江道。咸豐為皇子時,鈕祜祿氏就已經是他的側福晉。由於他的嫡福晉(薩克達氏,後上尊號孝德顯皇后)於咸豐即位前已經去世,鈕祜祿氏遂於咸豐二年二月(公元1852年3月)被封為貞嬪,五月晉貞貴妃,十月又冊立為皇后。1861年11月咸豐帝死後,她被尊為母后皇太后,上尊號慈安,與慈禧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眾人稱她為「東太后」或「老佛爺」,與西太后慈禧相對應。    
    慈安與慈禧形成鮮明的對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眾人痛惜其暴崩,並對其死產生了懷疑。東太后當時45歲,小西太后慈禧兩歲,「體氣素稱強健」(孔孝恩、丁琪著《光緒傳》),而當時西太后慈禧正病臥在床。所以聽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為是「西邊出事」了,等得知結果後驚詫不已。許多官員提出懷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記》中記載說:「則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膽星,按雲類風癇甚重。午刻一按無藥,雲興腦混亂,牙緊。未刻兩方雖可灌,究不妥云云;則已有遺尿情形,痰壅氣閉如舊。酉刻一方天脈將脫,藥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嗚呼奇哉!」僅12小時便由發病至死,豈不「奇哉」?    
    據說,慈安太后在暴卒的當天還曾經視朝。    
    而當時樞府王大臣奕、大學士左宗棠、尚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覲見慈安,都見慈安面無病狀,僅是兩頰微紅,猶如醉色,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午後,軍機諸臣退,內廷忽傳孝貞太后駕崩,命樞府諸人速進議,諸大臣驚詫不已。因為以往帝后生病,總是在軍機檢視之下傳御醫用藥。而此次忽然傳太后駕崩之消息,確實非常奇怪。諸臣入至慈安宮,見慈禧坐矮椅,目視慈安小殮,十分鎮靜地說:「東太后素來健康,怎會突然死去?」語時微泣,諸臣皆頓首慰藉,均不敢問其症狀。最後草草辦完了喪事。    
    根據慈禧以上的表現,人們便認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傳說咸豐帝留給慈安一封密詔,要她必要時處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騙下焚燬了密詔,把自己對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毀了,慈禧便毒死了她。    
    對慈安太后暴卒的具體原因至今還存在著爭議,除中毒之說外,還有自殺、自然死亡等說。「自殺」說來自《清稗類鈔》,書中說:「或曰:孝欽實證以賄賣囑托,干預朝政,語頗激。孝貞不能容,又以木訥不能與之辯。大恚,吞鼻煙壺自盡。」《清朝野史大觀》裡又用「或曰慈禧命太醫以不對症之藥致死亡」來說明慈安為用「錯藥致死」。    
    不管是「毒死一說」還是「自殺」或「錯藥致死」說,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慈禧害死了慈安。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慈安為「自然死亡」,徐徹的《慈禧大傳》則傾向於「病死」說。首先,作者認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見臣子時說的話份量不足,只會詢問其身體狀況、行程遠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會妨礙慈禧在政治上的權力,慈禧也沒必要害死她。    
    徐徹提出了《翁同日記》中的關於慈安發病的兩則記載作為證據。一則是慈安太后26歲時曾經患了「有類肝厥」疾病長達24天,甚至達到「不能言語」之程度。另一則是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舊疾發作,厥逆半時許」。「厥症」主要表現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輕者昏厥時間較短,重者則會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這也只是徐徹的一家之言,至於慈安太后暴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作為清宮的疑案成為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第二部分:後宮珍妃墜井之謎

    珍妃,姓他拉氏,滿州鑲紅旗人,才色並茂,頗通文史,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進宮,後晉封為珍妃。光緒帝與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與珍妃一直有嫌隙,後因珍妃支持光緒戊戌變法,因此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後在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慈禧倉皇出逃前夕,將珍妃溺死於寧壽宮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墜井而死,一直眾說紛紜。據《清朝野史大觀》記載,八國聯軍兵臨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裝準備逃出紫禁城,珍妃進言說皇上是一國之君,應該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蓮英將其推入寧壽宮外大井中。    
    這種說法認為珍妃的死是由於她干預朝政,支持變法,惹怒了慈禧,才使慈禧在八國聯軍進京前西逃西安時,將其除掉。    
    但是也有人說珍妃並未講過「皇上留京」一語,珍妃墜井是西太后用封建的貞節觀誘逼所致。    
    太監小德張過繼孫張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張》一文中記述了珍妃死時的情景,說珍妃當時患重病,請求回娘家避難,慈禧不准,讓崔玉貴把珍妃投入井中。    
    種種說法各持一端,至今也是個謎。但珍妃死後,引起了人們對她的無限同情,一批正直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紛紛托詞為悼。    
    


第三部分:政界周公為什麼沒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時期,周武王駕崩,太子成王年紀尚小,關於周公作為叔父如何處理當時朝中政治局面的這一問題,從春秋時期到現在,一直是眾說紛紜。《左傳·僖公二十六年》稱,周公曾「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傳」;《左傳·定公四年》又記,成王在武王之後繼位時,「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記·周本紀》也載,由於天下剛剛穩定,成王還在少年時期,「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從這些可瞭解周公只是「夾輔」或「相」成王,「攝(代為)行政」,並沒有篡奪王位的意思。《孟子·萬章》說得更為詳細,「周公爾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記載,周公的所作所為並不是這樣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記論訓》都說,周公想要奪取天下。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解釋說,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禮記·明堂位》和《韓詩外傳》卷三又稱: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書·大傳》更明確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著天下的國事。據今所考,《尚書·大誥》中的「王」把文王稱為「寧王」,也稱作「寧考」。「考」,是對已故父親的稱呼。文王的兒子是周公,文王的孫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稱文王為「考。」《尚書·唐誥》又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為康叔之名。《康誥》中的王對康叔稱「弟」,顯然這個「王」又是周公。據上述條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確自稱為王。    
    為什麼周公會僭位稱自己為王呢?根據《尚書·金》的記載,周公曾對太公、召公說:「我不管理國家,我沒有辦法告慰我的先王。」眾所周知,武王死後,國家還未統一東方,這就有待於讓自己的子嗣完成統一大業。由於成王尚年少,不能擔負起這個重任。周公經過深思熟慮,覺得如果自己不稱王,則各諸侯就會造反,先王的統一大業將毀於一旦,自己死後無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說,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惡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確,由於剛創下基業,政局不穩定,成王年幼無知,還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如果想鞏固新生政權,就需要經驗豐富的君主。其實,武王在臨死前也想把王位傳給周公。《逸周書·度邑解》記武王曾稱讚周公為「大省知」,認為只有周公「可瘳於茲」,能穩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張「乃今我兄弟相為後」,應該由弟來繼承王位。當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周公時,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並說自己不能這麼做。這足以證明,周公並不是想篡權奪位。故《韓非子·難二》說:「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國事,等成王長大再主動交出權位。《漢書·王莽傳》載,群臣上奏說:「周公掌握大權,那麼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穩,如若不然,周朝就有滅國的危險。」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對眾多的大臣發號施令,常常稱為天命。很明顯,周公是為整個江山社稷作打算,才會「假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對此還有另一種說法,《荀子·儒效》記載說,周公屏除成王而繼接武王來治理天下,有人說「偃然固有之」,這怎麼不是想篡位呢?《史記·燕召公世家》又記當時「召公疑之」,《魯周公世家》也記載周公對太公、召公解釋過這個問題。召公、太公都是賢明之人,如果當時周公安分守己,怎麼都懷疑他呢?特別是管叔、蔡叔他們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為對於成王會有很大的威脅,所以才會發生暴亂。看著管、蔡的表現,足以證明他們對周王朝的忠心。關於管叔、蔡叔「受賜於王」、「開宗循王」之事,在《逸周書》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記載。所以顧頡剛曾說:「他們二人確實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運用計謀讓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為後」應該繼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發動暴亂起兵東征殺死了他。    
    關於周公究竟是為了周王朝的江山社稷而正大光明的代為執政,還是因為耍盡手段要篡權奪位而沒有得逞的問題,要想在現今大量紛繁複雜的歷史古籍中找出答案,還存在困難。    
    


第三部分:政界管仲為何被娼妓奉為保護神

    私妓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趙女鄭姬,設形容,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說:「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塚作巧奸治,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另外《詩經·周南·漢廣》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資料表明,這些趙女鄭姬精於打扮,善於歌舞,兼善媚術,色藝俱佳。為了金錢她們不惜出賣肉體和色相,有時甚至長途跋涉。她們的經營方式主要是上門服務。《詩經》中用「游女」一詞,將當時私妓的經營特點非常貼切地說明了。    
    營妓(也稱「軍妓」)的最初形式在這一時期已經開始出現。據《越絕書》、《吳越春秋》等書記載,公元前470年前後,「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越王勾踐為了解決士氣低落的問題,讓「有過寡婦」為軍中「憂思者」提供性服務,這就是典型的「營妓」。儘管當時越王勾踐讓「有過寡婦」為軍士提供性服務,可能是一種應急措施,並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但它一直被看作是中國營妓制度的雛形。    
    但是,真正的國家經營娼妓業,卻是由管仲開創的。    
    管仲,名夷吾,初與友人鮑叔牙經商為生。後來「鮑叔牙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被囚,鮑叔牙「遂進管仲」,「力陳管仲之賢,桓公於是任管仲為相」。(《史記·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間,竭力協助齊桓公治理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整頓吏治,嚴肅軍隊紀律,利用官府力量發展鹽鐵業,促進生產,統一管理貨幣,調整物價,通過「尊王攘夷」,控制各諸侯國內政,抵禦周邊少數民族進軍中原。通過這些改革方案,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    
    管仲在位時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還設置「女閭」。所謂「女閭」,就是妓院。也就是說,管仲是是第一個設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於公元前685年被封為「卿」,死於公元前645年,因此設「女閭」制應該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間。這比梭倫創立雅典國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還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說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當時妓女數量還是比較多的,如管仲設女閭300,據《周禮》中說「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一閭是25家,總數當為7500家,若設700,就有1.75萬家之多。    
    「女閭」制開了國家經營娼妓業的先河。作為政治家管仲,其實行「女閭」制,目的有四:一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堅瓠續集》卷一記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教坊花粉錢之始也。」二是為了緩解及調和社會矛盾。三是招攬游士,網羅人才。當時諸侯爭雄,齊桓公為了能夠稱霸天下,借助美女來招引人才。四是供齊桓公淫樂。齊桓公是一個好色之徒,這在文獻中有所記載:「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無度,喜歡尋求刺激。但管仲設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從中收稅以作軍費。    
    管仲設立市妓和妓院,對後世中國公共製度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他的影響下,春秋各國紛紛效仿,後世的封建統治者也從此讓娼妓制度獲得合法地位,這恐怕是作為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們完全可以想像,當時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後那樣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護之下,光明正大地經營。所以娼妓們當然要奉管仲為「保護神」了,這一習慣也延續到了後世。    
    


第三部分:政界趙高亂秦之謎

    趙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寵信的權臣,他聲勢顯赫,一時權傾朝野。很多歷史學家有這樣的看法:秦朝的覆滅,與這個人物篡權誤國多少有些關係。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史學大師司馬遷在《史記·蒙恬列傳》中寫到了趙高的身世:「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長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趙高為什麼能平步青雲地進入秦王朝中央政權機關呢?這是因為他「通於獄法」,這一點與「喜刑名之學」的秦始皇不謀而合,因而成為秦始皇的心腹。秦始皇出巡途中病重,便讓趙高給公子扶蘇發送詔書,「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即讓扶蘇繼承皇位。但是詔書還沒發出,秦始皇已死,李斯在趙高的威逼利誘下,同他一起偽造了遺詔,扶助胡亥為二世皇帝,賜公子扶蘇自盡。接著,他千方百計陷害並殺死了掌握兵權的大將蒙恬和蒙毅。胡亥繼承皇帝大位後,趙高又慫恿他「盡除去先帝之故臣」,結果趙高幫助胡亥除去了許多秦的宗室大臣,連李斯也難免一死。從此,秦朝的中央大權完全被趙高掌握。    
    關於趙高的身世,歷來眾說紛紜。清人趙翼在《除余叢考》卷四十一《趙高志在復仇》中曰:「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仇……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及者了。」他自稱,這種觀念出自《史記索引》,得到許多人的共認,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二冊「秦末社會矛盾的激化」章節中就這個觀點指出:「趙高原是趙國遠支宗室的後代,因其父犯罪被處宮刑,當了宦官……騙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其實這種看法沒能很好理解《史記》中所說的「生隱宮」。在今本《史記》三家注中有一段「索引」的記載說「蓋其父犯宮刑」,指出並非是趙翼認為的「自宮以進」,以苦肉計進行報仇。另外,還有一種較新鮮的說法,認為趙高不是「宮人」,因為京劇傳統劇目《宇宙峰》中有趙高逼自己的女兒嫁給二世這一出。    
    因此,有人認為趙翼的觀點本意只不過是為了故作驚人之論,因為今本《史記》三家注中「索引」部分,並無這種內容。就算趙翼真見了什麼「孤本秘籍」,此說也很難令人信服,因為這說法和《史記》原文大相逕庭,而「索引」是唐人司馬貞所作,其史料價值不能與《史記》並論。《史記·蒙恬列傳》原文說趙高為「諸趙疏遠屬也」,並不是「趙諸公子」。因為「諸趙」一語,猶《史記》、《漢書》中常用「諸呂」、「諸竇」,「趙」乃姓氏,並非國名。而「諸趙」實際上指的是秦國王室。《史記》中記載得很明確:「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指出:「秦始皇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可見,所調「諸趙疏遠屬也」乃指趙高是秦王室宗室,因而所謂「趙高乃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仇」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述,趙高並非「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仇」而亂秦政。事實上,趙高亂秦政的故事,只能供參考。如前秦王嘉(一說梁蕭綺)撰《拾遺記》中記載一則故事說:「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令趙高謀殺之。」秦始皇的鬼魂在夢中對子嬰說:「余是天使也,以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欲相誅暴。」子嬰因此「囚高於咸陽獄」。這故事以天道輪迴為憑,胡編亂造,當然令人難以相信。    
    其實,就算趙高是趙國公子,他曾為「宮人」,他與秦二世胡亥加緊盤剝百姓,又任意誅滅異己,濫用刑戮,使社會矛盾迅速激化起來,將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潰的邊緣,這一重罪也令他難辭其咎。在這種形式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會形成燎原之勢,曾經顯赫一時的秦王朝就這樣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推翻了。    
    


