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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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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銀河: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綜觀女性主義的理論,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靜如水,有些主張做決死抗爭,有些認可退讓妥協,但是所有的女性主義理論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範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即女性主義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說的「第二性」。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銀河           
  第一章 女性主義理論   
  一、女性主義理論(1)   
  女性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綜觀女性主義的理論,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靜如水,有些主張做決死抗爭,有些認可退讓妥協,但是所有的女性主義理論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範圍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即女性主義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說的「第二性」。 
  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是如此普遍,如此持久。在這樣一個跨歷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會 
  結構當中,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認知、觀念、倫理等各個領域都處於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中,女性也處於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男權制思想認為,這種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不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它是自然形成的;而女性主義卻認為,這一性別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變的,因為它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會和文化人為建構起來的。 
  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當中,男性也受壓迫,但是他們是由於屬於某個階級或階層的成員而受壓迫,而不是由於是男性而受壓迫。女性則不同,除了因為屬於某個階級或階層等原因之外,還僅僅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壓迫。由男性鑄造的社會將女性視為低下的:她只能通過挑戰和改變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徑來改變自身的低下地位。歷史上有許多向統治集團挑戰的革命,但是只有女性主義是向男權制本身挑戰的。 
  女性主義理論可以被劃分為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兩大類。 
  女性主義宏觀理論包括一些對世界和歷史加以闡釋的宏大敘事,如世界體系理論。這一理論原本只是將世界區分為中心地域、半邊緣地域和邊緣地域,分析這些地域之間的權力關係,完全忽略了女性主義的因素。但是經過女性主義的改造,增加了一些新的理論要點,其中包括不再把女性僅僅作為男性家長家庭的一個成員;不再認為家庭成員的利益總是一致的;分析女性獨立的經濟貢獻,女性在全球經濟中作為非正式勞動力、家庭工人、食品生產者的角色。 
  再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女性主義循著馬克思主義的思路,並對它做了女性主義的改造。一個最主要的改造是提出了下列論點:男權制是先於資本主義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資本主義只是結束男性對女性壓迫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女性主義的微觀理論也是門類繁多,不勝枚舉。在此試舉幾例: 
  交換理論:這一理論指出,理性的人一向被假定為自私的、相互隔離的、無情感的行為者,而女性主義理論則做出了另一種假設,它假設人是相互連結的、利他的、有情感的。女性主義還用交換理論解釋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男性佔有了份額較女性大得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知識資源。 
  網絡理論:女性主義用這一理論分析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他的社會關係的總和。男女兩性由於從兒時起結識的人就不同,後來的關係網絡也不同,因此造成了兩性發展機會的巨大差異。 
  角色理論:這一理論涉及女性的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衝突問題。這兩種角色一旦發生衝突,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從家庭角色,女性因此喪失了大量的工作和陞遷的機會,致使女性做事業的動力降低。女性比較集中的職業由於缺勤率高、精力投入少,因此變得價值較低,報酬也較低。 
  地位期望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男女兩性在進入性別混合的目標動力群體時,由於群體對男性的期望值高於女性,就降低了女性在群體互動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權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動,群體內的兩性都會反對她,敵視她。在這種情況下,性別期望模式得到了鞏固。 
  符號互動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的心靈、自我和社會都是通過符號交流和話語製造出來的。正如標籤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女性往往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接受了社會對男尊女卑的定義,於是遇事常常會自責,取悅和討好男性以避免懲罰,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兩性之間的巨大差別。 
  新弗洛伊德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兒童大多由女性撫養,無論男孩女孩在開始時愛慕的對象都是女性,因此男孩要成熟起來就必須否定母親,女孩卻不必否定母親,結果是女孩在成為女人之後,更關注人際關係和養育性;男孩在成為男人之後,更關注個人,拒絕情感表達,總想通過在社會上的成功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並且導致了男性在公領域的統治和仇女傾向。男女兩性發展出不同的道德和理性模式,男性強調抽像原則,女性則更加關注具體情況。(Chafetz, 9-19) 
  在女性主義思想史中,被列為女性主義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Amico, 219-221): 
  第一部是彼森(Christine de Pizan)的《女性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出版。該書反對仇女觀點,反對關於女性的「天然」低劣性的觀點。皮贊專門討論了歷史和神話中所記載的那些出色的女性的「天然」優越性。她的觀點雖然有一點本質主義的味道,但是質疑了當時的所謂「客觀真理」。 
  第二部是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年出版。她的哲學源自法國革命,是對女性作為理性人類主體的權利的經典論述。她指出,雖然女性很溫柔,缺乏抱負,有女氣的狡黠,但是性別氣質的區分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女性應當服從正義,而不是慈善,應當對自己的生活負責。她對將女性排除在教育之外和否定女性理性能力的社會後果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女性主義理論(2)   
  第三部是沃爾芙(Virginia Woolf)的《自己的一間屋》(A Room of One』s Own),1929年出版。她的著作倡導女性文學在經濟和藝術上的獨立性,女性寫作的差異性和記錄一般女性生活的必要性。 
  第四部是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出版。作者從黑格爾的主人奴隸論述開始,分析了女性是男性的「他者」的處境。作為一個象 
  征:女性是「他者」,母親也是「他者」。該書還考察了生理學、歷史和心理分析方面與女性有關的論述。在這部著作中,波伏瓦提出了那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一個人並不是生而為女性而是變成女性的。」 
  第五部是弗裡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話》(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出版。它雖然不是一部理論著作,但是它描繪了1950年代美國女性對家庭主婦角色的不滿,批判了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中保守的結構主義,表達了當時女性要解放、要自由的強烈願望。從政治角度看,該書作者是一位保守的改革派,而不是激進派。 
  第六部是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年在美國出版,1972年在英國出版。該書批判了性別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以文學批評為主。米利特在書中指出:軍事、工業、技術、教育(主要是大學)、科學、政府機構、金融——簡言之,社會的所有權力、領導位置,包括強制力量警察,全部都被掌握在男性手中。基督教神學,古希臘哲學(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學,全都是男權制的產物。 
  第七部是格裡爾(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1970年在英國出版,1971年在美國出版。該書指出,在男權社會中,每個女人都像太監一樣被去勢,以便獲得女性氣質,而強大的獨立的女性氣質才是全人類的革命性的未來。 
  社會學對「女性問題」的關注是1960年代女權運動的產物,在弗裡丹的《女性的神話》與米利特《性政治》出版後,才真正進入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其實,一般社會學一向會把對女性問題的研究包括在內,只不過性別問題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進入主流。在60年代和70年代熱鬧的女性研究之後,女性研究轉向了性別研究。 
  從對女性地位的總體看法上,女性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個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倍倍爾,第105頁)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女性解放的程度是社會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在這個意義上說,女性的歷史性的失敗不止是女性的失敗,也是男性的失敗。雖然在兩性關係中,男性地位高,女性地位低,但是男女兩性都喪失了在平等的人際關係中生活的機會。在某些部族文化中,「自由」一詞的本意是「回娘家」。由此逆推,在婆家就是失去自由的。等級和統治的觀念佔領了男性的頭腦,導致了大規模的戰爭,逼迫式的進貢,普遍的賣淫和通姦,以致整個人類和所有的社會都喪失了平等和睦相處的可能性。 
  人類為什麼一定要追求性別平等?歷史上有相當大比例的被壓迫群體成員是滿意的、不抱怨的,例如一些奴隸是安於奴隸生活的。美國一個種植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奴隸主決定給奴隸自由,但是奴隸集體請願保留自己的奴隸身份。中國也有性質類似的事情發生:改革開放後,在結束了普遍的貧窮狀態,一部分男性又有了供養妻子的能力之後,有一批職業女性自願回家做專職太太。按照這兩個事例的邏輯,平等似乎並不是人們普遍要求的和不可或缺的。那麼人類為什麼要追求性別平等呢?原因很簡單:就像有一些奴隸不願意做奴隸一樣,有一些女人不願意忍受與男人不平等的關係。至於她們為什麼不願意忍受,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些人認為不平等會壓抑下等人的潛能,使上等人腐敗;有些人是因為不願意在利益上處於不利地位;還有些人僅僅因為不喜歡不平等的感覺,認為它是對人格尊嚴的傷害。 
  社會物質條件和生產關係的改變已經使性別不平等成為不必要的、過時的制度和觀念。因此出現了對傳統社會性別觀念和男權制的批判。性別平等是一個無人能夠阻擋的大趨勢。所有想扭轉這個趨勢的人都顯得愚昧可笑,而且勢單力薄。   
  二、男權制的定義(1)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大多數文化都形成了男權制,並持續了數千年之久,只有少數例外,例子有人類學家米德所研究的一些島國和蔡華研究的我國雲南省的摩梭文化。因此,可以斷言,男權制是一個跨文化的現象。 
  儘管女性主義理論千差萬別,但是在一點上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男權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恆的,它有人為建構的成分,而且是可以改變的。其實,在最近100年間,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一改變與女性主義理論家、實踐家的努力有關,是風起雲湧的女性運動的直接後果。 
  男權制在西方學術話語中被稱為父權制(patriarchy),原因大約在於從詞根上講男權制與父系的(patrilineal)、男性家長(patriarch)同源,相對於母系的(matrilineal)、女性家長(matriarch),表示一種男性佔據統治地位的兩性不平等的制度。但是從眾多的關於父權制的定義來看,父權制與男權制完全重疊,應當可以通假,視為同義詞。 
  下面我們看一組關於男權制(父權制)的定義:——男權制就是將男性身體和生活模式視為正式和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Battersby,10)——這是一個系統的、結構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統治女性的制度。男權制包括這樣一些制度(如政策、實踐、地位、機構、角色和期望)和行為,它們為男性授予特權(較高的身份、價值和特權)。這些制度和行為構成了性別主義的概念框架,後者反過來維護前者,將前者合理化。男權制的核心是對男性特權和權力的維護和將其合理化。(Hatfield, 34)——長期以來最令人驚異的一個事實是,作為女性的對立面,男性的活動總是被當作絕對重要的,文化體系對男性的角色和活動賦予了絕對的權威和價值。(Lugo, et al., 19)——男權制:一個社會由男性統治,是認同男性的,男性中心的,這個社會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壓迫女性。(Johnson, 5)——男權制(父權制)又稱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所謂男性中心是指:注意的中心在於男性及其活動。(Johnson, 6)概括地說,男權制包括以下內容:第一,男性統治:在一個社會中,無論在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教育、軍事、家庭領域中,所有權威的位置都保留給男性。用男性的標準評價女性,而不是相反。例如,想像一下在報紙上出現對總統的這樣一句評價: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夠像女性那樣做個好總統。所有人都會覺得匪夷所思,根本沒有人會這樣說話的。與此同時,在報紙上對一位女性總統競選人做這樣的評價(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夠像男性那樣做個好總統)卻顯得那麼「自然而然」,司空見慣。這就表明,男尊女卑已經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既定事實,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直到你把一個常見的陳述中的男性換成女性,才能發現日常生活邏輯的觸目驚心的荒謬。 
  男權制強調男性統治的自然基礎,認為男女的差別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統治也是自然的。男權制是一個控制女性的性別結構。男性對資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選擇。 
  第二,男性認同:核心文化觀念關於什麼是好的、值得嚮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總是同男性和男性氣質理想聯繫在一起的。例如,用「男人」的「他」代表兩性都在內的人類;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邊緣化,把女性變為規範之外的人和例外;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前提下,把掙錢的工作當作勞動和事業,不掙錢的家務不視為勞動和事業。 
  男權社會對男性氣質和理想男人的文化描繪與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十分接近,如下列特徵:有控制權,強大有力,有效率,有競爭性,有強迫性,愛拿主意,有理性,能自立自足,能控制情感等。女性氣質、理想女性同男性氣質、理想男性相比則是次等的。當然,女性的價值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女性的美麗被視為男性性慾的對象,許多文化將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將母性浪漫化。 
  第三,將女性客體化。在男性事務和交易中將女性用作客體。限制和阻礙女性的創造力。不讓女性接觸社會知識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領域。(Jackson, et al., 131-132)男權制社會的特徵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將男性的性強加於女性;統治和剝削女性的勞動力,控制其產品;控制兩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體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動。社會上常見的文化意識形態和信息總是將女性擺在次等的地位,貶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產品和社會環境均低於男性。各類傳媒中的符號設計暗含對女性的貶低。社會結構安排從社會最高權力機制上排斥女性。 
  第四,男權制的思維模式。其中包括兩分思維,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將所有的事物分為黑白兩極,忽略中間狀態。例如:陽剛與陰柔、主體與客體、淺膚色與深膚色、理智與感情、心靈與肉體、善與惡。線性思維:時間和歷史都依線性前進,忽略了循環。等級思維:忽略了只是不同沒有高低之分的事物。(斯坦能,第129-130頁)崇尚直線發展型模式:認為現在永遠優於過去。由於社會的進化和選擇自有規律,如果採取社會行動、革命或改變社會秩序的行動,就會打斷進化進程,導致社會的不平衡。(Ollenburger, et al., 4)   
  二、男權制的定義(2)   
  為什麼現代社會仍然存在性別歧視?主要原因在於性別歧視深種於文化之中,這一文化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聖經·創世記》這樣寫到男人和女人:「上帝用從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領到男人面前。亞當說,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做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22-23)由於女人犯了吃智慧之果的原罪,上帝「對女人說,我必多多 
  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戀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3:16)讓一個性別「管轄」另一個性別,這樣的不公平,既沒有像樣的理由,也沒有什麼事實的依據,顯得如此蠻橫霸道。 
  基督教認為,女性是不潔之物。德爾圖主教說:「女人,為了使你不要忘記,你是使人類走向滅亡的東西,你要常常雙眼含著懺悔的淚,用乞求的目光,愁眉苦臉,衣衫襤褸地度日。女人!你該進地獄之門!」他又說道:「哪怕人類滅亡,也必須選擇獨身之路。」(轉引自倍倍爾,第51頁)如果說男尊女卑的觀點還僅僅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那麼這位主教的言論簡直就是仇女和相當刻毒的了。作為一個以愛心為本的宗教,能夠對人類中的一半有如此的怨毒,真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古羅馬法中有這樣的條文:「女人由於心性輕浮,即使長大成人也要有人監護。」(《12法典》)直到現代,人們仍然常常把女性和兒童聯繫在一起,根源原來在這裡。 
  伊斯蘭教也是重男輕女的,它主張「男人掌管女人,因為真主把他們中的一個造得比另一個更好,因為男人用財產供養女人。所以好女人是馴服的。」(《古蘭經》第4章,7世紀) 
  柏拉圖是輕視女性的人,他說過:一個男人可能會因為膽怯或不正經,下輩子被罰做女人。在《共和國》一書中,他未來的統治者、導師不應接近女人、奴隸和下等人。他認為女人貪婪、野心勃勃,會貶抑她的後代和丈夫。雖然柏拉圖說過,「從照看公共財產的角度看,女人與男人的人性是一樣的」,因此女人可以作公共財產的監護人,但他仍然認為,具有這種天賦的女人少於男人,「女人在各個方面都是弱者。」(轉引自Jaggar, et al., 281)公元前4世紀的《律法》一書中記載著他的話說:「女人天生的道德潛能劣於男人,因此她相應地就是個更大的危險,也許要比男人危險一倍。」(轉引自史蒂布,第4頁) 
  亞里士多德的生理學認為:男性高於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發展不完備的形態。 他說:「男人天生高貴,女人天生低賤;男人統治,女人被統治。」「男人是主動的,他很活躍,在政治、商業和文化中有創造性。男性塑造社會和世界。在另一方面,女人是被動的。她天性就是呆在家中的。她是等待著活躍的男性原則塑造的物質。當然,在任何尺度上,活躍的成分總是地位更高、更神聖。因此男人在生殖中起主要作用,而女人只是他的種子的被動孵化器。」(《政治學》第一卷,公元前4世紀,轉引自史蒂布,第4頁) 
  盧梭攻擊所有的社會不公正,但忽略了其中一項:男女的不平等。在《愛彌爾》中,他寫道:「男人和女人是為對方而存在的,然而他們的相互依賴性是不平等的。沒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沒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問題。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覺而活,依靠男人對她們的獎賞而活,依靠男人對她們的吸引力、對她們的美德所設定的價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應該依照和男人的相對關係而計劃,女人要取悅男人,要貢獻給男人,要贏得男人的愛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顧男人,要安慰、勸慰男人,並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悅。」(轉引自Watkins, 9)盧梭大言不慚的男權制觀點使他成為女性主義的最佳批判目標。女性主義對盧梭的挑戰不僅指向他對女性不公正的忽視,還有他對男女差異的充滿偏見的描述。 
  叔本華的思想深邃、睿智,但是在他所有那些充滿智慧的言論中,男權制的觀念和論述是一大敗筆。他說:「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們輕佻瑣碎、缺乏遠見;簡言之,她們永遠不會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於兒童與成年人之間的一種中間體。」他反對女性擁有財產,他甚至將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歸咎於宮廷女人的腐敗。「女人從本性上來說意味著服從,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它看作這樣一個事實,即每一位處於完全獨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於某個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統治和支配。這是因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叔本華,第477-491頁) 
  尼采說:所有衰退的、病態的、腐敗的文化都會有一種「女性」的味道。(轉引自Braidotti, 130)這是一種陰莖中心主義文化的論點,極其不公正。 
  社會學創始人孔德認為:女人的制度性低於男人。 
  斯賓塞的進化論和有機體論關於女性的看法強調平衡,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女人扮演好妻子母親的角色,男人掙錢養家,就達到了社會的平衡。 
  康德是在女性主義那裡口碑最壞的哲學家,主要是因為他的厭女傾向和他對身體的輕視。例如他說:女性的天性完全由自然需要來定義,缺乏主見。由於這些弱點,女人需要男人的保護。由於恐懼和膽怯,女人不適宜於做學術工作。他有一次甚至說過這樣無理的話:女學者的學問就像一塊表,只是為了向他人展示炫耀,實際上是停擺的,顯示不了時間。他說女人的哲學不是理性,只是感覺而已。他還說:只有女人想做男人,沒有男人想做女人。(轉引自Jaggar, et al., 40-46)由於這些言論和觀點,康德成為女性主義主要的攻擊對象。   
  二、男權制的定義(3)   
  康德強調理性和客觀性,將「人」等同於男性模式,僅僅在與男性的關係中定義女性,強調妻子對丈夫的服從,排斥女性的智力與政治權利,被認為是性別主義在哲學領域中的典型表現。在關於客觀性和理性的辯論中,所謂理性完全是一副男性的面孔。女性主義挑戰啟蒙理性、普適性和道德共識的原因就在這裡。 
  但是也有人認為,從生態主義的視角來看,康德把女性與自然連在一起具有正面的意義 
  。它為女性在生態問題上佔據優勢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 
  黑格爾認為:「女人擔任政府首腦時,國家就立即陷入危險,因為她們不是靠普遍標準來辦事,而是憑一時之見和偏好來行事。」(轉引自史蒂布,第32頁)他認為,公共領域的非個人化的互動是由家庭中個人化的互動來補償的。他的這些觀點被女性主義批評為「性別的情感勞動分工」——由女性補償男性在公共領域的艱辛。對於黑格爾,女性主義的批判角度主要在於將女性限制在家庭領域,將家庭領域的活動和道德等同於女性的活動和道德。「黑格爾是女性的掘墓人。」(Jaggar, et al., 63)而他所掘的這個墓就是「家庭」,或「私人領域」。女性主義反對將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動分工永恆化、自然化,主張高度評價女性在公共領域的作用。 
  女性主義認為,即使是為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說話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完全擺脫男權制思維的羈絆,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把生產無生命的物品當作勞動,而沒有將養育孩子視為勞動。在「家庭中的自然勞動分工」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為勞動的性別分工提供令人滿意的歷史解釋。」(Jaggar, et al., 63)在馬克思主義那裡,性別沒有成為統治的特殊形式,獨立的社會組織原則,這一點直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馬克思主義興起時才有所改觀。「工作」概念的性別盲點在馬克思主義之後的當代經濟理論中繼續存在。女性在勞動市場上仍舊被賦予較小的價值,得到較少的報酬。 
  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是最多關注女性主義的哲學,反對抽像、理性,強調具體的「活的經驗」,包括身體和情感經驗。但所謂「人的存在」往往還是「男性存在」。在存在主義現象學中,海德格爾或多或少受到女性主義的青睞,因為他反對兩分思維,提出過大量的女性主義命題。即使如此,他在其篇幅巨大的著述中也從未提及女性主義。 
  梅洛·龐蒂特別關注女性主義,認為人的經驗是「身體-主體」,心照不宣的、感官的、感覺的知識先於明確的、有意識的知識,人的身體不是自然形成的機體,而是由「歷史的觀念」建構而成的。身體,特別是性,是經由歷史和文化塑造而成的。性不是孤立的生命動力,不是自然的稟賦。這些思想十分深刻。可惜他的男性異性戀視角將女性的身體放在觀淫的男性凝視對象的位置上,將女性的身體自然化了。(Jaggar, et al., 69) 
  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是高度性別主義(sexism)的,有人說這是偶然的,但有人認為是必然的。他的「為其自身的存在」是主動的、自由的、昇華的男性的存在;他的「在其自身的存在」是內在的、被動的、害怕自由的女性存在。 
  總而言之,當所有的男權制思想家、理論家為男性統治女性的歷史、現實、制度和思想辯護時,他們說的是:是上帝或是自然迫使女性服從男性的。他們通過賦予男性某些品質(理性、邏輯、智力、靈魂),賦予女性另外一些品質(混亂的情感、無法控制的性慾等),將女性邊緣化。男權制的邏輯並不直接說女性什麼,而是用委婉的話去掩飾真正的含義,當它想維護既存制度促使女性屈從於男性時,所使用的卻是諸如「保護家庭」一類的口號。 
  在當今社會,男權制思想精英不敢再公開說女性是天生的二等公民,關於有某一類人生而低人一等的話語在21世紀的話語中沒有合法性。但是,性別歧視的話語和觀念還遠遠沒有退出公共話語的舞台。男女平等的事業還將經歷一個漫長而艱苦的跋涉過程。   
  三、同與異的問題(1)   
  在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史中,差異是一個最充滿爭議也是最重要的概念。關於在性別關係中爭取平等與保持差異的論爭是女性主義理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到底女性應當爭取同男性平等還是保持差異?同與異的問題因此成為女性主義理論論爭中引起最多關注的問題。 
  概括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有五種立場:1、男女相異——男尊女卑,男權制,父權制2、男女相同——男女平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3、男女相異——男女平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4、男女相異——女尊男卑,文化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5、男女混合——男女界限不清因此難分高低,後現代女性主義這五種立場雖然是並存的,但是它們又是基本上按時間順序興起與衰落的。傳統的性別觀念主張男強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男主外女主內,強調男女的區別和差異,並以此作為性別不平等的基礎。現代的性別觀念不強調男性差異,提出「男女都一樣」,批判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刻板印象。隨後發生了否定之否定,女性主義又重新強調男女差別,但是更激進、極端者為女性氣質賦予前所未有的價值,發掘各種「女尊男卑」的文化、倫理和道德理念。最後,後現代的性別觀念主張弱化兩性的界限,以量的差異代替質的兩分。 
  在性別異同問題上的第一種立場是傳統的男權制思想,它認為男女兩性當然不同而且是天差地別,男尊女卑是再自然不過的正常秩序。這種思想觀念已經盛行了幾千年,是不公正、不正義的,又是十分陳舊過時的。 
  在過去的數千年間,這種思想觀念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互為因果,相輔相成,就連許多優秀的思想家也不能免俗。如前文所引,許多以智慧、深刻著稱的思想家都有男尊女卑的看法。有時我想,對前人不應過分苛責,對他們的預見能力也不能抱太高的期望。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女人終生呆在私領域中,她們在公領域中行動的能力完全無法顯現。如果要求一個屬於既得利益群體的成員能夠意識到邊緣群體的利益和要求,那是過高的奢望。前面引述的許多大思想家在性別問題上令人遺憾的淺薄看法,其實只是當時世人的一般看法而已,我們只能說它不高明,但是並不特別令人鄙夷。倒是在21世紀世事大變、女性生存狀況大變之後還堅持此種立場的人,才真正不可救藥。 
  性別異同問題上的第二種立場是早期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男女兩性沒有什麼差異,因此要爭取男女平等。 
  女性運動第一波時(19世紀),女性主義認為:男女在本質上沒有不同,由於教育等後天原因才分出了等級。因為男女原本無差異,所以男女才應當平等。波伏瓦就是從理性角度否認差異的。 
  男女無差異的思想最早出現於1588年,啟蒙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指出:「我認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個模型製造出來的。如果不看教育和風俗,兩性的區別不大。」(轉引自Blakemore, et al., 55)持這一立場的女性主義者即使承認男女兩性有差異,也一定要強調兩性的相似點超過相異點。「男人女人當然不同。但他們的不同並不像白天與黑夜、天與地、陰與陽、生與死那麼不同。事實上,從自然的觀點來看,男人和女人比他們同其他許多事物都更接近——比如,大山、袋鼠或可可樹。那種認為男人女人之間的差別大於他們與其他事物差別的觀點必定不符合自然……相互排斥的性別認同所反映出來的遠遠不是自然的區別,而是對自然相似性的壓制。它要求這種壓制,所使用的標準是男人根據『男性』特徵的地方版本;女人根據『女性』特徵的地方定義。性別的分工具有壓制每個人的個性特徵某些方面的作用,無論男人還是女人。」(Glover, et al., PXXIV)在性別問題上,從認為男女不同,到主張男女相同,再到強調差異的否定之否定,最早是由法國女性主義者提出來的。1970年代中期,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反對波伏瓦的觀點,強調差異,強調不要用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伊麗加萊強調把政治的重心從回應式批判改變為肯定正面的與男性價值相對立的價值,在主張男女平等的前提之下強調男女之間的差異。直接的原因是,她們認為此前的女性主義已經丟掉了女性的特徵。 
  米利特也持這種觀點,她說:「男性和女性確實屬於兩種文化。」(轉引自Glover, et al., PXXIII)這種觀點既反對誇大差異,也反對縮小差異。它提出要同時反對兩種偏差:阿爾法偏差是指誇大差異,認為男女有對立的相互不包容的品質和特徵;貝塔偏差是指忽視、縮小差異,只看男性特徵。(Herrmann, et al., 84-88)在中國,此種觀點的典型表達是這樣的:「女性解放歷程中,關於女人有了許多新的說法,比如說『男女都一樣』,站在男性優勢的角度力圖抬舉女人。還有當今風靡西方學界的『後現代』,在『反本質主義』的旗幟下堅決否認男女兩性之間『質』的差異,也是為了更徹底地解放女性——但,無論你在政治上在理論上怎樣操作,男女其實仍然不同。至少在今天乃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天生就有的『生理』差異和不可更改的『歷史』差距仍然結構著男女兩性不盡相同的『集體命運』,男男女女仍然難以逃脫。」(李小江,第13頁)「在反對生物決定論的意義上,我贊同波伏瓦的立場,但並不認為這些生物學上的性別差異於女人的社會存在『毫無意義』。不錯,它不能證明女人『不如』男人,但它確定使得女人『不同』於男人。」(李小江,第119頁)這種觀點既不贊成男女相同的看法,也不贊成抹殺男女界限的看法,既主張男女平等,又堅持承認差異。   
  三、同與異的問題(2)   
  第四種觀點比較激進和極端,它強調男女兩性的差異,並且認為在這種區別中女性屬於比較高明的一方。例如:從倫理道德方面看,女性就高於男性,女性的自我犧牲、母性和關懷倫理高於男性的自我中心、殘忍、看重攻擊性和競爭性的道德標準。吉利根在其名著《不同的聲音》中提出,過去的倫理只關注正義和權利,貶低關愛與責任,剝奪了女性的獨立性,否定了女性氣質的優越性。 
  這種觀點又被批評為顛倒過來的生理決定論。它不僅承認兩性的基本區別,並且讚美它,使之納入女性主義的政治議程。例如讚美諸如和平、關愛、養育性一類的女性特徵;貶低以攻擊性、好戰性、毀滅性為典型的男性特徵。19世紀的女性達爾文主義者甘博(Eliza Gamble)讚美「地球母親」、「大地女神」,反達爾文之道而行之,主張女性在本質上高於男性。無獨有偶,有為男同性戀者辯護的學者認為,男同性戀者比異性戀男性優越,因為他們敏感度較強,具有更多的藝術創造性,更發達的情感發展。 
  艾格說:「強調男女區別,這一區別是女性最可喜的解放。她們不必再參與男性的世界,而可以超越男性的世界。男性被剝奪了非線性的想像力。」(Agger, 60) 
  強調兩性差異的做法在女性主義運動中具有明顯的策略動機。女性主義運動中形成了兩個策略派別:差異最小化和差異最大化。例如,在爭取投票權時,前者強調女性像男性的方面較多,不像男性的方面較少,因此應當像男性一樣擁有投票權;而後者則強調女性的特長,比如哺育性和道德感強,因此應當擁有選舉權。在20世紀60-70年代,差異最小化的一派佔上風;80年代以後,差異最大化一派佔了上風。(Ben, 127) 
  上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思潮在女性主義運動中崛起,它從根本上反對兩分的思維模式,認為兩性的界限其實是模糊不清的,並且主張進一步混淆兩性之間的界限。對性別問題的這種看法受到後現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論的影響。 
  這種觀點認為,過去人們心中的差異總是分上下等級的,總是兩分的。這是一種應當批判和否定的思維方式。這種理論主張: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與過去兩分世界的對立政治不同,這種立場主張差異政治:人有各種差異,但是不一定是對立和截然兩分的狀況,而是一個以黑白為兩極的充滿各種間色的色譜樣系統。在他們眼中,性別問題不再是簡單的兩極分化,而被視為一個複雜的、多側面的、動態的體系。 
  後現代的本體論否定本體性的傳統模式,力圖克服心靈身體兩分模式,主張身體是可變的,不是天生和永恆不變的。它甚至反對女性主義早期提出的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經典區分,反對那種一向佔據統治地位的普遍看法:生理性別是自然的、生理的、肉體的;社會性別是政治的、文化的。他們認為,就連生理性別也是經由社會建構而成的。 
  在同與異的問題上,強調差異曾是法西斯主義把人分為等級的基礎,差異實際上就是「不如」。生理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低級。同異問題上的兩難來自現實生活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否定差異是不對的,因為男女兩性的需求是有差異的,需要不同的對待。這主要表現在生育、哺養孩子方面的差異。但是如果承認兩性差別,似乎又為男女不平等的現狀找到了依據。 
  在我看來,性別的異同問題其實可以按照一個簡單的原則來處理:爭取兩性政治權利上的平等,但是承認並保持其他方面的差異。將性別問題上的立場區分為戰略和策略兩個層面:在短期的策略層面上,強調男女兩性的同一性,以爭取現實生活之中兩性的平等權利;在長期的戰略層面上,消解男性與女性的性別身份,保留個人的差異,為豐富多彩的個性的實現創造充分的條件。     
  第二章 女性主義運動   
  一、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1)   
  1、運動的興起 
  早在大規模的女性運動出現之前,西方社會中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義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現。在歐洲,有人已追溯到中世紀。據說從15世紀開始,已經可以聽到一些女性的聲音。據西方學者考證,全世界第一位女性主義者是前文提到過的法國的彼森,她的生卒年份為1364年至1430年。 
  在17世紀,英國的艾斯泰爾(Mary Astell)成為那個時代最激進也是最系統的女性主義者。她的行動被譽為英國第一次稍具規模的女性主義抗爭。這次抗爭的形成原因是,英國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工廠裡出現了女工,社會的性別勞動分工 (男主外女主內) 發生了變化。艾斯泰爾提出的一些主要觀點是:第一,女人雖然要服從丈夫,但並不一定要承認他高於自己;第二,對男權的服從不可以延伸到單身女人身上;第三,受過教育的女人應當避免家庭奴役,也就是避免結婚;第四,女人的生活目標不應當只是一味追求美貌以便吸引到一個男人同自己結婚,而應當注重改進自己的靈魂;最後,她提出應當建立女性自己的社區,過一種擺脫了男人的生活。此外她還指出,男女有同等的理性能力,兩性應當受到同等的教育,以便在社會生活中運用其智慧。(轉引自Bryson, 15-16) 
  在歐洲大陸,女性運動的源頭一般被認為來自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響。18世紀90年代,巴黎出現了一些女性的俱樂部,她們要求教育權和就業權,著名女性活動家瑪麗·戈茲 (Marie Gouze) 代表她的俱樂部發表了第一個「女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的公平權利不能僅限於男性。她在法國大革命後期遇害,女性俱樂部也被解散。在以後的年代中,女性組織一再重組,但總是遇到男權社會的敵意,有時甚至激起暴力衝突。 
  女性的可悲地位是由特殊的社會與文化因素造成的,因此,女性運動的任務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戰,改變既存秩序,提高女性地位。 
  關於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始於何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它始於19世紀後半葉,歷時約70餘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達到最高點;另一種說法認為是在20世紀初年。目前人們普遍認同的說法是: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波發生在1840年到1925年間,運動的目標主要是為了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利。 
  1848年7月19日,在紐約州塞尼卡·福爾斯村的韋斯利安衛理公會教堂,召開了美國第一屆女性權利大會。會上通過了一份《權利和意見宣言》。大會的主要組織者是廢奴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被後人稱為「女權運動之母」的莫特 (Lucretia Coffin Motl)、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don) 和安東尼 (Susan B. Anthony)。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美國女權運動的正式開始。 
  1859年,英國第一個女權組織「朗漢姆女士」(Ladies of Langham Place) 成立了「促進女性就業協會」。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領導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她是第一代女性運動的活動家。她提出兩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兩性平等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利,反對貴族特權,強調男女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沒有區別的。她主張,女人應當不再受制於她們的身體以及由身體所帶來的情感。她的名著《為女權辯護》成為女性運動的經典。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權辯護》一書中為女性要求工作權、教育權、政治權和投票權。她激情澎湃地說:「我久已認為,獨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礎;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也要減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獨立。」(沃斯通克拉夫特,第9頁) 
  她還激憤地指出:既然女性不是一群壽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為什麼要使她們保持無知的狀態而美其名曰天真呢?這樣勸告我們,要我們僅僅成為文雅的家畜的人,把我們侮辱得多麼厲害啊!例如,他們十分熱心而又經常地勸告我們:要有迷人的溫柔,要用服從來取得支配權。這是多麼幼稚的說法。一個墮落到用這種陰險方式取得支配權的人是多麼不足取啊。她認為,自從遠古時候起,男人就覺得使用他的實力來征服他的終身伴侶對他有利,並且用捏造的事實來說明她應該甘受壓迫,因為整個宇宙都是為了他的便利和享樂而創造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3-32頁)她的思想就像一道閃電,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在當時沉悶的性別秩序中造成了振聾發聵的影響。 
  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還有兩位值得提起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泰勒 (Harriet Taylor),其代表作是《女性的選舉權》;另一位是穆勒 (John Stuart Mill)。穆勒是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波時最著名的女性主義男性學者,他於1869年出版了一部以《女性的屈從地位》為題的著作,提出女性沒有理由被排除在領導職位之外,並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選擇自由之後,才能知道她們的「自然」能力是什麼樣的。這兩部著作也被視作女性運動的經典之作。 
  穆勒以一種英國式的高度理性態度來看待兩性平等問題。他冷靜地分析道:如果男人對女性的權威在最初確立時曾是有意識地比較了組成社會的政府的不同方式的結果;如果在試行了社會組織的其他各種方式——女人駕馭男人、雙方平等以及可能設計出的諸如混合的和分離的方式——的經驗證明了的基礎上作出決定,這種方式,即女性完全受男人管理,公共事情不許她們過問,私下裡,每個女性對她的命運所宗的男人只有法律上的服從義務,是對於雙方幸福和安寧最有利的安排;那麼,它的普遍推行就相當可能被認為是種證據,證明當它被採用時,它是最佳方案,雖然在當時選擇它的種種考慮可能像很多原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一樣,隨著時代的推移不再存在。但是,這個問題的情況在各方面均與之相反。(穆勒,第258頁)他的意思是,那些「如果」並未發生,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並沒有經過比較和實驗,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男尊女卑的秩序和等級的實行是人類兩性關係能夠選擇的最佳方案。   
  一、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2)   
  穆勒論述道:在早期,男性的大多數以及女性的全體都是奴隸。許多時代逝去了,其中也有高度文明的時代,沒有一個思想家有勇氣對這一種或那一種奴役狀態的合理性和絕對的社會需要提出過質疑。後來,人類終於廢除了對男性的奴役制,對女性的奴役也逐漸變成了一種較溫和的依附形式,但是它並未失去其殘酷無情的淵源的污點。(穆勒,第259頁)穆勒還獨具慧眼地深刻指出,在男性對女性的統治「這件事上,擁有權力者比在其他事例中的擁有權力者有更多的防止反抗的手段。每個從屬者生活在主人的眼皮底下,也可說幾乎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同他比同自己的夥伴親近得多,沒有聯合起來反抗他的手段,沒有哪怕是局部征服他的力量;另一方面,卻有尋求他的歡心,避免得罪他的最強烈的動機。」(穆勒,第264頁)穆勒認為,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已經被當作一種「自然」的秩序被人們普遍接受下來。「不自然,通常的意思是不習慣,一切慣常的事都是自然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女性從屬於男人是個普遍的習慣,任何背離這種習慣的事就自然地顯得不自然。」「男人對女性的統治與其他形式不同的在於它不是暴力的統治,它是自願地接受的,女性不抱怨並同意參與。」(穆勒,第266頁)穆勒痛恨那種「男人從小就可以不憑任何本事凌駕於女性之上」(穆勒,第342頁)的狀況,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不正義的狀況。他所期待的現代社會的理想的兩性關係是什麼樣的呢?「什麼是現代世界的特點,即區別於早已過去的時代的現代制度、現代社會觀念、現代生活呢?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並不可改變地被釘在那個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運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機會去獲取他們最期望的命運。」(穆勒,第269頁)穆勒的女性主義思想是當時自由主義思想家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他身為男性,本已享有了這個特權階層的一切便利,卻能夠為當時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弱勢群體仗義執言,十分難能可貴。他寫於100多年前的著作至今被人們提及並被各種文字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地,有力地證明了他的思想所蘊涵的巨大生命力。 
  1897年,一位名叫胡德倫斯的加拿大農業工人的妻子在初生嬰兒死後,認為孩子之死是由於她無知和不會照料造成的,她以親身經歷向安大略城的100多名女性做了報告,講明女性應當學習科學知識,組織起來,安排好家務活動。她的講話被英國和北美女性當作了她們的組織——女性協會的宣言。 
  1915年,英國女性協會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協會在各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至此進入高峰期。 
  2、運動的目標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的第一個目標是為女性爭取選舉權。在早期,女性運動還只是提出男女應當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到後期的選舉權運動中,已經有人提出了「女性優越」的觀點。在爭取選舉權的女性運動中,還出現過一種反民主的傾向,害怕「無知大眾」,要求將選舉權限制在識字者當中。 
  美國女性在爭取選舉權的鬥爭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男權主義者甚至用醫學觀點來為自己反對女性選舉權作辯護。例如,馬薩諸塞州的立法者曾宣稱:「如果給女性選舉權,你就得在每個縣建立瘋人院,在每座城鎮建立離婚法庭。女人太神經質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轉引自埃倫賴特等,1993年)儘管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女性運動爭取選舉權的鬥爭還是相繼取得了成功:第一個為女性爭得選舉權的國家是新西蘭,那是在1894年;第二個是澳大利亞。1914年,芬蘭和挪威女性取得選舉權,其他歐洲國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取得了選舉權。英國女性的選舉權是分兩步獲得的:在1918年,30歲以上女性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女性才最終獲得同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在美國,最早爭得女性選舉權的是懷俄明州 (1868年);其次是猶他州 (1870年);1914年,通過相應法律的州增至11個;直到1920年8月,美國女性才獲得完全的選舉權,這一權利被載入美國憲法的第19修正案。 
  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的第二個爭論焦點是:女性應不應該有受教育的權利,應該受什麼樣的教育。各國女性紛紛提出實現受教育權利的要求,女子學校大量湧現,很多女童直接進入原來只收男童的學校。在19世紀中期,女性主義者們曾就女童的教育內容應不應與男童一樣,男女學生的考試內容應不應當相同等問題展開辯論。在1868年,劍橋大學為女生提供了單獨的考試。這一作法在女性主義者當中引起激烈爭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事演變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一些學校為招到更多的男生,不得不將女生的錄取分數線提高。回想當年人們為女生的學習能力和能不能與男生參加一樣的考試而爭論過,真是恍若隔世,令人感到從女權運動的先驅為女人爭取受教育權到如今,世事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女性教育已經走了多麼遠。 
  當時的人們還為女孩應不應當上家政課的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有學者認為,這一爭論更多涉及的是階級問題而非性別問題。因為只有中產階級的女孩才有學習以持家為目標的家政課的需要。   
  一、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3)   
  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的第三個焦點是女性就業問題,尤其是已婚女性的就業問題。在19世紀,一種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認為,女性賦有與男性不同的特殊素質,比如生育和撫養子女就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女人的天職就是留在家裡生育和撫養兒女。女性到社會上就業之後,工作和婚姻的矛盾變得突出起來,於是有的女人就用保持獨身的方法來解決這個矛盾。但是,這並不能在廣大的人群裡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當時關於女人尤其是已婚女人要不要就業的爭論十分激烈。爭論圍繞著下列兩個問題展開:女人婚後還應不應該工作?女人 
  作母親之後還應不應該工作?許多希望出來工作的女性對於必須在工作和家庭中選擇一項感到不公平,她們提出,男人可以同時擁有工作和家庭,為什麼女人就不可以?這個時期的女性主義提出:為了經濟獨立,所有的女性都應當在勞動市場上與男人作自由平等的競爭,爭取同工同酬。 
  在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進入尾聲時,女性在選舉權、教育和就業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它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選舉權;女性教育廣泛開展;女性就業增加。但是,傳統的性別角色規範並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因此,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的其他目標還包括為女性爭取在婚後保留財產的權利;在婚後保留自己工資的權利;不受丈夫虐待的權利;為女性爭取兒童撫育費;提高女孩同意性交的年齡線等。19世紀美國女性運動的一項內容就是把強姦法的幼女年齡線從18歲提高到21歲。強姦法規定,不允許同未成年者發生性關係,即使她本人同意,如果沒到「自願年齡線」(the age of consent),她的同意是無效的。這個時期女性運動涉及的問題還有產假問題和墮胎問題。 
  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波除了一般地要求女性權利之外還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個是女性運動要求淨化社會,它贊同書刊審查、刪改制度,反對賣淫,有一種帶有那個時代特徵的禁慾或「反性」的色彩,它提出的一個口號是:女性投票,男性貞潔。但是也有例外,女性主義運動領導人斯坦頓就是一個例外,她曾經說過: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樣充滿熱情。 
  女性運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對家庭價值和女性道德水平的強調,認為女性的高尚道德可以改造男權制的政治世界。這一點被認為是後來的文化女性主義的最早表現。 
  還有一個特徵是,在這次運動中,社會主義者與女性運動之間是有界限的。一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當中原本是有女性主義思想的,如俄國革命時的科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她主張結婚自由、離婚自由、性自由等兩性平等的價值,但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她就遭到批判。斯大林實行的是「強化家庭」、批判「自由戀愛」、鼓勵生育的政策。1936年,蘇聯通過了反墮胎法,反離婚法,並且使同性戀非法化。(Watkins, 92)從此,在社會主義國家,女性主義的思想和觀點被視為越軌,被排除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 
  3、各國女性運動的特色 
  在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中,女性運動的各種力量之間存在著策略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各國的女性運動也有著各自的特點和差別:在英國,女性運動與工會運動相呼應;美國的女性運動卻不具備這個特點。在英國,女性主義一直同馬克思主義保持著密切關係;在美國卻並非如此。美國女性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爭取平等權利立法;英國女性運動的主要目標是爭取福利立法;澳大利亞女性運動則具有二者兼備的特點。 
  20世紀初,德國女工運動的聲勢較西歐其他國家更強大,德國女工是女性運動的先鋒。1920年,獨立黨女成員吉爾擬定了一個救濟計劃,內容包括生育前後要給女工8周休息時間;在此期間照發工資;對產婦和哺乳母親發放除醫療救濟之外的救濟金等。經過長時間辯論,得到批准的計劃包括如下內容:第一,每個參加保險的女工在分娩期間總共可得50馬克的救濟;第二,分娩前四個月和分娩後六個月,每個女工每天可得1馬克50芬尼;第三,分娩女性可得25馬克醫療費;第四,哺乳期母親12周中每天可得75芬尼。 
  在這個時期,英國女工的鬥爭集中在保護女性兒童權益,爭取男女同工同酬;要求給分娩女工六周休息時間。她們的鬥爭並未立即獲得成功,而是經過反覆鬥爭才取得進展的。瑞士和意大利女工也參加了罷工鬥爭。奧地利、捷克、匈牙利、荷蘭、西班牙女工運動的一個共同特點則是積極參加選舉,參與政治。 
  有的國家的女性運動還從女性角度提出反戰口號。1915年,荷蘭女性在國際女性大會上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由男人發起的戰爭」,認為這場戰爭使女人成為受害者。 
  在俄國,中產階級女性提出了與西歐女性運動相似的口號,那就是開展女性教育,主張女性就業,要求在法律上和選舉權上的男女平權。 
  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是強調家庭價值、反對女性主義的男女平等主張的,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言論是:「女人該呆的地方是床上、廚房和教堂。」(Watkins, 98)女界對於30年代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女性政策的評價是不一致的,一種意見認為,當時的政策的基調雖然是種族主義的,但對女性是好的,國家獎勵母親,褒揚家庭,使生育受到了尊重;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當時的政策將女性降低為僅僅是一個母親,實行嚴厲的反墮胎法和反絕育法,實際上是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婚姻家庭生活之上,仍舊使女性處於無權狀態。   
  一、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4)   
  在中國,最早的民間女性社團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有兩件發現於敦煌的古文書證明,早在五代後周恭帝顯德六年 (公元959年),中國就有了由女子組成的以自護、自助、自娛為目的的民間女性社團「女人社」。(大成,1993年)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女性運動的主要內容有:要求女子參政權;興辦女子實業;爭取女子社會權利,如放足、剪髮、入學與婚姻自由等。講到中國近代女性的覺醒,不能不提及西方教會到中國辦女學的影響。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會員、傳教士愛爾德賽在寧波創辦女塾,課程有聖經、國文、算術等,並學習縫紉和刺繡。這是近代外國人在華設立的最早一間教會女學。據不完全統計,到1876年為止,基督教教會創辦的女子教育機構有:女日校82所,女寄宿學校39所,學生共計2000多人。1878至1879年間,天主教會辦的女校僅江南一帶就有213所,學生達2791人。而當時中國人自己還沒有創辦任何女子教育機構。(王新田,1990年)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就是從興女學開始的。我國近代第一所國人自辦的女校是1898年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的經正女學。1902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當時的女學大多集中在江蘇、上海等發達地區。除教會女校學生外,1906年全國有女學生306名;1907年為1853名;1908年為2679名;1909年為12164名;1915年,增至180949名。從全國範圍看女子初等教育,1907年全國共有女校391所,學生數11936人,占學生總數的2%,到1918-1919年度,全國初等小學女生達190882人,占初等小學生總數的4.3%。(韓志俊等,1989) 女子受教育無疑是中國女性覺醒、擺脫傳統女性生活方式的第一步。 
  1903年,中國最早的女性組織「共愛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據統計,參加同盟會的女知識分子約有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有105人。當時,女性運動精英創辦的女子報刊共有40餘種,如秋瑾於1907年創辦的《中國女報》,燕斌於1907年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誌》,陳擷芬於1902-1903年創辦的《女報》等。她們還發起參政運動,爭取參政權利。這一運動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的成立為其標誌。該會提出以下9項政綱:1、男女平權之實現;2、女子教育之普及;3、家庭女性地位的向上;4、一夫一婦主義之實行;5、自由結婚之實行與無故離婚之禁止;6、女性職業之勵行;7、蓄妾及女性買賣之禁止;8、女性政治地位之確立;9、公娼制度之改良。這個時期最著名的女性運動領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當時看最完備的女性解放思想,其要點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要求實現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對女子纏足;第四,提倡女學和主張女性經濟自主;第五,主張女性走向社會,參與國事。(沈智,1991年) 1912年,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成立,由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後援會、尚武會、湖南女國民會等聯合而成;同年,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亦宣告成立。 
  1912年,袁世凱政府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男子獨享;袁政府教育司長史寶安聲稱:「女子參政不適合女子生理及本國國情,女子以生育為其唯一天職」;袁世凱還曾懸賞萬元通緝女性運動的領袖人物唐群英、張漢英等。(馬庚存,1991年) 這一史實反映出當時女性運動的高漲和運動阻力的強大。 
  中國革命中,一批女性領導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標外,還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獨特目標。1913年,宋慶齡發表了《現代中國女性》一文,指出:「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發達的國家,而其女性將與男子並駕齊驅。」1924年11月,宋慶齡在日本神戶縣立女子高等學校做了關於女性運動的講演,她說:「女性地位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國和日本的女性,爭取實現那個人類不為動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導的日子。」從她對理性的強調,可以看出她當時的思想接近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隨後發表的關於女性的論述中,她越來越傾向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階級鬥爭、革命聯繫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國民一分子,女性解放運動是中國國民革命一部分,所以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應當參加國民革命,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應當參加國民革命。」她又將女性運動同階級鬥爭的關係闡釋如下:「我們不但應當反對男子壓迫女子的舉動,我們並且應當反對女子壓迫女子的舉動,我們假使一方面反對男子的壓迫,一方面憑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們同類的貧苦女性,這種矛盾的舉動,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墮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應當先以平等待同類,打破富貴貧賤的階級界限。」(轉引自程紹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問題在中國和蘇聯革命中,女性問題從來都是同階級問題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認為是階級解放的一部分。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職業革命家當中,倍倍爾是對女性問題發表過重要意見的人物。他出版了《社會主義和女性》一書。這部出版於1878年的著作被認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影響更大,對女性運動的影響更為直接,雖然後者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問題的經典之作。與恩格斯相同的一點是,倍倍爾也認為,女性的受壓迫狀況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最終結束這一壓迫。到那時,家務勞動和子女的撫養將成為集體的事。倍倍爾認為,沒有性別的社會獨立與平等,就沒有人類的解放。既然歷史上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是與私有制同時發生的,那麼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實現也只有在一群人統治另一群人——資本家統治工人——的社會消亡時,才能最終實現。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經濟因素性質的壓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雙重標準,傳統女性服飾的禁錮人的作用等等。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從母系繼承轉變為父系繼承是女性的最大失敗,而女性體力上的弱小是她們喪失權力的主要原因;倍倍爾在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浪潮(5)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視女性問題的另一位革命領袖人物,她認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類的解放一樣,最終將是勞動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事業;她擔任書記的共產國際女性書記處的任務就是要吸引勞動女性參加革命的階級鬥爭。蔡特金是「三八國際勞動女性節」的倡導者。她認為,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女性和她們的丈夫一樣受資本的剝削,所以,無產階級女性所反對的不應當是本階級的男子,而應當與他們一起共同投入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雅寫了一部著作《女工》,她提出,女工加入勞動大軍是最終的進步,因為只有通過參與到階級鬥爭裡面去,女性才能最終獲得解放。她還從另一角度鼓勵女性參加勞動大軍,那就是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地位。由於列寧和共產黨認定經濟獨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個步驟,而女性要獲得經濟獨立就要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所以俄國在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非常重視女性參加勞動的問題;而為了使女性充分就業,避孕和墮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當時的蘇聯政府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墮胎合法化的國家 (1920年)。 
  關注女性問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前文曾提及的科倫泰,她一開始並未注意到女性問題,只是當她感到女性主義對社會主義運動造成的威脅時,才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她認為,資產階級的女性運動是自私的、利己主義的,應當由無產階級男女的團結來取而代之。可是到了後來,她轉而批評社會主義的實踐,因為她發現,女性的需要被男性統治的黨的等級制邊緣化了。於是,她要求在黨內建立獨立的女性組織,爭取將女性問題擠進政治議事日程。她出任社會福利部長之後,為女性爭得了法律獨立權、婚姻平等權、合法墮胎權、男女同工同酬、由國家提供的母嬰健康保護以及家務勞動和育嬰的部分社會化。 
  科倫泰還以其性觀念而變得十分有名,她認為,社會主義改變了兩性關係的性質,過去的資產階級道德是虛偽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應當建立在新的經濟基礎之上。人們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卻宣稱,性的排他性是危險的,認為它對女性自身和社會福利都造成了威脅;再加上她對革命成功後那個混亂時期的性試驗抱有同情態度,因此被人稱為「杯水主義」,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樣解決性慾問題。她指出,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閉式的愛情,因為兩個人之間的深愛就其本質來說必定是反社會的,它會使這一對情侶與更廣大的社區隔絕開來,降低他們對一般社會公益的興趣。因此,這種關係在新的社會中將成為不必要的,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隔絕狀態的殘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是在情侶關係中有愛情和親密關係,除此之外哪裡也沒有;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應建立在夥伴關係和人們的團結友愛關係之上。因此,親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關係的範圍之內,性愛應當成為人類擴大的愛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將是集體的快樂而非個人的快樂。性愛不是簡單的動物行為,不是僅僅建立在肉體吸引的基礎上 (她稱此種情況為「無翅的愛神」);而是要富於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愛情,戀愛雙方應當分別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對集體的忠誠。(轉引自Bryson , 139-140) 科倫泰的性愛觀被當時的人們視為不現實的、過於浪漫主義和空想主義的。在革命勝利後的短暫浪漫狂歡時期過後,科倫泰就消聲匿跡了。 
  在中國,早在1922年,共產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制定了關於女性問題的第一個文件《關於女性運動的決議》,其中也表達了女性運動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決議確定的當時具體鬥爭目標是:努力保護女勞動者的利益,爭得平等工價,制定婦孺勞動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又進一步提出許多關於農婦本身利益的具體要求,如承繼權、土地權、反對多妻制、反對年齡過小之出嫁 (童養媳)、反對強迫出嫁、離婚權、反對買賣女性、保護女雇農的勞動等。儘管女性有一些具體要求,但女性的利益與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終被視為更為重要的階級解放的一部分。 
  關於中國革命與女性的關係,西方女性主義者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採取了同男權制妥協的策略,因此這一革命是以犧牲女性為其代價的。著名女性主義者絲黛西 (Judith Stacey) 和約翰遜 (Kay Ann Johnson) 等人都持有這種觀點。在我看來,這種批評對中國的情況相當隔膜。在中國,革命的目的只是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一些子群體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農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從來都沒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並不會為農民的利益犧牲女性的利益,因為這些特殊的「利益集團」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也只有官和民這兩大階層,一向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利益集團。用西方的利益集團分析法來解釋中國的事情,難免有隔靴搔癢、文不對題之感。   
  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1)   
  一般認為,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本世紀的60-70年代,最早興起於美國。也有人認為,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續到80年代。 
  1、運動的基調 
  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標是批判性別主義、性別歧視和男性權力,認為當時 
