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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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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作者:陳夏紅     
  用法律慰藉心靈(1)   
  鴻雁北飛 
  陳夏紅君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我是從尾到頭讀完的。原因是相比較書中前部分介紹的人物,後面的謝懷拭、王明揚和周楠等人我更熟知一些。這本不是一個法科畢業生應有的素質,我深為自己中國法制史知識的匱乏而自責。 
  書中作者以法律為標尺,以百年為緯度,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對張耀曾、沈鈞儒、高一涵、吳經熊、楊兆龍、錢端升、謝懷拭、王明揚、周楠等九位勘入「百年法學盛殿」的大家及其著述作了一一介紹。書中末了提到了江平先生,不知是因為江先生上了年紀的緣故,還是其與作者的師徒情分,在此一併論起。但若將其忝列百年我始終覺得有欠商榷,畢竟在其之前還有諸如佟柔、高明喧等有影響的老一輩法學家典範。 
  從題目即可看出,本書很大程度上類似人物傳記類的論著。我想,一本好的人物傳記,最基本的要有「5W」要素:即Who(什麼人)、When(在什麼時間)、Where(在什麼地點)、What(說了或做了什麼)、Why(為什麼會這樣)。限於史料原因,有些部分介紹相對簡略,但通覽全書,作者基本做到了上述幾點。在盡量把一段塵封已久的往事重新鋪展開來的過程中,我似乎看到了作者力圖還原歷史本來面貌所付出的努力。儘管作者沒能對這些前輩學者的法學理論所表現出的西方化的傾向作出任何評判,但鄧正來先生在為本書作序時仍給予了較高評價,認為是「應當引起當下學界重視的智性努力之一」。且不提上述評價是否貼切,單就書中所展現的前輩學者的人生閱歷、治學處世精神及對法的精深無不令人感動,並足以讓後世學人汗顏終身。 
  首先,這些前輩學者大多用世界的眼光研究法律問題,並善於通過比較法的分析和實證主義的研討來提出對策,法哲學的功底也相當深厚。當然,這和他們的學術經歷有很大關係。他們大多數先在國內研習法律,後繼續出國深造。如張耀曾、沈均儒、高一涵早年均東渡扶桑學習法律,吳經熊、楊兆龍等人更是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等世界頂級的法律學府,並在歐洲一些主要國家作學術訪問,有幸與龐德、霍姆斯等一批偉大的法學家直接對話,這對他們法學世界眼光的養成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有中國「羅馬法活字典」之稱的周楠先生,曾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專攻羅馬法。他走的時候僅留下一部《羅馬法原論》,但就是這部著作影響了幾代人。由此,我想到了現在有些所謂的學者著述頗豐,寫書的速度比我讀書的速度還要快。但是書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卻很少,原創性的東西很少,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這些人遲早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其次,這些前輩學者實踐經驗豐富,對國內法律體制和現狀有深刻認識,並為重建中國法制積極奔走,建言獻策。如楊兆龍畢業後做過律師、書記官、法院推事,後擔任多所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中國刑法學會會長,中央政府立法院專員以及最高法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等職務,負責當時中國法制的實際調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以及重要法學著作編纂等工作。錢端升回國後為主籌建了政法大學,參與了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張耀曾幫助孫中山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積極參與立憲和護法運動,與宋慶齡等民主人事倡導文化救國,曾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其他學界前輩也履歷不凡,貢獻不蜚。而高一涵先生不僅在法學,還在政治學領域留有深遠的影響。 
  最後,由於堅持真理加之與政治聯繫緊密,這些前輩學者後半生大多經歷坎坷,命運多桀,有些更是戰戰兢兢地度過餘生。為上世紀末中國民法的恢復和重建作出巨大貢獻的謝懷拭,因發表「不能用政策代替法律」一文被錯化為右派,一度被開除公職並送到新疆勞動改造。不遠萬里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的著名行政法專家王明揚先生,先後經歷過「洗腦」、轉行、流放等磨難。在肅反運動中,楊兆龍更是被作為「 
  國民黨潛伏特務」來對待,家產全部被查封,子女相繼受迫害,妻子不堪凌辱自縊身亡。雖劫後餘生,但已家破人亡,加之傷病纏身,晚年境遇非常悲慘。這固然與當時中國的大環境有關,但也與這些前輩學者頻繁輾轉學術與仕途密不可分,而傚法西方也讓牛鬼蛇神抓住了把柄。 
  如今,這些前輩學者多已駕鶴西去。他們雖然走了,但思想的光芒仍然在閃爍。在法學的階梯上,他們達到的高度至今無人能及。儘管本書未及對這些前輩學者的法學觀點進行系統的整理並給予評判性的解讀,但我還是能從他們的隻言片語中感受到獨特的思想火花。在眾多的著述背後,我彷彿聞到了他們的學術味道,那是一種仍然盛開的美麗。是的,他們沒有離開法學的花園。歲月抹平了我們的記憶,但卻改變不了歷史。他們思想深處的某種東西應當得到傳承。吳經熊先生在評價耶林的《為權利而鬥爭》時指出,「非法治無以維持社會秩序,非爭訟無以完成法治。凡是法律的忠實信徒,必須為自己的權利竭力奮鬥。退讓一步,即是不忠實;放棄一絲一毫的權利,即是法律的叛逆!」我突然想起最近在網上熱炒的「史上最牛的『釘子戶』」一事,相比較那些標榜的法律人,也許主人公楊氏夫婦才是法治的真正衛道士。   
  寂寞沙洲心未冷(1)   
  劉顯剛 
  手邊放定的是一本法律人的「秘籍」——《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然而它既非某某國家級重大科研攻關項目的「成果」,亦非專意於拿學位或評職稱而假學術之名做成的所謂著作,它是一本很特別的書。說它特別,概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內容本身,《剪影》一書對百年來中國法律人的個體命運有一種特出的關懷和描述,雖只是剪影,已然是一個很好的造端;其二,該書的著者是一個心靈很安靜的文癡、清流、才俊和初具形容的學人,說起來夏紅兄與我同校進學,雖然只長我兩個年級,卻是足已令碌碌如我者赧顏的。 
  2006年9月11日,離開昌平之前的最後一天的晚上,我匆忙地再次造訪了夏紅兄隱學的舒雲居,敘別而外,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拿到師兄是年7月新出的這本《剪影》,其後亦允下要做篇唱和的短文。是夜挑燈,一口氣看完兩篇,睡意了了,仍舊給師兄發了條短信一表心跡:「兄文字厚重,論發端莊,弟即或起妄議之心,亦不敢奢望剋日有成……」。然而緊接著即因為研院新生活的開始而緒著萬端,每欲展言,終不成章,直至今時。 
  對我來說,閱讀《剪影》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補課」的過程。夏紅兄在書中提到的人物,有些是我完全陌生的(張耀曾、高一函、楊兆龍),有些雖有支離的印象,卻既不真切,也談不上什麼稔悉。感謝夏紅兄這一「救活失去的記憶」(舒國瀅先生語)的努力,使如我一般的後學有機會經由他的文字而「走近」那些法律界的前輩甚至他們的內心世界。 
  通讀此書,我的最深的感觸或者可以用我在開篇擬定的文題來表達:沙洲寂寞,其心未冷。這毋寧是一個已經濃縮到不適當的概括。百餘年來,我泱泱華族歷經事變,遭際坎坷,西風東漸中舶來的法學自然亦難倖免,因之中國的法律人尤其那些特出的法律精英亦常常處在歷史風暴的中心。在一個缺失法治與法學傳統的積重難返的國度裡奢談法治建設與法學研究,無異於沙洲墾殖,艱困無論,終究是寂寞的。然而我們卻並不能夠因此就說他們是書生意氣,雖然在那形色駁雜並且常常莫名其妙的某某某某主義者的眼中,他們或者也無非就是一群異質法文化的使徒,然而公心而論,他們幾乎都有一顆墾殖沙洲、拓建法治、昌明法學、救挽國家的火熱而赤誠的華族之心。張耀曾,沈鈞儒,高一涵,吳經熊,楊兆龍,錢端升……這長長一串名單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多少有些悲壯的隱喻,一個關於墾殖與拓荒的隱喻,一個關於文明構建與制度接續的隱喻。心有慼慼,這隱喻亦不必做「顯白的教誨」的專意轉化了吧。 
  前輩們的故事夏紅兄已經在書裡講得很精彩,因此我這裡也就沒有必要再去複述前輩們在中國近現代乃至現當代社會政治生態中的類型學遭遇了。然而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提及的,這些法律界的前輩,他們處在一個相似的歷史氣候中,因此他們自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種家國期待,社會擔當和民族心緒,這或者也正是促成他們成為「優秀的法律人」的最深層次的心理動因。這些前輩,他們的天資都極好,思維都極敏捷,法學的功底都極深厚,法治的期待都極綿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歷史的某個至為關鍵的時點都做出了日後將影響其一生的抉擇,不管這抉擇是學術,還是權力,是體制,還是邊緣。這就是他們,這也不僅僅是他們,他們是中國近現代乃至現當代(法律)史的鮮活的標本,他們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亦彰表著一種形象的法律人的人生哲學。 
  曾經,在讀罷章詒和女士著的《往事並不如煙》之後,我發出過這樣的感慨:多少人,已在歲月裡掩沒;又多少故事,於那歷史的深處隱而不彰!今天,當《剪影》一書在手邊握定之時,我想我不用再次發出類似的扼腕息歎了,因為至少在法律人這一塊,已經有夏紅兄在很踏實而有聲色地做這方面的工作。然而這工作終究是清苦的,尤其在自力展開的形景下,因此,我衷心地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夏紅兄在這一「具體法史」領域的有意義的努力,當然最好還能夠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參與到這一努力的過程中。 
  數月之前,在為學的清苦與寂寞中,夏紅兄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給我一個活下去的理由吧」,手握其書,形景歷歷。我想說,作為學人,尤其在這樣一個被物質化浪潮裹狹的時代的希冀靜心治學的學人,這種內心的偶或的虛無我是感同身受的。因之,這篇或者並不合格的書評的最後,我想對夏紅兄說,其志於學也,兄或者並不孤獨,因為還有許多性命相知的讀者和朋友;特別地,當我們這些「性命相知的讀者和朋友」已經隨同兄的文字和《剪影》一書裡的法律前輩們一起膜拜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圖騰之後,我真誠地希望並且有理由相信兄能夠堅持下去,我們都要堅持下去! 
  2006年9月26日凌晨草於北京薊門一味齋   
  陳夏紅鮮活法史的記敘者   
  本網實習生鄭霄 
  歷史對於當下的影響遠非人們料想的那樣簡單,人類身上惟一能讓歷史棲居的處所,就是記憶。而記憶中的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這並不是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然而並非無法解決。2006年夏,陳夏紅以他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給人們、給學界一個嶄新的思路。法史的敘述性重建,因為有了年輕學人的參與而變得鮮活起來,生於1981年的陳夏紅,因為擁有歷史的眼光和遠大的視野,顯得比同齡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見到陳夏紅是在見到他的文字之後的事情,初看網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讓人懷疑出自飽經歲月滄桑的心靈,好在另一段自敘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齡「……千禧年後流落中國政法大學,不求甚解,不學無術,不三不四。眼下隱居昌平軍都山下,準備掙若幹工資獎金,擬用來還貸款娶老婆買房買車,了此紙筆殘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現實願望,又想隱居「了此紙筆殘生」———活畫出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的心態:剛入社會躊躇滿志背負養家餬口的責任,遭遇現實後卻想獨善其身。 
  眼前的陳夏紅身著寬鬆的有點皺的休閒襯衣,個頭不高,頭髮不多卻長得足以束起來,讓人不禁想到西北風沙肆虐下的胡楊林。他在北京多年鄉音不改,一開口就能讓人感覺到濃濃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寫在網上的自敘的文字:「生於洮河岸邊大溝寨,一歲到四歲生病,五歲到七歲挨餓,此後在學校裡入少先隊入團入黨,其間屢次考第一名,也屢次被老師開除。」童年的陳夏紅像一顆倔強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裡頑強生長。「那時候為了湊夠開學的學費,我曾經到工地上搬磚頭,搬了一個假期才掙了兩百塊錢。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現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說這話時,陳夏紅下意識地看了一看自己的雙手。陳夏紅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記者,當記者後第一件令自己滿意的事是跟隨一個民工一路打工的經歷做的一次報導。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以一個觀察者的眼光打量這社會。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裡的滔滔不絕,現實中的陳夏紅話並不多。這也許是他訥言多思的明證。戰地記者唐師曾在為《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寫道:「聽陳夏紅這樣的木訥學生講真話,連我都著急———著急!索性不聽,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實文字。」 
  關於說話的問題,早在兩年前大學畢業時,陳夏紅就考慮過。一個學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響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種:一、登上講壇,傳道授業解惑;二、成為新聞記者,借助公眾對時事的興趣發表意見。三、著書立說,以寫作來拓展生命的長度和質量。剛畢業資歷淺,不敢誤人子弟,那麼就當一名記者吧!以記者名義的採訪讓他接觸到許多法律大家,他邊看邊說,邊走邊敘。 
  寫作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寫著寫著,那些數據背後的歲月,口述背後的人物的命運打動了陳夏紅,他開始有意識搜集整理這些法律人的資料背景,試圖用一個個點,繪製出一幅歷史命運沉浮的畫卷。至此,陳夏紅找到他認為的優於新聞記者的更好的事業。他開始了寫作。 
  寫人物,說命運,講故事,以這種方式敘述法史,是陳夏紅一開始就為自己定下的目標。他認為目前但凡法律史,無外乎思想史和制度史,在教科書上只看到抽像的制度,已成體系的思想,沒有鮮活的人物命運。「我們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種面目猙獰的教科書體系,動輒『出法入禮』、『民刑合一』之類讓人找不著北的宏篇高論。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還有一點希望就是讓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體一點,更加有趣一點。」陳夏紅在他的書中這麼寫道。 
  到底要多少人的故事才能代表近百年來中國的法律人?到底要多少資料才能詳盡地描繪一個人的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陳夏紅搖了搖頭,不無遺憾。好多人都已經不在了,歷史有太多的語焉不詳。他所做的,是盡一個年輕學人的責任來保護和回饋歷史。為寫此書所付出的奔走、探訪、求索,是一個繼承者對許多逝者的致敬,同時,也是這個繼承者獲得的巨大遺贈。一切歷史都是當下史,陳夏紅不會不知道,他的調查探究,思考寫作,他的歷史意識,正在慢慢進入人們的心靈,喚起記憶。   
  一部法律聖徒的苦難史(1)   
  文/陳寶成(本報特約書評人) 
  陳夏紅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與當年《南方週末》上那篇膾炙人口的長文《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遙相呼應,它們提醒我們不要忘卻——那些為促進近代中國走入法治時代的精英們所遭受的苦難,及其所執著的法治理想。這是一本沉重的書。說它沉重,固然是由於記載了這些「法律聖徒」們的苦難史:命運多舛,步履踉蹌,一路走來,搖搖晃晃;但更沉重的,是透過這些「法律聖徒」的故事,讓人感受到在這些人背後的那個鐵屋子中的某種窒息、某種絕望,和那個荒謬時代的「人為」苦難。 
  西風東漸以來,大多數中國法律人的命運,就跟那風雨飄搖中的蠟燭一般,不能自主。他們是普羅米修斯般的盜火者,渴望用現代法治文明之火,照亮那個被專制獨裁和愚昧無知主宰幾千年的時代,「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們無怨無悔地奉獻了他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然而,那個時代給予了他們什麼呢…… 
  在夏紅君的書中,我們看到:楊兆龍在1955年「肅反」時被懷疑為「 
  國民黨潛伏特務」,「大鳴大放」時被打為「右派」;錢端升不僅戴了「右派」帽子,而且被劃入「章羅聯盟」;謝懷栻以「右派」身份被流放發配新疆16年;王名揚雖然沒有成為「右派」,但「裡通外國」的大帽子也使他「享受」了十年勞改之苦;至於江平先生的故事,更是為諸多法學中人熟知:「右派」、被迫與妻子離異、被火車奪去一條腿…… 
  有人說,任何個人的不幸,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都算不得什麼。然而,當我們仔細觀察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歷史都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來書寫的,任何某個人的不幸,都是那個時代的不幸之一;企圖以國家、民族等宏大語詞來消解個人的苦難,不僅無助於恢復鮮活的歷史記憶,而且還為製造新的災難和苦痛埋下了伏筆。 
  細細閱讀夏紅君筆下這些「法律聖徒」們的故事,誰能說,他們對不起自己的國家、對不起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呢?相反,我卻感受到,真正應該向他們說「對不起」的,恰恰是當時那個荒謬的時代!是那個特殊的時代造就了「法律聖徒們」的苦難史,從而也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法治建設進程。 
  餘生也晚,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2003年「薩斯」肆虐之時,謝懷栻先生不幸駕鶴西去。當時,曾受知於謝先生的龍衛球老師,在給我們讀紀念謝老的文章時,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右派分子個人吃下的苦果只是個人的事,算不了什麼。國家因此而受到的災難可是太深重了。」 
  「看著現在我國法學界人才輩出、著作如林的繁榮景象,我並不認為我個人荒廢了30年歲月算得了什麼。看著我熱愛的祖國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們這一代從舊社會進到新社會的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實現,我感到無比的高興。」 
  「我在這裡從事法學專業的研究工作,教了一些學生,寫了一些文章和書本,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為止。退休後這十年裡,我繼續研究,寫作,講課。這二十年裡,總算把自己的一點專長貢獻出來,對養我育我的祖國作了一點點報效。」 
  每每回憶至此,我都會想起《南方週末》上那篇膾炙人口的《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經常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會被「遺忘」?他們又被誰「遺忘」?為什麼他們對這個世界是如此寬容為懷、以德報怨,而當時的社會現實回報這些真正堅持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的,卻是「錙銖必較」、「以怨報德」? 
  他們的被「遺忘」,就不止是他們個人的不幸,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隱藏於他們背後的我們整個民族歷史苦難的被遺忘;所以才有了歌舞昇平,四海歸一取代荊棘密佈、風刀霜劍,人們看到的歷史,更多是鶯歌燕舞,天下和樂……而這被人們刻意打扮、選擇的記憶,顯然不是歷史的全貌。 
  雖然陰霾不時會浮上天空,有人仍刻意製造著廉價的「繁榮昌盛」,妄圖以此來抹去人們對歷史苦難的記憶,但畢竟「鐵屋子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人們有理由對中國法治發展的未來充滿謹慎的樂觀。 
  首發《瀟湘晨報》   
  陳夏紅和《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陳夏紅是一個有意思的年輕學者,他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的序就吸引了我:辛酉歲立夏時節出生於洮河岸邊大溝寨。一歲到四歲生病,五歲到七歲挨餓,此後上學入少先隊入團入黨,其間屢次考第一名,也屢次被老師開除。千禧之旅後流落中國政法大學,不求甚解,不學無術,不三不四…… 
  著名法學家鄧正來為他寫了序,一定程度上證明其才氣不錯。 
  這本書提供了一些被人淡忘和遮蔽的法律人的故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大家,如吳經熊。 
  吳在弱冠之年與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坐而論道;出入20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宗師羅斯科?龐德門下;在28歲的年紀以「東吳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的名義擔任該校的法學院院長,兩年以後,接受美國 
  哈佛大學與西北大學的邀請出國講學,成為中國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繼劍橋大學霍茲沃思教授和國際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後,擔任西北大學羅森泰(JuliusRosenthal)講座教授的第三人;及至壯年,學而優則仕,由在野的法學家搖身為在朝的立法者,起草享譽後世的「五五憲草」。 
  幾多感慨,幾多壯懷激烈。讀到法律人(江平錢端升等)在非常時期遭到的迫害,更是潸然淚下(這幾天老是潸然淚下), 
  中國的法制史,法治史在我的印象中漸漸清晰起來。 
  誰做了什麼,歷史會告訴我們的,終究…… 
  這本書的局限性之一是,只記錄了10位,而且不完整。像我所敬仰的王世傑等沒有收錄進去。   
  法律人的世紀滄桑(1)   
  張耀傑2006年7月26日,到萬聖書園與從美國歸來的沈寧先生會面,邂逅了已經與謝泳交上朋友的陳夏紅,並且得到他剛剛出版的一部新書《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以下簡稱《剪影》)。一位80年代的年輕人,竟然出版了集法律與歷史於一體的個人專著,令我油然而生「後生可畏」的感慨。隨後幾天裡的匆匆閱讀,滯留在心中的是揮之不去的沉痛之感:《剪影》講述的法律人的命運坎坷,其實就是中國法律及中華民族的坎坷命運! 
  一、「五四」時期的法律盲區談中國現代歷史,人們常常從《新青年》和「五四運動」入手。而《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最大盲區,偏偏是最能夠體現歐美現代文明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關於這一點,賀衛方教授在《五四運動中法學家的缺席》中寫道:「從法律的視角回顧,我們發現,這場運動中居然看不出多少法學家的影響。五四時代的英雄是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家,而不是法學家。近世中國的法學家中,沈家本已於六年前去世。伍廷芳雖然在政壇上仍屬重鎮,對學生運動也公開表示過同情(『學生之行動,絕非為私利,與吾國官僚之專於自身設想者大不相同。……總之,學生運動,乃中國之一有希望徵狀也。』《抵滬後的談話》,《正報》,1920年4月18日),然而,在思想上,這位法學家從來也沒有獲得過全國性的榮譽。1921年伍廷芳去世,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發表感言,毫不隱諱地批評這位法學家的思想淺薄。他如王寵惠,雖法學根底紮實,然而卻全身心於政治和外交,對社會思潮之引導,貢獻無多。」(《法制日報》1999年9月2日)在法律人缺席的情況下,「五四運動」中最具備法治精神的,是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北京大學文科講師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其中寫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檢廳如果因人多檢查的不清楚,不好辦理,我們盡可一一自首,就是情願犧牲,因為如不如此,我們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實上講,試問這幾年來那一件不是藉著國民意思四個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但我如說這話,大家一定不謂然的很多,我以為這實是極大的毛病。什麼毛病?就是專顧自己不管別人,這是幾千年的專制(處處都是專制,不但政治一事)養成的。……我以為大家不願受檢察廳檢舉的意思,自以所行無有不合的意思,還是這個毛病。這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制度,更不能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後的制度。質而言之,就是不會作現在同以後的人類的生活,不會作這種生活,不待什麼強鄰的侵略,我們自己就不能在現在世界上未來世界上存在。 
  正是為了提倡遵守法律程序的文明意識,梁漱溟建議說:「最好我們至檢廳自首,判什麼罪情願領受,那真是無上榮譽。這好榜樣,可以永遠紀念的。」 
  梁漱溟之所以會有如此清醒的法治意識,與他1916年和沈鈞儒(衡山)同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司法部秘書直接相關。此時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就是梁漱溟的舅舅張耀曾(鎔西)。事實上,梁漱溟的上述意見,並沒有得到自以為愛國有理的青年學生的真誠響應。他自己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後來在山東鄒平所推行的神道設教式的「鄉村建設」,更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精神背道而馳。這是梁漱溟的可悲之處,同時也是張耀曾和沈鈞儒的可悲之處。 
  二、張耀曾與沈鈞儒的法外操作 
  據《剪影》介紹,曾經三次出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一直是清貧之人。直到1928年8月,他與沈鈞儒等人在上海聯合開辦律師所,才開始過上富裕生活。然而,比張耀曾年長10歲的沈鈞儒,並不滿足於這種富裕生活。1933年,他以執業律師的身份,加入由共產國際成員宋慶齡任主席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6年5月,他又加入宋慶齡、馬相伯等人發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居住在上海租界區的救國會領袖人物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被國民黨當局聯合租界當局加以逮捕。經張耀曾依據法律程序及時營救,沉鈞儒、王造時、李公樸三人於當天獲准保釋。 
  第二天,沈鈞儒等人再次被捕,執行逮捕的上海市公安局給出的理由是:「沈某等組織救國會,有共產分子,故請歸案。」此時的張耀曾,已經不再恪守法律程序,而是建議「從內部疏通,早復自由」,並且與褚慧僧約定,第二天去拜訪黑白兩道的杜月笙、徐新之等人。 
  被關押在牢獄中的沈鈞儒,一方面堅持自己愛國無罪,一方面卻希望通過法律之外的秘密操作獲得自由。現代文明社會裡的憲政制度和法律程序,主要是用來監督公共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的。而在執業律師沈鈞儒眼裡,法律只是替自己開脫的一種工具。1937年5月2日,他在家信中寫道:「我等事在我們止希望兩種辦法結束,一撤回公訴;一判決無罪。此兩種結果,多是要在外面講妥,然後從法律的立場來做一個手續的結束。……不過要我們表示,我可以賭咒說:以後仍願繼續努力抗日工作,尤其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犧牲一切。不過如其要我認錯悔過,那是無異殺我。寧可判罪入牢,不可自悔其人格也。除此一點外,幾乎多可商量。以前的確沒有反對政府,為什麼要硬派我是反對政府?的確沒有背景,為什麼硬要說我有背景?多幾個人有背景,多幾個人反對政府,這種做法我真不懂於政府、於黨有什麼好處?真可不必。政府代表國家,與個人不同,無所謂恩怨,無所謂面子不面子,有嫌疑抓進來,瞭解了解釋放他,愈見得政府有威信,我是這樣看的。」 
  與沈鈞儒把個人的「認錯悔過」看得比犧牲法律程序還要重要相比較,張耀曾更加看重的是法律尊嚴。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晚至浦東大樓聚餐。黃任之謂葉楚傖雲,沈等七人仍需判罪後,送反省院保釋云云。余謂判罪與否乃推事之權,今當局屢言判罪後如何,似判罪完全由當局決定者,亦可見中國司法之地位矣。」 
  1937年6月7日,身患重病的張耀曾,在日記中更進一步表達了對於法律尊嚴的絕望情緒:「午後,接沈衡山來信,謂十一日開庭,請出席。但余病體如此,既不堪長時勞動,又於本案毫無準備,且本案如何辦理,當局業已決定,法院僅為傀儡,無論辯論如何,均無影響。余又何必犧牲健康,作此無益之舉?急作書寄衡山告以病情,請撤回委任,另委劉崧生或張季龍。」 
  1937年6月11日,已經被社會輿論稱之為「七君子」的沈鈞儒等人,如期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接受審訊。張耀曾在6月14日的日記中,記錄了與沈鈞儒的辯護律師李伯申的談話內容:「下午李伯申來,談蘇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陳誠允往廬山向蔣說情,宣告無罪,故不欲法院速審了結。適法院於調查證據概行拒絕,故藉此聲請迴避,以延長時期,可得更有利之結果。」 
  接下來,張耀曾還感歎說:「凡事皆有表裡,不可盡信表面。中國事大抵如此。」他所說的「不可盡信表面」,雖然不完全是針對沈鈞儒,沈鈞儒對於法律尊嚴的並不真誠,在他兩天後寫給兒子沈謙的信中,卻表現得相當明白:「鎔西先生意見很對,但是只要經過廬山一行,無論是判決或撤回,法律尊嚴終已不能維持。其實法院吃虧,我們盡可不管。不過我們是顧全政府,並且願意顧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幾天倒不要緊,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續先弄清楚,俟判決或撤回後再赴廬山。」 
  在同一天寫給次子沈諒的家信中,沈鈞儒進一步表白說:「近來又有轉變,或可由政府自動撤回訴訟,或判決無罪。惟我等說不定於下星期中即將離開蘇,到廬山與蔣談話,倘能融洽,則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真中國之福氣矣。」 
  由此看來,此時的沈鈞儒,確實沒有敵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主觀意願。然而,他此前所說的「我與各友質直坦白過去絕無背景」,卻不符合救國會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直接掌控和秘密操作的歷史真實。關於這一點,作為救國會核心成員的沈鈞儒,在7月16日寫給沈諒的家信中表示說:「我事真太複雜,有一點無從說起。蔣對我等似有諒解,曾由杜月笙、錢新之、黃任之等到蘇州來過兩次傳蔣意,欲我等往廬山面談。而中央及地方黨部似不願我等與蔣直接解決,種種破壞,於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寫悔過書,要於判罪後送反省院,要於赴廬山時對外宣佈是將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們設法拒絕一切,只好廬山也不去。……無論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外間朋友以擴大入獄運動相援助。」 
  一位執業律師的第一職責,應該是依法行事而不是法外救國。凌駕於法律程序和法律尊嚴之上的「救國無罪」,出自「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之口還情有可原;出自62歲的法律人沈鈞儒之口,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在現代文明社會裡,無論是愛國家、愛民族、愛真理、愛事業、愛父母、愛異性,都必須限定於以人為本的法律框架之內,而不能夠凌駕於個人尊嚴和法律程序之上。 
  三、高一涵的模糊面影 
  《新青年》時代的高一涵並不是一名法律人,而是在胡適的幫助指導下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術人。關於這一點,他在1920年4月2日從日本東京寫給胡適的書信中表白說:「適之兄:看見你這回來信,一望便知是在著作時候寫的。你說學問不到用的時候,不覺得不曾懂得,不覺得沒有系統。這真是經驗的話!我從前東塗西抹,今天做一篇無治主義,明天做一篇社會主義,到現在才知道全是摸風捉影之談。我以為現在『新思潮』也多犯了這個大毛病。」 
  我在《歷史背後》一書中,以《高一涵的誤寫歷史》為標題,著重介紹了高一涵在1949年之後,為配合批判胡適的政治運動,以當事人和見證人的身份對於相關歷史事實的歪曲改寫。從《剪影》中的《模糊的高一涵》一文,我意外讀到了晚年高一涵認真執著或者說是良知未泯的另一面。 
  在1949年的歷史拐點上,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高一涵做出的政治選擇是留在大陸。隨後他出任了南京大學的政治系主任兼法學院院長。為了挽留年輕一代的法學家楊兆龍到東吳大學擔任法學院院長,他主動表示願意讓賢。事實上,高一涵的院長職位並沒有讓給楊兆龍,而是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他因為法學院慘遭取締而被迫「下崗」或「轉崗」。 
  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盟南京市委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號召高一涵等十位法律學者「大鳴大放」。5月19日的《人民日報》,在六版頭條以《南京市十位學者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為標題,對這次座談進行報導。這其中以高一涵的發言最為大膽:「有人說南京大學重理輕文,其實,社會學、法律學更被輕視。馬列主義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指導原則,但不能代替社會學、法律學;政府的政策方針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學工作的人,現在有很多人都改行了,還有許多人沒有工作崗位。這是否說搞舊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領導同志也是學的舊法,難道南京有舊法觀的人是補弄那個改造的嗎?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就要加強法制,但誰來訂法,現在審理案件時,法律條文上沒有,有時判錯了,有時就無法判案。記得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時把南大法學院取消了,領導上說:取消是國家政策要這樣。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還要我作檢討,但我的思想還是不通。」 
  當這場「大鳴大放」演變成為「反右派」的政治運動之後,老資格的高一涵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卻被剝奪了江蘇省司法廳長的實質權力,他從此變成了掛著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官銜的一名閒人。1968年,高一涵以83歲的高齡離開人世。 
  四、「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吳經熊 
  比起僅僅留學日本的張耀曾、沈鈞儒、高一涵等人,真正擁有程度不同的現代制度意識和法律精神的,是陸續從歐美各國學成歸來的蔡元培、丁文江、章士釗、陶孟和、胡適、王寵惠、羅文干、顧維鈞、王世傑、楊端六、陳源、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周炳琳、羅隆基、吳經熊、錢端升、楊兆龍、梅汝璈、周楠、王名揚等人文學者和政法學者。也正是由於這些歐美留學生過於文明、過於紳士,或者說是過於費厄潑賴(fairplay),他們在不講制度規則和程序正義的政治運動和人事紛爭中,往往會被置於失敗流亡的悲慘境地。 
  先後留學於美國、法國、德國專攻法律的吳經熊,原本應該是最具有現代制度意識和法律精神的一個人,事實卻並不盡然。在吳經熊自己的著述中,最為著名的是他以天主教徒而不是法學家的口吻寫作的英文自傳《超越東西方》。台灣學者曾建元認為,吳經熊是「近代中國第一位世界級的法理學家,也是中華民國法制的重要擎劃者。」大陸學者許章潤,關於吳經熊寫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標題為《當法律不足以慰藉心靈時——從吳經熊的信仰皈依論及法律》。 
  按照我自己並不成熟的理解,現代文明社會的憲政制度和法律體系,是基督教文明與古希臘文明經過血與火的曲折碰撞而共同孕育的以人為本的人道果實。歐美文明之所以能夠從原始荒蠻的血腥仇殺中,結出以人為本的人道果實,其根本基點首先是《聖經舊約》裡面上帝與亞當、亞伯拉罕、摩西一再立約的契約意識,或者說是程序正義優先的自律互動意識;其二是《聖經新約》中耶穌基督以犧牲生命為代價確立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意識;其三是文藝復興時代,歐洲各國對於古希臘文明特別是古希臘悲劇所表現的「自由的個人的動作的實現」的人文精神的重新激活。 
  與歐美基督教文明所承認的人與上帝之間可以雙向互動的契約意識和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的人權意識截然相反,《詩經?小雅?北山》所張揚的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奉天承運」、「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的一元絕對的獨佔意識。與此相對應的,是以「天子」自居的周朝國王,對於全體國民從人身自由到財產自由再到精神自由的全部人權,不容置疑地絕對佔有。到了20世紀初,另有以俄為師的孫中山及其國民黨,只允許自己「革命」而不允許別人「反革命」,只允許自己「主動」而不允許別人「反動」的一元絕對思維。在這樣的話語系統裡,從來沒有為現代文明社會以人為本的憲政制度和法律精神,預留下足夠的空間。直到歐美現代文明在船堅利炮的浴血碰撞中侵入中國大陸,這樣的一元絕對的極端思維,才開始稍有鬆動。來自歐美的自由民主意識和現代法律意識,也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中國的。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以「超人」自居還是以「超越」自居,大凡是走火入魔的一種鐵證。自以為「超越東西方」的吳經熊,其實是抱著極其根深蒂固的「皇帝即天子即國家即民族即導師」的一元絕對、唯我獨尊的極權意識,去理解學習歐美文明社會的法律知識的。1921年5月,他在國際和平卡內基基金的資助下來到巴黎大學,打算「利用在巴黎的機會,盡可能地多讀多寫,盡量仔細觀察,深入思考,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使中華文明跟上時代的步伐。」 
  二千年前的耶穌基督,是通過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確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觀念的。二千前後的吳經熊,卻僅僅局限於作為一個「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的「中國人」,而不是比普渡眾生的耶穌基督更進一步,把自己成就為大同人類中不分種族而人人平等的一名自由人和文明人,進而把這種現代化的大同理念,在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中間推廣普及。作為這樣一種狹隘國家觀和狹隘民族觀的極端推演,便是當下中國大陸一再輪迴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類阿Q式的話語霸權。 
  1930年「一?二八」事變後不久,吳經熊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孫科的聘請,出任國難會議會員,並於1932年4月赴洛陽參加國難會議。在此期間,他接受三民主義並成為國民黨黨員。1933年元旦,吳經熊應孫科邀請,到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開始長達十五年的立法委員的生涯,直接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36年5月1日,由吳經熊主筆的《中華民國憲法》,由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並於5月5日正式公佈,史稱「五五憲草」或「五五憲章」。在此之前,吳經熊在《東方雜誌》1935年第33卷第13號公開發表長篇說明文章《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色》,其中表現出的並不是法學家獨立公正的中間立場,而是絕對信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黨員的黨派立場:「從前歐美的人,他們爭自由,是以個人為出發點。我們現在爭自由,是以團體為出發點。我們所爭的自由,是國家的、民族的自由。中國現在的情形,和歐美人民爭自由的時候,大不相同。當時歐美的人民,喘息於封建制度或專制主義之下,和我們現在的情形不同。歐美人民的大問題,是怎樣救自己。我們今天的大問題,是怎樣救國家、救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早就陷於被壓迫蹂躪之下。眼前的情形,較前更壞。我們要救國家,救民族,則不得不要求個人極力犧牲他所有的自由,以求團體的自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憲法草案』不得不採法律限制主義,於規定權利各條,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各條。」 
  在吳經熊眼裡,已故的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依然是中國傳統的「皇帝即天子即國家即民族即導師」的絕對天理的化身:「我們從『憲法草案』第三章『國民大會』看來,便知道我們的『憲草』的第一個特色,為政權於治權之劃分。……據此,人民不必有管理政務之能力,而可以享有直接管理國家政治之實權。這是分開『權』與『能』的結果。也就是我們總理高出於盧梭和羅摩的地方。」 
  正如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改朝換代的開國皇帝及其御用文人,都要對前朝的滔天大罪予以口誅筆伐一樣,吳經熊在《中國新舊法制在哲學上之基礎》中,依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的「舊法制」:「我國舊法制之陰陽五行不平等的觀念一定要完全摒除,要建立一個完全平等的思想體系,同時對於我中華固有道德的精神也要充分發揮。……我國是講三民主義,不是講個人主義的。所以他和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不同。它是以人為本的,而非以物為本的,所以它又和共產主義絕對不同。它是獨樹一幟的,它是最先進法制的礎石。」 
  事實上,所謂的「以人為本」,恰恰是以精神生命體的個人本身為根本支點的人道主義或個人主義,而不是把精神生命體的人本身架空抽像之後,以「國家」、「民族」之類的宏大敘事為根本支點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借用馬克思寫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話說,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吳經熊所說的「一個完全平等的思想體系」,本身就是從耶穌基督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神道理念之中,經過血與火的戰爭殺戮逐步衍生出來的在法律制度及其它一切公共事務面前的人人平等。這其中包括精神生命體的人本身即自然人,與國家、民族、政府、社團、企業之類的法人或准法人之間的相互平等;而不包括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凌駕於個人之上的絕對「天理」的不「平等」。作為長期留學歐美的法學專家,吳經熊偏偏對於西方現代文明最為根本的人文精神盲目無知,難怪他要在1937年拋開自己的法律職業轉向「三民主義」的黨派信仰,進而在已經生長出以人為本的人道果實的二十世紀,還要回過頭去皈依前文明時代的神聖宗教。比起吳經熊來,當下中國大陸新一代的法律人,竟然以爭先恐後地信仰西方基督教為高調時尚,更是既可憐又可悲的精神迷失! 
  五、1957的歷史悲劇 
  按照楊兆龍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政治交代,「五五憲草」的原始文本,其實是吳經熊推薦他執筆起草的。《聯合國憲章》的中文版本,也是他於1945年6月翻譯完成的。楊兆龍在中國法律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知。 
  1948年底,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辭職,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有意請楊兆龍代理此職。楊兆龍的妻妹、中共地下黨員沙軼因聞訊之後,力勸楊兆龍接受此職,並且明確要求他營救在押的中共黨員。中共南京市委成員白沙也親自出面,擔保楊兆龍的身家性命之安全。就這樣,在楊兆龍等人的努力之下,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近萬名政治犯獲得釋放。 
  1949年5月27日,楊兆龍將最高法院檢察署的全部檔案,移交給中共上海市軍管會,他原本一帆風順的人生軌道,也由此進入多災多難的崎嶇坎坷之中。 
  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 
  國民黨潛伏特務」,從此成為「內專對像」。1956年12月,時任 
  復旦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教授的楊兆龍,在《華東政法學院學報》上發表學術論文《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從而成為上海法學界「引蛇入洞」的首選目標。1957年6月8日,反右運動正式展開,楊兆龍很快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他的三名子女也先後在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 
  1960年,有關方面為56歲的楊兆龍設下誘人入罪的圈套。特勤人員張某(勞改釋放人員),先結識楊的學生饒大笏,繼而通過饒接近楊,偽裝成對楊既同情又仰慕以騙取信任。他多次告訴楊說,自己「有朋友在廣州魚船上工作,經常夾帶人出境,以賺點錢」,企圖引誘楊偷渡出國,以便將其當場抓獲,繩之以法。1963年9月23日晚,59歲的楊兆龍及其企圖偷渡香港的次子,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予以逮捕。當晚被捕的饒大笏,後來冤死於獄中。事發之後,上海市一位領導人還在政協會議上放風說:「楊兆龍寫信給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被捕。」 
  1966年10月,一貫以思想進步自居的楊妻沙溯因,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凌辱而自縊身亡。早在1935年,沙溯因就是南京婦女救國會的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楊兆龍於1949年滯留大陸,就是沙溯因和妹妹沙軼因一再勸說的結果。 
  1979年4月1日,楊兆龍因病去逝,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一代法學大師,就這樣被他自己所極力效忠的新社會給活生生地扼殺了。 
  六、法律尊嚴的再度回歸 
  與楊兆龍一樣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法律人,還有錢端升、謝懷栻、王名揚、周楠、江平等人。 
  謝懷栻是中國本土培養出的法律人。他於1942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1944四年以高等文官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重慶地方法院的推事(法官)。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出任台灣高等法院的推事,為平反日軍佔領期間的政治犯,簽發了宣告愛國志士無罪釋放的第一份判決書。1949年,謝懷栻執意留在大陸,並於同年九月報名進入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學習。 
  從1951年12月到1958年3月,謝懷栻一直是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教員。肅反運動中他開始遭受審查。到了1957年「引蛇出洞」的「大鳴大放」中,他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座談會上發言說:「以我自己為例。在肅反中是先做出結論,然後逼著你去承認。這種作風極其惡劣。例如,硬要我承認對土改不滿,鬥了幾天,後來我只得承認,自動投案。『幫助』我的同志笑顏逐開,說這才合乎規律。又如硬要我承認在三反中動機不純,寫了檢討。又如硬要我承認是『CC』,我後來就承認了。有的黨員對我說:『你是聰明人,只要你的檢討符合我們的意圖,你就可以過關,否則還有麻煩。』這種作風太危險了。……我在此附帶聲明:我在肅反中寫的關於思想動機的檢討,很多都是逼出來的,是不真實的。」 
  1957年6月5日,《人民日報》以「本報特約新華社專稿」的形式刊登《法學界人士批評立法緩慢》一文,其中記錄有謝懷栻的另一次發言:「在四日下午的座談會上,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教員謝懷栻談到了開國以來的立法工作,他說,法律之所以不完備,關鍵在於思想觀點上有問題。過去流行一種以政策代法律的觀點,認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後來有了憲法,就滿足於憲法,用憲法代替一切法律。謝懷栻說,有的人認為過去的時期我們的法律不完備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害處,認為沒有民法刑法不足為奇。他表示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錯誤觀點。」 
  在隨後的反右派運動中,在劫難逃的謝懷栻,被勞動教養達20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恢復工作,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和研究員。用陳夏紅的話說:「我們今天要試圖客觀的評價謝懷栻先生,我想謝懷栻最大的貢獻,不光是給上個世紀末中國民法的恢復和重建奠定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謝懷栻給中國民法學的進一步發展培養了部分人才。」 
  應該說,中國當代法律暨法律人的尊嚴,就是在張思之、江平、謝懷栻、賀衛方、莫少平、浦志強、許志永、滕彪、陳夏紅等幾代人的努力下,再度回歸和部分恢復的。江平先生在漫漫無期的流放歲月中不僅妻離家破,還因勞累過度而失掉一條腿;然而,生活的磨難並沒有摧毀他作為法律人的堅定信念和人格尊嚴。在《我師江平》中,陳夏紅深情地寫道:「早在一九八○年,他就敏銳的意識到個人尊嚴和自治是民法生活核心所在,而現實生活中民法最大的對立面就是計劃經濟和政治國家。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將個人從國有企業中解脫出來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將國有企業從國家行政管理中解脫出來是可以辦到的,而且借此個人也就走向了經濟自由的第一步!於是江平和同事在《法學研究》上發表論文《國家與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應是所有者與佔有者之間的關係》,同意在肯定國家所有制前提下研究國家和企業之間關係,提出『國家所有制經濟就是一種所有者在上、生產者在下的兩層樓式的經濟。正是這種所有者和生產經營者的分離,需要相應財產權的分離,即需要國家和企業都具有對財產的權利。』……江平贏得師生的更多讚譽是在九○年代初離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位之後,多少年來印有他的名言『只向真理低頭』的文化衫,成為許許多多法大人畢業離校的必選之物。他提出的『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也成為法大學子薪火相傳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來給本科生的講座中惟有我師江平享有在大禮堂做講座的殊榮。」 
  《剪影》一書共收錄十篇關於中國法律人的學術傳記,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還不足以概括百年中國法律史的全部面貌。由於種種原因,書中對於相關人物的歷史敘述,並沒有達到精確完美的理想境界。作者採用前文明時代的「聖徒」之類的字眼,形容現代文明社會中的法律人,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精神也並不洽合。儘管如此,隨著《剪影》在陳夏紅筆下逐步放大,一部以人為本而且活靈活現的中國法律史,在不久的將來是完全有可能呈現在世人面前的。 
  (本文發表於《傳記文學》2006年第12期。《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陳夏紅著,中國法製出版社,2006年7月。)   
  「法人」代表   
  讀陳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趙晶 
  周汝昌先生說:「我們這個民族天生就是一種怪脾氣:重人主義。太史公一部書開闢鴻蒙,創立了『傳記文學』,無比重要。史是什麼?是事——其實更是人,因為事也是人的事,人做的事。歸根結底是人。雁過留聲,人過留傳。」(《負暄瑣話》P218)夏紅兄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立足「從人物史的角度去觀察法史」,爬梳書信日記、檔案材料,是「接著」太史公的「傳記學統」往下講,是記人的。而所記之人,都是百年來的「法律學人」,準確地講是百年來法律學人之佼佼者、楷模、代表!我稱之為「法人代表」。 
  解題之後,該講講成為「法人代表」所應該具備的條件,也就是我所揣測的,夏紅兄之所以選擇這十位法律學人入書的原因。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裡講:「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所謂的不朽,膚淺言之,大概是有人的心裡、嘴邊總是掛著不朽者的名字、言語、事跡,甚或有人為他們著書立傳。 
  「我一直想盡可能弄清楚,這些法學家到底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什麼是他們的貢獻』。」(《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P294) 
  如此一對照,夏紅兄選擇的標準應該「水落石出」了吧! 
  何謂立言?「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而已。從《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有關標題,譬如「吳經熊的法律哲學:中國新分析法學簡述」、「『原論』羅馬法」等等,就能看出這些學人之所以為「代表」,其思想、學說皆一時之選,且惠澤後世。 
  何謂立功?「拯厄除難,功濟於時」也!清季以降,學術泰斗輩出,其外部動力,大概是國家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際,有識之士無不以「救亡圖存」為念,奮發圖強。這些法人代表亦莫能外。《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勾勒出了這些不朽者的「事功」,或安心學術,或涉足政壇,或執教講壇,大部分是兼而有之。這些事功皆或多或少影響著當時的中國,甚至還延續至今。 
  何謂立德?「創製垂法,博施濟眾」。儒家內以修德,外以立言、立功。僅以儒家之標準衡量這些法人代表,本失之偏頗。不過僅為一說以供參考,料不為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這十位法人代表無一不「弘毅」,無以不「鐵肩擔道義」。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除了張耀曾、沈鈞儒、江平三先生的篇章未涉及學問之事,《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為我們展示了這個意義上「仁」的體現。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張耀曾的困窘》一篇所記張耀曾兩次過「書癮」,且有「然丁亂離之世,無托他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廬舍,安居四年,豈非天眷獨厚。」(《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P8)張公可謂知顏回之樂者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作為「法人代表」,作為法律聖徒,他們一生以弘揚法學、法治為念,不論經歷多少慘痛,矢志不渝,此為「篤信」、此為「死守」。 
  叨絮了那麼多,真是「閒話多說」了。就以看似與夏紅兄大作無關的《正氣歌》結束吧: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本文首發於 
  新京報   
  法律人的形象和生命   
  ——評陳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馮和林 
  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些非常陌生的面孔和他們在無盡的時間流中的生命歷程,在王侯將相的官修史中這些人理所當然的被驅逐出存在的時空,孤懸在被遺忘的角落。然而,是金子總是要閃光的,這些『大歷史』中的『小人物』還是昂然地向我們走來---這些中國的法律聖徒們! 
  為他們的駕臨清道開路的就是陳夏紅君,是他像個無所不知的歷史老人向我們娓娓道來這些複雜曲折的故事。故事裡的人物形象鮮明,語言直白精彩,情節生動,這些故事的彙集就是《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 
  我們如果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夏紅君講的這些故事是先後分明。他先講的是仍健在或剛逝世不久的法律人的故事,有江平、王明揚、周楠、謝壞拭諸先生,講述的方式也主要是新聞記者的視角,主要通過訪談和紀念文集對人物生平進行粗線條的勾勒。然後,他把注意焦點轉向早已塵封的民國法政人物,開始非常辛苦的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隊張耀曾、沈鈞儒、吳經雄、高一涵、楊兆龍等人或剪取其生命的一段,或粗線條的勾勒其一生,但收尾之時總讓人覺得言有盡而意無窮。最後是錢端升,這是文集中唯一一篇把人物歷程和新中國歷史聯繫到一起的文章,在這裡作者找到他的故事主題----以錢端升為個案,把知識分子放棄自主性的屈辱史原原本本的講給我們聽。 
  可見,夏紅君原來的抱負是在程序化、教條化的制度史和思想史之外找出歷史的第三維度,用他的話講,即具體法史。我們法律人檢視我們家族的舊物,除了看到家訓和賬簿外,竟見不到先人的行狀,源遠流長的法律家族竟找不到法律人的形象和生命,那我們又到何處去尋找立身處世的榜樣和精神激勵呢?具體法史就是要命令我們回憶,在我們的頭腦中刻下法律人的形象和生命。這樣的視角關涉到學科內部的革命,要在封閉的形式化的法律史內部開發出新的精神的天地。作者之所以選擇近百年的法律人,除了學術興趣外,中國古代的法律人要麼像法家一樣本質上是政治家,要麼只是條文章句壓迫下的律學家,而作者之所以要讓這些法律人的形象和生命呈現,卻是基於當下的考慮和現實的關懷。 
  以夏紅君的知識素養,其實有兩條路可以走。其實就是講述『七君子事件』的《法裡法外的對弈》一文中開出的路子,著眼點在於民國時的政治犯;其二就是考察政治高壓下法律人的自我放逐,失去自我性的異化過程。顯然,從《1949年後的錢端升》一文中我們看出作者選擇了厚一條路。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正如鄧正來先生在序言中說的,其實已經過渡到如何認識和解釋學術和政治之關係的政治哲學問題。這種努力將開除的批評性問題也非常值得我們反思,我們有理由更熱情的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夏紅君處處表現出來的史家分寸,不僅是文章有無窮的意蘊,這種客觀化的處理史料的方式也為讀者結合自己閱讀經驗作出自己的解釋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當那些『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王侯們被遺忘時,這些為人類學術進步和理性自覺,為自由和正義的社會制度而努力的英雄們將會走向我們的記憶深處。我們悲歎一種移植過來的解釋範式和理論體系粗暴的驅逐了歷史的主人,我們相信歷史的主人最終會贏得他們應有的地位,而夏紅君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就是這種努力的結出的一個果子,味美意遠。   
  中國法律人的命運坎坷(1)   
  張耀傑 
  陳夏紅是很有個性的一名80年代人,他剛剛出版的集法律與歷史於一體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更是一部以人為本的很有個性的學術傳記。用著名記者唐師曾的話說:「陳夏紅出生在祖國大西北,土地貧瘠、營養不良。從社會底層崛起的種子才有生命力,小東西一發芽,就投身中國的法制建設。」 
  匆匆讀過《剪影》,滯留在我心中的,竟然是揮之不去的沉痛之感:書中講述的法律人的命運坎坷,其實就是中國法律及中華民族的坎坷命運! 