第三部分:政界項羽不肯過江東之謎

    「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是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名作。項羽是秦末農民起義軍的領袖,為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因而在楚漢之爭中落敗,最終落得個自刎烏江的下場。項羽為何不渡烏江呢?兩千多年來,人們有種種說法。    
    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楚霸王不過江東,是因為虞姬已死。    
    項羽的死與虞姬的死有必然聯繫嗎?兩者之間有聯繫,有學者就認為項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過江,拔劍自刎。這樣說很有道理,單純說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因為虞姬之死就顯得論據不足。而這與《史記》上說的「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這段話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說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原因。項羽即便過江,敗局已定。因而,他選擇了不渡烏江。    
    但有的學者提出,自固陵戰敗後,項羽連連敗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圍又逃往東南,一直逃至烏江邊。由此可見,他早有退守江東之意,並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說項羽因失敗使江東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對江東父老的話,垓下被圍時,「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應羞愧自殺。渡淮之後從騎僅百餘人,至陰陵又迷了路,問一農夫,結果被騙,身陷天澤,被漢軍追上。如此狼狽的境遇他也沒有羞愧自殺呢!逃至東城,漢騎將之包圍數重。儘管他「自度不得脫」,但還是把僅剩的二十八騎組織起來作了一番拚殺,又「亡其兩騎」。這時候項羽仍「欲東渡烏江」。因而認為他好不容易逃到烏江岸邊時卻反而感到羞見江東父老而自殺似乎有些說不通。項羽的羞愧之心來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馬遷為使情節完整而下筆渲染的情節。    
    有人認為項羽不渡烏江是出於一種高貴的品質,是從早日消除人民的戰爭苦難考慮的。認為項羽認識到了長期內戰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這場戰爭盡早結束。項羽確實曾有結束戰爭的願望,也曾想過通過他與劉邦的個人決鬥來將戰爭結束,他覺察到「楚國久相持不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鞍漕」,所以對劉邦說:「天下匈奴長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最後他甚至不惜違背自己個性,想要犧牲自己的利益通過和談換取劉邦的讓步,以鴻溝為分界。但是劉邦卻違約出兵追殺楚軍。當項羽失利並且認識到自己無法立即消滅劉邦而又無法談和的情況下,項羽只有犧牲自己以結束數年的殘殺。據說,項羽當時還是有可能與劉邦抗衡的。    
    項羽為何烏江不渡?兩千多年來,無論是文人騷客,還是歷史學家都給予極大的關注,但至今難有定論。    
    


第三部分:政界「三請諸葛亮」是真是假

    「三顧茅廬」這個成語典故的出處婦孺皆知。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寫劉備「三顧茅廬」聘請諸葛亮出山輔助他成就帝業的故事,將劉備的禮賢下士的態度寫得栩栩如生,把劉備對諸葛亮的敬仰之情,關羽、張飛的居功自傲描繪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這段「三顧茅廬」的故事,是羅貫中根據陳壽《三國誌·諸葛亮傳》中的記載,加以藝術構思而創作的。但劉備為請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顧茅廬」?學術界各有說法。    
    《三國演義》中關於這第一次見面的記載是:劉備帶領軍隊駐紮新野時,徐庶對劉備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願見他嗎?」劉備說:「你帶他一起來吧。」徐庶說:「可以主動登門去見此人,但不能讓他來拜見您。」可見,劉備親自到諸葛亮那裡去請求拜見、賜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見。但沒有寫關公、張飛同往,也沒有說明是在茅廬中相見。    
    諸葛亮自己寫的《出師表》中也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這幾句話,證據確鑿。陳壽在《三國誌》中寫到了《隆中對》,對劉備三次往訪以及諸葛亮論天下形勢的內容記載得更為詳細。劉備「三顧茅廬」一直被當作禮賢下士、重視人才的典範。劉備當時困難重重,急需人才,從情理上看,「三顧茅廬」是極有可能的,所以歷代沒有人對此事的真實性有過懷疑。    
    但現在有人提出另一種說法,認為「三顧茅廬」的記載難以令人相信。諸葛亮是位胸有宏圖之士,劉備請他出山,當然正合其意,他豈能大擺架子,而不抓住這個可能失去的機會?當時的諸葛亮只有27歲,劉備則是個有聲望的政治家,對諸葛亮怎能那樣低聲下氣地苦求?雖然前一種說法中以《隆中對》作為證據,但當時,曹操幾十萬南征大軍正威脅著劉備,《隆中對》不提這個緊迫的現實問題,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時,劉備第一次見諸葛亮,不會安排現場記錄。所謂《隆中對》,很有可能是後人附會《出師表》而杜撰的。據此,「三顧茅廬」之說就不可信了。    
    三國人魚豢寫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劉、諸葛二人第一次相見的情景。《魏略》中說劉備屯兵於樊城時,曹操方已統一黃河以北,諸葛亮預見曹操馬上就要對荊州發動進攻。荊州劉表性情懦弱,不曉軍事,難以抵抗。諸葛亮於是北行見劉備。劉備因為諸葛亮年紀小,根本不重視他。諸葛亮通過談論對當今政局的對策,才使劉備逐漸信任他。最後,劉備才「以上客禮之」。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的記載也大同小異。    
    從諸葛亮本身的積極進取的態度來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記載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則調和了這兩種說法之間的衝突,認為「三顧茅廬」與諸葛亮的樊城自請相見都是真實可信的。清代學者洪頤□在《諸史考異》中說諸葛亮初見劉備於樊城,劉備雖以上客待之,但沒有特別器重他。等到徐庶舉薦時,劉備再次相見,才逐漸有了很深的感情。並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見,再次相見是在建安十三年。諸葛亮後來非常感激,因而記入了《出師表》中。    
    諸葛亮與劉備究竟是「一見」,是「再見」,還是「三見」,這只有當事人知道了,然而,「三請諸葛亮」的故事卻流傳了下來,吸引了無數人。    
    


第三部分:政界曹操為何至死不稱帝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曹操是毛澤東筆下的風流人物。看一下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麼說,他是由不自覺到自覺地在一條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前進著。如果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前曹操在這方面的努力還只是一種不動聲色的鋪墊,那麼從建安元年起,他就開始在這方面邁出了堅實有力的步伐。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親至洛陽朝見漢獻帝。隨即挾持漢獻帝遷都許昌。將獻帝變成了自己手中的一個傀儡和一張王牌,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優勢。獻帝任命曹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後來因為袁紹不滿,曹操才將大將軍的職位讓給袁紹,自己改任司空,兼車騎將軍,並從此開始主持朝政。    
    隨著實力的增強,曹操對於朝政的控制也越來越嚴密,獻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來越深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獻帝詔令曹操設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外出時像皇帝那樣,左右嚴密警戒,不讓行人通行。五月,曹操修建了諸侯有權享受的學宮灃宮。六月,曹操任命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十月,獻帝詔令曹操像天子那樣頭戴懸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禮帽,乘坐專門的金銀車,套六馬。同時,封長子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國太子。    
    就這樣,曹操完成了奪取帝位和世襲權力的所有準備,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幾乎已經走到了終點。曹操不但早已在事實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權,使自己成了一個實際上的皇帝,而且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沒有什麼兩樣了。曹操惟一沒到手的,只不過是一個皇帝的名號而已。    
    事實上,曹操的代漢意圖早就昭然若揭,但至死他也沒有邁出最後的一步。他要把這最後一步讓給自己的兒子完成。曹操為什麼自己不稱帝呢?主要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孫權勸他稱帝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首先,孫權認為這樣做可以獲得曹操的信任,從而實現吳、魏之間的和解,自己就可以專心對付蜀漢。襄樊之役中,孫權為了從劉備手中奪回荊州,從背後襲擊關羽,幫了曹操的大忙,但卻得罪了劉備。吳、蜀之間長達十年的聯盟關係就此結束,這時他比什麼時候都更需要緩和同曹魏的矛盾,否則會陷入腹背受敵的不利境地。其實,孫權認為曹操如果真的稱帝,擁漢派將會強烈反對,曹操因此陷入困境,減輕對吳國的威脅。因此,孫權陽奉陰違,曹操看穿了孫權的意圖,不肯輕易上當。    
    其二,從當時形勢看,如果貿然稱帝,確實會給政敵和擁漢派勢力一個輿論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動。綜觀曹操的一生,內部的反對和反叛大都發生在他被封為魏公、魏王之後,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繼續維持獻帝這塊招牌,對於安撫擁漢派,鞏固內部,仍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其三,至少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說自己絕對沒有代漢自立的意圖,言辭懇切,說了差不多十年,現在如果突然改變主意,否定自己,對自己的聲譽名節必然會造成不利影響,不如堅持把戲演下去。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只要掌握了實權,虛名並不重要,「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一語,是他內心想法的真實寫照。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65歲,年紀大了,估計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這也可能是他不願稱帝的一個原因。    
    總之,曹操不當皇帝,是從策略上全面權衡得失後所作出的決定,是一種周密而明智的謀慮。曹操自比「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是對自己的自我評定。    
    


第三部分:政界諸葛亮娶醜女為妻探秘

    諸葛亮的名字家喻戶曉,成為智慧忠賢的化身,他輔佐劉備共圖大業,最終使蜀漢政權成了三國鼎立的一極。他的一生,奇聞軼事很多,「孔明擇婦」便是其中之一。    
    諸葛亮不僅有才,而且相貌俊偉,據《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身高八尺,猶如松柏」。但他卻選了一位「瘦黑矮小,一頭黃髮」的醜女阿丑為妻,諸葛亮為何要娶醜女呢?傳統觀點認為,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內在美。阿丑自幼才識過人,頗有心計,諸葛亮早在成婚前就有所耳聞。這不無道理,但並非全部。其實,諸葛亮娶阿丑,是出於一種政治上的考慮。《三國誌·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所引《褒陽記》記載:「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匹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另一種說法是諸葛亮家境貧寒,出身卑微,自幼喪父,少年時代便過著流離轉徙的生活,吃盡軍閥混戰的苦頭,深受強宗豪族的壓迫。後來跟著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生活。14歲時,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劉表;17歲那年,叔父死了,他從此沒了依靠,就在襄陽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他雖然住在鄉下,但他不想無聲無息地隱居一輩子,他時刻關心著國家的盛衰,有著為國家盡忠的抱負,懷著如此壯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業。    
    這種政治上的考慮無疑會影響到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還牽涉到了家人的婚事。這也是為在地主集團的上層站穩腳跟,以便今後一展鴻圖。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給了荊州地主集團中在襄陽地區頗有名望的首領人物龐德公的兒子,龐德公對其賞識備至,稱他為「臥龍」,從此,他就在荊州站穩了腳跟。第二,諸葛亮為弟弟娶了荊州地主集團中在南陽地區數得著的人物林氏之女為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擇婦結親,當然要服從既留荊州又能結交望族這一政治目的,這也就是諸葛亮在荊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諸葛亮娶了那個醜女黃氏。    
    諸葛亮為何不怕眾人恥笑,而娶醜女黃氏呢?換作別人也許他會猶豫,但是黃氏之女他就娶定了,一是因為黃承彥在當地有相當聲望,二是因為黃妻蔡氏和劉表的後妻是姐妹關係,做了黃家的女婿,就攀上了劉表這門皇親。    
    據《諸葛亮新傳》記載:當黃承彥當面問及諸葛亮時,他當即「拜謝泰山」,一錘定音,把從未見過面的阿丑要了過來,從而為諸葛亮進入地主集團開了「綠燈」,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這個「進身之階」的。    
    從封建歷史文化來說,賢妻、美妻、正妻要相夫教子,幫助丈夫治理家業,諸葛亮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賢妻美妻」的風俗,而據《三國誌》記載,諸葛亮其後確實又要過一妾。但諸葛亮要醜婦的動機仍有爭論,待後人再研究探尋吧。    
    


第三部分:政界「金匱之盟」之謎

    宋太祖趙匡胤駕崩後,皇位由其弟趙光義繼承,正史認為光義乃合法繼位,是奉太后「金匱遺詔」之命行事。但後來有人對「金匱之盟」一事提出質疑,使得這一事件變得撲朔迷離。    
    《宋史》有好幾處提到「金匱之盟」事,《杜太后傳》裡面記敘:「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終在旁服侍不離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長,召宰相趙普入宮。太后問太祖:『你知道怎樣得天下的嗎?』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統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所擁有乎?汝死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國家之福也。』太祖頓首泣道:『敢不如教誨!』太后轉過身對趙普說:『爾同記吾言,不可違背也。』趙普於床前寫成誓書,普於紙尾寫『臣普書』。藏在金匱(同櫃),命謹慎小心的宮人掌之。」    
    在司馬光《涑水紀聞》、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歷史上人們雖然相信有所謂的「金匱之盟」,但卻找不到盟約的原文。一千多年來,沒有人懷疑「金匱之盟」的真實性,這一盟約就成了宋太祖坦蕩無私的例證。直到清代,古文學家惲敬對盟約內容提出疑問。    
    21世紀40年代初張蔭麟曾作《宋太宗繼統考實》,後收入《張蔭麟先生文集》,認為「金匱之盟」是趙普偽造的,全盤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鄧廣銘、吳天墀、李裕民、顧吉辰、王瑞來等學者也持同種觀點,懷疑它的真實性或斷定「金匱之盟」的偽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張蔭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時,宋太祖只有34歲,正值年輕力壯之時,趙光義才23歲,而太祖長子德昭也已經14歲。當時太祖身體健康,沒有短壽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時,長子德昭已30多歲,怎麼會有幼主之說?杜太后憑什麼猜測太祖早死、幼子繼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轍呢?實在沒有道理!如果確如太后所預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們還可以推測,也許杜太后憑經驗或靈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強解釋。但是,太祖活了50來歲,並沒有早逝而面臨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遺詔,太祖臨終前應該命人打開金匱,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應該知道此事,掌管金匱的宮人同樣也知道此事,為什麼要等到太祖死後六年才由趙普揭露出來呢?即使公佈遺詔,趙光義應該把全文都公佈出來,因為這是他繼位合法有力證據,而留下來的卻僅是一個大概的內容,而且內容還不完全一致。更何況,太祖並未遵守遺詔辦事,傳位給他的弟弟,而是傳位給他自己的兒子。    
    但對「金匱之盟」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們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關於立此盟約的條件,持肯定論者認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親身經歷過五代,這是一個王朝更替頻繁的特殊時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過十年絕無僅有,有七人死於非命,杜太后憑什麼否認宋太祖可以擺脫「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終幼主執政失國而終呢?杜太后在趙匡胤剛當上皇帝說出了「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這一段話。杜太后認為剛剛建國,根基未穩,隨時有可能成為短命的「第六代」。儘管當時太祖正值壯年,但政治變化無常,哪裡知道宋太祖不會暴死?哪裡知道宋太祖不會被人殺掉?假如真的發生了,十多歲的德昭顯然是不足以應付。而擁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趙光義,應是理想的繼承人。    
    「金匱之盟」疑案屬於皇家禁宮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據當時歷史事實、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斷。比較雙方的觀點,其資料和解釋、推斷均偏向於對己方所持觀點有利的一邊,因此越爭論疑點越多。    
    


