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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語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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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之彌高鑽之彌深

——學習毛澤東的語言技巧(代序)

學習寫作,或學習講演的人們,應當像士兵重視武器、農民重視犁鋤、
木工重視斧鑿那樣重視語言。學習語言的途徑很多,除了向古人語言、群眾
語言和外國語言學習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向語言大師學習。值得學習的語言
大師很多,除了古代語言大師和外國語言大師以外,最值得學習的就是中國
現代和當代的語言大師。中國現代的最有代表性的語言大師是魯迅,而當代
的最有代表性的語言大師就是毛澤東。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像、革命家
和軍事家,而且是傑出和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現實主義文章大家。他的文
章、講話和詩詞所產生的巨大的直接影響,其範圍之廣、時間之長,在中國
歷史上都是空前的,他的文風直接影響了三代人,特別是他那些政論性的文
章影響更大。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問題——分析問題——
解決問題的結構方式,是那樣嚴謹,其中的條理又是那樣分明,具有高度的
科學性,因而被寫作學界公認為議論文中最標準、最重要、最基本的模式之
一;一篇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全文尚不足兩千字,由於其中運用
了各種修辭手法,不僅觀點鮮明,理由充足,邏輯性強,而且文采飛揚,這
在所有社論乃至當代所有的議論文中都是少見的,因而成為中學語文課本中
傳統的保留篇目。另外,許多典故(包括歷史人物等)、成語,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於毛譯東使用過,才得以廣為流傳和普及。例如「陽春白雪,下裡巴
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葉公好龍」、「放之四海而皆准」,以
及《法門寺》中的賈桂,等等,就都是這樣。更為可貴的是,毛澤東還創造
出許多新的語言。「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
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實踐論》)「十月
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
等等,這些話語已經成為格言或警句了。還有些語彙的創造性更強。例如「糖
衣炮彈」、「西安還是延安」、「放下包袱,開動機器」、「一窮二白」,
等等,人們不能單純地從字面上理解它們的含義,而是已經固定下來,成為
特殊比喻和借代性的成語了。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繼承了祖國的語言傳統,
而且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祖國語言,而他在繼承和發展語言傳統的同時,也
造成了既有中國傳統又有自己特點的語言寶庫。

通過廣泛閱讀毛澤東全部公開發表和部分來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任
何人都會覺得,毛澤東的語言藝術實在是仰之彌高,鑽之彌深,值得認真研
究和學習。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都是理論聯繫實際,屬於實用性質的,一般
語法著作中涉及到的實用性的語言現象,都可以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找到,
而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出現的某些語言現象,在一般的語法著作中卻很少或
竟沒有涉及。

毛澤東純熟自如地運用祖國的語言,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對於同樣
一個問題,我們一般人用好多話往往表述得不能盡如人意,而他卻能用極簡
省的話講得恰切得體;對於某些問題,我們一般人雖然也可以表達清楚;可
往往就是「不起勁兒」,而經他一講,就顯得格外「有味兒」,對於毛澤東
講過的許多話語,我們一般人都覺得十分奇妙,卻不容易理解奇在哪裡,妙
在何處,然而你還是得說它們好。那麼,人們不禁要問:毛澤東為什麼能夠
造就如此高度的語言藝術?對這個問題,需要作具體分析,然後才能加以回


答。

首先,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第一,他必然
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手中握有真理;第二,他必然能夠熟練地掌握和
運用辯證法。這是毛澤東語言藝術達到極高程度的根本原因。

由於毛澤東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手中握有真理,所以他心底無私,
襟懷坦白,實事求是,無所畏懼。在這個前提下,他一般不受任何約束,甚
至可以隨心所欲。他的語言,都是他想說的話,既不迴避實質問題,更不會
隨波逐流。他的那些風趣幽默的話語,大多借助於具體的語境和語勢的觸發,
自然而然地湧出筆下或口外的。如果上文出現了」大眾化」,下文就出現了
「小眾化」,前面有了「文化團體」,後面就會有「武化團體」..,據此,
我們可以猜想,這類生動的語言,大多不會是在事前構思好,而是極其自然
地「流」出來的。

辯證法既是最科學的認識方法和思維方法,同時也是最科學的分析方
法。而毛澤東掌握和運用辯證法去認識、思考和分析問題,是一般人所無法
相比的。由於這個具體原因,使得他的思維不但緻密清晰,而且活躍敏捷。
如果說借助於語境或語勢靈活地引申和發揮出來的風趣性語言帶有一定程度
隨意性的話,那麼,他那些依靠緻密清晰和活躍敏捷的思維所產生的具有高
度邏輯性、條理性和嚴密性的語言,則是他主觀能動性的必然反映了。

其次,毛澤東具有持之以恆的學習精神。這個原因是人們所共知的。無
論是青少年、壯年和老年時期,也無論是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還是在日理
萬機的繁雜工作環境中,他都始終堅持看書學習。他讀書的範圍之廣,數量
之多,都是十分驚人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經,他無所不讀。另外,他還十
分注重向群眾語言和外國語言學習,這就使得他的知識面格外廣闊,為繼承
和發展祖國語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後,毛澤東的語言藝術之所以達到極高程度,還與他始終堅持寫作和
講演有密切關係。僅僅具有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僅僅具
有廣博的知識基礎,而如果不堅持寫作和講演實踐,那麼,毛澤東的語言也
不會成為典範。毛澤東雖然並不是職業作家或學者,但他從未間斷寫作和講
演。他的那些軍事論文、哲學論文和政論,大多是在戰爭環境中寫成的。他
的一生,幾乎不是寫就是說。無疑,這也是毛澤東成為當代最偉大、最有影
響的語言大師的重要條件。

那麼,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學習毛譯東的語言藝術呢?這是一個重要而
又實際的問題。毛澤東的語言藝術這座寶庫,包括詩詞藝術、論辯藝術,寫
作藝術、演講藝術,等等,宏偉多姿,異彩紛呈,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然
而,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直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毛澤東思想(包括哲學
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等)研究得較多,而對毛澤東語言藝術的研究,
除了詩詞藝術之外,僅對選入大中學校語文和寫作教材中的個別文章和講話
作過一些既零散又不根深入的解說。這是遠遠不夠的。有鑒於此,作者不揣
淺陋,為了繼承和發揚祖國的文化傳統,為了青年朋友的學習,主要根據《毛
澤東選集》的前四卷新二版(也涉及第5 卷和部分毛澤東回憶錄中的言論),
針對毛譯東語言的藝術特點(包括傳統性、風趣性、通俗性)和文風三性(包
括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分為「特點篇」、「準確篇」、「鮮明篇」
和「生動篇」,對毛澤東的語言藝術中的論辯藝術、寫作藝術,演講藝術等
(不包括詩詞藝術)內容作一些綜合性的評述。需要注意的是,這四篇內容,


僅僅是對毛澤東語言技巧內容作的相對性的劃分,這主要是為了評述的方便
起見,才在大體上作了這一劃分。

客觀地說,這些評述,還稱不上對毛澤東語言藝術真正的研究,而僅僅
是研究毛澤東語言藝術的準備或嘗試。這不是故作謙虛之語。因為,這些評
述中定然少不了臆斷、妄評和缺漏之處,而且評述的理論層次還不高,未能
把毛譯東語言的風格特點充分而深刻地揭示出來。作者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通
過這樣淺近的評述,能夠引起更多的語言學家的注意和興趣,以便從不同的
角度展開對毛澤東語言藝術的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統、更高層次的研究,
從而使毛澤東的語言藝術永放光輝。

作者


內容提要

毛澤東的語言藝術具有很高成就,不愧為當代語言巨匠。本書積作者數
年研究而成,觀點新穎,內容紮實。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從宏觀角度即
傳統性、通俗性和風趣性評述毛澤東的語言藝術特點,並具體分析了所使用
的有關語言技巧。後三章以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文風」三性」,即準確性、鮮
明性和生動性為綱,與毛澤東的文章、報告、書信、講演等二十多種文體相
結合,具體分析毛澤東語言中的各種技巧。木書引文豐富,分析精當,可供
讀者瞭解和領會毛澤東的語言藝術魅力,同時還可借鑒,用於寫作,具有實
用性。


毛澤東的語言技巧


特點篇

千古獨步天下一人

毛澤東是中國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語言大師之一,其語言必然具有顯
著的特點,其特點也必然體現在許多方面。許多人都有這樣的體會:不要根
據全篇,只要根據一段或片言隻語,從那用語,那口氣,那氣勢,就可以判
斷出,這是毛澤東的語言!那麼,他的語言特點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問
題,如果把他的語言與魯迅的語言簡單地作一下對比,便可以一目瞭然。

大體上講,如果說魯迅是匕首、投槍,那麼毛澤東則是長槍、重炮;如
果說魯迅是峭陡峽谷中穿石破崖的股股激流,那麼毛澤東則是浩瀚大海裡排
空裂岸的滾滾大潮。具體些說,二者的語言雖然都同樣植根於中國這塊傳統
的文化土壤之中,可是,魯迅對外來文化借鑒得多,顯得有些「洋氣」,而
毛澤東則是土生土長,「土氣」更明顯一些;魯迅細膩含婉,精雕細刻,毛
澤東豪放明快,不尚修飾;同樣是革命性、鬥爭性和創造性很強的語言,魯
迅文而雅,毛澤東質而實;魯迅深而遠,毛澤東淺而近;即使同樣是諷刺,
魯迅多半是冷嘲,毛澤東多半是熱諷。由此可見,毛澤東語言藝術的特點可
以概括為以下五個主要方面:創造性、豪放性、傳統性、風趣性、通俗性。
正是由於毛澤東的語言藝術同時具有這五個方面的主要特點,才使得毛澤東
的語言,在語言發展史上代雄千古,自成一家,而毛澤東本人也就成為天下
一人了。

魯迅和毛澤東在語言風格上所存在的明顯差別,是由多片面的原因造成
的。除了他們在胸懷氣質等方面條件不同之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魯迅年輕時期有過一段國外留學(日本)的經歷,以後便長時期地生
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書齋裡,專門從事寫作,可以說,他是一個職業作家,
寫作和演講的時間雖緊,但「擠」的餘地較大,較為允許從容地思考;而毛
澤東的一生中,除了建國初期短時間地訪問過兩次蘇聯以外,他從未出過國,
他的大半生都是戎馬生涯,流動性極強,經常要處在直接指導和應付各種緊
張而又繁雜的革命和工作的過程當中。他是一個職業革命家,他進行寫作和
講演,只有「趕」。第二,魯迅的寫作和講演,具有地下工作的性質,在敵
人監視之下,不能不十分注意策略而有所顧忌,這樣必然將滿腔怒氣作有限
度的抒洩,於是他的文章和講話就不能不經常皺起「冷對的橫眉」;而毛澤
東手中一直有槍,他的鬥爭始終是公開的、面對面的,用不著瞻前顧後,他
可以「無法無天」,他有怒氣,主要是用槍桿子直接「發洩」,而筆桿子只
不過是一種必要性的補充。第三,魯迅的讀者或聽眾對象,基本上限於知識
分子階層(由於這一點,直到今天,如果沒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便很難
完全讀懂他的文章),他進行寫作,基本上是用書面語言,出發點主要是在
理論和認識上明辨是非曲直;而毛澤東的讀者或聽眾對象,則主要是廣大的
工農兵群眾及其幹部,一般情況下以口語為主進行寫作和講演,目的不僅為
了明辨是非曲直,還要為了直接指導革命和工作等實踐活動。由於以上三個
方面的原因,所以造成了魯迅和毛澤東在語言風格上的差別。這多半是由歷
史造成,並不完全是人為的原因。

不過,在毛澤東的語言特點(包括創造性、豪放性、傳統性、風趣性、
通俗性)當中,創造性是十分明顯的。所以他不但繼承了祖國的語言傳統,


而且發展了祖國的語言。關於創造性,本書各章均有評述,所以本章中不再
贅言。關於豪放性這個風格特點,在毛澤東語言藝術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
的文章和講話,在內容方面,由於選擇的題目大多是從全中國和全世界,或
從整個歷史的角度著眼,在認識方法方面,一般都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高
度看問題,所以他的語言,視點居高臨下,有如高屋建瓴,大氣磅礡。由於
這方面的特點,易於為人們所理解,這裡也不作系統的介紹。鑒於此,本章
的內容,僅就毛澤東語言的傳統性、通俗性和生動性三個方面的特點及其技
巧,分別作一些系統的評述。


一傳統性的特點及其技巧

毛澤東語言傳統性特點,簡單地說,就是前文提到的「土氣」。所謂「土
氣」,就是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魄」(《中
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屬於民族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的問題。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他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
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一個「任務」,為什麼呢?這是因為: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
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
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
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同上)在民族語言方面,毛澤東確實
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的歷史傳統,這包括成語和典故的運用,比喻、對比、對
偶、回文、排比、拈連、仿化、拆詞等等各種技法的運用,結構圓整、過渡
自然等章法層次的處理。即使在語言的準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這些文風上
面,也能體現毛澤東明顯地繼承和發揚了祖國語言的優秀傳統。不過,對於
其他方面的內容,擬將放在下面有關章節中加以介紹,這裡僅對最能體現繼
承和發揚祖國語言傳統性的兩個內容——成語的運用和典故的運用,作一些
系統的評述。

在實用性的文章和講話中,像毛澤東這樣大量地運用成語和典故,實在
是一種罕見的現象,幾乎無人與之相比。據約略估計,在《毛澤東選集》前
四卷中,除去重複的不計外,共有成語不少於200 個(不包括俗語在內),
典故不少於100 個,還有成語兼典故不少於100 個。在《毛澤東選集》第5
卷中,成語不少於100 個(也不包括俗語),典故不少於幾十個。僅此一點,
就足以說明毛澤東的確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光榮文化傳統的典範。因為成
語是傳統文化在語言上形成的精華,典故是歷史文明的剪影。毛澤東自己曾
經主張,除了向人民群眾和外國文化學習語言之外,「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
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
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忠實地實踐了自己的這一主張,這也是使他終於成為有中國特色的語
言大師的標誌之一。因此,我們在研究和學習毛澤東語言藝術時,他運用成
語和典故的特點,自然應該成為格外重要的內容。

1.成語的運用
毛澤東在闡述具體問題運用成語時,能夠作到隨手拈來,簡直如同探囊
取物一般。列寧說過:「常常有這樣的成語,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當,表現
出相當複雜現象的本質。」(引周中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毛澤東就善
於運用這樣的成語,都用得十分貼切、自然、生動。尤其是當他闡述那些復
雜問題的時候,所運用的那些格言式的成語,把事理闡述得是那樣深刻、得
體。

首先,毛澤東能夠用概括性極強的成語闡明解決問題的方向。在抗日戰
爭時期,他就主張:中國的國體應該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但是,
當時的「中華民國」並不屬於中華全體民眾,它只有「中華民國之名」,而
無「中華民國之實」;要想使「中華民國」達到「名副其實」,還要作許多
艱苦的鬥爭,即還需要進行長期的革命。在這個基礎上,他說,「循名責實,
這就是今天的工作」(據《新民主主義論》)。闡述建立什麼樣的國體和怎


樣建立國體問題過程中,毛澤東先後用了「名副其實」和「循名責實」兩個
成語,都十分恰當,特別是他對「循名責實」這個成語的運用,明確而生動
地規定了此後的革命工作的目標和任務,恰到好處。

其次,毛澤東經常能夠運用那些帶有規律性的成語作為闡述自己某些觀
點的有力根據,這樣做,明顯地增加了對事理闡述的份量。如在闡述弱小之
我進攻強大之敵時,他說應該「避其銳氣,擊其情歸」(《中國革命戰爭的
戰略問題》):在闡述游擊戰爭如何對待暫時放棄部分土地時,他說應該「將
欲取之,必先與之」(同上);在闡述要使具有「不確定性」的戰爭取得勝
利必須有計劃、有準備時,他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論持久戰》),
等等,這些成語的運用,不但使他的觀點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據。

最後,毛澤東能夠利用某些常識性成語作為比喻來形象地闡述自己的觀
點。例如,他講經常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必要性,為了明確闡明這個道理,
除了用經常「洗臉」和「掃地」才能請潔的通俗比喻之外,他還用了「流水
不腐,戶樞不蠹」這對成語作比喻。意思是說,由於「流水」和「戶樞」(「樞」,
門軸)在不停地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才得以「不腐」和
「不蠹」(「蠹」,蟲蛀),這不正像經常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可以「抵抗
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論聯
合政府》)嗎?又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說過,農民破
除迷信,要等農民覺悟之後,自己丟開菩薩,共產黨不必「代庖」,共產黨
的「宣傳政策」應該是「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話的意思是說,對於農民
破除迷信問題,只能引導,作出示範,而不能代他們去丟菩薩(「代庖」,
即「越俎代庖」,就是代替的意思),這正像高明的射手教導初射者那樣,
他只是張滿弓,搭好箭,作出躍躍欲射的樣子,卻不把筋射出去。

下面,我們僅就毛澤東運用成語的形式和怎樣運用成語,作一些具體評
述。

1運用成語的形式
毛澤東運用成語的形式,除了單一式(即一個成語單獨運用)以外,主
要有並列式、對比式、層遞式、串用式等。
並列式(含排比式)。例如:

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
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文中把「不屈不撓」和「再接再厲」兩個成語平等地排列在一起,成為一種
並列式。也有超過兩個成語並列者,如在《矛盾論》中,羅列革命和先進的
力量取代了反動和落後的力量的許多事實之後,作者說:

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
陳出新的。

這裡將「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推陳出新」三個成語乎等地排列在
一起,可以視為排比式。

對比式。例如:


在這個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
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中國共產
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任人唯賢」和「任人唯親「是兩個相互對立的成語,它們在兩個分句中相
互對應,造成強烈的反差,這就是對比式。其他如「錦上添花」和「雪中送
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用法,也屬於這種情況。

層遞式。例如:

國民黨內的主要統治集團..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
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論
聯合政府》)

這裡「民生凋敝」、「民怨沸騰」和「民變蜂起」三個成語,並不是排比。
由於先有「民生」,繼有「民怨」,後有「民變」;先有「凋敝」,繼有「沸
騰」,後有「蜂起」,因此,它們屬於層遞式。又如,也是在《論聯合政府》
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
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
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這段話中的三組「格言」、也屬於諺語,同時也可以被看作是三組六個成語。
每一組成語,孤立地看,兩兩成對,基本上屬於並列式;但三組之間的關係
卻是層遞式:因為先有「言」與「盡」的問題,接著有「罪」與「戒」的問
題,最後才有「改」與「勉」的問題。

串用式。所謂串用式,是指運用的成語中可能有並列、對比、層遞的因
素,但又不全是那各種因素,它們只是被闡述的內容像一條線索一樣連在一
起。請看下面的例子: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裡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
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實踐論》)

這段話裡的「道聽途說」、「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都是
成語,它們之間的關係,既不是並列、對比,也不是排比、層遞,而是由一
個整體思想內容連接在一起的。我們把這種運用成語的形式姑且稱為串用
式。

毛澤東還常常把上述各種成語的運用形式結合起來運用。例如:

..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實踐論》)

短短的一句話,竟連用三個成語:「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屬於並列式;
「沾沽自喜」與「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屬於串用式,這是串用式中包
含並列式。又如:


..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裡發號施令..(《改
造我們的學習》)

這句話裡也有三個成語:「一知半解」和「想當然」是並列式,它們與「發
號施令」也構成了串用式。這也是串用式中包含著並列式。

總之,毛澤東運用成語的形式,真可謂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接。

2成語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成語,從不生吞活剝地盲目套用。我們知道,成語具有極為
明顯的穩定性的特點,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具有固定的意義和形式,而毛
澤東除了習用性(即常規性)地恰當運用成語以外,他總是切實地根據文章
和講話的內容與讀者和聽眾的具體需要,胸中自造爐錘,別出匠心地運用成
語,因而十分靈活。他運用成語的靈活性,體現在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內
容方面主要包括借用、擴用、反用、仿用、新創五種情況;形式方面主要包
括易位、意用、縮用三種情況。

借用。有些歷史性久遠的成語,其概念已經過時或落後了,對這樣的成
語,毛澤東常常賦與它們以新的意義。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這個成語
出於《禮記·祭義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普)之而
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准,推而放諸西海而准,推
而放諸南海而准,推而放諸北海而准。』」可見這個成語說的是,封建的孝
道是人世間普遍的共同準則;但是,毛澤東卻把反映孝道普遍性準則的成語
用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上,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種情況,就
可以看作是對成語的借用。毛澤東這樣運用成語的情況很多。

擴用。所謂擴用,就是在成語原有意義的基礎上,對該成語作進一步的
補充和發展。

「欲速則不達」,這不是說不要速,而是說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

義是必然要失敗的。(《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
對於「欲速則不達」這個成語,人們只是從「單純追求速度」因而效果不好
這個角度運用它,屬於貶義。但是,毛澤東又從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角度(「速」
還是要的)加以補充,這樣看待這個成語,就更全面,因而也更新穎了。

毛澤東擴用成語,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對牛彈琴」這個成語的運用。
「對牛彈琴」是典故兼成語,原典或傳統的用法,都是譏笑「牛」太愚蠢,
聽不懂彈琴人(古代一個音樂家公明儀)為它所彈奏的「清角之操」,仍然
「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祐編《弘明集》)。就是說,這個成語僅僅
用來諷刺聽不懂他人道理的愚蠢之人。可是,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竟
是這樣運用的:

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
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裡會懂呢?「對牛彈琴」
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
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像亂彈一頓呢?


毛澤東在運用這個成語時,把譏笑「牛」(「對像」)這個內容「除去」了,
而加入了譏刺彈琴者、彈琴者應該「尊重對像」的內容,即諷刺那些寫文章
和做演說不看對像、脫離群眾、空發議論的人,希望他們尊重讀者和聽眾,
這就對這個成語的運用,開創了一個新的側面。

反用。所謂反用,即反其義而用之。例如,「矯在過正」這個成語的意
思,是糾正過錯超過限度,而這個意思歷來被一概否定,在《漢書·諸侯王
表序》和《後漢書·仲長統傳》等史籍中就都是在這個意思的基礎上運用這
個成語的。可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運用這個成語時,一
反其本義。他認為,在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二時期(革命時期),為了「建立
農民的絕對權力」、」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把一切紳權都打倒」、
「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農民們所做出的那些「所謂『過分』的舉
動」,都有「革命的意義」,因為「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決不能打倒紳權。矯在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裡,毛澤東不但完
全否定了「矯枉過正」這個成語的傳統用法,而且在新的與其完全相反的意
義上加以運用,具有極強的創造性。

毛澤東反用成語的又一種情況是改變某些成語的感情色彩(即易色),
使原來具有貶義色彩的變成褒義的,或者相反。例如,「無法無天」,這是
一個貶義性的成語,但毛澤東在說共產黨不受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限制和束縛
時,卻也說成是「無法無天」(《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這時「無法無天」就變成褒義的成語了,這是屬於臨時性成語的反用;還有
些成語,如「明哲保身」,本義是既明且哲之人,善於按察事理,擇安去危,
善於自處(語出《詩經·大雅·蒸民》),顯然屬於褒義,而一經毛澤東在
《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用它批評只顧個人安危、放棄原則的自由主義思想
作風之後,它就變成貶義的成語,直到如今;又如「一團和氣」,這個成語
出於《程子全書》,說一個叫程明道的人對待人的態度和藹可親,完全是褒
義的,可是經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使用過後,就具有了對待熟人抱
老好人態度,不講原則的貶義色彩(關於易色法更具體的內容,請參閱本書
第四章有關的內容)。

仿用。毛澤東仿用成語的數量很大。這是不改變原來成語的結構形式,
而仿化出新詞的一種方法,也具有明顯的創造性。例如,「一觸即發」這個
成語,本指箭在弦上,手指稍一觸動,箭即射出,比喻事態發展到十分緊張
的時刻,只要有一點偶然因素,事件就會發生。可是毛澤東卻把勇敢但卻遇
事不夠冷靜、亂碰亂撞的魯莽家稱為「一觸即跳」的人們(《論持久戰》)。
「一觸即跳」就是根據「一觸即發」仿化出來的。又如,毛澤東說日寇「差
不多不費一點氣力」佔領了「東四省」,說成是「垂手而得」(《和英國記
者貝特蘭的談話》)。「垂手而得」脫影於成語「唾手可得」。「唾手可得」
是說得到某種東西很容易,但也得付出一些「氣力」,因為還得「唾」,而
「垂手而得」呢,手垂下去不動即可,一點氣力都不必用。這是說日寇佔領
「東四省」容易到了極點(據馬國凡《成語概論》,第98 頁)。在毛澤東的
語言中,像這樣僅僅通過一兩個字詞的改動而仿化出新詞語的情況很多。其
他諸如,根據「前仆後繼」而仿化出「前赴後繼」(《支持剛果〈利〉)人
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聲明》),根據「前功盡棄」而仿化出「全功盡棄」(《中
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根據「置之不理」而仿化出「置之不答」(《赫
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根據「取而代之」而仿化出「起而代之」


(《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根據「忍辱求全」而仿化
出「忍讓求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根據「趕盡殺絕」而仿化出
「剿盡殺絕」(《新民主主義論》),根據「有的放矢」而仿化出「無的放
失」(《整頓黨的作風》),根據「一哄而散」而仿化出「一哄而集」(《井
岡山的鬥爭》),等等,都屬於這類情況。這些被仿化出的新詞語,較之原
來的成語,都產生或增加了新的意義。其中「無的放矢」對於「有的放失」,
「一哄而集」對於「一哄而散」,不但屬於成語的仿用,而民同時也屬於成
語的反用。這種兼具仿用和反用性質運用語言的情況,可以將其稱為「反仿」。

對有些成語,毛澤東往往作連續性仿用,這種性質的語言仿用也可以稱
為「連仿」。例如,毛澤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中,著重闡述
在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不應該「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內容時說:

(共產黨)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
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
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
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
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

成語中有「先斬後奏」,並無「先奏後斬」、「斬而不奏」、「不斬不奏」,
它們都是根據「先斬後奏」這個成語先後連續仿化出來的。毛澤東對「莫名
其妙」這個成語的仿用,也屬於這種情況:

..對於蔣介石及其一群的軍事政治發生「紛紛議論」的人們,究竟是
「莫名其妙」呢,還是己明其妙呢?(《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

這句話裡的「莫名其妙」和「已明其妙」都是從成語「莫名其妙」連續仿化
而來的。與上一則例子不同的是,上一則例子中出現了被仿化的成語(「先
斬後奏」),那可以稱為「明仿」;而這一則例子中被仿他的成語並沒有出
現,這可以稱為「暗仿」。關於仿化法的其他具體情況,請參閱本書第四章
中有關內容。

新創。毛澤東運用的成語中,有一些完全是屬於他本人創造的,有的則
是依據以往已有的成語,特別是通過仿用的形式創造出來的。讓我們再看一
看「下馬看花」和「後發制人」這兩個新的成語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下馬看花」是毛澤東新創的一個成語(見《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
它是根據「走馬觀花」仿化出來的。「走馬觀花」中的「走」,是跑的意思,
毛澤東把「走」換成「下」,則造出一個與原來成語相對立的新的成語。又
如,「後發制人」,這個成語是憑借「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史記·項
羽本記》、《漢書·項籍傳》)二語改造而來。「先發」能夠主動壓制或控
制對手,「後發」往往被動,被人所制,亦即「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之義。這是舊成語的意思,但它不全面;毛澤東根據大量事實,總結出另一
方面的經驗,即後發者如果有準備地「先讓一步」,也能化被動為主動,最
後控制對手,於是翻造出「後發制人」這個新的成語(參見《中國革命戰爭
的戰略問題》)。

以上我們評述的是毛澤東借用、擴用、反用、仿用、新創等五種在內容


方面靈活運用成語的具體情況。下面再就易位、意用、縮用等三種在形式方
面靈活運用成語的具體情況進行評述。

易位。一般情況下,成語的字詞結構順序,在運用的時候是不允許輕易
變動的。可是,在必要的情況下,毛澤東往往也能改變原來某些成語的固定
的結構順序。例如,對於「輕重緩急」、「精兵減政」這兩個成語,人們一
般都是原型照用,不去變動它們,可是毛澤東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
和擁政愛民運動》中卻把「輕重緩急」改變為「緩急輕重」,在《一個極其
重要的政策》中,有時說:「精兵減政」,有時說「兵精政簡」。與原來的
成語比較,「緩急輕重」屬於單純的位置變動;「兵精政簡」則使其中聯合
的兩個小的詞組的動賓關係部分別改變為主謂關係。

意用。就是不直接運用成語的原型,而是用普通的語言來運用成語的原
義。例如,毛澤東把成語「高枕無憂」說成「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關
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把「有恃無恐」說成「有所恃而不恐」(《井
岡山的鬥爭》),把「大同小異」說成「大同中的小異」(《新民主主義論》)
等等。其中「有所恃而不恐」和「大同中的小異」,是在原來成語中增加了
一些解說性的輔助成分。這樣的成語意用,都比原來的成語更靈活,更通俗
了。其他諸如「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新民主主義論》)、「勝
利之券,必操我手」(《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也都是成語「拋磚
引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必操勝券」(或「穩操勝券」)的意用,
與上述成語意用不同的是,它們較之原來成語概念的範圍縮小了,但其針對
性卻得到了明顯的加強。

縮用。所謂縮用,就是減少原來成語中的字數而後運用,但其意義不變。
例如,毛澤東把「越俎代庖」僅僅說成「代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就是縮用。不過,毛澤東這樣運用成語的情況不是很多。

另外,他還有時把聯合式結構的成語拆開運用:

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在過去歷史上是空前的,但還不是絕
後的戰爭。(《論持久戰》)

「空前絕後」本是一個成語,毛澤東卻把它拆開運用,雖然意義上有些改變,
但仍可視為對「空前絕後」的意用。

毛澤東靈活地運用成語,雖然在形式上不及在內容上靈活運用的創造性
強,但也令人感到十分新穎、活潑,具有一定程度的創造性,因而同樣值得
重視和學習。

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如此靈活地運用成語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是
由於他既能對成語理解得深刻,又能密切地聯繫實際。比如,他對「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這個成語的運用就是這樣。首先是他對這個成語理解得好,
他說,「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個理解完全抓住了「妙」的本
質;然後是聯繫具體內容,他說,「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論
持久戰》)。這樣的理解,真是深刻極了,這樣的聯繫實際真是緊密極了。
其他諸如對「實事求是」中的「實事」、「求」、「是」,對「有的放矢」
中的「的」、「矢」的理解和聯繫實際,都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情
況相近。大家知道,成語運用得準確靈活,僅僅對成語理解深刻而不聯繫實
際不行,僅僅聯繫實際而對成語理解得不深刻也不行。由於毛澤東能夠同時


兼及二者,所以他運用成語才能夠靈活自如而又恰當得體。

2.典故的運用
周恩來在1949 年5 月7 日作的《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
前進》的報告中說,「現在毛主席作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
運用的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這裡
所說的毛澤東運用的「歷史經驗教訓」,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運用的典故。
這段話,對毛澤東語言中善於運用典故這個特點作了極準確的說明和概括。
連《毛澤東》一書的作者施拉姆也說,毛澤東「闡述共產主義的著作,善於
運用中國歷史上的典故,富於文采,從而使共產主義非常通俗易懂而易於為
他的同胞們所接受」。這話也證明了,善於運用典故,的確在毛澤東語言中
格外突出。

那麼,毛澤東運用典故的特點又是什麼呢?這可以包括四個方面:一,
量大;二,典型,三,靈活;四,創用。

1量大
毛澤東運用典故多,首先是典放出處範圍廣、種類多。其中有歷史典籍,
如《史記》、《漢書》和諸子等著作;有歷代詩文、小說、寓言、傳說、神
話、戲劇等。其中歷史人物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也包括外國科學家、
發明家)。其次,體現在被運用得範圍廣、數量多上面。包括政論文、學術
論文、紀念性論文,還是報告、演說、決議、調查報告、消息等。他隨時運
用典故,並且運用的數量很多,有時還同時用多則典故闡述一個事理。在《質
問國民黨》一文中,他用了「鷸蚌相持,漁人得利」(《戰國策·燕策》)
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說苑·正諫》)兩則典故,來陳說在抗日戰
爭緊急關頭,國民黨反動派掀起反共浪潮、進攻邊區的利害,在《中國革命
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戰略退卻」一節中,為了闡述戰略退卻的必要性,
他先講了《水滸傳》(歷史小說)中林沖如何運用退卻的策略打敗洪教頭,
接著全文引用了《左傳》中「曹劌論戰」一節文字(典籍),說晉國以戰略
防禦為基礎打敗了齊國;最後又列舉了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
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六次以弱勝強的
歷史戰役(均屬於典籍),弱者一方都是運用退卻的戰略打敗了強者一方,
共用了八則典故。然而,這還不是最多的。在1958 年3 月22 日成都會議上,
毛澤東為了反覆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講話的開頭就用《西廂記》中
惠明挺身突圍給白馬將軍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國要多出現一些像惠明
那樣勇敢而又堅定之人;接著就提到《法門寺》中「站慣了,不敢坐」,十
足的奴隸主義者賈桂,又講了中國儒家們對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
是一副奴隸相,其後,則講了李賀敢於直稱漢武帝之名(劉徹),甚至稱他
為「劉郎」,鼓勵人們不要怕名人。講話的後半部分,當講到任何階級都是
「好大喜功」時,則講了禹王惜寸陰,孔子「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席
不暇暖」,當講到說話要選擇時機講究策略時,則提到了明朝反對奸黨魏忠
賢的東林黨那一派人(如楊鎮安等),由於策略失誤而失敗;當講到敢講真
話時,則提到了比干、屈原、朱雲、賈誼等人,並引述了《紅樓夢》中王熙
鳳說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話。然而,這篇講話中,用典最
多的,還是在講話的中間部分。這部分闡述了自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和
發明創造者大多數是青年人的內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釋迦牟尼、孫中山、
馬克思,章太炎、康有為、劉師培、王弼、顏淵、李世民、秦叔寶、羅成、


王伯當、梁啟超、馬丁·路德、達爾文、發明安眠藥和盤尼西林的人、富蘭
克林、高爾基,前後共有20 多位歷史人物。講話中還涉及到一些其他反面歷
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袁世凱、段祺瑞等。此外,這
篇講話還涉及到諸如斯大林和「聯共黨史」結束語、康有為及其《大同書》、
鄒容及其《革命軍》、章太炎駁康有為的文章,以及劉備掛帥等典故。總之,
這篇講話引用典故之多,實在無人能夠與之相比。我們僅從這篇講話中,就
可以略知毛澤東在其他文章和講話中運用典故情況之一斑了。

2典型
毛澤東運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為某些觀點或事理的論據或根
據。由於他所選擇的典故,一般都屬於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闡述的觀
點或事理都十分生動,有力。這又是因為,凡屬於典型性的東西,不但具有
鮮明的特殊性(個性),而且還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共性)。用具有典型性
的典故來以古鑒今,自然會產生強大的說服力。例如,1941 年1 月,正值國
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關頭,國民黨頑固派策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
變,新四軍主力九千餘人被殲七千餘人,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參謀
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遇害。新四軍「抗戰有功,馳名中外」,國民
黨對新四軍的圍殲行逕自然嚴重地破壞了抗日統一戰線,威脅著抗戰的徹底
勝利。為此,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份,對新
華社記者發表了一篇談話。談話中除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強烈譴責和揭露
外,還對國民黨頑固派提出十二條警告,要求嚴肅合理地對待和處理此一事
件,並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毛澤東在列舉了黨的十二條警告之後,用了
一則典故:

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
過為己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
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為皖南事變發
表的命令和談話》)

這段話中的「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是一個典故。這是
孔子說過的話,出於《論語·季氏篇》。春秋時,魯國大夫季孫把持著魯國
的政權,與魯君矛盾很大。季孫也知道魯君有趁機收回主權之意。顓臾,是
魯國的附庸小國,季孫也擔心它會幫助魯君收拾他,於是季孫便想先發制人
地討伐顓臾。這時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路向孔子請教:季孫應否討伐顓臾?
孔子當即表示反對,理由之一是,「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意思是說,「我估計,季孫所擔憂的,不在遠處的顓臾,而在魯君」
(「蕭牆」,指古代宮室一進門處的擋風牆;「蕭牆之內」,這裡專指魯君
而言)。後來,人們常用這個典故來比喻憂慮不在於外,而在於內。毛澤東
用這個典故,目的在於說明,國民黨頑固派如果不按照共產黨提出的十二條
警告辦事,那麼,國民黨頑固派最應當害怕的,將不是外國帝國主義(日本
侵略者),而是本國內部展開戰爭,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將要進行自衛還擊,
國民黨頑固派就將「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毛澤東用這個典故對國民
黨頑固派進一步提出嚴重警告。

像這樣運用典故的情況,在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是很多的。有則,僅
僅是由於他運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對問題或事理的闡述格外深刻,耐人


深思。1949 年4 月初,毛澤東在《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一文中,再次重申,
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八項條件中,十分強調南京政府必須逮捕南京慘案的主凶
蔣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這一條,他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戰犯不除,
國無寧日。」據《左傳·魯閔公元年》記載,春秋時魯莊公死後,立子般為
君,魯莊公之弟慶父殺死子般,另立問公為君,不久,慶父又殺死閔公。由
於慶父先後殺死魯國兩個國君,造成魯國連年大亂。當時齊國有一位大臣這
樣評論魯國:「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後來人們常把慶父比喻為災難和戰
亂的禍首。毛澤東運用這個典故,不但把連續挑起內戰、製造災難的根源歸
罪於蔣介石等罪魁禍首,而且表達了他要堅決徹底地消滅蔣介石,解放全中
國的決心。

不過,談起運用典故最典型的,當屬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的講話》(即所謂1962 年1 月3O 日所作的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這篇
講話,並沒有公開發表,但當時就在黨內黨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除了
其他原因之外,主要就是由於突出地典型地運用了大量典故。講話的中心內
容是講民主集中制的問題。當講到領導幹部要盡最大限度地發揚民主,讓別
人批評自己,即使批評錯了,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處分,甚至被降職到基層
去工作反而更有益處時,他引用了司馬迂《報任少卿書》中的一段活。這段
話包括「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孫子臏
足」、「不韋遷蜀」、「韓非囚秦」,以及「詩三百篇」之所以「為作」等
八個典故,他指出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其餘備例中的歷史人物都是「當
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處於逆境之後,才得以發憤而有所作
為的。當毛澤東講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聽取不同意見時,他
又用《史記》中的項羽和劉邦這兩個歷史人物進行對比:項羽這個人物如何
稱王稱霸,如何不聽軍師範增的合理意見;劉邦這個人物開始時如何傲慢,
拒絕接見一位「儒生長者」,那個儒生如何發怒闖了進去,正在洗腳的劉邦
後來又如何歡迎,如何道歉,說明劉邦如何「從諫如流」,終於打敗了項羽。
接著,他還用「霸王別姬」的戲來說明不民主的可怕後果。正是由於這篇講
話用了這樣多極為典型的典敝來教育廣大黨的幹部實行民主作風,才能使人
們的靈魂深深地受到了觸動,永遠銘記在心。

總之,毛澤東非常善於以極典型的典故來闡發事理。其他諸如用「葉公
好龍」來批評「嘴裡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的右
傾機會主義者(《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李逵式的長官」批評「看
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的紅軍幹部(《反對本本主義》),
用「口蜜腹劍」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比喻那些「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帝
國主義(《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等等,都是毛澤東典型地運用典
故的典範,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3靈活
毛澤東運用典故的第三個特點,是格外的靈活。他能在深入理解典故的
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理解及不同內容和角度的需要,極其自由地運用典故。
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作報告中,講到柳宗元的《黔之驢》這
個寓言時,他能一邊講,一邊裝作者虎觀察驢駒子的樣子,真是繪聲繪色(據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而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許多人讀史,一
般總是比較死,難於理解深透,更難於靈活運用。他的二兒媳邵華是一位歷
史系的大學生。她在念大學時,在毛澤東面前,總是感到自己的歷史知識那


樣貧乏,對歷史知識的理解是那樣膚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為一名真正
合格的文科生;那些歷史知識,在她那裡好像都是「死」的,而到了毛澤東
那裡,便立刻「活」了起來,他用它們闡述政治、軍事、哲學等方面的事理,
都是那樣警策、凝練,引人入勝(據華英《毛澤東的兒女們》)。就說寫一
篇新聞稿吧,他也能把新聞事實與其相關的典故聯繫起來。例如,寫《中原
我軍佔領南陽》這篇消息,當他提到南陽時,便寫了關於南陽這個歷史上屬
於兵家要地的一節文字:「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曾於此城發生
爭奪戰。後漢光武帝劉秀,曾於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
了後漢王朝。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幹部,多是出生於
南陽一帶。」這段活,實際包括兩則典故:一則是三國時曹張爭戰,一則是
東漢劉秀起兵,它們都成了毛澤東寫的消息中的背景材料,起到了強調我軍
佔領南陽意義重大的作用。即使他在給某一篇文章加寫按語時,如涉及到與
內容相關的典故,他也要點出來。比如,他發現一篇文章是陽谷縣人寫的,
於是他就在這篇文章的按語中說,「陽谷縣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1956
年12 月23 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運用典故,有時靈活到我們難以想像的程度。他能用《西遊記》
中幾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去解釋抗大的教育方針。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堅定
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被敵
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毛澤東說,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
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能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豬八戒有許
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有艱苦奮鬥的精神,臭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
那匹白馬,也是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
了回來,他們兩個都能堅持「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孫猴子很靈活,很機
動,他能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據王永盛、張偉《毛澤東的語言藝
術》)。毛澤東通過大膽聯想,把本來與現實事物似乎毫無聯繫的典故竟然
聯繫了起來。

不過,毛澤東運用典故的靈活性,更多的時候,還是體現在他與人們一
般交往過程的隨意性的談話之中。每當這些時候,他運用典故,往往很巧妙。
毛澤東的一生,讀史是他的嗜好,談史是他的樂趣。談史是毛澤東與老一輩
學者、專家乃至在他身邊工作人員談話中最愉快的話題——有時是專題式
的,有時是隨機式的。所謂隨機,大半是在他平時接人待物的閒談之時。凡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員所寫的回憶錄式的文章中,幾乎都談過這樣的體
會:當毛澤東與他們初次見面,總要先問對方的姓名、籍貫乃至家庭狀況,
然後便有可能根據這些狀況引出相應的典故。例如,當他得知師哲的原籍是
韓城(在陝西,漢時稱夏陽)時,他立刻就說:「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
(司馬遷生於韓城縣北五十里處的龍門,該地臨黃河,有黃龍山,「龍門」
傳為夏禹所鑿,故有「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之說)接著,他又談到「禹
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的出處,並講了黃龍山命名的起因和它的走向(據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當他得知徐肖冰的老家是山西夏縣時,他立刻
就說:「你是關雲長的老鄉喲。」(權延赤編《領袖淚》);當他得知初見
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崔英」時,他當即就問:「那麼你的愛人可能姓張
了?」(同上書,《西廂記》中的女主角叫崔鶯鶯,其夫姓張,名君瑞);
當他得知薄一波的原籍是山西中部的定襄縣時,他便說,漢文帝的母親也姓
薄,其弟薄昭,又說漢文帝初年討伐代王時,曾定都於山西中部;當他得知


張稼夫原籍是山西文水縣時,便談起了出生在文水縣的武則天;當他得知一
位大夫叫唐由之時,便指出「由之」二字最早出自《論語》中「民可使由之」
之句,並告誡他「可不要按孔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魯迅的『由之』去
作」,接著又吟起魯迅《悼楊銓》一詩(詩中有「花開花落兩由之」之句。
以上引文均引自張貽玖《毛澤東讀史》)。由以上所述的事實可以看出,靈
活地運用典故確實是毛澤東語言中一種極普遍的現象,同時也看出他的歷史
知識是何等淵博,他的記憶力又是何等驚人。

4創用
毛澤東運用典故的第四個特點是,創造性極強。創造性也屬於靈活性,
但它比一般的靈活性更加突出。這使得他不但繼承了祖國語言,而且發展了
祖國語言,因此,這也是毛澤東運用典故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典故,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有分析地運用典
故;二,典故的引申和補充;三,有批判地運用典故。

有分析地運用典故。毛澤東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從來不生搬硬套式地
運用典故,而是根據具體內容的需要,有分析地運用典故。例如,在1936
年12 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認為,當時國際和
國內形勢已向有利於抗日戰爭的方面發展,國共兩黨將再度合作,「已經脫
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的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根據中日雙方及世界
總的形勢和條件,抗日戰爭不可能是速決戰,而肯定是持久戰。在闡述這個
問題時,毛澤東運用了一個典故——「滅此朝食」。這個典故是由「余姑翦
滅此而朝食」一語概縮而成,也可視為一個成語,它出於《左傳·成公二年》:
春秋時,齊國攻打魯、衛兩國,魯、衛兩國請求晉國援助,齊軍與晉軍戰於
鞍地。齊軍統帥齊頃公決心甚大,揚言說,」余姑翦滅此而朝食」,意思是
說,待我們消滅這些敵人(晉軍)之後,再吃早飯!他匆忙地跨上還沒有備
好的戰馬,就下令向晉軍進攻。晉軍將領由於身先士卒,帶傷殺敵,士氣很
高,結果把齊軍打得落花流水,齊軍只好狼狽敗退。毛澤東運用這則典故時
這樣說:

「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為
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積到足以突
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國際反動
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

毛澤東對「滅此朝食」這個典故,作了一分為二的分析,肯定了其中對敵人
痛恨和決心戰而勝之的精神(「氣概」),但否定了其中操之過急的盲動作
法(「計劃」);既沒有作絕對肯定,也沒有作絕對否定,而是肯定其積極
因素,否定其消極因素。這樣辯證地運用典故,既不牽強附會,又具有明顯
的創見性,因而十分生動。

典故的引申和補充。毛澤東有時對所運用的典故加以必要的引申和補
充。1934 年8 月到1935 年12 月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國三支主力紅軍
都放棄了「原有的陣地」,通過長征,轉移到了新的地區。毛澤東認為,這
個大轉移,「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
失敗」;但是張國燾等人卻認為,紅軍失敗了。對此,毛澤東在《論反對日
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通過「坐井觀天」這個典故來加以解說:


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
在井裡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為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
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為合乎事實。我們說,紅
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
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
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
來是失敗了。

典故「坐井觀天」也屬於成語,它是由《莊子·秋水篇》的有關內容概縮而
成;它又見於韓愈《原道》一文之中;「坐井而觀天,日天小者,非天小也。」
後來這個典故一般只是用作譏刺那些目光狹小之人。而毛澤東在運用這個典
故時,除了仍然用它的本義(井蛙說的」天有一個井大」)之外,還用」如
果..」這樣假設的形式引申出了另外一層意義:「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
大」。這實際上是根據具體內容對原來典故含義的有意擴展。其下文對「一
個方面」和「另一個方面」、「勝利」和「失敗」這些內容的具體議論,就
都是基於由典故擴展出來的那層含義而生發的。因此,這種議論也變得新穎
而生動。

批判性地運用典故。毛澤東運用典故時,往往還要審查某些典故的科學
性,批判性地運用它們。例如,《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
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

老年就不犯錯誤呀?孔夫子說,他七十歲幹什麼都合乎客觀規律了,我
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七十歲幹什麼都合乎客觀規律了」,這是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講的「七
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句話的意用,也屬於典故。毛澤東不完全同意孔
子的觀點,認為七十歲的老年人也有可能犯錯誤。實際上,這是對這一典故
的批判。

然而,批判性地運用典故,最典型的是毛澤東對伯夷和《伯夷頌》的運
用——

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澤東讚美聞一多和朱自清這樣中國人
的民族氣節時,用了伯夷這個歷史人物和韓愈寫的《伯夷頌》作為陪襯。伯
夷這個歷史人物及其事跡,最初散見於《莊子》、《呂氏春秋》等古籍中,
後來司馬遷寫《史記》時,根據史料對伯夷的事跡作了梳理之後,撰寫了一
篇《伯夷列傳》。伯夷與其弟叔齊都是殷代諸侯國孤竹國君之子,由於兄弟
二人均不願繼承王位,便逃到周地(也是殷代諸侯國)隱居。殷的諸侯周武
王起兵討伐暴君殷紂王時,他們向武王「叩馬而諫」:「以臣弒君,可謂仁
乎?」他們認為,殷紂王再暴虐,也是「君」,周武王再賢也是「臣」,「以
臣弒君」,自然屬於「不仁」,所以他們反對武王伐紂。武王滅殷之後,天
下歸周,於是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乃餓且死」。伯夷、叔齊二人的行為一直受到歷代人們的讚美和推崇,稱他
們是古之「賢人」。如孔子就說過,他們是「求仁得仁」;韓愈還特地寫了
一篇《伯夷頌》,讚譽他們是「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的「豪


傑之士」。然而,毛澤東在讚頌聞一多和朱自清時,卻這樣說: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
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
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
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
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
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
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這裡,毛澤東說韓愈歌頌伯夷「是頌錯了」,顯然,他不但否定了伯夷,也
否定了韓愈寫的《伯夷頌》。通過對伯夷和《伯夷頌》這個典故的批判,他
提出了自己嶄新的見解。

毛澤東有時對某些典故經過加工改造,然後才予以運用,也屬於批判性
地運用典故。唐代詩人工之渙《登鶴雀樓》一詩,其中有「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兩句。其原義僅限於寫景,是說登高才能望遠。後人引申為,要
想使自己有更高的認識水平,只有經過更艱苦的努力。可是毛澤東卻說過這
樣一段話:一個作調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窮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樓,
然後才能更上一層樓。如果他不願下樓,也不願上樓,「欲窮千里目」,天
下是沒有那種便宜事的(據福建上杭縣「毛主席才溪鄉調查紀念館」《注重
調查反對瞎說》)。毛澤東在運用王之渙的詩典時,竟然從「上樓」仿化出」
下樓」,從「更上一層樓」仿化出「必得先下樓」。這是說,搞調查研究的
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認識能力,得到準確的調查結果,必須首先深入基層才
行。這樣批判改造性地運用典故,更有他的獨到之處。

從上面我們對毛澤東運用成語和典故的評述中,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
論:毛澤東的確是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實踐古為今用文化方
針的典範。人們說,歷史把毛譯東造就成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時代
巨人,並且說,如果不是歷史把毛澤東造就成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他也可
以成為一位第一流的歷史學家。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這位非職
業歷史學家」卻「具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他對中國人民的事業,對中國史學
界的指導、推動、繁榮所起的作用,遠比一位第一流史學家所起的作用大得
多」(參見張貽玖《毛澤東讀史》)。這個判斷,無疑也是十分客觀的。

可是,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條重
要原因,就是他十分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十分喜歡中國的歷史和典籍。據
蕭三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一書介紹,他在讀私塾時便很喜歡讀《三
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雜書。他不但「記憶力和領悟力很高」,
而且對其中「許多人物事例都能隨時用來觀察和比喻生活」;美國作家R·特
裡爾也說,毛澤東在當學生讀報時,「對每一則歐洲要聞——凡爾登,興登
堡的權術,巴黎保衛戰中的出租汽車的用途——毛都能從中國歷史上找到類
似的例證。他成了比較、評論『活歷史』(他常用這個詞來描述報紙)的顧
問」(《毛澤東傳》修訂本)。他在二十四歲時(1917 年)寫的《體育之研
究》一文,為了闡述體育運動的重要性,就引述了《史記》、《論語》、《禮
記》、《莊子》等典籍中許多關於體育方面的人物和事實,其中有孔子善養
生、重射御,明代顧炎武、顏習齋等因注意鍛煉身體而長壽,孔子的弟子顏


回、漢代賈誼、唐代王勃和盧照鄰雖有才華,卻因體弱多病而早逝,等等。
據有關毛澤東的回憶錄等文章或書籍介紹,晚年的毛澤東個人藏書有數萬
冊,中外哲學、經濟學、史學、文學、藝術、科技等書籍都有很大數量,但
其中史學書籍佔有較大比重。當然,毛澤東雖然喜歡歷史和典籍,但他並不
是死讀書或讀死書,而是善於結合實際,並且能夠作到創造性的理解和運用。
這也是他能夠做到古為今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風趣性的特點及其技巧

毛澤東語言的風趣性十足。所謂風趣性,就是幽默性或談諧性。文章和
講話中一旦有了風趣性,生動性便隨之而生。袁宏道說:「世人所難得者唯
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敘陳正甫會
心集》)。毛澤東有許多話,其中說給人民的,能使人們有時會心一笑,有
時忍俊不禁;指向敵人的,能使人們有時捧腹噴飯,有時啼笑皆非。延安時
期,有一次毛澤東作講演,外面天要下雨,台下有些騷動,這時他蹙著眉頭
說:「嗯,天老爺又想跟我們作對了!」然後他轉著脖子瞧了半天,突然堅
決地說:「不怕,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抵抗它!」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自
然誰也不再注意外面下雨了(據白危《毛澤東印像》)。其中可笑的關鍵處
在於「馬克思主義」一詞的使用上,這是大詞小用,屬於降用法。在這裡,
「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堅強的毅力」的意思。這一降用,把具有重大
含義的理論術語(馬克思主義)和自然界中的平凡事物(雨)這兩個似乎毫
無聯繫的概念結合到一起,於是便創造出極風趣的語言。這是對人民群眾講
的風趣性語言。在國民黨反動派大勢已去,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失去了中國任
何人的信任時,毛澤東寫道:

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之外,
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
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
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別了,司
徒雷登》)

這段話主要是運用摹狀法,把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失敗、失望、失去信任後不
得不離開中國的頹喪神態和行為勾勒得栩栩傳神,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特
別是成語「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使用,更是神來之筆,令人開心。

從上文的評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運用的風越性至少有兩種:一
種是正面性風趣,一種是反面性風趣。正面性風趣一般是針對同志和朋友說
的開心話,表現出他對人民群眾的友好情意,有時含義也比較深刻;反面性
風趣,則是針對敵人和人民內部假惡丑性質的人或事物所作的批駁和否定。
反面性風趣實際上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諷刺。

1.正面性風趣
請看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講述創立根據地經濟
條件時的一段話:

經濟條件的性質,從其自然性一方面看來,也和地理條件相同(即都有
極大的廣泛性——引者)。因為現在並不討論在沙漠裡建立根據地,沙漠裡
也沒有什麼敵人,討論的是在敵人後方建立根據地,而一切敵人能到之處,
當然早就有了中國人,也早就有了吃飯的經濟基礎,故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
不發生選擇經濟條件的問題。

這段話本來是談建立根據地經濟條件的問題,卻扯到了在沙漠裡有沒有


「中國人」和「敵人」及能不能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上,很是風趣。這種風趣
是否有必要呢?表面看似乎沒有什麼必要,但仔細想來,也有必要。它是一
種極而言之的誇張說法,是說除了沒有人(或中國人,或敵人)的沙漠即沒
有經濟活動以外的一切地區都應該建立根據地。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
有意的強調。這種情況的風趣,在其他的某些正式講話中也出現過。例如,
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反對宗派
主義,增強黨內、國內和世界範圍內的團結問題時,毛澤東說: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全局,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全局,一個地球有
一個地球的全局。現在地球以外不去講,因為交通路線還沒有打通。如果發
現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個時候我們再來交涉關於團結他們,建立統一戰
線的問題。現在我們是講黨內、國內和全世界的團結問題。(《增強黨的團
結,繼承黨的傳統》)

本來是談廣泛團結的問題,卻談起了地球以外的火星和金星上有沒有人、何
時與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內容,其目的也是為了作極而言之的強調,但又十
分風趣。

有時,毛澤東在講話中似乎隨意地開一個什麼玩笑,沒有深意,但如果
仔細體味,卻也含義深刻。例如,1957 年市場供應緊張,許多人感到不安,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這樣說:

我看沒有什麼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
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

說吃安眠藥就不緊張,這樣的玩笑能有什麼深意?也有深意。這深意至少有
兩層:一層是要人們鎮靜,不要緊張;二是告訴人們,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稍微想想辦法,問題就會解決,這辦法與用安眠藥就能解除緊張相比,大約
麻煩不了多少。這「吃安眠藥」不正是一種借代法的運用嗎?毛澤東的這種
玩笑,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當然,這種「用心」是比較隱蔽的,而有的
玩笑的「用心」就比較明顯。例如,1973 年12 月毛澤東在軍委會議上拉著
朱德的手說:「老總,你好嗎?你是紅司令啊!..朱毛啊!你是豬(朱),
我是豬(朱)身上的毛啊!」(引權延赤編《領袖淚》)這個利用諧音(豬、
朱)開的玩笑,如果與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其用意就十分明顯。當時
朱德正被當作「大軍閥」進行批鬥,毛澤東在那樣公開的場合開這樣的玩笑,
不是公開為朱德平反嗎?像這樣利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對待和處理重大政治問
題,也可以說是毛譯東語言風趣性的一大特點。

不過,毛澤東正面性風趣語言,見之於正式場合的文章和講話者較少,
而多見之於一般隨意談話之中。相反,他的反面性風趣語言較多,且大多見
之於正式場合的文章和講話之中。

2.反面性風趣(諷刺)
毛澤東所運用的諷刺技巧是很多的,比如摹狀法、比喻法等,都可以作
為諷刺的技巧,但由於這些技巧並不是專門作為諷刺而使用的,所以,關於
這些技巧暫且放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評述,這裡僅介紹一些專門作為諷刺的
技巧,其中包括引申歸謬法、重複反駁法、過分尊崇法、估斷修辭法、反語


修辭法、可能性虛擬法。

1引申歸謬法(簡稱歸謬法)
毛澤東常常運用引申歸謬法反駁敵論。這種反駁技巧是先行假定敵論是
正確的,接著對敵論加以自然引申,最後用引申出來的事實或結論證明原敵
論是錯誤的,使論敵處於難堪的境地,所以顯得諷刺性極強。例如,1944 年
《大公報》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目的是為了推行
蔣介石一黨專政的政策。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對《大公報》負責人說:「你
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
麼辦?」(引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對
敵論「不要另起爐灶」並沒有直接反駁,而是先「贊成」,即假定它是正確
的,接著從中引出應當「管飯」的問題,可是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管飯」(「飯」
指各種經費開支、給養供應等),這個事實與「不要另起爐灶」相矛盾;既
不讓「另起爐灶」,又不「管飯」,你叫人怎麼辦?你們不是胡說八道嗎?
敵論便不攻自破。這種借用論敵自己的觀點反駁敵論,自然諷刺性極強。

毛澤東運用歸謬法非常靈活。有時他不但先承認敵論正確,而且自己還
主動「認錯」,然後從敵論和自己的「錯誤」中引出事實來,再對敵論加以
反駁。1949 年1 月28 日我黨發表的關於和談的聲明,提出和談條件包括國
民黨反動政府必須重新逮捕國內外戰爭罪犯。在國民黨所作的答覆中,竟然
說共產黨「態度上似乎不夠鄭重」。對此,毛澤東這樣說:

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種時候,我們還把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說成是一個政
府,在這點上說來,我們的態度確乎不夠鄭重。這個所謂「政府」究竟還存
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於南京嗎?南京沒有行政機關。它是存在於廣州嗎?
廣州沒有行政首腦。它是存在於上海嗎?上海既沒有行政機關,又沒有行政
首腦。它是存在於奉化嗎?奉化只有一個宣佈「退休」了的偽總統,別的什
麼都沒有。因此鄭重地說起來,已經不應當把它看成一個政府..(《中共
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

你們不是說我「不鄭重」嗎?是的,在「這一點」上我的確不夠鄭重——先
承認敵論,然後從中引出國民黨政府已經支離破碎不復存在的事實。難道這
果真是認錯嗎?顯然不是,這是以退為攻。毛澤東這樣譏刺敵人,既風趣,
又有力。

一般情況下,運用歸謬法時,對引申出來的結論,只要引出一種相反的
事實加以對照反駁,就可以駁倒敵論。如,上文中只用國民黨不「管飯」一
件事實,就可以駁倒「不要另起爐灶」的敵論。但是,有時僅引出一個事實
或道理反駁那個敵論,尚感力量不足。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往往引出多個
同類事實進行反駁。例如,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仍然推行獨裁統治政策,
不給共產黨和其他各民主黨派以民主和自由,共產黨為此始終不懈地與國民
黨進行鬥爭。後來,國民黨表示,共產黨只要交出軍隊,就可以獲得民主和
自由。針對這個觀點,毛澤東說:

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
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
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並沒有


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工人、農民、學
生以及一切要求進步的文化界、教育界、產業界,他們一概沒有軍隊,同時
也一概沒有自由。難道是由於上述這些民主黨派和人民組織了什麼軍隊,實
行了什麼「封建割據」,成立了什麼「奸區」,違反了什麼「政令軍令」,
因此才不給自由的嗎?(《論聯合政府》)

敵論是:只要交出軍隊,就能有自由(包括民主);毛澤東說「根據這個學
說」(「學說」指敵論),先加以承認,從中引出「沒有軍隊的黨派應該有
自由」的結論。下面,再根據這個結論,又引出三個方面的事實:一,1924—1927 年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但自由被國民黨剝奪:二,民主同盟和
國民黨左派沒有軍隊也沒有自由;三,所有的人民群眾及其各進步組織都沒
有軍隊也都沒有自由。這三方面事實都與從敵論中引出來的那個結論相對
立。僅用共產黨一方面的事實,不就可以反駁那個敵論和結論了嗎?為什麼
又引出後兩個方面的事實呢?這是因為,第一個方面的事實,1924—1927 年
的共產黨的軍隊雖然只有很少一點,但也還是有,不給共產黨自由,論敵似
乎還有借口,況且目前共產黨的軍隊數量很多,還搞所謂的「封建割據」,
建立了所謂的「奸區」,如果共產黨不交出軍隊,就是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政
令軍令」,這就更會成為不給共產黨自由的理由;另外,僅用一個相反的事
實反駁那個結論畢竟力量有限。而再用所有的人民群眾及其進步組織和各民
主黨派這兩方面範圍更大的手中一點軍隊也沒有的事實,反駁那個敵論和結
論,不是更典型、更有力嗎?因為他們既沒有任何軍隊,沒有搞什麼「封建
割據」、成立什麼「奸區」,也沒有違反「政今軍令」。由此可見,毛澤東
運用多重歸謬反駁,使事實更充實、更全面,諷刺的力量也更大。

毛澤東運用歸謬法,往往從敵論中引申出荒唐可笑的結論,他把這個荒
唐的結論說明得格外清楚,不再進行反駁,只把它與敵論作鮮明對照,就足
以證明敵論是完全錯誤的。例如,蔣介石在求和聲明中說,如果共產黨不和,
他完全可以與共產黨進行「決戰」,其根據是:「今天在軍事、政治、經濟
無論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過共產黨幾倍乃至幾十倍。」毛澤東在《評戰
犯求和》一文中反駁道:

哎呀呀,這麼大的力量怎樣會不叫人們嚇得要死呢?(這句話也是一種
先「認錯」的形式,是裝成一種害怕的樣子,非常形象——引者)姑且把政
治、經濟兩方面的力量放在一邊不去說它們,單就「軍事力量」一方面來說,
人民解放軍現在有三百多萬人,「超過」這個數目一倍就是六百多萬人,十
倍就是三千多萬人,「幾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
萬人,無怪乎蔣總統要說「有決勝的把握」了。為什麼求和呢?完全不是不
能打,拿六千多萬人壓下去,世界上還有什麼共產黨或者什麼別的黨可以僥
倖存在的呢?當然一概成了粉末。

敵論是蔣介石能與共產黨」決戰」,且有「決肚的把握」,敵論據是他的各
方面力量都「超過」共產黨幾倍乃至幾十倍。毛澤東反駁時,在承認敵論據
之後,先給他算了一筆賬(指他的軍隊有六千多萬)引申出來的這個結論,
顯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自然是荒唐的。這個荒唐的結論一擺在那裡,敵論不
是不攻自破了嗎?


毛澤東運用歸謬法所反駁的敵論並不一定都是論敵同時提出的,他也可
以從論敵在不同時間內說的話入手,把論敵先後說的話聯繫起來進行引申歸
謬。例如,「文革」中,毛澤東對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先後共提出過六
次,可是林彪為了爭當國家主席,仍反覆企圖迫使毛澤東同意設國家主席。
在此之前,林彪曾經講過,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在反駁林彪
時,便把林彪先後講的話聯繫了起來,他說,林彪「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
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句,可他們就是不聽,
連一句也不頂」。這就揭穿了林彪講的「一句頂一萬句」的話是假話。毛澤
東把林彪以前講的話與當時講的話聯繫起來,再用事實(毛澤東的六次意見)
加以引申,林彪就不能自圓其說了。這也是毛澤東對引申歸謬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有時還結合其他某些技巧運用歸謬法。例如,在《論持久戰》中
有這樣一段話:

英勇戰鬥於前,又放棄土地於後,不是自相矛盾嗎?這些英勇戰鬥者的
血,不是白流了嗎?

作者先用對偶性的兩個設問句提出敵論。緊接著,用兩個對偶的詰問句對敵
論加以引申:

吃飯於前,又拉屎於後,不是白吃了嗎?睡覺於前,又起床於後,不是
白睡了嗎?

這是用吃飯拉屎和睡覺起床兩件事作比喻的方法,從敵論引出的結論。這個
結論就是,吃了又拉,睡了又起,就是白吃白睡了。這個結論顯然是錯誤的,
所以作者又自問自答:

可不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最後,作者用從錯誤結論引出來的事實,回過頭來用排比性的句子反駁敵論:

吃飯就一直吃下去,睡覺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戰鬥就一直打到鴨綠汪,
這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幻想,在實際生活裡是不存在的。

這樣,就把敵論徹底駁倒了。由於這段話從總體上看運用的是歸謬法,加上
其中又運用了設問、詰問、對偶、比喻等多種技巧,所以才顯得這段話十分
幽默而又有力。

2重複反駁法
當毛澤東反駁敵論,揭露出敵論錯誤之後,在繼續反駁的過程中,常常
有意識地重複敵論中的關鍵性詞語,這種詞語的有意重複,一般都能產生強
烈的諷刺效果。讓我們再看一段《評戰犯求和》中反駁蔣介石提出的求和條
件之一——要使「軍隊有確實的保障」這一段話:

「軍隊有確實的保障」——這是買辦地主階級的命根..務須「保障」 
而且「確實」。倘若「保障」而不「確實」,買辦地主階級就沒有了本錢,..


怎麼好說不」保障」,或者雖有」保障」而不「確實」呢?

「軍隊有確實的保障」,這是敵論中的一個分論點,毛澤東用「這是買辦地
主階級的命根」一句話揭露敵論點的實質之後,繼續批駁時,又把敵論點中
的「確實」重複了兩次,」保障」重複了三次。顯然這是對論敵的有意嘲弄。

有時,這種重複性詞語並不是敵論中原有的詞語,而是根據敵論中的言
論內容概括出來的。這種重複性的反駁,由於更主動,因而諷刺性更強烈。
例如,毛澤東根據國民黨政府發言人1949 年1 月26 日要求與共產黨和談聲
明中的內容,認為國民黨方面要求和談的態度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慇勤、
迫切」,而國民黨方面覺得中共方面的態度則是「這樣地不緊張,不熱烈、
不慇勤、不迫切」。針對這兩種態度,毛澤東生發了如下一番議論:

你們依賴美國勢力,違反人民意志,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
議,發動這次殘酷無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國內戰爭。那時你們是那樣
地緊張、熱烈、慇勤、迫切,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你們召開偽國大,制定
偽憲法,選舉偽總統,頒發「動員戡亂」的偽令,又是那樣地緊張、熱烈、
慇勤、迫切,又是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那時,上海、南京..官辦的或御
用的所謂參議會、商會..一齊起哄,「擁護動員戡亂」,「消滅共匪」,
又是那樣地緊張、熱烈、慇勤、迫切,又是什麼人的勸告也不聽。..你們
是打敗了。你們激怒了人民。..於是乎顯得你們很緊張,很熱烈,很慇勤,
很迫切,..而我們呢?顯然是不緊張,不熱烈,不慇勤,不迫切,..但
是且慢,南京的先生們,我們會要緊張起來,熱烈起來,慇勤起來,迫切起
來的..(《中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
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

這段話較長,儘管作了刪節,還是長。這主要是因為其中重複性詞語多:「緊
張、熱烈、慇勤、迫切」這一組飼前後共出現七次(包括正反兩面使用),
「什麼人勸告也不聽」這一語共出現三次。文字量重複這樣大,我們不但不
感到囉嗦,還感到「解渴」:對敵人的挖苦,淋漓盡致,大快人心。

3過分尊崇法
在進行反駁的過程中,除了直稱其名其事之外,毛澤東經常對論敵或敵
論中的個別詞語冠以過分的尊稱。這也是一種鮮明的諷刺技巧。例如,在反
駁過程中,毛澤東除了直呼蔣介石之名以外,還稱他為「我們的委員長」(《赫
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稱反共頑固派、國民黨為「先生們」(《新
民主主義論》、《質問國民黨》等),在特殊情況下,也稱國民黨為「親愛
的先生們」(《質問國民黨》)、「君子國的先生們」(《將革命進行到底》),
對於反動的美國大使艾奇遜則稱為「一位可愛的洋大人」(《丟掉幻想,准
備鬥爭》)。這些「委員長」、「總統」、「先生」、「大人」等稱呼的使
用,用在論敵頭上自然都是一種蔑視性的揶揄。

毛澤東運用這種技巧,對論敵的尊稱有時比上面的情況還要過分,如稱
蔣介石為「我們的君主」(《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稱反動
的美國官員為「老爺」、「美國老爺」、「大使老爺」(《赫爾利和蔣介石
的雙簧已經破產》、《別了,司徒雷登》、《「友誼」,還是侵略?》);
他還有時稱人民內部某種錯誤傾向的人為「老爺」,如稱寫文章喜歡長而空


的人為「我們的老爺」。這種「君主」、「老爺」式的過分尊稱,諷刺意味
比「先生」、「大人」等更為強烈。

稱論敵為「先生」、「大人」,算是比較客氣,也還易於理解,為什麼
把論敵稱之為「君主」、「老爺」?這就不太好解釋。仔細思考起來,原因
大約是這樣的:「君主」是封建時代對王侯或皇帝的尊稱,「老爺」是封建
時期對達官貴人的尊稱,俗話中「當官做老爺」一語概源於此。被毛澤東稱
之為「君主」、「老爺」的人,都是身份較高的「大人物」,他們主觀武斷,
居高臨下,脫離實際,不都是稱王稱霸,一派「官老爺」的架式嗎?因此,
稱這些人為「君主」、「老爺」,實際上是屬於借喻技巧的活用。

毛澤東還有時把蔣介石的話稱為「聖旨」、「王法」等,這也是過分尊
崇,它們是從「君主」、「老爺」引申出來的諷刺性語言,也屬於借喻。

4估斷修辭法
這種技巧也屬於模糊修辭法。毛澤東對論敵進行反駁時,常常運用諸如
「據說」、「多少有點」之類的估計、推斷性的模糊詞語,在這種情況下進
行反駁,也能產生鮮明的諷刺性。

例一:

..他們(指理論脫離實際的學生——引者)一心嚮往的,就是從先生
那裡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改造我們的學習》)

例二:

難道萬事皆好,一個缺點也沒有嗎?據說缺點是有的。(《評戰犯求和》)

例三: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包括強迫中國人接受五口
通商、傳教等——引者)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
深友誼」。(《「友誼」,還是侵略?》)

上面三則例子中,都用了「據說」一語,因而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諷刺性。
例一中,關於「萬古不變的教條」絕對化而又可笑的語言,論敵雖沒有那樣
說,但他們確實是那樣認為的,當然那並不一定就是原話,而可能是原意,
所以用了「據說」;例二中的「據說」,是指蔣介石說的話僅僅是閃爍其辭,
他把國民黨政府人員「喪失信心」這樣重大問題僅說成是「缺點」,是指對
方想把問題大而化小。例三中「加深友誼」的話確實是論敵所講,為什麼還
用「據說」呢?這是因為論敵說「為了加深友誼」的話是明顯的假話。論敵
大言不慚地公開講出這樣的假話,完全是為了欺騙,但出人意料之外,所以
用了「據說」一語加以諷刺。

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中,毛澤東說過下面一段話:

他們(指王明等人——引者)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後頭
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
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這段話是諷刺那些把堅持正確路線的人斥為「機會主義者」,把堅持錯誤路
線的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人的。「多少有點」也是一個估
斷性詞語,意思是有,但不多,即使多,也多不到百分之百,言外之意,是
說人們應該謙虛一些;我們這些本來正確的人也只說「多少有點馬克思主
義」,你們本來錯誤的人,卻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不是說明你
們太狂妄、太顛倒黑白了嗎?這個「多少有點」和「百分之百」構成明顯的
反差,因此產生了很尖銳的諷刺性。

5反語修辭法
這也是專門用於諷刺的一種技巧。毛澤東一般都是在駁論性的文章和講
話中運用反語。他運用的反語有一般性反語、誇讚性反語、尊稱性反語三種。
一般性反語。這是用一般的反義詞來表示本詞的概念。例如,毛澤東本
來認為艾奇遜的反動言論是「謬論」,但他卻反說那是「真理」(《別了,
司徒雷登》)。這時的「真理」就是反語。這類反語,在毛澤東的駁論文中
時有運用。

誇讚性反語。毛澤東常常把敵論中極壞的內容,從反面誇大為極好的內
容,如蔣介石提出,買辦地主階級要維持向全國人民實行壓迫剝削的自由和
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水準,勞動人民要維持被壓迫剝削的自由和飢寒交迫的
生活水準,這本來是極壞的,但毛澤東在批駁蔣介石時,卻說成「美好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水準」(《評戰犯求和》)。其他諸如把美帝國主義混亂的邏
輯稱為「高明的邏輯」,把一錢不值的原則稱為「神聖的原則」(《「友誼」,
還是侵略?》)等等,都屬於這種反語。

毛澤東習慣於把他的論敵稱為「好漢們」或「英雄好漢們」。例如,在
《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一文中說:「請問國民黨的
英雄好漢們,你們為什麼要反對懲辦戰犯呢?」這種情況比較多見。

當然,毛澤東也有時運用貶損性反語。例如,在《評戰犯求和》一文中
駁斥蔣介石要求他的軍隊要有「確實的保障」時說,他的軍隊是買辦地主階
級的命根,但是已被「可惡的人民解放軍殲滅了幾百萬」。這裡的「可惡的」
是站在論敵的角度講的,實際是「可愛的」意思。這種反語比較少見,更多
的是那種親暱性的反語。論敵本來是可氣、可怒、可恨的,但他卻經常稱論
敵為「可愛的」、「親愛的」、「我們的」。例如,他常稱政敵蔣介石為「可
愛的蔣總統」、「我們的可愛的蔣總統」,稱孫科為「親愛的院長」,稱艾
奇遜為「可愛的洋大人」和「好教員」,等等,這些親暱的字眼兒,都是反
語,具有鮮明的諷刺性。

6可能性虛擬
毛澤東對某些反面對像進行諷刺的時候,常常超出正常人的思維,把事
實上屬於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這就是可能性虛擬。他的語言中有不少這樣
的情況。人,一般不能分為兩半,而他卻說,「江青我只能管半個」(引權
延赤編《領袖淚》);有些人寫文章不注意內容間的本質聯繫,喜歡搞「甲
乙丙丁、ABCD」式的形式主義,把文章弄成「中藥鋪」,他諷刺說:「幸虧
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
(《反對黨八股》)古人和外國人不可能為了人們「開中藥鋪」而事先造好
那許多符號,而毛澤東卻偏說是「替我們造好了」的。他的這些諷刺性語言,
都是建立在事物的不可能基礎上而虛擬出來的,因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幽默


感。當他用這種技巧諷刺論敵時,往往虛擬得很具體。例如在1940 年他警告
反共頑固派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常勸那些頑固分子,不要進攻八路軍,不要反共反邊區。如果
他們一定要的話,那他們就應該做好一個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的第一條上
寫道:「為了決心消滅我們頑固分子自己和使共產黨獲得廣大發展的機會起
見,我們有反共反邊區的任務。」(《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為了諷刺反共頑固分子,毛澤東設想出一個奇妙的細節:讓他們做一個決議
案,在決議案上寫什麼內容——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由於細節設想得具體,
所以顯得諷刺性很強。

毛澤東所運用的這種虛擬法,很接近於比喻法,但又與比喻法不甚相同,
它沒有明確的本體、喻體,更沒有喻詞,他是把可以作比喻的事或物,當作
真的情況來說。這也是毛澤東語言中一種獨特的技巧。

毛澤東對反面事物進行諷刺,除了運用專門用於諷刺的方法之外,還經
常結合其他技巧,因而更能增強其語言的諷刺性。下面僅用一例就足以說明
這個問題。前文提到,蔣介石向共產黨提出和平談判的條件之一是要「維持
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公教人員」目前這樣飢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與
最低生活水準」,對此,毛澤東諷刺道:

這個條件一經我們的可愛的蔣總統提了出來,幾千萬的工人、手工工人
和自由職業者,幾萬萬的農民,幾百萬的知識分子和公教人員,惟有一齊拍
掌,五體投地,口稱萬歲。倘若共產黨還不許和,不能維持這樣美好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水準,那就罪該萬死,「今後一切責任皆由共黨負之」。(《評
戰犯求和》)

這段話的諷刺性十分強烈,其原因就是不但運用了專門作為諷刺的反語技巧
(「可愛的」、「美好的」)和過分讚譽技巧(「總統」),而且還運用了
摹狀法和誇張法進行諷刺。「一齊拍掌,五體投地,口稱萬歲」數語,既是
摹狀,也是誇張,「罪該萬死」一語,也是誇張。這樣,就使諷刺的內容又
增強了形象感,因而顯得更有力量。

3.風趣性形成的原因
以上我們從正面性風趣和反面性風趣兩個方面評述了毛澤東語言的風趣
性特點。人們不禁要問,毛澤東的語言為什麼會具有如此靈活的風趣性特點
呢?第一,因為毛澤東的胸懷和見地高人一等。一個人的胸懷寬闊與否和見
地遠大與否,與其語言的風趣性成正比。周谷城曾與毛澤東談過關於風趣的
問題,周說:「智慧超過需要時,可能有風趣;智慧趕不上需要時,不僅不
能有風趣,可能要丟醜。」(《周谷城傳》)。這話帶有哲理意味,有一定
科學性。林紓也說,「由見地高,精神完,於文字境界中綽然有餘,故能在
不意中涉筆成趣」(《春覺齋論文·風趣》)。林紓的這番話說得就更具體、
明確了。由於毛澤東胸懷、見地(含智慧)過人,他的語言的風趣性自然也
要過人。第二,毛澤東永遠自信。必勝的信心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始終引
導著他。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以前者為主導,後
者為基礎。為此,他確實能夠做到勝不驕,敗不餒。尤其是他的「敗不餒」


的精神更為突出。遇到困難的時候,他總是能夠看到光明,看到成績,提高
自己的勇氣。在這一點上,他和列寧一樣越是遇到困難或失敗,卻越反倒使
他「精神倍增,鼓舞著自己的信徒去作新的戰鬥,爭取將來的勝利」(斯大
林語,見《論列寧》)。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高智講過這樣一則故事:解放戰
爭初期,我軍主動撤離延安,與敵人迴旋,由於形勢緊張,環境惡劣,戰士
們在一段時間裡,只能天天吃煮黑豆。毛澤東說:

吃黑豆是個暫時的困難..我們要度過這一關,再過幾個月,就不在這
裡吃了,到敵人那邊吃去!(引權延赤編《領袖淚》)

多麼風趣的語言!眼前的困難那樣大,卻說得那樣輕鬆。如果是一個六神無
主、目光短淺、眼前一片黑暗的人,能夠講出這樣風趣性十足的話語嗎?又
如,在抗美援朝期間,對手據說是從未打過敗仗的世界頭號帝國主義,毛澤
東的態度如何呢?他說:「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
當講到具體作戰方法時,他說:「辦法是鑽洞子。..敵人攻上來,我們就
進地道。有時敵人佔領了上面,但下面還是屬於我們的。等敵人進入陣地,
我們就反攻,給他極大的殺傷。我們就是用這種土辦法撿洋炮。」(《團結
起來,劃清敵我界限》)敵人再強大,也是「鐵多氣少」,最終還會失敗;
你佔了「上面」,我還有「下面」,用「土辦法撿洋炮」,這些語言仍然是
那樣輕鬆幽默。基礎是什麼?當然還是出於毛澤東的自信。第三,毛澤東語
言的風趣性,在形式上說,完全是出於自然,並非有意為之。從上面眾多的
例子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並不是專門為了風趣而風趣,而都是帶有一定的隨
機性,不是事前設計好的,因而毫無做作之嫌。也只有這樣的風趣性,才能
產生生動的效果。林紓說:「風趣二字,當因題而施,又當見諸無心者為佳。
若在在求有風趣,便走入輕儇一路。」據人介紹,毛澤東講話時,大多數情
況下,只有一個粗略的草稿。他不習慣於照本宣科。理解得不深刻的事理,
他不講。他寫文章,也總是針對現實具體問題獨抒己見,從不落入他人老套。
這樣,其風趣性也就隨著內容的自然闡述而任意揮灑了。這是毛澤東語言風
趣性形成的又一個原因。


三通俗性的特點及其技巧

如果說傳統性和風趣性是側重於內容方面的特點,那麼通俗性則是側重
於形式方面的特點。

1.通俗化的主張和實踐
毛澤東是中國的一位真正為革命、為事業、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終生的
無產階級革命家,因此,除了填詞寫詩是為了自我消遣,少量書信是為了個
人私事以外,他所寫的全部文章和全部講話,基本上都是為了指導革命和工
作實際,讀者和聽眾主要是全國廣大的工農兵群眾,當然,也包括較高文化
層次的知識分子在內,有時也指敵人和外國人。當時,中國的工農兵群眾文
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導和推動革命和工作的開展,就要求文章和講話
以通俗易懂為原則。因此,毛澤東主張寫文章和講話要「大眾化」,反對「小
眾化」。他既反對舊八股、洋八股,也反對「老鴉聲調」式的「黨八股」,
反對「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反對「盡量簡古」。有時,他還特意指點人
們如何才能使某個具體問題解說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報告中告訴人
們,怎樣解釋「機會主義」這個概念,他說:「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
太慢太急都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慢機會主義,一種是急機
會主義。這樣講,老百姓比較容易懂。」(《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204
頁)毛澤東是多麼重視通俗化的問題啊!

毛澤東不僅主張語言風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終不渝地實踐自己的這一主
張。他的幾乎所有的文章和講話,都可以說是通俗性語言風格的典範。只要
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沒有人讀不懂聽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馬列主
義哲學道理,即使是那些複雜的政治、經濟、軍事問題,只要在毛澤東的筆
下寫出和口中說出,都會顯得格外明晰。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談他對
毛澤東的印象時說,毛澤東講活,總是用「蘇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
不經心的方式談論重大問題」,「看起來很隨便」(引郭思敏編《我眼中的
毛澤東》)。白危在延安時寫的《毛澤東印象》中說,「當跟他在一起生活
的時候,會使人感到他像是一個最慈藹的教師或保姆」,「他能夠用最清顯
的言辭來解釋最深奧的哲學,用大眾化的口頭語來解釋辯證法」。白危還舉
例說,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講演中如何解釋和對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軍,他的馬伕管他的馬,一個管整個八路軍,一個只管一匹
馬!朱德還有馬騎,可是他的馬伕,就只管了這匹馬,豈不是一點也不民主
嗎?其實不然,朱德不但要騎馬,而且要騎一匹好馬才算民主。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指揮官,騎了蹩腳馬跑不動,誤了大事,豈不糟糕?(轉引1989
年第5 期《資料卡片》)

讀了或聽了這樣的語言,有誰還能不理解什麼是民主、不明確應該怎樣對待
民主這樣的問題嗎?可見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準確無誤的。

當然,最能說明毛澤東語言風格具有通俗化的特點,還是應該由他寫的
文章和講話來證明。我們在後文評述毛澤東運用設問法的內容中提到,他習
慣運用重疊設問法。這也屬於通俗化語言的運用。一個同樣的問題,為什麼
同時用一個抽像一個具體兩個設問句的方法提出呢?那就是考慮到了他的讀
者或聽眾文化層次和接受能力不同的緣故。運用設問法一般都能起到增強語


言鮮明性的效果,然而,如果設問中提的問題難懂,其鮮明性也未必都能增
強。毛澤東在這樣的細微末節之處都能這樣為讀者或聽眾著想,就更知他對
通俗化問題是如何重視了。

應當格外指出的是,毛澤東對實踐活動指導性越強的文章和講話,其通
俗性程度也越強。例如,他寫的《實踐論》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這兩篇文章,都屬於哲學論文,內容也都是寫實踐第一、思想認識對實踐依
賴關係的問題。應該說,這兩篇文章都是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讀懂。但稍作
比較,就可以看出,後者比前者更通俗。這是因為,首先,後者比前者設問
句用得多,後者的標題和開頭都是設問句。前者的標題比較文雅,而後者的
標題比較淺近。後者開頭使用設問設答引出中心觀點(「人的正確思想只能
從實踐中來」),開宗明義,而前者僅提出一個問題(人們沒有解決正確的
認識依賴於實踐的問題),雖然這個問題提得也很明朗,但不如後者提出的
觀點更為明確。其次,後者哲學術語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標題和引文在
內,用的術語有:「實踐論」、「社會性」、「變革實踐」、「自在的階級」、
「自為的階級」、「抽像」、「科學的抽像」、「絕對真理」、「相對真理」、
「知行統一觀」,等等。雖然這些術語都屬於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內
容顯得理論色彩較濃;而後者這一類術語極少出現,本來可以使用術語的地
方也都改換成了口語。如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代替了「客
觀唯心主義的產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代替了「主觀唯
心主義的產物」,等等。二者為什麼在通俗性上要有這樣大的差異呢?這是
因為,前者只是為了一般人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目的主要是為了學
習;而後者原是為了直接指導實踐活動,在指導1963—1966 年農村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而寫的開頭一段文字,就是說,這篇文章是為了武裝全中國的農民和到農村
去開展社教運動的各級幹部(農村工作隊員)們的頭腦,以便順利開展社教
運動。而這些讀者對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這就不能不寫得更通俗
一些。

2.通俗性的形式
毛澤東語言風格的通俗性主要有三種形式:一,用淺近的道理闡述深奧
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淺出。二,盡量選用人民群眾常用的語言,即俗語。
所謂俗語,接近於某些語法書中所說的「熟語」,但它又與「熟語」不同。
說「接近」,是說俗語也包括「熟語」中的慣用語、諺語、方言、歇後語;
說不同,它不包括「熟語」中所包括的成語,但它包括「熟語」中所不包括
的群眾經常使用的一般性的口語。三,盡量多地運用設問的形式,有問有答。
關於設問,我們將在後面的「設問法」一節中詳述,下面僅就深入淺出、一
般俗語、慣用語、諺語、歇後語和方言等六種情況加以具體評述。

1深入淺出
毛澤東語言的深入淺出,又有三種具體情況,一是用極淺近的事理闡述
深奧的事理;二是用淺近的語言對抽像的術語和概念加以解釋;三是有限制
地使用文言,必要時,要對文言作解釋和交代。

首先,毛澤東很善於對某些深奧的事理作極為淺近的闡述。這種做法很
多,其中包括運用比喻、引用等,這些方法,我們將在第四章評述。此外,
他還善於通過生活中盡人皆知的常事常理來闡述複雜的問題。他用雞蛋能轉
化為雞,而石頭不能轉化為雞這個事理說明矛盾轉化的根據和條件、內因和


外因(參見《矛盾論》》。讀了或聽了這樣的議論,有誰還能不理解矛盾轉
化的道理呢?再如,闡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手段」這一問題時,毛澤東
這樣說:

古代戰爭,用矛用盾:矛是進攻的,為了消滅敵人;盾是防禦的,為了
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轟炸機、機關鎗、遠射程
炮、毒氣,是矛的發展;防空掩蔽部、銅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
發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論持久戰》)

你看,這裡用來議論的材料,都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是盡人皆知的常事、
常理,但道理講得十分透徹的。

有時,在說明某一問題或道理之前,毛澤東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們
引出來,這樣做,十分有利於對該問題或該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
講話中批評某些同志哭鬧著爭評工資級別的現象,但他並不立刻進行批評,
而是先說了這樣幾句話:

人不是長著兩隻眼睛嗎?兩隻眼睛裡面有水,叫眼淚。評級評得跟他不
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

人人都長著眼睛,他還要問;眼睛裡的水叫眼淚,他也要作解釋,豈非多此
二舉?不,這是用極淺近的事理引出哭鬧著爭評工資級別的問題,這樣做,
會收到引起讀者或聽眾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時,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闡述的問題或道理,而是
在闡述完那個問題或道理之後,再把它引申到某個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講
話中,他要求人們注意片面性問題時,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們有很多經驗,
搞錯事情常常是因為看到了這個側面,沒有看到那個側面,常常是因為只聽
了這一面的話,沒聽到那一面的話。這個道理已經講完了,然而他又接著說:
我們為什麼要長兩個耳朵呢?長一個豈不更好嗎?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
的人為什麼要長兩個耳朵。我看它們的好處是,這個耳朵聽這一面,那個耳
朵聽那一面(《時局及其他問題》)。本來是談片面性問題,卻扯到了人為
什麼長兩隻耳朵這個常識上,而且還要人們「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沒有
什麼大的必要,但這樣一引申,把片面性問題與這個常識聯繫起來,確實耐
人深思,從而加深人們對片面性問題的理解。

其次,用極淺近的語言對抽像的術語和概念加以解釋。在一般情況下,
毛澤東不用或盡量少用理論層次較高的術語和概念,如果必須使用的時候,
他也都設法使之化難為易。對於那些高難度的術語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說
明,勢必造成晦澀難懂的語言現象。毛澤東在1954 年12 月28 日《致李達》
的信中,「建議」李達「在再寫文章時」,「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
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幹部能夠看懂」(《毛澤東書信選集》)。毛
澤東希望別人這樣做,他本人也習慣於這樣做。例如,在《論持久戰》一文
中,就對戰爭中的「主動性」、「靈活性」,以及造成敵人的「錯覺」、「不
意」,在《關於情況的通報》一文中對「殲滅」、「殲滅性打擊」之類的術
語和概念都作了具體的解釋。其中對「靈活性」、「殲滅」和「殲滅性打擊」
的具體解釋是這樣的:


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

使用兵力。(《論持久戰》)

以旅為單位,全體被消滅,或大部被消滅者,稱為被殲滅;一個團以上

被消滅,但其主力未受損失者,稱為受殲滅性打擊。(《關於情況的通報》)

這些術語和概念,經作者這樣一解釋,讀者對它們自然會有明確的認識,增
進更深一層的理解,這樣,對全篇的內容也就不會產生障礙或疑點了。

最後,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對難懂的文言詞語作必要的解釋或交代。從
總體上講,文言是已經過了時的古代語言,即使是在古代,許多文言也未曾
被人民群眾徹底理解和把握,更談不上全面熟練地運用了。但是,客觀地說,
恰當而少量地和有選擇地使用一些文言詞語,往往也給文章和講話增加力量
和光彩。因此,毛澤東對文言的態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來,他是能夠
很熟練地運用文言進行寫作的,他特別喜歡「韓愈的文風」,年輕時也曾在
「心理上」「傾向於古文形式」;在延安時,他還曾對斯諾說過,「如果需
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引特裡爾《毛澤東傳》)。這
一點是事實,從他早年寫的和收在《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文言體裁的文章,
以及用文言寫的一些書信,就是明證。尤其是1936 年9 月12 日《致蔡元培》、
1936 年12 月1 日《致蔣介石》(《毛澤東書信選集》)、1940 年2 月1 日
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寫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等文章更為出色。從
這些文章和書信可以看出,他的文言功底深厚,頗具文采。其中《致蔡元培》
一信,外柔而實剛,辭切而意深,分寸得體,堪稱妙文;《致蔣介石》一信,
「立馬陳詞」,分說利害,曉以大義,有如重雷轟頂,可稱傳世之作;《向
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一文,持之有據,義正詞嚴,幾可與駱賓王《伐武墨檄》
媲美。

然而,毛澤東嚴格地控制使用文言寫作,除了他早年寫的文章以外,只
有以下幾種情況,他才偶用文言。一種情況是,給懂文言的人寫信時,他常
用文言,有時文白相間,有時通篇使用,如上面提到的《致蔡元培》、《致
蔣介石》的信,《毛澤東書信選集》中也收入了不少文言書信;另一種情況
是,只有用十分嚴肅的文體(如通電、佈告等)寫作時,才偶爾使用文言,
有時也可以通篇使用文言寫作,如上面提到的那篇通電,還有《陝甘寧邊區
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佈告》,就是通篇使用文言寫作的。還有一種情況,
就是在一般白話文章和講話中偶爾片言隻語地使用一些文言詞語或文言句
式。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下面我們專門談一談這個問題。

先請看下面兩則例子。

例一:

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指國民黨政府——引者)不急,你們不忙,
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質問國民
黨》)

例二:

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


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
深切注意。(《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

例一中只有「淪於敵手」、「可病也夫」、「可恥也夫」屬於文言詞語。其
中「可痛也夫」和「可恥也夫」屬於句尾,也是一個段落的末尾。毛澤東在
段尾或句尾生發感慨時使用文言或文言句式的情況,時而可見。比如「何其
親暱、肯定和迫切乃爾」(《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之類,也屬於這種情況。例二中的「如欲」、「蔣氏」、「其」、「及其」、
「則」、「語曰」,以及「勢將席捲..以去」,都屬於文言或文言句式,
其數量較多,但這種情況較少。

從上面兩則例子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毛澤東儘管也偶用文言,但都不
難懂。他所運用的文言,多屬於所謂的「古典白話」,即屬於比較通俗的文
言,並且,即使讀不懂,也不致於影響其整體內容的鮮明性。

另外,如果在行文過程中引用古人的語言或成語,遇有認為很重要,又
難以索解的時候,他就往往給以必要的解釋或交代。請看下面一段話:

你們的缺點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緊了。拉得太緊,弓弦就會斷。古人說: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現在「弛」一下,同志們會清醒起來。(《對晉
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這段話如果在引用古人的話之前,不先說弓弦拉得緊就要斷之類的話,後面
也不說「弛一下」,古人的話就不好理解。而毛澤東在引用古人的話時,前
後都有相當於解釋的話,即使對古人的話不再說明,也不影響聽眾理解整段
話的大意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毛澤東十分喜歡引用典故。關於引用典故的問題,
我們已在前文作過專門評述,這裡僅簡單說一下與通俗化有關的問題。典故
原文一般也屬於文言,毛澤東為了使語言通俗化,他一般不引用原文,而把
它改譯為白話使用。如他在《矛盾論》中為了說明片面性問題時用的「三打
祝家莊」的故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詞》中,為號召全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推翻「兩座大山」時用的「愚公移山」的寓言,1962 年在
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為了說明應該
合理地使用人才問題用的劉邦如何對待酈食其、項羽如何對待范增的史實,
等等,毛澤東都沒有直接引用原文,而是用他自己的話敘述的。他引用典故,
真是做到了「明白如話」,沒有一點「弔書袋」的痕跡,非常自然、靈活,
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2一般俗語的運用
所謂一般俗話,是指除了文言和各種「熟語」以外的常用語。語言的分
類,如果從是否下意識用書面反映內容的角度,可以劃分為書面語言和口頭
語言兩大類。相比之下,書面語言文雅,口頭語言淺近。其中慣用悟、諺語、
歇後語和方言,屬於特殊性口頭語言,其他的常用口語,則屬於一般性常用
口頭語言。這種口頭語言,我們稱為一般性俗語。書面語言也分為兩種,也
有雅俗之分,其中文言可以被看作是特殊性書面語言,除了文言以外的書面
語言,屬於一般性書面語言。一般性書面語言實際上是一般文化人常用的語
言,也可以被視為文人的「口頭語言」。它界於文言與一般口頭語言之間,


一般的成語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內。毛澤東的語言,一般情況下,由一般性常
用口頭語言和一般性書面語言兩種語言構成。請看他為中原、華東兩個人民
解放軍司令部起草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開頭的一段文字:

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
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你們想和他們靠攏是沒有希望了。你們想突圍嗎?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麼突得出去呢?

其中「山窮水盡」、「全軍覆沒」、「南逃」、「四面八方」屬於一般性書
面語言,其餘都是一般性口頭語言。用這兩種語言行文和講話,不但文化水
平高的人懂,就是一般人也都能明白。

毛澤東的語言有時以一般性書面語言為主,有時以一般性口頭語言為
主。例如,他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
存在?》、《實踐論》、《矛盾論》等文章,都以一般性書面語言為主,以
一般性口頭語言為輔;而那些講話,特別是那些講演、演說等,則以一般性
口頭語言為主,而以一般性書面語言為輔。

然而,無論在何種文章和講話中,毛澤東都十分重視一般性口頭語言的
使用,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一般性口頭語言的比例很大。就
是說,他不但在報告、講話中,而且在專門寫的文章中也廣泛使用一般性口
頭語言。所以極廣泛地使用一般性口頭語言,是毛澤東語言的一個突出的特
點,也是他的語言通俗化外在的重要標誌之一。

如果說上面舉的例子是廣播稿,不得不使用口語,那麼,我們再看一看
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所做的講演《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
固派》中的兩段話:

對於那些喪盡天良的壞蛋,對於那些敢於向八路軍新四軍陣地後面打槍
的人,對於那些敢於鬧平江慘案、確山慘案的人..是決不能讓步的。因為
這類壞蛋,已經喪盡天良,當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候,他們還要鬧磨
擦,鬧慘案,鬧分裂。為什麼要取消他們(指國民黨反動派要取消陝甘寧邊
區——引者)呢?..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
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
有人發國難財,為什麼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
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

這兩段話中,書面語言極少,基本上都屬於一般性口語,特別是第一段話中
的「壞蛋」、「後面打槍」、「鬧」,第二段話中的「小老婆」、「叫花子」、
「吃磨擦飯」、「發國難財」、「不要臉」、「哼一聲」等,都是通俗到家
的口語。

也許有人說,這是講演詞,不得不通俗而多用口語,那就再看一篇政治
評論《別了,司徒雷登》中的一段話:

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
且實行叫我們死。..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
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


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
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
活命嗎?

這段話裡,一般性口語也很多,其中突出的是「叫我們死」、「打了敗仗」、
「殺過來」、「殺過去」、「快要完蛋」、「鬆了一口氣」、「一關也闖過
了」、「活命」等。這些口語都通俗至極。

可能還有人認為,廣播稿、演講、談話和評論屬於通俗性較強的文體,
不能不用口語,在學術論文中就不會使用口語了吧?那麼,我們不必用《人
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那篇極典型的哲學著作做例子,就看看兩篇一
般學術論文中的兩則普通例子,它們照樣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講堂上,或在
書本中,很多人儘管講得一樣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卻有勝負之分。(《中國
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
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
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
些事物的外部聯繫。(《實踐論》)

前一段話是一篇軍事學術論文中的話,只有「或..中」、「卻」、「勝負
之分」,是稍帶有書面性質的語言,其餘大部分都是一般性口頭語言,其中
「容易的事情」、「拿在講堂上」、「儘管」、「頭頭是道」的口語化更為
突出;後面一段話是一篇哲學論文中的話,它的最後幾句算是書面性語言,
前面大部分都是口語,其中「外面的人」、「頭一二天」、「看到了」、「許
多的人」、「聽到」、「說話」等,都是人們在口頭上的常用詞語。

從上面的評述中,我們看出,毛澤東運用一般性俗語,的確是一種普遍
現象,這裡我們不再贅述。下面著重看看他使用特殊性俗語——慣用語、諺
語、歇後語和方言的具體情況。

3慣用語的運用
毛澤東的語言中,慣用語使用得比較多。
例一:
陝北的部隊..一出馬就打了勝仗。(《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例二:

對這個革命(指十月革命——引者),國際資產階級不管三七二十一, 
罵的多,總是說不好。(《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例三:

..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


牛、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往往連續性地使用慣用語。例如:

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只要民主生活充分,當面
揭了瘡疤,讓人家「小廣播」,他還會說沒時間,要休息了。(《青年團的
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

毛澤東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靈活地使用慣用語。慣用語中,一般褒義
者無,中性者少,而貶義者最多。上面引用的例子中,只有「一出馬」屬於
中性,其餘都是貶義的。毛澤東有時把本來屬於貶義的慣用語改變色彩,變
成褒義的。請看下面的例子:

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
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文中「一屁股」和「聽..便」都是慣用語,後者屬於中性,在文中仍屬於
中性;「一屁股」顯然是貶義語,而在文中卻變為了褒義語。這是毛澤東創
造性地使用慣用語的體現,當然也是易色法的運用。

4諺語的運用
在毛澤東所運用的特殊性俗語中,對諺語的使用最多。這是因為諺語不
但是通俗性強,生動性也強的語言,同時還是深刻反映事物本質和規律性的
一種語言。它通過極為簡潔的形式,對生活、工作和鬥爭作了高度的概括,
往往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因此它被譽為群眾思想智慧的結晶,語言中的明
珠。

毛澤東所使用的諺語,基本上都屬於社會生活方面的諺語,對於自然科
學方面的諺語使用得較少。他對社會生活方面的諺語運用得既廣泛,又靈活,
不論是在演講、談話、報告、調查報告、評論中,還是在其他一般文章中,
(包括在學術論文當中),他都經常使用。例如,在哲學論文《實踐論》中,
就先後使用了「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等許多諺語。

毛澤東也經常在同一段話連續性地使用諺語。
例一: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學難精。」又云:「蒸酒磨豆腐,
唔敢稱師父。」(《尋烏調查》,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例二:

你(指劉松林——引者)要聽勸,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
定輸得乾乾淨淨。高不成低不就,是你們這一類女孩子的通病。(1961 年
6 月13 日致劉松林,劉是毛澤東之子毛岸英之妻,岸英犧牡後,毛澤東勸她
再婚。引華英《毛澤東的兒女們》)


例三: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
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
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例一中的「快學難精」和「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父」,例二中的「五心不
定輸得乾乾淨淨」和「高不成低不就」,例三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和「強盜收心做好人」,都是諺語的連用。還有三個諺語連用的:

有幾句俗話,「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
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均可以證明這個道理。(「這個道理」指歷代統
治者反動慾望越來越大無可勸阻的道理;1920 年12 月1 日《致蔡和森等》,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

文中加點的話,都是諺語。這是三個諺語連用。

毛澤東使用的諺語,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他常用正面諺語中的經驗、
知識來鼓勵和啟發人,如上面引的「快學難精」,「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
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就都屬於這一類諺語。下面這些諺語也
都是毛澤東用過的正面內容的諺語:

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論持久戰》);
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同上);
識時務者為俊傑(《新民主主義論》);
夾緊尾巴做人(《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
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學習和時局》);
不是冤家不聚頭(《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

毛澤東常用反面性諺語中的教訓來教育、警戒和譏刺人,如上文引的「五
心不定輸得乾乾淨淨」、「高不成低不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
盜收心做好人」等。下面列出來的,也都屬於這一類諺語: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反對自由主義》);
樹倒猢猻散(《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
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改造我們的學習》);
坐山觀虎鬥(《論聯合政府》);
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論

十大關係》)。

從上面所列舉的例子看(當然這些例子僅僅是毛澤東所使用過諺語的一


部分),說明毛澤東使用的諺語是很多的。

毛澤東使用諺語不僅多,而且活。他經常能結合具體情況創造性地使用
諺語。例如,他對「掛羊頭賣狗肉」這個諺語的使用,就是如此。他在《新
民主主義的憲政》中這樣說:

他們(指國民黨頑固派——引者)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
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而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他又這樣說:

這(指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所叫喊的「統一論」——引者)是陰謀,這是
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
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狗肉」都是一樣的,都是指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羊頭」呢?有時是
指國民黨的「憲政」,有時是指國民黨的「統一」。其用法隨心所欲而又緊
密聯繫實際,這也是一種創造。

毛澤東對「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個諺語的運用,更為靈活,因而也
顯得更為典型。他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這樣說:

他們(指反動派——引者)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曾說張
伯倫「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已經應驗了。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想的
是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但是,從去年九月德國和英法
的戰爭爆發的一天起,張伯倫手上的石頭卻打到張伯倫自己的腳上了。一直
到現在,這塊石頭,還是繼續在打張伯倫哩。

在《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中,毛澤東又這樣
說:

國民黨反動派從今年一月一日開始搬起的一塊名叫「和平攻勢」的石
頭,原想用來打擊中國人民的,現在是打在他們自己的腳上了。或者說得正
確些,是把國民黨自己從頭到腳都打爛了。

這塊「石頭」神奇得很:它有時是「希特勒」,有時變成了「和平攻勢」;
它有時為張伯倫所用,有時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用;它有時「繼續」地「打」,
有時只「打」一次;它有時只「打腳」,有時「從頭到腳地打」,甚至把「頭」
和「腳」都「打爛了」。毛澤東分明是把這塊「石頭」變成了一塊魔石。他
本人,則成為一位魔法高超的魔術大師。

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諺語還不僅僅表現在這一個方面,有時他還能隨時
糾正或補充某些帶有局限性諺語的內容,這樣使用諺語的創造性更強。例如,
他在《實踐論》中使用「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個諺語時,是這樣說
的:

「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


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
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
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

毛澤東通過對「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個諺語的具體分析,指出它的
真理性只能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並且指出這種真理性的成立,也僅僅只
有「間接」性,這就對這個諺語作了內容上的引申和補充,使其含義更加鮮
明和完善。

然而創造性最大的,還是對有局限性諺語內容的校正。請看下面一篇講
話中的一段話:

中國有句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百年樹人,減少九十年,十
年樹人。十年樹木是不對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時間。十
年樹人倒是可以的。(《做革命的促進派》)

妙絕!毛澤東的看法與「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個諺語本來的含義幾乎完
全相反。他用科學作依據,推倒了幾千年來的傳統觀點,提出了嶄新的看法,
令人眼界大開,耳目一新。

5歇後語的運用
毛澤東運用的歇後語較少,筆者僅搜集到六則,在《毛澤東選集》(1—5 卷)中僅僅發現四則,現在把它們列在下面: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反對黨八股》);
懶婆娘的裹腳,又臭又長(同上);65
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453 頁);
鈍刀子割肉,半天割不出血來(《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這四則歇後語本身都是比喻性的,在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它們又被
作為其他各種比喻運用,因而使他的語言增加了通俗性和生動性。

6方言的運用
方言如果運用得恰當,也能增加語言的通俗性和生動性。不過,在毛澤
東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講話中,他只是偶爾運用方言,因為方言畢竟是「一方
之言」,局限性比較大。由於這個原因,只是在他寫的調查報告中用得比較
多。並且,運用方言的時候,也是以明白易懂為原則。先請看《湖南農民運
動考察報告》中的一則例子:

那些人..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
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

這段話中方言「打零」,毛澤東用得很巧妙。他把這個方言放在對事實的陳
述之後才說出來,既陳述了事實,又解釋了什麼叫「打零」,顯得極其自然
而又明確,真是一石雙鳥。

更多的時候是,毛澤東對所使用的難以理解的方言用括號中的文字加以
解釋。例如,在長篇調查報告《尋烏調查》中,對「閒嬲」的「嬲」、「過


番」、「奶子」等幾個方言的解釋,分別如下:

閒嬲(「嬲」,當地讀廖,「東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
過番(往南洋叫「過番」);
奶子(兒子)。


以上各例均見《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

有時,如果對有的方言僅作簡短的解釋仍不清楚,那麼他就會不惜筆墨
多作一些說明。也是在《尋烏調查》中,當提到「水貨」中有一種叫「鞋底
魚」的時候,他就這樣做:

鞋底魚(即「並背羅食使」,只有一側有眼睛,要兩魚並走才能覓食,
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謂之「並背羅食使」,就是拿了這種魚做比喻的)。

毛澤東先解釋了「鞋底魚」就是「並背羅食使」,但他仍然擔心讀者理解困
難,就又解釋什麼叫「並背羅食使」,並把它引申到人們互相做事的內容上,
這樣不但增強了語言的通俗性,而且還能給人新的知識。

毛澤東對方言的解釋,往往還能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請看下面《尋烏
調查》中一則更典型的例子:

等郎嫂(買來的,五歲了,因為她現在並沒有郎,還要等著她老闆娘把
郎生下來,故叫等郎嫂,別處叫做童養媳)。

毛澤東對「等郎嫂」這個方言的解釋內容,在今天看來,似乎令人可笑;
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難道不認為這是中國婦女的一頁血淚史嗎?


