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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發現之考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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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文明前傳
河姆渡文明之謎 

 
  


北緯30度線是一個神秘的地帶,世界上許多著名的自然之謎和人類文明之謎都貫穿在這個北緯30度線 
  河姆渡村北邊有一條叫姚江的大河。1973年夏天,村民們計劃在雨季到來之前,在一個低窪處建排澇站。就在他們挖到1米多深的時候,開始遇到了麻煩。一些雜亂的東西和一些很石頭影響了施工的進度。 
  當時來到這裡檢查施工進度的負責人,發現泥土中混雜的這些碎石塊好像是有人加工過。他挑選了一些有加工痕跡的石頭,很快送到了專業考古人員那裡。 
  幾天以後,考古人員來到了河姆渡。挖掘工作開始不久,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木頭,這些木頭雖然已經糟朽,但還能清晰地看到人為加工過的痕跡。 
  經過清理,考古人員發現,這是一口水井,井深有1.4米。由於這口水井的出現,考古人員推測,這個地方可能不僅僅是幾個墓葬遺址,很可能是古人類居住的村落。 
  在距離地面2米深的地方,考古人員挖掘出11座墓葬和3個灰坑,還有大量的陶片、石器。 
  他們繼續向下挖掘,在這個文化層仍然有一些陶器出土,只是在這一土層沒有發現紅陶,大部分是灰黑色夾砂和夾碳的陶器,這些陶器的質地比較粗糙,從表面留下的痕跡,專家判斷它們應該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來的。這是新石器時代人類在這裡生活的重要證據。 
  當考古人員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發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在黑褐色的土層中,閃出了一些金黃色的小顆粒,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泥土的顏色。


6000年前居住在河姆渡的古人類已經能夠的掌握水稻種植技術
  考古人員揀起混在泥土中的褐色顆粒,經過仔細的辨認,他們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東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穀。 
  考古人員甚至不敢相信這些稻穀會在距今6000年前的地層中發現,它們真的在地下埋藏了6000年嗎?難道新石器時代在這裡生活的河姆渡人就開始種植水稻了嗎? 
  在這個土層下,不斷地有混在泥土中的稻穀被發掘出來。如此大量的囤積,為考古人員提供了重要證據。6000年前居住在這裡的古人類當時已經發展到能夠熟練的掌握水稻種植技術了。
  在離稻穀不遠的地方又有了新的發現,泥土中出現了許多骨制的東西。在這些出土的骨製品中,他們發現其中的一件上面還纏著葛籐,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產工具——骨耜。


河姆渡人的生產工具--骨耜
  骨耜的出土為河姆渡人種植稻穀找到了重要證據,河姆渡出土的骨耜,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骨制農具。 
  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們呈現出這樣一個事實,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脫離了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進入了耜耕農業階段。 
  接下來的發現讓人費解,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木板和木樁。在這些木樁和木板的兩端,居然出現了榫卯的痕跡。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發現了在木樁和木板上分別鑿出榫卯
  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發現了在木樁和木板上分別鑿出榫卯,可以使木樁和木板牢固地連接在一起,他們將石頭加工成鋒利的工具,再用這些石製工具去加工木材。今天這些石製工具依然非常鋒利。
  考古人員將這些木板、木樁及木構件進行復原。展現出當初的建築形式。 


  中國的建築專家將這種地上架空的建築稱之為 「干欄式建築」。他們從中國「有巢氏」的傳說推斷,河姆渡人的干欄式建築是原始人從樹上的巢居向地面居住過渡的一種建築形式。 
  在木樁和木板附近,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些用蘆葦編織的蓆子,這些葦編與今天當地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葦編,從圖案到編製方法幾乎完全一樣。 
  對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測定,也有了結果:河姆渡遺址疊壓著四個文化層。最上面的一層已有4700年;第二層有5800年;第三層和第四層距今6210年到6950年。 
  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之前,幾乎所有的出土證據都表明,中華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誕生於黃河流域。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為中國史學界和考古界提供了一個依據,那就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不僅僅局限於黃河流域一個地方,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生活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不可能留下文字的記錄,但從他們留下來的140多件骨製品、大量的石製品和陶器中,我們試圖一點點地解讀他們在七千年前的生存狀態。


河姆渡先民的磨石,用於做小型的骨制工具;在河姆渡遺址居住區域發現的大量古器和陶罐
  河姆渡遺址分佈範圍東西長約250米,南北寬200米左右,總面積約50000平方米,這裡地勢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程為1.1米左右。 
  從出土的大量野生果實來看,這裡以前生長著茂密的森林,有許多野生果實可以供河姆渡先民採集。 
  就像古埃及人用繪畫記錄他們的生活一樣,河姆渡人將他們勞作生活的片斷記錄在了陶器上。他們除了掌握水稻種植技術以外,已經開始馴養家畜。 
  在河姆渡發掘出的61種動物骨骸,分屬於34個種屬。它證明7000年前,這裡氣候溫暖濕潤,這種地理狀況和自然環境是動、植物生長的天堂。 
  河姆渡人正是選中了這樣一個天堂,在這裡繁衍生息。 
  在對河姆渡遺址方位的測量中,考古人員吃驚地發現,河姆渡遺址位於東經121°22』,北緯29°58』,幾乎在北緯30度線上。北緯30度線是一個神秘的地帶,世界上許多著名的自然之謎和人類文明之謎都貫穿在這個北緯30度線上。 
  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究竟是什麼樣的?古人類學家對出土的幾十具河姆渡人的骸骨進行了研究。這些骸骨身高大約在1.63米到1.69米。面部有寬大的顴骨,眶角圓鈍,鼻骨低平,鏟型門齒,是典型蒙古人種的特徵。 
  所有的發掘證據,都向今天的人們呈現出這樣一個事實,河姆渡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氏族聚落生活遺址,他們從附近的山上砍伐樹木,構建起了干欄式房屋,他們靠種植水稻、採集、捕魚、和狩獵為生,他們已經開發出了蘆葦和麻製品。
  他們在這裡生活了2000年,但奇怪的是這裡沒有發現他們延續下來的證據。
  1998年的一次洪災,給河姆渡研究者帶來了靈感。
  他們發現河姆渡遺址地層的堆積表明,河姆渡文化時期至少發生過兩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發生在距今600年前後,第二次發生在距今500年前後。第二次洪水不僅淹沒了河姆渡人的家園,而且還在遺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間沖刷出一條100餘米寬的河道,使原來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東流了。
  在連續不斷特大洪水的切割下,「工」字形高地終於被衝出一個大缺口,姚江完成了改道東流的劇變。海水沿河道上溯,從此河姆渡開始遭受洪水的威脅,而變成一片水鄉澤國,河姆渡的先民賴以為生的水稻連遭淹沒,甚至顆粒無收。他們不得不開始大規模的遷徙,離開這塊生息了2000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文明就這樣被永遠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層之下…… 


河姆渡人除了掌握水稻種植技術以外,已經開始馴養家畜

 

考古人員挖掘出的11座墓葬

 

有人認為這些挖掘出來的木板和木樁,可以推測出遠古時代這裡可能是個海灣

 

這口水井的發現使考古人員推測這個地方很可能是古人類居住的村落

 



 
第一部 文明前傳
消逝的良渚古國 

 
  


施昕更在家鄉餘杭縣良渚鎮,首次發現了大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浙江省餘杭縣長命鄉的一個農民在農田翻地時,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過文物部門鑒定,這個農民挖出來的古玉,是屬於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浙江省餘杭縣長命鄉的一個農民在農田翻地時,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

  考古人員沿著這個線索尋找,最後找到了一個叫反山的地方。說它是山,不過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個大土堆,這個土堆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築的熟土堆。是什麼人在什麼年代為什麼而堆的?在這個土堆附近,為什麼會出現古玉?考古人員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個考古學名詞。20世紀30年代中期,一位叫施昕更的學者在家鄉餘杭縣良渚鎮,首次發現了大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後,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邊的許多地方,又陸續發現了相類似的遺存,以夏鼐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專家將這些史前文化遺址正式定名為「良渚文化」。

現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多達500多處,散佈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0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安溪鎮位於良渚鎮西北方向5公里處,從農民挖出的古玉看,材質和器形都與「良渚文化」的文物類似。難道反山土堆下面埋藏著「良渚文化」的遺存?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挖掘小組進入反山工地,他們在將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開掘了6個10米見方的探坑。
  就在發掘進行到第22天的時候,人們在一個南北走向的墓坑中有了發現。
  暴雨迫使他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第三天下午,終於雨過天晴了,發掘隊的全體人員都聚集在這個墓坑的邊上。突然,在坑下作業的人員大喊一聲,人們的目光投向他用鐵鏟翻起的泥土,泥土中露出一個帶有溫潤光澤的綠色器物的一角。
  從泥土中清理出的這個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這是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遺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這麼大、這麼精美的玉琮卻從沒有見過,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緊接著,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各種形狀的玉器不斷被發現,在這個編號12號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這些玉器從頭到腳圍繞著墓主人,擺放十分講究,似乎在表達著某種信仰和理念。 
  12號墓清理完了以後,考古人員在600平方米的範圍內,又陸續發現另外10座良渚時期的墓葬,出土玉器達5000多件(組),這是良渚文化考古發掘史上最為壯觀的一次發掘。 

在12號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全是真玉

  根據碳十四測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約5300年至4200年,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現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多達500多處,散佈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360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 
  在反山墓葬發掘前,考古學界一直把有獨特風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為良渚文化的典型標誌。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國玉器的歷史一下前提了兩三千年,也使民間傳世的古玉價值陡然劇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瑤山盜掘古玉,而這竟引發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發掘。 
  瑤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頂下西北部的緩坡地帶,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夯土建築。接著,考古人員又在土台上發現了12座墓葬,並從這些墓葬中發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從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斷,這些墓葬屬於良渚文化。考古人員確信,這座土台是遠古人們從事某種精神活動的祭台,而墓葬中這些形態各異的玉器便是見證。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個種類。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專家們對玉琮的功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

  良渚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這種叫璧的玉器。不論是玉璧、玉琮,還是玉鉞,面上都雕有一個神秘的圖案。起初人們對這個圖案並沒有在意,但它反覆出現在不同地點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關注。有一點確信無疑,這是一個神徽,而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與那個神秘的祭壇共同承載著良渚人神聖的祭祀活動。
  
在良渚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這種叫璧的玉器;舉行儀仗時使用的這個器物叫「鉞」;神秘的圖案

  從礦物學上說,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在對良渚玉器進行礦物學鑒定時發現,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規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雜有假玉,而規模一般的墓葬中,則真假玉參半。這說明當時的人們不僅能準確地區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級制度。 
  在對良渚文化遺址的考古挖掘中,還發現了大量的石製生產工具,良渚先民已經創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規模犁耕農業,生產力水平有了質的飛躍,而且已有用於紡織的原始腰機。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遺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絲帶、麻繩、麻布片,最讓人驚歎的是還有一塊沒有完全炭化的絹片,說明當時良渚人的紡織技術不亞於他們製作玉器的技藝。 
  考古專家對反山12號墓的墓主人反覆研究,為什麼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為什麼只有他的墓中同時出現玉琮、玉璧和玉鉞?這是否代表他集神權、財權、政權於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個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發現。莫角山位於反山遺址的東南面,這裡有一個比周圍高出3至8米的長方形土墩。這個土墩與反山一樣,也是人工堆築的,面積有30萬平方米。大土墩上還有三個小土墩。
 
1993年,在一個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發現;工作現場;土墩的泥層面上密集清晰的夯窩

 
 
夯窩洞內有木柱腐朽的痕跡,洞底有堅硬的檯面
一塊沒有完全炭化的絹片
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號,是否就是良渚人創造的原始文字

  考古專家嚴文明推測:這裡一定有成組的大型房屋建築。這在當時條件下,可以算是頗為雄偉和氣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國最早的宮殿。 
  也許這裡埋藏著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國的都城;這片恢弘宮殿的主人,也許就是死後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個人,那個統治良渚古國的國君。 
  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在古文獻收錄的遠古傳說中,還是能隱約找到良渚古國的影子。 
  在中國一直流傳著大禹治水的傳說。大禹手下有一個重要的諸侯防風氏,他統領的古國據說就是良渚古國。然而有專家考證,古防風氏之國應在今天的山東境內,而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蘇的環太湖地區,地理位置相去甚遠,他們更主張良渚古國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團中的羽人國。 
  相傳蚩尤麾下有一個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鳥、獸當作祖先,崇拜鳥獸圖騰,被稱為羽人國。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鳥獸圖案,以此良渚古國很可能就是屬於蚩尤集團的羽人國。 
  的確,目前對良渚文化的考古發掘還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對反山的大規模挖掘也只探查了這個遺址的很小一部分。由於眼下文物保護技術還比較落後,考古專家們不願意把埋在地下的寶藏馬上打開。他們回填了所有的遺址,為了保護這片土地下的人類記憶,他們默默地等待著能夠解開秘密的一天。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1) 

 
  


青銅人頭像
  1929年春季的一個傍晚,農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溝時,意外地發現了一處寶藏。在那一兩年間,廣漢月亮灣挖出珍寶的消息不脛而走,古董商聞訊後蜂擁而至。燕道誠與眾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離他家不遠的地下沉寂著為數更多的千年寶藏。
  直到五十七年後的1986年,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見天日。
  1931年春,正在廣漢做傳教士的英國牧師董宜篤從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幾件玉石器,隨即送交給華西大學博物館的戴謙和教授。美國人葛維漢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當他第一次見到那幾件玉石器時,隱約地感到一個重大的機會即將來臨。
  1934年3月15日,葛維漢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教授組建起一支考古發掘隊。他們在月亮灣燕道誠家的院子旁首次進行了發掘工作,從而揭開了中國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這一次他們和僅僅600米外的三星堆遺址錯肩而過。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長馮漢驥先生與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家佑等人來到廣漢。他們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帶有古文化遺產的可能。三年後,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灣進行考古調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裡住了許多天,關係相處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勵下,燕道城一家終於將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釧、石壁等文物貢獻出來。
  1960年,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研究組又對三星堆和月亮灣等地的文化遺存作了全面調查。
  從1970年開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古遺址搭建起磚瓦工廠,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遺址遭受破壞。那時,正在廣漢文化館當文物幹部的敖天照見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為古代遺存四處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開始了面積為1200平方米的搶救性發掘。考古者發現了龍山時代和據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數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數萬片的陶片標本。兩年後,國家文物局決定對三星堆專款專項考古發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進行了最大規模的發掘工作。領隊:陳德安,副領隊:陳顯丹。這一年,是中國的虎年,按照傳統的說法,會有許多人成為命運的幸運兒。
  四川大學的林向教授與霍威、李勇憲及20名考古專業的學生一同參與發掘。
  在考古現場,考古者小心地揭示著表土下面的蛛絲馬跡,而磚窯廠的工人們卻加大力度拚命挖土。
  一個巨大的秘密已經是觸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這天下午,磚廠工人一個慣常的動作突然改變了考古發掘的全部節奏。
  陳顯丹:「我們當時在那裡整理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資料,在我們整理時的有一天下午,有一個民工,就到我們這告訴我們說,又挖到了幾件玉器,幾件玉器被他們挖土的民工搶了,大家把它們哄搶了。」
  通過考古隊的成員向當地百姓的宣傳,大家最終還是歸還了這一批玉器。
  一個寶藏的門顯現出來,但謎底是什麼呢?
  陳顯丹:「我們當時判斷以為是一個大墓,像在安陽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樣。」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陳顯丹先生和幾個助手正在現場值班。現場顯得非常安靜。有一個細節引起陳顯丹的警覺--當時,他的手碰到了一件東西。
  陳顯丹:「那天晚上就打開了這個寶庫的大門,在2點30分的時候,我們就挑出了在燈光底下一點點發光的東西,上面有一些花紋,這些花紋是一條魚,當時一看是黃金的,我以為就是一條金魚,接著我就用竹籤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長越挑越長後來彎彎曲曲的就出來了,有一米多長,我們就不敢往下做了。」
  當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趙殿增先生聽到了敲門聲。
  趙殿增:「當時那會兒我還是單位的這個主任,這個陳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門,一開的時候第一句話就說重大發現,重大發現,跟真人那麼大的銅頭、銅人頭,而且還有一個金枴杖,金燦燦的,我們趕緊給它蓋了,是派人去守了,說趕緊去。」
  考古者從坑底清理出眾多器物。奇怪的是,這些器物或被損毀或被火燒過,並有許多牛、羊、蚌殼以及人骨渣。從燒得發白的骨渣情況來看,這些動物經過了放血的過程。也許,這些跡象和當時人們的宗教祭祀禮儀是有關係的。
  當人們看到一號坑出土的眾多器物時,空氣彷彿凝固了。
  1986年8月14日傍晚,一件另所有的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又發生了。磚廠工人在距離一號坑30米的地方挖土時,一個埋藏著寶藏的地點暴露出來。考古者迅即趕到。
  經過七天的準備工作,考古隊於8月27日下午對二號坑開始發掘。
  他們憑借嫻熟的手工技術一層一層地撥開堅硬的表土。52年前,第一次接觸三星堆考古的人也許曾經腳踏過這裡。那時,葛維漢、林名均在燕家院子藏有玉石器的坑旁發掘出一些玉石器和陶器殘片。林名均教授想起了一個人,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接到林名均先生寄去的照片和說明後回了一封信。他認為葛維漢、林名均在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與華北、華中出土的相似,這是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文化接觸的證明。他又說,「蜀」這一名稱曾先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當周人克商時,蜀人曾經前往相助過。
  相對中原華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邊陲地帶。在華夏族的眼中,蜀只不過是邦外之長。到了魏晉時期,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中才有片段關於蜀的歷史和傳說記載。
  先秦的蜀國並不是一脈相承的單一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蠶叢、柏灌、魚鳧、開明等諸族系的首領統治。
  到了開明九世,開始建造都城成都。在今成都市北門外駟馬橋以北1公里處,曾經有一座高10米、直徑140米的土丘,那便是羊子山土台遺跡。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使人們和三星堆聯繫到了一起。三星堆的建造年代比羊子山土台更早。其方向被後人測定為北偏西約45度。引人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也是北偏西45度。而考古者在1986年發掘的兩個器物坑的方向同樣也是北偏西45度。這種方向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巧合的話,那麼這其中到底隱藏著什麼玄妙的信息呢?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2)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
  三千兩百年以前,在三星堆,因為一個神秘事件的發生,致使幾千件王國的寶器歷經損毀埋入地下。
  1986年8月14日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被發現。坑內堆積迭壓著大量遺物。
  人們最先看到的是一件體量巨大的青銅器物,它與眾多的其他器物雜亂地壘壓在長方形坑裡。
  陳顯丹:「那個縱目面具,當時是倒著的,它的下頜朝上,頭頂朝下的。當時出來的時候,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最後發掘完了之後,發現它是一個很大的面具。」
  這件造型奇異的器物當年被埋入坑中的時候,曾經歷過人為的損毀。考古者將它命名為青銅獸面具。
  青銅獸面具是眾多面具中的最大者,體高65厘米,體寬138厘米。與同期出土的其他青銅人頭和面具截然不同的是,獸面具的五官非常特殊,兩隻凸顯的眼睛直徑13點5CM,長度達16點5CM,所以也有人稱其為凸目面像。與凸目面像同期出土的所有青銅人頭與青銅面像的眼睛造型均突出於眼眶。
  《華陽國志-蜀志》中有著這樣的記載:有蜀侯蠶叢,其縱目。蠶叢,即蠶叢氏,是蜀人的先王。
  古代蜀人的先祖名為蜀山氏,一種觀點是:蜀山氏與後來的蠶叢氏最初是從岷江上遊興起的。
  岷江上游的地方,有一些羌族人的聚居地。
  段渝:「古代的羌族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民族群體,整個中國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中國西部基本上都是羌族及其後代的分佈地域,它有一個從北往南發展的歷史。」
  古蜀人有大石崇拜的習俗,他們相信某些巨大的石頭林中曾誕生過自己的祖先。傳說大禹出生在北川縣禹裡鄉的石紐,在那裡,一塊刻有石紐字樣的巨石面朝西北方向。
  生活在茂縣蠶陵重鎮的人們叫做蠶叢羌,他們認為自己是蠶叢氏的直接後裔。這個地方的石頭很怪,傳說這片大石頭林就是蠶叢的故里。
  今天的羌族人也許就是古羌人的後裔或是一個分支,當然,我們將今天的羌人與古蜀人建立一種淵源聯繫還只是多種假設之一。
  讓我們回到三星堆面像的眼睛上來。縱目,指的是怎樣的一雙眼睛呢?林向先生分析說:「東巴文字裡面就有這個說橫目的顯於善,縱目的顯於美。他縱目他就畫這個刁起來的,眉毛也刁起來的,眼睛也往上刁的。跟我們現在這裡所出土的三星堆出土的那個神像完全是一樣的。」
  龍晦先生認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鳥的形象。江章華、李明斌先生認為,三星堆人相信他們的圖騰祖先與鳥有關,縱目面具實際上也應是人鳥合體的一種正式表現形式。古人相信,人和圖騰是可以相互轉換的。而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東方古族,對鳥形的崇拜同樣存在,這其實也構成了另一種假設:古蜀人可能緣起於東方。
  龍晦先生在《廣漢三星堆出土銅像考釋》一文中指出,人形凸目銅面像的兩個尖尖的耳朵是杜鵑鳥的兩隻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則象徵它是鷹隼一類的鳥。古蜀國的第二代王叫魚鳧。鳧就是鳥,具體指的是水上的魚鷹。
  距離三星堆遺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條大河叫鴨子河。現在,依然有打魚的人在這條河上豢養魚鷹。這種能戰勝魚的鷹也許在遠古時代被人們仰慕,所以從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和魚鷹或者和鳥類似的造型。
  在三星堆青銅器中,人們發現了很多奇怪的器物,它們是菱形的、鉤雲形的和圓袍形的。它們也被看做是眼睛。
  說到眼睛,也許可以從甲骨文中的蜀字談起。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種形式,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個大眼睛,下方是一個彎曲的身體。最早的蜀字是沒有蟲字的,蟲是後來發展的,金文時期將它固定起來,然後直到漢隸才把它擬定為現在的蜀字。
  趙殿增:「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蜀這一支人在商代的時候就是殷商的時候已經和中原有密切的關係,這個甲骨文有幾十處記載,那麼也就是反映了他整個的一個祖先傳統,那麼現在找到的這個三星堆的這個青銅面具和大量的眼睛很可能就是蜀國祖先的一個象徵,也是蜀國的一個象徵,蜀人的一個象徵。」
  古代有一個俗語,叫做蜀犬吠日。
  段渝:「就是蜀這個地方,四川的狗很少看見太陽,一當太陽露出臉的時候,它感到很奇怪,感到是個怪物要去叫,要去咬它,那麼突出了眼睛就希望能透過這迷霧看得遠,而那個青銅大面具,有凸目還有很高的耳朵,這個耳朵就能聽的很遠。」
  對於三星堆銅人像的眼睛以及大面具凸目的理解起源於不同的判定角度。劉興詩先生從一個醫學現象分析說,早在遠古時期,生活在岷江上遊山區的人群由於缺碘,普遍患有甲亢病,眼睛突出是其症狀之一。段渝先生則認為,古蜀人製造的頭像,其突出的眼睛與粗壯的脖子是基於美學方面的考慮。
  三星堆的銅人像存在著眼睛沒有瞳孔的現象,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但是對於這些人像為什麼不表現瞳孔,學者們也有著不同的解釋。對三星堆銅人像的觀察出於不同的角度,也會有不同的理解。
  或許我們可以推測魚鳧就是製造面像的決定者。段渝先生認為古代蜀人正是通過製作並供奉這件蠶叢氏的面象,使魚鳧王卓有成效地控制了蠶叢氏遺民對其先王的偶像崇拜,從而相當成功地達到了合法統治蠶叢氏遺民的政治目的。
  顯然,沒有人能戴上體量如此巨大的面具。或者說,凸目面具並非面具,它是一張被誇張的臉,是三星堆王國在特定的情景下需要的超現實的臉。
  孫華先生根據三星堆不同類銅像間眼睛的差別來區分通向的身份,將它們分為三種類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於眼球之外的這一類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間有一道橫向稜線,沒有表現瞳孔的,應該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繪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實的人的形象。
  根據民族志的材料,許多民族的神職人員在通神做法的時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藥物,憑借這些藥物的力量達到迷濛彷彿與神交往,他們被稱為薩滿。
  在三星堆文化中,那些不表現瞳孔的大眼睛的銅人可能有幾種身份,其中一種可能是薩滿一類的神職人員。
  而孫華認為,這些人可能是一個叫做鼓矇階層的公職人員,他們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著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今天的人們會問,在三星堆王國的神聖階層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嗎?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3) 

 
  


跪坐人像,面目極為猙獰
  在三星堆文化中,對於許多銅人的眼睛為什麼不表現瞳孔,學者們的看法很不相同。孫華先生認為,大眼睛的銅人可能有幾種身份,其中一種可能是薩滿一類的神職人員,這些人可能是一個叫做鼓矇的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著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
  對鼓矇階層的推測是以中原周人的歷史為依據的。在三星堆的統治階層中,如果真有這樣一群人,那麼他們是三星堆本地的人,還是來自中原的呢?
  陳顯丹先生從當時的祭祀習俗推測到:掌握神權的巫師不會自己製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當時的古蜀人為求得神靈的保佑或寬恕非自我犧牲不可,因此製造出若干個替身。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們仇視的人或鬼神以及戰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國的時代裡,同一時間或以後的世界許多地方,都有關於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動中,以人作為犧牲的記錄。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們至今沒有發現有人牲或殉人的現象。如果這些銅人頭就是用作犧牲的話,那也僅僅是某些人頭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銅面像既不像現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亞人,它們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們猜測的話題。
  孫華:「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還是人,不管是大還是小,它的臉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這是當時人們認為可能是最好的一種面部的表現形式。」
  從三星堆出土的黃金面罩與戴金面罩的銅人使人們的聯想多了起來。
  金面罩出土於1986年7月27日。而當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黃金面罩的青銅像出土時,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亞與北非的同類器物。
  與三星堆黃金面罩同時出土的一支由黃金製成的棍狀物,經過復原,發掘者將其命名為金杖。這件器物長:143厘米,直徑:2點3厘米,重:463克,用純金皮包捲而成,出土時已壓扁變形。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過人為的毀壞,但上面長達46厘米的手刻圖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魚、鳥和劍的圖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標誌意圖。林向、陳顯丹先生從圖案上的魚和鳥分析認為金杖的主人是魚鳧王。對於這件器物是否稱之為杖,也有學者持不同的意見。
  孫華:「它是不是杖,現在也是不能肯定的。這個器物出土的時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個圈,從那個出土的情況來看它是一個環形的。那麼它是一個帶還是一個杖,現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認為它是一個杖。」
  由於金面罩、金杖多見於古埃及和西亞的墓葬,所以人們的目光便很自然地從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霍巍先生認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來自遙遠的西亞、中亞文明的影響。對此,學者們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孫華:「就中國自身的傳統來說,當時有權力的人也會拿著杖。所以根據這個有杖無杖去和西亞進行聯繫,那是比較牽強的。」
  古埃及的藝術家製作出金面罩,也許是為了用不朽的金屬遮蓋住死者一定會變形的臉,以達到法老們靈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著在青銅人頭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麼呢?孫華先生認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為青銅頭像裝點的黃金的皮膚。
  高國藩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巫師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癲狂病、神經質。病態的人表演虛幻的巫術,人們便用虛幻的心情去接受,巫術的效果便顯得格外逼真。傳說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術。
  同樣是出於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國的藝術家們獲得了最高權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國家資源,以蜀人超乎尋常的想像力製造出通達神靈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並不是為活著的人設計的,銅的面具是為銅人設計的。
  在三星堆的二號坑中有兩件器物也許就是為了顯示通神的。一件名為「獸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經殘斷。另一件名為「人身鳥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經殘斷。從這兩件銅像的造型與裝束來看,它們屬於同一類銅像。復原後的「戴冠鳥足銅人像」就很可能應當是頭帶異形冠,身著對襟短群,下鳥足或下著鳥爪形連褲鞋,腳踩飛鳥遨遊雲頭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孫華先生認為,這件「鳥形足的裝束」已經向我們暗示,整個鳥足戴冠銅人像實際上表現的是一個裝扮成鳥模樣的人像。至於該銅人像雙足下踩著的兩隻後尾已經化為雲氣的大鳥,則蘊含有踏著飛鳥或雲氣之類的東西升騰的意義。
  三星堆王國的統治者希望與太陽神發生聯繫,他們需要一個中介物,那就是飛翔的鳥。三星堆王族用鳥作為自己的名稱和徽號,他們的神職人員也要時常打扮成鳥的樣子與神交往。他們將這種通神的願望用製造器物的方式表達出來,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貴重的銅精心鑄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遺址異常熱鬧。兩個月來,巨大的收穫已經使考古者亢奮不已。這一天,好奇的人們聽說考古隊在坑中發現了一個人,當考古者將坑裡的人抬出來的時候,圍觀的人們簡直難以置信,因為那個人是用銅製作的。考古者稱它為青銅大立人。
  這件青銅立人被發現的時候,人們看到它從腰部拆段為兩節。可以推想,當時擊打的力度是相當猛烈的。
  修復後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徵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豎狀,寬闊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個穿孔。腦袋後端有髮際線。立人像身軀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誇張,兩隻手呈抱握狀。
  三星堆青銅立人像的頭部與同時期出土的青銅人頭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過擁有身體的雕像僅此以件,並且十分高大。這不是一件寫實風格的雕像,從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軀體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這件雕像表現的不是一般意義的人。那麼,這尊青銅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誰呢?當年的發掘者陳顯丹先生認為他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宗教領袖。段渝先生從立人像的體量推測它是蜀王的象徵。
  趙殿增先生同樣從製造者選取材質的角度考慮,認為立人像在眾銅人像中指揮著全局。
  這種全身青銅雕像在中國地區是罕見的,它的出現顯得十分突然,於是,有的學者在近東地區尋找著這一特徵的淵源。
  美索不達米亞在公元前30世紀初便開始使用青銅製造雕像。古代的愛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銅雕像。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4) 

 
  


二號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及器物一角
  今天的人面對這尊雕像時,疑問的目光往往會落在那雙誇張的大手上。這雙大得出奇的環握狀的手與身體的比例極不協調。那麼這雙巨大的手裡面原本是空空的嗎?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著什麼呢?這兩隻手握成的圓形並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說,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應該是兩件或者是一件彎曲的東西。那會是什麼東西呢?
  有的學者認為,立人像手中握著的應該是玉琮。玉琮是一種極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於5000年前中國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亞學者諾埃爾·巴納德認為,立人像雙手的位置幾乎不可能抓住像琮這樣外方內圓的物體。由於上方的一隻手握成孔的直徑要大一些,雙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執物體必須有一定的彎度,所以他推測立人像雙手中的物體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錢玉趾先生認為立人像應該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領像,銅像雙手所握的是類似彝族巫師的法具神筒。
  錢玉趾:「這個籤筒是竹製的,或者是木頭的,被燒之後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兩個空的手的形態在那裡。」
  孫華先生分析說,立人像的衣冠飾件均為青銅鑄就,如果他雙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這樣的法器,那也應該由青銅鑄造才是,不應偏偏是這個物件要拿木頭或竹子來製作。
  趙殿增先生從三星堆的許多器物中歸納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別大,特別突出。我們從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雙手環握的手型。
  陳顯丹:「我認為它還是一種手勢,他手裡並沒有拿東西,好像巫師在做法時的一種動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畫的。」
  大立人被認為是權力至高者的另一個理由是他那套華麗的服裝。關於服飾,學者們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著不同的看法。所謂右衽衣是指衣服領子的開口在右側,簡稱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認為一些少數民族的衣領是左衽的。
  那麼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領是怎麼開的呢?陳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裝上衣。但有學者認為大立人的內衣是「左衽長袖深衣」或「左衽長襟衣」。
  而王孖、王亞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內衣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從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給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裝非常講究,證明當時的紡織工藝已經十分發達。
  古蜀人飼養桑蠶並以蠶絲製作絲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他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們今天難以完整地看到遠古時期的紡織品了,它們不易保存,早已朽爛。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銅鑄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裝的款式。他的服裝類似後來中原地區周人貴族在朝拜、祭奠、喪葬等儀式活動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禮服,說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類服裝是最常見的,它的樣子是無領的,襟部與衽部連接處弧形圓轉,開衽在身體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帶約束。這種衣服的樣子好像是後來的對襟衣。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禮服。
  另一種服裝是比較特別,僅見於這件跪坐人像。這個人像的形態比較醜陋,顯露著兇惡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與中原地區的右衽短衣是一樣的。
  跪座的習俗一直到南北朝與唐代還依然存在,當椅子還沒有傳入的時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種最常見的坐姿。三星堆的藝術家製作出這樣一個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並不是貶義,別有用心的是跪座人物的表情。孫華先生認為,跪坐人像與三星堆其他青銅人像的面部特徵、服裝樣式和坐的姿勢全然不同,他應當表現的不是三星堆社會的主流人群和基本人群,不能排除這是三星堆人故意取笑於當時中原人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岡村秀典也認為,青銅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
  三星堆銅人的發形有兩種,一種是後腦勺垂有髮辮的,一種是前額及兩鬢削平,後腦勺戴有發笄的。
  孫華:「從那些銅像來看,這些不帶辮子的帶髮髻的人好像從事的都是宗教活動。所以我們猜想,裡面這些沒有辮子的很可能掌握著三星堆這個王國的宗教權力。而帶辮子的很可能掌握著一種世俗的權力。但這兩者是並存的。」
  岡村秀典認為,人頭像的辮子是三星堆人主要的髮型,但是這種髮型在殷墟時期的中原也有例子。二號坑出土的一件頭像頭頂上的環狀物在殷墟時期的中原也能找到。這種現象不僅反映了中原與三星堆之間物質的流通,同時也能看出通過風俗方面的直接的人的交流。
  許多學者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或近東文化的本土文化,三星堆的人們是起源於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人群,經過遷徙,最後根植於成都平原建立了王國。現在,另一個觀點顛覆了以上的看法。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國中,有一支來自中原的人群,具體地說,這群人是來自中原二里頭王族中東方的氏族。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以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村遺址命名。中國許多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代晚期的一處都邑,二里頭文化就是夏代的文化。
  「在三星堆王國裡有中原人」的觀點是以器物間的比較為依據的。從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銅飾牌」、斧形器和陶器都與二里頭文化極其相似。
  三星堆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一致性的器物,導致了一個一個推斷:在夏代的某個時期,曾經有一支人群,他們穿越了湖北江漢地區和渝東峽江來到成都平原,成為三星堆王國中佔據統治地位的氏族!這個推斷隨即引出來一段遠古的傳說。
  在夏代時期,有一支與夏國君王聯姻的部族,名叫有緡氏。《漢書·地理志》記載,有緡氏部族大約活動在今天的山東省金鄉縣的位置。《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夏桀曾以武力攻擊有緡氏。有緡氏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體逃離。
  孫華:「四川古族中間有一支曾經是來自山東的有緡氏,這個有緡氏是和夏王朝有通婚關係的這樣一個就是很有名的一個古族。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由於這是畢竟我們所依據的都是一些傳說和後世的文獻,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所以這個不能做結論,只能作為一種假說。」
  在此,有關蜀人起源的猜想發生了變化:當我們將探究的目光沿著四川的岷江溯水而上,企圖發現古代的蜀人是如何在岷山興起並如何溯江而下的時候,一個別樣的假設可能是顛覆性的。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5) 

 
  


一號青銅神樹,有專家認為是傳說中的神樹「扶桑」
  大約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們進行了一項偉大的工程,複雜的項目中包括製造許多顆青銅樹,耗資之大足以傷及國力。三星堆的人們相信他們祭祀的場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當神聖的樹木聳立起來的時候,膜拜的人們實現了天與地的溝通。
  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號器物坑發現了6件由青銅製造的樹木。發掘者將其命名為一至六號青銅神樹。人們在重新修復它們時,僅能比較完好地恢復一件,即一號大銅樹。
  一號大銅樹殘高396厘米,由於最上端的部件已經缺失,估計全部高度應該在5米左右。樹的下部有一個圓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狀的斜撐扶持著樹幹的底部。樹幹筆直,套有三層樹枝,每一層三根枝條,全樹共有九根樹枝。所有的樹枝都柔和下垂。枝條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鏤空花紋的小圓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隻昂首翹尾的小鳥;枝頭有包裹在一長一短兩個鏤空樹葉內的尖桃形果實。在每層三根枝條中,都有一根分出兩條長枝。在樹幹的一側有四個橫向的短梁,將一條身體倒垂的龍固定在樹幹上。
  三星堆的二號銅樹僅保留著下半段,整體形態不明,下面為一圓盤底座。三條象徵樹根的斜撐之間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雙手前伸,似乎原先拿著什麼東西。能夠復原的樹幹每層伸出三根樹枝。它的枝頭有一長一短葉片包裹的花蕾,其後套有小圓圈,與一號大銅樹基本相同;但枝條的主體外張並且上翹,鳥歇息在枝頭花蕾的葉片上,這卻不同於一號大銅樹。
  這兩顆大銅樹體量巨大,尤其是一號大銅樹上還有龍盤繞,它們應當不是普通的樹木,而是具有某種神性的神樹。
  神樹在中國的古代神話傳說中不止一種,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經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銅樹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種神樹呢?學者們對照相同的文獻,得出的卻是不同的解釋。於是,人們企圖在古籍與神話之中尋求答案。
  很多學者都認為它們代表扶桑和若木。
  譚繼和:「這些樹,應該說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種上天的天梯,這種天梯是同太陽所在的地方相連接的,在東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
  段渝先生和林向先生認為三星堆發現的青銅神樹呢可能是劍木或者和劍木有關。
  段渝:「我覺得從它的形態和它的功能來看的話,和它的龍在上邊來看的話,它應該是劍木。」
  英國學者羅森在《古中國的秘密》一書中寫到,三星堆的青銅樹使用了貴重材料,即用青銅來鑄造,也許是暗示了它所表現的是人世以外的一個非物質的世界。三星堆大銅樹以樹的軀幹、鳥、花和神樹之上供人們想像的太陽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通天的主題。
  靳之林先生在《生命之樹》中寫道:原始氏族部落的通天與太陽崇拜、鳥圖騰崇拜與生命之樹、生命之花、太陽花崇拜是三位一體、合而為一的。
  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會尊崇太陽的特徵直接表現在青銅器物上。三星堆二號器物坑中,有一種類似車輪的圓形銅器。開始的發掘報告稱其為車輪,但是從輪形銅器的構造來看,作為車輪的使用或作為車輪裝飾都不可能。林向先生認為,輪形銅器應該是一種盾的裝飾物。
  第三種解釋是,輪形銅器是象徵著太陽的太陽輪。英國學者羅森認為,輪形器是常設在神廟中的神器,或者是用於某種祭祀儀式,釘掛在某種物體上,作為太陽的象徵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
  在中國的神話中,有關太陽的傳說裡面都有鳥的形象。陸思賢、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論》指出:對太陽最敏感的莫過於鳥禽類。
  三星堆的藝術家在青銅神樹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銅鳥。這些鳥好像是依照統一的規格鑄造出來的,表明它們擔負的是同一個明確的使命。羅森認為,這種鳥可能屬於一個奇跡般的世界,他說,至今為止,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瞭解僅限於三星堆的青銅器。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記述了十個太陽都由鳥來背負著上升或下沉。不過,三星堆一號神樹上的鳥卻為九隻。另外一隻哪去了呢?日本學者布川寬先生結合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內容認為,根據太陽的運行規則,值班的太陽已經出發,所以扶桑上只有九個太陽,樹木頂上就沒有了那一隻鳥。徐朝龍先生認為落在「一號神樹」三段構成的分枝長出的九根樹枝上的鳥確實像征著文獻記載的「居下枝」的九日,而「居上枝」即正在值班的太陽,已經向天空升上去,所以沒有必要表示。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林巳乃夫通過觀察青銅神樹的枝葉與鳥,聯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為璋的器物。並認為璋的功能與背負太陽的鳥之間有一個隱秘的關係。
  這件璋的頂部雕出了一隻鳥,其形態好像是棲息在璋的窪刃上。林巳乃夫認為,在三星堆,作為太陽之神的鳥相互交替,每天有一隻繞天巡行,而璋則是它們停歇的樹木。觀察二號坑出土的小銅人捧璋而跪的姿態,恐怕就是呼籲光明與火的太陽神讓自己在此棲息,並祈願太陽神的賜福。
  我們在青銅樹的枝幹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掛器物的穿孔。考古者從三星堆的器物坑中發現了一些小型青銅器件。這些由青銅製作的發聲器也許是懸掛在銅樹上的。3000年前,當風吹過三星堆的時候,整個王國的人們都可以聆聽那些由金屬的搖曳和碰撞奏出的音樂,那一陣陣清脆的聲響證明著一個偉大的青銅時代在四川盆地達到頂峰。
  現在的疑問是,如此巨大的青銅神樹會由於重心的上移而傾斜,我們現在看到的復原青銅樹是由幾條鋼製纜繩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銅樹幹裡面也是用鋼管加固支撐的。趙殿增先生認為,這棵兩米多高的青銅神樹如果全部按原型組裝豎立起來,原來的三足底座根本無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測這棵青銅神樹應該是為一次大型祭祀而臨時鑄成,而不是作為長期陳列而設置的。
  用青銅鑄造許多顆帶有神意的樹木在當時是要下很大的決心的,因為那是一項十分龐大複雜的製造過程。
  從青銅神樹的鑄造過程來看,三星堆的工匠們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手段,目的彷彿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禮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測成立的話,我們會問:當時的工匠們在製造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後即將被焚燒、損毀和掩埋嗎?如果知道,卻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於對任何一個細節都孜孜不倦?
  也許,神樹的製造者認為「製造和完成」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終極儀式「徹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第一部 文明前傳
三星堆:文明孤旅(6) 

 
  


