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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與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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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問題與概念的重構序言

    近年來,社會中間階層成了國內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這種關注有三個方面的必然性。其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迅速導致了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作為一個重要利益群體的中間階層正在中國逐漸興起;其二,從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社會中間階層對於民主政治和社會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國內的許多學者也據此判斷,中間階層的狀況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也將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三,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政治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向經濟建設,淡化「階級」概念而重視「階層」概念,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種現實語境。不過,已有的關於中國社會中間階層的眾多研究,大多是一種社會學的觀察和分析,鮮有從政治學角度所做的研究。其實,從政治學的方法分析社會中間階層,具有社會學的分析所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一點正是我向出版社和讀者推薦該書的主要理由。    
    本書作者張偉博士,是一位剛從北京大學完成學業的年輕學者。青年人的最可貴品質,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勇於開拓,敢於創新。從本書的選題,到研究工具的使用和最終結論的形成,無不體現這一可貴的品質。作者選擇用政治學或政治社會學的方法,考察正在興起的中國社會中間階層,這本身就是一件有著相當開創性的工作。作者在本書中對一些已有的定論,如對中間階層是「社會政治穩定器」的主流觀點提出的質疑,就更具有挑戰性。張偉博士所做的這些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未必能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而它之所以仍然值得高度稱道,就是因為他的研究基於深入細緻的調查和觀察之上。全書的分析,主要立足於深度訪談等實證資料的基礎之上。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本實證性研究的著作,實證性是本書的又一特色。    
    國內政治學界開始日益重視社會中間層的研究,我充分相信,本書的出版必將對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研究起到其積極的作用。    
    俞可平    
    2005年5月9日晚於京城北郊衝突與變數——中國社會中間階層政治分析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的政治命題

    中間階層現象中國民眾對中間階層的認識一度是貧乏和抽像的。中國古代社會基本上屬於中間部分缺失的社會結構,惟一稱得上中間階層的或許是所謂的「士」階層,即古代的知識分子階層。真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出現在近代,與西方相比要晚近一些。他們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萌發而產生,並在20世紀上半期逐漸形成一支新生的社會力量。為著與馬克思相同的階級分析目的,即尋找革命的依靠、敵人和同盟,毛澤東在其經典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論及了中間階層,它包括「中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傳統中間階層在其後的幾十年間銷聲匿跡。中國的階級階層結構如此簡單,正式文本中只有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和作為同盟軍的農民階級,其他所有「異質」社會層次都被歷次政治運動滌蕩得乾乾淨淨,至少不再承認他們的合法存在,只把他們作為「殘餘」、「專政對像」,扁平狀的社會結構根本沒有為中間階層留下空間。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中間階層已經成為一個抽像的概念,或歷次政治運動中一個似有似無的批判對象。對中間階層的認識,與其說來自社會體驗,不如說是來自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教科書上千篇一律的描述。只有政治地位定性充滿爭議的知識分子階層身上還殘留著些微中間階層的痕跡——而正是這種痕跡成為知識分子命運坎坷的原因,他們的社會地位一度淪落到「臭老九」的悲慘地步。幾經周折,知識分子得到政治上的重新接納,政治上定性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者工人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但其傳統中間階層的社會結構地位已經蕩然無存。    
    中國的社會轉型開始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如果把1949年前稱之為慢速發展階段,1949年至1978年稱之為快速發展階段,那麼1978年至今則可以稱之為轉型加速階段。鄭杭生主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發展報告》,第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二十餘年的時間,中國一直處於風起雲湧的社會轉型時代。這種社會轉型幾乎跨越了所有領域,從社會結構、經濟財富、政治制度、心理意識、文化道德等各個方面衝擊著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人的內心最深處。有學者將這種社會轉型概括為四個方面:從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等。陸學藝、李培林主編:《中國社會發展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社會轉型中最本質的變化應該是階層分化(stratification),這種影響深遠的宏大社會場景變化僅僅用一堆數字資料來描繪是遠遠不夠的。社會不知不覺被分化成了不同的人群:一些新的社會力量正在形成、壯大,相反,一些傳統的群體卻在萎縮。原來地位優越的城鎮產業工人發現自己正在喪失值得誇耀的資本;一些曾被人不屑一顧的「投機倒把分子」在腰包鼓起來之後腰桿也「壯」了許多;越來越多的農民洗去腿上的泥巴來到「城裡」,「農民工問題」成為城市管理者新的困擾;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確認,但遭遇到了「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種種尷尬、不滿,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末的風波之後他們在經濟大潮中重新找回了自尊和自信……原來融洽、平和的人際關係,好像一夜之間變得隔閡,不同的人群逐漸被一種無形、但難以逾越的障礙所分割。比鄰而居、和和氣氣幾十年的老相識,有人突然搬到了高尚住宅區,那裡住的都是有錢人,在小區門口都能感受到保安異樣的目光,和自己心中的膽怯……人們在重新審視自己的社會位置,並觀察著別人的社會位置,交往中下意識地尋找著那些和自己差不多「檔次」的人群。各種人群逐漸有了一些層次標識並被整個社會熱烈地談論著,其中夾雜著艷羨、憤懣、鄙視、同情等各種複雜甚至難以名狀的情感變化。以往這些階層標記只是記載在教科書上,或者在文藝作品中描述西方世界時才出現,可現在卻清晰地洋溢在整個現實社會中,規束了每個人的交往空間和距離。轉型中的社會,必然充滿著文化、政治與經濟等綜合層面的失衡與衝突,不再能用簡單的意識形態化的「人民內部矛盾」來概括和化解;同時,在這種失衡與衝突之中也孕育著社會的向前發展。    
    中間階層出現並被社會意識僅僅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而中間階層現象被整個社會所關注、追捧並引發學者的討論更是近三、五年的事。與中間階層相關的一些稱呼在人們的生活中不斷湧現,如中產階級、中產者、中間群體、白領、小資、波波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時尚雜誌,越來越多地聲稱定位在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被社會許多人所艷羨和模仿;通過個人努力,加入中間階層,成了青年人的奮鬥目標……    
    學者們自然不會放過這種新現象,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對中間階層做了許多探討,並提出了許多熱切的期望:經濟學者期望中間階層能拉動疲軟的消費市場,文學批評者期望中間階層成為社會文化主流,社會學者期望中間階層能帶來社會穩定……不管中間階層的構成是哪些人,這個階層的數量規模有多大,其發展來源和趨勢是什麼,越來越多的目光和期望都已經開始傾注到中間階層身上,這至少說明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類型確切出現了。


第一部分:導論二政治與社會(1)

    如果說民眾和媒體都是憑零星體驗和想像來談論中間階層,那麼我們期望不同領域的學者們能從各自的視角理性、深刻地為我們描繪出當前中間階層的真實畫像,並且在嚴謹論證的基礎上對中間階層的未來走向、影響等做出分析。階層分析是社會學的傳統領域,許多學者已經做出了相當的努力,並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基於一個政治學理論研究者的敏感,為中間階層提出相應的政治命題並做出深刻分析也不可或缺。如果對這中間階層現象視而不見,在理解中國政治穩定和變革的社會背景時就可能會產生偏差甚至背離。    
    社會與政治兩個領域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就認識到了人與生俱來的政治性,所謂「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動物」。政治與社會的這種密不可分的關係,可以用「社會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會性」來集中表述。以政治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為研究對象,是政治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基本目標是分析社會結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如傳統政治學一樣提出一個政治行動綱領。參見《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關於政治社會學的解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72~574頁。20世紀50年代末,政治社會學在學術組織、學術規範上實現了制度化,其作為一門獨特的分支學科地位得到了確認。李普塞特所著《政治人》堪稱政治社會學的里程碑,它強調了政治社會學領域的一些至關重要的發展,在解答階級結構的基礎上解釋了政治行為的問題,把許多政治衝突的研究建立在社會集團衝突的分析基礎上。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其實,階層與階級分化問題歷來是政治社會學的一個主要內容,其中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政治特性需要社會結構作為背景,政治因素經常需要從社會基礎中去找尋。政治學者在討論政治現象時,不可能繞開階層分化這個社會結構基礎。社會結構變遷或轉型是多層面的,並彼此存在聯繫,一個變遷層面往往可以映照出另外一個變遷層面的影子。階層作為宏觀意義上的社會群體,它是政治分析的主體之一,從階層結構的變遷中可以考察政治變遷的基礎和方向。新興階層的出現,往往是政治變遷的徵兆和象徵。    
    與政治學研究視角相關,有一系列的中間階層問題擺在我們面前迫切需要回答,例如:    
    1中間階層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的來源和形成的社會機制?    
    2中間階層在當前的界定標準和數量?    
    3中間階層的未來發展趨勢?    
    4中間階層如何認識自身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以及如何看待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其他階層或群體?    
    5中間階層是否存在階層意識或者某種相互認同的「類」意識?    
    6中間階層是否有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7中間階層如何認識當前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    
    8中間階層傾向於哪些政治理念和價值觀?    
    9中間階層對政治事務和事務的認知如何,通過什麼途徑?    
    十中間階層與政治領域間的互動關係?    
    中間階層在社會責任、個人利益和行動能力之間如何選擇?    
    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程度?    
    中間階層的社會交往和組織程度?    
    「中間階層」的崛起在當前是表面現象,還是一種真實的力量?    
    中間階層在當前的社會轉型中到底會扮演什麼角色?    
    ……    
    落腳於建設性的分析和對策,我們對中間階層的關注可以歸結為政治學研究的兩個重要命題: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    
    對於政治穩定的涵義有各種理解和不同的視角。比如,有學者認為,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政治穩定性」具有不同的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其一指政治領導核心的穩定性;其二指關鍵政策的穩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穩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3期。亨廷頓認為,政治穩定包含有兩個基本要素:秩序性和繼承性。秩序性意味著沒有暴力,沒有政治統治的瓦解;繼承性則指未發生政治體系根本要素的改變。〔美〕薩謬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J普拉諾認為,穩定是指系統的組成部分保持或恢復到固定關係的一種狀態,穩定往往被看做是沒有根本的或破壞性的變化,或者是把變化限定在特定的範圍內。因而政治穩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很少發生變化;或者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保持的憲政形式和過程;或者指在一個國家的政治過程中相對地說沒有暴亂和內部騷亂。〔美〕傑克·普拉諾:《政治學分析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169頁。


第一部分:導論二政治與社會(2)

    我們這裡的政治穩定指的是政治體系保持一定的執政體制彈性和抗衝擊能力,能夠避免根本的破壞,使政治體繫在整體意義上得以延續。我們的分析不是從政治體系的自身著手來分析政治穩定,而是從社會體系與政治體系之間的互動關係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具體而言就是中間階層與政治體系間的互動關係。要實現政治穩定,就要政治體系適應社會體系的變化和訴求,社會體系提供政治體系穩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威性支持,有效、合理參與政治體系的運行,從而形成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一種良性互動運轉機制。這種良性關係要強調,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而不僅僅是政治體系控制社會體系的單向關係。如果執政體系單純運用公共權力對社會進行控制,將社會生活約束在一定特定的政治秩序範圍之內,即使保證了政權體系和社會體系各自的連續性和有序性,也不是一種可靠的、可持續的互動穩定和整體穩定。    
    學者們對於政治發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間的歧義頗大。派伊把不同學者對政治發展的內涵的理解歸納為十個方面,即:1政治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政治前提,是適應並促成經濟發展的政治條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過程。2政治發展是工業社會典型政治形態的生成過程。工業生活使政治形態出現許多相同之處,因而不管是否實行民主政治,所有工業社會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為模式和施政標準,這套標準就是政治發展的狀態。3政治發展是政治現代化,而這種政治現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現代政治形式為參照標準的。4政治發展是民族國家的運轉和建設過程,政治發展首先是一種國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義政治形式。5政治發展主要是國家行政與法律方面的發展,即現代行政組織、行政秩序與法制的發展。6政治發展是政治動員與政治參與的過程。政治參與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動員則是自上而下的,但兩者只要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達到政治發展的目的。7政治發展即是建設民主政治。8政治發展是一種穩定而有序的政治變遷,是一個社會能夠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過程,引導社會變革的方向。9政治發展是政治系統的能力的提高過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動員和權力行使能力的提高。十政治發展是多元社會變遷中的一個側面。轉引自王元:《西方政治發展理論述評》,載《西方學術思潮論叢(第一輯)》,學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頁。    
    亨廷頓和多明格斯認為政治發展可以從四種不同的角度加以使用:1地理上的,即關於發展中國家中任何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可冠之以對政治發展的研究。2派生的,即政治發展被認為是更為廣闊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後果。3目的論的,即政治發展的定義是朝向一個或更多目標或代表政治體系的狀態的運動,包括民主、穩定、合法性、參與、動員、制度化、平等、能力、變異、個性、滲透、分配、結合、合理化、官僚主義化、安全、福利、正義、自由,等等。4功能的,即政治發展被看做是朝著現代工業社會所特有的政治上的一種運動,政治發展不是現代化的政治結果,而是一個有效發揮功能的現代社會的政治必需。〔美〕格林斯坦、波爾斯比主編:《政治學手冊精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51~153頁。    
    陳鴻瑜認為,政治發展的概念可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其結構漸趨分化,組織漸趨制度化,人民的動員參與支持漸趨增強,社會漸趨平等,政治系統的執行能力也隨之加強,並能渡過轉變期的危機,使政治系統之發展過程構成一種連續現象。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0頁。    
    本研究所指的政治發展與派伊所列舉的第八種理解、亨廷頓所舉出的第三種理解、陳鴻瑜的定義相似,把政治發展看做一種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秩序穩定的政治體系變遷與轉型過程,並強調執政體制的基本理性、主動性和目的性。    
    對於政治發展的界定,也可以做廣義和狹義區分。「政治」可以看做是一種以利益為基礎的、人們借助於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係。參見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政治學中的政治發展,就是這種社會關係的變革和調整。就廣義而言,政治發展包括當前的政治形態向更高級政治形態革命性的整體轉變;就狹義而言,專指現代化過程中現有政治體系為了適應新的需要所做出的各種政治改革和變遷。政治學的政治發展研究更多地側重於研究狹義的政治發展,本研究也著意於此。    
    如同理解政治穩定一樣,我們同樣從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的關係來理解政治發展。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對等並列的關係,社會體系是政治體系的基礎,政治體系是社會體系的上層建築。因此,政治發展就是一個政治體系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包括被動的、主動的,或者兩者的某種結合)從而對社會體系需求變化不斷進行回應的過程。    
    中間階層的興起作為社會體系所發生的新的變化,必然帶來對政治體系新的訴求。因此,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是中間階層研究的重要命題。而且,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這兩個核心命題本身是相互聯繫的。政治發展的目標之一是實現政治穩定,政治穩定的實現需要持續而有效的政治發展。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連續設問:1中間階層與政治發展、政治穩定是否有直接聯繫?2如果沒有,為什麼?3如果有,是怎樣的一種相互聯繫?    
    如果中間階層與政治穩定、政治發展確實可以建立起聯繫,那麼我們分別使社會體系與政治體系互為主、客體,我們就可以從三個層面上進行探討:    
    1中間階層的興起對政治發展、政治穩定的影響如何。也就是說,中間階層對當前的政治發展、政治穩定是一支積極力量,還是一支消極力量,或者是無關緊要的力量?    
    2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對中間階層的發育影響如何。也就是說,當前的社會與政治體制對中間階層的發育是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    
    3政治體制需要做出那些積極的調整,以應對中間階層的興起,實現兩者的良好互動?


第一部分:導論三對中間階層問題探索的得與失(1)

    對於中間階層的探索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早在古希臘時期,城邦政治文明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亞里士多德著眼於如何化解這種危機,系統論述了中間階層和政權形式、政治穩定的關係,並斷定中間階層是具有「中庸」和政治理性特點的政治緩衝階層,在城邦政治中可以平衡富人階層和平民階層之間的矛盾衝突。有關論述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真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興起於西歐資本主義萌芽之後。在歐洲封建社會,相對於貴族、僧侶等特權階層,以及處於完全被壓迫地位的底層階級,資產階級是納稅的第三等級,其實就是當時的中間階層。他們在積攢了一定的力量之後,同當時的特權政治秩序相抗衡,推動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並由中間階層地位上升為新的特權階層地位,成為新的社會結構中的保守或穩定力量。斯塔夫裡阿諾斯對其時中間階層的歷史作用做出過客觀的評價。〔美〕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第十二章「政治革命」,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隨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危機激化,工人階級革命風起雲湧。為了分析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敵人和不穩定的力量,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劃分格局主要看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大力量的直接對抗,但並未完全忽略中間階層。當然,這種對中間階層的分析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只佔邊緣地位。    
    但階層分化的趨勢超乎馬克思的想像。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判斷,作為傳統中間階層的「資產階級下層」「經不起較大資本家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降落到了工人階級的隊伍中來」,無產階級得到了補充。同時,以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為主的「新中間階層」卻異乎尋常地發展起來,他們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裡」,並「完全失去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而是越來越壯大,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政治力量。相關引述,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隨著以專業技術和管理職能為特徵的「新」中間階層的興起,晚年的馬克思開始對中間階層有了更多篇幅和專門的論述,並對中間階層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間階層寄托了在無產階級社會革命中發揮作用的熱情。    
    中間階層的這種發展趨勢延續到二十世紀,引起了現代西方學者越來越多的重視和研究。當代西方社會分層理論,包括中間階層理論,一般都是以馬克思的階級論和韋伯的分層理論為起點。其中,新馬克思主義中間階層理論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繼承,而新韋伯主義中間階層理論則沿襲了韋伯的階層分析思路。新馬克思主義通常認為中間階層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並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力量相互對抗的格局。而新韋伯主義即便不否認階級的存在,也不再把是否擁有生產資料作為社會分層的惟一標準,甚至不再把經濟因素作為社會分層的首要標準。他們認為社會可以根據各種標準進行層次劃分,職業結構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分化來源;並認為中間階層是一支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資本與勞工兩大階級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調和的。參見白楊:《社會分層理論與中國城市的類中間階層》,載《東方論壇》,2002年第3期。西方新中間階層的發育、壯大,鼓舞了整個西方社會,認為西方已經進入了中間階層社會或多元階層社會,階級對抗的社會結構不復存在。這種樂觀的氣氛使得新韋伯主義的中間階層理論取得此研究領域的主流地位。    
    學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傳統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除了傳統的階層理論分析,學者們對階層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更加充滿興趣,如李普塞特、米爾斯、鄧肯-布勞、弗洛伊德·亨特、達爾、多姆霍夫等,並有學者對美國的階級結構研究做了詳盡的總結,如吉爾伯特等。在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學家還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新」中間階層的著作,反映了當時存在於美國社會現實中一些新的現象。如大衛·裡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獨的人群》(1950)、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的《白領階級》(1951)和威廉·瓦特(William HWhite)的《組織人》(1956)。這表明在美國的社會結構階梯中已經形成一個中間階層,並成為美國戰後市民社會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愛立克·戈德曼(Eric FGoldman)曾列舉了8部最佳反映戰後美國社會與文化存在的著作,上述三部全部列於其中。其中,美國學者米爾斯對中間階層的專門學術研究引人注目,成為後來研究者的經典文獻。隨著戰後比較政治學的興起和民主化浪潮,學者們對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階層研究產生了興趣,將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轉型、政治民主化、政治穩定等問題的同中間階層的發展聯繫起來,如東亞地區的韓國、中國台灣地區等,東南亞的新加坡、菲律賓等,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以及俄羅斯和前東歐國家。    
    由於意識形態的慣性和對社會分層的忌諱,國內對中間階層的研究主要還是從經濟與文化層面上來探討,比如中間階層的出現和增長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影響、拉動經濟,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徵等。然而不必諱言,當前國內對中間階層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討論的內容有限。當前,國內對中間階層的研究總體上可以歸結為下面幾點:1介紹與中間階層相關的西方理論和概念,在理論上延續馬克思主義與韋伯主義的傳統爭論,探討中間階層的屬性問題,進而提出當前中國是否存在中間階層;2討論中間階層的界定標準,有些學者進而根據指標體系分析或預測中間階層的群體類型與數量;3零星介紹國外中間階層的有關經驗。


第一部分:導論三對中間階層問題探索的得與失(2)

