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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中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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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全面小康什麼樣

  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標誌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家統計局會同國家計委和農業部共同制定出了《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全國農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和《全國城鎮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三套小康標準。此後,這些標準成為衡量全國人民跨入小康的基本條件。從標準規定的五個方面看,我國當前經濟水平和精神生活已達到小康標準,物質生活、人口素質和生活環境實現程度分別為94.6%、88.4%和91.5%。具體體現為:城鄉居民的收入日益提高。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農村居民的年人均純收入2476元。

  按《全國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指標測算,到1999年我國總體已走完溫飽階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900美元,2002年年底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100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則突破了1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我國進入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十幾年前,一家三代擠在一間房子裡並不罕見,如今,我國城鎮人均住宅建築面積超過10平方米,農村達到25平方米。

  從1998年開始,我國個人購車已佔銷售量的50%以上。目前,城市居民中每萬人擁有轎車已達100多輛;假日旅遊也正成為中國人新的消費熱點。2002年我國國內旅遊人數達到了87782萬人次。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公民出境人數只有300萬人次,到2002年,已經達到1660萬人次。

  通信業發展異常迅猛。截至2002年底,我國固定電話用戶數已突破2億戶,達到21442萬戶;手機的用戶數也超過2億戶,達到20662萬戶,均居世界首位。我國網民人數早已超過6000萬戶,名列世界第二。

  教育水平進一步提高。到2002年底,全國已有一半以上的縣市區達到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1%,小學和初中升學率分別為94.4%和50%。1999年底成人識字率達87.6%,超過85%的小康標準值。到2000年底,全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重為4.7%。

  文化事業不斷發展。2002年底,我國文化館達到2847個,公共圖書館2689個,博物館1451個。2002年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3.2%,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4.5%。

  環境生態保護有所改善。2002年全國自然保護區總數由1995年的793個擴大到1757個;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也由1995年的7172萬公頃發展到13295萬公頃;全國國家級生態示範區數達82個。可喜的是,1999年我國森林覆蓋率已達到16.55%,首次超過15%的小康標準。

  衛生事業穩步發展。2002年末全國共有衛生機構29萬個,其中醫院、衛生院6.5萬個;病床床位321萬張,其中醫院、衛生院220萬張;衛生技術人員444萬人,其中醫生211萬人,護師、護士130萬人。全國共有衛生防疫、防治機構5687個,衛生技術人員22萬人;婦幼保健院、所、站3047個,衛生技術人員14萬人。農村鄉(鎮)共有衛生院4.8萬個,床位75萬張,衛生技術人員103萬人,已有89.8%的村擁有醫療點,鄉村醫生和衛生員129萬人。國民平均壽命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1990年的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至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十年提高2.85歲,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歲,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高7歲。

  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加強。2002年末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4731萬人。其中,職工11128萬人,離退休人員3603萬人,離退休人員實行社會化管理人數達到1434萬人。全國參加失業保險人數為10182萬人,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為440萬人,比上年增加127萬人。全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9400萬人,增加1770萬人。全國共有2054萬城鎮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濟。社會福利事業持續發展。年末全國各類收養性社會福利單位床位119萬張,收養各類人員89萬人。城鎮建立各種社區服務設施19萬個,其中綜合性社區服務中心8820個。全年銷售社會福利彩票170億元,籌集社會福利資金近60億元,直接接收社會捐贈款12億元。

  另外,在農村,到2000年底,全國有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00萬村民獲得最低生活保障救濟,發放保障金7.3億元。

  以上各類數據和指標表明,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

  全面小康的主要內涵

  什麼是「全面的小康」?人們可以用「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再翻兩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000美元」等指標來說明,也可以用平均工資水平、人均住房面積以及家庭機動車擁有量等指標來描述。但僅有這些量化指標還不充分,聯繫十六大報告的基本精神,就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方面來說,「全面小康」的內涵還應當包含以下方面內容。

  1.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將更多表現為發展需要的滿足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脫貧攻堅戰」以來,我國已經在總體上實現了小康社會。但這個階段的「小康」是以溫飽為主要參照物,以「衣食有餘」為基本體現的。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以生理意義上的需求,也就是生存需要得到越來越高程度的滿足為特點的。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人們在吃、穿、用、住等方面的物質消費狀況,在量和質上都普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僅以城鎮住房為例,我國2001年末時城鎮居民人均居住(使用)面積為15.5平方米,比1980年時的5.0平方米增長了兩倍半還多!要知道,同期我國的城鎮人口從1.91億人增長到了4.81億人,增長了一倍半還多!但人畢竟不只有生存的需要,還有發展需要。全面的小康,就應當是人的發展需要不斷得到更高程度滿足的小康。人的發展需要不僅包括生理意義上的需求延伸,如健康、休閒等,而且包括社會意義上的需要,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會競爭技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等。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所揭示的就是「全面小康」這一內涵。

  2.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將更多表現為私人資產的加速累積

  在過去20餘年中,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富裕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上。

  2002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元。而在1980年、1990年和1995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478元和191元、1510元和686元、4283元和1577元。我國目前的城鄉居民收入水平與1980年相比,即使扣除物價因素,增長幅度也在300%以上。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們目前的小康水平是指從社會整體看,人們的收入水平已經能夠保證人們溫飽有餘。

  符合規律的是,當人們的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私人財富就會不斷實現累積。通俗說,就是人們的「家底」會變得越來越厚實。在過去一些年中,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不斷超過收入增長速度,反映的就是這種私人財富的變動趨勢。從國際經驗看,在社會收入增長的過程中,不但一部分收入會沉澱下來實現為私人的存量財富,而且當這種累積達到一定量時,其構成還會出現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早期的私人財富以金融資產為主,以後不動產的比重不斷增加;二是早期以滿足遠期消費的儲蓄為主,以後為獲取更多收益的投資部分會不斷增加。

  事實上,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和股市、債市的不斷擴張中,我國社會已經明顯出現了私人財富資本化的趨勢。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過程中的「私人財富的資本化」並非僅僅是發展私營經濟、產生更多私人老闆,更重要的是要讓社會大多數人都成為「有產者」,要讓普通老百姓都能有機會分享投資收益。十六大報告中不僅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發展目標,而且明確提出「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提出「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後的標準」,提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些重要認識,並非僅僅是要證明一個少數群體利益的合理性,而是要證明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利益的合理性。在今後二十年左右的週期內,我國人民的富裕程度將更多表現為私人資產的累積規模而不僅是收入水平。

  3.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種風險將獲得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任何意義上,小康生活都和安居樂業的狀態密切聯繫。而「安居樂業」不僅和富裕相聯繫,而且和安全密切聯繫。在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在經濟生活中面臨的各種風險會明顯加大。一方面,由於社會的各種資源成本上升,天災、疾病等自然屬性的風險單靠個人的力量已經無法承受;另一方面,失業、養老等社會屬性的風險也需要依靠社會化的方式才能抵禦。收入、財產、保障和環境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國民福利的基本組成部分。全面的小康社會,一定是一個依靠社會化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來抵禦各種風險的社會。社會化、制度化的保障體系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

  社會保障體系是發達國家在其200餘年的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始終未能解決好的一個重大社會難題。迄今美國仍有15%的人口享受不到醫療保險,歐洲的「高福利」社保體系早已騎虎難下,日本養老保險的負擔是其目前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現在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真正為市場經濟體系最終回答這項制度挑戰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中國人頭上。

  社保體系不僅是一項用社會化的統籌方式抵禦各種風險的系統工程,而且是實施財富再分配、貫徹社會公平原則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保體系是一項最重要的「公共產品」,是政府彌補市場機制缺陷時最基本的戰略與政策輸入點。全面的小康社會不僅要讓人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困有所靠、難有所幫」,而且要實現城鄉之間經濟關係的充分協調、政府與市場之間關係的充分協調、效率與公平之間關係的充分協調。實現這些協調,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於社保體系的完善。在一定意義上說,完善社會體系將是我們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面臨的一項最大的制度創新任務。

  當然,我們所要建立和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從目前看,有限的社保資源將重點配置在四個方面:一是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二是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四是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在上述目標實現之後,我國的社保體系也仍然是以「有限標準、廣泛覆蓋」為基本特徵的。對此,我們需要保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4.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得到更大程度的調整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工業化真正起步的時間還不長。由此造成目前國民經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等諸多方面的明顯不平衡。

  2002年,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4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超過了3000美元,而西部九省區的平均水平還不到600美元。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為5309元,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還僅為1741元。正如十六大報告指出的,我們「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全面小康的建設過程就是一個使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得到更大程度調整的過程。黨的十六大報告對調整和縮小發展不平衡差距的努力規定得相當具體,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向縱深發展,要「爭取十年內取得突破性進展」;二是促進農村富裕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使「城鎮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三是把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來抓;四是救助弱勢、困難群體,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以此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使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全面小康」是和「共同富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縮小發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說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內涵之一。但應當強調的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還不可能消除這種差距。不平衡仍將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不可避免的現象。如同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一方面,我們要「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但另一方面,在未來二十年左右的週期內,我們所能做到,仍只是使「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得到扭轉」。

  5.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與自然界之間關係更加協調

  全面小康社會一定是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界之間關係協調的社會,惠及子孫後代和長遠發展的社會。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具體體現之一,就是要充分實現經濟、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和諧相處。

  我國新的經濟發展仍處於高資源指向性的工業化階段。資源利用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在我國格外尖銳。以能源為例。我國的資源稟賦並不豐饒,而且資源的品位不高。在我國的一次能源中70%以上只能靠低熱值、高運輸成本和高污染的煤;我國的水能資源大都蘊藏於開採、利用成本極高的西部與西南地區。在我國的一次能源構成中,液體、氣體能源資源嚴重短缺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可持續發展不僅涉及資源,而且涉及環境。從歷史上看,如果說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始端於工業文明的出現,那麼在我國,人類活動對可持續性發展條件的破壞早在農業文明推進過程中就已經大規模開始。在特定生產力條件下,超過土地承載力的人口繁衍造就了幾千年來對土地、對環境的反覆過度索取,造成了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造成了對長江中下游眾多河流、湖泊水系的不斷圍墾,造成了長江中上游地區人口超高密度聚集和林木資源不斷消失,造成了西北地區沙化侵襲的普遍存在。

  可以說,我們要還的環境「債」可遷延上溯的時間要比世界上其他國家長得多。從現實看,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一般保持同步。但在我國,城市化進程長期滯後於工業化,建國後的前三十餘年,工業生產力主要向少數超大型城市聚集;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餘年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政策又造成了大量鄉村工業的遍地開花。城市化進程緩慢和城市結構的嚴重不合理使我國克服工業文明負面影響的難度要比其他工業化國家大得多。大城市工業治理和分佈極廣的鄉村環境治理,是我們面臨的重點,是難度最大的兩頭。

  保護資源,改善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迫切之需。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保護環境和保護資源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必須「把可持續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因為「全面小康」之路應當是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發展之路。

  全面小康社會的十項基本標準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各方面。我國有關部門參照國際上常用的衡量現代化的指標體系,考慮我國國情,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標準包括了以下十個方面:

  一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根本標誌。200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854美元。按照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發展速度測算,到202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3000美元,達到當時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萬元(2000年不變價,下同)。過去二十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3倍。預計今後二十年,我國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持過去二十年的增長勢頭,到2020年達到18840元,可以稍微超過小康指標。

  三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8000元。過去二十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了3.5倍,其中近十年增長了1.6倍,到2000年為2253元。可以預計,今後二十年,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農民收入有可能增長3.2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達到7210元,基本實現小康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縮小。

  四是恩格爾係數低於40%。近十年,城鎮居民消費的恩格爾係數下降了15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消費正處於新的升級過程。2000年,全國恩格爾係數為46%。預計到2010年下降到40%,2020年前後下降到35%左右。

  五是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0平方米。近十年每人年均增加0.5平方米,2000年達到19平方米。預計2020年可以超過30平方米。

  六是城鎮化率達到50%。我國近十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2000年為36.2%。今後二十年,我國將堅持城鎮化戰略,工業化也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城鎮化率每年可以提高1個百分點,到2020年達到56%。

  七是居民家庭計算機普及率20%。2000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計算機普及率約為4.2%左右,其中城鎮居民家庭計算機普及率為9.7%。這幾年,計算機普及率呈現加快提高的趨勢,到2020年可以基本實現計算機普及率20%的目標。

  八是大學入學率20%。目前,我國大學入學率為11%。隨著科教興國戰略力度的加大,社會力量參與辦學,我國大學入學率到2005年可以達到15%,到2020年有可能超過20%,達到25%。

  九是每千人醫生數2.8人。到2000年,我國達到每千人醫生數為2人,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預計每千人超過3人。

  十是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2001年,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達到71.6%,預計到2010年就可以達到小康水平的95%。

  在以上內容裡,對於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沒有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所以只能作為一個基本標準。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命題。這個命題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小康的一系列論述,總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借用了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所熟悉的「小康」概念,又賦予嶄新的含義,使其成為一個與現代化緊密聯繫、內容豐富、衡量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的科學概念。這既便於人民群眾形象生動地接受和理解,又有利於發揮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團結人民群眾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共同奮鬥。

  「總體小康」離「全面小康」有多遠

  1991年國家統計局等12個部門提出全國人民生活小康水平標準,包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恩格爾係數、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十餘項指標。據國家統計局介紹,到2000年,以上指標中,除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蛋白質攝入量、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的三項指標外,其他各項指標均完成或者超額完成。國家統計局用綜合評分方法進行測算,2000年為96%,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總體上的小康是一個低標準的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一個較高標準的小康。2000年底,我國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屬於中下等收入國家的水平。而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3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小康水平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過程,總體上的小康只能說是剛剛跨過小康的門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寬裕。

  總體上的小康是一個偏重於物質消費的小康。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注重物質生活提高外,還特別注意人們的精神生活,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等方面,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追求的是物質、政治、精神和生態文明的共同發展。單就消費而言,人們可以衣食無憂,把更多的時間和金錢花費到精神消費和享受消費上來。

  總體上的小康是一個發展不均衡的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縮小地區、城鄉、各階層的差距。到2000年,我國尚有3000多萬人溫飽還沒有完全解決。城鎮也有一批人口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口雖然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但尚未達到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加快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發展,體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原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惠及十幾億人口,所有現在沒有達到小康水平的,都要努力爭取盡快達到。就消除城鄉差距而言,二十年後基本實現工業化,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將從目前的50%降低到30%。

  從生活水平總體上的小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是繼續消除局部貧困的階段,是逐步提高小康水平和富裕程度的階段,是由片面發展逐步轉向全面發展的階段。它所指向的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解讀中國可持續發展行動綱要

  關於成就與問題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後,我國政府率先組織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作為指導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開始了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進程。為了全面推動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明確21世紀初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目標、基本原則、重點領域及保障措施,保證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步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在總結以往成就和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新的形勢和可持續發展的新要求,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會同科技部、外交部、教育部、民政部等有關部門制定了《中國21世紀初可持續發展行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綱要總結了10年來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成就與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與原則,規定了可持續發展的重點領域,提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保障措施,是進一步推進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政策文件。

  《綱要》指出:經過10年的努力,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經濟發展方面。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0萬億元,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和世界第六大貿易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經濟結構逐步優化。

  在社會發展方面。人口增長過快的勢頭得到遏制,科技教育事業取得積極進展,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消除貧困、防災減災、醫療衛生、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

  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方面。國家用於生態建設、環境治理的投入明顯增加,能源消費結構逐步優化,重點江河水域的水污染綜合治理得到加強,大氣污染防治有所突破,資源綜合利用水平明顯提高,通過開展退耕還林、還湖、還草工作,生態環境的恢復與重建取得成效。

  在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方面。各地區、各部門已將可持續發展戰略納入了各級各類規劃和計劃之中,全民可持續發展意識有了明顯提高,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相繼出台並正在得到不斷完善和落實。

  但是,《綱要》同時指出:我國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仍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

  首先,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經濟快速增長與資源大量消耗、生態破壞之間的矛盾,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社會發展相對滯後之間的矛盾,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眾多與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一些現行政策和法規與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等。

  其次,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人口綜合素質不高,人口老齡化加快,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城鄉就業壓力大,經濟結構不盡合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不完善,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比重仍然很低,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國民經濟信息化程度依然很低,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中的浪費現象突出,環境污染仍較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立法與實施還存在不足。

  《綱要》進一步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與共同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行動步伐有所加快。我國應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契機,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進一步發揮政府在組織、協調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正確處理好經濟全球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抓住200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成功召開的契機,進一步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保障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指導思想、目標與原則

  1.指導思想

  《綱要》指出了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是:堅持以人為本,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主線,以經濟發展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為根本出發點,以科技和體制創新為突破口,堅持不懈地全面推進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協調,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2.發展目標

  《綱要》提出了我國21世紀初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顯著成效,人口總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明顯改善,資源利用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一是通過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完成從「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減輕資源環境壓力,改變區域發展不平衡,縮小城鄉差別。

  二是繼續大力推進扶貧開發,進一步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態環境,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落後狀況,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鞏固扶貧成果,盡快使尚未脫貧的農村人口解決溫飽問題,並逐步過上小康生活。

  三是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全面提高人口素質,建立完善的優生優育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實現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社會就業比較充分;公共服務水平大幅度提高;防災減災能力全面提高,災害損失明顯降低。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建立健全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到2010年,全國人口數量控制在14億以內,年平均自然增長率控制在9□以內。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進一步提高,初中階段毛入學率超過9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0%左右,青壯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

  四是合理開發和集約高效利用資源,不斷提高資源承載能力,建成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保障體系和重要資源戰略儲備安全體系。

  五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基本遏制生態惡化的趨勢,重點地區的生態功能和生物多樣性得到基本恢復,農田污染狀況得到根本改善。到2010年,森林覆蓋率達到20.3%,治理「三化」(退化、沙化、鹼化)草地3300萬公頃,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積5000萬公頃,二氧化硫、工業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比前五年下降10%,城市污水處理率達到60%以上。

  六是形成健全的可持續發展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可持續發展的信息共享和決策咨詢服務體系;全面提高政府的科學決策和綜合協調能力;大幅度提高社會公眾參與可持續發展的程度;參與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領域合作的能力明顯提高。

  3.基本原則

  《綱要》指出了21世紀初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基本原則:

  一是持續發展,重視協調的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重視解決人口、資源和環境問題,堅持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是科教興國,不斷創新的原則。充分發揮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和教育的先導性、全局性和基礎性作用,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大力發展各類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科教興國戰略的緊密結合。

  三是政府調控,市場調節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四方面的積極性,政府要加大投入,強化監管,發揮主導作用,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公共服務,充分運用市場機制,調動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可持續發展。

  四是積極參與,廣泛合作的原則。加強對外開放與國際合作,參與經濟全球化,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更大空間範圍內推進可持續發展。

  五是重點突破,全面推進的原則。統籌規劃,突出重點,分步實施;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選擇重點領域和重點區域,進行突破,在此基礎上,全面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六個重點領域

  《綱要》所指出的我國21世紀初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點領域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經濟發展

  按照「在發展中調整,在調整中發展」的動態調整原則,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城鄉結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全方位逐步推進國民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初步形成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可持續發展國民經濟體系。

  (1)產業結構調整。

  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提高土地和水資源的利用率,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調整種植業、養殖業內部結構,優化農業生產區域佈局,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鄉鎮企業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對工業進行改組改造和結構優化升級,減少產業發展對資源環境造成的壓力,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有重點地改造一批骨幹企業和發展一批高技術工程。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供給能力和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生活質量日益增長的需要,發展以住宅為重點的房地產業,加強旅遊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優化配置和充實社區服務設施,壯大社區服務業,改造提升傳統流通業、運輸業和郵政服務業;發展信息產業,實施信息化戰略,推進政務、金融、外貿、廣播電視、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信息化進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以大江大河治理為重點的防洪工程建設,加快南水北調等水資源宏觀配置工程,加快重點公路國道主幹網建設,建設改造主要鐵路通道。

  (2)區域發展與消除貧困。

  調整區域結構,減緩區域發展不平衡,通過扶貧和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西部地區的水利、交通、能源、通信、廣播電視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特色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逐步消除絕對貧困和減少相對貧困,繼續實行開髮式扶貧,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採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綜合配套的扶貧措施,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醫療衛生等基本條件;積極穩妥地開展生態移民,減輕生態惡化地區的壓力,促進生態保護和恢復。

  (3)城鎮化與小城鎮建設。

  加強城鎮體系規劃,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適時、科學、穩妥地調整城鎮行政區劃設置,構建適應我國城鎮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框架、政策框架和規劃體系,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進程,完善城鎮社會經濟綜合發展規劃,分類指導不同類型的城鎮發展。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資金等要素市場,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步伐。把引導農村中小企業合理集聚、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等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以繁榮小城鎮經濟,提高小城鎮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加強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鎮的就業容量,健全城鎮居住、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等功能;加強城市社區管理,建設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加強城鎮綜合治理,改善城鎮環境,形成各具特色的城鎮風格,全面提高城鎮管理水平。

  (4)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

  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進口商品管理,擴大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限制和禁止影響人類健康、安全、破壞環境的商品和技術進出口;逐步提高進出口商品的環境質量標準,建立健全保護人類健康、動植物健康和環境的管理體制;大力發展國際經貿,吸引外資投向我國鼓勵發展的領域和地區,鼓勵有實力的國內企業向海外發展;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將傳統的資源密集型產業調整為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相結合的產業;積極參與多邊貿易、環境等規則制定,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反對利用環境、人權等問題製造新的貿易壁壘,切實保障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2.社會發展

  建立完善的人口綜合管理與優生優育體系,穩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總量,提高人口素質。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醫療衛生體系、勞動就業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健全災害監測預報、應急救助體系,全面提高防災減災能力。

  (1)加強人口綜合管理。

  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穩定現行生育政策,加快我國有關人口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切實加強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農村抓村組,城市抓社區,落實企事業單位計劃生育法人責任制,加強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網絡建設,提高幹部隊伍管理和服務水平;加強社會主義新型生育觀念和生育文化宣傳教育,加強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建設,加強與計劃生育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採取多種綜合措施,鼓勵家庭實行計劃生育,加強計劃生育人群權益保護;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綜合管理;高質量、高水平地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搞好學前教育,在城市和發達地區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加強高等教育,發展繼續教育,提高人口素質。

  (2)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獨立於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範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穩步推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並軌,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努力擴大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穩步推進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加強和完善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救濟制度,加快社會福利特別是社區老年福利事業的發展;在有條件的地區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社會保障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加強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和管理;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步伐;加快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廣開就業門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引導全社會轉變就業觀念,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素質。

  (3)發展衛生事業。

  建立健全衛生法律法規體系、監督執法體系。繼續深化醫療衛生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政府調控下的各項醫療衛生管理政策;優化衛生資源配置,合理佈局,逐步形成以社區衛生服務為基礎、分工合理、方便、快捷的新型城鎮衛生服務體系;加強農村衛生事業建設,建立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要求,具有預防保健和基本醫療功能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實現農民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目標;提高對突發事件、緊急疫情的迅速反應和處理能力,加強對重大疾病的預防與有效控制;切實加強婦女兒童的預防保健工作,提高兒童全程免疫接種率,全面提高婦女兒童的保健水平;加強社會養老保障建設,完善老年醫療、康復服務以及醫院、社區衛生服務與家庭護理服務體系;加強職業病的防治,保護從業人員健康;全面普及衛生知識,提倡健康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

  (4)加強災害綜合管理。

  進一步完善災害管理法律法規,增強全民防災減災意識;制定防災減災規劃和應急方案;建立和完善主要自然災害以及重大事故的監測、預報預警系統,全面提升和整合信息處理能力,提高預報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加強部門協作與配合,建立完善的災害處理應急指揮系統和減災救災綜合協調機制,加強防災減災工程建設、救援物資和設備儲備,形成一支快速反應的救災力量,提高緊急救援能力,減少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推進經常性社會捐助工作網絡建設和制度建設,逐步形成良好的社會化災害救助機制。

  3.資源優化配置、合理利用與保護

  《綱要》要求,合理使用、節約和保護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和綜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資源安全供應體系和戰略資源儲備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證國民經濟建設對資源的需要。

  (1)水資源優化配置、合理利用、有效保護與安全供給。

  健全水資源開發、管理與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實施更嚴格的水資源管理政策;實施水資源流域管理與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明確水權,實施流域與區域水資源總量的分配製度,合理調配生活、生產和生態用水;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重大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制度,促進水資源利用與人口、環境、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建立合理的價格機制和激勵機制,實施計劃用水與定額用水相結合的綜合管理措施,推行用水審計,促進水資源的合理利用;鼓勵發展節水農業、節水工業,建設節水型城市和節水型社會,全面節約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實施水功能區劃管理制度,有效保護水資源;實施南水北調工程,改善水資源的宏觀佈局;大力提倡污水再生利用等非傳統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在沿海地區積極開發利用海水資源,推廣應用海水淡化技術,補充陸地淡水不足。

  (2)土地合理利用。

  貫徹執行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強土地資源調查、評價和監測,科學編製和嚴格實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加強耕地保護和基本農田建設,防止耕地質量退化,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加強林地保護和森林資源建設,確保國土生態安全;合理調整土地利用結構與佈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強建設用地管理,控制建設用地規模,促進農民居住向城鎮集中、工業向工業園區集中,保障經濟建設必需的土地;積極開展土地整理和復墾,適度開發土地後備資源;加強土地資產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大力推進土地使用權市場建設,完善地價管理制度和土地稅費體系,引導集約高效利用土地資源;完善土地產權制度,保障農戶承包經營權;改革征地制度;深入開展土地科技的研究與應用,擴大土地遙感監測,逐步完善土地利用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土地法制建設,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健全土地執法體制,加大土地執法力度。

  (3)改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發展天然氣、水電、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清潔能源,發展清潔燃料公共汽車和電動公共汽車,積極利用國外油氣資源,努力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大力發展清潔利用煤炭和熱電聯產集中供熱技術,強化能源節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在適宜地區大力發展沼氣、節能灶、太陽能、風能等,改善農村能源結構;實施「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重大工程,改善能源佈局。

  (4)森林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加大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監督和執法力度,制止亂砍濫伐林木、毀林開墾等行為,提高全民保護森林資源的意識;積極落實森林資源管護經營責任制,明確「責、權、利」關係,理順森林資源管理體制;深化林業的分類經營改革;調整和完善不適應的林業政策,切實減輕林業稅費負擔;提高科技含量,以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和淘汰落後生產方式,加快發展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和林業產業;加大生態環境建設力度,全面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等林業重點工程建設。

  (5)草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加強草原管理機構建設,強化管理職能,加大執法力度;積極落實草原承包制,明確草原使用的「責、權、利」關係;提高科技含量,改變草原資源利用方式,變傳統的粗放數量型為質量效益型;加大以人工種草、飛播種草、圍欄封育、草場改良、劃區輪牧和草地鼠蟲害防治等為主要內容的天然草原保護建設實施力度,防止超載過牧,強化「三化」草地治理,恢復天然草場植被。

  (6)礦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進一步健全礦產資源法律法規體系;科學編製和嚴格實施礦產資源規劃,加強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宏觀調控,促進礦產資源勘查和開發利用的合理佈局。進一步加強礦產資源調查評價和勘查工作,提高礦產資源保證程度;對戰略性礦產資源實行保護性開採。健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依靠科技進步和科學管理,促進礦產資源利用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國內外資金、資源和市場,建立大型礦產資源基地和海外礦產資源基地。加強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和保護。

  (7)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制定合理利用和保護海洋的發展規劃;嚴格執行海洋功能區劃,強化海域使用管理,加強海域使用審批,全面推行海域有償使用制度;加強海洋監測、執法管理系統建設;開展全國性海洋生態環境調查與研究;大力發展海洋高新技術,積極開發利用深海和大洋資源。

  (8)氣候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進一步增強全民的氣候資源意識;建立和健全氣候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制定氣候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保護規劃;及時修訂、更新氣候資源區劃;採用先進的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和遙感技術,加強對氣候資源的監測與評估;建立氣候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試驗示範基地。重點做好農業氣候資源、風能、太陽能的監測、區劃、規劃和試驗示範工作。

  (9)礦產資源戰略儲備。

  建立戰略礦產資源儲備制度,完善相關經濟政策和管理體制;建立戰略礦產資源安全供應的預警系統,在大城市實行多水源供給的水資源戰略儲備制度;採用國家儲備與社會儲備相結合的方式,實施石油等重要礦產資源戰略儲備。

  4.生態保護和建設

  在生態保護和建設方面,《綱要》提出:建立科學、完善的生態環境監測、管理體系,形成類型齊全、分佈合理、面積適宜的自然保護區,建立沙漠化防治體系,強化重點水土流失區的治理,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加強城市綠地建設,逐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1)生態環境監測及安全評價。

  建立完善的生態環境監測與安全評估技術和標準體系,形成國家級、區域級、保護區等多層次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採用遙感和地面監測等現代技術手段對森林、草地、濕地、農田、自然保護區、沙漠、水土保持、農業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大型生態建設工程、重點資源開發區及土地利用變化等進行有效監測與管理,對嚴重突發污染事件和海上赤潮、石油污染、沙塵暴等災害進行應急跟蹤監測;建立生態環境安全評價及預警預報系統。

  (2)建設林業重點生態工程。

  重點保護長江上游、黃河中上游和東北國有林區天然林資源,治理水土流失,減少風沙危害,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建立速生豐產林基地,逐步滿足人們對生態環境和林副產品的需求。加快實施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等重點防護林建設、野生動植物及自然保護區建設、重點地區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建設六大林業生態工程。

  (3)建立自然保護區。

  加強現有森林生態系統、珍稀野生動物、荒漠生態系統、內陸濕地和水域生態系統等類型自然保護區建設,強化現有草原與草甸生態系統、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野生植物、地質遺跡、古生物遺跡等類型自然保護區的建設;在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源頭區域及青藏高原的重要天然濕地,西南、東北以及西北荒漠地區等生物多樣性豐富、原生生態系統保存較好且生態敏感區域以及珍稀瀕危物種的棲息地,有計劃地建立一批質量高、有實效的自然保護區。合理空間佈局,加強生物走廊帶建設。

  (4)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

  加強現有生態功能保護區的建設和管理;在江河源區,長江、黃河和松花江等流域重要濕地(湖泊),塔里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域,南方紅壤丘陵區、黃土高原、北方土石山區,農牧交錯區、乾旱草原地區,近海重要漁業水域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調整生態功能保護區內的產業結構,發展生態「友好型」的產業,最大限度地減輕人為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堅持「封育為主,宜治則治,宜荒則荒」的原則,盡快恢復與重建生態功能。

  (5)防治土地沙化。

  制定適合土地沙化地區經濟發展的經營機制和政策,研究、推廣防治土地沙化的適應耕作制度;形成防、治、用有機結合的土地沙化防治體系;乾旱沙漠邊緣及綠洲類型區以保護現有植被為主,在綠洲外圍建立綜合防護體系;半乾旱沙地類型區主要是保護和恢復林草植被;高原高寒沙化土地類型區主要是在做好現有植被保護的前提下,對人類經濟活動集中地區的沙化土地進行治理;黃淮海平原半濕潤、濕潤沙地類型區應全面治理沙化土地並適度開發利用,南方濕潤沙地類型區應對沙化土地進行綜合治理和開發。對不具備治理條件和不宜開發利用的連片沙化土地,採取措施,嚴禁開發。

  (6)加強水土保持。

  完善水土保持政策,落實國家對退耕還林、還草的各項政策,加強基本農田和草原水利建設;堅持水資源保護與開發相結合,水土流失治理與群眾脫貧致富、發展地方經濟相結合的原則,實施以大流域為骨幹、以小流域為單元的綜合治理,防止大規模開發建設過程中造成新的人為水土流失;建立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相結合的綜合防治體系;研究、開發和推廣水土保持實用技術,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引進和推廣先進技術、優良品種、管理方法和手段。

  (7)發展生態農業。

  加大對農業野生生物資源保護的監督管理力度,搶救性收集重點地區農業野生生物資源,建立農業野生生物原生地保護示範區或保護點;大力開展保護性耕作,繼續開展旱作農業示範縣和生態農業示範縣建設;制定有效的政策及管理機制,研究、推廣生態農業關鍵技術和模式,鼓勵農民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合理使用化肥、農藥,開展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態系統;健全無公害農產品法律法規、標準、檢測體系,完善農業生態環境檢測、評價及預警系統;強化農產品生產基地及產品安全管理,創建各類特色的無公害農產品生產示範基地及品牌。

  (8)加強風景名勝區保護。

  按照「嚴格保護、統一管理、合理開發、永續利用」的原則,編製風景名勝區規劃,並嚴格實施。風景名勝區規劃中要劃定核心保護區(包括生態保護區、自然景觀區和史跡保護區)保護範圍,制定專項保護規劃,確定保護重點和保護措施。核心保護區禁止與資源保護無關的工程建設。風景名勝區規劃要與當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協調一致。

  (9)重視城市生態環境建設。

  合理規劃城市建設用地,建立並嚴格實施城市「綠線」管制制度。按現代化城市的標準,確保一定比例的公共綠地和較大面積的城市周邊生態保護區域。加大城市綠化建設力度,提高城市大氣環境質量。大力推動園林城市創建活動,減輕「城市熱島效應」。加強城市建設項目環境保護及市容環境管理,減少揚塵和噪音。

  5.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

  《綱要》同時在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方面提出要求: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開展流域水質污染防治,強化重點城市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加強重點海域的環境綜合整治。加強環境保護法規建設和監督執法,修改完善環境保護技術標準,大力推進清潔生產和環保產業發展。積極參與區域和全球環境合作,在改善我國環境質量的同時,為保護全球環境做出貢獻。

  (1)流域水污染防治。

  加大重點河流和湖泊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強飲用水源地保護、富營養化湖泊治理、河源污染控制;推行清潔生產,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實行流域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提高污水處理率,在一些行業推行污水零排放;繼續加大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力度;優化產業、產品結構,發展環保高技術,加快研發和推廣適合國情的重污染行業污染治理技術工藝,提升我國整體產業水平和水污染治理水平。

  (2)海洋污染防治。

  完善全國海洋環境監測網絡,強化海洋污染及生態環境監測;逐步減少陸源污染物向海洋排放和各種海洋生產、開發活動對海洋造成的污染,實施污染物入海總量控制制度;開展重點海域的環境綜合整治,加大海岸帶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力度。

  (3)大氣污染防治。

  控制致酸物質、有毒有害工業氣體排放,防治酸雨、可吸入顆粒物、光化學煙霧和室內空氣污染。

  (4)城市交通管理。

  整合城市交通結構,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特大城市要注重發展軌道交通,建立公共交通優先的路網系統,控制城市機動車尾氣污染和噪聲污染。

  (5)固體廢物污染防治。

  逐步實行垃圾分類收集,實現垃圾的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提高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綜合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固體廢棄物中可利用物質的綜合利用率,加強礦山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治理;加強危險廢物的安全處置。

  (6)環保產業發展。

  規範環保產業市場,優化環保產業結構,通過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企業化、產業化,構築面向市場的環保技術服務體系和良好的市場運行機制;制定引導環保產業發展的配套政策,加強環境保護關鍵技術和工藝設備的研究開發,提高高效實用環保設備的生產能力,促進重大環保設備的成套化、系列化和標準化;通過環境標準、技術政策、示範工程和重點實用技術等引導環保產業發展;實施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環境標誌產品認證制度,大力加強環保中介、環保技術和工程服務。

  6.能力建設

  在能力建設方面,《綱要》提出:建立完善人口、資源和環境的法律制度,加強執法力度,充分利用各種宣傳教育媒體,全面提高全民可持續發展意識,建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與監測評價系統,建立面向政府咨詢、社會大眾、科學研究的信息共享體系。

  (1)可持續發展的立法與實施。

  加強可持續發展立法,完善有關法律制度;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制定和完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自然災害防治以及信息資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規;根據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世貿組織的規則,修訂相應的法規。建立健全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實施保障體系,嚴格依法行政,加強執法監督,切實保障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法律制度得以實施。

  (2)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與監測評價。

  逐步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多層次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和監測評價系統,開展國家和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監測評價,定期發佈監測評價報告。

  (3)可持續發展的信息共享。

  建立公共基礎數據、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生態、環境和災害等信息庫,實現基於高速網絡基礎上的、面向社會各界的、具有數據分析與處理能力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務體系;建立適應於政府決策的信息共享網絡。

  六項保障措施

  面對新世紀的國際國內環境,為了實現本《綱要》中提出的各項目標,必須採取行政、經濟、科技、法律等手段,從加強部門協調、拓寬融資渠道、依靠科教支撐、健全法規制度等方面採取切實有效的保障措施。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切實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為此,《綱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

  1.運用行政手段,提高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決策水平

  (1)加強領導,抓好管理。

  各級政府都要認真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將《綱要》所確定的有關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任務納入日常工作議程。繼續堅持和認真落實人口資源環境工作黨政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的制度,逐級建立和完善嚴格的責任制。由政府負責,協調部門制定政策、明確任務,落實責任、督促檢查,做到責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不斷提高政府統籌規劃和政策協調以及規範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強化監督,狠抓落實。