青銅立人像
  在古代的四川地區,有無文字,或者說一些器物上面的符號是圖案還是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學者們爭論的問題。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沒有一個文字。但古蜀人有一些符號性的圖案看上去是有特定意義的。
  有一件璋,上面刻有許多圖像,圖像所傳達的視覺語彙很不尋常。
  我們從三星堆文化以後的蜀人兵器上能看到許多符號形的圖案,它們已經不是簡單的圖案了。李學勤先生指出,所謂蜀人沒有文字的說法,是因為古代中國人認為文字指的就是漢字的系統。而蜀人曾經使用過的可能並不是漢字。
  李學勤:「我們看到巴蜀呢是由很普遍的一種符號,那麼這種符號呢我們現在一般叫做巴蜀符號……不過呢這類的這個數量目前在考古工作裡邊產生越來越多。那麼這樣的符號我們覺得是文字的可能比以前就更大。」
  三星堆文化已經表明,在久遠的四川盆地,一個高度發達的長江文明是極具挑戰性的。在這樣一個文明世界裡,人們與外界的交流程度遠超出今天人的想像。
  傳說中的夏王朝為了建立一種人與神溝通的工具,曾用極其珍貴的青銅鑄造了九隻巨大的鼎器。在當時的中國,最先掌握了先進青銅冶鑄技術和藝術的早期中央王朝,不會輕易將冶鑄技術轉讓給周圍的邦國,因為至少在武裝力量方面,擁有青銅兵器的軍隊會比較輕鬆地獲得戰爭的勝利,並以強大的武力獲取更多的銅礦資源。
  四川盆地在很長的時間裡給人的印象是環境閉塞、道路封閉。但當三星堆王國在二十世紀被發現的時候,其發達的青銅文化令人們刮目相看。
  金正耀先生通過對三星堆青銅器的鉛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號坑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會太遠。它們都大量採用了來自同一礦產地的礦料。這些含有高放射形成因的異常鉛青銅器的相關原料的產地,據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幾個可能性的來源地,其中滇東北一帶是可能性最大的一個區域。
  這些研究,如果結論是可靠的話,三星堆文化的人們的活動空間可能就在一個更廣闊的區域,遠遠超越了我們目前的認識。
  從考古材料來看,四川盆地與長江中游地區的聯繫通道的開闢遠在新石器時代。這就是後來所稱的峽江道。而從北方穿越山嶺出入四川盆地,最便利的條件是一條穿越秦嶺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古往今來的人們出入四川盆地陸路交通,都要利用這個天然的通道。嘉陵道又稱石牛道,金牛道或劍閣道。傳說石牛道是由蜀國第十二世開明命令他的工程部隊開闢的。這個部隊在當時被稱為「五丁力士」,他們是一群精壯的力氣過人的武士。
  五丁力士打通了從蜀至秦的通道,便於蜀國與北方的往來,但同時也埋下了一個巨大的危機。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採納了司馬錯的擴張方略,決定攻取蜀國。十月,秦軍掃蕩蜀國全境,一舉兼併了蜀國,蜀國從此滅亡。蜀國王子安陽王帶領一支殘部輾轉南遷,最後到達交趾,也就是今越南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國「蜀朝」,在越南北部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印象。
  安陽王在那裡又建立了一個王朝,持續了一百多年。這就是為什麼考古者在越南北部能發掘大量的與古蜀國類似的玉石器牙璋的原因。
  開明王在覆滅前的都城是成都,在開明五世之前,蜀國的都城建在廣都樊鄉,也就是今雙流縣。古蜀國的政治中心,是什麼時候從三星堆移開的呢?政治中心轉移的原因是什麼?當三星堆的兩個器物坑面世的時候,人們試圖從中尋找答案。
  當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經出現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寶墩村文化和魚鳧村文化為代表,已被發現的古城共6座。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遺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城垣面積達350萬平方米以上。
  孫華先生認為,寶墩村古城的廢棄或毀滅有可能是三星堆人擴張的結果。當魚鳧村古城崛起以後,三星堆古城也隨之發展起來。那時,有一支掌握了青銅冶鑄技術和具有較高玉石器加工工藝的外來人群來到了成都平原,他們被三星堆人所接受並形成了某種聯盟。
  三星堆古國在這個新加盟的族群的協助下,最終毀滅了魚鳧村古國,成為了整個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征服了成都平原乃至於四川盆地的這個新的三星堆王國,其統治集團是由本土和外來兩個氏族組成,新的權力之爭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們今天看到的三星堆青銅器以及眾多的其他器物都經過了修復,這些器物被製造出來的時候曾耗費了一個國家相當巨大的財富。考古者們發現,埋葬坑經過了人的刻意設計,可以認定,器物的埋葬是經過了精心設計的。
  問題是,器物被埋葬的動機是什麼呢?
  猜測1:器物坑是祭祀坑。
  猜測2:器物坑是火葬墓。理由是,一號坑裡的動物骨骼殘渣裡有被疑似為人骨的骨片。
  猜測3:器物坑是「失靈靈物掩埋坑」。
  猜測4:器物坑是犁庭掃穴坑。徐朝龍猜測當時作為敵人的一方在征服的手段上包括毀壞被征服一方的信仰,於是將祭祀禮器徹底摧毀了。
  猜測5:器物坑是「亡國寶器掩埋坑」。三星堆王國在自己的都城即將被敵人攻陷前夕,對自己的國家重器不得不放棄,於是將神廟中的寶器付之一炬、全部摧毀以免落入敵手。
  以上5種猜測中,哪一個更合理呢?
  前四種猜測都會帶來很難解釋的問題,例如器物坑所暗示的如果是一次祭祀的話,就意味著當時的三星堆王國要經常將一個國家最貴重的禮器用於焚燬,而類如代表王權的金杖及大量珍貴的青銅器、玉石器也一同掩埋嗎?當時的國力是否能夠承受如此高昂的代價?
  而第五種猜測認為是王國寶器掩埋,那麼在當時會發生了什麼致使國將不國呢?
  孫華認為,起因很可能是統治階層的分裂。他假設,在三星堆王國的末期,三星堆職掌權力的兩個氏族在內部權力分配問題上發生了爭執,從而引發了激烈的暴力衝突。在衝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廟遭到了嚴重破壞,三星堆城變成一片廢墟,兩個衝突集團開始放棄三星堆城,分別向附近的成都和陝西南部轉移。大概認為三星堆神廟中的像設和器物已經損壞,再使用有不祥的可能,最後離開三星堆的王族在舉行了隆重的儀式後,將這些不能再使用的器物掩埋了。
  這以後,一些新的城邑開始崛起……
 



 
第二部 王者歸來
神秘中山國 

 
  


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
  1974年冬天, 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農民開展大規模平整農田的事情, 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門的注意。因為農民們, 不斷到附近一些被懷疑是古墓的大土丘上取土, 已經造成了破壞, 於是, 考古人員迅速趕到了現場。 
  古墓遭到破壞, 讓人深感痛心, 也給了考古人員一個盡早打開墓葬的機會。當地一位農民, 向考古隊隊長陳應祺, 講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們那個村裡30多年前, 有個叫劉西梅的老人,曾經挖出來一塊大河光石, 這個河光石上面一面好像刻著是字, 但是誰也不認識。

刻著字的神秘河光石 

  這件事, 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員的興趣, 他們隨即來到劉西梅家, 看到了這塊石頭。雖然當時, 誰也不能解讀這些戰國時代的文字, 但他們內心已隱隱約約地意識到, 自己與2200多年前消失的一個神秘王國不期而遇了。
  公元前5世紀, 由於周王朝統治的日漸衰落, 中國進入了烽煙四起、諸侯紛爭的戰國時代。就在這一時期裡, 一個在北方的大山深處逐步壯大起來的古老民族——鮮虞, 在經歷了無數年的苦鬥後, 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中山國。前414年, 中山武公率領他的子民開始越過太行山, 向東部平原遷徙, 並定都在諸侯國勢力薄弱的地帶。 但是, 這個弱小的國家, 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來自強敵的不斷侵擾, 終於在前407年, 被"魏國所滅, 成為魏的屬國。

手工業作坊遺址

  國破家亡, 逃避到大山之中的桓公, 經過反思後逐漸成熟起來,經過20多年的抗爭, 再度出山復興了自己的國家。此後, 中山國逐漸國富兵強, 不僅參與「五國相王」, 開疆拓土, 也埋下了招人嫉恨的種子。公元前296年, 國力日衰的中山國都城——靈壽, 終於抵擋不住強敵的連續進攻而陷落, 一代強國至此宣告滅亡。
  在中山國滅亡的2270年後, 考古人員在平山縣三汲鄉意外見到的這塊石頭, 與這個神秘王國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繫呢? 或者, 這些文字僅僅只是一道咒語?

中間墓主人佩帶的三排玉珮

  古文字專家——李學勤首先肯定了這塊石頭屬於戰國時代的遺物, 並對石頭上的文字進行了翻譯。
  「監罟(gu)有(you)臣公乘得守丘其舊將曼敢謁後俶(Chu)賢者」。這些類似密碼般的古文字, 實際是, 戰國時代一個叫公乘德和一個叫舊將曼的人, 留給後人的一段自我介紹。
 
出土玉器

  2000多年前, 兩個守墓人留下的這段話語, 證明了這個古墓比較集中的區域, 是戰國時代一個王家園陵的所在。那麼, 它到底是哪一個王家的園陵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 就是那個神秘的中山國。
  人們先在距離古墓群不遠的地方, 發現了一些手工業作坊的遺址。大量作坊遺址、居住遺址和零星文物的發現, 為最終搞清古墓群與中山國都城之間的依存關係開了一個好頭。與此同時, 一個更加深入的考古發掘行動從編號為1號的古墓開始了。
 
殉葬坑中兩隻狗的骨架

  1號古墓是古墓群中體形最大的一個, 雖然經過兩千多年的風雨侵蝕, 地上封土仍然高達15米, 東西底邊長92米, 南北底邊長110米。封土平面基本為方形, 由下到上構成三級台階, 第二級台階以上還殘存著建築的遺跡。
  隨著勘探範圍的擴大, 人們在1號墓的外圍又先後發現了6座陪葬墓、2個車馬坑, 1個雜殉坑。儘管這些墓葬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盜掘現象, 但仍殘留了豐富的文物。 


葬船坑
  陪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葬船坑的設置, 這在中國北方的古代墓葬中十分罕見。
  1974年的冬天,考古人員對1號古墓周圍, 陪葬墓和殉葬墓的發掘結束了。此次發掘的一個重要成果, 就是證實了主墓中人物的君王身份。但是, 對主墓的發掘並沒有被馬上列入計劃。


 擺放在船艙中的編鐘 
  1975年秋天, 考古人員開始對6號墓實施發掘, 這是一個在外形上比1號墓小一些的古墓, 但墓道也長達了90米。可是, 這個墓的主墓室曾遭到過嚴重的盜掘, 已經一無所有了。 
  誰也沒有想到,一個民工在主墓室側面的平台上, 意外踩空的一腳, 竟踩出了一個寶庫。


出土文物
  一個在以往的考古發掘中, 從來沒有見過的墓葬格局出現了。在主墓室的兩側, 僅然還有兩個與主墓室互不相連, 用來放置陪葬物品的倉庫。這種超常規的墓室結構設計, 被以後的發掘證明為, 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王陵墓所獨有的。也正因如此, 才使得中山國王墓葬中的大多數寶物, 在2000多年中一次次逃過盜劫, 被保護了下來。在主墓室東西兩側的寶庫中, 一次就出土了幾百件文物, 其中有大量的稀世珍品。
  在經過了兩年多的鋪墊後, 人們期待已久的, 1號墓的挖掘終於開始了。


銀貝幣
  更深入的勘探說明, 1號墓在墓室構造上完全接近於6號墓。不同的是在主墓室的東北方向又多出了一個寶庫, 這說明墓中這位君王的地位更加顯赫。 
  接下來人們在高大的封土北側發現了一個斜插進墓室的盜洞。此次發掘, 遺憾已在所難免。發生在戰國時代晚期的那次盜墓行動, 使主墓中最大的槨室裡, 除了幾個吊棺用的大銅環和一些文物殘片外, 幾乎一無所有了。盜墓人在洗劫之後又放了一把火, 把整個墓室燒得面目全非。


錯銀雙翼神獸
  但是, 誰也沒有想到, 由於盜墓者的疏忽, 在主墓室一角, 還留下了一個稀世珍寶, 此刻, 它就埋在這些石頭的底下。
  首先出土的這對錯銀雙翼神獸, 是中國神話傳說中風神「飛廉」的形象。它怒目圓睜, 張口咆哮, 似乎隨時都在準備騰空躍起。神獸的表面採用粗細不同的銀片、銀絲鑲出的變化無窮的斑紋, 更使這威武勇猛的神獸顯得生動而又神秘。


出土了大量生活用品 
  1號墓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中, 有象徵王權與禮樂的鐘鼎編磬和青銅禮器, 大量的則是奇巧瑰麗的生活用品。 
  東邊的寶庫清理完之後, 人們打開了東北庫, 但出乎意料的是, 這竟是一個空庫。即沒有被盜掘的痕跡, 也沒有擺放過器物的痕跡。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
  西邊的寶庫也被打開了, 裡面出土了更多的文物, 這多少讓人們遺憾的心情, 得到了彌補。
  劉來成:「 結果我們把西庫清理出來以後, 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堆玉器。挖完了, 還不知道裡邊能有字呢。最早發現的字是哪個呢, 就是那個方壺。」 


錯金銀虎噬鹿, 原是一座屏風的底座 
  陳應祺:「我們的同志就清理, 用竹籤清理了壺上面土銹, 一干了以後更顯了——中山王。」
  這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酒壺上, 四面刻滿了450個字的銘文。它告訴後人, 這裡埋葬著中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君王, 他的名字叫「錯」。銘文中, 還特別記載了征伐燕國的戰爭。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 說明在「錯」之前, 還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此前發掘的6號墓, 埋葬的是中山王世系的第四代君王——成公。1號墓中的「錯」是中山國的第五代君王。


青銅器上的銘文 
  這一時期的中山國, 逐步發展成為了「千乘之國」。但是, 伐燕勝利後的第二年, 中山王「錯」便一病不起, 不久就辭世了。公元前313年的這一天, 靈壽城裡鼓號哀鳴, 紙錢拋灑, 舉國上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王「錯」去世的時候, 與中山國相有世仇的趙國正在實行「胡服騎射」,而中山國內, 卻已經是士兵疏於武備, 農夫惰於種田, 政治腐敗, 人心渙散了。


目前惟一發現的中國古代帝王陵的設計圖 
  公元前296年, 當趙國的鐵騎隆隆開過來的時候, 第六代中山國王出逃別國, 客死他鄉。危亂中, 當時還健在人世的國王「錯」的夫人被流放。隨著這位前代王后的離去, 一個曾經在動盪不安中放射出異彩的國家消散了。
 



 
第二部 王者歸來
山洞裡的宮殿 

 
  


墓葬甬道中間的馬車 
  滿城是中國河北省中部的一個縣。縣城西北面1.5公里的地方,矗立著一座 海拔236米的山丘,山丘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陵山。
  在陵山的附近還有兩個名叫守陵的村莊,村裡的老人都說他們的祖先是守陵的,可是究竟給誰守陵,陵在哪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誰也說不清楚。直到1968年5月,當地駐軍的那次爆破,才解開了一個千古之謎。 


 分3個區擺放著數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施工人員無意間在陵山的主峰發現了一個山洞,並發現這個巨大無比的山洞中,藏著難以計數的古物。軍人們把這個發現立即報告了上級,消息很快傳到中央政府,施工被命令停止了,一支考古隊火速趕往滿城。
  盧兆蔭是當年陵山考古工作隊的成員,據他回憶,考古隊當時是直接利用施工爆破發現的那個洞口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的。 


考古現場  
  考古人員發現,山洞的巖壁上沒有一根雜草,顯然是人工修建而成,專家判斷,這裡應該是一處古代的墓葬。 
  借助燈光,人們看到從洞口進入的這間墓室中,到處都是車馬器的遺跡,從馬的屍骨和遺存的車輛金屬飾件推測,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馬和4輛車。 


考古人員從朽木中發現了數量眾多的銅質構件 
  在這間足有16.5米長的墓室北端,有一條東西向的通道,考古人員認為這是整個墓葬的甬道。 
  穿過甬道,人們來到對面的一間墓室。這裡好像一個大倉庫,地上擺放著數百件器物,比南面那間墓室還要擁擠。
  這些酒缸能盛下幾千公斤的酒,看來,墓主人生前是個好酒成性的人。 
  從北邊墓室出來,考古人員順著甬道向西,進入了一個大廳。大廳東西長15米,南北12米,近7米高的穹隆讓人感覺置身於天空之下。在平坦規整的地面上,分三個區擺放著數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 


現場發現的古錢幣屬西漢五銖錢 
  從大量的朽木和瓦礫判斷,大廳原來建有瓦頂木結構的房屋,已經朽爛倒塌。考古人員從朽木中發現了數量眾多的銅質構件。白榮金對這些銅構件作了認真的研究,確定那是古代帷帳的構件,並復原出這些古代的帷帳。 
  在清理地面器物時,考古人員發現了大量古錢幣,它們屬公元前二世紀前後西漢王朝的「五銖錢」,而在一些銅器上,人們還發現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內府」、「中山宦者」字樣的銘文。 


出土文物上有「中山」字樣的銘文  
  據史書記載,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河北保定、滿城一帶就有一個叫中山的古王國,它在爭霸中被強大的敵人滅亡,但中山這個名字卻一直保留下來。到了西漢年間,古中山國一帶被皇帝分封給諸侯王,封國仍取名為中山。
  從錢幣和銅器上的銘文看,墓主人應該是西漢中山國的一位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銘文中,考古人員發現有紀年的標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達到39年,墓主人在位時間至少在39年。 


玉衣 
  根據《史記》《漢書》的記載,中山國的王在位有超過三十年的,職位超過三十年的,只有第一代就是中山靖王劉勝。他,是西漢第四位皇帝漢景帝的兒子,一位顯赫的諸侯王。
  根據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考古專家判斷,在中廳的正西面,應該還有一個放棺槨的後室。 


出土樂伎像 
  人們細心地撥開腐爛的堆積物,希望能找到墓主人的遺骸。但是他們意外地發現了一件令人震驚的寶物——金縷玉衣。由於玉衣隨葬制度到漢朝末年被廢除,除古文獻上的記載,後人從沒有見過真正的玉衣。 


劉勝墓中最精美的香爐 
  陵山墓葬中出現的這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中國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發現,當時在現場的人員都激動萬分。
  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先生來到了陵山挖掘現場。據郭老解釋,分等級使用玉衣的制度,是在西漢中晚期才嚴格執行的,而劉勝所處的西漢中前期並不嚴格,再結合陪葬品上大量清晰的銘文,確定墓主人為劉勝是沒有問題的。 


竇綰皇后墓中出土的放置化妝品的精美器具  
  對於考古人員來說,能夠確認墓主人的身份實在是太令人興奮了,因為眼前的一切都有了答案,這些塵封在墓洞中2000多年的文物,就像一條時光隧道,把他們帶到了劉勝生活的那個遙遠年代。
  史籍中記載的劉勝從不問政事,整日盛宴狂飲,尋歡作樂,妻妾成群,子女竟有120餘個。
  在他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王爺奢侈靡費的生活。修鑿於陵山中的劉勝墓,墓內佈局完全模仿宮殿,建造考究,陳設華麗。從琳琅滿目的陪葬品中,我們可以想像當年王宮裡的生活。
  享樂的生活是讓人留戀的,王爺不願在死後失去這一切。為了能永世享受錦衣玉食的生活,他把自己生前的用品,幾乎一應俱全地帶進了墓葬。 


長信宮燈 
  然而,人們發現棺槨裡的金縷玉衣是扁的,劉勝的屍骨去哪裡了呢?
  考古隊經過詳細勘查,發現在這座墓北面100多米遠的山崖上,還有一處墓葬。他們立即組織挖掘。考古人員在墓中發現了一方銅印,印文為「竇綰」。史籍上記載,中山靖王劉勝的妻子名叫竇綰。毫無疑問,這是劉勝妻子的墓穴。
  後室偏向南側,原來是作為妻子的竇綰,希望自己的長眠之處能更靠近丈夫一些。 


出土玉器  
  劉勝死於公元前113年,他的妻子是在他死後多年才去世的。因此她的墓在建造規模和精細程度上都超過了劉勝墓。但畢竟身份不同,王后的隨葬物品遠不能與王爺的相比。 
  即使這樣,竇綰墓中出土的文物也足以讓考古人員驚喜了。 
  這是「朱雀啣環杯」。出土時杯內還殘存著朱紅色的痕跡,考古人員推測那是化妝品。使用如此精美的化妝盒,這位竇綰王后會不會也像天仙一樣美麗呢?
  這盞燈被稱為「長信宮燈」,因燈體刻有「長信」字樣的銘文。長信宮為劉勝的祖母竇太后居住的宮殿。竇太后與竇綰是什麼親緣關係尚無法考證,但竇綰是竇太后家族之人卻可以肯定。這是整個陵山漢墓出土的最炫目的寶物之一。
  在竇綰的墓葬中還出土了很多玉器。
  令考古人員感到意外的是,在竇綰墓裡又出土了一件玉衣。
  王朝強盛帶來的財富,讓中山王劉勝和王后竇綰追求生命不朽,他們費勁心機要保護自己在死後遺體永存。然而,考古人員發現,就像劉勝的玉衣是扁的一樣,竇綰的玉衣中也空空蕩蕩。兩位墓主人的遺體究竟去了哪裡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盧兆蔭:「我們發現人的牙,中山靖王的牙還保留著一部分,牙的琺琅質的殼還在。並且脊椎骨,肋骨,腿骨,還有一些骨渣,基本上還能看得出來,但是已經取不出來,完全跟棗泥,棗紅色的,完全跟棗泥差不多了。」 
  昂貴的玉衣、華美的玉器,都沒有使王爺和王后的屍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不過是一個精神的追求。 
  歷時兩個多月的發掘工作終於結束了,人們發現,中山靖王劉勝和王后竇綰,在兩座墓葬中共為後人留下了一萬多件文物。雖然墓主人的遺體腐爛了,但這一萬多件文物卻歷經兩千多年漫長的時光,從西漢一直保存到今天。 



 
第二部 王者歸來
定陵傳奇 

 
  


定陵
  北京的紫禁城,世界上最大的皇宮建築群,始建於中國的明朝,在明朝200多年的歷史中,先後有13代皇帝在這裡延續帝國的統治,而他們死後都葬在了北京北部的這片山谷中。
  十三陵,世界上佔地面積最大的皇家陵園,它也是明帝國的另一個紫禁城,陵園內的建築全部仿照皇宮建造,每一個陵墓都建築著高大的城牆和金碧輝煌的宮殿。


明長城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項考古計劃曾試圖解開十三陵所有的秘密,而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宮被成功打開。定陵,中國第一個也是至今惟一一個被考古學家打開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一個神秘的皇帝,他在紫禁城中度過了30年與世隔絕的生活,直到長眠於這一座更加封閉的地下宮殿。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鈞生活在公元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明朝末期,因為他在位的年號是萬曆,又被稱為萬曆皇帝。


明成祖朱棣像
  1956年5月,試掘工作正式開始。
  第二年,1957年的5月,考古隊終於穿透厚厚的土層,找到了墳墓的外牆--金剛牆,而最讓人興奮的是,在金剛牆上,考古人員隱約發現了一個神秘的梯形開口。它應該就是400多年前,萬曆皇帝入葬時的入口。


明太祖朱元璋像
  在金剛牆被發現後,考古隊沒有立即打開地宮。此後整整4個月的時間裡,考古隊一直在為打開地宮進行最後的準備。


神道兩邊的巨大石像
  當時拍攝的一部新聞電影完整地紀錄下了打開地宮大門的過程。
  一位考古人員後來回憶到「地宮裡面太寂靜了,靜得讓人心裡發慌,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怖與淒涼之感滲入骨髓……」 


對十三陵的考古發掘開始於50年代,發起者就是歷史學家吳□
  在地宮大門打開幾天以後,考古隊才正式開始對地宮內部的考古工作,這實際上也是人們第一次親眼目睹中國古代皇陵地宮的真實情況。
  這是一座全部用巨大的條石砌成的石頭宮殿,前後沿著一條縱向的中軸線分佈著三個大殿,分別是前殿、中殿和後殿。


萬曆皇帝朱翊鈞像,定陵就是他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歷時6年,花費白銀800多萬兩 
  考古隊員穿過長長的前殿進入中殿,這些擺放在中殿內的座椅在黑暗中浮現出來,這些座椅全部用白石雕刻而成,座椅上雕有龍的圖案,仍然像征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它們的主人卻已是死去的靈魂。
  座椅的前面是用來祭祀的器皿,這口盛滿了黃蠟的大瓷缸,就是許多民間傳說中提到的萬年燈,而這300多年前點燃的燭火,不知何時就已早早地熄滅了。


考古人員發現的磚牆
 


萬曆皇帝棺槨周圍還有許多放置隨葬品的木箱,木箱已經腐爛露出了隨葬品
  在定陵地宮的左右還建有兩個配殿,這是仿照紫禁城中供妃子們居中的東西六宮。
  考古人員在黑暗中繼續摸索著前進,最終找到了隱藏在地宮最深處的後殿,與紫禁城中的皇宮相對照,後殿相當於皇帝生前居住的寢宮。


定陵考古隊 
 


隨葬品 
  在挖掘定陵之前,人們就已經知道定陵是萬曆皇帝和兩位皇后的合葬墓,地宮內這三口棺槨的發現印證了文獻的記載。
  萬曆皇帝,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一位皇帝,他漫長的帝王生涯卻充滿了悲劇的色彩。


用白石雕刻的坐椅
 


考古人員開啟棺槨
  1572年的一個凌晨,萬曆的父親、明朝的第十二代皇帝突然病逝,當時年僅10歲的萬曆繼承皇位。
  萬曆在枯燥而乏味的生活中長大成年,在他開始有足夠的能力獨立處理朝政的時候,又處處受到大臣們的牽制,皇帝更像是一個被長期囚禁在紫禁城中的囚徒。


萬曆皇帝的棺槨 
  壓抑的宮廷生活中,一個聰明伶俐的女人給萬曆帶來惟一的樂趣,這就是萬曆最寵愛的妃子--鄭貴妃。 
  萬曆一直想把皇位傳給鄭貴妃所生的兒子,遭到了全體大臣的反對,因為這個兒子不是他的長子。


出土文物絕大多數是萬曆皇帝和他的兩位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 
  


整批的絲織品在出土時依然色彩艷麗 
  這是萬曆遭遇的一個重大的失敗,他無力改變,便採取了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方式進行對抗。
  萬曆在位48年,其中30年的時間裡,他一直隱居在紫禁城的後宮,最後20年,他幾乎拒絕和所有的大臣見面,成為一個真正的隱身的皇帝。年僅21歲就他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定陵的建造歷時6年,花費白銀800多萬量,相當於明朝當時兩年在農業上徵得的全部稅收。當定陵即將竣工的時候,萬曆最後一次親自到這裡視察,然後默然返回北京,從此就再也沒有走出過紫禁城。
  這個悲觀的厭世者似乎一直都在絕望中等待著死亡的到來,而他終於走到人生的盡頭時,已度過了一個極為漫長的隱居生活。
  這一年萬曆和自己的一位皇后先後病死並同時入葬定陵,另一位早年病死的皇后也被遷來合葬。
  鄭貴妃在十年後才死去,她被大臣們看做是一個給國家帶來禍患的女人,而沒有按照萬曆的遺囑獲得入葬定陵的權利。萬曆終於沒能與自己最心愛的女人葬在一起,他似乎注定在死後依然要忍受孤獨。
  萬曆的棺槨被發現後,沒有被立即打開,在棺槨周圍還有各種放置隨葬品的木箱急需清理。木箱幾乎全部都已腐爛,露出了裡面的隨葬品。許多隨葬的器皿仍然閃耀著奪目的光澤。
  萬曆皇帝和兩位皇后的棺槨已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腐爛,但在開棺前,考古人員還是忍不住猜測,萬曆皇帝的屍體是否還有保留下來的可能。
  在經過精心的準備後,考古人員移開沉重的棺木,打開了萬曆的棺槨,這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個被考古學家打開的皇帝棺槨。
  考古人員開始對棺槨內的文物進行逐層的清理,棺槨內陪葬品的豐富程度令人驚訝。
  考古人員一直清理到第11層,才找到了萬曆的屍體。屍體已全部腐爛,只留下了一個乾枯的骨架,沒有人可以真正不朽,哪怕是一個帝國的皇帝。
  經過考古人員的艱苦工作,地宮內的所有文物都被成功地整理出來,當清理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地宮中總計出土的文物已多達3000多件,其中有少量祭祀用的禮器,絕大多數都是萬曆皇帝和他的兩個皇后生前的生活用品,這些奇珍異寶被作為隨葬品埋入地宮,是為了讓墓主人在死後仍能繼續自己奢侈的生活。
  這是在萬曆皇帝的棺槨中發現的金冠,整個金冠需要用150根細如絲發的金線,經過非常複雜的工藝才能製作完成。
  定陵中還發現了4頂皇后戴的龍鳳冠。這是用黃金、翡翠、珍珠和寶石編織而成的頭冠,其中的一頂鑲嵌著3500顆珍珠和各色寶石195塊。
  中國京劇的傳統服飾就是取材於明朝的服飾,今天在京劇的舞台上還可以經常看到這種樣式的頭冠。
  定陵中出土最多的還是明朝的絲織品,在此之前,還從沒有發現這樣大量的古代絲織品,整匹的絲織品在出土時依然色彩艷麗,而這些專為宮廷織造的衣物,每一件都堪稱精品。
  定陵中豐富的出土文物不僅讓人聯想起萬曆的人生,同時也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明朝發達的社會經濟和手工藝取得的驚人成就。
  今天,定陵已成為北京最著名的旅遊點之一,每年都要吸引數百萬遊客來到這裡,人們被這個古老的中國皇陵深深折服,感受著一代皇帝的傳奇故事。
  2003年,包括定陵在內的整個十三陵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個昔日的皇家陵園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遺產。
 



 
第二部 王者歸來
皇帝的陪葬 

 
  


陶制的人頭
  離開咸陽機場不久,人們就發現在高速公路的北側,佇立著兩個奇怪的大土堆。 對世代居住在這裡的村民來說,那些讓外人迷惑的土堆卻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秘密。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們生活的地方是兩千多年前一位中國皇帝的陵墓區,叫做陽陵,兩個土堆下面分別埋葬著皇帝和他的皇后。
  就在離陽陵不到40公里的地方,聳立著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秦始皇陵。


殘缺不全的陶俑
  陽陵修建於西漢初年,比秦始皇陵只晚了不到一個世紀,規模上卻無法和秦始皇陵相提並論。但是,經過多年的風雨剝蝕,皇帝墓的封土仍然有32米高,這樣的工程在兩千多年前一樣是不可思議的。
  究竟有多少人在這裡勞動過,誰也無法估計出確切的數字。但是,在古代中國的歷史記載中,陽陵的主人是最著名的仁君之一。


考古學家發掘出了35副人類骨架
  他的名字叫劉啟,是西漢帝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16年,死後人們尊稱他為景帝,意思是他有很強的決心和意志力來推行仁義。
  1990年春天,西安市政府決定修建機場高速公路,堪定的路線就從陽陵陵區通過。考古隊被首先派到工地上,進行初步的考古鑽探。


出土的刑具 
  就在選定的高速公路的路基下面,果然埋藏著一些地下坑穴。
  人們發現,陽陵陵區的地下坑穴規模龐大,在最初探明的兩個區域裡,一共有48座。考古學家判斷它們屬於陽陵陵區的從葬坑。


漢景帝陽陵
  在古代中國,只有皇帝、諸侯和重臣,才有資格在主墓穴旁邊安排從葬坑,它們一般有著極強的象徵意義,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坑就屬於從葬坑。
  陽陵發現的第一批從葬坑分為南北兩部分,和帝陵有一定距離,是相對獨立的一個體系。


陽陵分佈
  在揭開現代耕土層不久,考古隊就發現了可怕的盜洞,幸好,在地下坑穴裡,還留著一些盜墓賊不感興趣的東西。首先吸引人們的是散落在泥土裡的陶俑頭,旁邊還凌亂地堆積著很多陶制的肢體。
  經過細心的清理、比對和修補,這些兩千多歲的陶俑又一次站立在人們面前。


盜洞
  他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約60厘米高,個個赤身裸體,皮膚被塗成橙紅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臍眼,都被細緻而真實地雕刻出來。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沒有雙臂。 
  當發掘南區20號從葬坑時,人們看到了意外的場面,在一個盜洞的底部,赫然躺著一具屍骨。他是盜墓賊,當年他曾在坑穴裡把財寶遞給地面上的同伴,同伴卻出於貪婪,謀害了他。 


清理陶俑
  雖然經過盜掘,但這個坑穴裡仍舊保留著豐富的文物,在泥土板結的中間,整齊而有序地排列著幾百個武士陶俑。
  在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們發現了殘留的鎧甲或衣服痕跡。有了實物印證,人們終於弄清了裸體陶俑的來歷。


這些陶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所有陶俑都沒有雙臂
  原來,在剛剛完工時,所有裸體陶俑的身上都穿著漂亮的衣服,而陶俑胳膊上的圓孔,是用來裝木質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轉運動。由於年代久遠,衣服和木頭都腐朽了,所以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體。在武士的隊伍中,站立著一些健康美麗的女子,有的還是騎士。她們大部分長得眉清目秀,身材勻稱。奇怪的是,在這些女兵中,也有幾個長得特別醜陋,高聳的顴骨毀壞了面容。
  這些泥土做成的陶俑在盜墓賊的眼裡,不能和璀璨奪目的金銀玉器相比,因而棄之不顧。實際上,在漢代,這種裸體陶俑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代表著最高的規格。而在幾千年後,它們更成了現代人心目中的無價之寶。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們至今還能直接地面對祖先,感受他們曾經的喜怒哀樂,想像他們的人生故事。
  和秦始皇的兵馬俑一樣,陽陵的48座從葬坑裡,埋葬的大多數是武士,人們據此判定,這些從葬坑也象徵著皇帝的軍隊。不過漢景帝的武士們要矮小得多,也沒那麼強壯和肅穆,雖然是武士,卻看不出絲毫的緊張和凝重,整裝待發的姿勢更像是某種優雅的舞蹈動作。


又一個從葬坑裡整齊排列著武士陶俑
  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馬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象徵著景帝時代的安詳與和平。
  就在帝陵封土堆的附近,考古隊又發現了90座呈放射狀分佈的地下坑穴。它們也一樣是主墓的附屬墓葬,屬於從葬坑的性質。它們距離帝陵很近,有些還重疊在封土堆下面,代表著皇宮裡的機構和設施。考古學家挖掘了其中的十一座坑穴,出土了豐富的文物。


這次出土的陶俑上,人們發現了殘留的鎧甲
  在人們的想像中,皇宮的生活富足奢侈,應有盡有,不過,兩千多年前的富有概念和現代卻有很大的不同。 
  92米長的13號從葬坑就是皇帝的倉庫。 


在武士的隊伍中站立著一些美麗的女子
  偏西的一個庫房裡放著兩輛原大的車馬,彩繪的木馬和彩繪的木車,裝飾著鎦金的銅飾品,這是供皇帝出行的豪華車馬。
  再往西端,緊靠著的是一個很大的生活用品庫,出土了大量的彩繪陶倉,它們高達一米多,每排30多個,一共有90多件,裡面盛滿了加工成面狀的食品。


在這些女兵中,也有幾個長得特別醜陋,高聳的顴骨毀壞了面容
  13號坑裡埋葬了近兩千件動物陶俑,包括231件彩繪陶山羊、33頭陶綿羊、456只顏色各異的陶狗和一些小乳豬,以及公雞和母雞。 
  所有動物都雕刻得惟妙惟肖,手法簡潔,線條流暢,動物中還站立著飼養動物的侍者。
  經過多年的調查挖掘,考古學家終於弄清了陽陵的基本形制。整個陵區呈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長10公里,南北寬一到三公里。


大量彩繪陶倉
  帝陵和後陵各自形成一座封閉式的庭院,庭院的四周築有方形的圍牆,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各辟一道門,它們叫做闋門。
  如今,所有的闕門都只遺留下兩個相對的土堆。清理堆積物的最大成果是復原了相當多的瓦當。瓦當是用來保護木椽頭的,同時也是建築裝飾。這些瓦當上刻著流暢的雲紋,模仿天上的流雲。還有不少文字瓦當,上面寫著「長樂未央」「千秋萬歲」等吉祥的話。 
  所有零星的考古學證據綜合起來,便勾勒出了當年的闕門形象。


出土的瓦當
  考古工作完成後,人們在南闕門的遺址外面,修建了一座復原的大型建築,試圖重現漢代皇室曾經的威嚴。 
  陽陵陵區的東部是陪葬墓區,裡面埋葬著朝廷的重臣和顯赫的貴族,他們像生前一樣不遠不近地環繞在皇帝身旁。據探測,這裡起碼有一萬多座墓葬。考古隊對部分墓葬進行了挖掘,雖然相當一部分陪葬墓已被盜墓賊破壞,但殘留的文物還是為我們描述了當年貴族生活的狀態。 


兵器上銅製的裝飾物
  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人們對遠去的時代有了新的認識,祖先的所思所想漸漸變得可以理解。 
  在古代中國,皇帝陵墓是至高皇權的象徵,一切都要按照皇帝生前享用的儀式,嚴格地佈局和裝飾。在陽陵十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完整地鋪展了昔日皇宮的景象。
  兩千多年前,人們曾花了28年的時間修建陽陵,而在今天,十多年的考古發掘只展現了陽陵的一小部分面貌,未來的歲月裡,我們究竟還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整地看到皇帝的地下宮殿呢?
 