    這樣,國內學者缺乏從政治學的角度去探討中間階層。特別是缺乏探討社會分層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從前瞻性和聯繫性角度來深入探討中間階層現象和當前的政治改革中間的聯繫,深入研究中間階層的發展對未來中國的各種可能影響。國內系統討論階層分化問題的大多是社會學的學者,但大都沒有將中間階層直接與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主題聯繫在一起。政治學者從政治社會學研究視角來研究中間階層現象,是當前中間階層研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當前,社會分化與社會衝突不斷湧現,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明顯滯後。學者們從多種層面上探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問題,但結論並不明朗。如人大選舉改革、憲政國家、司法改革、黨內民主、草根民主、行政體制改革、政治協商制度等各種探討層面。李普塞特直言不諱地講到:政治社會學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分析促進民主的社會條件。〔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在這種情況下,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探求中間階層對於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的影響,無疑都可以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增加一種新的思路。    
    其次,中間階層研究並不深入。中間階層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觀的結構層次上。對於中間階層的界定、起源、人數、經濟地位、社會資源佔有水平等方面的討論是必須的,但這種討論僅僅是宏觀指標的分析,並不能回答中間階層在政治社會學意義上的政治傾向、作用等重要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利用深度訪談等經驗研究方法,簡單的宏觀數字羅列並不能提供太多的幫助。    
    媒體對中間階層的關注甚至要大於學者的關注。媒體在捕捉社會熱點上具有特別的靈敏性,他們需要社會熱點以吸引眼球,但媒體的缺陷在於難以如學者般嚴謹、深入地探討社會問題。所以,媒體對中間階層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消費時尚、文化流行的渲染方面,誘導著人們對一種抽像的生活方式的嚮往。一些打著中間階層名義的專著,只不過是一些泛泛材料的拼湊。    
    甚至一些學者也常常迎合大眾流行口味,在媒體上發表一些關於中間階層的泛泛言論。即使是學者對西方中間階層的理論探討,也多流於泛泛而論的介紹,沒有詳細而深入地介紹其背景和實際影響。關於國內中間階層的論述,也多是在理論基礎上構建理論。雖然開始出現中間階層的實證研究,但所利用的數據大多仍然是二手的,花費精力和財力去做一手資料的積累工作的,仍然嫌少。    
    當然,這種對中間階層研究與認識的不深入,是受到客觀條件限制的。中間階層在中國的發育被打斷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隨著個人財富的積累、新型職業的培育開始緩慢發展,中間階層對於中國的學者仍然是一個剛剛湧現的事物。無論個人體驗,還是文獻參考,中間階層研究都缺乏連續時空的積累,而傳統上對中間階層教條化的描述對理解當前中間階層的借鑒意義並不大。而且,意識形態化的傳統階級理論約束了對社會分層的討論,它對中國階級劃分有不容置疑的權威表述,如「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社會主義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等。引述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序言部分。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階級結構是明晰而簡單的,給中間階層的探討留下很小的理論空間。    
    再次,國內中間階層研究還存在著明顯的偏頗,主要表現在對當代西方理論不加辨析地引進和崇拜。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在經過長期停滯之後,對來自西方的理論、文獻充滿新鮮感,因而在過去二十幾年中做了大量必需的、富有價值的引進工作。但是,在引進中也往往會犯兩個很致命的錯誤:一個是以偏概全,一個是忽略本土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難以把握的人類社會,社會科學領域從來都充滿了爭議,甚至針鋒相對。每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觀察角度和和對具體材料的掌握,現實社會的時空背景也是多種多樣、不斷發展演化。即使當代西方對於中間階層的見解是多姿多彩的,但從來沒有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或定論。所以,要借鑒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對整個研究領域有完整的把握,才能鑒別具體理論成果的價值所在,並以本土研究檢驗現有理論、創新本土理論。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基本概念的辨析

    與中間階層相聯繫,出現了具體指向類似,但名稱各異的許多或新或舊的名詞,往往令人無以適從。比如中產階級、中間階級、中產階層、中間階層、中間群體、中等收入者群體、新富裕群體、新小康群體、白領、小資、BOBO、IF等,都在當前國內學者論述、媒體炒作或正式官方文本中出現過。對這些名稱的辨析不僅僅在於字面,還關係到在當前和諧社會構建大環境中對一些基本思路、基本判斷的認識。    
    一「階級」、「階層」與「群體」    
    分歧最多的,是以「階級」來稱呼中間階層,還是以「階層」、「群體」來稱呼它。階級和階層都是社會結構分析中的核心詞彙,群體也是社會科學中的關鍵術語,它們的含義呈現多個因素交織的複雜局面,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辨析它們,其中主要是階級與階層之間這兩個概念間的關係。    
    「構建和諧社會」總體趨勢下的理念變化    
    我們所熟悉的階級概念主要來自傳統的階級鬥爭理論。在此之前,最先用階級的觀點來研究社會歷史的是18、19世紀的法國和英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們對階級做出了經濟的分析。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批判地吸收了以往的階級分析方法,建立了階級分析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分析政治現象的基本工具。但階級不僅僅是社會在結構層面上的概念,它的理論核心是階級鬥爭。傳統理論認為,每種社會狀態下都存在兩個根本對立的階級,整個人類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做一部階級鬥爭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社會歷史上最後的兩大對立階級,前者的歷史使命是消滅後者,並剷除私有制這一階級社會的主要根源,無產階級最終也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    
    這樣,如果把中間階層看做一個「階級」,就必須將它容納到整個階級鬥爭理論框架之中。實際上,傳統的階級理論確實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中間階層。根據馬克思當初的判斷,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那麼,作為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要麼選擇資產階級的立場,要麼站到無產階級的一邊。馬克思曾多處論述到了中產階級在這種立場選擇中的分化與兩面性,如:「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中等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就不免要隨著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愈益緊密地靠攏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了」。參見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9頁。馬克思預言,除了兩大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頁。    
    然而事實上,中間階層如今已經成為許多發達國家的主流社會結構,而在中國,各種跡象表明中間階層正在迅速壯大。馬克思晚年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只不過沒有來得及系統修正原有的理論。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我們在理念上已經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如毛澤東所說,各種社會矛盾大多屬於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也是如此,即使「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402頁。在改革開放之後,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黨斷然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重新獲得了正確的認識。1979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明確回答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他說:「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歷史決議的形式肯定了這一論斷,黨的十二大確認了這個提法,並且將它載入了黨綱。後來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報告,在講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時,再次重申了這個正確的論斷。    
    歷史發展到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成為黨的重大決策,將有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佈局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可以說,構建和諧社會與十六大提出的小康社會建設相互包含、相輔相成,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中間階層作為和諧社會構建中所出現的一種新生社會力量,如果將之冠以「階級」的名稱,即使是出於一種傳統的話語習慣,仍然會帶來難以拭去的階級鬥爭色彩。    
    這種意識轉變已經體現在黨的文件中,如在十六大報告中,除了「工人階級」之外,沒有為任何其他具體的社會組成冠以「某某階級」的名稱,包括農民,對於那些新出現的社會組成更是如此。相反,對於各種新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們,一致使用了「階層」的名稱,表述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中共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中間階層是具有某種共性的多種社會群體的組合,有些來自傳統社會結構的分化,有的則屬於新生的社會力量。它的出現絕不意味著在階級鬥爭環境中的一個新生階級,而應該是多元化建設者中的一個具體構成。將構建和諧社會作為一個價值目標,已經形成廣泛共識。因此,繼續使用「階級」來命名新生的中間階層,在話語氛圍上已經不符合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事實上,無論是西方主流的社會分層理論,還是當前國內主流的社會分層理論,大都是「階層」意義上的討論,而非傳統「階級」意義上的討論。


第一部分:導論中、西文互譯的辨析

    在西文裡,一般都使用英文的「class」、法文的「classe」、德文的「klasse」和拉丁語的「classis」或「classicus」等表示「階級」或階層。古羅馬曾將國民分成六類,每一個類別就是一個classicus。然而在通常的西方文獻中,這些詞彙同時對應著中文裡的「階級」與「階層」這兩個概念。比如,英文「class」既可以翻譯為「階級」,也可以翻譯為「階層」。至於其真正的涵義,是屬於傳統階級鬥爭理論,還是指非階級鬥爭理論的階層概念,則要看學者本人的理論傾向和上下文背景。在翻譯中如何選擇,也主要看譯者的個人偏好。在中文中,階級和階層在涵義上具有本質的差異,前者通常指階級鬥爭理論中的「階級」,而後者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淡,主要呈中性。因此,中、西文在表達方式上的差異造成了很大的混淆。    
    可以與中文裡的「階層」直接對應的是英文裡的「stratum」,其複數形式為「strata」,動詞意義上的社會「分層」為「stratification」。這些詞最初是在地質學的意義上使用,指地質構造分析中的不同層面和層次離析。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也像地層構造那樣分成若幹部分和層次,可以與地質分層上的涵義相比照。因而。許多社會結構分析的學者借地質學上的這個概念來分析社會結構,直接使用「stratum」、「stratification」代替「class」、「classification」來表達階層和社會分層。從字面上來看,「class」相對於「stratum」的等級意味更濃厚一些。    
    實際上,即使回到傳統的階級理論,中間階層也很難被稱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因為它人數較少,構成複雜,處於社會主要矛盾階級之外,階層意識和行動都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後來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有學者直接將中間階層歸為工人階級的特殊階層,稱之為「新工人階級」。Fidler:The British business elite: its attitude to class, status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81, p261.    
    西方學者在討論社會分層問題時除了使用「stratum」之外,雖然許多人仍然使用「class」這個名詞,但以「階級」內涵為主題的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其他大部分學者對階級鬥爭並不感興趣。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描述中間階層的有關社會現象,而不是找出社會發展方向或規律,也就不必為這一社會力量的階級歸屬費心。參見周奇:《關於「中間階級」概念的理論問題》,載《歐洲》,1994年第4期。因此,將英文中的「class」直接翻譯為階級,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恰當。    
    另外有一種理解,將階層看做階級的進一步剖析,同一階級的不同階層具有共同的階級屬性。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中關於「階層」詞條的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頁。比如,地主因為土地數量可以分為大、中和小地主;農民階級則因為受剝削的程度被分為上中農、下中農、貧農和雇農;資產階級有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分;工人階級也分為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等。可以說,這種理解仍然屬於傳統階級理論,因為階層概念相對於階級概念是從屬性的。但我們很難說中間階層屬於哪一個更高範疇的階級。與其囿於傳統階級理論的束縛,不如轉變思路,階層同樣可以作為社會結構劃分的直接歸宿。    
    總之,把中間階層看做一個階層還是一個階級,其理論起點存在根本的分歧。前者已經和傳統的階級鬥爭理論僅僅聯繫在一起,而後者則不同,僅僅是指在某種維度上存在同質性的社會共同體,並沒有隱含其他理論預設。在當前的和諧社會構建中,如果仍然使用階級這個名稱,無論是有意識地延續傳統觀念,還是出於無意識的傳統話語習慣,相對於「階層」的名稱,都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部分:導論「階層」與「群體」

    社會群體(social group)泛指通過一定的社會關係結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的集體。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關於「社會群體」詞條的解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頁。例如以血緣關係結合起來的集體是氏族、家庭,以地緣關係結合起來的集體是鄰里,以業緣關係結合起來的則是職業群體等。    
    因此,相對於階層和階級而言,「群體」的概念要寬泛、鬆散、隨意得多,它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規模和範圍較狹窄。如果把階層和階級看做社會結構中的「層」或「帶」,那麼社會群體則可以看做社會結構中的許多「點」,社會可以看做由一個個單位(unit)或細胞(cell)所構成的系統,而且點與點之間交叉重疊。從這個意義上,階層是由許多具體的群體所構成的。    
    更重要的是,階層概念強調了社會分化,不僅承認社會成員之間的各種客觀差異,而且還承認社會成員的這些綜合差異導致了他們社會地位的高下之分。而群體本身則不包含社會分化的意義,僅僅體現了社會差異。    
    在當前,和諧社會構建是我們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同時,構建和諧社會也是一個現實的歷史過程,兩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種動態的協調。任何社會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差異和矛盾,而當前的許多社會問題都與社會分化相聯繫,社會分層是不容迴避的客觀現實。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夠建立不斷解決矛盾和化解衝突的機制。因此,不但不能武斷地將中間階層看做一個階級,也不能簡單地將它看做一個社會群體。處在社會分化和和諧社會構建的雙重背景中,將中間階層看做一個新生階層比較恰當。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與「中產」

    如上所述,對於新生的中間階層,「階級」的稱呼不如「階層」更符合本意和時代背景。同時,我們還面臨著另外一個選擇:是中「間」階層還是中「產」階層?    
    在英文中,無論「中間」還是「中產」,它們都來源於同一個英文詞彙「middle」。從字面本身來看,「middle」只有「中間」的意思,並沒有包括「產」的涵義。那麼,為什麼我們在傳統上更多地使用「中產」而不是「中間」呢?這涉及社會結構劃分的基本標準問題。    
    「中產」這種用法和傳統階級理論中的階級劃分標準是一脈相承的。傳統階級理論的前提是,社會組織的首要功能在於滿足人類的需要——衣、食、住、行,生產系統是核心,其他社會要素是圍繞生產系統形成的,分配不過是生產的附屬功能。將階級定義為「在生產機制中擔任相同角色的人們的集團」,是從「生產第一性」這一假設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對階級進行劃分的惟一標準是人們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即對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以及由此決定的他們在生產方式中所起的作用,獲取社會財富的方式、數量等。這樣,資本家是工業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稱為「資產階級」;工人是所有被僱用者(包括農業工人),稱為「無產階級」;而地主是土地資產所有者,稱為「地主階級」。    
    但是,這種階級劃分標準卻在定義中間階層時發生了困難。中間階層主要包含兩部分:小資產者和專業技術與管理職業群體。「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這個「新的小資產階級」,指的是小工業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擁有少量土地的農民等。而逐漸壯大的新興中間階層主體是專業人群,如律師、醫生、企業管理人員、政府職員等。如果說前者仍然可以從生產資料的佔有上來界定,與傳統階級理論相契合,那麼後者就不能單純根據生產資料的佔有來界定了。因為雖然他們擁有明顯高於產業工人的收入、財富、社會地位、文化素質等,但他們和工人階級一樣,幾乎沒有通常意義上的「生產資料」,同屬於資產階級的被僱傭者。這樣,這些新興社會群體應該歸為「無產」階級,而不是「中產」階級。    
    要從理論上解決中間階層的社會結構地位問題,只有放棄傳統的生產資料一元標準。韋伯認同馬克思重視經濟基礎的傳統,但他是從經濟的商品關係而不是生產關係來進行階層(或階級)分析的。他認為,階層(或階級)是由具有共同生活命運的人組成的,而生活命運又是由他們處理商品的技藝以獲取收入的能力決定的。因此,財產而非生產資料才是一個階級的特徵。而且,財產並非階級的惟一標準,它是和個人聲望、影響力(或權力)一起構成階層(或階級)共同體的多元標準。這是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的基本淵源,並在研究者中成為主流,被稱為新韋伯主義。西方主流的社會分層理論繼承了階層劃分的多元標準的思路,但並非機械地接受韋伯劃分階層的經濟、權力與聲望三個界定標準,而是在韋伯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並特別強調了職業分層標準。準確地說,韋伯為西方學者提供了對馬克思一元標準的反思,以及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內選擇分層維度的新思路,如財富、聲望、影響力、職業、教育素質、生活方式等標準中的一個,或若干個標準所形成的綜合體系。    
    因此,在中間階層的界定上,從來都沒有使用過純粹的生產資料一元標準。中間階級或階層可以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與其他傳統社會組成(如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地主階級等、貴族階級等)不同的社會構成,其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整體社會結構中的「相對中間性」地位——當然,具體如何界定這種相對中間性需要另當別論,但絕非簡單生產資料意義上的「中產」特徵。    
    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層理論繼承了傳統階級理論的內核。同時,它們在面對傳統階級理論解釋中間階層乏力的現實面前,對一元化的生產資料標準做出了調整,從而在中間階層的界定上比傳統理論更加靈活、精緻。如美國學者賴特的「矛盾階級地位」理論,在剝削與階級的關係問題上,他仍然堅持認為財產的不平等是剝削存在及階級劃分的基礎。同時,他賦予財產更加寬泛和新穎的內涵,認為不平等分配的財產不僅指生產資料財產,它還包括勞動力財產、組織財產和技能財產。擁有生產資料財產的是資本家、小僱主和自雇小業主,擁有勞動力財產的是工人階級,而另外兩種財產的擁有者則是從事管理和技術職業的中間階層。這些中間階層受到擁有生產資料財產的資本家的剝削,同時依靠所擁有的管理財產和技術財產剝削他人。這樣,中間階層處於剝削與被剝削的雙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臘學者、「新小資產階級」論者普蘭查斯持認為: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從而把大部分從事非生產性勞動並領取薪金的中間階層劃歸「新小資產階級」,以區別於傳統工人階級,也有別於傳統小資產階級。而且,認為人們的階級地位不應僅根據經濟地位來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也是決定階級地位的重要因素,從而繞開了生產資料界定標準。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工人階級除了要直接生產有形的產品,還要生產無形的「生產條件」,即為生產提供技術、管理和服務等。這樣,工人階級不僅包括傳統藍領工人,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稱之為「新工人階級」。    
    由於新馬克思主義對傳統階級理論中的生產資料界定標準的泛化,其結論與新韋伯主義往往異曲同工。但我們很自然地提出這樣的疑問:這還是嚴謹的傳統階級理論嗎?與其不遺餘力地修正、篡改原有的界定標準,為何不直接開拓新的思路來思考中間階層基本概念?    
    實際上,新韋伯主義的中間階層多元界定方式一直是西方社會分層理論的主流,也是當前國內分析中間階層的主要理論起點。如此以來,既然中間階層這個社會力量的界定標準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資料一元論,甚至不再是經濟一元論,就沒有必要仍然沿襲帶有一元論色彩濃厚的「中產」的稱呼。「中間」這個名稱在涵義上更加具有彈性和包容性,這也更加符合「middle class」中「middle」的原意。    
    而且,在當前大力推進和諧社會構建的歷史階段,要使「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參見胡錦濤:《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版。在這種大背景下,如果仍然使用「中產」階層的稱呼,無疑強調了生產資料在社會分層中的突出作用,使在生產資料佔有程度上存在差異的社會各階層間的矛盾得以凸顯,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第一部分:導論對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1)

    除了中間階層、中產階層、中間階級、中產階級這四種用法的混淆之外,還有其他一些指向類似的概念需要澄清。    
    1中等收入者、較富裕群體、後小康一代等    
    「中等收入者」這個概念來自「十六大」報告,「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參見中共十六大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頁。之後,許多媒體在使用中將「中等收入者」群體等同於中間階層。「中等收入者」強調了經濟收入水平,這是界定中間階層的重要指標,甚至是最重要、最基礎性的指標。而且,相對於中間階級、中產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用法,「中等收入者」淡化了階級鬥爭色彩,而且也不再強調階層劃分的生產資料標準,成為一個指向明確、判斷簡單的界定方式。    
    我們也要看到,「中等收入者」只包含一個階層劃分指標,而且這個指標明確限定為經濟收入(甚至沒有包括財產),並不能涵蓋當前社會科學分析中對中間階層的共識,與人們在日常中對中間階層的理解也不完全相符。所以,「中等收入者」的提法體現了對減少收入差距、緩解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宏觀指導原則;同時,「中等收入者」並不能與社會科學分析中的中間階層概念等同,輿論、媒體宣傳中的用法畢竟和學術研究不同。    
    另外,還出現了一些與「中等收入者」類似的概念,如「較富裕群體」等,也不能替代規範研究意義上的中間階層概念。而相應於「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有的人用「新小康一代」來指代生活水平已經超越通常小康層次的社會群體,這個說法同樣不能等同於中間階層。    
    2白領階層    
    「白領」是相對於「藍領」而言的,是一種從所從事的具體職業來界定社會分層的方式。「藍領」指代傳統的產業工人,而「白領」主要指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米爾斯直接用白領的概念來分析美國的中間階層,並對其20世紀50年代白領所包含的職業進行了詳細描述,包括政府管理人員、大公司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知識分子、市場銷售人員、文秘人員等。參見〔美〕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隨著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緻,新興行業不斷湧現,白領的職業構成也越來越豐富。    
    白領是個內涵相對豐富的概念,除了職業種類之外,還包含了共識性的其他社會特徵,無論在學術上還是日常用語中使用頻率都很高。比如,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有研究者對白領提出了「三高」標準:較高學歷、較高收入和較高職位,認為他們是指那些正從事著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熱門職業、具有高學歷、有著較高收入的青年群體。郗傑英:《解讀新白領》,載《中國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另一項社會調查將白領界定為在「三高」(高學歷、高收入及較高職位)標準中符合其中二項條件、年齡介於20~39歲、從事管理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楊雄:《上海「白領」青年職業生活調查》,載《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然而,按照通常的理解,白領屬於中間階層的新生力量,相對於傳統的小資產者和小農場主等「老」中間階層,可以被稱為「新」中間階層。所以,即使傳統中間階層在總體趨勢上不斷衰落,白領群體不斷壯大,白領也只是中間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不能與完整意義的中間階層相等同。而且,在輿論的理解中,通常把白領局限於企業領域中的新興職業群體。    
    3BOBO(波波),小資,IF等    
    一些時尚媒體、包括網絡媒體經常炒作一些與生活格調、消費方式、甚至做派打扮相關的概念,有些人有意無意地將其對像等同於中間階層。    
    比如BOBO(波波),來源於兩個詞彙的組合,即Bourgeois(布爾喬亞),主要意指中產階級;和Bohemia(波希米亞),意指生活方式隨意,甚至不羈的文化群體。有人對BOBO做出這樣的描述:「BOBO族的精神精髓在於追逐財富,並以財富換取個人生活的最大自由。BOBO族一般擁有高學歷、高收入,是現代新經濟社會的精英。他們認為錢是掙不完的,足夠生活享受就行了。他們花錢、享樂隨意而自信、從容、有個性,追逐名牌,在乎名牌的質感,喜好出遊、健身、美容、斗牌、陶藝等各種時尚。」總之,BOBO就是「有錢有閒享受生活」的人。「小資」與BOBO類似,但被認為是BOBO的初級形式,因為BOBO比小資「有更好的收入,花起錢來更隨意、自信」。    
    後來,又有人宣稱「BOBO走了,IF來了」。IF(International Freeman)意為國際自由人,指那些「經常乘坐飛機在世界範圍內出差、居住和旅遊度假」的一群人。據稱,要想成為IF,「除英語、誠信等基本技能和素質外,還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專業特長,以及積極上進的精神。」這樣,IF比起BOBO、小資來,好像少了些矯情,多了些敬業。    
    無論對於這些時尚概念如何挖空心思進行描述,它們都主要注重一些外在的生活方式,指代對像模糊、多變,並不能作為嚴謹的社會科學術語來對待。


