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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檔案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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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真實的歷史:清宮檔案揭秘
  最近幾年,對清代歷史發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影視劇取材於清代歷史,大多數觀眾並不善於區別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哪些是毫無根據的傳聞之辭,哪些情節哪些人物是虛構的,哪些是史學界還在爭論的問題。《清宮檔案揭秘》在充分挖掘清代宮廷檔案的基礎上,告訴你真實的歷史。對學術界尚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也盡可能地向讀者客觀介紹。
中國青年出版社  李國榮 主編 


《清宮檔案揭秘》告訴你真實的歷史
  (本文為原書序) 讓歷史走近現實,向大眾普及歷史知識,這是史學界老前輩們早已提出並相當重視的一個課題。像吳□、翦伯贊、郭沫若、顧頡剛,都主張把歷史論著寫得生動好懂。郭沫若、顧頡剛在撰著深奧的古史考證文章時,也力求寫得通俗一些,避免枯燥乏味。著名史學家吳□同志是最熱心倡導普及歷史知識的,早在1935年他和張蔭麟就主張寫歷史要通俗生動,並設想編一套普及歷史知識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吳□這一宿願才得以實現。他主張「把提高了的東西,普及給全國人民,要使人人懂 得自己的和別的國家的歷史」。1959年,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第一批)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批《中國歷史小叢書》,是普及歷史知識的成功範例,雅俗共賞,影響深遠,可惜未能競其全功。
  普及清代的有關歷史知識,我也曾嘗試過,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1990年底,我們按期完成了「六五」(跨「七五」)歷史學科重點項目——10卷本《清代全史》,這是一部將近400萬字的學術著作,適合專業研究人員的需要,對一般讀者來說,文字則嫌過多過繁過深。於是有朋友提議,在《清代全史》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其中的研究成果,寫一本供一般讀者閱讀的簡本。我們欣然接受這個建議,邀集了一批專家,多數是《清代全史》各卷的主編,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寫成50萬字的《清代簡史》。雖然也受到讀者的歡迎,很快就脫銷,但讀者的面太小,還是沒有走出專業人群的小圈子,根本沒有達到普及化、通俗化的目的。究其原因,是我們這些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對於如何用通俗語言表述學術研究成果,實在是力不從心。
  最近幾年,對清代歷史發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原因是越來越多的影視劇取材於清代歷史,而這些取材於清代歷史的影視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觀眾。大多數觀眾並不善於區別哪些是真實的歷史,哪些是毫無根據的傳聞之辭,哪些情節哪些人物是虛構的,哪些是史學界還在爭論的問題。我們不能要求觀眾在觀看影視劇之前,就具備這些識別能力;我們也不能要求以歷史為題材的影視片具有普及歷史知識的功能,更不能要求每部影視劇在片頭都加上「本片故事,純屬虛構」字樣。於是,越來越多的觀眾從越來越多的影視片中,吸收了越來越多的不正確的歷史知識。於是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沉不住氣了,紛紛對影視片提出批評,指出這個情節不合歷史,那個人物被歪曲了。影視界的朋友也不服氣,反唇相譏:「就是要氣死歷史學家!」這些賭氣的話,什麼問題也不能解決。兩家合作也嘗試過,比如請歷史學家當顧問,其結果是不「顧」不「問」,如果真要顧問起來,肯定是善始而不能善終。至今還沒有一個成功合作的先例。
  應該承認,這是鴻溝,是行業之間的鴻溝。記得在20世紀60年代,在報刊上曾展開過一場關於藝術真實性和歷史真實性相互關係的爭論。史學界的朋友強調的是求真求實,歷史不可以歪曲;戲劇界的朋友強調的是,戲劇是藝術,藝術不但允許虛構,而且必須虛構。新時期這個問題又重新成為問題,但有新特點。傳播範圍有限的舞台上已經少有以歷史為題材的話劇,代之而起的是傳播範圍極其廣泛極其快速的影視作品。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決定影視作品命運的關鍵是收視率,史學家的批評起不了什麼作用。不過我還是認為,像孝莊文皇后自稱孝莊,群臣也當面稱其為孝莊,孫中山與李鴻章面對面交談革命之類的常識性錯誤,還是少一些好,遺憾的是這些常識性錯誤太多。不管用什麼理由,怎麼也不能把這些常識性錯誤解釋成合理的藝術虛構。
  我在史學界濫竽數十年,說來也實在慚愧,普及歷史知識的工作做得太少,想努力也已晚了。欣幸的是看到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如何普及歷史知識的老大難問題上,進行了極有價值的探索。他們與影視界的朋友合作,並邀請了一批清史專家參與,製作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清宮秘檔》,共28集,首次系統利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多萬件檔案,撥開清代歷史中被小說和電視片蒙上的種種迷霧,用清宮秘檔結合清代重要文獻並參考清史專家長期研究的成果,用觀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告訴觀眾想知道的清代的真實人物和真實故事。可以說,這部文獻紀錄片的推出,為把清宮檔案、學術成果通俗化、普及化,邁出了成功的一步。
  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專家們又組織編寫了一套有關清代歷史的知識性讀物——《清宮檔案揭秘》。該書在充分挖掘清代宮廷檔案的基礎上,配以相當數量的珍貴插圖,選題都是在民間廣為流傳的清代歷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是各行各業人們最希望知道的,或已從屏幕上知道一些但又不能確信是真是假。每個選題,都相對獨立。我覺得這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對廣大幹部、廣大青年提高文化素養,增長歷史知識,促進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設,都是十分有益的。它的趣味性,是建立在科學性的基礎之上,用清宮檔案告訴你真實的歷史。對學術界尚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也盡可能地向讀者客觀介紹。
  《清宮檔案揭秘》是一套雅俗共賞的有關清代歷史的社會科學普及作品。一般民眾可以從中增長知識,提高文化情趣;影視界的朋友也許可以從中獲得創作靈感,找到一些能夠使自己的創作走向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和諧統一;就是專業的史學工作者也可從中找到「他山之石」,我讀過後就知道了許多過去不知道或不準確知道的內容。
  祖國的歷史,是需要全體人民都瞭解的,而且應該正確瞭解,不是從「戲說」中瞭解。歷史學歷來是少數人的學問,是廟堂之學。因此,歷史學始終有一個如何將研究成果大眾化的問題。在當前「戲說」成風的情況下,做好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恐怕是刻不容緩的。在文獻紀錄片《清宮秘檔》即將開播和《清宮檔案揭秘》即將和讀者見面的時候,我感到特別的高興。讓更多的人正確地瞭解祖國的歷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專家們在這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懷著喜悅的心情寫出我心中的話,用作本書的序言,以示由衷的祝賀。(王戎笙)


第一部分
第1節 萬年吉地清東陵
    河北遵化縣馬蘭峪的清東陵,群山環抱,蒼松掩映,乃清初順治皇帝親點的「萬年吉地」,清代在這裡先後修建了九座帝后陵和五座妃園寢,安葬著順治、康熙、乾隆、咸豐和同治五位皇帝和眾多后妃。今天,清東陵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一處著名的旅遊景區,吸引著眾多遊客紛至沓來。 
    進入陵區,人們首先看到的是昌瑞山下一座孤立於風水牆外的陵園。仔細觀覽,於殘垣斷壁間仍可發現其規制相當特殊。該陵沒有馬槽溝、玉帶河和券橋,但陵前建有神道碑亭。進入大門,但見其三座門位於享殿之前,隆恩殿已拆,僅存基址。有資料及舊照片顯示該殿並非帝后陵中常見的歇山頂,而是規格更高的重簷廡殿頂,突顯陵主的高貴尊崇。這就是昭西陵,陵中安葬的是清初有名的孝莊文皇后。 
    孝莊文皇后,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妃子,順治皇帝的親生母親,康熙皇帝的祖母,一生歷經數朝,竭力輔佐兒孫兩代幼主,定鼎天下,死後累加謚號稱「孝莊仁宣誠憲恭懿至德純徽翊天啟聖文皇后」,受到清室頂禮尊崇。她是清東陵安葬的輩分最高的人,但為什麼卻被置於風水牆之外呢?這就牽出了清初第一大疑案——太后下嫁。 
    據野史記載,清朝入關之初,攝政王多爾袞總攬朝綱,「出入宮禁,時與嫂侄居處,如家人父子。」而孝莊太后時當盛年,寡居無歡,認為多爾袞功高天下,又將帝位讓給了她的兒子,忠心輔政,除非自己以身報答,不足以極其功,於是委身相事,藉以籠絡多爾袞。不久,多爾袞的妻子亡故,於是朝中範文程等大臣乘機鼓動皇太后與攝政王合宮,正式結婚,雙方自然都很樂意。定下婚期後,就以順治小皇帝的名義頒詔天下,宣稱「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為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預辦。」就這樣,皇太后紆尊降貴,公然下嫁給了小叔子,攝政王多爾袞成了幼帝順治的繼父,其名號稱為「皇父攝政王」。詔書中說得倒也直白,年輕的皇太后終於難守空閨,紅杏出牆,自願下嫁給剛剛喪妻的多爾袞。甚至有些小說中稱,早在皇太極在世時,莊妃已與多爾袞兩情相悅,暗渡陳倉了,此時結婚,終使兩人夙願得償。 
    據說,禮部為操辦這次婚禮,還專門搞了一套特殊的婚禮儀規,洋洋六大冊,稱為《國母大婚典禮》,極為隆重,中外文武百官都上表稱賀,蔚為盛事。就連遠在浙東海島上的南明抗清名將張煌言也風聞此事,特意寫了一首詩:「上壽觴為合巹樽,慈寧宮裡爛盈門。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躬逢太后婚。」這就是說,太后的壽酒變成了婚宴的喜酒。 
    但是,多爾袞死後,旋即被人告發謀逆,遭到無情的政治清算。孝莊的地位卻越來越尊崇,由皇太后而太皇太后,自己反思起來也覺得改嫁一事荒唐,對不起前夫皇太極,無顏相見於地下。所以,她不願死後被送回盛京與太宗皇太極合葬,才囑咐孫子康熙,將其葬於東陵。該陵建於風水牆外,即寓有貶抑之意,要罰她給皇家看守門戶。如此等等,傳說不一而足。 
    在封建時代的中國,普通的民間寡婦茹苦守節,會受到表彰,立牌坊。如若再嫁,則難免遭到親鄰的非難物議。何況作為尊貴的皇太后繡球重拋,梅開二度,當然是驚世駭俗的曠古奇聞。此說一出,即廣為流傳,到民國初年便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舉凡談前清掌故,莫不津津樂道,幾同信史,以致後來有不少學者批評《清史稿》未能「秉筆直書」此事,為其闕失之一端。 
    太后果真下嫁了嗎?要解開這樁清初第一大疑案,就得先談談故事中的兩個主人公。 
    二、孝莊其人其事 
    歷史上的孝莊文皇后,姓博爾濟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或譯作本布泰),野史傳說中說她名叫大玉兒實在沒有根據。她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613年3月28日),是蒙古科爾沁部貝勒寨桑的二女兒。科爾沁蒙古較早就歸附了後金,並與後金聯姻,以鞏固雙方的政治聯盟關係。後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時年十三虛歲的布木布泰由哥哥吳克善伴送至後金新都遼陽,嫁給了努爾哈赤第八子三十四歲的皇太極為側福晉,也就是偏房。而早在11年前,她的親姑姑哲哲已嫁與皇太極為正房大福晉,九年以後的天聰八年(1634),已繼承汗位的皇太極又娶了她的姐姐海蘭珠,於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夫。 
    婚後,布木布泰接連為皇太極生下三個女兒。天聰三年(1629)生皇四女,後來受封為固倫雍穆長公主;天聰六年(1632)生皇五女,後來受封為固倫淑慧長公主;次年,又生下皇七女,後來受封為固倫端獻長公主。三位公主,成年後分別嫁與蒙古貴族弼爾塔哈爾、色布騰和鏗吉爾格。 
    到了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稱帝於盛京(瀋陽),同時建立後宮制度,在其眾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宮后妃。布木布泰被封為莊妃,居次西宮——永福宮,皇太極頒給她的冊文用滿、蒙、漢三種文字寫成,文辭簡約:「……茲爾本布泰,系蒙古廓爾沁國之女,夙緣作合,淑質性成。朕登大寶,爰仿古制,冊爾為永福宮莊妃。爾其貞懿恭簡,純孝謙讓,恪遵皇后之訓,勿負朕命。」莊妃的姑姑哲哲當然是正位中宮為皇后,比莊妃後入宮的姐姐海蘭珠被封為宸妃,位居東宮——關雎宮,地位僅次於皇后。其他兩位西宮麟趾宮貴妃、次東宮衍慶宮淑妃,原為察哈爾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極征服察哈爾部後娶之,並做這樣的安排,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因此,在後宮中,莊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寵外,最年輕的莊妃也是比較受寵愛的。特別是崇德三年(1638)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極視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莊妃恰逢時機地於兩天後生下了皇九子福臨,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書稱莊妃曾「輔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極時期,年輕的莊妃還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與作為。只有民間盛傳「莊妃勸疇」的故事,為後來「太后下嫁」之說作了鋪墊,似乎這位聰明美麗的莊妃娘娘慣施美人計。崇德七年(1642),明清松錦大戰,關外明軍的最高統帥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被俘,被押解到盛京。皇太極迫切希望洪承疇能夠歸降,為其所用,遂派範文程等一干漢族官員輪番前往勸降。但是,洪承疇似乎意志很堅決,不為所動,在獄中絕食等死,急得皇太極一籌莫展。一天夜裡,牢門輕啟,莊妃飄然而至,手進參湯,一席話打動了洪承疇,使其回心轉意,拜倒在石榴裙下,歸降了大清,後來為清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個故事被很多文學作品演繹得很生動。但是據史書記載,洪承疇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卻被皇太極抓住了他的思想弱點,親自出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戰一生的皇太極因病身亡。由於皇太極生前沒有指定皇位繼承人,朝中出現了權力真空,造成諸王爭位的混亂局面。最終,各派達成妥協,立年僅六歲的福臨為帝,這時福臨的生母莊妃作為五大后妃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八月二十六日(10月8日),福臨即位登基,改年號為順治,莊妃被尊為「聖母皇太后」。 
    順治雖然是個任性的皇帝,但在孝莊的督責下,各方面的學業還是比較優秀的。在他親政後,孝莊仍時時告誡規勸其言行,使得他在政治上也頗有建樹。可惜順治英年早逝,孝莊於皇孫中親自選擇了不滿八歲的玄燁繼承帝位,自己再一次擔負起保護、教化幼帝的重任,而其地位則進一步升為太皇太后,徽號累加為「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第一部分
第2節 多爾袞生前身後
    孝莊對康熙非常疼愛,幼時即將其留養膝下,並將貼身侍女蘇麻喇姑撥出,專門照料服侍他。當然,孝莊對康熙的教育也十分嚴格。康熙後來回憶說「朕自幼齡學步能言時,即奉聖祖母慈訓,凡飲食、動履、言語,皆有規度,雖平居獨處,亦教以罔敢越軌,少不然即加督過,賴是以克有成。」在康熙初年複雜的政局中,孝莊以自己的影響平衡著各種關係,尤其是她並沒有繼續從其母族博爾濟吉特氏中挑選皇后,而是親定首輔索尼的孫女赫捨裡氏為皇后,以索尼牽制專擅的輔政大臣鰲拜,體現了其政治家的胸襟與識見。康熙後來成功剷除鰲拜,也是與孝莊的支持分不開的。康熙沒有辜負祖母的苦心和期望,很快成長為一代有作為的英主。他對孝莊也極盡孝道,祖孫感情極為深厚,晚年的孝莊是很幸福的。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88年1月27日),孝莊以七十五歲壽終。彌留之際,她囑咐康熙說,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為我輕動,況且我心中也捨不得你們父子,就將我在你父親的孝陵附近擇地安葬。康熙遵囑,並將孝莊生前居住的慈寧宮東王殿五間拆建於昌瑞山下,稱「暫安奉殿」,停靈其中。直至雍三年(1725),才在暫安奉殿原處就地起建陵園,葬入地宮。因其陵在盛京太宗皇太極昭陵之西,故稱「昭西陵」。昭西陵與昭陵遙相呼應,實乃一而二、二而一,若將其圈入東陵風水牆內,反而形成阻隔。因此,該陵建於風水牆外乃順理成章之事,毫無貶抑之意。 
    三、多爾袞生前身後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子,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為太宗皇太極異母弟。據說多爾袞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親喜愛,努爾哈赤曾有意將其作為自己的汗位繼承人。但是,當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時,多爾袞的母親大妃烏喇納拉氏被逼殉死,不滿十五歲的多爾袞當然無力爭奪汗位。在皇太極時期,年輕的多爾袞作戰勇敢機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戰功、出眾的才幹和對兄長皇太極的忠心,超越幾位兄長,被封為睿親王,領正白旗,參決軍國大事,並娶了莊妃的妹妹為妻。 
    當皇太極去世以後,再次出現皇位之爭時,很快就形成了多爾袞與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兩派的嚴重對立。雙方都握有重兵,多爾袞有兩白旗的支持,豪格則有兩黃旗的擁護,一時間劍拔弩張,各不相讓。但是雙方又各有顧忌,一旦刀兵相見,血濺朝堂,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最後,在五大臣會議上,多爾袞審時度勢,拒絕了擁戴者對自己的推薦,提出由皇太極第九子年幼的福臨繼位,由他和鄭親王濟爾哈朗共同輔政。此議得到各方認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兩黃旗大臣也無話可說,於是諸王大臣盟誓效忠,從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關鍵時刻清王朝內部的分裂和相互殘殺。多爾袞雖然沒有當上皇帝,但卻在粉碎政敵豪格皇帝夢的同時,大大強化了自己的權利和地位,成為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 
    幾個月後,多爾袞敏銳地抓住時機,接受明朝山海關總兵吳三桂的請求,親率大軍入關,擊敗剛剛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一舉佔領北京。順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兩宮皇太后和幼帝福臨入京,定鼎中原,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願。在分兵南下繼續征戰的同時,他又取法於前明,制定各種內外制度。多爾袞總攬朝綱,盡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歷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權勢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高,稱號由「叔父攝政王」進為「皇叔父攝政王」,直至「皇父攝政王」,等於就是太上皇了。不過,多爾袞還是清醒的,他時時告誡諸王大臣不可諂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盡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爾袞並不長壽。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塞外,於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於喀喇城(今河北灤平),年僅三十九歲。靈柩回京時,順治皇帝親率諸王大臣出城跪迎。順治發佈哀詔,追懷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群臣擁戴皇父攝政王。我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豐功,千古無兩。不幸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時以疾上賓,朕心摧痛,率土銜哀,中外喪儀,合依帝禮。」接著,又追尊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追封其元妃為「義皇后」,夫婦一同升y太廟祭享,即視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極具哀榮。 
    但是,當年帝位之爭造成的矛盾在壓抑多年後終於爆發了。多爾袞當政時,威信自專,對待政敵豪格不公,於順治五年(1648)將其迫害致死,對當初反對過自己的兩黃旗大臣打擊壓制,致使一些人對多爾袞極為憤恨,卻只能忍氣吞聲。現在多爾袞一死,他們翻身的機會就來了。順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發多爾袞生前曾制有八補黃袍等物,於是諸王大臣群起攻擊,稱多爾袞專擅,有謀逆之心。剛剛親政的順治馬上下詔,將多爾袞削爵,撤出宗廟,開除宗室,追奪所有封典,籍沒家產人口入官,其養子多爾博歸宗(多爾袞無子,撫其弟多鐸子多爾博為嗣),更有甚者,還將多爾袞陵墓平毀,鞭屍示眾,並砍掉腦袋。短短兩個多月內,多爾袞的名譽有了天壤之別。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後,多爾袞才得到徹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專門發佈詔諭,肯定多爾袞首先統兵入關,「撫定疆陲,一切創製規模皆所經畫。尋即迎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並稱每覽《實錄》中所載其言行,「未嘗不為之墜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忠藎、感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覯」,斷然否定了多爾袞有謀逆之心,「實為宵小奸謀,構成冤獄」。因此,下令將多爾袞復還睿親王封號,並追諡為「忠」,補入玉牒,仍令多爾博一支承嗣。多爾袞作為非常時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後的非常際遇終告了結。 
     


第一部分
第3節 疑案辨疑
    四、疑案辨疑 
    這一故事中的兩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說顯然難以成立了。如果孝莊確實曾下嫁多爾袞為妻,無論是與多爾袞兩情相悅而自願下嫁,抑或是出於籠絡多爾袞以保護順治而勉強委身,都難以出現多爾袞屍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結局,因為批倒批臭多爾袞,對於孝莊和順治母子的名譽尊嚴都大有損害,相反,繼續維護多爾袞的名譽,才是孝莊和順治有利的選擇。 
    幾十年來,不少歷史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嚴肅的研究和考證。著名清史學家孟森先生首先駁難,在其《太后下嫁考實》一文中對下嫁之據辯駁甚力,指出不僅下嫁為虛,甚至兩人連同居關係都不存在。繼其後者,仍不斷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認為雖無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實,觀點仍難以統一。推原其故,在於現有證據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讀之不同。 
    野史中所載的大婚恩詔,顯為文學筆法,繫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聲稱,清末宣統之際在內閣大庫檢得過太后下嫁詔書,但卻無人佐證其事,現存清代檔案早已經過整理,迄未發現這一詔書,所言亦難以為據。 
    張煌言確實寫了那首《建夷宮詞》,但不能奉為信史。張煌言本為抗清名將,後來兵敗被俘,誓不降清,慘遭殺害,他的許多詩文都是表明反清復明志向的。或許,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娶了其侄婦肅親王豪格之妻也姓博爾濟吉特氏,與兩宮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莊的妹妹,以訛傳訛,張煌言聽說後,就信手寫入詩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藉以譏諷貶斥清宮沒有倫理道德,也未可知。 
    傳聞的依據之一是多爾袞「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多爾袞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稱「皇父」,則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親。其實,多爾袞的稱號,是一步步抬高的。順治元年(1644)十月,即順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舉行登基大典後,多爾袞因功被封為「叔父攝政王」,共同輔政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被封為「輔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順治二年(1645)五月,有個御史趙開心疏稱多爾袞以皇叔之親而兼攝政王之尊,儀制宜定,「稱號必須正名」,他說原來的「叔父攝政王」不妥,「夫叔父,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建議正名為「皇叔父攝政王」,經禮部等議定批准。到了順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禮成,頒布恩詔大赦天下,第一條即稱「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經部院大臣集體討論,多爾袞的稱號定為「皇父攝政王」。自此,直到多爾袞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這樣稱呼的,現存清代檔案可為確證,而且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順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稱「皇父攝政王」。從時間上看,這一稱號的確定,比傳聞太后下嫁的時間早了一年多,因為多爾袞的妻子是順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傳說下嫁是在順治七年初。顯然,「皇父攝政王」之稱號實為崇顯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國君尊稱臣下「尚父」(周武王稱姜子牙)、「仲父」(齊桓公稱管仲)、「相父」(蜀漢後主劉禪稱諸葛亮)之遺意而已,絕非多爾袞真的做了順治小皇帝的繼父。 
    持下嫁說者,多舉清人蔣良騏《東華錄》所載當初給多爾袞定罪時有「又親到皇宮內院」一語,認為實屬曖昧,有穢亂宮廷之嫌。然而這句話的上下原文為「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奪立以挾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說多爾袞曾親到皇宮內院向人發牢騷,稱太宗皇太極得位不正,自然順治繼位亦不正,以此要挾順治小皇帝,這是多爾袞的一條重要罪狀。無論這一指控是否屬實(指責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一條,已非事實),「親到皇宮內院」一語只是指出多爾袞說太宗得位不正的地點和對象,將其單獨抽出作為多爾袞曾穢亂宮廷甚至作為太后下嫁的證據,顯然是斷章取義,沒有任何說服力。 
    太后下嫁之說流傳很廣,但在清代檔案和典籍中卻沒有任何記載。有人認為,那是因為後來清朝統治者覺得這件事不光彩,於是銷毀了有關檔案,刪改了史籍中的記錄。這種推斷也頗為牽強,因為我們在當時朝鮮李朝的《實錄》中同樣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記載。如果太后下嫁是公開的,並曾頒布恩赦詔明告天下,那當然會頒詔給朝鮮,朝鮮《實錄》中肯定會收錄,或有所記載與議論。即使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幾批來華進貢、謝恩及陳奏的朝鮮使臣也會得之街談巷議,因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時期,這些朝鮮使節都負有多方收集各種情報的任務,回國後要向國王報告,其《實錄》中載清朝之事甚詳,就是這樣得來的。在清初很長一段時期,朝鮮看不起清朝,認為他們是未開化的夷人,而且對清朝懷有敵意,在其《實錄》中常見對清朝的不滿和蔑稱,在公開場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員告身等內部文件卻只署年月而不書年號。如果太后下嫁實有其事,朝鮮當然不會為清朝隱諱,必然載之史冊,事後也不必有刪削之舉。 
    總之,太后下嫁這樁疑案流傳雖廣,卻無任何的證據。但是作為人們的茶餘談資,或是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它還會一直流傳下去。 
    俗話說「寡婦門前是非多」,即使貴為國母皇太后,也不免為流言非議。孝莊九泉有知,她會做何感想呢? 
    孝莊的陵寢——昭西陵 
    10 
    孝莊文皇后朝服像 
    清太宗皇太極冊封莊妃的冊文 
    康熙皇帝上太皇太后尊號的詔書 
    多爾袞畫像 
    皇父攝政王賓天哀詔 
    追奪多爾袞封典的詔書 
    批有「皇父攝政王旨」的題本 
     


第一部分
第4節 想當和尚的順治皇帝
    「順治」,本是清朝紀年的一個年號,專指世祖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在位期間十八年(1644—1661)的紀年。「愛新覺羅?福臨」是世祖皇帝的姓名,「世祖」是他的廟號,也就是他去世後在太廟被立室奉祀時所起的名號。另外,依照禮儀,皇帝去世後,還應該根據他生前的品行事跡,為他評定一個稱號,這個稱號叫「謚號」。福臨的謚號是「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讀出來,要兩個字兩個字地斷讀,代表他不同的德行。如此,如果要說清朝這個已經去世的姓「愛新覺羅」叫「福臨」的皇帝的事,表述起來,姓名肯定是不能直呼的,於是在官方,就用廟號或謚號代指。這樣,福臨就被稱為「世祖皇帝」或者「章皇帝」,也有合稱「世祖章皇帝」的。但於民間,老百姓既不用供奉又不會去記他長長的謚號,況且知不知道其廟號謚號還是問題,所以最方便的,就是用他在位紀年的年號「順治」來稱呼。這樣,「順治」也就指清朝這位名叫愛新覺羅?福臨、在位十八年、被尊稱為「世祖」或「章」或「世祖章」的皇帝了。 
    傳說中,甚至一些史學工作者也存疑,認為順治皇帝並非在他二十四歲時患天花去世,而是出家去五台山做了和尚,其「天花去世」之說,不過是朝廷掩人耳目罷了。那麼順治皇帝真的出家了嗎?如果是,原因又是什麼呢? 
     


第一部分
第5節 順治的身世
    一、順治的身世 
    順治的祖父,是統一滿族女真各部、在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稱後金)政權的努爾哈赤。其疆土東到東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鴨綠江,都城建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自己的出生地。努爾哈赤的祖父覺昌安本來是明朝建州左衛都指揮,父親塔克世任指揮,也就是說,都是明朝政府管轄下滿族聚集區域的滿族官員,但他們在隨明朝軍隊平息建州右衛的反叛過程中卻被誤殺。努爾哈赤就是因為這個緣由起兵反抗明朝統治的。努爾哈赤去世後,他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即位,此時的後金已遷都盛京(今遼寧瀋陽)。皇太極在清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1635)四月,將國號改為「清」,稱了皇帝。同時他征服朝鮮,統一漠南蒙古,並通過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禎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錦州之戰,徹底削弱了明軍的精銳力量,使進取中原成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極在將自己的勢力推進到山海關的時候突然病逝了,帝位傳給了第九個兒子福臨。 
    福臨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親是孝莊文皇后(蒙古科爾沁貝勒寨桑的女兒,姓博爾濟吉特氏)。他於清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繼帝位時,年齡尚不足六歲,由叔父濟爾哈朗和多爾袞輔政,年號則在第二年改稱「順治」。如此,就有了以後的「順治皇帝」這一稱謂。 
    當順治在襁褓中長成,還不知自己未來帝座之上的命運的時候,明朝的崇禎皇帝,正在為烽火連天的李自成農民起義寢食難安。而順治登上大清國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國的崇禎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數口後,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縊了。那是明崇禎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順軍攻進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軍隊還在。駐守在山海關、以防備清軍為責任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在得知愛妾陳圓圓被農民軍挾持以迫自己歸降後,選擇了放清軍進關,協同明軍剿滅農民軍的道路。但大清軍的鐵騎一經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滅農民軍的同時,也就收服了本屬於明朝的政權和軍隊。順治元年(1644)九月,輔政的叔父多爾袞在前面拚殺,順治帝就在另一輔政的叔父濟爾哈朗的護送下,從瀋陽抵達北京,詔告天下,開始努力實現對這片土地的統治。中國歷史,進入了以滿族貴族為核心統治的清王朝。順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一個皇帝。 
    因為攝政王多爾袞的突然病逝,順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順治帝實現了提前親政,這一年,他才十四歲。鑒於多爾袞的擅權給自己造成的多年壓制和傷害,順治帝毅然決定從此親自處理一切政務。為了克服閱讀漢文奏章的困難,廣泛吸收中國歷代帝王的治國經驗,他在政務之餘,開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學習,涉獵十分廣泛。在領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後,開始學習用漢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倫理道德不斷完善自己對國家的統治。同時,他深知帝王臨御天下,必須以國計民生為首務,所以推行招降彌亂、以撫助剿的軍事政策,推行屯田開荒、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並且注重整頓吏治,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機構。到順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處東南沿海一隅的鄭成功外,討平了全國大規模的抗清武裝力量,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從而實現了祖父和父親關於邁過山海關統治這片美麗富饒的國土的夢想。 
    然而,對於這樣一位承襲著滿族勇猛頑強又容納了漢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實現了權力統治的年輕皇帝,為什麼會有棄位出家的說法呢? 
     


第一部分
第6節 順治出家了嗎
    關於順治出家,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是說順治並非在二十四歲亡於天花,而是在這一年脫去龍袍換上袈裟,於五台山修身向佛,並於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圓寂。期間,康熙皇帝曾經數次前往五台覲見父親,但都沒有得到順治的相認,所以康熙才會寫出「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的詩篇。至於其出家的原因,則是因為愛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擄獻進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選擇五台山修行,則是因為夢見董小宛在那裡。這種說法的有關記錄,主要存在於《順治演義》、《順治與康熙》等野史和文學作品中。尤其是當時著名才子吳偉業(梅村)寫的一組《清涼山贊佛詩》,詩文影射順治在五台修行,並用「雙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於吳偉業的詩素有「史詩」之稱,而他苦戀著的,是與董小宛齊名、才高氣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關的附會。 
    另一種說法,來自於《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旅庵和尚奏錄》、《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北遊集》、《續指月錄》等僧侶書籍的記載。這些書用語錄及偈語的形式,記載順治曾經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於宮中,由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和尚茆溪森為其舉行了淨發儀式。但剃了光頭本已出家的順治,又在茆溪森的師父、報恩寺主持玉林L的諄諄誘導和要燒死茆溪森的脅迫下,回心轉意,蓄髮留俗了。 
    如此,我們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明朝、清朝遺留的原始檔案一千餘萬件。在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中,最受其時皇家尊崇保護的,是《實錄》、《聖訓》和《玉牒》。它們在漫長的清朝統治時期,被單獨專門保護在皇史k(位於北京南池子)的金匱裡,由專職守尉看護。其中的《實錄》,是由繼位的皇帝組織人員,依據各種文書檔案,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為去世的皇帝編寫的事實記錄。由於精心的保護,《清世祖實錄》金黃色的綾面到現在還像新的一樣。在該《實錄》卷一百四十四,這樣記錄著:「順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視朝。免諸王文武群臣行慶賀禮。孟春時享太廟,遣都統穆理瑪行禮。壬子,上不豫……丙辰,諭禮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親詣行禮,用展誠敬。茲朕躬偶爾違和,未能親詣,應遣官恭代。著開列應遣官職名具奏。爾部即遵諭行。上大漸,遣內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內,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順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賀禮儀,而且當日應該舉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廟的禮儀,也派官員前往。初二日,順治帝身體不適。初六日,順治帝傳諭,應該由自己參加的大享殿禮儀,因為身體不適,需要派官員代祀,讓禮部列出代祀官員的名單,並且因為病情迅速加劇,又傳諭赦免京城內十惡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當於現在零點到一點這段時間內,順治帝就去世了。 
    從以上《清世祖實錄》的詳細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皇帝被明確記載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則「大漸」了。「大漸」這個詞在皇帝身上應用,應該是非常慎重的。因為這個詞表示病情急劇加重而且很危險。至於去世的具體時間,記載是「丁巳,夜,子刻」。這裡,「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記日。「子刻」,雖然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三點到一點,但在舊歷的記時方法中,表示的是「開始」——記時是從「子時」開始往後按子丑寅卯的順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應該是初七這一天的凌晨零點或一點的時候。中間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學研究專著中,都解釋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將順治的去世時間,拖延了十二小時。這樣,從原始的《清世祖實錄》這一史料中證明,順治皇帝病逝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檔案館藏有的《玉牒》,則是清朝皇帝的家譜。它從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開始記錄。塔克世子孫後代這一支,稱「宗室」,使用黃色;塔克世兄弟的子孫各支,稱「覺羅」,使用紅色,而且在家譜格式上,分「橫格」和「豎格」兩種版式。橫格玉牒只簡單記錄世系,豎格玉牒則不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還詳細記錄該人的生卒和婚姻。記錄順治皇帝情況的《玉牒》,其去世的時間,與《清世祖實錄》的記載相同,但同樣沒有說明病因。 
    另外,檔案館還存有順治皇帝的《遺詔》。該《遺詔》長五百四十八厘米,寬九十三厘米,黃紙墨跡,卷軸狀保存。遺詔中,順治皇帝對自己漸習漢俗、早逝無法盡孝、與親友隔閡等事做了自責,同時宣佈由八歲的兒子玄燁即皇帝位。這份遺詔,由於充滿了自責,使不少人猜度它並非出自順治帝,而是出自順治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因為自責的內容,多是皇太后對順治帝的不滿之處。但僅以自責內容就判定《遺詔》並非出自順治帝,也有些牽強。如果沿著順治帝的成長軌跡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礎和思維方式,這種白責也並非解釋不通。首先,順治是一個初主中原的滿族皇帝,對這片土地與人民、生活與文化充滿陌生,要實施統治,就不得不盡力熟悉與適應它,並且迅速地背離自身的傳統,這是一種深深的矛盾困擾,其自責,在情理之中。另外,順治早年曾深受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的思想影響,一度篤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懺悔的性格。在位期間,他經常把各種災害或者動亂歸於自己的「政教不修,經綸無術」,屢次下詔白責,並要求各種文書不能稱自己為「聖」。在十六年1659正月討平李定國實現一統大業後,面對各種舉行祝賀的請求,他冷淡地說能有今天的這種事業,並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實現的,拒絕賀禮。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廟時,他對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過簡單的總結,通篇是自譴自責之詞,並且下令暫時終止官員上給自己的慶賀表章。這些史實都可以在《清世祖實錄》中翻看到。所以說,這份《遺詔》充滿自責,也並不完全違背順治皇帝的思維方式。 
     


第一部分
第7節 順治帝出家行為
    這份《遺詔》的撰擬,在《清聖祖實錄》康熙帝實錄卷一中記錄,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學士麻勒吉、學士王熙到養心殿,奉完旨意後在乾清門撰擬的。這段記載,又有奉寫遺詔的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熙的《自撰年譜》為佐證。年譜中,王熙記述了被傳旨召入養心殿、聆聽完順治帝旨意後起草詔書、三次進呈三蒙欽定的全過程。王熙在《自撰年譜》還寫到,在進入養心殿之後,順治帝對王熙說,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張宸的《平圃雜記》中記錄,初六日,也就是《實錄》中記錄皇帝「大漸」的那一天,在傳諭大赦的同時,還傳諭民間不得炒豆,不得點燈,不得倒垃圾。因為這種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況下才會出現,所以人們佐證順治帝是因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學者提出,「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的症狀是高燒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順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寫的那樣,親自口授《遺詔》。 
    《遺詔》是否出自順治帝本人,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從檔案館保存的《清聖祖實錄》和其他文獻保存單位的一些僧侶文獻中可以看到,順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聖祖實錄》卷一中我們可以看到,安放順治帝遺體的梓宮棺材,在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壽皇殿。其後,繼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應該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記載,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康熙皇帝來到安放著順治帝梓宮的景山壽皇殿,在舉行了百日致祭禮以後,將順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宮,以等待選擇吉日奉入太廟。二十一日,則舉行了「奉安寶宮禮」。這說明,到二十一日時,順治帝已經被火化了,因為「寶宮」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關於順治皇帝被火化的詳細記錄,在官方記載的檔案裡尚無記錄,但《旅庵和尚奏錄》中則寫明,臨終前,順治帝對近身的僧侶特別囑托,因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禪,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趕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趕不到,則由位於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來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氳牡蘢印D境朐謨φ偃刖┤卑閹帶到了順治帝的身邊,同另外一些入宮的和尚一起,為順治帝宣講佛法。本月旅庵的奏錄,記錄的是自己及他人與順治帝的奏對,真實性極強。而順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吳興報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對佛法的闡釋,曾深深打動了順治帝並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據《五燈全書》記載,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後兼程趕抵北京,於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為順治帝舉行了火化儀式。這就與《清世祖實錄》記錄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寶宮相吻合。 
    所以說,順治帝是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於養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遺體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於「寶宮」內。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清聖祖實錄》卷九記載,該「寶宮」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時十九點至二十一點,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寶宮一起,被安放在地宮的石床上,並掩上了石門。 
    由此,關於順治帝在二十四歲這年離宮出家、朝廷以其病逝為托詞的猜度,不過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傳奇故事而已。但順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由茆溪森和尚為其舉行了皈依佛門的淨發儀式,則是史實。只不過剃光頭髮意欲出家的順治帝,最終在茆溪森的師傅玉林L諄諄規勸和要燒死茆溪森的壓力下,又決定留俗了。這一史實的記載雖然不見於官方檔案,但廣泛見於本文上述的僧侶著作中。這些著書立說的僧侶,都是被順治帝邀請入宮闡釋佛法的著名人士。由於他們在記述淨發的時期內,生活在順治帝的周圍,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別記錄,所以具有極強的真實性,因此普遍為史學研究者所認可。在關於規勸順治還俗的語錄記錄中,最被人稱道而且看起來最見效的一段勸導是,面對順治帝的提問——佛祖釋迦牟尼和禪祖達摩,不都捨棄王位出家了嗎?玉林L回答,他們是悟立佛禪,而現在從出世法來看,最需要您在世間護持佛法正義,護持一切菩薩的寄身處所,所以,您應該繼續做皇帝。正是這段規勸,最終令順治帝回心轉意,蓄髮還俗了。 
    我們現在需要尋找的,是順治帝出家行為的思想感情基礎。 
     


第一部分
第8節 順治為什麼要淨發出家
    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響。 
    入關前,順治對佛教一無所知。作為與明政權相抗衡的、統治著廣大東北地區的清政權的承繼者,其滿族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種系統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論。他們在祭祀活動中崇拜的,是自然的萬物多神。由於主持祭祀的人,按滿語稱為「薩滿」、「薩瑪」、「薩麻」、「珊蠻」等,這種宗教就被稱為「薩滿教」。它產生於遠古,沒有統一的教理教義,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順治入關後,由於其朝政被做攝政王的叔父多爾袞所把持,多爾袞對順治的教育,又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所以順治的幼年和少年時期,像所有滿族孩子一樣,熱心於騎馬、射箭和圍獵,對漢文化一片茫然。據《清世祖實錄》卷三、卷九、卷十五等處的記載,就順治接受漢文化教育的問題,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給事中郝傑、大學士馮銓、洪承疇等人,都曾經先後向多爾袞上疏,請求選擇有學識的人輔導順治的學習,但都被多爾袞以順治年幼的理由拒絕了。後來,多爾袞對這種建議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為多爾袞在順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順治的漢化教育一下成為必然。面對如此豐富而悠久的漢文化和歷史,出於實施統治的需求,順治在幾乎不識漢字的基礎上孜孜求學。但最先植入他頭腦中的宗教,卻並非是已被漢文化深深吸納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沒能融入漢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斷續傳入中國,在明朝萬曆十年(1582),因耶穌會傳教士的努力,則再度傳入。順治親政的第一年,為了學習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曆法等天文、物理知識,就接受了大學士範文程的引見,召見了在欽天監任職的北京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淵博高深的學識,得到了順治帝的尊敬。而湯若望在得到這種教習機會後,在解釋科學知識的同時,開始向順治帝傳輸基督教教義。其教義中關於人類起源、人類苦難、人類救贖的闡釋,使對這些問題存有深深疑惑的順治折服了。教義中關於一切罪過都可以通過懺悔而獲得天主寬恕、並免遭審判的思想,也隨之植入了順治的心靈。但湯若望在順治頭腦中苦心營造的這一信仰,終因缺少這片廣闊土地的文化滋養而坍塌了——在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養著的佛教,其關於相同問題及出路的闡釋,最終征服了順治帝,並成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學界人士曾普遍認為,順治帝接觸佛教,開始於同京師海會寺主持憨璞聰的會晤。那一年,是順治十四年(1657)。但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內國史院滿文檔案」的佐證,晏子友先生論證了順治帝應該是在八年的秋冬,通過認識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內靜修的別山法師而開始瞭解佛教的。 
    佛教,誕生於公元前六世紀至前五世紀的印度,創始人為迦□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喬達摩(釋迦牟尼)。其基本教義認為人生是無常的、無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於人自身的慾望和行為。而這種慾望和行為,又導致生命輪迴的善惡報應的結果。每個人就生活在這種無常無我的輪迴報應中,要想擺脫這種痛苦,只有通過修悟,徹底轉變自己世俗的慾望和認識,才能超出生死輪迴的報應獲得解脫。這種基本教義在漫長的傳播發展過程中,因為傳播者對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產生了眾多的分歧,而分化為許多教派。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廣泛發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並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天台宗、律宗、淨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禪宗,又是影響力最大的占主導地位的宗派。「禪」是梵文的音譯,其意是心緒寧靜專注地思慮。「禪宗」主張,用這種靜心思慮的方法,來悟出佛法和得到徹底解脫。而禪宗在發展中,又分化為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五宗。其中,臨濟、曹洞又是流傳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兩個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們同順治之間的往來,被記載在景忠山上眾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記載著在順治八年(1651),順治因為出獵來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會見了主持海壽法師,得知「知止洞」內,有一位別山禪師已經在洞內靜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後,回宮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園(又名蕉園)辟出萬善殿,召別山法師入宮,供其修身。但法師在禮節性地入宮後,就拒絕了順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繼續住在石洞內修行了。這件事,使順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獨立的人,他們的信仰與追求,是自己所不瞭解的。於是,順治陸續延請了一些佛門中人入住萬善殿,開始了同佛教的接觸。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別山法師,由於給順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順治十年(1653)又被詔入西苑椒園,賜號「慧善普應禪師」,並在椒園住了下來。 
    但是僅憑碑文石刻的記載,多少有些孤證,而《清世祖實錄》等漢文的官方檔案中,又沒有順治曾經在八年駕臨景忠山的記載。好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在獲得翻譯後,為其提供了寶貴的佐證史料:上面記載,順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順治帝與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獵,駐於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莊,並在這一天,去了娘娘廟,賞和尚海壽千兩銀子。等到從灤州迴鑾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廟,「賜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銀一百兩」。這裡,娘娘廟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稱,海壽即該殿的主持法師,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別山」,只是因為在將滿文翻譯成漢文時,地名、人名的翻譯使用的是音譯方法,因之所選的音譯漢字不同而已。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冊」,是清朝初期內國史院這個政府機構為纂修國史而輯錄的滿文檔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順序編輯。由於修史角度的不同,檔冊所輯錄的事件內容就詳略不同。儘管是簡單的記載,但將其與碑文石刻相對照,其登山原因、時間、別山法師修行處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證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實的真實性。 
     


第一部分
第9節 誰是董鄂妃
    但可能是因為曹洞宗的參佛方法著重於從個體去體悟佛性,不是很適合順治當時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礎,而且這種教派的修身方法,也決定了海壽、別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辭,所以當順治在十四年(1657)結識了禪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臨濟宗的一些僧人後,曾說,一開始我雖然尊崇佛教,卻並不知道有教法派別的區分,也不知道各個教派中的高僧,知道這些,是從憨璞聰開始。 
    憨璞聰,福建延平人,是臨濟宗的高僧。他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於京師城南的海會寺請來做主持,從而使臨濟宗的宗風在京師大振。臨濟宗的教法,重在通過師生問答的方法衡量雙方悟境的深淺,並針對不同的悟境程度,對參學者進行說教,提倡通過交流使人省悟。這種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適合順治瞭解佛教。所以在幾次長談後,順治就對佛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請憨璞聰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剎的高僧姓名和情況,開始延請臨濟宗的高僧入宮闡釋佛法。其中對順治影響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報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寧波天童寺主持木陳耄以及玉林L引薦的弟子茆溪森,木陳胍薦的弟子旅庵、山曉等人。在這些僧人的包圍闡釋下,順治從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並轉變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認玉林L為師,請其為自己起了法名「行癡」,西苑萬善殿就成了他參禪拜佛和與這些僧人討論佛法的處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僅成了他的師兄,更因為自身學識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順治的深深信賴。有關順治帝與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動和交談,都可以從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帝在思想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佛教關於生命輪迴、個人承擔著自身一世的善惡報應、如想脫離輪迴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義。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過是過眼煙雲,來生並不知會在何處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創後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結果。 
    順治在宮中淨發出家,其另一個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創——他的愛妃董鄂氏去世了。 
    據《清史稿?后妃傳》記載,董鄂妃是內大臣鄂碩的女兒,在順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歲的時候,入宮侍奉順治帝。再據《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記載,夏天入宮的她,在七月份就準備立妃。卷一百三記載,在八月二十二日,則被正式冊立為賢妃。冊文中順治帝稱讚她「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過「貴妃」這一級別,準備立她為「皇貴妃」了。卷一百五,則對十二月初六日舉行的正式冊禮,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冊文中,順治帝再次稱讚董鄂妃「敏慧夙成,謙恭有度,椒塗敷秀,弘昭四德之修」,並且為了這次冊立,頒發詔書,大赦天下,將自己喜悅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國。該詔書長一百九十厘米,寬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樣,董鄂氏從入宮到晉陞為等級最高的嬪妃——皇貴妃,不過用了半年的時間,況且因其冊立之事還頒發了大赦詔書。頒詔這種禮遇,通常只發生在冊立皇后的時候。但她確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後被追封的,時間是順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後的第三天,謚號為「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這個時候,順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的女兒,名叫博爾濟吉特氏這位經歷了董鄂妃的被寵幸而險些被廢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這樣,如果取謚號的前兩字,董鄂妃又是「孝獻皇后」;取後兩字,也就稱「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順治帝非常難過。在《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去世的當天,順治帝傳諭,親王以下,滿漢四品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婦等人,全部聚集到景運門哭臨,這就是全部的皇親國戚了。而移送梓宮的時候,這些人又必須隨同護送。卷一百四十記載,順治帝為董鄂妃的去世輟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喪服,朝廷官員和命婦們為此穿的喪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許脫下。卷一百四十二記載,到了百日祭奠這天,又是諸王以下、文武官員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婦以上,全部齊集舉哀。另外從他親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狀》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筆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優良品行,並傾注了自己的綿綿愛意。如此不同尋常的晉陞速度和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只說明,順治深深愛著這位董鄂妃。但這位極度受寵的董鄂妃,因為記載她來到順治身邊的年齡是十八歲,就引起了後人對她入宮前的身份的猜測。因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過報選秀女這個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順治的。清朝相關的法規限定,報選秀女的年齡是十三到十六歲。如果隱瞞不報,身為滿族軍官的她父親,是要依照相關法規受到處罰的。所以,她這樣的年齡,是從什麼渠道入宮的呢?最廣泛的猜測演義,就是說,她是被擄獻入宮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於明天啟四年(1624)。這個出生時間,是根據她的丈夫冒襄寫的紀念文章《影梅庵憶語》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家,因其家世才學和參與組織了明崇禎年間江南學士反抗閹黨的活動,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一起,被並稱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時的人物。他的《影梅庵憶語》,寫於小宛去世後。文中追憶同小宛相識的時間,是明崇禎十二年(1639),這年小宛十六歲。如此推知,小宛應該是在明天啟四年(1624)出生。而順治帝則出生於清崇德二年(1637),這個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順治大十三四歲。冒襄記錄小宛死亡的時間,是順治八年正月初二(1651年1月22日)。這一年,順治帝剛剛十四歲,還沒有到大婚的年齡。所以單從年齡和小宛去世的時間上推論,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況且,在《影梅庵憶語》中,冒襄詳細記錄了為小宛贖身、一起回家後遭遇的戰亂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後病死的全過程。董小宛死去的地點,是江蘇如皋叫「水繪園」的家中屬於自己的那間房子裡——「影梅庵」。她的死亡,還得到了當時一些著名學士的見證。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第一部分
第10節 順治出家之迷解秘
    據一些史學研究書籍闡述,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她是在順治十年(1653)十五歲時入選秀女,指配給了襄親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時董鄂妃十六歲,襄親王十三歲。這位生於清崇德五年(1641)名叫博穆博果爾的襄親王,是皇太極的第十一個兒子,其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也就是說,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這樣,董鄂妃在來到順治帝身邊之前,就是順治的弟媳了。 
    雖然這些史學闡述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原始檔案中,也可以縷出一些佐證。 
    首先,所藏《玉牒》顯示,這位襄親王確有其人:在太宗皇太極名下記載出生的第十一個兒子是博穆博果爾。他生於清崇德五年(1641),卒於順治十三年六月初八(1660年7月29日),母親是懿靖貴妃博爾濟吉特氏。這證明了襄親王是順治帝的同父異母弟弟,他比順治小三歲,而且死去的時間,正是董鄂妃入宮的時間:「十三年夏」。 
    其次,順著《清世祖實錄》條縷,總能看到這位襄親王同董鄂妃之間存在著關係:卷一百二記載,順治十三年七月初九(1660年8月28日),也就是過了襄親王的二十七天忌日以後,禮部向順治帝報告,冊立董鄂氏為賢妃的吉利日子應該是八月十九日。順治帝回答,襄親王剛剛死,等到八月以後再選日子吧。 
    卷一百三在八月二十五日記錄著,當順治傳諭禮部在二十二日已奉聖母皇太后諭,將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立為賢妃的同時,委派內大臣巴圖魯公鰲拜,前去告祭襄親王。 
    據此,筆者也接受大多數清史學者的觀點,認為董鄂妃在入宮服侍順治皇帝之前,應該是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也就是順治帝的弟媳。 
    不過,在關於順治為什麼要淨發出家這個問題上,董鄂妃在入宮前的身份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宮後贏得了順治帝的感情,並且她的死給了順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創,成為順治萌發出家念頭的一個直接契機。 
    綜上所述,順治帝在十七年(1660)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響和愛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於西苑(中南海)萬善殿,舉行過皈依佛門的淨發儀式,但不久即決定蓄髮留俗。時隔兩月餘,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順治帝因罹患天花,病逝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終年二十四歲。其火化後的骨灰,被安葬在位於河北遵化縣的清孝陵。這當是可信的事實。 
    順治帝半身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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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皇家族譜——大黃綾本《玉牒》和小紅綾本《玉牒》 
    順治帝的《遺詔》 
    北京法海寺《敬佛碑》拓片「敬佛」兩字是順治帝所書 
    北京法源寺憫忠台。順治帝曾送太監吳良輔在此替自己出家 
    順治帝的寵妃董鄂妃生前居住之所——紫禁城內承乾宮 
    富告董鄂氏為皇貴妃的詔書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一百三 
     