  談中國現代歷史,人們常常從《新青年》和「五四運動」入手。而《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最大盲區,偏偏是最能夠體現歐美現代文明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在法律人缺席的情況下,「五四運動」中最具備法制精神的,是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北京大學文科講師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其中寫道:「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之所以會有如此清醒的法制意識,與他1916年和沈鈞儒(衡山)同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司法部秘書直接相關。此時的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就是梁漱溟的舅舅張耀曾(鎔西)。 
  據《剪影》介紹,曾經三次出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一直是清貧之人。直到1928年8月,他與沈鈞儒等人在上海聯合開辦律師所,才開始過上富裕生活。1936年11月23日凌晨,居住在上海租界區的救國會領袖人物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被國民黨當局聯合租界當局加以逮捕。經張耀曾依據法律程序及時營救,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三人於當天獲准保釋。 
  第二天,沈鈞儒等人再次被捕,執行逮捕的上海市公安局給出的理由是:「沈某等組織救國會,有共產分子,故請歸案。」此時的張耀曾,已經不再恪守法律程序,而是建議「從內部疏通,早復自由」,並且與褚慧僧約定,第二天就去拜訪黑白兩道的杜月笙、徐新之等人。被關押在牢獄中的沈鈞儒,幾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正在廬山召開抗戰談話會的蔣介石身上。 
  1937年6月13日,沈鈞儒在寫給兒子沈謙的信中表示說:「鎔西先生意見很對,但是只要經過廬山一行,無論是判決或撤回,法律尊嚴終已不能維持。其實法院吃虧,我們盡可不管。不過我們是顧全政府,並且願意顧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幾天倒不要緊,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續先弄清楚,俟判決或撤回後再赴廬山。」在7月16日寫給次子沈諒的家信中,沈鈞儒另有「無過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的表態。這種凌駕於法律程序和法律尊嚴之上的「救國無罪」,出自「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之口還情有可原;出自62歲的法律人沈鈞儒之口,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過去的。從法律意義來說,愛國有理、救國無罪的「七君子」案件,只是中國傳統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至上,對於現代文明社會以人為本和以法治國的普世公理的歷史倒退。 
  《新青年》時代的高一涵並不是一名法律人,而是在胡適的指導幫助下從事政治學研究的並不成熟的學術人。在1949年的歷史拐點上,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高一涵做出的政治選擇是留在大陸,隨後出任了南京大學的政治系主任兼法學院院長。 
  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號召高一涵等十位法律學者「大鳴大放」。5月19日的《人民日報》,在六版頭條以《南京市十位學者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為標題,對這次座談進行報道。這其中以高一涵的發言最為大膽:「有人說南京大學重理輕文,其實,社會學、法律學更被輕視。馬列主義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指導原則,但不能代替社會學、法律學;政府的政策方針也不可以代替法律。……記得1952年院系調整時把南大法學院取消了,領導上說:取消是國家政策要這樣。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還要我作檢討,但我的思想還是不通。」 
  當這場「大鳴大放」演變成為「反右派」的政治運動之後,老資格的高一涵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卻被剝奪了江蘇省司法廳長的實質權力,從此變成了掛著省政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官銜被供養起來的一名閒人。 
  比起高一涵,楊兆龍的命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辭職。楊兆龍的妻妹、中共地下黨員沙軼因聞訊之後,力勸楊兆龍接受此職,並且明確要求他設法營救在押的中共黨員。中共南京市委成員白沙還親自出面,擔保楊兆龍的身家性命之安全。就這樣,在楊兆龍等人的努力之下,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近萬名政治犯獲得釋放。 
  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 
  國民黨潛伏特務」,從此成為「內專對像」。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楊兆龍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他的三名子女也先後在反右「補課」中被劃為右派。1966年10月,一貫以思想進步自居的楊妻沙溯因,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凌辱而自縊身亡。1979年4月1日,楊兆龍因病去逝,直到1980年他才得到平反。一代法學大師,就這樣被他自己極力效忠的國家和政府,活生生地給摧殘扼殺了。 
  與楊兆龍一樣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法律人,還有錢端升、謝懷栻、王名揚、周楠、江平等人。江平先生在漫長的「右派」歲月中不僅妻離家破,還因勞累過度而失掉一條腿。然而,生活的磨難並沒有摧毀他作為法律人的堅定信念和人格尊嚴。陳夏紅在《我師江平》中深情地寫道:「江平贏得師生的更多讚譽是在90年代初離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位之後,多少年來印有他的名言『只向真理低頭』的文化衫,成為許許多多法大人畢業離校的必選之物。他提出的『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也成為法大學子薪火相傳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來給本科生的講座中惟有我師江平享有在大禮堂做講座的殊榮。」 
  《剪影》一書共收錄十篇關於中國法律人的學術傳記,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還不足以概括百年中國法律史的全部面貌。由於種種原因,書中對於相關人物的歷史敘述,也並沒有達到精確完美的理想境界。儘管如此,隨著《剪影》在陳夏紅筆下逐步放大,一部以人為本的活靈活現的中國法律史,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功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陳夏紅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國法製出版社,2006年7月,定價21元。] 
  首發於《鳳凰週刊》2006年9月第26期。   
  銘記那段「流亡史」(1)   
  ——讀陳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姚明斌 
  曾經聽王人博老師說,知識分子心靈最好的生存狀態是流亡。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既是無奈又恰是最不壞的生存狀態,是知識分子的角色與政治情勢之間的深層張力所決定的。當我們審視中國風雨飄搖的百年政治艱途和在其中流亡的個個生命,必然無法迴避百年來與之交織在一起的一代代法律人嘔心瀝血的「流亡史」——甚至可以說,百年來的中國法律人在強敵與弱國,理想與現實,傳統與西學,學術與政治,靈魂掙扎與肉體磨難之間的流亡,彰顯了變革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品性為脊,承挑歷史交匯處家國復興與學識理想重擔的悲壯。 
  因此,當我看到學長陳夏紅兄的新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時,心頭湧起的是由衷的欣喜和悠長的感慨。通過「還原」張耀曾、沈鈞儒、高一涵、吳經熊、楊兆龍、錢端升、謝懷栻、王名揚、周楠、江平所經歷的那一段段百年中國的「具體法史」(楊玉聖老師語),夏紅兄讓我領略了前輩在中國近代法律歷史中堅持法治訴求和學術求真所經歷的辛酸苦辣,進而可以放大出這一批法律人在風雨飄搖的政治環境和寬容理性的學術氛圍中流亡,抉擇,掙扎,堅持的治學品性和道德情懷。 
  通過閱讀夏紅兄用平實而流暢的筆墨描敘的這一段「流亡史」,不難體會到,不管是從民國中期到新中國成立,還是建國後直到改革開放,這些「法學聖徒」(夏紅兄語)經由學術通往政治以期救國強國的夢想都由於學術與政治在不同利益環境中的緊張而流於失落。無論是張耀曾、沈鈞儒、高一涵還是謝懷栻、王名揚、周楠乃至於江平老師,儘管身處的政治環境不盡相同,卻都面對一個共同的困境,即他們的學術追求在權力生態和利益話語的籠罩下喪失了一種最起碼的獨立性,即使是個體在治學品性的指引下堅韌地追求某種方向,也會囿於學術以外有針對性的困擾阻礙而顯得有心有餘而力不足。在這裡,我再一次領會到人博老師提到的「流亡」的生存狀態。在風雨如磬的變革時代,知識分子必然需要在權力和利益面前對自己的訴求方向與追求方式作一番有意義的考量。考量之後,有的人可以很輕鬆地放下知識分子這副吃力不討好的皮囊,他們希望前方潛在的物質利益可以填補隨之而來的精神空洞。另外一些人,選擇了固守一如既往的目標,即使是學術與政治的融合,依舊是以那個強國安民,追求自由與理性的目標為前提——他們,勢必容易被權力和利益的持有方排斥在權力話語的語境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學聖徒」們持守著法治精神內核與變革家國法治現實夢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政治環境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顛蕩的流亡;在流亡者的內心,有一盞燈的恆光熠熠生輝。 
  鄧正來老師在該書的序言中認為作者這種對中國百年重要法律人事跡的梳理,是一種「應當引起當下學界重視的智性努力之一」。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智性努力的重要性在當今中國法學教育走入一個困境的情況下更值得我們去探究。法學教育困境的感性表徵集中體現在受到當今法制實踐不完善不規範的影響,學生的興致不在於在法學的朝聖之路上腳踏實地地前進,而是讓功利和現實的心態佔據了本屬於嚴謹的治學品性和悲憫的道德情懷的位置,到頭來法學不再是前人所承載治學理想與強國之夢的爭流勁舸,反而淪為潛身橫流物慾中的個體逃避反思的救生圈。或許有人會提出,中國現今的法制實踐就是這樣,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我們不能過分沉溺於那些應然的虛構。這種無力的辯解恰恰說明了身在在中國法律人群體中的我們缺少最寶貴的傳統財富。在一個以革命為主導的並時時呼喚繼續革命的意識形態中,傳統的存亡取決於革命所確立的標準,具體到法學的傳統,我們對於百年中國法律人的「流亡史」缺乏一種從法學學術出發的理解與承續,用鄧老師的話來說,就是在用學術以外的參照系來構建關於那百年歷史的「記憶」。這樣一種傳統上的斷裂,使得年輕一代的法律人要麼基於功利而現實的標準不屑於探知前輩學人的智識財富,要麼乾脆漠視那段活生生的「流亡史」的存在,任憑自己治學品性和道德情懷的空缺而打著法律人的旗號遊走在追求個己幸福的小道上——殊不知,那段流亡的歲月中已經有太多太多和我們今日的困境相近似的情勢,前輩學人並沒有氣餒,甚至在通訊交通條將遠落後於我們的情況下,在與靈魂煎熬與肉體苦難的抗爭中,仍舊秉持一種朝聖的虔誠在中國的百年法治建設之路上灑下點點滋潤後人的汗滴,我們又怎麼能任憑現實的無情無奈吞噬了中國百年法學傳統中那盞隨著歷史熠熠閃動的燈光呢!中國法律人探求法治的百年「流亡史」,在中西交匯的當代中國法學界,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傳統參照,一樣的法治追求,一樣西學東漸,我們必須以學術的標準正視並重視那些「聖徒」虔誠探索的歷程中的治學品性,感懷他們悲壯的流亡歲月中悲天憫人的道德情懷。只有這樣,中國法治之路的行路人才能保有最起碼的生存質料,他們才能獲得從繼續艱難地流亡走向形成堅定的主流的可能性。 
  我真誠地希望《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的誕生只是我們這些年輕的法學學子探求百年法制建構歷史中優秀的治學品性和道德情懷的一個開始,在與前輩相似又不盡相同的現實困境面前,銘記住那段「流亡史」,銘記住學術與政治,理想與現實,靈魂掙扎與肉體磨難之間那艱難而虔誠的持守,努力讓百年後的子孫能以成就者的心態來紀念法治中國的實現之旅。 
  2006年8月6日於威海   
  中國法律人生命的寫作(1)   
  ——評陳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吳飛 
  法學與政治國家關係很近,法律人的生命也與法治國的消長狀況緊相聯繫。國中法學研究斷裂了幾十年,中國法律人的血統也因此長期斷流,現在陳夏紅君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的出版,可以說是接續這一血脈的努力,這也是建構中國法律人群體精神的重要嘗試。 
  這是一本遲來的書。書中提到的諸多法學名宿,法律精英早已淹沒多年,不為人知了,張耀曾、楊兆龍、吳經熊等法學前輩不僅僅是當時中國的法學家,他們甚至還發揮世界性的影響力。可怕的遺忘,提起他們太沉重。然而,我們早晚要提起他們,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的法學家有如星河璀璨,濟濟風流,試按出生年列部分入下: 
  沈家本、伍廷芳、唐紹儀、楊度、湯化龍、沈鈞儒、居正、程樹德、唐寶鍔、曹汝霖、楊蔭杭、江庸、胡漢民、章宗祥、朱兆莘、黃尊三、王寵惠、張知本、宋教仁、呂志伊、汪兆銘、朱執信、張耀曾、高一涵、張君勱、伍朝樞、羅文干、顧維鈞、戴季陶、王世傑、張志讓、史尚寬、羅隆基、吳經熊、胡長清、錢端升、陶百川、張金鑒、孫曉樓、楊兆龍、梅汝璈、蔡樞衡、周楠、瞿同祖、龔祥瑞、倪征(日奧)、王名揚、謝懷栻…… 
  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得很長很長,但是這太久的遺忘還在繼續。比如說著名的民法學者,《中國民法總論》作者胡長清,民國時就在法政領域大名鼎鼎,曾參與過中華民國民法典的編纂。但現在的民法學者談到胡長清時都會說「台灣民法學者胡長清」云云,實際上,胡長清一天也沒有去台灣,49年他拒蔣赴台之邀,回到上海,80年代末去世於上海。他們被特別的年代所棄絕,故意無視。他們的名字和專門知識被長期淹沒,以至於不少嚴肅的學者在追尋他們的道路時對他們也知之不詳,語焉不清。 
  這是一種可悲的斷裂,而這種斷裂也不僅僅是在法學界,我們面對的是廣泛的歷史斷層,搶救記憶和恢復記憶正是歷史生長的基礎,也是傳統生長的基礎,沒有歷史也就沒有傳統,我們在不斷地割斷歷史,於是我們自己總也沒能成熟起來。 
  前一段時間在進行物權法的起草,一個法學界的教師竟然公開投書,指責物權法的起草「奴隸般的抄襲資產階級法律」,並導致物權法起草的擱置,弄得法學界一時人心惶惶,難以應對。梁慧星教授不得不苦口婆心的解釋什麼是法學的繼受,一國對物權法體系的自主選擇,跟抄襲是完全的兩碼事。如果提出問題的人是非專業人士也罷了,堂堂的法學教授對於這些基本問題都要無端生事,法學前人在地下得知,該如何感慨。正是這有意無意的遺忘,中斷了正在生長的法學傳統。以至於今天我們不得不從頭再來。 
  面對這種普遍的斷裂,陳夏紅從法學出發,從專業的角度切入,進入歷史的深處,以他的方式,書寫民國到當下法律人,以他的方式,努力嘗試接續中國法律人的血脈。作為一個年輕的學者,能夠迅速找到明確的學術進取方向,是不容易的。這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年代,年輕的作者能夠避免陷入歷史的宏大構建裡,以法學人物研究獲得成績,相當可貴。這也是現代知識分子知識進路的趨勢,值得注意。 
  另一個方面,也許作者也沒有意識到,他所選取的這些法學人物實際上都有留洋的經歷,我們如果不要將問題放在表層上,就應該注意到,在全球化下的現代化,需要有世界性的視野和世界性的知識溝通,留洋經驗是獲得更開闊視野和實現溝通的重要途徑。我們今天的學者要超越前人,無疑也需要在這樣的範圍上,才有可能。 
  這本書是一本開場的書,但也應該僅僅是一個開始,對近代以來中國法律人的研究,還需要更多人不斷的努力。夏紅勤於收集,資料豐富,還有他富於歷史感的寫作,令人難忘。本來,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我相信作者的學識和眼力,但我擔心有些沉重經歷需要有足夠的生活經驗才能與傳主交相共鳴,獲得真正的體會。但現在看來,我是過慮了。 
  這還是一本突破現有規範體系框架的書,作者隨興所至,自然運筆,依證據說話,成篇幅長短不同的格局,但是這正是為有心的讀者準備的,俗套的寫作路數無法限制夏紅的表達,他自然的寫作也必然會受到讀者的歡迎,他不拘一格的從各種角度去展現法律人的複雜角色和豐富經驗,還原中國法律人的生活與思考狀態的努力,無疑是具有典範意義的嘗試。部分師友對拙書的點評 
  法律人學的一個主導的意識,就是法學和法律只是以一種脆弱的形式得到展開--它們取決於法律人的態度、希望、能力和機遇。也可以說,從法律人的存在模式中,法學和法治才能夠得到很有效的主觀描寫和精神分析。陳夏紅君正是在這樣一個角度試圖把法學回歸於法律人的生命之流中,去觀察法律人在現代中國的主體命運,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群體的幾代人幾乎都經歷過相似的自主性放棄的屈辱,然而也有著在社會流放狀態中不甘沉淪的悲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龍衛球本書作者是一位有堅定的人文追求和學術志向的新生代學人。 
  作者以深厚的功力、飽滿的熱情、奔放的文筆,立足於風雨如磐的特定時空範疇,再現了前輩法學家群體的志業與人生,栩栩如生,可歌可泣。 
  本書不僅尊重歷史,而且力圖還原歷史,將「具體法史」進行到底。這體現了一位學術後生的可貴與可愛,令人感慨,發人深省。 
  ——學術批評網創辦人暨主持人楊玉聖 
  陳夏紅同學的這部法學人物傳記文集,載錄了法律轉型期百年中國的各個時期代表性學者的學問人生。他的工作做的細緻而且充滿著對學術和學者敬畏和虔誠之心:百年之中國,法律傳統範式被懷疑並最終放棄,西方式樣也同樣被懷疑並最終被「過濾式」地模仿和吸收,被懷疑的法律從來沒有也無法獲得神聖的地位,國家和人民也從未給式弱的法律造一座神聖的殿堂,於是就有了這些執著的「聖徒」在尋覽法律真諦和傳播著真理!儘管,他們生活在沒有法律文化的時代,但他們對法律的執著和頓悟之朝聖之路為當下我們修出了許多學問之道,正是在這些路上,踏入其中的夏紅也是以同樣的執著來頓悟法律給我們塑造人生的不歸之路。感謝夏紅同學,因為你的能力可能使師者汗顏。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國蒙彼利埃大學法學院博士程春明探尋現代中國政法系的精神源頭。 
  ——博客網創始人王俊秀 
  處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變動不居,否定、斷裂、敵意使得代際的努力和限制都極為明顯。每一代人都彷彿橫空出世,是進入新天新地創造前無古人事業的"新人類"。從歷史的長週期看,這種"當其時也暴得大名求遂大欲"的人物仍只是"人類史前史"流變中的浪花泡沫。真正推動人性自覺自立的,是那些善養天地正氣師法古今完人的聖賢、使徒。偉大的中國轉型歷經數百年,從人治邁向法治、從官吏本位到人民本位,等等,已經是一條清晰的文明主線,仍待法學家們為之奠基、立定功德。這個新的中國家族,其遺澤貢獻,將經三世五世百世而不斬。陳夏紅先生的書梳理了先行者們的言路思路,正合"興廢繼絕"之意。但願法學家們像傳統中國的道學、文士、儒生們一樣,成為一個"神聖家族",給轉型中國的文明重建提供立身處世的家族貢獻。 
  ——《戰略與管理》前執行主編,自由撰稿人余世存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本書所記錄的法律人及其生活軌跡,恰如碧波之點滴,折射出20世紀中國法治百年的滄海桑田;正是這些法律人一步步堅韌的跋涉,方有今日中國法治之些許進步。或許百年之後,亦有人要為21世紀的中國法律人立傳——我們這個時代,是否能為後人留下值得立傳的人物和故事呢?我想,這或許也是更多人掩卷之後所關注的。 
  ——《新京報》記者陳寶成   
  關於一群人的記憶側影(1)   
  青農 
  可能是成長的環境中充斥著太多的雄偉的緣故,現在對任何恢宏的東西除了深深的厭惡和麻木之外,沒有任何別的感觸可言了。感覺無論對於過去,還是對於未來,任何程度上的修飾都是虛偽的遮掩,遠不及平淡的敘事,至少後者能以樸實讓我相信一種真實。可是,我的感覺只能給我一層煩惱,世界依然一如既往地誇張和鋪陳。平淡裡的真實不但有限,就連平淡本身也很稀缺。再者,人的神經需要平淡的安慰,但平淡不足以安慰一個人的所有。失調的現實,心靈的怯懦和審美的麻木,讓我更像一個植物人一樣,從外觀上看確實不失為一個生物意義上的人,而一旦涉及稍深一點的探討,看到的卻是行屍走肉或者殭屍。 
  冷漠,麻木,對一切沒有熱情,在平庸的忙碌中疲憊和混亂:這就是全部的生活。似乎就是一池死水,春花在這裡難尋知己,秋月在這裡更沒有倒影,與世隔絕,完全不在人的世界的樣子。可就是這樣一個看來異常牢固,也對一切宏大有著免疫力的窠臼,總會被一些也許並經不起玩味的細節所感動,並且是被感動的一塌糊塗。 
  幾天前和同學一起買書,他挑了一本叫《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的書。書名很吊人的胃口,我仔細看了目錄,感覺這本書應該拿來一讀。作者的名字在什麼地方好像聽過一點,但沒太清晰的印象,加上自己也買了一堆,也就沒打算再買——可能也是出於故事還是不脫「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擔憂吧。 
  很多的書,意義並不在於它本身給我的東西,而在於我們透過它能得到或者注意到了的東西。這種指引,與大義凜然的說教相反,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細節,並且是在不突出的位置。說這些細節經不起玩味,只是說它們不似哲言那樣本身蘊含了很多高深且永遠讓人捉摸不透的東西。它們的經不起玩味在於它們以最樸實的平淡透露了真實的所在,而只要我們稍做注意,並進一步的思索一下,我們世界中很多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將要轟然倒塌——對於城堡中的人來說,鬼魅神偶的浮塵也將消散——對於歷史的真實而言。 
  本來想著像讀別的故事那樣,慢慢的、一個一個的來讀,可是一不小心就翻完了——面臨的繁重的考試無法阻止我對後面的故事好奇。《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不但給了我們一個群體和一個時代的輪廓,也給了足夠的讓我又開始不安的細節。每個人需要的細節不同,一個人也搜索的細節也不可能都是有用的,所以這些七零八落的東西,還是老老實實的呆在我的感覺中,不讓出咽喉的好。至於對於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肯定還嫌不夠——不然作者為什麼要用「剪影」這個詞呢?但是對於仔細的求證我更無法望其項背,處於接受者的方位,我只能感謝作者給我補上一段記憶。翻完這本書,我急著要說的,是由一個細節聯絡起來,加上自己的穿鑿附會,但和主題完全無關的話。 
  張耀曾這個前司法總長的困窘,真是讓人有一層哭笑不得的感覺,之外也不得不感歎民國人物的可愛。看了對「七君子」事件中張耀曾和當事人之一的沈鈞儒等活動的介紹,真是不無古今皆然的慨歎,也忽然想起了章士釗為陳獨秀辯護時一席「黨即國家呼」的陳詞。關於高一涵的資料的遺失所帶來的還原他的經歷的難度,絲毫無損於他的本真,只對於1957年撤銷南大法學院等事件提出批評,並坦言「我的思想還是不通」一項,就很有份量了。讀了關於楊兆龍和吳經熊的文字,除了對他們未竟的事業的感慨外,不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尊嚴,究竟是由誰找回,又由誰來支撐的?這中間尤其讓人心痛的是,對於楊兆龍而行的無恥和卑鄙的手腕,他如果活到今天,不知道他還能不能愛這樣一個新的國度。後面講到的錢端升、謝杯栻、王名揚、周楠和江平等及個人中,我想說的是錢端升和王名揚。錢端升的遭際和很多有頭有臉的人在建國後的遭際一樣,確實讓人歎息和同情,但同時他也是這本書中的人物中,我感覺份量嫌輕的一位,這不是否認他的優秀,而是因為他對自己改造之徹底有著讓人無法原諒的一面。雖然他的優秀不亞於書中的其他人,但他無法喚起我更多的同情。本來,一個人活著無需他人的同情,我在今天的感覺也是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吹毛求疵,更類似於狂妄的叫囂,但我還是感覺在所有人中他顯得輕浮了些。他是出賣的太多還是出於天真而被欺騙的太多?關於王名揚,讓我久久不能平靜的是這樣一位老人至今還生活在那樣兩間陋室之類,與中國行政法學史上的「王名揚時代」實在不成對比。當然,作為學者的王名揚可能並不在意的這樣的細節,而對於他那樣的人來說學識也從來不是乞憐任何待遇的工具,但是那樣的對照把沉甸甸的問題留給了我們:一群人還在被一個社會忽視著。昨天考完試上政法大學的網站,正好翻倒關於王名揚先生的視頻,看了以後更不是滋味:徐顯明一行前往祝壽,把老人從被窩裡扶出來,到一個放著很大 
  蛋糕的桌前坐下,點上蠟燭,然後齊唱「祝你生日快樂」。這也許是件好事,但我看到的是王名揚先生躺在那張窄窄的床上情形和那個屋子的偏狹:九十高齡的先生還在那兩間陋室之內。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 
  這時候我突然想了起來,之所以對於陳夏紅這個名字有點印象,也是因為一篇關於王先生的文字——《斯人獨憔悴:再訪王名揚教授》,那是上個學期,當時我們正在學行政法。和這篇文章同時被轉貼到學校論壇上的,還有另一篇關於法律人的文字——《被遺忘了30年的中國法律精英》,在這篇文字裡提到了周楠還有其他一些年華已去的曾經的法律人。他們中的一些人,迴避了尋訪者的詢問,以充滿恐懼的話語說,再也不願從事這方面的任何工作了。另一些,終於能重操舊業了,然而,空間有限,他們也早已垂垂老矣!當他們的生活被無情的改變,從而生活在悲劇中時,他們習慣了在悲劇中生活。但是這種由這群人頑強的承受者的悲劇,也是一個社會無以復加和不可挽回的創傷,社會在這樣的創傷下,能支撐多久,有沒有能恢復的時候?他們老了,去了,悲劇的生活在他們的身上結束了,但如果他們之後一切如故,即使是到人們順從到再也無法理解悲劇,悲劇因此就會結束嗎? 
  是誰從歷史深淵中找回了中國的尊嚴,誰又是中國的脊樑?我想到的是,如果沒有晚清和民國那段思想的爆發和積蓄,如果沒有一些人後來的頑強,很可能就無所謂今天的中國了。那篇關於被遺忘的人群的文章最後寫道:「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法院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yu(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李浩培先生都有這種顧慮」。當老一代謝去以後,中國還有沒有這樣的人才?將來會不會存在一個在思想世界中沒有地位了的大國家? 
  2007年   
  陳夏紅:鮮活法史的記敘者   
  鄭霄 
  歷史對於當下的影響遠非人們料想的那樣簡單,人類身上惟一能讓歷史棲居的處所,就是記憶。而記憶中的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態,這並不是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然而並非無法 
  解決。2006年夏,陳夏紅以他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給人們、給學界一個嶄新的思路。法史的敘述性重建,因為有了年輕學人的參與而變得鮮活起來,生於1981年的陳夏紅,因為擁有歷史的眼光和遠大的視野,顯得比同齡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見到陳夏紅是在見到他的文字之後的事情,初看網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讓人懷疑出自飽經歲月滄桑的心靈,好在另一段自敘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齡「……千禧年後流落中國政法大學,不求甚解,不學無術,不三不四。眼下隱居昌平軍都山下『舒雲居』,準備掙若幹工資獎金,擬用來還貸款娶老婆買房買車,了此紙筆殘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現實願望,又想隱居「了此紙筆殘生」———活畫出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的心態:剛入社會躊躇滿志背負養家餬口的責任,遭遇現實後卻想獨善其身。 
  眼前的陳夏紅身著寬鬆的有點皺的休閒襯衣,個頭不高,頭髮不多卻長得足以束起來,讓人不禁想到西北風沙肆虐下的胡楊林。他在北京多年鄉音不改,一開口就能讓人感覺到濃濃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寫在網上的自敘的文字:「生於洮河岸邊大溝寨,一歲到四歲生病,五歲到七歲挨餓,此後在學校裡入少先隊入團入黨,其間屢次考第一名,也屢次被老師開除。」童年的陳夏紅像一顆倔強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裡頑強生長。「那時候為了湊夠開學的學費,我曾經到工地上搬磚頭,搬了一個假期才掙了兩百塊錢。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現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說這話時,陳夏紅下意識地看了一看自己的雙手。陳夏紅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記者,當記者後第一件令自己滿意的事是跟隨一個民工一路打工的經歷做的一次報道。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以一個觀察者的眼光打量這社會。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裡的滔滔不絕,現實中的陳夏紅話並不多。這也許是他訥言多思的明證。戰地記者唐師曾在為《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寫道:「聽陳夏紅這樣的木訥學生講真話,連我都著急———著急!索性不聽,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實文字。」 
  關於說話的問題,早在兩年前大學畢業時,陳夏紅就考慮過。一個學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響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種:一、登上講壇,傳道授業解惑;二、成為新聞記者,借助公眾對時事的興趣發表意見。三、著書立說,以寫作來拓展生命的長度和質量。剛畢業資歷淺,不敢誤人子弟,那麼就當一名記者吧!以記者名義的採訪讓他接觸到許多法律大家,他邊看邊說,邊走邊敘。 
  寫作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形式,寫著寫著,那些資料背後的歲月,口述背後的人物的命運打動了陳夏紅,他開始有意識搜集整理這些法律人的資料背景,試圖用一個個點,繪製出一幅歷史命運沉浮的畫卷。至此,陳夏紅找到他認為的優於新聞記者的更好的事業。他開始了寫作。 
  寫人物,說命運,講故事,以這種方式敘述法史,是陳夏紅一開始就為自己定下的目標。他認為目前但凡法律史,無外乎思想史和制度史,在教科書上只看到抽像的制度,已成體系的思想,沒有鮮活的人物命運。「我們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種面目猙獰的教科書體系,動輒『出法入禮』、『民刑合一』之類讓人找不著北的宏篇高論。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還有一點希望就是讓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體一點,更加有趣一點。」陳夏紅在他的書中這麼寫道。 
  到底要多少人的故事才能代表近百年來中國的法律人?到底要多少資料才能詳盡地描繪一個人的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陳夏紅搖了搖頭,不無遺憾。好多人都已經不在了,歷史有太多的語焉不詳。他所做的,是盡一個年輕學人的責任來保護和回饋歷史。為寫此書所付出的奔走、探訪、求索,是一個繼承者對許多逝者的致敬,同時,也是這個繼承者獲得的巨大遺贈。一切歷史都是當下史,陳夏紅不會不知道,他的調查探究,思考寫作,他的歷史意識,正在慢慢進入人們的心靈,喚起記憶。   
  文史修養深厚的法學家陶希聖(1)   
  沈 寧 
  (美籍華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間短暫回國,承陳夏紅先生贈《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冊。返回美國後冗務纏身,最近才拜讀完該書,很有感觸,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聖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請方家指教。 
  現在中國,估計一半以上的人,沒有聽說過陶希聖這個人。但1949年前,那是個全國媒體幾乎天天見得到的名字。他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做過北伐軍的中校,領導過社會史大論戰,任過北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他是委員長侍從室的組長,軍銜中將,替蔣介石執筆寫出《中國之命運》,被稱為蔣介石的文膽,多年間蔣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聖先生起草。他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央日報》總主筆,主持領導國民黨文宣工作數十年。他是我母親的父親,是我的外祖父。 
  不過,就算聽說過陶希聖這個名字的中國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專家。其實我的外祖父,本是學法律專業出身,抗日戰爭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於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養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學問後來獲得了更大的發揮,所以反倒喧賓奪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學家,而不再被當作法學家了。 
  其實這種情況,在清末民初年間,是很普遍的。中國古代讀書人家,都是文史傳家。就算學數理化專業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誦讀文史經典出身。物理學家錢學森先生如此,天文學家陳遵媯先生如此,軍事學家蔣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學生出國後學什麼專業,國內朝廷是管不著,但中國早期官費留學生首先要能得到選拔出國才行。而當年朝廷裡負責選拔出國留學的官員們,都是讀文史考科舉出身的,只有文史學問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選中。那些年裡,光會算些數學題,沒有熟讀四書五經,是絕對考不上留學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黃岡蒼埠鎮陶聖六村,他的父親中了進士,在河南湖北兩省做了很多年縣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舉進士官宦子弟,大多從小勤懇讀書,很少如當今的高幹子弟或暴發戶子弟那樣胡作非為無法無天。外祖父三歲始讀四書五經,背不出來先生打手板。 
  中國古代,科舉考的是文史,沒有法律一科。經綸滿腹,考中進士後,朝廷任命官員,則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鈞儒先生,就是讀四書五經,考中進士,入了刑部,從此成了法學家。外祖父的母舅,有個叫做夏壽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進士點翰林,宣統三年,在湖北省諮議局任副議長。辛亥革命時,做湖北省民政長,後來進京任肅政史,就是監察長。 
  民國初年,袁世凱任命王治馨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長。王治馨原來是袁世凱家的賬房,從前袁家的公子們要用錢,都向賬房王治馨去要。現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們用錢,還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麼供應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當時肅政史夏壽康先生,寫了一份彈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親到大總統府密呈袁世凱。第三天袁大總統下令,將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橋槍斃。夏壽康先生平素不喜交遊,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彈劾京府要員,震動海內外。或許這個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裡種下了種子,使他日後選擇法科為專業了。 
  1915年外祖父16歲,隨他的父親由湖北黃岡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學預科旁聽生。外祖父告訴我們,他在北京大學預科的功課很緊,有英文課,法文課,中國歷史課,世界通史課。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課本,老師是英國公使館秘書嘉特萊先生。 
  外祖父讀預科時,國學課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兩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門下士,學生們深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點北大預科一年級學生讀幾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論六家要旨》,《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顧亭林《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章實齋《文史通義》,章太炎《國故論衡》。北大預科二年級和三年級,沈尹默先生繼續講授國學。外祖父記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講陸機的《文賦》,然後選擇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為《文賦》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註腳。除學校必修功課外,外祖父自修的課程,以《宋儒學案》和《明儒學案》為最得力。他在預科三年級,先讀梁任公《明儒學案》節本,再讀《明儒學案》原書,然後讀《宋儒學案》。 
  外祖父預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門,後改稱法律系,開始讀法律專業。外祖父給我們講過幾個他讀法科時的故事。顯然是這些學生時代的經歷,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曉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運動後第二天,第一節是刑法課,張孝教授是國家檢察廳首席檢察官,學生都圍著他,問他昨天發生的動亂合不合法。張教授說:我是現任法官,對昨天的事件,不便發表個人意見。我可以說的,只有八個字:法無可恕,情有可原。事後司法部總長朱琛先生對張教授講出這八個字,非常不滿,大加申斥。第二節課是憲法,鍾賡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參事。他走進教室,把書放到講桌上,低著頭,什麼都沒說,足足五分鐘,才抬起頭來,說了一句:「我們中國……」就停住。教室裡靜極了,能聽見窗外的風聲。鍾教授又抬起頭,說一句:「我們中國……」他的淚水湧出眼眶,滴落在講桌上,再也說不下去。全班同學聲淚俱下。北京大學法科二年級時,外祖父發現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國日本法典為藍本,就想學德日兩文,得知德文難學,便趕緊學日文,以便能夠閱讀日文原著書籍。外祖父說,當時買日本法律書籍很方便。只須寫信給日本東京丸善書店,指定書名,那書店便照單寄到北京東交民巷日本郵局,由郵局將書名及價錢通知訂購人,訂購人到郵局付錢取書。用此辦法,外祖父買到不少日本專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個小公寓,書架上的書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課之外,就在家裡自修。 
  除讀法學書,《宋儒學案》以外,外祖父大學三年級時,還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拉馬克的《生物學》之類。當時在松公府,有個小書店,叫做共學社,外祖父常到那裡去買些新書來讀。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最覺有必要細讀的一本書,是王星拱著的《科學方法論》,可惜讀不大懂。 
  大學三年級過年前兩天,北京的報紙出了十七個題目,征修訂民法的文章。外祖父決定應徵,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萬字。高一班同鄉黃先生也應徵,外祖父便與他討論。他看過外祖父的文章說:法學文章不可太長,要有條有理,簡潔扼要。別人說十句,你說一句。你說一句說不清,說十句還是說不清。外祖父覺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縮成三萬字,每段加小注,說明引文來源。改好以後,用小楷抄清,釘成一冊,送到民法修訂館。 
  結果外祖父的這篇文章獲得第一名,獎金是一百元。他用這筆錢,向東京丸善書店訂了國際公法及德國民法和瑞士民法,還有羅馬法與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當時中國銀元價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國銀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國銀元二角五分,買書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疇博士的德國民法典英文譯本,也只要銀元一塊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園(北伐後改稱中山公園),參加湖北同鄉大會,為了聲援「鄂人治鄂」運動。因在京的湖北同鄉推夏壽康先生為湖北省長,由周樹模先生向徐世昌大總統推薦,已見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後,即往漢口。可是湖北督軍王占元卻保舉政務何廳長為省長,拒絕夏先生過江到武昌就職。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的湖北同學發動「鄂人治鄂」運動,其他大專學校亦有同鄉學生參加。結果發生混亂,公園的警察來捉人,外祖父亦其中之一,可謂知法犯法。 
  外祖父要求警察不用白繩子套手腕,答應了,一路走到警察廳。司法科長把他叫到一間大廳,申斥一頓,隨即移到地方檢察廳。進入地檢廳候審室,候了很久,檢察官傳訊,外祖父答覆:到了場,沒打人。也就算完事了。那時已是下午六點鐘以後,警察帶外祖父去找保。走了兩三小時,才找到一個公館保。外祖父取了保,回乃茲府。 
  次日清晨,外祖父到旗守衛去拜望王常甫先生。王先生是世交,外祖父以前常到他家去問候和談話。這次事情不同,王先生是地方檢察廳的首席檢察官,外祖父是交保之中的被告。王先生的傳達看見外祖父,不應門,更不開門。外祖父沒有生氣,非常欽佩司法官那樣嚴謹和嚴正。 
  到四年級,外祖父除上課之外,每天到法律系圖書室,讀法律哲學的書,讀新黑格爾派,新康德派,以及社會法學派,歷史法學派的一些英文書籍,並在自己公寓裡讀一些日本的法律書籍。同年修訂法律館將外祖父過年應徵的文章,刊登在《法學會雜誌》上,那對於大學尚未畢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力的鼓勵。 
  剛好從那一學年開始,北京大學法科改為四年畢業,於是四年級學生就面臨畢業就職的問題。外祖父告訴我們,當時他有一個觀念,不靠家產,不求高薪,要從辛苦勞作中求出路。同時他也有兩個希望:一是做法官就到杭州,二是做教授就回母校。原因是做法官,不能與律師往來,更不可與訴訟當事人接觸,生活總是孤孤單單。所以要做法官,最好是到杭州,審理訴訟之餘,就到西湖去走走,清清靜靜也無所謂。若是做教授,那就要到學術文化薈萃的北京,從此上進。 
  在北京的一個湖北同鄉世交吳先生,曾做過高等監察廳長,有一次問外祖父:你畢業後如果教書,想教什麼課?外祖父回答:教親屬法,因為那是冷門,很少人競爭。吳先生聽了,說:你這輩子完了,教書不是好出路,教親屬法更要坐冷板凳。那年暑假外祖父從 
  北京大學法科畢業,就到安慶法政專科學校去任教,教的就是親屬法。 
  本來北京大學畢業生就職,月薪不過四五十元,安慶法政專科給外祖父一百三十元,出乎意外,外祖父當然絕不可錯過。那一學年,外祖父薪水不低,授課卻也很不少。他擔任四年級的親屬法和繼承法兩課,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商業行為法,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總括起來,平均每星期要教授十二小時的課。外祖父帶到安慶一個皮箱,主要裝的是幾十本法學書,還包括他並不教的刑法和民法方面的書。參考資料不夠,外祖父依靠訂閱的日本法學協會雜誌與國家法學會雜誌,此外還訂購英文與日文的各種法學著作,臨時抱佛腳。 
  頭一學期完了,大考之前,學生們要求教員們先出題,或者劃定考試範圍。那是幾乎所有大學學生的慣例,直至如今,還是如此。那天外祖父一進教室,學生們就提出這個要求。外祖父說,先上課,下課時劃範圍。學生們老老實實上完課。下課的時候,外祖父翻開講義宣佈:緒論不考。然後,第五頁到第十二頁要考。第十四頁到第二十六頁要考。第二十八頁到第四十頁要考。一直說下去,學生們跟著外祖父在講義上打記號。外祖父講完走出教室,到休息室坐著,等學生們來找。 
  過不久,學生們果然到休息室來了,他們對著書一查,發現外祖父劃的範圍,一百六十頁講義,要考一百四十頁,等於沒劃範圍。他們要外祖父重劃,外祖父說:我不是賣菜的,不講斤兩講價錢。學生們說:你們北京大學考試也劃範圍。外祖父說,北京大學先生有的劃,有的不劃。劃範圍的課我都沒學好,不劃的課我都學好了。我上學的時候,罵不劃範圍的老師,出了學校罵劃範圍的老師。學生問:你現在要怎樣?我說:我寧可你們現在罵我一頓,不要你們出了學校罵我一輩子。 
  外祖父在安慶教書的第二學期,過得很愉快,還交了很多朋友,如法政專科學校的曾伯猷、馮若飛、胡家榮,及安慶一中的易君左、郁達夫等幾個。他們一群文友墨客,常去迎江樓菜館或者大觀亭聚會,連吃帶喝,談史論文。但是外祖父只在安慶任教一年,就辭了職,東往上海去謀生了。 
  本來外祖父是想回到北京工作的。他因為特別喜歡讀書,所以想找個職業,能夠與書為伴。湖北同鄉馬海饒先生做北京修訂法律館館長,同鄉世交吳柄樅先生做總編輯,他們給外祖父發了信,說是那裡有個調查員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夠找個舉薦人介紹一下,就可以受聘去補那個缺。 
  當時外祖父在安慶法政專科學校做教員,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訂法律館的調查員每月只有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應了,原因是修訂法律館有豐富的藏書,而調查員的工作是采輯法學資料,也就是整日讀書,所以外祖父決定不接受安慶法政專科學校的續約,轉去北京任職。 
  他給武昌的湖北督軍肖耀南寫了一封信,請求一封舉薦信。肖督軍接信後,用兩湖巡閱使的名義,給馬館長髮了一封舉薦外祖父去做調查員的電報。有這樣一封舉薦信,修訂法律館的湖北同鄉都認定,外祖父的職位即將發表。卻不料另外一位求謀工作的人,找了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作保,也發了一封電報來。東三省比兩湖勢力更大,修訂法律館的馬館長左右為難,托鄉友寫信給外祖父,問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調查員身份。外祖父自然去信辭謝,自此之後,他就曉得,再也不靠權勢去謀職業。 
  這情況下,外祖父接到安慶友人鄭伯猷先生來信,說上海商務印書館聘鄭先生去做編輯,但他不想接受,轉而舉薦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後,立刻到上海。 
  當時商務印書館在上海閘北寶山路,編譯所大樓的樓下是各種雜誌社,二樓是編譯所各部門,三樓是大辭典編譯的大廳。外祖父到了之後,先去二樓,見法制經濟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雲五先生接任所長之職後,改組編譯所,分為八個部,計有國文、英文、史地、法制經濟、數學、博物、理化,及百科辭典編譯部等。後來外祖父才知道,雖然商務編譯所上上下下近三百員工,而且不乏博學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門的編輯們,相互之間彼此來往機會並不很多。 
  李先生領了外祖父,見編譯所的所長王雲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後李伯嘉先生便拿出一封美國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請外祖父譯出中文,也許算是一場考試。外祖父坐在一間辦公室裡,當天完成,交出譯文,當即獲聘,第二天就開始上班。 
  當時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在王雲五所長領導下,聚集了近現代中國文化界的許多名人,如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周予同,樊仲雲,胡愈之等。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在編譯所這樣的文化機關裡,與鐵工廠裡的鐵匠工人一樣,只是做工的勞動者。 
  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英國巡捕向群眾遊行隊伍開槍,造成慘案,整個上海震動。王雲五先生知道外祖父學的專業是法律,便找他咨詢有關慘案的法律意見。外祖父依照英國普通法例,作為回答。根據英國普通法,軍警若遭受群眾的暴動與襲擊,必須由當地市長或鎮長,向群眾三次宣佈解散令,再過一小時十分鐘,群眾仍不解散而且繼續暴動和襲擊,此時才可開槍。如果軍警不經這種手續而開槍殺傷群眾,應以殺傷論罪。 
  王雲五先生根據外祖父所談,研究相關資料之後,著文在《大陸報》上發表。同時外祖父也在《公理報》上發表自己的法律意見,當時《公理報》臨時發刊,是文學研究會幾個同仁創辦,主編是鄭振鐸先生。隨後上海學術界十人聯署發表宣言,巡捕房在南京路槍殺群眾的慘案,表示抗議,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報》立刻發表社論,對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論的執筆者,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記者陳佈雷先生。 
  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為五卅慘案出版了一期專刊,其中首篇就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責任的長篇論文,用捕頭們在會審公堂的證言,作為判斷的根據。但也因此,外祖父被傳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視《東方》雜誌專刊的文章,就向會審公堂提出訴訟。商務印書館以王雲五先生為代表人,聘請陳霆銳大律師為辯護人,報酬是白銀二百兩,而訴狀資料則由外祖父負責整理提供。 
  審判官是關炯之先生,主張從緩並從寬辦此案。但英國領事力主嚴辦,巡捕房律師的意見,以為五卅慘案激起這麼大的風潮,自不宜在群眾憤怒的期間,辦理這一案,因而力主從緩。於是連續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時開庭,十二時半退出。每次開庭,法官和英國領事坐在堂上。拖了五六個星期,最後一堂,雙方律師各說幾句話,堂諭商務印書館交洋四千元,以後不得再犯,這一案就算了事。 
  五卅運動之後,上海的罷工風潮洶湧起來。上海工人數量最大的是紡織業,但工人知識水平最高的是印書業。而在印書業內,工人數量最多的,就是商務印書館,並且除了印刷所的工人之外,還有發行所,編譯所,以及總務處的職員和工友。在罷工的風潮裡,商務印書館的三所一處職工,也發動了大罷工,向公司提出九條要求,還組織罷工最高委員會,與公司談判。罷工最高委員會聘請外祖父做顧問,幫忙撰寫文稿,特別是法律文件。 
  1927年1月,外祖父接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部的一封來信。當時的中央軍政學校,就是俗稱的黃埔軍校,孫中山創辦,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葉劍英任教務長,是國共領導的革命大本營。北伐軍佔領武漢之後,在武漢成立一所中央軍政學校的分校。分校負責人是中共早期領袖惲代英,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 
  外祖父領了一家大小,到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報到,領到的委任狀,由校長蔣介石簽署頒發,任命外祖父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中校政治教官,兼任政治部的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駐會辦事並講授政治課程,並兼北伐軍武漢法庭庭長。北伐軍將武昌曇花村的文林書院,武昌大東門外的博文書院,漢口郊外的博學書院三家私立教會學校沒收,成立武漢大學,設在漢口的博學書院原址。外祖父是武漢大學聘請的頭批教授之一。 
  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的政治課程,無論教授社會科學概論,帝國主義侵華史,各國革命史,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或是中國革命史,都是同樣,從工業革命講起,講到資本主義發展及最後階段帝國主義,各國社會黨及共產黨,馬克思起草的黨綱,特別是《共產黨宣言》,再講到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以及一些不平等條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等等。 
  外祖父在北伐期間,主持法庭審理工作。他講過些故事給我們聽。一次有個茶葉販子,被指控不參加農會合作社,被農民協會捉到縣政府來審理。外祖父提審時,農民協會指斥他是資本家。外祖父發現他不過是肩挑茶葉,從六安到咸寧的小販而已,立即裁定釋放。 
  另一次,夏斗寅軍佔領咸寧時,當地一個老婦人,到夏軍控告 
  廚師工會一個常務委員,致使那工會委員被夏軍處死。北伐軍中央獨立師到了,縣總工會立刻把老婦拘捕,控告她是反革命。外祖父提審時,老婦陳述那廚師工會常委奸佔她的兒媳,公然住在她家裡,而且虐待她。她受了壓迫,氣憤不過,夏軍到時,有人勸她去告。至於夏軍將那工會常委處死,並不是她有意殺人。外祖父便判決她無罪,因為廚師工會常委私人犯了罪行,以致受禍,總工會不得指控那老婦為反革命。 
  咸寧縣農會紀念上海五卅運動的聚會,當地農會書記來見外祖父,是個年輕學生,外祖父稱他職業革命家。他請外祖父在農民大會上演講,對外祖父說:明天五卅紀念會,農會發了通知,遠近六鄉農民都要來參加。外祖父說:農民不來也沒辦法,湖北鄉間農民,很少人曉得五卅是怎麼回事,不要難為他們。那書記說:農會命令,誰敢不聽,不來也要綁了來。外祖父聽了,心裡已經很不高興。那農會書記又說:這次大會,要把五個打合作社的農民捆來,當場槍斃示眾。外祖父問:為什麼?農會書記說:每次大會照慣例,都要槍斃人,否則農民不服從命令。外祖父問:誰決定槍斃那五個農民?農民協會常務委員會開會決定呢?還是你書記一個人決定?他回答:書記決定。外祖父真火了,嚴肅地對那書記說:你聽著,我現在是以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對你講話。我決定廢止大會殺人的慣例,農民大會如果要殺人,我就先槍斃你。 
  那青年書記聽了,滿臉是汗,不敢聲張,立刻退出辦公室。外祖父跟出門,向十一師政治部的方向走,中途遇見十一師政治部主任陳興霸。外祖父說:我的部隊調走了,手裡無人,請你借給我四個帶槍的衛士,給我使用。陳興霸問外祖父做什麼用?外祖父說:我要去拘捕農民協會的書記,槍斃他。十一師由葉挺指揮,政治部主任自然也是共產黨人,陳興霸立刻將消息通知給農會書記,結果外祖父到農會書記住地時,他早已跑到武昌,向農民運動領袖控告外祖父去了。第二天農民大會,外祖父正式宣佈廢除大會殺人的慣例。 
  兩三天後,武漢政府派了另一名姓鄺的政治教官到咸寧頂替,命令外祖父馬上回武昌。外祖父臨走,再三囑托鄺教官,千萬不能殺他釋放的那些人,否則北伐軍在農民心裡便沒有了信用。 
  隨著「四?一二」和「七?一五」兩次政變,北伐戰爭告終。武漢的共產黨人撤退。外祖父逃脫了軍校,隱居半年多,才重新出山。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顧孟余先生辦了個刊物,請外祖父任主編,他推辭了。但終於經不住周炳琳先生勸說,外祖父再次穿起軍服,出任武漢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秘書處處長。當時政治部主任是陳公博先生,經常在南昌九江工作,武漢職務由秘書長許德珩先生代理。許德珩先生每星期總有一次,約集幾個友人集會。外祖父參加幾次,認識了劉侃元先生和鄧初民先生。卻沒有想到,過了兩年,外祖父與鄧初民之間,竟展開一場辯論,進而演化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社會史論戰。 
  過不久,陳公博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繼任者是朱霽青先生。外祖父當時不認識他,自己改到國際編譯處工作,混個閒差,試圖躲避政治部。不料朱先生一到任,頭一件事就是召回外祖父,任命為秘書長,兼宣傳處長,並兼黨報社長。 
  南京政局變化,寧漢合作,蔣介石下野,成立特別委員會,下令西征。劉興部隊戰敗,唐生智隨即宣佈下野,將所部各師撤往湖南,自此武漢政府便告徹底結束。外祖父應朱培德將軍邀請,領了全家到江西南昌,主辦省黨務學校,兼改組《民國日報》。此後不久,外祖父又辭去所有職務,領了一家大小轉到上海。他投身轟轟烈烈的北伐大革命的經歷,到此完全結束。 
  外祖父到上海,為了謀生,再到南京政府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周炳琳先生,請外祖父做編纂科長。中央民眾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朱霽青先生,任命外祖父做科主任,設計指導民訓工作。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又請外祖父任政治總教官。 
  這一輪工作,外祖父沒有做多久。他很快辭去在南京的所有職務,回到上海,專心從事歷史研究,領導了一場中外著名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成了上海灘上的名人。這時原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先生,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他到美國考察一番之後歸國,決心用美國先進管理方法,改革商務,把外祖父重新聘回商務印書館,擔任總經理的中文秘書,工作主要是修改編訂公司法律規則。王雲五先生說:有名的律師太忙,無名的律師不可靠。還是陶希聖這個不掛牌的律師,最適合擔當公司的法律事務。於是外祖父又回到法律本行裡去了。 
  沒有多久,商務印書館職員罷工,領導者有沈雁冰先生,逼迫外祖父辭了職,再回南京,做中央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教授法律和政治學。當時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是朱家驊先生,法學院院長是郭心崧先生,政治系主任是杭立武先生,法律系主任謝冠生先生,都是當時中國有名的教授學者。 
  外祖父除了中大的課,還在司法官訓練所講授親屬法一課。司法官訓練所不是中央大學的部門,而是國民政府中央法院開設的專職法官訓練班。在司法訓練所教課,外祖父不熱心教學生們怎麼做法官,只教他們一些社會歷史知識。外祖父認為,法官需要有各方面的許多知識,不光要懂法律,而且要懂社會,懂歷史,懂古今中外文化,懂心理學,否則做不好法官。 
  頭一天開課,外祖父講 
  羅馬法與日耳曼法的親系和親等計算法的區別,又講中國殷商和周族的親系和親等計算法的差異,互相比較和印證。然後評論現行民法親屬篇採取羅馬法的計算法,而與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及婚姻制度相違反。講過一節課,學生們安安靜靜。第二節開講之前,有個學生站起來,年紀已經不輕,比外祖父小不了兩三歲,自稱是全班推舉的代表,對外祖父說:我們決計沒有批評和反對先生的意思。我們只是說明,我們的法律課程只講司法實務。先生是親屬法最有權威的老師,我們沒有話講,只是請求先生就法條來解釋,我們在司法實務上才可多些心得。 
  外祖父對學生說:今天的問題在於現行民法與中國歷史傳統及社會習慣相反。如果你們對這個矛盾不瞭解,將來審理家族與婚姻的案件時,就會被這個矛盾所困擾。法律解釋學只分析法條,社會法律學就要解剖社會制度,使你們將來在司法實務上,有意識的活用法條以適應歷史傳統及社會習慣。外祖父這一說,候補法官們不講話了。外祖父又補充說:現行中國民法在立法時,採用法國、德國、日本等立法為例,定下中國法條。殊不知法德日等國立法中,有不少與中國社會習慣不能適應而變成為死法律,比如債法的瑕疵擔保,親屬法的夫婦財產制等等。我說法條的活用,就是希望你們將來有意識地把死法律變做活法律。 
  外祖父只在中央大學教了一學期,就接到北京大學法學院周炳琳院長的通知,請外祖父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於是外祖父辭去中央大學教職,搬到北京。外祖父除在北京大學教書外,還在北師大、燕京大學、中國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等處兼課。同時逐步轉向中國社會史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成為全國著名的史家了。他三年之內編輯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四卷,七十餘萬字。還創辦經濟史學雜誌《食貨》,精於學問,獨樹一幟,乃至後來中國史界和經濟界有了一個食貨學派。同時他與胡適先生一起,主編《獨立評論》,胡適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 
  盧溝橋事變之後,蔣介石為商討抗日救國大計,在廬山牯嶺召開會議,邀請全國著名學者專家到會,華北赴會的有蔣夢麟先生、張伯苓先生、梅貽琦先生、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羅文干先生,外祖父也在受邀之列。還有蔣百里先生、黃炎培先生、沈鈞儒先生、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張君勱先生、曾琦先生、陳啟天先生等。也在那個廬山會上,外祖父會見了延安派的周恩來、林祖涵、秦邦憲三先生,也被蔣介石先生單獨接見面談。 
  廬山會議之後,華北已被日軍佔領,外祖父無法回北京大學任教,便跟隨政府到南京,又撤退到武漢和重慶,從此進入黨政核心圈,逐漸離開了法律專業。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的名字,也就改變了性質。但是我想,外祖父的人生經歷,專業走向,都有許多有益的啟示,值得現在中國研究學習和從事法律的人們深思。     
  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第一部分   
  鄧正來:歷史描述中的意識與問題(1)   
  ——序陳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鄧正來 
  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書評》和《中國社會科學評論》主編。 
  年前,《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的作者陳夏紅約我為該書做序,我當然很爽快地應允了下來。因為我此前就在網上讀過夏紅寫的這方面的文字,而且僅依我個人與這個時代年輕學人的接觸經驗來看,夏紅在描述、重現中國法制/法治建構進程以及構成此一進程的重要人物方面所做的比較詳盡且獨特視角的探究,不能不說是應當引起當下學界重視的智性努力之一。 
  在《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中,作者主要輯錄了他關於張耀曾、沈鈞儒、吳經熊、高一涵、楊兆龍、錢端升、謝懷栻、王名揚、周楠、江平這些被他稱為「法律聖徒」的文字。毋庸諱言,《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在很大程度上講,乃是一本記敘法學歷史人物的類似於傳記的論著,而不是對這些法學思想家的理論本身進行研究的學術專著。儘管我更喜歡也更傾向於那些研究學術人物之思想和理論的學術論著,但是我不得不承認,閱讀該書的過程卻是一個令我不能停止思想的過程,甚至是一個「命令」我去思想的過程。作為學界中人,我自然有一種「同類」的理由去關注這些前輩學者的學術經歷、品格德性和人生命運,而這些也是夏紅這本書以直白的方式給我們講述的帶有某種「神聖性」的故事。但是,這些直白的「故事」之於我卻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在我看來,真正重要的乃是隱含在這些直白「故事」背後的一個關於歷史的知識意圖,以及由這些直白的「故事」所開放出來的具有某種批判性的問題。 
  坦率地講,《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所描述的那十位法學前輩,大多已不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學人乃至中年學人所知道了。因此,讀者在經由閱讀他們的故事而知道他們和他們所經歷的那個時代的同時,在我看來,則不得不更嚴肅地去直面這樣一些重要的問題:夏紅為什麼要給我們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是如何被我們遺忘的?更具有理論意義的是,歷史意識的條件是如何被建構或如何被摧毀的? 
