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深圳九大階層調查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深圳九大階層調查  作者:汪開國主編                       
   一座城市,一旦具備了借鑒和比較價值,對她的打量和認識,就會顯得與眾不同。深圳就是這樣一座城市。改革開放為深圳帶來了一場變革風暴,引發了深圳社會的急劇轉型和空前規模的社會階層變遷。寬鬆的政治環境、優惠的政策環境和良好的人文環境,是其社會分層和流動的基礎。深圳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充分體現了公平性、開放性和合理性。其超前性,代表了中國未來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發展趨勢。「和諧深圳」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本書深入淺出地敘述了深圳社會各個階層的經濟、社會關係發生的變化,社會分層和流動是怎樣演化的,其基本軌跡和未來趨勢如何,揭示了深圳社會結構變遷的特點和規律,為構築和諧深圳提供了絕好的素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緒 論   
  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概況(1)   
  2001年初,李鐵映同志提出要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在全國有代表性的十幾個城鄉深入開展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狀況的調查。我們之所以參加該課題組,具體負責深圳地區的抽樣調查,是考慮到對這一重大課題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對深圳乃至對全國和諧社會的建立都益莫大焉。 
  深圳是一座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新型移民城市。伴隨著先行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政治關係發生了並且還在繼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深圳的社會階層是怎樣演變的,社會流動機制發生了哪些變化,社會各階層今後將怎樣繼續演化,現有的社會流動機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還不合理,需要進行怎樣的改革和調整,這些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瞭解和把握深圳20餘年來社會分層和流動的基本軌跡、主要態勢和未來趨勢,總結和提煉其中的經驗和規律,揭示與發現社會變遷過程中存在和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對於正確認識當前深圳特區社會階層結構、各社會階層的地位和特點,正確認識各階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進一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保持社會穩定,促進深圳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不僅如此,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起步最早、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社會階層分化力度大,職業流動比較快,具有沿海發達地區的典型性。它在階層分化和流動中產生出的經驗和問題,既向社會學理論提出了空前的挑戰,也為社會學家提供了絕好的實際素材。因此, 解剖深圳社會階層和流動問題,可以為瞭解改革開放20餘年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提供一個窗口。 
  我們試圖根據在深圳獲得的經驗性資料,在當代中國制度轉型的背景下,討論社會分層和流動模式的變化與制度轉型的相互關係,揭示在制度轉型背景下社會分層和流動模式變化的規律。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糾正深圳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偏差,促進深圳向一個現代、合理、公正、開放的社會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使社會個體明白該從何處努力來改善其社會經濟地位,使其更清楚地認識到改善其社會地位所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找出合理、公開、公正的社會流動必須具備的因素和條件,為深圳的現代化發展以及每個人改進自己的地位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 
  深圳市地處廣東省南部沿海,因深圳河(深圳與香港的界河)而得名。東臨大鵬灣,西連珠江口,南與香港接壤,北與東莞市、惠州市為鄰(見圖1-1)。全市總面積 2020平方公里。深圳經濟特區是深圳市的一部分,東西長49公里,南北寬平均7公里,總面積327.5平方公里,設有9個特區檢查站。 
  深圳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市的前身是廣東省寶安縣。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把寶安縣改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試辦經濟特區。1988年10月,國務院批准深圳市計劃單列。深圳市現轄6個縣級建制區,即特區內的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區和特區以外的寶安、龍崗區 。福田、羅湖、南山區最早成立,時間是1990年1月;鹽田區最後成立,時間為1997年10月。 6個區共轄45個街道辦事處。 
  歷經20多年改革開放的櫛風沐雨,深圳已經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經濟比較發達、社會比較和諧、初具現代化規模的海濱城市。 
  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1979年深圳本市生產總值(GDP)只有1.96億元,工業增加值0.23億元,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0.17億元。特區建立後20年,深圳本市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1.2%,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45.3%,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年均增長41.8%。2003年本市生產總值2860.51億元,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名列第四。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53887元(6510美元),在全國名列第一。實現工業增加值1500.13億元,完成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290.84億元,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三。深圳的綜合經濟實力已進入全國大中城市前列。 
  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經濟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2003年第一產業增加值18.16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1685.37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156.98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由1979年的37︰20.5︰42.5調整為0.6︰58.9︰40.5。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2003年在工業總產值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產值2953.46億元,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8.2%。高新技術產品產值2482.79億元,其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1386.64億元,增長45.2%,佔全部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比重55.9%。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深圳的支柱產業。   
  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概況(2)   
  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進出口貿易保持高速增長,200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1173.9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6%。其中,出口總額629.62億美元,增長35.2%;進口總額544.37億美元,增長33.8%。深圳外貿出口總額從1993年起連續11年位居全國大中城市榜首。出口產品結構及貿易方式優化,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迅猛增長。全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51.55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全市出口總額40.0%。全市實際利用外資50.42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36.23億美元。全年在深圳投資的世界500強跨國公司總數累計達98家。 
  較好地處理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經過20多年的發展,深圳由一個人口30萬人的邊陲農業小縣,發展成為一座擁有700萬人口、經濟繁榮、城市功能較為完備的現代化城市。城市規劃獲得UIA阿伯克隆比爵士獎。基本建成了適合現代化城市需要的適度超前的供水、供電、通訊和排污網絡。擁有全國第二大、全球第4大集裝箱樞紐港,全國第4大、全球居第74位的航空港,形成了現代化立體交通運輸體系,成為全國重要的物流樞紐。飛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並沒有影響到深圳的環境保護,深圳先後獲得了「國家衛生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環境保護城市」、「國際花園城市」等稱號。 
  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堅持科教興市和文化立新,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比國家要求提前5年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 。教育發展與特區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相適應,基本上滿足了人們接受不同層次教育的需要,一個結構合理、縱橫相通、運行靈活、開放多元、功能完善、教育資源配置較合理的教育體系初步形成。2003年末全市各級各類學校總數達1259所,畢業生15.80萬人,招生數23.78萬人,在校學生數84.76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和小學畢業生升學率均保持在100%,初中畢業生升學率97.4%。文化事業日益繁榮。2003年末,全市擁有公共圖書館10座,博物館、紀念館16座。公共圖書館總藏量345.50萬冊(件)。全市擁有廣播電台1座,電視台2座,廣播電視站22座,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達100%。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顯著提高。2003年末全市共有各類衛生機構893家,擁有床位13588張,有衛生技術人員21234人,全年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完成診療量3052.10萬人次。 
  人民生活達到寬裕的小康水平。 根據200戶戶籍城鎮居民家庭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35.84元,恩格爾係數為27.9%。食品中人均營養素的攝入量已達到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水準,超過國家城市小康標準。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30611元,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11346元。失業員工基本生活保障率達100%。年末城鎮居民登記失業率為2.61%。 
  社會保障進一步加強。2003年末全市有253.09萬人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113.49萬人參加了失業保險,分別比上年增加31.85萬人和3.34萬人。全市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達165.62萬人,比上年增加38.24萬人。 
  城市競爭力增強 。深圳在國內的排名如下: 2003年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對全國47個地級以上城市排名,香港、上海、深圳分列「綜合競爭力"前3名; 2003年中國市長協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對全國50個地級以上城市排名,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分列「綜合競爭實力"前4名; 2004年國家統計局從國內286個地級以上城市評選「中國綜合實力百強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分列前3名; 2004中央電視台從國內208個地級、副省級城市評選「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城市",深圳當選;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對全國 281個城市進行評選,推出「2004(第三屆)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深圳、廣州、澳門、天津、南京、武漢名列前10位。 
  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經濟發展與自然系統發生嚴重矛盾。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城市發展空間不足,突出表現在:一是土地資源。深圳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其中30%可供開發,即700多平方公里可開發,目前已開發土地480多平方公里,核心經濟腹地土地資源儲備不足。二是水資源和能源短缺。深圳每年用水為15億立方米,而本地只能解決3.5億立方米,電力等資源也面臨緊缺。三是環境容量已經嚴重透支,承載力難以為繼。第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系統發生嚴重矛盾。體現在:一是深圳現在實際管理人口已達到1000萬,成為全世界、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城市已不堪人口重負,難以為繼。二深圳社會治安總體仍非常嚴峻。第三,經濟發展本身存在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後,利用外資增長乏力等問題。第四,一些以民為本的工程,如「淨暢寧」工程、梳理行動、農村城市化等任務十分艱巨。   
  研究理論(1)   
  社會分層和流動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是社會結構中最主要的現象,因而成為社會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傳統理論領域之一。隨著社會變遷中新問題的不斷出現,中外學者不斷對社會分層和流動進行新的審視, 由於研究者所處的時代、所站的立場、所持的方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使這一傳統理論領域不斷盛開新的奇葩。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密不可分。社會分層是流動的結果,同時社會分層的存在又是社會個體產生社會流動的動力所在。對這兩個內在相關性如此緊密的問題,是不能人為割裂單獨進行研究的,下面只是為了論述的方便,而對這朵理論之花,各表一枝。 
  一 社會分層理論 
  社會分層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將社會成員劃分為高低有序、等級不同的多個社會群體的一種方法,因學者們研究目的各異,分層標準各不相同,因此分層結果也大不相同。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西方學術界對社會分層的研究歷史悠久,流派眾多, 但是,人們一般認為社會分層經典理論的主要人物是K.馬克思和M.韋伯。他們兩人提出了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即人們所熟悉的階級理論和多元理論。這兩個理論模式對社會分層的本質、決定要素、形式等分別作出了不同的解說,代表了社會分層的兩種理論視角。因此,我們把他們兩人作為開篇。 
  1.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 
  馬克思最先提出了一套有系統的、綜合的和頗富創意的階級理論,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在馬克思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等已經發現現代社會的階級存在和階級間的鬥爭。但只有馬克思才揭示了階級產生的真正根源和階級的本質,才建立了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所以馬克思被稱為社會階級研究之父。他的階級理論大廈由4根理論支柱支撐。 
  第一根支柱是階層與社會結構論。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最終的目的是要揭示社會變遷的法則。因此,在馬克思看來,階級既是一個歷史概念又是一個社會概念。馬克思認為,階級出現於由歷史組成的社會結構中,在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的社會結構常存在著不同的階級特徵。因此必須將階級置入社會的演變中來探討,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時空架構裡做具體的研究,不應將其視為抽像的概念。雖然階級會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而改變,但是,社會結構亦會隨著階級的演變而演變,兩者互為辯證關係。簡言之,階級由社會的特殊結構條件發展而來,同時也是社會的構成要素。 
  第二根支柱是階級產生與演變論。馬克思的階級史觀建立在他的歷史唯物論上。馬克思認為,階級只有在出現了剩餘產品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條件下,才會產生 
  瞿鐵鵬:《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第39頁。 
  。而剩餘產品的出現,是勞動分工的結果。社會分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隨之出現剩餘產品的不平等分配,出現了私有制,也就產生了階級。因此,社會分工是階級產生和演變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中對階級的形成與演變作了具體的闡述:第一,階級利益。馬克思認為,個人形成一個集合體與另一個集合體產生競爭時,即產生階級。每一階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利潤,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工資;階級由於有共同的利益,所以才有階級的客觀存在。第二,異化促成階級的產生。馬克思認為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存有異化的現象,但在資本主義下達到了高峰。工作一方面固然可以帶給人們創造性、自我滿足感,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帶來異化,使人成為機器的附屬品。就前者而言,工作是人性的一部分;而就後者而言,由於外化作用而產生異化。第三,工人聚集在一起促使階級的產生。工人之所以會大量聚集在一起是因為近代都市環境及近代工廠的興起,使工人彼此間的聯絡與交往方便。因此,近代的都市與工廠,是無產階級的溫床。當階級最後發展出階級團結、階級意識及階級組織時,階級由客觀存在而演變成為為其利益而爭的主觀存在。 
  第三根支柱是階級劃分標準論。馬克思將階級的存在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即生產關係聯繫起來,從生產過程中工人與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來揭示階級的本質。階級主要的構成元素乃是生產關係中的財產關係,財產關係是解釋社會變遷的最基本的條件,而財產繫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不一樣,所以為了要找出它的本質及特色,必須依不同時空的社會結構給予不同的界定。在私有制社會裡,是否佔有生產資料或勞動決定著人們的階級歸屬。在這個意義上說,生產資料或勞動的佔有關係掩蓋了社會分工的原生基礎地位,成為階級劃分的主要標準。   
  研究理論(2)   
  第四根支柱是階級劃分的必要條件論。馬克思認為共同的生活方式、階級利益和教育程度是劃分階級的必要條件。馬克思雖然反覆論證在階級產生中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充分認識到如政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避免了片面性。 
  由於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廣泛影響,致使西方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只重視階級分析,而忽視階層分析,甚至有人說階級是馬克思的概念,而階層是韋伯的概念,這是誤解。事實上,馬克思把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都當作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的重要方法,並沒有因使用階級方法而排斥階層分析方法。他在抓住對立的兩個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同時,十分注意把階級分析與階層分析結合起來對社會進行雙重考察。他認為,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關係體系,也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早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依不同的地位,對各個歷史時代的階級內部的多種多樣的層次作了描述。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第一,啟發性意義。馬克思的階級概念並不是描述性的,他並不注重描述某一特定時空的社會階層或階級具體的分佈情形等;而是分析性的,較偏重與時間和空間,從整個歷史的演進和空間的變化中,歸納出社會變遷的法則。馬克思的階級概念是鑲嵌於其整個社會變遷理論架構上的,探討馬克思的階級觀必須將其置於他的整個社會變遷理論架構裡,才能窺其全貌。第二,指導性意義。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是在對人類社會尤其是階級社會的基本發展規律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仍然是指導我們今天進行社會階層分析的理論。 
  但是,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是植根於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之中的,沒有也不可能對今天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分層提供現成的答案。這就要求我們在以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為基礎分析中國社會時,要注重從中國當前生動的現實出發,借鑒其他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的合理成分,對日益複雜的階層現象作出與時俱進的闡述。 
  比馬克思晚半個世紀出生的德國社會學家M.韋伯,因提出了多元性的社會分層理論,而載入西方社會學史冊 。 
  綜合標準論。韋伯採用了三位一體的分層標準,主張用經濟標準、社會標準和政治標準來進行社會分層。所謂經濟標準,是指社會成員在市場上的機會,即個人能夠佔有商品或勞務的能力,簡單地說,即經濟投入和財富的多少。所謂社會標準,即地位,韋伯把它解釋為對榮譽、聲望的肯定或否定的估計,而榮譽、聲望決定於個人的身份(家族世系)、教育水平、儀態風度、生活方式等因素。所謂政治標準,即權力,韋伯認為它是個人或群體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反對其對手的實力。韋伯認為,經濟不是社會分層的惟一標準,地位和權力都可以單獨地作為社會分層的尺度。雖然地位的原始根源是經濟,但地位體系一經確立,又可以不依賴於經濟。凱濟是容易失掉的,而地位是不容易失掉的。有了地位就有了聲譽。整個社會按照經濟、權力、聲望三個各自獨立的維度,構成了多元分層空間結構:財富——經濟標準;威望——社會標準;權力——政治標準。 
  階層論。韋伯用秩序來表示社會階層,他認為秩序是高低不等的權力的表現。權力有3種秩序,分別是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及社會秩序。三者又分別有具體代表的團體,即階級、政黨和地位團體。韋伯強調3種秩序是相互聯繫的,如有了社會地位也許會帶來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或者有了經濟實力,也可能帶來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並且強調3種秩序有相對的獨立自主性。3種秩序發揮其力量,需要通過高度整合的社會表現出來。而所以能有高度整合的社會,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架構。 
  階級論。韋伯解釋的階級有兩層意思,一是階級是以財產來界定的;二是市場是決定個人生活和社會地位的基本條件,階級的情況是由市場的情況而決定的,階級狀況就是市場狀況。韋伯認為在古代社會中有類似奴隸反抗的行動,但那並不是階級鬥爭。只有到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時,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分配情形和新的具體的經濟秩序,才產生了近代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階級行為的產生,是勞力市場、物品市場及資本主義的企業三者交織而成的結果。 
  地位團體論。韋伯以生活方式來界定地位,認為地位團體具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相同地位團體的人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由於相近的正式教育、家庭出身和某些高尚的職業發展而來的結果。二是排外性。他們的社交往往有一定的局限,與相同地位的人有來往、有婚姻,所以地位團體常常是內婚制的。三是特權性。地位特權分為規範性的和物質性的兩大類,前者如英國的王室,他們的穿著、時尚、禮貌等代表著社會核心價值、習俗;後者如地位團體擁有一定的經濟上的壟斷權。韋伯認為地位是由消費來界定的,消費形態的不同,即代表著生活方式的不同。   
  研究理論(3)   
  馬克思與韋伯的社會階層理論的主要異同之處是: 第一,就經濟、政治與社會3種秩序而言,馬克思對階級的看法是階級決定論。即對經濟秩序的控制也就同時控制了政治和社會秩序。韋伯卻不認為如此。他認為經濟(階級)、社會(地位)和政治(政黨)3個層面,彼此關聯,卻仍可保有其各自的自主性,是不可簡化到任一層面的。第二,就階級情況而言,馬克思從經濟功能,特別是生產關係來看階級,階級情況最終必導致階級行動,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最後必會導致工人的群起反抗,並使其運動激烈化。韋伯基本上同意馬克思以生產關係來界定階級的看法,但他還特別強調,階級情況最後是由市場情況所決定的,階級情況並不一定導致階級行動,種族、宗教等因素常會緩和階級對立的尖銳化。第三,就階級與社會變遷而言,馬克思將階級與社會變遷結合在一起,特別強調在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必將獲得最後勝利。他是基於一種「目的論」的看法。而韋伯認為在社會太平時期,地位是整個社會秩序的重心,但在社會變遷、技術改革、整個社會不穩定時,階級是社會階層的重心所在,因此,韋伯對社會階層與社會變遷之關係是居於「循環論」的觀點,他並沒有提到階級鬥爭最終誰將會得勝 
  何景熙:《西方社會學說史綱》,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第156~161頁。 
  。總之,馬克思擅長於社會變遷等動態方面的描述,較注重階級縱剖面的分析,而且其對階級的概念有許多原創性,提出許多很好的觀點;而韋伯則擅長社會結構橫剖面的描述,修正及補充了許多馬克思對階級的看法,且具有綜合分析能力。 
  由於馬克思和韋伯社會分層理論的開創性地位,現代西方的許多學者紛紛步其後塵,出現了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 
  2.戴維斯和摩爾的社會階層功能論 
  功能主義是西方社會學理論中最久遠也最深厚的理論傳統之一。作為社會學的一種理論範式,它始作俑於孔德、斯賓塞,由現代社會學大師帕森斯集其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宏偉的巨型理論。其要旨是把社會看成是一個由內部各部分、各層次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制約而成的一個相對獨立於個人的有機整體,為使這個統一體保持平衡與協調, 發揮著必要的功能,就必須滿足它的多種需要。運用功能主義對社會分層最早做有系統的陳述和引起爭議最多的文章,當推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和摩爾在1945年聯合發表的《階層化的一些原則》一文。 
  戴維斯和摩爾為了說明為什麼社會分層和不平等具有積極的功能,簡潔明瞭地勾畫出社會分層是滿足複雜社會系統的需要這樣一種功能主義觀點。他們認為,要使社會有機體保持健康,就要滿足其需求,社會分層被視為確保需求滿足的一種機制。由此看來, 社會上的地位差別、收入差別、貧富差別等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 社會分層是不可避免的。要確保社會分層這種機制發揮作用, 各階層之間的團結與協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所以,他們強調各階層的利益整合。 
  他們理論中的關鍵詞是位置系統。他們認為,說明社會位置為何有高低的不同,重於說明居於其位的個人高低的不同。若將社會當作一個運作的體系,則社會必須將其成員安排到各種位置上去,且使他能執行該位置的責任。假如這些社會位置本身給人感覺到同樣的愉快,這些位置對社會的生存同樣重要,和這些位置所需要的才能和訓練是一樣的話,如何把人們引到這些位置上去就不太重要了。但是,事實上,有些社會位置比其更讓人覺得愉快,有些位置在社會生存的功能上比其他位置更為重要,而且有些位置比其他位置更需要特殊的訓練和才能,因此,為使人們願意勤勉工作,人盡其責,不可避免地,社會需要提供一些報酬以作為誘因,而且這些報酬應以每個位置的功能之重要性之不同而給予不同的報酬。這些不同的報酬和其分配構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社會階層化的現象也因此而生。環繞社會位置體系,他們提出了6個重要因素。 
  第一,功能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主要取決於其在社會中所佔的那個位置的功能。他們提出了如何決定功能重要性的二點說明:一是地位的獨特性,例如:醫生的工作乃是相當獨特的,此職位不容易被其他位置所替代。二是依賴性,即是否有許多其他位置會依賴它,若是其他位置多依賴此位置,則表示此位置乃所謂的關鍵性位置,對社會更具有重要性。位置所扮演的功能重要性不一樣,則其報酬也會不一樣;能夠擔任那個位置的人越少,社會對那個位置的報酬就越高。他們儘管提到了維持生計和舒適,即物質報酬;幽默和娛樂;自我尊重和自我發展,即自我的充分發揮等3種報酬,但他們是比較偏重於物質報酬的。   
  研究理論(4)   
  第二,才華和訓練。每個位置所需要的才華和訓練不一樣,任何社會中都有一些職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技術的人去承擔,有些位置本身需要更多的才華,例如:運動員、音樂家等,而有些位置則需要更久的訓練,例如:醫生。社會在回報上對這些特殊才能的人予以傾斜,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會因此而獲益;這些職位報酬的不同,就是社會分層所謂的地位差距;不同社會階層獲得的有差別的聲望和尊重,連同權力和先決條件,組成制度化的社會不平等,這就是社會分層。不平等對於確保複雜社會的適當功能來說是必需的,它能確保最重要的工作由最有資格的人來擔當。 
  第三,愉快性。指該位置是否為多數人所不願意從事者,如收垃圾等一些辛勞而工作環境又差的工作,就缺乏愉快性;而處於一些有中央調節系統舒適辦公室中工作者,就具有愉快性。而愈有愉快性者則功能越重要。 
  第四,位置高低不同是普遍性的,全世界皆然,但是高低分類標準則是各個社會或多或少會有些不同。而所以會有不同,是因為:每個社會所面臨的自然條件並不一樣;專業化程度不一樣;對功能的重要性之著重點不同; 不平等程度之不同。 
  第五,機會的程度。愈是開放的社會,社會流動機會愈高,反之,如印度喀斯德制度的封閉社會,流動機會則愈少,流動機會的平等性也就有所不同。 
  第六,階層團結程度。就整個社會體系而言,某一社會愈強者,則其階層團結性愈強,其階層也愈有組織;反之,社會不強者,其階級意識愈低,愈沒有組合起來。 
  這6個因素,會影響到整個社會階層化體系的類別和形態,雖然社會階層化的現象是有普同性的,但是,由於上述因素,使得每個社會的階層系統的形態有所不同。 
  戴維斯和摩爾的功能主義分層理論的主基調是協調和諧一致,但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理論發表後,在社會分層領域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白熱化論戰。 
  3.圖明的社會階層衝突論 
  功能主義理論解釋了部分現實,在戰後西方社會學界一度被公認為是社會學理論的主導或統治範式。但是好景不長,20世紀60年代其主宰地位開始衰落。衰落的原因是,儘管它這艘以均衡、和諧為標誌的理論之船把人們帶進了風平浪靜的港灣,但港灣外的真實的世界卻是驚濤駭浪,它對現實中許多問題不能回答或回答乏力的缺陷受到了挑戰。挑戰之一,先賦性或繼承性的優勢可能會影響到不同資源配置的邏輯。如一個無能之輩可能運用其佔據地位的資源來獲得較好的社會職位,而一個能力強得多的平民子女卻得不到這樣的機會。挑戰之二,能力較強未必都能得到高報酬等實質性的刺激。如中小學教師、日托護理員、警察以及社會工作者等職業應當由能力較強的人來擔當,可實際上他們的工資卻很低。而有些人的職位價值很有限,如搖滾歌手和體育運動員,他們的收入卻很高。挑戰之三,教育不均等導致地位獲得未必是均等的。如生活極度貧困的人,他們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培訓,其才能得不到發展,雖然他們中有的人可通過自身的努力上到高層,但這樣的機遇相對於富有的上層人士來說,要小得多。總的說來,社會分層不能保證使最有才幹的人去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或培養他們去扮演這些角色。 
  在諸多的理論挑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M.圖明的批評。他在1953年發表的《階層化的一些原則:一個批判分析》一文裡,高舉衝突理論的大旗,從5個方面批評了社會階層功能論。 
  第一,圖明認為功能論所謂的社會位置的功能之不同重要性的概念,乃是定義不明,而且含有極強烈的價值判斷,容易引起許多情緒上的反應。舉例而言,我們如何能分辨是醫生重要還是農夫重要。此根本就是價值判斷。而且,現有的每一個職位必然有其功能的存在,因此功能的重要性根本就是無甚意義的永恆定理。再說,某一職位的不可取代性,往往並不是其功能性質無法為另外的社會位置所取代,而常常是由於雙方議價的結果。 
  第二,圖明並不同意戴維斯和摩爾所說有才能的人是稀有的。他認為有才能的人的人數雖然有些限制,但事實上,這種限制的主因是來自於許多結構性因素的限制,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稀少。例如:在男女不平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代社會中,並非婦女中沒有人才,而是在那時的社會體制下,婦女的才能根本被排斥,更不必說被發覺和任用。圖明同時也舉出了幾個限制人才發展的結構性因素:教育機會的不同,無形中便埋沒了許多人才;有些職位是繼承的,不是公開競爭的,因此人才受到限制; 佔有好位置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會設下許多限制,使人才無法進入。這些因素,使那些比較下層的人及其他們的下一代得不到好位置。   
  研究理論(5)   
  第三,圖明認為,雖然有才能的人在受訓期間是付出了某些犧牲,但是從中得到了許多精神上和其他的報酬。例如醫科學生,在受訓期間,雖然所付出的犧牲不少,但是相對地他們在許多方面也佔了很多的便宜,例如交女朋友容易,身價也較高,得到社會的尊重等等。因此訓練本身並不意味著就是犧牲,往往它也是具有很多的補償的。再者,訓練期間所付出的代價,常常是社會與家庭所付出的,而不是個人所付出的,在此情況下,個人並沒有理由說自己付出了代價和犧牲。若把訓練期間所花的代價當作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投資,而預期日後能得到更高的回報,在投資報酬率很高的情況下,這些犧牲就微乎其微了。 
  第四,圖明懷疑物質報酬是否為吸引人才的最有效的誘因。他認為在不同的社會,應該會有不同的報酬形態。例如,在共產社會中,吸引人的報酬中,最重要的乃是權力,而非物質報酬。對某些人而言,工作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內在價值。所以,物質報酬的高低並不一定是決定他是否接受訓練的主要原因。 
  第五,戴維斯和摩爾認為社會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不同和社會階層化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圖明強調,即使功能重要性有所不同和社會階層是不可避免的,社會階層化現象也有許多負功能,如社會階層限制了人才的發掘, 限制了人類的生產,使社會位置低的人自暴自棄地認為自己對社會沒有用,容易對社會產生冷淡感,造成不同階層間的敵意、懷疑,而對這些負功能,戴維斯和摩爾卻完全沒有提到。 
  圖明的批評有些是言之有理的,如他認為物質報酬在不同社會裡,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等等。但是,功能主義的分層理論和社會衝突理論各有千秋,一方強調社會衝突對於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另一方強調社會穩定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相得益彰。 
  4.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 
  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奧林·懷特(Wright)為主要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一方面基於馬克思的關係論視角,希望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內,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美國)的階級結構進行審視,重新定義階級,分析不同階級分佈、階級和職業流動模式、階級地位和階級意識等問題,就馬克思的階級結構概念發展出一種令人滿意的操作化形式 
  李路路:《論社會分層研究》,《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1期。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有許多爭議性的問題,必須發展以適應新的社會階級狀況。 
  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分層理論的基礎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懷特認為,剝削是理解由階級關係產生的利益性質的關鍵概念。人們為了獲得收入而躋身於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通過不同的機制,這些社會關係使一部分人能夠佔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這種佔有稱之為剝削。在剝削關係中,剝削者由於依賴被剝削者的勞動和努力,也需要被剝削者。所以,剝削不僅僅定義的是社會行動者的一系列地位,而且還包括由一系列社會關係,以及將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相互聯結起來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互動模式。他通過對勞動成果侵佔的論述,把物質利益上的對立與階級關係聯繫了起來,他說,職業對社會分層很重要, 可以將職業列入社會分層中加以探討;但是,階級仍然是社會結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要素,階級不能被簡化地定義為某種職業分類,而是一種控制資本、決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會關係。這樣,階級理論成了一種關係的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結構模式的特點就在於通過對生產領域中的權威和技術佔有的闡述,有效地廓清了僱員中的中產階級。他們把馬克思講過的生產性勞動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凡從事生產性勞動者列入工人階級,而從事非生產性勞動者則列入中產階級。 
  第一,懷特緊緊抓住與馬克思提出的「舊」小資產階級的區別從3個方面來界定、認識中產階級。標準之一是他們在資本主義財產關係中的統治角色。資本家不僅佔有生產資料並僱傭工人,而且在生產中支配工人;管理人員和監督人員是在行使代表資產階級的權力,進行生產過程中的統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既可以被看作是工人階級,又可以被看作是資產階級:他們像資本家那樣統治工人,像工人那樣在生產中被資本家控制、剝削。在權威等級中的位置越高,這個階級位置的資本利益就越多,例如,高級經理就非常接近於資產階級,而下層經理的階級特性更與工人階級接近。區分中產階級位置的標準之二是他們的收入與侵佔剩餘價值的關係。生產組織中管理階層的戲劇性位置,使他們能夠以相對高收入的形式佔有一部分剩餘價值。區分標準之三是他們所持有的技能和專門技術。像經理階層,持有高水平技能和專門技術,在剝削關係中潛在地具有佔有剩餘價值的有利位置,實現這種有利位置的機制主要是技能和專門技術在勞動力市場上常常是稀缺的,這不僅僅是因為供不應求,而且還因為符合用人組織要求的專業技術的增長存在著系統性障礙,這種障礙的一個重要形式是文憑,而有才幹的人在提供特殊形式的勞動力的時候,很少能同時具有符合這種持續性限制的基本條件。   
  研究理論(6)   
  第二, 新馬克思主義一致認為中產階級具有如下特點:職業構成以腦力勞動職業為主要成分;形成了一個由「靠工資謀生」的僱傭勞動者組成的集團;經濟地位和政治待遇一般明顯優於體力勞動者,都程度不同地或擁有對勞動過程的直接控制權,或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擁有一定的發言權及影響力;政治態度、生活習慣、文化教養以及價值觀念,不僅和普通的體力勞動者有著明顯的區別,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社會意識形態。而新馬克思主義者對中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及其社會功能等認識卻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並形成了「新小資產階級論」、「新中間階級論」、「矛盾的階級地位論」、「專業—管理階級論」和「階級兩極分化論」等5大階級理論流派。 
  5.新韋伯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 
  韋伯主義傳統對階級劃分的主要依據是人們在市場中的能力。二戰後,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弗蘭克·帕金和戈德索普是堅持韋伯主義傳統的重要代表人物。 
  吉登斯是一位積極進取的多面手,他在《社會的構成》、《發達社會中的階級結構》等論著中區分了階級分化社會(如封建社會)和階級社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此表明不能一概用階級分析作為基礎,來辨別社會組織過程的根本結構原則 
  楊善華主編:《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237頁。 
  。他對權力作了獨特的解釋:權力在功能主義那裡是系統的產物,在馬克思主義那裡是財產所有權的結果與原因,而他認為權力是在支配結構之中生成的行動的普遍性質,即在既有的權力關係中,權力的弱勢方無論居於多麼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種操縱資源的方式,對權力強勢方實施一定程度的控制。他還對人們的市場能力作了分析,認為市場能力包括3方面的因素:一是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二是教育和技能資歷的擁有狀況;三是體力勞動能力。但是,他並沒有對階級劃分提出一個系統的分類框架。 
  帕金則從職業位置的角度來分析人們在市場中獲取資源的能力。他認為,職業是階級結構的支柱,雖然其他經濟與符號資源的分配與職業秩序同時存在,但是與職業秩序相比處於從屬地位。根據這一解釋,他提出了一個根據職業標準劃分的包括6個職業階層的階層結構模式。在對待階層劃分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時,他著重解釋的是不同職業階層之間的報酬不平等問題。那些在市場上適銷對路的專業技能是職業報酬的最重要的單一決定因素,因此是階級不平等體系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某種職業所需的專業技術或知識越多,市場上提供這種技術或知識的人就越少,在專業技術序列中處於較高職位者總是傾向於維持或加強這種專業技術的稀有性,從而通過種種制度方式來維護他們獲取較高報酬的權力 
  鄭杭生等:《轉型加速期城市社會分層結構的劃分》,《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2期。 
  。 
  英國牛津大學的戈德索普教授以不同的勞動方式為標準,提出了階層結構中的一個重大的分界線,即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之間的分野:「白領」是腦力勞動者,「藍領」則是體力勞動者。為了進行社會流動的經驗研究,他運用韋伯關於階級理論的一些原則,設計了一個以職業為標準的分類框架,力圖體現一種職業階級與社會階級、等級階級與關係階級的結合。他構建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主要分為3大部分,即公務人員階級、工人階級以及由低層非體力僱員和小業主組成的中間階級。 
  (二)中國學者的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大規模的變遷。從那時起,中國學者對社會分層的研究就不絕如縷,其演進可分以下4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前後至1957年):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經過毛澤東的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學術界認識社會問題的一個最基本指導思想和方法,研究的特點是我國的社會分層表現出階級分層的特徵。 
  第二階段(1957~1978年):主要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將人們按照主觀意識形態進行了政治分層 
  李強等:《我國社會分層理論的演進》,《學海》2002年第4期 
  。 
  第三個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研究的特點是,主觀的政治分層體系向客觀的階級結構回歸。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今):中國學者對社會分層的研究掀開了新的一頁。市場機制的引入引起了中國社會的大分化, 以貧富差距、收入差距為基礎所形成的新的社會分層機制正在逐步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政治分層機制。急劇的社會分化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階級階層問題開始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縱觀第四個階段20餘年的歷程, 可以說這是中國對社會分層研究空前繁榮時期,是理論研究熱點不斷湧現,各種理論探索不斷深化,理論研究的方式與特點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時期。其特點是:   
  研究理論(7)   
  第一,對理論取向反思的深入。中國學者對社會分層的理論研究經歷了由開始的引進模仿到反思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後,應該如何從理論上對分層機制進行新的概括?是繼續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框架中來從事分層研究,還是引入韋伯的多元分析模型?為此,學術界舉辦了多場有關分層的理論研討會,出現了頗具代表性的4種理論取向:第一種取向是在進行階級分析時,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而在進行階層研究時,則可以吸收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的合理成分。第二種取向認為,傳統的階級分析方法在中國現階段已不適用或有局限性,而西方分層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第三種取向是,任何一個社會都在利益和權力分配等方面存在著不平等的社會群體差異,中國也不例外,因此也應將利益群體作為社會分層研究的基本單位,並參照西方社會分層理論方法進行研究。第四種取向是調和論,認為階級概念應該大於階層概念,在階層概念之下又可劃分更小的利益群體,即階級、階層、利益、群體之間是一種由大到小的涵蓋關係。這樣,在具體研究中, 存在著許多種社會分層的標準和方法。鄭杭生的分層以韋伯的分層理論為基礎(鄭杭生,2004),李強從政治分層和經濟分層兩個角度對轉型期中國的階層結構進行了考察(李強,2002),陸學藝依據各個階層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對當代中國階層結構進行了分析(陸學藝,2001)。儘管眾說紛紜,但大都數學者形成的理論共識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比較複雜,並且明顯具有多元特徵,這就決定了僅用生產資料佔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分化是不充分的;要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特徵,就要重新認識傳統的階級分析理論,並加以科學的發展。 
  第二,形成了一個更加符合變化的、現實的多元分類標準框架。在多元分層觀點的指導下,學者們多角度多層面地探討社會分層問題:第一個角度是從當前的社會資源配置關係動態地研究中國人的地位獲得機制和社會分層結構,力圖勾畫出中國獨特的社會流動規律;第二個角度從利益群體來分析中國社會群體利益關係的得與失,認為當今中國各個社會利益群體正在分化與重組,不主張將中國社會結構硬性、簡單地分層,主張以利益群體結構來置換分層結構,提出了社會結構的同心圓模式及不同的利益群體類型;第三個角度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分層研究中應強調國家和政治機制的重要性,認為政治過程可以直接改變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本性和價值;第四個角度是從市場社會的興起過程來看待中國社會分層機制的變遷,從自由市場轉型和產權結構變化來深入研究中國中心群體和邊緣群體問題,腦體收入差距問題和中間階層的代際更替問題等;第五個角度提出應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中國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提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由10大社會階層和5種社會經濟地位等級組成。 
  第三,理論研究熱點不斷湧現 。國際社會學中有關社會分層和流動的不同理論觀點和模式,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都有所反應,現擇其要者述之。 
  關於中國社會利益結構特徵研究。由於社會利益結構在現實層面反映的是一個特定社會最基本的、最核心社會關係及制度性的演變,對社會利益結構特徵的研究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學最具攻堅性的難點。有人認為改革前社會利益結構有3大特徵:一是在收入、權力、聲望等社會資源佔有及分配中獲益最大的是領導官員;二是社會成員的地位差異是由身份制、單位制、行政制等三種最基本的次級制度結構所分割的結果;三是城鎮居民的社會地位普遍高於農村居民,並產生城鄉二元分化。對改革開放後社會群體地位分化及利益關係,一種有影響的觀點是,工人群體的經濟地位下降,內部層次分化,勞動生產能力被弱化了的那部分職工利益保障被忽視,農民群體是改革以來分化最顯著的一個群體,幹部群體的分層結構與中國的行政分層結構基本上是一致的 
  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20年》,《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1期。 
  。 
  關於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特點的研究。 對改革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特點的研究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是運用關係式社會分層和等級式社會分層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將改革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分別稱之為三分式結構(工人階級、農民階層和知識分子)和三級式結構(幹部、工人、農民) 。二是運用社會分層機制研究,認為改革前人們社會地位是通過國家強制性分配資源而獲得的,是一種權力分配機制。對現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有3種總體描述:一是以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為標準進行劃分,有將社會階層劃分為兩階級一階層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工人階級,以家庭聯產承包為特徵的農民階級,以個體經營為特徵的小資產階層;有將社會成員劃分為3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半資產階級和流民階層;還有將社會成員劃分為7個階層的。二是以人們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存在的狀況進行劃分:如將社會成員劃分基本階級( 科層官員階級、工人階級、私有資本階級、僱傭階級 )、中間階級(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基層管理人員階級、小資產階級)、過渡階級( 企業家階級、農民工、城市貧民、跨國資產階級社會 )和亞階級群體。三是以社會分工和職業標準進行劃分:如將社會成員分為物質生產勞動者階層、知識勞動者階層、服務勞動者階層、管理勞動者階層、安全保衛勞動者階層。   
  研究理論(8)   
  對中國現階段階層分化的主要特徵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社會資源配置方式日趨多元化,市場機制逐步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渠道,國家權力仍然發揮重要作用,非制度因素仍在產生重要影響;社會階層分化過程中,社會地位變動的非整合性,影響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經濟社會因素之間出現了不一致性;社會階層分化的不平衡性,不同行業、部門、單位之間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但在其內部平均主義盛行;社會階層分化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失控現象,階層分化缺乏應有的規範約束,政府對階層分化調控乏力 
  趙喜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理論界對我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上、下)》,《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2年第1、2期。 
  。 
  關於中國一些特殊階層的研究。對中產階級、私營企業主和農民工等特殊階層的研究,是分層研究主題上的又一拓展。特別是近年來有關「中產階級」的話題,正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焦點和亮點。中國學者對中國中產階層進行了界定,認為中產階層是我們建設小康社會的「小康大眾」,並在中產階層社會整合功能之上對社會結構整合新機制進行了探索。李春玲在《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與分析》一書中指出: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意義重大。除了經濟收入比較殷實以外,中產階級還具有受教育程度較高,講文明,重誠信遵紀守法的特點。他們趨向溫和的改良主義和道德的相對主義,主張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對新生事物和新變化採取開放、寬容的態度,是現代民主的基石。陸學藝認為中國社會的中間階層正在迅速擴張,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開始由原先的「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化。 
  根據李路路的研究,中國學者對社會分層的理論研究還有以下不足:第一,研究主題不全。一些社會分層研究中的基本主題未被涉及。第二,「問題」意識不強。在理論層面上,相當部分的研究比較缺乏「問題」意識,即研究者常常沒有將自己的特定研究置於理論發展的線索中去,或者將一個具體的研究與一個普遍的理論問題聯繫起來。第三,理論邏輯不太清晰。在理論視角上,研究者更多地去分析沒有被研究過的現象,較少考慮在理論上能夠提供什麼新的解釋,同時由於理論視角上的模糊,導致在研究中理論概念使用上的隨意性和邏輯上的混亂。第四,獨立的理論模型尚未建立。對於同一個研究對象,應該允許存在多種理論模型的解釋,對於中國的研究者來說,建立獨立的理論模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 社會流動理論 
  社會流動作為社會分層的動態體現,在解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上有很強的解釋力,所以,在中外學者眼裡,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是等量齊觀的。不同的是,社會流動研究是從分層研究中派生出來的,先有社會分層研究,後來才出現社會流動研究。 
  (一)外國學者的研究 
  1.社會流動研究的奠基人索羅金 
  西方對社會流動的研究始於19世紀末,當時的社會學家帕累托等人的研究都涉及到流動問題。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P.A.Sorokin,1889~1968)是社會流動研究的奠基人 
  羅教講:《我國的社會流動與流動研究》,《武漢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他於1927年出版的《社會流動》一書,依據大量的跨越國界的歷史學和人種學資料,勾畫了社會流動的歷史,系統闡述了社會流動的定義、類型和機制。 
  社會流動作為社會分層研究中一個重要學術範疇,最早是由索羅金提出的。在他看來,「社會流動意味著……由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或改變的一切事物從一個社會位置向其他的社會位置的移動」。不難看出,在索羅金的定義中社會流動主體的涵義是非常廣泛的,造成社會流動的原因是人口特質、環境的改變——主要是技術變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天生能力的不一致。 
  他提出了兩種基本的社會流動類型: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前者指的是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個人或群體跨越等級界限的位置移動,根據移動的方向,又可進一步分為上向流動和下向流動; 垂直流動具有一種穩定的影響,可以給處於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壞現行制度的動機,較高的社會流動率可以作為一種安全閥,釋放較低階層的不滿。後者指的是個人或群體在同一等級的不同位置之間的橫向移動,這種流動不會造成人們在社會等級序列中所處地位的改變。他認為在社會流動與社會發展之間存在一種正相關關係,即社會越發展,社會流動率越高。 
  2.利普賽特和本迪克斯的工業社會流動研究 
  索羅金以後一段時期,對社會流動的研究曾一度青黃不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變遷的速度加快,社會流動率提高,引起許多社會學家的興趣,出現了一支專門從事社會流動的學術隊伍,發表了一大批高質量的社會流動研究成果, 形成了社會流動研究中的美國傳統和歐洲大陸傳統。美國傳統認為現代的「自由社會」是「機會平等」的社會,因而每個人都有成功的可能,導致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是個人的態度和行為;社會位置的不同是由於個人素質的不同,特別是教育和技能的差別。歐洲大陸傳統則由於其長遠的爭取公民權的民主化歷史而更加強調法律平等和社會結構的作用,認為社會結構在工業化過程中從「禮俗社會」網絡向「法理社會」網絡」轉變,或從「機械團結」網絡向「有機團結」網絡的轉變,是造成社會流動的主要原因,而人們社會位置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主要是一種超越個人選擇的結構性安排。   
  研究理論(9)   
  在美國傳統中,可圈可點的是利普賽特和本迪克斯合著的《工業社會的社會流動》(1959)。他們的理論特色是,運用大量通過調查獲得的經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和比較研究,探討現代工業社會流動的特點和規律,試圖說明社會結構變遷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 
  對社會流動結果的分析是他們的研究重點。他們通過父親職業與本人職業的交互表以及本人初職與現職的交互表分析,對流動過程、流動方向和流動量的大小作出判斷,由此展開關於工業社會中社會流動資源的決定、社會繼承、流動趨勢與社會結構特徵之間關係等問題的討論。第一,工業化水平對社會流動的影響。針對當時流行的工業化程度的增加會使社會流動降低的觀點,他們認為,社會流動與城市化、工業化以及階層化等過程密切相關,即使在工業化達到一定的水平後,社會流動仍將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因為工業化要求有大量的社會流動以滿足大量新增位置對合格任職者的要求。第二,教育與職業獲得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受教育是人們生涯模型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教育獲得背後的差異在於與那些高地位家庭相比,來自低地位家庭的孩子沒有太多的機會留在學校。第三,社會流動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他們指出,在一個發展與動盪的社會中,類似繼承性等級這樣的流動障礙可能會成為導致不穩定的根本原因。由於社會發展在呼喚大量合格的領導者出現,如果統治者是靈活的,那麼,它將允許有抱負有能力的人從較低的階層晉陞。然而,常見的情況總是限制這種個人流動,如果限制過嚴,就會引起不滿,從而導致被剝奪機會之群體集體流動的努力,有時甚至會通過鬥爭取代舊的統治群體。 
  3.布勞與鄧肯的流動理論 
  美國社會學家布勞與鄧肯於1967年出版了《美國職業結構》一書, 該書向人們展示了一套研究社會流動獨特的分析框架、專門化的分析技術和系統嚴謹的分析模型。與以前的各種社會流動研究成果相比,該書在概念的定義上更為合理、清晰,分析更為系統全面,尤其是在定量分析的方法上更為精細高深,在社會流動研究領域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他們的貢獻主要集中在:第一,說明了現代工業社會中遺傳並非地位獲得的主要途徑,而更多依賴個人自身人力資本和努力。他們認為,社會階層現象包括了先賦性和自致性兩種因素,先賦性因素指的是與個人出身背景相關的各種因素,主要是父親的職業和父親的教育水平;自致性因素則是後天靠個人的努力和經歷所獲得的一些個人特徵,主要是個人的教育水平。個人的社會地位一方面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努力,一方面也要受家庭出身的影響,上一代中的不平等會在下一代中不同程度地再現。在美國,對個人職業地位影響最大的,首推其受教育程度,其次為其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職業地位,父親職業對子女職業的直接影響比前面二者小。第二, 研究方法和量化技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調查研究的數理化傾向日趨明顯,抽樣理論和統計檢驗的引入、社會測量法的推廣、社會統計學和數理社會學的發展等等,都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同時,理論的發展也越來越取決於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的提高。布勞和鄧肯在研究中首先從理論上假定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個人在獲得社會地位(職業地位)時,要受到在個人生命週期中順序出現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父親的職業地位和教育程度等先賦性因素、本人的初職和教育程度等獲致性因素。通過比較兩種因素影響程度上的差異,便可以對社會開放程度的大小做出判斷。接下來採用路徑分析方法,建立個人地位獲得的統計模型。然後再將美國1962年實施的「一代內的職業變遷"的調查數據代入模型,建立複雜的因果統計分析模型,對理論假設進行統計檢驗,用以解釋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實現過程以及影響這種實現過程的各種因素。直到今天,該書中採用的基於社會經濟地位指標而建立的職業聲望量表和路徑分析,仍然是社會流動研究者們使用的常用方法。 
  但是,成也方法,敗也方法。他們表現出一種過分依照統計分析技術的傾向,因而得出的結論經不起推敲。更為嚴重的是,隨著現代統計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後來者又創造了許多更為複雜艱深的新的路徑分析模型和其他數學分析模型,完全背離了社會流動研究與社會分層研究不可分割的邏輯原則,使社會流動研究成為一種純粹的數字遊戲。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許多學者開始反思社會流動研究,出現了新的研究取向,即從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的整體出發去研究流動。 
  4.社會流動研究的結構理論   
  研究理論(10)   
  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結構理論。該理論的代表人物有佩爾·奧斯特等人,他們認為社會結構與個人成就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工作結構本身的運作而具體表現出來,強調個人特質之外的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因素對於社會流動特別是職業流動的影響。 
  結構理論的研究方向,聚焦在3個方面:一是探討經濟。產業部門。公司和勞動力市場結構及其分割狀況。有些學者從二元化觀點出發,認為勞動市場分為兩個不同的部門:壟斷資本主義(主要勞動市場)和競爭資本主義(次要勞動市場),在這兩個部門存在著不同的就業類型、不平等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職業提升階梯。前一部門以高生產力、高報酬、高水平職業保障與晉陞機會為特徵,包括了大多數技術發達的行業與經濟領域,後一部門則與它恰恰相反。這種部門間的差異不是由於個人素質或人力資本的不同所致,而是由於勞動市場組織的不同和結構分割因素所致。二是探討這些分割現象對個人收入和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有些學者認為,在核心公司、壟斷行業或主要勞動市場的工人擁有的收入機會是其他工作在競爭性部門的同行所得不到的。三是探討不同的產業部門、公司或勞動市場結構對職業生涯流動的影響。有些人認為,應對勞動市場中僱主與工人出於各種目的而成立的各種組織的作用予以關注,這些組織對於勞動力流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組織為了達到為其成員謀利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和策略,從而造成不同部門中流動機會的不平等 
  許欣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流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第80~84頁。 
  。 
  其實,個人的職業流動是個人層次的要素和結構層次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研究都不能全面地反映這一社會過程。由此看來,結構理論的缺陷也是明顯的。 
  (二)中國學者的研究 
  中國社會學對社會流動的研究起步較晚 。在中國學術界中,人口學和經濟學最先開展對改革開放後全方位的大規模的社會流動的研究,但是,它們關注的重點是人口流動和人口遷移問題。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一些學者在研究了社會分層後才轉入對社會流動的研究。 
  中國學者關於流動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一,職業流動。有學者認為,年齡與教育程度是影響職業流動最主要的兩個個人特徵,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差別則是影響職業流動的一個主要的客觀因子。 陸學藝認為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已經出現,並逐漸取代傳統社會流動機制。「獲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逐漸成為主要因子。第二, 外來工社會流動的原因。李漢林認為外來工在積極地和城裡人打交道,在異質性的弱關係中尋求資源、發展和機會,整合到城裡的社區和社會之中。靠初級的社會關係,逐步地形成了外來工在城市社會中生存、發展的基礎。曹子緯認為外來工主要是通過社會網中的強關係來尋找工作的;外來工中社會網中的支持網主要是初級關係。有的學者認為農民流動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勞動力流動,更是一種社會流動,它包含著社會地位的變化,社會流動結構對他們來說往往是得到的多於失去的,但因流動是在城鎮二元勞動力市場背景下進行的,他們社會地位上升途徑單一,各次職業獲得的相關性很弱,因此,再次職業流動發生地位上升的較少,這使流動農民群體中的精英分子產生失範行為。李強等學者認為,中國需要更多的人上升流動,以發展社會中間層,但農民比例過高,限制了現代化社會結構構成。 
  中國的社會流動研究在本土化和理論建設、研究方法創新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社會流動研究是定量方法運用十分精細的專門研究領域,一定程度的模仿是必要的,但不去創新就會失去生命力。   
  研究方法和過程   
  作為一種較大規模的實證研究,我們有必要對我們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和過程作一說明,看我們研究資料的獲得方式和途徑是否合乎科學研究的規範。 
  一 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是在全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課題組的統一研究思路下,採用統一的「城市問卷」,結合深圳的情況設計了具體的抽樣方案和調查實施方案。根據深圳特區內與特區外人口結構的明顯差異以及居住區域明顯的階層化的特點,本次調查抽樣採用的方案如下: 
  第一,地理範圍:調查範圍界定為特區內的羅湖、福田、南山、鹽田4個區。 
  第二,一級抽樣框的建立:以居委會為第一級抽樣框,對特區內四個區所轄的25個街道辦的277個居委會進行編碼排序,等距離抽取31個居委會作為調查執行地,在實際操作中合併了一個規模比較小的居委會,實際調查在30個分佈在23個街道辦的居委會中進行,從地理位置上全面覆蓋了特區內的每一個地段,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深圳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口結構的明顯差別。 
  第三,二級抽樣框的建立:以30個居委會的居民住戶為二級抽樣框。深圳每一天區域人口都會發生變化,各居委會的住戶抽樣框由抽樣期間(2001年5月)實際居住在該居委會的居民組成。 
  第四,樣本容量:根據總課題的要求和深圳課題組的實際情況,確定有效樣本容量1000的基本目標,根據以往深圳同類入戶調查成功率,確定實際抽樣按150%的原則。具體操作是在二級抽樣框中等概率計算各居委會的實際抽樣戶數,分別以有效戶數和後備戶數計算抽樣距離,分別抽取有效調查樣本戶和後備樣本戶。 
  二 過 程 
  我們的調查大體分以下5個步驟: 
  第一步:2001年5月初~6月中旬,課題組研究人員對抽中的居委會逐個走訪,收集(主要是借用)居委會當時的住戶登記資料,主要由三部分資料構成:計劃生育登記資料、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記資料或住宅登記資料,同時進一步核實住戶資料(確保調查時段抽樣框住戶均有人居住) 
  由於深圳各個居委會情況差異比較大,一些新建的居委會可能住房全部售出,登記有人口,實際居住最低的入住率只有1/3左右,因此在抽樣前需要逐個居委會核實當時實際在住的戶數及詳細地址。 
  ,確定有效抽樣框。 
  第二步:在有效抽樣框內等距離抽取調查戶,分兩部分抽取:首先以有效樣本容量100%計算抽樣距離,抽取有效樣本戶;其次以有效容量的50%抽取後備樣本戶,由有效樣本和後備樣本戶共同組成調查戶,內容包括詳細居住地址和聯繫電話(有電話的住戶)。 
  第三步:在調查標準時間的前2~3天,由居委會負責將「給居民的一封信」送到每一個調查戶,並進一步核實樣本戶的情況,對極少數表示不願接受調查的戶進行適當調整(用同一地區的後備戶替代)。 
  第四步:在抽樣的同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直接對80名受過半年市場調查專業課訓練的深圳大學本科學生進行培訓,並進行試調查,根據試調查出現的問題進行第二次培訓,使調查員較好地理解問卷的結構和每一個問題的設計理念,並明確現場調查的技術要求。 
  第五步:在調查的執行期間(6月16日~7月10日),調查員根據事先分配好的地址,80名調查員逐個區集中時間調查,因深圳入戶調查難度非常大,因此入戶後的抽樣以「調查當天在深圳的家庭成員」作為抽樣的基本條件,對於「無人戶」或「拒絕回答」等問題的住戶,以同一地域的後備戶替代,根據Kish表抽出被訪問者,在居委會的配合下,調查員按期、按要求完成了實地調查任務,經過嚴格的檢驗,共有910份有效問卷參加統計。參照「戶籍」和「就業」兩個指標進行綜合加權後,加權樣本容量是1373。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將調查資料收齊後,我們對進行了分析,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一 戶籍構成 
  在有效調查的910人中,73.5%是深圳戶籍人口,非戶籍人口占24.5%。造成樣本中戶籍人口比例過高的原因是調查樣本以居委會中的居民戶為單位進行的,而大量非戶籍人口居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或沒有明確門牌號的鐵皮房中,因此抽樣框中失去了部分非戶籍人口的資料。我們以成功訪問的 221位非戶籍人口為基礎,根據2000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的戶籍構成,對樣本進行了加權處理。本報告採用的是加權數據,加權數據中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分別占37.1%和61.8%,境外人口占0.5%,這一人口結構與特區內人口的戶籍結構基本一致。樣本中非農戶口占79.9%,持農業戶口的主要是非戶籍人口,深圳特區內已經不存在農業戶籍人口,原來的村民已經全部轉為城市居民。 
  二 就業構成 
  就業構成是指樣本中「在業」與「不在業」的構成,樣本原始資料中「不在業者」占41.3%。形成在業與不在業人員比例失調,這是深圳調查一貫面對的問題,儘管我們的調查是在週末和平日的晚上進行,但是有些在業人員同樣很難找到,因此在分析時根據深圳15歲以上人口中「不在業」人員的比例進行了加權處理。加權樣本中「在業」與「不在業」人口分別占79.2%和20.8%,與特區內人口總體基本一致。 
  三 性別構成 
  樣本性別構成比較接近深圳特區的總體情況,男性占53.1%,女性46.9%,性別結構比較合理。 
  四 年齡構成 
  本次調查對像中最大年齡70歲,最小年齡16歲,平均年齡34.57歲。深圳整體人口中以青年為主,勞動適齡人口(15~59歲)占94.4%。 
  五 文化構成 
  調查對像平均讀書12.03年,其中平均11.48年是在全日制教育學校中完成。調查對像以高中文化程度為主,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具有明顯的差異,非戶籍人口在中專及以下文化程度中的比例高於戶籍人口,而在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戶籍人口的比例高於非戶籍人口。總體而言,戶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於非戶籍人口,尤其是大量戶籍移民,深圳的人才引進政策決定了戶籍移民中大部分是高素質的人員。特區內非戶籍人口的總體文化程度高於特區外。 
  六 職業構成 
  在深圳,職業構成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它涉及到行業和職位兩個序列等級,在這裡重點描述行業之間的差異以及同一行業內職位的差異。 
  在對企業單位或機構具體所從事的業務的調查中,名列前3位的行業分別是:批發和零售業占25.1%,遙遙領先於其他行業;社會服務業占12.5%,機械製造業占9.2%,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深圳服務業和工業的發達。 
  在對自己從事職業的確認中,名列前3位的依次是辦事人員占24.9%,商業人員占22.8%,專業技術人員占19%。這與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基本一致。 
  樣本在職工作人員中,職位分佈的情況是,最高級管理人員占7.8%,中級管理人員占19.7%,基層管理人員占23.9%,非管理人員占48.6%。各行業的職位分佈具有一定的差別,其中個體家庭經營單獨做事的群體中有43.8%是所有者(民營企業主或個體經營者),有46.2%是被僱傭者,在這一群體中主要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中間的各級管理人員都非常少。事業單位中有70%是非管理人員,他們主要是專業技術人員;黨政機關中一般幹部占49.2%,企業群體中一般員工占52.8%。 
  七 收入構成 
  調查對像2000年上半年月人均總收入3589.1元, 收入中位數是2000元,總體收入差別比較大,最高收入35000元,在有收入的人群中最低收入是160元。按照深圳市1999年10月調整的特區內最低月工資標準547元計,有12.3%的人實際收入在最低工資標準以下(包括4.7%沒有拿到 收入的人員,他們中包括個體經營虧損者、企業員工被欠薪者、調查時剛剛工作者等多種情況)。 
  若以20%作為分類標準,將全部調查對像分為5個等比例群體,分別界定為最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最低收入群體,比較5個收入等級的收入差異,用中位數和平均數兩個指標比較,中位數和平均數分別顯示:最高收入群體月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群體的11.6倍和16,由於平均數受極值影響比較大,中位數結果會更符合深圳的實際情況。 
  各行業收入的差別也比較大,中位數顯示:機關、事業單位及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收入個體性差異比較小,月人均收入中位數分別是3057.83元、3500元和3000元;個體家庭經營單獨做事行業和企業與社會團體收入的差異比較大,月人均收入中位數分別是2000元、2700元和8000元。   
  與研究有關的幾個問題   
  深圳是一個特殊的城市,深圳的社會分層和流動研究會牽涉到深圳一些特殊問題,有必要對這些特殊問題先作一些說明,以免引起誤解。 
  一 深圳特區內和特區外之分深圳由6個區組成,特區內4個區,特區外兩個區。由於特區外開發時間和功能定位與特區內完全不同,因此,特區內外社會結構存在明顯的差別。2000年末特區內4個區人口佔全市總人口的47.4%,其中戶籍人口佔全市戶籍人口的62.7%。特區內戶籍人口全部是城市居民,特區外還有一定數量的農民。本次調查只做城市社會分層,因此抽樣在特區內進行,結果也只在特區內推斷。但是,為了從整體上考察整個深圳市的社會階層和流動情況,有時在論述中也涉及到特區外。 
  二 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分深圳人口最大的特點是非戶籍人口在數量上佔人口的主體,到2000年末,深圳的常住人口432.94萬,其中戶籍人口123.93萬,居住一年以上的暫住人口308.01萬。暫住人口占深圳人口的71.14%,而實際比這還要多,部分小企業或無業的非戶籍人員沒有辦理暫住證,但是他們實際上也是非戶籍人口的一部分,推算大約有非戶籍人口的1/5。這兩部分人在居住區域、職業分佈、生活方式、語言習俗等各個方面具有明顯的差別,戶籍人口主要分佈在機關、事業單位及企業的管理階層, 他們中的74%以上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普遍文化程度比較高,從事管理及專業技術工作,主要居住在政府的福利房住宅區,企業管理及技術人員主要居住在單位或政府的微利房住宅區,少部分住在中、高檔的商品房區。非戶籍人口、服務業人員以企業工人、商業人員、個體經營為主,絕大部分居住在企業的集體宿舍或村民的出租屋,與戶籍人口具有明顯的差別。因此本書的分析中,在分析總體情況的基礎上,對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各方面的明顯差異進行了比較分析,以全面、準確描繪深圳特區內的社會分層情況。 
  三 以職業和收入劃分階層社會分層的標準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在充分考慮各因素的基礎上,本書以「職業」和「收入」兩個指標作為分層的主要依據。其中「收入」在社會分層標準中佔有絕對優勢,這正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商業文化的特徵,也是被深圳人普遍認同的標準。 
  四 為什麼沒有涉及農民階層全國的十大階層劃分中包含農民階層,但是本書在階層劃分中沒有農民階層,原因是深圳特區內的原有村民在城市開發中,土地被完全徵用,他們已經不再從事農業生產,從1992年開始特區內的農民份轉為居民,原來的農村都以「村」為基礎成立了股份公司,村民全部轉為城鎮集體股份公司的成員,從城市管理模式、人口結構方面已經完全以城市居民的方式進行。     
  第二章 改革開放前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   
  改革開放前深圳社會階層結構(1)   
  恩格斯說,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從那裡開始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深圳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歷史起點在哪裡?我們把1980年特區建立元年作為深圳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拐點。 
  一 經濟社會發展狀況 
  深圳市的前身是寶安縣,隸屬惠陽地區。 1979年1月,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縣級市),由廣東省和惠陽地區雙重領導。同年11月,升格為地級市。1980年8月成立深圳經濟特區。1981年8月,升格為副省級市。 
  1949~1979年,寶安縣的經濟總趨勢是發展的,但由於長期實行以抓政治邊防為主的方針,經濟發展十分緩慢,成為廣東省最落後的地區之一 。 1979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96億元,國民收入1.6億元,工業增加值0.23億元,工業總產值0.8億元, 農業總產值3.48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29億元,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0.17億元, 出口貿易總額930萬美元。這一組數據清晰地表明了改革開放前寶安的經濟規模和實力。 
  寶安是一個典型的邊陲農業縣。從1967年起,每年上交國家商品糧都是1億多斤,人均上交400餘斤,比「珠三角」各縣都高,就糧食總產量來說,在惠陽地區僅次於東莞 。1978年農業總產值由1950年的3806萬元增長到9575萬元,增長了2.5倍多。1979年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67%。但寶安縣工業較落後, 1978年,工業總產值只有6000多萬元,與1952年相比,只增長了5.2倍,遠遠低於全國的增長水平(全國工業總產值1979年比1949年增長32倍),也遠遠低於珠三角其他縣同期的增長速度(順德最低也有10倍) 
  深圳博物館編:《深圳特區史》,人民出版社,1999,第16頁。 
  。1978年全縣的工業企業,省屬5個,市屬1個,縣屬266個,鎮屬60個,村屬185個,其中屬輕工業242個,屬重工業30個,屬全民所有制27個,集體所有制245個,基本屬於封閉型的縣鎮工業, 設備陳舊,技術落後,大部分為農機廠、石灰廠、磚廠等與農業配套的粗加工型小廠,僅能生產化肥、小農具等初期產品 。 
  資料來源:寶安縣志編委會:《寶安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由於毗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作為中國惟一通往資本主義世界的陸路通道,寶安縣商業、貿易和服務業較之工業有一定的發展,形成了第三產業比重遠高於第二產業比重的畸形結構。1979年三種產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第一產業為37%,0.73億元;第二產業為20%,0.40億元;第三產業為37%,0.83億元 。 
  資料來源:深圳市工商物價管理志編纂委員會:《深圳市工商物價管理志》,方志出版社,2001,第86頁。 
  人民生活貧困。農民收入很低, 每100斤糧食僅值9元錢,按每個農民一年種3畝田,每畝1000斤計,一年辛苦到頭收入僅為300元左右。1979年職工人均年工資769元,農民人均年純收入152.2元 
  深圳史志辦編:《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與發展(深圳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第7頁。 
  。539元的人均國民收入,0.47億元的城鄉儲蓄積累,生活水平與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強烈反差,也與廣州相差甚遠。窮則思跑,膽小的,北上廣州這樣有更多收入的地區;膽大的,則南下非法越境去香港,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年形成4次偷逃高潮,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去的有60157人,1978~1980年寶安縣及深圳特區非法外流及正式辦理手續往香港定居的人數達56668人 ,當時流行的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蚊子蒼蠅沙井蠔,十室九空人離去,村裡只剩老和少。"就是對落後、荒蕪的真實寫照。 
  二 人口數量和質量 
  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寶安縣人口總量變動不大, 1949年總人口是18.4萬,1979年為24.1萬, 加上特區內,總人口31萬人(暫住人口1500人),人口增長率0.5%,全國少見。人口密度約 160人/平方公里,屬人口稀少縣份,這主要由於青壯年逃港嚴重、農村女多於男(10︰8.5)。 
  資料來源:寶安縣志編委會:《寶安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寶安縣教育科技十分落後。1979年僅有幼兒園19所,小學226所,中學24所,教師進修學校1所,教師2388人,各類在校學生6.53萬人。特區內只有1所中等專業學校,7所普通中學,38所小學,在校學生1.2萬多人, 沒有一所高校。在這樣一種教育水平下,文化程度高的人才不多 。1978年只有3000名科技人員,其中只有2名工程師,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僅佔9%。1979年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專業技術職稱的人才只有4000多人,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只有2000人,466名醫務人員中只有12名主治醫師。   
  改革開放前深圳社會階層結構(2)   
  資料來源:寶安縣志編委會:《寶安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資料來源:寶安縣志編委會:《寶安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三 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特點 
  寶安的社會階層結構是中國這一時期階層結構的縮影,它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農民階級、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組成,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又由3個基本階層組成,即農業戶口的農民階層、城鎮戶口的工人階層和具有幹部身份的管理者階層,沒有形成現代社會階層結構。 
  典型的農業經濟決定了寶安是一個典型的農村社會。全縣人口中, 大部分人是農業人口,農業人口比重最高的是1953年,曾達到94.5%,1979年也維持在91.72%的高位。農民曾一度出現職業分化,1949年從事個體和私營工業的有39戶,從業人員154人;1950年年有59戶,從業人員313人;1951年有65戶,從業人數323人。但分化僅是曇花一現,1956年完成對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8年實行公社化後,個體工業和私營工業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被清除。總體上看,農民基本上處於一種停滯狀態。 
  1979年全縣城鎮戶口只有2萬人, 職工人數12287人,其中全民所有制人數10400人。國家工作人員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不斷增多,1951年機關、事業、企業幹部666人,1955年全縣有幹部1404人,1959年2592人,1971年5360人。 
  資料來源:寶安縣志編委會:《寶安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這種階層結構的特點是:第一,不平等性。僵化的戶籍身份將社會成員分割為農民和城鎮居民兩大類,農民與城鎮居民有先天性落差;僵化的所有制身份則將社會成員分為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職工和社辦企業,國有企業很少,尤顯珍貴;僵化的人事制度又將全民所有製成員區分為幹部與一般職工;僵化的勞動制度使固定工和臨時工之間有明確的界線。農民、工人和幹部在職業聲望、職業權力、職業收入上是不同的,幹部處於「金字塔」的頂層,全民所有制職工次之,集體所有制職工又次之,然後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1959年寶安縣農民人均年純收入49元,口糧171公斤。1979年農民年人均收入是208.3元,口糧303公斤;職工月人均收入是51.83元,其中全民所有制職工月人均工資是57.3元。而在1986年工資改革後,行政人員的工資標準最高月工資127.5元,最低即勤雜人員26元,此外每人工資還另加22%的地區差;中學教師月人均工資63.85元,小學教師44.75元 。第二,先賦性。先賦性的身份條件對流動起決定作用,社會成員無論你後致性條件如何,向上流動難於上青天。「農轉非」是一條鴻溝,集體轉全民是一道屏障,職工轉幹部是一座龍門,向上流動的閘門關得緊緊的,除非考上大學或參軍、招工、提干,否則,一日就業終身難以更改,而當時,靠考上大學實現流動的並不多。1962年高中畢業生人數230人,報考中專大專以上人數140人,只有11人考取大專以上;1963年有121人畢業,報考人數90人,只有7人考取;1979年畢業生人數2867人,報考242人,只有21人考取。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1)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奮力前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根本性的變化? 問渠哪得清如許,謂有源頭活水來。有必要探清深圳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源頭活水。 
  一 深圳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源頭 
  (一)政策因素:開啟變遷之門 
  中國社會階層的變遷與國家的政策有關,國家的政策對深圳有著更特別的意義,因為深圳特區本身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 
  1979年中央果斷提出給地主富農分子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其出身應一律定為社員。在城市,原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其成分一律改為幹部或工人。此後,中國社會告別了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階級身份分層體系。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成為獨立的生產經營者,成了自由人,有可能從事符合自己意願和特長的專業勞動,從而使職業分化有了可能。 
  1979年中央提出了允許和鼓勵社會上一部分人由於辛勤努力而先富起來的政策, 打破了平均主義的桎梏,放開了人們致富的手腳。這是對多勞多得機制的認可,形成合理的分層機制,使多勞者進入上層,不勞者流入下層 。 
  戶籍政策也發生了變化 。1985年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興辦服務業,提供各種勞務的政策,使農民向城市的非農產業轉移成為可能。同時,作為戶籍制度重要基礎的商品(糧油)服務及就業的計劃供應、分配政策也發生了重要變化。 
  蓄之愈久,其發必速 。這些重大政策誘發了中國人中蘊藏了許久的追求富裕生活和自我發展的利益動機,並不斷推動這種追求朝著良性方向發展。 
  (二)改革創新:形成變遷之力 
  市場經濟成為衝擊原來僵化、凝固、封閉的階層結構的基礎性推動力量。深圳率先以市場化為取向,改革計劃經濟下的制度體系,為人們變換角色、進行流動、改變身份打開了制度缺口。 
  1.打破統包統配的勞動用工制度,初步建立了市場化就業機制,重新配置人力資源 
  對社會流動有著最直接影響的是對勞動力的計劃管理。在我國過去單一的固定工制度下,企業不能隨意辭退工人,職工也不能根據自己的專長和愛好選擇職業。由於大量「三來一補」企業進入,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企業每年約需要勞動力10萬人,而特區每年新成長的勞動力僅5000人左右。1985年以前,內地勞動力通過各種渠道每年進入特區各企業事業單位的約有4萬人左右,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勞動力流動市場。同時這些「三來一補」企業用工比較急,量也大, 其生產主要是受到國際市場供求關係的制約,特別是香港市場的影響,因此,對工人的招用,就要隨著訂單的變化而變化, 外商不滿意固定的勞動用工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改革是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建立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雙向選擇的競爭機制。先是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對新招的工人採用勞動合同制,以後又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全市所有企業及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新招的工人逐步實行合同制。1983年市政府頒布了《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標誌著深圳的勞動合同制用工制度正式啟動。1993年市政府頒布了《關於企業取消幹部工人身份界限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若干問題的意見》,各類企業一律取消幹部工人身份界限,打破工人中固定工、合同工與臨時工的界限,統稱企業員工,幹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到年底,全市已實行全員勞動合同制度的企業員工3.3萬多家,員工200多萬人,佔全市企業總數的95%。 
  深圳新的勞動用工制度的特點是:第一,衝破了地區禁錮、城鄉分割的僵化就業格局,培育開放式勞動力市場,疏通了省內外城鄉勞動力供求渠道,引進了特區短缺的大量勞動力;第二,建立了雙向選擇的競爭就業機制。企業可以根據生產經營特點和需要選擇不同層次的勞動者,勞動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和志趣選擇企業和崗位,於是就有了「炒魷魚」這個代用詞。 
  2.打破了「大鍋飯」的分配製, 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 
  特區建立後,傳統的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受到了挑戰。1982年深圳市友誼賓館等合資企業進行改革,根據工作需要,幹什麼工作,拿什麼工資,離開了這個工作崗位,工資也相應取消。隨後各企業都陸續根據各自的生產特點和企業管理條件,採用了不同的工資形式:或計件工資;或崗位職務工資加浮動工資, 浮動部分工資根據企業的經濟效益和職工本人的表現確定,不劃線,不封頂;或全額浮動工資,所有工資都是根據工作表現來定。這3種不同形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把職工的收入與企業的經營效果和勞動生產效率掛鉤,與各人對企業的貢獻大小和表現好壞相結合,干的多多得,干的少少得,沒有干的不得。由於不斷地推出適用經濟發展要求的分配製度改革新舉措,深圳收入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得到突破性的改革,建立了市場機制決定、企業自主分配、政府宏觀調控的新型工資分配體制。工資、獎金作為主要分配形式,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也參與分配,房地產租金、資本利潤、股票收益、企業員工持股、技術或管理知識入股、高級管理人員年薪制度(1998年市屬國有企業實行經營者年薪制辦法的共80家)、上市公司股票期權制度等多種分配方式與按勞分配並行不悖。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2)   
  3.改革幹部調配製度,通過招聘選拔幹部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後,大膽改革單一的幹部調配製度,採取了招聘、選調、聘請、技術協作、承包項目、對口支援和接收大中專畢業生和安置軍隊轉業幹部等多種形式,引進了大批專業人才和管理人才。從1982年起,連續多年每年都派出招聘工作組,到內地城市公開招聘幹部,選取符合條件的專業人才和管理幹部 。1983~1986年,面向京、津、滬、川、陝、鄂、蘇及東北等地,公開招聘幹部累計達3000多名。到1991年常住戶口乾部已達10多萬人,其中市屬單位幹部62724人,駐深內聯單位幹部3萬多人;特區初期幹部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只有568人,占幹部總數的8.7%,到1991年占52% 。 
  4.建立公務員制度 
  為了盡快建立一支適應國際慣例、管理社會和服務社會的公務員隊伍,深圳從1988年開始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截至1998年8月,全市共完成14939名政府機關工作人員過渡工作。深圳市國家公務員管理體系由14項單項制度組成,其中,考試錄用制度改變了過去統包統配和推薦錄用的用人制度,引入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準則。從1993年10月至1998年2月份,共進行了30次公務員招考,招考人數達16497人,擇優錄用了9143人。 
  (三)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變遷之基 
  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必須建立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從經濟社會的發展到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就是這樣一個有著邏輯關係的聯動過程:經濟社會的發展必然促進階層的分化,階層分化反過來又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1.雄厚的經濟基礎 
  深圳先後完成了「六五」、「七五」、「八五」、「九五」4個五年計劃。「八五」期間,深圳經濟由以往的打基礎全面進入經濟增長和經濟質量同步提高的新階段,綜合經濟實力迅速躋身全國大中城市前列。「九五」時期,通過積極扶持高新技術產業,推動產業結構的改造和升級,形成了新的經濟發展格局,經濟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2000年,全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665.24億元,經濟總量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居第4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9739元,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居首位。 
  2.合理的所有制結構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深圳率先打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結構,積極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 大力引進外資,發展「三來一補」企業,發展各種形式的內聯企業,同時,在傳統體制的縫隙中,在市場經濟的土壤上,孕育、萌生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新的經濟形式,逐步實現了從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國有、外資和私營經濟「三分天下」。 
  國有經濟是特區經濟的重要基礎,主要在金融、電信、電力交通、供水、供電等部門。截至1999年,共有市屬國企1778家,區屬企業193家,各種類型的內聯企業近8000家。1980~1999年,市屬國有企業的總資產由1.61億元增加到1617億元,年均遞增41.28%。1998年在工業、建築業、金融業、商業、交通郵電業、房地產6大國民經濟中,國有經濟吸納的就業人數為44.96萬人,占社會總就業人數的15.72%,國有企業上繳的稅收,佔全市稅收總額的50%以上。 
  主要涉足出口加工業的外資投資經濟,在特區所有制結構中具有特殊地位。截至1999年,有外商投資企業11744家,已投產經營的8500家,其中大型跨國公司150家,外商投資經濟工業總產值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81.2%,就業人數80.3萬人,佔全市就業總人數的27.2%。 
  資料來源:《深圳工商志》,第88~89頁。 
  私營經濟則主要分佈在第三產業。 1999年底,共有私營企業36845戶,註冊資金542億元,就業人數40.7萬人,佔全市就業人數的13.8%;個體工商戶143005戶,註冊資金26億元,從業人員33.4萬人,佔全市就業人數的11.3%。而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民營科技企業已成為一支生力軍,已湧現出華為、比亞迪等一批知名的民營高新技術企業。1999年,全市經認定的民營科技企業有650家,工業產值200億元,利稅總額40多億元。 
  所有制的變革直接造成的影響就是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帶來的結果就是社會力量的重組。以社會資源重新配置而形成的多種經營實體,使社會力量的組合向多元方向發展,新的利益群體開始出現。不同經營實體之間的利益差距拉開了均衡的水平線,社會階層分化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 
  3.優化的產業結構 
  階層結構的變動是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變化之一,因此,產業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很高的相關性。理論與實踐表明,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產業結構變動取決於需求結構的變化,而需求結構的變化又取決於人均收入水平。當人均收入很低時,人們對第三產業需求甚少,客觀上需要農業優先發展,因而只能是第一產業居主導地位;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人們對各種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對食物的支出比重相應降低,於是第一產業下降,第二產業迅速上升為主導產業。一旦人均收入達到較高水平時,多樣化、高層次的消費成為人們追求的時尚,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大大加快,甚至將躍升為支柱產業。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3)   
  深圳的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中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特區建立後,原先結構單一、技術落後的農業面臨著一系列困難,深圳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從農業轉向工商業,大批農村幹部、青年從農業轉入城區建設事業和工商業。同時,以大力發展「三來一補」加工業為契機,使產業結構迅速發生了巨變,三次產業的比重由1979年的37︰20.5︰42.5(第三產業比重大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建設深圳的大軍迅速增加帶來服務業的發展),演化為1983年的17.2︰42.6︰40.2,第一產業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比重急劇攀升,第三產業比重略有減少。 到1990年三大產業比重達到4.8︰49.6︰45.6,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進入90年代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加快步伐,形成了以高新技術為龍頭的先進工業、發達的第三產業和現代化的農業組成的現代經濟體系,到1995年三次產業的比重演化較快,為1.6︰52.4︰46,第二產業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深圳成功地實現了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為主向第二產業為主的轉變,即實現了由農業經濟階段向工業化階級的轉變 。1995年深圳第二次黨代會提出三大產業協調發展方針:貫徹「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工業為基礎、第三產業為支柱」的發展方針,加強:「三高」農業,豐富「菜籃子」,調整優化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因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繼續提高,深圳的產業結構便由「二、三、一」結構逐步向「三、二、一」結構過渡,1999年三次產業的比重是1.2︰50.6︰48.2。 
  從20餘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史,可以看到深圳產業結構優化的特點:第一,第一產業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儘管農業也不斷壯大,按可比價格計算,1999年的農業總產值約是1979年的3倍,但以土地為主要資源的農業發展,所佔比重越來越小。第二,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較快,特別是工業發展較快,表明工業的發展帶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也帶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第三,第三產業整體發展趨勢較平穩,具有逐漸超越第二產業而成為深圳產業結構中的支柱之勢。第四,三大產業內部結構較合理。在第一產業內部,農業通過調整結構,增加資金和技術投入,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農業,走出了一條發展「三高」農業和創匯農業的路子;在第二產業內部,工業在高科技、外向型和專業化大生產方面取得顯著成果,高新技術產品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提高,1999年占40.5%,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第一經濟增長點;在第三產業內部, 檔次與素質也有很大提高,金融證券、房地產、信息咨詢、旅遊等行業發展迅速,比重逐年上升,傳統的交通運輸、郵電通訊和倉儲業、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仍然占主導地位,但比重在下降,表明知識的價值和人的活勞動的創造性價值越來越被重視。 
  4.蓬勃發展的社會事業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深圳的社會事業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第一,教育事業飛躍發展。198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教育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的方針,使深圳教育事業飛速發展, 在1989年全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100%。1999年全市有各級各類學校978所,在校學生為45萬人,其中普通高等學校從無發展到2所,在校學生1.06萬人;普通中專8所,在校學生3689人;普遍中學83所,在校學生9.13萬人;小學325所,在校學生25.61萬人。全市已普及高中教育,戶籍人口適齡青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第二,科學事業碩果纍纍。1979年底,全市僅有科技人員70餘人,只有2名工程師。到1993年,全市評聘專業技術職稱15.6萬人,其中高級職稱2347人,中級職稱1.23萬人,科技人員約占70%,約達11萬人;到1993年底,全市建立起獨立的科研開發機構88個,1982~1994年,全市獲重大自然科學技新土技術產品產值總量在全國各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共認定高新技術企業212家,用於研究開發的經費為54.48億元,占GDP的3.27%,在國內名列前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3項獲廣東省科技進步獎,名列廣東省第一,4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申請專利4431項。第三,衛生事業成就矚目。 經濟特區建立之前,深圳只有規模甚小的醫療衛生機構62家,醫務人員共980人,病床不足600張,醫療衛生設備及技術力量都比較薄弱。建立經濟特區後,深圳的醫療衛生事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顯著提高。2000年末全市共有衛生機構683家,其中醫院77家。各類衛生機構病床10294張,其中醫院病床9959張。全市有衛生技術人員15720人,其中醫生和護師、護士分別為7418人和5425人。第四,文化事業欣欣向榮。深圳曾被人們稱為「文化沙漠」。到1993年全市對文化基建投資累計6.5億元,先後建成了圖書館、博物館、大劇院等一批現代化文化設施,建立起市區鎮村四級文化網絡,文化市場活而有序。2000年末,全市擁有公共圖書館9座,博物館、紀念館8座。公共圖書館總藏量224萬冊(件)。博物館文物藏品7012件。擁有廣播電台1座,電視中心台1座,有線電視台3座,廣播電視站17座,廣播電視人口覆蓋率達100%。公開發行報紙12家,公開發行期刊33家。全年出版圖書470種,圖書出版印數348萬冊。第五,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結構、生活環境日益改善,實現了由溫飽向小康的飛躍。20年來,深圳市各階層的實際收入不同程度地得到提高。1985年城鎮居民月人均收入161.26元,1990年提高到346.89元,1995年是1088.62元。2000年深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 21626元,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7027元,比1985年實際增長1.4倍。城鎮恩格爾係數28.2%,比1985年降低19.3個百分點。農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1979年農民年均純收入是152元,1985年是750元,1990年是1954元,1995年為4517元,2000年為9270元。2000年人均儲蓄存款25007元,是1979年的212倍。繁榮的經濟,良好的生產環境,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使深圳越來越成為一個更適宜於居住的城市。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4)   
  上述單項變化並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形成一條有機聯繫的鏈條,相互促進,表現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合力作用。 
  二 深圳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軌跡 
  從1980年開始,深圳的社會分層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有的剛性結構不斷消解, 彈性結構逐漸建立;工人階級分化了,有了新的時代特點;農民階層在特區銷聲匿跡了;經理階層等新階層破土而出了;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等曾經存在過的階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嶄新的面貌,與現代市場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已經呈現在人們面前。 
  (一)人口變遷 
  人們參與社會首先受其年齡、性別、教育水平的影響,人口因此構成了社會結構的最基礎部分。現代化不只是物質層面的巨大變革過程,人的現代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1.數量變化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根據人口學中人口遷移的推力拉力理論,人口遷移中的流動行為,是地區間推力和拉力作用的結果。作為經濟特區,深圳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勞動效率高,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內地,極具投資與移民價值,吸收著大量人口前來經商和從事其他經濟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深圳第二產業,尤其是「三來一補」工業迅猛發展,吸納了全國各地大量的從業者,人口急劇增加,全市常住人口從1979年的31.41萬人增加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35.19萬人、1989年的191.60萬人,10年間增加了160.19萬人,年均增長19.8%。社會勞動者人數也由1980年的14.72萬人增加到1985年的32.61萬人。20世紀90年代人口年均增長率仍達8.0%。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記人口突破200萬大關,其中社會勞動者增長迅猛,突破百萬大關,達109.22萬人。1993年底,總人口突破1991年制定的2000年300萬人口計劃指標,社會勞動者人數達209.74萬人。1999年總人口突破400萬大關。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登記的人口為700.84萬人,其中常住人口達432.94萬人,20年人口總量增加21.6倍。人口過度膨脹,成了中國人口增長最迅猛的城市。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信息局編:《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1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2.結構變化 
  第一是戶籍結構變化。從創辦經濟特區開始,由於勞動密集型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在深圳湧現,勞動力需求十分迫切,深圳採取了以增加暫住人口的辦法來緩解經濟發展與勞動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因此,暫住人口成為深圳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1979年全市人口31.41萬人,暫住人口只有0.15萬。此後,不同戶籍狀況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所佔比重變化較大,其中戶籍人口所佔比重緩慢上升,到1999年末戶籍人口為119.85萬,所佔比重為29.58%,暫住人口以翻幾番的速度上升,由1979年的0.15萬上升到1999年末的285.29萬。200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432.94萬人,其中戶籍人口124.92萬人,暫住人口308.02萬人,戶籍人口出生率14.8□,死亡率2.55□,自然增長率12.13□。戶籍人口中非農業人口100.15萬人,農業人口24.77萬人。 
  資料來源:深圳市統計信息局編:《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1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不同戶籍狀況人口的構成在特區內外差異較大。1980年特區內戶籍人口大大高於非戶籍人口,但只過了5年,到1985年特區內非戶籍人口就超過了戶籍人口。此後, 特區內戶籍人口增長緩慢,暫住人口增長很快。1999年特區內戶籍人口748077,占常住人口的39.33%,特區外戶籍人口450391,只佔常住人口的20.95%; 2000年末特區內常住人口78.32萬人,特區外46.60萬人,特區內126.98萬人,特區外181.04萬人。 
  第二是年齡構成。深圳是一座年輕城市,1990年全市人口平均年齡25.3歲,人口年齡中位數是21.59歲,比廣東省人口平均年輕3歲,其中20~30歲的人口接近總人口的一半,1996年達到總人口的48.98%,在全市常住人口中,年輕人口增多,人口平均年齡有所下降,人口年齡中數組仍在20~29歲,1997~1999年連續3年都占總人口的35%以上,常住人口平均年齡分別是27.41歲、28.8歲和28.65歲,而暫住人口平均年齡更低(見表2-12) 。 2000年全市按普查標準時間登記的人口中,0~14歲的人口為59.57萬人,占8.50%;15~64歲的人口為633.47萬人,占90.39%;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7.8萬人,占1.11%。同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1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下降了1.11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了7.24個百分點。年輕人的層次也非常鮮明,知識偏極現象嚴重,一類年輕人文化程度較高,另一類則是靠年齡和體力取勝的人,這既是市場經濟選擇競爭的結果,同時,這一結果又是激烈競爭的催化劑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口數量近幾年迅速增加,其原因有兩個,一是當年來深圳的拓荒者們現在已邁入了老年人行列;二是更多的老年人從內地來深圳和子女團聚養老。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5)   
  資料來源:《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年》,第90頁。 
  3.人口素質變化 
  20年來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趨勢是,大專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增加的幅度最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明顯下降,說明深圳人口整體文化素質明顯提高。 
  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深圳市總共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3000多人,只佔總人口的0.8%,而文盲則占15%。隨著大量的大學生、幹部、科技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進入深圳,人口成分和文化素質構成逐漸發生了很大變化。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佔總人口的4.5%,文盲則下降至總人口的4%,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總人口的67%強。1998年底,深圳市幹部總數約30萬,是1979年幹部總數的46倍,大專以上學歷幹部共計13.64萬人,其中博士0.12萬人,碩士1.34萬人,國家和省有突出貢獻專家20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業技術人才156人,全市幹部平均年齡34.5歲 
  《深圳特區史》,第571頁。 
  。 同時,調入員工的文化水平逐年提高,以1979年和1997年兩年的數據比較,初中文化由60%降到41%,中技或中專以上學歷由15%提高到58%,單調員工中技或中專以上學歷的比例增長更高快,由18%提高到67%。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深圳6歲及6歲以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77年, 接受大學(指大專及以上)教育的56.49萬人,占8.06%;接受高中(含中專)教育的156.55萬人,占22.34%;接受初中教育的365.63萬人,占52.17%;接受小學教育的84.34萬人,占12.03%。與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擁有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數變化如下:具有大學受教育程度的由4467人上升為8060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由19194人上升為22338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由43528人上升為52170人;具有小學受教育程度的由21589人下降為12034人;文盲人口7.62萬人,粗文盲率由4.02%下降為1.09%,下降了2.93個百分點(見表2-13)。到2000年底,全市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和初級以上職稱的人才達67.21萬人,年均增長11.67%;每10萬人口中有大專以上學歷人數11000人,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全市人才隊伍平均年齡30.7歲,其中30歲以下的占52.42%,顯示了可持續發展的巨大潛力。人才在三次產業的分佈結構比較合理,分佈比重分別為1.44%、49.08%和49.48%。深圳已成為重要的區域性人才集聚中心,人才與經濟社會發展基本上實現了良性互動。 
  資料來源:《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年》,第92頁。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局編:《深圳勞動年鑒1979~1997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1998,第525頁。 
  深圳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原因有:一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人口政策上從整體上逐步提高對調入人員的文化層次、素質的要求。深圳的市外調工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9~1987年,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大,是勞動力總量初期擴張階段,調入員工由初級工為主,基本條件要求相對寬鬆,招調人員由勞動部門或者用人單位組織,進行基本的的文化知識考試。第二個階段是1988~1994年,深圳的產業結構逐步向技術、知識、資金密集型產業過渡,調入員工由初級工為主,逐步過渡以中級工為主,主要考慮調入員工的年齡、文化、技能等主要條件,從1990年開始實施調入考試制,凡調入的幹部職工必須經過政治業務考試,合格者方可調入特區。第三階段是1995~1998年,深圳處於產業結構的優化階段,招調工工作逐步轉向重點引進本市短缺的中高級技能人才,明確將調工工種分為優先、控制和禁止3種,這標誌著調入員工的標準,從企業需要變為既符合企業,又符合社會整體發展要求;調入員工的文化水平,優先工種需求高中以上學歷,控制工種要求中技以上學歷,部分工種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人員的來源由原來以中小城鎮為主,過渡到以大中城市、大中型企業為主,如1997年主要的30個工種由武漢、西安等大中城市和中央省屬企業調入的比例,單調員工已達到83%。二是大力引進人才。深圳把吸引人才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工作來抓,1996年市政府決定每年吸納本科以上畢業生1萬名。 有人算過一筆賬,這等於深圳又建了8所深圳大學。三是大力發展本地的文化教育事業。四是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高級經理人才市場、科技人才市場和激勵人才積極性、創造性的利益機制,使深圳像一個磁場一樣,幾乎每天都吸引著全國各地的近萬名各類人才在深圳的人才市場流動。五是隨著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吸收了大批國內外優秀人才,促進了勞動者總體素質的提高。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6)   
  (二)社會各階層的變化 
  1.工人階級 
  這個階級主要指在第二產業從事體力勞動的群體。由於特區內城市功能的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絕大部分企業已經遷到特區外,因此這一群體人數近年在特區內大幅度下降。這一階級內人員的分化以所有制結構分化為基礎,不同的所有制性質造就了不同的工人利益群體,內部結構變得越來越複雜, 由單一群體變為多元群體,在勞動技能、工資收入、福利待遇等方面差距比較大。 
  第一,構成變化。從所有制上看, 改革開放前工人的成分是單純的,基本上可以用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人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工人即公有制企業工人概括;改革開放後,除了這兩類外,還新增加了鄉鎮企業工人、私營企業工人、外資合資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工人。比如,建市前,深圳整個經濟屬於封閉型經濟,尚不存在外資內聯企業,隨著外資企業的增加,1996年外商投資企業共有員工81.3萬人。 
  公有制經濟人數由1990年的55.41萬增加到1997年的90.80萬,但增長速度大大低於非公有制經濟人數,同期,非公有制經濟人數由53.81萬增加到179.97萬。公有制單位員工占社會勞動者人數的比重逐年降低,1990年是50.73%,1995年是36.89%,1997年是34.05%,這一趨勢也從單位類型職工人數和所佔比重的變化中得到驗證。從1979~1999年,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不斷增加,但增長幅度不大,而其他單位職工人數不到15年增長近18倍 。在崗職工人數所佔比重,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都呈下降趨勢,而其他單位則呈上升趨勢,1999年達到59.9%。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局編:《深圳勞動年鑒1999~2000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局編:《深圳勞動年鑒1999~2000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局編:《深圳勞動年鑒1999~2000年》,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從職業和身份上看, 過去沒有明顯的職業階層,如今職工不僅分化出經營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私營企業等優勢群體,既有從事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又有從事腦力勞動的幹部、科技人員。從身份上看,既有工人、幹部,又有農民工。 
  第二, 經濟收入差別擴大。由於利益格局的變化,職工的經濟收入呈多元化狀況,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業的職工收入差距擴大。私營企業、合營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或者由於經營方式靈活、負擔較輕,或者由於資金雄厚、受國外勞動力價格的影響等,這些新興企業的職工的收入超過了國有和集體所有制職工。1999年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是23602元,而外資直接投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是177839元,外資企業中的中方管理人員的收入更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管理人員難以企及的。在公有制企業中,國有企業工人收入水平仍高於集體企業工人。 
  儘管深圳國企職工工資一直比外資企業職工工資低很多,但在20世紀90年代工資增長額出現了一個新現象: 自1993年國有企業工資水平及工資增幅首次超過其他經濟類型企業以來,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及增幅年年排第一。1998年國有企業工資水平為1763/月,比上年增長了12.3%,集體企業工資水平938元/月,比上年增長9.1%,其他企業工資水平1434元/月,比上年增長8.4%。國企工資增幅持續居首位的原因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原因是, 按照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國企改革的原則,深圳靈活地對資產進行重組,有進有退,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國企改革使競爭能力提高,經濟效益日益顯著。負面的原因是,由於國企終極所有權是國家的,公有性質使得經營者和職工更希望多發工資,對企業盈虧沒有切膚之痛;國企收入分配監督和約束不嚴導致相互攀比;國企與非國企就業群體存在差異,國企職工相當部分員工分佈在金融、通訊、交通等收入較高的壟斷性行業,而且大多是深圳居民。 
  各行業職工工資水平差距較大。從國民經濟16大行業工資水平排序看,近年來,金融保險業工資水平一直高居首位,與其他行業的工資差距顯得不盡合理。1997年農林牧漁業的職工工資水平14112元/年,採掘業為16968元/元,製造業為13440元/年,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為29747元/年,建築業為13188元/年,地質勘查、水利管理業為17788元/年,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為20734元/年,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為14900元/年,金融、保險業為31215元/年,房地產業為20630元/年,社會服務業為17930元/年,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為23643元/年,教育、文化藝術的廣播電影電視業為23991元/年,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為25886元/年,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為23623元/年,其他行業為18863元/年。1998年金融保險業工資水平仍排名第一,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9倍,比排名最後的農林牧漁業工資水平高出1.6倍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7)   
  《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0年》,第267頁。 
  。 
  從三個產業情況看,三個產業間的工資水平進一步縮小,第一產業工資增幅較大。2000年第一產業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17947元,第二產業19556元,第三產業27496元。 
  2.社會管理者階層 
  這個階層主要是機關及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及大中型企業的領導幹部。具體指在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副處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幹部,含中央駐深各部委辦的各種機構。 
  1979年全市僅有6466名幹部,且存在「三多三少」——工農幹部多,知識分子幹部少;從事農村工作的幹部多,從事城市管理的幹部少;年齡大、文化低的幹部多,年紀輕、文化高的幹部少。20多年來,深圳主要靠「拿來",較快地形成了一支規模較大、年齡較輕、層次較高、門類較齊的幹部隊伍。1980~1995年,深圳市管幹部從8519人增加到85786人,增長了10倍。幹部結構發生了如下變化:一是平均年齡輕。1980年深圳市管理的幹部平均年齡為41.8歲,1990年降至34.2歲,其後大致保持穩定。二是知識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1985年,深圳市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幹部數量僅有170人,1993年增加為3364人,從占幹部總數的0.5%,增加到4.9%。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幹部,從1980年的10.7%,上升到1995年的37.2%。三是深圳幹部隊伍的專業化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1980年,深圳市專業幹部占幹部總數的比重只有15.2%,1995年則為57.4%。 
  至1998年底,深圳市黨政幹部隊伍的基本結構是:一是數量。共24752人,占戶籍幹部總量的13%,總量得到較好控制。二是層次結構。局級幹部有435人,約占1.8%,處級幹部2982人,約占12%,正科級以下21335人,占86.2%。三是學歷結構。研究生學歷1239人,占5%,其中局處級幹部分別為55人、301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12.6%和10.1%;本科生566人,占22.9%,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193人、868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44.4%和29.1%;大專生7987人,占32.3%,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156人、1339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35.9%和44.9%;中專學歷的4070人,占16.%,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10人、231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2.3%和7.5%;高中以下的5790人,占23.4%,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21人、243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4.8%和8.1%。與1995年相比,學歷呈上升趨勢,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局級幹部占92.9%,比1995年上升了6.1個百分點;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處級幹部占84.1%,比1995年上升了11.4個百分點。四是年齡結構。30歲以下的有8913人,占36%,其中處級幹部9人,占同類幹部的0.3%,局級幹部無一人;31~35歲的6177人,占25%,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5人和267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1.1%和9%;36~40歲的3580人,占14.55%,其中局處級幹部各17人和267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3.9%和16.1%;41~45歲的2891人,占11.7%,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98人和770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22.5%和25.8%;46~50歲的1498人,占6.1%,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90人和618人,均占同類幹部的20.7%;51~54歲的891人占3.6%,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92人和423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21.1%和14.2%;55歲以上的802人,占3.2%,其中局處級幹部各有133人和415人,分別占同類幹部的30.6%和13.9%。與1995年比較,局級幹部高、中、低年齡結構呈現菱形狀變化,40歲以下和51歲以上的人數所佔比例下降,而位於中間的41歲至45歲人數大幅上升,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2.5%,46~50歲人數基本沒有變化;50歲以下的占現職局級幹部的比例為48.3%,比1995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處級幹部趨向年輕化,45歲以下的占現職人數的51.1%,比1995年上升3.7個百分點。五是分佈結構。市區鎮分別為15837人、7635人和1280人,各佔總數的64%、30.8%和5.2% 
  周樹凱:《深圳公務員管理論談》,海天出版社,2000,第255~256頁。 
  。六是一批德才兼備的女幹部相繼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截至2000年底,全市女幹部已佔幹部總數的38.3%,比1995年上升了2.9個百分點。其中,局級女幹部62名,比5年前增加了19名。 
  這裡尤其要提到的是社會管理者階層中的公務員情況。據深圳市人事局統計,1998年8月公務員人數為24003人(詳細分佈見表2-20),1999年4月公務員人數22910人,其中市1646人,區5657人,鎮798人。截至2001年底, 全市國家公務員25111人,擔負著擁有700多萬人口的社會管理職能。其中:男19892人,女5219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1882人,本科學歷6901人,大專學歷9200人,中專學歷2622人,高中以下4506人;共產黨員18391人;30歲以下7520人,31至40歲10554人,41至50歲5092人,51歲以上1945人。公務員的學歷提高了,大專以上學歷的占71.88%,年齡結構更趨合理,40歲以下的占72.24%。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8)   
  資料來源:根據周樹凱《深圳公務員管理論談》第211頁圖表編製。 
  這次調查顯示,這個階層所佔比例1%,在特區內推算有近1.26萬人。到1999年12月底,全市共有各類幹部10.8萬人,其中機關及事業單位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有5200多人 
  資料來源:深圳市組織部與人事局聯合幹部信息庫。 
  ,他們中的85.9%是男性, 
  2/3以上具有大專以上文化,其中37.63%是本科以上學歷, 大專學歷占31.55%。這部分人主要由內地調入的幹部、部隊轉業軍官和高校的畢業生組成。他們是社會權利資源的擁有者。他們是改革的發動者,也是改革的較大受益者。抽樣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年齡44.41歲, 2000年上半年他們的月均收入中位數是4000元,收入的個體差異比較小,在深圳特區內的9個階層中收入居於第5位。 但是這一群體擁有大量的隱性的社會福利,如:可購買的政府福利住房,平均在110平方米以上;可無償地使用公車;還可以享受深圳完善的社會保障等,有許多其他群體所不能享受到的福利。這一階層在趨於等級分化的社會階層結構中居於最高的地位等級,是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性階層,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及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 
  3.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這個階層指在各類經濟組織中專門從事專業性工作的技術人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是改革開放後來深圳的高素質人才。這個階層除了傳統的人員外,還有以下4支新興力量。 
  第一支是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深圳民營科技企業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興起的。1987年,深圳出台政策鼓勵全國各地的科技人員到深圳創業。1993年,深圳再次大膽創新,制定《深圳特區民辦科技企業管理規定》,使民營科技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了法律依據。在改革的推動和有關政策的鼓勵下,一部分科技人員或者憑自己多年經驗和技術專長,個人或幾個人聯合承包企,或者直接利用自己的技術成果創辦私營企業和合夥企業 。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是一批從計劃經濟體制下衝殺出來的勇士,用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院士對深圳民營科技企業人員的概括,他們是一批「敢於冒險的年輕人」,「他們不想吃大鍋飯,而是憑自己的技術,白手起家」。深圳民科企業從1990年的134家發展到2001年底的1130家(經正式認定的),涉足計算機、通訊、儀器儀表、生物工程和微電子等高新技術領域,湧現出華為、比亞迪、好易通、雲海、萬德萊、康美思、金蝶等一批產值超過億元的優秀民營高新技術企業,在程控交換機、無線接入網、光通信、軟件等方面創立了一批在國內外市場佔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名牌。民營科技企業人員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科技素質,企業負責人大多數具有本科以上學歷。1996年民營科技企業在職人員10277,其中科技人員占68.8%,1998年職工總數達到26345人,比上年增長36%,其中本科以上學歷9940人,占職工總數的38%,研究生以上學歷人數4338人,占職工總數16% 
  《1998年深圳民營科技企業統計簡報》,《經濟前沿》1999年第1期。 
  。2001年底,華為公司的員工達到22000人,其中85%以上具有大學學歷,一半以上獲得碩士或以上學歷,有3000多名外籍員工。 
  第二支是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深圳招商引資成就較大,1995年實際利用外資17.35億美元,2000年達29.68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就有78家在深圳投資或設立辦事處。在這些外商投資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企中,有一支數量不小的中方技術人員。 
  第三支是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階層。 深圳的中介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一批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相繼成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證券、期貨、信息咨詢、勞動介紹、商務代理等各類中介組織發展很快,現有各類中介組織4000家,從業人員3萬多。這些人大都受過專門訓練,專業化程度較高。 
  第四支是自由職業人員階層。由那些不固定供職於任何企事業單位或政府部門,而是憑著自己的知識技能或專長為社會提供某種服務來獲取報酬的人員組成。有律師、醫生、軟件設計師在內的高能型人才,也有自由撰稿人、影視明星等特殊才能的人,還有各類經紀人、企業形象策劃師等,他們一般都受過高等教育,學有專長,屬於敢闖敢冒、勇於向傳統文化挑戰的那一類。 
  到2000年底,全市專業技術人員隊伍50.5萬人,具有高級、中級、初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分別為 1.9萬人、15.1萬人和 33.3萬人。從市屬企事業單位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數據,可見該階層的分佈情況。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9)   
  資料來源:《深圳統計信息年鑒2001年》,第289頁。 
  這次調查表明, 這一群體所佔比例為19.9%,在特區內大約有24.61萬人,平均年齡35.72歲,大專文化程度占21.8%,本科文化程度占44.9%,研究生文化程度占10%,女性占45.3%,戶籍人口占55.7%。該階層是深圳移民的主體,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來深圳的高素質人才(尤其是女性)大部分集中在這一階層中,他們是深圳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 
  4.辦事人員階層 
  這個階層指協助部門負責人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各類專職辦公人員,由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中的一般行政人員和企業中的基層管理人員、非專業性的辦事人員組成。這是連接體力勞動者與管理、技術人員的中間環節,這一階層所佔比例23.2%,大約有33.59萬人,是居於中間的一個職業階層。他們的平均年齡30.56歲,高中/中專/大專文化程度占該群體的78.1%,這一群體男女各佔50%左右,其中57%是非戶籍人口。這是深圳職業市場最受追捧的職業階層,大量新增勞動力和具有中等以上教育程度到深來求職的青年,職業的切入多數會從這類職業開始,也是大量低層打工者職業向上流動的一個目標。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階層。 
  5.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 
  這個階層主要指在商業、服務業從事基層管理和服務工作的職業群體,是特區內最大的一個職業群體,外來勞務工在特區內主要分佈在這一領域。 
  商業、服務業階層的崛起,是第三產業發展的結果。 如前所述,深圳第三產業整體發展趨勢較平穩,具有逐漸超越第二產業而成為深圳產業結構中的支柱之勢。與之相適應,第三產業從業者人數也呈平穩增長之勢。1980年特區內各種經濟類型的商業、飲食業、服務業人員是4308人,其中商業3296人,飲食業426人,服務業586人;1985年分別為45239人、31661人、7136人和6442人;1990年分別是83760人、53364人、16213人和14183人;1994年分別是168226人、137027人、31199人 
  深圳市統計信息局等編:《深圳社會事業發展成就彙編1979~1994》,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第131~133頁。 
  。從產業分佈看, 第一產業人數由1984年的7.41萬下降到1997年的4.32萬,第二和第三產業職工人數增長明顯,分別由1984年的9.83萬增加到1997年的167.51萬,10.02萬增加到98.94萬。1999年全市第一、二、三產業在崗職工人數分別為9645人、506231人和409301人,分別比上年減少931人、6257人和增加13076人,三次產業職工人數結構比為1︰55︰44。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年鑒1979~1997年》,第517頁。 
  這次調查表明,這一階層所佔比例為17.2%,大約有37萬人。這個群體平均年齡28.3歲,高中/中專/中技文化程度占52.2%,初中文化程度占27.3%,非戶籍人口占79.1%,女性占51%。這是特區內流動最大、最不穩定的一個弱勢群體,群體性問題比較突出,就業、收入、發展和婚姻是困惑他們的主要問題。 
  6.個體戶階層 
  個體戶階層和下面要講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存在過,後在被改革開放政策賦予了新的質的規定性的前提下,又以階層的形式重新登上歷史舞台的社會群體。新中國成立初,深圳曾有少量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後來都銷聲匿跡。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陸續從農民和職工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群體即個體戶。 個體勞動發展到一定規模,如果具備適宜的條件,就會發展成私營企業主。這兩個再生階層儘管成長曲折,但發展勢頭迅猛,1979年只有0.41萬人,到1999年達74.08萬人。 
  資料來源:《深圳勞動年鑒2000~2001年》,第517頁。 
  個體戶階層主要指小業主和個體工商戶,它的發展一波三折。深圳建市前,由於受政策的限制,除少數流動擔貨郎外,沒有正式的個體工商戶。建市初期由於人們對個體私營業仍心存疑慮,因此,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到1979年底,全市個體工商戶僅11戶。此後,允許和支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進入市區開設具有地方風味特色的飲食、服務、修理等店檔,使個體工商業的發展逐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市有個體工商戶120戶。1981年後中央不斷放寬對個體工商業的政策限制,加上特區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人口迅速增加,客觀上要求加快個體工商業,以彌補國營集體商業服務網點的不足,1981年、1982年個體工商戶都有增加,到1983年新增811戶。但由於出現了一些新的監管問題,1984年市政府頒布《深圳經濟特區個體工商戶登記管理實施辦法》,從總體上對個體工商業的發展採取謹慎的限制政策,這一年全市新開業的個體工商戶僅有90戶。1984年月10月,《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個體工商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至1986年底,全市有個體工商戶2756戶,1993年全市有個體工商戶82434戶,當年新增35147戶。1996年因受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需求處於低谷的影響,深圳市的個體工商業出現滑坡,到1996年底,全市有個體工商戶90544戶,比1995年減少11621戶,下降11.4%。1997年深圳市放寬對外來個體工商戶的政策限制,使外地區到深圳市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大幅增加。至2000年底,全市共有個體工商戶159342戶,從業人員36.98萬,註冊資金29.51億元,涉及農林牧漁、採掘、製造、建築、交通運輸倉儲、批零貿易、服務等行業。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10)   
  資料來源:《深圳市工商物價管理志》。 
  資料來源:《深圳市工商物價管理志》。 
  這次調查表明,個體工商戶在深圳所佔比例為17.2%,大約有17.78萬人。平均年齡34.27歲,非戶籍人口占80.4%,男性占64.8%,整體文化程度比較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5%,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58.9%。這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大部分靠一技之長和勤勞起家,也有靠投機取巧而發家。這個階層發展的願望比較強,經濟實力高於同類文化程度的其他群體,是完善市場體系規範管理中需要關注的一個群體。 
  7.私營業主階層 
  這個階層是指擁有一定資本或固定資產,通過投資獲取利潤的群體,包括所有僱傭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的業主。私營企業主的成長道路更是充滿艱辛,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是起步階段(1987~1991年)。由於國家尚未頒布有關私營企業登記註冊的法律法規,因而在改革開放初期,深圳以發展個體工商戶為主,私人企業的發展遲緩,到1986年底,尚未有正式註冊的私營企業。 1987年國務院頒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後,深圳頒布《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吸引全國各地科技精英到深圳興辦科技型私營企業。該年全市新註冊的私營企業有160家,其中大部分是科技型私人企業。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提出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到1989年底,全市共有私營企業481戶,註冊資金21381萬元,從業人員8000多人;在企業經營類型上,以生產型企業居多,有300多家,另外是科技開髮型企業,有160多家,還有少部分私營企業開始與外商合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將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這個時期的民營經濟起點低,數量少,規模小,發展慢。追求產量、實行粗放式經營和家族式生產管理模式為主要特徵,許多民營企業在這個時期初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 
  第二階段是快速擴張階段(1992~1996年)。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深圳民營經濟的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期間,私營企業呈跳躍式增長, 1992年私營企業戶數發展到2569家。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頒布實施,以有限責任公司形式出現的私營企業發展很快,這一年私營企業從上年的4224家發展到9189家,增長了近1倍。這一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的特徵主要表現為企業成長速度快、追求規模效應;投資經營開始呈現多元化趨勢;質量和品牌意識逐漸增強;家族式管理模式日趨淡化;民營科技企業快速崛起。 
  第三階段是轉型提高階段(1997~2000年)。1997年,黨的十五大關於「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論述和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憲法修正案,給深圳民營經濟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深圳民營經濟進入了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和大幅提升競爭力的時期。1998年、2000年全市私營企業又先後增加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這兩種形式。到2000年底,深圳有私營企業43086家,從業人數47萬人,經營領域由傳統的商業、飲食服務業,擴展到工業、農業、建築、採掘、運輸、房地產、科技開發咨詢、文化娛樂、教育、醫療等諸多行業。這一階段民營經濟發展的特徵集中表現為民營企業加快轉變經營模式,縮短戰線,突出主業,注重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職業經理人階層開始興起;民營企業上市直接融資成為現實;民營高科技風險投資逐步形成;民營經濟獨特的企業文化趨於成熟。 
  如今民營企業在深圳經濟結構中已佔據了重要地位。根據深圳市經貿局中小企業處關於深圳民營企業發展的調研報告,截至2002年6月底,民營企業已達57398家,佔全市企業總數的46%,註冊資本近900億元,註冊資金超億元的企業近20家,民營企業工業總產值近600億元,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20%左右。從行業看,民營企業中科技型企業占29.6%,製造業占42.1%,服務業占11.1%,連鎖企業80家,連鎖門市超過200家,占零售企業和飲食業的90%以上。從就業情況來看,民營企業企業從業人數超過160萬人,佔全市就業總人數的42%以上。 
  這次調查表明,這一階層在深圳所佔比例為4.4%,約有7.54萬人。平均年齡36.53歲,高中/高職/中專文化程度占33.8%,大專文化程度占38%,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8%,男性占83%,非戶籍人口占67.2%(指特區內)。他們在深圳創業、納稅,卻不具有深圳的戶籍身份,是戶籍制度改革首先應考慮吸納的群體。這個階層是深圳經濟發展中的積極因素,給市場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這個群體的變化和分化較大。他們對深圳的各項發展政策十分敏感和關注。同時具有一定的參政議政意識。   
  改革開放後深圳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11)   
  8.經理階層 
  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伴隨著新的經濟形式的出現,一些新興的社會階層從傳統的工人、農民和幹部階層中破土而出,經理階層就是引人注目的新階層之一。 
  經理階層主要指大中型企業中非業主身份的高中層管理人員 。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深圳,管理階層聚集了一大批經理人才,他們在特區建立後迅速由3部分匯聚而成:第一部分是原來的國有和集體企業幹部(主要是廠長) 。改革開放前,他們與工人的收入差別不大,權力也有限,與普通工人並不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還沒有形成一個階層。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他們逐漸從行政幹部系列中脫離出來,成為職業經理人。第二部分來自較大規模的私營企業或高新技術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獨特的民營企業文化,催生了職業經理人階層。深圳民營企業文化是一種以組織結構創新、管理模式創新、技術創新和經營理念創新為主體的企業精神。這種創新精神使民營企業在組織管理上實現了由家族式管理向現代企業制度管理的演變,在企業經營戰略上實現了從片面追求產量與廉價競爭到注重品牌形象和質量信用的根本性轉變。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趨勢,一些企業主聘用職業經理人來為他們經營管理企業,另一些企業主則通過企業股份化而使自己從業主型的創業者轉變為職業經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資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 
  經理階層在收入上與職工相差懸殊。據《經理人》與蘭邦市場調查公司共同對中國職業經理人的薪酬狀況進行跟蹤調查顯示,深圳的職業經理人總體薪酬呈上升趨勢,2000年他們的平均月收入為7343.51元,遠遠高於普通職工的收入。 
  這次調查表明, 經理階層所佔比例高達9.3%,遠遠超過社會管理者階層和私人企業主階層所佔比例,大約有12.03萬人。這個階層對深圳經濟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個階層的平均年齡37.48歲,男性占78.3%,戶籍人口占4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6.7%。這是個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充滿朝氣和活力、風險意識強、市場洞察力敏銳、敢於創新突破、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經營管理能力的新興階層,是市場化改革的最積極推進者和制度創新者。他們支配著大量的經濟資源, 是深圳經濟界的精英,政治社會地位也較高,稱作「老總」,也是當前社會結構中的主導階層之一,對政府經濟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9.不在業者階層 
  這是非常獨特的一個階層,所佔比例為10.5%,在深圳約有35.92萬人,他們中離退休人員占31%(11.14萬人,其中,戶籍離退休人員占離退休人員的2.1%),在校學生占16.7%(6萬人),因各種原因不能工作或不想工作的占31.7%(11.37萬人),真正的失業、待業者占20.6%(7.4萬人)。依此推算,其中戶籍人口失業、待業者大約有3.04萬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失去土地、轉為城市居民的原村民;也有一部分是隨遷到深圳的女性,因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而暫時待業;還有一部分是新增勞動力。 
  失業者可以分3類:第一類是自願失業者,部分先富起來的家庭認為生活已完全有了保障,應該好好享受清閒的生活,或相夫教子,料理好家務,全力支持配偶在事業上奮鬥,第四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深圳35~49歲的女性中,在業率僅為80.4%,佔全市勞動年齡人口的1.2%。第二類是暫時失業者,這些人有技術、特長甚至學歷,或者由於企業不景氣,或者因隨配偶舉家隨遷來深,暫時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而賦閒起來,1990年深圳25~34歲人口的在業率為91.4%,第二類失業人數比第一類多出近一倍,佔全市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2.2%。第三類是長期失業者和頻繁失業者,絕大多數為非深圳戶籍而滯留在深圳的人員,素質較低, 競爭力弱。值得注意的是非戶籍人口中的失業人員,大約占非戶籍人口中的1/5。 
  根據福田區的統計推算,該區的50多萬非戶籍人口中大約有10萬屬於這類人群。 
  因他們處於失業社會保障覆蓋的範疇之外,在深圳沒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穩定收入,沒有穩定的住房,他們可能間歇性有零散的工作,但難以保證過上穩定的生活。這是最難以管理的群體,也是深圳社會問題的最大隱患。長期以來深圳以「三無人員」定義這部分人口,並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清理這部分人口,但是效果並不顯著,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群體。   
  深圳九大階層的總體分佈(1)   
  為了對深圳的九大階層有進一步瞭解,我們將對深圳社會階層的總體分佈進行透視。 
  一 總體描述 
  調查結果顯示,特區內15歲以上人口在社會各階層分佈表現出與商品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社會基層人員數量比較大(參見表2-26),如經理人員階層占6.7%,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占13.7%,私營業主占4.2%,個體戶階層占9.9%,這些階層都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新興的階層,他們在特區內占15歲以上人口的1/3以上,傳統的產業工人階層比例比較低(5.4%)。特區內外的階層分佈具有明顯的差異,這是由特區內外社會功能定位的差異而導致人口在階層分佈上的差別。由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陸續將傳統的第二產業和新興的高科技產業的生產基地遷移到特區外的幾個大工業區,使特區內形成了以科、教、文衛和商業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 
  二 戶籍與非戶籍人口的社會階層分佈 
  由於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許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分別統計戶籍與非戶籍人口的社會階層分佈,能更準確描述深圳的社會形態。 
  戶籍人口主要集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3個層面,非戶籍人口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業、辦事人員和個體戶3個層面。比較兩個群體發現,戶籍人口在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經理人員等階層的比例明顯高於非戶籍人口,如戶籍人口中有1.6%的人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比非戶籍人口高出是1個百分點,在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階層的比例也比非戶籍人口分別高出13.9和4.5個百分點;非戶籍人口在商業服務業、個體戶階層大大高於戶籍人口,如非戶籍人口中有12.7%的人是個體戶階層,比戶籍人口高出7.5個百分點,在商業、服務業的比例也比戶籍人口高15.5個百分點。 
  三 不同性別群體的社會階層分佈 
  男性和女性社會階層分佈的特點是:第一,男性主要集中在經理、私營企業主、個體戶階層,比如男性在經理階層的比例高出女性6.7個百分點;女性以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和商業服務業者居多,分別比男性高出15.8和3.5個百分點。第二,男女性在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比例相差無幾,說明深圳特區女性有較高的文化水平。 
  四 不同年齡群體的社會階層分佈 
  各個年齡階段的社會階層分佈差異明顯。15~19歲的人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比例高達35.0%和50.9%,說明了這個年齡段的外來務工者或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穩定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因學歷、經驗等原因,只能從事商業服務業;這個年齡段的戶籍人員或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閒暇在家。 
  20~29歲年齡段的人,儘管從事商業服務業的比例仍最高,但出現了新的特點:第一,他們成家立業的意識強烈,在所有年齡段中,他們中失業待業半失業的比例最低,比15~19歲年齡段低40.1個百分點。第二,經過一段人生磨煉,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事業有成,涉足經理、私營企業主、個體戶階層,特別是在辦事人員階層中佔有重要地位。 
  30~39歲和40~49歲年齡段的人,可謂年富力強,事業有成。30~39歲年齡段的人社會階層分佈的特點是:第一,在大多數階層所佔比例比較均衡,除了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外,他們都有涉及。第二,他們在經理、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階層的比例比前一個年齡段的人明顯上升,而在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的比例比前一個年齡段明顯下降,說明這個年齡段出人頭地的人數增加。第三,這個年齡段專業技術人員所佔比例最高。而40~49歲年齡段的特點是:第一,9個階層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這是在所有年齡段中絕無僅有的。第二,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都集中在這個年齡段,表明這個階層有嚴格的資歷要求;這個年齡段的經理階層所佔比例也最高。 
  50~59歲和60~64歲年齡段的人,處於事業的晚期和退休階段,在社會階層分佈上的特點是:第一,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居多,所佔比例分別是32.6%和80.5%。第二,經理階層還佔有一定的比例,國有企業的經理60歲退休,所以在50~59歲年齡段經理階層比例還有5.8%;60~64歲經理階層比例還高達12.2%,這說明私營企業經理較多。 
  五 不同文化程度社會階層的分佈 
  從文化程度看,有以上幾個特點:第一,文化程度與階層對文化素質的要求呈正相關,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高的人主要屬於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五個階層。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全部都是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占79.7%;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主要屬於個體戶、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和工人階層,如個體戶階層和工人階層初中文化程度分別占43.8%和33.6%。第二,深圳的經理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文化程度比較高,這兩個階層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分別占56.2%和61.6%。第三,高中文化程度比較特殊,它在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工人階層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6個階層所佔比例都在25%以上,其中在辦事人員階層、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工人階層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4個階層所佔比例是最高的,說明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深圳比較多。   
  深圳九大階層的總體分佈(2)   
  六 不同收入群體社會階層的分佈先從不同收入段來看,1000元以下主要是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和個體戶三個階層,待業失業半失業者的比例低於商業服務勞動者。1000元~2000元主要是工人、個體戶和辦事人員三個階層,其中工人所佔比例最高,達49.5%。2001元~3000元除了個體戶所佔比例較低外,其他階層所佔比例比較接近,其中工人所佔比例最高為17.7%。3001元~4000元主要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和專業技術人員三個階層,其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所佔比例最高,達66.3%。4001元~5000元主要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私營企業主和專業技術人員三個階層,其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所佔比例仍最高,為25.3%。5001元~8000元主要是經理和私營企業主兩個階層。8000元以上主要是經理、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三個階層,其中個體戶階層所佔比例最高,分別比經理和私人企業主階層高出7.9個和6個百分點。 
  再從階層來看,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集中在3000元~5000元之間,所佔比例為91.6%,經理階層集中在2000元~8001元以上之間,以3001元~4000元之間所佔比例相對較高;私營企業主兩極分化,低的是1001元~2000元所佔比例為23%,高的是8001元以上,所佔比例是19.3%;專業技術人員集中在1000元~5000元之間,所佔比例為88.6%;辦事人員階層收入在4000元以下居多,所佔比例為人民84%;個體戶是嚴重的兩極分化,2000元以下所佔比例為66.6%,8001元以上所佔比例為25.3%;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工人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3個階層大都在2000元以下,是低收入階層。     
  第三章 深圳社會分層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評價   
  對階層的自我認同(1)   
  階層的自我認同是從被調查者自己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階層歸屬,雖然這種「自己眼中的自我」可能不是真實的自我, 但是,共同的階層認同容易形成共同的階級意識和行為取向,直接影響一個人對社會階層的態度和群體價值觀。當社會成員對自我社會階層認同率比較高時,往往對該階層的歸屬感較強,階層意識較清晰。目前所進行的社會分層研究對於通過客觀社會指標如收入、財富、權力、聲望、教育水平等來加以客觀評價較多,而對於通過自我認定,進行主觀評價的關注不多。用客觀社會指標來分析和認識社會分層結構,仍然是揭示社會分層結構的主要方法,但是,社會分層不單是一種社會現實,還是一種心理事實,可以通過自我認定進行主觀評價。 
  一 總體描述 
  我們對1373人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 階層自我認同分佈較廣,不但涵蓋了深圳特區的9個階層,還有一定比例的被調查者涉及到了沒有被列入特區階層的農民階層和其他階層。 農民階層有4.8%、其他階層有5%的人認同,這是階層劃分的模糊性和動態性所致,前者使有些人對自己的階層定位不明確,後者使那些明確自己階層定位的人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階層歸屬。認同率最高的前3名是辦事人員階層、工人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分別有19.5%、19.3%和17%的人認為自己屬於這3個階層,表明這3個階層的標誌比較清晰,深圳特區有相當多的人屬於這3個階層。 
  二 階層角度的自我認同 
  從階層角度看,自我認同呈3個梯隊排列:第一梯隊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認同率高達74.7%;第二梯隊是認同率在50%以上的階層,它們分別是個體戶階層(59%)、專業技術人員階層(53.8%)、私營企業主階層(53.6%)和工人階層(53%);第三梯隊是認同率在50%以下的階層,它們是經理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待業失業半失業階層。 
  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除了絕大多數認同黨政幹部階層外,由於辦事人員階層與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劃分標準的不明確,有16.9%的人認為自己屬於辦事人雖階層;而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中有一部分企業管理者,這部分人中有8.4%的人把自己當作經理人員階層。 
  經理人員階層有24.2%的人認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這說明深圳的經理人員有較高的學歷和職稱;有些經理起家於個體經營者階層,有些與個體經營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在認識上把經理和個體經營者等同,所以有14.7%的人認同個體經營者階層。 
  深圳的私營企業主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學歷和職稱,因此,有11.1%的人認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而私營企業主與個體經營者階層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使該階層對個體經營者階層的認同率達11.1%。 
  專業技術人員認同辦事人員階層的比例較高,達22.3%,這符合深圳實際,在辦事人員階層中有較高學歷的人不乏其人;對工人階層的認同達12.1%,深圳絕大多數科研機構設在企業,在企業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很容易把自己當做工人階層。 
  辦事人員階層除了少量分佈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外,主要分佈在企業,所以該階層對工人階層有21.5%的認同;該階層對專業技術人員認同較高,這與前面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對該階層認同較高,可以互為印證。 
  與私營企業主階層對個體戶階層認同較高一樣,個體戶階層對私營企業主階層認同也較高,達15.6%。同時,很多個體戶身份仍是農民,所以,該階層對農民的認同也較高為12.2%。 
  由於在調查中沒有列入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選項,因此,造成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的認同率較低;同時該階層在認同時,自然選擇與自己職業相近的階層,認同工人階層的所佔比例為30%,認同辦事人員階層的所佔比例23.2%。 
  工人階層認同較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兩個階層,兩者所佔比例平分秋色,均為20.2%,而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對工人的認同也較高。 
  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對自己階層的認同是所有階層中最低的,只有23%;另外一個特點是,該階層的認同涵蓋了調查中所列的所有階層,這表明所有階層都有人成為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其中所佔比例較高的依次是其他階層(18.1%)、工人階層(14.5%)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12.9%)。 
  三 戶籍角度的自我認同 
  深圳戶籍對階層認同比非深圳戶籍較高的階層是黨政幹部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工人階層和失業無業者4個階層,其中認同最高的是工人階層達20%;與非戶籍認同拉得最大的是個體經營者階層,比非戶籍認同低11.7個百分點;認同基本持平的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表明非戶籍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文化素質較高;其他階層則非深圳戶籍的認同明顯高於深圳戶籍,其中非戶籍認同最高的是辦事人員階層達19.5%,認同最低的是黨政幹部階層,只有1.7%。   
  對階層的自我認同(2)   
  四 性別角度的自我認同 
  男性對階層的認同明顯高於女性的是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和個體經營者階層,其中經理人員階層認同比女性高8個百分點, 與女性認同最接近的是工人階層,只比女性高1個百分點;男性認同最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認同最低的是農民工階層,而女性在辦事人員階層和失業無業者階層的認同上明顯高於男性,其中女性認同最高的是辦事人員階層達24%,失業無業者階層女性認同率比男性高7.9個百分點。 
  五 年齡角度的自我認同 
  15~19歲年齡段的人過的還是腳不沾地的非現實生活, 還沒有形成自己穩定的價值規範體系,遇到岔路要選擇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程度不同的自我認同迷失。該年齡段認同較高的是其他階層、專業技術人員、農民工階層和農民階層,其中其他階層認同最高達37.1%,說明這個年齡段的階層屬性還未定型;另外認同農民和農民工階層的達24.9%,表明這個年齡段的打工青年較多;這個年齡段在黨政幹部階層和個體經營者階層上還是空白,比較符合實際。20~29歲年齡段的人主要集中在辦事人員和工人階層。30~39歲年齡段的人主要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階層。40~49歲的人主要集中在工人階層、經理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而前幾個年齡段認同一直在低位徘徊的對黨政幹部階層認同在這個年齡段明顯上升達5.1%,這是一個分水嶺。50~59歲年齡段的人主要集中在工人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所佔比例分別是23.6%和22.6%。60~69歲年齡段的人主要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和工人階層,所佔比例分別為39.6%和17.4%。 
  六 文化角度的自我認同 
  不同文化程度對階層的自我認同有較大的差異。從橫向看,沒有學歷的人認同率最集中,只涉及個體戶、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3個階層,其中,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所佔比例最高達44.85%。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涉及的階層比前一個文化程度的人多了經理、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3個階層,但所佔比例仍很少,最低者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只有1.16%,最高者辦事人員也只有9.12%;所佔比例較大者仍是個體戶、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3個,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所佔比例仍最高達44.43%,與前一個文化程度差不多,不同的是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所佔比例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涉及的階層比前一個文化程度的人又增加了私營企業主和工人兩個階層,所佔比例較高者是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和個體戶階層,它們兩者所佔比例高達52.14%,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所佔比例比前兩個文化程度的人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高中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業勞動者、辦事人員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3個階層,其中所佔比例最高的是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達27.67%,這3個階層所佔比例達71.0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對經理階層的認同比例是11.32%,比前兩個文化程度的人有明顯上升。中專文化程度的人認同階層所佔比例前3位是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和辦事人員階層,其中對商業服務業勞動者一個階層獨大,達25.52%;對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認同比例比前3個文化程度的人有大幅度增加。大專文化程度的人的認同涉及到所有階層,前5個文化程度都沒有涉及到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在這個文化層次的認同比例為2.02%;而辦事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所佔比重達50.56%,對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認同比例比前5個文化程度的人的認同大幅下降,只有10.80%。 
  科文化程度的人對階層的認同主要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兩個階層,所佔比例為55.66%,對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認同比例比前一個文化程度高了4個百分點,說明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在就業上有一種找不到較理想上工作寧可失業的心態。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人對階層的認同與本科生一樣也是主要集中在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兩個階層,而且比例進一步提高,達70.32%,對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認同是空白,這是所有文化程度認同中絕無僅有的。 
  從縱向看,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分佈集中在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以本科文化程度最多;經理階層除了沒有學歷層次外,其他文化程度都有分佈,以本科文化程度居多;私營企業主以大專文化程度居多;專業技術人員以本科文化程度居多;辦事人員階層由高中和大專文化程度平分秋色;個體戶由初中文化程度獨佔鰲頭;商業服務業勞動者中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工人幾乎分佈在初中、高中和中專3個文化層次;待業失業半失業者以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 
  上述結論也可從表3-7中得到驗證。受教育年限平均7年以上的,主要集中在黨政幹部、經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3個階層,三者平均數很接近;平均5.9年的集中在辦事人員和私營企業主兩個階層;平均5.9年以下的集中在相對文化程度要求不高的其他階層,特別是最低的農民階層,所受教育平均數只有3.5年。   
  對階層的自我認同(3)   
  七 收入角度的自我認同 
  1000元以下認同比例最高的是工人階層達31.3%,其次是辦事人員階層,認同比例最低的是經理和鄉村管理者階層,只有0.1%,對黨政幹部的認同比例也有1.9%。1001元~2000元收入段認同比例較高的是辦事人員和工人階層,兩者所佔比例高達51.8%,而對農民、農民工和鄉村管理者3個與農有關階層的認同比例較低。2001元~3000元收入段認同比例最高的是辦事人員階層達33.1%,其次是工人和專業技術人員兩個階層。3001元~4000元收入段認同比例較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階層,達58.9%,而對黨政幹部階層的認同也比其他階層要高。4001元~5000元收入段認同比例最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達36.7%,對其他階層的認同與之相差甚遠。5001元~8000元收入段認同比例較高的是專業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兩個階層,達51.2%。8000元以上認同比例較高的主要在私營企業主、經理人員和個體經營者3個階層。   
  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1)   
  社會地位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等級制關係。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是從被調查者自己的角度來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直接影響一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當社會成員對自我社會地位評價比較高時,往往對社會的親和度會比較高,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相反,若社會成員對自我社會地位認同比較低,往往容易出現不滿情緒,嚴重的會導致心理失衡,不利於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20年來,人們的社會地位呈現出動態的和急劇變化的圖景,因此關注社會地位的自我評價,分析不同特徵的人們自我評價的差異,對研究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總體描述 
  各階層的地位等級高低排列,是依據其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擁有量和其擁有資源的重要程度來決定的。此外還要考慮參照物,因為參照物決定了比較的結果。在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時,公眾在選擇參照物的傾向性:一是 傾向於向「上」或「向內」選擇比較目標,而不會「向下」或「向外」尋找「參照物」。 二是 傾向於以擁有大部分社會財富的豪富階層作為比較目標,而不願以社會底層作為參照物,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頂端的豪富,大多數公眾只能自慚形穢,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 三是傾向於以內心期待的未來美好生活作為比較目標,而不願以過去作為參照物;然而,當他們將內心曾經期待的生活狀態與現實中時刻體驗到的生存情況相對照時,他們發現現實遠不如自己預想的那樣美妙。於是,承受著夢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大多數人選擇時會將自己歸入社會「中下層」。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在調查中要求人們對自己的社會等級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5個等級進行歸類。調查結果顯示,特區內人口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等級分佈表現出明顯的趨向「中等」的趨勢,認為自己在社會中居於「中等」地位的占53.8%。「中上層階層"認同比例較高,是對深圳經濟發展的自信,是對自己生存狀態的滿足,也是對自己生活城市的認可。由中等向兩極百分比(上等和下等)逐漸減少,認同自己為下等社會地位的占9.4%,認同為上等社會地位的占3.7%,認同中上等和中下等的比較接近,分別是16.1%和17.0%,社會等級認同呈現明顯的橄欖型(見圖3-1)。這一點與中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向下偏移」傾向不同。 
  中國學者李培林通過主觀階層認同的國際比較後得出結論:即便是將中國大城市市民的主觀階層認同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中國城市公眾的自我階層認同也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向下偏移」傾向。而且,這種向下的「偏移」並不是一種整體結構的偏移,只是自認為處於社會中層的人偏少;自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的人較多。例如,在美、法、德、意、澳、加、日等發達大國中,自認為處於社會「中層」的比例均在55%以上,連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大國也都在55%以上,較高的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均達到了70%以上,即便是較低的韓國亦達51%;而這一比例在中國的大城市卻僅為46.9%。與此同時,國際比較中的另一個明顯差異是,中國城市公眾中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下層」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都低於5%,較低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都低於3%,較高的韓國為9%,意大利為8%,印度為7.5%;但在中國的大城市,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下層」的人群比例達到了14.6%。 
  絕大多數人傾向於選擇中等,經濟地位高的人很少認定自己為上等,而經濟地位低的人也很少選擇下等。這一現象可做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從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角度來說,中國人較傾向於認為自己在社會中處於中間地位,害怕槍打「出頭鳥」。另一種解釋是,人們對於目前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結構認同的程度較低,客觀社會經濟地位已經上升的人不敢承認自己居於社會的上層,而客觀社會經濟地位下降的人則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實,同時他們也不承認那些擁有更多社會經濟資源的人的社會地位比自己高。 
  二 階層與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 
  深圳社會階層自我地位認同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私人企業主階層的自我地位評價明顯高於其他階層,認為自己社會地位處於上等的為11.5%;其次是個體戶,不但認為自己社會地位處於上等的為4.3%,而且認為自己地位處於中等的也達74.8%,表明這兩個階層強烈渴望在獲得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能贏得社會的承認和他人的敬重,他們對自己目前的社會地位狀況多少有些不滿意。這實際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後,在階層分化過程中出現了經濟-政治地位的不一致現象。任何一種職業在收入、權力和聲望3方面的位置都不一致,與私營企業主較高的經濟資源佔有量相比,政治資源佔有量偏低,沒有在政壇形成一股較強的力量。國家及社會管理者沒有一個認為自己屬於上等,他們的自我地位認同更趨於中等和中上等,這兩個數字他們都得分最高。經理階層也沒有一個認為自己屬於上等,他們的自我地位認同更趨向於中等和中下等。專業技術人員絕大多數認為自己屬於中等。辦事人員階層的自我地位認同趨向於中等和中下等,與經理人員相似。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認為自己社會地位屬於中等的分別為72.5%和79.6%。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兩個階層沒一人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屬於下等, 自我階層認同的整體「下滑」在工人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這兩個階層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兩個階層自認為處於社會下等的比例較高,這與轉型時期這兩個階層相對利益喪失和地位下降的客觀實際相符。李強在分析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時曾指出,不同職業群體從改革開放中的獲益程度有別,其中如高級管理人員、大企業家等從改革中獲益最多,可稱為「特殊獲益群體」;知識分子、一般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等從改革中得到了普遍收益,可稱為「普通獲益群體」;失業、下崗職工在市場轉型的第二階段出現經濟利益相對受損情況,可稱為「利益相對受損群體」;而貧困人口、農民工等則可稱為「社會底層群體」,他們在改革中受益最少。在社會地位的認同上,特殊獲益群體認同最高,普通獲益群體次之,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再次之。   
  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2)   
  三 戶籍與階層的自我認同 
  值得關注的是,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在社會地位自我認同上存在一定的差異,表現為戶籍人將自己認同為中等社會地位的比例高於非戶籍人口5.5個百分點;而非戶籍人口認同高、低兩極社會地位的比例均略高於戶籍人口,比如非戶籍人口對自己地位上等的認同高於戶籍人口1.8個百分點。這與深圳社會的現實具有一定的差異,從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深圳整體的生存狀態看,戶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等級,而非戶籍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低等級,但是自我認同卻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徵,說明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在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上選擇了不同的參照系。這與兩個群體的身份認同具有一定的關係,有研究表明,戶籍人口中84.2%的人認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而非戶籍人口中具有這一認同的只佔54.9%, 身份認同事實是對自己參照系的選擇,非戶籍人口中有45.1%的人沒有將自己看成是深圳人,自然不會用深圳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表現出在同等條件下非戶籍人口的社會地位認同高於戶籍人口的特點。 
  四 性別與階層的自我認同 
  交互分類統計顯示:男性和女性認為自己社會地位屬於下等的比例的都較低,表明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潛意識裡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社會地位低。相比之下,女性社會地位自我認同略低於男性,同時更趨向「中等」社會地位。男性中認同上等和中下等社會地位的分別比女性高2.7和4.9個百分點,認同中上等和中等社會地位的分別比女性低2.3和5.7個百分點。 
  五 年齡與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 
  一個共同點是,所有年齡段的人都趨向於認同自己的社會地位是中等,比例都在72%以上,最高的是60~69歲的人,高達88%,看來年齡越大的人對自己社會地位越看重。15~19歲年齡段的基本上認為自己社會地位屬於中上等、中等和中下等,認為上等的沒有,認為下等的也少得可憐;20~29歲的認為自己屬於上等的最多;30~39歲和40~49歲兩個年齡段的認為自己屬於中等和中下等的分別為94.2%和93%;50~59歲的認為自己屬中上等的較多,認為自己是下等的高達7%,說明這個年齡段的人兩極分化較明顯;60~69歲的認為自己屬於中等及以下等級,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評價不高,失落感較強。 
  六 文化程度與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等級與文化程度的Spearman 
  's 等級相關係數是0.28, Sig=0.000,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等級呈統計顯著差異,在總體認同趨向「中等」的前提下,低文化程度者更趨向對「中等」社會地位的認同。 
  第一,沒有學歷的人中75.6%認同「中等」社會地位,15.9%認同「下等」社會地位,8.5%認同中上等地位。該文化群體的非戶籍人口100%認同「中等」社會地位。 
  第二,小學文化程度的人48.3%認同中等,認同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別是41.2%和10.1%。戶籍人口的認同高於非戶籍人口,認同「下等」社會地位的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分別是15%和28.3%。 
  第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社會地位認同等級在以「中等」為基礎的前提下有所提高,表現在初中文化程度對上等地位的認同為2.2%,高中文化程度對中上等地位的認同為2.1%,比小學文化程度的認同均有小幅上揚,而對下等地位的認同比小學文化程度的認同分別下降了1.9個百分點和7.5個百分點。該文化群體非戶籍人口的認同等級高於戶籍人口。 
  第四,中專文化程度的人有85.2%認同中等社會地位,這一比例僅次於大學文化程度,認同上等和中上等社會地位的占6.8%。總體看,該文化程度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感覺良好。 
  第五,大專、本科文化程度的人認同中上等和中等社會地位的比例有較大提高,其中認同中7上等社會地位的分別是2.2%和3.1%,認同中等社會地位的分別是81.7%和89.3%。是各類文化群體中認同中上等和中等社會地位比例最高的。79位本科文化程度的戶籍人口中有3位認同「下等」社會地位,而115位非戶籍的本科人口中沒有1人認為自己是在社會的下等階層,但是有22人(占該群體的19.1%)認為自己在中下等地位,是同等文化程度戶籍人口認同中下等社會地位的2.5倍。 
  第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中,92.5%的人認同自己處於中等及以上社會地位,具體是15.6%認同中上等社會地位,這一比例是所有文化程度最高的,76.9%認同中等社會地位。該文化程度的非戶籍人口中100%的人認為自己處於中上等社會地位,而戶籍人口社會地位的認同相對分散,有13.6%的人認同自己處於上等社會地位,有54.5%的人認同自己為中等社會階層。   
  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3)   
  七 收入與階層的自我認同 
  收入狀況與階層的自我認同比較複雜,我們試圖從3個方面進行說明。 
  1.不同收入段的自我認同 
  1000元以下的認為自己地位是中等和中下等的達90%,而對收入兩極的認同比例也較高,對上等的認同是1.9%,對下等的認同高達8.2%。出現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這一收入段有一部分人對經濟資源決定社會高低這個標準不苟同。1001元~2000元收入段對自己社會地位評價只低於8001元以上收入段,表現在:第一,該收入段認為自己處於上等和中上等地位的比例高達4.8%;第二,認為處於下等的比例較低,只有1.1%。3000元~5000元收入段對自己地位的認同趨向於中上等和中等,分別有2.7%、3.9%和2.4%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中上等,有超過80%以上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等。5001元~8000元收入段認為自己屬於中等地位的達89.2%,這是所有收入段對中等地位認同率最高的,但這個收入段沒有一人認為自己是中上等或上等,也沒有一人自己是下等,這個收入段的人可能抱著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8001元以上收入段對自己社會地位評價是最高的,有10.7%的人認為自己屬於上等和中上等,其中認為上等的高達7.1%,遙遙領先於其他收入段,沒有一人認為自己屬於下等,認為自己屬於中下等的只有7.1%,是所有年齡段中最低的。 
  分析自我認定的標準發現,被調查者自我社會地位的認定主要依據的是經濟資源的擁有情況,這也正是深圳有別於內地的地方。在這個新興的城市,移民共同認同的主要是經濟的因素,其他因素相對被弱化。比較自我認同各社會地位等級的個人月平均收入和家庭財產的擁有量。 
  2.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與實際收入的等級比較 
  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以收入為基礎,重要的是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與實際社會地位等級一致程度有多高,若自我認同與實際收入的社會等級一致,說明社會成員能準確地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若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高於實際收入的社會等級,說明社會成員的滿足感高,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若自我認同社會地位低於實際收入的社會地位,說明社會成員的社會滿足感低,不利於形成對社會的親和力。 
  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等級與收入5等分的Spearman 
  's 等級相關係數是0.28,兩者存在一定的正相關。總體而言,20%高收入群體的人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為「上等」和「中上等」的分別是22.5%和41.1%,兩項合計達63.6%;中高收入群體自我認同為「上等」和「中上等」社會地位分別是37.5%和22.7%,兩項合計達60.2%;中等收入群體自我認同的社會等級最分散,自我認同為「中等」社會地位的占26.1%,是各群體中對「中等」社會地位等級的認同比例最高的群體,但是在各社會等級上都有一定的比例;中低收入群體的人自我認同為「中下等」和「下等」社會地位的比例分別是20.4%和27.9%,兩項合計達48.3%;低收入的群體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等級為「中下等」和「下等」的分別是26.2%和36.5%,可見社會成員收入的5等分與社會地位自我認同等級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 
  從自我認同在同一社會等級上的人的實際狀況也具有這一特點。如圖3-4,自我認同為上等社會地位的人中,有22.5%的人收入在高級,37.5%在中高級,合計有60%的人收入在中上等以上;自我認同在中上等社會地位的人中,有41.4%收入在高級,22.7%收入在中高級,合計有63.7%的人收入在中高級及以上。自我認同為「中等」社會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級以上的有36.9%,收入在中級的占26.1%;自我認同為「中下等」社會地位的人收入在「中高級」的只有36.7%。相反,收入在中低級和低收入階層的合計達46.6%;自我認同為「下等」社會地位的群體,收入在中高級上的只有17.3%,而收入在中低級及低級的合計有64.4%。可見被調查者自我認同的社會等級與其實際的收入等級一致程度比較高。 
  3.戶籍與經濟狀況對社會地位自我認同的交叉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戶籍人口社會地位自我認同的經濟標準高於非戶籍人口,在非戶籍人口中,自我認同為「上等」社會地位的人群個人月平均收入9623元(見圖3-5),但是標準差17871元,說明有極值影響,而其他各等級的平均收入均低於戶籍人口,若以總體人口的實際經濟情況為參照,非戶籍人口中自我認同為中等、中下等社會地位的基本都可以歸為中下等級,而戶籍人口中自我認同為中等、中下等社會地位的均可歸為中等社會地位,可見在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上,相同經濟條件下非戶籍人口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高於戶籍人口。 
     