第一部分
第11節 康乾巡幸下江南
    康乾巡幸下江南 
    巡狩之制,上古即已有之,並且應該已經形成為一種制度。然而,後世帝王多耽於逸樂,很少大規模巡狩天下。諸如秦始皇曾巡狩天下,隋煬帝為巡遊江都而開鑿大運河,都被目為歷史上著名的荒淫暴虐之君。 
    在清代歷史上,帝王出巡卻是異常頻繁,有北巡、西巡、東巡、南巡等。西巡是指皇帝去五台山等地的活動,東巡是指皇帝去山東祭祀孔廟及登泰山等活動。此外,還有到盛京拜謁祖先,承德避暑山莊建成後,皇帝在大多數年分都在承德度過夏季。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三次出巡東北,祭祀祖陵,五上五台山,六巡江南,十餘巡行畿甸,閱視海口工程,二十九次察白洋澱水圍,四十五次謁東陵,五十七次塞外行圍。至於乾隆,更是車駕時出。這是主要談談康熙、乾隆兩個皇帝分別六巡江南的情況。 
    康熙南巡,主要是為了巡視河工。康熙曾親筆諭親信曰:「近日聞得總河無才,兩河壞之已極,朕欲看河南邊走走,未定日期。」明末清初,黃河年久失修,水患異常嚴重。據統計,順治年間(1644—1661)決口二十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1662—1676)就達四十五次,災難之重,尤倍於前代。康熙十五年,黃水倒灌洪澤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黃、淮二水的強大壓力而決口三十餘處,運河大堤崩塌,淮揚地區幾個縣被水淹沒,致使運道不通,漕運受阻。而漕運是清政府的生命線,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從江南地區運載四百萬石漕糧到京師,作為官俸、兵餉以及居民生活的來源。因此,康熙把三藩、河務、漕運三件大事,親自書寫掛在宮中的柱子上。三藩平定以後,台灣內附,中原安定,使康熙得以有暇巡幸江南。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東巡狩,他下泰山後,臨時決定南巡視察河工,這是他第一次南巡。此前,在康熙十六年,康熙任命靳輔為河道總督,靳輔和他的幕僚陳潢根據實地調查,提出修築洪澤湖東的高堰大壩,疏通上、下游淤塞,堵築洪澤湖及黃河沿岸各決口,使黃、淮回歸故道。經過幾年修浚,治河工程取得很大成效。但由於治河工作中出現一些爭論,康熙決定親臨視察。他遍歷高家堰、武家敦、洪澤湖等地,訪民疾苦。康熙二十八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南巡,進行考察。他對靳輔的治河功績做了肯定。他諭內閣曰「朕巡行南省,往視河道,江南淮安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稱譽前河道總督靳輔,思念之不忘。」 
    第三次南巡已是康熙三十八年,此十年間,康熙忙於征噶爾丹,無暇南巡,靳輔去世,歷任河督都不稱職,造成河患日趨嚴重。康熙曾向西洋人學習數學,因此在此次南巡途中,他親自用水平儀進行測量,他針對洪澤湖水位低,黃河水位高,河水倒灌,致使湖水氾濫的狀況,靳輔重築堤壩,他主張兼重挑浚。此後,黃河治理工程在他的實際領導下進行,黃河的治理工作取得極大的成效。此後,他又三次南巡,視察河工。 
    乾隆在《南巡記》中說:「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因此,每次南巡他都要親自巡視河工。六次南巡,他五次視察黃河水利工程,四次視察浙江海塘工程,其中,尤以錢塘江海塘工程建樹最大。關於乾隆到海寧,民間有一個有趣的傳說:康熙年間,時雍正為皇子,與海寧陳士倌相友善,正值兩家各生子,歲月日時皆同,雍正大喜,命人抱來,很久方才送歸,已非陳氏子,且易男為女。雍正即位後,即提拔陳氏數人至高位。乾隆時,尤其優禮陳氏。曾南巡至海寧,即日幸陳氏家,升堂垂詢家世。關於乾隆的身世之謎,本文不多加評論,但乾隆到海寧究竟所為何事呢? 
    錢塘江連接東海,江水順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相互衝擊,其勢洶湧澎湃。傳說錢塘江潮為伍子胥、文種魂魄所化,前浪為伍子胥,後浪為文種,前後浪相逐,潮水越激越高。錢塘江潮之大,曾使統一六國的秦始皇望之生畏,繞道渡江,因此錢塘江又被稱為羅剎江。南宋高宗趙構,夜半聽得萬馬奔騰,以為是金兵追來,後來方知是錢塘潮聲。浙江海寧、仁和二縣,正當江海交匯處,潮汐一日二至,這一地區與杭嘉湖平原和江蘇的蘇松常地區相連,一旦海塘不固,氾濫之禍將波及整個江南。據史料記載,早在漢朝就開始修築海塘,唐宋以後,歷代都有修築。最著名的當數五代時的吳越王錢B,捍海塘久築不成,他命強弩三千,箭射潮頭,逼使潮水後退,海塘得以建成。 
    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即已大規模地修築海塘。雍正十三年,猝遇大風暴,海塘潰決殆盡。乾隆即位後,開始重修海塘。他前兩次南巡時,地方官員因為從杭州到海塘之間春季路途泥濘難走,便報告說海塘安瀾,請乾隆無庸親臨視察。乾隆二十五年,浙江潮信告警,海塘工程施工中又出現石塘、柴塘之爭,從第三次南巡起,他每次都到海寧視察塘工。柴塘是一種簡易的塘壩,用柴土相間而築成,石塘是用大條石砌成,可以一勞永逸。但海寧一帶柴塘之下都是浮土活沙,建立石塘必須內移數十丈,方能打石樁,地方官員不敢決定。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乾隆到杭州的第二天,即親臨海寧,親試打樁,他見石樁必須內移數十丈方能固定,必然會損毀百姓的田廬,是「欲衛民而先殃民」,決定先建柴塘,待接漲沙堅,再改築石塘。到後兩次南巡時,下令在能改建石塘的地方都改建了石塘。到乾隆晚期,憑借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浙江境內已建成自金山到杭縣長達二百四十八里的魚鱗石塘,錢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自寶山至金山長達二百四十二里的塊石簍塘。有力地保護了富庶的吳越地區,此舉受到後世的高度評價。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到海寧視察塘工均駐蹕在陳氏名園安瀾園中。安瀾園原名隅園,乾隆賜名安瀾園,取海塘安瀾之意。安瀾園是江南四大名園之一,園中古樹參天,景致優美,乾隆十分喜歡,他後來在圓明園中仿建此園,取名四宜書屋。 
     


第一部分
第12節 籠絡江南士大夫
    康熙、乾隆南巡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籠絡江南士庶人心。康熙南巡時,正值清朝入主中原未久,由於清初的統治者採取了民族高壓政策,「留人不留發,留發不留人」。「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大肆屠殺江南人民,激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戰爭持續了二十年之久。此後,反清鬥爭雖告失敗,但人心未附,士大夫拒絕與清政府合作。康熙為了爭取他們的支持,在南巡途中,他祭禹陵、祭孔、祭明太祖陵,以拉攏江南的士大夫及明遺民,取得極好的效果。康熙極為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南巡時,他親祭明太祖陵,於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頭禮,又於寶城前三奠酒,當地百姓觀者萬餘人,極為感泣。當車駕經過明故宮時,他感慨久之,做《過金陵論》:「……朕省方南來,駐蹕江寧,將登鍾山,酹酒於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宮,荊榛滿目,昔鳳闋之嵬峨,今則頹垣斷壁矣,昔者玉河之灣環,今則荒溝廢岸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有國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業業,取前代興廢之跡,日加警惕焉,則庶幾矣。」後五次南巡,康熙也都親祭明太祖陵。康熙還為明孝陵親自題寫了「治隆唐宋」四字碑文。 
    祭孔也是南巡的重要活動之一。首次南巡就去山東曲阜孔廟舉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他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禮,並親書「萬世師表」四字懸於殿中,又至孔墓前,跪奠酒三爵,以示闡揚文教之意。 
    第五次南巡,康熙招募江南舉監生員,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抄寫者,予以考試,共取中六十一人,康熙親自接見,各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康熙的這些做法,對收攬民心,籠絡江南士大夫起了極大的作用。第三次南巡時,三月十四日到達蘇州,蘇州的官員及士紳都前來接駕,他們打著黃綢的錦旗,旗上寫著各自的籍貫、姓名及恭迎聖駕等字。從姑蘇驛前到虎丘山麓,凡是康熙停留的地方,都搭蓋了錦亭,錦亭之間用畫廊連接,沿途安裝綵燈,都用綢緞裝飾,極其豪華壯麗。十八日為康熙壽辰,許多士紳進賀壽詩,這些詩被分別裝訂成「天地人和」四大冊。 
    康熙也十分注意褒獎地方官員,對他們多加賞賜。南巡遊玩時,他在每一名勝地都見景題詩或題寫唐人詩句,陪同遊玩的江蘇巡撫宋犖請求說:「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康熙笑曰:「此二字頗不易書。」宋犖說:「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為不朽盛事。」康熙於是書寫二字賜之。洞庭湖東山碧螺峰石壁生長著幾顆茶樹,當地人稱其茶葉為「嚇煞人香」。康熙游太湖,宋犖進貢此茶,康熙嫌其名不雅馴,賜名「碧螺春」。宋犖任江蘇巡撫長達十三年之久,三次南巡接駕,《清稗類鈔》記載:康熙因他年老,特賜他御用豆腐的做法,傳旨曰:「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個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廚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為後半世受用。」 
    乾隆也非常注意籠絡江南的士大夫和施恩於百姓,每次南巡都要免除所經過地方百姓的部分賦稅,對前來獻詩獻賦的文人,親自出題進行考試,如浙省修海塘,便以《海塘得失策》為題,測試士子的經世致用之學,取得一等的直接授與官職。江南讀書人眾多,而府州縣學名額有限,每次南巡都下令增加府州縣學名額,使之增加進身之階。四庫全書修成後,他又出內帑抄錄三份,藏於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使得文人得以就近抄錄傳觀。 
    乾隆十分注意優禮耆年老臣,對前來接駕的致仕老臣勞問優渥,賞賜人參、貂皮等物,加封官職,賜予子孫功名。梅玨成是大數學家梅文鼎之孫,自幼受到康熙帝的賞識,入值南書房,考訂數學方面的書籍。乾隆年間,他官至左都御史,後退休家居。乾隆第三次南巡,他到清江浦(今江蘇淮陰)接駕,乾隆念他家計清貧,幾個兒子都未做官,特賜他的長子為舉人。還賜詩曰:「推恩緣念舊,皇祖內廷臣。」錢陳群、沈德潛是乾隆所賞識的文學侍從,乾隆前幾次南巡,他們都前來接駕,君臣之間詩酒唱和,乾隆多次給他們加官進爵。沈德潛是乾隆四年進士,中進士時年已六十七歲,乾隆稱他為老名士,命值上書房,後升禮部侍郎。乾隆南巡時,他退休家居,傳說他曾陪乾隆遊覽西湖,時值嚴冬大雪,乾隆戲吟詩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德潛請求接續此詩,吟曰:「飛入梅花都不見」。乾隆擊節讚賞,脫下所穿的貂裘賞賜給他。但這只是一個傳說。乾隆到杭州都在舊歷二月底三月初,江南陽春三月,何來大雪。 
     


第一部分
第13節 南巡途中的情與趣
    清代俠義小說《聖朝鼎盛萬年青》中,描繪了一個委朝政於廷臣陳宏謀與劉墉,自己獨自化名微服巡遊江南的乾隆皇帝。小說家的杜撰往往經不起推敲,且不論乾隆是否微服巡遊江南,陳宏謀的確曾任大學士,但並不與劉墉同時,而是與劉墉的父親劉統勳同時,劉墉做大學士則在嘉慶年間。此外,清朝皇帝對待政務都是親力親為,權柄不下移,即使是在巡幸途中。 
    康熙南巡途中,一應本章三日一奏。第一次南巡時,一日,四鼓時奏章方到,康熙即起批閱奏章。康熙第一次南巡時曾撰有《南巡筆記》,自述在南巡途中的生活,「夜坐舟中,與侍臣高士奇談論古今興廢之跡,或讀《尚書》《左傳》及先秦兩漢文數篇,或談周易,或賦一詩,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為常。」乾隆亦是如此,南巡途中,每日都要處理政務。 
    康熙讀書涉獵極為廣泛,除經史子集之外,對西洋近代科學尤有興趣,他曾從西洋傳教士學習數學等學科。南巡途中,康熙用所學的西洋測繪方法親自測黃河、淮河、洪澤湖的水位及地勢,決定治理方法,並取得重大成效。南巡途中,他還注意觀察天象,在接見沿途的西洋人時,經常詢問有關星象方面的問題。他不僅注意洋為中用,而且重視培養中國自己的數學家。康熙四十一年,大學士李光地呈獻大數學家梅文鼎所著的《歷學疑問》一書,他細細研究。次年南巡途中,他接見梅文鼎,晤談三日,十分投機,梅文鼎當時年已七十餘歲,康熙感歎「惜乎老矣」。後來,他召梅文鼎的孫子梅玨成到北京,進行培養,並親授西洋代數學。 
    乾隆極其崇拜其祖父康熙帝,為政處處傚法,康熙六巡江浙,他也六巡江南。乾隆南巡相較於康熙南巡是比較奢侈的,在南巡的前一年就開始籌備,派親王一人總理其事。派嚮導官員會同地方官詳盡勘查沿途道路、名勝古跡,修建行宮,修橋鋪路。沿途往返五千餘里,陸續修建了四十餘個行宮,在沒有行宮的地方,搭黃布城和蒙古包住宿。在御舟住宿時,水上搭黃布水城。康熙南巡時,僅建了少數行宮,大部分地方住在地方官員的衙署裡,他的親信李煦、曹寅各捐銀兩萬兩修建行宮,康熙還認為捐銀過多。乾隆南巡時,一個官員捐修蘇州御道,就費銀三十萬兩,奢侈的程度可見一斑。御舟名安福艫、翔鳳艇,共有五艘,由倉場衙門製造,提前送往江南,僅御舟拉縴的河兵就需三千六百人。其餘人員需用船隻由江南備辦,需船千餘艘。這樣豪華龐大的船隊行進在運河上,首尾相接,旌旗蔽空,真是蔚為壯觀。 
    儘管乾隆三令五申嚴戒奢華,但地方大吏為贏取他的歡心,無不殫精竭慮地投其所好。第五次南巡時,御舟將至鎮江,見前途岸邊有一碩大無朋的仙桃,顏色紅翠可愛,正當乾隆驚詫莫名時,忽見煙火大發,鞭炮齊鳴,仙桃從中轟然分開,中間現出一個巨大的戲台,正在上演迎駕的喜慶戲文。乾隆喜歡看戲,船隊在運河行走時,乾隆經常坐在船頭觀賞風景,地方官有時就安排兩舟行走於御舟前,兩船之間搭板,作為戲台,演戲供乾隆欣賞。 
    揚州是兩淮鹽商聚居地,康熙、乾隆南巡時,他們都殫精竭慮,討取皇帝的歡心,最著名的行宮如天寧寺行宮、高F寺行宮等,皆為其所建,並且陳設極為華美。康熙南巡時,平山堂本無梅花,鹽商捐資種梅萬株,供康熙觀賞,隨同康熙至揚州的曹寅有詩曰:「老我曾經香雪海,五年又見廣陵春。」記此盛事。乾隆南巡時,兩淮鹽商三次每次報效銀一百萬兩供乾隆賞賚之用。傳說乾隆一次巡幸至揚州,當時鹽商綱總江某承辦一切供應。一日,乾隆去大虹園遊玩,至一處,對隨從的人說:「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蔭,惜無塔耳。」江某聽說之後,立即以萬金賄賂乾隆的隨從,畫得塔的形狀,連夜建成白塔。第二日,乾隆復來遊玩,見白塔巍然矗立,非常奇怪,以為是假的,近前觀之,果然為磚石所砌,詢知其故,不由地讚歎鹽商之財力雄厚。 
    閱武也是南巡中的重要活動之一。康熙南巡時就在南京等地進行閱兵活動,其目的恐怕是想向江南人民示以威懾。第一次南巡時,他在南京校閱軍隊,親自下場射箭,左右開弓,觀者萬餘人。乾隆南巡時也在杭州、南京等地校閱營伍。其時,太平日久,八旗兵及綠營兵皆已腐敗,將軍喜歡坐轎而不騎馬,士兵喜歡吹簫而不習武。乾隆第二次南巡時,杭州的綠營兵竟吹簫前來迎駕,乾隆大怒,嚴詞訓誡,下令「營伍中但許用鉦鼓銅角,其簫管細樂概行禁之。」並下令將軍、提鎮一律不許坐轎。雖然乾隆三令五申,但頹風未能扭轉,曾隨乾隆最後一次南巡的嘉慶帝后來因征剿白蓮教不力,斥責江南軍備廢弛,回憶當時閱兵的情景時說:「射箭箭虛發,騎馬人墜地」,當時以為笑談。 
    乾隆十分喜愛江南美景,每次南巡都帶有畫師隨行,將其喜愛之美景摹繪成圖,在圓明園及承德避暑山莊仿建。江南的四大名園如南京的瞻園、海寧的安瀾園、杭州的小有天園、蘇州的獅子林,都在圓明園中得到仿建。至於西湖十景、煙雨樓等江南名景,更是原名照搬。乾隆的母親孝聖皇太后曾隨他四次南巡,孝聖皇太后七十壽辰時,乾隆因皇太后喜歡江南景色,在萬壽寺旁,仿江南街市坊巷,建蘇州街,長至數里。清代詩人王G運有詩曰:「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 
    關於蘇州名園獅子林有許多有趣的傳說。獅子林始建於元代,由著名畫家倪瓚設計,其特點為假山、石峰多而且造型奇特,石洞高下盤旋,連綿不斷,經常使人聞其聲而不見其人。整個假山用太湖石砌成,外表雄偉,內部卻玲瓏剔透。乾隆十分喜歡獅子林,傳說在一次遊玩時,他揮毫題寫了「真有趣」三字,當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陪同遊玩,尹繼善是一個非常有文學修養的人,他見詞句不雅,忙叩頭說「有」字寫得非常好,請將「有」字賜給他,乾隆是一個聰明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就從諫如流了。此傳說不知是真是假,蘇州獅子林的確有一塊「真趣」的匾額,為乾隆第四次南巡時所題。獅子林不僅在圓明園仿建一所,又在避暑山莊仿建一所。 
     


第一部分
第14節 無發國母的傳說
    康熙第二次南巡結束後,下令徵召國內繪畫高手,將南巡這一重大事件用繪畫的形式記錄下來。《康熙南巡圖》由清代著名畫家王E主筆,共十二長卷,歷時三年告成,將康熙一行從京師出發,途經的州縣城池、山川河流、名勝古跡一一畫入,極為壯觀。乾隆南巡時,亦畫有《乾隆南巡圖》。 
    看過電視劇《還珠格格》的人或許還記得有一個皇后剪髮的故事。清朝民間素來傳有一個無發國母的傳說,稱乾隆的皇后在南巡途中,削髮為尼,居杭州某寺。《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乾隆繼後那拉氏在南巡途中忽自剪髮,被送還京師。《清鑒輯覽》載:「三十年閏二月,帝在杭州,嘗深夜微服登岸游,後為諫止,至於淚下,帝謂其瘋病,令其先行回京。」清代歷史上的確有一位剪髮的皇后,這就是乾隆的第二個皇后烏喇那拉氏,並且事發於乾隆南巡途中。烏喇那拉氏本是乾隆藩邸的側福晉,乾隆即位後,被封為嫻妃。她性情溫順,深得皇太后的歡心,乾隆十年,晉封為嫻貴妃。乾隆的第一個皇后孝賢皇后去世後,皇太后選中她接替皇后之位,乾隆以孝賢皇后新喪,不忍心馬上冊立新後為由,下詔冊立那拉氏為皇貴妃,攝六宮事。乾隆十五年,乾隆冊立那拉氏為皇后。乾隆三十年,隨駕南巡,究竟因何與乾隆反目,竟致憤而剪髮,被乾隆下令提前送回京師,官方史書為尊者諱,沒有記載,原因不得而知,然剪髮為滿洲所最忌,即使皇太后亦無法回護。乾隆迴鑾後,本意欲廢後,被大臣諫止,但其名位已是名存實亡。次年,皇后薨逝,時乾隆正在木蘭行圍,聞訊並不傷悲,僅令皇后之子十二阿哥回京奔喪,並傳諭曰:「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薨逝。皇后自冊立以來並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跡類瘋迷,因令先行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余,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聖母慈眷,長受朕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即予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位號,已為格外優容,但飾終典禮,不便復循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清高宗實錄》)然而,此事之餘波仍未盡,乾隆四十三年,錦縣生員金從善上書,其中涉及立後事,乾隆大怒,召集群臣宣示曰:「那拉氏本朕青宮時皇考所賜側福晉,孝賢皇后崩後,循序進皇貴妃,越三年,立為後。其後自獲過衍,朕優容如故,國俗忌剪髮,而竟悍然不顧,朕尤包含不行廢斥。後以病薨,止令減其儀文,並未削其位號,朕處此仁至義盡,況自是不復繼立皇后。從善乃欲朕下詔罪己,朕有何罪當自責乎?」(《清高宗實錄》)那拉氏皇后南巡途中剪髮之原因雖不甚詳,但事變發生在巡遊途中,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民間傳說乾隆南巡時飲食十分奢華,每次進膳時香飄數里,果真如此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存有乾隆三十年和乾隆四十五年巡幸時的膳食底檔,清楚地記載了乾隆南巡時的飲食情況。以乾隆三十年南巡飲食為例,截取其中兩天飲食,可見其大概。 
    乾隆三十年二月初八日: 
    卯初二刻,冰糖燉燕窩一品。 
    卯正進早膳,燕窩肥雞鍋燒雞野意熱鍋一品、膾銀絲一品、羊肉絲一品、清蒸鴨子□豬肉攢盤一品、孫泥額芬白糕一品、蜂糕一品、竹節卷小饅首一品、銀葵花盒小菜一品、銀碟小菜四品、大菜燙膳一品。 
    未正進晚膳:蓮子火熏鴨子一品、火熏蔥椒肘子一品、肥雞膾豆腐一品、蒸肥雞晾□肉攢盤一品、葷素餡包子一品、棗爾糕老米面糕一品、象眼棋餅小饅首一品;總督尹繼善進江米釀鴨子一品、燕窩燉白菜一品、雞絲葫蘆條一品、酒燉肉一品;上傳春筍爆炒雞一品;家常餅一品、銀葵花盒小菜一品、銀碟小菜四品、花椒醬一品、粳米膳一品、野鴨湯二品。 
    晚晌,醋溜鴨腰一品、清蒸鵪鶉一品、酸辣羊腸湯一品、蒸雞蛋糕一品、醃菜炒春筍一品、四樣小菜一品。 
    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 
    卯初,冰糖燉燕窩一品。 
    卯正進早膳,黃悶雞燉炸油豆腐熱鍋一品、火熏鴨子一品、羊肉絲一品、清蒸鴨子燒□肉攢盤一品、蜂糕一品、孫泥額芬白糕一品、竹節卷小饅首一品、銀葵花盒小菜一品、銀碟小菜四品、鴨子芙蓉面一品、燕窩攢絲湯一品。 
    未正進晚膳,蓮子酒燉鴨子一品、火熏蝦米燉白菜一品、羊渣古一品、燕筍爆炒雞一品、晾□肉油串野雞攢盤一品、鴨子火熏餡煎粘團一品、棗爾糕老米面糕一品、象眼棋餅小饅首一品;總督尹繼善進鍋燒白菜一品、鹹肉一品、茄干一品、辣菜一品;銀葵花盒小菜一品、銀碟小菜四品、炒粳米老米膳一品、燕窩攢絲湯一品。 
    晚晌,醋溜鍋燒雞一品、蒸雞蛋糕一品、豆豉一品、茄干一品、鹹肉一品。 
    由此觀之,乾隆的飲食並非傳說中的奢侈,並且,他食畢還要賞賜大臣和后妃食用,可以說並不算浪費。以今天的觀點看,他的飲食葷素及粗細糧搭配非常合理。但南巡隊伍如此浩大,進膳時間香氣飄數里也是可能的。乾隆飲水方面倒是極為講究,在直隸境內用北京香山靜宜園水,山東境內用濟南珍珠泉水,江蘇境內用鎮江金山泉水,浙江境內用虎跑泉水。 
     


第一部分
第15節 康熙、乾隆南巡江浙
    康熙、乾隆南巡江浙,對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積極的作用,他們並非隋煬帝、明武宗那樣的昏庸帝王,在南巡途中,不廢政務,興修水利,解決黃河水患,修建海塘,做了許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儘管康熙、乾隆每次南巡都不同程度地減免了沿途百姓的賦稅,但是,官員、商人將南巡辦差費用部分轉嫁到他們身上,並且,修建行宮、御道、遊玩景點,拆毀了許多房廬屋舍,致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百業凋敝,百姓已無法承受巡幸帶來的苦難,朝中也有不少官員反對南巡。乾隆第一次南巡至蘇州,見靈巖梅可合抱,讚歎不已,時內大臣博爾奔察在側,拔出佩刀做砍樹狀,乾隆大驚,問他何故,博爾奔察回答說:「恨它不生在圓明園,致使皇上遠途跋涉,歷盡江湖之險。」乾隆知道博爾奔察在諷喻自己,非常不高興。第四次南巡,乾隆召前來迎駕的前禮部侍郎齊召南入見,問天台山、雁宕山有什麼名勝古跡,齊召南以沒有遊覽過回答。乾隆問其故,齊召南回答說:「山勢崎嶇,溪流深險,臣有老母在,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所以不敢前去遊覽。」乾隆當時同皇太后一同南來,聽了齊召南的話,才打消了去天台山的想法。第五次南巡時,大學士於敏中授意浙江官員奏請巡幸湖州,遭到大學士程景伊的反對,乾隆表白自己至湖州並非為遊玩,欲至彼觀蠶桑之法,程景伊尖銳地指出,皇上至湖州將不得見蠶桑矣,將使湖嘉之民累世不復業。浙江巡撫讓紹興知府沿河試御舟行走水路,紹興知府潛布木石於河中,使河道阻滯,後東窗事發,紹興知府被罷職,百姓號泣送之百餘里。侍讀學士紀昀曾對乾隆說,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乾隆怒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在乾隆的高壓下,朝臣都緘口不敢進諫。直到晚年,乾隆對此有所悔過。他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做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百餘年間十二次大規模南巡,的確給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應該是無庸諱言的。 
    康熙皇帝的朱諭:「朕欲看河南邊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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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御筆「治隆唐宋」碑文 
    乾隆南巡期間有關增加府州縣學額的上諭 
    康熙的數學草稿 
    揚州天寧寺行宮圖 
    康熙南巡圖(局部)——《南巡視河》 
    乾隆關於遣送皇后先行回京的上諭 
    海塘圖 
    康乾巡幸下江南 
     


第一部分
第16節 雍正道士丹爐
    歲月悠悠,滄海桑田。然而,皇家陵園的青山翠柏遮掩不住一串串歷史的謎團。清朝第一位葬到河北易縣清西陵的皇帝雍正,他的繼位登基令人猜疑百出,他的嚴猛政策讓人評說不已,而他的暴死,更給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的謎。 
    關於雍正的死,我們查看到的清宮檔案《雍正朝起居註冊》,記載了他死前幾天的情況:那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八月,時年五十八歲的雍正皇帝住在圓明園,十八日與辦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大臣議事,二十日召見寧古塔的幾位地方官員,二十一日仍照常辦公,說明這時他的身體還挺好。二十二日,雍正突然得病,當天晚上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寢宮,已是奄奄一息的雍正宣佈傳位給乾隆。第二天,五十八歲的雍正便在圓明園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皇宮檔案只是如此簡要地記下了雍正的突然死亡,而沒有說明任何原因。這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猜測,於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種種說法便產生了。 
    民間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當時有一位剛烈女子叫呂四娘,她的爺爺和父親都因為文字獄而被雍正斬殺了。為了報這殺父之仇,呂四娘練了一身好武藝,成為遠近聞名的俠女。她尋找機會潛入圓明園,揮劍砍去了雍正的頭顱。因此,安葬雍正時,只好鑄造了一顆金頭來替代雍正的腦袋。 
    還有一種說法更讓人吃驚。據說,《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個戀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這竺香玉後來被雍正強佔,成為皇后。曹雪芹想念戀人,便想方設法找了一個差事混入宮中,最終與竺香玉合謀,用毒藥將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傳聞,說是宮女與太監串通一氣,用繩子把雍正勒死了。 
    這裡,關於雍正死因的三種說法,都很有傳奇色彩。正因傳奇,人們在茶餘飯後談起來,總是津津樂道,引人入勝。不過,這些只能算是民間傳說,而不是歷史事實。可以肯定地講,這幾種說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麼?有的歷史學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風死去的。雖然推論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並沒有拿出特別有說服力的證據。 
    那麼,雍正究竟是怎麼死的?隨著清宮檔案的挖掘和研究,越來越多的史學工作者認為,雍正吃丹藥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極大。接下來便讓我們看看,道家的煉丹爐能不能揭開雍正暴亡這個謎。 
     


第一部分
第17節 密令尋訪道士的手諭
    自古以來,凡是幻想長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戀神丹大藥。從秦始皇派人入海訪仙求藥,到漢武帝命煉丹家李少君、欒大煉化「益壽」「不死」的黃金器具;從三國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習煉「養性法」,到東晉哀帝「餌長生藥」喪命;從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誕「合煉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長生藥「暴疾不救」;再從宋太祖趙匡胤召見高道蘇澄隱詢問「養生秘術」,到明憲宗以丹縱慾「氣傷龍脈」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對道家的丹術走火如魔,喜怒笑罵盡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位寵信道士迷戀丹藥的皇帝了。 
    雍正喜好煉丹,由來已久。他在做皇子時,就對丹藥產生了興趣,那時他曾寫過一首題目就叫《燒丹》的詩: 
    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 
    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這首詩中,又是鉛砂,又是爐火,煙霧繚繞,功兼內外,就好像一幅活靈活現的煉丹寫真圖。從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對煉丹有所認識並有些研究了。 
    這裡所說的煉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一種修煉方術。嚴格講來,丹有內外之分。外丹,是指用天然礦物石藥為原料,用爐鼎燒煉,以製出一種所謂的服後不死的丹藥。歷史上的煉丹道士,有主張煉製和服食黃金、丹砂的金砂派;有提倡以鉛料、水銀為至寶大藥的鉛汞派;還有極言用硫磺、水銀合煉以求神丹的硫汞派。內丹,是指通過內煉使精、氣、神在體內聚凝不散而成丹,達到養生延年的目的。雍正的一生,便與金丹仙藥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登上皇帝寶座之後,雍正曾極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師張伯端,把他封為「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並敕命在張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觀以做崇祀。據《紫陽道觀碑文》記載,雍正特別讚賞「真人」張伯端「發明金丹之要」。 
    至遲從雍正四年(1726)開始,雍正皇帝就經常吃一種叫「既濟丹」的丹藥。他感覺服後有效,還作為特殊禮品賞賜給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河東總督田文鏡等一些寵臣。在田文鏡的一件奏折上,雍正用硃砂筆寫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異,放膽服之,莫稍懷疑,乃有益無損良藥也。朕知之最確。」雍正勸自己的寵臣,對御賜丹藥,放開膽子吃,絲毫不用懷疑,因為他對這種丹藥「知之最確」。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藥的藥性,並且對他所服用的丹藥已是確信不疑了。需要說明的是,雍正這時吃的「既濟丹」,當是方家術士們在外煉製的,清朝皇宮在這一時期還沒有直接的煉丹活動。 
    雍正八年(1730)的春天,雍正皇帝鬧了一場大病。為了治病,雍正命令內外百官大規模訪求名醫和精於修煉的術士。為此,他給河東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川陝總督查郎阿、山西巡撫石麟、福建巡撫趙國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級官員,分別發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諭。 
    雍正手書朱諭的內容如下: 
    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竭力代朕訪求之,不必預存疑難之懷,便薦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試用之道。如有聞他省之人,可速將姓名來歷密奏以聞,朕再傳諭該督撫訪查,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問廣訪,以符朕意。慎密為之! 
    雍正的這道密諭,中心意思是,讓封疆大吏們代皇上尋找會修養的道家術士。為此,雍正要求地方大員:第一,務必將此事當成要務,一定要「留神」,而絕不能視作可辦可不辦的事;第二,一旦訪得「深達修養」的人,對其家屬要優厚安排,對其本人要好好護送來京;第三,儘管打消顧慮,哪怕推薦的人不很合適,也不會怪罪;第四,本地沒有的,若聽說外省有,也要奏報上來。最後,雍正囑咐,此事屬於絕密,千萬「慎密為之。」 
    這道非同一般的密諭,雍正在當時總共寫了多少份發給多少人,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今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九份,台北故宮博物院保存著六份。這十五份朱諭,每份內容都完全一樣,一字不差。若在通常,發給各地官員的諭旨,如果內容文字相同,都是由親密大臣代筆,唯獨這道密諭,全是雍正用硃砂一筆一筆一份一份地書寫,而且十分工整,可見雍正對此事的慎密和重視。 
    皇帝既然如此重視,反覆叮囑臣下「留神博問廣訪」,「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做臣子的有誰還敢怠慢?收到雍正的朱諭,各地官員即刻展開尋訪行動。很快,四川巡撫憲德寫折子報告說,當地有個叫龔倫的人,人們都稱龔仙人,有長生之術,都八十六歲了,姨太太還給他生了一個兒子。雍正立即諭令召進宮來,可就在這時,那個龔仙人升天死去了。 
    沒能見到龔仙人,雍正自然十分惋惜。但他並不甘心,又命四川巡撫憲德秘密查訪,看龔仙人的兒子是否從他的父親那裡得到什麼「秘傳」。憲德於是又去秘訪,結果幾個兒子都說「未曾領受其父秘傳」。龔倫的後人或許是感到此事干係重大,萬一出點什麼差錯,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所以未敢應召。後來的事實表明,龔倫的兒子是聰明的,河南道士賈士芳應召入宮就命喪黃泉了。 
     


第一部分
第18節 賈士芳入宮
    賈士芳是如何入宮的?那是浙江總督李衛,在奉到尋訪道士諭令的第二天,便寫折子向雍正報告說,民間傳聞在河南有個四處遊蕩的道士叫賈士芳,素有「神仙」之稱,特推薦這個賈道士進京為皇上治病。這個賈士芳,原先是北京白雲觀的道士,後來浪跡河南,遠近有些名氣。 
    雍正看過李衛的奏報,立即命令主管河南山東兩省政務的河東總督田文鏡派專人送賈士芳進京。賈於雍正八年(1730)七月間抵達宮禁,開始給皇上治病,竟頗見療效。對此,雍正十分高興,對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說:「朕躬違和,適得異人賈士芳調治有效。」在九月初六日李衛的秘折上,雍正還表揚李衛推薦賈道士有功,硃筆批道:「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薦賈文士(即賈士芳)之力所致。」於是,賈士芳由一個野道士變為備受天子寵信的「異人」,身價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僅僅是一個多月的工夫,也就是在這年的九月間,雍正突然將御用道士賈士芳下獄治罪。關於賈士芳的獲罪,歷來說法不一。現在,原始的皇宮檔案為我們提供了新證。在清宮檔案中,有一件經雍正親筆修改過的上諭,據考證是雍正八年九月間發的。在這道諭旨中,雍正很直白地說:賈士芳的「按摩之術」、「密咒之法」,起初確實是「見效奏功」。可是,「一月以來,朕躬雖已大愈,然起居寢食之間,伊(指賈士芳)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其調治朕躬也,安與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範圍者。」雍正進而斥責賈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謂可施於朕前。」讀了這段諭旨,我們自然瞭解到賈士芳獲罪的真相,原來這個道士利用「按摩」「密咒」等方術,逐漸控制了雍正的健康,讓他舒適便舒適,讓他難受便果然難受。貴為天子,怎能受他人擺佈?雍正一旦察覺到自己的安康被賈道士操縱,頓感問題嚴重,遂刻不容緩地處理此事,立即下令將賈道士處斬,罪名是:賈士芳在朕的面前使用妖術。 
    賈士芳的案子發生後,雍正曾極力為李衛開脫,說李衛當初推薦時已經聲明不知道賈某的底細,只是將所見所聞奏報上來,盡無隱之忠誠,因此只可嘉獎而無過錯。這就給那些已經和將要推薦道士的大臣們吃了定心丸。 
    雖然砍了賈士芳的頭,但雍正並沒有因此失去對道士的信任。據清宮檔案記載,從雍正八年(1730)鬧病到五年之後死去,雍正皇帝參與道教活動一直十分頻繁。在皇宮,除了專門進行道教活動的欽安殿外,雍正還請道士們在太和殿、乾清宮等主要宮殿安放道神符板,在他的寢宮養心殿安設斗壇,以求道神的保護。雍正為做法事,還在蘇州定做道士們穿的絲緞法衣,一次就是六十件。今天的北京故宮博物院,仍保存著雍正當年身穿道教服裝的畫像。 
    雍正甚至在御花園建了幾間房子專門給道士婁近垣等人住,以便隨時請這些道士祈禱修煉。就此,雍正九年(1731)正月二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接到一道諭旨,上面說的十分明白:「朕看後花園千秋亭,若設斗壇不甚相宜,用後層方亭設斗壇好……玉翠亭之東有空地,量其地勢,將小些的房添蓋幾間,給法官住。」這裡的後花園,即是紫禁城內的御花園。以往,在皇宮內雖設有多處供奉佛道的處所,但這類地方除以太監身份充當的僧人、道士外,未經淨身的山野僧道是從來不准在大內居住的。現在,雍正諭令在御花園玉翠亭的東側添建幾間房「給法官住」,也實在是破天荒的舉動了。 
    翔實的檔案資料表明,雍正不僅在全國大範圍地秘密尋訪道家術士,而且還在皇宮裡與道士們打得火熱。這些道士雖然其方術各不一樣,但均屬「修煉養生之人」,其目的都是為雍正「治病驅邪」。這當中有唸咒按摩的賈士芳之流,有設壇祈禱的婁近垣之輩,還有下面將談到的「為煉火之說」的張太虛、王定乾等一夥人。 
     


第一部分
第19節 秀清村的煉丹秘檔
    雍正在與道士們打得火熱的同時,皇家園林圓明園開始升火煉丹了! 
    皇帝煉丹,這當然是絕密事件,在官書正史上不可能有記載。可是,在清宮秘檔中仍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記載皇宮日用物品的內務府賬本《活計檔》,就披露了雍正煉丹的一些情況。最早出現的有關記載,是在雍正八年(1730)冬天的《活計檔》,其中十一月有一條,十二月有三條。這四則檔案向人們透露,雍正八年末,在圓明園東南角的秀清村,在內務府總管海望和太醫院院使劉勝芳的主持操辦下,先後運入四千餘斤木柴煤炭,利用礦銀等物開始為雍正煉丹。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幾則有關雍正煉丹的檔案究竟記載了哪些內容—— 
    其一: 
    十一月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太醫院院使劉勝芳同傳:圓明園秀清村處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記此。 
    其二: 
    十二月初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太醫院院使劉勝芳傳:圓明園秀清村處用鐵火盆罩,口徑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紅爐炭二百斤。記此。 
    其三: 
    十二月十五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太醫院院使劉勝芳、四執事執事侍李進忠同傳:圓明園秀清村處用礦銀十兩,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記此。 
    其四: 
    十二月二十二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四執事執事侍李進忠傳:圓明園秀清村處化銀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記此。 
    這裡披露的雍正朝《活計檔》中的幾則檔案,能不能說明雍正皇帝確實是煉丹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這四件檔案再作一些具體分析。第一,傳用物品的地點在秀清村,這裡位於圓明園的東南角,前面是水,後面是山,十分僻靜,是個進行秘事活動的好地方。第二,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往這個小地方運送木柴、煤炭四千四百多斤,幹什麼用?是用來做飯,還是取暖?這些都不可能。因為在清代,皇家宮苑取暖備膳所用的木柴煤炭,一直是定量供應,並設有專門的賬本,從來不記入《活計檔》這種秘密檔冊的。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操辦這件事的官員,除了雍正的心腹內務府總管海望外,還有一位是劉勝芳,他是主管皇帝醫療保健的太醫院院使。第四,更重要的是,運往秀清村的物品中,明確出現了「礦銀」、「化銀」等字眼。凡此種種,當可推斷,從雍正八年(1730)末,雍正皇帝在圓明園的秀清村開始煉丹了。 
    雍正丹爐一開,燒煉之火便沒有再滅。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1731—1735)的內務府《活計檔》中,有關雍正煉丹的記載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檔」,雍正十年的「南薰殿並圓明園頭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總檔」,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處檔」,雍正十二年、十三年的「六所檔」,都有這類內容。根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這些檔案記載,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在這五年間,雍正下旨向圓明園運送煉丹所需物品一百五十七次,平均每個月有兩三次。累計算來,共有黑煤一百九十二噸,木炭四十二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鐵、銅、鉛製器皿,以及礦銀、紅銅、黑鉛、硫磺等礦產品,並有大量的衫木架黃紙牌位、糊黃絹木盤、黃布(絹)桌圍、黃布(絹)空單等物件。所有這些物品,都是煉丹活動所必不可少的。可以想見,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噸的煤炭被運進皇家宮苑,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爐火不滅,煉丹不止,把個山清水秀的圓明園搞得何等地烏煙瘴氣! 
    在圓明園為雍正煉丹的道士,主要有張太虛、王定乾等人。他們都會一套「修煉養生」方術,對「煉火之說」更有一番研究。這些道士們沒有辜負雍正的期望,真的煉出了一爐又一爐的金丹大藥。 
     


第一部分
第20節 喪身丹毒
    雍正吃了道士煉製的丹藥,感覺良好,還拿出一些賞給出征打仗的將帥和一些大臣。「丹藥」二字,明白無誤地載入了清宮秘檔。據清宮《活計檔》載,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間,雍正皇帝曾兩次賞發「丹藥」。有關詳細情況,是這樣分別記載的—— 
    一則: 
    三月二十一日,圓明園送出的帖子說,內務府總管大臣海望交來丹藥四匣,並傳達雍正的旨意,將丹藥配上好看的匣子,分頭賞給署理大將軍查郎阿、副將張廣泗、參贊穆登、提督樊廷四人。據此,四天後,也就是當月二十五日,四份丹藥分別配上了杉木匣,黑氈包裹,棉花塞墊,由領催趙牙圖交給柏唐阿巴蘭太拿去。 
    二則: 
    四月初一日,圓明園送出的帖子說,委署主事寶善傳話,內務府總管大臣海望交來丹藥一匣,雍正的旨意是:配上精緻些的匣子,賞給散秩大臣達奈。於是,在當月初四日,便做好杉木匣一個,外包黑氈,交柏唐阿巴蘭太拿去。 
    這兩份檔案,都直接使用了「丹藥」二字。而且,雍正傳旨的時間,這丹藥賞給誰,又怎樣包裝,都寫得清清楚楚。特別要注意的是,這兩次賞賜的旨意都是從圓明園發出的帖子傳達的,又是內務府總管海望親手交出。由此可知,這些御賜「丹藥」,就是圓明園御用煉丹點煉製的。 
    中國古代有句諺語,「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縱觀古代歷史,服丹喪命的悲劇在帝王之家屢屢重演。正是本想要長生,反而中毒早死。據筆者研究統計,古代中國先後有十五六位帝王死於丹藥中毒。像晉哀帝、唐太宗、明仁宗都是吃長生丹藥中毒喪命的。原來,所謂長生不老的丹藥,竟「懷大毒在其中」,因為煉丹所用的鉛、汞、硫、砷等礦物質都是含有毒素的,對人腦五臟侵害相當大。在現代生活中,環保工作的一大任務就是嚴格控制並努力降低這些物質在生活載體中的含量。從這個角度上講,說是可以長生的丹藥和害人的毒藥簡直沒有什麼兩樣。雍正當然也沒有逃脫丹毒喪身的厄運。 
    關於雍正死於丹藥中毒的推測,史學界一直有這種看法。國內外許多清史學家通過研究認為:雍正相信道教長生不老的說法,服用丹藥中毒而死極有可能。《清帝外紀》載:「惟世宗之崩,相傳修煉餌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隨著雍正問題研究的深入,雍正服丹致死說越來越引起史家的關注和認同。美國學者A.W.恆慕義在20世紀40年代即指出:「胤G相信道教關於長生不老的說法,所以他服用各種各樣的藥物。正是這些藥物,導致他的死亡。」海外學人楊啟樵通過長篇論證,推斷雍正是「服餌丹藥中毒而亡的。」馮爾康先生認為,雍正「死於丹藥中毒,此說頗有合於情理處。」楊乃濟先生則提出「雍正帝死於丹藥中毒說旁證。」現在,雍正煉丹的檔案得到進一步發掘,從雍正召請道士煉丹,向內外大臣賞丹以及他自己說吃丹等情況看,雍正服丹致死的可能性的確是很大的。他常年服食丹藥,有毒成份在體內長期積累,最終發作導致暴亡,這是極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據《活計檔》記載,就在雍正死前的十二天,有二百斤黑鉛運入圓明園。檔案記錄:八月初九日,總管太監陳久卿、首領太監王守貴一同傳話,圓明園二所用牛舌頭黑鉛二百斤。當天,這二百斤黑鉛便運入園子。 
    黑鉛是煉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種有毒金屬,過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八月初九日,二百斤黑鉛運入圓明園,十二天後雍正在園內暴亡。研究這個問題的史學專家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著因果關係的丹藥中毒事件。這種可能不是沒有的。 
    三、處理煉丹道士的諸多破綻 
    研究雍正死因的學者普遍注意到,乾隆對煉丹道士的處理露出許多破綻。 
    疑點之一:就在雍正死後的第二天,剛剛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驅逐煉丹道士張太虛、王定乾。如果不是他們惹下什麼彌天大禍,乾隆哪致於在萬機待理之際對兩個小小的道士大發肝火,並專門發佈一道上諭? 
    疑點之二:乾隆在這道諭旨中特別強調,雍正喜好「爐火修煉」確有其事,但只是作為「遊戲」,並沒有吃用丹藥。如果真的沒吃丹藥又何必辯解,這不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詔告嗎? 
    疑點之三:在下令驅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還告誡宮內太監、宮女不許亂傳「閒話」,免得讓皇太后「心煩」。雍正剛死,究竟有什麼「閒話」?皇太后為什麼會聽了「心煩」?而又為何不可告人「傳說」? 
    所有這些,不能不讓人推測:雍正就是死於丹藥中毒,死於煉丹道士之手。 
     


第二部分
第21節 帝王與煉丹
    喜歡刨根問底的人或許會問,雍正若果真是吃丹藥喪命的,那麼煉丹道士理所當然是殺頭之罪,可是乾隆為什麼僅僅是把他們趕走就算完事了?對此,研究者以往多是強調,乾隆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大喪期間不宜殺人。筆者在寫作《帝王與煉丹》一書的過程中發現,歷史上竟然有幾乎是雷同的事件發生過,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給我們一些啟示。據《舊唐書?郝處俊傳》載,唐太宗李世民「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據此,唐太宗吃了古印度國方士的丹藥暴亡,當時朝中大臣要把那個叫那羅邇娑婆寐的胡人處斬,但剛剛登基的唐高宗擔心大唐天子吃丹致死這件事傳出去讓世人笑話,而將那位印度方士「放還本國」。 
    我們不知道乾隆是否看過這段唐史並從中受到啟發,但他對為雍正煉丹的道士的「驅逐」,與唐代將害死太宗的胡僧的「放還」竟如同一轍,難道這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嗎?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這件事上都是這樣:先帝服丹致死,新帝不願把事情張揚鬧大而將煉丹方士趕走了之。在為父皇遮醜這一點上,乾隆與唐高宗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樣的。由此看來,乾隆對煉丹道士張太虛等人的發落可謂有例可循,並不奇怪。而這一重複的歷史現象,是否又可以反過來「證明」,雍正恰像唐太宗一樣是服丹喪命的呢? 
    說到這裡,我們通過一件件深藏大內的秘檔看到,雍正是個喜好煉丹、常吃丹藥的皇帝,他的暴亡,可能是死前十幾天運入圓明園的那二百斤黑鉛所致,更可能是常年服食丹藥,有毒成份在體內長期積累最終發作的惡果。總之,從各方面情況看,雍正死於丹藥中毒是大致可信的。那麼,等到將來有一天打開埋葬雍正的泰陵時,對其遺骨的化驗研究,或許會進一步證實雍正是不是死於靈丹妙藥。到那時,也可看看躺在地宮裡的雍正到底有沒有腦袋了。 
    雍正皇帝的陵寢:泰陵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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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時圓明園銅版圖——《海晏堂北面》 
    雍正在皇子時代寫的《燒丹》詩 
    雍正御筆書寫的關於尋訪道士的九份朱諭 
    雍正皇帝道裝像 
    雍正在圓明園秀清村煉丹的檔案記錄——內務府《活計檔》 
    《圓明長春萬春三園總圖》:方框所示,為雍正煉丹的處所——秀清村 
    乾隆諭令:為雍正煉丹的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驅逐回籍。 
    太上老君驅邪寶印 
    雍正?道士?丹爐 
     


第二部分
第22節 撥開乾隆身世的迷霧
    乾隆大帝,是古代中國最為長壽的一位皇帝,他活到了八十九歲。被史家讚譽的「康乾盛世」,就是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頂峰的。可就是這位聲名赫赫的封建帝王,儘管離開人世已經兩百多年了,但圍繞著他的身世,卻一直是迷霧重重。人們對乾隆究竟生在哪裡至今鬧不清,對他的親生母親到底是誰也說法不一,甚至常有人議論說乾隆本是漢人家的孩子。這一連串撲朔迷離的說法,不禁讓人感到,乾隆生得離奇!由此,這位古稀天子也就蒙上了一層亦真亦幻的神秘色彩。 
    按理說,一個人生在哪裡,當是一清二楚的。更何況是皇家的龍子龍孫,史官秉筆記注,天下萬人注目,還能有啥紛爭?可這事兒在乾隆爺那裡卻偏偏說不清楚。長期以來,對乾隆生在哪裡,竟有很叫勁的兩種說法。 
    乾隆自己認為,他生在雍和宮。 
    雍和宮,坐落在北京老城區的東北,是著名的喇嘛廟。但康熙時這裡還不叫雍和宮,而是雍親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時的府第。雍正登基當上皇帝後,以這裡是「潛龍禁地」,改名為「雍和宮」。乾隆繼位後,把他的父親雍正的畫像供奉於雍和宮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唸經。乾隆自己每年正月都要走進雍和宮看一看,平時路過也要進去待一會兒。 
    乾隆在五十年(1785)正月到雍和宮瞻仰禮拜後,作詩說: 
    首歲躍龍邸, 
    年年禮必行。…… 
    來瞻值人日, 
    吾亦念初生。 
    「人日」是古人對正月初七的叫法。乾隆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到雍和宮作禮拜,不禁感念當初自己就是生在這裡。類似的詩句,乾隆還有不少,如:「雖曰無生俞宗旨,到此每憶我生初。」「尚憶初生我,忽來八十翁。」 
    特別是,在一首雍和宮紀事詩中,乾隆很明確地寫道:「齋閣東廂胥熟路,憶親唯念我初生。」這裡,乾隆不僅認定自己誕生在雍和宮,而且還隱隱點出了具體地點,就在雍和宮的東廂房。 
    可是,就在乾隆還在世的時候,已有人對他的出生地提出了懷疑。有人認為,乾隆不是生在雍和宮,而是塞外的避暑山莊。 
    當時,朝中有個小有名氣的軍機章京叫管世銘,在隨乾隆到承德山莊打獵的過程中,先後寫下了三十四首詩,其中的第四首說: 
    慶善祥開華渚虹, 
    降生猶憶舊時宮。 
    年年諱日行香去, 
    獅子園邊感聖衷。 
    在這首絕句之後,管世銘作了如下的註解:「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常於憲廟忌辰臨駐。」意思是說,獅子園是乾隆皇上的降生之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駕崩的忌日到那裡小住幾天。 
    這獅子園,是承德避暑山莊外的一座園林,因為它的背後有一座形狀像獅子一樣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到熱河避暑時,雍正作為皇子經常隨駕前往,獅子園便是雍親王一家當時在熱河的固定住處。管世銘等一些朝野人士認為,這個園子才是乾隆的降生地。 
    管世銘的話有多大的可信度呢?管世銘,比乾隆小二十幾歲,可算是與乾隆同時代的人。他官品不高,但在軍機處當差參與皇帝的機要事務長達十餘年之久,應該說是瞭解一些內廷隱情的;他在官場中交際甚廣,和當朝元老阿桂尤有特殊關係,因此他有廣泛的信息來源,有關當朝皇帝的一些傳聞他耳熟能詳,並不奇怪;他作為軍機章京,隨扈乾隆駐蹕山莊、進哨木蘭,對皇帝在避暑山莊的行動起居是比較瞭解的;「憲廟忌辰」即雍正駕崩的紀念日,乾隆去獅子園行香一事,與乾隆每次駐蹕山莊必遊獅子園的事實也大致相合——從以上幾點綜合分析,管世銘敢把「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以及「降生猶憶舊時宮」這樣的意思寫入詩內,而且該詩集在當時就刻板行世,說明管世銘還是有相當大的把握的。 
    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對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語已有所耳聞,他在七十二歲那年正月到雍和宮拜佛後寫詩作注說:「余實康熙辛卯生於是宮也。」乾隆解釋,朕確實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這雍和宮。康熙辛卯年,指的是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在這裡強調自己確實生在雍和宮,很明顯,是針對外面的傳聞而發的。 
    乾隆七十九歲那年正月,到雍和宮拜佛後又寫下一首七律詩,在註釋中乾隆再次明確重申:「予以康熙辛卯生於是宮,至十二歲始蒙皇祖(指康熙)養育宮中。」 
    古稀之年的乾隆為了避謠,再三強調自己生在北京雍和宮,而不是別的什麼地方。 
     


第二部分
第23節 乾隆誕生熱河之說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乾隆的繼承者——他的兒子嘉慶也認為乾隆大帝生在熱河。嘉慶剛登基的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莊過生日,嘉慶寫詩慶賀,詩的開頭兩句是:「肇建山莊辛卯年,壽同無量慶因緣。」嘉慶在這兩句詩文的後面註釋說:「康熙辛卯肇建山莊,皇父以是年誕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緣不可思議。」 
    辛卯(1711)這一年康熙親題「避暑山莊」匾額,御制《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同時集冊刊行,因此嘉慶皇帝說:「康熙辛卯肇建山莊」,「皇父」當然是指太上皇了,乾隆誕生在康熙五十年自無疑義;「都福之庭」,意思是諸福匯聚之地,從文意來看,當指避暑山莊。連貫起來,即:「皇父」乾隆於辛卯年誕生在山莊,與康熙肇建山莊恰當同時,這其中的緣由確實「不可思議」。 
    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莊過生日,嘉慶再次寫詩祝壽,在詩文的註釋中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說得更明確了,他明明白白地寫道:「敬惟皇父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 
    嘉慶這兩次寫的詩和註釋表明,在他看來,「皇父」乾隆生在熱河是一件確鑿無疑的事。 
    不過,十幾年後,嘉慶卻又放棄了這一看法,而同意了「皇父」生在雍和宮的說法。原來,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後,都要為他的皇父撰修《實錄》和《聖訓》。《實錄》是專門記載每個皇帝在位期間主要活動及重大事件的編年體史書;《聖訓》則是每位皇帝所頒發的詔令諭旨的集錦薈萃。嘉慶十二年(1807),朝臣編修乾隆的《實錄》和《聖訓》,嘉慶在審閱時發現,在這兩部非同小可的典籍中,編修官們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寫成了雍和宮。嘉慶當即命令編修大臣認真核查。 
    這時,撰修《實錄》的實際主持人副總裁劉風誥把乾隆當年的詩找出來,凡是乾隆自己說生在雍和宮的地方都夾上紙條,然後呈送嘉慶御覽。面對這白紙黑字,嘉慶開始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在這樣一個事關真龍天子降生地的問題上,他總不能違背皇父本人的意見吧!於是,嘉慶斷然放棄獅子園說,批准在最具權威的官方典籍《實錄》和《聖訓》上,把乾隆的出生地寫為雍和宮。 
    於是,在撰修成書的《清高宗實錄》中這樣載道:「高宗(乾隆)……純皇帝,諱弘歷。世宗(雍正)……憲皇帝第四子也。母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儉寬和,事世宗憲皇帝,……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上(即指乾隆)於雍和宮邸。」 
    乾隆去世後,廟號為「高宗」,謚號為「純皇帝」。雍正廟號「世宗」,謚號「憲皇帝」。乾隆的生母鈕祜祿氏謚號是「孝聖憲皇后」。《清高宗實錄》在這裡說「誕上於雍和宮邸」,已經明確地把乾隆的出生地寫成雍和宮。 
    這段頗有些周折的故事表明,在乾隆皇上誕生地的問題上,嘉慶皇帝經劉風誥的點撥,放棄了原來所持的「山莊」說,而接受了「雍和宮邸」說。這樣一來,才有了《清高宗實錄》中所載的權威說法。 
    然而,乾隆出生在哪裡的問題並沒有由此畫上句號。當嘉慶執政二十五年後,突然駕崩避暑山莊。這位六十一歲的皇帝前一天還策馬馳越在山莊的廣仁嶺上,誰料想第二天黃昏便撒手人寰了。在皇族內部流傳著嘉慶皇帝是被雷劈死的說法,這又成了清宮一大疑案。嘉慶猝死,道光繼位,按常理當有先帝「遺詔」頒布天下。在軍機大臣撰寫的嘉慶遺詔中,又提到了乾隆的誕生地,而且說成是避暑山莊。「遺詔」以嘉慶的口氣說:皇父乾隆當年就生在避暑山莊,所以我死在這裡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嘉慶「遺詔」頒布後,新即位的道光又馬上下令收繳,並命令以六百里加急,將已發往琉球、越南、緬甸等藩屬國的嘉慶遺詔從路上追回。道光在關於追繳嘉慶「遺詔」的諭旨中說:「昨內閣繕呈遺詔副本,以備宮中時閱,朕恭讀之下,末有皇祖(即指乾隆)『降生避暑山莊』之語,因請出皇祖《實錄》跪讀,始知皇祖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生於雍和宮邸。」道光進而解釋說,嘉慶突然駕崩,「彼時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朕在居喪之中,哀慟迫切,未經看出錯誤之處,朕亦不能辭咎」。道光在無意間透露出,他本人一直以為自己的祖父乾隆是誕生在避暑山莊的,這次專門「跪讀」《實錄》,才「始知」是誕生在雍和宮。不然的話,這樣明顯的錯誤,在事關神器所歸的「遺詔」中哪有看不出的道理? 
    道光把發往全國各地和藩屬國的嘉慶「遺詔」追回後,重新進行改寫。改寫後的遺詔,把乾隆生在避暑山莊,很牽強地說成乾隆的畫像掛在山莊。這裡,我們姑且把嘉慶「遺詔」的原本和修改本做個比較。 
    「遺詔」原本: 
    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莊,予復何憾? 
    「遺詔」修改本: 
    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祖、考神御(即畫像)在焉,予復何憾? 
    把皇考乾隆降生在山莊,改為畫像掛在山莊,與「予復何憾」相接,實在有些牽強。父祖的遺像掛在山莊,實在不能成為嘉慶死在山莊而無所抱憾的理由。但已發的「遺詔」又不能動太大的手術,而只能小事修補了。 
    道光為了把他的爺爺乾隆生在北京雍和宮的說法作為結論確定下來,還做了一項根本性的舉措,這就是篡改他的父親嘉慶的御制詩,把嘉慶當年說乾隆生在山莊的詩作都改過來。不過,這一招並不算高明,由於嘉慶的詩早已公開刊刻流行天下,這樣大張旗鼓地修改詩文註釋,結果是越抹越黑,反倒使天下臣民對乾隆的出生地問題愈加議論紛紛了。 
    就這樣,對乾隆的出生地,不僅野史傳說,就是檔案官書也確實留下了不少破綻。不過,總體看來,乾隆生在雍和宮的說法佔上風。這主要是因為,乾隆自己一直堅持雍和宮說,而且是反覆強調;乾隆的兒子嘉慶,雖一度持避暑山莊說,但後來卻作了堅決的修改,並把雍和宮說作為定論寫入皇家檔案;乾隆的孫子道光,也曾認為乾隆爺生在山莊,當發覺錯誤後,便立即改為雍和宮說。所以,對乾隆的出生地,儘管從乾隆朝就有不同說法,儘管乾隆的兒孫們也曾一度鬧不清,但清宮檔案的最終落腳點是:乾隆生在雍和宮。 
     