  雖然女性有了選舉權、工作權和受教育權,但是表面的性別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性別不平等。這次女性運動的基調是要消除兩性差別,並把這種差別視為造成女性對男性從屬地位的基礎。女性運動要求各個公眾領域對女性開放,縮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別,使兩性趨同。當時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應當克服自己的女性氣質,努力發展男性氣質,其中包括攻擊性和獨立性;她們不贊成母性是與生俱來的,也不贊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於男性;她們否定女人緣於作母親的經驗就在性格上與男人有了根本的差異這一論斷,而是認為許多男人也很溫柔,甚至更愛照顧人;這些特徵和氣質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培養的結果。 
  在女性運動第二波到來之前,也就是在兩次女性運動之間,波伏瓦是女性主義唯一的聲音。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書後來成為女性主義的聖經。在《第二性》一書中,波伏瓦除了論述「女性」的處境之外,還提出了「他者」和「他者性」的問題。但是在70年代末的法國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看來,波伏瓦是認同男性的、生殖器中心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她的思想已經被人們拋棄了。人們現在讚美差異,認為波伏瓦把女人描繪為與男人完全一樣的進入男性領域的人是對女性評價過低,她的兩分思維方式以及她對女性身體的厭惡和仇恨,是沒有高度評價女性品質的表現,究其思想根源是她接受了薩特的哲學框架。她的「獨立女性」的形象是無子女的不婚的職業女性,而這一女性形象受到高度評價女性特徵的人們的批判。 
  波伏瓦的《第二性》雖然發表較早,但它對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文學及軼事材料證明:女性自由的障礙不是其生理條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製造成的。她的最廣為人知的觀點就是:一個人並非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在這一點上,波伏瓦的觀點與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們兩人觀點的區別在於,波伏瓦認為女性解放與作母親這二者無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卻認為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這並不是因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時代女人還無法避孕,無法輕易作出過單身無孩生活的選擇,而是因為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這一能力稱為「女人生存的偉大目標之一」。(轉引自Chapman, 203) 波伏瓦則把強調生育視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畢竟是使女性成為奴隸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不是說每一個作母親的女性都自動成為奴隸——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於奴役,但現代的母性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只要人們仍然認為女性的主要工作便是養育小孩,女性便不會投身政治、科技。進一步說,她們便不會懷疑男人的優越性。……我們幾乎不可能告訴女性洗碗盤是她們的神聖任務,於是告訴她們養育孩子是她們的神聖任務。」(波伏瓦,牧原編,第263-264頁) 
  波伏瓦認為,人們已經接受了兩性之間的既存關係,「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於最後再也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我想,幾個世紀以後,當人們發現我們社會中女性所處的境遇,也會感到無比的驚奇,就像我們現在發現雅典民主政體中的奴隸制時所發出的驚歎一樣。」(波伏瓦,牧原編,第76頁) 波伏瓦在書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將自己定義為自我 (self),而將女人定義為他者 (other);如何以男性為主體,以女性為非主體。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種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過是從男性的偏離;這個世界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在英文中,man可以指稱男人,也可以指稱人類;woman卻只能指稱女人,不可以指稱人類。在這種指稱方式背後,是對男女兩性不同評價的文化積澱:女人只是人類中的一部分,但男人可以是全部。中文的「他」和「他們」也是這樣:用這兩個詞可以指稱男人,也可以指稱略去性別的人類;但是「她」和「她們」卻只能指稱女人。由此得出男性是主體、女性非主體的結論並不太過分。 
  波伏瓦像馬克思主義一樣,並不把女性的解放運動當作一種非歷史的行動,而認為,只有在現代的生產形態下,女性才能釋放其自由自主行動的全部潛力。波伏瓦把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運用於對女性狀況的分析和研究之中,那就是對一切現存的習俗、價值和信仰置疑,反對個人命運天定的思想,認為無論是傳統的期望、早年的經驗,還是經濟條件,都不能規定女性的命運。在這一點上,她既反對弗洛伊德關於女性特性的許多論斷,也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觀點。關於女性解放的途徑,她更強調個人的努力,而非整體的行動,她認為,儘管現存的性別壓迫是結構性的,解決問題卻要靠個人戰勝環境的努力。她提出了三種途徑:第一,女性只有到社會上去工作,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第二,成為知識分子;第三,爭取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以便最終解決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的衝突。   
  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2)   
  儘管有人從不同的立場批判波伏瓦,例如那些對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立場難以苟同的人們就曾批評她試圖用個人主義的辦法來解決集體的問題,忽視了工人女性和農民女性的問題;但是她的《第二性》一書在女性主義和女性運動中的經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這個時期女性運動中另一部引起廣泛關注的著作是費爾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的《性的辯證法》。這部著作被認為是生理本質主義的代表作。費爾斯通在這部著作中表達了 
  這樣一種觀點:生育機制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像波伏瓦一樣,費爾斯通也認為,男女兩性的區別並不必然導致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統治,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導致了兩性權力的不平等——在孕產期,女人的基本生活來源要依賴於男人;人類的嬰兒比其他物種需要更長的育嬰期;母親和嬰兒的相互需要與依賴;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區別基礎上的性別勞動分工。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如果用技術改造生育機制,使生育得以在女體外進行,女性就可以從這一生理角色當中解放出來了。她認為,改造兒童撫育機制和有酬工作機制都不能最終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只有重建生育生理機制,女性才能最終獲得解放。 
  同費爾斯通持相同觀點的女性主義者列舉了不生育的許多好處,例如它可以給女人更多的時間過自己的生活;她們還提出,生育的生理不應當決定女性的生活,女性應當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個人的決定;不生育的女人可以同年輕人在一起生活和交流,也可以去過集體生活或領養孩子。 
  不少女性主義者很不同意波伏瓦和費爾斯通對生育問題的看法。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的著名女性主義者米歇爾 (Juliet Michell) 就批評了波伏瓦把母性當作一種「可能的存在主義主題」的觀點,她甚至說,「嚴格地說,《第二性》不應當被算作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轉引自Butler and Scott, 58) 
  如果說波伏瓦的《第二性》是橫空出世,那麼弗裡丹 (Betty Friedan) 的《女性的神話》就是凝結了空氣中已經瀰漫的東西寫作而成的。這部著作成為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興起之時對當時女性心中所想的事情的最傑出的表達。到1970年時,這本書在英美兩國已銷到100萬冊以上,還有各種文字的譯本。它是美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作,它的千言萬語如果用一句最響亮的話語來概括就是:對家庭主婦的形象說一聲「不」!弗裡丹在書中提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女性是生氣勃勃的,但在戰後卻沉湎於舒適的家庭生活,只想作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不再到社會上去幹事業;「女性解放」和「事業」之類的字眼聽起來已使人感到陌生和不自在;女人的唯一夢想就是當個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個孩子並擁有一幢漂亮住宅;唯一的奮鬥目標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並保持穩定的夫妻關係。弗裡丹生動地描寫了這代女性在得到了這一切以後的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實現感的缺乏。她們充滿無名的煩躁感和無意義感。她認為,對於女性發自內心的呼聲——除了我的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我還有所企求——再也不能漠然不顧了。 
  弗裡丹指出,看到美國女性的現狀,令她想起一句德國口號: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廚房),那是當年納粹分子規定女性必須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時所使用的口號。在40年代的美國,也有人提醒女人們注意,追求事業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導致女子的男性化,其後果極其危險——丈夫們會因此得不到性滿足,對家庭、子女和女性的能力都會造成威脅。這一輿論導向使事業型女性感到窘困不安,以為自己正在喪失女性的特徵。將女性主義當作一種過時的骯髒玩笑加以嘲笑成為一時的風尚;「女性主義者」和「事業型女性」這類辭彙成了骯髒的字眼。人們總是對那些為爭取女性受高等教育、幹事業、參加選舉的權利而奮鬥的老式女性主義者譏笑一番,同時又表示憐憫。弗裡丹辛辣地指出:女性們花了半個世紀為權利而戰,在下半個世紀卻又對自己是否真正需要這些權利產生了懷疑。 
  弗裡丹批判了女性在事業和婚姻上二者不可兼得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要在婚姻上成功,就需要自我否定;而要在事業上成功,則需要如醉如癡的獻身精神。婚姻需要合作,事業需要競爭,二者結合起來非常困難,需要不同類型的品性。因此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最完美的互為補充的結合。 
  弗裡丹在這部著作中猛烈地抨擊了關於女性的「神話」,這一神話企圖使人們相信:女人的最高價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們自身女性特徵的完善;西方文化的錯誤就是低估了女性特徵的價值;過去女人犯錯誤的根源就在於她們妒忌男人,力圖要跟男人一樣,而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本性;而這種本性的完美,只存在於由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溫順服從和對孩子的母愛之中。 
  伊麗加萊 (Luce Irigaray) 是繼波伏瓦之後最引人注目的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她在一部被譯成多種文字的女性主義著作中全面論述了女性的權利。她把女性的權利概括為七個方面:第一,人類尊嚴的權利,其中包括制止對女性身體和形象的商業用途;女性擁有在行動、語言和公眾形象方面的地位和代表;制止世俗和宗教權力對母性的剝削。第二,在人類身份方面的權利,其中包括女性的貞潔 (指肉體和精神的整合) 不被金錢、家庭、國家或宗教實體所侵犯;母親身為女性所應有的權利。第三,世俗法律應當保護母嬰的相互責任。第四,女性應當擁有保護自身及子女生命、生活空間、傳統和宗教的權利,有反對男性法律 (充滿好鬥精神的、污染環境的) 的權利。第五,在財產權利方面,女性應當擁有在不受稅收制度懲罰的前提之下選擇獨身生活方式的權利;女性應當享有國家發放的家庭福利費;平等對待男孩女孩的權利;各類傳媒應有一半時間以女人為對象。第六,交換體系如語言交換體系應當更有利於保障男女兩性平等交流的權利。第七,女性在世俗與宗教的決策機構中應當與男性擁有同等數量的代表。   
  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3)   
  遭到她猛烈抨擊的社會現象包括:招工的男女區別和失業的男女區別所反映出來的兩性不平等問題;在那些對女性開放的職位中,女性為了要得到提拔就要出賣肉體或者要否定自己的女性氣質,致使她們不是作為女性成功的,而是作為一個中性成功的;女工比重較大的職業價值就低,不論這些職業對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有多麼重要,不論是在農業、工業還是文化領域都是如此;工作組織的法規都是由男人制定的,女人只能被動接受;生產些什麼也總是由男性權威來確定,如武器生產、環境污染和很多無用產品的生產都不是由女人決定的 
  ;產品的規範都是男性的,無論是顯在的還是潛在的流行話語的內容和風格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廣告的基調也是男性中心的;表現在職業地位上的男女兩性在勞動中的不平等價值。 
  伊麗加萊提出,性別主義是種族主義的無意識形式;她呼籲女性注重每個生命的基本權利;減少那些由一人或少數幾人統治的團體或公司的權利;重新定義和評價住房法律,確保私人財產權;減少與權力、金錢、尤其是與豪富的慾望相關的剩餘價值,把交換建立在成本上,反對增加從土地、空氣、海洋和人體角度衡量的不必要的生產和過度生產;對源於強力的法律提出質疑。(Irigaray, 11-91) 她的主張代表了女性主義對現存的男權社會價值的批判和挑戰。 
  在眾多的性別研究類別中,斯坦能創造了一種特殊類型的女性主義寫作,其代表作是《假如弗洛伊德是費麗絲》。該文將弗洛伊德的傳奇生活用一個女性主體來重寫,極具啟發性。將很多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情和說法放在另一種性別身上,顯得妙趣橫生,使人意識到現存性別結構中的荒謬之處。 
  2、運動的規模和特色 
  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規模宏大,涉及了各主要發達國家。到70年代末期,僅英國就擁有了9000多個女性協會,美國、加拿大湧現出大量女性組織。 
  1966年,全國女性組織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簡稱 NOW) 在美國成立,弗裡丹任主席,這一組織成為西方最大的女性組織,其宗旨是:獻身於這樣一種信念,即女性首先是人,是個像我們社會中的其他人一樣的人,女性必須有機會發展她們作為人的潛能;立即行動起來,使女性充分參與到美國社會的主流當中去,享有真正平等夥伴關係的一切特權和責任。到80年代末,全國女性組織已擁有15萬成員,176個分會。1974年,美國58個工會的3300多名女性,代表40個州和數百個地方工會在芝加哥開會,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女性工會組織:工會女性聯盟。1975年,全國性的黑人女性組織「黑人女性聯合戰線」又在底特律成立,並代表少數民族女性抗議針對少數民族女性的階級、性別和民族壓迫。1977年,代表50個州和地方會議的1400多名代表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女性大會,並通過了爭取女性的平等權利的25項重要決議。許多群眾性女性組織為推動女性解放運動作出了貢獻。 
  1979年,第3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消除對女性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這是女性運動的一個重要文件。許多國家陸續成立了有關機構,從事維護女性權益事宜。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大都是由黨政部門統籌管理;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則在政府內外分別成立了相關機構。如加拿大政府在1981年12月成立了女性地位部,並由政府指派人員成立了女性地位顧問委員會,作為獨立組織,負責調查女性問題。奧地利於1979年在聯邦總理府設立了一個國務秘書辦公室,專門負責與女性有關的問題。埃及政府在社會事務部內設立了女性事務總局,還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門代表組成的女性全國委員會,以協調政府部門間的工作。一些國家修改了憲法和法律。挪威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案」於1980年7月開始生效。墨西哥於1979年修改了80個法律,去掉了原條款中有關歧視女性的內容。奧地利修改了《家庭法》,規定夫妻雙方在維持家庭方面具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 
  到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興起之後,關於女性應不應當就業的爭論已經不再熱鬧,因為女性大量就業已經成為現實;隨著女性的普遍就業,關於女性角色的爭論也結束了——過去人們一直為女人的角色是否應當主要是母親和妻子、她們是否天生適合留在家裡爭論不休。在美國,20世紀20年代時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就業;到了60年代,就業女性已佔到女性總數的40%。在這個時期,女性的就業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比如,社會上已經改變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但女人仍舊面臨著一個如何在平等工作機會與傳統母親的角色與職責之間取得平衡的問題。 
  但是,在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中,一些早期女性運動中爭論過的問題又在多年沉寂之後被重新提了出來。例如,關於女人究竟應當在勞動市場上同男人平等競爭還是應當爭取對女性的特殊保護政策的問題。有人進一步指出:在這個時期,爭論的焦點轉移到女性是應當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還是應當創造一種女性自己的生活方式。女性運動的新口號是:女性的特質是世界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流行過一個普遍的說法: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過去人們一向以為,某男經理對女秘書的性騷擾或某男強姦了某女都是屬於個人性質的問題,是由於有某個道德水準不高的男人或某個窮凶極惡的罪犯,或是由於女秘書或那個被強姦的女人有過某種不恰當的行為舉止誘發了男人對她們的侵犯。現在,女性主義運動指出,這些行為絕不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政治表現。   
  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4)   
  女性運動第二波向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界挑戰,按照「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的思路,強調在性別政治中身體的重要性。此次女性主義運動在美國的第一個大動作是反對選美,抵制女性必須遵從的規則和某些女性身體標準。在1968年,女性主義抨擊了「美國小姐」選美活動。她們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選美: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達不到男性的審美標準。女性主義者們為一頭羊加冕,用以諷刺被選中的美國小姐,並設置了自由垃圾筒,將乳罩、腹帶、緊身褡、假睫毛一類的東 
  西扔進垃圾筒。據說,雖然當時並沒有人焚燒乳罩,但是由於傳媒的大肆敵意報道,「燒乳罩」不僅成了一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而且成了女性主義的象徵:女性主義就是「非女性的」、長相醜陋的和充滿挫折感的女人們弄出來的,她們對真正的美女充滿嫉妒。(Robinson, et al., 127)燒乳罩的事情並未發生,女性主義運動只是反對選美,反對按照男性的要求打扮自己,反對將女性作為性對像而已。 
  在女性的身體形象問題上,女性主義的觀點是:女性一直處在美貌競賽的巨大壓力之下,即以男性的觀點判斷、批評女性的身體,只注重「外在」的形象,而否定了女性身體「內在」的感覺。女性永遠在與模特的幽靈做不公平的競爭,以絕大多數女性鏡子中平凡的自我形象與模特做泯滅女性自信心的競爭。 
  女性運動的概念和議題除了傳統的參政、就業、教育等問題,還從女性主義角度提出了對性問題的全面審視,其主旨是反對陰莖中心主義的傳統,關注陰蒂,關注女性的性慾望和性權利。社會和家庭針對女性的暴力問題、性騷擾問題也是女性主義運動關注的新問題。 
  有人將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分為制度女性主義與基層女性主義。前者在現行制度中爭取女性權利;後者在社區基礎上工作,強調集體組織化,大力開展提高覺悟的運動。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中的女性興起了「提高覺悟」小組的活動熱潮。喚醒意識、提高覺悟、關注健康等女性活動團體超過2000個。運動的一個主要活動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談話的提高覺悟小組活動。這一活動在當時與其他治療結合在一起,成為教育女性的有效形式。這些團體開展分享個人經驗和情感的小組活動,用女性主義思想分析這些經驗和情感,指導女性調整與男友的關係,進而開展為通過有利於提高女性地位的新法案而爭取公眾同情的活動。 
  在提高覺悟活動中,女性用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情人、學生和工人的個人經歷來批判社會結構,這一社會結構使女性沉默、悲哀,使女性相信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滿足、不快樂是個人的原因導致的。提高覺悟活動在1970年至1974年間達到高峰,當時的情況是:5至15個女人組成的小組每週聚會一次,聚談兩個小時,持續幾星期至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她們談論一切,用個人的經歷來檢驗社會上佔主流地位的文化觀念。這種活動方式後來發展成為一種知識的生產形式,一種女性主義的新型實踐。 
  提高覺悟的進程有四條主線:第一,使女性認識到,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通過傾聽每個人的個人經歷,將其編織成一幅社會生活圖景,建立以個人生活經歷為核心的社會分析;第二,以家庭為重點,使女性認識到在社會化過程中,家庭是如何對女性進行性別角色教育的,社會化過程又是如何內化為個體的心理結構的;第三,鼓勵每位參與者講述個人的感情生活,使女性有機會抒發感情,減輕不安心理;第四,關注和討論女性的性行為經歷,使女性理解性慾的形成,性的意義等等。 
  舉例言之,某女人被丈夫毆打過,在提高覺悟小組中,她發現還有別的幾位女性也挨過丈夫或男友的打。這種交流使她認識到:自己個人的問題也是個政治的問題;個人挨丈夫的打是社會權力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自己遭遇的問題其實扎根於社會結構之中,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她自身的內部缺陷造成的。最後,提高覺悟團體還可能成為政治行動的權力基地——她和其他挨過打的女性可能決定為受虐女性創立一個庇護所。總之,廣泛開展的提高覺悟小組的活動是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最具特色的活動。社會批判所導致的組織活動,從知識到行動,印證了「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一口號,使它成為美國女性運動最有效的組織工具。(愛森堡等,第21-22頁;海德,第96-97頁;斯坦能,第144-145頁) 
  有一位普通的女性對女性主義運動的回憶很形象地反映出女性主義流派和主張的多樣性以及參加小組活動的女性對這一活動的印象。她說:「在女權運動浪潮早期,我每週去參加一個提高覺悟小組的活動,同去的還有一個朋友。我們最近比較了兩人的筆記:你猜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朋友說,她覺得『現在我能做一個女人了。這件事不再是可羞的了。我不再秘密地幻想我是個男人,就像以前那樣,在我有孩子之前。現在我可以看得起過去我認為可恥的事了。』她的回答令我驚異。在那些年裡,我們同在一起開會學習,我的想法卻大致相反:『現在我不必再做一個女人了。我不必做母親了。做個女人一向是可羞的,但我以前以為沒有別的出路。現在『女人』這個想法本身已經可以不要了,『女人』是我的奴隸姓名。女性主義將給我自由去尋找一個另外的全新的身份。」(Glover, et al., 6-7)女性主義的思想流派以及它們對女性的所造成的不同角度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5)   
  運動中異常活躍的波士頓小組主張:女性主義應當意識到、承認和關懷女性的日常生活,關心女性健康的實踐、科學和服務。她們所編撰的《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在女性中影響很大,成為女性關注自身狀況的教科書。 
  1973年的羅伊訴魏德案的判決,使美國女性爭得了自由選擇墮胎權。這也是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個實際成果。雖然這一權利的獲得幾經挫折,至今還是觸動西方社會神經的敏感 
  問題,有針對女性墮胎權利的反對甚至暴力(爆炸)行動不時發生,但是女性主義在這個領域畢竟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3、女性研究和理論流派 
  在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形成了一個女性研究的熱潮。女性研究 (又稱性別研究) 作為正式的研究領域於60年代首先在美國和英國出現。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女性研究在西方學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人們現在一般都認為,女性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對於女性研究這一學科的建立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有人認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性主義運動在學術領域的延伸。 
  在如何看待女性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上,女性運動的活躍分子分為兩派,持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一派認為女性主義理論很重要;另一派則認為女性主義理論過於乾澀、無趣、也無用。前者批評後者太不重視理論的作用;後者則認為前者未免太學究氣、太精英氣、也太不易接近了,並批評她們把學院派女性主義者與一般女性隔開了,忘記了女性運動的主要任務在於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 
  概括地說,社會學對於女性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女性問題只是被包括進社會學的研究來填填空;第二階段,女性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進入社會學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領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論;在第三階段,女性研究開始影響到現存的理論,由於現存的理論當中有許多是性別主義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來對現存理論作出修正。女性主義的社會學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性別構成了理論的中心論題;性別關係中是存在問題的;不應當把性別關係看作是與生俱來的,固定不變的;女性主義社會學理論的任務是向不利於女性的身份地位挑戰,爭取改變女性的地位。 
  有人為女性主義理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對女性屈從地位的批判性解釋。」(Richardson and Robinson, 50) 所謂女權意識概括地說就是一種受害者意識,即意識到社會權力分配的不公平,意識到自己是這種不公平的受害者。正如英國女性主義領導人帕克拉斯特 (Christabel Parkhrust) 所說:「作為一個群體的女性對於作為一個群體的男性的屈從是社會生活其他一切方面的基本決定因素。」(轉引自Bryson, 93) 這就涉及了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其中包括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經濟及性方面的控制與屈從。 
  雖然女性主義有很多流派,有著差別很大甚至是針鋒相對的主張,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消滅兩性間的不平等關係,這個共同的目標把各個流派的女性主義者團結在一起。各個流派也有若干能夠取得共識的女性主義原則,其中包括:相信男女兩性是不平等的,而且這種情況是應當加以改變的,即用兩性間的平等關係取代等級和不平等;對既存兩性關係的改造將對更廣泛的社會關係產生影響;兩性關係是政治性的;反對劃分公領域和私領域,認為政治權力既運作於個人層面,又運作於社會層面,即「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公民的社會權利源於存在本身,而非源於社會地位,即「我存在,因此我有權利。」 (Campbell, 86) 
  作為一種分類分析,社會性別一詞與女性運動第二波同步出現,旨在強調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二者的區別。女性主義者認為,如果女孩子不喜歡數學,那不是因為生理性別的原因,而是由於社會性別的原因。女性主義並不特別關注生理性別,而是關注性別差異的文化和心理的意義。女性主義反對本質主義和生理決定論的觀點,贊成性別的差異和特徵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觀點。女性主義因此受到來自生理學和醫學的抵制。 
  通過社會學的經驗調查和對社會行為變遷的研究,後世的人們對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所做的評價是:在工業革命初期,男性比女性變化快;在1960年代的女性運動時期,女性比男性變化快。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使女性在所有的指標上迅速與男性接近。這些指標不僅包括參政、就業、教育等等直接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公領域指標,也包括那些間接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私領域指標,如家務勞動的分擔、性行為方式等等。 
  概括地說,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女性主義信心十足,但是經過80年代的保守勢力回潮,而到了90年代末,女性主義自信心有所下降,基本上取守勢。但是,在21世紀的今天,許多新的理論和流派仍在不斷探索創新,形成了一股女性主義運動的潛流,並在更大規模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逐步進入了主流意識形態。     
  第三章 女性主義流派   
  女性主義流派   
  一般人一提到女性主義就以為它是鐵板一塊的,其實女性主義陣營中流派繁多,主張各異,最流行的概括方法是所謂「三大家」(big three) 的概括,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除了公認的三大家之外,近年來又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新:後現代女性主義。由於這一新流派觀點新穎,影響很大,所以在本書中將單列一節加以介紹。此外,還有一些不屬於這四大流派的女性主義小流派、小分支,也會一一在後文加以介紹和闡述。 
  儘管女性主義在爭取男女平等的目標上有著基本的共識,各個女性主義流派關於性別主義 (sexism) 的起源和性質卻有著極不相同的看法;對於如何消除性別主義也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各個文化當中女性主義的階層歸屬和現實鬥爭目標也不盡相同。例如,英美女性運動就有區別:英國女性運動有更多工人階級女性,屬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美國多中產階級女性,屬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或激進女性主義。 
  有學者對各個女性主義流派的研究框架做了這樣的概括: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主要研究框架是理性與感情的問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關注點是關於公眾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問題;激進女性主義的關注點是關於自然與文化的問題;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的關注點是關於主體與客體的問題;文化女性主義的關注點是關於心靈與肉體的問題。也有人對除早期主要在英國流行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之外當代最活躍的激進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做了這樣的概括:激進女性主義主要關注對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問題,以及男性從對女性的壓迫中獲益的情況;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更關注於資本主義階級社會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關注女性的有酬勞動和無酬勞動以及國家問題。這類概括雖然由於其刻意追求工整而顯得有些牽強,但不失為引領我們瞭解女性主義運動各個流派主要理論傾向的線索。 
  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各女性主義流派都有各不相同的立場和觀點。舉例言之,在如何看待公領域與私領域這兩大領域劃分的問題上,不同的女性主義流派就有不同的看法。激進女性主義的觀點是:首先承認兩個領域的劃分,承認女人的活動天地主要在私領域,但同時卻對私領域不如公領域重要的觀點持堅決的否定態度;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態度是:為什麼女人不能使自己更像男人呢?它希望女性能夠走出私領域,到公領域中去同男人展開一場公平競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則是:為什麼女人不能使自己更像無產階級?它希望女性把自己的解放鬥爭同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融為一體。 
  還有人將女性主義理論流派劃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修正派 (reformist);另一派是再分配派 (redistributive)。修正派的主要觀點是,現行制度可以通過修正加以完善;再分配派則認為,對現行制度的改良不能解決女性地位問題,必須在國家之間、階級之間和兩性之間進行系統而廣泛的改革,實現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前者認為變革應當是自上而下的,從中受益的女性是客體;後者則認為變革應是自下而上的,受益的女性是主體。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認為,過去幾十年間女性主義流派的大量分化與重新組合,已經使過去三大家的區分變得不再清晰可辨,目前,女性主義的理論呈現出一派多元的格局。總的來說,20世紀60年代以激進女性主義為主;70年代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為主;80年代是全面保守回潮;90年代是女性主義三大家(激進、自由、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綜合。 
  在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性別概念出現危機,批判者為性差異理論家,後殖民理論家,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學者,尤其在生理學領域,女同性戀思想家的挑戰顯得特別活躍。後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層出不窮,她們的思想向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的共識提出挑戰並且打碎了這種共識。她們強調女性主義理論中的差異,促使女性主義轉向各式各樣的「文化」,其結果是女性主義理論的範式轉換。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1)   
  1、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沿革 
  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出現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沙龍知識分子的蘭襪子團體 (blue stocking group of salon intellectuals)。這群中產階級的文學女性以在集會時著蘭襪子著稱,以致後來「蘭襪子」一詞成了賣弄學識的女人的略帶貶意的代名詞。雖然這個團體是反對女性主義的,而且接受了女人在文學世界中的二等公民地位,但是她們的存在本身及其在18世 
  紀中期以後的出版活動,顯示了女性的能力和能夠扮演的新角色:女性不再屬於完全被排除在公共論爭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數。 
  從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女性運動的主導傾向是跟隨著自由主義傳統的,它關注女性的個人權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選擇權與自我決定權。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美國革命的人人生而平等口號是女性運動的主導思潮,天賦人權,主要是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的訴求也是女性運動的主要訴求。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直接面對的嚴酷現實是女性被全面排除於社會生活之外,它為將女性包括進社會生活奮鬥了200多年。它認為,社會剝奪了女性的平等權利這一點是不能容忍的。女性無論是作為一個群體還是一個個人,都應當享有與男性相等的權利。它主張將過去大多僅僅與男性連在一起的與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有關的價值擴大到女性中間。 
  概括地說,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理性,公正,機會均等和選擇的自由。 
  首先,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早期的代表思想是提倡理性,向傳統的權威質疑,其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和西歐的啟蒙運動。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脈絡發源於十六、十七世紀的社會契約理論。這一理論依據人們具有同等的理性潛能這一假設,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在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中,平等主要被解釋為機會均等。早期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泰勒和穆勒都屬於這一思想脈絡。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啟蒙理性。從自然狀態開始,霍布斯視生命是危險的、醜惡的、不道德的、獸性的、無人性的和短暫的。因此人需要理性。洛克比霍布斯的觀點樂觀一些,他認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麼他們就應當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獨立的。理性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應當由國家來保衛人的自由,因此他要求以法治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思維是在這一思路的延長線上的。它反對改變社會的極端態度,認為制度需要修正而不是推翻。因此,它的鬥爭形式注重向政府遊說,注重對決策者施加影響。 
  其次,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十分看重公正和機會均等,認為女性的地位受到習俗法的局限,限制了女性對社會的參與。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於個人和群體缺乏公平競爭機會與受教育的機會。解決途徑是通過教育和經濟制度的改善,爭取到平等機會。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看來,所謂機會均等是指,人生而有不同資質、資源,只有極大的不平等發生時,才可人為干涉。它反對對女性的照顧性政策,認為此類政策雖然短期看可以使女性獲益,但是長久看對女性不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目標是要建立能人統治(meritoracy)的社會,以人的能力素質來建構社會,爭取與男性的「同等機會」。 
  因此,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基本立場可以被表述為一種社會正義的觀點: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裡,每一個成員都應該得到發揮自己潛力的機會,男女兩性應當擁有同等的競爭機會。換言之,在關於平等 (equality) 和公正 (equity) 的爭論當中,自由主義站在公正一邊,主張公平競爭 (公正),反對照顧弱者或弱勢群體 (平等)。她們假定,如果女人得到了與男人同等的競爭機會,她們將會成功。她們不太看重對結構因素所做的系統分析,而認為社會障礙可以被個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干預所克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一旦在現存體制內部爭取到男女的平等法律權利,使男女享有平等的機會之後,剩下的事就靠每位女性個人的努力了。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關注的是那些拒絕了女性個人利益和選擇的不公正的法律與教育體制,主張糾正這些不公正。他們特別強調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他們認為,女性之所以顯得智力低下,是因為她們沒有得到與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機會。女性一旦爭取到與男性同等的機會,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反對關於女性的傳統哲學思想,即女性與男性相比在理性上是低劣的。它認為,是教育方面的機會不均等造成了兩性之間在理性上的差異。在未來,雖然兩性在生理上的差異會依然存在,但是性別心理的差異將會因男女之間教育機會的均等而消失。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反對強調性別的差異,而非常強調男女兩性的相似性。例如,它認為,女性在攻擊性、抱負、力量和理性等方面擁有同男性相同的能力。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區別主要在於二者對人性的不同看法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訴諸人的本質和理性;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沒有什麼抽像的人的本質,人的特質都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本質就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美國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消除男女不平等的主要戰略是:為女性爭取受教育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並爭取相應的法律改革。她們認為,美國基本上是遵循對所有人一律給予公平和自由的原則的,只是這種公平和自由還應當進一步擴展到女性身上。由於女性解放運動的推動,196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同工同酬法案」;60年代末,又對民權法案作了修改,把僱傭中禁止性別歧視的內容列入了法案。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2)   
  進入70年代後,美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全國女性組織 (NOW) 掀起了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的運動。這一修正案要求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規定「合眾國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別為由,剝奪或限製法律所規定的女性的平等權利」。迄今為止,美國憲法修正案共有26條,所以「平等權利修正案」又被稱為憲法第27條修正案。早在1971年和1972年,美國眾參兩院分別通過了這項修正案。但是根據規定,憲法修正案還必須得到美國50個州中四分之三的州即38個州的批准,才能最終成為憲法的一部分。但是到1978年為止,這項修正案只得到35個 
  州的批准,為此,國會不得不將批准的限期從原來的1979年延長到1982年,但到1982年6月30日為止,支持此修正案的州仍然只有35個,因此這項修正案只得被廢棄。儘管如此,美國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從未止息。在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兩黨的候選人都曾對此項修正案發表看法。雖然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阻力很大,女界還會繼續鬥爭下去。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關注的焦點問題還有:將性別定義為一個基本問題;精英管理與女性的理性能力;平等教育權;同等經濟權;平等公民權和政治權;生育權;墮胎;社會服務:危機咨詢,庇護所,亂倫救助,強姦咨詢等。 
  2、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是《為女權辯護》。在這部名著中,她批判了盧梭的女性觀。盧梭的女性觀認為:男女兩性的特質和能力是不同的,這種生理上的差別決定了兩性在社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男人成為公民;女人成為妻子和母親。盧梭曾武斷地說,女孩不喜歡學習讀書和寫字,但卻喜歡學習縫紉,所以應當訓練男孩有理性的公民意識,同時訓練女孩如何取悅男性,為他們生兒育女。沃斯通克拉夫特激烈地批判了這種性別觀念,她的主要觀點是:首先,否認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於男性;其次,提倡男女兩性受同等的理性教育;再次,她認為,男女兩性的道德水準是相同的,都可以對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選擇;最後,她明確提出,兩性的價值平等必然會導致兩性的權利平等。她認為,理性是公民資格的基礎,理性包含著克服或控制愛情與熱情的能力。雖然她承認女性的性存在,但卻堅決認為,同愛情一樣,女性的性慾也必須服從於理性,因此,女性的結婚和生育必須建立在理性的選擇之上。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穆勒。穆勒在其名著《女性的屈從地位》中全面地闡述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在19世紀中葉,穆勒是唯一一位討論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原則的主要政治哲學家。他的名著《女性的屈從地位》在1869年出版時,曾引起許多人的敵意和嘲笑,他的出版商為此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是這部著作還是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他在這部著作中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應當將啟蒙主義用於女性,這種啟蒙主義認為,一種體制唯一的存在理由在於符合理性。女性的屈從地位是早期歷史野蠻時代的產物,是一群人強迫另一群人的結果,遠非一種自然的秩序,只是因為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它才被當作了自然的秩序。他當時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是,「一個性別從屬於另一性別是錯誤的。」(轉引自Kourany, 261) 他認為,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確實低於男性,但這是長期的社會壓迫和錯誤教育的結果,是壓抑一方激勵另一方的結果。 
  當代的女性主義者對穆勒的功績不能忘懷,但對他的一些觀點也並非全盤接受。比如他有一個相當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女人的思維模式更傾向於直覺,更現實,而男人的思維模式則更寬闊宏大。儘管他說女人的直覺現實的思維模式對男性會有助益,他這種概括本身還是受到了抨擊。此外,穆勒雖然主張男女兩性在政治、教育和就業上的平等,當仍堅持認為男女在社會上應有不同的角色,這種社會角色的區分與公私兩大領域劃分的觀點十分接近。批評穆勒的人一方面認為他沒有遵循自由主義原則,在所有的問題上得到符合這一原則的邏輯結論;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原則本身也有局限性。 
  早期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美國的代表人物是斯坦頓 (Cady Stanton),她當時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將自由共和主義的原則適用於女性。她有意模仿獨立宣言的「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對在道德上的男女雙重標準。但是,她忽視階級與種族問題,甚至發表過「白種女人比前奴隸更有選舉資格」這樣的言論。斯坦頓還流露過女性比男性優越的思想,但她的觀點基本上還保留在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範疇之內。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女性運動第二波中的代表是波伏瓦。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將他自己定義為「自我」,將女性定義為「他者」。女性不僅與男人不同,而且低於男性。雖然壓迫是結構性的(如經濟歧視),但是反抗是個人性的。女性無法逃避「女人性」以及在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地位。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作是受剝削受壓迫;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識,包括思想,觀察和定義;第三步:爭取社會的社會主義變革,這一變革將對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的衝突有所幫助。(Ollenburger, et al., 25)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3)   
  1963年,弗裡丹在其代表作《女性的神話》中提出那個「無名的問題」,即中產階級女性在家庭主婦的「幸福」生活中所共同感受到的那個煩惱的問題。她是美國全國女性組織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該組織的主要成員都是中產階級女性。她們的觀點大都屬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流派。 
  多年之後,在《非常女人》一書中,弗裡丹又提出「第二階段」的問題。她提出這一問題的出發點在於: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後雖然社會地位提高了,有事業可做了,但是她們又面臨新的問題:在選擇是否要孩子時,在追求事業的成功時,她們感覺到衝突、恐懼和無奈,以及與此有關的具體問題。(弗裡丹,2000年,第29頁)弗裡丹提出的兩階段論是指:第一階段:走出家庭;第二階段: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礎上重塑我們的制度,以使我們能夠生活在對生活和愛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夠選擇要孩子。(弗裡丹,2000年,第37頁)弗裡丹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女性運動不願意著手處理家庭問題。美國早期女性主義者大多是反對婚姻和家庭的單身女性,有的雖然結了婚,卻沒有要孩子。現代女性主義者的大眾化形象,要麼是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地攻擊男人的事業型「女強人」,要麼是一個年輕的「解放女士」,反對婚姻,反對生孩子做母親,反對家庭,反對男女私誼,抨擊過去女人取悅男人、吸引男人的所有特性。她們推崇反對男人的亞馬遜女戰士形象,例如一個題名為「摧毀男人協會」的女性組織公然宣稱「所有的已婚女性都是妓女」。她們宣稱,除非徹底消除家庭,除非女性拋棄為母之道,不與男人性交,否則女性永遠不能得到解放。讓嬰兒在試管中孕育,把男人與女人間的所有關係以及男人與國家的軍事和經濟掠奪間的關係,簡丹地概括為「強姦」二字。弗裡丹認為,「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一口號指的是:不要刮你的腿毛和腋毛,拒不上美容院或用化妝品,不讓男人為你付餐館的帳單或為你開門,不給他做早餐或晚餐,不洗他的襪子。弗裡丹是不贊成這樣過激的主張的,她明確地說:「反對男人、反對家庭、焚燒胸罩的『女性解放論者』……可那不是我的意思,根本不是。」(弗裡丹,2000年,第38-44頁)弗裡丹批評激進女性主義者在女人反對男人的情緒中犯了一個錯誤:過於生搬硬套階級鬥爭、種族壓迫那一套。把早期針對「白鬼」或「老闆工賊」的怨恨轉向針對男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發起一場新的革命事業,搗毀作為所有壓迫的根源的「男權制的核心家庭」。(弗裡丹,2000年,第47頁)在選美問題上,弗裡丹一開始是反對選美的,現在,在她所宣稱已經到來的「第二階段」,她的觀點已經改變。她說,女性運動開始時宣佈反對美國小姐選美賽,是因為它象徵著一種對女性普遍意義上的蔑視,把她們不當作人看,彷彿她們只不過是三圍的尺寸——36-24-36(英吋)。但現在,既然女性已經能夠覺得自己是個人,並能像人一樣進入社會,被當作人來看待和對待,那麼她們就可以選擇喜歡變得更加美麗。(弗裡丹,2000年,第61頁)總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許多問題上屬於溫和派,穩健派,遠不如激進女性主義那麼極端激烈。 
  3、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批評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批評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第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承認非性別形式的其他種類的壓迫,尤其不承認階級壓迫的存在。因此有人批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義的基本要求是爭得與資產階級男性的平等權利,雖然她也批評過等級制度和導致貧困的財產繼承製度。此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平等理論忽略了黑人、少數民族和其他邊緣的無權群體的狀況。 
  第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未能在工作和政治領域爭得兩性平等,甚至在法律方面的平等也沒有完全爭得。 
  第三,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只是一般自由主義原則的簡單擴張,沒有對它做什麼修正;而自由主義原則本身就有問題,對女性主義是不適用的。自由主義原則的最根本錯誤在於它對國家作用的理解是錯誤的,以為所謂多元政治真是所有利益集團都有同等機會接近政治權力的一種機制,其實不然。 
  第四,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兩性平等要求忽略了性別社會角色的差異,忽略了兩性的生理區別。例如在子女撫養權方面就不能僅僅要求與男性平等,還要考慮到兒童的需要與女性的福利。 
  第五,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堅持忽視性別式的 (sex blind) 立法,而這種立法忽視了男女兩性的生理差別,對這個性別社會的社會現實視而不見。 
  第六,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人性觀視個人基本上是理性的、獨立的、競爭的和自治的存在,忽視了人類社會的撫育、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性質。而如果對人性的理解不完整,就不能理解人們的動機和行為,就不可能有恰當可行的政治策略。 
  第七,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仍舊以男性的規範為標準,要求女人變得和男人一樣,忽略了女性品質所特有的價值。雖然女人可以通過其他的角色來實現自我,但是不可以忽視生殖與家內需要的重要性。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沒有解答公領域與私領域兩分的問題。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4)   
  第八,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解放要靠每個人的個人努力,忽略了女性群體所處的不利地位,忽略了集體行動的必要性。 
  第九,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向權力的分工挑戰,但未向權力的性別概念挑戰;客觀上維護了既存的權力機制。 
  第十,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理性觀念仍然是男性觀念,所謂客觀性和普遍性只是有限的男性實踐的結果。而由於這種理性觀念和客觀性觀念忽略了人類中另一半人的實踐,知識就是不完整的。理性的觀念絕不是一個性別中立的觀念,因為理性的定義就是克服了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之後所得到的判斷,而自然情感和特殊性一向被定義為女性的特徵。按照這一邏輯,所謂理性判斷就是克服了女性的偏差之後所得到的判斷,這是女性主義絕對不能接受的。   
  二、激進女性主義(1)   
  1、激進女性主義關於男權制的理論 
  激進女性主義於1960年代出現,它來自新左派,又脫離了新左派。由於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員不滿新左派社會主義者和民權團體對她們的態度,發起成立了強烈認同當代女性運動的一個派別。她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並不是男權制的唯一源頭,在所有的經濟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無論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她們關注女性地位低於男性的 
  問題,關注男權制的深層結構。她們認為:只有消滅男權制才能達到女性運動的目標。在男權制結構內部提高女性地位只會延續統治制度和不平等。 
  激進女性主義的許多思想並不是過去沒有人提出過,但是直到20世紀60年代,它才發展成一種系統的自我認定的理論。激進女性主義最主要的理論建樹是男權制理論。激進女性主義堅持認為,自己獨立創造了男權制理論,並宣稱自己一派的理論「完全沒有男權制的痕跡」。(Barrett and Phillips, 120) 
  米麗特 (Kate Millett) 是最早將男權制(父權制)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義理論的人,她在《性政治》一書的第二章首先引入了這一概念,成為後來女性主義理論大量使用這一概念的起點。這個概念本不是什麼新創造出來的概念,指的是由父親作家長的機制。米麗特為它加入了新的含義,這樣它就包含了雙重含義:第一,它指男性統治女性;第二,它指男性長輩統治晚輩。從60年代開始,這一概念被定義為男尊女卑的系統化機制。 
  激進女性主義非常強調自己的理論是關於女性的理論,是由女性創造的理論,又是為了女性而創造的理論。它的基本觀點有:把對女性的壓迫視為統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目的在於理解和結束這一統治;在所有的概念中,男權制是關鍵概念;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同男性利益相對立,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誼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超越了階級和種族的界線,所有的女性都應當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鬥爭;男權的統治不僅限於政治和有報酬的工作這類公眾領域,而且存在於私人生活領域,例如家庭和性這兩者都是男權制統治的工具。此外,激進女性主義還有兩個基本命題:第一,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中,交換價值先於使用價值;第二,在男權制體系中,交換價值是由男性來定義的。激進女性主義主張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隱密的經驗,也是由擁有特權地位的男性原則的制度和結構造就的。 
  激進女性主義的男權制理論並不把國家作為政治的中心議題,而認為國家只是男權制壓迫的工具;它不看重經濟壓迫,並且認為,那種以為推翻了經濟壓迫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的觀點是錯誤的。女人是作為女人而遭受經濟壓迫的,而不是作為一個性別中立的無產階級成員而遭受經濟壓迫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家庭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中心部分,其中包括在家務勞動上對女性的剝削、性剝削等。 
  激進女性主義向傳統的權力及政治觀念提出了挑戰。它指出,男權制在所有的社會中運行,其力量遠遠超過了正規的權力制度,超越了階級和種族的界線。它在人們的童年就開始以社會教化的形式灌輸給他們,通過教育、文學和宗教這些手段的強化,使人們將其內化在心靈深處。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視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有的女性主義者甚至直截了當地將男權制稱為「男權制宗教」,並認為全世界的各種主要宗教全都在起著使男權制合法化的作用。因此,女性運動不僅是反教會的,而且是後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激進女性主義的理論論證追溯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女性在所有的社會都處於從屬地位,原因是什麼?在15世紀的歐洲有迫害女巫的運動;在中國有女性裹小腳的習俗;在非洲至今還有許多女性要受割禮 (陰部環切術);在美國也有婦科學 (gynaecology),其功能同上述那些習俗類似,都是為了控制女人的身體、性和生存環境。激進女性主義者以此為依據,提出了整個女性群體「殖民化」(colonizing) 的問題,這一理論的主要假設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從於男權制的壓迫。」(Smith and Watson, 19) 女性受到男權制社會制度的壓迫,這是最基本的壓迫機制;其他形式的壓迫,如種族主義,健全主義 (able-bodiedism),異性戀霸權主義以及階級壓迫,全都與性別的壓迫有關。她們中的有些人甚至創造出性別階級 (sex-class) 這一概念。她們認為,男性是與女性極為不同的一種人,是一種富於攻擊性的邪惡的人,他們迄今為止一直在統治、壓迫、剝削和殘害女性。 
  激進女性主義指出,女性所遭受的壓迫有如下五種特徵:第一,從歷史上看,女性是最早受到壓迫的群體。第二,女性受壓迫是最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上存在於一切已知的社會之中。第三,女性所受壓迫最深,這種壓迫形式又最難根除,依靠消滅階級社會之類的社會變革也不能將其除掉。第四,女性所受壓迫對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無論質還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雖然這種痛苦由於壓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別偏見而往往未被認識到。第五,女性所受壓迫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壓迫提供了概念模式。雖然不同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對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性質的強調側面有所不同,但她們至少在上述的前三點上意見一致。(賈格爾等,1989年)   
  二、激進女性主義(2)   
  激進女性主義將其理論重心放在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以及男性對女性在性和生育領域的控制上;它視男性群體為壓迫女性的群體,要在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爭取女性的中心地位。這一理論的極端形式是攻擊異性戀、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的製造與銷售。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對女性身體的統治,這種統治是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的,一是通過意識形態途徑,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的制售,貶低女性的思維定式,性別主義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過實踐的途徑,其中包括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財產法,剝奪女性的生育權利,性暴力 
  等。 
  基於上述觀點,激進女性主義致力於下列工作:為被強姦女性設立救助中心;為受暴女性提供庇護所。她們最活躍的方面在和平、生態、生育權利、反對淫穢色情品以及同性戀權利運動等。她們為運動所制定的目標是:摧毀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機制,代之以賦權機制 (systems of empowerment)。 
  對於激進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男權制這一理論,女性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雖然有人認為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壓迫女性的機制是有效的,但也有人認為它太過寬泛,太過概括,還有人認為它太受特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如用「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 這一概念來取代它。有的批評指出:這一理論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它不能解釋男權的起源,因此難以提供結束男權統治的策略;它建立在「男人是敵人」這一錯誤的判斷之上,所以只能在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當中引起共鳴,不能吸引到廣大女性的認同;這一理論是非歷史的,建立在錯誤的普遍適用假設之上,它只反映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經驗,沒有考慮到工人階級女性、黑人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情況;按照這一理論的邏輯,在男人數世紀的錯誤統治之下,女人所扮演的只是被動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歷史和未來的共同創造者。對激進女性主義的另一種批評來自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它把男女兩性的兩分狀態固定化了,把男權制的壓迫和禁制當作一個靜態的概念來看待。 
  哈特曼 (Heidi Hartmann) 的著名文章《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不幸結合》曾在70年代廣為流傳。她既批評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點,也批評了激進女性主義的階級盲點,從男性在家庭內外控制女性勞動力的角度重新定義了男權制這一範疇。她把資本主義和男權制看作相互依賴、相互強化的兩個制度,並認為,女性解放就是要把這兩種制度都消滅。(賈格爾等,1989年) 
  2、激進女性主義對女性作為一個階級的強調 
  激進女性主義的主張是:女性是一個階級,男性是另一個階級。她們激烈而鮮明地反對男權制社會,通過宣傳示威活動,建立女性空間和女性文化。她們的基本觀點是:個人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即個人經濟上的不平等地位不是個人原因,是社會不公;以男權制為根源的階級壓迫;對男權制的心理學、生理學解釋;男女有本質不同;社會必須徹底改變;等級制必須消滅。 
  激進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是被壓迫階級,並稱現行的社會體制是性階級體制 (sex class system);男女不平等是由性別所造成的,消除不平等的方式就是要破壞性別角色的分工。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甚至將女性的低下地位歸咎於生理結構,認為女性的身體是自然界的畸形創造,這一生理結構導致女性以為自己應當去做那些屈從於男性統治的事情,諸如生育、帶孩子、性交等;既然並不僅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才受壓迫,而是在任何經濟制度中都可能發生壓迫女性的現象,那麼女性受壓迫的原因就不是由階級原因,而是由生理原因導致的,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女性的生育;只有通過諸如避孕技術、試管嬰兒、人工授精及無性繁殖這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把女性從生育這一壓迫她們的生理功能下解放出來,女性的處境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只要兩性的區分在生理上和社會上還繼續存在,女性的處境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改善。她們認為,要想剷除這一性階級體制,必須首先剷除其生理基礎;只有想辦法消除使女性處於屈從地位的生理差異,使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不再有意義,才能進而消除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和性別歧視。 
  費爾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性的辯證法》被譽為對女性受壓迫進行系統分析並解釋其根源的最早嘗試之一。她在這部著作中表達的一種觀點十分引人注目:通常,女性主義者總是否定女性的依從地位有其生物學的基礎,可費爾斯通卻認為,女性依從地位的根源在於人類生物學的某些永存的事實,那就是:嬰兒的成熟期很長,這便決定了嬰兒要有很長一段時間依賴於成人,特別是要依賴母奶才能生存;與此同時,生育使女性的體質變弱,使她們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由這一邏輯推衍下去,費爾斯通得到了如下的結論: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與此有關的一系列技術進步,這一革命不僅要使嬰兒的養育脫離人奶,而且要使生育過程脫離子宮,這樣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對男人的體力的依賴,而這一依賴恰恰是女性依從地位的生理基礎。(賈格爾等,1989年) 
  人類學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非洲遊牧民族和愛斯基摩人以及其他狩獵民族中,造成男性統治的原因不能僅僅用與外界的階級社會接觸來解釋,而要由其自身發展的過程及致使女性地位低下的生理原因來解釋。除了前述費爾斯通的解釋,即男權制產生的原因是原始人的後代對母親的依附,以及母親依附於在她生產和哺乳時供養她的男人這一基本事實之外,更普遍的一種看法是,男性統治既非來自男性的好戰,也不是由於女性的依附性,而是起源於男性的狩獵活動。由於女性要哺育孩子,不能去狩獵,男人就利用她的無能為力而控制了肉類的交換。隨著肉類在不同狩獵集團飲食中處於日漸重要的地位,就逐漸形成了男性的統治。   
  二、激進女性主義(3)   
  在70年代,激進女性主義開始改變其觀點,從把女性的地位低下歸因於女性的生理狀態,轉變為譴責男性的生理狀態,從而走向另一極端,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傾向看作是與生俱來的,把男人當作敵人。一種典型的激進女性主義言論是這樣的:有人說,女性運動是有始以來第一場沒有敵人的戰爭,而我們認為敵人就是社會和男人。(Pearsall, 137) 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會上,有一位老年女性發言說,記得在60年代、70年代那時,在女性的集會上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面:一位女性高聲問與會女性:誰是我們的敵人?大家齊聲 
  回答:男人! 