第三部分:政界秦檜私通金國之謎

    秦檜(公元1090~1155年),字會之,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一代漢奸。南宋時期,他把持朝政,通敵叛國,殘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抗金名將岳飛,留下了千古罵名。他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秦檜是何時淪為金國的奸細的?據推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他為金人擄獲後,由囚徒淪為了內奸。秦檜在金的所作所為,今已無處可查。但是關於秦檜的南歸,頗能說明問題。他自己說是「殺監己者奔舟而歸」,對此當時人就很懷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樞密院事李回的極力保薦,所以才被高宗接納,最終令高宗對他深信不疑,並委以重任。紹興初做過宰相的朱勝非在《秀水閒居錄》中說:「秦檜隨敵北去,為大帥達賚(又名達懶、達蘭,即完顏昌)任用,至是與其家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緡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損,人知其非逃歸也。」另外有記載說,秦檜在金朝獻和議書,當時金統治者賜他錢萬貫、絹萬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檜竟然被允許用船將全家帶回,不是奸細,能得金人如此恩寵?實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時,秦檜作為金太宗之弟撻懶的隨軍轉運使同行。臨行前,秦檜欲攜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撻懶不允,於是假裝爭吵,並故意讓撻懶知曉,終於獲准。而秦檜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務就是誘使宋朝與金達成和議。    
    從金人那裡也能找到秦檜投降金人的確鑿證據。宋嘉定七年(金貞二年),金宣宗為避蒙古的兵鋒,迂都於南京(汴京),著作郎張師顏在《南遷錄》中記載過此事,其中兩處提及秦檜。一次是討論是否遷都,直學士院孫大鼎在講到遷都的必要性時說:「天會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御?)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復仇;韓世忠、吳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復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則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劃,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煽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    
    還有一次在蒙古軍攻陷復州、順州時,被俘的金同知縣趙子寅、督運天使張元應二人得以逃脫,他們回來後建議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趙子寅為直昭文館,張元應為總天馬飛龍十七監。權給事中兼知制誥孫大鼎封還錄黃,奏曰:「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內逆,惟利所在。子寅、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態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刻苦於復仇,思有以止之,而勢難於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空(恐)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感可以定。』忠獻曰:『我軍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使來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此誰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檜可用。檜初來說趙臣得人心,必將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檜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檜可用」、「而檜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檜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檜回到宋朝之後,由於得到高宗的寵信而官運亨通,直至佔據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檜獨攬朝中大權,積極從事投降叛國活動。紹興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詔書,接受「和議」,而後為了討好金人,又以「謀反」之罪殺害了力主抗金的愛國將領岳飛。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漢奸秦檜病死臨安,謚號「繆丑」。他的賣國行徑使他成為千古罪人,為後人所唾棄。    
    


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岳飛死因探秘

    岳飛(公元1103~1142年),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出身貧苦農民之家。聯金滅遼時應募從軍,曾在張所部任統制,並與王彥一起抗金。後隨宗澤守東京,任都統。宗澤死後,他投身張浚部,並逐漸成為南宋重要的抗金將領,立下赫赫戰功。建炎四年,收復建康(今江蘇南京);紹興四年,大敗劉豫齊軍,收復襄陽等六郡,封清遠軍節度使,後封為武昌開國侯,聯絡兩河義軍,部署北伐。紹興八年底,他反對高宗與秦檜的議和,並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紹興十年,郾城一戰,大敗兀朮統率的金兵主力,收復穎昌、鄭州、洛陽等重鎮。在抗擊金兵的戰鬥中,岳飛率領的「岳家軍」常常以一當十,勇往直前,聲威大震,甚至金軍中都流傳著「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悲歎。可是,就在收復中原即將實現的大好形勢下,宋高宗趙構卻連發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飛揮淚含恨退兵,不久以「莫須有」的罪名和他的兒子岳雲及部將張憲被毒死於「風波亭」。    
    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平反,岳飛墓才遷至景色秀麗的棲霞嶺下。岳飛墓前,鑄有兩個跪著的鐵人,即當時南宋的宰相秦檜夫婦。幾百年來,到此悼念岳飛的人們都要唾罵奸臣秦檜。岳飛為秦檜所害,這似乎已成為不容置疑的鐵案。    
    但是,事實上殺害岳飛的元兇並不是秦檜,秦檜只不過是這個元兇手下的一個鷹犬!    
    第一,秦檜沒有殺岳飛的權力。有人指出,當時秦檜雖然很受高宗的信任,但還沒到擺佈高宗地步,因此也不能為所欲為地恣意剷除異己。紹興九年,秦檜正積極對金議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反對,並請求皇帝「斬秦檜之頭掛諸街衢」。秦檜對此人恨之入骨,但也不敢任意殺害他。由此可知,對戰功赫赫的岳飛,他更不可能擅自處置了。    
    第二年,金兵違背和議,一舉攻佔了河南地區,秦檜惶惶不可終日,深怕高宗因此遷怒於自己的議和政策,他此時惶恐不安,正是自保不足的時候,因此,他沒膽子背著高宗殺害岳飛。需要說明的是,岳飛的獄案又稱作「詔獄」,程序嚴密,外人無法插手。這樣,即便秦檜權力再大,公開「矯詔」殺人也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秦檜及刑部主審岳飛一案,曾上書定岳飛、張憲死罪,但並沒有定岳雲死罪。可上書趙構後,岳雲也沒能倖免於難。由此可見生殺大權還是在高宗之手。    
    第三,秦檜死後,趙構為秦檜製造的許多冤假錯案平了反,但惟獨對岳飛一案不肯昭雪。而且對許多大臣申請為岳飛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    
    這一切都足以證明,趙構才是殺害岳飛的元兇。    
    趙構出於什麼原因要害死自己倚為軍事支柱的岳飛呢?而且宋太祖趙匡胤曾傳下秘密誓約,規定後世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北宋歷朝,這條誓約執行得非常嚴格,趙構為何敢違約破例?這在認為趙構是殺害岳飛元兇的學者中存在著爭議。    
    有的學者認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高宗眼見岳飛一心要「迎二聖」,而徽、欽兩帝一旦回來,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他害怕中原光復,因而殺了岳飛。    
    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並不是「迎二聖」。趙構殺岳飛,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久握重兵,跋扈難制,危及自己的統治,對武將的猜忌和防範,是趙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規。只要武將功大,官高而權重,就意味著對皇權構成威脅。岳飛個性剛強,「忠憤激烈,議論不挫於人」,不容易與人合作,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他上書奏請高宗立儲:「乞皇子出閣,以定臣心。」同年,他又因守母喪,未經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職,把兵權交給張憲。這兩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再加上高宗曾在金營作人質,又有從揚州南渡等驚險經歷,對金兵始終心存恐懼。對戰爭前景,他既怕全勝,又怕大敗。勝則怕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敗則怕欲為臨安布衣而不能。他想當個安安穩穩的太平皇帝,因此一心求和。所以,秦檜利用岳飛部下的告密來證明岳飛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趙構害怕岳飛立蓋世之功、挾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飛又是反對和議最強烈的主戰派,故而下令殺了岳飛。    
    


第三部分:政界鄭和七下西洋之謎

    鄭和本姓馬,小字三寶,雲南昆陽人,出生於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鄭和長相魁梧,博辯機智,「資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賴,是成祖的心腹。「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使鄭和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從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他受明成祖的派遣,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馳騁萬里海域,先後七次下西洋。鄭和航海規模之大,航程之遠,所到國家之多,為歷史所罕見。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尋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明史·鄭和傳》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從中可知,《明史》的作者將到海外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看作是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而沿途宣揚國威,向外示富,只是個輔助的方面。文中所說的惠帝即明成祖朱棣的侄兒建文帝朱允。建文帝剛坐上皇帝寶座時,由於各諸侯掌握兵權,而自己無實權,便想盡一切辦法削弱他們的力量。燕王朱棣當時公開反叛,以「清君側」為理由武力奪取皇位,號稱「靖難」。靖難之役後,建文帝朱允便不知所終,這「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建文帝始終是朱棣的一塊心病。為了長治久安,防止建文帝東山再起,威脅自己的統治地位,朱棣便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鄭和出使西洋,尋找建文帝的蹤跡。這是《明史》的敘述,自此以後,編寫歷史的人大部分歸因於此,連歷史也按此說法。如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曾明確指出鄭和下西洋是假,尋惠帝是真。    
    也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的」。近人梁啟超據「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一語,在其《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中說明成祖野心勃勃,利用鄭和下西洋揚名海外,其實只不過是「自我陶醉」罷了。李長傅的《中國殖民史》,稱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稱為「炫耀自我」。    
    還有人說,鄭和七下西洋,每次出航,明成祖交給他的任務都是不相同的。尚鉞的《中國歷史鋼要》認為,15世紀,帖木兒帝國出現於中西亞,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十一月,帖木兒帶領千軍萬馬侵犯明朝,但於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二月亡於路上,所以同年六月成祖派鄭和遠渡重洋,可能是為了聯絡外邦共同對付帖木兒帝國,使它沒有時間入犯,後六次則是為了開闢一條新航海路線,以便容易地與國外進行貿易。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贊成鄭和後六次的使命如尚鉞所述,同時又指出鄭和首次西下則帶有擴大貿易、提高「威望」、聯絡印度等國的三重任務。鄭鶴聲、鄭一均在《鄭和下西洋簡論》中認為,鄭和前三次下西洋,其目的是同亞非三十多個國家結盟,順便打聽朱允的下落,後四次則是為宣揚「國威」。    
    每派所述,都有一定道理,到底哪種說法才是當時明成祖派鄭和西下的真正目的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部分:政界明「紅丸案」幕後主使是誰

    明代末年,宮廷接連發生離奇的三大案與神宗、光宗、熹宗祖孫三人密切相關,也和朝廷派系鬥爭緊緊糾纏在一起。三案成為明末政壇關鍵,各種勢力紛紛介入,案件無法正常審理,因此變得撲朔迷離。著名的「紅丸案」便是其中之一。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宮,明光宗召見輔臣方從哲等13員文武大臣。諸臣向皇帝請安過後,皇帝開始詢問冊立皇太子之事。方從哲說:「應當提前冊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賀禮,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讓皇長子出來見大家,看著他對大家說:「你們日後輔佐他,務必使他成為歷史上堯舜那樣的聖帝賢君,朕也就心安了。」方從哲等人還想說什麼,光宗卻開始問道:「壽宮(神祠墓地)修沒修好?」輔臣回答說:「先帝陵寢已經修好,請皇帝放心吧!」光宗指著自己說:「那就是朕的壽宮嗎?」方從哲等人齊聲回答:「祝皇帝萬壽無疆。」皇上仍然叮嚀不止,反反覆覆,語無倫次,最後上氣不接下氣地哭泣著說:「朕已經自知病重,難以康復,或者不久於人世。」說到這裡,已是氣息奄奄,用顫抖的手勉強揮一下,讓眾臣退朝,方從哲留下。    
    皇上問方從哲道:「有鴻臚寺官(掌禮儀之官)要進藥嗎?人在哪兒呀?」方從哲回答說:「鴻臚寺丞李可灼,說有仙丹妙藥,臣下不敢輕信。」皇上聽後,命宮中侍人立即傳喚李可灼到御前,給皇帝看病診脈,等他談到發病的原因以及醫治的方法時,皇帝非常高興,命令進藥,讓諸臣出去,並令李可灼和御醫們研究如何用藥,一直定不下來,輔臣劉一說:「我有兩鄉人同用此丸,一個失效,一個有效,此藥並非十全十美。」禮部官員孫如遊說:「這藥有用與否,關係極大,不可以輕舉妄動。」沒過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媽來到御前,向皇帝問安。皇上催促眾人配藥,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將藥物調好,進到皇上面前,皇上從前喝湯都喘,現在服了李可灼的藥,就不再氣喘了。皇上反覆地稱道李可灼忠心可鑒。諸臣在宮門外等候。約一個時辰過後,有宮中內侍急報說:「聖上服藥後,四肢溫暖,想進飲食。」諸臣歡呼雀躍,退出宮外。李可灼和御醫們留在宮內。到了傍晚,方從哲放心不下,又到宮門候安,正遇見李可灼出來,急忙打聽消息。李可灼回答說:「服了紅丸藥,皇上感覺舒暢,又怕藥力過勁,想要再給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話,聖體就能康復了。」諸醫官認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進藥非常急迫,眾人難違聖命。眾臣即問服藥後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說:「聖躬服後,和前一粒感覺一樣安穩舒適。」方從哲等人,才放心離開。誰曾想次日早晨,宮中緊急傳出聖旨,召集群臣速進宮。一時間,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顧不上洗臉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宮內。但是當群臣將要跑入宮中時,就聽傳來一片悲哀哭號之聲,明光宗於早晨歸天了。這是大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日。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滿朝輿論嘩然,在感到驚愕的同時,人們聯想到新皇帝登基一個月來的遭遇,不約而同地都把疑點轉到了鄭貴妃身上。鄭貴妃給太子獻美女,指使崔文升進藥,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卻沒有實據。本來,光宗當時已病入膏肓,難以治癒,但因為吃了江湖怪藥,事情就變得不簡單了。最後,此案不但追查到鄭貴妃,而且方從哲也被迫辭職,李可灼被充軍,崔文升被貶放南京。但究竟幕後有主使嗎?到底是誰?現在也不得而知。    
    