  在某種意義上講,歷史的重要性是與記憶相關的。記憶,或者一個經由個人的故事或身體而可能存續的關於民族的記憶,其重要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人關於人自己的記憶,因而也就更具有那種被效仿或被尊奉的世俗可能性。記憶絕不只是一種歷史性的回顧,而更是一種當下的立場和解釋視角;記憶也絕不只是人們的談資,而更是一個民族按其「自然的」(或「理想的」)方式延續的條件之一,更是一個民族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根據,或者說,更是一個民族型構自己之未來方向的參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扼殺記憶或建構記憶才具有了重要性,才成為了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各種力量進行爭奪的要害之所在。換言之,儘管在各個時代或國度,人們應該和能夠記憶的東西以及他們不應該和不能夠記憶的東西,在很大的程度上講,都是被規定的,但是其間的最主要的區別卻極可 
  能源自於規定記憶的方式和判准的區別,或者特定意志之強制力在這一方面的作用的大小。 
  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律體系和法學系統,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安排和知識生產體系,其建構本身不僅是一個漸進且漫長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學術傳統。在上述問題的參照下,我以為,我們這個時代,從比較的意義上講,乃是一個更趨向於扼殺人們關於這一傳統之記憶的時代,因為它經由種種非學術的其他判准而「抹平」了這一偉大的傳統——彷彿一切都是可以重頭開始而與傳統不涉似的。即使那些使得這個偉大傳統成為可能的無數的法律人,尤其是那些被夏紅稱為「法律聖徒」的人物——特別是高一涵、吳經熊、楊兆龍、周楠等幾位先生,儘管他們對中國法學傳統之創建或承繼(包括對最初的儘管粗陋的制度創建)做出過實實在在的夯基作用,亦因不合乎某種非學術的判准或要求而被強行地「折疊」進了歷史的褶皺之中,隱而不在了。 
  因此,《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的難能可貴之處,就不僅表現在該書的作者在書中各處得以見到的那番頗為細緻地翻檢歷史文檔和查考書信資料的苦心,也不僅表現在他對那段經由扼殺記憶而被「抹平」的歷史傳統和那些經由「強制」而被「折疊」進歷史褶皺之中的前輩學者的熱切關注,而且還更可能表現為這樣一種努力,即該書的作者試圖經由學術判准的恢復並對這些「法律聖徒」的選擇,而將那一段段被「折疊」起來的歷史重新「鋪展」開來。在我看來,這也許就是夏紅邀請讀者與他一起參與重構中國法學傳統之記憶的一種歷史意圖,而重構這種記憶的判準則是學術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參照之物。更為緊要的是,依憑著這樣一種歷史意圖的實踐,我們甚至有可能重新激活起我們各自對於中國法學傳統之未來走向的某種想像。而這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為有了夏紅所講述的那些有關「法律聖徒」的直白「故事」。 
  除此之外,在我看來,《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經由那些直白的「故事」還開放出了一些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具有某種批判性的問題。夏紅所選擇的法學人物不只是那些被強行遺忘的人物,而且稍加注意,我們還可以發現,這些人物大都未能逃離中國學術人不得不面對的學術與政治的困境。除吳經熊以外,他們(張耀曾、高一涵、楊兆龍和錢端升)或是先學術且因學術的傑出而後涉入政治,但最終都主要因為政治而荒廢掉了學術;他們(謝懷栻、王名揚、周楠和江平),或是而後因為與政治不涉而做出了相當可欲的學術成就。這些學術前輩在學術與政治中的選擇以及由此引出的相關命運,在我看來,不僅給當下的中國學術人提供了一種經驗性的參照,更是給當下的中國學術人開放出了一個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和解釋學術與政治之關係的政治哲學問題。當然,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這些學術前輩所經歷的學術與政治困境,並不是一種抽像的且在任何時空中都會存在的,而毋寧是與某個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生產基本制度之性質緊密勾連在一起的。而正是經由對這些學術前輩在院系調整、「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所蒙遭的厄運的描述,夏紅向我們透露出了他對那個扼殺學術正常生產實踐的時代的決然的批判態度。實際上,這裡更為重要的乃是由此開放出來的另一個值得當下的中國學術人必須直面的問題,即我們究竟應當如何認識和建構中國學術自主性及其條件的問題。 
  當然,我也必須嚴肅地指出,夏紅經由講述《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的直白「故事」而開放出來的問題所具有的批判性,不只是散見且隱含在他關於那些「法律聖徒」日常遭遇的字裡行間之中的,更主要是圍繞著學術人與其時代或學術生產與外部條件的關係而展開的。換言之,《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不僅沒有對這些學術前輩的法學理論本身展開詳盡的分析和討論,更是沒有能夠對那些前輩學者(甚至包括吳經熊在內)的法學理論所明確表現出來的西方化取向做出任何的反思和批判。韋伯曾經指出,「在學術園地裡,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我以為,韋伯這段名言的緊要之處在於,或者說學術傳統的可能性乃在於,學者所必須面對的韋伯所謂的那種「命運」,並不是他們自己所能夠成就的,而是必須憑靠其他同道或後輩學人的智性努力和學術批判來成就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認為,這種學者的「命運」之於我們(當然也之於夏紅),意味著一種更高的訴求,即對於前輩學人的思想和理論,包括夏紅所稱謂的那些「法律聖徒」的學術努力,我們都不能僅僅沉溺於緬懷或頌揚,而且還必須保有一種學術傳承的擔當並根據當下的時空認知進行反思和批判——亦即我所謂的對學術命運的「成就」。 
  指出上述問題,並不是對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的苛求,而毋寧是對夏紅今後學術研究的一種期待,期望他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能夠根據他對當下中國的認識更為關注學術反思和學術批判本身的問題。實際上,這也是我應允為夏紅做序的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最後,我仍想重申的是,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確實為我們貢獻出了一種極其深刻的歷史意識並開放出了某種我們在當下必須直面的重要問題;而且我希望,不同的讀者能夠在各自的閱讀過程中根據各自的知識結構和認知立場去關注和思考這些問題,儘管這樣的關注和思考肯定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或許,我猜想,這也是夏紅《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這本書所旨在達致的另一層隱而不顯的目的。 
  二○○六年二月新春 
  於北京北郊未名齋   
  唐師曾:中國法律人剪影百年   
  唐 序 
  唐師曾 
  新華社著名戰地記者,在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赴伊拉克報道,是最後撤離伊拉克的中國記者,也是第一個在以色列公開採訪的中國記者。 
  陳夏紅比我晚生20年,故與我失之交臂,錯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1983年,北大把我和海子等8人分到籌建的中國政法大學時,陳夏紅剛在甘肅岷縣破土而出。 
  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把朱奇武、杜汝楫等「四講師」分到薊門橋創建北京政法學院,想不到這四個小子全是右派,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一片信任。同樣未名湖出身的後生江平也是右派,異想天開要「法制建國」,結果被革命弄斷一條腿。朱奇武到老都端著驢倒不散架的牛津腔,親口告訴我「中國除了北大沒大學了。」 
  1983年中國政法大學成立大會,領導宣佈「這裡是培養刀把子、印把子的地方」,讓海子和我都不由肅然起敬。最後我和海子都當了逃兵,1989年海子在山海關從容臥軌;我則先他一步,到新華社當了耳目喉舌。 
  陳夏紅出生在祖國大西北,土地貧瘠、營養不良。從社會底層崛起的種子才有生命力,小東西一發芽,就投身中國的法制建設。儘管他一落地就被西北風閃了舌頭,至今「京腔」跑風,錯過許多良機。時下京城又流行侃爺,講究信息爆炸,雲山霧罩…… 
  聽陳夏紅這樣的木訥學生講真話,連我都著急——著急!索性不聽!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實文字。 
  二○○六年二月     
  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第二部分   
  張耀曾的困窘(1)   
  張耀曾 (1885-1938) 號鎔西,筆名崇實,大理喜洲鎮人,白族。1903年入北京師範大學,後官費選送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法學。在東京人同盟會,和李根源、趙坤等創辦《雲南》刊物。1911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在南京任孫中山秘書。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幫助孫中山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同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總幹事兼政務研究會主任。從1913年起,歷任眾議院議員、雲南都督府參議,北京大學法科 
  教授等職,參加起草《憲法》、《天壇憲法》 (草案)等法規文件。1915年5月,參加討袁護國起義。1916年,任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日本侵略軍佔據上海後,憂憤成疾,於1938年7月在上海病故。著有《考察司法記》、《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民法講義》、《知非集》等。 
  1925年前後,張耀曾,這位天壇憲草的執筆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離開了北京政府司法總長職位,從此四十歲的他放馬南山,徹底地告別了民國政壇。 
  2004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中大部分篇幅,節錄了張耀曾自1927年9月26日至1938年7月16日之間的所有日記。民初之後曾經歷戰亂流離,史料散佚數不勝數,作為一位曾經活躍在民國政壇上的活動家,張耀曾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關於他、關於他的時代的非常翔實的讀本。 
  筆者不才,閱讀這些「求不得齋日記」之後,深深詫異於這位數次起落於司法總長職位的「不倒翁」,居然在離休後窮得叫苦連天。 
  告別司法總長職位後,張耀曾還是法權討論委員會的當家人。一直到1927年6月張作霖率軍入京後,他才掛印而去,「無官一身輕」地寓居於京郊,整天信馬由韁地閱讀,海闊天空地思考,吟詩作畫,與家人一道頤養天年,日子過得樂哉悠哉。這樣的日子過了快半年,這期間除為《中華新報》欠款揪心外(此系因公負債),並無隻言片語流露出日子不好過。 
  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張耀曾開始感歎錢不夠花了: 
  故近來頗擬拋棄從來之政治生活,別作一田園生活,在城內荒僻地方如積水潭、西直門內等,購三五畝地,築屋七八間,構造務極樸野,設備則求便利,種果木樹及蔬菜,並養雞飼蠶以勞役體軀,讀書作畫,並觀天象,以養精神,妙契自然,以樂吾生。倘能心力日強每則努力著述,期與人類一大光明,似較之碌碌奔走,不能貫徹良心所命,徒周旋對付,縱有成就,亦與人生進化無大關係者計優矣。余懷念此既久,終未能決,則以此事亦須有相當資金方能備辦,余則從政十年,迄今所負遠過於所有,權衡情形,尚不許從容與天然為友矣。奈何! 
  其實,張耀曾這時候的日子遠遠比日記上所說的艱難,別說買房子,就是買書,他也得思索再三,最後還忍痛割愛。這是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的,「春一日毅生弟持來冊頁十二開,皆明末清初作家,余細閱之,真偽參半,只索價三十元,實為不貴,惟余現處窘鄉,並此區區不能籌,只得還之,而記其略於下:計沈宗敬山水二頁,胡石公山林二頁……」。這裡倒顯示出張耀曾的書生性格了,咱買不起還不能把名字都給記下來?等以後有錢再買也可以嘛!實際上,讀書人都有這通病,這錯過的書恐怕這輩子不會被第二次碰到了。 
  到了12月27日,在日記中張耀曾亮了家底:「甘肅文仙舟來,談及周文山身後蕭條,請約同朋輔助,余勉應之。然檢點家中存款,不及四十元,余尚不知何以自了也。可歎。」在此前四天,張耀曾曾花二十元錢,「赴少懷侄家,……購取先伯菊畦公所藏《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共八十本。」算上這二十元,其手頭所有也不過六十元錢,真難為這位退休高幹了,日子之窘迫超乎想像。 
  12月31日是陽曆除夕。往年這一天,少不了親族歡宴。如今俱往矣,張耀曾在日記中,忍不住想想昔日門前熱鬧鞍馬多的場景,發出長長的歎息感慨:「數年來,年關前進款,多則千餘,少亦數百。今年竟一文俱無,社會與個人同此蕭條。故亦不張除夕之宴,只約數人吃扁食、打小牌一桌而已。」第二天即1928年1月1日,民國改歷,但是對於張耀曾來說,新年唯一的新氣象就是「晚親族皆聚,與往年同,但酒餚之豐美遠不及耳。」古來窮人過年時,總以「年年難過年年過」自我安慰,對於張耀曾來說,這個年不光難過,更是難堪,畢竟他已經是不惑之年了,側有賢妻,膝下四寶珠環伺,自己再說也宦海沉浮二十年,這年怎麼能是這種過法? 
  半個月後,張耀曾再次和老伴一道,就最近準備過農曆新年的開銷掐著指頭算了一遍:「過年還日用細債及雜用至少需二百元,而手邊存款現只餘十餘元,金城存款所餘只一百五十餘元;畫行取用尚須不敷,若法權會及法律館兩處津貼提前發給,尚可安全度歲,否則非典質不可矣。」張耀曾也明白這是破天荒地的,「余 
  留學回國以來十餘年,待典質始能度歲,恐將以此為第一次。」張耀曾在日記中寫到: 
  此中困窘情形,只見余家表面情形者,必不肯信,即余亦不自料遽至於此。蓋五六年來,余薪俸收入始終未斷,中間且有數月,日得千五萬之數,不可謂少。乃今夏辭法權會委員長時,僅存現款千餘元,天津租房佈置等又耗去七八百元。自波至今,半年來幸有法權會、法律館兩處顧問津貼,月平均二百餘元補助日用,否則早索我枯魚之肆矣。餘生平不賭不嫖,服仰亦未敢侈濫;家人自君默(張之妻,筆者注)以下尤為節儉,女子所用貴重飾品從未買過。屢年收入不少,似應稍有節餘,乃一寒至此,余嘗自驚。自推其故,大約建築現住之房屋耗去大半;從前貼補《中華新報》及為該報償債負利,為數亦巨;又補助舊政學會同人公用及親友借貸,亦頗不少。此外則日用矣。余擬依帳簿,將每年支出分類列表,以便瞭然於支出之種類、數量,俾知吾用款正當之情形,庶子孫有所鑒焉。 
  在這裡張耀曾又露出書生性格中可愛的一面,希望子孫後代能夠把自己的困窘當作反面教材,以祖為鑒,面向子孫,至少使今日張耀曾所經歷的困窘,張門後人們不再經歷。在這則日記中,張耀曾還感慨: 
  民六,余罷免司法總長後語人曰:「此次做官別無所得,但可確實瞭解一事,即凡做官發財,必其不守法也。」蓋做官而至總長,可謂高受俸而至千金,可謂豐。然余為總長者一年,依然故我,則他人之因仕致富,其來源安在,不可知乎?是言也,余至今益信。 
  張耀曾這是說得明白,做得糊塗呢,還是說得明白,做得也明白呢?凡後來人均可各取所需,自圓其解。 
  發出這番感慨後的第三天,也就是農曆除夕當天,法權會及法律館各送來薪俸一月,「年關勉強可以度矣。」 
  當然,法權會及法律館的薪俸對於張耀曾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過完年又是囊中羞澀了。1月31日日記非常簡略,「再游海王村。詳覽書攤,以價昂,竟一部未購,但多知若干書籍版本,不為無益耳。」這說的是實話。2月4日「游海王村。復縱覽書攤,購《四銅鼓齋論畫集刻》一部,計所見欲購之書,因價昂未成記於左,以待他日:……」這已經是第二次過此書癮了,張耀曾此人可憐復可愛可敬。 
  日子還沒有到最難過的時候。到了2月20日,可以說是張氏家族到了最窘迫的時候—— 
  小孩學費未交,房捐催索多次,家中一元俱無,與君默清查銀行存款,只餘五十餘元,盡行取出,亦不敷十日之用。籌議再四,只有公債四百元(內二百元系梁凱銘所有),可以設法押借,乃托景弟向銀行設法借二百元,尚未知為何也。 
  四天後,「晚赴法部參司宴景弟,代借農商銀行二百元,月息一分三厘。」到了2月29日,「朝何海秋來談,余托其以宅屋做抵借款應用,渠允為設法,並謂如急需用,彼有存款可以應急,余謝之。」這些借款似乎並沒有辦妥,這從3月23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來: 
  陳銘竹介紹楊某來看余住房,擬出售也。余半生奔走,所得私產,僅此地四畝,房四十餘間。此外不但毫無積蓄,且有負債(因團體事負債除外)。今生活困窮,並此區區不動產,亦將不保。古語,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誠有慨於中之言也。然丁亂離之世,無托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廬舍,安居四年,豈非天眷獨厚。況奔走國事,曾無寸金之積,一椽之構者,非無其人,余視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則無怨;取法乎上,則不自是,然以此自處可見也。若觀夫恃籍權勢、巧取豪奪、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榮華、據高位、長子孫,殊令人歎。謹厚者,不適生存;狡悍者,反處優越,有世道淪落之懼也! 
  張耀曾這是自嘲還是自慰,抑或是後悔呢?或許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後張耀曾為「節流」,賣掉了自用汽車,辭退了司機(3月31日),又「檢家中僅存之公債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後日子似乎漸漸有了起色,張耀曾的日記中讀書、訪友,鮮有提及囊中羞澀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張耀曾旅居上海,與沈鈞儒等開辦律所,從此過上了好日子。   
  沈鈞儒私人記錄的 「七君子」事件(1)   
  沈鈞儒像沈鈞儒(1875-1963),字秉甫,號衡山,浙江省嘉興人。清末進士。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回國後參加立憲運動和辛亥革命,1912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護法運動,反對曹錕賄選。五四運動期間,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國會議員、廣東軍政府總檢察廳檢察長、浙江省臨時政府秘書長。1928年起任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並執行律師業務。1933年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領導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5月參加宋慶齡、馬相伯等發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力主抗日,致使同年11月與鄒韜奮、李公樸等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為救國會「七君子」之一。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曾組織平民法律扶助會,為被迫害的人們、抗日軍人家屬及進步圖書雜誌義務辨護,1941年倡議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並與黃炎培等創建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任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參加舊政治協商會議。當國民黨撕毀舊政協決議,下令召開國民會議時,代表民盟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偽國大。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政府非法解散後,繼續進行革命活動,1948年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同年5月響應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東北解放區。1949年到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病逝於北京。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因宣傳抗日救亡,在上海被 
  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這件事已經過去近七十年了,對於箇中的紛繁糾葛,恐怕除了後人們人云亦云地附會之外,我們已經很難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沈鈞儒被捕前,和張耀曾一道,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合夥執業律師,二人交往已久。在沈鈞儒被捕後,也正是張耀曾等上下奔走,才使得「七君子」身陷囹圄後,重新獲得了自由。張耀曾為此出力實在不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張耀曾的日記中窺其大概; 而張耀曾日記中空缺或言之不詳的部分,我們又可以從沈鈞儒的家信中得到印證。 
  一 沈鈞儒被捕 
  張耀曾的生活完全地被沈鈞儒的被捕打亂了,他11月23日~27日的日記,全部是關於沈鈞儒的。11月23日日記如下: 
  今午前四時頃睡夢中,忽被女僕敲門喚醒,謂沈先生來,以為衡山有急事也。入客室視之,乃為衡山子。驚詢所以,則衡山已為捕房及公安局人在三時左右撞宅門捕去矣。據雲,同時接電話,被捕去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共六人也。余謂明早必送去法院,當往辯護。令速往褚慧僧處設法向市府疏通。汝兼(即沈謙,號汝兼,系沈鈞儒長子,筆者注)去時,夜猶沉沉,仍入臥床,睡不能穩。朝七時即起,八時半汝兼來,謂衡山等已由靜安寺捕房送往法院,因偕汝兼馳往法院詢之,捕房律師謂在高院或地院開審,尚未定。旋見衡山等來,稍與語,以辯護委狀囑其簽字。久之,法院傳語,在高二分院開庭。知其以危害民國罪偵訊矣。在庭侯久之,始有獨任推事訊問。捕房解單書明有政治關係之嫌疑,而公安局人則稱與工潮有關,並聲明奉南京電令而來。余以其並無拘票,且不合羈押條件,請求交保。旋奉裁定,准予責負,於是沈、王、李等同時釋出。余送衡山至慧僧處,又送彼至錦江小餐,遂別。此事來勢甚為嚴重,今得保釋,並訂二十五日下午再訊。余仍恐公安局負氣不平,有中變之虞。 
  這就是沈鈞儒等剛剛被捕後的情形。事實上,被押解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只有沈鈞儒、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四人,張耀曾日記中沒有注意到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三人被押送到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七君子」們短暫獲得自由的同一天,救國會的《救亡情報》號外刊登了七人被捕的消息,此後《立報》、《大美晚報》等亦紛紛轉載,「七君子」事件傳遍全國。 
  顯然,從當天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張耀曾之所以以年過半百之齡,為此上下奔走,徹夜不眠,完全是衝著沈鈞儒去的。這一點既可以說是張、沈友情的見證,也可見沈之家人對張耀曾的信任,——他們在事發第一時間,僅僅一個小時後,就趕往張耀曾住處,請求他想辦法。後人只知道沈鈞儒等被捕後曾獲得過短暫的自由,殊不知,此全乃張耀曾之努力造就。 
  11月24日的日記也全部是關於沈鈞儒的:今午前三時頃,電話鈴聲大響,披衣起稍遲,已無聲。知衡山事必有變矣。朝七時,汝兼來告,捕房及公安局二時又持拘票來拘,並聞王造時亦被拘去,李公樸則以未回家得免云云。余於九時偕之前往第一特區高院詢問,謂此案下午二時開審,並面交通知。遇張季龍,謂章、鄒、史法租界法院未再拘,亦可異矣。午後二時赴高二分院,旋郁華偕二推事及檢察官開庭。郁謂,再發拘票系有新事實,即出公安局來函,謂有逃亡之虞。後由公安局人陳述沈某等組織救國會,有共產分子,故請歸案。郁令就移交程序辯論。余起言,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須由公安局切實證明,否則先由鈞院檢察官或工部局捕房偵察辦理,租界以外任何機關無權管轄,即談不到移交。此外,各律師則多就協定第六條言,主張調查後,始能說移交。不半時,辯畢,退庭評議。旋升座裁定曰:「沈鈞儒、李公樸、王造時非租界內發現之人犯,不生移送問題,著公安局與租界捕房交涉辦理」雲。余即起言,此案既不受理,則被告等應恢復自由。郁謂,應恢復廿三日逮捕時之原狀。嗣各律師相繼發言,辯論甚久。余以裁定既下,不能遽改,故不復再言。後,衡山表示,願赴公安局,惟不得加以拘束。余因起言,法律為任何機關所應共同遵守,無端過分拘束被告身體,為刑訴法所不許,應請諭知捕房及公安局員。郁當即顧該員等令注意。旋捕房人等擁沈等出房,旁聽者大噪,律師仍有爭辯者。余則退去,隨往靜安寺捕房省視各人。旋捕房決定移送公安局,余親在旁看沈等上公安局大汽車。隨即乘車尾隨,直赴公安局。 
  這是張耀曾日記中記載的,在法院裡和當局對峙的情形。除了試圖從法律的角度,希冀當局做出有利於恢復沈鈞儒等自由的決定外,張耀曾憂心如焚,也希冀通過爭取,使沈鈞儒等人盡可能少受皮肉之苦。同日的日記對此記載如下:訪蔡勁軍,未在,由科長黃華代見。黃謂,滬上罷工、罷學,沈等均有嫌疑。余謂,法律及事實今姑不論,希望對沈等優待,並擬即刻接見談話,以便回報其親族,黃華即導往前樓,上大客廳,與沈、王、李三人晤談片刻。見相待尚好,遂辭出,轉往律師公會。 
  這蔡勁軍當時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華是上海市公安局司法科科長。同樣是同一日的日記,張耀曾也詳細地記載了與同人努力的經過,並提出自己的主張,希望最好能夠從「內部疏通」:時,正為此開特別會議。余報告沈等捕歸公安局兩日來經過。末謂,公會謂法定機關,職權有限,對本案可援助處,請盡法律範圍援助。時已七時過,即往中社聚餐,向同人報告。余謂宜從內部疏通,早復自由。慧僧約明日同往中匯銀行訪新之、月笙,許之,並約陳陶遺同往。此一日奔走談話均特多,並不甚疲。 
  在中國在很多事情的處理都會帶上一絲人情的色彩,誠如張耀曾所言,「從內部疏通」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後來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上海警察當局羈押「七君子」的消息傳開後,社會輿論紛紛質問國民黨當局,並要求馬上釋放救國會「七君子」。在國民黨內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右任、孫科、馮玉祥、李烈鈞、石瑛等二十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對此慎重處理。張學良還以個人名義苦諫,遠在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就此致電國民政府。救國會的領導人「國母」宋慶齡、馬相伯等為此更是不遺餘力……這也就是說,對於「七君子」事件,國民黨內部絕非鐵板一塊。 
  11月25日的日記,記載了張耀曾等開始努力,力爭「從內部疏通」的經過: 
  午前,陶星如由南京回,來訪。謂馮煥章、李協和均為竭力營救,並有親筆函致余,可感也。十一時,偕陶遺赴中匯銀行,慧僧、月笙、新之均先在。渠等謂,擬送沈等暫住普陀山,已商吳鐵城,謂請示中央後再定。余謂,普陀山固佳,但在山內須完全予以自由也。 
  這馮煥章即馮玉祥,而李協和正是李烈鈞,而和張耀曾、沈鈞儒等關係不錯的褚慧僧、杜月笙、錢新之等均都是可以「通天」的人物。長期政壇的經歷使得張耀曾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從內部疏通」上。因此,26日之後張耀曾等亦不像以前那麼心急火燎,日子還得繼續,此案也不可能在三兩日內結束,他們遂決定從長計議,於法律角度預為部署,當然「從內部疏通」的努力也一刻沒有停息。這一點從後來日記中沈鈞儒及「七君子」事件出現的頻率及篇幅,完全可以看出來:11月26日的日記中,關於沈鈞儒案只有一句話,「午前至事務所,查閱衡山移交各經手案件,代為部署。」11月27日同樣記了一句話,「下午至事務所,接見衡山經辦案件之當事人。」沈鈞儒被捕後,同為合夥律師的張耀曾自然地將老兄弟所辦案子的尾巴接了過來。 
  二 被押解蘇州 
  12月3日,張耀曾一筆帶過地說了一句,「沈淇泉先生來談衡山事。」12月4日的日記中,關於沈鈞儒案是這樣的:「午,至事務所,知衡山有話傳出,望余前往一談。午後三時,往公安局。問門者,則衡山等已於二時解往蘇州矣。歸至事務所,沈定九、汝兼及陳志皋均來談衡山事,決請志皋、汝兼往蘇省視。」就在這一天, 
  國民黨當局命令將沈鈞儒等人押往蘇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 
  沈鈞儒在12月5日寫給汝兼的信中,講述了他們解往蘇州的詳細經過:「昨日飯後,黃科長即來關照,即須移送蘇高等法院,大家即刻打疊行李,汽車來(一時半)即行,約四時半抵蘇。」 
  張耀曾在4日的日記中提及的「決請志皋、汝兼往蘇省視」,在實際去的時候換成了是沈鈞儒的次子沈誠。推算時間,應該是在5、6兩日。有12月7日沈鈞儒給沈謙(沈鈞儒的長子)的信為證:「杏弟(即沈誠,筆者注)來,各物均已收到……聞鎔西老伯即可來,至慰。余再布」。這「鎔西老伯」即張耀曾,鎔西是他的字。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在12月4日的商議中,張耀曾即決定從速前往探視沈鈞儒,並由沈謙又告訴沈誠,沈誠在探視老爹的時候告訴了沈鈞儒。「至慰」,我們可以想見沈鈞儒當時的心情。 
  但是張耀曾並沒能去,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直到1937年1月2日,張耀曾的日記出現了大面積的空白,1月2日~13日的日記也是2月6日補記的,且只有短短百十字。在1月31日補記12月8日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知道12月8日後他生了一場大病,似乎到3月8日的時候,依然「各痛稍減,早脈七十六」。不管是因為張耀曾的病情耽誤了記日記,還是編者在輯錄時做了刪減,這段時間關於沈鈞儒案隻字未提。 
  倒是在沈鈞儒的家信中以及時代的風雲際會中,我們可以略微看出一些端倪—— 
  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扣押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項就是「立即釋放上海的被捕之愛國領袖。」當時,國民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陳果夫、陳立夫叫囂要把「七君子」拉出去槍斃。據說當時馮玉祥提醒二陳:「我們也有人在人家手裡,不怕報復麼?」就這樣,「七君子」暫時倖免於難,但國民黨當局依然以「七君子」勾結張學良策動西安事變為由,自12月14日起宣佈禁止他們接見任何人。在12月16日沈鈞儒給沈謙的信中,關於張耀曾他這樣提了一句:「停止接見,想已告知,……張鎔西及褚慧僧老伯必甚念我,……均須代我問好,並告以近狀。」 
  12月18日沈鈞儒給沈謙、沈誠的信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此時也已知道了張耀曾生病的消息,還問「鎔西先生已愈否?」等語。 
  1937年1月2日給沈謙的信中,囑托其將近日時局情況來信告訴,但「萬不能寫信直接寄來的(曾有信被扣過),最好寄給李印泉先生。地址如忘記,可問鎔西先生。」這李印泉即李根源,與張耀曾相交多年,私交甚篤。 
  在1月25日給沈謙等的信中,沈鈞儒寫到,「二兒要找的事,是否是技正。鐵道部的事,不知是何人的線索,張公權處大兒可以找錢新之先生,部長處秘書金候城君亦我熟人,大兒可找鎔西先生商量商量,看能否寫信,試一試看何如」。其時沈誠系西安市政建設委員會工作,時局紛繁,沈想調往鐵道部。兩天後的信中沈鈞儒同樣追問此事,「杏西行如何決定,我前信說辦法是否可行,曾訪新之、鎔西兩先生否,均以為念」。 
  按照民國時期的刑事訴訟法,正常的偵察應該在1937年2月4日前結束,但是如果證據仍然不足的話還可以申請延長2個月,否則犯罪嫌疑人只能無罪釋放。「七君子」即遭遇了「但書」所規定情形,他們於2月3日前後「接到法院裁定,又展長二個月」,儘管沈鈞儒一再向兒子們聲明,「這是一種法律手續,沒有關係,不要不放心。」但是,這樣的話公開審理的時間,至少可以被拖延到4月4日之後。 
  在看守所外面,各界聲援「七君子」的運動亦是波瀾壯闊。北平文教界的李達、許壽裳、許德珩等107人聯名致電國民政府,呼籲釋放「七君子」;北平大學學生救國聯合會也罷課聲援,並組織請願團赴南京;在國際上,旅美華僑柳無垢、陳其瑗、劉維熾、冀朝鼎等三百多人也發表《為營救抗日救國七先生告海外同胞書》;國際上知名的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人也紛紛致電國民政府,要求恢復「七君子」的自由……這些聲援顯然給國民政府構成了壓力。甚至蔣介石本人,也在解決西安事變時聲明要釋放救國會「七君子」。 
  三 樂觀預期 
  這種抗議與聲援的浪潮,迫使當局放鬆了對沈鈞儒等的監禁。2月14日,「七君子」案的檢察官翁贊年通知沈鈞儒等,「關於接見的事,如其家屬真有要事,可以格外通融准許接見,惟尚不能公開,暫不必向外宣佈。」當局此舉也被沈鈞儒等做了很樂觀的理解,在一周後即2月20日沈鈞儒給沈諒(沈鈞儒的四子)的信中,沈告訴兒子,「目前最可慰汝者,即我之恢復自由當亦不遠,在舊歷元宵左右耳。惟出外後,必須暫住南京,一時未必即能回至上海。」筆者查閱 
  萬年曆,發現2月20號已經是農曆丁丑年的正月初十,沈鈞儒樂觀至四五天內就可出去,真不知道是誰給了他這麼好的消息。 
  沈鈞儒顯然在期待著發生什麼,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2月23日給沈謙的信中寫到,「南京想無確息,如有,必有人來此告我們也。阮毅成兄大概是說說,未必真來」,與三天前的欣喜若狂相比,言談間流露出掩飾不住的失望。 
  又是十多天過去了,轉眼間來蘇已經三個月。3月2日沈鈞儒給沈謙的家信中,似乎有點焦急: 
  我們的事,偵察期間法定兩月,可再延長二月。但法律限制只准延長一次,十二月四日來蘇至二月四日至為止。現在延期中,以四月三日為止滿限。依法應在期限未滿以前決定辦法,故三月內如無法解決,法院即不能起訴。蔣方推動,新之、佈雷諸公均無魄力講話,只有李協和(要星如推動)、杜月笙(要任之推動)二先生可靠,汝要放在心裡。 
  從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來,沈鈞儒等亦寄希望於政治解決,並將希望放在李烈鈞、杜月笙身上。但是,這兩位他又無法直接催促,便囑托兒子,要陶星如、黃炎培等具體操作,尤其對於黃炎培這條線,沈鈞儒可謂煞費苦心,甚至在後來的家信中多次希望黃炎培能夠來江蘇探視他。 
  3月12日沈鈞儒的家信透露出了當時,朝野各方對於「七君子」事件的大致態度。其中有種說法,要等即將召開的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通過釋放一切政治犯的提案,如果提案通過則無條件釋放「七君子」,如果通不過則另想其他辦法。沈鈞儒本人對可能會依靠通過提案而獲得自由非常不願意,因為這樣的潛台詞就是「七君子」的確是罪犯。沈鈞儒的態度是這樣的:「我們意思最好受些大會提案的影響,而仍由司法機關依合理的手續公開辦理。(就是檢察方面不起訴。如此則手續清楚,本案有一結束。還有一個好處,是維持了司法尊嚴,此層王必贊成。)」沈鈞儒此時又再一次想到了張耀曾, 在同一封中指示兒子:「你們弄清楚以後我的意思可照後開辦法一做,如不清楚,或再與鎔西先生談談亦好。(就是犯罪不成立)」沈鈞儒此時幾乎把不予起訴的希望都寄托在司法行政部部長王用賓身上,這從他所開列的兩個辦法均指向王用賓看出來,「(一)請十一公公將上海及其他方面接洽情形秘密些告知鄭 (高二首席),轉達王部長。(二)或不拘菊、杏到京一行,將詳細情形(各方面)告知大伯父,請一訪王部長。以上辦法只須用一個辦法,因為要秘密。」 
  兩天後沈鈞儒的家信寫到,「昨日桂弟來,告我以大伯父往見右軍情形,慰不可言。」這很明顯地表明,沈謙用的是第二個辦法,而且接近王用賓本身就說明沈鈞儒的辦法成功了,這也是沈「慰不可言」的主要原因。而且從這些語言來判斷,沈謙做此事的時候似乎並沒有前往張耀曾處聆聽指點。 
  次日,即3月15日給沈謙的信中,沈鈞儒再次欣喜地寫到,「大伯伯所說消息,不能不算是確實也。」就在發出這封信不久,沈鈞儒收到了大伯伯的信,從3月16日沈鈞儒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來—— 
  我昨日得大伯來信,茲錄如下:「九日早七時,即持弟函到右軍家,候其起來,談甚久。並以弟寄我原函示區渠。謂『日內總可恢復自由,蘇州曾來請示,我已有所指示。』又云:令弟意側重在法律,我亦不能不從法律立場上著想,盡請令弟放心。復云:張、楊此次舉動尚可拉倒,況赤軍亦由中央改編,又況其他,真不成話也等語」,似乎切實之至。 
  張耀曾自三月下旬之後,開始正常記日記了。3月21日這天的日記簡略地記到,「午後汝兼來,謂王太狌言對衡山決不起訴雲。」這說明沈謙已詳細地轉告張耀曾其父16日來信的全部內容。 
  事實上,對於「七君子」恢復自由後究竟如何處理,朝野意見亦不統一。按照當時通行的解決政治犯問題的做法,一般是借出洋考察之名流放國外,比如楊虎城、馮玉祥等。在上海的朋友們也替沈鈞儒想到了這一點。 
  沈鈞儒此時極其樂觀,在給沈諒的3月22日的家信中,表示: 
  我事本星期或可解決,此信到德國時我已出外亦未可知。出洋云云,全是上海朋友幻想,查非事實。大約行動上如受限制,則必先到南京住幾時再說。本來上海方面是吳鐵城、潘公展諸人最與我們為難。今日閱報吳已調粵,反對者少人,回滬阻力應可減低。 
  在同一封信中,沈鈞儒的樂觀從另一處仍可見之,「此信從蘇發,再寄信恐在南京矣!」說這話的時候,沈鈞儒似乎覺得馬上就可以出去。 
  不過到了3月29日,依然沒有任何改變。沈鈞儒在給沈諒的信中這樣寫道:「我事因偵察期間已滿,不能再事拖延,自明日起至四月三日為止,在此五天內必須要解決。照目前情形推測,必不至於起訴。惟頗有改送南京無形的軟禁之說,亦不一定,汝接到此信時總之我已早離蘇州矣。」 
  兩天後,依然如故。沈鈞儒給沈謙的信中只提了一句:「此間事不能不解決,期限至三日為止,即後日也。」 
  四 驚聞被起訴 
  沈鈞儒顯然太樂觀了,幾乎誰也沒有想到,國民政府當局居然對「七君子」提出起訴了。起訴書是4月3日晚上七點左右送達的,沈鈞儒於4月4日給沈謙的信中流露出了他的牢騷: 
  「起訴書」昨日點燈後七時始收到,即請李夫人帶去,不及寫汝信,頗以為恨也。與其出外而不自由,真不如仍舊羈押,反較安全。惟又要遲數月,我們才得在家中握手。人非草木,能不悵然。即經濟方面,我如出來究竟好些,今則又須汝一人之力任之矣。 
  由江蘇省高等法院檢察廳向省高院提出的起訴書中,共提出了14位被告,即除沈鈞儒等「七君子」外,還有在押的羅青,被保的顧留馨、任頌高,以及尚未歸案的陶行知、張仲勉、陳道弘、陳卓等。起訴書指斥沈鈞儒等10位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並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依《刑法》第十條、第二十八條,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六條之罪。」該起訴書洋洋灑灑羅列了被告們的十大罪狀: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做有利於共產黨之宣傳;抨擊憲法,煽惑工潮;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勾結軍人,圖謀不軌;組織和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等。 
  沈鈞儒等被起訴的消息很快傳開,沈謙很快就知道了,在沈鈞儒給他寫信的同時,他已經前往張耀曾處談此事。張耀曾4月4日的日記中寫到,「上午沈汝兼來,謂蘇高院對衡山等已起訴,衡約往一談,余已病體支離,實不堪勞作,擬請李伯申前往。」在此張耀曾提及的「衡約往一談」在沈鈞儒4月4日的家信中絲毫未得提及。而實際上,沈鈞儒在4月3日接到起訴書後,即給張耀曾寫了一封信,此在4月9日給沈謙的信中有交代:「自我三日致函鎔西,托其代邀季龍、詠華同來。」 
  4月5日,張耀曾「午前至事務所,候伯申不至。午後始得通電,請其代余赴蘇訪衡山,談辯護事。伯申快諾。朋友患難相扶,可感也。寫一信,托致衡山。」當天李等幾人就前往蘇州探視沈鈞儒了,沈在4月9日給沈謙的信中說,「五日伯申偕張、俞、唐三位律師同來,並攜有鎔西先生函,附有意見,均甚切要。當日有幾種決定……我的辯護律師除鎔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劉崇佑、秦聯奎二律師,皆本來極熟之友。」 
  這樣的話,沈鈞儒就有四位辯護律師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張耀曾大名排在其他三位前面,但是在實際的辯護中,發揮主要的作用的卻是李肇甫、秦聯奎。即便在沈鈞儒等遞交法庭的答辯狀中,沈鈞儒的三位辯護律師分別是張耀曾、秦聯奎、李肇甫。這也就是說,張耀曾此時更多是擔當了精神領袖的作用。 
  是時,張耀曾仍在病中。沈鈞儒亦知道這個情況,在4月9日的信中依然囑托沈謙,「鎔西先生處晤及望為請安,雲我萬分惦記,律師各事仍盼其盡力主持,尤祝其健好,屆時能出庭為我辯護也。」沈鈞儒此時依然矚望張耀曾能夠親自出庭,這樣在法律較量上至少不落於當局之下風。 
  五 艱難的內部疏通 
  沈鈞儒此時的希望仍然在「內部疏通」上,並將「疏通」的重任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在4月18日給沈謙的信中,沈鈞儒仍然不斷催促:「汝或一訪杜先生,或由徐君采臣間接探其真相,然後再訪楊衛玉,或江問漁,二先生均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告以我意。如黃任之先生回滬,擬肯撥冗來蘇一商為幸云云。」 
  4月20日,張耀曾在日記中記到:「薛子良來,謂馮煥章先生對衡山等七人案頗關切,前政府擬令彼等出洋或暫不來上海,可予釋出。乃問衡山等,竟不允。請代詢其中真情。如能接受前開條件之一,渠認為仍可無事釋出云云。余允為向衡山探問。赴事務所,托李伯申赴蘇州訪問衡山。」 
  在李肇甫應張耀曾的安排前往蘇州探視的同時,所謂的「內部疏通」也有點進展。4月23日,在這之前李肇甫已經來看過沈鈞儒了,沈在家信中表示「又慧僧先生聞將為我等事訪蔣,非常可感。惟我等有重要消息須於褚先生未見蔣以前詳細告知,以為講話準備,並可增加效力。……請褚先生來蘇,即由汝代我敦請一行,並詳述上述意思。」如果說以前把「通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的話,此時沈鈞儒等自然又多了一條「通天」大道,欣喜並焦灼之心是可以想像的。當然,沈鈞儒等將注意力轉移到褚慧僧身上,在後來事態的發展中自然地引起了杜月笙的不滿,此為後話,暫且不表。 