第一部分:導論對其他一些概念的考察(2)

    綜上所述,在構建和諧社與社會分化的雙重背景下,中間階層雖然有指向類似的各種名稱,但只有「中間階層」這個概念能夠比較適當地表述這一新生社會構成。相對於「階層」的用法,「階級」保留了濃厚的傳統階級鬥爭色彩,不利於和諧社會構建的價值目標共識的形成;而「群體」又迴避了社會分化的客觀現實,否認了和諧社會的動態歷史過程性。「中產」僅僅強調了生產資料佔有上的社會分層功能,沒有反映中間階層多元綜合的「中間」性特徵,不利於發揮同樣作為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各階層力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其他一些概念,從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看,要麼概括不全面,要麼指向模糊,不能替代中間階層這一規範的概念。    
    第三節中間階層的界定【1】一中間階層的「老」與「新」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認同中間階層有「新」、「老」之分。    
    馬克思的論著裡將中間階層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由小企業主、個體手工業者、小農場主(自耕農)等組成的小資產階級;另一部分由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律師、醫生等所組成的專業技術階層,或資產階級的服務階層,兩者共同構成介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過渡中間層。隨著小資產階級逐漸衰落,而專業技術階層逐漸壯大,馬克思開始關注專業技術階層這一新興階層,而將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稱作「老中間階層」。米爾斯也在其關於中間階層的專著中使用了這種稱呼,並對新中間階層從職業上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員、大公司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知識分子、市場銷售人員、文秘人員等。參見〔美〕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隨著職業構成越來越複雜,職業分工越來越細緻,新興行業不斷湧現,可以劃歸為新中間階層的職業群體也會越來越多。    
    在西方,中間階層的「新」與「老」確有所指。老中間階層自古有之,而新中間階層則是在當代社會職業分工不斷細化中逐漸形成的。而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之後,這種新、老中間階層在出現與發育的時間上並沒有明顯先後之分,不能說一個比另外一個更「老」或更「新」一些。二十多年前,隨著計劃體制的消解,作為改革開放產物的個體工商戶(「老」中間階層的萌芽)和新興白領職業(「新」中間階層的萌芽)同時開始湧現。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新中間階層比老中間階層出現更早。比如,將時間上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三十年間,各種形式的「老」中間階層被消滅,而廣大具有「幹部」身份的基層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與「新」中間階層有類似之處。    
    可以看出,中間階層的「新」與「老」的劃分實際上是一種職業界定方式。


第一部分:導論「主觀」與「客觀」的不一致(1)

    對所屬階層主觀界定的根據是被研究對象的自我認同,而客觀界定則是按照研究者預先設定的客觀指標來衡量。    
    主觀界定充分照顧到了被研究對象的觀念與感受。正如英克爾斯在研究現代化時所強調的,現代化不可忽略的是「人的現代化」,人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具備了一些基本特徵,才可以確認社會的現代化。參見〔美〕英克爾斯:《人的現代化素質探索》,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頁。然而,如果採用主觀的認定標準,則會帶來被研究者在自我判斷上的隨意性,被研究對像相互之間,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在理解上的分歧。有許多研究資料表明,主觀認定和客觀認定的結果往往不太一致,一般會出現自我評價高於客觀評價的現象。比如,美國《財富》雜誌在1940年進行的調查中,給出「上層階級、中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三個備選答案,80%的美國人選擇自己為中間階層,這個結果成為許多人歡呼美國已經「中間階級化」的直接證據。但後來階層分析學者理查德·森斯特的研究卻表明:美國人不喜歡「下層階級」這個稱呼,所以絕大部分人都選擇了中層階級,即使那些數量龐大的藍領工人也是如此。轉引自〔美〕吉爾伯特:《美國的階級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303頁。中間階層作為一個新生的現象和概念,學者們在如何界定時都爭論不休,一般民眾更難有清晰的標準。客觀界定雖然忽略了被研究對象的個人觀念和感受,但操作簡單、明確,可以通過顯而易見的職業、收入等指標界定中間階層。因此,依據客觀指標特徵來界定中間階層成為研究中的主要方式,而主觀界定常常作為一種補充。    
    在具體使用客觀指標的時候,學者們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研究角度和條件來選擇使用一種指標,或幾個指標的組合。如果選擇指標組合,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並不完全相同,往往有主次之分;其次,指標之間往往不是完全獨立的,存在或多或少的相關性,甚至有時這種相關性很高。    
    三新馬克思主義與新韋伯主義的分歧    
    新馬克思主義的中間階層理論相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要靈活、精緻得多。如美國學者賴特的「矛盾階級地位」理論,在剝削與階級的關係問題上,他仍然認為財產的不平等是剝削存在及階級劃分的基礎。同時,他賦予財產更加寬泛和新穎的概念,認為不平等分配的財產不僅指生產資料財產,它還包括勞動力財產、組織財產和技能財產。擁有生產資料財產的是資本家、小僱主和自雇小業主,擁有勞動力財產的是工人階級,而另外兩種財產的擁有者則是從事管理和技術職業的中間階層。這些中間階層受擁有生產資料財產的資本家的剝削,同時依靠所擁有的管理財產和技術財產剝削他人。這樣,中間階層處於剝削與被剝削的雙重矛盾地位中。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希臘學者普蘭查斯的「新小資產階級」,其理論特徵有兩條:一是以非生產性勞動作為劃分和確定「新小資產階級」的標準,從而把大部分從事非生產性勞動的領取薪金的人劃歸「新小資產階級」,以區別於傳統工人階級,也有別於傳統小資產階級;二是認為人們的階級地位不應僅根據經濟地位來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也是決定階級地位的重要因素。Poulantzas N:「On Social Classes」, in A Giddens and D Held (eds) :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而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除了受過訓練的傳統藍領工人,「新工人階級」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意大利學者卡切迪的「新中間階級」理論以社會承擔者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的「職能」為標準劃分社會階級,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階段主要有三個階級: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和「新中間階級」,而「新中間階級」僅指工廠企業中的中下層管理人員。Carchedi G: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London: Routledge,1977.    
    當然,這些理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有概念進行泛化了處理,保持了傳統理論在新的社會現實中的解釋力,但同時也面臨一個理論困境:這還是傳統理論嗎?    
    新韋伯主義繼承了階層劃分的多元標準的思路。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社會分層理論機械接受了韋伯劃分階層的經濟、權力與聲望三個界定標準,而是在韋伯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展,並特別強調了職業分層標準。準確地說,韋伯為西方學者提供了對馬克思一元標準的反思,以及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內選擇分層維度的新思路。新馬克思主義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關鍵概念的泛化,其結論與新韋伯主義往往異曲同工。相對於新馬克思主義,新韋伯主義成為階層分析的主流,包括中間階層的界定。    
    四多元化的界定指標    
    如前所述,新韋伯主義的多元界定思路成為階層分析的主流。概括來看,學者們常用的中間階層界定指標主要包括四類:經濟類指標,社會地位類指標,政治類指標,以及文化類指標。


第一部分:導論「主觀」與「客觀」的不一致(2)

    經濟類指標包括職業、收入和財產等。布勞(Peter MBlau)和鄧肯(Oliver DDuncan)在《美國人的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中,首次提出了職業分層模型。職業可定義為社會角色,表示一個人為了謀生所從事的主要工作。在激烈的生活競爭中,人們的生活機會關鍵取決於社會對某種類型的勞動力或生產資源的需求情況,其突出的標誌就是社會對職業的「標價」。「對大多數人而言,在現代社會中,職業也許已經成為人們物質報酬水平、社會地位水平和生活機遇水平的一個最有力的指示器。因此,在本世紀裡,把職業結構劃分為與不同水平的社會和物質不平等相聯繫的,將職業結構普遍理解為社會階級的聚合體,已成為各類社會學研究者的常識。」David Ro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M〕, Hutchinson, 1988, p13.「在工業社會中,職業是衡量人們所得到的報酬水平及其社會地位水平的最好指示器」Rosemary Crompton: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M〕, Polity Press, 1996, p50.。正因為如此,當代社會學研究人們進入社會位置和社會階層的主切入點是人們「進入不同的職業階層」。Gerhard E Lenski: Power and Privileg 〔M〕, McGRAW -Company, 1996, p195.收入是在一個特定時間內的貨幣收益,例如年薪。但要注意的是,收入和財產是有區別的。財產指各種資產,如儲蓄存款、房地產、有價證券、小汽車等大件消費品、企業資產等;消費性的財產和投資性的財產,在社會分層方面往往具有不同的研究意義。它可以是個人、家庭收入的積累,也可以是通過繼承等其他手段得到。    
    在社會地位方面,有個人聲望、社會交往、品質素養等指標。個人聲望表示社會對其社會價值認可、尊敬等情感,在社會分層研究中的影響是明顯的。雖然這種指標比較抽像,但仍然可以觀察被研究者下意識的態度,如對觀念或生活方式的模仿。社會交往是重要的,因為它促進了某個社會階層的成員在行為、觀念和共同體意識方面的相似性。地位結構中具有既定地位的人,容易與其地位相同或相似的他人建立更多的個人聯繫和交往。個人品質素養是在成長和社會化過程中逐漸養成的,受家庭、社區環境和個人經歷等綜合因素的影響。有學者根據統計篩選出父母對孩子最希望的一些品質素養特徵,如恭順、整齊清潔、體諒他人、好奇、自製、快樂、誠實等,發現不同的父母對這些品質的期望排列順序是不同的,表現出了與父母階層地位的相關性。Melvin L Kohn, and Carmi Schooler: Work and person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1983.    
    政治方面有兩個與社會分層有關的指標:權力,階層意識。韋伯將權力定義為「個人或者群體即使有人反對也要實現其意志的潛力」。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可以看出,這裡的權力其實是一種影響力,而不僅僅是狹義的政治權力,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上級對下級的支配權力。首先提出階級意識概念、集大成者是馬克思,相關理論對後世形成了深遠影響,並引起廣泛爭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是指由生產關係規定的對階級成員資格認可的意識,對於這一共同身份產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感覺,以及為謀求階級利益而採取集體行動的傾向。馬克思認為只有一個群體的成員具有階級意識時,才能被定義為一個階級,即自為的階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概念是階級理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階級衝突意識層面上的必要條件。是否存在普遍的階級意識,是個很有爭議的問題。為了避免意識形態化,我們這裡寧願稱之為一種「共同體意識」,是對自身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與眾不同的某種自覺辨識意識。    
    在文化方面,有知識教育背景和生活方式指標。教育從來都是影響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它的作用往往通過其他方面得到綜合的表達,如聲望、品質素養、職業獲得、影響力、共同體意識、收入等。有學者認為,知識的力量在現代經濟中的充分顯性化,取代了物質資本而佔據社會的支配地位,不僅從根本上改變著人類賴以生產與發展的經濟形態,還引起了社會階層結構的嬗變。資本的佔有者是社會的上層,而知識的佔有者成為社會的中間階層。參見張孝德:《知識經濟社會與中產階層》,載《甘肅理論學刊》1999年第5期。中間階層的生活方式是國內媒體很熱衷討論的話題,有媒體更將中間階層生活方式渲染得無以復加,提出了中產階級的十大標誌:1年收入20萬元以上。2持有已經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權,至少有希望於近期內上市。3有度假小屋或別墅以及一輛看上去不錯的車,跟人合買的也算。4有豐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總會或者打麻將,通常是商務談判或者聽音樂會。5有外國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國呆過三年以上。6對一些時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興趣,但對於古老文化非常感興趣,對各個國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識,特別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識。7知道各種禮儀,風格是美式的,但心裡崇拜歐洲。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劇和芭蕾舞劇。9談話中經常夾雜外語單詞,聽眾不懂再用中文解釋。十著裝隨便,但不是普通的隨便,而是一種非常刻意的隨便。分別轉引自辛保平:《中國中產階級真相》,載《投資科學》雜誌,2003年總第617期,第26、38頁。國內學者從理論、實證和經驗上分別探討了中間階層的界定標準,甚至一些官員和媒體也參與其中。這些界定標準借鑒了西方社會分層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所構建的指標體系從整體上並沒有超越上文所述的內容。其中,有的只是在經驗或理論上進行了探討,有的則進一步做了量化研究。


第一部分:導論經驗的界定

    從經驗上,比較早進行階層分析的學者對中間階層的界定標準比較簡單。如有的學者認為中間階層指「腦力勞動者,即廣義的白領階層」。參見朱光磊:《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頁。有學者借鑒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以資本資產、組織資產和文化資產佔有狀況為依據,從理論上將當代中國的中間階級定義為專業技術人員、基層管理人員和小資產階級。Lichunlin:「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la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 2002, pp91~99.有學者認為市場轉型以前,普通幹部、普通知識分子和國有企業職工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典型中間階層,是公有制體制的受益者。在市場轉型以後,我國的中間階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興產業和大城市正在形成年輕的新中間階層。而且新、老中間階層的更替速度非常快,作為改革以前典型中間階層的國有企業職工群體出現整體性衰落。參見李強:《關於中產階級和中間階層》,載《人民大學學報》,2001第2期。有學者從行業上來劃分,認為在市場經濟轉型以來,保持傳統壟斷地位的一些行業從業人員(如航空、金融、保險、電訊、外貿、房地產、旅遊、煙草、電力等)與外資企業從業人員構成了中間階層。薛求知、諸葛輝:《跨國公司與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與發育》,載《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這種以行業為標準的劃分方式明晰、操作簡便,但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先,行業的優勢是暫時的,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壟斷行業的種類在不斷減少,壟斷程度也在不斷降低。隨著國內私營企業的發展,外資企業也逐漸褪去高薪的色彩。其次,行業內部不同職位間的差別是不容忽視的。    
    更多的學者在經驗上提出了多指標的組合體系。比如,有學者將所謂的社會變遷的「變數指標」與一般使用的指標(包括職業、經濟、聲望和權力),形成綜合評價體系,劃分出精英階層(核心或富裕階層)、中產階層、一般階層和漸進階層(代價階層)。社會變遷的變數指標,是指在社會變遷中的市場機制、體制改革、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意識形態、發展潮流等因素。李正東:《試論中國中產階層》,載《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有學者將職業分類與韋伯的階層指標結合,在度量收入、聲望和權力的基礎上,從高到低劃分出上海市區的主要職業類別,分別是:黨政機關企事業(包括私營企業主)負責人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職員階層、商業工作者和服務性工作人員階層、工人、農民,並發現三種指標的內在一致性。其中,管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工作者被認為是當前中間階層的上、中、下部分。Qiuliping: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Spring2002.有學者提出中間階層的界定可以綜合考慮六個因素,包括:職業工作方式、職業權力、收入及財富水平、就業能力、消費及生活方式、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頁。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對「新白領」的界定提出了「三高」標準:高學歷、較高收入和較高職位,認為他們是指那些正從事著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熱門職業,具有高學歷、有著較高收入的青年群體。郗傑英:《解讀新白領》,載《中國青年研究》,2001年第6期。1998年在上海浦東新區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將研究對像——白領青年界定為在「三高」(高學歷、高收入及較高職位)中符合其中二項條件、年齡介於20~39歲、從事管理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楊雄:《上海「白領」青年職業生活調查》,載《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一部分:導論量化的誤區

    近年來,隨著中間階層現象日益受到關注,「中國當前到底有多少中間階層」,成為輿論的一個熱點。在這種輿論的引導下,許多學者們對此展開了研究,甚至國家統計部門也參與進來。    
    比如,有學者使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2001年所做的全國抽樣調查數據,分別劃分出「職業中產、收入中產、消費中產和主觀認同中產」四種中間階層類型,然後取它們的重疊部分作為中產階層,並計算出只有41%的人符合完整意義上的中間階層標準。參見李春玲:《中產階級:中國社會值得關注的人群》,載《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科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頁。    
    比如,有學者綜合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職業三項指標,並分別量化,根據每個研究對象的「社會經濟地位」綜合得分界定其所在階層位置:15分(滿分)為上層、12~14分為中上層、9~11分為中層、6~8分為中下層、3~5分為下層(見表1-1)。張建明等:《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的新裝及其未來發展》,載《人民大學學報》,1998年5月。    
    又如,有關部門在一份抽樣調查中將6萬~50萬元作為我國城市中間階層數據中稱之為「中等收入群體」,是官方對中間階層的類似稱呼。家庭年收入標準。並預測,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到45%。雖然有關部門否認公佈過這一數據,但承認「數據是有的,只是沒有正式公佈而已」。申劍麗:《未公佈過中間階層數據》,載《新京報》2005年1月2日。    
    表1-1中國城市居民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量表被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項目評分文 化 程 度大學本科及以上    
    大學專科    
    高中(含職高、中專、中技)    
    初中    
    小學及以下5    
    4    
    3    
    2    
    1家庭人均月收入(按人口五等分法劃分)    
    825元及以上    
    625~824元    
    500~624元    
    367~499元    
    0~366元    
    5    
    4    
    3    
    2    
    1職業高級管理人員與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中層管理人員與中層專業技術人員    
    一般管理人員與一般專業技術人員    
    體力勞動工人和個體經營人員    
    臨時工、失業、待業人員5    
    4    
    3    
    2    
    1    
    數量上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最直觀的中間階層發展現狀,解決「有多少中間階層」的問題。同時,這種量化研究的合理性和準確性也引發了一些爭論和誤區。    
    當前許多研究者傾向於從財產和收入擁有的量化上進行界定,無論是臆測一個絕對值還是相對值作為界定標準,都存在很多爭議,甚至毫無道理。比如,「6萬元中產」的說法就缺乏令人信服的設定依據,引發了許多質疑。在不同國家之間、國內不同區域之間、同一區域的不同階段,收入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收入水平在受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中不斷發展變化,很難進行直接比較。比如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匯率如果升值一倍,以美元計算的國內個人財產擁有量升值一倍,但這並不意味著個人絕對財產一夜之間真的升值了一倍、個人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倍,更不意味著中間階層的數量大幅增長。    
    而且,在當前複雜的社會轉型時期,個人財產的擁有量是不透明的,個人財產形式和來源渠道複雜,不存在一個有公信力的個人財產評價體系。至少表面的工資收入並不能反映真實的財產擁有量,更不能反映真實的社會資源擁有量。    
    即使使用其他方面的標準、或多指標體系來進行量化研究,也很難擺脫標準本身的臆測性。比如,在上述一個量化界定的例子中,將大學本科及以上定義為5分,將小學及以下定為1分,等等,並沒有確切的依據。而且,學歷水平的低分與收入上的高分並不能簡單中和。另外,量化的指標缺乏彈性,只適合於某種特定的發展時期,不能適應中間階層自身的不斷演化。為了中間階層的量化指標能夠被接受,就需要不斷的去調整這些特定的數字。    
    綜上所述,對中間階層的界定已經脫離了傳統的階級劃分約束,具體指標實現了多元化,並在中間階層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不斷調整。在看待中間階層界定標準的問題上,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完全相同,並在具體指標上存在爭議。同時,許多研究者在中間階層最終指向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並形成了越來越多的共識。比如,不再將中間階層簡單看做「中等收入者」,而是看做在綜合指標意義上的社會中間層次。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分析起點的思考(1)