第三部分:政界吳三桂降清疑點頗多

    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陷了明朝統治下的北京,崇禎在煤山自縊,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在增援途中聞訊後,倉皇逃回山海關。李自成親率大軍開赴山海關,想以武力逼降吳三桂,吳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當李、吳兩軍在山海關前展開血戰之時,清朝的精騎突然殺出,農民軍毫無防備,慘敗而歸,從此一蹶不振。由於史書中的種種記載,史學界一直矚目吳三桂引清軍入關鎮壓農民起義這一事件,人們一直認為吳三桂此舉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認為,吳三桂引清軍入關並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並提出了種種證據。這一說法使似乎讓本已蓋棺定論的問題重又成為歷史謎團。    
    至少還有兩點理由可以說明吳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統治者視吳三桂為降將,如清攝政王多爾袞就把吳三桂作為部下來驅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為號」,「命三桂軍先鋒」,又「命吳三桂以步騎二萬前驅追賊」。清廷為了獎勵吳三桂在戰爭中的功勞,還「授三桂平西王勒印」(《聖武記》)。後來清帝剝除吳三桂爵位時,也把他稱為降將:「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未投降,授之軍旅。」(《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在清朝廷的眼中,吳三桂就是一個明朝降將。第二,吳三桂入關後的所作所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吳三桂打著為明王朝復仇的旗號引清入關,但是在南明政權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攏吳三桂時,吳三桂卻斷然拒絕。如當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時,吳三桂說「時勢如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束甲以俟後命耳」(《明季稗史彙編》)。除了福王之外,還有幾任南明王,吳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協同反清復明,與此相反,他竟然親自出兵緬甸追殺南明永歷王。可以看出,不管當初引清兵入關時吳三桂是怎麼想的,在清兵入關後,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時,他已經不敢違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復明的想法了。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賊,定陝,定川、定滇,取南明王於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聖武記》),儼然成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否認吳三桂「降清」的人則認為,北京失守後,形成了三股較強的政治勢力並存的局面,即吳三桂、農民軍、清王朝。而夾在這兩股勢力中間的吳三桂勢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兩條:要麼抗清,要麼鎮壓農民軍,考慮到其父親被農民軍扣押、愛妾受辱,為報此仇,吳三桂選擇了聯合清朝的道路,但這並不能說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吳三桂一貫抗清的態度決定了他不會輕易降清。在任遼東寧遠總兵期間,吳三桂曾多次參加抗清鬥爭,甚至在明清松錦戰役後,明軍明顯處於下風的情況下,他的態度仍很堅決。吳三桂對明朝降清的勸降函都「答書不從」。    
    第二,多爾袞在山海關戰後加強了對吳三桂的控制可以證明吳三桂未降。史載,多爾袞在山海關之戰勝利的當天,玩弄權術,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又將一萬步兵交給吳三桂。這說明吳三桂受到了多爾袞的拉攏和控制。    
    第三,山海關戰後發表的檄文證明其未降。清軍與吳三桂乘勝追擊,吳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漢德可恩」、「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的口號,如吳三桂已降,也不會發佈這樣的檄文,清廷也不會允許他這樣做。    
    第四,在山海關一役後,在攻陷北京前後吳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動證明其未降。李自成敗退永平,吳三桂提出「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即位」,又「傳帖至今,言義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為先帝服喪,整備迎候東宮」,可是「多爾袞命其西行追賊」的策略打亂了吳三桂的如意算盤。吳三桂因其勢力太弱,只得聽從了多爾袞。    
    第五,暗中積蓄實力以反清復明也可證明吳三桂未降。他一邊廣招賢才,暗布黨羽,「陰養天下驍健,收忍荊楚奇才」,一邊厲兵秣馬,為將來的戰爭「殖貨財」。他之所以沒有實現反清復明的願望,是因為清政治統治的日漸強大使「反清復明」的旗幟沒有了號召力。而吳三桂是否降清這一歷史問題已不能用後來的歷史進程說明了。    
    


第三部分:政界民族英雄鄭成功猝死之謎

    鄭成功是中國歷史上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他驍勇善戰,令殖民者聞之喪膽。但鄭成功就在台灣收復後不久便去世了,年僅38歲。正值壯年,卻突然暴病而亡。仔細推敲其死因,就會發現有許多疑點。    
    關於鄭成功的死,同時代人如李光地、林時對、夏琳等人的筆記都很簡單,一般是說「傷風寒」、「感冒風寒」,但一個正值壯年的人怎會輕易地被「風寒」奪去生命?    
    根據鄭成功臨終前的異常情況和當時鄭氏集團內部鬥爭的背景,有人認為鄭成功是被人投毒殺死的,這一說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說主要的依據有:    
    第一,鄭成功死前的情狀與中毒後毒性發作的症狀極似,另外,夏琳《閩海紀聞》中記載鄭成功臨終前都督洪秉誠調藥以進,成功將藥投之於地,然後成功「頓足扶膺,大呼而殂」。鄭成功大概察覺出有人謀害自己,但為時已晚。    
    第二,鄭氏集團內部暗藏著一些危險因素。生性暴烈的鄭成功,用法嚴峻,鄭氏部下,包括他的長輩親族因過被處以極刑者很多,眾將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祿誘惑下叛逃,鄭氏集團內部關係極其緊張。伍遠賢所編《鄭成功傳說》一書中記述,清廷收買內奸刺殺鄭成功,因此,如果說台灣島上一直有人企圖謀害鄭成功,極有可能是以清廷作為背景。    
    第三,一個重大疑點是馬信神秘地死去。馬信是清降將,後來成為鄭成功的親信,鄭成功去世當天,由他薦一醫師投藥一帖,夜裡鄭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無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說法,馬信在鄭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昇《台灣外紀》中記載,其死期距鄭成功去世僅僅5天。因此馬信可能直接參與謀害鄭成功的活動,但後來又被人殺害以滅口。    
    那麼,這起謀殺案的主謀究竟是誰呢?人們把懷疑的目光投到了鄭成功兄弟輩的鄭泰、鄭鳴駿、鄭襲等人的身上,特別是鄭泰。鄭泰長期操縱鄭氏集團的東西洋貿易,掌握財政大權,對鄭成功早存異心,對鄭成功出兵收復台灣曾極力反對。復台初期的鄭氏政權財政面臨困境,鄭泰卻暗地裡在日本存銀30多萬以備他用。等到鄭成功去世,鄭泰等人迫不及待地偽造鄭成功的遺命對鄭經誅討,並抬出有野心但無才幹的鄭襲來承兄續統。最後,他們的陰謀被鄭經挫敗,鄭泰入獄而死,鄭鳴駿等率部眾攜親眷投清,據此分析,策劃謀害鄭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鄭泰等人。他們早存奪權之心,還可能和清廷有勾結。他們乘鄭成功患感冒的時候開始實施他們的計劃。夏琳和江日昇的記載中說,鄭成功病情開始並不嚴重,常常登台觀望、看書,有時還飲酒,甚至拒絕服藥。他們極可能在酒中下毒,但這期間飲酒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發作。最後他們又在醫生開的涼劑中下毒,鄭成功終於被毒死。鄭成功死後,鄭經先是忙於對付鄭泰的叛亂,後發現鄭泰在日本銀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這筆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險些被鄭成功殺死,對鄭成功之死也許心存僥倖,因此鄭成功的死因在當時沒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許這永遠是個解不開的謎了。    
    


第三部分:政界清代名將年羹堯為何被雍正賜死

    提起年羹堯,人們就會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為在傳說中,年羹堯總是用血滴子殘酷地殺死其對頭,在為雍正除掉許多對頭之後,年羹堯也沒有得到好下場,最終為雍正所殺,但雍正為什麼要殺掉年羹堯呢?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年羹堯,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692年)進士。為人聰敏,豁達,嫻辭令,善墨翰,辦事能力亦極強。後受到雍親王的重用,各皇儲爭奪皇位時,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幹,時時向主子出謀獻策,奔波遊說,深受青睞,更使主子高興的是,年氏將自己的親妹妹獻給了他,以示忠誠,那時,主僕二人曾發誓,死生不相背負,從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階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為四川巡撫,接著,又升為川陝總督,獨掌軍政大權,成為雍正心腹。    
    年氏受到雍正的寵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月年氏來京陛見以前,具體地說,在七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亂以後。年氏手握重權,榮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間,無猜無疑,如雍正所謂「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但七月中旬後,尤其是陛見抵署以後,即十二月初,雍正使出渾身解數開始置年氏於死地,雍正為什麼轉變得這麼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    
    有人認為年羹堯的死與雍正帝奪嫡有關。學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鍾翰的《清世宗奪嫡考實》等持此說。據說康熙帝臨終時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堯、鄂爾泰、隆科多,矯詔篡位。其時,十四子胤在四川為撫遠大將軍,原可揮兵爭位,然受制於川督年羹堯,遂無能為力。胤即位後,改元雍正,為酬報年羹堯擁立之功,大加恩賞,然而這不過是灌「迷湯」,雍正帝實已對這些知情者存有殺心,最終還是找借口除掉了他。    
    有些人不同意此說。他們認為雍正初年年羹堯受寵,並非是雍正帝為他灌「迷湯」,而是皇帝對他效忠輔弼的獎勵。雍正帝繼位之時,年羹堯尚在四川平亂,並未參與其間,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說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傳》等作者,都認為年羹堯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殺。《清史稿》載:「羹堯才氣凌厲,恃上眷遇,師出屢有功,驕傲……入覲,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於廣寧門處,年(羹堯)策馬過,毫不動容;王公有下馬問候者,年頷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無人臣禮。」《清代軼聞》作者說「年挾擁戴功,驕益盛」,且年羹堯殘暴對待部下,任人惟親,亂劾賢吏,引起公憤,也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殺。    
    年羹堯成敗之速,異於尋常,對於其死因的種種說法,人們到現在還是難辨真假,難怪被史學家列為「雍正八案」的首案。    
    


第三部分:政界和紳受寵之謎

    清以來,明君屈指可數,乾隆帝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但令人奇怪的是,在這樣的一個賢君身邊,竟時刻跟隨著一個奸臣,這個奸臣就是和,民間有「和扳倒,嘉慶吃飽」一說。然而為什麼這樣的奸臣會受到乾隆的無比寵幸呢?    
    有人認為,是因為和善於揣摩乾隆的心思。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鼓動而成的。一次,主僕二人說起江南秀麗風光,繁華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遊江南。但顧慮南北迢遙,勞命傷財,朕所以未決。」和道:「聖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頌為聖君。古來聖君,莫如堯舜,《尚書·舜典上》也說『五載一巡狩』,可見自古巡覽就是勝典。但凡聖君,道本相似,何況國庫殷實,金銀充足,區區巡遊不會耗費多少庫銀。」和這一席話,正好逢迎了皇上倣傚先祖、學堯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預備南巡。和親自為皇上監督龍舟等南巡的設施,華麗奢侈之極,庫銀由和流水般地揮霍掉了。和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寵信,被升為侍郎。    
    這種觀點認為,和論文論武,都沒有什麼才能,但因為他善玩心理戰術,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寵。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有個叫尹壯圖的官員向皇上呈奏,各省庫金銀虧空。和對其懷恨在心,上奏請皇上命尹壯圖再去查實,暗中派了自己的親信前往。結果尹壯圖被降職,原因是所奏不實,和更得寵信。官庫雖然空虛,但和卻以各種名目進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沒銀子花,而和也更加受寵。    
    然而,關於和受寵的原因,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據記載,在乾隆帝還是寶親王的時候,曾鍾情於馬佳氏,而這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寵愛的妃子。寶親王時年17歲,情竇已開,常在沒人的時候和馬佳氏調笑。一天,不知為何,馬佳氏誤撞到寶親王的眉際,被皇后鈕祜祿氏看見,以馬佳氏調戲皇子為名,下令將馬佳氏牽到月華門勒死。寶親王聽後,流著淚到月華門前,此時的馬佳氏已奄奄一息,寶親王便放聲哭道:「我害了你。」便咬破自己的指頭,滴一點血在妃子的頸上,說:「我今生無力救你,來生以紅痣相認。」話至此,馬佳氏淌了兩行眼淚便魂歸西天。寶親王又仔細端詳了馬佳氏的臉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殮,並買通宮女把馬佳氏貼身的襯衣脫下來,日日同眠。他登基後,這件事漸漸淡忘了。而和酷似馬佳氏,那頸上也有一顆鮮紅的血痣。因此,和被乾隆認為是馬佳氏在世,開始受到萬千寵愛。御書房是他和皇上同榻而眠的場所。和做出百般嬌媚的樣子,使皇帝更加相信他就是第二個馬佳氏。    
    而且,據考證,和所居住的恭王府中有一條地道可直接通往皇宮,據說和每次就是通過這條地道,直接到達宮中與皇帝幽會的。    
    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和到底由於何種原因受到寵信?這些君臣之間的故事只能留給後人評說了。    
    


第三部分:政界曾國藩為何沒有稱帝

    曾國藩在太平天國運動威脅清王朝統治時,通過組建湘軍,掌握地方大權,到1863年湘軍攻下南京後,曾國藩已經控制了整個統治集團,就軍事實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經超出了很多,若曾國藩振臂一呼,從滿朝人的手中奪回統治權,應當說並不困難,但但他沒有這麼做。曾國藩為何拒不稱帝?一般歸結為三點原因:忠君報國思想、條件不成熟和為了統一。    
    其一,曾國藩滿腦子的忠君報國思想,深受晚清理學大師唐鑒的影響。他起兵就是為了保衛地主階級利益,保衛清朝,保衛明教。他的個人追求就是做個中興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其二,曾國藩即使想當皇帝,時勢也不允許他這麼做。當時清政府雖衰落,但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擁有一支強大的以騎兵為主的軍隊。而且湘軍攻陷天京後,人心思歸,戰鬥力銳減。最關鍵的一條,湘軍起兵是以「保衛儒教」和「忠君保國」為號召,一旦曾國藩稱帝,很可能湘軍要成為眾矢之的。再說,也沒有所謂「友邦」的幫助,曾國藩稱帝未必能得到國際承認。    
    其三,曾國藩真稱帝的話,勢必會引起社會動盪,各地又要出現割據的局面,天下統一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因而從客觀上說,曾國藩拒不稱帝也是一件好事。    
    


第四部分:軍事中國文官武將是何時分開的

    國家體制的一個重大變革就是文武分離,這是社會政治、軍事發展的必然結果。文武官員分開,是指有了專門指揮作戰的武將,文官不再作戰,史學界均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人們對他們分開的具體時間持有不同的觀點。    
    《史記》、《淮南子》稱:黃帝時已設立「司馬」等軍事首領官職。《今文通典·堯典》、《古文通典·舜典》稱:夏王朝設立了「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官職。《尚書·洪範》稱: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馬、亞、射、戎、衛」等文武百官。從上述古籍看,夏商體制一直沿襲到西周,雖然文官武職已分門別類地設立,但卿、大夫既管理政事,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馬只主管平時軍事行政,而無統兵之權,戰時統帥由天子臨時任命,征戰結束即將統兵之權上交天子。根據以上所述,文官武將在西周以前是不分的。    
    但周王室在春秋時已衰落,各諸侯都有自己的軍隊,據《史記》、《國語》記載,軍隊的最高統帥是國君,天子常親自率兵作戰,也有不少文官武將去領兵作戰。例如《左傳·隱公五年》中記載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戰,鄭莊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洩駕、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擊燕軍,而那時大夫便是文武一體。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周襄王十四年,宋桑楚泓水之戰,宋襄公統帥宋軍,太宰子魚和大司馬公孫固輔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軍將統帥楚軍。再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記載,楚昭王元年,吳軍包圍潛城,楚王派王麋(主管宮廷)、王尹壽(主管營造、手工業),統帥救兵增援。《左傳》中的詳細史實證明,文官武將直到春秋時也未分開。    
    戰國時期,地主階級興起並逐步掌握政權。由於以前不分國家的文武官員、卿、大夫等貴族平時管理政務,戰時統兵作戰,集軍事政治權力於一身引起君權旁落弊端,於是統治階級採取文武分職的辦法,以相、將為百官之首。這樣,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得以確立。相似的記錄還可見於《尉繚子·王霸篇》、《呂氏春秋·舉難篇》。所以,戰國才出現了專職將軍和獨立的軍事系統。這一點是得到公認的,並記載於《中國軍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    
    戰國時期,戰爭規模擴大,士兵總量不斷增加,軍隊指揮成為一種藝術。一支軍隊的指揮必須要有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富有管理、訓練和指揮作戰的經驗。《韓非子·顯學》稱:「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史記》、《呂氏春秋·異寶》中,還有戰國取消分封制,授給爵位的標準是看作戰成果的大小,許多將帥都從軍中選拔的記載。一批名將例如吳起、孫臏、樂毅、白起、廉頗等,正是遵循這個原則選拔出來的。這時,在朝中管理政事的只是文官,而且他們也不再率領軍隊出征。例如,著名的馬陵之戰和長平之戰,龐涓統帥魏軍,田忌(孫臏為軍師)統帥齊軍,王(後為白起)統帥秦軍,廉頗(後為趙括)統帥趙軍,而他們都是專職武將。    
    綜上所述,史學界普遍認為,戰國是文官武將分開的具體時期,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但是,也有人認為它始於春秋。至於到底是什麼時候,也只能等考古發現來澄清了。    
    