準確篇

心與理合辭共心密

前面一章的內容,我們評述了毛澤東的語言特點(傳統性、風趣性和通
俗性等)及其各種技巧。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語言特點,同時也不同程度地
體現在他所一向倡導的文風「三性」(即「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上。
1958 年,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草擬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
第37 條說: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這樣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
緊接著,他還對這「三性」作了具體說明:準確性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問
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辭章問
題。毛澤東雖然在1958 年才極為明確地提文風「三性」,但在實際上,至遲
在1942 年延安整風反對黨八股時就已經開始主張了。而且,自那時起,他從
來也沒有放棄過這個主張,堅持始終地與黨八股作不懈的鬥爭。尤其令人說
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對於文風「三性」,不但在口頭上不遺餘力地提倡,
甚至大聲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講話中認真實踐。除了因特殊情況寫下
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講話,幾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
於通過這文風「三性」,才進一步充分地體現了毛澤東的語言特點,使之具
有明顯的時代性和指導性,才能使他的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文章寫作或做演說,第一個要求便是語言的準確性。準確性是一切語言
的最起碼的要求,因為它是表情達意的基礎。田北湖在《論文章源流》一文
中說:「夫上古文字,謂之書契。書契雲者,書之為字,即與其事其言纖悉
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謂契。」這段話的意思說的就是語言的準確性。使語
言與客觀外物和主觀內意達到「纖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謂「契」的
境界,這個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的標準。古人把這個標準稱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輿語,見《養一齋
詩話》卷二),如果失去了這個境界或這個標準,語言的其他諸如什麼鮮明
性、生動性等各種表達效果便都將失去依據。從這個角度說,準確性是一切
美的基礎,甚至可以說,它的本身便是一種美。因此古人十分強調地指出,
「必使心與理會,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劉勰語,見
《文心雕龍·論說篇》)。就是說,要使語言達到高度的準確性,一方面要
使人們的主觀內意完全符合客觀外物的本質和規律,另一方面,語言表達又
要恰當貼切地反映主觀內意。

然而,僅僅認識或提出準確性這個要求不會費太多太大的力氣,但每個
人都能使自己的語言合乎這個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說過:
「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
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蕩壑,鼓之如
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
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為達也,而豈易哉!」《與舒
君書》)方孝孺的話,講得很有道理。要想使語言真正達到準確,必須使語
言能夠充分地表情達意,又十分貼切自然,不能顯露絲毫的「艱難辛苦之態」,
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確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心應手的。所以蘇軾說:「求
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
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


謝民師書》)如果理解了方孝孺的話,就可知蘇軾的話並不是聳人聽聞之辭
了。

那麼,為什麼使語言達到高度的準確性就這樣困難呢?這是因為,語言
表達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和孤立的過程。一般地說,準確地表達語言的過程必
須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主觀內意準確地反映客觀外物,即從「物理」
到「心理」的階段;第二階段是用語言準確地表達主觀內意,即從「心理」
到「言辭」的階段。然而,普遍的現象卻是「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陸
機語,見《文賦》)。其中的「意不稱物」屬於第一階段,「文不逮意」屬
於第二階段。由此可見,這兩個階段的切實完成,都很困難。客觀外物是相
當複雜的,真正準確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必須經過反覆實踐和研
究,這當然不容易;即使人們已經準確地認識了外界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也
不一定能用最恰當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劉勰說:「方其搦翰,氣信辭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文心
雕龍·神思篇》)我們不是有這種體會嗎?提筆寫作以前,心裡已經想得很
美妙了,信心十足,但待到文章寫完之後,卻往往感到,表達的效果竟與開
始提筆之時打了一半的折扣,不盡人意。這就說明從「心理」到「言辭」這
個階段也是不容易的,它要受表達能力的限制。

由於毛澤東既能準確地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又具有極高的表達
能力,所以既能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即能使客觀外物與主觀內
意「纖悉符合,不相出入」,又能使「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即「不
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既能使「是物瞭然於心」,又能「了
然於口與手」。這就使他的語言也像斯大林評價列寧語言時所講的話一樣,
「每一句話都不是一句尋常說出的話,而是一顆打中目標的子彈。」(《論
列寧》)

毛澤東對自己的文章和講話的準確性要求非常嚴格,甚至達到苛刻的程
度。當他一旦發現語言中出現明顯的失誤或缺漏等,總要設法及時糾正和補
充。他在1940 年1 月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
發展時有這樣兩段話,一段話是:「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
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另一段話是:「全地球都要捲進這
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這樣的觀點,
顯然帶有絕對化的傾向,不夠穩妥。1958 年9 月2 日毛澤東在同巴西記者馬
羅金等談話時,對這個觀點作了修正。他說,這種觀點,只適合於一部分國
家,而對於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一些國家並不適用,它既不站在帝國主義一
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上,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
是適合於他們的具體情況的(據新二版《毛澤東選集》第2 卷)。又如,《矛
盾論》初版印行時,作者發現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無論什麼矛盾,也無論
在什麼時候,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話也存在絕對化傾向
後,及時在印行第二版時作了修改,把「也無論在什麼時候」這八個字刪掉
了。因為在矛盾發展的過程中,其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應該有一定的相對
性,在某一短時間內,哪怕是在一剎那的時間內,也會出現平衡的現象。他
還把這個情況特意寫信及時告知當時在湖南大學任校長並講解《矛盾論》的
李達,「寫解說時,請加注意」(據1952 年9 月17 日《致李達》,見《毛


澤東書信選集》)。從以上的種種事實中,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
對語言準確性所持嚴謹態度之一斑嗎?

毛澤東語言的準確性,體現在許多方面,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四
個方面:一,思想的精闢性;二,語言的嚴密性;三,分析方法的運用;四,
推理的科學性。關於推理的科學性內容,屬於一般的邏輯學問題,我們不打
算作詳細介紹;下面,將僅就思想的精闢性、語言的嚴密性和分析方法的運
用這三個方面的內容,對毛澤東語言的準確性作具體評述。


一思想的精闢性

思想的精闢性,既是毛澤東語言藝術中的核心內容,又是毛澤東語言准
確性的集中反映。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他的語言善於反映事物
的本質或規律;另一方面,往往能夠作出英明的預見。

1.準確地反映本質和規律
毛澤東的語言反映事物或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概括性極強,一般情況下,
都能達到令人毋庸置疑的程度。他善於對具體事物作科學的抽像。即使對於
那些我們一般人很難理解和把握的複雜事物,他也能用極簡省的語言把它們
表達得清清楚楚而又十分尖銳。據石永言《遵義會議紀實》一書介紹,1935
年1 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
失敗的教訓,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一個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這
個人「能言善辯」,他的總結報告「有條有理,有理有據,條分縷析,清清
楚楚,聽起來完全是篇很好的文章」,但其內容卻是迴避要害,為「三人團」
在指揮上造成的嚴重失誤辯護,推卸責任。周恩來所作的關於反對第五次「圍
剿」的軍事報告,雖然「較客觀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的全部
情況,實事求是地指出這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在軍事指揮上確有問題」,
是「犯了錯誤」,但也不夠十分深刻。會議中,洛甫和王稼祥等中央領導人
都對博古的報告明確表示「不同意」,洛甫還說,「三人團」指揮紅軍反對
五次「圍剿」在軍事戰略和戰術上犯有「原則性的錯誤」:堡壘對堡壘,兵
力分散,不利用國民黨十九路軍打擊蔣介石,紅軍在戰略轉移和突圍時犯了
「逃跑主義錯誤」,等等,但是他的發言,也沒有全部擊中要害。只有毛澤
東根據所掌握的具體材料,結合周恩來的軍事報告,又參照了洛甫等人的發
言,「一針見血地指出」:

博古同志在上午的報告裡,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
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
誤作辯護。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
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
為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
義,第三個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這個發言,既直截了當地否定了博古講的反五次「圍剿」失敗的原因,指出
他的報告不實事求是,而是在為自己的錯誤辯護,又指出「三人團」所犯的
錯誤屬於「軍事路線的錯誤」,給他們的錯誤上了綱。尤其是從「三人團」
指揮五次反「圍剿」錯誤的三個階段中概括出來的實質性原因,更是「鞭辟
入裡」,使參加會議的人們都「感到談出了問題的實質,好像為總結五次應
『圍剿』戰役擬就了一個提綱,只待大家修改、補充和完善」(參見1991
年7 月29 日、30 日《光明日報》),也像列寧那樣,「把最紛亂的事情描
寫得這樣簡單,明瞭,扼要和大膽」(斯大林語,見《論列寧》)。

並且,問題越是複雜,越能看出毛澤東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1939 年的
時候,誰能準確地回答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基本規律」和「實
質問題」這樣的問題?這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回答得了的。而毛澤東僅僅
通過對黨成立後18 年的革命實踐過程的簡單回顧,極為恰當地回答了這個問


題:

黨的失敗和勝利,黨的後退和前進,黨的縮小和擴大,黨的發展和鞏固,
都不能不聯繫於黨同資產階級的關係和黨同武裝鬥爭的關係。當我們黨的政
治路線是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或被迫著分裂統一戰線的問題
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
理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就會要後退一
步。同樣,當我們黨正確地處理革命武裝鬥爭問題時,我們黨的發展、鞏固
和布爾什維克化就前進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確地處理這個問題時,那末,我
們黨的發展、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會要後退一步。(《〈共產黨人〉發
刊詞》)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基本規律」。這個概括準確而簡潔。
另外,他在揭示這個規律的同時,又鮮明地指出了黨在革命中戰勝任何強大
敵人的「三個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同上),這
就是黨在革命過程中的「本質問題」。這個「本質問題」,概括得也十分恰
當。

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類似於上述的情況很多,例如,游擊戰爭的基本原
則是什麼?「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中國革命戰
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僅用「十六字訣」就把這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闡述
得既全面,又科學。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和領導者的責任是什麼?這也是很
難確定的兩個問題。毛澤東說,「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是「不但要看干
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領導者的責任」,
主要是兩件事:一件是「出主意」,一件是「用幹部」(《中國共產黨在民
族戰爭中的地位》)。對於這些複雜的事物,他也都能舉重若輕,從中抽取
出極其貼切的本質和規律。其他諸如「瞭解情況」,他說是屬於「認識世界」
的問題,「掌握政策」,他說是屬於「改造世界」的問題(《改造我們的學
習》);「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中國革
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什麼是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關於重慶談判》).... 
他把「瞭解情況」、「掌握政策」、「使用」、「工作」這類個別事物,都
能提到更高一個層次,甚至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因而都顯得格外深刻
精闢。

此外,毛澤東對反動事物或錯誤言行本質方面的揭露也是相當深刻的。
比如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政策失敗後發表的「白皮書」的揭露,對國民黨反
共頑固派反動言行的揭露,對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的揭露,以及對黨內自由
主義、不良作風和「黨八股」的批評,等等,都能從本質上著眼,因此都顯
得十分準確、尖銳,使得反動和錯誤的東西幾乎沒有藏身之地。這是毛澤東
語言準確反映本質和規律的又一個方面。

2.恰當地作出英明的預見
「普通的人,容易為過去和當前的情況所迷惑,以為今後也不過如此。
他們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將要遇到暗礁的能力。」(毛澤東語,見《一個極其
重要的政策》)毛澤東與這樣的「普通人」不同,他善於撥去眼前的迷霧,
洞察將來。這是他的語言具有精闢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無論在微觀上還是宏觀上,毛澤東都恰當地作過


一些預見,尤其以關於戰爭問題的預見最為突出,也最準確。在抗日戰爭全
面展開的第二年,即1938 年5 月,他就在《論持久戰》中預言,中國抗日戰
爭全過程將是一場「持久戰」,並預言這個「持久戰」的全過程將分為三個
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
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
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他估計,日本的整個當權階級必然是「日益法西斯化,
把戰爭支持到自己崩潰的一天」。這些都屬於宏觀預見。在《中國革命戰爭
的戰略問題》中,他認為,不但在山區能夠建立革命根據地,而且在乎原地
區也有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勝利之
後,毛澤東就認為這個戰役將是希特勒滅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1937 年7 月日寇全面進攻並佔領中國大片領土
之後,毛澤東就反覆告誡人們,日本侵略者進攻到一定時候,為了鞏固已經
佔領的土地、分裂中國的抗戰力量,必然要「施放和平煙幕,出以誘降手段」,
因而隨之要出現一些降敵的漢奸(參見《論持久戰》、《和英國記者貝特蘭
的談話》等);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便對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作出
判斷,認為蔣介石一定要發動大規模內戰,解放戰爭不可避免(《抗日戰爭
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些都屬於微觀預見。這些關於戰爭問題
的預見,無一不被後來的實踐所證實:抗日戰爭持續了八年之久,並且基本
上經歷了毛澤東所講的三個階段;日本侵略者確實「把戰爭支持到崩潰的一
天」才停止戰爭;抗戰中不但建立了許多山區的根據地,而且平原地區的游
擊戰爭也開展得轟轟烈烈;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確成了希特勒滅亡和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明顯的轉折標誌;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國立定腳根之後,便大放「和
平煙幕」,積極誘降漢奸——汪精衛等降日,成立汪偽政權,並簽定日汪賣
國條約;日本投降不久,果然蔣介石發動了大規模內戰,我黨不得不投入為
期三年的解放戰爭。這些事實告訴我們,毛澤東對戰爭問題的預見,真像「計
算尺般的那樣精確」(美國作家R·特裡爾語,見《毛澤東傳》修訂本)。

毛澤東對其他問題的預見也同樣精確。其中他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對全
國解放後,黨內將出現驕傲情緒的判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影響更大。劉青山、張子善事件便是明證。
這些預見對指導其後我黨各項工作不斷取得新的勝利,產生了極其重要的歷
史作用。

當然,毛澤東所作的預見,有時也出現一些誤差。比如1945 年2 月15
日在延安黨校作的一次講演中,他推斷日本帝國主義何時徹底失敗時講:「看
樣子幾個月還不會倒,今年也還不會倒,明年還要再看。」(《時局及其他
問題》)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比他的預見提前了,它在當年的八
月份便宣佈投降。這原因,與前蘇聯出兵東北偶然事件有關。不過,這樣的
失誤,影響不大,因為把事情看得複雜一些,把困難想得多一些或大一些,
總是利多害少。

總之,由於毛澤東具有善於預見的能力,所以才使他不但成為偉大的語
言大師,而且成為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同時也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


二語言的嚴密性技巧

毛澤東語言的準確性,在形式上,主要體現在嚴密的邏輯性上,即體現
在概念準確、判斷準確和推理準確。在這裡,僅從他精確的詞語、嚴密的句
法和周圓的章法,具體而系統地評述他的語言的嚴密性。

1.詞語的精確性技巧
毛澤東的用語精當貼切,主要因為他一能精當地選用詞語,二能對有關
詞語作嚴格的限制。

1精當地選用詞語
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當作者講思想的反作用時
這樣說,「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
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而在講認識世界的目的時,作者又這樣說,「無產
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前者用的是「先進階級」,而
後者用的卻是「無產階級」,既沒有都用「先進階級」,也沒有都用「無產
階級」。這裡涉及到準確地選用詞語的問題。平時,人們對「先進階級」和
「無產階級」這兩個詞語往往不加區別,實際上,這兩個詞語並不總是同一
概念。在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之後,先進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在這特定的
歷史階段,「先進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一概念;而在此之前,從奴隸
社會轉變到封建社會前後,其先進階級是地主階級;從封建社會轉變到資本
主義社會前後,其先進階級是資產階級;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
其先進階級就是無產階級了。毛澤東講思想的反作用,是屬於社會總體範圍
的事,他就用了「先進階級」一語:而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講改造社會和世
界,自然就用了「無產階級」一語。

毛澤東很善於選用最恰當的詞語來準確地反映思想內容的實質。讓我們
看下面一則實例:

到了今天,赫爾利不知在忙些什麼,總之是似乎暫時地藏起來了,卻累
得蔣介石在參政會上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
產》)

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時,美國大使赫爾利推行扶蔣反共政策,與蔣介石一唱
一和,但又不能不顧及中國人民的反對。這段話中許多詞語用得都很好,其
中「暫時」和「藏」兩個詞用得更好。「藏」是迴避或躲避的意思,但不宜
用「迴避」或「躲避」來替換,因為無論是「迴避」還是」躲避」,都還容
易找得到,而一「藏」,找起來就不那麼容易;而且這個「藏」字,又可以
讓我們體會到,赫爾利與蔣介石的「合作」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樣,很不正
經。用「暫時」這個詞,說明赫爾利「藏」的時間不會太長,他認為必要之
時,還會露面的,也告訴人們,他的扶蔣反共政策不會改變。一個「藏」,
一個「暫時」,既刻畫出了赫爾利的膽怯心理,又對赫蔣合作作了辛辣的諷
刺。「不三不四」是說蔣介石講的話前後矛盾,不倫不類,很通俗生動。那
個「累」字用得尤其好。蔣介石真的累了?顯然不是,或一半不是,或者大
半不是;是摹狀?是誇張?抑或是諷刺?恐怕都有一點。一個「不三不四」,
一個「累」把蔣介石那副捉襟見肘的狼狽相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毛澤東運用詞語時,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一般都能做到定量準確和定性


準確。他在《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中說,「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
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這是說其數量不算多,僅僅是「一部分」,但性
質嚴重,是「非常」;「極端民主化」的現象呢?是「減少了許多」,但「這
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象」,從「根苗上還沒有肅清」,並且還「深
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現象的數量是不多了,性質上還是嚴重的,因
為造成現象的根本未除,同時根本未除的數量也是比較多的;他說在黨內存
在個人攻擊式的批評現象,只是「有些」,數量不多,並不普遍;說批評者
不顧黨內黨外界限的現象,則是在「許多黨員」和「一般黨員」中都存在,
說明數量頗大,範圍較寬;說紅軍中「絕對平均主義」現象是「有一個時期
發展得很厲害」、「很嚴重」,說明性質雖然相當嚴重,卻並不是長期存在,
至少當時存在已不太嚴重了;說「主觀主義」現象在某些黨員中濃厚的存在,
可見數量不很多,只是少數黨員,但性質嚴重,是「濃厚」;說「小團體主
義」現象經過批評,僅僅是「殘餘」了,可見數量不多,性質也不嚴重;說
「享樂主義」現象「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說明數量不少也不多;說「離
隊思想」的人是「與日俱增」,說明數量在逐漸加多,情況嚴重;說「盲動
主義」現象也是「殘餘」,程度並不嚴重。從以上這些實例可以看出,毛澤
東是盡量使他的語言與客觀實際相符,因而顯得準確無誤。

2詞語的嚴格限制
這裡說的「詞語的嚴格限制」,既包括對某些詞語的嚴格限制,也包括
用某些詞語對某些內容的嚴格限制。毛澤東為避免產生絕對化的偏向而使判
斷準確,經常對某些關鍵性詞語或內容加以嚴格限制。根據馬克思主義辯證
法的原理,世界上絕對的東西是不多的,一般情況下,事物都是相對地存在
著,即使是事物的規律性也是如此。因此,毛澤東雖然有時也用一些絕對性
的語言,例如當他列舉了黨內自由主義的11 種現象之後便說:「所有這些,
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反對自由主義》)其中的「所有」和「都是」,
便屬於絕對化的語言。但這種情況,是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出現的,在多數
情況下,毛澤東無論對於特殊事物還是對於規律性事物,總要有所限制。

毛澤東對某些詞語或內容的限制,通常有概述法、排除法、模糊法、修
飾法、前提法、歸屬法等等。

概述法。所謂概述法,就是用「一般的說來..」一類語式,從總體上
進行判斷,拋開個別情況於不顧,但實際上又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顧及到了
個別情況,因此,這種判斷並不顯得顧此失彼。例如,毛澤東在講人們認識
的第二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用成功與否來驗證精
神或思想是否正確時說:

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人
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這句話中的「一般的說來」,就是對下文講的規律性判斷作的限制,因為這
個規律只是大體正確,是相對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會出現漏洞(在上述
那段話的後面,作者就敘述了這個規律的例外情況:「在社會鬥爭中,代表
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
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
失敗了」)。所以,這樣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法。毛澤東常常用「除了..之外」這樣的語式,對一般規律性的
事物或問題進行限制。在《實踐論》中,他說過這樣一段話: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

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

踐..
馬克思等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的條件很多,其中包括他們的實踐經驗、具有
天才等。毛澤東認為,其「主要的」條件是參加實踐,不過天才等條件也不
是不重要;因此,他在強調其「主要的」條件時,不能不提及其他條件,於
是就在強調「主要的」條件時,採用「除了..之外」的方法,把其他條件
既排除出去,但也同時顧及到了天才等條件,這樣就顯得很全面。這種排除
法,實際上就是把某些特殊情況首先排除出去,然後再敘述一般的或主要的
規律,因此就顯得客觀全面,而不絕對化。

模糊法。模糊法就是模糊修辭法,它是用某些時間、數量、程度等概念
不甚確定的詞語作一般規律性判斷的一種手法。毛澤東對這種手法的運用,
大體上有兩種具體情況:一,用來表示實質性判斷;二,用來表示推測性判
斷。

所謂實質性判斷,就是用表示數量多的模糊性詞語,對事物或問題進行
判斷,在判斷中,暫時拋開非本質方面的內容,來闡述一般規律。這類模糊
性詞語,毛澤東用得較多的是「基本上」、「本質上」、「大概」、「常常」、
「主要」等。例如: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
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並不是
兩件事情。(《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在這裡解釋了什麼叫「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一切方面」
的意思。他曾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特意把「基本上」
解釋得更具體,他說,「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中
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與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只是大體一致,並不全部一致,
說為二者奮鬥是「一件事情」,只能從「基本上」講,這樣講,既抓到了本
質,又較為穩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說過,「說『本質上』,
就是說基本上」;他還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講話中
說過,「講基本是謹慎的講法」。可見凡事從基本上講,既能抓住本質,又
很科學。

關於「實質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一些模糊性詞語,
其用法和作用都與「基本上」相似。下面再略舉數例,僅供借鑒。

例一:

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
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
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
都是農民所給。(《新民主主義論》)


例二:

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
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1921 
年1 月28 日《致彭璜》,見《毛澤東書信選集》)

例三:

..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改造我們的學習》)

例四:

(自由主義)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反對自由主義》)

所謂推測性判斷,就是根據掌握的大體情況,在估計的基礎上進行判斷。
毛澤東作這種判斷,常常使用「可能」、「左右」、「似乎」、「大約」、
「差不多」等一類模糊性詞語。他運用這種推測性判斷方法,或者是由於對
事物本身無須作準確判斷,或者是由於某些情況無法全部瞭解和統計,所以
只好在估計的基礎上進行判斷。它有時被用於一般規律性的判斷,有時被用
於特殊性的判斷。例如:

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
空前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戰爭和戰略問題》)

毛澤東在說具有中國特點(長期性和廣大性)的抗日游擊戰爭,在世界東方
是空前的時候,其語義是明顯而肯定的,因為他對東方歷史上的游擊戰爭長
期性和廣大性已經全部瞭解,能夠作出準確的判斷;而在說它在整個人類歷
史上是空前的時候,則用了「可能」二字,這只是一種估計。這是因為,毛
澤東對整個人類歷史上(包括世界西方)的游擊戰爭的長期性和廣大性沒有
全部掌握,所以判斷的時候要用「可能」來加以限制。

當建國後七年多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
講話》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全國)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如果拿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
看,似乎可以這樣說:大約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包括共產黨員和黨外同情分
子,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了腳跟,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的。

這段話中,連續用了「左右」、「似乎」和「大約」三個模糊性詞語。因為
毛澤東當時(1957 年)對各有關數字的具體掌握可能並不精確,或者還沒有
人作過統計,所以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就只好用「左右」、「大約」、「似
乎」來估計。又如:

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安化等縣,
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裡的兩個「差不多」,也都是由於毛澤東無法獲得準確的具體數字而使用
的推測性的模糊詞語,它們都起到了特殊的準確判斷的效果。

總之,毛澤東運用模糊修辭法,使他的語言達到了「密不透風」的程度。
大家知道,做到語言準確,一般情況下,只有使語言有關時間、數量、程度
等概念與客觀事實盡量一致相符時,方有可能;然而事物總是辯證的。有些
時候,當你無法做到這一點時,仍然要這樣做,那就會出現不準確,甚至出
現失誤。而這時,只有使用本來並不確切的模糊性詞語,反而可以做到相對
的準確。這是因為,雖然使用模糊性詞語會有或然性產生,但這樣做不致產
生漏洞,又使語言的傾向性明確,因而使語言十分得體。毛澤東深諸此道,
所以經常運用模糊修辭法,對某些詞語或內容作必要的限制。

修飾法。為了使語言達到充分準確,毛澤東經常選用必要的定語或狀語
去恰當地限制中心詞語。1948 年張聞天寫過一份《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
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的文件,中央已經作過修改,毛澤東閱後認為,其中
「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一句話不夠準確,就又改為
「決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實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
法」。為什麼增加了「現實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11 個字?他作了如下說明:
「因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
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
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85 生』的軌道之上。」(據1948 年
10 月26 日《致劉少奇》,見《毛澤東書信選集》)又如,1956 年國家預算
報告中說,要使國家預算做到「穩妥可靠」;毛澤東卻建議,以後應改為「充
分可靠」。他認為:「穩妥和可靠,意思是重複的。用穩妥形容可靠,沒有
增加什麼,也沒有限制什麼。形容詞一面是修飾詞,一面是限制詞。說充分
可靠,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在中國
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由此可知,毛澤東對
修飾性限製法作用和意義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因此他格外重視這種技巧。

毛澤東運用修飾法有兩種具體情況:一是用定語限制中心詞語;二是用
狀語限制中心詞語。用定語限制中心詞語。下面這段話是一則很典型的例子:

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
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中國革命
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段話中,必要的起限製作用的定語詞語是「有價值的」和「比較聰明的」,
它們對中心詞「軍事書」和「軍事家」分別作了限制。如果不去限制,則會
產生絕對化的失誤,因為不會是所有的軍事書和軍事家都反對消極防禦。

用狀語限制中心詞語。例如:

..蘇聯紅軍決不會無原則地參加帝國主義戰線。(《蘇聯利益和人類
利益的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有人估計蘇聯會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某一方;毛澤


東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當權的國家,蘇聯紅軍如果「不嚴守中立」,
也將是有條件地參加戰爭的某一方。所以,用「不會無原則地」這樣的狀語
去限制「參加」這個中心詞,是很恰當的。

前提法。這是用某些語式作狀語來限制所闡述特殊情況的一種技巧。例
如: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
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
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
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
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戰爭和戰略問題》)

這段話中,「對於這點」和「在這點上」,都是狀語,是說向孫中山和蔣介
石學習重視軍隊的做法,並不是向他們所有的方面學習。這一限制,就使判
斷十分具體、貼切。這種限制方法,實際上是單純從某一角度或側面看待事
物,也把其他方面的情況排除出去了,因此,其判斷也不顯得絕對化。

毛澤東還常用「在這個意義上說」、「在某種程度上說來」、「一定的
程度上」、「按..說來」、「據我所知」等一類語式,對闡述的特定情況
加以限制,其用法和作用都與「在這點上」、「對於這點」相同。另外,上
面提到的概述法和排除法,就其實質上說,也都屬於狀語限制和前提限制。

歸屬法。這也是用來限制所闡述的特殊情況的一種技巧。為了判斷某個
事物或問題的性質、原因等,毛澤東常用「..之一」的語式,使判斷更加
嚴密。例如:

..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
是聯繫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學習和時局》)

這段話如果不用「之一」,就顯得有掛一漏萬之嫌。加上「之一」,便
說明作者判斷的情況,僅僅是這些「前提」總和中的一種,因此可以稱這種
限製法為歸屬法。

補充法(附內容補充法)。毛澤東在闡述某些事物或問題的過程中,作
出判斷之後,如果覺得其中的概念或判斷存在著絕對化或某種缺漏等毛病
時,即使這種毛病並不很大,也要運用補充法加以限制,予以完善,這就使
他的語言更加嚴密,無隙可擊。

作為限制性的補充法,有以下一些具體情況。
在整個判斷之後,再加補充判斷。例如:


他們(指國民黨反動派——引者)並無真正「政治解決」和「實行憲政」
的誠意,至少現時他們絕無此種誠意。(《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
國民參政會》)

這節文字中,如果僅止於國民黨反動派並無真正誠意的判斷,則只能說明他
們從以往到目前無誠意,至於今後是否有誠意的內容就被忽略了,這就有漏
洞,所以毛澤東又用「至少現在..」的字樣作了補充判斷,這就使全部判


斷天衣無縫了。
毛澤東還喜歡使用「或者..」這樣的語式作補充判斷:

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
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
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
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這樣,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
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段話中共有兩組判斷,每組正判斷之後,又都有一個輔判斷,每個輔判斷
都用了「或者..」這樣的語式,它們對正判斷都起到了限制性的補充作用。
毛澤東運用這種補充法,一般都比較簡略,字數較少;但是,如果補充
的內容較為重要,他也就多說幾句。例如:

除了合作社公養以外,每個農家都要勸他們養一口至幾口豬,分作幾年
達到這個目的。某些少數民族禁止養豬的和某些個別家庭因為宗教習慣不願
養豬的,當然不在此內。(《〈這裡養了一大批毛豬〉一文按語》)

關於某些少數民族和因宗教問題養不養豬的內容,是個補充判斷,這個內容

比較重要,所以補充判斷的內容就比較具體,文字也多一些。
附內容補充法(又附辯難法)
以上我們介紹的補充法,都是限制詞語內容性質的,實際上,這僅僅是

一種情況。另外,毛澤東還經常運用補充法對文章或講話的內容作較長篇幅
的補充。有時,毛澤東對自己文章或講話中作出某個判斷,認為需要作重大
補充,他還在另外的文章或講話中專門加以補充。這種補充,就不限於某些
詞語性質的補充,而屬於內容或觀點的補充了。

1946 年8 月,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
曾作出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但是,一方面由於某些人
故意歪曲,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一些特殊情況,因而遭到一些攻擊。有鑒於
此,毛澤東曾多次對它加以補充,反覆指出,革命者除了在戰略上、長遠上
要把反動派都看作「紙老虎」、「死老虎」和「豆腐老虎」以外,還要在戰
術上和歷史的上升時期要把它看作「活老虎」、「鐵老虎」和「真老虎」。

附辯難法
辯難法也屬於內容補充法。
毛澤東在自己正面立論性質的文章和講話中,常常有這樣的現象:他擔

心有些人不同意或反對自己的意見和論據,於是就在闡述觀點完畢後,往往
主動有針對性地提出敵論,然後對敵論一一回答或加以反駁。這是一種特殊
的內容補充法——辯難法。這種技巧,實際上就是我國古人文章中常常使用
的那種「或曰」法。「或曰」的意思,就是「有人說」或「有人問」。古人
文章常在「或曰」一語之後提出論敵或世俗之人對作者的不同看法,然後進
行反駁。由於這種技巧能更加切實有力地確立自己的觀點,使之進一步充實、
完美,所以毛澤東經常運用這種技巧。例如,在《論聯合政府》這篇報告中,
當講完了當時的中國如果「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
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


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這個觀點之後,他立刻提出了「有些人」可能存
在的對這個觀點的想法:「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
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提出了這個想法之後,緊接著他就加
以回答:用資本主義去代替當時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既
是不可避免的過程,也是一個進步,同時,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更有利於
無產階級。這都是辯難法的運用。像上面這些辯難法的運用,主要是通過某
些人不同想法的提出,對他們解疑答難,進一步引申自己的觀點,豐富和發
揮自己的觀點;在有些文章和講話中,毛澤東還通過某些人完全錯誤或完全
反動的對立觀點的提出,然後針鋒相對地加以駁斥或批評,其目的是進一步
確立和捍衛自己的觀點。這是辯難法的另外一種用法。例如,在《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提出與自己觀點相對立的錯誤觀點共有八處(包
括「人加性論」、「從來的文藝就在於暴露」等),在《論人民民主專政》
中共提出七處(包括「你們一邊倒」、」你們太刺激了」、「你們獨裁」等)。
這些都是敵論。他每提出一個敵論之後,都要進行有力批駁。這樣的批駁,
自然也都起到引申和豐富他的觀點的補充性作用。

2.句法的邏輯性技巧
在語言學中,句法的邏輯性也體現在很多方面,如在句子(含單句和復
句)內的詞語搭配(含關聯詞語的搭配)和各種詞語的排列關係,句子之間
的排列關係。這些詞語搭配和排列關係,有承接關係、總分關係、從屬關係、
並列關係、層遞關係、轉折關係、因果關係(因果關係中包括現實因果關係、
假設因果關係、條件因果關係)、選擇關係,它們都能體現出句子嚴密的邏
輯性。由於毛澤東把詞語搭配和各種關係都能處理和安排得很恰切,所以使
得他的語言邏輯性十分嚴密。例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的一段話
就是這樣。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我們把這段話按句標碼列在下面:

1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
2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
恩格斯。
3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4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
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5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6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
7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這段話共有七個句子,第13567是單句,第24是複句。在複句中,第

2句的兩個分句具有層遞關係,第4句的兩個分句具有並列關係。在這七個
句子之間,也都具有緊密的邏輯關係:第123句具有時間關係;不過,時
間是從後到前,屬於逆接。第3句和第4567四句具有因果關係,第3句
是總的原因,後四句都是第3句的結果;其中第5句既是第3句的結果,同
時也是第67兩句的原因,其中第6句和第7句還具有承接關係,當然也有
並列關係的因素。這七個句子,雖然都具有獨立性,它們之間也沒有使用關
聯詞語,但從總體上看,由於具有明顯的承接關係和因果關係,所以顯得條
理井然,渾成一體。

以上所說的情況,僅僅是毛澤東語言句法中句子間邏輯性之一斑,至於
那些句子中詞語搭配等等情況的邏輯性,就更嚴密了。不過,這些情況都屬
於一般句法中的邏輯,就不再作詳細介紹了,這裡僅就毛澤東語言中那些既
帶有嚴密的邏輯性又帶有一定技巧性的句法作一些具體評析,其中包括拆
詞、對偶、排比、層遞、頂針、回文等各種技巧。

1拆詞式
毛澤東語言中的句式,常常是,第一句先作總敘或總提,以後各句分別
進行分敘或分論,這種情況就是一般的總分句式。由於比較常見,可以從略。
在總分句式中,我們還往往見到另一種情況:先把由兩個以上分概念構成的
一個詞語或句子作為一個總概念提出,然後依次闡述其中的每一個分概念,
我們把這種總分句式稱為拆詞式,運用這種句式進行寫作,可以稱為拆詞法。
例如:

聽說你們(指國民黨政府——引者)很有些反對清算鬥爭。但是這一
次清算鬥爭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鬥一鬥,爭一爭(《中
共發言人關於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
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

先把「清」「算」「斗」「爭」四個分概念合在一起作為總提,然後再分別
講這四個分概念,這種寫法,就是拆詞式的典型句例。
毛澤東常常運用拆詞式解釋某一概念。例如:

這種態度(指馬列主義態度——引者),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
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
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
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
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
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
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改造我們
的學習》)

上面這段話共分兩層意思,每一層意思都由拆詞式構成。第一層意思,先提
出「有的放矢」的態度,接下去分別解釋「的」與「矢」,最後綜合談「矢」
與「的」;第二層意思,先提出「實事求是」的態度,接下去分別解釋「實
事」、「是」和「求」,最後綜合起來談。通過運用拆詞式,把學習馬列主
義的態度——「有的放矢」和「實事求是」,闡述得格外具體、清楚。這也
是拆詞式連用。

毛澤東十分喜歡運用拆詞式進行寫作,即使在反駁論敵時,也有時運用
它。例如,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解釋什麼叫「頑固分子」時說:
「什麼叫頑固,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樣
的人就叫頑固分子。」解釋「一窮二白」時,釋「窮」又釋「白」《介紹一
個合作社》);解釋「鍛煉」時,釋「鍛」又釋「煉」《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442 頁),等等,都運用了拆詞式。

毛澤東運用拆詞式,有時還把它擴用至文章中的某一章節或全篇之中。


這時他往往把文章的標題或小標題作為一個總概念,正文則根據這個總概
念,對其中各個分概念依次分別進行闡述。例如,《新民主主義論》的第15
小節《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標題由「民族的」、「科學的」和「大
眾的」構成,說明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具有三個顯著的特點。毛澤東在這
個小標題之下,分別論述這三個特點。這是把拆詞式擴用到了一個章節。而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則是全文的總標題,全文內容由「反
對日本進攻的方針」、「反對日本進攻的辦法」和「反對日本進攻的前途」
三個部分構成。這是把拆詞式擴用到了全篇。

運用拆詞式進行寫作,至少有兩大方面好處。第一,運用這種方式進行
寫作,顯得條理清晰、邏輯嚴密。特別是,如果把這種方式擴用到某一章節
或全篇,這方面的好處更為突出。因為這時,實際上是把標題的總概念當作
了某一章節或全篇的總綱或主題,把各個分概念當作了項目或小主題,使作
者「先立地步」,提綱挈領,明確主題,然後通過「正名」分層次地闡述作
者的觀點。第二,運用拆詞式容易對問題分析入微,便於揭示事物內部本質
及其聯繫。特別是對於那些人們習見不疑,但認真追究起來又似是而非的問
題。毛澤東解釋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有的放矢」、「實事求是」、「頑
固」、「鍛煉」等等,都是人們見過千百遍的,但誰都不去深刻理會其中的
含義,有時,即使讓我們去理會,也常常覺得無從著手。愛因斯坦說:「一
個概念越是普遍,它越是頻繁地進入我們的思維中,它同感覺經驗的關係愈
間接,我們要瞭解它的意義也就愈困難。」(《愛因斯坦文集》第1 卷)因
此,我們應該認真學習毛澤東拆詞式的語言藝術。

2對偶式
對偶句式屬於並列句式之一種。毛澤東的語言中,常常有一些對偶句式。
這些對偶句式,除了他的詩詞用得較多以外,在一般文章或談話中也隨處可
見,特別在文言文中用得更多。例如,《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毛澤東為
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一文,全文不足三千字,竟用有時偶句22
組之多。另外,毛澤東在特殊情況需要時書寫對聯或題詞也常用對偶句。例
如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改造我們的學習》)

貴有恆,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引張貽玖《毛澤東讀史》)

以上這些句式,都屬於對偶式。從內容角度劃分,毛澤東寫的對偶句的
種類很多。例如:

我們不說,誰說?

我們不幹,誰幹?

(《民眾的大聯合》三)

失通國之人心,

遭千秋之辱罵。


(1936 年12 月1 日《致蔣介石》)

謠言之大本營,

奸邪之製造所。

(《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以上是正對。

注重調查!
反對瞎說!


(《反對本本主義》)

無實事求是之意,

有譁眾取寵之心。

(《改造我們的學習》)

虛心使人進步,

驕傲使人落後。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以上是反對。

日汪肆擾於外,
奸黨破壞於內。


(《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為劉胡蘭烈士題詞)

以上是正反對。

壓迫愈深,
反抗愈大。


(《民眾的大聯合》三)

打日本,

救中國。

(1938 年的題詞)

以上是串對(俗稱「流水對」)。
毛澤東運用對偶句式,一般字數較少,如以上各例,皆屬於短對;但有

時他也運用字數較多的長對:

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
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


(《反對黨八股》)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作誰承受;

生為階級,死為階級,階級念如何,得到解放始方休。


(1928 年10 月中旬在紅四軍團寧岡縣為犧
牲的軍團長王爾琢追悼大會寫的對聯)

這種對偶句特別宜於抒寫複雜而深沉的感情或思想。
毛澤東還往往把兩組以上的對偶句連在一起運用,這種對偶句一般稱為
連對或排偶。例如:

說的是馬克思主義,
行的是自由主義;
對人是馬克思主義,
對己是自由主義。


(《反對自由主義》)

這是由兩組對偶句構成的連對。

張君勱、葉青等妖人和之以筆墨,
反共派、頑固派和之以磨擦。
假統一之名,
行獨霸之實。
棄團結之義,
肇分裂之端。


(《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求喘息謂為求和平,
待外援名曰待談判。
口誦八條,
手庇戰犯,
眼望美國,
腳向廣州。
(1949 年2 月2 日《致李濟深、沈鈞儒、
馬敘倫、郭沫若等》,見《毛澤東書信選集》)

這是由三組對偶句構成的連對。

一般情況下,毛澤東語言中的對偶句都較為工穩,字數基本相等,字面
不太重複,也比較講究平仄規律;但是,他往往更注重於「意對」。對對偶
各方面的形式要求並不總是十分嚴格,經常運用「寬對」。像上文所引用的
《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黨八股》中的例子便是如此:字數僅是基本相等,
字面也有重複之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下面再舉兩則例子: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
的;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
的。
(《論聯合政府》)
(魯迅)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


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

(《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這兩組對偶句,雖然每一組上下兩句的字數都相近,但前者重複的字面較多,
後者詞語結構和詞性並不完全相對。但這並不影響整體的對偶。

另外,毛澤東運用對偶句比較靈活,既有相對獨立的對偶句式,也有一
句話之內出現對偶的情況。例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的那句話:
「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
和侵蝕我們健全的肌體嗎?」其中「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
的健全的肌體」本來屬於一個句子中的兩個成分,但它們是相對的,屬於「句
內對」。這種對偶,在毛澤東的語言中也時有出現。

由於對偶句屬於並列句式,由於它同時可以具有勻稱(順眼)、節律(順
口、順耳)等多種美感,所以不僅在詩歌創作中廣為運用,而且也為一般文
章家所喜愛,運用它創造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格言或警句。毛澤東語言中的許
多對偶句,實際上已經成為人們所熟悉的格言或警句了。但是,我們認為,
對於對偶句的應用,應當有所節制。如果通篇皆偶,則呆板、僵化之嫌將隨
之而生。八股文之弊,其原因之一,概出於此。

3排比式
毛澤東的語言中,排比句運用得很多,並且形式多種多樣,其中有詞語
排比、句子排比;有總提之後的排比,總收之前的排比;有連續排比,間隔
排比,等等。

詞語排比。這是句子中有兩個以上並列性的詞語構成的句子。例如:

..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
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實踐
論》)

句中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四個單詞並列地排列著,這屬於單詞排
比。又如:

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
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
義論》)

句中加點的,屬於詞組排比。
單詞排比和詞組排比,合稱詞語排比。
句子排比。是把兩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近的句子並列在一起的一種排比

句。它分為單句排比和複句排比兩種。例如:

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
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建設事業。(《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
統》)

這是單句排比。又如:


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
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改
造我們的學習》)

這是複句排比。

毛澤東的語言進行詞語排比和句子排比時,往往把結構相同或相近的詞
語和句子排列得很多,構成很長的排比句。這種類型的排比句,可以稱為「長
排」。例如:

..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
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
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排比句中,共有七個結構相近的詞組排比。還有更多的: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
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
顯現的面貌。(《矛盾論》)

這個句中,共有12 個單詞排比。

以上是很長的詞組排比。還有很長的句子排比。例如,在《論聯合政府》
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兩面派政策時,一共列舉了七項事實,
他列舉其中每一項具體事實所使用的句式都是「一面..,一面又..」的
複句形式,這是由七個相同句式構成的「長排」,約近500 字之多。同一篇
報告中,在闡述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共同綱領中的具體綱領,即中
國人民當時的要求時,毛澤東共提出了37 項具體要求。他在表述這37 項具
體要求的形式中,有36 項都是「要求..」這樣的句式(其中有單句,也有
緊縮複句),在總體上結構相近,故仍屬於排比句式,由36 個句子、一千餘
字構成一組長排句,這不但在排比句中罕見,就是在整個語言學發展史上,
也可算是獨一無二。

毛澤東運用排比式時,常常把幾組排比句連在一起,這種類型的排比,
可以稱為「合排」。例如:

情況的瞭解,任務的確定,兵力的部署,軍事和政治教育的實施,給養
的籌劃,裝備的整理,民眾條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領導者們的過細考
慮、切實執行和檢查執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是由兩組詞組排比構成的排比句:「情況..配合」是一組排比,它由七
個詞組並列構成;「過細..檢查執行」是一組排比,它由三個詞組並列構
成。因此,這屬於「合排」。

大家知道,運用排比式的結果,除了能給人一種邏輯上的整齊美之外,
主要就是造成一氣呵成、勢如破竹的氣勢,從而產生較強的感染力,而所謂
長排和合排,就更能增強這種氣勢和感染力。

應當說明的是,毛澤東運用的排比句,有的實際上屬於總分式、分總式


或總分總式句法中的「分」的部分。例如下面一段文字:

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
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
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勤儉辦社〉
一文按語》)

這段文字中開頭部分「勤儉經營..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是總提,結尾部
分「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是總收,中間部分對各種「事業」的
敘述則是分述。而這分述部分,則是並列的排比形式,它是總分總式中的排
比。

另外,毛澤東有時還合用排比式與對偶式,即使排比句中的排比部分成
為對偶的形式,這種類型的句式習慣上稱為排偶句。

例一: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例二:
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
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
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1936 年9 月22 日《致蔡元培》)


從內容角度看,上面兩則例子都是排比句。可是例一中的「堅定正確」、「艱
苦樸素」和「靈活機動」三個詞組基本相互對偶,「政治方向」、「工作作
風」和「戰略戰術」也基本相互對偶;例二中的每一分句首與尾的「河山」、
「人民」和「城郭」也都分別相互對偶。可見它們都是排比式與對偶式的合
用,因此都屬於排偶句。

其實,排比句與對偶句經常結合在一起,這是二者都要求句子和詞語結
構相同的緣故。回過頭看,我們前面列舉的所有的排比句,除了很少特殊者
以外,多數排比句中都含有時偶的因素。

排偶句同時具有排比句和對偶句兩種優點。
毛澤東的語言中,有時還出現較長的排偶句:


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
敵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
工廠只能一個一個地蓋,
農民犁田只能一塊一塊地犁,
就是吃飯也是如此。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樣的排偶句,更具有整齊美,氣勢和感染力也更強。

間隔排比。以上我們評述的排比,都屬於連續排比。毛澤東有時使文章
或講話中各個並列段落的開頭的句子構成排比句,這種排比句稱為間隔排
比。例如,在《民眾的大聯合》(二)一文中,有七個並列的自然段,其各


個開頭的句子如下:

a.諸君!我們是農夫。
b.諸君!我們是工人。
c.諸君!我們是學生。
d.諸君!我們是女子。
e.諸君!我們是小學教師。
f.諸君!我們是警察。
g.諸君!我們是車伕。
這種排比,實際上是把排比式運用到了文章或講話更大的內容範圍之
中,因而使整篇文章或講話具有更大的氣勢和感染力。

排比句中的各個句子和各個有關詞語,一般都並列地排列著,不必區分
其次序。毛澤東語言中的排比句也是如此。但有時用來排比的語句也有先後、
輕重、緩急次序:

祝賀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在接見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主
席團時的講話》)

這是針對青年特點講的話,把「身體好」放在最前面,說明這一點最重
要;把「學習好」放在其次,把「工作好」放在最後,是說它們是第二位和
第三位的。這樣的次序安排,顯然不是隨意的,如果仔細辨析毛澤東用過的
排比句中各個分句或各個有關詞語,往往體現著更深刻的含義。這是我們不
能忽略的。

4層遞式
毛澤東運用的層遞句式,有的由詞組構成,有的由句組構成。如:
例一:
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
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例二:

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
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

例一中「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四個詞語具有明確的時間順序,是明顯
的層遞式:例二中的「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是四個
單句,其中的「討論」、「決定」、「實行」、「檢查」四個單詞的內容,
表面上看似乎具有並列關係、屬於排比式,但仔細分析,它們仍然具有很明
確的時間順序:討論之後,才能決定;決定之後,才能實行;實行之後,才
能檢查。因此,這個形式仍屬於層遞式。不過它是由句子構成的。

一般情況下,層遞式只有三種具體情況:階升、階降和升降結合。毛澤


東對這三種情況的層遞式均有應用。而且,他所運用的層遞句,具有多種性
質:有的帶有時間性,有的帶有程度性,有的帶有範圍性,有的還帶有概念
的具體性或抽像性。這樣,他所運用的層遞句,就又可以分為時間性階升、
時間性階降,程度性階升、程度性階降,範圍性階升、範圍性階降,抽像性
階升(或具體性階降),抽豫性階降(或具體性階升)等許多更具體的情況。

時間性階升。如上文所引用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關心
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兩則例文,由於其句式層遞的內容都具有由
昔及今的時間順序,所以都屬於時間性階升。

時間性階降。這種層遞式,句子或詞語內容的順序是以由今及昔的順序
排列。例如,在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中,全文共有三個自然段:第一段說的是「三年以來」(1946 年到1949 年)
的內容,追憶到1946 年的解放戰爭開始;第二段說的是「三十年以來」(1919 
年到1949 年)的內容,追憶到1919 年的「五四」運動:第三段說的是「一
千八百四十年」以來(1840 年到1949 年)的內容,追憶到鴉片戰爭。這三
個段落內容的時間性完全屬於逆序。這就是時間性階降。

程度性階升。所謂程度性階升,就是列舉的內容在程度上或數量上一層
比一層加大、加多或加深。例如:

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指國民黨反動派——引者)消滅
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 
徹底舒服。(《關於重慶談判》)

文中「一點」、「多」、「徹底」的順序,顯示著數量逐步加大,程度逐步
加深,所以這是程度性階升。

程度性階降。恰好與程度性階升相反。例如,1950 年召開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集各方面人士討論總結了過去時
期的經驗,決定了各項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閉幕詞中列舉了參加討論
的各方面人士,其順序是這樣的: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們、中央人民
政府、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各省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
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的代表(列席)、特邀的愛國人士(列
席)。這個順序,顯然是按照參加討論人士的級別和重要性逐步降低的程度
排列的,因此屬於程度性階降(參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有時毛澤
東竟完全按照數量的逐步減少來安排有關內容,其程度階降性更明顯:

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
分之九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七十
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馬克思主
義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馬克思主義。(《黨內團結的
辯證方法》)

這段話,除了最後一句以外,都是以數量逐步減少來安排內容的,表示某些
人掌握馬克思主義程度越來越低。

範圍性階升。這是以內容的範圍越來越擴大來安排順序的層遞句:


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
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後掙扎,表示了人民大
眾逐漸接近了勝利。這在中國是如此,在整個東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
如此。(《新民主主義論》)