  社會地位的自我認同(4)   
  比較戶籍與非戶籍人口中不同收入的人在自我認同的社會地位上的差異發現,戶籍人口自我認同「上等」社會地位的群體,在「高」和「中高」收入群體的各佔40%,合計達80%;非戶籍人口在這兩個收入群體分別是17.2%,合計達34.4%,遠低於戶籍人口相同等級的收入比例;在非戶籍人口中有51.7%的人在「中等」收入群體,而自我認同為「上等」社會地位;自我認同為「中等」社會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的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分別是23.2%和49.3%,在非戶籍群體中自我認同為「中等」社會地位的,事實上有一半的人實際收入在中下等和下等,而實際的情況還會更多,因為我們統計的是純收入,而非戶籍人口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各個方面比戶籍人口的付出都要多,自我認同為「下等」社會地位的,在非戶籍人口中有81%實際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相同的群體戶籍人口中只有51%,可見戶籍人口的自我認同低於實際的經濟等級,具有「向下」認同的趨勢,非戶籍人口的自我認同高於實際的經濟等級,具有「向上」認同的趨勢。   
  社會地位的社會評價(1)   
  最具認識論價值的是「別人眼中的自我」,它是一種主觀真實,直接影響別人對你的態度和行為。從調查來看,深圳的社會評價是以經濟、政治(權力)和文化3個要素為主要依據,呈現出以一種多元認同為基礎的格局。 
  改革開放前衡量社會地位高低的主要標準是政治標準,出現了權力分層、聲望分層與收入分層高度一致的體制,即官本位, 官員是社會上地位高、權勢大、最具權威和最有影響的身份群體, 無論就政治地位、經濟收入還是社會聲望而言,均是幹部高於工人,工人高於農民。 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隨著政府各種權力下放,官員不再居於社會經濟運行的中心地位;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先富, 社會地位的基本測量指標開始由權力向財產轉移,對這種官本位的分層體制給予很大衝擊,幹部從過去的高收入層和中高收入層轉變為中等收入層。在市場經濟下,社會對階級或階層的評價呈現多元格局: 經濟狀況、財富狀況已成為衡量人們地位高低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巨富者、大款已成為人們羨慕的對象,其社會地位迅速上升;但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繼續在再分配中起重要作用,是因為市場是在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下崛起成長的,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可以優先到市場體制中獲得實惠,因此,儘管通往社會上層的道路與過去不同了,市場的發展使機會分佈變得平等了,但獲得機會的人是除了那些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人外,還有較大權力的人。 
  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影響個人社會地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3要素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在發達國家,職業角色的差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在當前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過程中,影響社會地位的各種因素之間卻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非整合性,這個特點在深圳的社會評價中也是明顯的,表現是評價中的矛盾現象較突出,比如某些越有權的階層對權力評價越低,越有錢的階層人對金錢財富評價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的階層卻對教育水平評價不高。 
  一 總體描述 
  我們在調查中列出的問題是:「您認為階層或階級之間最大的差別在哪些方面?」在回答中,名列前4位的依次是金錢財富占48.4%,權力占14.2%,社會地位佔14.1%,教育水平占7.3%。這4個因素與其他因素拉開了相當大的距離。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一是金錢財富以大比分高居榜首,說明深圳人把經濟資源作為劃分階級或階層的首要因素;二是教育水平雖與社會地位和權力因素相比還有近7個百分點的差距,但能躋身於前4位,說明文化資源在劃分階級或階層中作用的增大;三是傳統的因素如家庭出身、外在因素如消費水平、內在因素如道德修養的認同率不高,具體到各階層來看,層次較低者更多地歸結於權力和家庭出身,層次較高者則更多地歸結為教育水平;四是深圳人往往扮演多種社會角色,可能隨時改變自己的身份,以不同的面孔出現,所以答案的不穩定性和分散性是顯而易見的。 
  二 性別角度的社會評價 
  男性與女性的評價驚人的相似之處是都把金錢財富、社會地位、權力、教育水平擺在前列,只是在單個因素的評價上稍有差異。男性更看重金錢財富和權力,女性更青睞社會地位和教育水平。男性與女性評價懸殊較大的是對道德修養的看法,在這點上,女性比男性高了5.5個百分點,表明女性更注意人的品德等內在因素。 
  三 年齡角度的社會評價 
  除了50~59歲外,所有年齡段的共識是金錢財富、社會地位、權力和教育水平名列前茅,而且都把金錢列入首位。在這個大前提下,各年齡段對其他因素的評價有較大的不同。 
  15~19歲年齡段的特別重視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家庭出身的重要性逼近教育水平,只差3個百分點。對這些還沒有或剛踏入社會的人來說,對家庭的依賴和對未來生活方式的期望是情理之中的。20~29歲年齡段的對道德修養和教育水平評價較高,而對家庭出身的評價比前一個年齡段下降了16.3個百分點,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已經進入社會,儘管家庭出身在他們找工作和工作中仍起重要作用,但並非萬能,對絕大多數出身工人農民的子弟來說,要想出人頭地,只能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30~39歲年齡段的人已開始品嚐到權力的魔力,對權力評價比前兩個年齡段分別上升了10個和5.7個百分點,對教育水平的評價則下降了5.7個和7.1個百分點。40~49歲年齡段的人在各單位權高位重,他們更是把權力提高到最高點74.6%,社會地位提高到最高點69.% 。50~59歲年齡段的人,或者準備退休,所以他們對金錢財富的評價是所有年齡段最高的,達90.1%;或是仍大權在握,所以他們對權力的評價維持在高位,達71.7%。60~69歲年齡段的人希望通過塑造人格魅力保持自己的晚節,所以對重道德修養評價甚高,所佔比例達19.2%,是所有年齡段中最高的。   
  社會地位的社會評價(2)   
  四 戶籍角度的社會評價 
  深圳戶籍對權力的評價高於非深圳戶籍近10個百分點,這可能與深圳戶籍在國家及社會管理階層的比例大大高於非深圳戶籍有關;而非深圳戶籍對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和道德修養的評價分別高於深圳戶籍3.3個、5.8個、4.6個百分點。總的來看,非深圳戶籍的文化素質比深圳戶籍的要低,這是他們各方面待遇不如深圳戶籍的原因之一, 同樣,家庭出身對社會地位高低的影響力不可小視,因此,非深圳戶籍對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有更強烈的意識。 
  五 文化角度的社會評價 
  沒有學歷的人的社會評價有兩「最」:一「最」是對金錢財富的評價在所有文化程度中是最高的,達92.4%,與之相適應,對與金錢財富有關的消費水平和住房的評價也是最高的,比例分別為55.6%和54.4%,大大高於其他文化程度的評價;另一「最」是對教育水平的評價最低,比例僅僅只有7.6%,與之相聯繫的道德修養和言行舉止竟無一人提及。 
  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比沒有學歷的人對金錢財富的評價下降了4.1個百分點,但仍維持88.3%的高位;而對教育水平的評價儘管上升了3.5個百分點,但仍處於11.1%的低位,這個數字在所有文化程度評價中僅高於沒有學歷的人。該文化程度的人對生活方式的評價是所有文化程度中評價最高的,比例高達23.7%。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隨著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教育水平的評價明顯高於前兩個文化程度的人,所佔比例分別達到30.8%和30.3%。由於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文化檔次上的接近性,他們除了在消費水平的評價上出入較大外,在家庭出身、職業、生活方式、住房、道德教育、其他和言行舉止的評價上相當相似。另外,初中文化的人對權力的評價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見表3-21),所佔比例為69%。 
  中專文化程度的人對權力的評價只有41.2%,是所有文化程度評價中最低的;與前面幾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它對道德修養評價最高,所佔比例達18.5%。 
  大專文化程度的人的評價有兩個特點:一是對教育水平的評價最高,所佔比例為39.9%;二是對道德修養的評價最高,所佔比例為22.3%。這些表明,該文化程度的人比較看重後致性因素。 
  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的評價大體上維持大專文化程度評價的格局,明顯不同的是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對教育水平和道德修養的評價分別下降了7.7個和5.6個百分點,但對權力的評價卻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 
  研究生及以上的人對金錢財富、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評價都很高,所佔比例分別是89.%、77.6%和50.9%,這些數字是很靠前的;可能是因為自身文化程度已很高的緣故,它對教育水平的評價不高,所佔比例僅有16.4%,只比沒有學歷和小學文化程度的人高一些。這個文化程度的人非常看重職業,所佔比例為22%,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 
  六 階層角度的社會評價 
  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對金錢財富、社會地位和權力的綜合評價是最高的,三者所佔的比例都高達83.1%。可能是該階層本身文化程度較高的緣故,該階層對文化程度要求反而不高,對教育水平的評價是最低的,所佔比例僅為16.9%,僅次於個體戶階層。另外,該階層對家庭出身、生活方式、消費水平、住房等外在因素評價最低,竟無一人表示認可,而對道德修養和言行舉止這兩個反映人素質的評價較高。 
  經理階層是一個經濟資源佔優勢的階層,所以它對生活方式、消費水平、住房等因素評價較高,而對權力評價較低。經理本身也是一個新興的職業,希望這個職業能得到社會的認可,所以,它對職業的評價達到20.2%。 
  私營企業主是從本身的特點進行評價的。與經理階層一樣,私營企業主也是一個佔有較多經濟資源的階層,是一個希望政府呵護和社會承認的職業,它對金錢財富的評價很高,所佔比例為85.8%,對職業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它有錢但無權,對權力的渴望,使該階層對權力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所佔比例達72.1%;它有錢但自身的素質遭人們非議較多,所以該階層格外重視自身素質的提高,對道德修養的評價也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所佔比例達27.9%。 
  具有文化資源優勢的專業技術人員對教育水平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所佔比例達38.9%;它對權力較蔑視,對權力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低的;它對消費水平、住房等因素較為看淡。 
  辦事人員階層的評價較為全面和平衡。在金錢財富、社會地位、權力和教育水平4個名列前列的因素中,所佔比例不像其他階層那樣懸殊較大。這一特點在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職業、消費水平和道德修養的評價中仍然如此。   
  社會地位的社會評價(3)   
  個體戶階層對教育水平的評價只比國家及社會管理者較高;與私營企業主一樣,該階層也希望自己的職業能得到社會的重視,所以對職業評價之高僅遜於私營企業主;很多個體戶是靠租別人的房子生活和經營的,所以他們對住房因素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 
  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的評價有兩個特點:一是對社會地位的評價較高,所佔比例為67.3%,僅次於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和專業技術人員,表明該階層對提高自己地位的渴望;二是對生活方式和消費水平的綜合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 
  工人階層的評價突出兩點:一是對金錢財富的評價是所有階層中最高的,所佔比例為91%,這可能與該階層經濟地位下降幅度較大有關;二是工人階級是一支素質較過硬和文化程度較高的隊伍,因此,該階層對道德修養和教育水平的評價較高。 
  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對金錢財富評價較高,在所有階層中各列第二;另外,該階層認為在調查表外還有其他重要因素。 
  七 收入角度的社會評價 
  收入1000元以下的人對金錢財富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與8001元以上的人對金錢財富的評價也很低相映成趣;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評價較接近,不像其他收入段那樣拉開了檔次;對住房的評價較高,僅次於8001元以上收入段的評價。 
  1001元~2000元收入段的人對教育水平的評較高,僅次於3001元~4000元收入段的評價;對生活方式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 
  2001元~3000元收入段的人特別看重金錢財富和社會地位,對前者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對後者評價之高僅次於3001元~4000元收入段;特別看輕教育水平,對該因素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 
  3001元~4000收入段的評價是「三高」,即對社會地位,教育水平和道德修養的評價最高,所佔比例分別高達73.6%、32.9%和25.7%。 
  4001元~5000元收入段的人對金錢財富的評價較高,僅次於2001元~3000元收入段;對職業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高的,所佔比例高達39.9%;對教育水平的評價也不高。 
  5001元~8000元收入段對消費水平和道德修養的評價較高,8001元以上收入段對金錢的評價較低,僅高於1000元以下收入段的評價;對社會地位的評價是所有收入段中最低的,所佔比例只有41.9%;對職業、生活方式、消費水平、住房和道德修養的評價較高,而且對這些因素幾乎是等量齊觀。     
  第四章 深圳的社會流動   
  社會各階層流動鳥瞰(1)   
  在社會流動研究中, 其中一種類型區分是將流動分為代際流動和代內流動。代際流動研究父代與子代在兩個時點上社會地位變動的情況, 而代內流動是研究個人一生中多個時點上社會地位變動的情況。在實際研究中,多數的代內流動研究將代內流動簡化為兩點間流動的問題, 即討論個人最初的社會地位與目前的社會地位間的地位變動。無論哪一種研究,無論採用何種方法,都是通過研究來評價一個社會是高度流動還是低度流動、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是否達到了機會均等。 
  根據本課題的抽樣調查數據,我們採用的是代內流動表的研究方法,即比較個人的最初職業的階層地位與當前職業的階層地位的變化情況,以考察個人在社會流動中的升降位置變化。 
  在抽樣調查的1291個樣本中,各個階層的分佈情況為商業服務人員為276個,占22.62%,比例最高,這與深圳的階層分佈情況一致,其次為辦事人員241個,占 19.74%,最少的階層為國家及社會管理層,只有10人,占樣本的0.81%。 
   