  結合完善規範、科學的公務員政績考核和獎懲制度,使各級政府主要領導關心和重視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各級政府應當確保將可持續發展工作納入相關的戰略、規劃和計劃,並且貫穿到計劃實施的全過程。逐步將領導幹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評估結果和最後驗收結果作為定量考核和評估其工作實績的主要依據。

  (3)統一協調,綜合決策。

  建立和完善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統一協調機制與綜合決策激勵機制;制定有利於綜合考核地區和企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試行將資源環境成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試行重大項目和重大決策的可持續發展影響評價制度,建立公眾參與綜合決策的渠道,提高政府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服務水平。

  2.運用經濟手段,建立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投入機制

  一是建立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相對穩定的資金投入籌措機制。逐步加大各級政府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必要投入,引導非國有資金甚至國外資金投入可持續發展領域,大幅度提高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資金保障程度和穩定性,提高對投入可持續發展資金使用的管理水平和投入資金的經濟效益。

  二是建立有利於引導各類利益主體參與可持續發展的價格調節機制。通過價格調節,引導各類相關利益主體的法人強化節約資源,嚴格保護城鄉生態環境,真正發揮價格機制在資源的市場供求和可持續利用等方面的調節功能。

  3.運用科教手段,為推進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1)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通過機制創新和管理創新,逐步形成既順應市場經濟要求,又符合科技發展自身規律的科技體制。優化科技資源配置,進一步加強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科學研究體系、技術開發體系、科技服務體系建設,調動科技人員從事可持續發展領域研究和產業化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2)依靠科技,大力開發、推廣和應用先進適用的生態「友好型」實用技術。

  集中力量研究開發一批對可持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關鍵技術,提高可持續發展技術水平和能力;在加快企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推行清潔生產,並與企業技術進步、節能降耗、資源綜合利用和加強企業管理結合起來,加快各類企業環境污染由末端治理向全過程控制的根本轉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開展清潔生產為重點的工業污染綜合防治模式,鼓勵和支持企業採用高新技術,使用新型能源,走低能耗、物耗、少排污的清潔生產發展道路;選擇具備條件的地區或企業,扶持建立若干生態和環保研發中心,組織開展技術和裝備攻關,提高環保設備成套化、系列化水平。

  (3)積極發展各級各類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續發展意識。

  強化人力資源開發,提高公眾參與可持續發展的科學文化素質。在基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教材中增加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內容,在中小學開設「科學」課程,在部分高等學校建立一批可持續發展的示範園(區)。政府有關部門要在經費投入和工作安排上加大面向全社會宣傳、普及、推廣、應用等軟環境建設的力度。科研機構定期向社會開放。利用大眾傳媒和網絡廣泛開展國民素質教育和科學普及。加快培育一大批熟悉優生優育、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綠色消費等方面基本知識和技能的科研人員、公務員和志願者。積極鼓勵與支持社會組織和民間團體參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各項活動。

  4.運用法律手段,提高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法制化水平

  (1)繼續加強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立法工作。

  研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規,加快修改完善現有法律法規,形成基本完善的可持續發展法律制度。各地區要按照國家法律法規,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實施一些地方性法規,以促進發展各具特色的區域性可持續發展模式和道路。

  (2)做好相應的配套制度建設和標準制定工作。

  建立健全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管理制度,包括現行的各項環境管理制度、自然資源權屬管理制度、有償使用制度和使用權(產權)流轉制度、流動人口綜合管理制度等,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口資源環境工作管理制度體系。

  (3)大力提高全社會的公共監督和法制化管理水平。

  加強執法隊伍建設,加大執法力度,注意發揮新聞單位、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督作用,切實保障各級政府和執法部門依法行使管理職能;注重人口資源環境有關法律法規知識的宣傳、普及和教育,盡快提高社會大眾的可持續發展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5.運用示範手段,做好重點區域和領域的試點示範工作

  加強可持續發展的試點示範工作,總結經驗,逐步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通過開展試點示範工作,建立一批可持續發展基地,形成集技術、管理、政策、機制於一體的綜合示範;圍繞可持續發展領域的重大問題,開展政策、戰略和關鍵技術研究。通過典型區域和領域的試點示範,解決地方普遍遇到的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方面的問題,形成不同類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並向周圍其他地區輻射推廣。

  6.加強國際合作,為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積極參與全球環境合作,就參與各類環境條約問題制定對策,認真履行參加的各類國際條約,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等相關國際會議達成的決議和決定;重視並積極推動雙邊和多邊國際合作,利用各種渠道促進國內環境保護,維護我國利益,為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綠色產品、技術、服務為主導的投資貿易政策體系,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促進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三、正視中國客觀的社會形勢

  冷靜面對良好的機遇和有利條件

  展望新的世紀,世界科技、經濟和政治發展將經歷巨大而深刻的變革,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將日趨複雜;同時,中國國內改革與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將面臨一系列更為複雜的矛盾,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既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也會面臨更多重大挑戰和不利因素。

  如美國國防部1997年5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隨後幾年的《國防報告》不厭其煩地叫囂:「到2015年前後,可能出現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全球性對手,中國和俄羅斯都具有這種潛力。」美國必須抓住2015年前的「戰略機遇期」,竭力遏制中國變成強國和俄羅斯東山再起。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裡在《預防性防禦》一書中就把21世紀的頭一二十年稱為「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同志提出,綜觀全局,21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提出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依據。我們必須緊緊抓住客觀存在的良好機遇,認真應對各種迎面而來的嚴峻挑戰,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奮鬥。

  進入新的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這就是:

  1.執政黨強大的政治凝聚力和豐富的現代化建設領導經驗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證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形成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特別是把「三個代表」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了黨章,這就產生了強大的政治凝聚力,能有效保持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並且積累了領導現代化建設的豐富經驗,對跨世紀發展作出了切實可行的戰略部署,完全能夠從容地駕馭宏觀經濟和應對各種複雜局面,及時果斷地處理各種新的問題。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根本的政治保證。

  2.長時期的積累和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餘年的快速發展之後,積累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並仍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經濟基礎。

  物質基礎的薄弱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因素,但經過20年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不斷加強和發展,物質基礎薄弱的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目前,我國經濟總體規模和糧食、棉花、煤炭、鋼鐵、電力、石油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前列。對外開放成效顯著,國際經濟地位大大提高,已經躋身於世界貿易大國的行列。科技教育發展迅速,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進展,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頸」制約狀況大為緩解。這些都為21世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我國經濟仍然可以保持較快增長態勢,這是我們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

  3.持續深入的改革和開放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全面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在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歷經20年高速發展之後,將繼續發揮強大的體制驅動作用,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動力所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以來,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總體而言,前一時期的體制改革,主要是破除舊體制,最大限度地挖掘改革開放前所積累的增長潛力,釋放被舊體制所壓抑的發展動力,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進入小康社會,體制改革的重點主要是建立和完善新體制,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和法律體系,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這將是新世紀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尚待完成的改革任務。所以,中國還需要進行改革的最後衝刺,而改革的成功,將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進一步為經濟增長創造新的活力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獲得持久的、內在的推動力。

  另外,香港、澳門的回歸和海峽兩岸關係的加強,乃至未來祖國的完全統一,將加強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和港澳地區在內的整體經濟實力和國家的整體競爭,為建設小康社會創造有利的條件。

  4.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環境較為有利

  新世紀國際經濟、政治和科技、文化發展的總體趨勢在可預見的將來,將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利的外部條件。

  當今世界正處於歷史變動的時期,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在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總體上仍然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儘管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部分地區戰亂不斷並有增多的趨勢,和平與發展受到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極大挑戰,不排除進入新世紀後發生大規模局部衝突的可能,但在較長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可能的。

  從國際政治格局發展的趨向看,美國仍將致力於形成和維持單極世界格局,多極化格局的最終形成將是一個充滿複雜鬥爭的長期過程,但這一歷史方向不可逆轉。從21世紀中國的周邊環境看,中國與周邊國家在許多方面的利益衝突將進一步凸顯,不穩定因素會不斷增加,但只要處理穩妥,仍可繼續維持和平與穩定的發展環境。所以,我們完全有可能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繼續推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從未來國際經濟發展的總趨勢看,雖然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將主宰全球化進程,但是,全球化、區域集團化的總體趨勢不會逆轉。近年來,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集團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十分迅猛。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框架,全球經濟正在迅速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目前,世界上有大小不等、形式各異的區域性經濟集團24個,參加的國家和地區達140多個。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將會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融合,為我們進入世界市場、擴大出口、引進技術和資金提供更多的機會。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科技進步突飛猛進,知識化潮流加速發展,科技經濟一體化、國際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強,同時,世界文化發展潮流也將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向,文化衝突與文化融合雙重趨勢並存。這都將為我們全面擴大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

  直面諸多不利因素和重大挑戰

  眺望新世紀,希望是誘人的,但困難卻是客觀的,機遇與挑戰並存。當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更將面臨著一系列重大挑戰和不利因素。

  1.改革、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矛盾將進一步複雜化

  進入小康社會,我國改革處於攻堅階段,發展處於關鍵時期,社會轉型處於加速狀態,體制改革、社會轉型、意識形態矛盾和文化衝突都將帶來不穩定因素,改革、發展與社會穩定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

  世界銀行的專家指出:「中國正處於兩個歷史性轉變的轉型過程之中:即從鄉村型農業社會,向城市型的工業社會的轉型;從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兩種轉型的合力,產生了強大的漩渦和逆流,它們是可能破壞穩定的潛在因素,而且總是難以預測。」(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5頁。)

  從第一個轉型來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進入小康社會以後,經濟體制改革將面臨攻堅戰,以往未曾觸及的一些高風險的改革領域已無法迴避。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不僅過去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會顯現出來,而且還會出現新的矛盾和不穩定因素。

  從第二個轉型來看,小康社會也是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和社會結構將經歷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在富裕的工業國家中,這一轉型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而在中國,這一進程被縮短到一代人或兩代人的時間。」(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其風險是相當大的。這一發展階段是產業結構變動劇烈的時期,結構調整加快的一個必然後果是企業淘汰、破產增加;這一發展階段是城市化進程擴展的時期,城鄉格局迅速變化會引發城市化過程中的種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就農村問題來看,能否有效轉移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關係到農村發展的全局和城市的穩定。這一發展階段也是社會結構快速轉換階段,收入差距、地區差距持續擴大,腐敗現象進一步滋生蔓延,社會治安不同程度地惡化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下降,等等,都蘊含著不穩定的社會因素,構成了對我國經濟和社會健康發展的現實威脅。

  綜合起來看,進入小康社會,我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條件要優於前十餘年,而社會條件則趨於複雜,面臨更多的社會矛盾。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以改革促發展,在發展中解決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在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改革,實現發展,是我們面臨的關係小康社會建設全局的重大挑戰。

  2.科技、教育發展滯後與知識經濟時代興起提出的新挑戰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發展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科技教育文化落後,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而21世紀將是知識經濟進一步興起並將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因此,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面臨全球知識經濟興起所提出的嚴峻挑戰。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教育文化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我國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水平仍然比較落後。而且,我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也不能適應當代科技發展的要求,舊體制下存在的科技與經濟相對脫節、研究工作與市場機制缺乏緊密聯繫的局面並未根本轉變,遠未走上產學研相結合的良性發展的軌道。

  更為嚴峻的是,我國的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又面臨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重大壓力。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初現端倪」。知識經濟的出現,標誌著人類社會那種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時代已接近尾聲,正在步入一個智力資源為主要依托的知識經濟時代。

  按照普遍的定義,知識經濟是「以智力資源的佔有、配置,知識的生產、分配、使用(消費)為最重要要素的經濟形態」。這是一種全新形態的經濟,而知識經濟時代是一個區別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代的全新的時代。知識經濟所引發的經濟革命,實現了物質生產能力開發手段的進步,將是重塑全球經濟的決定力量。與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和金融資本推動生產發展、促進生產力水平提高不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將成為最重要的經濟因素和生產要素。

  知識經濟的崛起,源自以信息技術等高技術及其產業迅猛發展為標誌的科技革命;知識經濟的發展,又給這場科技革命注入了強大活力。21世紀,知識經濟將逐步佔據國際經濟的主導地位。據國際經濟學界預測,21世紀的前二十年高科技產業的產值將逐步超過傳統產業,傳統產業的高科技成分也將逐步超過傳統技術;在21世紀30~40年代,改變世界面貌和人類生活的高科技產業化將全面實現,產業結構中的高科技產業和傳統產業中注入的高科技成分,均將接近或達到70%以上;人類將在21世紀下半葉進一步提高高科技產業化程度,全面步入知識經濟時代。

  根據我國「三步走」發展戰略,我國將通過建設小康社會,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顯然,這個目標是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的動態目標。根據目前發達國家知識經濟發展的趨向,小康社會將面臨國際社會知識經濟蓬勃發展並逐步成為經濟主體的時代潮流。因此,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面臨著加快工業化和追趕知識經濟的雙重任務。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方面知識經濟對於發展中國家不僅意味著我們在某些領域或某些發展階段有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可能性,是一種機遇;另一方面,知識經濟對發展中國家也是一種挑戰,甚至存在某種威脅。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本質上是知識的差距。世界銀行《1998/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分析認為:「縮小知識差距不是輕易就能完成的。由於高收入工業國永遠在不斷擴展知識的疆界,因而發展中國家所追趕的是變動著的目標。」「比知識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創建知識的能力上的差距。與收入上的差異相比,窮國與富國在知識創建方面用某些重要標準來衡量的差異要大得多。」(世界銀行:《1998/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該報告還分析指出:「如果知識差距擴大,那麼世界將進一步分化,不僅在資本和其他資源上的差距進一步擴大,而且在知識差距上會進一步擴大。資本和其他資源流向那些有比較鞏固的知識基礎的國家,從而進一步加劇不平等。」(同上書,第14頁。)可見,如果我們不能迎頭趕上知識經濟的潮流,將會再一次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這種差距就像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的差距一樣,不是量的差距,而是質的差距。這是一場決定著我們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新的國際競爭。因此,在我國工業化還遠遠沒有完成,農業經濟所佔比例還較大,科技、教育發展還十分落後的情況下,大力實施科教興國發展戰略,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促進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的協調發展和梯次推進,就成為我們必須解決的戰略課題。

  3.農業和農村發展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面臨更加突出的問題

  實現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農業和農村始終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農業基礎是否鞏固,農村經濟是否繁榮,農民生活是否富裕,關係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關係建設小康社會發展戰略的全局。所以,必須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繼續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問題來看待。

  從長遠看,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農業和農村發展將面臨如下嚴峻挑戰:

  (1)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與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矛盾。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還比較落後,呈現多層次性和不平衡性。農村基礎設施脆弱,抗災能力低,旱澇成災,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天吃飯。按《1998/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的統計數據,我國1994~1996年的農業生產率(每個農業工人創造的農業附加值)為193美元,不到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397美元的一半,與印度(404美元)、巴西(2384美元)、日本(16712美元)、美國(17719美元)和荷蘭(41245美元)相比,差距依次更加巨大。農業的這種落後狀況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2)工農關係、城鄉關係嚴重失衡。

  農業不同於工業,既受市場風險制約,又受自然風險制約,是國民經濟中社會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產業,無論在商品市場的競爭中,還是在經濟資源的競爭中,常常處於比較軟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農業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中是需要加以保護的產業。但長期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過於向工業傾斜,農業投入不足,發展滯後。工農業發展速度之比由1979~1984年的1.25︰1擴大到1986~1990年的2.09︰1,進而又擴大到1991~1998年的3.68︰1,大大超過2.5︰1的經驗值。與此相連的是,城鄉差距較大,且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農村自身發展在地區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3)社會不斷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同日益嚴重的農業資源短缺間的矛盾。

  進入小康社會以後,隨著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進行,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將有很大的提高,對農產品需求的數量和質量都會迅速增加。但是,中國農業發展面臨著可持續發展的危機,耕地資源減少、水資源不足、草原退化、沙化嚴重、水土流失、農田污染等問題十分嚴重。這說明,資源約束與農業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農產品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將會在較長時期內存在。

  在預測中國21世紀的發展前景時,許多經濟學家都對中國的農業,特別是糧食的需求和供給產生憂慮。其中,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誰來養活中國》的報告把問題提得最為尖銳。他在報告中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居民收入的空前提高、糧食消費的大幅度增加,同時,耕地又大量減少、水資源嚴重不足、環境污染和單產難以迅速提高等因素作了綜合分析,爾後得出結論說,到2030年,中國糧食需求將比1990年至少增加41%,即由1990年的3.35億噸增加到2030年的4.79億噸;而這一期間,由於迅速工業化,耕地大規模減少,糧食的產量至少下降20%。供求之間將出現2.16億噸的缺口,超過1993年全世界2億噸的出口量。在非洲、印度次大陸、拉丁美洲等地區糧食供求也出現巨額短缺的情況下,即使中國有能力進口,世界上誰也不能供應中國如此巨額的糧食。一旦中國在不斷擴展基礎上轉向世界市場,中國的糧食短缺將成為世界上每一個人的短缺,中國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將成為世界短缺,如果中國失去對人口的控制將立即影響全球。尖銳的食物短缺和伴隨而來的政治不穩定,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跡中途夭折。(〔美〕萊斯特‧布朗:《誰來養活中國》,刊載於《世界觀察》1994年9/10月期。譯文見《中國農村經濟》1995年第4期。)

  布朗的觀點不僅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在國際上也引起轟動。對於布朗的悲觀估計,中國的專家們是不認同的。他們認為,中國有條件、有能力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同時也認為,布朗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制約因素的分析是值得重視的,對中國未來糧食供求矛盾的嚴重性和對世界影響的判斷也值得注意。根據中國有關方面對2010年糧食供給狀況的預測,屆時供給缺口將高達2000萬噸以上。所以,布朗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警惕。

  (4)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同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滯緩的矛盾。由於中國向工業、向城市傾斜發展戰略延續的時間較長及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存在的諸多弊端,使中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速度遠遠滯後於經濟發展的速度。據國家統計局預測,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在2000年和2010年將分別達到1.65億和2億人(實際數字可能會更多)。所以,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拓展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將非常困難。

  (5)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農民全面實現小康的矛盾。

  農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長點,地區間、城鄉間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到2000年底農村沒能全面實現小康目標和全面完成「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規定任務。所以,增加農民收入,增大扶貧攻堅力度,使農村居民在21世紀前10年內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6)農村社會發展滯後與經濟發展不協調。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發展很快,農村社會也有很大進步。但從總體上看,由於農村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農村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發展嚴重滯後,農民素質在近期內難以有較大提高。從農村的發展前景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局面也難以根本改變。

  4.經濟建設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將日益突出

  小康社會歷史階段,我國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與20世紀80~90年代相比將更加突出。

  (1)小康社會是我國人口持續增長的時期,在此,我們面臨的人口問題的壓力將進一步加劇。

  人口問題一直是制約我國發展的重大問題。首當其衝的是人口數量問題。根本的問題在於,不管我們採取多麼嚴格多麼有效的人口控制措施,今後幾十年內中國人口的增長始終不可避免。關於21世紀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預測,官方人士曾談到三種方案:高方案預測到2039年左右,可能達到人口峰值,總人口約16億。中方案預測在2030年左右達到人口峰值年,總人口約15億。低方案預測在2025年達到人口峰值年,總人口約14億。(邢俊芳主編:《中國21世紀經濟走向》,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頁。)而國內外學界普遍持第一種觀點。認為在人口達到16億的峰值後,中國人口才可能實現零增長,並開始緩慢下降。(張維慶:《人口問題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問題》,《學習時報》2000年1月31日。)

  其次是人口老齡化問題。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我們將面對老齡化的挑戰。據中科院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的數據,到2000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超過總人口的10%,達到1.3億人,按照目前我國採用的老齡化定義(按60歲以上人口比重計),我國已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按65歲以上人口比重計),我國將在2020年左右,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0%以上,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按我國現在的實際國情,這種預計明顯較為保守,我國可能會更早的達到這一比例。因此,我國的人口老齡化相對超前於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西方老齡社會的到來和經濟現代化大體是同步的。而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時,屬於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仍然很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城鄉養老體系面臨轉軌,在這種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對21世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

  另外,隨著總人口的增加,小康社會也面臨勞動人口的增長高峰。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10億,屆時就業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交通、住房、基礎設施、社會福利等等問題將會變得十分突出。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勞動人口的增加,又表現為低素質的人口膨脹。這和21世紀知識經濟興起的時代潮流是不相適應的。所以,我們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人口危機表現在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這對可持續發展提出了極為嚴峻的挑戰。

  (2)小康社會是我國工業化飛速發展並全面完成的歷史時期,我們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將進一步加劇。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進入了工業化起飛階段,並從90年代起呈現加速發展趨勢。21世紀小康社會,將是我國全面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時期,資源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格外尖銳,資源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我國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度。資源總量雖不低,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人均佔有量卻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關係到人類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類資源,中國的人均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隨著我國人口的持續增長和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人均佔有資源偏少的情況將日益加劇。以土地資源為例,目前,我國人均耕地1.2畝,並且每年減少1000公頃,預測到21世紀中葉,人均耕地將減少到0.9畝。此外,我國資源空間分佈不均,資源質量相對較差,加上資源的不合理開採和浪費,更加劇了資源短缺。

  進入小康社會,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將進一步加大能源消費,加劇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表現在:

  其一,環境污染。據預測,未來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格局不會發生大的變化。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的消費量也將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將繼續增加。

  其二,生態失衡。人口膨脹、自然資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自然生態失衡。據統計,我國有大約4600種高等植物和400種野生動物處於瀕危或受威脅狀態。368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脅。以地震、水災、旱災等為主的自然災害頻繁,削弱了自然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

  (3)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問題的壓力將越來越大。

  我國的環境生態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現已簽署和加入了《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等8項國際環境條約,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等10多項履約方案和規定。這意味著,中國要在全球環境保護中履行國際責任。例如,我國的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已居世界第三位;根據《關於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的要求,我國必須在2010年或更早的時間內停止損耗臭氧層物質的生產和消費;我國的酸雨傳輸已受到周邊國家的關注;珍稀瀕危動物保護也上升為外交與貿易的爭端,影響著我國的國際形象。此外,在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的旗幟下,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環境壁壘」更加森嚴,發展中國家商品進入市場的形勢日趨嚴峻。

  在進入21世紀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經濟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必須扭轉我國環境惡化的趨勢,實現可持續發展。

  有關專家預測,我國目前處於環境壓力上升階段。由於2030年以前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伴隨著高污染的傳統產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可能根本轉變,所以,我國生態環境污染和破壞的壓力將日益加大,發達地區的污染有向落後地區轉移擴散的趨勢,估計到2020~2030年期間環境壓力將達到峰值(陳淮主編:《對話「十五」——中國中長期發展戰略再審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頁。);2030年以後,由於我國工業化過程基本完成,經濟實力大大提高,經濟結構轉向高級化,能源結構得到優化,治理污染的技術和能力大大提高、環境壓力會逐步緩解。

  5.急遽變化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與國家開放戰略和安全戰略的矛盾

  從建設小康社會的國際環境看,與發展機遇相伴而來是嚴峻挑戰和種種不利因素。

  展望21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國際經濟格局的不平等性將進一步加劇。發達國家將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進一步拉大同落後國家的距離,而落後國家既要實現工業化,又要追趕知識化的潮流。與此時同,國際經濟競爭也將更加激烈,南北矛盾會繼續激化。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和綜合國力較量中,各大國都力圖在國際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爭奪世界經濟、科技的主導權,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經濟發達國家在經濟與科技方面佔有優勢的巨大壓力。

  從對外經濟關係看,隨著我國與世界經濟交流的擴大,日益增強的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將使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合理分工和擴大出口形成制約,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以及吸引利用國際先進技術方面面臨著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激烈的競爭。所以,進入小康社會以後,對外貿易的增長幅度可能會降低,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將面臨一定挑戰。

  國際經濟大循環是一個開放性體系,必然存在各種隱患,這是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危險和威脅。一些外部因素越來越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新的挑戰,如環境污染、跨國犯罪、金融危機、知識霸權、核心技術控制、地下經濟、國際貿易、跨國公司等。而隨著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全面接軌,世界經濟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給中國經濟以深刻影響。我國在擴大開放的條件下,如何積極地防範可能出現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衝擊,是一個尖銳的問題。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必須高度重視國家經濟安全,特別是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重要短缺資源的保障。

  從國際政治環境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進一步抬頭。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乃至一國的領土主權問題都可能引發戰爭。所以,從戰略全局看,世界單極化和多極化的鬥爭將會進入更加複雜的階段。

  以上情況表明,進入小康社會以後,國家安全問題將面臨嚴峻挑戰。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經濟安全上升為國家安全的核心;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擴張已經成為對我國政治安全的最主要的外部威脅;地區衝突上升,裁軍勢頭減弱,地區性軍備競賽上升,我國與外部摩擦的增加,說明軍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基石,仍然需要大力加強;而隨著人類社會逐步跨入全新的信息社會,信息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心所在。

  總之,全面建設中國小康社會,機遇與挑戰並存,困難與希望同在。只要我們能夠充分認識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深刻分析客觀存在的嚴峻挑戰,緊緊抓住新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那麼,在本世紀中葉如期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大有希望的。   


四、客觀評價:「中國總體上達到小康」

  國民經濟改革和發展勢頭良好

  統計資料確鑿地表明,人們從現實生活中也切身感受到: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當人類社會跨入21世紀的時候,我國目前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1979~200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價格計算,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過原定20年翻兩番的目標。總的判斷,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開始走上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道路。

  改革開放取得突破性進展。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創的新的歷史時期,是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從世界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六位。加入世貿組織標誌著全方位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也標誌著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同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相適應,其他領域的改革也取得明顯進展,各方面的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和健全。這既是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保證,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全面推進的一個重要標誌。

  人民生活實現兩大歷史性跨越。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90年代由溫飽達到小康。千百年來困擾著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得到了根本解決;祖祖輩輩關於小康生活的夢想,今天已經開始成為現實。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但是,正如十六大報告所說,我國社會目前的小康,是總體上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發展極不平衡。

  客觀評價——「中國總體上達到小康」一總體形勢:成就令人鼓舞

  就總體而言,我國已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開始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

  1.經濟持續較快增長

  國內生產總值從1997年的7.4萬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7.7%。產業結構調整成效明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給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餘的歷史性轉變。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傳統工業改造步伐加快。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國家稅收連年大幅度增長。全國財政收入從1997年的8651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18914億元,平均每年增加2053億元;國家外匯儲備從1399億美元增加到2864億美元。五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17.2萬億元,特別是發行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帶動銀行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形成3.2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辦成不少多年想辦而沒有力量辦的大事。社會生產力躍上新台階,國家的經濟實力、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2.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

  我們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關係全局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進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水利建設。過去五年全國水利建設投資3562億元,扣除價格變動因素,相當於1950年到1997年全國水利建設投資的總和。一批重大水利設施項目相繼開工和竣工。江河堤防加固工程開工3.5萬公里,完成了長達3500多公里的長江干堤和近千公里的黃河堤防加固工程,防洪能力大大增強。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二期工程即將完成,黃河小浪底等水利樞紐工程投入運行,南水北調工程開工建設。交通建設空前發展,現代綜合運輸體系初步形成。過去五年全國公路建設投資12343億元,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國公路建設投資總和的1.7倍。公路通車里程由1997年的123萬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176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4771公里增加到2.52萬公里,從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躍升到第二位。鐵路營運里程由65969公里增加到71500公里;五年建成新線5944公里,復線4603公里,電氣化線路5704公里。新建、改擴建機場50個。港口萬噸級碼頭泊位新增吞吐能力1.44億噸。郵電通信建設突飛猛進。長途光纜線路長度由1997年的15萬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47萬公里;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由8345萬戶增加到4.21億戶,居世界首位。能源建設繼續加強。發電裝機容量由1997年的2.54億千瓦增加到2002年的3.53億千瓦。城市規劃和公用設施建設明顯加強,許多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觀。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大大增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後勁。

  3.西部大開發開局良好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三年來,國家通過加大建設投入、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實施優惠財稅政策等措施,有力地促進了西部地區發展。新開工建設36項重點工程,投資總規模6000多億元。青藏鐵路、西氣東輸、西電東送、水利樞紐、幹線公路等重大項目建設進展順利。「油路到縣」、「送電到鄉」、「廣播電視到村」等工程加快實施。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力度加大。農村公路、中小型水利、人畜飲水和科技、教育設施建設加快。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技術合作進一步加強。

  4.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

  過去五年全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投入5800億元,是1950年到1997年投入總和的1.7倍。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等六大林業生態工程建設全面實施。五年內,全國造林面積2787萬公頃,封山育林3153萬公頃,退耕還林382萬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6.6萬平方公里,治理沙化土地570萬公頃。環境污染加劇的趨勢總體上得到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降低,重點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有所改善。資源保護取得新進展。地質調查成果豐碩。防災減災成效明顯。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6.45%,進入了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時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

  1.所有制結構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公有制經濟在調整和改革中發展壯大,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取得成效。國有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控制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國有企業三年改革與脫困目標基本實現。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湧現出一批有實力、有活力和有競爭力的優勢企業。國有中小企業進一步放開搞活。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城鄉集體經濟得到新的發展。股份制經濟不斷擴大。個體、私營等大量公有制經濟較快發展,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活躍市場、擴大出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全面展開

  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公用服務和能源、交通領域價格改革不斷深化。資本、產權、土地、技術和勞動力市場加快發展。現代流通和營銷方式不斷拓展。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取得階段性成果。在全國先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打擊走私、騙稅騙匯、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專項行動,對文化、旅遊、建築、集貿等市場和安全生產秩序進行專項整治。依法查處了一大批經濟違法案件,懲治了嚴重破壞市場秩序的犯罪分子。市場環境和消費環境逐步改善。

  3.金融財稅、投融資體制改革繼續深化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初步形成。逐步完善金融調控方式。改革了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建立了全國集中統一的證券、保險監管體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改革不斷推進,中小商業銀行組織結構得到優化。整頓和規範非銀行金融機構取得重要進展。堅持「法制、監管、自律、規範」的方針,證券業在逐步規範中發展。保險業改革不斷深化。清理和撤銷了農村合作基金會。依法取締社會亂辦金融等違法活動。金融監管逐步加強。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取得成效,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逐步降低。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財政框架初步建立。財政體制在分稅制改革的基礎上,實行了所得稅分享改革。中央和省兩級實行部門預算制度,「收支兩條線」管理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試點穩步推進。稅制改革和稅收征管改革成效顯著。投融資體制改革逐步深化,投融資渠道進一步拓寬,投融資方式實現多樣化,初步建立了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標投標制、合同制、工程監理管制。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明顯成效。

  4.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基本確立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設邁出重大步伐。建立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全國城鎮參加其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人數大幅度增加,符合條件的城市困難居民已逐步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基本做到應保盡保。建立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已積累資金1242億元。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開始試點。社會保障體系的加快建設,為維護社會穩定、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和促進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5.對外開放向廣度和深度擴展

  對外貿易連續跨上幾個台階。外貿進口總額由1997年的3252億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6208億美元,世界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五位;出口總額由1828億美元增加到3256億美元,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服務貿易穩步發展,入境旅遊人數和外匯收入大幅度增加。利用外資水平明顯提高。過去五年累計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2261億美元,超過1979年到1997年的總和。高新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和服務業吸收外資明顯增加。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投資、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不斷擴大。經過15年的艱苦努力,我國於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著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們信守承諾,履行義務,行使權力,贏得較好聲譽,促進了對外合作。

  科技和教育事業蓬勃發展

  1.基礎研究、高技術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取得重要進展,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積極推進

  信息技術、生命科學、航空航天技術等領域成就突出。水稻基因組精細圖完成、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實驗工程建成、超大規模並行處理計算機研製成功、「神舟」系列飛船試驗成功等,標誌著我國在相關領域跨入世界先進行列。建成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實施一批重大科學工程,建設一批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科技成果市場化、產業化明顯加快。過去五年獲得國家登記的科技成果14萬多項,授予專利權52萬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一批可喜成果。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加強。

  2.教育事業迅速發展

  全國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人口地區覆蓋率,由1997年的65%提高到2000年的91%。高中階段教育得到加強。高等學校從1999年起連續擴大招生規模,高考錄取率從36%提高到59%;2002年高等學校在校生1600萬人,是1997年的2.3倍;五年內全國本專科畢業生1300萬人,畢業研究生31萬人。高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取得重要進展。新建和改建學生公寓4800萬平方米,超過1950年到1997年的建設總規模。基本建成結構比較完整、專業門類齊全的職業和成人教育體系。特殊教育、早期教育得到重視。民辦教育迅速發展。素質教育不斷加強,促進了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

  1.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加強

  各級政府自覺接受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主動加強與人民政協的聯繫,認真聽取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和人民團體的意見。基層民主進一步擴大,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村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府法制建設進程加快。過去五年間,國務院提出法律議案50件,頒布行政法規150件;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對2000年底以前發佈的756件行政法規進行全面清理,廢止71件,宣佈失效80件。國務院各部門共清理涉外規章和有關政策規定2300件,廢止830件,修訂325件。普法宣傳教育深入進行,公民的法制觀念增強。社會法制化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強化行政監察、審計和經濟監督,在推進依法行政、反腐倡廉和查處大案要案等方面發揮了要重作用。陸地行政區的界線勘定任務全面完成,海域勘界工作全面鋪開。社團管理工作得到加強。堅決取締邪教組織。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進一步落實,社會治安狀況好轉,人民群眾安全感增強。

  2.精神文明建設取得新成果

  學習宣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活動深入開展。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以講文明、樹新風為主要內容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蓬勃展開。思想道德建設繼續加強。科學知識進一步普及,科學精神得到弘揚。文學藝術、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事業全面發展,優秀作品不斷湧現。廣播電視覆蓋能力和質量明顯提高。文化、衛生、體育領域改革和發展加快。文化設施建設和各類專項經費投入力度加大,新建和改擴建了一批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檔案館、文化館等。文物保護和檔案工作取得新成績。「掃黃」、「打非」鬥爭不斷深入。對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躍。城鄉衛生工作得到加強,重大疾病預防控制取得成效。加強災後防病防疫工作,實現了特大洪災澇災害之後無大疫。頒布並實施中國婦女、兒童發展綱要。青少年的教育和保護工作得到加強。老齡工作進一步開展。殘疾人事業有了很大發展。群眾性體育活動蓬勃展開,競技體育屢創佳績。五年間,在重大國際比賽中共獲得485個世界冠軍,創造世界紀錄193次。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獲得成功,上海贏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舉辦權,激發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民族、宗教、僑務工作得到加強

  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進一步發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完善。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得到保障。國家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加大,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進一步貫徹落實,宗教事務管理逐步走上規範化、法制化軌道。僑務政策繼續落實,僑務工作不斷加強。

  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

  1.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加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160元增加到2002年的7703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8.6%。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2090元增加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餘額由4.6萬億元增加到8.7萬億元。居民擁有的股票、債券等其他金融資產也有較多增加。農村貧困人口由4960萬人減少到2820萬人。過去的五年,在經濟較快增長、物價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得到更多實惠。

  2.消費水平明顯提高

  城鄉市場繁榮,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97年的2.73萬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4.1萬億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10.5%。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由17.8平方米增加到近22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由22.5平方米增加到26.5平方米。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等家用電器進一步普及,電腦、轎車越來越多地進入居民家庭。公共服務設施、人均綠地面積不斷擴大。法定節假日期增加,外出旅遊人數大幅度增長。體育健身和文化娛樂消費明顯增多。醫療保健條件不斷改善,人民群眾健康水平進一步提高。人均期望壽命2002年達71.8歲,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五、經濟形勢:擊潰「中國崩潰論」

  全球經濟的「亮點」

  1984年,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布朗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一說,繼而引起了一場全球性的大爭論,最終以中國的持續穩健發展、人民生活穩步提高而平息了這場爭論。然而,自2001年以來,一種針對中國經濟的新的論調又在國外盛行起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國際經濟烏鴉」之稱的克魯格曼教授提出疑問說,中國這個亞洲奇跡中的最大奇跡,是否會成為下一個崩塌的神話?他還說,看中國的統計數據,就像看科幻小說。2002年3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索洛在香港的一次亞洲投資會議上預言,未來中國經濟將面臨長期負增長。認為,「如果體質健全的香港經濟增長率為零,那麼中國7.3%的高經濟增長率怎麼可能辦得到?」更為直白唱衰中國的莫過於美國華裔律師章家敦了。2001年7月,章家敦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書,認為「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還不如說中國正在崩潰」。

  針對又一波有關中國經濟的「崩潰論」,國內經濟專家和學者都一致地給予了反駁,國際上也有相當數量的知名專家和學者對此論調表示了不解。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經濟總體上是健康的,儘管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

  1.2002年經濟的表現

  國民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全年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台階,達到1023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4883億元,增長2.9%;第二產業增加值52982億元,增長9.9%;第三產業增加值34533億元,增長7.3%。

  價格總水平小幅下降。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農村下降0.4%;商品零售價格下降1.3%;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下降2.3%;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0.2%;居民消費價格中,服務價格上漲1.8%。

  就業規模繼續擴大。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374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15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24780萬人,增加840萬人。年末國有企業下崗未實現再就業職工人數為410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05萬人。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比上年末增加0.4個百分點。