這段話中,加點的三個分句是範圍性階升。因為「中國」小於「整個東方」,
「整個東方」又小於「世界」。又如,毛澤東在1951 年10 月23 日的一篇講
話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一致,並好好地和我們的蘇聯盟友團
結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
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一致..(《大運動的偉大勝利》)

這段話也是把內容的範圍一步步擴大,從「我國人民自己」一直擴大到「世
界上一切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這也屬於範圍性階升。
範圍性階降。這與範圍性階升相反,其內容範圍越來越小:

如果..把真理打爛,就是把中國人民打爛了,把中國無產階級打爛
了,也就是把中國共產黨打爛了。(《時局及其他問題》)

這句話中,「中國人民」大於「中國無產階級」,「中國無產階級」又大於
「中國共產黨」,範圍逐漸縮小,所以它屬於範圍性階降。
抽像性階升(或具體性階降)。這是層遞句中每一個句子或詞語的概念
從特殊逐步地抽像化,最後變成最抽像的概念。例如: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
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
命的理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這裡提到了三種「理論」,第一種「理論」涉及到具體的人們和做法,最具
體;第二種「理論」比前一種「理論」抽像,但比第三種「理論」具體;第
三種「理論」僅僅表明是什麼性質,最抽像。就是說,這三種「理論」屬於
抽像性階升(或具體性階降)。

抽像性階降(或具體性階升)。與抽像性階升相反,它是使層遞句中的
句子或詞語的概念從抽像性逐步地過渡到特殊性。
例如: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
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
不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
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三種「規律」——「戰爭的」、「革命戰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其
概念一個比一個具體,即前者最抽像,後者最特殊,居中者介於兩者之間;
三種「人」——「指導戰爭的」、「指導革命戰爭的」、「指導中國革命戰
爭的」,其概念也是一樣。這就是抽像性階降(或具體性階升)。

以上我們評述的毛澤東語言中的層遞式,都屬於某一單純角度的層遞
式。這種情況比較多。不過,他也有時同時從兩個角度來安排層遞句式。請
看下面的例子:

由於是農村,由於是經常被敵人推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
村,部隊和機關就必須生產。(《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

這是毛澤東抗日戰爭時期講的話,他強調在極端特殊情況下的農村,我們的
部隊和機關必須親自從事生產。但他沒有開始就講極端特殊情況的農村,而
是從一般(即抽像)的農村講起;再講較為具體(較為特殊)的農村,這種
農村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最後才講極端特殊的農村,這種農村是「長
期戰爭的」。可見這是屬於從抽像到較為具體,再到最具體的抽像性階降(或
具體性階升)式的層遞句。另外,它還可以被認為是從程度性角度運用的層
遞式。從環境艱苦的程度來說,正常的「農村」就是艱苦的,「經常被敵人
摧殘的農村」比正常的「農村」艱苦,「長期戰爭的農村」又比」經常被敵
人摧殘的農村」艱苦。從這個角度看,這也是層遞式。所以這句話,不但是
抽像性階降(或具體性階升),而且又是程度性階升。

同時從兩個角度運用層遞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毛澤東為人民
英雄紀念碑題寫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全文如下: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

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

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

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篇碑文,如果從程度的角度來看,「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由
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即一百多年以來),其數量在逐漸加大,所以
這屬於程度性階升;如果單一從時間角度看,則是逆序,即由令及昔,也即
「上溯」,因而又屬於時間性階降。這篇碑文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的頭一天,即1949 年9 月30 日。當時的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者,在這個時刻裡,定然是感慨萬千,浮想聯翩,自然而然地撫今追昔,從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想到解放戰爭,從解放戰爭想到」五四」運動(三十年前
的1919 年),又從「五四」運動想到鴉片戰爭(1840 年)。從這個角度看,
這顯然是時間性階降。從程度性階升角度看,毛澤東並未把解放戰爭的勝利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看作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把它們看作是量的積累之
後的質的飛躍;從時間性階降角度看,毛澤東也沒有把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們看作是中國革命史長河
中的高潮。由於毛澤東能夠既從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又從歷史的聯繫中看待同


一事物,所以才寫出這篇無與倫比的碑文。難怪美國的《毛澤東傳》的作者
R·特裡爾這樣認為:「我想毛澤東的任何一位同事都不可能寫出這樣的碑
文。」

5頂針式
所謂頂針式,是說前一語句的末尾詞語與後一語句的開頭詞語相重複,
就像縫衣的針腳一樣,前一針腳的末針,正是後一針腳的首針,前後兩針重
復相連。這樣的句法,使得前後兩句義脈不斷,連接緊密。毛澤東的語言中,
頂針式雖然運用得不是很多,但也都運用得很得體,很靈活。

毛澤東運用的頂針式,有順向頂針和逆向頂針兩種,其中也有三個分句
以上的頂針式,可以稱為連珠式。
順向頂針。這是指按照事物形成的正常發展或認識順序而安排的頂針。
例如: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改造我們的
學習》)

逆向頂針。如句子順序與事物正常發展或對其正常認識相反,這樣的頂
針則是逆向頂針。例如: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
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
來的思索。(《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段話有兩處頂針,第一處是兩個「正確的決心」,第二處是兩個「正確的
判斷」。按照對事物的正常認識順序應該是:首先作到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
以及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然後產生
正確的決心,最後才能作出正確的軍事部署。而毛澤東對這個事理的闡述,
正好與這個認識順序相反,因此這屬於逆向頂針。

像上面這樣包含兩處頂針(即含有三個分句)的頂針句式,也叫連珠式
頂針。由於它是逆向頂針,所以也叫逆向連珠頂針式。順向頂針也有連珠式。
例如:

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引自1967 年6 月30 日《人民日報》)

「召」後才能「來」,「來」後才能「戰」,「戰」後才能「勝」,這樣的
敘述,完全合乎事物的自然程序,所以這是順向連珠頂針式。
連珠式頂針能夠把更多事理緊密聯繫起來,先在形式上使句與句之間接
榫搭橋,聯結緊密,又使內容單線直進,有如流水不斷,顯得格外順暢。
毛澤東運用頂針式很靈活。有時他在頂針詞語之間夾有少量其他詞語。
但並不影響頂針效果。例如:

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
的談話》)


毛澤東在頂針的兩個單詞「真理」之間加了一個連詞「而」。又如: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
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
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愚公移山》)

這段話中頂針的詞語是「上帝」和「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即「全國人民
大眾」)。這是連珠式頂針。它的第一處頂針詞兩個「上帝」之間夾有「的」
和「這個」兩個詞語。

以上這兩則例子中的頂針詞語之間雖然都夾有其他詞語,不但不影響其
頂針效果,反而讓人感到更加活潑而有變化。

6回文式
毛澤東運用的回文式有兩種:一種是對回文中兩個具有矛盾或反對關係
的分句的內容都作肯定,一種是對其中一個分句的內容加以肯定,而對另一
個分句的內容加以否定。前者如: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實
踐論》)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和「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儘管
二者具有矛盾關係,但都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必要條件。因此,二者都
是應該肯定的。又如: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搶,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戰爭和戰略問題》)

這則例子中「黨指揮槍」與「槍指揮黨」是回文式。很明顯,作者是肯定前
者而否定後者。像這樣的回文式,在回文的兩個分句之間夾有一些其他少量
詞語,也可以稱為間隔回文式;而像上文《實踐論》中關於理性認識與感性
認識關係那樣的回文式,在回文中兩個分句之間沒有任何詞語的間隔,就是
說,前一個分句末尾的詞語與後一個分句開頭的詞語緊相銜接而又重複,造
成一種頂針式,這時也可稱為頂針回文式。

毛澤東還有時連續運用回立式。例如,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
的?》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
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

這段活就是由「物質到精神」、「精神到物質」與「實踐到認識」、「認識
到實踐」兩組回文構成的。

回文式的好處,從形式上看,兩個分句中,其首句句尾與末句句首相互
重複,其首句句首與末句句尾也相互重複,且兩個分句的字數也基本相等,
所以它同時具有三種美感:緊湊美、迴環美、勻稱美。從內容上說,所有回
文式的兩個單句的內容都具有矛盾關係或反對關係,因而它便於從事物或問
題內部的正反兩個方面深刻而準確地反映其本質上的聯繫和規律,實際上就


是便於辯證地看待事物或問題,加上它的用語一般都比較精練,簡潔,故顯
得生動、有力。因而又可以說,回文式還具有一種美感——哲理美。例如毛
澤東說:「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論持久戰》)
這則回文式,字數不多,但其中包蘊著深刻、生動而又有力的內容。正是由
於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才使毛澤東所運用的回文,基本上都形成了格言或
警句。

除此以外,毛澤東的語言中,還時而發現有這樣的句子:「走狗不走」
(《評戰犯求和》)、「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等等。這種類型的句式,雖然與一般的回文式屬於複句的情況不同,它們都
屬於單句,僅僅是句首與句尾的詞語相互重複,但也同時具有迴環美和哲理
美,其形式和內容也與回文有某些相似之處,仍然值得人們借鑒和學習。

3.章法的邏輯性
什麼叫章法?據《辭海》(1980 年版)解釋,章法就是「指詩文作者在
安排全篇章節時的若干方法」。什麼叫邏輯?按照毛澤東的理解,「邏輯就
是管文章前後不矛盾」(引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准此,這裡所
說的「章法的邏輯性」,主要是指毛澤東文章和講話中章節(包括層次、段
落等)順序安排的合理性(即「不矛盾」)。

毛澤東的語言十分重視邏輯性。關於句法的邏輯性,我們在上一節已經
評述了一些具體方式、方法和技巧,可以略見一斑,關於詞語的邏輯性,我
們沒有作具體評述(這部分內容,一般人都容易理解,故本書不打算再作具
體評述),但不是說毛澤東並不講究詞語的邏輯性。比如,「堅決、徹底、
乾淨、全部」這組單詞,在《毛澤東選集》三、四兩卷中,至少先後共使用
過五次(見1991 年第2 版第1097、1112、1375、1389、1451 頁),而其順
序始終沒有變動過。毛澤東對詞語和句法中這樣局部的邏輯性如此重視,對
章法(層次、段落等)這樣關係到全局性的邏輯更重視。因此,很有必要對
毛澤東語言中章法的邏輯性加以較為系統的評述,以便於我們從中學習更多
的關於謀篇佈局及其細部安排的方法和技巧。

關於毛澤東語言中章法邏輯性的問題,這裡從三個較大的方面加以評
述:一,關於中心觀點的位置安排;二,關於整體與部分關係的處理;三,
關於部分與部分關係的處理。

1中心觀點的位置安排
毛澤東的每一篇文章和講話,基本上都有一個明確的中心觀點。他對中
心觀點的安排,大體上有三種情況:一種是放在篇首,一種是放在篇中,一
種是放在篇末。根據不同的需要,他總是把中心觀點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把中心觀點放在篇首。毛澤東有不少的文章和講話,總是習慣於把中心
觀點放在開頭。例如,《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講話,其開頭一句話是這樣
的: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

這句話就是全篇的主題。它提得直接、簡潔。

當然,毛澤東把中心觀點放在開頭,並不總是這樣直接、簡沽,他也往
往通過提出矛盾或問題順勢提出中心觀點。《反對自由主義》一文的中心觀
點,就是反對自由主義。這篇文章的開頭,先指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


爭」,接著又說」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這就用對比的方法提出了一個
矛盾,反對自由主義這個中心觀點雖然表面上並沒有直接提出來,而它卻寓
於這個矛盾之中了。

這種在文章或講話的開頭便提出中心觀點的作法,明顯的優點是開宗明
義,旗幟鮮明,一下子就能表明作者或講話人的明朗態度和意圖,便於轉入
具體的闡述,同時也便於讀者或聽眾掌握全篇主旨。

把中心觀點放在篇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開頭層次針對當
時的抗日工作提出一個中心問題——若干抗日根據地未能很好地執行中央確
定的精兵簡政的政策(這個中心問題並不是全文的中心觀點);中間層次具
體分析實行精兵簡政政策的兩條重要根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總目標和
當前新形勢的需要。就在對這兩條根據的具體分析中,提出了精兵簡政很重
要這個中心觀點;最後一個層次,再闡述這個中心觀點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這個中心觀點恰恰就處在全文中間的層次之中。

這種安排中心觀點的好處是,「前拱之」而「後衛之」,因而使中心觀
點更加堅實有力,並且使全文各大層次的內容有機地連貫起來,顯得結構緊
密。

把中心觀點放在篇末。這種安排中心觀點的方式,一般也是在開頭的層
次中提出有關問題,中間的層次對這個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最後在結尾時才
推出中心觀點。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實踐論》、《矛盾論》、
《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和講話,就都是這樣安排
中心觀點的。現在僅就《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為例,便
足以說明這種情況。

這篇講話是全面抗戰開始不久的1937 年10 月19 日作的,對象是陝北公
學的教職員和學員。講話的開頭部分先交代當時杭戰需要「大批的積極分子
來領導,需要大批的精練的先鋒隊來開闊道路」的形勢,接著講陝北公學在
這樣「惡劣的環境裡」,正是應該成為造就像魯迅那樣「革命先鋒的場所」,
這是提出的任務;中間部分逐條闡述屬於真正「革命先鋒」的魯迅具有哪些
性格特點(即一一闡述魯迅的「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
三個特點);講話末尾部分,先在上述基礎上,經過綜合,歸納出「一種偉
大的『魯迅精神』」,最後再結合講話開頭闡明的形勢和任務,推出全篇的
中心觀點:「要學習魯迅的精神」。

這種安排中心觀點的方式,使中心觀點在交代和分析問題的基礎上自然
得出,有如水到渠成,顯得順理戌章,立論紮實,並且極易取信於讀者或聽
眾。

2整體與部分關係的處理
毛澤東文章和講話的內容,綱領昭暢,條理分明,並且十分合理,這是
他的語言具有高度準確性又一方面的重要體現。實際上,這就是善於處理文
章和講話中的各個層次、段落以及各個層次之間、段落之間關係和順序的問
題。

這種情況有以下幾種具體形式:

總分總式。先總提,中分述,後總收,簡稱總分總式。毛澤東有許多文
章都是在開頭提出中心觀點或中心問題(參考上一節「中心觀點的位置安排」
中有關內容),這謂之總提(有時在總提中還簡要地列出中心問題的幾個側
面);中間部分分別從若干側面進行分析、論證,這是分述;到文章結尾時


則加以歸納、概括,做出結論,這是總收。實際上這就是提出問題、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的模式。毛澤東整篇的文章和講話中,這種模式很多。由於這
種模式的運用,才使得他的這些文章和講話綱目明朗,條分縷析,結構圓整。
不過,由於這種純粹的總分總式,人們比較熟悉,這裡就不再多加評述。下
面僅就其中的特殊情況,作一些具體說明。

毛澤東運用總分總式很靈活,他並不總是按照這種標準模式安排文章的
結構。他的文章或講話,有時只有分述、總收而沒有總提(這種情況可以稱
為分總式),有時又僅有總提、分述而沒有總收(這種情況可以稱為總分式)。
例如,他在1949 年4 月21 日起草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開頭是講發佈
進軍令的背景、原因,這是總提;後面分條列舉了四條命令內容,這是分述。
奇怪的是,文章在分述之後並沒有加以歸納概括,而是戛然而止,可見這篇
文章沒作總收。實際上,這種情況下的文章或講話,只有開頭和中段,而沒
有結尾。其他諸如《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
針》等文章和講話,都屬於這種類型。這種使文章沒有結尾的情況,實際上
是毛澤東不受傳統結構方式束縛,「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體現,在開頭
和中段,如果道理已經講明,問題已經說清,當然就沒有必要再作總收,應
該及時打住,顯得更為簡潔。又如,《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
一文,全文共分為四大部分,前三部分分別談了「方針」、「辦法」和「前
途」,這是分述,第四部分是「結論」,這是總收。可見這篇文章僅有中段
分述和結尾總收,而沒有作開篇總提。毛澤東的這種類型的文章和講活也有
一定的數量。不過,凡是這些全篇文章和講話沒有總提或開頭時,其文章或
講話的標題便是它們的總提。因此這種類型的文章和講話,也還是有綱有目,
不至於使人產生眉目不清的感覺。

另外,總分總這種模式,毛澤東不僅常用它安排整篇文章或講話的結構,
而且也常常用它安排文章和講話中內容較為複雜、篇幅較長、相對獨立的段
落或層次。例如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關於自由主義的11 種表現形式的
層次,《〈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關於中國革命「三個法寶」(統一戰
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的層次,《反對黨八股》中關於逐條分析、批判
黨八股八大罪狀的層次,等等,它們都是內容相當複雜、篇幅很長又相對獨
立的大層次,所以毛澤東都用了總分總大的結構進行闡述。關於這方面的具
體情況,請參閱下文「局部與局部關係的處理」一節文字中的有關內容。

毛澤東在同一篇文章或講話中,如果必要的話,對總分總式中「分」的
部分的較小的內容,往往又安排為較小的總分總式,即大的總分總中又有小
的總分總,甚至對其中具體的分述仍然繼續作同樣的處理。這就使他的語言
總後有分,分中有總、環環相扣,邏輯性很強。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有總
提、分述而無總收,或有分述、總收而無總提的現象,就更為多見了。

並列式。毛澤東的語言中還有一種少見的現象:文章(一般不包括講話)
的各個段落和層次,彼此均衡地排列著,這種形式稱為並列式或橫式。這種
情況,有時見於全篇,有時見於局部之中。如果見之於全篇,從總分總式的
角度看,則既無總提(當然其標題仍可視為總提),又無總收,即既無開頭,
又無結尾。它只有分述的部分,好像是總分總式被掐頭去尾而後形成的結果。
例如,《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
工作和整黨工作》等文章就都是這樣。毛澤東也常常把這種並列式用於那些
較大的相對獨立的層次之中,使各個較小的層次或段落較為均衡地排列在一


起。這就是把並列式運用到局部的情況。

毛澤東十分喜歡運用並列式安排文章的各個層次和段落。在他的文章
中,有一種極為特殊的形式——條項式。所謂條項式,就是把文章各個層次
或段落分別用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各種序碼編成序列,顯得文章條理格外
清晰。這種作法並非屬於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所批評的那種「甲乙丙
丁,開中藥鋪」的不良傾向,因為他的文章和講話都有「真切的內容」,並
且內容都「按照事物的內部的聯繫來分類」,並不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
來分類」,因此並不是「概念的遊戲」。

這種條項式,毛澤東不僅在文章的局部中用得很多,而且還在全篇中經
常運用。在全篇中運用的條項式,稱為條項貫通式,它是從開頭到結尾,對
所有層次和段落(包括序言和結論)生部按序碼標列。在《毛澤東選集》第
2 版1—4 卷中共有159 篇文章和講話,據初步統計,其中運用條項式者共83
篇,超過總篇數的二分之一;在83 篇條項式者之中,屬於條項貫通式者

共43 篇,也超過一般條項式者的二分之一。其中還有些篇章的格式與應
用文中「條例」的寫法一樣,全篇分為若干項,每一項下又分為若干條,項
下各條均以統一序碼,按全篇統一編排,使之既有大層次之分,又成為一個
整體。例如,《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一文,全篇就列有三大
項20 條。毛澤東運用條項貫通式,不但在一般的通知、報告、總結、通報、
指示、決定中運用,在書信,甚至在學術論文中也常常使用。例如,1922 年
6 月20 日《致施夏亮並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1936 年10 月22 日《致葉劍
英、劉鼎》、1936 年9 月11 日《致彭德懷、劉曉、李富春》等(見《毛澤
東書信選集》),這些書信都是條項貫通式;《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
存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分章分節)、《抗日游擊戰爭的
戰略問題》(分章分節)、《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
府》等,這些學術論文也都屬於條項貫通式。其中《論持久戰》一文,全文
共分21 項(每項都用小標題標示,未編序碼),多達120 條,實為一般文章
或論文中條項貫通式的典範。

然而,從實質上說,在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層次或段落在全篇中純
屬並列式或橫式者並不很多,那些條項式或條項貫通式者也是如此。有些文
章,表面上看,它們由序碼編排而成,似乎屬於並列式,但是,如果仔細辨
析,其第一項或第一條往往屬於總提性質,實際上屬於開頭;其最後一項或
一條往往具有總收性質,實際上屬於結尾。如《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
計》、《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
均屬於條項式,但其第一條均屬於總提性的開頭;《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
戰勝利而鬥爭》、《學習和時局》、《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迎
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關於工商業政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也都屬於條項式,但其第一條都是總提
性的開頭,最後一條則都是總收性的結尾。

層遞式。文章和講話中的詞語、句式可運用層遞式,各層次或段落之間
的順序,也可運用層遞式。毛澤東有些文章和講話的全篇,就是運用層遞式
安排其各個層次或段落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週年大
會上的講話》,開頭先簡略講述形勢,然後根據形勢提出任務,應該造就大
批的先鋒戰士;中間分析和論述魯迅的性格特點,說明魯迅就是這樣的先鋒
戰士,最後號召人們學習魯迅精神。其每一層次的內容都是前一層次內容的


自然引伸和發展,逐層深入。這就是全篇範圍內的層遞式。毛澤東用這種方
式安排全文的層次或段落,在那些純議論文中體現得比較多。比如《矛盾論》,
全文共分七個部分:一,先從形而上學和辯證法這兩種宇宙觀談起。二,談
矛盾的普遍性。三,談矛盾的特殊性,這兩部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是並列的,但對於宇宙觀問題來說,他們要具體得多;並且,矛盾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並列也是相對的,矛盾的特殊性要比普遍性具體得多。四,談矛
盾的兩個方面(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它們是矛盾特殊性中的具體問題。
五,談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同一性和鬥爭性又是矛盾兩個
方面中的具體問題。六,談矛盾的對抗性中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屬於矛盾斗
爭性的具體問題。七,結論,這是在上述分析和論述的基礎上推出來的中心
觀點,即矛盾的法則主要就是對立統一的法則,這個法則是自然和讓會乃至
思維的根本法則。這七部分內容,一步比一步具體,一步比一步深入,最後
上升到最高的理論認識,其層遞性清晰而自然。

總之,從全篇角度看,毛澤東安排各個層次或段落主要有總分總式(含
分總式和總分式)、並列式和層遞式三種方式。

3局部與局部關係的處理
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不但重視全局與局部之間的邏輯性,而且也十分
重視局部與局部之間的邏輯性,很少帶有明顯的隨意性。這種邏輯性,主要
體現在此一層次或段落與彼一層次或段落的銜接、過渡和呼應等各個方面。

關於層次或段落間的內容銜接。毛澤東在處理層次或段落間的銜接方式
時,情況很複雜。其中有分接、合接、順接、轉接等。如果層次或段落由總
到分,分述部分對於總提來說屬於分接,也稱平接;如果由分到總,則屬於
合接;如果層次或段落按序碼、不同的空間、事物的各個側面(包括性質、
特點、作用等,以及總分總式中「分」的各部分內容等)並列順序排列,則
屬於橫接;如果按時間或由因到果順序排列,則屬於順接;如果按逆向時間
或由果到因順序排列,則屬於反接;如果按層遞、矛盾和反對關係排列,則
屬於轉接。毛澤東對於這些銜接方式均有所運用。

然而,毛澤東運用這些銜接方式的技巧不在於多,而在於自然和靈活。
他可以同一種方式連用,也可以幾種方式互用,還可以在此一種方式中含用
彼一種方式。這些具體情況,大多比較易於理解。這裡僅就某些極為特殊的
情況稍加說明。

一種情況是連續轉接式。這種轉接式,多用屬於層遞性的內容。例如,
在《實踐論》中,有一個較大的層遞性層次,共有五個自然段。其後四個自
然段中的每一個自然段對於它前面的自然段的內容都是遞進的,因而都屬於
轉接式。第一個自然段的內容是,只有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
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才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第二個自然段卻說:認
識過程到這裡並沒有完結。於是就講,理性認識還應該回到實踐中去,一是
為了改造世界,一是為了接受檢驗,繼續加以完善。說完這樣的內容,我們
讀者以為,認識過程可以結束了,可是第三個自然段卻又轉而提個問題:「說
到這裡,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接著通過列舉實例加以回答,既完成,
又沒有完成:那些被實踐大體證實了的認識算是完成了,那些被實踐證明不
完善、具有某種程度的失誤需要補充、完善和完全失誤需要糾正的認識,就
沒有完成。對某一階段某一事物的認識,只有經過反覆實踐證明,這一階段
的認識運動才告結束。可是,第四個自然段又說,「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


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你看,還是沒有完成!毛澤東又
把認識運動放置到整個「自然界」和「社會」範圍中考察。他說,對事物的
認識,某一階段可以結束,但它仍是發展的,人們的認識「仍然需要跟著推
移轉變」,所以上述的認識運動仍然不算結束,人們的認識只有隨著事物的
變化而變化,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到這裡,對認識全過程的闡述算是結
束了。可是,還有更具體的認識問題需要說明,於是,第五個自然段又說: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情是常有的..」這是又一轉,轉而講人們要想
跟上事物的發展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總之,
這四個自然段的內容,由於層層遞進而一轉再轉,所以顯得步步深入,使事
理曲盡無遺。

另一種情況是橫接式的具體安排。毛澤東在運用橫接式時,雖然把某些
層次或段落看作是並列性的內容,但在安排它們的時候,也很注意其先後順
序。例如《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形式上完全屬於條項
貫通式(即屬於並列式):一,(堅決抵抗的和妥協退讓的)兩種方針;二,
兩套辦法;三,兩個前途;四,結論。表面上看,這四項內容均由數碼標列,
屬於並列式,可以不分先後。然而,前三項內容,首先確定方針,才能確定
辦法,確定辦法之後,才能看到前途,可見三者具有層遞關係。因此,當他
闡述完方針問題之後,在闡述辦法問題時說:「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之下,必
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到目的。」然後轉入具體的辦法問題的闡述。這
顯然是轉接式。闡述完辦法問題後,在闡述前途問題時說:「前途怎樣呢?
這是大家所擔心的。」這一設問,又是一振,因而也是轉接。它們三者一環
扣一環,其順序不可調換。至於把「結論」放在最後,當然也是合理的。由
此可知,各個層次或段落即使在形式上是並列式的,毛澤東也要對它們作精
心的銜接處理。

關於層次或段落間的形式過渡。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各個層次或段落
之間不但在內容上具有內在聯繫,而且在形式上也經常運用承上啟下的各種
關聯詞語、語句,甚至自然段,使之緊密勾連。這就是所謂的過渡問題。無
論上述哪一種內容銜接的方式,只要其內容間隔的跨度較大,他都要盡量運
用最合式的過渡技巧。

例如,在1920 年12 月1 日《致蔡和森等》,全信內容是談確定新民學
會「計劃」(即章程)的意見。其中第二條是闡述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方法
——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由。他共談了四「層」理由。由於各「層」
理由的內容雖然屬於橫接式,但都有一定的間隔跨度,所以他都作了過渡。
具體情況是: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的過渡是,「以上是第一層理由。第二
層,..」;第二層和第三層的過渡是,「以上從..是第二層理由。再說
第三層理由」;第三層和第四層的過渡是,「以上是第三層理由。再有一層,
是..」以上這些,都是過渡性詞語,它們每把兩個層次都緊密地聯繫了起
來。

如果說,毛澤東所使用的這些過渡性詞語為人們所常見,不足為奇,那
麼經常使用獨立的過渡句或過渡段,則可以說是他的語言中的一個特色了。

首先,在他的文章或講話中,大層次由總到分時,一般都要使用獨立的
過渡句或過渡段。例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反對自由主義》等
文章中,其開頭層次都是總提,或者提出要對中國各個階級進行分析,或者
提出要反對黨內各種自由主義的問題,在下面具體分析各階級的狀況,或者


羅列自由主義的各種表現時,作者都使用了一個簡潔的過渡句進行過渡。前
者用的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後者是:「自由主義有
各種表現。」這簡潔而獨立的過渡句兼過渡段的使用,既使上下兩個層次的
內容聯繫緊密(承上啟下),又使上下兩個層次內容的界限顯得清晰。

有時,毛澤東在安排過渡時,常常習慣於運用獨立的設問句,並使之成
為一個獨特的自然段,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總提與
分述之間那樣的設問句一樣;有時,過渡中還對設問簡要作答,即前一個過
渡句屬於設問,後一個過渡句屬於簡答,並分別使它們各自戍為一個自然段。
例如《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第一節是「目前政治形勢的特
點」,這屬於總提,下文在將要轉入對這個「特點」進行分述之前,作者就
連用了兩個這樣的過渡句: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

前一個過渡句屬於設問,後一個過渡句屬」於簡答。這兩個過渡句(也是兩
個自然段)的一問一答,構成了一個完美的過渡層次,達到了極理想的承上
啟下的作用。

其次,在兩個內容較複雜的較大的層次轉換時,毛澤東也經常使用過渡
句或過渡段。例如《矛盾論》中「矛盾的普遍性」一節,有兩個內容較為復
雜的大層次,前面一個層次講,各種運動的形式中均存在著矛盾,篇幅較長;
後面一個層次講,在事物運動的開始乃至整個過程中也都存在著矛盾,內容
也比較複雜,文字量也比較大。於是作者在二者之間用了一個較長的過渡段: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
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
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
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這個過渡段中,在句號以前的文字,用以「結其上」(當然也是承其上),
即是對前一個層次複雜內容的小結;在句號以後的文字,則是用以「開其下」,
即是對後一個層次進行分述的總提。無疑,這個過渡段,無論對於及時清理
作者自己的思路,還是清理讀者的思路,抑或是使兩個內容複雜、篇幅較長
的層次緊密勾連成為一體,效果都是十分理想的。

在一些條項式結構的文章或講話中,那些序碼和小標題,原本也屬於過
渡的好形式,但是,為了更好地使各大層次間的內容顯得更加清晰,更具有
內在的邏輯性,毛澤東仍然往往在其間安排一些必要的過渡語句。例如,《論
持久戰》是一篇典型的條項式論文,其「能動性在戰爭中」一節的開頭,是
全文的第59 條,這一條原文的開頭部分是這樣的:

(五九)以上說的,都是說明為什麼是持久戰和為什麼最後勝利是中國
的,大體上都是說的「是什麼」和「不是什麼」。以下,將轉到研究「怎樣
做」和「不怎樣做」的問題上。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後勝利?這就
是以下要答覆的問題。為了這個,我們將依次說明下列的問題:能動性在戰


爭中,戰爭和政治..

這一條文字,都是過渡,並且過渡得很巧妙。它分兩部分:「不是什麼」以
前是一部分,其後是一部分。前半部分也是對以上一個大層次的歸納、概括,
屬於「結其上」。實際上,在第59 條以前,作者共闡述了「問題的依據」、
「駁亡國論」等九項50 條(從第9 條至58 條)具體內容,這些內容「大體
上」均屬於「是什麼」(包括為什麼「是」)、「不是什麼」(包括為什麼
「不是」),它闡述的是全文中主要內容的前半部分,屬於一個相當大的層
次。過渡段的後一部分是「開其下」,這「下」的內容,也是一個相當大的
一個層次,其內容在過渡段中交代得清清楚楚,共包括18 項(在下文具體的
闡述中,作者把某些相近的內容作了合併,故形式上成了11 項),實際上這
是對全文主要內容後半部分(除了「結論」一項以外)這18 項內容所作的總
提。就是說,過渡段是對全文上半部分所作的小結和對下半部分所作的總提,
並且把它作為一條放在下半部分內容開頭的位置上。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
做?首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全文是由純粹條項式安排的結構,條項又很多,
每一個大層次中的條項也較多,如果不在較大的兩個層次之間及時作一下小
結和總提,而只使用序碼作為標誌,就會造成僅從形式上羅列現象的偏向,
顯得零散;而有了這樣的小結和總提,則在整體上會顯得系統化,也便於讀
者理解和把握。顯然,作者這樣做,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關於相關內容或層次間的照應。所謂照應,是指文章和講話中前後相距
較遠的層次與層次,或同一較大層次中,後文對前文回首相顧的一種章法。
上面我們評述的關於層次或段落間順序的銜接和過渡的情況,都屬於相鄰銜
接的方式和技巧,屬於近接,照應也屬於銜接技巧問題,但屬於遠接。毛澤
東在安排文章和講話的章法時,不但重視近接,而且也很講究遠接。

毛澤東在章法邏輯上運用的照應,除了內容與標題照應(包括結尾與標
題照應)以外,主要有兩種具體情況:一種是全篇中首尾兩大層次的照應,
一種是同一內容複雜的較大層次結束與開始的照應。

篇首與篇尾的照應。這種照應也稱首尾照應法、首尾圓合法。毛澤東有
不少運用這種照應技巧的文章和講話,其中最多的是:開頭一個層次提出具
體問題,結尾時根據中間層次的具體分析或論證回答開頭提出的問題。諸如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許
多文章的開頭和結尾,就都屬於這種情況。另外,還有些篇幅較長的文章和
講話,他常把結尾這個層次稱為「結論」,如果該文章或講話在開頭提出了
問題,那麼「結論」這個層次一般都是對那個問題的回答。例如《矛盾論》、
《論持久戰》等文章就都是這樣。

首尾照應法的好處是使全篇文章首尾相銜,產生一種圓合美,從而使全
篇成為一個完美的整體,故常為文學家所崇尚。由於這種照應法為大家所熟
悉,所以評述從略。

較大層次結束與開始的照應。這種照應,一般被應用在內容較為複雜、
篇幅較長,同時又屬於總分總式的較大的層次中。例如,在《反對自由主義》
中,關於自由主義11 種表現形式的那個層次,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
具體闡述「三個法寶」的那個層次,《反對黨八股》中關於對「黨八股」流
毒及對其逐條批判的那個層次,等等,就都屬於這樣的層次,其開頭皆屬於
總提,中間是分述,末尾是總收,同時也是對開頭的照應。現在以《〈共產


黨人〉發刊詞》中關於「三個法寶」的闡述為例來說明這種照應。這個層次
開頭說:

在這裡,讓我們對於這三個法寶,三個問題,分別地大略地說一下吧。

這句話屬於總提。文章接下去便一個一個地去「說」,這屬於分述。「說」
完之後,在這個層次結束時說。

這就是我們黨在十八個年頭中的主要的經歷和主要的問題。

這句話屬於總收,但同時又是對開頭總提的照應。所以這樣,是因為這個層
次的內容太複雜,篇幅也太長了。「三個法寶」,就是三大部分內容,且各
佔一個很長的自然段,共計約用4500 餘字,如果不用總提,特別是如果不用
總收來照應總提,就會使這部分內容(甚至其前後各層次的內容)眉目不清,
今讀者如墜五里霧中。因此,毛澤東這樣做,十分得體。


三分析方法的運用

毛澤東文章和講話的內容和形式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準確性,即思想具有
精闢性,形式具有嚴密的邏輯性,除了他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和具有清醒的頭
腦以外,主要原因就是能夠準確而熟練地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上義的分析方
法,即辯證分析法和具體分析法。這兩種分析方法是所有分析方法中最基礎
和最具根本性的分析方法。對辯證分析怯和具體分析法的熟練運用,是使毛
澤東成為語言藝術巨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1.辯證分析法的運用
毛澤東對辯證分析法的運用,極為靈活白由,因而使得他看問題深刻而
又準確。例如,1955 年毛澤東與物理學家錢三強有一次談話,錢三強認為,
物理學中的基本粒子(包括電子、質子和中子等)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而毛澤東卻認為:「從哲學的觀點來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
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的統一嘛!你們信不信?」他還肯定
地說,「你們不信,反正我信」,現在,實驗室裡還沒有做出來,將來,會
證明它們是可分的」(東方驥編《落日餘輝》)。這是個預言,後來這個預
言被準確地證明了,從基本粒子又分裂出新的粒子,並披命名為「毛粒子」。
其實,毛澤東許多精闢的見解和準確的語言,都是他熟練地運用辯證分析法
的結晶。

毛澤東運用的辯證分析法,涉及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有的方面,但主
要包括相互聯繫地看問題、發展變化地看問題和對立統一地看問題三個方面
內容。

1相互聯繫地看問題
毛澤東在分析某種事物時,總是注意從以下兩個方面著眼:一是把該事
物置於與其相關的總體事物之中去考察,從不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二是對待
那些相對獨立的事物,十分注意其內部各個側面的關係,從不顧此失彼。

第一,關於與總體事物聯繫考察的問題。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
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轉入低潮,許多人產生了悲觀情緒,甚至有人提出「紅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中國革命能否再度走向高潮?毛澤東當時這樣回
答:

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
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
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
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
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實中國革命的主
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
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1930 年1 月作出的「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這個
判斷或結論(也屬於預見),是十分準確的。為什麼這樣準確呢?這是因為,
他先把「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指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共產
黨等)放在了當時「中國落後的社會組織」當中,與當時反動統治階級一切
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聯繫起來進行比較(即考察),然後又把它推


及到世界範圍內(主要是西歐各國)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中間去,也進
行了比較。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中國革命雖然轉入低潮,但是,它不僅能夠
走向高潮,而且還要「比西歐快」的結論。對於中國革命中許多重大問題的
闡述,比如在諸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聯合
政府》中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其結論之所以都是那佯準確,就都是因為毛澤
東把事物這樣聯繫起來講的。

對於重大問題這樣看,對於一般問題他也這樣看,因而使得他的觀點或
語言都顯得全面。例如,他1933 年寫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全文內
容以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為中心(即文章主題),但他並沒有片面地強調經濟
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既明確指出當時的經濟工作必須圍繞革命戰爭進行,因
為當時的中心任務或目的是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又明確指出,經濟工作也
不能離開諸如「查田運動」、「檢舉運動」、實行「勞動法」、文化教育、
擴大紅軍等項重要工作任務去進行。這就使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這一中心觀點
的論述不顯得孤立片面。其他諸如,對於張思德的評價,也是把烈士放在「革
命隊伍」這個整體中,說他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為人民服
務》);對於「反對自由主義」的意義,也是把它看作是「進行積極思想鬥
爭」的「武器」之一,等等。這種與總體事物聯繫起來看問題的方法,避免
了片面性,從而使其內容和語言更全面、更準確。

第二,關於與各個側面聯繫起來考察的問題。毛澤東文章和講話中的詞
語順序,句子與句子順序,段落與段落,層次與層次的順序,都安排得準確、
合理,邏輯性嚴密,而如果毛澤東不是把每一相對獨立的事物或問題的內部
的各個側面聯繫起來,統一地進行比較、權衡,就不會創造出那麼準確、合
理、邏輯性強的並列、對偶、排比、層遞、頂針、回文,以及對比、因果等
具有明顯藝術性的語句、段落和層次。尤其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格外重視
事物或問題內部的兩個對立側面的關係。一般情況下,他從不孤立地看待其
中某一個側面,而總是對立統一地看待它們。由於這種情況也屬於對立統一
地看問題的範圍,所以放在下面進行單獨評述。

2發展變化地看問題
毛澤東看待事物,總是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等發展變化看侍它們,而
不是一成不變。例如,1938 年8 月22 日他在延安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過:

你學到一百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可能說「我已經學完了」,因
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
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
呢?據說是五十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後還要學多少
年呢?那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引東方驥編《落
日餘暉》)

這裡,毛澤東把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學習(認識主客觀世界的活動)都永遠
不會完結的道理閘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於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
是不停地運動著。

毛澤東的思想認識相當靈活,他能夠隨著事物的發展變化而及時地提出
新的見解。例如,1927 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以前,他認為中國的基本矛盾有兩
個:一個是中國和所有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一個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


間的矛盾;國民黨叛變革命之後到日本進攻中國(1931 年)以前,他認為突
出的矛盾又是工農政權和國民黨「尖銳對立」的矛盾;日本進攻中國和佔領
中國期間,他又認為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中國與一般帝國主義及其他
國內矛盾(包括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上了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對於矛盾的變化,毛澤東能「隨時期應變」,對於某些概念,他也能」
隨時而化」。1957 年他在解釋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時說:

..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
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
帝日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
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
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
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
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
民的敵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設社會主義三個時期中,對「人民」和「敵人」
概念的解釋是不相同的,是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變化的。也只有這樣的變化,
才能附合客觀實際,準確地把握現實,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是毛澤東善於發
展變化地看問題的一個很重要方面的體現。

毛澤東所認為的發展變化,還有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指事物在一定
購條件下,不但不斷地運動,而且逐步地向它自己的反面轉化,即大者將化
為小,小者將化為大,好者將化為壞,壞者將化為好,等等。例如,在《論
持久戰》中,他說,從當時看,中日戰爭初起時的雙方,日方處於主動優勢
地位,中方處於被動劣勢地位,但這並不會永遠如此,雙方必然通過戰爭過
程相互向反面轉化,即日方必然從主動優勢轉化為被動劣勢,中方則必然從
被動劣勢轉化為主動優勢。又如,關於中美建交問題,從延安時期一直到建
國後的1957 年,美國始終不與我們建交,這個時期內,毛澤東也始終認為,
「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
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這段話,毛澤東在延安時就曾經講過,
見《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美國尼
克松政府主動找我們建交的事實,都證明了毛澤東這些推斷的準確,其根據
也都是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這個基本原理。

毛澤東對重大問題持這種看法,對那些一般問題也處處持這種看法:「錯
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我們
黨的一些歷史經驗》);而「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
尾巴翹得高」(《論十大關係》)。這不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轉化論嗎?還有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如何增強人的體質的一段話:

愚昔嘗聞,人之官骸肌絡,及時而定,不復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歲以
後,即一成無變。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蓋日日變易者:新陳代謝之作用不
絕行於各部組織之間,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聰可以聰,雖六七十之人猶有改
易官骸之效,事蓋有必之者。又聞弱者難以轉而為強,今亦知其非是。蓋生


而強者,濫用其強,不戒於種種嗜欲,以漸戕賊其身,自謂天生好身手,得
此己足,尚待鍛煉?故至強者或終轉為至弱。至於弱者,則恆自憫其身之不
全,而懼其生之不永,兢業自持。於消極方面,則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損失。
於積極方面,則勤自鍛煉,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變而為強矣。故生而強者
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誘我以至於強,
未可知也。(《體育之研究》)

這段關於增強體質的議論,充滿了關於發展變化的辯證觀點。要知道,《體
育之研究》一文寫於1917 年,毛澤東那時就能持這樣的觀點看待問題,是難
能可貴的。

由於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事物在一定條件下會向自己的反面轉化,所以他
對革命和工作總要作適當的控制,不使其走向極端。無論走向哪個極端,他
都不贊成。因此,他既反對「左」,也反對右(「左」與右都是極端):打
勝仗時要防止「左」傾,打敗仗時要防止右傾;群眾未發動之時要防右,發
動起來要防「左」(《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1948 年的
整黨過程中,他要求對黨員的審察,既反對忽視成分(這是右),又反對唯
成分論(這是「左」);在土改工作中,要求既反對觀望不前(這是右),
又反對急性病(這是「左」);在領導工作中,要求既反對命令主義(這是
「左」),又反對尾巴主義(這是右);(見《糾正土地改革宣傳中的「左」
傾錯誤》)。對待文藝的作用,他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這是右),
也不贊成把它的重要性強調到錯誤的程度(這是「左」);(見《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3對立統一地看問題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不但把事物內部、外部之間的一般聯繫看
作一種規律,而且把其中對立統一的聯繫也看作是一種規律,而且把它看作
是一切規律中的最根本的規律。因此,他總是強調對事物要作一分為二的分
析,並且,他本人也習慣於這樣做。比如他對革命過程中民族資產階級的兩
面性的分析,對認識過程中精神與物質、認識與存在的分析,對革命和建設
過程中的「左」與右的分析,對思想領域中民主與集中、自由與紀律的分析,
對文藝創作中政治與藝術、動機與效果、普及與提高的分析,等等,他都從
對立統一或一分為二的角度闡述各種矛盾的聯繫。

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看問題,有兩種具體情況:一是習慣於從此一
側面考慮到與其相反的另一側面;二是認為任何一個事物或問題都具有兩重
性。

從此一側商看到另一側面。這種情況很多,例如關於思想包袱,他認為
犯過錯誤時有,未犯過錯誤時也有,工作無成績時有,工作有成績時也有,
鬥爭歷史短的有,鬥爭歷史長的也有,工農分子有,知識分子也有,青年人
有,老年人也有(《學習和時局》);談矛盾,他既談普遍性特點,也談特
殊性特點,既談主要矛盾,也談次要矛盾,既談主要矛盾方面,也談次要矛
盾方面(《矛盾論》);談認識過程,既談實踐,也談認識,既談物質,也
談精神,既談改造客觀世界,也談改造主觀世界(《實踐論》、《人的正確
思想是從哪裡來的?》);談行為規範,既談民主,也談集中,既談自由,
也談紀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等等,他都從事物正反(即
對立)兩個方面的聯繫闡述具體事物或問題,從不忽略其中某一個側面。


一般情況下,毛澤東認為事物都具有兩重性。因此,他對事物或問題既
不作絕對肯定,也不作絕對否定。他反對人們看問題「壞就是絕對的壞,一
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反對黨八股》)的態度,而
認為「壞中有好,好中有壞」。例如,1939 年他說,無產階級是「中國最基
本的動力」,但他又認為它有「不可避免的弱點」:「人數較少(和農民比
較),年齡較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和資
產階級比較)」(《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他還說,成績是好事,因
為它「能夠鼓勵人」,但是,「同時會使人驕傲」;錯誤是壞事,因為它能
「使人倒霉,使人著急,是個敵人」,但是它「同時也是我們很好的教員」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亂子」
是壞事,但也可以使我們接受教育,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關
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總之,他認為,好中之壞,或壞中之好,
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上的講話》)。

以上我們介紹了毛澤東對立統一地看問題中的「對立」的一個方面,另
一方面,他還經常把對立的兩個方面聯繫起來,即「統一」地看問題。關於
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如果對立的雙方都是值得肯定的,則對它們「一視同仁」,兼而
顧之。例如,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紀律,都是對立的兩個側面,又都是有益
的。毛澤東說:「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
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引1967 年
11 月18 日《解放軍報》)其他諸如對待矛盾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
盾和次要矛盾,事物轉化的內因與外因;戰爭中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規
律性和能動性,進攻與防禦,集中與分散,內線與外線,游擊戰與正規戰,
運動戰與陣地戰,殲滅戰與消耗戰;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與民主,聯合與
鬥爭;革命發展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認識過程中的物質與意識,認識與實
踐;文藝創作中的創作與生活,普及與提高,等等,論述時都是兼而顧之的。

第二,如果對立的雙方都是錯誤而必須否定的,毛澤東則對其完全否定,
之後,他會尋找出合理的第三種情況,加以肯定。例如,王明等「左」傾機
會主義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是「一切聯合,
否認鬥爭」,這是兩個極端,毛澤東就都給予否定,而主張「聯合中有鬥爭,
鬥爭中有聯合」的政策(《<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這樣做,自然也避
免了絕對化傾向。

第三,如果對立的雙方中一正一誤,或一好一壞(相對地說),毛澤東
就主張促使錯誤的或壞的一方向正確的或好的一方轉化。例如,戰爭中的進
攻與防禦、前進與後退、走直路和走彎路等各組矛盾中,相對地說,具對立
的前者一方是目的,屬於好的,後者一方是不好的,或者僅僅是一種手段,
因而毛澤東說,「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
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是說,他主張通
過表面上錯誤和不好的一方向正確或好的一方轉化。又如,不要戰爭和進行
戰爭、不要槍桿子和拿起槍桿子,也是前者好,後者壞,於是毛澤東就說:
「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
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戰爭和戰略問題》)這也是促使壞的一
方轉化為好的一方。這種使對立雙方統一起來的技巧,不但能使對立的雙方


建立起必然聯繫,而且可以從表面上的不合理達到本質上的最合理,因此,
辯證的意味更強烈,並且最具有藝術性。實際上這在哲學中被稱為悖論。毛
澤東運用這種技巧創造出許多如上面那樣的悻論式的警句。為了更明確這個
問題,讓我們再看下面《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的兩段話:

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

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罈罈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

爛罈罈罐罐。

這是毛澤東針對第五次反「圍剿」,黨內有人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
願作戰略退卻時講的兩段話。「喪失」與「不喪失」是對立的,前者似乎壞,
後者當然好,但二者並非無聯繫,絕對的不喪失,將會導致更嚴重的喪失;
一部分人家和全體人民、一時地和長期地打爛罈罈罐罐,也都是對立的,而
二者也有聯繫,如果不通過前者,將會產生後者。這些語言,表面上都悖於
常理,但仔細體味,卻又覺得合情入理,因為它們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2.具體分析法的運用
具體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共產主義》)。毛澤
東非常重視具體分析。平時,人們也常說,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然而,
什麼叫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往往又不大瞭然,其原因大約在於不知道什麼叫
具體,不如道什麼叫具體問題,當然也不知道什麼叫具體分析。如果我們讀
一些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或許就比較容易理解什麼叫具體問題和具體分析
了,因為毛澤東是最善於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思想家。

具體問題和具體分析中都有「具體」二字,但這兩個「具體」的含義有
所不同。具體問題中的「具體」,是指問題所處的特定的背景和條件,處在
特定的背景和條件下的問題,就叫做具體問題。而具體分析中的「具體」,
則有兩種含義:第一,把處在一定背景和條件下的問題,仍然放在那個背景
和條件下進行分析。第二,對總體或整體性問題內部情況及其聯繫作全面系
統地分析。由此可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共有兩類情況,一是把具體
問題放到該問題所特定的背景條件下進行考察,這種具體分折,可以稱為背
景條件分析法:二是對具體問題的內部結構及其聯繫進行系統地考察,這種
具體分析,可以稱為內部聯繫分析法。毛澤東對這兩種具體分析法的運用,
都有許多獨到之處。

1背景條件分析法
背景條件可分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和不同的立場三種情況。所以,
毛澤東運用的背景條件分析法又分為三種具體技巧:以不同時間為條件對具
體問題進行分析,叫做時間分析法;以不同空間為條件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叫做空間分析法;以不同立場為條件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叫做立場分析法。

時間分析法。毛澤東常常把具體問題放在特定的時間條件下來闡明問題
的本質和規律。他在分析解放前中國中產階級的兩面性時說:

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
她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


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
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
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在分析中產階級時,一方面把他們放在「感覺痛苦」的時候,一方面
又把他們放在「感覺到威脅」的時候,反映出他們在不同的形勢下(即時間),
具有不同的矛盾心理狀態,這就把他們的兩面性分析得「具體而微」了。

毛澤東在分析歷史問題時,常常運用這種時間分析法。例如,對於歷史
上一切反動派,他也是從不同的歷史時期來看待他們:處於上升時期,他們
是「真老虎」;而處於沒落時期,他們又是」紙老虎」(《和美國記者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題解)。這樣的分析,無疑是客觀而又準確的。

毛澤東也經常把具體問題放在現實時間條件下進行分析。抗日戰爭開始
不久,那些亡國論者用歷史上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國滅印度等國內外小
而強滅掉大而弱的國家,和落後滅亡進步國家的事例來證明中國「抗戰必亡」
的觀點,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就從當時「時代的特點」不同於歷史
上任何一個時期這個角度進行反駁,他指出,當時處在20 世紀30 年代,不
但中國與元朝滅宋、清朝滅明和英滅印度的時代不同,就是當時的日本與20
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也已不同。當時的日本發動戰爭正處在「世界
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世界各國或者已經遭遇戰爭
或者快要遭遇戰爭的時候,大家都正在或準備著為反抗野蠻侵略而戰」;其
次,中國本身「已經不能和別的任何歷史時期相比較」,不但比太平天國時
進步,也比辛亥革命時進步,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而是出現了資本主
義、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共產黨、紅軍,人民已經或正在覺悟,共產黨已
有了17 年革命經驗,另外,國際上還有蘇聯等國家的援助,等等,這些都是
中國不會亡國的重要原因。這樣依時代特點來分析具體問題,是令人折服的。

毛澤東運用時間分析法,有時還把著眼點放在未來上面。例如:

敵人退卻時往往將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經道路上的村莊放火燒燬,目
的在給予游擊戰爭根據地以破壞,但同時就使得敵人第二次進攻時沒有房子
住和沒有飯吃,害了他們自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文中所說之事,對敵人來說,是好事變壞事;對我們自己來說,又是壞事變
好事。而這「變」,就是著眼於未來而講的。因此,這種分析,也屬於時間
分析法。

空間分析法。這種分析法是以國度、地區等特殊空間環境為條件來分析
具體問題。毛澤東在闡述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得以產生
和存在時,指出了五個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前兩個:一是當時的中國
「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由於是落後的農業經濟
(即是自然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上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分割勢力範圍的分
裂政策,使這種落後經濟的半殖民地裡經常發生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
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白色政權之間「長期的分裂和戰爭」。由於
有了這種「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
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毛澤東說,這是一種「奇怪現象」,但這種「奇怪現象」只能出現在帝國主