第二部分
第24節 乾隆生在草棚
    生母到底是誰 
    傳說,雍正還在做皇子當親王時,一年秋天到熱河打獵,幾箭發出射倒一隻梅花鹿,年輕氣盛的雍親王當即讓人把鹿宰殺,他自己大碗大碗地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強的壯陽功能,雍親王喝後躁急不能自持,可身邊又沒有王妃,他就隨便拉住山莊內一位姓李的漢族宮女發洩一番。這個宮女實在很醜,但性急之下的雍親王也不在乎了。事後,那雍親王早把這段露水姻緣忘得一乾二淨。第二年夏秋之際,康熙父子又來山莊,聽說這裡的李家女子懷上了龍種,康熙大為震怒,經過追問,雍親王承認是自己幹的好事。這時,那位宮女就要臨產了。康熙怕這醜女生產玷污了宮殿,便讓人帶入草棚馬廄,醜女在這草房生下的便是乾隆。這一說法若是真的,那麼乾隆就不是純正的滿族人了。 
    乾隆是山莊醜女生在草棚子的說法,很有傳奇色彩,並且還得到一些大學問家的考證認可。 
    最早將乾隆這一出生「秘聞」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刊登了《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他在文中記載了遜清遺老冒鶴亭的講述: 
    鶴丈云:乾隆生母李佳氏,蓋漢人也。凡清宮人之隸漢籍者,必加『佳』字,其例甚多。雍正在潛邸時,從獵木蘭,射得一鹿,即宰而飲其血。鹿血奇熱,功能壯陽,而秋狩日子不攜妃從,一時躁急不克自持,適行宮有漢宮女,奇醜,遂召而幸之。次日即返京,幾忘此一段故事焉。去時為冬初,翌歲重來,則秋中也,腹中一塊肉已將墮地矣。康熙偶見此女,頗為震怒,蓋以行宮森嚴,比制大內,種玉何人,必得嚴究,詰問之下,則四阿哥也。正在大詬下流種子之時,而李女已屆坐褥,勢不能任其污褻宮殿,乃指一馬廄令入。此馬廄蓋草舍,傾斜不堪,而臨御中國六十年、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竟誕生於此焉。 
    首發這段奇聞的冒鶴亭,曾經是熱河都統的幕友。他說,乾隆由熱河行宮女子李氏所生的秘聞,是熱河「當地宮監」告訴他的;而且,清政府每年都撥專款修葺那個草房;後來乾隆奉母南巡,江南命婦私下裡都說太后確實很醜。因此,冒鶴亭對乾隆由醜女李氏生在草房的說法確信不疑。 
    對冒鶴亭的傳述,有個叫莊練的史學家專門撰文贊同。莊練在《中國歷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書中說:「冒鶴亭因為曾在熱河都統署中做幕賓之故,得聞熱河行宮中所傳述之乾隆出生秘事如此,實在大可以發正史之隱諱。」作為史學專家,莊練還提出了三條史料,作為熱河行宮女子李氏在草房生下乾隆的旁證。其一,《清聖祖(康熙)實錄》卷二百四十七載,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親王專程趕赴熱河向皇父康熙請安。根據時間推斷,這正是乾隆生母也就是那個熱河女子大腹便便之時,臨產在即,康熙是把雍親王召到熱河,當面確認是否確有其事。其二,乾隆時期的御史管世銘在《韞山堂詩集》的註釋中曾明確寫道:「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其三,清代官修的《熱河志》,專門將規制隘陋難登大雅的那間「草房」,作為重要一景寫入書中,顯然,此一草房,絕非尋常的陋室。 
     


第二部分
第25節 乾隆的生母
    自稱為「歷史刑警」的現代小說大家高陽,在《清朝的皇帝》一書中首先贊同莊練的考證,肯定乾隆生母是熱河行宮李氏,接著又舉出兩條證據,證明官書中雍正的貴妃鈕祜祿氏,並非是乾隆的生母。證據之一是,按著《清會典》規定,身為皇子的親王可封側福晉四人,而雍親王的側福晉卻只有年氏和李氏二人,如果鈕祜祿氏確實在康熙五十年(1711)生下乾隆,則不應不封,而其名號一直是「格格」,仍是小姐的身份。證據之二是,在清代凡是妃嬪生子為帝而被尊為皇太后的,上尊號的冊文中必有「誕育」皇帝的字樣,而乾隆在給鈕祜祿氏上皇太后尊號和徽號時,只用相當於養育的「鞠育」字樣,始終不用「誕育」二字。 
    儘管乾隆由熱河宮女生在草棚的說法流傳很廣,而且還有學者的考證認同,但認真研讀這些「證據」,就會發現其破綻也頗多,漏洞也不少,難以讓人最終信服。第一,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親王赴熱河請安確有其事,但由此就說是康熙質問山莊宮女李氏懷孕一事,卻很穿鑿,更多的成份是在猜測。第二,管世銘的詩注說「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即使此言屬實,也不能直接證明乾隆生母是熱河宮女李氏。第三,「草房」寫進《熱河志》不足為奇,這種不加文飾的景點命名更有風味,它涵有「綴景」和「示儉」兩種意義。第四,親王可封四位側福晉,是乾隆七年(1742年)以後的定制,不僅雍正,就是乾隆做皇子時,也只有側福晉兩名,所以鈕祜祿氏未被封為側福晉也不足為怪。第五,所謂乾隆對鈕祜祿氏未用「誕育」二字不確切,在《清高宗實錄》中,乾隆就多次使用「藐躬誕育」、「誕育帝躬」等字樣。 
    更為重要的是,清宮珍藏的《玉牒》有著不可動搖的權威性,這上面明確寫著乾隆的生母是鈕祜祿氏,而不是別的什麼人。《玉牒》是清朝皇室的族譜,它的纂修有著一套極為嚴密的制度。從努爾哈赤的父輩算起,凡皇帝家族生兒育女,每三個月上報掌管皇族事務的宗人府一次,要求寫明出生的年月日及時辰,生母是誰,姓氏為何。每十年,根據出生和死亡記錄的底稿,正式添寫一次《玉牒》。《玉牒》修成後,經皇帝親自審閱,謄寫兩部,分別存放在京師的皇史k和盛京故宮,其底稿裝幀成冊,仍由宗人府保存備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宮《玉牒》中,這樣記載道:乾隆「母孝聖……熹妃鈕祜祿氏,系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住之女。」這大內秘檔似乎可以證實,乾隆的母親不是山莊宮女,而是熹妃鈕祜祿氏。 
    在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乾隆在他母親鈕祜祿氏面前還是個大孝子。他曾侍奉母親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更多次到塞外避暑山莊。乾隆愛寫詩,在他的詩文中,有不少是稱頌生母鈕祜祿氏養育之恩的。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初八日,六十七歲的乾隆帝陪侍八十五歲的皇太后賞燈後作詩說: 
    家宴觀燈例節前,清暉閣裡列長筵。 
    申祺介壽那崇信,寶炬瑤檠總鬥妍。 
    五世曾元胥繞侍,高年母子益相憐。 
    扶掖軟榻平升座,步履雖康養合然。 
    「高年母子益相憐」,這飽含深情的詩句,道出了乾隆母慈子孝的心底情感。 
    乾隆還別出心裁,命令宮中巧匠用三千多兩黃金精心制做了一個金塔,專門用來存放他母親鈕祜祿氏梳頭時掉下來的頭髮,所以叫「金髮塔」。乾隆母子感情如此之深,也可從一個側面證明是親生的了吧! 
    不過,在清朝後期,有學者王]運提出,乾隆的生母雖是鈕祜祿氏,但的確與山莊有關。王]運是曾國藩的幕友、晚清著名詩人,他交遊甚廣,因此掌握大量清宮掌故。他在《湘綺樓文集》內的「列女傳」中說:乾隆的生母鈕祜祿氏,老家在承德,家道平常沒有僕人,十三歲時進京,混入姐妹群中入選秀女,被分到雍親王府當使喚丫頭,後來竟生下了乾隆。這一說法也很傳奇。但要知道,清朝選秀女的制度是何等地森嚴,怎容一個承德女子隨便混入?因此,這一說法是靠不住的。 
    三、不可信的傳說:海寧陳閣老的兒子 
    說完了乾隆出生地的謎團,道完了乾隆生母是誰的歷史疑案,我們再談談乾隆是海寧陳閣老兒子的傳說。 
    海寧,在清朝時屬杭州府,是濱臨海邊的一個小縣。海寧地方雖小,卻因為在這裡能觀看到氣勢磅礡的海潮而聞名於世。 
    相傳,海寧有位鹽商叫陳世倌,俗稱陳閣老,在康熙年間入朝為官,與雍親王一家常有往來。這年,恰好雍親王和陳閣老的兩家夫人分別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某日,雍親王讓陳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當送出來時,陳家老少個個目瞪口呆起來,自家的胖小子竟變成了小丫頭。陳閣老掂量出此事性命攸關,勸全家忍氣吞聲算了。那換入王府的胖小子,就是後來的乾隆大帝。 
    這個故事一出籠,乾隆是陳閣老的兒子的說法便越傳越廣,越講越真。民間流傳說,乾隆當上皇帝後六下江南,目的就是探望親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在陳閣老的私家園邸停駕暫住,這是明顯的「假公濟私」,為的是看望自己的親爹親媽。對所謂的雍正換出去的那個女兒,在江浙一帶的傳聞中也有「交待」。據傳,這位皇家的金枝玉葉,被陳家抱回江南後,好好撫養,長大後嫁給了大學士蔣廷錫之子蔣溥。這蔣家是常熟的大姓,雍正女兒所住的那棟樓,後人就叫做「公主樓」。這故事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對男女主人公各有交待,讓人聽了既感神奇,又不由得不信。 
     


第二部分
第26節 俗文化的厲害
    傳說中,還夾雜著實物。有人說海寧陳家有乾隆親筆題寫的兩塊堂匾,一塊是「愛日堂」,一塊是「春暉堂」。「愛日」也好,「春暉」也罷,用的都是唐朝孟郊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一典故。乾隆若不是陳家之子,談得上報答父母如春暉一般的深恩嗎? 
    若照此說來,乾隆便是朝臣陳世倌的兒子,他竟完全成了一個漢人皇帝了!果真如此,則清朝自乾隆以後的皇室,就成了漢滿混血血統了。 
    說乾隆是一個被偷換的漢家男嬰,最早提出這種說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清代外史》,書中一個醒目標題便是《弘歷非滿洲種》。弘歷是乾隆的名字。這本書還說,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滿族人,因此在宮中常常穿漢服,還問身邊的寵臣自己是否像個漢人。應該說,這本書是沒有什麼根據的。在為反清排滿大造輿論的晚清時期,極力詆毀清朝皇帝,大力渲染清宮秘聞是常事,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帶有濃厚的政治氣味。但這些帶有感情色彩的發洩決不等於就是事實。 
    就在反清排滿者製造清宮秘聞硬說乾隆是以鳳換龍的漢家男孩時,又有小說家出來湊熱鬧。首先登場的是名噪一時的鴛鴦蝴蝶派大家之一的許嘯天。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許嘯天名著《清宮十三朝演義》,從愛新覺羅始祖布庫裡雍順,一直寫到宣統大婚。關於乾隆家世,書中說:乾隆原是陳閣老的兒子,被雍正妻子用掉包計換了來,乾隆長大後,從乳母嘴裡得知隱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寧探望親生父母,但這時陳閣老夫婦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黃幔遮著,行了做兒子的大禮。許嘯天編寫的雖是百年前的乾隆故事,卻融入了上海灘十里洋場的韻味,再加上文筆如行雲流水般的自然生動,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隨著《清宮十三朝演義》的風靡一時,乾隆是海寧陳閣老之子的說法更是不脛而走,廣為人知。這便是俗文化的厲害! 
    近些年來,有關乾隆是海寧陳家之子的傳聞仍然接連不斷地闖入文藝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武俠小說大家金庸的《書劍恩仇錄》。金庸就出生在浙江海寧,從小聽的就是有關乾隆的種種傳說,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便是緊緊圍繞著乾隆的身世之謎展開的。在金庸的筆下,當時江湖最大的幫會——紅花會的總舵主於萬亭秘密入宮,將乾隆生母陳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給乾隆,信中詳述當年經過,又說他左腿有一塊朱記。待於萬亭走後,乾隆便把幼時餵奶的乳母廖氏傳來,秘密詢問,得悉了自己的家世真情:當年,陳世倌的小孩被抱進雍親王府,「哪知抱進去的是兒子,抱出來的卻是女兒。陳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駭之下,一句都不敢洩漏出去」。金庸在書中還寫到了陳世倌的三公子即所謂的乾隆的親弟弟陳家洛。陳家洛繼於萬亭之後成為紅花會會主後,期望激發哥哥乾隆的漢族意識,共同成就恢復漢家天下的宏業,而熱戀著陳家洛的回部香香公主則犧牲了自己的愛情,身侍乾隆,欲助自己戀人一臂之力,不幸事敗自刎,葬於「香塚」。金庸的小說精彩紛呈,使乾隆是海寧陳家之子的說法傳得更廣了。 
    傳說這麼多,傳聞這麼廣,乾隆究竟是不是海寧鹽商陳閣老的兒子? 
    首先讓我們看看,把乾隆是海寧陳家之子的故事寫得出神入畫的金庸先生是怎麼說的。金庸曾老老實實地告訴癡心的讀者們:《書劍恩仇錄》中所謂的乾隆的弟弟「陳家洛這人物是我的杜撰」。他並且聲明:「歷史學家孟森作過考據,認為乾隆是海寧陳家後人的傳說靠不住。」金庸還俏皮地說:「歷史學家當然不喜歡傳說,但寫小說的人喜歡。」 
    金庸說的是實話,歷史學家孟森考證認為,乾隆是「以女易男」的說法根本靠不住,所謂的「公主樓」根本就不存在。至於人們所說的海寧陳家的房舍中有「愛日堂」、「春暉堂」兩塊皇帝御書的匾額一事,孟森首先肯定確有其事,但考證的結果是,兩塊匾額都是康熙御書賞賜的,分別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和五十二年(1713)根據陳家在朝中做官的侍讀學士陳元龍、陳邦彥的奏請,題寫後賞賜其父母的,而不是乾隆寫的。 
    還在20世紀初期,一些滿族人對街談巷議中關於乾隆是漢人的說法就十分反感。當時有個叫富察敦崇的旗人,專門寫了一本《皇室見聞錄》,他在書中質問:「以雍正之英明,豈能任後宮以女易男?」書中談到,皇孫誕生,按例王府要立即差派太監,先到內奏事處口頭上報,再由宗人府專門寫折子奏報皇上,以備命名,豈能拖了幾天甚至幾個月還沒有申報的?若是雍親王府已按時申報生的是女孩,又怎能過了幾天又改為是男孩?由此一點,即可證明傳說的謬誤。 
     


第二部分
第27節 乾隆帝出生之迷解秘
    再看看清宮檔案的有關記載。所謂的陳閣老,也就是陳世倌,在乾隆六年(1741)升任內閣大學士不久,就因為起草諭旨出錯被革職,乾隆斥責他:少才無能,實不稱職。如此一點情面不留,別說是生父,就是普通的前朝老臣也很少受到這樣的奚落。 
    更重要的是,根據清朝皇室的家譜《玉牒》記載,乾隆降生時,雍正的長子、次子雖然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個兒子已經八歲,另一個王妃過了三個月又添了一個兒子。而且,這時的雍正才三十四歲,正當壯年,他怎會在已經有一個八歲的兒子,另一個王妃又即將臨產的情況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兒去換陳家的兒子,這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再退一步講,那時的雍正連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登上未來的皇位,又怎麼知道陳家的兒子就是個有大福的人? 
    至於乾隆為什麼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寧,而且每次都住在陳傢俬園,據檔案記載,乾隆南巡到海寧,主要是視察耗資巨大的錢塘江海塘工程。當年,康熙也曾六次南巡,但只是到杭州。到乾隆時,海潮北趨,海寧一帶潮患告急,而海寧大堤一旦衝破,蘇州、杭州、嘉興、湖州這一帶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勢必被淹,到那時將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稅收和漕糧的徵收。乾隆從「海塘為越中第一保障」的認識出發,四次親臨海寧,檢查海塘工程,終於建起海潮屏障魚鱗石塘,其中有的地段至今完好,仍然起著擋潮防患的作用。而在當年乾隆巡視時,在偏僻的小縣海寧,實在找不出比陳傢俬園更體面的接駕的地方。乾隆在陳氏家園住過四次,但對陳家子孫卻一次也沒有召見過,更談不上傳說中「升堂垂詢家世」的事了。 
    乾隆的身世說完了。透過大內檔案,我們看到,所謂乾隆是山莊醜女所生,或者本是陳閣老兒子的民間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作為野史,這些說法都很傳奇,很有吸引力;作為戲說,也可以寫進小說拍成電視劇。但可惜的是,都沒有史實根據,都不能當成歷史事實來相信。關於乾隆究竟生在哪裡的問題,是在北京的雍和宮,還是承德的避暑山莊?檔案文獻向我們披露,乾隆自己一直強調是生在雍和宮,嘉慶和道光雖然一開始曾持避暑山莊說,但後來又都堅定地改為雍和宮說。而持避暑山莊說的人也沒能提出強有力的證據。這樣,是否可以說,從乾隆到嘉慶再到道光這三朝的檔案最終證實:乾隆皇帝生在北京的雍和宮。 
    乾隆帝朝服像 
    82 
    雍和宮 
    乾隆《雍和宮瞻禮》詩:「來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嘉慶詩註:「此中因緣不可思議。」 
    嘉慶在避暑山莊留下的「遺詔」 
    《熱河行宮圖》:方框所示,為傳說中的乾隆出生地獅子園 
    《平安春信圖》:雍正、乾隆父子身著漢裝,置身修竹秀石之中 
    存放清朝皇家族譜《玉牒》的檔案庫 
    《乾隆帝寫字像》:乾隆作為盛世統治者,廣學博覽,孜孜不倦地學習漢文化 
    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半身像 
    避暑山莊圖 
     


第二部分
第28節 「二皇帝」
    「和|跌倒,嘉慶吃飽。」 
    這句市井之語流傳了二百年。從官史稗乘到文學藝術,和|這個清代歷史上最大的貪官也被人不斷評說演繹了二百年。然而,歷史上和|的真實面目卻越來越紛雜難辨了。 
    一、少年得志 
    和|(1750—1799),字致齋,原名善保,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生前曾一度被抬入上三旗的正黃旗,獲罪後其家屬又降回正紅旗。 
    很多記載都稱和|出身「貧賤」、「低微」,這並不可靠。和|的祖上是英額峪(今遼寧清源縣境內)的大姓,清初從龍入關,被安置在北京西直門內驢肉胡同居住,雖未得顯達,但也留下了一個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和|的父親叫常保,曾擔任過福建的副都統,也算是一位高級將領了。顯然,和|家世雖不顯赫,卻也是一個武官世家,他本人則是典型的八旗子弟。 
    《清史稿》本傳中稱和|「少貧無籍,為文生員」。他童年時家境並不富裕,這也是清朝中葉以後許多旗民面臨的共同境遇。據說,和|年齡稍長一些,就經常讓家人劉全駕車帶著他到處去借貸以度日。即便如此,和|與弟弟和琳還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讀過幾年私塾後,十餘歲即被挑選到鹹安宮官學讀書。鹹安宮官學坐落於皇宮西華門內,主要招取內務府及八旗官員的俊秀子弟,可以說是一所重點學校。和|在這裡接受了系統的儒學經典和滿、蒙、漢文字的教育。由於他天資聰穎,勤奮努力,成績突出,受到了老師吳省蘭、李光雲等人的好評。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八歲的和|娶了內務府大臣英廉的孫女馮氏為妻。兩年後,因父親故去,和|承襲了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作為長兄,二十歲不到的和|便開始獨立支撐門戶了。 
    三十五年(1770),和|參加了順天府的鄉試,但沒有考中舉人。此後,他可能再也沒有應試。不過,沒有科名的和|,後來多次成為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以致他在鹹安宮官學讀書時的老師吳省欽、吳省蘭中進士時都出自其門下,反而稱他為老師。 
    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和|被授為三等侍衛,屬於武職正五品,挑補在黏桿處(又稱上虞備用處),負責皇帝出行的儀仗事宜,俗稱打執事。這是一種比較清閒的差事,因為皇帝並不是天天外出。但是,這一職事卻使和|有機會接近乾隆,獲得了非同尋常的際遇。 
    在眾多的侍衛中,和|因何得到乾隆的賞識,正史與檔案中均無記載,而野史與筆記中說法卻很多,有的說法很離奇。據薛福成《庸庵筆記》稱,某日乾隆要外出,倉促之間找不到儀仗用的黃蓋,乾隆責問:「這是誰的過錯?」眾侍衛驚懼不敢出聲,只有和|應聲說道:「職掌此事的人難辭其咎。」乾隆一見,和|儀度俊雅,聲音清亮,於是馬上將其提升。另有一說,某日乾隆在轎中背誦《論語》朱注,偶然忘了下文,和|在旁背了出來,於是受知。如此等等。總之,年輕的和|英俊瀟灑,又頗有才學,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八旗子弟組成的侍衛中顯得出類拔萃,可能由於某一偶然的機遇引起了乾隆的關注賞識,從此便飛黃騰達。 
    四十年(1775)閏十月,二十六歲的和|被提升為乾清門侍衛。十一月,再升為御前侍衛,並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正月,授戶部右侍郎。三月,授軍機大臣。四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授國史館副總裁。十二月,兼任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內騎馬,旗籍抬入正黃旗。在極短的時間內,年輕的和|平步青雲,從一名普通的侍衛,如同坐直升飛機一般升入到權力高層,成為乾隆的親信重臣,這種陞遷速度是極為罕見的。 
    此後,和|更是年年加官,歲歲進爵,而且分管的多是肥缺要職,一旦駛入了權力的快車道,就一路加速狂奔。在中樞、部院中,和|長期擔任軍機大臣、御前大臣、協辦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先後擔任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兼任理藩院尚書,以大學士分管刑部、戶部事務等。在經濟方面,和|擔任崇文門稅務監督長達八年(按規定一般為一年一換)、管理戶部三庫事務等。在軍事方面,和|先後擔任正藍旗、鑲黃旗、鑲藍旗、正白旗滿洲副都統、都統,兼步軍統領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和|先後擔任《四庫全書》館、方略館、國史館、清字經館正總裁,文淵閣提舉閣事,三次擔任殿試讀卷官、教習庶吉士,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等。其爵位,由三等輕車都尉,封一等男爵,晉三等忠襄伯,再晉一等忠襄公。以上僅略舉大端,已可概見和|所受恩遇之隆。 
    乾隆一生雄才大略,自視甚高,其倚重之人亦非泛泛之輩,如傅恆、劉統勳、於敏中、福康安、阿桂等,均可謂才智過人。和|能夠得到乾隆如此寵任,當然也不會像傳說的那樣不學無術、身無長技,僅靠精於拍馬、熟諳溜須而已。相反,和|雖無科名戰功,卻是很有才幹的。 
    和|記憶力驚人,過目成誦,聰明決斷,辦事幹練,就連嘉慶也肯定他「精明敏捷」,這些正是晚年的乾隆所需要的。乾隆在《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中曾特別提到和|「於清文、漢文、蒙古、西番(藏文)頗通大意,」「去歲(乾隆五十六年,1791)用兵之際,所有指示機宜,每兼用清、漢文,此分頒給達賴喇嘛及傳諭廓爾喀敕書,並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曉西番字者殊難其人,唯和|承旨書諭,俱能辦理秩如,勤勞書旨,見稱能事。」和|為了迎合乾隆,在詩、書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都達到較高的水平。他的詩收在《嘉樂堂詩集》中,有不少都寫出了真實情感。和|的書法頗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所以乾隆後期的一些詩匾等就交給和|代筆。總之,出眾的才學與能力,應是和|受知的重要條件。 
    另一方面,和|長期伴駕左右,對乾隆揣摩很透,想乾隆之所想,思乾隆之所思,總能設法滿足乾隆的奢望與虛驕心理。在生活上,更是對年老的皇上照顧得無微不至。據朝鮮使臣記述,他雖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但每當「皇帝若有咳唾之時,和|以溺器進之」。這在其他大臣當然是做不到的。 
    也許,這些因素都不重要。從根本上說,「和|現象」是由晚年的乾隆一手製造出來的。 
     


第二部分
第29節 權傾朝野
    和|一步登天,朝野內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氣的。如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出身名門,精明幹練,史稱「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僚屬,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人皆悚懼。」因此,深受乾隆信任,歷任要職。他本人也頗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兒畜和|」,根本不把和|當回事。和|本來就是小人,為人「陰毒,少有嫌隙,必致中傷」,李侍堯既然主動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機報復。機會很快來了,當前任貴州按察使海寧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謝恩時,和|打聽到李侍堯有貪縱營私情狀,就鼓動他奏參。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和|領命與刑部侍郎喀寧阿前往雲南查辦該案。和|把這個案子辦得很漂亮,一到雲南,即拘審李侍堯的管家,取得實據,很快就迫使李侍堯不得不低頭認罪,奉旨逮送京師議處。隨後,和|又奏陳雲南吏治廢弛,州縣多有虧空,需要徹底清理整頓,得到乾隆讚許,本欲即任其為雲貴總督,但考慮到該案是他查辦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親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在回京覆命的途中即被提升為戶部尚書。通過查辦李侍堯一案,和|不僅出了一口惡氣,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幹,突顯了權勢地位,可謂一舉多得。 
    這年六月,乾隆御賜和|六歲的兒子名豐紳殷德,並將自己最為寵愛的小女兒和孝公主許配於他,待年成婚。於是,三十一歲的和|與七十歲的乾隆皇帝這對君臣主僕又成了兒女親家,關係更為密切,和|的地位更加鞏固,這門親事為和|帶來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都是顯而易見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和孝公主與豐紳殷德成婚時,乾隆皇帝給了女兒、女婿極為豐厚的賞賜,而且文武百官拜辭於公主轎前,致賀於和|府中,使和|風光無限。 
    乾隆不斷為和|提供各種出頭露面的機會,而且無功受賞,有過不罰。四十六年(1781),甘肅蘇四十三起義,進逼蘭州。乾隆諭命在河南黃河工次的大學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肅辦理,又命和|帶欽差大臣關防同往督師,並指示等阿桂到蘭州三日後,和|就交印回京。乾隆為了讓和|在軍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瘡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讓他「緩行暫住」,忽而讓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一到軍中,就指揮失當,打了敗仗,使軍威大挫,而他卻指責是將領不聽調遣所致。數日後,阿桂趕到蘭州,指揮佈置,井井有條,局勢馬上改觀。這時,和|覺得丟了面子,又遲遲不肯回去。乾隆終於認識到和|未歷戎行,於軍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發諭旨「系因和|遲到而又飾過而發,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應即令和|速 
    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宜速來,早有旨矣,何須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欲在彼,又錯了。若再固執,更不成事體矣。」和|拖了半個月,才灰溜溜地啟程回京。乾隆派和|這趟差事意味深長,卻被和|弄巧成拙。雖然乾隆在諭旨中也多次批評和|,但卻未給予任何處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讓和|兼任了兵部尚書。 
    自乾隆四十四年(1780)領班軍機大臣於敏中去世後,武英殿大學士阿桂就一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但乾隆知道和|與阿桂關係不睦,所以常常讓阿桂在外領兵,或查閱河塘工程,辦理各種案件,於是軍機處的實權就落在了和|的手中,他儼然就成了軍機處的領班。同時,和|在朝中又極力打擊異己,拉幫結派,不斷膨脹其權力。和|打擊異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竊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著痕跡。如大學士松筠「不為屈,遂久留邊地」,不讓他回京供職。和|當朝,政以賄成,京外許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門,他培植心腹親信也有數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數年之內由吏科給事中升至四川總督。軍機大臣福長安,本是乾隆孝賢皇后之侄,家族顯赫,被和|拉攏過去,惟命是從,成為其最大的幫兇。其他如山東巡撫伊江阿只會巴結拍馬,大學士蘇凌阿老邁昏聵,只因對和|忠心都被委以顯爵要職。 
     


第二部分
第30節 勢焰薰天的時候
    當和|勢焰薰天的時候,朝中雖有人敢於碰硬,但根本撼不動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御史曹錫寶就想以參劾和|的家人劉全奢侈招搖入手,以期打開缺口,攻一攻和|。但曹錫寶做事不密,將折稿拿給老鄉吳省欽過目,希望他幫助潤色。不料吳省欽正是和|的親信,連夜派人趕赴熱河向在那裡扈駕的和|告密,使和|預先採取了對策。結果,曹錫寶反而受到皇帝的詰難,有口難辯,最終落得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數年後,內閣學士尹壯圖針對和|創立議罪銀的危害,上書建言,請求永停此例。和|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額興歎」一語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讓尹壯圖到山西、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去查驗倉庫,並與各督撫對質所交議罪銀是否取自下屬?結果可想而知,什麼也查不出來,尹壯圖只得自認虛誑,下刑部論罪,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別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間流傳著很多劉墉(即「劉羅鍋」)、紀昀(曉嵐)等智斗和|的故事。其實,劉墉(比和|大三十歲)、紀昀(比和|大二十六歲)兩人在朝中雖居高位,但一直沒有擔任過軍機大臣進入中樞,而且乾隆還批評劉墉遇事模稜圓滑、紀昀讀書不明事理,他們都不可能與和|有多少直接碰撞,檔案和正史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和|遇到的真正對手是其在軍機處的幾位同僚。領班軍機大臣大學士阿桂(比和|大三十三歲),出將入相,德高望重,對和|總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時則遠離和|站立。和|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對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於是,有時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買帳。大學士王傑(比和|大二十五歲),為乾隆二十六年狀元,學問優長,剛直清廉,遇事堅持原則,始終與和|保持著一定距離。一天,王傑下朝後回到值房,正在獨坐沉思,和|走了進來,拉著王傑的手,對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輩開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麼這麼柔軟呀?」王傑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傑手雖好,但不能摟錢!」和|一下臊了個大紅臉。從此,對王傑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對王傑知之甚深,「和|雖厭之而不能去」。尚書董誥(比和|大九歲),書、畫俱為乾隆賞識,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風,「與王傑耆 柱其間」,和|也排擠不動。正邪不兩立,最終在軍機處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軍機處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辦公,只有阿桂一個人在隆宗門內軍機處值房,王傑與董誥在南書房,福長安在內務府造辦處,和|或在內右門內房間,或在隆宗門外靠近造辦處的房間,即使隨皇上在圓明園,仍不在一處辦公。為此,御史錢灃曾專門上折奏請恢復舊規,讓軍機處大臣們集中在一處辦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員們來回奔走請示,實際上矛頭就是衝著和|的。乾隆雖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嫌錢灃多事,此後「凡遇勞苦事多委之」,沒多久就把錢灃累死了。 
    和|為了防範未然,又採取了一些措施,變更制度,加強對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規定內外章奏必須同時備送一份副本給軍機處,以後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歲以上的老臣擔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變成了自己的耳目。 
    權力沒有了監督,沒有了制約,和|真正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專擅朝政,為所欲為。由於其權勢太大,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就曾聽到「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 
    和|深受乾隆寵信,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和|是個斂財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為國運昌隆,文治武功,超邁古今,自號「十全老人」,志得意滿,於是大興土木,奢華自奉,如為自己建造準備禪位後居住的寧壽宮,舉行萬壽大典、千叟宴等,這些都需要大量銀子。和|絕不會像那些「迂儒」的官員那樣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導奢入儉,他反而會主動迎合乾隆的意圖,在不大動用國庫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手段從各級官員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銀和珍寶,去滿足乾隆的這些奢靡需費。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萬壽,和|總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員俱要進獻,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兩淮鹽商更要捐銀四百萬兩。和|還創立了一種議罪銀製度,即讓有過失的官員交納罰銀代替處分,少則數千兩,多則數萬、數十萬兩。這種議罪銀不像官員罰俸一樣交到國庫,除少數作為河工海塘經費或解充軍需外,都直接交到內務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帳戶。為此,和|還設立了專門辦理此事的「密記處」,建有專檔——《密記檔》。許多督撫大員等都受到這種類似敲詐的處罰,而他們又把損失層層攤派下去,最後加倍落到了老百姓頭上。 
     


第二部分
第31節「和陵」之華
    當然,和|絕不僅限於為乾隆創收謀財,更善於為自己聚斂經營。首先,和|利用權勢,廣收賄賂,京外「大僚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僅對鹽政、河工這些肥差徵求無厭,而且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的許多將帥也都看和|的眼色,玩兵糜餉,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貢獻。其次,和|長期把持崇文門稅關,苛索商民和官員士子,在分管戶部三庫、內務府等衙門時大肆貪污。他打著皇上的旗號勒令地方官員不斷供奉金銀珍寶,而這些財寶怎樣進獻皇上、進獻多少,都由他說了算,事實上大量的財寶都被他截留貪污了,以致於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宮的還多還大。再次,和|不顧官體,與民爭利,搞多種經營,廣開財路,如倚仗權勢巧取豪奪,大量兼併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縣廣開當鋪銀號,放高利貸,出租房屋,開設糧店,在京西房山一帶開挖煤窯,甚至還搞運輸等。和家的營生資本雄厚,又有強大的權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賈可比,利潤豐厚,日進斗金。和|用手中的權力來經營他的家業,真可謂得心應手,迅速聚斂了巨額的財富,甚至其家人奴僕都擁資巨萬。 
    有了權,有了錢,和|再也不是當年的窮學生了,便過起了帝王般奢華的生活。他在風景秀麗的什剎海畔建起了豪華的府邸(即後來的恭王府),甚至仿寧壽宮違制建蓋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內錫晉齋),在圓明園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園(今北京大學未名湖一帶),在承德避暑山莊麗正門外、北京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等處都建有住所。他不僅整日享受著妻妾成群、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夢想著死後也一樣風光氣派,於是在薊州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制超過了親王,並派有禁軍看守,民間稱之為「和陵」。 
    和|富可敵國,當時是盡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鮮使臣回國後曾向國王報告說,和|「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開賂門,豪奢富麗,擬於皇室,有口皆言,舉世側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無望,以將來能得到和|的府第與家財為願。 
    嘉慶元年(1796),乾隆皇帝舉行禪位大典,把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嘉親王J琰,自己則當上了太上皇。但是,乾隆並沒有放棄權力,規定凡遇軍國大事、用人行政之大端都要親自過問,和|也就仍然得以專權。但形勢畢竟有了變化,和|當然也有所擔心,害怕嘉慶日後會處治他,於是採取了相應的對策。首先,他極力限制嘉慶培植、任用自己的人。嘉慶即位後,他的老師時任廣東巡撫的朱進頌冊,本來很正常,和|卻在乾隆面前告了朱一狀,大加指摘,乾隆未予理睬。不久,乾隆準備召朱回京,升任大學士,和|感到這是對自己的極大威脅。當嘉慶寫詩向老師表示祝賀時,和|便迫不及待地拿著尚未寫完的詩稿,向乾隆告嘉慶的狀,誣稱「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這一次,乾隆生氣了,問身旁的軍機大臣董誥:「這在法律上屬於什麼行為?」幸虧董誥跪諫:「聖主無過言」,乾隆才作罷。但是,朱內召升用一事終於寢命未發,而且和|隨即又找了個借口鼓動乾隆把已任兩廣總督的朱降調為安徽巡撫。後來,朱先後升授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本應回京供職,但和|始終不簡放新任安徽巡撫,使朱只得繼續署任,不能交卸。同時,和|又將其老師吳省蘭派到嘉慶身邊,名義上是幫助嘉慶整理詩稿,實則監視嘉慶的言行。 
    嘉慶皇帝城府很深,他知道只要太上皇乾隆還活著,就動不了和|,而且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乾隆的旨意,弄不好反而於己不利,所以他韜光養晦,事事順從太上皇,不發表自己的見解,政事不做任何更張,實際上就是容忍和|繼續專權,只把和|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裡,卻絲毫不動聲色。當有人向他說和|不好時,他反而批評說,我正要依靠和|來治理國家,你們為什麼要反對他呢?甚至有事要奏明乾隆,嘉慶也有意托和|代奏,表示對和|充分信任。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試探,嘉慶終於將和|麻痺了。 
    嘉慶二年(1797),領班軍機大臣阿桂病故,和|順理成章地成了領班軍機大臣。這時,大學士王傑因看不慣和|已稱病告退,董誥丁憂回了老家,和|在軍機處說一不二,可以任意呼風喚雨了。加之,乾隆日益老邁,記憶力下降,「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和|出納帝命,口銜天憲,頤指氣使,為所欲為,「封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 
    但是,盛極而衰,和|的好運已經到頭了。一進入嘉慶朝,和|就接二連三地遭受家庭的不幸。嘉慶元年七月,被和|視若掌上明珠的次子才兩歲就夭折了。一個月後,其情同手足的弟弟和琳在貴州軍營染受瘴氣身亡,使和|如失臂膀,打擊很大。次年,和|又添新痛,他唯一的孫子又夭折了。到了嘉慶三年二月,結髮妻子馮氏也撒手而去,和|雖姬妾如雲,但與馮氏感情很深,他曾寫下多首詩悼念亡妻,其中有「今日我哭伊,他年誰送我」之句。斯言如讖,在連續三年家中死去四個親人後,和|本人的死期也不遠了。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辰刻,八十九歲高齡的乾隆壽終正寢,和|的靠山頃刻間倒下了,嘉慶已經無所顧忌了。但是,嘉慶沒有馬上對和|動手,當天還任命和|與睿親王淳穎等一起總理喪儀大事。不過,也就在同一天,嘉慶在悲痛忙亂之中仍不忘傳旨召他的老師朱即速回京,就已經發出信號了。 
    初四日,嘉慶專門發了一道上諭,譴責前方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矛頭已直指後台的和|。當天,即突然解除了和|、福長安的軍機大臣之職,命其晝夜在大內守靈,不許出入,隔斷二人與外界的聯繫,將其軟禁在宮中。 
    初五日,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興等紛紛上疏,彈劾和|種種不法情狀,這可能是經嘉慶特別授意的。 
    初八日,在公佈太上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嘉慶宣佈革除和|、福長安的一切職務,交由刑部收監,並命成親王永 、儀親王永璇、額附拉旺多爾濟、定親王綿恩及大學士劉墉、董誥,兵部尚書慶桂等負責查抄其家產,會同審訊。 
    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審訊後,嘉慶宣佈了和|的二十大罪狀,主要有欺君罔上、壓擱軍報、任用私人、僭越制度、貪婪聚斂等,並通報各省督撫,命其討論定罪,也就是要他們都表個態。嘉慶在上諭中處處譴責和|獲罪於先皇乾隆,那麼在大喪期間處置這位先皇的寵臣也就名正言順了。 
    正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胡季堂議覆奏折首先上達,折中稱「和|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貪黷放蕩,真一無恥小人」,請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嘉慶御批:「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悉心妥議具奏」,若有不同意見,「自行封奏亦可」。實際上,就是以此折定下了基調。同時,嘉慶又發佈了一道上諭,重申和|的二十大罪狀,並有所補充。 
    正月十八日(1799年2月22日),在京文武大臣會議,奏請將「和|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擬斬,請即行正法。」嘉慶表示,和|罪有應得,怎麼處治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首輔大臣,為國體起見,於萬無可貸之中引入議親議貴之條,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福長安改為斬監候,但要讓他在牢房裡跪視和|自盡。就這樣,剛剛親政的嘉慶,僅用半個月的時間就把和|這位盤踞廟堂數十年的先朝寵臣收拾掉了。 
    首惡既除,嘉慶馬上收兵。除和|的親信伊江阿、吳省欽等人受到處分外,嘉慶下令對其餘由和|保舉陞遷或曾對和|賄賂奉迎者均不予追究株連,免興大獄,保證了政局的穩定。 
    處決和|以後,各地督撫議覆的奏折才陸續到達。這些督撫大員不論平日與和|關係親疏,都知道和|已難逃一死,因此除兩廣總督吉慶、雲南巡撫江蘭稍涉含混外,其餘都稱和|罪大惡極,應立正典刑。嘉慶在對這些奏折的御批中多次表白自己處置和|乃迫不得已,「朕不得已之苦衷,天下臣民當共知耳」,「此事實不容已。知我非我,自有公論」。其中,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折上的批示最為明白不過:「朕若不除和|,天下人只知有和|,不知有朕」。嘉慶感到,和|對神聖的君權構成了威脅,就只有毫不留情地剷除他。 
     


第二部分
第32節 一場夢而已
    但是,和|貪名太甚,後世談論更多的則是他的財富。那麼,和|的家產到底有多少呢?對此傳說不一。有人說其抄沒家產估計值銀二億二千萬兩,此說影響最大,甚至被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採用。《清稗類鈔》竟稱「籍沒家產,至八百兆有奇」,即八億兩以上。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當時全國的財政收入每年也只有七千萬兩左右,和|再貪,也不可能在二十餘年裡聚斂到相當於全國十幾年財政收入總和的財富。 
    根據現存檔案統計,和|被抄家時,除抄沒的各處住宅、花園外,共抄出各色銀三百餘萬兩(折合庫平銀二百八十三萬餘兩),金三萬二千餘兩,各處土地一千餘頃即十餘萬畝,各處收租房屋一千餘間,當鋪、銀號多處,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家產總值約近一千萬兩。這與上諭所講基本吻合,雖然在辦理過程中,嘉慶指示「不必過於株連搜求」,但也不可能有多少遺漏。 
    和|能夠長期把持朝政,權傾中外,千方百計地聚斂起巨額家產,富甲天下,靠的是乾隆非同尋常的恩寵。一旦失去了乾隆這一靠山和寄主,不可一世的和|也就成了斷了線的風箏。 
    當和|待罪獄中,對著窗外元宵之夜的明月,曾感悔賦詩「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但到底是誰誤了他呢? 
    據說和|性格詼諧,愛開玩笑,不料最終他和自己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其絕命詩云「五十年來夢幻真」——一場夢而已。 
    恢宏的紫禁城,肅穆的太和殿,金鑲玉嵌的天子御座,襯托出皇權的無限威嚴。 
    在漫漫的中國封建社會裡,為了這赫赫皇權,演義出了太多太多父子反目、骨肉相殘的歷史活劇。其中有鄭伯克段欲擒故縱的機謀;有唐太宗玄武門布下的刀劍;有曹子建《七步詩》的淒楚哀怨;也有大宋內廷「燭光斧影」的傳聞懸案……。 
    登上寶殿御座,「君臨天下」不再是一種感覺,而是封建社會特定的民族、階級、集團乃至個人利益的最高體現。 
    到了清代,從太祖努爾哈赤到康熙皇帝玄燁,一百餘年時間裡,攻城掠地,平藩戡亂,設署建制,勵農經商,無論軍機政務多麼繁忙,卻始終不能擺脫激烈的皇權鬥爭的困擾,以致堪稱一代明君的康熙皇帝,也被皇子之間的相互攻訐、結黨謀奸弄得心力交瘁。 
     


第二部分
第33節 秘密立儲的由來
    秘密立儲的由來 
    從皇位傳承的模式上看,在康熙皇帝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是通過八王共製的推選制度繼承汗位的。皇太極的兒子福臨,基本上也是採用推選制繼位的。康熙皇帝幼齡繼位,則是孝莊皇太后決策並取得順治皇帝福臨的同意。在他們繼位的前前後後,都存在著激烈而複雜的權力鬥爭,雖然最終避免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但由皇權傳承而引起的強烈政治震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清朝統治的穩固和行政效率。 
    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帝王,他很早即發現了缺乏規則的皇位傳承,不利於皇帝的集權和封建政權的鞏固。此時,又恰逢平定三藩之亂的艱難時刻,康熙皇帝幾欲親征的決心和計劃,為其推出嫡長子繼承製提供了契機。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宣佈以年僅兩歲的「嫡子允i為皇太子」。允i在嫡子中雖排行第二,但因他的同胞哥哥夭折,遂位序第一。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行了清朝第一次立儲大典,翌日,頒詔天下:「授允i以冊寶,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重萬年之統,以系四海之心。」 
    但令康熙皇帝沒有想到的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皇太子,日益顯現出偏狹、暴戾、焦躁的性格特徵。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客觀上他成為其他成年皇子覬覦皇位的首要攻擊目標,而其門人和自己也越來越不能安於長期處於儲君的地位了。因此圍繞皇太子形成了太子黨和與之對立的由部分皇子組成的反太子黨。 
    太子黨肆惡虐眾,貪贖納賄,對皇權產生了威脅;反太子黨尋機攻訐,最終導致了康熙皇帝兩立兩廢皇太子的失敗結果,從此他再未明立皇儲。但康熙皇帝已經不能遏制皇子們謀取皇位的野心了。乃至後來的雍正皇帝胤G,在他繼承皇位的同時,也背負了陰謀篡位的惡名,留下了千古之謎。使得雍正的地位長期不得穩固。 
    雍正皇帝即位後,從自己爭奪皇位的親身經歷中吸取了教訓,建立了「秘密立儲」制度。在《雍正起居注》中記載了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的諭旨。是日在乾清宮西暖閣面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我聖祖皇帝……命朕纘承統緒,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卒之間一言而定大計。……聖祖之精神力量,默運於事先,貫注於事後,神聖睿哲高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則豈能及此也。……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托付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藏數十年亦未可定,爾諸王大臣等當各竭忠悃輔弼朕躬……(諸臣表示無異議後)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收藏於正大光明匾額後……。」 
    向王大臣、九卿表明不再公開立皇太子,而將立皇太子的秘密諭旨由王大臣見證藏在匣內,放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待皇帝駕崩時御前大臣共同拆啟,當眾宣佈傳閱,即刻確定獲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正所謂公同手啟,立定大統。 
    關於秘密立儲,有學者認為康熙皇帝已有計劃,但計劃未及實施。姑且不對此說進行辨析,僅就清代的秘密立儲制度而言,無疑是雍正皇帝確立的。這種立儲形式其實也並非清朝皇帝首創。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波斯傳》載:「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康熙與雍正作為飽讀經史的帝王,對古今帝王術絕對是留心的,他們都可能留意過這條記載,只不過實際情況是雍正皇帝成為了這種秘密立儲制度的實踐者。 
    秘密立儲因為不過早地宣佈皇位繼承人,也不因循嫡長子繼承製,所以有心帝位的皇子,從理論上說都有機會。他們心存希望,在不知父皇好惡的情況下,便會努力用帝王的標準來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求將自己的名字簡於帝心。同時,還因為沒有明確的競爭目標,所以也不可能發生形成龐大政治集團的結黨行為。此法雖不能徹底消彌統治者內部爭奪帝位的鬥爭,卻避免了公開確立皇儲所造成的皇子之間的血腥爭鬥,以及儲權對皇權的威脅,減弱了帝位之爭的激烈程度,使得皇權得以平穩過渡,也使以後的皇權鬥爭,變得溫和、充滿計謀。其中最為有趣、最具典型意義的,就要算道光之子奕}和奕D兩兄弟爭儲的故事了。 
     


第二部分
第34節 兄弟爭儲
    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玉牒》(皇族的譜牒)記載,道光皇帝共有九個兒子:長子奕緯、二子奕綱、三子奕繼、四子奕}、五子奕宗 、六子奕D、七子奕X(xu□n)、八子奕 合 (he)、九子奕M(hui)。 
    其中前三子奕緯、奕綱、奕繼先逝。到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時候,道光皇帝已經老邁,到了必須考慮儲君的時候。此時,在剩下的幾個皇子中,奕}十四歲多,奕宗 十四歲多,奕D十三歲多,其餘諸子皆為六歲以下幼童。這年正月,奕宗 又過繼給恪親王綿愷為嗣子。這便意味著道光皇帝肯定不喜歡奕宗 ,讓他也退出了競爭。這樣,有條件和能力競爭帝位的就只剩下奕}和奕D兩兄弟了。 
    說來這也算不幸,因為在道光皇帝的諸位皇子中,奕}與奕D的地位相近。奕D雖為靜貴妃所生,但靜貴妃自入宮後得道光皇帝寵愛,位序晉陞很快。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死後,靜貴妃曾「總攝六宮事」,位置僅次於皇后了。若不是清祖制規定於三位皇后之外不再立後,靜貴妃極有可能晉封為後。此外,奕}與奕D的關係也最為密切。他們年齡相近,從小在一起讀書習武。在皇子們讀書學習的「上書房」和圓明園「上齋三天」等處,都留下過他們讀經誦史、粗習聲律的稚嫩童音;在紫禁城與皇家園林的庭前階下,也曾留下過他們揮拳使棒、舞刀弄槍的叱吒鏗鏘。在長期的共同學習生活中,二人不僅成就為熟讀經史、兼擅詩文、嫻於騎射的皇子,最終還共同研製出槍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使道光皇帝甚為欣慰。年邁的道光皇帝還特御賜槍法為「棣華協力」,刀法為「寶鍔宣威」,喻義兄弟協力同心。特別是奕}十歲時,他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暴卒,他便由奕D的生母靜貴妃撫養,從此二人更增添了一層親情,如同一母同胞。 
    無奈!皇帝既稱寡人,皇位只有一個。究竟誰能成為道光皇帝真正的寵兒,繼而錦匣緘名呢?一時間朝廷內外揣測頗多。 
    有關道光皇帝擇儲的故事,野史中演義得繪聲繪色,有好多種說法: 
    其一:因為孝靜皇貴妃最寵愛奕D,道光皇帝曾預先寫好立儲諭旨。書寫時有太監在階下窺視,遠遠望見最後一筆特別長,猜想寫的是D字而不是}字。這件事漸漸傳到了出去,道光皇帝知道後很不高興,便改立了奕}。 
    其二:奕D排行老六,特別聰明。道光皇帝非常喜歡他,有幾次想放棄皇后所生的奕}而立妃子所生的奕D為皇儲。當道光皇帝將死時,急忙命令內侍召見他。恰巧四阿哥奕}剛好來道光皇帝寢宮請安,聽說這個消息後趕忙跑到父皇身邊。道光皇帝見了奕}輕聲歎息了一聲,背過氣去,昏迷中還在問六阿哥來了沒有。等到奕D趕來時,道光皇帝已經駕崩,奕}已經即位了。從此咸豐皇帝奕}也因此對奕D心存戒備,不任用他,命他遷居圓明園讀書去了。 
    其三: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生前與身為皇太后的道光皇帝的母親孝和睿皇后關係不好,婆媳不和。她由貴妃晉陞為皇后不久,就暴崩了。有一首《清宮詞》云: 
    如意多因少小憐,蟻杯鴆毒兆當筵。 
    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詩注的大意是:孝全成皇后由皇貴妃攝六宮事。旋正中宮,數年暴崩,事多隱秘。其時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嚴,宣宗亦不敢違命。故謚之曰「全」。道光皇帝為此十分悲痛,於是決定不立其他妃嬪的兒子而立奕},似乎道光皇帝想以此告慰非正常死亡的孝全成皇后的亡靈。同時也因為他在活著的皇子中年齡最大。 
    其四:道光皇帝晚年最鍾愛奕D,想把家國大業交給他。在下立皇太子的諭旨時,有好幾次想寫奕D,但又因為奕}賢良並且年長,所以猶豫不決。 
    這幾種說法歸納起來分析,似乎奕D的優勢在於天資聰穎,而奕}的優勢在於嫡出、年長,且母有冤屈。聽起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並且有所根椐。第一和第二種說法見於《清稗類鈔?宮闈類》,第三種說法見於《清稗類鈔?禮制類》,第四種說法見於《清朝野史大觀》卷七。但光有根據還不行,因為前三種說法僅見於野史,其中道聽途說和揣摩的成分很多,不足以成為史證。第四種說法雖有正史佐證(見《清史稿?杜受田傳》)但「猶未決」並沒有說明原因。因此,要想判斷這幾則說法的可信度,弄清道光皇帝到底喜歡誰,還要全面的看看相關檔案文獻才行。 
    就封建社會婚姻制度的特色而言,帝王之家的婚姻,經常含有政治婚媾的性質。兩皇子定親的情況或許也能說明一些問題。據《清史稿?文宗本紀》和《清史稿?桂良傳》記載,道光皇帝為奕}選擇的是負責祭祀事務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兒,為奕D選擇的是當都統的權臣桂良的女兒。這個事實說明道光皇帝對奕D有所偏愛。此外,奕D在才智上勝過奕}也是事實。這從奕D的《樂道堂詩文鈔》和他以後從政的經歷中都可以找到證明。 
    但是,這些都是客觀上對誰有利與否的事,要想獲得皇位,還要靠自己的努力,靠政治權術。因為聰明才幹也並不一定就是嗣位的決定性條件,在專制制度中,嗣君的標準大都是由在位皇帝的利益得失觀和好惡觀來決定的。 
     


第二部分
第35節 趣聞兩則
    隨著道光皇帝日漸衰老,奕}和奕D在各自老師的輔佐下,加緊了暗爭父寵,謀奪皇位的步伐。關於他們兄弟爭寵的事有兩個很有意思的趣聞。 
    道光晚年的一個春天,道光皇帝命皇子隨駕到南苑圍獵。圍獵是清朝推崇尚武傳統的活動,通常也是檢驗皇子騎射才幹的考試。面對老氣橫秋的父皇,奕}、奕D兄弟二人都清楚此次校獵的重要,各自做了充分的準備。 
    圍獵中奕D得心應手,獲得獵物最多。不勝欣喜之餘,還即興賦詩一首。正得意間,忽見奕}垂手侍立,不發一箭。原來,奕}知道自己騎射不如奕D,遂於事前問計於他的老師杜受田。杜受田熟諳政治權術,善於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他告誡奕}說:阿哥到圍場,萬勿發一槍一矢,並要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覆命時,皇上如果問及原因,便說:「時方春和,鳥獸孕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還叮囑說:你這樣回答,就一定能合乎皇上的心思,這是你一生的緊要關頭,你要切記,不可有一點疏忽。奕}照計而行,果然,道光皇帝聽後非常高興,讚歎道:「此真帝者之言」! 
    這則記載同時見於正史《清史稿?杜受田傳》和《清朝野史大觀》卷七,當是可信的。 
    奕}用杜受田之計「藏拙示仁」,先下一城。 
    這真是有作為不如會不作為啊! 
    又一次,道光皇帝傳旨召奕}和奕D入對問策,就是垂詢國事政務。二人接旨後分別請教自己的老師。 
    此時奕D的老師是卓秉恬,卓秉恬嘉慶七年中進士,有才氣,屬於少年得志類型的知識份子,喜經世致用之學。他步入仕途後體察民情,為政多所興革,陞遷較快,歷任工部、兵部、吏部尚書,道光二十五年充任經筵直講,授體仁閣大學士。此人的特點是辦事認真,好發議論。如九卿會議制度,自軍機處成立後逐漸形同虛設,到道光年間,遇有九卿會議,經常只由一兩個王公或權相決定大計,其他與會者不過應名畫諾而已,惟獨卓秉恬一本正經,侃侃而談,據理爭辯,為此常不為同僚所認同。 
    當奕D徵詢他的意見時,他鑒於奕D思維敏捷、口齒伶俐、知識紮實的特點,確定了充分展示才華的策略。告訴奕D說:「上(道光帝)如有所垂詢,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杜受田卻告誡奕}:「阿哥如條陳時政,知識萬不敵六爺,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將不久於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意思就是,只要皇上說自己快死了,不等他問國家交給你該怎麼辦時,你就只管趴地下哭就成了。奕}言聽計從,使道光皇帝深感這個孩子仁孝。這位後來的咸豐皇帝在老師的幫助下,「藏拙示孝」再下一城。 
    這真是會說不如會不說啊。 
    此則記載雖僅見於野史,但兩個故事的演繹邏輯明顯相同,所描述的道光皇帝的性格特點也是一致的。特別是從事後咸豐皇帝對杜受田的恩寵有加和恭親王對卓秉恬的曖昧冷淡等實際表現來看,杜卓二人在輔佐皇子爭位中的舉措得失便顯而易見了。 
    道光三十年(1850),被內憂外患困擾多年的道光皇帝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奕}和奕D的皇位之爭也有了結果。 
    讓我們看看有關此事的清宮秘檔,一同來查證一下真實的答案和傳說原由的蛛絲馬跡吧。 
    道光皇帝秘密立儲的檔案有幸保存下來。這是惟一存世的一組有關秘密立儲的珍貴檔案和實物,使得今人還能一睹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僅存的、最最機密的、由皇帝手書的傳位諭旨的真容。這組檔案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鎮館之寶之一,目前已經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並正在申報「世界文獻遺產」。 
    這組秘密立儲的檔案和實物有: 
    楠木~匣一個,長三十三厘米,寬十七厘米,厚八點五厘米,外罩黃色羊皮封套。 
    內裝奏匣一個,上有封條的殘跡。 
    朱諭一份。上書「皇四子奕}著立為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總以國計民生為重,無恤其他」,放在一個帶有「慎德堂」圖記的板夾中。根據「慎德堂」圖記和字跡潦草無力的情況,以及《上諭檔》、《清宣宗實錄》的記載,可以證明此份朱諭是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臨死前在圓明園慎德堂親筆書寫的。可見它不是~匣中的原藏諭旨,而是公啟~匣前宣示的諭旨,後一併放入保存的。 
    立儲諭旨一份。滿漢合書:「皇四子奕}著立為皇太子。」又漢文書「皇六子奕D封為親王」,沒有滿文。內層的包封紙上寫有「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並有道光皇帝的簽名。外層包封紙上寫有滿文「萬年」,也有簽名。 
    此外,還有兩份交代身後應辦事項的遺諭。一份包封上寫有「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公同手啟」並貼有封條,上有簽名。另一份包封上貼有封條,蓋有「道光之寶」戳記和「封」字。 
    由此看來,道光帝臨死前在親降朱諭的同時,宣示了秘密立儲的諭旨和交代後事的遺諭,並一起交軍機處抄錄在《上諭檔》中。 
    在這組秘檔中,最有價值的是道光皇帝秘密立儲的諭旨和他臨終前的朱諭。從秘密立儲的諭旨中不僅可以知道立儲的時間,而且,在立奕}為皇太子的同時,又考慮了奕D。這種一紙兩諭的特例非常引人注目。此外,道光皇帝臨終前的朱諭中,又有「皇四子著立為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 
    言……」字樣。難道此時大臣中還有關於立儲的異議嗎? 
     