  國際收支狀況良好。全年對外貿易順差304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52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5%。年末國家外匯儲備達到2864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742億美元。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年末1美元兌8.2773元人民幣。

  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穩步推進。電信、民航、電力等壟斷性行業改革不斷深入,市場競爭格局逐步形成,軍工企業改革和脫困工作穩步推進;財稅、金融、社會保障、糧棉流通體制等改革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逐步擴大,取得明顯成效。西部大開發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明顯加快;農業生產加快向區域化、優質化、產業化方向發展;工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比重提高;商業流通手段不斷創新,現代流通方式發展加快。

  2.展望2003年的中國經濟

  剛剛過去的2002年,中國經濟實現了8%的驚人增長。經濟專家們樂觀地預測,2003年中國經濟將開始新一輪起飛。如果不出意外,2003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可達7.9%至8.2%。

  經濟運行的態勢,離不開大環境的影響。無論是專家還是政府官員,在分析2003年的中國經濟形勢時,大多認為國內外大環境整體比較有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2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2.8%,2003年將達到3.7%,世界經濟自2001年陷入2.2%的增長低谷後出現轉機,進入了一個增長相對平緩的時期。全球經濟的領頭羊美國經濟出現回升勢頭,雖然復甦平緩,但緩慢爬升、總體好轉的態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2003年的中國國內環境也是比較有利的。專家們指出,今年是中共十六大召開後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換屆的第一年,各地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會進一步高漲。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司長鄭京平認為,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特別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5年來的集中建設,中國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和資金儲備都有了高速的發展,足以支撐經濟的快速增長。

  然而,2003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危機在全國蔓延開來,其對中國社會的衝擊是全面的,經濟自不例外。因此,國內外對中國經濟走向如何,還能否保持較高的增長紛紛提出疑問,並展開了一場全球性的大討論。

  (1)SARS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實際結果好於預料。

  2003年5月初,國家統計局和各地方統計局分別公佈了2003年4月份全國和各地區經濟增長率及主要經濟指標數據。這也是國家統計局首次按月份公佈全國經濟增長率,使我們能夠及時地瞭解SARS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儘管這一影響開始顯露,但影響相當有限,比人們想像的或預計的小得多,隨著SARS疫情的發展,可能在5月份或者6月份對經濟增長影響進一步擴大,但是眾多經濟界專家和學者仍對中國經濟增長,包括SARS疫情重災區的北京、廣東經濟增長表示樂觀的看法。

  2003年4月份,我國經濟增長率為8.9%,比一季度經濟增長率9.9%下降1個百分點;按此數據計算,2003年1~4月份我國GDP增長率為9.65%,比一季度低0.25個百分點。這表明,SARS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衝擊影響已經顯露出來,但相當有限,只有0.25個百分點。

  需要說明的是,隨著SARS疫情發展,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可能還會在5~6月份進一步顯現,今年經濟增長率可能是一個先高、中低、後高的趨勢。但是我們寧可把衝擊影響估計的嚴重一些,採取各種應對措施果斷有力一些,才能有效應對SARS危機。為此國務院於2003年5月6日提出的8項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是十分必要、及時和富有針對性的。

  (2)SARS難阻中國經濟發展,世界看好中國未來。

  由於SARS的爆發,2003年4、5月以來,全球許多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都相繼調低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但稍加分析就可發現,其調低的幅度都相對較小。如亞洲開發銀行僅將2003年中國GDP的增幅下調了0.2個百分點,而全球8家主要投資銀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也僅從7.6%下調至7.4%……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國際經濟機構幾乎一致地表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其中,世界銀行的報告就明確指出,「SARS對中國將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走勢」。而瑞銀華寶更是提出,在SARS疫情得到控制之後,中國將重新成為全球經濟的焦點。

  與此同時,眾多跨國公司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出他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據統計,即使是在SARS疫情最為肆虐的2003年4月份,北京市新批准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仍然達到了143家,同比增長了53.8%;實際外商直接投資也達到了2.23億美元,同比增長50.7%。而摩托羅拉、諾基亞、沃爾瑪等跨國集團的新建項目也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正如德爾福集團政府事務總監約翰‧安德森說的,「儘管我們對SARS疫情密切關注,但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將一如既往。」

  這些權威的、活生生的事例讓「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比亞洲金融危機還要嚴重」、「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等聲音,顯得格外孤單。是什麼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這樣的信心呢?我們似乎可以從最近一段時期國際輿論以及經濟學者、企業家們的言談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首先,中國對SARS的控制已走上正軌。

  國際輿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首先就建立在他們對中國政府及時控制SARS疫情的信心上。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鄭杏娟指出,如果SARS在2003年第三季度內得到控制,則不會對第四季度的投資活動造成顯著影響。美國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尼克‧拉迪也認為,儘管SARS大面積擾亂了中國的經濟活動,但如果在近期SARS能夠得到控制,中國今年依然可以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幅度。

  目前,隨著我國政府防治SARS措施的不斷加強,特別是2003年5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解除了對香港和廣東發出的旅行警告,以及前些時候WHO專家斯愛倫作出的「鑒於中國對SARS防控體系的不斷完善和人們對疫情認識的不斷提高,在中國不太可能發生SARS疫情嚴重加劇的情況」的肯定評價,這些假設的前提正在逐漸成為現實。2003年6月23日,中國內地SARS疫情最嚴重的北京也已正式向WHO提出撤銷旅遊警告的申請。斯德哥爾摩商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蘭伯特也指出,中國政府對SARS的預防與控制已經走上正軌。從經濟層面上看,雖然一些產業部門會暫時受影響,但影響將僅局限在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在2003年第三季度將完全恢復年初迅速增長的勢頭。因此,中國仍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經濟體。

  其次,SARS不會動搖中國經濟的根基。

  2003年5月的《遠東經濟評論》指出,SARS「是一場影響到經濟的危機,而不是一場經濟危機」。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經濟學博士點主任陳智琦教授則進一步分析指出,SARS屬自然災害,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動搖不了中國經濟的根基。

  在北京,法國家樂福中國區總裁施榮樂認為,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中的大國,龐大的經濟規模使得經濟調整迴旋餘地比較大,因此SARS對中國經濟暫時帶來的負面影響總體來說是局部的、暫時的和有限的。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在其新近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國的警醒》中則分析指出,SARS的影響至今似乎主要局限於中國的服務行業,而中國經濟並非以服務業為主。高盛公司提供的數據則表明,由於中國的大部分農產品都就近銷售,占GDP14%的農業有可能免受太大的衝擊。瑞銀華寶的中國策略師陳昌華認為,SARS疫情對消費的影響僅限於如北京、上海、廣州那樣的大城市,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限。香港在疫情爆發的最初一個月裡,也曾出現消費明顯下降的情況,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後,消費即出現回升。AC尼爾森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也表明,中國的消費者信心在SARS爆發前一直很高,這種全國上下共同的樂觀情緒不容易被改變。

  第三,不進入中國市場,損失是無法承受的。

  2003年5月,《華爾街日報》曾登載文章指出,SARS所引發的危機並未奪去中國經濟長期的光彩。相反,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需求普遍疲軟的情況下,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被視為一個罕有的亮點。

  在北京有很大投資項目的愛立信公司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爾亨利克‧斯萬伯格也強調:「SARS對我們在華的投資計劃沒有負面影響,對我們在中國經營活動的影響也微乎其微。因為這裡有著獨特的中國速度。」家樂福中國區總裁施榮樂也認為,目前中國的消費潛力很大,各項經濟指標開始逐步走向世界前列。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將是家樂福關注的投資目標。家樂福在中國的拓展計劃將如期進行。德國工商會主席約爾格‧武特克則說:「我們誰都沒有考慮取消對華投資計劃。中國經濟在勞動力成本和生產力方面已經變得很具競爭力。」

  對於國際投資者的這種堅定和熱情,經濟界人士分析指出,中國市場巨大,勞動力成本低廉,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對外資的強勁吸引力依然存在。而《遠東經濟評論》發表的文章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原材料和廉價技術工人這些吸引各國公司的因素,要比SARS的影響更持久。國際投資如不進入中國市場所帶來的損失,才是他們所無法承受的。

  第四,中國政府的果敢面對。

  突如其來爆發的SARS疫情,可以說是對我國新一屆政府的一次嚴峻考驗。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政府為遏止疫情發展、穩定市場、拉動經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規和政策,在「非常時期」表現出了異常果斷、總攬全局的風采與魄力,贏得了全世界的肯定與讚賞。

  美國商會執委會主席史提夫‧溫安洛於2003年5月指出,美國企業界非常滿意地看到中國政府面對這場罕見的疫情所表現出來的負責態度。中國政府迅速、果斷的措施為貿易夥伴、僱主及投資人樹立了信心。

  《歐洲時報》也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在本次的抗SARS戰役中,中國人從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同時表現出了自己的優勢與劣勢。中國人如果能揚長避短,銳意改革,SARS必將成為推進中國新一輪發展的寶貴契機。

  更有不少著名的國際學者指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奮起應付危機,反映出他們嶄新而獨立的領導能力。而這些因素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在戰略上極具重要性。中國新領導層對SARS初期危急局面的處理手法,反映出中國政府具有驚人的應變能力。

  法國《歐洲時報》發表的評論代表了很多國際輿論的共同聲音。這篇評論指出:這次SARS危機表明,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公共衛生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衛生問題,而是經濟問題;它不再是某些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SARS危機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這一方面已經顯示出大刀闊斧的決心。抗擊SARS,將使中國人更加深邃地融入世界。

  打破「崩潰論」

  「中國崩潰論」的論據是中國經濟中存在著許多問題,有的還是嚴重問題。的確,中國經濟中是有很多問題,而且,問題還特別的複雜,因為中國不是有一套問題,而是有兩大套問題。

  首先,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像東南亞和拉美等落後國家一樣,面臨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如「三農」問題、貧困問題、失業問題、收入差距問題、法制不健全問題、市場不健全問題以及腐敗問題等。

  還有另一類問題,即轉軌經濟問題。這類問題與其他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相似,有國有企業、國有銀行、計劃控制、政府審批、政府體制和法律結構等問題。

  由此可知,我國既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轉型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與轉軌的問題交織在一起,互相制約,更加複雜。再加上有13億人口,地域寬廣,所以在中國的許多問題很容易就會被世界所矚目。如壞賬、失業和等待就業人口、國企下崗人員、收入差距問題等。

  認識到問題的難度,就可以明白中國問題不是短期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很長時間來解決。我國已經進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決這些問題,比起美國和歐洲用三四百年時間建立起一個市場經濟,仍然算得上一個偉大的成就。

  有了長期的觀念,我們就可以比較冷靜地看待這些問題,並進行冷靜的分析:中國的機遇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中國可以實現比較平穩的改革和增長?對於世界來說:中國有這麼多的嚴重問題,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卻沒有崩潰,恐怕在可預見的將來也肯定不會,反而仍在持續高增長?更重要的是,中國解決問題的出路是什麼?

  其實,中國兩套問題——發展中國家問題與轉軌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中國之所以能相對平穩地進行改革和保持增長的原因。

  俄羅斯和東歐等轉軌國家,在改革之初已經是經濟高度工業化、高度國有化的經濟,90%以上的人口都是國有企業職工,100%的人都享受社會福利。而中國與這些國家不同。改革之初,我國有80%的農業人口,因此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當時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會福利的人在我國超不過20%。按這個標準計算,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80%的社會主義,農村人口也從來沒有享受到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

  然而,由於我國不是一個高度工業、高度國有化的經濟,改起來也就相對容易,比較容易實現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實現在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斷推進改革,中國就能夠實現「帶著問題增長,在增長中解決問題」。

  問題之一:關於收入差距

  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存在的社會貧困化問題導致了一些社會不安定的因素,社會犯罪率也在提高。現在真正需要特別關注的,是「絕對貧困化」的問題。在經濟學邏輯上,只要一個社會裡絕大多數群體的絕對收入水平能夠不斷有所提高,不發生大面積的絕對貧困化情況,這個社會就會維持基本穩定。這裡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腐敗、公正,完全根據經濟因素來推斷的——加上其他因素問題則會更複雜。

  目前的中國社會各階層中,農民是最苦、最窮的人群,但是,農民卻不一定是絕對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於農業價格的下降,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是降低了,純粹農民的收入在最近兩年出現了絕對下降。但對於許多農戶,只要其家庭當中有外出打工者,非農收入的增長,總收入還是會增長的。

  中國過去幾年有2500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再加上集體企業下崗職工,下崗職工總數至少有4000萬人。但是,中國沒有因為下崗發生大的動亂,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重新獲得了就業,政府也實施了一定的社會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人感覺到的絕對貧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們收入變化所顯示的那麼大。

  因此,我國現在不是不存在絕對貧困化,而是規模不是很大,社會反感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在改革進行到現在,雖然有如此大規模的下崗職工,仍然相對來講還能保持穩定。但是,政府必須看到潛在的問題,積極採取措施防止大規模的人群發生絕對貧困化。

  問題之二:關於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的問題體現在我們說了多年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上。「三農」問題的根本性難題在於,中國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又為農業人口。

  我國只有7%的耕地,利用現代化的農業技術,是使用不了多少勞動力的,從發展的角度看,根本無法承受如此數量的農民在這些土地上生產。中國農業現在不能用集約化生產,也並不是缺乏技術,而是因為過剩的人口沒有出去,這些土地還在支撐著龐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

  在我國加入WTO以後,靠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已不現實,因此,農民的根本出路在於不再成為農民。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問題,現在面臨著一次解決的機會。農民之所以在過去兩年中收入仍然在增長,也正是因為農民在不斷地轉變出來,在非農產業裡獲得了新的就業崗位。

  問題之三:關於地區差距

  中國的地區差距很嚴重,但是,地區差距也不會成為中國經濟崩潰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國並不存在分裂的傾向,而且可以說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願意統一的時期。因為落後地區想利用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而先進地區想利用落後地區的勞動力和市場。在市場的作用下,各個地區或者主動或者被動地尋求市場的一體化。兩年前,香港對於與大陸合作建設經濟開發區沒有多大興趣,現在則積極性很高,就可以看做一個例子。

  此外,我國內陸與沿海地區之間人口的移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如果未來中國地區差距縮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動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區目前的經濟,如果扣除外來民工創造的(這一部分流向了內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產值)規模一定會比其GDP少,而內陸地區加上這一塊(等於從沿海地區流入的),GNP必然會增加。

  在開發西部問題上,對於政府投入我們也應當有正確的認識。當前,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內陸地區比如青海、甘肅等省份的經濟仍然不可能達到與沿海地區一樣的規模,仍然會存在差距。但是,這種差距並不是我們真正能消滅的差距。地區差距只有在一個意義上可以消滅,就是人均收入的差異。更多的人去分享經濟發達地區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後地區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會實現均等。沒有一個大陸國家能實現所有地區經濟規模或絕對發展水平的均等。

  問題之四:金融問題

  國際上討論的中國金融問題,主要是指中國的銀行壞賬,其次還有政府債務。

  根據最新公佈的數字,我國國有銀行的壞賬與GDP比率差不多在25%左右,如果加上從銀行轉到資產管理公司的1000多億元資產,壞賬總額大概占GDP的35%~40%。可以說在銀行的壞賬方面,中國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比如日本——我們常常稱之為深受銀行壞賬困擾的國家,日本經濟學家爭論的是銀行壞賬比例究竟是6%,還是10%、11%。然而,令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壞賬,中國的銀行仍然在運作,老百姓沒有擠兌,反而還在往銀行裡存款。根據最新的數據,我國的銀行存款已經超過8萬億元人民幣,而且仍然保持經濟增長7%~8%,沒有出現金融危機。因此,對於中國的金融問題,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寬的角度來看。

  中國的銀行壞賬一定意義上屬於國債。因為它是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的債務。在這個意義上,這屬於「准國債」。所以,這最後都要由國債清理,由國家來承擔責任。

  在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看,中國的政府債務則可以說是屬於最低的之一。實施了五年積極的財政政策——每年發行1500億特殊國債,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政府國債占GDP的比重也不過是16%左右。16%在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根據《馬斯特裡赫條約》規定,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的標準是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超過60%。而意大利的政府債務占GDP達到90%,日本這個數字更是達到了140%。

  因此,銀行壞賬加上國債,相對來講,我國並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另一塊——外債(通過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到,外債過高——韓國短期外債占GDP的比率當初將近40%、泰國近30%——是導致一國金融危機的主要緣由),中國的外債是比較低的,占中國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業外債只佔到GDP的1%。銀行壞賬、政府債務以及外債,都是屬於國家債務,最終需要全社會來償還。這三者累計起來,占中國GDP的60%~70%。如果不算長期外債,則只有57%~58%。這樣的比例是在警戒線以內,也是處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即使有很高的銀行壞賬,但是卻沒有那麼大的金融風險——還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如果說中國有金融危機的話,也不是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外部風險,而是在於內部,即銀行壞賬太多導致的信貸萎縮問題。

  至於外在金融風險(對外支付危機)方面,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中國甚至是過度保險的。中國出口順差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經常賬戶保持盈餘,資本賬戶上外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並且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目前已達到3600億美元左右。從經濟學角度上講,一個發展中國家是缺資金的國家,擁有如此數量的外匯儲備並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險的作用。

  綜上所述,由於問題長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危險也就經常會存在;而在問題不斷地解決過程中,中國經濟卻又在持續地增長。因此,總體上看,中國總有問題,但又總不崩潰,崩潰論也就總會有市場。然而,我們的任務,則是不斷地去推進改革,確保中國永不崩潰。   


六、社會形勢:階層結構的裂變與整合

  深刻變化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

  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正發生著並已經產生了重大改變。這種改變所帶來的是陣痛與希望並存,是一種裂變與整合,但也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必然產物。然而,備受全社會關注的是,在全面建設中國小康社會之際,這種改變應該順應社會進步的潮流,各階層之間應相互融合、相互促進以及進一步的整合。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體制轉軌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促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分化機制。這些跡象表明,社會經濟變遷已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出現,並且,這種結構正在趨於穩定。與1978年以前的階層結構相比,這一新的社會階層結構在基本構成成分、結構形態、等級秩序、關係類型和分化機制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並將深刻地影響著我國正在進行的小康社會建設。

  1.我國十個社會階層的界定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這是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幹部,具體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轄市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處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幹部;各省、市、地區中具有實際行政管理職權的鄉科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幹部。目前,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決定了這一階層在趨於等級分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居於最高或較高的地位等級,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這一階層的社會態度、利益及行動取向和品質特性,對於正在發生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將要形成的社會階層結構的主要特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改革的推動者,但卻處於政治與社會經濟地位不一致的狀態,他們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在改革的後十年,他們仍是改革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並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獲益者之一。另外,由於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執政黨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體現,所以,各社會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之間的關係——與他們的合作或衝突,經常轉而表現為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滿。目前,這一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約為2.1%;在城市中的比例為1%~5%;在城鄉合一的縣行政區域中比例大約為0.5%。

  (2)經理人員階層。

  這是指大中型企業中非業主身份的高中層管理人員。這一階層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幹部)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之間的區分界線還沒有完全明晰化,其階層內部不同來源的成員,在社會政治態度和利益認同方面還有明顯差異。這一階層的社會來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來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幹部。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這一部分企業幹部逐漸從行政幹部系列中脫離出來,成為職業經理人。第二部分來自較大規模的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開始出現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趨勢,一些企業主聘用職業經理人來為自己經營管理企業;另一些業主則通過企業股份化而使自己從業主型的創業者轉變為職業經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資」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經理人員階層是市場化改革的最積極推進者和制度創新者,他們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現代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這一階層的成員支配著大量的經濟資源,他們都有較高的學歷和專業知識水平,同時,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也較高,被稱為「老總」。許多大中型企業處於國有或產權不清的狀態,實際上是經理人員在支配這些企業的生產資料和經濟資源。同時,這一階層的主導成分與國家權力和海外資本有著緊密的聯繫。

  這種狀況決定了經理人員階層在當前的社會階層結構中也是主導階層之一,他們在社會經濟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影響力特別是對政府經濟決策的影響力,甚至要大於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力還在繼續擴大。這個階層還在發展之中,在目前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約為1.5%,但在地區之間的分佈極不平衡。這一階層的成員多數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城市。據調查,在深圳市這類經濟中心城市,經理人員階層所佔比例高達9%,遠遠超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所佔比例;但在經濟不發達的貴州省等地,經理人員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經理人員階層所佔比例以及這一階層的經濟回報率來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

  (3)私營企業主階層。

  這是指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並進行投資以獲取利潤的人,按照現行政策規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他們不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實踐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建設者,在二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最初主要來自於鄉村和城鎮社會的較低階層,但在1992年以後,具有文化專業知識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機關幹部開始大量加入這一階層,使這一階層的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有了極大提高。但是,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阻礙,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地位一直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他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受到很大局限。私營企業主階層內部擁有資本規模大小不同,他們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質也有很大差異,因而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聲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社會上對他們的評價也會有很大的爭議。

  在人數上,中小企業主構成了這一階層的主體。就全國而言,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0.6%,但地區差異比較大。在私營經濟較發達地區,這一比例可達3%左右;而在私營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該比例在0.3%以下。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這是指在各種經濟成分的機構(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全民企事業單位、集體企事業單位和各類非公有制經濟企業)中專門從事各種專業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的人員。他們大多經過中高等專業知識及專門職業技術培訓,並具有適應現代化社會大生產的專業分工要求的專業知識及專門技術。

  專業技術人員是現代工業社會的中等階層的主幹群體,他們既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們還是社會主導價值體系及意識形態的創新者和傳播者,是維護社會穩定和激勵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在當代中國社會,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在推動科學技術發展和市場經濟理念傳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專業技術人員在中國的階層結構以及社會中間層中所佔比例還比較低,他們主要集中於城鎮。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隨著教育、科技和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展,這一階層將日益壯大。目前,專業技術人員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5.1%,但城鄉差異很大,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差異也很大。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大中城市中,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所佔比例為10%~20%,而在城鄉合一的縣(市),其比例僅為1.5%~3%。

  (5)辦事人員階層。

  是指協助部門負責人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專職辦公人員,主要由黨政機關中的中低層公務員、各種所有制企事業單位中的基層管理人員和非專業性辦事人員等組成。這一階層是社會階層流動鏈中的重要一環,其成員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後備軍,同時,工人和農民也可以通過這一階層實現上升流動。這一階層也是現代社會的社會中間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目前的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大約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約為10%~15%;而在城鄉合一的縣(市)中,其比例在2%~6%之間,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將會有大量的體力勞動者上升流動進入這一階層,在未來十幾年中,這一階層的人員比例將會有明顯提高。

  (6)個體工商戶階層。

  是指擁有較少量私人資本(包括不動產)並投入生產、流通、服務業等經營活動或金融債券市場而且以此為生的人。如小業主或個體工商戶(有足夠資本僱傭少數他人勞動但自己也直接參與勞動和生產經營的人)、自我僱傭者或個體勞動者(有足夠資本可以自己開業經營但不僱傭其他勞動者)以及小股民、小股東、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個體工商戶階層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主要獲益階層之一。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一些城市搞所謂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許多較為簡易的商業設施拆掉了,把馬路市場取締了,致使不少個體工商戶因失去經營場地和經營條件而歇業。另外,由於政府管理部門對這一階層的管理變得日益嚴厲,向他們徵收的稅費也有所增加,他們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對減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20世紀80年代,其經濟地位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較多。目前,個體工商戶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為4.2%,這一比例是根據國家工商部門的登記數計算出來的,但該階層的實際人數比登記人數多得多。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是指在商業和服務行業中從事非專業性的、非體力的和體力的工作人員。由於中國目前的商業服務業還不發達,而且產業層次較低,這一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產業工人階層較為類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與國際較為接軌的商業服務業部門中,商業服務業人員的社會經濟狀況較接近辦事人員階層。隨著工業化和市場化的推進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一階層的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

  目前,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12%,但城鄉之間的差異極大,因為這一階層與城市化的關係最為密切。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夠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因為中國目前的服務業發育程度較低,尚停留在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領域。可以預計,隨著旅遊業、體育事業、科技教育事業、文化娛樂業以及社會服務事業的發展,這個階層會迅速發展起來。

  (8)產業工人階層。

  是指在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生產工人、建築業工人及相關人員。產業工人階層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隨著中國工業化、社會化的繼續發展,這個階層將會進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質,其勞動技能也將不斷提高,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越來越多的貢獻。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的產業工人階層內部一直存在著企業所有制和戶籍身份制所導致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收入、福利、社會地位、勞動保障等多個方面。近幾年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人之間的差異相對縮小,但戶口因素的影響仍然很強。「農民工」應該是產業工人階層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實際上卻成了這個階層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做的是與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所以在工資、勞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顯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戶籍因素導致的差異之外,單位部門因素也越來越多地引起產業工人階層內部的分化。福利和勞動保障較好的正規部門的工人與缺乏福利和勞動保障的非正規部門的工人,經濟效益低的傳統部門的工人與經濟效益好的新興產業和國家壟斷部門的工人,在社會經濟狀況方面有著明顯差異。

  經濟改革以來,產業工人階層的社會經濟地位明顯下降,這使產業工人階層的人員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工人階層中一部分成員通過接受成人教育和技術培訓離開了工人隊伍,進入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其他社會階層。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國有工礦企業改革,實行減員增效等政策,導致大批工人下崗,從而在事實上改變了原來那種終身僱傭格局。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在「鐵飯碗」被打破以後,處於就業無保障的狀況。這使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很大的壓力。應當指出,這種變化帶來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數工人有了學習技術和專業技能並做好本職工作的積極性;不好的一面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人階層長期沒有就業壓力,因而沒有競爭意識,一旦他們的這種既得利益狀況被改變,且一時又不能適應這種改變,他們便難免會有牢騷和不滿。與此同時,進城的農民大批湧入產業工人階層,他們成為產業工人階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整個產業工人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的比例則為22.6%左右,其中農民工占產業工人的30%左右。當然,這一比例在城鄉之間差異極大,不同經濟結構的城市之間,不同發展水平的鄉村之間,差異也都很明顯。

  (9)農業勞動者階層(這裡之所以用「農業勞動者」,主要是為了區別於身份制下的農民概念,西方國家的農民就是農業勞動者,沒有身份制含義。)。

  該階層是指承包集體所有的耕地,以農(林、牧、漁)業為惟一或主要的職業,並以農(林、牧、漁)業為惟一收入來源或主要收入來源的人員。這是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一個階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農業勞動者階層曾經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真正突破者,是農村經濟體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場經濟的最早實踐者和推動者。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農民得到了自主和實惠,解放了生產力,農業連年獲得豐收,不僅在較短時間內一舉解決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推動了中國整個體制的改革。另外,這個階層還是通過分化而產生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產業工人等階層的母體階層。

  儘管如此,由於這個階層幾乎不擁有組織資源,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往往也低於上述所有階層,所以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地位比較低。本來,按照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要求,這個階層的規模理應進一步分化並大規模縮小,但在目前,這種分化和縮小受到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制度與政策(如戶籍制度等)的阻滯。當然,不可否認,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農民階層的規模已經有了顯著的縮小,純粹的農業勞動者和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民在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已經從1978年的70%以上減少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農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也從1978年的28.1%下降為1999年的17.3%,兩種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稱的,在經濟落後的中西部地區,這種不相稱狀況更為明顯。這種狀況決定了農民階層的較低收入水平和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尤其嚴重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農業勞動者階層是改革和發展的受益階層,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這個階層便逐漸成為利益受損的階層了。特別是在1997年以後,由於大宗農產品從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銷售困難,價格顯著下降,鄉鎮企業不景氣,進城做工變得更加困難,以農業為惟一收入來源和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民的收入,實際上是減少的,而各種稅費負擔卻沒有減輕,不少地方反而在不斷加重。所以,這個階層利益受損的狀況表現得更為明顯。這是很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這是指無固定職業的勞動年齡人群(排除在校學生)。體制轉軌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一批工人和商業服務業人員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就業機會不足使許多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力長期待業。城市大量徵用農用地,則使大批農民無地可種,而這些農民在城鎮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職業。另外,還有不少城鄉居民因殘障或長期臥病的困擾而不能就業,他們多數也陷入貧困境地。目前,這幾部分人的數量還在繼續增加。

  任何社會都會存在部分的失業者,但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一個階層,卻是中國目前這一特殊歷史過渡階段的產物。一方面,無業、失業、半失業人群數量比較龐大;另一方面,這些人具有類似的社會經濟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國有、集體企業工人及其子女。以及無法依靠農業維持生計的中青年農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層中,相當部分人的失業、半失業狀態持續數年之久,給他們的生存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失業、半失業人群的這些特徵使他們構成一個過渡性的特殊階層,這一階層的許多成員處於貧困狀態。目前,這一階層在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比例約為3.1%。

  2.我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雛形形成

  (1)社會結構的中下層在逐步縮小。

  1)農業勞動者不斷地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農業勞動者階層正在逐漸縮小。農業勞動者階層的縮小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在發達國家,農業勞動者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階層,一般都僅佔其總人口的15%以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勞動者數量在大量減少,他們佔就業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在未來的十幾年中,農業勞動者的數量還將繼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的速度。

  農業勞動者階層所佔比例下降,對於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型、從金字塔型結構向橄欖型結構過渡是極為重要的。但是,與西方現代化國家相比,中國農業勞動者所佔比重還是過大,甚至還超過許多發展中國家。

  2)商業服務業員工和產業工人階層在分化。伴隨著農業勞動者的逐漸減少,整個社會結構的中下層(或底層)部分也在逐步縮小。當然,社會結構的中下層部分不僅包括農業勞動者,通常還包括傳統型的、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商業服務業員工與產業工人。

  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的數量有所上升。與此同時,產業工人的數量及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工業化高潮中也有明顯上升。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與產業工人階層規模的擴大,目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將會繼續發展下去,這種變化將與農業勞動者的減少一起,正在並將繼續為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中下層部分逐步縮小做出貢獻。

  (2)社會中間層已經出現,並且正在不斷壯大。

  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以社會中間層為主體,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欖型,社會大部分成員處在中等和中上層地位,只有少數人處於高層和較高層,而處於最低階層的人也是少數。社會中間層不是某個階層的代稱,而是幾個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徵特別是收入處於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階層的合稱。按照國際學術界的分類,社會中間層主要由兩大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所謂老社會中間層,包括中小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和富裕的自耕農;另一部分是所謂新社會中間層,主要包括大部分專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行政與管理人員、辦事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和技術工人等,他們不但在收入上處於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會聲望上也處於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中間層規模有了非常快的擴張,可以說是擴張最快的階層結構部分(見下頁表)。比如,從1978年到1999年,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所佔比重從0%上升為0.6%,個體工商戶階層和經理人員階層所佔比重也分別從0.03%和0.23%增加到4.2%和1.5%,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則從2.2%左右增加到12%左右,都翻了幾番。這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便開始從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漸向橄欖型轉變。

  (3)掌握或運作經濟資源的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

  在中國社會結構較上層的部分或者說居於優勢地位的社會階層中,掌握或直接運作經濟資源的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在這類階層中,除了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外,還有私營企業主與經理人員。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私營企業主階層從無到有,經理人員從幹部隊伍和企業主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這兩個階層在社會結構中所佔比例都在逐年穩步上升,而且還將繼續上升,尤其是經理人員階層的比例將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隨著現代企業制度和產權形式的發展,企業主的數量將穩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對減少,而企業經理人員的數量將會明顯增加。不過,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規模增長還未達到頂峰,在未來幾十年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例還會有所上升。

  (4)現代化社會階層的基本構成成分已經具備。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不再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原來的階層發生分化,新階層已經形成和壯大,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一個不斷擴大的社會中間層和企業家階層。與發達國家相比,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構成成分在中國已經具備,凡是現代化國家所具備的社會階層,都已經在中國出現,有的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見上表),只是各個階層規模有大小區別而已。當前中國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和經理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員工等屬於中間層的階層規模過小,還沒有達到1950年美國和1975年日本的規模,而農業勞動者階層還過於龐大。當然,儘管中國的中上階層規模過小,但是已佔有一定的比例。今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在構成成分上還會有大的變化,可能變化的主要是各個階層的規模,其中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會大大地擴張,這是與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變化趨勢。

  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來看,社會階層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階層結構的發達程度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第三產業將會越來越發達,會使各個職業的比重出現比較大的變化,從而影響和改變各階層的比例。對中國現代化發展來說,階層比例的變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會中間層的規模會大大擴張,農民階層和貧困階層的規模會大大縮小,一些過渡性群體(比如農民工群體)會逐漸融合在其所屬的階層之中。如果中國社會階層比例沒有出現這樣的變化,那就意味著中國現代化還沒有實現。

  (5)現代化的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

  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雛形還體現在社會階層位序的確立上。所謂社會階層位序指各個階層在社會地位等級中的排列次序。階層位序取決於各個階層擁有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與組織資源數量,擁有三種資源數量越多的階層,其階層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階層擁有的資源量不可能是絕對均等的,其差別將長期存在。在現代化社會,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企業主和經理人員階層,由於他們擁有的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最多,所以一直處於最高或較高階層的位序,農業勞動者階層和產業工人階層由於擁有資源量有限或比較少,所以階層位序就比較低。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基本上呈現出這樣的位序,表現在他們之間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主、經理等階層不論在收入上還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屬於比較高或最高的。只是這些階層之間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私營企業主階層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他們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並不是最高的。這是因為,雖然合肥科技人員創辦的民營科技企業較多,但這些企業都是新辦不久,所以他們的收入還不是很高。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不合理性

  1.現代化的國家需要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在繼續發展完善之中,社會階層結構同樣還處在不斷變遷的過程中。那麼,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將會朝著什麼樣的方向演變呢?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呢?這不僅是一些理論問題,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現實問題。

  (1)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結構。

  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中間層規模小,並且佔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層佔據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佔人口多數的下層則處於貧困狀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那麼這個社會就不會穩定,就有可能發生社會動盪甚至戰爭和革命。相反,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從事體面的職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生活比較安定。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社會的主導價值觀有較強的認同,他們與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利益一致,他們同時也是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型消費群體,他們還是社會變遷中緩衝社會矛盾的穩定力量。無疑,在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中,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一般都不會很大,或者不會那麼尖銳,大多數社會成員很少對社會感到不滿。這樣的社會是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的。

  國際社會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現代化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僅有經濟的現代化還不夠,還必須在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基礎上,形成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這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那麼,經濟現代化是不鞏固的、不穩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險。這樣的例證已經不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就要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這一點更為重要,也更為本質。

  (2)公平性、開放性和合理性是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本質特徵。

  從社會階層結構演變的客觀歷史過程來看,現代社會分化和社會階層結構形成的機制與前現代社會顯著不同。

  首先,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以成就為取向,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與生俱來的條件,而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後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賦性因素。當然,這麼說既不意味著後致性因素在前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過程中毫無作用,也不意味著先賦性因素已與現代社會沒有關係。

  其次,社會階層的邊界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既不一定是與生俱來,也絕對不是不可改變的。在這裡,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參與競爭的制度性障礙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現代社會,實際上很少有這樣的制度設置。每個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社會階層地位。由於教育的普及以及就業的市場化,每個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參與就業競爭,因而都有機會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第三,現代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程度非常高,其結果是降低了傳統社會所講究的特殊品質(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種族等)對個人的階層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會成員資格被標準化、普遍化。任何一個人,只要達到某種職位的最低標準要求,則不論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機會在競爭中贏得這種職位。

  第四,各精英群體,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等,能夠相互協商、合作、妥協和制衡。在現代社會,利益一致可能使社會精英們走向結盟,利益差別則可能使他們走向對抗和衝突,這兩種狀態對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損害其他階層的利益,後者則容易造成國家的動盪甚至分裂。而在現代化水平高的國家,既存在著各精英群體相互協商、談判、妥協和合作的渠道及機制,又具有限制他們在協商過程中結成同盟的制衡機制。比如法律規定,企業家一旦參政,就必須離開企業界,脫離經濟活動;參加這個政黨的精英不能參加那個政黨,等等。此外,各種各樣的社會中間組織的存在,也是促使不同精英相互制衡的結構機制。

  第五,貧困階層享有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的制度性保障。在現代化社會,貧困現象仍然存在。現代社會存在種種制度性的和民間性的機制,如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培訓體系以及慈善機構等,一方面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幫助提升那些還有一定條件但暫時陷於貧困的人的就業能力和競爭能力。

  第六,社會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在現代化水平高的社會,後致性的地位獲得機制和競爭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對競爭輿論、法律監控制度也相當健全,「能者上、不能者下」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所以,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對社會地位等級和合理分化機制的認可,已經成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一個重要標誌。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階層結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廣為接受的社會理念和文化價值,關鍵在於,通過這些機制和體制而形成的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公平性、開放性和合理性等本質特徵,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正因為具有上述本質特徵,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每一個社會位置都不會被某個人或某些人永遠佔據,保證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能夠充分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還能夠增強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的認同,進而有效地化解因資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產生的社會緊張與衝突。所有這些,既是社會的活力之源,也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由此可見,不同時期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階層結構,現代化時期也就有相應的社會階層結構,或者說,現代化國家需要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而我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仍然凸顯出與上述要求不相符的諸多不合理性。

  (3)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需要其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國的既定目標。我國正在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當前,中國不僅在進行工業化,而且還顯露出後工業社會的一些特點,商業服務業特別是高科技的發展表現出強勁的勢頭。