   
  一、多出少進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 
  從流動表分析來看,位於最頂層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一個多出少進的階層。最初職業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人,目前只有10.77%人員的職業仍然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其餘的主要流入到私營業主和辦事人員(均為31.53%)、專業技術人員(10.77)、經理和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各為5.38%)以及待業失業半失業階層,這與下海經商潮流和機關事業單位幾次重大機構改革密切相關。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流入渠道比較固定,最初為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的十分之二的人員仍然從事本職,十分之六來自辦事人員(59.42%),另外十分之二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原來分別是專業技術人員和農民(均為10.15%),說明辦事人員上升為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的機會最多。 
  二、多進少出的經理人員階層 
  經理人員階層在社會階層中僅次於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在當今社會是一個居於優勢地位的階層,而且是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新興階層,其流動有自己鮮明的特徵。從流動表可以看出,經理階層是一個多進少出的階層,最初職業為經理人員的,絕大部分約四分之三(73.03%)的人員目前的職業還是經理,這從側面說明在深圳經理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優勢地位,人們流入到該階層後不想再流入到其他階層,或者進入到經理階層是人們的奮鬥目標。進入到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區,這一價值取向更為明確,初始職業為經理的有88.89%目前仍然擔任經理職務。經理人員的去向較為明確,最初作經理的人員有22.37%和4.61%分別流入到了個體戶及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而80年代以後,流出的11.11%全部流入到專業技術人員行列。 
  經理階層的流入渠道比國家及社會管理者要廣泛得多,從表 67看出,最初職業為經理的只有約十分之一(9.80%)的人員還在擔任經理,其餘的十分之九分別依次來自於專業技術人員(36.36%)、辦事人員(22.77%)、工人(14.65%)、商業服務業勞動者(9.71%)、農民(5.47%)、國家及社會管理者(0.62%)和私營業主(0.62%)等階層,吸納的階層比較廣泛。經理階層儘管作為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新興階層,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它對較低階層沒有明顯的排斥性,它為低層的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以及農民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為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流動提供了一個新的去向當然,它作為一個新生階層,其成員沒有比較一致的標準,經濟改革大潮遍及城鎮和鄉村,各種體制下產生的企業管理人員如國際跨國集團的高層管理者和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者都可以劃歸到經理階層,階層成員之間的職業背景、教育程度、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經濟收入、價值觀等各個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但是隨著該階層的日趨成熟,其成員的標準將會日漸統一。 
  改革開放以後的經理階層的流入情況大體相同,只是各行業進入的比例稍有不同罷了,也是最初職業為經理的約十分之一(11.86%)仍然是經理,其他的分別來自於專業技術人員(34.11%)、辦事人員(27.33%)、工人(13.35%)、商業服務業勞動者(10.38%)、國家及社會管理者(1.48%)和私營業主(1.48%),這一結果最大的不同就是農民被排斥在經理階層之外,這是流動表中農民比例減少的結果。80年代以後的流動表中職業為農民的僅有2%還不到,人數才6人。但也許正如前所述,經理階層選擇成員的標準越來越嚴格,對較低階層的排斥性增強。 
  三、流動比較單一的私營企業主階層   
  社會各階層流動鳥瞰(2)   
  私營業主是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並進行投資、僱傭他人勞動的人,他們掌握著經濟資本,屬於優勢階層,在我們的分層研究中排列第三位。私營業主是改革開放後重新崛起的階層,都是創業者,成員中只有167%的人最初就業就是開辦企業、成為私營業主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有多次較複雜的職業變換經歷。 
  在總流動表中,私營業主流動比較單一,最初為私營業主的有一半(50%)至今仍然是私營業主,另一半(50%)則流出上升為經理階層。私營業主一方面不願意流出本階層,說明該階層掌握一定的經濟資源的優勢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私營業主幾乎難以進入最高等級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隊伍,同時享有組織資源,所以只有流向與其職業相關性較強的經理階層。但是私營業主的來源卻是多樣的,專業技術人員(26.25%)、辦事人員(24.58%)和工人(21.24%)是其三大主要來源,商業服務業(14.80%)、國家及社會管理者(9.78%)也有部分進入私營業主行列,農民進入的最少,只佔1.67%。 
  80年以後的私營業主的流向與總表完全一致,而來源發生了一些變化:專業技術人員(33.33%)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階層,辦事人員和商業服務業人員基本持平(22.22%),工人(16.67%)呈下降趨勢,而地位最高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地位最低的農民均被排斥在私營業主階層之外,也許該結果與樣本取樣有關,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只有6人,因此不排斥其進入私營業主的可能。私營業主吸納的都是具有某種專業技能(專業技術人員)或用擁有社會資源(辦事人員)或積累經營管理經驗(商業服務業人員)的人員,形成一個具有真才實學、精明能幹的階層,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私營業主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人們逐漸改變過去將其視為一夜致富的暴富群體,這也是今天素質越來越高的民營企業家贏得了社會普遍的尊重的原因之一。  
  四、流出與流入相等的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專業技術人員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從事各種專門性工作和科學技術工作,掌握較多的文化資本,在文化資源的佔有上處於優勢,一般有家庭的繼承性,改變了過去處於被動的社會地位,在社會中地位穩定且普遍受人尊重。 
  總流動表顯示,專業技術人員接近一半的人員(44.15%)留在本行業,流出的主體(22.89%)成為經理人士,其餘三分之一分散在各個階層。而表 68的情況也幾近相同,51.49%的專業技術人員留守在本行,20.07%進入經理階層,9.10%的成為辦事人員,流入私營業主、個體戶和商業服務業的各有500%左右。專業技術人員的來源主要還是本階層,表 67和表 68分別有7433%、7564%人員的最初職業就是專業技術人員,這與全國的數據(74.6%)相同,辦事人員的比例略有上升,從8.96%增加到10.26%,工人則呈下降趨勢,農民則完全從專業技術人員的隊伍中消失。 
  專業技術人員的職業特徵是必須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或技能,獲得從業資格,之前必須經過長期的學習、付出艱辛的努力,甚至包括金錢的投入,因此一旦人們進入該行業,是不會輕易放棄多年習得的專業知識。另外,缺乏專門技術知識的人無法從事該職業,難以進入專業技術人員隊伍。由於深圳特區的農民階層幾近消失,因此專業技術人員與農業勞動者之間的流動不存在。 
  五、相對穩定的辦事人員階層 
  辦事人員在現代社會中是社會中間層的重要部分,既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和私營業主優勢階層的後備軍,又為工人、農民和商業服務業人員提供上升的渠道,因此,它是社會流動鏈中重要的一環。總流動表顯示,辦事人員隊伍相對穩定,44.15%的人員仍然從事原來的職業,同時其流向也最為廣泛,各個階層都有一定比例,主要流向商業服務業(16.45%)和經理階層(12.09%),其他行業的流入率都大致在5.00%,進入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的最少,只有1.92%。初始職業在80年以後為辦事人員的,有一半仍在從事辦事人員工作,14.69%的上升為經理階層,而十分之二的人員進入商業服務業(10.70%)和失業人群(9.25%),這一時期卻沒有辦事人員流入到最高地位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 
  辦事人員的流入與流出渠道相比有較大區別,其來源主體除了自身外(分別為55.94%和59.45%),總流動表顯示,工人(17.93%)是進入辦事人員的主要來源,專業技術人員(879%)、農民(814%)和商業服務人員(677%)也按大體相同的比例進入該行業;表2則顯示工人(16.17%)、商業服務人員(10.55%)和專業技術人員(10.00%)是辦事人員的主要來源,而最高層次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和最底層的農民都有1.92%的微小比例進入辦事人員。   
  社會各階層流動鳥瞰(3)   
  由此看出,辦事人員的流動處於上下銜接的位置,向上和向下流動的比例大致相同,位於中間階層,但相對而言向下流動的可能性要大些。 
  六、來源多元化的個體戶階層 
  個體戶階層是指擁有較少量私人資本並投入生產、流通、服務業等經濟活動的而且以此為生的人,主要包括:小業主或小僱主和自我僱傭者以及小股東、小股民、出租少量房屋者等。個體戶階層是經濟改革以來出現的階層,根據總流動表的分析,個體戶中除了26.87%的人員出身個體戶外,其來源主要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部分產業工人(32.46%)、商業服務業人員(12.96%),還有11.42%和10.58%分別是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流入的,經理階層(4.04%)和農民(1.66%)只有極少量進入個體戶階層。而80年以後以為初始職業個體戶的人員來源發生了變化:三分之一的是原本就從事個體戶職業(35.48%)的,專業技術人員(19.35%)加入個體戶行列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產業工人(22.58%)則有下降,個體戶中沒有經理階層和農民階層的來源。幾乎沒有人從三個優勢地位階層——國家及社會管理人員、經理基層和私營業主——流入個體戶階層,它吸納的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員多於較高社會地位人員,說明整體而言該階層人員屬於向上流動,但在實際生活上,如果一個工人下崗做個體戶,會被認為其社會地位是下降了,這種看法與我們的社會流動等級排序不同。但是個體戶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封閉的階層(不流動率高達83.75%及89.50%),幾乎沒有流出到其他階層,只有一部分(分別為10.50%、16.25%)淪為失業半失業狀態。可見,個體戶的流動實質是只能吸收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人員,例如待業青年、下崗工人、商業服務業、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辦事人員等沒有完全的就業保障階層,他們都有可能流入自主就業的個體戶隊伍,而個體戶卻很難由體制外向體制內的行業流動, 所以其社會地位實際上比調查設計的要低。 
  七、流出與流入幾近相等的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 
  商業服務業是隨著產業機構的調整逐漸發展壯大的第三產業,由於其人員不需要知識技能,從事的是非專業性的工作,因此吸納的一般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社會地位比較低下。 
  表 67和表 68關於商業服務業的流出與流入幾乎相近:商業服務人員有一半的人員一開始就業就從事商業服務業工作(分別為42.36%、51.98%),工人(分別為25.78%、21.76%)和辦事人員(分別為18.18%、16.91%)是該階層的主要來源,也有少量的專業技術人員和農民流入。商業服務相對是一個穩定的階層,一半的人員留在原來的崗位(分別為(53.38%、45.21%),另一半均勻流向了除了最高階層——國家及社會管理者之外的其他各個階層。 
  八、流動渠道比較暢通的工人階層 
  產業工人階層是指在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的生產工人、建築工人及相關人員。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在上個世紀50年代後的中國經歷了從優勢地位到低層的興衰過程:解放初期工人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文化大革命期間工人在政治動亂中成為政治貴族,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對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的重視,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地位明顯下降,經過社會結構的重新調整,工人階層走向萎縮,往日的風光已經不在。 
  總流動表(表 67)顯示,工人主要是原有職業者(分別為47.96%、59.91%),其他來源主要是辦事人員(26.36%)和商業服務業人員(23.41%);表 68表明來源與上相同,但比例有所不同,商業服務業為21.58%,而辦事人員為15.42%。 
  工人的流出渠道比較暢通,而且留在本產業的相對較少(11.37%和22.03%),主要流到商業服務業(26.81%、19.61%)、辦事人員(16.27%、19.12%)階層。在總流動中,流向個體戶的比例達到14.71%,而表 68中的第三個流向是經理階層(10.21%)。工人流向失業隊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12.25%、13.16%)。 
  總而言之,產業工人幾乎既不可能來源於,也不可能流向三大優勢階層——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私營業主,基本上是在鄰近的社會階層中流動。 
  九、流動最徹底的農民階層 
  農民是指以農、林、牧、漁業為其唯一或主要的職業,並以其為唯一或主要的收入的人員。農民的代際繼承性很強,由於戶籍制,農民一般難以進入城鎮,是一個極其封閉的階層。改革開放後,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第一產業的比重大幅下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新的分化與流動機制,農民開始走出家園,進軍城市,成為龐大的打工隊伍進入,在社會上成為一個地位低下而且明顯處於劣勢的社會階層。   
  社會各階層流動鳥瞰(4)   
  農民階層在深圳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階層,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本地農民全部成為城市居民,而外來打工的農民工也不再從事農耕活動,所以在調查中的現有職業就缺失了農民這一重要的階層。 
  在出身農民的人員中,在深圳,百分之百的全部流出到其他各個階層。總流動表的流動渠道非常通暢,上至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下到失業人群,都能見到農民的身影,只是在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私營業主和工人階層中只有1.50%的微量。但是80年以後初始職業為農民的人員,其流出去向比較集中,進入到辦事人員(31.80%)和商業服務業(38.63%)的佔了十分之七,餘下的流入工人和失業隊伍。 
  十、排斥最優階層流入的待業失業半失業階層 
  待業失業半失業階層是體制轉軌和產業結構時期出現的底層階層,是一個特殊的階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幾方面:體制轉軌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一批工人和商業服務人員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就業機會不足使許多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勞動力長期待業;城市大批徵用農用地,則使大批農民無地可種,而這些農民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職業,等等。目前在中國,失業人群的數量還在繼續增加。 
  雖然任何社會都存在部分失業者,但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一個階層,卻是中國目前這一特殊歷史過渡階段的產物,而且深圳特區在其特殊的體制下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深圳這一階層主要來自辦事人員(分別為14.65%、27.00%)、工人(分別為24.37%、27.00)、商業服務人員(分別為18.65%、28.00),專業技術人員(分別為9.49%、12.00)和農民(分別為8.25%、2.00%)也有一定比例進入到該行列,這些都是沒有職業保障的階層。但是最具優勢地位的三個階層基本上不可能失業,進入到失業人群的幾率微乎其微。從全國的調查來看,90年代以來情況有所變化,三個優勢地位階層也有可能出現失業情況。 
  這一階層的許多成員處於貧困狀態,在這個階層中,相當部分人的失業、半事業狀態持續數年之久,給他們的生存帶來極大的威脅,也給社會的安定帶來隱患,他們構成一個過渡性的特殊階層。   
  代內流動的特點及其原因(1)   
  代際社會流動是通過時間跨度較大的的父母代社會階層群體構成與子女代的社會階層群體構成的差異來反映社會流動狀況,而代內職業流動則是通過大量個人的一生中的職業的和社會位置的變動經歷來表現社會流動狀況。代內流動由於時間跨度較短,在反映結構變化趨勢和結構較穩定性的作用有其局限性,但代內流動能詳細地表現出具有不同背景和特徵的個人的機會結構分佈和社會選擇機制的運作(1)。基於這種考慮,本研究主要側重分析深圳代內流動的特點及其原因。 
  一、代內流動的特點 
  表 69、表 70分別列出了總時間段的代內和80年代以後代內就業的總流動率、不流動率、向上流動率、向下流動率以及向上流動率與向下流動率之比。從兩個表的比較可以看出,80年代以前和以後開始就業的人員的流動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徵。 
   