 
第二部 王者歸來
天下第一陵 

 
  


秦始皇像與秦始皇陵外觀
  1978年4月,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在主要位置以近十頁的篇幅,刊登了系列介紹中國秦始皇陵的文章,文章提到:如果能破解秦始皇陵地宮的秘密,那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考古發現,這篇文章還繪製了大量的插圖,把秦始皇陵地宮比喻成東方的神秘宮殿,而秦始皇陵園則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帝王陵園。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這位在生前驕橫跋扈、性情不定的始皇帝,在死後留下的陵墓依然撲朔迷離,成為中國考古史上最重要、最難破解的謎團之一。


兵馬俑
  對秦始皇陵園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工作始於1962年,在對陵園進行了為期數月的考古調查與勘測後,考古人員繪製出了秦始皇陵園的第一張平面佈局圖。這次考察結果引起了考古界不小的轟動。
  當我們走進秦始皇陵園,所能看見的地面建築只有這座巨大的封土嶺。陵園的封土是用一層層黃土夯築而成的,兩千多年前的夯土依然細膩結實,可見當時工程的勞作之艱辛。


兵馬俑出土
  歷代的學者都對秦始皇陵進行過研究,最早走出書齋實地考察秦始皇陵園的是明代學者都穆,在他的考察成果《驪山記》中,忠實地記錄了陵園內外城,門址的具體尺寸。他所記載的封土高度只有14余米。 
  1906年,日本學者足立喜六得封土高度應當為76米。11年後的1917年,一位叫維克托﹒薩加倫的法國學者測得封土高度約為46米,同時他第一次提出封土的巨大外形並非完整的四稜錐體,而是有三層明顯的台階。 
  袁仲一先生是早期參加兵馬俑發掘的專家之一,對於封土高度的各方學說,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認為,秦始皇陵整個地形象一條魚的脊背,從不同的角度測量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數值。
  我們從史料上知道秦始皇生前的窮奢豪華,建造了覆壓三百里的阿房宮等大型宮殿,死後他的陵墓一定會建成一個龐大的工程。因此建造如此巨大的封土是為了顯示他始皇帝的尊威。除了顯示帝王的威嚴氣派外,古代陵墓中修建封土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為了保護封土之下的地宮。


地宮 
  就在我們前去拍攝的幾天前,秦始皇陵考古隊在封土南部的探測中,發現封土之下約十六七米處有一層厚厚的石層,最厚處竟有三、四米,這是文獻資料中從來沒有記載過的。
  封土嶺下地層十分複雜,封土之下的結構情況還需要做大量的勘探工作才能確定,所幸的是,考古隊在陵園其他地方的考古工作進展不小,我們有幸記錄了考古人員發掘內城北牆的現場。
  發掘進行的第三天,我們在發掘現場已經可以看見城牆的表面,而且還可以清楚看見許多瓦礫散亂地躺在夯築城牆的內外兩側。 
  內城牆上華麗的建築可以作為推測地宮建築的依據。經過秦陵考古隊多年的探測,在封土附近探測出一個長方形的宮牆遺跡,南北長460米,東西寬392米,宮牆四面均有斜坡墓道,經考證,宮牆之內就是地宮上口起掘的範圍,即地宮在地面的開口面積。


鳳翔秦景公大墓發掘現狀 
  地宮是秦始皇陵墓建築最核心的部分,是放置秦始皇棺槨和隨葬器物的地方。兩千多年來,由於一直深藏地下,後人對這個神秘的地宮一直缺乏直觀的認識瞭解,構成了先秦文化中最大的謎團之一。
  關於秦始皇陵地宮的建造及相關情況,最早的歷史文獻便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錄:「始皇初繼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
  司馬遷向我們展示了地宮富麗堂皇的情景,地下有穿三泉而建的地宮,窮奢豪華的陪葬品,有以水銀來表現的百川江河大海,有防止盜墓人的機關弩矢,玄宮頂部裝飾天文星宿之象,地上模擬有統一後的中國疆域圖,還有用鯨魚油做成的長明燈,照亮了整個地宮,經久不息……。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用兵馬俑做封面
  地宮的核心部分叫玄宮,是盛放秦始皇屍體的棺槨所在處,地宮的深度就是從地表至玄宮的距離,關於地宮的深度是研究者們爭議最大的地方。
  司馬遷在《史記》中談到了地宮的深度:「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在史料《漢舊儀》一書中也有關於秦始皇陵地宮深度的一段介紹,公元210年,即秦始皇50歲生日時,丞相李斯向他報告:我帶了72萬人修築麗山陵墓,已經挖得很深了,連火也點不著了,鑿時只聽見空空的聲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樣,秦始皇聽後,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
  最大膽的推斷還是出自於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他們推斷地宮的深度在500-1500米之間。


排水管道
  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這個數字難以置信,有一種說法推斷地宮的深度至少在五十米以上。袁仲一先生根據發現的一口秦代水井,發現當時地下水位距地表深度為16米,而水井處地平面較地宮中心部位低約7米,因此他認為地宮部位的地下水位距離地表應當在23米左右。
  1976年至1986年之間,經過整整十年時間,考古工作者發掘了陝西咸陽鳳翔縣附近的秦景公陵墓。這個陵墓的發掘資料對研究秦始皇陵起到重要的作用。經勘測,秦公大墓深度為24米。
  秦始皇陵考古隊最近有一個重要的發現,經過探測,他們在陵墓地宮的東、南、西方向都發現了厚厚的夯土建築,夯土建築最深處位於陵墓的南端,達39.4米,最窄處深度在陵西為23米。考古隊認為這是地宮的防水大壩。秦陵地宮南、西、東三面較高,從而推斷地宮的深度將低於三十米,否則,地下水將從高處滲入地宮。


平面圖
   王學理先生在研究始皇陵時探測得出地宮深度是33.18米,內容居高10米,他認為這是高精度的探測結果,應該是可信的。鑽探人員曾經在地宮之上進行鑽探,深至27米仍然屬於當初回填的熟土。
  司馬遷對地宮結構的文獻記錄中,惟一可驗證、且已經驗證的就是關於水銀的記載。秦始皇陵封土中的汞異常是地宮大量存在的水銀揮發造成的,其分佈呈有規律的幾何形,這證明了司馬遷所記地宮中「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的內容屬實。 
  秦始皇以水銀為江河大海的目的,不單是營造恢弘的自然景觀,在地宮中瀰漫的汞氣體,還可以使入葬的屍體和隨葬品保持長久不腐爛。而汞本身是劇毒物質,一旦吸入一定濃度的汞氣,即可導致死亡,因此存在於地宮中的水銀還可毒死膽敢闖入的盜墓者。


秦景公大墓 
  秦始皇陵直接影響了後來封建帝王陵園規劃和建築的模式,這種厚葬的習俗,歷代封建帝王無不尊崇,那麼建造如此大規模的工程需要花費多少時間?需要多少的人力呢?
  根據《史記》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可以推斷始皇陵修建的時間為38年。一位日本的研究者曾說:「修秦始皇陵用的勞力和財力都是天文數字」。《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萬人,穿三泉。」《漢舊儀》說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
  1979年,在秦陵封土西部1600米的趙背戶村,探測出當年服役人合墓葬104座,這裡的村民都知道當年發掘的情況。他們說挖出的都是堆堆白骨。
  從趙背戶村出土的瓦文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來自山東、河南、江蘇、河北的修陵人就是當年七十二萬人中的一部分。
  秦始皇陵以其宏偉的規模、大量價值連城的陪葬品而文明遐邇,秦始皇陵有沒有被盜?地宮有沒有被破壞呢?
  通過對地宮周圍水銀含量的勘測,考古人員斷定地宮依然完好,地宮表面檢測出的大片強汞區,成為秦陵地宮尚未被盜的有力證據,如果秦始皇陵有通往地宮的盜洞,水銀早已順盜洞揮發掉。
  《史記》中明確記載了地宮中有防盜的「機弩矢」,並且能做到「有所穿近者輒射之」,如果秦陵被盜,必然有盜墓者被機弩所傷,但歷史文獻和民間傳說對此都沒有任何記載。
  近十年來,陝西省秦俑考古隊在秦陵封土周圍進行了細緻的鑽探工作,考古人員在秦始皇陵四周找到了若干個通往地宮的甬道,發現甬道中五花土並沒有人為擾動跡象。


修陵組畫
  考古專家的分析給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或許秦始皇仍安然無恙地躺在巨大的棺槨中。
  如果有朝一日秦陵被發掘,那麼,人們就會發現一座燦爛文化藝術的文物寶庫,到那時,所有關於秦始皇陵的一切謎底都將會大白於天下。
 



 
第二部 王者歸來
遠去的西夏王國 

 
  


當地人傳說這些土堆都是西夏國王李元昊的墳墓 
  在中國西北城市銀川的郊區,賀蘭山腳下,一片荒蕪的沙野上,奇跡般地佇立著上百個或圓或方的黃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樣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幾分相似,人們把它們叫做「東方金字塔」。
  銀川是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首府,在漢語裡,銀川的意思是銀色的平原。
  史書記載,在公元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期間,西北一帶有一個叫西夏的王國,首都就在銀川。那時,這裡聳立著金碧輝煌的宮殿,集市上熱鬧非凡。


考古工作者辨認出這些是西夏古文字
  當地人傳說,這些土堆都是西夏國王李元昊的墳墓。不管傳說是否真實,神秘的土堆在很長時間裡被外界遺忘,就這樣袒露在大地上,直到1971年,考古人員來到這裡進行考察。
  在現場,人們發現了許多刻著文字的碎片,有些是漢字,有些雖然像漢字,卻沒有人能讀懂。經驗豐富的考古工作者辨認出,它們是西夏國的古文字。
  僅僅憑著殘存的文字,就可以肯定,這裡確實是西夏國的遺址。後來,人們又在明代的史書上發現,賀蘭山下埋葬著西夏國的幾代國王。由此,考古學家初步斷定,這裡分佈著的遺址就是西夏王陵。


內蒙古深處的古代廢墟——黑水城
  當西夏王陵被發現,人們充滿希望,也許王陵能告訴我們許多關於這個王國的往事。
  1972年夏天,勘察工作開始了。
  在東西寬4.5公里、南北長10多公里、總面積近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排列著九座大型的帝王級陵墓和兩百多座大大小小的陪葬墓。


1908年,俄國退役軍官柯茲洛夫帶領的一支駝隊來到內蒙古深處的黑水城。
他挖到了十多箱古代文物,全部運往俄羅斯
  勘察結果表明,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異,四周都築有夯土城牆,城內分前、中、後三個部分,組成了一座座封閉式的庭院。
  人們考慮再三,決定試掘地表沒有明顯盜洞的編號為6號的陵墓。從1972年開始,挖掘工作持續了三年時間,一個深24.6米、長49米的墓道終於被清理出來。


九座陵墓
  通向地下宮殿的道路越來越近,人們的心情開始激動了,西夏的國王會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遺產呢?
  然而,進一步的深入卻帶來了深深的失望。
  一座豪華的地下宮殿竟然只留下為數不多的物品,它們都被埋在淤土或堆土中,大概是盜墓賊不小心遺落的。


經過盜墓的地下宮殿只剩下了很少的物品
  幸好地面的文物清理得到了一些收穫。
  專家據此判斷,這些雕像可能也是石像生。但是由於出土的數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確定,所以它們究竟是怎樣排列的,至今仍舊是個謎。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幾尊形狀特異的石刻雕塑。它們既像人,又像獸,面目猙獰,它們又是作什麼用的呢?


在地面出土的大型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幾尊形狀特異的石刻雕塑
  關於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爭論,有人認為它們是用來馱石碑的。石碑上記載著國王的一生事跡,也許還有功過的評價。
  但是,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殘片散落在墓地裡。當清理7號陵時,一共出土了1775塊殘碑。西夏文學者李範文被指定對殘片進行拼對,他認清了其中的16個字。這16個字翻譯出來以後,就可以確定這個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
  這是一件特別幸運的事,在少量的16個字中,竟然明確地找到了陵墓主人的線索。直到今天,壽陵仍然是九座西夏王陵中惟一一座可以確定墓主身份的陵墓。


關於石座的用途仍然存在爭論,有人認為它們是用來馱石碑的 
  發掘成果雖然不盡如人意,但王陵龐大的規模足以說明,西夏國曾經擁有強大的國力和輝煌的過去
  2000年,人們開始對編號為3號的陵園進行保護性發掘。這項浩大的工程直到2003年才基本結束,清理的發掘面積超過三萬平方米,出土了14萬件建築裝飾構件。由於出土時大多呈碎裂狀,幾乎所有的構件都需要修復,經過清理、拼對、整形、填補等幾道程序,人們得以看到幾個世紀前黨項人的作品
  龍是華夏民族古老的圖騰,後來也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所喜愛。和中原的龍相比,黨項族人的龍顯得凶狠而剽悍,姿態張揚,毫無拘束,顯示出這個民族獨特的個性。


77號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銅牛
  在西夏國統治的時期,這裡是佛教的世界,到處聳立著各式各樣的佛塔。
  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了西夏人對佛教的尊崇,佛像是西夏藝術的象徵。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博物館裡,保存著在內蒙古黑水城發現的一尊雙頭佛像,它稱得上是世界佛像的精品。
  佛教融進了西夏人生活的每個方面,在西夏王陵出土的許多建築構件實際上都跟佛教信仰有關。


西夏統治時期到處聳立著各式各樣的佛塔
  甘肅武威一帶曾經是西夏王國的領地,在這裡也發現了不少古王國的遺物。兩百年前,就在武威這座大雲寺內,一位前來遊歷的學者發現一塊石碑上刻著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來很像漢字,但博學的學者卻一個字都不認識。繞到石碑的背後,看到了漢字,根據上面記載的年號,學者終於弄明白,原來石碑正面是失傳已久的西夏國文字。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發現後的一個世紀,俄羅斯的探險家柯茲洛夫又在黑水城發現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成為一門新興的國際學問,各國學者都試圖破解它的含義。迄今為止,一共發現了六千多個西夏文單字。


佛像是西夏藝術的象徵
  從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二世紀左右的漢字小篆很相似,無數的線條疊加在一起,寫起來比小篆還麻煩。西夏人肯定沒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複特性為日後的失傳埋下了禍根。
  西夏文字在創立後經過近一百年的發展,漸趨成熟,大量的西夏書籍出現了。它們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書寫的,一部分屬於雕版印刷品,還有一些卻令人疑惑。


在黑水城發現的雙頭佛像
  在銀川,寧夏考古所的牛達生則仔細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經,他認為這本佛經是木活字的印刷品。邊框的不整齊和倒字的出現,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證據。
  西夏文書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這進一步證實,活字印刷術最早出現在中國,後來通過「絲綢之路」,又逐漸流傳到歐洲。


這個叫海獅的動物出自佛教經典,是能搏擊海浪的動物
  對考古學家來說,3號陵的挖掘清理其實驚喜不多,三十年來,人們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一點點地積累關於西夏國墓葬的知識。
  通過對3號陵的研究,人們終於大致弄清了西夏國王的陵園結構,所有王陵的形制幾乎完全一樣。


手工書寫的西夏文著作
  這種形式在古代中國的墓葬中是獨特的,西夏人為什麼這樣設計,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答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這與西夏人對佛教的崇敬有關。
  3號陵的墓主人是誰,也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有人根據文獻資料記載的墓葬制度,作了大膽的猜測,認為3號陵的主人就是西夏的開國英雄,李元昊。
  公元13世紀,中國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支無比驍勇的遊牧民族——蒙古。公元1224年,蒙古人開始進攻繁華的黑水城。黑水城的軍民抵抗了三個月,十萬將士幾乎全部戰死,城市淪陷後,竟然沒有一個人投降。


雕版印刷的西夏文著作 
  鐵木真到死也沒有看到西夏國的滅亡。公元1227年,鐵木真在征討西夏的過程中去世。這時候的西夏國也已經耗盡了氣力,不久之後,西夏末代國君不得不親自前往蒙古統帥的駐地投降。
  為了完成鐵木真的遺願,蒙古軍隊進入西夏國的首都後,開始了毫無節制的屠殺和破壞。文明的成果轉眼間變成了廢墟,更有無數無辜的西夏人被殘酷殺害。 
  延續了190年的西夏國滅亡。
 



 
第三部 藏寶現身
遠古的樂聲 

 
  


曾侯乙墓考古現場 
  隨州在武漢市西北155公里,民間傳說,兩千多年前,有一個叫隨的古王國曾在這裡建都,隨的名稱就來源於此。 
  關於楚王追逐叛賊的故事就發生在隨州市的郊區,擂鼓墩的村民早就習慣了身邊的風景,他們代代相傳著祖輩的傳說。 



古墓出土的第一件文物:鴛鴦形的漆盒 
  十幾歲就成為軍人的王家貴還不時地會來擂鼓墩走走,在他的人生經歷中,最難忘的事就發生在這裡。 
  1977年秋天,王家貴所在的軍隊準備新建廠房,他們看中了擂鼓墩附近的兩個小土包。炸藥爆破後,泥土中出現了黃黑相雜的土質,王家貴覺得很奇怪。 
  王家貴的猜測沒有錯,當考古人員得到消息趕到現場時,專家們經過探測肯定,這裡有一座古代的墓葬,而且年代在兩千多年前。 



精美的內棺 
  1978年5月,在經過近半年的準備後,考古挖掘工作正式開始。在剷除掉堅硬的地表皮和深厚的五花土後,一種柔軟而粘性的泥土出現了,它的名字叫青膏泥,有著很好的密封作用,能部分地隔絕空氣,保護有機物。 
  青膏泥的下面還鋪著六萬公斤木炭。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墓葬中,也曾經發現同樣的青膏泥和木炭,有人猜測,正是靠了它們的防護,才使得墓主人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歲月仍保持軀體不朽,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好的濕屍。 
  在清理完青膏泥和木炭後,露出了巨大的木質蓋板。5月17日凌晨,巨型槨板被緩緩移開。 



鹿角立鶴 
  這個墓的總面積達到220平方米,深13米。整個墓葬用巨型的槨板分割出四個空間。按照方位,它們被稱為東室、北室、西室和中室。 
  最先浮出水面的那幾具棺材,就是被放在墓葬西室的。考古人員在清理這些棺材時發現,裡面的屍骨都是女性,一共有13具。後來在東室的墓主人身邊又發現了8具女性屍骨。 
  據推測,她們的年齡都在20歲左右,最大的也不過26歲,最小的只有13歲。專家認為,她們是墓主人的陪葬者。 



墓主人的遺骨 
  考古發掘還在繼續。人們發現,這座墓葬與以前發掘的古墓不同,整個墓穴呈現出不規則的多邊形,這在以對稱為美的中國古代墓葬中並不多見。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13米深的墓穴直上直下,找不到任何階梯的痕跡。朝著太陽升起方向的東室,是墓主人安息的場所。 
  根據測量,人們發現主棺的規模令人吃驚,它有3.2米長,2.1米寬,2.19米高,分兩層,在外棺裡還放著內棺。工程師估計主棺可能重4噸左右。 



剛出土時的編鐘 
  外棺的裝飾並不華麗,但設計者十分細心。外棺一側的下方,還開了一個門洞。有人猜測,這也許是為了讓主人的靈魂能夠自由出入。 
  和外棺相比,內棺顯得無比精美,內外塗滿了朱紅的漆,兩側各畫有一個窗戶。在窗戶的周圍,佈滿了繁複而神秘的裝飾畫。 
  它們既像人,又像動物,專家推測,它們其實是守護墓主人的神獸。 



編鐘 
  棺材出土時,旁邊還站著這樣一個青銅動物,它長著鹿一樣美麗的角,卻有鶴的長頸和翅膀。在古代中國,鶴和鹿都是吉祥的動物,神仙經常乘坐仙鶴飛翔。也許,這個鹿角立鶴就是準備馱著主人升天的神鳥。 
  然而,這位墓主人遠遠沒有馬王堆的墓主人那麼幸運。 
  這就是他留下來的全部遺骨。根據屍體的骸骨,還可以知道墓主人的身高大約1.63米。由於頭骨保存比較完好,人們復原了墓主人的頭部雕像。 
  這是一個相貌平平、身材矮小的男人,可是他的墓穴如此豪華,說明他曾經擁有至高的權勢和無窮的財富,他的人生一定有著非凡的經歷。 



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 
  1978年5月23日午飯時分,抽水機還在抽取墓穴裡的積水,工地上只留下了不多的幾個人,負責看守抽水機的馮光生忽然看見了什麼。 
  當積水終於排干,墓葬中室的景象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六十五個青銅的編鐘整齊地掛在木頭的鍾架上,彷彿剛剛被埋入地下。兩千多年來,它一直穩穩地站立在原地。這是世界考古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幕,也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最瑰麗的珍寶。 
  編鐘沿中室的西壁和南壁呈曲尺形立放,總長度超過10米。 



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古代樂器 
  編鐘分三層,每層的鍾形態各不相同。最上面一層的叫鈕鐘,中間及下一層的叫甬鐘。編鐘的大小差異很大。整套編鐘的總重量有5噸。 
  編鐘上刻著三千多個漂亮的中國古文字,包括對編鐘的編號、記事、標音以及樂律,稱得上是古老的音樂教科書。 
  這些文字也揭開了神秘墓主人的面貌,銘文指出,這套編鐘是屬於「曾侯乙」的,也就是說,古墓的主人叫乙,是諸侯國曾的國君。難怪他能擁有如此豪華的地下宮殿和編鐘。 
  湖北藝術職業學院副院長馮光生:「當我們第一次敲響編鐘的時候,它那種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樣的音色,還有它那綿長的餘音,一下把大家都鎮住了,真是太美妙了。」 



曾侯乙墓出土的很多兵器上都刻有奇怪的古文字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人就對音樂有著特別的熱愛,很多關於音樂的傳奇在民間代代流傳。 
  在古代中國,琴是高雅生活的象徵。而這把兩千多歲高齡的古琴就出土於曾侯乙墓。實際上,曾侯乙一共給我們留下了125件古代樂器。 
  這個瀰漫著遠古樂聲的地下宮殿,顯現出一片平和與寧靜。但是,墓穴的北室打破了一切。這裡是曾侯乙的倉庫,裡面放置了大量的兵器。很多兵器上都刻有奇怪的古文字,而且錯了金,出土時仍然發出閃閃的光芒。 
  兵器是曾侯乙墓出土最多的物品,酷愛音樂的曾侯乙一定也十分善於征戰。 
  根據文獻考證和碳14測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間。 
  那是一個戰亂的時代。從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戰國」。那麼,當年的曾侯乙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中室象徵著曾侯乙的客廳,西面和南面放置著編鐘,緊靠著南面牆壁的是盛大的筵席。各種代表禮儀的食器整齊地排列著。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銅器 
  在莊重的器皿中,有一套被稱為「九鼎八簋」。它們是祭祀祖先的祭器,規格很高,只有貴族才能使用。僅憑著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確信,曾國曾經擁有相當的實力。 
  在這個巨大的古墓裡,一共埋藏了一萬五千多件隨葬品,除了樂器、兵器和禮器外,還有許多生活用品,其中青銅器具就有10噸重。文物中有九件被評定為國寶級文物。 
  但卻讓人們感到地困惑的是史書找不到對曾國歷史的記載。 
  不過墓中出土的兩堆竹簡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竹簡上面留下了參加下葬儀式的來賓以及饋贈車馬兵器的翔實紀錄。 



在衣箱上精心繪製的星宿圖 
  送禮的除了曾國的人之外,主要就是楚國的王、太子和大臣。而在出土的編鐘中,就有楚王贈送的一個鐘。這些證據說明,曾國和楚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這是在東室出土的一個衣箱,這些古老神秘的圖案,讓很多人著迷。然而,在衣箱上精心繪製星宿圖,並不一定只是天文學意義上的,可能還有別的更深的含義。原來它是在描繪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黃昏時的天象。 
  這一刻肯定是曾侯乙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時刻,但沒有人能確切瞭解那究竟意味著什麼。所有的推測都不能完全確定曾國的歷史和曾侯乙的身世,人們寄希望於未來的考古發現。也許有一天,我們能發現古國更多的秘密。
 



 
第三部 藏寶現身
地下儀仗隊 

 
  


雷台 
  武威是一座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城市,它位於中國甘肅省的中部,距離首都北京兩千多公里。
  和眾多輝煌的歷史遺跡相比,地處武威城北一公里的雷台原本並不顯眼。它呈長方形,高8.6米,南北長106米,東西寬60米。 


雷台上現在是一座道教廟宇——雷祖觀 
  1969年9月22日上午,武威新鮮村的農民們來到雷台,他們已經在這裡挖了一個多月的防空洞。村民蔡耀當時就在挖土的人群中。
  村民蔡耀:「鋤頭挖到了磚牆上,刨掉磚後我就往裡看,發現有馬呢,把洞口刨大以後人就爬下去了。」 
  他們驚異地看到,在磚鋪的地面上,放著一堆奇怪的車、馬和小人。所有東西上面都有一層厚厚的綠銹,拿在手裡沉甸甸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這一定是銅做的。由於缺乏考古常識,村民們在混亂中把這些銅車馬裝進麻袋,運出洞口,放進了村裡的庫房。
  當時在武威文化館工作的黨壽山無意間聽到雷台下面挖出東西的消息,便急忙趕到新鮮村,在村民的幫助下,他進入了神秘的地下世界,憑著多年從事文物工作的經驗,他馬上判斷出,這是一處古代的墓葬。


銅做的案,上面放著耳杯和類似叉子的器物
  黨壽山對文物進行了清點和登記,然後把文物轉移到了當地的文廟中,暫時保管。第二年,文物終於正式地被甘肅省博物館收藏。
  清理的結果,雷台墓一共出土了231件文物,有金銀玉器、陶器和銅器。


陶器多為生活用品
  最大的收穫是99件車馬銅器,包括三十八匹馬、一匹牛、十四輛車、十七件武士俑,二十九件奴俾牽馬俑。看起來,它們是一支有著互相聯繫的隊伍。
  隊伍的最前方是一匹與眾不同的馬,它並不以氣勢取勝,高34.5厘米,長45厘米。所有見到它的人都感歎於它奇異的美麗。緊跟著17匹馬和騎士,一共分三行。騎士們威風凜凜,手裡拿著一種叫戟的兵器。


奴俾牽馬俑
  在威武的騎兵後面是車隊,車隊的正中是一輛前導用斧車。稍後是四輛豪華的軺(yao)車。車上有駕車的人,還有兩個服侍主人的丫鬟。車前頭站著八個人,從穿著上看,四個屬於武官,四個屬於文官,在他們的身背後發現了刻文,上面寫著「張家的奴僕」。
  而在這些車的馬頸上,都刻有文字,以標誌它們主人的身份。文字隱晦了他們的名字,我們只能得知他們都屬於張姓家族,擔任著大小不同的官職。
  車隊後面是一組五匹馬組成的隊形。中間一匹馬身材高大,器宇軒昂,應當是主人的坐騎。其他的四匹前後並列,護衛著主人,是貼身衛士的從騎。


銅車馬陣 
  隊伍的後面還有一輛牛車,它是負責運輸工作的。
  幾十匹銅馬各有各的姿態,十分生動,而所有的車輛做得就和真的一樣,一些車的後門還可以開啟。


隊伍的最前方是一匹與眾不同的馬,所有見到它的人都感歎於它奇異的美麗
  顯然這並不是用來作戰的部隊,而是象徵威嚴和尊榮的儀仗隊,從中我們可以想見,這個墓葬的主人在當時一定是個地位顯赫的人物。 
  墓葬的最西端是象徵主人臥室的後室,如今裡面還放著四個敦實的文物複製件,它們用石頭雕刻成烏龜的樣子,它們不是普通的烏龜,而是龍的兒子,專門負責馱重物。在這裡,它們曾經馱過墓主人的棺木。
  為什麼墓主人連遺體都沒保存住呢?是仇人還是貪婪的盜墓賊?當年人們進入墓室後,曾在墓門和中室發現過兩個盜洞。
  就在雷台墓發現27年後,1996年春天,由於雷台上面出現塌陷,在修整時意外地發現了另一座古代墓葬,位置就在前一處墓葬北面幾十米遠的地方,和長條形的一號墓平行排列。
  遺憾的是,這個墓幾乎是個空墓,所有的文物都被洗劫一空。按照中國古代傳統的墓葬制度,人們推測,這個墓的主人可能是一號墓主人的祖先,而雷台一帶就是他們的家族墓地。那麼,這個顯赫的家族究竟是什麼狀況呢?
  幾十年來,墓主人的面目仍舊撲朔迷離,至今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屬於武威的張姓豪族,可能擔任過駐守武威的將軍。


車前站著八個人,他們的背後刻著「「張家的奴僕」 
  一個在地方上勢力強大的將軍,出行時肯定很有氣派,擁有一個儀仗隊也就不足為奇了。
  1971年9月,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郭沫若陪同外賓訪問蘭州,在參觀博物館時,他忽然被一件文物吸引住了。 
  這是一匹正在急速奔跑的駿馬,它的一個蹄子蹭到了一隻飛鳥,飛鳥驚訝地扭轉頭。一個夢幻般的瞬間,飛逝成為永恆。


墓葬的最西端是象徵主人臥室的後室,如今裡面還放著四個石龜的文物複製件
  曾經見過無數珍貴文物的郭沫若被深深地打動了,他驚訝於雕塑無可挑剔的形體,生動的姿態,以及完美的平衡感。
  1973年,這匹馬在英法兩國展出,引來了世人的矚目。從此,銅奔馬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
  關於奔馬的研究一度成為熱門,人們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一匹什麼樣的馬。有人說它其實是傳說中的神馬,根本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存在。


出土的銀印上有張將軍的字樣
  中國的西北地區歷來是良種馬的家園,世界上最後一批野生狀態的野馬就消失在中國新疆和蒙古交界的區域。
  如果這匹馬來源於現實,那麼,它是什麼品種的馬?是誰培育了它?
  中國人的養馬技術在西漢年間達到了新的境界,新的品種出現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有一個最大的愛好,就是養馬。在無限鍾愛馬的皇帝的心目中,大宛馬就像傳說中的神馬一樣,他賜給大宛馬「天馬」的名字。 
  那麼,這匹銅奔馬是不是就是漢武帝心目中的天馬,大宛馬呢?畜牧專家從馬的奔跑姿態上得到了新的啟發,它的三條腿都騰躍在空中,令人吃驚的是,它同一側的兩條腿同時朝著一個方向騰起,這在一般的馬奔跑中是看不到的。
  這種姿態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叫做「對側步」。


銅奔馬蹄下的飛鳥
  但是銅奔馬的外形不僅顯示了良種馬快速、穩定的特點,而且也存在蒙古馬的一些特性,它的肌肉厚實,身體也略顯粗壯,這說明它並不是純種的大宛馬。 實際上,當年漢武帝引進大宛馬後,和中原的蒙古馬雜交,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中國馬。
  古代武威一帶是馬的培育基地,涼州馬就是中國馬中非常出色的代表。有專家認為,銅奔馬就是涼州馬的經典形象,矯健、威武,集速度和力量於一身,展現了馬的全部優點,就像馬的模特一樣,是中國人心目中最完美的馬。
  關於馬的爭論還沒有結束,馬蹄下的飛鳥又成了問題。當年郭沫若一眼認定這隻鳥是燕子,因此他為這件雕刻取名馬踏飛燕。細心的人卻看出破綻來了,這隻鳥的尾巴幾乎是方形的,不像燕子,倒更像烏鴉,還有人則認為這是鳥中之王——鷹。


馬踏飛燕成為了中國旅遊的標誌 
  而周本雄先生認為,在銅奔馬的腳下踏的是一隻游隼,一種小型的鷹。
  這種既像鷹又像燕子的鳥,有著相當快的飛行速度,特別是在俯衝時,時速竟能達到289公里。
  儘管各種爭論還在繼續,但這座雕像現在更多地被叫做「馬踏飛燕」。無論如何,它的誘人之處卻不在馬和鳥本身,而在於大膽的想像和天才的雕塑手法,為世界留下了一件罕見的藝術品。
  1984年,當中國國家旅遊局準備確定中國的旅遊標誌圖形時,馬踏飛燕在眾多的文物中脫穎而出。
 



 
第三部 藏寶現身
誰將獲得不死之身(上) 

 
 (本集與《第二部 王者歸來之山洞裡的宮殿》有重複之處,為保持本專題的相對完整,本人未做調整。清風行者注) 

1號墓出土的文物精美程度絲毫不亞於漢代皇帝曾使用過的器物 
  1968年5月,河北省滿城縣西南1.5公里處的陵山,解放軍某部奉上級的命令,正在這裡進行一項絕對保密的國防工程,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次施工,無意間揭開了一個千古之謎。
  5月23日,當戰士們在距離山頂30米、一個朝東的地帶打眼放炮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爆炸聲過後,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崩下來多少石頭。
  一名走在前面的戰士,雙腳突然失去了支撐,身體隨著碎石渣猛然沉了下去。
  等他完全反應過來時,一個漆黑的洞口出現在他的眼前…… 
  施工部隊的團長王秉讓同期:「當時,放下一個人去看了看,看了以後也不知道是什麼,洞很大。」 
  幾天以後,一份標有「絕密」字樣的報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就出現在河北省主要領導的辦公桌上。報告裡說——滿城發現了一座古墓。 


長信宮燈 
  鄭紹宗,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是最先到達滿城古墓現場的兩位專家之一。 
  鄭紹宗:「當時我們就是半信半疑,覺得沒有這麼大的墓。挖這麼多墓,也沒有那麼大。感覺到非常神秘,就好像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似的。」 
  從陸續出土的文物中,人們發現許多銅器都刻有「中山內府」字樣的銘文。 
  歷史學者周長山:「中山指的是中山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中山國,一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鮮虞中山國,另一個是西漢時期的中山國。」 
  鄭紹宗:「戰國時期的中山國的文字是屬於金文的而銅盆上的這種文字接近漢隸了,另外,從墓裡出土的銅器,也和戰國中山國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樣屬於西漢風格,所以我們確定這座墓室西漢時期的中山,而不是戰國時期的中山。」 
  後來,考古工作者把這座墓室起名為「滿城漢墓1號墓」。 
  隨著勘查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1號墓的整體形制也漸漸清晰。
  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後室六部分組成。如果俯看整座墓室,猶如一個「古」字。 
  秦漢以前,墓葬形制一般採用模仿地上建築的模式。這樣設計是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像征性地搬入地下,叫做事死如事生。到了漢代,根據墓主人身份的不同,墓室分別採用宮殿或者房屋的建築樣式。 
  1號墓內的佈局就像是一座漢代諸侯王宮殿。 
  漢朝皇帝死後往往用夯士的形式,把陵墓築成巨大的墳丘,這種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
  而滿城漢墓1號墓的墓室是依山開鑿的巨大洞穴,考古學家把這種墓室稱為崖墓。西漢的11個皇帝當中,只有漢文帝的「霸陵」是崖墓。
  漢文帝的霸陵至今沒有發掘。滿城漢墓使人們第一次看到了崖墓裡的墓室結構。 
  在西漢,只有諸侯王的地位僅次於皇帝,在中山國境內,當然就是中山王。 
  中山國作為諸侯國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共有十位王執政。雖然初步認定這是西漢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會是十位王中的哪一個呢?
  1968年6月15日,周恩來總理把滿城發現漢墓的消息告訴了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並讓他負責滿城漢墓的發掘工作。 
  1968年6月27日,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解放軍工程兵組成的聯合考古發掘隊正式開始了對漢墓的發掘清理。
  在岩石中開鑿如此巨大的墓室,即使用現代化的施工方法,100個人也得需要一年才能完成。以當時中山國的國力來推算,開鑿這樣的墓室人數最少也在萬人以上,用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此時,考古工作者開始詳細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的中間位置,他們清理出十幾盞造型各異的銅燈,其中一盞銅燈吸引了專家的目光。
  鄭紹宗同期:「燈的底座是個匈奴人的形象,根據銅燈上的銘文,才知道這件銅燈為『當戶燈』。」 
  「當戶」是當時匈奴的一種官職名稱。
  據考古專家推測,這件當戶燈,製作於漢朝和匈奴之間矛盾異常尖銳的時期。用匈奴人當做燈的底座,顯然是對匈奴人的一種蔑視。
  墓中的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與匈奴頻繁開戰的那個時期,甚至是漢帝國眾多北方諸侯王中抵禦匈奴入侵的首領之一,那麼他究竟是誰呢? 


復原後的劉勝玉衣 
  考古工作者終於發現了能證明這位中山王身份的器物,一件頸部刻有「中山內府銅鈁一,卅四年」的字樣的青銅酒器。 
  歷史學家周長山:「漢武帝以前,中國的帝王沒有年號,在位的時間只以數計。三十四,也就是在位的年數……」 
  在中山國十位王中,只有第一代王劉勝的在位時間最長,有四十二年之久,其餘的均不到30年,因此確定這座墓室的主人就是中山國第一代王劉勝。 
  劉勝,漢景帝劉啟的庶子,漢武帝劉徹的異母兄長。公元前154年,漢景帝劉啟封劉勝為第一代中山靖王。 
  周長山:「據史書記載,劉勝『樂酒好內』 『子女百二十餘人』。」 
  北耳室出土的十幾個大酒缸成了劉勝「樂酒」的最好佐證。經估算,這些酒缸總共可儲存幾千斤酒。看來,劉勝不僅樂酒,而且很可能還是海量。 
  不僅如此,整個墓室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
  除了發掘出大量的青銅酒具,在中室中,還不時發現一些殘破的玉器和玉飾品,這引起了人們極大興趣。
  玉在中國已有近萬年的歷史。到了漢代,人們不僅把玉作為財富和權力的象徵,還堅信以玉護身,能使屍體保持不腐爛。 
  漢代的君王以及貴族死後不光口含寶珠,下枕玉璧,還用玉片和金絲連綴而成的葬服從頭包到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金縷玉衣,史書中也叫「金縷玉柙」。
  金縷玉衣在戰國末期大概就有了雛形。
  在漢代史書中,玉衣出現的次數最為頻繁。
  1959年河北定縣北莊漢墓出土了帶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漢早期墓葬中,也發現了玉衣的散片。 
  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
  滿城漢墓的主人是諸侯王,這也是目前漢代考古發現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人。那麼這座漢墓中會不會出現金縷玉衣呢? 
  在發掘完中室後,人們始終沒有發現墓主人的棺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後室。 
  後室是一個用石板搭建起來的石屋,南邊還有一個側室。裡面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蓋。
  當清理完草木灰以後,人們發現這裡的隨葬品更加豐富。
  就在這時,在後室的北側,發現了幾塊散落的玉片。幾名考古隊員加快了清理工作,他們認為可能會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
  誰也沒有想到,在它的下面,出現了一件類似於鎧甲似的東西。 
  鄭紹宗:「首先露出的是頭部。因為頭部比較高。下邊有玉枕。頭部已經壓成扁平狀。」 
  當把堆積在上面的朽木灰和金屬飾件全部清理完後,一件用金絲連綴著玉片的鎧甲狀的東西出現在人們眼前。這難道就是「金縷玉衣」嗎?
 



 
第三部 藏寶現身
誰將獲得不死之身(下) 

 
 (本集與《第二部 王者歸來之山洞裡的宮殿》有重複之處,為保持本專題的相對完整,本人未做調整。清風行者注) 

複製的玉衣 
  1968年5月,在河北省滿城縣的陵山上,當解放軍某部秘密正在進行國防施工時,無意間發現一座西漢古墓。考古工作者根據墓中出土的文物,推斷墓主人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
  人們在墓中發現了一件用金絲穿綴玉片類似於鎧甲的東西。這難道就是史書中記載的金縷玉衣嗎? 
  考古發掘隊的隊員們擠成一堆,開始細細地查看出土的這件「文物」。
  鄭紹宗:「當頭部露出以後,腿部也同時清理了,四肢都清理出來。當時一露出玉片,一看比較完整,大伙都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說了不起,確實發現玉柙葬服了。」 
  在清理玉衣周圍的隨葬品時,發現玉衣的東側有六十多個金豆,令考古工作者頗為疑惑。 
  7月22日,在周總理的親自安排下,郭沫若從北京出發驅車趕往陵山。剛一下車,郭沫若顧不上休息,便直接來到墓室。 
  王秉讓:「在玉衣的周圍放了六十多個金豆,郭老就判斷劉勝大概活了六十多歲。」 


陵山 
  史書記載,劉勝做了42年中山王,於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的推斷,劉勝大概出生於公元前170年前後。
  郭沫若和專家們經過分析,最終認定出土的這件文物,應該是迄今為止人們發現的保存最完整的金縷玉衣。 
  然而,就在這時,有人告訴郭沫若,後室只有已腐爛的棺槨,而沒有發現墓主人的屍骨。
  盧兆蔭:玉衣下面沒有任何東西,並且已挖到原始岩層,也沒有發現棺槨和屍骨。 
  8月13日,考古隊的原班人馬開始在距離1號墓的北邊繼續發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現了,這就是「滿城漢墓2號墓」。 
  2號墓的墓室結構與1號墓大體相同,可以明顯地看出是在吸取1號墓的經驗上開鑿而成的。劉勝的屍骨很有可能在這座墓中。 
  然而出土的許多物品都是當時女性的用品,另外還這裡陪葬武器也很少,種種跡象都表明這裡埋葬的應該是一位女性。
  經過組裝的這件銅燈和劉勝墓中的「當戶」燈不同,2號墓中的這座宮燈是一個「宮女」的形象。


陵山上還有神秘的三號墓
   這座宮燈設計十分精巧,能根據需要調節光亮的大小和照射的方向,燭火的煙灰可以通過「宮女」的右臂進入身體當中,使煙灰停在燈身中,以保持室內的清潔。
  河北省博物館館長谷同文同期:「基辛格看過以後,特別幽默地說,中國人真了不起,你們兩千年以前就有了環保意識。」 
  這座宮燈的外側刻有「陽信家」三字,陽信家的字樣共有六處。那麼「陽信」指的是誰呢?
  歷史學家周長山同期:「據史書記載,陽信是指諸侯王劉揭……」 
  尤其重要的是燈座底部刻有「長信尚浴,今內者臥」的銘文,「長信」指的是長信宮。漢文帝時期,長信宮的主人是漢文帝的皇后竇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劉勝的祖母。後來考古工作者給這件銅燈命名為長信宮燈。 
  1968年9月16日,在2號墓的後室一個錫制的盒子裡發現了一枚銅印。 
  鄭紹宗同期:「經過室內清理,發現這個印是方形的,中間有孔,叫串帶印,正面是竇綰兩個字,背面是君須兩個字。這個竇綰印經過郭老分析,後來認為竇綰是這個墓的主人。」 
  據此,專家們進一步推測,竇綰應該就是劉勝的妻子,即中山國的王后。而那個長信宮燈就是竇太后送給竇綰的陪嫁品。 
  就在考古工作者為墓主人身份的確定而歡欣鼓舞時,另一件更令人驚喜的事情在工作隊中迅速傳開——2號墓中又發現了一件金縷玉衣。 
  出土的這件玉衣比劉勝墓出土的玉衣略微顯小,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絲編綴,而是用絲織物編結而成,由於年代久遠,織物早已腐爛,又受玉璧及棺槨朽木灰所疊壓,部分玉片已經散亂。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滿城2號漢墓玉衣時,發現在玉衣裡面有墓葬主人的頸脊椎骨和四條肋骨,以及三顆牙齒,看來2號墓的主人是穿著玉衣入葬的。這更加重了人們的疑問:為什麼1號漢墓裡沒有劉勝的屍骨呢?
  專家們試著打開劉勝的玉衣後,發現裡面有一些棗泥灰樣的東西,和一些牙齒,他們推斷劉勝的屍骨就在玉衣裡面,只不過已經腐爛成灰。
  原來,劉勝採用厚葬的形式,隨葬品非常豐富,而動物的殘骸和大量的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的有機物,導致屍體容易腐爛。另外,洞中潮濕的環境也加速了這一過程。
  在研究玉衣的過程中,考古工作者發現,玉衣的結構很像古代戰爭中士兵所穿的鎧甲。
  專家們發現在玉衣的製作過程中,難度最大的,要數玉衣的手套部分,它也是玉衣中最為精巧的部分。
  玉衣所用的金絲一般長4-5厘米,最細的金絲直徑只有0.08毫米,只相當於一根頭髮絲的細度,分佈在手套各處。


玉衣由五大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離 
  按照現在的工藝水平推算,西漢時代製作這樣一件玉衣,一名熟練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費十餘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夏長生原是定州博物館的副館長。1991年,他接受了複製金縷玉衣的任務。歷經數載,終於複製成功了第一件現代的金縷玉衣。
  夏長生家中的這件玉衣,由於是複製品,只能用細小的銅絲來代替金絲,而在漢代的史書中,對玉衣用什麼樣的金屬絲都有著嚴格的規定。
  漢代人認為玉能保持屍體不腐爛,而在滿城漢墓一號墓和二號墓中結果卻恰恰相反。而且玉衣價值連城,反而更容易招來眾多的盜墓賊。
  據《三國誌·魏文帝本紀》記載,「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 
  同時玉衣的減少還因為它的製作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所以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金縷玉衣。與此相印證,今天的人們,再也沒有從魏晉以後的陵墓中發現金縷玉衣。
  滿城漢墓出土的上萬件文物中,金縷玉衣無疑最為引人注目。除此以外,劉勝墓中出現了大量的兵器。這些兵器,可以使我們想見當時中山國軍隊武器配備的精良。 


這盞銅燈的底座是一個銅鑄的人形 
  出土的這幾根金針和銀針,是針灸九針中的幾種。它們也是我國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屬醫針,可見漢時的針灸水平的是相當高的。 
  與醫針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醫療器具。
  1968年9月19日,兩座漢墓的發掘工作全部結束。 
  滿城漢墓的發掘打破了考古界多年的沉寂。 
  在陵山上,除了劉勝夫婦的1號墓和2號墓,還有18座暴露在外面的小墓。這些小墓分別是劉勝妻妾或者子孫的附葬墓。
  有專家推斷在這些附葬墓的不遠處,很可能還有一座隱藏在山巖中較大的墓室。因為陵山的某些地段的地貌特徵與1號墓和2號墓極為相似。
  也就是說,陵山上或許還有一座神秘的3號墓。
 



 
第三部 藏寶現身
車轔轔·馬蕭蕭(上) 

 
  

王恩田考古隊(中王恩田)
   1964年,淄河岸邊的茅草剛剛泛出綠色,一群陌生人來到淄河東岸的後李官莊,他們是山東省文化局臨淄文物工作隊的隊員。
  幾個月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結果,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文物出現了。然而,正當考古工作者們滿懷信心地繼續挖掘的時候,「文革」開始了,考古工作被迫中止。


車的象形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濟南到青島的高速公路按照規劃將從這裡通過,考古工作再次開始。為了瞭解整個遺址的情況,挖掘到中間的時候就開始在遺址的東頭, 從淄河的邊岸上,西邊開始挖,中間又在東頭開始挖,就發現了這個大墓。
  這個墓長約35米,寬約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於墓葬早年被盜,隨葬器物所剩無幾。王永波他們就開始在墓室邊上挖掘。到下面發現有個銅件,考古工作者一看銅件是車上的部件。


出警圖 
  不同的土色被一層一層地剝離下來,車軸出現了,接著是車輪和車廂。
  克服了夏季雨水的侵襲,冒著工棚內40多度的高溫,考古隊員們經過四個多月的奮戰,終於讓1號坑裡的10輛車、32匹馬和2號坑裡的6匹馬完整地呈現於人們面前。
  在山東地區單獨用馬殉葬的,有過;單獨用車殉葬的,也有過,但像這樣車馬合一的殉葬,卻是第一次。1990年它被評為中國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這泥土的遺跡中發現,這些車的主要原料是木材、籐條和皮革。而在殘破的車輪間,一種被稱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興趣,這是否意味著這10輛單轅雙輪車是作戰用的戰車呢? 