  經濟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勢必會帶動職業結構的變化。現代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人和管理人員,商業服務業發展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高科技的發展更是促使對技術工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的需求快速增長。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歷來看,社會階層結構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變化具有很高的相關性。一個社會是否實現了現代化,不能僅僅看它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還要看它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水平,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一方面,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要以經濟現代化、科技現代化為基礎,只有在現代產業結構調整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才會形成如下的趨勢與格局: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以及技術工人等社會中間層不斷擴大,農民人數則不斷減少。另一方面,經濟的現代化也需要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如果沒有社會的發展和社會階層結構的相應變化,經濟的發展終究會難以為繼,甚至會因為社會的動盪而陷於停滯或滑坡。

  (4)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本質特徵。

  綜觀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可以說,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中最為本質的層面。

  首先,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國家工業化、科技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會支持力量。沒有一個相當規模的企業家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工業化是不可能達到非常發達的水平的;如果沒有一支有相當規模的專業技術人員隊伍,就不可能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不可能提高國家的工業化水平;同樣,如果沒有農業勞動者向非農領域的大量轉移和流動,那麼農業不可能走向產業化、現代化,農業勞動者自身也不能很快地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其次,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的社會穩定基礎。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意味著社會成員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受益,絕大多數人享受著體面的生活和社會經濟地位,而不僅僅是少數人受益。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亞洲國家,曾於20世紀60~70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經濟速度,但是它們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出現相應的現代化轉變,結果,城鄉差別急劇擴大,規模最大的農民階層利益受到損害,普遍處於貧困狀態,而少數權勢者階層則大發橫財,從而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乃至社會動盪和暴動。

  總之,在判斷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現代化水平時,不能只看到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速度,還要看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能否帶動其社會階層結構朝著現代化方向變化,還要看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什麼樣的形態,即能否將其歸入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範疇。所以,判斷一個國家、地區是否實現了現代化,僅有3000美元的人均國民收入是遠遠不夠的,這還只是表面性的現象,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具有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質地判斷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整體現代化水平。社會階層結構的現代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基本國情、區情,或者說,是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本質特徵。

  2.我國現有階層結構不合理,存在引發社會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與上述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要求相對照,可以認為,現階段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並不合理。客觀地說,可以把中國現階段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不合理的基本表現概括為兩句話: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社會中間層的規模過小,而像農業勞動者這樣的構成社會中下層的階層規模還過大。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系統調查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問題。尤其值得我們高度注意的是,從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來看,階層結構比例失調往往是引發經濟—社會危機的深層次因素,或者會使一個社會難以應對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經濟—社會危機,難以迅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

  (1)該縮小的階層沒有小下去。

  在真正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農業勞動者實際上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階層,例如,1992年,農業就業比重在英國為2%,在德國和美國為3%,在日本為7%,在韓國也僅為17%。相比之下,中國在這方面落後很多。

  首先,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與中國現有的工業化水平嚴重不相稱。由於種種原因,中國近幾十年的工業化發展一直未能起到縮小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的作用,勞動力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極不相稱。據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在199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僅佔17.3%,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合計占82.7%。也就是說,44%的農業勞動力,由於所擁有的各種資源太少,僅僅創造了17.3%的GDP,而他們所能分享的GDP就更少。這種狀況,是與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普遍趨勢相背離的,也給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累積了沉重的結構性負擔。

  其次,農業勞動者階層的觀念和文化素質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需要。農業勞動者階層不僅規模過大,而且還存在著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發展的觀念與文化素質。中國的農民大部分還是小農生產者,更多地習慣於家庭生產的經營模式,缺乏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文化教育水平較低。社科院的一項調查表明,1999年,湖北漢川與貴州鎮寧兩地農業勞動者階層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所有階層中最低的,分別為5.38年與3.15年,各相當於其本地各階層總平均水平的60.4%與76.6%。若與合肥和深圳各階層的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則更大。這種狀況,無疑限制了農業勞動者階層的市場競爭能力,這也是農民外出找工作難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他們即便向非農產業轉移了,往往也只能幹一些收入低、工作條件差的體力活。可以說,目前農業的過剩勞動力從某種意義上看,基本上是低素質的過剩勞動力,這種低素質是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嚴重軟約束,也是中國實現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一個瓶頸性問題。

  (2)該擴大的階層沒有大起來。

  前文已述,從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來看,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必定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屬於這個階層的人口構成總人口的主體,這是社會穩定的堅實力量。日本曾有「一億皆中流」的說法,美國的中間階層約占總人口的60%。相形之下,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中間階層不僅出現得較晚,而且規模過小:目前能夠將其歸入中間階層的就業人口所佔比例僅為15%左右。社會中間層過小的結構性後果,在許多方面與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的結構性後果相同,都意味著社會結構的不穩定。

  首先,社會中間層規模過小的一個結構性後果是不利於社會穩定。中間階層規模過小,直接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較為不平等,貧富差距巨大。因為這種結構形態意味著:大多數社會成員處於社會中下層和下層,他們所享受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很小,小得與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嚴重不相稱;少數人處於社會上層和中上層,他們享受的社會資源份額很大,大得同樣與他們在總人口所佔比例嚴重不相稱,其結果就是大多數社會成員未能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和好處。

  其次,社會中間層規模過小,使國家缺乏抵抗風險和持續發展的結構性條件。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了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就可具備強大的抗風險能力和持續發展的實力,否則,便難以抵抗各種經濟風險或危機,難以迅速從各種經濟—社會危機中恢復過來,難以獲得持久的發展潛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東南亞各國(地區)由於有著不同規模的社會中間層,在應對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就表現出很不相同的能力。在此次危機中,韓國是應對危機的能力最強、恢復得也最快的國家,而這與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中間層不無關係。有資料顯示,早在1980年,韓國的中間階層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就已經達到55%以上,此後這一比例還一直在提高。

  相反,作為中下等收入國家的印度尼西亞,迄今尚未從此次危機中恢復過來,除了其他原因外,也與印度尼西亞社會缺少一個龐大社會中間層有關。例如,1998年,該國城市化水平為38.8%;另外,1996年該國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為44.0%,1998年甚至還上升為45.0%。這種城市化水平和就業結構,當然無法產生一個支撐社會穩定的社會中間層。

  韓國與印度尼西亞的正反經驗還表明,一個國家,即便在經濟上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如果其社會結構沒有實現現代轉型,沒有形成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中間層,便仍然不能算是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國家。顯然,中國目前的社會中間層規模同樣過小,還跟不上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3.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地位秩序尚未得到全社會的充分認可

  儘管在我國目前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雛形中,各階層的位序關係已基本形成,但調查表明,迄今為止,這種位序關係尚未得到全社會的充分認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會群眾基礎。這種狀況明顯地影響著社會心態的穩定,從而也影響著社會階層結構的穩定。社會各階層的現有位序關係缺乏社會的廣泛認同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處,影響階層位序等級的合法性。

  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資源配置機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機制,如市場機制和國家再分配機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機制。無論是怎樣的配置機制,都將影響人們所享有的資源的份額,從而影響人們的階層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存在,卻嚴重地影響著人們對現有階層位序關係的認可和認同。

  在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相應的制度改革與創新,基於能力主義—業績主義的資源配置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實,但同時也出現了各種非法獲取資源和機會的做法,譬如權錢交易、坑蒙拐騙、貪污腐敗、買官賣官、任人惟親、拉幫結派等,這些現象嚴重損害了人們的社會地位獲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實現的向上流動,不但得不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而且還廣泛地引起了社會的不滿。一旦人們普遍對各種社會地位獲得的合法性產生懷疑,整個社會對各階層位序關係的認同就會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壟斷現象的存在,也影響著人們對現有各階層的社會位序關係的認可。在這裡,引起廣泛爭議並且得不到認可的壟斷現象,主要是各種行業壟斷和部門壟斷,尤其是金融、電信、民航、鐵路等部門的壟斷。這種壟斷之所以會引起廣泛的社會爭議和不滿,就是因為它使社會分化機制不合理,在讓一部分人獲得不合理的高收入的同時,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與制度性壟斷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人們對各階層在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實際地位的評價。正如實地調查所表明的,這種狀況的一個嚴重後果是:不少人認為,現在是該富起來的人沒能富起來,而不該富起來的人卻富起來了。

  (2)制度改革和創新滯後,一些階層的地位沒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確認。

  社會各界對一些階層或群體的階層地位給予否定性評價、甚至出現認識混亂的原因,不僅與各種不合理不合法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存在有關,也與國家未能及時從制度上充分確認各種合理合法地獲致的階層地位的問題有關,其結果是使得一些階層或群體的職能、角色和地位未能獲得制度性的一致化。這同樣不利於社會階層結構的穩定與持續發展。

  在這方面,受到嚴重不利影響的社會群體之一是農民工。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勞動力懷著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但現有制度無視他們對城市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迄今為止還沒有承認他們進城並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十多年了,他們至今還過著候鳥式的生活,還是城鎮的邊緣群體,由此人為地形成了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農民工群體」。

  據統計,目前全國有農民工約8800萬人(實際數字要大得多)。按照戶籍制度的規定,他們的身份是農民,但他們實際上已經在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領域裡工作。這樣,他們的身份與他們工作的產業性質和/或地點不一致。儘管農民工的出現無論對農村還是對城市來說都是有好處的,但是,由於這樣的不一致,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

  首先,雖然農民工個人進了城,但他們的家還在農村,由此造成的往返費用以及給家庭生活帶來的諸多不便,是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直接承擔的並非必要的巨大代價,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估算這種代價究竟有多大。其次,農民工進城以後,即便其家屬隨遷,但由於身份的限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學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如果他們的子女因為身份的限制而失學、輟學,社會還將為此付出額外的代價,即低素質人口的複製。而這恰恰是一個經常發生的問題。最後,由於上述情形,農民工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的階層。一個無法融入工作於斯、生活於斯的城市社會的人口群體;一個每天耳聞目睹身邊的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奢華、而自己卻只能以最艱苦的勞動掙取一份最簡陋的生活的群體;一個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裡到處受到歧視的群體,是絕不可能去熱愛城市社會的,在遇到政治經濟的新變故時,他們難免會成為城市社會的異己力量,許多社會問題就由此而產生了。我國許多城市的公安部門在談到社會治安形勢時,常常把犯罪人員的外籍化作為治安狀況惡化的重要因素,卻很少對實際情況做進一步的分析。其實,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安排,才是產生這些不該產生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4.現階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發育存在區域不均衡性

  與經濟發展一樣,我國社會的階層結構的發育也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均衡現象。越是經濟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簡單,越是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中間階層規模過小;越是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階層結構越是複雜,越是具有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特點:即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越來越小,中間階層規模越來越大。例如,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湖北漢川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於貴州鎮寧,相應地,漢川農業勞動者階層所佔比重為54.9%,鎮寧的相應比重為64.6%,前者比後者低約10個百分點。當然,社會階層結構的發展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前者要以後者為基礎。但與此同時,階層結構的不發達也反過來制約著經濟的發展。

  應當看到,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的區域不均衡性已經日益顯得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不適應。一方面,國家現代化建設不允許大片地區處於經濟落後狀況,所以急需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這樣一個舉措。但是,另一方面,由於落後,這些地區不僅留不住本地專業技術人才,也難以培育出一個足以改變當地經濟不發達狀況的個體工商戶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在這種情況下,要開發這些地區,無疑需要國家採取措施,從外部吸引專業技術人員和私營企業家等去參與當地的經濟發展。但這又使中西部的大開發更多地停留在國家行為層面,缺少當地社會各階層的有力參與,而當地社會階層的參與,卻是開發中西部地區的社會基礎。可見,實現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一個綜合的系統工程,從經濟層面設計若干個大項目,推動經濟發展,這無疑是必要的,但僅僅這樣做卻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考慮經濟社會的協調和全面發展,要考慮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能夠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代中國日益凸顯的主要階層矛盾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徹底實現了撥亂反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全國各族人民滿懷豪情積極投身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當中。全國各階層人民空前團結,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把人的精力、人的思想、人的追求全都集中在經濟建設這個核心問題上。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也早已變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務。

  但是,社會是由各種矛盾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觀的,是無處不在的,是絕對的。在現階段,隨著中國社會十大階層的分化和不斷整合,社會各階層之間矛盾的必然性也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變化。雖然尖銳複雜的敵我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存在於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廣泛的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不能忽視的,突出的表現就是以下若干階層之間的矛盾。因此,只有科學揭示這些矛盾,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才能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更大的勝利,中國小康社會的建設才能順利進行。

  1.先富群體與貧困人口的矛盾

  現階段,隨著我國「先富群體」的出現,社會生活中所謂的「仇富心態」也越來越明顯。不斷惡化的社會治安,更有「仇富」者心態失衡因素的存在。全社會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正確認識「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重要意義,還有一部分人對於「平均主義」、「大鍋飯」仍然津津樂道。他們看到自己的收入與先富者的收入相差遙遠,特別是前幾年出現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現象,再加上我國先富群體中確有不少是非正當性致富,這些都激化了民眾對「先富者」的仇視情緒。

  (1)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現狀。

  1)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較快的速度增長。

  從農村居民來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超過2000元,2002年達到2476元,平均每年實際增長3.8%。從城鎮居民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8.6%。

  2)從總體上講,平均主義分配逐步在打破,「腦體倒掛」正在走向「腦體正掛」。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逐步被打破,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正在合理拉開,分配開始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向新興產業傾斜。傳統的體力勞動、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的收入在相對降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新興行業的職工工資水平在顯著增長。腦力勞動者、技術密集型領域的勞動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勞動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3)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迅速。

  當前,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財產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6.42%,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平均增長率16.23%高10.19個百分點,說明資本等要素參與分配的力度加大。

  4)國有單位職工的收入增長勢頭較強。

  「八五」和「九五」時期,我國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其他單位的工資基本上都呈現正比例線性增長勢頭。其中,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平均工資增長了2.74倍,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國有單位的工資增長最快。另外從工資的絕對增長水平上看,其他單位工資水平一直最高,國有單位次之,城鎮集體單位最低。

  5)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與宏觀經濟發展保持了協調一致。

  現階段,我國城鎮居民人均第二、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三項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6.25%、16.23%、16.33%。這說明,我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2)我國先富群體的構成。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一些率先丟掉「鐵飯碗」的勇敢者,有的幹起了個體戶,有的搞起了長途販運,有的搞起私人工廠。由於國家在政策上對於這些先批「下海者」給予了優惠,使他們很快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通常人們所說的富裕群體大至分這樣幾種:

  第一,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他們中許多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家,其資產高的已達幾億元。例如,東方集團張宏偉、希望集團劉永好、長沙遠大集團張劍等。

  第二,部分各類企業的承包者、企業經營者階層。前些年他們利用租賃、承包和承銷等手段,得到了豐厚收入。現在許多承包者已成為老闆,擁有了自己的企業。

  第三,外商企業、三資企業的管理階層或白領員工。他們的經理層平均年收入在5萬~15萬元之間,高的達到50萬~100萬元之間,一般員工平均年收入也在3萬元左右。

  第四,部分影視明星、歌星、小品和戲劇創作者及演藝圈裡的穴頭。他們收入通常是普通工人的幾倍或幾十倍。

  第五,部分獲得發明專利,技術轉讓、遺產、饋贈等特殊富有者。有海外關係的一些人士,一些華僑家庭收入靠外界供給者。

  第六,一些有權勢、有關係、有門路的「能人」。他們依仗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依靠「炒批文」、「炒貸款」、「炒股票」、「炒房地產」、「炒外匯」、「炒產權」而獲得暴利者。他們的資產是巨大的。

  第七,利用國家體制變革時期的管理漏洞,大搞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偷稅欺詐,特別是利用價格雙軌制的漏洞,轉手倒買倒賣,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親朋好友及夫人子女謀私利的人。

  林林總總,先富者階層有一些是利用誠實的勞動而致富的,有一些是國家稅收政策的特殊照顧故意放寬而產生的致富者。許多個體經營者或私營企業若按照正常的稅收政策,其私人財富積累不會達到如此快的程度。

  (3)問題不容忽視。

  然而必須看到,在收入正常增長的背後,也存在著一些不容輕視的問題。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加劇。

  主要表現為:一是以基尼係數反映的居民收入總體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承受線。1991年為0.282,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十年上升1.62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1︰2.2,1995年為1︰2.71,2000年為1︰2.79,2001年擴大到1︰2.9。三是地區間差距擴大。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與最低的省差距超過3倍。四是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80年代中期,行業間收入差距開始顯現,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業人均收入與最低行業之比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經濟性質的單位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國有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資差距為1.25︰1,2001年擴大到1.63︰1,其他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與集體經濟性質單位職工工資相比,1985年的差距為1.49︰1,2001年發展到1.77︰1。六是城鎮內部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明顯加快。特別是近兩年,高收入戶的收入增長,大大超過了低收入戶的收入增長,2002年第一季度的統計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為7.66倍。

  2)財產的集中度越來越強,居民家庭財產的差別越來越大。

  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

  當前,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51,遠遠高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0.32。

  3)體制內的「平均主義分配」和體制外的「收入差距過大」兩種極端現象同時並存。

  「平均主義」並沒有徹底根除,主要表現在工資收入(不包括工資外收入)分配上,多數國有企業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群眾團體內部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偏小。

  與此同時,在工資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著「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現象。工資外收入、壟斷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根源。

  4)收入分配不規範。

  一是工資支付不規範,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職工工資現象;二是工資提取不規範,實行工效掛鉤企業的計劃外、基數外提取工資現象較普遍;三是部分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超過工資總額的4%的標準進入,變相提高收入;四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職務消費」隨意性太強,缺乏合理有度的約束。

  5)整體收入結構仍不合理。

  主要表現為:一是工資收入結構不合理,制度內工資低,制度外勞動報酬高,項目繁多,未納入工資內;二是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與中央關於「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國城鎮居民按多種要素分配的格局還遠遠沒有真正調整到位,其他要素參與分配還需要進一步增加比重。

  (4)差距過大影響社會穩定。

  其實,這個問題在前面已有所涉及。收入分配與社會穩定的關係,可以細分為分配結構、收入差距、獲取收入的途徑與社會穩定的關係。

  1)分配結構與社會穩定。

  不同收入群體的不合理分佈是當前收入分配領域需要重視的首要問題。如果有相當一部分人絕對生活水平下降,將成為社會穩定嚴重的隱患。如果收入最低的一部分人群只是相對生活水平下降,而絕對生活水平上升,他們實際上是共同富裕中的相對弱勢群體,政府有能力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這是社會發展的正常現象,不會影響社會穩定。如果有相當大的一個底部收入群體,而且這個群體不斷地相對擴大,這意味著簡單勞動力以及失業、半失業人數在相對增多,或者說,需要社會進行保障的人群在相對擴大,這將是社會穩定的又一個嚴重隱患。

  如果中等收入人群保持適當大的規模,同時有一個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且相對穩定的高收入人群,這是經濟良性運行的一個顯著特徵。如果中等收入人群過小,容易造成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的心理失衡,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果中等收入群體過大,其實質是社會分配處於平均主義狀態,市場分配機制沒有真正形成,這是社會穩定的長期隱患。科學的提法應該是「中等收入人群保持在適當大的規模」。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2)收入差距與社會穩定。

  人們通常用基尼係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基尼係數高,表明收入差距過大,社會不穩定;基尼係數低,則表明收入差距小,社會穩定。應該說,這只是一種簡單的判斷,對基尼係數的運用實際上要複雜得多。

  收入差距可分為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內,兩種差距都將呈拉大的趨勢。主要理由有:首先,中低素質勞動力總體供大於求的局面不會改變,使得低素質勞動力市場價位提升較慢;其次,市場競爭和對稀缺人才的爭奪,必然使高素質勞動力的市場價位迅速提升;第三,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將更積極地參與世界範圍的人才交流與分工,而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價位高於國內,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助長收入差距拉大;第四,我國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以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合法途徑首先致富,客觀上也將使收入差距繼續拉大。這四個方面造成的收入差距適度拉大是合理的,不會帶來明顯的社會不穩定。

  3)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與社會穩定。

  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引起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合理收入主要表現為不少單位工資外收入失控;少數行業存在著壟斷而導致收入過高等等。這些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對社會穩定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不合法收入主要指以權謀私、貪污受賄、走私販私、制假售假、偷稅漏稅等所得的收入。不合理、不合法收入雖然是局部現象,但它在全社會產生了很壞的影響,應下決心採取有力措施,盡快加以解決。

  我們知道,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尤其是中國社會,歷史上就有「均貧富」的傳統,所以,財富分配的不均等與社會不穩定是一對孿生姐妹。

  (5)對我國先富群體的客觀評價。

  在怎樣對待「先富群體」的問題上,社會上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態度。有人認為先富者絕大多數是靠合法致富渠道成功的。現在過嚴地去追究怎樣致富,將會影響黨的富民政策貫徹。不如正確引導致富者合法把資金用於投資社會生產,擴大社會就業,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先富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靠非法手段致富的,是不正常的「暴富」者群體,他們是社會的「毒瘤」,是應該徹底清算和趁早剷除的。

  調查表明,對於絕大多數百姓來說,對於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倒賣批文、逃匯騙匯的非法暴富群體有著較深的仇視和敵意。而對於靠勞動致富的群體,也有敬佩和仰慕的成分。

  當前,對先富群體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躺在財產簿上貪圖享樂,只消耗財富,不再創造新的財富。其心理狀態是,有錢就花掉,生帶不來,死帶不走,應該盡情地享受玩樂。有些人怕政策變或怕自己的錢被沒收,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去,帶著孩子老婆到國外享受去。還有些先富者乾脆把錢存在銀行吃利息。這類靠吃利息生活的先富者,給社會帶來的財富僅僅是自己的「消費支出」和「銀行存款」。另一類先富者,把財富作為自己大展宏圖的一個條件,作為資本金再投入到社會,其主觀上是為了賺取更大的利潤,但客觀上已經為社會創造了新財富,提供了就業機會,創造了新的國家稅收。這種投資我們應該給予積極鼓勵。存在於先富群體中的財產轉移現象很值得重視,許多先富的老闆以到國外辦廠的名義,把資產轉移到國外。這種情況的出現反映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部分私營企業出資者擔心國家的政策有變,認為轉移到國外更為保險;另一部分人的資產來源確有不合法的因素,擔心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現在當務之急是引導先富者階層把積累的財富拿出來投入生產,增加社會就業,創造新的財富。對於一些違法犯罪分子,應該依照國家的法律給予嚴肅懲處。

  另外,對於先富群體,國家應出台相應的引導消費的政策措施。近兩年社會出現的需求不旺的現象,有人認為是先富者因基本需求已飽和而沒有可消費的商品;對於基本需求沒有飽和的廣大城鄉居民來說,因手中無錢而不能消費。這就形成了兩個消費的「空白」。有錢人基本上不購置一般性商品;而依靠工資收入的許多低收入家庭,生活費來源很有限,絕大部分用在了吃飯上,沒有形成有效的購買能力。致使中國的消費市場低迷。這種觀點的確反映出消費市場的一個客觀實際。但是再從深層上分析,中國市場需求出現低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自己製造出的產品不能有效滿足市場的需求。中國整體產業水平過低,高新技術產業化、商品化速度太慢,許多消費者買不到高檔的中國製造的產品。加速技術進步,加快高新產品進入市場的速度是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2.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

  在整個人民內部矛盾的複雜系統之中,領導幹部與人民群眾的矛盾佔有突出的地位。正如劉少奇所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是大量地表現在人民群眾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上。」(《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頁。)

  社會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要通過管理與被管理的矛盾體現出來。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組織功能很強的社會制度。在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關係上,各級幹部往往成為利益分配工作的操作者。這樣,各級領導就處在許多矛盾的焦點上。由於改革是對原有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社會結構的重新調整,難免要觸動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而各項改革政策又都需要各級領導來貫徹,因而這一矛盾就顯得更加突出。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中的官僚主義者以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的嚴重違法亂紀等腐敗分子,雖然為數不多,但嚴重危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對。由腐敗現象導致的當前我國社會的幹部和群眾矛盾,在相當一些地區和部門正日益激化。

  (1)權力腐敗現象導致黨和政府威信下降,廣大群眾強烈不滿。

  首先應當肯定,我們的黨員幹部,包括領導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腐敗分子只是極少數。但是同時應該承認,由於面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考驗,與我們黨和國家以往的歷史時期,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相比,人際關係日益出現金錢化趨向,商品交換原則已經比較顯著地侵入黨內政治生活和國家公務活動中,因此,程度不同的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相當普遍地存在,其中觸犯黨紀政紀,進而觸犯國法的儘管是少數,但違法亂紀的行政級別、人數、大案要案均有逐年上升的勢頭。

  中紀委在總結近年反腐敗鬥爭情況時曾指出:1995年1月至11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22476件,比上年同期增長51%;涉及縣(處)級以上幹部4813件,比上年同期增長6.5%;共處分102317人,比上年同期增長7.5%,其中縣(處)級幹部3084人,地(廳)級幹部279人,省(部)級幹部24人,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9.2%、43.8%和66.7%。199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68389件,比上年同期增長8.3%,涉及縣(處)級以上幹部共7403件,比上年同期增長6.84%;共處分165906人,同比增長12.76%,其中縣(處)級幹部5868人,同比增長20.25%,地(廳)級以上幹部490人,同比增長8.17%,省(部)級幹部(不含軍隊)17人。來自2003年「兩會」的數字,據權威部門統計,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6150人。在受處分的黨員幹部中,縣(處)級幹部28996人,廳(局)級幹部2422人,省(部)級幹部98人。特別是出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青、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等一批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這些黨政幹部雖然是少數,但卻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激化了領導幹部與群眾的矛盾,構成了我國社會穩定的一個極大隱患。

  (2)相當一部分幹部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致使干群關係高度緊張。

  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權力腐敗盛行,嚴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腐敗作風是毒害我黨肌體的大敵。如原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在大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5年之間受賄66萬元)的同時,為了繼續往上爬,以獲得更大權力,大搞浮誇虛報、譁眾取寵的一套騙術。1994年泰安市村及村以下產值實際是40多億元,他卻報260多億元;財政收入5億多元,他吹成12個億。下級上報的數字他不滿意,就指示再去好好算算,看能不能算出新的數來。其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腐敗作風可見一斑!如此行政,讓國人更加愕然的莫過於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了。他不僅貪污、受賄,好大喜功,而且買官賣官、生活糜爛,但仕途都一路陞遷。以至於在他任職過的安徽省阜陽市,廣大幹部從上到下都形成了如此畸形的政績觀:「只能搞出政績,就算你能,就能上,但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要讓領導看到政績。」

  更為普遍的事情是,許多領導幹部只顧為自己子女、家屬、親友和小團體謀福利,而很少想到基層廣大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還處於貧困狀態的老百姓。正如有的群眾批評他們:坐的車子越來越豪華,通訊手段越來越發達,但卻距離老百姓越來越遠了,瞭解老百姓的疾苦越來越少了。他們主要靠聽匯報指導工作,而匯報的水分又往往非常大。即使坐車子下去,也是走馬觀花,根本無法瞭解實情。總之,過去我們黨的幹部和群眾那種親密魚水關係,在相當一些地方和部門已經變成了若即若離的油水關係,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事實。

  端正黨風,密切與群眾的聯繫,牢記我黨的宗旨,深入進行「三個代表」教育,是當前我們的一項中心任務。

  3.新時期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一直以來,工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群體。二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也是社會主義的主體依靠力量。這兩支建設力量社會分工不同,但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雖然處於不同的崗位,生產出不同產品,但是都是為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做出貢獻的勞動群眾。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正在迅速地分化。許多人已經長期從事工業、商業和其他非農產業,許多農民已經成為企業家、科技工作者、城市個體勞動者和具有一技之長的專業勞動者。傳統意義上的工農矛盾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工農業產品價格所反映的利益剪刀差的矛盾;在文化教育上主要表現為教育程度的精神產品的享有和消費水平的差異;公共社會設施水平和生活質量的主要差別主要表現為城鄉建設速度不一致的矛盾。而在當前,工農之間的差別主要反映在城鄉之間的差別上,工人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主要表現在越來越突出的農民、農村和農業這一「三農」問題上。

  (1)政治上。

  由於城鄉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不同步,農民居住分散,管理上的困難,幹部的素質參差不齊,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1)農民日益強烈的平等要求與某些黨政機關和幹部中的腐敗作風形成尖銳矛盾。有些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以權謀私、欺壓百姓,農民對這些腐敗現象切齒痛恨;2)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民主意識和政策觀念普遍增強,可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嚴重,不傾聽群眾意見,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3)農民安居樂業的要求與社會治安嚴重失控之間的矛盾。近幾年農村社會治安秩序混亂,使農民失去穩定安全感,他們既痛恨犯罪分子橫行,又深怪國家懲治不力。

  (2)經濟上。

  由於我國多年來形成了工農剪刀差的歷史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首先考慮到在農村解放生產力,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和經營權到農戶的「大包干」政策,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但是由於我國長期存在的「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化結構,農村占比重大,城市占比重小,用城市的工業去背農村的手工勞動和八億農民,是難以承受的。現實中選擇了先發展城市,先富裕工人,然後逐步帶動農村,逐步促進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這種選擇確有很大的不公正性,也有很大的剝削性。

  工業品與農業品的剪刀差是由於歷史的工農勞動效率的差距而形成的。當然也有政策上的偏差。我國由於農業自然條件不好,人均佔有土地僅佔世界人均佔有土地的27%,中國擁有世界土地總面積的7%,而養活了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自然條件制約了我國農業的發展,也給農民的生產效率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由於農民與工人的比例嚴重失調,因此,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比例長期在一個極不合理的水平上。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從1990年到1998年,糧食價格上漲1.2倍,而工業品價格卻上漲了3.5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4倍。國家給予農民的利益讓價格差給抵消了。自1990年到1998年,農產品與工業品的剪刀差剝奪農民總價值約在12000億元以上。國家在用電、用水和賦稅政策上,對農民也實行了不平等待遇。城市道路都是由國家出錢修造的,而農村修路多數由農民集資修建;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幾乎是零。大型水利建設也考慮到城市防洪、工業用水和居民用水等。

  (3)在公民應享受的基本待遇上。

  儘管我國憲法規定,全部公民享有共同的教育權益,實際上卻存在很大的差異。現如今在落後的農村,九年義務教育達標率遠遠低於城市。人均擁有的教師、醫生相差3倍以上。在農村,不但教學條件差、學習條件艱苦,而且考大學也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同樣的高考分數,農村學生可能難以達到建檔分數線,而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卻能上很好的大學。例如1999年北京地區高考錄取比例部分已高達82%,而在四川、安徽、河南、甘肅農村地區,高考入學率僅有5%。許多很好的農村學生,分數很高也上不了大學。還有許多考生經過艱苦努力考上了大學,也因家庭交不起學費而輟學。這就是農村與城市在教育上的不平等。其次,工人和農民競爭機會不平等。經濟體制的改革,農村鄉鎮企業的崛起,農民的生產方式走向多樣化,農民在生產經營和銷售的許多環節上與城市工人發生多方面的聯繫,形成相當激烈的競爭。但這種競爭機會,無論是起點、過程還是結果都是不公平的,因而加劇了農村對城市的對立情緒,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國家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農副產品的價格,難免又影響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勞動熱情,又引起工人的不滿情緒。有些機關、單位的部門利益膨脹,推銷假冒偽劣商品,以及名目繁多的攤派和收費,坑苦了農民群眾。一些不明真相的農民把這些部門單位統統看成是「國家」的,是「城市」的,一經上當,便把氣出在「國家」、「城市」身上,加深了農村與城市的矛盾。

  (4)工人與農民的負擔不同。

  中央一再強調,農民負擔不得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事實上,自從這一政策出台至今,多數地區農民負擔一直高達10%以上,農民負擔重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仍然是農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有些地方還相當嚴重。有些地方和部門巧立名目,向農民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亂攤派、亂漲價;有些地方虛報農民收入,超限額提取村提留、鄉統籌費,強迫農民以資代勞;少數基層幹部作風粗暴,目無法紀,揮霍、侵吞集體和農民的資財,甚至強行向農民收錢收物。這些都嚴重地侵犯了農民的合法權益,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傷害了農民對黨的感情,已引起了農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指出:「中央認為,農民負擔重,已成為影響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如不堅決加以解決,勢必妨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實現,影響基層政權的鞏固,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參見《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另外,坑農、害農事件屢屢發生。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非常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民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還是政治問題。然而,部分地區基層領導沒有認真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他們對農村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肯花力氣去調查研究,尋找對策,而是把精力放在見效快的產業上;他們隨意挪用農業資金,或用於工業等開發項目,或耗巨資蓋辦公樓、買豪華轎車,給農民的勞動報酬卻是打白條,農民成了隨意被擠軋的對象;擠農、挖農、坑農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國家供給農民的糧棉「掛鉤」、平價化肥和柴油被截留倒賣等問題反覆出現;一些基層領導幹部忘記了自己的人民公僕的身份,不關心群眾疾苦,只知道運用行政手段強迫農民交納各種稅款,等等。上述現象的存在,嚴重破壞了黨政幹部的形象,破壞了干群關係,損害了農民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再有,工業、城市的發展忽視了環境保護,給農業、農民造成了嚴重經濟損失。據農業部調查:目前,全國被污染的農田達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糧食120億公斤;江河湖泊的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800多公里河段的魚蝦基本絕跡,265萬公里的河流水質污染超過漁業水質標準,全國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突發性魚、蝦、貝類大批死亡達20萬噸。由於一些企業領導管理不善,沒有嚴把質量關,生產的生產資料如化肥、農藥等質量不合格,甚至故意以劣充優,以次充好,把一些假冒偽劣產品賣給農民,結果給農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些都激發了農民對工業及工人的對立情緒。

  (5)工人與農民在流動上自由程度不同。

  在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由於我國長期城鄉分割,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當開放程度擴大和人口自由流動增大後,城市設施不適應需要,上百萬外地流動大軍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徘徊,不僅增加了社會成本,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如:人口膨脹、住房緊張、交通擁擠、治安混亂、環境污染、資源緊張,一些地方政府便採取帶有濃厚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他們過分誇大外地勞動力流入帶來的問題,採取一些轟、堵、罰的政策,如在就業問題上採取「先城市、後農村,先本地、後外地,先本省、後外省」的「三先」政策,以保護城市和本地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引起農村流動人口對城市的不滿情緒。

  另外,由於法制不健全和管理上的疏忽,民工們的利益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如:一些企業為壓低農村勞動力的工資,經常以招學徒工或新工人的名義招工,發低工資,三個月試工期後絕大部分都不被錄用,又新招學徒工或新工人;企業要求民工加班加點的事經常不斷;農村勞動者的安全衛生、醫療保障等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尤其是安全衛生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一些企業還採取緩發工資、扣工資等手段控制工人;女工的人身安全在一些企業也成了問題。

  同時,由於勞動力流動帶有一定盲目性和無序性,外地人口進入發達地區的城市後,在其就業需求得不到滿足,沒有可靠的收入來源,加之在城市中受到的各種不公正對待的情況下,易產生犯罪動機。據1999年北京市調查,北京市外來人口達450萬,在所有該年犯罪案件中,由外來人口作案的占56%,在外來人口聚居地所發生的案件中,外來人口作案的占70.8%,而在浙江村更高達91%。另據《光明日報》報道:外來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上海占53%,深圳達97%。城鄉矛盾在我國社會結構中是很複雜的。歷史的因素和現實的因素都可引發我國的城鄉矛盾。解決好我國城鄉矛盾,對我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工農聯盟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持政治穩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證。在社會進入全面轉型、加速進行中國小康社會建設的新時期,由於在新舊體制的轉換過程中,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關係明朗化,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行為的主要驅動力,使工農、城鄉之間出現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影響到我國的政權鞏固、社會穩定。因此,正確地對待、分析我國的城鄉矛盾,以及由此表現出的「三農」,並找出解決問題的出路,成為當前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關於我國農民的生存現狀,後文有專門章節給予說明。   


七、中國人口:亟須關注的因素

  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1.城市勞動力:供給總量大於需求,結構性壓力加劇

  城市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供大於求的狀況。2002年第三季度,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通過全國89個城市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獲得的城市就業狀況為(中國勞動力市場信息網檢測中心:《2002年第三季度部分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分析》。):城市勞動力市場繼續保持供大於求的狀況,總體求人倍率(需求人數/就職人數)約為0.78。其中,東部求人倍率為0.81,而中部和西部為0.74。

  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所減少,再就業更加困難。2002年,國有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下崗職工逐月減少。2001年12月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515萬人;2002年3月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489.9萬人;6月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464萬人;9月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439萬人。(季度數據來源於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季度公報。)這一數據是199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應該看到,這些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的就業機會遠少於東部地區;這些下崗職工主要是大齡、技術水平低的再就業困難群體。

  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增加,領取失業保險人數達到歷史最高峰。2002年9月底,全國共有城鎮登記失業人員752萬人,較2001年底增加了44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較2001年底增加了0.3個百分點。2002年底失業人員總量又有所增加,實際上的城鎮失業率已超過4.5%。