義統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國,而在帝國主義國家內或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鞏固的
殖民地,都不會出現。正因為毛澤東抓住了半殖民地中國這個國度的特徵,
所以才準確地揭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會產生和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二是
毛澤東認為,並不是半殖民地的中國每個地方都能產生和長期存在著紅色政
權,「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紅色政權既不能產生,也不能
長期存在,它只能產生和長期存在於「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
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
的地方(《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是對地區特點的分析。
毛澤東用獨特的空間分析法揭示事實的規律,是十分科學的。

立場分析法。所謂立場,就是立腳點或出發點。對於同一個問題或概念,
立場不同,完全可以持有截然相反的認識或觀點。通過分析不同的立場或觀
點,來闡述同一問題或概念,就是立場分析法。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們住在地上,是人;
但同時也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因為別的星球上有人的話,他們不是也把我
們看成神仙嗎?他還說,中國人也可以叫洋人,因為外國人看中國人不也是
洋人嗎?這就是通過分析不同立場來闡述同一概念的方法。

毛澤東經常用這種方法來揭示敵我雙方對表面上相同的同一概念或問題
的不同認識。例如,侵略者和共產黨員都說要擁護或堅持愛國主義思想,但
是兩者的區別在哪裡?毛澤東說: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
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日本
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都是他們國家的戰爭的失敗主義者。用一切方法使
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戰爭歸於失敗,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利益;失
敗得越徹底,就越好。..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
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
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這裡,毛澤東把侵略者和共產黨人對愛國主義概念實質上的不同態度,以及
日本共產黨人和德國共產黨人對侵略戰爭應持的「失敗主義」態度,而中國
共產黨人應持的「勝利主義」態度,分析得具體而深刻。其原因,就是由於
他的闡述是從分析不同的立場入手的。又如,1940 年前後,我們為了鞏固民
族統一戰線,主張統一,而反共頑固派也叫嚷「統一」。毛澤東從分析敵我
雙方的立場的不同著手,論述了兩種統一的含義。反共頑固派認為,有共產
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的存在,中國就不統一,他們要把一切都統一於
國民黨,繼續擴大他們的一黨專政,所以他們的統一乃是「假統一」、「不
合理的統一」、「形式主義的統一」;而共產黨的統一,發起並堅持統一戰
線,提出了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所以,「我們的統一論」是
「真統一論」、」合理的統一論」「實際的統一論」(《團結一切抗日力量,
反對反共頑固派》)。這也是從分析兩種立場起步,引中出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從比較中辨明革命與反動。

2內部結構分析法
毛澤東運用的內部結構分析法,又有兩種具體情況:一,分類法;二,
分解法。


分類法。對於總體性事物或問題,毛澤東常常習慣於把它們劃分為若干
類或種,這就是所謂的分類法。他不論對哪些實體性或抽像性總體事物和問
題,都盡量給予分類,只要他認為需要的話。例如,在」五反」時,他把私
人工商戶劃分為五種類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
法的,完全違法的(《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1953 年,就思想
狀況看,他把全體黨員劃分為三部分:堅定的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基本上
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夾雜著一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非馬克思主義者(《反
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以上是對實體性總體事物的分類。關於對抽像性總體事物的分類,請看
下面一段文字: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
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的正確
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毛譯東在確定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來之前,考慮到了古今社會中所有
的人們對於人的正確思想的來源的認識,把它們分為上述三種情況,在這樣
清楚分類的前提下,才能判斷出哪種認識最正確。其他如把官僚主義現象劃
分為不理不睬、敷衍塞責的怠工和命令主義現象兩種(《必須注意經濟工
作》),等等,也屬於對抽像性總體事物或問題的分類。

毛澤東對事物或問題的分類,非常靈活,他往往能從多種角度進行劃分。
例如:

..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
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一九五一年的):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關於
「三反」「五反」的鬥爭》)

這裡,毛澤東把「五反」運動中執行對工商戶違法處理的基本原則劃分為五
項,但角度不同:「過去從寬,現在從嚴」,是從時間角度講的;「多數從
寬,少數從嚴」,是從數量角度講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從態度
角度講的;「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是從一般行業角度講的;「醬通商業
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是從行業性質角度講的。這種多角度地劃分事物或
問題的作法更為可取。

分解法。對於整體性(不是總體性)事物或問題,毛澤東則常常把它們
切割或解剖為若幹部分,這就是所謂的分解法。如果整體性事物或問題有時
間發展過程,毛澤東則把它們劃分為若干階段。如對中國「百年來的革命運
動」,他就劃分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
變、義和團運動、卒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
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等十幾個階段;對於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1940 年時
他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19 年到1921 年以「五四」運動為標誌
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1921 年到1927 年以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
戰爭為標誌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1927 年到1937 年以「新的時期」為標誌
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1937 年到1940 年以抗日戰爭為標誌的三年(《新民


主主義論》)。

如果整體性事物或問題沒有時間性,毛澤東則常常把它們劃分為若干側
面,如論述新民主主義國家時,他就劃分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
等(《新民主主義論》);但更多的時候,是把某些事物或問題劃分為性質
(含特點)、作用(含影響)、任務、作法(含政策、辦法等)。這些分解
法的運用,屬於人們常用的方法,可以不必贅述。

毛澤東運用內部結構分析法,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他對事物或問題
無論進行分類或分解都很全面,一般情況下沒有大的遺漏。例如,抗日戰爭
時期,統一戰線建立,但國民黨仍然專權,毛澤東就提出,對統一戰線要執
行既統一,又獨立自主的方針:有時應是「先斬後奏」,有時應是「先奏後
斬」,有時應是「斬而不奏」,有時則應是「不斬不奏」(《統一戰線中的
獨立自主問題》)。又如,學習指導戰爭的規律,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總體性
的戰略問題,它究竟有哪些方面?這是個「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
想才能懂得」的「更高級的東西」,所以如果不仔細思考,就會有所遺漏。
然而毛澤東竟能把這個整體性問題的具體情況一口氣列出39 個之多(參見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由此我們看出毛澤東的頭腦是何等緻密,
實在令人驚歎。

另外,毛澤東在對事物或問題只劃分為兩種對立情況之後,如果還可能
有第三種情況,他就盡可能地找到它。如1957 年毛澤東把1956 年全國農業
地區劃分為三種:豐收地區、重災區、災而不重收而不豐的地區(《在省市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這災而不重或收而不豐的地區,就屬於
中間狀態的第三種情況。這種中間狀態的情況往往還比較容易確認,有時某
些具體情況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辨析得出來的。例如,1951 年鎮壓反革命執
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情況有兩種明顯的情況:完全遵照群眾路線的,這是正確
的;沒有遵照群眾路線的,這是錯誤的。那麼,有沒有第三種情況呢?一般
人對此很容易忽略而不再加以考慮;而毛澤東不但指出了上述兩種情況,還
指出了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種情況——大體上遵照群眾路線,但沒有完全遵
照群眾路線的,這是大體上正確,但不是完全正確的(《鎮壓反革命必須實
行黨的群眾路線》)。其他諸如,他把人不但劃分為「完全革命派」和「反
革命派」,而且還劃分有「口頭革命派」(《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把
愛國主義不但劃分為「真愛國主義」和「假愛國主義」,還劃分有「半真半
假、動搖的愛國主義」(《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110 頁),等等,都屬
於這種情況。由於能夠這樣做,所以使得他所作的具體分析更為全面。

第二,毛澤東根據需要,對事物或問題的劃分,能分則分,盡量使類別
更細更詳。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25 年12 月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劃
分,把當時所有的中國人劃分為若干階級,又把每個階級劃分為若干階層,
再把每個階層劃分為若干更小的部分。例如:小資產階級是一個階級,他又
劃分出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等三個階層;對小知識階層,他又劃
分為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六個更小
的部分。他還從經濟生活狀況的另一角度,把小資產階級劃分為有餘錢剩米
的、大體自給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關
於抗日戰爭一般方針的劃分,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抗日戰爭的一般方針(即
總方針)是持久戰,毛澤東又把這個總方針劃分為若干具體方針:在戰略防
御和戰略相持兩個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禦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進攻戰,戰


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鬥的外線作戰」,
在戰略反攻階段,「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論持久戰》)。在論述這些
具體方針時,又涉及到主觀能動性的問題,於是又從「主動性、靈活性、計
劃性」三個方面深入分析;在分析「靈活性」時,又把它分為「時機、地點、
部隊」三個「關節」加以論述,論述「時機」這個「關節」時,又涉及到了
「審時度勢」的問題,於是又把這個「勢」分為「敵勢、我勢、地勢」三項
(《論持久戰》)。這樣的分析,有如剝蔥,層層深入。

第三,毛澤東常常把分類法和分解法結合起來運用:或者對分類後的對
象再行分解;或者對分解後的對象再行分類。例如,毛澤東把「中國革命」
先分解為中國革命的過程(即「一百年來的革命運動」)、對像、任務、動
力、性質、前途等項內容,然後對每一項內容又劃分為若干種具體內容(《中
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是先分解,後分類。而對中國所有的人們先行
分類,劃分為若干階級,然後對每一階級生產資料的佔有、勞動量、收入、
剝削、革命程度等各種情況分別闡述,這是先分類,後分解(《中國社會各
階級的分析》)。

從上面的評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所運用的具體分析法與辯證分
析法,二者並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說,所謂具體分析,實際上也
就是辯證分析,它也是把事物或問題看作是聯繫的,發展的,對立統一的。
只是為了方便,我們才把它們分開進行評述。


鮮明篇

明如曰月朗照乾坤

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有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話:「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
真理必須旗幟鮮明。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對
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傑出代表。凡是讀過
毛澤東文章或講話的人,沒有人不認為他的語言是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的,
其根本原因是他敢於宣傳和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善於表達自己的思想傾
向。他的語言愛憎分明,是非清楚,表述明朗,絕對不會讓人產生「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印像,因而指導性和戰鬥性都很強。即使是他用文言
寫的文章(如《體育之研究》、《陝甘寧邊區政府、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布
告》、《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以及部分書信)和所有的學術論文(如《中
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
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
主義論》等)也都寫得觀點明確,事理清晰,表述得明白如話。其中理論層
次較高的哲學論文(如《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
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等)的基本內容,之所以
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普及面之廣,甚至超過了中國古今一切職業哲學家
的著作,其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之一,便是由於他的語言具有高度的鮮明性。

毛澤東語言所具有的突出的鮮明性,既體現在其語言的內容方面,也體
現在形式方面。在內容的鮮明性方面,主要包括善於提出新穎而尖銳的觀點
和問題,並且使之具有針對性;在形式方面,則包括分明的條理性、鮮明的
句法和詞法技巧、風格的通俗化等。關於分明的條理性問題,也屬於語言的
嚴密性和邏輯性問題,我們已經在第二章有關內容中有所述及;關於通俗化
問題,作為毛澤東語言的一個重要特點,也已在第一章中作了系統介紹,下
面僅就內容、句法、詞法等幾方面內容,對毛澤東語言的鮮明性加以評述。


一內容的鮮明性

1.明確地提出觀點
一般情況下,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觀點(包括基本主題和小主題)
都是清楚的,從不含糊其辭,吞吞吐吐。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得出來。

1觀點新穎,標新立異
對人們長期未能認識或認識模糊的問題,毛澤東往往能夠提出獨到的見
解,從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關於什麼是「國體」和在中
國應該建立一個什麼「國體」的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
鬧清楚」。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所謂「國體」,實際上「只是指的一個問題,
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麼階級在國家中佔有統治地位,
什麼階級在國家中處於被統治地位的問題。據此,毛澤東把世界上國家體制
劃分為三種: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和幾個革命階
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他根據當時的實際,主張在中國建立一個由幾個階級
聯合專政的共和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常
用「國民」這個名詞來「隱瞞」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這是一種欺騙,因
為「國民」一詞雖然可用,但是不應該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漢奸在內,而應當
對他們實行專政(《論人民民主專政》)。這樣的觀點,對於那些對「國體」、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體」,對「國民黨」、「民國」一類問題和事物持有
糊塗觀念的人來說,顯然是十分鮮明而又深刻的。當然這是他運用階級觀點
進行分析和判斷的結果。

毛澤東還常常能夠透過表面現象,揭示事物本質,從而提出新的看法。
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中,按規定,共產黨員只能佔人數的三分之一,然而有
的人認為,只有共產黨員人數更多,才能掌握政權的領導權。而毛澤東卻說,
取得領導權的關鍵,是那「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
「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
受我們的建議」,「所謂領導權」,既不在於「有更多的人數」,「不是要
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抗日根
據地的政權問題》)。在一定限度內,人數多少,是形式問題,而黨員的質
量及其領導效率,才是本質問題。對於如何掌握領導權問題,由於毛澤東透
過現象抓住了本質問題,因而提出了新穎而又深刻的觀點。

毛澤東不僅能對像上面那樣重大問題提出新穎而深刻的觀點,就是對一
般問題也往往能提出勝見新解。請看他是怎樣理解「團結」這個概念的: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
跟自己鬧過彆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百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
至於那個意見相同的,已經團結了,就不發生團結的問題了。問題就是那個
還沒有團結的。所謂還沒有團結的,就是那些意見不相同的,或者缺點大的。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這樣理解「團結」這個概念,由於既抓住了矛盾的環節(即問題的實質),
又是一般人們心中所有但筆下或口中所無的看法,因而也是新穎而深刻的。

毛澤東還很善於從一般事物中發現新事物或新問題,並藉以提出新的觀
點。延安時,他看了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新平劇(即京劇)《逼上梁山》


之後,便發現以往一切舊文學藝術上一直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
而創造歷史的人民「卻成了渣滓」,他認為這是一種「歷史的顛倒」——他
發現了新問題;楊、齊所編導的新戲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統治者成了反
面人物,他認為這是把顛倒的歷史又顛倒了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
此舊劇開了新生面」,甚至還認為這「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他發現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張)今後要「多編多演」新劇,
並且使之「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他提出了嶄新的觀點(這個觀點當
然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帶有人民性的舊戲。據1944 年1
月9 日《致楊紹萱、齊燕銘》,見《毛澤東書信選集》)。

2觀點尖銳,不搞折衷
當毛澤東「與人無爭」的時候,其文章和講話的觀點經常是新穎而深刻
的,因而也是鮮明的,當與他人觀點有分歧或與論敵進行論爭的時候,他所
發表的觀點則不但新穎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銳的,這就使他的觀點更加
鮮明瞭。

毛澤東、蔡和森、蕭子昇、李維漢(和笙)都是新民學會會員,1919 年
蔡、蕭、李均赴法國勤工儉學,1920 年他們先後給毛澤東來信,都主張新民
學會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方針。毛澤東回信說,這「正與我平日的主
張相合」,表示完全贊同;對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張,
應該實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蕭、李則主張採用「和平和教
育」(即議會)的方法。毛澤東回信說,「於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
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見《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對
於諸會友的分歧意見,同意的就說同意,不同意的就說不同意,觀點明確,
毫不折衷。

當毛澤東與論敵進行論爭的時候,其觀點更加嶄露鋒芒。1927 年湖南農
民運動大規模興起,「其勢如暴風驟雨」,蕩滌著舊世界,震撼著封建制度
的根基,國民黨右派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卻對農民運動進行大肆誣蔑和責
難,他們誹謗農民協會辦事人是「痞子」,攻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和
「惰農運動」,「糟得很」。毛澤東根據實地調查研究,有理有據地奮力加
以反駁。他針鋒相對地指出,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
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來曾成就過的奇勳。」他還指出,包括
農會辦事人在內的農民中的主體——貧農,也不是什麼「痞子」,而是「革
命先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請看,毛澤東對論敵的反駁,哪
裡有一點「溫良恭儉讓」式的客氣態度呢?

毛澤東對欺騙性反動行為或言論的揭露,更是一針見血。1939 年德、意、
日法西斯為發動第二次肚界大戰而大造反革命輿論:日本帝國主義叫嚷,發
動戰爭是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發動戰爭是為了「民族自決」。
英、法一些國家的首腦也有意歪曲戰爭的真相:張伯倫叫嚷,發動戰爭是為
了「反對國社主義」;達拉第叫嚷,發動戰爭是為了「援助波蘭」。毛澤東
在大戰剛一爆發時就立刻指出,這是一場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而帝國主義
戰爭「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為了「掠奪」,那些口號「不過為了說得好
聽起見,為了欺騙人民起見,命令他們的秘書製造出幾個別緻一點的代名詞
罷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見《毛澤東同志國際問題言論
選錄》)。毛澤東對謊言的欺騙性一語道破。


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前,國民黨始終實行一黨專政,不允許共產黨有
合法地位。1945 年國共談判時,國民黨說,如果共產黨把軍隊全部交給它,
就給共產黨以「合法地位」。毛澤東指出。國民黨實際上是在說,「你交出
軍隊,我給你自由」(《論聯合政府》)。也是只有一句話,就把國民黨的
卑鄙用心揭露無遺。

在蔣家王朝覆亡前夕,蔣介石發表了一篇「求和」聲明,「求和」的條
件是「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中華民國
的法統不致中斷」、「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
等等。毛澤東揭露說,蔣介石說的「國家的獨立完整」,實質上是「四大家
族和買辦地主階級的國家的『獨立完整』」;「人民的休養生息」,實質上
是「已被擊敗但尚未消滅的中國反動派的休養生息」;「中華民國的法統」,
實質上是中國反動階級和反動政府的「法統」;至於「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水準」,則既指中國買辦地主階級「向全國人民實行壓迫剝削
的自由和他們目前的驕奢淫逸的生活水準」,也指中國勞動人民」被人壓迫
剝削的自由和他們目前的飢寒交迫的生活水準」(《評戰犯求和》)。毛澤
東對蔣介石各種陰謀和禍心的揭露,簡潔有力,一語中的。

還有一點應該格外加以說明的是,毛澤東喜歡運用對立統一的規律看待
事物和問題,而對立統一地看問題如果「看」得不好,有時就會變成用二無
論代替兩點論的中庸之道:如果對立的雙方都是好的或必要的,或者都是壞
的或不必要的,為了兩者兼顧,就會使雙方並列起來,產生平均對待,不分
好壞、是非、主次、輕重的偏向——你有理,他也有理;你無理,他也無理;
你正確,他也不錯;這是好的,那也不壞..這樣看問題,表面看來,十分
公允,而這種語言現象在毛澤東的語言中是極為少見的。例如,毛澤東認為,
戰爭中的進攻和防禦都不可少,各有各的作用,但從總體上看,進攻是主要
的(《論持久戰》);從為人民的利益著眼,既需要「大仁政」(指抗美援
朝),也需要「小仁政」(指少收稅),但從長遠利益講,重點應放在「大
仁政」上面(《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文章「長而空」不
好,「短而空」也不好,但在戰爭環境中,首先還是應該禁止寫「長而空」
的文章(《反對黨八股》);鎮壓反革命過程中,一是「勁頭不足」,二是
「草率從事」,都是不良傾向(前者屬於右,後者屬於「左」),但後者危
險性更大,所以尤其應該注意反對(《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
得狠》)。對於這樣一些對立性的事物,毛澤東從不「騎牆」,觀點十分鮮
明。

3強調說明,免生失誤
毛澤東的語言中,常常有這種情況:當他闡述某些具體事物或問題時,
總的來看,其觀點是清楚的,但他往往又對丈句中某些詞語或概念再作某種
特別的說明,其目的,有的是為了使詞語或概念更加準確,補充遺漏,從而
使語言和內容增強嚴密性;此外,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對該詞語或概
念作進一步的強調,使之更加明確,讓讀者或聽眾更加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他
的本來意圖,從而使人們在實踐過程中避免發生失誤或偏差。這種說明強調,
意思是重複的,甚至能今人產生一種囉嗦之嫌,表面上看似乎沒有任何必要
——觀點已經很明確,何必再作重複強調?然而,實踐證明,這種重複強調
是十分必要的。實踐過程中,對某種政策、規定或作法,人們似乎已經明確,
但在執行政策、規定或作法時,往往就是由於忽略了其中某一兩個關鍵性詞


語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導致嚴重的失誤。所以,這種說明強調,形式
上看,屬於個別詞語或概念的問題,但實質上卻屬於局部性觀點或作法的特
別的強調說明和提示,它甚至牽涉到全局性的觀點或作法,因而也屬於如何
使觀點更加鮮明的內容,不能忽略。

毛澤東所作的這種強調說明,一般也都比較簡略,其形式也有兩種:有
時把強調說明的內容用括號括起來,有時則不用括號。在內容上有以下幾種
情況。

第一,對數量上容易被忽略的詞語或概念加以說明。
例一:


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
的習氣甚為濃厚。(《關於健全黨委制》)

例一:

..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從敵軍諸陣地中,選擇較弱的一點(不
是兩點),猛烈地攻擊之,務期必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例三:

..(地主富農中)確仍保有大量多餘財產(不是少量多餘財產)者,
則應依照農民要求拿出其多餘部分。(《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
題》)

例一中的「有些」與「不是一切」本是同義語,為什麼還要用「不是一切」
去說明「有些」呢?就是為了不要使人誤以為當時「個人包辦或個人解決重
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的「領導機關」數量很多,即不要把問題看得那麼
嚴重。毛澤東經常用「不是一切」去說明「有一些」、「若干」等模糊性詞
語或概念(參閱《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表
示對所舉事物中數量的明確強調。例二中用「不是兩點」去說明「一點」,
表面上看,沒有什麼必要;但是,如果不去說明,那「一點」使得不到強調。
而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就會使整個「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
戰術運用歸於失敗。例三的內容是土改中如何處理地主富農財產的政策問
題,極容易發生偏差,需要對什麼是「大量多餘財產」有十分明確的理解,
因此很有必要用「不是少量多餘財產」去說明「大量多餘財產」,當然,其
作用仍然是強調。

第二,對在性質上容易被忽略的詞語或概念加以說明強調。

..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
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做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
執行。(《關於健全黨委制》)

這裡如果對「重要的問題」不從性質上加以解說和強調,就會忽略何者重要,
何者不重要,而一經解釋和強調,就會注意考慮在支委會上應該討論的是哪


些問題了。又如:

關於經濟民主,必須使士兵選出的代表有權協助(不是超過)連隊首
長管理連隊的給養和伙食。(《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

「協助」和「超過」本是兩種性質,但一旦「有權」時,「協助」便容易變
成「超過」,用「不是超過」來說明一下「協助」,協助時就不會產生「超
過」的偏向了。

第三,對範圍上容易被忽略的詞語或概念加以說明強調。
例如:


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
但是不多了。..事實是還有(當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 
還必須繼續和他們作鬥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丈中的「還有」,既是說數量有限,也是說僅僅是局部存在,但是它極容易
滑到「到處都有」上面去,這個範圍不易控制。而毛澤東用「不是說每一個
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強調說明,就能引起注意,不會擴大打擊面,避免「左」
的傾向的產生。

第四,對容易發生歧義的詞語或概念加以具體說明。例如:

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消滅敵人,就
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
滅其肉體)。(《論持久戰》)

在戰爭中,什麼叫「消滅敵人」?如果從字面上或僅從一般的理解,既可以
理解為「完全消滅其肉休」,又可以理解為只是「解除敵人的武裝」和「剝
奪敵人的抵抗力」,而毛澤東所說的「消滅敵人」的含義,指的僅僅是後者,
因此他所做的說明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就會發生濫殺俘虜等偏向。

以上我們介紹的四種情況的強調說明,對強調說明的內容,毛澤東都加
了括號。有時,他也不用括號,而用「..即..」之類的語式作強調說明。
例如:

我們認為,..對於那些積極地並嚴重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
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
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當的。(《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什麼樣的犯罪分子是「重要的」?這也是很難把握的標準。毛澤東說,「即
那些罪大惡極的」。這裡就沒有用括號,而是用了一個「..即..」的語
式,對「重要的」作了強調說明。這種形式的強調說明,毛澤東用得比較多,
可以不必多說。

以上評述的,都是比較簡略的強調說明。有時,他為了強調說明更為復
雜的內容,就要多用一些筆墨。1949 年初,國民黨政府要求與共產黨和平談
判。我黨發表聲明,要求和平談判重要條件之一,是必須逮捕和懲辦日本戰


犯。然而,國民黨政府卻在不久之前將260 多名日本戰犯連同其主犯岡村寧
次一起送回了日本。於是毛澤東在《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
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中說:

國民黨反動賣國政府的先生們,你們這件事做得太無道理了,太違反人
民意志了。我們現在特地在你們的頭銜上加上賣國二字,你們應當承認了。
你們的政府很久以來就是賣國政府,僅僅為了節省文字起見,有時我們省寫
了邊兩個字,現在不能省了。

毛澤東對「政府」之前的「賣國」二字特地作了詳細說明,這就使人們對國
民黨反動政府的性質認識得更明確了;如果不說明呢,那就可能引不起注意。
這個說明,實在是點睛之筆。

2.明確地提出問題
1善於提出問題
觀點是文章和講話的重要內容,問題也是重要內容。凡是「重要的帶有
指導性的」文章或講話,都應該是為了解決某一具體問題而寫作或發表的,
其中有些文章或講話,就是為了回答革命或工作中提出的具體問題而寫作或
發表的。

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都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所以都明確地提出
了具體問題。翻開《毛澤東選集》的目錄,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有文章和
講話的大標題和小標題幾乎全部是各種類型的具體問題,或者其中包含著某
種具體問題。其中許多文章的大小標題是《關於..的問題》、《..問題》、
《關於..》,有的還以設問句形式為題,它們都屬於明顯的具體問題;還
有些標題如《反對黨八股》、《反對自由主義》、《整頓黨的作風》等等,
也都明顯地看出其中的具體問題。也有些標題,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問題來,
如《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國民黨進攻的真
相》等等,實質上其中也都包含著某種具體問題。

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在提出總問題之後,常常把它分解為若干小問題。
例如,《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這個標題就是
一個總問題,正文中又分為「和平問題」、「民主問題」、「革命前途問題」、
「幹部問題」、「黨內民主問題」,以及團結問題等等:《關於糾正黨內的
錯誤思想》,這也是一個總問題,正文中分為「關於單純軍事觀點」、「關
於極端民主化」、「關於非組織觀點」等五個小問題。

另外,毛澤東不但習慣於利用文章和講話的大小標題和開頭提出問題,
而且在行丈中間也經常隨時提出一些問題。例如在各個層次或段落的開頭或
過渡之處,就每每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具體問題(關於設問方面的問題,請參
閱下文有關內容)。在行文中隨時提出的問題,還往往提得十分深刻。例如,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講過這樣一段話: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
國民黨對解放區曾發動過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動員了所有的力量,
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其殘酷性「舉世未有」,但軍事「圍剿」的結果是紅軍
北上抗日的勝利,文化「圍剿」的結果是「一二·九」運動的爆發,這兩種
「圍剿」的共同結果是全國人民的覺悟。——毛澤東的這些話本身就包含著
深刻的問題:國民黨下了那樣大的決心,花費那樣大的力量和那麼多的時間,
為什麼失敗了?為什麼紅軍反而取得了勝利?全國人民和青年學生為什麼更


加覺悟、更加反對國民黨?然而,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最奇怪」的問題:

..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
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
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毛澤東間接直接提出的這些問題,的確耐人「深長思之」。

最後,毛澤東不但善於提出問題,而且善於抓住實質性問題。1942 年5
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一個月中召開了三次,文藝工作者們對文藝工作中存
在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爭論」,由於「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
黨內外幾十個人發了言,問題自然很多,也很複雜。毛澤東要為座談會作總
結講話。在這種情況下,他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中心」——「一個為群眾
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由
於這兩個問題屬於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所以屬於實質性問
題。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的那篇講話不但成為當時乃至今天指導文藝工
作的重要著作,而且成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性的光輝文獻。

2善於突出問題
在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為了使內容鮮明,常常設法使問題得到突出。
問題一旦突出,內容自然鮮明。其突出問題的方法,除了隨處(包括大小標
題)提出問題和隨處設問之外,主要就是充分利用開篇總捉法、段首撮要法
和詳主略次法等。

開篇總提法。毛澤東常常把全篇文章或講話的總問題放在開頭作為總
提,然後進行分述。
毛澤東運用開篇總提法,有時開門見山,例如,《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
講話》,全篇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其開篇這樣說:

同志們,今天我想講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晉綏工作有關的問題,然後講
到一些和全國工作有關的問題。

這樣開篇,提綱挈領,能使人們對全篇講話的內容「一聽了然」。毛澤東運
用這種方法提問題的情況很多,特別是他那些篇幅較長的文章和講話,總是
習慣於運用這種方怯,諸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等,
就都運用了這種總提法。儘管其中有時也對總提的問題作一些簡要說明,但
總的看,還是屬於開門見山的形式。

毛澤東運用開篇總提法,有時並不直接,往往與排除法和揚抑法結合起
來,這樣作更能使提出的問題得到突出。例如,《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
的地位》一文開頭的有關部分是這樣的:

關於這個戰爭(指必須進行的長期的抗日戰爭——引者)的各方面問
題,我們已經說得很多。抗戰以來的經驗,我們也總結了;當前的形勢,我
們也估計了;全民族的緊急任務,我們也提出了;用長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支持長期的戰爭的理由和方法,我們也說明了;國際形勢,我們也分析了。
那末,還有什麼問題呢?同志們,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


戰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
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

這篇報告的中心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問題,它是
長期抗日戰爭「各方面問題」中的一個,並與「各方面問題」存在著密切聯
系。毛澤東為了在這篇講話中突出要講的中心問題,先把「抗日以來的經驗」、
「當前的形勢」等五個「各方面問題」排除出去。這樣的總提,雖然開始時
沒有一下子提出那個中心問題,但顯然更突出了那個中心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一文,總的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即中國應該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包括「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動向問題」),但其開篇
總提也沒有一下子提出這個問題: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
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叉
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裡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
沖。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
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

「欣欣向榮的氣象」,是為一揚,「打入悶葫蘆裡了」是為一抑。全文總的
問題就是隨著這一揚之後的一抑而提出來的。這就是開篇揚抑總提法。《一
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的開頭,也運用了這種方法:

自從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這個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的黨,都依照
中央的指示,籌劃和進行了這項工作。晉冀魯豫邊區的領導同志,對這項工
作抓得很緊,做出了精兵簡政的模範例子。但是還有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因
為認識不夠,沒有認真地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還不理解精兵簡政同當前
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的關係,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
待。關於這件事,《解放日報》曾多次討論,今願更有所說明。

這篇文章的總問題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即「精兵簡政」)。開始
表揚了「許多根據地的黨」,特別著重表揚了「晉冀魯豫邊區的領導同志」,
這是揚;然後又批評了「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這是抑;隨著抑,最後才
提出了要「說明」這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總問題。這種揚抑總提法也很
典型,它已為許多人所熟悉和運用。由於這種技巧開始時一般都要先說一些
讚譽性的話,然後用「但是」之類的詞語一轉,就開始批評或反駁,所以有
人把這種講話技巧說成是「『但是』後面大作文章」。

段首撮要法。這種方法是把每一相對獨立的段落內容歸納為一個小問題
或小主題(這個小問題或小主題也可以稱為「段旨」),使之成為相對獨立
的句子或詞組,並把它置於該段的開頭。由於這樣的句子或詞組,既能概括
該段的內容,又屬於全篇或某些較大層次的分論點或分問題,故能使文章或
講話的內容條理清晰。毛澤東經常運用這種技巧。由於技巧方法已為人們所
常見、常用,比較熟悉,故可從略。

詳主略次法。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一般情況下,各個層次或段落的篇
幅都比較勻稱、均衡、和諧。但也並不盡然,「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的情
況也不少。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大多數小標題下(每


一個小標題下均可視為一個段落)都不少於1000 字,而有的小標題下字數卻
很少,僅僅有100 字到200 字。他根據什麼決定各個層次或段落的長短呢?
除了根據全篇整體佈局(如開頭和結尾兩大層次要短,中間層次要長)、考
慮讀者需要等各種因素的需要以外,主要就是根據內容的輕重:對反映觀點
(特別是主題)或問題(特別是中心問題)必要者則詳,反之則略。例如,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在講「兩套辦法」一節時,對
堅決抵抗日本進攻這套辦法講得極詳,共有八種情況(即「八大綱領」),
約佔這一節的七分之六;而對不抵抗的這套辦法,則講得極略,雖然也列了
八種情況,但僅用了八個「不是..而是..」這樣的複句句式來闡述,字
數僅約佔七分之一。因為這一節的主要內容是前者,它與「如何反對日本進
攻」這個中心問題有直接關係。

如果兩個問題或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是反映中心觀點或中心問題所
必要的,那麼毛澤東則詳寫其中更為重要的那個問題或問題的那個方面,對
另一問題或問題的另一方面則略寫之。例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關於文藝批評的標準,涉及到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兩個小問題。它們都
與」為什麼人服務和怎樣服務這個總問題」密切相關。但是,由於毛澤東認
為,政治標準重於藝術標準,故對政治標準的內容作了詳細闡述,而對藝術
標準內容的闡述,則較為簡略。又如,在《矛盾論》一文中,分析矛盾的法
則,先略談矛盾的普遍性,僅用一小節,約2,700 餘字;後詳談矛盾的特殊
性,共用兩大節,約13,000 餘字。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法則的兩個基本
側面,可是,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則,主要的是把握後者,而不是前
者,所以,後詳而前略。他的這種詳主略次法,實際上是抓住了重點,即抓
住了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所以很容易使他的文章和講諾的內容,得到
鮮明的突出。

當然,毛澤東也往往運用某種方法來突出文章和講話中的分問題或分觀
點。抗日戰爭開始,立即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日戰爭的重要策略
問題之一,也是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分問題之一。
這就需要論及統一戰線及其關係密切的關門主義問題。然而與關門主義問題
相關者,還有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關係,冒險主義將來要發生的危險後果
等問題,等等,可是,這些問題並不是重點,於是,作者這樣說:

這裡不來說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關係,也不來說冒險主義在將來大的
時局開展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這點等到將來再說不遲。這裡只說統一戰線
的策略和關門主義的策略,是正相反對的兩個不同的策略。

顯然,這裡也是運用排除法突出了作者要作重點論述的統一戰線及其密切相
關的問題。

毛澤東有時還運用襯墊法來突出文章和講話中的分問題或分觀點。1948
年8 月西北野戰軍大量殲滅敵軍,並轉入大反攻,戰績輝煌。毛澤東在論述
其原因時說:

此次勝利如此顯著,原因甚多,前線領導同志們的堅決的、靈活的指揮,
後方領導同志們和廣大人民的努力協助,以及敵軍比較孤立,地形有利於我
等項,都是應當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


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於訴苦..(《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
的新式整軍運動》)

這次勝利,原因有主、客觀多種因素,作者開始羅列出四項,但它們不是論
述的重點問題,而僅僅是用來為那個「最值得注意的」原因——「用訴苦和
三查方法」進行的「新式的整軍運動」作鋪墊的。這些鋪墊,也確實把那個
分問題「墊」得很高。這樣突出主要問題的方法,既突出了主要內容,增強
了鮮明性,而且也避免了片面性。

3.明確的針對性
明確的針對性也是毛澤東語言鮮明性的一個特點。

毛澤東語言內容所具有的針對性,主要體現在緊密地聯繫現實的具體實
際上面;而所謂「緊密地聯繫現實的具體實際」,實質上就是為現實的具體
實際服務。因此,為現實的具體實際服務,就是毛澤東語言內容的針對性問
題。

中國古文論中有一條傳統性準則:文為有所為而作。這個準則,也就是
白居易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就是說,文章和文藝作品都要因時因事而寫,不可作無病呻吟之舉。毛澤東
切實地實踐了這一準則。他十分重視這個問題,曾經說過:「任何思想,如
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繫,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
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毛澤東選集》(1—4
卷)第2 版的159 篇文章和講話的各種具體文體中看出個大概。

在159 篇文章和講話中,除了個別篇章以外,基本上都屬於論說性的文
字,其中有社論、評論、學術論文、紀念性論文、宣傳材料(包括提綱)、
決議、決定、總結、講話(包括演講、談話)、答記者問、開會詞、會議報
告、情況報告、調查報告、通知、佈告、電報、黨內通信、命令、指示、宣
言、聲明、廣播稿、發刊詞、序跋、教材。當然這些具體文體中,也有交叉,
如答記者問屬於談話,有的演講也屬於學術論文,等等。這接近30 種的具體
文體,實用性都很強,且一般所說的應用文在數量上佔有很大比例,它們的
實用性就更強。由此可見,毛澤東寫文章或做演說,其目的都在於應用,即
為有所為而作,因而都是為現實的具體實際服務,這是十分突出的。

即使是理論層次較高的學術論文,毛澤東也都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的實
際的具體問題而寫作,沒有一篇是為了做學問而做學問,沒有一篇是空對空
的。例如,他在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內有一部
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吸取過去革命鬥爭的寶貴經驗,不是把馬克思
主義當作行動的指南,而是看作教條,生吞活剝馬克思、列寧等人書籍中的
片言隻語,去嚇唬人們;還有一部分帶有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局限於自身
局部的經驗,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作用,只知辛辛苦苦盲
目地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有教條主義思想的人,由於披著
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同志,因此在1931—1934 年使中國革命遭受
到了極大的損失。毛澤東正是為了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去揭露和批
判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才先後寫出了《實
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哲學論文(據《實踐論》和《矛盾論》題解)。
其他諸如《反對本本主義》、《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學術論文,也都是毛澤東為了及時
解決各個時期革命和工作中有關方面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而寫作的,因而其
針對性都很明顯。至於《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這篇哲學論文,由
於它原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這份公文中所擬寫的開頭一段文字(它是作為這份公文的指導思想寫進去
的),其內容就更緊密地與當時的具體實際相關聯。

以上是僅就題目或中心內容緊密聯繫具體實際來評述毛澤東語言的針對
性的,其實,他對於具體內容的選擇,也十分注意盡可能與現實的具體情況
緊密地聯繫起來。例如,1937 年10 月19 日他在延安作的《在陝北公學魯迅
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其內容選擇的角度就是這樣。一般人論魯迅,
或者論他的文學藝術技巧,或者論他的學術貢獻;然而毛澤東卻緊密結合當
時國內抗日戰爭形勢和需要與陝北公學急待培養抗日先鋒隊的任務來論「魯
迅的精神」。因為這是當時最大、最迫切的具體實際。由於毛澤東選擇了這
樣角度的內容,才使這篇講話產生巨大的現實的指導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
毛澤東的確是「文為有所為而作」的典範。

另外,毛澤東還特別注意選擇最新的材料,這樣做,也有利於緊密聯繫
實際,增強針對性。例如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當我在這裡作報告的
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經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
到二百二十萬人以上」。這是最新的材料。這種情況,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
隨處可見。

總之,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特別是收到《毛澤東選集》中的那些文章
和講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他所經歷和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種具體實
踐活動的真實紀錄,也可以被看作是與國內外敵人和黨內的「左」右傾機會
主義鬥爭的結果。因此,他的文章和講話都具有明確的針對性。


二鮮明性的句法技巧

毛澤東鮮明性的句法技巧,主要運用了對比法、重複法、設問法、詰問
法、增色法等。

1.對比法(含層次、段落對比法)
對比法屬於句法修辭的範疇,但它也可以擴大到層次間和段落間運用。
下面對他運用的對比法加以綜合評述。

1運用對比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對比法的種類比較繁雜,這裡僅介紹兩體對比法、兩面對比
法、單純對比法、複雜對比法。
兩體對比法。這是把兩種相對或相反的人或個體事物等進行對照、比較
的技巧。例如,1939 年毛澤東說,帝國主義自稱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中國也
有人「不加思索地稱他們做朋友」,但他們是唐朝宰相李林甫那樣的「口蜜
腹劍」式的假朋友,而斯大林則是「拿真正的同情緒我們」,「把我們當做
弟兄看待」的真朋友(《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是兩種相反人物
的兩體對比。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用政治標準評價文藝作品時,毛澤
東說:

..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
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
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

這是兩種文藝作品(一好一壞)即兩種相反事物的兩體對比。

兩面對比法。是把同一人或事物相對立的兩個側面作對比的技巧。《中
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有這樣的話:

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
為的表現。

「陽奉」、「口是」和「當面說得好聽」,與」陰違」、「心非」和「背後
又在搗鬼」,是同一種人在不同環境條件中兩種相反的表現。又,在《改造
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講,黨的「幼年時期」「幼稚」,而在「戰爭時期」
「成熟」,這是同一種事物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像這樣同一種人在不同環境
條件下或同一事物在不同階段中的表現的對比,都屬於一體兩面對比。

單純對比法。如果只有一組對像進行一次對比,則屬於單純對比。如「群
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農村調查>的序言
和跋》),由於其中只有群眾是英雄和我們自己幼稚可笑這樣的一組對象的
一次對比,故屬於單純對比。

複雜對比法。複雜對比法與單純對比法正好相對,它一般由一組整體對
比或兩組以上的對比構成,故也稱多重對比法或連續對比法。例如:

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
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反對自由主義》)


這是對一種人兩種思想方法的對比,其中包括兩組對比:一種是這種人自己
的言與行的對比,一種是這種人對己與對人的兩種態度的對比。這樣連續對
比,有利於全面表達內容,並且增強內容的份量。

這種情況的對比,雖然屬於複雜對比,但還比較簡單;另外有些情況更
複雜。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把民族統一戰線和
關門主義這正反兩個策略放在一起進行具體對比,他是這樣說的:

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
一個說,如果不足夠地估計到..(下面是一段很長的議論文字,詳細

闡述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主張,並對關門主義作了批評——引者)
一個則說,這些批評都是不對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下
面的議論也較長——引者)

這節文字也是由兩組對比構成的連續對比,前一組對比(「一個要..」與
「一個則..」)是兩種策略的概括性對比,後一組對比(「一個說..」
與「一個則說..」)是兩種策略的具體對比。顯然,這種情況的對比,更
為複雜。

像上面這種多組的複雜對比,對比的雙方銜接成對;還有一種複雜對比,
卻不是這樣。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分析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
為什麼中國會最後勝利的問題時,把日本情況和中國情況作了對比,這是使
兩個大的對象進行對比,其中每一個大的對象都包括四種具體情況:

日本方面:
第一,它是東方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軍力、經濟和政治組織力都是一

等的;
第二,它進行的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
第三,它是小國,人力、軍力、財力和物力都很缺乏;
第四,它在國際上失道寡助。
中國方面:
第一,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是弱國;
第二,它進行的戰爭具有正義性、進步性;
第三,它是大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資源和兵員充足;
第四,它得道多助。
這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大的對象的整體對比,其中每一個大的對比對像中

都有一組四個小的內容,兩個大的對象中每一個小的內容依次遙相對應,都
分別形成一組小的對比,這樣小的對比共有四組。通過這樣的對比,看得出
日本方面有一長三短,中國方面則有一短三長,因而毛澤東據此引出抗日戰
爭必將是持久戰和中國必勝的結論。由於這種對比法更加具體,故很容易使
分析深入,得出正確的結論。

2對比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隨處運用對比法。句內、句與句間、段與
段間、層次與層次間,甚至整篇內容和標題間也常常運用對比法。
句內與句間對比。又分為單句內的詞語對比和複句內的單句對比。例如:


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
相鬥爭而發展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句內「真的、善的、美的」與「假的、惡的、醜的」一一相對,它們都屬於
複雜對比中的詞語對比。

..這種進攻(指游擊戰的進攻——引者)必須是奇襲,大搖大擺大
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較之正規戰更加不能許可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
略問題》)

這是一個複句,前一個分句游擊戰中的「奇襲」與後一個分句游擊戰的「大
搖大擺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構成正確與錯誤的兩面對比,這是復旬中兩個
分句的對比。

..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新
民主主義論》)

這也是一個複句,「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與「依靠客觀的實踐」這兩個
分句構成了兩面對比。

上文提到的「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與「一個則要依靠單兵獨
馬..」,它們是相對獨立的兩個句子,故屬於句子間的強烈對比。

段間對比。段間對比都在某一較大層次中進行,所以實際上這是層次中
對比。毛澤東經常運用這種對比。例如,《改造我們的學習》的第三節(即
第三個大的層次),其內容是要端正學習態度,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
習態度。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態度和主觀主義學習態度聯繫起來,但又
分為兩個段落對比來談:先談主觀主義的學習態度,後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學習態度。這就形成了兩個段落間的鮮明對比。

這種情況,在《論聯合政府》中也存在不少。例如在「抗日戰爭中的兩
條路線」這個較大的層次中,共有11 個小節,其中有7 個小節(也可視為較
小的層次)都屬於兩個段落間對比性的文字:「中國問題的關鍵」這個小節
是共產黨積極抗戰與國民黨消極抗戰兩條路線的對比;「走著曲折道路的歷
史」這個小節是國共兩黨兩條路線發展過程的對比;「兩個戰場」這個小節
是戰爭中共產黨戰場和國民黨戰場兩個戰場情況的對比;「中國解放區」和
「國民黨統治區」是兩個小節(也可視為兩個段落),是解放區現狀及其進
步的根據與國統區衰敗及其根據的對比;「比較」這一小節是根據人民戰爭
和反人民戰爭兩條路線的兩種結果的對比;「兩個前途」這個小節是根據上
述各小節的對比,對今後中國好壞兩種前途預測的對比。這些對比,都是相
對獨立的兩個段落間的對比。

全篇對比。毛澤東有時還把對比法擴用到全篇。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
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堅決抗戰與退讓
妥協「兩種方針」的對比:第二部分是堅決抗戰的辦法(即「八大綱領」)
與退讓妥協辦法「兩套辦法」的對比;第三部分是光明與黑暗「兩個前途」
的對比;第四部分「結論」,也是對比:因為它是對上述「兩種方針」、「兩


套辦法」和「兩個前途」的總結,主張第一種方針、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
個前途,否定第二種方針、第二套辦法,反對第二個前途。就是說,這篇文
章全篇都是對比。

另外,人們都熟悉的《致徐特立》那封信,其主體內容也都是對比。它
把徐老困難時期入黨、對待工作和困難的積極態度、虛心好學、純淨的胸懷、
聯繫群眾、遵守紀律、大公無私、高度的責任心等八個方面的高尚品質,都
分別與其相反方面的低劣品質聯繫起來,進行鮮明對照。這也是全篇運用對
比法的範例。

毛澤東除了在正文中運用對比法以外,還在文章和講話的標題(包括小
標題)中運用對比法。諸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糟得很』和
『好得很』」,就屬於對比性的小標題。

毛澤東對對比法的靈活運用,除了隨處運用之外,還體現在把對比法與
映襯法、對偶法合用上面。

對比法與映襯法合用。請看下面一句話:

我們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

這句話中,「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兩個事物
對比,但這兩個事物並不是相反的,而是相對的,全句意思是說,做到後者
難,但做到前者更難。說後者難,是為說前者更難作的鋪墊。所以,這句話
既有對比的因素,也有映襯的因素。再如:

撼山易,撼解放軍難。(引1967 年8 月25 日《解放軍報》)

句中「撼山易」和「撼解放軍難」,一易一難,構成了鮮明對比;但仔細分
析,其內容也並非完全對立。整個句子意思是說,撼山難,撼解放軍更難,
因為撼山也並不易,只是說撼山比撼解放軍易罷了。因此,說「撼山易」只
是說「撼解放軍難」的襯墊。這句話也是對比法與映襯法的合用。

對比法與對偶式合用。請看下面兩則例句。

例一: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
幕詞》)

例二:

重複地說,理論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

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理論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

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實踐論》)

例一是兩種態度及其結果的鮮明對比,但前後兩個分句的字數相等,「虛心」
和「驕傲」、「進步」和「落後」對仗工穩,故又屬於對偶式。其實,對偶
式中所有的「反對」,均屬於對比法與對偶式合用。例二中兩個分句中的「感
性的..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和「理論的..全體的、本質


的、外部聯繫的東西」這兩個偏正詞組的結構相同,且其中的「感性的」和
「理論的」、「片面的」和「本質的」、「外部聯繫的」和「內部聯繫的」
對偶因素明顯。所以,這也屬於對比法與對偶式合用。不過,這兩則例子中
字面都有重複,其對偶也只是寬式對偶。

2.重複法
1運用重複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重複法的種類,如果從連續性角度劃分,則可以分為連續重
復法和間隔重複法;如果從重複字面的結構角度劃分,則可以分為單詞重複
法與詞組和短語重複法。

連續重複法。這是使重複的字面緊相連接的一種重複法。1949 年8 月,
國民黨反動派大勢已去,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也已失去控制,美國國務院公開
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和國務卿艾奇遜致美國總統杜魯門
的一封信。這本白皮書和這封信的內容,除了為他們侵略中國、扶蔣反共政
策失敗辯解,進一步誣蔑中國革命以外,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國資產階
級身上,鼓勵尚相信美國但又有愛國心的中國的那些「民主個人主義者」擺
脫馬克思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認為那些「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
手」。對此毛澤東說,美帝國主義以為這是一種「鼓勵」,但對於那些「民
主個人主義者」來說,很可能是「一瓢冷水」,因為相信美國什麼都好的「民
主個人主義者」們會怎樣想呢?「那麼好」的美國,「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
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卻要幹這些混賬工作,而且公開地發表出來,丟
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
種侮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那些「民主個人主義者」,當時由
於既相信美國,又有愛國心,自然希望美國不要干蠢事,即不要反對中國「人
民民主專政的當局」,但是美國不僅干了蠢事,而且在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
中公佈出來,這就不但不是對他們的「鼓勵」,而且必然使他們為此而感到
「丟臉」。這裡,毛澤東把兩個「丟臉」放在一起連用,反映出那些「民主
個人主義者」們羞愧難當的心情,很是得體。這就是連續性重複。

毛澤東常常在感情較為激動的情況之下運用重複法。例如,毛澤東從歷
史發展的角度,闡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在其上升時期曾經是革命者,是
真老虎,但它們終究是「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說到這裡,毛澤東
動了感情,接著說:「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過這些嗎?真是
成千成萬!成千成萬!」(《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題
解)毛澤東在闡述那些「真老虎」終將轉化為「紙老虎」時,越說越帶感情,
於是就用了「成千成萬!成千成萬!」這樣的連續重複,來充分抒發他那強
烈的感情。

在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這種連續性重複法用得不是很
多,運用得較多的,是間隔重複法。
間隔重複法。這是在不同句子或段落中多次出現字面重複的技巧。例如: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關
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這是一個分總複句,「我們應當相信」一語重複出現在兩個分句當中,並不
相接。這就是間隔重複法。


毛澤東運用重複法重複的字面的次數,往往不止於兩次、三次,有時甚
至重複四次、五次以上:

他們(指反共頑固分子——引者)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
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這裡的「頑固」出現了三次。

..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
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這裡的「沒有」共出現了四次。

在《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一文裡,毛澤東指出,
當時抗日根據地開展的生產運動中存在著九種錯誤傾向,都需要扭轉,他在
闡述每一種傾向時,都使用了「..是錯誤的」同一種句式,例如闡述第一
種錯誤傾向時是這樣說的:「在生產運動中,不注重發展經濟,只片面地在
開支問題上打算盤的保守的單純的財政觀點,是錯誤的。」其他八種錯誤傾
向的表示語式都與此相同。這一段話中「是錯誤的」一語共出現了九次,並
且都是間隔性的重複。

一般情況下,毛澤東運用間隔重複法都使重複的字面按照一定的規律出
現:有的都在句首,有的都在句中,有的都在句尾,有的都在段首,有的都
在段尾,等等(關於這些具體情況,請參閱下文關於「重複法的靈活運用」
一節的有關內容)。即使在同一句子中的詞語間隔重複,往往也是有規律的。
例如,毛澤東說,「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是,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人民的邏輯」是,「鬥爭,
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敵人的「邏輯」中,「搗亂」
和「失敗」交替出現,各出現兩次;人民的「邏輯」中,「鬥爭」和「失敗」
也是交替出現,「鬥爭」出現三次,「失敗」出現兩次(《丟掉幻想,準備
鬥爭》)。間隔重複的規律性非常明顯。

從文字相互重複的銜接性角度看,重複法分為連續重複法和間隔重複法
兩種;但從重複字面的結構角度看,重複法又可以分為單詞重複法與詞組和
短語重複法兩種。

單詞重複法。這種重複法,重複的字面都是單詞。
例一:


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鬥爭中,已經湧出並正在繼續湧出很多的積極分
子,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並善於使用他
們。(《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例二:

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引1966 年8 月20
日《人民日報》)


例一中的「他們」共間隔出現四次,例二中的「群眾」共間隔出現三次。「他
們」和「群眾」都是單詞,故這兩則例子都是單詞重複法的運用。

詞組重複法。如果重複的字面是詞組和短語,則屬於詞組和短語重複法。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論「學習」的主觀主義態度的害處和影響
時,共談了三個方面,其具體表述如下: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在這種
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像地無目的地去研究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

這節文字中,有三個句子,反映主觀主義學習態度三個方面的害處和影響,
每一個句子的前面都用「在這種態度下」這個短語作狀語。這種重複法,就
屬於短語重複法。又如: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
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
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這段話中兩次出現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也屬於短語,所以是短語
重複法;兩次出現的「作風」,則是單詞,這又是單詞重複法。

2重複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重複法也很靈活。其中既有句首重複,句中重複,句尾重複,
句首和句尾均重複,又有段首重複,段尾重複;另外,他還把重複法與對偶
法、排比法、層遞怯等結合起來運用。

句首重複。請看下面的例文:

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的遠見。
這些人充滿著鬥爭精神與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
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這些人不怕困難,..這些人不是狂妄
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引1967
年3 月30 日《解放軍報》)

這是一組總分式複句。其中七個分句重複出現的七個「這些人」,都是總提
中「一大批人」的復指成分,並且都置於各個分句的句首。這就是句首重複。
句中重複。這種重複,其重複的字面不在句子的首尾,而在句子的中間
部分:

無產階級必然能夠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必然能夠戰勝資本主義,
被壓迫民族必然能夠戰勝帝國主義。(《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四
十週年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層遞的三個句子,由於每個句子的中間都出現了「必然能夠戰勝」這樣
的字面,所以這是句中重複。


句尾重複。請看下面的例子:

(美國)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姦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
宣佈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余美元,..幫助
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友誼」,還
是侵略?》)

「他算一項『友誼』的表示」一語在三個句子中都出現了,並且都在句子的
末尾,所以這是句尾重複。
句首與句尾重複。這有兩種具體情況,一種情況是句首與句首重複,句
尾與句尾也重複。例如,1951 年根據當時的形勢,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我希望我國人民好好地自己團結一致,並好好地和我們的蘇聯盟友團
結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
們的民族和人民團結一致,..(《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

從內容角度說,這是一個由四個分句構成的層遞句式(這四個分句中的四個
概念——「自己」、「蘇聯盟友」、「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和「世界上一切
同情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其內容範圍,一個比一個大),每個分句的開頭
部分都有「好好地」字面重複,每個分句的末尾都是「團結一致」,也互相
重複。這可以視為句首與句首重複,句尾與句尾也重複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是,在一個句子中,其本身的句首與句尾相互重複。
例一:

不懂就是不懂,..(《論人民民主專政》)

例二:

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鬥爭中學會鬥爭。(引1967 年7 月29 日《文
匯報》)

上面兩則例子,每一個句子的句首與句尾都是重複的,其形式有如回文式,
句子的兩頭重複,也具有一種迴環美;但它們不是回文,因為它們重複的字
面並沒有詞序反迭的現象出現,完全是一種重複。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那就是綜合了上述兩種具體重複的情況。例
如: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引1966年8
月20 日《人民日報》)

這三個分句,每一個分句的句首與句尾重複,同時三個分句的句首與句首、
句尾與句尾也都重複,使得這組重複句子中文字的重複量大大超過了非重複


量。這是極少見的奇特的語言現象。

段首重複。在《論聯合政府》關於「人民戰爭」這個內容的較小的層次
中,上文講的是當時(1945 年4 月)黨的正規軍隊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
的主力軍」,下文接著分為三個段落(更小的層次)闡述黨的正規軍「有力
量」的三個方面的根據或原因,其每一個段落的開頭文字都是這樣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

由於這三個段落都用「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開頭,就對這個軍隊「有力
量」作了格外的強調。另外,其中第一個段落的內容,即「這個軍隊有力量」
的第一個根據或原因,是這個軍隊「唯一的宗旨」——「緊緊地和中國人民
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在具體闡述「唯一的宗旨」的積
極作用時,作者又分為五個自然段,從五個方面進行闡述,這五個自然段的
開頭,又都使用了同樣的狀語:

在這個宗旨下面..