出土的古代馬蹬
  史料記載,征戰頻仍的春秋時期,車輛除了用於運輸、乘坐之外,更多地用於戰爭。當時衡量一個國家的大小強弱,不是以土地或人口為標準,也不是以物產和金銀為標準,而是以軍隊的規模和兵車的多少為標準,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乘」指的就是「車」。
  古代典籍記載,春秋車戰通常是在開闊地上排開橫向隊列,這就是《淮南子》中所說的「疏隊而擊之」。以這樣的規則交戰,往往只用一個回合,隊列就被沖得七零八落,而由馬駕馭的戰車,是很難重整隊形的,因此春秋時期的車戰一般都在一天之內結束。
  雖然車戰是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但其殘酷卻是不容置疑的。詩人屈原在《九歌·國殤》中描寫了車戰的壯觀和慘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出土唐代的舞馬銜杯紋
  戰車對於駕馭技術和地形地貌的要求很高,弊端隨著戰爭的進展暴露出來。秦漢以後,我們就很難看到這種儀式化的車戰了。
  車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車廂兩邊的車輪,考古工作者根據它們進行了實物復原,讓我們在2700年後的今天得以一睹春秋時期車輿的風采。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車的象形文字已經粗略勾畫出車的結構,這部分是車衡,這部分是車轅,這是車輿,而車輿兩側的就是輪子了。
  相傳中華文明發端之始,黃帝就開始造車,並因此被稱為軒轅氏。軒轅二字指的就是車。
  車的製作工藝相當複雜,它涉及木工、漆工、鍛造等諸多工種。
  古代的車輛製作的關鍵是輪子,因為過去的路不是太平,輪子必須要堅固,所以在製作的時候很講究,它必須要把木頭一塊一塊的做成網狀的,車中間的那部分結構安全是榫鉚結構,這種結構有獨特的結構方式,把它協成以後,越走越緊。 
  在制車業非常發達的齊國,都城臨淄的街道上人來車往,其中有許多馬車遠道而來。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齊國制定了一個在今天看來仍然比較開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駕車的數量來決定接待的規格。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時間,臨淄城裡「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發掘出的戈
  在這些來來往往的車輛中,可能有一輛車上就坐著孔子。但他不是來經商的,他是來尋求更大的政治抱負的。當時像孔子這樣的人出行必須乘坐馬車。孔子駕車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廣招門徒,主要傳授六藝。這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術」,其中「御」是孔子特別強調的一項技能。
  為什麼要重視御呢?因為御是士在報效國家的時候作戰,作戰的時候必須要會趕車。 
  駕車的技巧在於如何控制馬。馬分為服馬和驂馬,中間兩匹為服馬,負責用力拉車,外側為驂馬,負責左右轉向。要想隨心所欲地駕駛馬車,就要學會用韁繩調理好服馬和驂馬。《詩經·秦風·小戎》中所謂「六轡在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漢代以前,乘車的時候有站著的姿勢,還有坐著的姿勢,要求乘車有車容,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這個時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覺得這種坐車的方法很不太適應。而牛車因為走起來比較緩慢,另外車廂比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東晉南渡以後,江南地區牛多馬少,也是牛車興起的原因之一。據史書記載,晉元帝繼位之後,由於馬匹缺乏,改駕六馬為四馬。後來皇帝開始喜愛牛車,大臣們自然競相倣傚。


發掘出的古車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連牛車也不願坐了,而是喜歡使用人力的輦和轎。而曾經盛極一時的馬車、牛車更多地用於載重運輸了。
  到南宋以後坐轎就越來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時候,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都坐轎。
  到了清朝的時候,像福康安這些大將,大將上前線都坐轎,轎夫倒是騎著馬,轎夫騎著馬跟著轎,多少裡就換一班,這個轎夫再騎著馬,那個再給他抬轎,到了這個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車和轎是同時存在的。
  轎子的平穩並不能完全取代車子的多種功用。不過轎子的出現不但沒有讓中國的制車業尋找到應有的發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車的發展。
  一直到近代歷史揭幕以前,中國的古車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紀那個階段。十三世紀以後,中國古車因循原來的歷史軌跡慢慢地向前走,沒有重大的變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車的幾個國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車從上海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很難想像中國古代的馬車與汽車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古車始終是以兩輪車為主,中國古代沒有發展起來四個輪子的馬車。這個發明非常之重要。而這個發明在歐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巖畫已經刻出來了這種能夠前輪轉向的四輪馬車的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兩輪的馬車沒有發展成為四輪的汽車,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遺憾,但在兩輪車之外,中國人並非全無建樹,早在西漢末年中國人就發明了小巧靈活的獨輪車。獨輪車只需要一個人推動,既可載人又可載物,適應平原和山區的各種道路。獨輪車是中國人對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貢獻。
 



 
第三部 藏寶現身
車轔轔·馬蕭蕭(下) 

 
  

古時造車工廠復原模型 
  這是發現馬骨的河堐頭村,清朝末年修圍子牆的時候,就發現過許多骨頭。1964年夏天,山東省臨淄文物工作隊來到這裡,剛剛大學畢業的王恩田興致勃勃地開始了工作。
  清理了周邊的泥土,現出了一個清晰的馬的頭骨。很快,考古隊員在極其興奮的狀態下,挖掘出了145具完整的馬骨。1972年和1982年又進行了兩次挖掘。三次總計挖出251具馬骨。根據已挖掘部分的規模推算,殉馬坑全長215米,平均寬度4.8米,淺的部分已經露出地表,深的部分在地表下2.2米。從殉馬密度看,平均1米地段有2.7到2.8匹馬,如果按全長215米計算,全部殉馬可達600匹以上。所有的馬頭都朝著相同的方向。


考工記 
  齊國共經歷了39位國君,經過周密的推斷,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紛紛把目光集中到了齊國第25代國君齊景公的身上。
  齊景公在位的時候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490年。文獻上有這麼一段記載,就是說齊景公有馬千駟。千乘這個邑名就是因為齊景公有馬千駟而得名的。
  春秋時期的齊國,厚葬之風盛行。齊景公既然非常愛馬,那麼他死時帶走他所鍾愛的駿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臨淄古墓群——四王塚
   這麼多生性活潑的馬,是怎麼被掩埋在黃土之下的?它們是慘死在屠刀下的嗎?這六百多匹馬究竟是怎麼死的,至今還沒有一種肯定的說法。
  如果以四匹馬駕一輛戰車計算,600多匹馬相當於150輛戰車的配備。在以馬車為主要戰鬥力的春秋時期,就等於一個「千乘之國」十分之一的軍事力量。
  齊國在春秋時期雄霸中原,戰馬帶來的輝煌刻記在以寫實風格著稱的齊瓦當上。田忌賽馬的故事就發生在齊威王時代。現代經濟學家說,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記載的統籌法的實踐。


臨淄-家莊墓模型 
  古生物物種專家根據測量結果斷定,這些殉馬一律都是蒙古馬種。
  中國的馬在秦代以前都是屬於蒙古馬種,這種能吃苦耐勞,很適合我們的環境、飼養條件,可這種馬的缺點解決奔跑的速度不塊,所以從漢武帝他就要求改良馬種。
  中國不斷地從西域引進優良馬種,最具神話傳奇色彩的就是汗血馬。它體格健壯,奔跑速度極快。人們把它皮膚上由於攜帶寄生蟲而產生的明顯的紅斑,形容成它在奔跑時流出的帶血的汗珠。


齊長城 
  馬似乎給漢代人留下了過分深刻的印象,從西域得來的馬更被當成了神物。武威雷台出土的銅奔馬,從出土之日起就讓全世界為之驚詫,漢代的人,認定它是標準的千里馬。
  這是從西域引進的六匹良馬,他們跟隨唐太宗馳騁疆場、出生入死,為李氏江山基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唐太宗將它們刻在自己的陵墓前,無疑是對他這六位戰友最後的嘉獎。
  熱愛良馬的唐太宗,使馬得到了最高的禮遇。這時的養馬業在民間同樣也具備了廣泛的基礎,我們在唐代佚名畫家的《百馬圖》中,看到的就是人和馬怡然親和的情景。


唐太宗 
  經過人類訓練的馬,智力明顯增強了,可以接受馴馬師的各種信息,領會騎手發出的各種命令,做出相應的動作。中國早在漢代就有馬術表演。馬術對於遊牧民族來說更是一種最基本的技能,馬上獻花、騎馬飛刀等馬術項目至今還是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喜愛的體育活動。 
  1970年10月,陝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隻唐代銀壺,但是壺上的銜杯紋卻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極大關注。這匹嘴裡銜著酒杯的馬,正好與唐詩中「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的詩句相印證。文字記載的唐代舞馬終於有了實物見證。 


田野、王恩田考古隊 
  唐代的舞馬,當時訓練了很多跳舞的馬,它是可以按照走步子,走陣列,它還可以在有的檯子上做各種姿勢。這些馬因為它受過訓練,聽見奏樂就要跳舞。
  在現代人的心目中,無論是作為戰備資源還是交通工具,馬一般都要配馬鞍、鑲馬蹄、裝馬鐙。然而在臨淄的殉馬坑裡,我們卻沒有發現任何一件馬具。
  中國古代現在看起來在車戰時期,在商周車戰用馬是沒有鞍子的,它不需要坐鞍子。一直到戰國晚期騎兵開始出現,出現了鞍子。


銅奔馬 
  早期的馬鞍只是一個簡單的墊子。隨著騎兵的發展,到了東漢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馬上前後鞍橋很高的這種雙輪的高橋鞍子。
  到了隋唐的時候,特別是到了唐代,唐代李世民和李淵他們原來守太原主要是與突厥騎兵作戰,所以他們引進了突厥的馬和突厥的鞍子。所以我們看到昭陵六駿最典型的,那個馬都是突厥馬。 
  在這一匹匹殉馬的馬蹄上,我們試圖找到馬蹄鐵的痕跡,但始終沒有發現。


文姬歸漢圖
  中國古代也完全認識到在長途騎或者奔跑之後,馬蹄子會裂開,甚至於出血等等問題,而且以當時的冶煉水平,齊國完全可以冶煉鐵,也可以打制馬蹄鐵,但是一直到了南宋中國還沒有蹄鐵,中國的蹄鐵的出現大概是元朝以後才出現的,從西方傳來的蹄鐵。
  據古生物專家測算,春秋時期的馬與今天的馬相比沒有太大差別,平均高度在一米四五左右,人們要想一步跨上這樣的高度,不借助別的東西是難以想像的,今天人們踩著馬鐙上馬,但在臨淄的殉馬坑裡,我們就是沒有看到類似馬鐙的東西。
  在湖南長沙金盆嶺的一座晉墓中出土的騎馬俑上,馬的左側有一個近似三角形的小馬鐙,這個小馬鐙僅僅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墓室中的記年銘磚分明記錄著「永寧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如此說來,早在公元302年,中國就出現了單馬鐙。


殉馬坑
   這就是在南京象山一座東晉早期墓中出土的雙馬鐙,真正意義上的馬鐙出現了。只有馬鐙的出現才使得重裝騎兵才真正成為可能,才真正在世界歷史上出現。也就可以說是有了中國的馬鐙以後,西方的騎士制度才成為可能。 
  至於馬鐙是在什麼時候傳到西方,又是怎樣傳到西方的,現在都已很難考證了。


百馬圖 

  世界科學史專家懷特說:「只有極少數的發明像馬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 
  在這個沒有馬鞍、馬鐙和馬蹄鐵的殉馬坑裡,我們同樣難以找到任何痕跡來證明這些馬生前是做什麼用的。但是以春秋時期馬的用途來看,馬主要是用於戰爭。馬被綁在戰車上,成為戰車的一部分。


淄河古道 
  從戰國末年開始,匈奴這個系統的民族從北方和西北就不斷的和燕國,三晉這一帶作戰。用戰車去對抗匈奴的騎兵很困難。所以趙武陵王要推行胡服騎射。這樣中國古代的騎兵就開始出現。戰車依然與騎兵並行了數百年,直到漢武帝北逐匈奴時,才真正完成從戰車到騎兵的轉變。
  此後,馬為中國歷代王朝都建立過功勳,大略雄才唐太宗馳騁南疆北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繁盛的朝代,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鐵騎曾經踏遍歐亞大陸,飲馬塞納河畔。馬在戰爭中的作用空前顯著。
 



 
第三部 藏寶現身
沉舟帆影(上) 

 
  

古船的挖掘現場
  1974年6月9日,泉州市東南的後渚港來了一支考古工作隊。在村民和解放軍戰士的協助下,對海灘上的古代沉船進行發掘。
  在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的資料庫裡,保存了這段從未發表過的紀錄片。黑白的影像不加修飾地記錄了沉船考古發掘的過程。大量的出土物和船體的結構特徵,都證明這是一艘宋代遠洋木質帆船。
  宋代古船的船艙內還出土了21枚我國已知發現年代最早的木質象棋子。出土的棋子形體大小不一,字體有陰刻描紅、有墨線雙勾、有濃墨楷書。


古船博物館中的古船模型 
  「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泉州後渚宋代沉船的發現表明,這艘十三世紀七十年代泉州造的海船,是航行於南洋航線上的遠洋商船。船板接合處的縫隙,是用石灰、桐油搓合成的油灰,加上麻絮填塞以防漏水。渾然流暢的尖底船型,加上船艙內水密隔板的設置,足以證明它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先進最完善的海船。
  水密隔艙是中國造船工藝上的一大發明,最遲在唐代已經很普遍使用了。從現在發現的運河船,都是有水密隔艙的。宋船是很典型的海船上的水密隔艙。 十八世紀末期,歐洲才從中國引進這種水密隔艙結構。
  經過復原後的這艘宋代三桅遠洋木帆船,船體長達34米,最大寬度11米,型深3.8米,排水量在400噸左右。它以實物證明,宋代以泉州為代表的中國造船和航海技術,都曾經領先於世界。


古船博物館中的古船模型 
  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中國船舶發展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專門設立了中國古代船模研究中心。展示著我國從遠古至清代,分佈於江河湖海各水域典型船舶的家族。
  展廳裡這件1955年出土的東漢陶質船模,底部略平,前窄後寬,船的上部帶有樓閣,所以也叫樓船。船頭下懸掛著一根「十」字形的碇,這是船舶的停泊設備。船的尾部有操縱室,後面斜插著舵,舵面上還開了一個洞孔,可用來懸吊舵,以免船靠岸時撞壞。中國在公元前二世紀以前,已使用了舵,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中國的海上的航區主要是以長江為一條線。在長江以北,叫北洋航線。長江以南,是南洋航線。北洋航線多是沙灘,而且比較平,水比較淺,所以這個航區的船必須是平底,所以平底船到了明清以後,就發展出來一條叫「沙船」。這個「沙船」因為在海上碰到淺水有的時候要擱淺的話,不會翻掉。
  透過北宋畫家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汴京市井生活,船舶專家把目光鎖定在汴河上形態各異的二十四條船。它們是我國宋代長江以北,在內河中航行的平底船的典型代表。 
  汴河船有貨船、客船、漕船、渡船、漁船之分。 
  汴河客船與漕船有較大的不同,它的船體狹長,船尾向後伸展。考慮到載客的特殊要求,上層的建築寬敞、舒適。客艙兩側都有比較大的窗戶。作為客船船艏的甲板外挑,造有樓台亭閣,客人們盡可在這裡把酒吟詩、揮毫潑墨、品賞兩岸風光。
  古代的帝王也建造豪華的龍舟,供自己在水上遊樂。公元605年,南北大運河修成不久,隋煬帝在嬪妃的簇擁下,便是乘坐這種龍舟從東都洛陽到揚州去巡幸的。
  明代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間,先後7次率領龐大的船隊從江蘇太倉瀏河鎮起錨,駛向茫茫的大海。鄭和所實踐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航海活動,航線劃過亞洲到達非洲,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
  鄭和出使的船隊,最多時由9種船型,200多艘船隻組成。這9種船型除鄭和的坐船「寶船」之外,還有馬船、糧船、坐船、戰船、水船、大八櫓 、二八櫓和六櫓船等。
  「福船」是對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統稱,是中國尖底型海船最優秀的代表。它不僅適合做深海捕撈的漁船,還適合做遠洋運輸的貨船,同時還適合改裝成捍衛海疆的戰船。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鄭成功率領部將25000人,戰船400艘,揮師東渡打敗荷蘭殖民者,收復中國的神聖領土台灣。泉州、廈門一帶所建造的「福船」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宋泉州市舶司遺址 
  泉州城南晉江岸邊,曾經是古刺桐港的中心碼頭。
  北宋元祐2年,即公元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海關」。 
  宋元時期,泉州出口的眾多貨物中,就有精美的絲綢織品。這一時期,泉州由遠洋帆船向海外諸國輸出的貨物中,更多的是陶瓷器。
  德化窯燒造的瓷器,由於含鐵成分少所以潔白堅硬,宋元時期就已經蜚聲海內外。由陶瓷和海洋編織成的紐帶,把泉州和世界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在博物館陳列的古船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陶瓷無疑是國際市場最熱銷的商品之一。泉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以無數的海底沉船留下了一條打著中國印記的「陶瓷之路」。近年來,許多國家都把眼光投向南海的中國沉船,中國水下考古工作隊1998年也第一次組織了西沙海底的考古發掘。
  近一 、二十年來,好幾個國家打撈到中國的沉船和遺存海底的瓷器。1995年5月精於海底探寶的英國人麥克·哈徹,第三次闖進南中國海,他憑借現代科技手段和豐富的經驗,找到了我國清代沉船「泰興號」。除了發現無數死難者的骸骨外,還撈到了30多萬件中國的瓷器,這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數量最多的一次發現。
  這本書是德國斯圖加特拍賣行出版的圖錄,這本圖錄裡面可以看到這些是靈芝紋的盤、碗、碟,這種是德化窯的民間青花的典型的器物。
  2000年11月,德國內戈爾拍賣行拍賣了這批瓷器。「泰興」號的兩千多個亡靈,絕不可能知道180年後,有人會從他們身邊賺走2240萬德國馬克。


宋·磁灶窯綠釉雙龍紋軍持
  1138年一位叫朱紡的泉州籍船長,在往返時間不到一年的貿易中獲得了百倍的利潤,於是刻下了一方「祥應廟碑」。他讚頌神的功德,也留下一段南宋紹興年間,到南洋賺大錢的史實。
  宋代,每當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際,泉州的地方官員都要雲集在西郊九日山上,舉行隆重的祈風儀式,向海神「通遠王」祈求順風。
  每次祭祀典禮儀式結束後,官員們都要在岩石上刻字紀念。現存於泉州九日山的十段祈風石刻,是我國僅存的記錄祈風活動的珍貴實物,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繁盛的歷史見證。


南宋腰空珠光碗
  一艘按傳統工藝建造的新船就要下水了,人們忙碌了幾個月,就盼望著這一天。船身是典型的「福船」打扮。
  新船在眾人的牽引下緩緩地滑向大海。
  七十多歲的船老大已經四十多年沒有機會駕馭木帆船了,幾個老航海人聚在一起,算是重溫「風雨同舟」的舊夢。
  新船首航一定要有一個小後生參加,這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規矩,圖一個「生生不息」的好兆頭。後生的手要牢牢地抓著繩索,這繩索的另一端就連著升起的風帆。
  風推著初試身手的帆船,離開港灣駛向生機勃勃的大海,那是先輩們千百年來為之魂牽夢縈的地方。
 



 
第三部 藏寶現身
沉舟帆影(下) 

 
  

明·梅花犀角杯 
  泉州,在中世紀作為世界上最開放的城市,曾吸引了無數追求商業利益的外國人。於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在這裡友好相遇,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在這裡和睦相處。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裡,收藏著數百方與這段罕見的世界文明史有關的宗教石刻,這些在泉州出土的珍貴文物,用不同的民族文字鐫刻下年代久遠的不同故事。 
  時間的流逝,已經使某些文化留下了謎團。這方基督教古敘利亞文碑刻,至今還沒有人能夠解讀。
  這方1946年出土的墓碑,9行陰刻的文字曾被誤判為蒙古文或敘利亞文。英國幾位專家經過近十年努力,才辨認出它古拉丁文的真實面目。


大量伊斯蘭石蓋墓
  泉州隨處可見的花崗石以及眾多的能工巧匠,使世界各種宗教文化得以用石雕藝術的形式,在這裡留存下來。


唐·泉州伊斯蘭教聖墓
  有一位名叫伊本·奧貝德拉的阿拉伯人,去世之後,在泉州的家人為他立了碑。從這幾個漢字,可以看到那個時代中外文化融合過程中發生的真實故事。
  在泉州,不單稱外國人叫做「蕃客」,稱國外傳進來的東西也常上一個「蕃」字。像這尊泉州「奏魁宮」出土的「四翼天使」雕像,就被稱為「蕃丞相」。其實,它是古基督教石刻。1905年,被西班牙傳教士任道遠見到後,命名為「刺桐十字架」。
  眾多的碑文表明,宋元時期泉州的外國僑民大多數人賺了錢,不少人還自由地定居下來,有的人還當上了官。他們在世的時候生活富裕,死後也沒忘記在墓蓋石上精心裝飾刻畫,以便向後人顯耀生前的榮華。
  在「海交館」後院近500平方米的草坪上,整齊地陳列著88座出土的穆斯林墓蓋石。而那些還沉睡在地下仍未被發現的絕不會是少數。當年,刺桐城的阿拉伯人肯定有成千上萬。他們平和地融入當地社會,也給這座城市帶來了異國風情。


三大主神之一 
  走進泉州,就彷彿置身於伊斯蘭世界。通淮街上這座「清淨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資,採用當地特有的花崗石鑿砌而成。今天,規模宏大的「奉天壇」雖然只徒有四壁和幾根孤單的石柱,卻在斑駁中留下了與歷史對話的古老文字。它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獨具中世紀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建寺300年後,耶路撒冷人艾哈瑪德重修了「清淨寺」宏偉的門樓,它成了這座千年古寺最典型的伊斯蘭標誌。
  明代,泉州人在離「清淨寺」只有百步之遙的地方,修建了「關帝廟」主祀關羽。600年來,一個是阿拉伯伊斯蘭教,一個是中國民間信仰,在一條街上相安無事,歸根結底還是這座城市的「寬容」。 
  走進這座經過復原的印度教神廟,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濕奴。除了中國泉州,在印度也只有兩家博物館藏有這種中世紀印度教的藝術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傳入泉州的外國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廟神像雕刻和建築構建,是我國惟一發現的印度教寺廟遺物,有很高的藝術和學術價值。 


古基教在東方的早期代表作 
  陳列在展廳裡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濃郁的印度藝術風貌。這種精緻嫻熟的表現手法,連印度學者都曾懷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蓮法界」之稱的泉州開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獅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寶殿的月台下。開元寺大雄寶殿的後廊簷下,立著兩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著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開元寺成了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聖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舊街上,有一座「興濟寺」與小雜貨店緊緊地連在一起。與鄉親們朝夕相伴擠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豐胸束腰四臂持鎮妖法器,腳下踩壓著魔鬼,一幅莊嚴執法的神態。考古專家對這尊神靈進行了籍貫考證,認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該是泉州城裡印度教寺廟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場戰亂,使它流落到這裡。
  印度「舞王」成了中國的「水神」,這個有趣的誤會至今仍然在延續著,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現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華表山下,有一座寺廟,因南宋紹興年間始創時用茅草搭蓋,故廟號「草庵」。宋元以來始終香火不斷,這裡供奉的是崇尚「清淨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繪石散樂浮雕 
  寺廟遺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專門燒製的,可見當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數不少。元代草「庵」改為石結構後,寺廟建築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顯地漢化。
  創立於公元3世紀的摩尼教曾經盛極一時,最終還是逃脫不了消亡的命運。「草庵」是世人最後能見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動也異常活躍。西資巖依山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藝術的珍貴實物。
  宋代用整塊巨石雕鑿的老子造像,是我國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藹可親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現出來。


唐·泉州西資岩石窟
  泉州東門外風景秀麗的山丘上,安眠著兩位公元7世紀初伊斯蘭教創立時期,渡航海來到中國的穆斯林先賢。山因賢人而靈,便取名「靈山」,墓因賢人而尊,便被稱為「聖墓」。這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史跡之一。
  許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這裡。
  泉州「海交館」宗教石刻陳列館中,有一塊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庫斯·德廣貢之子」,中文寫刻著「郭氏世祖墳塋」。
  據查考,波斯人伊本·庫斯·德廣貢於元代遠涉重洋到泉州經商,他最終定居下來並取了中國姓氏,郭。
  泉州有一個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僑民的後裔。從第一代繁衍到現在已有兩萬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巖
  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莊景輝:「丁氏宗祠始建於明代,經過歷代重修有現在這樣一個規模,可以說是福建省內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經成了研究「海上絲綢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這優雅婉轉的韻律,就是被譽為「中國音樂活化石」的南音古樂。它是中國現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樂種。以泉州為中心的閩南一帶,是南音演奏和傳播最為活躍的地方。朝代興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見蹤影,惟有這古樂能穿透時空得以不斷地流淌。
  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泉州港出發,在途經的東南亞各地華人圈中,現在仍然可以體驗到南音古樂「餘音繞樑、三日不散」的無窮魅力。
  音樂史學家們驚喜地發現,現代在沿用流行的南音樂隊編制,在出土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五代彩繪石刻中,能清晰的見到它的影子。 
  泉州東南海濱,有一個叫「潯埔」的漁村。在這裡人們用巨大的海蠣殼磊砌起了一大片已經歷百年風雨的老屋。 「潯埔女」不論年長年少,總喜歡在髮髻上插滿清香四溢的時令鮮花。這裡的老婦人也總習慣在頭上包紮著阿拉伯式的「番巾」。鮮花和頭巾數百年來成了這裡永不落伍的時尚,民俗專家們也從這裡看到了明顯的西亞伊斯蘭遺風。 
 



 
第四部 發現傳奇
失蹤的頭蓋骨(上) 

 
  

20世紀初的龍骨山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北京城裡一片混亂。此時,一位在中國行醫的德國醫生哈貝爾,被迫離開北京,臨行時他帶走了一箱叫做「龍骨」的藥材,實際上,龍骨是遠古哺乳動物的化石。後來,哈貝爾將龍骨送給了德國著名的古脊椎動物學家施洛塞爾教授。經過仔細研究,這位教授竟然從中辨認出一顆遠古靈長類的牙齒。
  1914年的中國仍舊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就在此時來到中國,擔任北京政府農商部的礦政顧問。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爾教授在中國龍骨中發現的那顆牙齒。到中國後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簡單的化石知識之後,便吩咐他們到華北尋找化石。
  1918年,位於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個外國人出現在周口店。三個人中,一個是安特生,一個是美國人格蘭階,另外一個是奧地利學者史丹斯基。


第一個對龍骨產生懷疑的人是德國醫生哈貝爾
   在這裡,他們找到了腫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時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積物中,有一些脈石英碎片。他對史丹斯基說: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裡。
  嘗試發掘工作由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齒化石。3年後,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確認出一顆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訪華時正式將這個消息公佈出去。在隨後的一年裡,考古人員又發現了一枚與師丹斯基發現的極為相似的牙齒化石。這顆牙齒經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的鑒定,確屬人類牙齒化石。 
  然而,這一說法卻引起了國際上許多人類學權威的懷疑,他們認為,僅憑牙齒化石就建立新的人類屬種無法令人信服。
  在步達生的努力下,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答應出資24000美圓贊助周口店的發掘,並且以協和醫學院為依托,籌建一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機構。步達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取得聯繫,希望能與中國地質調查所共同發掘周口店。雙方經磋商達成協議。協議書中第三款對於採集品的使用和歸屬作了規定:


1924年,年僅24歲的裴文中北大畢業後來到周口店工地
   「一切採集到的標本,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但人類學材料,在不運出中國的前提下,由北京協和醫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這種合作精神,最終促成了周口店龍骨山的發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學家步林和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捷的率領下,周口店第一地點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拉開序幕。10月16日,步林風塵僕僕地從工地趕回辦公室,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顆完整的人類臼(音:就)齒。這顆人牙使步達生興奮異常,他給安特生寫到,我們終於得到了一顆漂亮的人牙,這確實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步達生根據這顆人牙,首次提出了一個古人類的新種屬--中國猿人北京種,簡稱「北京人」,並認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紀,距今大約50萬年左右。
  1929年,中國古人類學的第一個研究機構--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剛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的裴文中來到這裡,參加周口店的發掘工作。1929年一些學者相繼離開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發掘工地。 


1927年周口店發掘現場
   一天,就在準備收工的時候,他發現在主洞與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個洞。在洞外工友的牽引下,裴文中沿著洞壁徐徐滑下。他點燃馬燈,在微弱的光線下仔細尋找。突然,洞裡傳出裴文中狂喜的聲音:這是什麼?是頭蓋骨!
  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終於被發現了。
  周國興:「除了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呢,當時是一個劃時代的一個重大發現,另外一個重大的發現呢,就是他(裴文中)發現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歲的賈蘭坡來到周口店,成為了裴文中的助手。


裴文中發現了第一個北京人頭骨
   兩年後,裴文中離開了周口店赴法國學習古人類學。賈蘭坡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總負責人。 
  他把工作重點放在出土第一塊頭蓋骨的第一地點和時代較晚的第十五地點,希望會有新的收穫。
  1936年,工作單調地令人窒息。賈蘭坡孤獨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點發現一個女性的下頜骨,保存相當完整,這在過去從來沒發現過。從這一刻起的很長一段時間,賈蘭坡就再也沒有離開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記這樣寫到:這是一個星期天,負責挖掘北側洞壁處堆積的工人張海泉,在一塊比較鬆軟的砂石中,發掘到一小塊骨骼化石,正要隨手放入面前的小荊條筐裡,賈蘭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搶過來,拿起骨片細細端詳。


步林根據發現的牙齒化石聯想出的北京猿人頭像 
  賈蘭坡挑選了三位經驗豐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著發現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個人頭骨化石無疑。
  下午,在同一地點,又發現了一個遠古北京人的頭骨化石。
  賈蘭坡連夜打電話通知北京。 
  之後進行的發掘中,又一個頭蓋骨出土。


北京猿人使用過的石器,即今天考古學上所說舊石器 
  從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間,在周口店第一地點,也就是中國猿人遺址中,先後發現了5個比較完整的頭蓋骨、9塊破碎的頭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頜骨、牙齒等骨骼化石,估計來自40個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古人類群體。世界許多古人類化石遺址中,在一個不大的方圓之內,發現如此豐富的化石數量,堪稱世界同類遺址中的奇跡。
  1937年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又資助了幾萬美金,人們對挖掘有了更大的希望。6月底技工們照常把化石進行清理編號包裝,然後送到周口店火車站,準備運往北平。7月初的一天,周口店火車站突然打來電話,去北平的火車不通,情況不明。第二天,令人不安的消息傳來,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向我國軍隊挑釁。恐怕要打仗了。
 



 
第四部 發現傳奇
失蹤的頭蓋骨(下) 

 
  

最早發佈北京猿人頭骨化石失蹤消息的報紙——英文版的《北平新聞》
  盧溝橋,位於北平與周口店的正中心。1937年7月7日,炮火打破了這裡的平靜。日軍突然向宛平城的中國守軍發起了進攻,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開始了。刀光血影之中,北京猿人化石又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呢?
  盧溝橋事變爆發兩天後,距盧溝橋十餘里的周口店挖掘現場,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斷。
  在戰爭陰影的籠罩下,存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協和醫學院也同樣不平靜。
  到1941年,日美關係日趨緊張。消息傳到北平,人們預感到一場大的暴風雨就要來到,在北平的美國僑民紛紛設法逃離中國,日軍也開始佔領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學院,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須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穩妥和安全的存放地點。


第一個頭骨化石模型及北京猿人頭骨復原像 
  當時從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學者魏敦瑞,希望將地質調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帶走,存放在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內繼續進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規定,周口店發掘出的一切東西完全是中國財產,不得運出中國。
  經過國民政府的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接受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將這些物品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古人類學家胡承志:「裝(箱)了以後送到博文的辦公室,送以後 ,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再也沒有中國人看見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駛離北平,兩箱化石被放到美軍專用的標準化綠色皮箱中,和所有軍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車中托運。
  原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軍醫弗利:「當時我的上司對我說,讓我直接回國。為了安全起見,那些北京人化石將放到我的那些運回美國的行李中,這件事,在當時是相當秘密的。」 
  火車的目的地是秦皇島,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接到命令,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後,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珍珠港,美國被迫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所有機構。弗利和戴維斯都成了日軍的俘虜,幾天後,他們在天津的戰俘營裡見面了。但此時那兩隻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綠色行李箱已經不見蹤影。
  從此,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戰亂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煙瀰漫的戰火中神秘地失蹤了。
  由於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是在秦皇島丟失的,那麼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了呢?然而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的這一行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而認為化石是在協和醫院那裡丟失的。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他們指派華北駐屯軍最高司令部偵探定者凡晴負責搜尋工作,幾乎所有參與周口店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日軍的審查和盤問。
  日本人的反常行為,似乎更證明了化石已經落到他們手中。於是,人們便把希望留到這場戰爭的結束。
  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擊下,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佈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在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的蹤影。


解放前發現的北京人頭骨和山頂洞人頭骨化石
   為此,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的李濟曾多次在東京追尋化石的下落,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就這樣,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仍然不知下落。 
  解放後,周口店在暫停了12年後,又開始了進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又發現了兩塊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們連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塊顳骨,最後被復原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頭骨。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保存最好的惟一一塊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但是遺憾卻依舊壓在人們的心頭。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化石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科學價值上,都無法與解放前的發現相比,在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人們從來都沒有中斷過對丟失的北京人頭蓋骨的追尋。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間的冷戰堅冰漸漸消融。 
  尼克松總統將美方所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一件絕密的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由於賈納斯僅僅是尼克松訪華時的一名普通隨行人員,所以他當時是無法獲悉這一機密的。而尼克松所提供的線索,就是化石有可能在一艘沉船「阿波丸」上面。
  70年代,我國政府也曾經對阿波丸號進行過一次不徹底的打撈,結果沒有發現北京人化石。所以,化石是否在阿波丸號上面至今還是一個謎。


這就是失蹤的五個北京人頭骨化石 
  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他的《北京人》一書中,討論了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丟失問題。
  當年運送化石的列車是從北平經天津到達秦皇島的。在秦皇島和天津線索中斷的情況下,化石的下落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北平。20世紀90年代,我國古人類學者周國興教授又得到一條重要的線索,化石很可能就在原美國駐北平領事館那裡。如果線索成立,那麼頭蓋骨化石很可能就埋藏在這兒的某個角落。
  不過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丟失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人們在周口店龍骨山時斷時續的挖掘,獲得了大約3萬立方米的堆積物,六個頭蓋骨,15個下頜骨,153顆牙齒,代表了40多個遠古北京人的化石。 
  但是連年的戰火、動盪的局勢、雜亂無序的發掘、年輕而又經驗不足的發掘者以及北京人化石的遺失,都給以後的研究留下了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今天,隨著許多參與周口店發掘工作的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辭世,尋找北京人化石的難度正越來越大。裴文中、楊鍾建、賈蘭坡等人陸續離開人間後,人們根據他們的遺願,將他們安葬在龍骨山上。帶著生前無盡的遺憾,這些中國古人類學的先驅們在九泉之下,依舊靜靜地守望著這片50萬年前北京猿人生活過的家園。
 



 
第四部 發現傳奇
發現周原 

 
  

周原遺址位置示意圖
   周原,今天的中國地圖上已經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是距離陝西省西安市不到兩百公里的地方,包括今天扶風縣和岐山縣的二十多個自然村落。考古工作者稱這裡為:周原遺址。
  史書記載,公元前12世紀中葉,周人的首領古公稟父帶著他的族人,遷徙到了這裡,從此人們稱這裡為「周原」。周人開始逐漸強大起來,並在周原建立了他們早期的都城。



雲塘村考古發掘現場 
  3000多年過去了,以往人們只能從歷史文獻中去瞭解周王朝,直到周原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發現了許多墓葬和建築基址,人們才得以從實物上去印證史書上的記載。
  在周原遺址上,自中國的漢朝,也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年開始就有周王朝的青銅器出土。這在中國的史書中有明確的記載。到了公元19世紀中葉,也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周原出土的青銅器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19世紀出土於周原的青銅器「毛公鼎」
  這件青銅器叫毛公鼎,它就是19世紀出土於周原的青銅器之一,現在收藏於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這件鼎內,鑄有497字銘文,是中國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銅器中銘文最多的一件。銘文的內容是說,國王的大臣毛公為了讚頌國王的美德而鑄了這件鼎。
  這個村莊叫任家村,在1890年,一個叫任致遠的農民在村南的土壕裡挖出了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青銅器達120多件。 



窖藏青銅器出土地點
  50年以後的公元1940年,還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發現克家族青銅器的任致遠的孫子又發現了一個青銅器窖藏。
  1890年和1940年在任家村出土的青銅器,只有一少部分收藏在中國,大部分都已流失國外或者下落不明。



189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銅器「克鼎」 
  在周原這塊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青銅器的出土,常常會有出人意料的巧合。



194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銅器「梁其鼎」 
  1961年,齊家村的農民種田時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銅器,它的名稱叫簋。在中國的周朝,像這種青銅簋都應該有蓋子,但這三件簋卻都沒有蓋子。從器底的銘文我們知道了做器人的名字叫周我父。這三件無蓋的簋出土後,被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收藏。
  23年後的1983年春天,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帶蓋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卻多出來三件簋的蓋子。周原博物館館長羅西章先生,61年參加了三件無蓋簋的發掘,這次見到這三件簋蓋後,他興奮不已。



「粱其壺」
  周原博物館館長、西周青銅器考古專家羅西章:「61年挖出來的這個周我父簋,就是這個樣子,再一看銘文,他上面也是周我父做什麼什麼。我於是就把這三件簋蓋背上,乘火車就跑到西安陝西省博物館去,叫人從倉庫裡面把周我父簋拿出來,我把蓋子一蓋,不大不小正好合適,三千年前的東西分離,到現在破鏡重圓了。」 
  1976年12月15日,又一個青銅器窖藏在莊白村被發現了。



「梁其鼎」與「粱其壺」 
  由於窖藏坑小,器物多,許多器物都是互相套放的。
  窖坑的四角各有一隻大銅壺,這種銅壺在周朝時是用來裝酒的器皿。大壺裡撈出來二十五六件東西,其他的壺裡邊大小不同的都裝了七八件十來件。



無蓋的青銅「簋」 
  從銅壺裡撈出來的銅爵和觶都是酒具,區別在於,爵就像今天喝白酒用的小酒盅,而觶卻是喝紅酒用的高腳杯。
  當羅先生清理出一件造型奇妙、酷似一隻綿羊的青銅器時,一個近乎神話的傳說也迅速傳遍了整個村莊,圍觀的人突然越來越多。這只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銅羊,正式的名稱叫折觥。雖然沒有傳說中的那樣神奇,但它最終被權威機構鑒定為國寶級文物。 



1983年齊家村出土的青銅器中出現了三個多出來的「簋」蓋子 
  這個窖藏南北長1.95米,東西寬1.1米,深1.12米。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出土的最大的青銅器窖藏。
  考古工作者將這裡命名為:莊白一號青銅器窖藏。



周原出土的青銅器 
  莊白一號窖藏的103件青銅器,全部屬於微氏家族,其中有74件鑄有銘文。這些銘文不僅涉及微氏家族的七代作器人,同時也涉及自周王朝建立以後、三百多年的歷史。
  這種器物名叫盤,是周王朝的國王和貴族們在祭祀禮儀上淨手時接水用的器皿。 



編鐘
  這件盤上,有微氏家族叫「牆」的這一代人的標記,所以它也被稱作牆盤。牆盤是這批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它上面總共刻鑄有284字,分成為前後兩段;前一段銘文頌揚了周王朝的七代國王,尤其是最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
  牆在第二段銘文中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



出土的其中兩隻壺內裝滿了清澈的液體
  莊白一號窖藏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大,種類也多,它們不僅具有實用功能,同時還涉及周王朝各種不同的禮儀。
  周王朝的青銅器除了實用性的禮器外,還有成套的樂器。


 
銅爵,古人用來喝酒的器皿 
  按照史書中的描述,鼎是用來盛放肉食的,在它下面還可以生火。而簋是用來盛放黍------也就是今天我們稱作「黃米」的一種主食。
  根據周代的禮儀規定,天子也就是國王享用九鼎和八簋;諸侯也就是周王朝的附屬國的王,可以享用七鼎六簋;用五鼎四簋的主人是大夫一級的大臣;三鼎二簋是上士的等級;下士則只能用最低的一鼎一簋。 



銅觶,也是用來喝酒的器皿
  然而,在莊白一號微氏家族的窖藏中,卻出現了完全相同的八隻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卻沒有出現。
  專家認為,從以往周原貴族墓葬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況分析,結合微氏家族這八隻簋的形制來看,它們應該是五鼎四簋的兩套,從而說明微氏家族應該是屬於大夫級別的高級貴族。
  公元1978年5月5日,有「簋王」之稱的害夫簋出土了。它不僅形體碩大、造型精美,更重要的是器底鑄有124字銘文,記載了周王朝的第十一位國王周厲王祭祀祖先的祝詞。害夫簋是目前所知的極少數明確的周代王器之一。周原遺址還出土過一件叫盂的青銅器的底部,根據上面的銘文記載,它也是一件王器。



「刖人守門鼎」剛出土時
  周代的青銅禮器和樂器,通常是擺放在王室或是各個貴族家庭的宗廟及居所中,那麼埋藏這些青銅器的窖藏附近可能就有相應的建築存在。
  標尺所在的位置,就是莊白一號青銅器窖藏的出土地點,考古工作者經過對窖藏周圍的鑽探和試掘,果然就發現了一處大型的建築遺址。
  他們在遺址內發掘出一排石柱礎,柱礎之間的距離達到3米遠,還出土了大量的周王朝時期的陶器殘片,瓦片,紅色的燒土塊和白色的石灰牆皮。