   
   
   
   
  1、總流動率高 
  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意識形態對流動的影響要大於技術和經濟的理性,從而造成了其社會選擇體系的特殊類型。從中國的社會實踐觀察,在改革以前甚至在改革的前期,在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諸種因素中,組織體系中的行政等級和所有制身份以及個人的城鄉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影響人們社會地位獲得的社會流動機制變得更加公平合理,社會流動渠道更加暢通,流動體制也更加多元化,原來阻礙人們合理流動的一系列制度和社會政策,諸如階級出身、所有制、單位制、城鄉二元制等等,有的已經退出歷史舞台,有的其作用正在被削弱;個人能力和業績等後致因素,正在成為影響地位獲得的主要因素,加上經濟的巨大發展,客觀上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崗位,使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有可能通過自己努力獲得應有的社會地位,開創自己的事業, 社會流動率明顯提高。根據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資料,全國的代內流動,在1979年以前,從前職到現職的總流動率只有13.3%,1980-1989年為54.2%,表明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正在逐步走向一個開放的社會。 
  深圳的總流動率表由於時間跨度較大,總流動率高達61.17%, 80年以後開始就業人員的職業變化的時間跨度雖然較短,但總流動率也達到55.28%,說明各個階層中的大部分處於流動狀態。由此可見,社會階層的流動更為頻繁,或者階層結構變化性更強,社會更為開放。同時兩個表中各有38.83%和44.72%的社會人員往往是在一個職位上長期工作,很少流動,這裡應該指出,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是完全開放的。即使是向上的流動,過高的流動速度與流動率也可能帶來某些問題,如角色衝突、失范等等。因此我們應當承認一定程度的地位繼承和地位固定化也是效率與社會整合的需要,以保持一定的穩定性。 
  2、 向下流動率高於向上流動率 
  流動是有方向性的,可以向上流動,也可以向下流動,還可以不流動,這三種情況都會引起社會職業結構的變化。國際上的研究發現,職業結構高級化是工業化國家普遍發生的一般趨勢。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藝手段的引進往往會創造出大量新的職業類型和社會位置,高層次職業的數量逐漸增加,在職業結構中所佔比重不斷增大,而低層次職業的比重則不斷減少,形成了「向上流動的潮流」。那麼,深圳的代內流動又是朝哪個方向呢? 
  抽樣調查顯示,深圳的向下流動率高於向上流動率,在總流動率表(表 69)中,61.17%的總流動率包含向上流動率21.81%和向下流動率39.36%,向上流動率與向下流動率之比為0.55,顯示的流動趨勢是向下的。這與國際上和全國的職業結構高級化的趨勢背道而馳,這是由於深圳本身的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的。首先,由於在不同時期,不同的體制使人們對同一階層的評價不一。例如,在部隊擔任連排長職務的人員,按階層劃分應歸屬於國家及社會管理人員,當這些人員轉業到地方工作,其級別就只能是一般辦事人員,社會地位降低,產生向下流動,這種情況在深圳尤其突出。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大批軍人幹部成為特區的拓荒者,隨後很多人就地轉業,分配到各基層工作,成為一般工作人員。就他們而言,其社會階層的流動是向下的趨勢。其次,人員的地域流動使得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如從前。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特區,由於其靈活的用人制度和充滿活力的特區精神,吸引了內地大量的人才,大批在內地已經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士不惜放棄優越的條件獨闖特區,從頭開創事業。然而如果按照階層劃分的標準,他們很多人的職業結構是向下流動,社會地位反而不如從前。例如,原來在內地是國家及社會管理人員的很多人來到深圳後脫離政府機關而下海經商,成為私營業主或經理人員,社會地位下沉,產生向下流動。這是深圳社會階層流動趨勢與全國悖逆、與現代社會流動潮流相反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特殊歷史時期造就的特殊現象。   
  代內流動的特點及其原因(2)   
  3、80年代後向上流動超過向下流動 
  一般認為,社會進步,經濟蓬勃發展,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崗位,但是我國兩個因素對社會流動率和流動類型發生強烈影響。一個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變動,另一個是主導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中國社會的代際和代內流動的研究成果證實,政府政策調整對流動率高低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意識形態決定了社會流動的特殊類型。這兩個因素的作用力在經濟改革開始之後仍然存在,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它們對社會流動的消極作用正在受到現代工業化的衝擊和剝蝕。 
  單純觀察80年代以後的流動情況,我們發現結果有所不同。在80年代後的就業流動率表(表 70)中,55.28%的總流動率由28.76%的向上流動率和15.96%的向下流動率構成,向上流動率與向下流動率之比上升到1.80,向上流動的群體接近向下流動人員的2倍。與表 69進行比較,說明在改革開放後,社會向人們提供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增加,中國正在向著開放性社會邁進,開放社會的職業結構是一個動態的高級化過程,其基本特徵是:較高層次職業的數量逐漸增加,在職業結構過程中所佔比重不斷增加,而低層次職業的比重則呈現下降,較高層級職業的增加為多數人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也符合中國職業結構趨高級化的特徵,也符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趨勢。 
  二、代內流動的原因 
  社會流動是通過個人的需求和社會諸條件的相互作用而實現的社會行動之一。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流動是下列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是宏觀上的社會結構因素。 在一個社會中,社會流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繫是非常緊密的相互因果關係。一方面,社會結構的性質——開放或封閉程度,決定著相對社會流動率,決定著上升流動機會在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分佈狀況,同時還決定著不同群體的流動類型。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發生巨變,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變遷是中國社會流動尤其是上升流動的最強有力的動力因素。社會結構變化是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社會流動動力因素,同樣也是目前中國城市社會中的社會流動的主要動力因素,它所引起的社會位置的增減將導致社會成員在不同位置上的新的分佈;然而,由於中國社會制度的特殊性也由於市場過渡時期的種種因素的影響,這些結構動力因素對社會流動率和流動性的影響程度和影響方式都表現出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的特徵。另一方面,社會流動又是社會結構分層的一種過程,在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過程中,社會流動是定型新的結構的關鍵因素。有學者對結構性的流動和非結構性的流動作出劃分,將結構性流動稱為強制流動,將非結構性的流動稱為純流動。 
  二是社會開放性程度。社會流動與社會開放程度成正比(1),因為開放性的增加會減少流動的障礙,增加流動的空間,提供了個人或群體改變社會位置的機會。 
  三是個體層面因素。這是指的獲致性因素。獲致性因素相對於先賦性因素而言,它包含文化程度、專業訓練水平、技能學習水平、技能掌握、個人抱負等內容。在現代社會,各種獲致因素與個人的社會位置密切相關,尤其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對於進入社會的青年來說獲致性因素對個人社會地位的影響遠比先賦性因素強烈,各種涉及知識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質對個人的社會位置和向上流動的機會獲取都有強烈影響,尤其文化程度的作用特別明顯,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職業地位,同時它與職務和職稱等級也有較強的正相關關係,專業和技能訓練水平對職業地位有明顯影響,但對於流動機會的影響則更明顯一些,另外心理素質——個人抱負和風險意識——對社會地位和機會獲得也表現出一定的影響力,個人抱負對職業地位與職務職稱等級之間相關,風險意識與流動機會也有顯著關係。個體層面因素能增加流動的主觀能動性,如個人通過努力爭取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 
  在抽樣調查中,我們把結構流動與社會結構變化相對應,把純流動與獲致因素相對應進行數據分析。 
  在總流動率表中,結構流動率為46.31%,純流動率占14.86%。由於該表中最早參加工作的樣本時間是在1938年,記載了60多年的職業風雨變化,跨越了幾個歷史性的階段,除了經歷解放前11年的重大社會變革外,還主要經歷了50多年的當代中國社會分化和流動歷史。不難看出,一方面,社會結構、階級階層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另一方面,宏觀的制度安排、政策規定及其變化對社會流動產生深刻的影響。   
  代內流動的特點及其原因(3)   
  到了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結構調整成為改革的根本性問題,於是工業化模式發生了重大改變,造成了職業流動空間的大規模擴張,迅速改變了就業結構。80年以後就業的流動率表(表 70)顯示的結構流動率為24.85%,純流動率為30.44%,說明在80年代以後,個人的社會流動和經濟地位實現程度與社會經濟領域分割因素的影響已經減弱。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流動規律來看,工業化的水平越高,就越是需要現代科技進步和高素質勞動力的支持。在國家逐步工業化、市場化的過程中,高等教育的學歷證書,自然而然地成為人們擁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證明和實現向上流動的文化資本。 
  從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首先,在過去,所佔比例超過20%的有辦事人員、工人和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業的從業人員的比例也相對較高。而在目前,由於社會產業結構的變遷,某些過去社會需求較多的職業正在慢慢衰退,例如工人行業,相反,過去社會結構中存在少數的群體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在逐漸成長而變得龐大的隊伍,如經理階層,從而引起人們根據社會的需求和自身的條件重新擇業,導致社會階層的流動。根據抽樣調查,深圳社會階層流動的結構流動率為46.31%,即在61.17%的總流動率中,由於社會結構引起的流動就佔了總流動的75.70%,人們在各個階層之間的流動大部分原因是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引起的。 
  其次,個人由於各方面素質的提高或者由於經驗的積累,不滿足於當前的職業狀況,侍機尋求更好的職業和更高的職務,從而發生向上的流動;同時也有部分人員由於自身的因素不能勝任當前職業,或者未能保住當前的職位,為了生存,只能選擇一些地位不如從前的職業,導致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下降,發生向下流動。個人因素導致的流動為純流動,抽樣調查的純流動率為1486%,只佔總流動率的四分之一。二者比較可知,社會階層的流動主要是由於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個人因素只佔小部分的比例。80年以後就業的人員情況則發生較大變化,純流動的因素凸現,結構流動率為30.44%,即在55.28%的總流動率中,由於個人因素引起的社會流動佔了總流動率的55.07%。比較而言,從80年代以後社會流動更多的是由於社會開放,獲致因素——由於個人經歷和努力而獲得的一些個人稟賦、特徵和能力——對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獲得的影響更加明顯。 
  從表 69 和表 70的比較可以總結出以下特點:第一,深圳是一個已經走向開放的城市,社會結構的調整使職業結構處於一個動態的高級化過程,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優化密切相關,而且向上的社會流動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與融合。第二,獲致性規則在深圳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流動規則,因為獲致性規則能夠調動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中低層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通過後天的努力奮鬥,實現上升流動到更高層次的社會地位的願望。這種流動,將在客觀上推動社會化生產的發展,形成經濟結構變動與社會結構變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為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提供越來越大的空間,推動社會的發展,建立公平、合理和公正的社會流動機制。   
  各階層的流動性及其互動性(1)   
  在第一節裡,我們對深圳各階層的流動分別作了粗線條的勾勒,這一節我們將對各階層的流動進行歸類,並揭示各階層之間的互動性。 
  一、階層的流動性分析 
  中國正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在這種轉變下的社會流動,表現出相當的複雜性和過度性。由於在不同時期人們對於組織資源、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的賦予的價值不盡相同,而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由於不同的價值觀、人生觀,追求對不同資源的佔有和不同的佔有程度,這就更加彰顯出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和複雜性。在所有階層中都存在流動的趨勢,有的階層流動性強,流入率和流出率都很高,有的階層則較為穩定,流入率和流出率都較為低,而有的階層流入率高、流出率低,有的正好相反,說明各個階層的活躍性不一樣。我們知道,流入率高的,表明該職業社會需求大,普遍受到擇業人員的青睞,社會聲望也高;反之則呈現需求萎縮,社會聲望較低,是人們不願意或者難以選擇的職業。 
   
   
   