這又是五個重複的字面。這樣做,自然也突出了「這個軍隊的宗旨及其作用」。

段尾重複。在《民眾的大聯合》(二)一文中,有這樣兩個自然段,一
個自然段是講農夫們「小聯合」的必要性,同時提出一些要求解決的實際問
題,其末尾一句是:「應該和我們的同類(指農民——引者)結成一個聯合,
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解答。」另一個自然段是講工人的「小聯合」的
必要性,同時也提出一些迫求解決的問題,末尾一句是:「不可不和我們的
同類(指工人——引者)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一個解
答。」這兩個自然段的末尾字面,基本上是重複的。

下面評述重複法與對偶式、排比式、層遞式等結合運用的具體情況。

重複法與對偶式合用。例如:

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引《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
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

文中前後兩個分句中的「一天天」是重複,「敵人」和「我們」、「爛下去」
和「好起來」是明顯的對偶(反對)。這種重複法與對偶式合用的情況(其
中有明顯的對比式),在毛澤東運用的重複句中,並不少見。

重複法與排比式合用。這種情況更為普遍,毛澤東運用的許多重複句都
同時屬於排比句。這從上面列舉的個別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出來。為了更明確
他說明這個問題,再看一個例子:

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這段話中,有兩組排比句:「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前者「執行」共出現三次,
後者「一致」共出現四次。這是明顯的重複法與排比式合用。


重複法與層遞式合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種情況也時有出現。如上面
提到的《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一文中那則例子,就是一則典型。

3.設問法
在毛澤東所有的文章和講話當中,他所運用的修辭手法,設問法是相當
多的。據粗略的統計,在《毛澤東選集》(1—4 卷)中,設問句不少於400
句。特別是在他的演說或講演中,設問句出現得更多。如《青年運動的方向》
全篇僅5,600 餘字,就有30 多句設問句;《必須制裁反動派》,全篇僅2,100 餘字,設問句竟達21 句之多。即使在學術論文中,毛澤東也格外喜歡設
問,如《矛盾論》、《論持久戰》中各有設問句20 多句。因此,要想學習毛
澤東的語言藝術,不能不熟悉他運用設問法的各種技巧。

1運用設問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設問法的種類繁多,應有盡有。其中除單一設問法(僅發問
一次的技巧)之外,有連續設問法(連續設問法又包括總分設問法、並列設
問法、重疊設問法)、兩面設問法;另外,從問答關係的角度看,除一問一
答法之外,還有一問多答法、多問一答法、連問連答法。

總分設問法。這是先作一總提性的設問,接著分為兩個以上的分問題連
續設向的一種設向法。例如:

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
普及,..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
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
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一段話,連續四問,頭一向「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是總提設問,
後面關於「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三
問都是分問。這就是總分設問法。又如:

國民黨統治者面前擺著這些反常的狀況(指國統區各種腐敗狀況——引
者),怪誰呢?怪別人,還是怪他們自己呢?怪外國缺少援助,還是怪國民
黨政府的獨裁統治和腐敗無能呢?(《論聯合政府》)

這段話中有三個問號,實際上是五個設問句。「怪誰呢?」這是總提設問;
它的後面是兩組四問,對於總提設問來說,它們都是分問。所以,這也是總
分設問法。

並列設問法。這是把兩個以上內容並列的設問句放在一起的一種設問
法。例如:

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是並列的兩個設問句:前面是關於「普及」和「提高」的設問句,後面是
關於二者關係的設問句。又如: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為《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


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共產黨人〉發刊詞》)

由於《共產黨人》這個雜誌的「任務」、「寫些什麼東西」(即內容)、
「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即特點)這三個問題是並列的,故這三個設
問句也屬於並列設問句。

重疊設問法。這種設問法,一般連續兩次設問,但其設問的內容是一致
的(即意思重複),其答案只有一種。不過,其內容必然是一個較為抽像,
另一個較為具體:

既然日本現在還沒有被打敗,既然打敗日本之後,還是存在著兩個前途
(一個是「光明的中國」,一個是「黑暗的中國」——引者),那末,我們
的工作應當怎樣做呢?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兩個中國之命運》)

「怎樣做」和「任務是什麼」這兩個問題的內容基本一致,因此只能有
一個答案,但是,前者比較具體,後者比較抽像。又如:

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麼革命呢?(《青年運動的
方向》)

「革命的性質」和「現在幹的是什麼革命」的內容也是一致的,不過前者比
較抽像,後者比較具體。

為什麼要同時提出兩個內容一致的問題呢?這也屬於針對性的問題。這
樣的設問,主要是為了針對不同的讀者或聽眾對象。當時,延安的讀者和聽
眾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都不一樣,毛澤東對同樣內容的問題的提出,既有
抽像的,也有具體的,這就適應了不同層次讀者或聽眾的需要。因此,這種
設問法的運用,有時是十分必要的。

兩面設問法。這種設問法,是同時從肯定和否定兩個方面發問,因此也
有人稱之為「正反問」。這種設問法常用「是不是」(「是否」)、「好不
好」、「會不會」(「會否」)、「能不能」(「能否」)、「對不對」(「對
否」)、「行不行」(「可不可以」、「可否」)等字樣發問。例如:

我們自己來批評自己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會不會使我
們的黨喪失威信呢?(《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這裡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會喪失黨的威信?」和「不會喪失黨的威信?」
正反兩個問題。這就是兩面設問法。

運用兩面設問法,有時只從一個方面回答,有時需要從兩個方面都作回
答。1956 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
話》中說:

將來搞了幾個五年計劃,有了經驗,是不是還會犯錯誤呢?還會犯的。
經驗是永遠學不足的..

是不會犯錯誤?是還會犯錯誤?這是兩個相反的問題,但毛澤東僅作了肯定


的回答。又如,在同一篇講話中,毛澤東又說:

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
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
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這裡開頭兩個問
號的設問,內容基本相同,屬於重疊設問,可以只有一組答案;由於其中有
「靈不靈」和「可不可以」的字樣,故又屬於兩面設問,對這兩面設問,毛
澤東是從兩個方面回答的:一方面,他否定了十月革命「不靈」和不應該作
為「模範」,另一方面,則肯定了十月革命「還靈」和還應該作為「模範」。

這種兩面設問法的好處是,便於具體分析和闡述具體問題,從而揭示問題的

本質。
下面具體評述毛澤東運用的一問多答法、多問一答法和連問連答法。
一問多答法。一次設問,作兩次以上的回答,這就是一問多答法。毛澤

東運用這種方法,一問兩答、三答的情況很多,一問四答、五答,甚至六答、
七答者也不少見。例如:

(作戰的)靈活性是什麼呢?就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
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論持久戰》)

這是一問兩答。

蔣介石是怎樣上台的?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
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
針》)

這是一問三答。

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
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湘江評論〉創刊宣言》)

這是一問六答。還有一問七答者: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的「結論」部分說,討論文藝方面的具體問題,應該從當時的具體實際出發,
而不應該從定義出發。說到這裡,他設問道:「現在的實際是什麼呢?」他
只用這樣一個設問句,便從七個方面加以回答,這七個方面都是當時「實際
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上面提到的重疊設問法,由於提出的兩個問題內容
是一致的,其答案只有一種。但是,一種答案,不一定只是一個答案;可能
是一個答案,也可能是兩個以上的答案。如果只是一個答案,這時的重疊設
問,則屬於一問一答。例如:

革命是什麼人去幹呢?革命的主體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青
年運動的方向》)


這裡的兩個設問,由於內容一致,實際上只是一向;答案也只有一個。因此,
這屬於一問一答。如果重疊設問的答案是兩個以上(仍然屬於一種),則這
時的重疊設問,就屬於一問多答法。例如:

現在要問:中國革命幹了幾十年,為什麼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
什麼地方呢?我以為原因在兩個地方: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
的力量太弱。(《青年運動的方向》)

這裡的兩問,由於其中「為什麼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和「原因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問題的本質是一回事,故也屬於一問,但其具體答案卻有兩個:一個
是從敵人方面講的,一個是從自己方面講的。所以這時的重疊設問就屬於一
問多答(兩答)了。

多問一答法。連續提出兩個以上的問題,然後一次作答,這就是多問一
答法。多問一答法有兩種具體情況。第一,提出的多個問題內容不同,屬於
同一個總的問題中並列的多個側面: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
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著,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
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
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
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
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
條件。(《矛盾論》)

這是三問一答。這一答之前的三問,其內容是「各種性質革命的根據或條件
都是什麼」這個總問題的幾個側面,所以可以用同一答案回答。
多問一答法的第二種情況,不太單純,它提出的多個問題的內容並不一
致,也不並列。先看兩則例子。
例一:

..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
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
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例二: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
裡國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的正確
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例一表面上是四問兩答,但仔細體會,實質上是一問一答,即開始一問,最
後一答。至於中間部分的三問(「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
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一答(「都不是」),提出問題
之後,便立即予以否定了,講話人的目的是,要排除這三個問題的內容(開


頭的一問,實際是總提設問,中間的三問屬於分問)。例二表面上與例一不
同,但實質上是一樣的。它的開頭一問和最後一答,是設問設答的主體。中
間的設問設答(也可以變成兩問一答)是主體問答的陪襯,目的也是為了排
除。這種多問一答法,先提出實質性問題,但不立刻作答,而是接著提出需
要否定的問題,最後再作回答。這樣,正反結合,有破有立,顯得問題突出,
答案(觀點)也突出,很值得借鑒。

連問連答法。問一次答一次,答完之後,再問再答..,這就是連問連
答法。例如:

「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
用..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青年運動的方向》)

這是兩問兩答。毛澤東有時還作更多次連問連答:

為什麼你們(指國民黨政府——引者)要求和談呢?是因為你們打了敗
仗。你們為什麼打敗仗呢?是因為你們發動反人民的國內戰爭。你們在什麼
時候發動這次國內戰爭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後。你們發動這次戰爭是打誰
呢?是打在抗日戰爭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軍和人民解放區。用什麼力量來
打呢?除了美國援助之外,是在你們統治區域從人民方面捉來和刮來的力
量。(《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
明》)

這是五問五答。在回答前一個問題涉及到下一個問題時,毛澤東常用這種連
問連答法。這種方法,能使文章和講話的內容作連鎖式的闡述,邏輯性比較
強。

2設問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總是根據不同的需要,十分靈活地運用各種設問法。他運用設問
法的具體情況有總提設問、標題設問、過渡設問、反駁設問、即興設問,等
等。

總提設問。這裡說的總提設問,不是上文提到的「總分設問」中的「總
提設問」,那裡的「總提設問」是針對各個並列的「分問」而言;而這裡的
總提設問則是針對全篇的內容而言。

毛澤東常常在文章或講話的開頭部分安排一個或幾個設問句,作為全篇
內容的總提。這又分為兩種具體情況。一種情況是,開篇立即作總提設問,
總提設問之後,便對總提作簡要說明,如說明該問題的背景、必要性等,下
文就通過分述,逐步論證,直到結尾時,推出結論或主題,作為對總提設問
的回答。例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的開頭,先提出兩個問題: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兩個設問句,就是全篇內容的總
提;然後,說明這兩個問題的必要性和背景:「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
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提出總提中問題的背景;「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
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真正的敵
人。」——這可以被看作是提出總提中問題的必要性。無論是背景,還是必
要性,都是說總提中的問題很重要,它們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毛澤東總提設問的另一種情況是,在文章或講話開頭層次的開始時,並
不直接提出問題,而是先講提出那個問題的背景(形勢),然後在開頭層次
的末尾時才順勢提出那個問題。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開頭層次的
小標題是「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他開頭先講考察湖南五縣的時間、過程,
湖南農民運動的大好形勢,說當時的「農民運動的興起」,「其勢如暴風驟
雨,迅猛異常」,「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
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直到接近開頭層次的末尾時,作者才設問道:

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
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

這三個設向句都屬於全文的總提設問,它們是通過總提中問題的背景介紹、
必要性的說明之後才提出來的。
標題設向。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有不少設問性的標題。其中有設問性

總標題,也有設問性小標題。設問性總標題有: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
《南京政府向何處去?》
《「友誼」,還是侵略?》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這些總標題,實際上也是全篇的總提設問。作者要通過全篇內容的逐層

闡述來回答它們,它們仍然是一種自問自答的問題,並且起著全篇總綱的作

用。
至於毛澤東文章和講話中設問性的小標題,那就更多了。例如:
「妥協還是抗戰?腐敗還是進步?」(《論持久戰》)
「為什麼是持久戰?」(同上)
「中國向何處去?」(《新民主主義論》)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論聯合政府》)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這樣一些小標題,對於文章和講話的總體內容(或總綱)來說,它們是

項目,但對於該小節或該層次來說,也屬於總提設問。其作用也與一般性總
提設問相似。
毛澤東的文章中還有一種特殊性的總提設問,那就是在《民眾的大聯合》
(三)中設問的例子。文章開頭層次連續安排了四個設問句:

..於今進說吾國民眾的大聯合,我們到底有此覺悟麼?有此動機麼?
有此能力麼?可得成功麼?

這也屬於全篇的總提設問。因為下面各個段落的內容是分別回答這四個設問
的。奇妙的是,作者又分別把這四個設問句作為下面三個段落內容的小的總
提(作者把後兩個設問合到了一起)。這些小的總提的順序依次是:「(一)
我們對於吾國『民眾的大聯合』到底有此覺悟麼?」「(二)吾國『民眾的
大聯合』業已有此動機麼?」「(三)我們對於進行吾國『民眾的大聯合』
果有此能力麼?果可得成功麼?」請看,全文除了結尾一個層次外,開頭層


次和中間層次中的各個段落都以設問句為綱目,顯得文章內容眉目清晰,邏
輯嚴密。這種設問,也屬於總分設問。

過渡設問。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在層次或段落轉換時,常常用設問的形
式作為過渡手段。其作用除了承上啟下之外,還能使啟下之辭引起充分注意。
過渡性的設問語句有時位於下一層次或段落的開頭,有時位於上一層次或段
落的末尾,有時還位於上下兩個層次或段落的中間。

在《論聯合政府》中有一節關於「人民的統一」這樣內容的文字,開頭
一段提出了將分裂的中國變成統一的中國的「歷史任務」,下一段轉入「如
何統一」的闡述。作者在下一段的開頭說:「但是,如何統一呢?」這個設
問句正起到了承上之「歷史任務」,啟下之具體辦法的作用。

毛澤東運用這種設問作過渡的情況很多,諸如在《整頓黨的作風》中「什
麼是知識?」「有什麼辦法能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
分子呢?」等等,都是置於兩個層次或段落之下一層次或段落開頭的過渡設
問。

把過渡設問安排在上一層次或段落的末尾者,也很常見。例如,《中國
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二章是「中國革命」,共有兩個較大的層次:第一
個層次為「百年來的革命運動」的概況,指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要承擔
起中國革命的任務;第二個層次內容是與當時中國革命有關的各種具體問
題,包括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作者在第一個層次結
束時安排了一連串的設問句:

那末,這個革命的對象究竟是誰?這個革命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這個
革命的動力是什麼?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這個革命的前途又是什麼呢?
這些問題,就是我們在下面要來說明的。

這裡的「那末」,是承接第一層次的內容:並列的五個設問句則分別開啟下
面大層次中五個小節的具體內容。這樣的「節末設問」,實際上也起到了對
下面層次內容的總提性作用。

像上面講的上下兩個層次或段落過渡性設問句,毛澤東有時既不放在下
一層次或段落的開頭,也不放在上一層次或段落的末尾,而是把它放在二者
中間,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過渡段(自然段)。例如,在《論反對日本帝國
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有兩個段落:前一段提出當時(1935 年12 月)形勢發
生了變化,下一段講這個形勢的特點。毛澤東在兩個段落中間就用了一個設
問過渡句: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有兩個這樣的段落:上一段寫革命階級對日本侵略中國、
中國要亡國滅種的說法所持的革命態度,下一段寫民族資產階級和各反動階
級、國民黨所持的種種態度。在這兩個段落中間,作者也用了一個設問過渡
句:

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
又是怎樣的呢?


只有一句話,也讓它們成為一個自然段!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文章
或講話的層次更加鮮明,引起讀者或聽眾充分注意。

總之,毛澤東靈活運用設問法的情況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總提設問、
標題設問、過渡設問等等以外,還有在行文過程中經常即興設問、反駁設問
等。所謂即興設問,即是只要認為問題較為重要,有必要引起讀者或聽眾的
注意,他就隨時設問。這種情況很多;那種連問連答式的設問,大多就是在
這種情況下運用的。所謂反駁設問,即是用設問的方式提出敵論,一般也把
它們放在段落的開頭,接下去進行剖析或反駁。這成為使他的語言具有突出
鮮明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4.詰問法
詰問法也是毛澤東運用得較多的一種修辭手法。粗略統計,在《毛澤東
選集》(1—4 卷)中出現的詰問句不少於260 句。他在一般文章和講話中經
常使用詰問句,在駁論性的文章和講話中用得就更多。《新民主主義論》第
七節「駁資產階級專政」,不足3,000 字,詰問句共有14 句;《質問國民
黨》一文,不足4,500 字,詰問句竟達27 句之多。因此,學習毛澤東的語
言藝術,也不應該忽略他運用詰問法的各種具體技巧。

1運用詰問法的種類
毛澤東所運用的詰問法,如果從正反角度劃分,則有正面詰問法和反面
詰問法;如果從數量角度劃分,則除了只有一個詰問句構成的單髮式以外,
還有由兩個以上詰問句構成的多髮式,而多髮式又可以分為連珠法和間隔
法;如果從內容角度劃分,還可以分為肯定法和否定法。

正面詰問法。這種詰問技巧,提出的問題是作者或講話人自己明確答案
而不予回答,對論敵或存在某種錯誤思想的人進行責問的問題。正面詰問法
簡稱正詰法。由於它針對性明確,提出的問題實質性和尖銳性都很強,要求
對方考慮的迫切性也很強,故在對現實鬥爭的具體問題的論辯中經常運用。
1943 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自己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卻把罪名加在共產
黨頭上。為了澄清是非,毛澤東著專文《質問國民黨》進行詰問。文中有許
多詰問句,其中正詰句佔絕大多數。例如:

在私有財產社會裡,夜間睡覺總是要關門的。大家知道,這不是為了多
事,而是為了防賊。現在你們將大門敞開,不怕賊來嗎?假使敞開大門而賊
竟不來,卻是什麼緣故呢?

還有一條要質問國民黨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國境內,「破產」的只有一
種馬克思列寧主義,別的都是好傢伙嗎?汪精衛的三民主義前面已經說過
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的法西斯主義怎麼樣呢?張滌非的托洛茨
基主義又怎麼樣呢?中國境內不論張記李記的反革命特務機關的反革命主義
又怎麼樣呢?

像以上這樣的詰問句,其中提出的問題,都是作者不予回答,但需對方必須
考慮的尖銳問題,所以,它們都屬於正面詰問法的運用。

反面詰問法。這種詰問法簡稱反詰法。反詰法是作者或講話人自己不必
回答,只是為了引起人們思考的一種詰問技巧。毛澤東所運用的正詰法相對
少些,而運用反詰法較多。例如:


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
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
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
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
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
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
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論聯合政府》)

這段話中,共有三個反詰句,其中提出的每個問題,既不要講話人自己回答,
也不需要受話人回答。用這種方式提出問題,只是為了加強語氣,突出講話
人的思想傾向,以引起受話人的警醒深思。

連珠詰問法。上文所引用的詰問句的例子,都是由兩個以上的詰問句連
用,所以都屬於連珠反詰法。並且,正詰法中可以有連珠式,反詰法中也可
以有連珠式;既可用於敵人,也可用於人民內部。

毛澤東有時把更多的反詰句放在一起,連續使用,因而可以構成一個很
長的反詰句組。例如,在《論聯合政府》中反駁國民黨的「所謂『不服從政
令、軍令』」一節有一個反詰句組,其篇幅就比較長,為了供人們借鑒,這
裡不惜篇幅,把它引在下面:

幸喜我們沒有服從這些東西(指國民黨政府的政令、軍令——引者),
替中國人民保存了一片乾淨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軍隊。難道中國人民
不應該慶賀這一個「不服從」嗎?難道國民黨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義
的政令和失敗主義的軍令,將黑龍江至貴州省的廣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
侵略者,還覺得不夠嗎?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動派歡迎這些「政令、軍令」
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歡迎這些東西嗎?沒有一個不是
形式的而是實際的、不是法西斯獨裁的而是民主的聯合政府,能夠設想中國
人民會允許中國共產黨人,擅自將這個獲得了解放的中國解放區和抗日有功
的人民軍隊,交給失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法西斯獨裁政府嗎?假如
沒有中國解放區及其軍隊,中國人民的抗日事業還有今日嗎?我們民族的前
途還能設想嗎?

這是由緊相連接的六個反詰句構成的一組連珠反詰句,它們真如連續不斷發
出去的重型炮彈,對論敵的「殺傷力」極大。

間隔詰問法。間隔詰問法有以下兩種具體情況。一種情況是,在同一段
落中運用很多詰問句,但它們不像連珠式那樣緊相銜接,而是有一定間距。
請看下面的例子:

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如果中國人..日本人..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
那末,日本少數人..還能算是優勢嗎?..那末,..中國,不就成了優
勢嗎?..而我們的敵人,經過長期戰爭和內外矛盾的削弱,..難道中國
也不能變成優勢嗎?..目前我們不能..,難道將來也不能嗎?..如果
將來有一國或幾國..公開地援助我們,那末,優勢不更在我們一方面
嗎?..經過長期發展,難道還不能使敵我優劣的形勢確定地發生變化嗎?


(《論持久戰》)

這段引文,儘管我們做了盡可能的刪節,還是比較長。它有六個反詰句,但
它們並不緊密相接,中間夾有一些敘述和說明性的文字(我們把它們刪掉了
不少),可是,這些敘述和說明性的文字,都是為了各個反詰句所作的鋪設,
故這些反詰句仍然屬於一個整體。不過,我們稱這種詰問為間隔式詰問。

毛澤東運用的間隔詰問法,還有一種情況:各個詰問句間隔得更遠,即
都在不同的層次或段落的末尾,並且用來詰問的字面往往是相同的。關於這
個問題,請參閱下文「詰問法的靈活運用」一節中的有關內容,這裡從略。

肯定詰問法。在詰問句中,正詰句往往給詰問對方留有回答餘地,作者
或講話人可不置可否,故從字面上看不出明顯肯定或否定的意思(當然其思
想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反詰句,總的來看,都表示充分的肯定和強調,
其基本答案就在句子當中。但在總體的肯定或強調之中,反詰句又可以分為
對錯誤內容充分否定和對正確內容的充分肯定兩種情況。對正確內容充分肯
定的反詰句屬於肯定性反詰,對錯誤內容充分否定的反詰句屬於否定性反
詰。例如:

沒有真正的、堅強的團結,沒有迅速的、切實的進步,怎能堅持抗日?
(《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沒有..」在形式上屬於否定性句式,但由於運用了反詰法,使這句
話在整體上變成充分肯定「堅持抗日」的意思,而「堅持抗日」是正確的,
應該充分給予肯定,所以這種反詰法就是肯定性反詰。

否定詰問法。例如:

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黨派,一致團結抗日,這是「異黨」嗎?(《必須
制裁反動派》)

「這是..」在形式上屬於肯定性句式,但由於運用了反詰法,使這句話在
整體上變成充分否定「異黨」論的意思,而「異黨」論應該給予否定,所以
這種反詰法就是否定性反詰。

2詰問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詰問法也是相當靈活的。一般情況下,真正屬於詰問句的語
句都是用在長句、段落或層次的末尾,用在句首、段首等情況極少。但也有
特殊情況。《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有一段話是講
香花和真理是在與毒草和謬誤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其開頭一句便是:

人們歷來不是講真善美嗎?

這是一個肯定性反詰句。這個反詰句突如其來,但細想起來,又用得十
分合理。他用格外肯定的語氣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反面「假惡丑」,進而用二
者之間的聯繫來闡述香花和真理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內容。

另外,前面說過,運用反詰法時,作者或講話人一般都不作回答,毛澤
東一般也是這樣做的。但有時他作過反詰之後,自己又作回答。例如:


..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要不得!

要不得!(《反對本本主義》)

他為什麼還要回答自己已經肯定了的問題呢?無非是他對自己的觀點作進一
步的強調。

毛澤東靈活地運用詰問法,還善於把詰問法與其他各種修辭手法結合起
來運用,特別是他善於把詰問法與總分式、並列式、層遞式、重複法、設問
法結合起來運用。

詰問法與總分式合用。這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組詰問句按先總後分
的形式排列,如上文中引用的《質問國民黨》一文的例子,其中有四個詰問
句:關於「別的(指其他的「主義」——引者)都是好傢伙麼?」這個詰問
句,屬於總提,關於「汪精衛的三民主義」、「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
機的法西斯主義」和「張滌非的托洛茨基主義」這三個詰問句是並列的三個
分述。另一種情況是,使詰問句按先分後總的形式排列。例如:

..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
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
思列寧主義學了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就叫做「受蘇聯控制」,」
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
輯嗎?(《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這段話有三個詰問句。關於孫中山的「繼承者」和他死後的「中國人」向蘇
聯人學習、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學習馬列主義這兩個詰問句,是並列的內容,
而最後一個詰問句(「世上有這樣高明的邏輯嗎?」)是總括,所以這屬於
分總式詰問。

詰問法與並列式合用。這就是使詰問句按並列的形式排列。《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這樣的話:

..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

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

這裡關於「立場」和「心」兩個詰問句,顯然是並列的,所以這是並列式詰
問。

詰問法與層遞式合用。毛澤東運用詰問句,常常把它們按大小、輕重、
深淺等順序排列在一起,這就是詰問法與層遞式合用。這種情況也是很常見
的。蔣家王朝覆亡前夕,國民黨政府要求與共產黨和平談判。共產黨提出,
和平談判的基礎條件是要懲辦國內外一切戰犯。國民黨政府口頭表示,他們
有「和平誠意」,願意「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以拯救人
民為前提」,但對於立刻逮捕戰犯感到有「為難之處」。毛澤東在答覆國民
黨政府所發佈的一份聲明中,先是退一步,讓國民黨看好戰犯,不要使戰犯
逃跑了,然後連續詰問道:


先生們,請想一想,當著你們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團和我們討論懲辦戰
犯問題的時候,戰犯們已經跑了,那末,還談什麼呢?你們的代表團先生們
的臉上還有什麼光彩呢?你們那樣多的「和平誠意」從何表現呢?怎麼可以
證明先生們是真的願意「縮短戰爭時間」、「減輕人民痛苦」、「以拯救人
民為前提」,而沒有一點兒假呢?(《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
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

這段話中有四個反詰句,第一句,如果「戰犯們跑了」沒什麼可「談」的,
就要引起第二句「先生們的臉上」沒有「光彩」,臉上沒有「光彩」就要引
起第三句的「和平誠意」無法「表現」,「和平誠意」無法「表現」就引出
第四句的「願意縮短戰爭時間」等等必然要「有一點兒假」的表示。由此可
見,這四個反詰句的順序是由現象到本質、由淺入深,層層深入,所以它們
是一組程度性階升詰問句。

又如,《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有這樣三個詰問句:

有人說,只要建設,不要破壞。那末,請問:汪精衛要不要破壞?日本
帝國主義要不要破壞?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壞?

這三個詰問句中的「汪精衛」、「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是三個概
念,範圍一個比一個大,所以這三個詰問句是範圍性階升詰問句。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有四個詰問句,是反駁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誣蔑中國革命的: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
由於人口太多嗎?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嗎?

這則例子與上一則例子相反。後三個詰問句中的「革命」(指所有的革命)、
「古今中外」「很多的革命」、「中國(只是中國——引者)幾千年以來的
很多次的革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只是一次)四個
內容的數量(革命的次數)一個比一個少,所以它們是程度性階降詰問句;
然而,作者所詰問的內容,從「古今中外」的一般革命,到中國的革命,再
到美國的革命,對於論敵(美國人)來說,步步切近,因此,這裡的反詰,
又屬於程度性階升。由於既屬於階降,又屬於階升,所以顯得詰問格外有力。

詰問法與重複法合用。從上文我們引用過的詰問句的一些例子,如《新
民主主義的憲政》的三個詰問句中都有「要不要破壞」的字面,《唯心歷史
觀的破產》的四個詰問句中都有「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嗎」的字面,就可
以說明,它們都屬於詰問法與重複法合用的情況。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讓我們再舉兩則更典型的例子。《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一文中有這樣一段
話:

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 
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國而身體力行之者,非共產
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立於國防之最前線..堅決實行三民主義


與《抗戰建國綱領》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乎? 

這節文字的三個反詰句中都有「..者,非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
乎」的句式和字樣,它們都很有規律地出現,這是反詰法與間隔重複法的合
用。另外,這三個反詰句具有並列的關係,它們又屬於排比句。所以,這段
話又是詰問法、重複法和排比法三種修辭手法合用。因此這殷話顯得十分典
型。

毛澤東還有一篇奇文——1936 年9 月22 日《致蔡元培》。這封信是用
文言寫的。蔡元培是光復會和同盟會有影響的人物,又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教
育、學術和文化界的領袖,同情抗日救國事業,屬於國民黨內左派重要代表
人物之一。毛澤東以前曾數次聽過他的講話和發言。當時正處於爭取與國民
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之際,但國民黨右派那些「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竭
力反對。毛澤東以為,如果把像蔡元培這樣的人物爭取過來,對於抗日統一
戰線的建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那就一定會
起到推動作用。於是他給蔡元培寫了這封信。這封信的第二部分(相當於一
個層次)內容,是催請蔡元培確定明朗的抗日態度,它又分為三個較小的層
次,即從三個方面催請蔡元培表態。第一個小層次說,整個中國將陷於敵手,
毛澤東詰問道,當此「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和「亡國滅種」之際,「先
生將何以處此也?」第二個小層次說,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大多
數中國人都群起響應,唯獨國民黨右派持反對意見,這就好像「盜入門而不
拒,虎噬入而不鬥」,把中國人民置於「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毛澤
東再次詰問道:「先生將何以處此也?」第三個小層次說,由於孫中山的三
大政策被「毀棄」,國共合作(指第一次合作)被破壞,招致外患,有如「潰
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又向國民黨重提「舊策」,
希望再度賣現國共合作,這時毛澤東第三次詰問道:「先生將何以處此也?」
(《毛澤東書信選集》)這三個小層次的末尾,字面都是「先生將何以處此
也」,並且也是有規律地出現,可見這既屬於間隔性重複,又是明顯的詰問。
詰問句本身就具有對思想觀點充分強調的作用,再一重複,這種充分強調就
更增加份量了,因此,使得毛澤東的這封信的內容產生了巨大作用,成為不
朽之作。

詰問法與設問法合用。毛澤東有時先行設問,提出問題,然後用反詰作
答。在《論聯合政府》中有相鄰兩組這樣的例子:

兩個問題:

第一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國民黨政府拋棄了從黑龍江到蘆溝橋,又從

蘆溝橋到貴州省這樣廣大的國土和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不是由於國民黨政

府所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嗎?

第二個,究竟什麼原因使得中國解放區戰勝了敵偽軍長期的殘酷的進

攻,從民族敵人手裡恢復了這樣廣大的國土,解放了這樣眾多的人民?難道

不是由於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嗎?

這兩則例子中,「兩個問題」的提出,都是設問法,目的在於明確地「啟下」;
回答問題,都是反詰法,用意在於充分肯定反詰中的觀點。不過,兩個問題
和兩個答案,內容都是相反的。其中的反詰中的內容,前者是應該否定的,


而後者是應該肯定的。故前者的反詰屬於否定性反詰,後者則屬於肯定性反
詰。

詰問法與設問法合用,能夠使問題與答案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整體,因
而具有一種整體美,所以這種情況值得借鑒。

5.增色法的運用
增色法,是指增強語言感情色彩,使語言增強鮮明性的一種有效手段。
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都屬於實用文,政治性、實用性都很強,所以,
相比之下,不像文藝作品那樣感情色彩濃烈。不過,由於毛澤東是一位偉大
的革命家,有著鮮明的愛憎。據參加過黨的「七大」的人講,毛澤東在「七
大」上,當講到時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蔣介石還有可能再次挑起內
戰,把戰爭強加到人民頭上的時候,他激動地說:「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
啊!」之後,他聲音哽咽,熱淚流淌(據王鶴濱《紫雲軒主人》)。據李銀
橋介紹,1955 年以後,毛澤東有一個要求,在他身邊工作的人員,每次探親
回來都要向他交一份調查報告。1957 年12 月左右,戰士馬維不但交了一份
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又黑又硬的窩頭交給毛澤東:「我們家鄉的農民還很
苦,他們就是吃這個窩頭,我講的是實話。」毛澤東接過這個窩頭,手直髮
抖,眼圈發紅。他掰一塊窩頭放到嘴裡,淚水立刻溢滿眼眶,嚥下那口窩頭
時,豆大的淚珠順著臉頰淌下來,鼻子也壅塞了。他一邊哭,一邊掰了窩頭
分給身邊的人。此後,他總是自言自語:「為什麼這樣呢?為什麼..人民
當家作主了,不再為地主種田,是為人民群眾自身搞生產,生產力應該得解
放嘛..」(《走向神壇的毛澤東》)

從以上這兩個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加
上他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有那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的戰鬥
精神,能生能殺、敢愛敢憎,所以他的文章和講話,除了那些學術論文、決
議、決定、通知等文體之外,幾乎所有的社論、評論、報告、演講,乃至調
查報告等,都充溢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從而使他的語言增加了更多的鮮明性。
毛洋東這種把抒發濃烈感情於議論、說明和敘述之中,以增強感情色彩來增
強文章和講話鮮明性和生動性的方法,我們稱之為增色法。

毛澤東運用的增色法有三種具體情況:一是運用比喻、誇張、諷刺等修
辭技巧,二是借助於一定事理抒發感情(包括直接抒情和間接抒情);三是
選擇某些感情色彩十分強烈的詞語。關於諷刺的內容,請參閱第一章中的有
關內容;關於運用比喻和誇張等修辭技巧的問題,請參閱第四章中的專門評
述,這裡只介紹如何抒情和選擇詞語兩方面內容、三種具體情況。

1直接抒情
毛澤東在闡述某些具體事理時,有時感情衝動,無法遏止,於是便直抒
其情。例如,1940 年正當處於抗日戰爭第二階段——相持階段,全國範圍內
「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又「甚囂塵上」,許多人感到迷惘,毛澤東為此撰
寫了《新民主主義論》,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
人民共和國,同時還設計出了這個共和國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
都是什麼樣子。在這之後,就是文章的結尾。這個結尾有三個自然段,每個
自然段都只是一句話: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這是對美好未來的渴望,是對革命同志的鼓勵,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號召!

對美好事物的嚮往,毛澤東是這樣歡欣鼓舞;對敵人的失敗,他又如何
呢?1949 年國民黨反動派已陷入滅頂之災,帝國主義者也在悄然斂跡,9 月
21 日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將於10 月1 日宣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
結尾之時,情緒激昂: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
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就是毛澤東對待敵人的態度:對於我們的勝利,敵人是什麼辦法也沒有了,
他們只能「發抖」了,剩下的,可能還會誣蔑、謾罵,對此,我們不必理睬,
我們要走自己的路。當然,其中也表達了毛澤東對自己事業的必勝信心。

毛澤東有時還通過對比,抒發對醜惡、腐朽事物的憎惡和對革命新生事
物的讚美。在1940 年初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他根據當時的國際形
勢和對前途的展望,曾經講過下面一段著名的話:

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
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
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
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礡
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對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說它們是沒落腐朽的」東
西」,不是「進了博物館」,就是到了垂死階段,而對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
和社會制度則是昂揚向上,充滿生機,無限美好:一貶一褒,一抑一揚,表
現出鮮明的愛憎。

2間接抒情
在許多文章和講話中,毛澤東把感情好惡愛憎溢於言表,把它完全融於
具體的事物或問題的闡述當中。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毛澤東抒情比較隱蔽。
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
《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和講話中,形式上是在講
斯大林、白求恩、張思德、魯迅的事跡和品德,紀念他們的意義,但同時也
是在抒寫他內心對這些人物滿腔熱忱的愛和敬,表達了他對自己事業的追
求;在《反對投降派》、《必須制裁反動派》、《質問國民黨》、《評國民
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評戰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
是與國民黨頑固派、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爭論問題,實際上,也在向這些反
動派發洩仇和恨;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
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等五篇評論文章,則更是借駁斥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政策和言論而噴發出的對
美帝國主義的復仇的怒火;至於《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等文章和


講話,表面是講抗戰的政策、方針等問題,實際上這既是在抒發對日本帝國
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也充滿了對革命勝利的堅強信念;在《反對自
由主義》、《反對本本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
《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和講話中,內容是
講如何指導革命和黨的各種工作問題,又是既反映了他對黨和革命工作最深
沉的熱愛,也反映了他對黨內外各種錯誤思想、作風和言行的厭惡。試想如
果毛澤東在講話寫文章時毫不動情,他的這些文章和講話,絕不會有那樣強
大的感召力,不過這種抒情方式比較隱蔽罷了。

3詞語選擇
為了增強語言的感情色彩,毛澤東經常選用一些感情色彩濃烈的詞語,
使他的語言具有突出的鮮明性。例如,他稱斯大林是「忠實的朋友」、「親
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這說明當時毛澤東對斯大林
十分友好;說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職」,具有「國際主義精神」、「毫不
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對他人「極端的熱忱」,
對技術「精益求精」,等等,這些高度評價,更能體現出他對白求恩的崇敬
之情。反之,對於反動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則經常選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詞
語,從而增加對它們的厭惡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稱長而空的文章為「又臭
又長」的「懶婆娘的裹腳」,稱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為「兩個怪物」(《反
對黨八股》),其厭惡之情溢於言表;把教條主義稱為「狗屎」,甚至說它
「連狗屎也不如」,可見他對教條主義的痛恨真達到了咬牙切齒的程度。他
把美國大使赫爾利與蔣介石的勾結活動比喻為「雙簧」,稱國民黨要召開的
「國民大會」為「臭物」(《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把國民
黨反動派對美帝國主義無法擺脫的「拖累」比喻為「又臭又深的糞坑」(《評
赫爾利政策的危險》),這些詞語都能體現毛澤東對反動事物嗤之以鼻的鮮
明態度。他把最下層的土豪劣紳稱為「土豪劣紳崽子」,稱舊縣政府警察、
警備隊、差役為「豢養的」「惡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罵皖
南事變後國民黨重慶軍事委員會造謠而又自相矛盾的發言人為「蠢豬」,並
要把他們「拋到茅廁裡去」(《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罵一個
托派漢奸(張滌非)為「烏龜王八」(《質問國民黨》);稱國民黨反動派
為「美帝國主義的兒子們」(《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
平」?》)把司徒雷登稱為「滾蛋大使」(《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把
漢奸的托洛茨基主義比喻為「瘟疫」、「臭蟲」和「狗屎」(《質問國民黨》)。
這些稱呼都表達了毛澤東對那些反動派極大的憤慨。

毛澤東運用感情色彩的詞語,經常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從
某些變化的詞語來判斷他對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態度的變化。關於這個問題,
從毛澤東在不同形勢下對蔣介石不同的稱呼上就可以得到說明。

大革命失敗,國共關係破裂之後,毛澤東對蔣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時
也稱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賣國賊營壘」的「總頭子」(《論反對日
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表明毛澤東對蔣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統一
戰線形成,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前後,毛澤東稱呼蔣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
有時是「蔣介石氏」或「蔣氏」(《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致張學良》,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有時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後還有
「台鑒」二字(《致蔣介石》);有時是「蔣委員長」(《中英兩國人民站
在一條戰線上》)。從這些稱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對蔣介石的態度比較和緩。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到解決戰爭,毛澤東有時稱蔣介石為「極端殘忍和極端陰
險的傢伙」(《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有時稱「中國法
西斯頭子獨夫民賊」(《蔣介石在挑動內戰》);有時稱「人民公敵」(《評
蔣介石發言人談話》);有時稱「帝國主義走狗」(《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
潮,);有時稱「中國第一號戰爭罪犯國民黨匪幫首領」(《評戰犯求和》)。
從這時起一直到建國以後,「蔣匪」的稱呼再沒有實質性變化,總是稱之為
「匪」。這一段時期中,毛澤東對蔣介石的稱呼「步步升級」,說明他對蔣
介石的仇恨達到了誓不兩立的程度。

另外,毛澤東還十分善於選用某些色彩鮮明的動詞來增強對敵人的憤怒
感情。

例一:

我們常常覺得,這一類(物以類聚)國民黨人的嘴裡,是什麼東西也放
得出來的,果不其然,於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傢伙!(《質問國民黨》)

例二:

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裡噴出來。
(《論聯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國民黨中的一類人稱為「物」,把他們的話稱為「東西」以外,
感情色彩最鮮明的就是動詞「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強了蔑視的
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噴」,本義應是「接連不斷、迫不及待
地講」,可一用「噴」,則增強了形象性:國民黨反動分子們破口大罵、唾
沫四濺之狀如在目前,從而增強了厭惡之情。

魯迅說過,「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七論
文人相輕》)。毛澤東的一生是為了人民而同敵人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戰鬥
的一生。由於他既能「殺」、能「憎」,又能「生」、能「愛」,所以他才
能使語言有血有肉,色彩鮮明。這也是他的語言之所以能夠產生巨大影響和
作用的原因之一。

6.短句與長句的運用
這裡所說的長句,一般是指字數較多、中間又不加逗號、句號、問號和
歎號的句子;相反,這裡所說的短句,不僅字數較少,又用逗號、句號、問
號和歎號斷開的句子。

為了使語言更具有鮮明性,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都盡可能運用短句而
少運用長句。特別是他的講話(包括演說、報告、談話等),更是如此。請
看下面一段話:

..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
(指不久前,蔣介石進攻解放區,出動38,000 人,我們出動31,000 人,
消滅敵軍35,000 人——引者),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
很好,「爭」得很好。..我們解放區的地方,他們要拚命來爭。這個問題
好像不可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地爭呢?在我們手裡,在人民手裡,不是
很好嗎?這是我們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們也是這樣想,那就統一了,


都是」同志」了。可是,他們不會這樣想,他們要堅決反對我們。不反對我
們,他們想不開。他們來進攻,是很自然的。我們解放區的地方讓他們搶了
去,我們也想不開。我們反擊,也是很自然的。兩個想不開,合在一塊,就
要打仗。(《關於重慶談判》)

這段話是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去重慶參加兩黨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回來,
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的一段話。這段話中,最長的句子是十二三
個字,最短的只有兩三個字。這樣的短句顯得簡明、暢達,無論是讀和聽,
都容易使人感到輕鬆、省力;而長句則不易達到這樣的效果。

當然,在必要的時候,他也運用長句。比如在較為莊重、嚴肅的學術論
文和對敵鬥爭的政論性文章中,他就常常使用長句。不過,在運用長句的時
候,他也總是使之更為明瞭順暢。做法有三種,第一,在行文過程中,只有
當讀者或聽眾能夠容易理解的情況下,他才運用長句。第二種做法是,對於
長句,除了不得已的情況下,能逗則逗,盡可能使長句化成形式上的若干短
句。例如,《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有一個語法學意義上的長句: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
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
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讚
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
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他們的臉。

這是一個多重複句,句子很長,除去標點,共有136 個字。從總體上看,這
是一個因果倒置的複句,原因是一個並列複句,就是:「它給..的人們,
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其中「給..的人們」,是介賓結構,「給
了」是介詞,「..的人們」是賓語,句中加點的是賓語「人們」的定語。
對於這樣長的定語句,毛澤東能逗則逗,使定語中的每一個相對獨立的詞語
在形式上都變成了短句,使人們讀起來或聽起來就不那麼含混、吃力;如果
不這樣做,肯定使人們難讀、難懂。為了進一步明確這個問題,讓我們再看
看毛澤東在為何其芳寫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中加寫的一個語法學意義上
的長句:

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歡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
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利,春暖花開了嗎?(引郭思敏編
《我眼中的毛澤東》,第189 頁)

這是一個較長的反詰句,而且也是多重複句。這裡,毛澤東也是能逗則逗,
所以讀起來或聽起來,也很順暢。如果將兩個帶點的逗號丟掉,讀起來或聽
起來,就會難懂,甚至會產生歧義。

第三種情況是,為了使語法學意義上的長句語義更加鮮明,毛澤東常常
在句子的適當位置填加必要的復指成分。例如: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
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


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
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
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
黨的影響下而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
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
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了。(《新民主主義論》)

這個句子長,主要是由於狀語長。這個狀語由四個「在..時代」這樣並列
的較長的重複語式構成。狀語這樣長,對全句的理解和把握必然產生困難,
所以作者在它的後面又添加了一個「在這種時代」這樣的復指成分狀語,由
它來指代前面那長長的重複性的狀語,這樣,便為讀者和聽眾提供了很大的
方便。這種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也是應該學習和掌握的。


生動篇

筆驚天地語泣鬼神

毛澤東文章和講話中使用的語言具有一種極為強大的力量。對於人民,
是進軍的燈塔和號角,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對於敵人,是猛烈的槍彈和炮火,
殺傷力極強。無論什麼人,只要讀了他的文章或聽了他的講話,都要在不同
程度上引起心靈上的震撼,真如古人所說,「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
霆,奉一言,如親日月」(高珩語,見《聊齋誌異序》)。這是因為,他的
語言,不但具有高度的準確性和突出的鮮明性,而且還具有感人的生動性。
筆者通過研讀毛澤東公開發表與部分未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講話,與其他人的
語言作過比較之後,深切地體會到,一個人的語言,如果僅僅具有準確性和
鮮明性,這只是一般文章和講話的起碼要求,還不會達到藝術境界,因為它
們只能供人們作事理上的學習或借鑒,卻缺少欣賞的價值;而語言一旦同時
具有了感人的生動性,那就有可能正式進入美學範疇,產生欣賞價值,因而
值得認真研究了。當然,一方面,語言的準確性是鮮明性的基礎,如果沒有
準確性,則其鮮明性未必可靠;有時其鮮明性越突出,那種語言與真理的距
離越遠;另一方面,準確性與鮮明性同時又是生動性的基礎,如果離開準確
性和鮮明性,其生動性也便無從產生,如果硬要片面地追求生動性,則其語
言必然矯揉造作,缺乏真情實感。而毛澤東的語言決不是這樣的。他的語言
感人的生動性是他語言金字塔的塔峰,而其高度的準確性和突出的鮮明性,
則是他語言金字塔的基座和塔身。正是由於這一點原因,才使得毛澤東的語
言產生永久性的魅力。

毛澤東歷來主張,一切文章和講話都要具有生動性。在《〈中國工人〉
發刊詞》中,他希望這本雜誌「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
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他把「乏味」的語言比喻成「癟三」,並列為
黨八股中的第四條「罪狀」加以「討伐」。說這種語言「乾癟得很,樣子十
分難看」,如果在文章或演說中「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
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豈不「面目可憎」?因此他再三要求人
們下決心向人民群眾的語言、外國的語言、古人語言中「豐富的、生動活潑
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需要的」、「有生命的」「好的東西」學習
(《反對黨八股》)。而毛澤東確實是忠實地實踐了自己的這個主張。他的
語言,原則性極強,但靈活而不呆板;以說理為生,卻又洋溢著濃烈的情感。

毛澤東語言之所以具有感人的生動性,原因很多,這除了因他知識面十
分廣博,文學功底雄厚,並且具有偉大的詩人氣質等等條件之外,最主要的
就是與其多種方法和技巧的靈活運用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毛澤東所運用
的較明顯的相對獨立的語言方法不下於20 多種,每一種方法中又有若干具體
的技巧,有些具體的技巧中還包括若干更小的技巧。這些小的技巧合在一起,
約有100 多種。人們知道,語言的方法和技巧運用得越多越靈活,其語言便
越生動。就是我們在評述毛澤東語言「準確性」和「鮮明性」兩章內容中的
各種方法和技巧,雖然主要是增強毛澤東語言準確性和鮮明性的手段,但這
些方法和技巧同樣也增強他的語言的生動性。

嚴格地說,掌握方法和技巧與運用方法和技巧,存在著一定區別。掌握
不等於善於運用。誠然,如果不掌握任何方法和技巧,或掌握得極少,自然


不會使語言生動。方法和技巧是工具,「人巧不如家什妙」,說的就是這個
道理。但是,掌握了方法和技巧而不善於運用,還是不能使語言生動。善於
運用方法和技巧,也屬於技巧的內容,其關鍵在於「善用」二字。毛澤東不
僅掌握的方法和技巧多種多樣,而且善於運用它們,這是使他的語言具有感
人的生動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澤東善於運用各種方法和技巧,主要的有連用、合用、融用三種。當
然也有這三種綜合運用的情況。所謂連用,就是指某個單一方法或技巧的連
續運用;所謂合用,就是指多種方法和技巧相對獨立地結合運用。這兩種形
式,我們在本書中每一種方法或技巧的評述中幾乎都作了介紹,這裡從略。
所謂融用,就是把兩種以上(含兩種)的方法或技巧渾成一體,不能截然劃
分,即從一個角度看,屬於此種技法,從另一角度看,又屬於彼種技法。請
看下面一段人們都很熟悉的文字:

它(指「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引者)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
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
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沒有一個人不認為這段文字是非常生動的。這是因為,它是由三個單句構成
的排比複句;三個分句中的「航船」、「朝日」、「嬰兒」是比喻(隱喻),
每個分句都是一組鮮明的形象,因此都是摹狀;整段話中都洋溢著革命的激
情,所以這又是抒情。正是由於這段文字中同時把排比、比喻、摹狀、抒情
四種技法巧妙自然地融成一體,密不可分,才達到如此生動的程度。

關於幾種技巧綜合運用的情況,在毛澤東的語言中,也時而可見,這是
多種相同或不相同的技法交錯混合運用。這種情況較為複雜。例如,在《改
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批評脫離實際、只注重空洞理論研究不做實陳工
作,與只注重熱情和經驗這兩種人時說:

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
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
譁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
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
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
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
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
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
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這殷話,議論風生,異常生動。為什麼?就是因為交錯運用了許多方法和技
巧。為了閱讀的方便,我們把其中運用的每一種技法都列在下面:

總分總式:開頭一句是總提,「總之」之後為總收,中間部分皆為分述。
對偶式:「或作講演」和「或作文章」兩句:「無實」和「有嘩」兩句;「華
而」和「脆而」兩句。

層遞式:「拿了」三句,「律己」、「教人」、「指導革命」和「害己」、


「害人」、「害革命」,屬於範圍性階升;「是..大敵」四句,「共產黨」、
「工人階級」、「人民」和「民族」,也是範圍性階升;「真理」、「黨性」
和「革命」三句,「真理抬頭」、「黨性鞏固」和「革命勝利」是程度性階
升。

摹狀法:「甲乙丙丁」和「誇誇其談」兩句,「滿天飛」一句。
誇張法:「滿天飛」一句。
重複法:「或作」、「一大」、「拿了」、「害了」、「己」、「人」、

「革命」、「是..大敵」、「才會」等,這些字面或句式都有重複。
比喻法:「欽差大臣」(借喻)、「大敵」(隱喻)。
比擬法:「抬頭」(擬人)。
成語選用:「誇誇其談」、「實事求是」、「譁眾取寵」、「華而不實」、

「脆而不堅」、「自以為是」。
諺語選用:「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
抒情法:間接抒情,整篇文字中充滿了對主觀主義的憤怒之情。
上述各種方法和技巧的運用,三組對偶式、兩個諺語,都屬於連用,有

的成語並用、串用,也屬於連用。對偶句和層遞句中都有重複字面,屬於重
復法與對偶式和層遞式融用;「滿天飛」既屬於比喻,也屬於誇張,還屬於
諺語,屬於三法融用。對偶句中有成語,屬於對偶式與成語融用。至於各種
方法和技巧的合用的情況,就更多了。

總之,這段文字包括標點在內,共274 個字,連續穿插運用了11 種方法
和技巧,其中既有連用、合用,也有融用。因此,這段文字是各種語言方法
和技巧綜合運用的極典型的範例。雖然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並不篇篇如此,
但這種綜合運用各種語言方法和技巧的情況並不少見。在其他文章中,他也
是時而敘述,時而議論;一會兒勾勒形象,一會說明解釋;這裡打個比方,
那裡舉個實例;一邊設問,一邊作答..總是那樣輕鬆自如,有如風行水上,
自然成文。

以上我們介紹了毛澤東語言生動性的方法多樣性及其靈活運用的問題。
下面,為了敘述和理解上的方便起見,還是把毛澤東的語言具有生動性的一
系列重要方法和技巧分別加以評述。這些重要方法和技巧,除了在第一章中
提到的成語和典故的運用、風趣性的各種技巧以外,主要包括摹狀法、比喻
法、比擬法、借代法、誇張法、拈連法、仿化法、換用法、易色法、引用法,
共10 種。


一摹狀法的運用

摹狀法原是文藝作品或記敘文中常用的一種主要的表現方法,它是通過
形象描寫來反映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手段。如果在實用性的文章和講話中運用
得好,也會增強形象性和文學性。

毛澤東很善於運用摹狀法。解放前,他在安源辦工人日校、夜校給工人
講話時,在黑板上寫一個「工」字,然後解釋道:上面一橫是天,下面一橫
是地,中間一豎代表工人自己,工人就是頂天立地的人,整個世界都應該屬
於工人階級;在長沙給人力車伕夜校講話時,他在黑板上又把「人」字放到
「工」字的下面,於是便成了「天」字,他解釋道:如果工人團結起來,便
可以頂天(據R·特裡爾《毛澤東傳》)。這種形象化的講話方法,真是別
出心裁,令人「歎為聽止」。他的一般文章和講話中,也能廣泛地運用摹狀
法,所以他的語言形象性很強。例如,在《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中給「人
民公敵」蔣介石畫像:

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他叛變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一九二七年的大
革命。他將中國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因而引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
略。然後,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領一群人,從黑龍江一直退到貴州
省。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果然,勝利到來了,他叫人民軍隊「駐防待
命」,他叫敵人漢奸「維持治安」,以便他搖搖擺擺地回南京。

請看,這段文字是何等形象生動!即使不提蔣介石的名字,人們也知道說的
是誰。尤其是其中的「推入..血海」、「失魂落魄」、「拔步便跑」、「袖
手旁觀,坐待勝利」、「搖搖擺擺」數語,把蔣介石這個人物形象勾畫得活
靈活現,如見其人。

毛澤東運用摹狀法很是高明,一般不需要很多語言,甚至僅僅用幾個關
鍵性詞語,便可以把一個形象十分生動地刻畫出來。他在《別了,司徒雷登》
中說過這樣一句話:

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
意彎腰拾起來。

這句話裡僅僅用了「灑」和「看一看」兩個詞語,便把美國侵略者的做
法和神態刻畫得形象傳神。

1.運用摹狀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摹狀法,主要分為人物摹狀和事物摹狀兩大類。

1人物摹狀法
毛澤東對人物進行摹狀的情況較多,有個人摹狀、群像摹狀、神態摹狀、
言語摹狀、心理摹狀、行為摹狀等。
個人摹狀。這是一種對某一單個人物形象的描寫。《在陝北公學紀念魯
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這樣描寫魯迅:

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 


說魯迅的反抗和前進的背景是「站在戰士的血痕中」,反抗的樣子是「堅韌
地」,前進的樣子是「呼嘯著」,使魯迅這個大無畏的革命者的形象躍然紙
上,呼之欲出。

群像摹狀。這種摹狀的對象是一組群體性人物。在《論聯合政府》中,
毛澤東是這樣描寫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

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
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
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

這段話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這組人物形象的刻畫,有爬起、揩血、
掩屍、舉旗等細節,十分典型,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突出的代表性,令人
感動。

神態摹狀。這是通過人物的神態描寫來反映人物形象。下面是一則很典
型的例子:

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這種情形(指日本帝國
主義滅亡中國的基本方針不會變更的情形——引者),嚇得發瘋,跪倒在
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
派》)

注精衛被「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簽訂賣國條約,真是一副奴才相,
摹狀極為逼真。

言語摹狀。通過人物談話刻畫人物形象,就是言語摹狀。毛澤東在教育
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必須團結合作,但外來幹部往往不尊重本地幹部的時
候,他這樣說:

..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
土包子!」(《整頓黨的作風》)

僅一句話,就把瞧不起本地幹部的外來幹部的思想反映出來了。

心理摹狀。通過心理活動或想法來刻畫人物的態度,可以稱為心理摹狀。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對小資產階級中生活下降那部分人
是這樣描寫的:

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
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
大,.. 