第二部分
第36節 奕D兄弟爭儲
    有關奕}繼位並非毫無波瀾的記載還見於丁國鈞《荷香館瑣言》,其說法是,道光皇帝病危時,召軍機大臣八人到寢宮,命出啟錦匣。當時,奕D的母親孝靜皇貴妃,暗地裡讓內監叮囑諸臣勿受錦匣。因此諸臣猶豫,不敢接匣。道光皇帝大怒,以手拍床。諸臣這才接匣開啟——立奕}為皇太子。 
    這一記載有一些經不住推敲的地方,因為當時道光皇帝身邊的重臣中有杜受田,道光皇帝病重瀕死的前一天,還曾在慎德堂召見了身為軍機大臣大學士的他與祁y藻,以及尚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芝昌等,談話良久。所以在道光臨終授命之時,必有他在場。別人猶豫,他也不會猶豫,他要是猶豫,後來他就不能受到特別的恩寵了。但從當時在場的其他個別重臣後來遭咸豐皇帝極端冷遇的情況分析,道光皇帝的「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很難說不是有的放失的。 
    由此可見,歷史上有關奕}奕D兄弟爭儲的傳聞,確實事出有因. 
    奕}成為咸豐皇帝後,奕D被封為恭親王。雖然親王是皇考封的,但「恭」字卻是皇兄賜的。一個「恭」字所承載的恩澤和深意,奕D絕對是心知肚明的。至於奕D有無不滿,他本人諱莫如深,他人也無從確知,只能從一些文獻記載中捕獲少許隱約的感受:咸豐元年(1851年)正月,是道光皇帝 寧冥駕的週年。十八歲的恭親王奕D代皇兄咸豐皇帝奕}前往道光皇帝的慕陵致祭。此時,春寒料峭,陌頭積雪猶存。一路上,經蘆溝橋,過荊柯山,渡拒馬河,看曉風殘月,聽馬蹄聲碎。這位剛剛在帝位鬥爭中失敗的多才皇子,觸景生情,不禁想起當年隨父巡幸的情形,不勝感慨: 
    曙色分林表,迷離隱遠村。 
    泉流溪口合,鳥語陌頭喧。 
    石勒碑何在,荊卿墓尚存。 
    當年曾駐蹕,今日淚雙痕。 
    詩情悲淒,既充滿了對父皇的緬懷之情,也隱隱流露出一絲空懷壯志的悒鬱和哀怨。 
    作為帝位競爭的失敗者,不知他此時可曾反思過自己與皇兄在儲位之爭中的舉措得失呢? 
    不管怎樣,他都要貌似平靜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他謹言慎行,曾一度得到咸豐皇帝的信任,出任領班軍機大臣。但是到了咸豐五年(1855),又因奕D多次請求為其生母孝靜皇貴太妃封後一事,惹得咸豐皇帝大為不快。 
    事情的起因是孝靜皇貴太妃認為自己撫養咸豐皇帝有功,道光皇帝駕崩後,咸豐皇帝也很孝道,請她遷居壽康宮,又指定圓明園的綺春園即當年道光皇帝奉養孝和皇太后的地方,為她的園居之所。她覺得咸豐皇帝未忘她的「撫聖」之功,故此多次請求晉太后封號,但未能如願。 
    據王]運《祺祥故事》所記:咸豐五年奕D生母孝靜皇貴太妃病重,當咸豐皇帝去看望這位撫養自己有功的皇貴太妃時,恰遇奕D從孝靜皇貴太妃的寢宮出來,咸豐皇帝隨口問道:額娘病勢如何?奕D即答:「已篤!意似等待晉封號方能瞑目。」意思就是:很重了,看樣子就等晉封皇太后便閉眼了。倉促間咸豐皇帝未置可否,僅「哦、哦」應答。沒想到奕D聽後卻立即到軍機處傳達咸豐皇帝旨意,禮部隨具奏請尊封皇貴太妃為康慈皇太后。 
    為此咸豐皇帝非常生氣,但苦於有輕於言諾之嫌,遂於七月初一日批准了。九天後康慈皇太后病逝。七月二十一日,喪事尚未完全辦完,奕D便被咸豐皇帝以辦理喪儀疏略的罪名逐出軍機處,並罷黜了所有重要職事,罰回讀書去了,從此再未被咸豐皇帝重用。 
    奕D為自己的生母辦理喪儀能犯多大的錯誤呢?想必是奕D千方百計提高生母地位的做法,又勾起了咸豐皇帝對兄弟爭儲的記憶,所以沒說明具體理由就將奕D驅逐出權力中心。同時,還減少了太后喪儀,謚號中不加道光皇帝的「成」字,不y廟,即不在祖廟裡立牌位;不與道光皇帝合葬,在慕陵之東修建陵墓,稱慕東陵,形制也很特殊,與十六個妃子的園寢在一處,其間用牆分隔,用黃瓦,以示區別。這種既有別於皇后又有別於妃子的處理,可以看作是針對奕D所採取的以正視聽之舉。如果奕D不曾恃才爭儲,咸豐皇帝大概就不會如此煞費苦心地強調其弟與自己出身的等差了。 
    這場虛名所招致的實禍,留給奕D終生的教訓。 
    凡此種種,我們可以認為: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奕}奕D兩兄弟隱秘的、沒有血腥的皇權之爭。而這場鬥爭的勝敗則似乎取決於兩位老師的政治智慧和道光皇帝的昏庸。但是又有誰會相信,圍獵時道光皇帝忘卻了祖先的尚武傳統?問策時忘卻了祖先治國安邦的宏論?絕不可能。若要說他在立儲問題上有意或無意地屈從著某種政治環境,可能更客觀些。至於道光皇帝是否出於政治上平衡的考慮,亦或認為奕}比奕D更便於維護傳統,從而選擇了奕},還需歷史學者們進一步的研究。但有一點思考很有意思:有作為,不如會不作為;會說,不如會不說;用庸才,而不用英才。這是不是專制制度步入沒落後而必然出現的一種政治現象呢? 
    面對歷史的滄桑,也許讀者還會發問:秘密立儲制度,雖然有利於皇權的平穩過渡,但是不是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皇子之間正當的積極競爭,也不利於皇帝發現皇子所存在的人格缺陷。如果當初康熙皇帝即採取了秘密立儲,那麼後來做皇上的就很可能不是有才幹的雍正皇帝了,也就可能沒有了康乾盛世。如此,清朝的歷史會不會是另外一番景象呢? 
    但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它把從歷史個案的偶然性中探索歷史發展必然性的任務,責無旁貸地留給了後人。 
     


第二部分
第37節 慈禧生何處
    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是清朝入關後第七位皇帝咸豐的貴妃、第八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誕辰日。在她剛出生的日子裡,和普通人家生了個女兒一樣,除了她的父母多一份欣喜之外,並沒有引起其他過多人的關注。關於她的出生,歷史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記錄,因為誰也難以料到,幾十年後,這個普通人家的女子,會成為秉掌大清國朝政四十餘年的聖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頂禮膜拜的「老佛爺」,她的名字,被列入世界近代二百名人之中。 
    歷史對她出生留下的這段空白,給後世想瞭解她的人帶來了許多遺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圍繞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種種傳說,對她的出生地問題,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屈指數來,竟有六種說法:安徽蕪湖說、山西綏遠說(即內蒙說)、甘肅蘭州說、浙江乍浦說、山西長治說,還有北京說。人們都試圖從這位赫赫有名的聖母皇太后降臨人間的第一個驛站起,追根溯源,探詢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脈絡和源泉,探詢她成長、成名的偶然和必然,以解開發生在她身上,又給一個民族帶來過深刻影響的許多歷史之謎。 
    安徽蕪湖說,又叫「生長南中」說,這是關於慈禧太后出生地傳說中最早的一說。 
    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慈禧的父親惠徵,曾做過清朝安徽寧池太廣道的道員,因之慈禧「生長南中」,「雅善南方諸小曲」。在民國時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中記載著:慈禧,「那拉氏者,惠徵之女也,惠徵嘗為徽寧池太廣道,其女生長南中,少而慧黠,繯艷無匹儕,雅善南方諸小曲,凡江浙盛行諸調,皆琅琅上口」,因此得到咸豐皇帝的寵幸。一些小說家及影視編導們,又根據這種說法,將此情節經一番渲染,寫進小說,搬上銀幕——圓明園桐蔭深處,一曲甜甜綿綿的南方小曲「女兒十八正當年」,聽得咸豐皇帝如醉如癡,慈禧也由此發跡。不僅如此,由此說還演化出了慈禧與吳棠的故事。說是惠徵在徽寧池太廣道上,以虧款罷官,病歿於途,慈禧奉母扶柩歸京,因生活貧甚,幾不能辦裝,幸得清江候補知縣吳棠相助白銀三百兩為之解難。為感吳棠之恩,慈禧掌權後,將吳棠由知縣累擢之四川總督,「懿眷之隆,未有出其右者」。 
    事實上,惠徵任安徽道員是在咸豐二年二月,正式上任在當年七月,當年慈禧已十八歲,而且已經入宮,被冊封為蘭貴人了。在清宮檔案裡清楚記載著:咸豐二年二月初六,諭令惠徵任寧池太廣道道員,二月初八、初九兩天,清宮挑選秀女,結果慈禧被選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監傳達皇帝諭旨,封慈禧為蘭貴人,並命於五月初九日進宮。這對惠徵全家來說,可謂喜上加喜。等將慈禧送進宮後,惠徵才攜家眷趕往江南,七月到蕪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檔案中,還有不少咸豐二年,皇帝、皇太妃賞賜蘭貴人的賞單,多者賞銀百兩,少者野味一盤。所以反對「安徽說」的學者斷言:慈禧不僅沒有「生長南中」,而且可以說,其一生根本沒有去過南方。 
    和安徽蕪湖說堪稱南轅北轍的一種說法,是「山西綏遠說」。清代的綏遠城,民國時期改歸內蒙古,所以此說又稱「內蒙說」。 
    在北方塞外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種傳說:慈禧的父親惠徵,當年曾任山西歸綏道道員,歸綏道駐地在歸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呼市新城有條落鳳街,慈禧就出生在這裡。她小時候有個乳母,是當地回民,人稱逯三娘,年幼的慈禧,還常到歸化城邊玩耍。這一美麗動人的傳說,繪聲繪色,至今猶存。 
    然而,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檔案「上諭檔」中卻清楚地記載著:任命惠徵為山西歸綏道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惠徵走馬上任是當年七月。這時的慈禧,年方十五,正等待宮中挑選秀女。顯然,「落鳳街前未落鳳」。不過,和清朝多數官員一樣,惠徵是帶著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確實在歸化城住過三年,若說呼市是她的第二故鄉,則不為過。並且慈禧的外祖父惠顯,從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1831—1837),在歸化任過副都統,所以慈禧和歸化城多少有些聯繫,持「綏遠說」的人可能正是把惠顯錯當成了惠徵,才得出這種誤導性的傳說。 
    「甘肅蘭州說」的說法是,惠徵曾任過甘肅布政使衙門的筆帖式,當時住在蘭州八旗會館以南的馬坊門,即今永昌路一百七十九號院,慈禧就出生在乃父任職蘭州之時,所以她的出生地就在這個院落裡。 
    此說將慈禧的出生地說的比較詳細具體,並且在惠徵的一生中,他確曾長期擔任過筆帖式之職。但有的學者經過考查發現,惠徵任筆帖式的時間,都是在京城各衙門,這期間,他沒離開過北京,更沒有去過甘肅,所以慈禧生於蘭州說,輕而易舉就被擊破了。 
    「安徽說」、「綏遠說」及「蘭州說」,都因紕漏太多,已逐漸被史學界否認,並達成了共識。而後三種說法,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對慈禧其人研究的深入,卻越爭越烈,至今尚無定論。 
    1993年8月22日,《人民日報》在一處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三百字的報道:「史界新發現,慈禧生於浙江乍浦」。文中說,慈禧太后的父親惠徵,在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間,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武官驍騎校,而慈禧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所以她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內的滿洲旗下營」。該報道又寫到:在現今的浙江乍浦老人中,仍有種種關於慈禧幼年的傳說。這就是從1993年出現的「浙江乍浦說」。 
    此說抓住了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這個關鍵性的年代,也抓住了當今諸說中時間考證上最薄弱的環節,所以單從時間上立論,此說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細心的學者仍從中發現了疏漏:根據清朝政府對官員的考核檔案,道光十四年官員考核時,惠徵被定為吏部二等筆帖式,道光十九年,被任命為吏部八品筆帖式。如果按「乍浦說」的說法,惠徵在這幾年之間在乍浦當過驍騎校的話,他將從一個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連升幾級,成為了正六品的武官,這不合常理;再由正六品武官,無緣無故一下又降回八品文官,則更講不通。這些明顯的破綻,最終使人對「浙江乍浦說」難以信服。 
     


第二部分
第38節 山西長治說
    最新奇、最獨特的說法,要算「山西長治說」了,這種說法又稱「潞安說」。因為當今的長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說認為,慈禧壓根就不是滿洲人,她的生身父親也不是惠徵。 
    此說正式提出於1989年。先是這年的6月23日,長治市郊區下秦村農民趙發旺(自稱是慈禧五輩外孫),到長治市地方志辦公室找到負責人劉奇,說慈禧是長治縣上秦村人,並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聯名、還人人按了手印的書面材料,要求政府幫助澄清。此後的九月,長治市志辦的人員到上秦村對慈禧的身世做了調查。十月八日,長治市志辦負責人劉奇寫的《慈禧太后是長治人》一文,在《長治日報》發表,長治說開始引起社會反響。 
    此說所依據的「鐵證」,主要是百年來流傳於當地特別是長治縣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帶關於慈禧童年的口碑傳說。 
    據說,慈禧原本是長治縣西坡村漢族農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歲那年,因家貧,母又病死,被賣給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齡娥。齡娥天資聰明,愛唱小曲,宋家夫婦把她視為掌上明珠,七歲時送書房上學,九歲時就會雙手寫字。不料其十一歲上,宋家又遭災難,因而被轉賣給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頭。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發現齡娥兩腳底下都有一個瘊子,被視為福相而收作養女,改姓葉赫那拉,更名玉蘭。惠徵又請人教她填詞作賦,玉蘭出落得越發靈敏可愛。後來參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選秀女,被選中入宮,從妃嬪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后。當了皇太后的慈禧,愛吃長治的地方食品:黃小米、玉米面、壺關醋、蘿蔔菜;偏袒重用長治人長治官員:長治人原殿鰲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講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繼畬、長治人郭從矩,1900年逃到山西時還接見了潞安知府許涵度;愛看山西地方戲上黨梆子;愛唱山西民歌;關心長治人的疾苦,曾專撥銀糧賑濟長治災民,等等。 
    與傳說相呼應還有大量的物證:在上秦村關帝廟後,至今保存著一處「娘娘院」,被認為是慈禧入宮前住過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譜上,更明確寫著「王小慊後來成為慈禧太后」的話;在位於西坡村外羊頭山西麓的荒灘岸邊,甚至還有慈禧生母的墳;在長治市城區原潞安府後院保存有「慈禧太后書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給宋家的信,光緒、宣統年間清廷特製皮夾式清代帝后宗祀譜以及慈禧本人的單身照片,等等。林林總總,口傳、實物和文獻,各種證據共達三十八項。 
    為此,宋四元家的後人,自稱是慈禧四輩、五輩侄孫女的宋雙花、宋六則等曾聯名寫信,要求政府調查澄清。長治地方的男女老少,眾口一詞,並紛紛畫押公證:慈禧是長治人。長治市為此專門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會,《長治日報》連篇刊載了有關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認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漢人」。近幾年,長治慈禧研究會還陸續編輯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開百年不解之謎》等書,拍攝了《慈禧是長治人》、《慈禧後代、鄉親話慈禧》的電視片、資料片,舉辦了慈禧童年展覽,等等。 
    山西長治說,從人證到物證,紛紛揚揚,似乎證據最確鑿,但在史學界,爭議也最激烈。 
    1993年長治市慈禧研究會與北京史學會聯合召開了「慈禧童年學術研討會」,有三十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有的專家認為:長治市慈禧童年研究會「經過多年的深入訪問調查,提出了自己的學術見解,認為慈禧出生於山西長治,這是關於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視的一種意見」。還有的專家學者認為,社會上流傳的慈禧生於內蒙、安徽、浙江等說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長治說」和「北京說」可以並存。但有的專家學者對慈禧生於長治的說法,也提出了一些疑點和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此說太富於傳奇色彩,物證中有許多地方失實。 
    其一,慈禧生母的墳,這是長治說的物證之一。據長治說的說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平了許多墳,六七十年代時,該村和全國一樣,在「農業學大寨」高潮中也曾到處平墳造地,但「因該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對長治說的學者觀點正好相反,他們認為,「自清末以來,慈禧太后的名聲一直不太好,特別是建國以後,慈禧太后更成為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中,還一度在全國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許多歷史名人的墓被毀被平,怎麼會在西坡村獨留下慈嬉生母的墳? 
    其二,慈禧給宋家的書信殘片,據說是慈禧的五輩孫宋六則,從當年慈禧所住房屋東面的土炕裡刨出的,這是長治說的又一證據。但反對此說者,將其和清宮檔案中光緒二十六年(1900)慈禧寫的便條及咸豐剛剛去世時慈禧寫給恭親王奕D的密諭進行鑒別對比,認為明顯不是慈禧的手筆。再看全信的內容,支離破碎,僅剩下了四十五個字,而由「山西說」的學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測增加上去的竟達一百一十八個字,並且關鍵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請人代寫這種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貫的做事性格。在清宮檔案中,有一些慈禧寫的便條和密旨以及元旦開筆所寫的吉字等,都是慈禧親寫的。 
    其三,至於王氏家譜上寫的「王小慊後來成為慈禧太后」的話,反對「長治說」的學者認為「這只是後人所為,是什麼人所加,根據是什麼都不知道」,在沒有弄清來龍去脈之前,更不足為憑。 
    其四,清制黃皮夾,說它制於清光緒年間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說持此皮夾者應為高級官員和皇親國戚則不一定,從這個皮夾就推斷出宋四元夫婦為慈禧太后(養身)父母也缺乏根據,而說它是慈禧「讓家人作為進京入宮謁見皇太后的通行證」,更是與清朝宮廷制度不符。 
    除以上各種疑點外,反對「山西長治說」的學者,又從清代的起居注檔、上諭檔、朱批奏折等檔案中,詳細查對了歷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職年代。從道光五年至咸豐元年(1825—1851),潞安知府前後共七人:道光五年六月至十五年七月,知府馬紹援,任職十年一個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十八年三月,知府達鏞,任職兩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職十年五個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計卓異,赴京由吏部引見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陳維屏護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咸豐元年五月,知府珠隕,在任兩年七個月;咸豐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萬濟堪,在任三個月,期間八月曾擬調袁彥齡,但袁未上任,知府實際還是萬濟堪擔任;咸豐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 
    也就是說,在這二十五年中,潞安府七任知府中,均沒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經歷中,也沒有查到任過這一職務的記載。故這些學者提出:既然惠徵沒有在潞安任過職,甚至沒有到過潞安府,怎麼會存在慈禧在潞安被賣到惠徵家之事? 
    顯然,在這些疑竇沒解開之前,「山西長治說」也不能成立。 
     


第二部分
第39節 北京說
    最後一說,是「北京說」,這是傳統的官方的說法。在《清代宮廷史》中這樣寫道: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日生在一個滿洲官僚世族之家,屬滿洲鑲藍旗。在《清帝列傳》附傳《慈禧太后傳》中的記載是:慈禧,姓葉赫那拉,小名蘭兒,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親惠徵,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筆帖式,歷遷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山西歸綏道道員、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員,為官十七年,由八品至四品,成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員。母親佟佳氏,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寵後,受咸豐之命,奉旨和醇親王完婚,成了王爺的福晉。另一本《垂暮帝國的老拂爺》中說的更明確:慈禧誕生在「北京的一家並不豪華的王府院內」,她的祖先居住在葉赫,故稱葉赫那拉氏,屬於葉赫那拉家族。她的父親惠徵,是「一位在清廷從事翻譯、擬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傳稿》、《清代全史》等清史專著中,雖然具體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北京說」為基礎,確認慈禧是滿洲葉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兒。 
    近幾年,持北京說的學者,又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的清宮檔案中,為這一說法找到了新的佐證。 
    1.清朝皇帝挑選秀女的名單。清朝從順治時就規定,凡滿族八旗人家年滿十三歲至十六歲的女子,必須參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選秀女,選中者,留在宮裡隨侍皇帝成為妃嬪,或被賜給皇室子孫做福晉,未經參加選秀女者,不得嫁人。閱選時,按八旗的順序,一般七八個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們挑選。被挑選女子的名字,每排寫一張單子,留宮中存檔,這種名單,在檔案中稱為「秀女排單」。現檔案中保存有咸豐五年(1855)挑選秀女時,慈禧的妹妹,即醇親王的福晉、光緒皇帝的生母的記錄。還有光緒十一年選秀女時,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記錄。在這些排單上,都清楚記載著:慈禧的祖輩,屬滿洲鑲藍旗,姓葉赫那拉,父親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職做到五品道員,景瑞則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1847)沒能按時退賠其父吉郎阿在戶部任職時的銀兩虧空,被革職。吉郎阿的最後官職是刑部員外郎。慈禧就出生在這樣一個世宦之家。 
    2.記載惠徵任職年代和生平的有關檔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員的「京察冊」;有給官員發放銀兩的「八旗官員俸銀俸米冊」;有任命惠徵職務的有關上諭;還有大臣奏折中對惠徵的評語等等。綜合這些記載,可以得出慈禧的父親惠徵的任官經歷:道光十一年前任筆帖式,即負責文字抄寫的小官;十一年至十四年,仍為筆帖式,任職吏部,並於京察後被定為「吏部二等筆帖式」;至十九年時,還在筆帖式任上,為「八品筆帖式」;三年後的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為「吏部一等筆帖式」;二十六年,調充吏部文選司主事;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二十九年,京察成績又被定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薦面見皇帝,奉諭旨,准以道府一級的職務任用,同年閏四月初,升任該司郎中,並兼任工部寶源局監督,四月底,外任為山西歸綏道道員;咸豐二年,調任安徽寧池太廣道道員。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國軍攻克武漢,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員紛紛棄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護送至寧國府,自己帶了印信糧餉,同總兵陳勝元等先轉至南京,又移至鎮江,再轉到丹徒。一些官員的臨陣脫逃,使咸豐皇帝大為震怒,令安徽巡撫嚴行查辦,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但至咸豐三年,還未待查辦,惠徵即於六月初病故。 
    從惠徵的仕宦經歷,持「北京說」的學者得出明確結論: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之前,惠徵不具備充任道府一級職務的資格,因為,按清朝制度,道府級的官員,起碼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1839)時,才官居八品,十年後,方被諭令准予授任道府級官職。而這年慈禧已經十五歲,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從外地收養之說。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八年至二十年、直到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職,這些都有明確的檔案記載,只有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考核檔案暫缺,留下三年「空檔」,但是,這三年內,山西潞安知府是達鏞,並且達鏞一直在任,經考證,這期間惠徵也沒去過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斷: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時,惠徵正在北京任筆帖式。也就是說,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3.有關慈禧的祖父、外祖父的檔案。如官員「履歷單」、「在京官員俸銀冊」等,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這個時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說,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顯,在山西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職副都統。因歸化離北京較遠,再加上當時的風俗,慈禧的母親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麼慈禧的母親當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斷定:慈禧的出生地只能是北京。 
    4.其他宮廷生活檔案。包括記載清帝后每天吃飯情況的「膳食檔」、每次看戲情況的「月戲檔」以及記錄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注檔」等。在這些檔案裡清楚地記載著,慈禧最愛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餑餑」、「奶油琪子」、「小窩頭」,愛喝「荷葉粥」、「薏仁米粥」、「綠豆粥」等;一生酷愛看的是京戲,就在她去世前一周,還看了京劇名角譚鑫培、楊小樓等演的《金錢豹》、《艷陽樓》、《鵲橋密誓》、《伐東吳》等京劇名段。持北京說的學者認為,有人說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說慈禧善唱山西民歌,並都將其作為證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證,如果這也可以作為旁證的話,檔案比傳說可信的多,那只能說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門何院呢?這是北京說目前尚未能做出具體解答的惟一遺憾。 
    根據清朝檔案記載,慈禧娘家先後住過三個地方:一是咸豐五年(1855)慈禧的胞妹參加選秀女時的材料,寫的是「住西四牌樓劈柴胡同」;二是咸豐六年(1856)「內務府官房租庫」的呈稿,寫的是咸豐皇帝將「西直門內新街口二條胡同北官房一所」,賞給惠徵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條;三是同治五年十二月,慈禧以同治皇帝名義下達的上諭:將「方家圓」入官房間,賞給其胞弟照祥居住,這樣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條搬到了方家圓。顯然,後兩處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說」的學者,參照慈禧胞妹參加選秀女時的材料認定:咸豐五年(1855)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樓劈柴胡同」,這裡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關於慈禧出生地的種種說法,乍聽起來真讓人無所適從,但稍一仔細推敲,還是「北京說」的論據更加充分和可信。因為口碑傳說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認定歷史史實,檔案更具權威性,更有歷史價值和意義。 
    經過百年巨變,雖然舊日的北京西四牌樓劈柴胡同已不復存在,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歷史將永遠會承認,這裡曾誕生過一個給中華民族帶來過深刻影響的女人——慈禧太后。 
     


第二部分
第40節 光緒猝死之謎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三十八歲的光緒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滿含悲憤地離開了人間。臨終無一名親屬及大臣在身旁,及至被人發現,早已死去多時,可謂生前死後,備受冷落,孤苦淒涼至極。 
    就在光緒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他的母后及政敵、操縱晚清政權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儀鸞殿內,終年七十四歲。 
    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去世的消息傳出,中外同感震驚。人們普遍認為,年紀輕輕的光緒反而死在七十四歲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這不是巧合,而是處心積慮的謀害。於是,光緒被人謀害致死的種種說法便由此而產生。 
    晚清御史、光緒的近臣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及徐珂所編著的《清稗類鈔》等書認為,慈禧在病危期間,惟恐自己死後,光緒重新執政,推翻她既定朝政及平反她一手製造的種種冤案,於是令人下毒手將光緒害死。 
    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傳》和德齡的《瀛台泣血記》等書認為,清宮大太監李連英等人,平日依仗著主子慈禧的權勢,經常中傷和愚弄光緒。他們深恐慈禧死後光緒重新主政,會清算他們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為強,在慈禧將死之前,先把光緒謀斃。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談到,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辜負了光緒的信任,在關鍵時刻出賣了皇上。袁世凱擔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緒決不會輕饒了他,所以就借進藥的機會,暗中下毒,將光緒毒死。 
    曾經是清宮御醫的屈貴庭在《逸經》雜誌二十九期上發表一篇文章說,在光緒臨死的前三天,他最後一次進宮為皇上看病,發現光緒本已逐漸好轉的病情卻突然惡化,在床上亂滾,大叫肚子疼。沒過幾天,光緒便死了。這位御醫認為,雖不能斷定是誰害死了光緒,但卻可以肯定光緒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但也有不少史籍或接近宮禁者對光緒之死持自然病死之說。如《德宗實錄》、《光緒朝東華錄》、《清史稿?德宗本紀二》等所謂正史或官修史籍內,均載光緒系正常死亡;再如《萇楚齋三筆》卷六則稱:早在光緒三十四年二三月間,光緒帝久病未癒,早入膏肓,是時肝氣大發,以手扭太監頂戴,以足踢翻電燈,情勢日及。又光緒臨終前一段時間,一直為其治病的六位名醫之一杜鍾駿所著《崇德請脈記》一書,對光緒之病情、診病經過以及光緒臨終前的病狀,敘述頗詳,證明光緒確實是正常死亡。 
    由於上述種種傳聞,使光緒之死成為清末歷史上一大疑案,眾說紛紜。關於光緒之死這一疑案無論當時或在日後,雖有種種傳說,但因事涉清代宮禁秘檔,人們無從知其真實內幕,均缺乏真實可靠的依據。那麼,光緒究竟是怎麼死的?讓我們且從太醫院御醫和皇宮醫案(也稱「脈案」)談起。 
    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宮苑中,都設置有專門為皇帝、皇后、妃、嬪、王公大臣等診治疾病、調養身體的太醫院。在這裡,集中了祖國傳統醫學中的國醫高手,備藏了從全國各地搜集到的珍奇名貴藥材。太醫院有著上千年的歷史,積累了許多既穩妥又有一定療效的處方,以及許多寶貴的臨床醫療經驗,是祖國傳統醫學的精英薈萃之地。然而,皇宮醫學卻歷來被深鎖宮禁,秘而不宣;究竟皇帝及其後、妃等怎樣看病,御醫又如何為他們把脈治病、施藥護理,等等,一向令人神秘莫測。 
    清太醫院沿襲明制,其官署最初設在正陽門內東交民巷內。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清政府屈服西方列強的壓力,被迫與之簽訂不平等的喪權辱國《辛丑條約》。依據條約第七款,將這一地區劃為各國駐華使館區。太醫院只得另在地安門外建立新署,現在遺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太醫院在紫禁城內東牆下,上駟院之北,設有待診、休息的處所,舊稱「他坦」,歲月流失,現已傾毀無存。 
    清太醫院為五品衙門,其最高行政長官為院使。副職二人,稱為左院判、右院判,官居六品。太醫院有御醫十三人官居八品;醫士二十人、醫生三十人(皆沒有品級),享有從九品的待遇,統稱御醫。清初按醫科分為:大方脈、小方脈、婦人、瘡瘍、針灸、眼、口齒、接骨、傷寒、咽喉、豆疹十一科。光緒時期,合併為五科,即大方脈、小方脈、外科、眼科、口齒科。平日,有太醫院院使、院判及其屬員在宮中當班。每當皇帝駐蹕園庭,或出巡各地,太醫院御醫也隨之前往。 
    太醫院御醫在從事醫療活動中,皆建有詳細的病歷,即所謂「醫案」(又稱「脈案」)。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有大量的清代皇宮醫案。其中包括皇帝、皇后、妃嬪、皇子、公主、太監、宮女以及王公大臣的原始診病記錄、內務府抄件、帝后用藥底簿、配方秘本、御藥房、御膳房和御茶房的各項記錄,以及皇帝及個別皇后的起居注、皇帝有關醫藥的朱批、宮中敬事房的檔案,等等。特別是乾隆以後諸帝及其後、妃等的脈案保存得較為完整,其中尤以光緒的脈案為最多。清代皇宮的醫案總數約有四萬件。在這些醫案史料中,其診治處方大都出自太醫院御醫之手。但也有少數非太醫院的官方處方,如施煥、呂用賓、陳秉鈞等地方名醫為光緒診病的處方,便是其例。這些人都是懂得醫道的大小官員,或在京城,接近宮廷,或在地方,而由地方總督、巡撫奉詔保舉來京入宮為光緒看病的。 
    二、記載光緒直接死因的秘檔 
    在清宮醫案中,既有當年御醫為光緒診病用藥的原始病歷,也有光緒本人口述或親書病史病狀的「病原」,尤其是光緒臨死前半年的「脈案」保存得相當完整。這些珍貴的原始記錄,應是解開光緒生前病狀及其死因的重要而可靠的直接依據。根據這些珍貴的診病原始記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史檔案專家會同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學專家,對光緒病案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揭開光緒的死因提供了真實可靠的依據。 
    光緒之所以會在壯年夭亡,首先,這與他一貫體質積弱,自幼失於調養有關。從光緒早年的醫案及其自述的「病原」得知,他自幼體弱多病,且有長期遺精病史。光緒三十七歲時,在親書的「病原」中說:遺精已經將近二十年,前幾年每月遺精十幾次,近幾年每月二三次,經常是無夢不舉就自行遺洩,冬天較為嚴重。腰腿肩背經常感覺酸沉,稍遇風寒必定頭疼,耳鳴現象也近十年。可見,光緒體質一直不好。另據光緒十年、十二年(1884、1886年)的脈案,知其經常患感冒及脾胃病,湯藥、丸藥很少有不用的時候。這時光緒年僅十五六歲,即已弱不禁風,失去抵抗病菌之力而多災多難。這些檔案記載與民間的傳聞以及一些文獻中所記述的情景頗為相似。 
    其次,成年以後的光緒,體質雖未見好轉,遺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繼續。但從醫案記錄來看,在光緒十五年至二十四年之間,其診病吃藥的次數卻相對有所減少,到光緒二十四年末及二十五年以後他的病情卻突然加重,體質直線下降。據當時醫案記載,其病狀紛紜,甚為複雜。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八日的醫案是這樣記載的:朱j、門定鰲、莊守和、張仲元請得皇上脈息左寸關沉滑稍數,人迎見浮,右寸關沉滑而數,兩尺細弱,沉取尤甚。頭痛惡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黃而滯。……頭覺眩暈,坐久則痛。左邊頰頤發木,耳後項筋酸疼。顎間偏左粟泡嗆破,漱口時或帶血絲,咽喉覺擋,左邊似欲起泡,右邊微疼。……舌苔中灰邊黃。左牙疼痛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飲,喉癢嗆刻,氣不舒暢,心煩而悸,不耐事擾,時作太息。目中白睛紅絲未淨,視物瞇朦,左眼尤甚,眼泡時覺發脹。耳內覺聾,時作烘聲。胸中發堵,呼吸言語丹田氣覺不足,胸中窄狹,小腹時見氣厥,下部覺空,推揉按摩稍覺舒暢,氣短懶言。兩肩墜痛。夜寐少眠,醒後筋脈覺僵,難以轉側。夢聞金聲偶或滑精,……心中無因自覺發笑。進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濕寒涼。大便燥結。小水頻數時或艱澀不利等症。本由稟賦素弱,心脾久虛,肝陰不足,虛火上浮,腠理不密,感受風寒使然。今僅暫用疏風寒之中,仍寓養心扶脾潤肺生津滋養肝腎之劑。尚宜節勞靜養調理。所開出的藥方是:防風二錢,川芎一錢五分,薄荷八分,羌活一錢五分,雲茯神苓各二錢,元參三錢,干地黃三錢,霜桑葉二錢,花粉二錢,桔梗二錢,乾草八分,建曲二錢,引用甘菊二錢,生薑三斤。此日脈案可謂詳盡,而自此以後二三年脈案,大都與此相近,且病情逐漸加劇。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皇帝的疾病不斷惡化,從未好轉,從脈案中的記載,可以看出其病已入五臟,氣血雙虧,病情日趨嚴重。 
     


第三部分
第41節 突然性暴亡
    到了光緒三十四年春,也就是光緒臨終前半年,其病勢已十分嚴重,宮中御醫已均無良方可施,眼看光緒就要不行了,清廷這才急忙徵召江蘇名醫陳秉鈞、曹元恆來京入宮診視。緊接著又向直隸、兩江、湖廣、山東、河南、山西等督撫發出電旨:入春以來,皇上欠安。在京各醫,診治無效。希各處精選名醫,迅速來京,恭候傳診。各省接此電旨,很快就保舉呂用賓、周景濤、杜仲駿、施煥、張鵬年等名醫來京。並分別緻電直隸、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告知速送川續斷、蘇芡實、北沙參、苡米、廣陳皮、桑寄生、杭白菊、茯苓、甘枸杞等御用上品藥材。可為時已晚。此後,主要由以上諸人為光緒診脈開方,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初九日,江蘇名醫曹元恆在醫案中寫道: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虧損,病勢十分嚴重,在治療上不論是寒涼藥還是溫燥藥都不能用,處於無藥可對症的嚴重病狀。只得開些平安藥:鱉甲心三錢,水灸;新會皮七分、雲茯苓三錢、飛辰砂三分、拌;石決明四錢,鹽水鍛;鹽半夏一錢五分、粉羆榭三錢、杭菊瓣一錢、炒谷芽四錢,水煎服。五月初十日(6月8日),陳秉鈞更在「脈案」上寫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之語,光緒的病狀更加複雜多變,臟腑功能已經全部失調,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光緒本人對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著急,在他親述的病原中,一再指責御醫們無能。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雖「屢易方藥,仍屬加重」而斥責御醫們:「病勢遷延,服藥總覺無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責備御醫:「服藥非但無功,而且轉增,實系藥與病兩不相合,所以誤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醫是:「每次看脈,忽忽頃刻之間,豈能將病詳細推敲?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素號名醫,何能如此草率!」等等。這些斥責嚴詞,在他的病原中經常出現,反映了他焦躁絕望的心情。 
    關於光緒在死前數月其病就已無望的問題,還可以從當時的江蘇名醫杜仲駿所寫的《德宗請脈記》一書中得到印證。杜仲駿是在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以後被徵召到京專為光緒帝治病的。他在七月十六日第一次入診後,立即對吏部尚書陸潤癢說:「我此次進京,滿以為能夠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來,徒勞無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錯。」這些說明,這些名醫此時對光緒的疾病已是無能為力,只有敷衍了。 
    從光緒臨終前的病情看,十月中旬,光緒的病情進入危急階段,十月十七日,周景濤、呂用賓、杜鍾駿等為光緒診得的脈象為:左寸關弦數,右細數,兩尺略緩。所有腰痛腿酸等症,綿綿日久不愈,以致步行艱難,肢體倦軟。現在咳嗽氣逆發喘,日甚一日,夜寐每為咳嗽所擾,竟不成寐。飲食不易消化,種種病情,皆虛損見象。根據此病案,可以看出,光緒之病,除原有症狀外,咳嗽氣逆發喘尤為突出,並影響了睡眠,以致夜不成寐,則更導致其他症狀的加劇。他已出現肺部的炎症及心肺衰竭的臨床症狀。光緒皇帝已是極度虛弱,元氣大傷,處於病危狀態。杜鍾駿私下對朝臣說:「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險。」 
    十九日,光緒的病像已呈現:胸悶氣短,咳嗽不斷,大便不通,清氣不生,濁氣下降,全身疲倦乏力。此時,御醫們一致「甚感棘手」,僅開些調攝之方:地骨皮二錢,乾草水泡,肥知母一錢五分、淮牛膝一錢五分、苦杏仁二錢、去皮尖、霜桑葉一錢五分、炒積轂六分、川貝母三錢去心、枇杷葉一錢五分去皮灸、雲茯苓二錢、桑白皮一錢五分。引用荸薺汁、蘿蔔汁各半酒杯,兌服。此時,死亡已向光緒靠近。 
    二十日,光緒已是:眼皮微睜,流著口水的嘴角在輕輕顫抖。當天夜裡,光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肢體發冷,白眼上翻,牙關緊閉,進入昏迷狀態。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脈博似有似無,眼睛直視,張嘴倒氣。拖到傍晚,終於六脈斷絕,光緒懷著一肚子的怨恨與世長辭了。 
    根據翔實的清宮醫案,專家認為:追究光緒的死因,是屬於虛癆之病日久,五臟俱病,六腑皆損,陰陽兩虛,氣血雙虧,終以陽散陰固,出現陰陽離決而死亡。從現代醫學來分析,則主要是肺結核、肝臟、心臟及風濕等長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導致了抵抗力下降,出現了多系統的疾病。其直接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併急性感染所造成。從光緒親述病原及其脈案所載的病因病狀及死狀來分析,他自病重至臨終之時,其症狀演變屬於進行性的一步步加劇惡化,並沒有特別異常症狀出現,既無中毒或其他傷害性的徵象,也沒有突然性暴亡的跡象,應該屬於正常病死。 
     


第三部分
第42節 光緒死因的歷史檢討
    1.失去母愛的童年 
    清宮醫案的確告訴人們,光緒是病死的。但是,從光緒死的那天開始,人們就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這也是事出有因的。光緒雖與慈禧以「母子」相稱,實際上他並不是慈禧親生。光緒皇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是同治皇帝的堂弟,咸豐皇帝的侄子。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在宣武門太平湖畔的醇郡王府的柳蔭齋,其父醇親王奕X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豐皇帝的弟弟。其母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從這些關係講,他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慈禧的外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皇帝患天花病死。同治帝死時年僅十九歲,身後無子,按「兄終弟及」做法,可由其弟即位。但同治帝為獨生子,則應從其最親近的親屬中選一子弟繼承帝位。大臣們提出的最佳方案,是由他的大伯父即道光長子奕緯之孫溥倫作為他的嗣子,由其即位。但慈禧太后不同意,表面上是因為溥倫之父載治不是奕緯親生子,同樣是由旁支過繼,實際上是因為若要載淳的子侄輩繼位,自己身為祖母便無權以太后身份臨朝。國不可一日無君。第二天,慈禧壓制眾論,一人做主,執意讓只有四歲的載入宮即位為帝。載,也就是光緒,之所以能夠當上皇帝,一方面是因為慈禧親生之子同治皇帝去世後,無子嗣繼承皇位;更重要的還是慈禧權欲熏心,找個兒皇帝,可再次創造機會垂簾聽政。 
    道光皇帝 
    咸豐皇帝 醇親王奕X 
    (慈禧太后) (葉赫那拉氏) 
    同治皇帝 光緒皇帝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歲的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從這一天起,光緒就被慈禧抓在手裡,或當作爭奪權利的利器,或作為顯示威嚴的權杖,更多的情況下,則當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擺設,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這自然是慈禧專制政治的需要。入宮後的光緒,是在孤獨中長大的,繁瑣的宮中禮節,慈禧經常不斷的嚴辭訓斥,沒有母愛,飲食寒暖沒有人真心去細心照料,應倡導應禁忌之事,無人去指點揭示。沒有童年的歡樂,致使他從小就心情抑鬱,精神不快,造成身體積弱,難以抵擋疾病的侵襲,留下了難以愈治的病根。天嘏在所著《滿清野史》中稱:人在幼年的時候,都受到父母的呵護,照顧其出行,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兒,也會得到親朋好友的照顧。只有光緒皇上無人敢親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飯食有數十種,擺滿桌案,可離皇上稍遠的飯食,大都已臭腐,接連數日不換。靠近皇上的飯食雖然並未臭腐,可經多次加熱,已不能可口。……載自十餘歲後,雖為天子,可還不如一個孤兒,以後身患痼疾,即是由於少年時衣食不節造成的。雖為野史,可內容與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所述:「緬懷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攜,長而禁制,終於損其天年。無母子之親,無夫婦昆季之愛,無臣下侍從宴游暇豫之樂。平世齊民之福,且有勝於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說明光緒帝體弱多病之原因,實與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於調養照料有關。 
    2.沒有愛情的婚姻 
    按照清王朝祖上留下的規矩,皇帝十六歲就要臨朝親政。隨著光緒年齡的增長,他的大婚和親政逐漸臨近,慈禧撤簾歸政把大權交給光緒皇帝之事已不可迴避。可慈禧既不甘心,又無可奈何,於是預作佈置,對光緒帝權力多方限制,仍由她在暗中操縱朝政。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日(1889年2月19日),十九歲的光緒帝舉行大婚典禮。光緒的一位皇后兩個妃子都是慈禧做的主,皇后不是別人,正是慈禧親弟弟桂祥的女兒葉赫那拉氏,即隆裕皇后。這個皇后容貌醜陋,馬臉高額,瘦弱駝背,突眼露齒。光緒極為不滿,但也無奈。慈禧選自己的侄女為皇后,為的是朝政交給光緒後,還能利用皇后來控制和操縱皇帝,起碼可以通過皇后監視和掌握皇帝的一舉一動。 
    光緒的兩位妃子是瑾妃和珍妃,二人是親姐妹,但相貌性格卻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遠遠比不上珍妃,而且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莊,性格開朗,活潑機敏,頗有見地。珍妃的入宮猶如一塊石子投入一潭死水,她對光緒的同情和體貼,激起了光緒對未來的憧憬和熱情。同時,珍妃又向光緒推薦了她的老師文廷式,這位素以評論時政、憂心國事的著名清流人士很有才華,頗有政治見地,他被光緒帝重用後,對光緒帝很有影響,引發了光緒帝要改革政治及擺脫束縛而有所作為的慾望。大婚後的數年間,光緒帝與珍妃共同度過了一生中較為輕鬆的時光。由此,也引發了他作為人君國主,希望在政治上擺脫束縛而有作為的慾望。可這一點,是慈禧最不願看到的。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按慈禧本來的親上加親,以控制光緒帝的初衷才讓自己的侄女為皇后。然而強制的結果,卻又適得其反。當年,同治帝自己選立皇后阿魯特氏,而慈禧卻偏偏讓同治帝去喜歡慧妃,結果鬧得母子不和。這次慈禧為光緒選配葉赫氏為皇后,可光緒又偏偏喜愛珍妃他他拉氏,其結果可想而知。當時,光緒明明知道寵愛珍妃,就要得罪皇后,而與皇后不睦,即等於開罪慈禧太后。然而,慈禧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迫使光緒就範,惟獨在情愛和感情上無法以己之所願強加於人。據《悔逸齋筆乘》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仲夏之時,一天,光緒與隆裕皇后為小事爭吵,隆裕跑到慈禧面前哭訴其事。慈禧大怒,對身邊的人說:「皇上是我所立,實乃忘恩之舉,隆裕是我的親侄,辱罵皇后就是對我最大的不敬,實在難以忍受。」接連數日,光緒入宮請安,慈禧一言不發。此後光緒與慈禧的嫌隙就算形成了。 
    3.苦悶的皇帝生涯 
    光緒臨朝親政後,五十三歲的慈禧,表面退居頤和園頤養天年,實則權勢依舊,裁決政事,一如既往。她一方面處處限制光緒的權利,國家重要大事都要秉承她的懿旨去辦理;一方面又通過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親信太監李連英等人,暗中監視光緒的行蹤。並規定:光緒每隔一日,必須親往頤和園向她匯報政務,聽候訓示。以致光緒經常披著星星來,頭頂月亮去,飽受奔波,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隨時請示,名為皇帝,實為傀儡。光緒的政治抱負不能得以實現,日久天長,精神更加抑鬱,情志愈益不暢,舊病不去,又添新愁。從「脈案」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光緒體質雖未見好,遺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繼續,但診病和吃藥的次數卻相對減少。這主要是光緒力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挽救他那岌岌可危的政權,整日忙於政務,關注政治改革,另外,還要隨時應付慈禧的訓斥,一時無暇顧及診病吃藥。 
    疾病纏身的光緒親政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遭逢日本侵略朝鮮,進而侵略中國。光緒帝違背母后之意,決心援朝抗日,但腐敗的體制導致戰爭失敗,被迫簽定《馬關條約》,失地賠款,這雖使他受到重大打擊,加深了「母子」的不和,但也激發他力圖改革政治,富國強兵的雄心。光緒帝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影響下,在珍妃的積極支持下,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宣佈變法,強調博采西學,推行新政,授予康有為「專折奏事」特權。那些守舊的親貴重臣害怕光緒皇帝在改革政治中觸動他們的地位,紛紛投靠慈禧並竭力挑撥他們「母子」的關係。慈禧也深恐光緒改革的成功會影響到她的獨裁。這樣朝臣內出現了「後黨」與「帝黨」,雙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光緒親政的十年,是他與慈禧進行政治和權利鬥爭的十年,從中日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運動,雙方矛盾日益尖銳化。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到頤和園見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明確表示要廢掉光緒帝,並密謀由北洋總督榮祿,在九月初皇帝、太后到天津閱兵時政變,廢除光緒帝,形勢危急。光緒帝當天就給帝黨人物楊銳發下密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進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期望之至。特諭。」楊銳膽小,將密諭扣住不傳他人,光緒等不到回音,急不擇路,於八月初一、初二連續兩次召見袁世凱,提升他為侍郎銜,讓他專辦練兵事宜,想以此使袁世凱感恩報德,效忠皇帝。同時,光緒帝於八月二日還有一道密諭給林旭,讓他轉告康有為迅速離京。林旭將兩道密諭同時轉給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大家看了十分感動,但都束手無策,最後也覺得只有拉袁世凱,由譚嗣同出面請袁世凱,馬上舉兵,先殺掉榮祿,回兵包圍頤和園。袁世凱表面上滿口答應,八月五日回到天津,卻在八月六日馬上向榮祿告密。 
     