第四部分:軍事龐涓指揮過馬陵之戰嗎

    馬陵之戰是歷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戰役,眾所周知,孫臏在這次戰役中殺死了龐涓,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了這次戰役。魏國與趙國聯合在公元前343年末進攻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第二年,齊魏王為救韓國而派大將田忌、軍師孫臏,發兵攻打魏國。這場戰爭中,將軍龐涓是魏國軍隊的指揮。他看到齊軍援兵來到,便放下韓國轉而攻打齊軍。齊軍軍師孫臏獻上一條妙計,讓士兵裝出一副害怕的樣子,並且讓軍隊一天接一天後退,第一天的行軍營地有十萬個灶,第二天減為五萬個灶,第三天再減為三萬個灶,這就是著名的行軍灶之計。三日後,龐涓行軍到此看到這個情景,喜出望外,放棄步兵,率領其精銳騎兵日夜兼程來追齊軍。孫臏在馬陵設下埋伏,馬陵地勢極為險峻,道路頗窄。孫臏在一棵砍去樹枝的大樹上寫上:「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八個大字,並在樹的周圍設下埋伏圈。果然,龐涓率領魏軍在當晚追到馬陵地區,想點火看看這樹上究竟寫了什麼文字。龐涓還沒有讀完樹上的字,周圍隱蔽的齊軍便已萬箭齊發,魏軍頓時亂成一團。龐涓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拔劍自刎,齊軍趁此機會大敗魏軍。從司馬遷的這段記載來看,龐涓是指揮過馬陵之戰的,但在歷史上還有另一種說法。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漢簡《孫臏兵法》中的《擒龐涓》一篇這樣記載:魏軍大將龐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馬陵之戰前十一年的桂陵之戰中,被齊軍活捉。當時魏國攻打趙國國都邯鄲,派將軍龐涓帶八萬兵馬出擊。齊國也派將軍田忌,軍師孫臏領八萬兵馬去援助趙國。孫臏派「不識事」的齊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備森嚴、「人眾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軍。結果齊國這兩個大夫未進入平陵攻戰,在路上就遭到了魏軍侵襲,齊軍大敗。魏國開始驕傲輕敵,不把齊國放在眼裡。接著,孫臏為了「以怒其氣」,派遣輕戰車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讓極少的士卒分散跟隨在戰車之後,顯出一副兵少將寡的樣子。正在全力攻趙的魏軍統帥龐涓得知這個情況,並不知是騙局,轉而率領精兵強將日夜兼程回到大梁與齊軍進行決戰。於是孫臏故意施計,追擊到桂陵,生擒龐涓。《孫臏兵法》為孫臏弟子所寫,它十分清楚地記載了孫臏在桂陵之戰中生擒龐涓的事,應該說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戰中齊軍已經俘虜了龐涓,他怎麼還能在馬陵之戰中再指揮魏軍作戰呢?如果說龐涓在桂陵之戰時已經中了孫臏伏兵狙擊之計,他怎麼會不吸取教訓,在馬陵之戰時再次受騙呢?    
    但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提到馬陵之戰的魏將是龐涓。如《魏世家》中說,當時魏軍任龐涓為將,太子申為上將軍。結果,魏在馬陵失利,齊國擒住太子申,殺了龐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說,這次戰役齊國救韓,趙來打擊魏,使魏軍大敗於馬陵,虜太子申,殺大將龐涓。再如《六國年表·魏》在馬陵之戰的當年記載:「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考察以上兩種說法,關鍵就是龐涓在桂陵之戰與馬陵之戰之間的經歷,在這一段時間內,他是否被釋放回魏國並重新擔任將領?於是有的學者認為,桂陵之戰,龐涓落入齊軍之手,但不久後就被放出來了,又一次擔任馬陵之戰中的將領,和孫臏再次交戰。《水經·淮水注》引《竹書紀年》中的記載說,在桂陵之戰的第二年,魏惠王調用韓國軍隊,在襄陵打敗了齊、宋、衛三國聯軍,齊國見局勢危急,就傳楚將景捨在中間調和,也就在這個時候,龐涓被釋放。    
    但《水經注》中畢竟只是轉引其他書籍中的記載,其真實性如何,魏軍將領龐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釋,是不是再次東山再起,參加了馬陵之戰,至今仍無法確定。    
    


第四部分:軍事漢高祖在「白登之圍」中是怎樣脫身的

    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後,讓韓王信遷到代國,建都在馬邑。匈奴兵攻打韓王,並用大軍包圍了馬邑,韓王信因為受到漢朝猜忌,失去了信任,他害怕遭到誅殺,率領眾軍在馬邑投降匈奴。    
    韓王信投降匈奴後,使得匈奴對漢王朝的實情瞭解得更加清楚,因而率領大軍南進,越過句注山,向太原郡進發,不幾日,便抵達晉陽城下。漢高祖親自率領大軍追擊,當時正趕上天上降大雪,天寒地凍,士卒凍掉手指的十有二三。這時候冒頓單于假裝敗走,來引誘漢兵。漢軍果然中計追擊。冒頓把老弱殘兵暴露在外,而將精兵隱蔽起來,於是漢高祖帶領32萬漢軍乘勝追擊。他率前隊兵馬首先到達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由於漢軍大都是步兵,大隊人馬尚未趕到。正在這時,冒頓單于令10萬精銳騎兵突然出擊,把漢高祖重重包圍在白登山(在平城東)。漢高祖被包圍七天七夜,漢軍內外不能互相接濟軍糧,士兵們七天未能吃上飯。而匈奴的騎兵士氣高漲,西方皆騎白馬,東方皆騎青馬,北方皆騎黑馬,南方皆騎紅馬。    
    漢高祖身陷在匈奴騎兵的重重包圍之下,又沒有軍糧的接濟,糧食斷絕,情勢萬分危急。    
    這時,陳平獻給高祖一計。他讓畫家畫了一名美女,連夜派人從小道將美女圖送給了單于的后妃閼氏,並且告訴她:「漢朝皇帝被困在這裡,想把漢朝的這位美女獻給單于。」閼氏害怕如此一來,自己便要失寵於單于,所以就對冒頓單于說:「漢朝天子也有神靈保佑,即使我們得到了他們的土地,也不一定能夠佔有它。」於是,匈奴網開一面,漢軍才能得以突出重圍。更有一些人說,陳平用數百個傀儡做成美女登城的樣子,閼氏看見之後,懷疑是漢軍獻給單于的,惟恐奪了自己的寵幸,因此才為漢軍解了圍。    
    這次大戰是漢王朝建國後與匈奴大軍的第一次全面的交鋒,最後卻以漢高祖的白登被圍和用計脫險而告終。此後,漢高祖對匈奴非常忌憚,並屢次告誡子孫毋與其輕開邊釁。    
    


第四部分:軍事西漢大將軍李陵投降匈奴之謎

    李陵(?~前74年)字少卿,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年輕時為侍中建章監。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向漢武帝請求攻打匈奴,收復國土。漢武帝很欣賞他這種勇氣,就准奏了這次軍事行動。    
    李陵於這年九月率五千人從居延出發,經過了三十天的長途跋涉,到達浚稽山(約在阿爾泰山脈中段),在山下遇到了匈奴的軍隊。單于用三萬大軍包圍了李陵軍,李陵命令前隊的人拿盾和戟,後隊的人都持弓弩。他下令:「聽到鼓聲就向前衝,聽到鑼聲就停止。」匈奴見漢軍少,就一直向前挺進。李陵指揮弓弩手,千弩齊發,單于的士兵頃刻間死傷一大片,匈奴兵頓時大亂,急急忙忙向山上逃跑。漢軍乘勝追擊,殺死匈奴數千人。    
    就在這節骨眼上,李陵軍中有一個叫管敢的兵士,被李陵的校尉韓延年辱罵,一氣之下跑去向匈奴投降。他還向匈奴討好,對單于說:「李陵的軍隊沒有後備支援,弓矢也快用完了。」管敢還把李陵的排兵佈陣告訴了單于。    
    由於單于洞悉了李陵的虛實,知道他是孤軍作戰,便放心大膽起來。他還按照管敢的主意,用許多騎兵攻打李陵。李陵率漢軍向南走,還沒有到汗山,弓矢都用光了,漢軍被單于困在峽谷中。單于乘機用壘石攻打,漢軍死傷慘重。最後致使李陵被擒。此時,邊關便報李陵降敵。    
    漢武帝聽說這件事後,十分惱怒。朝中大臣也都大罵李陵。單單太史令司馬遷對皇上說:「李陵這個人誠實而講求信義,他為國家常常奮不顧身。現在他處境不幸,我們應同情他。況且,李陵只帶步兵五千人,面對匈奴八萬大軍,轉戰千里,彈盡糧絕,赤手空拳同敵人拚搏。這種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精神,即使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而已。他現在身陷匈奴,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曉他的戰績,他不死,估計是還想再為漢朝立功。」    
    司馬遷的一番話,非但沒打動皇上的心,皇上反而定司馬遷「為陵遊說」之罪,處以宮刑。從此,司馬遷打消了仕進的念頭,忍辱負重,專心致志撰寫《史記》,以此來宣洩自己心中的憤懣。    
    那麼李陵為什麼向匈奴投降呢?事實是李陵在匈奴數年杳無音信,皇上派公孫敖帶兵去設法搶回李陵。公孫敖去匈奴後無功而返,為了回復皇上、完成任務,他帶回了關於李陵的消息,告訴皇上說:「聽說李陵在那邊訓練匈奴兵,要攻打漢朝。」皇上聽到這個消息,大發脾氣,命人把李陵母親、李陵弟弟及李陵的妻兒都殺了。其實,替匈奴訓練士兵的人是李緒,一位早年投降匈奴的漢都尉,公孫敖顯然是張冠李戴了。    
    就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蘇武出使匈奴被扣。後來,李陵宴請蘇武,李陵給蘇武斟滿酒說:「你不降匈奴,忍辱負重,名揚天下,功勞蓋世。」李陵推心置腹地告訴蘇武說:「我投降的目的原本是想找機會劫持單于,為國家效勞。卻不料漢皇不瞭解我的心志,殺了我的老母和妻兒,絕了我的歸路。」蘇武說:「過去,我深知老友的為人處世的態度,但現在你的處境不同過去,是非功過,也只好由人們去評說。但是我決不能做對不起國家的事。」    
    李陵聽蘇武說完後,長歎一聲:「比起蘇君來,我這個人真如糞土一般。」說罷,熱淚縱橫,起身吟唱了一首《別歌》:    
    「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一曲歌罷,李陵朝著南方跪拜不起,蘇武望著他,歎息不止。這就是李陵「身在異族心在漢」的故事。    
    


第四部分:軍事曹操赤壁戰敗之謎

    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戰中打了敗仗呢?一般人認為曹軍失敗的致命原因是遭遇火攻。《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載:「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說,黃蓋「乃取蒙沖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預備走舸,紗於其尾。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展,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曹軍敗在火攻上,證據確鑿。可是,隨著社會進步,近些年來,有論者提出了許多關於火攻論的質疑。他們認為曹操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軍隊遭遇疾病瘟疫,導致戰鬥力喪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為詳盡的是,他們說是血吸蟲病造成曹軍赤壁戰敗的。    
    血吸蟲論者也是根據史籍提出這一論點的。如陳壽在《三國誌·魏書·武帝紀》中敘述赤壁之戰時,並未提及「火攻」這件事。他說,曹公到了赤壁,與劉軍大戰,不佔上風。後來發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於是帶領部隊回去。從曹軍主帥曹操在戰後寫給孫權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認失敗是因為遭到火攻,其中寫道:「赤壁之戰,有疾病侵襲,我燒船而退,使周瑜白撿了這個好名聲。」而曹操所說並不是惟一憑證,《吳書·吳主傳》中也有曹操自己燒掉戰船一說:「曹公燒剩餘船而退敗。」由此論者認為,火攻一說不足以取信。曹軍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蟲病,其理由是:    
    第一,我國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蟲病,遠古醫書中的周易卦象便有「山風蠱」之病症,在公元7世紀初的《諸病源候論》中也有關於血吸蟲病一類的記載。現今,研究者在出土於1973年的長沙馬王堆一號墓中的女屍腸壁及肝臟組織中也發現了大量血吸蟲卵。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漢代,血吸蟲病之患就在長沙附近存在著。大量調查資料表明,與赤壁之戰有關的地區為血吸蟲病發區,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帶。    
    第二,論者根據赤壁之戰的時間與血吸蟲病的易感染季節推斷,血吸蟲病的流行季節正好是曹軍遷徙、訓練水軍的秋季。曹軍從陸地轉戰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蟲在人體中的潛伏期為一個月,它們在一個月以後才會使人出現急性症狀。所以曹軍在訓練時期已經染上此病,個把月後,進入冬季決戰時期,此病也已進入急性期,致使曹軍遭受此痛折磨,不堪一擊。孫劉聯軍也同樣是水上訓練和作戰,為什麼不會染上血吸蟲病呢?關於這個問題,論者認為這要根據人免疫力的強弱來看。孫劉聯軍長期居住於南方疫區,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會這麼嚴重。曹軍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狀嚴重,因而潰敗。    
    然而,血吸蟲病說也不可盡信,它比火攻論的爭議還要多。《新醫學》1981年11期與1982年5月25日的《文匯報》就這個問題相繼載文展開爭論,他們認為:    
    第一,曹操在鄴而不是在疫區江陵訓練水軍,那裡不是血吸蟲病疫區,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二,史書確實記載曹操燒船退軍一事,但燒船的地點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時間不在赤壁大戰時,而在曹軍兵敗退到巴丘時。    
    第三,血吸蟲病的潛伏期一般在一個月左右,少數在兩個月以上,潛伏期越長,發病的症狀也就越輕,所以即使曹軍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蟲病,到大戰爆發時才發病,曹軍的身體狀況也不會很糟糕。    
    第四,曹操的水軍大部分是居於血吸蟲病流行區的湖北人,跟孫劉聯軍的免疫力沒有什麼差別,除此之外,補充給曹操的劉璋軍隊也是來自疫區四川的士卒。所以,孫劉聯軍在免疫能力上與曹軍沒有高低強弱的分別。    
    火攻論不可盡信,血吸蟲病說也有缺陷,那麼,曹操在赤壁戰敗的原因,只能作為一個千古之謎留存於人們心中了。    
    