  不僅是激進女性主義這樣看,就連薩特都認為女性運動是一場所有女人針對所有男人的鬥爭,他曾說過:「迄今為止,階級鬥爭是由一部分男人針對另一部分男人而展開的。它本質上是男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一種與權力或經濟相聯繫的關係。而男人與女人的關係卻是非常不同的。……我認為,女性鬥爭不是從階級鬥爭中引伸出來的……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大多數女性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即這是一場所有女人針對所有男人的鬥爭,而每一個女性只要通過加入這場運動,使它成為規模更大的鬥爭,她們就能從中獲得益處。」(轉引自波伏瓦,牧原編,第80-83頁) 
  激進女性主義也承認是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女性對男人的從屬地位,但她們認為,女人主要的敵人是男人而不是體制。根據她們的考證,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中即有厭女症的表現,而這一文化正是西方政治哲學的發祥地。在所有已知社會中,性別關係都是以權力為基礎的,因而是一種政治的關係;這一權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統治女性;性別統治是那麼普遍,那麼無所不在,又是那麼徹底,以致被視為一種「自然的秩序」而被廣大的人群視而不見;它在各種文化中都是最為普及、滲透力最強的意識形態,它為權力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走得不夠遠。如果拿激進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比較,平等和性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於前者來說要大大超過後者。激進女性主義認為,男權制壓制女性,是一個以權力、統治、等級和競爭為特徵的體系。這一體系不可改造,只能將其根脈根除、消滅。不僅要推翻男權制的法律、政治和經濟結構,還要推翻其社會、文化制度,尤其是家庭、教會和學院。激進女性主義長時間以來一直拒絕學院傳統,視白種西方男人精英政治是有問題的,是維護統治結構和等級的。 
  激進女性主義認為,性別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結構是並生關係。它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策略,也不同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張,而是主張從資本主義社會中分離出去。因此,這種觀念立場有時又被稱為分離主義。 
  性和身體的領域是激進女性主義極為關注的領域。激進女性主義代表人物麥金農的名言是:「性對於女性主義就是工作之於馬克思主義:既屬於自己,又被剝奪。」(Meyers, 65)為女性爭取墮胎權是激進女性主義活躍的主要舞台。 
  對激進女性主義的主要批評是:它沒有能夠解釋生理性別是如何變成社會性別的。如果將男性壓迫女性的原因歸結為生理上有問題,是生理原因使他們變得殘忍,那麼就很難認為這種壓迫關係是能夠改變的。此外,激進女性主義被批評為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缺點。   
  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1)   
  1、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觀點 
  從19世紀到1960年代,女性運動中活躍著另一個大流派,那就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它認為,女性問題在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將得到根本的解決。女性解放最主要的途徑是通過進入社會主義勞動市場。「階級統治將永遠消亡,而男性對女性的統治也將隨之告終。」(倍倍爾,第472頁)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歷史唯物論,其基本論點是:物質生活塑造人的意識。經濟制度決定上層建築。它強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壓迫,看重物質和經濟力量。關注男女不平等的經濟原因和資本主義問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必須改變整個社會結構,真正的性別平等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常常引用的經典著作。它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財產制度這一經濟秩序的社會組織。女性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後備軍。它主張女性主義與階級鬥爭相結合。由於女性在男權制下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來自私有財產制,改變資本主義和男權制體系這兩個制度的一方,就會導致另一方的改變。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把「階級」僅用來區分與生產資料有關的不同社會群體過於狹窄,女性也是一個階級;它試圖用「異化」的概念來解釋女性受壓迫的現實,並認為使女性擺脫壓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異化和消除勞動的性別分工;它的最終目標是使社會上男女階級的劃分歸於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戰略是性別特性的變革和生育的變革。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反對強調男女兩性區別的。它主張不應當有一個獨立於全體政治之外的女性主義政治,並認為獨立的女性主義政治必定是一種錯誤的普遍概括 (false universalising)。它更反對女同性戀的分離主義 (Lesbian separationism),認為這種分離主義的基礎是男女兩性的生理區別。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在平等與公正的爭論中是站在平等一邊的,它認為女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統地處於不利地位,這不是個人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歷史和社會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要改變女性的不利地位也不能僅僅靠個人的努力和所謂「公平競爭」,而是要為女性爭取特別的保護性立法,以及各種救助弱勢群體的特殊措施,以此爭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現實鬥爭要求就是男女同工同酬。 
  在許多歐洲國家,19世紀末的女性主義主流思潮同社會主義思潮有巨大的區別;前者只是在現存的體制中要求兩性平等的政治法律權利;後者則主張階級鬥爭和革命。但是,在英美兩國,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往往結合在一起,她們將女性主義建立在社會公平的要求上面,而不是單純建立在對男權社會的分析之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將女性主義的鬥爭融入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其主要理論依據是:當今世界上男人控制女人的狀況,加強了資本主義對社會的控制力量;如果拋開女性主義,對資本主義和男權的鬥爭都不可能成功。總之,她們非常強調同階級壓迫展開鬥爭。 
  在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男女同志原本是協調一致的,從30年代開始,一些黨內高層領導中的女性提出應當重視女性問題,她們的提法是:要反對階級統治秩序之下的男性統治。她們批評黨內的一些男性成員是性別主義的,歧視女性的,總認為女性問題是瑣碎的,提不上議事日程的。她們的觀點使黨內的男性成員開始重新檢討自己思想中的性別主義偏差。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四種結構——生產、生殖、性和兒童教化——在家庭中結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且將男權制的心理加以轉變,才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米歇爾 (Juliet Mitchell) 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66年,她發表的《女性,最漫長的革命》成為女性運動的一部綱領性文獻。她在書中提出,女性的被剝削被壓迫是通過四個領域來進行的,那就是生產、生殖、性和兒童的社會教化;她的思想受到阿爾都塞的影響,認為這四大壓迫結構既是相對獨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她還主張分析和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的有益成分,為女性主義所用。 
  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義理論家本斯通 (M. Benston) 和莫頓 (P.Morton) 發表了一個重要觀點。她們是從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根源這一問題出發提出她們的觀點的。她們認為,這種根源具有「經濟」或「物質」性質,可以歸因於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女性的經濟活動包括縫補漿洗、做飯育兒,可這些勞動的產品和勞務被直接消費掉了,從未進入過市場,因此這些產品和勞務只有使用價值,沒有交換價值。(沃格爾,1987年) 前蘇聯的經濟學家算過一筆賬:若以其他方式取代母親和家庭女性,全社會要付出的代價約相當於每年僱傭1億名拿工資的工人,其報酬為一年1500億盧布 (當時約合人民幣5000億元)。中國經濟學家也做了類似的測算,若把家務勞動轉化為固定工資支付,每年為420億元人民幣。按照本斯通和莫頓的觀點,每個家庭在本質上都是一個前資本主義、前工業的實體,因為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在技術上是原始的,並處於貨幣經濟之外。這種無償的家務勞動構成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解決這一問題的戰略是把家務勞動變成公共生產,也就是必須朝著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方向發展,並以此為女性解放的先決條件。   
  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2)   
  按照這一邏輯,女性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和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是有區別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女性的勞動直接是社會生產的一部分;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的勞動在家庭中成為個體化的,所以處在社會生產之外。因此,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就是反對家務勞動,反對家務勞動也就是反對資本主義。對這一觀點的批判意見指出:這種分析把由性別差別而導致的勞動分工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忽視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有女性受壓迫的問題。(巴雷特,1983年)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像激進女性主義者那樣作性別的分類是不恰當的。雖然她們贊同激進女性主義將私人與公眾領域的劃分、生殖與生產領域的劃分都看作是男權制的結構;但是她們的結論不是像激進女性主義者那樣去重新評價私人和生殖領域,為其賦予較高的價值,而是強調公眾和私人這兩大領域之間的不可分割性。她們的政治要求是:第一,工業的結構應當向生產和生殖的勞動者傾斜;二,要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滿足少數人的奢侈慾望。 
  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一定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曾經提出,宗教、婚姻和私人財產是一個世俗的三位一體,這三樣邪惡的東西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要反對私有財產,就必須消滅家庭,因為家庭是個人主義的主要根源;要反對私有財產,還應反對把家庭維繫在一起的宗教。但是他也認為,最困難的是反對婚姻,即使在他建立的公社裡生活的人們,還是自然地形成了男女一對一對居住的格局。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最關注的問題有:女性參加社會勞動的問題;家內勞動不被當作工作的問題;女性的勞動報酬低於男性的問題。並且認為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達到男女平等,都要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才能實現。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大本營主要是在英國,在那裡,脫離了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而被單獨提出的女性問題被視為非問題,或者是從階級鬥爭的有害偏離。 
  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主要批評意見是:它將男性的主要領域定義為生產,而將女性的主要領域定義為生殖是錯誤的。實際情況是,男女全都參與了生產「物」與生產「人」的過程。(Saulnier, 62)由於這樣的理論前提,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就把女性的位置固定在私領域之中,而把公領域僅僅限定為男性的領域。這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中對女性也很不利。 
  2、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異同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相似之處。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性別盲點和早期激進女性主義的階級盲點,將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女性主義結合起來。它的兩個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的消滅階級壓迫和激進女性主義的消滅性別壓迫。它同樣看重物質和經濟力量,但是除了階級和種族壓迫之外,還關注男權制,主張消滅私有制以改變種族、階級和性別關係,關注家庭,改變性別的勞動分工,要求父親分擔家務。 
  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在分析男權制社會機制的運作規律時,刻意模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分析方法,只是以女性的生殖概念代替馬克思主義分析中的生產概念;用性別階級代替社會階級;用對女性身體的所有權代替控制權;目標是消滅男性的階級特權與性別特權。 
  在資本主義與男權制的運作模式究竟是雙體制還是單體制的論辯中,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贊成前者:資本主義與男權制並重。它強調男性控制加社會剝削,是二者的結盟。資本主義與男權制的關係中,前者是基礎,後者是意識形態。基礎決定意識形態。資本和男權制是兩個體系。 
  在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中,費爾斯通曾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闡釋女性問題,將女性定義為一個階級,認為男權制和階級都是基本的壓迫形式。女性主義學者羅賓也說過這樣的話:女性所受的壓迫當然有無數跨文化、跨歷史的差異與一致性,但是「再沒有什麼理論比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壓迫理論對女性受壓迫這件事更具解釋力」。(轉引自Saulnier, 56)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還認為,所謂男性氣質是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發展出來的。少數男性掌握著生產工具,絕大多數人沒有生產工具。所謂男性氣質是在生產關係中的男男關係和男女關係中形成的。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關注的問題包括:對自然的剝削和家務勞動的重要性;女性有酬工作與家務勞動之間的關係。它認為,資本主義決定了男女的不平等,主要原因在於女性提供無報酬的家務勞動。 
  在女性主義的理論流派中,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接近,因此常常有人把這兩個理論流派列在一起。其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雖然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二者還是有著細微的差別。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思想顯然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影響。首先,馬克思主義關於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她們認為,家庭和性關係就像其他形式的社會機制一樣,都屬於歷史的範疇,不是永不改變的;而改變它們不能靠訴諸理性或某些抽像的正義原則,只能靠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改變。   
  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3)   
  其次,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受壓迫起源於私有財產制的經濟結構,女性之受壓迫與資本剝削勞動具有相同的形式,因此階級壓迫是更基本的壓迫形式。它把分析的重點放在女性的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 (包括家務勞動,義務勞動,在一些國家還應當把農業勞動包括進來),並把它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聯繫起來,認為女性是廉價勞動力。女性所受的壓迫是階級壓迫的一個例證。如不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私有財產觀念,女性的地位就不會得到改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也有類似的主張。 
  第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常常引用的一部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她們最為看重的觀點是,恩格斯否認現代家庭是一種「自然的秩序」,而認為它是歷史的,變化的。他曾提出,母權的喪失是女性的歷史性失敗,這就表明了他認為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母權和女權得到伸張的時期,目前的男權社會並非從來如此的自然秩序。恩格斯曾高度評價巴霍芬的《母權論》,該書用印地安人的資料證明了母權制的存在。恩格斯說:「確定原始的母權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男權制氏族以前的階段的這個重新發現,對於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恩格斯,第16頁)。關於母權制社會是不是普遍存在過,學界至今有爭議,但它至少在某些社會中存在過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我國人類學家也發現,納西族曾經歷過雜交和血緣婚階段,後來發展為母系氏族,稱「爾」。後來經過野合偶居,走訪婚——安達制,才最終出現各種形式的嫁娶制,產生了男權制家庭。(宋兆麟,第224頁) 恩格斯說過:「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 (醜的也包括在內) 的社會地位來衡量。」(馬克思、恩格斯,第571頁) 這也是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所讚賞的觀點。 
  第四,恩格斯把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參加社會勞動看作是歷史的進步,這一論點對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影響。恩格斯曾指出:「女性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他還說過,「我深信,只有在消除了資本主義對男女雙方的剝削並把私人的家務勞動變成一種公共的行業以後,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實現。」「女性的解放,只有在女性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第70、452、158頁) 
  基於上述原因,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有時被人們視為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大同小異。其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是有批評的,其主要之點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缺乏關於性別的理論和關於人類心理發展的理論,忽視女性問題,忽視所有非經濟性的壓迫。雖然馬克思主義將女性的狀況視為社會進步的天然尺度,但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很多人持有這種觀點,因此僅僅講這樣一點點,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關注女性問題的證據。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恩格斯的觀點也並絕非全盤接受,而是提出了不少疑問。例如,她們當中有人提出,恩格斯的一些論點缺乏證據,不可信:首先,他關於家庭發展的幾個形態普遍適用的觀點不可信;其次,他關於原初社會普遍存在過性別平等現象的觀點不可信;最後,他關於最早擁有私有財產的是男性的論斷不太可信。她們爭辯說,在原初社會,女人是種植者,是提供生存資料和生產出最初的剩餘產品的人。如果說男人是這些財富的最初佔有者,那麼性別壓迫必定在階級社會形成之前就存在了。 
  此外,有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批評恩格斯從未討論過性別勞動分工的起源問題,似乎家庭責任天然就該落到女人的身上;他沒有意識到,女人的工作責任和家庭責任是「雙重壓迫」;他僅僅提出這一矛盾的最終解決辦法是家務勞動的集體化、社會化,卻從未討論過同一階級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例如工人階級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恩格斯最為尖銳的批評指向他的性觀念。她們認為,恩格斯雖然對兩性在性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持反對意見,但他一直認為男人的性需求天生多於女性,從未追究過其社會經濟原因;他愛使用「奉獻自己」或「屈從於男人」這樣的辭彙談論女人,他並不認為在性活動中兩性是平等的,是相互的奉獻和享受;他還認為性活動自然應當是異性戀的,認為同性戀是「可憎的活動」;他在分析事物時對經濟動機的強調使他將性道德和性行為簡單化了,例如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孩子是由社會撫養的,一個女孩不會再擔心把自己交給一個她所愛的男人的「後果」,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存在男性對女性的性威脅和性侵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把強姦視為男權主義的一個根源,從未關注過家庭暴力問題,而女性主義對這一問題一直極為關注。女性主義者認為,總的來說,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婚姻持有過於浪漫的看法——由於沒有了經濟上的考慮,婚姻成為愛與性吸引力的自由選擇的結果,男人不會粗暴地對待女人,因為這種暴力行為的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妻子一旦對丈夫不滿也可以自由地離異,因為把兩個人聯繫在一起的經濟、財產因素均不存在了。女性主義者批評恩格斯忽視了女性低收入的根源及其後果;忽視了丈夫從妻子身上獲取性和家內服務的意義,無論他們的婚姻是否以愛情為基礎。(Bryson, 73-75)   
  三、社會主義女性主義(4)   
  概括地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相比,經濟決定論的因素較少,雖然它不否認女性解放同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此外,與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所堅持的階級壓迫是更基本的壓迫形式不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男權的壓迫同階級壓迫一樣重要,二者都是最基本的壓迫形式。 
  西方女性主義學者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看法是,它過於強調女性解放與無產階級解放的一致性,忽略了女性的特殊要求和利益。這個批評是相當中肯的,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當中,女性的特殊問題和特殊利益一直處於隱而不彰的地位。雖然從革命的基本理論上看,女性的解放和女性的利益一直被考慮在內,但是女性主義理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的主流話語之外,就連對女性主義這一概念認可與否都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甚至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形成這一狀態的主要原因在於女性主義思潮畢竟是西方世界的舶來品,而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思想,而中國革命對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的一切西方思潮都有著高度的警惕性和牴觸情緒。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1)   
  1、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淵源及主要觀點 
  在女性主義三大主要派別長達百年的論爭之後,隨著西方國家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進程,出現了一個嶄新的理論流派,這就是後現代女性主義流派,有的理論家甚至將這一新流派的出現稱為女性運動的「第三次浪潮」。(Coole, 184) 我想,其原因在於後現代女性主義頗具顛覆性,它不僅要顛覆男權主義秩序,而且要顛覆女性主義三大流派據以存在的基礎。因 
  此,嚴格地說,後現代女性主義並不能算是與三大流派並列的第四大流派。 
  後現代女性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女性主義加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社會在西方逐漸成為現實之後,後現代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現狀肯定論、多元文化論以及生態主義等新思潮逐步進入了西方學術界主流。 
  從1960年代起,後現代理論在法國首先興起。法國後結構主義派的主要人物有:德裡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奧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魯茲(Gilles Deleuze),伽塔裡(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們批判西方現代主義的哲學、語言、文化、主體概念,開創了後現代理論流派。相比之下,哈貝馬斯派的批判理性還是以理性為基本原則,現代性概念還在使用。批判理論以「知識的生產」作為最主要的關注。後現代派則認為,啟蒙主義已經終結,現代性要求新的科學形式和新的話語模式。 
  法國的後現代女性主義代表人物有:克裡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麗加萊(Luce Irigaray)等。她們將後現代理論導向對男權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話語的女性主義的批判。這一思潮從1968年開始出現在女性主義之中。從思想淵源看,英美女性主義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學;而法國女性主義則重後結構主義。前者與後者相比,是比較傳統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論和方法。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大多活躍於學術圈內,但她們也參與女性主義的政治運動。如果要追尋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想淵源,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後現代主義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無論她們對他的思想是全盤接受,還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懷疑主義哲學大師,是懷疑主義哲學傳統在20世紀的重要繼承人。他主張檢驗知識變化的實踐,而不是用標準的認識論方法去證明獨一無二的理性或科學。他對現存一切秩序體制的確定性和穩固性提出了質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為了否定關於人類存在方式的普遍適用的必然性的觀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現存制度的人為性質,揭示出我們還擁有多少自由的空間,還能對現存的一切做哪些改變。」(轉引自Martin, 11) 此外,後現代主義大師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裡達也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高度重視和大量引證。 
  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思想淵源及其主要觀點做一概括,它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挑戰關於解放和理性的宏大敘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論體系 (grand theories)。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這一基本理論傾向來自後現代主義,高度概括地說,這一理論思潮的要點是反對一切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型理論體系,主張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論才是有效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致力於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偉和涵蓋一切的現代理論,試圖建立社區理論,即,將道德和政治觀念建立在小範圍的特殊社區的經驗之上,否定因果關係與宏觀社會概念。後現代理論超越意識,關注無意識和下意識的自我;關注矛盾、過程和變化;關注個人的肉體性質;拒絕男權的宏大敘事、普適性理論、客觀性。有一種說法認為,「女人缺乏把握規模宏大的法則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對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針鋒相對地提出:應當對我們的社會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則和原理做重新的審視。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哲學建立在下列假設之一是:所謂「知識的普適性」是錯誤的概括。科學、宗教、法律的話語以及知識的生產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對的價值。從啟蒙思想開始,所有的宏大理論就都標榜其普遍性和性別中立的性質;那些強調兩性差異的理論也自稱是性別中立的。可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看來,這些理論都是以男性為其標準的,完全忽視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上,認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後者是女人的天地,這就是典型的男權制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領域完全沒有女性的位置,沒有女性的聲音,也沒有為女性留下任何空間。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女性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思想解放中沒有得到過什麼益處,自由主義和啟蒙主義的話語,從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從來都沒有把女性包括在內。 
  在西方進入後工業化社會 (丹尼·貝爾用語) 之後,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總體性話語遭到懷疑,甚至連理論本身也遭到懷疑。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對性別、種族、階級作宏觀的分析,認為這些分類都過於概括了。由於每一個類別的內部都是千差萬別的,所以這些分類都不再適用了。在她們看來,就連「女性」、「男權制」這類概念也都帶有大成問題的本質主義色彩。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2)   
  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當普遍性這一範疇本身因其帶有高度民族優越性的偏見已經開始遭到揭露時,我們可能會把一種理論或政治的基礎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語境或主觀立場上。情形會如何呢?總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衝突可以被理解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協的「普遍性」的衝突,一種不能通過求助於文化帝國主義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衝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過訴諸暴力的代價才得以解決的衝突?我認為,我們已經在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中目睹了這種概念的和物質的暴力行徑,伊拉克這個「他者」被認為完全處於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結構「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內」。在最近的戰爭中,我們精確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畫成一個可憐的另類,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病態幻想的場所。這一點,在以薩達姆和『薩多姆』(罪惡之地sodomu)的諧音為基礎的大量的惡意玩笑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美伊戰爭「它的行動效果已經在各種地方、以各種方式開創了暴力,而這些不是它沒有預見到的,而且還是它最終難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頁)巴特勒的結論是:「這樣一個總體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價只能是產生新的、更進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棄未來對包容的要求,我們不得不將『普遍性』一詞視為永久開放性的、永久論爭性的和永久暫時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頁)後現代女性主義向從啟蒙時代開始形成的一整套現代思想提出挑戰,其中包括像知識、理性和科學這樣的範疇。它認為不存在普適性的人權,所有的人權都有文化和歷史的意義特殊性和特殊的視角和立場,例如後殖民主義立場。對於解放理論,後現代女性主義並不是反對解放本身,而是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誰的解放,從什麼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所有其他女性主義理論都是以偏概全,沒有一個單一的女性主義理論。因為女性屬於不同的階級、種族、民族、能力、性傾向、年齡,並沒有一類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論並非只能選擇政治上無能的相對主義,後現代主義還提供了一種選擇:局部的、區域性的理論和實踐。它並不是相對主義,而是局部的,有歷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質的理論和實踐。(Jaggar, et al., 83)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主要觀點是質疑以下所有的觀念:穩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觀、可信、普適性的知識基礎的信念;從理性來的知識是「真實」的;理性和知識存在於知覺者之外;由理性而來的真理提供對所有理性人的規律是正確的;為權力服務的真理不會被歪曲,自由和進步是有保障的;科學在方法和內容上是中性的,其結果對社會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識的範式;語言是含義清楚的,提供詞與物的對應關係;客體不是由話語(或社會)建構的;它們僅僅是被話語命名而已。(Saulnier, 131)後現代女性主義從根本上反對西方知識結構中最為根深蒂固的兩分主義 (dualism),例如總要把事物分成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你與我,好與壞,高與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種思維模式,即整合的思維模式,其中包括為女性賦予價值的模式;反對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異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種族、民族、階級、性別和性傾向的差異);以及重視他人的模式等。後現代女性主義向傳統兩分論的挑戰,其中包括像理性與非理性、主觀與客觀、文化與自然這樣經典的兩分概念。 
  啟蒙運動思潮有蘊涵著一個基本的兩分:迷信與傳統;知識與自由。在啟蒙精神看來,知識有奇特的兩面性。它可以同時既是中立的又是對社會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為基礎並以它為保證時才會發生,不是特別的「利益」。更多知識積累(真理獲得)的同時,結果是更高的客觀性(中立性)與進步。權力可以是清白的、純粹的、有助於解放的;理性的權力可以有利於人類,並且不會產生新的統治形式。這樣的權力在運作與結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頁)後現代女性主義不同意上述觀點,而認為除了自然科學之外,所謂客觀的真理只是個夢想,其實並不存在。所有的權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種價值觀(或利益)的表現。一個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過毛澤東的語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人性;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人性。後現代女性主義質疑啟蒙理性,要求重新評價通過理性獲得進步與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現極權主義政治體系、種族滅絕、殖民主義和統治之後,所謂「通過理性獲得解放的神話」深受質疑。「理性的自律的權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說社會和物質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決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來支配與掌管的,那麼離開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護性基礎,權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呼籲理智、知識和真理在尋求變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應佔據特權地位。(王逢振,第23頁)現代主義認為,個人形成了穩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體;理性及其科學規律提供了一套客觀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識基礎;知識的理性運用是中立的,對社會有益的。而後現代主義則認為,個人的觀念是不穩定的、矛盾的、社會建構的;權威或知識的形式的觀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對等級制的、參與的形式;歷史的觀念是非線性的,並不必然是進步的,總是受到目前的觀點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區的觀念是建立在價值差異基礎上而獲得的。(Nelson, et al., 110)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3)   
  伊麗加萊是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兩項工作是:打破男性氣質與理性、普適性的聯繫;發出「女性」的聲音。伊麗加萊的理論工作的兩個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後結構主義。她質疑自覺的理性主體,認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單性文化。她還認為,女性的差異在男權制符號秩序中沒有體現出來,女性的利益也沒有得到法律和語言的服務。(Weedon, 89) 
  伊麗加萊對符號秩序轉變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啟蒙傳統,質疑理性的意識主體。從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論出發,她認為符號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體和語言上都屬於男性。西方文化是單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備形態(lesser form)。表面看去是客觀的、性別中立的科學和哲學話語,其實是男性主體的話語。她的抱負是要創造一套女性的符號,她認為,在建立非男權制社會的鬥爭中,分離主義是策略,她強調並高度評價性別的差異。 
  在差異問題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忽視生理差異;激進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差異的正面價值。後現代女性主義與這兩個流派的觀點都不同,它強調差異的不同意義,認為差異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們在此借用了德裡達的解構論和對西方哲學的批判。 
  後現代女性主義有時又被認為是激進女性主義,因為它將男女兩性的思維想像模式加以區分。它認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將社會、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論男性化了。它主張弘揚女性的想像力,用它來創造文化和社會制度。 
  由於後現代理論質疑宏大敘事,質疑啟蒙時代的知識,有人說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是敵人,因為女性主義是要發現關於女性的真理,所以不能接受後現代主義質疑普遍真理的立場。如果人類失去對宏大歷史敘事的信念,世界女性的歷史將會怎樣?爭取解放的女性運動還有沒有合法性?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就連總體的女性主義理論也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說它不可能是因為女性有不同的階級、種族、文化;不可取則因為「單一」和「真實」是哲學的神話。 
  第二,反本質主義的社會建構論。 
  對於後現代理論與過去的主要女性主義流派來說,前者批判基要主義(foundational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但是社會批判比較弱;後者社會批判較強,但卻常常會陷入本質主義的陷阱。後現代女性主義挑戰本質主義,反對性別兩分和性別不平衡。 
  本質主義強調的是人的本質的生理和遺傳決定論,以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釋一切,而且認為自然和人性是不會改變的。本質主義成為後現代主義抨擊的主要目標。後現代主義認為,所謂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變,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而有很大差異的。後現代主義強調的是變化、斷裂、矛盾和對立。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社會背景塑造知識,意義是由歷史和語言造成的。主體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識的,而是由話語建構的。 
  在西方哲學傳統中,主體一向是「非身體的抽像個人被意識的理性思想統治的」。(Jaggar, et 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個人,通過教育和個人發展可以成為理性的人。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這一關於主體的理念,提出社會建構論的主體理論。 
  法國女性主義思想家克裡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論就是她的「形成過程中的主體」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她批判拉康,反對將主體性視為固定的、人文的本質。拉康認為,語言先於主體存在,製造主體,所以人在瞭解性別之前就進入性別語境了。而克裡斯蒂瓦則認為,主體植根於無意識的過程中,在符號秩序中形成,服從法律和秩序。語言(包括男性與女性尺度)成為革命變革的潛在基礎。她關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觀點中對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須服從父親姓名的規則,認為這是對母親身體的壓抑。「女性必須發現第三種方式,它使她們能夠接近符號秩序,而不必接受關於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 al., 78)她不願意用一種話語(女權的)取代另一種話語(男權的),而是追求改變符號秩序。 
  後現代主義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質主義 (Freudian essentialism),主張應以話語為中心而不應以生理學因素為中心來建構性別差異的意義。他特別提出嚴重質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結和閹割焦慮等理論。他的思想引起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共鳴。維特根斯坦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也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重視。反對本質主義的後現代女性主義不贊成力比多 (性動力) 理論,也不贊成所有人最初都是雙性戀 (bisexual) 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動力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存在。 
  法國著名女性主義者威蒂格 (Monique Wittig) 的觀點比「女性的心理為社會所強加」這一說法走得更遠,她認為,就連女人的身體也是社會造成的。女人並沒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並非生來即是女人。她反對某些激進女性主義者對所謂女性氣質的謳歌,主張真正的女性解放不僅要超越自由主義的男女機會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進女性主義的女性優越論。在維蒂看來,真正的解放要消滅作為階級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會裡將只有「人」,沒有女人和男人。(賈格爾等,1989年)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4)   
  後現代女性主義對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鳴,反對人們總是強調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對女性特質形成的影響。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福柯關於自我體驗的思想可以轉化為近代女性主義關於女性和母性的倫理。舊式的女性主義理論一向把人的特質劃分為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兩大類,而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則向這一劃分提出了挑戰,提醒人們注意到男女兩種性別內部各自所擁有的差別。 
  後現代女性主義不僅反對性別的兩分,而且反對性別概念本身,反對那種以為性別是天生的、不可改變的思想。她們不認為女性就必須具有撫養性,就應當受保護;她們十分重視性別之外的種族、階級、國家、民族及性傾向的區別,並認為這些區別都不僅僅同生理原因有關,而是從社會和心理上對生理區別作出的解釋,是為了把人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她們所關注的不是向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挑戰,而是敦促人們徹底擯棄男性女性、黑人白人這些詞語,不要把這些詞語當作跨越時空和文化的、不可改變的、唯一的、本質上的類別。 
  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歡迎後現代女性主義的。她認為這一思潮對黑人女性主義有用。「太久以來,我們從外在和內在兩個方面為自己強加了對黑人本質的狹窄的嚴格限定的概念。後現代主義對本質主義的批判,挑戰了大眾文化和大眾意識中身份的普適性、固定性和決定性的概念,為我們開拓了自我建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 al., 82) 
  第三,關於話語即權力的理論。 
  在當代的社會理論中,事物和話語誰更重要的問題已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議題。後現代主義大師德裡達曾斷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他試圖用話語理論去否定物質現實。後現代主義將理論概念的重心從「結構」改變為「話語」,這就使福柯、德裡達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重要性超過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視角,那就是:話語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體已經死去;所謂歷史就是一套基要主義的話語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點是不容人們質疑。 
  福柯的權力-知識形成學說旨在說明,權力的實施創造了知識;知識本身又產生了權力。權力是由話語組成的。福柯一開始曾關注過經濟和物質的權力,但是隨即轉向否認權力是一種壓制力量,是由一個統治階級來掌握的。他認為,所有的權力都是生產性的——它產出知識——而不是壓抑性的。因此知識和權力是一回事,沒有什麼區別。他認為,那些被壓制的知識總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權力歷史之外,因為它打斷了絕對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張用一套新的真理來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歷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對的,沒有什麼絕對真理。福柯使人們看問題有了歷史主義的角度,即思想不是從沒有時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從歷史的人們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歷史主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對所謂外部真理、永恆基礎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戰。他說:「由於它們是被造出來的,它們就能被毀掉,假定我們知道它們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轉引自Ramazanoglu, 180) 
  福柯對西方的話語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擊目標是西方關於社會、歷史與政治的宏觀理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兩大理論傳統:自由人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變種),以及傳統的革命理論。他認為這兩大傳統都是建立在本質主義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關人性、人類歷史、經濟和力比多的總體理論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話語權力模式之上的。這個模式有三個基本假設:第一,權力是被佔有的 (被個人、被階級或被人民);第二,權力從一個集中的源頭自上而下流動 (如法律、經濟和國家);第三,權力是以鎮壓的 (壓抑的) 方式加以實施的 (如以制裁相威脅的禁制)。而福柯使我們注意到在國家、法律和階級之外存在著的權力,他的權力模式與傳統模式有三個基本區別:第一,權力是在運作的 (exercised) 而不是被佔有的 (possessed);第二,權力的運作方式主要是生產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壓抑的 (repressive);第三,權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 (decentralized) 而不是集中的 (centralized)。(Bazilli, 20-21) 
  後現代女性主義從福柯那裡獲得的啟示是:福柯的權力形成學說並不是權力理論或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歷史,而是反理論的 (anti-theory)。它不是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也不是為我們提供一個更美好社會的藍圖,而是為我們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論的視角,以及從權力作用的角度來分析它們的方法。他點醒人們:人們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是如何為統治他們自己服務的,人們又是如何通過製造真理的過程來管制他們自己的。總之,它不是去解釋現實,而是批評別人在解釋現實時所犯的錯誤,其批判矛頭主要指向那些本質主義者 (essentialist)。 
  在有關權力的問題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權力就是權威,是統治和剝削所有個人的權力;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則認為,權力就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權力;而後現代女性主義卻把權力定義為分散的、瀰漫的,而不是集中於某個機構或某個群體。過去,女性一般被認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話語的,例如,她們更加關注的是低工資問題、強姦問題和溺殺女嬰問題;而不太關注自己在歷史文獻中被置於邊緣地位的問題。後現代女性主義主張在女性運動內部實行一個「模式轉換」,即從只關注事物到更關注話語。因為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話語就是權力。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5)   
  後現代女性主義批判了激進女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觀點,認為它們這兩派的觀點都沒有能夠擺脫權力的壓制模式,都把權力視為由某種機制和群體所佔有的一種東西了。傳統的壓制模式的基本假設是:男性的性一般總是同暴力、淫慾、將對像客體化以及以性高潮為主要目標聯繫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則與撫育、相互的親密關係以及對非生殖器快樂的強調聯繫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強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壓抑。這是一種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傳統的壓制模式是本質主義的。 
  福柯指出,所有的權力都製造反抗,以反面話語的形式產生出新的知識,製造出新的真理,並組成新的權力。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抱負之一就是要發明女性的話語。她們提出:「這個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話語。男人就是這個世界的話語。」「我們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們自己的聲音。」「男人以男人的名義講話;女人以女人的名義講話。」「迄今為止所有的女性主義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語言對女人耳語。」「我們必須去發明,否則我們將毀滅。」(Kourany, 362-363) 
  福柯在他的權力分析中提出了關於懲戒凝視 (disciplinary gaze) 的觀點。他也曾反覆論述過關於標準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標準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規範的深化,社會通過紀律管束著人的身體,通過話語來定義何為正常,何為反常;通過標準化或正常化過程來要求人對規範的遵從。他採用環形監獄作為「凝視」意象的形象化說明,意指人人都處於社會的凝視之下,不可越軌。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福柯關於標準化、正常化的思想,說明女性就是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壓力之下,不僅要服從紀律,而且要遵從規範,自己製造出自己馴服的身體。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看來,所有的舊式女性主義模式都屬於一個男權壓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邏輯是:男權長期壓制著處於無權地位的女性。舉例言之,一個女人去做隆胸術,用舊式女性主義來解讀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隸為滿足主人的慾望、為娛悅主人去做這個手術,這個女人完全是男人權力的受害者。可如果從福柯的理論模式來看,對同一個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解釋:那女人去做隆胸術不僅是男人壓迫她的結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統治,自我遵從規範的結果。正如福柯所說:「用不著武器,用不著肉體的暴力和物質上的禁制,只需要一個凝視,一個監督的凝視,每個人就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就會使他成為自身的監視者,於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針對每個人的監視,其實是由每個人自己加以實施的。」(轉引自Ramazanoglu, 191) 
  按照福柯的邏輯,當我們用對立的話語反擊壓迫時——如用女性主義話語挑戰男尊女卑,用同性戀話語挑戰將同性戀行為定義為變態的醫學話語——我們就進入了統治話語的領域。我們發明了新的標籤和身份,它在向壓迫挑戰的同時,又用新的方式壓抑我們:使我們陷入一種身份;強迫我們遵循我們所從屬的群體或社區的規範;建構我們的思維模式,作為21世紀的同性戀者、女性主義者或反對性別主義的人,應當怎樣思想,怎樣做。性專家壟斷了傳媒上的知識;向我們銷售一套適應我們身份的商品。我們剛想改變一個體系,立即就成了這個體系的一部分。權力關係和話語在不斷改變,可是我們永遠不能逃避開它們。因此抵制權力是一個持續的事業。 
  第四,關於身體 (body) 與性的思想。 
  福柯論述了近代西方社會中性的話語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與性有關,從孩子的壞習慣,到成人的肺結核,到老人的腦中風。福柯這樣描述產生於19世紀的性學:告訴我你的慾望是什麼,我會告訴你你是誰。 
  福柯的任務和目標是破除科學家、心理學家、性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經營的性專業的神秘性,動搖性的確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他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東西:固定的性衝動,一種本質。性是歷史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話語。福柯研究這些話語是如何塑造了我們關於性的觀念,又是如何規訓和控制了我們的身體的。 
  對福柯來說,性存在於權力關係的交差點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牧師和俗人之間,行政機構與人口之間。(Dunphy, 19)福柯提出了關於生理權力的思想。他認為,現代國家從18世紀以來對身體控制的手段,干預個人的私人生活去監測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條件,存在的各種空間」。福柯認為,性歷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沒有單一的性史,只有多個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義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有關。 
  後現代女性主義借用了福柯的這一思想,他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輕肉體的傳統,大談身體的重要性及肉體的各種體驗。他指出,議會制的興起同時限制了人的身體。它不僅要求身體的政治服從和生產勞動,而且侵犯身體本身,企圖規範身體的力量與活動,身體的經濟與效率。例如,軍隊、學校、醫院、監獄、工廠這些機構的紀律的目標就是為了提高身體的效用;這些機構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紀律和懲罰來規範人們的行為;紀律與懲罰的實施就是為了製造馴服的身體 (docile bodies)。正是福柯使「身體」成為當代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分析最喜愛的題目。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6)   
  前文曾提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抱負之一就是要創造出一套女性的話語。究竟什麼是女性的話語?在萊克勒克 (Annie Leclerc) 看來,那就是令人難以想像的身體的快樂。她說:「我身體的快樂,既不是靈魂和德行的快樂,也不是我作為一個女性這種感覺的快樂。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陰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樂。那豐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樂,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這樣闡述了身體快樂與女性話語之間的關係:「我一定要提到這件事,因為只有說到它,新的話語才能誕生,那就是女性的話語。」她又神彩飛揚地說:「我要 
  揭露你想掩蓋的每一件事,因為對它 (身體快樂) 的壓抑是其他一切壓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變成污物、痛苦、責任、下賤、委瑣和奴役。」(轉引自Kourany, 303) 
  後現代女性主義哲學的口號是:「男權制是實踐,陰莖話語中心是理論。」 (Jaggar, et al., 79)為了超越陰莖話語中心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嘗試發展一些方式,這就是將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視為抵抗和轉變之基礎。蓋洛普(Jane Gallop)挑戰文化和生理的兩分法,反對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認為,不是生理學本身有壓迫性,而是對生理學的意識形態利用有壓迫性。女性的身體就是對男權制的抵抗基礎。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性觀點包括:性寫作的力比多興奮已經轉向後現代主義的越軌浪漫主義。作為性激進主義的特權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統治。新巴特勒主義作為表演性的性別結構是一種對於在男性權力、仇女主義和對女性的暴力的性別不平衡的話語描述。性實踐中的權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觀能動者中被賦予了一種新的色情解釋,傳播對針對女性和兒童的性別統治、虐待和危險的正統解釋。在性別表演和性分類中,身體成為一種不固定的昇華的支點,以身體作為女性性壓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礎。 
  後現代女性主義向所有試圖將身體的意義固定下來的性與性別差異理論挑戰。在80年代,後現代女性主義者發現後現代的身體理論對她們很有用。受福柯、德魯茲、拉康和伊麗加萊影響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嘗試創造關於身體及其與不同性別主體的關係的理論。 
  後現代女性主義之所以關注福柯是因為他的理論強調以身體作為主體形成的中心權力基礎,關注權力分配話語的性質及其與知識的聯繫。他認為,權力是一種話語實踐,話語創造了主體性的肉身形式。主體包含著權力關係,但權力也製造反抗。對福柯來說,權力實施的關鍵對象是身體。 
  後現代女性主義的福柯角度就是關注主體、身體、話語和權力,關注文化塑造身體和主體的力量。她們認為,各類傳媒如淫穢品、廣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動性受虐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體和性實踐。兩性的差異就這樣由話語在千百年的實踐中製造出來。 
  後現代女性主義對福柯也有不少批評。她們對福柯的主要批評是他的性別盲點:他忽略性別。他處理人的身體好像它是非性別的,女性被規訓為比男性更加馴服的身體,而這一點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製造女性的「不可見性」。(Dunphy, 29)他對個人身體的質疑會導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認為,福柯的理論仍舊沒有逃離陰莖中心話語的巢臼。福柯宣佈死亡的哲學在伊麗加萊那裡早就死亡了。她站在舊哲學的廢墟上看到了取代它們的哲學。(Braidotti, 130) 
  第五,多元論與相對論的思想及其最終導致的個人主義政治。 
  後現代女性主義所倡導的個人批判是對普適性的破壞,因為在普適主義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見的、沉默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批評在傳統的男權的學術寫作中捨去了個人的和情感的內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與所寫的東西不相干的,只是一個緩慢地流出故事的載體而已。他們對自己在做的事情沒有一點點看法,只是製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樣脫離身體(實體)的文本。這樣的理論會將我們的處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認為,有些批判理論就像它所攻擊的世界一樣的追求霸權。(Robinson, et al., 65) 
  針對這一傳統,後現代女性主義發起了自傳行動,倡導女性寫作自我表現的文本。(Robinson, et al., 66)將個人的經驗與政治的問題聯繫在一起寫作,要打破學院式的知識生產的傳統形式。它主張,寫作就是寫自己。將個人與理論聯繫起來,從個人的角度批判社會。這種女性的寫作或許是反理論的,或許是理論的新階段。 
  伊麗加萊甚至認為,女性的性是女性寫作的動力之一。弗洛伊德對女性的性沒有做過正面的評價,只有反面的評價。他認為,女性以為自己是一個沒有陰莖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慾受阻可以昇華為創造性活動,女性的性慾受阻為什麼就不可以同樣昇華為寫作的動力呢?弗洛伊德的這個理論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並沒有堅實的經驗證據來加以證明。 
  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男性語言是線性的、限定的、結構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語言是流動的、無中心的、遊戲的、零散的和開放結尾式的。(Robinson, et al., 72)男性的思維模式也是線性的、單一的,關注於陰莖插入陰道,而女性的性卻是圓形的、多重的。在寫作上,男性總是看重排列、組合,總是不必要地使用兩分法:主動與被動;太陽與月亮;文化與自然;白天與黑夜。而女性的寫作是沒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說過,女性有進入非線性思維領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術的目的性的理性,在與他人的對比中確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議女性創造不同於男性的文化,避免線性思維和男性的科學樣式,提倡「圓形寫作」,並認為它是女性身體圓形線條的反映。(Agger, 59)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7)   
  聽上去令人鼓舞,然而這種觀點冒了一個險:將女性與情感聯繫在一起的本質主義觀點。而本質主義的觀點正是後現代女性主義一向激烈反對的。如果任女性自由創造出來的文化必定是不同於男性的文化,如果按照女性的「自然」邏輯去思維必定是不同於男性的思維,男女兩性在本質上的差異豈不是就此成立?在我的有限的思維能力中,對於線性思維與圓形思維的區別的確是感到有點匪夷所思。也許這恰恰表明,如我之輩在多年的「正規」訓練中,早已被男性文化和男性思維模式所浸淫,再不能按其他模式來思維。圓形寫作和圓形思維 
  的想法至少可以為我們揭示一個新的思路,使我們敝帚自珍,不要輕易丟掉自己身上有價值的東西。 
  2、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批判 
  對後現代女性主義及後現代主義最尖銳的批判首先指向它的非政治或後政治 (postpolitical) 傾向,批評來自女性主義運動內部,其主要看法是:在女性剛剛成為她自身權利的主體之時,後現代主義就剝奪了女性在普遍人性中的權利。 
  後現代主義理論是從1970年代開始進入女性主義運動和研究的,它所遭遇的主要障礙來自現實運動和政治鬥爭。反對派認為,如果取消了「女性」這一概念,女性如何能組織起來發展新的正面身份?如果根本就沒有「女性本質」,更不會有把女性團結在一起的姐妹情誼這種精神了。(Jaggar, et al., 81) 
  反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人們反對對主體性的解構和對主觀能動性的質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由哈索克(Nancy Hartsock)表達出來的。她不無激憤地說:「正當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剛剛開始打破我們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剛剛開始提出為我們自己命名的權利要求,剛剛開始作為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來行動,正當此時此刻,為什麼主體的概念本身卻成了問題?正當我們要形成我們自己關於世界的理論之時,世界是否能被理論化這種非確定性卻被提了出來。正當我們開始討論我們所要求的變革之時,進步的理念和系統地、理性地組織人類社會的可能性卻變成不確定和值得懷疑的了。」(Jaggar, et al., 81)有人這樣批評後現代主義:「為什麼正當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開始為自己命名的時刻 (過去我們一直沉默),正當我們起來作歷史的主體而非客體的時刻,主體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質疑?」(Brodribb, 45-46) 
  這一質問頗有深意——女性一直被當成歷史的被動客體,正好在她們意識到這一點,想作歷史的主體可還沒有作成之時,主體竟被否認了——言外之意似乎在暗示這裡有一點陰謀的味道。這一批評就像是在說:在一場輪流座莊的賭局中,前任莊家在自己該卸任時擅自宣佈整個賭局已經結束了。 
  傳統的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歧還在於對身份認同和對主體的不同看法。後現代主義要求「解構」,視主體為流動的和變化的,就連使用「女性」這樣的概念都是本質主義的;並認為,如果不加分析地使用這類詞彙,會於無形之中加強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即認為男女兩性的區別是與生俱來而且是固定不變的,而實際上,「女性」這一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女性主義的目標則是要爭取作話語與意識形態的主體。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後現代主義毀棄了學術上的許多重要分類,解構了女性主義的政治活動。她們提出,如果不承認各類現象的本體論基礎,那就等於取消了政治學。男女兩性的分類是政治學已經確定的分類,對兩性分類的批判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可能性?認知的無限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已經被理解為政治學和政治信仰的終結或消解,女性主義在這場消解中又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批評者認為,後現代主義是對世界背過臉去的;它不是關於這個世界的學說,而是關於其自身過程的學說;它是自慰性質的,冷淡的,僅僅對那些有權的人講話,或者就乾脆什麼也不講。按照這一學說,所有的現象都只是在一個特定的信息體系之內才有意義,在它之外就喪失了任何本體論地位 (ontological status);所有的話語最終都喪失了它存在的基礎。 
  批評者還指出,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把話語視為一切權力的所在,忽視了真實的身體和真實的性,而這些真實的身體是能夠產生道德與政治上的壓迫的,例如暴力和強姦。強姦是真實存在的,它不是話語。如果一味堅持話語才是權力,會成為道德相對主義,而且喪失在現實中與真實的暴力作鬥爭的武器。此外,如果普遍適用的宏觀理論不復存在,實踐和經驗該怎麼辦?女性主義運動應當設定什麼樣的政治目標? 