第三部分
第43節 偶然的巧合
    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由頤和園回城,住中南海儀鸞殿,第二天祭蠶神,當即回頤和園。回園頃接榮祿密電,馬上乘輕轎返城,重返南海瀛台。返瀛台後立即傳光緒來見,見到光緒,慈禧太后破口大罵,罵他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鎮壓下,變法運動最終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出逃,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光緒本人亦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政治生涯實際上到此已經結束。此後,光緒度過了十年沒有人身自由的囚徒生活。他雖然名義上仍保持著皇帝的名位,但實際已沒有了皇帝的權力。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又將光緒摯愛的珍妃囚禁在鍾粹宮後北三所,並且給她立下了一條規矩,今後不許覲見皇上。 
    南海瀛台,與水雲榭島、瓊華島分處太液池三海之中,象徵東海三仙島蓬萊、瀛洲、方丈。瀛台四面環水,只在北端架一板橋,通至岸上,板橋中間有一段是活動的,光緒被囚此之後,慈禧太后便命令人把橋板撤掉了,以免光緒帝走出瀛台島。 
    瀛台的中心建築為涵元殿,殿後為涵元門,門外為翔鸞閣,閣下即木吊橋。殿前為香殿,該殿從北面看為單層,從南面湖邊看則為兩層,名為「蓬萊閣」。光緒住在涵元殿裡,太監每天送飯時架起橋板,走到瀛台來,用飯完畢,就抽掉橋板。光緒心情十分憂鬱,萬般無奈之中寫下了「欲飛無羽翼,欲渡無舟楫」等詩句。冬天三海結冰,從瀛台不通過木橋也可以從冰上到達岸邊。據說有一次光緒帶了小太監踏冰離開瀛台,被發現後,總管太監李連英立刻下令鑿冰,以防光緒離開。光緒十分想念心愛的珍妃,傳言他讓小太監暗中給珍妃送信,偷偷相會。每到此時,他更加痛恨出賣自己的袁世凱,臨死之時,他不言不語,用手在空中寫著「斬袁」兩字。 
    涵元門內東向為慶雲殿,殿內掛有一副《宋司馬光諭人君用人之道》立軸,跋文是:「光緒丙午(1906)十月上浣錄,臣全忠敬書。」還有一些匾額斗方之類,下款都寫著「臣全忠敬書」。其實這都是光緒的御筆,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光緒試圖以對慈禧太后稱臣,表明自己忠於慈禧太后的心跡,來換取老佛爺的諒解。可此時,慈禧太后又怎麼能讓光緒再次親政呢。 
    究光緒帝病情自二十四年逐漸加劇,終致不起之原由,實與戊戌變法失敗有著直接的關係。光緒被囚禁在瀛台後,慈禧太后曾欲廢之而另立他人。光緒也知其用心,日夜擔驚受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此舉雖未能實現,可光緒也難脫囚禁之牢籠。明知岌岌可危,亦只有坐以待斃,心中十分憂傷。他曾仰天長歎:我還不如漢獻帝啊!因而病勢日漸加重,自不待言。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相傳臨行前還不忘處置珍妃,令太監崔玉貴把珍妃推到寧壽宮外的井中害死。當光緒得知珍妃的死訊後,精神徹底崩潰,舊病復發,日趨沉重,再也無法康復。由此可見,從光緒自幼多病,到青年以後的病情逐步加重,都與他的政治處境和精神生活密切相關。可見慈禧的長期壓制和打擊,是光緒致病的重要原因,從這一點談來,民間傳說是慈禧置光緒於死地,則又並非全無道理。尤其是在戊戌政變以後被囚禁的十年漫長歲月中,他一方面悲觀失望,前途渺茫,一方面又日夕擔心受怕,心情緊張,生活上更無人細心照料,使得他的病情不斷加重惡化,終至不治。不過,無論光緒究竟死於何因,都與他在清廷遭受的控制與打擊,在精神與意志上受到的壓制與摧殘,在身心上經受的折磨,甚至其骨肉親情也被拆散有著直接的聯繫。真可謂,光緒一生沒有過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其實,這也就是他多病纏身的根源。因此可以認為,年輕的光緒之死,與慈禧控制下的清王朝黑暗腐敗密切相關。如果說光緒入宮為帝,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那麼他的死去,也未必不是清廷政治腐敗的必然。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處在清理崇陵地宮時,發現光緒遺體完整,體長一點六四米,無刃器傷痕。通過化驗頸椎和頭髮,也無中毒現象,與清史檔案專家、醫學專家的分析判斷相吻合,應該說光緒屬正常死亡的結論是正確的。至於為什麼光緒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們姑且說這是偶然的巧合。 
     


第三部分
第44節 清宮太監的命運
    時空倒轉,讓我們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北京城。當夜幕降臨,濃濃的夜色籠罩著雄偉肅穆的紫禁城。皇宮內的朱門開始隆隆地層層關閉,一陣尖細而悠悠的喊聲「下斤兩!」在空中迴盪,那是值宿的太監們在招呼關閉各宮宮門。然後,一切歸於寂靜。偌大的紫禁城,顯得格外幽深、陰森。 
    在這高高的宮牆團團圍起的宮殿中,除了皇帝和他未成年的兒子,惟一獲準能在這裡過夜的男人,只有太監。 
    太監,是指封建社會中那些被閹割而失去性能力後在帝王宮廷內侍奉帝王及其家庭其他成員生活的男性奴僕。在史書上,太監也叫寺人、閹人、宦官、中官、內官、內侍等等,叫太監則是封建社會晚期——明、清兩個朝代的事情了。太監是封建社會的一個醜惡而畸形的產物,他是由封建社會的宮廷制度製造出來,而又寄生於封建宮廷的一個怪胎。 
    人和人命運是這樣的不同,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可以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同時為了保證他對這群女人的獨佔,還必須讓數千個男人變成殘廢,永遠失去做男人的權利和尊嚴,失去家庭的溫情和歡樂。這些男人一輩子將痛苦地生活在社會的陰影之中,得不到人們絲毫的憐憫和同情,而換來的則是整個社會的蔑視與輕賤。 
    這就是清宮太監悲慘而痛苦的命運。 
    鑒於明朝統治的黑暗腐敗,清初的皇帝在宮廷制度上進行了一番鼎力改革,這其中也包括宮廷之中的太監。 
    在清朝,宮廷中一般使用太監兩千名上下,最多時也不過二千八百多人,這個數目比起明朝的上萬名就差得遠了。這些太監除了少量被處以宮刑的戰爭俘虜或年幼罪犯以外,絕大部分是從民間招募而來的。 
    當時,直隸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縣、靜海、河間、大城、南皮、任丘、涿縣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區的昌平、平谷、大興、宛平等處都是集中出太監的地方。報名做太監的都是窮苦人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為生活所迫,便把他們的孩子送入宮中做了太監。特別當一個地方出了幾個當太監的發了財,忽然間又置田產又蓋房,這種現象不能不對那些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產生極大的誘惑力,他們彼此介紹、援引,終於把自己的親生骨肉送上了這條斷子絕孫的悲慘道路上來,甚至一些已經結婚生子的青年也自願淨身做了太監。 
    據《大清光緒會典》記載:清宮太監的招募工作通常由總管內務府下的會計司負責。會計司下設兩個「牙行」,具體負責太監的招募和「淨身」手術的實施。《晚清宮廷生活見聞》是新中國成立後由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組織編寫的有關清宮生活的一本回憶錄。在這本書中,有晚清宮中的老太監回憶說:光緒年間,在北京有專門幹這種「淨身」營生的,著名的如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畢五」和地安門外方磚胡同的「小刀劉」。這兩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總管內務府的七品官,他們每年按季給宮中選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監,淨身一類的手續就全由他們兩家包辦了。 
    準備當太監的孩子在做「淨身」手術前,先要由淨身師和孩子的家長或代理人訂立文書,寫明系自願淨身,生死不論,免得手術出了麻煩,淨身師跟著吃官司。生死文書簽完後,孩子就被送上了手術台。 
    關於淨身閹割的方法及實施手術的過程,一些資料、包括晚清宮廷太監的回憶錄都有過記載,可惜都過於簡略。民間傳說中對此事說得靈龍活現,但其可信度卻是極低的。我們不忍把這種人世間最淒慘,沾滿血腥氣的場面現於筆端,故在此略去不記。 
    這種所謂的「淨身」手術,實際上與農村的劁豬騸馬沒什麼兩樣。那些開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無人性的「屠夫」,他們把成百上千的孩子當做豬馬一樣來任意閹割,也正是這些被殘害的孩子的血和淚,凝聚成他們源源不絕的財富。可以說,進了牙行,就如同進了「鬼門關」,好端端的一個孩子,變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樣子,除了少數人將來能夠有陞官發財的機會外,絕大多數人都將在痛苦和屈辱中渡過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於有一套專供淨身用的設備,再加上專業的「淨身師」積有豐富的手術及護理的經驗,因此成功率是相當高的。但同時他們要收取一大筆費用,加起來大約需要近百兩銀子。這樣一大筆錢,窮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於是還得立下「借據」,等孩子進宮做了太監,牙行再從他們當太監應領的「月份」銀裡扣回,這筆債弄不好十年都還不清。正是由於手術費高得嚇人,許多窮人家付不起手術費,就鋌而走險,由家長自己動手給孩子閹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閹割則是違法的。按順治三年(1646)所定律例,凡私自閹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處斬,後來又補充規定連該管官員也一併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直隸安肅縣民人王二格由於家貧,把自己十一歲的兒子王成私自淨身,事發後父子均被捕收監,後經乾隆皇帝弘歷親自審訊,瞭解到確因家貧實情,於是下令釋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熱河行宮當差,並傳旨取消了嚴禁私自閹割這一條刑律。 
    儘管私自閹割不再違法了,但這仍然是十分危險的事。請想一想,那年頭,沒有麻藥,沒有消毒藥、止血藥之類的藥品,硬把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按在炕頭上,把他要命的器官從身上生割下去,那該多麼危險、多麼疼痛啊!晚清太監馬德清老先生回憶這難忘的酷刑時,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說:「我九歲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親哄著我,把我按在鋪上,親自下手給我淨身,那可真把我疼壞了,也嚇壞了,疼得我不知昏過多少次。……我不懂父親為什麼這樣整治我,我也沒有淘氣,惹犯老人家啊!這件事,自己總不願想,想起來,心就像挨針扎一樣疼啊!」狠心的父親,就這樣親手摧殘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於良心的自責,他也失蹤了,從此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像這樣的人間悲劇,在這種人吃人的社會制度下,又何止一樁兩樁? 
    「淨身」的經歷,對每個太監來說,都是一個慘痛而且揮之不去的噩夢,然而,他們萬萬沒有想到,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 
     


第三部分
第45節 蟲蟻一般之人
    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 
    太監們入宮後,生活水平確實有了明顯的改善和提高。 
    他們在入宮時,每個人都得到了一筆可觀的安家費。入宮後,每月還可以按品級得到相應的「月薪」,按季領取一份「口糧」。根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規定:四品宮殿監督領侍、正侍,即敬事房大總管和總管太監,他們每月能得到銀八兩,米八斛(清制,一斛為五斗)。而剛剛入宮的小太監,每月也能得銀二兩,米一斛半。如果單從月薪這一點來比較的話,可以說清宮太監的生活水平已經不算很低了。拿一個月薪銀三兩的普通一等太監來比較,他折合年薪為三十六兩,要比當時朝廷的九品文官的俸祿每年三十三兩還要多一些。至於皇帝身邊內殿、奏事處的太監,他們的年薪已達四十八兩,竟然超過了七品知縣。 
    除了按月領取月薪銀米外,太監們每年還能得到名目繁多、數量不等的賞賜銀兩及各種物品,如果把太監一年中所得到賞賜粗略統計的話,有時甚至能遠遠超過他們的月薪和年薪。比如,遇到皇帝登基、親政、大婚、萬壽以及皇太后、皇后千秋壽辰、皇子公主誕生等喜慶日子,宮中都要大大慶賀一番,宮內上下包括媽媽女子及太監等,都能得到一份賞賜。但賞賜的多少,要由當時國家的經濟形勢的好壞以及皇帝和各宮主子的情緒好壞來決定。如果太監把自己的主子侍候得非常滿意,那他隨時都有可能得好處,包括陞官(太監中的官)和發財。不過,宮中太監的升補有嚴格規定,普通太監要想升補首領太監一般得有在宮裡服役三十年的資歷,破格提拔的機會並不是人人可求的,除非像安得海、李連英那樣有在慈禧太后身邊又深受寵信的特別機會。因此,在宮裡遇到的好處絕大多數是皇帝及后妃各宮主子的賞賜。賞賜的東西也不盡相同,小到幾塊點心、一個荷包,大到價值千八百兩銀子的皮袍或漂亮的住宅等等,全在皇帝或主子們的一點頭、一擺手之間了。 
    從一無所有的鄉下窮孩子,到現在的衣食錦貴,這生活簡直是天上地下之分了。但是,在清朝皇室看來,太監不過是一群奴才,之所以給他們較高的生活待遇,是為了換取他們對皇室絕對忠誠、絕對聽話的服務,因此對太監的管理必須嚴格,不容出現半點差錯。在這個問題上,清朝的幾個皇帝都有過明確的指示。康熙皇帝玄燁說,太監算什麼,太監不過是「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把太監當成了蟲子螞蟻;乾隆皇帝也說,太監是「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就是說太監這樣卑賤的人,能夠讓他們進入宮中服務,還授給官職品級,已經是恩惠得很過分了。這些話,作為聖訓,已經把太監是卑賤的奴才這個定位,列入了皇室的祖宗家法之中,子孫後代都要嚴格地遵循執行,這正是有清一朝太監管理最嚴格、宮廷秩序最穩定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部分
第46節 數不盡的清規戒律
    鑒於明朝太監干預朝政的歷史教訓,清朝皇室從一開始就不能容忍太監有一絲一毫地干預朝政的行為。開國之初,順治皇帝福臨在順治十年(1653)就頒布了一道上諭,對太監做出了六條嚴厲的規定: 
    一、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 
    二、職司之外,不許干涉一事; 
    三、不許招引外人; 
    四、不許交接外官; 
    五、不許使弟侄親戚暗相交接; 
    六、不許假弟侄名色置買田產,因而把持官府,擾害民人。 
    兩年後,順治皇帝福臨又命工部鑄成一塊高一百三十四厘米、寬七十厘米、厚六點五厘米的鐵牌矗立在宮內交泰殿門前,上面鐫刻著他的另一道嚴禁太監干政的上諭,其全文如下: 
    「皇帝敕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誦德。以至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接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這道敕諭後來也成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有觸犯,多會被處以極刑。康熙元年被斬首的太監吳良輔,就是第一個被祭刀的太監。吳良輔是順治皇帝身邊的親信太監,他的其他事跡檔案及文獻資料中均鮮有記載,但是順治十五年(1658)時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外官賄結太監案,當事人涉及許多重要的官員包括一位被革職的大學士陳之U,另一個主要當事人就是太監吳良輔。如果按順治皇帝欽定的法律以及審實的案情,上述人員均應處以極刑。可是,順治皇帝卻以「若俱按跡窮究,犯罪株連甚多」為理由,免除了犯罪官員的死罪,只把他們分別革職罷官、抄家流放了事;而對此案的罪魁禍首之一的太監吳良輔,更是百般庇護,留在宮中。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順治皇帝在臨死前五天,並且自知已患絕症的情況下,依然抱病送吳良輔到憫忠寺落髮出家,希冀能保全吳良輔的性命。但是,在他死後的第三天,朝廷就正式公佈了據說已被纂改的遺詔。隨後,就把那個已經成為皇帝「替身」的佛門弟子吳良輔綁赴刑場斬首示眾,理由就是「變易祖宗制度,把持朝政」。 
    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宮內又發生奏事處太監高雲從洩露職官任免檔案的案件,為此乾隆皇帝異常震怒,凡牽涉此案的大學士於敏中、軍機大臣舒赫德、尚書蔡新、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嚴厲申斥,左都御史觀保、侍郎蔣賜十散呈艿攪爍鎦按Ψ幀K婧笥植槌齦灰拼詠喚油夤佟□□型夤侔才牌淝灼蒞福當即將案犯粵海關監督李文照、參將王普等革職並解京嚴審,同時,兩案並發,其主犯奏事處太監高雲從立即被處斬。 
    可以說,由於清朝統治者嚴格遵循了嚴禁太監干政的制度,因此在其二百多年執政歷史中,基本上沒有出現太監干預朝政的現象。但是,史學界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傳統看法,認為在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時期,她大權獨攬,實行獨裁統治,並且重用包括太監在內的親信,諸如十分有名的太監安得海、李連英等人,打擊異己,這就使宮廷制度發生相應的變化,太監不許干政的祖宗家法也由此而廢弛。這種傳統說法並不十分準確。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雖然政治制度廢弛,太監也確有結黨營私之輩,公然敲詐勒索、貪污納賄的現象比比皆是,慈禧太后對此也是一眼睜、一眼閉,聽之任之。但是說到李連英、安得海之輩干預朝政,則多為傳聞之言,並無實據。關於李連英的情況,在《總管太監李連英的寵辱一生》中將做詳細的介紹,而關於太監安得海,則是在同治八年(1869)的時候,由於「捏稱欽差織辦龍衣」的罪名,並違反了「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的祖宗家法,在山東泰安地方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拿獲並奉旨就地正法的。由於安得海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比較有名的慈禧太后身邊的寵監,因此這個案子在民間也留下了許多繪聲繪色的傳說。不過安得海被殺時才二十六歲,是宮中的六品藍翎太監,並不是傳說中的權威赫赫的敬事房大總管。從清宮檔案中可以看到,在一段時間裡,安得海確實以他的年輕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寵愛,但由此就得出他能夠干預朝政的結論,就顯得過於牽強了。 
    倒是光緒朝發生的兩樁案例,是比較典型涉及朝政的案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儲秀宮慈禧太后身邊年僅二十歲的小太監寇連材因甲午戰敗,國勢日危而上書慈禧太后,死諫國事,隨即就被以「犯法干政」和「越分擅奏外事」等罪名,押赴菜市口斬首示眾。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文中曾為寇連材立傳,稱讚他是「烈宦」,把他的名字歸到維新志士的行列之中。其實,寇連材光緒十九年(1893)入宮做太監,分配到奏事處做小太監,二十一年九月調到儲秀宮慈禧太后身邊當差,四個月後上書被殺,無論從時間還是從職掌上都不可能與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以及帝黨、維新派之間的鬥爭有什麼瓜葛,從寇連材上書的內容上也能看出,這純屬個人的行為。但是,寇連材確實是清宮太監中憂國愛民的第一人,他冒死上書的行為也給暗淡無光的晚清歷史添抹了一筆亮色。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及珍妃分別被幽禁,他們身邊的太監也都因為這場政治鬥爭受到株連,據清宮檔案載,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敬事房就奉到慈禧太后的懿旨: 
    內殿太監楊瑞珍、楊昌恩,內殿司房太監張得明及珍妃下太監戴恩如,此四名干預國政,攪亂大內,往來串通是非,情節較重,實屬膽大妄為,著交內務府大臣即日板責處死。 
    這就是奴才的命運,在複雜激烈、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做主子的失敗了,那麼做奴才的當然不能倖免,而且許多時候是首當其衝的給主子當替死鬼。 
    當然,因干預朝政而遭到懲罰的畢竟是少數,太監們一般都深知這裡的厲害,不會輕易地去觸犯這一條。對於大多數太監來說,防不勝防的是宮內多如牛毛的清規戒律,稍不留神,就有危險。 
     


第三部分
第47節 有作為的封建君主
    乾隆皇帝弘歷,曾是歷史上有遠見、有作為的封建君主,同時也是一個對太監「立法峻厲」的典範。乾隆十六年(1751)夏季,弘歷在換穿夏衣時,由於太監未曾認真檢查,被藏在袖口處的一根縫衣針劃傷了手臂,於是龍顏大怒,立將太監張玉、蔡勳枷號一個月、鞭一百,刑滿之後罰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一個夜晚,弘歷在睡夢中醒來詢問時刻,發現在寢宮內值夜坐更的小太監常寧、霍集撒徠由於睏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將他們拖出去重責四十板。類似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到了晚清時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儼然是一個喜怒無常的女君主。高興的時候,可以賞給太監成百上千兩的銀子,但是心煩的時候,太監們就成了她出氣的對象。據太監們回憶,慈禧太后是一個心毒手辣的人。她責打太監幾乎是家常便飯,有時一天內被她責罰的太監不下百人,而且一個太監犯錯,全宮的太監都要連坐。光緒十二年(1886),江寧織造(內務府派駐南京負責為皇宮織辦綢緞的機構)派駐北京的辦事人員密報本主說: 
    「近聞皇太后駐蹕南海,……聞節前忽奉懿旨將首領趙老爺、王掌案等五人全行摘去頂戴,帶罪當差,並罰錢糧數目。且以劉總管等當差滑懶革去總管名目。昨日又將新派之海內總管高老爺連捷革去總管,送交慎刑司審訊,並因此事召見總管內務府大臣。傳聞系細事致招佛爺生氣,是以如此震怒。刻下海內外太監俱懷畏懼,逃走甚多,實為近來未有之事。」 
    清朝初期,宮廷典制並不完備,許多事情是按世代沿襲下來的祖宗家法和慣例辦理的。直到乾隆時期,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宮廷內也已經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在這個前提下,乾隆皇帝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在《則例》和《宮史》中,除了詳細規定了太監的等級、職掌和待遇外,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 
    這個太監管理和處罰條例首先就明確了管理權限,其中凡太監在宮外犯法的,應由司法機關依國家法律審理治罪;凡太監在宮內犯法違紀、情節較重的交由總管內務府審理治罪,情節較輕的由敬事房自行審理處分。再者,屬內務府管理權限下共規定了二十六條太監的行為規範,經過歷朝增補最後達到了五十多條,太監但有違犯上述規定者,要分別受到「刑」與「罰」的處分。總管、首領等管理人員要被罰三個月到一年的月薪的處分,嚴重者還要受到革職降級的處分;一般的普通太監,違犯上述規定者,則要被重責二十到六十大板,重者還要受到枷號、罰做苦役、流放以至處以死刑的處分。 
    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太監口角鬥毆、酗酒鬧事、聚眾賭博要被重責六十板;太監不慎火燭、大聲喧嘩、貪睡誤班、失誤損物則要被重責四十板;請假逾期、當班遲到則要被重責二十板。打板子,或者叫「杖責」,是清宮中對普通太監最常用的刑法。責打太監的刑杖、刑板,都是用竹子做的,其中刑杖是長五尺、圓五分的實心青竹,刑板是長五尺、寬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規矩是:先將受刑太監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後一人按頭,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行刑,一人報數,行刑的同時要報出數字來,受刑的太監,還要一面挨打一面求饒,否則還得加倍重打,刑畢,還要由刑監二人架起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太監到主子那裡去叩頭謝恩,行刑才算完結。 
    罰做苦役,也是刑的一種補充。如果太監犯罪或過失較重,還要被罰做苦役,主要是發配到甕山的馬棚去鍘草。甕山也就是今天的頤和園萬壽山,過去曾經是關押宮中太監的一個重要場所,從康熙三十年(1691)開始,犯罪太監多被發往這裡鍘草,期限少則一年,多則五年,甚至更長。由於這裡的生活條件及待遇與皇宮內有天壤之別,對太監來說又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苦刑。從乾隆十二年(1747)總管內務府的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當時甕山關押著十四名罰做鍘草苦役的太監,其中帶有鎖鏈刑具的太監就有七人之多。到了清朝中後期,更多的太監是關在景山或南苑的吳甸做鍘草苦役。 
     


第三部分
第48節 漫漫長夜無盡頭
    在清宮之中,太監的上層人物,如總管、首領太監,還是比較幸運的,他們不僅生活待遇較高,行動比較自由,而且在犯有錯誤過失之時,所受的處分相對來說也是比較輕的。至於那些普通太監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從來就未曾拿他們當人看待,他們只有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地侍候主子,在嚴厲的宮規家法面前,不能有半點的逾越和反抗。在這種長期的精神壓抑和桎梏下,他們的思想漸漸變得麻木、空虛,甚至出現了種種的變態行為。這種悲慘的命運,並不為世人所知曉和理解,只有他們自己默默地吞嚥這永無天日的痛苦。 
    一般來說,總管太監、首領太監及一部分御前有品級的小太監,可以算得上是清宮太監中的「貴族」階層了。他們在皇帝等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監面前則是「老爺」。他們有權有勢,可以根據宮中的制度和條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監,同時他們的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隨時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寵賞賜,而且還經常能夠得到生財進寶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這些上層太監常常在皇帝的特許下,程度不同地獲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據清宮檔案記載,許多敬事房的總管太監在宮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賞賜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攢錢購置的。儘管他們大部分時間要在宮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時間,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並和家人團聚。這種情況到了晚期更為普遍,像儲秀宮的總管太監李連英在北京內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們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寵眷顧,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們在長期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務的過程中,對其性格、脾氣、愛好、習慣等等都已經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辦的事情,無需多費口舌,都能辦得妥妥貼貼。他們聰明而不失於穩重,機智中又夾雜著幾分狡詐,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們已經成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根據祖制,為防止太監干政,清朝皇室並不要求他們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宮中的太監許多都是文盲,其餘的也僅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宮中藏有大量金銀珠寶、服裝衣飾、陳設傢俱、珍奇古玩、書籍字畫等等,都屬於皇帝一人所有,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並且具有一定專門技藝和知識的太監來管理這筆巨額財富。實際上,皇帝的物質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種需求都要通過他們來體現和執行,這就使這批有技藝和知識的太監獲得比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們在服役過程中,凡出現錯誤過失,也同樣要遭到嚴厲處罰,但他們每每都能習慣地接受下來。從他們多年積累的經驗得知,處罰只是蒙受一時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卻能給他們帶來一生一世的好處。他們所遵奉的信條就是「忍耐」。在清宮歷史上,由於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許多太監逃跑,或因生活空虛而賭博、吸毒、偷盜、鬥毆的現象層出不窮,甚至由於對生活徹底絕望而走上自殘自盡之路。這些採取各種方式消極反抗的眾生相之中,極少有上層太監跡身其間,據統計,這種現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們始終能保持著心理上的穩定和平衡,在行為上循規蹈矩,絕對忠實於他們的主子,並且自覺地和不遺餘力地幫助皇帝及其他主子們維持宮中的正常秩序,充當封建制度的忠實衛道者。因此,清宮內一般中下層太監對他們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只有反感厭惡,甚至於痛恨了。以至於嘉慶年間天理教徒起義,在起義軍攻入紫禁城後,帶路的太監首先要殺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總管常永貴,由此看來,這也是毫不奇怪的。 
    儘管上層太監與一般普通太監之間有這樣那樣的區別,卻無法迴避一個事實,他們同樣都是被閹割而喪失了做人的權利與尊嚴的男性奴僕。因此,上層太監縱然權勢再大、待遇再優厚,他們也同樣飽嘗著人類難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時期的宮女曾經回憶說: 
    可憐的老太監,已經過了五月節了,上身已經穿得很單薄了,可下身還是鼓鼓囊囊的。據說他們因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裡不論冬夏,都要圍著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厲害。……最明顯的是膝蓋上的護膝,常年縫在褲筒裡,到了夏天顯露得最清楚了。他們隨時隨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論在什麼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邊,該跪一定要跪,絲毫不能猶豫,所以褲筒裡常年縫著護膝。闊太監秋冬的褲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連英就用金絲猴皮作褲裡子,又柔軟又輕鬆又治關節炎。 
    從上述回憶中可以看到這些上層太監的另一面,沒有了往日飛揚跋扈的氣勢,而恢復了讓人感到悲慘淒涼的一個普通太監的本來面目。 
    前面所說的上層太監,充其量不過佔全部清宮太監的10%左右。就拿晚清宮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后身邊的太監來說,據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的統計表明,她身邊總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監,其中有官職品級的總管、首領及小太監六十七名,也不過占14%而已。那麼,占清宮太監百分之八十幾的一般太監呢?他們則始終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地位,從被閹割入宮的那天起,他們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此後幾十年的漫長歲月裡,他們將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嚴厲的宮規下毫無選擇地從事著簡單、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呵斥和打罵,重者就要受到刑罰懲處。 
    這些太監絕大多數是窮人家的孩子,是出於生活所迫並且希冀通過這個途徑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狀況而進入宮廷的。他們文化素質極差,進宮後在師傅那裡所學到的僅僅是宮中的禮儀、規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們就沒有什麼可學的、可想的了。實際上,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他們不僅不敢想,就是讓他們去想也是無從想起。幾位晚清時的清宮太監趙榮升、張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動形象地介紹了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他們回憶說: 
    舊社會,行行有行行的苦處,最要緊的是忍耐。我們在做徒弟的時候,什麼都是逆來順受,為了自己的前程,什麼委屈只有壓在心裡。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別把自己當人看。可是千千萬萬幹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幾個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當年的委屈,就要撈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當年自己受的,轉給下一輩子。 
    由此可見,清宮太監的心理是有一個發展演變過程的,歸納起來,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太監初入宮階段。作為貧窮人家的孩子,之所以賣身入宮,或是養家或是餬口,總是要有所圖的。皇家宮廷,對於他們來說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滿苦澀希望的地方。進宮伊始,富麗豪華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現象使這些窮孩子惶恐、驚歎、新奇,再加上內心原有的企盼,就構成了最初階段比較穩定的心理狀態,因此,他們情緒穩定,馴服聽話,努力學習和掌握宮中的一切禮儀和規章制度。但是,這個階段的時間非常短暫。 
    第二階段,是清宮太監心理最不穩定的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太監逐步瞭解了皇家宮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漸漸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對著無情的生活現實,最初穩定的心理狀態迅即被打破了,並且分化為不同的心理狀態。其中一部分人,由於比較聰明和靈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賞識和提拔,這使他們對未來重新燃起了希望。但這僅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滅以後,並不甘心就這樣了此一生。於是,他們以各種方式同命運進行抗爭。其中逃亡是清宮太監最普遍的一種主動積極的抗爭方式。但是,自清初以來在全國已經建立起十分完備的保甲戶籍制度,對這些有著明顯特徵的太監來說,猶如天羅地網一般,沒有內務府頒發的路引和執照,他們寸步難行,因此,許多逃出宮的太監東躲西藏,最終還是因為走投無路而自行投回領罪。可是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太監們依然不斷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樣還跑,有的太監逃跑竟達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天理教起義,曾一度攻進了清王朝統治者的大本營——紫禁城,在這次起義鬥爭中,數十名太監參與了天理教組織,其中劉得財、劉金等五名太監做為內應,直接參與了攻打紫禁城的戰鬥。儘管在清宮檔案中看到後來這些太監在被捕後表現都十分低劣,但這次事件在整個清代宮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監是有意無意地採取了被動消極的抗爭方式,如許多人參予賭博、鬥毆、偷盜、吸毒甚至自殘、自盡等違反宮規破壞宮內秩序的活動,雖然也表明了這些太監自身素質的低下,但同時更應該看到這是一般太監心理失衡的一種表現形式。這一部分敢於與命運抗爭的太監人數不少,可是,在強大的皇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監無疑是太渺小了,命運已經注定他們永遠是輸家而無法取勝。實際上,多數太監在這種情況下,依然保持著消極的忍耐態度,正如前面幾位晚清太監回憶中所說的那樣逆來順受,因為他們總是抱著一線希望,等待著命運中的奇跡出現。 
    第三階段,是清宮太監的心理狀態重新趨於穩定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那些敢於抗爭的太監經過多次失敗後已感到筋疲力盡和麻木,而那些本來就安心忍耐的太監這時就更加習慣於命運的安排了,更何況他們已經「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轉嫁發洩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監身上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綿延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終退出了歷史舞台。根據民國的《優待皇室條例》,清朝的最後一個退位皇帝溥儀在紫禁城繼續盤桓了十三年。1924年,北洋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並把溥儀驅逐出宮,直到此時,伴隨著封建的宮廷制度而產生的畸型怪胎——太監製度也最後壽終正寢了。 
    幾千年來,帝王將相、文人騷客、才子佳人,無一不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跡與位置。但是作為太監這樣一個身體被摧殘、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賤的奴僕群體,卻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統文化根本不屑於表現他們,給予他們更多的是輕蔑、嘲弄和厭棄。這就是太監的命運。 
     


第三部分
第49節 李連英的寵辱一生
    道光二十八年(1848)。 
    自從順治皇帝在北京坐了龍庭,大清王朝已經走過了整整二百零五個年頭。這時候的帝國,早已經沒有了康乾盛世時龍騰虎躍的雄姿風彩,倒像是年邁龍鍾的老人,雖說龍脈還在延續,氣數未盡,但大廈傾倒的那一天,已經為期不遠了。 
    這一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當第一場風雪漂漂灑灑掩白了華北平原的時候,在子牙河畔一個普通的小村莊裡,又一個年輕的小生命來到了這個充滿艱辛的社會之中。 
    當他睜開朦朧的雙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昏暗的燈光下,父母雙親慈愛的目光,歡愉之中略帶著一絲愁苦。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還根本不知道,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命運伴隨他的一生,他現在只知道大聲地啼哭,彷彿要掙脫什麼桎梏,但在陰霾的夜空下,一切終歸於沉寂。 
    李連英生於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他的父親是直隸(今河北省)河間府大城縣李家村的一個貧苦農民,有五個兒子,李連英則是其中的老二。在李連英幼年時,由於生活所迫,舉家遷往京師,開了一家熟皮作坊維持生計。後來李連英出名後,民間為嘲笑譏諷李連英,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皮硝李」,並且繪聲繪色地演繹了一段有關「皮硝李」入宮的故事,這個故事見於《清朝野史大觀》一書中的《清宮遺聞》: 
    皮硝李者,孝欽後之梳頭房太監也。名蓮英,直隸河間府人。本一亡賴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羈。曾以私販硝磺入縣獄。後脫羈絆,改業補皮鞋,此皮硝李三字徽號所由來也。河間本太監出產地,太監沈蘭玉向與有故,先為內監,見而憐之。蓮英遂懇其引進。適孝欽後聞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闥闥房(他坦)言及,闥闥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憩所,蓮英嘗至此訪蘭玉者也。既聆孝欽後梳新髻事,遂出外周覽於妓寮中,刻意揣摹。數日,技成,挽蘭玉為之介紹。蘭玉竟薦之,而蓮英遂從此得幸矣。 
    這個民間流傳的故事十分荒誕無稽。且不說按清宮典制,在后妃宮中根本就沒有梳頭太監這個差使,更不用說清宮的后妃實際上是關在鳥籠中的金絲雀,就是給了她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擅學宮外髮型髮式和任意收容太監的。這裡要說的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應該是一個成年人,而實際生活中的李連英,這時還是一個鮮花少年。 
    據李連英死後的墓誌碑文中記載: 
    公姓李氏,諱連英,字靈傑。平舒世家也。 
    近百年來,史家著述及民間傳說中都將李連英的名字誤寫成「蓮英」,卻不知這個舛誤源於何時何處。碑文繼續說: 
    「年九歲入內廷充役使,循守規矩,有若成人。」 
    李連英生於道光二十八年,九歲入宮,按時間推算,應該是咸豐七年(1857)。而據清宮內務府檔案也可以印證此說,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李連英咸豐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鄭親王端華門上送進,年十三歲。進宮的時間相同,而年齡卻比碑文中大了四歲。兩種記述,似都很可靠,孰是孰非,已無從查考,只能姑且存疑。但是,在清代,貧苦人家的孩子投充做太監,為了保證能順利入選,虛報年歲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李連英長得又少年老成,所以還是九歲更為貼切一些。 
    無論是九歲,還是十三歲,都還是一個純真活潑的孩子的歡樂時光。但他已經沒有了幸福的童年,當他被送上手術台,接受「淨身」手術的那一瞬間,他所面對的是「淨身師」——一個冷若冰霜的陌生男子,他所承受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已經永遠告別了母親溫暖的懷抱和童年的歡樂,和千百個太監一樣,走上了痛苦屈辱一生的不歸路。 
     


第三部分
第50節 青雲直上成寵監
    民間傳說多為杜撰,但是專家學者也沒有絲毫的同情與可憐,他們也異口同聲地說李連英的發跡源自於「善梳新髻」,其中撰著《清代通史》的肖一山老先生在述及「光緒前期之政治」時談到,李連英「以善梳新髻得幸,東宮既殂,晉為總管。」而1987年再版的《國朝宮史》出版說明中也提出,太監李連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寵幸,由梳頭房太監擢總管太監,居然賜二品頂戴。」這些顯然也是不準確的。那麼,李連英究竟如何發達起來,從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太監爬到在宮內權威赫赫的一代寵監的呢?還是讓我們從清宮秘檔中來追尋李連英發展的軌跡吧。 
    在清宮檔案中,有李連英從一名小太監到二品總管太監的詳細而準確的記錄,從這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 
    李連英在咸豐七年(1857)進宮後,起名李進喜,分配在奏事處當差。咸豐十年(1860)四月,他被調至東路景仁宮當差。同年八月,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李連英隨咸豐皇帝御駕逃往熱河。第二年辛酉政變時,有一種說法是,李連英曾為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D通風報信。當時,冒死為兩宮太后通風報信者計有四種說法,其中之一就是李連英。但是李連英當時年紀幼小,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在兩宮皇太后前當差(當時慈安太后居東路鍾粹宮,慈禧太后居西路儲秀宮,李連英為東路景仁宮小太監),所以說他參與政變活動理由顯然不充分。在李連英死後的墓誌碑文中記述這一段歷史時,也僅僅提到「公以童年隨扈奔走跋涉,雖艱苦備嘗,未曾言念及之」,從未提及半點功勞。 
    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日,李連英被調到長春宮慈禧太后御前當差。這時,正值長春宮小太監安得海紅得發紫之際。安得海與李連英同年入宮,年齡比李連英大一歲,入宮後即分到懿貴妃(即後來的慈禧太后)的儲秀宮當差,由於他生就聰明伶俐,深得慈禧太后喜愛,並得了一個十分親暱的愛稱:「靈珊」。(慈禧太后酷愛給身邊小太監起名,如曾給身邊四個小太監起名:得平、得安、得如、得意,以取「平安如意」之意,李連英的「連英」也是慈禧起的。但自此之後,未見慈禧再給其他太監起名。)因此,儘管二人系屬同年,差距卻在逐漸拉開加大。如同治七年(1868)七月,安得海被賞戴七品頂戴,而李連英才剛剛得到八品頂戴,兩個月後,安得海就又被賞戴六品頂戴藍翎。不過,安得海很快就因為少年得志,狂妄恃寵,不能自重,終以違背祖制、擅離京師私逃之罪於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七日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濟南正法。但是,李連英也並不像民間傳說的那樣,迅速取代了安得海的位置,而是遭到了安得海一案的拖累,和全宮所有的有官職太監一起受到了罰俸處分。一個月後,當其他太監陸續被解除處分之際,他又因「滑懶不當差」被革去八品頂戴及錢糧,直到十二月才被解除處分,並恢復了八品頂戴及錢糧。可見這一時期,李連英並沒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睞和賞識。但是,李連英畢竟是一個十分聰明靈巧的人,正如墓誌碑文中所說「聰穎有大過人者」的那樣,他很快就通過安得海的遭遇,弄明白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擺正主子和奴才之間的關係。安得海是由於過分恃才邀寵而送掉了性命,這個慘痛的教訓,被李連英牢牢地記在了心裡。因此,他不僅學會了揣摸主子的心理性格、習慣愛好的方法,能夠千方百計地討主子喜歡,同時還能時時處處謹慎小心,「事上以敬,事下以寬,如是有年,未嘗稍懈。」看起來這正是李連英繼安得海之後成功的秘訣。 
    同治十一年(1872)起,李連英開始進入了發跡的時期。就在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被賞戴六品頂戴花翎,食「月薪」銀八兩五錢。同治十三年(1874)以後,李連英似乎已進入了一個更加光輝燦爛的陞遷時期,在這一年的三月十日,他被任命為儲秀宮掌案首領大太監,按清宮舊制,太監進宮服役滿三十年沒有大過失者,才能選補首領太監,可是李連英此時進宮服役僅十七年,就已成為眾多太監之中的佼佼者,足可見慈禧太后對其恩眷之深。同年九月十五日,李連英又被賞戴四品頂戴花翎,十一月十二日,又被加賞貂皮馬褂。光緒五年(1879)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一歲的李連英被任命為儲秀宮四品花翎總管,賞食月薪二十兩;七年十月十四日,李連英再度奉旨被賞加三品頂戴花翎,賞月薪二十八兩;十年十月初一日,賞食三十八兩月薪;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再奉旨加添銀十兩,共食月薪銀四十八兩;光緒二十年(1872)正月初一日,李連英奉旨被賞加二品頂戴花翎。至此,李連英的陞遷之路似乎也因此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暫告一段落。自同治十一年(1872)起到光緒二十年止,在這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從一個極普通的八品太監一躍升為二品花翎總管,月薪也從八兩五錢增到四十八兩,其陞遷速度之快、待遇之高,是任何人無可比擬的。比如同是儲秀宮總管太監,在光緒十一年(1885),李連英月薪為三十八兩銀子,而劉得印只有二十四兩;又比如,在光緒七年(1881)前後,身為儲秀宮三品花翎總管的李連英,就已經與敬事房三品花翎大總管李雙喜平起平座了。一份清宮檔案文件的記載表明,這一年的十二月,李連英與李雙喜就受到了大荷包三雙、小荷包六個、一兩重銀錁六個、五錢重銀錁六個完全相同的賞賜。類似這樣的情況在這一時期是數不勝數的。 
    在慈禧太后與李連英之間,幾十年所形成的主僕關係與感情是非同一般的。慈禧太后可以說是一個權力慾極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狠手辣的獨裁者,然而這並不是她性格的全部。在她性格的另一面裡,她最害怕的是孤獨、寂寞,時時需要有人陪伴她消磨從政以外的無聊時光。晚清宮廷太監劉興橋、趙榮升、馮樂庭等人曾在《晚清宮庭生活見聞》一書中回憶說: 
    清代末年,女主裡寡婦多,當權的西太后雖然有好多事要做,但是日子過得看起來也是怪無聊的。她閒下來的時候,寫寫字,畫點畫,看看戲,……心神也像沒有著落似的。能解西太后心煩的是太監李連英,李連英最會服侍她,成了她離不開的人。他兩人的感情看起來非常密切。 
    就我們知道,每天三頓飯,早晚起居,她倆都互派太監或當面問候:『進得好?』『吃得香』?有時候,西太后還親自來到李連英的寢室,招呼:『連英啊!咱們遛彎去呀!』李連英便出來陪她去玩。她倆走在前邊,其餘的人遠遠地隨在後面。西太后有時還把李連英召來她的寢宮,談些黃老長生之術,兩人常常談到深夜。 
    幾十年來,在慈禧太后身邊所有的奴僕中,除了早年被丁寶楨處死的安得海以外,惟屬李連英能善解人意了。這也是李連英儘管早已是二品頂戴花翎,但他始終是慈禧太后身邊的總管太監,而沒有離開慈禧太后去擔任敬事房大總管的緣故吧。 
    有清一朝宮規非常嚴厲,即使受到慈禧太后格外恩寵的李連英,在出現過失、犯了錯誤之時,同樣要受到處分及懲罰。光緒六年(1880)十一月,李連英因做錯了差務被摘去頂戴,並罰月銀六個月。一個月後,慈禧太后格外開恩,賞還了他的四品頂戴,但是月銀照舊扣罰。光緒九年(1883)七月,李連英自己本人傳旨,因犯有失查過錯而自罰月銀一年;光緒十一年(1885)十二月,又因失查本處首領誤班而被罰月銀六個月。許多人可能認為,慈禧太后那麼寵愛李連英,這個懲罰還不是比劃一下裝裝門面而已。然而據清宮檔案所記,從光緒十二年(1886)的正月起,敬事房按月收到了李連英交來的罰銀整六個月,共計二百零四兩。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為人的一個側面,儘管她大權獨攬、朝綱獨斷,但是她更深悟治人之道,在執行制度上從不因人而異,即使是再親信的太監,該罰的照罰不誤,從不寬容須臾。同時,我們又能看到一個時時刻刻謹慎小心、處處低調做人,特別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低調做人的李連英。這更是幾十年來慈禧太后對他深信不疑、長寵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部分
第51節 生活在政治漩渦裡
    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下旨賞給李連英二品頂戴花翎,一時間朝野皆為之側目,覺得把一個刑餘的閹人提升到與朝廷大員等同的位置上,是太過分了。實際上人們往往習慣於把太監與朝廷官員的品級混為一談,孰不知這就大錯而特錯了。 
    朝廷中宗室王公均為天潢一脈,有著高貴的血統及崇隆的政治地位;而各級文武大臣或正途出身(科舉考試)、或軍功、或世襲,無論其出身如何,他們都已置身於國家政治活動之中,是對國家政治有發言權並且行使管理權的統治集團成員之一。相反,對於太監來說,無論是總管還是首領,他們的政治地位根本無法與那些朝臣相比。實際上,太監的官職品級,並不屬於國家官員範疇,他們只不過是皇室私家奴僕的首領,職權範圍也僅限於宮闈之中。在皇帝及王公大臣眼裡,太監不過是「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康熙皇帝語),按乾隆皇帝的說法,太監「乃鄉野愚民,至微極賤,得入宮闈,叨賜品秩,已屬非分隆恩」,因此他們只能是最聽話、最馴服的奴才,在政治權力及地位上,是絕不允許太監逾越雷池半步的。這也包括晚期的慈禧太后,儘管她可以格外地眷顧李連英,給他二品頂戴,並賞賜他無法計量的財富,但她始終沒有,甚至連想也沒想過讓她的寵監李連英去干預哪怕是一點點的朝政。至於野史傳聞及一些史學著作中說李連英在宮中數十年「干預國政,廣植私黨,反對戊戌變法,構陷帝黨及維新派」等種種罪狀,應該說多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的並且是未加證實的消息,而把這些實際上並不確切的消息一古腦兒加在李連英的頭上,就很容易地使他像她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樣,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了。 
    由於慈禧太后對李連英的寵信與日俱增,就必然引起朝野各派勢力的關注和議論。一般趨炎附勢的卑鄙官員,確實不乏有走李連英門路的人,他們千方百計地送禮請托,希冀李連英能在慈禧太后面前美言幾句,以達到陞官發財之目的。據故宮博物院著名清史專家朱家美舷壬撰文說,他曾親耳聽到清宮後裔恭親王之孫、著名畫家溥心畬說過,李連英之所以能聚斂發財,往往是內務府官員替他造聲勢。那些掮客式的內務府官員到處遊說等待外放的官員,動員他們走總管李連英的門路。李連英是一個非常狡黠的人,送上門來的錢財當然照收不誤,可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是一句話也不會多說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太后這個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的主子面前,奴才的多嘴饒舌將會得到什麼後果,他才不會傻到幹這種蠢事呢。實際上這種外放官員,只要錢花到了點子上,已經預備引見了,那麼無論走不走李連英的門路,都肯定會得到外缺的。但是通過那些掮客造成的聲勢,就都以為是李連英發揮多大作用了。作為李連英來說,他只是一心一意地伺候太后老佛爺,如果有人參奏他交接外官,納賄干政,太后絕然不會相信。這可是一舉兩得的好事,一是保證慈禧太后的恩寵不衰,二是財源滾滾而來,李連英當然是樂得其成了。正是李連英身邊的這批人,有意無意地為其搖旗吶喊,除了自身從中得到了許多好處外,更多的是給李連英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多抹了一點醜惡的顏色。 
    而另一批自翊為封建正統衛道的官吏則對李連英的青雲直上感到惶恐不安,他們深怕長此發展下去,會重蹈歷朝歷代太監干政的覆轍,為此他們紛紛上書,希望慈禧太后能虛賢納諫,屏抑李連英勢力的膨漲和發展。還是在同治初年,慈禧太后因寵信小太監安得海而屢遭物議,言官頻上奏章,勸諫她親賢遠宦。慈禧太后出自於穩定政局、安撫人心的考慮,曾以謙和大度的姿態接受了言官的勸告。而這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過去對她有所制約的政治力量已經削弱或不復存在,同時她對控制朝政以及駕馭各派政治勢力有絕對的信心和充分的把握,完全沒必要再擺出政治家那一套雍容大度,來聽取言官們喋喋不休的說教了。因此,我行我素的慈禧太后毫不客氣地拒絕了這些所謂「義正辭嚴」的批評。 
    李連英第一次遭到朝臣猛烈抨擊是在光緒十二年(1886)。這一年的四月,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北洋海軍已編練成軍,奏請欽派大臣校閱。慈禧太后當即派總理海軍大臣醇親王奕X親往巡閱北洋各海口。由於奕X是光緒皇帝的生父,身份崇隆,因此加派太監、御醫隨行,「以時調護」。奕X是一個城府極深而且非常謹慎之人,在慈禧太后召見之時,他主動要求派太后身邊的寵監——儲秀宮總管李連英隨行,以表明心跡,減少太后對自己的猜忌。此舉正中慈禧太后下懷,立即得到她的允准。於是,奕X四月十三日行抵天津,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乘兵輪出海,先後巡視了大沽、旅順口、威海衛、煙台等處,五月初一日回京覆命並奏報巡閱情況。此行一切順利,惟因太監李連英隨行校閱水師,在朝廷掀起了一陣波瀾。 
    按照清朝的制度,由親王主持這樣規模的閱兵大典,同時另派太監隨行,在歷史上並無先例。據說:「李鴻章為之設行台,王與李連英居處一切無軒輕。惟閱兵時,王坐於前,連英立於後而已。於是丁汝昌、衛汝貴、衛汝成、葉志超、趙桂林、龔照_諸人,皆奉贄連英門下,稱受業。」 
    消息一傳開,輿論一片嘩然。兩個多月後,監察御史朱一新於八月二十四日借山東、山西、河北等省發生水災,遂以遇災修省為由,上折諫曰: 
    我朝家法,嚴馭宦寺。世祖宮中立鐵牌,更億萬年,昭為法守。聖母垂簾,安得海假採辦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極,張得喜等情罪尤重,謫配為奴。是以綱紀肅然,罔敢恣肆。今夏巡閱海軍。太監李連英隨至天津,道路嘩傳,士庶駭諤,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閱軍大典,而令刑餘之輩廁乎其間,其將何以詰戎兵崇體制? 
    在折中朱一新還反覆強調閹官是「巧於奉迎而昧於大義」之輩。他們「售其小忠小信」,「陰竊作福作威之柄」,為此,希望不要重蹈唐朝太監監軍之覆轍。 
     


第三部分
第52節 忠心事主
    奏折呈上後,慈禧太后極為不滿。第二天,她就頒了一道長達六百多字的懿旨。親自為李連英辯解,並斥責朱一新是「危詞聳聽」和「附會不經」,要求拿出確證和明白回奏說「深宮或別有不得已苦衷」是什麼意思。由於朱一新也只是聽說,拿不出李連英干預政事的實據,又無端觸及朝廷及皇室中最敏感、最微妙之處,在慈禧太后的淫威高壓下,他在回奏中無法說清楚,實際上也不敢說清楚此事的原委,只好輕描淡寫的答覆。折上後,慈禧太后益加憤怒,又發懿旨,大罵朱一新「書生迂拘」,「才識執謬」,並下令把他降為主事。 
    事後,許多人都認為慈禧太后是明顯地偏袒太監李連英,對朱一新的打擊壓抑是不公正的。那麼,李連英是否在隨行巡閱海軍過程中交接外官、干預政事了呢,醇親王是一口否定,但眾人卻異口同聲咬定此事,惟有晚清詩人王小航力證李連英並無此事,他在《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記事》中說: 
    及王赴煙台閱海軍,懿旨賜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請派李連英偕往。出宮後,每見文武各員,皆命李連英隨見。王意在避本生(父)擅權之嫌也。而連英怵於安得海之禍,布靴布衣,每日手執王之旱煙筒,大皮煙荷包,侍立裝煙。退則入王之夾室中,不見一人。時直魯兩省卑鄙官員,欲乘機逢迎大總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與李連英皆一介不取而歸,王大讚賞之。 
    按王小航的說法,李連英又完全是一個謹慎本分的賢良太監了。但是,這樣基本站在太監一邊的評價在一個完全被封建正統思想統治的社會中是太少見了。 
    兩年以後,李連英又受到了第二次激烈的抨擊。光緒十四年(1888),江蘇學政王先謙以太監李連英招搖奏請懲戒,他在折中說: 
    宦寺之患,自古為昭,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事。皇太后垂簾聽政,一稟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乃有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跡,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給使宮禁,得以日近天顏,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以事理所有。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篦小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分之證明。易曰:履霜堅冰,漸也。皇太后、皇上於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群情。 
    王先謙,湖南長沙人,字益吾,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是近代有名的史學家。王先謙參劾太監李連英,雖然言詞激烈,卻沒有提出任何實證。而慈禧太后礙於朱一新案時曾說過:「如僅只李連英一人之事,無論如何誣枉斷不因宮監而加罪言官」,同時迫於朝廷內外的壓力,撤簾歸政在即,因此顧不上與王先謙過多理論,這倒使他博得一個「直言」的好名聲。 
    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敗,全國輿論大嘩。懾於慈禧太后的淫威,無人敢直接批評她本人,於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成了替罪羊和眾矢之的。陝西道御史恩溥、福建道御史安維峻、吏科給事中褚成博等人紛紛上折,參奏李鴻章及北洋將領貽誤軍機、喪權辱國,同時,他們也再次捎到了李連英。其中許多人都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太監李連英由於受賄而出面包庇了北洋這批無能的將帥,於是人們似乎都相信了太監李連英此時已公然把持朝政這個「事實」。其實,誰都清楚,包庇北洋將帥的並不是做奴才的李連英,而是做主子的慈禧太后,只不過誰也不敢直說罷了。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終於有人向慈禧太后挑戰了,這個人就是御史安維峻。安維峻在奏折中尖銳地指出:人們都說「和議出自皇太后,李連英實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為太后已經歸政了,要還牽制政事,就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天下臣民了;李連英是什麼人?他哪敢干預政事?如果這是真的,祖宗家法豈能容?安維峻這裡說的是十足的反話,說穿了就是直接要求慈禧太后不要再牽制皇帝並且嚴厲處置李鴻章。此折一上,慈禧太后異常震怒,馬上以皇帝名義發諭: 
    軍國要事,仰承懿訓遵行,天下共諒。安維峻封奏,托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之語,妄言無忌,恐開離間之端,命革職發往軍台。 
    這場風波,在慈禧太后的干預下,又平平安安地渡過了。 
    總之,作為慈禧太后的寵監和奴才,置身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漩渦中,李連英沒有權利選擇,也沒有任何資格申辯,只能默默地忍受這一切。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政見不和,是眾所周知的。那麼李連英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之間採取什麼態度呢?有人說,他是慈禧太后的寵監,當然是完全站在太后一邊,反對變法,構陷帝黨了,甚至還有人說光緒皇帝就是由李連英下毒最後毒死的。但是也有人說,李連英生性圓滑,八面玲瓏,兩面討好,不但慈禧太后喜歡他,光緒皇帝因為從小就受到他的看護,也十分喜歡他,叫他「諳達」(滿語:老夥伴、也有師傅的意思),還誇他「忠心事主」。晚清詩人王小航在《雜詠》第十三首中寫道: 
    炎涼世態不堪論,蔑主惟知太后尊。 
    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鳴咽老黃門。 
    詩中講述的故事是:庚子亂後,兩宮西逃迴鑾至保定行宮。慈禧太后寢殿極華美,而光緒皇帝寢殿極冷落,李連英侍候太后睡後前來探望,見光緒在燈前枯坐,一問,才知被褥均無。此時已值隆冬季節,根本無法入睡。見到此景,李連英抱著光緒的腿,哭著說:「奴才們罪該萬死!」並將自己用的被褥讓與光緒使用。光緒回到北京後,回憶西逃過程中所受的苦,曾說:「要沒有李諳達,我就活不到今天。」據說,戊戌變法後,李連英因出言謹慎,不敢附和,雖未招致太后懷疑其忠誠,但感情上多少有些生分。所以在他的墓誌碑文中寫道,李連英自迴鑾後,「自思可告之無罪,已萌退志。」這個說法,是意味深長的。 
     