  1、流動性無明顯變化的階層 
  從流入率/流出率表(表 71、表 72)我們看出,在總流動時間上和80年代以後的流動時段上呈現的職業動態有共同的特徵,同時也表現出一些明顯的差異。一些行業流入流出的動態趨勢在80年以後沒有明顯的變化,主要包括有經理階層、私營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個體戶階層、工人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它們的特徵如下: 
  經理階層的流出率分別為26.97%和11.11%,流入率為90.20%和88.14%,流入率分別是流出率的3.34倍和7.93倍,遠遠超過均數1,說明該行業流入多過流出,人員在急劇增長,是被人們看好的職業之一,而且這種趨勢在80年以後更是明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該階層呈蓬勃發展之勢,尤其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投資者越來越多地聘請職業經理人擔負經營功能,可以預料,職業經理人的崗位正在逐漸「增量」,他們享有豐富的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因而處於上流社會。 
  私營業主的流出率均為50.00%,而流入率分別是98.33%和94.44%,流入率與流出率之比為1.97和1.89,說明該階層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階層,這一階層最重要的特性是體制外佔有生產資料並僱傭他人勞動,擁有經濟資源,在社會上佔有經濟優勢地位,在市場經濟中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因此也是一個增長的階層。 
  個體戶階層的流出率在九大階層中最低,分別是16.25%和10.50%,而流入率73.13%則是流出率的4.50倍,說明該行業較為定型,是一個封閉的行業,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種:一類是由於體制的壁壘,使該階層很難進入體制內,因此難以成為辦事人員和國家及社會管理者;二是由於經濟資源的制約,又難以成長為私營業主;三是由於缺乏專業技術或先進的管理經驗,無法躋身體制內外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經歷階層。但是個體戶也是目前迅速成長的階層,是膨脹最快的行業,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 
  專業技術人員和工人的流入與流出的趨勢正好與以上各個階層相反,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入率分別為25.67%和24.36%,流出率是55.27%和48.51%,二者之比各為0.46、0.50,說明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處於萎縮狀態,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該階層要求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為其他階層人員進入該階層設置了一道門檻;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該階層主要掌握的是文化資源,其所佔有的優勢不及佔有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的階層,因此該階層的人員更願意憑借自身在文化資源方面的優勢,向佔有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的階層發展。產業工人階層也是呈現萎縮趨勢,流入率為52.04%和40.09%,流出率為88.63%、77.97%,二者之比分別是0.59和0.51。該階層表現出來的減少趨勢與工業企業的改革密切相關,工業企業從1996年開始實施轉變增長方式、減員增效以及抓大放小的改革,這種改革一方面提高了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形成技術對勞動的代替,限制了第二產業就業份額的增長,造成一部分產業工人下崗,形成產業工人階層的萎縮。辦事人員的流入率44.06%、40.55%與流出率55.85%、50.59%之比分別為0.79和0.80,在兩個時間段上的流入流出的沒有明顯的波動,表現出該階層的穩定性,辦事人員階層是現代社會的社會中間層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流入率與流出率比例比較接近,說明該階層相對而言沒有受到特別的迴避。 
  總體而言,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和辦事人員階層的流入率與流出率之比都小於1,但是由於流動的原因不一,不能就此推斷出三個行業都是不受人們重視的職業。例如辦事人員屬於白領,對下層人員自然具有吸引力,但是由於選拔機制的限制(如學歷要求),加入較難;專業技術人員的門檻較高,對於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而言難以加入。   
  各階層的流動性及其互動性(2)   
  2、流動性顯著變化的階層 
  以上各階層的流入與流出的動態趨勢在總的時間段上和80年以後的時段上表現是一致的,而國家及社會管理階層和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流動方向則為相反。 
  在總流動率表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流入率(79.71%)和流出率(89.23%)都很高,說明該階層的流動性最強,流入率與流出率之比為0.89,流出略高於流入,但是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類似的有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其流入率為57.64%,流出率為46.62%,二者之比為1.24,流入稍高於流出,總體處於平衡。在80年以後的流動率表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流出率高達68.90%,而流入率為0.00,這可能是90年代初期的下海經商潮流所造成,也與國家機構人事制度改革嚴進寬出有關。80年以後從業的商業服務人員的流入率為48.02%,流出率為54.79%,二者之比為0.88,說明該產業的從業人員相對總的時間段是減少的,因為中國工業化目前還處於中期階段,這使得第二產業的產值份額居高不下,再加上城市化的水平較低,因而第三產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限制了其就業吸納力的充分發揮。但是可以看到,第三產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體現出來,隨著第一、第二產業的式微,產業化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第三產業的比重將越來越大。 
  在深圳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它的流出率達到100%,而流入率則為0.00,那就是農民階層。從外地到深圳的農民不可能獲得土地重操舊業,而是流動到工人、各個服務行業勞動者等階層,深圳本地的農民經過城市化過程流入到其他階層,都是流出到原來農民階層以外的各個行業,因此產生流入率為0.00的結果。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則是只有流進沒有流出的特殊階層。   
  社會階層之間的互動性 (1)   
  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化大生產不斷拓展,產業結構不斷向更高層次演變,因此客觀上創造了新的社會崗位,同時也創造了社會流動的需要,只有通過社會流動,新的社會崗位才會有人去充實,才能實現勞動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達到人力資源的優化組合。一般而言,社會流動越暢通,社會流動率越高,就越能調動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中低層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使他們對個人的社會地位的前途充滿希望,堅信可以通過個人後天的努力奮鬥,實現上升流動到更高層次的社會地位,體現個人更高的價值。同時,由於社會的變革,產業機構的變化,再加之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社會流動機制可能使一部分人員無法勝任原來的崗位而被新人所替代,流入到低於原來職業的階層。因此,通過考察每個階層的流動去向的機會強度,可以瞭解各個階層之間的流動關係。 
   
   
   
   
   
   
   
   
   
  1、互動性一致的階層 
  從階層關係流出表(表 73、表 74)中可以看出,每個階層與其他階層的親疏關係。比較總流出表(表 73)和80年以後流出表(表 74),各個階層的流向呈現出一致性,但是流向的強度在個別階層又表現出一定的差異。 
  私營業主和個體戶階層在總時間段和80年代以後的階層流出表中顯示的流向及其強度有驚人的相似:私營業主主要流向本階層(10.18與12.66)和經理階層(3.77與3.38),強度高於平均強度1.00;個體戶除少量流出到失業待業階層(1.49和1.11),主要還是保留在本階層(8.50和13.15)。這種現象說明私營業主和個體戶這兩個階層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其流動的渠道比較狹窄,而且幾乎限於體制之外。 
  商業服務業人員和產業工人的流向雖然較廣,但其分佈的階層及其強度在總表和分表中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商業服務人員流出到私營業主的強度(1.11)在80年以後略高於總表(0.82)和平均水平1.00。 
  2、 互動性變異的階層 
  以下各階層在流出的廣度和強度上在各個表上都有一些差異:從總時間段上的流動性(表 73)看,國家及社會管理人員流向渠道頗廣,其中有本階層(13.32)、經理(0.41)、私營業主(6.42)、專業技術人員(0.85)、辦事人員(1.60)以及商業服務業(0.24)。而80年代後的流出表(表 74)顯示,流向本階層的強度竟然高達70.85,流向其他階層的有經理(1.05)、專業技術人員(0.91)、辦事人員(1.36),相對而言只是極小部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說明在經歷下海經商的浪潮後,人們還是願意留在掌握著較多組織資源的、位於社會金字塔尖的國家及社會管理階層,人們向下流動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這種不正常的社會流動機制嚴重影響了這一階層的素質構成、工作效率和整體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社會階層成員的不滿。另外有從該階層流出到待業失業人群的(0.71),雖然0.71是一個微量比例,但是它說明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在後來的機構改革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的正常進入、晉陞與退出等社會流動機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比起原來「只進不出」是一大進步。 
  經理階層在流出的廣度上在表 73和表 74上略有差別,前者流出的渠道有本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和個體戶,而後者則只有前面兩個渠道。表7 表明專業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是兩個流出渠道最廣的階層,幾乎流出到所有的階層,包括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在表 74中雖然流出到各階層的強度變化不大,但是都沒有流出到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  
  農民階層的流出分佈在總表和分表中表現出不同時代特徵,在總流出分佈表中,農民均有流出到其他九個階層,只是各自的強度不同而已,流出強度超過平均水平1.00的從高到低的階層依次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1.86)、待業失業者(1.51)、辦事人員(1.47)、商業服務人員(1.20)、經理(1.00),流出到低於平均水平1.00的階層分別是專業技術人員(0.47)、私營業主(0.31)、個體戶(0.30)、工人(0.29),在農民所流出的階層中國家及社會管理者是強度最高的階層,這與中國的幾次流動政策有關,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之時,進入到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的,主要是軍隊專業幹部、城鄉積極分子,以及50年代中期農民的子女獲得更多教育機會,根據國家的制度安排,加入了國家幹部行列,而在深圳建設初期,大部分建設者來自軍隊,他們中很多人就地轉業加入到政府機關,成為國家幹部及社會管理者,以上因素綜合造成農民流出到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比例較高的現實。但是80年代以後初始職業成為農民階層的人員的流向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流出的渠道只限於辦事人員(1.39)、商業服務人員(2.22)、工人(2.23)和待業失業人員(1.45),雖然總體是向上流動,但都屬於中下階層,在上層社會中根本沒有農民階層出身成員的蹤影,這與五、六十年代的情況相去甚遠,這是由於在60年代以後,國家實施了嚴格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民想向非農轉移、向城鎮流動和遷移,即使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難,雖然在1989年第一次出現 「民工潮」以後,農民工群體的規模在不斷擴大,隨著農民進城打工,城鄉二元體制並沒有被突破,反而隨著農民進城而被帶到城裡。   
  社會階層之間的互動性 (2)   
  待業失業人群是一個非常封閉的階層,他們只有流進而沒有流出,當人們失去原來的工作後進入失業狀態就很難再重新找到工作。      
  第五章 深圳各階層擁有的社會資源   
  經濟資源(1)   
  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經濟資源的差異是階層分化的基礎,也是階層分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我們根據調查數據,對個體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和對收入、財產的社會態度進行分析,以反映深圳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分層。 
  一、個體收入情況 
  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自改革開放以來表現出的一大特點是,國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個人傾斜。由此產生的個體收入分化問題成了當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之一。深圳的個體收入情況怎樣?是不是出現了分化?下面就此作一簡要評述。  
  1、從階層角度看收入 
  「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社會階層結構。我們判斷一個社會的發展階段,不僅可以從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來判斷,也可以從這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來判斷。」(1)在任何一個國家,巨富與貧窮畢竟都只是少數,在經濟較發達的深圳,其社會結構也是最接近「橄欖型」的,城市的中間階層遠比其他城市要壯大。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深圳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工人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等九大社會階層中,收入處於中等水平的所佔比重均較高。而職業穩定、收入穩定、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都比較穩定的中間階層的成熟,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基礎。 
  下表中,深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樣本為12人,占樣本總數的1.2%。樣本分佈比較簡單。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為1人,僅佔該階層的84%;而占該階層比重最高的為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間共8人,占63.3%。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間的有3人,占25.3%。據統計,2003年深圳全市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061元(1),深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月平均收入與這一指標接近。 
  經理階層為153人,占樣本總數的14.7%。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2人,僅佔該階層的13%;收入在1001-2000元之間有14人,占90%;平均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為21人,占13.7%;月收入在3001-4000元之間43人,占28.4%,這與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狀況相同;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間為24人,占15.4%;月收入為5001-8000元之間的有23人,占14.8%;月收入8001以上有27人,占17.4%。與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比較,經理人員階層的收入較高,支配著大量的經濟資源。 
  私營企業主階層51人,占樣本總數的4.9%。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間為12人,占該階層的23.0%;2001-3000元之間為6人,占11.5%;3001-4000元4人,占7.8%;4001-5000元之間為12人,占23.0%,所佔比重最高,這比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和經理人員階層收入又提升了一個檔次;月收入為5001-8000元之間的有8人,占15.4%;8001元以上有10人,占19.3%。私營企業主階層比經理階層高收入檔次又略有提高。在所有階層中,它掌握的經濟資源最多。 
  專業技術人員150人,占樣本總數的14.4%。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7人,僅佔該階層的4.9%;1001-2000元之間為32人,占21.7%;2001-3000元之間為18人,占12%;3001-4000元之間有38人,占25.1%,與深圳平均工資相符;4001-5000元之間為30人,占19.8%;5001-8000元之間的有14人,占9.3%;8001以上有11人,占7.3%。就高收入檔次而言,專業技術人員較經理人員階層及私營企業主階層為低。 
  辦事人員階層217人,占樣本總數的20.8%。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52人,占該階層的24.0%;1001-2000元之間為62人,占28.6%;2001-3000元之間為35人,占16.1%;3001-4000元之間35人,占16.1%;4001-5000元之間為12人,占5.5%;5001-8000元之間的有19人,占8.6%;8001以上有2人,占09%。可見,該階層低收入所佔比率較高。 
  個體工商戶階層97人,占樣本總數的93%。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34人,占該階層的353%;1001-2000元之間為30人,占31.3%;2001-3000元之間為5人,占5%;3001-4000元之間、4001-5000元之間和5001-8000元的均為1人,各佔1.0%;8001以上有24人,占25.3%。這一階層的低收入和高收入比重均較大,形成兩個極端。說明個體工商戶經營和效益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268人,占樣本總數的25.7%。其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有143人,占該階層的53.4%,超過50%;1001-2000元之間為45人,占17.0%;2001-3000元之間為32人,占121%;3001-4000元之間25人,占92%;5001-8000元之間的有13人,占4.8%;8001以上有10人,占3.6%,中高收入者所佔比例較低。   
  經濟資源(2)   
  工人階層61人,占樣本總數的5.9%。總體上看,工人階層平均月收入低於深圳平均收入。具體看,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7人,占該階層的27.9%;1001-2000元為30人,占49.5%;2001-3000元為11人,占17.7%;5001-8000元的有2人,占33%;8001以上有1人,占1.6%。 
  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34人,占樣本總數的33%。與工人階層相仿,該階層平均月收入也低於深圳平均收入。其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7人,占該階層的50.4%;1001-2000元之間為8人,占24.7%;2001-3000元之間為4人,占12.3%;3001-4000元之間和4001-5000元之間均為2人,占6.3%。 
  通過對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工人階層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的樣本分析,這四個階層是深圳的低收入階層。經理、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的平均月收入較高,屬高收入階層,而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屬於中等收入階層。這與其他地方把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劃進高收入階層(1)有所不同。 
   
  2、從戶籍角度看收入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深圳戶籍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明顯高於外省來深圳務工人員。樣本中,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深圳戶籍人口有65人,占戶籍人口樣本的157%,而非深圳戶籍人口有262人,占非戶籍人口樣本的374%,比戶籍人口多1倍。這一指標顯示,在深圳非戶籍人口多以低工資的流水生產線打工為主;月收入在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0-5001元的戶籍人口均較非戶籍人口比重大。而月收入在5001元以上的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大致相同,說明非戶籍人口中的高薪階層在深圳佔有一席之地。 
   
  3、從性別角度看收入 
  調查顯示,男性低收入段所佔比重比女性低,而中、高收入段男性則比女性高,這一指標與內地是相同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男性為166人,占男性總數的25.5%,即1/4,而女性為163人,占女性總數的34.3%,超過1/3;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的男性為135人,占20.8%,女性117人,占24.7%。平均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男性為101人,占15.5%,女性為56人,占11.8%;5001-8000元的男性有50人,占7.7%,女性為29人,占5.6%;8001元以上的男性也遠遠高於女性,有63人,占9.6%,而女性為27人,占5.6%。 
   
   
  4、從年齡角度看收入 
  20歲(不含20歲)以下和60歲以上年齡段的月平均收入普遍低於20--59歲各年齡段。15-19歲年齡段53個樣本中,月平均收入低於2000元的有44人,占81.7%,在5001-8000元之間有5人,占該年齡段的9.1%。60歲以上老人樣本為68人,其中月平均收入低於2000元的46人,占該年齡段的比重高達67.5%;達到或超過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60歲以上老人所佔比重為僅為25.2%。 
  在20-29歲年齡段473個樣本中,屬於低薪的打工階層占較大份額。平均月收入低於2000元的為222人,比重高達59.6%;達到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43人,僅佔11.4%,超過5000元的有53人,占14.1%。在30-59歲各年齡段,月平均收入低於2000元的比重減小,達到或超過深圳平均收入水平的比重增加,社會地位較高。 
   
   
   
  5、從學歷角度看收入 
  在深圳,學歷與收入成正向相關。即隨著學歷的提高,就業崗位好,平均月收入也隨之提高。小學及初中畢業的月收入均較低,其主要以體力勞動者居多,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中、高收入比重較大,主要從事腦力勞動或管理工作。 
  小學畢業的樣本有48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25人,佔半數以上,達51.3%,而達到深圳平均水平的僅有6人,占13.1%,月平均收入5000元以上的為零。初中畢業的樣本為196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129人,達658%,達到深圳平均水平的僅有8人,占4.0%,5001元-8000元有1人,占0.5%,而8001元以上的為7人,占3.5%。小學、初中畢業的勞動者以低收入為主體。 
  高中與職高、中專畢業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比重比小學、初中畢業的要小,而5000元以上的比重則比小學、初中畢業的大。高中與職高畢業的樣本為282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99人,占35.1%,為1/3強;5001元-8000元有26人,占91%,8001元以上的為20人,占70%,兩檔相加超過了15%。中專畢業的樣本為132人。其中在1000元以下的有31人,占23.8%,不到1/3;5001元-8000元有11人,占8.1%,8001元以上的為7人,占5.2%。 
  大專學歷的樣本為226人。其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27人,占11.8%,即僅佔一成多;而達深圳平均水平的有55人,占24.2%,接近1/4;5001元-8000元的有13人,占5.6%,8001元以上的為19人,占83%。本科學歷的樣本為198人。其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有12人,占5.9%;而達到深圳平均水平的有48人,占243%;5001元-8000元的有25人,占12.4%,8001元以上的為26人,占12.1%。即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達到了24.5%。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樣本為31人。月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而達到深圳平均水平的有13人,占41.3%,占4成;5001元-8000元的有5人,占16.1%,8001元以上的為6人,占19.3%。即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達到了35.4%。大專以上學歷者中高收入比率較高。   
  經濟資源(3)   
  上述分析結果,正是深圳多渠道、多途徑高薪引進高素質人才的體現。自1997年1月深圳啟動「每年接收萬名畢業生工程」始,深圳已引進12萬名莘莘學子。這相當內地為深圳創辦了幾十所大學。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2002年起,連續三年引進"海歸"逾千人。深圳,已成為「海歸」的首選城市之一。此外,2004年度在站博士後首次超過100名。這些學術與科研精英,分佈在39家博士後工作站。其中,企業博士後數量佔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國的十分之一。從9年前僅一名博士後,到今天的初具群體效應,深圳對「金字塔尖」高級人才的吸引力倍增。(1)這些高素質人才的引進,對深圳經濟和社會的長足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們自己也獲得了較高的經濟回報。 
   
  6、從職業角度看收入 
  除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月平均收入較高及警察、軍人收入居中等外,其餘各個職業的月平均收入均以低收入為主。 
  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的月平均收入多在深圳平均線以上,在91個樣本中,有64人月平均收入超過3000元,占70%。而高於8000元的有21人,占該階層的22.7%。低於1000元的為0。專業技術人員193個樣本中,月平均收入3001-4000元的居多,為52人,占27%,超過4000元的有81人,占42%,超過8000元的比率為103%,較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階層低。 
  警察和軍人以中等收入為主。7個樣本中,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的2人,占28.6%;在3001-4000元的4人,占571%;在4001-5000元的1人,占14.3%。 
  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樣本數為249人。低收入所佔的比重較大,低於深圳平均水平的比率較高。其中,月平均收入低於1000元的有52人,占208%;在1001-2000元之間的有74人,占29.6%;在2001-3000元的有35人,占14%。3檔合計達64.4%。而在4000元以上的為52人,占20.6%。商業工作人員的情況與辦事人員大致相同。月平均收入低於3000元的比率在66%,高於4000元的比率為227%。 
  服務性工作人員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最低。在158個樣本中,月平均收入低於1000元的有103人,占65.3%,低於3000元的比率為88.2%,高於4000元僅為3.1%。 
  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的樣本較少,僅為7人。但月平均收入較低,均在2000元以下。 
  生產工人運輸工人64個樣本中,21人月平均收入低於1000元,占32.1%,在2001-2000元的有25人,占38.4%,高於4000元的僅有5人,占7.8%。 
   
  7、各階層的收入差異分析 
  下表我們用加權平均法得出深圳各階層月平均收入。 
  列月平均收入首位的,是私營業主。我們的樣本為54人,月平均收入為6456元;位居第二的是個體戶為6131元,樣本為169人。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3年底,深圳市已有個體工商戶19.5萬戶,私營企業9萬家,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達200多萬人,他們為深圳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由於深圳戶籍門檻高,這支隊伍中有深圳戶籍者不足30萬人。由於沒有深圳戶籍,他們每年還要多次回戶籍所在地開具各種證明、證件,每年要辦理暫住證,所以許多人對深圳沒有歸宿感,這部分人才出現外流。在2004年初召開的深圳市三屆人大六次會議上,11名市人大代表聯合提出《關於降低個體私營企業人才入戶標準的議案》。建議降低個體私營企業人才隊伍的入戶標準,(1)以增強歸宿感,留住人才。 
  經理階層以月平均收入6107元排第三位,其餘為專業技術人員,月平均收入4554元,國家及社會管理者月平均收入4008元,辦事人員2755元,商業服務業勞動者2062元,工人1823元。待業失業半失業者月平均收入最低,為1757元。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工人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的月平均收入均低於深圳平均水平。 
   
   
   
  二、家庭經濟狀況 
  為了進一步瞭解深圳各階層的經濟資源擁有狀況,還必須對家庭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研究。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常用來作為反映家庭經濟狀況的主要指標。但是,搞清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十分困難,這主要是因為除了個人隱私因素外,人們的經濟收入和財政來源多元化和動態化。因此,單純用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作為反映家庭經濟狀況是不全面的。而在另一方面,經濟狀況的優劣往往反映消費水平的高低,反過來,消費水平的高低也能反映經濟狀況的優劣,還需要從消費的角度來研究家庭的經濟狀況。 
  (一)家庭收入、財產狀況分析   
  經濟資源(4)   
  1、各階層的家庭收入、財產狀況 
   
  在家庭總資產方面,私營業主54個樣本,以家庭平均總資產1524595元排第一位;第二位是個體戶,120個樣本,家庭平均總資產845959元;第三位是經理,樣本169人,家庭平均總資產694099元;其次為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家庭平均總資產667500元。專業技術人員家庭平均總資產632107元。這5個階層的家庭平均總資產均高於所有階層總的家庭平均總資產548093元的水平。低於總平均家庭總資產的有: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家庭平均總資產548093元;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家庭平均總資產458592元;辦事人員,家庭平均總資產367530元;工人家庭平均總資產為347407元處末位。 
   
   
   
  2、從戶籍角度看家庭收入、財產 
  深圳戶籍人口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總資產均低於非戶籍人口,同時低於總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和總平均家庭總資產。其原因在於,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平均總資產均較高的私營業主和個體戶多為外省市戶籍,因而拉高了非戶籍人口的家庭月收入和家庭總資產平均數。 
   
   
  3、從婚姻角度看家庭收入、財產 
  已婚有配偶的「完整」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總資產分別為2227元和650955元,與總的家庭月平均收入(2231元)持平,而高於總平均家庭總資產(598788元)。從未結婚的家庭月平均收入為2318元,高於總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家庭平均總資產為429316元,低於總平均家庭總資產。離婚未再婚(樣本19戶)、喪偶未再婚(樣本18戶)家庭月平均收入和家庭平均總資產則遠低於總平均家庭月收入和總平均家庭總資產。「完整」家庭可以產生「規模效應」。 
   
  4、從家庭規模角度看家庭收入、財產 
  家庭平均總資產呈現出隨家庭人口的增多而增加(人均家庭總資產遞減)的趨勢,但家庭月人均收入卻隨家庭人口的增多而遞減的趨勢。僅單身家庭月平均收入3929元和家庭平均總資產878352元高於總平均家庭月收入(2231元)和總平均家庭總資產(598788元)。兩口之家的家庭月平均收入為3248元,高於總平均家庭月收入,但平均家庭總資產為412135元,低於總平均家庭總資產。此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如,7口之家平均家庭總資產為916200元,家庭月平均收入為1236元。可見,家庭小型化,家庭生活質量較高。調查統計表明,深圳家庭人以3口之家和4口之家為主。在1373個樣本總體中,3口之家的樣本為475個,占34.6%,4口之家的樣本為277個,占20.2%。 
   
   
  (二)家庭消費狀況分析 
  1、各階層的家庭消費狀況 
  從總體看,家庭人均月消費1377元,超過這一平均數的有:經理階層,家庭人均月消費2120元;其次是私營業主,家庭人均月消費1477元;再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家庭人均月消費1447元。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家庭人均月消費1304元,接近總的消費平均數。其他低於消費平均數的有:辦事人員,家庭人均月消費1126元;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家庭人均月消費1111元;個體戶家庭人均月消費1088元;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和工人家庭人均月消費不到1000元,分別為902元和755元。 
   
   
   
   
   
   
  各階層的消費既有相同之處,更有不同之別。相同之處是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作為家庭生活的必需品,各階層的擁有率都挺高,最高的是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階層,三大件的擁有率達100%,最低的是工人,但也超過了70%。電話、組合音響、影碟機、空調、手機各階層的擁有量也都很高。不同之處是,各階層消費品層次分明,對下表中所列商品,工人幾乎都是擁有量最少的,當私營業主有45.5%的人擁有小轎車時,工人還無一人擁有。 
  2、不同收入群體的家庭消費 
  收入決定消費,即收入與消費成正比。收入越高,消費水平越高。從總體看,1373樣本的家庭人均月消費為1339元。在家庭人均低收入(0-799元)的394個樣本中,家庭人均月消費為423元,中低收入(800-1999元)的433個樣本中,家庭人均消費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費高出1倍多,為1007元。這兩個檔次收入的家庭人均月消費低於總體水平。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人均月消費則高於1373元的總體水平。其中,中等收入(2000-3999元)家庭人均月消費1693元,中高收入(4000-5999元)家庭人均月消費超過2000元,為2132元,高收入(6000元以上)家庭人均月消費是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月消費的1倍多,高達5007元,是低收入家庭的10倍多。   
  經濟資源(5)   
  在經濟發展已轉為需求約束型的今天,擴大消費對促進生產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斷研究社會需求的發展變化趨勢,採取有效的對策和措施,是引導生產、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一條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徑。從消費傾向上看,高收入者的消費層次最高,但消費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高,但消費層次低,消費能力有限。而中等收入者無論消費傾向還是消費層次的提高,都有相當大的空間。因此,要調整不同收入居民的結構,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 
  從收入等級看消費,與按各個階層看家庭月平均收入消費相同。80%以上的家庭購買了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70%以上的家庭購買了影碟機,電話的普及率相當高,達95.2%,手機擁有率也高達80.6%。這些家用電器成為人們家庭生活的必需品。除低收入家庭外,其他等級擁有電腦、微波爐和組合音響的家庭都超過50%。健身器的平均擁有率為10.2%,家庭購買健身器的比率隨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低收入者購買健身器的為5.8%;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有健身器的分別為10.6%、9.4%和16.1%;高收入家庭達25.6%。鋼琴的平均擁有率為7%,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家庭有鋼琴的分別為87%、91%和92%,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家庭購買鋼琴的不到5%,分別為3.65和4.4%。 
  隨著我國加入了WTO,小汽車等交通工具的價格有了較大幅度的下降,加上國家和地方出台一系列促銷措施,包辦證、包維修、「個性化車牌」等,激起了居民購買小汽車的濃厚興趣,小汽車消費走向大眾。深圳市居民購買家用小汽車快速增長,而且與收入成正比,形成新的消費浪潮。抽樣調查顯示,低收入家庭購買小汽車的占5.6%;中低收入家庭有11.7%購買了小汽車,比低收入家庭提高了6.1%;中等收入家庭購買小汽車的超過15%,達15.2%,比中低收入家庭又提高了3.5個百分點,中高收入家庭小汽車擁有率接近20%,為18.6%,高收入家庭購買小汽車的是中高收入家庭的一倍,為39.3%,已接近40%。每到夜晚,各住宅區到處停滿了私家車,停車難是各個社區的共性問題。 
  小汽車作為現代文明進步的產物,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汽車產業是拉動內需的重要環節,而且經濟發展導致汽車增長是歷史的必然。但是,隨著私人汽車的不斷增長,城市交通擁堵日趨嚴重,並造成環境質量的下降。前幾年,外國專家就認為如果對深圳的小汽車消費文化不加以正確引導的話,深圳會面臨非常嚴峻的交通堵塞問題。事實證明,在過去兩年,深圳的機動車保有量大幅度增長,2004年增加13萬輛,交通堵塞也越發嚴重。為了緩解交通堵塞問題,深圳市政府提出的「靜暢寧」工程。  
  許多人認為深圳根本就不適合發展自行車,近年來,深圳也把許多原來的自行車道改設為機動車道,新修道路也很少考慮為自行車提供便利。外國專家則認為自行車作為一種最環保、最具可持續性的交通方式,應該有其合理的發展空間。深圳很多市民正悄然實現外國專家這個的觀點(1)。近年來,深圳自行車逐步成為中低收入各階層的代步工具。調查顯示,深圳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自行車擁有率分別為48.4%、50.4%和39.2%。5個收入等級的平均擁有率也高達43.0%。 
   
  4、不同文化群體的家庭消費 
  從學歷角度分析消費,基本上是與平均月收入相關聯,並顯現出低學歷、低收入、低消費,高學歷、高收入、高消費,由低到高的變動趨勢。從總體上看,家庭人均月消費1373元,沒有學歷、小學、初中和中專畢業者的家庭人均月消費皆低於這一指標,分別為人均月消費573元、1116元、740元和1317元。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月消費高於總平均指標,本科學歷的家庭人均月消費1731元,為最高;其次是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家庭人均月消費1518元;高中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消費1509元,位居第三。 
   
  按文化程度看消費,彩電、電話已經很普及,平均擁有率達95.4%和94.5%。冰箱的平均擁有率較高,為88.9%,但沒有學歷、小學和初中畢業者的擁有率較低,分別有37.1%、25.3%和17.3%的問卷對像家庭沒有購買電冰箱,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家庭沒有冰箱分別的分別為3.2%、2.9%和2.8%。空調和手機方面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沒有學歷、小學和初中畢業者家庭使用空調的比率分別為46.8%、52.4%和58.5%,而這一指標的平均值為73.9%;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均高於平均值,分別為83%、85.5%和97.2%。手機擁有率的平均值為80.2%,沒有學歷、小學和初中畢業者分別為61.8%、68.7%和70.1%,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分別為92.6%、90.2%和100%。   
  經濟資源(6)   
  小轎車、鋼琴、攝像機、健身器、微波爐和電腦的購買率以高學歷者居多。排在小轎車購買率前3位的分別是研究生及以上309%、本科174%和大專16.2%,排在後3位的分別是沒有學歷3%、小學6.2%和中專6.8%,平均值為12.9%。鋼琴擁有率前3位分別是研究生及以上17.1%、本科11.5%、高中及職高7.1%,排在後3位的分別是小學10%、中專29%、沒有學歷3%,平均值為68%。攝像機擁有率排行前3位的分別是本科331%、研究生及以上28.0%和大專17.6%,排在後3位的分別是小學3.0%、沒有學歷13.1%和初中15.9%,平均值為20.1%。健身器擁有率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本科13.7%、大專12.5%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11.4%,排在後3位的分別是沒有學歷7.0%、初中7.5%和小學8.7%,平均值為10.5%。研究生及以上、本科和大專學歷購買微波爐的比率分別為80.1%、77%和67.9%;購買了電腦的比率為88.6%、77.5%和68.9%。 
  此外,自行車消費的前3位分別是研究生及以上57.3%、初中52.1%和小學46.6%,後3位分別是小學29.1%和大專34.3%和本科37%,平均值為42.1%。 
   
   
   
  三、對收入、財產的社會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一個公認的事實,社會上對當前收入差距存在種種評價,也有不少爭論。我們試圖通過以下四個問題的調查來折射出不同層面的人們對收入、財產的態度。 
  1、對收入差距的評價 
  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然而近年來,深深困擾政府和社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收入分配領域的兩極分化趨勢,貧富差距問題威脅著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引起人們的普遍不滿。我們問卷問及收入差距問題時,較為一致的看法是認為收入差距太大。 
  從性別看,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男性占75.5%,女性則更高,占81.6%;認為「差距適中」的男女分別為:18.1%和16.4%;認為「差距太小」的分別僅佔6.4%和2%。從年齡段、戶籍和收入角度分析,得到的結論大致相同。特別是從年齡段角度得到的信息中,60歲以上的受訪者無一例外地認為「收入差距太大」,這應與他們離退休後收入增長比在職人員慢,使其收入與在職者的差距拉大相關聯。 
  只有按文化程度角度觀點出現較大分歧。75.9%的沒有學歷者認為「收入差距適中」,認為「收入差距太大」僅佔11.1%,13%認為「差距太小」。研究生及以上認為「收入差距適中」和 「收入差距太大」者比率較為接近,各佔50.8%和43.5%,認為「差距太小」占5.7%。其他學歷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佔絕大多數。小學畢業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9.3%,是各層次中所佔比率最高的,「收入差距適中」占10.7%。初中畢業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5.1%,「收入差距適中」占5.7% ,認為「差距太小」的占9.3%。高中及職高畢業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4.8%,「收入差距適中」占22.1% ,「差距太小」的占3.2%。中專畢業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88.1%,「收入差距適中」占8.3%,「差距太小」的占3.6%。大專學歷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7.9%,「收入差距適中」占19.8%,「差距太小」的占2.3%。本科學歷者認為「收入差距太大」的占75.6%,「收入差距適中」占19% ,「收入差距太大」,「差距太小」的均占5.4%。 
   
  2、對收入差異的合理性的評價 
  儘管受訪者認為現階段我國收入差距太大,但多數人認為收入存在差距是「完全合理」或「合理」的。 
  從性別看,男性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占36.3%,「合理」的占30.3% ,「不太合理」的占22.8% ,「完全不合理」的占10.6%。女性認為「完全合理」的占23.9%,「合理」 的占32.9% ,「不太合理」的占33.8% ,「完全不合理」的占9.4%。認為「完全合理」的男性遠遠高於女性。 
  從年齡角度看,15-19歲年齡段者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僅佔0.9%,為最低指標,認為「合理」 的占59.2% ,「不太合理」的占28.9% ,「完全不合理」的占11%。20-29歲年齡段者認為「完全合理」的占358%,為最高指標,認為「合理」的占215% ,「不太合理」的占308% ,「完全不合理」的占11.8%。30-39歲年齡段者認為「完全合理」的32.1%,認為「合理」 的占33.6% ,「不太合理」的占25.3% ,「完全不合理」的占9%。40-49歲年齡段者認為「完全合理」的26.1%,認為「合理」 的占39.9% ,「不太合理」的占25.9% ,「完全不合理」的占8.9%。50-59歲年齡段者認為「完全合理」的18.6%,認為「合理」 的占41% ,「不太合理」的占34.1% ,「完全不合理」的占3.6%。60-69歲年齡段者認為「完全合理」的占30.9%,認為「合理」 的占37.3% ,「不太合理」的占191% ,「完全不合理」的占117%。   
  經濟資源(7)   
  從戶籍角度看,深圳戶籍的受訪者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293%,認為「合理」 的占273% ,「不太合理」的占34.6% ,「完全不合理」的占8.7%。外省市戶籍受訪者認為「完全合理」的30.7%,認為「合理」 的占34.4% ,「不太合理」的占24.2% ,「完全不合理」的占10.8%。 
  從文化程度看,隨著學歷的的提高,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例越高。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比率最高,達65%,說明他們對目前自己的現狀較為滿意。其次為本科,占44.1%,大專學歷有35.8%,沒有學歷者無人認為「完全合理」。相反,高達68.7%的沒有學歷者認為收入差距「不太合理」,表明他們對自己的現狀不滿。認為收入差距「不太合理」比率較高的還有中專和大專學歷,分別為35.9%和33.1%。 
  從收入等級看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率基本上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月收入1000元以下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者所佔比率為25%,月收入5001--8000元層面的比率最高,為45.7%,月收入8000元以上略低於前者,為44.5%。月收入5000元以下則比率不斷降低。 
  從職業看,私營業主、經理和個體戶認為收入差距「完全合理」的比率居前3位,分別為47.1%、41.6%、34.3%;認為收入差距「完全不合理」的比率居前3位的,分別為是工人20.6%、商業服務業勞動者14.7%和辦事人員10.2%。 
   
  3、對什麼人獲取了高收入的評價 
  這是對實然的調查。回答的情況從總體上看,以「當官的人」為首選,其餘多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而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和「有資產的人」的比率則較低,靠「吃苦耐勞」更是難以致富。這樣的選擇正是人們對我國「官本位」,「要致富,動幹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及與之相關的靠社會關係、家庭背景發財致富現狀的真實反映。下面我們從不同角度進行具體分析。 
  (1)不同性別的看法。認為「當官的人」容易獲得高收入的男性和女性都超過了50%,分別為59.4%,和65% ,女性高於男性。超過40%男性和女性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容易獲得高收入,而且女性仍高於男性比率,女性占48.4%,男性占43%。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接近40%,女性占40.7%,男性占39.8%。41.7%男性認為「有資產的人」會獲得高收入。認為「有社會關係的人」男性占362%,女性占346%。超過30%男性和女性認為「家庭背景硬的人」容易獲得高收入。選擇「膽大敢幹的人」的男性有123%,女性121%。認為「吃苦耐勞的人」能獲得高收入的為數不多,男性僅佔3.6%,女性占10.7%。 
  (2)不同年齡的看法。15-19歲年齡段者比較認同文化、技術和官職能獲得高收入,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容易獲得高收入的占57.1%,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占56.2% ,「當官的人」占53.4% ,「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會關係的人」分別占38.7%和31.9%。而選擇「膽大敢幹的人」的占19.4%,「吃苦耐勞的人」占13.8%。 
  20-29歲年齡段首選「當官的人」占48.5%,「官本位」意識開始增強。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的比率僅低於前者,達485%,「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占41.9% ,「有社會關係的人」、「有資產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選擇率都超過30%。而選擇「膽大敢幹的人」的占104%,「吃苦耐勞的人」占10.8%。占30.8% ,占118%。 
  30-39歲年齡段把「當官的人」提高到67.1%,其他超過30%的選項為「有技術專長的人」46.2%,「有資產的人」 35.7%、「有文化有學歷的人」34.2%,和「家庭背景硬的人」31.4%,選擇「膽大敢幹的人」的占11.8%,「吃苦耐勞的人」占3.6%。 
  40-49歲年齡段者選「當官的人」高達79.1%,其他依次為「有技術專長的人」37%,「有資產的人」 361%,「有社會關係的人」35.6%,「有文化有學歷的人」342%,「家庭背景硬的人」282%,選擇「膽大敢幹的人」的占11.6%,「吃苦耐勞的人」占4.8%。 
  50-59歲年齡段「當官的人」的選擇率仍達到65.7%,「有文化有學歷的人」43.6%,「有技術專長的人」41.9%,「有資產的人」41%,「腦子聰明的人」34.3%,選擇「膽大敢幹的人」占23.6%,「吃苦耐勞的人」占38%。 
  60-69歲年齡段「當官的人」選擇率達到100%,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也高達64.1%,此外,「家庭背景硬的人」35%,「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腦子聰明的人」29.1%,選擇「膽大敢幹的人」和「吃苦耐勞的人」均占12%。退休後人們對「官本位」、「社會關係」和「家庭背景」能獲得「高收入」看得更清楚。   
  經濟資源(8)   
  (3)不同戶籍的看法。69%的深圳戶籍受訪者認為「當官的人」與高收入相關,外省戶籍占58.1%。戶籍和非戶籍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分別為478%和44.2%,「有文化有學歷的人」37.2%和40%。「有資產的人」 36.4%和34.1%。「家庭背景硬的人」324%和313%。「膽大敢幹的人」的選擇是12.8%和11.8%。認同「吃苦耐勞的人」占5.6%和7.8%。 
  (4)不同文化程度的看法。特點是,選「當官的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都較高。 
  沒有學歷者選「當官的人」高達90.6%,「有資產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占75%,其他選擇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26.6%,「有技術專長的人」和「膽大敢幹的人」為4.7%。 
  中專、高中以下學歷的受訪者除將「當官的人」作為首選之外,多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放在第二位,再次是「有技術專長的人」,體現了低文化者對知識和技術的渴求。 
  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對「官本位」可獲得高收入的認同的比率較低學歷的更高。分別為56.9%、69.5%和82.9%。「有資產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都被認為是容易獲得高收入的。相反,他們對「有文化有學歷的人」選擇的比率遠低於中專、高中以下學歷,分別為33.9%、19.8%和28%。對於「膽大敢幹的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選擇高達47.6%,此外還有大專學歷為19.1%,初中畢業者11.7%,其餘均低於10%。「吃苦耐勞的人」僅小學畢業者選擇超過10%,為19.9%,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更無人選擇。 
  (5)不同收入段的看法。認為容易獲得高收入除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者選擇「當官的人」低於50%外,其餘各檔次都高於50%,收入在5001--8000元之間的達78.6%,月收入3001-4000元為71.8%,月收入1001-2000元為69.8%。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也有593%。其他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排第二位。選擇「有資產的人」比率隨月收入的提高而依次提高。而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的中低收入者比率較高收入者要高些。此外,認為「有社會關係的人」以4001-5000元檔次較高,為43.1%,「家庭背景硬的人」在月收入3001-4000元比率大,為46.7%,月收入2001-3000元選擇「膽大敢幹的人」占20.2%,比其他檔次高。「吃苦耐勞的人」僅月收入1000元以下選擇超過10%,占10.2%。 
  (6)不同職業的看法。身為國家幹部的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僅有337%認同官本位是容易獲得高收入,而是看中社會關係、家庭背景和資產。如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占74.7% ,「家庭背景硬的人」占66.3% ,「有技術專長的人」占50.6% ,「有資產的人」占41%。「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和「腦子聰明的人」 更無人選擇。 
  經理們好像更傾向於官本位、技術、社會關係和學歷能得到高收入,而資產排在之後。比率分別為66%、51.1%、38.4%、35.2%和29.3%。 
  私營業主認為技術比當官更能聚集財富。比率排序較前面的主要如下:「有技術專長的人」占61.6%、「當官的人」52.9%、「有資產的人」43.4%、「有社會關係的人」占39.9%。選擇「吃苦耐勞的人」僅佔1.9%。 
  個體戶的選擇主要側重在「有文化有學歷的人」58.4%,「當官的人」50.4%,「有技術專長的人」占49.6%、「有資產的人」39%、「有社會關係的人」占34.1%。選擇「吃苦耐勞的人」9.8%。 
  工人、商業服務業勞動者、辦事人員和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選擇大致相同,依次為「當官的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 、「有資產的人」和「有社會關係的人」等等。專業技術人員把技術致富放在「當官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資產的人」之後,列第五位。 
  4、對應該什麼人獲得高收入的評價 
  這是對應然的調查。近年來,隨著我國懲治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各省市貪官污吏不斷下馬。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隨後召開的中央紀委四次全會,更具體地強調了反腐敗能力建設的重要性。中央已經明確指出了2005年反腐鬥爭的方向:以解決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為重點,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抓緊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這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人心所向。所以,當我們問及「哪些人該獲得高收入」時,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有技術專長的人」 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如果人們認為實際上最容易獲得高收入的群體與人們理想中認為應該獲得高收入的群體兩者之間相互吻合,就說明人們對社會上現實存在的收入差距的不滿程度較低;相反,如果人們認為實然與應然兩者之間不吻合,則說明人們對社會現實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滿。從深圳的答案中可見應然與實然是基本一致的。   
  經濟資源(9)   
  (1)不同性別的觀點。超過70%的男性和女性認為「獲得高收入」的應該是「有技術專長的人」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其中,男性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達785%,女性更高達798%,而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 男性占715%,女性達779%。此外,492%的女性「吃苦耐勞的人」應該獲得高收入,318%男性認為「有資產的人」應獲得高收入。超過30%的男性和女性選擇了「腦子聰明的人」。而認為「當官的人」 應獲得高收入的男性和女性均未超過20%,男性為198%,女性為157%,「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會關係的人」則不超過10%。從年齡角度看,除60-69歲年齡段以外,各年齡段都比較崇尚技術和文化,認為應該「獲得高收入」。15-19歲年齡段862%首選「有文化有學歷的人」,723%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此外,選擇「吃苦耐勞的人」占576%,「腦子聰明的人」286%,「膽大敢幹的人」277%。而「當官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會關係的人」分別占97%、97%和83%。 
  (2)不同年齡段的觀點。20-29歲年齡段首選「有技術專長的人」,占83%;其次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占738%;其他則與上一個年齡段相同,分別為「吃苦耐勞的人」占458%,「腦子聰明的人」281%,「膽大敢幹的人」233%。而「當官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和「有社會關係的人」分別占155%、42%和112%。 
  30-39歲年齡段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比率接近,分別為796%和775%。排在第三位的是「腦子聰明的人」占37%,其後是「吃苦耐勞的人」,占304%,「有資產的人」257%,「膽大敢幹的人」的占118%,選擇「當官的人」僅為157%,而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分別為83%和59% 
  40-49歲年齡段者超過70%的人認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應該獲得高收入。其後是「腦子聰明的人」和「吃苦耐勞的人」,占387%和327%。這個年齡段認為「有資產的人」可獲得高收入的比率提高到304%,「當官的人」提高到261%,「有社會關係的人」 78%,「家庭背景硬的人」71 %。 
  50-59歲年齡段認同「有技術專長的人」的占795%,「有文化有學歷的人」615%,「吃苦耐勞的人」和「有資產的人」占388%,選擇「當官的人」的比率提高到36 5%,而認為認為「腦子聰明的人」應該獲得高收入的為253%,選擇「膽大敢幹的人」占114%,「家庭背景硬的人」 占76 %,「有社會關係的人」低至16%。 
  60-69歲年齡段把技術看得最重要,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高達82%,「吃苦耐勞的人」47%,「腦子聰明的人」和「有資產的人」占41%,「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占41%,這個年齡段選擇「當官的人」是僅高於15-19歲年齡段,為12%,此外,無人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 
  (3)不同戶籍的觀點。811%和758%的深圳戶籍受訪者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 應該獲得高收入。外省戶籍這兩項分別為781%和736%。選擇「吃苦耐勞的人」 非戶籍占399%,戶籍占358%。「腦子聰明的人」占的比率戶籍和非戶籍分別為333%和327%。「有資產的人」占的比率為242%和208%。選擇「當官的人」 分別為185%和174%。而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均低於10%。從文化程度看。選擇「有技術專長的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比率均較高,此外是「腦子聰明的人」和「吃苦耐勞的人」。而選「當官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都較低。 
  (4)不同文化程度的觀點。與其他學歷者不同的是「沒有學歷者」選「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高達672%,「當官的人」為606%,「有資產的人」比率是557%,選擇「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僅為394%,「吃苦耐勞的人」279%,「有技術專長的人」229%,「腦子聰明的人」115%。「膽大敢幹的人」更無人選擇。 
  小學文化者首肯「有文化有學歷的人」,占815%,其次是「有技術專長的人」比率為585%,「腦子聰明的人」525% ,「吃苦耐勞的人」443%。而選擇「當官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均低於10%。 
  中專、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80%以上的人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應有高收入,其次是「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比率超過60%。至於「吃苦耐勞的人」除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低於20%外,其餘都高於35%。532%的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認為「資產」與收入應成正向相關。中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選擇「腦子聰明的人」超過1/3。初中、高中及職高的選擇排前列的主要為「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吃苦耐勞的人」、「腦子聰明的人」等。   
  經濟資源(10)   
  (5)不同收入段的看法。從收入等級看。各收入檔次的選擇集中於「有技術專長的人」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選擇「吃苦耐勞的人」、「腦子聰明的人」和「有資產的人」的比率較「當官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高。 
  (6)不同職業的看法。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選擇較為分散。59%的人首選「有技術專長的人」,而「有資產的人」、「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比率均為494%。「有文化有學歷的人」337%。「當官的人」84%,「膽大敢幹的人」無人選擇。 
  其他階層認為「有技術專長的人」應該收入高的比率最高。超過80%的為:辦事人員占892%,經理883%,技術人員852%,工人826%;比率最低的是個體戶占586%。「有文化有學歷的人」的比率排第二位,其中,待業失業半失業者比率為817%,其他階層在65%--80%之間。此外,選擇「吃苦耐勞的人」、「腦子聰明的人」比率相對較高。選擇「當官的人」以私營業主為最高,為452%。而選擇「有社會關係的人」和「家庭背景硬的人」的比率較小,基本上在10%以下。   
  文化資源狀況(1)   
  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文化(技術)資源的重要性在近十幾年來上升很快,它在決定人們的社會階層位置時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資源。因此,有必要對深圳各階層文化資源的擁有狀況進行探討。 
  一、 多角度對各階層文化程度的透視 
  1、從性別看文化程度 
  男性高學歷者較女性比率高,即男性文化程度較女性高。樣本中,男性本科學歷占19%,研究生及以上佔46%,女性分別為10%和09%。除中專和沒有學歷外,大專以下文化程度女性比率均比男性高。 
  2、從年齡看文化程度 
  15-19歲年齡段初中文化占521%,高中及職高占341%,中專占138%。 
  20-29歲年齡段以高中及職高文化者居多,占37%;其次為大專,占214%;中專和初中分別為194%,和128%,本科占62%,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僅佔04%。沒有學歷的占11%。 
  30-39歲年齡段仍以高中及職高文化為第一位,占243%,但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所佔比例大大提高,分別為223%和47%。沒有學歷的僅佔02%。 
  40-49歲年齡段文化程度普遍較30-39歲年齡段低,以大專人數居多,占243%,其次是高中及職高239%,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分別為145%和32 %,沒有學歷的占13%。 
  50-59歲年齡段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是各個年齡段中較高的,分別占248%和82%,初中、高中及職高、大專分別為232 %、205 %和15%。 
  60-69歲年齡段本科學歷者最多,高達701%,小學文化者占12%。大專、高中及職高和沒有學歷者均占6%。 
  3、從戶籍角度看文化程度 
  深圳戶籍人口高學歷者較外省戶籍為高。其中,戶籍和非戶籍研究生及以上比率分別為52%和13%,本科分別為175%和135%,大專比率為274%和136%。中專、高中及職高以下學歷者,以外省戶籍為比率居高。戶籍和非戶籍中專的比率為63%、149%;高中及職高259%、305%;初中129%、196%;小學38%、69%;沒有學歷者為1%、06%。 
  4、從收入等級看文化程度 
  隨著月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程度也隨之提高,就是說,收入較高者的學歷也較高。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僅佔02%,大專學歷者占56%,高中及職高和初中畢業分別為338%和435%。小學畢業的占69%。 
  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的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比率為08%,本科為105%,大專畢業286%,高中及職高、初中、小學的比率較收入1000元以下者低。 
  月平均收入在深圳平均水平以上的,以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居多比率超過50%。如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間的,大專、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者分別占264%、333%和71%初中和小學的比率則分別為12%和1%。 
  5、從職業看文化程度 
  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的學歷較高,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84%,本科占494%,大專占422%。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77%,本科占45%,大專占274%。經理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77%,本科占287%,大專占198%。私營業主以大專和高中及職高文化為主,分別為415%和254%,本科占164%,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37%。個體戶的文化程度偏低,其中,初中文化占438%,小學文化占203%;大專和本科占65%和98%。辦事人員中,大專和高中及職高各佔338%和34%。工人、待業失業半失業者中,初中和高中及職高文化為主。有47%和53%的大專和本科學歷者處於待業失業半失業狀態。有16%的本科畢業生在工人崗位。商業服務業勞動者392%是職高畢業,初中畢業的比率也高達271%,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比率為47%和09%。 
   