  對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潮一個最尖銳的批評是:「你不可能同時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又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王逢振,第2頁),即「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不可能性」。(Hirschmann, 138) 因為後現代主義是反政治的和相對主義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女性主義的一些理論可以吸收後現代主義的成分,但不可全盤接受後現代主義,或者用後現代主義來改造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自認為是十分政治化的;然而,後現代主義本身卻是後政治的。由於後現代主義認為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衝突只能通過赤裸裸的權力 (統治) 來解決。後現代主義解構 (消解) 了主體,否定或摧毀了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任何積極的行動機構的可能性。而離開了具有實驗意義的歷史和性別的主體,就不會有什麼女性主義意識,也不會有什麼女性主義的政治。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8)   
  對女性主義有極大誘惑力的是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權力與性的互動關係。但有些女性主義者提醒同道萬萬不可受此誘惑,因為女性主義向福柯強有力的話語投降的代價將是女性主義的非政治化。後現代主義絕不是一個政治行動的理論,受到它的誘惑就會陷入一個施虐與受虐 (S/M) 的螺旋——權力和反抗的螺旋;就不會再認為女性在男權制下形成了一個受壓迫的群體;也就更談不上她們的解放了。 
  其次,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一個批評是:質疑宏大敘事會減少知識的可能性。西方女性主義的政治一向植根於權利理論。個人主義和平等的啟蒙話語直到最近這些年才受到懷疑。批評意見認為,後現代主義使女性主義理論失去了穩定的基礎,導致了深刻的不安和身份威脅。(王逢振,第4頁)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西方啟蒙話語(關於解放)對於女性主義是極為重要的,認為後現代主義表達了白種有特權的西方男性的觀點和需求。他們已經享用了啟蒙,因此能夠承受得起對它的批判(有了批判它的資本)。(Jaggar, et al., 81)言外之意是,女性至今還沒有真正享受過啟蒙話語和解放話語的正面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對啟蒙話語的批判是女性主義難以承受的奢侈行為。 
  第三,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批評指向其認識論。不少女性主義者難以接受後現代主義完全拋棄性別、種族、階級這些概念的作法,而主張代之以豐富其內涵。後現代主義使一些女性主義者感到害怕,因為它對過去那些激烈論爭的問題的全部假設和框架都作了重新解釋。在公眾的心目中,西方女性主義政治和女性運動的思想淵源是啟蒙主義話語,其中包括權利、平等和個人主義等等,直到最近,在後現代主義出現之後,女性運動的這一認識論沿革才受到質疑。後現代主義為女性主義帶來的最大威脅首先在於它對單純知識的威脅,就是那些人們已經接受了的簡單理論,那些能夠告訴人們如何為自身的利益去行動的理論,那些過去女性主義一直簡單接受下來的話語,如自由政治理論,馬克思主義,實證主義,啟蒙主義等等。人們過去簡單地接受了「科學發現的邏輯」,以為它是普遍適用的,是價值中立的。這種價值中立是對兩個方面而言的,一方面是對研究的主體而言,即研究者是價值中立的;另一方面對研究的過程而言,即研究的過程和使用的方法應當是價值中立的。因此,運用這種科學的方法可以被用來發現對象的真實情況。按照後現代主義的理論,這些簡單明瞭的原則就都是不可靠的了。 
  第四,對後現代主義的批判還有它會導致多元主義、相對主義,最終導致個人主義政治,取消了女性主義政治,喪失了「女性」這個分類。為了避免相對主義,女性需要壓迫與解放的一般理論。(Jaggar, et al., 83)批評意見認為,後現代女性主義有相對化傾向,「性別懷疑論」,「對創造性主體的讚美」,「選擇的多樣性」等也帶來一些問題。要關注價值和實踐的制度化體系,統治與服從者之間的模式化關係。 
  批評者指出,由於後現代主義相信意義是多元的和非確定的,假如你清楚明白和令人可解地寫作,那麼你就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們總是故意把話說得含糊不清,在他們那個圈子之外,沒有人能理解他們在說什麼。所以,一個人必須二者擇其一:或者完全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從而放棄女性主義;或者完全拒絕這一立場。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就必須拋棄女性主義,服從於那個有害的、不友善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哲學。 
  她們認為,由於後現代主義標榜對客觀性和中立性的批判,而這一點恰好同女性主義的思想方法有共鳴,所以能夠引起女性主義的好感,可是,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來看,波伏瓦的著作就是基要主義 (foundationalist) 的,是建立在傳統的人性理論之上的,因而是應當被否定的;而否定了波伏瓦也就等於否定了女性主義和女性運動。 
  第五,不少女性主義者是從後現代主義的男權意識這一角度來批判它的。這種批判認為,後現代主義雖然在當代理論界占統治地位,但並不是不可批判的。女性主義就應當拒絕後現代主義,主要原因在於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有明顯的男性化傾向。她們批評後現代女性主義對男性的意識形態缺乏分析批判,簡單地接受了福柯、德裡達、拉康這些人的思想,甚至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 
  對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批評認為,她們還是在使用男性的話語,好像不使用男性話語的女性就要受到懲罰;好像女性主義的理論也必須從男性理論中推衍出來,並不是一種基於女性經驗的新知識。 
  批評者還指出,後現代主義是男權制的新的文化資本,例如福柯最喜歡的作家是尼采和薩德 (Sade)。雖然福柯批判了異性戀霸權,對這一所謂性的自然秩序表示質疑,但由於他是一位男同性戀者,所以他沒有也不可能看到異性戀霸權對女人的傷害。她們還批評福柯在強姦者 (男人) 和被強姦者 (女人) 之間,是為前者辯護的。總的來說,她們認為福柯基本上還是男性中心主義的 (androcentrism)。 
  有批評者認為,雖然福柯的身體論可以幫助女性主義克服本質主義和生理主義,但是福柯對性別的決定性影響注意不夠。此外,他把人僅僅視為「身體」,對個人其他方面的經驗過於忽視。還有人批評福柯只強調自我,忽略了他人,好像個人是孤立的。福柯雖然講到權力和知識的統治致使身體受到制約而成為馴服的身體,但他從未直接提到過「男性統治」這種狀況本身,他所講到的權力總是針對著所有人的。此外,當福柯講「身體」時,沒有把身體分男女,而男女的身體是有區別的。女人的身體比男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女人不僅同男人一樣,受到對身體的種種禁制,還要去刻意追求正確的尺寸和體形;如果女人不夠馴順,就會失去男人的寵愛和親近,會失去獲得後代的機會。這些問題從未進入過福柯的論域,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缺失。   
  四、後現代女性主義(9)   
  福柯與女性主義的關係十分奇特,他僅僅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即:女人在同男人的關係中處於生理上的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他從未研究過女性問題,只研究過自我的性別認同。他認為,性別認同不應當成為自我的基礎;性實踐也不應當成為權力統治的對象,這一權力包括去為性下定義、命令它和為它分類的權力。因此,有的女性主義者甚至認為,福柯之所以受到女性主義的注意,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一種僥倖,因為他究竟做了什麼值得這種注意的事並不很清楚。他不像同時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關注的思想家拉康和德裡達那樣直接討 
  論過女性問題。有些人甚至認為,福柯式的女性主義 (Foucauldian feminism) 這種提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個人不可能既贊同福柯又是個女性主義者。 
  但另一些人卻反駁說,福柯式的女性主義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這二者確有相吻合之處,福柯關注的許多論題都與女性主義關注的問題不謀而合。例如,女性主義者和福柯都看重文化而不看重自然;二者都十分重視性的質量和行為規範;二者都把性的問題視為政治鬥爭的關鍵領域;二者都把政治的領域擴展到了與個人領域有關的社會經濟形式上來;二者都批判生理決定論和傳統的人性論;二者都懷疑人文科學中隱含著統治的現代形式;二者都不把知識的增長與進步聯繫在一起,而是指出,隨著知識的一些特殊形式的增長——如醫藥學,精神病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發展——出現了一種微妙的社會控制機制;福柯向「性別是自然的」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女性主義亦如是。 
  比較溫和的批判者提出,對後現代主義應當持批判性吸收的態度。一部以《反對福柯:福柯與女性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為標題的論文集中說,女性主義反對福柯的武器之一就是他對知識和權力的性質提供的與傳統不同的思維方法,特別是關於現實與真理、因果關係、自由與體制的關係這些自啟蒙時代以來在西方思想史中已經固定下來的想法。正是福柯使女性主義開始懷疑這些一向以為是真理的東西。福柯並未直接向女性主義挑戰,其本人似乎還同情女性想要改變目前權力關係的慾望。由於他的著作對於女性主義思想和女性主義政治有著特別的意義,所以女性主義應當特別注重對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此外,後現代女性主義提出,要防止人們把後現代女性主義搞成一個大雜燴,忽略了許多持有相似立場的人們及其觀點之間的差異。巴特勒指出:「許多立場都被歸之為是後現代主義,好像它是一系列觀點的載體:所有一切都是話語,彷彿話語是某種能構成一切的一元論物質;主體消亡了,我再也不能說『我』;沒有現實,只有再現。這些描述以各種方式被歸之於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它們二者常常互相合併,有時與解構主義合併,有時又被理解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法國女性主義、解構主義、拉康式的心理分析、福柯式的分析、羅蒂的會話論和文化批評組合在一起。在大西洋的此岸,在最近的話語中,『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一筆勾銷了這些觀點之間的區別,提供了一個實體,一個名詞,容納了這些觀點並使其成為自己的各種形態或變體。」(巴特勒,王逢振,第69頁)其實,在這些觀點和立場之間有很多區別,不應對它們做過於簡單化的理解。   
  五、文化女性主義(1)   
  1、文化女性主義對女性價值的重估 
  文化女性主義於1970年代在美國女性主義中出現,它的主要目標是創造一種獨立的女性文化,讚美女性氣質,限定男性統治文化的價值。主要著作有金堡(Gayle Kimball)編輯的《女性文化:70年代的女性文藝復興》(1981年),內容涉及在視覺藝術、音樂、文學、戲劇、宗教和政治社會組織中的文化女性主義表達。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新估價與女性有關的價值,開創女性的精神空間,弘揚女性的精神。文化女性主義認同被壓抑的女性與男性不同的質量、經驗和價值。認為這些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它不強調推翻男權制,而致力於認同、復興、培育女性品質,使之超越男權制,弘揚那些被貶低的女性價值。建立女性中心的文化和亞文化環境。因此,文化女性主義又被稱為價值重估派。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估女性的重要性,認定女性價值高於男性價值,如果將社會建立在女性價值之上,將使社會變得更加「富於生產力、和平和正義」。它還認為,由於女性所擁有的母性本能,女性在生理上優越於男性。女性的性格特徵是人類行為最可貴的形式。它反對男權制社會為女性所貼的反面標籤,使用正面框架定義女性。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新估價傳統女性的技術和觀點,重新估價女性對文化的貢獻,超越男性的思維框架。它們批判男性中心的宗教,提出各種女神崇拜的宗教。坎貝爾(K. Campbell)在《男人不會為她說話》一書中重寫了女性歷史。凱勒(E. F. Keller)的著作使人們重估基因學專家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工作,寫作了一部更加完整、更加準確的科學史。 
  文化女性主義主張重估女性的活動和倫理特徵。吉利根重估女性的關愛價值,認為男性只看重公平和個人權利,而關愛並不比公平低下。吉利根提出:女性的關懷倫理、母性思維、和平和關愛是最有價值的倫理。如果我們能夠將女性的形象確立為社會保護者的形象,高揚女性和母性——關愛、養育和道德感,社會將會變好。因此西方出現了母性運動。母親的經歷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女性自身的經歷,又是男權制的經歷。 
  文化女性主義認為,由於自然(生理)和養育(社會化)過程,或由於二者的結合,男女兩性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親密的關愛的關係;男性更願意表達其個人性和對他們所屬物及他人命運的控制。文化女性主義拒絕男性氣質對政治權力、經濟地位和醫學專業的追求,希望改變競爭的制度關係,將個人利益導向合作的制度關係,以達到共同目標。女性編織親密關係的能力是女性在私領域和公領域都擁有的能力。文化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女性建構知識策略是,將分離(線性的、權威基礎的)與聯繫(同情、個人基礎的)結合在一起的模式。 
  文化女性主義在某些方面與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有重疊。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男性不同,但不是先天而是後天建構而成的。女性留在家庭中的傳統使她們更富於養育性、支持性、合作性。文化女性主義從立場理論出發,為女性爭取特殊法律保護,要求法律承認,由於只有女性生育,男性不生育,因此只有女性才有與此相關的特殊需要應由加以法律保護。這種新的法律實踐的一個副產品是將女性的價值觀推廣到整個社會。 
  2、文化女性主義的女性優越論 
  文化女性主義的觀點有過一個演化的過程,其女性優越論的形成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演化過程可以被概括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她們主張消除和減少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以便消除性別歧視;在第二階段,她們譴責男性的生理特徵,主張排斥和脫離男性;在第三階段,她們轉而讚美女性的生理特徵,主張女性的生理優越和道德優越。 
  在否定男性本質之後,文化女性主義進而肯定女性的本質。此時她們認為,即使男女兩性差別的生理基礎真的被剷除了,還是不能保證女性就一定能夠獲得解放。因此,她們不再主張剷除兩性的生理差別,而是去讚美女性的特徵,呼籲整個社會和男性重新評價和接受女性特徵。 
  文化女性主義不像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那樣認為女人同男人一樣是由於她們分享了那些男性的能力,而是讚美女性氣質中的獨特之處,她們認為,這些特徵不僅不應當被否定,而且應當大力肯定,並認為男人也應當接受和培養這些女性特徵,例如被動性,樂於照料別人的撫育性,富於感情,對他人的依賴等。她們為此列舉的原因如下:被動性可以避免人與人的暴力衝突;撫育性可以使人樂於去照料兒童、窮人和受傷害的人;對男性理性的崇拜會毀掉這個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覺則可以避開對生命毫無感覺的理性;依賴性對於地球的倖存也是絕對必需的,男女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是絕對重要的。所有這些特徵都應當得到重新評價。 
  文化女性主義者進一步提出,她們對與男人平等不感興趣,假如平等意味著同男性壓迫者相同的話。因此她們反對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一些抹煞男女差別的主張諸如女性參軍等,而是主張男女都不應該參軍,因為軍隊是男權制誇大男性、壓迫女性、毀滅人類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機制。   
  五、文化女性主義(2)   
  早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吉爾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從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角度提出過女高男低的觀點。她認為,性別關係是一種最基本的力量,並將女性特質與人類進步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她指出,女人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狩獵者、思想者、教育者、行政人員和管理者、立法者,她們具有關懷、愛、保護這一類的特徵,這些品質來源於母性,是從母親角色培養出來的;而男人就沒有這些品性,所以他們必須從女人那裡學習這些品性。男人的基本特徵是暴力、對立、鬥爭、相互踐踏 
  。一個以男性的自私、競爭和個人主義為其特徵的社會,必將被一個以女性的集體主義及為所有人的利益的協調合作的社會主義為其特徵的社會所取代。雖然有史家因此把她歸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但我認為她的思想更接近後來出現的文化女性主義。 
  被批評為本質主義者的法國著名女性主義者伊麗加萊提出了「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變成女人」的問題,呼籲母性的回歸。拉康 (Lacan) 把性差異理論建立在男性性行為的基礎上,伊麗加萊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女性性行為的基礎之上。伊麗加萊提出如何創造女性美的問題,她的答案是:作為一個女人,最要緊的是應當承認:我是這些女人中的一員;作為女人,我為子女賦予了性別;作為女人,我們被限制在一些不適合於我們的形式當中,我們應當打破這些形式,重新發現自己的性質;男性中心的文化剝奪了我們形象的表達,限制了女性和母性的天才。 
  伊麗加萊對女性解放的思考已經超越了男女平等這一簡單要求。她認為,作為一個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對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的錯誤表達。女性之所以受剝削,是因為性差異,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通過性差異這一途徑。她批評某些女性主義者為了尋求男女平等,主張女人的中性化 (be neutralized)。她認為,中性化是身份的喪失;而且這種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實行的話,將意味著人類的滅亡。人類之所以分為兩種性別,就是為了保證其生殖繁衍,希望擺脫性的差別,是在召喚一種「種族滅絕」(genocide),比歷史上已有的任何毀滅形式都更激進。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義男女兩性各自的價值;社會正義應當賦予或說還給女性特徵以文化價值。 
  她認為,我們的文明缺乏兩種尊敬,表現為兩種不公正:第一種是賦予別人生命的女人被排除在男人的秩序之外;第二種是女孩得不到與男孩相同的地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作為一個能生育的自然肉體而存在。如何才能擺脫這種男權制的男性生殖器崇拜 (phallocratic) 秩序呢?她提出了如下主張:要恢復對生命和撫育行為的尊重;在家庭和公共領域中樹立母女關係形象;母女關係中要建立可以互換的主體地位;母親要為子女灌輸性的不分等級的思想;要強調女性生活空間的重要性——那種在生育和滿足男性慾望之外的空間。 
  她認為,女性傾向於和平、乾淨的環境及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產品的生產,這才是人性的選擇;她列舉的應當受到尊重的女性價值和女性應當爭取的權利包括:財產和姓氏的母女傳遞;姐妹的特權;女性在宗教中佔據重要地位;尊重各種地方文化的空間與神祉;尊重自然食品如水果和穀類;尊重生命的週期,日月的循環與季節的流變;以愛與和平為基礎的更高的道德水準;建立一個囊括所有人類在內的大社區;在締結盟約和解決衝突時強調女性價值;在與藝術有關的象徵體系中強調女性價值等等。(Irigaray, 11-91, 107-129) 
  伊麗加萊的觀點鮮明惹眼,充滿激情和浪漫詩意,富於感召力、煽動力。但是有批評者認為,她過高地估計了性別的重要性,把女性文化完全建立在生理差異的基礎上了。 
  弗洛伊德的「陽具羨慕」假說受到文化女性主義最激烈的抨擊。弗洛伊德曾說過:「從許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們早年曾有一段時間特別羨慕其兄弟們有一個陽具,並為自己缺少這樣一個器官而沮喪 (其實並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較小一些)。覺得自己是因為受了某種虐待才導致了這種殘缺不全的狀態。我們可以把這種『陽具羨慕』看作『閹割情結』的一部分。……在這種羨慕中包含了一種『希望成為雄性』的含義……」(弗洛伊德,牧原編,第223頁) 女性主義的反駁是,女性根本就不會去羨慕男性器官,因為她們不但有自己相對應的器官,而且她們的器官比男性的既好且多。她們還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邏輯,完全可以把母親的乳房視為兒童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將擁有這樣的乳房而自豪,男孩因為不會擁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羨慕。嬰兒同乳房的接觸畢竟要多於和陰莖的接觸。(愛森堡等,第24頁) 著名的心理學家霍妮還討論過男性的子宮忌妒。 
  文化女性主義明確提出了「女性是優越的」(Female as superior) 這樣的口號。一些激烈的本質主義者 (essentialists) 將女性的優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礎,提出的主要論據有荷爾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據說男性存在荷爾蒙缺乏現象,而且男性荷爾蒙與生命的聯繫較弱。格裡爾在其影響巨大的著作《女太監》中指出:男性從胎兒期起,就有一連串的弱點,被稱為伴性的弱點,這些弱點源自只有y染色體中才有的基因。這些弱點會導致毛髮過度症、角質斑塊、色盲等症狀;此外還有大約30種機能失調現象可以在雄性物種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樣理由在雌性身上發現。有足夠證據表明,女性從體質上比男性強壯,壽命更長,在每一個年齡組中,男性死亡人數都多於女性,儘管男性胎兒數目要比女性胎兒數目多10%到30%。男性中的天才、瘋子和傻子的百分比要高於女性,而女性與之相比更為正常。(格裡爾,第17頁)   
  五、文化女性主義(3)   
  文化女性主義者還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義者 (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戰爭販子 (war-mongers);女人是看重人與人關係的 (relational);男人是個人中心主義的 (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處都能體會快感;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 (penis-fixated);女人從事各類行為時總是能夠從整個過程中得到快樂;男人卻一門心思盯著最後的結果 (goal-oriented) 等等。(Bacchi, 86-88) 她們由此得出結論說,女人比富於攻擊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適合、也更有能力領導這個社會。文化女性主義者大力頌揚女性氣質,主張以 
  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愛好和平的氣質代替好鬥氣質;把母性神化為一種創造性行為。 
  這種反過來的本質主義在我看來仍沒有擺脫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範疇,雖然它同男權主義的本質主義相反,而且是為弱者說話的。 
  首先,沒有證據表明女人一定愛和平,男人一定愛戰爭。撒切爾夫人當政時,英國和阿根廷打了仗,可見女人當政並不能制止戰爭。戰爭的形成原因除了人的意願和意志之外,恐怕還有很多,如經濟的利益驅動,政治的衝突,民族的矛盾等等。 
  其次,即使男性普遍比女性好鬥,富於攻擊性,也沒有證據說這種特性是天生的,也許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戰爭的責任總是要落在男人頭上,社會總要求他們要掙錢養家,男孩從小受到要有攻擊性的教化,所以男人才變得好鬥的,以此來責備他們,甚至假定他們天性就是如此,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最後,即使退一步說,男性的好鬥真的是天生的,男性真的有荷爾蒙缺乏症,他們也不能因此被視為劣等種族。僅僅依據一些先天的特質,如膚色、種族、天生殘疾,就將某些人視為劣等人,這是典型的種族歧視,是法西斯主義的邏輯。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推論,男性也可以因為他們的體力比女性強而歧視女性,他們也有很多生理上的長處可以作為「男性優越」的證據。這樣互相歧視、仇視下去,對哪一方都沒有好處。實際上,男女兩性在生理上各有所長:男性在體力上比女性強;女性的免疫功能強於男性;類似的對比和差異多得不勝枚舉。因此,文化女性主義是本質主義的,它僅僅從生理差異出發,將各個文化中的女性通通視為被動的受害者、被壓迫者,又把所有的男人都當作壓迫者,這種立場不僅錯誤而且毫無出路——按照她們的邏輯,既然兩性之間的差異永遠存在,兩性之間的衝突就是永遠不可避免和永遠不可調合的了。 
  3、分離主義傾向 
  17世紀末的艾斯泰爾(Mary Astell)認為,男女均有理性,因此她有建立女子學院的壯舉,鼓勵女性追求知識和精神需求。這就是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前身。 
  文化女性主義也被視作一種分離主義的女性主義。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女性的特質是人類行為的最佳價值和正面價值;它強調有獨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徵的基礎之上的。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吉裡根 (Gilligan)、亞當斯 (Jane Addams)、龐克斯特 (Christabel Pankhurst) 等人。亞當斯認為,女性比男性高明,如果社會能夠建立在女性的價值之上,將會變得更加富於生產能力,更加和平,更加公正。在使女性徹底脫離男性、建立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社區的方向上走得最遠的龐克斯特提出了一個簡單明瞭但相當激烈的觀點:「女人的利益在於反對異性戀。」(轉引自Campbell, 25) 文化女性主義所主張的解放女性的戰略包括建立女性文化,從而使男女兩性隔離。實際上,最徹底的文化女性主義立場最終會與性別分離主義的立場合二為一。 
  分離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完全脫離男權文化,建立女性文化。由於女性重視生命、平等、和諧、養育和和平,而男性忽視這些價值,這就造成了男女兩性根本的不同,造成世界上到處都是競爭和強權的局面。因此應當建立單獨的女性社區,反對男性的攻擊性、個人主義和壓迫價值。文化女性主義提倡建造以女性為中心的文化,發展以女性為中心的經濟、女同性戀社區經濟等。 
  可惜,分離主義女性主義建立單獨社區的想法無論政治影響還是實際影響都很小。因此,對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批評是:她們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標,在政治上是失敗的。由於分離主義主張從男性定義的體制、關係和角色活動中完全分離出來,因此還被批評為帶有很重的烏托邦色彩。女性主義者達文納斯(Marie-Jo Dhavernas)公開反對分離主義,指出其理論和政治後果。她指出,雖然爭取男女平等的關係很耗費精力,但還是應當爭取男女兩性的平等,不應當像分離主義那樣採取逃避的態度。分離主義不是解決兩性不平等問題的辦法。 
  對分離主義女性主義的另一個批評是它的生理決定論傾向。批評意見指出,通過顛倒男女角色擺脫束縛的人有一個危險:複製傳統男女模式,而不是在新的社會實踐中解放被壓抑的潛力,鼓勵男女兩性共同哺育兒女,分擔工作,創造出新的整合角色。(弗裡丹,2000年,第164頁)有人警告說:讚美女性的傳統活動會壓抑女性的潛能,因為它所讚美的是男權制壓迫機制長期製造出來的結果。   
  五、文化女性主義(4)   
  對於分離主義女性主義最嚴重的批評是,它是一種仇男傾向和翻轉過來的性別歧視。它是在製造反轉過來的不公正,它只會嚴重脫離現實,脫離廣大女性人群的需求,因此是沒有出路的。   
  六、生態女性主義(1)   
  1、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生態女性主義就是將生態學與女性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一思想流派在1970年代出現,在1990年代得到重要發展。關於生態女性主義有這樣兩種提法:女性主義的生態學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和生態學的女性主義 (the feminism of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試圖尋求一種不與自然分離的文化,並且認為一個生態學家必定會成為女性主義者。 
  生態女性主義反對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論(androcentrism),主張改變人統治自然的思想,並認為這一思想來自人統治人的思想。它批評男權的文化價值觀,讚美女性本質,但並不完全是本質主義的,它反對那些能夠導致剝削、統治、攻擊性的價值觀。生態女性主義批判男性中心的知識框架,目標是建立一個遵循生態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原則的烏托邦。 
  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信念包括:第一,女性更接近於自然;而男性倫理的基調是對自然的仇視。自然與文化的兩分,生理(動物)世界與社會(人類)世界的分離,男女兩性的區分,以及跨文化的觀點,將女性與自然、繁殖、物質、他者性歸為一類;將男性與文化、生產、形式、自我性歸為一類;這是西方男權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為貶低和強姦自然和女性尋找合理性。(Kourany, et al., 451)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男性是把世界當成狩獵場,與自然為敵;女性則要與自然和睦相處。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適合於為保護自然而戰,更有責任也更有希望結束人統治自然的現狀——治癒人與非人自然之間的疏離。這正是生態運動的最終目標。生態女性主義主張自然世界與女性主義精神的結合。它認為應當建立不與自然分離的文化。儘管生態運動不一定全是女性主義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態運動,其性別化程度是令人震驚的。它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深刻的生態學意識是一種女性意識,或者可以說,生態意識是一種傳統的女性意識。生態女性主義者關注著地球上生態的嚴重破壞,森林消失,空氣污染,水源污染,對此感到痛心疾首。她們說:「我們在和自己作對。我們不再感到自己是這個地球的一部分。我們把其他造物視為仇敵,很久以前我們就已放棄了自我。」生態女性主義提出:「對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強姦,已成為一種隱喻,就像以種種借口強姦女性一樣。」(Plant, 1-8)生態女性主義者格裡芬(Susan Griffin)指出:我們不再感到我們是這個地球的一部分。我們把其他造物視為仇敵。森林消失,空氣污染,水污染……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放棄了自我。我們的生活方式正在毀掉我們的環境,我們的肉體,甚至我們的遺傳基因。(轉引自Plant, 7-8)第二,地球上的生命是一個相互聯繫的網,並無上下高低的等級之分。我們的社會狀態是種族分隔、性別分隔的。人們都接受了這樣一種世界觀,甚至沒有感覺到它是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這種世界觀認為,存在是分等級的。在這個等級體系中,上帝這類純精神是最高級的,而生長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低級的;在所有的生命中,人又是最高級的,以下依次是動物、植物、山、海和沙;在人類當中,白種男性是最高級的,以下才是其他種族和性別的人們。而生態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反對對生命做等級劃分。 
  第三,一個健康的平衡的生態體系,其中包括人與非人在內,都應保持多樣化狀態。消費市場把人們的文化興趣搞得千人一面,既浪費資源,又無趣。生態女性主義主張,應當發起一個反集中化的全球運動,既照顧到人們的共同利益,又要反對某些消費形式的統治和強制性,這種強制性實際上是一種暴力形式。而生態女性主義就是這個運動的潛在力量之所在。 
  第四,物種的倖存使我們看到,重新理解人與自然 (自身肉體與非人自然) 關係的必要性。這是對自然與文化二元對立理論的挑戰。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二元對立的理論,反對將人與自然分離,將思想與感覺分離。概括地說,生態女性主義所主張的是按照女性主義原則和生態學原則重建人類社會。(Plant, 20)它強調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將社會壓迫與生態統治的模式兩相對照。它是對全球環境危機的女性主義回應,主張積極改善女性與環境的狀況,並且認為這兩項任務是息息相關的。 
  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發展的概念提出質疑,她們認為,發展這個概念是基於西方男權制和資本主義關於經濟進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為變革必須走線性發展的道路。從文化角度上講,這個概念具有局限性,但卻被奉為神明,在全世界通用。它不僅帶有霸權主義特徵,而且與女性運動所強調的基本價值觀背道而馳。女性運動的價值是去聽取無權者的呼聲,尊重差異性;而發展概念不重視個體,不重視社區層面,只是從經濟角度評估人類與社會的進步,卻不考慮諸如文化、社會、政治、精神等人類的貢獻。她們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是:如果兩性差別能被考慮在內,發展計劃的實施一定會取得巨大進步。經濟發展應當順應女性日常生活的情理,不應當一味追求競爭和侵略的精神;男性和統治制度應當改變自己,應當富有責任感、教養、開放思想並且最終放棄等級思想。   
  六、生態女性主義(2)   
  生態女性主義中最極端的觀點是從根本上反對發展的,它將發展作為西方男權主義的舉措加以抨擊。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發展一直是個後殖民主義的舉措,是全世界對西方殖民主義進步模式的被動接受。發展理論有一個假設,即西方的模式是在全世界普遍適用的,其主要特徵是工業化和資本的增殖。然而正如盧森堡所指出的那樣,西歐的早期工業發展導致了殖民力量的永久統治和地方自然經濟的毀滅。她認為,資本的增殖離不開殖民主義,資本的增殖所帶來的是貧困和剝奪。商品化的經濟發展還會在新獨立的國家製造出國內的「殖民地 
  」。發展於是成為殖民化的繼續,它是建立在對女性的剝削或排斥之上的,是建立在對他種文化的剝削之上的。發展會造成女性、自然和處於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毀滅。正因為如此,第三世界、女性、農民和部落民不斷力圖從「發展」下爭解放,就像從殖民主義統治之下爭取解放一樣。 
  生態女性主義指出,發展本身已成為問題;女性的「欠發展」不在於對發展的參與不夠,而在於她們付出了代價卻沒有得到利益。經濟增長是新殖民主義,是從最貧困的人們的手中剝奪資源,是國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國家利益和提高GNP為名在強大技術力量的武裝下所進行的剝削。在這一過程中,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全都貧困化了,女性尤甚。據聯合國的調查,在世界範圍內將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較,在接近經濟資源、收入和就業等方面,女性的相對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工作負擔卻在增加。女性的相對和絕對健康狀況、營養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她們提請人們關注一個普遍的事實:女性是環境問題的最大受害者。工業化、都市化和貨幣經濟帶來了森林、水源和空氣的污染,它給女性帶來的是直接的傷害。舉例言之,女性的家務勞動負擔可能會由於環境的惡化而加重。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用90%的勞動時間做飯,其中80%的勞動用於打水和拾柴。由於水源和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女性打水和拾柴的地方離家越來越遠,致使她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大大增加。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於,發展是在毀滅自然資源;生產和增長的概念基本上是男權主義的;目前地球上每個人所消耗的能源相當於役使了50個奴隸,與每人維生所需要的3600卡路里相比,多消耗了20倍的能源;而一個美國人與一個尼日利亞人相比,又多消耗了250倍的奴隸。熱力學第二定律警告我們,對能源的一切消費都會在遠期威脅人類的生存。這是一場人類長期生存與短期過度生產、過度消費之間的爭奪戰。它通過將土地、水和森林從女性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毀掉了女性的生產活動;同時也毀掉了這些資源。性別統治和男權是最古老的壓迫形式,在發展的規劃中,它以新的和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現出來。男權主義把破壞當作生產,導致了人類的生存危機。他們將被動性視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動。因此可以說與現代化進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統治。 
  生態女性主義者指出,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生產和兩種不同的增長,即良性發展與惡性發展 (maldevelopment);後者常常被稱作「經濟增長」,它是由GNP來衡量的。著名生態學家波利特 (Porritt) 曾這樣談到GNP:即使是傳統的經濟學家也承認,用GNP來衡量進步是無用的。GNP度量所有貨幣經濟中的產品和服務,而其中許多產品和服務並未給人帶來利益,而是對做錯了多少事的度量;在防止犯罪、防止污染以及在官僚機構上增花的錢,也全都計入了GNP的增長之中。因此,GN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著財富和福利的增加。有時,GNP的提高標誌著真正財富 (自然財富和為生活必需品而進行的生產) 在急劇下降。 
  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在惡性發展的過程中,女性的價值降低了,原因在於:第一,她們的工作是與自然進程同步的;第二,一般來說,為滿足維生需要所做的工作貶值了。女性主義的原則將會改變惡性發展的男權主義基礎,它所主張的是與生產聯繫在一起的發展,而不是與破壞聯繫在一起的發展。發展應當是以人為中心的過程,因為人既是發展的目標,又是發展的工具。 
  對於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似乎可以作以下推衍:工業與自然為敵,農業則與自然和睦相處。問題在於,人類是否應當回到工業化之前去?是否能夠回到工業化之前的狀態去?現在有一種說法:由於工業化的發展已經走上了絕路,需要東方的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來救世界。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究竟是出於東方的理念,還是出於女性主義的理念?抑或是農業社會的傳統理念?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或許可以說,工業與自然為敵,農業與自然和睦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更有責任、更有願望結束人統治自然的現狀——治癒人與非人自然之間的疏遠。這是生態運動的最終目標。但是,生態女性主義是否能夠拯救世界?主張適度發展和反對無節制發展的思想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但它還面臨著三個重要問題:第一,何謂適度。我想,適度的標準應當定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水平上,例如,拿具有同樣使用價值的一般產品和名牌產品相比,對前者的消費就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消費後者就超出了人的基本需要。第二,確定了適度的標準之後,如何做到使人能滿足於這個標準。第三,公平問題。例如,在一些人得到私家汽車之後,讓另一些人滿足於自行車是否有欠公平?為了公平,是應當讓已有汽車的人放棄汽車,還是應當讓只有自行車的人擁有汽車?這些問題不解決,生態女性主義只能是空談。   
  六、生態女性主義(3)   
  2、生態女性主義的分支 
  粗略地說,生態女性主義可以被劃分為兩個支流:文化生態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本質」特徵,諸如同情心,關愛,女性是自然的象徵物;社會生態女性主義承認性別的社會建構根源,研究社會生態學,關注社會變遷。 
  對生態女性主義更精細的劃分包括下列分支: 
  第一,文化生態女性主義。它的主要觀點是:月經使女性與自然過程(月亮圓缺)保持有規律的聯繫,使女性能同他人在社會與自然關係中保持關懷的關係,作出敏感的決定。 
  從女性的生理角色及照料子女和家庭,女性發展了關懷的倫理(ethic of care),這一倫理原則對於重新界定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是很重要的。 
  文化生態女性主義被批評為本質主義的,因為它強調女性的生理本質。它讚美女性氣質,讚美女性人生的儀式,如月經來潮、生育及女神崇拜(大地母親)等。 
  第二,社會生態女性主義。它不像文化生態女性主義那樣強調女性是通過身體功能與自然接近的,而是認為,女性是通過其長期以來所履行的社會角色與自然接近的,女性的各種特徵和倫理是由社會建構的,如懷孕,生育,照料孩子,做家務等。在扮演各自的社會角色時,女性與身體保持了親密的關係,而男性卻遠離了這種角色,諸如生產和烹飪食物,取水,取暖,滿足身體的基本需要。 
  社會生態女性主義注重創立社會生態運動,試圖將等級社會重新組建為平等的去中心的生理地理社區。它特別關注生產與再生產的關係,以及在地球上持續性的生理與社會再生產中的女性的作用。 
  第三,自由生態女性主義。它尋求對既存政治經濟結構的生態注意改革,特別注重從內部進行改革,而不是推翻既存制度和結構。 
  第四,激進生態女性主義。它希望通過直接行動摧毀既存的政治經濟結構,建立更符合生態環境要求的政治經濟結構。 
  第五,批判生態女性主義。它希望改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分類,改變兩分理性的劃分,使兩性關係更符合生態環境的需求。 
  第六,原住民生態女性主義。它主張使人類的生活更接近自然,保留對土地神聖性的信仰,將原始的空間神聖化。 
  第七,第三世界生態女性主義。它批評第一世界的過度發展,認為有色人種女性處於優越地位,因為她們的精神尚未被殖民化,也因為她們從未因壓迫他人而獲利。 
  下表詳盡地闡明了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在生態與環境問題上的立場和觀點: 
  女性主義與環境 
  自然人性女性主義的生態主義批判女性主義的生態主義形象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精神肉體兩分人對自然的統治理性主體個人主義自我利益之最大化男性及其環境排斥女性自然資源與生態科學中的女性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通過科學技術轉變自然為人類所用將統治自然視為人類獲得自由的工具自然是生活的物質基礎:食物、服裝、住房、能源生產方式創造人性和習俗歷史特徵不確定人類的物種特徵批判資本對資源之控制產品和利潤的積累社會主義社會將利用資源為男女兩性謀利益工人階級控制資源環境污染能夠被減輕因為不必 生產剩餘產品兩性參與環境研究 
  文化女性主義自然是精神的、個人的傳統科學技術的問題在於過於強調人對自然的統治生理學是人性的基礎人的肉體是分性別的生理基礎的不同造成人的生理性別社會環境的不同造成人的社會性別過去人們沒有注意到男性統治自然與統治女性之間的聯繫男性的環境觀是等級制的,忽視對女性生育的環境威脅(化學品、核戰)女性氣質和自然的價值是應當肯定的生育自由反對由淫穢品所反映出來的女性和自然的形象文化生態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自然是生活的物質基礎,包括衣食住行能源等自然是社會歷史建構的通過生產和再生產改變自然生理和社會實踐(性別、種族、階級、年齡等)創造了人性人性是由歷史和社會建構而成的批判那種認為自然是不活躍、無反應的觀點批判忽視女性的生育功能的觀點批判認為系統是機械的、非辯證的觀點自然與人類生產都是活躍的以生理和社會的再生產為中心生產與生殖的辯證關係多層結構分析辯證而非機械的系統社會主義生態女性主義 
  (Hatfield, 42-43)   
  七、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與黑人女性主義(1)   
  近年來,在女性運動中產生了關於女性所受壓迫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爭論。女性雖然在各種文化中都是受壓迫的,但是她們所受壓迫的形式是不同的。在女性群體內部,大家的處境和地位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人們所受到的壓迫除了性別上的,還有階級的壓迫,種族的壓迫,民族的壓迫,以及不同性傾向之間的壓迫,例如,異性戀對於同性戀的壓迫。強調這些差別的人批評了否定這些差別的人,認為女性運動不應當把自己建立在一個關於女性受壓迫的虛假的普遍性假設之上。 
  有色人種女性與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就是在這種理論背景下產生的。1983年,沃克(Alice Walker)首先提出有色人種女性主義這一概念。她贊同女性,但也關心男性,致力於解放所有人,反對白人至上和分離主義。黑人女性運動中的女性主義者們認為:我們首先要對黑人同胞忠誠,因為白人女性的經濟狀況和我們有很大差別。有色人種女性特別關注性別壓迫與種族壓迫的交錯。 
  這一女性主義流派對過去所有的女性主義流派的一個共同的缺失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它們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是西方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它們關注的問題都是西方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它們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下層女性和有色人種女性所面臨和關注的問題;而這兩大群體所面臨和關注的問題是有很大差距的。然而,由於女性運動對於男女兩性差異的高度重視和強調,人們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差別,如階級、種族、民族和性傾向的差別。 
  黑人女性主義認為,白種人在社會結構中是強勢群體;白種人總要從白種人的立場看他們自己,看他人,看社會;白色種族意味著一整套文化實踐,用它來推測其他文化的情況是不正確的。她們主張,女性主義理論應當是有種族意識的。她們特別提出了反對門面主義(tokenism)的主張。一位黑人女性主義寫道:「我們在黑人文本中成了門面女性;而在女性主義文本中成了門面黑人。」(Robinson, et al., 42)言下之意是,黑人女性作為一個弱勢群體總是處於被忽略的狀態,即使偶爾被提及也不過是為了充充門面而已,在種族鬥爭中,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是主角,黑人女性被邊緣化了;在性別鬥爭中,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是主角,黑人女性再次充當了被邊緣化的角色。 
  胡德 (Elizabeth Hood) 在其《黑人女性、白人女性:不同的解放道路》一文中,探討了白人女性與黑人女性所受壓迫的異同。她雖然認為二者都受到「為白人男性所建立和操作的男權制」的壓迫,但仍然認為白人女性由於其種族所處的有利地位而得到了某些特權。她堅持認為,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會處於分裂狀態,除非白人女性既為根除男人統治又為根除種族主義而鬥爭。她的觀點是「作黑人難於作女人」。同胡德持相同觀點的人們指出:男人壓迫女人的男權制概念誤解了黑人男子的地位。在白人社會裡,黑人男子的權力往往低於白人女性;而只要種族主義較之男人的統治更牢固,影響更廣泛,女性就會同本種族的男人站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建立跨種族的女性聯盟。因此,若不將反對男性統治的鬥爭同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就將繼續處於分裂狀態。 
  自從一批自稱卡巴希河團體 (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 的黑人女性於1979年發表了一篇題為《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聲明》以來,這篇文章一直被視為黑人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作。這一聲明指出:黑人女性的生活結構是多層次的,其所受的壓迫不僅建立在種族和性別的基礎上,而且建立在階級、年齡和性傾向的基礎上。目前的政治理論不適合用來解釋黑人女性的處境。例如,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只講「不考慮種族和性別的工人」,忽視了工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因而說明不了黑人女性的真實境況;激進女性主義關於兩性衝突的理論也只是以性別為基礎分裂人類,忽視了黑人女性和黑人男子的共同利益。黑人女性所受壓迫的複雜性使其不能認同於任何只強調壓迫的一兩個側面的群體。她們認為,衡量女性主義理論適用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標準應看其能否解釋黑人女性的境況,「如果黑人女性獲得了自由,那便意味著人人都獲得了自由,因為我們的自由要求消滅所有的壓迫制度。」(賈格爾等,1989年)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提出了殖民化 (colonization) 這一概念,並指出它的三個步驟:第一步,強使一個群體屈從於另一個群體,例如強使黑人屈從於白人;第二步,摧毀有抵抗力的文化因素;第三步,建立以種族歧視為基礎的經濟社會制度。當然,殖民化的概念已被引伸,它不僅指宗主國對殖民地的奴役,而且指稱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壓迫,指稱前者以強權使後者臣服的過程。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理論認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作為歷史進步的一般理論常常會導致對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利益和興趣的特殊性的否認和拒絕。第三世界女性主義需要一種話語,它是非普適性的,沒有基要主義(原教旨主義)傾向的,允許文化與歷史的特殊性。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兩個重心是:解構許多關於第三世界女性的寫作的歐洲中心論傾向;充分表達第三世界女性的關注點。(Jaggar, et al., 82-83)   
  七、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與黑人女性主義(2)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認為,第三世界女性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眼中僅僅是男權制社會經濟體系的受害者;男性暴力的受害者;殖民過程的受害者;阿拉伯家庭制度的受害者;經濟發展過程的受害者;伊斯蘭教規的受害者。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第三世界的女性有著共同的問題、需要、興趣和目標。比如說需要教育,政治參與,經濟發展等。雖然女性內部有某些差別,例如都市的中產階級的受過教育的家庭主婦的需求, 
  顯然會不同於沒受過教育的貧窮的女僕,但是不宜特別加以強調。 
  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認為,不應將女人分階級,原因如下:第一,階級分析要使用生產和職業概念。第二,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階級要掌握生產工具。第三,對男人來說,階級是獲得的;而對女人來說,階級是天生的。 
  對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主要批評是:它所提出的回歸「我們母親的花園」的主張難逃生理決定論的巢臼。它的負面效果是有可能將種族和民族的界限固定下來,使之成為女性聯盟的障礙。 
  對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黑人女性主義的另一個批評在於,黑人女性主義容易產生這樣的想法:白人女性比黑人男性享有更多的權利。就像在中國,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女性比農村男性享有更多的權力。這種看法無疑是言之成理和有事實依據的。但是,在黑人群體中,男性難道不是比女性享有更多的權力嗎?在中國農村,男性難道不是還在壓迫女性嗎?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黑人女性主義的觀點和立場會導致人們將性別歧視放在次要的位置,將視線轉向其他方面:種族矛盾,城鄉矛盾,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而使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進一步邊緣化。總之,既然是女性主義的抗爭,首要的目標還是爭取兩性之間的平等關係,而不該把男女平等的問題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實際情況是民族、種族、城鄉、地域之間的矛盾比性別不平等問題更加嚴重和突出,女性主義的關注重心也應當始終放在性別平等的問題上。這是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黑人女性主義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   
  八、心理分析女性主義(1)   
  過去20年間,研究性別問題的主要力量集中於心理學界。心理分析與女性主義的關係顯得異常緊張。心理分析學派中的女性主義學者分為兩派,一派堅持反對心理分析,一派尋求對心理分析的重新評價。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認為,解釋目前社會中的男女關係,用兩性的生理區別來解釋是無效的,二者的區別主要屬於心理的範疇,是兒童的社會教化過程造成的。男性對女性的壓制不 
  是政治的和經濟的,而是心理的,即女性是下等人這一心理的內化。 
  心理學對女性的思維模式有一套刻板印象 (steorotype),其中包括,它是異性戀的,是被動的,是富於哺育性的,是忌妒男性的,是較少倫理觀念的,是難以預料、難以把握的 (據說是因為女性的荷爾蒙有高低週期),是缺乏理智的。性別主義就像種族主義一樣,把女人視作孩童,好像她們都是樂天知命安於現狀的;都是遇事憑直覺而非憑理性判斷的;都是接近自然而非文化的;都是既無能力又無競爭力的。 
  在性的問題上,心理分析學派的大師弗洛伊德 (Freud) 和性學家埃利斯 (Ellis) 都持有男主動女被動的看法,他們關於男人是活躍的、富於攻擊性的,而女人是被動的這一觀點一直沒有受到過認真的挑戰。直到非常晚近的時期,社會調查還在不斷重複和肯定這一觀點:在我們的社會中,成年人異性戀活動頻率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男性在這一活動中的活躍程度。對此,女性主義提出的疑問是:那麼女人的慾望到哪裡去了呢?(Campbell, 74-75) 
  心理分析理論由弗洛伊德創造,他有一個名聲:「西方男性主義心理學之父」。(Nelson, et al., 59)他提出三種自我的理論:第一是本我,它受生理的直接影響,是生命的動力,由「快樂原則」統治;第二是自我,它為本我設置限制;第三是超我,它是社會的標準,由「現實原則」統治。 
  本我必須經過5個階段以達到自我和超我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口腔階段,0-18個月的嬰兒。在這一階段,嬰兒主要從口腔的吮吸和進食汲取生理和心理的快樂感覺。 
  第二階段是肛門階段,18個月至3歲。在這一階段,肛門活動為嬰兒帶來生理與心理的快樂。以上兩階段男女一樣,並無區別。 
  第三階段,陰莖階段,3-5歲。在這個階段,裡比多集中在生殖器,兒童可通過手淫達到快感。男女兩性在這個階段開始分道揚鑣。 
  男孩迷戀陰莖,幻想佔有母親,即俄底浦斯情結,戀母憎父,在情與性兩個方面把父親當作情敵,害怕父親會閹割他,剝奪他的性快樂。他發現女孩沒有陰莖,以為她曾經有陰莖,被閹割了。而最有可能閹割他的是他的情敵——父親。「閹割焦慮」使男孩壓抑對母親的慾望,認同父親,從而發展起自我、超我和男性的性格。 
  女孩的伊萊克特拉情結是心理學大師榮格命名的。他運用古希臘神話中的公主幫助別人殺了自己的母親的故事來象徵這一情結。女孩發現自己沒有陰莖,感到自己是低等的人,從而嫉妒男孩和男人(陰莖嫉妒)。她認為是母親閹割了自己的陰莖,因而拒絕母親,下意識地將父親作為慾望的對象,希望得到父親的性,希望懷上父親的孩子。弗洛伊德認為女孩永遠不能解決其伊萊克特拉情結,因為她永遠不會有陰莖。女孩的陰莖嫉妒比男孩的閹割恐懼要弱一些。她認同了母親的價值觀、思想和性別,陰莖嫉妒使她終身感到比男性低一等,心理上因此而不夠成熟,表現在嫉妒心理,含有受虐意味的母性慾望,依賴男性的意識,道德上的不成熟(不成熟的超我)。她在解剖學上的低下導致了她在道德倫理方面的低下。 
  第四階段,潛伏階段,6歲至青春期。在這一階段,性的重要性下降,男女兒童專注於非性方面的興趣。 
  第五階段,生殖器階段,青春期到來之後。這一階段,男女青少年的興趣集中於異性戀,達到性的成熟期。女性從陰蒂快感轉向陰道快感。(Nelson, et al., 61) 