第四部分:軍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僅僅是為失街亭嗎

    「失街亭」的故事幾乎人人皆知,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鳴的故事也家喻戶曉,有很多人為馬謖不平,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僅僅打敗了一場戰爭,便要被斬,諸葛亮的軍法是否太過嚴厲呢?但馬謖被斬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僅僅是因為失街亭嗎?    
    朱大渭在《馬謖被殺真相》一文中指出,雖然失街亭是馬謖「罪在必誅」的導火線,但是常言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不應因一次敗仗就讓將領「罪在必誅」。但就算街亭一戰勝利了,按軍法馬謖也該殺,因為他不僅違反軍法,而且還畏罪潛逃。因此朱大渭認為,馬謖是違抗了諸葛亮的正確領導而失街亭的。《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載:「馬謖舉動失宜,違亮節度,大意為所破。」街亭的失守,不是一個小的錯誤,而是在戰爭最關鍵的時刻,馬謖自作主張一手造成這個嚴重後果,按軍紀應斬馬謖。俗話說「軍紀如山」,特別像諸葛亮這樣的人物更是治軍嚴謹。正像諸葛亮回答蔣琬時所說:「若不按軍法斬馬謖,誰還會服從指揮,如何能『討賊』呢?」朱大渭還指出,馬謖不但不承認錯誤,還是罪出逃。按照當時軍中的法規,如果將士臨陣脫逃,就要被處死,所以失街亭正是馬謖被斬的原因。    
    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馬謖在戰前頤指氣使,吹噓自己「熟讀兵書,頗知兵法」;在戰時,他驕傲輕敵,讓軍隊駐紮在山上,捨棄有利地形,不切實際地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兵法,副將王平幾次勸說都沒有用,因而他是個趙括般的危險人物。馬謖這個危險人物根本不是「傑出將才」,而只是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因而司馬懿聽說諸葛亮派馬謖來時,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耶!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馬謖領命時立過軍令狀,表示「若有差失」,則「乞斬全家」。但結果他令軍隊全軍覆沒,耽誤國事,還使諸葛亮險些被司馬懿所擒。因此綜合以上因素,正是因為馬謖在戰前、戰時、戰後的各種表現的綜合,造成了馬謖的被斬,而馬謖的被斬,絕不僅僅是因為失掉了一個小小的街亭。所以儘管馬謖沒有畏罪投敵,而且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臨死前還留了一份遺書給諸葛丞相,使全軍官兵感動得痛哭流涕,但諸葛亮最後還是殺了馬謖以謝眾人。    
    儘管馬謖被斬還存在各種各樣的謎團,但總之還是造成了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結局,讓後人為之扼腕歎息。    
    


第四部分:軍事成吉思汗的騎兵為何能橫行歐亞

    蒙古騎兵向來所向披靡,百戰百勝,攻城掠地,少有敗績。那麼,他們為何能征善戰呢?蒙古人打起仗來有許多辦法,並且也善用策略,蒙古騎兵服從、驃勇、頑強的精神是他們勝利的最重要因素。蒙古騎兵紀律嚴明,即使因小事違反軍紀,也動輒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騎兵打起仗來非常勇猛,快速靈活,當然所向披靡,無可匹敵。    
    騎兵的勇敢是從小訓練出來的,他們從三歲大就被綁在馬背上,從此一生幾乎都在馬背上度過。蒙古馬氣力、耐力也非常驚人,它馱著騎者,能日行120公里,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進食。這樣使得蒙古軍隊佔盡優勢,他們能迅速集中兵力,從而可以造成人馬眾多、聲勢浩大的假象。    
    蒙古軍隊的組織異常嚴密,而且調動起來靈活迅速。一萬名戰士分成十個千人隊,一隊分為十個百人隊,這萬名戰士由大汗的一個親戚或親信指揮。兩萬人可組成一軍。另外,大汗親選一萬名「體格矯健,技能好」的人,組成精銳的「護衛軍」,在平時分為四班守衛,戰時隨大汗出征。    
    雖然全軍的統一命令是由快馬下達,但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個別將領在作戰時享有極大自主權力。軍隊消息非常靈敏,在大軍前面有斥候部隊,隨時將敵情送回軍隊總部。    
    而且在斥候部隊前面還有大量敵後探子,他們潛入敵城打探情報,擾亂人心。蒙古人特別喜歡結交商人,並招募商人從事諜報工作,可能是大多數商人惟利是圖,比較容易收買吧!    
    此外,蒙古大汗還有一種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計劃周詳、時時刻刻對敵人施行心理戰術。如果大汗想攻取的城市不願意投降,那麼,他們最終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場。當時最大而興盛的撒馬爾罕和內沙布爾兩城,就由於這個原因先後被夷為平地,居民無一倖免。這個消息傳開後,別的城市就不敢抵抗。但是有的即使投降也不一定能避過厄運。基輔城中的俄羅斯王公投降前雖得到寬大保證,但最後還是給扔在飲酒祝捷的桌下活活壓死。阿富汗西北邊境赫拉特城的居民在聽到赦免消息後走出城外,卻被全部殺死,整座城也被夷為平地。    
    蒙古人雖然有時候不免會殺傷無辜,有時還驅趕老百姓到陣前作擋箭牌,卻並不輕視他們征服的民族,反而熱衷於學習。但是最後,他們逐漸沉溺於養尊處優的生活中,失去了遊牧民族的活力。


第四部分:軍事李自成下落難明

    李自成本名鴻基,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參加張存孟的起義軍。後義軍逐漸壯大,李自成被義軍稱為闖將,崇禎九年,被推為闖王。1644年,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統治。而後不久,山海關一戰,農民軍遭吳三桂部和清兵的夾擊,大敗而歸,李自成匆匆在武英殿舉行即位典禮,隨即放火焚燒明宮並撤出北京。以後,李自成數戰數敗,轉戰南北,於1645年行軍至湖北九宮山時,遭地方鄉兵襲擊,李自成不知所終。直到現在,關於李自成的行蹤仍無確切說法。綜合而言,大致有兩種:「九宮山說」和「夾山說」。對於李自成在九宮山上死亡的記錄見於阿齊格向清廷的奏報和南明兵部尚書何騰蛟給唐王的奏報。阿齊格在奏報中寫道:「反兵逃竄至九宮山中,我軍隨後搜遍全山,不見李自成,李自成身邊的隨從共20人,被困,自縊而死。派遣一見過李自成者,前往辨認,但屍體已腐爛,不能夠看清,是生是死,繼續追查。」何騰蛟所寫的奏報說:「在九宮山已將李自成斬首,首級不慎丟失。」以後這兩封奏報成了多數研究史學人士的根據。    
    據《明史》、《小腆紀年》、《南疆逸史》等史籍記載,李自成到九宮山後,隊伍散去,李自成本人被程九百等鄉民所殺,同治《通山懸志》、嘉慶《湖北通志》都贊成此說。但是,20世紀80年代在湖北通山縣新發現的《朱氏宗譜》、《程氏宗譜》為「九宮山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在新中國剛剛建立之時,曾掀起一場關於李自成葬身何地的爭論,最終李文治撰文考證李自成葬身之地為湖北省通山縣九宮山,郭沫若贊成此說法,學術界對這一結論也基本認可。因此闖王陵從通城縣遷移至通山縣九宮山牛跡嶺下。但是,九宮山說亦有兩點可疑之處,首先是「屍朽莫辨」,其次是上呈奏報的阿齊格和何騰蛟兩人當時並未在九宮山,是從手下將士嘴裡聽到消息的。    
    首先對「九宮山說」提出疑問的是申悅廬,他認為李自成兵敗後並未死於湖北,而是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老死於湖南省石門縣夾山靈泉寺。這個推斷主要依據是清朝時期湖南澧州知州何所作的《書李自成傳後》一文,何經過實地考察,詢問當地老人,認為李自成在九宮山並未死去,而是製造的假象,以迷惑追兵從而擺脫清軍。在從湖北公安逃到湖南澧州的過程中,大多數的部下見闖王大勢已去,便紛紛另謀生路。到安福縣境內,闖王甩開隨從十餘人,單獨來到夾山靈泉寺削髮為僧,也就是夾山靈泉寺的祖師「奉天大和尚」,法號「奉天玉」。李自成曾經稱自己為「奉天倡議大元帥」,其中「奉天玉」隱含「奉天王」之義。奉天玉和尚於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於靈泉寺中。何親自見到了曾伺候過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據老僧講,奉天玉和尚在順治初年來到靈泉寺,說話帶有陝西口音。寺內還收藏有奉天玉和尚的畫像,與《明史》記載相符。留在澧州的起義軍餘部一直沒有推舉新的首領,也是由於李自成還健在的緣故。    
    清末民初著名學者章太炎贊同「夾山說」。他也到澧州進行過實地考察,還考察出李自成夾山隱居時,曾作詩百首來讚賞梅花,即《梅花百韻》,並搜集到其中的五首作為駁斥「九宮山說」的依據。一些出土的文物成為「夾山說」最具權威性的證據。在澧州發現建有奉天玉和尚的墓地並有骨灰罈出土,20世紀50年代在奉天玉斷碑上發現有「子門徒已數千指中興」等句,完全是一派將領的豪言壯語。重修夾山寺時,又發現刻有《梅花百韻》詩的殘版,上面殘留九首詩歌;同時還發掘到「永昌通寶」銅幣(永昌是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年號),刻有「永昌元年」字樣的竹製扇骨、銅製熏爐等。據史學家稱,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符碑上面,刻有四句四言偈語,十分接近於李自成的家鄉米脂的傳統隨葬符碑,其中有三句和在米脂地區出土的一塊符碑上的三句完全相同,這與石門的傳統發葬的習俗有明顯區別。另外,奉天玉和尚有一弟子,法號「野拂」,他就是李自成的侄子李過,野拂所撰的碑文為何的說法提供了有力證據。    
    學術界對李自成結局的研究還會繼續,隨著研究的深入,或許會發現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向人揭示這一謎案的真相。    
    


第四部分:軍事太平天國的窖藏珠寶流落何處

    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令人歎息,然而太平天國巨額的窖藏珠寶的不知所終同樣令人遺憾。    
    1864年7月,作為太平天國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圍城三年的湘軍蜂擁闖進了天京各個城門,他們目的就是搶掠,上至前敵總指揮的大頭頭曾國荃,下至軍營裡僱傭的民工、文職人員,都想發橫財,當時傳聞洪秀全和天國新貴收斂財寶都藏在此地。湘軍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國荃和提督蕭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們撈盡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財,連同幾萬名女俘虜,一併作為勝利品帶回去。但是,他們遠不滿足,「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因而認為還有更多財寶埋藏在地下各處。曾國荃抓到李秀成後,非常高興,用錐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為氣惱李秀成守城堅固,更是為了緊逼李秀成說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國藩不久從安慶趕到南京,讚賞其老弟「以謂賊館中有窖金」,又多次軟硬兼施,追問李秀成藏金處。這也是李秀成被較晚處死的另一個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後,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來南京督促,李秀成卻始終未透露太平天國天京的窖金事宜。    
    天京確實有窖金埋藏,曾國藩在城破後下令洗劫全城,但「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雖然湘軍軍令嚴明,但在「破城後,仍有少量窖金,為兵丁發掘後佔為己有」。天京被攻破後,除抗拒的太平天國將士遇害外,尚有1000餘人,即占守城精銳的1/3,隨李秀成保護幼天王洪天貴福逃脫,《能靜居士日記》卷二十則說「另有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上元人孫文川在《淞滬隨筆》(手抄本)中認為「城中四偽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淨盡」,但他說的也許是斗筲金銀,而大宗窖金下落,並未見有著述,給後人留下一個謎團。    
    民間流傳的另一種說法是 :在南京從前有個富麗堂皇的大花園「蔣園」,園主蔣某,綽號蔣驢子,據說他原來只是一個行商,靠毛驢販運貨物。因為有次運軍糧,得到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為「驢馬車三行總管」。天京被圍,內宮后妃及朝貴多用金銀請人辦事,「宮中傾有急信至,諸王妃等亦聚金銀數千箱令載,為之埋藏其物」。《紅羊佚聞·蔣驢子軼事》則說:「有金銀數千箱,命驢往,埋於石頭山某所。」蔣氏後來因此發財起家,成為近代金陵巨富。《紅羊佚聞·蔣驢子軼事》中還說,民國初年,也有南京士紳向革命軍都督和民政長官報告「洪氏有藏在某處,彼親與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國勳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財為期」,可是僱人多處尋掘,仍毫無收穫。    
    這種事情,20世紀初多有傳聞,眾說紛紜,成為疑案。南京當年天王府遺址,至今只有西花園一角還隱約可見舊時面貌,據介紹,南京解放時期,有人聽說洪秀全窖金的事,將園中湖水放干,但也一無所獲。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傳聞很多,卻沒有證據。曾國藩向皇帝奏報說沒有發現藏金。然而《能靜居士日記》中卻說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資,即縱火燒屋以滅跡」。曾國藩兄弟倆當然所獲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報》上記載說「宮保曾中堂之太夫人,於三月初間由金陵回籍,護送船隻,約二百數十號」,這時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會全數遭挖掘的,很難排除確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發現的可能。    
    對於如此巨額的窖藏珠寶,當然會引起世人極大的興趣,因此會眾說紛紜,但這些珠寶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現在也還是一個謎。    
    