  在就業總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一是求職者年齡結構發生了變化,青年失業人員增加。據勞動保障部2002年第三季度89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狀況調查,16~34歲的求職者約占總求職人數的70%。其中,16~2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8.2%,25~3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1.8%。青年求職者已經佔到主體,這與過去求職者主要為35歲以上大齡群體有明顯的區別。且求職者文化程度較高,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成為求職主體,佔全部求職者的45.9%;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含大專)佔了總求職者的27.3%;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為26.8%。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首次畢業分配時也只有70%能夠就業,大專以下的比例則更低。二是縣域就業問題突出。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幾個經濟狀況屬於該省較好的縣進行的典型調查,不包括農民在內的失業率已經超過2位數。三是資源枯竭的城市就業形勢嚴峻。全國共有大小資源型城市400多個,其中20%處於資源枯竭或衰退期。根據中國礦業協會的數據,我國20世紀50~60年代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正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關閉,50座礦山城市資源衰竭,約涉及300萬勞動者的就業問題。

  2.農村勞動力:流動增加,流向增強

  輸出地外出人數為返鄉人數1.76倍。2002年,農村勞動力輸出地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同比減少了2.2%,盲目流動減少。但輸出地外出人數仍然多於返鄉人數,兩者之比為1.76︰1。返鄉後外出人數遠遠高於初次外出人數,占外出總量的72.9%,為初次外出勞動力的2.69倍。培訓後外出農村勞動力占外出總量的31.6%。在外出農村勞動力中,去省外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仍然最多,占50.7%,比重較上年減少了0.8個百分點;去省內縣外務工的其次,占28.6%,較上年增加了1.1個百分點;去縣內鄉外務工的最少,占20.7%,較上年減少了1個百分點。(數據來源: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

  2002年,輸入地企業使用的農村勞動力人數比2001年同期增加了4.3%,農民工的工資也略有增加。新招農村勞動力比2001年同期增加了10.7%,企業新招用的農村勞動力,佔其季末使用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0.1%。

  輸入地使用的農村勞動力有一定的地域偏好。黑龍江、山東和江蘇省新招東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比重最大,分別占新招人數的85.8%、66.3%和54.9%;北京、遼寧、福建和浙江省新招中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數量較多,分別占新招人數的93.5%、59.5%、44.4%和43.6%。企業新招用的農村勞動力分別來自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其結構比例為31.8︰42.2︰26.0。

  2002年,農村勞動力求職人數增加,成功率也上升。農村勞動力求職人數較2001年同期有所增加,增幅為18.2%。增幅最大的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江蘇省和浙江省,增幅分別為821.2%、426.6%和30.8%。(同上。)

  3.未來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就業挑戰加劇

  2003年至今後一段時間,我國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就業的挑戰加劇。這些挑戰主要來源於幾個方面:一是新生勞動力增加。因人口出生高峰的原因,「十五」期間新達到勞動年齡的新生勞動力較「九五」期間平均每年多290萬人。二是WTO對就業的影響會逐步加大。WTO的影響有一種「臨近效應」,即越是臨近我國兌現承諾的時間,企業結構調整的力度越大,造成的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三是就業的困難群體增加。下崗職工再就業率不斷降低,失業人員不斷增加,青年失業和長期失業問題,地區性就業不平衡等。四是農村勞動力流動增加。受到WTO的衝擊,影響糧食價格,並進一步影響農民的收入,可能會導致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五是SARS疫情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就業矛盾。

  但未來也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一是國民經濟繼續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對增加就業崗位,為解決就業困難群體的問題提供了基礎保證。二是小企業將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要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將極大地促進創業和小企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三是2002年9月30日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出台了10項促進再就業困難群體再就業的政策措施,隨著相關配套文件的出台,將能夠大大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勞動群體現狀問題突出

  1.不同勞動群體的收入差距在擴大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從1980年的0.33迅速增長,1994年突破0.4,目前已超過了0.45。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過快,且收入分化帶有明顯的群體特徵,居民收入水平與地域、行業和所在企事業單位有很高的相關程度。公眾對收入分配現狀已產生不滿,特別是對高收入者的部分高收入沒有認同感。70%以上的人認為「貧富懸殊」已經影響到了社會穩定,對依靠行業壟斷的不合理高收入,以及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違規違法收入表現出強烈不滿。

  2.社會保險基金收不抵支問題突出

  在各地普遍加大擴面徵繳力度的情況下,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參保人數仍呈下降趨勢。到2002年6月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人數為10567萬人,比上年底減少235萬人,其中企業參保職工為9033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65萬人。全國實際繳費人數為9253萬人,比上年底減少344萬人,其中企業繳費人數為7949萬人,比上年底減少252萬人。全國參加失業保險人員為10095萬人,比上年底減少260萬人。

  3.職業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

  據統計,2002年全國死於各類安全事故13.94萬人,相當於一天非正常死亡380人左右。2002年全國工礦企業共發生傷亡事故13960起,死亡14924人;2003年1~3月全國工礦企業共發生傷亡事故2501起,死亡2836人。其中,僅在2002年上半年,一次死亡3~9人重大事故1680起,死亡6886人,同比增加160起,增加245人,分別上升10.5%和3.7%;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93起,死亡1413人,同比增加15起,增加214人,分別上升19.2%和17.8%;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別重大事故5起,死亡372人,同比減少8起,減少232人,分別下降61.5%和38.4%。以至於有不少學者預言:「中國正進入第五次安全事故高發期。」

  4.勞動爭議和群體性事件上升

  2002年上半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7萬多件,涉及勞動者20多萬人,均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長。引發勞動爭議的主要原因以勞動報酬、解除勞動合同及工傷賠償為主。其中,集體勞動爭議的高幅增長是近兩年來勞動爭議發展的重要特點。集體勞動爭議的增長率已高於同期勞動爭議案件總量的增長率,涉及人數也佔到當年勞動爭議涉及總人數的50%以上。此外,2002年企業職工及退休人員由於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比往年有顯著增加。

  「先富群體」與「弱勢群體」分化明顯

  這一問題前文已有涉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整體的富裕水平大為提高,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2002年的近3000萬人,年均減少近1000萬人。我國的貧困人口占世界貧困人口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25%降到目前的10%以下。無論是從我國的情況或是全球範圍的情況來看,社會總財富都是呈現迅速增長的勢頭。但是應該看到,在我國社會整體走向富裕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幾千萬貧困人口與幾百萬個百萬、千萬和億萬富翁並存,進而形成了兩大群體:先富群體和弱勢群體。

  1.我國社會的先富群體

  目前,我國社會到底有哪些人先富了起來?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一份報告對此做出了回答。從地域看,東部地區比中西部地區先富。1981~1997年,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了12倍、10.6倍和10.3倍。從就業者經濟類型看,私營、三資企業等其他經濟類型的從業者先富。以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為100,1984年,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為128,其他經濟類型為129;1990年,國有企業為136,其他經濟類型為177;1997年,國有企業為150,其他經濟類型為195。由於在分配格局中,通向個人收入的分配渠道變化極大,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先富者,如利用國家壟斷掌握社會和自然資源者、權錢交易者、偷稅漏稅者等。

  對於先富群體的成因,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使我國多數居民受益,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相當數量的高收入者。這其中又分為非國有部門的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金融部門和金融行業的發展、個人財產的滾雪球效應等。

  第二,經濟改革催生出數量可觀的先富者。如企業改革使得部分國營大中型企業的老總或國營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和承包者以及在公司改制過程中獲得股份或分紅的公司管理人員和資深職員迅速致富,其資產的增長速度是呈幾何級數的;住房改革使那些通過各種方式佔有較多住房的人,也就成為先富群體的一員;教育收益率迅速提高使得一些緊俏特長技藝的家教教師,收高額講課費的官員、專家或學者等都成為先富群體中的一員。

  第三,政府政策的作用,使財富向高收入者手中集中的進程大大加快。如農村政策、特區政策、稅收政策、行業壟斷等。

  第四,不正當致富。表現在:一是權力尋租讓四類人獲取了大利,如部分社會資源的管理者、部分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有能力將這種權力變換金錢的中介者、駐國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資機構的掌權者;二是投機致富,如「十人九倒」,批地、佔地、圈地、炒地皮、炒樓房、炒樓花等「圈地運動」使多少人一夜暴富,難以盡數。

  第五,其他一些先富者。如具有一技之長的歌星、影星和頭腦靈活的文化、藝術人士,也充分利用了社會發展提供的各種「賣點」成為先富者。

  總之,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組成我國先富群體的人群、致富的手段和方式、富裕的程度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富裕起來的一些人也由最初單純追求財富到現在同時追求社會政治地位。

  2.我國社會弱勢群體透視

  與先富群體相對應的,是我國正在形成的弱勢群體。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伴隨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而出現了一個社會弱勢群體。

  所謂「弱勢」至少有三層含義:第一,他們的現實生活處在一種很不利的狀況之中。從更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就是其物質生活的貧困狀態。「弱勢群體」這個概念與「貧困人口」是高度重疊的,弱勢群體中的一些人,連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第二,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經過二十餘年的改革,我國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個人的地位、個人從社會中能夠得到的報酬,更多地要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和競爭能力。這樣的機制有助於造就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但同時會對個人造成極大的壓力。而弱勢群體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的地位,有社會的原因,如社會的制度安排;也有個人的原因,如身體的原因、智力的原因、性別的原因、受教育程度的原因等。第三,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他們也往往處於弱勢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他們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有錢有勢的強勢群體,可以運用自己所掌握的資源,影響公共輿論,影響政治家的態度,甚至可以影響選舉過程,影響政府的決策。而弱勢群體,他們掌握的資源很少,儘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難在社會中發表出來,他們自己也很難有效地表達和追求自己的利益。

  (1)我國弱勢群體的形成。

  目前我們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主要由如下的幾個部分構成:

  第一,貧困的農民。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釋放完畢,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便開始明顯放慢,1986~199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423.76元增加到708.55元,平均每年增長10.8%,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增長2.7%。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的困境越來越明顯,加之糧食等農副產品價格的持續下降,農民的弱勢特徵開始逐漸顯露出來。據估算,在90年代的最後幾年中,糧食的價格下降了30%多。這意味著絕大多數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近年來實際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農民實際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結果就是城鄉差距的迅速擴大。1978年中國城鄉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縮小到1.7︰1,呈明顯縮小的趨勢。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擴大到2.5︰1,2000年擴大到2.79︰1,2002年達到了3.1︰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到歷史上的新水平。從佔有的金融資產來看,1999年末農戶儲蓄餘額約為10000億元,不到全國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的1/5,而農民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近65%。更嚴重的問題是,只要農民被束縛在「鄉土」這一不變的結構性條件上,就看不到希望的前景。中國農民的收入,即使是在豐收之年也沒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即使中國已經「入世」,但國內大部分農副產品價格遠遠高於國際市場價格,故依靠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價格來增加農民收入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二,進入城市的農民工。這是一個典型的由經濟和社會雙重因素造就的底層群體。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開始湧向城市。到目前為止,從農村湧向城市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上億人的規模。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農村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1.3億人,平均每年轉移591萬人;動態地看,據「農村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研究結果,今後幾年,每年新增外出打工農民將不少於800萬人,即使考慮到回流因素,新增外出打工農民的數量也不會少於600萬人。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已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身份和社會地位相當獨特的社會群體。由於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農民工一開始就是以一種不平等的社會身份進入城市的。對於其中的許多人來說,他們雖然是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之中,但在制度上他們不是城市社會的一員,僵硬的戶籍制度仍然將他們排斥在他們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之外,他們無疑是下等人。而在工作場所中,他們的基本權利經常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民工所從事的都是城裡人所不願從事的工作,工作環境差,待遇低;二是基本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三是工資經常被拖欠。

  第三,城市中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失業下崗的問題日益嚴重化。在城市中,失去職業意味著基本生活來源的斷絕。因此,在最近的幾年間,我國城市中已經形成了一個以失業下崗人員為主體的新的貧困階層。對城市失業下崗人員的人數和城市貧困人口的數量,在官方和學者中有著差異非常大的估算,相差10倍!

  弱勢群體是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現象。關鍵是我們應當認清特定社會中弱勢群體的特徵,以便採取正確的對策。

  (2)我國社會弱勢群體的結構性特徵。

  在2002年「兩會」中,有代表用了「改革中的弱勢群體」這樣一個概念,這也是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形成的一個特殊的背景。「改革中的弱勢群體」的概念是相對於傳統的「弱勢群體」的概念而言的。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往往是由於自身生理、經歷、家庭背景、文化等特徵形成的。而「改革中的弱勢群體」,則主要是在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個群體主要指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低素質人員,非公有制企業中部分婦女、中老年人、城市待業青年、打工者和農村貧困農民等。

  這個背景提醒我們注意到,目前我國弱勢群體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其同質性、群體性很強,是群體性貧困。他們的經歷、特徵都比較類似,也往往居住在一起,甚至還有原來的單位的或同事的聯繫,這就使得他們具有很強的同質性、集中性和群體性。這些特徵可能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使他們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強,另一方面是他們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可能帶來更多的社會動盪的因素。

  轉型期的特定社會背景是影響弱勢群體特徵的一個重要因素。從目前的情況看,還應當注意到弱勢群體的問題是與一個時代背景密切相關的。這個時代中的許多因素,比如科技進步的因素、全球化的因素、社會結構變動的因素,都會造成弱勢群體中的一些獨特的特徵。在這些特徵中,尤為值得注意的,就是通過弱勢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斷裂」的結構性特徵。

  以失業問題為例。由於新技術革命的作用,一些傳統職業正在被淘汰,一些新職業被創造出來。但新的工作位置並不會給失業或下崗者提供多少再就業的機會。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徵:年齡基本在35歲或40歲以上,大多數只受過中等教育,過去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技術的工作。而新的就業機會,則需要相當高的受教育程度,這些工作崗位主要是提供給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對於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來說,第一,根本沒有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產業中去;第二,在目前的體制下,根本沒有可能回到原來那種穩定的就業體制中去;第三,朝陽產業不會向他們提供多少就業機會。這也就意味著,目前的下崗和失業者,事實上是社會中的被淘汰者,已經成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的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的規模很大。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如果將現在的失業者和下崗者僅僅看做是由於某些暫時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創造再就業的機會。如果承認這些人將永遠也不可能回到社會的主導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的同時,做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經濟和社會需求。兩種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義。

  社會斷裂的另外一種表現是城鄉之間。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整個社會要從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轉變為一個以城市為主的社會,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從目前我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順利地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的社會。而由於戶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農民以農民工的方式流動到城市之後,這種斷裂的城市中又以另一種方式映射出來。絕大多數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並沒有從事投資經營的資本,他們有的只有勞動力,只能從事那些城市人不願從事的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特別是勞動強度大、勞動環境差或具有某種危險性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種種規定,明確規定許多工種是不許他們從事的。因此,他們事實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城市的戶口,不能享受社會保險和其他城裡人能夠享受的社會福利。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裡的學校裡唸書,他們往往居住在狹小擁擠、秩序亂和衛生差的城鄉結合部。同時,他們還要為取得在城裡居住和工作的資格支付多種費用,有的甚至因此而走上流浪乞討的生存困境。以北京市為例,一個外地農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戶口所在省市區辦理《流動人口證》,同時繳納管理服務費50~80元/年,到了北京之後需要辦理的證件又多達六七種,每個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而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等執法人員的粗暴對待,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無疑會滋生出社會仇恨。

  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可能出於不同考慮,一種考慮是基於社會穩定因素。弱勢群體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威脅。所以,即使是出於對社會穩定的關注,我們也應當處理好弱勢群體的問題。還有一種考慮,則是出於對弱勢群體本身的關懷。這兩種關懷都是正當的,而且也是不矛盾的。   


八、環境保護:我們永遠的警鐘

  生態環境與我國居民的健康安全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公認的指標之外,還有其他多種指標。如世界銀行提出的環境可持續性指標。因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是永恆的主題。然而,土地的沙漠化、洪澇災害的四起、全球氣候變暖……人類在改造自然、發展經濟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在破壞著自己賴以生存的家園。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經歷了沙塵暴瘋狂的洗禮和洪水肆意的警告之後,採取了積極的措施,退耕還林、保護生態、大規模減少污染源、防風護林、保衛家園。但是現實仍在不斷地提醒我們:敲響了的環保警鐘依然在頭頂迴盪,必須正視隨時可能出現的環境風暴!

  不是任何環境條件下都可以孕育生命的。人類的生命是適宜環境的產物,當環境質量發生不良變化時,人類的健康也就相應受到影響,甚至難以生存,歷史上一些古老文明的衰亡就與環境的退化有密切關係。工業革命後,人類創造出高度的物質文明,與此同時,也給自己的生存環境帶來了巨大危害。人類確實到了該全面權衡利弊,選擇正確發展道路的時候了。

  從整體上看,地球生態環境正在向著不利於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趨勢變化。比如國際公認的大氣污染引起的氣候變化、臭氧層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迅速減少、森林和草原的急劇消失、土地沙化的蔓延、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有毒化學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等等,這些問題都對人類生存構成威脅。其中環境污染特別是有毒化學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正在引起人們的關注。

  我國雖然對環境污染和有毒化學品的危害缺乏全面的調查評價,但從目前掌握的情況和監測數據看,形勢不容樂觀。從大氣污染來看,我國北方城市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的年平均濃度為336μg/m3,超出國家一級標準2倍以上,超出國際標準數倍甚至十多倍,令人觸目驚心。無怪乎在聯合國有關機構公佈的世界十大污染嚴重城市中,中國竟佔據了7個。據測定:我國華北某大城市大氣中有害污染物130種,其中7種為苯系物,13種醛酮類,9種為鹵化烴類,25種低分子烴,5種為環境激素,25種為農藥類;另據在廣東一個縣級市主幹道測定,在氣溶膠中有70多種多環芳烴(PAH)且濃度很高,類似這種大氣成分的城市在我國並不鮮見。

  另外,水環境中的有害物質種類繁多,據江蘇省對全省25個源地監測,含有有機污染物質504種;在遼河瀋陽段,檢出有機污染物143種;松花江中檢出有機污染物374種;沱江檢出175種;珠江檢出241種;近海海域污染也很嚴重,據大連與日本北九州合作對大連灣的監測,共檢出有機污染物220種,其中有一些屬優先控制的物質。

  再有,我國在各類食物中和日常用品中的有害物質與國際標準相比差距懸殊。國際食品法典對176種農藥在375種食品中規定了2439條農藥最高殘留限量標準。我國的現狀與這種標準相比差距懸殊。據對部分城市的調查顯示:由於長期食用含激素的食物,女孩的月經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14歲左右提前為現在的10歲左右,育齡男性的平均精子數量已比40年代降低了60%,腫瘤患者呈上升趨勢,特別在城市更為明顯。

  上述事實表明,我國環境污染嚴重,環境質量低下,對人民群眾的健康造成了一定危害,是我國生態安全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可以說,我國環境污染是嚴重的,構成了對人體健康的威脅。這反映了我們對市場經濟管理能力的不適應,特別是法規不健全,政府監督管理能力低下。

  中國生態環境安全態勢不容樂觀

  當前,我國的生態環境在一些地區經過有關部門和全社會的多方面努力,雖然日益惡化的勢頭有所抑制,但總體上,生態環境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近兩年,某些特定的生態環境惡化引起了全社會的震動,也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因此,客觀地看,環境問題已成為損害我國人民的健康和制約我國社會經濟安全發展的嚴重問題。

  1.水資源缺乏,污染嚴重

  我國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占世界水資源總量的7%,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水資源量為2304立方米/人,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1%,屬於水資源緊缺的國家。目前全國總用水量約5250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用水量占73%左右,全國人均用水量只有450立方米。根據用水現狀分析,全國總缺水量在300億立方米(其中,農業缺水占80%)以上,不少地區過度開採地下水已造成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地表下沉。(數據來源:魏昕主編《WTO與中國經濟安全管理幹部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總體上,我國水資源面臨的態勢是水多、水少、水髒、水渾和水生態失衡。水多是指洪澇災害和水資源時空分佈與經濟發展的佈局和要求不匹配;水少指水量型和水質型缺水;水髒是指水環境遭到破壞,使水源達不到生活和工農業用水的要求;水渾指水土流失,使水資源難以對土壤、草原和森林等資源起保證作用;水生態失衡指江河斷流、湖泊萎縮、濕地乾涸、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導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主要由水引起的生態蛻變。

  2.土地荒漠化發展迅速,耕地資源不足

  我國1996年10月底統計的耕地面積為19.51億畝,約13003.92萬公頃,經過近兩年的退耕還林和退耕還草,實際現有面積要少於該數字。從人均耕地看,全國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不到世界人均的一半,且地區分佈很不平衡。與此同時,我國的土地污染狀況令人堪憂。全國遭受工業「三廢」污染的耕地達3億畝,遭受化肥和農藥污染的耕地也有2億多畝,二者佔全國耕地總量的20%強。

  我國土地荒漠化發展也十分迅速,形勢嚴峻。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積大、分佈廣、危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1999年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262.2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國土總面積的27.3%,並且每年還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遍及13個省(區)、市,近4億人口深受其危害。

  綜上所述,我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後備資源不足,這是我國國情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珍惜併合理利用土地、保護耕地,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建設用地規模,實現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是我們執行基本國策的重要措施和目標。

  3.森林面積急劇減少,覆蓋率過低,水土流失面積進一步加劇

  1998年的長江、松花江洪澇災害,使國人驚醒:森林植被人為的破壞已十分嚴重,並威脅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國家的經濟安全發展。據測算,1999年,我國的森林覆蓋率為13.92%,人均森林面積居世界第119位。如按人均佔有林地面積算,則列為第121位。我國森林總蓄積量97.89億立方米,占世界森林總蓄積量的2.55%。我國人均森林蓄積量是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世界人均擁有森林蓄積量為71.8立方米,我國人均森林蓄積量僅為8.6立方米。森林植被貧乏造成了水土流失嚴重和土地狀況惡化,這是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核心所在,也是水旱災害不斷加劇的總根源。

  我國的乾旱半乾旱地區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52.5%,耕地面積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38%,主要分佈在崑崙山—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廣大地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較差,農業基礎薄弱,經濟落後,主要原因就是天然降水不足,乾旱缺水。這也是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先天不足的一個根本原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國山地農業經營方式對水土流失的影響,每年土壤流失量約佔全國土壤流失總量的60%。由於土壤流失嚴重,需要不斷棄耕,另開闢新地補充,人口增加也需要擴大耕地,這是水土流失面積擴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南方石灰岩地區石漠化加速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這部分耕地只種草本的五穀雜糧,又加重了流失程度和棄耕速度。只有解決我國山地農業的改造問題,實行草本和木本作物並舉的農林複合型經營,才能解決水土流失和富民的問題。

  4.治理大氣污染迫在眉睫

  目前,我國的主要能源仍以煤為主,每年向大氣中排放污染物4300萬噸,其中粉塵約2000萬噸,二氧化硫約1200萬~1500萬噸,氮氧化物約400多萬噸。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污染物排放大國之一。根據我國歷年的資料估算,燃燒過程產生的大氣污染物約佔大氣污染物總量的70%,其中燃煤排放量則佔整個燃燒排放量的96%。燃煤產生的有害物質占排放於大氣中同類有害物質的很大比重,煙塵占總排放量的60%,二氧化硫占總排放量的87%,氮氧化物占總排放量的67%。可見,我國的大氣污染是典型的以排放煙塵和二氧化硫為特徵的煤煙型污染。

  以我國目前大氣污染的狀況與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數據相比較,我國幾個重要城市的降塵已經超過這些國家幾個有代表性城市的數值,顆粒物也都超過發達國家一些城市的水準,二氧化硫接近或稍低。

  5.酸雨的危害嚴重

  我國是世界上受酸雨危害嚴重的地區之一,僅次於歐洲和北美。僅江蘇、浙江等7省因酸雨造成農田減產年經濟損失達37億元,森林受害面積128.1萬平方公里,木材損失6億元,森林生態效益損失約54億元。廣東省酸雨控制區面積12.8萬平方公里,佔全省總土地面積的71.6%,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40億元左右。陝西省以西安市為中心,包括銅川、商州和略陽,秦嶺林區均為酸雨侵蝕區。目前,我國酸雨區已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西南局部地區發展到西南、華中、華南、華北地區,超過了國土面積的40%。1997年我國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達到了2346萬噸,62%的城市大氣中二氧化硫的日平均濃度超過國家三級標準,而我國能源結構仍然是以高硫燃煤為主,如果不改變我國的能源結構,酸雨問題將是長期困擾我國的環境問題。

  6.生物安全問題

  首先,保持生物多樣性是生態安全的重要方面。保持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也是生態安全的重要方面。據估計地球上有500萬至3000萬種生物,包括了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人類只是這群生物中的一員而已,當然是一個智慧最高和影響力最大的成員。地球上的生物,相互制約、相互依存,構成了一個有機共生體,人類也是靠自然界的生物群落而生存和發展起來的。人類食物的90%來自20多種動植物,衣物也來自生物,就是醫藥也主要來自生物,只是到了近代出現了人工合成藥以後才減少了這種依賴,但是一大半的藥品原料仍來自自然界的生物。今天,世界人口正在不斷增長,糧食的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愈來愈多。這些需求向哪裡索取?還是要向自然界索取,主要的還是要向生物界索取。生物多樣性是物質資源的巨大寶庫,對於這座寶庫,人類只不過利用了其中的微小一部分,大大小小加起來也不過200種左右的生物,還有大量的生物有待人類去認識和利用,來為人類謀福利。

  但是,人類在開發利用大自然中,不顧後果,進行掠奪式的開發,造成了森林被毀、草原破壞、水源污染、環境被毒化,龐大的生物群落因失去了適宜的環境而急劇消亡。

  在我國,據估計在3萬種的高等生物中有3000種處於瀕危滅絕境地,中國政府頒布的第一批《中國珍稀瀕危保護植物名錄》共389種。中國被列入世界瀕危動物「紅皮書」的種數共有123種,列為國家保護名錄中的一二級保護動物有277種。中國是生物多樣性比較豐富的國家。由於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野生動植物的濫捕濫獵,加劇了生物消亡的速度,因此保護我國的動植物資源迫在眉睫。

  其次,轉基因生物技術和生物體潛伏著極大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轉基因西紅柿在美國面世,如今轉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已開始大面積播種。美國55%的大豆、50%的棉花和30%的玉米都是轉基因品種。美國市場上已有各種轉基因食品4000種。加拿大60%的食品包含了轉基因成分。我國也開發出了一批轉基因作物,轉基因抗蟲棉已開始大面積播種。現在轉基因農作物已在很多國家推開,生物技術和農業的結合,正在創造一個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

  然而,轉基因技術在給人類帶來利益的同時,也潛伏著極大風險。全球已有許多事例和眾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轉基因食品可能潛伏危險。科學家指出,「基因污染」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嚴重破壞生物多樣性,從長遠看對農業生產是不利的。另外,人們還對基因種子公司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擴大「基因污染」而憂慮,一些基因種子公司在世界各國不斷註冊基因專利,目的是實現種子壟斷,進而實現對一些國家農業和食品的壟斷,操縱一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如1999年美國孟山都公司生物技術和基因種子銷售額達到51億美元。全球前10名大種子公司則控制了世界種子商業貿易的1/3。   


九、人民生活:客觀評價中國小康的實現程度

  我國小康和現代化目標的實現程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具體部署,要在2020年全面建設中國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2010年是新三步的第一步,這是承上啟下的階段,也是現代化建設的新起點。為加快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設計了一套指標體系,初步制訂了201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並以2001年各省市區實際達到的水平進行了實現程度的綜合分析。(指標體系確定的原則就是根據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內涵,參考了英格爾斯提出的10個現代化指標,並根據我國具體情況增加了社會發展、知識化和科技創新、生活質量和環保、法制等28個指標組成指標體系,共分五個子系統。它能全面反映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的特點,突出反映了「以人為本」的全面發展。為加強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廣泛徵求了30多位專家的意見,確定了指標體系和權重。2001年的統計數字主要是根據《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向各部委收集的。2010年的發展目標是參考了近五年的發展速度和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推算出來的。)

  由於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所訂目標對於發達地區可能偏低,而對中西部地區可能偏高,但只有用同一目標來衡量,才能有可比性,才能從比較中看到本地區的進步和差距,瞭解本地區處於哪個發展階段。以下即是2001年各省市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程度的綜合評價和分析。

  根據28個指標計算的綜合指數為68.7%,也即到2001年已實現了2/3多,從五個子系統看,社會結構實現78.8%,經濟與科技發展實現61.5%,人口素質實現72.0%,生活質量實現62.5%,法制與治安實現71.0%。

  分地區看,實現程度綜合指數在70%以上的有10個省市,它們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廣東、江蘇、遼寧、福建、山東、黑龍江;實現68%~60%的是吉林、湖北、陝西、河北、山西、海南、重慶、內蒙古、湖南、青海;實現59%~51%的是:四川、寧夏、新疆、安徽、雲南、甘肅、廣西、江西、河南、貴州、西藏。

  1.關於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的優化是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條件,由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等五項指標組成,反映了社會化、城市化、非農化、外向型經濟和智力投資。全國平均結構實現指數為78.8%,實現程度較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遼寧、江蘇、福建、吉林九省市,在95%~81%之間(各指標如超過100%的均按100%已達標計算,實際達標率京、滬已達110%和105%,以下同),實現不足60%的是雲南、河南、西藏。

  從主要指標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全國平均為27.7%,實現目標79.1%,比重最高的地區,除京、滬、津三市達55%~41%已超標外,比重在30%以上,達標在85%以上的還有遼寧、江西、湖北、廣東、浙江、吉林、內蒙古、海南、重慶九省區,比重較低的是河南和雲南,不足20%;城鎮人口比重,反映了城市化水平,2001年全國總體已達37.7%,已實現目標45%的83.8%,滬、京、津已達88%~72%,超標的還有廣東、遼寧、黑龍江,在55%~52%之間,在40%以上的還有吉林、浙江、內蒙古、福建、江蘇、湖北、海南,城市化水平較低的是甘肅、貴州、雲南、西藏,只有24%~19%;全國預算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只有2.3%,實現目標4%的57.5%,比重最高的是西藏,為6.5%;其次是北京,為6.2%,比重較高的還有西北五省區和雲南、貴州,在3.8%~3%之間;吉林、上海、山西、內蒙古、廣西、重慶在2.9%~2.3%之間;比重較低的是浙江、山東、江蘇、河北,在1.7%~1.5%之間。

  2.關於經濟與科技發展

  經濟與科技發展是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和知識創新手段,由人均GDP等七項指標組成,反映了綜合經濟的投入產出率、就業率、知識創新投入和發明創造能力。由於這些指標發展速度較快,制定的目標相對較高,所以實現程度就較低,只有61.5%,實現程度較高的均是東部地區,有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在95%~72%之間,在40%以下的是廣西、甘肅、江西和貴州。

  從主要指標看,人均GDP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成果。2010年的目標是1.28萬元,2001年已實現7543元,實現58.9%,最高是上海,達3.74萬元,京、津分別為2.55萬元和2.02萬元,超標和接近目標的,在萬元以上的還有:浙江1.47萬元,廣東1.37萬元,江蘇1.29萬元,福建1.24萬元,遼寧1.20萬元,山東1.05萬元,不足0.5萬元的是雲南、廣西、甘肅、貴州,貴州只有2895元;研究發展經費占GDP比重,全國平均為1%,實現目標1.3%的76.9%,比重最高為北京,達6.3%,陝西3.0%,超標的還有上海、天津,分別達1.6%和1.5%,除廣東、四川達1.1%外,其他地區均不足1%,內蒙古、新疆、西藏只有0.2%;每萬人口專利受理量平均為1.3件,實現目標3.5件的37.1%,最高的是北京,達8.8件,上海7.8件,廣東、天津為3.4件和3.1件,不足0.3件的是甘肅、貴州和西藏。

  3.關於人口素質

  文化科技素質的高低是對實現目標起決定作用的,它由人口自然增長率、專業技術人員等六項指標組成。全國平均實現72.0%,滬、京、津超標較多,在98%以上,達標80%以上的還有遼、吉、黑、陝、蘇,不足60%的是雲南、西藏、貴州。

  從主要指標看,全國每萬名職工擁有專業技術人員平均為2829人,實現目標4500人的62.9%,在3000人以上的有廣西、雲南、四川、北京、湖南、浙江、貴州、陝西、青海、河北、江西,較低的是海南,只有2154人;大專以上程度佔六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國平均為3.8%,僅實現7%目標的54.3%,北京最高,達17.5%,上海11.4%、天津9.4%,在5%以上的還有遼、吉、黑和新疆,比重較低,在2%左右的是貴、雲、藏。

  4.關於生活質量和環保

  生活質量和環保是反映生活現代化和電氣化的,由恩格爾係數等六項指標組成,全國平均實現62.5%,生活質量較高的均為沿海地區,除京、滬、津三市已實現90%以上外,在75%以上的還有浙江、廣東、福建、江蘇,西部地區均較低,雲南、青海、寧夏、甘肅、江西、貴州、西藏均實現50%以下。

  從主要指標看,恩格爾係數是反映消費結構優化的指標,一般認為40%~50%為小康型,降至40%以下即為寬裕型。2001年全國城鎮為37.9%,農村為47.7%,城鄉加權平均為44.2%,總體水平仍為小康型,按逆指標計算,全國平均已實現目標33%的74.7%,北京最低為36%,在40%以下的有天津,河北、浙江、山東、陝西、內蒙古、黑龍江,在50%以上的有四川、雲南、海南、貴州、西藏;人均生活用電量是反映家電普及的綜合指標,平均為140千瓦小時(簡稱度),實現目標320度的43.6%,最高為上海、北京、廣東,均在300度以上,在200度以上的還有天津、浙江、福建、黑龍江,而江西、青海、西藏在56~20度之間。工業三廢處理率全國平均為76.1%,實現目標85%的89.5%,三廢處理率在90%以上的是津、滬、京、山東、江蘇五省市,較低的是西藏、寧夏,只達45%和40%。

  5.關於法制與治安

  法制與治安是現代化建設的穩定機制。由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律師數和交通事故死亡率四項指標組成。按逆指標計算,全國平均實現71%,實現程度在80%以上的是海南、山西、陝西、湖南、內蒙古、青海六省區,而發達地區均較低,如上海、北京、廣東、浙江,均不足60%。

  從主要指標看,每萬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全國平均為35件,已實現目標22件的62.7%,浙江、上海、廣東、北京、天津都在66~56件之間,西藏、山西、甘肅、海南較低,在17~13件之間;每萬人口律師數全國平均為0.96人,實現目標1.1人的87.3%,最高的是北京,達6人,上海3.9人、天津2.1人,在1人以上的還有廣東、重慶、浙江、寧夏、海南、遼寧、新疆,最低是貴州、西藏,只有0.3人和0.2人。

  小康中國必須關注的幾大關係

  由溫飽向小康的轉變,由低水平小康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轉變,包含著社會各界對發展的理解的深化和必然由此產生的需求的多樣化,如何處理好以下關係,從而確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證社會各階層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並進而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城鄉關係的協調,是今後相當一個時期內處理好發展、改革、穩定、公正的關係的關鍵。

  首先,怎樣在體制和結構層面上既鼓勵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辛勤勞動與合法經營的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的行業和職工居民,特別是使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緩解失業壓力並逐步改善生活條件;怎樣具體落實在再分配過程中確保社會公平原則,切實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規範分配秩序,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其次,如何從制度、法律、政策以及輿論上促進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有序轉移,以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的嚴峻制約,同時又在廣大農村地區探索可持續發展、使農村社區形成人際關係協調、老有所養、病有所治的格局,從而緩解貧困,減輕仍然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的負擔、保護他們的基本權益。

  第三,如何從人才、資金、技術、政策和體制上避免或減緩東南地區高速增長的同時,中西部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被甩在後面的不平衡發展局面;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避免社會道德淪落、犯罪腐敗猖獗的「社會病」、「城市病」。

  第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提出後,各地都在積極響應、貫徹,但是,如何防止一些地區和單位以此為由又搞新一輪不切實際的貪大求快?在經濟、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如何根據具體情況探索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路子?