    中間階層的政治內涵從上節對中間階層界定標準的爭論中可以看出,人們可以從許多角度去界定中間階層,並在最終的對象指向上具有較好的重疊性。但同時,根據一些標準將一些社會群體「捏合」為中間階層,總是給人「大雜燴」或「拼盤」的感覺,中間階層成為多個似乎「毫不相干」的社會群體,使人懷疑是否可以看做一個社會共同體。    
    所以,我們需要拋開那些表面性的界定標準,從中間階層的聯繫性上把握其內涵,使其作為一個共同體,形成有價值的分析對象。要把握中間階層的內涵,必須理解它的「中間性」。中間階層之所以稱為「中間」,是相對於其他更上層和更下層的社會結構而言的。這種上、中、下的社會結構劃分具有宏觀性,我們也需要從宏觀的層次來理解中間階層的這種中間性。    
    最簡單的界定是把中間階層看做「處於社會中間狀態」的社會群,但這種界定只能被看做「沒有定義的定義」。因為,不同的人可以針對「中間狀態」做出不同的解釋,從而建立其角度各異的理論框架。之所以對中間階層的「中間性」難以把握,是因為中間階層所能包含的各種群體之間存在很大的異質性,很難用一種單一的操作性指標來界定。中間階層各群體彼此相似的是一種很難言表的「綜合狀態」,而這種「綜合狀態」難以用其中的各種具體「狀態」加以量化並加權運算的。所以,美國人口咨詢局在199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也坦率地承認,中間階層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定義。這樣,如果要給出中間階層一個既有彈性、又不會同義反覆的定義,就成為非常困難的事情。    
    其實,這種困境並不僅僅在界定中間階層時才會出現。如果我們給社會上層和社會下層一個既有彈性、又有操作性的定義,同樣會產生上述困難。這本身說明了社會的複雜性,社會結構的劃分並不存在一種完全排他的本質屬性。我們並不能完全解決上述困境,我們所能做的是,超越操作性指標,特別是那些量化的操作性指標,從某種角度尋求中間階層的內涵,從而找出中間階層的共性,可以把中間階層作為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社會共同體。    
    本書以中間階層的政治分析為目的,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中間階層,包括中間階層的興起對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影響,以及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對中間階層的影響。所以,這裡希望從政治的角度來把握中間階層的某種內涵,尋找中間階層各群體內部的聯繫紐帶。    
    政治可以看做一種社會關係,是以社會資源分配為基礎、公共權力為對象的社會關係總和。在社會結構與政治的相互關係中,政治調整和協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社會資源分配關係,並從公共權力上加以確認。社會上層憑借各種資源優勢,可以對其他階層進行控制和支配。而社會下層因為資源弱勢,往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要受到其他較高階層控制和支配。    
    中間階層處於社會利益格局的中等位置,不是社會弱勢階層,也不是社會強勢階層,他們不被其他階層隨意支配,也不能隨意支配其他階層。在社會資源分配上,他們不靠剝取其他階層的利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在社會利益衝突中處於受剝奪的無能為力的地位。在宏觀政策上影響上,他們的聲音既不會是最優先得到考慮的,也不會是最受漠視的。等等。總之,這些特徵可以歸結為中間階層的相對獨立性。更高的階層,他們的支配性更強;更低的階層,他們的依附性更強。    
    這樣,把中間階層放在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相對政治關係中來考察,可以將其界定為「不被其他階層隨意支配、也不能隨意支配其他階層、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群體的集合」。    
    中間階層的這種相對獨立性,不僅體現在政治上,還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與中間階層的其他界定方法相互融合。比如,如果把中間階層看做專業技術和管理集團,那麼由於中間階層擁有的專業的技術,所以他們在職業發展上既受制於僱主(無論是企業僱主、政府僱主或其他社會組織僱主),也可以選擇另謀高就。在地域遷徙上,可以比產業工人與農民有更多的機會選擇,不會被完全約束。在經濟收入上,中間階層所擁有的物質水平雖不能讓他們隨心所欲、過一種豪華的生活,但他們也不必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調配自己的生活內容,有自己的以一定經濟能力為基礎的個人愛好(如旅遊等)。在社會交往上,中間階層不會如社會上層那樣處處得到其他人的尊崇,但也不必如社會下層那樣對人低聲下氣,保持中間階層的自尊。在社會價值觀念上,具有更多的彈性和選擇,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通過調節尋找出自己的價值平衡點。有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不能隨意地支配他人的命運,也不會完全受制於人。受到傷害時,或者認為受到社會不公時,有進行申訴、尋求解決的意識和能力。等等。用最通俗(當然並不準確)的話來概括,社會上層可以「為所欲為」,社會基層只能「聽天由命」,而中間階層則能夠做到「獨善其身」。    
    這種中間階層的內涵與賴特的新馬克思主義中間階層理論有相容的地方。賴特認為中間階層在生產關係中具有職能的雙重性。資產階級是生產資料的擁有者,依靠資本剝削工人階級的剩餘勞動價值;工人階級出賣勞動,所創造的勞動價值被資產階級所剝奪,只得到維持基本生存需要或維持再生產的生活報酬。而中間階層不擁有生產資料,也不用付出工人階級那樣的勞動,但他們依靠特有的專業技術和管理權,對生產資料和勞動都具有一定的支配和控制。這樣,中間階層既執行資本增值的職能——資本家的職能,又執行社會生產——工人階級的職能。從而,中間階層在生產關係上處於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中間」位置,並佔據了社會結構的中間地位。Eric Wright: Class , Crisis and the States, London: New Left, 1978.但這種觀點僅僅將中間階層的相對獨立性歸結到生產資料關係中,沒有突破傳統階級理論框架,在解釋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的社會現實中,很難提供有價值的啟示或幫助。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分析起點的思考(2)

    本文的相對自主性是從社會控制能力著手的,使人聯想到社會分層中「權力分層模式」。在韋伯的階層劃分思想中,政治權力成為多元界定標準中的重要內容。而米爾斯和達倫多夫更是直接提出了權力分層模式,認為社會分層源於社會結構不平等和權力強制。比如,米爾斯在《權力精英》(Power Elite)中對功能理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認為社會報酬並不能解釋社會分層,權力才是社會分層的決定因素,社會分層是擁有權力的統治者群體強加給沒有權力的被統治者群體的一種社會秩序。但本研究的用意並不在於此。首先,權力分層模式主要分析的是社會分層的根源,而本文的內涵界定則分析了社會分層的結果(或效果)。其次,權力分層模式中「權力」明確所指的是政治權力,而相對自主性所涉及的社會控制力則是一種綜合的社會地位,根植於多種社會因素。    
    中間階層相對自主性的基礎來自「相對獨立的社會資源獲得能力」。這種能力處於社會中等水平,既有上限,也有底限。超過了上限,就會向上流動成為社會上層;降到了底限,就向下流動到了社會下層。這裡需要說明幾點。    
    1「資源」是個寬泛的概念,包含了多元化的價值內容。所以,雖然經濟性的資源是資源的首要內容,但它仍然不等同於資產、財產或收入等經濟性內容,它還包含政治性的資源(如競爭選舉)、社會性的資源(如社會信用)和文化性的資源(如教育)等。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種資源的獲得可以提高中間階層在社會群體競爭中的談判能力、政治能動性。即使經濟性的資源獲得能力不高,如果其他方面的資源獲得能力較高,也可以融入中間階層的行列,並得到社會的認同。同樣,如果僅僅一方面的社會資源獲得能力較大,而其他方面十分欠缺,那麼他的中間階層地位可能會受到質疑。    
    2「能力」是一種獲得社會資源的潛在可能,不完全等同於實際獲得的資源數量。中間階層具有了獲得一定社會資源的能力,也就相當於他跨入了中間階層的層次。即使他實際的社會資源擁有量並不高,但這往往只是個時間問題。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因為中間階層的個體需要一個成長、積累的歷程。在判斷成年個體的階層歸屬的時候,能力素質往往比實際的資源擁有量更有概括性。比如,一個苦讀多年的醫學博士生,在獲得執業資格並走上工作崗位之前經濟上可能很窘迫,但很少有人會把他作為社會底層看待,因為人們相信他有足夠的資源獲得能力,只不過還沒有發揮出來。又如,一無所長的街頭流浪者揀到相當於中等收入者一年的一筆錢,獲得了較高的資源,但並不表示他的資源獲得能力獲得了提高,人們也難以認同他一夜之間跨越了中間階層。    
    這樣,擺脫了對前文所述紛繁複雜的中間階層界定方法的困擾,使得中間階層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群體的拼湊或大雜燴,而是在相互聯繫中成為一個有研究意義的共同體。


第一部分:導論界定中間階層的新視角

    我們承認上述中間階層的政治內涵比較抽像,並不能如上節所討論的各種界定方法那樣直接劃分出中間階層的各種群體,更不能依此計算中間階層的數量。但這並不是說中間階層的內涵對於中間階層的具體界定沒有意義。    
    「去兩邊、留中間」是作者界定中間階層的獨特視角。如前文對中間階層內涵的分析,作者所理解的中間階層是社會結構的「中間」部分,是相對於社會基層與社會上層而言的。換句話說,先挑出社會上層(較高的資源獲得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支配他人)和社會基層(較弱的資源獲得能力,一定程度上受他人的控制、支配)兩部分,剩下的就是社會中間階層(中等的資源獲得能力,對自己的命運和安排有相對獨立的支配)。中間階層的範圍比較模糊,但社會上層和下層則相對清晰。就像一塊蛋糕,先看準了比較明顯的上層部分和下層部分,橫切兩刀,落在中間的那一塊就是中間階層。    
    社會上層主要是政府官員(權力的擁有者,作為中國特色,還包括各種事業單位的領導,中大型國企的領導人)、較大企業主(財富的直接擁有者)、企業較高級經理人員,以及名人群體(如演藝明星、體育明星、高級知識精英等)等。而社會基層相對簡單,主要是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包含「民工」這一中國的又一特色群體),以及各種社會底層群體(如無家可歸者)等。其餘社會群體,大都可以劃歸為中間階層。    
    可以看出,相對於一般學者和媒體的界定範圍,特別是相對於以具體職業來進行「點名」的界定方法和以具體財產收入數字來「框定」社會成員的界定方法,本文的界定視角無形中將中間階層的範圍擴大了許多。作者不認為這是一種缺陷,相反,確信對中間階層的廣義理解正是這一視角的價值所在。    
    首先,「去兩邊、留中間」的界定視角有較高的彈性。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歷史階段,社會上層和社會基層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對他們強勢或者弱勢的理解在社會輿論中更容易達成共識,不會像界定中間階層那樣充滿分歧。中間階層本身就是比較模糊的社會中間地帶,所包含群體的綜合地位隨著社會轉型的進程不斷變化,而且還不斷湧現出一些新興的職業群體。這樣,從清晰的社會層次入手,抽絲剝繭,更容易辨識出中間階層,並為社會轉型中的變數留下足夠空間。    
    其次,對中間階層的廣義界定與作者的基本判斷相互呼應。這個判斷就是:中間階層不是很多學者和媒體所炒作的「精英」階層,而是社會「骨幹階層」。從媒體對中間階層高高在上的生活態度、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奢華的生活標準的炒作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眼中的中間階層是社會的「精英」,如消費精英和賺錢精英。某些學者對於這種嚴重的輿論誤導不僅沒有提出批評和校正,反而推波助瀾、隔三差五、信手拈來地提出一些高收入或高財產標準,或者不負責任、不加推敲地推出一些中間階層發展數字,甚至膚淺地附和一些界定中間階層的庸俗化生活方式標準,進一步加深了對社會的誤導。對於絕大多數民眾來講,中間階層竟然成了一種高不可攀的幻象。如此以來,中間階層又何謂「中間」呢?所謂「中間」,至少有融入社會大眾之間的意思。中間階層是看得見、摸得著、為社會提供各種服務、創造著各種財富的社會骨幹,而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社會精英。    
    中間階層主要存在於城市之中,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像定位為城市中間階層,並具體選擇了北京市區作為抽取樣本的地域範圍。這除了作者本人的研究便利之外,主要考慮到了大都市作為城市中間階層集中之地,能夠體現未來中間階層發展的許多特徵,具有較好的預測性。因為,本研究的著眼點就在於中間階層的發展趨勢和未來政治影響。中間階層在北京市區不僅有較高的絕對人數和相對人數,而且所包含的群體類型也更加豐富一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基於以上的討論,並考慮到了範圍跨度和覆蓋性,作者選取了一些具有共識性的中間階層群體作為研究典型。包括:企業白領(不包括高級經理人)、政府機關基層公務員、「事業人」(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中小自營者(包括中小企業主、個體經營者,以及少量依靠出租、置換房產和出賣地皮快速致富的城市原住民,本研究稱之為「城市新地主」這是作者所使用的一個新詞彙,在後文的討論中有詳細解釋。)。    
    要說明的是,這些中間階層群體並不一定能概括中間階層的全部,而只是中間階層在特定時間(當前)、特定地域(北京市區)的一些典型(只給出了四種)。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的社會群體會不斷湧現,特別是新的職業群體日新月異,一些新的群體可以被劃為中間階層;而原有的一些中間階層群體可能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而且,如果將研究地域轉移到其他城市,一些特有的中間階層群體在這個城市可能並不成型,比如「城市新地主」;同時,這個城市也可能會有一些北京城區所沒有的其他中間階層群體。所幸本研究不是定量研究,並沒有從數字上概括整個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的企圖。從「典型性」出發來選取研究群體和具體調查對象,目的是描述現象,提出問題,初步探索需進一步驗證的規律(下一節將對研究途徑的選擇做專門的討論)。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分析的多重層面(1)

    前文中提出了中間階層興起中的政治命題,討論了其政治內涵,並進一步界定了中間階層的範圍。接下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什麼樣的層面上建立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間的聯繫,從而展開對中間階層的描述和解釋,為最終的中間階層政治命題提供分析基礎。實際上,社會階層或階級是一個表述社會成員劃分情況的概念,我們可以將其社會生活劃分為三個領域或三個層次。相關論述參考了《布萊克威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頁。    
    第一個是結構層面。這個層面的內容是指獨立於個人意志之外的各種客觀社會關係。其中,經濟關係是基礎性的,包括商品和勞務領域中的生產和交換領域中的各類關係,特別是職業,財產等內容。另外,其他社會關係也非常重要,如聲望、話語權力、談判能力等。表現在政治上,即受公共權力體制約束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    
    第二個是意識層面。這個層面是指社會主體之間的文化與心理層面,即在生存體驗中建立起來的「抽像世界」,包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對社會結構的主觀態度和取向等。表現在政治上,即政治文化。    
    第三個是行動層面。這個層面是指社會生活的各種不同領域中個人或集體所做出的行為、採取的行動,包括他們作為私人、消費者、勞動者和公民的行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選舉行為,以及他們在產業和政治上的組織方式等等。表現在政治上,即政治參與。    
    毫無疑問,如果某個社會群體在三個層面上都達到了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即在結構層面上具有相同的地位,在意識層面上有共同體的認同,在行動層面上能夠為共同的利益而進退,那麼,這個社會群體就形成了一個階層。但實際上,完全一致的理想階層並不存在,至少三個層面上的一致性程度並不平衡。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社會,都存在一定的社會結構,每個人群都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社會歸屬位置。就是說,無論持有何種價值觀,無論是否接受階層的劃分,階層的社會結構仍然是可以辨識的。但對於階層的第二個層面與第三個層面,也就是說現實社會中是否存在階層意識和階層共同行動,充滿了爭論。另外一個讓人感興趣的問題是,三個層面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邏輯關係,如社會結構是否必然產生相應的階級意識,階層意識是否必然引發一致的階級行動。    
    馬克思和韋伯都承認階層結構、階層意識與階層行動三個層面的客觀存在,並且認為它們相互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就是說,當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等的人們彼此在生活經驗、意識上發生重要的聯繫時,而且兩者對人們作為消費者、勞動者或公民的行為——包括怎樣生活、加入什麼組織、支持何種政治黨派等具體行動——有重要影響時,社會中就存在或形成了階層。    
    但馬克思的階層理論和韋伯的階層理論在三個層面之間相互聯繫的向度和緊密程度上有很大的分歧。    
    馬克思所描繪的各個層面之間的聯繫非常嚴密,而且是單向度的,因果關係從經濟與政治結構起始,到階層意識,最後達至階層行動。在生產關係中直接對抗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將其他階層納入自己的隊伍中,分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鞏固壯大,並逐漸形成階級意識、產業組織和政治組織。這兩個階級之間終將爆發革命性的衝突,只有當資本主義制度滅亡時這場衝突才會宣告結束。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韋伯的階層理論寬泛,階層的各個層面之間的聯繫比較鬆散,在因果聯繫上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比如,層面間的聯繫不僅能從經濟地位到意識、從意識到行動,而且也能夠從意識領域到政治、經濟地位基礎。因此,不存在一種必然的順序,即從階級結構到階級意識、到階級行動的完整的發展過程。也沒有任何可以解釋這種發展過程的基於「階級利益」的宏觀理論,因為歷史的可能性是多樣和不確定的。各個層面的中心問題的範圍也要寬泛得多:在經濟結構層面上,中心問題不僅包括生產關係,而且包括「流通」領域和「市場」地位(儘管韋伯和馬克思一樣,認為擁有財產與否是階級狀況的基礎);在意識形態和行動層面,中心問題也包羅萬象,意識層面包括倫理、宗教和社會地位等等,行動層面則既包括勞動領域和政治領域,也包括消費領域和分配領域。    
    可以設想一條連線,其兩極分別為馬克思和韋伯的經典理論所佔據。對這兩種觀點的認同程度,取決於人們心目中衡量理論優劣的標準。更嚴密、更條理化的理論體系出現差錯的風險較大,但如果正確無誤的話,則具有相當強的闡釋力和預測力。按照這種標準衡量,馬克思的理論無疑可以佔上風。另一種分析當代社會的理論架構因保留了更多的聯繫和發展的可能性,降低了理論的清晰性和說服力,同時也大大減少了失誤的風險。按照這種標準來衡量,韋伯的理論就會因闡釋充分而認同度較高。當代的各種階級理論仍然離不開這兩個極點,要麼被引向其中一極,要麼承擔起調和這兩極的任務。    
    作者認為,階層分析中的各個層次應該如韋伯所分析的那樣,是一種比較寬泛的聯繫,而且在「結構——意識——行動」的邏輯上是雙向度的。甚至,三個層面間的聯繫並不僅僅是線性的,而是環形的,即結構和行動之間有直接的聯繫,意識並不是結構與行動之間的必然橋樑。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中間階層,目的和落腳點是要揭示中間階層在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中可能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在政治背景中的自身發展趨勢。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從各個層面上考察中間階層的政治與結構特徵,中間階層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取向特徵,中間階層的社會與政治參與特徵,以及這些特徵之間的相互聯繫。在本書對中間階層的描述和解釋部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採用這種三層面的框架,後面的理論總結和分析部分建立在此框架的基礎上,有以下要點:    
    1圍繞三個層面展開對中間階層的描述:社會結構、社會意識和社會行動。即對中間階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客觀描述,中間階層的階層意識和社會體驗,以及中間階層在具體社會環境中所採取的行動和效果。    
    2中間階層在三個層面上是相互聯繫的,同時這種聯繫是寬泛的,而不是決定論的。    
    3三個層面間的聯繫是雙向度的。社會結構對社會意識具有影響,社會意識影響社會行動;同樣,社會行動的經驗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結構形成衝擊。並且,社會結構與社會行動之間還存在直接的影響與反影響的聯繫,政治意識並不是社會結構與行動中間的必然過程。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分析的多重層面(2)

    上述要點可以用圖1-1簡要地進行表述:    
    圖1-1中間階層的分析層面與聯繫    
    當前國內的中間階層研究主要集中在結構層面上,或者進行「空對空」的理論分析,或者通過各種宏觀指標進行考察。對政治意識層面的問題,本土研究比較少。至於對社會行動層面,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之外的生活、消費、文化、經濟領域,政治參與層面上的研究更少。其原因有二:當前整個社會的政治參與程度很低,缺乏現實素材;出於某種考慮,不願涉足這個領域。至於三種層面之間的聯繫,則幾乎難以見到。本研究希望能夠在中間階層的三個層面上分別展開,並逐漸起內在聯繫——無論這種聯繫是強還是弱。    
    第五節研究途徑與設計【1】一研究途徑的選擇思辨研究,還是實證研究?中間階層這個社會層次不但重要,而且不好把握,需要細緻入微地進行理論辨析,才能對現實社會做出有價值的解釋和指導。如果沿著這個思路,可能就是以思辨研究為主的研究途徑。思辨性研究和實證研究各自具有自己的優勢,但純粹的思辨和純粹的描述,卻都不是最好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思辨性研究常被指責為一種空對空、以從理論到理論的邏輯推理來構建知識的方法,並具有強烈的價值傾向;而純粹描述性的實證研究,常被指責為浮淺,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因素。所以,根據具體課題與現實情況,尋求兩種研究方法的結合與平衡,是更加明智的選擇。對現實的關注是作者所推崇的研究思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自於現實社會的風起雲湧。所以,本研究選擇了以實證研究為主,並結合一些思辨性論述。    
    一手資料還是二手資料?中國當前處於史無前例的社會轉型期,無論從問題的提出,還是從材料來源、理論檢驗上看,都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大舞台,關鍵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它。其中,新問題的提出,新一手材料的收集,是最迫切的工作,這些是新理論的基礎,否則研究就成了無米(問題和材料)之炊(理論)。在新領域中,每個新問題的提出,每批新材料的積累,都是對當前社會科學研究實實在在的貢獻、真正的耕耘。所以,本研究選擇了收集一手材料,即使不能提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創新觀點,還可以寄希望於所搜集的材料和提出的問題能夠被其他學者的研究加以利用、批評。    
    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在開始設計研究方法的時候,和通常的思路一樣,首先考慮的是使用定量方法(特別是問卷調查方法)來取得一手資料並進行分析。但隨著思考的深入和嘗試調查,發現定性研究方法對本研究課題更加適合。    
    社會科學中的定量研究建立在厚實的現有文獻資料、清晰的概念基礎上,從中抽像出理論假設或框架,然後根據所取得的新數據體系對理論假設進行檢驗、修正,從而形成新的理論。然而,當前所能提供的這些條件並不充分。中間階層研究至今仍然是個充滿爭議的新興領域,關於中間階層的一些基本概念還沒有弄清楚,甚至連中間階層是否存在還是一個正在討論的問題。中間階層的概念並沒有在民眾中深入人心,許多人對自身的階層定位並不清晰。中國到底有多大數量的中間階層,是媒體和學者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但關於中間階層群體數量的說法相差巨大,統計方法也五花八門。甚至有些人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就能憑空「猜」出中間階層在中國有多少人、以什麼樣的增長速度發展。如果說民眾和媒體的混亂和盲目尚且可以接受,那麼學者們對中間階層缺乏洞見的臆斷就顯得讓人失望。因此,在缺乏厚實的研究背景的情況下,貿然採用定量研究,猶如空中畫餅。即使設計出一個理論框架,在資料收集和分析中可能會發現與現實想去甚遠,難以回頭對理論框架進行修正從而再次收集新的資料,或者陷入為證明而證明的尷尬境地。


第一部分:導論中間階層分析的多重層面(3)