  概括地說,弗洛伊德認為,從嬰兒期開始,母親就是男孩的裡比多的渴慕對象,其後,男孩拒絕母親,認同父親,產生閹割焦慮,擺脫俄底浦斯情結,導向超我,將男性認同為內在的自然的性別。女孩與男孩相反,認為自己是被閹割的人,並接受了陰蒂低於陰莖的看法,在她的一生中都受到陰莖嫉妒的煎熬。為了得到陰莖,女孩放棄作為愛的對象的母親,轉向父親。後來,她瞭解到自己不可能有陰莖了,就想用同父親生孩子作為補償。男孩的閹割焦慮解決了戀母情結的問題;而女孩的閹割情結卻導致了戀母情結。男孩解決了戀母情結之後,就成功地建立了超我,但關於女孩的理論卻不很清楚。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陰莖嫉妒是女性心理的中心;閹割焦慮是男性心理的中心。總之,弗洛伊德的理論強調家庭關係,親子的早年關係,女孩直接認同母親,而男孩必須將自己與母親區別開來,拒絕和否定母親,以定義獨立的自我。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對弗洛伊德的批判集中在他的性別認同理論方面。由於他的性別認同理論中關於女性性格的假設強調,小女孩從發現無陰莖起,即被陰蒂低等和陰莖嫉妒壓倒,進而發展出補償性性格,即被動性、受虐傾向、自戀傾向和依賴性,弗洛伊德的性別認同論被認為有男權主義的偏差。   
  八、心理分析女性主義(2)   
  對於心理分析理論很難做出科學的評價,原因是其理論與很多經驗研究所發現的事實並不相符。換言之,弗洛伊德理論只能被當作一種未被證實的理論假說來看待。米利特(Kate Millett)著重批判了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理論的下列觀點:將男性等同於主動,女性等同於被動;陰莖嫉妒。她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批評指出:他的理論不僅是男性中心的,而且是陰莖中心的。他的理論有過度概括的傾向,以為人的生理能夠完全決定人的心理和行為。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運」忽略了社會文化的影響,好像女性被解剖學決定要經歷缺失和下等的 
  感覺。(Nelson, et al., 62) 
  其實,心理分析學派對兩性區分的理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弗洛伊德認為,當女孩發現自己無陰莖時,從男性退縮回女性。心理分析學家霍妮(Karen Horney)和瓊斯(Ernest Jones)反對弗洛伊德的這一理論,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是在前生殖器階段就存在的,男女兩性各自分別獲得了內在的不同機制,因此,男性和女性擁有前男性生殖器的、前俄底浦斯情結的起源。霍妮認為,女性氣質是天生的,不是獲得的。它先於生殖器階段,是內在的。對異性對象的選擇源自內在的女性氣質,源於對陰道的自我意識,而不是對於缺少陰莖的失望。女孩的慾望指向陰莖,是出於性衝動,而不是出於自戀。(Person, 79) 
  斯托勒(Stoller)則進一步認為,男女兩性在第一階段均為女性,這是因為兒童對母親的認同,男性的發展和認同需要克服最初的女性認同才能獲得。男孩必須克服對母親的認同才能獲得男性。獨立個性的形成對於男女兩性不應有什麼大的差別。對於弗洛伊德來說,男性是更加自然的性別,女性是後來獲得的;對於斯托勒來說,女性是更加自然的性別,男性是後來獲得的。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評價,霍妮的觀點是最正確的,男性女性應當被視為平行的結構。女性認同和男性認同的形成沒有孰難孰易之分。但是霍妮認為社會性別是從內在的異性戀傾向來的,這一點卻沒有什麼證據。性對象的選擇是獲得的,而不是內在的。 
  霍妮批判弗洛伊德理論的中心點在於陰莖嫉妒以及女性究竟是不是受挫的男性這一問題。她認為弗洛伊德理論有三點錯誤:一是女孩從母親轉向父親的機制;二是女性生殖器自我意識的性質;三是關於陰莖嫉妒的發生學。女孩由母親轉向父親是由於其女性生理和對陰道的意識,而不是對於自己沒有陰莖的失望。女孩的俄底浦斯情結(殺母奸父)直接來自其內在的女性。現代心理分析學者大多贊同霍妮的觀點。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提出,與女性的「陰莖嫉妒」相應的有男性的「陰道嫉妒」,因此在許多國家,如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芬蘭,在猶太人和伊斯蘭的傳統中都有過男性「假生育」的習俗。假生育的儀式有以下幾種:一種是男性儀式性地強調陰莖對於生育的重要作用;還有一種形式是模仿女性生育,強調子宮的重要性。 
  一種同弗洛伊德理論思路完全不同的觀點認為,性別認同的過程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樣充滿衝突和矛盾,而是一個平靜的學習過程。這種觀點認為,性別的認同有無意識和有意識的兩種成分。性別的獲得是從非衝突中學習經驗,而不是從衝突中學習經驗。性別的早期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性別也不是內在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它是非衝突性的,是通過認知和實踐建構起來的。性別角色的認同無論是正常的還是異常的,是由身體、自我、社會教化和性別差異的關係塑造而成的。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還特別關注母親女兒關係,認為它是弗洛伊德著作的盲點。性別教育的歷史觀點認為,母親給孩子愛與哺育性,父親給孩子規則和紀律。弗洛伊德強調的是性慾發展而不是社會性別角色發展。長久以來,性對像邏輯與性別認同是被視為一回事的,二者不一定一致,在同一個人身上也會前後不一樣。 
  在先有性別意識還是現有性意識問題上心理分析學界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性別意識來自生殖器的感覺和自我刺激。對性別區別的發現,閹割情結,陰莖嫉妒,俄底浦斯情結,都是早年對孩子的性別認同形成有影響的因素。另一種觀點認為,性別意識先於性意識,而不是性意識和性活動先於性別意識。在一般情況下,心理學觀點傾向於後者,但是後者無法解釋在經驗研究中確有發現的嬰兒期的性活動。經驗研究發現,幾個月大的嬰 
  兒就可以有自慰性質的性活動,這一發現可能成為性活動先於性別意識形成這一觀點的證據。 
  在心理分析理論中,女性主義最為關注的另一個方面是無意識概念,因為無意識概念的提出和證明摧毀了理性、主體性和意義,使它們成為不固定的。通過無意識概念,心理分析提供了文化決定論,可以用來抵制性別的生理決定論和生理身份論。 
  對心理分析女性主義的批判意見是:心理分析基本上是一種男權制的話語,女性主義不應該借用心理分析的任何理論,而應當對它採取全面批判的態度。   
  九、女同性戀女性主義(1)   
  近年來,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日趨公開、活躍,女同性戀分離主義 (lesbian separationism) 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她們提出「多元」(diversity) 口號作為對「變態」(perversity) 這一指責的回應。她們說,「我們已經超越了要求隱私權的階段,甚至超越了開辦女同性戀酒吧、實業和項目的階段,達到了要求開展廣泛的公開討論的階段。」(Barrett and Phillips, 95) 
  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戀者在迪爾·馬丁(Del Martin) 和菲麗絲·里昂 (Phyuis Lyon) 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女同性戀組織,取名為「比利蒂斯的女兒」,這個名字來源於由古希臘著名女同性戀詩人薩福一首詩改寫的色情詩。目前在美國約有600個同性戀者的組織,有大量的出版物。她們經常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活躍在各類傳媒上;選舉能代表同性戀利益的地方議員和行政長官;爭取法律上對同性戀婚姻的認可。80年代,在美軍中,女兵將近15萬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戀者無意中在那裡得以聚集,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難以相遇的。無怪乎有人說,曾經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愛已經變得滔滔不絕了。(韋克斯,第25頁) 
  有的女同性戀者認為她們的文化被女性主義重新解釋了。她們說,「女同性戀是實踐而女性主義是理論」的口號不失為一個好的動員令,但它卻歪曲了我們的歷史。(韋克斯,第309頁) 她們批評保守派,認為她們反對和壓制了一切有關性、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嚴肅討論。她們認為,性別主義是一切壓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對男性霸權的威脅,女同性戀者必須組織起自己的運動以反對男性霸權。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猛烈抨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和攻擊性性行為。她們還認為,母性是女性的優點,而不是女性的弱點。她們反對異性戀霸權,即那種以為只有異性戀才屬正常範疇的偏見。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可以分為選擇性的與「天生」的,當然關於同性戀傾向到底是先天形成還是後天形成的至今尚無定論。此處所說的選擇性同性戀是指將同性戀生活方式作為一種政治選擇來實踐的女性。關於女同性戀形成原因的理論可以被分為:生理決定論,社會建構論和社會政治選擇論。所謂社會政治選擇論這一成因專指那種以選擇女同性戀生活方式作為擺脫異性戀壓迫制度的行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大批女性確實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這些政治導向的女同性戀者選擇將自己的生命、愛和精力交付給另一個女人,而不浪費時間經營同男人的關係。認為異性戀女性是與敵共眠。(Watkins, 111)從女同性戀中的三種成分可以看出,性傾向的差異是自然的、文化的,有時又是政治的。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認為,只有同男性分開,女性才能真正獲得自由。她們強調分享與支持,強調性生活的和諧,反對就業歧視,爭取保險、住房和財產權利,她們認為同性戀伴侶應當獲得與異性戀配偶同等的權利,並積極爭取這種權利。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關注的爭論焦點包括: 
  性活動:是任何形式都可以還是應當反對性活動中的權力關係,如虐戀關係。 
  傾向的選擇:是天生的還是選擇的,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是否一定要先做一個女同性戀者。 
  恐懼症:許多女同性戀被診斷為「內化她們的同性戀恐懼症」,把社會歧視說成心理疾病。 
  結婚與否:異性戀佔有性、愛、婚姻、家庭之權利,女同性戀應當爭取同性婚姻。 
  雙體制還是單體制:異性戀與男權制是一個體制的兩面,還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兩種制度。 
  女同性戀母親:撫養孩子的家庭環境缺乏刻板的性別示範問題。 
  女同性戀的不可見性:無論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還是在同性戀世界中,女同性戀都面臨邊緣化的問題。 
  女同性戀被視為女性男性化:異性戀的男女兩分思維以及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兩分思維總要將女同性戀關係中的角色比附於異性戀關係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不能夠接受性別模糊或混淆的狀態。因此,女同性戀往往被視為女性的男性化,而不被當作正常女性看待。 
  1988年,美國通過了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條款竟然還有這樣的規定:禁止「提倡同性戀和假家庭關係」,禁止「在學校接受同性戀的教育」。(Charles, 186)這是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證明同性戀權利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世紀90年代,酷兒理論橫空出世,它是一種全新的性話語。而酷兒政治可被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酷兒不是一種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種身份批判的過程。在酷兒理論中,身份形成和身份政治是中心論題。酷兒一詞被用來指稱這樣幾種人:第一,同性戀;第二,對某人有感情;第三,拒絕接受傳統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分類的人,挑戰的慾望超越了異性戀規則。 
  女同性戀研究擺脫了男同性戀研究,在近年來發展為酷兒研究和女性主義的研究。酷兒的視線一反70年代和80年代求人接納的正面描述同性戀的姿態,故意去探索變態,觀照性慾的「下腹部」,探察同性戀關係中的暴力、嫉妒、不平等關係、佔有與背叛。在90年代做一個酷兒,就是對你自己的性和你的政治保持熱情,而採取一種「現身」的策略或生活方式,對主流的趣味和敏感採取不屑一顧的不讓步的態度,將快樂視為真正自我的一種表達。(Robinson, et al., 60-61)   
  九、女同性戀女性主義(2)   
  對於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批評是:它只適用於女同性戀者,不適用於其他人群,因為女同性戀者認為異性戀比男權對她們有更大的壓迫,因此許多女同性戀者更傾向於選擇酷兒理論而不是女性主義理論。酷兒理論的影響與局限性在於:這個90年代興起的新理論的主要口號是:「一切堅實的東西都消融在空氣中。」(Dunphy, 29)所謂堅實的東西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性戀和異性戀,以及一切可以說得出來的分類。這些分類和身份的消融固然給人們帶來極大的解放感,但是也使一切現實鬥爭的可能性化為烏有。作為具有戰鬥性的女性主義, 
  這不能不成為一個問題。   
  十、其他女性主義流派   
  1、權力女性主義 
  權力女性主義從20世紀90年代興起,其代表人物沃爾夫(Naomi Wolf)認為,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即強調女性是受害者、受壓迫者。權力女性主義告訴女性:女性不是受害者,除非她們選擇去當受害者。女性對於現狀應當負起個人責任,包括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領域。她們應當自我賦權,使自己在社會上、職業上、政治上與男人平等,鼓勵女性使用男性 
  的工具——金錢、選票和政治批判,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權力女性主義反對反強姦遊行,認為這種遊行是自毀自貶,她們把此類遊行示威稱為「哀鳴」。她們認為,參加反強姦遊行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把自己擺在了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是一種乞憐的姿態。而與其去向男性乞憐,不如直接去做一個強者。 
  權力女性主義還反對事事要講「政治正確性」的做法。「政治正確性」是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的概念,隨後發展為一種大規模的文化現象,它是指一整套關於對與錯的信念,要求人們在所有的問題上都保持政治上的進步立場,其中包括不能歧視女性,不能歧視同性戀等等。例如女性主義用「政治上不正確」指責右派,認為女性一般來說社會地位在下降,其中包括貧困的女性化,男性放棄做父親的責任,性暴力,性騷擾等。 
  權力女性主義批評左翼知識分子的「種族-階級-性別」區分意識形態味道太重,總是要求人們保持政治上的正確性,導致了教條主義的不寬容氣氛。解構所有的價值導致了學術危機。政治正確性不僅被用於左右兩派的論爭,還被左翼用來攻擊政敵,批評反文化論者。 
  反對權力女性主義的人認為:將女性自身當作她在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各個方面的處境的全部責任人是很危險的,會使女性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用自己所處的地下地位來責備自己。與此同時,那些應當為女性的低下地位負責的社會機制、社會群體、社會階層卻可以乘機逃之夭夭,把責任推個一乾二淨。 
  2、包容女性主義 
  包容女性主義認為,應當走向多文化的女性主義。有女性主義者擔心過分強調差異,否定一致性,將導致知識和政治上的解體。女性主義需要一個空間,其中每個女性都有自己的空間,但是把人們隔離開來的牆應當是很薄的,能夠允許對話;允許道德上的朋友社區;允許行動的夥伴。女性主義需要一種非帝國主義式的、非種族中心的、相互尊重的理論。 
  包容女性主義也可以包容男性,因為有很多男性是贊成女性主義運動的。 
  包容女性主義挑戰傳統的種族、階級、性別、權力安排,認為這種傳統秩序優待男人歧視女人,優待白人歧視有色人種,優待健康人歧視殘疾人,優待有工作的人歧視無工作的人。(Nelson, et al., 107)男女之間的壓迫不是唯一的,應當與種族、民族壓迫結合起來看。種族、民族與性別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女性可以區分為有色人種女性,非英語母語女性,發展中國家女性,土著女性等類別。西方傳統女性主義沒有意識到其種族和民族的偏向。壓迫包括性別、種族和民族的壓迫。以及階級、身體特質、職業、性傾向等方面的壓迫。包容女性主義主張應當包容這一切。 
  包容女性主義認為,女性主義除了關注男權制的壓迫,還應當關注種族主義、健全主義、異性戀主義、階級歧視同男權制的關係。在改變社會的男權制結構的同時也要改變各種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使人們得到真正的完整意義上的解放和自由。     
  第四章 女性主義論爭   
  女性主義論爭   
  在西方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以來,女性主義開始向所有現存的範疇提出了全面的質疑,這些領域包括知識基礎、價值體系、話語體系、意識形態、方法論、組織結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當代女性運動也有很多新的關注點,如兩性的平等待遇與特殊待遇問題、對女性的保護性立法問題、工業造成的健康災害問題、離婚問題、孩子的監護權問題、性與色情品問題、暴力問題等。女性主義理論進入了一個又一個從未涉足過的領域。女性主義不再懼怕研究男女解剖學和生理學,例如強姦想像問題,虐戀性慾問題,性活動中的統治與服從問題 
  等。當代女性運動的一些主要論爭包括:強調相同還是強調相異;強調平等還是強調區別;強調法理社會 (Gesellschaft) 關係還是強調禮俗社會 (Gemeinschaft) 關係;強調自由參與競爭還是強調責任;強調工作的投入還是強調家庭的投入;強調社會教化過程的作用還是強調生理和心理的區別等等。總之,在各個領域中都有人從女性主義角度來提出和分析問題,這些問題既反映出女性狀況的最新發展和最新關注點,又預示了女性運動在新世紀的發展方向。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1)   
  1、生理決定論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時正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反對女性運動的人們也在集結自己的力量,當時出版的幾本暢銷書就是男權制觀點對女性運動反彈的表現。這幾本書試圖證明,男性的攻擊性和男性的統治性具有生理的依據。它們主要的論據來自對靈長類的研究,試圖以此證明「男權制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義的人類平等的觀點挑戰。 
  人類生理性別的基本變量有以下幾種: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女性是xx;男性是xy。 
  荷爾蒙性別(hormonal sex):雄性激素(androgens)和雌性激素(estrogens)內生殖器性別(internal reproductive sex):睪丸;卵巢。 
  外生殖器性別(external genital sex):陰莖;陰蒂、大小陰唇、陰道外半段。 
  腦性別(brain sex)心理學家馬尼(John Money)對生理性別的發展階段做了更為精細和全面的概括。他認為:兩性是從同一組織中分化出來的,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條路上,但是後來分了路,潛在的男性和潛在的女性通過一系列的岔路口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這些岔路口包括:1、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2、性腺性別(gonadal sex)3、胎兒荷爾蒙性別(foetal hormonal sex)4、內生殖器性別(internal morphologic sex)5、外生殖器性別(external morphologic sex)6、腦性別(brain sex)7、撫育性別(sex of assignment and rearing)8、青春期荷爾蒙性別(pubertal hormonal sex)9、社會性別身份與角色(gender identity and role)10、生育性別(procreative sex)(Tripp, 110)高度概括地說,影響性別的生理影響因素有三大類:染色體、荷爾蒙和大腦結構。 
  染色體性別(只適用於部分靈長類動物),又稱基因性別。染色體除了女性xx男性xy之外,還有xo, xxx, xxy, xyy。其他動物的性別並非全都由染色體決定,而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溫度。舉例言之,鱷魚在高溫時孵化為雄性,在低溫時孵化為雌性。鳥類的染色體與人相反,雄鳥有兩個相同的染色體(xx, ww),雌鳥是wz或wo。 
  荷爾蒙性別。生理決定論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體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較高,攻擊性行為程度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還導致了熱中於爭奪領導權,企圖影響或統治他人,容易表達憤怒等。 
  腦性別。7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100萬年前出現語言,取代手勢。在東非發現的古人類表明,400萬年前,人類大腦的體積只有現在人的一半大,10萬年前才達到目前的體積。 
  關於大腦對不同性別的影響有一段特別有趣的人類認識史。19世紀,解剖學發現女性比男性腦子體積小,於是這一點成為女人智力低下的證據。科學家認為腦體積大則聰明,由於男性腦體積大於女性,因此認為男性的智力高於女性。 
  後來,解剖學證明腦體積與身高體重有關,與性別無關,即腦體積的大小僅僅是因身高體重不同導致的。男女絕對頭高比例是100比94,相對頭高比例為100比100.8,女性高於男性。成人大腦平均值:男腦重1388克;女1252克。但是相對於體重來說,男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1.6克;女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3.6克。這就是說,雖然絕對腦重是男性超過女性,但是相對腦重卻是女性超過男性。但丁的腦重甚至低於男子的平均腦重。科學研究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能證明才智與腦重之間有密切關係。」(倍倍爾,第249-251頁)於是科學家放棄了腦重與智力關係的性別差異的學說,轉向腦內不同部位之間的差異。開始時,科學家認為額葉(frontal lobes)專司智力,因此說男性大腦的額葉大於女性,女性的額葉較小,而頂葉(parietal lobes)較大。後來,研究發現頂葉專司智力功能,與認知過程相關,這些科學家又改為說男性的頂葉大於女性,或者說女性的頂葉比以前所發現的要小。(Nadeau, 14-15)目前,學者們一致認為,腦體積和腦內各部分均無男女差別。(Nelson, et al., 45)其實兩性大腦的區別很細微,而且人類各個器官的可塑性很強。總的來說,兩性的認知能力只有細微的差別。 
  女性主義理論家指出:顱相學和關於腦重量、腦結構的性別差異的謬誤和作假說明:「社會偏見其實是科學事實」的理論總是最得勢的。(斯坦能,第95頁)顱相學所犯的錯誤簡直可以被視為醜聞,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男權制觀念與所謂「科學發現」的關係。 
  在顱相學的荒謬被徹底唾棄之後,現代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並不對男女任何一方特別有利的大腦構造差異的研究結果。例如,男女的語言功能在大腦的不同部位,它影響語言的流利程度、用語理性、聯想的流利程度;男女的交流風格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男女的感覺不同,對觸摸、味道、氣味、聲音感覺不同,視覺也不同。(Nadeau, 12-13)從語言能力上看,兒時女孩的語言能力強於男孩,到上小學後差異才消失。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2)   
  從大腦結構看,男性左腦發達,它控制線性的邏輯思維;連續有順序的信息,抽像性、分析性的思維。女性右腦發達,長於想像、藝術活動,整體性、直覺性的思維,視覺與空間能力。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左右腦的連接神經組織,因此女性的這一連接組織比男性更發達。 
  解剖學的最新認定是,左右腦之間的連接神經女性大於男性。由於兩腦之間的聯繫神經 
  女性比男性粗,女性的認知功能分散在兩個腦半球中,而男性則集中在一個腦半球中。女性的語言能力強於男性。女性的五種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都比男性敏感。以視覺為例,男性對亮敏感,女性對暗敏感。男孩對物比對人更感興趣,身體更活躍。擲物跟蹤活動男孩比女孩更強,攻擊性更強。女孩比男孩更能認出人臉及其聲音,對人的情緒(音調、表情)更敏感,對新人比對新玩具更有興趣,喜歡合作性而非競爭性的遊戲。(Nadeau, 58) 
  生理決定論中的一個重要假說是變異性假說,用來解釋男女兩性因生理因素決定的智力狀況的不同。這一假說認為:男性智力分佈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現天才或智力遲滯者。這一假說流行了很長時間,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證明變異假說不能成立。在各種心理能力的分佈中,明顯的兩性差異並不存在。男女兩性的智商並無差異。(錢銘怡等,第5頁) 
  在生理決定論那裡,生理性別被認為是自然的分類。這一分類又常常被概括為三個檔次的性徵的區別:第一性徵包括染色體、性腺(卵巢、睪丸)、生殖器;第二性徵包括肌肉組織、體毛等;第三性徵指髮式、服飾等。 
  反女性主義的生理決定論觀點的口號是:「生理即命運。」這種觀點認為,人生而有荷爾蒙、解剖學和染色體的男女不同;女性先天就有比男性更麻煩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現出男性氣質的心理特徵,女性表現出女性氣質的心理特徵;社會應當維護這一自然秩序,保證男性保有統治地位,而女性維持其服從地位。 
  對性別結構的生理解釋大致是這樣的:人類學記錄表明,所有社會都是男權制,關於過去的母權制社會的故事只是神話。所有已知社會中,最高地位均為男性佔據。男性爭奪統治地位,願意犧牲其他動機和報酬——對情感、健康、家庭生活、安全、輕鬆、假期之類——以獲取統治和地位。就像高個女人並不代表社會狀況一樣,例外的個人如成功的佔據統治地位的女人不能駁倒「行為的生理根源」。(Nelson, et al., 54) 
  就連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在性別問題上也是一位生理決定論者,他說過,男性與女性相比處於進化的較高階段,賦有更多的智力和理性能力,因此天生應當做領導。男性暴力是男性氣質的自然健康的表現。 
  進化論生理學與社會生理學很接近,二者的區別集中在性問題上。對人類性行為模式有一種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解釋,其主要理論是:男性的精子要尋求更多機會使女性受孕以傳種;女性則拒絕低質量的精子以保證後代質量。這種生理學力量決定了男性的濫交、不專一和女性的專一性。(Nelson, et al., 59) 
  受到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影響,以往的醫學教科書大多這樣說:卵子是被動的,精子是主動的;近年來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精子在逃離卵子的捕捉。兩種說法截然相反,卻又都是歧視女性的,都是從男性的角度說話的,是讚美精子,貶低卵子的。令人感慨的是,性別主義甚至影響到人在顯微鏡下的觀察及其對觀察結果的描述和解釋。 
  生理決定論除了用生理因素來解釋人的社會行為之外,甚至還會用性別差異來解釋身體的疾病,比如,由於男性佔領醫療行業,男女受到不同的對待:男性的肺病就是肺病,女性的肺病卻被認為是由子宮引起的病。(French, 132)這種完全沒有依據的假說居然也可以以科學和醫學的面貌出現。 
  女性主義就是要推翻上述的一切。批評生理決定論的人們強調,生理原因決定的人類行為局限於生育或身體結構的不同,只對少數活動有影響,如打籃球,鑽一個狹窄的洞等等,對於絕大多數的人類活動並無任何影響。 
  女性主義挑戰生理決定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它的存在就是為了支持社群之間的差異,證明現存社會秩序不論是否公正畢竟有其必然性。既然在每個社群中,個人與個人的差異就遠大於社群之間的差異,又何必老是著眼於由出生決定的差別呢?一位美國的電視主持人曾經使兩名生理決定論者張口結舌,窘迫不堪,她向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數學不好的男人是否就不算「真正的男人」了?(斯坦能,第98頁) 
  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又被稱為性別生理本質主義(biological essentialism),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性別作出本質主義的解釋,例如格茨(Gotz)自稱是個「溫和的本質主義者」。她認為,社會性別的認同有生理基礎。如果否認生理基礎,就會成為「絕望的相對主義者」。(Gotz,11)這種觀點認為,女性的合作性、靈活變動性就是有基因基礎的。 
  但是,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是反對生理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對本質主義的一個主要批評是,本質主義無法解釋男性內部和女性內部的差異。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羅賓明確地指出:生理事實對於性別認同毫無作用。(Nadeau, 103)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3)   
  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心理性別甚至可能與生理性別對立,比如易性者和易裝者。這也是生理決定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生理決定論或本質主義往往導致政治上的保守態度。例如認為一切先天注定,不會變化;認為女性不適合做某種類型的工作,不適合做家外的工作;認為男性的天生的強悍和攻擊性決定了收入的差異。保守派作家吉爾德(G. Gilder)竟然公開宣稱:性別的差異就是收入差異的全部原因。(Dunphy, 7)生理決定論不僅導致政治上的保守,還會導致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20世紀的納粹主義就試圖從生理上證明女性、有色人種和猶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種族都是笑話。(Jackson, et al., 57)有基因學者因此警告說,要對人類行為做基因和生理解釋具有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雖然社會行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宜特別強調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 47)在反對和聲討歧視女性的生理決定論的浪潮中,女性主義陣營中有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義。以戴利(Mary Daly)和格裡芬(Susan Griffin)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更接近自然,這一點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覺和創造性。(Jaggar, et al., 285)以往的生理決定論都是從對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問題的,而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反其道而行之,發表了大量對女性有利但仍屬於生理決定論範疇的言論,例如:雄性動物個頭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擊性,更好動,在求偶行為中更加主動,有更多無用的身體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態標準,比男性適應性更強。雖然男性的數學能力及下棋等人為能力更強,但其功能僅僅與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為了吸引異性。女性比男性預期壽命更長,嬰兒期死亡率更低,這些都說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優越的性別。 
  社會建構論認為,文化女性主義的上述觀點以及所謂大地女神的命題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會建構論否定性別與性差異的本質性質,主張從飲食、職業、性別角色分工等解釋兩性區別。它揭露母性意識形態的文化再生產性質,否定「母性」與「父性」的區別,認為男性本質也有關愛性、養育性,是被社會建構加以改變的。它進一步認為,人的本質上也沒有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的區別,是社會文化因素壓抑了一些感覺,表達了另一些感覺。 
  德沃金在1978年寫作了「生理優越性:世界上最危險和最致命的觀點」一文,批駁了文化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女性在生理上優越於男性的觀點。德沃金認為這一觀點就像女性在生理上低於男性的觀點一樣的錯誤。她認為,生理決定論的任何形式都是法西斯主義的。(Jackson, et al., 57)腦神經專家列維(Le Vay)曾試圖證明同性戀是由腦神經與常人的差異這一生理原因造成的,試圖通過將同性戀歸因於生理原因來抵制同性戀恐懼症——如果同性戀的成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一樣,常人不就不會歧視同性戀了嗎?可惜,他的想法被批評為天真幼稚的想法,批評者反問:基因或荷爾蒙一類的成因什麼時候動搖過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基礎呢? 
  2、社會建構論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這場生理決定論(本質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論爭至今已經持續了40多年。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生理決定論漸漸失去了影響力,社會建構論佔了上風。如今,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反對生理決定論和關於人性分性別的觀點。 
  從1960年代起出現的性別新概念認為:將某些行為歸屬於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種社會習慣(就像將船稱為「她」)。社會建構論最初的觀點是: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基因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的許多差異都不是源於一個基因,而是許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別是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社會建構,個人生而為男為女,並沒有天生的性別認同,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獲得性別認同的,在經過社會的建構之後才成長為男人和女人。雖然生理性別是天生的,但是社會性別既非內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與社會交互影響的產物。它會隨著時間和文化的不同而改變。社會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社會性別是社會和符號的創造物。 
  在1980年代初的西方性別學界,就連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也被質疑:男女兩性的生理區別是否就是固定不變的?加格認為,變化的社會實踐會改變身體,例如,女性的身體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壯。在女性體力強壯成為社會可接受的事實之後,女性的基因和內在生理學也改變了。原因很簡單:如果社會喜歡嬌小的女人,這些女人的生育機會就多些;如果社會喜歡高大的女人,她們生育的機會就多些。因此,生理學和社會實踐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換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別也是社會建構的,是社會習俗的產物。社會性別並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別的反映,而是為身體差異建立意義的知識。(Jaggar, et al., 290)社會建構論的一個論證是這樣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擊性(常被當作由男性生理決定的)與社會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關。當社會條件允許時,女性可以變得同男性一樣好或一樣壞。例如女律師就全都表現出敵對性、雄辯性和統治性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出現在女性在學術上挑戰男性學者提出的關於人性的偏見方面。(Nelson, et al., 58)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4)   
  據此社會建構論認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身體都是社會建構的,都不是自然的分類。由於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都是社會建構的,男性和女性(社會性別)的建構並不僅僅來源於男性和女性的身體(生理性別)。(Cromwell, 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不是天生的,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是後天獲得的。 
  極端本質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生理決定的;而極端社會建構論則認為:一切都是社會建 
  構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實。論爭雙方各自堅持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立場,相應的是「自然」與「文化」的兩分法。前者強調天生的自然基礎;後者強調養育的作用,社會條件,社會權力關係,或者個人選擇。 
  社會建構論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多種理論: 
  性別的文化建構論:性別建構的差異存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以及某一文化之內。性別的文化建構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中,性別的概念和行為規範會按照當時當地的習俗被建構起來。比如,亞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動和柔順,亞洲女性的人格特徵就會被這樣建構起來。女性主義不僅強調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還強調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建構,性別構成的權力關係。 
  社會角色理論:男女的心理區別來源於社會角色不同,由於勞動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裡活動,男性更多在社會上活動。許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內的風俗。社會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來自身體的區別,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體力大小的區別等,但是更多地決定於社會習俗對性別角色的規定。 
  心理分析理論:男女兩性的起源和發展是長期的爭論,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這一問題的。從弗洛伊德的兒童性慾理論可以知道,雖然兩性具有極為不同的心理本質、性本質,但是所謂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異性戀、同性戀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獲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環境造成的。 
  社會建構論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與生理決定論針鋒相對的觀點。 
  以生育問題為例。在生育問題上,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卻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由於精子數量多,所以比較便宜;卵子數量少,所以貴重。反本質主義觀點則認為:男女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有社會經歷和源自社會經歷的觀念的不同。 
  再以溝通和影響問題為例。社會建構論對交流和對他人的影響力的性別差異的解釋有以下幾種:地位特徵理論認為,由於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對他人的影響比較大;社會角色理論認為,由於男女社會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內,所以男性的影響較大;既存性別模式理論強調兒童積累的性別知識影響其行為,由於環境是分性別的,兒童就會學著用性別分類來整理自己的知識;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規範化和強化訓練最終造成了分性別的行為模式。社會直接強化對正確性別行為的獎勵,對錯誤性別行為的懲罰,或者通過直接強化,或者通過觀察學習,人同時獲得了對性別角色的知識與性別認同。 
  在性別的勞動分工問題上,社會建構論的解釋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男女工作類型不是由生理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安排的。工作的性別不平等是為男性利益服務的,然後被非正式的習俗和正式的法律體系加以強化。一旦這些社會結構障礙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樣工作,男女兩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達到相同的水平。 
  此外還有女性美德是天生的還是社會建構的這一問題。男性在嬰兒期同女性一樣無法自立,要靠社會上的其他人來撫育,因此男性的社會性不應當低於女性。女性在歷史上一直是關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美德,美德倒是女性處境的結果:因為女性總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對個人自由評價較低,對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評價較高。 
  社會建構論的漸成氣候雖然是這幾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發過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她就具有建構論的意識。她曾指出,在文學史上男女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差異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大多是物質性的(grossly material things),如教育、職業和政治過程的機會不均等。 
  19世紀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穆勒指出:「所謂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智力差別,不過是他們在教育和環境上的差異的自然結果,並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別,更不必說極端低劣了。」(穆勒,第304頁) 
  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對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的。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會建構論較早的一個表達: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 
  女性主義理論家喬多蘿也指出:對性別差異的意識並非天生的,而是後來發展起來的。(Meyers, 15)喬多蘿將男性性別認同與男性統治等同起來,認為它是男性統治的原因。 
  一般認為,生理性別是生理的真實,社會性別是社會的產物。福柯被認為是顛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關係的第一人,性別與權力共存,在兩分的本質主義的性別區別中是因不是果。根據福柯的觀點,生理性別,無論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都是隨歷史的演變而變化的,是話語的產物,是異性戀霸權的產物,表現在性實踐中。福柯提出了關於日常生活中的統治和抵抗的理論,這一理論涉及國家的管理技術,醫療,快樂學的知識領域。他的基本觀點是,權力是生產性的,而不僅僅是壓制性的,就連壓制本身也是生產性的。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5)   
  通過自然和文化的對比來定義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關係的最有影響的嘗試是羅賓(Gayle Rubin)在1975年發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她的理論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會都存在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類的性和生殖這種生理的原始物質被人類的社會干預所塑造,以傳統的方式加以滿足,無論這些傳統方式有多麼糟糕。」(轉引自Glover, et al., PXXIV) 
  1999年在英國廣播公司開展了一場辯論,達爾文主義哲學家克羅寧(Helena Cronin)提出,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深刻的心理差別可由達爾文進化論加以解釋:由於男性為爭奪女性而競爭,女性謹慎選擇配偶,這就意味著,男性由自然決定比女性更具競爭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識,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撓。這是一個我們應當接受的幾百萬年的事實。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維和行為方式,它們跨歷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變。(Tripp, 2) 
  社會建構論者格裡爾(Germaine Greer)則指出:「我同意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有很大區別……但是我也相信,男人為創造男性氣質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他們行為方式的許多方面是高度文化式的,極端變化多端,能扮演多種角色的,能夠被很快加以改變的……事物不能違反生理學,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文化參與製造了生理學。」(轉引自Tripp, 2) 
  格裡爾認為,社會性別就是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按照格裡爾的模式,社會性別只能被理解為一種可變的不確定的文化建構。男女兩性的思維、行為和互動主要是由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決定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時期有著顯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對所謂生理學「事實」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對母性的解釋就很不同。 
  從政治上看,克羅寧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類行為和心理只是在長期的進化中才能改變,那麼在短時間內就很難看到變化。格裡爾的模式則是激進開放的:人是社會的產物,不停地適應和發明,發展和變化。如果性別結構是文化環境建構的,那麼它就像文化一樣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預,發生巨大的改變。過去不可想像的事物最終將會變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裝和表演理論 
  在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們的精彩論述為我們開啟了觀察性別問題的嶄新視角。尤其是瑞維爾(Joan Riviere)的化裝理論(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更是重寫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區分的理論。 
  瑞維爾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對象,後來成為心理分析家。她的內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權社會中就是化了裝的,假裝成一位傳統女性。她關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做到既有智慧,又做女人,如何做一個知識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沒,後來由於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裝理論,才引起了普遍的關注。 
  她所謂的化裝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裝成女性。她的情況屬於女性在內心認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裝成女性。在化裝時,一個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謂真正的女性不過是模仿和化裝而已,它們是一回事。 
  對化裝理論具有最強烈感覺的人是尼采,他受到女人、真理、面具和女性主義的煩惱,他說:如果女人沒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覺她就不會有追求時髦的天才。「她最藝術的一點是欺騙,她最關心的是容貌和美麗。」 
  拉康也從社會建構論角度專門論述過性別角色問題。他認為,社會性別角色是面具,而不是規範。他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車進站了,一對小兄妹面對面坐在火車包廂裡。當火車停下來時,他們透過車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築。哥哥說:「看呀,我們到女廁所了!」妹妹馬上反唇相譏:「傻瓜,你難道看不出我們到了男廁所了!」(轉引自Tripp, 169)這個例子旨在說明:第一,像孩子一樣,我們看不到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關係的結構,我們受到結構權力的影響,卻根本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根本不能辨認出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系控制和局限我們的行為的程度。第二,兩個孩子都用對立的性別來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廁,女孩只看到男廁。另一性別的事對於我們來說總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別是以語言的形式出現的,並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實。總之,社會性別在拉康看來並不是建立在任何主體的固有的、內在的、本質的性別特徵之上,而是建立在與另一性別的符號對比之上的。第四,從所指到能指的整個體系最終是人為製造的,並沒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個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女性,另一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男性,並無先驗的理由要求這種劃分。性別的劃分是通過一系列的社會習俗完成的。第五,無論依據生理和社會性別的劃分是多麼人為,這一體制卻得到了嚴格的執行。西方社會將繼續將廁所作男女區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會被執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證據。第六,拉康並不主張解剖學即命運,但暗示文化為以解剖學為依據的性別發了通行證。男人要按男人的規則做,女人按女人的規則做。「解剖學的區別並不等於性別差別,但是解剖學的區別塑造性別差別,成為性別差別的唯一標準。」(轉引自Tripp, 169-170)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6)   
  對於拉康關於性別的思想,女性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第一,他改變了傳統對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的看法,引入了社會建構論。第二,他認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補充。女性的性是被動的,來了快感而不知道。這是錯誤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陰莖中心論的另一形式。(Tripp, 178)女性主義學者斯柯特(Joan Scott)對它評價也並不太高,她說:「拉康的火車並沒有使女性主義走得更遠一些。」(轉引自Tripp, 171)只不過是社會建構論而已。她認為,社會性別就是將一個社會建構的類別加在事先確定的分生理性別的身體之上。她提出應 
  當將注意力從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在性別、階級和種族的交匯點上重新定義和重新建構政治和社會平等的觀念。 
  勞麗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將生理性別差異放在生理決定論一邊;將社會性別差異放在文化建構論一邊。她主張打破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關係,認為社會性別並不是身體特徵或早已存在於人體之中的什麼東西,而是某些社會技術的產物和過程。(Tripp, 172) 
  法國作家威蒂格(Monique Wittig)認為,唯一的答案是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全面解構。因為社會性別是性別之間的政治壓迫和對女性的統治的語言指標;生理性別則是「發現社會作為異性戀霸權」的政治和哲學分類。在社會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別的烙印;在語言中,女性被打上社會性別的烙印。她說,社會性別「是一個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因為它試圖完成存在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女同性戀話語是對話語的重新徹底檢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分類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拋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拋開男女區分,社會將由本體論意義上的完整的主體組成。因此,我們應當感謝女同性戀現象所引發的語言學革命。(Tripp, 178) 
  威蒂格指出,與性別的多元化不同,在與性別有關的語言中,男性的角度總是被當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類(mankind)指稱人類,用男性的他(he)指稱男女兩性都在內的他。她將語言革命視為社會變遷的先導,她認為,僅有經濟變遷是不夠的,必須製造關鍵概念的政治變遷。因為語言會極大地影響到「社會機體」,為它打上烙印,強烈地塑造它。(Glover, et al., PXXIX) 
  威蒂格指出,維護男女不平等,語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無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為主體行動的能力。女性只能在與男性的關係中被定義,不能獨立地被定義,不能因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義。因此,那些拒絕異性戀關係的人就等於拒絕成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張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稱代詞(I, you, he, she, we, you, they, everyone)。她發明了一個新的自我,一個沒有性別認同的人,這個人稱代詞非動物,非植物,非礦物,是不確定物。 
  關於兩種「自然」的生理性別的種種特徵是由社會性別製造出來的有一個證據:那就是在出生時兩性器官不明顯的人。醫生以性別角色的文化價值觀為基礎創造出「自然」的性別——用手術取捨某一性別。這就證明所謂男性氣質或男性氣質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戴弗(Devor)討論了變性手術對於性別理論的意義。她認為,被醫生通過手術途徑賦予的生理性別,被製造出來的第二種生理性別,並不比原來的生理性別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夠變性這件事本身,使我們認識到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變性手術既不是女性主義的,也不是解構的,它反而應當被視為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強制遵循:如果想認同與生理性別不同的社會性別,就必須首先得到不同性別的人的身體,這究竟有沒有必要? 