第三部分
第53節 孤獨寂寞的晚年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病死於西苑的儀鸞殿。在辦理慈禧太后的喪儀之後,離慈禧太后死日還不到一百天,李連英就於宣統元年(1909)的二月初二日離開了皇宮,這時他在皇宮內已生活了五十多年。在他的墓誌碑文中是這樣說的:「及太上孝欽顯皇后升遐,公之退志決矣。」由此可見,李連英是主動提出離宮的。據清宮檔案記載,當時內宮主政的隆裕太后,為感謝他宮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致」。就是可以帶原薪六十兩錢糧米退休,這個待遇在當時可以說在太監中是絕無僅有的。 
    圍繞李連英出宮及身後各事,社會上又有許多傳說。有人說他自光緒皇帝的弟弟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以後,恐遭報復,而退居宮外,以保全自己的腦袋;也有人說,李連英死後,宮中太監紛紛搶奪其遺產,隆裕太后下令查辦,將其悉數充公,並用於宮中大興土木,購置西式傢俱,等等。類似這樣的傳聞,一時非常盛行,這些詆毀多出自於一種感性的發洩而已。更奇的是還有人說,李連英生前得罪了許多人,出宮後就深居簡出,怕人報復,但最終還是被人在後海附近暗殺,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還暗示了這樁兇殺案與民國初年任步軍統領的江朝宗有關。但仔細查閱江朝宗的檔案履歷,發現1911年3月李連英死的時候,江朝宗還遠在陝西漢中總兵任上,可見這些傳說純屬無稽之談。 
    李連英出宮兩年後,於宣統三年(1911)二月初四日悄無聲息病死在北京自己的寓所裡,時年六十四歲。而此時綿延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國,也已經風雨飄搖,危在旦夕了。儘管如此,清宮裡隆裕太后對這個一輩子為其當牛做馬的忠順奴才的死,還是十分傷悼,於是下令賜銀千兩,賞埋京西恩濟莊太監塋地。 
    李連英死後的喪葬規格在清宮太監中也是最高的。他的墳墓,被允准建在恩濟莊太監塋地中一個獨立的院落裡,前面有石柱橋及牌坊,牌坊橫眉上書「欽賜李大總管之墓」,院內東西側各有亭子一座。由於是太監,不敢僭制,其墓頂用三合土(即糯米漿合沙土、黃土、白灰而成)建築。他的墓碑是用漢白玉製成,高三點五米,寬一米許,其規格實為歷朝太監無法比擬了。惟有一條,因為生前名聲不好,那些名臣顯官、文人清士難覓一人為其撰寫墓誌碑文,無奈只好由晚輩子侄代筆,來進行一番自我吹捧和美化。這也是傳奇太監李連英寵辱一生的最後缺憾了。 
    作為一個太監,他的皇室奴僕身份和千百個同行一樣,是無法更改的。他們一樣有著苦難、屈辱的童年,有著殘缺的身體和殘缺的生活,一樣享受不到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所不同的是,由於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和寵信,李連英的後半生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正是在慈禧太后的庇蔭下,他得到了宮內前所未有的權力和地位,金錢財富也滾滾而來,然而也正是得益於慈禧太后的惠顧,李連英也和他的主子慈禧太后一樣,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 
    這就是太監李連英傳奇的寵辱一生。 
     


第三部分
第54節 清宮選秀女
    黎明的曙光將東方的天際點染出一帶緋紅,雖然已是早春二月,但料峭輕寒中仍裹挾著令人心悸的肅殺,紫禁城青灰色的宮牆在晨霧的籠罩下,顯得厚重威嚴而神秘莫測。森嚴壁壘對於皇家來說是習以為常,對於這群聚集在神武門外廣場上參加「選秀」的花季少女,卻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她們或忐忑、或恐懼、或希冀……她們中的某些人注定會被歷史永遠地記錄下來,中國的歷史也因此注定了它的沉淪或輝煌。 
    說起清宮「選秀」,首先是皇帝為自己挑選后妃,順便也為皇子、皇孫和血緣關係密切的宗室「賜婚」,這種方法完全不同於以前的歷代封建王朝。清宮為什麼採用選秀女這種方法充實後宮?清代選秀女的具體過程如何?同樣通過了選秀進入紫禁城的後宮粉黛又會有怎樣不同的命運呢? 
    順治皇帝是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躍馬揚鞭定鼎中原後的第一位皇帝,六歲登基,八年後的仲秋,也就是順治八年(1652)八月,剛剛年滿十四歲的少年天子,迎娶了他的第一位新娘——博爾濟吉特氏,她是蒙古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的女兒,也是順治皇帝的生母孝莊文皇后的侄女。據說,這位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的皇后,容貌俏麗,聰穎任性,生活也是極盡奢華。穿戴服飾,一定要用珠玉綺繡綴飾;用膳時,如果有一件餐具不是純金製成,「輒怫然不悅。」而且,少年皇后的嫉妒心很強,「每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讓順治皇帝極為不悅,兩人的關係日漸疏遠,就像天空中的參星與商星,一個升空,另一個必然降落,雖然近在咫尺,卻如天涯陌路。兩年後,順治皇帝決定了卻這段姻緣,宣諭:「今後乃睿王於朕幼沖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冊立之始,即與朕意志不協,宮閫參商。」順治皇帝將夫妻不和的原因歸咎於睿親王多爾袞包辦婚姻,沒有經過自己的挑選,認定現在這位皇后沒有統攝後宮的能力,「故當廢」。順治皇帝要廢掉皇后之言一出,立即在朝廷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滿朝文武紛紛上疏:「皇后正位三年,未聞失德,特以『無能』二字定廢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請求皇帝收回成命。面對文武大臣的反對,順治皇帝雖然主意已定,卻不便強行廢後,一度鬱悶成疾,短短幾天中,順治皇帝抑鬱寡歡,形容憔悴。孝莊皇太后看到兒子如此固執,只好捨棄侄女的利益,允准廢後。順治皇帝得到母后的支持,於十年(1654)八月二十六日降旨: 
    自古立後,皆慎重遴選,始可母儀天下。今後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宮閫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降為靜妃,改居側室。 
    在這兩次諭旨中,順治皇帝屢屢強調當時的皇后沒有經過自己的挑選,表明了親自擇後的願望。兩個月後,這個願望第三次以諭旨的形式佈告天下:「選立皇后,作范中宮,敬稽典禮,應於內滿洲官員之女,在外蒙古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選擇。」(《清世祖實錄》)這次以選皇后為由進行的選拔,部分改變了滿族統治者的婚姻方式。清入關前,滿族統治者主要通過與相鄰民族或部落通婚,特別是與蒙古通婚的方式,達到鞏固和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目的。順治皇帝這次將滿洲官員和外藩王公大臣家的女子納入選擇皇后的範圍,擴大了聯姻的範圍。 
    順治十一年(1654)五月,又一位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的博爾濟吉特氏被皇帝從眾多女子中挑選出來,她是廢後靜妃的侄女、孝莊皇太后的侄孫女、科爾沁蒙古鎮國公綽爾濟十四歲的女兒。六月,太和殿外再次鼓樂齊鳴,新皇后入主中宮,大婚禮儀十分隆重。這就是清朝「選秀女」制度實施以後的第一個婚禮。 
    「選秀女」就是順治皇帝通過一番努力,為他的子孫們選擇並親身實踐了的挑選后妃的辦法。因此,《大清會典》記載:「選秀女,順治年間定。」這個制度歷經康熙、乾隆、嘉慶等朝的多次修訂,逐漸成為定式,直到光緒末年。幼年登極的康熙、同治、光緒皇帝都直接通過選閱秀女組成他們的後宮,成年以後登極的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等五位皇帝,則多是即位後,將做皇子時的嫡福晉冊立為皇后,這些福晉是皇子的祖父、父親選秀女時為他們選定的。 
    但是,直到順治一朝終結,清代的宮闈制度都沒有出台。雖然順治十五年(1658)禮部擬定了一套宮闈女官和供事宮女的制度:乾清宮設夫人一,淑儀一,婉侍六,柔媛二十,芳媛三十。只是這套仿照明朝後宮制度的章程只在《清實錄》中有所記載,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順治時,仍然只有皇后、皇貴妃、妃的名號,其餘地位較低的嬪妃就稱作福晉、格格。福晉,就是滿語夫人的意思;格格,是滿語小姐的意思。康熙以後,後宮的位號才有了具體的規定,設立八個等級:皇后一名,皇貴妃一名,貴妃兩名,妃四名,嬪六名,等級比較低的稱貴人、常在、答應,名額不加限制。 
     


第三部分
第55節 清宮秀女的選閱
    清代的後宮,上至皇后,下到宮女,都是從旗人女子中挑選出來的。旗人,是清朝獨有的。因此,從旗人女子中挑選後宮粉黛的制度,也是清代獨有的。 
    清太祖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的過程中,創立了八旗制度,這套制度是在女真人原來的狩獵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的,是軍政合一的制度,兼有行政、軍事、生產等多方面職能。以黃、白、紅、藍四色旗幟為標誌,組成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八旗。清入主中原後,旗人又有八旗和內務府包衣三旗的區別。八旗包括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共二十四旗,這是清政權賴以統治的主要支柱;內務府包衣三旗則是清皇室的奴隸,二者的政治地位不同。所以,儘管清初將八旗和包衣三旗的女子都稱為秀女,但挑選的方法和她們在宮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選一次,由戶部主持,可備皇后妃嬪之選,或者賜婚近支(即三代以內、血緣關係比較密切的)宗室;包衣三旗秀女,每年挑選一次,由內務府主持,其中雖然也有一些人最終被逐漸升為妃嬪,但承擔後宮雜役的,都是內務府包衣之女。到了清代後期,包衣三旗的應選女子就不再稱為秀女,而在挑選宮女時,就明確地說「引見包衣三旗使女」了。所以說,能夠成為清廷后妃的,主要是八旗秀女。 
    挑選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實皇帝的後宮,就是為皇室子孫拴婚,或為親王、郡王和他們的兒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們要走進紫禁城高高的宮牆,也就不那麼簡單了,必須經過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嚴格審查旗屬與年齡,不在旗的想參加選秀,勢比登天;在旗的想逃避選秀,也是自討苦吃。順治朝規定:凡滿、蒙、漢軍八旗官員、另戶軍士、閒散壯丁家中年滿十四歲至十六歲的女子,都必須參加三年一度的備選秀女,十七歲以上的女子不再參加。乾隆五年(1740)進一步規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規定的年限之內因種種原因沒有參加閱選,下屆仍要參加閱選。沒有經過閱選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多歲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違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長官——該旗都統要進行查參,予以懲治。然而,就在這一規定發佈的第二年,閩浙總督德沛上了一道奏折,請求乾隆皇帝允許他年過十七歲的兒子恆志與兩廣總督馬爾泰的女兒完婚,但是,馬爾泰的這位千金還沒有參加過選秀女。此事令乾隆皇帝大為惱火,命令德沛立即趕赴京師,當面訓飭,同時強調:「我朝定例,八旗秀女,必俟選看後方准聘嫁。凡在旗人,理宜敬謹遵行。近見尚有未經選看之秀女聘定許字者,大臣等有奏事之責者,雖系蒙朕恩俞允,究與體制未協。選看八旗秀女,原為王、阿哥等擇取福晉;若在未經挑選之前即行結親許字,非為廢弛舊制,並恐無奏事責任之人,或不敢陳奏之人,伊等已行許字之女,朕因不知,另指他人,亦大有關係;且八旗秀女,於十三四歲即行選看,並無耽擱之虞。」這裡,乾隆皇帝振振有詞地說了三條理由:第一,每三年一次的選秀女是為諸王和眾皇子挑選妻室,並非是為了給自己充實後宮;第二,一旦因選秀拆散了他人的姻緣,也是因為沒有遵守「我朝定制」,違法在先,並非皇家的責任;第三,即使為了選秀等上三年兩載,應選秀女也不過十六七歲,不會耽誤她的終身。最後,乾隆皇帝命令「戶部通行傳諭八旗,所有未經選看之秀女,斷不可私先結親,務須遵例於選看後再行結親聘嫁。」乾隆二十年(1755),再次補充規定:應閱視的秀女,在未受閱選之前私自與宗室王公結親者,其母家照隱瞞秀女例議處。至於參選秀女的年齡,根據清宮檔案,到清末光緒年間,最小的是十一歲,大的可達二十歲。 
    每到準備挑選秀女的時候,先由戶部奏報皇帝,奉旨允准後,立即行文八旗都統衙門,由八旗的各級基層長官逐層將適齡女子花名冊呈報上來,到八旗都統衙門匯總,最後由戶部上報皇帝,皇帝決定選閱日期。因為有病、殘疾、相貌醜陋而確實不能入選者,也必須經過逐層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統咨行戶部,戶部奏明皇帝,獲得允准後才能免去應選的義務,聽其自行婚嫁。 
    各旗選送的秀女,要用騾車提前送到京城。由於眾多秀女的家庭背景不一,官宦人家尚有車輛,而兵丁之家只能僱車乘坐。因此,乾隆時規定:「引看女子,無論大小官員、兵丁女子,每人賞銀一兩,以為僱車之需。……此項銀兩,……著動用戶部庫銀。」秀女們抵達京城後,在入宮應選的前一天,坐在騾車上,由本旗的參領、領催等安排次序,稱為「排車」,根據滿、蒙、漢排列先後的次序。最前面是宮中后妃的親戚,其次是以前被選中留了牌子、這次復選的女子,最後是本次新選送的秀女,分別依年齡為序排列,魚貫銜尾而行,車樹雙燈,上有「某旗某佐領某某人之女」的標識。日落時分發車,入夜時進入地安門,到神武門外等待宮門開啟後下車,在宮中太監的引導下,按順序進入順貞門。秀女們乘坐的騾車則從神武門夾道東行而南,出東華門,由崇文門大街北行,經北街市,然後再經地安門來到神武門外,這時,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選完畢的秀女們在神武門外依次登上她們來時所乘坐的騾車,各歸其家。這種井然有序的排車法,是嘉慶年間的一位名叫丹巴多爾濟的額駙發明的。 
    當應選的秀女們在神武門外走下騾車後,先由戶部司官維持秩序,再由太監引入宮中。御花園、體元殿、靜怡軒等處,都曾是閱選秀女的場所。一般每天只閱看兩個旗,根據各旗參選秀女人數的多少進行搭配。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選閱,但有時也有三四人一排,甚至一人一排的。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這叫做留牌子;沒有選中的,就撂牌子。然後,留牌子的秀女再定期復選,復選而未留者,也稱為撂牌子。經復選再度被選中的秀女,還有兩種命運:一是賜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於皇宮之中,隨侍皇帝左右,成為后妃的候選人。如果成為后妃的候選人,手續會更為複雜,初次「引閱」之後,屢屢「復看」,有「記名」的,這是被選中留牌子的;有「上記名」的,這是皇帝親自選中留牌子的。最後,還要經過「留宮住宿」進行考察,在留宮住宿的秀女中選定數人,其餘的都撂牌子。 
    當「秀女」二字映入人們眼簾時,人們的直覺是秀女應有沉魚落雁之貌,然而,靚麗的容貌是否是當選秀女的主要標準呢?這裡有一張清末應選秀女的照片,似乎很難將這些面孔與任何一個表述美貌的詞彙聯繫起來,非但如此,少女們愛美的天性也成了非分之想。清朝明確規定,八旗秀女閱看時,必須著旗裝,嚴禁時裝。而且,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好色」也是極不名譽的,「美女禍國」從來都是帝王和他們的大臣們翻雲覆雨的護身符,因而這一標準總在若即若離、諱莫如深的撲朔迷離中。乾隆四十三年(1778),一位縣學生員攔下御駕,懇請乾隆皇帝就削減皇后烏拉那拉氏喪儀之事下罪己詔,致使龍顏大怒,但仍未忘記陳述那拉氏冊後「並非以色選愛升」,後來失寵,亦是「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愛弛」,總之絕不肯承認自己好色。清統治者公開的兩條標準,一是品德,一是門第。清代冊封皇后、妃、嬪的冊文中常常見到的是寬仁、孝慈、溫恭、淑慎,「誕育名門」、「祥鍾華閥」等等。其中,門第又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光緒皇帝的皇后隆裕的相貌奇醜,但她是慈禧皇太后的侄女,因此,她成了皇后。被光緒皇帝視為紅顏知己的珍妃入選時,她的父親是侍郎長敘,祖父是曾任總督的裕泰,伯父是廣州將軍長善,長善又是大學士桂良的女婿,是恭親王奕D的連襟,因此他他拉姐妹雙雙入選為珍、瑾二嬪。 
    這張沒有填寫姓名的紅紙,更說明了秀女的門第,不僅關係到秀女本人是否入選,而且關係到入選後她在宮中的地位: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敬事房傳旨: 
    原任公爵 之女著封為妃 
    將軍 之女著封為妃 
    知府 之女著封為嬪 
    員外郎 之女著封為嬪 
    欽此。 
    所以,清宮選秀女,絕非選美。 
     


第三部分
第56節 秀女的命運
    清代從順治到光緒九朝,選秀女八十多次,按後來入葬陵寢的后妃統計,共二百一十四人,她們的命運是各不相同的。 
    乾隆皇帝弘歷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運者。通過選秀女,十六歲的富察氏成為十七歲的皇子弘歷的嫡福晉,也就是第一夫人。十年後,乾隆登極,她也當上了皇后。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富察氏跟隨皇帝和皇太后東巡,前往山東孔府祭孔,一路舟車勞頓,「微感寒疾」,三月十一日病勢加重,死在返京途中的船上,年僅三十七歲。乾隆皇帝悲痛不已,連續九天,每天三次在皇后的棺木前擺上供品,並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賢」二字作為她的謚號。孝賢皇后的靈柩安放在裕陵地宮四年多的時間裡,乾隆皇帝為她奠酒一百一十八次,並寫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賦》:「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乾隆皇帝的哀思是深切而真摯的。 
    像孝賢皇后這樣的幸運者並不多,因為皇帝喜惡無常,從順治皇帝開始,清宮中廢後為妃、降妃為嬪的事情屢見不鮮。 
    乾隆皇帝的第二個皇后烏拉那拉氏,也是弘歷做皇子時就陪伴他的福晉,她不僅深得皇帝的寵愛,而且頗受皇太后的喜歡,因此,富察氏故世後,她得以入主中宮。然而,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初,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在杭州,剛剛過了四十八歲生日的皇后,卻突然從伴駕的行列中消失了。據清宮檔案記載,閏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宮吃早飯時還得到了皇帝的賞賜,到晚飯時,皇后卻不見了蹤影,她的名字被紙條蓋上了,「令貴妃」三個字取代了皇后。皇后為什麼不見了?有人說她發了瘋病,在杭州削髮當了尼姑;有人說她冒犯了皇帝,被先行遣送回了京師。清宮《上諭檔》證實了後者:「閏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額駙福隆安扈從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至於皇后為什麼先行回京,乾隆皇帝說是皇后瘋了,野史裡說是皇后勸阻皇帝不要出去尋歡作樂,為尊者諱的正史也不可能告訴我們真實的原因,總之,皇后惹惱了皇帝是肯定的。從此以後,烏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邊,若不是眾大臣的反對,乾隆皇帝就會重演曾祖父順治皇帝廢掉皇后的故事。第二年的初秋,也就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蘭圍場興致勃勃地走馬秋A時,烏拉那拉氏終於在清冷的深宮中走完了四十九歲的人生之路。乾隆皇帝聽到消息後,並沒有停止打獵。他平靜地打發那拉氏的兒子回京辦理喪事,並發下一道諭旨:喪儀「照皇貴妃例行」,降一個等級為烏拉那拉氏舉行喪禮。 
    乾隆皇帝的兩位皇后的命運真是天壤之別。 
    自古伴君如伴虎,后妃們一生的榮辱悲歡取決於皇帝的喜惡。何況宮廷的權力鬥爭複雜而激烈,即使在皇帝那裡得寵,也不能萬事大吉。 
    同治十一年(1872),六歲即位的小同治皇帝已長成十七歲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棄垂簾,把政權交給她的兒子同治皇帝。這已經讓權力慾極強的慈禧太后十分不快。而在挑選誰做皇后的問題上,東太后慈安、同治皇帝與慈禧太后又出現了分歧:東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女兒阿魯忒氏。崇綺是蒙古第一位金榜題名的狀元,阿魯忒氏生長在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知書達理,淑慎端莊;慈禧太后則看中了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認為這位聰穎俏麗的少女有自己年輕時的影子。由於同治皇帝也傾向於立阿魯忒氏為後,慈禧太后敗下陣來。這年二月初三日,兩宮太后頒布懿旨,選阿魯忒氏為皇后,同時,封富察氏等三人為慧妃、瑜嬪、嬪。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裡珍藏的兩塊綠頭牌,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綠頭牌最初是清代官員奏事或表明身份的,後來,皇帝選秀女、召幸后妃時也用,因此就有了選秀女時「留牌子」、「撂牌子」的說法。那位叫阿魯忒氏的秀女,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綠頭牌的一面寫著她的旗籍、家庭和年齡:正藍旗,蒙古,佐領名圖們達賚,原任員外郎景輝之曾孫女,前任副都統賽尚阿之孫女,侍講崇綺之女,十八歲。那位叫富察氏的秀女的名牌上也寫有這些方面的內容。這些都是選秀女時必不可少的,而在召幸后妃時則不需要寫這麼多,這是其一。其二,阿魯忒氏被立為皇后也正是十八歲。因此,這兩塊綠頭牌只能是當時選閱秀女時使用的。只是阿魯忒氏此時已經年滿十八歲了,按照清代選秀的規定,這是「超齡服役」。但考慮到同治選后妃開始於同治七年(1868),也就是四年前,初次應選時的阿魯忒氏正是十三四歲,並未逾歲。這兩塊綠頭牌的另一面分別寫著「皇后」、「慧妃」,應該就是剛剛確定了皇后和慧妃的名份時匆匆寫下的,所以字跡顯得比較潦草。 
    這樣,也就埋下了慈禧與同治皇后關係緊張的禍根,再加上阿魯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於懷。據說,有人看到西太后與她的兒媳——同治皇后阿魯忒氏關係十分緊張,曾勸阿魯忒氏委曲求全,而阿魯忒氏卻不以為然,聲稱:我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門迎入宮中,地位是不容易動搖的。這使得從神武門入宮的那拉氏大發雷霆,因為皇帝大婚時,只有皇后的鳳輿才能經過大清門、午門、太和門到坤寧宮「降輿」,其他被選中的宮妃只能由神武門進宮。當那拉氏從貴人到貴妃,最後終於以聖母皇太后的名義君臨天下時,她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從運送秀女的騾車上走下,又一步步地攀上權力頂峰的女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不可一世的當權者卻有一個永遠的遺憾——她不是從大清門入宮的,儘管咸豐皇帝是成年以後即位,根本沒有大婚的機會,他的皇后,也就是後來的東太后慈安,也不是從大清門入宮的,但阿魯忒氏的話讓慈禧太后想起了她入宮之初的低微身份,正戳到了慈禧的痛處。在同治皇帝死後,阿魯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護傘,最終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後不到一百天被迫自盡了。 
    死者長已矣。活著的呢?當道光皇帝六十九歲駕崩時,他的妃嬪大多正當年華。更不必說那些短命的皇帝,如,順治皇帝活了二十四歲,同治皇帝只活了十九歲,他們的后妃無疑都是風華正茂。皇帝一死,他的后妃們就要搬出原來居住的東西十二宮,住進專為皇帝遺孀安排的院落——慈寧宮、壽康宮和壽安宮,就是人們常說的紫禁城裡的寡婦院。從此,這裡的座座佛堂和裊裊輕煙,就是她們未來日子的主要內容了。 
    當三歲的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一聲聲「就快完了」的安慰聲中登上皇帝的寶座三年後,武昌起義的槍聲宣佈了清王朝的完結,挑選秀女的活動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第三部分
第57節 清代皇帝的衣食與寢居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自1644年入關到1911年退出歷史舞台,共歷二百六十七年十位皇帝——世祖福臨、聖祖玄燁、世宗胤G、高宗弘歷、仁宗禺頁 琰、宣宗 寧、文宗奕}、穆宗載淳、德宗載及末代皇帝溥儀,他們在紫禁城內居住、生活,享受著凌駕於千萬人之上的特權。若干年後,封建皇帝雖已作古,但他們住過的宮殿、穿過的衣服、使用過的器物卻保存完好,作為歷史的遺跡供後人參觀。但是,當人們置身於紫禁城巍峨的宮殿,面對數以百萬計的奇珍異寶,又無不感到神秘莫測——當年的皇帝是怎樣在這紅牆黃瓦、萬戶千門裡生活的?他們怎樣穿衣、怎樣吃飯?這些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與民間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哪些不同? 
    讓我們帶著這一系列的未知走進紫禁城,去揭秘那斑駁的歷史。 
    清代皇室發源於東北白山黑水間,滿族的直系先人為明代女真。明萬曆十一年(1583),女真人的傑出首領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不屈奮起,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稱王」。他率領八旗子弟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歷時三十多年統一了女真各部,推動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和滿族共同體的形成。萬曆四十四年(1616),在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建元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努爾哈赤死後,皇八子皇太極繼承汗位。他統一整個東北,於後金天聰十年(1636)四月,改號稱帝,建立起關東一統的大清帝國,將族名改稱「滿洲」。皇太極博覽群書,軍事上有勇有謀,政治上開拓進取,既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又十分嚮往漢族文化。他一系列的治國之策,對以後清代制定典章制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644年,清軍入關,取代明帝國統治。隨著政治地位和生活環境的變化,清代皇帝的生活也在不斷地變化。吃飯、穿衣、寢居等日常生活中極為普通的事情,也被蒙上政治色彩,規範出許多制度,作為顯示皇權和區別尊卑貴賤的標誌。 
    在我國古籍《周禮》中,天子的衣、冠規定為「黃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於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裝的顏色應合於「天地玄黃」之色。從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紅的深蘭色,代表天空;而「黃」色,是指土地之色。從此以後的天子到皇帝,時空跨越了幾千年,「玄」、「黃」色被當作正統的顏色,為歷朝歷代的官服制度相互因襲。以明黃色為主的皇帝服飾,也貫穿清代始終。但是,清代皇帝服飾的披領、箭袖和腰帶卻保留了滿民族獨特的風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為三大類,即禮服、吉服和便服。禮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袞服、補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龍袍、龍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規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禮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禮活動時最常穿著的典制服裝。按清朝《大清會典》規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黃」,祭圜丘、祈谷用蘭色,祭日用紅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樣,是由上衣、下裳組成通身長袍,另配箭袖和披領。衣身、袖子、披領都繡金龍,衣身繡三十四條金龍,兩袖各袖金龍一,披領繡金龍二。根據不同的季節,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適用的皮、棉、夾、單、紗多種質地。 
    朝服的形式與滿族長期的生活習慣有關。滿族先祖長期生活在無霜期短的東北,以少種植、多漁獵為主要經濟來源。「食肉、皮衣」成了他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滿洲貴族穿用的服裝多為東北特產的貂、狐、豬冽猻等毛皮縫製。為方便騎馬射箭活動自如,服裝的形式採用寬大的長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結合。衣領處僅縫製圓領口,並配製一條可摘卸的活動衣領,稱「披領」;在兩袖口處各加一個半圓形可挽起的袖頭,因形似「馬蹄」,稱為「馬蹄袖」。滿族先祖穿寬大的長袍的腰間繫一腰帶,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這種設計適應狩獵生活中冬季騎射方便實用,披領保護頭頸,箭袖覆蓋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後金時,努爾哈赤曾將這種貂皮縫製的袍子賞賜「眾家貝勒」穿用,沒有作為制度,至皇太極時,有建議確立滿族衣冠服飾。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在初定冠服制度中,特許「八固山諸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闡明「服制是立國之經。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不能改變國初之制」。皇太極告誡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訓,「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挾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給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後食。」特別指出,漢族衣冠不利於騎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還要以武功鞏固天下」。 
    清入關後,滿族生活環境的變化,長袍箭袖已失去實際的作用,再次議論服裝改制。清前期的幾位皇帝認為:衣冠之制關係重大,它關係到一個民族的盛衰興亡。尤其是對定鼎中原的少數民族來說,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時進一步認識到,遼、金、元諸君,不循國俗,改用漢唐衣冠,致使傳之未久,趨於滅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飾不但沒有改變,還在不斷恢復完善,最終形成典章制度確定下來。 
    因此,清代服飾與其他方面相比,滿族特點保存的較多。如長袍、箭袖的服裝不僅得到保留,還將其定為象徵國家最尊貴的禮服,載入清代典章制度中。在隆重的典禮上,皇帝視朝、臣屬入朝時所穿的禮服,即為朝覲之服,成為名副其實的朝服了。特別是滿族傳統服裝的箭袖,入關後雖然失去實際作用,但箭袖卻作為滿族行「君臣大禮」的行禮動作得以保留。箭袖又稱馬蹄袖,平時挽起成馬蹄形;一遇到行禮之時,敏捷地將「袖頭」翻下來,然後或行半禮或行全禮。這種禮節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後,已不限於滿族,漢族也以此為禮,以示注重守禮。因箭袖的這一特殊功能,清代的吉服、便服也都設計了箭袖。即使是平袖口的服裝,還要特意單做幾副質料較好的箭袖「套袖」,以備需要時套在平袖之上,用過之後脫下。這種靈活、方便的「套袖」還有個美好的名稱——「龍吞口」。清代官服的箭袖形式,一直保持到清朝滅亡。 
    清代服裝在保留本民族傳統的同時,也吸收了歷代皇帝服裝的紋飾——十二章(十二章墨線圖)。十二章是十二種含義圖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龍(能興雲作雨,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穀之一,可以養人)、藻(有花紋的水草,取其有紋彩)、火(取其燃)、宗彝(為祖廟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兩色繡成弓形相背,示見善背惡)、黼(斧頭狀象徵權威)。這些紋飾象徵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權力「如天地之大,萬物涵復載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臨之內」。 
    宮中遇有喜慶的事,皇帝萬壽正日、皇太后萬壽聖節和元旦節令的前後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稱龍袍,上下連屬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開裾;領、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黃;通身繡九龍十二章,龍文分前後身各三條,兩肩各一條,裡襟一條。龍紋間有五彩雲;十二章分列左肩為日,右肩為月,前身上有黼、紱,下有宗彝、藻,後身上有星辰、山、龍、華蟲,下有火、粉米;領圈前後正龍各一,左右行龍各一,左右交襟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穿吉服時,外面罩衰服,掛朝珠,佩吉服帶。清代皇帝的龍袍也有裘、棉、夾、紗等多種質地,適合一年四季不同季節穿用。 
    故宮現存皇帝龍袍還有在繡金龍、十二章、彩雲之中,加繡雙喜字文飾的。在清代典章服飾制度中沒有見到文字記載,但它是皇帝成婚時穿用的。按照清代規制,皇帝成婚稱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後,要舉行隆重的大婚典禮,清早期的順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緒都是即位後舉行大婚的皇帝。是時,頒詔天下,舉國同慶。宮廷內圍繞皇帝、皇后的吃、穿、用及洞房陳設等都以龍鳳雙喜為主要圖案。同治十一年(1872)、光緒十四年(1888)晚清的兩位小皇帝成婚前,蘇州織造定織、繡了一大批龍鳳雙喜的門簾、床帳。皇帝大婚時穿的龍袍上加繡雙喜字樣,也是理所當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稱常服。皇帝在宮中穿常服的時間最多,如經筵、御門聽政、恭上尊謚、恭捧冊寶等都是穿著常服活動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兩種,其顏色、紋飾沒有特殊的規定,隨皇帝所欲。但從故宮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顏色、文飾來看,也都有明顯的隱義。清代入關之初,滿族貴族喜穿天藍、寶藍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清」與國號同字同音,因此淡藍、寶藍、天藍等顏色成為宮廷服飾中領導潮流的顏色。皇帝的便服也選天藍色、寶藍色。故宮藏宮廷畫《清康熙讀書像》康熙便服像,畫的就是年輕的康熙身著寶藍色便服的寫實作品。就連面用明黃或石青色的皇帝禮服、吉服,裡襯也用天藍或月白色。宮廷崇尚藍色,乾隆、嘉慶朝都有這種顏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間仍為流行顏色。故宮藏《喜溢秋庭》圖卷,描繪的就是身著寶藍色便服的道光皇帝與后妃、子女在御苑內嬉戲休閒,共享天倫之樂。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顏色還有象徵天下富足、生活紅火的木紅色、棗紅色,諧音「祿」的灰綠色,以及潔淨、清爽的薑黃色、淺米色等。 
     


第三部分
第58節 服飾解析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選用單色織花或提花的綢、緞、紗、錦等質地。無論是織花、提花,多採用象徵吉祥富貴的紋樣。如團龍、團壽、團鶴,寓意「幸福」、「長壽」;蝙蝠、團壽字、盤腸、綬帶紋樣,寓「福壽綿長」,因蝙蝠諧音「福」、盤腸諧「長」、綬與「壽」同音。再如,用「」字或萬年青花與靈芝頭組成的紋樣稱「萬事如意」;葫蘆頸上系綵帶,與「」字合稱「子孫萬代」文飾,因葫蘆是爬蔓植物,連續接果有連綿繁衍子孫,永遠不斷的意思。 
    清代服飾制度還規定,穿不同的服裝,頭上要戴相應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簷式,用海龍、熏貂或黑狐皮製成,外部覆蓋紅色的絲絨線穗,正中飾柱形三層金頂,每層中間飾一等大東珠一顆。環繞金頂周圍,飾以四條金龍。金龍的頭上和脊背上各鑲嵌一顆一等大東珠,四條金龍的口中又各銜一顆東珠。夏朝冠呈覆缽形,用玉草、籐、竹橋編製。其頂亦為柱形,共三層,每層為四金龍合抱,口中各飾一東珠,頂上端一顆大東珠。另在冠簷上,前輟金佛,嵌十五顆東珠,後輟「捨林」,前飾七顆東珠。吉服冠,頂子為滿花金座,上端一顆大珍珠。常服冠,黑絨滿綴紅纓,紅絨結頂。 
    皇帝穿朝服時要戴朝珠,根據不同的場合戴不同質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顆東珠串成,每二十七顆東珠又用四粒紅珊瑚結珠等距間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結珠呈葫蘆形稱「佛頭」。佩戴朝珠時,佛頭垂於背後,用黃絛帶連接一組玉飾,稱做「背雲」。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紅珊瑚結珠處,分別飾一兩串綠松石珠串,稱為「紀念」。朝珠的構成,有著特殊的含義。一百零八顆珠代表一年十二個月,四個紅珊瑚結珠象徵春、夏、秋、冬四個季節,下垂於背後的佛頭、背雲,寓意「一元復始」,三串綠松石紀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個旬期。皇帝穿朝服時戴一盤東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時戴一盤東珠外,還在兩肩斜掛兩盤紅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還根據不同的場合戴不同質地、不同顏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臘朝珠,祭日戴紅珊瑚朝珠,祭月戴綠松石朝珠。不同質地不同顏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東珠朝珠作為天地與人間的紐帶,為皇帝專用。 
    皇帝在穿戴服飾中,腰間都要系相應的腰帶,穿朝服系朝服帶,穿吉服時系吉服帶。朝帶有兩種,一種用於大典,為明黃絲織帶,帶上有龍文金圓版四塊,中間嵌蜜石、東珠;一種用於祭祀,帶上用四塊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帶並有垂帶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帶與朝帶顏色相同,形制相似。帶上的四塊金版嵌珠寶隨意,帶端的一版角帶扣,列左右的二塊有環,以佩帶玢(音f□n)。帶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講究。滿語稱荷包為「法都」,是滿族人喜歡的飾物。滿族舊俗,無論男女,穿長袍繫腰帶,帶上都拴「活計」,荷包是活計之一。它是由滿族先世出獵或遊牧時隨身帶的「囊」(一種皮質的飯袋)演變來的,同切割用的鞘刀、點火用的火鐮、擦汗用的手帕等同為出獵的必備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遊牧、狩獵變為固定的居住與耕種,這些活計就失去原來的意義而變為裝飾。清代皇帝的活計更是質地精良,製作精美。在綢緞上繡各種圖案,與衣服相配。荷包上繡的紋飾有「五穀豐登」(正月)、「五毒」(端陽節)、「鵲橋仙會」(七月)、「丹桂飄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陽)、「葫蘆陽升」(冬至節)、「甲子重新」、「萬國咸寧」(大年三十)等,以應節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內務府廣儲司擬定式樣顏色及應用數目奏准,對緞匹長闊尺寸、質地、花樣、色澤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檔案中的「敕諭」多次記載要求官局所織緞匹「務要經緯均勻,闊長合適,花樣精巧,色澤鮮明」,如質量不合格,需補賠罰奉或受鞭責。內務府畫師設計畫樣格外精心,發往江寧(南京)、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司分織。江寧織造負責御用彩織錦緞,蘇州織造負責綾、綢、錦緞、紗、羅、緙絲、刺繡,杭州織造負責織造御用袍服、絲綾、杭綢等。刺繡由如意館畫工設計彩色小樣,經審後,按成品尺寸放大著色發交內務府和江南織造衙門所屬的繡作進行生產。 
    皇帝穿衣也有不顧典制而隨心所欲的時候。按規定,皇帝吉服為最高的等級明黃色,皇子嬪等人的龍袍是香色(秋葉色)。典制中雖然服飾的顏色有等級、身份的差別,但乾隆卻明確表示喜歡香色。乾隆十九年(1754)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宮中神祖供像前行辭舊歲禮。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當四執庫太監捧出明黃色龍袍時,他卻下旨要穿「香色刻絲黑狐面龍袍」。並且說,這件龍袍「著尋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後再伺候,以後每年是為例」。如果換了別人,穿著不符合身份的服裝,肯定有違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為所欲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聲聲衣冠服制遵循古禮,可他在許多宮廷繪畫中都以漢裝出現。他曾說過,他的漢裝像不過是「丹青遊戲」。宮廷繪畫多是寫實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畫家也不敢為皇帝畫像張冠李戴。由此可知,宮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顯皇權的至高無上。 
    清宮內設有尚衣監,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飾,又有專門的衣服庫,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還有一大群隨時侍侯皇帝更換衣服的太監們。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換服飾,有時一天內更換二至三次。 
     


第三部分
第59節 王天下者食天下
    清朝統治者源於白山黑水間的東北大地,其飲食習慣是在東北形成的。東北滿族淳樸的食風、簡單的飲食方式隨著清朝皇室入關,也帶到了北京城。入關之初,滿族貴族初次登上統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裝力量維護剛剛取得的權利。因此,用民族傳統意識和民族傳統風俗加強民族凝聚力,是清統治者的當務之急。清統治者一方面欽定中國傳統的儒學、理學為「正學」,使其在文化思想領域佔據統治地位,穩定和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又積極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漢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飾、髮式、禮儀、飲食等方面,以此來加強滿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來保持與皇室的向心力。無論是清宮廷筵宴,還是皇帝賞賜有功之臣,清宮廷飲食大多保留滿族傳統,飲食原料、物料仍以東北特產的糧肉蛋菜為主。每到年底仍例關外風俗行「□鹿賞」:向滿、蒙、漢八旗軍的有功之臣頒賜東北野味。屆時,北京城內分設關東貨場,專門出售東北的□、鹿、熊掌、駝峰、鱘鰉魚,使遠離家鄉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屬身在異地,也能夠吃到家鄉風味。正如《北京竹枝詞》中所寫到的一樣:「關東貨始到京城,各路全開□鹿棚。鹿尾鯉魚風味別,發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宮廷生活在北京這塊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風土人情、飲食時尚的影響。而且,清王朝統治者與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亦有著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強烈願望,對天下的美味食品傾注了極大的熱情。清初的順治、康熙兩朝,在以故鄉「關東貨」為主要飲食的同時,也傚法明代宮廷以「嘗鮮」為由,按季節徵收天下貢品:江南的鮮魚蝦蟹,兩廣的瓜果蜜餞,山東的蘋果,山西的核桃,直隸的蜜桃、鴨梨,陝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蘇鎮江的鰣魚之貢。鰣魚是生活在今江蘇南京、鎮江一帶季節性很強的魚種,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時洄游生殖。宋《食鑒本草》中載,「鰣魚年年初夏時則出,月餘不復有也」。因此鰣魚身價倍增,成為江南特產。自明代列為進貢皇宮的貢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網鰣魚就要送皇帝嘗鮮,宮廷即在桃花盛開的時候舉行「鰣魚盛會」,屆時皇帝賜文武百官一同品嚐。鰣魚味道鮮美,但運送鰣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魚打澇上來後,用冰船和快馬分水、旱兩陸運送抵京,並在沿途設冰窖、魚場保鮮。鎮江到北京約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個時辰(四十四小時)送到,宮廷早已做好烹製準備,鰣魚一到,既舉行盛會。因此,為爭取時間,送魚人在途中馬歇人不歇,只准許吃雞蛋充飢。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斃幾人馬幾匹?馬傷人死何足論,只求好魚呈聖尊。」 
    又據清宮檔案記載,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員經常向皇室進「鮮」,即各地應節的新鮮食品,康熙年間任蘇州織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節向清宮進貢食品與飲料。春季,「今有新出燕來筍,理合供進,少盡臣煦一點敬心。」初夏,「蘇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蘇州今秋十分豐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進」。剛剛入冬,李煦又進「冬筍」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月李煦向清宮呈進了一批江南鮮果和露酒:「佛手計二桶,香櫞計二桶,荔枝計二桶,桂圓計二桶,百合計二桶,青果計二桶,木瓜計二桶,桂花露計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薔薇露計一箱,泉酒計一壇。」 
    天下美味食品進入宮廷,清帝的飲食逐漸發生變化。順、康兩朝逐漸改變以各類野獸肉和家禽、家畜等為主要原料和簡單的烹飪方式,從各種肉類整治、洗淨後切成大塊煮、燉、蒸、燒、烤等熟制、用大盤大碗盛裝,到食品多層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裝形式。康熙五十九年(1690)一月十二日,法國傳教士張成一行抵京。玄燁在暢春園熱情款待遠道的客人,賜給他們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凍、豆莢、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盤」。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國傳統的新年,玄燁邀請傳教士們一起過年。除夕晚膳又賜給他們「年飯」十二盤菜餚,二十一種果品。菜餚、果品一改滿族「簡單」的烹製方法,使清代宮廷飲食在「質」的方面發生了很大的飛躍。特別是到了乾隆時期,隨著國家政治的鞏固,社會經濟文化空前發展,清代宮廷飲食也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 
    乾隆在位(1735—1795)期間,清王朝經過了近百年的統治之後,正是鼎盛時期。全國的耕地面積已超過明代最高數字,達到六百餘萬頃。糧食富足,加速了商業發展和城市的繁榮。社會財富大量積聚,統治階級的享樂之風也日盛一日。皇帝居於封建統治的最高層,飲食服御,豪華奢麗,達到驚人的地步。宮廷飲食不僅打破了「關東貨」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飲食結構、烹飪技術上都得到改變。首先是北京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使常年生活在東北的滿族人在身體、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適應。常食含熱量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體內外的濕熱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對飲食結構進行調整,並對前代定制的宮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統的條文加以修訂。在《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國朝宮室》中對宮廷飲食的等級標準及其份額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即後、妃的不同等級享受不同的標準。皇帝有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八個等級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標準的飲食,每次進膳用全份膳48品(包括菜餚、小菜、餑餑、粥、湯及干鮮果品);每天用盤肉十六斤、湯肉十斤、豬肉十斤、羊兩隻、雞五隻、鴨三隻、蔬菜十九斤、蘿蔔(各種)六十個、蔥六斤、玉泉酒四兩、青醬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棗等。皇后以下皇貴妃、貴妃、妃、嬪等按照等級相應遞減。皇貴妃、貴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 
    清統治者「王天下者食天下」,對全國各地的貢物,則是有選擇食用。皇帝御膳的主食——五穀雜糧,專用東北的粘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鈴鐺麥,山西的飛羅白面,陝西的苡仁米,紫麥,寶雞的玉麥,蘭州、西安的掛面,山東的恩面、博粉,廣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麥面,直隸的福壽字餑餑,山東的耿餅,安徽的青餅。在北京一地僅選用玉泉山、豐澤園、湯泉三處交的黃、白、紫三色老米。再有,清宮的御膳機構逐步健全,每日的飲食不僅是為了飽腹,還依不同的傳統節日習俗食應節食品:冬至餛飩,上元元宵,端陽粽子,中秋月餅,重九花糕……都以宮廷特有的原材料製作,在色、香、味、形上追求吉祥富貴,渲染皇家富豪的氣派。 
     


第三部分
第60節 宮廷飲食的管理機構
    清代宮廷飲食的管理機構,主要是內務府和光祿寺。內務府是管理皇族事物的總機關,其屬下的「御膳房」、「御茶房」、「御茶膳房」是專門管理皇帝及皇室飲食的機構。皇帝的御膳房每日需要的米、面、菜、糖、酒、醋等物,由內務府屬下的「掌關防管理內管領事物處」管理。御膳房所用雞、鴨、豬等肉類物品,主要由內務府支出四萬兩銀購買,其中內廷每年約用兩萬兩千餘兩銀,則由光祿寺按季向戶部支領發給;鮮魚由掌儀司買辦。其中直隸進奶豬、乳羊、雞、野雞、鴨;崇文門每年春暮進黃花魚,十月進銀魚;直隸保德州天橋峽每年冬季進石華魚;山東進麒麟菜、海帶、紫菜、吉祥菜、魚翅;山西進石花冰魚、鰣花魚;兩淮進風乾豬肉、糟鵝蛋、糟鴨蛋;湖廣進銀魚乾、蝦米;江西進蝦米;外藩蒙古進熏豬、鹿肉乾;長蘆鹽政進豬、羊、雞、鴨、花魚等。 
    皇帝每日所需蔬菜由內務府支銀購買。每年各地還要向宮廷進貢醬菜及地方特產,有山東進扁豆、鳳尾菜;浙江進醬菜、杭州菜;江蘇進各色小菜;福建進閩姜。為便於貯存並保證蔬菜等食品新鮮,紫禁城內設有五所冰窖,共藏冰約三萬塊。 
    按照滿族的傳統習慣,皇帝每天有早、晚兩膳,早膳多在卯正,有時推遲到辰正(早六時至八時前後),晚膳多在午、未(十二點至午後二點前後)。兩次正餐後,各加一頓小吃。如臨時需要飲食,則隨時傳進。到夏、秋兩季,早、晚膳則要提早半個時辰。清代皇帝用膳有固定時間,無固定地點。吃飯的地點不固定,多在皇帝的寢宮或活動的地方。清代雍正以後的皇帝都以養心殿後殿為寢宮,在養心殿正殿批閱奏章、召見臣工、處理政事。之後,經常在養心殿東暖閣進膳。無論皇帝走到哪裡,身邊總有幾個專門負責「背桌子」的侍從。只要皇帝想吃飯,一聲「傳膳」令下,背桌子的侍從立即將三張膳桌一字擺開。負責皇帝日常飲食的御膳房,坐落在養心殿迤南,是與養心殿相鄰的南、北兩座大院。養心殿周圍的重華宮、鹹福宮、建福宮等都做過乾隆皇帝的餐廳。傳膳太監手捧膳盒,從御膳房到皇帝傳膳的地方一溜小跑魚貫而入,把御膳房早已準備好的飯、菜、餑餑、粥、湯等逐一擺在長長的膳桌上。長桌擺滿,意味著御膳已齊備,膳房首領太監,請皇帝進膳。 
    皇帝的御膳房設官員、廚役三百七十人,御茶房和清茶房有一百二十多人。皇帝進膳有膳單,由內務府大臣劃定,月成一冊。每日用膳前,膳單要明確指出某菜為某廚師烹製,以備存檔。內務府大臣還負責御膳承做時的嚴格要求,每品菜點的配料都有明確的規定,不許任意增減更換;膳食主次有別。 
    雖然宮廷有最好的原材料和廚藝最精湛的廚師為皇帝備膳,但是每位皇帝對飲食的要求是有區別的。康熙帝生活在盛世的巔峰,他躬行節儉,對飲食生活嚴戒奢華,並要求皇室眷屬、子弟及大臣們注意儉約。他說,食品無論精粗,應因人而異,據每人的身體情況,選擇對自己身體有益的食品,不可貪食其味美而所好食品。康熙皇帝一日兩膳,每膳僅一味,不食兼味,多餘部分,全部用來賞賜后妃和隨行食用。兩膳之後,「夜不可飯食,遇晚則寢」。所食食品,也選擇「每兼菜蔬食之則少病,於體有益」。「諸樣可食果品,於正當成熟時食之,氣味甘美,亦且宜人」。對於鮮果及蔬菜等類,「朕只略嘗而已,未嘗食一次也。必待成熟之時始食之,此亦養身之要也。」即使在外巡幸,遇到當地官民供獻吃食(地方特產,指酒、肉等),康熙帝下令,僅取微少的一點點——「令取米一撮,果一枚」。因康熙提倡節儉,當時宮中每年生活消費僅為明代的八分之一,「明光祿寺每年送內用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只用三萬餘兩。」 
    乾隆帝的飲食生活講究養生之道,一年四季早膳前都要先吃一碗冰糖燉燕窩。在早晚兩正膳中,也常有燕窩菜,即燕窩紅白鴨子、燕窩炒雞絲、燕窩拌白菜、燕窩白菜滑溜雞鴨、燕窩清蒸肥鴨。乾隆帝飲宴菜餚中以雞、鴨、魚、豬、羊、鹿、鵝等為主。乾隆皇帝喜食肉類食品,那必須是經過精選細烹後食用。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巡盛京,一行人馬剛到山海關,盛京將軍弘晌為討皇帝喜歡,特進剛剛獲到的鮮鹿給皇帝。弘歷深知食鹿肉滋補身體,但仍十分謹慎。弘歷問道:「今日進的鹿肥瘦?」廚役回答道:「瘦。」隨後弘歷下旨:「晚膳叫雙林(廚役名)做塌思哈密鹿肉。其餘伺候賞用。」可見對飲食的講究已達到了科學的膳食結構。 
    乾隆年間,清宮飲食十分豐富,但他食雜糧、蔬菜的習慣不改。每年春季榆樹發芽的時候,清宮要食榆錢餑餑、榆錢糕、榆錢餅。乾隆不僅自己吃,還將此供奉神祖,「宮內、圓明園等處佛堂供榆錢餑餑、榆錢糕」。宮內御膳房做的榆錢餑餑分送后妃、皇子們,還賞給王公大臣們品嚐。初夏食碾轉兒(嫩麥製作),端陽節食粽子,重陽節食花糕。迎季節食蔬菜更是弘歷的嗜好,黃瓜蘸面醬、炒鮮豌豆、蒜茄子、攤瓠榻、春不老、芥菜纓、酸黃瓜、酸韭菜、秕子米飯、粘散糰子……本來都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民間粗食,卻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喜食,體現了乾隆帝的飲食粗細搭配、糧菜互補的合理膳食。隨季節變化調整飲食、調換菜餚,是乾隆飲食的特點:冬末春初,早晚兩膳的菜餚中設兩個火鍋。農曆四月初,撤去火鍋換涼菜,六、七、八三個月早晚兩膳增加糖拌藕、江米藕。冬季三個月食鹿肉、羊肉,夏季三伏食糊米粥、綠豆粥。全年飲食有規律,不食過冷過熱物,食不過饑過飽,不暴食暴飲,對弘歷健康長壽是有著奇妙的作用的。 
    道光在位期間,正是清王朝走下坡路的時期。吏治敗壞、軍備廢弛,鴉片大量輸入,造成大量白銀外流,嚴重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統治力量。儘管清皇室成員的衣食穿戴都有定制,但清宮內財政支絀,道光帝不得不節衣縮食地維持皇室的日常生活。對於穿的,他要求太監穿布衣、布褲、布鞋,也經常親自到放置衣服的老庫查點后妃的衣服賬,而他自己卻很少添置服飾。在吃的方面,他的飲食生活在清朝諸帝中是最簡樸的。夏天,清宮帝后每日都要吃西瓜解暑熱,道光帝覺得吃西瓜浪費,在最熱的三伏天明令太監:「明日取消西瓜,只供水。」一日,道光帝想吃「面片兒湯」,令御膳房給他做一碗。大半天過去了,面片兒湯沒有送來。在道光皇帝的追問下,負責此事的人來說,需要數千兩銀。於是他對來人說「前門外一飯館至此(面片兒湯)最佳,一碗值四十文錢,可令內監往購之。」內監復奏:「飯館已關閉多年矣。」道光帝道:「朕不能以口腹之故,枉費一錢!」道光帝一年四季的飲食都是以「五品」為限,即每日早晚兩膳菜餚、餑餑各五品。其中,炒雞蛋是每日必備的菜餚。即使是歲暮的除夕和元旦的膳食,道光帝仍尊守「節儉」二字。道光七年的除夕(1828年12月30日)早膳是:「鴨子白菜鍋子一品,海參溜脊髓一品,溜野雞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燉菠菜一品」。第二天,即道光八年的正月初一,早膳是「澆湯煮餑餑一品,羊肉絲酸菜鍋子一品,溜鴨腰一品,鴨丁炒豆腐一品,雞蛋炒肉一品。」但是,在道光帝的膳單中也有過豐盛的膳單,那是道光帝賞賜出嫁的女兒、女婿的飯菜和節日家庭筵宴。 
    清宮習俗,公主出嫁、皇子成婚,清帝都要賞賜整桌的飯菜。道光二十五年(1836)五月初八日,道光的女兒出嫁。御膳房據單奏折「賞過公主、額駙(公主的丈夫)飯菜兩桌」,每桌大碗菜兩品:「燕窩福在眼前金銀鴨子、萬年青蜜制奶豬。中碗四品:燕窩如意肥雞、雙喜字鴨羹、肥鴨瓤長生果、芙蓉雞。懷碗菜四品:燕窩鴨條、雞皮溜海參、鹿筋火腿、鮮蝦丸子。碟菜四品:海參拌燕絲、碎溜小雞、炒麵魚、雲扁豆炒肉。片盤兩品:掛爐鴨子、掛爐豬。餑餑四品:喜字黑糖油糕,喜字白糖油糕、喜字豬油餡饅首、喜字澄沙餡饅首。」 
    在清代幼年即位的小皇帝中同治是壽命最短的一位。他是咸豐惟一的兒子,從小嬌生慣養。短命的原因,與營養不良有關係。同治六歲即位,皇帝雖小,御膳卻按照皇帝份額供給。但每膳都賞給他身邊的一名御前太監張文亮「替吃」。張有一副福相臉,一張乖巧的嘴,深得慈禧的喜愛。張文亮吃畢,還要替皇帝到母后皇太后慈安、聖母皇太后慈禧面前去謝恩。御膳都讓太監吃了,皇帝自己吃什麼呢? 
    同治帝一日兩膳吃兩宮皇太后賜給的食品: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絲疙瘩湯、甜漿粥、柳葉湯、面片湯、豆腐片湯等。六歲兒童正處在長身體的重要時期,僅吃湯粥根本無法飽腹。他有時飢餓難忍,闖進太監的住處偷太監的東西吃。被太監發現後,立刻奪過丟掉。有的太監想給小皇帝一些吃食,又怕皇太后知道怪罪,犯欺君之罪,只好裝聾作啞,按照規矩辦事。同治帝六歲即位到十九歲病逝,皇帝龍身貴為天子,卻沒有健康的體魄,年紀輕輕便一命嗚呼。但是為了顯示皇帝的尊嚴,每膳都擺樣子自欺欺人。可見清宮刻板的飲膳制度,造成極大的浪費。這是清宮飲膳制度的弊端所在。 
    清代宮廷內為皇帝備膳廚師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清入關之後,帶來的盛京滿族廚師,他們大多為世傳技術,父傳子藝,子承父業,是清代宮廷廚師中的核心。其次是沿襲了明代宮廷留下來的山東廚師。第三部分則是依帝、後飲食愛好選用的廚師。乾隆的妃子中,有一位來自新疆和卓木的維吾爾族的香妃,宮中特為她招募回族廚師,做清真膳。乾隆十八年(1753),北京街頭流行「豆汁」風味小吃,內務府亦在民間招募技術較高的豆汁廚役進宮製作豆汁。還有,乾隆帝南巡,喜食江南食品,帶回蘇、杭兩地的廚師。這些人數量不多,最初僅是皇帝用膳時臨時點菜再烹調製作。隨著宮廷飲食的發展,江南廚師成為乾隆帝正膳餚饌的專門烹製者,餐餐指名要某某人做,幾乎到了非江南風味食品不進膳的地步。這樣的廚師歷代都有,清末溥儀小朝廷時,御膳房備膳的十幾名廚師中最有名的廚師是從北京忠信堂飯莊請來的廚師鄭大水。做主食的也是宮外飯莊的鄭恩福廚師,溥儀喜歡他做的麵食、炸食及各種粥食。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溥儀仍居住紫禁城後半部,過著遜帝的生活。溥儀對御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傳統飯,對西餐非常感興趣。他指示鄭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帶來的外國廚師學做西餐和擺飾餐桌,還在紫禁城的麗景軒設置了西餐飯房。 
     