    而定性研究在對一個新領域的探索性研究方面有不可比擬的優勢,重在提出問題,做出啟示性的、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論斷。它所取得的每一點成果,都是在本領域研究中邁出的堅實一步,為將來的進一步探索——包括在此基礎之上的定量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文獻積累。    
    定性研究是以文字敘述為材料(data)、以歸納法(inductive approach)為論證步驟、以建構主義為前提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承認自己的立場性,堅持自己的立場,從個案開始,從個案出發,用數據說話,解釋個案材料的內在邏輯。研究者把自己沉浸到豐富的材料中,從當事人的話語、立場尋找出當時人到底想說什麼,看他是怎麼說的,追究出他所表達的是一種怎樣的思路。根據這些關鍵話語找出主題思想,歸納出主題。定性研究通常意味著三個概念:1建構的研究認識論(即基於認識知識的後現代、結構主義或自然主義範式的方法);2具體的研究戰略,如研究設計是針對解釋和揭示事物、現象和事件,而不是總結出可運用於更大範圍的因果關係;3具體的、不需要涉及數字的技術,如訪談、觀察和實物分析。Gabrielian, Vatc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 overview」,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rche Dekker, Inc New York, 1999.定性研究有時也被稱為質性研究,它們都來自同一個英文詞「qualitative research」,是相對於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而言的。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具體操作上具有各自的特點:1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上,定量研究把被研究者放到被動的地位,只是作為一個固定不變的研究樣本;定性研究則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看成互為主體的關係,被研究者也在研究過程中被更新、喚醒。2在應用環境和規模上,定量的方法可以在宏觀層面上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和政策預測,將複雜流動的社會現象簡單化、數量化、固定化;定性研究則可以在自然環境下對微觀層面進行細緻、深入、動態的描述和分析。3面對不同的研究課題時,定量研究可以對比較熟悉的社會現象進行量化,達到更加準確的理解,而定性研究可以對研究者並不熟悉的新現象進行初步探索,提出問題,得出可供繼續探討和驗證的結論。4在研究起點上,定量研究在課題設計時,事先構建理論假設或框架,並在取得研究材料和分析的過程中去證實、補充;定性研究強調「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研究者同時作為一名「學習者」,從經驗資料中構建理論,而不是從經驗材料中搜尋對預先理論假設的支持。    
    相對於「空對空」式的研究,定量分析為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無疑帶來了一股新鮮的空氣;可以說,定量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現狀來說,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但在我們重視計量政治學的同時,也需要正視對定量研究的盲目崇拜,比如對問卷調查的過分偏好和對數據的迷信。定量研究在問題的深入與確證上有其不可替代的優勢,但定性研究在新興領域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優勢。事實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並行的兩大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互為補充。它們相當於方法論維度上的兩端,一端是嚴格控制的在實驗室條件下的量化研究,一端是在自然環境下和被研究者一起生活所從事的體驗式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中應該選擇適當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交互融合,或者在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最受詬病的是這種研究方式是否有足夠的推廣度,或者說所得出的研究結論是否有普遍適用性。然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通過對樣本的研究找到一種可以推廣的普遍規律,而是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再現其本質。對社會現象的研究越是深入到本質層面,就越有可能對處於類似情形的人和事起到一種對照的作用。這種對照在定性研究中被稱為「通過認同而達到推廣」,或者「通過理論而達到推廣」。其結論具有一定的抽像性和概括性,是從研究結果中提升出來的理論,對同類具體事物具有一定的解釋和論證力。此外,定性研究雖不能使用定量意義上的「外部推廣度」(external generalization),卻可以測查研究結果的「內部推廣度」(internal generalization)。後者指的是將在樣本中獲得的結果推廣到樣本所包含的時空範圍。而且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將此時此地收集到的信息推廣到研究對像所描述的彼時彼地或另一個時期。


第一部分:導論開放式深度訪談方法

    開放式深度訪談是本文選擇的具體定性研究方法。    
    訪談本身並不一定是定性研究,比如問卷訪談就是一種定量研究,和自填問卷、電話問卷、網上問卷、郵寄問卷等各種問卷形式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訪問者將問題當面讀給研究對象。定性研究中的訪談是被訪問者和被訪問者之間的互動交流過程,而深度訪談強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接觸要更加直接、充分,它通過觀察、揣摩、記錄、探詢、追問、背景分析等各種手段,把研究者的言詞表達放在其表情、動作、情緒、場景、用詞、經歷等組成的立體背景中去理解,抓住最鮮活生動的日常語言,從最可能的深度層次理解被研究者所要表達的心理意識。    
    「開放式」訪談則表明訪談並不是嚴格遵循事先擬好的提綱,而是根據被訪問者的具體特點、訪問者與被訪問者間的關係、現場氣氛等具體情況調整訪談內容,更加強調被訪問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當然,開放式訪談絕不是漫無邊際。在訪問者心目中仍然有一個明確的訪問線索,話題都圍繞本書各章節中的基本問題展開,並隨著研究的深入不斷調整、引導訪談進程。訪談並非研究者一味地問、被訪問者一味地答,而是一個互動交流的過程,中間可以穿插對一些問題的討論。只不過要注意研究者首先要扮演好傾聽的角色,充分理解被訪者言語的涵義,能控制、引導訪談話題。    
    關於定性研究的問題類型,有學者做出了比較完整的概括(如表1-2所示)Marshall,C and G B Rossman: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p41.,本研究的訪談提綱也參照此表:    
    表1-2定性研究的問題類型問題類型研 究 對 象設問探索性·調查不易理解的現象    
    ·識別/發現重要的變量    
    ·產生假設以便將來研究    
    ·這裡發生了什麼?    
    ·在參與者有意義的建構中,顯著的主題、類型、類別是什麼?其相互關聯是什麼?描述性·記錄感興趣的現象    
    ·該現象發生過程中顯著的行為、事件、信仰、態度、結構和過程是什麼?解釋性·解釋問題中導致現象的作用力    
    ·識別現象發生的可能因果關係·什麼事件、信念、態度和政策影響該現象?    
    ·這些力量是如何導致現象的產生?批判性·發現占主導地位的論證(敘述)所依賴的內在假設和偏見·基本假設是什麼?它們如何影響現有的見解?    
    ·這些見解客觀、公正嗎?預測性·預測現象的結果    
    ·預測可能導致的事件    
    和行為·該現象出現後將要發生什麼?    
    ·誰會受到影響?以什麼方式    
    影響?


第一部分:導論樣本的選取與使用

    樣本採集使用目的性選樣方法,以能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價值的信息為目標來確定樣本。年齡段確定在25~40歲,主要考慮到中間階層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集中分佈在中、青年人群。職業上考慮到了中間階層的各種類型,主要包括公務員、企業白領、事業單位專業管理人員、自營者等。另外,綜合考慮了性別、教育程度、生活經歷、家庭特徵等各種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間,先後聯繫了36個被訪者,有效被訪問者人數30人。具體樣本的分類、背景和部分樣本訪談內容的摘編參見本書的附錄部分。    
    為了更好地理解被訪者,使訪談氣氛更加融洽、坦誠、深入,研究者在訪問前和訪問中對被訪者的個人背景做了盡可能的瞭解。為對被訪者的身份進行保密,全部隱去被訪者的真實姓名;同時為了使得論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動,取傳統《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編排了化名,並和編號一起作為研究對象的代號,如「李亮(03)」、「錢民(13)」等。附錄中給出了訪談的相關背景,包括訪談者的背景和訪談過程背景。其中,對有關被訪者身份性和隱私性的內容盡量做了模糊化處理,刪除了與研究本身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    
    在徵得被訪者同意的前提下,訪談中盡量採用了直接錄音的方式,在訪談結束後將整個錄音內容全部轉化為紙面文字資料,並根據記憶對於整個訪談過程的場景細節、被訪者的表情、語氣變化等做了詳細記錄。少數被訪者由於職業身份的特殊、對話題的敏感,為了使訪談順利進行,給被訪者一個寬鬆的談話環境,作者放棄了直接錄音,使用了重點筆錄或強行記憶,在訪談結束後迅速整理訪談內容。經過整理,整個訪談得到約25萬多字的原始文字素材,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基礎。    
    定性研究的敘述方式有很多,如現實的故事,盡可能真實地再現當事人看問題的觀點,從他們的角度使用他們的語言來描述研究結果;坦誠的故事,介紹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在研究過程中所做的反省和思考,再現訪談情景和對話片斷;印象的故事,詳細描寫事件發生時的情景和當事人的反應與表情動態;批判的故事,從社會文化大環境對研究結果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討;規範的故事,用研究結果去驗證某一理論或研究者自己的某種觀念,等等。J Van Maanen,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SA, 1998.在具體應用中,往往不是僅僅局限於一種表述方式,作者把「現實的故事」與「坦誠的故事」進行有機組合,形成本書的敘述風格。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即上文中所說的「坦誠的故事」。研究者是個「學習者」,從被研究者方面得到大量新鮮、生動的信息,激發其靈感的火花,逐漸打開思路。被研究者在與訪問者的互動交流中整理思路,從訪談體驗中被激發起記憶和潛意識,重構知識體系。為了體現這種交融式的交流風格,在本文對訪談的敘述中,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稱「我」。這樣,研究者不再處於完全超然與客觀的地位,而是被放置在開放式深度訪談的場景之內,與被研究者一起作為定性研究的主體進行反思、思考。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中間階層的結構特徵

    「雙色蛋糕」模型描述了中間階層各群體在二元性社會資源分配機制中的分裂特徵,形成了其內部異質化的基礎。    
    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現代市場經濟的理性和政治體制封閉三種因素混合在一起,並產生扭曲,構成了中間階層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扭曲的「市場知識分子」人格。    
    政治選舉中的消極,民主需求的「拜佛主義」,社會運動中的謹慎,對公共事務的關注,維權運動中前所未有的熱情與主動,這些矛盾的參與取向中貫穿著中間階層的理性線索。第二章中間階層的結構特徵    
    當代的「吏階層」:基層公務員【1】一安身立命的職業北京市區不僅有市級機關,還駐紮著龐大的中央機關,甚至還包括外地駐京的辦事機構和外地來京的政府人員。所以,來自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中間階層群體,其陣容之龐大,在市民中比例之高,不是中國任何其他城市可比擬的。    
    古代的官場中有「官」和「吏」的區別。官之所以為官,在於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運,包括「吏」的命運。「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頭、文書先生、賬簿先生、師爺等等,雖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響到一些事情能不能辦、如何辦、辦得順不順利等。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公務員中間階層群體,可以看做現代的「吏階層」,是相對於「官」而言。但要注意的是,我們這裡的「公務員」並不是官方文本正式表述意義上的「公務員」,而是日常百姓生活中習慣稱呼意義上的機關基層公務員。比如,按照公務員法,國務院總理也是一級公務員,但他不是我們的討論對象,我們通常把這些較高級的「公務員」稱為「官員」。至於什麼級別以下的公務員可以作為中間階層意義上的「吏」,是個比較頭痛的難題,因為中國的機關公務員制度本身並不完善,具體公務員的職務權力、個人影響力、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和隱性收入)、社會地位等很難單純從職級上進行劃分。如果非要找出一個簡單而且很容易引起爭議的標準,可以把職級在正處以下(包括正處)的中央機關公務員都歸入中間階層,而北京市級的機關公務員職級標準可以降為副處(包括副處)。當然,如果到省市地方,特別是一些小城市地方,標準應該更低。    
    這裡所說的公務員裡並不包括無公務員身份、管理職務和專業技術的機關勤雜人員。比如擔任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的尤軍背景見附錄,下同。作者注。(23)給我介紹他們單位的人員構成:一共有140多人,但具有公務員身份的只有60多個,其餘80多人都是各種勤雜人員。另外,這裡的「機關」是廣義的,不僅局限於政府行政部門機關,而且還包括參照公務員待遇的黨務機關、人大機關、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司法機關、政協機關等,甚至那些按事業單位編製、但實際行使行政機關職能的單位也包含在內。當然,這種複雜的機關單位格局是由當前中國的特殊國情所決定的,很難讓一般國外學者所理解。    
    公務員是一個比較體面的職業,在國內尤其如此,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多少帶著一些光環。相當程度上,公務員是社會結構中資源佔有的強者,他們的收益可以體現在職業穩定、社會保障、上升空間、社會地位、體制資源、權力尋租等綜合方面,或者其中的幾個方面。當然,這些收益空間也充滿了變數。    
    穩定是評價職業含金量的重要因素,它帶來長期的職業收益和可預期的收益底線,並在心理上為從業人員減少了很多壓力。從穩定性上看,靠近體制權力的公務員的工資收入無疑比更市場化職業的工資收入更有含金量。尤軍(23)以前在區委辦公室工作的幾年時間裡,上班時間主要看看報紙,喝喝茶水,聊聊天,「無所事事」。張兵(26)從軍隊轉業的時候對企業工作更有興趣,但為了他的「三個女人」(他的玩笑話,他把母親、妻子和女兒統稱為自己的「三個女人」),最終選擇了中央機關單位。因為,女兒要上學,在機關單位工作可以為孩子選擇比較好的學校;太太在企業裡工作,不太穩定,需要他有個穩定的收入來維持家用;另外,母親需要照顧,工作不能過於勞累,不能經常出差。    
    公務員有當前最好的社會保障,解除了許多後顧之憂,並可以提供事業發展空間。張兵(26)1996年剛轉業到機關上班不久,就趕上了新一屆政府的中央機關機構改革,要精簡分流。分流的條件很優厚,正如張兵(26)自己所說,「誰被分流誰就是為國家做貢獻」,理應得到補償。其中分流人員的一個去向是去國外大學或國內一流大學讀研究生,費用全額報銷,讀研期間人事關係仍掛靠在機關。就是說,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脫產讀書。畢業之後,原單位還負責推薦工作。張兵(26)動了心,他感覺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基礎不夠紮實(畢業於軍隊院校),夢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規普通大學學習。但因為當時為了「穩定軍心」,分流改革方案沒有把軍隊轉業幹部列為分流對象,張兵主動申請「下崗」的要求沒有被批准。但張兵(26)希望讀書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後來終於考上了在職碩士,培養費仍然是單位報銷的。這種工作、讀研兩不誤,自己還不用承擔學習費用的特殊待遇,只有在機關裡比較常見。張兵(26)還談起過他的一個朋友,在機關裡工作平平淡淡,但有機會出國學習兩年,單位給幾十萬元的花費,所以至今捨不得離開機關工作。尤軍(23)的大多數大學同學沒有在行政機關工作,而是到了公司當白領或者自己創業做企業。我問他和那些同學相比較如何,尤軍(23)的回答非常乾脆:我覺著自己的選擇是對的。在公司裡風險太高,可能發財,生活比較豐富一些,但很難說將來會怎麼樣,不一定有好的預期。這裡的「預期」就是職業的上升空間。許多公務員即使沒有明顯的職業收益優勢,能夠吸引他們繼續留在機關裡的,是他們對事業上升空間的預期。這種預期,也為公務員擁有的社會資源增添了無形的含金量。公務員的這種上升空間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施全(29)的企業在和一個人民團體中央機關的下屬事業單位合作,除了一些直接的經濟考慮,更是為將來的發展提早鋪路。他說,這個部門雖然本身沒有「實權」,但「十幾年後,他們裡面很多人將來到了地方或者留到中央,可能都是一些政府骨幹力量」。現在的合作可以提供很多與部門公務員的個人交往,在將來可能轉化為加以利用的人脈關係。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煩惱與變數

    但實際上,公務員並不一定都那麼輕鬆愜意,至少在他們跨越中間階層為「官」之前是如此。尤軍(23)所在的街道辦事處地處繁華地段,但並不在街邊,隱藏在高樓後面的一棟毫不起眼的低層樓房裡,曲曲折折才能找到。他的辦公室很舊,沒有什麼裝修,是倒退許多年所有辦公室的形象。最讓我驚訝的是,他的辦公室裡竟然沒有電腦。中央機關的公務員普遍比較忙碌(至於忙碌的內容,另當別論)。在某部委工作的金宇(27),經常封閉到賓館裡起草各種文件材料。他強調說,這些工作不是和做學問一樣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時間限制,經常是要求幾天內交稿,節奏很快,心情很緊張。遇到趕稿子的情況,就沒有了時間概念。除了熬夜,週末也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電腦旁邊,房間到處鋪滿了各種參考資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飯後在賓館下面散散步,有時候連這種放鬆都不能有。金宇明顯有些脫髮,看起來四十上下,但實際只有三十五、六歲。金宇(27)說,這些年太勞累了,精神上一直處於一種緊張狀態。    
    同時,公務員的職業發展空間在現有體制下並不透明和規範,充滿了變數。金宇(27)面臨著從副處到正處的陞遷,但沒有決定是留在現在的處裡,還是調到其他處。金宇(27)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某個領域的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華。對於現在的工作,他感覺有些枯燥。但現在的業務已經非常熟練了,畢竟積累了幾年時間,如果轉到其他領域,有些可惜。我問他在興趣和業務積累之間如何選擇,他說其實並沒有選擇,機關裡面的工作安排有時不會太多考慮個人的興趣和事業設計,主要還是要看領導的意圖。幾個月之後再次和他聯繫,得知他在所在的處裡被提為處長,代替了陞遷為副局長的原處長的位置。    
    尤軍(23)大學畢業後在區委機關裡的四年時間一直是科員,平調到街道辦事處一年之後提到副科級。市裡曾下文要求,所有街道辦事處的副處級幹部年齡必須在三十歲左右,而當時區裡這種年齡段的副處級幹部只有十幾個,處於青黃不接的處境,所以尤軍(23)得以被推薦參加了全區的選拔考試,通過後擔任了街道辦事處的主任助理,後來轉為副主任。他把自己能提到副處歸結為政策機遇,否則還很難預料自己能否被提上來。這並不是個人能力素質的問題。當時和尤軍(23)一起到區機關工作的大學生有十幾個,四年的時間裡沒有一個人被提拔,都在科員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分析說:問題出在機關裡的中間層次。雖然現在有些領導是從大學出來的,但那時候在機關掌握實權的都是兵團或者是軍隊的專業幹部,這個中間層次很頑固。下面層次的就是我們這些從學校直接過來的,人數很多,機會很少。後來大環境變了,區領導對人才發展戰略也比較重視了,我們這些科班出身的處境才好些。在機關發展的變數,不是單純業務能力和個人努力所能控制的,多種因素對公務員的發展都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人際關係。而這種機關人際關係的把握,需要長期沉浸其中才能深刻體會,並運用自如。張兵(26)談起如何平衡工作和在職讀書的問題時說:在機關單位能否游刃有餘,關鍵是在原單位的地位如何。這種地位並不只是職位如何,這個地位是綜合性的。首先是你的人際關係,中國的現實就是這樣,看你在司局裡人際關係能不能擺得平。其次,就是業務能力,能不能「罩」得住。如果業務能力都不夠強的話,你再要學這個學那個的,領導對你肯定有意見。我感覺自己還能「罩」得住。第三,工、學矛盾處理的技巧問題。這個跟工作經歷有關係,如果你的工作經驗不到那裡,好多東西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否則教你都教不會。好多老同志就會這麼給你說,機關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悟。我在原單位的氛圍還是可以的。另外,公務員的職業發展原則上空間很大,但實際上具體到個人這種空間並不是無限的。尤軍(23)對此深有體會。他剛到機關的時候,對於機關裡的奧妙一直懵懵懂懂:後來慢慢地和同事、朋友聊天,自己體會,才知道很多東西,現實是很打擊人的。對於自己的前景,尤軍(23)並不表示樂觀:如果沒有太大的變數,我覺著前景並不是太好,這也是比較現實的看法。如果沒有很強的個人背景,沒有不同尋常的工作實力,在官場上不是很容易,最多到副局、正局就到頭了。我現在到了副處,從副處到正處,從正處到副局,這是兩大坎。如果這兩大坎不順的話,(陞遷)時間會比較長。如果在發展中有什麼轉折、機遇,那還可以,但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對於他所說的「背景」,尤軍(23)解釋說:我說的背景有幾種。一種是父母、岳父母這種血緣、裙帶關係,其他的個人交往關係不算。還有交易的,這種在地方上比較盛行。或者有利害關係。有的甚至憑借男女關係。這些都是比較現實的。如果有這些關係,發展還是比較快。但是這四種我一樣都沾不上。我追問他有沒有想過要爭取主動去「沾」上一樣,他笑了,說其實自己並不是沒有這種機會,但很多情況下是不願意利用這些機會,這和骨子裡的清高有關。隨著多年機關生活的磨煉,雖然這種清高都已經被深深地隱藏在內心,但它總在一些關鍵時刻影響著自己的舉動和決定。尤軍(23)還提到其他一些影響在機關發展的個人背景,比如學校出身:這種出身到了中層就會感覺出來,高層同樣背景的人在感情上就會自然和你比較近,會特別關照一下,反正提拔誰都是提拔。他專門提到兩三所大學在政府機關部門裡的人脈網絡。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灰色地帶