  在沈鈞儒給沈謙寫這封信的同一天,張耀曾又做了些什麼呢?我們可以打開他是日的日記,謂「午前訪李伯申,詢赴蘇情形,固知衡山等對馮煥章所說條件極樂從也。」這一點說明張耀曾真正瞭解到了沈鈞儒等對於馮玉祥說法的認同,對於從「內部疏通」自然又增一點信心矣。這段時間,張耀曾儘管因為生病等原因,不能前往蘇州探視沈鈞儒,但是其對於「七君子」的關心卻絲毫未能減輕,在4月26日,張耀曾又「午至張岳軍共飯,任之、問漁、陶遺、伯申、厚生同坐,談建設學會事、沈衡山事頗久。三時半,始返。」 
  沈鈞儒此時對於案件將如何結束也是很費躊躇。在4月30日給沈諒的信中,告訴兒子「開庭大約須遲至五月中旬。現在各方面熱心朋友有種種設法進行,尚可有早日恢復自由之望。倘需出國,必來汝處作比較長時間之盤桓也。」從這封信所述內容看,關於沈鈞儒等不想出國的謠言不攻自破,同時又與張耀曾在上述日記所說的,通過李肇甫瞭解到的情形相印證。事實上沈鈞儒此時非但不反對,甚至極想出國,這一點我們從5月18號沈鈞儒給沈謙夫婦的信中可以看出來。是信曰: 
  我對於出國一層,認為既非如此不可,即便決心遵從,且以能速首途為尤愜心願。我個人對於司法制度有許多懷疑之處,從前曾托 
  留學德、法各國朋友代為調查,他們搜來資料,終仍於自己所企求之點不能滿足。倘能親自去一行,就機會論,亦屬求之不得的,還有何話可說耶。昨詢各友,他們亦均有各人願意研究之目的。據待時先生雲,已由杜先生負責籌經費。我個人對於杜先生此次對於我們的熱誠正誼,真是說不盡的感謝。惟此事如已認為一成不變,頗望從速進行。汝能晤采臣先生,望為切實言之。杜先生事忙,關於出國一切可否由采臣先生負其專責,如護照、船期等類,均先為設計起來,不勝禱瀆之至。汝或專訪采臣先生一商尤好。 
  此為後話,姑立此存照。4月30日沈鈞儒的家信中,事態又有了新的進展,「我事,杜電發在錢電之前,熱忱可感,現在專盼葉楚傖先生處消息。」葉楚傖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可以知道,4月23日杜月笙給沈鈞儒發了一封電報,三天後錢新之亦給沈鈞儒來電,「熱忱可感」四字道盡沈鈞儒接電後之感受。 
  「從內部疏通」莫非又多了一份希望?在5月2日的信中,沈鈞儒頗顯焦灼,「杜、葉交涉,不知辦到如何地步。」這說明在23日杜月笙的電報中,可能有向葉楚傖交涉云云等的信息,否則沈鈞儒不會眼巴巴望著這方面的消息。在這封家信中,沈鈞儒表明了此時他的態度: 
  我等事在我們止希望兩種辦法結束,一撤回公訴;一判決無罪。此兩種結果,多是要在外面講妥,然後從法律的立場來做一個手續的結束。還有一種,交涉不能獲有迅速結果,而彼此已有相當諒解,那就是交保的辦法。把這幾個人交保出來,然後再進行切實的交涉,或者格外可以爽直些。因為有的時候要直接還可以直接。以上三種辦法,哪是容易哪是難,現在我多不曉得,亦不能隨便推斷。 
  同樣在這封信中,沈鈞儒還就「七君子」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此時他本人內心中對此的真實想法告訴了家人。今日讀來仍覺感人,茲照引如下: 
  不過要我們表示,我可以賭咒說:以後仍願繼續努力抗日工作,尤其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犧牲一切。不過如其要我認錯悔過,那是無異殺我。寧可判罪入牢,不可自悔其人格也。除此一點外,幾乎多可商量。以前的確沒有反對政府,為什麼要硬派我是反對政府?的確沒有背景,為什麼硬要說我有背景?多幾個人有背景,多幾個人反對政府,這種做法我真不懂於政府、於黨有什麼好處?真可不必。政府代表國家,與個人不同,無所謂恩怨,無所謂面子不面子,有嫌疑抓進來,瞭解了解釋放他,愈見得政府有威信,我是這樣看的。 
  在做這份自我辯白的同時,沈鈞儒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杜月笙、黃炎培等先生身上,要求沈謙「要把我的意思完全說明,盡可能的信賴幾位先生,至要至要。」 
  轉瞬間到了5月5日,沈鈞儒等來蘇州已經六個月了,「七君子」事件仍然未能夠解決。各種希望、各種努力都交織在一起,或有利或不利的各種因素依然在發生作用,事態的發展似乎在考驗大家的忍耐力。 
  比如,這天沈鈞儒的家信中,則希望沈謙「將上海最近交涉大概及我與各友質直坦白過去絕無背景;本案雖起訴,尚有幾種挽回辦法,除悔過一點外,其餘均可接受;若再進行審判,在政府方面亦有很大不利等情形,詳細告之為要。」沈鈞儒此時顯然希望能夠找到使「七君子」能夠保持尊嚴,而又能夠使政府體面地收場的方式。次日,沈鈞儒給四子沈諒的信中也顯示出這種騎牆態度,「日來一方面為法律準備,一方面作政治接洽,煩而且忙。」 
  而張耀曾對此幾乎看透了。在5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晚至浦東大樓聚餐。黃任之謂葉楚傖雲,沈等七人仍需判罪後,送反省院保釋云云。余謂判罪與否乃推事之權,今當局屢言判罪後如何,似判罪完全由當局決定者,亦可見中國司法之地位矣。」張耀曾的這些具有反諷意味的歎息,頗為顯示出他本人的無奈,——判罪由當局決定,此乃中國大地上千古不易的真理,古今一也。 
  5月7日沈鈞儒等「七君子」事件的確露出了一線曙光,在這天的家信中他告訴兒子,「雲李協公得馮先生函雲,我等在短期間內即可保釋,特此相告。……張志讓、李伯申、劉崧生諸先生處可以告以近情,辯訴書懇其從早商定也。」對於「短期內即可保釋」的小道消息,沈鈞儒先生既想相信,卻又不敢相信,尤其是長期的律師生涯所造成的這種對法言法語的敏感,更讓後人們覺得其時情勢瞬息萬變的驚心動魄,這一點,他在這句話後面特意括弧註明,「此字待考,不過交保出外而已,非釋也」幾個字中可以感受出來。 
  兩天後,沈鈞儒又獲得了最新的消息,「此事尚未可樂觀。昨南京李傑才來,知張岳軍亦在上海,蔣又到,或容易解決,仍要看杜、錢諸公之著力與否也。」接著,沈鈞儒又給兒子安排了從法裡法外需要準備的情況: 
  「上各辯訴意見望即找三十份送張季龍先生處。上海廿位律師、蘇州五位均需送供參考,至要至要。又蘇州高院檢察處翁贊年、刑事第一庭庭長方聞,又推事朱建勳,又高院院長朱,最好每人各寄一份,勿開封,用五分郵票函達,俾其一看,於本案頗有益處,望汝注意。」 
  沈鈞儒在此試圖形成對司法工作人員先入為主的影響,以便在雙方實際的司法對弈中能夠佔據主動。 
  5月16日,沈鈞儒的另一名辯護律師秦聯奎,即秦待時來找張耀曾,談了一下「向當道疏通情形」。張耀曾日記中記錄了其梗概:「綜其要:一、當道不肯撤回公訴,必須判罪後交送反省院保釋;二、疏通之任須專歸杜月笙一人,多方接洽為杜所不滿;三、律師出庭辯護,殊難恰合分際等語。又談江一平辦案不正當各事實。」 
  5月17日張志讓等探視了沈鈞儒先生。沈鈞儒本人當天關於此次會面的記錄,只有如下的隻言片語,「季龍、逢雲、伯申諸兄已談過,甚快。崧生先生囑語非常之對,已傳告大家極端注意。開庭想尚早……」我們實在無法瞭解沈鈞儒和張志讓等談話的情形,劉律師囑咐了什麼更是不得而知。 
  好在第二天的家信中,沈鈞儒補充了這次會談的大致內容。透過沈鈞儒在5月18日的家信中表示「談極詳盡」,可知昨天,也就是5月17日秦聯奎、張志讓等來談論的重點乃是事情最後如何收場。沈鈞儒在此信中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意見: 
  我對於出國一層,認為既非如此不可,即便決心遵從,且以能速首途為尤愜心願。我個人對於司法制度有許多懷疑之處,從前曾托 
  留學德、法各國朋友代為調查,他們搜來資料,終仍於自己所企求之點不能滿足。倘能親自去一行,就機會論,亦屬求之不得的,還有何話可說耶。昨詢各友,他們亦均有各人願意研究之目的。據待時先生雲,已由杜先生負責籌經費。我個人對於杜先生此次對於我們的熱誠正誼,真是說不盡的感謝。惟此事如已認為一成不變,頗望從速進行。汝能晤采臣先生,望為切實言之。杜先生事忙,關於出國一切可否由采臣先生負其專責,如護照、船期等類,均先為設計起來,不勝禱瀆之至。汝或專訪采臣先生一商尤好。 
  前文已經言及,沈鈞儒關於出國的想法和4月30日,也就是半個月前給沈諒的信中所表達的想法基本一致。相比於交反省院保釋之類的做法,選擇短期的政治流亡,並借此機會考察各國法治,對於教學相長的沈鈞儒來說正是求之不得的,也與其本人的想法暗合。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就看當局者能否遂人願了。 
  5月20日的家信中,沈鈞儒以前催要過的辯訴意見書還未送來,再次向兒子催要,「季龍先生無信來,甚以為念。辯訴狀事務請其負責勿猶豫為要。」實際上,在張耀曾的安排下,27個律師組成辯護團,針對檢方在報上公開發表的起訴意見,由張志讓執筆寫成了20000多字的《為江蘇省高等法院對沈章諸先生提起公訴的答辯並告全國人民和全體會員》,並準備以此為答辯狀。實際上,沈鈞儒催要的時候,辯訴狀已經基本殺青。 
  在催促辯訴狀的同時,沈鈞儒又於次日寫信給沈謙,要求「汝於接信後即往訪杜月笙先生一談。」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5月20日沈鈞儒收到了彭文應、張定夫二先生來信報告: 
  渠等於前日晤潘公展先生,潘先生意似甚好,對於撤回公訴,定夫陳述理由,渠並未表示反對,僅表示「他們出來了,做了自由人,怕就不肯出洋」,兼以「救國會必將借此做大規模歡迎運動」為慮云云。午後又有友人來,特別提及本案消息,說「南京反省院事在從前曉莊師範的地方(離和平門二十里),那邊造有新房子。」又說「到反省院可以看看我們的態度」。言次又談到南京方面傳來消息謂:「政府對於本案態度本來還可以好些,因為中間接有陝方寄來的一種什麼印刷品,所以改變辦法」云云。…… 
  沈鈞儒一心期盼事件能夠以政府及救國會同仁都能接受的方式收場,而上述事件的發生,——哪怕這些都是謠言——確實極大地壞了沈鈞儒夢想的「好事」。沈鈞儒十萬火急地要求兒子在接信後,立刻探訪「七君子」事件的調停人杜月笙,說明救國會同仁的實際情況以及想法,切勿使事件的解決因為這些消息而被擱置,或者促使雙方對簿公堂。沈鈞儒告訴沈謙「我們聽了實不勝憂慮」: 
  第一,覺得如果接到任何方面發表文件,都可以歸獄到我們身上,那真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萬一開庭消息傳出,蘇、滬各地來了無數旁聽者,或是一經宣判,社會受了刺激,在某一方面又發表了任何文字,這都是我們所沒法阻止的。屆時政府難保不又借口說我們不好,將「說定辦法」有所變更。第二,既是說到反省院,不過是一種做法,那麼為什麼必須要有新房子的地方,並且還說要看我們的態度。所以我們感覺到前途確尚有考慮必要。萬一到了最後的時候,一無辦法,不但我們是無異上了當,尤其是拖累了杜先生,對不起杜先生。這不是我們憑空懷疑政府,從前杜重遠的事件,明是一個例子。所以我們想一星期以來所聽到的議定辦法,不無危險。 
  沈鈞儒告訴沈謙,「假使真如所料,竟要我們多住反省院,則與其此番枉勞杜先生為我們費盡心力,依然不能取得自由,何如再暫時靜待一下,俟時機成熟再想辦法。」沈鈞儒還在信末附言:「此信我想不妨帶在身邊,於無意中拿給杜、黃二先生看一看。此信是否有作用,給他們看都可以:(一)借此事以催促其他的進行;(二)表示服從,叫他們放心,出來後無問題。」 
  這裡需要指出,「陝方寄來的一種什麼印刷品」以及沈鈞儒們擔憂的第一點絕非虛言。具體所指,即是「七君子」被捕後,包括陝西的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個團體等紛紛在自己的媒體上發表聲援救國會「七君子」的宣言。而這一點居然在起訴書中就作為「七君子」的證據之一。 
  事情撲朔迷離,十萬火急。即便如此,沈鈞儒依然內心願意,也確信被流放的可能性比較大,並開始做一些實際的準備,在5月22日給沈諒寄去了鄒韜奮寫「七君子」的一本書,「使汝可先識幾位先生面目。」並囑托「此書因我輩尚在羈押,故印好尚未發行,望勿多視人」。 
  5月23日一上午時間,張耀曾都在專心致志地閱看張志讓撰寫的沈鈞儒案辯護詞,「費時甚久」。 
  黑白兩道的努力都在馬不停蹄地進行。沈鈞儒5月25日的家信中,依然指出「南京友人來函提及此項消息,並有謂上海方面非經過此等手續亦不肯出面擔保云云,顯系造謠,我等當然不信。惟更不能不懷疑當局之缺少誠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儘管沈鈞儒不信這些謠言,但是對於這些謠言可能起到的破壞性作用,沈鈞儒依然憂心忡忡。 
  這中間,沈鈞儒暫時和律師們失去了聯繫,在5月27日的家信中問沈謙,「張季龍律師最近通電話否,渠兩三日內是否尚需來蘇一行,黃任之先生大家均盼其再來一談。」5月30日,沈鈞儒又指示沈謙,「各律師處家屬須分往接洽,問明十一日能否到蘇出庭。鎔西先生處汝須往問候,並代我致意為要。」此時,當局顯然已經通知沈鈞儒等6月11日開庭的消息了。 
  接到這封信後的6月2日,沈謙即前往張耀曾宅,邀請張耀曾為沈鈞儒出庭辯護。是日,張耀曾日記中對此簡單地提及,「下午沈謙來談,仍請赴蘇為衡山辯護。余以病體難支及當局已有成見,辯亦無益,請為轉達。」對於民國政壇,包括當局操縱下的司法審判,摸爬滾打多年的張耀曾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婉言拒絕了為沈鈞儒出庭辯護的請求。人病體難支?抑或政制病體難支?後來者識之。 
  這同一天,沈鈞儒等在蘇州監獄寫信給杜月笙、錢新之二先生,「說明對於判罪送反省院之不願及懷疑,請其另求適當辦法。用意並不是專要推翻過去成議,惟深感前議之不利,思有更找妥善解決之道。」 
  6月5日,沈鈞儒同時給張耀曾、沈謙寫信。在家信中告訴沈謙,「鎔西先生近來病體如何,深盼其能到庭。茲寄去一函,即望轉致為要。」在這封家信中,沈鈞儒還提到關於庭審的傳言,「有一庭結束之說,」即6月11日開不完的話,次日接著開庭。 
  6月6日張耀曾接到了由張志讓等擬訂的沈鈞儒案答辯狀,這也是5月23日張耀曾閱讀過那份答辯狀修訂後的定稿。張耀曾在日記中記到「上午,沈衡山案答辯狀送來,稍閱,即予簽字。」 
  沈鈞儒發給張耀曾的信6月7日才被轉到—— 
  午後,接沈衡山來信,謂十一日開庭,請出席。但余病體如此,既不堪長時勞動,又於本案毫無準備,且本案如何辦理,當局業已決定,法院僅為傀儡,無論辯論如何,均無影響。余又何必犧牲健康,作此無益之舉?急作書寄衡山告以病情,請撤回委任,另委劉崧生或張季龍。」 
  張耀曾在看到這封信的同時,張志讓等也來蘇州探視了沈鈞儒,「談極暢」。由於沒有張耀曾的消息,沈鈞儒等消息也等得著急,就在張耀曾收到信的6月7日,沈鈞儒在家信中又催促: 
  鎔西先生日來體次如何?崧生、季龍互相推讓,非常客氣,我想還是請伯申先生先發言,伯申先生同是我信仰之朋友。鎔西先生能扶病到蘇一行,不需多發言,既是表示友誼與正義,又可增加我們律師方面的力量。望汝親訪張先生,為我代達此意,並與伯申先生接洽為要。」 
  儘管張耀曾此時已經因為病體等等原因,不願意做無益之舉,但仍然關切此案進展,到了6月8日,「下午電話與伯申,商沈案」。這天沈鈞儒也收到了張耀曾的來信,他告訴沈謙,「鎔西先生頃有函來,知日來體次不舒益甚,不願再請其勞動,已函復遵辦,並快函崧生先生,請其允為兼任辯護矣。」沈鈞儒除了告訴沈謙此事外,還告訴家人此時的心跡:「判罪萬不甘服,決計盡量拖延,不能任令一庭結束。」此時當局也已經通知沈鈞儒等人,「旁聽券每人止能得兩張,」沈鈞儒表示「無可如何。」 
  六 不一般的開庭 
  6月11日,「七君子」案如期在江蘇省高院刑事庭開庭審訊。 
  開庭前,法院發出了120張旁聽證,但這遠遠不夠,是日上午一大早就有數百人士齊集高等法院門口,這當中有李根源、張菊生、沈衛、陶家瑤等名流。法院深恐局面失控,於開庭前貼出「不予公審,禁止旁聽」的佈告,所有已發旁聽證全部失效。在沈鈞儒等人以及圍觀人士的壓力下,院長朱樹生最後允許新聞記者和被告家屬進入法庭旁聽。 
  下午2時,「七君子」案正式開庭,審判長方聞,推事汪鈺、鄭傳纓協助審理,檢察官由翁贊年擔任。 
  沈鈞儒系第一被告,接下來有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史良等次第被詢問。當日審理共持續三小時,審判長決定第二天繼續進行。 
  但事實上,第二天的審理沒有進行,辯護團基於拖延時間的考慮,以調查證據被駁回為借口,在6月12號上午開庭前一小時向法庭遞交要求審判長迴避的申請,停止了訴訟程序。 
  七 廬山說情求保釋 
  張耀曾人在上海,心在蘇州。6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與李伯申談話的情形。「下午李伯申來,談蘇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陳誠允往廬山向蔣說情,宣告無罪,故不欲法院速審了結。適法院於調查證據概行拒絕,故借此申請迴避,以延長時期,可得更有利之結果。」張耀曾聞此感歎,「凡事皆有表裡,不可盡信表面。中國事大抵如此。」 
  6月15日,沈謙拜訪張耀曾,「談前日赴蘇,與杜月笙、錢新之、張季鸞同往,晤衡山諸人,商定再向蔣請予以無罪處置等情形。」 
  在6月16日,也就是審判程序中止三天後,沈鈞儒給沈謙的信中指出: 
  鎔西先生意見很對,但是只要經過廬山一行,無論是判決或撤回,法律尊嚴終已不能維持。其實法院吃虧,我們盡可不管。不過我們是顧全政府,並且願意顧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幾天倒不要緊,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續先弄清楚,俟判決或撤回後再赴廬山。汝可速以此與鎔西、伯申、季龍三先生切實商量,如以為妥,再與杜、黃、錢諸公言之,至要至要。季龍今日交來速記稿已看過,還有家屬出面申請停止羈押狀稿,亦已略改,如送來簽名,汝可照簽。 
  同日,沈鈞儒又給沈諒寫信,指出,「近來又有轉變,或可由政府自動撤回訴訟,或判決無罪。惟我等說不定於下星期中即將離開蘇,到廬山與蔣談話,倘能融洽,則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真中國之福氣矣。」 
  6月17日的時候,保釋出獄似乎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沈鈞儒家信言到,「星期五當然來不及,即星期六亦來不及交保也。至要南京有電到法院,辦理自速。保人是否可就近請蘇州朋友,印泉、仲仁二先生皆願簽字,已曾談過也。昨日函所云,鎔西、季龍諸公以為如何。」沈鈞儒等對於此是不是過於樂觀了? 
  八 塵埃落定 
  6月25日第二次審理得以進行,審判長已經換為朱宗周,推事也全部換人,檢察官還是翁贊年。在這次審理之前,被告們的辯護團先後於22日、24日向法院遞交了《第二次答辯狀》和《申請調查證據狀》。此在沈鈞儒6月26日的家信中得到進一步印證: 
  昨日開庭結果,對於調查證據,只調取張學良軍事審判案卷。當時審判長是李協和先生,我們深慮(檢察官意思不太好,黨部又如此,亦難怪我們要過慮)卷內文書或有故意篡改,加我們於不利(其實萬不至於),望汝速訪星如先生,托其將昨日情形詳告協公,注意援助,切要切要。 
  事實上,這次審理根本沒解決什麼問題。恰恰相反,對於當局者來說,卻是偷雞不成反蝕把米,這次審理一不小心,就引發了宋慶齡、何香凝等國民黨元老們組織的聲勢浩大的「救國入獄運動」。 
  《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傳開後,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感召力。7月2日,作家何家槐等13人具狀投案,聲稱願為救國與「七君子」承擔連帶責任;7月3日,上海電影界人士應雲衛、袁牧之、趙丹、鄭君裡、白楊等20多人,具狀江蘇省高等法院要求收押;上海、北平的師生乃至普通老百姓亦紛紛參與。7月5日,宋慶齡、鬍子嬰、胡愈之等前往江蘇高等法院要求入獄,給當局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七七事變爆發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蔣介石被迫發表抗日的強硬談話,釋放救國會「七君子」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所疑問僅僅是如何釋放而已。 
  沈鈞儒對於案件的一波三折牢騷滿腹。7月16日沈鈞儒給沈諒的信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知到這一點: 
  我事真太複雜,有一點無從說起。蔣對我等似有諒解,曾由杜月笙、錢新之、黃任之等到蘇州來過兩次傳蔣意,欲我等往廬山面談。而中央及地方黨部似不願我等與蔣直接解決,種種破壞,於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寫悔過書,要於判罪後送反省院,要於赴廬山時對外宣佈是將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們設法拒絕一切,只好廬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盡量有法律手續來對付。本來他們想於六月十一日一庭結束判罪,我等反對法官不肯調查證據,申請迴避,於是改至二十五日再開庭。我等仍力持須要調查,法官允調張學良軍法會審卷,因此到現在尚未得到第三次開庭消息。無過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外間朋友以擴大入獄運動相援助。 
  五天後,對於「七君子」事件如何結束沈鈞儒等仍不明就裡,依然問沈謙:「杏弟只雲杜說蔣意思很好,僅此一語而已耶!盼詳告我也。」 
  7月22日,張耀曾的日記寫到,「上午,沈謙來談,擬設法保釋衡山,余認為時機猶早。」 
  7月26日,張耀曾「上午,接譚理明電話,謂居覺生、王太狌等司法當局已決定准沈衡山等保釋,請即轉知辦理雲。當為擬一保釋稿備用。下午,……電話告知褚慧僧請備為衡山作保。晚,約沈汝兼來,告知為衡山取保辦法。渠謂黃任之亦通知此事,辦法略同。惟擬定請杜月笙、錢新之作保雲。余謂何人保均好,請月接洽。」 
  7月27日,「上午,沈汝兼來談,已晤杜月笙,決請作保。余囑其往蘇州詳告乃父各種情形,自行做主。」7月28日,「上午,汝兼來談,衡山意擬請寓蘇友人作保,余贊之。」 
  7月31日高等法院正式宣佈:「由於被告等家庭困難,家屬失其贍養,裁停止羈押,具保釋放。」 
  8月1日,張耀曾的日記中寫到,「沈衡山等七人已於昨二日保釋,頃來電話知已歸滬寓,因疲極不克晤談,彼此道契闊,約再晤。」至此,這局法裡法外的對弈,終於塵埃落定。 
  (首發於渠濤主編:《中外法律文獻研究》第1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模糊的高一涵(1)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別名涵廬、夢弼、筆名一涵。六安縣南官亭人。幼時聰穎好學,13歲即能詩善文,14歲考中秀才。宣統二年(1910年)畢業於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次年自費去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民國5年(1916年)7月回國與李大釗同辦《晨報》。民國7年入北京大學編譯委員會工作,兼任中國大學、法政專門學校教授。經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並協辦《每週評論》,積極宣傳科學與民主。後與章士釗辦《甲寅日報》,與李四光、丁西林等辦《現代評論》,與胡適辦《努力月刊》等刊物,不少文章被選入民國時期中小學國文課本。 
  民國15年,由李大釗、高語罕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法科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政治部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四?一二」政變後,脫離中共組織,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學和吳淞中國公學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民國20年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民國24年任兩湖監察使,民國29年去蘭州任甘寧監察使,抗戰勝利後,回武漢復任兩湖監察使。在十幾年政治生涯中,清廉自守,敢於伸張正義,利用其身份多次掩護董必武、周新民等。 
  民國38年4月, 
  國民黨政府委託其為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擬挾其南逃,他堅辭未就,隱居南京,與中共秘密聯繫,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南京解放後,先後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江蘇省司法廳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著作有《政治學綱要》、《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譯有《杜威的實用主義》、《杜威哲學》等,另有詩集《金城集》。1968年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2005年9月15日,正好是《新青年》雜誌創刊90週年紀念日。提及《新青年》,人們一般會想起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至於其他運動的健將們,現在大都靜放在圖書館或者檔案館了,人們不一定知道。就比如高一涵,恐怕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清楚他是幹什麼的。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大量作品。同時,他在政治學領域累計留下《政治學綱要》、《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以及譯著《杜威的實用主義》、《杜威哲學》等著作,在近現代中國政治學史上,也留下了深遠的影響。那麼,高一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 
  一 早年高一涵 
  由於很多原因,關於高一涵的直接資料很少,即便零星地看到,也只是在個別人物傳記或者學術發展史中,偶爾有人能夠提到他的名字。關於高一涵學術思想的研究,相關著作亦很少見。在網絡上搜索「高一涵」三個字,關於高一涵的介紹,最全面的資料居然還是來自高一涵的故里安徽省六安市政府的網站上。 這則資料給我們提供了早年高一涵的模糊的背影。 
  高一涵生於1885年,卒於1968年。原名永浩,別名涵廬、夢弼、筆名一涵。六安縣南官亭人。幼時聰穎好學,能詩善文,在當地頗有聲名。十三四歲的時候,高一涵參加童試,考中生員,成為當地有名的少年秀才。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高一涵轉而就讀於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於1910從這裡畢業。有高一涵的研究者指出,「進入高等學堂讀書是高一涵一生的重大轉折,在此他不僅受到了辛亥志士的『宣傳教育』,而且開始接觸到『西方文明』。」 1911年,高一涵隨留日大潮,自費去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法,開始系統地接受西方政治學說的理論和理念。由於家境貧寒,且自費留學,為了解決生計問題,高一涵在日本期間已經開始寫大量的評論文章投稿,就此多少掙點稿費補貼日常生活,並積累了一定的寫作經驗,其文風老練而富含激情,頗得編輯們的青睞。由此,高一涵亦先後參與了《蘇報》、《民立報》、《獨立週報》等的編輯工作。在日本期間,高一涵結識了章士釗。 
  「二次革命」失敗後,章士釗流亡日本。在黃興的支持下,創辦了《甲寅》雜誌。《甲寅》於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創刊,章士釗自任主編,以反對封建專制和復辟帝制為宗旨,約集了其時在日本的陳獨秀、楊永泰、易培荃協助編輯事宜。 高一涵於1916年7月回國,先與李大釗兒一塊辦《晨報》。結識章士釗之後,亦與李大釗、陳獨秀、楊端六、周鯁生等一道,成為《甲寅》雜誌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正是由於這段經歷,高一涵、李大釗等被時人稱為「甲寅派」作家。胡適先生對於甲寅派的政論文評價頗高: 
  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是一個重要的文派。但是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使用方面,仍舊不能不歸於失敗。因此,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 
  散文的作者。 
  章士釗本人對於李大釗、高一涵等,亦非常賞識:「愚違難東京,始為甲寅,以文會友,獲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也。」見《甲寅》週刊1卷15號,第3頁,轉引自白吉閹:《章七列傳》,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頁。可惜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高一涵在這一時期留下的文字,無法準確地把握他的思想軌跡。 
  二 《新青年》的「二把手」 
  1918年高一涵進入北京大學,在編譯委員會工作,同時兼任中國大學、法政專門學校教授。 
  也正是在這期間,高一涵經常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作為《新青年》的「二把手」,並協辦《每週評論》,成為科學與民主理念最為積極的宣傳者之一。研究者評論,「在《新青年》的報刊活動,不僅奠定了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領袖的核心地位,也是他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個階段,書寫了他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值得紀念的一章。」 關於陳獨秀的部分傳記作品中,有關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這一段經歷,一般都是同時提及陳獨秀和高一涵,比如鄭學稼先生就認為,「在《新青年》陣營中,尤其是在創刊伊始,除了陳獨秀,發表文章最多、份量最重的當屬高一涵,當屬陳獨秀最為重要的助手,地位僅次於陳。」 陳獨秀同鄉人朱洪在《陳獨秀風雨人生》中也提及: 胡適到北大後,陳獨秀和胡適、錢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辦成同人刊物。陳獨秀說:「我現在忙著文科學制改革,一個人辦《新青年》,著實忙不過來。」錢玄同立即表示贊同:「眾人拾柴火焰高,辦同人刊物好,現在適之來了,守常、半農來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啟明,光北大就有七八個同人了。 
  據統計,前後九卷的《新青年》中,高一涵總共發表計28篇。 這些文章當中,膾炙人口的有《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師主義」》等。 
  三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 
  在《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之前,高一涵在這份雜誌上已經發表了部分時論和政論文章,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上分三期連載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以下簡稱「共文」,筆者注)。 「共文」 先談到了共和國家的實質,系統分析了自由在「共和國家」這一制度設計中的精義,並高度評價了輿論自由對於自由和共和國體的重要意義。高一涵對專制國家與共和國家的做出對比: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載何勤華、李秀清編:《民國法學論文精粹?憲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頁。 
  專制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專在主權者一身。共和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則在國民之全體。專制國本建築於主權者獨裁之上,故國家之盛衰,隨君主之一身為轉移。共和國本建築於人民輿論之上,故國基安如 
  泰山,而不虞轉退。為專制時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職,在格君心之非與諫止人主之過,以君心一正,國與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之政治,每視人民之輿論為運施。故生此時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職,則在本自由意志,造成國民總意,為引導國政之先馳。 
  高一涵指出,儘管我國共和名號和英國的君主立憲相比,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論哪個國家,如果稍微顧念一下立國的基本原理以求長治久安的話,絕對沒有不以民權為本質的。高一涵由此指出: 
  吾共和精神之能煥然發揚與否,全視民權之發揚程度為何如。澄清流水,必有其源。欲改造吾國民之德智,裨之脫胎換骨,滌蕩其染於專制時代之餘毒,他者吾無望矣。惟在染毒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覺。此不佞之所以專對我國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陳其忠告也。 
  由此,高一涵提出「此篇主旨,在述我青年對於國家之自覺」。 青年之所自覺之國家,毫無疑問正是高一涵等學人們孜孜以求的共和國家。那麼什麼是共和國家?高一涵從形式和精神兩個角度上介紹了共和國家的內涵:從形式上說,共和國體「其主權非為含靈秉氣之生人所固有,而實存於有官智神欲、合萬眾之生以為生之創造團體」,「共和國家之元首,其得位也,由於選舉;其在任也,制有定期」;而從其實質上說,高一涵心中的共和國體,則意味著「無上下貴賤之分」,「凡具獨立意見,皆得自由發表」,「無所於懼,無所於阻」,就政治言,「使各方之情感思慮,相濟相調,互抵於相得相安之域,而無屈此申彼之弊」,故「民情舒方活潑自如,絕不虞抑鬱沉淪,以消磨其特性,而拘梏其天機。」 作為一個嶄露頭角的政治學者,高一涵對於共和形式和精神的理解,在當時帝制已廢、專制未斷的背景下,著實難能可貴。 
  對於共和內容和形式的界定乃是高一涵論述「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這個題目的基礎。只有明確地樹立起一個共和的標桿,青年之自覺才不致無所適從,青年之自覺才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否則一切討論都將成為無源之水,流於空談。「共文」接下來,即著力為青年自覺樹立一個模板。 整體上而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主要涉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國家與國民的關係、民主與自由的關係以及人生的價值等專業領域。這些知識對於民智待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必要而又及時的。研究者曾指出,高一涵的《新青年》系列文章中,「造成最大影響的是他關於共和國家和個人關係的論述」。 
  四 宦海一入似海深 
  高一涵在《新青年》初創到五四運動後的五六年間,發表了大量的時評、政論文章,成為民國初期中國學術界、思想界上非常重要的學者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高一涵卻成為一個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通過零星的記述,我們只能知道他還與李四光、丁西林等辦過《現代評論》,還與胡適辦《努力月刊》等刊物,不少文章被選入民國時期中小學國文課本。但是這些文章,除了高一涵在1925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寫的《慘案的前途黑暗》之外,鮮有流傳下來的。 那麼,高一涵幹什麼去了呢?1926年,由李大釗、高語罕介紹,高一涵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法科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政治部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四?一二」政變後,高一涵脫離中共組織,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學和吳淞中國公學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 
  從1931年開始,高一涵開始了漫長的宦海生涯。1931年2月16日到1936年4月20日,高一涵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首批監察委員。 後來他之所以不再是監察委員,原因是他在1935年的4月6日被任命為監察院湖南湖北監察區監察使。 高一涵擔任兩湖地區監察使至1940年。1940年8月7日,這一天他又被任命為甘肅寧夏青海監察區監察使,原任兩湖監察使自然免去。 在甘肅寧夏青海監察區監察使任上,高一涵一直待到1947年3月11日,此後高一涵重新成為湖南湖北監察區監察使。 在安徽省六安市政府的網站上,高一涵的這十幾年只用短短一句話就一筆帶過了:「在十幾年政治生涯中,清廉自守,敢於伸張正義,利用其身份多次掩護董必武、周新民等。」 
  五 發起成立中國政治學會 
  1932年9月,高一涵、杭立武等45位政治學者,發起成立了中華民國史上的中國政治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杭立武,對此有專門的記載: 中國政治學會之發起,始於去夏。時愚在中央大學,初與政治系同事陶希聖、吳頌皋、劉師舜、梅思平、楊公達諸君言,皆表贊同。會暑期各地友人過京者,如張奚若、周鯁生、高一涵、皮皓白諸君等,與談此事,感樂觀速成,促即正式發起。經即通函各地,徵求發起人,未匝月而京滬平津武漢青島廣州各校絡繹贊同者,五十餘人。足征政治研究學者之組織學會,實久具此需要,偶經提倡,竟群謀襝同也。唯以同志散居各地,召集非易,當與高一涵君等先擬會章草案,即以通信方法,徵詢各同志同意,並請推選籌備委員,共策進行。以東北事起,繼以滬案發生,遲滯數月,至本年三月底,選舉始告竣事。當選定周鯁生、高一涵、張奚若、梅思平、蕭公權、劉師舜諸君及愚等七人,繼續進行。遂於七月十三日在京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於九月一日召集全體發起人,開成立大會於南京,此本會籌備成立之經過也。 
  是年9月1日,中國政治學會在當時的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到會者有盧錫榮、時昭瀛、梅思平、錢昌照、劉師舜、馬洗繁、高一涵、吳頌皋、薩孟武、李聖五、吳南如、雷震、田炯錦、向理潤、陶希聖、馬文煥等數十人,推杭立武為主席。 
  在這次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大會上,推定高一涵、周鯁生、王世傑、杭立武、錢昌照、盧錫榮、陶希聖、蕭公權等22人為候補當選人,準備在10月份,再由各發起人用通信的方式選定11人,組成中國政治學會幹事會。最後成為首屆幹事會成員的有高一涵、王世傑、周鯁生、杭立武、梅思平、錢端升、錢昌照、張奚若、吳頌皋、張慰慈、劉師舜等11人。 
  1935年6月,中國政治學會召開第一屆年會,高一涵、王世傑、周鯁生、杭立武、梅思平、錢端升、錢昌照、張奚若、吳頌皋、張慰慈、劉師舜等11人得以連任。 
  六 「法學院院長高一涵表示願意讓賢」 
  1949年4月, 
  國民黨政府委託高一涵為國民政府考試院委員,擬使其與國民政府一道南遷。此時國共內戰結局已定,高一涵堅辭未就,並隱居南京,與中共秘密聯繫,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南京解放後,高一涵先後任南京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江蘇省司法廳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作為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高一涵,和楊兆龍命運的短暫交錯中,成為了「甘於讓賢」的配角。1949年上海解放後,楊兆龍受聘為當時的中央大學(解放後改為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是年7月,楊兆龍與南京市法院院長鞠華同赴北京出席全國首屆司法工作會議期間,時值東吳法學院院長一職空缺,楊兆龍接到了東吳法學院請其繼任院長的聘書。東吳法學院在該校復南京大學校長潘菽的信中,明確提到「本校此次聘楊兆龍教授任院長,事前曾經全體同學及教職員之贊同,院務委員會及校董會之通過。程序固甚隆重,考慮亦屬周詳……」。 楊兆龍返回南京後,即向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辭呈。該院學生聞訊,聯名上書校方並派代表向校長潘菽、黨委書記孫叔平要求挽留。 「法學院院長高一涵表示願意讓賢,懇請楊兆龍留在南京大學出任院長。」 此事,最後以楊兆龍擔任東吳法學院院長,同時在南大兼課結束。 
  七 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 
  1957年5月中旬,各地的知識分子們都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暢所欲言。 
  對於高一涵這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來說,1952年的院系調整之後他就「下崗」了。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邀請前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時任江蘇省司法廳長的高一涵,前南京大學國際法教授、時任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的孫熙存,前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時任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的朱約庵,前南大政治系教授、時任南京師範學院美術教授的王輝明,前金陵大學教授、時任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的陳毅夫,前南大法學院教授、時在華東藥學院圖書館的吳學義,前南大法律系主任、時在南京師範學院圖書館的趙之遠,前南大法律系教授、時在南京工學院圖書館的朱修爵,前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時任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的柯象峰,前南京大學政治系教授、時任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的史國綱等十位學者座談。1957年5月19日的 
  人民日報在六版頭條位置,以「南京市十位學者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為題,對這次座談做了翔實的報道。高一涵說: 有人說南京大學重理輕文,其實,社會學、法律學更被輕視。馬列主義哲學是一切科學的指導原則,但不能代替社會學、法律學;政府的政策方針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學工作的人,現在有很多人都改行了,還有許多人沒有工作崗位。這是否說搞舊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領導同志也是學的舊法,難道南京有舊法觀的人是補弄那個改造的嗎? 