第四部分
第61節 神秘的大內寢居
    明清兩代有二十四個皇帝在紫禁城裡居住過,皇帝雖然不少,但他們所居住過的宮殿並不多,只有乾清宮和養心殿。清代的皇帝入主紫禁城後,順治、康熙帝沿襲明代舊制居住乾清宮。但順治帝經常在養心殿居住,最後死於養心殿。只有康熙皇帝長住乾清宮的西暖閣。雍正皇帝即位後,又居住養心殿。此後,清代的皇帝都以養心殿為寢宮。 
    自明代至清初,皇帝住乾清宮、皇后住坤寧宮。乾清宮作為「天子之常居」,它對應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乾清宮到乾清門之間的甬道代表著天空紫微垣前方的「閣道」,雄偉闊大,巍巍壯觀。「乾清」一詞最早見於韓愈詩「乾清坤夷」句,意為天下清平、大地安寧。乾清宮是紫禁城內後三宮——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的第一座宮殿。後三宮殿名均出自《周易》:「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交泰」:即「天地交泰」,有興旺發達的意思。紫禁城用此命名有雙關意,喻皇帝、皇后家庭幸福、國家清平寧和之意。明代帝后分別住乾清宮和坤寧宮。 
    乾清宮坐落在三大殿迤北,為重簷廡殿頂,覆以黃琉璃瓦,面闊九間,進深五間。宮殿前丹陛上設有日晷和嘉量。東、西兩邊設兩隻銅鶴和兩隻銅龜。南端陳設四尊銅鍍金大香爐。丹陛東、西兩側設有江山社稷金殿。 
    乾清宮正間正中設御案、寶座、屏風等,高懸清順治帝御筆親書的墨地金字「正大光明」匾,表明皇帝執政光明磊落和正大無私。左右四柱四幅楹聯,是康熙、乾隆要求後代子孫的道德標準和治國安邦的道理。乾清宮東暖閣匾為「抑齋」,西暖閣匾為「溫室」。清順治、康熙住乾清宮時,乾清宮東的昭仁殿和西弘德殿,是他們學習的地方。與此二殿南牆相連的東、南、西三面廡房都是為皇帝服務的機構:東廡房從北往南排列,最北邊的三間為御茶房(為皇帝管理、晉獻茗飲、果品以及節令宴席等),其次三間端凝殿(專門收貯皇帝的冠袍履帶衣物),再次三間為鳴鐘處(收貯藏香及西洋鐘表,收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用的硯墨),自日精門南側為御藥房(掌管帶領御醫到各宮請脈、煎藥及坐更)、南一室敬事房(宮殿監辦事處,專門管理執掌宮內一切事務,奉行御旨和承辦內務府各衙門一切文書),其次為懋勤殿(懋勤翰林侍值處,收藏御用圖書、文房四寶以及準備皇帝用的頒賜文件)。這些地方環繞乾清宮周圍,把乾清宮圍成一個封閉、獨立的庭院。 
    乾清宮西暖閣為皇帝的寢宮,屋內九間,上下共置二十七張寢床。也許是出於安全的考慮,為方便皇帝隨處居寢,制度殊異。但是還是發生了「嘉靖宮變」。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在妃嬪曹氏、王氏的策動下,十多名宮女合謀,欲殺皇帝於乾清宮。隨之還發生了「挺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等,乾清宮成了多事之宮。 
    雍正帝遷居養心殿,皇后與其他嬪妃分住在東、西六宮。坤寧宮只是名義上的內宮。按照清皇室規定,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滿十五歲即為成婚的年齡。皇帝大婚典禮後,新婚夫婦在坤寧宮東暖閣洞房共住三天,皇帝回到自己的寢宮養心殿,皇后則選東西六宮中的一處作為宮殿。 
    養心殿與乾清宮相比,開間、進深相對嚴謹。這是否是雍正帝移皇帝寢興之所出乾清宮而居養心殿的原因,實在難以琢磨。但雍正以後的諸皇帝也都沒有遷出這裡,安全之說似有些道理。尤其是乾隆皇帝本來打算退位後住到寧壽宮,頤養天年。但他退位仍訓政,直到八十九歲壽終正寢在養心殿。 
    養心殿的建築佈局和結構,與其他宮殿大不相同。前殿歇山黃琉璃瓦頂面闊七間,正間佔據三間與西暖閣前簷接出高大的抱廈,而東暖閣窗前則寬敞開闊。前殿東西各建配殿五間,為養心殿一區的佛堂。前殿正中偏後,設一低平方台,台上設寶座,寶座前設御案,寶座後置屏風、宮扇,上面高懸雍正皇帝御筆親書的「中正仁和」匾。天花板正中是渾金的蟠龍藻井。皇帝批閱奏章、召對臣工、接見外國使臣,都在這裡進行。東暖閣有康熙、雍正聖訓,西暖閣設坐榻,後牆上懸「勤政親賢」匾額亦為雍正親書。西暖閣外安裝木板屏,環境較隱蔽,雍正常與軍機大臣及親信商議軍機大事。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緒兩朝時,養心殿東暖閣便成為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的地方。 
    養心殿後殿五間,與前殿之間有穿堂連通,形成「工」字形平面。皇帝在前殿辦公,只要通過寶座後的左、右門就可回到寢宮。除被召的后妃和隨侍外,任何人不得隨便出入寢宮。 
    寢宮正間和西間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牆設木座床,也稱寶座床。床上鋪織錦緞坐褥、迎手、靠背墊。東、西稍間分別設有寢床,是皇帝的臥室。皇帝的寢床寬二百厘米、長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東北大炕。寢床前安裝鑲玻璃鏡炕罩,床上鋪著大紅氈,明黃毯,這些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寢床冬用繡花的絲綢夾帳、夏用紗羅帳。帳內掛有裝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發香味淨化空氣,又是華麗的裝飾品。寢床上被、褥、枕頭、炕單都是錦緞絲繡,色彩艷麗。皇帝寢宮內冬暖夏涼,冬天鋪氈毯、置炭盆和「地龍」取暖。地龍在室內地面的表層磚下,人工搭成彎曲錯落的煙道,連接室外屋簷下燒柴的大坑。坑內燒火,熱氣通過煙道遍及地面,足以驅寒。到了夏季院子裡搭蘆席涼棚,既遮陽又通風,十分宜人。 
    皇帝的寢床稱「龍床」,養心殿寢宮有兩張龍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個寢宮上上下下二十七張床已不算多。原來在養心殿後殿的東、西兩側設有后妃臨時居住的圍房。東間宮室匾額「體順堂」,西五間宮室額「燕喜堂」。兩堂的東西兩側亦與東西圍房相接,並在相接處的後牆辟吉祥、如意二門,妃嬪們來往於西六宮之間甚為方便。養心殿圍房把養心殿緊緊地圍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於皇帝「朝」與「寢」的需要。平時皇帝不能在後、妃宮內過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後、妃陪侍,由敬事房總管在皇帝晚膳時侍候翻牌(一種竹製的簽牌,一寸寬、一尺長。上段染綠色,下段滿塗白粉,書寫後、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后妃當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宮室,也不能整夜與皇帝共寢,只能在養心殿後殿的東西圍房和周圍群房入寢。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華,但是,都是在種種規定和制度的約束之中。沒有自由,沒有家庭的溫暖。這些是皇帝不可違反的,也是民間常人無法瞭解的。 
     


第四部分
第62節 痘情報告—天花
    天花,中醫稱「痘瘡」。作為一種烈性傳染病,它很早就已開始為害人類。考古發現,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曾出現天花病菌。在中國,晉朝時就已有明確的痘疹病理記載。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視為不治之症,令人談虎色變。實際上,清朝時期,天花曾多次氾濫,為害生靈。清史上多起清宮疑案也與它有關。由於事涉宮闈,官方忌諱,致令眾多相關內幕檔案長期鎖藏深宮,鮮為外人所知。下面就讓我們走進這些清宮秘檔,閱讀一下那些已被塵封的歷史疑案種種細節。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新年還沒結束,未滿二十三歲的順治皇帝死於養心殿。順治之死,被稱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圍繞著他的死因,有種種傳說與猜測。民間盛傳著少年天子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髮出家的傳說,但清宮檔案告訴我們:順治皇帝死於天花。 
    崇德七年(1643)九月,清太宗皇太極突然病逝。在經歷了一場刀光劍影的宮廷權利鬥爭後,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出人意料地繼承了帝位,即順治皇帝。不久清軍入關打敗李自成,入主北京。順治皇帝成為大清王朝入關後第一位天子。 
    六歲登基的順治皇帝是位憂鬱敏感的少年天子。繼位後,他始終置身於政治危機及情感挫折的漩渦中,承受著同齡人想像不到的磨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處於傀儡皇帝的尷尬境地,忍受著「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跋扈與專權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宮廷危機的困擾;另一方面他性格內向,體質孱弱,情緒不穩定,不得不時時提防疾病的襲擊。尤其「避痘」一事,曾經是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關前太祖、太宗時期就已風行。17世紀以來,一場大規模的天花疫情席捲亞歐大陸,斷斷續續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當時中國北方是天花的重災區之一。這一時期,恰逢清政權在中國北方關外驟然崛起。 
    據《滿洲實錄》記載。清政權第一次遭遇天花,發生在清太祖努爾哈赤天命三年(1618)。這年九月,努爾哈赤起兵四萬征討另一個強敵部落——蒙古葉赫,曾揮兵直入發生「痘疫」的烏蘇城,收降三百戶。 
    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詞開始在官方史書上頻繁出現。史書記載,天花流行時,身為君王的皇太極不得不常常離開宮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長寧寺(現瀋陽市內,後被毀)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場所。除了躲在深宮不出,皇太極還常以打獵的名義,帶上眷屬糧食,跑到葉赫大山裡去「避痘」。《東華錄》記載:天聰五年(1631)六月,大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瑪病逝。當時天花流行,皇太極正在「避痘」,沒有前往臨喪。之後,皇太極甚感過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處慰問。代善連忙叫人阻止,說:「聖躬猶未出痘不宜來。」皇太極卻執意前往,最終協商結果,兩個人跑到十里以外人煙稀少沒有痘疫傳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君臣會面。 
    清初的天花疫情形勢十分嚴峻。不僅威脅皇室,而且在社會上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及社會恐慌,引發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 
    當時滿洲八旗官兵也遭受到天花的嚴重威脅。由於他們才從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間進入溫暖的關內,體質的差異及對氣候的不適,似乎更容易被天花感染。許多人沒有死於疆場,竟死於天花。比如名將多鐸,為努爾哈赤第十五子,驍勇善戰。入關後下江南,擒史可法,製造過駭人聽聞的「揚州屠城」等事件。順治六年(1649),他死於天花,年方三十六歲。 
    《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元年(1644)四月,清朝軍隊準備入關,大軍出發在即。肅親王(豪格)心驚膽戰地對另一位將軍說:「我未經出痘,此番出征,令我同往,豈非特欲致我於死地乎?」 
    天花流行,造成清初人丁大量死亡,直接影響了清朝初年八旗人丁繁衍的數量與質量。從檔案記載來看,當時八旗的生育率是非常高的,但嬰兒的死亡率也高得驚人。比如順治皇帝,生有八子六女,八歲前死亡者為皇子四人,皇女五人,超過半數以上。造成嬰幼兒大量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則為主要病因。雍正三年(1725)四月八日曾有一道諭旨指出:「看來滿洲、蒙古等艱於子息者,大都為出痘所殤」。 
    八旗以外的廣大百姓境遇更為悲慘。當時來華的西洋傳教士Dyer.Ball在給教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在山西疫區看到的情形,說由於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感染者只能面臨死亡。 
    其實早在未入關前,清朝統治者們就已頒布了許多相關的民間防痘法令,各旗設有專門「查痘者」,負責貫徹實施。一旦發現出痘之人,立即發往遠處隔離。皇太極時,最初定為百里之外。後來慮其太遠,改為六十里外,順治入關後,又改為四十里、二十里外。《東華錄》記載,順治二年(1665),巡視南城御史趙開心在一份奏章中提到:由於凡民間有出痘的人,立即遷出城外四十里進行隔離,以防傳染蔓延。當時甚至一些感冒發燒、風疹疥瘡等症狀與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遷出城外。「貧苦小民移居城外,無居無食,遂將弱子稚女,拋棄道旁。」 
     


第四部分
第63節 避痘的遵化山
    清初,在人口戶籍管理方面還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身份管理辦法,居民分為「熟身」與「生身」。「熟身」是指出過天花或經歷過天花的人;「生身」就是沒有出過天花或被懷疑有可能攜帶病源的人。政府規定:一旦發生疫情預報,「生身」皆不准留在城中。 
    蒙古各部落一向被清朝視為最可依賴的力量,早在入關前,和睦蒙古已定為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清太宗皇太極立下規矩,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領都要入朝覲見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時期,太宗也堅持執行。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天聰九年(1635),蒙古科爾沁部土謝圖農濟等入盛京元旦朝賀,大汗皇太極欲親往送行,土謝圖濟農等極力勸止,說:「汗若親送,其禮我等實不敢受,況汗尚未出痘,汗住所附近有痘疾,可畏!請汗勿親送。」最後皇太極還是象徵性地率諸貝勒大臣出北門,送客人們到演武場而回。到了順治皇帝,由於畏懼天花傳染,竟然破壞祖制,不再接見「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順治三年(1646)蒙古喀爾喀杞薩克圖汗岱青哈談巴圖魯青台吉等來朝,按照慣例「本由皇上賜宴,然因有痘疹事,故迎至禮部」,設宴招待。有人統計,因為懼怕天花傳染,順治皇帝從親政第八個年頭起,竟然連續六年沒有接見前來朝見的蒙古王公。 
    順治皇帝對天花的畏懼,超過乃父。《世祖實錄》記載,除了宮中避痘,在天花盛行時,「上避痘南苑」。更為嚴重的是,為了避痘,順治皇帝甚至會停朝。順治八年(1651)京城天花大爆發,是年十二月,順治皇帝下諭: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處淨地。凡滿漢蒙古官民,有被冤控告者,內而赴各該衙門,外而赴各該地方官千理。此時奏告之人,概行禁止。如有違旨奏告者,按律治罪。」 
    據史載,諭旨下發時,順治才從外地回京。此前,他一直「攜太后、皇后行獵」於遵化(今河北遵化)一帶的山中。十月出發,十二月才「迴鑾」。這是一次奇特的出宮行獵活動。皇帝行獵通常在秋天舉行,冬季行獵聞所未聞。顯然行獵不過是少年天子的一個堂皇的托詞。鑒於當時京中天花大流行,皇帝是在避痘。一代天子,竟為天花所迫,不得不將自己放逐於北方的寒山凍水之間。 
    順治皇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但命運偏偏和他開了個玩笑。順治十七年(1660)底,京城已在張燈結綵,準備迎接新春到來。這時從宮中傳出了消息,順治皇帝染上了天花。為此清廷上下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好的御醫被召到了養心殿;為了祈祝皇上平安度過大難,宮中供奉了痘神娘娘,民間傳統的為過春節所掛的春聯、已貼的門神、張掛的綵燈全部被撤下;同時諭令全國「毋炒豆、毋點燈、毋潑水」,並頒詔大赦天下。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順治皇帝還是被天花奪去了生命。 
    順治死後,被埋在了生前曾避痘的遵化山中,後來這裡成了清代皇帝的重要陵寢之一,即東陵。 
     


第四部分
第64節 防天花康熙措施最得力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順治皇帝病逝後的第三天,一個不滿八歲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鑾殿的寶座中,成為新一代少年天子,這個叫玄燁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此時,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會發現小皇帝的臉上竟然有幾粒稀疏的麻子。也許他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這幾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夠坐上今天的龍椅。 
    內幕是這樣的: 
    順治皇帝突然病逝時年齡不到二十三歲。此前對於接班人問題他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直到染病臥床不起時才開始認真考慮繼承人選。長期以來順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為太子,而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則更傾向於立皇三子玄燁。雙方意見相持不下,只好求助於第三者的仲裁。這個第三者,是在宮中當差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湯若望在清宮服務有年,官至一品。他與順治皇帝及孝莊皇太后之間長期保持著某種親密關係,順治皇帝曾尊稱他為「瑪法」,滿語翻譯過來就是「爺爺」。 
    理智的老西洋傳教士很快就幫助順治皇帝下定了決心:皇三子玄燁最合適。理由簡單而充分:玄燁已出過天花,對這種可怕的疾病有終身免疫力。順治皇帝終於接受了建議。 
    天花幫助康熙當上了皇帝,但康熙對天花卻心存餘悸。康熙早年的生活一直籠罩在痘魔的陰影下。玄燁一出生,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棲身於西華門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時改為福佑寺)中「避痘」,長期得不到父母之愛。兩歲那年,他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漢軍包衣曹璽之妻孫氏悉心照料下,硬是從天花的魔掌中掙脫出來,臉上卻留下了與痘魔殊死博鬥的點點痕跡。這個經歷,在康熙幼小心靈中留下了不滅的烙印。《聖祖廷訓格言》記載康熙晚年曾說:「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姆護視於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抱歉之處。」躲過天花之劫,玄燁進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陰影一刻也沒離去。灰色的宮中「避痘」歲月,像是一場噩夢。由於天花連年爆發,深宮中也常常一夕三驚。如果宮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等就會出宮「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就得用繩子圍起來,誰也不准隨便進出。這些驚恐與動盪的灰暗記憶填滿了玄燁幼年的夢。 
    康熙意識到了天花對大清王朝的威脅。在總結了前人防痘經驗的基礎上,他開始主動出擊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導推動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統化。他在太醫院下專門設痘診科,廣徵名醫。北京城內設有專門的「查痘章京」,負責八旗防痘事宜。 
    康熙皇帝十分重視對傳統隔離防痘方法的繼承,在實施中有所創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莊的選擇與蒙古各部落首領圍班制度的建立。由於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長一段時間內蒙古各部入覲制度受到了嚴重的挑戰。由於蒙古首領多為「生身」,為避免麻煩,順治帝曾多年不接見來京的外藩首領,後來又規定沒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許入京覲見皇上。康熙初年,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當時康熙對於一些元旦來朝外藩蒙古首領們自稱已出過痘一事表示擔憂。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降諭理藩院:「凡元旦來朝外藩王等,雖雲已經出痘,朕猶慮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若有未經出痘,而尚有疑慮即欲回去者,著問明具奏。」理藩院傳諭蒙古各部後,各部王公等回奏說:「臣等出痘雖未知否,但特來慶賀元旦,仰賴皇上洪福,想亦無妨。俟行慶賀禮畢,始敢言還。」而各部蒙古首領含混的回答,更引起了康熙的警惕。 
    康熙十六年(1677)巡幸塞北,途次熱河,發現了一個理想的避暑地方,決定在此建立一個避暑避痘的行宮。之後,康熙皇帝規定,以後凡是沒有出過痘的蒙、藏、回、維等上層貴族,想要覲見皇帝,可於每年七月到熱河,九月隨皇帝入圍場秋狩,同時覲見皇上。這就是有名的圍班制度的肇始。天高氣爽的秋天入覲,既避開了痘疫發作期,同時也達到了親合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目的。 
    康熙繼位以後,北方連續性的天花爆發已開始減弱,同時南方傳統種痘疫苗法也傳到了北方。這種民間種痘法,最早起源於明朝隆慶年間(16世紀下半葉),又稱吹鼻種痘法。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細末,加上樟腦冰片等吹入種痘者鼻中;另一種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將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簽蘸上,塞入種痘者的鼻中,兩種方法都是為了讓種痘者輕度感染上天花,發燒出疹,再經過精心護理,病症消失後,相當於已得過天花,從而具有了免疫力。 
    康熙防痘種痘的推行是從宮中開始的。康熙十七年(1678),皇太子出痘,其時正值平西王吳三桂等三藩叛亂的關鍵時候,為了能更多地親自護理出痘的太子,康熙皇帝竟然連續十二天內沒有批閱奏章。太子痊癒後,清廷還舉行了一系列的慶典活動,祭天頒詔,搞得十分隆重。 
     


第四部分
第65節 種痘疫苗法
    在皇太子出痘期間,有個候選知縣,名叫傅為格,侍奉皇太子調理治痘方面很有些成績,因此被升為武昌通判。兩年後,因為他善於種痘,又被康熙皇帝召入宮中,專門負責為皇子們種痘防疫。《康熙起居注》十九年十二月記康熙皇帝批奏給事中姚締虞奏章中說到:「武昌府通判傅為格善為小兒種痘,曩皇太子喜事,令診視痊癒。今宮中小阿哥等欲種痘,已令往取,」令給事中姚締虞查調此人是否已到京,一併具奏。從此,清宮中皇子種痘防天花的制度正式確立。清宮中皇子種痘,一般都在年幼時期。二至四歲是種痘的最佳年齡。種痘時間一般選在春秋兩季,天氣清爽,便於護理。水苗法採用的最多。地點一般在紫禁城內,或者圓明園。皇子種痘的程序十分神秘複雜。據清宮《阿哥種痘檔》記載: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乾隆皇帝的第十五個兒子永琰(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種痘,首先欽天監按十五阿哥的八字查好種痘吉時,奏請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後在圓明園五福堂設立一個封閉性的臨時種痘護理所,除了四名大夫晝夜值班觀察外,還設十幾個太監侍候。種上痘的十五阿哥,被置於秘室中,為了避光,四周都用黑、紅兩色氈子圍住。此外,在旁邊的房間,還專門設堂,供奉天仙娘娘、痘疹娘娘、眼光娘娘、痘兒哥哥、藥王、藥聖、城隍、土地等,以祈求諸神的保佑。御醫每天三次為十五阿哥把脈觀察,及時將情況記錄在案。半個月後,十五阿哥終於渡過種痘歷程,一切症狀消失後,走出了不見三光(日、月、星光)的暗室,皇后及十五阿哥的生母慶妃前來拈香探視後,還舉行了盛大的「送聖」儀式。 
    這種先進的種痘疫苗法,康熙不僅在宮中推廣,而且在八旗中普遍實施,甚至推廣到漠南、漠北蒙古。當時在京的西洋傳教士殷弘緒在寫給一位歐洲教友的信中曾見證了1724年,康熙皇帝派人給蒙古推行種痘法的事情,並說效果很好,御醫們回來時帶了病家為表示感激送的韃靼(蒙古)盛產的許多馬匹、皮毛。康熙皇帝談及此事時曾說:「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子,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得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喀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全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哉?」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清宮又爆出驚人消息:慈禧太后的獨生子,不到二十歲的同治皇帝駕崩養心殿。 
    少年皇帝的死因,引起了朝野種種議論與猜測,基本上分為兩種說法,其一說同治皇帝是死於梅毒或疥瘡。比如印鸞章在《清鑒》中就認為同治「終歲獨宿乾清宮,內侍有陰導帝以微行者,起居多不律,因以致疾。」《清代野史大觀》中提到,同治皇帝「與貝勒載澄尤善,二人皆好著黑衣,娼寮酒館,暨攤肆之有女者,遍游之。」「又不敢至城外著名之妓寮,恐為臣下所睹,遂專覓內城之私賣淫者取樂焉。從行者亦惟一二小內監而已。人初不知為帝,後亦知之,佯為不知耳。久之毒發,始猶不覺,繼而見於面、盎於背。傳太醫院治之,太醫院一見大驚,知為淫毒而不敢言,反請於慈禧是何病症,慈禧傳旨曰:恐慌天花耳。遂以治痘藥治之。不效,帝躁怒,罵曰:『我非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醫奏曰:『太后命也。』帝乃不言,恨恨而已。將死前數日,下部潰爛,臭不可聞,至洞見腰腎而死。」直到今天一些學者的著作中,還在持「花柳病」說。 
    另外又有人說同治皇帝死於天花。這主要來自官方的記載。《清穆宗實錄》中提到過同治皇帝在上諭中自謂「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認為同治帝實系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另外曾任同治帝師傅、時任弘德殿行走的翁同在日記中也記錄了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同治皇帝到底所患為何病?官方與民間說法孰是孰非? 
    一百年以後,人們在清宮秘檔中發現了當時御醫記錄下來的皇帝「醫案」,這份檔案上詳細記錄了從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三十日發現出痘,到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駕崩,每天御醫顧德立、莊守和診斷用藥的全過程。其間共歷時三十七天,每天診視少則一二次,多則三四次。每次診斷脈案及用藥方均有詳細記載。該檔案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首診記錄:「脈息浮滑數而細,系風瘟閉束,陰氣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發燒……皮膚發出疹形未透。」到十一月初一日,開始出現天花明顯症狀:「疹形透出,挾雜瘟痘」,「顆粒透出,系屬天花二朝之喜。」此後,不斷出現痘粒,並開始收漿結痂脫落。但到了十一月二十日以後,病情突然惡化,「濕毒流聚腰間,紅腫潰破流膿水。……痘後餘毒濕盛。」之後,雖然「痘痂俱落,而腰間潰孔,左右臀部潰孔……」,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皇帝「六脈已絕」,崩逝。 
    這份珍貴檔案頗值得玩味,顯然同治皇帝的病因是天花,但從十月三十日發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基本已得到控制,痘痂結收脫落。而此後突然又流毒繼發,而部位集中腰臀,潰爛流膿,此後續發的失眠多夢、遺精尿血等併發症狀與梅毒晚期頗為相似,引人聯想。因此,也有人據以認為少年皇帝實患有梅毒,而天花只不過是引起他迅速死亡的一個誘因。 
    談到同治皇帝,總會叫人聯想起當年的順治帝。兩個都是年紀輕輕便死在養心殿,經歷與處境也有幾分相似。比如兩人都是在六歲左右就繼位登極,繼位後都有過一番傀儡皇帝的生活,順治受制於攝政王多爾袞,同治則受掣於垂簾的兩宮皇太后。兩人的性格與體質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只不過論起才學與刻苦,同治要略遜一籌。同治皇帝也是個內心空虛、性格古怪的少年天子,他似乎對於上天的安排很不適應,骨子裡對宮中生活極度厭倦,甚至暗中反叛。他不愛讀書,醉心於一些遊戲,因此才引起了民間種種關於他偷偷溜出宮,出沒於酒樓、戲園、妓館等民間場所的傳說。 
    檔案記載:正當同治重病期間,清宮中繼續了二百多年前曾經上演過的傳統祈禱沖災迷信儀式:為了給病中的皇帝沖災。僅十一月間,清廷就以同治皇帝及慈禧太后的名義多次頒旨下詔,除大赦天下,還大量授官進爵。在宮中,大臣謁見皇帝,要先請安「送天喜」。然後脫下官服,「易花衣」,以紅絹懸於當胸。痘神娘娘的偶像又被從大高殿迎到養心殿中供奉,為病危的皇帝祈福。「王貝勒及內務府諸臣皆有執事,宮內皆掛紅聯,內監無職者皆紅衣也。」然而一切儀式終究沒能救回同治皇帝的命。 
    這裡人們不禁會問,按照清宮的阿哥種痘制度,同治皇帝應該是種過痘的,為什麼還會死於天花?同時,人們又會想起同治皇帝的父親咸豐皇帝,他也曾受到過天花的襲擊,臉上留下了永久性的瘢痕。父子兩個人都遭受過痘神的襲擊,一死一傷,原因何在?對於這一疑問,現存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兩個人做阿哥時,都種過痘,但顯然沒有起到作用。畢竟傳統的種痘方法並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有效。另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宮中阿哥種痘制度在嘉慶以後已形同虛設,同治皇帝,甚至他的父親咸豐皇帝,做阿哥時很可能並沒有真正的種過痘。從現存的清代檔案保存情況來看,乾隆以後阿哥種痘的記錄無一所見,如果不是佚失的話,很容易使人對乾隆之後宮中阿哥種痘制度的執行產生懷疑。 
    同治皇帝之死還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就是進步與落後。中國傳統的種痘疫苗法,一度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據記載,康熙時期,俄羅斯曾派人專門到中國學習種痘法。後來這種方法又由土耳其傳入了歐洲。1786年,英國人詹納在它的基礎上發明了詹納法,也就是後來的牛痘疫苗法。這種先進的牛痘法嘉慶年間已傳入中國,但官方推行的還是傳統的種痘法。如果當時清政府善於引進學習,將先進的牛痘疫苗法引進宮中,也許同治皇帝就不會死了。保守就意味著落後。據此,某種意義上說,同治死於天花,毋寧說是死於落後。 
     


第四部分
第66節 真龍天子的醫療與保健
    在封建社會,皇帝貴為天子,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位歷來就是繼承者們夢寐以求的對象,爭奪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顧親情的血腥廝殺。皇位來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們一生中的頭等大事。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應該就是保命了。 
    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與封建社會的所有皇帝一樣,不惜一切代價尋找名醫和名藥,這些名醫和名藥也就成了所謂的御醫、御藥。太醫院是為宮廷服務的,御藥主要是皇帝、皇后和妃嬪們吃的,因此御醫和御藥就有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內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今天仍然保存著大量清宮御醫、御藥的原始檔案,可以幫助我們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 
    關於宮廷醫療機構的設置,據《漢書》記載,黃帝時已有岐伯,管理宮廷醫藥的事情。周朝設有醫師、上士、下士為帝王及卿大夫行醫治病。秦漢時也曾設有太醫令、太醫下大夫、翰林醫官等職官。到了金代,開始用太醫院這一名稱,隸屬宣徽院。元代,太醫院開始成為專門的宮廷醫療機構。自此以後,各朝都設有太醫院,直至1911年清朝滅亡。 
    清順治元年(1644),清朝的太醫院,最初設在北京正陽門東江米巷,也就是後來的東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該院有大門三座,均向西。用黑漆書寫「太醫院」三個大字的匾額懸掛於大門之上。大門前為門役的住房。左為「土地祠」,右為「聽差處」。太醫院內有大堂五間,是主要的活動場所,大堂內懸掛著康熙皇帝御賜著名御醫黃運的詩文:「神聖豈能再,調方最近情。存誠慎藥性,仁術盡平生。」大堂左側,有南廳三間,是御醫辦理公務的處所。大廳右側是北廳。後面是先醫廟,外門稱欞星,內門稱鹹濟,殿名景惠,南向,殿內供奉著伏羲、神農、黃帝的塑像,有康熙御書「永濟群生」匾額。先醫廟外北向為藥王廟,廟裡有銅人像。連接大堂的過廳是二堂,後面還有三堂五間。 
    光緒二十七年(1901),依照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第七款,將東交民巷劃為各國駐中國的使館區,使館區範圍內的中國衙署都必須按時搬走。太醫院只得暫借東安門大街御醫白文壽的宅子應差。不久,又暫移至北池子大悲觀音院。光緒二十八年,才於地安門外皇城根、兵仗局東建立新的辦公衙署,其建築規模較之從前要簡陋許多,現在遺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門形式,難以再現。太醫院在紫禁城內東牆下、上駟院之北,設有待診、休息的處所,舊稱「他坦」,歲月流失,現也傾毀無存。 
    太醫院為五品衙門。醫務人員都有相應的職位,堂官稱為院使,相當於院長,為五品官,副職稱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屬官員有御醫,官居八品。雍正七年(1729)規定:御醫均受正七品,許用六品冠帶。還有吏目、醫士、醫生等,這些人員享受從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稱御醫(又稱太醫),各醫官的品級,歷朝稍有變動。歷朝御醫人數,略有增減。以光緒朝為例:有御醫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醫士二十人,醫生三十人。這些御醫全部是漢人。 
    太醫院的御醫,來自全國各地,從各省民間醫生以及舉人、貢生等有職銜的人中,挑選精通醫理,情願為宮中效力的人,量材錄用。如在康熙年間,同仁堂的創始人樂顯揚就曾擔任太醫院吏目一職。此外,太醫院還設有教習廳,培養醫務人材,由御醫、吏目充當教習。學習的內容有《類經註釋》、《本草綱目》、《傷寒內經》、《脈訣》等專業知識,經過六年寒暑通過考試合格,才能錄用為醫士或醫生。 
    雖然在康熙年間已有西藥進入宮廷,以後歷朝也引進了西醫、西藥,但太醫院主要是以中醫、中藥為皇帝和妃嬪診脈開藥。康熙三十三年(1693),康熙因患瘧疾,就服用過法國傳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雞納,也叫奎寧。光緒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四日,法國駐華公使館多德福醫生也曾為光緒診病開藥。儘管如此,在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從骨子裡還是相信中醫、中藥。正因為如此,中醫、中藥始終是太醫院的主導醫療手段。我們給大家講述的御醫、御藥基本上就是中醫、中藥。 
    太醫院按醫術分類設科,清朝初年為十一科,康熙朝和並為九科,分別是:大方脈、小方脈、傷寒科、婦人科、瘡科、針灸科、眼科、口齒科、正骨科。同治、光緒時期,又合併為大方脈、小方脈、外科、眼科、口齒科五科。各科都有專科醫生。 
    太醫院御醫,日常在紫禁城內東牆下的待診處輪流值班,隨時聽候太監的召喚,為皇帝、妃嬪看病、配藥,同時,也擔負一些其他與宮廷有關的醫療事務。這是其主要職責。此外,太醫院還承擔王公、公主、駙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醫療服務,這些人遇有疾病,太醫院奉旨派醫官前往,並將治療經過向皇帝奏報。在外地的公主、駙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攜帶藥品前往診視。軍營、文武會試,就連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醫院也要派人前往應差。 
     


第四部分
第67節 記錄皇帝病情的宮中脈案
    記錄皇帝病情的宮中脈案 
    清朝太醫院,御醫的醫事活動,無論在宮中,或在宮外,凡是經過他們診治的人,都有專門的檔案紀錄診治情況,如《脈案》、《病源》、《用藥底簿》等等。這些檔案類似今天的病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的清代宮廷醫案,總數約有四萬件。但是這些病案一直被深藏宮中,究竟皇帝、皇后及其妃嬪等怎樣看病,御醫又如何為他們施藥護理,等等,一向是神秘莫測的。 
    這些檔案的內容包括皇帝、皇后、妃嬪、皇子、公主、太監、宮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的原始診病記錄、配方密本、御藥房的各項記錄,皇帝有關醫案的朱批,等等。皇帝或皇后起居注及歷朝實錄、內務府抄件、歷朝名臣文集筆記,也大量記載著皇帝及宮中重要人物的治病過程。同治皇帝患天花,從發病到病死,二十六天記錄成冊,無任何遺漏。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醫案中詳細記錄了御醫李德立等共同會診「外用熨洗」法為同治皇帝進行治療。所開出的藥方是:「木香一兩,當歸一兩,肉桂五錢,生附子五錢,川貝五錢,草烏五錢,蒼朮五錢,斷龍骨五錢,白芷一兩,山甲五錢灸,乳香一兩,透骨草一兩。」效果如何,我們姑且不去管它。 
    按清宮的規定,給皇帝看病的御醫都由御藥房太監帶領,先給皇帝問過聖安,然後才能把脈、問病、開方,開好的藥方,要與太監一同去御藥房取藥,藥方的內容和御醫、太監的姓名,都要記錄在案,並抄寫所開藥方的藥性、治療方法,並署上御醫、太監的名字,進呈皇帝御覽。然後登記入冊,並由專人保管,作為憑證,以備查考。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醫開的藥方都要分抄給內務府大臣們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還要抄給軍機大臣一份。」這些藥方大多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軍機處等檔案全宗中。 
    不僅如此,如果皇帝患病,醫治無效,以致死亡,就是所謂「龍馭上賓」,御醫及其相關人員就要受到處分。如同治皇帝死後,奉慈安、慈禧皇太后懿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太醫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莊守和,均著即行革職,帶罪當差。欽此。」後來光緒帝死後,太醫院院使張仲元、御醫全順、忠勳等,也受到同樣的處分。這使御醫和相關人員一直在謹小慎微、擔心害怕的心態中工作。不過,處分畢竟是例行公事,沒過多久,受過處分的御醫又照樣行醫了。 
    說起皇帝吃藥,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首先煎調御藥,必須由太醫院御醫與太監在御藥房一同相互監督。兩服藥和為一服,因為藥煎好以後,要分為兩杯,一杯由主治御醫先嘗,後院判、內監也得分別嘗試,確認沒有問題,另一杯才能進奉皇帝服用。如果配製藥品不依照原方,及未開明藥名品味份量或雖開而遺漏舛錯的都將以「大不敬」論罪。乾隆五年(1740)以後,為了方便起見,各宮都設有藥房改由內臣負責煎藥,就連皇帝也不在御藥房煎藥。末代皇帝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宮的藥房煎藥。永和宮是端康太妃(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藥房比其他太妃宮裡的藥房設備都好,是繼承了隆裕太后的。 
    御醫為皇帝看病的處方用藥、御醫姓名,都要一一登記入冊,建立專門的《萬歲爺用藥底簿》以備查考。皇太后、太妃、皇后、妃嬪,就連宮中太監、宮女等,有病診治,也是如此,只不過一般不立個人專冊,而是以某宮若干人共為一冊。如光緒八年(1882)二月十七日「長春宮總管、首領、太監等用藥底簿」。但也有例外,慈禧太后寵信太監李連英就建有個人專冊。 
     


第四部分
第68節 皇帝和妃嬪的日常保健
    長生不老,是歷代皇帝夢寐以求的願望。除了有病吃藥,就是保健。他們不遺餘力地尋找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可是,由於當時的科學水平有限,加之封建迷信和愚昧,很多帝王走上了歪路,他們把道士煉製的所謂仙丹視為寶藥,長期服用,結果適得其反,中毒早死。據記載歷史上就有十幾位帝王因吃丹藥致死,清朝的雍正皇帝一反常規,親筆書寫十幾份內容相同的諭旨,要各地督撫大吏遍訪神醫、道士,結果吃了道士煉的丹藥中毒死亡。但從中可以看出帝王們是如何奢望長生不老。 
    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可能是最幸運的,乾隆皇帝享年八十九歲,為歷代帝王高壽之冠。慈禧一輩子為了權力,長期用於心計,她也活到了七十四歲,在當時可以說是很不容易的。乾隆皇帝為此非常得意,相繼刻有「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年之寶」等印章,以志其壽之長。這大概是乾隆和慈禧都認識到了吃丹藥的危害,尤其是乾隆,他父親雍正吃丹藥致死,給他的教訓極為深刻,不再去吃什麼仙丹,而是服用真正的保健品。據研究,他經常服用養生保健品,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乾隆醫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經常服用補益與長壽的保健品,如龜齡集、龜齡酒、松齡太平春酒、椿齡益壽藥酒、健脾滋腎狀元酒、丸劑健脾滋腎壯元丸、密壽固本仙方等。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也就是在他年逾花甲、壽至耄耋時還經常服用一種名叫八珍糕的保健食品。其方組成為:黨參二兩,茯苓二兩,白朮一兩,薏米三兩,芡實三兩,扁豆三兩,□□三兩(檔案殘缺),□□三兩,白糖八兩。合在一起,研成末,同白米粉蒸糕。年老的人,飲食起居沒有規律,百病易生,而八珍糕具有不寒不熱、平和溫補、撫養脾胃、益氣養血之功效。既是食品,又是補品,乾隆晚年經常服用八珍糕是再合適不過了。 
    光緒十三年(1887),正是慈禧太后二度垂簾聽政的年代,這一年慈禧53歲,日常神情已漸入老態,且患有消化不良、氣血不足、行動眩暈、體乏無力等症。九月十四日總管太監李連英奉旨由同仁堂傳來如意長生酒,具體應用為:陳存捐性加減史國公酒四十斤;陳存捐性加減五加皮酒六十斤;鮮木瓜絲酒十斤;外兌木瓜酒一百斤;以上共合一處,蒸淋入缸內,數年捐妥用之(捐性、捐妥,意為清除副作用)。此酒除風祛濕、化食止渴、疏通血脈、強筋壯骨,長期服用,可「得心如意,益壽延年。」慈禧太后服用後,精神大為好轉,李連英奉承老佛爺顯得年輕多了。 
    有病治病,無病早防是清宮日常保健的重要方面,無病、小病、換季的時候都要進行調理補養,分季節進行調理養身,是中醫的傳統,只是清宮更加講究,力求完美罷了。在清代宮廷醫案中,分季節使用的保健類藥品,調治兼顧,尤其自道光朝開始日漸普遍。保健品有飲料和丸、散、膏、丹等種類繁多,僅以代茶飲為例,代茶飲就是宮中常用的保健品,應當強調的是,代茶飲不是用茶葉沖泡而成,而是由各種藥物組成。在清代宮廷醫案中,應用代茶飲的記載很多,其藥物組成多寡不一,治療作用各有不同,應用範圍廣泛,頗受宮中之人歡迎。歸納起來,代茶飲有:解表類代茶飲、清熱類代茶飲、去暑類代茶飲、溫中類代茶飲、補益類代茶飲。僅以補益類代茶飲為例,此類代茶飲屬滋補劑範疇,主要作用於補氣、補血、滋陰等虛損症。道光八年(1829)十二月十三日御醫診得:「全貴妃脈息漸緩,原系大病初癒,元氣未復,今屆大寒節令,恐傷正氣,議用代茶飲」。其配方是:「人參三分,黃□三錢,甘草五分,水煎代茶。」此茶人參、黃□、甘草並用,可起補氣之作用。 
    清代宮中除了患病時由御醫開方用藥外,對於日常防病的方藥也甚為留意,無病、小病、換季之時,常用方藥製成丸藥服用,以達到預防與調理之功效。其實這些方藥與民間家常小方相似,但就是因為宮廷成藥是以皇帝、妃嬪為主,毫無疑問,為他們提供的藥品質量應該是上品,具體體現在:選藥地道,炮製得法,製作精細,所謂「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則在宮廷中得到無以復加的體現,療效自然就高。僅以清暑益氣丸為例,嘉慶朝華妃「素有氣血兩虧舊症」,嘉慶八年(1803)五月初七日經御醫塗景雲、張鐸診治,認為「時屆暑令,議用清暑益氣丸補氣養血,除濕健脾,長服調理」。其方為人參六錢,葛根五錢,五味子五錢,灸□八錢,青皮四錢(炒),澤瀉一兩,蒼朮五錢(炒),麥冬一兩,焦白朮一兩,神曲一兩(炒),黃柏五錢(酒炒),陳皮五錢,歸身一兩,升麻三錢(灸),灸草二錢,合為一起,研成細末,再製成蜜丸,重三錢,每天早晨服一丸,開水送下。御醫開出此方製成丸藥用於華妃,暑日常服,既補氣養血,又可清熱益氣,防病治病兩兼顧,實為妙品。 
     


第四部分
第69節 御用藥材
    皇帝看病、吃藥非同小可,御藥、御藥材的採購同樣重要。清宮對御藥、藥材的採購和管理有極為嚴格的制度和規定。按照清宮的規定,宮內設有御藥房,是採購、保管、供應宮中藥品的專門機構,也是太醫院專門的藥庫,由專門的管理大臣負責,還有主事、司員、庫掌等官員。配藥的叫「蘇拉醫生」,其實就是差役,有四十四人,還有招募的「民間醫生」十七人。時至今日,宮中御藥房仍給我們遺留下不少珍貴的實物,如當年宮廷備用的牛寶、馬寶、猴寶、狗寶、蜘蛛寶等罕見的名貴藥材,同仁堂製作的藜峒丸、紫金錠等藥物,(圖四:同仁堂製作的藜峒丸、紫金錠成藥)有設計精巧、攜帶方便的藥袋、藥櫃,早期西洋傳教士進獻給康熙皇帝的西藥和葡萄酒。從當年御藥房配製丸散膏丹的器皿和模具來看,西醫科學在太醫院已經廣泛應用,如大型精細的人體解剖模型,化驗用的顯微鏡,消毒用的蒸汽發生器,以及近代的一些西洋成藥等。 
    清王朝的宮廷用藥十分龐雜。除皇帝、妃嬪等外,還有大批太監、宮女、侍衛等,總計萬人以上,這些人的醫療保健用藥量已經很大,再加上皇帝隨時賞賜群臣和急用的藥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驚人。而且對藥材的品質要求非常講究,要求如此嚴格的這麼多藥材,又從哪裡來呢? 
    當然,皇帝要採購多少好藥材也不是一件難事。為了確保藥材的數量與質量,清廷制定了一整套嚴格的規定。凡是出產藥材的各省,每年必須按規定由藥商給皇宮進送藥材,並且在這些省區安排專門的官員承辦。如康熙十三年(1674)浙江布政使陳秉直就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辦理宮中藥材。 
    各省督撫大吏,為了討好皇上,將當地一些上乘藥材,每年按例向宮中進貢,如雲南的茯苓,廣東的桔紅,四川的冬蟲夏草等等。此外,遼寧、吉林等地山中產參,全部被清廷所控制,不得隨意私挖。入山採參,要經戶部發給信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許可證,否則按違法論處。可想而知,平民百姓有病哪能用上好藥。 
    御藥材的採買主要來自北京一些藥商,這樣就更為方便、快捷。根據清宮檔案記載,北京同仁堂就是供奉宮中御藥的重要商號。雍正元年(1723)《上諭檔》記載,雍正皇帝欽定:「同仁堂供奉御藥房需用藥料和代制內廷所需各種中成藥。」並規定每三個月進藥一次不得有誤,歷年如此,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每次進藥情況都有詳細記載,如道光二十年(1841)同仁堂藥商張大鏞七月至九月承辦的御藥有一百一十七種,重二百一十六斤十二兩八錢;十月至十二月,又進一百五十種,重二百五十二斤七兩。同仁堂不僅供應御藥房生藥,後來它的丸散膏丹配方,也被抄錄宮中。現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保存有光緒十一年(1885)六月初四日《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一冊。全書首列碧雲散,尾載益壽比天膏。其中有內科配方硃砂安神丸等七十四種,外科配方生肌散等四種,婦科配方七制香附丸等四十六種,兒科配方爛積丸等六種,傷科配方黎峒丸等兩種,喉科配方清咽利隔丸等三種,眼科配方黃連羊肝丸等九種,共計一百零二種。各方中之藥味、重量、配製方法,都一一分別標明。這應該就是人們所說的清宮秘方。有意思的是,也許因為該藥號的誠信,除藥物之外,有時甚至連宮中筆墨、紙張等用品也讓他們承辦。 
    各處送來的藥材,由御藥房管理藥庫的官員驗收後,存放生藥庫。藥材合格經驗收官員簽發單據,藥商才能到戶部領取銀兩。生藥庫收到藥材後一律交管理藥庫醫官查驗,經過挑選交給御藥房,再由醫生炮製備用。買辦藥材和發放藥品名稱,藥房領用紙張銀兩及配方等,在御藥房醫藥檔案中都有詳細記錄。 
    中藥材中的不少種類要經過炮製以後才能入藥,沒有炮製前叫生藥,炮製的好壞,對藥性影響很大,弄不好治病的效果會大打折扣。這少不了又有相應的制度與規定,來保證炮製的質量,因此選藥地道,炮製得法,製作精細,所謂「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雖貴,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則在宮廷中得到無以復加的體現。中藥的炮製有的是在紫禁城的御藥房進行,有的是在供藥商號進行。 
    為了保證炮製的質量,按照宮中御藥房的規定,同仁堂派有專人承辦內廷用藥這一皇差,承辦人持有內務府頒發的專用「腰牌」,以便隨時進出紫禁城。由於有了這份官差,可以進出宮禁之地,又是進奉藥物,出不得半點差錯,所選之人必須非常可靠,這就要求擇人十分謹慎,審查也十分嚴格。同治四年(1865)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藥商張洪病故,招新商張景雲頂替時,由同仁堂擔保,送御藥房驗明身份,才發給腰牌。 
     


第四部分
第70節 伴君如伴虎的御醫
    清代皇帝、嬪妃日常的醫療與保健,都離不開御醫,御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當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京,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於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難大症,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清代歷朝皇帝、妃嬪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並存,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癒,反而責怪御醫無能。御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施以賄金,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於醫術的太醫,由於多方掣肘,也難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繼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雲,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得,尚不夠賄賂之所出。加上宮禁之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衝,難以逃脫。一藥誤投,生死所繫,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至聞訊遠遁,希望能夠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太醫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民間流傳著「御醫難當」、「伴君如伴虎」的說法,並非虛言,可其中甘苦,人們又知道多少呢? 
    現僅舉數例,御醫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宮中治病,皇家對於療效至為強調。倘若治療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嚴詞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奉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復發症,病勢已竄至左右臀,內通大腸,散發一股惡臭,濃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嚴重。孫之鼎等御醫束手無策,只得如實奏報。康熙帝對此非常不滿,在孫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醫又如何經受得起。乾隆二十年(1755),太醫院院使劉裕鐸領旨治療侍衛內大臣伯依勒慎傷寒發疹之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病情加重,劉裕鐸急忙上呈奏折報告皇上。乾隆帝聞訊,立即降旨內務府總管大臣王常貴:交給他們一個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著點,去守著他們,看是如何治病的。顯然乾隆帝極為不滿。又如光緒帝死前一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久治不愈,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時常對御醫惡語相加,發洩不滿。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在自述病原中諭示:「近來耳堵鳴響,日甚一日,幾不聞聲,屢服湯藥,寸效全無,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歎矣!」此類惡語,比比皆是,足見光緒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說明宮中御醫治療效果不佳時,所受申斥之嚴厲。顯然,宮中對於治病療效特別強調,御醫治療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醫自詡,有關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宮醫案中隨處可見。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醫張獻等人治療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氣健脾丸藥,有補脾助消化之效,著每日早晨將一錢藥以小米湯同時服下,想必有益。著由御藥房取藥試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補藥及人參等。」自然,病後調脾及防止濫用人參均有合理之處,但其論示不合醫理,御醫又怎麼敢不遵旨照辦。皇帝開方,也並非全都不合醫理,也有湊巧治好頑症的時候,如乾隆十九年(1754)閏五月初九日,對醫術頗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額頭生有一個黃豆大的瘡,親自朱批下藥:「著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癒了。再如光緒皇帝對把脈開藥就屬於一知半解。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的一天,光緒帝在御醫給他自己開的處方上寫道:「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復見於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兩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此類光緒帝欽定的藥方在其脈案中隨處可見,當時不管是否對症,御醫也得遵旨使用。 
    (三)當然,御醫進劑獲效,皇帝也褒獎有賞,以資鼓勵。雍正七年(1729)三月二十三日,太醫院院使劉裕鐸治好了大臣侯陳泰的傷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陳泰病症難為,經劉裕鐸診治痊癒,著賞記功一次。皇帝有賞,自然有助於日後的加官晉級。可就是褒獎,其處境有時也並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后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蘇名醫,慈禧患病,應召入京。經精心治療,效果頗佳。慈禧病癒後,特賜「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給薛福辰。大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准他即時出京,因為在慈禧大病初癒之後,還須舊恙全無,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他只得在京耽擱下去。不料其間,小女竟在家鄉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萬分,有言難訴。「伴君如伴虎」這句話,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對清宮醫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一致認為:清代御醫,大多是醫理精通,經驗豐富,獨具特色的醫學家,曾為祖國醫學寶庫添加了光彩。清宮醫案不僅吸收了歷代名醫經驗,而且薈萃了民間驗方的經驗,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清代宮廷醫療與保健檔案資料的發掘、整理和研究,是開拓繼承發揚我國傳統醫藥學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將會有廣受歡迎的清宮醫案被開發出來,造福億萬大眾。 
     