   
  二、多角度對各階層受教育年限的透視 
  1、從職業看受教育年限 
  國家及社會管理者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年限最高,達147年。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平均為146年。經理平均讀書年限為138年。私營業主和辦事人員平均讀書年限為127年。工人、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平均讀書111和113年。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3年。私營業主受教育得年限最短,為96年。 
  2、從性別看受教育年限 
  男性的讀書年限比女性略高,即男性為平均124年,女性為118年。 
  3、從年齡看受教育年限   
  文化資源狀況(2)   
  15-19歲年齡段平均讀書102年,20-29歲年齡段為124年,30-39歲年齡段12年,40-49歲年齡段116年,50-59歲年齡段128年,60-69歲年齡段146年。 
  4、從戶籍角度看受教育年限 
  深圳戶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外省戶籍長。戶籍人口平均讀書127年,非戶籍者平均讀書為118年。 
  5、從文化程度看受教育年限 
  沒有學歷者平均讀書42年,小學畢業者為56年,初中畢業為87年,高中及職高文化程度者為118年,中專畢業為128年,大專為142年,本科為157年,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為175年。 
  6、從收入等級看受教育年限 
  基本上是隨著月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受教育年限也越高。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3年,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的為121年,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間的為137年,月平均收入在4001-5000元之間的為148年,月平均收入在5001-8000元之間的為138年,月平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為132年。   
  組織資源狀況(1)   
  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在中國的社會分層中,組織資源有其特殊的意義。擁有較多的組織資源有利於個人乃至整個階層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流動和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測量組織資源擁有量極為複雜,我們用各階層擁有的職務級別情況和政治面貌情況來揭示各階層的政治分層情況。 
  一、各社會階層所擁有的職務級別 
  從性別看,男性在最高級和中級職位的比率高於女性,而處於基層管理崗位或無管理職位的以女性略高。具體看,男性和女性在最高級職位的比率分別為123%和09%;中級職位的比率為225%和154%;基層管理崗位212%和281%;無管理職位44%和556%。 
  從年齡看,15-19歲年齡段處於中級職位和無管理職位各5人,占50%。20-29歲年齡段處於無管理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者居多,分別占632%和198%。處於最高級和中級職位的比率為66%和104%。30-39歲年齡段處於無管理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者比率仍較高,但處於最高級和中級職位的比率有所提高。分別占403%、302%、76%和219%。40-49歲年齡段最高級和中級職位的比率進一步提高,擔任最高管理職位的超過10%,為107%,中級管理職位的比率為27%。50-59歲年齡段最高級和中級職位比率最高,分別達到149%和373%。60-69歲年齡段在管理職位中,以中級職位為主,比率為493%,無管理職位的達406%。 
  從戶籍角度看,深圳戶籍人口中級職位和無管理職位者比率較高,而外省戶籍則以最高管理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者居多。戶籍和非戶籍者最高管理職位、中級職位、基層管理職位無管理職位分別為68%、84%;22%、178%;207%、262%;505%和477%。從收入等級看。基本上是月平均收入與職位相對應。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無管理職位的占79%,基層管理職位佔113%,最高管理職位佔81% ,中級職位佔17%。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之間的無管理職位比率較月收入1000元以下有所降低,而中級職位比率提高。月平均收入在2001-3000元之間的最高管理職位和中級職位比率超過了10%,最高管理職位佔111% ,中級職位佔123%,基層管理職位佔233%,無管理職位為533%。月平均收入在3001-4000元之間的中級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所佔比率較高,分別為372%和299%。月平均收入在8000元以上最高管理職位比率高達265%,中級職位為382%,基層管理職位佔19%,而無管理職位的僅為162%。 
  從文化程度總體看,隨著學歷的提高,處於無管理職位的比率降低,而處於中級職位的比率提高。分別地看,沒有學歷者2人均處於無管理職位。小學畢業者處於無管理職位者占699%,中級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各佔15%。初中畢業處於無管理職位的較前者降低為475%,基層管理職位佔285%,最高管理職位比率為18%,中級職位佔6%。高中及職高文化程度者處於無管理職位為579%,基層管理職位和中級職位各佔197%和173%,最高管理職位為102%。本科處於中級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超過30%,分別為347%和367%,高管理職位為63%,而無管理職位的僅為224%。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有管理崗位的佔絕大多數。處於最高管理職位達168%、中級職位399%、基層管理職位為236%,無管理職位的不到20%,僅佔197%。 
  從職業看,國家及社會管理者10個樣本中,8人在中級管理職位,占797%,2人在基層管理職位,占203%。經理職位多處於中級和基層管理職位,分別占806%和148%。最高管理職位者占46%。私營業主自己做老闆,在最高管理職位的占667%,在中級職位的占248%,在基層管理職位的占64%,而無管理職位的僅佔21%。個體戶的情況與私營業主大致相同。在專業技術人員中,無管理職位和基層管理職位佔多數,分別為553%和357%,中級管理職位佔89%。辦事人員與專業技術人員的情況相同。工人、商業服務業勞動者無管理職位者比率最高,分別占931%和793%。高中級管理職位所佔比率較小。 
   
  二、各社會階層的政治面目情況 
  政治面貌指的是各階層中黨團員所佔比例。從性別看,男性是中共黨員和入過團的比率均較女性高,男性黨員占249%,女性僅為53%;入過團的男性占771%,女性為701%。 
  從年齡看,15-19歲年齡段沒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有433%加入了共青團。60-69歲年齡段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占6%,入過團的占53%,從總體看所比率均較20-59歲各年齡段低。20-59歲各年齡段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比率不斷上升,而入過團的比率逐級下降。   
  組織資源狀況(2)   
  從戶籍角度看,深圳戶籍人口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比率為232%,比外省市戶籍人口高出近12個百分點。曾經入過團的深圳戶籍人口占773%,外省市戶籍人口為725%,仍較戶籍人口低。 
  從收入看,加入中國共產黨和曾經加入共青團的比率以月收入4001-5000元最高,兩端則逐級下降。其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比率為373%,曾經加入共青團的比率為948%。 
  從文化程度看,大專及以上學歷者中共黨員比例較其他文化程度者高。研究生及以上學歷中共黨員的比率高達812%,本科學歷為333%,大專學歷為204%。初中文化程度者黨員比例最低,僅為25%,高中與職高畢業的黨員比率為77%,小學畢業的占82%,列後3位。曾經加入共青團的比率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長,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比例均高達90%以上。 
  從職業看,國家及社會管理者黨員和曾經加入共青團的比率都排在第一位,分別為91 6%和100%,遠遠高於其他階層,這與中國共產黨十分注意幹部隊伍的建設,不僅各級領導幹部的選拔以中共黨員為第一資格的要求有關;專業技術人員分別以27%和884%居第二,說明執政黨比較重視從專業技術人員中提拔幹部和發展黨團員;經理階層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占26 9%,居第三。在私營業主和個體戶中,黨員比例較低分別為167%和82%。工人中,沒有黨員;商業服務業勞動者也僅有1%是黨員。但他們中,絕大多數曾經是團員。這表明,工人階層的政治地位下降,與黨的關係疏遠。美國社會學家撒列尼曾經說:自50年代早期開始,黨員中的非體力勞動者迅速增加,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皆如此,工人階級黨員則呈下降趨勢(1) 。中國的情況是如此,深圳的情況也是如此。     
  第六章 深圳的社會職業聲望   
  有關文獻及啟發(1)   
  國外關於職業聲望最早的實證研究是美國的社會學者康茲在一九二五年所進行的職業聲望調查。中國職業聲望研究起步較晚,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群體的逐漸分化,對職業聲望的實證研究從西方引進中國。從1983年起,從學者的角度研究職業聲望評價,有文獻記載的不下十餘個1。從新聞的角度對職業聲望地區局部性的調查報道,近些年隨時可見。從研究的範圍和內容看,人們努力在職業聲望的研究觀點上有所證明、突破。但是,所有的調查——無論是最早的還是現今的調查,無論是發達富裕地區還是不發達貧困地區的調查,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的調查均證明,對職業聲望的評價均有極高的一致性,相關係數均非常高。原因何在? 
  對於這一現象,國外學者們給出過一些研究、解釋,不僅發現本土不同群體的職業聲望評價有很高的一致性,而且不同國家的職業聲望評價也具有很高的相關性。早在1956年,英格士和羅西(Inkeles & Rossi,1956 )比較不同文化、地區、背景的6個工業化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新西蘭、蘇聯的職業聲望評價研究結果,顯示這6個國家職業聲望評價的相關係數是094-053,都具有高度的相關性。1966年,何奇等人(Hodge,1966 )以美國1963年作的職業聲望調查與其他23個國家比較,發現美國的職業聲望評價與其他23個國家極其相似,相關係數為083。英格士和羅西及何奇均認為,在工業社會中,由於社會結構相似,雖然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但是由於工業社會的功能作用大致相同,導致類似的職業分類和職業聲望。對於這一結論,國際著名社會學家、職業聲望研究專家杜門(Treiman,1977)對世界上眾多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不同國家,無論男人、女人,老年人或年輕人,無論文化高低,無論從事什麼職業,對職業聲望的評價均有很大的相似性。那麼,為什麼性質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職業聲望的評價會有較高的相關或較高的一致性呢?杜門從結構功能的理論角度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釋,即認為職業聲望次序的排列,是由於社會結構本身的組織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決定的,也就是說,雖然職業聲望評價是一種主觀的評價,但是制約評價其位次高低的是社會結構與功能。 
  對此國內學者李強提出不同的見解,認為杜門對於職業聲望評價一致性的結構功能解釋,不足以說明中國職業評價上的現象。「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由於社會處於急劇的轉型時期,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出現分裂,幾種截然相反社會評價體系共存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此種價值觀的分裂,反映在職業聲望的評價上,就是不同群體的評分產生重大分歧,確有人選擇的是兩極性指標。由於職業評價用的是綜合分,也就相當於(均值),結果掩蓋了兩極型指標的巨大差異」(李強,2000)。李強的分析給我們的啟示是對職業聲望的評價僅看相關係數是不夠的,差異性受各種自身因素的影響,表現在不同的主觀認同方面。如果說杜門等結構功能說強調的是社會客觀因素對職業聲望評價一致性的影響,而李強強調的是主觀評價對職業聲望差異性的影響的話,那麼給我們的是一種解讀職業聲望評價的方法,即我們既要看到工業化進程中社會結構、功能變化帶來的一致性影響,又要看到受各自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反映出的差異性。 
  受其啟發,我們在深圳的職業聲望評價的調查(結果分析見下 
  文)中發現,如果按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之分,很容易得出各職業聲望評價一致性或相關性極高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對權利資源含量與經濟資源含量、知識資源含量作相對性分析(就是在分析職業聲望排序量表時,將其平均分成前後兩大部分。在前部分的前或後,或在後部分的前或後。如:工商稅務人員職業,在國內的一些調查中均排在前部分,但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前面,有的排在前一部分的後面),以及做實用性、自身條件、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分析,我們會發現職業聲望評價的差異性。所以,不能簡單的用相關係數的均值看職業聲望評價的一致性或相關性。 
  深圳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新型移民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使深圳人對知識、技術含量高的職業越發重視。同時在市場經濟日益得到發展的情況下,人們的經驗告訴世人,深圳人只注重經濟,重經商,而輕權利,輕行政。反映在人們對職業聲望的評價上,人們可能更加注重經濟資源含量高或與之相關的職業,而輕權利資源含量高或與之相關的職業。我們的調查分析得出相反的結論,其結果與北京的職業評價調查(李強,1998年)存在明顯差異。這一現象可能反映了新型移民城市,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特點。   
  有關文獻及啟發(2)   
  本文所依據的數據,來自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課題組主持的在全國進行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抽樣調查中有關深圳職業聲望評價的內容。在深圳的抽樣調查對像1000人,有效問卷909個。男性占482%,女性占518%。年齡15-19歲占92%,20-29歲占218%,30-39歲占363%,40-49歲占170%,50-59歲占71%,60-69歲占87%。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占246%,高中\中專\中技占373%,大專以上佔381%。本次問卷以81個主要職業作為測量指標,以「小學教師」作為參照職業。 
  本次調查於2001年6-9月在深圳特區內進行,採取二級抽樣的方法,先對特區內4個區的277個居委會採取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出31個居委會;再將這31個居委會的所有住戶資料收集起來,以等距抽樣方法共抽出1500個住戶作為調查對象。調查採取調查員入戶訪問的方式。最後得到了909份有效問卷。職業聲望研究的目標是對81個職業做總體排序。全部職業排序T分數的主要計算步驟是: 
  1根據被調查者對每一部分問卷中的11個職業的排序,由高到低分別賦予1-11分。 
  2計算每一個職業在該組中的排序平均得分,並依此對8組職業分別進行排序。 
  3分別以各個組"小學教師"的平均分為參照,對各組其餘的10個職業序列平均分進行標準化(其中的就是每一組的"小學教師"的平均分)。 
  481種職業標準化得分的取值在-1646-4646之間,其中"小學教師"是"0"分,將兩個端點的標準化取值分別賦予90分和10分,根據線性方程:Y = K*X + B,對各職業的標準化取值進行線性轉換,得到每一種職業的T分值。 
  581個職業的T分值就是職業排序的基礎分值,以此對本次調查的職業進行排序。本文中的職業得分及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的職業評價比較的計算均如此。   
  職業聲望評價的基本特點   
  調查顯示,得分較高的職業多為權力在握的政府官員和需要接受長時間專門訓練的職業,得分較低的職業則集中在一些沒有多少專業知識只需憑體力就能勝任的工作。 
  一、基本特點 
  1、從事腦力勞動的職業受寵 
  從調查排序表看,排名在前半部分的職業基本屬於從事腦力勞動的職業。這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腦體倒掛」已經得到糾正。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腦體倒掛」現象,不僅說明當時的社會物質資源尤其是金錢的佔有更多地傾向於一些知識和技術含量較低的體力勞動職業,如個體戶等,而且也反映了人們對腦力勞動價值的懷疑和否定。 
  2、對於官員評價高 
  排在前10位的職業中有6個是屬於有官位的職業:中學校長、國營企業廠長、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長、市長、政府機關局長。如果從排在前30位統計,有18個權力含量高的職業。其中有15個是屬於有職位的職業,其他是屬於沒有職位的職業,如:政府機關辦事員、工商稅務人員、機關政工幹部、警察。國內一些相關調查對工商稅務人員評價不高,基本排在前半部分的最後,而深圳工商稅務人員排名靠前,在前第19位。說明以權力或特權為基礎的官本位制有著極為深廣的滲透力 
  3、重知識、技術的含量 
  大學教授、科學家、工程師、作家排在前10名。從中可看到,高知識、高技術、高教育的職業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職業的社會聲望均較高。 
  4、政府、國家所有制單位的職業聲望高 
  從行業所有制性質看,政府、國家所有制單位的職業聲望高。如國營企業廠長職業聲望最高,其次排序是:外資企業經理、集體企業廠長、私人企業老闆,前後相差34位。再以電工職業為例,排序為:國營企業的電工、外資企業的電工、私營企業的電工。而政府機構的領導則遠比市民主黨派負責人、企業工會主席職業聲望高。政府機關的辦事員的職業聲望位置與企業技術員的職業聲望位置相比,也相差19位;並且,機關單位小轎車司機也比出租小汽車司機排名靠前。人們對政府、國有企業職業評價高,可能是對我們黨和政府及國家所有制單位仍擁有絕對地位和權力的一種反映。 
  5、對經濟收入可觀的職業聲望評價高 
  建築隊包工頭、企業採購員、個體運輸專業戶、養殖專業戶職業評價高。人們並沒有因為這些經營者過多地追求經濟收益的不良行為而做出職業聲望的低評價。 
  6、對工人、農民職業聲望評價低。 
  對清潔工、紡織工人、種田農民的評價,沒有因為職業的崇高和純樸而提高職業聲望,工人的職業聲望在直線下降。這一點與北京市民有所不同(參見李強,2000)。 
  二、對基本特點的深層分析 
  從以上的總體職業聲望評價的基本特點,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新型移民城市的深圳經濟特區,職業聲望評價顯現出很強的工具理性及現代意識:一是認同職業的等級劃分。職業聲望評價與職業的權力、收入、聲望、教育資源的分佈及社會地位分配成正比。二是重市場化因素,而輕道德評價。只要是符合市場需要的職業,職業聲望評價就高。不會因為職業形象的社會刻板印象——高低貴賤、好壞、善惡等而影響職業聲望的地位評價。三是非常務實,而非理想化。權力、收入、教育資源較多、與自己需要密切相關的職業聲望評價就高,如出現中學校長排在第一的現象(深圳好的中學少,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大多數人的子女進教育質量好一些的中學不容易,而這關係到孩子的高考升學機會,自然中學校長職業聲望的排名在大學教授、科學家等之先)。國務院總理的職業離尋常百姓的比較遠,所以排名相對比較靠後。四是重視權力和法的結合。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長在官員中排名在前。一方面說明法律規範的作用在逐漸被世人接受,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現階段權力和法的結合作用對社會仍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見表 100)。 
  從差異性看,深圳人對權力資源含量大的職業聲望評價存在明顯差異。如: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長、市長、政府機關局長、縣委書記、國務院部長,標準差與平均數接近或超過平均數,說明人們對其職業評價所持的態度存在明顯的差異。其現象也反映出對黨政領導有權力職業的價值評價標準上的差異。可能有些人從道德評價的角度,對於權力行使中的不良現象反感而給予較低的分值;有些人可能從社會價值的角度,因為這些職業的高獲益或者對於社會管理的重要性而打高分。但從總體分值看,權力含量高的以及相關的職業聲望評價排名靠前。   
  不同社會群體職業聲望評價的比較(1)   
   
  我們從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的角度,對職業評價做進一步觀察,以分析不同群體在社會職業評價存在的共性及差異。 
  一、不同性別群體的比較 
  不同性別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與國內比,北京市民不同性別的職業聲望評價相關係數為0972,高度相關(李強,2000)。國際上的有關研究也是高度相關:美國為098,丹麥為099,菲律賓和贊比亞均為098(Treiman,1977)。與國內外「男/女」相關係數比較,深圳的「男/女」相關係數相對低。但0896的相關係數也屬於相關性高的範圍,處在001顯著水平上,可見不同性別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 
  深圳「男/女」職業聲望評價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差異:一是性別角色模式對「男/女」職業評價的影響。男性對工程師、飛機駕駛員、報社記者、體育運動員、電工、企業採購員、推銷員等職業的評價遠遠高於女性的評價。而女性對機關政工幹部、中學教師、醫生、護士、居委會主任、公共汽車售票員、賓館服務員、圖書管理員、商店營業員等職業的評價大大高於男性的評價。儘管深圳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但並沒有根本轉換其從事的職業類型的傳統模式。傳統的性別角色心理和職業取向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當然,女性的解放和社會的發展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要表現在職業取向的根本轉換上;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女性能夠更多地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嘗試更多的職業,並且獲得更大的成就,顯然她們選擇的視野會更加開闊。二是社會期望角色模式的影響。女性更容易受社會期望角色模式的影響。男性的評價將中學校長排名第1位,而女性將其排名第6位;男性的評價將縣委書記排名第4位,而女性則排名第17位;女性將科學家排名第1位,而男性則排名第8位;女性將國務院部長排名第5位,而男性則排名第21位等。這些均反映男性的職業評價更接近現實,而女性的職業評價更多受到社會期望角色模式的影響。三是權力、權威的客觀性影響。對現實中有權力的職業,如政府機關的局長、工商稅務人員、警察、企業工會主席等,女性的評價高於男性。女性可能認為這樣的職業更具有權威性。 
  從「男/女」評價顯示的差異性看,男性群體內的差異性大,平均數超過或接近標準差的比女性群體多,也就是說女性對職業聲望評價的一致性比男性群體更高一些。女性主要對國務院部長、市長、法院院長、市人大主任職業聲望評價存在明顯差異。男性主要對市人大主任、縣委書記、科學家、市長、政府機關局長、國務院部長存在明顯差異。 
  二、不同年齡群體的比較 
  Pearson相關係數是0893, 在α=001顯著水平上,不同年齡段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為了便於比較,我們將不同年齡群體分為16-35歲和36歲以上兩個年齡段,前者為青少年、青年,後者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兩個年齡段比較發現,職業評價排位差異比較明顯,只有4個職業排位相同,其他均存在差異。差異在10位以上的有20個職業,在5位以上的有38個職業。 
  從職業評價的「年齡」差異看,比較突出的有如下特點:一是35歲以下組比較注重權力的法律因素。現代社會的管理講究法的至高無上,年輕群體法律意識相對比較強。如法院院長、市人大主任的職業評價排在2、3名,均高出36歲以上組。顯示年輕群體更多重視社會的法律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逐漸在認識和接受法制的作用。二是35歲以下組相對輕教育職業。如科學家排名第一,但是大學教授、大學教師、中學教師、小學教師及幼兒園教師職業評價評分均遠遠低於36歲以上組。說明教育事業對年輕群體的吸引力較弱。三是35歲以下組比較重視行政職業和專業技術職業,如行政機關科長、政府機關辦事員、機關政工幹部,以及工程師、企業技術員等職業,其評分均高於36歲以上群體。四是35歲以下組比較重視新興的職業,如服裝設計師、電視台主持、服裝模特、保險公司業務員等。這說明對於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興行業,年輕群體接受力較強。五是倒數看職業評價評分,對傳統意義上政治地位、經濟待遇比較好的工種,35歲以下的群體打分更低,如車工、紡織工人、清潔工、印刷工人、礦工、建築工人等。這一類的職業聲望會出現進一步下滑的可能。 
  從不同年齡群體的職業評價差異看,年輕群體對職業的評價首先反映了現代社會更加重視社會法律權利;其次重視與權力、技術相關的職業,而輕視與從事教育事業相關的職業;再次,更加重視新興職業,而輕視傳統意義有價值的職業。這一切均說明年輕群體對時代脈搏更加敏感。   
  不同社會群體職業聲望評價的比較(2)   
  從不同年齡群體職業聲望評價的差異看,16-35歲群體比36-69歲群體更趨於一致。16-35歲群體對科學家、市人大主任、市長、縣委書記、政府機關局長、國務院部長的職業聲望評價存在明顯差異。36-69歲群體對國營企業廠長、科學家、市長、政府機關局長、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長、國務院部長、縣委書記評價存在明顯差異。  
   
  三、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的比較  
  Pearson相關係數是0878, 在α=001顯著水平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為了便於分析,我們將不同文化程度群體分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體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群體。兩個群體職業評價排名相同的有4個職業,排名差異在10位以上的有22個職業,排名差異在5位以上的有48個職業。 
  對不同文化程度群體職業評價的分析發現主要差異:一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體更看重有權力的職業。如政府機關局長、政府機關辦事員、政府機關科長、工商稅務人員、機關政工幹部的職業,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業評價排名相比存在明顯差異。二是重視與權力相關的職業。對汽車司機的職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評價出租汽車司機的職業排名在機關單位小轎車司機職業的前面,前者比後者提前10位。與其相反,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群體將機關單位小轎車司機職業的排名在前,比後者提前15位。以上兩點可以看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體更看重與行政權力聯繫的職業。可能的原因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體中從事與行政權力相聯繫的職業的人占比例小。 
  從不同文化群體各自對職業聲望評價的差異性比較看,二個不同文化程度群體比較趨同。說明文化程度對存在差異的職業聲望評價方面相對影響較小。 
  總之,雖然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對職業聲望的評價受其自身條件的影響,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在總體評價上是趨於一致的:從事腦力勞動的職業基本排在前二分之一;職業聲望排序與權力、知識、教育、專業技術以及需求成正比。在注重職業評價的等級性、市場性及務實性方面也基本接近。   
  與內地有關調查的比較   
  深圳市民職業聲望評價的調查(2001年)與北京市民職業聲望評價的調查(李強,2000)比較存在明顯差異: 
  一、深圳市民更看重權力,而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識和技術 
  在深圳的職業聲望評價中排序在前30位中,有18個職業與權力有關,有12個職業與知識、技術、教育有關。而北京的職業聲望評價排序在前30位中,只有6個職業與權力有關,有24個職業與知識、技術、專業有關(見表 106)。針對北京市民對官員評價不高,李強認為:「反映出官本位體制的大大衰落。官員普遍受到批評,對於國家幹部的評價普遍不高。有人說,一提起當官的印象就不好。對於工商稅務人員,人們的評價也不高,究其原因,也是多被認為有以權謀私和敲詐勒索的行為。由此可見,由於腐敗行為盛行和社會風氣的惡化,使得人們對於官員地位的評價大大降低」(李強,2000)。 
  與北京市的職業聲望評價相比,不能說大多數深圳的市民對官員就十分熱愛,也不能說深圳的官員沒有、或少出現北京的官員出現的問題。究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第一,倚重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深圳人從權力的社會價值本身判斷,認為權力的作用大,其社會價值就大。官員出現問題,不會影響其掌握權力的職業的社會價值。北京人以社會道德價值判斷為標準,認為官員出問題,其職業的社會價值就降低了。一個以職業的客觀社會價值判斷為標準,另一個以職業人的主觀社會道德水平判斷為標準。這一差異導致了深圳人與北京人職業聲望評價的尺度不同:前者對可能有失道德水準但有社會價值的職業仍然評價高,後者可能因為其職業行為不道德而對其職業評價降低。相對對官員的不良評價,北京市民更看重知識、技術,可能知識、技術含量高的職業不容易「以權謀私」失去社會道德價值。第二,北京的權力資源的影響沒有深圳的權力資源對市民的影響大。如深圳的高官沒有北京的高官多,且深圳的官員待遇好,所以深圳人比北京人對高官看得較重。北京地區級別高,局一級的官員很多,局級幹部騎自行車上班常見,也很正常。但是如果在深圳就是一件不可能、或是不可思議的事。深圳在位處一級的領導配置汽車很普遍。深圳地區小,行政職務有限,待遇又好,所以深圳人對官位比較看重。第三,深圳官員的職業行為在向科層制規範的方向轉變得較快、較好,進而影響到世人的有關職業評價取向。當然,這些分析,可能是形成我們做下一步調研時有待驗證的一些假設,而非為此次調查的實證結果。  
   
  二、職業等級觀念上的差異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圳社會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等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流動頻率較高,社會的不同階層群體已基本形成。人們對職業聲望的評價越來越與職業權力、知識、技術、教育、收入的含量及市場回報成正比,含量高、回報高的職業,評價就高;而且,不同群體的評價有較高的一致性。 
  三、工具理性較強 
  如在深圳人的職業聲望中,「中學校長」排在第一,排在其他所有權力資源高的職業之前,這是世界範圍有職業聲望評價以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其原因是優秀的中學太少,大學更少。按照世界標準,就深圳的人口比例,至少要辦8所正規大學。按年升入大學的比率看,相對好的中學有5所,普通正規大學無論好壞只有1所。大學可以去內地或國外就讀,但是,絕大多數父母願意年齡仍小的孩子中學在身邊念。這樣一來,深圳的父母們就非常重視其子女就讀好的中學,而深圳好的中學供不應求,「中學校長」這一有權決定子女能否入讀好的中學的職業便成為資源稀缺職業。因其緊系市民及其家庭利益,非常重要,故而對其予以最高評價。在做了不同性別、年齡、學歷的群體的比較分析後,對此職業的評價仍顯示出較高的一致性。與如對待一些實惠性的職業,如獸醫、保險公司業務員等,亦均比北京人的職業聲望評價高。 
  深圳與北京的職業聲望評價的比較存在的差異,從經濟發展階段性看,可能反映出,深圳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人們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具理性及其價值觀,能比較理性地看待社會不同的職業;而北京的職業聲望評價受傳統計劃經濟或價值觀的影響,還比較感性或感情化。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北京市民身在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政治敏感性強,對社會的評價反映出政治上肯定或批判性的態度;而北京又為千年文化老城、都城,市民長期受到有形或無形的「老城、都城文化」熏陶,形成了講政治、重文化的習風。深圳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長起來的新型移民城市,深圳人更多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或與個人物質生活有關的事務,相對更加經濟、務實。另外,特別需要說明的是:1深圳與北京的職業聲望評價調查的樣本構成並不完全相同;2兩地調查設置的被評價職業數量、種類並不完全相同(如深圳調查了81個職業,北京調查了100個職業),可能會因此對評價結果構成一些影響,以至影響到對差異性的比較。   
  發現與思考   
  總結我們的這項有關調查的統計分析結果,其發現與思考主要有三點: 
  一、具有相互驗證性 
  第一,深圳的有關調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杜門等國外學者從結構功能角度做出的「由於社會結構本身的組織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決定,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職業聲望的評價會有較高的相關或較高的一致性」的假設及解釋(Treiman,1977;Inkeles & Rossi,1956 ;Hodge,1966 )。 
  在深圳的樣本中,雖然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對職業聲望的評價受其自身條件的影響,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在總體評價上是趨於一致的,並可見出現代職業結構觀之端倪:一是從事腦力勞動的職業評價排序靠前(在前1/2);二是職業聲望排序與職業蘊含的權力、知識、教育、專業技術等社會資源及市場回報成正比;三是在職業評價上,人們已開始注重職業所表徵的現代社會結構的等級性、市場性及功利性等。 
  第二,深圳的有關調查分析,和國內學者李強提出的 「在中國目前社會處於急劇轉型時期,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出現的分裂,使幾種截然相反的社會評價體系共存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並導致不同群體的職業聲望評價產生重大分歧」的獨特見解(李強,2000)相驗證。 
  深圳資料的分析則具體顯示了:一是不同性別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Pearson相關係數0896, 在α=001顯著水平上);二是不同年齡段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Pearson相關係數是0893, 在α=001顯著水平上);三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對職業的評價呈顯著性差異(Pearson相關係數0878, 在α=001顯著水平上)。 
  二、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性 
  在比較同處於現階段中國社會急劇轉型中的兩個具有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的改革開放進程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社區:深圳與北京的相關實證調研結果的基礎上,我們又發現: 
  第一,同處於現階段中國社會急劇轉型中的城市社區,由於其在歷史文化背景、改革開放的程度及進程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社會結構因素的不同功能態,會導致人們職業聲望評價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第二,政府的權力資源配置,使得與行政權力有關的職業聲望評價高於與行政權力無關的職業。如深圳的資料顯示的私人企業主的職業聲望評價排名第37位,位於各級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職業聲望評價之後,甚至排在居委會主任職業名後;機關單位小轎車司機比出租汽車司機的職業聲望高。這一現象至少說明,政府權力資源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性、行政授予性;並且,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現代社會職業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社會資源,如教育資源、權力資源等的不公平分配,影響職業結構及其評價的合理性。  
  第三,基於深圳新型移民城市、改革開放最早、市場運作最早的社區特點,同樣存在著兩性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從不同性別的職業聲望評價比較的差異看,女性的職業評價受職業實現的現實性的影響。社會的職業、職位與女性的自我期待成反比的。受其影響,在對職業評價上,男性更接近現實,而女性更具社會期望角色、更具理想化。就戶籍人口而論,深圳女性文化素質普遍高於全國水平。但是,從我們的調查結果看,女性群體的就業機會、就業層次、職務、職稱結構以及工資、回報普遍低於男性群體。這一現象導致的直接結果不僅是女性群體參與社會受到影響,而且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三、具有一定的缺失性 
  深圳人對職業聲望評價的價值判斷標準缺少「道德」的層面,其結果可能會導致有的人為了獲取具有較高權力資源含量的職業,不顧道德、法律、人格等而不擇手段。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使人們在一個階段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注重物質因素、務實、功利而忽視精神因素或道德價值。然而,道德評價在協調市場評價的負面作用上的功能是不可忽視的,尤其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中,積極發揮道德價值評價的協調功能,建構既符合市場規律、又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精神價值的合理的現代社會職業結構及其勞動市場,是值得思考和深入研究的問題。Treiman認為,雖然職業聲望評價是一種主觀的評價,但是制約評價其位次高低的是社會結構與功能,即職業聲望次序的排列,是受社會結構本身的組織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所決定的。那麼,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結構轉型,社會結構本身的組織必要性和功能必要性的規定與純粹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有著重要區別的;此間,道德價值評價的協調功能可能會是一個較重要的因素。     
  第七章 深圳的生活評價和社會預期   
  生活評價(1)   
  生活評價是對自己生活質量的主觀體驗。為了瞭解近年來深圳人在生活方面的變化與發展情況,及時把握深圳人對生活的主觀感受,我們就本人目前生活狀況與1995年的情況進行了對比調查,試圖對五年來深圳人的生活滿意度的變化軌跡進行初步的描述。 
  一、生活評價概觀 
  與1995年相比,對目前生活好壞的評價,認為好了許多佔374%,好了一點占353%,幾乎一樣占158%,差了一點占71%,差了許多佔44%。(表 107)可見,大多數人認為生活好了,其中認為生活好了許多的占比例高於好了一點。大多數人的生活有了好轉是主流。認為生活差了的是少數,其中認為差了許多的是極少數,反應了人們對生活的不滿足感和對社會的不滿意感,對此,需要我們特別關注。 
   
  二、不同性別群體的評價 
  從不同性別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好了很多的男女不同群體占比例分別為:368%和382%,認為生活好了一點的男女不同群體占比例分別為:340%和369%。(表 108)可見,女性群體占比例高。說明女性群體更多的人認為與1995年相比生活好了。 
   
   
   
   
   
  三、不同戶籍群體的評價 
  從不同戶籍群體看,持深圳戶口的群體認為與1995年比認為生活好了的占比例高於持外省戶口的群體,認為生活好了很多和好了一點分別占比例略高了23和14個百分點。認為幾乎一樣持外省戶口高了6個百分點。認為差了一點持深圳戶口的略高了2個百分點。可見,與1995年比對目前生活的評價不同戶籍群體的評價接近,只是深圳戶籍人口認為生活好了的略多一些,而非戶籍人口認為生活幾乎一樣更多些。通過評價反映了深圳戶籍人口認為生活變好的多,而非戶籍人口認為生活沒變的多。 
   
  四、不同收入群體的評價 
  從不同收入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的收入高的相對評價高,占比例依次為:1000元以下占634%,1001-2000元占706%,2001-3000元占706%,3001-4000元占741%,4001-5000元占929%,5001-8000元占759%,8001元以上佔838%。可見,4001-5000元收入的認為生活變好的占比例最高,為絕大多數。低收入群體認為生活變差或幾乎一樣相對占比例高,特別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體。(表 110)反映了與1995年相比低收入群體生活沒有變或變得更差的多,而高收入群體相對變的更好的多。 
   
   
   
  五、同文化程度群體的評價 
  從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的文化程度高的評價高,占比例依次為:初中及以下占667%,高中占698%,大專占735%,本科及以上佔851%。認為生活更差了文化程度低的群體占比例高,占比例依次為:初中及以下占166%,高中占134%,大專占80%,本科及以上佔46%。認為生活與1995年相比幾乎一樣大專文化程度占比例最高。(表 111)可見,文化程度與對生活變化的評價有直接的影響,文化程度高的群體評價生活變好的多,而文化程度低的群體評價生活變差的多。反映了高學歷群體目前的生活有了良好的改善,低學歷群體生活需要進一步的提高。 
   
   
  六、不同階層群體的評價 
  從不同階層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了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占比例依次為:管理層占100%,經理占891%,私營業主占855%,專業技術人員占743%,辦事人員占724%,個體戶占789%,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占597%,工人占670%,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占656%。認為生活變差的工人、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占比例高,特別是工人占比例突出高。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狀況幾乎一樣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占比例最高。(表 112)可見,認為生活變好了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認為生活變差或幾乎一樣的職業層次低的占比例高。 
  以上數據分析反映出:一是與1995年比較,大多數人認為生活有了好轉(好了許多佔374%,好了一點占353%)。二是從不同性別群體看,女性群體更多的人認為與1995年相比生活好了,占比例比男性群體高了43個百分點。三是與1995年比對目前生活的評價不同戶籍群體的評價接近,只是深圳戶籍人口認為生活好了的略多一些(37個百分點),而非戶籍人口認為生活幾乎一樣更多些(6個百分點)。反映了深圳戶籍人口認為生活變好的多,而非戶籍人口認為生活沒變的多。四是從不同收入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的收入高的相對評價高,而低收入群體認為生活沒有變或變得更差的多。五是從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看,文化程度與對生活變化的評價有直接的影響,文化程度高的群體評價生活變好的多,而文化程度低的群體評價生活變差的多。反映了高學歷群體目前的生活有了良好的改善,低學歷群體生活需要進一步的提高。六是從不同階層群體看,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了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層(100%),經理(891%),私營業主(855%),而認為生活變差或幾乎一樣的職業層次低的占比例高。認為生活變差的工人(279%)、待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占比例高(175%),特別是工人占比例突出高。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狀況幾乎一樣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占比例最高。    
  生活評價(2)   
  通過此次生活調查,我們對深圳人的生活狀況和心態都有了更多的瞭解,同時也發現許多存在的問題。從調查情況看,深圳人的生活水平與過去五年相比,屬總體上升趨勢,人們普遍認為生活狀況有了改善,特別是女性群體、深圳戶籍群體、收入高的群體、文化程度高的群體、職業層次高的群體更多的人認為與1995年比較生活有了改善。但是仍有少數居民生活較為困難。與1995年比較認為生活變差的或幾乎沒有變的雖然是少數,但是在男性群體、非戶籍群體、收入低的群體、文化程度低的群體、職業層次低的群體占比例相對高,尤其是一些市民普遍對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作自我貶低式的社會比較。這一方面反映了當前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了整個社會的一種心態。受各種消極因素的影響,造成部分人心態失衡,對自己目前生活現狀不滿 。這是需要社會各界關注,並加以解決的問題。   
  社會預期(1)   
  社會預期與生活評價都是屬於人們心理層面的問題。不同的是,生活評價著眼於向後看,社會預期的視角則是向前看。社會對未來生活是樂觀的預期還是悲觀的預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基本因素。因為社會穩定的核心其實就是人心的穩定,而人心穩定重在預期穩定。 
  我們以對未來五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好還是不如現在為題進行調查,試圖對深圳人的未來預期作些初步探討。 
  一、社會預期概觀 
  預測5年後的生活,被調查者認為比現在好許多的占300%,比現在好一點的占524%,幾乎一樣的占126%,比現在差一點的占41%,比現在差許多的占08%。(表 113)可見,認為會變好的為大多數。認為變差的是極個別。反映出大多數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看到了希望,對未來生活的前景充滿信心。他們將發現,只要自己肯努力爭取,自己的生活就有更好的機會;正因為大多數人的希望和信心的增加,他們在心理上將更多地傾向認可這個社會,而較少與之抗衡,這為建立和諧深圳打下了很好的心理基礎。 
   
  二、不同性別群體的預期 
  從不同性別群體看,男女不同性別群體占比例比較接近,男性群體評價5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好許多佔比例高於女性群體103個百分點,而女性群體認為比現在好一點占比例高於男性群體101個百分點。反映出雖然男女不同群體占比例接近,但是,男性群體評價生活好的程度高的多。評價5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差女性群體占比例略高於男性群體。(表 114)可見,男性群體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多,相比之下,女性群體沒有這麼樂觀。 
   
  三、不同戶籍群體的預期 
  從不同戶籍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的非戶籍人口占比例高,戶籍和非戶籍人口占比例分別為:793%和843%,非戶籍人口占比例高了5個百分點。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差的戶籍人口占比例高,戶籍人口占比例高了37個百分點。(表 115)可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非戶籍人口比戶籍人口更加樂觀。 
  四、不同收入群體的預期 
  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的收入高的相對評價高,占比例依次為:1000元以下占708%,1001-2000元占863%,2001-3000元占834%,3001-4000元占803%,4001-5000元占945%,5001-8000元占870%,8001元以上佔919%。可見,4001-5000元和8001元以上收入的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的占比例高,為絕大多數。1000元的低收入群體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還要差或幾乎一樣的占比例高。反映出絕大多數高收入群體對未來5年的生活更加樂觀,而低收入群體有更多的人對前景並不看好。 
   
   
  五、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的預期 
  從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許多與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占比例越高。預測生活比現在好的占比例依次為:初中及以下占697%,高中占850%,大專占823%,本科及以上佔923%。可見,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例最高。預測生活會更差或幾乎一樣的文化程度低的群體占比例高,特別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體占比例最高。(表 117)反映出,高學歷群體絕大多數人對未來生活更加樂觀,而低學歷群體有更多的人對未來生活比較悲觀。 
   
  六、不同階層群體的預期 
  從不同階層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許多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層占100%,經理占859%,私營業主占961%,專業技術人員占864%,辦事人員占724%,個體戶占801%,商業服務業勞動者占884%,工人占734%,待業失業半失業者占750%。可見,管理層、私營業主占比例突出高。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幾乎與現在一樣的個體戶、待業失業半失業占比例高。(表 118)可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認為生活變差或幾乎一樣的職業層次相對低的占比例高。 
   