「牆盤」是這批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 
  從公元1976年開始,在周原遺址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建築基址的考古發掘,經過兩年的時間,召陳村和鳳雛村旁邊兩處大型建築基址呈現出來。
  鳳雛村旁邊這組建築基址經過碳14測定,大約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屬於周人的宗廟建築。中國清朝的皇宮紫禁城,它和北京胡同裡的民居四合院一樣,在建築格局上與三千年前周朝的宗廟建築沒有多大差別。
  公元1999年,一支聯合考古隊又在周原遺址的雲塘和齊鎮之間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建築考古發掘。
  考古發掘表明,中國是從周代開始在屋頂用瓦,起先是在草頂上局部鋪瓦,隨著制瓦工藝和產量的提高,逐漸改為全部鋪瓦。 
  這處建築基址中其主體建築的樣式和規模,經過考古專家的研究判斷已經初步形成復原的方案。接下來考古工作者們在主體建築前清理出一條U字形的路。



周瓦 
  這條U字形的路位於建築基址的正南方,人們從古文獻中,找到了與之對應的記述,並且重新解釋了它的作用。在這幅考古平面圖中,庭院東邊是主人行走的路,西邊是客人行走的路,兩條路的交匯點,正好是大門的位置。
  考古工作者根據所掌握的資料,一直在試圖復原地面建築的樣子。
  生於1723年的清代大學者戴震,曾經繪製過一幅周代的宗廟圖,它與今天考古發現的結果有著驚人的相似,因而,考古工作者對於復原地面建築更是充滿了信心。
  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先生經過縝密的研究,終於將這處建築基址的地面部分復原出來,使這座三千年前的建築原貌得以再現。
  新的考古發掘依然在進行之中,人們期待著新的發現來解開消失於歷史長河中的秘密。   
 



 
第四部 發現傳奇
探訪水下博物館 

 
  西沙群島位於南海西部,眾多的大小沙洲和島嶼呈現出一派迷人的熱帶海域風光——清澈的水下是一座美妙的海底公園。然而,人們大多還不知道,美麗富饒的西沙海底,還深藏著大量的文物寶藏。


大象牙是古代異國的進口商品之一 
  西沙群島離海南最近,隸屬海南省,1998年12月,在海南一個十分普通的小鎮上,卻來了一群特殊的人。
  這些古代沉船遺物,在漁民們眼裡司空見慣,隨撿隨丟,只是受到考古人員的囑托後,才順便帶回的。


碇石是古船木製錨的重要組件
   考古隊員們僱用了二條漁船,並做好了一切準備,他們將在海上生活一個多月。這是中國水下考古隊第一次遠距離出海作業。 
  十分不走運,考古船出發後不久,天氣突變,風大浪高,附近也沒有可避風之處,考古船只能硬著頭皮向前開進。


福建泉州宋代古船模型 
  這個季節對考古作業十分不利。但在古代,恰恰是航船南下西洋的最佳時節。
  到了第二天,風浪仍不見減弱,考古船隻好先來到西沙的琛航島避風。已經有許多漁船先來到了這裡。


擱淺的古船經過漫長的歲月,大部分船體已經被珊瑚沙漸漸覆蓋,之後又被人炸開盜掘整個古船遺址像一片廢墟,但考古人員仍能採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
   自人類開始駕舟駛向海洋,就始終伴隨著沉船事故,海底堆積著異常豐富的人類文化遺存,因而國外有專家聲稱: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在海底,那麼,西沙的海底又是個什麼情景? 
  風浪終於減弱,兩艘考古船啟錨出發了。


古沉船上散落下來的大批瓷器 
  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地點是西沙的北礁,其次是華光礁,現在他們先駛往離琛航島較近的華光礁。
  考古船和巨大的暗礁擦肩而過,不難想像,如果是古代帆船,該有多麼危險。西沙的水下對古代航船可謂是殺機四伏。 


海南潭門鎮的漁民不斷地從西沙海底帶回大量的文物
   途經「銀嶼」島附近時,水下考古隊順帶進行了一次水下調查。「銀嶼」島是一座沙洲,上面有臨時居住捕魚作業的漁民。 
  考古隊員們不斷採集到許多古代沉船遺留的碎瓷片。


華光礁礁坪示意圖
  不久,考古船到達了華光礁,大船謹慎地找到拋錨地點後,水下考古工作便緊張地開始了。
  考古隊分乘四條小艇,在華光礁礁坪等處展開了探尋。考古隊採用的是拖帶搜尋法。珊瑚礁海域,海水清澈,在水下一眼就能看出幾十米,考古隊員只要戴上潛水鏡,用肉眼觀察就行了。


考古隊員在北礁發現大量的畫有圖案的明代青花瓷器
  水下搜尋工作已進行了兩天。考古隊員開始不斷地有了發現--這些無疑是散落的古代沉船遺物。這是否說明已經接近了古代沉船遺址呢?令人興奮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毫無疑問,古代沉船遺址終於找到了。沉船上的瓷器全都傾倒在這裡,散落的範圍至少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看來,這艘沉船還不小。考古隊員們興奮的心情很快化為深深的遺憾:沉船遺址的中心已被炸開一個大坑,顯然這處古代沉船已遭到了嚴重的盜掘。經過長久的海水浸泡,海生物已將木質船體和船上的部分裝載物凝結成塊,它也被盜掘者用炸藥炸開。


美麗富饒的西沙海底 
  整個古代沉船遺址像一片廢墟,但是考古人員仍能採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從遺址表面採集的文物,考古人員判定,這是一艘南宋時期的沉船。雖然遺址慘遭破壞,但是所隱藏的歷史信息並非蕩然無存。
  水下考古工作緊張而又嚴謹地展開了。他們首先必須在遺址上確立一個範圍,作為基準,進行測量繪圖和攝影。遺址表面的記錄工作完成後,他們根據經驗和判斷,決定在船體附近向下深挖。成堆的完整文物漸漸露出了它動人的面目。記錄工作完成以後,一件件文物小心翼翼地離開了海底。 


南沙茂盛的珊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第一層文物發掘出水後,下面又出現了不同的東西。在西沙華光礁,在這艘南宋沉船遺址中共發掘出各種瓷器一千多件。
  出水的瓷器有不同的類型,而且每一種瓷器的重複率很高,這就可以確定,沉船是一艘遠洋貨船,它所裝載的貨物全是銷往海外的民間日常生活用瓷。


鉛塊也是古代中國帆船遠洋貿易的貨物之一
   海上生活異常艱辛、枯燥,不過,考古隊員能享受到一個特權,就是天天吃海鮮,當然這需要自己動手。夜間支上燈光,更是頻頻上魚,有時用抄網就能撈上魚來。 
  有時考古隊員來到島嶼沙灘上,一會就能摸到一頓美味海鮮。


宋代古船木帛雙爪錨 
  華光礁的水下考古,有了可喜的收穫,現在下一個考古目標就是西沙的北礁,這也是是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目標地。 
  北礁到了,表面上看並沒有什麼異常,然而這正是導致危難所在。只有在退潮時,才能看到水底突出的一些礁石,由於這裡水下複雜險惡的暗礁給中外航船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因此,中國政府於1980年專門修建了這座航標燈塔,然而,不幸的古代沉船仍然長眠在海底。


在古沙華光礁的南宋沉船遺址中發掘出各種瓷器一千多件 
  搜尋工作開始了。在這裡還不能完全使用拖帶搜索,因為這裡的水下許多地方起伏很大,礁塊犬牙交錯、溝谷縱橫、地勢險惡,考古隊員必須背上氧氣裝備下潛搜尋。下到較深處,他們都要攜帶繩索用來和水面進行信號聯絡。 
  在這處暗礁,考古隊員發現了很多散落的鉛塊,這有可能是中國古代銷往海外的貨物。從來自1694年印尼爪哇島巴達維亞的中國帆船貿易清單上,就可以看到這種貨物的記錄。 


中國古代傳統的木製錨 
  這些鐵皮顯然是近代輪船的殘骸。
  令人驚訝的是,在北礁的礁盤上古代瓷器碎片幾乎隨處可見,古船遇難後,海浪已將船上的貨物打散,甚至連常來這裡的漁民都認為,北礁是古代沉船的墳場。在散落的碎瓷片中,考古隊員仍能採集到許多不同時時代的完整文物。海底的大量所見,讓人想起了國際著名古陶瓷學家三上次男的話「古代東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寫在中國陶瓷上的,當時的中國茶葉喝了、絲綢爛了,抹去塵埃,昔日的中國陶瓷依然熠熠生輝」。


中外遠洋航船必經之地的北礁,在古代航海人眼裡充滿了恐懼,被視為「鬼門關」
   與華光礁的發現不同的是,這裡發現了大量的畫有圖案的明代青花瓷器。從北礁採集的大量瓷器中,有來自景德鎮,也有來自浙江的產品,但為數最多的還是來自福建不同地區的古窯,而且從採集的地點看,也不只是一二艘沉船的貨物。
  一名隊員發現礁石上有一個弧形的突起物,當他剖開表面的海生物時,驚喜地發現,這是一根大象牙。
  不久,考古隊又有了新的發現。這可不是普通的石條,而是古船錨的一個組成構件,稱為「碇」。在西沙北礁,考古隊員竟然連續發現了四根錨碇石,這些用花崗岩打制而成的錨碇石,全部是來自福建。
  歷時39天的西沙水下考古調查發掘,僅僅是個開始,在這片遼闊的水域下,眾多的沉船遺址構成了一座宏大的水下博物館,等待著考古工作者不斷地去探索、發現。  
 



 
第四部 發現傳奇
亞洲腹地的金字塔(一) 

 
  

上個世紀初、1908年4月的一個黃昏,一支來自境外的駱駝隊出現在我國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處
  公元1038年,在中國的西北部崛起了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王朝。它以弱小的勢力先後與同時代的北宋、遼;南宋、金兩次形成三足鼎立,並將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迅速推向了頂峰。


黑水城,一座湮沒在歷史中近千年的城市
  然而,隨著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鐵騎長達二十多年的軍事征服和突如其來的一場強烈地震,這個統治了西北廣大地區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時間內彷彿被一筆勾銷,從此消失在歷史的塵煙中。
  神秘的黑水城 
  上個世紀初、1908年4月的一個黃昏,一支來自境外的駱駝隊出現在我國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處。領頭的是一名俄羅斯海軍中校,叫科茲洛夫。


百姓們傳說這片怪樹林就是黑將軍和他的將士們不散的陰魂所化
  科茲洛夫此次中國之行,真實目的是為了驗證一個傳說。19世紀末曾到過中國的俄羅斯旅行家波塔寧曾在他的一本傳記裡記載了一個叫黑水城的地方藏有許多珍寶。 
  黑水城──一座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它位於內蒙古額濟納旗達賴庫布鎮東南25公里的荒漠中。
  傳說西夏末年有一個名為黑將軍的西夏守將曾在這裡與敵軍交戰,寡不敵眾,被久困城中。絕望中,他殺死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爾後將府庫所藏八十車財寶深埋井中後,在城西北側破牆打洞率軍突圍。 


科茲洛夫找到了當地的蒙古王爺達西
  這裡現在被稱作怪樹林,據說當年突圍出城的黑將軍就是在這片樹林裡與追殺來的敵軍遭遇,經過殊死拚殺,最終全軍覆沒……百姓們傳說,這片怪樹林就是黑將軍和他的將士們不散的陰魂和身軀演變的。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怪樹林的傳說連同黑將軍藏寶的故事被一代代流傳了下來。
  當年來到額濟納的科茲洛夫在尋找黑水城的遺址時,被當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絕。他們心裡清楚:一批批來這裡的所謂探險者最終目的就是要將原本不屬於他們的東西歸為己有,這一點在土爾扈特人看來是極不道德的。
  據說有備而來的科茲洛夫找到了當地的蒙古王爺達西。被誘惑了的達西王爺不但為科茲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線,而且還加派了嚮導。 


距古城西牆四百米的大佛塔 
  科茲洛夫終於來到了夢幻般的黑水城,後來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據科茲洛夫本人記載,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內的街區、寺廟遺址上很輕易就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絹質佛畫、錢幣、婦女用品等文物。
  這些文物科茲洛夫當時經由蒙古驛站運往俄羅斯聖彼得堡後,他離開了黑水城。當這批文物被運到俄羅斯,文物中那些沒有人認識的文字和造型獨特的佛像讓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地理學會當即做出決定:科茲洛夫探險隊放棄原計劃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動,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價,集中人力、物力對黑水城展開更大規模的挖掘。


黑水城
  1909年6月,僅用了9天時間就從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茲洛夫,對黑水城展開了一次大規模挖掘。 
  由於在城區內收穫不大,科茲洛夫便將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牆約400米、位於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為了他首先獵取的目標。當這座佛塔被打開後,科茲洛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展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無法用金銀財寶去衡量的歷史博物館。
  正是這座後來被科茲洛夫稱之為「偉大的塔」的佛塔內豐富的文物,為之後揭開西夏的歷史之謎提供了詳實的文獻史料,從而也催生了一門新的國際學科——西夏學。 
  當年嘗到甜頭的科茲洛夫自從發現了「偉大的塔」後,挖掘行為變得更加野蠻,幾乎是見塔就挖。
  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旅遊局局長納森:「黑城周圍就這一帶,他應該是挖掉了三十多座塔。他把黑城周圍70——80%的塔幾乎是都毀了。」 
  從1909年6月12日開始,經過9天的掠奪式挖掘後,科茲洛夫懷著從沒有過的滿足感,最後,馭著從數量上到質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為豐厚的文物、文獻悄悄地離開了黑水城。
 

科茲洛夫因為黑水城文物的發掘而蜚聲海內外
  據說科茲洛夫當年除把能運走的運走外,一些大件不便運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圍,但究竟埋在什麼位置,埋了多少至今還是個謎。 
  來自黑水城的文物當年在俄羅斯存放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因為沒有人識別西夏文,俄國人並不知道它們的來龍去脈。
  轉機出現在1909年,俄國著名漢學家伊鳳閣教授,在成堆雜亂的黑水城文獻中發現了一本西夏文、漢文雙解詞典《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是一本西夏人和漢人相互學習對照語言文字的工具書。至此,俄羅斯的學者們才明白,原來科茲洛夫兩次用駱駝馱來的是中國中古時期西夏王朝190年的歷史。
  科茲洛夫因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聲海內外,使他從此在考古界佔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當年,科茲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宮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燈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偉大發現,爾後又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們輝煌的戰果。


聖彼得堡博物館藏有大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
  就在那次參觀展出的人群中,一位美國人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的蘭登華爾納。
  繼華爾納之後,日本人也介入了對黑水城的文物掠奪,情況如何他們秘而不宣。
  新中國建立後,我國考古工作者對黑水城進行了多次科學考察。特別是1983年至1984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兩次、歷時3個多月對早已是千瘡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發掘考察。
  據記載,內蒙古考古工作隊在黑水城的兩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獻3000多頁,但大多以殘頁為主,這和當年的科茲洛夫相比,那是無法同日而語的。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當中國西夏學者第一次站的東方研究所內,站在黑水古城被盜文物、文獻面前時,他們的心顫慄了!
  這裡有西夏文文獻8000多個編號,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經近千種。
  這還不是它的全部,在距離東方研究所不遠處同一條街上的聖彼得堡博物館內,同樣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時期的雕塑、壁畫、唐卡、繪畫等珍貴文物。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羅斯與俄方接洽,聯繫出版事宜,合作協議於1993年達成。
  此時的中國學者們清楚,他們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時間和難得的機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這項歷史工程。
  在前後4次累積約一年的時間裡,專家學者們整理登記、拍攝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文獻,這些大都是極有價值的精品。截止到目前,已編輯出版了11冊《俄藏黑水城文獻》,其他的仍在整理、編輯之中。  
 



 
第四部 發現傳奇
亞洲腹地的金字塔(二) 

 
  

這片黃土丘當地的老百姓一直稱它為昊王墳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陝西考古工作者乘車經寧夏前往內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銀川市不遠的賀蘭山下,分佈著一片高低不同的黃色土丘,這一信息當年並未引起寧夏考古界的重視。
  這片黃土丘,當地的老百姓一直稱它為昊王墳,老百姓所說的昊王墳的「昊」字就是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的「昊」。許多年來,就這片陵墓群的歸屬,史學界和考古界從沒有過明確的定論。
  1971年冬天,寧夏駐軍某部為完成戰備訓練任務,在陵區內開挖戰壕,當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時,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殘碑碎片。寧夏博物館考古工作隊的隊長鍾侃帶人趕到現場,當看到那一塊塊殘碑上的文字時,鍾侃震驚了,這是早已消失在歷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石碑上刻的是早已消失在歷史中的西夏文字 
  出於慎重,當年寧夏考古工作隊迅速組織人馬開赴陵區,對這片陵墓群進行了有史以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考古發掘。在戰士們曾挖出殘碑的周圍,他們很快尋找到了1775塊刻有西夏文字的殘碑片。
  經過考古工作者的精心拼對,一個由16個字組成的殘碑,最終成為揭開這片陵墓群神秘面紗的物證,通過分析、考證,最終確認這片陵墓群就是早已消失在中國歷史中西夏王朝的陵園。這是1972年的8月,此時距西夏王朝的滅亡已過去了整整743年。
  據《寧夏嘉靖新志》記載:賀蘭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鞏縣宋陵而作……。但在之後的整個挖掘考察過程中,卻揭示出了與宋陵越來越不相同的內容,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漢字,細看一個不認識。


這是一片氣勢恢弘的陵墓建築群
   當年在對西夏王陵的發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此類石雕在國內屬首次發現,當時並不清楚它們最初的作用與功能。之後,隨著發掘清理範圍的擴大,出土數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現的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機。原來這是承載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雛。
  大概涉足過西夏王陵的人都有過這種感覺,那些被稱為陵的黃土包和平時見到的墳丘沒什麼兩樣,只是顯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實不然,根據專家考證,它原本的形制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個掛滿琉璃的寶塔式建築,名為陵台,又稱封土,屬陵城內的主體部分。


當年在對西夏王陵的發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傳統的喪葬習俗一般墓穴應當是在封土的正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並非置於封土之下,而是遠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處。但不同的是,西夏王陵內的地面建築大多都是塔式風格,這與中原地區的唐陵、宋陵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離陵園的中軸線,位於陵城的西北角。


西夏王陵的地面建築大多是塔式建築
   就西夏王陵主體建築偏離中軸線的現象,專家們有多種說法,多數認為我國古代許多遊牧民族崇奉薩滿教,他們認為:中間乃「神靈」之位,人應當有所避諱。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後的陵墓也不能佔據正中,因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測西夏王朝起源於西北,又強盛於西北,在它看來,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圖吉祥之意。但到底哪種說法更準確,目前意見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皇家陵園的石像生自東漢創製以來,其位置均列於陵園正門外的神道兩側,成夾道之勢。但早已隨著陵園的毀壞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據發掘的痕跡表明,初建時則全部擺放在陵城內,這更為唐陵、宋陵所不見。


1977年起人們開始發掘這座可能沒有遭到盜墓的陵寢 
  就目前發掘的情況看,西夏王陵的陵寢墓室均是人為掏制的土洞墓穴,無一磚石結構。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們簡陋的墓室內很少發現有貴重的陪葬品。
  在對西夏王陵的整個挖掘清理過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個從未實現過的心願,那就是希望能打開一個完全沒被盜掘過的陵墓。
  1977年的2月,機會來了。他們懷著這個心願將目光聚焦在了陵區內的這座陪葬墓上。


鎦金銅牛 
  七個月後當墓門終於被打開,突然出現在墓室斜角的盜洞,一下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失望了,這仍然是一座沒能逃脫劫難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員只得進行一些常規的清理工作,可幾天後奇跡出現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銅牛從黃土和沙石中慢慢地顯露出它的原型。 
  這尊已被國家定為一級文物的鎏金銅牛身長1.2米,體重188公斤,通體鎏金,造型生動、形象逼真,在國內屬首次發現,是一件無可置疑的國寶級文物。
  與鎏金銅牛一起重見天日的還有一件與銅牛大小相近的石馬。
  2000年5月,考古人員在對編號為3號陵的陵城東南角進行清理時,在地下50厘米處發現了一個直徑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徵的實心灰陶佛頭。


與銅牛同時出土的石馬 
  當年9月,地面清理轉移到了該陵的東門,就在這裡,一個大體完整、帶有翅膀、造型獨特的佛像被清了出來。當時在場的寧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杜玉冰女士根據自己學術上的積累,確認此物名為「迦陵頻伽」。
  「迦陵頻伽」作為建築構件出現在西夏王陵,說明唐宋時期隨著佛教在中國的世俗化,許多被賦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經故事,作為一種藝術題材被廣泛應用。
  在國內的其他一些王陵,墓葬的歸屬大都各有所主,但西夏陵卻不然。
  隨著考古工作者對西夏王陵發掘的深入,明顯感覺到王陵的被損程度是歷史上一次罕見的破壞行為所造成的。專家分析,不管是從時間、地域,還是歷史條件上都極有可能是蒙古大軍所為。


西夏王陵就像整個西夏歷史一樣是個殘卷
   史料記載,六征西夏的蒙古鐵騎曾三次到達賀蘭山下,西夏王陵是途經西夏國都興慶府的必經之地。另外成吉思汗死於征討西夏的戰爭期間,這也可能是給西夏王陵帶來毀滅性災難的重要原因。
  據史料記載,西夏共傳位十帝,除最後一任獻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軍隊帶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薩裡川祭殺外,其他九位加上開國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繼遷、父親李德明都葬在了賀蘭山下的皇家陵園。如果是這樣,西夏陵區內就應當有11座帝陵才能對號入座。但截至目前只發現了九座。有專家認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於1226年成吉思汗圍攻西夏的戰亂時期,此時正值國家危難,顧不上造陵。但有的專家對此說法持不同看法。
  那麼兩座找不到蹤影的帝王陵到底哪裡去了?這也許永遠是個歷史之謎。  
 



 
第四部 發現傳奇
亞洲腹地的金字塔(三) 

 
  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人是我國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藏等省區的黃河九曲之地。他們世代逐水草而居,屬遊牧民族。公元629年以後,黨項族所屬的八個部落先後接受招安,歸順了大唐王朝,受封於今天四川西部的松潘一帶。
  唐朝初年,西藏吐蕃王朝進入了強盛的松贊干布時代,松贊干布完成了青藏高原各部落的統一後,開始了強有力的軍事擴張。黨項人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不得不尋找新的生存基地。最後在唐朝的准許和安排下,終於落腳在了陝北橫山一帶的無定河流域。 
  生活環境和生存方式的改變,使他們由遊牧文化逐漸過渡到了農牧並重的文化。
  唐朝末年,隨著大唐帝國國運的山河日下,雄踞在橫山以北夏州、黨項族中的拓跋氏憑著部落實力的日益強大,發展成為在陝北地區擁有地方武裝的黨項羌酋。 
 

這裡曾是黨項人形成地方割據勢力的根據地,也是西夏初創時期的中心地帶
  公元881年,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在配合李唐王朝鎮壓黃巢農民起義中作戰有功,被賜姓李,受封為「定難軍節度使」,從此形成了以夏州為中心的地方割據勢力。
  公元982年,宋太祖趙匡胤吸取唐朝潘鎮勢力割據的歷史教訓,開始著手削潘。時任夏州第九任定難軍節度使的黨項人李繼捧被迫入宋獻出五州,並被宋朝賜「趙」姓。
  就在李繼捧入宋獻地之時,他19歲的堂弟李繼遷卻逃出已歸順北宋的銀州城,叛宋自立,拉開了與北宋王朝的戰爭序幕。
  李繼遷,迅速將戰略眼光投向了夏州以北近200公里的靈州,也就是今天的寧夏靈武市。歷史上的靈州是古絲綢路上的重鎮,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帶。對李繼遷來講,佔據靈州就可以西打吐番,北牽回鶻,然後向南發展,圖謀中原。更重要的是能以這裡為跳板,向河西發展,達到佔據河西走廊的目的。
  公元1000年2月,李繼遷在距靈州以東不遠的浦洛河截獲宋軍運往靈州糧草四十萬擔,切斷了靈州的生命線,隨即重兵包圍了靈州。
  當年靈州之戰,宋朝的六萬援軍還在行軍途中,靈州就早已失陷在黨項人的久困之下。
  佔據靈州後,李繼遷很快建都於此,號西平府,而後發兵河西走廊,涼州失陷。
  公元1004年,李繼遷在涼州之戰中,身受箭傷。為保住十多年來東征西殺得到的血本之地,李繼遷臨終前曾叮囑其子李德明臥薪嘗膽,上表宋朝請求歸附。這一年李德明送走了父親李繼遷,卻迎來了兒子——李元昊的出世。
  李繼遷死後不久,李德明便與北宋王朝簽訂了以稱臣為主要內容的《景德和約》,以此換得了宋朝取消黨項人在宋朝境內買糧受限的規定,同時解除了黨項人控制下的鹽州所產青、白鹽輸入宋境的禁令。
  「景德合約」後,出現了西夏少有的安定時期,正是這一時期為西夏隨後的建國奠定了基礎。當年表面上臣服於宋王朝的李德明,又接受了遼國契丹人的冊封。他利用宋遼之間的矛盾左右討好,在夾縫中求發展,始終為建立王國暗中實施著全面的準備。 
  公元1020年,有著戰略眼光的李德明,又以一個美麗的傳說為由,將都城由靈州遷往新建的興慶府,也就是今天的寧夏銀川市。
  在李德明遷都的同時,李元昊已奉父命將整個河西走廊納入了黨項人的版圖,西夏王朝初具規模。
  遺憾的是就在李德明大業將成的時候,卻於公元1032年病死於興慶府,西夏的帝王寶座與他失之交臂,28歲的李元昊繼承了父位。 
  應當說李元昊在建國前推行的所有措施,留給今天的恐怕也只有他在極短的時間內以法律形式創製和推行的西夏文字,這對中國歷史文化至今都是一個貢獻。
  由於以往發現的西夏文主要用於記錄佛經,因此有人懷疑西夏文只是一種宗教文字,根本沒有實用性。
  其實不然,這兩份至今珍藏於俄羅斯的西夏世俗文書推翻了以上的假設,這份是民間契約。
  而這一份而是一位名為馬仁勇的黑水守將請求調回原籍的報告。這些世俗文書準確地反映出了西夏時期的社會狀況。從目前掌握的情況看,西夏文還是中古時期我國使用時間最長的少數民族文字,從創製到消失經歷500多年。
  公元1038年李元昊圓了幾代黨項人的夢想,在興慶府登上國王寶座,立國號為大夏,並且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賜姓,恢復了黨項姓氏,自號嵬名氏。因為元昊建立的大夏國在中原以西,西夏的名稱也由此而得。此時它的疆域已是「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面積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西夏王朝迎來了它的第一個輝煌。
  西夏的建國過程也就是其勢力範圍不斷向西擴展的過程,建都興慶府正是西夏政治、軍事實力向西擴張的重要標誌。
  當年建國後的李元昊為得到北宋王朝的認可,依然採取了戰爭的手段。 
  公元1041年,李元昊在距天都山不遠的好水川擺兵佈陣,和宋軍展開了一場殘酷的戰爭,史稱好水之戰。
  這場戰爭又是以西夏軍隊大獲全勝畫上了句號。
  好水之戰結束後,指揮這一戰役的韓琦和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范仲淹都被貶官降職。
  好水之戰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典型戰例,至今出現在中學生的歷史課堂上。
  好水川之戰後的第三年,公元1044年西夏又與遼王朝就遼境內黨項民族的歸屬之爭引發了河曲之戰。此戰元昊採取了堅壁清野,製造赤地,斷絕遼軍糧草的戰法,又大敗遼軍。也正是這一仗,奠定了西夏與宋與遼三分天下的格局。
  當年李元昊在軍事擴張的同時,並沒有疏忽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他在宜農宜牧的條件下開始了精細的農業管理。在寧夏地區不僅充分利用歷史上留下的漢延渠、唐徠渠,還新開挖了昊王渠。
  西夏王朝在近200年的歷史中歷經十世,在位時間最長的是第五代帝王李仁孝,西夏王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中國中古時期惟一原本保存完好的國家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國第一本雙解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都是在這一時期修訂完成的。
  西夏後期,隨著王朝內部出現分裂,和黨項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這個統治了中國西北部近兩個世紀的少數民族王朝開始走向了它的衰敗。是戰爭將它最終深深地埋入了歷史的塵埃之中。  
 



 
第四部 發現傳奇
亞洲腹地的金字塔(四) 

 
       

被炸倒塌的古塔中的文物
  1990年的冬天,在中國寧夏賀蘭山北段的這條山溝裡,一座歷經滄桑的千年古塔被炸倒在了盜寶罪犯的腳下。
  廢墟下若個件珍貴的西夏文物得以倖存。經考古人員清理,一套用西夏文印製的九卷本佛經《吉祥遍至口合本續》和其他幾件有價值的西夏文物被拂去歷史的塵埃,展現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
  其中《吉祥遍至口合本續》文中不該出現的倒字和邊緣不齊、線條不正等現象引起了寧夏考古所研究員牛達生的注意,因為這是雕版印刷品不可能出現的錯誤。他的這一發現為活字印刷最早出現在中國找到了確鑿的證據。
  就在賀蘭山方塔被炸的前後,甘肅武威纏山村的村民們在修復祁連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也發現了一批被壓在地磚下的西夏文經書。
  當時村民們見上面的字一個不認識,怕招來災禍,於是就一本本的投向了火焰。僅剩的幾本還是被一位老者藏在石縫裡才得以倖存,其中一本有幸轉到了武威文化館原館長孫壽嶺的手中。
  孫壽嶺見到這本名為《維摩詰所說經》藏本後,驚異地發現此經是古泥活字印本。


刻本西夏譯經圖 
  北京圖書館館藏的1917年出土於寧夏靈武縣的西夏文獻中,有一幅珍貴的刻本西夏譯經圖。圖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並有西夏文題款,標明圖中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此圖形象真實地描繪了西夏時期譯經的場面。
  文獻記述:西夏時期僧人非常之多,在佛教最興盛時,西夏法律還曾限制過老百姓出家,但其統治者卻始終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廣建寺院佛塔。近千年過去了,寧夏境內至今仍有大小佛塔400百多座,被稱為佛塔的博物館。一些古塔,由於歷史上沒有留下準確的始建年記載,致使一些西夏時期的佛塔始終被披著元或明、清的外衣。


寧夏的一些西夏古塔一直被認為是別的時期的古塔
  應當說,現存於在寧夏境內的400餘座佛塔中,只有一座是歷史上就有定論的。它就是始建於西夏距今已有900多年歷史的承天寺塔,又名「西塔」。
  傳說西夏的開國皇帝李元昊死後,他的私生子諒祚剛滿週歲便登了基。元昊的地下夫人沒藏氏為保兒子「聖壽無疆」,役使兵民數萬,用了五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在興慶府建造了承天寺塔。
  當年承天寺塔與位於河西走廊涼州的護國寺、甘州的臥佛寺,都是西夏時期著名的佛教聖地。


一百零八塔 
  至今供奉在甘肅河西走廊張掖市,古稱甘州大佛寺內的臥佛,恐怕是我國歷史上留下的最大臥佛。歷史上有關大佛寺的臥佛的建造有兩種說法,但都與西夏有關。
  位於銀川市城北三十里,賀蘭縣境內有一座許多年一直呈倒塌狀的藏傳秘宗喇嘛斜塔名為潘昶塔,人們一直戲稱此塔為比薩斜塔。
  1990年6月寧夏考古研究所在對這座建造風格獨特的佛塔進行維修時,意外地發現塔內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殘經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見的早期佛教繪畫等珍貴文物。


它是西夏時期保存下來的佛教建築,而且這種類型的佛塔是目前國內惟一完整保存下來的藏傳佛教建築遺產
  這的確是意外中的意外,事前沒有人會想到這座殘塔會藏有如此多的西夏文物,應該說它是繼黑水城發現西夏文物後又一次重大發現,另外根據塔中文獻提供的線索,此塔並不是人們一直稱呼的潘昶塔,而叫宏佛塔,始建於西夏。
  在黃河中上游青銅峽水利樞紐附近峽口地帶的黃河岸邊,有這樣一組奇特的佛塔建築群,人們稱之為一百零八塔。隨著文物考古部門1987年對它的發掘清理發現,它是西夏時期保存下來的佛教建築,而且這種類型的佛塔是目前國內惟一完整保存下來的藏傳佛教建築遺產。 
  藏傳佛教不僅在元代以前就傳入西夏,而且已形成了很強盛的規模。可以說,西夏是藏傳佛教進入中原地區的一個橋樑。大概正是西夏這個橋樑作用,才為後來元代統治者與吐蕃接觸,達成西藏統一談判,提供了融洽的政治氣氛和宗教親和力。


西夏時期這裡曾分佈著幾萬平方米的寺廟建築 
  橫穿寧夏川區南北延綿200多公里的賀蘭山,在西夏是黨項人心中的神山。整個山脈分佈著三十七個溝口,每條溝裡都是一個歷史文化的長廊,山內岩石上壁畫、巖畫以及寺廟遺址隨處可見。
  賀蘭山的巖畫應當稱得上全國之最,很多伸向溝內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類留下的刻痕。一幅幅構圖簡單的巖畫,既有原始宗教含義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圖騰,但讓人難以解釋的是巖畫中那些帶有宗教含義的西夏文題記,這是否可理解為儘管西夏時期佛教昌盛,但來自原始社會氏族階段的黨項人對自然崇拜、性崇拜的觀念依然強烈而深刻。
  賀吉德:「在這個賀蘭山巖畫圖案上面,有很多西夏的文字,這五個字能、昌、盛、正、法這五個字,這五個字是西夏字的「佛」字,在這個溝口裡面內外都發現了西夏的文化遺址,那麼黨項人呢,肯定是在這個賀蘭口曾經頻繁地活動過。」 


賀蘭山留下的黨項人巖畫
   1986年4月,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在市內繁華地段、新華東街重修百貨大樓的施工中,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七尊通體鎏金的青銅造像破土而出。當時的情景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倒吸一口冷氣,真是天意,因為銅像和打樁機錘打的距離幾乎是擦邊而過,稍偏毫分,這些銅像都將毀於一旦。這些文物經專家鑒定,均出自於西夏。 
  歷史上很少有人會把敦煌藝術,這個世界級的寶貴遺產和西夏人聯想起來。然而在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會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專家考察組,經過三個月對洞窟的考察,發現在這裡的500多個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達80多座。 


通體鎏金的青銅造像 
  西夏在此統治時期,從沒中斷過對洞窟的開鑿。這期間不僅政府出資操辦,一部分黨項人也加入到出資行列,他們就是迄今仍然留在敦煌石窟壁畫中的西夏供養人畫像。
  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現得極有特色。這些人物面部豐滿而微長,鼻樑較高、身材魁梧,與史料中記載西夏人面部特徵「圓面高准」正相吻合。今天,這已成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和中國佛教史上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滅亡以後,他們的後裔又通過佛教信仰延緩了黨項民族消亡的時間。  
 



 
第四部 發現傳奇
亞洲腹地的金字塔(五) 

 
  

居庸關
  居庸關是萬里長城八達嶺上的一座重要隘口,在隘口過街塔雲台門洞的石壁上刻有六種文字的佛經,其中一種就是西夏文。
  1879年英國學者偉列見到它時,說是女真小字。之後法國學者德維利亞卻又小心翼翼地猜測可能是西夏文。當時國內學者的推測也是無花八門,直到上個世紀初,俄羅斯人根據黑水文獻中發現的《番漢合時掌中珠》破譯西夏文字後,這樁筆墨官司才算了結。
  居庸關過街塔修建時,西夏王朝已在中國歷史上消失了達一個世紀之久,可它的文字為什麼會在它消失後出現在這裡呢?這是當時關注西夏歷史的學者們對西夏後裔的去向產生最初興趣的初衷。
  史料記載:公元11世紀初,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越過漠北在圖謀中原的征途中,矛頭首先指向了途經之地的西夏王朝。從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納蒙古仇人攻入西夏境內開始,共耗時22年先後六征西夏。
  1225年,西征勝利歸來的成吉思汗又親率大軍十萬,先破黑水城,後占沙洲,一路席捲河西走廊,爾後兵鋒直指西夏國都興慶府。但就在這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卻因病魂斷六盤山。
  成吉思汗之死招致了蒙古大軍更為殘酷的殺戮,血腥的屠城加上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使西夏軍民「免者百無一二,屍骨蔽野」,興慶府變成一座死城。 
  當年蒙夏之戰究竟慘烈到什麼程度,通過寧夏海原縣臨羌寨這座古城遺址中發現的填屍坑可略見一斑,歷史上,這裡曾是蒙夏之戰的一個重要戰場。


蒙夏古戰場的遺存
   1976年9月,西夏學者史金波、白濱在甘肅酒泉考察時無意中發現了《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
  碑中篆刻的內容記錄著當年蒙古軍隊攻打西夏肅州時,肅州城內黨項上層率部投降,被任命為肅州長官,並世襲「大達魯花赤」官職的經過和部分西夏軍隊被充入蒙古軍隊、以唐兀軍的名號與蒙古大軍一起逐鹿中原的記載。
  正是這塊碑也為西夏後裔的去向提供了準確的信息。
  在酒泉唐兀碑發現後不久,又一塊記錄著西夏人歷史的唐兀碑在冀魯豫三省交界處的河南省濮陽市被發現。
  碑中內容將一支西夏後裔的遷徙圖清清楚楚地勾畫了出來,它記載了周圍楊氏家族的祖先唐兀台和他的兒子閭馬跟隨蒙古大軍,從西夏故地一路征戰來到這裡並接受冊封的經歷,碑文中「世居寧夏路賀蘭山」的刻痕至今清晰可見。
  以楊十八郎村為中心,周圍十多個自然村的楊氏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通過這塊唐兀碑瞭解到了他們的祖源。楊氏村民們把這塊碑看成他們的根。
  1975年9月,史金波、白濱聽說在河北保定發現的兩個八稜經幢上刻有一種不認識的奇怪文字。當白濱站在八稜經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時,他愣了。上面確鑿無誤是西夏文。
  白濱用了九天的時間,拓制了32幅拓片帶回北京研究。在翻譯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後,從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後裔存在的驚人信息。同年12月白濱又和史金波重返保定尋找經幢出土的地點。在保定北郊韓莊村他們瞭解到,這所學校就是原寺廟遺址,當地人稱之為「西寺」,經幢正是出土於這裡。
  經幢上的題記告訴學者,這座經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個人名中不乏黨項人姓氏,說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帶仍有黨項人居住。它的發現把西夏滅亡後西夏後裔的活動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過去至少推遲了150年。
  1980年史金波同西夏學者吳峰雲來到了安徽合肥,就元代唐兀人余闕的後裔進行調查。
  史料記載余闕祖籍系西夏時的甘肅涼州,其父沙剌藏卜於元代自涼州隨軍遷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調查中,史金波、吳峰雲根據《廬州府志》上提供的線索幾經周折,找到了余闕的後人余章元、余國銓。還在合肥小南門外的二里橋和桐城市洪濤山分別發現了《余氏宗譜》。根據宗譜的確切記載:余氏家族是經過七百多年傳承至今的西夏後裔。
  史金波:「他們也知道他們的老祖先是余闕、是從武威那邊遷過來的,西夏地區遷來的,而且還講了他們的民俗,他們過年的時候都要掛燈籠、燈籠上寫著「河西郡」「武威郡」,都是還說的是西夏的事情。」
  從近年來西夏學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們發現,歷史上因亡國被充入蒙古軍戶的西夏人除河南、安徽的楊氏、余氏家族外,還分佈在河北、山東、江蘇、江西、雲南、四川等地,但大都已被漢化。黨項這個詞對他們只是一種陌生的稱謂。 
  文獻記載,黨項族在唐代自松潘一帶向北遷徙時,有一部分仍留在了當地,被稱為「弭藥人」。一千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後裔仍生活在這裡。有專家認為:西夏滅亡後,一部分黨項人很可能受著魂牽夢擾的故鄉召喚,從戰火中逃了出來,橫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們的發源地,這個今天被稱為木雅的地方。
  生活在這裡的木雅人同屬藏族,居住在一條被稱為木雅河的兩岸。由石頭構築的村莊與隨處可見的石雕協調地結合在一起。木雅人居住的環境和衣著服飾,粗看和藏族沒什麼兩樣,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實際上處處都與藏族存在著差異。尤其是流傳於木雅人之中,被當地藏族稱為「鬼話」的木雅語,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此種語言的淵源,這是否與西夏語有關,同樣是專家在研究的課題。
  城內有座安確寺,寺裡的喇嘛是清一色的木雅人,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雖略知一二,但也說不太清楚。
  據專家分析,西夏滅亡後,仍有相當一部分黨項人留在故地。元代過後,原來屬於西夏的部分地區開始大量遷入漢人、蒙古人、回鶻人,他們與西夏遺民和睦相處、繁衍生息。但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黨項人連同那獨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沒在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第五部 梵音淨土
青州佛像之謎 

 
  


德國亞太文化展中的「青州佛像藝術展」
  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學校正在為修建操場緊張的施工。一直轟鳴的推土機似乎感到有些異樣,工人們走到車前扒開浮土,一幅驚人的場景出現在他們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隨著這次偶然的發現被開啟了。
  搶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開。考古人員採用局部發掘的方式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覆蓋著泥土的佛像逐漸顯露出他們本來的面貌。


青州市博物館
  夏名采:「有一尊觀音菩薩吧,它出土的時候完整地躺在那個地方,相當的優美,人家都說維納斯漂亮,我看這裡幾尊比維納斯還要漂亮。」 
  這裡為什麼會集中埋藏著佛像?