第四部分
第71節 金榜題名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藏千百種清代檔案中有一形制特殊的檔案:二十幾米長金黃色紙上,滿漢兩種文字墨書著皇帝的制書及某某皇帝某某年殿試考生成績排名,正中赫然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著巨大的「榜」字,年月時間處落款鄭重押著「皇帝之寶」。 
    這就是「金榜」。 
    金榜,或稱黃榜,皆因其書寫於黃紙上。又因為它是以皇帝名義下發的榜文,也有人叫它「皇榜」。金榜是中國封建社會科舉考試制度中最高一級考試——殿試的成績排名榜,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見證。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古代知識分子人生成功境界的頂峰。然而,要達到「金榜題名」,卻非易事。在輝煌的金榜背後有著種種離奇古怪的關於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悲歡故事。 
    中國封建時代,「入仕」基本有兩個主要渠道:秦漢時期實行「舉薦」,任官以德能為主,層層推舉「孝廉方正」。魏晉以降,門閥、宗派、裙帶等現象日熾,舉薦制度的公正與純潔受到挑戰,推行日難。隋、唐間,政府開始嘗試公開考試任官,這種方法稱「科舉」。之後一直被歷代封建統治者視為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直至清末。 
    「金榜題名」是科舉時代讀書人成功的一個標誌,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就要通過漫長的層層考試與淘汰的磨練。 
    考童生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在清代,任何一個立志走科舉正途(當時人們稱科舉出身的人為「正途出身」)的人,童試前社會身份為「儒童」,俗稱童生。童生考試一般要經過三次正規的考試。每年二月童生匯聚縣裡,參加「縣試」。屆時童生先期向本縣署禮房報名,填寫姓名、籍貫、三代履歷以及相關保結,而後准考。考官通常為本縣知縣。縣試一般考五場,每場一日。錄取名額以縣大小定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縣試後,四月間,童生赴州府,參加「府試」(直隸州、廳試同)。府試考官為知府,或直隸州、直隸廳同知。錄取者獲准應考院試。院試考官為各省學政,每年例行巡視下屬各府縣學「臨案觀風,出棚考試」。院試通過後,士子的社會身份便由「童生」變成「生員」,俗稱「秀才」。 
    做到秀才,可以說在科舉道路上已邁出堅實一步,其社會地位與經濟生活等方面都有所變化提升。清代秀才享受一定優惠政策,順治皇帝在順治九年(1652)時明確諭示:「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除丁糧,厚以廩糈」,「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也即是說:秀才可以「入泮」學習,為下一步參加舉人考試做準備。官學中士子一切費用由國家支付。此外,秀才的官役與差徭也被一一免去。如果秀才觸犯刑律,官方在量刑時會比普通百姓要輕。 
    清朝定制,每逢子、午、卯、酉之年為鄉試的「大比之年」。鄉試通常在八月舉行,故稱「秋闈」。考官一般由皇帝欽派。考試地點在各省省會的貢院舉行。大清帝國鄉試分兩京(順天、南京)十三省,加起來全國共有十五個鄉試考場(後來變成了十六個)。參加鄉試的秀才每省都在幾千人,有時甚至還會發生考貢院內考試場地不夠用的情況。嘉慶九年(1804),由於宗學一體參加順天鄉試,原順天貢院的九千一百多個號捨不夠用,監試署給事中皂麟等上奏說:「本年科舉共九千二百餘名,又因三場並試翻譯四百餘名,不敷坐用。因將彈壓等處席棚編列坐號,防範難周,懇請將翻譯鄉試更定日期。」鄉試為典型的封閉式考試,屆時貢院內外戒備森嚴,院中建有明遠樓,四隅也有t望樓,人在樓上全闈內外形勢悉在目中,可隨時稽查士子有無私相往來,及執役人等有無代為傳遞關通之弊。士子入場後,關閉大門,高牆與外隔絕。圍牆上遍鋪荊棘,內棘牆高一丈,外棘牆高一丈五。在順天,順天府會派巡察御史滿漢各六名,及五城兵馬司率領兵丁往來巡視;而在各省,督撫派軍隊於四周各段駐守巡邏,以防干擾與作弊。參加考試的秀才們每人分到一單間考屋,稱「號捨」。白天應試晚上睡覺,盡在其中。鄉試通常要考三場,每場三天。每場考試中間秀才不得離開「號捨」半步,因此考生要備足乾糧漿飲。當然不許隨帶違禁藥品。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鄉試時,有謝增生等兩位秀才,偷偷將鴉片煙槍帶進了考場,被發現後受到重處。 
    鄉試通過者,稱「舉人」。舉人便獲得參加每三年一次在京舉行的會試的資格。會試也是三年一考,一般定在每屆鄉試後的第二年(定制丑、辰、未、戌年)春季。各省舉子入京趕考,由國家統一安排發給「舉人水腳費」,並由各省提供舉子們插有「禮部會試」小黃旗的驛馬「公車」,一路迤邐,浩浩蕩蕩地由盧溝古橋湧進北京。清代會試地點一般設在順天府貢院。與鄉試一樣,會試也是考三場,每場三天。淘汰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會試發榜後,榜上有名者得到「貢士」稱號。 
    會試後,接下來的殿試為等額考試。雖然所有參加殿試的人都將金榜題名,但是,金榜上題名的次序將直接影響每位進士今後官運的走向,同時對自尊也是個挑戰。清代殿試排名分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曾國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的進士,殿試成績不很理想,只排名在第三甲中,也就是說是個「同進士出身」。按例三甲進士不能留京做官,要放外任。當年曾國藩走路子托人,費盡周折才進了翰林院留在了北京。但「同進士出身」始終是他心中的隱疼。後來,他做兩江總督時,一次宴客做對子。座中有人出「如夫人」,另一個姓李的應對「同進士」。頓時曾國藩臉色遽變。 
    清代殿試一般在保和殿舉行。試題由皇帝親出,閱卷大臣盡由一品大學士與六部尚書們組成。嘉、道以前,皇帝有時會親自升殿監考。殿試畢,按例要舉行盛大的傳臚典禮。屆時,皇帝坐殿,王公大臣們都到位列班,新科進士們也都穿著朝服,頭戴三枝九葉冠,列隊前往接受皇帝的檢閱。傳臚官在隆重的禮樂聲中依次唱名新科進士,進士們應名出班列隊,向皇帝行禮。傳臚後,新科進士正式產生,禮部將填好的金榜張貼在長安街頭詔示天下。 
    傳臚後還會舉行一系列的慶典,進士們不但要入宮赴「榮恩宴」,還將與老師同鄉等搞各種「團拜」。最後進士們還得前赴國子監(全國最高學府)參加隆重的「釋褐禮」。釋褐,就是脫掉了百姓的衣服,標誌著成為「公僕」。進士們的名字還會被刻在太學前的進士題名碑上,與日月同輝,天地齊壽。 
     


第四部分
第72節 金字塔下落榜多
    在清代,孩子們一生下來,即被灌輸科舉文化。啟蒙讀物之一就是大宋真宗皇帝趙恆所做的《幼學文》,詩中云:「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公開鼓勵人們從小就為「金榜題名」而奮鬥。 
    科舉的進步之處就在於「使草野寒酸登進有路,不假憑藉,可致公卿」。在清代,朝廷一向稱科舉為「掄材大典」,標榜「珊網無漏」,「選無遺珠」,目的就是欲舉天下之賢智才能,鹹納於其彀中。 
    但科舉的名額畢竟有限。在清代,一般全國秀才的名額約在兩萬五千名左右;鄉試錄取名額在一千五百名左右;會試錄取名額在二百五十名左右。從童試到會試,淘汰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對於寒窗青燈的士子們來說,層層淘汰的現實無法繞過。 
    有人做過統計,在清代,一個人從童試開始到殿試,前前後後要經歷大大小小各級考試(包括各種複試)至少十多次。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推論,必須建立在每一級考試都能一次通過的基礎上。而這種情況現實中十分罕見,更多的情形是,許多士子很可能在某一級的考試上原地踏步,蹉跎歲月。比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的殿試狀元,江蘇寶應(今寶應縣)人王式丹(1645—1718),二十來歲考上秀才,中舉人時已是五十八歲。換句話說,王花了近四十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從秀才轉變為舉人的路。王式丹還算是幸運的,最後終於「金榜題名」,而更多的士子則可能永遠「科場蹭蹬」、「窮經而死」。 
    「金榜題名」固然是人生喜劇的頂峰,但落榜者永遠是大多數。名落孫山對士子們來說,從精神到肉體都是一種煎熬。《聊齋誌異》的作者蒲松齡對此曾有過一番誅心的描寫:「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闈)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捨(考棚)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發榜)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志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以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報矣。」 
    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士子,為了「金榜題名」,依然義無反顧,前赴後繼。清朝二百多年間,「白髮童生」,「壽星舉人」現象十分普遍。康熙三十八年(1699),廣東順德百歲老人黃章由曾孫陪著千里迢迢來到京師會考。入考場時,老人家特意叫曾孫打著「百歲觀場」的燈籠在前引導,轟動了整個士林。嘉慶十八年(1813)兩廣總督蔣攸奏報上年廣東鄉試考生中,年上八十的有陳彭壽等十人;七十以上的如何章度等更是多達一百零二人。蒲松齡先生十六歲時就中了秀才,但此後在鄉試中卻屢戰屢敗。七十二歲時,還在頂風冒雪趕考,總算博得個歲貢的功名。悲喜交加之餘作《蒙朋賜賀》詩一首:「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也羞。」 
    科場上瞬息萬變,有時還會發生喜極生悲的事情來,包括意外事件。清宮檔案記載:嘉慶二十五年(1830)十月,兵部尚書豐紳濟倫等奏:江蘇武舉潘兆龍殿試不到。後查明「十月三十日在太和殿考試,是日黎明即騎馬趕赴,不意行至正陽門橋上,因石道水滑,馬失前蹄,跌傷左腿,發暈多時方能起立。即僱車拉往醫家調治,彼時因疼痛難忍,心慌意亂,未曾著人赴兵部呈報。」還是這一年武科殿試後,進行隆重的傳臚大典,狀元徐開業與探花梅萬清居然都沒有到班。於是兵部議奏請求嚴加處分。「查傳臚典禮攸關,徐開業等以草茅新進,未諳大典,不剋期進行禮,殊屬遲誤,相應據實參奏。」嘉慶皇帝還算開恩,沒有砍他們的頭,但狀元與探花還是丟掉了,而且還罰他們下一屆不准參加會試。 
     


第四部分
第73節 陰陽科場術
    道不行,而術生矣。為了盡快縮短到達幸福彼岸的路程,一些考生,尤其那些平時不用功而又好投機取巧的人,便開始打一些不規矩的主意。在清代,科場上的各種不正之風隨著時間的推移呈愈演愈烈的趨勢。 
    在清代,政府制訂有一整套的系統防範措施。比如,考官迴避、考場搜檢、試卷糊名彌封、朱卷謄錄等等規章制度,以防來自考生的作弊和官方的腐敗,保證科考的公平與公正。清政府對考生作弊的處罰很嚴厲。一旦被發現,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被枷號(在街頭帶枷示眾)三個月,然後發煙瘴(邊疆)地區充軍。據史載:乾隆九年(1744)因為科場作弊之風太猖獗,為殺一儆百,乾隆皇帝命大臣舒赫德等在順天府鄉試考場實施嚴打,所有入場的士子都遭到徹底的搜身檢查,果然查出了許多夾帶的士子,據當時目擊者記述,貢院內外一排排站滿了被枷號示眾的士子,一眼望不到頭。 
    清朝考生科場作弊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夾帶,即事先將應試資料藏在身上,混過搜身帶進考場。中國歷史博物館現藏有一件清帶考生作弊的衣服,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考試答題。另據報刊披露,前不久,在蘇州發現了一個清代考生夾帶的小冊子,體積很小,一粒米大的空間能寫下六個字。這兩種作弊工具據判斷應該出現在清末,因為道光、咸豐以前,士子入場的搜檢十分嚴格,不但解衣,還要脫靴。而印製蠅頭小楷作弊小冊子,同治以後才風行。當時人們一般將它藏在果餅、衣帶靴帽,或考籃筆硯等器皿的夾層中。《欽定科場條例》規定:「士子如有懷挾或頭場夾帶二三場、二場夾帶三場,俱於舉場前按律枷號斥革,父師一併究治。」「士子入場,衣服器具均經定有成式,違者在外截留。」當然,夾帶有時還包括其他形式,比如遞紙條等。嘉慶二十年(1815)江蘇巡撫張師載上奏說,海洲舉行童試,封門後,發現院內潛伏一人,後又在場內發現一名粘貼假號四外亂望的童生,一查原來二人是一夥,潛伏之人是給後者遞條子的。另外,由夾帶還衍生出許多其他內外傳信的各種方法,官方也十分重視。《欽定科場條例》規定:「考試屆期,凡舉場附近居民有遙點燈竿,連放爆竹及舉放鴿鷂、拋擲瓦等弊,即行拿究」。 
    除了夾帶,考生出錢請人假冒自己的名字入場考試的現象也十分普遍,清代人稱「槍替」。當時,照像技術尚未發明,考生身份主要靠官府與鄉里的文書保結來證明,想搞冒充,有一定的發揮空間。當時社會上存在著一些專門冒名頂替代考試的專業群體,人稱「槍手」。嘉慶二十年(1815)御史孫升長在寫給皇帝的一個報告中曾指出,「順天(今北京)一府為首善之區,其槍冒頂替尤不可不嚴為杜絕。近聞通州每屆二十開州縣童試之期,竟有不肖廩保串通學書門斗設立私局包攬頂替代。將近考試先將槍手窩在局不令外出,復於酒茶社色勾引諸童公然議價,視每縣考童人數之多寡定價之高下,議價後將諸童至私局,更相面議,以便場中尋覓。」這種中間掮客抽頭很高,竟高達童生支付費用的十分之三。那些槍手,多是經歷過科場的經驗老手,功底不凡。嘉慶二十五年(1820)廣西鄉試抓到一名叫饒覲光的「槍手」,其出身竟是「舉人撿選知縣」。「槍手」當然也十分危險,一旦被揭穿,僱傭雙方的刑罰都很重。嘉慶十六年(1811)浙江巡撫蔣攸奏報鄉試中抓到「槍替」案,結果查出潛縣童生席如恆僱請槍手韓仁裕進場代考,「議明取進後每人酬謝洋錢七十元。」對此,官府做出如下判決:「查例載學臣考試隨棚代考之槍手審實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僱人者與槍手「合依代考他槍手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地面充軍,僱請之人及包攬之人並與同罪例各枷號三個月發煙瘴充軍仍照各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面刺煙瘴改發四字。」 
    「場」內夾帶槍替畢竟太初級,風險也大。其實有時候,「場」外的操作會更有作用。雖然清朝明文規定「士子寅緣賄賂,交通關節者,從重治罪。」清初私受行賄之學政,甚至被腰斬,但此風一直沒有斷絕。雍正年間,湖北學政俞鴻圖,賄賣生員學額,贓私愈萬。被湖北巡撫王士俊參劾,訊實正法,被腰斬。雍正十二年(1747)上諭云:「學政科場,乃國家興賢育才之要政,十餘年來不聞有婪贓敗檢之劣員,以為試事漸次肅清。今觀俞鴻圖納賄營私,受贓累萬,則各省之學政是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蓋學政與督撫同在一省,學政之優劣,督撫未有不深知者,止因督撫有所請托分肥,必致瞻徇情面而代為隱瞞。俞鴻圖之貪婪藐法,非遇秉公持正之王士俊,未必即行參奏。又如昔年張廷璐在河南學政時,柔善沽名,非遇田文鏡亦豈肯據實參奏。各省若有考試不公徇情貪賄者,除將學政從重治罪外,該督撫必以溺職罪嚴加處分,諭直省督撫知之。」 
    咸豐八年(1858)戊午科順天鄉試,大學士柏為正主考,戶部尚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廷桂為副主考。發榜後,有滿洲平齡中式第七名。這個平齡素嫻曲調,曾玩票登台演戲。為此引起物議紛紛,說戲子亦會中高魁?御史孟傳金上奏劾平齡試卷朱墨不符,請特行覆試。咸豐下諭派載垣、端華等查辦,不准稍涉徇護。果然,磨勘官復勘平齡試卷,發現草稿不全,詩文內誤字疵謬太甚。同時還順帶發現應議之卷的人達五十名之多。柏先行革職,朱鳳標、程庭桂解任。之後,又在平齡案內審出兵部主事李鶴齡代刑部主事羅鴻繹勾通關節,囑買同考官編修浦安,更改試卷,並托柏家人關說柏等情節。輿論為之嘩然。九月十三日,咸豐下旨:「科場為掄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甚嚴。不意柏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曾任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且系科甲出身,豈不知科場定例,竟以家人求情,輒敢撤換試卷,既有成憲可循,就所供情節詳加審核,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柏著照王大臣所擬即行處斬,派肅順、趙光前赴市曹監視行刑。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著照例斬決以昭炯戒。副考官戶部尚書朱鳳標於柏撤換試卷,闈中並未查訊,出場後又不即行參奏,照例知情徇隱即應治罪,即止於失察亦應研訊,惟閱其供詞,尚無知情情弊,著從寬革職。」於是載垣等再會審程庭桂收受關節案。兩案歸並,涉及朝野上百人,釀成大案。 
    由於賄賂風行,還給一些不法之徒創造了機會。乾隆七年(1742),江西巡撫陳宏謀奏云:「江西積棍每年尾隨學臣按試各郡,假冒學臣親戚內幕,哄騙士民營求入學,講定謝儀若干,一同包封,仍存士民之手,俟案出有名,方來取銀,營求之人見其先不取銀,以為有益無損,遂將銀兩會付尹包封畫押,棍徒預用錢文假作銀封,臨時同夥設計掩飾調換,攜銀潛逃,名曰調包。迨至案出無名,士子啟視銀封,方知墮計,而棍徒早已遠 。被騙者既不敢鳴官以取累,又不敢告人以貽羞,遂致此風各處多有,不能杜絕。」 
    童試、鄉試畢竟涉及社會面廣,透明度高些,容易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與監督。然進入會試,尤其殿試階段,官方的暗箱操作則更具隱蔽性。左右金榜上考生名次的因素很多,比如「閱卷大臣」。順治二年(1645)規定:殿試後,「各官所閱試卷,粘貼浮簽,止書次第,不必書各官姓名。」其「各擬首卷,密封進覽。」十五年(1658)又定,讀卷官由部院堂官中開列,「恭請欽點十四名」。乾隆二十五年(1760)鑒於「每科試策,不過二百餘卷,舊例讀卷十四人,不免過多。」從此,八名進士出身的朝臣任讀卷官成為定制。殿試的閱卷大臣都是由皇帝欽點的內閣及各部院首席執行官,雖然名義上是「公同閱定」,實際不然。大約從乾隆以後,閱卷官們在擬定金榜考生名次上形成了這麼一個規矩:依照閱卷大臣自身的地位與資歷的排隊狀況最終決定進士在金榜上名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藏有一份光緒二十年(1892)金榜,榜上殿試狀元為張謇。然而有誰知這個狀元的得到還有個背景故事。當時張謇殿試考得並不理想,收卷官黃思永是他的同鄉朋友,接到卷子後展開看,發現有一處空白,想必張謇挖補修改後忘記填寫上,黃於是取出隨身筆墨替他填上,另外還改了一處錯。等到閱卷大臣評定排名次時,張謇的老鄉翁同極力提攜。當時翁同在八個閱卷大臣中資歷與地位只排第四,但他自恃是光緒皇帝的老師,又暗中運動另外幾個閱卷大臣,最後還是將張謇拔為狀元。 
    在金榜排名的問題上,皇上也是最終拍板的關鍵人物。通常情況下,金榜前十名(頭甲三名及二甲的前七名)的名次要由皇帝最後決定。據史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科殿試閱卷大臣推選江蘇陽湖人趙翼第一,第二為浙江仁和人胡高望,第三為陝西韓城人王傑。乾隆說:「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於是便授意將趙翼從頭名狀元調為第三名探花,而陝西的王傑當上了狀元。清末發生的慈禧太后欽點劉春霖狀元一事,則更具鬧劇色彩。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舉行了歷史上最後一屆殿試,當時八位閱卷大臣擬定的金榜排名單為:一甲一名朱汝春,一甲二名劉春霖,一甲三名商衍鎏……。頭十名的名單遞到慈禧手中,當看到第一名朱汝珍的名字時,她就開始皺眉頭。「朱」姓與廣東籍貫,讓她聯想起了太天天國的洪秀全,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及革命黨人孫中山等。加上她害死過珍妃,對「珍」字也過敏。再看第二名劉春霖,首先籍貫就好,「直隸(河北)隸寧」,當時天下大亂,正該「肅寧」一下,名字也吉利,當時正值大旱,誰不盼著下點「春霖」?另外,劉春霖這人書法不錯,曾受人之托,為慈禧抄過《金剛經》之類的作品。於是慈禧便將劉春霖點為狀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 
    光緒三十一年(1904),在中國延續了千年的科舉制度走到了盡頭。這年八月,在朝野一片呼聲中,光緒皇帝下旨:「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從此,金榜成為歷史檔案被鎖進了檔案櫃。一切圍繞著金榜而發生的種種故事,天高雲淡地漸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成為豆棚閒話中的傳說。 
     


第四部分
第74節 禁不住的紫禁城
    在古城北京的中心位置,在清代都城的風水線上,一座宏偉瑰麗、肅穆壯觀的「院落」安詳又威嚴地矗立在那裡。歷經了數百年的風風雨雨,見證了人世間的興興衰衰,「幾度夕陽紅」的她「青山依舊在」。這個曾經既神秘又神聖的「院落」,就是明清兩朝皇帝的宮室、「天朝」的心臟——紫禁城。 
    紫禁城(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又名宮城、宮廷(庭)、大內、皇宮、禁城、禁廷等,始建於明永樂四年(1406),建成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歷時十四年。佔地近八十萬平方米,築房約八千多間,是世界上現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龐大的古代宮殿建築群。這裡,居住過從明成祖朱棣(永樂皇帝)至清遜帝溥儀(宣統皇帝)兩朝共二十四位皇帝,統治中國長達五百年之久。紫禁城緣何而得此名呢?據文獻說,「紫禁城」含義有兩層,其一緣於「紫微正中」理論,即在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經過長期觀察發現,紫微星垣位於中天,位置永恆不變,於是就認為這是天上帝王的居所,因而也把天上帝王所居的天宮稱之為紫宮;而古代皇帝在人間至高無上又自稱「真龍天子」,所以就把自己居住的皇宮也稱為紫宮。其二,在封建社會,皇帝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有高高的城牆圈護著宮殿,警衛密佈、戒備森嚴,一般人絕對不能靠近皇宮,就連朝廷命官、王公大臣出入也有十分嚴格的規制。紫宮禁地,紫禁城因此而得名。斗轉星移,日月輪迴,明亡清繼,禁城依舊,但是,「紫宮」真的就是「禁地」嗎? 
    清朝,自順治元年(1644)遷都北京至宣統三年(1911)滅亡的二百六十七年間,先後有十位皇帝一直以紫禁城為皇宮(宣統皇帝於1924年被逐出宮)。這對於以武功奪取天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代統治者來說,對紫禁城之禁衛自然不會掉以輕心、疏於防護,而是戒備森嚴,欲使紫禁城「金城湯池,永固千年」。事實如何呢?「永固千年」顯然已如「始皇」一般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而「金城湯池」是否安然無恙名副其實?這裡,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珍藏的清代皇家檔案中,擷取一些鮮為人知的檔案資料和歷史故事,透過它們,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瞭解清代宮廷生活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聞。 
    要說紫禁城「金城湯池」未免是文人用語、言過其實,然而終清一代紫禁城雖屢有破禁之事發生,但城池確實沒有被攻破過,更沒有被攻陷過,這與城池在建築防衛設計上頗具匠心不無關係。眾所周知,紫禁城跟古代其他帝王宮殿一樣四周被城牆圍護著,高大敦厚的城牆既是皇帝權威的體現又是城池的主要防線,為了保證在這裡生活、辦公的皇帝「絕對」安全,紫禁城城牆比皇城的還要高大寬厚。城牆是用山東臨清產的專用城磚砌成,斷面呈梯形,高十米,牆腳厚度八點三三米,南北長約一千零九米,東西寬約七百八十七米。城牆頂部外側有高一點五二米的品字形雉堞(垛口),城牆上還備放著各種兵器,這種堞牆除了建築上的美觀之外,還具有易守難攻的防禦功能;另外,數千米長的城牆,僅有四門(即南面的午門、北面的神武門、東面的東華門和西面的西華門)可與外界相通,且四門均以方形巨石做門框,安朱漆金釘鋪首的石塌大門兩扇。四門除陳放著囊箭、弓矢、長槍和梅針箭等常規兵器外,還設有「火器」,把守非常嚴密。在紫禁城外圍設有值房(明代稱紅鋪),有護軍日夜巡邏警戒。在值房外側與城牆相隔十六米的是環繞禁城四周,深四點一米、寬五十二米的護城河,這條流動的護城河不僅給冷峻的宮廷平添了柔美,還把「閒雜人等」拒之牆外,又與皇城涇渭分明……禁城之外築起了第一道禁衛「鴻溝」。 
    禁城之外第二道屏障是皇城,皇城跟禁城一樣被城牆圍護著,也只有四門可供出入,南面是天安門,北面是地安門,東面是東安門,西面是西安門。在皇城之內設有汛(哨卡),各旗按自己所轄區域白天防守稽查,夜裡擊更傳籌。滿八旗駐防的皇城是紫禁城外第二道禁衛「天塹」。 
    皇城之外還有內城(又叫京城、都城),也如皇城一樣被城牆圈護著,但內城的城牆比起禁城和皇城的要高大、寬厚得多。內城共設九門(即南面的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北面的安定門、德勝門;東面的朝陽門、東直門;西面的阜成門、西直門)。內城牆上除有門樓、角樓、城垛外,還有旗炮房、炮窗、雉堞等。禁城之外又多了一道禁衛「盾牌」。 
    實際上,紫禁城在建築設計上的防衛還不止這些,比如在禁城之內還有牆垣既把前殿後宮隔開,又將宮、殿各自圍防,使各宮自成體系,形成相對獨立的防衛單元。另外,連接宮院之間的通道都設有值班哨卡,宮門處還有專人把守,稽查來往行人。 
    皇城圍護著禁城,內城圈護著皇城,外城又擋護著內城,層層環護,水水相隔,步步設防。城上有騎兵巡邏,城下有衛兵守護,城外有濠河環衛,城內有八旗駐防;還有主管京城治安的步軍營來回逡巡,不大不小的紫禁城就這樣一層層地被圍裹著、一道道地被圈護著成為城中之城。而「整個北京城似乎變成了一個以紫禁城為中心,設施完備、防禦嚴密的巨型工事」,難怪乎當時文人史家把紫禁城說成「金城湯池」。 
     


第四部分
第75節 皇宮警衛知多少
    紫禁城戒備森嚴、警衛星羅棋布人所共知,但宮禁機構到底有哪些?由誰掌管?皇帝警衛到底有多少?出身哪裡?讓我們進一步走近神秘的宮廷禁衛。 
    說到宮禁機構不能不說到八旗,八旗是清代特有的軍事兼民政的組織形式,有滿、蒙、漢之分。清入關以後為了穩定北京以治全國,又把八旗兵分為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駐防八旗分駐全國各地,禁旅八旗(又叫京營八旗)駐紮京師。禁旅八旗又分為郎衛和兵衛。 
    「郎衛」,即皇帝的近身警衛,包括侍衛處和親軍營等,其組成主要是滿、蒙八旗中選拔的精銳人員。充當領侍衛內大臣或御前大臣的都是皇帝從勳戚大臣中選拔出來的。侍衛中的御前侍衛是皇帝的貼身警衛,由御前大臣負責,人員是從上三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中挑選出的才武出眾者,共有官兵約六百人。另外還有藍翎侍衛、宗室侍衛數百人,以及從滿、蒙上三旗中挑選出來的侍衛親軍一千四百餘人。 
    「兵衛」是皇帝的衛戍部隊,包括護軍營、前鋒營、驍騎營、步軍營、健銳營、火器營、神機營等,負責皇帝的宿衛、清蹕以及宮禁的傳籌和禁門的啟閉等事。兵衛由滿、蒙、漢八旗官兵組成,各營設統領、都統或總統大臣、管理大臣,其中的護軍營是紫禁城的主要守衛部隊,由統領掌管,職責是防守紫禁城各門、掌管門鑰、夜間巡邏傳籌、皇帝朝會筵宴的警護等,護軍都是從滿、蒙八旗中挑選年輕力壯、技藝嫻熟的兵丁,共約一萬五千多人。在景運門還設值班大臣等三人總領宮廷門禁事務。 
    另外,在宮廷的禁衛組織中世代為皇家奴僕、隸屬於內務府的包衣群體,是一支深受皇帝信賴的特殊力量。其中包括三旗包衣護軍、驍騎、前鋒三營,共有官兵七千餘人,由內務府大臣管轄,主要職責是守衛宮門和稽查出入,宮內由其守衛的宮門共有十二處。其他擔負宮廷禁衛任務的還有官兵人數達一千八百餘人的前鋒營;負責守衛京師和皇帝出巡扈從,掌管槍炮等火器共有官兵七千八百多人的火器營;相當於現在的特種部隊、官兵人數多達一萬餘名的神機營;還有掌管著京城九門鑰匙,負責紫禁城外整個京城的門禁守衛、治安緝捕,並有權「頒其禁令以肅清輦轂(京城)」的步軍營(步軍統領衙門),統率著八旗步兵和京城綠營的馬、步兵共五萬三千餘人。 
    紫禁城的警衛不但人數驚人、裝備精良,待遇也很優厚,就拿警衛軍官的級別來講就令「十年寒窗、九載熬油」的書生們瞠目。領侍衛內大臣武職正一品,職級與文職的內閣大學士相同,系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最高品級;八旗都統、步軍統領從一品,同於文職各部院尚書、大臣、御史銜;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等正二品,與文職的內務府總管和地方的總督同級;散秩大臣、副將都是從二品,跟文職的翰林院掌院學士和地方的巡撫平級;一個宮廷三等侍衛也是正五品,相當於文職的中央各部院司長品級;就連城門吏也是正七品,一個金榜題名的外任進士也不過如此。而且,所有禁衛機構都對皇帝一人負責,不隸屬於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在皇帝侍衛中,有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錄取的。例如光緒六年(1880)十月初四日有這樣一道上諭:「奉旨:殿試(武科)一甲第一名(武狀元)黃培松著授為頭等侍衛;一甲第二名周增祥、第三名景元均著授為二等侍衛……余擬三等侍衛十五名,藍翎侍衛三十名」。但這種科班出身的侍衛畢竟人數很少,且是在後來才出現的。 
     


第四部分
第76節 森嚴的宮禁
    清代紫禁城不僅警衛陣容龐大,宮禁制度也非常之多,要求也非常嚴格,這些制度無疑對加強宮庭禁衛和皇帝的人身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紫禁城的警衛值班制度當時叫「宿衛制度」,是禁城一項重要的安全措施。它規定宮廷內外該值班的地方應由哪些人值班,各多少人,如何分值,由誰負責等等。乾清門是前殿後宮的分界點,與皇帝臨朝的乾清宮和起居的養心殿近在咫尺,在其左邊的景運門,設有專司警衛任務的值班大臣、司鑰長、主事、護軍校等值班人員共四十人;與景運門遙相呼應、緊靠軍機處(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的隆宗門,有護軍官兵三十四人在此值守。此外,在禁城內各宮、各門、各庫、各隅都安排有數量不等的護軍官兵值守。城門內的蹬道、城門口的柵欄等處也有護軍把守,午門、神武門、東華門、西華門都是重點值守的地方。禁城內上三旗侍衛被分為六班,每班又分兩翼,日夜輪守;紫禁城外圍由下五旗護軍負責,每旗兩天,日夜守護。所有這些禁衛人員均由景運門值班統領負責管理和稽查。 
    相對於城牆及宮內的守衛而言,城門的守衛是一個薄弱環節,因為宮內衣食日用、常朝事務、引見進貢、工程修繕等等都得通過門口這一關,這時門禁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一般王公大臣等在朝當班的官員按品級出入規定的宮門,並按其等第嚴格限制入宮時隨從僕役的人數,應走到宮裡的什麼地方停止。午門右掖門只有王公才能通行,午門左掖門准許在朝各衙門官吏通行。但不論是官員還是辦事人員凡從禁門通行者,均將本人姓名及所屬旗分、佐領及內管領的名字等造冊登記,送到景運門備案,還要在經由之門存放名冊備份,待有關人員通行時質查。宮內太監及工匠、雜役等憑腰牌出入。如有企圖混入以及私自領入者要交刑部議處,凡是名冊上沒有姓名或不帶腰牌者不准放行。在禁城四門設有紅杖兩棒,由護軍兩人手持紅杖坐於城門之下,親王以下官員從此經過均不用起立。若不報姓名擅自闖入,無論官民用棒撻之,再交刑部議處。 
    禁城之門白日查驗就非常嚴格,晚上更是仔細。宮門每天晚上都必須按時關門上鎖,宮中設有值宿的司鑰長,應鎖的宮門到時由該門的護軍參領負責上鎖,然後派護軍校將鑰匙統一交到景運門司鑰長那兒,再由司鑰長率領護軍依次驗看扃~(音ji□ng jue,門上的鎖具),然後司鑰長還要將鑰匙複查一番,檢查完後統一裝進匣子裡再加鎖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時候由各門護軍校來司鑰長那兒領取鑰匙開啟大門。城垣的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的扃~分別由隆宗門、蒼震門、啟祥門、吉祥門的護軍參領驗查,查驗完畢後同樣委派護軍校將門鑰送到司鑰長那兒收存,這就是禁城的門鑰制度。 
    如果在夜間城門關閉後有急要事務需要出宮門怎麼辦呢?合符制度有明確規定:必須持有合符方可開門放行。合符,清書中載為銅質(現存實物也見有木質的),外塗金色,分陰陽兩扇,裡側分別鑄有嚴絲合縫的陰陽文「聖旨」兩字,平時陽文一扇藏於大內並要裝匣上鎖,陰文一扇存放在景運、隆宗、東華、西華、神武門等處。如果夜間奉旨差遣或遇有緊急軍務急需出門者,必須從大內取出陽文一半到經由之門,由該門護軍統領、參領取出陰文一半兩者合對,驗證無誤才可以放行並須在次日奏報皇帝。 
    欲瞭解宮廷禁衛,傳籌制度不可不知。「傳籌」就是夜間值班護軍之間相互傳遞籌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況,又相互傳遞平安信息的一種禁衛措施,形式類似於今日競技體育中的接力賽。紫禁城傳籌有內、外之分。紫禁城內,五籌遞傳,每天晚上自景運門發籌,西行過乾清門,出隆宗門,往北過啟祥門,往西過凝華門,再往北過中正殿後門,又往北至西北隅,往東過順貞門、吉祥門至東北隅,往南過蒼震門至東南隅,往西仍至景運門,傳籌一周總共經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圍每夜傳遞八籌,自闕左門起繞城一周再回闕左門止。 
    有關宮禁的制度還有許多,在皇帝言出法隨的封建社會,任何一個驚動皇帝的案例的處理結果,任何一種讓皇帝有感觸且開口評述的現象,或者是對王宮大臣奏報的批示等等,都將成為新的法例。 
     


第四部分
第77節 事故頻發的紫禁城
    禁城堅如磐石又防守嚴密,宮禁面面俱到又處罰嚴厲,按理說就不該有什麼破禁之事發生。但事情總是比想像的複雜,禁城破禁之事屢禁不絕,宮廷違例情形時有發生。 
    清朝建立之初,宮禁嚴明、護軍驍勇,禁城也較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權早期對文人名士的招撫,對廣大百姓的安撫,當然還有對八旗人等的愛撫以及刑罰和牢獄的懾壓,可以說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穩定、吏制清明、社會發展、國勢日盛,歷史上所謂「康(雍)乾盛世」就是註腳。在這一時期破禁之事也少有發生,至少從清代宮廷現存檔案來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好景不長,乾隆朝後期社會秩序就大不如前,社會問題大量滋生;到了嘉慶皇帝當政的時候問題變得嚴重,甚至可以說嘉慶朝是個多事之秋。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稀奇古怪的會道門迅速蔓延,教民鬧事此起彼伏,各種怪事也層出不窮,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統治權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聖的光環,破禁之事也就頻繁發生。 
    1.饅頭小販、僧人偷入禁城 
    先說件有趣的事兒。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二十三日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養心殿的隆宗門外,一個正在賣饅頭的小販王庫兒被巡守人員捉住。這是怎麼回事呢?宮廷禁地豈能容商販叫賣?事情是這樣的——王庫兒,順天府宛平縣一個以做小買賣為生的民人,咸豐元年(1851)九月間,王庫兒在做生意時偶然撿到一塊宮裡用的腰牌,見利忘「義」的他隨即就戴上了這塊腰牌。從此以後王庫兒就成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宮廷大門,儼然宮中一役,在宮廷之中售賣饅頭餑餑等竟也平安無事,日子一久還與宮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這樣冒用腰牌的他一直無人查問,直到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間,王庫兒出繼的哥哥張貴林聽說此事後又驚又喜,琢磨著這紫禁城警衛林立、水洩不通的,老百姓平時誰能進去?誰敢進去?做夢也不敢想——這等好機會怎能錯過?張貴林把自己想去大內做做這獨家買賣,瞅瞅那神秘皇宮的想法告訴了弟弟王庫兒。王庫兒倒也乾脆,當即就答應了,隨後將腰牌上原來的姓名「袁士棟」刮去改寫成張貴林。自此張貴林就接替王庫兒,開始了他原來做夢都不敢想的「大內擺攤」的生意。再說王庫兒本人也沒閒著,因為他在宮中售賣已有時日,出入禁門很有經驗又混得臉熟,還結識了不少宮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宮中找到了活計。有一個叫張春成的宮內廚師,讓王庫兒幫他一起做飯並住在他那兒。就這樣,張貴林和王庫兒竟然在戒備森嚴的宮廷裡「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倆都平安無事。過了一段時間,宮中稽查又嚴了起來,王庫兒就在咸豐三年(1853)三月初六日辭去工作向其兄張貴林要回腰牌想重操舊業。三月二十三日這天已在宮中混跡近兩年的王庫兒露餡了……這塊腰牌原是什麼人的?隨身佩戴的證件怎麼會丟呢?原來,這塊腰牌是鑾儀衛一個負責廚房事務的校尉袁士棟的,咸豐元年(1851)九月間,同在一處服役的翟二套出去買菜,拿錯了腰牌又不慎丟失,因怕受責罰不敢呈報,於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發生了。 
    無獨有偶,嘉慶九年(1804)發生了一件僧人混進神武門的案件。這位和尚法號了友,安徽寧國府涇縣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了友的妻子和兩個兒子相繼死去,了友悲痛欲絕但回天無術,心無所繫的他決定出家,就在梵覺寺受戒並領有度牒(僧人執照),隨後就四處游募化緣。嘉慶九年(1804)正月間,了友在浙江參拜完普陀山後忽然心竅一開想進京求見皇上,想著皇上能賞給他主持再賞臉應請南巡。想入非非的了友就從江南、山東一帶一路募化往北而來。三月二十五日抵京後在各處寺廟住歇,因他有度牒就常進皇城內游募,並屢至東華門外跪拜想趁機進宮,但因「稽查嚴密」沒能進去。雖然如此了友晉見之心不死,他繼續一邊募化一邊等待時機。春去冬來,一轉眼多半年過去了,十一月二十四日這天寒風朔朔,了友又到東華門外觀望,被守門護軍趕走,但執著的他並沒有離去,而是來到景山東門外忍饑挨凍一直呆到深夜約五更時分。了友見有幾個人打著燈挑著食盒往這邊走來,憑他的經驗判定八成是往宮裡送食的人。於是,他就悄悄的跟在後面輕鬆混入神武門內,走進右東夾道。但大內宮深、牆高、夜黑、燈稀,一心想見皇帝的了友也不免緊張無措,就順著牆往南走,可這次沒走多遠就被巡夜的護軍拿獲。皇上當然很快得知此事,他既怒於一個僧人竟敢破禁入宮,又怒於宮闈重地竟能如此輕入,諭令嚴懲。最後了友被勒令還俗,依擅入神武門者本律上加一等杖責六十,流放一年,再枷號兩個月示眾,期滿後送交安徽巡撫衙門折責充徒。當晚神武門值班的護軍官三達色等被從重杖一百,照例革職;護軍明通等也被革退差使、從重杖一百,先行枷號一個月,滿日鞭責後交本旗管束;神武門至東夾道失察的護軍交護軍統領鞭八十免其革退;職官咨送兵部照例議處。一場癡人說夢般的故事在相關人員挨打受刑之後化為泡影,禁城門禁也顯漏破綻。 
    2.大內失竊案 
    除了「小販賣饃」和「僧人朝聖」這些偶然事件之外,禁廷之內還常有盜案發生。 
    嘉慶十六年(1811)十二月初十日這天,在紫禁城中靠近皇帝辦公生活的內廷,負責宮禁的領侍衛內大臣值班的景運門內,當班的內閣中書屈廷鎮的海龍皮褂後襟被小偷割開了一道口子,幸發現及時賊人沒能得手,屈大人也無太大損失,但在宮廷大內皇帝的眼皮底下、有成千上萬護軍的防衛,朝廷大員竟被割破皮褂差點失竊,顯而易見大清的面子已先丟一份。這一事件驚動了當朝的嘉慶皇帝,在查無結果的情況下立即頒發上諭加強門禁。真可謂:賊膽包天,太歲頭上動土;禁城行竊,大臣囊中取物。 
    鑾儀衛是清宮廷掌管車駕儀仗的機關,在紫禁城東華門內有一座鑾儀衛的庫房——鑾駕內庫,裡邊存放著鹵簿、法駕等帝后典禮儀仗所需的器物,多為精選的金、銀、珠、寶和精美的絲織品特製而成。內庫平常大門緊鎖封條把門,日夜有人看守,即使給皇帝準備鹵簿、后妃們準備儀仗也得嚴格履行手續,並且還有專人監督。但問題還是出現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初十日一大早,在鑾駕內庫值班的官員驚恐地發現,鑾駕內庫門上封條被撕壞,鎖頭被撬落,庫門被打開。趕緊進庫點查,發現庫裡純金器物八件不脛而走,金提爐、金香盒、金瓶蓋等也不翼而飛。皇上隨即下諭嚴查,但時過兩月,二百多人受審後也未查出個什麼結果來。道光皇帝只好下旨嚴懲有關官員,結果當日帶班和值班的官員德凌阿等降二級調用並罰俸二年,管庫官等也被降一級調用並罰俸一年。一場大內失竊案就如此草草收場不了了之。 
    人們常說「船裡漏不了針」,但有意思的是大內這條針扎不進的「船」裡卻把金條給「漏」了,說來屬於「家醜外揚」。宮中延春閣有名太監名叫王進祿,河北懷來縣人,時年二十六歲,咸豐三年(1853)二月初四日,王進祿的弟弟王牛子從老家稍信給王進祿說父親病重急需錢來治療,王進祿非常著急,但身邊沒有積攢乾著急沒辦法。一籌莫展的他忽然「急中生智」,心想身邊隨處都是珍奇異寶隨便拿點什麼不就是錢嗎?說來也巧,大概是「天公作美」吧,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樣正在蘭畹殿內打掃衛生,忽然眼前一亮,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上前去定睛一看,不錯是金條。王進祿已顧不上別的了,伸手就將八仙桌上的一根金條揣進懷中……。宮廷畢竟是宮廷,「王法」到底是「王法」,小民終歸是小民。王進祿偷雞不成反蝕米,父親的病沒救著,卻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後被依照監守自盜錢糧一百兩至三百三十兩例從重發往黑龍江,並重杖一百撥給官兵為奴。 
    實際上,要說監守自盜護軍偷竊才可謂名副其實。同治九年(1870)六月初三日,總管太監蘇得奏報了慎刑司查獲的,宮中兆祥所木庫被盜的經過。賊犯常有,正黃旗滿洲護軍,時年二十六歲。二月十八日常有在大內值班,正好與本旗的護軍扎朗阿一班,倆人聊天時無意中都說到自己家庭拮据、生活貧苦,這時扎朗阿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兩人結伙偷竊兆祥所木庫的東西變錢餬口,常有滿口答應,兩人一拍即合。當天晚上,常、扎二人潛至木庫東邊跳牆進去,將木庫東廂房後簷原來堵砌的一座門刨出一個窟窿鑽進去,再將西隔扇插銷撥開跳進庫中。一時不知拿什麼好,他們就拿出小刀將大櫃上的銅飾品撬下了幾塊,又順手拿了十多個小物件急忙離去。第一次得手對他們「鼓勵」很大,第二天晚上又接著去了,還是平安無事。以後他們倆就常常光顧這所庫房,順走的東西也由小物件變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鏡等等,目標太大拿不出去的他們就地拆壞。三月的一天,常有攜帶已裹藏好的紫檀木邊框出門時不慎洩露,被護軍盤問並押送到景運門,他謊稱是撿拾到的,還央求護軍校至山為他求情作保,因他本人也是護軍所以很快被釋放,但其不思改悔仍繼續作案,後被慎刑司抓獲。常有被革去護軍、銷除旗檔,面刺「盜官物」三字,流放黑龍江;扎朗阿已病故「毋庸議」;說情者至山也被革去護軍杖一百鞭責發落,但常有偷竊所得銀兩卻因為他家中赤貧、花用殆盡只好免於追回。 
    如果說下層小民「太歲頭上動土,大臣囊中取物」是教化不到或生活所迫鋌而走險咎由自取的話,那麼,傢俬萬金又受乾隆皇帝寵幸的權臣和|知法犯法就匪夷所思了。原來,和|家住西直門內,發跡後私慾膨脹,想在什剎海附近建一座豪華奢麗的深宅大院,由於清庭有制,他不敢明目張膽地蓋成王府式的建築,只好在內裝修上動腦筋,「欲與王府試比美」。恰好這時乾隆皇帝重修寧壽宮,和|看到許多殿宇建築設計非常別緻,又非常舒適,心裡便有了主意——仿建。於是,他派心腹太監呼什圖潛入宮內,偷偷地取回寧壽宮的燙樣(模型,既有外觀,又有內裝修佈置等)。後來和|府中用楠木裝修的「錫晉齋」就是依照大內寧壽宮中樂壽堂的式樣修置的。那麼呼什圖是如何通過警戒森嚴的宮廷之門的呢?又是如何在偌大的宮廷中探囊取物般的捧走了燙樣呢?這一點其實並非秘密,只要人們瞭解了和|既是軍機大臣又兼內務府大臣,宮門守衛等侍衛、宮中總管太監等只不過是他麾下一名小卒就夠了。此事對「戒備森嚴」的宮廷警衛狀況無疑是有力的嘲諷。 
    禍起蕭牆,監守自盜本該從重處罰以示警戒,可事情出在當朝皇帝的寵臣身上,違規私建都不了了之,至於入宮竊走燙樣就不值一提了。事態發展到這一步,後來宮中發生的事雖也驚心動魄,但已不足為奇了。 
     


第四部分
第78節 禁城行刺案
    這裡說說發生在紫禁城中的幾樁暴力事件。一是嘉慶八年(1803)的「陳德行刺嘉慶案」。陳德,鑲黃旗人,家奴出身,曾於內務府服役,熟悉宮廷門禁、宮內路設及日常護衛情況。因生活窘迫不滿於現狀,閏二月二十日這天,他混進大內,伏於神武門內順貞門前,待嘉慶皇帝御輦經過時持刀行刺,在場眾侍衛、護軍章京、護軍校、護軍等一時竟都驚惶失措目瞪口呆,後才有一御前大臣迎前攔擋,侍衛門才緩過勁來蜂擁而上,陳德力竭被俘,後桀刑而死。嘉慶皇帝雖倖免於難,但當朝皇上目睹一場御前血戰恐其至死難忘,宮廷門禁疏漏又可見一斑。 
    無獨有偶,嘉慶十年(1805)二月二十日這天九點左右,一中年男子肩扛一桿用袍子裹著槍頭的鐵槍,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神武門外,看見門口有護軍把守也不避讓就要硬行闖入。這時值班護軍圖塔布上前攔擋,此人不但毫不畏懼,且用槍直衝圖塔布扎去,圖塔布一閃身,衣服已被戳破。這時在神武門當班的其他護軍聽到聲音過來圍捕,這位中年男子毫不示弱,一看長槍不能發揮作用就抽出藏在腰間殺豬用的兩把短刀,衝著護軍們劈頭蓋臉一陣狂砍。鏖戰中,砍破守門章京舒當阿帽簷,捋傷了護軍莫爾根的手指頭,砍傷護軍校八十四的頭臉,傷勢嚴重。後來行刺人被圍上來的護軍用亂棍打倒,帶至東值房審問,但該人僅供他叫薩彌文,山西五台王家莊人,因盟兄支使來京,其餘問話堅不吐露,沒過一會兒刺客因為傷勢過重當即斃命。嘉慶皇帝馬上下諭速查急奏,後來查知:薩彌文原名叫劉士興,居住在直隸省正定府稿城縣崗上鎮杜村,山西五台縣西王家莊人,出事前兩年已拜把結盟很少回家,在外邊幹些什麼家人也不得而知。大動肝火的嘉慶皇帝興師動眾派人訪查,但無果而終,最後只能將劉士興「戳屍梟示」警懾良民,自己解解氣而已。 
    這件事發生後,嘉慶皇帝覺得值班護軍精勉驍勇功不可沒,馬上發出上諭獎勵有功人員。但有趣的是此案經仔細審理以後皇上瞭解到,當薩彌文衝進禁門時當班的護軍竟然都沒有佩戴武器,有些當班的護軍擅離職守甚至在屋內閒坐聊天。是功是過?是福是禍?嘉慶皇帝哭笑不得,只好再發上諭更換守門器械並加強門禁章程了事。 
    事過八年以後,即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內又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林清起義軍攻打紫禁城案」,史書中又稱「紫禁城之變」。這天,林清領導的天理教徒在太監的導引下攻打紫禁城,僅半日時間就直搗皇帝居室養心殿,可惜消息不准,嘉慶帝當時不在宮中。但當嘉慶皇帝得知此事後驚乎「我大清從前何等強盛,今乃至有此事。」更令嘉慶惱怒的是:「當守午門之策凌聞變,竟率兵開門首遁」。宮禁鬆弛、紀律渙散、守兵虛弱昭然若揭,清廷頹勢積重難返。 
    門禁事件 
    到了清朝末年,由於種種原因宮禁更加鬆弛,破禁之事頻繁發生,大內宮門上的銅瓦門釘竟能被人竊取並屢屢得手,東華門樓上存放的兵丁盔甲也被賊人洗劫,這些不該發生在紫禁城中的故事雖讓外人咋舌,但這類事情畢竟是「古已有之」,而最高統治者立法損法帶頭破禁就匪夷所思了。 
    光緒六年(1880)紫禁城午門發生了一件驚動朝野的門禁事件。八月十二日清晨,慈禧太后身邊太監李三順帶著兩個雜役抬著兩千兩賞銀和一些宮中物品奔醇親王府而去。不料當他們走到午門時卻被值班的護軍給攔住了,要他們按規定出示門文(出門證)。李三順有太后口諭哪能示弱,衝著護軍們說:「這是太后特賞的東西,沒有門文。趕快放行,別耽誤時間!」值班的護軍們並不買賬,堅持要照章辦事。李三順扯著嗓門說:「向來宮裡賞給王公大臣的銀子都沒有門文只有紅單,今天幹嗎非得要門文?」已經拗起來的護軍哪肯服軟,仍然堅持一定要出示門文才能放行。李三順不依不饒地說:「你們要門文你們自己去辦!」值班護軍也不吃這一套,還是不放行。李三順無奈就嘟嘟囔囊的轉身準備去景運門補辦門文,但沒走多遠就被護軍玉林叫住,隨即上去就扭住了李三順的右手,這時,護軍祥福也趕過來幫忙,一把抓住李三順的衣襟將其摁倒在地,一時火氣上湧,兩人一陣拳打腳踢。李三順一個太監哪能經得起這折騰,左肋受傷昏死過去。護軍章京隆昌一看事情鬧大無法收場,趕緊打發護軍常禾去景運門向值班大臣稟報。說也巧,也該出事,太監劉鈺祥正好從此路過,一看此景聲稱要回去稟報太后,護軍忠禾想制止他,一把揪住了髮辮,但由於用力過猛一綹頭髮當即就被揪下來。這時,在景運門值班的護軍統領岳林聞訊趕來……雖然當時仍是兩位太后「垂簾」,但誰都知道貪權狡詐的西太后是實權派人物,得罪了當朝實權派人物那還了得。第二天,年僅十歲的光緒皇帝就在「兩太后」的授意下發出上諭,要求將起事護軍及有關人員均交刑部嚴懲。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大禍即將降臨在那幾個倒霉的護軍官兵頭上。 
    本來這等事一出,結果也就出來了。不過事也湊巧,在兩太后操縱光緒帝下令懲治午門護軍不久,又發生了一起由於守門護軍失察,瘋人劉振生擅入神武門混進深宮後才被拿獲的事件。這起事件無疑給一心想發洩私憤的慈禧太后敲響了警鐘,雖然她的面子大於國法,但與身家性命相比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經過反覆審查、仔細斟酌,兩太后終於做出從輕發落的懿旨:「惟念門禁最為重要」故「格外加恩」,但當事人玉林仍被革去護軍,杖一百流二千里照例折枷,枷滿鞭責發落;祥福革去護軍,杖一百鞭責發落;忠禾革去護軍,杖一百不准折贖,圈禁二年期滿折責三十板。雖然對這幾名護軍的最後判罰也並不輕鬆,但這比起圈禁五年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赦就要好得多了。 
    瞭解了以上的各種情形以後,下面介紹的事件就是「情理之中、不足為奇」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二日夜,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時頤養天年的寧壽宮,被兩個盜賊撬開門鎖潛入其中,盜出制錢三百四十串,第二天一早,一隻裝著腐爛菜葉的垃圾筐被運出紫禁城,宮中的制錢也隨筐出了禁城。得手後的盜賊故伎重演,直到暴露為止。後來,涉案的兩個「內奸」(一滿一漢)雖被處置,但宮廷門禁的情況也讓老百姓窺見一斑。 
    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初八日,太和殿(即金鑾殿)也就是皇帝登極、舉行大典、命將出師等之所在的神聖殿堂,卻有人在裡面手舞足蹈、拍打窗欞,更可怕的是他隨身帶有短刀、火柴、石塊等危險品(凶器)。此人是什麼人?怎麼進的禁城?事情是這樣的,此人名叫賈萬海,順天府大興縣人,時年二十九歲,患有瘋疾,這天病情發作,竟攜帶利刃、火柴等物混入大內,見無人發覺,他又神不知鬼不覺地竄進大殿,看著金碧輝煌、華貴出奇的殿堂,一時興起竟手舞足蹈於聖殿之上,而且敲打窗欞以助其興。此瘋病患者最後雖然被處以極刑,但此事對戒備森嚴的宮廷禁衛狀況無疑是有力地嘲諷。 
    由於破禁之事頻繁發生,清政府不斷頒發上諭嚴格門禁制度,釐定門禁章程;加強宮廷守衛人員,更換守衛器械。但也未能確保紫禁城長治久安,破禁之事更是愈演愈烈。應該一提的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紫禁城——皇宮大內,這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神秘莫測、高高在上,讓王公大臣也戰戰兢兢,不勝惶恐的神聖殿堂,卻被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的鐵蹄踩在腳下,「八國統兵官員及各國公使隨意出入大內」。後來清查,宮內僅金銀器具、銅瓷器皿等就丟失了數千件,且不說書畫陳設、珍玩細軟等寶什。宮禁到此地步,「帝國」這般下場,可氣!可悲!可歎! 
    縱觀清代紫禁城之禁衛,從整體上說是「禁」大於「不禁」、「偶然」少於「必然」,但是,宮禁從清初設立到清亡為止一以貫之且不斷強化,事發一次整肅一次,典章制度再完備一次。機構在擴[TXT免費下載吧http://www.22xg.com/bbs收集整理!若侵犯了您的版權利益,敬請來信通知!]大,人數在增加,兵械在更換,處罰在加重,而破禁之事卻屢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呢?古人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如嘉慶皇帝在陳德行刺案發生後曾硃筆親書的那樣:「必有失德,始有此驚予之事」,實際上豈「失德」二字了得?一言以蔽之:清代紫禁城既防守嚴密,又漏洞時出;既禁戒繁縟,又網開一面;既嚴刑峻法,又執法犯法。微觀上說,這僅是宮廷「疏於管防」「刁民」興風作浪而已,宏觀上看,宮廷失禁是發展至巔峰時期的封建專制社會走向沒落的徵兆,是民心向背的反應,事出偶然實為必然。

<<清宮檔案揭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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