  從以上數據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預測5年後的生活,認為會變好的為大多數(好許多的占300%,好一點的占524%),認為變差的是極個別。反映出大多數人對未來生活的前景充滿信心。 
  二是從不同性別群體看,認為會變好的男女不同性別群體占比例比較接近,男性群體評價生活好的程度高的多。評價5年後的生活會比現在差女性群體占比例略高於男性群體。反映了男性群體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多,相比之下,女性群體沒有這麼樂觀。   
  社會預期(2)   
  三是從不同戶籍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的非戶籍人口占比例高,非戶籍人口占比例高了5個百分點。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差的戶籍人口占比例高,戶籍人口占比例高了37個百分點。可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非戶籍人口比戶籍人口更加樂觀。 
  四是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的收入高的相對評價高,反映出絕大多數高收入群體對未來5年的生活更加樂觀,而低收入群體有更多的人對前景並不看好。 
  五是從不同文化程度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許多與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占比例越高。預測生活會更差或幾乎一樣的文化程度低的群體占比例高,特別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群體占比例最高。反映出,高學歷群體絕大多數人對未來生活更加樂觀,而低學歷群體有更多的人對未來生活比較悲觀。 
  六是從不同階層群體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許多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管理層(100%),經理(859%),私營業主(961%),專業技術人員(864%)。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更差的工人占比例最高。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幾乎與現在一樣的個體戶、待業失業半失業占比例高。可見,預測未來5年的生活比現在好職業層次高的占比例高,而認為生活變差或幾乎一樣的職業層次相對低的占比例高。 
  綜合以上分析發現,預測5年後的生活,認為會變好的為大多數,特別是男性群體、非戶籍人口、收入高的群體、文化程度高的群體、職業層次高的群體占比例更高,反映出對未來生活持樂觀態度。從少數預測未來五年生活會變差或幾乎一樣的群體看,女性群體、戶籍人口、收入低的群體、文化程度低的群體、職業層次低的群體占比例更高,反映了對未來生活持比較悲觀的態度。 
  深圳經濟的持續健康高速發展是深圳人對自己未來生活持高度 
  正面預期的主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弱勢群體對生活水平的評價與其他市民群體有著重大差異。事實上,經濟的穩定發展才可能使公眾對生活水平的正面感受有持續的提高。當今的深圳,儘管存在種種社會弊端,有些弊端甚至較嚴重,但畢竟仍是一個給人希望多於失望,興奮多於沮喪,幸福多於痛苦的城市。   
  生活評價和社會預期的比較   
  對深圳居民生活評價和社會預期的分別分析,還不能全面揭示深圳人的心態,有必要進行比較分析。 
  一、深圳與其他城市的比較 
  在深圳進行社會結構調查的同時,合肥市、武漢市進行了同樣的調查,調查涉及的內容基本一樣。借此調查比較一下深圳與內地省會城市在生活評價和社會預期方面的異同。 
  1、生活評價的比較 
  與1995年生活狀況比較,深圳與合肥、武漢市居民的評價有所不同。總體看,深圳市民的評價認為好了的占比例高,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好的深圳與合肥、武漢市居民的評價占比例分別為:727%和622%、609%,深圳占比例高了118個百分點和105個百分點。其中在評價生活變好的程度上深圳人認為好了很多佔比例高。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變差了合肥、武漢居民的評價占比例高,深圳與合肥、武漢市居民的評價占比例分別為:115%和218%、229%,合肥、武漢所佔比例高了114個百分點和98個百分點。與1995年相比認為生活幾乎一樣,深圳與合肥、武漢市居民的評價基本接近。(表 119)可見,與1995年生活狀況比較,深圳居民認為變好了的多。從實際情況看,深圳的經濟狀況比合肥、武漢的經濟狀況要好。從2002年中國部分大中城市國內生產總值的排名看,深圳排名第4,武漢排名第12,合肥排名13;2002年人均GDP排名深圳第1,合肥第82,武漢第104,反映了評價比較客觀。與合肥市、武漢市的相關調查比較反映出,深圳市民對生活改善的評價遠遠高於合肥和武漢市民的評價。 
   
   
   
   
   
   
  2、社會預期比較 
  對五年以後生活狀況的預測,深圳與合肥、武漢市居民的評價也有較大差異。總體看,深圳市民的預測認為會變好了的比例高,深圳所佔占比例為824%,合肥和武漢的比例分別為572%和502%,深圳比這兩個城市分別高了252個百分點和322個百分點。其中在評價生活會變好的程度上深圳人均占比例高。對五年以後生活狀況預期幾乎一樣的,三市居民的評價基本接近,深圳所佔比例最低,分別比合肥和武漢低22個百分點和17個百分點。對五年以後生活狀況的預測認為會變差的,武漢所佔比例高了129個百分點,合肥所佔比例高了89個百分點。可見,深圳居民對五年以後生活狀況預測認為會變好的較多。相比之下合肥、武漢市民對未來五年的生活狀況的預測比較悲觀,而深圳市民對未來五年的生活持有樂觀的態度。 
  表 120 目前對5年後生活狀況的預期 (深圳、武漢、合肥三城市比較) % 
   
  深圳 
  武漢 
  合肥 
  會好很多 
  300 
  169 
  167 
  會好一點 
  524 
  333 
  405 
  幾乎一樣 
  126 
  137 
  148 
  會差一點 
  41 
  138 
  97 
  會差很多 
  08 
  4 
  37 
   
   
   
   
   
   
  二、生活評價與社會預期的比較 
  從與過去五年和未來五年的生活評價相比發現,深圳居民對未來生活會改善的評價要高,高了97個百分點,主要是認為生活會好一點的占比例高。反映了人們對未來生活會好一些有信心。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差或幾乎一樣的所佔比例低。總體上看,與過去五年生活比較,人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測更好。具體看: 
  第一,無論是與過去五年比較,還是對未來五年的預測,收入高的群體、文化程度高的群體、職業層次高的群體認為生活好了或會變好的所佔比例高。而收入低的群體、文化程度低的群體、職業層次低的群體認為生活差了或會變差、幾乎一樣的所佔比例高。 
  第二,不同性別群體、不同戶籍群體有所不同。女性群體、深圳戶籍群體與過去五年的比較,認為生活好了的所佔比例高,但預測未來五年的生活時則比較悲觀的多。而男性群體、非戶籍群體與過去五年的比較,認為生活好了的所佔比例低,但預測未來五年的生活時則比較樂觀的多。 
  第三,與合肥、武漢調查的比較,無論是與過去五年生活的比較,還是對為了五年的生活預測深圳市民的評價都高。與社會現實比較,調查對像對生活的評價比較客觀,實際上,個人的收入狀況、職業狀況越來越與文化程度掛鉤。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可能越來越對女性、深圳戶籍人口不利。     
  第八章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總結和前瞻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1)   
  與國內其他地方相比,深圳因改革開放先行一步,成為我國市場經濟較完善、成熟,對外開放度最高的一座城市,因而,在社會分層和流動上具有自己的鮮明特點。 
  一、適合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環境 
  如果把社會結構視為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那麼,它與環境之間有一種功能上的依賴關係。良好的環境,使社會結構變遷能沿著正常的軌道向現代化方向順利運行,而不是半途而廢。深圳的社會分層和流動之所以進行得較順利,與它所處的特殊環境有關。 
  1、寬鬆的政治環境 
  為了充分發揮特區改革開放試驗場的作用,中央賦予了深圳創新權。中央一再強調,經濟特區可以有更大的靈活性,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上不斷進行大膽的探索,不要爭論姓社姓資,先干再說;只要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標準,看準了的就可以大膽加以試驗,允許邊試驗邊修改邊完善,甚至允許失敗。 
  深圳在超前改革的每一個階段,都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1980年中央就明確指出,經濟特區的管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採取與內地不同的體制和政策。1984年中央強調特區要按照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的原則,跳出國內現行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老框框,改革特區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機構。鄧小平兩次親臨深圳,對深圳的經驗給予高度評價。1994年針對特區要不要「特」的問題,江澤民同志強調指出,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這無疑給了深圳一把敢為天下先的尚方寶劍。 
  2、優惠的政策環境 
  深圳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是在與內地完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展開的。特區建立之初,中央賦予了深圳許多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基本上是經濟政策,如在企業註冊審批方面,實現限期審批登記制,在稅收方面,特區生產的產品出口免征出口關稅等。只有少數幾條屬於社會政策,如在勞動人事方面,外資企業的勞動用工,手續簡便,費用低廉,企業勞務費用只佔工業企業產品成本的10%左右;全面實行合同制,特區可自行招聘職工,也可以試用`解雇和開除;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盡量搞計件工資;不搞計件工資的,可以搞計時、計日、計月工資,獎金可以不受限制;特區企業的工資,只定一個最低標準。 
  這些優惠政策所起的社會效果是不可低估的。只要深圳能夠用好用足中央的各種政策,深圳就等於在不同於全國絕大多數地方的制度環境中活動,可獲得由引入新制度規則所帶來的潛在效益,如比其他地區更大的經營自主權,有助於產生新的激勵機制,逐漸使深圳成為一個比較開放的、對各方投資者都有很大吸引力的投資場所,吸引內地的人才等經濟資源向深圳流動。所以說,這些優惠政策在當時就是一個象阿基米德所說的支點,有了這個支點,深圳才會有特殊的體制,特殊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3、良好的人文環境 
  社會是由活生生的人組成的,正是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構成了社會生活的豐富內容;而人類的實踐活動是在一定的人文環境下下發生的,文化是城市的魂。深圳人率先開始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向傳統的階層結構和流動秩序制發起了衝擊, 一項又一項改革措施不斷推出,一條又一條陳規舊律被無情打破 。在這些敢為人先的行動的背後,是新觀念的湧動,是一種不同於我國任何其他城市的文化氛圍的營造。 
  第一,不竭的創新精神。深圳是一座年輕城市,年輕人的思想較少僵化和較少守舊心理,有較強的開放、進取精神,樂於接受新的價值觀念;深圳又是一座主動型移民城市,移民們追求卓越的主觀能動性,是出於主動改變自身命運和追求個人理想的願望以及獲得新生活的衝動,與其說移民是在尋找外面的精彩世界,不如說更是在尋找自己,看自己有怎樣的智慧,怎樣的體力,怎樣的能力,這就生成了社會分層和流動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內生推動力。這股內生動力, 推動深圳的決策層把營造一個創新的環境、鼓勵全社會創新當作自己的重要職責,主動地進行規則的變革,能對來自民眾的變革要求,作出良性回應,形成一個官民互動的維新格局:洞察現有體制問題之所在,敢於觸犯不合時宜的政策法規的禁區,敢於闖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區,敢於闖矛盾錯綜複雜令人望而卻步的難區。對此,鄧小平同志精闢地作了概括:「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1)。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2)   
  第二,較強的自我價值實現欲和自我完善的追求 。在特區,人們更容易通過努力實現個人價值,所以深圳人強調個人成就、個人奮鬥,期望掌握個人命運,曾經在內地是碌碌無為吃大鍋飯混日子的人在深圳獲得了事業的成功。在自我價值的實現上,深圳人是務實主義者, 他們最早接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觀念,注重實利,輕蔑清淡,強調以自主、自強、自立的主體性姿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認為通過競爭,以能力和業績換取的收入,體現了人的價值,收入越高說明你的能力越大,對社會的貢獻也越大,當然也就越光榮。因此,在深圳,收入多一般不會引起嫉妒,兼職行為是公開的、普遍的。比如在劃分社會階層的若干因素中,深圳認為金錢財富占的比例為536%,遠遠高於權力因素(157%),可見,深圳多數人對階層的認同主要依據經濟因素。這一現象反映了經濟因素已經大於權力因素的影響,體現了社會進步。這與增加經濟收入是遷移流動人口遷移流動的主要原因有關。至1993年止,深圳經濟特區的遷移流動人口來自全國28個省市,不論他們來自何處,他們都帶著共同的目標-通過尋找工作的方式來增加經濟收入,以此為目的遷移流動人口約占686%,這一比例在不同性別、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遷移流動者中都是佔第一位的(2) 。 
  自我完善是追求自我價值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斷提高自我素質,擴大自我的適應面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不斷增加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和質量,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第三,平等精神。在深圳,一開始抱怨的聲音就很少,因為大家都是移民, 不管你過去是強者還是弱者,你都不得不把它置於腦後;在內地原有的待遇、地位、關係都失去了, 深圳是新的起點,一切都得從頭開始,猶如在競技場上,起跑線是一樣的,機會是均等的。只有在各方面有自己的優勢才能生存和發展,才能有實現自己夢想的可能,實事也的確如此。大部分移民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拚搏,打工的可以搏成老闆,老闆破產則還原為打工者,每一次置換都是源於自身的能力,你抱怨誰呢,所以移民中流行一句話:英雄莫問出處,只論素質才能,體現的是一種重視真才實學的人才觀。 
  第四,敢冒風險的勇氣。機會和風險是並存的,為了改變現狀拋掉鐵飯碗而流動,但流動充滿變數,流動的成本很高,極可能達不到改善現狀的目的,甚至流動失敗得不償失,變成向下流動者,這樣的事例在深圳比比皆是,創新者必須有足夠的勇氣承擔風險成本。深圳人對社會變革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生活的變故,有較強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多數人對炒魷魚等新鮮事件能坦然對待,很少出現過激的行動,這無疑為社會分層和流動的開展,打下了較好的社會心理基礎。 
  第五,效益觀。深圳最先引入了利益、競爭、契約、風險等觀念,在參與分化過程,最早喊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比如,深圳人大都摒棄平均主義觀念,如對您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收入差距是否合適的?問題的回答,有100%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722%的經理人員、50%的私人企業主、67%的專業技術人員、567%的辦事人員、708%的個體工商戶、55%的商業服務業員工、396%的產業工人、472%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選擇了完全合理或有點合理,平均率574%,表明超過半數以上的人較少平均主義的影響。在很多地方強調分配的公平時,深圳人普遍認為,人才能力的發揮及所創造的績效與其分配相稱是最大的公平。 
  第六,樂觀和居安思危意識。深圳人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各階層對未來個人生活的預期普遍看好,認為會好很多的占305%,認為會好一些的占514%,而且,改革受益大的階層預期更好。另一方面,面對激烈的競爭,深圳人有較強的憂患意識,並由此形成了好學的城市風氣, 對深圳人來說,學習不僅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現實生存的需要。 
  這些以市場為導向的觀唸經過融合、昇華,逐漸形成了深圳精神:開拓創新,誠實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 這種完美的時代精神是深圳過去、現在和將來社會分層和流動不可或缺的精神動力。 
  案例:博士後在深圳下崗之後 
  有關深圳市博士後肖拴鎖下崗的新聞,在廣東乃至全國掀起了一片漣漪,難道深圳市的高級知識分子多到這種程度,連博士後都得下崗且8個月後仍無法找到工作? 
  令記者感到意外的是,深圳人對博士後下崗的看法與內地人有很大區別,他們並不認為博士後下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下崗了再上崗啊,沒什麼奇怪的。」 
  傳奇的人生在深圳遭遇突變———博士後在雙向選擇中落選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3)   
  肖拴鎖於1990年11月來到深圳科技工業園工作,先後在發展部、創業中心、法律部門任職,是一個工作責任心強,有能力、有技術的高層次人材,在今年3月份總公司首次推出的崗位雙向選擇中落選了!理由很簡單,創業中心早於3年前因其科技孵化功能不成熟而關閉。而法律部門只需2人,除肖外,已有兩個學法律的專職人員。 
  肖博士看自己下崗———「希望有個專門機構調配」 
  肖博士又怎樣看待自己下崗呢?「剛開始,我還真是不習慣。讀了近20年書,從來都是最優秀的。正當年富力強,卻遭下崗風波。而令他體會最深刻的,是下崗後不知去哪兒找工作。「我登過小廣告,發過電子郵件,找人推薦過,但整整8個月了都沒找到合適的工作。肖博士的就業問題是直到新聞媒體關注,才有了轉機。現在,有四五十家企業和他談過,為了慎重,他正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在肖博士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我覺得社會上應該有一個機構專門從事人才的調配,特別對高學歷人士,更應該在政策上和流通機構上給予關注。 
  用人單位說———要建立一種能進能出的制度 
  總公司辦公室楊主任堅持認為,肖博士等人下崗是很正常的現象。他說,國營企業要破除計劃經濟觀念,不能再人浮於事了。肖博士的專業很偏,我們公司目前沒有適合他的工作。 
  人事部鄧副經理對記者說,在公司91名員工中,大專以上文化佔了60人,其中博士、碩士有11人。除了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工齡25年(女20年)以上的員工可以簽長期合同外,其餘一律一年一簽。雖然大部分員工都是只簽了一年合同,但下崗先例還從未有過。按編制,即使9人下了崗,公司仍然超編。如果說按合同辦事的話,公司不聘合同期滿的員工,是合情合理的。 
  深圳各界共識———「市場不會要閒人」 
  除了科技工業園總公司的員工存在專業不對口的情況外,整個深圳市也存在不少這樣的情況,但大家都認為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深圳市人才市場鄭主任告訴記者,深圳市每年有超過一百萬的腦力勞動者進入深圳市人才市場找工作,遠遠超過其它城市的人才市場。去年,通過人才市場在深圳找到工作的有165萬人,今年將突破20萬人。深圳目前人才市場潛力還十分大。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深圳的科技幹部總數排倒數第二名。深圳目前最缺的是高科技人才,包括計算機、營銷、機械一體化等方面的人才。至於博士後的需求,鄭主任說,深圳所有研究所都是企業自己設立的,包括博士後流動站,這和內地的情況十分不同。企業要人都必須與企業的利益掛上鉤。所以現在出站的博士後基本上都能找到合心意的工作,或者說雙方都滿意。至於是否一定得對口,鄭主任認為,學校給的只是基礎教育,相當知識得靠社會積累,特別是科技知識,5年就會換代。只要本人敬業、興趣濃,就會迸發智慧火花,能量驚人。 
  深圳市人事局專業技術人員處李處長介紹,深圳特區為引進人才,制定了一系列對高學歷人士的優惠政策。深圳的博士後站現有10個分站。目前出站有9個博士後,有5人留在深圳。連同外地來的博士後,共有67人。至於博士,大約有一千多,碩士幾千人,應該說,在全國佔了很可觀的份額。李處長認為,深圳是一個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的城市,幹任何事情首先考慮的是經濟效益。因此,根據個人意願,很多高學歷人士確實在從事學非所用的職業。按新觀念,也不一定要求專業對口,只要能發揮所長就好。肖博士是深圳最早來的3個博士後之一,對於他的下崗,我們也準備為他聯繫對口的工作,但我們只能起牽線作用,不能強迫企業收人。就算是專業對口,如果滿員,也不可能要。天地那麼大,不一定非要留在深圳。 
  從湖南汽車機械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小陳,在深圳工作一年了,他的感受是,深圳是個「人才貶值」的城市,但正因為「貶值」,才逼得你不敢有絲毫自滿,時刻都得保持狀態,隨時準備上陣搏殺。這裡不會因為你從什麼特殊的地方來而對你另眼相看,公司不會要一個閒人,而只會把你「搾」盡。儘管他認為這裡「人才貶值」,但卻認為深圳是一個很有機會的地方。 
  博士後們看「同類」下崗———「不要讓別人主宰自己的命運」 
  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的清華大學博士後謝如賢今年36歲,已經是深圳六大超百億集團之一的萊英達集團主持工作的常務副總經理。他出站才二三年,若在其它地方,他相信像他這樣毫無背景的人,是不會這麼快有機會讓他坐上這個位置的。他認為,博士後都是很有毅力的人,但是學歷不能代表社會經驗、與人交際的能力、各方面協調的能力。而這一切,在工作中是多麼重要。作為一個博士後,應該很清楚把自己定在什麼位置,不要讓別人主宰自己的命運。在深圳這個地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4)   
  方,如果沒有對今後5年本人的預測,很難說得上有作為。浙江大學的博士林天毅現正在深圳中美合資的安科公司博士後站內工作,他認為博士後轉行並沒有什麼可惜的,因為發展更重要。如果行業不適合,前景不好,應當機立斷考慮轉行,畢竟學校給的只是綜合素質,才能是要靠自己在社會上建立的。 
  在深圳這麼一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心中自應有一桿秤。讓自己改造企業而不是企業改造自己,這是一個強者、也是一個主人翁的態度。原載〔新聞週刊1999年李小瑛〕 
  二、體現「三性」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 
  這裡所說的「三性」指的是公平性、開放性和合理性,它們概括了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本質特徵。公平性是指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以業績為取向,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與生俱來的條件,而主要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努力;開放性是指社會階層的邊界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社會地位是可以改變的;合理性是指政府要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和機會,提高競爭起點條件的均等程度。 
  1、建立體現「三性」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是市場經濟的要求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平等性。市場不承認主體社會地位的差別,不承認任何超越市場平等的經濟特權和政治特權,只承認價值規律所要求的等價交換原則,而等價交換是以雙方具有完全平等的權利為前提的。第二, 競爭性。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在各各市場主體的競爭中展開的,而市場主體間的竟爭則是由它們對自己的利益的追求所引起的, 競爭引起社會資源的流動,引起供求關係的變動,體現價值規律的作用。第三,開放性。表現為生產領域的開放,市場自身的開放和市場主體自身的開放。 
  深圳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領先一步,1997年便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建立意義在於,一方面, 在市場上,那些與行政權力相聯繫的因素其意義開始下降;另一方面, 那些與個人相聯繫的地位標準或決定社會地位的因素,也因擺脫了國家的直接控制而開始在一定範圍內發揮作用,甚至市場上的成功主要取決於人們對市場機會的把握,這為社會成員,特別是那些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不佔優勢的社會成員,提供了進行經濟和社會活動的自由空間和自由資源,原有的行政權權力沒有,也不可能阻止市場機製作用的充分發揮。 
  2、市場機制已經成為社會資源配置的主要渠道 
  在深圳,人們已承認市場的權威,習慣於按市場經濟規則來調整自己的行為,企業把眼睛從瞄準政府轉向市場,政府逐步學會了按照市場經濟的需要轉變職能,依靠市場來解決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政府對企業的經營、用工、分配極少干預,而由市場說了算。 
  深圳建立了一系列以市場化為取向的運作機制,具有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這包括優勝劣汰的用人機制,個人收益與企業效益緊密結合的激勵機制、自我約束的監督機制和自我發展的動力機制。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中, 不斷探索通過市場機制獲得較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和熟練勞動力的路子,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作用越來越顯著。在人力資源的引進、交流和流動上,改變了由勞動部門統包統配的傳統做法,主要以市場調節為主, 調配部門主要精力放在加強宏觀調控方面,微觀方面主要依靠用人單位自己擇優挑選,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人才競爭和使用機制,企業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完全由董事會自主決定;企業在當地錄用員工時,可以自行招收,勞動部門不做任何干涉,完全實行市場調節,企業不再聘用你了,你就得跑市場,而不是去找市長;允許企業自主選擇用工形式,如固定工、合同制工、臨時工、輪換工、時工、日工等; 深圳的企事業單位大都確立了市場決定工資的觀念,基本上是以人才的市場價格來決定其工資水平的。  
  3、公平競爭機制漸顯神威 
  市場經濟要求建立能創造高效率的公平競爭機制,以競爭來挖掘人自身的潛力,以競爭來獲得社會的承認,這種機制已在深圳初步建立。 
  (1)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賦性因素,成為深圳社會流動的重要依據 。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社會流動屬於政治主宰型模式,表現為不論是在流動的具體表現形式還是在流動機制上,政治標準、政治價值、政治身份等所有與政治有關的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人們的社會地位主要不是由於自身的努力和創造性獲得,而是取決於人們出身於什麼家庭,能夠獲得什麼樣的身份,進入什麼樣的單位和具有什麼樣的行政級別等先賦性因素。一些人靠這些先賦性因素一夜之間青雲直上,實現了長距離的社會流動,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身份是凝固的,很難通過後天的努力自主地獲得某種身份或改變某種身份。這樣的流動機制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5)   
  改革開放開始了深圳人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各種改革使得利用先賦性身份優勢獲取利益的機會不斷減少,使得公平的市場規則對各種類型的勞動力進行有效的市場配置。儘管先賦性因素還在繼續發揮作用,但是,自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佔據著主導地位,社會成員越來越趨向認同靠自身的後天努力、靠個人的能力以及業績來獲得較為滿意的社會位置。 
  (2)在自致性因素的獲得上基本體現了公正公開和公平原則。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教育作為最重要的社會流動機制,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市場經濟是一種高文化性的經濟形式。勞動者素質高低直接關係到個人收入分配,收入與受教育程度掛鉤緊密,低素質的勞動力知識面窄,技能單一,能力很有限,只能從事某種簡單的工作,在激烈的竟爭中很難立足,改革開放之初的腦體倒掛現象在深圳逐漸消失,知識越來越成為獲取社會資源的條件,讀書年限與收入的關係係數R Square由1997年01%提高到2000年的06%。有一句口號在深圳很流行:知識能改變命運,技能也能改變命運 。 
  高知識群體參與社會的機會越來越多。深圳市近二十年來不斷的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高新科技,給大批大學以上的專業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知識分子可以辦公司,搞發明,賣專利,可以被大的公司、企業高薪聘用;也可以參與政府部分的工作,有機會成為行政官員;從事專業工作的有機會成為教授和研究員等。雖然在社會政治輿論領域知識分子的參與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社會經濟、文化、管理領域,知識分子群體充分得到了參與社會的機會。 
  (3)公平競爭選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廣。唯賢是舉,唯才是用成為新的用人標準。企業取消了行政級別,在許多非公有制企業,既無行政級別,也無職稱等級,僅僅以能力和業績作為分配和待遇的依據。各種用人單位招聘員工時,越來越趨向於以個人的能力等基本素質為依據;人們在提職提薪方面,也逐漸變成以能力和業績為重要依據, 如私營企業對於有特殊才能者給予技術參股,已上了一定規模和檔次的企業,為了規範化管理,減少裙帶關係等消極因素,對親戚朋友一般不使用,華為公司依據員工能力和貢獻大小等因素實行員工持股制,以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幾年來,該公司員工的流動率不足5%(1) 。 
  較早在幹部制度和公務員制度中引進競爭機制。在幹部選拔任用方面,堅決貫徹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改變了單一的委任制,實行了選任、考任、聘用、招考、競爭上崗等多種形式。從1980年開始,率先在中外合資企業中推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後來又在國有企業中實行經理或廠長聘任制,行政事業單位對新晉陞職務的幹部全面實行試用期制度。從1986年至今,已先後11次公開招選局級領導幹部83名。從1999年開始,積極開展處、科級領導職務的競爭上崗試點工作,截止2001年10月,有教育局、口岸辦等6個政府部門進行了缺位競爭或全員競爭的試點,89名競爭者通過競爭走上處級領導崗位。通過競爭,市政府辦公廳產生了33歲的處長和29歲的副處長,具有碩士學位的由原來的55%上升到703%;市司法局處級幹部平均年齡從原來的近47歲下降到415歲,其中副處級領導幹部的平均年齡從原來的464歲下降到354歲。2001年10月開始的機構改革定崗定員工作中,規定凡是提拔處級領導職務必須競爭上崗,截止2002年6月底,在定崗定員中,通過競爭上崗提拔正、副處級領導職位公務員各128人、177人。  
  1993年9月頒布實施《深圳市國家公務員管理辦法》,開始實行考試錄用制度。截止2001年底,深圳市共招考公祭員10140人,說明將近半數(公務員總數為25111人)的公務員是通過考試錄用的。 公務員考試錄用敢於打破人員身份和地域限制,從1995年開始,將科員以下職位的招考範圍擴大到工人及社會待業人員,當年公開招考340名公務員,有3000多名不具備幹部身份的人員前來報名咨詢,符合資格條件准予考試的500多人;同時還打破地域界限,將44個市內緊缺專業的職位面向全國招考,有550名寄送報名材料,其中符合條件准予考試的236人。實行「兩個突破」的做法,為擁有真才實學、有志機關工作而不具備幹部身份的人員提供了進入機關工作的機會,也為國內其他地區有志之士到深圳機關提供了平等競爭的機會。疏通了公務員的退出渠道,在1995年在公務員年度考核中,增加基本稱職,凡列入此檔的,一律離崗培訓, 該年度考核有130人基本稱職,其中局級幹部2人,處級幹部5人; 1996年制定了公務員辭職辭退實施細節,該年有93名公務員獲取辭退;從1996--1998年三年,有260名考核基本稱職的人員進了離崗培訓班,75名考核不稱職的人員被辭退,2000年基本稱職26人,占005%,不稱職的7人,占001%。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6)   
  公平競爭機制為能人脫穎而出創造條件,為能人施展才華提搭建舞台, 是一種能夠產生能人的機制,它可以實現擇優,把優勢分子送入上層; 它還是一種良好的社會篩選機制,將越來越多的先賦性因素淘汰掉,工人、官員、知識分子等原先佔有較大既得利益的階層,由於對身份的依賴已大大減少,更注重自致性因素的修煉;農民則是突破了身份的束縛邁向了廣闊的市場,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等更是在既沒有身份優勢,又沒有身份束縛的起點上開始了發展歷程。 
  三、具有導向意義的社會結構變遷 
  改革得遲與早,結果不一樣。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反映著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深度。如果說目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正在向現代社會階層結構變化的話,那麼,深圳則是最先形成了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中國開放度最高,改革最為深刻和廣泛的地區,它的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也是中國地方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中超前幅度最大的一個。在過去的20年間,深圳社會發展的態勢常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推進的一個路標和風向計,具有很強的導向意義。 
  1、階層分化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國未來階層分化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階層分化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前分化型、低度分化型、中度分化型和高度分化型,這四種類型由低到高依次變遷,反應了我國不同區域經濟發達和改革開放水平的不同。深圳屬於高度分化型,因為深圳社會階層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經濟等級分層,這種經濟等級分層與職業和技術等級分化相關,比如體力與非體力勞動者之間的經濟差異明顯,有管理權的人與沒有管理權的人經濟差異明顯,有文化技術資源的人與沒有文化技術資源的人經濟差異明顯,這一經濟分化趨勢與工業化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 
  (1)新興的社會階層逐漸擴大,基本成為社會結構的主體。深圳的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較多,私營企業主和經理等也較多,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體階層,如國有、集體企業員工逐步在萎縮。抽樣調查顯示:特區內新興的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個體勞動者階層三個群體占勞動人口的208%,即每5個勞動人口中就有一個是這類新興階層的人員,這幾個階層的比例都遠遠高於全國的平均水平。與此相聯的辦事人員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比例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4倍,傳統的產業工人階層被新的外來務工青年取代(占勞動人口的26%),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商業服務業從業者(佔這一階層的793%)。可見,深圳特區的人口結構主要是由新興的社會階層構成,並已經形成了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新興的富有群體出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深圳市出現了一大批懂經營、善管理的新興富有群體,其中包括私營企業老闆、職業經理、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等。他們的普遍特點是文化素質比較高`掌握現代管理知識,瞭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他們個人財產和收入可觀,若將家庭總資產150萬元及以上界定為富有群體,抽樣調查顯示,這個群體大約占15歲以上常住人口的63%,推算特區內大約有113萬人。深圳市的高檔消費群體中他們是主體,擁有高檔住房、開名貴的私家車等。 
  第二,新興的中間群體形成。主要由中級以上管理人員、政府中高級官員、中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部分私營企業主及個體戶等構成。若將家庭資產60萬-150萬界定為中間群體,在深圳市15歲以上常住人口中約占268%,推算人口特區內約有4548萬。這個群體生活水平處於小康向富裕發展的階段,有自己的住房,部分擁有中低檔私家車,月收入除正常支出,有一定的節餘,消費處於中檔水平。 
  第三,新興的中下層群體發展較快。這一群體介於中間群體與貧困群體之間,大約占特區內勞動人口的30%左右,這是個構成非常複雜的群體,他們主要由辦事人員、部分個體戶、企業基層管理人員等構成。他們中一部分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因進入特區時間較短,處於資本積累階段,這部分人經過一定的時間後,可能步入中間群體。另一部分人是從下層經過一定的奮鬥走入這一階層的外來勞務工,他們可能沒有很好的教育資源,但是在深圳市特有的社會環境下,通過小資本的個體經營,逐步擺脫貧困群體,向中間階層流動。 
  被和機會,提高競爭起點條件的均等程度。 
  僱傭的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業人員。他們中年輕、未婚者居多,沒有自己的住房或財產,工作流動性比較大。若將個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定義為貧困群體,深圳特區15歲以上常住人口中357%的人屬於這一群體,推算人口大約606萬人。他們的收入基本能維持自己的衣、食、住、行,消費處於低檔水平。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7)   
  (2)農民階級超高速地發生裂變。農業勞動者階層的縮小是一個 
  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在發達國家,農業勞動者已不再是社會的主要 
  階層,一般僅佔其總人口的15%以下。中國的農業勞動者占就業人口的 
  比重1999年是44%,所以,在中國的十大階層中,農民階層仍是一支主打 
  階層。而在深圳特區,農民階層經過超高速裂變後銷聲匿跡。 
  這得益於:深圳較早樹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理念,農村城市化起步較早較快, 目標較高,進程處於全國領先地位。 
  深圳的農村城市化起步於 1992年。建特區後, 因快速發展的城市建 
  設的需要,市區中心大量的農村集體用地被徵用,農民已無地可種。洗腳 
  上田的農民利用政府補償的土地使用費、貸款和其他方面的資金以及靠 
  近香港的便利條件,興辦了大量合資企業和"三來一補"企業,比較成功 
  地解決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1985年以後,隨著以工業為主發展戰略的確 
  定,深圳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特點也越來 
  越明顯。 
  1990年深圳的城鄉一體化發生了一次重大變革,經國務院批准,深圳市改為三區一縣建制,特區內三區進一步加快了城市化進程。特區人口由2萬多發展到80多萬戶籍人口,然而,卻有46萬農民,散居在66個行政村、173個自然村中(1),村村蓋樓、辦廠、開店,農村不再具有傳統的農業功能和條件,工業成為經營的主要形式和收入的主要來源。特區外的寶安縣也實現了工業化的框架,工業產值已佔國民經濟的80%以上,農村體制已不再適應形勢的發展。 
  1992年下半年, 深圳市委市政府決定在特區內實施農村城市化的 
  農轉非的計劃,標誌著深圳由農村社會、農業經濟區域向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在特區內將羅湖、福田、南山三個區的68個村委會改制為100個城市居委會,將81家城市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為12家集體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將13851戶、46482個農業人口一次性轉為城市居民,將這些區域內的行政、土地、房屋、人口、就業、福利等各方面的管理納入城市管理軌道。到1992年底,短短幾個月內,順利實現了特區農村都市化新飛躍:結束了特區內城市管理體制和農村管理體制並存的局面,農民和農業經濟已從特區境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居民和股份合作制經濟。 
  僅有特區的高速發展是不夠的,需要特區內外協調發展。特區外城 
  市化的步代也在加快,1992年11月國務院批准深圳市撤銷寶安縣撤縣建區,將寶安縣改成寶安和龍崗兩個區,儘管這兩個區只佔全市戶籍人口的207%,常住人口的61%,農村人口也大部分從事非農生產,但這次城市化使深圳成為全部土地面積為市區面積的城市,市區面積從331平方公里米變為2020平方公里。 
  就整個深圳市來看,農村人口數量變化不大,在整個90年代維持在24萬-25萬之間(表 122);其中,勞動力增長的幅度也不大,從1990年的12萬增加到1999年的17萬多,就各行業分佈來看,農業勞動力人數下降較快,1990年是5萬多,到1999年下降到25000多,從事工業和商飲業、物質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村人口和耕地面積減少(表 125)的同時,深圳農業獲得了發展, 農業總產值從1980年的16938萬元(特區內5210萬元)增加到1999年的299662萬元(特內區33944萬元),其中,鄉鎮企業發展功不可沒。深圳的鄉鎮企業類型較多, 有「三來一補」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股份合作經濟,它們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 1998年底全市鄉鎮企業有12154家,職工人數1095萬鄉鎮企業總產值達251億元,1999年全市鄉鎮企業總產值280億元,農民收入的80%來自於它。  
  2、社會流動具有超前性,代表了中國未來社會流動的發展趨勢 
  英國學者約翰·穆勒說:現代社會的特點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並不可改變地被釘在哪個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運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機會去獲取他們期望的命運。這種現代社會流動的自由性,在深圳表現得比較明顯。 
  (1)社會流動暢通。移民社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因為移民崇尚自由。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說:深圳特區是中國體制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點,這裡限制最小,思想最開放。在深圳, 自由意味著不懼怕流動,意味著你可以選擇工作,工作也可以選擇你,意味著老闆可以炒你的魷魚,你可以炒老闆的魷魚;意味著流動無論在意識觀念上,還是在具體辦理手續程序上,都已成為習以為常的社會行為。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8)   
  (2)社會流動頻繁。深圳人把與外界的廣泛聯繫和開放式交往視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社會分層的界限不再極難跨越,各個行業、領域對於個人而言都可以經過努力打進去,各種社會職位,也可以用個人奮鬥而獲取。頻繁流動表現在:第一,深圳人的就業身份變化最頻繁。比如,遷移流動人口在來本地前的就業身份與現在就業身份相比變化最大的是過去的農民,遷移後基本轉為臨時工或合同工。這種就業身份遷移前後的變化顯示出二種趨勢:一種是由農民向工業生產者的上升變動,一種是由固定工向合同工與臨時工的水平流動;前一種表明遷移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的個人身份明顯進步,後一種表明遷移流動人口敢於衝破傳統的就業觀念,接受新的勞動用工制度。第二, 深圳人的角色變化和職業變換在國內是最頻繁的。一個在深圳生活了幾年的人,跳槽幾個單位是很平常的事。無論中高層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還是普通工人, 跳槽已很普遍,據有關研究,深圳企業的流動率約為25%。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主動的流動也較多, 從1993年實行公務員制度到1997年底主動辭職的公務員有82人,在辭職的理由中,位居前三位的是另謀職業、出國定居或留學和當律師;在辭職者中,大專以上學歷占近六成,學歷最高的是博士,職務最高的是處長。 
  (3)社會流動渠道多。深圳是一個多元社會,成功的道路千萬條,不必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人夢寐以求做大款,有人心安理得做文化,也有人官梯上攀登,各得其道,各行其所。 
  (4)社會流動範圍廣。從地域角度看,已從鄰縣地區、廣東省擴大到全國各地和世界;從企業所有制情況看,國有、集體、私人經濟和外資都有;從行業看,16種行業都涉及;從勞動者個人身份來說,已從外來臨時工擴展到合同工、集體工、固定工和國家幹部;從技術角度看,已從一般勞動力,即從事簡單、粗重的勞動者到技術工、高級技工、高級工程技術和研究人員。 
  (5)社會流動流速迅猛。即單位時間內流量過大,流速過快,流動規模過大。深圳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最迅猛的城市。在增長的人口中, 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主要來自遷移人口,說明深圳人口流動規模空前。 
  (6)社會流動形式多。表現為既有單個成員的流動,也有多個和集體的流動;既有單向的流動,也有多向的流動;既有自謀職業式的流動,也有企業公開登報、招收個別特殊工種式的流動;既有垂直流動、水平流動,也有結構性流動,所有流動的形式,都能在深圳找到。 
  (7)社會流動不對稱。即流動呈單向式,而不是雙向式,相對流出一方來說是有出無進或出多進少,而相對流入一方來說是有進無出或進多出少。深圳人流向外地較少,比如,深圳外來勞動力很多,1995年以後,每年都有10萬以上的人; 相反,深圳農村外出勞動力不多。 
   
  (8) 社會流動效果顯著。社會成員從總體上來說擺脫了過去那種身份隸屬化、工作固定化、居住不變化的局面,獲得了初步的卻是大面積的自由。 
  3、最早具備橄欖型結構特徵, 代表了中國未來社會結構的發展趨勢 
  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是指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從事著較高社會地位的職業,並享有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收入。與之相反的是傳統社會階層結構:頂尖底寬的金字塔結構,極少數人居於社會上層,而絕大部分人則處於社會的下層。 
  佔人口大多數的中等收入階層是構成橄欖型社會的重要基礎,是推動現代化的前沿力量和中堅力量; 橄欖型社會更是一個開放社會,因為橄欖型社會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同背景的人,能夠通過許多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法是靠讀書考試,變成中等收入者階層。所以,看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看一個社會的開放程度,開放程度較高的社會能給人們提供充分的流動機會。 
  中等收入者階層的形成和崛起是深圳社會階層中最靚麗的一道風景。深圳的中等收入階層是改革開放背景下市場體制的伴生物。深圳經過20多年經濟的飛速發展,已進入工業化成熟階段,人均GDP 已在4500-5000美元之間。據調查, 與全國許多地方還是一個洋蔥型,該大的還沒有大起來,該小的還沒有小起來,該富的還沒有富起來的情況顯著不同的是:深圳等級結構和階層結構圖已經明顯呈兩頭小中間大的類橄欖型(底部較為寬大),中中層所佔比例最大,接近半數的人處於中中層。 
  4、具備了建立和諧社會的基礎,代表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 
  深圳現代化走的是一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道路。深圳較好地處理了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利用市場機制解決傳統體制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又以調控機制遏制市場調節下兩極分化等不合理現象,從而能夠促使效率與公平的動態結合與良性互動。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特點(9)   
  深圳經濟特區責無旁貸地承擔了創新社會發展模式的歷史使命,這個發展模式以「速度深圳」聞名於世,為全國範圍內解決溫飽問題、建設小康社會作出了貢獻。「速度深圳」的發展模式也包含一定的效益內容,深圳單位產出所佔用的土地消耗的能源資源和排放的廢棄物都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貢獻的稅收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深圳市委市政府調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關係,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的基本生活,對高收入階層,既不採取限制的政策,也不任其發展,而是運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嚴格執行個人收入所得稅申報制度,並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徵收管理。因此,儘管深圳還存在部分下崗職工和失業職工的生活水平較低,少數人因非法收入而暴富,一些行業因壟斷或享受國家優惠政策收入遠遠高於一般競爭性行業等問題,但從總體上講,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基本上仍在合理的範圍內,沒有出現兩極分化嚴重,收入過分懸殊的情況。1996年全國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差距為1:42,廣東省為1:43,其中,深圳為1:42,汕頭為1:54,珠海為1:45。這說明深圳在反貧困、共同富裕上作出了成績。 
  深圳在注重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也開始轉變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式走向集約式,注重城市資源的開發效率。比如,深圳的土地利用率是密集型的,地均GDP為115元/平方米,在全國是最高的。1997年,深圳以其佔全國人口03%、佔全國土地02%的份額,創造出佔全國15%的國內生產總值、38%的工業總產值、78%的外貿出口額(1) 。 
  深圳建立了協調工資標準和增資水平的集體談判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由工會代表員工利益作為談判主體與公司方面進行談判,既保證工人的合法權益,又兼顧了企業的利益,使工資水平和標準較為合理。通過竟爭機制,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企業大體相等,形成了社會平均工資。為了穩定公務員隊伍,促進政府效率的提高和廉政建設,深圳市根據財政能力與社會承受力,縮小公務員與企業員工收入分配差距。 
  關注弱勢群體。深圳對外來務工者關心的真誠體現在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上。1992年率先在全國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1995年率先在全國頒布企業工資指導線, 1997年1月1日實施《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欠薪保障條例》,這是全國第一部地方性工資保障法規, 對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有重要意義。對全市戶籍貧困人口實行最低生活費標準, 1997年特區內的最低生活保障線205元,特區外城鎮是170元,特區外農村是120元,1998年分別是245元、210元、150元,1999年是319元、273元195元,1999年特區內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319元,比上海(280元)、北京(273元)、廣州(281元)要高,在全國是最高的。在促進員工再就業方面成績顯著,2000年有就業願望的登記失業員工再就業指導率達100%,年末城鎮攀登記失業率為24%。 
  形成了覆蓋範圍比較廣泛、保障項目比較齊全、社會化程度較高、法規制度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深圳從1982年開始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初步探索建立了一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需要的嶄新社會養老保險制度。1992年共濟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模式正式啟動,1996年,完成養老金計算辦法的平穩過渡,標誌著率先試行的共濟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養老保險新機制改革的成功。1997年共濟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寫進了《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制度的決定》中作為全國統一的制度模式。1999年《深圳市企業員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正式實施。同年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企業員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若干實施規定,制定了《企業員工基本養老保險運作辦法》,擬訂了《深圳市個體經濟組織及其從業人員養老保險實施辦法》,使深圳市養老保險法規更加完備,管理更加規範。到1999年底全市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84萬,戶籍人口的參保率達98%;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額達40多億元;養老基金的收繳率達99%。全市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達63萬,戶籍人口的參保率達88%。全市參加工傷保險人數達202萬,參保率達92%。參加失業保險的職工達754萬人,參保率為90%。2000年末全市有12785萬人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816萬人參加了失業保險,失業保險參保率達973%,失業保險金的社會化發放率和領取率均達100%,參加醫療保險達8284萬人。基本實現了全市職工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業有救濟、工傷有償付雖然目標。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深圳參保單位不僅包括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受惠者遍及外來打工者,個體戶等各類人群,有10餘萬外來工受益。   
  深圳承受的問題之累(1)   
  社會分層的迅速嬗變帶來的巨大成就裡總是包含著眾多的問題與矛盾。這是因為,第一,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彼德·布勞所說,社會分化是社會成員所處的社會位置在橫的方向上增加異質性,在縱的方向上增加不平等的過程。第二,就中國的社會轉型來說,傳統的政治資源和新興的經濟資源相互滲透和交叉重疊, 現代性與前現代因素、新體制因素與舊體制因素的相互交織和相互衝突,既形成了一股特有的合力,推動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又為社會階層分化設置了一個特殊的演化區域。  
  這個特殊的演化區域使深圳這樣市場經濟發展較完善的地區,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許多基本制度問題。市場化速度不斷加快與與制度相對滯後的矛盾在深圳表現得最為尖銳,市場經濟轉型期與制度結構相關的問題在深圳這些先行一步地區顯著化,社會結構在實際的演進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挑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公平性、合理性和開放性受到嚴重侵蝕。 
  一、日顯突出的人口問題 
  與國內其他大中城市相比,深圳人口問題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加大了解決的難度。 
  1、深圳的人口之痛 
  (1)人口超常規發展。就人口的實際數量來說,深圳已成為中國的超大城市。1980-2003年,深圳暫住人口年均增長達404%,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為128%。深圳從1985年80萬人口到2002年504萬人口(2000年普查人口701萬)經歷17年,1987年以後,每增加100萬人口是3-5年,從500萬人到600萬人是3年。香港從1931年80多萬人口到2002年670萬人口,經歷71年,其中從500萬人到600萬人維持了12年。新加坡1860年人口8萬多人,以後經過140多年,到2002年,人口為33783萬人。受慣性規律作用,今後一個時期人口總量仍將持續增長。 
  (2)深圳人口密度全國第一。2000年深圳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5 
  96人,大大超過十五規劃中的2463人控制線, 已大大高於北京、上海、 
  廣州等大城市,接近發達國家主要城市人口密度平均水平約每平方公里 
  4000人的水平。特區內人口更是高度密集,為每平方公里6532人,其中 
  福田區更是高達每平方公里11652人。 
  (3)暫住人口及所佔比重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均列第一位。深圳的戶 
  籍人口只有132萬,非戶籍人口為57936萬,占總人口的8267%,非戶籍 
  人口是戶籍人口的35倍,這種嚴重倒掛現象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 
  (4) 深圳是一個外來人員進城務工最早、最集中、時間最長的城市。20多年來深圳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持續不斷地把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吸引而來,年平均20萬勞動力進入深圳務工。2001年外來勞動者為25212萬人,占深圳市勞動力總數的591%。2002年末增至33549萬,比上年增長76%,導致深圳人口過度膨脹。 
   