考古人員採用了局部挖掘的方式 
  這個問題似乎很好解釋,因為在窖藏坑被發現之前,當地人就知道這裡曾存在著一個古老的寺廟,縣史書上記載叫龍興寺。龍興寺在公元500年前後就已是遠近聞名的大寺院,此後香火繁盛長達800多年的時間。但公元1300年前後,龍興寺卻奇怪的消失了。


考古人員在清理出土的佛像
  在進行完修復和拼對之後,佛像的總數已達到400餘尊。一個面積只有五十多平方米,深度不到三米的窖藏坑內為什麼會埋藏著數量如此之多的佛像。許多佛像在經過艱難的修復比對之後,仍然無法完整地再現原貌,他們原本只是一些殘缺的肢體,或是一些沒有身體的佛頭。一些碎塊表明,他們曾被人為的砸碎。


剛出土的觀音像 
  考古學家不需要太複雜的技術手段就從題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這批佛教造像絕大多數完成於公元5到6世紀,南北朝時期。
  青州的佛教造像大多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完成的。
 

佛像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數量不多,其中絕大多數是這種帶有背屏的造像,這是最早從中亞傳入的中國造像樣式之一。 
  造像的主體大多由三個佛像組成,兩旁是脅侍主佛的菩薩,中間是被供奉的主佛,主佛的形象主要是佛教的創始人釋迦。


在龍興寺出土的石碑
  佛主與菩薩身下的基座往往被姿態各異的荷蓮連接成一個整體。與眾不同的是,中國的古老圖騰——龍的形象也出現在佛像的底座上,這在中國其他地區出土的佛像上還從未見過。
  在北魏至東魏時期的造像中,佛像身後的背屏用來表現佛主身上閃耀的佛光,這是佛教世界裡眾神不同於凡人的一個重要標誌。背屏也成為一個表現佛教世界的載體,在許多背屏的上部都用浮雕手法精細地刻畫出一組飛天的形象。


許多佛像在經過修復後仍無法再現原貌
  北魏建國後,佛教逐漸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北魏的皇帝、皇后和一些王室貴族都是積極倡導佛教的虔誠信徒,巨大的石窟佛像因而在這時開始大規模興建。造像的風潮也同樣出現在青州。今天在青州市附近,還保留著幾處公元6世紀到7世紀建造的佛教石窟。
  與這些石窟同時建造的,當然還有大量的寺院廟宇,以及廟宇中供奉著的佛像和菩薩。有一點可以肯定,青州地區當時的佛像雕刻技法已經達到了相當高深的水平。 


考古學家判斷這批佛像大多完成於五到六世紀 
  在龍興寺窖藏坑出土之前,青州及其周圍地區就已經陸續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目前總數已有一千多件,這些佛像與龍興寺佛像所處的時代大致相同。這更加有力的證明,當時的青州不僅是一個佛教中心,還是一個佛像製作的中心。
  在北魏晚期到東魏時期的青州佛教造像中,佛像大多身材單薄、肩部低垂,是典型的中國漢人的體態。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
  佛像面部的顴骨微微突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智者的形象。這樣的造像風格被稱為秀骨清像,他們深受漢族士大夫階層傳統審美情趣的影響,它先在南方的漢族王朝興起,很快又波及北方。
  佛像在服飾上的風格也來自南方漢族王朝的影響,從印度遠道而來的佛只是到了中國後才穿起這種寬衣大袖褒衣博帶的長衫,這是典型的漢族傳統服裝。


造像的主體大多由三個佛像組成
  佛像上的漢化風格是當時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漢化傾向的一個縮影
  但是,公元六世紀中期以後北齊時期的佛教造像,早前秀骨清像的造像特徵完全被新的造像風格所取代。早期從印度傳入的藝術風格再次成為主流。


龍的圖像也出現在佛像的底座上
  在青州地區出土的北齊時代的石刻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當時胡人已經廣泛地進入到青州地區進行經濟和文化活動。與異域的交流也體現在同時期的佛教造像上。
  另一些佛像,他們或是採用凸稜的方式刻出衣紋,好像打濕的衣衫緊貼身體,或是身上沒有任何皺褶,肌膚的輪廓充分顯現著人體的優美,他們很可能就是史書文獻中記載過的「曹衣出水」的樣式。
 

在許多背屏上都精細刻畫有飛天的形象
  與佛像簡練明快的風格相反,北齊時期單體的菩薩造像在雕刻風格上卻表現出極為繁複、細膩和華麗的風格。
  思維菩薩像是造像中較為特殊的一種,它表現的是釋迦在菩提樹下進入冥想而最終大徹大悟的故事。優美的姿態,殘留的貼金彩繪和殘缺的左臂引領著心靈無限的遐想,而神秘的笑意在嬰孩一般天真的面龐中微微流露,彷彿在冥想中已頓悟佛的真諦。
  在青州佛教造像挖掘出土之後,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考古學家,數量如此之多的精美佛像為什麼被埋入地下?而且,從挖掘的現場看,這些佛像在埋葬時已經被人為地砸壞,那麼,砸毀佛像的原因是什麼,砸毀佛像與掩埋佛像的人會是同一批人嗎?


龍興寺遺址出土的這些佛像究竟出自誰手,至今仍是一個謎
  種種細節說明,這是一次有計劃的、精心安排的掩埋行動。那麼真正砸毀佛像的人又是誰呢?
  金維諾:「應該是和滅佛有關係,這就是在晚唐時期,在五代時期,有兩次很大的滅佛,我們說這個滅佛以後呢,就可能這些石雕破壞了。」 
  在一些佛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燒過的痕跡和修復的痕跡,他們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的歷次毀佛滅法運動中被砸毀,又在此後隨著佛教的重新興盛而被修復的。


青州的佛像雕刻當時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在龍興寺窖藏坑內發現的幾件造像,根據鑒定為北宋時期的佛像。在一件佛像上還發現了「北宋天聖四年」的字樣,北宋天聖四年也就是公元1026年,這距離南北朝時期的最後一次滅佛運動已近500年。如果是這樣,那麼之前關於佛像毀於南北朝滅佛運動並在此後被埋葬的假設就不會成立。


龍興寺窖藏佛像出土前,青州及周圍地區就已經出土了一些佛像 
  夏名采:「北宋末年,中國出了一場大動亂,根據文獻記載,金兵在三年之內,五次攻打青州城,五次攻進來,有四次退出來,所以交叉戰鬥就在龍興寺這一帶相當激烈,就在城牆邊,所以龍興寺的佛像,我認為是在這一次被毀的。」
 

北齊時期的造像 
  然而,青州佛像是否毀於金人南侵,仍是一個值得爭議的問題,人們從不同角度對這個猜測提出了質疑。


北齊時期的石刻拓品
  那麼,如果這些佛像的掩埋既不是源於南北朝時期的毀佛運動,又不是因為金人南侵,會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泥土的隱埋中沉睡了漫長的時間呢?
  考古學家將目光投向了青州附近出土的一塊石碑。這上面的文字或許就是打開青州佛像之謎的鑰匙. 


思維菩薩像是造像中較特殊的一種 
  這個線索可以推測,在北宋這個時期,青州地區的寺院應該盛行著一種隆重的法會,寺院的僧人將早年在各種滅法活動中損壞的佛像或者經年累月破舊的佛像集中起來,然後舉行隆重的儀式,將他們埋葬起來,以積累功德。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龍興寺的窖藏中,以曾經發生過滅法運動的南北朝時期佛像居多,而隋唐到北宋的佛像卻十分少見的原因了。
  然而,還有一個疑惑仍然困擾著人們,假設這些前代的佛像在北宋時期才被埋葬,歷經幾百年時間,他們身上的貼金彩繪估計早已褪去了。而直到今天,這些千年以前的佛像仍然散發著動人的光澤和炫目的色彩,這又如何解釋呢?
 



 
第五部 梵音淨土
法門地宮的秘密 

 
  


法門寺與法門寺塔
  法門寺在西安西邊110公里的扶風縣內。關於這座佛教寺院的最早記錄是在公元五世紀的北魏時代,但民間傳說中的法門寺,卻源於佛教傳入中國的初期。
  公元前486年,80歲的釋迦牟尼在北部印度一個樹林中去世,弟子們哭泣著將他的屍體焚化,焚化後的屍骨結晶體和未燒盡的遺骨,被稱作舍利,由他的親屬和弟子們作為聖物收藏起來。
  釋迦牟尼死後250多年,古印度一位偉大的國王——阿育王統一了部族紛爭的印度。為了傳播佛教,他將佛祖留下的舍利收集起來重新分成若幹份,送往世界各地,建塔供奉。據說,這些舍利的一部分傳到了中國,中國各地便有了佛教舍利塔,而法門寺塔就是其中的一個。
  1987年春天,人們開始對法門寺塔進行考古發掘。
 

1987年開始對法門寺塔開始考古發掘 
  考古人員很快清理出明代的塔基,並在明代塔基中又發現了唐代的塔基。考古人員在塔基的正南面找到了進入地宮的通道。
  在挖掘出19級青石台階後,一道石門顯露出來。第一道石門後面是長長的甬道,甬道盡頭又是一道石門,石門前立著兩塊刻滿漢字的石碑。
  這塊碑上的文字,記載著從阿育王分送舍利於法門寺供奉,到中國歷朝特別是唐朝皇帝供養佛指舍利的盛況;而這塊碑上詳細記錄著為供奉佛指舍利捐獻物品的名稱、數量以及奉獻者的姓名。 
 

人們發現了一道神秘的石門, 石門上刻有至今仍沒有破解的符號
  兩塊石碑告訴人們,那個神秘的佛指舍利和無數珍寶是存在的。然而,它們是在這座地宮中嗎?
  雖然由於塔身的巨大壓力、地震以及年代久遠造成天頂和地面損毀,但考古人員發現,洞內放置的物品卻安然如初。
  這是一座阿育王塔。它用整塊漢白玉雕成,塔的四面雕刻著身姿婀娜的菩薩像,朱紅色的裙褲和粉綠色的披帶,就像剛剛畫就的一般。
  在阿育王塔四周的地面上堆積著無數的絲織品。而在一個白籐箱中發現的已經粘成一堆的絲綢服裝,更讓考古人員興奮不已。


第一道石門後面是長長的甬道,上面鋪著厚厚的錢幣
  考古人員對照門外的石碑,發現這些物品在碑上都有記載,這使他們能夠確認這些絲織品屬於唐代皇室。其中「武後繡裙」就是指當時還是皇后的武則天,後來她成為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帝,而這腰繡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惟一一件武則天的遺物。
  遺憾的是,大部分絲織品已經炭化和部分炭化。在炭化的絲織品中,人們驚訝地發現有5件蹙金繡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正是這些鑲嵌在織物中的金線阻擋了時光的侵蝕,讓我們在1000多年後還能一睹唐代絲綢的真容。


第二道石門外有兩塊石碑 
  為防止地宮突然坍塌造成文物損失,考古人員決定把最初發現的那個地洞中的寶物先取出來。


用整塊漢白玉雕成的阿育王塔
  地洞位於法門寺地宮的後部,應是地宮的後室。當考古人員揭開那塊已經破碎的大理石蓋板,直接從頂部進入時發現,這間石室中擺滿了珍寶,其中金銀器具有121件,各種珠寶玉石400多件。
  在金銀器中,最奇妙的是這兩個鎏金銀質圓球,它叫「香囊」,為了防止香囊晃動時香料流出,工匠們在內部裝了兩個平衡環。圓球滾動時,內外平衡環也隨之滾動而香碗的重心卻不動。


已經粘成一堆的絲綢服裝
  錫杖相傳是佛祖釋迦牟尼出行時驅趕毒蛇害蟲用的,後來演變成佛教權威的象徵。這根長1.96米的雙環12輪鎏金銀錫杖,被稱為「世界錫杖之王」。 


絲綢修復專家在努力恢復這些一千多年前的絲綢 
  第三道石門後是地宮的中室。一頂碩大的漢白玉靈帳幾乎把中室佔滿了,靈帳頂端罩著三件用純金羅紋線和絲線交織而成的袈裟,旁邊還放著一雙金絲繡鞋。
  考古人員在靈帳後邊發現了一隻已經腐朽的檀木箱,箱中裝滿了瓷器。初看起來,這些瓷器不過是碗碟一類的生活用具,但仔細端詳發現這些瓷器的顏色非同一般。


在被炭化的絲製品中,有5件蹙金繡被完整地保留了下來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禚振西:「《物帳碑》裡記載得很清楚,最重要的就是這三個字「瓷秘色」。瓷秘色實際上就是秘色瓷。」 


法門寺地宮剖面圖
  中國人燒製陶瓷的歷史已有幾千年,在唐代,陶瓷的燒製工藝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不僅出現了色彩斑斕的唐三彩,而且有了晶瑩潤澤的青瓷,而秘色瓷就是青瓷中的頂級之作。
  古代中國人並不擅長製作玻璃,但在法門寺地宮中室,考古人員意外地發現了20件玻璃製品。古專家相信,這些玻璃製品來自異域。


鎏金銀質圓球,它叫「香囊」
  這個玻璃盤被認為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伊斯蘭釉彩玻璃。
  地宮中的發現,不斷讓人們沉浸在興奮中。考古人員又發現了這套標有「五哥」字樣的茶具。「五哥」是唐代第18位皇帝唐僖宗的乳名,把乳名刻在茶具上,足見這位皇帝對茶具的珍愛。


出土金銀物 
  唐代盛行茶文化,但當時人們不是飲茶而是喫茶。先用特製的茶碾把茶葉研磨成粉,用茶羅過細,再用水打攪成糊狀,摻和香料,放到茶爐上煮,然後倒入秘色瓷或玻璃杯盞中品嚐,這個過程就是鮮為人知的唐代皇室茶道。 
 

秘色瓷
  地宮內的挖掘已接近尾聲,只剩下前室的阿育王塔、中室的漢白玉靈帳和後室的一個用絲綢包著的大包裹沒有打開。考古人員開始小心地解這個包裹已經炭化的結。光彩奪目的寶函露出來,寶函一層套著一層,一共套了8層,最裡面是一座閃閃發光的純金四門小塔。
  韓偉:「我把那個寶珠頂的單簷四門純金塔動了一下,我發現它是可以移動的,然後我就把那個蓋子揭開,揭開以後呢,就在那個塔座上有個銀柱,銀柱上套著一個白色的管子。這下大家全都愣了。這是什麼?」 
  彷彿冥冥之中的安排,此時是1987年5月5日凌晨1點,在古老的東方曆法上恰好是佛誕生的時刻。那個千百年來在民間流傳、在古籍中記載、在信徒心裡膜拜的佛指舍利真的在法門寺地宮出現了。
  然而,人們激動過後仔細鑒定,發現這枚舍利是玉質的。就在人們有些失望地離去前,一位考古人員無意間發現,已經清理空的地宮後室,有一個角落有片鬆動的浮土。一個密龕顯露出來,密龕中有個不大的包裹,裡面是一個銹跡斑斑的鐵函。


考古人員在法門寺地宮以外發現了20多件玻璃製品 
  打開鐵函,裡面又是一層套一層。最裡面是潔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靜靜地躺在玉棺裡。這枚骨質的舍利,毫無疑問就是至高無上的佛祖釋迦牟尼真身指骨。
  接下來,人們從漢白玉靈帳和阿育王塔中又發現了兩枚玉質的佛骨。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玻璃製品 
  在唐朝,人們一直相信法門寺塔30年開啟一次,把佛骨請出來讓世人瞻仰,就會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32年命令開啟法門寺地宮,讓人們禮拜佛指,祈禱佛祖保佑平安。這個先例開創了唐代狂熱的迎送佛指活動。
  事實上,在唐朝300多年的歷史中,先後有6位皇帝迎奉過佛骨,每一次開啟法門寺地宮,都會引起人們理性的眩暈和情感的癡狂。
  然而,唐代第15位皇帝唐武宗卻不喜歡佛教,他上台後,頒布法令抑制佛教並要毀滅佛骨。


佛指舍利
  韓金科:「這個石碑上記載,就是要把舍利調到武宗的當面要當殿碾碎。法門寺的和尚冒著生命危險把舍利保留下來,搞了一個複製的,把皇帝搪塞過去。」 
  法門寺地宮中的4枚佛指舍利,與這一說法吻合起來。一枚真身佛指,是靈骨;三枚玉質佛指,是影骨。影骨既是保護真身的複製品,又是真身的影像。
 



 
第五部 時空隧道
6500年前的祭祀:地下星圖 

 
  天文學與考古學可謂有天壤之別,難道能在黃土之下找到數千年前的星斗嗎?
  如果真的如此,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古人將自己的骨骸與星宿埋葬在一起呢?
  在豫北平原的一次偶然發現,使得古墓的「天機」顯現了端倪…… 
 

45號墓墓主東邊是用蚌殼擺塑的龍,西邊是虎, 墓主到底是誰
  一切文明的歷史幾乎都是從神話開始的。從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傳世文獻《尚書》中可知從三皇五帝時代起古人對星象的觀測已達到相當的水平。
  在中國傳統的天文學體系中,被古人稱為「帝星」的北極星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45號墓中僅存的唯一殉人 
  遠古時代,古人發現與北極星密切相關的是北斗七星,它終年不沒入地平線,一年四季都能被看到。同時,北斗的位移明顯而有規律,民間的一切節令,無不與它有關,所以,古人把北斗七星不僅作為時間的指示星。
  以北極星和北斗星為基礎,古人把整個的天區劃為五個宮,也就是中宮和東西南北四個宮,中宮的主要星象就是北斗七星,也就是當時的極星,東西南北四個宮管轄著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又稱「二十八星座」是古人觀測行星、記錄特殊天象的背景,也是繪製星圖、制定曆法的基礎,是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的主體部分之一。二十八宿在東、南、西、北四宮中各有七星。為了便於識別和記億,古人將它們分別想像為一種動物,即東宮像蒼龍,南宮像朱雀,西宮像白虎,北宮像玄武,這就是今天人們常說的「四象」。
  一九七七年,湖北隨縣發現了一座戰國早期墓葬,墓主是一個小諸侯國一一曾國的一位名叫乙的國君,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墓葬中出土的青銅編鐘,以其瑰麗的造型、雄渾的氣勢、準確的樂音轟動了全世界。
 

6千多年前的祭祀儀式 
  就在音樂史家和全國上下沉浸在編鐘帶來的驚喜之中時,細心的天文學家卻從一隻漆箱的蓋面上發現了又一個巨大的驚喜。墓中出土五隻樣式相同、大小相近的衣箱,箱身和箱蓋分別是用整塊木料雕鑿而成的,外表髹(xiu1)有漆。
  此漆木衣箱之珍貴,並不在它的製造工藝與髹漆技術,而在於它的蓋面上所書寫的二十八宿名稱是迄今發現的中國關於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記載,是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的一件重要文物。
  曾侯乙漆箱蓋星圖中左青龍、右白虎與二十八宿同時出現,證明了「四象」並非漢代儒家的附會。
  曾侯乙墓下葬的年代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左右,這表明至遲在公元前五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但二十八宿體系的形成,需要相當漫長的過程,它的源頭必然要遠遠早於此。


河南登封的古觀象台
  一九八七年盛夏,仰韶文化聚落遺址被發現。
  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了許多奇跡,其中最神秘的是一座編號為M45的古墓。


墓葬中的北斗圖形 
  一位男性墓主頭南腳北地仰臥於墓中,周圍葬有三具殉人。特別奇怪的是,在墓主骨架兩旁,有用蚌殼排列成的圖形。東方是龍,西方是虎,形態都頗生動,其頭均向北,腿均向外。在墓主腳下,另有蚌殼排列成的一處三角形,旁邊還有兩根人腿骨。同時,在45號墓室以外的同一層位上,另有兩處也用蚌殼排列的龍、虎、鹿等動物圖形,這兩處圖形和45號墓排成一南北直線。
  墓葬的年代無論是通過考古學的研究還是碳十四的測定,都把它限定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


西水坡45號墓照片 
  對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未解之謎發表過意見的學者當中,最具有鮮明特點的,也許要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馮時教授。
  馮時教授在整理西水坡45號墓發掘資料時,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細節引起了他的及大關注,照片中為什麼沒有人腿骨和蚌殼合擺的圖形呢?


西水坡遺址出的蚌龍圖形,被當地稱為中華第一龍 
  在發現西水坡遺址十六年後的今天,馮時教授專程趕到濮陽與當年發掘現場的負責人孫德萱一起來到現已是供水調節池的發掘現場。
  經過現場瞭解後,孫德萱先生邀請馮時教授到存放西水坡文物的戚城文物倉庫對殘存的有關物件進行檢視…… 


現在已是水庫的西水坡遺址 
  當年在發掘西水坡45號墓時,由於種種原因,而出了不少意外,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使許多及為珍貴的信息自此變得不可復得。
  經過認真地觀察、比較後,馮時教授發現了一個值得仔細關注的線索。


旭日東昇黃河大拐彎 
  在這個45號墓虎的腹部的下邊有一堆散亂的蚌殼,但是在這個墓的其他位置沒有任何零亂的蚌殼,只能在這個虎的肚子底下有這麼一堆蚌殼。那麼在這個曾候乙墓的漆箱蓋的腹部下邊也有一個類似於火型的這麼一個圖像,這兩個線索該把這兩個圖像緊密地聯在一起。也就是西水坡的45號墓的這個圖形和曾候乙墓漆箱蓋的圖形,他們所反映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不可能有第二種解釋,因此我們確定它就應該是一個星圖。 
  整個45號墓它有三殉人,這三個人在墓葬中處的位置非常有意思,非常特別。


有關星象圖在古文書中都有記載
   在注意這些特殊的安排的同時,科學家還考慮了這些殉人的年齡,經過骨架鑒定,他們都屬於十二至十六歲的男女少年,而且他們的頭部有刀砍的痕跡,均屬非正常死亡。
  這些事實促使人們不得不將墓穴表現的這種奇異現象與《尚書·堯典》的記載加以聯繫,在這部書裡,古人當時已有一個很完整的文化觀念,認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由四位天文官分別掌管著,及所謂的「分至四神」。
  這個墓中的三個孩子分別象徵司掌春分、秋分和冬至的神,我們又找到了代表司掌夏至的那個神的殉人。
  墓葬中呈現的這一切意味著當時的古人已經基本上掌握了回歸年,也就是說,最原始的曆法很可能產生了。同時,也證明中國的早期星像在六千多年前已經形成了體系,儘管這些答案的象徵意義十分強烈。
  這個墓主人的地位一定不會很低。他雖然沒有瓶瓶罐罐,沒有日常的生活用具,但是在他的墓葬中隨葬的是整個的星斗,是整個天上的星斗,這個表明了是他生前所掌握的職系的一個特點。


中國現存最早的文獻《尚書》
   被稱為「顓頊之墟」的濮陽地區,在上古時代是五帝之一的顓頊及其部族集團的主要活動區域,古稱「帝丘」。正是在宗教興盛的帝丘時代,顓頊帝實施了「絕地天通」的重大舉措,大大推動了天文科學的發展,創製了中國第一部天文曆法「顓頊歷」,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貢獻。 
  顓頊死後葬埋於帝丘濮陽,但靈魂升天,乘龍而達至四海,這些事跡與西水坡壯麗的宗教遺跡所表現的內涵難道不是太相似了嗎?
  令世人震驚的濮陽西水坡M45號墓遺址的發現,可以說是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極大幸運,它為進一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第五部 時空隧道
4000年前的敘事:遠古年輪(上)

 
  

青銅板上的中國歷史
  西周晚期,周厲王在位。厲王重用奸佞之人,侵佔國家的公產。誰敢批評他,他就敢殺誰的頭。人們在街上相遇,不能用嘴,只能用眼睛互相打招呼。
  有大臣對他說,人有嘴,就像大地有山川一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他哪裡聽得進去。
  這麼搞了三年,國人終於造反了。


魏國史書 
  厲王被趕到山西去了。從此,他再沒能回來。
  《史記》上說,沒了王的國家,國事由兩個大臣來管理。並把這一段歷史時期叫做共和。十幾年後,這兩個人就還政於厲王的兒子,周宣王。
  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漢墓年表 
  厲王逃走的這一年,就是公元前841年。但是這一年以前的事情都沒有歷史記錄。
  這種奇特的現象,司馬遷自己有一個解釋。他說:「黃帝以來,即有牒記,因此我看到過很多歷史記載。但這些牒記彼此不同,彼此矛盾,我無法把這些矛盾的記錄統一起來,只得存而不論了。」 
  司馬遷是對的,因為錯誤的記錄比空白更可怕。
 

甲骨
  我們還是來看看世界上其他文明是怎樣一個情況。
  經過100 多年的研究,法、英、德國的考古學家已經把埃及年代學問題基本解決。時間一直到公元前三千二百年。
  我們再來看看兩河流域古文明。所謂兩河,就是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古代巴比倫王國就在這裡。由於解決了公元前兩千多年古巴比倫王國的紀年。粗略的估計,也已經到了公元前三千多年。
  雖然,,世界上,只有中華文明,延綿不斷,持續到今天。 
  然而,它的時間記錄,也只到公元前841年。
  七十年代,在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
 

龍山文化出土器物 
  胡平生:「當時發掘的時候這個發現這個墓已經早期已經被盜過了,後來又垮塌了,所以裡面的東西破壞很嚴重,經過我們整理發現裡面有十幾種古籍,其中很多都是很重要的,其中一種就是這個年表。
  這個年表要比司馬遷用史記寫的這些表要早了六七十年,所以它的價值是很珍貴的,那麼這個年表可以說是汲塚竹書出土以後,在這個歷史上兩千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現過相似的這種關於紀年的這種簡牘資料,所以這種資料還相當珍貴。」 
  還是回到我們的出發點。在司馬遷之後,還有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探討這個問題呢?
  西漢末年,有個大學者,名叫劉歆。他利用自編的曆法和當時能見到的文獻,居然推出了一個年表,但是他推出的這個年表,後來的學者們認為問題不少。
  19世紀末,學者們發現了一種刻在龜甲和牛骨頭上的奇怪的文字。也就是今天說的甲骨文。 
  甲骨文為我們開了一個窗口,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歷史時期。


王城崗遺址
  要邁過公元前841這道門檻,需要什麼條件呢?
  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我們需要大量真實而可靠的歷史資料。
  經過七、八十年,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最近40多年的工作,從公元前三千年的仰韶晚期、直至商代,西周的考古發現,為古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和佐證。


河南禹縣瓦店村發現了夏代初年的王都級遺址
  空氣主要的成分是氮和氧。一些宇宙中的高能粒子碰到了空氣,產生許多中子。
  碳元素有六個質子。只要是六個質子,都叫碳元素,碳的原子核有六個質子,還有六個中子,這就是一個碳原子核。
  碳的原子核裡有六個質子,氮的原子核裡有七個質子。它們之間,只差一個質子。現在有一個中子打過來,打在空氣中的氮上,打完以後,氮就變成了六個質子,八個中子。在這種情況下呢,這個是碳,那麼這個也是碳。這兩種碳有什麼不一樣呢?


出土陶器 
  人家這個是六個中子,它這個是八個中子。我們算,加起來一共是14個,所有這個叫碳14.碳14有一個很重要的性質,就是它非常想變回它原來的樣子。 
  魯向陽:「碳14是一種不穩定的核素,它總想回到原來的狀態,那麼它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衰變,它衰變的速度有多快呢?差不多是5000多年,衰變到原來數目的一半,就像這樣,經過一個半衰期,碳14的數目減少一半,再經過一個半衰期,碳14的數目又減少一半,所以通過我們測量還剩下了多少碳14,就可以瞭解這個生命體的死亡時間,或者說這個墓葬是什麼時候埋藏的。」 


仲康日食插圖 
  公元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
  一共有二百多位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分九個課題,四十四個專題,進行研究。
  歷史、考古、碳14測年,天文學,有如四個互相獨立的方程,如果聯立起來,能不能得到比較明晰的結果呢?
  史書上記載說「禹都陽城」,那麼陽城在哪裡呢?


五星聚插圖
  安金槐先生:「就是1975年,就在一個當地群眾傳說的一個地方野地,跟五渡河的一個邊上,跟這個穎河相交叉的一個三角地帶,一個崗上,當地群眾就叫王城崗,結果一鑽探,一挖掘,確實找到了一個城,這個時候人們都說是龍山還沒有城呢,我就認為這個遺址就是龍山遺址,一找就找到城了,找到這個城,這個就全國轟動了。」 
  這裡就是王城崗遺址。我們崇敬的大禹,當年很可能曾經在這裡走來走去,而且住在這裡。
  然而歷史和我們開玩笑,上演了一出《雙城記》
  在河南禹州瓦店村,也發現了一個夏代初期的遺址,而且也是安金槐先生發現的。


兩河航拍圖
  安金槐:「這兩個遺址目前為啥說有可能是都城遺址呢?因為它這個範圍大,東西豐富,並且東西製造精緻,不是一般的陶器,像這種陶器,你說是擱著一般人,作為酒器,老百姓家裡,都是做個這樣的幾條腿的,有口有沿這樣子來喝酒,恐怕很困難,就是在當時那個社會,物質條件的情況下,不是一般人所有的東西,有可能是奴隸主用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登封王城崗和禹縣瓦店這個遺址,你要說也就是現在咱們一般說的就是龍山遺址。」
  我們用碳14測年這把快刀子,得到了夏代初年這兩個遺址的年代範圍。公元前兩千年左右。 
  史書上說,夏代仲康王在位的時候,發生過一次日食。


青銅器
  仲康是夏代的第四個王。
  專家們計算出發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一共有四次。
  因此這些數據只能作為找到夏代初年的參考。


商城城牆
  文獻中說,夏代初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得非常緊密。
  經過計算,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1953年,很接近公元前2000 年。 
  而且五千年間,五大行星靠得這樣緊,這樣密集的,也只有一次。


偃師商城 
  因此說龍山文化晚期大致是夏代的開始,是有相當的道理的。
  這裡,一條叫洛河,一條叫伊河。大家都知道「河圖洛書」的傳說。我們還知道,曹植寫過《洛神賦》,就是說他非常想念洛水裡的那個縹緲的女神。 
  這個地方,我們不妨也稱之為「兩河流域」吧,有一個小村莊。名字樸實得幾乎叫人記不住,叫做二里頭。
  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底下埋藏著一座規模巨大的,夏代最後的都城。
  它的面積比現在的故宮還要大出好幾倍來。中部是一個宮殿區。其中的一座面積在一萬平方米以上!
  宏偉的宮殿,絕非一般的人所居住。器物之精美,絕非一般的人所使用。 
  洛水與伊水之間。物美人豐,都足以支持二里頭文化的發展。
  這裡是華夏文明的搖籃,是中國的「兩河流域」。
  有文獻上說夏代有471年。還有的文獻上說是431年。中間差了四十年。
  這是怎麼回事呢?應該取哪一說呢?
  李學勤:「因為夏朝在這個禹,禹之後是啟,啟之後是太康,據說太康是一個不好的王,他把國家都失掉了。雖然後來夏朝還有王在繼續,可是成了傀儡,成了局部了。真正來控制王朝的是有窮氏,后羿,和後來的寒浞,這兩代,大家認為是40年,所以說夏是有王和無王,加起來是471年,如果說他那個加上無王的那個40年,正好是431加上那個,就是471。」 
  夏最後是被商取代了,那是一次改朝換代。 
  商代的第一個王叫湯,他取代了夏代最後一個王夏桀。 
  張永山:「商湯滅夏選擇了一個比較好的時機,一個是他把夏人的幾個重要的同盟國就是它的下屬一些國家,先一個一個先給滅了,然後他又選擇了夏桀呢最殘暴的時候,在國內統治不穩,然後他就起兵西征。」 
  我們得找到商代第一個王城,也就是湯的都城。
  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它居然就埋在河南省的第一大城市,省會鄭州的下面。
  在地下好深好深的地方,埋著這樣巨大的青銅器。不是王者,誰配享用?
  地上挖掘出了宮殿的遺址、還有祭祀的地方,有各種手工作坊等等。面積與鄭州可以相比。誰也不否認,這裡曾是一個王都級的大城市。
  鄭州沿高速公路往西不過80多公里,到偃師市,就又回到了二里頭。距二里頭幾公里,又發現了一個商代最早期的城。叫偃師商城。
  杜金鵬:「這座城呢,實際上已經具備了中國古代都城的許多特徵,甚至有一些流傳了幾千年的都城的基本制度在偃師商城的時候已經初步形成了。比方說,有三重城垣。還有呢,像這個宮城的擇中而立,也是中國古代都城的很突出的一個特徵。那麼偃師商城也是把宮城安排在城的中軸線上偏南部位,這一點呢也是一個創造性的。」 
  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哪一個更早呢,時間上更接近二里頭那個夏都呢?
  很有意思,用碳14測一下,原來這兩個城的始建年代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夏商分界的界標。經過碳14測年,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的年代在公元前1610年到公元前1560年這50年之間。
 



 
第五部 時空隧道
4000年前的敘事:遠古年輪(中)

 
  

航拍殷墟
  上回我們說過了,到目前發現的,商代最早的都城級的遺址,是河南的鄭州商城,還有偃師商城。
  有一個叫盤庚的王,帶領著臣民們,把國都遷到了一個叫殷的地方,一直到商代結束,不到三百年,再也沒挪動地方。殷在哪裡呢?就在現在的河南安陽。
  商代的中興,就從這裡開始。其中最興盛的時期,就是遷殷以後的第三個王,武丁王在位的時候。


「三焰食日」的拓片
  武丁時期的一片甲骨上,有人看出「三焰食日」這麼四個字。
  它是不是在描寫日食時出現的圍繞太陽的日珥?
  天文學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次日食的記錄來估算武丁的在位時間了?
  李學勤:「我們在工程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檢查這些材料,我們不是講我們要檢驗嘛,那麼古文字學家對這片甲骨進行重新的釋讀,發現它不是三焰食日,那個三字也不是那個三,這個焰也不是這個焰,而且『食日』是一天裡邊一個時段的名稱,也不是日食,所以就把這個問題排除掉了。」 
  我們再來看看有關月食的記錄。
  這是大致在武丁晚期關於月食的五次記錄。


甲骨拓片
  古文字學家按著甲骨學的標準排出一個先後次序。
  文獻上說,武丁在位59年。
  學者們分辯出,最後兩次日食的記錄,屬於下一個商王。
  妙就妙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間,只有一、兩年的間隔。
  第三次月食是在公元前1192年。
  我們把它作為武丁的最後一年,上推59年,則武丁在位應該是公元前1250—1192年。
  至於商代的晚期,學者們發現了很有趣的規律。 


琉璃河界碑
  常玉芝:「周祭是商代後期盛行的一種很有規律的,很嚴密的祭祀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五種祀典組成的,這種祭祀是一個王室接著一個王室進行下去的,這就是周祭。在商後期年代學這個課題當中,有一個專題就是利用周祭來論證,商代後期幾個王的在位年數,兩個祭祀週期就有相當於兩個太陽年的時間,相當於 365天,那麼我們利用這個周祭的祭祀週期就可以求王年。」 
  你也許會問,對這些甲骨,直接用碳14測年那把「快刀子」,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學者們何嘗不想,只是問題複雜。 


編鐘 
  如果用常規方法測年,需要大量的牛骨。而有字甲骨非常珍貴,這事不好辦。
  俗話說,沒有金剛鑽,攬不了瓷器活。
  北京大學的加速器質譜儀有這個本事,只用一克樣品即可。 
  郭之虞:「就是國際上先進的水平,因為千分之五可以說是一個坎,千分之五以下相對說來難度要低一些,千分之五以上難度就要高一些,這裡頭,你必須要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了,設備方面,技術方法方面,都要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說百分之一就相當於80年,千分之五的話就是40年,我們說現在可以測到千分之四到五,就是說我們可以測到誤差到30幾年,到40年這樣的一個範圍」 
  這是我們第一個精確到年的結果。
  回到的出發點,我們甚至要考察司馬遷說的對不對。


周祭
  學者們的嚴謹近乎殘酷。
  通過對它上面文字的考證推算,並聯繫其他青銅器,證實了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起點,是非常可靠的。
  這些青銅器上的拓片,上面有王年,有月,有日的干支,還有月相。可惜,上面都沒有寫是到底哪一個王。
  而且,符合這四項條件的,一共只有六十多件。
  學者們通過紋飾、形制等,定出它大致的時代範圍,再根據銘文涉及的人和事,排出一個歷譜,叫做金文歷譜。
  最容易想到的是用它來考察周厲王,不過說來話長了。


鼎 
  西周第一個王是周武王,相傳他的兒子周成王小的時候,拿著梧桐的葉子,要封他的小弟弟為侯。 
  從歷史上看,他的弟弟後來確實被封在一個叫唐的地方,後來改名為晉。這對夏商周斷代的研究有什麼意義呢?
  李伯謙:「晉國當然是西周時期分封的國家之一了,如果把它的年代搞的比較清楚,那麼對於建立西周王朝的這個年代標誌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支撐,因此晉侯墓地挖掘,對於西周時期年代學的研究,也起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作用,一個重要的支撐點。」 
  漢代的史書上說,「唐」就在現在山西的太原。
  而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卻說不在太原。
  山西考古所副所長:「70年代末,北京大學考古系鄒先生,鄒衡先生,當時就提出來一個觀點,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呢從它的考古文化內涵來說在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春秋,這個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根據史書記載也好,基本上當時在他思想裡確定,這個地方應該是屬於封唐的所在地這個範圍之內的。」 
  這就是山西南部臨汾地區的天馬、曲村一帶。這裡居然發現了八代晉侯和他們夫人的大墓。 


善夫山鼎
  考古挖掘剛剛開始,一群強盜就搶先下手了。這些人用的是雷管、炸藥,已經不是盜,而是搶了。
  後來,盜墓被當地的公安部門制止。 
  然而,極其珍貴的文物,已經煙消雲散。
  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老先生遇到了一件蹊蹺的事——香港有人告訴他那裡正在出售一套被人認為是偽造的編鐘。
  馬承源:「所以我就馬上告訴香港這個古玩店,這14件鐘,你不要給別人看, 因為我們已經看了。古玩行有這個規矩,給人看了以後,只有不要了以後,才可以給第二個人看。我跟我的同事們商量一下,這套鍾是了不得的東西,我們趕緊要把它寄回來。大概寄了十二、三個箱子,裝的大箱,裝回來了,裝到上海博物館。打開一看,這確實是非常早。」
  學者們說,這是幾十年來西周考古最重大的發現。


周諸王像
  16個編鐘,其中一個上面有「王三十三年」這樣的字。
  這個王,指的就是當時的周天子。
  據估計,晉侯蘇生活在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有哪個王在位年超過三十三年?
  一個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周厲王。 
  我們已經知道,厲王被國人趕到山西以後,有十幾年的共和時期,一直到他的兒子長大,又當上了王,這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在位超過33年。


師虎簋
  通過碳14測年,最後確定「王三十三年」,只能是厲王三十三年。
  這件青銅器,製作年代在厲王、宣王之間。
  但是如果把這上面的日子倒推四年,和33年晉侯蘇鍾相合。 
  因此,厲王在位37年,沒問題。
  可是,為什麼有些青銅器又和它對不上了呢?
  朱鳳翰:「那麼後來我又提出另外一種假設,就是說厲王的37年,他在位37年呢,他後來被國人暴動把他趕走了,趕到山西南部去了,那麼他在位的37年,如果和共和元年重合的話,我們做了這麼一個試驗的話,那麼很多青銅器就可以排進去了,這個問題大致可以解決,我找到這個《史記》,現在我們中華書局本的《史記》後邊,這個在《史記·周本紀》的《正義》裡《魯連子》一段話,講到了,就是說共和元年,那年就是厲王跑的那年,這樣的,我覺得這麼安排並沒有違背文獻。」
  注意,公元前841年之後,正是共和二年。
  我們已經知道,西週一共12個王,周厲王是倒數第三個王。在他上面,再隔兩個王,就是周懿王。
  根據文獻的記載,周懿王元年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這本書上說,「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 
  這是什麼意思呢?
  學者們認為,這是說,周懿王登基那年,在今天陝西華縣或鳳翔一帶,在清晨天亮以後,天又黑了下來,後來,天第二次亮了。
  這是不是一次在早晨的,發生在當地東邊地平線以下的日食呢?
  天下還有這麼巧的事。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啟動,1997年在中國最北面的漠河,就發生了一次日全食。
  日全食發生了。天空開始黑下來。我們可以想像,再往西的某個地方,如果天剛剛亮,,那裡的天空也還要再暗下來。日食結束,那個地方,天一定又開始發亮了。對那個地方來說,這就是「天再旦」。
  天再旦的觀測者:「當時整個黑了以後呢,整個什麼都看不見了,連周圍的樓房,就是相隔沒有多遠,我們這個大概可能也有個十來米吧,還有我們周圍的人,互相之間好像就有點很模糊了,心裡面感覺有點挺沉悶那個感覺,有點壓抑,突然好像黑了,到了什麼一個地方那麼一個感覺。那麼過了隨著這個以後,過了一會兒,漸漸漸漸完了以後,又亮起來,當時在那個前面,隱隱約約還能看到有些星星。」 
  劉次沅:「這個圖是理論計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40年,這一段時間裡, 在我們中國的範圍裡發生的天再旦日食的範圍,也就是說我們畫的黃色的這一部分,就是能夠看到某一次日食天再次發生的範圍。通過這個圖可以看到,在鄭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畫了三個黑點,這是當時鄭可能的區域,那麼就只有這一次,899年4月21日這一次,有可能發生在這兒。」 
  天文學上得到的結論是公元前899年,金文歷譜是不是支持這個結論呢? 
  張長壽:「因為師虎簋本身寫的是『唯王元年』,應該把它定為懿王元年。那麼按照天文的推算,懿王元年應該是公元前899年,我們根據師虎簋的歷日材料和歷譜一對照完全符合。不管是月、月相、干支都可以符合。我們可以說師虎簋這件東西就是從銅器上來證明懿王元年確實是公元前899年。」 
  然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中之重,莫過於找到商、周之交那場驚天動地的戰爭——武王伐紂的確切時間 
  如果找到,夏商週三代的很多問題將順次迎刃而解。
 



 
第五部 時空隧道
4000年前的敘事:遠古年輪(下)

 
  

琉璃河遺址
  人人皆知的周武王帶領軍隊,一天之內,就打垮了商紂王的軍隊。然而歷史把武王伐商的年份深深地隱藏起來。
  這一問題如果能得到解決,則下至西周,上至商、夏,很多歷史的謎團都能順次揭開。
  安陽殷墟從考古上分四期,第四期碳14測年,在公元前1080—1040年。武王伐紂的時間,不會早於第四期。 
  我們已經說過晉侯蘇鐘的故事,很明顯,武王伐紂的時間不會晚於第一代晉侯。 
  現在的問題是,成王還有沒有把別的什麼人封到什麼地方呢? 
  就在北京的邊上,一個叫琉璃河的地方,有了重大的發現。 
  趙福生:「在城裡邊我們發掘了數萬片陶片,商時期的陶片一片也沒有,最早都是西周早期的。另外城裡邊各個遺跡單位,也都是西周早期的。」 