  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就要加強法制,但誰來訂法,現在審理案件時,法律條文上沒有,有時判錯了,有時就無法判案。 
  記得1952年院系調整時把南大法學院取消了,領導上說:取消是國家政策要這樣。我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還要我作檢討,但我的思想還是不通。 
  這些言論,很可能是高一涵在1949年之後公開發表的唯一一篇文字,而且發表在了《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只是,當時發表的規格越高,版面越大,意味著受到政治批判甚至被劃為「右派」的幾率越大。未知高一涵後來的命運怎樣,我們只知道,高一涵「1968年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第三部分   
  吳經熊的學術及人生(1)   
  吳經熊(JohnCHWu),字德生,1899生。早年先後在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讀法律預科,1920年東吳大學法科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21年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921年至1922年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法律哲學和國際公法;1922年至1923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和法理學;1923年至1924年任哈佛大學研究員,研究比較法律哲學;1924年至1931年任東吳大學法科教授,其間曾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此外,還擔任過上海特區法院院長、南京政府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1937年皈依天主教。1939年被選為美國學術院名譽院士。1946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羅馬教廷公使,1949年辭去該職,赴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學資深客座教授(1949-1951)、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法學教授(1951-1960)和亞洲學術教授(1961-1966)。1966年定居台灣,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學教授,1947年起擔任該院哲學研究所博士班主任。 
  曾獲波士頓大學、聖若望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勞克赫斯大學、韓國嶺南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哲學博士學位,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等。 
  著作甚豐,主要有:《法律哲學研究》、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The Art of Law、Fountain of Justice、Jurisprudence、Essayson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其他還有《哲學與文化》、《禪學的黃金時代》、《新經全集》、《聖詠釋義》、《唐詩四季》等。 
  2005年3月,吳經熊法學著述25篇,以吳氏曾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曾出版過的《法律哲學研究》為書名,被列入由許章潤先生編輯的「漢語法學文叢」,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此書的出版意義甚大。為什麼呢?因為「吳氏在中國相當知名,但深入認識他的人並不多,而資料也不易獲得」。 在大陸,吳經熊一向被稱為「當代台灣法學家」 ,出版的著述亦不多。 而且,在現有的出版物中,《超越東西方》「儘管這本書不乏討論法律問題的篇章,但這畢竟是一個天主教徒而不是一個法學家的自傳,因此基本上在法律學人的視野之外。」 而《唐詩四季》純粹是早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時作為文學作品收入的。 
  這種狀況與吳經熊的學術地位並不相稱。那麼,吳經熊究竟有著怎樣的學術地位呢?我們且看看研究者們對吳經熊所做的評價:許章潤認為,「就法學來看,海峽兩岸,偌大中華,億萬生靈,真在國際上混出點聲名的,撒手西歸後仍然有點迴響的,實際上惟吳經熊先生一人而已」, 「治法學的中國學者獲聞於西方主流法學界的,可能,惟王寵惠和吳經熊而已。」 田默迪認為,「他是東西方對話中格外重要的人物,他為中國、甚至為全人類的未來指出了明確方向。」 曾建元亦說,「他是近代中國第一位世界級的法理學家,也是中華民國法制的重要擎劃者」 ;王健先生也指出,「他是一個屬於原創型的法律著述家,以自己超然的風格,站在世界的高度廣泛地進行著各種對話,通過法律這個推動人類文明的工具,努力在東西方兩大文明之間架設橋樑;而他所追求的目標和方向,就是超越東西方。所有這些,都足以表明:他是20世紀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學家之一。」 因此,吳經熊《法律哲學研究》的出版,可以說是第一次在大陸法學界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吳經熊法律哲學。本文所試圖做的,就是依靠吳經熊《法律哲學研究》,就其學術思想稍作整理。 
  一 「吾十有二而志於學!」 
  ——吳氏早期的啟蒙教育及知識背景 
  吳經熊於1899年2月17日出生於浙江寧波。諸多事實表明,家庭環境以及啟蒙教育對吳經熊一生影響頗大,對其在法律哲學方面的思考亦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對吳氏早期的啟蒙教育及知識背景做一考察。 
  (一) 
  家庭教育 
  「我幾乎對我父親的早年一無所知。」 吳經熊的父親叫吳傳基,人們常稱他「蒼師傅」,只受過三年的私塾教育,先做學徒,後來成了米商,到四十歲時成了銀行家,五十多歲時成為本地銀行乾豐錢莊的總經理,並擔任首任寧波總商會總理。「他的一生似乎沒有發生大事。但若有什麼人滿有善良感情的話,必是我父無疑。我想不起他曾做過的好事——他從來不說。」 但是在「受恩者、他的朋友、我們年長的親戚、我媽媽及大哥」的口中,以及吳經熊本人親眼所見,他的父親的確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並且不事張揚,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父 親對吳經熊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他的善行總是被隱藏著……但正如一個人不能遮掩其邪惡一樣,一個人也不能掩蓋其善性。就我父親而言,他的整個人格無意識地、自發地發射著對一切人的同情。」 「他為別人做過多少好事,只有上天知道。只是在他死後,人們才開始講他的軼事」。 吳經熊的生母是他父親之妾,但由於生母早逝,實際上給他影響最大的卻是養母。吳經熊回憶道:生母逝世時,父親考慮到她生了3個孩子,想要追認為正妻。吳經熊的養母一氣之下,跑到附近一個尼姑庵裡以示抗議,最後父親跑到尼姑庵把她接了回來。吳經熊指出: 
  我提到這段插曲,是因為我覺得它對我日後的法學思想有一些無意識的影響。儘管我是一位律師,卻總是偏愛平等勝於嚴法,精神勝於文字,仁慈勝於正義。……這也解釋了我何以偏愛霍姆斯、魏格摩、卡多佐和龐德的社會學的、人道主義的法理學,而反感19世紀的機械論的法理學。更重要的是,這個經驗使我不喜歡儒家的禮儀,而全心同情基督對法利賽人的鬥爭。 
  父母親對吳經熊影響非常重大,這不光體現在其性格上,在法哲學中也可以時時處處看到這種影響的痕跡,比如關於法律與善的關係等等。 
  (二) 
  傳統文化啟蒙 
  吳經熊六歲時,在私塾先生的指點下開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啟蒙教育。在他五十多年後的回憶錄中,這段經歷被稱為「幼兒園哲學」,至少有這麼幾本傳統文化讀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二十四孝》、《詩經》、《論語》等。 
  五十多年後,吳經熊仍清晰地記得《二十四孝》第一課「以一首迷人的四言詩結束」, 吳經熊還提到老萊子「戲綵娛親」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最覺得這個故事好玩了,想要模仿老頑童」,「但我忘了我還不到七十歲,地面也髒得很,媽媽為我做得新衣服也容易沾泥。她不僅不樂,還求我停下來。」 吳經熊亦喜歡陸績「懷桔遺親」的故事,「是因為它激發了我的幽默」,「每當我翻到兩個橙子落地那幅畫時,都忍不住莞爾一笑。多麼坦蕩啊!」 
  《詩經》是吳經熊在啟蒙教育階段「很喜歡的另一本書」,「我並未學習這些詩,只是聽哥哥誦讀它們。他念得津津有味,我雖不識其文,卻能體會其意。」 吳經熊在回憶錄中提到了「木瓜詩」,「這首詩已在我心中縈迴了四十多年,隨著年月的流逝,其意越發的豐富、深邃了」,「在這不多的幾行裡,整個愛與友誼的哲學都得到了描述。」 
  從9歲到12歲,吳經熊在一家名叫翰香的初中讀書。在這一階段,吳經熊顯然受到了《論語》的更多影響。吳經熊列出的一長串經常讓他感到興奮的語句,皆出自《為政》、《憲問》、《顏淵》、《述而》、《雍也》等篇目中。「整個《論語》的好處是,你越研究它,你就越喜歡它。一個入迷了的學生就好像是一隻小狗,不斷啃、咬、嚼著一塊有美味的骨頭。」 甚至在他11歲時,讀到《論語》中「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句,深受鼓舞,即在書頁上端空白處寫道,「吾十有二而志於學!」。 
  在12歲到14歲就讀初中時,吳經熊除了自然科學的入門外,還繼續讀儒家經典,「尤其是孟子的書」 。吳經熊提到,「給我最深印象的是天爵異於人爵的思想」,「孟子對天意作為有著神奇的洞察,」 「人們很難想像這一憂患哲學對中國人的生命觀影響有多深。」 吳經熊還指出,孟子的話,「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使得他能夠欣賞基督的話,「你們若非像小孩子一樣,斷不能進天國。」 關於內在生命的修養,孟子深深影響了吳經熊。 
  中學階段吳經熊對中國傳統經典的研習,使得其盡得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在吳經熊三十年代的法律哲學中屢屢提及中國傳統經典中所表現出的與西方自然法思想暗合的一些證據,並對於傳統文化做了較為新穎別緻的解讀。而追根溯源,無疑應歸因於其早年在傳統文化方面所受的啟蒙教育。 
  (三)對西方文明的初步接觸 
  中學階段及此後較長一段時間,吳經熊對於西方科學文明,亦有了初步接觸。這種初步的接觸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知識上的,即西學東漸之際傳入的大量自然科學常識。 15歲的時候,他對自然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轉入寧波的效實中學。 
  另一方面是語言上的,作為此後其瞭解西方文明的工具,此時對於西方語言方面的訓練亦不可忽視。隨著西學東漸的加劇,到了辛亥革命前後,「英語已經是所有學校的第二語言」 ,吳經熊9歲上小學時即已開始學習。吳經熊「一開始就喜歡英語,記英語單詞比記漢字省力得多」,「對英語是一見鍾情」。 到1918年吳經熊就讀於東吳法科時,他還跟隨教會神父學習法語,「他也用中國名著的法譯本來教我。但我從未像英語那樣熟練地掌握法語,因為它的動詞形變、性、語態等令我生畏。」 
  當然,吳經熊亦未忘記母語,「我用英文思想。卻用中文感覺,這便是我寫漢語詩歌的原因」,「有時我也用法文唱歌,用德語開玩笑」。 各種西方學界主流語言的掌握,對於吳經熊在較短時間內學術思想上的突飛猛進功不可沒。 
  二 從東方到西方:以法律為學業 
  從清末修律開始,西法東漸就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在此大背景下,唯有深得西方法學精髓者,才能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吳經熊的學術之路並沒有出此窠臼,其法律哲學的構建無不是以西方學術話語為基礎而展開,並時時處處試圖建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法學之間一一對應的關係。 
  (一)法律的啟蒙 
  自從發生化學實驗事故後,吳經熊就拋棄了做一個自然科學家的雄心。正當他在考慮人生前程時,同學徐志摩邀請吳經熊一道前往天津北洋大學學法律。「我一聽到『法律』,心就跳了起來。在我看來,法律是社會的科學,正如科學是自然的法律。」 1917年春,吳經熊成為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的新生了。 
  時間不長,北洋大學法科被併入北京大學,吳經熊回到上海,準備在上海找個學校繼續讀書。正好這之前的1915年,東吳法科成立 。由於掛靠東吳大學,「學校也享有聲望」 。因此,1917年秋季吳經熊便成為東吳法科的一名學生,以「John C.H. Wu」註冊。 由於東吳法科是一所教會學校,院長蘭金又是一名基督徒,他想方設法向學生灌輸基督教信仰,宗教課程是被作為必修課的,《基督宗教的上主與世界觀》為指定教材。吳經熊在這裡第一次讀到了聖經,並深深地喜歡上它,再加上蘭金本人的言傳身教,1917年冬吳經熊成為一名基督徒。 
  (二)對於中國法律思想的整理 
  1920年夏,吳經熊從東吳法學院畢業。秋天,乘坐美國「南京」號油輪前往美國,進入密歇根法學院深造。 1921年,吳經熊以十個滿分的優異成績,獲得法律學博士(J.D)學位。同年,吳經熊在《密歇根法律評論》上發表了處女作《中國古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思想原始資料選輯》。顧名思義,「選輯」應該主要是介紹並翻譯一些中國法律文獻,就此後所引起的反響來看,其水平頗高。 
  除此之外,關於中國法律文化的整理,吳經熊還留下一篇演講《唐以前法律思想底發展》。 吳經熊在該演講中指出,「唐以前法律思想,可分作三個時期」 
  在其《中國古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思想原始資料選輯》中,吳經熊還觀察到中國法律史上有類似於西方不同法學派的論說, 「中國發展出一個自然法學派,以老子為鼻祖;一個以人本學派,孔子為首,文王為典範;一個實證學派,以商鞅為領導人物;而最後一個歷史學派,代表是班固。」 「我們嘗試使世界信服,中國法律思想足以接受近代的社會法理學。希望列強能放棄把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加諸於這個最早論及自由與正義的國家之上。」 
  (三)相逢霍姆斯 
  霍姆斯的法律思想「以美國的實用主義為基礎」 ,「其法哲學的形成,標誌著美國法哲學的正式產生」 。吳經熊對霍姆斯的法律哲學非常推崇。 吳經熊 「曾多次聽到教授們以褒揚的口吻提及大法官霍姆斯」 ,遂慕名將刊載了自己的處女作的《密歇根法律評論》寄給霍姆斯,就此開始了法學史上一段非常精彩的交往歷程。 
  1921年5月,吳經熊在國際和平卡耐基基金的資助下,來到了巴黎大學 。吳經熊打算「利用在巴黎的機會,盡可能地多讀多寫,盡量仔細觀察,深入思考,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使中華文明跟上時代的步伐。」 並與霍姆斯通過書信展開了交流。 「那些日子,我對一戰記憶猶新,心如炭燒,渴望國際和平」 。清華版吳氏《法律哲學研究》選錄了一部分吳經熊與霍姆斯的通信,成為我們研究霍姆斯和吳經熊非常有價值的材料。 
  在法國期間,吳經熊用法語寫了如下幾篇論文:《人民權利之基本概念之轉變》、《國際法的方法:關於法理批判的論文》、《成文國際法》和《自然法》等四篇論文。 
  (四)施塔姆勒的法律哲學 
  1922年初吳經熊來到德國,在柏林大學師從施塔姆勒繼續深造,在吳經熊眼中,「現代法律哲學家中,以斯氏的學說最為系統。他主張法律哲學的主要任務是發明和制定關於法律的普遍有效的原則和定義。」 吳經熊認為「德之法律思想,歷長時期之發達,至施塔姆勒而登峰造極。」 從而對施塔姆勒極為推崇。 早在1925年時,吳經熊就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施塔姆勒的論文,即《施塔姆勒之法律哲學及其批評者》。 該文由丘漢平博士翻譯成中文。 吳經熊認為施塔姆勒最重要的貢獻有兩點。 
  (五)在霍姆斯和施塔姆勒之間 
  霍姆斯本人對系統思維很反感,認為系統性的思考都是空洞的形式,系統性的思維只會扼殺洞見,只有洞見才是有價值的。當吳經熊在施塔姆勒門下學習時,霍姆斯「生怕我(吳經熊)太受系統思維的影響」, 特意在1923年4月1日寫信提醒。 而施塔姆勒著重於法律的概念和邏輯,提倡客觀正義法律概念的建構和法律原則的推演。 
  兩位思想者立場針鋒相對,都試圖影響吳經熊接受自己的觀念。而吳經熊則認為,「兩者都不能完全滿足我心。我確信他們的觀點可以得到更高的綜合。」 對於經驗和邏輯的關係,在《羅斯科?龐德的法律哲學》中吳經熊還有個更為精妙的比喻: 
  前者是我們參照法律的目的,有意識地調整法律;而後者則過多依賴於邏輯大帝的干預。如果我們撤下法律的獅子皮,我們發現裡面竟是一頭毛驢,它應為我們服務,而非使我們困惑和恐懼。霍姆斯已經指出了這頭老驢應該走的道路;施塔姆勒則指出了最終的目的地;龐德則為毛驢開列了清單,指出途中應處理的各種各樣的差使。 
  吳經熊「更高的綜合」的努力,得到了兩位智者的讚許。施塔姆勒立刻在5月號的《密歇根法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論法律哲學的問題與方法》,這是一篇「最為慷慨善意的評論」 ,以示讚許。霍姆斯看到這篇文章後,也告訴吳經熊: 
  你的第二部分打動了我,並博得了我的同情。我很高興你站在事物自身那一邊,這在我看來等於說世界並非一夢……我欣賞你對法律表現出來的狂喜。我只是害怕當你潛入到生活的艱苦中時,這種興奮會變得暗淡。但是,假如你像我所希望的,也像你自己信中所展示的那樣,胸中燃著一把火,它就會生存並很好地改變生活。(1923年2月5日) 
  霍姆斯對此的關注並未停止。 是年7月,吳經熊給霍姆斯寫信告知了他的想法:他試圖依靠斯賓諾莎的倫理哲學,在霍姆斯的協助下建立一個新的法律哲學。 
  如果說《中國古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思想原始資料選輯》的發表引起了霍姆斯對吳經熊的注意的話,那麼《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哲學》的發表則引起了國際法學界對於吳經熊的注意。 此後幾年吳經熊法哲學思想的主線,依然是如何對霍姆斯和施塔姆勒法律思維的綜合。 
  1923年秋,吳經熊從歐洲回到美國,以研究學者的身份進入哈佛法學院。在12月份,吳經熊前往華盛頓拜見了霍姆斯。——這是他們書信往來兩年多後的首次見面。 ——在那裡他們「一起扭動了宇宙的尾巴」。 
  (六)追隨龐德由於1923年6、7月間沒有獲得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的資助,吳經熊遂結束在德國的學業,回到美國並以研究學者的身份進入哈佛法學院,師從龐德教授研究社會法學。 
  吳經熊指出,儘管龐德教授曾在其撰寫的《美國的法律哲學》一文中,指摘美國在本質上沒有現代法律哲學,僅僅存在潛在的可能,但是在事實上,龐德氏的這種指摘已經被龐德教授本人所開創和代表的「一種鮮明的法律哲學」所推翻。吳經熊對於是文的定位即是「闡述其顯著的特徵,並斗膽對其做些評論」。 吳經熊指出,龐德「在法理學領域,他處處宣揚一種功能主義態度」, 「龐德提出問題的方式立刻表明其為實用主義者。在實用主義者中,龐德和約翰?杜威最為類似」吳經熊:「羅斯科?龐德的法律哲學」,載《法律哲學研究》,第277頁。,「表明他們當時有共同的哲學傾向」。吳經熊:「羅斯科?龐德的法律哲學」,載《法律哲學研究》,第278頁。吳經熊還專門介紹了「龐德對於不同法律史解釋的論述」:龐德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工具主義者。如果他將法律視為工具,則他會將法律理論視為製造工具的材料。對他來說,無論是唯心主義的法律史解釋還是唯物主義的法律史解釋,均有其功用,在龐德自己的體系內,兩者均有恰當的位置,都執行著恰當的功能。他從前者找到了使他的機器得以運轉的促動力,從後者找到了使他的機器得以運轉的車輪。 
  吳經熊翔實地列舉了龐德社會利益大綱:(一)一般安全,包括平安、健康、和平與秩序、交換財產的安全、佔有財產的安全;(二)社會制度安全,包括家庭、政治、宗教;(三)基本道德;(四)社會資源的保護,包括自然資源的使用與保護、受贍養人與殘疾人的保護與教育、對罪犯的改造、經濟上需要幫助者的保護;(五)一般進步,經濟進步、政治進步、文化進步;(六)個人生活。 
  吳經熊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可以適用於一切情形和所有複雜的環境,當然,有必要作些說明,即著重強調一種並不意味著忽略其他種。」 最後,吳經熊認為「霍姆斯與社會利益理論的作者,均有過人之常識,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與我所崇拜的大師、具有邏輯頭腦的施塔姆勒相一致;因為健全的常識與純正的邏輯,不論其出發點和所採取的途徑如何不同,最終必然歸於相同的結論。」 吳經熊將龐德的地位完全地和霍姆斯、施塔姆勒等擺在同一高度。這又回到了文章開始時吳經熊的判斷,「一種鮮明的法律哲學今天真切地存在著,其開創者和代表人,不是別人,正是龐德教授本人。」 
  三 把中國法律霍姆斯化的嘗試1924年5月,吳經熊在美國獲取了博士學位後歸國。 
  (一)執教東吳回國之後,吳經熊舉家遷往上海,任教於母校東吳法科:我已教了一個學期的法律了。我教的是財產法(用Warren的案例作為課本)、羅馬法(用Sohm』s Institutes)、國際法(用Evan的個例),以及司法學(用Salmond)。我敢保證,教學問題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常常,整個班都因一個問題而爭論得冒火。學生們自然而然也按著他們的哲學傾向而分為兩組,有時候是更多的派別。一天,我們正在討論Chapin vs Freeland 的案例,對該案例你曾恰當地形容為「一個不能經得起聲明的題目,也不會經得起抗辯」。約三分之二的同學贊同你的意見,餘下的則站在菲爾德法官一邊。前一組有一個學生說,你使邏輯成了公共政策的婢女。(1924年12月25日)吳經熊對於執教一學期的心得,做了很詳細的闡述: 
  我相信,我的法律知識由於教學而變得較為鞏固了。我正在搜集赫密切調查法律各分支的案例,以作為「法律中的人性:心理法理學中的研究」的資料。我發現學問上無捷徑可尋,唯有憑著耐心和艱苦努力才有望抵達知識的應許之地。唯有學習才能「校正高尚感情的庸俗氾濫」。 
  我親愛的朋友啊!沒有什麼比理智創造更為愉快的了!有時我出神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忘記了我是活在這個不幸世界的最不幸的地方。我感謝宇宙的偉大生命力給了我火花和崇拜理智英雄們的能力。(1924年12月25日) 
  是年,除了施塔姆勒的《正義理論》把吳經熊的《施塔姆勒之法律哲學及其批評者》一文作為附錄收入外,吳經熊的《心理法學的論文與方法》,也在不久後的東吳《法學季刊》上發表,這篇文章被視為「美國社會法學派獨立心理法學門戶」 。 
  在東吳法學院任教的同時,吳經熊還在課餘兼職律師。當時沸沸揚揚的劉海粟與裸體模特糾紛案就是他和陳霆銳代理的。 
  1925年,北伐戰爭的爆發和五卅慘案的發生,促使國內收回教育權的呼聲日益高漲,各地紛紛要求改組學校,加強中國人管理學校的權力。當年冬天,東吳法科教務長劉伯穆向上面遞交了辭呈。1927年4月1日,東吳校董會同意了法科教務長的辭呈,並改東吳法科為東吳法學院,決定由吳經熊擔任院長。 
  在院長任上,吳經熊政績突出:一方面,東吳法學院獲得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批文,成為中國的私立大學,師生、校園等都有較大發展,包括胡適、林語堂、潘光旦、陳望道等學界名流都到東吳法學院任教,東吳法學院亦獲得了迅速發展;另一方面,吳經熊自己與上海青、紅幫等社會勢力也取得聯繫,與杜月笙、金廷蓀等「勾結,要學生向他們『學習』,以致該院不少學生拜杜、金之類的大流氓為師父,向其進帖磕頭」。 
  吳經熊執掌東吳法學院的十年,是東吳法學院的黃金時代,尤其是三十年代初期。教務長盛振為堅持法學院應該自由講授各種法律,包括蘇聯的或法西斯的法律;人們未必非要同意所講的一切內容,「只要瞭解它是什麼,而且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對它進行批評」。 1933年1月,東吳法學院貼出一則啟事,宣佈開設「 
  意大利法西斯社團法」課程,該課被描述為「法西斯主義制度的基本組織法和一種最具原創性和表現力的政治概念」,在邀請意大利駐華公使館法律顧問開設「法西斯蒂法」課程之外,吳經熊本人甚至和墨索里尼有過新年電報來往。 吳經熊除了在東吳教書外,還在國立政治學院講授政治學,後來又在自治學院、 
  復旦大學和光華大學兼課。 
  (二)「把中國法律霍姆斯化」 
  1927年1月1日,吳經熊經東吳法學院的同事董康、陳霆銳推薦,被江蘇省政府任命為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 吳經熊對此非常高興: 
  我有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傳達給我的偉大的朋友,因為沒有什麼消息能比這更令人高興的了。今天早上,我仍在床上時,一個朋友進來向我道賀,稱我為「閣下」。我大吃一驚,以為他要麼瘋了,要麼對我不懷好意。但這兩種情況都不是,因他在報紙上看到我被江蘇省政府委任為新成立的「上海法院」的法官,該法院就是在我被委任的同一天即主歷1927年元月第一天宣告成立的。 
  我就不再細述法院的本質來麻煩你了,再說我也沒有情緒在此講述細情。但我可以給你一些結論。該法院可以判決上海一切的國際糾紛,除非被告是條約國公民,即享有治外法權的公民。用別的話說,我將會裁決雙方都是中國居民的案子,也可以裁決原告是外國人但是被告是中國人的案子。我是一個praetor peregrini!我將有大量的機會來做法律領域創造性的工作了,我可以試著將中國的法律霍姆斯化。 
  吳經熊還指出,「這個法庭雖然在級別上低於最高法院,但在利益上和重要性上卻甚於後者。事實上,甚至最高法院有兩個法官辭去了那裡的工作加入到前者來。」 吳經熊的法官生涯極為成功。 
  1928年5月前後,吳經熊暫時辭去了在臨時法院法官的職務,而去編撰民法典。大約到11月2日即又回到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1929年夏天,吳經熊判了「盧雷特案」,轟動了整個上海。 
  (三)編撰民法典:「偉大的事業」吳經熊後來告訴霍姆斯,暫時有了新的去向:我辭去了上海臨時法院的職務,正當我擔心宇宙能量已將我拋棄的時候,我接到司法行政部的一項任命,成為民法典(不包括家庭法和繼承法)的編撰人。啊!我最美的夢想實現了。我將把一年的心血投入到這項偉大的事業中去,我將從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入手,對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民法作詳盡的比較研究。(1928年5月19日)除了吳氏《法律哲學研究》中收錄的書信告訴了我們吳經熊這一短暫的經歷外,包括吳氏的自傳《超越東西方》在內,其餘資料對此沒有一點提及。因此,對於吳經熊參與起草中華民國民法典的具體情形就不得而知了。然而,吳經熊在民法領域亦留下了大量論著, 其中發表最早的是《關於編訂民法之商榷》。 吳經熊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形式方面,我們編撰民法典應該注意的三個問題:(一)刪除總則推廣法例;(二)關於民法的編次;(三)關於剛性的法規與柔性的法規應如何調劑的問題。吳經熊建議新民法不再設總則一編,而將其內容分別納入各具體法之規定:綜上以觀,吾伎之新草案不宜再設總則一編。而前二次草案總則項中之各項規定(稱各項規定自以仍能採用者為限),或朸為專限(如人編),或分隸他編(如法律行為之一大部分,消滅失效,物),或附庸法例而蔚為大觀(如法律行為之一小部分,期限之計算)。而總則編之內容,則蕩然無存矣。 
  而關於民法的編次,吳經熊在對法國、德國以及瑞士民法進行比較研究之後,認為「我國新民法之編排應依下列次序:(一)法例編;(二)人編;(三)親屬編;(四)繼承編;(五)債編;(六)物編。此種編次方法實於立法例上自辟畦田,不復有寄人籬下矣。」 
  民法中剛性規定與柔性規定應如何調劑?吳經熊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剛性法規,停滯者也,幾於死體;柔性法規,進化者也,富於生機。請更引喻以釋之,剛性法規,猶尺度也,猶模型也,一成而不變;柔性法規,猶寒暑表也,因外界之氣候而升降其度數焉。如就其作用言之,則剛性法規能維持交易之安全,劃清權利之界限,所以弭亂而息爭也;而柔性法規,則懸一抽像標準,而不囿於具體的事實,唯其不囿也,故司法得就案論案,隨機應變,而求其實際上之衡平也。是故捨剛性法規,無以言治;微柔性法規,無以順化,兩者俱為民法之組織要素,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吳經熊參考惹尼、龐德以及施塔姆勒等人的看法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然則在現在之中國,兩種法規果應如何分配耶?不佞之意,以為民法生活之中,有三種不同之事項焉。第一種事項,與交易之安全,財產之分配,有直接之關係。如物權,繼承,法人及商法等項,應用剛性法規。第二種事項,與交易之安全,或財產之分配,無直接關係,而責任之有無及其範圍,全視當事人行為之是否正當,或有無過失,或其過失之程度若何為斷,如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方法,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管理事務等項,則應用柔性法規。第三種事項,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如通常契約,親屬關係等項,須用剛柔相濟之方法,或用剛,或用柔,或剛中寓柔,或柔中寓剛,事煩理賾,不勝爾縷,在吾人按據特殊之事實,而好為抉擇耳。抑不佞尚有一事欲促諸同事之注意者,則現在之中國,正處新舊蛻嬗之際,就其通盤而言之,民法不宜過於細密,須為將來解釋上逐漸發展留充分之餘地。故吾人在可能範圍內,當採用柔性之法規也。 
  《新民法和民族主義》明顯地表現出吳經熊對於新民法的推崇和欣喜之情:「全部《民法》已由立法院於最近兩年中陸續通過,並已正式公佈了!此後中國為一個有民法典的國家了,這是在法制史上何等重要何等光榮的一頁。」 吳經熊親身參與新民法的降生,真是喜不自勝,乃至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法典: 
  但是我們試就新《民法》從第一條到第一二二五條仔細研究一遍,再和《德意志民法典》及《瑞士民法典》和「債編」逐條對照一下,倒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來歷的,不是照章謄錄,便是改頭換面!這樣講來,立法院的工作好像全無價值的了,好像把民族的個性全然埋沒了!殊不知內中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待我分解一下罷。第一,我們先要明白,世界法制,浩如煙海;即就其葷葷大者,已有大陸和英美兩派,大陸系復分法、意、德、瑞四個支派。我們於許多派別當中,當然要費一番選擇功夫,方始達到具體結果。選擇得當就是創作,一切創作也無非是選擇。因此,我們《民法》雖然大部分以德、瑞民法作借鑒,也不能不問底細地就認為盲從。況且訂立《民法》和個人著作是截然兩事。著作也許是以獨出心裁,不落恆蹊為名貴;而立法本可不必問淵源之所自,只要問是否適合我們民族性。俗言說的好,無巧不成事,剛好泰西最新法律思想和立法趨勢,和中國原有的民族心理適相吻合,簡直是天衣無縫! 
  認為新民法符合民族性,這正是吳經熊大力推崇新民法的根本原因。而認為泰西最近法律思想和立法趨勢暗合中國大眾的民族心理,則是吳經熊認定泰西最近法律思想和立法趨勢,是「一到二十世紀,法學界就發生一種新氣象,對於從前的個人主義就起了一個極有力量的反動!」 而在吳經熊眼中,「原來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歐美各國盛行個人主義,因此法律也隨之個人主義化了」。 
  有了這個基點,下面吳經熊便以個人主義背景下民法的三個基本問題(即訂約自由、民事責任以及親屬關係等)在二十世紀開始後陸續發生的一些更加注重社群主義而輕視個人主義的變化趨勢,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把以上三點概括起來,可說泰西的法律思想,已從刻薄寡恩的個人主義立場上頭,一變而為同舟共濟、休戚相關的連帶主義化了。換言之,他們的法制與我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一天接近似一天!我們採取的他們的法典碰巧同時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文藝復興中重要的一幕。也就是發揮我們的民族性!胡漢民先生曾說新《民法》為我們民族性中根深蒂固的王道精神的表現。從表面看,似乎既經抄襲人家的東西,還要老著面皮,公然掠人之美,硬說是自己家裡的寶藏,這話從何說起?但是從以上所論觀察起來,胡先生的論調確有見地,絕非欺人之談。因為我們並非東施效顰地硬要模仿他們。實在是他們的思想先和我們接近,我們才去採取的,好比一件古物從前曾經「取之中府藏之外府」,現在又從外府,移到中府來了。總之,新《民法》雖是一個螟蛉子,這個螟蛉子和我們倒也有幾分血統關係哩! 
  吳經熊的這個結論,言下之意在於,新民法既符合中國大眾的民族性,亦於世界法學潮流相一致;既不乏其合理性,亦不缺其科學性,從各個方面看都是一部好法律。甚至最後吳經熊還提出,「至於研究新民法和我們民族性如何適合,如何相得益彰,非拿歷代的典章和人生哲學來參照一下,則不能洞悉底細。」 
  《新民法侵權行為責任的兩種方式》是一篇評述性的論文。 文章的具體展開分過失責任和無過失責任兩個方面。其中過失責任一部分以新《民法》第一八四條的規定為依據展開。吳經熊的觀點是: 
  依余之見,過失責任,應命名為侵權行為,過失之於侵權行為,猶意思一致之於契約;故正如准條約之無須合意而因公平起見使其發生與真正條約同一之結果,則准侵權行為雖合意而因公平起見使其發生與真正條約同一之結果,則准侵權行為雖無過失,但為公平起見,仍使發生與正直侵權行為之結果,事同一例也。 
  《十年來之中國法律》寫於1935年,當時距離吳經熊參與編撰新《民法》已經七年,即便距離新《民法》的逐步頒布,亦有五六年時間了。也許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沉澱,以及觀察新《民法》在現實生活的實施情況之後,作為編撰者之一,吳經熊對於中國民法應該有更為深刻的感受了,在與國民政府民法典頒布之前施行的大清現行律與大理院判例比較之後,吳經熊依然對於新《民法》做出了肯定性的評價。認為從內容方面看,「新民法之內容,已追蹤於法律之社會化」,「所謂法律須社會化,亦即所謂三民主義下之法律」,其最顯著者有三點,即「男女平等原則的確認」、「適用習慣以補法律之不足」以及「強制事項之規定」。 
  吳氏同樣認為,從立法技術方面看,「新民法關於立法技術之成功,較大清現行律顯有殊境,自不待言。即較諸以前所有迭次草案,亦復有長足之進步。與西歐最新立法例並轡相垺,誠無愧色。」 法律技術方面,吳經熊認為最為精彩則是在「法文之簡括」以及「法文之明晰」方面。吳經熊提出,「誠如上所論,新民法法典之頒布,不可謂非國家之光榮,人民之福利」 。從內容實體上,吳經熊認為這部新《民法》可圈可點之處亦在所多有,「與前法不同實多,不可不一論之,以窺見十年法律演變之軌跡」 。吳經熊最後認為,「民法全部之進展,經國民政府立法院之努力,不可謂非具有革命之精神。民國以來第一部完全法典吾人不能不認為有相當之滿意。」 
  (四)再度赴美 
  1929年秋天,吳經熊收到了兩個來自美國的邀請:一個是哈佛法學院邀請他作為1930年春學年的特別研究會員,另一個是西北大學法學院邀請他做1929年冬季的Rosenthal Lecturer。吳經熊在晉陞為上海特別高等法院的院長後從法院辭職。 
  吳經熊在芝加哥第一次見到了魏格摩爾,「我們倆在一起度過了一些愉快的時間」。 魏格摩爾早年研究比較法,在其晚年轉而研究證據法,並成為美國證據法的權威。吳經熊見到魏格摩爾時他已經七十歲,正在學習阿拉伯語,吳經熊感歎到「他的好學令我想到了孔夫子,後者是如此好學,以致忘了自己的年紀。」 吳經熊有一個「法學生涯的最主要的獎勵之一」,就是魏格摩爾給予的。 
  西北大學的Julius Rosental講座教授在吳經熊之前,只有劍橋大學的霍茲沃斯教授和國際法院的波特曼法官擔任過。「他是我國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獨享此無上殊榮的法學家當時年僅30歲」。 吳經熊在回憶錄中,對於其本人在西北大學講座的情況一字未提。 
  完成西北大學的講座後,吳經熊於1930年來到 
  哈佛大學,在那裡度過了一個學期。龐德此時已經前往Wickersham委員會工作。吳經熊在哈佛與約瑟夫?畢爾相處很好,但在吳經熊眼中,畢爾「更算是一個法律技術員而非法哲學家」 ,吳經熊呆在哈佛覺得挺沒勁,甚至有了動身回家的念頭。 
  學期末,畢爾邀請吳經熊擔任比較法講師,主講貿易法。儘管這不是吳經熊的興趣所在,但吳氏依然接受了邀請,並告訴法學院打算先回國搜集關於中國貿易法的資料和攜帶家眷。但是回國後由於妻子染病在身,吳經熊最終辭去了這個職位。 
  (五)執業律師 
  吳經熊回國後即在上海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就此開始了「其生平最好又最壞時期的開頭」。 在上海執業律師後,由於其「吳青天」之名在上海婦孺皆知,案源甚廣,經濟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僅在開頭的一個月裡,我就收到了如此多的案子,我的收入就不少於4萬兩銀子——幾乎相當於4萬美元!我一個月內掙的錢比我當法官和教授加起來的錢都要多。」 隨著經濟收入的改善,吳經熊就此開始了生活上乃至心靈上的自我放逐。 
  (六)起草憲法 
  1930年之後國難日重一日,一?二八事變以及九?一八事變次第發生,形成了民國歷史上空前的國難。吳經熊於一?二八事變後不久,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孫科的聘請下,擔任國難會議會員,並於1932年4月赴洛陽參加國難會議。就在此時,吳經熊接受了三民主義,並成為 
  國民黨黨員。 1933年元旦,吳經熊受孫科邀請,加入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開始長達15年之久的立法委員生涯。 
  1月6日孫科到任,立即組織了憲法起草委員會,自己擔任委員長,吳經熊、張知本擔任副委員長。在正式起草前,憲法起草委員會廣泛收集歷屆約法、憲法條文及起草資料,編譯各國憲法、人民權利、國會、中央與地方均權、中央行政制度等資料。據說,經濟方面的參考材料甚至詳細到進口貨物圖、國外行業表、出口貨物表、國外航業之主要國商船隻數及噸位數等。除了搜集資料外,憲法起草委員會還制定了嚴格的起草程序,分研究期,初稿期,起草委員會討論期,公開討論期,再稿時期,大會討論時期等等。 
  委員會決定先由吳經熊擬一草案,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討論。吳經熊回憶: 
  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寫了出來,交給孫博士。他原則上同意了,並建議,為了引起公眾對制憲的興趣,以及看看人們對草案有何反應,我應以自己的名字發表它,引發各個方面的建設性的批評。他說,這些批評可以作為我們委員會討論中的一個有益參考。我知道我的草案無疑會成為攻擊的目標,但仍接受了他的建議。畢竟,在制憲這樣重要的事情上,整個國家都應有參與的機會。所以我就以我自己的名義將它發表在所有的報紙和期刊上。 
  而事實上,筆者在搜集楊兆龍資料的過程中,卻意外地瞭解到當時這份草案並不是出自吳經熊之手,而是出自楊兆龍先生之手。 此一爭議在獲取更多資料之前尚且存疑。 
  《吳經熊氏憲法草案初稿試擬稿》分五篇,第一篇為「總則」,有八條內容;第二篇「民族」,分「民族之維護」和「民族之培養」兩章,囊括草案第九條至第二二條之內容;第三篇「民權」,分「人民之權利義務」、「國民大會」、「中央政制」、「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財政及財政監督」凡六章之內容,佔據草案第二三條至第一六七條;第四篇「民生」,分「國民生計」、「國民教育」兩章,草案中第一六八條至第一九八條內容屬之;第五篇「憲法之保障」,第一九九條至二一四條屬之。 吳經熊在1936年11月17日的日記,忠實地記錄了當時所思所想: 
  儘管幾年前我在草擬憲法時成了諸多攻擊的目標,現在我卻可以用如下事實來安慰自己了:許多體現在那份署著我的名字的草案中的觀念,被吸收在定稿中了,後者已被交給議會等待選擇了。研究一下公共意見的蜿蜒變遷的過程是挺有意思的。在1933年,潮流是激烈地反對我的;在1934年春,它開始轉變了,到了同年秋天,整體上都站在我這一邊了。 
  吳經熊在憲法草案最後付諸表決前,撰寫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色》一文,發表於《東方雜誌》(1935)第33卷第13號,點評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得失。對中國、美國、蘇聯、德國、奧地利、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等國制定憲法所花費的時間作了比較,認為「從它討論和起草的經過來說,它的特色之一,就是所經時間之長久。」 
  這次憲法起草前後持續了三年多,七次易稿,最後的定稿經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於5月1日通過後,於1936年5月5日公佈。吳經熊認為,這次制憲可以分作六個階段。 對於此次制憲歷時如此之久,吳經熊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認為其廣泛地吸納了各個方面的意見。吳經熊指出: 
  這次憲法的草案,是按照審慎的、縝密的計劃而進行,絕不是率爾操觚的工作……第二點,這個憲法草案,不是閉門造車的東西,它是與輿論融成一氣的東西……第三,這個憲法草案,絕非少數人的意思之結晶,因為立法院在孫院長領導之下,各位委員都有貢獻。對於院外,復徵求批評。各方學者的意見,也都予以注意。凡可以採納的,無不盡量的採納,而且又經過中央的審核,所以決不能說它是少數人的產物。我們只可說它是全國一致的意思之結晶。 
  在吳經熊眼中,《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色》在內容上的特色有這麼幾方面:其一,編製。吳氏認為,「就全案的編制而言,覺得很合乎邏輯,」而「查列國的憲法,對於編製,並不一致。其中有些是很不合邏輯的。而我們的《憲法草案》,則不然。」 其二,以三民主義冠國體。吳氏指出,「我們讀全部《憲法草案》,便知道其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規定國體的第一條」,「從這一條,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憲法的精神。」 其三,人民權利之保障。此一部分吳經熊儘管意識到了權利的法律限制「對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仍覺薄弱」,但依然從國情差別的角度出發為此辯白: 
  從前歐美的人,他們爭自由,是以個人為出發點。我們現在爭自由,是以團體為出發點。我們所爭的自由,是國家的、民族的自由。中國現在的情形,和歐美人民爭自由的時候,大不相同。當時歐美的人民,喘息於封建制度或專制主義之下,和我們現在的情形不同。歐美人民的大問題,是怎樣救自己。我們今天的大問題,是怎樣救國家、救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早就陷於被壓迫蹂躪之下。眼前的情形,較前更壞。我們要救國家,救民族,則不得不要求個人極力犧牲他所有的自由,以求團體的自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的《憲法草案》不得不採法律限制主義,於規定權利各條,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各條。 
  1934年第235期的《法令週刊》刊登了吳經熊在1933年11月赴上海青年會所做的演講。該演講以「憲法中人民之權利及義務」為題,收入了清華版《法律哲學研究》。吳經熊在這個演講中,對於人民之權利和義務分三個角度,即「權利義務之來源及其作用」、「自由和法律」、「平等和財產」做了論述。吳經熊認為,「權利義務的來源是時勢和潮流,權利義務的作用是在時勢和潮流所要求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盡量地發揮人生的理想——真善美。」 而關於「自由與法律」的關係,吳經熊認為: 
  憲法對於人民之自由並不等於「左手給予,右手收回」。我倒有一個較切的比喻,自由好比一塊未經雕刻的璞玉,法律好比雕刻匠,憲法比方那塊璞玉的主人翁,關係雕刻匠的幾句要領俗言道:「玉不琢,不成器」。同樣,自由經過法律的限制方能對於社會有所裨益。 
  對於「平等和財產」,吳經熊從法律上之平等的角度,就其重要性作了敘述。但是,吳經熊的意見,更重要的還是實際上平等的促進,吳氏甚至認為,「不注意於實際上的平等的促進,其結果只有秩序而無公道。」 
  其四,創作的國民大會。吳氏指出,「我們從《憲法草案》第三章『國民大會』看來,便知道我們的『憲草』的第一個特色,為政權與治權之劃分。」 
  關於權能分治的構想,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孫中山認為,「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 孫中山認為,政權可以包括復決、創製、選舉、罷免四權,而治權則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吳經熊對此大加褒揚: 
  就止的方面說,人民有復決權,可以防止政府之制定不良的法律。就動的方面說,人民有創製權,可以使政府不能不制定良善的法律。所以復決權可比作甲冑,人民可利用它去抗拒違背民意的法律。創製權可比作槍劍,人民可利用它去另開途徑,拿自己的意思去製成法律。所以人民若是有了選舉、罷免、復決、創製四種權力,則對於政府之去留動止,譬如六轡在手,所向莫不指揮如是,雖有萬能的政府,亦不怕不能管理了。……據此,人民不必有管理政務之能力,而可以享有直接管理國家政治之實權。這是分開「權」與「能」的結果。也就是我們總理高出於盧梭和羅摩的地方。 
  其五,五權制度。該部分沿襲上文思路,略過不提。 
  吳經熊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 直接決定了其關於法律的基本理念。在解說法律與三民主義的基本關係時,吳經熊提出,「三民主義是我們的目標,法律是貫徹三民主義的一種工具。它們是搭檔碼子,前者是目的,後者為方法。」 以此為總綱,吳經熊認為法律對「民族」的貢獻主要有「法律應盡量發揚民族精神」、「法律為取消領事裁判權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有力工具」、「法律可以改良民族」三個方面。 
  而法律和民權主義的關係,吳經熊認為主要從個人主義對於法律影響的角度做了解釋,分為「訂約自由」、「民事責任問題」以及「所有權性質」三個方面。 不過,在吳氏的文章《新民法和民族主義》中,「個人主義對於法律的影響」則變成了「訂約自由」、「民事責任問題」以及「親屬關係」三個方面,讀者明見之。 
  吳經熊對於法律和民生的關係,只提出了一點,那就是「法律應貫徹社會公道」,即法律對於民生的價值正在於其注重公平和平等,尤其是涉及民生基本方面。 
  其六,元首的特殊作用。吳經熊認為,「我們《憲草》裡的大總統,絕非總統制裡的大總統,……絕非責任內閣制裡的元首。」 「《憲草》裡的總統,自有他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因為他除了一般元首所具之職權而外,他還有兩種特權。其一就是調整五院的作用,……第二種就是鬚髮緊急命令,以維國家的作用。」 
  其七,均權制度。吳經熊認為我們「不偏於中央集權制,或地方分權制」,而「是於中央集權制與地方分權制之外,另闢蹊徑,而采均權制度了」。 
  其八,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吳經熊認為,「我們的憲法,所以採取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因民生主義,在理論上,比流行於歐美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好得多。」 
  其九,教育。吳經熊認為「其引人注意的,就是它(一)無論貧富老幼,均有受教育的機會;(二)無論貧富的地方,均有發展教育的機會。而其最重要的,就是規定教育經費的最低限度。」 
  其十,憲法之解釋。吳經熊肯定了憲草規定的賦予司法院解釋憲法之權力,並將其提起權賦予監察院的制度。 
  其十一,過渡條文之添設。吳經熊指出,「過去的制憲運動有一個重要的毛病,就是制憲的人只管制憲,不顧及憲法之施行,馴至憲法雖經公佈,然窒礙難行,使根本大法徒成空文。」 而這次的制憲中,「能痛改前非,理論與事實,均能顧及。於《憲草》特設過渡條文,以便施行,誠屬幸事。」 
  綜上所述,吳經熊認為,「這次的《憲草》,並不是閉門造車,憑空想像的東西。他是根據總理遺教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並斟酌國家目前的需要而議定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吳氏認為此次制憲的意義有:(一)確立法治的基礎;(二)集中民族力量,以應付國難;(三)確立三民主義之國體,以示建國的精神;(四)確立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五)集中並提高元首權力,以便應付國難。 
  對於國民對於施行憲政的責任,吳經熊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特色》中認為有兩點,第一,國民要注意政治,督責政府;第二,為守法。 而在《過去立憲運動的回顧及此次制憲的意義》中,吳經熊則分施行憲法責任者和國民的責任兩方面歸納,顯得更為詳盡。吳氏認為「關於負施行憲法責任的,第一件就是須有行憲的誠意。」而「第二件就是須有守法的精神。」關於國民的責任,吳經熊認為「第一個條件,就是須認識憲法」,「第二個條件就是須參加政治,督促政府」,「第三個條件就是須有護憲的力量」。 
  四 吳經熊的法律哲學:中國新分析法學簡述 
  1927年1月1日吳經熊被任命為上海特區臨時法院法官的同時,著名論文《法律的三度論》亦在陳佈雷主持的英文《上海商報》(元旦特刊)上發表,憑此吳氏成為中國新分析法學派的領軍人物。 
  (一)法律三度論及中國新分析法學派 
  在1922年,吳經熊指出,「研究法學的方法和研究別種科學是一樣的。先把那根本上的原理徹底悟會了,其他的枝葉問題就可不勞思索,迎刃而解。」 「法律學既是精神界科學之一部,自然亦有一種無形儀器,即是標準。標準拿定了,就不難再造公式和定例。」 甚至在十多年後,吳經熊依然認為,「我們研究一個法制,先要找到幾個總樞紐,才能觸類旁通,左右逢源;而所謂總樞紐就是貫統那個法制的哲學背景。」 
  那麼,法律的標準是什麼?在吳經熊看來,「法的標準卻用個『理』字來代表他。」 而這個「理」字,按照吳經熊的界定,是指「二十世紀的理是個實事求是的理,——固非玄想中之理,又非書本中之理,卻是社會日常行為中之理」 。「這個理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抽像的理是天經地義,萬劫不磨的。實質的理卻是隨時推移,隨地變遷的」,「法律的簡單和複雜,隨時勢而變;但是萬變之中。自有一個不變的真理在裡面。」 
  對於法律的目的,吳經熊認為「在於促進人類的文化」,「文化含有兩個重要的意思,缺一不可:第一是對於人的本性而講,就是以理勝欲;第二是對於人的環境而講,就是用智力駕馭自然勢力。」 就此吳經熊提出法學家的本分「一面革出那種死法,一面創造出活法出來,以扶助文化事業。」吳經熊:「法律的基本概念」,載吳氏《法律哲學研究》,第10頁。 
  1926年回國後,吳經熊法學思想更加成熟了,《法律的三度論》一出手自顯得不凡。吳經熊提出: 
  每一個別特殊的法律,均具有三度: 
  (一)時間度:所有法律均存續於一定的時間中,都具有時間的屬性…… 
  (二)空間度: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領域,或對一定的人民發生效力,沒有一種法律,其效力範圍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轄權是毫無限制的。 
  (三)事實度:所有法律均與事實有關,在邏輯上,有什麼是關於這件事的法律?詢及「什麼是法律」?這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律師亦將為此類問題所困擾。每一法律均統制一定的事件,或一類的情事。不論它是真實的,或是擬制假定的事實,均構成法律的一面。……問題常是「什麼是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關於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吳經熊本人認為法律三度論的兩大成果是:「(一)法律的三度論一被接受,則法律學便進入一嶄新的領域,它不再是一種形式的科學,而變為一種歸納的學科」; 「(二)法律三度論的邏輯另一成果,便系所有的法律均與事實相關。法律與事實共存亡,法律並非產生於事實發生之前。談法律而不言事實,誠屬荒唐!」 霍姆斯法官提出的觀點,「法律是法院在事實上,將為何行為的預測」,被吳經熊在法律的三度論中接受了。 
  吳氏的《法律的三度論》由於系英文發表, 但是後來在國內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直接成為國內新分析法學派的開山之作,極一時之盛。 
  孫渠亦提出,「三度既明,吾敢粗率言之,歷史派偏重時之一度,社會派偏重空之一度。舊分析派對於第四度法律標點之分析,尤盡能事。統三派而熔冶一爐,捨新分析派誰屬耶!」 
  孫渠:「續中國新分析法學派簡述」,載吳經熊、華懋生編《法學文選》,第252頁。 
  端木愷認為,在中國新分析法學派的構建方面: 
  吳經熊教授以「法律即預測」的格言為出發點,確定了法律的三個線度,就是時間、效力範圍與事實的爭點。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本來「宇宙間沒有新的東西」,時間、範圍與事實,尤其是法學家所時常討論的問題。但是,把它們組織起來,使成為法律的化合元素,卻是吳經熊教授的首功。 
  因此,端木愷對吳經熊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德生博士致力於法學改造,已近十年,且揭新分析之幟,奮勇直前,以其學派之名題吾文,從其志,亦所略明法學之趨向也。」 
  孫渠從因果關係角度對吳經熊的「法律三度論」做出了評價: 
  法律的三度之中,有時代特性,可知成法律之公因矣;有地域性,可知成法律之近因矣;有法律之標點,可知成法律之專因矣;故概然之程序頗高。總之,法律三度相互構成法律之因果關係,既具因果律之四要件,則其因果律之成立,似已無問題。 
  新分析法學派之法學方法,亦被學界推重: 
  法學者研究之材料既定,分析工作可分三大部: 
  (一)分析在研究中各種法律,各有效時代以內,整個社會中各部分社會之思想及制度之內容,取同去異,以得各種法律之時代特性。 
  (二)分析在研究中各種法律,各有效地域以內,一部分社會中各時代思想及制度之內容,取同去異,以得各種法律之地域特性。 
  (三)分析在研究中各種法律,與其所制裁之事實的對象,使合於一法律,有一法律標點之條件。 
  (二)吳經熊眼中的中國新舊法制 
  在提出「法律三度論」之後的近十年間,吳經熊對中外法學的觀察亦未停止,有大量論文傳世,這些文字一方面不斷地對中國傳統法學進行批判,在必要時從中汲取若干符合或者暗合歐美法律觀念的元素;另一方面,吳經熊依然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讀者介紹歐美法學發展的現狀以及趨勢等等。 
  在吳經熊看來,中國傳統法律的哲學背景,主要有:「(一)天人交感的宇宙觀;(二)道德化的法律思想;(三)息事寧人的人生觀」。吳經熊:「中國舊法制底哲學的基礎」,載吳氏《法律哲學研究》,第57頁。就「天人交感的宇宙觀」而言,吳經熊從三個角度予以說明: 
  (一)比方,舊律「名例」中均設有「十惡」一門。十惡中的第一項就是謀反。反就是擾亂宇宙秩序的意思。…… 
  (二)天地雖然不能講話也不能寫字,但是種種現象可以給我們摹仿。……(三)尊卑貴賤的階級既是在宇宙間注過冊的,不用說也是永古千秋不可磨滅的區別。 
  關於道德化的法律思想,實質上就是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吳經熊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這個問題。比如:「道德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道德的工具。換言之,法律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道德。」 比如: 
  「正義」的擁護,不但要有「真」,而且還要有「善」,因為司法人員若是以不「善」或不道德的方法取得證據,也是法律所不容的。……法律不能以強制的方法來執行道德,同時又不能把道德擯絕於法律之外。法律失去道德的成分過多,就形成了不道德,不近人情,沒有進步的可能。 
  另一方面,法律如果把道德成分全部攝收了,結果也會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再比如: 
  就整體來說,道德屬陽,法律屬陰,其關係就如銅幣之兩面,有文字者為陽,反之即為陰。因為道德與法律被認為是陰陽之兩面,故凡不道德的均認為是犯罪,從此點看來,我國的法律似乎是很道德的,但其實過分地吸收道德,反而會成為一種不道德的法律,因為法律是具有強制性的,而道德是自由的,是無強制性的。故加外力或其他強制裡,去強制實施一切道德上的義務,結果等於把道德變質了。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實在微妙,從一方面講,法律中不能沒有道德,否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因為法律雖明而它若有不合乎正義的地方,人民也不會心悅誠服。從另一方面來講,法律若成為強制實施道德的工具,而變成道德奴隸的話,這更是不道德。 
  吳經熊反對中國傳統哲學基礎中息事寧人的人生觀,認為其往往導致爭訟的日益減少,而「法學的昌盛,法治精神的發達,都是以爭訟為基礎的。沒有爭訟,就不會有真理,也不會有公道。法律以爭訟為發源地,以公道為皈依處。」 「其流弊不一而足。第一,民族容易落於『心理壓迫』的狀態。……第二,民族容易學得一種假冒偽善的脾氣。」 
  吳經熊在服膺三民主義之後,對於中國 
  傳統文化中舊觀念的批評更猛烈,比如: 
  我國舊法制之陰陽五行不平等的觀念一定要完全摒除,要建立一個完全平等的思想體系,同時對於我中華固有道德的精神也要充分發揮。……我國是講三民主義,不是講個人主義的。所以他和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不同。它是以人為本的,而非以物為本的,所以它又和共產主義絕對不同。它是獨樹一幟的,它是最先進法制的礎石。 
  (三)「六十年來西洋法學的花花絮絮」 
  在1927年以後的近十年間,吳經熊向國人介紹西洋法學的努力亦佔了其很大部分的精力和時間。清華版《法律哲學研究》收錄了三篇這方面的文章,《法律之多元論》、《關於現金法學的幾個觀察》以及《六十年來西洋法學的花花絮絮》。 
  《法律之多元論》是一篇殘稿。作者先對法律之一元論下了個定義:「在法律宇宙中的一切現象,都可以歸到一個本源,或以一個原則來說明一切法律宇宙中的現象,這就叫做法律之一元論。」 「在此定義之下,大多數的法律哲學家皆屬於一元論這一派的,」吳經熊將自然法派(以格老秀斯、普芬道夫等為代表)、分析法學派(以奧斯丁為代表)、歷史法學派(以薩維尼為代表)、法律的唯物史觀等都歸入一元論法學目下。 
  《關於現今法學的幾個觀察》中再次提及了法律的一元與多元。吳經熊認為,當時的時代精神正是「懷疑和中心思想的缺乏」以及「沒有信賴和無所信賴」,「到處是懷疑,到處是推翻絕對性,永久性,神聖不可侵犯性。這實在是一個打倒偶像的時代!」 而這種時代精神投影到法學領域,便產生了這麼幾個變化:其一、法學本身由孤獨走向開放。吳經熊指出,「從前的法學的一種自給自足,和其他的學問『老死不相往來』的態度,在現在已一變而為『社交公開』的狀況。」 而具體的表現,就是法學和心理學、政治學、道德、社會經濟問題、社會科學、人種學、宇宙觀等等諸多學科的互相交融。吳經熊對於法學和心理學的交融感觸不淺,甚至在國內首倡心理法學等概念。其二、法律的淵源從一元走向多元。吳經熊認為「在十七、十八、十九三世紀,沒有一派的法學家不是一元論的。尤其關於法律的淵源到處發現一元論的傾向。」 吳氏列舉自然法派、歷史法派詳細解說了這個趨勢。其三、司法的藝術從古典走向浪漫。吳經熊以法國南錫大學惹尼先生的《解釋的方法和司法的淵源》一書為例,認為其「把那傳統的立法一元論批評的體無完膚。除了惹尼之外,攻擊傳統學說的還有狄驥、梅因等等。依據這些趨勢,吳經熊最終認為: 
  現今是個過渡的時代,所以法學也只是帶著過渡的色彩,這個時代的法學當然是批評方面、破壞方面居多,而建設方面、組織方面,即使有的話,也是很少。而且不見得有多大的力量。一切正在醞釀,震盪,擾攘——這便是現在法學的狀態。換言之,對於過去法學的批評,即是現今法學大部內容之所在。就大體而論,現今的法學是趨重於情感的,以「變」為前提的;正和過去的趨重於理智,以「不變」為前提的法學針鋒相對。 
  吳經熊提出,要在這種背景之下建設新法學,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做:第一,建設一個法律的方法論;第二,建設一個法律的目的論。 
  而在其他場合,吳經熊對法律及社會環境的變動又充滿期待: 
  從十九世紀的末葉到現在——在這五六十年的過程中間——律學和法律思想經過許多的變化和進展,我們敢斷言在法律史上再沒有一個時期要比這個更有意義,更饒有興趣了。法學的花開得萬紫千紅,呈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足使我們學法律的可以在這個偉大華麗的園子裡,尋花問柳,優遊忘倦,大有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 
  吳經熊眼中,六十年來西洋法學界的「爭奇鬥艷」主要是因為「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實際方面,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富於創造性的。」 近六十年來法學方面的創造性體現在這麼幾個方面:一個是產生了耶林、柯勒、施塔姆勒、惹尼、狄驥、梅因、霍姆斯、魏格摩爾、龐德、卡多佐等一大批最著名的法學家,還有「二等角色和後起之秀實在是同春汛的爆發不可勝數」 。除了法學家群體的爭奇鬥艷之外,吳經熊認為近六十年來「還產生出三個在法律史上各樹一幟的民法典——《德意志民法典》、《瑞士民法》和《蘇俄民法》。」 
  吳經熊看來,六十年來西洋法學的花絮之一,是耶林的《為權利而鬥爭》。吳氏指出: 
  殊不知沒有爭訟,就沒有運用法律的機會;而法律的生命,就在於運用。依照耶林氏的主張,我們對於刀錐之末,也應爭個明白;並非為自己的利益,實在為保障法律。……非法治無以維持社會秩序,非爭訟無以完成法治。凡是法律的忠實信徒,必須為自己的權利竭力奮鬥。退讓一步,即是不忠實;放棄一絲一毫的權利,即是法律的叛逆! 