「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都是人物心理上
的具體反映,讀者完全可以從中看出他們的思想狀況。
行為摹狀。通過人物的舉止行為刻畫人物形象,就是行為摹狀。例如,
毛澤東寫聞一多:


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
(《別了,司徒雷登》)

一個「拍案而起」,一個「橫眉怒對」,兩個動作,就使一身正氣的聞一多
這個英雄形象永垂不朽。
毛澤東進行人物摹狀時,往往把兩種以上的摹狀手法結合起來,使被描
寫的對象更加形象生動: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卻在
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
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 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
出去。(《整頓黨的作風》)

這段話中「亂放一通」、「搓來搓去」屬於行為摹狀;「連聲贊曰」屬於神
態摹狀;引號內的話是言語摹狀。這是三種摹狀的結合運用。又如:

比如富裕中農,大家看到,無論在那個革命中間,他們總是動搖的,不
堅定的,高興起來可以發狂,悲觀起來可以垂頭喪氣。他的眼睛經常看到
的是他那一點小財產,無非是一兩匹牲口呀,一輛大車呀,十幾畝地呀。他
們患得患失,生怕失掉這些東西。(《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其中「發狂」、「垂頭喪氣」等是神態摹狀;「眼睛看到」、「患得患失」、
「生怕失掉」是心理摹狀。這是兩種摹狀法的結合運用。

2事物摹狀法
毛澤東對具體事物的摹狀也很形象,例如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中對當時時局的描寫:

..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
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
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
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

兩面大旗,且分紅白,由兩個組織分別「高舉著」、「號召著」,把當時世
界形勢的格局勾畫得可見可觸。

2.摹狀法的靈活運用
關於摹狀法的靈活運用,毛澤東一般多把它與比喻、比擬等其他技巧結
合運用,具體情況,請參閱下文有關內容。毛澤東還有時把摹狀法與虛擬法
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特殊的摹狀技巧,這種技巧是根據文章或講話中事理的
需要,把不可能出現的事物按照可能出現的推想,形象化地把它們描繪出來,
顯得格外風趣。這種技巧,有人稱之為「示現法」。請看《反對黨八股》中
的一段話:

..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很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眾中
間有一個什麼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


會將起軍的。

這是一個細節,而且是一個很典型的細節,其中有時間、地點、人物,人物
還作對話,很形象,但這完全是虛構出來的事實,不會真有其事,但是,人
們卻又不會以為是在騙人,反而感到風趣有味。

毛澤東在鼓勵人們的時候,有時也運用這種特殊的技巧。例如他在對延
安抗大第四期畢業生講演時說過這樣一段諾:

..我們要一直往東打,把日本人打回東京去。那時日本的老百姓開群
眾大會來歡迎你們,問你們從哪裡來的,你們說:
「我是從抗大來的——」(引白危《毛澤東印象》)

這也是一種虛擬性摹狀,但是,這是多麼令人鼓舞啊!

毛澤東所運用的摹狀性語言很多,上面我們僅僅舉了少數例子。他的摹
狀性語言有一個特點,即雖然不像文藝作品那樣對形象刻畫得細緻入微,纖
毫畢悉,但典型性卻極強,其原因就是,他刻畫形象一般都是採用雜文中「取
型」時所運用的粗線條的勾勒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再看兩則例子:

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
為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
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論
十大關係》)

以上兩段話,刻畫的是兩種「型」;前者是「兩面派型」,後者是「風派型」。
都是通過對複雜的社會現象作高度的概括,而用極簡省的筆墨塑造出來的典
型。


二比喻法的運用

毛澤東文章中修辭格運用得最多的有兩種:一種是設問,另一種就是比
喻。由此可知,毛澤東語言之所以具有感人的形象性和生動性,與他大量運
用比喻的技法有極大關係。他在1942 年9 月7 日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
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是人們都很熟悉的一篇政論文。它不足3,000
字,其中竟設用了諸如黎明前的黑暗、航船和暗礁、魚大水小、天氣變化需
要換衣服、孫行者戰勝鐵扇公主、黔驢之技等六處比喻。一篇短短的政論文
中運用的比喻竟達如此之多,確實是不多見的現象,從而使這篇文章生動性
極強,發揮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並成為不朽之作。在其他各種體裁的文章和
講話中,比喻性的語言雖然沒有這篇那麼集中,但在可能的情況下,毛澤東
都隨處設喻,無論怎樣複雜的問題或事理,他都可以運用比喻法作出生動具
體而又明晰的說明和解釋。例如,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
《論持久戰》兩篇文章中都說過,在抗日戰爭中,敵我雙方均有三種包圍和
三種反包圍:從整體戰爭中看,日本處於戰略進攻和外線作戰,我處於戰略
防禦和內線作戰地位,這是敵對我的第一種包圍,我從戰役和戰鬥上把分數
路向我進攻之敵的一路置於包圍之中,這是我對敵的第一種反包圍;每一獨
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包圍之中,這是第二種包圍,各個根據地及各個正規
軍陣地聯繫起來,這是第二種反包圍;從國際上看,德、意、日等以侵略陣
線包圍中、法、蘇、捷等,這是第三種包圍,中、法、蘇、捷等以和平陣線
包圍德、意、日等,這是第三種反包圍。這個問題是多麼複雜啊!想要把它
說清楚,真是不容易。但是,毛澤東在上述兩篇文章中,都把這個問題比作
「下圍棋」。他說,這三種包圍和三種反包圍,「大體上好似下圍棋一樣」,
敵我互相作戰「似吃子」,敵之據點和我之根據地則「好似做眼」。這一奇
妙的比喻,不但把這個極為複雜的問題變得十分清晰易懂,而且給人留下極
為深刻的印象。也可以這樣說,善於運用比喻法,不但使比喻貼切、新奇,
而且比喻種類繁多,用法靈活,這是毛澤東語言生動性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很有必要對毛澤東究竟運用哪些比喻法,如何進行比喻等方法和技巧
進行歸納、總結,從而有利於我們學習和借鑒。

1.運用比喻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比喻法的種類,可以說應有盡有,無一不備。根據一般修辭
格看,其中有明喻、隱喻、借喻、諷喻(含引喻);從其他不同角度看,還
有反喻、強喻,略喻、詳喻,等等。

1明喻法
先請看下面三則例子:
如果敵情特別嚴重,游擊部隊不應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風一樣,迅

速地移動其位置。(《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

牛衝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論

持久戰》)

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在

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時的談話)


這三則例子中的比喻,不但本體和喻體都出現,而且其間還都有「像」和「好
像」字樣的喻詞,故都屬於明喻法。
毛澤東有時連續運用明喻法。例如《反對本本主義》中說: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

這是一個複句,由兩個並列的分句構成。毛澤東對這兩個內容都作了明喻:
把前者喻為「十月懷胎」,把後者喻為「一朝分娩」,時間也是銜接的,形
成連續明喻,十分得體。

2隱喻法
再看下面兩則例子:
..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
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新民主主義論》)

對的,他們(指國民黨反動派——引者)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
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
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前一則例子,比喻中的本體和喻體之間有「是」的字樣,後一則例子有「等
於」的字樣,所以它們都屬於隱喻法。
毛澤東有時也連續運用隱喻法。例如:

英國、美國、日本、法國..,都很喜歡我們這塊地方。他們都是我們
的反面教員,我們是他們的學生。(《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反面教員」和「學生」是兩處隱喻連用。
還有的比喻形式中,本體和喻體都出現,喻詞不出現,由本體和喻體構
成一個詞組(含偏正詞組或同位詞組)。例如:

..和平攻勢這個法寶出產於美國工廠,還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國人
送給了國民黨。(《四分五裂的反動派為什麼還要空喊「全面和平」?》)

這個句子中共有兩處比喻:「和平攻勢」是本體,「這個法寶」是喻體,二
者合在一起,構成同位詞組比喻;「美國」是本體,「工廠」是喻體,二者
構成偏正詞組比喻。而像「花岡巖腦袋」(《介紹一個合作社》)、「戰爭
長河」(《論持久戰》)和「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論持久戰》)這
些比喻,也都是由偏正詞組構成:其中的「花岡巖」是喻體,「腦袋」是本
體,其中心詞仍然是本體;「戰爭」是本體,「長河」是喻體;「戰爭指揮
員活動」是本體,「舞台」是喻體。但是,在偏正詞組比喻中,有的喻體(「工
廠」、「長河」、「舞台」)都變成了中心詞,反客為主;本體(「美國」、
「戰爭」、「戰爭指揮員活動」)卻都有了偏飾性質,反主為客。以上這些
由偏正詞組和同位詞組構成的比喻,雖然喻詞沒有出現,但其本體和喻體之
間卻存在著與「是」或「等於」相似的關係,所以,這種情況下的比喻,似


乎均可以視為隱喻法的特殊情況。

3借喻法
所謂借喻法,就是既不出現本體,也不出現喻詞,而只是出現喻體的一
種比喻技巧。這種比喻,就是用喻體來代替本體的一種比喻方法。例如:

國民黨死硬派..堅決地反對人民,..橫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
寶塔的尖頂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國民黨反動派由「呼籲和平」變為
呼籲戰爭》)

文中的「寶塔的尖頂上」是個喻體,本體「極端孤立的危險境地」和喻詞都
未出現。因此,這是借喻。

毛澤東往往連用借喻法。有時他僅僅根據很簡單的喻體,便能引申出許
多有趣的事理來。例如,在斥責那種「自己有了錯誤,又不承認,還反以為
自己一貫正確、愛吹牛皮」的機會主義者時,把他們比喻為喜歡開「牛皮公
司」的人。這僅僅是一種極簡短的借喻,但他卻據以引出來開「牛皮公司」
這種人的四個特點:第一,他們要想開「牛皮公司」,要「學會不臉紅」;
第二,當「牛皮公司」經理,「要學會誇誇其談,阿諛奉承」;第三,必須
「培養一批人手,替他出力」;第四,還要「學會畫廣告,會編小冊子宣傳」
(王永盛、張偉《毛澤東的語言藝術》),這種借喻,確實是很有趣的。

又如:

在我們走向勝利的路上,不僅荊棘叢生,而且路旁隨時有扒手在窺視
著,想乘我們的不備,竊取我們奮鬥的果實而去。(《謹防扒手》)

這段話中,一連串的比喻都是借喻:喻體「路上」比喻的是鬥爭的過程
中,「荊棘叢生」比喻的是困難很多,「路旁」比喻的是鬥爭範圍以外,「扒
手」比喻的是未參加鬥爭的投機者,「果實」比喻的是鬥爭勝利後帶來的利
益。從這則例子可以看出,連續地運用借喻法,形象性更強,因而也更生動。

4諷喻法(含引喻法)
以此一事理比喻彼一事理的比喻法叫做諷喻法。它有三種具體情況:第
一種情況是本體在前,喻體在後;第二種情況是本體在後,喻體在前;第三
種情況是喻體居中,其前其後皆為本體。這種技巧,實際上就是用事理來打
比方,即用喻體中的事理引出或說明本體中的事理。

本體在前而喻體在後者,例如:

..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文藝
作品)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
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段話中的本體是文藝作品的「提高要有一個基礎」(即工農兵的需要)這
個事理,喻體是一桶水要「從地上去提高」,而不能「從空中去提高」這個
事理。顯然,這是本體在前,喻體在後的一種諷喻。這種諷喻的情況是比較
多見的。

喻體在前而本體在後者,一般稱為引喻法。所謂引喻法就是用喻體中的


事理引出本體中的事理。
例一:

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
個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例二: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
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而鬥爭》)

前一則例子是用小規模爭鬥怎樣達到最佳效果的事理,引出並說明大規模戰
爭中如何才能取得關鍵性勝利的道理,例二是用做文章引出並說明當時進行
的民主革命的意義。

毛澤東運用的引喻頗多,諸如用過河一定要解決「橋」與「船」的問題,
引出和解釋要重視工作方法的道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用劇有「序幕」和「高潮」的道理,引出說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後的「路程
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的道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
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用長江雖大,但並不可怕的道理引出並說明美
帝國主義也「沒啥」的道理(宮強《毛主席三次渡長江》),等等,都屬於
引喻法的運用。

關於喻體居中,前後皆為本體者,例如:

要學習,不要驕傲,不能看不起人。鵝蛋看不起雞蛋,黑色金屬看不
起稀有金屬,這種看不起人的態度是不科學的。(《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
想》)

這段話中間,「鵝蛋看不起雞蛋」和「黑色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是兩組並
列的喻體,其兩處本體都是「看不起人」,一處在喻體之前,一處在喻體之
後。

毛澤東常常把喻體居中的比喻法運用到文章和講話的較大層次或段落中
去,例如,《愚公移山》中的一段文字,開頭的文字說,黨的「七大」閉幕,
全黨全國人民要有必勝的信心,這是本體,中間部分敘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
這是用典故作喻體;最後又說我黨早已下定決心挖掉「帝」、「封」兩座大
山,只要堅持,也會成功,這又是本體。這種諷喻的好處是,喻體把前後兩
個本體(其實質是一致的)有機地聯繫起來,成為一體,邏輯性強,說服力
大。

從上面的評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於諷喻法重在說理,故其文字量偏
大。因此,毛澤東常常把它作為一種特殊的論證方法——喻證法。它可以化
故事、典故(含寓言、神話)等為喻體。除了上面提到的「愚公移山」以外,
像《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的「黔驢之技」,《將革命進行到底》中「農
夫與蛇」等,就都是諷喻法中的喻體,其比喻效果都是相當理想的。

5反喻法

所謂反喻法,就是在比喻中,本體與喻體相比,在性質上或作用上不同,
甚至完全相反。毛澤東運用反喻法的時候也不少。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中的「革命(本體)不是請客吃飯」(「請客吃飯」是喻體);《整
頓黨的作風》中的「這些作風(指不正的學風、黨風和文風,是本體)不正,
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北風」是喻體)那樣」;《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中的「共產黨員和蔣介石(本體)都不是神仙(喻
體)」等,這些比喻中,其本體與喻體都是不同或相反的,因此它們都屬於
反喻。從這些反喻中可以看出,它們都是明喻或隱喻的特殊形式。因為它們
之間的喻詞都是「不是」或「不像」。這種情況的比喻,也包括對比的因素。

6強喻法
強喻法是本體在程度或作用上超過或不及喻體的一種比喻法。它也可以
視為明喻或隱喻的特殊形式,並且也包含有對比的因素。例如,1957 年毛澤
東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說:「赫魯曉夫這朵花
比我好看」(引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這句話中「赫魯曉夫這朵
花」本身是同位詞組比喻,而在整句話中,它是喻體,「我」是本體,這是
喻體超過了本體的強喻。

由於反喻法和強喻法同時都包含有對比的因素,所以運用它們往往可以
使形象更加鮮明生動。例如,1942 年毛澤東在延安黨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中諷
刺教條主義的時候說:

說句不客氣的話,(教條主義)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
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餵狗。有什麼用處呢?

說教條主義不如屎,這是運用了強喻法,(喻體超過了本體)其中有教條主
義與「屎」(包括「狗屎」和「人屎」)的對比,實在風趣;如果不用強喻,
而說「教條主義好像屎」,雖然也較為形象,但其作用和風趣性就要差得多。

2.比喻法的靈活運用
靈活多變地運用上述各種比喻法,也可以說是毛澤東運用比喻法的一個
具體特點。這個特點體現在許多方面。其中有一本多喻,多本一喻;有時多
種比喻合用,有時結合其他各種技巧運用;有時兩面同時設喻,有時總分設
喻;有時將喻體引申,有時將喻體與本體融為一體,等等。

1一本多喻
毛澤東運用比喻法,有時本體只有一個,喻體卻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這
種情況,就是一本多喻。例如,他把「馬克思主義方法」這個本體同時比喻
為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兩個喻體(《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把「國民黨特務機關」這個本體同時比喻為「謠言之大本營」和「奸邪之制
造所」(《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它們都是一本兩喻法。

在毛澤東的語言中一本三喻的情況也不少。例如:

..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像
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反對
本本主義》)

本體只有一個,即「調查的結果」,喻體卻有三個:「狗肉賬」、「新奇故


事」、「山頂看城郭」。其他諸如把「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這一個本體
比喻為「航船」、「朝日」和「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敵
人不打不倒」這一個本體比喻為「掃帚不到灰塵不跑」、「鍾不敲不響」和
「桌子不搬不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把長征的
意義這一個本體比喻為「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論反對日
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等,都是一本三喻。

2多本一喻
這是用同一種喻體來比喻兩個以上的本體的情況。這又分為兩種具體情
況:一,在同一處比喻中用同一個喻體來比喻多個本體;二,在不同的文章
和講話中用同一個喻體去比喻多個本體。

先說第一種具體情況。1958 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九年來,美國侵佔了我國的台灣,黎巴嫩;它先後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了「幾
百個軍事基地」。因此——

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
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

這裡,「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都是本體,有「幾
百個」,而喻體只有一個——「絞索」。

又如,毛澤東在1956 年11 月15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
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蘇聯「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
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
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這裡的「列
寧」和「斯大林」是兩個本體,而「兩把刀子」都是刀,屬於一個喻體,所
以這可視為兩體一喻。

再說多體一喻的第二種情況,即在不同的文章和講話中用同一個喻體去
比喻不同的多個本體的情況。這種情況,也很普遍。例如,毛澤東在《組織
起來》中把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都比喻為「灰塵」,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把「敵人」也比喻為「灰塵」,在《論聯合政府》中,
又把缺點和錯誤比喻為「灰塵」。可見毛澤東很習慣於拿「灰塵」作為喻體
進行比喻。筆者還發現,毛澤東也很喜歡拿孫悟空這個神話人物作為喻體,
在不同的文章和講話中,至少對八個不同的本體作過比喻,我們不妨選幾例
列在下面:

例一,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時,毛澤東鼓勵人們說,要用「上天
入地、變化多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那樣的本領,「去推翻反動統治和整個
舊社會」(據楊德志《我見到的毛澤東同志》);

例二,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精兵簡政以後的革命隊伍要像孫
行者巧妙戰敗鐵扇公主那樣戰敗敵人;

例三,在《論持久戰》中用「幾個新式孫悟空」比喻德、意、日三個「法
西斯侵略主義者」;

例四,《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用
「興妖作怪的孫行者」比喻一切國民黨反動派。

這四則例子中的喻體,雖然有些變化,但都是以孫悟空為主,基本上屬
於向一個喻體:至於本體卻不相同。當然,那四個喻體,有的作為正面的形


象出現(前兩例),有的作為反面形象出現(後兩例)。由此可見,毛澤東
運用比喻法是何等靈活。

3多種比喻法合用
由於毛澤東所運用的比喻法很多,故其各種比喻法結合運用的情況就很
複雜,其中有:
明喻和隱喻合用;
明喻和諷喻(引喻)合用;
借喻和引喻合用;
隱喻和引喻合用;
引喻、明喻和隱喻合用;
偏正詞組、同位詞組比喻和隱喻合用;
下面,讓我們分別看一看其中某些具體情況。

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為左右
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像一個獨臂將軍。(《中國革命
戰爭的戰略問題》)

「左右手」是隱喻,「獨臂將軍」是明喻,所以這是隱喻和明喻合用。

..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
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
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
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新民主主
義論》)

「如同..一樣」,這是明喻,但是整個喻體是一個消化過程,說的是一個
完整的事理,並用這個事理去說明「全盤西化」的主張是錯誤的這個事理,
這又是諷喻。所以這段話,是明喻和諷喻(引喻)的合用。

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
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
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
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開頭一句「彈鋼琴」是借喻;其後用如何彈好鋼琴、產生好的音樂的事理來
說明如何開展好中心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的事理,又是諷喻。所以這段話是
借喻和諷喻(引喻)的合用。

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同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
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

醫生只顧開藥方,不管病人死活是隱喻(因為本體和喻體之間有喻詞「等
於」),而它又是「立場不正確」這個道理的根據,即從醫生不負責任看病


的事理引出立場不正確的問題,這又是諷喻。所以這段話可視為隱喻和諷喻
的合用。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
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
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青年小伙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
黨也是這樣。(《論人民民主專政》)

「像一個人一樣..」這是明喻;「小孩子」、「青年小伙子」是連續反喻;
「大人」是隱喻;「人到老年就要死亡」是諷喻。短短的一段文字,竟合用
了四種比喻:明喻、反喻、隱喻和諷喻。

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製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瞭解下情,沒有原
料,也沒有半成品,怎麼能夠製造出產品?有的東西,地方上已經製成成品,
中央領導機關就可以在全國加以推廣。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
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亂髮指示。本來中央各部發出的東西,應當是上品,
現在是次品,並且有大量產品根本沒有使用價值,大批報廢。大區和省市的
領導機關,是製造思想產品的地方工廠,也要出上品。(《反對黨內的資產
階級思想》)

這段話是1953 年夏季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講的,基本上都屬於比喻
性的語言。其中「一個製造思想產品的工廠」、「上品」、「次品」、「地
方工廠」均是隱喻,其餘皆屬於借喻(「出上品」中的「上品」也是借喻)。
由於隱喻和借喻交錯互用,使得這段話中的抽像事理,顯得異常形象生動。

1961 年毛澤東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後,有人告訴毛澤東,蒙想瞭解誰
是毛澤東的繼承人;毛澤東對匯報人說,八大黨章中寫著,必要時黨中央設
名譽主席一人,這就是告訴人們,「必要時」毛澤東就是名譽主席,之後由
第一副主席的劉少奇繼任毛澤東的職務。接著,毛澤東說了下面一段話:

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裡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
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
(引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

這段話中的「鐵幕」、「竹幕」是連續的兩個同位詞組比喻,同時又都屬於
連續反喻;「一層紙」是借喻,「馬糞紙」和「玻璃紙」是連續性反喻,「薄
薄的紙」(糊窗紙)是隱喻。這段話中也同時運用了同位詞組比喻、借喻、
反喻和隱喻四種比喻。

4兩面設喻
要說明的事物或問題,如果分為兩個側面,毛澤東運用比喻法時,常常
同時從兩方面進行比喻。請看下面的例子。

戰略退卻,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
破其進攻,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
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


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

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

「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中

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節文字是一則本體在前喻體在後的諷喻。它共有三個自然段。第一個自然
段是本體,說的是處於劣勢但指導正確的指揮員和軍事冒險主義者,對於強
敵進攻採用不同的戰略必然產生不同的結果。它分為兩個側面:正確的指揮
員採用退卻的戰略(「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必然勝利;軍事冒險主義者采
用「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略必然失敗。第二個自然段和第三個自然段是兩
個喻體。兩個喻體說的是一個事理:「兩個拳師放對」,先作退讓的聰明者
勝,「其勢洶洶」搶先進攻者敗。只不過前一個喻體屬於較為抽像的事理說
明,後一個喻體屬於較為具體的故事印證(《水滸傳》中的「拳師放對」)。
其中每一個喻體也都分為兩個側面:前者作者用聰明退讓而取勝的拳師比喻
正確的指揮員,用「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而被打倒的「蠢人」比喻軍事冒
險主義者;後者用先是退讓但看出對方「破綻」而取勝的林沖比喻正確的指
揮員,用先是「連喚幾個『來』『來』『來』」而被「一腳踢翻」了的洪教
頭比喻軍事冒險主義者。這兩個喻體都屬於兩面設喻。兩面設喻也屬於比喻
法與對比法合用。又如,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黨的幹部對研究經濟建設的
經驗程度不同,毛澤東用醫生業務不同的熟練程度比喻這種現象的兩個方
面,他把對經濟建設經驗研究得程度深的,比喻為能夠「開刀」、「打針能
夠打靜脈」的那種大夫;而把研究得程度淺的,則比喻為「不能開刀」、打
針「只能打皮下」的那種大夫(《在中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這
種比喻,也屬於兩面設喻。

5總分設喻
總分設喻是根據某一本體先作一總的比喻作為總的喻體,然後再根據這
個總的喻體並列分設兩個以上方面具體的較小的喻體進行比喻。比如,毛澤
東先把整個革命比喻為一個「鏈條」,把1942 年和1943 年先後開始的整風
運動和生產運動比喻為「兩個環子」(《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
兩大運動的重要性》),其中喻體「鏈條」和「兩個環子」具有總分關係,
所以,這個比喻屬於總分設喻。

再看下面更典型的一段話:

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對於使用游擊隊,好像漁人打網一樣,要散得開,又
要收得攏。當漁人把網散開時,要看清水的深淺、流的速度和那裡有無障礙,
游擊隊分散使用時,也須注意不要因情況不明、行動錯誤而受損失。漁人為
了收得攏,就要握住網的繩頭,使用部隊也要保持通訊聯絡,並保持相當主
力在自己手中。打魚要時常變換地點,游擊隊也要時常變換位置。(《抗日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段語,都是比喻性的語言。其中總的喻體是「漁人打網」,其下有並列著
三個分的喻體:「把網散開時」、收攏時、「變換地點」時,這三個分喻體


都與「漁人打網」具有總分關係。
以上總分設喻,還算是較為簡單的情況,有時情況就比較複雜:

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
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
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
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
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
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
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這是毛澤東批評造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左」傾機會主義的一段議論,
它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除去這點不說,僅僅就它的設喻技巧和方法就值得
研究和借鑒。其本體基本上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喻體是「賺錢生意」。
實際上這是一個總的喻體(隱喻),其下分設有兩個小的喻體:「市場交易」
與「睡眠和休息」。從總的看,這是總分設喻。但是,關於「市場交易」這
個分喻體之下,又沒有「買者」和「賣者」兩個更小的喻體,這是總分中的
總分。可見這種情況的比喻是很複雜的。

毛澤東所作的總分設喻,往往極有趣。他在論述「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條
件辦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我們的目的」這一問題時,把這個問題
比喻為「生小孩子」,這是一個總的喻體。然後分為三種情況:九個月生孩
子——正常;不足九個月硬要生——「左」傾;九個月不生——右傾(《毛
澤東選集》第5 卷第214 頁)。這個總分設喻非常風趣。然而,還有更有趣
的:

當鬥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
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過去
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胡漢民所依托的兩廣派軍閥,
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並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後抗日」)
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並不奇怪,這
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一個不大不小的缺
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在上面的這段文字中,毛澤東寫了兩種「走狗」作為喻體:一種「走狗」是
英美利益的代理人,從這種「走狗」引出狗的「主人」及其「叱聲」;另一
種「走狗」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毛澤東把「走狗」作為總的喻體,把
兩種具體的「走狗」作為分喻體,並且把它們的矛盾喻為「狗打架」,又從
「狗打架」中引出了「大」、「小」、「飽」、「餓」四種「狗」,這又是
總分中的總分。這種情況的比喻,真是趣味橫生,令人拍案叫絕。

6喻體引申
毛澤東運用比喻法靈活多變,還體現在經常善於對喻體進行巧妙的引申
和發揮上面,從而增加其比喻的具體性和生動性。例如:

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


步驟地達到彼岸。指導戰爭的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中國革命戰爭
的戰略問題》)

這段話中的喻體是「大海中游泳」,作者從「游泳」引申出「不沉沒」和「到
達彼岸」,又從「不沉沒」和「到達彼岸」引申出「游泳術」。由於這一連
串的引申比喻,使得這段話形象生動,如果作者僅僅停留在「大海中游泳」
這一點比喻上,其效果顯然要減少許多。

毛澤東對喻體的引申發揮,一般都是隨機性的。他有時從喻體的縱向進
行引申,有時作橫向引申,有時作雙向引申,有時還從抽像的喻體中再引申
出具體的喻體來,情況也比較複雜。例如,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作講演,內容
是講怎樣爭取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他說,對付蔣介石,就要像陝北農民趕
毛驢上山,前面要人拉,後面要人推,還要用鞭子抽兩下,不然,他就要耍
賴、搗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我們用的就是這種方法,迫使他接受了一致
抗日的主張(據楊德志《我見到的毛澤東同志》)。從總體上看,這段話是
諷喻,喻體是「陝北農民趕毛驢上山」,但毛澤東把這個喻體越引申越具體,
對「驢」不光要「拉」、「推」,還要「鞭打」,幾乎就是一個小故事。這
可以視為對喻體的縱向引申。

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中國人民是已經長成為磐石了,但你們(指親美分子——引者)卻
硬說還是皮球,你們一定要踢開就請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們自己的高貴
的足趾。(《謹防扒手》)

這段話比喻中的基本喻體是「磐石」,作者又從它引申出「皮球」,這是橫
向引申;之後,又從「皮球」引申出「踢球」和「小心足趾」,這又是縱向
引申。可見這段話對喻體的引申是先橫後縱。

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批評要具有尖銳性時說:

..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面上,倒是好相處了。不要把稜角磨掉。牛為
什麼要長兩隻角呢?牛之所以長兩隻角,是因為要鬥爭,一為防禦,二為進
攻。我常跟同志講,你頭上長「角」沒有?你們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
有些同志是長了「角」的,有些同志長了「角」但不那樣尖銳,還有些同志
根本沒有長「角」。我看,還是長兩隻「角」好,因為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
的。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
會議上的講話》)

這段話開頭的「稜角」是喻體(借喻),它本是一個較概括性的喻體,後面
毛澤東把它具體化為牛角,再具體到「牛角」的用處(「一為防禦,二為斗
爭」),最後又聯繫到每個人頭上有沒有長角,這種引申,使喻體越來越具
體,越來越好笑。

還有比這更具體的: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
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


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
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後總能成功。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不難看出,毛澤東把這段話中的喻體(「真老虎」)具體到不能再具體了,
因而顯得這段話更加形象生動。
還有進行比喻的許多時候,他往往將本體與喻體融為一體,使二者密不
可分。請看下面一段話:

俗話說:「夾緊尾巴做人。」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麼要夾緊尾巴
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
時候它就夾緊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我希
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
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這段話中,本體是什麼?喻體又是什麼?這就不像一般的比喻那樣容易分
辨;當然,如果仔細分辨,還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尤其是「大概是有了幾批
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要同志們「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
兩句,最不易分辨其中何者為本體,何者為喻體。到底說的是人,還是狗?
說「有了幾批成績」,似乎說的是人,那後面為什麼要說是「它」?既然是
「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那指的可能是狗,因為只有狗才有尾巴;
然而前面明明說的是「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這不又是指的人
嗎?儘管如此,我們並不會對這段話產生誤解,反而感到其語言情趣盎然。
毛澤東運用的比喻性語言中,像這種情況並不少,如前面提到的關於人體消
化過程的比喻,講的是如何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化問題,其本體和喻體也是交
融在一起的,難以明確地加以區分,但仍然令人感到格外生動。這是運用比
喻法達到了十分成熟、出神入化的程度,一般人很難做到。

7比喻法與其他技巧合用
除了各種比喻法合用以外,毛澤東還經常把比喻法與其他各種技巧結合
起來運用,從而使他的語言更加生動。這種情況也很複雜,這裡我們僅介紹
一下比喻法與摹狀法、對比法、層遞式等結合運用的具體情況。

比喻法與摹狀法合用。毛澤東不是善於寫狗嗎?下面的例子又是他寫「瘋
狗」打架:

他們(指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引者)像瘋狗一樣,已經瘋了,被資本
主義制度把他們弄得完全瘋了,他們就不得不向他們的敵人,向全世界的牆
壁,亂撞亂碰,這就是今天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實際生活。一群瘋狗打架—
—這就是今天的帝國主義戰爭。(《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講演提綱》)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毛澤東講的關於這次戰爭性質問題的一段話。各
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重新瓜分世界,毛澤東說他們像「瘋狗」
一樣,這是明喻;說他們「碰壁」、互相爭奪是「瘋狗打架」,都屬於借喻;
而說這些「瘋狗」「完全瘋了」、「亂撞亂碰」,說打架的瘋狗是「一群」,
這些都是摹狀。由於毛澤東在比喻的基礎上又運用了形象摹狀,將這兩種技


巧結合起來運用,所以使這段話顯得格外動人。

摹狀法和比喻法是使語言形象化的兩大主要技法。毛澤東不但善於單獨
地運用它們,而且善於把它們結合起來運用,並且運用得十分純熟。即使是
看來很小的事理,他也盡可能這樣做。比如,他說,批評錯誤現象,主要靠
恰當的說理,但是,怎樣才能恰當地說理呢?他這樣告訴人們:

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
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
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反對黨八股》)

給具有某種錯誤或毛病的人以刺激,讓他們先認識到自己有錯誤或毛病的危
害性,這是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或毛病的前提。毛澤東用醫生給病人看病前的
「大喝」,甚至用「喝」使之「驚」,「驚」而使之出「汗」的事理來說明
這個前提。這是一個比喻,但比喻中有摹狀,摹狀中又有比喻,使兩種技法
合而為一,把道理說得形象、生動而又深刻。

比喻法與對比法合用。關於這種情況,我們在前面已有所涉及,為了更
明確這個問題,下面再舉一例。毛澤東在批判「左」傾機會主義第五次反「圍
剿」中與國民黨「拼消耗」的主張時說:

「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
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把敵我「拼消耗」的行為比作「比寶」,把力量雄厚的敵人一方比作
「龍王」,把力量弱小的革命力量一方比作「乞丐」,這都是借喻;而「龍
王與龍王比」、「龍王與乞丐比」這兩個比喻,則是明顯的對比。這是比喻
法與對比式合用的極典型的例子。由於對比式易使事理鮮明,而比喻法易使
事物形象突出,故二者結合運用自然會產生更為生動的效果。這種情況,在
毛澤東運用的比喻中隨處可見。

比喻法與層遞式合用。請看下面的例子:

(學問的研究)有獲有不獲,則積不積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則
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於萬石焉。學問亦然,今日
記一事,明日悟一理,積久而成學。(引張貽玖《毛澤東讀史》)

這段文字中,關於「積石」部分的內容是喻體,其前其後皆為本體,可見這
段文字中的比喻屬於諷喻法。但關於「積石」內容的具體敘述,由「一石」
而「二石」,由「二石」而「三石四石」乃至「萬石」,數量漸次加多,屬
於階升,因此,這段話在比喻中與層遞式結合。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種情
況也不少見。又如,他提倡知識分子同工農結合,要熟悉工人農民,經常到
工廠農村去,不過,到工廠農村去可以有三種情況,一是僅僅「看一看,轉
一轉」,他把這種情況喻為「走馬看花」;二是去「住幾個月,在那裡作調
查,交朋友」,他把這種情況喻為「下馬看花」;三是「長期住下去,比如
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就在那裡生活」,他把這種情況喻為「安
家落戶」(《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們不難看出,


「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和」安家落戶」,既是三個比喻,但它們又是
按照一步比一步深入的程度性階升順序排列的。這也是明顯的比喻法與層遞
式的合用。

總之,從上面我們對毛澤東運用的比喻法的各種情況的評述中看,雖未
盡述,但也可以看出,他運用比喻法,數量多、用法活是其明顯的兩大特點。
這是一般人很難與之比肩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即是他運用比喻法
樣式新。樣式新,往往帶來內容新。這個情況,我們從上面提到的許多例子
中都可以看到。這裡,為了更進一步明確這個問題,同時也為了欣賞,再看
幾則較為典型的例子:

大觀園裡賈寶玉的命根是繫在頸上的一塊石頭,國民黨的命根是它的軍
隊..(《評戰犯求和》)

這是一個諷喻,內容是說國民黨的軍隊像是賈寶玉頸下的那塊石頭,關係重
大,但是毛澤東並沒有這樣直接說,而是先說賈寶玉的命根是一塊「石頭」,
然後才說,國民黨也有命根,這個命根就是它的軍隊,讓人體會到,這個軍
隊,就是「石頭」。

再看下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中的例子:

每年國家預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還有一些
有關同志,開三次會,討論定案。..他們(指經手預算的同志——引者)
好比是戲台上的演員,會唱,我們好比是觀眾,不會唱。但是,如果我們看
戲看久了,哪個長,哪個短,就可以做出比較正確的判斷。戲唱得好壞,還
是歸觀眾評定的。要改正演員的錯誤,還是靠看戲的人。觀眾的高明處就在
這個地方。一個戲,人們經常喜歡看,就可以繼續演下去。有些戲,人們不
大高興看,就必須改變。..專家有專家的長處,非專家有非專家的長處。
非專家可以鑒別正確和錯誤。

你看,毛澤東把對每年國家預算的討論比作「演戲」,把制定預算的專家比
作「演員」,把自己和中央委員這些非專家們比作「觀眾」,用一般觀眾評
定、判斷、鑒別戲演得好壞,決定某些戲是演下去還是改換的常識來比喻國
家預算的好壞或是否可以付諸實施的道理,這種形式的比喻,是何等奇特,
一般人是不可能發此奇想的。

再舉一則例子。1958 年3 月,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與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的談話中,當談到很小的古巴卻不怕離它很近的
強大的美國時,毛澤東說了下面一段話:

許多病是由細菌引起的。細菌很小,以至於看不見它們。而人則很大,
約有150 磅。但人的塊頭一點也嚇不倒細菌。它們恰恰進入人體並繁殖起來。
(引郭思敏編《我眼中的毛澤東》)

這麼奇巧的比喻,真是「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他能把細菌和人的關
系與古巴和美國的關係建立起聯繫,形成絕妙的比喻,貼切而又蘊含著深刻


的哲理,可以稱為比喻中的一絕。這類新穎的比喻很多,諸如把革命重心從
農村轉移到城市,把黨政機關遷往北京比喻為「趕考」,把革命者不要因為
驕傲而使革命失敗比喻成「不當李自成」(權延赤編《領袖淚》),把他自
己集中一段時間看了各地許多報告材料比喻為「周遊列國」(《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第206 頁),等等,都是十分新奇而又巧妙的比喻。總之,各種比
喻法的運用,使毛澤東的語言非常生動。


三比擬法的運用

1.運用比擬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比擬法雖然不像運用比喻法那樣多,但其種類也比較齊全:
既有擬人法和擬物法,還有擬生法。

1擬人法
毛澤東有時把動物或具體事物當作純粹的人來寫。有一次,毛澤東便秘,
問醫生有什麼好辦法,醫生告訴他,最好的辦法是灌腸,於是他說:

那好,如果明天屎先生還不來,就灌吧!(王鶴濱《紫雲軒主人》)

毛澤東把「屎」稱為「先生」,可見他運用擬人法是何等嫻熟。關於這種擬
人法,毛澤東運用得不是很多,有關具體情況,下文涉及到時再作一些交代。

2擬物法
毛澤東常常把人當作動物或一般事物來寫。例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
考察報告》中把舊時的「警察、警備隊、差役」統稱為縣政府「豢養的」「這
班惡狗」,這是把人當作動物對待。

3擬生法
這種技巧,在一般的修辭著作中沒有提到。它是把無生命的事物當作有
生命的事物來寫(這裡的「生命」,是專指動物和人的生命,不包括植物的
生命,因此是狹義的概念),使這種無生命的事物,有時可以被看作是人,
有時也可以被看作是動物。由於擬人法只能把被比擬的對象看作是人,所以
擬生法與擬人法有所不同。例如: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
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
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湖南
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多奇怪,「這幾個口號」本來是無生命的事物,它們會「飛」,已屬非常,
然而還會「鑽」、會「流」,可見它們是怎樣地充溢著生機和活力!這種形
象的語言真是奇妙;然而,這不是擬人,而是擬生。

毛澤東運用上述三種比擬法時,有時連續運用其中某一種技巧。上述關
於「打倒帝國主義」等幾個口號會「飛」、會「鑽」、會「流」的例子,便
是擬生法的連續運用。又如:

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
不舒服..(《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勞動人民不高興」,是正常的,「牛」和「鋤頭」都「會不高興」,「土
地」還會「不舒服」,這是一連串的擬人法的運用。
再看下面一段話:

..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


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
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
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
(《新民主主義論》)

「資產階級思想」、「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
思想」,都是思想,即都是抽像的無生命的事物,但是,「外國帝國主義的
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卻會結成「反動同盟軍」,「資
產階級思想」與這個「反動同盟軍」都會「上陣打幾個回合」,這個「反動
同盟軍」也會「反攻」;「新學」呢,它也是一個抽像的無生命的事物,它
會「偃旗息鼓」(說明它原來會舉旗、擊鼓),能夠「宣告退卻」,「失去
了靈魂」(說明它曾經有過靈魂)。這一連串的描寫,都是把它們當作人來
寫的,顯然這也是擬人法的連用。

2.比擬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比擬法,也很靈活,情況也是多種多樣。

1各種比擬法合用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有這樣一段話:
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
「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
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能向「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抽像事物「將一軍」,這是把它們當作
人看,屬於擬人法;把這兩個抽像事物稱為能現「原形」的「怪物」(說明
它們原來還會「偽裝」),這又屬於擬生法(當然這同時也屬於承前借代法)。
可見這段話是擬人法和擬生法的合用。

毛澤東對於各種比擬法合用的情況,並不很多,偶有所見。

2比擬法與其他各種技巧合用
毛澤東經常結合摹狀、比喻、借代、對比等其他各種技巧運用比擬法。
關於與借代法合用的情況,請參閱下文借代法一節有關內容,這裡僅介紹其
他各種合用的情況。

比擬法與摹狀法合用。上文提到的中外各種思想「上陣」、「結盟」、
「反攻」、「偃旗息鼓」的例子,既是比擬,同時也刻畫出了具體形象;「打
倒帝國主義」那幾個口號到處「飛」、「鑽」、「流」的例子,也是如此。
可見比擬法與摹狀法常常密不可分。運用比擬法時,經常要借助於摹狀法來
刻畫形象,因此,在毛澤東的語言中,摹狀法與比擬法合用的情況較為多見。

比擬法與比喻法合用。比擬法,就其本質來講,也屬於比喻,因為二者
都要「比」。在許多情況下,究竟是比喻,還是比擬,往往很難界劃得清清
楚楚。例如,上文提到的把舊縣政府的警察等說成是「這班惡狗」,究竟是
比喻,還是比擬?實際上,既可以看作比喻,也可以看作比擬。再讓我們重
復地看看我們在比喻法一節中已經用過的關於「雞蛋鵝蛋」和「黑色金屬稀
有金屬」那兩個例子。整體上看,毛澤東是用「鵝蛋看不起雞蛋」和「黑色
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來說明不要瞧不起人的事理,這是諷喻,但是,說「鵝
蛋」和「黑色金屬」都會「看不起人」,這不都是擬人嗎?顯然,這都是比


擬法與比喻法的合用。
由於比擬法和比喻法都能「比」,又都能有助於形象化,故二者合用,
其語言自然倍加生動。
比擬法與對比法合用。例如:

這裡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卻叫它起床。(《反對黨八股》)

能叫教條主義「休息」,又能叫教條主義「起床」,可見教條主義有了人的
特點,這是明顯的擬人法。可是「休息」和「起床」的含義卻是對立的,所
以這樣的擬人,又屬於對比法。

除了上述的情況以外,毛澤東靈活地運用比擬法,還體現在其他一些方
面。有時,他運用擬物法時,常常把動物的特點加在人的身上。例如,他勸
戒人們不要驕傲時說,「尾巴不要翹起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
案》),把動物的特點加到了人的上面,屬於擬物(當然,有比喻的因素);
他在運用擬人法或擬生法時,也把人或動物的特點加在抽像事物上面。請看
下面一段話:

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卻生
怕人家駁,非常膽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
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反對黨八股》)

你看,黨八股式文章和演說裡面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本來是無生命
的抽像事物,卻具有「生怕」、「膽怯」以及「認為」等這些與人相同的心
理活動,還會像人或動物一樣「裝樣子嚇人」,真是形象極了。

另外,毛澤東還常常喜歡用「跑」、「跑到」、「跑來」、「跑出來」
等人或動物的特點進行比擬。請看下面各例:

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指抗日戰爭形勢的兩種特點和兩種事實——
引者)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

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事實先生跑將出來,給這些空談家一瓢冷水..(《論持久戰》)
..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整頓黨的作風》)
不要重複葉公好龍那個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會主義,臨到社會主義跑

來找他,他又害怕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234 頁)

上面一共列舉了五則擬生法的例子,其中都有一個「跑」字,這一「跑」,
就把那些抽像事物都給「跑」活了。


四借代法的運用

1.運用借代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借代法的種類有以一代全法、以點代面法、現象借代法、承
前借代法。

1以一代全法
以一代全法是用某一個別事物或個別人(有時是兩件事物或兩個人)指
代與其同種或同類所有事物或所有人的一種借代法。它是以個別代全體。例
如: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的訓令》)

這裡的「一針一線」,可視為一切財物。這種借代法不但能以一代全,還能
以小代大或以少代多,會產生舉輕就重的效果。
毛澤東所運用的以一代全法的語言中,有不少是人名借代,即用某一典
型的人名,指代與那人有同種性質的所有的人,例如:

因為土地問題,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擊的是住持、長老之類。這
少數人打倒了,「魯智深」解放了。(《團結起來,劃請敵我界限》)

這裡的「魯智深」指代的是所有的普通和尚。由於典型人名有正面人物,也
有反面人物,所以利用人名借代時,往往也就反映出作者的感情色彩。請看
下面兩則例子——

例一:

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
都有那裡的「諸葛亮」。(《組織起來》,見《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

例二:

查汪逆收集黨徒,附敵叛國,訂立賣國密約,為虎作倀,固國人皆曰可
殺。然此乃公開之汪精衛,尚未語於暗藏之汪精衛也。(《向國民黨的十點
要求》)

例一中的「諸葛亮」,是正面人物,他指代所有像諸葛亮那樣具有聰明才智
的人,因而具有明顯的褒義;而例二中的「汪精衛」是反面人物,指代一切
親日派的漢奸賣國賊,具有明顯的貶義。另外,在「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
中提到的「大蔣介石」和「小蔣介石」,則指大小反革命分子,也具有明顯
的貶義。

運用以一代全法作人名借代時,毛澤東往往在人名後面加一「們」字,
以示其同類人物不止一個,同時也具有諷刺意味: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


著..(《「友誼」,還是侵略?》)

這「艾奇遜們」指代與艾奇遜同類的一切帝國主義分子,並具有明顯的諷刺
性。

2以點代面法
所謂以點代面法,是用全局事物中的一兩點代表性的局部事物指代全局
性事物的一種借代法。例如,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說:

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
亦說乎」一套..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論語》中人們都熟悉的話語。在這裡,
它不僅指代《論語》全書,也指代所有的封建時代的經書典籍。這是僅用片
言只語指代全局性的事物。