成周甲骨刻有"成周"兩個字的
  在這片巴掌大的甲骨上,有細如髮絲的兩個字「成周」。
  「成周」是周成王時建的第二國都。這說明這個遺址的年代不會超過武王伐紂。
  周公和召公輔佐成王,這是大家所熟悉的。
  周公後來被封在魯,在山東。
  而召公呢,被封到了燕,也就是今天琉璃河這一帶了。
  墓裡出土的兩件青銅器,就記載了成王封召公到這裡的情況。碳14測年的結果,這裡最早不過公元前1040年—前1006年。
  能不能找到一個地點,橫跨西周和西周之前兩個時代呢?
  周是商的屬國。這是西周的王宮,建在現在陝西西安的灃河邊上。周人的祖先,住在更西邊,也就是現今的寶雞一帶。
  後來,武王的父親,周文王,把都城遷到了灃河的西岸來。


青銅器 
  文王死後,武王又把都城遷到了灃河的東岸。一西一東,一文一武。 
  能不能在這裡找到包括武王伐商前後兩個時代的地層呢?
  就在1997年,這個地方找到了一個垃圾坑。 
  這是周文王住過的地方。
  武王得天下之後,回到了陝西。因此這一帶一直有周人往上面傾倒廢棄的東西。陶器這東西,也和青銅器一樣,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西周建立之前,學術上叫先周。先周和西周的陶器,就有不同。
  這是比武王伐商早一點的地層。先周時期的陶器,就是在這一層發現的。
  考古的人,給這一層編了個號,也就是起了個名兒,叫H18灰坑。
  這是武王得天下後,西周初期的地層。 


陶器 
  這一層還晚一些,西周前期的。
  這一層是西周中期的。
  這裡出土了木炭、碳化了的小米,還有動物的骨頭等等。
  對這些地層中的碳14測年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再結合我們前面講到的殷墟、晉侯墓和琉璃河考古的結果,上下一夾,終於得一個精彩的結果:
  武王伐商應該在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1050年這三十年之間!
  武王伐紂的時間,一下子從一百多年,縮小到30年的範圍。


地層圖 
  秦始皇燒書,把有名的《尚書》也燒了。到了西漢,有個老頭兒,說他能背誦《尚書》,於是《尚書》才又流傳開來。
  有人推倒了孔子家的一面牆,卻驚奇地發現,這牆裡面居然藏有《尚書》。
  這部《尚書》和當時流行的《尚書》不大一樣。其中,有一篇叫做《武成》的文章,人們從來沒見過。據說,上面有武王伐紂的很多記錄。包括武王伐紂時月、日的干支和月亮的形狀
  這本書,收集了一部分遺失的兵家著作。
  一篇叫做《世俘》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它可能是《武成》的譯本。裡頭的很多的文字和內容的特點,都和甲骨文相似,和《周書》極為相似,所以《世俘》是非常可信的,那麼這樣我們認為武成還是比較可信的。《武成》這個裡面,最主要的就是有一個當時曆法的記載,根據這個曆法我們可以推算武王那個時候的歷日。
  《武成》和《尚書》中的其他一些文章,前後呼應,構成嚴密的周代初年的年代系統。
  1976年,陝西臨潼,出土了一件青銅器,叫「利簋」。
  從文字上看,勝利後,第八天,武王賞給「利」銅料,他就做了這個簋。


武王伐紂之年目錄
  上面說打勝仗那天是「甲子」,和史書上的記載是一致的!
  我們來看看,西週一共是12個王。
  最早的王,當然就是開國之王——周武王。
  最後一個王,就是大家熟知的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
  幽王的大夫人有一個兒子,可是幽王想立另一個夫人的兒子將來做王。於是趕走了大夫人。
  大夫人就回娘家訴苦,娘家人一聽就火了,立刻起兵,把幽王殺掉了。這麼一來,西周也就結束了。
  後來大夫人的兒子做了王,把國都搬到河南(洛陽),這就是有名的「平王東遷」,也就是東周的開始。 
  從幽王死,上推到武王伐商,有257年。


《世俘》中關於武王進軍過程的時間記錄
  幽王死於公元前770年,加上257年,就是說,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27年。
  武王伐紂時的天象,竟然出自一個音樂官員。這個人的名字很怪,叫做伶州鳩。
  根據《周禮》上說,那時軍隊作戰前,士兵的代表要大叫一聲,由樂官判斷這是哪一級的音,來決定能能不能出征。這說明樂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他有資格接觸到國家的戰爭史資料。
  武王伐紂,從灃水東岸出發,向東行軍。
  武王一路上進軍順利,他從出發到決戰,也就是一個月左右。這樣,就給天文學的計算劃出一個大致的範圍。 
  江曉原:「我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推算這樣一個時間表。推算這個時間表工作量極其浩大,需要大量的天文學的計算,由大量的計算來完成。」 
  我們來看看江曉原先生的推導。
  首先,他放寬尋找範圍。從三十年放寬到一百年。然後利用伶洲鳩的記錄算出,共有146個符合條件的日期。


利簋:記錄了牧野決戰的實況 
  然後,他利用戰爭發生在甲子日,再進行篩選,於是,只剩下18個符合條件的日期。 
  然後作天象的綜合檢驗,包括伶洲鳩和利簋的記錄,把目標縮小到了七個。
  最後,再用那篇失而復得的《武成》歷日檢驗,就只剩下兩個目標了
  一個是公元前1080年。 
  一個是公元前1044年。
  只有後一個正好落在公元前1020—前1050這三十年之內!遺憾的是,這個解答竟然和我們前面知道的金文歷譜,不合拍。
  事情再回到陝西西安,也就是武王的老根據地。這裡是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劉次沅把有關武王伐紂的文獻反覆仔細地琢磨了又琢磨。
  劉次沅:「《國語·周語下》伶洲鳩對周景王說『昔武王伐紂,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下面呢,他說了日月星辰的位置,說月在天駟,這四顆星呢是天泗,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析木之津呢是這一段,星空中的這一段。這是根據我們的計算就是1046說的結果,就是這一天月亮在天駟,太陽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過兩天月亮走過來了,月亮比太陽走得快得多,然後它們在這兒會合,叫做辰在斗柄,看這是南鬥,斗柄在這兒,所以說辰在斗柄,就是這個位置。這個星圖呢,就是我們這個圖的天象。這個星圖呢,是武王伐紂那一天子夜的天象。」 
  劉次沅仔細研究《武成》,考慮各種月相說與克商年的對應關係。


月相圖 
  然後,和江曉原先生一樣,以《武成》和伶州鳩的話為依據,放寬到100年的範圍進行篩選,得到約150組可能的日期。
  再按這次「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於青銅器上月相的研究成果, 進行篩選,得到10組密合的,還有15組粗合的日期。
  最後,再按「歲在鶉火」這一句進行篩選。
  只有一個結果落到公元前 1020 —前1050年之間,這就是: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為什麼會有1044和1046這樣兩種結果呢?
  至少有一點,江、劉兩位先生所依據的月相辭的解釋不一致。
  劉次沅:「這次呢根據文獻方面的考證,根據天文方面的分析,根據青銅器種種方面我們得到了這個月相辭的合理的解釋。把這個東西代進《武成》,我們這個數學上常說的,《武成》是一個公式,我把我的已知條件代進去,我把這個代進去我就得到了若干組可能的結果,另外呢我們再把這個歲在鶉火,就是說歲星在鶉火這個星座呢再給它代進去,另外結合各方面史學的線索,如說,我們在考古方面已經限定了武王伐紂的年代,比以前限定的要小得多等等,這樣我們就得到了這個1046年這樣一個惟一的結論。」 
  這場殘酷的戰爭結束了,第二年,武王也病了,病得不輕。
  那麼,武王在位多少年呢?
  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金文歷譜的研究,已經把王年從周厲王推到了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那裡。


伶州鳩描繪的武王伐紂時的天象圖
  成王元年是1042年。
  用1046減去1042。也就是說,武王在位四年。
  改朝換代的武王伐商之年一定,於是,很多斷代的工作立刻找到了一個非常確定的支點,大有勢如破竹,一著定乾坤的氣象。
  商代多少年?有不同的說法。 
  但它們加上武王伐紂的年份,結果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這兩個商代最早的城市,正好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始建。
  因此,商代的開始我們大致可取在公元前1600年。
  夏代有471年。
  1600+471=2071。
  這樣,我們取公元前2070年為夏代的開始。
  登封王城崗和禹州瓦店遺址始建於2120年—2040年間。 
  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這個範圍之內!
  已經是2000年夏天了,很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最後的結果。
  但是且慢,學者們對一些碳14測年的數據還有疑惑。
  原思訓:「最近我們又找到了原來我們曾經做過實驗的無字甲骨,這些無字甲骨,在這些無字甲骨上面,發現了這些用粘接劑、加固劑的痕跡,而這些粘接劑、加固劑就有可能滲到骨頭裡頭,那麼在處理的過程裡頭,如果不注意這種情況,或者沒有早期先前的信息的話,就有可能引起測年的偏老的問題。」 
  斷代工程經過大量研究,最終解決了甲骨測年偏老的問題。
  文王和武王兩代人可以改換一個朝代,而兩百代人卻未必能找回那個失落的年表。
 



 
第五部 時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蝕:客居中國(上)

 
  

虞弘石槨墓歇山頂,三品以上官員方可享用
  1999年7月的一天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王郭村村民無意中發現了一座墓室。
  1999年7月13日,由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考古所、晉源區文物旅遊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進駐挖掘現場。


虞弘墓石槨門楣石雕 
  古墓發掘過程中,接二連三的驚喜讓考古隊員興奮不已。
  首先,他們發現那個漢白玉石製屋頂採用了歇山頂的形式。


虞弘墓石槨浮雕,人物鬍鬚與伊朗高原人相似
   太原市考古所所長李非:「歇山頂在一組建築群裡,皇親貴族、宗教祭祀建築群裡,它是僅次於廡殿頂的一種形式。」 
  李非看到這個漢白玉歇山頂,感到非常驚訝。在太原地區,這樣的墓葬很少見。墓主人採用歇山頂,說明他的身份一定不尋常。


頭戴日月冠的浮雕人物 
  考古隊員謹慎地剷去漢白玉石料周圍的泥土--古墓終於掀開了它的冰山一角:歇山頂下,是一個全部由漢白玉組成的方形石槨。
  石槨出土時槨門已經損毀嚴重,現在就只剩下門楣了


波斯銀幣上的人物與虞弘墓浮雕人物非常相似
   而槨門兩側的漢白玉石壁上,兩個誰都想不到的浮雕,一下子驚住了在場的所有人。這些人物形象,絕不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考古挖掘時常見的樣子。
  他們高鼻深目,髮型奇特。


有翼的馬,這種形象多見於中亞粟特或西亞波斯的浮雕 
  槨門右側的浮雕,牽馬圖。和槨門左側的浮雕,奉果圖。圖中的形象也充滿了中亞和西亞的藝術特色,和民族風情。
  王郭村的這座墓葬長不足14米,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室的形狀為弧邊方形--就是整體上是方形,只不過四個角被砌成了弧形--這些是北朝隋唐時期普遍的墓葬形制。


系飄帶和頭光的鳥,這種形象也多見於中亞粟特或西亞波斯的浮雕
   而石槨的歇山頂目前僅見於隋唐墓葬,因此考古工作者初步確定墓葬的時間在隋唐前後。
  在清理石槨頂部時,有人發現了2枚開元通寶。考古隊員興奮起來--難道是唐墓?


虞弘墓槨座浮雕 
  隨著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隊員在墓室底部的淤泥中,甚至在墓道裡,有了更多的發現--然而,卻是令人擔憂的發現。
  這些器物分佈散亂,毫無規律。


虞弘墓石槨側壁浮雕,請注意馬和人物 
  考古隊員的心沉了下去。各種跡象表明,這座墓顯然遭受了嚴重的破壞。
  隨後又有人在墓室的淤泥中發現幾枚唐代錢幣。


歷史上虞弘墓多次被盜
   考古隊員仔細核對這些銅錢,發現它們居然屬於不同的年代。
  既然時代不同,這些銅錢肯定不屬於隨葬品,墓葬的年代也就不能確定是唐代。


浮雕右側人物膚色深紅,似是熱帶沙漠地區生活的人群 
  7月20日,考古隊員終於在墓室底部發現了一塊方形墓誌蓋。墓誌卻不見蹤影。
  張慶捷:「終於發現了就是墓誌蓋。把墓誌蓋的浮土去掉,上邊有幾個字,『大隋故儀同虞公墓誌』。這樣我們就首先就確定了它的年代,肯定這是一座隋墓,它的墓主人是一個姓虞的官員。」


位於槨壁正中間的浮雕,考古學家認為這是虞弘夫婦的雕像
   既然墓誌蓋清楚地表明這是隋代的墓葬,為什麼墓中還會出土幾枚唐代不同時期的「開元通寶」呢?
  考古隊普遍認為,這說明在唐代,這座墓就已經多次遭遇被盜。


由於出土人骨殘破,無法鑒定虞弘種族,科學家們轉而分析石槨人物形象,結論是伊朗高原上的高加索人種,
但是,無法作為虞弘種族的確切結論
  7月21日,考古隊員開始仔細清理這座漢白玉石槨。
  考古隊員仔細清理石槨表面,更加令人驚奇的浮雕出現了,它們雕刻於石槨槨座上,內容罕見。


虞弘墓墓葬除了沒有用棺木與中原墓葬形制相似 
  浮雕出土時顏色鮮艷,有的地方顯然經過貼金處理。上面的人物無一例外,都是高鼻深目。
  更加奇怪的是考古隊員在石槨裡面並沒有發現棺木。


虞弘墓石槨全圖 
  接下來,考古隊員在石槨東西兩側散亂的隨葬品中,發現一些零星的殘缺人骨。 
  考古人員認為這就是墓主人的骨架。


虞弘墓石槨構成 
  7月25日,考古隊將石槨轉移到考古所。就在石槨原址的下面,一塊相對完整的墓誌靜靜地呆在那裡。它,正好與前面出土的墓誌蓋匹配。
  這方墓誌呈正方形,長寬約為73厘米,除了右下角缺失外,還存有625個字。



虞弘墓石槨全部由漢白玉雕刻而成,槨頂重達三噸,槨壁和槨座按中國原有的榫卯組裝而成,
每塊槨壁間用扒釘和鐵環連接,可謂中西合璧 
  根據墓誌記載,墓主人叫虞弘,歷經北齊、北周、隋三朝為官。
  考古隊員在墓誌中間,發現這樣一段話:公元579年前後,虞弘曾統領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檢校薩保府。


鐵環殘痕 
  從字面上理解,檢校薩保府一職相當於督察,就是負責監督薩保府的工作。
  而薩保府是專管入華西域人事物的機構。
  看來,虞弘並非中原人士,而是西域胡人。
  由於職能特殊,薩保府首領--薩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檢校薩保府級別還要高於薩保,因此墓主人虞弘能夠享有歇山頂式的厚葬也就不足為怪了。


扒釘尚完好 
  榮新江:「薩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隊首領的稱呼。 應該由粟特商業貴族擔任。粟特人進入中原後,形成各個聚落,薩保也就成為一個粟特聚落的大首領。後來,中原政府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將薩保列入中央政府,成為政府任命的一個官職。薩保是惟一一個外來官職,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更有趣的是,雖然薩保一詞來自粟特語,但是在中原薩保府工作的卻不僅僅是粟特人,還有焉耆人、突厥人等西域胡人。
  既然薩保府中有不同種族的胡人,那麼虞弘到底是什麼種族呢?


虞弘墓誌蓋,儀同官位不高,按理無法享用歇山頂
   利用現代科學手段進行人骨鑒定,無疑是最好的答案 
  墓誌記載,虞弘與夫人同葬墓中。
  虞弘墓出土人骨鑒定負責人韓康信:「這確實是一男一女兩個人物的遺骨。墓主人虞弘下葬時59歲,與鑒定結果基本相同。虞弘的面顱骨只保留大半個額骨、下頜骨殘片等,女性也就是虞弘夫人的骨骼也只剩下後腦殼那一部分,因此很難判斷種族。」 


虞弘曾任檢校薩保府,薩保府是中原政府管理入華西域胡人事務的機構,其首領多為粟特、突厥等胡人
  除了人骨,虞弘墓還出土了豐富的浮雕彩繪,隨葬的浮雕彩繪所反映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環境,那麼通過分析圖像人物特徵,應該可以進一步做虞弘種族鑒定的研究工作。
  正對漢白玉石槨門,的一塊浮雕,位置居中,畫幅面積最大,人物最多。它描繪的是男女兩位主人在帳中歡宴,欣賞歌舞的大場面。
  他們的穿著打扮都不像中原漢人。應該是墓主人和他的夫人。
  對比各人種的面部特徵,韓康信認為,虞弘墓浮雕人物屬於高加索人種,接近印度--地中海種群,這一種群主要分佈於伊朗高原等地。
  在薩保府工作的胡人中,高加索人種的粟特人最接近這一結論。 
  在阿姆河流域的綠洲上,粟特人建有九大城邦國家。進入中原後,粟特人以國為姓,中國人友好地稱他們是昭武九姓。


粟特所處的地理位置是今烏茲別克斯坦 
  但是中國歷史記載的昭武九姓中,並沒有墓主人虞弘的「虞」姓,看來虞弘不是粟特人。
  那麼虞弘到底是什麼種族?
  現在只剩這方墓誌,或許還能解答這一問題。
  墓誌寫到虞弘是魚國人。要確定虞弘的族源,必須瞭解魚國。可是魚國在哪兒?
  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墓誌上共有兩個地方涉及魚國,而這兩個「魚」字卻明顯與其他字跡不同,顯然做過修改。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第五部 時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蝕:客居中國(中)

 
  

墓誌中說虞弘是魚國人,而且有改動痕跡,典籍中無魚國歷史的記載,專家多有猜測
  1999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太原郊外發現一座隋代古墓,墓主人叫虞弘。
  虞弘的家鄉魚國吸引了歷史學者的注意--「魚國」在哪裡?會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墓誌提供給我們關於魚國的信息,最重要的有兩個:虞弘是魚國尉紇磷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經「弈業繁昌,派支西域」。這就點明了魚國應該在西域。
  張慶捷:「西域是個很大的版圖,以往我們把玉門關以西廣大地區都叫西域……」 
  尋遍史書不得之後,張慶捷竟然在《山海經》和《左傳》中,意外地看到了有關「魚國」的資料。
  但這兩個「魚國」都不是虞弘的家鄉。
  魚國真的在歷史上消失了嗎?


南北朝以來定居太原的洋人較多,這是出土於北齊將軍徐顯秀墓的金戒指 
  虞弘墓誌上,這兩個被改過的「魚」字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故事?虞弘的姓氏是他的本姓呢,還是與歷史上著名的中亞粟特人一樣,將自己國家名稱的漢字諧音,變成自己的姓氏呢?
  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多年來潛心研究絲綢之路考古和中亞消失了的古老語言。
  他根據掌握的資料,對虞弘的族源和魚國的位置做出了推斷。
  林梅村認為,虞弘的祖先應該是曾經活躍在甘肅東部至山西北部的雜胡之一--步落稽。
  他還判斷虞弘出生地尉紇磷城在新疆伊吾縣境內,就是柔然汗國建立的木來城--因為虞弘父親時,魚國已經投奔柔然。
  但是多年來致力於研究中亞和西亞歷史的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余太山,則根據自己掌握的資料,得出了另一番結論。
  他認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於錫爾河北岸,後來於公元前三世紀中葉,遷往粟特地區的馬薩革太人。這個部落曾經打敗過波斯大帝居魯士的入侵。


戒面人物形象為胡人,指環為龍形 
  那麼虞弘的姓氏是怎麼來的呢?
  林梅村認為虞弘的祖先步落稽遷入黃河流域後,因為仰慕中原文化,而改用漢姓。 
  余太山認為虞弘之所以選擇虞姓,則與中國著名的五帝之一,舜帝有關。因為在墓誌中,虞弘自稱是有虞氏舜帝的後人。而舜帝部落同樣以善於捕魚著稱於歷史。
  無論林梅村還是余太山,都認為虞弘的先祖是有意識的選擇了自己的姓氏。
  不過對於魚國,截止到目前,仍然沒有統一的結論。
  雖然魚國的位置有待爭議,但是,因為虞弘曾擔任檢校薩保府,統領粟特聚落事務,因此,魚國與粟特的關係應該非常近,並且極有可能同屬伊朗文化範疇。
  就在學者們積極探索魚國之迷時,榮新江發現了另一個有趣的話題,那就是魚國人虞弘本身的複雜經歷。


虞弘墓胡騰舞浮雕 
  從北齊、北周,到隋,歷經三個中原王朝,這個虞弘的能力由此可見一斑。擁有中西方兩種文化背景的虞弘,最後選擇太原作為歸宿之所,那麼,那時的太原對於這個傳奇人物來說,又具有怎樣的吸引力呢?
  太原古稱晉陽或并州。這裡向西與靈州、就是現在的靈武相通;向南可達長安和洛陽;向北通漠北突厥;而向東則可到達河北道重鎮恆州和幽州。
  由於天然的地理優勢,太原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2002年底出土於太原市王家峰的一座墓葬距離虞弘墓的出土地僅有5公里。


狩獵浮雕一 
  墓主人徐顯秀,是一位北齊將軍。他和夫人的畫像,同樣位於正對墓門的中間位置。在這個威風凜凜的出行儀仗隊中,有一個人最為引人注目-- 
  他鬚髮濃密,眼睛滾圓。顯然與我們在前面看到的胡人形象相近。而他居然出現在徐顯秀的儀仗隊伍中,成為中國這位北齊將軍生活的一部分。
  看來,北朝以來,西域文化、特別是西亞和中亞的文化已經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
  既然入華西域胡人在薩保府領導下的聚落中生活,那麼他們具體的生活形態是什麼樣?
  虞弘墓出土浮雕壁畫共54幅,所繪內容多是宴飲、歌舞、騎射和狩獵。


狩獵浮雕二 
  在虞弘夫婦晏飲圖中,帳前有一個胡人正在表演舞蹈,那是有名的「胡騰舞」。
  與胡旋舞一樣,胡騰舞也起源於粟特;不同的是,胡騰舞的舞者多是男子。他們只能在小圓毯上縱橫騰挪,不能離席。並且還要借助一點酒力。 
  虞弘墓石刻的射獵圖像,場面緊張激烈。涉獵者騎著駱駝、馬,他們盤弓拉箭,箭已離弦,刺向射獵者身旁的雄獅。獅子張開血盆大口,向捕獵它的人和動物猛撲。
  即使浮雕上點綴了這些柔弱的花鳥,整個畫面仍就令人感覺緊張激烈。
  這樣的場面讓人聯想起波斯帝國時期的浮雕壁畫等藝術品。在這些藝術品中,狩獵者或徒步搏獅,或騎馬獵獅,場面均異常激烈。
  虞弘墓浮雕中,除了這些顯著的波斯風格,還有一些是我們很少見過的場面和藝術特色。浮雕中狩獵者的弓上都沒有箭,即使弓弦扯緊,引弦待發,也不見箭,卻總能使人感到箭在弦上的緊張氣氛。這些表現手法,迄今所見甚少。 


波斯銀盤狩獵圖一 
  而這些牛獅搏鬥,犬獅搏鬥,甚至還有駱駝與獅子互相撕咬的場面,即使在中亞西亞或者波斯的藝術品中也是罕見的,其本身也似乎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場景。
  特別是狗在虞弘墓浮雕中,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虞弘墓壁畫中,許多人物都被刻上了頭光。
  榮新江:「按道理來講,一般表示神才有頭光,這個不論印度還是伊朗都是這樣的傳統。可是虞弘墓很奇怪,有些我們看做神的,沒有頭光,有些普通人卻有。所以研究粟特美術市的大家馬而薩克先生就說是中國的工匠造的,因為他們不瞭解粟特的意思。」 
  就在學者們疑惑不解時,2000年5月,一個和虞弘墓有相似文化特徵的古墓在西安被發現。


波斯銀盤狩獵圖二 
  安伽墓出土了一方完好的墓誌,上面寫著墓主人安伽是姑臧昌松人,也就是現在的甘肅武威人。安是九大粟特城邦國家之一安國人進入中原後的姓氏;而武威是粟特人在中原最大的聚居地之一,這說明安伽就是粟特人。 
  巧合的是,粟特人安伽也曾任陝西同州薩保。公元579年,也就是虞弘被任命為太原等三個地區的檢校薩保府時,安伽死於陝西家中。14年後,虞弘也在太原過世。 
  1999年,2000年,中國先後出土了兩個西域胡人的墓葬,困擾學者們多年的絲路文物遺存的問題一下子有了具體的實證。北朝隋唐時期,虞弘等西域胡人在粟特聚落中的生活畫卷,即將異常清晰地被學者們翻開。
 



 
第五部 時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蝕:客居中國(下)

 
  

釀造葡萄酒浮雕
  隨著隋代虞弘古墓的出土,它神秘的粟特和波斯文化色彩令人疑問叢生
  2000年,北周粟特薩保--安伽墓被陝西省考古工作者發現。兩座墓葬相輔相成,這樣北朝隋唐時期西域胡人的生活狀況,即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和虞弘墓一樣,安伽墓圍屏石榻中間,也是一幅男女主人宴飲圖。而且這兩個人在其他畫面上也有出現,特別是男主人,每個畫面都有,裝束一樣。他們應該就是安伽夫婦。
  安伽頭戴粟特人特有的帽子--虛帽,身穿圓領窄袖長跑。夫人則盤發,身穿圓領束胸長裙。
  安伽墓12塊浮雕中,竟有4塊是粟特與突厥之間的交往圖;更有7塊是晏飲歌舞圖。安伽墓浮雕也有兩個狩獵場景。
  不過,一眼看去,就能感到它與虞弘墓的不同。


祆教祭火圖一,祆教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伊朗高原,後由粟特人傳入中原
  圖中人物全都騎在馬背上,或追趕野豬,或射殺羚羊,或獵鹿,或打兔,而且周邊刻上花木山石,寫實地交代出狩獵環境。
  騎射狩獵的特長不但供他們享樂,還為他們提供了經商以外的又一個職業:從軍。突厥軍隊中有很多粟特人,唐王朝抗擊契丹等蕃族的主要力量也是粟特軍。
  如今通過這些面孔,我們不但可以觸摸到他們的生活,而且,安伽墓也再次驗證,虞弘墓浮雕雖然有難以解釋的神秘色彩,但確實也是他們生活的藝術化再現 
  粟特人東奔西走外出行商,在遠離家鄉的土地上建立聚落,除了這些豐富多彩的世俗生活,靠什麼維繫他們內部的團結呢?他們又有怎樣的精神信仰呢?
  在虞弘墓和安伽墓中,學者們發現兩副幾乎完全相同的神奇圖像。
  一幅,位於安伽墓墓門的門楣上方;


祆教祭火圖二,祆教崇拜火,所以也叫拜火教
  另一幅,位於虞弘墓石槨前壁的正中間。
  施安昌:「這是典型祆教圖案。兩個半人半鳥的神,來護衛一個火壇,這樣一個形式可以叫是聖火祆神的圖像,這個圖像表現了對於聖火的崇拜和歌頌。」 
  祆教,對於多數現代中國人來說是個陌生的概念。
  榮新江:「大概公元3世紀以後,粟特人逐漸進入中原,把他們信仰的祆教也帶進了中國。但粟特人的祆教與波斯本土的祆教有一點不同,已經是一種比較民俗化了的。」 
  那麼在中國粟特聚落內部,已經民俗化的祆教儀式是什麼樣呢?安伽墓浮雕給了我們答案。
  他們拜祭的火壇相當精緻。可見這個火壇的尊貴。


這是出土於太原地區的大量波斯銀幣之一 
  祭祀過程中,主持儀式的祭司必須帶上口罩,以防人體不潔的氣息污染了聖火的純潔。
  供桌上擺放著祆教徒認為可以通神的各種植物,有的用做火壇的燃料;瓶中插的用來搾汁,以供祆教徒們飲用。
  通過這些浮雕,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這樣一個事實:包括安伽虞弘在內的祆教徒們,即使來到萬里之遙的中原,仍舊保持了自己虔誠的宗教信仰。 
  即使死後,他們也要將對聖火的崇拜和敬畏帶入墓中。 
  虔誠的宗教信仰甚至使粟特聚落內部產生了足以影響歷史進程的凝聚力。
  公元755年,許久不聞干戈的大唐遭遇了由粟特人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的安史之亂。泱泱盛唐氣派從此竟成歷史煙雲。


這是出土於太原地區的大量突厥人俑之一 
  安祿山,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粟特人之一,兵變時官至范陽節度使,獨霸河北。
  安祿山能號令別人一起舉兵原因複雜,但是有一點不容置疑,兵變中,安祿山倚重的將領和兵士多數是粟特聚落中的胡人。榮新江相信,其中宗教信仰是安祿山登高一呼士卒百萬的因素之一。
  根據敦煌文書以及典籍記載,在中國,每一個粟特聚落中,都會有一個祆廟,每個祆廟中,也都供奉著這些祆神的畫像或者塑像。
  如今,中國各地的祆廟早已蕩然無存。 
  不過,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出土,卻豐富了我國祆教的歷史遺存。
  既然祆教出現於出土墓葬中,那麼祆教徒的喪葬形式是否也和祆教有關呢?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粟特本土的喪葬習俗。


這是出土於太原地區的大量粟特人俑之一 
  榮新江:「實際上粟特本土的葬俗跟中國的喪葬形式完全不一樣。他去世以後專門有處理屍體的人,把他放在一個有圍牆的院子裡,把這個屍體讓狗來吃掉,或者有個時候用火燒,或者是把他處理以後,放在甕棺裡面埋起來,這種盛放人骨的器具被稱作「盛骨甕」。就是大概七八十厘米高這樣的,周圍也刻了一些畫。」 
  看來,粟特本土葬俗、祆教的色彩非常濃厚。那麼進入中國的祆教徒們,他們的喪葬形式也是這樣嗎?
  邢福來:「安伽的骨頭,比較凌亂的放置在甬道裡。說明他這個骨頭,在埋葬的時候,已經是骨頭,而不是屍體了。有的骨頭上有明顯的火燒的痕跡。這是一個,再一個,發掘中可以看到,兩層封門磚裡面,石門,石門外的石獅子包括墓室,都有比較明顯的火燒的痕跡。」 
  用火燒,這種形式很容易讓人想起他們的宗教信仰。不過,北朝粟特人已經不再是用盛骨甕草草埋掉了事了,他們按照漢人的模式挖掘墓室,有天井、甬道、墓門等,然後在墓室中舉行祭火儀式,將遺體焚燒,再整理碎骨,放在墓中。


當時大量國外奇珍異寶流入中原市場,這是波斯的角杯
   十幾年後,到了隋代,虞弘時期的墓制形式又有了發展。
  盛唐以後,與中原漢族通婚了的胡人,他們的墓葬方式與漢人基本沒了區別。
  隨著時間的推移,入華胡人的喪葬形式逐步漢化。而入華祆教的也不斷民俗化,虞弘和安伽的子孫也漸漸融入中國民間。
  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粟特人就不停地在絲綢之路上奔波,而獅子、麝香、胡椒、樟腦、大麻等今日我們耳熟能詳的東西,也是最初由粟特人千里迢迢從家鄉帶來的特產。
  這些商品進入中國,就像粟特人將中國絲綢帶入西方一樣,被上流社會競相追逐。
  粟特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隨後在中國形成聚落並充分享受著絲路貿易帶給他們的巨大利潤。
  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經路過粟特地區,他看到的粟特習俗是這樣的:雖富巨萬,服食粗弊……父子較利。即使家纏萬貫,粟特人的生活仍舊粗劣不堪。
  可進入中國,北朝時期,他們的生活就已經別有一番景致了。
  即使經過兵亂,西域胡人對中國文明的依戀也沒有減弱。
  《資治通鑒》講述,盛唐時期,外國駐中國使節的飲食住宿由盛唐政府全權負責。安史之亂後,大唐政府無力承受這樣沉重的負擔,宰相李泌命他們選擇,或保持國籍,那就得早日回國;或者放棄他們的身份,成為大唐國民。結果,這些外籍人全部加入了中國國籍。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一集《走近紅山》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方向的不遠處,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當地人稱它為「烏蘭哈達」,也就是紅山。然而,紅山的聞名,不僅僅是由於它的美麗,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悠久歷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黃昏,一個個子不高的日本人,走進了建於清代康熙十八年、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來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鳥居龍藏名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是,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他曾經在赤峰一帶進行考察,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見到環繞著石頭的古墓。
  其實, 鳥居龍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 「積石塚」的紅山文化墓葬。因為他的考古活動僅限於地面採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國遠古文物才沒有受到襲擾。
  1908年,結束了三年內蒙古生活的鳥居龍藏,帶著對紅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遺憾,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內蒙古東部的林西、赤峰、朝陽地區,再次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1930年的冬季,一個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頂著刺骨的寒風,由東北的通遼起程,經過天山、林東、林西等地,到達當時屬於熱河省管轄的赤峰。
  這個人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永。
  1923年,19歲的梁思永從清華學校畢業以後,遠渡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留學期間,他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
  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裝待發之際,傳來一個壞消息:通遼一帶爆發了嚴重的鼠疫,將原先打算從北路進入熱河的路口阻斷。
  進退兩難之際,從東北傳來另外一個信息:有人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發現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立即打點行裝前往那裡。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從北平出發,於28日到達發掘現場。
  工作三天之後,因為天氣變冷而被迫停工。
  有著高度責任心的梁思永先生,當時幾乎是沒有任何猶豫,馬上決定取道東北,南下熱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達林西。
  梁思永下決心,準備在林西縣作一次較大規模的發掘,以解決這些遺物在地下的分佈問題。
  發掘的地點被當地百姓叫做「哈拉海」,這是一塊沙窩子地,距離縣城大約4公里。當時,從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過。
  位於大道西側的鍋撐子山高高聳立,它也是發掘遺址的最好標誌。
  但是,梁思永到達林西幾天前,這裡就飄起了雪花。他到達的那天,林西縣又刮起了西北風,溫度也降到零攝氏度以下,遺址地表上的土層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挖掘計劃改成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面採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穫了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結束了在熱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在四個月之內,東北三省淪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軍隊繼續進犯熱河省各縣。
  3月2日,日軍侵佔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軍佔領熱河省會所在地承德。
  劉國祥:「日軍佔領熱河剛剛4個月之後,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日本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在朝陽、凌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之後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的誘惑,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於1935年的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
  席永傑:「當時,日本內閣制定了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的所謂大陸政策。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內蒙古的東部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為炮製滿蒙從來就不屬於中國和滿蒙獨立論,尋找所謂的歷史依據。」
  按照原來的打算,濱田耕作準備在紅山的山後,發掘幾座青銅器時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紅山後調查遺址分佈時,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
  濱田耕作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價值。於是,立即修改了原來的發掘方案,放棄了正在挖掘的青銅時代墓地,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
  最後,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他們攫取的所謂「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
  三年之後,濱田耕作等人發表了名為《赤峰紅山後》的發掘報告。認為紅山後遺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採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發表。梁思永的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熱河採集報告發表九年之後,一位23歲的青年教師來到了日本人發掘過的紅山後遺址上。1942年,佟柱臣來到遼西地區的凌源中學擔任歷史教師,教課之餘,他把興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一天,佟柱臣來到了遼寧省凌源縣與建平縣交界處一個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塊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河溝裡的石塊是怎麼跑到山上來的?它們是幹什麼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發現的就是後來轟動考古界的紅山人的墓葬——積石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佟柱臣離開赤峰,到瀋陽博物院任職,從此走上專業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後,在四川宜賓李莊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養。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為副所長。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個年頭,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學術論文,準備取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發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細看了尹達撰寫的論文以後,建議他把赤峰紅山新石器寫進文稿。
  1955年12月,尹達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版。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達專門加寫了《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作為補充。
  而此時,梁思永已經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裡,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佈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
  在紅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後的1956年暑假期間,裴文中教授和教師呂遵諤帶領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三年級的7名學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車。
  當時24歲的嚴文明就是這7名學生中的一個。
  到達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就沿著崎嶇的小路,來到了紅山前。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嚴文明:「日本人沒有在紅山前做過工作,所以紅山前,當時也算一個新發現,這個紅山前,就相當日本人講的所謂赤峰第一期文化,那個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紅山文化。日本人所謂赤峰的第二期文化,當時我們把它分了好幾段,這些我們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層文化。其實在紅山上,更多的還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東西。」
  在紅山文化發現、命名之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沒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
  然而,1986年《人民畫報》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c形玉雕龍的大幅照片。
  玉雕龍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二集《龍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農民張鳳祥,在離村子後面不遠處的文冠果林裡修梯田的時候,腳下的鐵鍬突然碰到了石頭塊,他俯下身子一摸,發現一個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對著這個石洞,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決定把石塊揀乾淨,看看裡邊埋藏著什麼秘密。
  張鳳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塊像鉤子一樣的東西。它質地堅硬,拿在手裡沉甸甸的。張鳳祥以為他挖到的是一塊廢鐵,也許能到廢品收購站賣上幾個錢,於是,在收工的時候,就順便把它拿回了家裡。


C形玉雕龍
  當年,張鳳祥的弟弟張鳳良,還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看著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鐵鉤子」一樣的東西。他找了一根繩子把它綁緊,開始拖著「鐵鉤子」和小夥伴們在村子裡玩耍了起來。
  張鳳祥:「可能是有個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來(光澤),太陽再一曬,就能看出這是個玉。」 
  當張鳳祥發現這是一件玉器以後,就帶著它來到翁牛特旗文化館。文化館裡一位叫王志富的幹部。用了三十元錢,就徵集了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的造型和製作的年代。他們只是按照慣例辦理了入庫登記手續之後,把它當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鎖到了箱子裡。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現在考古挖掘的許多東西,都可以測定年代,比方說陶器、瓷器,都可以測定它製作的年代,我們可以區別真假,都可以做鑒定,但是這個玉器它不行,因為玉器本身它沒有測定年代的手段,測不了它的製作年代。」 
  1984年,紅山文化的發現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隊員挖開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紅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擺放著兩個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後,認為它們是屬於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
  牛河梁發現5000年前的玉豬龍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消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賈鴻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們徵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識到,那件被他們鎖在箱子裡的玉器,極有可能是與牛河梁玉豬龍一樣珍貴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裝進挎包,坐火車趕到北京,請蘇秉琦先生鑒定。
  蘇秉琦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他告訴賈鴻恩:這也是一件珍貴的玉龍,是一件重要的紅山文化遺物。當聽說他要乘火車返回赤峰的時候,蘇秉琦囑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護它,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發現的玉龍,終於在被忽視了十多年以後得到正式確認: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當時的紅山人精心製作的、是國內首次發現的「中華第一玉雕龍」。 
  玉雕龍為碧綠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體呈英文字母裡c的形狀,因此它以後被命名為c形玉雕龍。它的鼻子前伸,嘴緊閉,有對稱的雙鼻孔,雙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細長上翹,頭上刻著細密的方格網狀紋,龍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長鬃,長鬃佔了龍體的三分之一以上。龍的脊背上有一個圓孔,經過試驗,如果用繩子穿過圓孔懸掛,龍的頭尾恰好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這件玉龍是用一整塊玉料雕刻而成。
  而紅山出土的這件c形玉雕龍無足、無爪、無角、無鱗、無鰭,它代表了早期中國龍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龍的年代被確認三年以後,翁牛特旗又傳來喜訊,在距離三星他拉60公里的廣德鄉紅山文化遺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黃色的c形玉雕龍。它的造型與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龍基本一致。
  赤峰發現玉雕龍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渴望瞭解玉雕龍的人們,把探詢的目光投向中國塞外的紅山。而關於龍的原型的討論也因為c形玉雕龍出土而開展起來。
  考古界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兩條色澤不同的c形玉雕龍,是以蛇的身軀為主體的多種動物的復合體。但是在龍的頭部,是什麼動物的看法上卻引起了爭論,有的人認為龍的頭是豬的頭顱,有人則認為是鹿頭,還有人把龍的頭看成是熊的腦袋。那麼這兩條龍最初原形是什麼呢?
  龍,是中華民族自上古以來一直崇尚的神異動物。但是,它的真相,卻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近年來,隨著古人崇尚龍的遺跡不斷出現,從而引發和激起人們對龍的原型探討的熱情。於是,關於龍的最初原型的種種設想便應時而生。 
  遼寧師範大學文博系主任田廣林:「關於龍的原型,學者們的說法是種種種種,歸納起來大概有四種,就是四大類,一種說法認為呢,龍的原型是出於動物,某一種動物。那麼還有人認為,龍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說,彩虹、雲、龍捲風、河水,這都認為是龍的原型。還有一類就是植物,比方松樹,是龍源於松樹,最近有些學者認為,龍的原型它是昆蟲。
  中國龍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麼樣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兩件c形玉雕龍的頭顱是豬首的造型嗎?
  2003年,一批考古隊員,來到了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窪文化遺址上。
  興隆窪文化遺址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遺跡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譽為「華夏第一村」。
  在發掘的3萬平方米面積裡,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經過碳14測定:興隆窪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紅山人的先輩。那個時候,人們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原始農業剛剛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興隆窪文化遺址的一處現場,考古隊發掘一個面積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裡,他們清理出了6個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員清理完六個小坑之後,發現中間還有一個大的灰坑,被六個小坑緊緊環繞。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將大坑中的灰土清理乾淨,一個意想不到的東西出現了:由許多石塊和陶片組成的s型動物靜靜地躺在那裡,那是一條距今8000年以前龍的形象。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條龍的頭部,竟然擺放著一個野豬的頭骨。
  有的學者認為,用野豬的頭顱作為龍的頭,充分說明了先民們對野豬的崇拜。
  田廣林:「在這個宗教發生,這個早期宗教發生有個特點,人們崇尚的對象,往往都是他們依以為生的衣食之源」
  劉國祥:「興隆窪文化時期,是狩獵採集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業經濟已經出現,但是所佔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這種打獵、鹿、豬、□子、熊,打這樣的動物,來作為他的主要的肉食資源。其中,豬所佔的比例非常大,而且當時成群的野豬啊,活動在這個地方,植被條件非常好,那麼是人們獲取肉食的,主要的動物,所以說呢,他就開始對它崇拜,祈求獵物的繁盛,並祈求狩獵活動的成功。」 
  20世紀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隊員的身影出現在赤峰市敖漢旗趙寶溝文化遺址上。趙寶溝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是它的繼承者。
  一天, 考古隊員們在一個小山坡上,發現了一批7000年前用於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隊員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視畫。畫中的動物分別是被趙寶溝人神話了的豬,鹿和鳥。
  有的學者認為,陶尊上刻畫的是一種綜合性的動物合體。它集中了多種動物的神通和特長,這樣的客觀特徵,為人們從根本上揭開龍的原型之謎找到了科學的依據。
  六、七千年之前,野豬、鹿和鳥,都是趙寶溝人最常見、最熟悉的動物。因為這些動物,都是他們狩獵的目標和賴以生存的給養。