  花絮之二是柯勒和施塔姆勒的學說。吳氏看來,二君的學說意義在於正確處理好法律和文化的關係: 
  文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文化的目的凡二,一曰內心修養,一曰克服自然界。……法律既是文化之一部分,不消說也應以文化的理想為理想。雖則法律的力量有限,但也應在可能範圍之內盡量地促進文化,盡量地消滅和減少一切文化上的阻礙。 
  按照吳氏的觀點,「法律誠然不能發明拍照術、留聲機、無線電、飛艇,以及其他各種足以沖淡時間和空間阻擋力的技術,可是法律卻能從旁獎勵和保障科學上的種種發明。」 吳經熊認為除了法律對於文化的間接的貢獻外,還舉了民法中代理人制度、對胎兒利益的保護以及債權法等等規定,認為「有的地方法律遽能直接克服空間和時間」。 
  花絮之三是施塔姆勒對於法律的定義,以及公平的原則和定義。施塔姆勒「平生最得意的工作是在闡明法律的概念」 。 
  花絮之四是霍姆斯和龐德打倒機械化法學。吳經熊對霍姆斯及龐德在美國法學界的地位作了極高的評價,「現代美國法學之所以不但未落於不景氣的狀態,而且有百卉爭艷、欣欣向榮的氣象,蓋以龐、霍兩氏之力最多。」 在吳經熊看來,龐德於1908年發表的《機械化的法理學》是一篇「具有在法學上革命意味的文章」 ,該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法學上的兩種通病,「易趨於太過專門化的途程,其流弊就是使不懂法律的大眾莫明其所以然」;「太過顧慮內部的矛盾、太過苛求形式上的完美和統繫上的一貫,容易使法律變得僵化」 。吳經熊對此感同身受。 
  花絮之五是法治的限制。吳經熊認為龐德的法律哲學有兩個出發點,「第一,他是反對機械的法學的;第二,他是主張法律的能力是有限制的,所以要和別的社會科學合作。」 而關於法治的限制,吳經熊認為龐德分析了五種:「確定事實的困難」;「許多道德上的義務法律不能強之使行」;「人類越趨文明,利害關係越複雜,而侵害法益的方法也隨之日趨高明和巧妙」;「許多法律規定的義務,事實是不能強制執行的」;「法律不是一部自動機器,還須有正當的人才去運用它的」。 就此吳經熊認為,法律的能力既然是有限的,那麼:以立法權立法,不如以司法權立法。法律好比一所房子,應隨時加以修理,加以洗刷:漏的地方應彌補,舊的地方應調換,每日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這樣才始不負祖宗置產的苦心。法官的任務,一方面要保守,一方面也要創造;既不能太過保守,致蹈墨守成規,膠柱鼓瑟之譏,又不可太過創造,致涉搗亂綱紀的嫌疑;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這是何等高深,何等奧妙的藝術!做司法官的一定要有一種歷久的內心修養,才能達到可以守則守,可以創則創,寓守於創,寓創於守境界。非法之難,而所以用法者實難;對於司法人才之難得,無論古今中外,皆有同一的感想。 
  五 「在進化中的自然法」:晚年吳經熊1937年底,吳經熊受洗皈依天主教,從而從法學界消失。對於吳經熊從法學界逃逸的原因,許章潤認為是「當法律不足以慰藉心靈時」。 事實上,一直到晚年,吳經熊關於法律的思考都沒有停止,其法律哲學仍然在進化中。晚年的吳經熊嘗言:我的法律哲學,主要不外乎二點。第一點是:自然法是一切法律之基礎;第二點是:自然法不是死僵僵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與時俱進的有機體。因此,我的法律哲學,可以用一個標題來概括:在進化中的自然法。 
  吳經熊自述,其自然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早年師從施塔姆勒。 
  而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哲學亦是吳經熊自然法的源頭之一,其對形式和內容合一的承認,亦使得吳經熊「喜出望外」了。 「我基本的和持久不變的心向,一直是想超越一切相反相承的觀點,在認識論方面,我曾企圖超越並綜合概觀和個觀。同樣,在自然法的問題上,我曾企圖超越並綜合恆常和無常,固定與變遷。」 吳經熊認為:雖然自然法是導源於永恆法,但是它絕不能與永恆法混為一談,否則將重蹈十七八世紀所有自然法學派的覆轍。……自然法有一不變的核心,它的最根本原則——為善避惡——不應有任何變化。而一切比較具體的規律,在消極方面,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積極方面,像「己之所欲,亦施於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都是上述核心原則的直接結論。這些直接結論與核心原則似有同樣的效力。 
  那麼,相對於人定法和永恆法,自然法的地位究竟如何?吳經熊給出了答案:我以為永恆法,自然法和人定法是一貫的。自然法譬如一座橋樑,其一端架設於人定法的這一邊,而另一端則根植於永恆法的彼岸,若從人定法這邊看自然法,自然法可變的一面,清晰可辨;然而若從永恆法的彼岸看自然法,則自然法不變的一面亦甚瞭然。以前抱獨斷論的自然法學者,似乎只看到自然法植根於永恆法的彼岸,認為自然法的整體是具有不變的傾向,甚至連同它的微末細節亦包括在內。就另一方面看,抱懷疑論者,完全把注意力貫注於自然法在人定法的彼岸,否認自然法的不變性,甚至於它的最根本原則——為善避惡——亦不例外。 
  類似的意思,吳經熊在《自然法哲學的比較研究》中亦表達過,其提出「自然法是一座溝通永恆法和實證法的橋樑」,認為「雖然永恆法、自然法和實證法三者是不同的,可是三者之間,卻構成了具有一貫性的連續體。」 
  吳經熊關於自然法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題,即自然法的拘束性。吳氏認為,自然法的拘束性根植於兩種根本的理由,一方面它根植於事物的本質中,另一方面它是天造的而非人設的。 正因為如此,吳氏提出了自然法的制裁問題,並對此有著精彩的論述: 
  可是事實上,自然法是較人定法具有更大制裁力的。首先,善的本身就是一種報嘗,惡的本身就是一種懲罰。直截了當地說,人能夠為善,不會不感到快樂的,同樣,人若為惡,不會不感到痛苦的。我們生來的目的,就是要徹底地自我實現,也就是完全地忠於自己的本性。善促進這一目的的實現,而惡卻在破壞它。中國有一句話:「為善最樂。」我們也可以說,作惡就是地獄。這就是自然法對於一個人的內在制裁。其次,人類亦受無形因果律的制裁。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的收穫。……最後,如果我們體識上帝是無上公正的。我們就應該相信,真正的美德,特別是隱德,一定會得到善報;或者,故意的和無悔意的過錯,也一定會受到懲罰。 
  吳經熊就此提出,「因為自然法並不是仰賴邏輯和經驗的推理建立起來的;我們以直覺認識它,這種直覺就是人所稱的良知,良知是我們認識自然法的天賦官能,而良心則是把良知所體認的自然法,適用到個別情況上的作用。」 同時吳經熊還認為,「自然法呈現在人類文明的每一階段」 ,而且從教義上亦可得到實證,「自然法是與任何天啟無關的,它的第一原則為一切民族所同具,並非屬於基督教徒的專利品。」 
  清華版《法律哲學研究》還收錄了晚年吳經熊於1966年6月6日在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所做的一個演講:《正義的探討》。這篇簡短的演講詞體現出了吳經熊自然法思想的歸宿,即對正義的追求。在吳經熊看來,「『正義』並不是單純的元素,它的觀念很複雜,含義也很豐富,它是含有『真』、『善』、『美』三種成分的。」 吳經熊認為,「正義」與「真」的關係主要體現在法律事實的認定方面。正因為如此,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求「真」的工具越來越進步,則法律也是越來越進步。 而「正義」與「善」的關係,吳氏認為法學除求真外,還要注意「價值」成分和權量利害關係的問題,我們除了重視因果關係外,還要注意「價值」的成分和權量利害關係的問題。 「正義」與「美」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呢?吳經熊給出了一種答案:「其實『正義』就是『美』,而『美』也就是『正義』。所謂『美』也就是『平衡』。」 吳氏最終將這些歸結為一點: 
  吾人研習法律,應當知道「正義」是以「真」為基礎,以「善」為目的,而以「美」為本質。因此,我們可以說,法律乃是非常高貴的學問。正義的「美」是不能用言語來描寫的,……一言以蔽之,不外乎恰到好處。做法官的,對於量刑的標準,也應該用藝術的靈敏感覺來衡量。斟情酌禮,務使能恰到好處。 
  「恰到好處」,不正是自然法追求的終極目標嗎?吳經熊一輩子超越了東西方,方悟出人類文明發展中需要矢志不渝去追求的目標。讀者諸君自可看到,吳經熊此時的法學胸襟的確已經超越了東方與西方,既是東方又不完全是東方,既是西方又不完全是西方,既是東方又是西方,試看古來中華俊傑浩浩蕩蕩,真正有此眼界的恐怕唯吳經熊一人矣。   
  楊兆龍的人生與學問(1)   
  楊兆龍(1904~1979),浙江金壇人,早年就學於燕京大學哲學系,1927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27年大學畢業後,任律師、書記官、法官一年多,1928年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及上訴法院推事,因對違法洋人依法判案,得罪洋人被解職,後赴美留學。1935年以學位論文《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參考外國主要國家之制度》而獲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S.J.D)。1935年在哈佛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後,即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學院作博士後研究。1936年回國,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後改名資源委員會)專員,兼任中央大學法學教授。1938年任立法院憲法起草委員會專員,仍任中大教授。1940年出任西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1942-1945年任教育部參事和法律教育委員會秘書長並任中央大學、東吳大學重慶分校、朝陽法學院法學教授。1945年6月完成了《聯合國憲章》中文翻譯工作。抗戰勝利後,國立中央大學由重慶復員南京,他仍任教中央大學及中央政治大學,任法學教授。抗戰勝利後率中國司法代表團赴歐美考察。在他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最高法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期間,釋放過一批地下工作者,並說服李宗仁釋放了一批政治犯。1948年他當選為中國刑法學會會長、國際行政法學會理事、日內瓦國際刑法第五屆大會副會長、國際比較法學會理事,1948年他被海牙國際比較法學研究所評為比較法學專家。 
  949年後曾任東吳法學院院長、 
  復旦大學外語系俄語教員、《華東政法學報》編委,後轉入上海社會科學院,1957年以後,累受政治運動之苦,受到「右派」、「現行反革命」、無期徒刑等極不公正待遇和折磨,1979年4月1日楊兆龍病逝,終年75歲。1980年得到平反,楊兆龍的著述,涉及刑事法、訴訟法、司法制度、憲法、立法、比較法和法律一般理論以及法律教育等諸多領域。 
  對於楊兆龍,上了點年紀的人們,可能都知道一二。畢竟在1956年底的時候,是他的《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一文,使得關於法律階級性與繼承性的討論,從上海法學界乃至法史學界內部,一下子成為全國法學界學者議論紛紛的話題;更何況,在稍晚些時候,楊兆龍先生作為上海政法界、教育界「右派」之一,飽受批判。 
  然而許多年來,稍微年輕點的人們,幾乎都不知道楊兆龍是誰了。這些跟有關楊兆龍的資料匱乏有關。楊兆龍晚境淒涼,未流傳下來任何專門的傳記材料。楊氏後人陸錦璧、楊黎明伉儷遍過各種途徑搜尋,但關於楊兆龍的許多關鍵性細節,依然不很明瞭。這使得我們研究楊兆龍的工作難上加難。人們只能零星地,在一些資料中看到楊兆龍這個名字。 《楊兆龍法學文選》忝列「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在2000年出版之後,楊兆龍終於回到了我們眼前。2004年11月27、28日兩天,楊兆龍的親屬、楊兆龍1949年初營救出獄的地下黨員以及數百學者雲集蘇州大學法學院,隆重紀念楊兆龍誕辰百年。本文所要做的,就是在陸錦璧、楊黎明等前輩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對楊兆龍的人生與學問做大致的梳理。 
  一 從燕京到東吳 
  楊兆龍,字一飛,1904年11月8日,即甲辰年十月初二出生於江蘇金壇東崗村。幼時家貧。出生後不久,就過繼給伯父楊立本為嗣。6歲時,楊兆龍入金壇某私塾,接受了傳統的啟蒙教育。1910年,楊兆龍先後進入金壇初等小學、鎮江高等小學以及美國基督教會在江蘇鎮江辦的私立潤州中學。之所以選擇教會私立學校,僅僅是因為教會教育以公益為本,學費極其低廉甚至免費,能夠而且願意向學生提供數目不菲的獎學金。在潤州中學讀了六年,楊兆龍只有一年沒有拿到獎學金。1922年楊兆龍成為燕京大學哲學系新生。 
  學哲學並不是楊兆龍的初衷。由於他出生農家,在讀中學時家裡經濟本身就很拮据,他更想以後找個能夠謀生的好點的職業。除此之外,就興趣而言,楊兆龍本人也更傾向於學醫。只是學醫至少要七年時間,而其他學科時間則短很多,四五年即可開始養家餬口。好在楊兆龍亦珍惜學哲學的機會,還是很認真地開始其學業。 
  楊兆龍考入燕京大學的時候,這所大學成立不過三年左右的時間。 1922年春天,也就是楊兆龍來燕大前後,司徒雷登剛剛花了4萬銀元,從陝西督軍陳樹藩將軍手中購得燕大勺園新校區,此時 「燕京大學在組建初期(1919-1924)因受校址的限制,院系的設立並未走上正軌。當時,學校僅簡單地分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等三個部分。其中文理科男校和神學科設在原匯文大學的舊址盔甲廠」。 盔甲廠一帶曾是明清兩代製造軍火的地方,後來才改成製造盔甲和弓箭的作坊。燕大周圍全是民居,校園面積十分狹小,校舍也非常簡陋。 1923年秋天燕大行政班子開始搬入新校區,但是新校區的建設一直持續到1926年6月,此前教學區一直在盔甲廠。 這也就是說,楊兆龍在位於東城區的盔甲廠,即原匯文大學的舊址,度過了自己的大學時代。 
  儘管此時的燕大名不見經傳,但是要成為其學生絕非易事, 即便是燕大嫡系的「承認中學」的學生,要想參加燕大入學考試,首先必須使其「平均成績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的應屆畢業生才能參加考試」。 連自己嫡系的學生條件都這樣嚴苛,那麼對於非嫡系的中學畢業生恐怕條件就更為嚴苛了,「燕大報考和錄取學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1左右」 。楊兆龍進入燕大很不容易。 
  進燕大難,出燕大更難。為了保證學生的質量,燕大不光設立了嚴苛的考試門檻,對於其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也實行了堅決的淘汰制,像醫學預科「淘汰率近50%」 。這種淘汰制的實行督促燕大學生養成了刻苦讀書的風氣。 從1922年入校到1924年修滿學分提前畢業,楊兆龍在燕京大學待了三個年頭,實際僅兩年多時間。 
  楊兆龍不僅在較短的時間內修滿學分,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而且其語言造詣,也在這華洋雜居的校園裡獲得了較大進步,除了繼續鞏固英語之外,還掌握了法語和德語。楊兆龍完成燕大的學業後,接受了校長司徒雷登的建議,轉學到上海的東吳法科學習。 
  當時地位高而且收入不菲的職業有「傳教士、醫生或者律師」 。對於楊兆龍而言,醫學至少還得學習五年,家裡經濟條件不允許,此上文已經述及,茲不贅言;而儘管楊兆龍在教會學校度過了中學、大學時代,但他並沒有接受基督教信仰,這自然堵死了他成為教會工作人員的路。這樣的話,學法律然後成為一名法律工作者自然成了楊兆龍的首選。 
  而據比楊兆龍晚一年去東吳法科的倪征日奧記載,「東吳法學院(應為東吳法科,法學院是1927年之後才成立的,筆者注)採取折衷的辦法,即先學文理科2年後轉入法科,3年畢業,共需五年」, 東吳法科這種學制,對於急於工作的楊兆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東吳法科(全稱為「東吳大學法律專科學校」)也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學校,確切地說,東吳法科作為蘇州東吳大學的嫡系,都屬於美國基督教衛理公會(亦有翻譯做「監理公會」的)。 楊兆龍進校時,東吳法科還處於所謂「前期」, 全校不過二三百學生。 而且,東吳法科在1928年才在會計系招收女學生,楊兆龍整個東吳法科期間,東吳只招男生。 
  「1924年,法學院遷入昆山路新建的教室、辦公室和宿舍」。 倪征日奧這樣寫道,「東吳法學院則在熱鬧市區,校舍在一個院子型的『亭子間』。這所僅有三個教室,一間辦公室和幾小間宿舍的『校園』,白天幾乎看不到人,下午4時後,陸續有人進來,學生大多數另有職業,教員不到鐘點是不會早來。」 楊兆龍在這裡開始了法學的啟蒙。 
  當時在東吳任教的大致有這些老師:何世楨講授的中國刑法、美籍華人劉達江講授的英美刑法,吳經熊講授的侵權行為法、陳霆銳講授的家庭法以及薩萊德講授的英美契約法等等。 「1926年以後,法學院還曾聘請德國的高恩厚博士為德國法教授、法國人寶道博士為法國法教授、董康為中國法教授」。 
  東吳法科的課程設置,與國內其他法律院校大相逕庭,大致是這樣的,一年級時候專攻私法,這一年學業最重;二年級則開設一些業務課,如保險法、代理法、海商法、土地法、證據法、訴訟法等等;到了三年級,才安排公法課程,比如憲法、行政法、國際法,還有國際私法、法理學和法律哲學、法律職業道德、比較刑法等等。 而當時其他法律院校課程設置,一般是以循先公法後私法這樣的順序。 
  1925年,東吳法科正式引入了在美國風靡十餘年的判例教學法。這種教學法給該校師生帶來了極大的衝擊,據說講授英美契約法頗受學生歡迎的梅華銓律師,因為對引入判例法頗有意見而辭職,這一課程遂由薩萊德講授;而對於學生來說,這種新的模式也大大地增加了負擔,「是年一年級課程共有六七門,其中有四門要用案例講授,契約法、侵權行為法、家庭法和英美刑法。四本原版西書,重數十斤,價值超過一學期的學費」 ,這種教學法的實行使得1925級的新生們「大家有些緊張」 ,「這幾門判例課的準備工作導致生活緊張,每晚非到深夜不輟,否則翌日如被點名介紹案情,將無以應答」 。此年楊兆龍正好大二,亦成為中國法學教育史上較早接受判例法教學的學生。 
  在課餘,楊兆龍他們還能夠通過「模擬法庭」進行實戰演練。為了培養學生的論辯能力,東吳法科早在1918年就成立了辯論會,每週六舉行,借此鍛煉學生的口才和法律實踐。早在1921年秋,學校在此基礎上開始設立「模擬法庭」,使學生實踐法律程序,通常在每週六舉行。 
  和他的同學們一樣,這種案例教學法以及模擬法庭的大量操練,對於楊兆龍以後的職業影響不可謂不大,他那雄辯的口才、邏輯嚴密的文風以及出色的判決與此關係甚密。 
  楊兆龍的女婿陸錦璧曾在上海市檔案館中查閱了楊兆龍在東吳法科期間的成績單,「他總共修了四十多門課,每一門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所有課程都是英文名字,學業高超啊,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吳經熊對他是非常推崇啊!」 
  楊兆龍在東吳學習期間,還在潤州中學尹老師的推薦下,在上海的民立中學兼職教英語。當時這種兼職在東吳法科是很普遍的。 康雅信也指出,「法學院在上海便利的地理位置,特別是傍晚前後的課時安排,同樣意味著學生可以通過兼職、甚至專職來維持其學業,而且很多學生也正是這麼做的,」 其時,東吳法科每天下午四點半之後才上課,客觀上給學生騰出了兼職的時間;另一方面,東吳法科以純英文授課,也在事實上鞏固並提高了學生的外語水平。 
  1925年五卅血案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反帝運動,處於運動核心的上海總工會、上海各路商界聯合會、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以及上海學生聯合會等組織也紛紛發表了宣言。 當時蘇州的東吳大學學生奮勇當先,參加蘇州學生聯合會,組織蘇州反帝愛國遊行。在上海的東吳法科學生會與本部遙相呼應,並充分發揮擅長英美法的優勢,尤其在運動後期,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當時楊兆龍任上海學生會五四慘案法律委員會委員。 1927年7月,楊兆龍以優異的成績從東吳法科(其時該更名為東吳法律學院)畢業。 
  對於當時的東吳畢業生來說,更為盛行的出路是出國 
  留學,「從1918年至1936年間,至少有15%的法學院畢業生(總計為93名學生)從外國的教育機構獲得了高級法律學位,或正在國外從事研究」, 「除了提供自己的研究生學程之外,東吳法學院還鼓勵學生出國深造。早期的學生們都想到國外留學;這是他們的『熱切希望』,儘管對於大部分人來講,經濟上的困難不可能實現這一願望。」 倪征日奧以指出,「日子一久,越發覺得留學美國的需要。一是看看世面,擴大視野,增進知識,有利於將來的事業。二是為了爭取早日取消領事裁判權,有必要到外國去實地研究彼此差距,以便回國之後可以有所建議。」 因為「學生留學歸國後,一個國外的法學博士學位(J.S.D)不僅意味著榮耀顯赫的頭銜,而且還代表著優越的身份和更高的地位認可(例如在30年代自動晉陞為副教授)」 。 
  楊兆龍最後卻放棄了留學的想法。當時如果能夠爭取到政府的資助留美那將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但是楊兆龍卻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由於高中讀的教會私立中學,自然喪失了由省內保送的資格,他如果想通過公費留學只有第二種方式可選;但是事實上這條路也沒有指望。「不巧得很,自有清華公費留美考試以來,僅1925年指定的專業有法律,名額僅一個,錄取者是1925年畢業於東吳的石穎……此後從未再有機會招考法律專業」。 對於楊兆龍而言,想自費出國更沒有可能。 
  二 執教持志,執法滬上 
  在當時的法學界,「東吳法學院一直是以培訓職業律師而著稱的」 。當然,要當律師必須首先要有律師職業資格證。楊兆龍從1927年7月畢業後,於4個月後拿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甄拔律師委員會發給的律師資格證書。但是有律師資格證只是執業律師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兼職律師大多為法律教師,……但很多教師必須在外兼職,以補充工薪收入。對於外來人(如廣東人在上海沒有關係),要闖入專職律師業或者憑自己的本事在上海打開局面有時也是很困難的」。 
  因此,直到1928年3月,楊兆龍「受聘為上海持志大學教務長兼教授」。 持志大學是東吳法科刑法教授何世楨,「為紀念其先祖父何汝持,在上海開設持志大學(後稱為持志學院),設文理兩科,已有幾年」。 當時在持志大學,「孫邦藻教我們英國文學、哲學,夏晉麟教我們中國外交史」, 「相形之下,這一年裡在持志的課餘活動,倒比東吳只有雙周模擬法庭更豐富多彩。」 作為教務長的楊兆龍應該為此出力不少。 
  執教持志是楊兆龍走出校門之後的第一份工作。一年後的1929年,楊兆龍又陸續接受上海法政大學以及東吳法律學院聘書。在法政大學,楊兆龍講授《證據法概論》、《商法概論》、《海商法》等課程,「前兩門課的講義作為專著於翌年出版」 。其時楊兆龍不過26歲。《楊兆龍法學文集》收入這兩部論著。 
  楊兆龍在執教持志的同時,於1928年11月,「經司法部甄拔法官委員會審查,認為『有免補推事及檢察官之資;合併予以免補推事、檢察官存記候缺任用」。 後來,經吳經熊推薦,「充任租界臨時法院推事,專辦華洋訴訟,並受委託撰寫《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成立後辦理涉外事件之報告》。」 楊兆龍不畏權勢,秉公執法,堅決維護中國人的合法權益,在上海小有名氣,據說當時的《字林西報》曾多次讚揚這位年輕的法官。楊兆龍撰寫的判詞《關於因保險賠款涉訟案的民事判決》,亦被吳經熊在其主編的東吳《法學季刊》1930年第四卷第四期上發表。 
  但好景不長,不久後楊兆龍就因判決經常和陪審的外國領事發生衝突,被司法行政部長魏道明辭退。 
  楊兆龍轉而成為律師。由於年代久遠,楊兆龍究竟代理過哪些案子,目前大都不可考,但是其為金壇裁縫沈鎖坤「土匪搶劫罪」做的無罪辯護案,「民間至今仍傳為美談」 。 
  1931年,應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鄭天錫之約,考入司法行政部秘書處,擔任外事科科長。楊兆龍從此來到南京。在擔任外事科長期間,與首次來華訪問的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有了初次認識。在此期間,他發表了《公證制度之探源》、《現行訴願制度之商榷》、《中國法律教育之弱點及其補救之方略》等文。 在《公證制度之探源》開頭,楊兆龍即指出:「按公證制度最初產生於歐洲。後世各國之制度,莫不淵源於此。故欲研究其沿革,當自探求其在歐洲之變遷入手。」 文章的展開即遵從這份「梗概」,就歐洲公證制度、英國公證制度做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探源」,尤其對於前者,楊兆龍在文章中做了細緻幽微的「探源」,乃研究公證制度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作品。《改革現行訴願制度之商榷》一文從訴願與行政訴訟的關係、訴願管轄之劃分、訴願人之資格、訴願程序進行之期限、待遇之平等、行政處分之執行等六個方面,直指現行訴願制度的不足,並提出了明確可行的改革辦法。 《中國法律教育之弱點及其補救之方略》是應《法學雜誌》「法律教育專號」而寫。 而楊兆龍的這篇文章,在這兩期法律教育專號中,與盛振為、孫曉樓屬於同一類型,「對當時的法律教育狀況總結評價並謀求改進。」 楊兆龍在文中明確地指出了中國法律教育的兩方面的弱點:其一,關於學校方面,有「管理不周」、「教授不好」、「課程不良」、「設備不全」等;其二,關於學生方面,弱點有「基本教育不好」、「對法律興趣不濃」、「智力不盡合標準」、「紀律不嚴密」等。 就這些弱點通盤考慮,楊兆龍確立了「糾正辦理法律學校的態度」、「確立法學教育的宗旨計劃」兩大原則,並從管理、教授、課程、設備、入學五個方面做了細緻的論述。 這篇文章對於今日辦法學教育者亦有參考價值。 
  三 留學美國 
  1934年楊兆龍與沙溯因結婚。經吳經熊向哈佛法學院院長龐德推薦,該院特意來南京、上海考察,在瞭解了楊兆龍在上海租界法院擔任推事期間的業績後,哈佛法學院破格錄取楊兆龍。楊兆龍遂於婚後不久,在岳父沙頌宣的資助下,前往美國深造。 
  在哈佛,楊兆龍師從訴訟法學權威摩根。留學使得楊兆龍第一次可以直接地、近距離地觀察美國司法。在留學期間,楊兆龍抓住機會,刻苦學習,大量地搜集資料,向國內同行介紹了美國司法的實際情況。1935年~1937年間發表的關於美國司法狀況介紹的文章:《美國最近改革法院組織運動之略述》、《美國司法現狀之一瞥》、《美國之司法制度》、《中國司法制度的現狀及問題》、《論三審制之存廢或改革》、《由檢察制度在各國之發展史輪機我國檢察制度之存廢》、《關於疏通監獄之研究》、《歐美司法制度的新趨勢及我國今後應有的覺悟》等文章,大都成形於在美國期間。 在這些文章中,楊兆龍都主要向國內同行介紹美國司法制度以下幾點的內容:(1)美國的法院體系; (2)美國法院「統一法院組織」之運動,即美國法院體系向單一法院體系改革的新趨勢; (3)法院內部的體系。比如:a)法官的選任資格和方法; b)法官的考核; c)法院的服帽制度; (4)法院組織的變革,比如a)變更法院權限; b)廢除治安裁判所; c)設立小標的訴訟法院; d)設立未成年人法院。 (5)其他司法機關的情況。比如a)監獄長官及獄吏的任用資格; b)司法行政秩序的變更等等。 整體上來看,這些方面基本涵蓋了美國司法制度的歷史、現狀及未來,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 
  在哈佛法學院留學時,楊兆龍為即將開始的歐美司法考察做好準備,掌握了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中國駐英大使鄭天錫1934年組織中國司法代表團出訪歐美,楊兆龍隨從赴美國各地和歐洲部分國家,就司法制度現狀等進行了考察,並出席了相關學術會議。次年楊兆龍的博士論文《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與外國主要國家相關制度之比較》通過了答辯,楊兆龍因此獲得了SJD法學博士學位。 
  拿到博士學位後,龐德建議楊兆龍赴大陸法系國家進一步研究,以便對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都有更加精深的造詣。楊兆龍遂以研究員的身份赴德國柏林大學法學院,師從庫洛什教授。在留學德國期間,楊兆龍曾赴法國、意大利遊學,並在法國加入比較法學會。楊兆龍還計劃赴蘇聯、波蘭、捷克考察,並在德國期間,學習了俄語、波蘭語和捷克語,做了初步的準備。後來因局勢緊張而放棄此計劃,於1936年秋天匆匆回國。 
  四 抗戰期間的時評 
  回國後不久,楊兆龍「受聘為司法行政部法制專員」 。利用業餘時間,楊兆龍和蕭一山、余協中、祝世康等人,在南京成立經世學社,創辦了《經世》月刊。 楊兆龍在經世學社時間不長,但短期內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擔任過一段時間《經世》主編之外,還寫了不少時政評論:《歐美司法制度的新趨勢及我國今後應有的覺悟》、《司法改革中應注意之基本問題》、《法治的評價》、《領事裁判權之撤廢與國人應有之覺悟》。 《經世》在1937年8月份改為《經世戰時特刊》後,楊兆龍又陸續發表了《知識界陣線之統一》、《我們的出路》、《趕快跳出「口號」「標語」的圈子!》、《動員法總論》、《動員法總論》(一續)、《關於抗戰期間政府組織問題的幾種嚴重誤解》、《德捷糾紛的動向》、《對德奧事件的感想》等文章。 
  在此前後,楊兆龍差點成為東吳法學院院長。 後經楊兆龍在東吳法學院的同事陳霆銳介紹,楊兆龍與哈佛校友、時任最高國防委員會的設計處長朱忠道相識,經朱推薦,楊兆龍被聘為最高國防委員會專門委員,負責研究國防相關的經濟立法和戰爭立法方面的問題。隨後,楊兆龍即奉上級之命,起草了《軍事徵用法》、《軍事徵用法實施細則》、《國家總動員法》,並經立法院討論通過。最高國防委員會改為資源委員會之後,在資源委員會,楊兆龍結識了委員長翁文灝、副委員長錢昌照,翁文灝曾邀請楊兆龍擔任經濟部首席參事,後因家庭安排有困難而未到任,後任經濟部農木局法制顧問。 
  隨著抗戰形勢的加劇,國民政府在江西廬山海會寺成立廬山暑期訓練團,調全國行政幹部來此集訓,由蔣介石擔任團長。經蕭一山介紹,楊兆龍成為該團特任講師之一,講授《軍事徵用法》、《軍事徵用法實施細則》及《司法與監獄之改良及管理》。其中,《司法與監獄之改良及管理》隨後即出版。 
  1938年,楊兆龍隨南京國民政府撤遷漢口,與焦實齋、王華堂、杜聿明等組織了「興建研究會」,提倡改革政治,實行民主,振興實業,積極抗日。是年10月25日,楊兆龍隨資源委員會撤赴重慶。大約兩年後,楊兆龍應西北聯合大學校長胡庶華的邀請,任該校法商學院院長兼教授,「支持學生之進步運動,口碑甚佳」。 1941年11月,因與代校長陳石珍以及C.C派不和,隨即被調離西北聯大,轉而任教育部參事,並擔任法律教育委員會秘書長,從事法律教育改革的計劃,撰擬審核法案命令,辦理訴願案件及特交事項。1942年,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邀請,楊兆龍擔任該部設計委員。 
  到重慶後,楊兆龍同時任中央大學、 
  浙江大學、東吳法學院、朝陽法學院教授,先後講授海商法、比較法、比較民法、比較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法理學、法哲學等課程。儘管「過去六年中,我從未放棄過法律教育工作,如今我依然在重慶的一些法學院裡教授比較法和法理學。」 但從1938年到1944年之間,楊兆龍只有兩篇學術論文,即《最近德國憲法上分權制度之變遷》以及《憲政之道》,在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 抗戰期間,楊兆龍中斷了和龐德等老師的聯繫,甚至連龐德這幾年新出版的著作都無法完整閱讀到。 
  1944年中國比較法學社在重慶成立,楊兆龍當選為幹事。1945年4月,時任司法行政部參事的倪征日奧奉謝冠生部長之命,邀請楊兆龍擔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以便及時準備戰後面臨的懲辦戰犯等問題。 
  五 翻譯《聯合國憲章》與懲治戰犯 
  幾乎與此同時,首屆聯合國大會成員國會議(即聯合國「制憲會議」,筆者注)是年6月底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舉世矚目的《聯合國憲章》通過後,中國代表團讓法律顧問吳經熊盡快將該《憲章》帶回重慶,以便組織人員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從速正式發表。……至於《聯合國憲章》的翻譯任務,據我後來所知,主要是由楊兆龍在吳經熊指導下完成。」 據悉,楊兆龍翻譯的《聯合國憲章》至今仍是中文規範譯本。 
  楊兆龍就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後,馬上著手戰爭罪犯審判及漢奸懲治等相關準備工作。在楊兆龍調任司法行政部的同時,原隸屬於行政院的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也改隸司法行政部。二戰勝利前夕,同盟國在倫敦組織了調查戰罪委員會,設遠東分會於中國重慶,王寵惠代表中國出任委員。與此相對應,在行政院設立了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負責戰犯罪證調查工作。 
  日本投降後,楊兆龍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成立戰犯罪證調查室。當時,楊兆龍擔任主任,倪征日奧擔任副主任。楊、倪組織七百餘工作人員,共搜集了日寇侵華罪行材料三十餘萬件。這些證據經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初步審核後,由楊兆龍最後審定,部分呈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其餘送交我國戰犯審判委員會審查。這些證據對於保證中國代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做法也得到了聯合國戰罪委員會負責人的贊同。 
  與此同時,楊兆龍還奉命組建了漢奸懲治委員會,草擬《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立法院通過後,於1946年10月24日由國民政府頒布實施,成為我國審判戰犯之法律依據。在司法行政部供職的同時,楊兆龍還在中央大學等高校執教。 
  六 協助龐德重建法制 
  事實上,早在1943年,國民政府即開始籌劃戰後重建,這年的元旦,國民政府發佈了年度施政大計,試圖從內政、外交、交通等十個方面為戰後復員做準備。 謝冠生擔任部長的司法行政部,也著手準備司法復員工作,並擬就具體的計劃,分為司法復員工作計劃、恢復法院計劃、恢復監所計劃、儲備司法人員計劃四種。劉正中指出: 
  司法行政部為革新司法,首先將壁山與重慶兩地方法院改組為「實驗地方法院」,並以重慶為戰時陪都所在,人口激增、事務殷繁、涉外案件尤多,故參照南京地方法院組織辦法,將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由司法行政部直轄,重慶地方法院之行政事務亦由四川高一分院呈部核辦,並將該四川高一分院與重慶地方法院之院長職、首席檢察長職改為簡任。 
  此時還有一件事給國民政府法制重建注入了信心,那就是1943年1月13日,美英兩國同時於舊中國第一個准許外國實行領事裁判權的《虎門條約》恰巧100年之際,放棄了這個特權,其他西方國家隨之聲明放棄,至此「中國的法權終於恢復完整。」 
  1944年11月24日,美國國務卿派海爾密克訪華,開啟中美雙方司法考察互訪之門。1945年2月海爾密克離華前,對中國司法行政制度提出幾點建議,如加強律師參與、建立巡迴審判制度、廢止自訴等。在國民政府司法院,司法復員工作亦如火如荼。1945年2月22日,國民政府司法院成立了「討論戰後法規特種委員會」,由洪文瀾、倪征日奧等人擔任委員,進行戰後民刑事法規的整理工作。 
  海爾密克返美後,很快來函邀請中方派員回訪,資源委員會提供出國考察經費。謝冠生派遣倪征日奧於1945年7月起,以司法行政部參事身份訪美一年,考察美國工商法規與司法制度。在國內,邀請龐德擔任司法行政部顧問成為共識。 楊兆龍告訴龐德,「當前司法行政部面臨的大事是立法和司法體系的重建和合理化。謝博士和我近年來經常談起您,我們一致認為您最有能力幫助我們完成這件大事。……考慮到您年事已高以及您在美國的重要地位,在做此邀請前我們當然也曾猶豫不決。 
  1946年1月,倪征日奧赴哈佛法學院邀請龐德來華。從龐德、楊兆龍來往信件可以看出,到2月中旬,「司法行政部已從行政院拿到同意任命的正式文件」 ,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專門在2月15日給龐德發電報,確認了聘請龐德擔任顧問的事實。楊兆龍甚至都給龐德起好了中文名字,「意為『崇高的美德』或『偉大的人格』」「龐德與楊兆龍來往函件」,載《楊兆龍法學文集》第467頁。,並委託龐德列出需購資料的清單。龐德對這個中文名字非常喜歡,在稍後的回信中告訴楊兆龍,「非常感激你們為我取了個中國名字,但想要名副其實恐怕真的不容易啊!」 
  1946年6月28日,龐德夫婦抵滬。在上海逗留的兩天內,龐德在楊兆龍的陪同下,出席了哈佛同學會、法院首長及學術團體的宴請,並拜訪了王寵惠、孫科、孔祥熙、吳經熊等。6月30日,龐德在楊兆龍的陪同下赴南京司法行政部。7月1日下午,謝冠生部長為龐德舉行了歡迎茶會。 
  整個七月,龐德、楊兆龍都潛心於法制重建的準備上。在楊兆龍的協助下,龐德先就民、刑事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進行了研究。龐德對中國當時施行大陸法系、法典化和法律思想作出肯定性的評價,期望中國自信地在最短時間內創造出合乎國情的法律制度。龐德還提議中國方面聚集專家,合力完成一套專門用來解釋中國法律的巨著。8月7日,龐德草擬完成了創設「中國法學中心」的計劃綱要,建議中國成立研究中國法律的中心組織,並首先準備中國法通典的編纂。龐德在致謝冠生的信中指出,「這將是統一中國法的一個重要步驟,而且可能是對於中國司法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 
  8月20日左右,龐德又提交了《關於中國法律教育問題之初步報告》。司法行政部根據其建議,曾決定邀請國內法學專家編纂一套具有相當權威性的法律教科書,以利於培養法律人才。這項工作名義上由謝冠生主持,實際上由與龐德與楊兆龍一道合作來進行。 
  龐德還應教育部與司法行政部的邀請,9月4日起在南京國民大會堂二樓作學術演講。首場講題為《法律與法學家——法律與法學家在現代國家之地位》。第二場演講在香鋪營文化戲院舉行,講題為《法院組織與法律秩序》。第三場演講講題為《法學思想與法律秩序》,除了第二場演講由倪征日奧翻譯外,其他兩場演講均由楊兆龍任翻譯。 
  1946年9月18日,龐德返回美國。返美後的龐德顧問除了執教外,專心準備了中國司法復員與司法改革的各項計劃。是年11月,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組織中國司法代表團,任命楊兆龍為團長率團赴美,與先期返美的龐德會合。 
  楊兆龍行前任務十分繁重,「奉派出國之目的原有三種:(1)協同本部顧問龐德教授從事若干問題之研究,以為我國將來法制改革之準備;(2)考察研究近十餘年來歐美各國法制之變遷,尤其戰後有關法制之重要設施;(3)趁便宣揚我國近年來法制改革之情形,期於可能範圍內減少歐美人士,尤其是美國人士對我國之誤解。」 除此之外,臨行前還「一面受教育部朱部長之委託代為考察歐美各國之法律教育及搜集有關法律教育之資料,一面受其他方面之囑代為搜集有關憲法實施各項法規如選舉法等之資料。」 
  1946年底,國民政府籌備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中國憲法。楊兆龍在九、十月間,通過信件徵求了龐德對中國憲法草案的意見。龐德為此專門撰文在美國《波士頓航訊》發表。楊兆龍將此譯成中文,登載於12月13日《中央日報》,該報稱「世界法學權威美國哈佛大學龐德教授最近發表長約兩萬字余言之論文,對中國今後制憲應注意之基本原則以歷史的、比較的方法及社會法的實用哲學的眼光詳加論列,頗引起美國人士之注意。」 
  楊兆龍1947年1月30日由水路抵達美國。抵美後,楊兆龍主要在哈佛協助龐德草擬法學巨著計劃大綱,同時為歐美各國司法考察做準備。此外,楊兆龍還參觀了美國的部分法院和監所,並「應若干大學如依阿華、印第安納、范德別爾脫等七所大學之聘前往講述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制改革、中國現代法之精神及中國憲法等問題。」 除了法學方面演講外,楊兆龍還應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對外關係協會等團體之邀請,講述「中美關係之將來」、「中國政治建設及社會之動向」等問題。 
  是年6月,楊兆龍接到國際刑法學會通知,被選為該會總會理事並被指定為中國分會的籌備人和會長。楊兆龍遂準備參加該會,並順道考察歐洲法制變遷。行前,龐德分別給英國劍橋大學的溫菲爾德、格特裡奇、霍蘭、牛津大學的古德哈特、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溫格、荷蘭海牙的尼傑霍夫、意大利羅馬Vecchio等教授和倫敦伊斯克檢察長一一寫了推薦信,稱楊兆龍「是一位非常有涵養的紳士,也是一位知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法學家」。 
  楊兆龍於6月20日抵達倫敦。在倫敦,楊兆龍主要拜訪了聯合國戰罪委員會主席,並參加了戰罪審查會,該會「對於中國去年公佈施行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甚為滿意,認為與該會政策及國際法之最近發展不謀而合」 。 
  6月27日,楊兆龍乘火車抵達法國巴黎。在法國的司法行政部訪問兩天後,楊兆龍將剩下的時間主要用來購買資料,並聯繫了一些教授和朋友。在巴黎,楊兆龍跟一個經營古法律書的書商取得了聯繫,他將會盡可能地幫助收集書籍。 
  7月9日,楊兆龍乘飛機抵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以中國首席代表身份代表中國參加國際統一刑法學會第8屆大會,並當選大會副會長。楊兆龍在給龐德7月7日的信中表示,「之後,我可能會參加另一個關於戰爭犯罪的國際會議。於7月28日舉行的日內瓦和平法國際會議也邀請我去參加。但我仍未決定是否要去。」 
  此後,楊兆龍便赴德國,留柏林考察歐洲法制變遷和盟國管制,在此期間接到通知,以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國際刑法學會於1947年7月底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五屆大會,在該會上楊兆龍當選副會長。是年8月21日《東南日報》報道稱「楊氏在會議中之演講,甚為各方所推崇」 。 
  8月初,楊兆龍赴意大利,由意大利轉道巴黎、倫敦返回美國。返美後,楊兆龍把所搜集到的各國法制資料及特殊問題研究,協同龐德擬定了「法典詮釋委員會」詳細計劃,準備組織七八個人組成委員會,編纂系統的中國法制巨著七冊,每冊1200頁,以解決學術上的爭議。1947年9月20日,楊兆龍偕龐德夫婦一道乘機離美,於9月22日抵滬,10月20日,應美國范德別爾脫大學法學評論約稿,發表《中國法院的權限》論文。 
  是年11月5日至10日,司法行政部在南京召開了全國司法行政檢討會議。這是繼1935年的司法行政檢討會議之後,再次專門就司法行政進行總結的會議,參加會議者共有112人,主要有中央及地方全國司法行政系統的領導和專家學者。大會共收到了596個提案,涉及中國司法行政各個方面的問題。 
  11月5日下午,龐德做了題為《近代司法的問題》的專題報告,由楊兆龍擔任翻譯。11月6日上午,楊兆龍又在會議上做了《出國考察及參加國際會議之經歷》。在會議期間,楊兆龍與龐德聯名提交三項議案:《請確定簡化司法程序之基本原則案》、《關於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的懲戒與賠償如何實施案》、《關於人民身體自由之保障程序如何實施案》。此外楊兆龍還單獨提出了四項議案:《切實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存廢及替代問題藉收感化之實效以符用刑之目的案》、《通盤研究幼年犯問題以便修訂補充現行制度案》和《盡量溝通民刑訴訟以適合國情樹立司法威信案》。這些提案大都獲得了會議通過,並交由職能部門辦理。 
  是年12月15日、17日、19日,龐德在楊兆龍陪同下,到中央大學、政治大學作學術演講並任翻譯。三次講題分別為《比較法學與歷史作為中國法律之基礎》、《統一法律解釋與適用》、《中國憲法之發展》。12月27日,楊兆龍又陪同龐德至南京孝陵衛法官訓練班作學術演講並任翻譯。1948年2月4日,龐德在法律教育委員會會議上作演講,《歐美各國法律教育之歷史及新趨勢》,楊兆龍擔任翻譯。 
  1948年5月,為了徹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專門設立了法制研究委員會,從事法制實際調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學著作編纂等工作。委員會下分設「法學著作編纂委員會」及「司法調查團」。法學教科書的編纂工作由龐德與楊兆龍共同主持,司法調查團由龐德與楊兆龍分任正副團長。 
  司法調查工作分設五個組進行:第一組調查治安機關及刑事調查與偵察機關;第二組調查刑事追訴及裁判;第三組調查刑罰執行與刑事感化;第四組調查民訴及執行法規適用情形。全團人員配備共20至25人,其中8至10人由司法行政部延聘專家擔任,其餘人員則由部內人員及部屬機關人員調充。當時,暫定調查期限為一年,主要調查京滬、滬杭、浙贛三路及其附近地區為限,以後調查區域,視實際情形逐漸擴充。 
  1948年6月7日調查正式開始。團長龐德及副團長楊兆龍率第一組赴南京,在南京監獄及南京高院、地院所屬監獄看守所進行調查,並赴南京警察廳及所屬機關。6月8日,龐德、楊兆龍率二、三、四、五組赴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對兩院及監所進行調查;與此同時第一組赴南京警所,調查南京警務與司法之關係。司法調查團在南京調查一周後轉至上海。6月17日,司法調查團在上海舉行了分組司法座談會,下午三時,龐德還在上海高等法院舉行了一般綜合性座談會。在滬期間,楊兆龍還陪同龐德去東吳法學院作學術演講。6月18日,龐德一行離滬抵杭。19日,司法調查團在杭州調查各司法機關,並出席杭州市律師公會舉行的「律師及司法問題」座談會。在杭州期間,龐德應浙大法學院和之江大學之邀作學術演講,由楊兆龍擔任翻譯。7月26日司法調查團返回南京。8月1日司法調查團赴江蘇省繼續調查。結束調查後,即整理調查資料,準備製作成調查報告,呈送司法行政部作為法制改革的參考。據調查團成員何濟翔回憶,該報告終未完成。司法調查最後因時局劇變而功虧一簣。1948年9月10日,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華僑招待所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會末,龐德應邀作了《美國律師公會對司法之貢獻》的演講,由楊兆龍作翻譯。 
  11月21日,國共內戰白熱化,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通知龐德離華,原定龐德赴 
  武漢大學和 
  北京大學作學術演講的計劃被取消,龐德夫婦離開中國。至此,楊兆龍協助龐德試圖重建法制的努力功虧一簣。 
  陸錦璧先生指出,「隨著楊兆龍在國內外聲譽日隆,……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在世界範圍內評選出五十位傑出的法學家。中國有兩人當選:一位是年近七旬的王龐惠博士,一位便是年僅44歲的楊兆龍博士。他還受聘為該院的比較法學專家。」 
  七 末任檢察長 
  194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辭職。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先後遭到向哲浚、倪征日奧等婉言謝絕後,有意請楊兆龍出任此職。 楊兆龍對此亦婉言推辭。 
  楊兆龍的妻妹沙軼因系中共南京地下黨成員。聞知楊兆龍婉拒出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之後,意識到機會難得,一面勸姊夫暫緩推辭,一面迅速向中共地下黨領導請示。果然,沙軼因的上級指示,力勸楊兆龍接受此職,並明確要求,請其設法營救在押的中共黨員。 
  事關重大,楊兆龍認為必須有中共組織的鄭重委託與保證,將來能為其作證才行,決不能僅憑姨妹一個口信就貿然行事。故要求派代表與之面談。隨後,中共南京市地下黨市委成員白沙來訪,明確要求營救中大學生朱成學、華彬清、李飛三人,並歡迎楊兆龍留下來,還說像他這樣精通法律的專家,在新社會必定大有可為。白沙代表組織,保證其以後身家性命之安全。楊兆龍表示「做一些伸張正義之事,本是我平生之所願,」 遂答應設法營救。 
  在南京地下黨做出這種承諾之後,楊兆龍接受中共地下黨的要求,出任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楊兆龍走馬上任後,恰逢國共和談在北平召開。何應欽組閣後,張知本接替謝冠生出任司法行政部長。此次張自滬抵南京蒞任,楊率留京官員去火車站迎接。同車赴寓所途中,楊兆龍談及,和談之聲甚囂塵上,各方面要求釋放政治犯者頗多,而所謂政治犯大都是些熱血青年,思想「左」傾,並非罪犯,把他們長期關押在監所內,實屬不當,建議將他們釋放出去。張知本對此當即大力支持,但以此事阻力甚大為慮。雙方就具體步驟達成共識。 最後,在楊兆龍等人努力下,成功釋放包括大量中國共產黨員在內的政治犯萬餘人。 
  1949年2月,楊兆龍還以司法應當統一為由,撤銷了司法行政部的特刑司和中央及各地的特刑庭。在南京解放以前,總統府及行政院方面遇有特難法律問題時,常來徵詢楊兆龍的意見,包括最重要的一件事楊兆龍成功地營救許聞天。 
  由於許聞天事件的妥善處理,何應欽與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對楊很重視,張知本對楊處理此事的方式也非常賞識。後來曾分別來電催楊赴廣州。「楊此時已決定留下,故均未從命。」 楊兆龍晚年談及促使其留下不走的原因時對女兒說:「關鍵是你媽媽思想非常「左」傾,她早盼著共產黨了。他認為我們家如果跟蔣走,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去國外,實與當白俄無異。只有留下來才會有前途。此外,你姨媽的勸說和白沙代表組織的保證也起了作用。」 
  當時仍供職於司法行政部和中央大學的楊兆龍與孫曉樓教授合作,在上海創辦《新法學》月刊。首期發表由他撰寫的創刊詞《「新法學」誕生的前夕——法學界的貧乏》,在法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楊兆龍在這篇文章中,列舉了已往法學界的「五大毛病」,如「法學內容的陳腐」、「研究範圍的狹窄」、「法律技術的機械」、「法律見解的膚淺」、「適應及創造能力的薄弱」等。 對此種種問題,作者提出了對策,「必須從三方面努力,即(1)從法學者本身的修養努力;(2)從法律教育的改進充實;(3)從一般社會風氣的轉移努力」。 這篇文章發表後,著名法學家郭衛教授特撰文「轉播」,稱「《新法學》內容精湛,而楊兆龍君對於我國法學界之現象,論之尤為透徹,」使其「多具同感,且甚欽佩」,文風直言不諱,「正足以表見其耿介之性」。 
  《新法學》之後連續三期,又連載了楊兆龍的力作《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區別究竟在哪裡?》。楊兆龍針對「國內一部分學法之士對於大陸法與英美法之區別所發生的誤解」, 對「何謂大陸法與英美法」做出清晰的界定, 並詳細敘述了大陸法與英美法的歷史。 在此基礎上,作者才提出「大陸法與英美法是否各成一個獨立的體系?」 的問題,並給出了否定性的答案。 最後,對「大陸法與英美法的區別」做了詳細的解釋,並指出「從法律的內容講,我們在大陸法與英美法中所發現的區別比從前少得多;實際上這種區別在近百年來是在不斷的減少」, 認為將來「二者之區別,……一定會在短期減少到無足輕重的程度」。 
  八 遭遇「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楊兆龍將最高法院檢察署的全部檔案,移交給上海市軍管會。不久之後,楊兆龍舉家遷回南京,受聘為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在南京,楊兆龍還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了1950年南京市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並接受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的敦請,建議政府制定土改法。此舉遭致南京市領導人批評,此後楊兆龍的教學受到挑剔,被指責其在課堂上散佈「六法觀點」。 
  在這前後,經倪征日奧推薦,東吳法學院擬聘楊兆龍為院長。 楊兆龍與鞠華出席全國首屆司法會議返回南京後,即向南大法學院提出辭呈,並於8月赴上海,擔任蒞任東吳法學院院長兼教授,「此後,我們共同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如何進行課程改革,以便適合新中國的要求,然後報請教育行政當局批准。」 楊兆龍同時在南大兼課,講授國際私法、刑法、刑訴法。 
  1952年暑期,東吳法學院與全國高校一樣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楊兆龍被號召「交心」,楊兆龍在無事可交代的情況下,說出了一點王孝和被殺一事,所幸過關。 院系調整後,楊兆龍賦閒在家一年多。1953年秋才被調至復旦大學外語系教俄語。1955年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 
  國民黨潛伏特務」,並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最後作「內專對像」處理。 
  蘇共二十大後,1956年楊兆龍「歸隊」任復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教授,並當選上海法學會理事,被聘為華政《法學》月刊編委。這年12月,在《華東政法學院學報》上發表了論文《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 1957年3月14日,上海市法學會召開第二次學術座談會,專門圍繞楊兆龍的《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討論「法律的階級性與繼承性」問題,與會者有上海政法界的魏文翰、洪文瀾、陳文藻、王造時、孫曉樓、葉克信,張匯文、向哲浚、王容海、何濟翔、李國機、徐均、李樹棠、楊兆龍等。 
  1957年四五月間,中央面向全國發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勵「鳴放」。上海局書記魏文伯、中宣部長陸定一、上海市長柯慶施相繼邀請楊兆龍座談,鼓勵他打消顧慮,積極向黨建言,並對楊兆龍在肅反中所受的委屈表示遺憾、致歉。新聞界獲悉此消息後,頻頻向楊兆龍約稿或提出採訪。 
  1957年6月8日反右運動揭幕後,楊兆龍在「鳴放」期間發表的論文和言論,成為輿論媒體批判的焦點。 楊兆龍隨即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楊兆龍的三個子女均在反右「補課」中被錯劃成右派。是年4月,楊兆龍被取消教授職務及工資待遇,每月只發給生活費35元,並限其遷居,強迫勞動,以致咯血住院。1959年復旦法律系與華政合併成立上海社會科學院,楊兆龍改由該院管轄。 
  1960年那年,楊兆龍再次遭遇不測,命運陷入最低谷。陸錦璧縮編《楊兆龍先生年譜》詳細講述了其多舛遭際: 
  1960年56歲。楊兆龍被打成右派後,有關方面對他的關注有增無減,一個誘人以行入罪的陰謀抓緊付諸實施。特勤人員張某(原本市勞改釋放人員),先結識其同事即楊的學生饒大笏,繼而通過饒接近楊,偽裝對楊既同情又仰慕,以騙取信任。接著先後多次說「有朋友在廣州漁船上工作,經常夾帶人出境,以賺點錢」,企圖引誘楊偷渡出國,以便在實施過程中,將其當場抓獲,繩之以法。無奈楊告以「我若想出國,1948年早已成行,何待今日?現在絕無此意」。此計才未得逞。但此時楊並未識破張包藏的禍心,而張仍在等待時機。 
  是年夏,已被打成右派的復旦法律系學生卜宗商接到通知,發配新疆。他想到前途莫測,且將遠離家中老母,不願逆來順受。遂求助於楊先生。楊出於同情,談及若想出國求學,現在倒有人可以相助。卜同意後,楊便介紹卜與張見面。張一口答應,但要求支付酬金兩千元。卜稱家貧無力支付。張說只要寫一張欠條,由楊先生簽字擔保即可。張私下對卜說「你可以投奔台灣國民黨」。卜當場拒絕,決定改變主意,返校服從分配,並向張要求收回欠條。張拒不歸還。兩天後,卜被秘密逮捕,而那張欠條成了「叛國投敵」的罪證。卜在獄中接受秘密審訊,要他交代何時加入楊兆龍的特務組織以及特務活動情況。與此同時,張卻謊告楊說「卜已安抵香港」。上述情況是卜出獄後與楊當面核實的。 
  繼卜之後,還只在交大讀了一年書的楊的次子面臨與卜同樣的命運——發配新疆。時因輕信張的謊言,遂產生了送次子赴香港或美國繼續求學的念頭,乃再次與張聯繫。張欣然承諾。擇日讓楊的次子去廣州,住進指定的賓館。行李被人取走三天後送還,顯然已經過搜查,並未發現有關方面指望得到的東西。故告以目前沒有機會,囑返滬。 
  1963年 59歲。9月23日晚, 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將楊及其次子一併逮捕。其學生饒大笏亦於當晚被捕,後冤死獄中。 
  事發後,上海市一位領導人在一次政協會議上放風:「楊兆龍寫信給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被捕。」楊兆龍特赦出獄後,女兒曾問父親:「可有此事?」其父答曰:「若真有此事,我還能活著出來嗎?」 
  1964年 60歲。楊入獄後,針對楊家的人禍仍在延續。其家仍被當作特嫌據點受到監控。 
  是年3月,原華東政法學院教師因57年被打成右派而流放青海的陸錦碧與楊兆龍之女結婚。陸因此被懷疑為潛伏特務而受到跟蹤和監控。自滬返回西寧不久,10月30日,即遭拘留。審訊中反覆追查其去楊家之行的談話內容。陸答以除婚事外無可奉告。官方雖查無特嫌實據,仍以「態度惡劣、思想反動」為由,將其開除公職、重戴右帽,押送祁連山下右派集中營勞教。後轉輾湟南尖扎到海西柴達木盆地伊克高裡服苦役。 