毛澤東運用以點代面法時,也往往利用有代表性的人名和地名(含地點、
單位等)指代全局性事物。例如: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
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這裡的「孔夫子」,代表孔夫子那時的歷史遺產,「孫中山」代表孫中山時
期的遺產,「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則代表二者之間這段歷史時期的一切的歷
史遺產。這也屬於以點代面法的運用。另外,毛澤東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經
常提到「蔣介石」的名字,其中有不少的「蔣介石」並不實指其人,而是用
它來指代其所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政權,這也是運用了以點代面法。再請看下
面的例子:

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文中的「倫敦」指代英國政府,「漢陽」指代國民黨政府所有工廠的所在地
(「兵工廠」則指代兵工廠生產的武器)。這屬於地名借代,也是以點代面。

3現象借代法
這裡所說的現象借代法,是指利用事物的現象或形式指代其實質的一種
借代法。毛澤東運用這種借代法較多,情況也比較複雜。有時他利用某種典
型的工具(含武器)指代使用該種工具的人們。例如: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戰爭和戰略問題》)

這裡說的「槍」不是指代武器,而是指代使用武器的人們——軍隊。
有時毛澤東還利用事物的形式指代運用該種事物的行為。例如: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戰爭和戰略問題》)


其中的「槍桿子」指代運用槍桿子的行為——武裝鬥爭。又如:

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341 頁)

其中的「文章」是指英國方面講話中的行為或作法。
再看下面的例子: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毛澤東
選集》第5 卷,第245 頁)

「大喊大叫」也是一種現象,它指代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因為凡大規模的宣
傳活動現象的特點是「大喊大叫」。
有時人的某一有代表性的器官,可以被用來指代其所具有的能力或行
為。例如:

人人都有眼睛,誰能在遵化縣那裡看得出什麼危險來呢?(《毛澤東選
集》第5 卷,第227 頁)

這裡的「眼睛」,是指代人的觀察能力和活動。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過一
段意義十分深刻的話:

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指北京——引者)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
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
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
事。你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裡面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
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文中加點的兩處「酸菜」,是一種表面性的個別事物,其實質代表著艱苦的
生活,引申為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這樣的現象借代法,意義更深刻,因為
它的象徵性很強。

4承前借代法
上面我們評述的毛澤東所運用的各種借代法,基本上都屬於直接借代
法,即在行文中本體並不出現,前文在字面上沒有任何憑借,直接用代體指
代本體。另外,毛澤東有時還根據前文出現的本體,下文加以借代,這就是
承前借代法。例如,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
進攻的需要。..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
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

文中括號中的「千千萬萬」是指代前文已經出現的」千千萬萬的民眾」,「浩
浩蕩蕩」是指代前文已經出現的「浩浩蕩蕩的革命軍」。這是極為典型的承
前借代法。


此外,毛澤東有時也運用避忌借代法,如用「以身殉職」、「見馬克思」
等指代死亡,就屬於這種借代法,不過用得不是很多。

毛澤東有時連續運用某一種借代法。例如,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
和我們的方針》中說,「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抗戰勝利後,「這位『委
員長』,現在要『下山』了。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
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這裡的」峨眉山
上」的意思是指代四川省的西南、西北部山區的,1938 年武漢淪陷後,蔣介
石和他的很大一部分部隊躲在這些山區裡坐觀解放區軍民與日寇鬥爭,蔣介
石「上山」、「下山」之山,均同此意;而我們在「山上」之「山」,則指
代敵後抗日根據地;「水邊」指代蔣介石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等統治中心。
這裡的「峨眉山」、「下山」、「上山」、「山上」、「水邊」等等,都是
地名或方位,所以這屬於地名連代。又如,毛澤東1956 年《在中國共產黨第
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你(指前蘇聯——引者)有多少資本呢?無非是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
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
頭,或者把列寧的兩隻手砍掉了一隻。

這段話裡的「列寧」、「斯大林」均指代列寧和斯大林所堅持的共產主義理
論和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列寧的腳」、「列寧的兩隻手」指代其理論和
實踐的次要部分,「列寧的頭」指代其理論和實踐的主要部分。可見,這段
話是人名連代(以點代面)。

2.借代法的靈活運用
與靈活運用比喻法一樣,毛澤東運用借代法也是靈活到了很少有人能夠
與之相比的程度。

1各種借代法合用
毛澤東經常將兩種以上的借代法結合起來運用。例如,他在闡述運動戰
的戰略方針時說:

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
袋丟掉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文中的「坐下」,指代部隊休整;「走路」,指代行軍作戰,這是現象借代
法的連用;「乾糧袋」指代所有的給養,這是以一代全法。可見這段話是現
象借代法和以一代全法的合用。又如:

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團結起來,劃清敵我
界限》)

這裡的「大炮」指代全部武器,是以一代全;「鐵」指代前面的大炮,用制
成品的原料指代製成品,屬於現象借代,「氣少」中的「氣」指代前面的「士
氣」,是承前借代。這是三種借代法合用。

2借代法與其他各種技巧合用
毛澤東運用借代法時,經常與對比、遞進、設問、排比、重複、摹狀、

比喻等各種技巧合用。

借代法與對比法合用。上文提到的「敵人的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
是鐵多氣少」,實際上也是敵我之間的對比,同時,「鐵多氣少」,也是敵
人自身對比。這就把「大炮」、「鐵」和「氣」的借代與對比結合在一起了。

借代法與層遞式合用。毛澤東在1945 年7 月10 日發表的評論《赫爾利
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中說,在美國大使赫爾利支持下的蔣介石,他的
「腰」先是「稍稍硬」,然後又說是「大硬」。「腰」指代蔣介石的態度和
信心,「稍稍硬」指代其態度和信心「稍稍」大一些,「大硬」指代其態度
和信心更「大」了,說明蔣介石的態度和信心前後不同,是進一步了。所以,
這也可以視為借代法與層遞式的合用。

借代法與設問法合用。這種情況較多。例如:

劃清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黨委
會的工作方法》)

「延安」指代革命,「西安」指代反革命。這種借代都是以設問的形式出現,
所以這屬於借代法與設問法合用。又如: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
侵略學生呢?(《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段話,含義十分深刻。其中的「先生」指代西方帝國主義者,「學生」指
代中國人。毛澤東作借代時,用的也是設問句,這段話的含義為什麼這樣深
且具有一定的幽默性?中國人把自己當作學生,把帝國主義者當作自己的先
生,這不是滑稽的事嗎?這說明中國人的學習是盲目的,而作為先生的帝國
主義者又向學生進行侵略,就更具有諷刺性,因為這悖於常理,但又是具有
必然性的事實,所以毛澤東用設問的形式把問題提出來,自然就顯得含義深
刻了。

借代法與排比式和重複法合用。請看下面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
吃飯,靠科學吃飯。(《反對黨八股》)

這是一個複句,句中的四個「吃飯」指代工作,戰鬥等,是現象借代。其中
後三個分句中的「吃飯」是正面借代,頭一個分句中的「吃飯」是反面借代。
後三個分句的句式都是「靠..吃飯」,它們既是排比句,也是重複句,所
以,這個複句是借代法(連代)與排比法、重複法合用。

借代法與摹狀法合用。例如:

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整頓
黨的作風》)

「刮臉皮」一語,是一句慣用語,在這裡也是指代諷刺性批評(現象借代),
但這個代體本身和「伸出一個指頭」,又是行為摹狀,所以這是借代法與摹


狀法合用。
借代法與比擬法合用。毛澤東在1956 年1 月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過一段十分深刻而又風趣的話: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
(現在雲南沒有火腿了嗎?),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
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
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成信了。

這段話中的「羊肉」、「南京板鴨」、「雲南火腿」均指代社會主義建設中
各項具體工作的成績,「不好吃」,指代具體工作成績差;而「我們在羊肉
面前就沒有威信」一句話,又把「羊肉」(即具體工作)當作有生命的事物,
顯然是比擬。由於這段話運用了一連串奇巧的借代和獨特的比擬,所以顯得
妙趣橫生。

借代法與比喻法合用。毛澤東運用借代法與其他各種技巧合用中,最多、
最普遍的是與比喻法的合用。比如,他評價魯迅:

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
去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在陝北公
學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這裡的「筆」指代用筆寫的文章,顯然是現象(工具)借代,兩個「鬼臉」
是同位詞組比喻,「高等畫家」是隱喻。魯迅這個「高等畫家」善於畫「鬼
臉」,毛澤東用借代法和比喻法刻畫出了魯迅的戰鬥者的形象。

像這種把借代法與比喻法合用的情況,隨處可見:

我們要把敵人的眼睛和耳朵盡可能地封住,使他們變成瞎子和聾子,要
把他們的指揮員的心盡可能地弄得混亂些,使他們變成瘋子,用以爭取自己
的勝利。(《論持久戰》)

這裡的「眼睛」和「耳朵」分別指代觀察和聽覺方面的能力,而「瞎子」和
「聾子」則都是隱喻。這是借代法與隱喻法的合用。又如:

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
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
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後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
乾淨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佈一點細菌也沒有
多大作用了。(《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這段話說得也很有趣,主要原因也是既有借代,又有比喻:「房子打掃」指
代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清理、改造,「四害」則是比喻階
級敵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的「朋友」。

有時毛澤東把借代、摹狀和比喻三種基本技巧結合起來運用,其效果更
為理想。例如: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挑樹,樹上結了桃
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
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
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
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
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抗日戰爭勝利
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這段話,從總體上看是諷喻,是用誰種桃樹誰澆水就應該由誰摘桃子的常識,
來闡述誰積極抗戰誰就應該獲得抗戰勝利後的利益這個道理;然而,其中還
有其他比喻,以及借代和摹狀。在講述常理時用「比如」,這是明喻;「這
桃子是勝利果實」、「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這是隱喻;「勝利的果實」
是偏正詞組比喻;「挑水」、「澆水」均為借喻;「結了桃子」後面的「這
桃子」、「此桃子」,以及「蹲在山上」的「山上」都是借代(「山」指代
峨眉山和大後方);「蹲」、「把手伸得老長老長」,以及對蔣介石言語的
仿擬,均屬於形象摹狀。由於這段活把借代、比喻、摹狀三種技巧揉合到一
起運用,所以產生了非常鮮明、生動的形象性。

3代體引申及其他
毛澤東運用比喻法時,能對喻體引申,有一本多喻和一喻多本的情況;
毛澤東運用借代法時,也能對代體引申,也有一本多代和一代多本的情況。
代體引申。在抗日戰爭時期,敵機轟炸毛澤東等人駐地,一位首長請他
趕快躲避,毛澤東卻說:

不要緊,沒有什麼了不起!無非是投下一點鋼鐵,正好打幾把鋤頭開荒。
(引王永盛、張偉編《毛澤東的語言藝術》)

這裡的「鋼鐵」指代炸彈(用製成品的原料借代製成品;前文提到用「鐵」
指代「大炮」,用法相同)。一般人能夠這樣說,已屬夠風趣的了,但毛澤
東又從「鋼鐵」引申出「打幾把鋤頭開荒」的事來。這種代體引申實在令人
捧腹,也可以從中看出毛澤東具有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一本多代和一代多本。前文提到的,對共產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這
一個本體,毛澤東同時用列寧和斯大林兩個人物作代體;這種理論和實踐的
次要部分,也是一個本體,他也用「列寧的腳」和「列寧的兩隻手」兩個代
體借代;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中各項具體工作的成績這一個本體,毛澤東也用
「羊肉」、」南京板鴨」和「雲南火腿」三個代體借代,這些情況,都屬於
一本多代的具體情況。這些情況,我們已經熟悉,不再多作介紹。

關於一代多本的情況,毛澤東很喜歡利用「睡覺」、「吃飯」這樣的同
一生活現象,去指代不同的本體。請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

..如果他們(指國民黨頑固派——引者)現在又想「剿共」,那也有
他們的自由。因為他們吃了自己的飯,又睡足了覺,他們要「剿」,那也只
好隨他們的便。(《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例二:

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
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上面兩個例子中都有關於睡覺的事,它們都是代體,但例一中的「吃了自己
的飯,又睡足了覺」是指代生活優裕、自由自在又無事可做,例二中的「把
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則是指代放鬆警惕,可見這兩段話中,本體不同,而
代體則基本上是一個。這屬於一代多本的情況。


五誇張法的運用

毛澤東運用誇張法不是很多,但在種類上也較為齊全,用法上也很靈活。

1.運用誇張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的誇張法有增大性誇張和減縮性誇張兩種。

1增大性誇張
毛澤東在1957 年批評前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時說:
..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麼叫利呢?
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
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
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麼一
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麼了不起!(《在省市自治
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看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再加十倍,再加一百倍」,
這都是增大性誇張。那意思是說,你蘇聯現在的力量僅在軍事上強大,沒有
什麼了不起,不應該自封為「老子黨」,即使將來比現在更強大,也沒有什
麼了不起,也不應該搞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運用增大性誇張加強了批評的
力量。

毛澤東運用增大性誇張時,習慣於使用「一萬」、「一千」之類的字樣。
例如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到農民協會所做的「政治教育」
作用時說,「開一萬個法政學校」也不能像農民協會那樣,在極短的時間內
「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之中,這「一萬個」就是增大性誇
張。毛澤東使用「一萬年」作增大性誇張的時候更多。在《毛澤東選集》第
5 卷中,他用「一萬年」之類的字眼,至少有10 處之多。例如,他說王麻子、
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法庭一萬年都要」(《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的講話》),「一萬年以後」還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後,先進的東西
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
萬年以後,也要奮鬥」(《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等等,其中
都有「一萬年」的字樣。有時,還有「一萬萬年」的字樣出現:

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確很喜歡「一萬年」、「一萬萬年」,這與他善於堅持
辯證發展地看問題有密切關係。

2減縮性誇張
毛澤東在講抗日游擊戰爭在敵後的作用時說,東三省的游擊隊「多打死
一個敵兵,多消耗一個敵彈,多箝制一個敵兵使之不能入關南下,就算對整
個抗戰增加了一分力量」(《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49 年毛澤東
抨擊國民黨反動派時說,共產黨「一切善良的願望」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反動
派「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將革命進行到底》)。其中的「一


個敵兵」、「一個敵彈」和「一分一厘一毫一絲」,都屬於減縮性誇張。

2.誇張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誇張法,有時很奇特,不易弄清到底是用的什麼誇張法。他
在1973 年11 月12 日接見基辛格,當談到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
時,他講了三段話,其中第一段話是:「我曾經說過這場鬥爭要進行一萬年。
現在看在他親自來找我的面上,我願意減少一千年。」(笑聲)「你們看我
多大方。一讓步就是一千年。」(1969 年蘇聯總理柯西金未經我國邀請,途
經北京機場與毛澤東會晤時,要求停止兩黨公開爭論),第二段話是:「後
來又有一次,(一位羅馬尼亞官員)也來為蘇聯說情。這次我又讓步,再減
少一千年。」(笑聲)第三段話是:「第五次,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也
來了——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他又提出這個問題。我說:這次無論你怎麼說,
我都不能再讓步了。」(據基辛格《動亂年代》)。這第一段話中的「一萬
年」,屬於明顯的增大性誇張;而前兩段話中的「減少一千年」是不是誇張?
如果是誇張吧,是增大性誇張,還是減縮性誇張呢?這就需要進行分析。細
想起來,這「一千年」恐怕還是減縮性誇張。因為「減少一千年」,也僅僅
減少十分之一,對於一萬年來說,仍然是微乎其微的。然而,從表面上看,
這一千年並不是一個小數字,這就給人一種錯覺,所以,這個減縮性誇張用
得十分巧妙;他說「減少一千年」是「多大方」,實際上是「很小氣」。

然而,運用誇張法的靈活性,更多的還是體現在把它與其他各種技巧合
用上面。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有「餘錢剩米」的「小資產
階級」,「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垂著
涎水」,並且那「涎水」有「一尺長」,這顯然既是摹狀,又是誇張。這是
誇張法與摹狀法合用。

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

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
文。

「捧得一萬丈高」和「貶到地下九千丈」,都是誇張,但同時二者又屬於鮮
明的對比。這是誇張法與對比法合用。

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毛澤東說國民黨反動派是「一夥滿身鮮血的
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其中「劊子手」是比喻,而「滿身鮮血」和「殺人
不眨眼」,則既是摹狀,又是誇張。這是誇張與摹狀和比喻三種技巧合用。

1956 年毛澤東批評某些盲目向蘇聯學習的人時,他說:

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連蘇聯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觀主
義。蘇聯人自己都說是臭的嘛!(《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這裡說的「放屁」及其「香臭」,既是比喻,又是誇張,另外,其中還有對
比。說「放屁都香」,那就意味著什麼都香,這是在比喻中含有誇張;人家
自己都說臭,而我們有些人卻說香,這又是對比。這是把誇張、比喻和對比
三種技巧結合到了一起。

毛澤東還常把誇張法與借代法結合起來運用。其中他最習慣於用「一個


早上」、「一個早晨」或「一天早上」這樣的字面同時表示借代和誇張。例
如下面幾則例子:

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

早晨去掉乾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我們也不是不喜歡速勝,誰也贊成明天一個早上就把「鬼子」趕出去。

(《論持久戰》)

如果國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指國民黨統治集團——引者)的陰

謀,..那末會有一個早上,要聽到內戰的炮聲的。(《論聯合政府》)

不能設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動派會統統自己跪在地下。(《關於

重慶談判》)

上述四則例子中有「一個早晨」、「一個早上」或「一天早上」,它們指代
一個極端短暫而又偶然的瞬間,同時也是誇張的說法。為什麼毛澤東喜歡使
用「一個早晨」或「一個早上」等進行借代或誇張呢?分析起來,大約是:
一,早晨或早上是一個極短的時間,稍縱即逝;二,早晨或早上正是人們睡
醒之際,或尚未清醒,或仍在夢中,這個時間內如果發生什麼事件,來不及
思考,容易感到突然。由於這兩個原因,用「一個早晨」或「一個早上」來
誇張地借代某個極端短暫而又偶然的瞬間,自然就是很典型的了。


六拈連法的運用

所謂拈連法,是根據上文中的某一語意或詞語,推衍出看似不合常規常
理,但實際上卻是含義深刻而又新穎的語言。就是說,被拈連出來的語言,
如果孤立地看,是不合理的,不能成立的,但與前文聯繫起來看,反而顯得
十分合理,而且顯得格外別緻,富於變化。毛澤東非常善於運用這種技巧,
創造出許多生動活潑的語言。

1.運用拈連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拈連法,有詞語拈連法和語意拈連法兩種。

1詞語拈連法
詞語拈連法是利用上文中某一詞語的概念進行推衍,順勢轉換成另一種
含義,詞語本身沒變化,含義卻不同了。例如:

..運動戰決不能被韓復矩一類人所借口,決不是只有向後的運動,沒
有向前的運動;這樣的「運動」,否定了運動戰的基本的進攻性,實行的結
果,中國雖大,也是要被「運動」掉的。(《論持久戰》)

這段話中,上文的「運動戰」、「向後的運動」、「向前的運動」,乃至「這
樣的『運動』」中的「運動」,都是正常用法的含義,即都是移換或轉變位
置的意思,而「被『運動』掉」中的「運動」,與上文中的「運動」,雖然
是同一個詞語,但概念卻不一樣了,它是指上文「只有向後的運動,沒有向
前的運動」的後果,即被葬送的意思。按正常說法,就是,「中國雖大,也
要被葬送掉的」,但這種說法顯得呆板、單調、乏味;而如果說「被『運動
掉』」,孤立地看,似屬於病句,因為平時誰也不這樣說,但與上文聯繫起
來,則不但可以理解,而且顯得很風趣。

上面這種拈連,僅僅是一個詞彙,有時也可以是一個短語:

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
面前哼一聲呢?(《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文中根據「不要臉的人」,拈連出了「不要臉的話」,這是短語拈連。一般
情況下,無論什麼「話」,無所謂要臉不要臉;這裡說有的「話」是「不要
臉的」,違背常規;但由於是拈連,又顯得很得體,同時產生了很強的諷刺
力量。

毛澤東運用詞語拈連法時,有時還反覆拈連,即連續多次重複同一個拈
連詞語:

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
會..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而在「剿共」
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經「剿」出了一
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
中國本部來了。(《新民主主義論》)

文中「剿共」的「剿」都是「圍剿」的「剿」(本義),其餘四個單獨重複


出現的「剿」,都是指「剿」的惡果——「圍剿」的害處。這種拈連法,可
以稱為「連拈法」。這段話之所以倍加深刻和風趣,就是因為連續拈連。

2語意拈連法
運用這種拈連法,並不是根據表面上的詞語進行推衍,而是根據上文文
意自然而巧妙地轉換為下文文意。請看1949 年5 月21 日毛澤東《致柳亞子》
中的一段話:

國史館事尚未與諸友商量,惟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難提前設立。弟個
人亦不甚贊成先生從事此項工作,蓋恐費力不討好。江蘇虛銜,亦似以不桂
為宜,掛了於己於人不見得有好處。此兩事我都在潑冷水,好在夏天,不
覺得太冷否? 

毛澤東把不同意柳亞子想從事將來要成立的國史館工作和要掛「江蘇虛銜」
兩件事,說成是「潑冷水」,這是用慣用語作的比喻(借喻),他又從這個
喻體中拈連出「冷不冷」的內容(又從「冷不冷」拈連出「夏天」,加在了
「冷不冷」的前面),顯然,這也是拈連,但這不是個別詞語的拈連,拈連
出來的內容,也不再用原來的詞語了,所以這屬於語意拈連法。這種拈連法,
毛澤東雖然只是偶一用之,但也都用得很巧妙。這種拈連法,實際上也是一
種巧妙的喻體引申。

2.拈連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拈連法是相當靈活的,這也是使他語言具有風趣性的一種技
法。上面所舉的例子,都能充分地說明這一點。下面我們再看幾則例子:

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
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反對黨八股》)

文中從「大眾化」的「化」,拈連出一個「化不了」的「化」。「大眾化」
的「化」本是一個詞綴,屬於虛詞,毛澤東卻把它轉化為實詞中的動詞了。
一般詞語拈連,都是根據實詞實語拈連,而毛澤東卻根據虛詞進行拈連,確
實是十分靈活的。


七仿化法的運用

毛澤東語言的生動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還體現在他對仿化法的運用
上。他能憑借現有的語言形式,根據本人隨時隨地的需要,仿造出許多新的
語言。他所運用的仿化法,包括仿詞法、仿語法、仿式法和遠仿法。

1.仿詞法
在毛澤東運用的仿化法中,仿詞法運用得最多。它又分為一般仿詞法、
人名仿詞法和數量仿詞法。

1一般仿詞法
先請看下面兩則例子——
例一:
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
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反對黨八股》)

例二:

我們參加國民參政會,按照參政會條例的規定,是以「文化團體」的資
格。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抗
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例一中的「小眾化」由上文「大眾化」仿化而來;例二中的「武化團體」由
上文「文化團體」仿化而來。它們都不是現有詞語中所有的詞彙,而是依據
上文中的詞語和行文需要仿造出來的,因而創造性很強。表面上看,這種新
創造出來的詞彙,並不合乎現有語法規範,但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不但可
以完全被理解,而且也顯得新穎。

毛澤東運用這種仿詞法創造出來的新詞是很多的,例如他根據「八股」,
仿造出「洋八股」、「黨八股」(《反對黨八股》);根據「拈輕怕重」,
仿造出「拈重鄙輕」(1958 年10 月25 日《致周世釗》,見《毛澤東書信選
集》);根據「內戰內行」,仿造出「外戰外行」(《論聯合政府》);根
據「小廣播」,仿造出「大廣播」(《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
根據「刮陰風,燒陰火」(也作「燒鬼火」),仿造出「刮陽風,燒陽火」
(《毛澤東選集》第5 卷,第321 頁),根據「陰謀」,仿化出「陽謀」(同
上書,第437 頁);根據「男兒有淚不輕彈」中的「男兒」,仿造出「女兒」
(同上書,第420 頁;這裡的「女兒」一詞,並非一般的女兒之意,而是指
女幹部、女工作人員);根據「促進委員會」,仿造出「促退委員會」(同
上書,第474 頁);根據「推陳出新」,仿造出「推陳出陳」(據1967 年
11 月16 日《山西日報》)..這些仿造出來的詞彙,都不是漢語中已有的,
都是毛澤東仿造出來的具有特殊含義的新的詞彙。

2人名仿詞法
利用典型人物的名字仿造新詞的技法,就是人名仿詞法。例如:
..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義
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


流。(《新民主主義論》)

「李精衛」是根據「汪精衛」這個真實人物仿造出來的,並非真有姓李名精
衛其人;在這段話中,「汪精衛」和「李精衛」都是指代日本漢奸一類人。
這種人名仿化,一般是只化其姓而不化其名,例如在《反對投降活動》一文
中,毛澤東根據「汪精衛」一個人名,不僅仿化出個「李精衛」,還仿化出
個「張精衛」,方法都是一樣的。

3數量仿詞法
漢語詞彙中,數量詞的用法往往有一定習慣,是不能任意使用的,但是
毛澤東常常根據前文正常使用的數量詞,出人意料地仿化出一些非習慣用法
的數量詞。這種仿詞法,我們姑且稱之為數量仿詞法。例如:

毛澤東在1963 年6 月30 日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
講話中,當他講到要用三個五年計劃(15 年)完成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說:

資本家會不會嚇一跳?嚇半跳是會的。

「嚇一跳」,人們常這樣說:「嚇半跳」,則沒有人這樣講。但毛澤東卻根
據「一跳」仿造出「半跳」,這今人感到意外而又新奇。

2.仿語法
根據某種定型的話語和需要,仿造出新的話語,這種仿化法,叫做仿語
法。毛澤東運用仿語法,有時仿古語,有時仿俗語。例如:

這幾天的電訊,指明這些少數民族是怎樣地簞食壺漿以迎紅軍.. 
(《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

《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以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語,毛澤
東這裡用的「簞食壺漿以迎紅軍」一語,顯然由《孟子》文中之語脫胎而來。
這是古語仿化法。又如:

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
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新民主主義論》)

「老話」即是俗語,毛澤東僅根據一句俗語「有飯大家吃」,便仿化出「有
敵大家打」、「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三句「新語」,這就是俗語
仿化法,而且是連仿,創造出一連串新的話語。

3.仿式法
按照某種定型的語言體式表述全新的內容,這種仿化法,可稱為仿式法。
毛澤東運用仿式法,有時也仿照某些古語或俗語體式。例如,「唯馬首是瞻」、
「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等,都是固
定的古語(也可以視為成語,還可以視為諺語),毛澤東根據它們仿化出了
新的內容:

..蔣先生(指蔣介石——引者)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


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後方留
守機關於死地而後快。(《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毛澤東把古語中的代詞「之」換成了「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後方留守機關」。
又如: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
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
石反動派之身。(《論人民民主專政》)

古語原文中有兩個「其人」,實際上都指的是一種人,毛澤東在仿用時,把
它們都換成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

對於「唯馬首是瞻」的仿用,情況也一樣,他把國民黨中崇拜美國的人
們稱之為「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先生們」(《謹防扒手》)。稍微不同的是,
這則例子中,不是用某些詞語去替換古語中的某個詞語,而是把某些詞語加
入古語之中。

關於純粹仿俗語體式的情況,我們在毛澤東語言通俗性一節的內容中已
有所涉及,其中提到的國民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新民
主主義的憲政》)、張伯倫「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人民的腳」(《新
民主主義論》),就是對俗語(諺語)「掛羊頭,賣狗肉」、「搬起石頭打
自己的腳」的仿用。

毛澤東運用的仿式法,還有一種情況,即仿用的僅僅是體式,並且不限
於隻言片語,而在更大範圍(一個層次或幾個段落)中進行仿擬。例如,舊
時的八股文章的體式總少不了八個部分,毛澤東抨擊黨八股,在列舉其八大
罪狀時,就仿照了舊八股文章的體式,為此他還格外做了說明: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
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反對黨八股》)

在這段文字的後面,便依次列舉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這個說明非常巧妙;
本來,毛澤東是反對「八股」的,現在要批判黨八股的害處,恰巧他又將從
八個方面進行,雖然這八個方面內容與舊八股的內容決不相同,但形式上都
有「八」,反而顯得形式活潑。

4.遠仿法
以上我們評述了毛澤東運用的三種仿化法,這些仿化法,如果從原文與
仿文的關係看,還可以分為近仿法和遠仿法。所謂近仿法,即是依據上文中
提到或出現的詞語、語意或體式仿造出新的語言的技巧,前面我們提到的例
子,大都屬於近仿法。

關於遠仿法,請看毛澤東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中說過的
一段話:

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
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


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這段話末尾中的「球籍」一詞,是指地球之籍,漢語中無此詞,它是根據「學
籍」、「戶籍」、「黨籍」、「國籍」等仿化而來,雖然這些被仿的詞彙在
上文並未提到或出現,但以此仿化出的新詞語很容易理解。這種仿化,就屬
於遠仿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運用仿化法,也是相當靈活的。

總之,毛澤東運用仿化法,非常出色。其關鍵不但在於能「仿」,而主
要在於能「化」,「化」出了不少生動而又風趣的語言。


八移用法的運用

這裡所說的移用法,是指毛澤東把本應在此一語言環境應用的詞語卻應
用到似乎不該應用的彼一語言環境中去,但是應用的結果卻令人感到意外的
恰當和風趣,這種選用詞語的技巧,可以稱為移用法。毛澤東運用這種技巧
是相當高明的。他運用的移用法分為三種:平移法,降用法、升用法。

1.平移法
在平行的語言環境中的詞語移用,就是平移法。請看下面一則例子: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
的內戰..(《論聯合政府》)

「抄襲」本來是用在文章寫作範圍中不良作法的一個詞語,但毛澤東卻把它
用在了政治生活當中。文章寫作與政治生活,基本上屬於平行的兩個範圍,
所以「抄襲」的移用,基本上屬於平移。又如,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中說:

例如,某種作品,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不需要,甚至對多
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其個人的或狹隘集團的功
利..

「上市」的東西,都應該是商品,毛澤東卻把「上市」一詞用到了「作品」
的宣傳上,顯然,這也是平移。

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種平移法的運用,還有一些,例如,在《評國民
黨對戰爭責任問題的幾種答案》中,毛澤東評論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當說
他不接受共產黨談判條件時,則說他「不可愛」;當說他對共產黨的攻擊稍
微差一些時,則又說他「仍舊有可愛的地方」——對於論敵(也是政敵)的
孫科,正常情況下,只能說他「受歡迎」或「不受歡迎」,而不能說他「可
愛」或「不可愛」,特別是屬於敵我矛盾時,尤其不能這樣說,而毛澤東卻
偏這樣說。1949 年2 月5 日毛澤東在《中共發言人關於和平條件必須包括嚴
懲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中說,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接連慘敗,
為了挽救自己的危亡處境,被迫向共產黨提出要求進行和談,但它卻說是為
了「減輕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為前提」,於是毛澤東就說他們是「大
慈大悲救苦救難的人們」。1961 年5 月6 日毛澤東《致李井泉並陳正人》說:
「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准給你們
寫回信。」(《毛澤東書信選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和「發善心」都
是佛家語或道家語,一般不宜於用在人際關係上,但毛譯東這樣用了。這都
是平移法的靈活運用,具有明顯的風趣性。

2.降用法
所謂降用法,就是把本來具有重要含義的詞語用到了相對不重要的語言
環境之中的一種移用法。這實際上就是大詞小用法或重詞輕用法。例如:

這些人們(指國民黨反動派——引者)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
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論聯合政府》)


「學說」一詞本身含義是專指某種有系統的重要的理論,而這裡卻把它當作
一種「說法」使用,顯然屬於降用法。又如,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對
機關、學校、部隊裡「反革命」的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殺」,其理由之一是,
「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我們知道,腦袋落地接不起來
這件事,根本用不著「歷史證明」,用常識即可以證明;用「歷史證明」的,
都是複雜而長期弄不清楚的事實或理論。把「歷史證明」這樣的詞語用在不
必多加思考就能明白的問題上面,自然也是降用。

毛澤東有時還連續運用降用法。他在《反對黨八股》中批評黨八股的第
六條罪狀「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時這樣說:

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
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你們看,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

「調查研究」的對象都應該是比較重大而複雜的事情或問題,而毛澤東卻把
洗臉照鏡子這樣的小事的觀察說成「調查研究」;同樣,對需要嚴肅對待的
事情的態度,才能說是否有「責任心」,可是毛澤東卻把洗臉照鏡子這類生
活瑣事提到了「責任心」的高度。這些都是重詞輕用或大詞小用,收到了風
趣地說明問題的效果。

毛澤東運用降用法十分靈活,即使在平時生活中也隨時運用。毛澤東與
他的保健醫生和生活秘書王鶴濱有過一次對話:

王鶴濱:主席,您這樣不分晝夜地工作,怎麼能支持得了呢?我試了幾

天就不行了。

毛澤東:〔用身體作了一個比喻動作,表示他的腰粗,個子也高〕你看!

我的規模也比你大呀!(據王鶴濱《紫雲軒主人》)

「規模」一詞,一般只能用於諸如建築、機關、鬥爭、運動等較大事物中,
而不能用在人體上,毛澤東把它用到了人體上,因此也屬於降用。從中也可
以看到,毛澤東運用降用法已達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

3.升用法
升用法與降用法正好相反,它是小詞大用或輕詞重用。例如,1947 年6
月14 日《致朱德、劉少奇》的信中說: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劉戡四個旅到我們駐地及附近王家灣臥牛城青陽岔
等處遊行一次,除民眾略受損失外,無損失。(《毛澤東書信選集》)

毛澤東把敵軍進攻和搔擾說成是「遊行」,而「遊行」一詞一般都帶有和平
性質的行為,毛澤東把它用在了戰爭的嚴重形勢中、真是舉重若輕,既表現
了他對敵人的蔑視,也反映了他的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這就是升用
法。

又如,司徒雷登代表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系統」在中國擔任大使的整個
時期,正是馬歇爾政策在中國徹底失敗的時期,毛澤東諷刺說,在馬歇爾看


來,司徒雷登的錯誤,只是一個「缺點」。把大的錯誤僅僅說成是「缺點」,
這也是輕詞重用,當然諷刺意味就比較明顯。

毛澤東運用升用法時,常常與比喻、仿化以及俗語等技法結合起來運用。
例如,他在講國際上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時,說過這樣的話:

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
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鬥爭的。(《在省市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扯皮」,是比喻無窮無盡的矛盾鬥爭,但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扯皮的主義」,
顯然也是輕詞重用,而「扯皮」一詞,不僅是比喻,同時又是俗語(慣用語)。
所以這段話實際上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語的合用。

又如,毛澤東在談國際上各國無產階級政黨要注意「兩條」時說:「第
一條,和平;第二條,戰爭。」而這「兩條」實際上就是:「君子動口不動
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做革命的促進派》)
毛澤東的意思是說,「和平」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戰爭」就是「小
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這是兩句俗語(諺語),也是比喻。戰爭與和平
都是重大之事,君子、小人動口動手是一般人之間爭論或打架之小事,毛澤
東把這樣本應用於生活小事的話語卻用到了重大之事上,顯然屬於升用。因
此,這段話也是升用法、比喻法和俗語合用。

像運用降用法一樣,毛澤東也隨時運用升用法。一次,他與日本外務大
巨大平正芳談話,說他正在學習日文,並想到日本留學。大平說:「那我們
可怎麼照料您好呢?」意思是請他不要去日本。毛澤東開玩笑說:「你不友
好啊!」還有一次,也是接見太平正芳,他向大平正芳詢問中日航空協定談
判情況:「已經吵完了嗎?」「應當大吵呀!」(《巨人印象記》,引郭思
敏《我眼中的毛澤東》)毛澤東講的「不友好」,是指「不同意」的意思,
是降用;「吵」、「大吵」指「爭論」、「辯論」,這些都是用了升用法。
這些話都顯得格外活潑、生動。


九易色法的運用

增色法是使原本是中性(或稱「無色」)的詞語添加或改換為具有強烈
感情色彩的詞語,而易色法則是:用在某些語句中的詞語,如果孤立地看,
它們本來是具有此種感情色彩的詞語,可是與它們所處的具體的語言環境聯
繫起來看,又變成了具有彼種感情色彩的詞語,就是說,某些詞語在具體的
語言環境中,改變了它們原來所具有的感情色彩。這種方法,也屬於詞語活
用。

毛澤東運用易色法很靈活,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把貶義詞語當作褒義
詞語使用,一種是把褒義詞語當作貶義詞語使用。

1.貶詞褒用
毛澤東於1949 年8 月13 日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中說:

今年三月一日蔣介石說過:共產黨交出軍隊,才有合法地位。蔣介石的
這句話,現在還適用。我們沒有交出軍隊,所以沒有合法地位,我們是「無
法無天」。

「無法無天」本是一個貶義成語,它一般用於壞人肆無忌憚地做壞事,但在
這裡卻具有了無所畏懼的褒義的性質,這就使「無法無天」原來的貶義色彩
變有褒義色彩了。又如,毛澤東在1957 年10 月的一次講話中說,農業發展
綱要「四十條」在「去年以來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做革命的
促進派》)。其中的「復辟」一詞,本來也是貶義詞,但在這裡卻有了「及
時地恢復」這樣的褒義色彩。這也屬於貶詞褒用。

2.褒詞貶用
請看《反對黨八股》中的一則例子:

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
氣。也算一種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

這裡的兩個「創作」在講話中是「捏造」的意思。這是一種貶斥。但「創作」
一詞本身卻是具有褒義的詞,是「從無到有」或「推陳出新」的意思。這是
褒詞貶用。

毛澤東經常用這種方法譏刺反面人物或事物。例如,他把蔣介石為了假
和談而提出來的騙人的話,說成是「沁人心脾的名詞」(《國民黨反動派由
「呼籲和平」變為呼籲戰爭》),說艾奇遜「如此誨人不倦地」散佈一系列
謬論(《別了,司徒雷登》),其中的「沁人心脾」在文中是「麻醉人心」
之義,「誨人不倦」在文中是」喋喋不休地欺騙人」之義,而它們原來都是
褒義詞。這些都屬於褒詞貶用。

從上面的評述中看,貶詞褒用能使語言產生正面的風越性;而褒詞貶用
則能產生反面風越性(即諷刺性)。所以,易色法也是使語言具有風趣性的
有效方法之一。


十引用法的運用

梁代的劉勰說過,「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
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
(《文心雕龍·事類》)這是說古代的經典(包括權威性言論),好似文章
寫作的語言材料的倉庫(即所謂有「奧區」),才華靈感的靈境聖地(即所
謂「神皋」),從漢代揚雄班固開始到他們以後的文人們都能善於加以采擇、
利用。宋代黃庭堅也說:「古之能為文章者,其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
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毛澤東是當代
最「能為文章者」,更能「陶冶萬物」,善於利用。不過,他所利用的,不
僅有「陳言」,也有「今言」,不僅有「中國言」,也有「外國言」,不僅
有「經典言」、也有「口頭言」,具體地說,就是他善於運用引用法,引用
的內容,包括古今名人名言、詩文語句、各種俗語、典故(包括小說、戲劇、
故事、寓言),以及有關資料,等等,他都「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
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可以說,能夠作到這一點,是使他的語言經常
議論風生、妙語連珠,而又充實有力,具有感人生動性的物質前提之一。因
此,毛澤東常把引用的事實或言論作為材料,使它們成為他的某些觀點或作
法的根據。例如,有一次,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高智值夜班時打了瞌睡,醒來
後對毛澤東說:「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毛澤東說:「你們太辛
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覺也不願意被人打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據
權延赤編《領袖淚》),毛澤東用自己的經驗(這也是正面事實)說明自己
的做法正確,但似乎還覺得無力,於是又用《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作為證明材料,進一步說明他的做法是應該的,是符合一般處事準則
的。又如,1949 年8 月美國政府扶蔣反共政策徹底失敗,便對中國實行「封
鎖」(即今之所謂「制裁」),毛澤東這樣說: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
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別了,司徒雷登》)

這段話的觀點是,中國人不怕困難和封鎖。其中引文「民不畏死,奈何
以死懼之」一語,出於《老子·七十四章》。毛澤東引用老子的言論充分證
明瞭中國人不怕困難和封鎖這個觀點的堅實性。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的語言,並不像某些專業學者那樣格外注
重旁徵博引,更不像某些人那樣,喜歡「弔書袋」。一般情況下,他並不引
用或盡量少地運用引用法,在需要引用的時候,引用的內容也比較簡短,很
少作過長篇幅的援引。當然,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有時他也引用較長、較
多的內容。例如,毛澤東在1910 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闡述共產
黨在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時期就提出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這個命題時,就引述了斯大林《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和《斯大林論民族問
題》兩篇著作中兩段較長的議論文字,其中後者竟長達700 餘字。這是因為,
一方面,由於「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
識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人提出
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有必要把有關根據原原本本


地加以介紹,所以毛澤東才引用了斯大林講過的兩段較長的原文。其他諸如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大量引用紅四軍前敵委員會1929 年4 月5 日給
中央寫的信件的內容,在《論持久戰》中大量引用他本人在1936 年7 月16
日同斯諾的談話內容(約2,000 餘字)和1937 年8 月25 日黨中央一份決定
中的有關內容,雖然情況與上面的例子有所不同,但也都有它們各自的必要
性,並不是隨意這樣引用的。

關於毛澤東引用典故和俗語等具體情況,我們已經在第一章有關內容中
作過評述,這裡,我們主要地僅對他一般引用法的運用,作一些具體介紹。

1.運用引用法的種類
毛澤東運用引用法的種類有明引法、暗引法;原引法、意引法;全引法、
截引法。所謂明引法,就是對引用的內容,都標明作者或出處等,暗引法與
此相反;原引法是原文照引,不作任何變動或更改,意引法則只引大意;全
引法所引用的內容起碼是一組或一個完整的句子、句群或段落,有時還引相
當大的片斷,甚至全文,而截引法僅取一組句子或一個句子中的有關片斷。
關於明引法、原引法和全引法,人們都比較熟悉,這裡不再贅述,下面簡要
介紹一下毛澤東運用的暗引法、意引法和截引法。

1暗引法
請看下面的例子:
..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
的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論》)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句話,是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
最高階段》一文中的活,但毛澤東在引用它時,既沒有說是列寧的話,也沒
有指出是哪篇文章中的話。這就是暗引法。

2意引法
當巴黎公社尚未失敗時,1871 年4 月12 日《馬克思致路·庫格曼》的
信中說過這樣一段原話:

如果他們(指巴黎公社社員們——引者)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
們的「仁慈」。當維努亞和隨後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部隊逃出巴黎的時
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丁。他們不
願意開始內戰,好像那邪惡的侏儒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
內戰似的!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引用了馬克思的這段諸,不過,
他引的不是原文,而是大意。他是這樣引的: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義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這是說乘敵不備而突
然起義的群眾,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
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於已得的勝利,輕
視敵人,放鬆對於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
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引用馬克思這段話時,對這段話作了概括
和抽像,他先歸納出馬克思這段話的主旨:「武裝起義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
止進攻」,然後對這個主旨加以說明,說這是為了不給敵人以保守和恢復政
權的機會,應該趁熱打鐵,不能錯過消滅敵人的時機,導致革命失敗。相比
之下,毛澤東的引丈比原文更簡潔明瞭,重點突出,並且完全合乎馬克思原
話的內容。這種引用,就是意引。

3截引法
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中說:
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幹部決定一切。」

這裡引的斯大林的話,並不是斯大林所講的一句完整的話,而是斯大林1935
年5 月4 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員畢業典禮時講的一句話中的一部
分,原話是這樣的:「應該瞭解: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
(《斯大林選集》)這就是截引法。

從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截引法有時同時也屬於明引法或原引法。

2.引用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運用引用法,有時引用事實,有時引用言論,有時同時引用事實
和言論;有時引用正面材料作為根據,有時引用反面材料作為陪襯或反駁對
象;有時只引用一則材料,有時則連續引用同一類許多則材料,十分靈活。

1事實引用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闡述矛盾的普遍性時,同時引述了恩格斯和列寧
講過的許多事實,如恩格斯講的物質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
其發展都「包含著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
人們「認識能力」與其「局限性」之間也是「無窮的」矛盾,高等數學、初
等數學也是矛盾;列寧講的數學中的正和負、微分和積分,力學中的作用與
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合和分解,社會學中的階級斗
爭等,都是矛盾。這些,雖然都屬於恩格斯和列寧講過的話,但都屬於事實
性材料,故均屬於事實引用。

2言論引用
毛澤東為了駁斥有人譏笑他講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為「狹
隘經驗淪」時,他引用了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兩句話:

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
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
目的實踐。」(《〈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斯大體所講的兩句話,都屬於言論,所以這裡的引用屬於言論引用,而且屬
於連續性引用。

3事實與言論合引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闡述研究問題忌帶片面性時,同時引用了孫子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和魏征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兩句言論,然後
又引述了《水游傳》中「三打祝家莊」的故事,這屬於事實(原小說中虛構
的事實)。這是言論與事實合引。


4引文引申
毛澤東引用某些言論或事實的目的,有時只是為了作為引發更生動議論
的根據。例如,1935 年12 月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有這樣一
段話:

古人說:「春秋無義戰。」於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
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
戰。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義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人民的
革命是義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戰爭,辛亥革命戰
爭,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
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
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於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
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僅僅根據《孟子·盡心下》中「春秋無義戰」一句話,引發出這樣多
精采的議論:從春秋時無義戰,引發出當時的帝國主義無義戰,又引發出中
外一切革命戰爭都是義戰,最後引發出凡義戰都互相支持、把非義戰轉變為
義戰。這些議論,真是談笑風生。毛澤東像這樣根據引文的內容大量引申或
發揮重要議論的情況是很多的,特別是在《矛盾論》中,這種情況更多,諸
如根據列寧關於事物由「對立」成為「同一」及怎樣成為「同一」的觀點,
發揮出矛盾轉化的一大篇議論;根據列寧的「對立的統一」是相對的,而「對
立的鬥爭」是絕對的觀點引發出各種矛盾相對穩定和絕對變化,以及鬥爭、
轉化過程和條件等一大篇議論,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

毛澤東用引用的內容作為自己觀點或作法的根據的同時,他還常常通過
對引用內容中關鍵性詞語的生動解釋來引發出更生動的議論,從而進一步證
明自己觀點或作法毋庸置疑。例如,他在1940 年2 月20 日在延安憲政促進
會上發表演說時說;

(頑固分子)頑固到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就要開大會,「促」他一番。
這個「促」字是哪裡來的呢?是誰發明的呢?這不是我們發明的,是一個偉
大人物發明的,就是那位講「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發明的,
是孫中山先生發明的。你們看,在他的那個遺囑上面,不是寫著「最近主張
開國民會議,..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嗎?同志們,
這個「囑」不是普通的「囑」,而是「至囑」。「至囑」者,非常之囑也,
豈容隨隨便便,置之不顧!說的是「最短期間」,一不是最長,二不是較長,
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國民會議在最短期間實現,就要「促」。
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會議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
糊里糊塗地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托孫
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新民主主義
的憲政》)

這段話的觀點是,對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一再拖延召開實現全國
民主的國民會議就要「促」。毛澤東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的話,是說孫中山就
主張「促」。這說明毛澤東言之有據,並非胡謅,然而,毛澤東並未止於此,


他又對孫中山遺囑中的「至囑」、「最短期間」作了別出心裁的解說,進一
步強調「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後還據此生發出對孫中山那些「不肖子
孫」(指蔣介石)如何違背孫中山意願的一大篇議論,更是妙趣橫生,具有
極強的戰鬥性。

毛澤東借引用的詞語進行引申發揮時,往往還結合實際情況作別開生面
的議論。例如,有的同志因爭評級別待遇未達到目的而流淚時,他批評說:

有一齣戲,叫《林沖夜奔》,唱詞裡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
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
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這個風也要整一下吧。有淚不輕彈是對的,
傷心處是什麼?就是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危急存亡的時候,那個時候可
以彈幾滴眼淚。至於你那個什麼級,就是評得不對,你也要吞下去,眼淚不
要往外頭流,要往裡頭流。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
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只要有飯吃就行。(《堅持艱苦奮鬥,密切
聯繫群眾》)

這段話中,根據引文中的「男兒」仿造出一個「女兒」,根據「只因未到傷
心處」仿造出「只因來到評級時」,這都是運用仿化法對引文作的發揮;另
外,又解釋了什麼是「應該傷心處」,什麼時候可以「流幾滴淚」,除此之
外,還講一些無原則的小事就「無須鬧」的道理,這些都是引申性的議論,
並且引申得都十分自然、生動。

以上所說的各種引申性議論,實際上都屬於借題發揮,它們的「題」都
是各種引文。除此以外,毛澤東還經常引用一些反面內容,把它作為批判或
反駁的根據。這方面情況,人們較為熟悉,這裡不必多說;其中有的引文是
為了作為對比或陪襯性的材料,有助於突出自己的觀點或看法。比如,他用
孔子僅僅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這個事實,來說明延安青年比孔子的弟
子要多得多;用孔子的學生不能從孔子那裡學得更多的勞動技能的事實,來
說明延安青年更進步,能與工農群眾相結合,這都是把孔子及其學生的史實
引用作為對比和陪襯來使用的。又如,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毛澤東借
「伊索寓言」裡」農夫與蛇」的故事,用「蛇」比喻假意友好的美國侵略者,
告誡誠實的中國人不要「憐惜蛇一樣的惡人」,等等,也是把引用的內容作
為反面材料來使用的。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運用引用法,有一個標準,這就是完全根據實際
需要。只要他認為自己的文章和講話中需要,他就引用,甚至可以多引,哪
怕是一個人的言論,他也不怕多引,否則就少引,或竟連一條也不引。據筆
者印象,《毛澤東選集》(1—4 卷)中所引用的內容,對孫中山的言論引用
得最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引或全引。為什麼呢?這是因為,「毛選」四卷
中的文章和講話,與國民黨和蔣介石論戰的篇數比較多。孫中山是國民黨的
領袖,國民黨尊之為「國父」,蔣介石又總是宣稱他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
人」,但他們卻是背叛孫中山和他的新三民主義的人。毛澤東更多地引用孫
中山說過的革命言論與國民黨蔣介石論戰,自然最有力量。

另外,對於同一人同樣內容的言論,只要他認為需要,毛澤東也不惜反
復引用。例如,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有這樣的話:「在中國,
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


的優點之一。」這兩句話,毛澤東在他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共產
黨人〉發刊詞》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三篇文章中都引用過。這是因
為斯大林的話對毛澤東閘述有關問題是十分典型和必要的緣故。不過,為了
避免行文呆板,他在不同的文章或講話中引用同一條引文時,往往有所變化。
試比較下面對同一條引文的不同引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

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列寧說,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學習和時局》)

對於同樣一條經典言論的引用,毛澤東竟然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引法。列寧所
說的話的原文,見於《列寧全集》第25 卷《共產主義》一文,該文中列寧在
批評匈牙利共產黨員貝拉·貢時說:「他拋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
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引用這條言論時,用的是意引法,「本質」、「靈魂」
等詞語在前,「具體分析」等詞語在後;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引用這條
言論時,用的是截引法,「具體分析」等詞語在前,「本質」、」靈魂」等
詞語在後。然而,這兩種引法,均與原文原義相符,但又顯得靈活而富於變
化。


後記

作者生於舊社會,以曾經生活於毛澤東時代而感到光榮。毛澤東逝世以
後,一直想寫點什麼,以示紀念;但由於各種原因,始終未能如願。為了繼
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更重要的是出
於對毛澤東的崇敬,終於下定決心,撰寫一部較為系統的關於毛澤東語言藝
術的評著。現在,全部書稿算是完成了,似乎了卻了十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然而隨之又感到一陣悵惘:這部書稿的內容深度與最初的設想差距甚大,未
能充分和有力地揭示出毛澤東語言藝術的底蘊精髓。這是不是由於受到劉勰
所說的「方其擬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和「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實而難巧」(《文心雕龍·神思》)這樣的規律制約所致呢?細想起來,
有一些,但也不完全是。作者為能力、資料和時間等主客觀條件所限,因而
不能盡加人意,原是意料中事:但更為關鍵的原因則是,毛澤東語言藝術的
確有如本書《代序》標題所說的那樣:「仰之彌高,鑽之彌深。」毛澤東語
言藝術是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對毛澤東語言藝術展開準確而
全面性的研究,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幾乎令人望而卻步;即使主客觀條
件完全具備,即使只是從某一個角度單純地去研究它,某一個人在短時間內,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研讀過毛澤東的一部分文章和講話之後不久,便意
識到了這一點;在研究和撰寫的具體過程中,就更加感到吃力。如果作者當
時稍有猶豫,就會停止研究,中道輟筆。這部書稿,只是在當初決心的支持
下,才得以最後完成。據此,儘管在研究和撰寫的具體過程中,未曾絲毫怠
慢偷懶,但對它也不敢寄有太高的希冀:只要它能對青年朋友多少有所裨益,
同時能以此稍微告慰毛澤東的在天之靈,則我願足矣。

本書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是在周慕珍同志協助下撰寫的,其中有些內容由
她執筆;我的朋友方東同志細心地校閱了全部書稿,並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
謹此一併致謝。

作者



<<毛澤東的語言技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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