  第五,在民主決策和政務公開方面,怎樣建立和完善深入瞭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民主化和政務公開制度,確保各級決策按規則、程序和制度(包括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社會聽證制、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等),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上確保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包括輿論監督),從源頭和體制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從而實現以經濟—政治—文化統合與高度的社會凝聚為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最後,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領域,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怎樣相輔相成,從而平衡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原則與傳統倫理中的互諒互讓美德,個人慾望、私人利益與公民義務、職業道德之間的張力。

  十六大報告提出:「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為了做到這一點,除了繼續保持比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之外,合理調節收入分配、逐步縮小城鄉與地區差異、維護和保證社會公正,既是基本的前提,也是今後開創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新局面工作的重點、要點和難點所在。為此,要積極穩重地開好局。   


十、居民心態:一幅社會的晴雨表

  我國城鄉居民的社會心態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步入21世紀的中國變化越來越大。為瞭解與把握新時期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趨勢及城鄉居民的目前狀況與未來預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社會意識與社會流動課題組」於2002年3~8月進行了一次全國範圍的抽樣問卷調查(抽樣框的設計採用了區分城鄉兩個區域的概率成比例方法)。調查樣本覆蓋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發放問卷3780份,回收有效問卷3183份。(調查樣本的基本構成情況為:城鄉構成:城鎮戶口居民54.9%,農村戶口居民44.9%,無戶口居民0.1%;性別構成:男性50.5%,女性49.5%;年齡構成:18~30歲17.0%,31~45歲40.4%,46~60歲26.9%,61歲以上15.7%;教育程度構成:不識字或小學沒畢業26.0%,小學畢業16.7%,初中程度27.7%,高中、中專、中技19.8%,成人教育(包括電大、業大等)3.6%,全日制大專以上6.0%;政治面貌:中共黨員13.1%,共青團員9.2%,民主黨派0.1%,群眾77.4%。)

  1.關於國家整體經濟形勢的判斷及自我生活滿意度評價

  在調查問卷中,設計了三個問題請受訪者從縱向角度對我國的整體經濟形勢進行判斷:一是就目前形勢進行評價,二是將目前狀況與五年前做個比較,三是對五年之後可能發生的變化做出大體估計。從下表列出的統計結果看,無論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對三個問題回答「好」(包括「非常好」、「還算好」、「好很多」、「好一些」)的比例均在70%以上。顯然,受訪者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大都持樂觀與肯定態度。

  那麼,受訪者對於自己家庭的經濟狀況又是何種評價呢?問卷中同樣設計了三個與上面類似的問題請他們回答,下表為區分不同職業群體後統計分析的結果。不難看出,受訪者對於自家,尤其是自家目前經濟狀況的評價不那麼樂觀。在城市居民中,除「黨政機關」、「國家事業單位」和「私、民營企業負責人」中有過半數的人認為自家目前經濟狀況還算好之外,其餘群體均不過半數。在「集體企業」、「個體工商業者」和「其他不便分類者」群體中,認為自家經濟情況不好(包括「不太好」、「很不好」)者均高於認為家庭經濟狀況還算好者;而在「下崗員工」群體中,更是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自家經濟情況不好(50.3%),遠遠高於認為自家經濟情況還算好者(12.5%)。不僅如此,「下崗員工」中高達50.3%的人甚至認為自家目前經濟狀況比五年前還差。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

  回答未來五年家庭經濟情況變化時,有近20%的人選擇了「不知道」或「不回答」。下崗人員中,有31.1%的人做此選擇。

  與城市居民比較,擁有農村戶口的受訪者對自家目前經濟狀況的評價更低。從總體看,認為還好者為30.1%,低於城市總體的36.3%,而認為不好者則有30.7%,高於城市總體的27.1%。此外,無論是「在外打工者」,還是「本地從事非農職業者」,或是「本地農業勞動者」,認為目前家庭經濟狀況還算好者最高也只有34.5%,近1/3的人認為目前家庭經濟情況不好,且除「本地非農職業者」外,其他兩個群體認為目前家庭經濟情況「不好」的比例均大於認為「好」者,儘管大多數人承認目前情況與五年前相比要好一些。

  值得欣慰的是,對五年後家庭經濟情況變化的預計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還是持樂觀態度的,雖然有近20%的人選擇了「不知道」或「不回答」。

  再有,受訪者對自身收入、工作及生活狀況的評價。下表是關於這方面的情況統計。在城市居民中,認為自身收入合理者過半數的群體有:「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國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私、民營企業員工」,「個體工商業者」和「私、民營企業負責人」。認為自己收入不合理過半數的受訪者則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其中尤以「下崗員工」為甚,僅有17.9%的人認為收入合理,而高達82.1%的人則認為自己收入不合理。另外,「國有企業負責人」中僅26.5%的人認為自己收入合理,需要引起注意。

  關於「生活滿意度」的測量是這樣進行的,從0~9,共設計10個等級,其中「0」代表非常不滿意,「9」代表非常滿意,請受訪者據此對自己的生活進行總體評價,給出相應的等級。

  在回答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是否得到相應的重視與肯定」時,城市大多數群體「得到了」的比率都高於前面關於得到「合理」收入的答覆,只有「集體企業員工」、「個體工商業者」的回答明顯低於前者。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下崗員工」的回答降到了16.9%。也就是說,有83.1%的下崗人員認為自己的能力與工作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和肯定。不僅如此,他們關於「生活滿意度」的評價同樣大大低於其他群體。這一結果再次向我們敲響了警鐘:雖然改革的深化與結構的調整不可避免地要加劇社會分化,但應採取有力措施防止造成新的貧困群體,防止兩極分化。

  就農村戶口受訪者而言,認為收入合理者佔絕大多數,整體上高於城市居民。但這卻並不意味著他們對自己目前狀況的滿足。只要與上表另一列中關於自己「能力與工作是否得到相應的重視與肯定」所做回答對比一下就可看出,無論哪個群體,在這一問題上回答「得到了」的比率均大大低於回答收入「合理」的比率。這說明,儘管受參照群體與所從事職業的局限,他們對於自己勞動付出所得的回報還算認可,但就自己具有的實際能力來講,他們是不滿足的。如果將後面關於職業評價與擇業取向的分析結合起來看,這一點就會清晰地凸顯出來。

  2.我國城鄉居民職業聲望評價

  職業聲望作為工業化社會核心價值的一種反映,一直被社會學家廣泛應用於從社會層面測量社會結構分化的程度與方向。本次調查問卷中,一共設計了51種職業,請受訪者根據自己的主觀感覺對所列職業的價值進行評價。每一職業的價值均分為5個等級,並採用美國社會學家諾斯與哈特標準賦予一定的分數,依次為:「最佳職業(100分)」、「較好職業(80分)」、「一般職業(60分)」、「較差職業(40分)」、「最差職業(20分)」。

  從總體看,聲望在80分以上的職業共有22個,其中除對「影視明星」的評價差異較大外(標準差為15.93),其餘職業的標準差都不是很大,說明受訪者對這些職業的共識很高。對這組職業的特徵進行概括,可以看到幾個明顯的標誌:一是豐富的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二是較高的政治權威,三是較多的經濟收入。在這些職業中,聲望得分在90以上的有5個,分別為「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大學教授」、「大城市市長」、「政府部長」。顯然,這些是人們心目中的最佳職業。有意思的是,在1999年對全國63個城市居民進行的抽樣問卷調查中,「(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職業聲望大大低於其他三個職業的,分別只有85.3分和83.9分。短短三年時間,這兩個職業的聲望大幅度提升,應該說與國家近年來對科研工作的重視密切相關。2000年國家對袁隆平等具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給予500萬元重獎,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7月16日,江澤民同志先後三次就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發表重要講話。這一切不僅在學術界,而且在整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促進了科研工作職業聲望的迅速提升。

  聲望在65分以上,80分以下的職業共19個,可視為中等聲望的職業。這組職業的政治權威、知識技能,以及經濟收入水平相對於上一組職業來講較低,其構成也比較多樣化。聲望在65分以下的職業共10個,屬於低等聲望的職業,基本上以從事體力勞動的「藍領」職業為主。不過,若與1999年調查相比,「商店售貨員」、「環衛工人」、「國有大中型企業工人」、「公共汽車售票員」、「鄉鎮企業工人」、「保姆」和「建築業民工」這些職業的聲望得分有了明顯的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就業壓力的加大,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對體力勞動已不再像從前那樣輕視。

  如果將城市與農村受訪者區分開來分別計算職業得分,那麼,差異顯著的職業共有29個(見下頁表)。仔細比較就會發現,農村受訪者評價低於城市受訪者的職業基本上是那些距離他們較遠,他們對其不太熟悉的職業。而農村受訪者評價高於城市受訪者的職業則多為那些他們有所接觸的職業,並且越是體力勞動職業,農民與市民之間的評價差異越大。如:「鄉鎮企業工人」、「國有大中型企業工人」、「公共汽車售票員」、「商店售貨員」等,差異都在5分以上。而被城市受訪者給予最低評分的「建築業民工」,農村受訪者則給了比其高出9.8分的評價,這個評價高於他們對自身職業「農業」的評分。在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受訪者對自身的評價最低,顯然,在對其他職業進行評價時,他們在以自身為基礎做比較。由此可見,我國廣大農民對於他們與生俱來而不得不從事的職業並不滿意。

  黨政領導幹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

  2002年10~11月,「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中共中央黨校部分地(廳)級黨政領導幹部學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有效問卷133份,有效回收率為88.7%。(本次調查的具體樣本分佈情況是:1性別:男性占78.9%;女性占21.1%。2年齡:45歲及以下占45.1%;46歲及以上佔54.9%。3文化程度:研究生占36.8%;大專或大學占62.4%;高中及以下占0.8%。4職業身份:國家機關幹部占51.9%;黨務幹部占19.5%;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幹部占18.0%;國有大中型企業幹部占7.5%;其他幹部占3.0%。5來自地區:東部沿海地區占30.8%;中部地區占44.4%;西部地區占24.8%。)

  1.對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的評價

  (1)對社會形勢的總體評價。

  領導幹部對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的總體評價是:2.3%的人認為「非常好」,69.9%的人認為「比較好」,24.1%的人認為「一般」,3.8%的人認為「不太好」。認為「非常好」和「比較好」的合計占72.2%。值得重視的是,與前兩年相比,領導幹部對2002年社會形勢的評價要低一些。

  (2)對所在地區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比變動情況評價。

  領導幹部對2002年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同比(與前一年相比)變動情況的判斷如下:

  與前一年相比,2.3%的人認為「上升很多」,這一比例與2000年持平,稍低於2001年的2.9%;51.1%的人認為「略有上升」,比2000年的53.1%和2001年的68.6%有所下降;43.6%的人認為「基本持平」,這一比例均高於前兩年(2000年為38.3%,2001年為25.5%);3.0%的人認為「略有下降」,與2001年的2.9%基本持平,但低於2000年的4.7%。與前兩年的調查數據相比,領導幹部認為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與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者所佔比例有較大的上升,認為比前一年上升者所佔比例有所下降,但認為比前一年下降者所佔比例也是下降的。

  值得特別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對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同比變化情況的估計,還存在相當大的地區差異。其中,61.0%的東部地區領導幹部估計,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上升的,沒有人認為下降了;西部地區有51.5%領導幹部也認為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平是上升的,但也有3%的人認為下降了;中部地區則只有49.2%的領導幹部認為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上升了,但有5.1%的領導幹部估計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比前一年降低了。

  (3)2002年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工作的進展情況。

  為了便於比較,與往年的調查一樣,本次調查仍然分「顯著」、「不太顯著」和「很不顯著」三個等級,由被調查的領導幹部對2002年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19項工作的進展情況進行評價。

  與2001年調查結果相比,給予各項工作進展「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出現了比較大的升降變化。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上升10%以上的工作只有一項,即「擴大對外開放」,從59.8%上升到了78.9%,升幅近20個百分點。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出現小幅上升的工作有「調整收入分配」、「減輕農民負擔」、「解決失業下崗問題」、「實施教育科技體制改革」、「推進醫療制度改革」等,分別從2001年的2.0%、10.8%、6.9%、26.5%和27.5%上升到4.5%、15.0%、16.5%、30.1%和28.6%。給予「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降幅在10%以上的工作則有:「懲治腐敗」,從53.9%下降為26.3%;「整頓社會治安秩序」,從49.0%下降為32.3%;「處理國際事務」,從81.4%下降到69.2%;「推進理論創新」,從69.6%下降到51.9%;「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從52.9%下降到42.1%;「打擊走私」,從72.5%下降到48.1%。給予「很不顯著」評價的人所佔比例升幅比較大的工作主要是「調整收入分配」、「懲治腐敗」、「改革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失業下崗問題」等。

  (4)關於2002年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領導幹部對2002年存在的最嚴重社會問題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收入差距」、「失業」、「腐敗」、「社會治安」和「農民負擔」等幾個問題上。

  從限選四項的選中率來看,與2001年調查相比,排序有所變化:「腐敗」(66.8%)仍居第一位;「失業」以64.5%的高選中率緊隨其後,居第二位;「收入差距」(57.1%)居第三位;「農民負擔」(43.7%)居第四位;「國有企業」(39.2%)居第五位;「社會治安」(33.8%)居第六位;「社會風氣」(30.8%)居第七位;「地區發展差距」(25.6%)居第八位。

  2.對改革的總體評價及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的若干判斷

  (1)對2002年改革的總體評價。

  領導幹部對2002年我國改革進展的總體評價見下表。除4人沒有回答外,63.9%的人認為「進展正常」,3.8%的人認為「進展太快」,22.6%的人認為「進展太慢」,6.8%的人認為「沒有進展」。與前兩年的調查結果相比,領導幹部對2002年改革進展的評價高於2000年,但低於2001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探討的變化。

  2002年有3%未做回答。不同組別的領導幹部,對2002年改革進展的總體評價存在比較大的差別。進一步分析顯示,男性、46歲及以上、大專或大學文化程度、國有大中型企業以及西部地區的領導幹部,對2002年改革進展的總體評價要比其他組別的幹部高一些。

  (2)對2003年改革的關注焦點。

  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在不同的時期,改革的重點和著力點是不一樣的,人們對改革的關注焦點也會有所區別,此次的調查結果再一次說明了這一點。

  領導幹部對2003年體制改革的關注情況見下頁表。問卷要求被調查者從各項體制改革中選擇三項自己關注的改革,並依重要性排序。調查結果顯示,在領導幹部最關注的改革中,列第一位的是政治改革,36.1%的領導幹部把其視為自己最關注的改革;其次是機構人事改革,選擇率為24.8%。這兩項改革的選擇率如此之高,是其他體制改革選擇率不能相比的。一方面,這兩項改革與領導幹部自身利益密切相關,另一方面,這兩項改革也確確實實是我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以後必須突破的重要方面。被領導幹部選擇為第一關注點的其他體制改革依次是:國有企業改革(9.8%)、收入分配改革(9.8%)、勞動就業改革(9.0%)、教育科技改革(4.5%)、醫療改革(2.3%)、住房改革(2.3%)和財稅金融改革(1.5%)。

  從三項選擇合計的結果來看,排序出現了值得重視的變動。60.2%的領導幹部關注收入分配改革,居第二位的是政治改革(56.4%),第三位是機構人事改革(46.6%),第四位是國有企業改革(39.9%),第五位是勞動就業改革(33.8%)。關注其他幾項改革的,則都在20%以下。與2001年調查結果相比,領導幹部最關注的體制改革的排序,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

  (3)關於今後一段時期順利推進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在今後一段時期,關於改革的順利推進將取決於哪些重要因素,調查結果見下頁表。問卷提供了10個封閉式選項和1個開放式選項(「其他」),根據限選三項、並依重要性排序的調查統計結果,在第一選擇中,「保持社會穩定」高居榜首,57.9%的領導幹部認為這是今後一段時期順利推進改革的第一位的決定性因素,三項選擇合計則更高達74.4%,這樣高的認同率,這也是其他因素不可比的。這說明,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已經成為領導幹部的共識。綜合前幾年的調查數據,更說明了這一點。1999~2001年,「選擇保持社會穩定」為順利推進改革的第一位決定因素的人所佔比例,依次是46.7%、50.8%、54.9%,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

  比較歷年的調查資料,我們發現一個值得重視的信息,就是「緩解一些突出的矛盾(如失業、犯罪、腐敗)」,不僅排序前移了,從2001年的第四位上升到了2002年的第三位,而且選擇這一因素的人所佔比例也是逐年上升的,1999~2001年依次為4.9%、5.5%和6.9%。確實,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許多從來沒有遇到而又繞不開的問題,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的突出矛盾。緩解這些突出的矛盾,已經越來越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決定因素。

  (4)關於今後一段時期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效的決定性因素。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份量越來越重。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要求政治體制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革。

  在影響政治體制改革的諸多因素中,如果只能選擇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首選因素是「擴大黨內民主」、「進一步轉換行政機構職能」和「處理好黨政關係」;如果選擇兩個重要的因素,那麼在第二選擇中,「嚴格推行幹部任期制」、「加大反腐敗鬥爭力度」和「強化輿論監督」等,則成為了優先考慮的重要因素。

  與2001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出現了一些意料中的變動。主要是在第一選擇中,根據選擇該因素的人所佔比例,「進一步轉換行政機構職能」從21.6%上升到了24.1%,「擴大黨內民主」從23.5%上升到了33.8%,相應地,在第一選擇因素的排序中,分別從2001年的第三位和第二位,上升為2002年的第二位和第一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處理好黨政關係」則從30.4%下降為13.5%,在第一選擇因素中從第一位降到了第三位。這一變動說明了我國的黨政關係是比較順暢的。

  3.關於社會穩定的標誌和今後一段時期保持社會穩定的條件

  (1)判斷社會穩定與否的主要標誌。

  此次的問卷提供了八個判斷標準,由被調查者選擇出自己判斷社會穩定的兩個主要標準,並依重要性排出順序。在第一選擇中,「經濟持續穩定發展」被52.6%的人選中,成為他們判斷社會穩定的最主要標準。其他主要判斷標準依次是:「政治穩定」(23.3%)、「人心穩定」(15.0%)、「生活水平穩定」(4.5%)和「治安秩序穩定」(2.3%)。這一排序與選擇兩個判斷標準合計結果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與歷年的調查結果也基本一致。這說明,一個社會是穩定的,至少要體現在這樣三個方面: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政治穩定、人心穩定。

  (2)今後一段時期保持社會穩定的主要條件。

  問卷列出了12個選項,由被調查的領導幹部從中選出保持社會穩定的三個主要條件,並依重要性排序。在第一選擇中,「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69.2%)居第一位,「解決失業下崗問題」(7.5%)居第二位,「加快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6.8%)和「懲治腐敗」(6.8%)並列第三位。

  與往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在領導幹部心目中,「解決失業下崗問題」對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性有了明顯的上升。在第一選擇中,選擇這一因素的人所佔比例,2000年居第五位,2001年居第四位,「加快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和「懲治腐敗」2002年首次超過了歷年,分別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近年來失業下崗問題比較嚴重,對社會穩定產生了十分不利的消極影響,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誘因。解決這一問題,對於保持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意義重大。

  另外,從三項選擇合計結果看,「調節收入差距」(29.4%)和「減輕農民負擔」(25.6%),也有相當高的選中比例。說明這兩個因素對保持社會穩定同樣非常重要。

  4.對社會前景的信心和未來居民生活水平的預期

  (1)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前景的信心。

  在被調查的133位領導幹部中,對今後一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的前景,27.1%的人「充滿信心」,66.2%的人「比較有信心」,只有3.8%的人「信心不足」,3%的人表示「說不清」有沒有信心。這說明絕大多數的領導幹部對中國的未來是持積極、樂觀態度的,也預示著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將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2)對2003年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平的預期。

  93.3%的人對今後一段時期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前景有信心,從領導幹部對所在地區居民未來一年實際生活水平同比變動情況的預期中也得到了驗證。與2002年相比,2003年所在地區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2.3%的人估計會「上升很多」,48.1%的人估計會「略有上升」,48.1%的人估計會「基本持平」,只有0.8%的人估計會「下降很多」。

  總體而言,領導幹部對所在地區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同比變動情況的預期還是比較樂觀和實在的。   


十一、「立國之本」:中國國民經濟的軟肋

  從數字看發展

  當前,隨著農業的不斷發展,農業包括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我國多年來通用的農業涵義,其範圍包括農、林、牧、副、漁五業。

  五業中所指的農業,就是指種植業,也就是指人們利用植物的生活機能,採用栽培措施,以取得產品的生產部門。種植業是人們取得基本生活資料的重要來源,又是農業內部其他部門發展的基礎,種植業的生產水平愈高,農業中其他部門發展的基礎也就愈堅實。在中國的農業中,種植業是比重最大的部門,對林、牧、副、漁生產都有重大的影響。其次,五業中所謂的林業,是根據樹木生長繁殖的特點,通過種植或經營以取得木材和各種林產品,或獲得森林所發揮的各種防護效益的生產事業。林業是我國國民經濟中重要的生產事業。第三,五業中所謂的牧業,也即畜牧業,是指人們運用動物的生活機能,通過飼養繁殖以取得各種動物性產品或役用牲畜的生產部門。畜牧業是農業的一個重要部門,它和種植業都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五業中的第四類是副業,意指農業生產單位及其成員從事的為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服務的附屬生產。我國鄉鎮企業的許多部門,都是從這些所謂副業中生長出來的。時至今日,也可以說它們之中有的已經遠遠超越副業而向當代工業邁進了。五業中最後一個是漁業,又稱水產業,指人們利用水域養殖與捕撈水生動植物、微生物,以獲得各種水產品的生產部門。漁業為人們提供營養豐富的食物,為食品、化學、醫藥等工業提供原料,並為農業提供優質肥料和畜禽精飼料。

  農業是人類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是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得以獨立化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相互比較而言,在當前我國「三農」問題之中,農業令人稍感欣慰。

  農業是立國之本,但發展後勁不足

  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中國農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僅解決了中國十多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而且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強的物質基礎。然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農業的基礎地位開始被不斷削弱,農業的發展後勁也明顯不足。細究其因,則是農民、農業和農村這一「三農」問題的錯綜複雜所在,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我國「三農」問題是相互關聯、相互制約、不可撇開其一而求解的原因所在。

  自我國農村實行改革以來,農業和農村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糧食生產連上新台階,目前已基本形成5億噸的綜合生產能力,從而結束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求長期短缺的局面,實現了總量供求平衡,豐年有餘。

  1.主要農產品供求實現總量平衡、豐年有餘

  2001年農業增加值達14610億元,比1978年實際增長1.85倍,比1989年實際增長60.4%。農業生產總體上呈現穩定增長的態勢。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實現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供求由短缺向總量供求平衡、豐年有餘的轉變。1989年以來,中國糧食生產連上4.5億噸、5億噸兩個台階。糧食產量於1996年突破5億噸大關,提前實現「九五」計劃確定的糧食產量目標,在1996~1999年間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四年間年平均產量超過5億噸,表明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台階。糧食供求實現由短缺向總量平衡、豐年有餘的歷史性轉變,目前國家糧食儲備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00年、2001年的糧食產量受嚴重旱災和結構調整因素的影響減產,2001年產量仍達到了46218萬噸,比1989年增長13.4%。棉花生產在適應紡織工業結構調整的同時,受到出口及庫存變化的影響,年際間產量波動較大,但供需仍然達到了總量平衡有餘;油料產量穩步增長,2001年產量達到2865萬噸,比1989年增長1.21倍,年均增長6.8%,肉類總產量2001年達6334萬噸,比1989年增長1.41倍,年均增長7.6%;漁業快速發展,2001年水產品產量已達4381萬噸,比1989年增長2.8倍,年均增長11.8%。

  農產品產量的不斷增長,為社會提供了豐富的生產生活資源,大大提高了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改善了生活質量。2001年,肉、蛋、奶、水產品的人均佔有量分別達到49.8公斤、18.3公斤、8.1公斤和34.4公斤,分別比1989年增長1.12倍、1.86倍、1.38倍和2.44倍。

  2.新一輪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增添後勁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經濟結構進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調整,這就是改變以糧食為綱,貫徹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實行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這次結構調整,使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種植業、鄉鎮企業都有了很大發展。近年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受資源與市場雙重約束的新階段,突出地表現在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業生產效益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為了適應新階段變化的要求,農業生產以市場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著力調整和改善農產品的品種、品質,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提高農業適應市場能力和綜合經濟效益,實現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所發揮的作用漸漸顯現。從農、林、牧、漁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看,農業比重不斷減小,畜牧業、漁業所佔比重不斷上升。2001年,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55.2%、3.6%、30.4%、10.8%,與1989年相比,農業所佔比重下降了7.6個百分點,牧業、漁業則分別上升了2.8和5.5個百分點。從各業內部看,種植業中大宗農作物調整力度較大,優質農產品發展迅速。2001年我國優質專用小麥面積佔小麥總面積的比重已達25%;優質水稻面積約占水稻總面積的50%以上,優質油菜面積占油菜總面積的比重超過57%;優質專用玉米、水果「高接換種」、無公害蔬菜等優質農產品開發進程加快。種植業生產正逐步向專業化分工、區域化生產方向發展。全國已初步形成東北的大豆、玉米帶;黃淮海地區花生帶、小麥帶;長江流域油菜帶;新疆棉花產業帶。據統計,2001年位於黃淮海地區的河北、安徽、山東、河南四省小麥種植面積佔全國小麥面積的比重約為52%,小麥產量佔全國的62%。

  畜牧業生產適應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需要,由偏重數量增長向數量和質量並重的方向轉變,畜產品結構逐步優化。豬肉在肉類產量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80.8%下降到2001年66.1%,牛、羊肉的比重分別由1989年的4.1%、3.7%上升到2000年的8.7%和4.6%,草食性家禽和家畜的比重不斷增加。優質品種普及率提高,特種養殖規模擴大。據有關部門統計,「九五」時期,豬牛羊的良種覆蓋率分別達到90%、30%和55%。

  漁業生產結構調整重點是增加名特優新水產品的養殖面積和產量,從保護和利用資源的角度出發,近幾年來漁業生產減少捕撈,進行伏季休漁。與1989年相比,2001年水產品總產量中,養殖產量比重提高12.3個百分點。

  為保護生態環境,保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國家啟動了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並開始實施中西部地區的退耕還林(草)戰略性結構調整。2001年完成造林面積495萬公頃,其中,重點生態工程造林331.4萬公頃。

  3.農村非農產業較快發展

  農村改革以來,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農村非農產業異軍突起,1987年鄉鎮企業總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總產值,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1989~1991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鄉鎮企業發展速度出現徘徊。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後,國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勵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鄉鎮企業再度出現高速增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鄉鎮企業發展所面臨的宏觀環境日益嚴峻,通過加快體制創新,依靠科技進步,鄉鎮企業逐步實現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化增長方式轉變,繼續保持了一定發展的勢頭。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2001年鄉鎮企業增加值達到29356億元,比改革之初的1978年增長近140倍,比1989年增長13.1倍。1989~2001年年均增長24.7%,佔到國內生產總值淨增部分的34.5%。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一方面優化了農村就業結構、增加了農民收入,另一方面推進了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2001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中,農業(農林牧漁業)所佔的比重為67.3%,非農產業所佔比重為32.7%,非農產業所佔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個百分點。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得到的純收入由1989年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長7.5倍。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農村非農產業尤其是鄉鎮工業的發展改變了我國工業的佈局。據鄉鎮企業局統計,2001年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達20315億元,比1989年增長12倍,年均增長23.8%,佔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發達地區出現城市工業和農村工業優勢互補、產業協調發展的格局,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農村工業化帶動了農村城鎮化發展。各類鄉鎮工業小區的建設與完善,促進了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條件,鄉鎮企業與小城鎮互為依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開創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我國城鎮化水平由1989年的26.2%提高到2001年的37.7%。

  4.投入增加,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改善

  為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和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力,國家逐年加大對農業投資的力度。1999年,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出達到1085.8億元,比1978年增長6.2倍,比1989年增長3.1倍。在努力增加財政農業支出的同時,通過社會籌資、資本市場融資、吸引外資等形式多渠道增加農業投資。1999年中央在新增的1000億元財政國債中,有375億元用於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水利設施、保護天然林、治理生態環境、節水灌溉工程等。農業生產條件明顯改善,農田排灌能力大大提高,2001年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5425萬公頃,其中機電排灌面積3621萬公頃。與此同時,大力實施農業綜合開發,改造中低產田;有計劃、有步驟地建設重要農產品商品生產基地,已建成商品糧基地縣1000個左右,優質棉基地縣200多個,以及「雙低」油菜籽、糖料和「菜籃子」產品生產基地,在全國形成了穩定的農產品商品供應體系;種子工程、動植物保護體系、農業防災減災體系建設取得明顯進展,重點地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十大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全面展開。這些都極大地增強了農業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穩定增長。

  為啟動內需,政府加大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鼓勵集體和個人投資。2001年,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固定資產投資達到7212.3億元,比1989年增長4.7倍,年均增長15.5%。農村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2001年,在全國的行政村中,自來水受益村所佔比重達到47%;全國農村有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7%的行政村通了電話,農村電話用戶2001年達6843.1萬戶;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電。農村交通、通訊、水電等公共事業的發展,改善了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方便了城鄉經濟、文化交流,為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

  1.我國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

  (1)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

  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相對立的。商品經濟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它的發展趨勢是把每一種產品的生產,甚至把一種產品的每一部分的生產都變成專門的部門。自然經濟與此相比,則很少社會分工,每一個生產者或經濟單位利用自身的經濟條件,幾乎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列寧說:「在自然經濟下,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同類的經濟單位(父權制的農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領地)組成的,每個這樣的單位從事各種經濟工作,從採掘各種原料開始,直到最後把這些原料製作得可供消費。」(《列寧選集》第1卷,第164頁。)

  在我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農民不僅從事農業,而且從事手工業,「男耕女織」就是這種自然經濟的生動寫照。毛澤東指出,中國封建經濟制度的第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於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於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是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3~624頁。)我國在解放前,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廣大農村的絕大多數農民,還處於自給半自給的小生產狀況。在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集體農民基本上還在從事手工業式的勞動。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以及輕視分工協作,輕視商品交換,有意無意地追求單位自給的思想,都是和實現國民經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不適應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逐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商品生產,已不同於過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商品生產,農業生產也已基本上實現了上述根本性轉變。

  (2)由單一的農業生產結構向多種經營和農工商綜合結構轉變。

  所謂單一的農業生產結構,是指只從事或基本上從事一個門類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單一經營還可分為自然經濟性質的單一經營和高度商品化的單一經營兩種。

  我國農業生產,長期以來在結構上屬於自然經濟性質的單一經營,重視種植業,主要是糧食作物的生產,忽視林、牧、副、漁業的生產,以致整個農業生產得不到發展。建國初期我國農業的產業結構一如建國前長期以來的情況,在農、林、牧、副、漁五業中,種植業產值一直佔著絕對的優勢,占80%以上,而牧業只佔12%左右,其他三業合起來只有8%。這樣,不僅種植業排擠了其他農業的發展,而且種植業自己的發展也非常緩慢。這種結構不合理的現象直到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進行體制改革才得到逐步改進,從1984年起種植業的比重已落到70%以下,到1996年已落到58%,而牧業卻達到30%,漁業也達到8.6%。到了2001年,農業、林業、牧業、漁業在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則分別為55.2%、3.6%、30.4%和10.8%,農業比重不斷減小,農業產業結構正在優化。

  以上統計數字說明,我國農業生產隨著自然經濟性質的單一經營的改革,逐步向多種經營的方面發展,同時某些農村還會向高度商品化的單一經營發展,這在有些農村已見端倪,但總的趨勢仍然是向商品化和專業化的方向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往往首先通過開展多種經營來改變那種落後的自給性糧食單一經營的狀況,發展商品經濟,然後再根據市場需要和自身最有利的條件,確定和發展自己的專業化方向。在發展專業化方向的過程中,有的將形成具有明顯專業化方向的多種經營類;有的則形成高度商品化的單一經營。

  另外,農工商綜合經營的方式,也是我國農業近年來發展的熱點之一。在多種經營和專業化發展的基礎上,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以及為之服務的有關經濟單位聯成一體,或組建一條龍的若干層次的經營公司,這是農業產業化的更高發展形式。許多鄉鎮企業其生產組織就是圍繞著這個組織方式取得了較大發展的,這是農業現代化社會化發展的產物。20世紀50年代這一方式在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開始建立,後來逐漸在其他國家推行。各國農工商結合的程度不盡相同,到現在我國在這方面的發展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國各種不同性質的農業公司已如雨後春筍,形成了我國農業新的生長點。我國農業生產發展之所以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是由於農業結構優化的結果。

  2.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首先,農業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物質生產部門。人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並發展的核心因素,而人總要活下去才能工作,而要活下去總不免要吃糧食,要穿衣服等等,因此農業不發展或農業生產遭受到損失,就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發展,但就是這樣淺顯易明的常識,因為太平凡了,卻常常被人們所忽略,特別是被有些國家行政人員所忽略。建國以來,往往這一年農業豐收了,下一年各項事業就好辦,但往往一豐收了,人們嘴裡吟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美好詩句,而其行動就忘乎所以,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甚至吃光用光。這就是說,這雖然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性的道理,但卻往往最容易被人們輕視,從而犯了錯誤。因此,糧食安全必須時刻謹記。

  其次,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人類能夠進行工業及其他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活動的先決條件。馬克思從他的剩餘價值學說的角度申明:「重農學派正確認為,一切剩餘價值的生產,從而一切資本的發展,按自然基礎來說,實際上都是建立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的。如果人在一個工作日內,不能生產出比每個勞動者再生產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更多的生活資料,在最狹窄的意義上說,也就是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如果他全部勞動力每日的耗費只夠再生產他滿足個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資料,那就根本談不上剩餘產品,也談不上剩餘價值。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885頁。)

  第三,農業是最早出現的生產部門,在人類社會的初期及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曾經是惟一的生產部門。恩格斯說:「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現在它更是這樣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49頁。)

  第四,農業生產的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反過來說,這一條也可以看做是農業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制約作用。其表現為:(1)農業是發展工業和其他事業所需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只有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能從農業中解放出更多的勞動力,並把他們輸送到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去。(2)農業既然是糧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來源,那麼,農業能提供多少商品糧,不僅關係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影響到工業和其他事業發展的速度與規模。(3)農業又是工業,特別是輕工業所需原料的重要來源。當前中國輕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大部分來自農業。隨著工業和生產技術的發展,由工業本身提供的原料的比重將會逐步增加,但農業原料在可望的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占重要地位。(4)農村是工業的重要市場。隨著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特別是農業現代化的實現,農村不僅是輕工業品的重要市場,它們作為重工業產品重要市場的作用將會日益顯露出來。(5)農業是國家資金積累的重要來源。發展國民經濟需要的資金來源有很大一部分同農業直接間接相關。(6)農業是出口物資的重要來源。建國五十餘年來,我國出口商品構成,雖然工業製成品的比例逐漸增加,初級產品的比例逐漸減小,但如果從農業產品為內容看,在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中都有以農產品為生產原料的製成品或直接以原料出口的農產品,這些項目為食品、飲料及煙草、動植物油脂、紡織品。農業產品在出口比重中,建國初期約占80%左右,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逐步降低到40%~50%,目前則進一步下降到10%以下。但比重的降低並不表示出口絕對數量的降低。例如農副土特產品是我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品種繁多,並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譽,如我國出口的豬鬃、豬腸衣、羊絨、兔毛、兔肉、羽毛等三十多種產品,長期居世界出口第一,其中豬鬃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量的70%~80%,兔肉占70%以上,豬腸衣和兔毛也佔到一半以上。農副土特產品一般是出口成本較低,換匯率高,國外又無配額限制,競爭對手也少,在國際市場上我國佔絕對優勢。

  總之,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是穩民心、安天下的戰略產業,任何時候都要抓得很緊很緊。」(1998年1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江澤民主席會見代表時的講話》。)

  3.現時農業對我國國民經濟的貢獻

  要說明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就不能單就農業論農業。「三農」問題之所以放在一起也是因為每個都不是獨立存在的。

  (1)國內生產總值的城鄉分解。

  對國內生產總值進行城鄉分解的基本方法,採用生產法將國內生產總值按三次產業分解為城市和農村兩塊,包括城市第二、三產業和農村第一、二、三產業五個部分。

  2002年,農業實現增加值14883億元,按可比價格比上年增長2.9%,增幅比上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但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之間的差距有所擴大。本年度農產品價格仍然處於低位運行。與上年相比,按現價計算的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了0.7個百分點,為14.5%。2002年,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52982億元,按可比價格比上年增長9.9%,在現價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為51.7%;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4533億元,比上年增長7.3%,在現價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略有提高,達33.7%。

  2001年以前的國內生產總值三次產業結構數源於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2)》。2002年三次產業比重根據統計公報等有關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2002~2003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002年,由農村各部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估計為49.2%,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第一產業所佔份額為14.5%,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農村第二產業所佔份額為23.1%,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農村第三產業所佔份額為11.5%,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

  長期來看,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持續下降,而農村非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則穩定提高,特別是農村工業和建築業的發展速度一直維持較高的水平,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提高。

  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農村各部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基本上處於穩定並略有下降的態勢,主要是因為農業份額的下降速度快於農村第二產業份額的提高。而且,近幾年由於農民收入增長有限、農村消費乏力,農村第三產業增長受到制約,不如城市第三產業增長迅速。

  (2)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份額。

  利用往年的不變價數據和各個產業的年度增長指數,可以將國內生產總值以及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數據折算為不變價數據,然後,利用上面有關第二、三產業的城鄉分解比例對以下變價計算的第二、三產業增加值進行分解,衡量城鄉各部門的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份額。

  200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8%。在本年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農村部門貢獻了3.27個百分點,貢獻份額為40.9%,比前兩年有所減少。在農村部門中,第一產業貢獻了0.42個百分點,貢獻份額為5.2%,比上年有所下降;農村第二產業貢獻了2.42個百分點,貢獻份額為30.2%,比上年有所提高;農村第三產業貢獻了0.43個百分點,貢獻份額為5.4%,比上年有所下降。

  近年來,農村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對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份額逐步下降,而農村第二產業對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份額也一直徘徊在30%左右。由此導致農村部門對整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份額持續下降,由1997年的57.3%下降到目前的40.9%左右。