第二地點一號塚四號墓出土的玉豬龍
  趙寶溝人懷著虔誠的心,把這些與他們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物,精心描繪在神聖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讓它們成為溝通人與天的媒介,祈求豐衣足食。
  趙寶溝文化陶尊的出現告訴人們,龍的起源,首先是來源於人們自身的生活和物質生產。
  幾乎在這件陶尊出土的同時,在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豬龍」 不斷出土。
  「玉豬龍」 目光溫順,肥頭大耳,鼻子短平,鼻樑上刻著細密的皺紋,這些特徵,配上彎曲的身軀,顯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愛。
  如果,拿「玉豬龍」與三星它拉發現的「C」形「玉雕龍」作個比較,人們不難發現它們在造型上有著明顯的差異。


關注紅山文化的蘇秉琦先生 
  殷志強認為,玉豬龍的這種造型特徵,是當時'農耕文明的一種表現。
  遠古時期,豬在畜牧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豬作為食物以外,還把它作為「水獸」,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經常把它作為祭品,
  這些觀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龍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龍體的形狀為什麼源於蛇的身軀呢?有人認為,這是紅山人對蛇崇拜的原因。因為,蛇的活動與季節的循環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徵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當時發達的養豬業,於是,就出現了豬首蛇身龍的形象。
  紅山文化玉龍的大量發現,使人們看到從興隆窪文化到趙寶溝文化,在對豬的崇拜上一脈相承。它們的出土,不但為人們解開了龍的起源之謎,也為人們展示了龍被逐漸演化的軌跡和不斷被神化的過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朝宏:「紅山文化的玉龍,應該說在史前時期,出現的最多的,而且製作最精美,應該說是屬於一種比較成熟一些的龍,不是最初形態的這種龍了,但是對於龍的崇拜,應該說呢,出現的時間是比較早的,你比如在興隆窪文化這個階段,就出現了用石塊堆砌的龍,在趙寶溝文化階段,也出現了出現在陶器上的龍的形象。」 
  1984年,83歲的中國現代小說家沈從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龍的消息,他通過有關部門,表達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玉雕龍的願望。


玉豬龍
  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把玉雕龍送到了沈從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館文物組工作人員蒙景新:「他呢,看了這件玉龍以後呢,就是說,非常非常的激動,好半天呢,才說出一句話來,他老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哎呀,這件東西呀,是很難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為了迎接建國四十週年的到來,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龍作為珍貴的展品被調往北京參加展出。此後,它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三集《古玉神韻》 

 
  內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於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帶的紅山文化分佈區域裡。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過後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魯在出去放牛的時候,不經意間,在一個坡地上撿著了一個玉器。
  為這個發現所激動的他,連忙趕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齒鉤,再跑回發現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來。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魯的父親丹巴,是那斯台村的黨支部書記,他把布和朝魯挖到的玉器裝在一個特製的布袋裡,鎖進了家裡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個文物販子趁著丹巴書記到北京看病的時候,來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魯,想出大價錢購買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販子沒有如願。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館文物組的工作人員,走進了丹巴書記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書記家裡的,還有巴林右旗文化館的領導韓仁信。當年,丹巴書記就是坐在這張緊靠著大木箱子的木質沙發上,同韓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頭呢給拿出幾件,我們看完了以後,就做了老爺子的工作,就是丹巴書記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這個書記呢,當時呢,嗯,覺悟也挺高,說對國家還是有用,你們就拿去吧。」 
  從丹巴書記家徵集到的玉器有玉蠶、玉鴞和幾十個玉珠。它們現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館,成為研究紅山文化的珍貴文物。
  紅山人生活的區域在萬里長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留給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廣,風吹草低的蠻夷之地。當紅山玉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確定下來的時候,面對那裡發達的玉文化,有的學者不禁驚呼,這裡應該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國歷史上傳說的「玉器時代」。
  原始人類在迎來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經走過了幾百萬年漫長的發展道路。從人類誕生到新石器時代之前,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主要是打製的石器,考古學上把這個時期稱作舊石器時代。
  在舊石器時代,人們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處在對自然物簡易加工的初級階段。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距離今天4萬年至1萬年之間,隨著製作石器工藝的提高,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類中,逐漸萌發出審美意識。
  到了新石器時代,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們的審美意識越來越強烈。於是,他們就從眾多的石頭裡面,挑選出美麗而溫潤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帶的裝飾品。於是,就出現了玉器。
  劉國祥:「玉器的起源階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裝飾功能,人們在最早識別加工雕琢玉器的時候,重點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裝飾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來裝飾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遼寧師範大學的田廣林認為,玉器從出現那一天開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紗,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劉國祥的見解與田廣林不同,他認為,玉器的產生,是原始人類在美感驅動下的產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時期,玉器的裝飾功能才發生了轉移和變化。而這種變化,已經體現在紅山人製作的玉器中。那麼,紅山玉器又分多少種類呢?
  專家從造型和雕琢工藝的角度,把紅山文化玉器分為裝飾類、工具類、動物類、人物類和特殊類五大類型。在特殊類裡,三聯璧、勾雲形玉珮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眾多出土的紅山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動物類玉器,除了c形玉雕龍和玉豬龍之外,還有玉鳥、玉蠶、玉鴞、玉蟬蛹、玉龜等等。諸多動物造型的玉器出現,說明了什麼呢?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殷志強:「紅山文化玉器豐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動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寫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像鴞,就是叫貓頭鷹,還有豬的形狀,還有龜的形狀,這一些都是生活中間、環境中間看得到的一些動物,那麼,這個可能跟紅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態、生活環境的多樣化有很大關係,因為周圍的一些(動物)形象,對它藝術的造型實際有影響。」
  有人認為,如此多的動物造型玉器出現,說明紅山人對動物的崇拜。因為紅山人相信,有些動物能為他們免除災難,帶來好運。對於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的玉鷹,有的學者推測,它的出現,寄托著紅山人嚮往著能夠像雄鷹那樣展翅高飛,自由翱翔,達到通天接地的願望。
  玉蟬,是紅山文化墓葬中常見的一種動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學者發現,紅山文化的玉蟬中有羽翼的數量較少,而大多數是蟬蛹的造型。這又是為什麼呢?
  有人這樣認為,蟬在紅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它的幼蟲生活在土中,化成蟬蛹後不食不動,就像死了一樣,當夏天來臨的時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樹梢,蛻變成能飛的知了。


勾雲形玉珮
  紅山人用蟬蛹造型的玉器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蟬蛹一樣蛻變復活。
  紅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龜也有玉鱉。玉龜和玉鱉出土的時候時常為一對,分別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這樣分析,在古代,龜和鱉被視為長壽的吉祥物,是人們崇拜的神。中國的民間早就有了「千年龜」和「萬年鱉」的說法。紅山人把玉龜、玉鱉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龜神和鱉神在另一個世界給予死者以保護。
  牟永抗認為,紅山玉器的出現,是紅山人對太陽崇拜的結果。
  神秘的紅山玉器,給了人們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有的畫家從它們身上,找到了中國畫寫意藝術觀的源頭。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古人對玉的籠統概念是「石之美者」。當時,人們把質地細膩堅硬、色彩斑斕的石頭視為寶物。專家認為,最初發現玉的人,應該是部落裡製作石器的工匠。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掌握了識別玉的本領和知識。
  圍繞著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來源,學者們一直持有不同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製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紅山玉器出土的地點,卻一直沒有發現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產地。直到近幾年,一些學者們來到了遼寧省岫巖縣,才揭開了謎底
  岫巖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玉石之鄉,這裡出產的玉石,被人們習慣地稱作「岫巖老玉」。有的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紅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這裡的細玉溝。它的硬度經過測量之後,也已經得出了科學的結論。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知道,這個硬度的標準,是用了十個礦物做來標準的,比如說金剛石就是十,石英、水晶這就是七,這個滑石這就是一,那麼這個紅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閃石玉組成的,它的硬度應該是呢,是6到6.5這麼一個範圍。」 


獸面玉牌
  今天,在岫巖縣,許多人仍然從事著古老的制玉行業。與紅山先民們不同的是,他們採用的是現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據專家分析,儘管現代人與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在製作流程上卻極其相似。
  於是,有人把紅山人制玉分為采玉、解玉、鑽孔、打磨、鏤刻、拋光等幾道工序。
  於明:「一件玉料的開採,他呢,就沒有什麼鐵器,也沒有炸藥。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說,到那個山頂上,拿一個木頭撬棍子,撬下來。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頭塞進(玉料縫裡)去,然後點上火,一燒,崩,炸裂,然後把玉料,崩下(來)一塊,最多最多有可能這樣。」 
  製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現代人解玉,是借助電動機帶動硬度極高的鋸片把玉料分開。
  那麼紅山人是怎樣解玉的呢?有的學者推測,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新石器時代,他們採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獸的皮做成線來解玉。 
  根據專家推測,紅山人解玉,除了使用獸皮做成的皮條弓之外、還使用其他一些用於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備的輔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從大河旁邊,精心篩選出細膩得像麵粉、硬度高達7度左右的解玉砂,來幫助解玉。
  在解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還有水。 
  於明:「玉料很硬嘛,那怎麼辦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斷了,而且沙子又很乾,它本身摩擦生熱,一生熱,可能就把這個皮子就毀掉了,就斷了,怎麼辦,就要降溫,這個降溫呢,有最簡單的辦法,現在很通用的辦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來,就是按照預先的設計,用動物的骨頭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鑽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帶。
  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古方,多年來一直從事紅山玉器的研究。他通過考古發現、史料記載和自己的試驗得出結論,瑪瑙、燧石的硬度都達到七度,這種石頭也能成為雕刻玉料的工具。 
  據有關資料表明,鯊魚牙齒的硬度達到8度,完全可以用來雕刻玉器。有的學者認為,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雖然不在海邊生活,但是他們可以通過交換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鯊魚牙齒,使它成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鱉 
  其實,紅山人對大海並不陌生,在他們居住的遺址上,考古人員就發掘出了用海中的貝殼製成的裝飾品。
  在對玉器進行精心雕刻之後,就到了最後一道工序——拋光。那麼,古人是用什麼來拋光呢?學者推測,古人通常是使用獸皮在玉器上反覆摩擦,因為獸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過程中會釋放出來,附著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溫潤,直到達到光可鑒人的效果。
  馬蹄形玉器,是因為它的形狀像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紅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而它的製作難度在紅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當地的農民走進了這座小城。他把揀到的一件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捐給了敖漢旗博物館。
  就在收到捐獻的馬蹄形玉器兩年之後,內蒙古敖漢旗博物館在進行文物普查時,考古人員在一個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發現了紅山人遺棄的一個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過,對於馬蹄形玉器,邵國田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把它稱作「馬蹄形玉筒」。
  1987年,當地一戶農民在蓋房子挖地基的時候,又挖出了一個紅山人製作馬蹄形玉器時切割出來丟棄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國田在那裡搞調查,農民就把玉芯交給了他。
  這樣一來,敖漢旗博物館就擁有了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從坯料中切割出來的玉芯和製作完成的馬蹄形玉器。那麼,紅山的制玉工匠們是怎樣把玉芯從坯料中取出來的呢?
  邵國田在對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跡作了分析以後得出結論,紅山工匠先是用管鑽在坯料的最低點,鑽通一個孔,然後把野獸皮擰成的線穿進裡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輔助下,環繞著橢圓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覆打磨拋光,直到最後完成。
  有的專家做過這樣的實驗,用現代化的工具,在一塊厚度達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個圓筒狀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鐘。
  有人推測,5000年以前,紅山工匠要取出同樣大小的一個玉芯,則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紅山人經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紅山人很可能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精湛、最省時的制玉技術,這些技術遠遠超出了現代人的想像。可惜的是,它已經消失在時光的流逝中。
  那麼,當時在紅山人生活的區域裡,是否每一個部落裡都有製作玉器的作坊?還是存在一個受最高聚落首領控制,專門生產玉器的製作中心呢?
  於明認為,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巖縣的細玉溝附近,存在著一個專門製作紅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紅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紅山人到底怎樣制玉,還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是,紅山玉器的出現,在史前的中華大地上,無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四集《揭秘積石塚》 

 
  紅山文化自從發現以來,已經將近半個多世紀。在這個漫長的歲月裡,調查和發掘的遺址超過500多處。但是,這些遺址大都是紅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紅山人墓葬卻一直沒有見到蹤影。


第二地點祭壇
  於是,人們紛紛猜測:紅山文化的墓葬習俗,是流行水葬、風葬還是火葬呢?他們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樣,是「土坑豎穴式」墓葬,還是另有別的形式呢?
  所有的這些謎團,只有找到紅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為了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們,在紅山文化分佈區域裡苦苦尋覓著。紅山人的墓葬到底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脈努魯兒虎山南麓的一組山坡台地,在綿延起伏十幾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條被俗稱為□牛河的河流穿山而過。因此,□牛河兩旁的山梁得名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莊稼地,莊稼地邊上散落著不知道什麼年代留下來的石塊,很久以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的用處。有不少人,把這些石塊當成當年農業學大寨修建梯田時的遺留物,還有人,甚至把它們看做是廢棄了的象徵著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塊揀回村裡,拿它砌院牆壘豬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在這些石塊底下,埋藏著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
  1981年春天,在遼寧省博物館工作的郭大順,和建平縣兩位考古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縣的富山鄉馬家溝生產隊。
  郭大順, 196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先後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化廳從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此後,他根據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新課題。
  在建平縣兩位考古人員的陪同和帶領下,郭大順走進了馬家溝生產隊長馬龍圖的家。
  兩年前,馬龍圖在一次犁地的時候,揀到了一個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馬龍圖用紙把底座封好,把這件玉器當成筆筒擺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辦考古培訓班的時候,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郭大順。


牛河梁第二地點二號塚中心大墓
  馬龍圖告訴郭大順,他在發現這個玉器的地方,還挖出過一些人的屍骨。
  這讓郭大順心中一陣驚喜,他想:這是不是考古人員苦苦尋覓了多年的紅山人的墓葬呢?
  馬龍圖以五元錢的價格把馬蹄形玉器賣給了考古隊,隨後,在郭大順的要求下,馬龍圖帶領他們來到了玉器的出土現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長朱達:「到了現場,就發現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頭。再問問當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們的老百姓,就是說,這裡頭這個盆岔子啊,什麼都東西的,特別多。而且呢,大量的石頭。這是,種地多少年,經常打(犁)鏵子。就是在地裡取了不少石頭啊,拉回家去,說什麼砌院牆啊,砌豬圈哪。」 
  馬龍圖帶考古隊員去的地方,當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後來這裡被考古隊編為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遺址上堆積著許多石塊,郭大順不露聲色地在石塊間仔細尋找著什麼,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塊腐爛的人骨頭出現在他的眼前。於是,他在那塊有人骨的地方進行了簡單的發掘。
  郭大順:「正好旁邊又露出一個人骨來,我們在那簡單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這個,正好這個頭部,就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一個玉環,玉環,地層非常清楚,上邊壓的是紅山文化層,這個墓葬是壓在那層底下,後來這個地點,就是二號地點,這座墓葬呢,後來就編為一號墓。」
  在發現紅山文化牛河梁一號墓兩年之後,1983年,考古隊開進了牛河梁,住進了馬家溝。經過實地調查和瞭解,他們驚訝的發現,這裡的紅山文化墓葬遺址一共有20多處。出人意料的是,紅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時期普遍流行的「土坑豎穴式」,而是在墓的頂上堆滿石頭的「積石塚」。
  中國古人把隆起的墳包稱為「塚」,因此,考古學家便把用石塊堆積起來的紅山文化墓葬形式,稱之為「積石塚」。 
  劉國祥:「紅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較特殊,目前我們知道,有一種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塚,那麼什麼是積石塚,那麼它的形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麼所謂的積石塚,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頂部,通常呢,把這個山頂,這個進行修整,完了之後呢,就是說壘砌石塊,砌出一個範圍,在這個石塊的石砌範圍之內呢,砌出這種石棺墓,那麼中心部位呢,經常是砌一座大型的這個石棺墓,邊緣部位呢,經常砌數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後,在石棺墓的上邊,再積石,就是堆放石塊,從而,給人一種山陵似的感覺。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塚。」 
  紅山人建造的「積石塚」,都選擇在大山的頂部。山頂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第二地點第四號塚
  每個山頂上的積石塚數量並不一樣,有的只有一個;有的是兩個;也有的是多個積石塚同在一個山頂。 
  建在山頂上的積石塚,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專家們把其他的墓分為「台階式墓」、「甲類石棺墓」、「乙類石棺墓」和「附屬墓」四個等級。這種墓葬制度說明了什麼呢?
  劉國祥:「那麼在埋在山頂的,這些人之間,他們也有這種,嚴格的等級區分,像大型墓,明顯高於這個,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裡頭,也能看出這種級差的反映,所以說在所有的小型墓裡頭,那麼也有明顯的這種,級差的變化,這就是說積石塚之內,我們已經明確看出,可以分成,六七個不同的等級,再加上和普通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分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等級化的,分層次的,紅山文化社會,社會進入複雜化。」 
  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在平地上發現 「積石塚」的蹤影。那麼,紅山人為什麼把「積石塚」建造在大山的頂部呢?有一種觀點認為,5000年以前,紅山人在長期以漁獵為主的生涯中,對山有了獨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們認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紅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頂之上。埋葬在山頂上的祖先,自然也就獲得了天神的資格。 
  考古隊員後來發現: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眾多的「積石塚」所需要的大量石塊,都是從遠處的河溝裡搬運而來。
  令考古隊員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紅山人為什麼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營造如此龐大的「積石塚」呢?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生活的時期,周圍分佈著許多個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爭奪地盤,彼此之間時常發生爭鬥。紅山人可能這樣認為,既然在爭鬥中需要構築工事保護自己,那麼死後的靈魂更需要保護。這就是用石頭把墓地圍圈起來的意義所在。 
  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的理由是,據已經知道的考古發現證明:紅山文化時期所築的防禦工事都是土築的方形環壕,而沒有發現用石頭築造的工事。這些用石頭築造的墓,是紅山人對山、石崇拜的產物。
  發掘工作開始了,考古人員在緊靠著積石塚石砌台階的內側,發現了排列整齊,豎著放置的沒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第二地點一號塚第21號墓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徑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們的出現,傳遞著怎樣的信息呢?
  有人推測它們埋在石砌台階的內側,是為了營造通天接地的氛圍,有人認為它們是5000年以前紅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兩頭的圓口用野獸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時敲響。
  也有人從力學的角度分析,認為筒形器豎著放置具有抗側壓力,紅山人的目的是讓筒形器起到像「堤壩」一樣的作用,使積石塚頂部的石塊和邊側的石砌台階不致塌落。 
  郭大順:「估計它還是和祭祀有關係。和祭祀有關係,它既然是沒有底,這樣它就上下貫通了,上下貫通,和當時的人們溝通天地呀,和這個有關係。它還應該是一種祭祀,可能這樣解釋。現在是比較多的人從這方法考慮。」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規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於編號為第2號地點的積石塚內。
  中心大墓裡埋葬的是什麼人?有什麼樣的隨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隊決定打開這個大墓看個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考古隊員們發現,當他們準備打開這座大墓的時候,剛才還是湛藍的天空,立即變得烏雲密佈、雷聲滾滾。在以後的發掘中,每當考古隊員們打開積石塚內的中心大墓時,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
  可是,當考古隊員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後,彷彿被澆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們沒見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隨葬品。
  失望的情緒籠罩著考古隊,在接下來打開的四座紅山文化墓葬,都由於早年被盜墓者光顧而一無所獲。
  難道牛河梁的紅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還有沒有被盜墓者遺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隊員們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點的中心大墓。
  當開始清理到這座石棺墓的底部時,他們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覺。
  朱達:「就是當時,我們做這個墓的時候,清理玉器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沒話說的,就是我們拿這個小竹籤兒,因為怕裡頭有這個(文物),因為下頭是文物啊,我們就用小竹籤兒,一點兒點兒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這感覺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掃掃,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覺得下面特別滑,後而做完這個墓,做完以後,整個全身全是玉器,這個擺放的全是玉器,這裡面出現的有玉龜呀,馬蹄形玉箍,勾雲型玉珮。」 
  墓的主人是一個老年男性,隨葬品是七件玉器。勾雲型玉珮,豎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壓著一件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著一個玉鐲,兩件玉璧放在頭部的兩側,雙手各握著一個玉龜。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雲型玉珮,呈長方形,它的四個邊角翻捲,背面有可供懸掛的鑽孔,中間有勾雲形紋飾。
  在此之前,有不少紅山文化的勾雲型玉珮被發現,人們對它的解釋也莫衷一是。
  田廣林:「概括地說呢,主要有龍神說、鳳凰說、饕餮說,饕餮就是那種大眼睛,有這種饕餮紋,饕餮說,還有就是,人獸合體說,裡面包含著人和動物,還有的說,神目(說),神眼,我個人認為呢,這種形式多樣,款式繁多的這個,所謂的勾雲紋玉珮啊,它本身表現的是一種鳥,它是神面、鳥神形象。」
  也有學者把它說成是一種花卉圖案。他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地區,很可能存在著一些以花為圖騰的部族。這些以花為原形的勾雲形玉珮,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徵。假如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牛河梁第五地點中心大墓的主人,應該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領。


第二地點一號塚第27號墓
  而郭大順則認為,這種玉器很可能是權力的象徵物。
  1989年秋天,考古隊按照計劃發掘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塚21號的墓,當打開這座墓葬之後,琳琅滿目的各種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隨葬玉器最多的一個墓葬。
  在21號墓葬死者的頭部上方,精心擺放的是一個馬蹄形玉器。
  馬蹄形玉器,是紅山文化玉器中,流傳較廣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因為它的外形頗似倒置的馬蹄,所以,它被人們叫做這個名字。 
  關於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們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玉杯,有人說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說成是手腕上的裝飾,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打擊的禮樂器,還有人認為它是擱置頭髮用的束髮器。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考古隊就在距離紅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點,只有一公里的馬家溝生產隊紮下營寨,他們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飯。儘管生活條件艱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為重大的發現激動著。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對這裡的60多座墓葬進行了發掘。
  在發掘中,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隨葬,大型石棺墓隨葬的玉器,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齊全,工藝講究。小型的石棺墓裡,不僅玉器數量少,有的根本就沒有玉器隨葬。
  面對這種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完備的玉禮制。
  劉國祥:「在紅山文化晚期,用玉製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那麼從中我們可以認為,隨葬玉器種類和數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組合關係,能夠直接反映出,墓葬級差的變化,那麼我們通常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這也是目前,我們所能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獻玉的行為稱作禮。所謂「古者行禮以玉」。為什麼古人要「以玉禮神」呢?
  有的學者認為:在金屬發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是最為貴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創作出各種神靈,對它們頂禮膜拜,這就是最早的禮器為什麼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學者推測,人類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審美價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和巫術之間發生了緊密的聯繫,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儀式中常常作為巫師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禮器,當巫師離開人世的時候,它們就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學者普遍認為,在神秘的「積石塚」裡,擁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紅山部落裡的首領兼巫師。 
  馮時從天文學考古的角度,對牛河梁4號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證。
  馮時:「這個墓主人呢,這個葬式呢,很特別,他雖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這個直身的,他兩個這個,腿骨是交叉起來的,他是一種這個巫覡啊、祭司啊,這樣一類的,比較顯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紅山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便虔誠地乞求於神靈的幫助和庇護,於是就產生了原始的宗教,從而部落裡也就有了巫師,巫師成了人與神之間的媒介。他們又是部落裡的精神領袖。 
  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人們又有了重要發現:在積石塚裡還有紅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壇。
  朱達:「祭壇它都是用這種,一種紅色的,暗紅色的石頭樁,砌築起來的,三個同心圓,一層比一層高,它在這個,這就是紅色石頭樁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裡呢,逐漸細,這三圈的這個石頭的規格還不一樣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這石頭樁。」 
  積石塚和大型祭壇的出現,傳遞著這樣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已經納入了同一個宗教信仰和同一行為模式中。這無疑會增加各群落、聚落間的凝聚力,強化地域共同體的認同感,促進社會秩序一體化進程。 
  因此,紅山文化積石塚和大型祭壇的出現,被看成中華文明起源的標誌之一。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五集《聚焦女神廟》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考古隊員們,發現了積石塚和大型祭壇之後,又一個問題開始出現在腦海裡:按照常識,史前文化的墓地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總是與相關的地面建築遺跡相伴隨。
  在這裡,會不會有紅山先民們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築物呢?於是,在1983年的秋季裡,考古隊員把目光放在了尋找紅山人的建築遺址上面。
  幾天過去了,考古隊員們一無所獲,又由於連日的奔波,使得他們的情緒大受影響。
  有的隊員甚至產生了疑問:在牛河樑上,真的存在過紅山人的建築物嗎?如果存在,那些建築物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是不是被人為或者自然的因素徹底破壞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進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員又是一無所獲。正當他們要下山的時候,一個叫趙文彥的考古隊員突然內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個因為沖水而形成的土溝裡。
  就在這時,一塊土紅色的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彎下腰來,把這件東西揀起來仔細一瞧,心裡禁不住一陣狂跳:原來,這是一個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現引起了考古隊員們的高度注意,在繼續尋找的過程中,他們又陸續發現了一些混在沙土裡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紅山文化的陶片。
  沖水溝裡怎麼會有泥塑的人體殘塊呢,這些殘塊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隊員們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順著沖水溝瞄向高處的東山坡。
  朱達:「後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這些泥(塑)的(人體)殘塊,是來自哪裡。這個地方就是沖溝,地勢比較低,它只能從這個,經過流水沖刷,只能在高處(往下)衝下來。」
  根據沖水溝裡發現的女性泥塑人體的殘塊,隊員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東山坡上,可能曾經聳立著一座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
  帶著興奮的心情,考古隊員們回到了駐地馬家溝。當他們把在東山坡沖水溝裡的發現告訴房東的時候,勾起了房東的回憶,房東告訴考古隊員這樣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員們在東山坡上修建攔水堤壩的時候,有人用鋤頭在那裡挖出了一些用紅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類的東西,當時也沒人把它當一回事。 
  房東的回憶給考古隊員帶來了更大的希望。那麼,東山坡上埋藏著怎樣的秘密呢?難道這青翠的松樹下面,真的就是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遺址?如果是的話,早已倒塌的廟址裡面,還有完整的女神頭像嗎?這一切,只有在發掘之後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隊員們懷著渴望新發現的心情開始了發掘工作,當他們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約為25—50厘米的表土層清理掉後,一個從未見過的建築遺址呈現出來。
  從平面上看,這個建築分為主室、東西側室。北室、南室和一個長方形室相連。遺址南北長22米,東西最寬處約9米,最窄處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這是一座土木結構的半地穴建築,地下部分深達0·8~1米。
  考古隊員在南室的四周,發現了已經碳化的木頭柱子的痕跡。他們分析,為了牢固起見,紅山人在建造女神廟時,先在柱子的內側粘貼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攪拌形成牆面。牆面為多層,內層牆面上佈滿了蜂窩一樣的圓洞。
  在清理倒塌的牆面的時候,考古人員居然發現了5000年以前,紅山人精心描繪的壁畫。
  接二連三的發現,使在現場的考古工作者都產生了一種奇妙的預感,似乎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在等待著他們。
  1983年11月2日清晨,遼西的山區格外寧靜。
  這一天,考古隊員們早早的離開了駐地,按計劃,這天的上午他們要剝離,建築遺址主室西側的一塊特殊的泥塊。
  當年,主持和組織牛河梁遺址發掘工作的郭大順,在後來的文章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時間,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過去,人們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個工地悄然無聲,連空氣彷彿停止了流動。只有小鏟子和小刷子,在剝離泥土時發出的聲音在沙沙地響著。
  漸漸地,一個人的面部輪廓,開始顯現,接著,頭顱、眼睛也開始顯露出來。中國遠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後,終於露出了她那端莊而又高貴的容顏。
  女神頭像高度寫實,造型逼真,她的臉形為方圓形,顴骨突起,雙眼中鑲嵌著兩塊經過拋光處理的青色圓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鎮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視著5000年以後的人們,面對著考古隊員的驚訝,她帶著神秘和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
  由於女神廟的位置在林場之內,地表上生長的松樹的樹根,已經扎到女神頭像的面部並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這個頭像上呢,有一些個,裂紋裡面有一些個,這個松樹的那個根子,都是那個鬚根,這個鬚根吧,扎得很多。當時也沒什麼辦法,後來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個松毛,松樹根子啊,一個個都把它剪掉了。」 
  朱達清楚地記得,1983年11月2日這一天,在現場的考古隊員,都激動得忘記了吃中午飯,到了傍晚時分,大家用脫脂棉和白紙,把發掘出來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薦,由現場的惟一一位女隊員魏凡抱著女神下山。
  魏凡後來計算過,從發掘現場到考古隊的駐地馬家溝,距離是750米。平時用10多分鐘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們的護送下,她花了整整一個多小時才把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駐地以後,考古隊員們和馬家溝的村民們像過年一樣高興,他們把女神像,放在老鄉家的土炕上,又仔細端詳了起來。 
  不一會,考古隊員們的神情又逐漸得變得凝重起來,原來,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五千年前的女神頭像
  朱達:「這個,女神頭像呢,當時沒有鼻子,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傢伙就分析 了,突然這個,孫守道先生就想起來了,就前幾天在沖溝裡,我們清理出來的那個鼻子,是不是,是否那個鼻子就是,所以就把這個鼻子拿出來,按在上邊,一看,一看顏色、比例和它的,這個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確定了這個,這個鼻子就是這個女神頭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當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關材料之後,他震驚了。為了慎重起見,夏鼐叫來科研處處長烏恩岳斯圖,要他趕到牛河梁,對女神像的年代進行鑒定。
  烏恩岳斯圖:「我就帶著當時,發掘出來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測量的標本,帶回所裡,因為我們所有碳十四實驗室嘛,進行了測量,測量的結果,出來以後呢是,的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也就是相當於,距今五千年,這樣的結果,這個消息,告訴夏鼐先生以後,他就很高興了,因為這個確實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而且很重要的紅山文化的遺址嘛,這就確定下來了。」 
  在以後的發掘中,女神廟遺址裡,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體的殘塊,這些人體的殘塊外表細膩,打磨光滑,分別屬於六七個女神的軀體,她們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從出土的位置看,她們之間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嚴文明:「這個是,應該是反映當時社會分化,分層的一個標誌,這我們對照著墓看,它那些積石塚,它裡面也是有大有小,那個規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們想呢,這個,一個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個呢,也反映它當時的社會的分層的狀況。」 
  那麼,女神廟裡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麼神呢? 
  有的學者說,她們是自然神,有的則認為是「地母神」。更多的學者認為,女神廟裡供奉的,是紅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當原始人的宗教主題由自然界、圖騰轉向人自身的時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階段。
  曾經擔任東亞考古學會主席的尼爾森女士,是美國丹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她一直從事女性在史前的社會地位問題的研究。尼爾森對紅山文化情有獨鍾,先後十幾次來到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考察,也是第一個來到牛河梁遺址的外國學者。女神像的出土,強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對紅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到目前為止,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積石塚大墓的主人幾乎全是男性,這個現象非常明顯的表明,當時的紅山社會已經進入父系社會時期,但是紅山人崇拜的神卻是女神。
  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都曾經經歷了女性地位顯赫的歷史階段,並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是中國首次發現的遠古神殿,它的發現,對中國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它的出土,也在美術界引起了震動。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一些人認為,古代的中國缺乏人體藝術。他們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譽為「君子之國」、「禮儀之邦」的中國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袒露身體。中國的人體藝術,是從西方傳來的「泊來品」。
  正當人們為古代中國缺乏人體藝術而遺憾的時候,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出土了史前時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現,把中華民族的人體藝術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
  在女神廟裡,考古隊員又在遺址的主室內,發現了泥塑的龍的殘體。 
  龍的上下顎獠牙畢露。據在現場專家的推測,這條龍的軀體肥大,當年,它臥在主室內的頂部,昂首朝向北方。


與真人等同的女神頭像 
  在遺址的北室裡,考古隊還發現了一對長度竟然達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鳥爪,專家們分析,當年,在廟的北面的牆壁上,應當有一隻巨大的鳥神在那裡佇立。
  鳥神和龍的頭部為什麼都朝向北方呢?難道在廟的北面還隱藏著沒有被發現的秘密?當考古隊員走上北山坡的時候,才揭開了謎底。
  原來,在距離女神廟的北牆僅僅8米遠的地方,有一座紅山人利用山梁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東西邊長約200米,總面積為4萬平方米的山檯子。
  山檯子高出女神廟大約2米,周邊有人工砌築的石牆,石牆的走向與女神廟完全一致。這座大型的山檯子是紅山人做什麼用的呢?
  專家們認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帶,曾經是紅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動中心。當時人們所崇拜的神靈偶像,除了女神以外,還包括豬龍、神鳥在內,但是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廟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從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郭大順:「圍繞著女神廟和祭壇和積石塚,我們叫做壇、廟、塚三位一體,這樣一個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這個山樑上,它有這個,自己的佈局規劃,而且在這個區域之內,甚至於這個區域再往外,很大一個區域裡,沒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這樣一個,大型的,祭祀遺址,和這個史前時期,那種在家內,在家庭裡頭搞祭祀,甚至於在一個聚落裡,他單設一個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個規模要大得多,它應該就是它的紅山文化的,文化共同體的一個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這樣評價:女神廟裡的塑像可以稱為「神」,但是,她們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物,所以,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當1983年的初冬來臨的時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隊員們,滿載著收穫和喜悅,返回了瀋陽市。而把女神頭像抱回瀋陽的,仍然是考古隊的女隊員魏凡。
  這次經歷,成為魏凡一生的驕傲和最美好的回憶。
  而一場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也因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廟的發現,在國內外掀起了高潮。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六集《文明曙光》 

 
  紅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關注,2004年7月24日,《中國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赤峰市隆重召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們,來到紅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討5000年以前中華文明的起源之謎。 
  5000年以前,中國、印度、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幾乎同時進入文明社會。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可是,在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以前,人們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來近四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呢?
  1986年7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遼寧西部山區,發現了距今大約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群址,考古學家根據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斷,五千年前,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這一重大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傳說,找到了實物依據,對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將產生重大影響。
  那麼,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帶給人們哪些思索和啟示呢?
  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一直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故鄉。過去,人們普遍這樣認為:中華文明從黃河的搖籃裡孕育出來,然後,再傳播到華夏各地。這種觀念,似乎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的定論。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中國史前的歷史。
  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在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這個重大問題上,以往過分誇大中原的作用,忽視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過去把黃河流域,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而應該把它看做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爐。
  以往,人們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和金屬銅的發明,這三大要素作為文明起源的標誌。而紅山文化,則賦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內涵,它使人們注意到,禮制的出現,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標誌和特點。
  專家和學者們認為,從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群的結構、佈局以及玉葬之禮反映出,禮制,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這種壇、廟、塚三合一的佈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而這兩者的吻合說明,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傳統形成的過程。
  過去,人們把中國古代史看做是長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突然醒悟: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長城遮住了人們的視野。歷史上,中國人列祖列宗的活動範圍並不是以長城作為界限。
  李濟呼籲:我們以研究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尋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全景
  紅山文化的重大考古發現,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西遼河流域、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嚴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他認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它除了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以外,還繼承了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優良傳統,此外,就是大膽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
  嚴文明:「紅山文化處的這個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東南,是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後它北面呢,又跟這個,其他的新石器,以這個採集或者是狩獵,以這個為主要經濟的文化,它又有相當的交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呢,它就是整個中國的東北的,一個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間,發源於關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與發源於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他們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蘇秉琦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壇、廟、塚就是他們相遇之後,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 
  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
  伴隨著中原發達的農耕生產技術的傳入,使紅山的農業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學者們認為,人口的顯著增長,也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
  當時紅山文化區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謎。不過,考古學家們還是從敖漢旗20世紀80年代的普查資料中,為我們瞭解紅山文化規模之間的比較,聚落分佈的密集程度,以及從紅山文化聚落看當時的社會文明化進程,提供了實證。
  從規模看,小型的紅山聚落面積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約三萬到十萬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紅山聚落約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紅山文化時期,不僅僅是積石塚有了不同的等級,紅山人的居住點也有著大中小之分,這反映出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層和進化的現象。
  崇龍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壇、積石塚和女神廟的紅山人,在5000年前有沒有創造出文字呢?這個問題,讓考古工作者踏破鐵鞋,苦苦尋覓,而沒有蹤跡。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漢旗的紅山文化草帽山遺址,發掘出了刻著文字符號的陶片。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這樣一支跨進了文明之門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沒無聲。紅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溝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處屬於後紅山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群中,發現了一個週身刻有七個原始文字符號的陶罐。
  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文字符號,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天降隕石、爆發山洪、雪崩或者是樣子奇特的怪鳥兒突然飛臨大地。有人根據這些符號推測,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變得異常惡劣。
  王巍認為,造成紅山文化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氣候的變化。因為在距離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後的一個寒冷期。而寒冷期到來之時,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農牧交接的地帶,也就是紅山人所在的地區。
  王巍:「因為我們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當廣闊的範圍內,有一個這個氣候的變化,比較大的變化。這個學術界管它叫降溫事件。實際上不是一個事件,是一個時期,降溫的時期,這個時期呢,這個溫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對當地的這種,農業啊,產生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大家都知道,農業,當時尤其是史前的農業,是靠天吃飯的,如果氣候的這種,比較大的變化,可能對當時的農業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有的學者,從紅山人崇拜龍的習俗分析,在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除了變冷以外,還受到了嚴重的旱災的威脅。
  對此,邵國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紅山文化晚期發生的崇拜危機,才真正導致了紅山文化的衰落。
  邵國田:「2001的時候,我們在清理,這個草帽山,這個積石塚和祭壇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現在在博物館呢,已經,當時清理的四個這個,四個這個女神的頭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現在我們戴冠的那個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後,把這個個冠,扔到一邊,把這個臉部呢,又埋在一塊,好像當時人埋進去的,這就說明在,這個給我們提示一個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在紅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機似的,就是說崇拜危機。」 
  邵國田推測,在紅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項很重要的活動,然而,當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的保護神卻無能為力,於是,紅山人在極度失望情緒的支使之下,親手打碎了他們曾經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說是戰爭造成了紅山文化的衰落,他們認為,如果把紅山文化晚期出現的部落聯盟看成初級國家,那麼,組成這個初級國家裡的許多個部落,為了財產和利益,難免會產生矛盾和糾紛,就有發生武力爭鬥的可能。
  5000年以前,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墓裡的主人,為什麼只剩下一個頭顱和一隻手臂?根據這種現象,有的專家推測,在遙遠的紅山時期,曾經發生過殘酷的廝殺。
  當戰爭到來的時候,作為敵人的一方,往往會毀壞另一方的精神信仰,於是,女神頭像就成了被破壞的目標。 


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鳳 
  當氣溫下降、寒冷與乾旱、伴隨著戰爭襲來之際,紅山人會不會被迫離開他們生存的家園而大舉南下呢?
  田廣林:「這種可能是完全有的,從歷史時期,這個人口的大部分流動來看,幾乎每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的發生,總是和這個環境氣候的波動,密切相關,在大範圍內呢,氣候變冷了,那麼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較溫暖的地區流動,那環境氣候呢,比方發生向暖的方向波動時候,這人就回來了,又回到北方,這樣導致這個,中國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這樣移動呢。這個挪動,就是中國啊,農耕區和遊牧區這個界限的,南北擺動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那麼,紅山人又是到那裡去了呢?
  據專家研究,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可以與之對應。於是,有人把考古發現與傳說故事結合起來推測,紅山人,是應黃帝的邀請而南下。
  史書記載,黃帝平定蚩尤之亂,曾經得到女魃的幫助,有人認為:古史所說的女魃,正是「紅山王國」的大軍。 
  這支進入中原的先民,在戰爭結束後並沒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帶流動,大概在堯的時代遷至商丘,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這種說法似乎得到了印證,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陽市郊的商代後期都城遺址中,發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婦好」的墓葬。
  婦好墓中出土的器物眾多,但是引起人們興趣的,還是隨葬的商代玉雕龍。考古界普遍認為,商代的玉雕龍,具有紅山文化玉雕龍的特性,據此,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國史前時代,對玉的崇拜,除了紅山文化以外,還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們,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帶。雖然與紅山人生活的區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卻有著共性。
  有人推測,正是紅山人向中原的遷徙,才造成了長江下游地區文化面貌的急劇變化,並融入了紅山文化崇玉的傳統和習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認為,紅山文化不僅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5000年以前就傳播到了海外,並影響了東北亞地區。
  然而,由於沒有文字記載,當今天的人們面對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的時候,仍然有許多困惑和未解之謎。
  據專家推測:紅山文化晚期,紅山人的人口應該有數萬之眾,但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只是在積石塚裡少數顯赫人物的墓地。


紅山文化首次出現的玉人
  那些眾多的普通紅山人的墓葬卻淼無蹤跡,他們死後埋在那裡呢?
  紅山玉器是紅山文化最突出的標誌和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東北地區玉器的典範,然而,它所蘊藏的內涵和奧秘,至今人們還無法完全破譯和解讀。
  創造了積石塚、女神廟、大型祭壇的紅山人,為什麼在進入文明的門檻以後突然衰落?造成紅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仍然是籠罩在紅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紗。對此,嚴文明先生持這樣的觀點:
  嚴文明:「我說它(紅山文化)沒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講,它走向低谷。這個文化它有時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這個後頭呢,可能稍微(出現低潮),就在這個周圍地區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區起來了。那麼為什麼說,那些文化沒有消亡呢,我們只要以後,我們再往後面看一看,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紅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國,這個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吳越,這個湖北這個地方是楚,都是大國啊 ,它這大國也不是隨便就起來的,它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就在這個時候。所以我說這些文化,它沒有消滅,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後它又起來了,成為整個中國華夏文明的一個廣泛的基礎。」 
  2004年,紅山文化命名將近半個世紀,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遺址16地點發掘項目,成功入選了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6地點的中心大墓是迄今為止,在牛河梁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時,它也是營造最為費工的一座墓葬。大墓鑿山體而建,石穴長3·9米,寬3·1米,深約5米。死者隨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鳳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對紅山文化的熱切關注。

<<探索·發現之考古·中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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