  戴弗反對用變性手術或選擇性別手術處理此類問題,呼籲「性別混合」,並認為性別混合「能夠成為從當前的男權性別主義社會性別模式過渡到廢棄社會性別概念使之變得無意義的未來狀態的一個過渡階段」。(轉引自Tripp, 180) 
  從表面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處,但是戴弗並不是去尋求一種前社會的完整主體,她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相結合的相當寬泛的領域,使性別這一概念不再成為製造歧視的基礎。 
  德裡達的性別解構論認為,不應當將性別差異理解為性別對立。我們應當超越性別兩分,這一直是哲學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釋的問題之所在。 
  德裡達有一個關於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爾和夏皮洛從中看到了農民、女人,德裡達卻通過他們的分析看出:對立——左與右,男與女,城與鄉,農民與畫家——以及能夠看出這種對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學中,只有當對像被劃分為相輔相成的對子(男與女,陰莖與陰道,內與外)時,性別才成為可見和可想之物。(Tripp, 181) 
  德裡達尋求的是非兩分的、非對立的性別,它「有著不同性別聲音的多重性」,「非認同的性別特徵表現在那些由不同設計所承載、劃分和多重化的每一個個人的身體上面」。(轉引自Tripp, 181)於是性別差異就像伊麗加萊關於女性所說的那樣:「她們的快樂不可能有什麼規則,也不可能有什麼話語。」(轉引自Tripp, 181)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7)   
  德裡達的想法被批評為烏托邦,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從未有人有過此種經歷。但是有些女性主義理論家贊成超越性別的兩分和對立,認為這是德裡達思想中對女性主義最有價值的論述。德裡達的寫作是明顯的烏托邦,它構造了我們現行體制之外的另一處地方,而在我們的體制中,性別作為一種嚴格的身份存在於既存的異性戀模式當中。這種烏托邦思維對女性主義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要求對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達的東西的不斷探索和再探索。」(Tripp, 181)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是社會建構論身體政治的一個主要論點。社會建構論認為:一個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絕女性氣質。所謂女性氣質是「一種對接受下來的性別規範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體的許多風格一樣。」(巴特勒,1985年)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巴特勒進一步解構了異性戀霸權,顛覆了當代社會把它當成是統治的、必然的、強制的性的邏輯。她反對生理性別通過社會性別繼而通過性表演出來的理論,發展出一套「性別表演理論」。性別身份不是個人的特性,而是一種必須重複表演的行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響,主張性別是通過重複的表演行為從話語中形成的。作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是「將一種持續的扮演當作真實的」。生理性別是「將話語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實化了」。(轉引自Tripp, 14)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體》一書中寫道:「前話語的『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過程中及其作為行為的確定參照點並不存在……生理性別已經就是社會性別,已經被建構了……性別的『物質性』是被強迫製造出來的。」(轉引自Tripp, 14)對於巴特勒來說,「女人」和「男人」不再被當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類型,是先於社會性別的文化構成的存在。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是「公共行為」的符號形式,是一種戲劇性的隱喻。它既是歷史的,又是個人的。社會性別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對這樣的觀點,即性別是早上起來才決定今天要做哪個性別的人,晚上又換成另一種性別的人,人可以像一種消費某種商品一樣來消費性別。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一個嬰兒被培養成一個男性或一個女性,這一培養結果是長期反覆練習和強化的結果,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專門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氣質」之後得出的結論那樣,作一個「性別顛倒的人」可以是相當「自然的」。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是社會性別回顧性的投射,是它的虛構的起源。生理的性別被當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實上是制度、實踐和話語的結果。生理性別並不先於社會性別,性別認同的意識是通過重複的表演或對我們的文化中社會性別的規則和習俗的引用而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 
  巴特勒質疑生理性別作為自然事實先於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存在,她說:「社會性別之於文化並不像生理性別之於自然。」(Tripp, 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種假象,然而這一假象對於文化來說是必然的,是它表達自身的基礎。巴特勒的目標不是解構社會性別以發現自然的生理性別,在性別的最深處並不存在社會性別或生理性別的基本事實。社會性別作為一個話語因素實際上製造了對於前話語或內在的生理性別的信念。實際上,生理性別反倒是社會性別的產物,社會性別在時間序列上應排在生理性別之前:「社會性別是一種表演,它製造出一個內在的生理性別或本質或心理性別內核的假象。事實上,社會性別被自然化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被建構為一種內在的、心理的或肉體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按照巴特勒的觀點,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之後,並不意味著社會性別就是真實的東西,社會性別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種特別形態的模仿。它並不是模仿一種真實的生理性別,而是模仿一種理想模式,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設計,並不存在於任何地方。這一社會性別理想模式永遠不會固定下來,而是被每一次社會性別表演不斷地重複著。性別化的身體就像一個演員出演一場沒有劇本的戲劇,這個演員拚命想要模仿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生活。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係是持續的自我解構。它建構了所謂自然,只是我們忘記了它是建構而成的。在解構過程中,結構的碎片被視為自然的,其實它們是建構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兒》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動是權威講演的形式,大多數的表演都是聲明,也表演某些行為,行使與之相關的權力。巴特勒的社會性別的表演性質是下列當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戲劇化的以問題為基礎的政治運動,例如酷兒國(Queer Nation);時尚的和典型的性別模糊的身體藝術形式,例如文身和身體穿刺;性慾少數族群的公開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裝。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別化身體的當代表現的流動性和表演性;我們對性別的可塑性和適應性的信念;我們所遇到的從外表「讀出」身份的困難。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8)   
  總之,女性主義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區別的真實性質,也不是要消滅這種區別,而是為性別特徵的極端的不穩定性開放空間。女性主義在性別差異問題上最關注的是,把過去被認為是自然的、天賦的、不可改變的性別特徵,重新定義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義主張解放性別認同,使它向各種選擇開放。它期望性別認同不再像傳統社會中的「成為一個男性」或「成為一個女性」,而是「關於我們選擇什麼樣的社會性別的微妙的心理和社會的權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有三種立場:第一種是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女性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理和社會身份;第二種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解構女性這一身份;第三種是策略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將承認「女性」身份的存在僅僅當作一個暫時的策略,從女性長遠的利益出發,還是應當最終解構性別結構。 
  本質主義的立場是性別問題上最長久也最常見的立場。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為了將女性問題從個人領域進入社會領域,使用「女性」這一概念似乎有著絕對的必要性。但是當時只有知識女性中某種人的聲音能夠被公眾聽到,只有她們的利益被提上議事日程,隨後更廣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堅持女性身份的學者認為,不應認為「女性」這一概念只是策略本質主義,因為策略本質主義似乎隱含著女性這個類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意思。她們認為,應該將女性這一概念理解為一個複雜的多元的充滿差異的概念。但是相對於男性,它還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義運動中的本質主義立場又被稱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場,它的主要觀點是:反身份政治的人們忽略了性別不平等問題,使得女性主義運動喪失了動員群眾的話語基礎。 
  持這一立場的人們認為這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女性這個類別不復存在,怎麼會有女性運動?這豈不成了女性運動的取消主義?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經由社會建構出來,要想改變現狀只能在社會和文化中改變。於是,當代女性主義陷入了一個兩難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並賦予它堅實的政治意義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這一類別和粉碎它的過於堅實的歷史。 
  堅持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這個詞可以保留,這樣做不只是出於策略考慮,而是僅僅把女性看作是一個群體。 
  更多的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則認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但必須承認身份政治的許多形式的本質主義基礎的性質和局限性。她們認為,身份應當被視為由話語建構的、必要的,但永遠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巴特勒的表演理論在女性主義內部引起了很大的論爭:因為她不僅解構了男女的分類,而且解構了同性戀異性戀的分類。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論,但是不喜歡她的神秘難解的腔調和精英的態度。她們認為她將「女人」和「同性戀」都視為很不穩定的分類,這就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戀政治造成了困難。 
  身份問題上的第二種立場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以巴特勒的觀點最為典型,它如何解決解構性別劃分結構與現實政治鬥爭的矛盾呢?「女性」的概念是否有本質意義?巴特勒說:有人認為反本質主義是「寒潮」,使女性主義不能去尋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喪失了結構性的共同基礎。(Jaggar, et al., 295) 
  對此,巴特勒作出了兩個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為女性講話或為女性講話,我不想與這種必要性爭論,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內部的差異。」(巴特勒,王逢振,第86頁)這就是說,巴特勒並不完全否認「女性」這個身份的策略意義,但是她希望人們在使用這個類別時,不要忽略了它內部的差異。 
  第二,「如果擔心一旦不能再把主體及其屬性、性或者物質性視為當然,女性主義將會一敗塗地,那麼明智之舉是考慮一下讓那些從一開始就設法使我們處於從屬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頁)把「女性」的身份視為天經地義的存在,視為「自然」的存在,那麼男尊女卑的男權制也就是天經地義和自然而然的了。這是女性主義絕對不能接受的判斷。 
  巴特勒在《暫時的基礎: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問題》一文中指出:「與後現代主義相反的一種努力,則試圖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論都需要一個主體,需要從一開始就假定它的主體、語言的參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體制描述的完整性。因為沒有一個基礎,沒有這些前提,政治簡直不可想像。」「主張政治需要一個穩定的主體,意味著聲明這一主張不能有政治對立面……於是,這種單方面確立政治疆域的行動就像一個獨裁陰謀,其目的是使關於主體地位的政治爭論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頁) 
  巴特勒說,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從屬於一個有著共同特徵、興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體。(Dunphy, 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兒」、「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這些詞,這些術語在我們能夠完全理解它們之前就被說了出來。她認為,「女性」一詞在學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對我們有幫助。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9)   
  一個矛盾的模式是:社會性別不僅是我們接受的,也是我們抵制的。它維持我們的存在,又限制我們的存在。它影響我們的決定和行動。用巴特勒的話說:社會性別是一個「麻煩」。「社會性別不應當被建構為一個固定的身份」,而應被視為「結果」,是「身體姿態、動作和不同風格的有規律的重複的產物」。(Glover, et al., 157)社會性別既非永遠固定的,也非永遠流動的,而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限制的。 
  有人提出一種分兩步走的方案:雖然女性並不是一種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會把它看成是某種身份,這是當前的現實。我們第一步是爭取各種身份之間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構女性這一概念,不再把它視為一種身份,而是把它視為行為。「承認一種身份、一種標籤無論多麼有價值,總是有可能將其僵化,固定化,阻礙變化,使觀點變成教條;立場被制度化;潛在的盟友被排除;從而使女性主義變成保守主義。」(Tripp, 40) 
  持反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還是要橫斷面(transversal)政治的問題,身份政治將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唯一的、對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樣性;而橫斷面政治則承認具有各種特殊傾向的群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同性戀研究者開始強調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建構性。由此發展出來的酷兒理論在90年代引起極大關注。 
  酷兒理論超越了同性戀身份政治,在性別和性的問題上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正統觀念,提出性別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壞固定不變的分類,質疑所有的本質化的傾向和兩分思維。 
  酷兒理論指導下的寫作以性為主題,特別是從同性戀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問題,質詢對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傳統理解。所謂酷兒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難以適應分類。所有那些自稱「酷兒」的人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難以為他們分類。不止是有男性氣質的女人、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同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還有很多難以歸類的人都會感到:「我的自我不僅僅是這樣的,我比這個要多得多。」 
  塞芝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為酷兒所下的定義是:「酷兒可以指:開放的錯綜複雜的可能性、斷裂、重新選擇、不和諧、不協調、不一致與回應、共鳴、意義的偏離與超越,人的社會性別的形成因素並非與其生理性別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說在女性和女性主義內部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身份,單一的女性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種立場將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二者都否定了,認為前者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差異;後者不能創造有效的理論和政治。它主張將性別劃分只當作暫時的策略。因此,這一方案又被成為「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來的。公開承認女性概念是一種政治干擾、政治介入,目的就是為了爭取政治利益,而不是為了說明真實情況。「女性」不應當被理解為「一個自然的階級」,而應當被當作一個為了特殊目的組成的政治聯盟(Diana Fuss)。(Jaggar, et al., 295)對女性作為一個社群的強調是一個階段,這對鬥爭是基本的需要,雖然女性內部有差異,但是她們仍屬於一個階級。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1)   
  1、同與異的論爭 
  長期以來,在女性運動中一直有兩種主要的傾向,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似之處;另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異之處。這兩種傾向之間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有人為此將女性主義者劃分為要求平等 (equality) 者和強調特性 (identity) 者兩大類,並將女性運動中的這兩大類概括為人性女性主義和女性女性主義。前者主張女性應當發展其人性,這一發展 
  與性別無關;後者則主張女性應當發展其女性。前者強調男女兩性的共性和平等;後者強調女人應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對男女同樣對待;後者要求對女性的特殊性質和活動加以特別的對待。前者強調女性應當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後者則強調女性特異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應當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強調平等的女性主義者如斯坦頓 (C.C.Stanton),否定性別的差異;而強調特性的女性主義者如亞當斯 (J.Addams) 則認為,差異的存在對女性不是不利條件,而是有利條件。 
  歷史學家將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有關男女兩性的同異之爭做了精細的劃分:從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強調男女的共性;從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則轉而強調男女兩性的差異和個性,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對母性的公開討論,強調女性的生理能力 (主要指生育能力) 影響了女性的性格。(Bacchi, 19) 隨後,女性運動分裂為「同」與「異」兩大陣營。一部分女性主義者主張男女應當「相同」,她們不願生養孩子,追求個人機會與興趣,接受法理社會的原則;與此相反,那些主張男女「相異」的人則接受禮俗社會的原則,強調傳統女性角色,不贊成女性就業,主張在家內爭取女性的經濟獨立和地位。如果從歷史演變的大趨勢來看,在女性運動的早期,比較強調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運動的目標是去爭取男性已有的權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來的女性運動轉而強調男女的差異,去爭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價值的實現,而不僅僅是男女平等。這是對一個多世紀女性運動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運動總的走勢。 
  女性運動內部關於兩性的同與異的爭論是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的:第一個層面是抽像的哲學層面,其爭論焦點是男女兩性基本性質和性格特徵之異同;第二個層面是功能主義層面,其爭論焦點在於男女兩性是否有或應該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第三個層面是體制層面,爭論的是女性是否應當在制度和立法上爭取到與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裡丹在《女性的神話》中曾引用過美國一位參議員在1866年發表的一個觀點,他認為,如果給女性以平等權利,就會毀掉她們那種「十分溫順柔和的天性,正是這種天性,使得她們對社會生活中的動亂和鬥爭退避三舍,絕不參與」,「她們有比別人更崇高更神聖的使命,那就是在靜處幽居之中造就未來男子的性格。她們的使命是在家裡,當男人從生活的鬥爭中回到家裡來後,用她們的奉迎和柔情去撫慰男人激動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進去,在生活的鬥爭中火上澆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義者對爭取女性財產權、就業權和選舉權的女性主義者痛心疾首地說:「看來她們對自己失去女性特徵還不滿足,她們還想讓全國每一個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徵。」還有人給那位在美國歷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會議的女性格裡凱姆寫信說:「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對別人的依附,正如葡萄籐,其力量和魅力就在於依附棚架,將一串串果實半遮半掩,如果葡萄籐也想像榆樹那樣,綠蔭蓋地,自由自在,那麼,它不僅結不出果實,還會落入塵土,丟盡臉面。」弗裡丹批判了那種以科學面目出現、實質是歧視女性的偽科學,她引了一段這種偽科學的典型觀點:「所有的觀察資料都表明了這樣的事實: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熱烈、直覺的知識屈從於冰冷無益的思想。……社會心理學上的規律是這樣的: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現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調;在同一組女性中,性生活失調越嚴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們不僅在生孩子方面,還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經失去了女性的特徵。」(弗裡丹,第102、110、210、229、256、257、417頁) 
  弗裡丹在她的書中還批判了弗洛伊德對女性心理的錯誤概括,其矛頭主要指向關於閹割情結和陽具羨慕的觀點。弗裡丹對弗洛伊德的批判頗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認為男性比女性在身體構造上更完備是言之不能成理的:雖然男性有女性沒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沒有的器官,只是有差異而已,談不上兩性中有哪一性在身體構造上是不完備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備或更不完備;第二,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對沒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個別女人會有這種感覺,這是可能的;但同樣可以找到個別男人對沒有子宮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樣器官,也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就會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處境低劣,因而變得鬱鬱寡歡。 
  生育在女性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史中始終佔據著獨特的重要位置,因為生育對於男人來說是暫時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對於女人來說,它卻是一件長時間的自身的事情。與此一脈相承的是一個較為抽像的問題,即母性的問題。早期的女性運動認為,女性在共同的人類精神上與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兒和母親的社會功能上同男性相異。在爭取男女平權的過程中,社會努力能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剩什麼了,剩下的問題要靠生理學來解決了。因此,波伏瓦和費爾斯通都曾主張,想要實現性別的平等,女性「必須要克服生育這一特殊性」(Barrett and Phillips, 129)。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2)   
  這一觀點的極端不現實使得許多人難以接受。於是,與此相對立的觀點主張,女人不應該變得「像男人」。這種觀點來自兩個方向:反女性主義的方向和讚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樣子」,所謂「女人樣」還是傳統中的溫柔馴順的那一套;後者則認為,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對肉體的深刻的仇恨與恐懼,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讚美女人的身體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讚美女人的愛和平和關心他人,反對男性的好鬥和自私自利。結果引起了同與異之間的長期論戰。在這一論戰中,以波伏瓦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站在〞相同〞即平等一邊;激進女性主義站在「相異」一邊。這一論爭建立在肉體與精神,自然與文化的兩分的基礎之上,爭論的是二者孰輕孰重——是肉體和自然更重要,還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 
  在男權社會中,男女兩性的差異有時被誇大,有時被否認。在性別差異被誇大時,就強調女人的撫育特徵和不善於理性思維等特點,使性別的等級制合法化;在性別差異被否定時,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問題,如性暴力、性騷擾和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等問題對女性的傷害。長期以來,女性所面臨的選擇或者是被排除在權力機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陰影裡,女性獨特的價值一直難以實現。 
  2、性別與氣質主張兩性氣質不同的人們對男女的特質做了大量的區分和概括,例如:科學對詩意;活力對和諧;力量對美麗;智力對愛情;理性對浪漫等等。 (兩性氣質的劃分可參見下表)兩性氣質-------------------------------------------------------------------------男性氣質/主體 女性氣質/客體-------------------------------------------------------------------------認知主體/自我/獨立性/主動性 認知客體/他者/依賴性/被動性主體性/理性/事實/邏輯/陽剛 客體性/情感/價值/非邏輯/陰柔秩序/確定性/可預見性/控制性 無序/模糊性/不可預見性/服從性精神/抽像/突變性/自由/智力 肉體/具體/連續性/必然/體力文化/文明/掠奪性/生產/公眾性 自然/原始/被掠奪性/生殖/私人性-------------------------------------------------------------------------(Peterson and Runyan,25)美國人觀念中定型化的性格特徵----------------------------------------------------------------------社會尊崇的男性特徵 社會尊崇的女性特徵----------------------------------------------------------------------富於攻擊性 圓通機敏富於獨立性 文雅溫柔不感情用事 為他人的感情很敏感不易受他人影響 虔誠富於支配性 整潔喜好數學和科學 有強烈的安全需要不愛激動 喜愛文學藝術主動 易於表露柔情富於競爭性擅長業務諳於處世富於冒險精神決策果斷行動中常以主將自居富於自信心不怕受攻擊雄心勃勃----------------------------------------------------------------------(海德,第166頁)在人類行為模式的研究中,醫生採用荷爾蒙研究,生理學指標研究法採用了這樣一些指標:生理女性指喜歡婚姻和婚禮,重婚姻輕事業,喜歡嬰兒和兒童,兒時喜歡玩娃娃等。生理男性的證據則包括:喜歡活動量大的遊戲和玩具,自信,想幹事業,認為事業比家庭、做父母重要等。(Tripp, 175)作這種劃分的人們並不一定持有孰優孰劣的觀點,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二者只是角色不同,價值是相同的;另一些人則為兩性的不同氣質賦予了或高或低的價值。 
  這場關於兩性氣質的曠日持久的論爭在哲學層面集中在以下幾對概念上:第一是關於感情與理性的區分 (亦有浪漫與理智的概括方法)。在感情與理性的問題上,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女人天生富於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邏輯思維的能力。奧托.威林傑的著作《性與性格》頗有代表性,他說: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須根據原則行動的道理,由於她沒有連續性,她體會不出對她自己的思維過程進行邏輯佐證的必要,她可以被認為是「邏輯上神志不清的」。他首先將女人等同於肉體,繼而又將其等同於無意識的性慾;最後等同於消極被動的獸慾。(轉引自格裡爾,第102,107頁) 英國政治家切斯特菲爾德曾說:「女人只是長大的孩子;她們有著娛人的口舌,有時顯得機靈,但卻沒有實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實上她們只有兩種情感:虛榮和愛情。」(轉引自海斯,第226頁)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3)   
  在女性運動內部,有些人比較強調理性,例如穆勒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 (Margaret Fuller) 則更強調浪漫。然而,極少有人能夠對感情-理性這一劃分本身提出挑戰。直到後現代女性主義出現後,這一狀況才有改變。女性主義者認為,浪漫主義和浪漫文化已經成為加強性等級分層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義 (eroticism),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對女性的壓抑。(Pearsall, 110) 
  第二是關於自然 (nature) 和文化 (culture) 的性別歸屬。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體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會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這種劃分的人們則反駁說:女人並不比男人更接近於自然,男女兩性都是有意識的,也都會死去,沒有什麼現實的證據表明一種性別比另一種性別更接近自然,或更遠離自然。 
  第三是關於哺育性的問題。人們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聯繫在一起,認為由於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活動,使她們具備了一種養育的特性,並使她們更樂意從事養育性職業,如護士、保育員等。但也有人提出,雖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兩性分開了,但是這個因素對於兩性從事職業的影響並不總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會中,醫學主要是男人的事業,但是在前蘇聯,它主要是女人的事業;在歐洲,農業主要是男人的事業,在第三世界國家,農業卻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儘管如此,人們注意到,有些差別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兩性的生理差別;女性較多地照顧孩子;以及男性的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現象等。 
  第四是關於攻擊性問題。人們總是把攻擊性與男性聯繫在一起,把柔順與女性聯繫在一起。當人們衡量男人時,所用的標準是強壯、粗獷、能幹、自信;當衡量女人時,所用的標準則是嬌小、細緻、軟弱、體貼、美麗、優雅等。還有社會生物學家試圖從進化論角度來解釋男性的攻擊性,他們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為什麼多數動物的雄性比雌性身體大、較有攻擊性?這是雄性動物為了獲得與雌性交配的特權而在自己性別中開展競爭的結果。雄性搏鬥,雌性選擇。攻擊性適合於雄性的競爭,所以攻擊性是性交選擇的產物。(海德,第69頁) 
  第五是關於公眾與私人領域的劃分。在女性主義對現存各種意識形態的批判中,有一種被她們稱為「領域劃分」意識形態 (『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主要是指把人類活動的領域劃分為兩個,一個是公眾領域;一個是私人領域。這一意識形態認為,公眾領域是男人的活動領域;而私人領域才是女人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區分。女性主義認為,「領域劃分」這一意識形態貶低了私人領域的價值;私人領域不僅是性政治和性壓制的基本領域,而且對公眾領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分析認為,由於掙錢工作與家庭的分離,強化了男人是家庭供養人的觀念。人們大都認為,女人與生俱來的位置是在家裡,是以家庭這個私人世界為其主要活動領域的;而男人則以工作和政治這些公眾世界為主。社會上流行著這樣的諺語:男人為土地而生,女人為爐灶而生;男人為劍而生,女人為針而生;男人用頭腦,女人用心靈;男人發命令女人服從;除此之外的一切只會擾亂人心。(Bryson, 51) 
  無論是強調兩性相同還是強調兩性相異的女性主義者都認為,在精神與肉體、理性與感情、文化與自然、公眾與私人這些劃分中,男性總是自然而然地被劃在好的一方,女性則被劃在壞的一方。強調相同的一派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在精神、理性、文化、公眾領域同男性擁有相同的能力,或者說可以同男性做得一樣好;而強調相異的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女性的肉體、感情、自然和私人領域的特徵不僅同男性的那些特徵同樣重要,而且可能更有價值。 
  中國文化首創出陰與陽的概念,並傳到西方,許多人認為,這一劃分是遍及所有的文化、歷史、經濟,以及自然本身的。班昭所作《女誡》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 
  中國人對於男女兩性特徵尤其是智力方面特徵的概括帶有典型的中國文化特色,其底蘊是陰陽調和,陰陽互補。例如,中國學者強調,男女兩性在智力上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其智商基本相同。他們將兩性智能特徵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從認知方式看,女性的味覺、觸覺、聽覺等比男性敏感,女性的閱讀能力強,注意力集中,靠書本和課堂聽講獲取知識能力強,但由於女性參加科技實踐活動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相對差一些。第二,從記憶方式看,不論機械記憶還是理解記憶,不論在哪個年齡階段,女性均優於男性。第三,從思維方式看,女性感情較細膩,形象思維好,言語表達流暢,只是在邏輯思維能力方面比男性差,抽像思維能力較差一些。第四,從運用知識的能力看,女性較男性強,具有豐富的聯想力,模仿能力很強,因此接受新鮮事物較快,但是靈活性和實際能力不如男子。第五,從發掘問題能力看,女性較男性觀察力強。第六,智力分佈較均衡,成績最好與最差的兩端,男生所佔的比例超過女生;而成績中等的女生居多;平均成績男女並無明顯差別。第七,從女性的大腦發育看,女性的大腦皮層比男子的更厚一些,這是人們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它有力地證明,「女人的智力不如男子」的傳統觀點是不科學的,應當予以擯棄。(況世英等,1988;徐南,1991年)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4)   
  在此基礎上有人進一步指出,由於在工業社會中,依賴體力的工作越來越少,需要智力和技術的工作越來越多,只要女性享有與男子同樣的受教育和訓練的機會,她們在智力和技術上就沒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過分強調兩性角色分工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對社會和人類進步有害。 
  3、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對性別氣質的傳統看法已經成為一種對女性的壓制力量,它甚至會影響到人們對精神健康的評價標準。一個以精神病醫生為調查對象的調查表明,他們頭腦中精神健康的標準因性別而不同:他們對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與對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幾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獨立性、冒險意識和自我肯定等;而他們對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卻包括溫順、依賴、易於為小事激動等。由此可見,傳統的男子氣質被醫生看作是心理健康的規範和標準,這就使女性受到雙重約束:一方面,如果她們打算做個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 (有男子氣的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們用傳統文化對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舉止,必然會感到憂鬱,不滿足和受到多種精神困擾。(雷澤蒂等,1993年)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義者激烈批判對所謂女性氣質的規範化,認為這是男性文化對女性的壓制手段。她們對弗洛伊德「陰莖忌妒」論的抨擊特別激烈:陰莖忌妒理論認為,女性膽敢追求生理上達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誰若渴望過一種較少羞辱和約束的生活,誰就會立即被說成是不自然的,是遺傳身份的變異。一個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氣質、地位和角色,便會被看作近於精神病,因為正如「生理就是命運」一樣,女人味就是她的命運。(轉引自王政,1993年)一個轟動西方的、對人們在性別問題上的思維定式具有顛覆性的發現是瑪格麗特·米德 (M.Mead) 對三個原始部落中與西方大相逕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發現,雖然這三個原始部落座落在方圓100英里以內,但其性角色規範卻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這三種規範又全都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規範。其中第一個部落中,男女兩性的行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對女人的行為規範要求一樣,即一種柔和的行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個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為方式,即一種殘忍的富於攻擊性的行為方式,脾氣暴烈,敢作敢為,在性生活上積極主動,「具有男子氣概」;第三個部落中,男人的行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傳統行為方式——敏捷,負責購物,所負責任較女人為小,並在感情上依附於女人;而女人卻個個精力充沛,善於經營,而且不事奢華,是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管理者。(米德,第2頁) 米德以她對原始部族的研究為女性主義理論提供了新鮮的證據和獨特的觀察視角。她的重要發現表明:世界上各個社會都有性別分工;這種分工的原因並非僅僅源於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種性格特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是因文化而各異的,因而是人為的,並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自然秩序」。儘管許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內,但的確也有男主內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發現可以作為反本質主義的證據。 
  波伏瓦的觀點也接近於反本質主義的觀點,有一次,當記者問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愛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壞者」這種說法時,波伏瓦說:「那真是荒唐,因為女人應當從人而不是從女人的立場出發來爭取和平。這種論辯是無意義的,因為如果說女人們是母親,男人們就是父親。……總之,不管人們如何假借女性氣質或女性本能的名義鼓勵女性為爭取和平奮鬥,女性應永遠丟棄這種『女性』論證。這純粹是男人的詭計,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實女人只要有了權力,其行為就與男人無異,絕無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爾夫人及其他,她們當然不會突然變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編,第267頁)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激烈批評性別問題上的本質主義,它的主要論點在於,否定把兩性及其特徵截然兩分的作法,不贊成把女性特徵絕對地歸納為肉體的、非理性的、溫柔的、母性的、依賴的、感情型的、主觀的、缺乏抽像思維能力的;把男性特徵歸納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於攻擊性的、獨立的、理智型的、客觀的、擅長抽像分析思辨的。這種觀點強調男女這兩種性別特徵的非自然化和非穩定化,認為每個男性個體和每個女性個體都是千差萬別、千姿百態的。它反對西方哲學中將一切作二元對立的思維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這個男女對立的二元結構從男尊女卑顛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徹底把這個結構推翻,建造一個兩性特質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間色的色譜體系。這種觀點雖然聽上去離現實最遠也最難懂,但它無疑具有極大的魅力,它使我們跳出以往的一切論爭,並且為我們理解性別問題開啟了一個新天地。 
  近年來,歐洲許多國家女性運動把反對小學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內容提上了日程,因為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關於女性的錯誤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員會「改變方案」組那樣有系統、有組織的工作,還是第一次。所謂「改變方案」就是改變對女性態度方案。「改變方案」的發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學家。她認為應該從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兒開始進行教育。在里斯本,她們選了五所小學作為試點。她們制定了一份調查表格,讓每個學生填寫,從而瞭解孩子們在男女觀念方面的狀況,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膽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膽潑辣、無所畏懼的;女孩子生來愛美,要注意梳妝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識、愛好學問;女孩子應該玩娃娃、過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車、玩動腦筋的遊戲;女孩子長大以後要帶孩子、管家務、依靠丈夫;男孩子將來才是在外面掙大錢、幹大事的;在家裡媽媽總是比爸爸忙,媽媽做飯,爸爸讀報,媽媽打毛衣,爸爸看電視,因為家務活是媽媽的本職等等。「改變方案」就是要改變這種錯誤的傳統觀念。從幼年時代起,就給孩子灌輸一種新的觀念:男女都是一樣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區別之外,不論在學校裡、家庭生活中和將來在社會上就業都沒有理由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區別。所謂男性職業、女性職業都是人為的。在家庭中家務由女性承擔並非天經地義。教育女孩子要潑辣大膽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應該溫柔細緻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懷大志,樹立男孩子能幹的自己也一定能幹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瞭解、互相愛護、互相尊重,而這種尊重絕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種「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實實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認她們的才幹,平等地對待她們。(陸頌和,1986年)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5)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傳媒卻在討論女性的「男性化」問題。這一討論同上述西方女性主義者涉及的是同一問題,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義的努力方向是試圖模糊性別區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國的傳媒卻希望將被弄模糊的性別差異重新加強,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國傳媒提醒人們注意女性解放中蘊含的一種「危險」,即漠視女性特徵的危險。有一 
  位記者舉例說,他參加過一次「中國新時期女性電影研討會」,落座前排的女導演個個狀如鐵塔,聲如洪鐘;而坐在後排的男性評論家、理論家們倒是纖眉細指,低聲低語。這種強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這位觀察者援引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旨在說明女性喪失其性別特徵是一種「異化」。他還斷言:女性與生俱來的溫柔、慈悲、耐心、細緻等特長不會隨著社會政治與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改變。(馬凡,1988年) 
  的確,我國從五十年代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活動以來,「男女不分」成為時尚,它既是對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地位的挑戰,也是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的挑戰。這一時尚在文革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它不僅表現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樣的事情,而且達到有意無意地掩蓋男女兩性生理心理差異的程度。那個時代造就了一批自以為有「男性氣質」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氣質」的女性。在那時,女人不僅要掩飾自已的女性特徵,而且對於想表現出女性特徵的意識感到羞慚,覺得那是一種過時的落後的東西。八十年代以來,女性的性別意識在沉寂幾十年之後重新浮現出來。最明顯的表現是,女性開始重新注重衣著化妝,表現「女性特徵」的意識一旦甦醒,立即變得十分熾烈。女性意識的復甦還表現在大量的影視作品中。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過程中,又有人矯枉過正,表述了一種近似本質主義的思想:由於女性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創造者和養育者,因而對生命有著本能的熱愛,這種熱愛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心態。現代工業社會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常常使人忘記了「人是生物」這一點,而生物離開生物性活動,就不可能獲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將使生命變成機械並使其遭到毀滅,女性就必須履行自己作為生命的創造者和養育者的職能,發揮母性和女性獨特的社會作用。這類思想的本質主義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它假定由於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熱愛生命;可是男人也為生命貢獻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創造者,為什麼他們就沒有「對生命本能的熱愛」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將生命變成機械」,女性文化強調人的「生物性」,這是缺乏證據的。此類說法同西方有人將男性同「文化」聯繫在一起、將女性同「自然」聯繫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轍,而這種劃分是本質主義的。 
  這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觀念深入到社會意識中,有時甚至以科學知識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前所述,人們在分析男女兩性特質上的差異時都相信:女性邏輯思維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們以為這是一個先驗的事實,其實它卻存在著極大的疑點。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觀念,沒有實驗的證據可以證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寧說,人類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後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換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當作女性整體的特徵是錯誤的;而把它當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質主義的。 
  中國的傳統性別觀念與西方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於,西方人往往把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鬥爭的關係,而中國人則長期以來把男女關係視為協調互補的關係。陰陽調和、陰陽互補這些觀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這並不能使中國人擺脫本質主義的立場,即把某些特徵歸為「男性氣質」;把另一些特徵歸為「女性氣質」;而且認為這些氣質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本質主義的立場對於上述文化理念來說是頗具顛覆性的,因為它根本否認所謂男性與女性的截然兩分。對於深信陰陽兩分的中國人來說,這一立場是難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難接受。這倒頗像法國和英國革命史上的區別:法國壓迫愈烈,反抗愈烈,雙方勢不兩立,結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國溫和舒緩,雙方不斷妥協退讓,結果是和平的「光榮革命」,保留帝制。在兩性平等的進程中,西方女性主義激昂亢奮,聲色俱厲,轟轟烈烈,富含對立仇視情緒;而中國女性運動卻溫和舒緩,心平氣和,柔中有剛,一派和諧互補氣氛。但是在我看來,也正因為如此,若要中國人放棄本質主義的觀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艱難,需要更長的時間。 
  4、如何看待兩性刻板印象 
  兩性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現實。應當如何看待這個現實的存在呢? 
  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完全是由文化和社會建構起來的。即使男女兩性確實存在如刻板印象中所說的那些差異,這差異也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而不是由男女兩性的解剖生理差異造成的。即使是生理性別也不純屬於生理領域。由於性別是社會建構而成的,因此,政治、社會和道德都會對肉體發生影響。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6)   
  在自然(nature)還是養育(nurture)、先天還是後天的問題上,可以肯定地說,在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形成過程中,養育的作用比自然的作用更重要;後天的因素比先天的因素更重要。正如第一代女性主義理論家穆勒所說:關於女性神經敏感、不適合於家庭生活以外之事,愛動,易變,不能堅持,易受影響,因此不適合做高級嚴肅的事務。這是精神活力的浪費,如果把它引到一個具體目標,這種狀態就會終止。所謂女性的旗幟全是教養的結果,「一如自從『發歇斯底里』和暈厥已不再時髦,我們就看到它們幾乎絕 
  跡了」。(穆勒,第312頁) 
  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出發,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作出下列理論解釋: 
  第一種是認知理論:從小灌輸的信息和參照體系形成了性別的刻板印象。 
  第二種是社會角色理論:社會環境強化了性別信念。人們一般期望社會勞動者要積極活躍,而持家者應當富於交際性。這一期望要求符合規範的行為,因此公司僱員工作努力,持家者則富於團隊精神。行為者本人和周圍的人都促進符合規範的行為。男性不成比例地成為僱員,女性不成比例地成為家庭主婦。因此男性看上去更有力量,女性看上去更善於交際。 
  第三種是社會認同理論,它強調動機因素。刻板印象可以是一個群體的認知過程,而不僅發生在個人的頭腦中。每個人都要在積極的群體中獲得正面的身份認同。 
  第四種是權力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因素,認為個人與群體是有意保持性別刻板印象的,以便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壓低其他群體的地位。 
  我們還應當認識到,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區分是維持社會控制的工具(性別秩序)。性別刻板印象的直接後果是:限制知識的探索,誤以為某種性別就是某種樣子的;限制有獨立目標的行為,要求按照規範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對「女性氣質」的焦慮像男性對「男性氣質」的焦慮一樣久遠。這種焦慮就是來自遵從性別氣質規範的壓力。 
  人相信性別有差異,贊同許多刻板印象的性別差異,並且認為全社會都是這樣看的。人按照他人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期望來行動,人規範自己的行為以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自我建構,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按照性別的刻板印象來做事情。 
  女性對男性化感到恐懼,冷峻、富於攻擊性、有野心、忽視孩子、高智商的女性被視為不夠「女性」的女人。男性對女性化同樣感到恐懼,怕人說自己有「女人氣」「娘娘腔」。 女性把自己的男性氣質、男性技巧掩蓋起來。她們在同男技工一起工作時,把一些高明的建議假裝成是「幸運的猜測」,以掩飾自己是個很懂行的人。 
  男人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人際關係互動支持結構和相互依賴鏈,所有的社會都如此。男人在男權制系統中保有權力,同時也伴有痛苦的矛盾:他們必須壓抑情感,變得異化和孤獨。女性運動增加了男性的痛苦,但是有望將男性權力與男性的痛苦一起消滅。 
  總之,在對性別刻板印象的遵從的過程中,性別刻板印象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僵硬,越來越固定,越來越不容「越軌」,它最終建立起一種性別的秩序,限制了人的自由。 
  在21世紀,性別刻板印象已經越來越過時。在女性普遍就業的今天,很難說在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女性氣質是否多於男性氣質。許多女性家內、家外、家庭、事業都很出色、成功。互聯網上沒有年齡,沒有種族,沒有性別,沒有健康疾病,沒有強弱之分,只有精神和心靈。性別刻板印象已經無從談起。在新的時代,性別刻板印象已經式微,一個性別氣質上的多元時代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1)   
  過去的一個世紀是西方性觀念變化巨大的一個世紀,而在中國這個變化發生於20年前。西方從維多利亞時代要遮蓋鋼琴腿以免引起下流聯想,到在海灘上可以暴露腿、胸和臀,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人們改變了對男女兩性的看法,對性的看法。 
  美國性學家蓋格農認為:性學時代是從1890年開始的,其間性研究者和活躍分子試圖將性導入「科學」領域。最大規模的幾次性學調查是:金西,12000例,1948-1953年;海特, 
  15000例,1972-1986年;英國,20000例,1994年;馬斯特斯和約翰遜,10000例。 
  60年代以來,性的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成為一個公眾和學術話語的題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論爭的題目,又是大眾文化中隨處可見的因素。性問題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例如,與家庭有關的性;性行為本身;性與母性;生育控制;墮胎與生育權利;性作為商品——賣淫業與色情業等等。對於女性主義來說,有關性的問題地位尤其特殊,因為性是女性研究的一個主要自變量。 
  1、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分歧 
  女性主義者在性問題上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弗裡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認為,只要女性獲得了社會平等,性問題就會自行解決;格裡爾儘管不反對異性愛,但卻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結婚;費爾斯通則號召「在每間臥室中進行革命」;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傾向於把性解放擺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既要爭取兩性平等,又要爭取性傾向選擇的自由,她們爭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動機是性解放,並認為只有通過完全擺脫異性戀才能實現女性的性解放。 
  雖然女性主義者在性的問題上觀點各異,但是概括起來,可以被大致劃分為兩個陣營——激進派陣營和自由派陣營。從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義內部出現了關於性問題的激烈論爭,這一論爭使得兩個陣營漸趨成型。激進派傾向於對性的基本否定,被稱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自由派傾向於對性的基本肯定,被稱為肯定性的一派(pro-sex)。它們的論爭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女性運動與性自由的關係;另一個是女性運動內部差異所具有的含意。 
  性與兩性不平等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女性主義內部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權力影響到他們與女性的性關係;女人在性的權利和權力上與男人是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問題普遍存在。女性運動向傳統的性觀念提出挑戰。傳統性觀念認為,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有性關係,那麼他只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可如果一個女人同許多男人有性關係,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嚴。這種男女雙重標準對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運動最常提到的一個要求是,「男人不應當把女人當作僅僅是一個性對像 (sex object)」。女性主義向男性壓迫與女性屈從的秩序挑戰:過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種」,女人則應準備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擁有土地和財產一樣,也擁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宮的產品。 
  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認為:異性戀性關係一般具有性客體化特徵(男性是主體和主人;女性是客體和奴隸),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義應當拒絕任何導致或將男性性暴力「正規化」的性實踐。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發展我們自己的性的優先權來控制女性的性,它與男性的性不同——更關注親密關係,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關係是發生在充分自願的、平等的伴侶之間的,他們有感情捲入,不扮演兩極角色。(Jaggar, et al., 314) 
  激進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代表人物是麥金農和德沃金(MacKinnon and Dworkin)。她們兩個人的名字出現在許多激烈反對兩性性關係的場合,因此有人創造出一個帶有諷刺的稱呼「麥德分子(MacDworkinites)」。在某種程度上,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已經被妖魔化了。 
  女性主義關於性機制是如何導致壓迫的問題有大量的探討。麥金農有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說法,她說:「做一個女人就是做一個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語-動詞-賓語。」(Mackinnon, 124) 在她看來,這就是女人最現實的狀況,這就是這個社會中在性別問題上的最後真理。性別就是女人的性的客體化 (sexual objectification) 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性別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強加在女性身上。性關係本身就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兩性的差別成為令女性屈從於男性的借口。「這種差異就像戴在統治鐵拳上的一雙天鵝絨的手套。問題並不在於這種差異是毫無價值的;問題在於它是由權力來定義的。無論這一差異被承認還是被否認;無論差異的性質被褒揚還是被貶抑;無論女人因此被懲罰還是被保護。」(Mackinnon, 219) 
  按照麥金農的觀點,社會上的人被劃分為兩群:操人者和被操者 (fuckors and fuckees)。當然,在她看來,這一劃分並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並非因為一群人長了男性生殖器,也並非因為女人要生育,這一劃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運。這種性別認同的規範是社會強加給人們的,而不是由兩性生理的差異自然形成的。總之,她對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2)   
  在性問題的兩大陣營中,激進派還持有如下觀點: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間的性平等,雙方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最重要的是要掃除男權制機制,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制售業,男權制家庭,賣淫,強制性的異性戀;同時要反對男權主義的性實踐,例如虐戀 (S/M),獵艷式的臨時性關係,童戀,以及陽剛陰柔 (butch/femme) 角色的劃分,因為這些實踐會導致女性的性的客體化。 