  嚴峻的發展環境

  1.國際環境影響

  2003年開始,世界經濟總體上將趨於好轉。儘管世界經濟運行存在著通貨緊縮加劇、需求缺乏熱點、伊拉克戰爭及SARS等不利因素和一些不確定因素影響,但一些國際性權威機構都預計2003年世界經濟總體運行將好於2002年,經濟增長速度繼續保持加快的態勢。世界經濟進一步好轉將為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農產品出口創造一個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

  儘管世界經濟總體上可能呈現出恢復趨勢,但不同國家經濟走勢,尤其是我國主要農產品貿易夥伴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走勢不確定性還很大,它們的實際經濟狀況對2003年我國經濟運行,尤其是農產品進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

  目前,日本、韓國、美國、歐盟和香港是我國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地,美國、澳大利亞是我國農產品的主要進口地。日本、美國和歐元經濟區作為世界三大經濟區,它們的經濟恢復不確定性因素很多。據2003年初美聯儲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測,通過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赤字政策,2003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在3.25%~3.5%之間。但伊拉克戰爭後,至少在短期內可能會阻礙經濟擴張,美國經濟能否全面恢復仍然是個未知數。日本一直沒有走出經濟蕭條困境。歐元經濟區經濟近年來形勢也不好,增長呈現下降趨勢,失業率出現上升勢頭,財政赤字逐漸加重,通貨膨脹水平繼續走高。世界三大經濟區的不確定性對我國實施全方位開放的影響可能是雙重的。從積極意義上來說,我國吸引外資形勢可能繼續保持良好勢頭,這對於發展農村經濟,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會產生有利影響。

  其次,國際農產品價格對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形勢會產生直接影響。估計2003年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多數農產品價格會沿襲2002年的走勢。2002年,國際市場上一些農產品價格大幅度波動性上揚。國際市場糧食品種的現貨價格都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在經歷了2001年的價格低迷後,國際市場棉花價格自2002年第二季度開始回升,目前已經走出低谷;植物油品種價格漲勢強勁,全都達到了1999年以來的最高點。

  價格的波動,與國際農產品供求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等機構預測,2002~2003年度,由於穀物產量下降,全球期末庫存將下降19%,小麥、玉米、大米等品種的庫存下降幅度更大;由於產量下降、需求旺盛,全球棉花期末庫存下降18%;全球植物油產量上升,庫存下降,下降幅度為12.2%。

  在國際供求形勢影響下,估計國際市場上部分農產品價格的波動方向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據美國農業部估計,穀物品種價格將繼續上升,小麥貿易量將受影響而下降;大米貿易有望持平,粗糧品種貿易由於需求旺盛繼續上升。在全球棉花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棉花價格還有繼續上升的空間,貿易量將上升。植物油價格將在高位波動,糖料價格將繼續在低谷徘徊。從總體上來說,目前國際環境有利於我國農產品出口形勢進一步發展和鄉鎮企業外向型的發展。

  2.國內的大經濟環境

  2003年是黨的十六大召開後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換屆的第一年,各地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還會進一步高漲。據國家信息中心對2003年經濟預測,全社會投資將增長16%左右,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有望達到8%。從目前來看,上半年儘管受到SARS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仍保持了8.2%的幅度,因此,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標完全可能。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03年我國仍然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建設國債和基礎貨幣的發行規模可望維持甚至超過2002年的水平,國民經濟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將繼續以較快的速度增長。而且政府將在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就業和增強社會保障能力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

  我國經濟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如消費需求不足、就業壓力較大、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尤其是2003年通貨緊縮趨勢估計不會根本改變,物價可能會保持低位運行。2002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又下降了0.8%,表明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

  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較高速度增長、通貨緊縮,以及採取的財政金融等政策會對農業農村經濟產生影響。如果能夠有效地避免不利因素影響,在各種有利因素的主導作用下,加上促進出口的有效措施的逐步到位,我國部分農產品的需求會增長,這雖然無法改變農產品價格低位運行的局勢,但將有利於農產品銷售量的增加。國民經濟若能進一步擴張,無疑會給鄉鎮企業發展帶來更好的機遇。

  3.現行農業政策帶來不少弊端

  近年來,國家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做了不少探索,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當前來講,針對我國農業的各項政策措施弊端不少,改革尚未到位,深度遠遠不夠。

  (1)農業結構調整需要體制創新。

  從國際範圍看,發達國家的農業一般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運行和發展的,市場機制發揮了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其農業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發達、完善和規範的市場體系。我國改革二十餘年的實踐也充分說明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市場化改革是農民增收的主要動因。考察二十多年農村改革的歷史,我們會發現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諸如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產業化的蓬勃發展,等等,都是以減少計劃控制和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的結果。相反,一些違背市場化改革的逆向操作,如對糧食市場的壟斷控制,對農民進城的不合理限制,結構調整中的行政命令,等等,都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近幾年,政府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主要思路是進行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農業的整體素質和效益。然而,在事實上,體制因素比結構因素對農民收入影響更大。農業結構調整需要一系列的體制創新,也可以說結構的深處是體制。很顯然,如果市場機制得不到應有的發育,那麼以市場為導向的結構調整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礎,區域化佈局和比較優勢的發揮也就無從談起,結構調整就容易陷入數量框架內的增減變化,並隨時可能反彈,不可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2)向城市偏斜的財政政策導致農業發展滯後。

  從國際範圍看,隨著農業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的轉變,物質和資本投入量將大幅度增加,尤其是進入現代農業發展階段,投入增長速度都快於產出增長速度。農業發展的過程表現出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單位產出所需要的資本量不斷提高,而所需的勞動量明顯減少。

  在外部投入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從國外的成功經驗看,在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政府一般都承擔了主要投資主體和組織者的責任,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韓國的新農村運動。1970年開始的新農村運動中,韓國政府不僅是強有力的組織者,而且是積極的直接參與者,政府為新農村運動的順利進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間,政府投資總額達到了27571億韓元,興建了大量的農村基礎設施,包括農田水利設施、鄉村道路、農村市場體系、能源設施等,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

  為了改變農業相對於其他部門的不利地位,保證務農者與其他就業者大致相當的收入水平,美國和歐盟對農業部門給予了巨額補貼。比如2002年5月美國頒布的新農業法,以為農場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網」為主要目標,出台了一攬子支持措施。據美國農業部測算,新農業法規定,今後十年(2002~2011年)政府補貼農業的資金為1900億美元,比1996年法定農業補貼增加約830億美元。2002~2007年六年間,按1996年農業法,法定農業補貼為666億美元,2002年農業法在此基礎上增加了519億美元,六年總計達1185億美元。(數據來源於美國農業部網站。)

  相比之下,我國多年來一直實行的是向城市偏斜的財政政策。按WTO協議計算口徑,將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的財政支出、糧棉油糖價格補貼計算在內,1996~2000年,我國財政對農業支持總量分別為1083億元、1267億元、1826億元、1709億元和2200億元,分別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徑,發達國家約為30%~50%,巴基斯坦、泰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約為10%~20%。在WTO規則允許的12種「綠箱」政策措施中,我國使用了6種(政府的一般服務支出、食物安全儲備、國內食物援助、自然災害救助、生態環境保護和地區發展援助)。「黃箱」支出在1996~1998年計算基期內年均297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1.23%,與談判允許的8.5%(1740億元)相比,我國「黃箱」政策的支持空間還有1443億元。而且我國的農產品補貼主要在流通環節,其中相當一部分又用在了國有糧食企業身上。1998年以來,每年用於糧、棉、油、糖流通的補貼在500億~700億元之間,占農業支持總量的30%~50%。2001年我國財政農業支持總量(預計執行數)2047.58億元中,農業基本建設、農業綜合開發和扶貧支出合計占33.1%,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水利氣象部門事業費支出合計占34.6%,流通補貼占30.1%,其餘占2.2%。

  這種政策偏差直接導致了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滯後,使得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的同時,農村的社會經濟卻缺乏活力;也使得城市居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民收入卻陷入了低迷狀態,城鄉收入差距被顯著拉大。可以說,離開了政府的保護和支持,我國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就不可能順利地對接,也很難應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他們的處境必然會相對地日益惡化。

  (3)政府部門控制多、服務少的計劃經濟做法甚濃。

  國際經驗表明,一國農業競爭力的高低與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效率密切相關。發達國家一般都建立了結構合理、分工明確、運轉高效的農業管理體系,這首先體現在政府管理機構完全是按照市場體制下農業產業運行特點和政府調控需要而設置的,各部門有明確的工作範圍和嚴格的權力邊界,同時有規範的行政程序;其次,與農業有關的各部門之間,分工也很明確,關係比較協調,較少發生摩擦、衝突和相互爭利或推諉;最後,政府部門有較強的服務意識,能夠為農民和企業提供便利的金融信貸服務以及信息和技術服務。

  我國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但政府部門中計劃經濟的做法仍然是不絕如縷,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必須對政府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減少控制,增加服務。

  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重建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其次,加強市場信息服務體系建設。

  (4)農民組織不被重視,難以滿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

  綜觀國際經驗,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高度重視民間的力量。政府、市場和民間組織是現代社會相互作用又各司其職的三駕馬車。民間組織又稱「社會部門(SocialSector)」,它對維護社會公正和社會公利,彌補市場缺陷和政府調控的不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聲譽日隆,有的學者甚至指出「21世紀是社會部門的世紀」。

  由於農業的產業特性和農民的分散性,民間組織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中具有比在其他產業和部門更為重要的作用。所以,許多國家都鼓勵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自我服務的水平,以期能夠節約交易費用,降低成本和市場競爭的風險,增加獲利的機會。在發達國家,農民普遍參與了合作組織,在購買、銷售和市場開拓、加工、貿易、信貸等多方面實行聯合,已形成了一套健全的組織體系和有效的運行機制,對降低成本、減少風險和提高效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的是,由於歷史和體制因素,我國農民自己的組織一向不被重視,得不到扶持,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限制農民協會等民間組織的成立。這使得我國農民自己的組織發育程度很低,難以滿足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迎接WTO挑戰的需要,也顯然難以滿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為此,需要借鑒國外的經驗,鼓勵和支持農民組織起來,促進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和各種專業協會的發展,並在農民組織發育的基礎上,成立各種全國性的協會,為農業生產、貿易和國外市場開拓提供技術指導、市場信息和貿易政策等方面服務。這樣,就可通過合作機制,在不改變農戶家庭經營這個微觀基礎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解決小規模農戶經營與社會化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在體制轉型和結構調整過程中,為廣大農民提供以較低的成本和快捷的方式與市場對接的途徑。   


十二、農業產業的非市場化行為

  (一)我國農業市場化進程中的逆市場行為

  對於我國農業市場化程度,國內學術界進行了初步探索,但由於指標選擇不同,結果差異很大。農產品和投入要素的市場化,只是農業市場化的一部分內容,農業市場化還應包括農業產前、產中、產後的市場化和農產品與生產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市場主體行為、政府對農業市場化發展的宏觀調控等多方面的內容。基於此,有學者測度,到1998年中國農村市場化程度達到48.69%,其中,農產品和農業要素市場化程度為30.67%,農村市場體系發育和健全程度為62.61%,農村市場運行機制健全程度為45.63%,農民適應市場和政府調控市場的自我發展程度為55.83%。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教授也指出,1999年我國農業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不會高於50%。

  由此看出,我國農業市場化進程剛剛過半,呈現出整體滯後與結構非均衡性特徵:農業市場化程度滯後於經濟總體市場化程度,農業要素市場化程度低於農產品市場化程度,農業要素中土地市場化程度最低。以上主要緣於在農業及其支持系統的市場化改革中,出現了許多逆市場行為:制度性過度競爭,行政性經濟規制,單向性雙層經營,部門性市場分割。

  1.制度性過度競爭

  要素流動的利益導向是市場化的題中之意,但我國農業存在著過度競爭。按照鶴田俊正的定義,過度競爭指這樣一種狀態:在集中度很低的產業中,儘管許多企業利潤率很低或陷入赤字狀態,但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企業卻不能順利地從這個行業中退出,使低或負的利潤率長期繼續。我國農業實行家庭分散經營,集中度低是不爭的事實。根據胡鞍鋼教授的研究,全國每個農民農業剩餘(指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減去用於農業現金支出)1997年為655元,到2001年下降為340元,如果計入農民自身的勞動工資,實際農業剩餘為負值。

  2.行政性經濟規制

  市場經濟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應該由行為主體分散決策,但我國農業中的經濟規制現象嚴重。我國農民在生產什麼、生產多少方面沒有充分的自由決策權。在「三農」問題成為政府關注焦點的情況下,部分地區更多地出現了「逼農致富」的現象。然而,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地方政府領導的政績偏好,用行政命令手段統一規劃進行結構調整。農戶常常需要完成上級有關部門佈置的種植和飼養計劃,甚至要求完成規定種植的種類和品種,無法獨立進行生產經營決策。由於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存在,再加上農戶結構調整的合成謬誤,一旦失敗,農產不但不能增收,反而要賠上結構調整的投入成本,因為政府在統一規劃時很少投入,在失敗後不願意也無力對農戶進行補償。

  3.單向性雙層經營

  我國實行以農戶家庭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本來統的層次與分的層次應該按照市場化方式互動起來共同面對市場,但目前統與分是行政結合,而不是市場交換關係。統與分本來應該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按照「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就要提供相應的服務,但現實往往是:統的層次借服務之名來向農戶索取各種費用;農戶進行生產經營不斷受到來自統的層次的干預;農戶與市場的連接往往受到統的層次的阻擋。

  4.部門性市場分割

  順暢高效的產業鏈是市場競爭力的核心體現,但我國農業產業鏈處於部門性市場分割之中。農民只有在農業「產中」的權利,但沒有充分自由進入產前、產後環節。我國傳統體制把農業產前和產後生產加工環節界定給工業部門,把農產品流通界定給商業部門,這種農工商對立體制事實上把農業再生產各個環節的內在聯繫人為阻斷,為農工商三部門的不平等貿易提供了條件。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產業鏈被割裂的情況雖有所改善,但迄今農用生產資料(種子、化肥等)與農民的需求脫節,農產品流通不暢,農產品加工環節過度侵蝕產中農民利益等現象仍不時發生,農產品市場和農業要素市場處在農業、林業、經貿、外貿、勞動等不同部門的分割之中,在一些地區,畜牧、水產、水利等管理部門也參與了市場分割。

  (二)諸多因素制約我國農產品加工業

  農產品加工業按國家標準分類,包括食品加工業、食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煙草加工業、紡織業、服裝及其他纖維製品製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製品業、木材加工及竹籐棕草製品業、傢俱製造業、造紙及紙製品業、印刷業和橡膠製品業等12大類。

  農產品加工業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工業的重要力量。據統計,2001年底我國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有56526個,佔全部工業企業數的33%;從業人員佔全部工業從業人員的27.8%;實現增加值6968.39億元,佔全部工業的24.6%;出口產品交貨值佔全部工業出口的31.3%;實現利稅總額佔全部工業的26.4%。

  1.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特點

  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經過幾年的發展,如今已出現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發展速度增長較快。2001年,全國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不考慮價格變動因素較上年增長13.1%,比全部工業增長率高1.6個百分點;農產品加工業增加值佔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24.3%上升到24.6%。在11大行業中,除食品製造業、飲料製造業和紡織業的增幅低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外,其餘各行業都保持高速發展態勢。

  二是區域特色初步形成。特別是鄉鎮企業植根於農村,與農業、農村、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繫,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很多農產品非常適合就地(近)加工,農產品加工業正在成為鄉鎮企業的優勢產業。一些地方出現了一批農產品加工業專業鄉、專業村;也有一些地方在一定區域內形成了由眾多農產品加工企業組成的特色塊狀經濟格局。例如浙江的水產品加工,山東、陝西的果品儲藏與加工,河北、河南的優質專用小麥加工和肉類加工,黑龍江的優質大米和土特產加工,湖南、四川等省的水稻和飼料加工,內蒙古的乳品加工和羊絨加工,河北的皮革加工和羊絨加工,江蘇、浙江等省的羽絨製品,新疆的棉花、葡萄和番茄加工等等,都已形成特色鮮明的產業體系。

  三是規模企業大批湧現。近年來湧現出一大批上規模上水平的農產品加工企業。截止到2001年底,全國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56526家農產品加工企業平均年產值4176萬元。其中像三元、伊利、雙匯、華龍、旺旺、匯源、德大、魯花等一大批企業,不僅規模大,效益好,而且帶動能力強,輻射面廣。

  四是帶動作用不斷增強,農產品加工企業與農戶的關係日趨緊密,企業與基地、農戶的利益連接機制在很多地方已經形成。一些龍頭企業把基地和農戶作為「第一生產車間」,通過公司加農戶、契約加服務、服務加農戶、科農工貿一體化等經營模式與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銜接起來,延長了農業產業鏈。例如四川綿陽光友薯業有限公司,充分利用當地豐富的紅薯資源進行深加工,生產的方便粉絲是快餐精品,年產值2億多元,帶動農民約10萬人,聯繫農戶約60萬戶,帶動農戶戶均年增收400元。

  2.制約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諸多因素

  當前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總體發展勢頭不錯,但整體發展水平還不高,有些行業仍處於起步發展階段,要實現更快的發展和質的飛躍還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

  一是加工總量不足,精深加工程度較低。據專家介紹,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為3︰1,而我國為0.7︰1;發達國家工業生產的食品占消費的90%,而我國僅佔25%;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程度達到80%以上,而我國只有45%,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有20%。

  二是技術裝備落後,企業規模較小。目前我國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80%處於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處於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達到目前國際先進水平。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很多企業包括生產名優特新產品的企業仍處於前店後廠的作坊式加工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浪費。

  三是利益機制不完善,產加銷脫節。多數農產品加工企業與農戶還是一種簡單鬆散的買賣關係,企業與農戶之間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簽訂的合同缺乏履行保證機制,雙方互不信任。

  四是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地區差距很大。無論是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數量,還是企業的規模和水平,東部地區都佔有絕大的比重和明顯的優勢。

  五是管理體制不順,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很多地方農產品加工業的指導和管理涉及好幾個部門,沒有形成統一規劃和統一管理的局面,導致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落後和無序競爭。同時,農產品加工業的標準化體系、檢測體系、食品安全體系、技術推廣服務體系、質量認證體系以及信息網絡體系不健全。

  六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資金投入不足。首先是缺乏必要的投資和信貸政策扶持。由於農產品加工業一次性投入大,農產品收購時間集中,資金佔用時間長,數額大,周轉慢,農產品加工企業普遍缺乏啟動資金和流動資金,尤其是玉米、大豆、小麥、水稻等大宗農產品加工企業方面的問題更加突出。其次是對農產品加工企業的技術進步缺乏必要的支持。目前我國在農產品加工領域的投資較少,導致農產品加工業裝備和工藝水平落後,產品開發和科技創新能力較弱,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

  農業的國際化進程充滿挑戰

  作為中國改革的先驅領域,二十四年前中國農業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曾經突破傳統體制的束縛,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和促進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農產品供求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農業發展不僅受到資源短缺的約束,而且越來越受到市場的影響,農產品賣難、價格下跌問題日益突出,農民收入已經連續數年下降。中國農業發展正處於一個艱難的轉折時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成為WTO成員,像其他產業一樣,中國農業也被迫開始走上了國際化的進程。人們期待走向國際化的中國農業,應該分享經濟全球化和WTO農業多邊貿易體制的巨大利益。尤其是希望改善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環境,促進中國有優勢的農產品的出口;進一步推動中國農業的對外開放,創造更為寬鬆、透明、穩定的投資環境,有利於吸收更多的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中國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發揮比較優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維護國際農產品貿易秩序,建立穩定、公平、公正的貿易環境。但是,中國可能分享的這些農業國際化利益,有的是潛在的,需要國內系統、配套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才能轉化為現實;有的是長期的,必須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艱苦努力才能真正體現。

  正如2002年的各種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正式加入WTO一年後,原先擔心受衝擊最大的農業並沒有像預計的那樣傷痕纍纍。於是,不少人悠然自得起來,認為中國的農業還是具備較強的競爭力的。然而,事實卻是,在加入WTO一年後的今天,農業免受強大衝擊得益於國家各種保護手段的運用,農業開放進程也遠未達到加入WTO時的承諾,且離過渡期結束已時日不多,因此,此時輕鬆起來恐怕為時過早。

  (一)加入WTO對我國主要農產品的影響

  1.我國農業的資源約束與比較優勢

  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數的43%。從長期看,人口增加、耕地減少、耕地資源緊張的矛盾將始終存在。不僅如此,中國還是世界上水資源最短缺的國家之一,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此嚴酷的資源條件,始終約束著中國農業的發展,也在根本上使中國農業處於競爭的不利地位。有關中國農產品比較優勢的研究表明,中國糧、棉、油料等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開始下降。如從資源成本角度看,1997年中國每生產1公斤小麥和玉米將分別虧損0.15元和0.11元,資源配置缺乏效率。而大米、畜產品、園藝產品等具有比較優勢。研究進一步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產品生產國內資源機會成本的上升,是導致比較優勢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認為,在目前中國農業資源稟賦條件下,土地密集型的小麥、玉米、大豆等產品明顯缺乏比較優勢,不具備參與國際商業競爭的基本條件,而勞動密集型的畜產品、園藝產品等,具有比較優勢,應考慮提高其競爭能力。

  從資源角度觀察的中國農產品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是農產品的潛在競爭力,並不完全等同於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把資源優勢、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和市場優勢,還需做出艱苦的努力,包括農產品品質、營銷戰略、企業經營經驗、運輸和流通成本、企業信用等。資源優勢是決定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長期因素,但從短期來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應更多地體現為市場競爭優勢。比如,2001年美國硬紅冬麥在中國南方銷區市場的批發價高於河南優質小麥的價格,目前約高出160~190元/噸。但目前國產小麥絕大多數都是三等普通小麥,在質量等級上與美國小麥差距較大,因此價格實際上不具可比性。所以,相對國產麥而言,美國小麥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優勢。

  2.加入WTO對我國主要農產品的影響

  我國執行WTO承諾、開放國內市場,究竟對中國農產品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從國際競爭角度可將農產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進口敏感性農產品,按照敏感度排序為大豆、植物油、玉米、棉花、食糖等。另外一類為出口競爭性農產品,如肉類、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等。根據中國農業資源稟賦特徵,執行WTO承諾對敏感性農產品將帶來不利影響,但有利於競爭性農產品的出口。無論是進口敏感性農產品,還是出口競爭性農產品,如果對其市場競爭要素作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執行WTO承諾會使中國農產品面對巨大國際競爭的壓力和挑戰。

  糧食被認為是所有農產品中對市場開放最為敏感的產品。中國承諾取消糧食進口的非關稅限制措施,今後對糧食進口實行關稅配額管理。中國承諾的糧食(小麥、玉米和大米)配額2002年為1830萬噸,占商品量的13%,2004年達2216萬噸,占商品量的15%。2004年小麥、玉米和大米配額分別相當於其商品量的27%、12%和10%。按中國糧食口徑,將配額折成原糧(包括將豆油配額折成大豆),2002年的糧食配額達3349萬噸,占國內糧食總產量的7.4%。2004年達4107萬噸,占9.1%(不包括用單一關稅管理的大豆進口,2001年中國大豆實際進口1400萬噸)。如果這些糧食全部進口到國內市場,將對國內產生深刻的影響。第一,有可能影響中國糧食生產總水平。2002年糧食進口配額占國內糧食總產量的7.4%,2004年達9%以上,已經超出1996年中國關於進口糧不超過國內產量5%的判斷。這要求我們重新評估中國糧食自給率的安全政策。第二,將影響到糧食主產省糧農的生計。第三,進口糧食極有可能擠占東部主銷區騰出的市場空間,使中部主產區增加糧食銷售困難和庫存壓力,對中國農業區域佈局調整和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不利。具體分析來看,形勢也十分嚴峻。

  (1)小麥。

  國外小麥將在數量、質量、價格和疫病傳播等方面,對中國小麥生產構成壓力。與外國小麥相比,中國商品小麥質量普遍較差,種植規模小,生產成本高,進口小麥的競爭優勢明顯。

  (2)玉米。

  中國承諾的玉米關稅配額量較大,且國營貿易管理比例逐年減少,加之今後不能採取出口補貼措施。因此,今後國內玉米將面臨較大壓力。目前的主要問題是,玉米生產成本較高;玉米生產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低,勞動效率低,玉米價格沒有優勢,使中國玉米在國際市場上不具備競爭能力。

  (3)大豆。

  與美國、巴西及阿根廷比較,中國大豆單產低、種植規模小、成本高;含油率不高,與國外相差2%~3%;質量參差不齊;國內大豆流通渠道不暢、供貨不穩定,履約率差,使大豆加工企業無法建立國產大豆穩定的供貨渠道。大豆進口實行單一低關稅管理,且進口調控手段受限,意味著大豆進口將繼續對國產大豆的市場擴張構成壓力。

  (4)植物油。

  中國承諾的過渡期內豆油及其他植物油關稅配額量較大,而且將在2006年全面開放市場,如果管理不當,其衝擊將極其嚴重:一是國內大豆壓搾企業將受到嚴峻挑戰,面臨全線停工、關閉的危險。二是由於壓搾企業受到影響,國內豆粕生產也將受到衝擊,屆時中國不得不通過進口來解決豆粕需求,而進口豆粕實際相當於進口大豆。三是國內大豆生產者將受到開放大豆市場更為嚴重的挑戰,國產搾油用大豆將完全沒有出路。

  (5)肉類產品。

  肉類是中國出口競爭性產品。中國對牛肉、豬肉及禽肉產品降稅幅度較大,而且對美國取消了檢驗認證限制,進口管理手段受到極大約束。在市場開放條件下,美國的豬、禽副產品可能會湧入國內市場,對中國禽肉、豬肉等生產及防疫產生嚴重衝擊。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肉類產品具有成本和價格優勢,具有出口潛力,但由於在品質方面等問題,影響了競爭力的提高,限制了中國肉類產品進入國際市場。

  總的來看,在農業國際化進程中,中國農產品可能將面臨嚴峻衝擊。一方面,由於中國農戶經營規模偏小,大宗農產品生產經營成本高。糧食、油料、棉花等農產品已不具備商業競爭優勢。隨著對WTO承諾的執行進口壓力增大,對主產區及其農民會產生較大衝擊。另一方面,肉類、蔬菜、水果和花卉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和出口潛力,但這些產品長期以來在質量、衛生、技術標準上考慮國際市場要求不夠,受國外較高的技術壁壘的限制,這些產品的質量和衛生標準很難達到國外市場要求,使比較優勢難以轉變成競爭優勢和出口現實。

  (二)我國農業經濟體制難以適應國際化

  農業國際化對我國的農業經濟體制和支持政策也帶來嚴峻挑戰:首先,現行的農業管理體制與機構的設置,是適應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化程度較低的格局而形成的,主要問題是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對外貿易管理相互脫節,地區封鎖,行業分割,部門壟斷。不能對農業發展、農產品市場進行有效、靈活的調控和管理。

  其次,現有農業政策、法律、法規體系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農產品供給短缺問題,在價格、投資、分配政策等方面,側重於支持提高農產品產量,忽視了對農產品品質的改善和結構優化;側重補貼農產品流通環節以及消費者利益,對生產者利益支持不夠;在國民經濟分配格局中,對農業的支持在總量上不足,在結構上不夠合理。尤其是在發達國家農業補貼仍然很高的國際競爭背景下,中國目前仍然實行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特產稅、「三提五統」等負保護政策,這在根本上使中國農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地位。

  第三,農產品流通體制不順,削弱了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目前中國農產品流通體系存在著部門分割、壟斷經營,市場運行無序,交易行為不規範,營銷手段落後,尤其是農產品市場體系、質量標準體系和市場信息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農產品競爭力的提高。

  第四,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不具備參與農業國際競爭的能力。中國千家萬戶小農的分散經營,在農業進入國際化階段後,無論是在規模、效率,還是在競爭能力上,都不能適應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挑戰。特別是,一方面,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不高,沒有大糧商、畜牧商、園藝商和食品加工商參與國際市場分配和競爭,另一方面,農民組織化程度低,服務於農戶與市場之間中介組織發育不良,缺乏參與市場競爭的經營主體,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後,使中國農業在根本上不具備與那些在生產組織上已經產業化、集約化、規模化和商業化程度極高的國家的農業進行競爭的能力。

  顯然,如果我國不抓緊制定正確的應對戰略,及時轉變發展戰略,調整政策,改革體制,全面提升農業競爭力,中國農業將很難在國際化進程中掌握主動權、贏得競爭。

  在市場全面對外開放、農業國際化背景下,中國農業不僅關係到近13億人口的吃飯和7億近8億農民的生計問題,而且關係到國家經濟安全、社會穩定和中國經濟發展全局。從現在起著力解決中國農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和緊迫。顯然,傳統的農業發展戰略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中國農業參與國際化進程的新形勢。當務之急,必須選擇一個能夠應對WTO挑戰、趨利避害,在農業國際化進程中保持持續穩定發展的長期戰略。   


十三、底層中國——哺育革命、開創改革,如今依然貧困

  我國底層社會分化加速

  1927年,毛澤東帶領一小部部隊走上井岡山,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自此開創了中國革命由農村包圍城市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勞苦大眾,歷盡腥風血雨,終於在「農民們用小車」的推動下迎來了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嶄新的新中國。開國元勳們真誠地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農民們用小車推出來的!

  1978年,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終於又在廣袤的農村大地上出現了轉機。百年不遇的大旱、長期的食不果腹又一次激發了中國農民的智慧和創造力。8億農民終於掙脫了「兩個凡是」所堅持的「左」傾政策的束縛,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並一舉扭轉了困難重重、岌岌可危的中國經濟。於是,國內外一致公認:這是中國農民的又一次偉大創造。

  而今,我國農村各部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為49.2%,且呈繼續下降趨勢。其中,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降為14.5%。同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擴大為3.1︰1;占國民總數2/3的農村居民消費總額佔全社會消費總額的1/3;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分別為46.2%和37.7%。在城市,居民們開始紛紛購買汽車,而農村,不少農民仍因為付不起0.8~1.5元/度的電費而重點煤油燈;在城市,有保障的市民們紛紛囤積藥品、保健品,而農村,不少農民辛苦勞作一生卻有病不敢醫;在城市,高檔別墅成片崛起,而農村,土房草屋卻仍在為不少農民遮風擋雨……農民們說:我們可以吃飽飯,就是沒錢買藥片!有良知的農村基層幹部們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

  底層中國——哺育革命、開創改革,如今危機重重一加速分化的中國底層社會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社會開始進入了一個轉型期,目前則是處在加速轉型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用20餘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百餘年的現代化之路,並且將在今後的幾十年內以趕超的方式繼續濃縮完成它們已走過的200餘年的現代化歷程。在當前這個加速轉型時期,中國社會正發生著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結構也由整合型社會開始向分化型社會快速轉變。這種轉變即使是在我國傳統勢力比較濃厚的農村地區也是如此。

  1.我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分化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結構無論是在水平方向上,還是在垂直方向上都發生了迅速的分化。

  第一,領域的分化。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領域的分化是農村社會結構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在高速轉型期以前,我國是一個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會,且這種「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國家對社會採取強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來維持的,經濟活動和精神文化也同樣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形成了很強的同質性。在高速轉型期,隨著社會分化的加深,社會分工的細化,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逐步從政治領域中分化出來並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與此同時,政治領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會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公平的職責,獲得了自身的獨立性。這樣,經濟、政治、文化三大領域由「大一統」向各自獨立承擔的功能分化,並為農村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礎。

  第二,區域的分化。區域分化主要表現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國東部廣大農村地區由於良好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於領先的發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區由於種種原因發展卻相對緩慢。不僅如此,其發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表現在人均純收入上,以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為1作標準,1996年東部、中部、西部三者的比例為1.99︰1.37︰1,2000年三者的比例為1.92︰1.30︰1。東部最高,中部次之,西北最低,且這種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區域分化越來越劇烈,但中部和西部差距在減小。此外,根據有關部門對農村調查的數據推斷,現在全國有65%~75%農村的農民收入水平普遍低於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水平,這也說明農民人均純收入在不同地區的差異很大。

  第三,階段分化。1978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後,長期以農為本缺少變化的農民階層內部也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農民工人、農民個體工商戶、農民私營企業主、農民知識分子、農民企業家、農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地位群體,而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卻只佔有60%左右了。農民階層內部的分化打破了長期以來剛性單一、相對封閉而又具有較強獨立性的農民身份,使其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出現了諸如農民身份的工人和農民身份的幹部等邊緣性群體。這種邊緣群體的出現正是社會分化的直接結果,他們邊緣化的生存狀態將會使其缺乏穩定而長期的預期,在喪失原有的文化價值和組織歸屬地——農村的同時,很可能會陷入一種「遊民化」的狀態,從而對整個社會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

  第四,組織的分化。進入高速轉型期後,社會組織結構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並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經濟組織和民間組織,其結構模式多樣化,異質性十分明顯,尤其是原來中央控制社會的權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門組織轉移後,加強了後者的封閉性,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隱患。它們既無力擔當起在新的基礎上整合社會的功能,又加劇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大為增加。與此同時,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削弱,使已經解體的傳統社會群體,包括宗族、種姓、宗教等團體重新聚合,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農村社會幫會組織不斷勃興,流氓、娼妓、乞丐等次生社會集團重新滋生,成為威脅農村社會穩定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第五,利益的分化。在加速轉型期,伴隨著階層、群體和組織的分化,各類利益主體的自主權也在不斷擴大,利益的分化也勢必發生。農村社會分化產生的許多利益群體和階層,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的利益意識會不斷被喚醒和強化,對利益的追求會成為廣大農民社會行為的一種強大動力,而利益的分化實際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調整的過程,這必然會在不同利益主體間產生廣泛的矛盾和衝突,如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農村基層組織管理者與廣大農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等,已成為影響我國農村社會的重要因素。

  第六,觀念的分化。農村社會分化的加速也必然會在農民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中有所反應,尤其是隨著外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傳播,廣大農民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結構將會不斷趨於豐富和多元化,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甚至相反的價值觀念也會大量湧現,致使各種觀念相互碰撞與衝突頻發。社會所倡導的價值標準與實際生活中人們所奉行的行為準則在許多方面相背離,使得人們在處理集體與個人、公與私、義與利等重大問題上愈來愈向後者偏移,表現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則是農民的相對剝奪感和社會不滿情緒的增加和蔓延。而這種觀念與心理上的分化和衝突,將成為高速轉型期農民行為越軌和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產生的思想基礎。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分化使農村社區成為具有許多層次的多元的社會結構,這一結構又由許多處於不同地位、擁有不同權力以及擔任一定職責的社會群體組成。毫無疑問,社會分化在促使社會結構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滿活力的同時,也使社會結構更加多樣化、複雜化,從而給社會穩定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總的來說,社會分化對我國農村社會穩定施加的影響可能有:一是動搖傳統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二是引起社會地位群體的重新排序,從而使一部分地位群體因成為社會的突生力量而對社會現有的制度結構和組織狀況提出新的要求,這種要求一旦得不到滿足便會形成群體間的利益衝突,從而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會規範和社會交換規則;四是分化的不均衡性導致新的結構性失衡和衝突。

  當然,我國當前社會分化引起的社會非穩定性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它必然會導致社會結構的解體、社會秩序的動盪和社會問題的增加,因為社會分化的過程本身也可以孕育著新的交換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現。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加速轉型的實質是要擺脫不發達狀態,以逐步實現現代化,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社會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也是社會結構不斷分化和重新整合並逐步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並衝破業已僵化、停滯的社會定勢結構,以促使新的社會結構要素不斷生成。這就需要對已經分化了的社會結構不斷進行社會整合。

  2.我國農民的階層分化

  前文也已指出,在農村社會結構分化的大背景下,我國農民也同時在進行著階層的分化。若以職業為標準對當代中國農民階層進行劃分,根據當前我國農民所從事的不同職業,當代中國農民可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

  一是農業勞動者階層。

  該階層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主要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並且大部分或全部生活來源依靠農業生產的收入。其內部又存在四個層面:一是農業承包大戶或種田能手的農業專業戶,這部分人大部分是擁有較高的種田技術的經驗,且有較強的勞動經營能力、較多的農機具和較充足的資金、向社會提供較多的農副產品,家庭收入較高,生活富裕,在村子裡有一定的影響,在農忙時一般都僱有雇工,有的長年雇工;二是農業收入比較穩定,生活比較安定的農業勞動者;三是溫飽型農業勞動者;四是貧困戶。

  二是農民工階層。

  農民工階層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是到大中城市或異地打工的農民,這一部分農民的收入相對較高,眼界都比較開闊,觀念都比較新,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長,是未來回鄉進行再投入和發展各種產業的主要力量;二是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工人,他們離土不離鄉,下班和農忙時兼顧農副業生產,這部分人的收入較農業勞動者要高,比外出打工的要低,儘管這個群體是產業工人的一部分,但由於離土不離鄉,其觀念與務農農民差別不大;三是雇工,是指被鄉、鎮和村、隊裡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和農業專業戶僱用的工人,這部分人儘管由於在以上三種不同的僱主那裡打工所得到的收入有所差別,但他們的共同點是勞動強度大,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缺乏穩定的安全感。