    利用體制資源(無論是顯性的交易性權力尋租,還是隱性的拉關係、辦事方便等形式)獲取個人收益,一直是公務員最受非議的方面。「吏」是做事和管事的,不管「吏」的大小,都會有一些管事的權力。即使不是自己直接管的,也可以在體制內形成一個網絡,大家相互關照,彼此呵護。關鍵是,這些事不是個人的事,是公共事務。對他來講輕而易舉、舉手投足的事,可能會影響到許多資源利益的分配走向。自己攬小工程的韓娟(12)給我講到她一個朋友的老公:他就是某某區的一個派出所副所長,已經很牛很牛的啦。他一個月兩千塊(工資收入)撐死了,一年就是三萬塊錢的工資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並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幾十萬。即使我們一年掙二十萬,可能有些東西也沒有他們好。我們什麼東西都要自己去花費,但他經常有朋友請吃飯,也不能叫利用職權吧,友情關係嘛。他經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檔的場所,生活檔次水平很高,還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錢。你說這能算他貪污嗎?很難算吧。你如果要查他有多少錢,他沒有多少錢。這個派出所副所長並沒有多少工資收入,按她的說法似乎也沒有什麼不正當收入,但生活質量很好,絲毫不亞於她自己家的生活水平。這麼多人想給這個副所長交朋友,應該不是純粹的友情關係。陳明(17)講到現在的權力尋租,道出了其中的奧秘:現在管事的人也越來越小心了,不是說只要你給我多少錢我就給你辦事,他會考慮相互是否知根知底。很多人都是先和你交朋友,業務上的事根本不談。時間長了,相互建立了信任關係,什麼事情都自然好說。朋友圈子都是盤根錯節的,一圈又一圈,說不定哪天認識的朋友在將來就能用的上,真正有頭腦的人對這種事情不會太功利。有時候,「吏」不在大小,而在於能管的事恰到好處。在建築公司工作的沈智(11)就很有感觸:我們一個建築處的處長,可能還不如一個片警呢,不一定要帶「長」的(作者註:指領導職位),關鍵是那個片警管的是哪個片。如果你管的這個片是地方,比如馬上要拆遷了,你剛好是這個片的片警,又跟開發商很熟,那你的好處就可觀了。做中學老師的華林(21)前兩年要從外地調來人事關係和戶籍,對到機關辦事感觸頗深。這些調動對於華林的意義重大,比如把人事關係調過來,就可以在單位評職稱,可以分房子,可以拿到很多應該拿的補貼。戶籍同樣重要,沒有戶籍孩子上學要交一大筆贊助費。華林(21)曾為調動折騰得身心俱疲。很多明明能辦的事,有些部門卻找借口不給辦;很多明明是這個部門的事情,結果有幾個部門都插手進來,哪家不過關都辦不成。接觸的都是部門的基層工作人員,態度還算和藹,但就是不給你辦事。華林(21)感歎說:「還是利益在裡面。」最後,經人指點,終於托人破費辦好了這些事。    
    四堅持與逃離    
    公務員的形象並非都是負面的。很多人在提到公務員的時候,特別是直接接觸到一些公務員的時候,感覺他們有些人有能力、有抱負,是政府體制改革的希望。當我敲門進尤軍(23)的辦公室的時候,他正在安靜地讀書。他說這些年一直在堅持讀書,思考。對於長期在基層工作,尤軍(23)認為:假如要朝一個目標奮鬥的話,需要很多條件,基層經驗就是其中一種。很多事情在高層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層東西就比較多,什麼事情都能遇到,什麼人都能碰到,經歷就是財富嘛。在將來走到高處的時候,這種基層積累的經驗會顯出優勢,就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吧。當然,在這種自信的話語裡,我們也能聽到隱隱約約的無奈與憂慮。能力與抱負有沒有施展的空間和機會,並不是「尤軍們」個人能把握得了的。    
    機關單位不是鐵板一塊,在改革中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比如機構改革中的機關單位事業化,甚至機關單位市場化,職能和單位編製模糊化等。何京(24)所在的科技園區在編制上屬於事業單位,名義上屬於「參照」公務員待遇。但他的工作性質和通常的黨政機關幹部沒有什麼區別,各種待遇幾乎完全相同,任用上仍然屬於黨務組織部門管理,所以本研究把他歸入公務員的類別。他這種模糊的、甚至矛盾的身份只有在當前中國機構改革過程中才會出現,體現了部分傳統機關單位向市場方向轉變的趨勢。另一個特點是市場對公務員的吸引力逐漸增強。比如張兵(26)在1996年從部隊復員,他在選擇職業時曾經把企業作為首選,因為他認為企業更有活力,更有自己發揮的空間,更可以獲得直接的經濟回報。只不過考慮到家庭需要,最終選擇了機關單位。有調查顯示,近年來政府部門公務員的流失率在加大。專欄    
    工資激勵功能弱化,制度外收入混亂摘自某內部調查報告。    
    一是國家規定的工資水平總體偏低。近幾年來,儘管機關事業單位幹部的工資水平有較大提高,但與企業同類人員相比,    
    仍有較大差距。越是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越是學歷高的人,差距越大。住房、醫療、教育等改革政策出台以後,機關幹部支出有較大增加,部分年輕幹部生活比較困難。    
    二是補貼津貼混亂。一些地區和不能的津貼補貼五花八門,有的超過國家規定工資的1~3倍,基本工資的功能得不到發揮。據統計,上海、廣東、浙江三省市,基本工資只分別占收入的18%、21%、30%。    
    三是地區、部門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上海市機關幹部人均收入為65220元,雲南為人均12984元。2003年廣東省廳級幹部的平均收入是貴州省同級幹部的四倍。同一地區不同部門也不相同。據財政部2002年對公安部、稅務局等八個執法部門津貼補貼的統計,國家質檢總局年人均23448元,最高人民檢察院年均為8100元,相差15348元。北京市比中央機關人年均高12444元。    
    四是職務消費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幹部公車私用,各種招待費及健身、娛樂消費等失去監控,成為財政支出的一個漏斗和黑洞。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專欄

    中央部委公務員流失情況摘編自王虎、蔣明倬:《公務員流失報告:中央部委3年流失人才千人》,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9月10日版。    
    離開中央國家機關1年以來,肖成的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樣了。上班時間推遲到了9點,但是不再有班車;大多數工作可    
    以自己做主,但是忙得每天時間都不夠用。最重要的改變是,工資單上的數字比以前多了10倍。肖成現在是北京一家葡資公司的行政部主管,他的工作性質與過去差別很大,工作內容也多了不止10倍。    
    肖成說,促成他下決心離開的主要原因是,那時他已經晉陞到副處長職位2年了,可是考察一下機關裡的環境,至少5年之內變化不大。就他自己的背景來說,機會其實並不是太多。    
    近年來,像肖成一樣選擇離開的公務員,在中央國家機關越來越多了。根據人事部一份名為《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流失問題不容忽視》的調研報告統計,自從機構改革、人員定崗以來,從1998年到2002年,在人事部抽查的21個中央部委共流失本科學歷以上公務員1039人,占同等學歷公務員總數的88%。    
    人事部的統計情況表明,公務員流失在各方面都相當不平衡,外語、國際經濟、國際法、國際金融、國際貿易、涉外審計等涉外專業的人才流失相對嚴重。例如,外交部流失人員共164人,其中外交業務類136人,占83%;文化部共流失22人,其中外語專業人才13人,占總數的59%。「這或許跟市場對外語專業需求大、外語人才更容易將專業優勢轉化成市場價值有關。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他們獲取更高收入的機會顯然多一些。」毛壽龍說。    
    相應地,跟這些專業相關的機關,成為流失最突出的部門,如原外經貿部、外交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等分別流失158、157、107和88人。而在一些對專業性要求比較嚴格的部門,如教育部、信息產業部、財政部、原經貿委、知識產權局、建設部、科技部等流失也比較嚴重。    
    在這些流失公務員中,35歲以下年輕公務員流失的情況尤    
    為嚴重。例如外交部的流失人員中,35歲以下的佔了80%;原外經貿部從1999年到2001年的3年中,有123名青年公務員流失,占同期錄用大學畢業生總數的728%。    
    這些年輕人員具有相當好的知識結構,其中很多都是高學歷人才和業務骨幹,有的剛走上領導崗位不久,有的甚至是某項工作或涉外談判的核心成員。從發展趨勢上看,處級公務員和有碩士、博士學位的公務員流失的比例越來越大。例如原外經貿部在2001年流失的59人中,處級公務員就有19人;而原經貿委流失的51人中,就有5位博士、15位碩士。    
    從趨勢上看,公務員流失數量在逐年上升。例如原外經貿部從1999年到2001年,流失人數以24、40、59人持續攀升。有專家稱受近年來整個社會就業環境不佳所累,近一年來流失人數稍有下降;總體看來,這種公務員流失的趨勢已經損害了公務員整體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腳踏兩隻船的「事業人」

    龐大的群體在國際交流中,我們常常為「事業單位」的英文表述和解釋感到為難,稱得上與「幹部身份」並列的中國特色。大量事業單位所承載的大量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從事專業技術工作與從事專業技術管理工作的人員),是城市中間階層的重要構成部分。為了方便,不妨稱呼他們為「事業人」。當然,並非事業單位裡所有的人都屬於「事業人」,比如勤雜工人就屬於社會基層。    
    國家統計部門給出了一個具有統計操作性的界定: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2頁。專業技術人員指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以及從事專業技術管理工作且已在1983年以前評定了專業技術職稱或在1984年以後聘任了專業技術職務的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具體指工程技術人員、農業技術人員、科研人員(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及實驗技術人員)、衛生技術人員、教學人員(含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中學、小學)、民用航空飛行技術人員、船舶技術人員、經濟人員、會計人員、統計人員、翻譯人員、圖書資料、檔案、文博人員、新聞、出版人員、律師、公證人員、廣播電視播音人員、工藝美術人員、體育人員、藝術人員及政工人員。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具體指企業、事業單位的領導;企業、事業單位下設的職能機構、企業的生產車間和輔助車間(或附屬輔助生產單位)中從事生產、技術、經濟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員。    
    按照公務員管理或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人員不統計為專業技術人員。我們這裡理解的「事業人」和上述統計意義上的界定大致類似,不過將企業單位的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排除在外。另外,傳統上依附於事業單位的許多專業人員已經走向市場,我們寧可將這部分人看做企業白領,甚至律師也是如此,如本研究中的曹飛(09)。    
    毫無疑問,這種「事業人」在作為整個國家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人數最為眾多,2003年底的統計數字是147萬人,分屬於75萬個事業單位,其絕對數和相對數都超過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在中國,事業單位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數量超過120萬,而從業者已經超過了3000萬。《中國統計年鑒(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7頁。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左右逢源的幸福生活

    「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事業人」的收入水平現在已經大幅提高。但如果橫向比較的話,相對於進入市場化組織裡的他們的同行、同學,「事業人」工資單上的數目看起來並不高,好像「事業人」在經濟上還算不上中間階層。但我們這裡之所以仍然把「事業人」作為中間階層,就是因為他們的資源獲得並不僅僅來自單純的工資收入。下面所描述的是採訪中一個在事業單位工作的工程師夫婦的家庭,是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市場轉型中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的一個形象化縮影:錢民(13)和孫敏(14)都在某科研院攻讀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又都留到了科研院裡。單位在人事管理上還沿襲了原來的體制,在經費與人事工資上仍然有相關部門的財政撥款,也仍然承擔著一些重大科研項目和研究生培養的任務。但這些只是單位職能的一部分,它保證了科研單位的基本運行,保持了事業單位的基本身份。如個人一樣,不光要求生存,還要求生存得有聲有色,這是每個組織的基本衝動。如果僅僅靠財政撥款,不要說活得有聲有色,有時連生存都是問題。所以,單位將更多的精力與資源放在了對外承攬工程項目與開發產品上。在體制上,單位掛靠了一些公司的名頭,許多科研院裡的專業人員兼有科研院工程技術員和公司職員的身份。在分配上,相應地採取了基本工資、崗位工資加效益工資的做法。實際上,崗位工資和效益工資成為收入的主要部分,並且在員工之間拉開了相當的差距。錢民(13)和孫敏(14)剛結婚時,住在院裡的筒子樓裡,後來小夫妻分到了單位的福利房,價格只有商品房的三分之一。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廳,雖然面積不是很大,但對於小家庭來講已經綽綽有餘了。裝修不豪華,但佈置得整潔精緻。房子離單位不遠,平時走路就可以過去。所在的小區雖然不大,但很乾淨、優雅,設施很齊全。兩個人的收入還不能讓他們過隨心所欲的生活,孩子出生後更成了家庭主要支出,暫時會緊張些,但房子為他們節省了很大經濟壓力,經濟上可以保證家庭的良性運轉。因為兩個人都要上班,所以家裡還請來一個知根知底的保姆,幫著看孩子、收拾家務。生活節奏不緊不滿,祥和平安。從上述錢民(13)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事業人」的資源優勢在於,他們在享有傳統體制福利資源的同時,已經將另一隻腳踏到了市場化的資源分配體系中,並在參與市場競爭中充分利用了體制優勢、特別是體制壟斷優勢。「事業人」在享有體制資源上,不如公務員;在享有市場成果時,不如完全進入市場的企業白領,但「事業人」將兩種資源途徑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憑借綜合資源優勢,並不遜色於公務員和企業白領,從而躋身於中間階層的行列。這種結合有時候是微妙的,需要同時深刻理解傳統體制長時間仍得以延續和市場轉型不可逆轉兩方面的特徵,熟練地掌握一些「左右逢源」的技巧。    
    錢民(13)說,他在剛開始工作的一段時間,心理上並不平靜。單位工資不高,看著同學、朋友在外企裡面風風光光,也想從單位跳出去算了。特別是在結婚後住在筒子樓裡的那段時間,心裡很不是滋味,覺著好壞算夫妻兩個碩士,為什麼非要憋在這個地方?但後來還是沒有跳出來,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聽說單位正在蓋房子,以他和太太兩個人都在同一個單位和都是碩士學歷的條件,應該可以分到一套很不錯的住房。如果在外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來買同樣的房子的話,除了要交首期,每個月大約要付四千多塊錢。算了算,在外企裡工作和在科研院工作,從收入上來講的話其實差不多。而且,隨著單位越來越活,科研院有企業化的趨勢。憑藉著體制內的資源,單位比外面的公司效益還好,收入也逐漸漲了上來。另外,在科研院工作沒有太大的壓力,即使工作上不太如意,也就是少拿些工資而已,不必擔心被「炒」掉。而在外面的企業裡,隨時都面臨著失業的危險。說起這些往事,錢民(13)慶幸自己當初沒有跳出去。    
    如果說錢民(13)和孫敏(14)夫婦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科研所市場化的圖景,那麼楊波(20)就為我們提供了高校教師這個群體市場化的生動例子。楊波(20)現在一所大學做教師。幾年前,他就開始在外面講授各種應試英語。多年下來,在圈子裡儼然已經小有名氣,在各大城市飛來飛去講課,甚至已經出了幾本英語考試方面的「專著」。雖然這是他的第二職業,但實際上成了第一職業(可以把這種職業叫「知識個體戶」),因為外出講課和相關的事情佔用了他大部分的時間,自己主要的收入也來源於此。結婚前買了一套房子,現在又買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他自費送太太去國外學習,前一段又買了輛車,另外他還有出國進修的打算。光是這幾筆花費就是不小的數目。這些支出都來自講課的報酬,他也自嘲成了掙錢機器。作為大學教師,學校的事仍然要做,比如學校的授課任務,但並不用花費太多的精力,也沒有太大的熱情。我問他,在高校裡的收益相對自己外出講課的收益微不足道,對自己還是個牽扯,為什麼不乾脆辭職呢?楊波毫不遲疑地給了我否定的回答,強調事業單位這個「靠山」不能丟:從來沒有想過要辭職,其實根本沒有必要去想,不可能辭職的。我現在出外講課都打著所在大學的名頭,所謂「名校名師」,很多學習班的組織者和學員也都是衝著我這塊招牌來的,沒有了這塊招牌,我算什麼?也不是沒有人這麼幹的,那是人家已經出大名了,不需要學校這塊招牌了。而且,他們年紀大了,也沒有其他想法了,就想掙點錢。可是我還這麼年輕,不可能講考試英語講一輩子吧?我將來還是要有自己的事業,離不開學校這個平台。另外,有學校做靠山,心裡踏實。有些資源,是錢不能買來的,但學校能給你。也許楊波(20)的例子並不能代表所有高校教師,但高校市場化、產業化的一面卻是個不爭的事實。伴隨著高校教師的待遇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活動空間和資源來源已經不再局限於高校的院牆。同時佔有體制內的資源和市場化的成果,使得教師近年來逐漸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職業。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責難與辯解

    從順應市場轉型規律的角度來看,有些「事業人」「腳踏兩隻船」的做法已經得到社會的承認,作為一種良性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存在,可以認為是在特殊的社會過渡時期對不合理的傳統分配方式的一種反動。同時,這種「事業人」進入市場資源分配的體制往往是非正式的,利用體制資源的方式和合理性難以控制。有學者提出,除了正常的工資收入,在當前還存在著三種隱性的收入,分別是工資外收入(相當於各種福利,如成本價分房等)、單位外收入(即兼職收入)和非法收入(如錢權交易等)。參見鮑迪克:《李強:收入體制紊亂引發隱性收入現象》,載《財經時報》,2004年第559期。能夠全部享有這三種收入途徑的,只有「事業人」,因為公務員一般沒有兼職收入,而企業人員本身的各種灰色收入都比較少。如果單單從合理與合法的角度來看,這三種收入中沒有一種肯定合理、合法,也沒有一種肯定不合理、合法。    
    這樣,有些領域的「事業人」進入市場資源分配領域本身和進入方式都充滿了爭議、非議,甚至違法的責難。特別當「事業人」取得的市場資源成本直接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時,社會輿論就會對這種「灰色收入」持強烈批判態度。參見鮑羅克:《中國的收入有多「灰」》,載《財經時報》,2004年第559期。比如,在採訪中很多被訪者主動表達了對醫療行業和教育行業亂收費的不滿。這裡的教育指學齡前教育和國家九年義務教育,不包括大學與成人、職業教育,可以統稱為基礎教育。    
    孔楠(22)現在正要評主治醫師,其工作範圍也使得他還沒有接觸到太多的灰色收入。但他也承認現在的醫藥、醫療行業問題很多,並不否認其他層次較高或熱門位置的醫生有很多灰色收入,比如動手術收紅包,去外地醫院走穴動手術,開有回扣的高價處方。孔楠(22)在醫院的門診經常見到,一些醫藥銷售代表當著很多病人的面邀請醫生去外地,甚至國外旅遊,毫無顧忌。同時,他也強調現在醫生的單純工資收入從整體上不高:我們醫院那些已經到主治副教授級別的醫師,如果單靠醫院發給的工資,養家都養不起。他們就是獎金幾百塊,工資,加上國家規定的各種補貼,一千多一點,不到兩千塊錢。北京其他醫院或者外地的醫院,差點的加起來才一千出頭吧。要是他不拿(指拿紅包、回扣等)的話,就相當於低檔收入了,連北京的中等收入都算不上吧。可是以前我們讀書、搞科研,現在的工作也付出很多,不應該就這麼一點收入。所以,「事業人」自身已經逐漸對這種從市場上彌補工資收入不高的資源獲取方式心安理得。孔楠(22)對醫生收回扣的現象有他自己的「合理」解釋,但總讓人感覺有些不妥:回扣屬於各大醫藥公司的產品推廣費,是正常的企業成本,給醫生的也無可非議,只不過中國的政策把這些歸為不好的方面。人家單位這部分錢是拿出來專門作為市場推廣的費用,是競爭的一個費用,不存在不合理。當然會把這一部分藥品的收入放到消費者的負擔上去了,這是賣藥人的事情,這個就跟國家政策有關係了。這個跟醫院和醫生沒有太大關係的。同時,他認為有些專家到其他醫院走穴動手術是合理的個人勞動收入,而且在社會效益上看是「彌補了醫療資源不平衡」。    
    華林(21)是高中教師,平常的授課任務很重,而且到現在的中學時間並不長,暫時沒有到社會上去兼職。但他不否認很多中學老師在業餘時間給學生做有償輔導,開高考培訓班,也不否認將來自己也做這些兼職的可能。在教學中,有時也會通過各種形式向學生收費,比如兜售學習資料等。    
    「事業人」的市場化之所以存在社會認同的爭議,根本在於兩點:    
    首先,「事業人」所在的行業、所從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市場化的合理性。有些行業本身就應該進入市場,只不過由於體制的慣性還沒有從體制上完全進入市場。這時候如果事業單位和「事業人」進入市場就容易得到認同,除了個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收入,而且在社會效益、資源配置上是一種合理化。而有些行業並不僅僅是掛著「事業單位」的招牌,從性質上看也是真正的公共事業,即使在成熟、發達的市場機制下也不應該市場化。這些事業單位和「事業人」的市場化就不存在合理性,必須接受各種非議。    
    其次,「事業人」的體制外收入是否為所付出的個人勞動的合理回報。從這個意義上看,高校教師在社會上兼職可以認為合理,而醫院設備採購部門利用職權取得的回扣收入,就是一種高額度的、無勞動付出的非法收入。當然,事實上「事業人」的市場化存在各種各樣的模糊地帶,其合理性的判斷遠遠不止這麼簡單,而且還存在著一些價值取向的問題。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行政人員的去強勢化