  1965年 61歲。楊妻、上海市一級優秀教師沙溯因女士因受株連被撤銷教職、降薪三級、令其去 
  圖書館工作。當年退休在家。 
  1966年 62歲。8月,文革風暴驟起,楊家首當其衝。楊妻沙溯因女士一貫思想進步,早在1935年南京成立婦女救國會時,她就是該會的發起人和負責人之一。當時曾不顧危險,出面營救進步青年杜永康出獄。1946年在南京曾掩護過中共辦事處的陳士方同志。如前所述,沙曾協助其妹沙軼因勸說其夫接受代理最高檢察長之任命,設法釋放政治犯萬餘人。併力勸其夫留在大陸,準備為新中國法制建設作貢獻。但事與願違,其夫及子女相繼受害,連自己也未能倖免。 
  是年10月,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凌辱,遂自縊身亡。楊、沙兩家兩代積蓄的家產被全部查封。大量未刊的文稿、講義等在紅衛兵抄家時縱火焚燒、毀於一旦。其女無處棲身,不得已遷居夫家浙江海寧。 
  1971年 67歲。是年6月,在關押了八年之後,終以「歷史反革命及叛國投敵罪」判處無期徒刑。據悉原判死刑。在一打三反中,上海樂團著名指揮家陸洪恩患有見紅就撕的精神分裂症,因撕了「紅寶書」,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導致國外輿論大嘩。據此中央重新規定,凡屬有影響的統戰對象及高知判處死刑案件,今後必須報經中央核准。這一司法程序,使楊兆龍免於一死。家產全部沒收。 
  1972年,68歲。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首次訪華,打破中美長期對峙的僵局。總統的法律顧問應氏,曾向周恩來總理當面詢問楊兆龍教授的情況。 
  1975年 71歲。12月15日,中央對 
  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進行特赦。楊兆龍在獄中度過了4463個日日夜夜的非人生活之後,終於獲赦出獄。劫後餘生,家破人亡,傷病纏身,晚景淒涼。 
  1976年1月6日,楊兆龍無家可歸,赴浙江海寧與女兒同住。作為特赦人員,楊兆龍每月僅10元生活費。後在國務院參事、故友章友江幫助下,任浙江文史館館員,每月40元生活費,領薪在家休養。1977年10月,突發腦血栓,致右肢癱瘓,並失語。1979年4月1日上午11時,突患腦溢血,當即昏迷,於下午6時逝世,享年75歲。 
  據楊兆龍的長子楊任遠告訴筆者,從監獄釋放回家後,楊兆龍曾應統戰部門的要求,給在台灣地區的故舊同事寫信。1979年4月7日,海寧縣統戰部為楊兆龍召開了追悼會,「肯定其為海峽兩岸統一所做努力。」 
  楊兆龍逝世後,其子女為其平反之事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上海市司法局局長鞠華的建議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接當年中共地下黨南京地區負責人陳修良到庭作證。最後,上海市高院於1980年1月8日宣佈:「經複查認為,1971年市中級法院所判系錯案,故重新做出裁決:推倒林彪、『四人幫』強加於楊兆龍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恢復名譽,發還家產。」 
  復旦大學也就1957年錯劃楊兆龍為「右派」正式做出改正。12月31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召開追悼會,對其一生做出了肯定的評價。     
  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 第四部分   
  1949年後的錢端升(1)   
  錢端升獲得博士學位錢端升(1900~1990)上海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堂,赴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和哈佛大學研究院留學。1924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學院院長以及天津《益世報》主筆等職務。1952年負責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1954年他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任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代表,第二、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工會北京市委員會主席等職。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擔任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常務委員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交部法律顧問、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名譽會長、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法學會顧問、國際問題研究所顧問等職。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編輯委員會顧問。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有《中國的政府和政治》(英文)、《民國政制史》(與人合著)和《比較憲法》(與人合著)等。 
  在1949年,選擇跟共產黨走,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選擇。這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命運,亦與各類運動的頻繁程度等等有著緊密聯繫,而這其中,若論損失的程度,政法界又無疑是重災區,用謝泳先生的話說,政法界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錢端升即是留在大陸的法政學者之一,其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1949年之後政法界知識分子的遭際。 
  一 1949年之前的錢端升 
  從1924年遊學歸來,到1948年其被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端升就「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 作為一個政治學、法學教授,錢端升無疑是成功的,整整28年間,錢端升先後或同時任職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1947年10月,錢端升應邀赴美,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一年時間。 
  在任教的同時,錢端升先後撰寫了《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德國的政府》(1934)、《法國的政府》(1934)、《比較憲法》(1938)、《民國政治史》(1939)、《戰後世界之改造》(1943)、《中國政府與政治》(1947)等學術專著。這些學術作品中,錢端升本人對於《德國的政府》厚愛有加,認為其「參考德文資料和德文原著較多,在我所著不足稱道的書籍中,尚不失為有價值的一本」。 這本書被列入民國時期的大學叢書系列出版刊行。錢端升與王世傑合著的《比較憲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務印書館百年紀念時,翻印的學術名著中就選了《比較憲法》重新出版。此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編訂「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時,亦將《比較憲法》列為第一號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錢端升,在新聞出版領域亦佔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錢端升是《現代評論》的重要編輯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評論》,錢端升亦積極參與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則是錢端升1934年「脫產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 ,在那裡「呆了八個月寫了百七十篇社論後被迫離去」。 此外,錢端升在1947年之後還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撰稿人之一,寫了不少「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的文字。 
  除了堅持學術報國、言論救國之外,錢端升亦以實際行動參與救國大計。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上海八?一三戰事驟起,日本侵華勢力大舉進犯。南京國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適、張忠紱和錢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國宣傳抗日,爭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國內。 
  面對強權和暴政,錢端升表現出了獨立的人格。「據說當時在國民參政會上蔣介石最怕四個人起立質詢。這四個人就是錢端升、張奚若、羅隆基和周炳琳。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抗日戰爭結束後,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錢端升、張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聯大教授致電蔣、毛,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辦的時事晚會上,錢端升無畏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威脅,第一個挺身而出,發表演講支持聯合政府的主張。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了6000多師生,鳴槍示警,企圖驅散師生;此計失敗後,軍政當局又突然停電。錢端升和6000多師生又點起汽燈開完了會。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的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在聯大師範學院大門前開槍並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推選錢端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此舉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紛紛響應後,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端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 
  應該說,面對 
  國民黨政權的鐵血統治,錢端升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他幾乎從來沒有退縮過。 
  1948年11月,寄居在費正清家裡的錢端升,聞知「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 遂不顧友人挽留,多方設法回到中國。對於其千萬百計回國的原因,美國學者恰末爾?約翰遜認為:「他所以留在大陸,是因為他希望能在國家未來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為。」 
  錢端升回國後不久,就被推舉為北大法學院院長。「此時,北平即將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準備並配合地下黨組織和進步同學做好了一切護校準備。」 在迎接解放到來的過程中,錢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絕了國民黨邀其南下的安排,積極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並按照黨的意圖,保護革命學生,做教職員工的工作,維護接管學校,「對北平解放後穩定 
  北京大學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貢獻。」 
  在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同時,錢端升還擔任了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當時學校內的一切大事,均經校務委員會討論研究。據那幾年參與校委會工作的同志回憶,在多次校委會上,錢端升先生是最積極發言,而發言又有見地的少數教授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是年上半年,北平各大高校紛紛掀起了學習的高潮。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錢端升衷心地迎接全國的解放,主動地開始了對政治以及形勢的學習。1949年3月9日,錢端升給美國的老朋友費正清寫信,表白了他此時的心跡:「以一個想要適應這個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心讚賞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 在北大法學院,錢端升等「6月中旬甚至組成了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其學習計劃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論人民民主專政》。」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自發地進行思想改造的同時,錢端升以社會科學界代表的身份,應邀參加了這一盛會。錢氏後來即為「說明人民政協的意義和記錄人民政協的成果」,撰寫了「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一文。 
  到了1949年10月1日,錢端升被邀請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對此,錢端升是感恩戴德、熱血沸騰的: 
  1949年10月1日,我榮幸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看到象徵著中國真正獨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威嚴的聲音,不禁熱血沸騰。我意識到,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昌盛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將會不知疲倦地從事祖國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後不久,錢端升又當選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和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除此之外,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三 「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 
  除了擔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之外,1950年錢端升還被推選為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國對外友協副會長等職務。相對於大多數在1949年之後靠邊站的知識分子而言,錢端升可謂順風順水。 
  從1951年9月份開始,由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發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師三千餘人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開了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先河。1951年,錢端升參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現場觀摩土地改革,回學校後,向北京大學政治系的師生談了心得體會。1951年11月20日,錢端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一文。 
  錢端升在這篇文章中,全盤否定了自己: 
  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著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即在解放以後,因為我的舊思想意識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學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現了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風。 
  按照錢端升本人的看法,其「舊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作風」,表現在這麼五個方面:第一,「我沒有認真將功課教好。」 第二,「我沒有好好地聯繫群眾」。 第三,「我沒有很好地團結同仁」。 第四,「我對法學院院長一職堅持辭去也近一年之久」。 最後,「從我對 
  北京大學的校務的處理中,我也充分表現了舊知識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風。」 
  在這篇文章中,錢端升還以較大的篇幅把揭發和批判的矛頭對準了湯用彤、蔡元培和胡適。錢端升指出:「比我負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先生」, 「湯先生向來是明哲保身的,與人不爭的,對疑難之事也輕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長期存在著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沒有被糾正的。」 「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在這種戰戰兢兢的心態下,錢端升是年度的公共生活亦有聲有色。是年,錢端升先後當選為北京大學教育工會主席、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員會主席。 
  四 組建北京政法學院 
  1952年,教育部為了貫徹中央「對政法財經各院系採取適當集中,大力整頓」的指示,按照「每大區如有條件具備時得單獨設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則,於1952年暑期,做出了成立北京政法學院的決定。 
  1952年8月23日,根據中央的命令,由中央政法委員會、華北行政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華北分院及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政治系、法律系、社會系等單位代表於振鵬、劉昂、朱嬰、嚴景耀、陳傳綱、夏吉生、程筱鶴、費青、錢端升、戴錚、韓幽桐等組成了北京政法學院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在三個月內召開了4次會議。11月11日,在籌委會第四次會議上,宣告籌備工作完成。 
  北京政法學院由錢端升擔任首任院長,戴錚任代理副院長,劉昂任教務長,雷潔瓊、費青任副教務長。是時全院共有師生員工863人,其中學生766人。 
  錢端升自述,「作為第一任院長,我的宗旨是全力為新中國培養及輸送高質量的政法人才。」 1952年11月,北京政法學院第一批學生入學,其中包括華北區參加輪訓的縣級法院正副院長、審判員及公安司法幹部和原四校學生以及部分高中畢業生。 
  在擔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同時,錢端升還參與了不少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和外交事務。1952年,錢端升除了負責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之外,還參加了中國人民第三次赴朝慰問團並擔任第一分團長,還到柏林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並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這一年,錢端升還在《中國建設》以及《世界知識》上,分別發表了《人民政府如何運作》(英文)以及《為了人民的教育而爭取和平》等文章。1953年4月22日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成立,錢端升又當選為副會長。此後,錢端升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 錢端升在積極參與1954年憲法制定的同時,還和樓邦彥合作寫了一本只有短短的37頁的小冊子《資產階級憲法的反動本質》。 這本小冊子的結論,是錢端升、樓邦彥引用蘇聯《真理報》1954年10月1日針對中國1954憲法頒布而發表的社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文件,它證明:不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獲得了新的勝利,世界歷史的潮流正在堅定地向民主、向社會主義湧進」。 1955年1月,錢端升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到新德里出席印度第42屆科學大會,並就新中國憲法作了主題報告。在印度期間,錢端升一行還拜會了印度總理尼赫魯。此後,錢端升一行赴卡拉奇,參加巴基斯坦科學促進大會第7屆會議。1955年6月,錢端升還前往赫爾辛基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會。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率領日本憲法聯盟代表團訪華,錢端升負責接待並主持宴會。 
  1956年春,錢端升同劉寧一、程潛、傅作義等人到斯德哥爾摩出席了世界和平代表大會特別會議。此外,錢端升還赴加拿大,參加了中美英蘇四國科學家在加拿大的聚會。 1956年10月,英國工黨領袖希思訪華,錢端升負責接待,並陪同前往全國各地參觀。 
  1957年初,錢端升對錫蘭(斯里蘭卡)進行友好訪問。這是錢端升氏在1949年後公共生活的絕唱,錢端升從錫蘭回國後,即被劃為右派,免去了一切行政職務。 
  五 錢端升在1957年 
  1957年5月9日,根據中央的統一安排,北京政法學院黨委邀請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以揭發本院工作中,特別是黨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全院揭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為了加強對整風的領導,北京政法學院成立了以院黨委書記劉鏡西等8人組成的整風辦公室。 
  「在整風運動期間,學院的一些教職工利用大字報等方式對學院黨委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意見。」 在1957年5月29日的北京政法學院教授座談會上,錢端升做了「批評三害」的發言。 應該說,錢端升發言中的感受是比較符合實際的。對於北京政法學院裡面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不光院長錢端升深有感觸,其他不少教師亦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這次發言不久,1957年6月,北京政法學院工會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北京政法學院開始進入反右鬥爭階段,此後不久,北京政法學院反右鬥爭全面展開,錢端升被劃為「右派」,並列入「章羅聯盟」大名單,「錢端升等師生受到錯誤批判」, 連汽車司機們也敢「想打就打!想罵就罵!」。 
  錢端升等是怎麼被批判的呢?筆者手頭有幾篇文章:1957年6月21日新華社發佈通稿,題為「首都法學界披荊斬棘搜索右派」,副標題 「以錢端升為首的小集團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另外一篇關於錢端升的報道,大標題則直接指出「錢端升是政法學界的右派陰謀家」,輔以「妄圖幫助羅隆基成立反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政黨」的肩題,使得錢端升成為著名的「章羅聯盟」的成員之一。北京政法學院的教師盧一鵬,亦撰寫了一篇「政法界的右派大將——錢端升」。 
  六 錢端升:「我的罪行」 
  在連篇累牘的批判之下,錢端升的確「清醒」多了。錢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對著全體人民代表「認罪」。錢端升的認罪書洋洋五千餘字,共分為三大部分:「接受章羅聯盟領導」、「在政法學院破壞黨的領導」、 「同美國特務結成『親密朋友』」等。 
  在供述中,錢端升亦主要交代了他同外國學者、記者等「美國特務」交往的情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於費正清的。費正清與錢端升之間的交情非同一般,1948年錢端升赴美做訪問學者時,即住費正清家,錢端升回國之後,依然給費正清寫信聯繫。可是在此時,這居然也成了錢端升自己的「罪行」。 
  1987年前後,錢端升在撰寫《我的自述》時,對發生在三十年前的這場災難,簡單評價為「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籲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倖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 
  七 一件「值得一提卻又令人痛惜」的事 
  錢端升1957年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之後,就鮮有文字材料留世了。這對於我們探尋錢端升的軌跡留下了不小的空白,——畢竟有近二十年的時間,錢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樣。 
  據錢端升的長子錢大都提供的信息,錢端升被打成「右派」之後,其他的職位都被撤銷,但是還保留了政協委員的職位。此後不久錢端升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後來聽父親說起那裡的情況,在那裡還比較輕鬆,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天都開『神仙會』,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裡閒聊,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勞動任務,管理上也是比較鬆散,」錢大都說,「但是父親很苦悶,因為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沒事幹,對於他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這樣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開始。」 
  錢大都所指將錢端升從苦悶中拯救出來的事,就是在大約是六十年代,錢端升做了一件「值得一提,卻又令人痛惜」的事。錢端升自述: 
  值得一提,卻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學院奉命主編一部高等教育部擬定的教材,書名是《當代西方政治思想選讀》。其時,按原計劃我從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學者的書籍中酌擇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譯成中文約一百五十萬字,譯後由我最後校閱,並對原著寫簡短的介紹。全書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紹,最後加以編者的長序。此項工程頗大,到1966年「文革」開始時,已譯一百二十萬言,其中約十分之六七已經經過我最後校閱;我還部分寫出作者個人介紹。可歎「文革」伊始,這一小小事業就成了「革命」的對象,譯稿至今不知去向。 
  1957年後的錢端升很少主動與老朋友們來往。唯一的例外是時任教育部長的老朋友張奚若。錢端升的次子錢仲興寫道,「而那時身為教育部長的張伯伯卻仍然毫無避諱每年定期到我們家來看爸爸,給爸爸精神上以安慰,當然爸爸對這樣的知己也無所顧忌作了回訪。」 
  錢仲興寫道,「在爸爸和國家領導人的交往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來的交往,我們覺得爸爸最尊重的領導人就是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大約相識於1945年、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此後錢端升還應周恩來之邀,去上海周公館與之討論國是。被打為「右派」之後,錢端升終日鬱鬱寡歡。周總理知道李四光和錢端升私交不錯,便於1958年的某日,讓李四光找錢端升談談,安慰錢一下。「他們約在頤和園見面,走在頤和園後山的小路上,但由於李的秘書緊緊跟隨,爸爸始終未能把心底話說出來。」 
  錢端升被打成「右派」後,除了全國政協委員外被剝奪了所有公職。1960年的一天,錢端升帶了全家去政協禮堂吃飯,飯後一家正在二樓的大廳裡,突見幾個警衛在催促那裡的人群快些離去,錢端升一家只好加步準備離開。「突然電梯門開了,只見周恩來大步走來,口稱『端公』,爸爸只能停下。總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說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嘛!並對我們在場的家人都一一問及。」 這是1957年之後錢端升首次見到周恩來。 
  錢端升和周恩來再次見面就在1973年繆雲台自美國來定居,周恩來宴請繆雲台時邀請錢端升作陪。在之後,周恩來決定讓錢端升出任外交部顧問,並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此前,周恩來還授意錢端升到外交部國際條法司參與研究為中美建交所面臨的中美凍結資產解凍問題的談判方案;要喬冠華外長第一次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前,到錢端升家再商討一下。「由於他們的到訪,看到了家中三間房子自文革初期就被以紅衛兵為名的數人擠占,在他們的關懷下,這些不速之客很快就退了出去。」 「爸爸引以為憾的是再一次見總理時,竟會是在向總理遺體告別之時。此後他只是把總理一人的相片掛在客廳中,表示對總理永恆的懷念。」 
  八 晚年錢端升 
  1978年,錢端升由於一隻眼睛患靜脈血栓,幾乎失明。到了1979年,耄耋之年的錢端升又患結腸癌。好在是時錢端升已經被平反,使得他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解脫,「所以他能克制病痛仍然堅持讀著從北京圖書館借來的及他的學生從美國寄來的書,並一直說要寫作,但是終未能成。」 
  到了1980年,錢端升又擔任北京大學、外交學院兼職教授、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北大校友會和西南聯大校友會名譽會長、各國議會聯盟大會人民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次年,錢端升已屆81歲。然而錢端升亦就在81歲高齡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2年的時候,錢端升不顧他的身體不好,硬是參加了一個追悼會,為了悼念一位解放後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後受到不公正對待而死的學生。 
  錢端升在1984年那年,接受了中國國際法學會、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編輯委員會顧問的聘書。次年,錢端升在85歲高齡當選為中國法學會名譽會長。 
  1986年2月24日,由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外交學院等發起,在全國政協禮堂為錢端升執教60週年舉行慶祝會。「他們都高度讚揚錢老在教育戰線辛勤耕耘幾十年,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熱情扶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為我國培養了大批人才,堪稱桃李滿天下,不少海內外知名人士都受過他的教益。」 
  1988年,錢端升接受了中國政法大學名譽教授聘書。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件,一個曾經擔任院長的教授,到頭來卻成為這所學校的名譽教授。北京政法學院的經歷是錢端升一生中最有轉折性的,由此他開始了灰暗的後半生。錢端升在其後半生,對於自己「政法學院」這一段人生並不認同。錢端升在八十年代分兩次,把自己的藏書捐獻給了北京大學,而其曾安身立命的北京政法學院卻置若罔聞,這亦可見其終身的抉擇。 
  1990年1月21日,錢端升在北京病逝。「至於我一生,經歷了不同的時代,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功過是非如何,竊以為還是留待來者評說為好」 。   
  想起了謝懷木式(1)   
  謝懷栻,男,1919年8月15日生於湖北省棗陽縣。1942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法律系,1943年5月任重慶地方法院學習推事(見習法官),1944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以及複試均取得第一名的成績,被任命為重慶地方法院推事(法官)。1945年日寇投降,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奉命參與接收台灣省高等法院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為平反日本侵略者非法關押的大批抗日愛國志士,簽發了第一個宣告愛國志士無罪的判決,該判決書也是中國收復台灣後司法機關在台灣的第一份判決書。1947年出任上海地方法院推事,1948年任國立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1951年至1958年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教員。1957年因發表「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一文以及要求不要以領導人的講話作為辦案依據的談話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被錯誤地開除公職以及受到勞動教養處分,1966年至1979年被送到新疆勞動改造。1979年2月右派改正,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9年退休,2002年被評為法學所終身研究員、終身教授。 
  2003年五月間,謝懷栻先生駕鶴西歸。晚生不知道天高地厚,儘管與謝先生素昧平生,但仍斗膽厚顏,在中國法學網專門為學界悼念謝懷栻先生而開的網頁上,留下文理不通的對聯一副: 
  一代大師,民法初渡,幾番人世浮沉,問一點文字竟含幾許情誼? 
  兩朝巨匠,權利恆求,三五春夏秋冬,說幾句惋惜只為無數後人。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謝懷栻先生已經逝去快三年時間了。2005年8月,由謝懷栻先生的千金謝英編的《謝懷栻先生紀念文集》,亦由中國法製出版社隆重推出。不經意翻開這個紀念文集,我想起了謝懷栻。 
  一 師從梅仲協 
  1919年8月15日,謝懷栻先出生於湖北棗陽。1937年高中畢業後,謝懷栻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按照謝英的說法,抗戰爆發後,謝懷栻崇尚「從文報國」的思想,「他去問老師,文科中那個專業最有用,老師告訴他文科中法律專業最有學問。於是,第二年他從清華大學退學,考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選擇了法律專業。」 
  謝懷栻是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第十期學生,當時該校校長系蔣介石。進入中央政治學校第二年,謝懷栻才面臨著擇系的問題。 為讓學生對各個系有所瞭解,當時學校統一邀請各系系主任,對各系的情形,諸如改系的性質、培養目標、課程、對學生的要求等做介紹。謝懷栻回憶: 
  法律系系主任梅祖芳(仲協)先生向我們介紹法律系。他講話的全部內容,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只有一點,在60年後,我還記得。他說,法律系培養法官和法學家,這些都是中國建國復興所必需的。而要成法學家,在他看來,只會英文是不夠的,必須再學德文和日文。因此,法律系的課程較之其他各系的要繁重得多,因為法律系得學生要在三年內學好德文和日文。他說,不願學或者怕學德文和日文的人不要到法律系來,害怕課程繁重的人不要到法律系來。梅先生的這一番話和他的態度當時令大家感到奇怪。別的系主任希望去他的那個系的學生越多越好。這位系主任卻用這樣的話把許多原來想進法律系的學生拒之門外了。 
  謝懷栻的回憶大概不差。和謝懷栻同學的姚瑞光亦說,「(梅仲協)嚴正宣示,法律系很難念,必修德文和日文,他校法律系不必修的『立法技術研究』,我們也是必修,同學們聽了之後,都視法律系為畏途,」 最後,「在學校近二百名學生中,九人進了法律系。」 謝懷栻即是這九個人中的一個。 
  「那時的系主任就是該系的『首席』教授」 ,謝懷栻回憶說: 
  在以後的三年中,法律系的學生,每天學習德文和日文,直到畢業。梅先生作為系主任,親自教我們民法總則、民法債編、公司法、國際私法、羅馬法和德文法學名著選讀。後兩門課用德文教材。最後一門的教材就是德國民法典。我至今面對德文的德國民法典,還倍感親切,就是這個緣故。而《民法要義》的初稿則是當時教民法的講義。 
  據姚瑞光回憶,「我們同班同學九人,當年在重慶南溫泉、小溫泉、花灘溪、虎嘯口讀書、散步、遊玩時,相處甚歡。梅老師和我們九人,亦師亦子弟。」 梅仲協先生亦做五言古詩一首,「描述當年師生互動良好情景」 :「憶昔在南泉,晨夕相游眺;景林觀魚躍,涵村聽虎嘯;欲尋建文跡,每苦巉巖峭;歸來山色冥,買鮮共烹調;今子游遠方,花溪獨剩釣;同塵不蔚貞,此中得要妙。」 
  短短十餘字,師生之間,教學相長,其樂融融景象躍然紙上,頗值得今日之法科生羨之。 
  在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謝懷栻完成了法律教育。「1942年從大學畢業,進入社會。」 
  二 「台灣司法界的元老」 
  據方流芳先生記載,謝懷栻曾於1996年8月告訴其一段1942年前後發生的「從來沒有寫進個人履歷」的往事: 
  在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不久,謝老輾轉步行到延安,在那裡生活了一個月。一方面,他在延安感受到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他對那些「統一思想」的標語感到困惑,他難以理解人的思想如何能「統一」,於是悄然離去。在1942年,一個人冒著生命危險,悄悄從重慶走到延安,又悄悄從延安走到重慶,唯有理想主義者才會有此舉措。 
  歷史已經遙遠。謝懷栻此段「從來沒有寫進個人履歷」的往事,的確令閱史者感佩萬端。 
  1942年,謝懷栻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及格,「他以最優的成績通過了 
  司法考試,可稱得上是他那個時代中最出類拔萃者之一。」 1943年5月,謝懷栻到戰時陪都重慶的地方法院實習。 10月入中央政治學校 
  公務員訓練部司法官組學習,1944年2月結業,參加高等文官考試複試及格,分配到重慶地方法院任推事,「是當時最年輕的推事」, 「按照當時的規矩,討論案子時,由最年輕的推事先發表意見,越資深的越靠後發表意見,以免資深的先發表意見後會影響資淺的,使其不敢獨立發表意見,這樣的做法很能鍛煉年輕法官,使之很快成長。」 
  1945年8月15日——亦是謝懷栻26歲的生日—— 
  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日本投降後,台灣地區也擺脫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光復了。司法系統需要選派部分有實務經驗的司法人員,前往台灣地區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留下的法院。謝懷栻主動報了名,參加了台灣幹部訓練班的培訓,於1946年在重慶,隨同中華民國台灣高等法院第一任院長楊鵬一道,前往台灣地區接收台灣各級法院。 
  據李顯東言,謝懷栻曾這樣描述首次抵達台灣的景象:「他是乘船到台灣基隆的,當時船還沒進港口就遠遠聽到喊聲震天,謝老師那時不太懂閩南話,急於想知道擁擠在港內的歡迎群眾在喊什麼。最後他終於明白了!是台灣的老百姓在高呼『祖國萬歲』!」 
  作為中華民國台灣高等法院院長的代表,從日本殖民統治者手中接管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方法院。 
  在台灣光復前,台灣地區實行的是日本的法律。為了鎮壓台灣人民的抗日活動,維護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專門制定了特別刑法,按照這些法律,中國的抗日活動屬於「叛國行為」。在謝懷栻一行接收後,國民政府首先就釋放了這些愛國志士。其中有一些被判刑的,還要宣佈無罪。謝懷栻一行接收台灣地區法院後,就以中華民國台灣高等法院的名義,由謝懷栻簽發了第一份無罪判決書,「這也是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後的第一份判決書,意味著中國恢復了在台灣的司法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台灣的學者知道謝老的學識及這段經歷無不對他深表尊重,稱他是台灣司法界的元老。」 
  1946年11月,謝懷栻結束了在台灣地區的推事生涯,在家鄉閒住近半年時間。1947年6月,謝懷栻回到上海,擔任上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1948年8月起,謝懷栻先後擔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教授,一直到1949年11月。 
  舊邦新命之際,謝懷栻謝絕了親友的勸告,留在了大陸。據謝英說: 
  1949年,父親的很多同學、同事紛紛去了台灣、香港和美國,他們都勸我父親也離開大陸,有的人甚至在台灣、香港給父親找好了工作。當時我姑姑一家也去了台灣,姑姑為了讓父親隨後就去,走時帶走了奶奶。父親曾經有過和大家一起去台灣的想法,而且他有在台灣工作過的基礎,但最終還是留在了大陸。1988年奶奶在台灣去世,父親接到姑姑的來信後掩面而泣,說自己未能盡孝。 
  多年後謝英問謝懷栻,是否對於1949年留在大陸後悔,謝懷栻笑言:「現在咱們不是都很好嗎。一家人團聚了,你們都長大了,都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學,不是很好嗎。比起那些家破人亡或者孩子沒有機會上學的人,我很知足。」 
  三 初識新法學 
  1949年初,隨著此前一年中國共產黨轉入戰略反攻階段,而發動的淮海、平津、遼沈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兩黨內戰中,國民黨一方的敗局已定。「隨後的一切急轉直下。由於主要力量被摧毀,蔣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 對於國民黨來說,一切都要結束了;而對共產黨而言,意氣風發的時代剛剛開始。在法律領域,中國共產黨做出的決定之一,就是在尚未完全取得政權的時刻,大張旗鼓地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 1949年2月22日 ,共產黨方面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中國新法學研究院於1949年9月招生,11月開學。 謝懷栻作為「舊法人員」前往學習。和謝懷栻曾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共事的徐鶴皋回憶說,「1950年10月新法學研究院第一期結業後,謝老和另外幾位曾經在大學任教的學員都留院擔任輔導員,1951年接著辦第二期。」 並在1951年2月擔任新法學研究院輔導員。 
  1951年的時候,謝懷栻專門撰文《我怎樣擺脫舊法影響?》,談及自己在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學習改造的經驗: 
  我的學習方法是遵照領導上的號召,先就新的規定研究,就具體的問題去體會新法的精神,然後轉頭來站在新的方面去看舊的理論。在一次民法討論中,我們討論一件汽車案件,我就絕不去想那些「理論」(例如所有權、善意的保護等)只是想這個問題要如何決定才好。後來民法測驗,試判一件煤礦租賃案件,我也絕不去想那些「理論」(例如契約之解釋、契約之終止等)也只想對這個案件要如何決定才好。結果這兩次我都沒有犯大的錯誤。由此我體會到,在自己沒有力量對舊的一些理論為徹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談批判,最好不要去鑽那些理論,而只應該就具體的問題,站在新的立場,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體的解決。如果仍舊要去鑽那些「理論」,結果就會讓自己鑽了進去,爬不出來,仍舊陷在那裡面了。以前我總不放棄那些理論,以為那些理論不會變的,是因為自己離不了那些理論,恐怕離了它,沒法辦事。現在我丟開它,可以解決問題,並且可以解決得更好些。 
  1951年末,中國新法學研究院和司法部司法幹部輪訓班一道併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彭真擔任首任校長。謝懷栻成為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教員。徐鶴皋回憶說: 
  謝老在干校擔任教員的期間,是在哲學教研室工作,他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在編寫學習教材、翻譯外文法學資料,以及下班輔導、為學員解答問題等等教學工作上。我和謝老雖然不在同一教研室,但經常一起開會聽報告,遇到法律上或翻譯上不明白的地方,我總是向他請教。他精力充沛,思維敏銳,筆頭神速,工作效率之高是我們一般教學人員不能比擬的。 
  謝懷栻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時開始了俄語學習,而且學習進步很快。陳盛清先生舉此例,說明謝懷栻學習效率之高: 
  以學習俄語來說,我們起點相同,開始時在中央政法干校由孫亞明同志從字母發音教起,後來堅持學習的人越來越少,學習班『無疾而終』。我按部就班,憑借收音機收聽中蘇俄文夜校劉光傑先生播講俄文初級班一年、中級班一年,然後又參加中蘇俄文夜校舉辦的『俄語翻譯講座』學習。同時俄漢對照,自學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列寧傳略》。在此基礎上,開始應法律出版社之約,翻譯俄文版《資產階級國家刑法史》(譯了10萬字,因反右而中止)。而他卻早已通過自學掌握了俄語,翻譯了《蘇聯大百科全書》中有關法學理論的若干詞條,分別出版。記得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一些疑惑,請教於他,他對答得頭頭是道,解開了疙瘩,對比我來說,我學習態度古板,慢騰騰地走穩步,他則是聰明精進,速度很快,我遠愧不如。 
  從1951年12月到1958年3月,謝懷栻一直都是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教員。肅反運動開始後,謝懷栻亦受到了審查。1957年時,謝懷栻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的座談會上,發言說: 
  以我自己為例。在肅反中是先做出結論,然後逼著你去承認。這種作風極其惡劣。例如,硬要我承認對土改不滿,鬥了幾天,後來我只得承認,自動投案。「幫助」我的同志笑逐顏開,說這才合乎規律。又如硬要我承認在三反中動機不純,寫了檢討。又如硬要我承認是「C?C?」,我後來就承認了。有的黨員對我說:「你是聰明人,只要你的檢討符合我們的意圖,你就可以過關,否則還有麻煩。」這種作風太危險了。……我在此附帶聲明:我在肅反中寫的關於思想動機的檢討,很多都是逼出來的,是不真實的。 
  肅反以後作了很多善後工作,這表明黨的偉大。肅反結束很久,有些同志同我談了話。講話後還要加個「但是」:一是你的歷史本來複雜,因此自己也要負責;一是雖然搞錯了,但對你也是一次政治上的鍛煉。是否可對每個幹部都來這樣一次鍛煉呢?本來說清楚了就算了,帶上這個「但是」,反而使人不愉快了。 
  在肅反的過程中,大興交代歷史問題之風。像謝懷栻先生這樣,曾經在 
  國民黨政權下工作過的人,無疑成為運動的重點。還好,謝懷栻先生「只得承認」了有關事實,總算過了關。只是,在1957年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發動的反右運動中,謝懷栻能過關嗎? 
  四 「我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 
  1957年五六月間,時任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會長的吳德峰應中央之命,積極動員政法界的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北京市法學界先後於1957年5月27日、5月30日、5月31日、6月4日、6月6日、6月18日等連續舉行了十餘場北京法學界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譚惕吾、楊玉清、吳文翰、陳體強、陳建國、樓邦彥、吳傳頤、張映南、俞鍾駱、謝懷栻、陳盛清、吳家麟、楊鵬、盧蔚乾等政法界人士發言。無一例外的是,這些人士後來全部成為「右派」。 
  在北京法學界座談會6月4日第4次會議上,謝懷栻做了題為《立法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肅反運動的法律問題》的發言。 
  謝懷栻主要從建國以來的立法指導思想問題、政法幹部的教育問題、肅反中的法律問題等幾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對於建國以來的立法指導思想,謝懷栻基於立法遲緩的現狀尋找原因,歸因於「以政策代法律」、「領導同志對審判錯誤的原因沒有很好研究」、「『經驗爬行主義』傾向」三方面。對於政法幹部教育問題,謝懷栻強調了政法幹部教育的重要性,建議把各層次的政法幹部教育機構合併,「集中力量和師資辦好一個學校」;對於政法干校,謝懷栻認為「政法干校對於訓練在職幹部和培養師資兩個基本任務並沒很好地完成」,學校領導幹部驕傲自滿、干校訓練幹部只看數量不看質量、科學研究根本不受重視、學校宗派主義嚴重、不執行精簡節約的指示、司法部對學校只看表面,沒看到實質、缺乏一個給在職幹部看的刊物等等。對於肅反中的法律問題,謝懷栻指出,「就中央政法干校來說,是指: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而且是長時期的限制人身自由;違法搜索被侵害人的住宅、行李、物件,並且扣押,甚至於損毀這些物件;違法檢查別人信件、扣押、乃至損毀這些信件」,謝懷栻並認為,「政法部門如此,其他部門則更不消說了」,「建議人代會和政協檢查肅反工作時,以檢查法律問題為重點」。 
  不久後,中央政法幹部學校亦舉辦了座談會。謝懷栻又對政法教育的問題,做了《關於政法教育和科學研究中的問題》的發言。 謝懷栻主要指出教學工作中的問題、科學研究中的問題、肅反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傾向等。謝懷栻認為,在教學中主要有三大問題:培養教員方面,空喊培養,前緊後松,把「干中學」搞成空洞的事情;同時,把講課當成政治待遇;在教學中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在教材方面,我們東抄西抄等等。在科學研究中,謝懷栻以科學討論會的一再延期,說明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用主觀主義的方法來領導科研工作。在肅反工作中,謝懷栻以自身的遭際為例子,認為主觀主義太嚴重,上文已細言,茲不贅述。 
  謝懷栻自述,「畢業後不到十年,我就進入新社會。當時抱著激動興奮的心情,投身於改造和學習。但是舊的東西糾纏著我,我無法與時代一起前進,終於在1957年淪落為右派分子。」 而導致謝懷栻被劃為右派的,則正是上述這些言論。尤其是6月4日謝懷栻在北京市法學界座談會上的發言,第二天就在《人民日報》上以「本報特約新華社專稿」的形式發表: 
  謝懷木式反對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觀點 
  在4日下午的座談會上,中央政法幹部學校教員謝懷木式談到了開國以來的立法工作,他說,法律之所以不完備,關鍵在於思想觀點上有問題。過去流行一種以政策代法律的觀點,認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後來有了憲法,就滿足於憲法,用憲法代替一切法律。 
  謝懷栻說,有的人認為過去的時期我們的法律不完備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害處,認為沒有民法刑法不足為奇。他表示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錯誤觀點。 
  事實上,謝懷栻先生被劃為右派,也和其他因素有關。比如芮沐先生亦在同一篇報道中發表了關於立法問題的觀點,談到立法的速度「走得慢一些」,但是芮沐則在反右運動中安然無恙。1957年的6月11日,整風運動轉為反右鬥爭,謝懷栻即被劃為「右派分子」。奇怪的是,「在對他的批判中,『反對以政策代法律』成為重點,立法緩慢的問題倒不被重視了。」 
  在1957年9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徐平發表了《為什麼只要法律不要政策》文章,專門批判「反對以政策代法律」問題。 
  謝懷栻自述,「1958年,我受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處分,離開了工作崗位,去接受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這二十年中,我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裡度過了十六年。」 謝懷栻「被打為『極右分子』(北京法學界黑幫頭頭),他失去了工作,並在未經法庭審判的情況下,被發配至北京國有農場勞動改造,隨後被命令至新疆建設兵團。謝懷栻必須從事重體力勞動,甚至是在嚴冬下的水渠工地。但即便是在這段時間,他還借助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語錄》學習俄語。多年以後,當話題談到新疆時,他只說道:『一個美麗的地方,碩大的葡萄……』多餘的他便隻字未提。」 和謝懷栻有類似經歷的江平先生坦言,「說到底,當年批判的所謂『舊法觀點』就是『言必稱法律』,就是要『以法律代替政策』。把法律看作是統治的『工具』,還是統治的『聖經』,在當時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分水嶺!謝老就是『以言獲罪』,『以法獲罪』。」 
  在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前,謝懷栻被發配至北京市清河農場勞動教養。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謝懷栻都是在這裡度過的。謝懷栻曾告訴方流芳箇中情形:「我開始浮腫,從足踝上行,漸至大腿。有人說,水腫到腹部,就無藥可救了。」「人們感到恐懼,但是,並不知道『浮腫』與饑荒有什麼關係。此時,一個醫生『右派』私下告訴別人,在蘇聯實行糧食配給制度之後,也出現過大量『浮腫』病例;營養不良導致血液的蛋白含量降低,體液滲透到皮下,眼見之形為水腫。不久,這位醫生被人告發,遞解到嚴酷苦寒的東北鏡湖泊農場……我瘦小,消耗少,這也許是我能夠倖免的原因。」 何其的觸目驚心? 