第四部分:軍事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大渡河畔信函之謎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在遭太平天國內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後,堅持進軍四川,打算自立一國,結果在大渡河畔被清軍與地方土司緊緊圍困,成為釜中之魚。石達開率領軍隊左衝右突,未能血戰脫險。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石達開命軍師曹偉人給清軍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捨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太平天國文書彙編》)請求清軍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寫成後,用箭射入駐守在大渡河對岸的清朝四川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的軍營中。關於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說是重慶鎮總兵唐友耕,有人說是四川總督駱秉章。正因為這兩種說法各有憑據,成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為其父所編《唐公年譜》印刷出版。年譜中附錄了石達開的信,介紹說這封信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也就是說石達開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關於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的事,《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一文記載特別詳細。文中說,石達開在「四月二十三日,以書射達北岸唐友耕營」,「唐得書,不敢奏亦不敢報。石軍不得復」。根據這種說法,唐友耕收到石達開的信後,隱匿不報,也沒有回復石達開。    
    1935年,四川瀘定西沙河壩農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發現了石達開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農報》上發表,標題《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收信人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蕭一山在寫《翼王石達開致清重慶鎮總兵唐友耕真柬偽書跋》時,認為《農報》發表的《致四川總督駱秉章書》是錯誤的。他說,他在成都黃某家中曾親見致唐友耕「真柬偽書」一通,是用翼王所遺之柬貼轉抄的。蕭一山認為《唐公年譜》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可靠的,該信的確是石達開寫給唐友耕的。《廣東文物》按照蕭一山的說法,有《石達開致唐友耕書》。《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太平天國》所輯此信據《廣東文物》排印,因此唐友耕為收信人的說法流傳較廣。    
    但是,簡又文先生認為紫打地農民高某發現的「三遣函,其致王千戶與致唐友耕兩通……可以為真品」,因此,他的說法與蕭一山不同,但認為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見之《唐公年譜》,尤為可信」(《太平天國全史》中冊)。    
    羅爾綱先生對石達開寫信給唐友耕這件事十分懷疑。他認為是唐鴻學將原收信人駱秉章盜改為唐友耕,他的意圖是要為父親臉上貼金。    
    石達開信中說:「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清約,即冀飛緘先復,並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否則閣下遲行有待,我軍久駐無糧……」(《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羅爾綱指出,石達開信中「肩蜀巨任」的話,應該是對身為四川總督、擔負四川全省重任的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只管重慶一鎮綠營兵的唐友耕說的。太平天國己未九年,李永和、藍大順在雲南昭通府起義。當時唐友耕為起義軍中的一個小頭目,後來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達開是不會寫信向他請求赦免三軍將士的,更何況唐友耕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唐鴻學知此破綻,故將「肩蜀巨任」改為「當得巨任」。石達開對唐友耕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在信中怎麼會稱唐友耕為清朝大臣呢?石達開說「並望賁駕遙臨」,顯然是對遠在成都的四川總督駱秉章說的,而不是對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說的。唐鴻學將原信改為「拜望台駕近臨」。石達開信中還有「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的話,但是,當時總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種種破綻,可以證明此信是寫給駱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根據李左泉《石達開江被困記》整理修而成《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其中附錄有石達開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據土千戶王應元幕僚許亮儒遺著《擒石野史》筆記潤色重編的,來源可靠。    
    羅爾綱認為,《農報》所載高某發現的抄本和《翼王石達開江被困死難紀實》附錄的石達開信函是真實的,是沒有經過唐鴻學篡改的。石達開這封信的收信人應是駱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總之,石達開到底將信寫給了誰仍舊只是推測,為什麼日期不對也是一個難解之謎。    
    


第四部分:軍事太平天國將領流亡海外有多少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其將士流落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是逃避到海外去了。    
    那麼究竟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這裡說的海外,包括香港、澳門以及南亞、美國等地,這些地方都在清政府的管理範圍之外。    
    毗連廣東的香港是太平軍將士逃亡海外理想的落腳點和橋頭堡。早在天京內訌後,能文善武的賴漢英目睹同室操戈,所以對太平天國失去了信心,從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後於20世紀初始返回家鄉。此說有傳奇色彩,不足為信。但實際上,天京淪陷後,確實有些太平天國人物匿居香港。現在有記錄的是曾擔任水軍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暗運軍火糧食接濟太平軍漳州餘部,明裡則開設金成泰店,後來和另一個匿居香港的人先後被引渡到廣州殺害。    
    據簡又文調查,到香港避難的還有洪秀全的三個本家侄子:琅王洪魁元以磨剪刀掩護 ;後來當上警察的王洪紹允初以販賣鹹魚為業,最後又在九龍紅開設廣濟堂藥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後改名為洪和,自賣身為豬仔赴古巴充任挖鳥糞勞工,後返香港懸壺行醫,後來辛亥革命前夕,策劃建立「大明順天國」的洪全福就是他。    
    上述僅是能夠列舉名字的頭面人物,隨著歲月流逝,其他流亡海外的人因缺乏文字和口頭傳說,其事跡就不得而知了。    
    不少的太平軍成員赴美國,這與美國要開墾西部時需要大量勞工有關,19世紀中期是歐洲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期,也需要成千上萬的勞工。英國少校、「常勝軍」領隊戈登在攻陷蘇州後,將太平軍俘虜充作豬仔,用兵輪裝到海外圭亞那等英國殖民地當苦工,可見美洲也是需要勞工的。那麼這些太平軍成員為什麼要橫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長子、能以英文會話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後出逃到廣東浮海,後來到美國哥朗幫工,後就寄住南美洲英屬圭亞那。據廣東花縣紀念館調查稱,洪仁的後代在美國是確有其人的,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島馬提尼克的太平軍將領中還有國民黨元老陳友仁的父親。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國已不再是封閉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太平軍將士在失敗後在大陸不能安身時,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產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種說法。囿於時空因素的限制,這裡所舉的每種說法,即使是言之鑿鑿,也還是事隔多年,後人的調查和追記,至於臆測、推理和編造那就在所難免,為什麼對太平軍將士流亡海外有這麼多種說法,而匿居在香港和海外的太平軍究竟有多少?看來還得隨著今後文化學術的頻繁交流,方能有較多的資料證實。    
    


第四部分:軍事曾國藩偽造了《李秀成自述》嗎

    《李秀成自述》據傳是李秀成自己作的,這對評價他的功過及考察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歷史有重大的意義。但自1864年《李秀成自述》的曾國藩刻本問世以來,人們就對其真實性提出了種種懷疑。    
    呤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就提出了質疑:「1852年,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以前,滿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為《天德供狀》的文件,偽托是叛軍領袖的供狀,謊稱他們俘獲了這個領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樣靠不住的。這篇文件或為某個著名的俘虜所偽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為兩江總督曾國藩的狡猾幕僚所偽造。」    
    《李秀成自述》各種不同版本又陸續出現,人們圍繞其真偽問題,提出各種截然不同的看法。1944年,羅爾綱根據廣西通志館從湖南湘鄉曾國藩後人家中抄錄來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攝來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從內容筆跡、語彙、用語、語氣等方面作出仔細的鑒定,認定「曾國藩後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確是李秀成親筆」。1956年,有人以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研究筆跡的專家審定為依據,提出曾氏後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國藩所偽造」。正當討論深入之時,曾氏後人在台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評李秀成自述》、《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又先後發表了。    
    1979年和1984年榮孟源兩次撰文斷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修改後重抄的冒牌貨。」    
    陳旭麓針對榮孟源的看法認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親筆。」他說,字句的款諱問題可能僅僅是李秀成的有時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寫法,犯了諱,也並不奇怪;然後他又提出疑問:《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國藩為什麼要把這個假東西當作寶貝傳之後代呢?為什麼他的第四代曾孫曾約農還要把這個易招非議的假東西公之於眾呢?    
    還有人認為,《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跡,而且是完整無缺的,即曾國藩對它只有刪改,並未撕毀;至於《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話「實我不知知也,如知」說明李秀成已經「徹腸徹肚」,實在無話再說了。    
    《李秀成自述》真偽之爭,在國際上也引起不少人的關注。1978年4月8日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對《李秀成自述》的真實性提出了看法。他說:「如果像曾國藩這樣一個肆無忌憚的賣國賊官吏竟然會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來進一步達到滿清的目的,這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他可以先鼓勵李寫下他本人的歷史,然後再通過專家在同樣的紙張,以同樣的文風,添加上有害於太平天國事業的東西,之後在顯示他本人寬宏大量的同時,對全部東西加以編輯剪裁。」他還說:「由於自首書是經過篡改的,所以,曾國藩對它顯得神經過敏。他曾命令其家屬不得給他人看這份自首書。我曾親自在上海聽見過他的孫子說過這件事。」《李秀成自述》的台灣原稿影印本的英譯本譯者、倫敦大學柯文南則說:「我相信我們今天所能細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確是他親手寫的,而看不出什麼重要的、決定性的遺漏。」    
    《李秀成自述》是真是假,在學術界已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討論,如能證據確鑿地做出一個考證,當對學術界有一個極大的貢獻。    
    


第四部分:軍事甲午戰爭日軍登陸之謎

    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是清政府的一個恥辱,當時,日軍首先在山東登陸,然而,具體位置在什麼地方呢?    
    一說榮成登陸。甲午戰爭時期的榮成在今榮成縣城崖頭東北80多里的龍鬚島西部。甲午戰爭期間在北洋艦隊「定遠」艦任職的陳兆鏘持此說。    
    二說龍鬚島登陸。持此說者較多。海軍提督丁汝昌在日軍登陸的當天,將日軍活動情況電告李鴻章,電文中說:「兩船向龍鬚島駛,二十二船在燈塔處或二英里處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舉。」北洋海軍覆亡時,《會陳海軍覆亡稟》中有記載說:「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陸勁旅自龍鬚島登岸,破榮成縣城,攻橋頭等隘。」(《甲午戰爭有關奏折史料》,國家圖書館藏)另外,曹和濟所撰寫的《津門奉使紀聞》中亦持此說。    
    三說落鳳港登陸。落鳳港位於龍鬚島南側、榮成灣的北端。山東巡撫李秉衡在日軍登陸的第二天電告清廷稱:「昨調倭島、裡島防營折赴龍鬚島,尚未趕到,而倭人於落鳳港登陸,逕赴榮成縣。」甲午戰爭期間曾一度上書言事的易順鼎說:「二十五日,倭以運船四十艘,載陸兵由落鳳港登岸,撲榮成縣。」(見於《盾墨拾余》)池仲在《海軍實記·述戰篇》中亦持此說。當代史著,未曾採用此說。    
    五說金山嘴登陸。在日軍登陸的第二天,當時鎮守威海衛南幫炮台的總兵劉超佩將日軍登陸和中國軍隊抵抗的詳細情況電告李鴻章,電文中這樣說:「二十五日早四點鐘,倭船三四十隻在龍鬚島、倭島、裡島游弋,嗣於龍鬚島、倭島交界之金山嘴水深處下兵……賊兵蜂擁而上,槍隊不能存身,退回榮成。」    
    由此可見,日軍登陸具體地點之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第五部分:名人「夢生」還是「野合」孔子出生之謎

    中國封建社會綿延幾千年,孔子作為儒家思想這種封建統治思想的創始人,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加封,頭銜眾多,成為萬世師表。可是,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的出生情況如何呢?這個問題頗為引人注目。    
    關於孔子的出生情況,現在的史書多是一筆帶過,模糊不清。例如,範文瀾先生所著《中國通史》第一冊就有這樣的記載:「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曲阜人。先世是宋國貴族,曾祖父逃難到魯國。父叔梁紇,曾做魯陬邑宰……孔子生於前552年,卒於前479年,年七十三歲。」其他的史書大致上也都是這樣記載的,包括翦伯贊先生所著的《中國史綱要》,有的史書記載更少。綜覽各種史料,目前關於孔子出生的情況,學術界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野合」而生。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說:「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一說是在野地裡苟合,而唐朝人認為,「野合」之所以成立,是因為孔子之父叔梁紇年老而母親顏征年少,故兩人結合不合禮儀。司馬貞《史記索引》就說:「今此雲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征年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雲野合,謂不合禮儀。」    
    第二,祈禱而生。這種觀點的神話色彩濃厚,說孔子的母親在尼丘山和他父親一起祈禱,感動黑龍的精靈而懷上孔子。東漢鄭玄《禮記·檀弓正義》引《論語撰考讖》說:「叔梁紇與征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顯然,這種說法非常荒謬,無非是儒學的後繼者們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會之辭,不足為據。    
    第三,夢生。這與上一種說法一樣出於讖緯書中,帶有明顯荒誕的迷信色彩。因為如果不在出生問題上故弄玄虛,使之與凡人不同,以尊其為神,孔子就不能成為「聖人」,他的觀點主張又怎能為世人信奉呢?    
    第四,私生子。蔡尚思等所著《孔子思想體系》一書提出此說。該書詳細列舉了作者歷年積累的資料,認為顏氏既然長期向孔子隱瞞其父的事情,說明顏家必定遠離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稱「吾少也賤」。這些無不證明顏氏家境貧寒,可能是奴隸或平民之女,與叔梁紇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該書認為,所謂「野合」,實際上是老奴隸主叔梁紇在野外強暴顏氏而生孔子,即孔子是私生子。這一結論重新解釋了《史記》等書中所述的「野合」。    
    在這幾種說法中,「祈禱而生」與「夢生」這兩種說法固然不足為信,就「野合」這種說法而言,究竟該如何解釋,也還沒有定論,但不論怎樣,儘管孔子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但是極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個「非禮」的產物。    
    


第五部分:名人西施最後的歸宿如何

    我國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國的一名浣紗女,有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見史冊,是因為她不幸成為兩個國家鬥爭的主角,吳王夫差對之寵幸有加,也因為她對越國放鬆了警惕最終被越國打敗。    
    那麼,吳國滅亡以後,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歸宿何處呢?早期的史書所記錄的,都是一代紅顏薄命的下場,立了功卻最終被越王裝進皮袋沉到江裡。《墨子·親士》篇就說:「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覽》引東漢趙曄所撰《吳越春秋》中有關西施的記載說:「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隨鴟夷以終。」這裡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鴟夷」,就是皮袋。這與上述記載相同。另外,唐代詩人皮日休也有《館娃宮懷古》五首,第五首是:「響廊中金玉步,采蘋山上綺羅身;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這些記載均說西施最後被沉於水。但是後人不忍這位絕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結局,於是流傳出西施和范蠡偕隱西湖的美滿姻緣的故事。范蠡是當時越國的大夫,幫助越王勾踐刻苦圖強,滅亡吳國,因深知越王勾踐為人「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於是隱姓埋名出走。本來範蠡和西施沒有任何關係,但因有范蠡泛於西湖的傳說,後人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如花美眷西施為伴,同時也給西施安排了一個虛假的美滿的結局。《越絕書》是東漢袁康所撰,記吳越兩國史跡及范蠡等人的活動,多采傳聞異說。例如《越絕書》就這樣記載:「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詩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詩》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這裡的「鴟夷」不作皮袋解釋,而指的是范蠡。《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說范蠡亡吳後,「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姓氏書辨證》卷三中也說,范蠡到了齊國以後,自號鴟夷子。    
    民間還有一些紀念范蠡與西施愛情的場所。說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吳國途中,二人情難自抑,雙宿雙棲,生下一子。等他們一路磨蹭到吳國時,孩子已能張嘴說話。至今吳越間還有一「愛子亭」,用於紀念范蠡與西施的愛情結晶。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傳說中這個孩子後來送給別人撫養就再也沒有找回。    
    《史記》中《越王勾踐世家》與《貨殖列傳》都提到范蠡卻沒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說她和范蠡有什麼關係。是司馬遷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記載,沒有聽到這方面的傳說,還是司馬遷特意不寫進去,今天就無從知曉了。因此有關西施的結局眾說紛紜。是被沉於水,或者跟隨范蠡歸隱於西湖,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結局,這仍是有待探索的謎。    
    