  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性主張包括:異性戀及其他一些性實踐中存在壓抑、父權制資產階級的性規範壓抑了每個人的性慾望和性快樂。通過將性少數派污名化,為了使多數派保持「純潔」,受到控制。女性主義應當拒絕所有的理論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評判,因為它們將性少數派污名化,從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要求實踐所有能夠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滿足的性行為的權利來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關係是發生在完全自願、平等的伴侶之間的。他們通過協商使用任何他們選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獲得雙方的性快樂和性滿足。(Jaggar, et al., 315) 
  自由派的觀點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與激進派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她們鼓勵超越社會所認可的性行為規範,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正確和不正確的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制在所謂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她們借助於從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 (Masters and Johnson) 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壓抑男性的性能量更為重要。 
  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於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實質上是贊成性 (pro-sex) 和反對性 (anti-sex) 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淫穢色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 (陽剛陰柔) 關係,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後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製作和消費,反對性關係中的暴力及統治與服從關係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後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後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於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後者則接近於禮俗社會的社區價值。 
  自由派持有一種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理論,它主張,女性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一種權力,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肉體既是低賤的,又是神聖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種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乳房,因為它們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陰毛和臀部。對於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秘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衝動,卻又必須隱瞞它。凡此種種,導致了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的性慾感到恐懼,並討厭自己的肉體。(愛森堡等,第51頁) 
  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性被允許與生殖和婚姻家庭關係保持更遠的距離。在性追求和性快樂的追求中也容納了更多一般被歸屬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親密、社區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動物當中,只有人類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動,人不僅喜歡性活動,而且將其變為宗教儀式,變為一種持續的體育運動,甚至是一種職業。除生育外,性還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達正面的情感:愛、親密、興奮和快樂;也可以表達負面的情感:統治、攻擊、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 et al., 37)性是人與人關係中最緊密、最親熱的方式。 
  自由派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立場可以追溯到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 (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達作為中心議題。她認為,性解放不僅是個人的實現,而且是人從剝削和私有財產制下的解放;她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性佔有和性控制,反對貞節觀念。她對性問題的看法雖然影響並不太大,但卻較早注意到了這個被主流女性主義運動忽略了的問題。伍德胡爾 (Victoria Woodhull) 也曾公開主張女性的性獨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講座中宣稱:「是的,我是一個主張性愛自由的人。我有著不可轉讓的、憲法賦與的、也是天賜的權利,我想要愛哪個人就可以愛哪個人,想要愛多久就可以愛多久。只要我願意,就可以每天換一個情人。」(轉引自凱查杜裡安,第560頁) 在60年代的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張更加明確,那就是,應當將女性尋求性滿足當作女性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現之後,自由派的觀點受到挫折。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性倫理,即有節制的性倫理。人們把性當成一種恐怖的事情 (panic sex),性的文化價值和性行為方式都有改變,一反過去盛行一時的樂觀主義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學 (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這個性傳染病的時代,人們驚恐之餘作出的反應是:安全的性行為,對身體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續監視的美學 (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為性現在已經同死亡和疾病連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義者抨擊了這種貌似有理的道德主義回潮。女性主義者伊麗加萊說:我不贊成這種觀點,因為這等於是說,性是罪惡和疾病,無論是什麼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動的作用,就是對人類的拯救。為此我們還要感激艾滋病,因為它將從誘惑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 61)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3)   
  社會上一向存在著性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在性方面對男女兩性有不同的要求,適用不同的道德倫理標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性平等就是女性享有像男性那樣的性自由;激進女性主義則認為,性平等就是女性自己定義「性自由」,不為男性服務,不要像男人所擁有的那種性自由。 
  總之,在女性主義內部對性持基本肯定態度的自由派和對性持基本否定態度的激進派之 
  間,一派強調女性的性的屈從性;另一派強調性的快樂。這種分歧還導致了下列問題上的論爭:淫穢品問題,美與身體的問題,賣淫問題,虐戀問題以及暴力問題。這些論爭全都與性有關。 
  2、女性主義的關注點 
  女性主義理論家羅賓認為,性的權力體系不能被歸結為性別體系。它與性別問題有交叉,但是性與性別是兩個領域。 
  女性主義對性的關注集中在以下領域和問題上: 
  一是探索女性的性的真正形式,更符合女性身體的慾望的性話語。 
  二是將某些女性的性方式理解為對男性統治的抵抗,或反對異性戀霸權的激進的越軌行動。 
  三是將某些性形式理解成對女性的社會壓迫,對女性的暴力的潛在和系統的方式。 
  四是將性概念擴展到一種包括但不限於生殖器中心的活動。 
  五是將性理解為社會建構的、具有性別、種族、階級和生殖實踐的社會分層的意義,提出主觀能動性,抵抗與權力問題。 
  六是將性建構成一個准獨立的社會領域,允許他種解釋、規範和價值的探索。 
  七是搞清性身份及與其相關的性別形成的概念。(Jaggar, et al., 308) 
  在與性有關的具體實踐和問題當中,女性主義討論和關注過下列問題: 
  首先,關於女性性慾的問題。女性的性慾是與男性完全一樣的嗎?如果有不同,表現在哪些方面,對於理解女性以至對於理解人性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法國學者伊麗加萊是女性主義中最早關注女性性慾問題的學者之一,她說,女性性慾的特殊性還從未被承認過。兩性的性都是從陰莖中心主義的角度被理解的,專橫傲慢的,僅僅追求性高潮的。而女性的性慾是多重的,非中心的,瀰散的。女人有多種性器官,因此有多重性快感,不僅僅是單一的性高潮。(Jaggar, et al., 323)她的意思是,女性的性慾不像男性那麼單一,僅僅集中在生殖器官,僅僅關注於性高潮。女性除生殖器官外的其他身體器官也能感受到快樂;除了性高潮之外,還有非高潮類的快樂感覺。 
  伊麗加萊批判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學,認為他們否定了女性的性差異,壓抑了我們的性。由於女性的性總是用男性作為參照物,因此在「男性氣質」的陰蒂主動性與「女性氣質」的陰道被動性的對立上,弗洛伊德及其他許多人總把不屬於陰道被動性這個行為模式的性活動視為階段性的活動、不成熟的行為或異類,有此類行為的女性不屬於性方面「正常」的女性。陰蒂快感不存在閹割情結,而陰道是因為放置陰莖才有價值,被禁的手必須去尋找一個能夠帶來快樂的替代品。(Jackson, et al., 79)女性主義的性觀念主張為被禁止、被貶低、被病理化的陰蒂快感正名,承認女性性慾的特殊性,還女性性慾的一個「清白」,給女性性慾一個合法的地位。 
  第二,兩性關係對性行為的影響。人類學調查表明,男女的角色越是格格不入、勢不兩立,性就越是成為一種困擾,越是被說得「骯髒不堪」(面紗),故作正經的或清教徒式的過分的性壓抑以及如今以色情作品大肆氾濫為特徵的性反抗,表現的同樣都是那種性迷戀或性反感。在這樣的社會裡,人類對親密的性行為的基本需求被異化了,暴力也因此釀成。(弗裡丹,2000年,第361-362頁)女性主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女性能夠享受到性自由。但是與次有著密切關係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女性能夠從性別主義之下獲得自由。 
  豪威(W. Hollway)將性話語中的性別差異概括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是男性性動力話語。此類話語旨在說明,男性的性是直接由生理衝動造成的,其功能是保證物種的繁衍。而女性的性動力卻極其微弱,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類是享有與佔有話語。此類話語將女性劃分為妻子與情人,處女與妓女,瑪麗亞與夏娃。家庭光榮的維護在於女性完全屈從於男性的控制。 
  第三類是寬容話語。在此類話語中,一夫一妻的原則受到挑戰。它主張,性是自然的,不應被壓抑。它只考慮衝動和慾望,不考慮人際關係。一夜情就是此類性話語在人們行為中的典型表現。傳統男女兩性道德的雙重標準並未消失,女性尚不習慣完全沒有感情投入和責任感的與陌生人的性,而男人早就喜歡這種性活動。(Jackson, et al., 110) 
  第三,還有一個引起許多爭論的問題,即異性戀霸權問題。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公開提出應當反對異性戀,認為它是男性壓迫女性的機制;也有人不是絕對反對異性戀,而僅僅反對異性戀的霸權地位。這兩種立場的區別在於,前者將異性戀視為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機制;而後者則把異性戀當作多種性方式當中的一種。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4)   
  異性戀作為一個物質和歷史實踐的類別變成一個表演性的類別。通過引進性的可轉變的行為、快感和幻想的場面,以及與無定型的外表相關聯的新的色情語言,它能夠被同性戀關係製造出來,傳播社會特權和等級的清楚意識,反之亦然。(Jaggar, et al., 317) 
  挑戰人類性行為的各種形式的統治結構的鬥爭往往具有政治性。這些鬥爭無論被稱為變態還是反常,受到社會與技術變遷的影響,這些變遷使質疑性別與性關係成為可能。規則、 
  政策和控制的新形式不斷湧現,有些屬於新的「正規化」範疇。規範話機制常常在舊機制將退未退時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保守勢力大回潮中,規範性別與性的國家政策與公共政策表現為:大力提倡異性戀,從國家政策角度強化歧視,國家將艾滋病說成是同性戀疾病,法律不承認長期的同性戀伴侶關係。家庭政策不承認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強姦案的處理中使女性成為受審者等。以致有一種觀點認為,60-70年代的性革命失敗了,原因是:第一,換偶活動、性聚會、隨意性交等,不僅從威脅健康的角度,而且從反淫穢力量(宗教右派加女性主義)方面,遭到強烈反彈。第二,離婚對兒童產生不利影響(性革命提高了離婚率)。第三,反對對配偶和子女的虐待(其中包括性虐待)。 
  第四,圍繞虐戀問題上的論爭。有一批女性主義者激烈抨擊虐戀活動,認為此類活動中所包含的權力關係和暴力因素是男權制壓迫女性在性領域的典型表現。她們在抨擊男權制的兩性關係時常常不成比例地使用虐戀的符號、道具和傳媒形象,把它當作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性虐待的典型。例如激進女性主義者傑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就公開抨擊虐戀活動,認為它是男性氣質的尤其是男同性戀的性實踐。她認為女性主義應當質疑快樂,並避免對權力和不平等的性感化。(Jackson, et al., 238) 
  女性主義對虐戀的憂慮來自以下問題:受虐(否定個人權利)和施虐(享有無限權力)都是來自男權制原則的東西。虐戀中的施虐者與現實中的施虐者不好區分。弗洛伊德曾將施虐傾向歸入男性氣質,將受虐傾向歸入女性氣質。社會現實中的施虐與受虐同性的施虐受虐也不一定就完全沒有相互重疊的情況發生。 
  虐戀的特點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結構上;說是自願,實際上有強迫性;相互依賴;有權無權雙方可以對換位置。 
  對於心理分析女性主義來說,關於女性是否天生有受虐傾向的問題一直是個敏感的問題。如果女性的受虐傾向是天生的,那麼男性統治的社會結構就有了心理學的基礎。女性主義認為,虐待狂是仇視女性的男權文化的必然表現,是利用女性內心最深處的性慾來強化男性的統治,使這一統治看上去是自然的。 
  一位心理學者為虐戀做了如下的定義:「所有那些包含把統治與服從關係色情化的性實踐。」常常被引述的一位有受虐傾向的女性的故事是這樣的:從6歲起,她的性幻想中就有蓋世太堡型的人物,他們強迫她很痛苦地裸露身體,使她受窘,羞辱她,傷害她的肢體,高高在上地統治她。她一直覺得自己不正常,是變態,直到她聽到統計資料說,有25%的女性有過被強姦想像,就像《飄》裡面的白瑞德對郝斯嘉所做過的婚內強姦那樣,她才改變了對自己的嚴酷看法。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觀念認為,粗暴地對待女性,似乎能夠增加男性的魅力。(Bartky, 46)如果所有的女性都有的天生的受虐傾向,那麼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虐待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女性主義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理論。 
  使女性的受虐傾向問題大大複雜化起來的是有一大批女性並不否認自己對虐戀活動的喜愛。與反對虐戀的態度針鋒相對的是,美國西海岸女同性戀組織(West Coast Lesbian Group)成立了一個虐戀組織薩莫瓦(Samois),這個名字借用了在虐戀經典文學作品《O的故事》一書中出現的一個地點的名字。這一組織的成立令女性主義者感到震驚和憤怒,因為這個組織是專為有虐戀傾向的女性而成立的,並自詡為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的組織。它的宗旨是,積極鼓勵那些有虐戀傾向的女性,讓她們不必為此害羞,應當對自己的想像持完全接受的態度,接受這類想像所帶來的性滿足。它認為,這種以雙方協商為前提的相互給予的快樂是自由和解放的表現;是對資產階級家庭的性道德的挑戰;是一種典型的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活動;是用人的整個身體的每一根神經去體會人的熱情和慾望。 
  Samois的主要理論家是羅賓 (G. Rubin),她是一位人類學家。她批評美國全國女性組織 (NOW) 站在了性自由和性越軌者 (sexual nonconformists) 的公民權的對立面,因為這個組織對虐戀、跨代性關係、色情品和公開場所的性表現持否定態度。羅賓將虐戀定義為一般意義上的性自由,理由如下:尋求性快樂和性自由屬於基本人權範疇;女性主義對虐戀的批評則屬於性壓抑的範疇,是把性神秘化,是壓制人的性實踐;反對性自由會威脅到女性運動的前途。在虐戀活動與女性主義原則的衝突問題上,關鍵的問題是虐戀中的假暴力關係與現實生活中的真暴力關係的區別。 
  虐戀有個人和社會、政治兩個方面,形成一個個人和性與社會政治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存在著對虐戀的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在個人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對虐戀關係加以肯定;第二種是僅僅從社會方面否定,但是允許個人的虐戀傾向和虐戀活動;第三種是不僅從個人角度允許虐戀活動,而且認為它根本不關政治的事,只是個人快樂的一種方式而已。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5)   
  1994年11月28日,紐約某雜誌的一篇文章寫道:「在1974年是自由的性;1984年是安全的性;1994年是暴戾的性——虐戀文化進入主流文化。」1990年代被成為「虐戀高潮(繁榮)期」(sm boom)。由此評價可見虐戀活動的巨大影響。女性主義決不可能也並沒有忽略虐戀這個從女性主義角度觀察是十分敏感的問題。 
  第五,在性的問題上,女性主義關注的還有男性對於女性的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認為亞洲的女人都是馴順的;黑種女人都是淫蕩和性關係混亂的等等。此類刻板印象是對現實的歪曲,也是對當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限制。因此,女性主義反對使用此類刻板印象來描述女性的性活動與性特徵。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1)   
  1、圍繞淫穢色情品的論爭史 
  在西方,圍繞著淫穢色情品與檢查制度的爭論有很長的歷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淨化社會和愚民運動,是從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穢書籍開始的,一開始還只是沒收或銷毀色情書,後來殃及許多著名的經典著作,就連莎士比亞、密爾頓、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審查,甚至連聖經中與性有關的章節也遭到刪節。 
  在17世紀的英國,沒有宗教主題的淫穢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當18世紀反淫穢法通過以後,沒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審查了。在1868年,由英國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項裁決中,曾為淫穢色情品下過一個定義,即要看被指控為淫穢的東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蝕那些心裡準備接受這種不道德影響的人,或是否有意讓這類出版物落入他們手中。美國也立法禁止淫穢色情品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關曾禁止巴爾扎克和伏爾泰等人的作品進口。 
  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對希克林定義提出質疑,並根據《尤利西斯》一書出版案,提出了一個淫穢色情品的新定義:用當代社會的標準衡量,如果這個材料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它的主題是喚起一般人對淫慾的興趣,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社會意義。換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判定是否淫穢的標準有三個:首先,制約整個作品的主題必須是淫穢的;第二,它必須是冒犯了社會共同的準則的;第三,它必須被判定為完全沒有社會價值。(拉裡亞等,第157頁) 
  1959年,美國最高法院根據這一定義,駁回了紐約州禁演影片《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准放映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識形態上或主題上的淫穢」是不符合憲法的。隨後,在1964年圍繞法國影片《情侶們》的上映,和1966年圍繞《范尼·希爾》一書的出版,最高法院又一再修正了關於淫穢色情的定義。由於這個定義實在難下,最高法院將解釋權下放的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將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許其根據各自的標準下定義。由此可見,注重法制的國家與不重法制的國家相比,辦起事來要複雜困難得多。 
  1970年,美國國會任命了一個全國專門委員會調查淫穢色情品問題,他們提出的報告令議員們大吃一驚。該報告發現,接觸淫穢色情品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大體上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損害。淫穢色情出版物與性犯罪、性過失沒有必然聯繫。一個雄辯的事實是:沒有一個社會因淫穢色情品氾濫而導致犯罪率升高;也沒有一個政府因淫穢色情品的氾濫而垮台。對此的解釋可以追溯到金西調查。金西調查早已發現,性幻想在社會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為中,僅佔很小的份量;由於多數性犯罪者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對淫穢色情品的強烈反應是與幻想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淫穢色情品不是他們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鑒於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觸過淫穢色情品,而且無論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數美國成人還是會接觸到這些出版物,不如減少控制,放寬政策。這個專門委員會的最終建議是:取消各種對成年人接觸使用淫穢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廢除所有適用於成年人的反淫穢色情的法律。(轉引自拉裡爾等,第165-166頁) 
  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最廣為人知的是「丹麥試驗」。丹麥在1967年和1969年分兩步放開了淫穢色情文學和視覺產品的市場。丹麥試驗的兩個主要結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後,淫穢色情品的制售經過一個短暫的高潮之後急劇下降,大多數公民對淫穢色情品產生了厭惡感。一項對大量觀看淫穢色情品的後果的研究表明:被試者的性行為並未發生變化,雖然最初他們對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們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觀看前的水平。試驗表明,觀看淫穢色情品產生了一種穩定地降低對淫穢色情品的興趣的效果,不斷接觸此類材料的結果使人感到饜足和無聊。他們的慾望完全滿足了,發膩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淫穢色情品徹底解禁後,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褻兒童罪下降了80%;露陰癖的犯罪率和報案率下降;觀淫癖只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女性的犯罪 (包括強姦和猥褻) 也大幅度下降了。(蓋格農,第321頁) 在淫穢色情品合法化後的10年中,任何種類的性犯罪均無增長。在英國、荷蘭、西德和瑞典等國家,放寬控制淫穢色情品、同性戀和流產的法律努力獲得了成功。從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經歷了從法律上的道德主義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轉變。 
  目前,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有三種基本理論:第一種是模仿論,即人們會模仿在淫穢色情品中看到的行為;第二種是宣洩論,即觀看淫穢色情品會使鬱積的性慾得到宣洩,這一宣洩會降低性衝動,使一些男人的反社會行為減少。據統計,西方的性犯罪率到60年代一直保持相對穩定,但到了60年代下降得相當快,而這正是許多西方國家對淫穢色情品放寬政策的年代;第三種理論是無關論,認為淫穢色情品並不會產生刺激或降低性行為的效果。 
  2、反淫穢品派女性主義 
  在淫穢色情出版物問題上,女性主義各理論流派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辯論與極不相同的立場。圍繞這一問題上的論爭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女性運動中佔據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女性運動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道德角度出發的,而是從性別主義和仇女主義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的。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2)   
  在英國,女性主義者在禁止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激進女性主義者總的來說是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張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和消費;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與此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檢查制度的危險性超過了淫穢色情品的危險性。前者對後者的反駁是:檢查制度並不是僅僅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存在,檢查制度總是存在的,它無時無刻不在檢查著各種出版物,檢查和禁止淫穢色情品並不會對檢查制度起到過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兩種立場出於不同的原則,強調不同的方面: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們更強調 
  言論自由的原則;而主張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則認為,淫穢色情品的制售是對女性暴力的合法化。因此又有人將女性主義在淫穢色情品上的兩種立場概括為反淫穢色情 (anti-pornography) 立場和反檢查制度 (anti-censorship) 立場。 
  也有人把女性主義者在淫穢色情品上的態度按國家區分: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主張採取禁止和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觀點佔上風;而在美國,更多的女性主義者為言論自由辯護,警惕檢查制度的危險。在美國,國會和法庭上展開了如何對待淫穢色情出版物的辯論,人們分為贊成和反對制裁淫穢出版物的兩派,反對制裁淫穢出版物的一派要求對方解釋其立場的政治、法律與哲學依據。 
  在女性主義當中,圍繞著淫穢品的論爭已經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場論爭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直沒有停止過。反對淫穢品一派有美國的德沃金(Dworkin),麥金農(MacKinnon);英國的羅塞爾(Russell),艾森(Itzen)。 
  在70年代,對淫穢色情品持反對立場這一派的女性主義組織曾動員消費者抵制淫穢出版物,在制裁淫穢出版物方面十分活躍。她們的主要觀點是,在色情淫穢品的製作與消費過程中,女性成為男性所消費的「商品」,她們是被統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對淫穢色情品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淫穢 (obscenity) 只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淫穢品 (pornography) 卻是一個政治實踐,是一種同時涉及有權者與無權者的政治實踐。但是,即使在這一派內部,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究竟有多麼重要以及它對於女性的受壓迫是因還是果,還是有著不少的爭論。有些人認為,淫穢色情品是男人針對女人的暴力行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認為這種觀點說服力不夠強;大多數人贊同這樣的觀點,即淫穢色情品的制售是影響男人對女人態度的間接原因。 
  持這一立場的女性主義者非常強調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因此,在 pornography 一詞之外,她們又創造出 gorenography 一詞,專指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還有人認為,不管淫穢品中是否有暴力內容,它本身就是針對女性的一種暴力。另一方面,她們也提請公眾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穢內容的純暴力內容。她們提出,美國的電影定級制度忽略了針對女性的非性暴力內容。有不少暴力內容由於沒有被定為淫穢而得以大行其道。 
  這一派女性主義者指出,淫穢品在美國有100億美元的產值,而且已經成了一種得到公眾的認可、尊重和職業威望的產業。1989年,美國人每個月購買900萬冊《花花公子》《閣樓》《妓女》,全年租淫穢色情錄像帶4億部,在1991-1993年間,成人錄像帶的批發和零售在一般錄像帶商店增加了75%。(Chancer, 64)她們特別關注一種被稱為「殺戮」(snaff)的電影,據說是將殺戮一個女人的真實過程全程拍攝下來。這種電影遭到激烈攻擊。 
  主張禁止淫穢色情出版物的女性主義者討論了淫穢出版物對女性的影響,研究了大眾傳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對針對女性的暴力的間接影響。她們的研究設立了一個因果模式,認為文化因素與個人變量的交互作用會導致反社會行為。她們認為,在傳媒中,廣告商們總是要有意無意地把受虐女性描繪為自願受虐。有人用12幅印刷廣告和一項電視廣告為例,做了一次電話訪談式調查。調查表明,廣告商完全意識到了廣告中對女性暴力的含義,但認為這樣做不過是出於幽默感;不少女性也認為,傳媒中包含的侮辱女性的性質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她們認為這說明,女性在社會教化過程中已經對視自身為受害者習以為常。 
  在1986年,反對生產和出售淫穢出版物的運動使兩個極端不同的群體搞在了一起,他們就是激進女性主義和福音派教會。但是,這兩群人攻擊淫穢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卻有著顯著的不同。激進女性主義認為,淫穢出版物是男人系統壓制女人的作法,它暗示女性在內心深處暗自從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們尋找證據以證明淫穢出版物與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間有因果關係,他們支持反淫穢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穢出版物侵犯女性的公民權,但是他們爭取立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福音派教會比起女性主義者在影響立法機構方面更為成功。他們也從實證研究中尋找證據,證明淫穢出版物傷害了家庭。他們成功地促使立法機構對淫穢出版物實行檢查制度,把《花花公子》一類雜誌從公眾能方便得到的書店和圖書館清除出去。 
  在英國,由劭特 (Clare Short) 和理查德森 (Jo Richardson) 發起的反淫穢色情運動已經持續數年之久,運動的目標是促進立法程序,將以盈利為目的出版女性低級下流形象的行為規定為違法行為,並處以罰款。女性反暴力團體認為她們的立場還不夠激進,主張將淫穢色情品的制售規定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亞,女性反暴力剝削組織也掀起了反對淫穢色情品的運動。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3)   
  在禁止淫穢色情品一派中最為出名的人物是美國女性主義者麥金農 (Catherine Mackinnon) 和德沃金 (Andrea Dworkin)。她們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穢色情品的主調是男性統治女性。西方把淫穢色情品分為硬核 (hard core) 與軟核 (soft core) 兩類。在所謂硬核淫穢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綁,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殺害;而在所謂軟核淫穢色情品當中,女人則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別關係是一個簡單的非歷史的形式,即男人壓迫女人。這種壓迫的機制就是異性戀的性交。」(轉引自Campbell, 25) 她提 
  出,淫穢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權;她主張,應當允許單個女性對因淫穢出版物而造成的損失起訴,成立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臘的 porne 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穢出版物 (pornography) 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於妓女。她進一步指出,淫穢出版物是一種暴力形式,它喚醒了男性內心深處的死的本能,並將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穢出版物本身並沒有直接描寫暴力,但它們的人物形象的背後的意識形態,仍然是男性世界觀念的暴力表述。她稱之為「男性真理」。 
  德沃金提出一個膾炙人口的口號:淫穢品是理論,強姦是實踐。她認為,淫穢品有效地將女性變成妓女,成為男性使用的對象。一般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人們認為,男性的凝視將女性客體化;淫穢品將男性統治性感化。在淫穢品的話語中,女性是客體,不是主體。德沃金則進一步認為,淫穢品的問題並非將女性客體化,而是這種形式本身就是客體化。德沃金反對將幻想與行動分開,認為製造和消費淫穢品本身就是行動的形式。(Jackson, et al., 297-300) 
  在淫穢品問題上,麥金農提出的一個引起爭議的說法是:說就是做。羅馬諾(Carlin Romano)反駁她說:為了證明說不是做,可以去想像強姦麥金農。很多女性對這個「思想實驗」很反感,認為「說」就是某種程度的「做」。(Jaggar, et al., 152) 
  淫穢色情品的制售究竟有沒有違反女性的公民權?是否應當加以制裁?抑或它是可以得到允許的一種自由的表達方式?麥金農和德沃金堅決主張禁止淫穢品,提倡檢查制度,她們二人起草法律,要求對其採取民法行動,得到「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和極端保守團體的支持。1983年,反淫穢品法由麥金農、德沃金起草,得到明尼納波裡市政委員會的批准。反淫穢法的通過主要依賴於右派的支持。1984年,該法被用於印地安納波裡美國書商協會與哈德那特的訴訟案中,原告敗訴。1986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這項法律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它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款。女性主義運動反對淫穢品,有與右派合流的危險,這一點特別遭到其他女性主義者的詬病,認為反對淫穢品派的目的是規範女性的性行為,而不是解放女性。 
  後來麥金農和德沃金又共同為印地安那波裡市起草了一項《市政府法令》,該法令允許性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對淫穢品的作者——「對罪行負有間接責任者」——提出起訴。這項法令草案一開始沒有被批准。在1989至1990年間,在美國的印地安那波裡,地方權力機構批准了一項法令。這項法令規定,女性在出現下列情況時可以提起訴訟:第一,在她們被脅迫製造淫穢色情品時;第二,當她們被脅迫觀看淫穢色情品時;第三,當她們是某項侵犯的受害者,而這項侵犯是淫穢色情品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時;第四,公開制售淫穢色情品是對女性公民權的侵犯。 
  麥金農區分了宗教右翼與反淫穢的女性主義。認為前者的反淫穢是出於道德原因,而後者則是出於女性主義的政治觀點。她認為:與淫穢聯繫在一起的是美德與邪惡;與淫穢品聯繫在一起的是有權與無權。淫穢是抽像的;淫穢品是具體的。(French, 167)其實,二者都是政治和道德的,二者的區別在於,反淫穢品女性主義想改變美國的文化氣氛,降低針對女性的暴力,消滅那些降低女性自我評價和自信的力量;而反淫穢的保守派是反性的,使性成為禁忌,把它隱藏起來。 
  反淫穢女性主義相信,一半人口的安全和健康比創造女性的墮落形象的自由權更有價值。認為自由派的觀點說的好些是將淫穢品中的女性形象合理化;說的壞些是促進虐待狂的暴力。(French, 168) 
  她們認為,淫穢品是性別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淫穢品是反人性的和暴力的,不是性。 
  在美國,對淫穢品的檢查制度只針對兒童淫穢品,對於成人淫穢品是沒有限制的。因此,反淫穢品派的女性主義者抱怨說:我們好像不能反對傷害女性的淫穢品。淫穢品的行動被當作言論來加以保護,而我們反對淫穢品的言論倒被當作行動來消滅了。 
  3、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 
  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者對反淫穢品派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反淫穢品運動具有對兩性的性的非常簡單的看法:女性總是被動的、受虐的,而男性是不道德的、虐待女人的,是由陰莖的不可抑制的慾望驅動的。 
  二是被批評為使用了錯誤的方法在淫穢品與性犯罪二者之間建立了虛假的因果關係。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4)   
  三是誇大了淫穢品的暴力程度。 
  四是簡化了淫穢品中的權力關係。 
  五是與右翼合流。 
  麥金農和德沃金所起草的反淫穢品法案一出台,馬上引起激烈的辯論,法案的主要反對者是「女性主義反檢查制度行動力量」(The Feminist Anti-Censorship Taskforce,簡稱 FACT),它的對立面就是以麥金農、德沃金為首的女性反淫穢品組織,WAP(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女性主義反檢查制度力量的代表人物有萬斯(Carol Vance)、斯尼托(Ann Snitow)、威利斯(Ellen Willis)、戈登 (Linda Gordon)、米麗特 (Kate Millett)、理奇 (Adrienne Rich) 和羅賓 (Gayle Rubin)。 
  羅賓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堅決批判對女性性行為的各種限制和壓抑;另外一種是贊成保守的反性的觀點。她本人當然是前一種傾向的支持者。(Bacchi, 211) 她們擔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觀點的人會不知不覺落入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對自身的性慾與快樂的追求;反對法案的理由還有擔心它被保守派右翼利用來審查女性主義觀點及出版物,為傳統的家庭價值辯護。對於這種擔心,德沃金作出的反應是:如果說反淫穢色情品的法律是帶有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那麼為什麼反種族歧視的法律就不算是帶檢查制度色彩的法律呢? 
  羅素早年也表達過對女性主義者陷入道德派陷阱的擔憂,他說過:「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僅涉及到政治問題,而且也與性道德有關……那些爭取女性權利的先鋒分子是一批極為嚴厲的道德家,他們希望用以前束縛女人的那些道德鎖鏈來束縛男人。」(羅素,牧原編,第64頁) 
  巨大的爭議使得反對淫穢色情品運動進展緩慢。麥金農和德沃金被攻擊為性別本質主義者,把性別的概念當成了跨文化和超歷史的普遍適用的概念,為不同階級、種族、民族和不同性傾向的女性的不同經驗強加了一種錯誤的統一性。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者指責這兩位激進女性主義者並沒有發現什麼「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個激進女性主義的關於「男性真理」的神話;認為她的觀點的效果不是增進了男女兩性之間的瞭解與溝通,而是將兩性的距離加大了。 
  反檢查制度派主張,完全可以批評淫穢品,可以批評其中男權主義的成分,但是不應籠統地反對所有的淫穢品。 
  在這裡,女性主義者遇到了一個兩難命題: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不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又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有人提出,女性主義不應當「自我檢查」,同時也不應當允許別人來檢查自己。既要反對「麥卡錫策略」,也要批判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非性化 (asexual) 價值觀。女性主義者瓦蘭斯 (Elizabeth Vallance) 就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思熟慮的話:「我越來越傾向於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將很難從理智上認為禁止淫穢色情品是有正當理由的。」(轉引自Bacchi, 203) 
  持有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觀點的女性主義者認為,美國淫穢出版物檢查委員會的報告誇大了淫穢出版物的有害後果,過於強調了淫穢出版物對於針對女性的暴力的潛在影響力。她們提出的主要爭論點是,應不應當對有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和無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加以區別;將淫穢與色情加以區別。有一種較為精細的觀點,將淫穢出版物與色情出版物加以區分。調查表明,前者得到負面評價;但後者得到正面評價;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出版物得到最負面的評價。(Senn and Radtke, 143-155) 
  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女性主義者指出,有調查表明,接觸暴力淫穢出版物和影視作品基本上不會導致針對女性的攻擊性或反女性的性想像和態度。在接觸淫穢出版物與對女性的態度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除青少年之外,被認為易受淫穢色情品影響的是潛在的性犯罪者,淫穢色情品會導致這些人犯罪。但一項對在押性罪錯者同其他犯人及普通人的對比研究表明,接觸淫穢色情品對這三組人的影響並無差別;犯罪與否的差別倒是更多地取決於年齡、教育和社會經濟階層的區別。有人指出,淫穢出版物問題的最初提出是出於道德動機。雖然現在更多的人是從女權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但它仍是一個道德問題,只不過在現在的提法中,科學和科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創造出一個神話,即淫穢出版物與暴力的因果關係的神話。(Altimore, 117-133) 
  在這場關於色情材料的論爭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反檢查制度的立場。它強調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會傷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為專制主義的檢查制度張目;而對基本人權的損害也是對女性權益的損害;檢查別人也會同時檢查了自己。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戀類的色情出版物,這就傷害了這部分女性的利益。因此,有人提議,應當做的事情不是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變過去色情材料以男性為主要消費對象的局面,多出版為女性服務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變了女性在這個領域被剝削、被消費的局面,又維護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她們提出,我們女性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男性中心的淫穢色情品;而是應當去生產女性中心的淫穢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費」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費」男性,或女性自己「消費」自己。她們進一步提出,應當創造一套新的淫穢色情話語,用以創造出女性的淫穢色情品 (female pornography/erotica),用女人的話語而不是用男人的話語來表達女性的性,改變傳統淫穢色情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權力關係——男人以女人為商品的消費。她們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提出的口號是:「由女人來生產,為女人而生產 (by women, for women)」。(Richardson and Robinson, 96)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5)   
  這一觀點的提出有如下實證依據:有人研究了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敏感性的異同,結果是出人意料的:女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反應比男性強烈。過去人們有一種定型觀念,認為男性對淫穢色情材料遠比女性敏感,其主要依據是,在金西樣本中,女性報告對淫穢色情材料有所反應的比例大大低於男性。例如,約有半數男性報告有時會被淫穢色情故事喚起性興奮;而聽過這類故事的女性中僅有14%曾被喚起性興奮。但是,最新調查發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1970年,一項以男女各128名大學生為對象的對淫穢色情幻燈片和電影反應的研 
  究結果表明,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反應沒有差異或差異很小。40%的女性報告比普通男性還要強烈的喚起反應;所有女性和差不多所有男性都有生殖器反應;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報告在看這類淫穢色情材料後24小時內表現親暱和性交行為者增加。因此,說女性對這類淫穢色情材料沒有感應是沒有根據的。 
  著名的1975年海曼實驗採用了測量器具來記錄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身體反應。這項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果是:第一,明顯的性行為描述類淫穢色情品刺激作用最大;在生理測量上和自我評定上,無論男女都對淫穢色情內容表現出最強烈的反應;女性對其刺激性的反應比男性還要強烈;而對於純粹的浪漫故事,無論男女都沒有引起性反應。第二,男女兩性都感到,女性主動和女性中心的情節最具有性的喚起力。第三,女性有時會意識不到自己生理上的性喚起。(海德,第337-339頁) 
  女性媒體受眾對淫穢色情品的消費份額也再次印證了上述微觀實驗的結果。在美國,有線電視用戶為2200萬戶,成人娛樂電視台200家。1985年統計,有線電視淫穢節目的觀眾60%是女性。根據1987年《時代》雜誌的報道,每年色情級電影錄像帶的租出數量為1億盤次,其中40%是女性租的。《紅書》雜誌調查了26000名女性(1987年),其中有一半人定期看淫穢影片,85%至少看過一次。(Mackinnon, 120)斯坎的納維亞一色情雜誌的訂戶有40%是女性。除此之外,也很難區分開以男性觀眾為主的淫穢片和以女性觀眾為主的色情片(後者被定義為柔和、溫存、不過於暴露)。 
  從1970年代開始,在西方的現實社會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女性作為消費者,男性的形象作為商品。其中包括藝術中的男性裸體;女畫家用男性模特;男性的封面畫;男性裸體掛像。表演男性的剽悍和性感的男性脫衣舞7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作為女性外出夜生活的節目之一。不僅大城市有,郊區小鎮、中西部、南部也有這種活動。在此類活動中,觀眾全是女性,沒有男性。將男性客體化也是女性主義應當爭取的。 
  據分析,近幾十年間女性對淫穢品的興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女性解放運動的成功。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蘇珊·桑塔格站在反檢查制度一邊,她提出的觀點是,應當支持薩德對一切禁忌所做的破壞性挑戰。薩德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寫作顛覆了所有的性行為規範和禁忌,表現出一種高度的自由精神。 
  女性主義作家安吉拉·卡特也持有反檢查制度的立場,她指出,禁止淫穢品的結果會和20年代禁止販酒一樣,證明是失敗的。它只會將淫穢品的行情交由犯罪組織來經營罷了。 
  反檢查制度派的女性主義者主張,不僅應當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而且應當鼓勵和正面支持反映女性和女同性戀性慾的淫穢品。女性主義社區和女性主義政治的重要政治功能就在於建構一個「女性」的正面類別。女性主義不應當迴避性的問題。女性主義完全可以做到既反對嚴格的檢查制度,又反對男權社會。 
  麥金農將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者稱為「女性主義運動中的湯姆叔叔」,大致是取其甘心作奴隸之意。反檢查制度派被批評為贊成淫穢品,贊成男權制。儘管如此,反檢查制度派並沒有動搖自己的立場。一部名為《為淫穢品辯護》的著作表明了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的主要觀點。那就是:要保護所有公民的一般自由權利;禁止淫穢品將會威脅到女性的自由,尤其是性自由權利;禁止淫穢品行動已經並會繼續導致自相矛盾和自毀的效應:限制淫穢品並不能改善男權制,反淫穢品法被加拿大政府錯用來限制同性戀類和女性主義類的書籍。 
  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者特別關注為人們的性幻想留下空間的問題,認為決不能將人的幻想和行為混為一談。對於淫穢品這樣一種幻想的產物,反淫穢品派認為,幻想反映了現實;反檢查制度派則認為,性幻想和性行為並不必定反應在性活動範疇之外的態度和行為中。 
  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者指出:一方面,全面禁止是不對的,因為有些女性喜歡淫穢品;另一方面,要反對淫穢品中所反映出來的男權。一方面,應當充分滿足人們的性需求,其中包括對淫穢色情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反對性別主義。 
  綜上所述,反檢查制度派女性主義的淫穢品對策是:第一,淫穢品合法化,作為遵守憲法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做法。第二,反對淫穢品中男權主義、性別主義的內容,主張淫穢品中的男女平等。 
  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俄國的情況有點特殊:自從蘇聯解體以後,淫穢色情業十分興旺。性自由與政治自由的氣氛摻雜在一起,使那裡關於淫穢色情品的論爭帶上了西方所沒有的政治色彩。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6)   
  在俄國,從1985年開始,傳媒上展開了一場關於淫穢色情品的公開辯論。1988年,發生了一件最為有名的色情事件:在俄國中央電視台電視節目《午夜前後》中,播出了一場莫斯科伏洛夫斯基街的淫穢色情表演,其中有一位只在身上抹了一些奶油的裸女。這一事件將辯論推向高潮。此外,近年來,在俄國的報刊上出現大量女性「上空」照,半裸照;淫穢色情雜誌以合資形式出現;全國各地湧現出許多公開銷售淫穢色情照片的公司;1990年7月,還在索契舉辦了第一屆俄國「色情節」(Festival of Erotica)。人們對此感到疑惑:這些現象 
  似乎是從性壓抑下解放出來,但又同女性形象的商品化聯繫在一起。 
  俄國的這場公開討論主要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一是此類活動可以被允許的界限;二是關於性道德和性行為的討論。迄今為止,俄國所有的淫穢色情品展示的都是裸女,顯而易見,它們是為男性觀眾服務的;目前性行為本身和非異性戀的性表現還比較少見。人們的意見大多集中於兩個方面:從正面效果看,它是禁忌的放鬆,在國內營造了一種寬鬆的氛圍;從反面效果看,這類現象是對女性的商品化利用和商業剝削。 
  1985年開始的這場圍繞淫穢色情問題的辯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帶有相當明顯的政治色彩。俄國刑法第228條是禁止淫穢品的,淫穢的度量尺度從最廣義的到最狹義的幅度很大,而這一定義往往是根據政治標準而不是根據法律標準來確定的。在基輔,有一個地下組織,取名為「進步政治色情團體」。他們認為淫穢色情品具有反對保守派的意義;淫穢色情品的女主人公不僅是色情的象徵,而且是政治革命之象徵。(Rai, Pilkington, and Phizacklea, 130-144)   
  五、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1)   
  1、賣淫問題 
  在西方,賣淫業經過了一個墮落衰敗的過程。在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所有的女性都必須有一段時間在神廟裡度過,她們在那裡接待男性前來性交。在古希臘,法國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賣淫都曾受到法律的公開承認或默許。在1820年,維也納曾是歐洲性活動的中心,在它的40萬人口中,就有2萬名妓女;在1839年,倫敦警察總監 
  宣佈,倫敦僅有7000名妓女,可據統計實際上接近8萬名;在1860年的巴黎,警方承認有3萬名娼妓;在1852年的舊金山,全市僅有25000名市民,就有3000名妓女;在1869年的辛辛那提,20萬人口中有7000名妓女;費城的70萬人口中有12000名妓女;在1866年,紐約有99座「幽會院」,有2690名妓女和數以百計的女招待。賣淫成為當時許多女性的第二職業。 
  早年,高等妓院中常有哲學家和政治家的聚會,此類高雅人士曾將妓院當作討論智慧與知識方面問題的場所;現在,西方的妓院已經大多成為中下層階級的洩慾場所,妓女的地位也越來越低下,名譽掃地。20世紀以來,賣淫越來越多地遭到法律的干涉,合法妓院的數量比19世紀中期大為減少。在美國,除了內華達州的少數地區之外,賣淫均被規定為非法。在本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反賣淫的呼聲很高,西方各國的「紅燈區」漸漸消聲匿跡。據統計,光顧過妓院的美國男性不到5%;經常去妓院的男性不到1%。但是,禁止賣淫的法律並未根除賣淫現象,據估計,在美國靠賣淫為生的女性達50萬;還有些人偶爾賣淫,這群人的數量不固定。 
  在日本,從1958年3月31日午夜12時起,公開的賣淫活動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遭到正式禁止。全國有15000個妓女 (不包括許多未註冊的妓女) 失業了。當然,賣淫並沒有真正結束,而仍在日本的許多地方存在。日本許多新富翁隨安排周密的旅遊組織奔赴曼谷、台北和馬尼拉。其實在日本國內,按摩診所、土耳其風格浴室都兼營嫖妓。 
  性剝削和性旅遊已經成為世界男權制文化的一個典型表現。男性到第三世界的妓院消費被國際援助機構當作發展戰略的一項建議提出來。如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發展機構等機構的做法。性旅遊以東南亞為最甚,目標國主要涉及泰國、菲律賓、韓國。日本公司將招待商人去性旅遊作為工作報酬來安排。女性在此領域的工作應當被視為服務行業的一部分,是國際性別勞動分工的一部分。前西德的私人婚介公司將亞洲、拉丁美洲女性賣為人妻。他們公開做廣告,廣告詞中說這些女人「屈從,聽話,馴順」。整個過程由跨國旅遊公司、連鎖飯店、航空公司及下屬工業和服務機構組織運行。 
  據1978年的調查,在泰國的曼谷有250多家旅館提供性服務;另據1980年的統計,泰國女性中有近3%的人涉足性服務業;據1986年的統計,進入泰國的遊客中,有73%是歐美日男性商人。搞清是哪些人在賣淫。妓女的不同經歷:有的出於貧困,有的追求舒適的生活方式。(Jackson, et al., 373) 
  在中國,滿清被推翻後的民國初年,娼妓業比清朝時發達普遍,最盛時的1917年,僅北京一地註冊妓院就有391家,妓女為3500人,私娼不下7000人。但是當時的妓院大多除性慾滿足外,還提供美食飲料、音樂舞蹈。這一點既有中國文化特色,又同歐洲舊式的妓院有相似之處。1949年新政權一建立便開始禁娼。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率先作出禁娼決定,當即關閉妓院,將妓女集中起來加以教育,並為她們治病,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2、女性主義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 
  賣淫是一種沒有受害人的犯罪行為 (在一些國家) 或非罪行為 (在另一些國家),因此賣淫問題毋寧說是一個道德倫理問題。在西方社會中,只要談起性道德問題,無論是大師羅素還是福柯,無論他是哪國人,絕不會不提到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那個時期的性道德規範已經有了一種成語的地位——用它來指稱典型的清教型的性觀念。在那個時期,所有的女人都被列入貞女或娼妓兩類,非此即彼;女人性行為的兩種態度被塑造為相互對立的兩種人,即好女人和壞女人。羅素在一篇文章裡回憶說:「在我小的時候,有身份的女人普遍認為,性交對於絕大多數女人都不是一件快事,她們在婚姻中所以能忍受性交的痛苦,只是出於一種義務感。」他還指出:「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在精神方面是受到束縛的,許多女性現在仍然如此。這種束縛在意識方面並不明顯,因為它屬於下意識的抑制。」(羅素,牧原編,第64頁) 
  在如何處置賣淫現象的問題上大致有三種立場:賣淫非法化;賣淫合法化;賣淫非罪化。 
  第一種立場是視賣淫為非法。世界有一些國家和地區以法律形式規定賣淫為非法,但是警方對賣淫行為往往採取眼開眼閉的辦法,並不嚴格執行有關的法律,或只對此做較輕的處罰,因此很少有什麼國家能夠真正取締所有的賣淫活動。 
  19世紀的女性主義運動是反對賣淫的。當時女性主義提出的口號是「女人投票,男人貞潔」。男人的賣淫消費被當作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一個典型表現。性學家威克斯指出:從19世紀50年代以後,英國社會有一種對賣淫的社會含義的「廣為傳播的恐懼」,人們大量使用「社會邪惡」與「社會弊端」這些詞彙,使賣淫具有了極大的「象徵重要性」。賣淫對於「可敬的中產階級已婚女性」構成了一個「他者」,直接影響了婚內性關係。人們相信,妓女有特殊的避孕方法,是不道德的,而反對避孕成為可敬的已婚女性的生育規範。(轉引自Harding, 27)   
  五、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2)   
  第二種立場主張使賣淫合法化。它主張使男女雙方同意發生的性行為不成立為犯罪,不論有無報酬。賣淫合法化的一個好處是,通過對妓女徵稅,可以使妓女和嫖客的利益安全得到保障,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使妓女擺脫剝削,不必完全依賴於妓院老闆。這種作法還可以減輕治安系統的負擔,可以使妓女較少遭受黑社會的侵擾;在受到威脅和盤剝時,能有更多的機會尋求警方的保護。它把賣淫業與賣酒業相比:賣酒業由政府控制,抽取重稅,對服務的時間、顧客年齡和持照人資格都有專門規定。已經採用妓女註冊領執照,並開設紅燈區的 
  國家和城市有英國、法國、瑞典、荷蘭、德國一些地區和阿姆斯特丹、漢堡等城市。有人擔心如果賣淫合法化,新的妓女會大量產生。但是在賣淫合法化的國家並未發生這種情況。 
  主張賣淫合法化的人們往往從功能論角度分析賣淫:賣淫的社會功能是為廣大男性軍人、變態者和長相醜的人服務,還有許多男性找妓女是為了逃避傳統男性異性戀角色。傳統男性異性戀角色太過強調男性的能力、勇猛和統治地位。四分之一的嫖妓者是為了被動地躺在那裡,讓女人去做一切事。在北美所做的一項數千人的大規模調查表明,48%的嫖客嚮往「被動的性」,而另一項類似調查的結果中,這個比例更高達74%。(Segal., 213-214) 
  對於賣淫現象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在女性運動和女性主義的各個流派中有著激烈的論爭。最主要的困難在於又要反對賣淫又要保護妓女這一兩難命題。女性運動不可能贊成賣淫,因為它使女性的身體商品化,供男性剝削和消費;同時,它也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女性運動也不能支持禁娼的立法,因為它限制了女性掌握和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於是,女性運動就在賣淫問題上陷入兩難境地。 
  於是,在賣淫這個問題上出現了第三種立場,即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關於賣淫非罪化 (decriminalized)的觀點。她們的態度受到了1963年沃芬頓報告(Wolfenden Report)的影響。英國沃芬頓爵士受政府委託,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英國制定對同性戀和賣淫活動的法律提出專家報告,報告的題目是《關於同性戀與賣淫問題委員會的沃芬頓報告》,這個報告影響巨大,地位崇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深遠意義。報告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私人的不道德不應當成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對象。」(Pearsall, 124) 刑法不應承擔對每個不道德行為的審理權。例如,婚外性行為也是不道德行為,賣淫和其他婚外性關係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只懲罰賣淫行為是不公正的。因此,賣淫不應被從所有其他不道德行為中單挑出來,被置於刑法審理的範圍之中。按照英國的現行法律,警察只能以拉客 (強求) 的名義逮捕妓女,而娼妓和嫖客不會因雙方自願的不道德行為受到刑事懲罰。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指出,反賣淫法是違憲的,這是因為:第一,反賣淫法是歧視女性的,它假定男性自然不會是娼妓,而且它不懲罰嫖客;第二,反賣淫法侵犯了人們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女性是自己的主人,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包括有代價地提供性便利一類的行為,均與他人無關。然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同時又認為,賣淫在道德上是墮落的,所以儘管賣淫應當非罪化,卻不應當提倡。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對賣淫的觀點引起較大爭論,反詰者提出:按照這個邏輯,人有沒有權利把自己賣為奴隸?人可不可以這樣來處置自己的身體?還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賣淫的合同是否應當像一般的商業合同那樣得到保護?在第四次世界女性大會上,有妓女在研討會上提出,她們既不要非法化,也不要求合法化,而要求像作秘書工作一樣的工作權利——作秘書並不用去領執照。 
  為了反對人們的歧視,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的妓女都舉行過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70年代末,美國成立了一些保護妓女的組織,進行保護妓女的基本人權的活動,這些組織有舊金山的「拋棄舊道德組織」(GOYOTE);紐約州的「紐約保護賣淫者組織」(PONY);夏威夷的保護賣淫者組織 (DOLPHIN);以及馬薩諸塞州賣淫者聯合會 (PUMA);西雅圖賣淫者團體 (ASP);加利福尼亞的娼妓聯合會等。(塞威特茲等,第51頁) 
  在賣淫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從社會背景上去理解賣淫現象。它認為,資產階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關係實質上就是賣淫關係——兩個賣淫合成一個貞節。這是因為,在這種婚姻關係中包含有財產關係在內,是以婚姻形式表現出來的錢與性服務的交換。按照這一邏輯,街頭的賣淫和有財產關係在內的婚姻關係之間只有形式的區別,實質是一樣的——都是用錢來交換性服務,只不過一個是短期的,一個是長期的;一個是零售,一個是批發而已。因此,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結論是,只有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以後,才有真正的婚姻自由。 
  在大多數的社會和文化價值當中,女性的榮譽總是同對丈夫的童貞 (virginity)、貞節 (chastity) 以及忠貞 (fidelity) 聯繫在一起的,可是激進女性主義卻認為,在一個男權社會中,大多數女性都進入了以女性特徵為其資本的服務行業,如保姆、服務員以及性對象。婚姻本身也是這樣的行業之一。一切形式的男女交往互動都是賣淫形式的變種,無論是給男人作妻子,當秘書,還是作女友,都會起到維護男權統治的作用。激進女性主義之區別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一點在於,它堅持認為娼妓只能是女人,不包括男人和其他形式的有報酬勞動在內。   
  五、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3)   
  上述三個女性主義流派對賣淫行為看法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從女性的利益出發,它們都不認為賣淫是犯罪。在賣淫問題上分清犯罪與道德的界線是很有必要的,既然賣淫是一個道德問題,它就不再屬於由法律來處治的範疇。由它所反映出來的是女性的地位高低,賣淫女性的道德水準和社會的道德水準問題,而不是刑事犯罪問題。 