  1962年6月勞動教養結束後,謝懷栻繼續在北京市團河農場勞動至1966年7月,才前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勞動。謝懷栻被勞改前後,妻子為了孩子們的未來,不得不與其劃清界限 
  離婚,其時,女兒謝英只不過是個3歲半的嬰兒。等1979年謝懷栻回來,得以和妻子復婚時,父女才在北京認識,女兒已經25歲。 
  面對此骨肉分離、身陷囹圄之慘烈景象,謝懷栻並未怨天尤人,他不愛說這些,「他多次對母親和我們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要向前看,等我們以後老的走不動了,再把那些事拿出來當故事講。」 只是謝懷栻終生未對此段經歷說什麼,至多只是零星地指出,「右派分子個人吃下的苦果只是個人的事,算不了什麼。國家因此而受到的災難可是太深重了」 ;或者說,「看著現在我國法學界人才輩出、著作如林的繁榮景象,我並不認為我個人荒廢了30年歲月算得了什麼。看著我熱愛的祖國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們這一代從舊社會進到新社會的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實現,我感到無比的高興。」 
  五 「這二十年裡,總算把自己的一點專長貢獻出來」 
  謝懷栻自述:「1979年底,我和全國右派一起,摘了帽子,得到改正。我被分配到我的專業工作崗位,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 大概是1979年初,謝懷栻即結束了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的勞動,2月到6月間其所有關係還是在中央政法幹部學校。當時探望謝懷栻的同事徐鶴皋「高興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謝老,經過二十年之久的磨難後,依然顯得精神矍鑠,思維之敏銳,不減當年,對於國家法制建設的前景仍充滿希望,願意在有生之年,繼續為法學所研究和教學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當時,徐鶴皋將謝懷栻的情況反映給法學所領導,並隨即帶了一些供研究參考的德日文法學資料請謝幫助翻譯。最後,謝懷栻「經過徐鶴皋同志力薦,調入法學所,重操舊業」 ,「從此,謝老有了能夠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場所,安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從事法學研究工作,長達二十多年之久。」 
  那麼,這二十多年謝懷栻都做了些什麼呢?謝懷栻低調自述:「我在這裡從事法學專業的研究工作,教了一些學生,寫了一些文章和書本,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為止。退休後這十年裡,我繼續研究,寫作,講課。 這二十年裡,總算把自己的一點專長貢獻出來,對養我育我的祖國作了一點點報效。」 
  謝懷栻的學術作品中,最為學界看好的無疑是《票據法概論》。這本書自1990年出版以來,至今重印十餘次。這本書還獲得過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度優秀科研成果獎。 龍衛球認為,「該書文字簡練,章法井然,重實證有思想,理論精深而不顯臃腫,實踐性強卻又不零碎,可謂肥瘦合宜,是這一領域罕見精品」 。 
  「謝老其他出色作品多為論文,散見於期刊之間。」 謝懷栻本人則認為,「在這20年期間,參加的集體編著、譯校作品,以及個人寫作的作品,大都是些應付任務和人云亦云的東西,真正說得上學術著作的極少」 ,對於這些作品,謝懷栻似乎並不看好,因此在謝懷栻自己選定,由中國法製出版社於2002年出版的《謝懷栻法學文選》中,謝懷栻坦言,「我檢點了一下,拿得出來的東西實在太少。現在勉強湊出一本『文選』來,只算為像我這樣的『舊』法學知識分子留下一點足跡而已。」 謝懷栻之謙和以及不濫言濫文的作風,的確令剽竊醜聞迭出的部分學者汗顏。 
  龍衛球認為,「《文選》收入的論文,與他平常發言的犀利不一樣,文風顯得平易,措辭也相當節制,屬於和順積中的一類,讀起來或許並不很吸引人。但是,他的研究絕對是實然有物的,講究實證,材料豐富,尚事、理、物,而不尚空談,也不隨意發揮。」 應該說,這本《謝懷栻法學文選》囊括了謝懷栻先生的主要論文,基本上能夠彰顯其學術功底和貢獻。 
  除了認真做好學問之外,謝懷栻「還應邀參加了國家的一些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例如一些法律草案的討論工作、一些司法問題和司法案件的討論工作。」 據梁慧星先生整理,「舉凡重要的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海商法、著作權、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正在起草中的合同法、擔保法、票據法、證券法等,無不聽取和採納了先生的重要意見。」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試圖客觀的評價謝懷栻先生,我想謝懷栻最大的貢獻,不光是給上個世紀末中國民法的恢復和重建奠定了基礎,更為重要的是,謝懷栻給中國民法學的進一步發展培養了部分人才。謝懷栻坦言,直接教出來的學生並不多,「我在法學所帶的研究生並不多,因為我另外在北京的幾個大學裡給研究生講課,還在一些單位辦的訓練班、研究班裡講課,所以見了我叫我老師的人很不少,好像我有好多學生似的。」 謝懷栻所言不假,在《謝懷栻先生紀念文集》中,受謝懷栻星星點點言傳身教成長的學者,的確為數不少。倘若這些學者能夠珍惜時光,認真做點真學問,認真帶幾個好學生,謝懷栻的夢想,即「希望中國民法典能成為21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 ,或許真的能夠實現呢。果若此,謝懷栻先生定會含笑九泉了。謝懷栻在晚年寫道,「畢業60年,回顧這一生,我給了國家一點點貢獻,國家給了我很大的回報。我感謝養我育我的祖國。」 嗚呼,知君者謂君心憂,不知君者謂君何愁!能夠終老社科院法學所終身教授席,畢竟謝懷栻晚境之福,蒼天有眼,亦未可知。   
  王名揚的紙筆人生(1)   
  王名揚,1916年生於湖南衡陽縣,當代著名行政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名揚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法學,1940年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1946年他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政府的公派留學生,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1953年他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1958年學成回國,被分配進北京政法學院。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北京外貿學院,教授法語。1969年王名揚被下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1983年王名揚重新回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英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等。 
  這是位於對外經貿大學教職工宿舍筒子樓中極不顯眼的兩間屋子:昏暗的燈光,簡單的傢俱,書架上堆積著的書籍和藥片,很古舊的一台台式愛華收音機……屋裡唯一可以顯示出現代化氣息的是牆角靜靜安放的一台電腦,這兩間陋室的主人就是我國行政法學的泰斗王名揚先生。 
  就如學習物理的沒有人不知道牛頓爵士一樣,中國行政法學界沒有人不知道王名揚的名字。他的一生就如一部編年史,既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命運的寫照,也是中國行政法命運多舛的真實反映。王名揚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一部行政法學史,也留下了一種精神,一種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下都不忘記奮鬥和追求的精神。這種學以致用、用盡自己平生所學報效祖國、造福社會的精神,正是中國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優秀品質的精髓所在。 
  年屆八十七歲高齡的王名揚先生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和他愛人住在這裡已經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間,在這兩間簡陋的屋子裡,王名揚用一部接著一部的行政法學著作,為我國行政法的法制建設和學術研究辛勤地耕耘著、默默地奉獻著,所有的辛酸坎坷、所有的榮辱得失統統被拋之腦後,憑著一份對法學的癡迷和對國家法制事業的期望,王老終於圓了一生的夢想。 
  一 風流才俊系出三湘 
  三湘大地素以民豐物阜、人傑地靈著稱。1916年王名揚出生於湖南衡陽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輩們都是勤勞樸實的農民,家境貧寒。王名揚是在族人的資助下才有了讀書的機會。那時他一邊放牛、打豬草起早貪黑幫助家裡幹農活,一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刻苦學習。初中畢業時他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湘南五中,即衡陽師範中學。師範畢業後王名揚當了一年的小學教員,旋即於1937年考入 
  武漢大學攻讀法學,從此開始了與法學結伴一生的風雨路程。 
  其時正值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肆踐踏中華國土,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風華正茂的王名揚和當時許許多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樣義憤填膺,穿上軍裝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成為晉南抗戰前線上宣傳抗日救亡的一名積極分子。1938年,王名揚離開晉南,隨武漢大學遷徙到大後方四川樂山。 
  1940年,大學畢業的王名揚考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從當時的行政法學權威、留美博士張匯文攻讀行政學和行政法學研究生,三年後獲得行政法學碩士學位並在武漢大學法律系任行政法學講師。 
  我國的行政法研究最早起源於上個世紀初,其結構體系基本借鑒於日本,間接受自於法、德兩國。1913年5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先後公佈了《行政訴訟條例》和《行政訴訟法》,規定了行政審判組織,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在這種背景下,王名揚於1946年考取了最後一批國民黨政府的公派留學生,但是由於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恢復期,因此他在國內滯留了兩年後才漂洋過海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攻讀博士。 
  二 留法十年蓄勢待發 
  法國號稱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國」,因為人們常常以法國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成立作為現代意義上行政法產生的標誌。按照「自然權利」、「三權分立」等法治和憲政基本原則在法國大革命後逐漸形成的行政法,此時已經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保留審判權階段、委託審判權階段和一般管轄權階段。行政法院的獨立在法國已經成為一般國民的共識,行政法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由於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原定的三年留學期限屆滿後法國政府又同意王名揚延長留學期限。 
  1953年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的一間教室裡,一位身材挺拔、目光有神的中國留學生,面對著他在巴黎大學的導師埃贊曼以及其他國際上久負盛名的行政法權威,以流利的法語宣讀博士論文《公務員的民事責任》並進行博士論文答辯。這位青年就是王名揚。他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巴黎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的飽學之士。可王名揚並未以此故步自封,一口氣又在法國東方語言學校學習了三年的俄語和日語。但他心底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要回去報效祖國。 
  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國舉行國際博覽會,這成為當時轟動整個歐洲的頭條新聞。王名揚主動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展團團長李涿之的法語翻譯,這段經歷也被王名揚自己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為榮的事情。此後為了進一步向外界宣傳新中國,王名揚擔任起以在法華僑為主要讀者群的《僑眾》責編,不遺餘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國真實的面孔。 
  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忘記這些海外赤子。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海外留學生發出了報效祖國的號召,1958年王名揚響應這一號召,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秘密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取得護照,帶著厚重的書籍隻身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 
  留法十年,改變了王名揚的整個人生走向,這十年既是他學術上騰飛的起點,也是他今後坎坷磨難的源頭。 
  三 身世沉浮歷盡磨難 
  新中國成立後到1956以前,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取得了一些成就:建國初期,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以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為依據,制定了一些規範行政組織的法律;1954年憲法規定了人民享有對國家機關的控告權和獲得賠償權,這是行政法創立的基礎;此後還根據憲法制定了部分行政組織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還加強了國家機關內部監督,各級監察部門紛紛設立,信訪制度誕生。此時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共和國的前景、我國行政法的前景感到歡欣鼓舞。 
  但此後二十多年的共和國之船卻在國內外的天災人禍中駛進了風雨交加的激流險灘,這個「船」上的每一個個人的命運也經歷了「身世浮沉雨打萍」的磨難。同時剛剛起步的行政法也被棄置塵埃,許多立志報國的飽學之士紛紛被送進「牛棚」。王名揚的經歷只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悲慘命運的縮影。 
  意氣風發的王名揚不遠萬里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迎接他的並不是一展宏圖的舞台,而是「洗腦」、轉行、流放等做夢也想不到的磨難。回國不久,王名揚就被組織分配在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洗腦」經歷。 
  「腦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於王名揚留法十年受萬惡的資本主義毒害太深」,組織對他的結論是「腦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此外「教改」後的課程表上基本上沒有法學課程,教法律的教師要麼靠邊站,要麼改行。1963年,王名揚被調到了北京外貿學院(今對外經貿大學),成為法語課上一名講課妙趣橫生的外語老師,同時還擔任班主任。 
  文革開始後,由於和法國友人通信,王名揚就被定性為「裡通外國」,這頂「大帽子」讓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辛苦苦寫就的書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揚自己被隔離審查,送入「牛棚」面壁思過。1969年,和其他老學者一道,王名揚被流放到河南固始縣和息縣的「五?七干校」,開始了十年的勞動改造生涯。 
  對於在農村長大的王名揚來說,種菜園、挖水渠不過是小菜一碟,但是作為一位知識分子不在書海泛舟卻在「牛棚」面壁思過,無論如何都是一段痛心疾首、不能忍受的經歷。「再忍一忍吧,國家不會讓一個博士總是擔大糞的。」妻子千里迢迢從東北趕過來看他,止不住淚如雨下。 
  四 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之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行政法制建設重新起步,行政訴訟制度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行政法學研究也邁上了正規。 
  此時年近古稀的王名揚先生,並沒有被艱難的生活磨平意志,對於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復興爆發出了極大的熱情。他參加了我國第一部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編寫工作,並承擔了「行政行為」章節的撰寫。當時對於行政機關的行為應該叫「行政活動」還是「行政作用」這一基本概念性問題,國內行政法學界各持己見。後來編寫人員在廈門開會時決定參照民事行為的概念,將此概念定義為「行政行為」。可是,有關這一章節究竟該怎麼寫又成為問題。王名揚先生當仁不讓地擔當起這一重任。王先生對我國行政法研究的復興起了奠基作用。 
  這部《行政法概要》出版後,中國政法大學熱情邀請王名揚先生回來任教。據應松年教授回憶,當時王名揚先生婉言謝絕了回去任教的請求。是呀,人生七十古來稀,近二十年的身世浮沉使得王名揚對前途感到茫然和灰心。後來,當聽到前來請王名揚「出山」的應松年教授問他「願不願意帶出新中國第一屆行政法研究生」時,王名揚幾乎不假思索地決定「重出江湖」,擔任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專業碩士生導師,教授行政法與外國行政法。 
  此時王名揚已經六十七歲了,可這對於他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他準備與時間賽跑,把失去的寶貴光陰重新奪回來……王名揚重新「出山」後的第一項學術成果就是應《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輯部之約,編寫了國際私法以及行政法詞條的內容。 
  1987年,王名揚先生的第一部行政法學專著《英國行政法》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填補了國內學界關於外國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國政法大學開始招收1949年後第一屆行政法專業的研究生,而當時尚無任何教材,王先生就用該書向研究生授課,將一種嶄新的行政法學體系以其精湛的技藝介紹入中國。王先生在該書中介紹的「行政法原則」後來被學術界廣泛引用。他在書中首次介紹到的「國內行政裁判所制度」,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所產生的直接影響為學界矚目。此外書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濟的獨立原則」、國外行政法關於「自然公正原則」、「賠償制度」等的介紹,對於我國行政法體系的構建和國家賠償法的立法工作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有評論認為,王名揚的《英國行政法》「在條分縷析中,字句間浸潤著作者對於法治的深切領悟與把握」———正是在其深厚的理論基礎之上,王先生才能駕輕就熟地介紹國外各項行政原則與行政制度,並能給予準確的分析。因此《英國行政法》一出版,不僅被國內學者稱譽為「精闢」,就連英國學者也對它頗為讚賞。 
  《英國行政法》出版兩年後,65萬字的《法國行政法》也擺在讀者的眼前。據王先生自己介紹,《法國行政法》的構思其實在法國留學時已經形成,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法國行政法》的寫作,結構不是大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對新資料的搜集。早年師從王名揚、當年正在法國留學的學生徐鶴林幫忙找了不少資料。王老指出,「我認為寫比較法著作必須全憑第一手資料,絕不能用第二手,我的三本書都是這樣做的。」應松年教授在接受筆者電話採訪時也談到在這部著作中,王名揚對行政行為理論的全面介紹在今天仍然是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基石;該書介紹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響了一代行政法學家;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這部書中對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紹,成為我國行政訴訟法的範本和國家賠償法立法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事實證明了,《法國行政法》的影響更是深遠,幾乎可以稱其為是行政法學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寶箱」。 
  據王老介紹,1995年出版的長達百萬字的《美國行政法》寫作比較艱苦。由於對美國行政法缺少直接的體會,所以王名揚希望能夠親自在美國鑽研。福特基金組織資助了這項研究。據說當時由於「單位制」時代訪學的名額是分配到單位的,美國行政法學的權威學者W?蓋爾霍恩教授深知,依照這種辦法王名揚能赴美的機會幾乎為零,於是他採取了一些特殊措施,最終促成了王名揚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研究外國行政法,對第一手資料的掌握直接關係著作的質量,為更全面地佔有一手材料、更好參透美國行政法,王名揚在項目期滿之後,通過友人的幫助又延長了留美學習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裡,我直接接觸了美國學者,與施特勞斯、伯爾曼、皮耶斯、施瓦茨等美國著名行政法專家共同探討了許多問題。在圖書資料上,我主要依靠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王名揚指出,「我做的工作,從形式上看,可以歸入比較法學。我覺得中國在建構自己的法學時,把握常識是比較重要的。這其實並不簡單,需要有心人去誠懇收集整理,我大概首先就是抱定這個目標而進行比較法的工作吧。」 
  《美國行政法》出版時,王老已經近八十高齡了。此時國內通過各種途徑對美國行政法已經有了初步的瞭解,要在這種基礎上再有所超越顯然困難重重。但是,王名揚在這部著作中仍以大量第一手資料的使用為基礎,結合自己兩年多的切身觀察和體驗,對美國的行政司法審查制度、法治原則、正當程序、獨立管制機構等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其中像目前國內越來越多的聽證制度就是依照美國正當程序的原則和理念建立起來的。 
  《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較行政法》,王名揚的這些學術著作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里程碑,這些著作無可爭議地奠定了王名揚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的泰斗地位。 
  中國行政法學事實上存在一個「王名揚時代」,可以說,沒有哪位中國行政法學者的著作,能夠達到如王名揚先生「外國行政法三部曲」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有評論認為,王名揚的這些著作內容翔實,論證嚴密,對英、法、美等國行政法的一系列原則、制度及其作用和歷史沿革做了精闢的闡釋,並對其利弊做了獨到的分析和評價。這批著作對我國研究、借鑒外國行政法制經驗,完善我國相關立法和規章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起到了積極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交談當中,王名揚先生頗為感慨地說道:「1985年,我作為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研究生的導師,苦於教學材料奇缺,曾經有一個個人的學術計劃,即打算在有限的時間裡,完成五部行政法學作品,即《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比較行政法》和《中國行政法》。但是,時光流逝,『五部作品』的藍圖看來難以實現。1987年出版《英國行政法》的時候,我71歲;兩年後,又出版《法國行政法》。等到1995年出版《美國行政法》,我已經是快80歲的人了。也許,另外兩本不能完成了。原計劃的第四本書《比較行政法》正在進行當中,書稿已有四章,但已深感力不從心了。」 
  「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王名揚作為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譽為中國行政法學的「普羅米修斯」再恰當不過。 
  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由於王老年事已高,聽覺很差,我們的採訪是通過和他用紙筆來交流的。 
  在王老師前不久回復筆者關於採訪的電子郵件時,曾認真地說:「請盡量避免口頭提問。因為我耳背,而且腦筋不靈,語無倫次,回答不出來,用筆頭提問和回答,比較方便。」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中,著作等身的王老先生能及時回復素昧平生的毛頭小伙子的電子郵件著實讓人感受到久違的感動,王老慈祥的回答也給人一種很安靜、很平和的感覺。 
  最讓筆者感動的是,王老在郵件中不厭其煩地糾正了他推薦的一篇參考文章———由中國政法大學的馬坡森博士撰寫的一篇採訪王老的文章中個別細微的錯誤。由此可以想像王老一以貫之的嚴謹學養:王先生對自己要求嚴格到了幾近苛刻的程度,他居於陋室而自甘清貧,著作等身而沉湎學術的高風亮節無不令學術界肅然動容。馬坡森在該文中指出,「不少人很難理解,一個將近九十歲的老人,何來那樣旺盛的精力進行學術研究和寫作?我覺得,這首先要歸功於王名揚先生對科研、對事業忘我的投入和獻身精神,強烈的責任感和飽滿的工作熱情。他對自己的要求極為嚴格,總覺得自己需要為國家、為社會、為他人、為後人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而自己已經做到的又實在太少太少,所以始終埋頭工作,樂此不疲,達到了癡迷的地步。」馬坡森一語道破天機,也許只有像王名揚老先生這樣被耽誤了太多時間的人,才會對來之不易的研究時間異常珍惜,才會對時間顯示出遠遠高於常人的敏感。 
  作為老師的王名揚,可謂愛生如子。作為中國政法大學一名學生的筆者,王老給予諄諄教導:「治學要多學多思。治學要有治學工具,這工具主要是外語和電腦。因為不上互聯網就不知道現在社會的發展情況,也看不到最新的資料。我過去做研究工作時,就經常去法國國家圖書館,看現在添了什麼新書;經常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他們的行政法書籍,這對我研究的問題很有幫助。」 
  王老師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進行任何的創作了,右手看上去瘦骨嶙峋,每寫一個字都有點哆嗦。王老告訴筆者,「現在身體很弱,身上一大堆老年病,從1997年一次不小心摔倒在地引發腦溢血搶救過來後開始,身體就一直沒有完全好過。」狹窄的屋子裡兩個書架上隨處可見的西藥顯示出王老對藥物無奈的依賴。王名揚老先生現在每天的時間基本上是這樣安排的:晚上十來點鐘睡覺,早上六點鐘起床後看報、上網瀏覽中外新聞,以此隨時瞭解最新的資訊。紙和筆不僅成為王名揚老先生相伴一生的工具,也成為晚年和外界溝通的橋樑。離開王老家的時候,天上正下著濛濛細雨,回頭望見那兩間屋子的窗戶在灰暗的天空下顯得毫不起眼。我明白,在那窗戶後面是一顆耀眼的學術之星。 
  (發表於2003年5月26日《法制日報》,略有改動)   
  「羅馬法的活字典」:周楠小記(1)   
  周楠,字叔廈,1908年生,江蘇溧陽市人。1928年中國公學大學部商科畢業,1931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政治外交碩士學位,1934年在該校獲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教於上海持志學院、湖南大學、暨南大學等,講授民商法和羅馬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安徽大學和上海法學研究所講學,1980年任安徽大學民法學教授、研究生導師,直至1990年退休,主要著作有《羅馬法原論》等。 
  他,安靜地走了,在2004年4月15日,一個陽光斜斜地打進窗框的午後。還有幾天,就是他九十七歲的生日。他走了,什麼也沒有留下,除了兩本厚厚的《羅馬法原論》———這兩本書被選為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週年的「商務印書館文庫」系列叢書,同時忝列此系列的還有梁啟超、蔡元培、費孝通等人的三十五部著作。 
  他是周楠,很多人不認識這個「楠」(楠字的異體字),很多人也不認識他。關於他,《南方週末》上曾經有篇《被遺忘了三十年的法律精英》有如下描述:「周楠,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 
  羅馬法活字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 
  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楠是叢書作者中當時在世的唯一一位。」 
  一 從歌歧中村到比利時 
  1908年5月,周楠在江蘇溧陽歌歧中村呱呱墜地。 
  周父為清末秀才,體弱多病,民國後在本鄉小學任教。周母略識字,敦厚樸實,勤儉持家,為鄉里所稱道。按照當時「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周父讓4子各專一業,周楠在家排行第三,從商。 
  周楠小學畢業後,遵從父命考入溧陽縣城裡的「乙科商業學校」。1922年從「乙商」畢業後考入無錫「公益工商中學」商科,———隻身來無錫那年,周楠剛好14歲。進「公益工商中學」初期,周楠學習基礎差,無錫籍的同學都瞧不起他。周楠不服氣,暗下決心刻苦學習,學習成績逐年提高,到畢業時名列全班第一。在三年級時,新來的老師蔡虎臣先生對周楠特別喜愛,常在班上表揚周楠聰慧、好學。 
  畢業那年,前途成了問題。就職無望,周楠產生了繼續上大學深造的想法。蔡虎臣先生知道後就為周楠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幫周楠找了個小學教員職位的同時,又為周楠補習英文和幾何,準備考大學。當時,因周楠大哥已畢業工作,家中經濟狀況也有所改善,周楠便有了升學的可能。 
  1926年周楠考入中國公學大學部商科。中國公學創辦於1906年,是清末留日學生孫中山先生等一批革命先驅的大力支持和贊助下創辦的,1927年學校改組領導班子,校董事會推舉胡適先生來校擔任校長。 
  周楠在中國公學大學部學的是銀行會計。入校初期,中國公學大學部實行學分制,讀滿學分即可畢業。 
  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周楠在參加政治活動的同時,擠出時間在 
  圖書館或宿舍裡學習,盡可能地讀取學分,以爭取早日畢業。在校期間,周楠選修了商法,學習了「時效制度」和「共同海損」規則。———這是周楠第一次接觸到羅馬法的內容,但當時周楠還不知道這是羅馬法中的兩個制度。 
  很快到了1928年7月,周楠已修完了畢業課程所需的學分,欣喜地認為可以提前拿到畢業證書。但舉行畢業典禮時,竟然沒有發給周楠畢業文憑。為此,周楠專門找校長胡適先生詢問原委。這次學生與校長的對話決定了周楠的一生。 
  「現在學校已改為學分與學年相結合的制度,除讀滿學分外,學生還需在校3~4年才可畢業。你的學分雖已讀滿,但住校年限不夠,所以不能發給畢業文憑。」胡適校長告訴周楠。 
  周楠申辯道:「入學時學校執行的是學分制,現在實行的新辦法按理只能對新入學的學生適用;況且,畢業應以學習成績為主,我的各種成績與應屆畢業生相比,毫不遜色,不准畢業,有失公允;加之我父親已去世,家庭經濟困難,懇請學校準許我提前畢業。」 
  胡校長聽完後便拿起電話和教務長林舒漠教授商談。不久林先生便帶了註冊科科長及成績冊來到校長辦公室。胡校長看到周楠兩年的成績多數是90分以上,少數是八十多分後,面露喜色關心地對周楠說:「我們這樣辦吧!學校留你在校內工作。這樣,你既可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又可利用時間再學一些你感興趣的課程。一年後等住滿了在校年限,再領取畢業文憑。」 
  周楠謝絕了胡適校長的好意說:「我已找到一個出國留學的機會,盼望能早日畢業後去國外深造。」胡校長聽了周楠的說明後,表示讚許,「那我就給你出個證明吧!在國外證明書的效力並不比文憑差。」周楠欣然接受。胡校長當即親筆為周楠寫了「已修滿本校畢業所需學分,各科成績均甚優良,推因未滿住校年限,不能發給畢業證書」的證明,並加蓋校章和私章後交給了周楠。這不是文憑而勝似文憑的珍貴證件,周楠至今仍珍藏著。 
  後經田恩霈、江文新等比利時 
  留學歸國教授介紹,周楠多方籌集資金,並求助胡適為留學保證人,歷經坎坷終於來到比利時學習 
  羅馬法。 
  二 羅馬法不是一天「學」成的 
  古羅馬諺語稱:羅馬城不是一天就建成的。對於周楠來說,羅馬法也不是一天就學成的。 
  1928年8月,周楠從上海搭乘法國郵輪的貨艙,經過三十多天海上的顛簸後,終於在法國馬賽登陸。然後,換乘火車到達目的地比利時的魯汶。 
  魯汶是個大學城,城市設施主要都是為大學服務的。到比利時的第一年,周楠先在中學住校學習法文。周楠出國前對家人的承諾是三年獲得碩士學位,這意味著語言是首當其衝的大問題。翌年,他進入魯汶大學繼續學商。魯汶大學是歐洲歷史悠久的著名大學之一。 
  在歐洲的第一年,隨著對西方法治狀況的瞭解,周楠萌發了「法治救國」的思想,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志回國後從事法學教育。 
  魯汶大學的法學學制為五年,周楠只有兩年時間,只能學四年即可攻得碩士學位的政治外交專業。因此,周楠在商科聽課兩周後就申請轉系並附上胡適校長的證明書。後經批准,周楠便轉入法學院政治外交專業學習。 
  經過兩年的刻苦努力,他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及論文答辯,於1931年7月獲得政治外交學碩士學位。因周楠的學習總成績為優等,經申請得到了庚子賠款設在魯汶大學的獎學金,解決了周楠的經濟問題,使他得以繼續深造,學習法律成為可能。 
  是年秋,周楠以碩士生的資格順利插入法學院三年級,開始系統地學習羅馬法。當時中國留學生在魯汶大學求學者頗多,攻讀法學博士、碩士的有後來國內的羅馬法專家路式導、陳朝壁、徐直民、徐鑄、宋玉生等。 
  三年級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憲法」和「羅馬法通論」等5門。「羅馬法通論」由比利時羅馬法權威第柏裡埃教授講授。 
  周楠對第柏裡埃教授記憶猶新,「第柏裡埃精通拉丁文,他對羅馬法的基本原理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地闡述,尤其對他所專長的『債編』做了精闢的分析和講解。」從那時起,羅馬法的浩瀚和精深就深深地吸引了周楠,至老而不衰。 
  魯汶大學法學院的博士考試須經初試和複試兩個階段,一般在學年的終了和新學年的開始分別舉行,以便於申請學位者利用暑假對複試作充分的準備,但也可以申請在學年終了時連續進行,這樣難度當然就很大了。為了測試自己的學習能力,周楠選擇了後者。 
  為了過好這最後一關,考出好成績,周楠隻身攜帶書籍和筆記本住到市郊的一個小旅館裡,完全與外界隔絕,潛心苦讀。整整一個月後回校應考,以最優等的成績通過初試。當院長宣佈時,全場鼓掌祝賀,尤其是中國同學,視他為祖國爭了光!周楠而後的複試成績為優等。周楠終於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代價是體重減輕了4公斤。 
  當時周楠還想繼續攻讀羅馬法博士學位。憑他在法學院三年的學習成績———4次考試,3次優等、l次最優等的驕人分數,繼續申請獲得獎學金的可能性很大。但由於當時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還沒有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再攻讀博士學位的先例,而獎學金的名額是很有限的。 
  為了避免擠占名額,周楠最後放棄繼續深造的打算。剛好,早已回國在上海持志學院教授羅馬法的路式導學長來信邀周楠回國任教,1934年11月,周楠便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三 戰亂中的布道者 
  從1935年開始,周楠開始了教書育人的布道生涯。當時,上海持志學院的法律系設日、夜兩班,周楠講授日班和經濟政策,其學長路式導兼職講授夜班。 
  當時中國已經有不少羅馬法的教材刊行,比較權威的有黃右昌、陳允、應時、黃俊、丘漢平等人的著作。但是這些教材,或失之過簡,或謬誤較多,或資料不全,因此周楠和路式導商量後,決定由周楠編寫羅馬法講義。 
  在回憶寫羅馬法講義的過程時,周老曾這樣說道:「我在路寓所一樓客廳裡擺了一張大寫字檯,座椅面前放了第柏裡埃教授的講義和我的筆記本,左手邊放了吉拉爾的著作,右手邊放了庫克的著作,其他學者的專著也依次按順序放在大桌面上。書中的有關章節夾以書籤,以便隨時查閱。遇到問題則比較各家觀點,取其所長。」當時,講義每寫完一章便交持志學院教務處,經審閱後特准鉛印,然後陸續發給學生供學習。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周楠一部三十萬字左右的羅馬法講義終於完成,但因抗日戰爭爆發未能出版。 
  周楠授課有個習慣,就是先印發講義,另撰寫提要,講授中遇到同學提問,均按條文回答,因為周楠有比較重的口音。 
  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趙志遠看了周楠撰寫的羅馬法講義和發表的關於羅馬法文章後,對周楠十分賞識,邀請其到他們學校任教,講授羅馬法等課程,周楠欣然應邀。但是後因抗日戰爭範圍擴大,中央大學決定西遷重慶,而周楠的弟弟這時又患傷寒病臥床在家,待弟弟病故辦完喪事後,周楠一人很難單獨赴渝,失去了隨中央大學一同內遷重慶的機會。 
  此時,周楠的朋友李壽雍(英國留學生)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分別緻電溧陽和上海兩處邀周楠去長沙,到湖南大學執教。 
  於是在1937年秋,周楠到達湖南長沙,在湖南大學政治系講授民法概要、在經濟系講授商法。1938年春,湖南大學遭受日本軍機襲擊。是年夏,湖大不得已由長沙西遷辰溪。辰溪是湘西的一個小縣,偏僻且交通不便,經濟文化都很落後,且仍受日本軍機追蹤轟炸,也很不安全,加之該校當時無法律系,周楠在此呆了兩年後就產生了換個環境的念頭。 
  正好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趙志遠又來函,要周楠履約回中央大學執教,同時雲南大學的宋玉生、廣西大學的徐鑄也向周發出邀請。這時,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也在籌建江蘇大學,籌辦者以為桑梓服務為由,邀周楠任教。當時重慶常常受日本軍機轟炸也不安全,周楠便於1938年9月中旬到達武夷山。 
  由於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借口在戰區前線辦大學不安全,不予批准。但顧祝同以搶救流亡青年學生作為理由,聘了教師,招來了學生,造成了辦校的既成事實。首批只招入兩百多名流亡學生。因學校初辦,當時只有大學一年級,老師的課都很少,每人只上一門。周楠講授的是民法概要,每週三課時,餘下的時間則看書。 
  武夷山是山區,無日本軍機光顧,師生們的學習、生活條件都較好,大家都希望學院能繼續辦下去。教師們商議決定:辦一個能證明學院實力的刊物。教務長范任指定周楠帶頭。周楠的論文題目是《羅馬法上幾個問題的研究》。在戰時,各學術刊物大多停刊,這一季刊的出版在教育界和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顯示了蘇皖政治學院較高的學術水平,抵制了教育部陳立夫等人戰區不准辦大學的言論,為學院的生存和發展注入了活力。 
  1942年春,日寇進犯浙東,武夷山已非安全之地,學院不得不準備內遷。周楠應邀去了福建長汀的廈門大學。長汀物質生活比較艱苦,學校圖書很少,書店更無專業書籍。周楠便電告徐鑄在桂林選購了一批法律圖書,托運來廈門,其中包括丘漢平先生所著《羅馬法》;陳朝壁先生所著《羅馬法原理》,解決了開課的問題。周楠作為系主任,在長汀講授羅馬法和民法總論。 
  同年丘漢平先生因公從上海赴重慶,途經長汀,周楠邀請丘先生為法律系學生做了一次演講。秋季,陳朝壁先生應聘來廈門大學任教。這樣,當時中國南方3位主要研究羅馬法的學者先後於廈大相會了。 
  抗戰勝利後,周楠又回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學和上海法政學院繼續講授羅馬法,同時擔任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恰好文學家錢鍾書先生也在該校任中文教授,兩人相交甚深。錢鍾書曾以「黿頭渚」(無錫一著名景點)為上聯徵集下聯,周楠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風景區),二人相對撫掌大笑。那時候的周楠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華,在法學領域縱情馳騁,非常自信樂觀。 
  四 流放大西北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 
  國民黨政權很快土崩瓦解。三次拒絕了國民黨的赴台邀請之後,周楠等一批法學家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上海解放那年,周楠就與同事結伴北上去新法學研究院學習了。 
  但周楠此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近三十年的經歷,似乎是一個謎。 
  周楠本人在《我與羅馬法》一文中,對此也是諱莫如深,近三十年的經歷只有簡單的幾句話:「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全國除保留少數政法院校外,法律系一律停辦。我離滬改行,歷經風雨。」這段時間關於周楠的資料匱乏程度出乎筆者的想像,只能盡可能根據手頭的資料復原周楠教授的那三十年: 
  1950年前後,周楠受到了一段短時間內的重視———在北京舉辦的「新法律研究」學習班上,他曾被任命為學習小組組長。 
  但好景不長,在那個時候的中國特殊環境裡,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衝擊,作為舊法統的一部分的羅馬法教學,在這個時期被取締了。周楠也從一個羅馬法的泰斗變成「舊法人員」,這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極有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20世紀50年代中期,由於「身份」問題,周楠受到排擠,被放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1958年,周楠帶領家人赴西寧工作。當時,青海師範學院對他承諾將建立法律系,但由於「左傾」思潮,不久後絕大多數高校的法學院停辦。就這樣,周楠被流放在師範學院的圖書館。在西北的那些艱苦日子裡,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著兩寸厚的浮土,氣候乾燥讓他們鼻血流淌。 
  禍不單行,「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周楠因把一些法文版的書籍放進了圖書館,被扣上了「宣傳資產階級言論」的帽子。紅衛兵來抄家時,周楠冒死把羅馬法的相關講義藏在麻袋裡,上面又堆起了破舊鞋帽,有學者說「沒有這些資料的保存,就沒有此後《羅馬法原論》的問世」。 
  經歷了一次次批鬥後,周楠被下放「五七干校」養馬。周楠的家人也深受牽連,他的子女雖然成績優秀,卻被禁止報考外地大學。1965年9月27日,周楠結髮之妻因為生活嚴重不適,病逝於西寧。 
  周楠忍受著這一切。當時在中國幾乎無人知道,一個法學大師在偏遠一隅空耗著人生本該開花結果的黃金階段,直到進入垂垂暮年。 
  20世紀70年代後期,周楠的好友錢鍾書被平反、其作品《圍城》開始引起人們關注時,已回上海賦閒的周楠仍因無單位收留而四處「巡遊講學」。 
  一個機會終於在周楠72歲高齡時姍姍來遲。1980年,安徽大學聘請周楠任教授,在法律系講授民法,他被公認為是安大法學院的奠基人之一。 
  五 「原論」羅馬法 
  1979年後,周楠相繼應邀在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安徽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講學,在全國率先恢復試講羅馬法,並鉛印提要,後經擴充整理為《羅馬法提要》一書。同時,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法學詞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的編輯工作,發表了《羅馬〈十二表法〉譯評》等文章。 
  1983年,司法部與安徽大學法律系合辦了羅馬法師資進修班,由周楠教授主講羅馬法。一顆 
  火星燃亮一片,當時參加進修班的中南政法學院、 
  吉林大學、西南政法學院等高校的十幾位教師,他們後來都成為各自大學的羅馬法專家。 
  在講授中,周楠和同學們一起,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羅馬法作了比較全面、系統、深入地探討,遇到疑難問題,就查對資料,共同商榷,予以解決。參加過該期羅馬法培訓班龍斯榮、張和光等老師後來都成為羅馬法教研的主力。曾師從周老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史際春說:「周老對我的最大影響,就是給了我『地球村』的眼光,使得『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已融入我的世界觀,化為我的任何一項、任何一次學問行為的精氣神。」 
  周楠知道時間對於他已經不多了,他拼盡老命,為這個並不曾厚待他的世間留下他的專長。他對工作的執著令人驚歎,在進修班講課時,他因病沒法行走,就讓學生抬他去上課。他的關愛滲透到每個學生的心裡,雖然生活拮据,卻從不收取學生的一分錢饋贈。周楠淡泊名利,在這段時間從沒擔任過任何社會職務。 
  在羅馬法培訓班結束時,同學們倡議將周楠講課的錄音和筆記分工整理出書,期能拋磚引玉。1987年,安徽大學將該稿報經審批,列入中國國家教委1988-1992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定名為《羅馬法原論》。該書作為周楠一生學術的結晶,於1994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2001年2月第3次印刷。 
  1994年,在北京召開的「羅馬法?中國法?中國民法的法典化」的國際研討會上,《羅馬法原論》被贈送給各國羅馬法專家進行交流,得到了專家們的好評。陳森編審撰寫《周著〈羅馬法原論〉評介》,朱學山教授撰寫《〈羅馬法原論〉給我們的啟迪》等文都對《羅馬法原論》給予肯定。 
  史際春在接受採訪時認為:「《羅馬法原論》已為商務印書館認可,毋庸贅言,我的基本評價是,該書是中國迄今最準確、最具原創性的一本羅馬法著作。」 
  周楠著 
  作退休後,周楠仍以八九十歲的高齡,撰寫了《〈十二表法〉中「私犯」規定的研究》等文;還參加了《民商法詞典》、《法學大辭典?羅馬法分科》、《英漢法律詞典》等的編纂工作。 
  六 羅馬法的復興與周的沉寂 
  德國學者迪奧多?蒙森曾說過,「只要法理學忽視國家與人民,歷史與語言又忽視法律,它們想要敲開羅馬的大門就屬於徒勞」。 
  就像瞭解古代東方文明繞不開兩河流域和古代中國一樣,瞭解古代西方也不可能繞開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明。而古羅馬的文明之所以能彪炳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之所以能被後世崇奉,博大精深的羅馬法無疑是其重要的原因,在羅馬法律傳統基礎上形成的大陸法系,差不多已經分佈全世界。 
  就中國法律而言,雖然發展數千年自成一統,但晚清以來也逐步地受到西方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的影響,清末法律編纂的過程無疑就是傳統的中國法律追隨大陸法系法律傳統的過程,羅馬法的影響自不待言。 
  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羅馬法在中國的傳承和啟蒙就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周楠的《羅馬法原論》以及其孜孜不倦的啟蒙工作也顯得彌足珍貴;也正是因為如此,周楠在學術上的得意與生活中的清貧才表現出了極大的反差。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長年就居住在上海南昌路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周楠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楠的全部值錢家當。後來周楠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然而對於生活條件的窘迫周楠卻從未放在心上,在他的《我與羅馬法》一文中,全面地介紹了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學術之路,但對自己經歷的苦難與不公以及生活境遇的困窘幾乎隻字未提。他的學生史際春說,「周老的最大特點,也是他們這代人的某種共同特點,就是基礎深、功底厚,學貫中西,但不浮躁、不張揚,甘願踏實做事,往往因為查實一個概念、一件事,可以查閱幾十本書,在書齋裡泡上幾天甚至幾個星期。」 
  1997年,時屆89歲的周楠開始參與《英美法詞典》的校訂。沒有報酬、不問署名,在此後的五年裡,周楠一直為詞典無償工作。「他的手已經顫抖,無法寫字,便讓第二任妻子黃友瑜把註解記錄下來。」當事者回憶說。 
  如今周老走了,在2004年4月15日,一個陽光斜斜地打進窗框的午後。按照周楠生前的囑托,他的遺體將捐獻給紅十字會,他的藏書將捐獻給安大等四所高校。還有幾天,就是他九十七歲的生日了。 
  (發表於2004年5月10日《法制日報》)   
  我師江平(1)   
  江平,1930年出生。1948年考入燕京大學,攻讀新聞專業;1951—1956年,赴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6年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1983年任該學院副院長,1988年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1988年訪問意大利期間,促成了與意大利國家科研委員會羅馬法傳播研究組的合作。參與多項重大立法活動,為《民法通則》四人專家小組成員之一;任《行政訴訟法》起草專家小組組長,《信託法》起草專家小組組長,《合同法》專家小組組長。目前正致力於《物權法》和《民法典》的專家起草工作。 
  他的生活、經歷以及對中國法學的貢獻,都是一個奇跡。 
  在27歲之前,他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一帆風順:懷著做一個自由奔放的記者的夢想,他於1948年18歲時考入了燕京大學新聞系,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團市委工作,後被選派蘇聯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與常人不同的是,他到蘇聯後沒有學習俄語而直接進入專業課的學習,並以優異成績提前一年回國。留學期間,他認識了後來成為前妻的女友,雙方感情甚篤。回國後執教於北京政法學院,號稱政法學院二才子之一。 
  在27歲之後,他度過了22年的坎坷歲月:在反右運動中,他在當年「引蛇出洞」的政治計劃下被打為右派,從此開始了漫漫無期的流放歲月;此後不久深愛的妻子被迫和他離婚,他妻離家破;在山西放羊期間,在一次與難友抬鋼絲過鐵軌時,由於過度勞頓沒聽見隆隆而過火車,被火車帶出了幾十米遠,在此他失去了一條腿。 
  如果他的人生軌跡就此打住,那麼人們除了歎息和惋惜之外,還是歎息和惋惜。可是,他已年近半百的時候,卻在「22年的順境」中真正開始了人生拚搏。 
  他就是江平。 
  197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江平暫時忘記了個人的不幸和磨難,以對社會和民眾的良知,忘我地投入到中國百廢待興的法治事業。他站到了當時中國法學前沿,認定法治的基礎價值主要體現於民法,於是開全國法律教育之先河,撰寫了《羅馬法》、《西方國家民商法概要》等教材,在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加強了和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的合作,並與之建立了中國政法大學的羅馬法研究中心。通過介紹西方國家民商法的基本價值和理念,對經歷了二十多年法律虛無的中國社會進行最基本的民法啟蒙。功夫不負有心人,江平在傳播民法的同時也擔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參與了《民法通則》等號稱為「中國權利宣言」的諸多民事立法。目前,江平正在負責起草我國的《物權法》和《民法典》。 
  江平對中國民法的貢獻不止於此。早在1980年,他就敏銳的意識到個人尊嚴和自治是民法生活核心所在,而現實生活中民法最大的對立面就是計劃經濟和政治國家。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將個人從國有企業中解脫出來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將國有企業從國家行政管理中解脫出來是可以辦到的,而且借此個人也就走向了經濟自由的第一步!於是江平和同事在《法學研究》上發表論文《國家與國營企業之間的關係應是所有者與佔有者之間的關係》,同意在肯定國家所有制前提下研究國家和企業之間關係,提出「國家所有制經濟就是一種所有者在上、生產者在下的『兩層樓式』的經濟。正是這種所有者和生產經營者的分離,需要相應財產權的分離,即需要國家和企業都具有對財產的權利。」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關係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改革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經多少暗合了江平的設計。作為中國法學的精神領路人,江平在此後二十多年中,陸續通過《論股權》、《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當代民商法》等論文和演講,積極參與或者領導了《公司法》、《合同法》等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 
  江平的這些成就為他個人贏得了學術界內部乃至跨學界的讚譽。 
  然而,江平在《七十自序》中仍然非常謙虛的坦言,「我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我沒有認真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有寫出什麼像樣的法學專著。」在今年8月我師江平在接受筆者採訪時,坦率地認為「作為一個法學家,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是必要的,但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應該著作等身,」他指出儘管1978年之後被推到了教學第一線,但當時畢竟二十多年沒有接觸法律,在法律人才奇缺的情況下很多人僅憑著原來最基本的東西就可以走上講台。同時作為他個人還要參加行政管理、社會活動,「外國法學名著沒有一本完全系統地讀下來,」江平絲毫不掩飾自己,這足可以作為我師江平教誨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的真實寫照了。他指出,「我們這一代作為法律教育者,應該作為梯子,通過自身的經歷能夠在法學教育戰線上培養出一批具有現代法律意識、具有民主法制觀的新一代法律工作者才是最大的貢獻。」我師江平高興的告訴筆者,目前已經看到其所在的中國政法大學以及其他兄弟院校在這方面已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江平贏得師生的更多讚譽是在90年代初離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位之後,多少年來印有他的名言「只向真理低頭」的文化衫成為許許多多法大人畢業離校的必選之物,他提出的「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也成為法大學子薪火相傳的精神支柱,多少年來給本科生的講座中唯有我師江平享有在大禮堂做講座的殊榮。1996年,我師江平在《終生不誨——四十年執教有感》中用這樣的言語表達了他對教師這一職業的偏愛,「四十年的執教,行將畫上句號,當然經歷了風風雨雨、磨磨難難,但對於我所選擇的道路,此生不誨!如果讓我來世重新選擇職業的話,我仍將以作一個大學教授為第一目標。」在採訪中,江平告訴筆者,作為一名大學教師,不僅要教會學生知識,還應教給他們方法,更應教給學生做人的道理。 
  「他以堅定而樂觀的信念,擔當了中國社會變革時代的一個智者,成為當代中國法學的精神引路人,」2000年12月我師江平迎來70華誕,執教於中國政法大學的愛徒龍衛球在《只向真理低頭——江平先生70華誕人生回顧》一文,毫不吝惜地如此評價江平。熟悉中國法學教育以及中國法制建設進程的讀者,應該清楚如此評價毫不為過。 
  (發表於2002年11月25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六版)   
  告白與申謝   
  這本薄書所收錄的篇什,是我近年來對中國法學先賢與前輩的學問和人生研究的一點心得。 
  我對於中國法政人物的關注,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2003年前後,藉著《人民日報?海外版》實習生的名義,我有幸採訪了法學界一批德高望重的學者,如張晉藩先生、江平先生、王名揚先生等。大約是那些採訪使我獲得了自信,後來我又妄想採訪目前還健在的民國法學大家,最終付諸實踐的比如芮沐先生、潘漢典先生等,我希望通過這些採訪盡可能挖掘他們的學問人生。後來我甚至還想做一點介於口述歷史和法制史之間的工作,我把它命名為「口述法史」。除此之外,我花費更多心力所做的研究,就是對民元以來中國法政人學術及其人生相關資料的搜集與整理。 
  在搜集和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我一直想盡可能弄清楚,這些法學家到底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以及在他們所處的時代,這些言論和行為又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此外,還一直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即「什麼是他們的貢獻」。我想這些問題的價值在於,能夠讓我們逐步地回到歷史現場,復原被以訛傳訛的歷史,也盡可能使模糊的歷史變得具體。同時,通過對於法學先賢學術及其志業的瞭解,讓當下孜孜以求中國憲政法治事業的法律人,多少有點歷史的歸屬感,多少從歷史中獲得點安慰,多少從歷史中吸收點經驗,多少從歷史中汲取點教訓。 
  還有一點,就我的感受而言,在目前中國法史研究中,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著述已經很多,但從人物史的角度去觀察法史的似乎還很少。而我們的法史教育,更多是一種面目猙獰的教科書體系,動輒「出法入禮」、「民刑合一」之類讓人找不著北的宏篇高論。就我個人的研究而言,還有一點希望就是讓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體一點,更加有趣一點。 
  此外,我還得就「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這個書名做點說明。這麼大而全的一個題目,裡面卻只選了十位法律人,可能會讓人覺得有點「大題小作」,和我追求「具體法史」的理想也不無衝突。的確,百年中國法律人的學問人生應該有更加厚重的文字來記載,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讓他們的歷史回歸真實。因此,我在此申明,並非本書沒有提及的法政人就不值得去研究,我依然在搜集諸多法政界知識分子的史料,諸如王造時、羅隆基、史良、張志讓等等,他們也都是中國法史上一段珍貴的記憶。 
  感謝曹志先生的引薦和中國法製出版社羅潔琪編輯的辛勞付出,承蒙她為拙稿潤色斧正,最終得以出版面世。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先生慷慨題寫書名,吉林大學教授鄧正來先生、著名戰地記者唐師曾分別賜序,龍衛球、楊玉聖、程春明、王俊秀、余世存、陳寶成等師友撰寫了精彩的評語,儘管這些評語由於版面限制無法全部刊出,但我依然感激不盡。 
  現供職於新華社山西分社的「搭檔」江宏景、中國政法大學新聞中心的艾群提供了部分圖片,徐艷軍協助掃瞄了部分圖片,一併志忱。幾乎一輩子生活在大溝寨村的父母家人含辛茹苦,望子成龍,而我一事無成,依然為還助學貸款而苦苦奮鬥,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心中只有無盡的感激和歉疚。才女李雲舒相伴兩年多,這些文字大多是在她的督促下寫成的。這本書算作對他們的報答吧。 
  陳夏紅 
  2006年7月3日於昌平舒雲居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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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全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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