    除了專業技術人員之外,在事業單位裡存在著另外一個中間階層群體,而且數量眾多,那就是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統計部門的正式稱呼為「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與體制傳統有關,以往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的地位差不多,甚至管理人員比專業人員更加強勢。因為他們直接擁有支配資源的能力,作為主體的專業技術人員在單位內部反而並沒有多少資源配置的話語權。但是,隨著市場機制的建立,專業人員逐漸在各類事業單位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而行政管理人員從總體上朝著服務職能的方向發展。這樣,他們往往不是像專業人員那樣主動地市場化並享受著市場化帶來的附加收益,而是在被迫地面對市場化帶來的壓力。    
    陳明(17)所在的單位是一家局級的科研所,以前在所裡有很多職能部門,而且很強勢。但前幾年所裡進行了機構改革,大大壓縮了一些職能機構,把原來的一些處級職能部門合併後,每個部門只保留一個負責具體工作的人。新機構負責人要實行公開競崗,陳明(17)就是這樣走上處級領導崗位的。陳明(17)很有遠見,認為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從長遠的發展趨勢上看要實行秘書制,行政管理人員將來會成為服務性群體。陳明(17)非常年輕,這麼快就到了正處級位置,別人總是對他充滿了羨慕。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採訪中沒有表現出志得意滿,而是表達了強烈的危機感,擔心單位的封閉性會使自己在未來失去市場生存能力。他說:如果我畢業後進入的是一家大公司,是專業技術人才,在某一個方向上會越走越專。可是這種事業單位的管理工作,內容非常寬泛,不可能專下去,等於失去了專業。將來一家社會上的大公司有什麼理由要我?我還有什麼優勢?相反,如果我現在到一家公司,從底層幹起,我會適應這個激烈競爭的社會。即使我不斷地跳來跳去,我跳的時候也不用太擔心。在現在這個單位工作本身壓力要小很多,時間長了會慢慢不適應外面人才市場上的激勵競爭環境。如果現在我和單位解除了合同,我到社會上找一個工作,我還不會怕。但再過十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如果我要面臨這種情況,我想可能真的會怕。我在所裡開會的時候就講,我們這些年輕的辦公室主任現在很自信,但是再過五年、十年我們是否還是那麼自信地面對社會?我問他,為什麼不可以在研究所裡一直這樣幹下去,他認為偏平化的行政組織架構給他的發展空間並不大:我幹嗎要在這裡幹一輩子?單位裡的管理結構非常扁平,我這個處裡面加上我這個主任就4個人,三個人各管一塊,我總負責。我已經到了主任的位置,再發展能到哪裡?最多再干副書記,書記,到頭了。但是搞科研的就不擔心這些,他可以不斷地積累,名聲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地位越來越高,不會局限在研究所裡。我們就不行了,出了研究所,誰認識我們?誰買我們的賬?而且,研究所的情況可能和高校不一樣,高校管理部門的干涉能力比較強。在所裡,真正的精英是那些能拿到項目的,能在《SICIENCE》、《NATURE》(作者註:兩種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學術期刊)上發文章的人。對於將來,陳明(17)表示,要麼到公司去,要麼到政府機關去,不可能在這裡長期「耗」下去。也許陳明(17)的想法比較超前,並不代表當前事業單位裡的大部分行政管理人員的通常想法。而且,他年輕,有能力,有想法,對將來的期望很高,是他們那個群體裡有朝氣、出類拔萃的部分。但他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了從市場化的角度看待自己事業發展的思路,從中可以發現市場化對於事業單位的影響已經不止專業技術人員這個群體,還觸及了職能管理人員這個群體。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悄然的變化與扭曲

    事業單位是中國傳統資源配置體制延續與市場轉型的奇妙結合,「事業人」則是這個奇妙結合的承載主體,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隨著市場轉型的深入,傳統的事業領域必然逐漸萎縮,從本應市場化的空間退出來。比如,有些事業單位雖然仍保持著事業的外殼,但運行機制和人員管理都逐漸真正市場化了。鄭穎(15)在雜誌社做編輯,嚴偉(16)在報社做記者,他們工作的時間都不長,但都已經在本領域換了幾家單位。如果幹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處,隨時都會離開原來的單位。一般事業單位的體制內資源他們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據自己的工作成績。從這種市場化的程度來講,這些媒體單位更接近於一般的企業,這些媒體「文化人」的資源獲得方式更接近於一般企業的白領。這也許代表了當前許多事業單位的真正發展歸宿。甚至,有的事業單位在形式和內容上完全成為了市場主體。比如曹飛(09)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原來都是「國有所」,改制後大部分都成為私有。雖然國家在宏觀管理上對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要比其他行業更嚴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師協會的指導作用,律師仍然有指定辯護等司法救濟的義務等,但總體上律師事務所成為了市場主體。相應地,可以把律師看做企業性的新型白領。更準確地說,大部分律師已經成為私營企業性質的白領(所以,對律師行業和所採訪的律師曹飛(09),本書把它歸為下節討論的內容)。    
    另外,除了工作單位性質的變化,「事業人」自身的職業態度也在變化。市場對「事業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事業人」成為企業白領的重要人力資源源泉,對於那些比較進取的年輕骨幹更是如此。呂英(25)在單位裡雖然待遇不錯,工作很穩定,但時間長了,業務也熟悉了,感覺工作內容比較單調。她說:事務性的工作比較多一點。涉及的知識比較少。在初期還能承擔一些責任,獨立地做過一些事務。但是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後就覺著應該轉變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貫徹起來比南方其他發達城市相對緩慢,機構運轉也不是那麼靈活。很想去南方那種環境去體驗一下。如果在企業裡能有更好的發展空間,現在的事業單位對於呂英(25)並非不能捨棄。    
    其實,事業單位與「事業人」的複雜性遠不止市場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業單位與「事業人」的市場化、「事業」與市場之間的模糊化,另外還存在著機關單位與機關人員事業化、並進而市場化的現象,以及公共行政領域、「事業」領域與市場領域之間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對自己單位的性質都不清楚,對我解釋了許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單位對外稱為公司,但隸屬於一個中央級的專業行政審查機關,本來屬於機關的一個局級部門,後來在機構改革中由行政機關改換為事業編製,在內部名稱上改為「中心」。雖然人員屬於事業編製,待遇和管理仍參照公務員和行政系統,特別是組織人事管理權限仍然在上級行政機關。如果僅僅如此,還不難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業單位市場化一樣。問題在於,這個事業單位的主要業務仍然延續了原來沒有「事業化」之前的行政性審查職能。更加讓人回味的是,依托這個事業機構又掛起了公司的招牌。這樣,通過機關單位事業化,以及進一步的市場化,機關單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來的行政職能不再是機關裡的對外辦公,而是搖身一變成為「收費項目」。當然,這種公司不用去開發市場、爭取客戶,因為只此一家,要想通過行政性審查,必須先通過它的有償「服務」。從根本上講,這種事業單位的市場化使行政機關變相參與市場資源分配,事業單位成為體制特權與市場分配之間十分曖昧的聯接點,是對市場機制的最嚴重扭曲。    
    相應地,這些事業單位的「事業人」也成為這種特殊體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觀,而且工作內容比較輕鬆,很符合現在許多女性的職業理想:有專業職稱和技術專長,職業體面,收入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時照顧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見面是在一個工作日的上午,我擔心她是否方便,她說沒有關係,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嚴。他們單位平常一到11點鐘大家就嘰嘰喳喳地去飯廳吃飯(午飯是外面送來的套餐),大家邊吃飯邊聊天,很熱鬧、輕鬆,吃飯時間並沒有限制,盡興為止。有時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實正常上班時間稍微緊一點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們」享受著體制內和市場的雙重資源。同時,由於政府機關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業單位相比還增加了壟斷的優勢。所以,如果說一般的「事業人」是腳踏兩隻船,那麼「王慧們」則是腳踏三隻船的「超級事業人」。為了精簡機構、壓縮編製而又避免人員分流壓力,許多傳統的機關都逐漸改換成了事業編製,比如機關的後勤部門、培訓部門,這些部門很多就有這種機關事業化、並進而市場化的特點。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專欄

    一場涉及2900萬人的改革拉開大幕摘編自林楚方、法伊莎:《一場涉及2900萬人的改革拉開大幕》,載《南方週末》,2004年4月15日版。    
    3月下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高層人士透露: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和研究對規模龐大的事業單位進行改革,這個舉動將涉及幾千萬靠政府支付工資的公共服務領域人員。發改委    
    副主任李盛霖說,這「是繼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後,中國面臨的又一項重要任務」。有評論說,儘管此前許多省市及行業已著手事業單位改革,但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探討這一問題還是第一次。    
    就在發改委官員透露出此項改革之際,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宣佈,除人民出版社外的國內出版社都將轉型為企業。「成立集團是真改革,而不是掛個牌子的假改革。我們改革的第一項,就是要集團化。」柳斌傑說。同樣是這位副署長,2003年在四川的一次講話中指出了這個領域存在思想觀念陳舊問題。一些人受了過去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受了「左」的思想影響,以意識形態的特殊性為由,拒絕了改革的一些措施,「在經濟戰線上20年前就解決了的問題,在我們這條戰線上可能到現在大家還接受不了,以至於中央領導同志最近的一些講話在地方黨委傳達的時候居然還不敢傳達,可見我們的思想觀念遠遠落後了。」在未來幾年,類似這樣的「事業單位」,將要面對的是一個新的、可能也是很痛苦的轉型發展期。    
    在中國,事業單位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擁有近3000億國有資產,70%以上的科研人員、95%以上的教師和醫生都集中在各類事業單位,其經費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30%以上。然而相對於事業單位所擁有的資源,它對社會的貢獻很不成比例。據統計,事業單位對中國GDP的貢獻大概在5%~10%之間。2001年科、教、文、衛四大行業才占51%。    
    而一些事業單位實際上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尤其是一些脫胎於行政機構的單位,成為事業單位後,很難從管理機構變成服務機構。一些政府附屬的事業單位就是二政府,自居企業和社會之上,脾氣比一些政府部門還大。發改委副主    
    任李盛霖把事業單位的「毛病」概括為: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實際上,決策層早已意識到事業單位體制改革的緊迫性,2002年,十六大提出:「按照政事分開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從去年開始發軔的事業單位大改革,就是對十六大精神的貫徹。事業單位組成複雜,各個領域情況不一,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改革方案,各個領域各個地方的改革在分頭進行。從1982、1983年開始的機構改革,以及後來進行的教育、衛生、科技體制改革都涉及事業單位改革,20多年來,事業單位改革是伴隨著每個行業的改革慢慢推進的。    
    真正意義上的事業單位改革可以從兩個脈絡來看:一是財政來源,事業單位這麼龐大的規模誰來養?從財政角度考慮,實際上對事業單位的改革就是盡量把它推向市場。當時事業單位就分了三種:第一種是全額撥款;第二種是差額撥款,撥不足的部分,又分三種,三七開、四六開、五五開;第三種是自負盈虧。任何一個行業中都有全額撥款,研究部門或是行政部門多一點,出版部門、新聞單位少一點。    
    第二個脈絡就是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行了聘任制,推進職稱制度改革。十三大以後,1988年開始研究「一切以行政級別劃線」的問題,當時,所有事業單位都有行政級別,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則成為改革這一痼疾的契機。公務員制度的建立等於全部把事業單位甩出來了,不以行政級別劃線就意味著它從政府開始剝離出來,開始政事分開,「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經常反覆,現在大學還設有20多個副部級校長,仍沒有去掉行政級別」。中國的事業單位大部分脫胎於行    
    政系統,而行政機構改革有一個怪圈: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事業單位改革也會這樣嗎?從這點考慮,有人提出要「充分估計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事業單位的改革和當初的機構改革以及企業制度改革面臨同樣的難點:人的「出口」問題,即富餘人員哪裡去的問題。    
    一位評論者指出:眾所周知,國有企業改革時有一部分人員分流到了事業單位,而政府機構改革時又有大量的人員擠進了事業單位,事業單位成了兩者的「出口」。那麼現在,誰又給事業單位改革中富餘出來的人員當「出口」呢?如果說,當年正是因為有了事業單位這個「出口」,有了事業單位這個「大後院」,才使得國企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有了緩衝帶,減輕了改革的難度,那麼現在,在事業單位改革中,這一問題到了最終解決的時刻。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恆山也承認,這項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風險性較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改革措施時要體現過渡性,要做好必要的保障工作,把改革的力度和社會的可承受度有機結合起來。應該吸取機構改革的教訓,擺脫怪圈。政府機構改革的問題在於,曾經有一段沒有在法制框架內改革,改革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約束,現在實際上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國家政府編制法》在5年內有望出台。    
    改革的結果將會怎樣?一位研究政府體制改革的學者說,目前改革力度不會很大,現在主要的目標還是減輕財政負擔,能把財政負擔減下來就不錯了。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市場中的游泳者:企業白領

    一風險與回報同在    
    (城市中間階層)正以溫情脈脈的情調走在時代的前端,這包括所謂優雅、品位以及格調。他們穿灰色行政套裝,拎筆記本電腦,灑淡淡的香水,臉上略帶自信又矜持的微笑,以「一切盡在掌握」的姿態出入於寫字樓、咖啡廳、候機室、商務會所、星級酒店,當空中飛人,打「波音」的。參見周卉平:《圈子的意義及女兒的生日快樂》,載《投資科學》2003年6/7月。這是媒體對中間階層的形象描述,更準確地說是對企業白領群體的描述。人們只是看到他們衣著的光鮮,氣質的瀟灑,生活的品位,卻沒有看到白領身後遍佈漩渦和危機的另一面。如果把市場看做一個浩瀚的海洋,那麼機關公務員是陸地上的漫步者,「事業人」是河流湖泊裡的漫遊者,而企業白領則猶如海洋裡的擊浪者。市場競爭中成功的企業白領收入不菲,成為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的榜樣,受到許多親友的欽羨,自由享受著付出艱辛與風險之後的成果,張揚著公務員們和「事業人」們所不能有的自由個性。同時,他們要在海洋裡搏擊,必然要付出許多機會成本,如在機關單位和事業單位裡的清閒、福利、穩定等,要忍受市場競爭中沒有退路的心理焦慮,要不斷提升個人競爭能力。    
    因此,高風險、高投入和高回報便同時伴隨著企業白領。如果企業白領只有高回報沒有高風險,那麼大家都毫不猶豫去做企業白領了。職業的可預見性是許多人非常在意的。曹飛(09)做律師之前在一家國有大企業上班,後來在單位覺著有些悶,認為律師很有前途,就決定轉行。先是參加並通過了律師考試,然後找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期滿後做了一個職業律師。但剛做律師的時候並不順利,手裡拿不到「案子」,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案子」也沒有出來原來預期的結果,收入相應也比較「淒慘」。對曹飛(09)來說,那是段艱難的日子,當時他都有些後悔放棄穩定的工作轉到完全陌生的律師行業。可是已經走了出來,就沒有回頭的可能,只有硬著頭皮向前。所幸熬過了那段時期,現在上了軌道,收入也高起來了。    
    有的白領一開始游泳就到了大海,有的卻是從陸地或河流湖泊中跳到海洋裡,他們就是我們常說「下海」者。對於從陸地上和河流湖泊中「下海」者來說,他們對企業白領的高風險、高投入和高回報的體會更加深切。衛成(01)剛開始在一家工程設計單位,工資待遇一般,住在集體宿舍,過得有些苦悶。他不是北京當地人,當時研究生畢業來這家單位的主要目標是能解決戶口。衛成(01)拚命學英語,希望將來能跳到外企。在研究院不到兩年終於辭離了原來的單位,跳到一家韓國大企業的駐京商業機構。辦辭職手續的時候,人事部門要衛成(01)交幾萬塊錢的違約金,否則就不放檔案。他訴說當時心理不平衡和對未來的忐忑:我當時心裡想,我到你單位這兩年,你一共給了我多少工資?雖然我沒有想長期幹下去,但我工作還是做得很踏實。這兩年拚死拚活也作了不少貢獻,差不多白幹了。想跳出去就衝著能多掙些錢,但錢還沒有掙著,反倒先賠上幾萬。除了心理不平衡,還有很多是不踏實。如果出去不如意怎麼辦?到時候想回頭都來不及了。和其他朋友、同學商量,他們有許多勸我還是先穩一穩再說,也有人勸我孤注一擲。考慮再三,他還是決定要走。在原來單位裡工資不高,兩年時間也沒有存下什麼錢,交給原單位的「買路錢」還是向朋友借的。回想起當時的處境,衛成(01)至今仍然心有餘悸。他說,那時候自己年輕,敢想敢干;如果是現在,恐怕就不會冒那麼大風險了。所幸的是,衛成(01)在新的單位工作不錯,很快就有了回報。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壓力中向上的渴望

    二壓力中向上的渴望    
    緊張、忙碌是企業白領的普遍工作與生活狀態。褚峰(08)已經是外企的部門主管了,但現在仍然很忙碌,任務很重。和他見面的時間約在了中午吃飯的時間,其他時間根本沒有空。和做律師的曹飛(09)約時間也是很難,甚至連中午吃飯的時間都有安排。    
    企業白領的競爭和生存壓力大,這在外企和私企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的民族企業無論在實力和管理上都逐漸成熟,他們和外企的差別也越來越小。如果說國企猶如市場海洋中的一些孤島,正逐漸被淹沒;那麼,孤島上的國企白領,正面臨著與私企和外企白領一樣的命運:要麼拚命游泳,要麼淹死在海洋裡。實際上,能夠大量容納白領的國企越來越少。國企白領以往的體制優勢逐漸消失,也和其他白領一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市場化壓力。魏瓊(10)所在的一家國有銀行為了壓縮運營成本,這些年的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員編制反而減少了,現在很少從大學招畢業生補充人員了。工作崗位不再是鐵飯碗,效益成了評價核心。如果能多吸引來存款,職位和工資待遇都不是問題;否則,不光待遇不好,連職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時上班,但幾乎沒有按時下班的時候,到八、九點鐘下班成了家常便飯,週末也經常加班。更讓魏瓊(10)抱怨的是,有時候連五一、十一這樣的長假都不能保證。我問她待遇怎麼樣,她說還不錯,但和以前既輕鬆、又拿高工資的時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和付出,現在的收入並不高。    
    精力充沛的游泳者總想迎接更刺激的挑戰,贏取更高的回報和發展空間。衛成(01)在一家韓國知名企業工作了幾年,業務做得很熟了,在行業內業有了一些人脈,但總覺著有些不踏實。他說雖然做的是專業技術,但技術含量並不高,業務上很大的成分是銷售,業務能力的積累很少。而且,公司只是在北京的一個銷售機構,層次很簡單,除了總經理是韓國人,其他人的職位都差不多,內部的晉陞空間幾乎沒有。在公司裡時間長了,人容易懈怠,知識也容易陳舊落伍,過幾年一旦有什麼變動,很擔心不能適應市場上的競爭。前幾個月被一家獵頭公司看中,被說動後辭職到了現在的一家法國企業,做北京的銷售機構負責人,對他來說在事業上前進了一步。但衛成(01)仍然為將來的職業發展擔心。雖然公司在前景上許諾得很好,將來的發展方向如何如何,但究竟怎麼樣,感覺還是很難講,也不知道將來能幹多長時間。這些年換的工作都是自己主動出擊的。像自己這種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問題,關鍵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稱心如意的。但是稱心如意的標準是什麼,有時候連他自己都不是特別清楚。    
    李亮(03)畢業到北京發展,時間並不長,但已經換了好幾次工作,工作類型也各種各樣。一直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領域,每一個工作都沒能長久。直到一年之前,李亮(03)跳到了現在的一家私營企業。雖然公司並不大,只有一百多員工,但他作為中層經理,能主管一塊業務,感覺上了軌道。回首過去的幾年,雖然並不順利,但仍然認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穫,感覺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積累。    
    在海洋擊浪的年輕白領的理想是將來有一天能坐上遊艇,享受海洋的旖旎風光,不用在海洋的漩渦裡打拼。這個遊艇就是能在公司裡得到晉陞的機會,做到比較高的位置上,不光收入更高更體面,而且不用在基層時刻擔心工作不保了。但是,能夠實現這種理想的白領並不多。成熟的大企業一般都是嚴格的金字塔科層結構,晉陞的機會有限,猶如大家爭過獨木橋,能順利地到達新起點的只有少數人,除了實力,還需要有一些運氣和機遇。在許多企業裡有「up or out」(升職或走人)的說法,這更增加了企業白領的壓力。另外,許多企業本身就沒有為白領員工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在北京有許多外企的駐京機構,員工不多,管理結構扁平化。要麼你是普通職員,要麼你就是老總,但老總只有一個,而且在外企很多老總是國外直接派過來的。即使在管理結構上有空間,可能也主要是給「洋人」預備的,本地人很難進入更高的公司結構層次。相反,在機關單位雖然也存在升職的壓力,但如果心態平和,總能「熬」上去,而且沒有失去工作崗位的壓力。在事業單位裡升職的壓力更小,特別是對那些專業技術人員,可進可退。    
    職場中既要立足,又要發展,白領的這兩個主題帶給他們雙重的壓力。2003年一項網上調查對415位身處北京的公司白領(男性458%,女性542%)進行了一次關於工作壓力的研究。調研結果顯示:411%的白領們正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614%的調查對像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心理疲勞,如果不加注意,很有可能會被工作搞得精疲力竭。也就是說,近2/3的公司白領正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心理疲勞的症狀。「在太短的時間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領域的發展」、「擔心未來的工作或業績」是職業發展給白領帶來的主要壓力。摘自湯雪梅、范穎:《2003年企業白領職場壓力調查》,載《化妝品報》,2004年2月4日。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進退之間的職業女性