  關於賣淫問題有一場著名的辯論,論辯雙方都是女性主義者。由於論辯雙方都採取了冷靜而關懷的態度,道理又都講得深刻,所以值得在此引證如下:反對賣淫的一方有這樣幾個理由:第一,在妓女和嫖客的關係中,性是個性的完全異化,使人變成了一架機器。第二,性和衣食住行一樣是身體的基本的自然的需要,想滿足衣食住行和性的要求並不低下,賣淫的錯誤並不在於對應當免費的事要錢,賣淫也並不比食品超市更不道德。但是,賣肉和賣「人肉」難道沒有區別?在性活動中難道沒有隱私、個性和親密感是不適合於商業目的的?我們不能否認在賣肉的人和妓女之間有很大區別。人們對前者是尊重的,卻認為後者是「不體面的」。嫖客不關心妓女的人性,只關心她的性表現,把妓女只看成是「一塊肉」而已。第三,賣淫是男性對女性的性剝削,房產主和黑社會的保護人在剝削妓女。第四,服務和工作全都是身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身體與自我意識也是不可分割的。妓女不能僅僅出賣其性服務,她也出賣其身體。第五,不應當拿性與衣食住行相比,因為沒有後者會死,沒有前者不會死。有時人有可能得不到衣食,但是性宣洩沒有可能得不到。賣淫也不同於沒有愛和感情的性關係,二者的區別不是在家吃飯和下館子吃飯的區別,而是女性的自由與屈從的區別。性關係中的重要區分在於:性關係是自願的還是強迫的。男女關係中最基本的問題不是性而是權力。賣淫是對男性作為性主人的公開承認,它將屈從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出賣。 
  不反對賣淫的一方是這樣闡述自己的立場的:我們不應當認為雙方自願的商業性交易有什麼錯誤,將愛與商業的性加以比較也毫無意義。認為賣淫和買淫關係中沒有愛是反對賣淫的愚蠢理由。因為大多數的配偶並非雙方有愛情發生的愛人。據統計,75%的嫖客是已婚男人,因此也並不能斷言說婚內的性是就好的,婚外的性(尤其是嫖妓)就是壞的。與妓女的行為無論從倫理上還是美學上,都比無感情的夫妻性行為高尚。妓女的性服務質量也不一定低於「常規」的性行為。嫖客報告的對妓女的性感覺比婚內性關係的平均水平更高。妓女和嫖客的關係也不會因為是僅就人的一種基本因素做交易而必定是不好的。妓女並沒有出賣她的身體和陰道,她出賣的只是性服務。一個有報酬地幫人清洗身體的護士與有報酬的妓女所做的事情沒有什麼區別。(Ericsson, 367-370)有一位女性主義妓女寫了一篇論述自己經驗的文章,文中寫道:我是個妓女——每一個女人的職業。她說,作為妓女要面臨搶劫、暴力、強姦,甚至謀殺,為什麼我干了12年呢?第一,以性換錢使妓女有了一種控制權,這中感覺不僅是指控制這一交易行為本身,而且是指控制她自己的身體和生活。通過與男性的討價還價,商定的價格是雙方認為最合適的,妓女並沒有賤賣自己。他對她沒有其他感覺,只是性宣洩而已,因此妓女用不著發誓忠實與任何人。第二,認為妓女出賣了身體是錯誤的,他並沒有把她帶回家,把她轉賣掉,或者把她扔進垃圾堆。妓女在行為前、行為中和行為後全都掌握著自己的身體的所有權。她最多不過是出租了身體,而不是出賣。她們是以協商好的價格提供性服務。相比之下,與男性談戀愛的女性比賣淫更容易被強迫,被強姦,還沒有報酬。妓女要了報酬,所以不是強姦。強姦不是性,是男性對女性的控制。第三,男性權力控制每個女人,以致她認為,所有的女人都和她一樣是妓女。在銀行和在飯店工作的女性都和她一樣是妓女。她出租身體作性服務,其他女人出租她們點錢和打掃房間的能力,辦公室裡的女人要用外貌取悅男人,還要被性騷擾。我現在不作妓女,在公司做職員,有一個公寓房,正在上學,有三隻貓。我仍認為我是妓女,因為我是妓女。(Minas, 364-366)聯合國文獻在1959年(「關於個人和賣淫中的交易的研究」)提出,賣淫本身不應當是非法的。(Ericsson, 367-370)根據這一精神,很少有國家將賣淫規定為非法,就連我國的刑法也並不懲罰賣淫者和買淫者,只懲罰強迫、組織、容留他人賣淫者。但是,在行政法規(國家治安管理條令)中,卻是禁止賣淫嫖娼的。一個社會不應當一方面允許賣淫,另一方面卻剝奪人賣淫的條件,這只能導致妓女遭受更多的剝削。反對對妓女的剝削並不是反對賣淫。 
  女性主義還十分關注批判賣淫和批判妓女之間的矛盾。娼妓的人權難得保證,殺害他們受到的懲罰較輕或者比較不容易受到懲罰。妓女是男權制社會所有女性群體中最孤立、最污名化的,不但被整個社會貶低詛咒,還被警察、嫖客、皮條客甚至某些女性主義者貶低詛咒。(Chancer, 168)大多數國家規範公民的性行為是通過規範女性的行為,有些強調婚前貞節,有些強調婚後忠誠,使賣淫刑事犯罪化。雖然男妓一般占賣淫業的十分之一,但是一說賣淫總是說女性。男性從賣淫業獲利,但卻制定使之非法的法律。有些女性主義者尖刻地批評這種現象,認為也許這一法律的制定與男性的獲利是相輔相成的。   
  五、關於賣淫問題的論爭(4)   
  自從我國實行改革以來,一些貧困地區的女性以賣淫為擺脫貧困的手段,在那裡出現了「笑貧不笑娼」的情況。這同樣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低下,這些女性道德水準的下降和社會道德水準的下降。這種現象同一些女性「傍大款」作太太顯然屬於同一性質的問題,都是女性將自己的性服務作為商品出售的行為,只不過前者是短期的、多次性的零售,後者是長期的、一次性的批發。如果用法律手段來制裁,只制裁前者不制裁後者是不合邏輯的;而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持後者應受到法律制裁的觀點;由此推論,對前者用法律手段制裁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前述邏輯是完備的,我們只能得出如下結論:對付賣淫行為,只能採用提高女性地位、提高女性道德水平和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的辦法,而不可採用將賣淫行為非法化、刑事化的辦法來加以解決。正如沃芬頓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私人的不道德不應當成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對象。 
  綜上所述,女性主義的賣淫對策有兩項基本原則:第一項原則是:賣淫非罪化以將傷害減到最少(拿非法化使妓女受剝削與非罪化相比,兩害相權取其輕)。 
  第二項原則是:提高女性社會地位以最終消滅賣淫。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1)   
  1、女性主義認識論 
  女性主義的認識論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有沒有可能創造出一種獨立於一般認識論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女性主義認識論是女性主義與哲學十分艱辛的結合過程的產物。目前,雖然女性主義認識論這一新概念已得到承認,但不少人仍然認為,女性主義認識論哲學家與職業哲學家不同;女性主義認識論與「正當的」認識論不同;總的看來,女性主義認識 
  論還沒有被知識理論的正式圈子所接受。 
  女性主義的認識論是對男性中心 (androcentric) 認識論的批判。其批判矛頭指向客觀性 (objectivity),理性 (rationality),倫理的中立性 (ethical neutrality) 以及價值中立 (value-free) 的神話。當女性主義者討論到理性問題時,總要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理性觀念,他把奴隸和女人視為理性不健全者,認為根本不值得對她們做出評論;他倒是曾講到過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個人,可惜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別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情化的女人。 
  女性主義認識論對理性和客觀性的批判有這樣幾個角度:首先,它認為所謂理性和客觀性的認知主體是男性中心的,所以並不是真正客觀的;其次,它認為純粹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最後,它為非理性和主觀性正名。 
  首先,關於認知主體問題。 
  女性主義指出,那些自以為獨立客觀的認知主體實際上是一個小小的特權群體——他們是一群受過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種男人;女性主義批判了他們所謂的客觀性、價值中立和普遍性,認為這些都是以男性為中心設計出來的,是根據典型的中產階級白種男性的經驗設計的;它壓抑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認知者的性別在認識論上是重要的。女性主義認識論反對後實證主義,反對以實證調查作為獲得知識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的觀點,不相信對事物普遍適用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是可以被發現和確定的;並且認為,只要這種觀點還在大行其道,就不可能有女性主義認識論的地位。她們認為,男性把自己對世界的描述混同於絕對真理,把男性的偏差隱藏在中立和客觀的表象之下。 
  女性主義認識論指出,西方哲學中所謂的理性和客觀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層階級的經驗與特點,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間的聯繫,實踐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統地排斥他者 (otherness) 的產物。女性主義主張權力的分散,她們認為,過去認知主體 (男性) 的主體地位的喪失,使他們對文化少數派感到恐懼,他們拚命反對後現代主義,為自己特權化的認知地位辯護;他們拚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種、下層階級和同性戀。女性主義認識論因此特別提出,應當將以下五種因素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群加進認識的主體中去,它們是:性別、種族、民族、階級和性傾向。女性主義認識論批評過去那些被公認的客觀的科學對女性生活和身體的描述中的許多錯誤。 
  女性主義不僅抨擊男權主義認知主體,認為他們不可能客觀;而且讚美處於邊緣地位的認知主體,認為這一地位對認知過程有利。有關在認識論中存在著特權地位與邊緣地位的理論並不是女性主義首創的。西方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將這一理論的發明權歸功於新左派,他們雖然否定了馬克思把認識的特權賦予無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作法 (只有這一個階級由於其所處地位才能認識到社會的發展規律);但他們仍然相信,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人與那些處於社會中心地位的人們相比,在認識論上更為有利,也就是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實上,不少女性主義者講到女性時,就像馬克思講到無產階級時一樣,用的是同一種敘述模式。由於女性主義認識論強調認知主體的立場,因此又被稱為立場認識論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有條件的知識和身份政治。 
  其次,關於客觀性究竟有無可能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方的認識論建立在實證主義的對事實的認知之上。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如此。經驗的世界一般被當作客觀的世界,它是由內在規律加以控制的,這一規律是自然形成的。 
  在最近的20年間,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人們對純粹的客觀性產生懷疑,並圍繞客觀性這個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其中包括究竟什麼是客觀的,什麼不是客觀的;我們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觀性;我們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觀性;我們如何得到客觀性;等等。在這一爭論中,雙方的分野是:實證論者對目的論者;客觀論者對解釋論者;現實主義者對結構主義者 (其中包括後結構主義者)。女性主義認識論對於觀察的客觀性質疑,認為人的偏見與預期會影響到觀察的結果。她們引用一個研究的結果來說明這一觀點,在這項研究裡,觀察者被要求數扁形蟲蠕動的次數。研究者讓一半觀察者預期有大量的蠕動,讓另一半觀察者預期有很少的蠕動,結果前者比後者報告蠕動的次數多一倍。這一研究結果被解釋為,你預期什麼就會觀察到什麼。(海德,第13頁) 
  社會建構理論出現之後,實證主義的觀點受到了強烈的質疑:認知並不是客觀的、無偏見的、非政治的過程。學術範式就像人類意識的其他形式一樣,是特殊世界觀的表達。在認知過程中去除人的主觀性的目標從來就沒有達到過。最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甚至認為,就連現實都是由話語創造出來的,關於現實的知識就更加是人類的創造物,知識只是關於某事的敘事和文本,甚至是某個群體的信仰。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2)   
  福柯指出,現代知識是用一套正規標準來規訓個人和群體,促使我們自我監視,以符合這些標準。我們的主體性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我們的價值觀甚至我們的自我意識都是某時某地的權力關係的產物。人類選擇這種理論還是那種理論並沒有理性的基礎。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是將客體融入主體。客觀真理並不存在。福柯的這一思想是振聾發聵的,具有雷霆萬鈞般的衝擊力、震撼力和顛覆性,因此,這一思想的影響被稱為「認識論電擊療法」。(Chafetz, 27) 
  女性主義者向傳統的男權主義認識論提出挑戰,她們在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揭示出,所謂客觀性往往不過是皇帝的新衣。她們認為,當今世界上佔據統治地位的現代認識論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啟蒙主義;自歐洲的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佔據了統治的地位,人們全都相信人性的進步和相信科學方法在發現真理方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科學對公眾關於什麼是真理、如何發現真理一直有著持久而強大的影響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於感情,客觀高於主觀,精神高於肉體。隨後,它同實證主義-實驗主義原則混合在一起,自我認定為純粹客觀和價值中立的認識論。 
  女性主義認識論提出這樣的問題:客觀性能夠得到嗎?值得去追求嗎?很多的所謂「事實」都只不過是事物的一個橫斷面,既脫離背景,也缺乏整體性。例如,性別特徵就被視為個人特徵,而沒有被視為制度化的社會實踐的產物。在心理測試或社會學的問卷調查中,調查者讓被調查者回答幾十個問題,然後就把這些回答當作「事實」來看待了。這樣的「事實」其實是實驗和調查創造出來的,並不是人類生活實踐的內在「事實」。 
  女性主義認識論批判了客觀主義認識論的五大前題:第一,方法、程序和技術被當作價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識是有範圍、分領域的;第三,存在著判斷某種知識的有效性與真實性的標準;第四,知識是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恆真理;第五,儘管知識是由個人獲得的,但它卻不是獨特的和個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人文社會科學中出現的「理性危機」是發人深省的,它具有認識論、方法論和政治的含義。它認為,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來自精神 (及純粹概念) 超越肉體的歷史特權。理性危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研究的客觀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學模式一樣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實際上是不可能獲得的:長期以來,以人類為對象的科學研究試圖產生實證主義版本的「人類科學」,典型的例子有行為心理學和統計社會學,試圖把研究對像——人性——縮小為物質對象,但並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會科學日益面臨著理性自我認知的不可能性,這是一個兩難命題——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內核;知識無法理解自身作為知識的自我發展過程;不可能在相互競爭的由不同立場產生出來的方法和範式中作出理性的選擇。 
  然而,在女性運動內部也有人懷疑「理性危機」的說法,懷疑僅憑感覺、詩、神秘的沉默就能夠取代理性。這種觀點認為,發生了危機的並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擁有的特權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統治程度。女性主義不應當從根本上否定理性,而應當反對理性的狹義的工具概念,以及過去人們加在理性問題上的性別歸屬——理性是有性別的,它是屬於男性的。 
  最後,看一看女性主義認識論是如何為非理性和主觀性正名的。 
  面對著哲學和科學中那種排斥和仇視女性的傳統,女性主義者發明出新的更適當地瞭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休謨 (Hume) 的認識論同這種新的女性主義的認識論最為接近,因為他主張將道德與美的判斷同事實與數學的判斷結合起來。 
  在西方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實證主義把知識對像劃分為兩個論域,即事實的論域與價值的論域。它認為,價值判斷是不能夠被證實的,因此是無意義的,不應當讓價值判斷來歪曲事實。它認為,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實這一論域中發現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實證主義方法不僅要適用於自然科學,還要適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這一認識論的前提是:假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同質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性主義認識論卻認為,人是社會的產物,是歷史的變量,是被權力關係塑造出來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變的本質的存在。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客觀主義的認識論是危險的,解決這種危險的辦法是把主觀性考慮進來。它在爭論中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政治導向的政治學研究能夠得出比價值中立的生物學、社會科學研究更加準確的結果?為什麼那些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夠解答其他自然和社會關係的問題?它的回答是:人的社會經驗不是性別中立的,因為它是有性別的人們的實踐。 
  女性主義的認識論的一個典型形式是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這一理論反客觀真理論之道而行,公然標榜認知的主觀性和觀察事物的立場。正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女性主義認識論也公然承認自己的女性立場。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3)   
  在一些認識論的具體問題上,女性主義也向傳統認識論提出了挑戰。例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凱勒 (Keller) 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科學界在單因性關係和交互作用這兩類對事物的解釋中特別偏愛單因論,總要為複雜的現象尋找一個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什麼在線性簡化論和互動論當中它也總是偏愛前者。(Keller, 1990)福柯的認識論同女性主義的認識論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種被壓抑的話語的感覺與女性主義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性主義者提出,女性主義應當超越福柯,要從理論上說明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人可以擁有一種非話語的感覺,這將是人的主觀性的最終勝利;她們說:我們必須緊緊抓住自己那些難以用語言加以表達的感覺。(Ramazanoglu, 94)2、女性主義方法論談到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不能不首先提到獲得許多女性主義者竭誠讚賞的一個關於女性主義研究的定義,那就是:對女性的研究;由女性來做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種與此類似的提法是:由女性來做的研究,關於女性的研究,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33) 由此觀之,女性主義方法論完全不害怕被人攻擊為不客觀、不科學,反倒對自己的傾向性直言不諱。 
  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男性可以擁有知識,女性只能擁有經驗,而經驗是低於知識的。可是女性主義的研究堅守主觀性和個人經驗的價值。有女性主義者主張:「所謂女性主義的研究絕對是並且必須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為在女權意識和女性主義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Reinharz, 3)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男人雖然可以支持女性主義,但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因為他們缺乏女性的經驗。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男人也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也可以擁有女權視角。有人甚至認為,男人研究女性會更客觀,其結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認真的對待。這就像由白人來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來研究同一題目被人認為會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來研究白人則不但不會被人認為較少偏差,而且會被視為出於「黑人視角」。按照這一邏輯,似乎「高等」的群體可以研究「低等」的群體,其結果會被視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異性戀研究同性戀。女性主義方法論認為,由「高等」人群去研究「低等」人群,由有特權的人群去研究被壓迫的人群,這種做法很容易造成被調查者的客體化、「他者化」。為了反對將被調查對像「他者化」,女性主義質疑居特權地位者對受壓迫者的研究資格。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看,早期人類學就是典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居高臨下地去研究「野蠻人」的文化,充滿了種族或民族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研究者總是傾向於「往下」研究,而不是「往上」研究,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就很少有關於上層白種女性的研究資料。 
  這種把人群分等級的研究方法肯定是錯誤的,但是如果只分內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來研究某一群體似乎的確比圈內人來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應當比後者更差,如果不會更好的話。當然他們必須首先克服對研究對象的偏見以及對研究對像不熟悉的弱點。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對它已經是非常熟悉的呢?從這個角度說,平等的觀念和態度也許是社會研究方法的唯一出路。 
  女性主義研究對方法論領域的貢獻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研究領域的拓寬;另一個是研究方法的創新。女性主義的研究開拓了如下研究領域和新方法:第一,對特殊群體的研究,例如對上層女性的研究;對農場農婦的研究;對日裔美國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南部奴隸女性的研究;對美國印地安混血兒的研究;美國社會學家芭麗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隸現象;還有人類學家研究了印地安醫師,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義者等等。第二,對特殊行為的研究,例如,對養家這一行為的研究,對改進社區環境的研究。第三,開創了研究資料的新形式,例如,關於女性的主觀社會經驗的資料;關於女性主觀自我的資料等。(Reinharz, 219)在女性主義看來,傳統的社會研究關注的僅僅是男性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關注人的物質需求(馬克思主義),性需求(心理分析),死亡焦慮(神學和世俗哲學),但是忽略生育現象,忽視對養育、人性發展、情感和親密關係的理解,忽視私領域中的日常生活。由於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劃分,社會研究將政治、經濟及其相關機制定義為比私人領域更具有社會性。從抽像結構角度論述大型社會體制的研究被視為「宏觀」的,是更重要、更有價值的;而對個人的、人際關係的、情感方面的研究被視為「微觀」的,在學術上不重要的,價值較低的。 
  女性主義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獨特之點:首先,它承認文化獨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強調深入研究異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強調處於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之間的共性;最後,它強調對研究資料作批判評價的必要性。它特別注重對女性主義研究中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對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傾向,批判那種以美國的中產階級白種女性為全世界女性的代表的傾向。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4)   
  女性主義研究的訪談方法偏愛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這是一種定質的 (quantitative) 數據收集技術。它既不同於採用參與觀察方法的民族學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於傳統的在調查者與被調查之間缺少互動的大型結構性調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注重權衡訪問熟人與訪問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國,有些少數民族 
  女性只願接受熟人的訪問,不願回答生人的問題,因為她們害怕移民局的查詢,對陌生人容易產生不信任感和敵意;相反,有的墮胎女性只願接受陌生調查者的訪問,在性問題的調查上也是這樣,在這類情況下,調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調查女性感到輕鬆,容易講出真情。 
  在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中,也存在著親近調查對象與同她們保持距離這二者之間的兩難處境問題。如果同調查對像過於親近,可能會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調查對像保持距離,又遠離了「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原則。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主張,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應避開對調查對像做出個人反應,並且認為在研究中做出個人反應是有益處的。例如,在調查訪問被虐待女性的過程中,研究者做出的個人反應完全可以成為研究的一部分。為什麼有必要對調查對像做出情感反應呢?因為研究者的情感反應有助於打被調查對像對現狀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對方的支持;此外,做出個人反應會給研究帶來整體感。她們強調這正是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特點,她們認為:「歸納的方法對於理解有機體是不合格的,無論這些有機體是蜘蛛、星魚還是女性;我們只有用一雙飽含愛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機體。」(Reinharz, 3)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在倫理方面提倡調查者幫助被調查者,這在傳統調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特點就在於,它是與社會活動相結合的。與過於強調價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義研究是有價值導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為了改善女性的狀況。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者都有這樣一個特徵,那就是,她們認為目前的社會狀況是需要改變的。 
  女性研究在傳統的研究方法之外,創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瞭解事實與行為的同時,發現被調查者的情感與主觀性。這一方法促使女性主義者們去瞭解象徵互動主義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們更加關注過程,而不太強調結構,拒絕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觀的研究,並在研究過程中使女性從單純的客體變成研究的主體。歷史上最早記錄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於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紀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會學中處於邊緣地位,這種憑主觀抽取調查對象的個人研究被主流社會學認為價值很低。 
  女性主義研究偏愛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幾種:首先,為了發展女性主義理論;第二,為了表示對他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歡用口述史的方法來記錄她們祖輩人的生活;第三,為了社會正義,為了讓人們通過這種敘述聽到那些在某一社會中被大多數人忽視的人們的聲音;第四,它有助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理解與溝通,能夠使中上層女性加強對下層女性的瞭解;最後,它能夠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義。 
  對女性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和記錄受到女性主義的高度重視,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能夠打破已有的邊界,創造出新的公眾話語。由於在過去的公眾話語中,男性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眾話語中的出現比起一般的個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有助於打破以男性話語為主的公眾話語,使兩性的話語在公眾話語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把人分為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把被調查者變成不可能對社會現象有任何提示的客體。而女性主義則主張將對被調查者的控制改變為一種密切的關係,例如請女性用自己的話語表達她們自己。女性主義方法論相信,通過對調查對象的情感支持,能夠得到更好的數據和對事實更富有意義的理解。做女性主義研究的唯一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從女性的生活經驗除非,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並且不輕易做出強有力的寬泛的理論概括。(Chafetz, 37) 
  在傳統觀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視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則被視為「軟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學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訪談方法和觀察法。女性主義者批評統計學,視之為「男權文化中所謂'硬性事實'的僵硬定義的一部分」(Reinharz, 87),並主張女性主義的研究只應採用定性方法,不應採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學家格拉漢 (D.Graham) 和勞玲 (E.Rawling) 就斷然否定任何自稱屬於女性主義研究的定量研究。她們將研究分為三類:女性主義的,性別主義的 (sexist) 和非性別主義的 (nonsexist)。「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以定性為主,一旦採用了定量的技術,女性主義研究者總會感到需要為此表示歉意;而性別主義和非性別主義的研究視角卻是以定量為主的,一旦採用了定性技術,研究者也總會為其研究將缺乏科學的嚴謹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 87)   
  六、關於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的論爭(5)   
  在社會學研究中,使用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實驗方法一向被當作檢驗假設的最佳方法,但是恰恰是這種方法,忽略了人性的複雜性,也往往會忽視被試者的性別、種族和階級特徵對實驗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定性研究相比,定量研究方法往往將複雜的思想和經驗縮減成為可度量的變量,從而犧牲掉了整體的意味和對事物整體的理解。 
  但也有人憂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們拒絕使用定量的方法,將會使她 
  們自己被迫處於這一學科的邊緣地位。據統計,美國的心理學研究目前有71%採用實驗的方法;在美國的主要社會心理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採用實驗方法的佔到78%。如果完全否定實驗方法,女性主義心理學將不可避免地處於心理學研究的邊緣地位。 
  對女性主義方法論的批評還包括: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不可能性。因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可以選擇對調查結果的報告內容,可以隨時撤出現場,可以控制對資料的最終解釋權。此外,定性研究方法往往樣本很小,同質性強,代表性差,不能代表那些工作時間固定、家務繁重和不善言辭的人。(Chafetz, 37)再有,定性研究對理論和政治運動的作用和影響往往比較小,這些都是女性主義方法論遭遇的障礙和問題。 
  因此,不少女性主義學者反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傾向,認為不應該排除量化和實驗方法。她們指出,女性主義方法論與男權主義的方法論的區別只不過在於,前者樂於承認和採納範圍更廣的方法和技術,其中包括那些並非不嚴謹只是不那麼僵硬的方法和技術。 
  總之,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不僅不標榜價值中立,而且還認為,每個人做研究時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三個方面受到價值觀的影響:如何選題;如何作這項研究;如何解釋研究結果。應當指出的是,持有這種觀點的並不僅僅是女性主義者,不少方法論專家也同意這種看法。 
  其實,女性主義首先是一種觀點,而不是方法。但是的確有一些研究方法是女性主義所看重的,它也創造了一些新的方法。在我看來,即使是由女性主義者或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創造出來的方法,也都應當以進入整個研究方法的武庫為目標。換言之,它應當努力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所謂普遍意義有兩個內涵:其一是它也可以適用於除女性研究領域之外的各種研究;其二是它可以由女性主義者之外的其他研究者普遍使用。     
  第五章 女性主義之後   
  一、進步男性運動   
  支持女性運動的進步男性運動在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時沒有出現;20世紀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之後才有了支持女性運動的男性運動。新時代自由男性運動的基本觀點是:如果男女不平等,不僅是女性受壓迫,男性更加受壓迫。所謂男性受壓迫是指,按照男權社會的規則,男性必須工作掙錢養家,承受了重大的生存和競爭的壓力;男性不能表現出內心溫柔脆弱的一面,在人格的發展上受到壓抑;由於壓迫女性,男性也喪失了在男女平等的環境中生活的經驗。 
  進步的男性運動認為:老式的性別歧視低估了女性的無權經驗,而新式的性別歧視低估了男性的無權經驗。男權運動不是反女性主義的,而是真正反對性別歧視的運動。它主張男性通過對女性主義的瞭解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包括正面的身份和反面的身份。前者不搞性別歧視,後者是歧視女性的。這一進步運動認為,目前的性別體系既有男性特權,同時又是壓迫男性的。「簡言之,男性氣質是來源於負罪感,由負罪感塑造,由負罪感來維持的。」(Nelson, et al., 114)這種壓迫導致了男性的疾病、殘疾和早夭。 
  進步男性運動因此提出重建父性的主張,鼓勵男性公開宣稱他們拒絕男性氣質的傳統規則,轉而分享溫柔的感覺,表達更慈愛、更關懷、較少競爭性和攻擊性的男性氣質。一些女性主義者是這樣理解男性運動的:「也許他需要她甚於她需要他?大男子氣概在美國奄奄一息:他們能夠敏感脆弱、溫柔多情、富有同情心;既然已經無熊可殺,他們就不必有大塊的肌肉;他們可以承認他們害怕,他們甚至會哭泣——可他們仍舊是男人。(弗裡丹,2000年,第145頁) 
  進步男性運動所倡導的新型男人、新型父親要做傳統男性不屑於做的事情,他們幫助女性購物、做飯、帶孩子,晚上孩子睡覺之前不出門娛樂。改變傳統男權社會中男性對照顧孩子的態度,分擔家長責任。 
  對於進步男性運動的支持程度有階層的差異,越是處於社會上層的人們越傾向於接受進步男性運動,而越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觀念越傳統。197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大多數來自最受壓迫的底層的男人是唯一把注意力放在「獲得成功」、掙更多的錢之上的群體。從18歲至49歲的被調查男子中,大多數人對「個人的成長」、「自我實現」、「愛」和「家庭生活」的重視要高於對掙更多的錢和「獲得成功」的重視。男性像女性一樣用一種於工作成功和個人生活滿足之間獲得更加平等的平衡方式建立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兩性關係方面,進步男性運動的參與者也可以有一種全新的觀念,即:同全無獨立性的女人在一起耗人心血;和獨立的女人有更多的樂趣。(弗裡丹,2000年,第152-183頁) 
  進步男性運動所嚮往的男性形象一反傳統男性的剽悍、粗獷,增加了溫柔和細膩。影片《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就是這樣一部關於一個男人過於可愛以致不像(傳統的)男人的故事,一反過去男性的粗獷形象。在傳統的男權社會中,同性戀恐懼症和娘娘腔恐懼症非常厲害,根本不能想像電影中會出現這種溫柔可愛型的男性形象。 
  女性運動的重要人物弗裡丹感慨地說:似乎男女在背道而馳。女人似乎是要走出家庭,在男人的工作世界中實現她們的自我;而男人似乎是要解放自己,不再用工作領域的成功來定義自己,並趨向於在家庭和其他自我實現的新領域給自己一個新的定義。(弗裡丹,2000年,第148頁)總之,女性關於「新好男人」的想法並不只是幻想。由於男性氣質既非生理決定也非道德上不可改變,新型的而非傳統的男性氣質完全有可能由社會和文化建構起來。   
  二、保守男性運動(1)   
  男性運動中的第二類是反對女性主義的保守的男性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次浪潮的立場和主張針鋒相對,新右派的立場是:讚賞家庭價值,反對墮胎,反對女性主義運動,反對非傳統家庭,反對青少年性活動,反對福利國家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其中最主要的目標是反對女性主義和同性戀。 
  到了80年代,在美國是保守的裡根政府上台,在英國是保守的撒切爾夫人執政,女性主 
  義的樂觀主義情緒退潮,回復到男女不平等的狀態。女性運動在80年代以後進入低潮,西方各國出現反女性主義回潮。法盧迪(Susan Faludi)在1991年出版《回潮》(Backlash)一書,在《紐約時報》排行榜上連續數周位居榜首,為保守的男性運動點了題。這個保守的男性運動在學術領域的表現是男性研究,在社會上的表現是男性覺悟群體的出現。 
  保守的男性運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西方社會出現了一種越來越仇視女性主義的政治文化氣氛,它將女性主義思想變成嘲笑的對象,說它是過時的(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已經結束了,女性現在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有心理問題的(歇斯底里,反應過度,沒有幽默感),或者是不正確的(不客觀的)。它直接攻擊女性主義,說它是反家庭的,無幽默感的,憤怒的,無趣的,憎恨男人的,所有的女性主義者全都是女同性戀等等。雖然在社會現實中的確有許多女同性戀者是女性主義者,也有許多女性主義者是女同性戀者,但是有些女同性戀者不是女性主義者,有些女性主義者不是女同性戀者。保守的男性運動把女性主義者與女同性戀者等同起來,只是表明它對女性主義的仇視。 
  其次,保守的男性運動力爭在現實生活中奪回女性已經爭得的權利,如合法墮胎的權利;限制女性陞遷,如「玻璃天花板」;推動以壓制女性為目標的運動,如原教旨主義;對女性施暴;將女嬰流產掉等等。在英美和歐洲國家的回潮時代,很多女性以為已經永遠獲得的權利又重新受到攻擊,比如合法墮胎的權利,離婚的權利,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權利等。 
  一時間,一種「女人回家」的思潮甚囂塵上,希望女人能夠回歸傳統女性角色。這種觀點認為,女人在公領域與男人的競爭造成了雙重的傷害:一方面她們把男人逼成了工作狂,以便能夠留住自己的好工作,如腦力勞動的職位;另一方面使男人更容易接受壞工作,如體力勞動的職位。由於控制人口的計劃生育運動的普遍展開,女人騰出了許多時間進入勞動市場,從而改變了男性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也改變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這時,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女人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男人了。女人不管怎樣都是被人所需要的,因為只有女人能生育,而男人卻沒有這種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男人也需要被別人需要的感覺。保守的男性運動因此指責女人進入社會生產勞動是「使男人失業,給女人增加負擔」。(Dench, 5) 
  第三,保守的男性運動大搞男性權利遊說活動,其男權制性質暴露無遺。男性運動的一個代表人物威特康(Roger Whitcomb)提出,要反擊女性主義運動的浪潮,維護男權制家庭,反對單親母親家庭,並且將社會的弊病全部歸咎於單身母親,抗議英國上院1991年批准的婚內強姦法案,反對「撫養兒童法案」,認為父親成了沒有權利的簽署支票的機器。他們認為,離婚時母親得到撫養權,男性支付撫養費,這是對男性的歧視。他們還提出了男性氣質和男性權力的問題,爭取由男性輔導員來輔導少年罪犯,特別是針對女性和兒童的犯罪當事人。 
  1993年底,英國的男性運動不斷在報刊上寫文章,攻擊女性主義。到了1997年,英國的男性運動變得更加有組織,他們攻擊「平等權利委員會」,反對所有的平等權利立法,主張墮胎刑事化(非法化,認定為女性謀殺),對強姦危機救助中心發起直接的攻擊。 
  保守的男性運動抱怨所謂「顛倒的性別歧視」,專指那些保護女性的法律。而實際情況是:美國男性白人在總人口中只佔39.2%,但是在福布斯財富排行榜(擁有265,000,000美元以上財產者)的人當中卻佔到82.5%,在議會中佔到77%,在州長中佔到92%,在大學終身教授中佔到70%,在日報編輯中佔到90%,在電影新聞導播中佔到77%。(Wood, 97)女性對男性不但談不上有什麼性別歧視,就連起碼的平等地位也還遠遠沒有爭取到。 
  第四,強調家庭價值,倡導回歸家庭。佈雷(Robert Bly)版本的「男性運動」具有極為強烈的本質主義傾向。保守觀點認為:男性和男性氣質從本質上不同於女性和女性氣質。它依賴生理學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希望恢復傳統的男性統治的核心家庭,讓女性重回家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發起反墮胎運動。 
  這一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於1990年春天出現的所謂「承諾運動」,該運動由比爾·麥卡尼(Bill McCartney)發起,他是一位基督教保守派人士,他在運動中大聲疾呼,號召那些主張回歸家庭價值的男人們承諾作個好丈夫,好父親,好社區成員。 
  承諾運動在1991年有4300男性參加;1993年增加至5萬人;1994年278000人;1995年727000人;1996年增至100萬人以上。運動號召男人做虔誠的基督徒;反對男性不負責任,拋棄家庭和不忠。   
  二、保守男性運動(2)   
  美國全國女性組織批評這個運動中的人是「對男尊女卑感覺良好的人,是一股危險的政治潛流」。(Nelson, et al., 509)因為承諾運動始終在強調:男性是一家之主。當夫妻達不成共識時,男人要負起責任,而所謂「負起責任」被批評為壓抑女性的聲音和權利。這些新好男人還認為同性戀是罪惡,堅決不能接受,因此他們被批評為保守政治運動,而不是一個代表著社會的健康精神的運動。 
  第五,提倡男性價值,表現形式之一是神話時代運動。以佈雷為首的這個運動倡導回歸神話時代的價值,重新去發現男性思維和感覺的深刻的神秘根源,認為這樣會重塑男性的精神、情感和智力的健康肌體,使男性變得自信、強大,在情感方面既活躍又敏感。 
  倡導男性價值的《鋼鐵約翰》一書在30周的時段名列美國出版物排行榜首。這些男性舉辦大規模的讀書活動,倡導男性與自然在一起,擺脫女性與文明,恢復他們的兄弟情誼,尋找男性的獨特感覺,擺脫工業化和女性主義的壓迫,在回歸自然的活動中,男人們集體到森林裡去擊鼓、放歌,聆聽詩歌和神話故事,接近狩獵祖先,宣洩男性想同另一男性建立深刻的精神聯繫的渴望。 
  對保守的男性運動的批評是:它不能面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狀,不願意承認性別不平等的客觀存在,其實質是希望保持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三、後女性主義(1)   
  在80年代末,西方媒體紛紛宣佈了「女性主義之死」,以及「後女性主義時期的到來」。這一宣告並沒有反映真正的現實,女性主義仍然在為爭取男女平等做鬥爭。但是,後女性主義思潮的確開始在西方國家開始登台表演。 
  概括地說,後女性主義的思潮有三個關注點:一是認為女性主義誇大了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是一種「受害者」哲學;二是認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原本就不該政治化,是女性主義人 
  為製造出來的;三是認為對於男女不平等問題不宜以對立態度提出,而應以尋求兩性和諧的態度提出來。 
  後女性主義拒絕女性主義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認為,女性主義誇大了男女不平等的問題,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從而製造了一種「受害者」哲學。好像所有的男性都是壓迫者,是強姦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壓迫者,是強姦犯罪的受害者。 
  後女性主義認為,在男性與女性之間並沒有任何利益上的真正衝突。女性只要願意就可以為自己賦權。如果她們沒有權力,那只能怪自己,雖然她們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問題,但那不是不可克服的。女性只要通過一個自願的行為就可以戰勝性剝削,那就是讚美性的快樂,不要抱怨陰莖的邪惡,其實陰莖是很奇妙的東西。男人強姦、虐待、毆打女人都是女性主義的誇張。男性所賦有的性攻擊性是一個值得讚美的生理事實。 
  80年代的「回潮」要求女性回歸傳統角色,要求母親呆在家裡,認為母親出去工作是自私的不負責任的表現,並且認為許多家庭問題都是女性到社會上就業導致的。1996年格倫特(David Gelernter)發表了《母親為什麼應當呆在家裡》一文。雖然有很多有思想的人都認為所謂「奇妙女性運動」和「完美女性運動」十分可笑,但是僅在美國就有超過40萬女性參加了此類的付費學習班,學習如何使自己具有性的吸引力,如何服從丈夫。參加此類活動的女性大多是在經濟上依賴男人的女性和支持保守價值觀的女性。 
  一位名叫斯克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的人勸告女性抵制女性主義,說女性主義會把女人變成男人,他勸女性回歸家庭角色,做男人的賢內助和持家者、家庭主婦。他說,女性主義是想給女性添麻煩,而不是幫助女性。男女不平等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女性主義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 
  後女性主義的純保守觀點在家庭問題和性別問題上有著細微的區別,它認為傳統的性別秩序毫無問題,是天然合理的秩序;而傳統的家庭卻算不上是一個文明的制度,是一種「壓迫女人並摧毀了男人對女人的關愛、做女人的可愛伴侶的能力」的制度。它要求男性對傳統家庭中的角色做出改變,要比傳統男人多一些關愛,對女人更平等一些。 
  後女性主義中也存在著不同的立場、觀點和不同的派別。自由派後女性主義致力於發現男女平衡的情況,認為男女雙方本來是平等的,但被既存的性別觀念所制約了。激進派後女性主義則把當代男性氣質視為建立在有利於男性利益和特權的權力體系之上的男權制社會的副產品。她們認為,男性氣質的特徵是仇女和對女性的暴力,是對其他男性甚至是對其自身的仇視。(Nelson, et al., 113) 
  就連女性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也開始檢討女性主義運動的失誤:「我們的失敗在於,我們在有關家庭問題方面存在盲點。它表現在我們自己極端反對那種妻子、母親角色,那種全身心地依靠男人、養育孩子、充當家庭女性的角色。這種角色曾經是並且仍然是許多女性獲得權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們實現自己的目標、自我價值並獲得經濟保障的源泉——儘管這種角色早已不再是那麼安全了。」(弗裡丹,2000年,第233頁) 
  弗裡丹甚至在90年代就說過,「我懷疑,到2000年時,菲利斯· 施拉弗萊或葛羅莉亞·斯坦尼姆、貝蒂·弗裡丹之流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有關女性平等權利的爭論將會成為令人懷舊的歷史。」(弗裡丹,2000年,第294頁) 
  總之,後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主義的立場已經過時或過於誇大,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後女性主義的第二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觀點是反對把性別問題政治化,認為這些問題不屬於政治範疇,而應當歸屬於亞里士多德理論中傳統的家務範疇。簡言之,阿倫特認為,「女性問題」根本不是適合於進入政治領域經由政治途徑加以解決的問題。 
  阿倫特拒絕基於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觀念試圖對抗的不僅是把政治空間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做法,還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別納入二元對立的硬性的身份範疇的做法。她反對把政治設想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別、種族、民族或國籍的表述。在她看來,如果一個政治團體成立的基礎是一個先驗的、共有的和穩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閉政治空間,壓制政治行動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義性,或者將其同質化。取消多元性或多義性的企圖,必然導致「廢除政治領域本身」以及「對所有他者的強行統治」,或者是「把真實的世界換成一個想像的世界,在這個想像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轉引自王逢振,第176頁)   
  三、後女性主義(2)   
  阿倫特把身體排斥在政治範疇之外,認為身體具有絕對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認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之處在於,窮人為其身體的需要所驅使,突然闖到現場。當人公開地為飢餓或貧窮的身體提出要求時,人類擁有的獨立性和主動能力便被壓抑下去了。 
  阿倫特對人的身體及其需求的評價極低,認為政治不應當建立在這樣低級的需求之上。 
  她說,至於我們是「什麼」,既無趣也無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無可稱道。私人領域的自我就像我們的內臟器官,「毫無特異之處」。生理自我的特點在於:「如果這個內部自我顯現出來,我們將是千人一面的。」(轉引自王逢振,第165頁)與單一、單義的身體不同,行動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創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倫特認為,鬥爭存在於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間。私人自我逃避風險,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領域裡勇敢甚至是鹵莽行事的行動者。日常生活的操勞的自然過程是可以預測的、重複性的和週期性的,加上家庭的專制,使人成了犧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注定,不可能享受到與公共領域的行動聯繫在一起的自由。 
  阿倫特對女性主義政治主體保持沉默,對任何聲稱「女性的經驗」或者「女性瞭解事物的方式」的單一性都非常警覺。她會批評任何一種女性主義政治,如果它的基礎是對普遍女性範疇的追求或暗示,並且掩蓋了(或禁止、懲罰或壓抑)這一範疇本身內部的差異和多元性。(以上阿倫特觀點均見王逢振,第156-177頁) 
  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羅莎·盧森堡也持有與阿倫特類似的觀點,她對女性解放運動非常反感。面對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異萬歲。她所追求的是:「拒絕會籍,面對某種平等時選擇差異。」她抵制住「難以抗拒」的女性運動的誘惑,以一己之力面對挑戰,並因此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獨特的、非同質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頁)除了拒絕在政治上使用女性這一身份之外,她同時認為自己的猶太身份也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它是一個事實,它就毫無可行動性。(王逢振,第2頁) 
  中國也有些人持有與上述觀點相似的反對性別政治的後女性主義觀點。中國的一些男性學者主張普適性人文主義,反對「性別化判斷」。他們認為,性別問題是文化界的「性別分子」製造出來的。性別差異或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本來並不存在,是性別差異的提法本身造成了問題,而人類的發展最終會消滅性別的差異。盡量少從性別差異判斷事物是女性解決她們自己的問題和性關係問題的唯一途徑。(Jaggar, et al., 116)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性別盲點。對於社會中存在了幾千年、現在雖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兩性不平等現象採取了一種視而不見、有意忽略的態度。 
  後女性主義的第三種觀點是用求和諧而不是鬥爭的方式來解決男女不平等問題。 
  持有這一觀點的人主張,女人必須學會在強姦的威脅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擊性的和強有力的。女人只能學會去適應它,而不要企圖改變它或假裝自己是更優越的。 
  他們說,如果你被強姦,那也沒辦法,這是自由的代價。我們不能約束男人的性,男人的性具有不可控制的一面,而這正是它使性變得有趣的一部分。的確,它有時會導致強姦。但是女性主義所要求的是給男人去勢。(Dunphy, 125) 
  後女性主義者帕格裡亞(Camille Paglia)說:男性氣質的精力和天才、男性的性衝動創造了文明。「如果把文明交到女人手上,我們現在還住在小草棚裡呢!」(Dunphy, 124)她還說,沒有必要為男人去勢,因為女人也可以有「蛋」,女人像男人一樣能操人。有趣的是,正當艾滋病使一些男同性戀者放棄插入式性交之時,一些後女性主義者剛好開始讚美性的插入。一位後女性主義女同性戀喜劇演員說:並不是我不喜歡我心中的陰莖,我只是不喜歡像男人那樣呆在陰莖的尾端。(Dunphy, 125)這種思想的潛台詞是:放棄烏托邦,接受你的命運,通過用男人的規則與男人競爭來解放自己。 
  後女性主義者羅芙(Katie Roiphe)批評女性主義發明的「約會強姦」(date rape)一詞,以及此前女性主義力爭列入強姦法律的婚內強姦,說它只不過是一個神話,除非女性將自己定義為受害者,受害是不會發生的。這就又回到了20年前,那時的社會和法律一般只承認陌生人強姦,婚內、親屬內或親密關係內的強姦是根本不被承認的。女性主義因此批評帕格裡亞「基本上是一位非常保守的50年代的弗洛伊德主義者」,說她拒絕接受30年來的所有發展和變化。(Dunphy, 126) 
  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大多數18至24歲的女性雖然認同女性主義爭取男女平等的目標,但是並不喜歡女性主義,往往還會憎恨女性主義這個詞,認為它意味著憤怒、好鬥精神和女同性戀;認為它意味著必須拒絕「正常女性」的性、母性、養育性、熱情和非攻擊性。她們雖然承認女性主義運動提高了女性地位,但是一般人都認為女性主義者是粗糙的,富於攻擊性的,缺少個人魅力的,充滿仇恨的,「害怕做女人」的。(Nadeau, 6)   
  三、後女性主義(3)   
  正如一位英國女性主義者所抱怨的那樣:「許多女性似乎都抱著同樣的態度——『我不是女性主義者』——這種說法真讓人厭煩。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有什麼不妥的嗎?這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正確的一件事。這是最好的一個傳統。女性主義者是讓人欽佩的。她們維護自己性別的利益,與不公平和不公正做鬥爭,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而奮鬥。(史蒂布,第107頁)後女性主義認為女權運動有很多錯誤的做法。其中包括:精神控制,充當思想警察;信念的不合理、不適當;性變態,性無能,女性男性化;浪費研究經費;從政治上顛覆了關鍵的社會制度;加深了兩性之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兩性之間的仇恨原本不存在,是人為製造出來的等等。(Nelson, et al., 501)有些後女性主義者仍自認為是女性運動中人,她們書寫自身作為女人的經歷。然而她們提出了「寧折不彎」的口號,聲稱要做個自由思想者,要擺脫女性主義的思想控制,認為女性主義是「極端的,自我中心的,令人難以忍耐的」。 
  在中國,由於有陰陽和合的傳統文化背景,反對性別對立、主張性別和諧的觀點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這種觀點主張,承認女性的特殊性和性別差異,重建自然平衡,反對將性別差異建立在勞動分工上面。兩性的勞動分工越細,相互依賴性越強,兩性就越趨向於和諧。兩性雖然具有生理上的區別,但關係是和諧互補的。(Jaggar, et al., 116)這種觀點認為,應當考慮陰陽和諧的傳統文化是否有價值;是否有可能建立現代版本的合作與團結;應當注意新儒家對儒家學說的女性主義解釋。(Jaggar, et al., 117)林春提出,在中國,女性主義一方面要面對西方思想(東方主義?),一方面要面對中國傳統(封建落後?)。這就涉及了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矛盾。(Jaggar, et al., 108-117)這是我所見到的對中國女性主義處境最深刻的論述和提問。 
  女性主義是西方的思想,它是從西方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的文化背景、國情、歷史與西方都有不同。性別問題在西方和在中國的表現形式肯定會有不同,在社會心理中的位置也肯定會有不同,因此,正確處理兩性關係的方法也應當有所不同。如果一味照搬西方女性主義的思維邏輯,就可能犯東方主義的錯誤;而如果一味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又有可能犯排斥現代化的錯誤。其實,這個矛盾在我看來也不難解決。我們可以一方面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想和作法,另一方面認真分析中國文化背景下性別問題的中國式表現形式,用中國式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性別問題。好在雙方的目標是明確而一致的,那就是爭取男女平等。 
  沃爾芙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是整個世界。」(轉引自Braidotti, 253)在性別屬性與民族屬性中,沃爾芙選擇了性別屬性,她是在強調,女性由於其性別所遭受的壓迫是跨越國界、跨越文化、跨越階級的。男權制的統治是跨越國界的,而女性的受壓抑也是跨越國界的。因此,作為女性,我們沒有國家,我們的國家是整個世界。她的說法沒有錯。我們全都生活在嚴重程度不同的男權制社會當中。當然,我們各自的男權制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我們不應當忽略了它們表現形式的差異。但是,全世界女性的處境肯定有一個共性,那就是男女不平等,男尊女卑。我們應當尊重彼此的差異,處境的差異,問題重心的差異,應對方法的差異,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爭取男女平等。   
  四、新女性主義   
  在女性主義之後,在新的世紀,一種新女性主義悄然登場。新女性主義的最主要特徵就是非常務實,不擅理論,幾乎是非意識形態的。它只是就問題說問題,並不去涉及總體規劃和前景。它只講策略,不講戰略;只講具體,不講抽像;只講個人快樂,不講群體利益;只講妥協合作,不講鬥爭;只講實際,不講理論。如果一定要追究其理論背景,也許可以勉強追溯到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說、反對宏大敘事以及倡導局部理論的思潮。 
  以新女性主義者沃特(Natasha Walter)為例,她根本不提男權制和男性權力的理論,非常實際。她的女性主義歡迎女性也歡迎男性,歡迎保守派也歡迎左派社會主義者。她將政治與個人分開,害怕爭取政治平等要以個人的快樂為代價。她擔心在否定了消費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之後,女性主義會走向清教主義和對性的否定。她提出的五點行動計劃是:第一,工作世界的革命化;第二,創建全國育兒網絡;第三,鼓勵年輕男性分擔家務;第四,援助貧困女性;第五,援助面臨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Dunphy, 129) 
  新女性主義接受家庭和異性戀,擁護權力。她們說:「你可以得到一切,但你不可以在同一時間得到一切。」它倡導女性要搞好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像過去的女性主義那樣常常有意無意地把工作與家庭對立起來。 
  曾任全美女性組織領袖的弗裡丹將當初女性走出家庭的主張定位於「第一階段」,提出了新女性主義的「第二階段」學說。她指出:女性在第一階段外出工作(她稱之為找回黑夜);在第二階段,女性須與男人一起找回白晝:堅決要求重新獲得對曾被稱為女性領域的家庭、孩子的人性支配;在工作、工會、公司、職業中加入男人的行列,獲得對工作的新的人性的支配。(弗裡丹,2000年,第299頁) 
  弗裡丹將女性主義的發展圖景描繪為走出家庭和回歸家庭這樣兩個階段。她說,現代美國女性主義的第一階段,家務勞動和住房僅僅被看成某種女性主義者想要從中解脫出來的東西。第二階段應該聚焦於家庭內部及寬泛的、實際上應該說是家庭概念之內的家政革命。(弗裡丹,2000年,第335頁) 
  著名女性主義科學家凱勒(Keller)也批評女性主義事事都要講究政治正確性的作法,批評「衝突倫理」。她主張,不要總是要求人們「選對陣營」,而要注意到人們的差異。她認為,「我們不應當總是劃分正確與錯誤。在我看來,這種劃分是幻象多於真實,對於完成政治或學術的任務毫無補益。」(轉引自Hopkins, 301-302) 
  在新時期,女性主義應當怎麼辦?應當做什麼來改變現狀?新女性主義提出來要做的事情包括下列內容: 
  ——揭露神話:神話之一是世界的男權制秩序一直如此,永遠如此。反駁是:男權制有幾千年歷史,但在它之前有90%的歷史是男女平等的歷史。神話之二是任何改革的努力注定無效,男權制是如此巨大而強有力的,誰的力量也影響不了它。反駁是: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個人力量雖然有限,但靠集體力量完全有可能改變現狀。 
  ——做出打破制度中性別不平等的努力,包括正確性別平等機會立法;只有立法還不夠,還要開展積極的包括具體定額與具體目標的活動;增加對性別問題敏感度。 
  ——探索其他同樣被歧視的族群或個人的經驗,比較它與女性處境的異同。例如比較反猶與憎女這兩種情況。 
  ——平行思考,把強勢者擺在弱勢地位。例如嘗試說「四海之內皆姐妹」、「張瑪麗先生」、「我們天上的母」之類的話語。(斯坦能,第115頁) 
  ——承認男權制的存在,關注男權制的問題,並且做點事來改變它:發出自己的聲音,寫信,發言。鼓勵女性寫作,為女性寫作,寫作女性的生存狀態和所思所想。 
  ——爭取輿論的支持:對那些在公眾場所遇到的含有性別歧視內容的笑話說:我不認為這個有什麼可笑。 
  ——敢於使人感到不舒服,敢於發問:為什麼所有的領導都是男人? 
  ——公開選擇製造另一種途徑:要求男人分擔家務。 
  ——改變男權制的價值觀和男性特權。 
  ——支持男女同性戀者。 
  ——反對種族主義。 
  ——不怕做小事。 
  ——與其他弱勢群體共同工作。 
  ——不遵守他人的標準。(Johnson, 251) 
  中國的女性主義在全世界女性主義思想陣營中大約也應當被視為一種新女性主義。它的基本目標是爭取男女平等的最終實現。 
  從短期目標看,就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比如在我們的社會中比較差的女性參政問題;行政管理人員中女性偏少的問題;女童失學問題;大學女生比例偏低問題;女性就業機會偏低的問題;女性下崗失業比例偏高的問題;女性勞動報酬偏低的問題;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所反映出來的流產女嬰、殺害女嬰、遺棄女嬰問題;女童營養較差的問題;婚後男居制所帶來的男女不平等問題;男性不分擔家務勞動和女性工作家務雙重負擔問題;社會觀念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問題;各類傳媒中男權制思想殘餘問題等等。 
  從長期目標看,應當從爭取兩性的和諧發展,到性別界限的模糊化,最終使性別作為一個社會分層因素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使所有的個人都能使他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從而不僅實現男女兩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實現所有個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個性的差異,沒有一個人會因為自己的性別感到任何一點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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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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