  (5)特殊的勞動力和人才結構。從勞動力結構來看,外來勞動力 
  具有年齡小、學歷低等特點。17-25歲年齡段的占總數的75%,初中學歷占318%,高中技校職高學歷占505%,中專學歷占74%,大專以上佔85%。外來勞動力女性比重大,達505%,來自鄉鎮和農村的比例達771%,來自縣以上城鎮、城市的僅佔229%(2)。從人才結構來看, 第一,人才總量不足。2000年上海市人才資源總量達到120多萬,這個數字比深圳的戶籍人口還多,深圳的人才總量只有62萬,戶籍人才只有約29萬人。自特區建立以來,深圳的人才總量增加了155倍,而同時期深圳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733倍,這說明深圳的人才總量的增長遠遠落後於國民經濟的增長。在70088萬人中,接受大學以上教育的5649萬,占總人口的806%,遠低於北京的175%,上海的114%,廣州的93%。從高新技術企業擁有的人才總量上看,上海高新技術企業大專以上學歷人數85萬人,而深圳只有243萬人。第二, 國際國內頂尖的專家嚴重缺乏。深圳市目前只擁有5名"兩院"院士,12名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與國內其他大城市比,深圳這方面的差距較大,甚至比不上國內一所大學。第三,社會科學尤其是管理類和應用社會科學類專家嚴重缺乏。據統計,市管專家中社會科學類專家不足20人,僅佔7%左右。 
  由此,形成深圳的人力資源素質與分配兩極分化的格局:在這一極,積聚了一批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的精英人才,在另一極,又密集了規模龐大的低學歷、低素質低收入的勞務工,且後者在人口總量上佔絕大多數;在人口供給總量過剩的同時,又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力的需求預期差距的勞動力相對供給不足,從而形成了技能型勞動力相對的賣方市場。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化競爭,處於勞動密集形狀態下的人才結構,不能不說是一個現實的危機。   
  深圳承受的問題之累(2)   
  2、人口問題的正負效應 
  深圳人口問題對深圳經濟社會的影響,既要全面看,更要用發展的眼 
  光看。 
  (1)正效應。人口超常規發展, 為社會用工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為深圳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有資料顯示,勞動力對深圳經濟的貢獻率超過固定資產投資對經的貢獻率,勞動力每增加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就增加0518個百分點,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只增加0402個百分點(1),外來勞動力作為深圳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力量,為深圳的經濟發展的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2)負效應 。第一,人地矛盾日益尖銳。一方面是人口急劇增加,另一方面是土地嚴重不足。深圳只有 2020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由於地處海濱,實際可利用土地面積只有1/3左右,在全國,不要說副省級城市就是地級市中,深圳的地域面積也是很小的。在國內很多城市紛紛通過擴大自己的空間增強經濟實力的背景下,深圳的土地面積卻20多年如一日, 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20年間人口總量增加了21倍多,這塊彈丸之地上竟生活了1000萬人。深圳目前已開發70%的土地,特區內成片的土地已很難找。第二,公共資源不堪重負。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嚴重倒掛引起公共資源供給失衡、社會發展質量下降。由於人口規模日益膨脹, 對戰略性稀缺資源壓力不斷加大, 資源、環境和基礎設施的承載力亮起了紅燈,常常造成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就業難、供求平衡難和管理難等社會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負效應越來越明顯。因此,隨著深圳經濟的轉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勞動力量上的需求必然轉變到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上來。 
  二、不能掉以輕心的收入差距問題 
  深圳市民的收入差距總的來看是在合理的範圍內,1985年基尼係數是017,1990年是019,1990年是028,2000年是030,都在04的警戒線以下。但是,在局部領域也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懸殊的現象,並且,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在消費結構上出現了兩極化現象:富人側重於對享受性、時尚性生活品質的追求,而窮人則主要傾向於對基本生存和溫飽的維持。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穩定和諧發展重要的潛在危險因素。 
  據百戶居民抽樣調查顯示, 高低收入差距比較明顯,高低收入組的收入水平差距從1991年的26倍擴大到1994年的32倍,10%高收入階層的月收入中位數是10000元,10%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中位數是300元,高收入階層是低收入階層的333倍,收入兩極分化現象比較突出(1) 。1999年這種情況依然如故(見表 129) 。 
  非個人素質和能力之間的差別所造成的行業之間、單位之間的收入懸殊現象依然較普遍。2000年國民經濟16大行業職工工資排行:金融保險48768元,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38628,其他行業35652元,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33132元,衛生體育社會福利業31356元,教育文化藝術廣播電影電視業30480元,國家和黨群機關社會團體29436元,交通運輸倉儲郵電通信業28680,地質勘探業、水利24300元,房地產23892元,社會服務業23592元,批發零售貿易`餐飲19788元,製造業19464元,採掘業18540元,農林牧漁業17952元,建築業16848元。 
  深圳戶籍人口中低收入者主要是失業者和下崗人員。深圳80-90年代的失業率在230-250%之間波動(見表 130), 2000年末失業人數18090人,城鎮登記失業率245%。19以下45歲以上失業人員1997年比例是2362%,失業時間半年以上是2717%,失業時間三年以上是1731%,具有中小學文化程度占1726% 。全市下崗人員龐大(見表 131),但戶籍人口所佔比例較少。1988年以來,全市戶籍下崗職工249人,待崗330人,放長假期99人,提前退休44人,其占失業人員構成比例分別是169%、277%、46%和292%,離退休群體2359人(1),這些戶籍失業、下崗人員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為特區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失業和下崗使他們本人和家庭生活受到直接影響 。 
   
   
   
   
   
   
  深圳還有一定數量的貧困人口。到2000年第一季度全市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貧困人有3442人(1),其中特區貧困人口數占187%(見表 132),占戶籍人口總數的029%,佔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的0085%。貧困人口構成,原民政優撫對像只佔166%,下崗、失業人員只佔16%,其他困難人員占66%(見表 133) 。 
  低收入者是深圳市民中的弱勢群體,在經濟收入上他們具有經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共同的遭遇有可能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起來,成為向心力較強的利益群體,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社會穩定施加影響, 構成了危及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巨大隱患 。   
  深圳承受的問題之累(3)   
  利益格局變動本身尚不足以導致衝突行為的發生,由利益變動導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滿意度下降才是導致衝突行為產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導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價值認識,使得人們對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深圳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主要取決於人們對目前的收入差距擴大的心理承認能力,他們的感受是否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果有半數左右的人不認同收入差距現象,而且四分之三的人認為差距過大,那麼政府就的確需要調整收入的程度了。下表說明,認為差距太大的9個階層的認同率平均達749%,認同率最低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也達60%。 
   
  三、引人注目的外來務工者問題 
  之所以說引人注目,是因為深圳的外來務工者人數眾多,政府有關部門對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在深圳的喜樂哀怒,都會引起全國的關注。比如,2004年深圳市政府為了整治城市展開了梳理行動,對各類亂搭建和違法建築進行拆除,由於涉及到的人口大多是乞討者、拾荒者、地下加工廠從業者等外來群體,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有學者質疑這個做法是否有悖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精神。 
  外來務工者懷著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來到深圳務工經商, 但外來務工者這一特殊身份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帶著宿命的隱疾-戶籍制度中的城鄉不平等,讓他們在城市裡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他們大都分佈深圳市民不屑於干的體力勞動強度高、操作簡單、危險性較大、收入偏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第三產業。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城裡賜給他們的飯碗其實很難端,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成為城裡人的夢想的,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許多令他們匪夷所思的問題。 
  第一,工作時間長,休息時間被佔,處於超負荷狀態。據調查,他們每天工作8小時或8小時以下的是582%,9-10小時的占248%,11-12小時的136%,12小時及以上的占34%每月完全沒有休息的占88%,休息8天的占295%,休息4天的占276%,休息2天的占197%,超工時作業得不到應有的補貼。 
  第二, 吃住條件簡陋。為了將工資轉為積累,他們普遍將生活開支和日常消費壓縮到最低限度,攝入營養不夠;他們中享受企業提供的免費住宿待遇的僅佔406%,由單位提供宿舍、個人支付租金的占285%,生活、勞動條件差,身體健康受到直接影響。 
  第三,工資收入低,福利差。他們的平均工資已經有10多年低水平徘徊,甚至從總體上看近年來他們的工資有所下降, 426人在2004年上半年月平均總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428%,1001-2000元占348%,2001-3000元的占112%;另一個調查顯示,工資(含加班費)月工資在600元以下的占17%,601-900元的占53%,901-1200元的占26%,1200以上的占4%,相比城鎮職工工資是偏低的(1)。993人中只有598人所在企業為他們辦理了社會保險。更惡劣的是,2003年末深圳特區內最低工資標準600元/月,特區外寶安、龍崗兩區最低工資標準465元/月。一些企業不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或不按合同辦事, 連最低工資標準也難實行。 
  第四, 管理方式粗暴,甚至體罰、打罵、侮辱工人等對人身權利侵犯的事時有發生,有的女性受到性侵犯。 
  第五, 精神文化生活貧乏。他們工作之餘大多睡覺或無所事事,大多希望加班,成了工作機器。 
  第六,心理壓力大。這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非戶籍人口普遍有二等公民、人格受辱的感覺。在從財政支出、單位福利、住房、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子女上學等方面,非戶籍群體長期以來不能與戶籍群體同等享受, 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政府機關企事單位裡是普遍現象。戶籍人口總是視他們為社會治安隱患的主角,把他們對城市的貢獻遮蔽了。 他們與戶籍人口長期處於缺乏溝通的狀態,這種隔離裡既包含了戶籍人口對他們的防範與潛在敵意,也包含了他們自覺的疏遠與同樣的潛在敵意。另一個是工作壓力大,易產生心理偏差。外來務工者中經常感到壓力大的,占206%,有時感到的占309%,偶爾感到占34%,自己覺得不開心的比例大,只有141%的人從來沒有出現(1)。 
  第七, 非戶籍群體沒有機會參與決策。非戶籍群體雖然佔深圳人口的主體,但是他們的社會參與被限制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參與政府政策制定及執行的機會,他們的利益往往容易被忽視甚至被侵犯。 
  外來務工人員基本生存條件不佳,他們沒有被深圳社會結構化,說明深圳的社會整合能力還不高,因此產生了社會公正意義上的連續反應:    
  深圳承受的問題之累(4)   
  深圳的公正形象受損。由於部分企業主漠視外來務工者的權利,非法職介詐騙事件時有發生,造成一種深圳不安全,深圳騙人的印象,使部分外來務工者望而卻步。有些人對自己在深圳的打工經歷負面描繪多於正面評價, 有些人甚至妖魔化深圳,把深圳描繪成打工者的地獄,有些學者也發出了「深圳,請善待外來工」(2)的呼號,這對深圳的國內外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社會角色定位的混亂。外來務工者雖然進入了深圳市的就業系統, 
  但沒有進入深圳的戶籍系統;儘管長期居住在特區,但是,他們把自己當作鐵打的營房流水的兵,並未真正融入城市,更沒有能力在城市落戶生根,始終卻沒有移民的心理認同感和家園感。有學者於1999年對深圳進行過一次移民文化調查,發現一半以上的移民並沒有建立起對這塊土地的歸屬感,沒有把自己看成深圳人,三分之一以上移民處於雙重身份的矛盾中(3)。深圳只是他們賺錢和暫且棲息之所。 
  勞動爭議案件和群體性事件大幅上升,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深圳的勞動關係總體上是穩定的。但是,近年來由於改革力度加大,社會轉型加快,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勞動關係發生深刻變化和強資本弱勞力的格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等原因,企業勞動爭議和勞動糾紛事件逐年增加。特別是在三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勞資糾紛的矛盾非常普遍,甚至非常尖銳。 第一,仲裁案件量急劇上升。1998年深圳市勞動局勞動關係處立案仲裁622宗,1997年380宗,1996年152宗,分別增長了6368%和30921%。第二, 勞動部門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1997年13198件,1998年12130件,其中爭議引起停工數1997年151件,1998年71件。第三,疑難問題多、處理難度大。出現了許多勞動法律法規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的新問題和疑難問題,如員工被調整下崗是否屬於用人單位違約問題,剋扣、拖欠下崗員工生產費是否屬勞動法調整範圍問題等。第四,拖欠工資及解除勞動合同爭議占主要比例 。1998年受理欠薪投訴案件數167件,1999年317件,增加8982%;1998年立案仲裁案件中,拖欠工資爭議占4094%,解除勞動合同爭議占3503%。勞動關係的緊張會造成普通勞動力供給的虛假短缺,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下半年提供的一份調查表明,深圳現有民工420萬,缺口約40萬。 
  從這些問題可以解讀出沉默中的群體傷痛潛伏中的社會問題。 
  外來務工者是農民中先進的群體,是農村勞動力中最活躍、最勇敢、甚至文化水平也是相對較高的群體。對於他們而言,選擇了深圳,就選擇了一種全新的生活。遠離家鄉、親人,遠離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一意奔赴深圳,為的是什麼?儘管不同的人給出的答案不盡相同,但都得接受這樣的現實——新的價值觀念、新的消費方式、新的工作節奏、新的人際相處方式……這些新的生活圖景,對每個人都會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這座城市打破和重構了外來務工者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雖然他們中的大部分由於各種原因,對這些問題有一定的容忍度,暫時不會發生大的騷亂,但是從長遠看,並不樂觀。他們的下一代,由於城市文明薰陶給他們帶來的城市生活的嚮往與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生活環境的反差所產生的矛盾心理,則是一種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國外學者的研表明,第一代貧民窟在社會生活中自甘處於屈從地位,他們將這種傳統的農村態度帶進了貧民窟。而他們的子女卻是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因此也有了城裡人的追求和嚮往。父母滿足於地理環境的改變,子女卻要求向上發展;如果他們在城市居住時間長而職業毫無改善或改善甚少,他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看不到良好的發展前景,那麼會成為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外來務工者的前途命運實際上關係到深圳的未來發展。外來務工人員問題已經引起了深圳市有關政府部門的重視,並加強了政府工作的力度,但是由於監管機制不完善、措施不力等原因,取得的效果並不明顯。 
  四、必須遏制的貪污腐敗問題 
  政府官員出現的貪污腐敗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深圳市也不例外。由於特區經濟的空前活躍使權力資源的利用率急劇上升;特區經濟的超常規發展使社會成員收入的差距拉大,一部分成員的超常先富,很容易刺激掌權者利用職務之便改變經濟寒酸的慾望;特區社會高度開放,各種文化和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增多,很容易使一部分掌權者突破道德防線而貪污腐敗,也使特區反腐敗的任務比其他地區更艱巨 。收送紅包、買官賣官、幹部賭博,領導幹部超越職權、濫用權力,少數領導幹部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影響支持、縱容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益,以及貪圖享樂、生活腐化、鋪張浪費等黨風方面存在的四個突出問題,在深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深圳承受的問題之累(5)   
  特別是深圳出現了一些在國內都有影響的腐敗大案。很多曾經是優秀幹部,特別是最早來深圳艱苦創業的領導幹部中出現了貪污腐敗的問題。從80、90年代的市計劃局財貿處處長王建業、原深圳中信銀行行長高祥森、原房產局長陳炳根特大受賄案,到2000年的原深圳市人大副主任王炬、2004年民政局長黃亦輝等腐敗案,嚴重危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和反對、腐敗問題是關係到黨心、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問題,也是關係深圳發展全局的大事。要通過加強教育,發展民主,健全制度,強化監督,創新體制,把反腐敗工作寓於各項法制制度建設和各項重要政策實施中,爭取從源頭上和制度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五、必須解決的農村城市化問題 
  實現農村城市化,是深圳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深圳第一次 
  農村城市化可以說是疾風暴雨式的, 1992年短短幾個月,特區內就完 
  成了城市化,特區外縣改制區也很快到位 。農村城市化是緩慢而漸進 
  的自然歷史過程,但深圳的第一次農村城市化是一種政策選擇的結果,這 
  必然造成城市化任務完成得不徹底。 
  特區外縣改區後, 區以下農村體制仍原封沒動,如鎮、行政村、自然村等等。寶安、龍崗兩區共有8個鎮、218個村、27萬農民。經過十年的發展,農村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村集體土地已大量被徵用,工商業成為農村主要經濟形式,農村城市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特區內城市化留下的後遺症,拖累了深圳的現代化步伐。第一,有形 
  的改造甚於無形的改造。農村城市化不僅僅是農村建制向城市建制、 
  農民向城市居民的轉變, 不僅是衣食住行方面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農民思想觀念和素質的轉變,相比之下,後者的轉變更艱巨,時間更長。所以,特區城市化已經有10多年了,但股份公司裡的人的思想、觀念仍停留在洗腳上田的農民階段,城鄉二元特徵在這些人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這些似農非農的居民一方面邁入了市場經濟環境,開始接受現代城市文明的洗禮,另一方面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卻保留著傳統農業文明的深深烙印 , 他們利用土地、房產、股息、紅利等實現了超越一般城市居民的富裕,但小富即安,缺乏更高層次和更高品位的生活追求。第二,原來的農村變成了城中村, 生活方式、經濟發展模式、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管理方式全是原來一套, 股份公司以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為主,沒有納入城市體系, 建築無章可循,新舊住宅錯落無序,市政工程無法開展工作, 由物業經濟、地主經濟發展模式沒有實現向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柱的的多元化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由於一城兩制、一城兩策造成的「城中村」,成了制約深圳城市國際化現代化的的頑疾和毒瘤。第三,村民對土地、血緣關係和鄉規民約的三條紐帶沒有斬斷,有些地方是耦斷絲連, 有些是根深蒂固。村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過去主要是土地,現在仍是,過去用土地種莊稼,現在用土地種房子,過去想方設法提高農作物的產量,現在想著建更多更高的樓,土地情結仍沒有消失。第四,股權、村民、人口和房產等四大要素不能自由流動,沒有建立一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第五,由於沒有擺脫農村社會管理體系,村落沒有真正變成城市社區, 社區管理沒有職業化農村一戶一棟的宅基地模式,沒有實現向城市單元住宅模式轉型,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宅基地屋村管理模式沒有實現向城市物業管理模式轉變,由私房出租的發展模式沒有實現向產權灑店式的經濟管理模式轉變,原農村集體企業沒有從根本上轉型,成為一個分配性、福利性、社會性組織。 
  從2003年10月開始深圳市決定第二次城市化,計劃到2004年底, 
  特區外有農村建制的城鎮將變成街道辦事處,現有的27萬農民將全 
  部變成城市居民,深圳將成為全國首個無農村無農民的城市。深圳第 
  一農村城市化得出的啟示是:不能簡單地給他們一個城市居民的身 
  份來追求城市化的進度,而更重視城市化的質量。第二次城市化吸取 
  了這個教訓,有針對性地制定出黨建、機構設置、資產評估、土地權屬、發展規劃、市政建設、城市管理、戶籍和計劃生育、社會保障和勞動就業、學校教育等10個面的配套政策。但要貫徹落實這些政策,仍任重道遠。 
  社會階層分化過程中存在的五大憂引起了人們的心理反映。一是不公平感,人們對於由於體制性因素造成的不平衡的經濟基礎、不等同的競爭點造成的分配不公,特別是對那些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資源和非法手段攫取大量社會財富而造成的分配不公深痛惡絕,這是對階層分化在起點、規則和結果各方面不平等現象的自然反映。二是受挫感,一些社會地位相對下降或社會地位一直很低的人,在心理失落中,會產生強烈的無力改變現實的挫折感。三是危機感,尖銳的社會問題,使人們經受了許多心理痛楚的煎熬,阻礙了公眾在積極認同和參與社會分層的基礎上,對社會發展進程中一些重大問題形成共識,容易產生相互疏離,甚至相互對立的意識。這些充分說明,深圳的社會階層結構存在基礎不穩,抵禦風險能力不強,社會凝聚力不夠,階層分化不平衡等問題,必須站在時代的高度、歷史的高度、發展的高度,來分析和應對這些問題。   
  構築和諧深圳的對策設想(1)   
  深圳現在已進入了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同時也進入了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一方面,市場經濟發展了,創業意識、競爭意識、風險意識及其承受能力在民眾中大大增強,人們已經具備個人創業、個人競爭和承擔風險的意識。另一方面,社會利益多元化,新利益格局形成,不同利益主體的碰撞機率和摩擦係數增加,要求地方政府要積極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高舉社會公正大旗,把推進社會階層分化健康發展和建構一個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作為具有基礎性價值作用的內容,納入思路設計、制度安排、機制塑造和社會政策選擇中,對社會變遷中出現的與社會進步背道而馳的不合理現象加以遏制,防止階層分化演變成一種弱肉強食式的混亂景象,這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社會整體發展思路的設計 
  當我們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對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反思過去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時,不難發現過去指導改革的思想確實存在著缺陷---改革中我們忽視乃至扔掉了社會公正和協調發展。 
  這一缺陷在深圳也有表現。深圳社會發展缺少一個戰略性的、長遠的科學的總體思路和宏觀部署。對如何完整地認識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應當如何構建,社會發展的基本格局究竟應當是怎樣的,如何完成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雙重任務等基本問題,並沒有清醒的認識。這樣一種基本思路的欠缺,導致了制度創新的方向不明、機制塑造的力度不大和社會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了經濟發展的「長腿」和社會事業發展的「短腿」現象:2002年深圳市科學、教育事業費支出分別只佔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53%和121%,在全國23個大中城市中分別位居第15和第21(1),與先進城市相比有較大差距。 
  社會進步決不是單純表現為經濟因素的增長,而是表現為社會各系統的協調發展和社會秩序的增強。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要求五個統籌發展。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構建一個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提出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和諧社會建設放到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並列的突出位置,充分說明黨在社會發展理念上的高度重視和自覺。地方政府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設計社會發展的思路,著力用新思路、新招數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1)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科學發展觀蘊含著社會公正原則,它既強調發展經濟,又要求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協調發展。它既強調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基本需求和獨立人格的尊重,要求公正合理地解決貧富差距和貧富分化問題,努力降低弱勢群體的脆弱性,增強他們的發展能力,使這些改革的代價主體盡快成為利益主體,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目標;又要求尊重強勢群體的獨創個性、創新能力和業績貢獻。地方政府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切實解決好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教育、公共醫療衛生以及社會分配等方面問題;處理好公平與效益的關係。 
  (2)牢固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 。第一,這是社會分化朝著良性方向發展所必需。一定社會的階層結構,從來都是與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繫的。經濟總量特別是國民收入的增加,引導著社會分化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在經濟總量和國民收入下降的情況下,社會成員彼此交換其地位的總體後果是失大於得的人多於得大於失的人。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分化很難說是良性的,而且在較多社會成員失大於得的條件下,就會容易出現動盪。第二,這是實現高層次上的社會公正所必需。調節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最終都要靠發展來解決;只有餡餅做大了,公平分配和減少貧困才不會變成空頭支票。第三,這是維護社會穩定所必需。社會不穩定與其說是源於社會分化或收入的不平等,不如說是源於國家的貧困,經濟增長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因此,地方政府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提供現實的經濟基礎。 
  1980~1999年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遞增312%,超過同期全國平均增速20多個百分點,而且超過了西方國家級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發展速度,也超過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率。 按國際上連續5年增長速度超過5%為經濟奇跡的說法,深圳被國外人士稱為「一夜城」就不足為奇了。從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看,經過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越來越大,增長速度會逐漸放緩。深圳的經濟發展速度已基本穩定,所以特別應注重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提高。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轉變的戰略決策,是高瞻遠見之舉。但是,我們在理解上,在實踐中,不要把速度與效益對立起來。時下在深圳流行的一種觀點是,與北京、上海等地比較,不比經濟總量,不比發展速度,要比質量,比效益。這在認識上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難道經濟總量與質量、效益是魚與熊掌的關係,不可兼得嗎?世界上,經濟總量大、質量、效益佳的例子比比皆是。經濟總量在綜合競力中是最重要的指標,經濟總量上不去,教育和人民生活才能上去。是不是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很大了呢?雖然深圳的經濟總量在國內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但離世界先進城市還差得很遠(2003年深圳GDP286051億元,而面積比深圳小得多的香港達1592億美元),在不進則退的競爭環境方面,只要深圳經濟總量不做大,經濟做強就是一句空話;不以比其他城市快的速度發展,「效益」深圳也只能是遙遠的夢想。   
  構築和諧深圳的對策設想(2)   
  (3)繼續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市場化改革是社會結構變遷的主要動力。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是計劃經濟所內生的低效率,因此,市場化是中國制度變遷的主要方向。過去深圳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先行一步,才使深圳社會結構充滿生機和活力;同樣,未來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解決社會結構變遷中出現的或尚未暴露的深層次問題。通過市場化改革, 社會能夠有更多的資源可供分配,形成電梯效應,市場各個參與主體的責權利更加明晰,損害公正的權力的生存空間會減到最小。 
  二、勇於制度創新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階層分化和流動必須得到旨在體現起碼公正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支撐和引導,才能鼓勵社會個體更加勤奮地工作,鼓勵個體充分發掘自身的潛力。這正是一個社會是否具有內在活力,是否能夠不斷進步和發展的根本所在。 
  深圳社會轉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只有放在制度創新的高度進行分析研究,才能找到其癥結和解決的出路。因為現在的癥結是, 一方面,社會分層和流動的大潮方興未艾;另一方面,支撐這股大潮的制度供給乏力成了處理各種矛盾的一個瓶頸。這就需要靠制度創新,盡快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框架來打通瓶頸。過去,深圳之所以能在社會階層和流動方面走在前邊,就在於它既按照中央的規定動作去做,又敢於大膽去試,並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自選動作;如今,深圳要繼續走在前面,仍需要通過加快和加大創新的力度、速度和強度,對一些還在嚴重影響著各階層深度轉化的制度鬆綁。 
  戶籍制度創新。作為中國最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對戶籍制度問題 
  一直保持高度清醒和自覺,總會選擇在適當時候改革戶籍制度。儘管戶 
  籍制度的堅冰已經在深圳融化, 但是社會流動特別是農民向上流動仍步 
  履維艱。深圳從1987年對戶籍進行控制,1997年的《深圳市居民按比例就業暫行辦法》,對各種行業中本地居民的就業比重作了硬性規定。 這些政策出台儘管事出有因,但仍可見戶籍制度的影響。 
  戶籍制度的改革問題目前全國範圍呼聲很高,個別地區已作了政策 
  性的調整。在各地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情況下,外來人口聚集地區 
  的深圳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顯得落後, 深圳市相關群體、輿論界發表了 
  放寬戶籍限制的種種意見和建議。深圳的戶籍制度改革有難度,但這 
  種難度不一定被人們所理解,而且困難也不能當作不改革的理由。深圳 
  完全可以在戶籍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如逐步降低入戶門 
  檻, 放寬調入政策,大量吸收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技術專長的人才,逐步 
  形成相對穩定的市民階層;讓非戶籍人口逐步享受與戶籍人口相同的福利和待遇,提高各階層的開放度等等。 
  幹部人事制度創新。經過20多年的改革, 以幹部的級別劃分作為社會分層的基礎,以行政序列為基準劃分社會機構的情況大有改變,但幹部身份制度中的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導致幹部流動率較低,幹部流動受到照顧,比如,黨政機構精簡過程中,常常通過組織部門向事業、企業和社會團體分流, 還沒有形成人員能進能出、職務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的用人新機制。幹部人事制度的創新可以從多方面展開,例如,在改革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方面, 要開闊視野,暢通渠道,可以公開選拔,形成人才公平競爭新秩序。 
  單位制度創新。單位的本質意義在於,它是一種體現著全面而深刻的社會歸屬關係的社會、經濟、政治生產組織形式,單位與職工不是契約關係,而是一種單位全面控制和照料所有職工,職工依賴、服務於單位的複雜聯繫。單位制儘管不斷受到市場經濟的衝擊,但現在單位組織依然強大並保持著基本特徵和基本意義。由於對資源分配的控制,隨意離開單位則意味著失去賴以生存的全部社會資源,從而形成了個人對於單位的人身依附關係。單位制如不能達到面向全社會的社會化程度, 個人自由流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社會保障制度創新。深圳社會保障體系的突出問題是經濟條件本來較好的階層得到的保障也較好,相反,那些經濟條件本來就不好的階層卻得不到足夠的保障。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把外來務工者納入社會保障制度框架予以必要的保障,表明社會保障覆蓋面仍較小,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保障能力較低等。1998年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員工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規定,非深圳戶籍職工實際繳納社會保險費年限滿15年的,可享受按月領取養老金的待遇,這是社會保障制度突破戶籍壁壘的第一個信號。   
  構築和諧深圳的對策設想(3)   
  只有通過制度創新,才能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所有社會資源合理配置,最終推動社會進步。 
  二、塑造運行機制 
  從政治學角度看,社會分化帶來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各個階層利益指向的不一致將對政治系統運行構成很大的壓力,因此,塑造向和諧社會運行的機制就顯得相當重要。 
  1、塑造以民主政治為主要內容的利益表達機制 
  政治民主化程度與社會階層發展狀態是直接相關的。社會階層分化是民主政治化進程中的重要動力, 階層發展的空間越狹窄、階層流動的機制越剛硬,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越低;反之,階層伸展餘地越廣、階層分化機制彈性越大,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因此,社會階層分化有利於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 
  一個階層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主要取決於其利益表達的力度和有效性。綜觀現有的利益表達機制,就會發現有一些基本的先天不足:一是有些階層的利益表達缺乏足夠的份量,難以引起政府的足夠重視,如作為深圳市最大一個群體,外來務工者沒有自己的代言人,缺乏表達自己意見和利益訴求的機會和渠道, 利益不斷邊緣化,在遇到侵權或傷害時能得到的支援很少。二是有些利益表達以高度分散化和個體化的形式出現,如一些沒有建立工會組織的外企工人。三是是利益的正當性與表達方式的不正當性,在外來勞務工的利益表達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暴力抗法、衝擊黨政機關、堵塞交通、以自殺相威脅等等非制度化的形式進行的。四是一些新的社會階層政治地位並沒有與隨著其經濟地位的上升而同步提高。如民營企業積極參政議政,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僅近4年中,由深圳市總商會組織的民營企業家提交的人大政協議案就達320多件(1), 但現有的政治安排與這股高漲的熱情不相適應,1997年深圳市政協250位委員中,共有12名私營企業主,占委員總數的48%,市區人大代表8人,占總數的094%(2) 。 
  和諧社會的基礎是多元,即在一個社會裡,各種利益群體的訴求都能得到充分表達和尊重。因此,如何塑造利益表達機制,成了政治文明建設中面臨的新課題 。第一,建立健全寬容的利益容忍機制。要承認各個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的存在, 承認各階層追求自己合理利益的合法性,從制度安排上保證多元化的利益群體有訴求表達的合法途徑。除了現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外,還應當充分發揮民間社團的作用,使利益訴求表達的渠道不僅具有社會廣泛性,而且具有群體代表性。第二, 建立健全有效的對話機制 。一個民主的社會,是階層利益便於溝通反映的社會。管理者、專業技術人才、企業主、工人因階層差異而存在的心態隔閡,往往成為引發矛盾的因由。各階層之間相互溝通, 各階層之間的裂痕就不會加劇。因此,通過政策法規,溝通階層之間的交往,使不同的階層達成相互理解十分重要。 
  2、塑造兼顧各方的利益整合機制 
  努力促進社會階層分化和加強社會利益的整合,這是辯證的統一。加強社會整合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建立公正平等的社會階層分化機制。在身份制的社會結構被打破以後,階層劃分的秉承性限制大大縮小,先天因素作用減少,後天努力的自致性因素越來越重要。關鍵是要以公正平等的原則,建立社會階層分化的機制,使各個社會成員在階層流動中獲得同樣的機會和同樣的待遇。第二,建立健全利益引導機制。原有的利益結構被打破,新的利益關係正在逐步形成,但新舊利益關係夠交替是一個漸進性的逐步完善過程;各個階層實際利益的增加有多有少,有先有後,有些階層還會失去某些利益。這一問題的存在不但增加了各階層之間的矛盾,而且影響了改革的進程和社會的穩定,避免利益矛盾發展成為具有破壞性的激烈行為,必須正確引導利益流向。第三, 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堵塞各種不合理的分配渠道,確定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認識,保證各利益主體所實現的利益取決於向社會所作的貢獻。  
  3、塑造社會成員合理分享現代化成果的分享機制 
  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保證所有階層能共同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防止社會天平的傾斜。第一,建立健全合理的調控機制,合理調節社會總體利益和各階層利益。社會應該給強勢階層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和較多的收入, 保護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同時通過各種經濟法規,約束規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運用再分配手段合理調節少數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過福利政策保證社會貧困階層和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得到生產保障和發展機會。第二,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對利益暫時受損的群體,提供一定的補償,補償不應是象徵性的,而應考慮到群體受損的實際情況和為此所付出的機會成本,補償要能提高這些受損群體的生活滿意度。   
  構築和諧深圳的對策設想(4)   
  三、社會政策取向選擇 
  社會和諧發展離不開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支撐。如果說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經濟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麼,為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所需要的社會政策, 追求的則是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均衡點,變革與穩定之間的均衡點,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利益均衡點。 
  20多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基本上是在國家調整經濟政策和改革經濟體制的影響下發生的,國家並沒有自覺到要運用相應的社會政策去引導和協調這一過程,當時國家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的增長,制定了這樣那樣的推動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經濟政策,卻沒有注意制定相應的適於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社會政策。政府是由於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 政府的社會政策的宗旨是實現公共利益,優化社會階層成長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這就決定了社會政策應該是公平的,要兼顧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不能對一部分人持有政策歧見,有意忽視其利益,或者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1、讓富有階層高尚起來 
  對富有階層的大多數來說,他們的成功是與他們付出的辛苦努力、承受的巨大努力分不開的,但不必諱言,他們中有些人不是靠守法和自己努力先富起來的。加上「問題富豪」的不斷落馬,長期以來富有階層在中國公眾中的形象欠佳。在這種情況下,富有階層應該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深刻的認識,對自己的社會責任有清醒的理解,不要使淪落為一種拜物教;政府也應該用社會政策讓他們做一個高尚的富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暴發戶。第一,要建立並不斷完善平等競爭機制,防止少數利益集團通過特權和壟斷聚斂社會財富, 對各種非法收入採取法律手段,予以堅持取締,使利益分化和階層分化成為一種規範化、制度化的社會生活常態。第二,實行個人所得稅甚至累進所得稅,對高收入者消費的貨物和服務徵收高額間接稅,限制奢侈需要的無限增長;消除隱蔽的高收入現象,即以貨幣為統一尺度,取消以實物為主的補貼制。第三,鼓勵和支持富有階層開展捐贈及慈善等公益事業, 富裕者的捐款,除了在稅收方面給予優惠外,還要讓捐款人覺得有利可圖, 既可揚名,又能取得良好的社會和商業信譽,捐款捐得值,他們的熱情就會高漲。最終使富有階層樹立這樣一種高尚意識:公益事業是競爭、優化配置資源、獲取社會資本的一種新理念,是一種財富最終是屬於社會的而不是屬於個人的新認識。 
  2、讓中產階級壯大起來 
  儘管深圳在以職業結構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方面已趨向於橄欖型,但還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 與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的中產階層達80%相比,深圳特區中等收入者階層在社會階層中所佔的比重還不大,尚未形成中等收入階層占主體的社會, 中下層、下層占的比例仍在65%左右, 特區以外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會更低, 而且還是一種比較低層次的中等收入者階層。第二,在收入分配結構上離橄欖型還有較大的距離。深圳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分佈結構表現出頂部尖小、底部龐大的類金字塔結構,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入在平均線以下,最高收入組的家庭月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組的14倍,這兩組數字與經濟較落後的貴州鎮寧縣相當。深圳現階段的中等收入者階層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質量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提高他們的比重,提高他們的素質,有賴於市場經濟的規範運作和健康發展,更賴於政府有形之手的精心培育。 
  (1)使中下層以下階層人員有上升機會。從深圳特區中下層、下層階層的構成來看,產業工人階層、商業服務業勞動者階層、個體戶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占比例高,其中非戶籍人口受教育年限低、缺少專業技能的人員所佔比例高。對這一部分人要做具體分析。第一,對工人和商業服務業勞動者中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有一技之長的,盡量優先提供就業機會,對一些缺少專業知識技能人員要進行培訓。第二,對個體私營企業主通過一些相關政策調整,使其能夠得到經營上的發展,有機會向上流動進入中間階層。深圳的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較快,但與江蘇、浙江相比,還有差距,從個體、私營經濟實現的增加值占GDP比重看,2001年深圳是8%,浙江是43%,江蘇是267%。深圳的個體私營經濟仍存在發展後勁不足,資金貴乏,融資困難,高級人才缺乏等問題,私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不公平對待。 要做大做強深圳的私營經濟,必須積極為私營企業的發展創造規範而公平、寬鬆而有序、健康而持續的法律環境, 在制訂勞動法律、法規和政策時,要充分考慮私人企業的特點,把它們納入立法的範圍,深圳可以依據十六大精神,立一部地方法規來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在人才方面,提高私營企業人才的政治待遇,讓人們感到進私營企業與進國有、外資企業,其身份是一樣的;在市場准入方面,對國有、外資、私營企業要一視同仁,甚至對有能力、有技術的私企給予優先權,加大公共財政對私人企業的支持力度(1);對私人企業的招調工條件應放寬; 簡化審批程序和手續,建立民營投資項目登記備案制度,降低民營投資的市場准入門檻; 進一步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建立民營企業創業投資基金和發展基金以及民營企業信用擔保機構。   
  構築和諧深圳的對策設想(5)   
  (2)使原有的中間階層在數量上上一個新台階。第一,使中間階層的收入保持穩步攀升。深圳的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中間階層普遍受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要繼續保持和穩步提高這一階層的收入水平。深圳居民的收入多年來在全國名列前茅,但是,近幾年深圳的工資水平與內地的工資水平的差距不斷縮小,深圳的工資水平對內地人的吸引力,特別是對內地綜合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的吸引力在下降,這會影響深圳中間階層的形成。第二, 大力發展教育和科技事業,提高腦力勞動者比重,大幅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第三, 一些社會學家認為有五種人將成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是,科技企業家、金融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各類專業人員尤其是中介機構的專業人員、外國駐華企業的中方管理人員、個體私人企業家中的一部分,他們大都分佈在知識含量高、市場潛力大的行業,這些行業是產生中產階級的最好土壤。深圳的第三產業GDP所佔比重在全國大中城市中排名只能算中上等,2002年只有445%,與世界發達城市70%左右的三產比重有很大的差距,第三產業在深圳大有發展空間。 
  (3)對中等收入者階層的打造要重在質量。中等收入者不但要有穩定而不低的收入,有相對寬敞舒適的房子,更要培育中產精神,即既有創業的開拓之力,又有不事張揚的小康心態;既有與時俱進之精神,又有維護社會穩定之責。 
  3、讓貧窮階層富裕起來 
  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既是關於社會公平問題的延伸,又是維護社會穩定的要求。低收入階層的存在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危機因素,對社會運行安全和社會穩定來說,猶如懸掛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他們更需要政府的悉心呵護, 政府有責任讓他們過得好,學到新的東西,政府的社會政策對他們要閃耀著耀眼的人性關懷:第一,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對於他們獲得向上流動意義重大。要建立有效適度地調節收入差距的再分配製度和政策。第二,加快健全與推廣社會保障制度。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逐步將他們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第三, 制訂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競爭能力和技能的教育與培訓政策。增強他們自我致富的能力,治本之策在於提高他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要從人力資源開發的角度提高他們的素質。2004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強化對外來務工者的培訓工作,國家財政預算有直接投入,將農民工的培訓列入政府官員的考核,深圳可以出台配套的社會政策,將其落到實處,讓他們掌握實用的謀生技能。第四,全社會要樹立反哺外來務工者的共識,建設社會化扶助體系,形成社會各界關愛他們的氛圍,他們的血汗錢不要剋扣了,他們的子女不要再在黑校間輾轉---避免貧困的代際傳遞,他們的勞動時間要按照勞動法的規範得到保障,他們承受的壓力和委屈要減少。 
  可喜的是, 進入新世紀,深圳進入更高一級的發展平台後,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優先考慮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的和諧共進,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性和可持續性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推遲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 提出要徹底摒棄傳統發展理念,從「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和「和諧深圳」發展模式轉變;2003年12月深圳關愛行動啟動,外來務工者的勞動保障、文化生活、子女入學安排等相繼列入政府的工作視野中;2004年連續十年執行的春節後一個月不准新招收外來工的「六不准禁令」被解除,深圳市勞務工統籌醫療試點辦法出台;通過持續不斷的技能培訓、評先選優及其他文化活動,創造條件吸引外來務工者參城市管理。這些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領跑之舉,可能還不完善,但這意味著深圳未來的社會分層和流動還有更精彩的篇章。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未來走向(1)new   
  深圳高速度、大規模的階層分化和流動正在充滿希望與困難的道路上繼續進行,我們雖然無法把握社會階層分化和流動的具體細節,但其發展的大趨勢和大脈絡是可以根據現實狀況加以預測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市場機製作用範圍的擴大,社會分層和流動在新的歷史時期會沿著現代化方向繼續下去,在深圳身上,儲存著許多中國未來現代社會的信息,這是任何理智清醒的人們應該具有的合理預期。 
  一、 市場機制將成為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主導力量 
  1997年深圳已在國內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深圳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在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已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到2005年以前,在全國率先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機制將最大限度地發揮基礎性作用,由國家壟斷分配的各種社會資源絕大部分將轉變為通過市場進行分配,個人地位越來越遠離國家控制而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社會階層的劃分也從權力為核心轉向以市場為核心,各種資源承擔者的社會地位取決於這種資源的市場價值,而各種資源的獲取主要取決於個人的機遇和能力。 
  二、 橄欖型社會將在深圳付諸實現 
  對未來中國社會分層體系的發展趨勢,社會學家存在三種相互對立的觀點:第一種是斷裂化。這些學者認為90年代中期以來的社會分化,導致了一個斷裂社會的出現:整個社會分裂為相互隔絕、差異鮮明的兩個部分---上層社會與底層社會,各類資源越來越多地集中於前者,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大,必將導致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雖不可能馬上發生社會動亂,但是一旦矛盾激化,動亂不可避免。與之相反的是第二種觀點即碎片化。這些學者認為,傳統的幾大階級或階層被分化成許許多多的小群體,這些小群體猶如一塊塊的碎片,碎片化狀態下的社會群體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或激烈的社會衝突,但未來的發展形勢如何還難以確定。第三種是中間化的觀點,認為隨著市場化的推進,中國社會逐漸分化出等級性的幾大階層,而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白領職業的擴張,向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深圳社會分層體系的未來發展還處於不確定之中,但趨勢是向第三種前途發展。 
  伴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可以預計,深圳的中間階層將會呈跳躍性的擴大,而社會底層和頂層都將縮小,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由准橄欖型變成完全的橄欖型。第一,隨著經濟的持續快整增長,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將繼續保持上升趨勢,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進入中等收入者階層隊伍。第二, 三支力量的壯大會大大提高中等收入者階層所佔比重。第一支力量是知識分子。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科技的發展和深圳文化產業的漸成氣候,知識和技術進一步升值, 市場對高層次人才的需要增加,一大批具有高學歷的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將脫穎而出, 社會階層越來越趨向智能化。比如深圳民營科技企業職工2001年達74萬人,比上年增長20%,其中科技人員56萬人, 占職工總數的76%,比上年增長58%(1) 。第二支力量是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主。在政策的有力推動下,這兩個階層發展迅速,2002年底,深圳市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達10787萬人,佔全市總就業人數的30%,僅2002年民營企業就吸納新增就業人數104萬人,佔全市新增就業人數的394%。第三支力量是中介組織從業人員。隨著政府權力縮小,社會權力加大,中介組織從業人員會大量增加。可以肯定地說,2020左右深圳基本實現現代化時,中等收入者階層將成為深圳社會階層的主要成分,深圳將是中國最早進入橄欖型社會的城市之一。 
  三、 合理、公平、開放、規範的社會流動模式將在深圳變為現實 
  合理、公平、開放、規範是現代社會流動模式的要義。這種模式,既考慮了社會各單位的具體需求,又充分尊重了流動者的個人意願;既能使流動所體現的價值取向更理性化,又能避免社會流動的無序,因而有利於社會成員與工作崗位的最佳結合。目前深圳儘管已經初步形成了現代社會流動機制的模式,但離合理、公平、開放、規範的現代社會流動模式的完全建立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能否盡快完成建立,取決於流動規則的真正轉變。 
  在封閉性社會裡,先賦性規則是主要的社會流動規則;而在開放性社會裡,後致性規則是主要的社會流動規則。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越來越開放,後致性規則在社會流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是,國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對於人們社會地位的沉浮仍起決定性的作用,先賦性規則的影響仍不可低估,一些不利於社會開放、公正的消極趨向如階層流動的代際性增強、社會資源向上層集聚等開始表露。隨著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主體,勞動者作為供給主體的地位基本確立,市場機製成為配置勞動力資源的主要力量, 以往限制人員流動的主要因素,如戶口、人事或勞動檔案、單位制等在控制流動中的作用會減到最低限度。隨著勞動、人事、工資等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社會流動會獲得勃勃生機,後致性規則會成為社會流動機制的主要規則。   
  深圳社會分層和流動的未來走向(2)new   
  總之,一個開放的、合理的、公正的、規範的現代化社會對深圳來說將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觸摸得到的可能的現實。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深圳九大階層調查>>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