  三是私營企業主。

  指社會身份是農民,且開辦私營企業的那部分人。據國家工商局統計,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辦在農村的私營企業共有614877家,私營企業投資人約100萬人。另據有關單位對全國百家鄉村私營企業主的調查,鄉村私營企業主的年齡有10.3%的人在30歲以下,52.6%的人在31~40歲之間;23.7%的人在41~50歲之間,51歲以上的只佔13.4%;在文化程度上,文盲和半文盲占9.3%,小學和初中占76.3%,高中以上佔14.4%。所以鄉村私營企業主大多年富力強、文化素質高、懂技術、會管理、見識廣,而且他們的經歷一般比較豐富。據統計,在社會經歷上有10.3%的人曾經是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或者是國家幹部,有11.3%的人當過軍人,有7.2%的人當過老師,有18.6%的人當過鄉鎮集體企業的管理人員,有17.5%的人當過村幹部。而開辦私營企業的那部分人,儘管只佔農民總數的0.1%~0.2%,但是由於他們擁有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大量僱用勞工,他們在農村有著區別於其他階層的價值觀念和不同的政治追求。他們與鄉村幹部及稅務工商等部門都有著密切的關係,當他們的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他們都有要在縣、鄉或村謀個頭銜和職務的政治需求,這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護已有的財產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影響地方政治和政策來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

  四是農村管理者階層。

  農村管理者階層包括農村幹部和鄉鎮企業管理者(後文將鄉鎮企業管理者單列說明)。農村幹部又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在鄉鎮黨政機構裡工作的脫產幹部。他們一般都屬於普通業務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常年在鄉鎮機關工作,享受地方財政給予的工資和相應的福利待遇,但他們的戶口仍在農村,村裡仍有責任田。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止到1998年在基層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和金融、保險等單位工作的農村幹部有148萬人。第二類是村務領導幹部。他們是半脫產幹部,包括村黨支部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和副主任、村務會計等享受常年固定補貼的村級領導幹部。他們負責全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工作。他們的身份是農民,同樣承包有土地。他們的實際收入一般都比普通農民高,在農村有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地位。第三類是村務一般幹部。主要包括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連長、治保調解主任和村民小組長等不脫產的一般村務幹部。這部分幹部協助村務領導幹部負責某一方面或幾方面的具體工作,或者是全面負責一個村民組的工作。這類幹部人數不固定,如按每個村平均6個村民小組來測算,加上村級其他一般幹部,粗略估計,全國大約有600萬這類幹部。第四類是鄉鎮企業管理者,他們是准鄉鎮幹部身份,但他們的職業不同於鄉鎮幹部,戶口在農村,他們的收入要比鄉鎮幹部高得多。

  不過,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村管理者與農村社會其他階層的關係並不好。在一些地方,農村干群關係高度緊張。這裡的原因比較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個:一是農村管理者的管理缺乏透明性和公開性,農民群眾對社區決策和公共資源配置沒有發言權和監督權;二是在執行國家政策時缺乏迴旋餘地,特別是許多政策沒有給他們提供應有的迴旋餘地,所以容易招致群眾對他們的不滿;三是1996年以後,農村經濟發展出現波折,農產品價格連續幾年下挫,鄉鎮企業發展受阻,鄉村兩級財政普遍困難,多數鄉村財政入不敷出。在中西部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多數鄉鎮不能按時給幹部發工資。有些鄉鎮就設立各種名目向農民攤派收費,加重農民負擔,引起農民不滿。所以,近幾年來,一部分地區的干群關係比較緊張。為了改善這種不利局面,多數地區現在正在採取精官簡政的改革,有些地方則採取撤鄉並鎮和合併行政村的措施,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減少龐大的農村幹部人數。

  五是農村知識分子階層。

  農村知識分子階層的職業類型比較多,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鄉鎮、村的農民幹部中、私營企業主和鄉鎮企業管理者中,大部分都是由農村知識分子出任的。但由於他們的職業和政治、經濟地位不同,他們的價值觀念和政治取向與農村知識分子階層還是有很大區別的,這裡所指的農村知識分子階層包括農業技術員(負責農業技術的普及推廣應用)、農村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民辦教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都轉成公辦教師,這個群體越來越小)、醫務人員(負責農村的衛生、防疫、計劃生育等)。這部分人的收入中等偏上,並相對穩定,由於他們在農村具有相對比較高的文化知識、認識水平和法制觀念,是農村改革的積極推動者,但如果鄉村吏治比較腐敗或社會有失公正時,他們也是挑起群眾進行抗爭的原始動力。

  另外,還有不少數量的農村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上,都是一種向上的流動。

  分化現狀不適應小康建設的要求

  1.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是一個自發的過程

  儘管改革開放催動了中國農村社會趨向現代化的分化和變遷,但是這個過程基本上是農村社會內部的一種自發的選擇過程。以曾一度紅紅火火的鄉鎮企業來說,是農民在中國城鄉二元格局下做出的一種非農化選擇。既然農民一時不能進城,那就通過辦鄉鎮企業,實現農村工業化,使一部分農民先改變職業,由農業轉到第二、三產業勞動就業,使鄉鎮企業成為國家工業化的另一翼。但是,並非任何農村地區都能通過發展鄉鎮企業來實現非農化和工業化發展,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西部農村的鄉鎮企業生長發展的條件改變了,市場已經被城市工業和東部鄉鎮企業佔領,而且創辦鄉鎮企業的條件也嚴苛了,當年國家鼓勵發展鄉鎮企業的優惠貸款、減免稅等政策都被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農村再要發展鄉鎮企業,就困難重重了。

  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背景和外部環境也改變了,鄉鎮企業發展遇到了結構性困難。一方面,整個國民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由賣方市場轉入買方市場,工農業產品普遍過剩,市場疲軟,銷售困難;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存在「二國營化」管理體制問題,產權不明晰。於是,鄉鎮企業紛紛開始改制,轉變為私營經濟和股份合作制經濟,以適應市場化競爭的需要。

  另外,小城鎮建設之所以一度勃興,也是因為在二元結構格局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是一種自發過程。鄉鎮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要繼續發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來,可這時城市並不允許它們進來,於是它們只能到小城鎮集中,鄉鎮企業的職工及其家屬也隨著企業的搬遷而遷居小城鎮。從表面上看,小城鎮發展是農村發展的內在要求,但實際上這是整個國家社會結構格局限制的結果。然而,這一本質問題往往被有關方面忽視,提出了「農村城鎮化」的口號。按現代化的要求,城鎮化是不夠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現代化選擇。當然,與改革前不允許農民進城的局面相比,小城鎮建設確實是一大進步,但是城市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中國現代化是繞不開這一規律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農村要通過社會結構變遷實現現代化,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必須徹底打破城鄉二元格局,消除身份制的影響,把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納入到國家整體的社會流動,使農村人口的職業轉移與居住變遷、社會地位變遷同步進行。

  2.農民階層分化存在若干矛盾

  首先,職業分化趨勢明顯與生活方式分化和身份變更滯後的矛盾。

  從當前農民階層分化狀況來看,雖然大量農民從傳統的農業生產領域分離出而向其他社會行業領域轉移,成為其他領域日益增加的就業人員,從而呈現出農民階層分化過程中職業多樣化的趨勢,但這種階層分化仍停留在職業分化的表層結構上。儘管有30%的農村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但他們絕大多數仍居住在農村,過著傳統的農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著許多農民的角色意識與心理。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與觀念並沒有發生深刻的變化。換句話講,這些由農民轉換過來的各種職業人員並沒有成為成熟穩定的真正意義上的各種新型角色人員,尚未發生身份的徹底轉換,農民依舊是「農民」,農民的特性仍然非常顯著。這種農民生活方式分化相對滯後無疑反過來又成為制約農民階層分化的阻礙因素,不利於農民階層分化過程進一步深化。

  其次,階層分化過程中行業之間的矛盾衝突日漸突出。

  在農民階層不斷分化過程中,由於行業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經濟利益差異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行業之間發生的矛盾衝突日漸突出,值得注意。這主要表現在:

  一是農村管理者階層與勞動者階層之間的矛盾。由於政出多門而引起的農民負擔加重,加之一些村務幹部腐敗等,使得國家利益與農民階層的利益矛盾集中表現為農村管理者階層與勞動者階層的矛盾,甚至激化為干群關係緊張局面,也是後文中農民各階層參政行為非制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行業宗派家族傾向與行業社會化趨向相矛盾。農民階層分化在許多地方並不是完全按照社會化程度自覺進行的,而是依靠血緣關係、地域關係建立起的,具有明顯的傳統宗法血緣與地域限制傾向。如許多私營企業,或屬於家族式企業,其管理主要靠血緣關係來維持;或屬於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壟斷性地方行業,各村分割為政,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行業仍保留著傳統作坊的色彩。在某些地方甚至還出現了帶有黑社會勢力傾向的行業區域,畫地為域、各霸一方經營。顯然,農民階層這種行業分化傾向與現代社會的以社會化程度為基礎的階層分化趨勢是有矛盾的。建立在這種非社會化分化基礎上的各行業之間的矛盾衝突會帶來整個農民階層分化過程的無序性,影響社會穩定。

  第三,片面追求城市工業化,缺乏獨立創新特色,專業獨立化相對滯後。

  農民的階層分化無疑首先是受城市工業化利益的吸引帶動而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工商業等模式效應成為其分化的直接動力,對農民階層打破自身傳統封閉狀態而進行多層次的對外分化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直接受城市化模式的影響,必然造成農民階層分化的片面傾向,即片面地追求城市化,一切都被動地適應傳統城市化模式,完全按照傳統城市既成模式來簡單重複地改變自身結構。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農民大量地盲目流向城市打工,簡單重複地充當城市就業人員角色;另一方面,許多農民打工回鄉後,在鄉村,無論是生產何種項目、產品還是進行管理的方式,都簡單盲目按照城市工業化現有模式,缺乏獨立的創新意識,不善於依據本地實際資源和情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地發展有自身特色的工礦企業,缺乏階層分化過程的專業獨立化特點。顯然,這種照搬傳統城市模式的片面化傾向,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以犧牲了農民自身獨立發展前途為代價的,是傳統城市在鄉村區域的簡單重複擴展,既加重了城市在傳統意義上的擴展壓力,也限制了在更新意義上的發展,不利於城鄉之間在更新層次上的交流和互補發展。

  第四,行業分化不平衡,特別是科技文化階層比例偏低,其活動效率低下,自然資源的浪費與破壞較為嚴重。

  有關資料表明,在農民分化的階層結構中,農業技術人員、教育工作者和醫務工作者等科技文化階層所佔比例很小,而其他絕大部分則是農民勞動者階層和文化素質較低的企業主管理階層,他們所佔的比例很高,二者很不平衡。顯然,這種技術密集型階層所佔比例甚微的農民階層分化結構不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優階層結構。在這種粗放型勞動階層結構中,其活動效率較為低下,並造成了自然資源的浪費與破壞。如許多鄉村小煤礦、小金礦、小化工等企業,不僅造成了我國自然資源的浪費與破壞,而且還嚴重地破壞了生態環境,造成了生態污染。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農民階層分化過程中科技化和專業化程度不高。

  第五,農民各階層參政行為的非制度化傾向日漸明顯,民主法制建設、文化教育等相對滯後。

  農民階層的職業分化,必然帶來自身政治文化行為的變化。就農民階層政治行為來講,近幾年來,我國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活動形式為信訪活動、投訴活動、行政訴訟等幾種。雖然較之過去而言,農民階層政治參與的程度和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按照社會整體發展要求來講仍然算是很低的。他們的參政行為主要以單純維護經濟利益為目標,而缺乏政治文化的自覺。值得指出的是,部分農民的參政行為存在著非制度化傾向,即不按國家規定的制度和程序進行政治參與,甚至也包括違反法律的非法參與。常見的主要有行賄、暴力攻擊執法人員、衝擊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等。這些問題近年來有擴大趨勢,給農村社會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非制度化參與往往又與暴力參與合二而一,特別是近年來農村出現了一些非法團伙、惡勢力特別是黑社會勢力,成為破壞農村社會秩序穩定的政治因素,應該值得重視。就農民階層的文化行為來講,其文化行為、文明程度也是較低的,缺乏高度文明文化生活的自覺性與精神。因此,就農民階層分化過程來講,其民主法制文化的發展程度相對滯後。

  3.農村社會階層結構在某些方面還出現了與現代化發展方向相背離的趨勢

  如果從國家的整體社會結構角度來看,儘管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的分化和變遷比80年代有更多的進步,但是由於農村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沒有發生新的突破性進展,也由於城鄉二元體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變,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在某些方面還出現了與現代化發展方向相背離的趨勢。

  第一,儘管農村社會在進一步分化,但是農村人口卻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越來越多。

  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分化存在著結構性不合理問題。

  第三,農民工人數有所減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和非農化進程。

  第四,農村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增加緩慢,從1989年到1999年,僅僅增加了兩個多百分點。

  第五,農村一些社會階層在經濟上處於劣勢,最近幾年,他們的收入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這種狀況已經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第六,農民工和雇工階層的經濟狀況比農業勞動者稍好一點。但是,一方面,他們的收入不是很穩定,他們隨時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的工資收入一直沒有多少增加,十多年來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而他們的勞動強度卻非常大,工作環境差,幾乎沒有任何保障,他們面臨經常性的人身安全問題,在經濟和事故糾紛中大多是受害者。

  最後,我國農村社會階層結構還存在著區域性不均衡的問題。   


十四、不和諧的中國農村政治

  不穩定的農村政治現狀

  中國農村政治狀況總體上也不如城市,在這裡引用不少有識之士的話說就是:中國農村已出現了嚴重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1.農村社會格局由國家主導,但基層幹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突出

  目前,國家主導我國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徵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的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於相對穩定狀態。但存在鄉鎮幹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諸多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最直接的目標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否定,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制,實行政社分設。而政社分設後生產的「鄉政村治」體制,成為了當代中國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方式。「鄉政村治」體制的「鄉政」,是指鄉級機構的功能運轉主要體現在鄉政權上,特別是體現在鄉政府的職能上,從鄉級政治事務、行政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個「政」字。而「村治」則是指村級組織對村域事務在自治基礎上的具體管理。在這一體制中,「鄉政」代表著國家權力,具有系統而完整的組織機構,而且掌握了農村社會最主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控制和主導著農村的發展。

  主要表現在:

  其一,人民公社體制廢除時,國家政權的基本屬性通過新的「鄉政」體制順延了下來,特別是經過近二十年的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全國各地的鄉鎮普遍建立了完備的黨委、人大、政府及政協等政權組織。這些組織機構分別從黨務、立法、行政和統戰等系統強化著國家政權,以保證國家權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統一性。

  其二,各鄉鎮政權配備了大量的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隨著公務員制度在鄉鎮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優秀知識分子充實了鄉鎮幹部隊伍,鄉鎮幹部的整體素質有了較大的提高,他們在鄉鎮政權的各個崗位上,確保了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實施。

  其三,普遍建立了鄉鎮財政制度,鄉鎮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財政自主權,提升了鄉鎮政權在經濟、文化事業和社區發展等領域上的政治能力。

  其四,鄉鎮企業有所發展,增加了鄉鎮政權對經濟的影響力。特別是那些由鄉鎮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資源性質的鄉鎮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鄉鎮政權整合各種社會資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鄉政」也存在諸多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鄉鎮政權的施政能力,鄉鎮政權的社會動員能力呈下降趨勢。

  首先,體制上衝突。鄉鎮政權體制存在諸如黨委一元化領導和一體化運作的現狀與黨政分開的改革目標及鄉鎮長負責制之間的衝突;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定權力受到一定程度虛置;政府職能部門條塊分割,鄉鎮政府的管理職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權力殘缺不全等問題。

  其次,人員「臃塞」,鄉鎮財政負債嚴重。目前我國鄉鎮政權吃「財政飯」和「事業飯」的人數普遍在100~200人之間,有的甚至超過500人。鄉鎮政權人員的「臃塞」,勢必增加鄉鎮財政的負擔。據對全國81個農民負擔監測縣調查,平均債務額1098.6萬元,平均淨負債708.2萬元。鄉鎮財政瀕臨破產。

  其三,鄉鎮幹部整體綜合素質較低及激勵機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為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尋租性,貪污腐敗現象較為嚴重。特別是有些地方為了緩解鄉財政的負擔或鄉鎮幹部自己獲利,採取各種名目增加農民負擔,並在與民爭利時採取許多非法的失範行為,造成干群關係緊張,鄉鎮政權處於從農村獲利和維護農村安定的兩難之中。

  2.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但農村政治制度化建設落後極大地影響了村民自治體制的績效和發展空間

  目前,中國村級治理體制正在實現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轉型。這種轉變是與農村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相聯繫的。從1984年開始進行的農村第二步改革,使市場成為了配置農村社會資源的主要形式之一。農村社會一定程度的市場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會後果,就是促使社會流動增加,並使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結構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因市場化取向而產生的社會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約和影響。具體來說,一方面,由於市場化取向的衝擊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約,形成了農村社會不同的利益主體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利益主體的分化,特別是農民階級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國社會非民主、非法制的社會根基,中國農村社會正在進行以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過程。然而,分化本身並不足以導致現代化。村民自治是農村基層人民群眾自治,即村民通過村民自治組織依法辦理與村民利益相關的村內事務。其目的是使廣大農村居民在本村範圍內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有效地處理與村民利益密切相關的本村公共事務,將社會主義民主落實到最基層,保證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

  但是,村民自治在實踐中普遍存在深層次的體制性衝突。表現在:

  第一,農村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在權力關係上的衝突。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國家實現對農村社會一體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級正式組織中處於領導核心位置。可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組織,是以國家法律的授權為依據、以全體村民的民主選舉為基礎的,在法律上並不具有服從村黨組織的義務。兩者權力來源和職權不同的客觀存在,必然影響到農村政治的統一性。而為了解決這些衝突,有些地方在鄉鎮黨政的支持下,採用控制選舉、用黨支部會議代替村民會議、以黨組織替代村委會行使職權等所謂一元化領導和一體化運作的方式來控制農民自治組織。其結果是改變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

  第二,國家行政權力與村民的自治權力之間的衝突。從國家立法上來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體制時國家政權與農村組織特別是鄉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行政隸屬關係,將過去那種領導與被領導關係轉變成為國家政權對基層自治組織的指導關係。這種相互關係的變化,最主要表現在: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均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農村權力的基礎已由上級授權而改變成了村民授權。這種改變必然影響到國家行政權力對村委會的管轄權限及行為習慣等問題,也必然影響到鄉鎮政權的權威。鄉鎮政權為了維護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過強化對村級黨組織的領導,並通過建立村級黨組織來控制村民自治組織;另一方面則是實行「村財鄉管」等措施來削弱村民自治組織的職權。

  第三,村委會的自治權與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之間的衝突。根據《村組法》的規定,村委會不僅管理著村集體的土地和財產,還具有支持和組織全村發展經濟的責任和義務,並需承擔本村生產的服務和協調工作。因此,人們按照人民公社時期的習慣思維,將村委會視為集體經濟組織。有些地方就借發展集體經濟為名,將村委會職能擴大,不斷強化村委會的經濟功能,使之向經濟組織方向發展,並以此來剝奪農民的經營自主權。

  3.農民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但是,非制度性參與、非法參與和宗族性參與影響著農村政治權力運作過程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政村治」體制之後,農民成為了「村民」,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並擁有了參與社區管理的民主權利。事實上,在國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過程中,特別是在近幾年進行的第四屆和第五屆村民選舉時,每屆選舉全國有6億、占總數90%的農民參加了村委會的民主選舉,表現出空前的政治參與熱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實上享有了村務的管理權。而當這些選舉權和管理權及其他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有部分農民已能夠拿起法律武器,與各級黨組織或幹部對簿公堂。特別是部分農民通過組織或參加新型的經濟合作組織,在農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這些都表明,我國農民的民主觀念和權利保護意識不斷加強,農民的公共參與已經到了新的發展階段。

  但是,我國農民的公共參與還存在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表現在:

  一是公共參與主體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權群體」。據調查,目前許多地方雖然進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選舉,但是並沒有建立相應的民主管理體制,村務的管理權在事實上被大約11%的管理者和特權者掌握,大多數村民處於農村政治權力的邊緣。

  二是農民非制度性參與大量存在,採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黨政的事件增多。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農村社會的各種利益衝突和農村幹部的行為失范。特別是近幾年來,農民的增收較為緩慢,而有關農民負擔卻日益增加,鄉鎮政權的財政收入以及鄉鎮幹部的工資及福利補貼都直接依賴於農民的稅費,而村級組織在代理國家和鄉鎮收取上交提留任務時常「搭便車」的行為並有些過激手段和方式,這樣不斷積累了村民的不滿對抗情緒,一旦有動員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難以控制的方式發洩出來,農村社會就會處於動亂之中。

  三是農民非法參與有擴大的危險。近幾年來,部分農民通過賄賂、暴力威脅和恫嚇等手段影響鄉村幹部決策或村委會選舉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有些地方,黑惡勢力侵入到村級政權,出現了惡人治村,地痞村霸氣焰囂張,擾亂了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農民的財政和生命權益受到極大的侵害和威脅,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無情的踐踏。

  四是村民通過家族組織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現象有所增加。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家族勢力作為農村社會的一種自在秩序,得到了國家政權的扶持,家族現象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外觀形態。但自中國進行轉型期之後,穩定的家族勢力遭到了衝擊,特別是隨著農村社會的集體化和公社化的開展,宗族組織逐漸瓦解,家族勢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制。但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國家對農村政治的高壓式的控制有所減弱,家族勢力作為一種自成體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內核的歷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復興。宗族組織的復興並成為農村政治參與的主體,一方面為目前缺乏社區歸屬感的農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經濟上的保障,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具有一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組織通過操縱或暴力破壞村民選舉來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破壞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隨著我國農村市場化進程的發展和鄉鎮體制改革的深入,鄉鎮將在組織形式和職能方面由國家基層政權組織向社區自治組織轉變,農村社區性事務的範圍將有所擴大,而國家政治層面將往縣級政權提升。而為了農村社會秩序的穩定,強化法律權威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就成為必然。

  「條」和「塊」的農村組織結構

  目前,我國農村的組織結構分為縣、鄉、村三個層次。在這三個層次中,既有橫向關係,也有縱向關係。

  1.縣級組織結構

  在中國地方行政體制中,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級行政建制。直至今日,縣仍然具有直接面對農村和基層、功能完整、結構齊全的行政管理特徵,發揮著聯繫上層機關與基層組織及廣大農民的關鍵性作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行政體制中,縣級建制包括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和市轄區四種平級建制(直轄市所轄區不包括在內)。縣級建制的上級地方行政建制有兩級,一級是設區的市或自治州,通常稱為地(市)級建制;一級是省、自治區或直轄市,通常稱為省級建制。

  在中國的縣級地方,既有領導機構,也有權力機關和行政管理機關,還有政治協商機構和審判機構。

  在目前的政治體制模式下,中國共產黨的縣級委員會是縣級地方的領導機構。縣委設書記1名,副書記若干名。縣委下設的工作機構,一般是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三部」和紀委、政法委、保密委(或保密局)「三委」。有的縣還設立了政策研究室和老幹部局等機構。縣委書記是縣級地方名副其實的「一把手」,但是為了強調「集體領導」,本地方的重大問題都要由包括縣委常委在內的「縣委一班人」討論決定。縣委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以及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的部長,一般都是縣委常委。

  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法律規定的縣級地方的國家權力機構,擁有「三權」,即縣級地方重大事務的決定權,對本縣其他國家機構的監督權,對本縣其他國家機關負責人的任免權。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主任1名,副主任和委員若干名。縣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主任、副主任、委員)為11~23人,人口超過100萬的縣級地方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超過29人。縣級人大常委會的辦事機構為辦公室、代表聯絡科(或代表聯絡工作委員會)及財經、法制、教科文工作委員會或科、室。

  縣級地方的人民政府,是本地方的國家行政機關和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執行機關。縣級人民政府實行縣長負責制,設縣長1名,副縣長若干名(一般為5~7名,其中包括1名常任或掛職的科技副縣長)。縣級人民政府下設的工作機構最為龐雜。按照1993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確定的機構設置標準,縣黨委和政府設立的工作機構應在25個左右,政府應設辦公室、計劃與經濟局、農業局、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財政局、人事局、衛生局、計劃生育局、審計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統計局等機構。但實際上各縣級人民政府下設的工作機構一般在40個左右,機關人數一般為800人左右(2003年前的一般情況)。

  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地方機構,縣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會是縣級組織結構中的重要咨議機構。政協委員會設主席1名,副主席若干名。

  在縣級地方,設立初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並設立兵役機構人民武裝部。此外,還有各種人民團體,如縣婦聯、縣總工會和共青團縣委等機構的設置。

  縣級地方的黨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協委員會所謂「五大班子」,構成了一種特定的橫向關係。「五大班子」的相互協作,已成為開展以「農政」為核心的縣級工作的固有模式。

  縣級地方的各大班子,與對口的上級單位(省與地、市),既有縱向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如黨委、紀委和人民政府),也有指導關係(如人大常委會和人民政協委員會)。在下一級的鄉鎮,縣級地方各機構大多設有相應機構或人員,實施垂直領導或指導。

  2.鄉級組織結構

  中國古代長期在縣以下實行鄉里制的行政管理體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國縣以下基層政權實行區、鄉(或行政村)兩級制。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又恢復了「五四憲法」對鄉、民族鄉、鎮政權形式的規定。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全國農村隨即開始撤社建鄉工作,至1985年基本完成,大多數地方以人民公社為基礎建立鄉鎮,少數省建立了區公所和鄉鎮兩級建制(如廣東省、雲南省和湖北省),後來區公所逐漸撤並,全國實現了基層政權的劃一制度。恢復鄉鎮行政建制之後,新的領導體制和組織機構逐步形成,在鄉鎮一級同樣建立了領導機構、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

  與縣黨委相同,鄉(包括民族鄉,下同)、鎮黨委是鄉鎮的領導機構。鄉鎮黨委設書記1名,副書記若干名(一般為2~4名,一般由一名副書記兼任鄉鎮長,一名副書記管理黨務),較大的鄉鎮還設立紀委書記。鄉鎮黨委成員一般包括組織委員、宣傳委員和鄉武裝部長等。鄉鎮人民代表大會是本級地方的國家權力機關,設主席1名,副主席1~2名,秘書1名,組成鄉鎮人代會閉會期間的辦事機構。鄉鎮人大主席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職務。有的地方模仿縣人大常委會模式,將鄉鎮人大主席團設定為人代會閉會期間代行人大職權的機構。

  鄉鎮人民政府是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和國家行政機關,設鄉鎮長1名,副鄉鎮長若干名(一般為3~5名),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副職協助正職工作。鄉鎮政府下設的辦公機構,有政府辦公室、民政辦公室、工業辦公室、農業辦公室、教育組、信訪辦公室、計劃生育辦公室和綜合治理辦公室等。

  鄉鎮黨委、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構成鄉鎮的「三大領導班子」。此外,有的地方還設立了企業委員會(或稱企業經濟委員會)或農工商聯合總公司,由一名副鄉鎮長兼任主任或總經理,直接領導本鄉鎮各企業,實際已成為「三大領導班子」之外的又一個領導班子。鄉鎮的領導體制,原則上仍由鄉鎮黨委統一領導,但由於黨委成員中不直接處理政務的純黨務人員佔絕大多數,並且行政級別較低,無力領導較高行政級別的鄉鎮政府領導人,所以鄉鎮事務往往由全體黨委委員、人大主席和正、副鄉鎮長等參加的黨政聯席會(或稱黨擴大會)共同討論決定,黨政聯席會實際上已成為鄉鎮一級的基本決策形式。

  與此同時,鄉鎮一級除了各大領導班子的橫向關係外,縣對鄉鎮還存在縱向領導或指導的關係。

  首先,就黨的系統而言,縣級黨委與鄉鎮黨委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種領導關係,既包括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並隨著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具有實政領導意義。

  其次,就人大系統而言,縣級人大常委會指導鄉鎮人大工作,但是在選舉時,鄉鎮一級的選舉委員會要受縣級人大常委會領導,使兩級人大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既有指導關係(長期)、又有領導關係(短期)的特殊上級關係。

  再次,就政府系統而言,縣級人民政府與鄉鎮人民政府同樣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這種領導關係更為全面和具體,並通過完備的機構設施得以實現。鄉鎮政府的大多數工作機構,如民政辦公室、工業辦公室、農業辦公室、教育組、信訪辦公室、計劃生育辦公室和綜合治理辦公室等,都是縣級政府相關部門的對口機構。此外,在鄉鎮一級還設有大量的縣、鄉「雙重領導」機構,即所謂「七所八站」(所一般為政府機構,站一般為政府所屬行政性事業機構,總數往往不止15個),實際上構成了縣級地方各種職能部門(包括中央和省設在縣一級的管理部門)在鄉鎮的有效延伸。

  除此之外,在鄉鎮一級亦有婦聯和共青團等人民團體(或稱群眾團體)的設置,有的鄉鎮還設置政協幹事,這些機構或人員,亦受縣級對口機構領導。

  3.村級組織結構

  在鄉里制下,中國曾長期實行保甲制度。新中國成立後,自1983年撤社建鄉開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組織形式亦隨之發生變化,原來的大隊多改建為村民委員會,生產隊改為村民小組(但不少地方習慣上仍稱為隊),少數地方實行村公所或管理區制度,即在原大隊一級單位設立鄉政府的派出機構。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之後,未建立村民委員會的地區都加快了改制步伐。

  村民委員會的建立和「村民自治」工作的逐步展開,使村級組織有了一套新的模式。

  村級黨支部是本村的領導核心。黨支部一般由5~7人組成,設書記1名,副書記1名,支部委員3~5名(包括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等)。村黨支部書記作為全村的「一把手」,其政治權力不可低估,而且還往往掌握著村裡的部分或全部經濟大權。

  村民委員會被定位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群眾性自治組織,設主任1名,副主任1名,委員3~7名(一般為會計、婦女主任、治保主任等)。為有效地對「村政」進行管理,在村民委員會之下,一般還設有人民調解委員會、治安保衛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會、社會福利委員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等機構。

  村民委員會之下,還設立村民小組。隨著「村民自治」的不斷深化,在不少地區出現了村民代表會議的組織形式。村民代表由村民選舉產生,村民代表可以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制定村規民約並對村委會實施監督,有的地方還特別設立了由村民代表組成的理財小組或村務公開小組,定期檢查村裡的財務情況和政務情況。

  在村級組織中,還有一種需要注意的機構是經濟合作委員會(有的地區稱為經濟合作社)或覆蓋全村的總公司、集團公司。這類機構雖是經濟組織,但往往帶有一定的行政職能,其主要負責人一般由村黨支部書記或村民委員會主任兼任。

  在村一級也有共青團、民兵組織,設立團支部和民兵營(或民兵連),團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或連長)成為黨支部、村民委員會、經濟合作委員會之外的村幹部(但有不少地方的團支部書記由一名黨支部委員兼任,民兵營長或連長由治保主任兼任)。

  村級組織在黨、政兩方面受制於鄉鎮。從黨的系統上,村黨支部在鄉鎮黨委領導下工作,鄉鎮黨委對村級黨支部,同樣是既有政治領導,亦有組織領導甚至實政領導。此外,有的地區鄉鎮政府的職能部門還派人住在村裡,直接插手村裡的財政、稅收等事務。

  農村基層組織選舉極不完善

  1.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在實行全國普選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縣、市轄區和區設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鄉設立人民代表會議。在選舉程序上也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採取了指選、派選、特邀等代表產生方式,並普遍採用舉手表決方式。

  1995年縣級人民代表大會任期改為五年,鄉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仍為三年,兩級人大的選舉從此分開舉行。

  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擴大了民主的範圍,每次選舉不僅是一次農村及城鎮公民的整體動員,亦是選民政治參與的一次重要機會。經過多次選舉實踐之後,農村的選民已經比較熟悉人大代表選舉的程序,並基本能夠按照選舉組織者的意圖,順利完成選舉工作。

  縣、鄉兩級的國家機關領導人員都要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縣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以下四種國家機關領導人員:(1)縣(自治縣、市轄區、不設區的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2)縣(自治縣、市轄區、不設區的市)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縣(市、區)長和副縣(市、區)長;(3)縣(自治縣、市轄區、不設區的市)人民法院院長;(4)縣(自治縣、市轄區、不設區的市)人民檢察院院長。此外,縣級人民代表大會還要選舉產生出席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鄉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兩種國家機關領導人員:(1)鄉(民族鄉、鎮)人大主席、副主席;(2)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鄉(鎮)長、副鄉(鎮)長。此類間接選舉,由於在較小範圍內進行,並具一定的封閉性,始終在各級黨組織密切關注下進行,選民對其知之甚少。

  2.黨組織系統的選舉

  從《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1997年9月18日通過)對縣級以下的黨內選舉規定可以看出,在黨內選舉中,亦是既有直接選舉,也有間接選舉。農村的黨組織系統的選舉,分為三個級別:一是村黨支部選舉,二是鄉鎮黨委選舉,三是縣級黨委選舉。村黨支部實行黨員的直接選舉,鄉鎮黨委和縣級黨委都由黨的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選舉,實行的是間接選舉。

  村黨支部的任期與村民委員會的任期相同,都是三年,換屆選舉的時間往往在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之前。村黨支部選舉的形式,大多是在本村黨員大會上公佈支委委員候選人名單,由黨員投票選舉,有的地方實行等額選舉,有的地方實行差額選舉。選舉產生新一屆支委會後,在支委會上推選支部書記、副書記,並確定其他支委的分工。需要注意的是,多數地方的鄉鎮黨委都要在選舉前指定各村黨支部書記人選,選舉不過是走形式;有的地方鄉鎮黨委甚至直接任命村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鄉鎮黨委對村級黨支部的組織領導,在黨支部換屆選舉時表現得最為突出。參加鄉鎮黨代會的代表的選舉,亦是走形式,村黨支部書記往往是出席黨代會的當然代表。

  鄉鎮黨委屬於黨的基層組織,任期三年,與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相同,換屆選舉往往同步進行。鄉鎮黨委由黨代會選舉產生,書記、副書記及黨委委員人選一般由縣級黨委組織部門確定,無論是實行差額選舉還是等額選舉,都不過是走形式而已。縣級黨委對鄉鎮黨委的組織領導,在鄉鎮黨委換屆選舉時表現得同樣突出。參加縣級黨代會代表的選舉,同樣需要內定名單後履行投票手續。

  在村黨支部和鄉鎮黨委換屆選舉中,如果出現意外情況,使上級黨組織的意圖不能實現,上級黨組織還可以有效地利用黨章賦予的審批權,否定選舉結果或撤換當選者。

  縣級黨委是黨的最低一級地方組織,任期五年,與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相同,換屆選舉亦往往同步進行。縣級黨委亦由黨代會選舉產生,書記、副書記及黨委委員人選一般已由上級和同級黨委組織部門確定,無論是實行差額選舉還是等額選舉,同樣是走形式,選舉出席上級黨代會的代表亦如此。

  如前所述,縣、鄉、村三級的「一把手」,是三級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從形式上看,他們都是由黨內選舉產生的,那麼黨內選舉在基層就具有了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這種選舉不過是上級黨組織意圖的確認過程,離真正的黨內民主還有遙遠的距離。在200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針對加強黨內民主已有多處表述,新時期的黨建工作將會因此而得到加強。

  3.村民委員會選舉

  全國範圍的村民委員第一次選舉,是在1983年至1985年之間進行的。1985—1987年之間,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村民委員會第二次選舉。這次選舉與第一次選舉在做法上基本相同,選舉不但不規範,還具有明顯的指選、派選性質。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暫行)》,對村民委員會的選舉作了如下原則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任期三年,其成員可以連選連任。年滿十八週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村民會議有權撤換和補選村民委員會的成員。」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使暫行了12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終於成為正式法,並在村民委員會選舉方面大大細化了暫行法的內容。主要表現在:

  (1)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村民委員會每屆任期三年,屆滿應當及時舉行換屆選舉。村民委員會成員可以連選連任。

  (2)年滿十八週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村民名單,應當在選舉日的二十日以前公佈。

  (3)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會議或者各村民小組推選產生。

  (4)選舉村民委員會,由本村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候選人的名額應當多於應選名額。選舉村民委員會,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投票,選舉有效;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村民的過半數的選票,始得當選。選舉實行無記名投票、公開計票的方法,選舉結果應當當場公佈。選舉時,設立秘密寫票處。具體選舉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

  (5)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破壞村民委員會選舉的,村民有權向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舉報,有關機關應當負責調查並依法處理。以威脅、賄賂、偽造選票等不正當手段當選的,其當選無效。

  (6)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罷免要求應當提出罷免理由。被提出罷免的村民委員會成員有權提出申辯意見。村民委員會應當及時召開村民會議,投票表決罷免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須經有選舉權的村民過半數通過。

  法律規定在12年中有如此大的進步,是其間村民委員會選舉不斷實踐和科學總結經驗的結果。然而,村民委員會選舉雖然發展很快,但是全國並不平衡,真正引入「競選」機制的地區還不是很多,選舉違法現象層出不窮,有的地方還因此出現了不少血案。

  總之,要使全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都達到公平和公正的標準,顯然還有一段艱難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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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中國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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