第五部分:名人孟姜女哭長城是否真有其事

    「孟姜女哭長城」是我國流傳千古的古代民間傳說,可謂婦儒皆知。為了紀念那位萬里尋夫的孟姜女,山海關被後人認為是孟姜女哭長城之地,並在那裡蓋了姜女廟,登臨廟宇的遊人,無不動容。但有人認為,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純屬虛構。因為被指定為「孟姜女哭長城」之地的山海關所有的長城是秦朝以後才築起的,而秦始皇所築長城距山海關北去數百里。歷史上有過哭倒城牆的記載,但故事發生的時間比秦統一六國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沒有關係。    
    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詩中說杞梁妻為秦國人,她去長城哭吊築長城而死的丈夫,「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廣為流傳的杞梁開始有了姓,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說姓范,有說姓萬,還有叫杞郎或喜良的。南宋鄭樵曰:「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看來孟姜女哭長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變而來的,而故事最後大致形成於北宋年間。    
    故事、傳說畢竟代替不了歷史事實,實際上並沒有孟姜女哭長城這件事。但是因為這個故事的生動性與悲劇色彩,成了各朝各代人們借題發揮的素材。有種觀點就認為,根據歷代時勢和風俗的不斷變化,孟姜女哭長城也在不斷變更。戰國時齊都中哭吊盛行,杞梁戰死而妻哭吊便是悲劇的材料。西漢時,天人感應之說盛行,杞妻的哭夫便成了崩城和壞山的感應。到了六朝、隋唐間,樂府中出現送衣之曲,於是送寒衣的內容增加了。可見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是順應了文化演變的潮流,隨各時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並在民眾的情感和想像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    
    但也有人根本否定孟姜女即《左傳》中的「杞梁之妻」,認為在封建社會,民不聊生,哭夫的題材並不少見,《左傳》中也有記載,因此單憑哭夫就作出了論斷,不能令人信服。還有的說,好端端的長城,竟然城牆被一位婦女哭塌了,過於荒誕。再說,齊國的孟姜女被捏造成秦國的孟姜女,攻打莒城被改為修築長城,這是故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贓。    
    2000多年來,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以故事、歌謠、戲曲等多種形式流傳於我國廣大地區。其故事的真實程度早已被撇到一邊,人們欣賞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種堅貞不渝的愛情和對統治者的堅定的反抗精神,真是「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宋文天祥書孟姜女廟楹聯)。    
    


第五部分:名人王昭君出塞之謎

    王昭君,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讓風華絕代的王昭君在歷史上據有一席之位。    
    這個故事在《漢書·匈奴傳》和《後漢書·南匈奴傳》等正史中都有所記載。但有關她出塞的原因,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種最流行的說法是,王昭君因自傲,未買通畫工毛延壽,因而被醜化。未能遭皇上寵幸的昭君覺得在宮中沒有意思,於是自請去匈奴。經漢元帝同意,她便出塞去和親了。    
    據《漢書·元帝紀》和《西京雜記》所載:「王昭君,西漢南昭秭歸(今屬湖北)人,名嬙。」晉時為避司馬昭諱,她又被稱為明君和明妃。相傳,她是齊國王襄的女兒,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17歲的王嬙被選入宮中,漢元帝是按畫工的畫像選宮女的,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後宮的宮女們,總想讓畫工把自己畫得美點。所以,她們不惜花費重金賄賂畫工。    
    王昭君初入宮廷,第一不懂這些規矩,因而沒有準備這筆賄金;二來覺得自己天生美貌,不怕皇上不召見。據說,畫工毛延壽在畫王昭君的眼睛時,便開口說:「畫人的傳神之筆在於點睛,是一點千金呀!」對毛的暗示昭君雖心領神會,但沒有買他的賬,反而譏諷了他幾句,毛延壽見她如此傲慢,便把那點該點到昭君眼睛上的丹青點到了她的臉上。多了這麼一點,王昭君因而苦守了不知多少時光。    
    這時,恰好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要與漢人和親。王昭君久居深宮,覺得面見聖上無望,積怨甚深,便主動要求離漢宮去匈奴。漢元帝原想她毫無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    
    到了呼韓邪單于與昭君離開的那一天,漢元帝見王昭君丰容盛飾,美冠漢宮,不禁大吃一驚。他本想留下她,可是怕與人失信,只好忍痛割愛,讓王昭君出塞和親。據傳,後來漢元帝對畫工毛延壽大為惱火,想要殺掉毛延壽等畫工。    
    王昭君到了匈奴,生兒育女,儼然一個賢妻良母。可是好景不長,沒幾年,呼韓邪單于駕崩。閼氏之子繼位。依匈奴習俗,王昭君要嫁給繼子為妻。昭君不從,上書漢朝要求回漢宮。此時元帝已死,成帝即位,成帝敕令她從胡俗,無奈之下昭君又成了單于閼氏。又傳,王昭君覺得屈辱,最後服藥而死。    
    歷史上還有一說,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壽設下的救國計策。宮廷畫工見王昭君美貌異常,怕漢元帝貪戀其美色而步紂王后塵,於是將昭君有意醜化。後漢元帝見昭君真面目雖想反悔但最終忍痛割愛。歷史上一些文人大大讚揚了毛延壽此舉,認為他這樣做不但使元帝免於沉溺女色之禍,而且昭君出塞確實對邊疆的安寧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正史中記載,王昭君出塞和親,對漢邊疆的安寧確實起了積極的作用。從此,漢匈關係和睦,這說明政治聯姻對於漢匈外交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五部分:名人造紙術始於蔡倫嗎

    作為我國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造紙術的發明者是東漢宮廷宦者蔡倫。據傳,蔡倫從小就對造紙很感興趣,他經常看著竹子的內膜發呆,心裡想道,要是字寫在這簿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寫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嗎?於是他就用竹膜試驗,但是經過很多次失敗之後,他意識到竹膜太薄,根本無法寫字,於是他想到要加進一些與竹膜一樣質地的東西,但那些東西必須堅韌,他開始嘗試用一些棉、麻試驗。在千百次的試驗之後,他成功了。正史中關於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南朝宋代范曄的《後漢書》裡。《後漢書·蔡倫傳》說:「(蔡)倫乃造意用樹膚(皮)、麻頭及蔽布、魚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後來的教科書都用此說。    
    然而,許多考古發現證實,造紙術的發明者並不是蔡倫。在西漢時期,我國勞動人民已經學會了造紙。    
    在比《後漢書》更早的東漢官修國史《東觀漢記·蔡倫傳》(已逸)中記載:「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原書只說蔡倫主管(即「典」)少府所屬尚方造紙,根本沒有蔡倫發明紙的意思。蔡倫於公元75年入宮為宦官,後因捲入宮廷內訌而服毒自殺。所謂蔡侯紙實出於尚方內眾工匠之手,而決非身為尚方令的蔡倫所親制。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黃丈弼於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中發現了西漢麻紙。但是,此紙沒有經科學鑒定,便毀於1937年的戰火之中。    
    到1957年,人們又在陝西省西安市郊灞橋的一個磚瓦廠發現了一座西漢古墓,墓中有一個銅鏡,用麻布包著銅鏡,有一疊古紙,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於現在的新聞紙,是用麻纖維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兩片西漢紙在甘肅居延漢代遺址中發現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纖維製作的,其年代大約在西漢宣帝時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線混合製成的,其年代大約在西漢建平年間。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肅天水發現了一張西漢天水地區的紙畫地圖。該地圖出土時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殘長5.6厘米,寬2.6厘米,紙面光滑平整,是用細墨線條繪製的。這張紙大約有14平方厘米,出土時已非常殘破,但卻是我國勞動人民在西漢時期就已掌握了造紙技術這一史實的有力證明。    
    從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中發現了24片漢代麻紙,其中4塊書寫有字,這紙和1500多件有確切紀年的簡牘同時發現,其年代當是西漢宣帝到哀帝時期。這說明西漢不僅有紙,而且開始用紙來進行書寫。    
    上面這些重要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 :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並不是東漢蔡倫。遠在西漢,我國勞動人民就已經掌握了造紙術;蔡倫的貢獻是改進了造紙術,使造紙業的發展更進一步。也因為他在造紙術方面的改進,使得後來的史書將其列為造紙術的發明者。這同時反映出,造紙術在蔡倫改進之後技術水平的確有了很大提高,人們的書寫也較以前更為方便了。    
    


第五部分:名人「閉月」之貌出誰家—貂蟬身世之謎

    在古代四大美人中,最迷人的當屬貂蟬了,因為她竟讓英雄豪傑為之神魂顛倒 ;也數她最不可捉摸,因為人們至今還沒有弄清楚她的本來面目。關於她的身世,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她是王允的歌妓。王允,東漢太原祁縣(今屬山西)人,字子師。初為郡吏,靈帝時,任豫州刺史,獻帝登基後任司徒。王允為了剷除董卓,想用美人計來達到目的。於是他想到了貂蟬,王允對她說明了其中情由及利害關係,並要求她助一臂之力。貂蟬按王允的要求,以她的美色挑起了呂布和董卓之間的矛盾,最後,利用呂布殺了董卓,為王允排除異己立下了汗馬功勞。事成後,貂蟬在花園裡為王允祈禱拜月,正巧此時有一片彩雲遮月。王允見之曰:「貂蟬美色使月亮躲到雲後面去了。」據此,後人都傳說貂蟬有「閉月」之容。    
    第二種觀點認為她是董卓的婢女。董卓,東漢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字仲穎。本為涼州豪強,靈帝時,任并州牧。昭寧元年(公元198年)率兵入洛陽,廢少帝,立獻帝,專斷朝政。曹操與袁紹等起兵反對,他挾獻帝西遷長安,自為太師,後來為呂布所殺。據《後漢書·呂布傳》載:「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常小失意,卓拔戟擲之,布拳捷得免。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侍婢情通,益不自安。」這段記載的就是鳳儀亭擲戟之事。由此可知,貂蟬是與呂布情通的董卓婢女。    
    第三種觀點認為她是呂布之妻。據《三國誌·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載 :「建安(漢獻帝年號)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布不知反將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又載:「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曹操)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在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這裡描述的這位科頭袒衣的婦人,就是呂布之妻貂蟬。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她是呂布部將秦宜祿之妻。據《三國誌·關雲長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佈於下邳,雲長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雲長心不自安。」從這段記載中可知秦宜祿的妻子是很有姿色的。另外,因為關羽先想娶其為妻,可是由於曹操「自留之」,所以引起關羽的妒忌。他妒火中燒,一刀便把秦宜祿的妻子給殺了。元人雜劇《關公月下斬貂蟬》就是以此事創作而成。因此,秦宜祿之妻也成了傳說中的貂蟬。    
    貂蟬作為四大美女之一,其最後的命運卻很悲慘,正應了紅顏薄命之說。    
    


第五部分:名人曹植在《洛神賦》中寫的神秘女子是誰

    位列「三曹」之一,素以文采見長的曹植在他一生的作品中,除七步詩之外,《洛神賦》便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了。但曹植在《洛神賦》中所寫的洛水之神到底是誰呢?    
    甄後,是曹丕的妃子。作為小叔子的曹植居然動了愛慕之心,這就兄弟之道言,是其不義,就君臣之道言,是其不忠。不義不忠,大逆不道,成何體統?於是從古至今,便有一支浩蕩大軍,來辨偽正本,口誅筆伐。唐彥謙曾經說:「驚鴻瞥過游龍去,虛惱陳王一事無。」陳王,就是指曹植。宋人劉克莊卻說,這是好事之人乃「造甄後之事以實之」。明人王世貞又說:「令洛神見之,未免笑子建(曹植字)傖父耳。」清代又有何焯、朱乾、潘德輿、丁晏、張雲等人,群起而鞭撻之。把他們的論點綜合起來,大概有如下幾點:第一,曹植愛上他的嫂嫂很不可能。他沒有那麼大的膽量寫《感甄賦》。丕與植兄弟之間因為政治的鬥爭,本來就很緊張,曹植寫《感甄賦》,豈不是色膽包天,不怕掉腦袋了嗎?第二,圖謀兄妻,這是「禽獸之惡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況身為帝王者乎?」第三,李善注引《記》所說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後之枕,並把此枕賜給曹植,「裡老所不為」,何況是帝王呢?極不合情理,純屬無稽之談。第四,《感甄賦》確有其文,但「甄」並不是甄後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與「甄」通,因此是「感甄」。曹植在寫這篇賦前一年,任鄄城王。第五,《洛神賦》一文,是「托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就是說賦中所說的「長寄心於君王」。後來的人否定感甄說不過是重複這些觀點。如果說有所增加,只是說,14歲的曹植不大可能向曹操求娶已經24歲的已婚女子為妻。    
    與此相對立的是小說傳奇和一些詩人,有的作者乾脆認為洛神就是甄後。《太平廣記》卷三百三十一《蕭曠》篇和《類書》卷三十二《傳奇》篇,都記述著蕭曠與洛神女艷遇一節。洛神女說:「妾,即甄後也……妾為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魂遇於洛水之上,敘其冕抑。因感而賦之。」李商隱在他的詩作之中,曾經多次引用到曹植感甄的情節,甚至說:「君王不得為天下,半為當時賦洛神。」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甄後》篇中,甄後大罵曹操、曹丕,說「丕不過賊父子庸子耳」,連父帶子一塊罵。後面還有一段評語是這樣的:「陳思時一見,《感甄賦》不虛作矣。」    
    綜觀千百年來的爭論,對立的雙方都沒有拿出充分而直接的證據來說明是感甄或不是感甄,大多是推論。如果說是感甄之作,用什麼確鑿的材料來推翻否定者所提出的六點疑問?如果不是為感甄而作,那曹植又為什麼寫這篇《洛神賦》?如果說是寄托君臣之道,作為政治上屢次受其兄長迫害的曹植,會產生《洛神賦》中所表現的那麼真摯的感情嗎?似乎也不可能,所有的這一切仍舊是懸而未解的謎。

<<中國歷史未解之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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