    粉領——職業女性白領,比其他領域裡的職業女性更加值得關注。她們在海洋裡的游泳技術往往和男性白領一樣嫻熟自如,甚至在一些工作上比男性更加出色,特別在剛跨入職場的幾年裡。但是,由於傳統社會角色的定位和生理特點,女性企業白領往往在工作若干年後,會遇到一個拐點。這時,她們會感到身心俱疲,不再想繼續打拼,只想靠岸或者到江河湖泊中歇息,或者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海域游弋。我在採訪中深刻體會到這一種拐點的存在。蔣麗(02)現在一家外企做財會,她現在的心態是希望能穩定。因為「女人一過三十都這樣,該結婚的結婚,該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穩一些」。她所在的公司正和其他企業發生併購,公司必然會重組。對自己在公司的發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承認和丈夫衛成(01)的心態這方面很不一樣:也沒有太大壓力,心態挺平和的,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吧。即使有變化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沒有辦法。我們有些部門要搬到某某市去,肯定要裁掉一些人,但我也沒有特別著急地趕緊先找好工作之類的。等著最後有一些(裁員)賠償再去找(新工作),就是「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那種心態。可能和年齡有關係吧,兩年前我覺著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但現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覺不一樣了,懶了似的,差不多就這樣唄。秦雲(06)是在一家私營企業裡做主管,主要負責產品生產和引進,壓力沒有在外企做銷售經理的丈夫朱海(05)那麼大。自己在公司裡的位置相對比較平穩,因為公司體制決定了幾乎沒有太多的上升空間。秦雲(06)曾經換過幾個工作,經歷非常豐富,曾經想過要自己開一家公司。但現在這種心氣已經沒有多少了,主要原因是生了孩子之後需要很多精力和心情去照顧家庭。但夫婦兩個對此並不在意,認為兩個人沒有必要都那麼進取。對自己的事業,秦雲(06)沒有把目標訂得像朱海(05)那麼遠,只是想走一步看一步。而且,朱海(05)的事業心很強,也很有起色,秦雲(06)感覺只要丈夫的事業有了保障就可以了。    
    趙嵐(07)在外企工作,剛剛結婚,工作和生活上都一貫風風火火。但談起將來,她若有所思:將來我希望有一個更大的房子、更穩定的家庭收入,當然最重要的是疼我的老公。工作上,要有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大的壓力,能把工作和生活處理好,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但不一定要那麼出色、讓人羨慕。工作很忙碌,適合年輕時做。所以,希望將來生了孩子之後能夠轉到一個相對更穩定、更輕鬆一些的職業,能夠幹一輩子,能夠兼顧家庭和事業。魏瓊(10)工作已經五六年了,因為工作忙,根本沒有談戀愛的時間,以前的男朋友就是因為她整天忙碌分手的,所以至今單身。這也讓父母家人擔心,把她嘮叨得很心煩。在工作上,感覺著現在還比較年輕,做這種耗費精力強度比較大的工作還可以,但將來就不一定了。所以,她現在有出國讀書的念頭,希望回來後能轉到一個不那麼勞累的工作。    
    第四節市場中的弄舟者:自營者【1】一傳統中間階層的新版本從中間階層的「新」與「老」之分看,自營者屬於「老」式中間階層。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不再依附於任何「單位」,而是自立「單位」,讓別人給自己打工,或者自己給自己打工,所以稱之為「自營者」。有些中間階層自營者具有自己的專業和管理才能,但最體現其特徵的仍然是對經營資本的擁有,這是他們同企業白領的本質區別——即使他們的收入水平和企業白領相同,或者更高些。    
    作為中間階層的自營者主要包含三部分人:    
    一部分是個體經營者,他們或是單干,或幾個人合夥,或者沒有固定的僱傭人員,或者僱用人員比較少。在改革開放早期一些官方文件表述中,曾把雇工8人以上看做資本剝削,但這僅僅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摘出的隻言片語,並沒有嚴謹的論證依據;但從區分個體經營和企業經營角度看,可以作為參考。一些自由職業者如自由撰稿人、娛樂影視演員等,可以看做「文化個體戶」,這部分人在作為文化中心的北京市也為數不少。但他們並不屬於這裡討論的自營者,因為他們沒有基本的資產。如果是依托於某個事業單位的「文化個體戶」,我們可以把它們歸為前文所述的「事業人」。那些不再依托某個事業單位的「文化個體戶」,則可以歸為企業白領,因為他們往往成為某個文化娛樂業公司的簽約人。另外,運動員大多可以看做依托體育管理部門的「事業人」。當然,這些特殊群體的劃分比較模糊,與中國當前社會轉型中個人身份的變遷有關。    
    另一部分是中小型的僱傭經營者。他們形成了真正的企業,有一定的員工規模。規模較大的企業主不屬於本研究討論的中間階層,因為他們的資產規模和影響力已經使得他們成為了社會上層。談不上擁有資產的小雜貨店老闆也不是我們討論的中間階層,除了收入有限外,他們的財產規模很難稱得上通常意義的經營資產,所從事的工作內容也相當於藍領的售貨員。    
    還有一部分則是「城市新地主」。擁有少量土地的小農場經營者是「老」中間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城市裡沒有農場,即使在農村,土地也是集體所有,「地主」的概念早已經在人們心目中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然而,當前在城市裡逐漸出現了一批很特殊的人群,他們沒有自己的職業和專長,或者根本不靠自己的職業和專長生活,他們靠出租地皮、拆遷補償得到一大筆錢,或者靠出租商用或居住房屋不斷取得收入。對此,他們幾乎不必付出勞動,只是簽簽合同、收收錢就可以了。依靠這種穩定的利息或租金,他們的收入不菲,可以和前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種中間階層群體相提並論、甚至更高。他們也是一種城市自營者,只不過很特殊,有些類似於以前的農村地主。區別在於,他們居住在城市裡,出租的地皮或房產與耕種無關;而且,他們是剛剛開始浮現出來的新人群類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主」。我們這裡把這些人稱為「城市新地主」。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自斷後路

    企業白領是通過企業組織與市場相聯繫,而自營者則直接將命運寄托到市場競爭中的成敗上,沒有了絲毫退路。所以,自營者承受著其他中間階層所不能比擬的壓力。    
    企業的生存壓力最沉重。上一節我們把企業白領看做市場海洋裡的游泳者,這裡我們就可以把自營者看做在市場海洋裡面的「弄舟人」。游泳者擁有的是自己的才能,而自營者除了必不可少的專業或管理才能,還多了一個身外物——企業資產,這就是自營者的「舟」。游泳者累了、不願意幹了,或者遇到失敗等挫折,最多走人,或者可以上岸歇口氣。可自營者沒有企業白領的這種選擇,可是如果弄舟人的「舟」翻了,往往就失去了整個身家,可能一輩子都難以翻身,失敗的代價對於他們來說過於沉重。所以,自營者要面臨比企業白領更大的壓力。而且,賴以生存的小舟上可能關聯著太多的利益關係,自營者的興衰決定著許多人,特別是員工的命運。作為小企業主,許剛(28)談到自己的體會:有的高級打工的(高層企業白領)拿很多年薪,但他想的事情和私營企業主完全不一樣,消費觀念、價值觀念也不一樣。幾乎所有的企業主都經歷過企業可能垮掉、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刻,這種經歷使得他們(的心態)和打工者絕對是不一樣的。我看我身邊的人,也有給別人做總經理的,我們和他們的觀念截然不同。做知識個體的韓娟(12)的主要業務是室內裝修設計,平常攬到生意、做好設計後再找一些有長期關係的包工頭,由他們負責找民工來做活。雖然自己有公司執照和資格認證,但因為平時沒有固定的員工,所以仍然把她作為個體自營者更為準確些。在採訪中,她一再表達了對明年攬不到足夠生意的擔心:我想坦白一點,我怕明年沒有活幹。沒有活,我就沒有了工作,可是我又不想給別人上班,就想自己做,所以我現在有壓力。其實每年都這樣,也許到時候就會有活幹,但在沒有之前總是擔心。即使現在有了,還擔心工作量是不是夠大,還時時刻刻擔心再下一步有沒有活幹。未來生活保障也是一種壓力。自營者處在市場的最極端,他們生活的惟一保障是市場競爭,充滿了不確定性。今年能掙到錢,明年也許就不能,後年可能還會破產。沒有保障是小企業主和個體自營者的共同感受。如果說企業白領一般都有各種社會保障,自營者則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積累。離開了體制、離開了單位,也就失去了保障體系所能達到的範圍,失去了有保障的安全感。韓娟(12)說:我今年三十二了。本文中引用訪談者所提及的年份,一般以開展野外調查的年份(2003年)為基準。書中明年指2004年,今年指2003年,去年指2002年。作者注。去年我父親去世,對我可能有影響,我開始想應該為將來老了存點錢,可以有保障。我想盡量準備這些,存一點錢,或者有錢投資做點別的東西。就是覺著自己將來沒有保障。現在沒有一個特別踏實的東西讓我說:你就幹吧,趁著年輕,不要有後顧之憂。所以就只能自己做些打算。我想攢一個基數存到銀行裡面,就不動這筆錢了。等老了會用。這些壓力的體現是綜合的,比如身體上的,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等。許剛(28)稱有數據表明當前中國的企業平均壽命不到五年,他的企業從創建至今經歷了九年,雖然規模並沒有擴張太大,但所幸至今仍然運行良好,許剛(28)對此非常滿意。談到企業創建和發展的那段關鍵時期,他說:那時候我關注的就是生存問題。我要掙錢。我惟一關注的就是我能生存,我的企業能生存。那時候壓力很大。如果(企業)要跨了,我可能就爬不起來了,和你一起幹的人,也會失業,沒有工作。作為企業主,我的壓力很大,當時身體嚴重透支。我覺著私營企業主所承受的壓力,是其他階層不好理解的。他們的那種壓力,不像白領那樣在工作忙的時候有、在工作不忙的時候就沒有了,而是時時刻刻都纏著你。那段時間我體力透支,老失眠,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現在許剛(28)把企業改製成為了員工持股,經營交給了聘來的總經理,自己只是幾個月主持一次董事會,決定一些經營上的重大事項。在過去的一年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照顧剛生產的太太與孩子,開始調整生活節奏。他說:除了我公司那點事,就是帶小孩、鍛煉、旅遊。我現在有健身卡,定期去鍛煉。一年下來,感覺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沒有時間去運動,但心理壓力太大,運動需要一個(放鬆的)心態。也許是偶然,我採訪的幾個自營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要孩子特別晚。韓娟(12)31歲了,還沒有要孩子的計劃;許剛(28)是在企業基本穩定、改成持股制、把經營交給其他人管理之後要的孩子,他今年已經三十六歲了;施全(29)今年也是三十六歲,但至今才打算明年要孩子。韓娟(12)說:我們現在根本不敢要小孩。精力不夠,時間更不固定。我們工作起來根本沒有時間概念,過的不是那種規規矩矩的生活。比如到什麼時候該吃飯了,到什麼時候該睡覺了,我們這些都沒譜。有時候忙起來,連午飯都不吃了。雖然忙也是一陣一陣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辦法預料。養孩子不是幾個月的事情,要幾年。現在這種情況,如果完全停下來要孩子,事業也就斷了,以後也很難再接下來做了。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融合、順從與衝突(1)

    自營者要處理的事情更複雜,特別是在當前的環境下,企業主並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運。即使現在的政治大環境對私營企業越來越好,但他們仍然在企業運營、私人財產保護和其他方面缺乏足夠的安全感,這也形成了一種壓力。比如,施全(29)的企業在和一個中央部門的下屬事業單位合作,其實他並沒有從這種合作中得到利潤,他真正的用意在於想在政府機關找到「靠山」,結交一些現在和將來可能具有影響力的官員。他說:這個怎麼說呢,還是有一些想法,想建立這種關係,認識的幹部將來也會是國家的中堅力量,而且影響力會越來越大。也許十年、二十年以後,這些人會很厲害。我們的想法是要有政府的影子,私企的幹勁。我們有時候也比較擔心,所以希望能和權力相結合,能夠得到保護。我問他,自己的企業要發展,是不是一定要和權力相結合。他認為要看在什麼階段,還「剖析」了當前的現實:不一定,兩個階段。在企業發展初期主要靠個人努力,但做大了必須和權力發生關係,需要得到權力的保護。資本和權力結合越來越多。資本通過權力來說話。現在資本本身還不能說話,必須尋找權力代言人。但這種代言人經常被「幹掉」。在中國只能通過個人的關係和賄賂打通關係。還不像西方那樣,可以通過很公開的、制度化的競選機制來在政府中尋找代言人。和權力的融合要付出代價。所以,雖然自營者的收入較其他中間階層人群較高,但他們的收入往往要打個折扣,不能與企業白領或其他中間階層人群直接進行比較。在建築公司任主管的沈智(11)對中小企業主在這方面的看法雖然有些偏激,但也道出了一些自營者的苦衷:可能他們(指自營者,作者注)一年掙一百萬,可是真正自己可以花的也就三十萬,大部分錢都要用在打點上。我和他們打交道也有這種感受。我花你的錢,吃你的飯,是給你面子。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就像孫子求著爺爺一樣求人家把錢收下。非常難受。許剛(28)自己創業,平常需要和各種主管部門打交道,其中的酸甜苦辣有很深的體會。一旦有問題,他首先不是「認罰」,而是想辦法「擺平」:我的企業小,工商稅務都會查,誰弄我一下都挺難受的。發生這種事,「公關」擺平唄。喝點酒呵。因為你企業不可能沒有一點問題。同時,他認為平常受查處的許多問題並不都是自己的錯,而是主管部門的「找茬」或壟斷,所以有許多「牢騷」: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規矩的執行者,然後它拿它的規矩要求你,你肯定是違規的。今天上午我們幾個人還在聊這個,郵電部制定了一個法,說要郵電專營,你參與就不合法。因為規則是郵電部定的,當然說郵電專營,不准別人干,別人干就違法。一個企業要做到完全合法,有的行業做得了,有的行業就做不了。比如現在的郵政快遞公司,嚴格來說都違反郵政法。許剛(28)在談到企業的經營環境時,感覺政策有時候難以把握,主管部門對有些市場行為管得過多,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行,甚至有時候影響是非常致命的。談到這裡,他有些激動,話題也扯得遠了些:就像前一段房地產政策一樣,就是對企業的不尊重(作者註:沒有具體談政策內容,我看他說得興起,也沒有打斷)。你「匡」一下,出一個政策,一看不行,「匡」一下又收回去了,又出一個補充政策。你說這有合理性嗎?也許出發點是好的,有它的合理性,但你是否尊重了企業的意見呢?包括廣告業也出過一件事,就是要求廣告費不能超過百分之二的事。一些行業要求廣告費不能超出營業額的百分之二,當時的緣由是「某第六藥製藥廠」出來了,它投廣告費太多了。這(項新政策)對企業和廣告行業影響很大,因為不讓你投入廣告了。可是你並沒有徵求其他企業的意見,也沒有徵求其他行業的意見。企業類型、成本組成結構不一樣。比如做化妝品的廣告支出就比較大。這是人家企業經營行為,你管人家幹嗎?人家愛投多少投多少,掙錢就行了唄。人家不違反國家管理法規就行。它就說不許。這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東西。但回到現實,許剛(28)仍然回到前面的「擺平」思路上,並不主張去抗爭什麼:有時候我也對一些政府部門的做法不滿,但我可以理解,這是現實。你盡量營造一個小的良好環境就好了嘛,別擰著干,何必呢?中國社會不成熟嘛,本來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發達國家一樣的成熟社會環境,可能嗎?你盡量營造一個好的小環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局(去拉關係)。你影響不了大局,也改變不了什麼,你要對現狀有清醒的認識。四「城市新地主」    
    「城市新地主」的房產或地皮來源有兩種:1多名家庭成員各自從以前的國營企業或者機關、事業單位分到了房子,並通過各種手段、方式最終拿到了居住房屋產權;2隨著城區改造、商住小區的開發,商務大廈的興建,市區內位置繁華的舊房屋不斷被拆遷,一些居民拿到了相當數額的拆遷補償。另外,在城鄉結合部也存在類似的「新地主」。比如,城鄉結合部農民土地被開發利用,得到一次性補償。或者,隨著市區的擴張,城鄉結合部的鄉村在地理上被納入了市區,但仍然保留著土地集體所有的體制,大量集體土地和私人建築被租出、甚至出賣。    
    相對於其他城市,北京市區的「城市新地主」數量更加龐大,家資更加豐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北京的房產價格全國最高;2北京的外來人口數量巨大,帶動了房屋租賃的需求,使得房屋租賃價格居高不下;3老城區改造涉及面廣,大量市區的老住房被拆遷;4北京數量龐大的事業單位和機關單位以各種方式佔有了許多土地和房產,其中的「內部人」成為直接的受益者,特別是那些擁有權力資源的「內部人」。在很多情況下,直接分得這些房產資源的「老人」現在已經退休,而真正享受這些成果的卻是這些「老人」的後代。    
    坦白地說,本研究事先並沒有意識到這部分特殊人群,所以在採訪設計中並沒有「城市新地主」的配額。但在訪談中,明確地感受到這部分人的存在與影響。特別是那些對北京情況比較熟悉的居民,對「新地主」感受更深。衛成(01)談了他的感受:其實,北京真正有錢的是外地人(指非原住民),當地(原住民)比較有錢的主要是靠拆遷發起來的人,他們能拿到一兩千萬的也不少見。當然,還是幾百萬的多,一百多萬的最多。他們一點都看不出來,穿著不光鮮,還拿著國家的低保,享受國家很多政策。自己的房子被拆遷了,就在外面一個月花八百塊錢租房子。在街上根本看不出來他們是富人,但是這些人特別有錢,有一、兩百萬的很多。沈智(11)是搞建築的,所以對拆遷更敏感:……比如北京要修路,把這個地方佔了,這個村就全發財了。有的一下子就能掙一百萬,上千萬。比如某某地區、某某建材城就是這樣,都發財了。靠賣一塊地,或者把店舖一租,一年十萬,什麼都不用干,很輕鬆。和北京原住民接觸比較多的王慧(19)也對此有所感觸:他們不工作,靠出租房子掙錢,平常打打麻將什麼的,無所事事。他們一年出租房子收入十幾萬,和我們這些白領一年辛苦的收入差不多了。在街道辦事處工作的尤軍(23)對基層也很瞭解:「原來在國資單位的人,現在做二地主的非常多,就是租房子。有些人在北京長大、工作,幾代人慢慢積累了幾套房子。」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融合、順從與衝突(2)

    無論哪一種具體的「城市新地主」群體,都不是靠個人能力與市場規則來贏得的,他們的房產資源來自於「天賦」的體制優勢。我們也可以從做記者的嚴偉(16)的話裡聽出這樣的意味:駐北京的機關、事業單位的有多少,你想想?各個部委的機關,事業單位包括各種研究所、學校,各種大學,醫療機構,其他的文化團體,太多了。這些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不是市場的主體,但是他們已經佔據了各種資源,比如房子。北京很多房子都被這種(機關、事業單位的)大院給佔了。他們已經佔據了主要的資源。他們是體制內的。他們已經佔據了北京大部分的資源。有的地方還可以分房。在北京這個地方,真正在市場上混的人還是少。    
    小結「雙色蛋糕」理論【1】一體制與市場做律師的曹飛(09)在談到階層的劃分時,對是否有國家的保障這一點似乎很敏感。並從這個依據出發,把社會分成相對立的兩個部分。一個是和「公家飯」有聯繫起的,無論是高級官員,還是普通公務員,甚至是國有企業的人員;另一個是和「私家飯」有聯繫的,無論是私營企業的老闆,還是白領職員,甚至藍領職員。前者是強勢的,因為有國家的保障,解除了後顧之憂;後者是弱勢的,因為在市場裡沒有保障,「生死有命、禍福在天」。他說:國家的公務員,和國有企業的工作人員,都是一類的,他們有國家的一個保障體系,來保障他們的生活,包括現在和以後,特別是等他們老了以後。國家公務人員可以分成高級的和低級的,不一樣,但他們都有保障。雖然有的地方的機關也要裁人,但國家給這些人留好了後路了,比如去一些大的學校上研究生,或者其他很好的安排。對他們還是比較照顧的。他們的特點是生活壓力不是那麼大,或者我認為他們的壓力不應該那麼大。因為他們的權利和福利制度都是由國家來保障的。第二類就是私營企業這一塊,有財大氣粗的老闆,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白領也是,無論外資還是私企的白領。有些也有一定的保障,但和前面的那種保障不一樣,他們是自己努力掙來的,不是國家給的。他們今天的努力才能保證以後的舒適程度。其他一些小私營企業的人員,更沒有保障,整天為了生計奔波。比如那些小老闆,做好了還行,做不好連基本保障都沒有。他們和一般私營企業裡的從業人員一樣,都有生存的壓力。弱勢群體屬於最沒有保障的階層。曹飛(09)所說的「保障」,並不是指有多少直接收入,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國家體制的「庇護」。他的表述並不十分嚴謹,把社會依據體制保障的有無而截然兩分也有些偏頗。但從思路上可以看出,城市人群確實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大類型。中國正逐漸向市場轉型,同時傳統體制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    
    曹飛(09)看到了社會結構在體制上的分立,卻並沒有更進一步意識到這種分立之間的相互聯繫和衝突。中國二十幾年來階層分化的大背景,就是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並和傳統體制相互衝突和相互補充的過程。這一點在中間階層身上體現得尤為深刻。    
    如果體制因素在社會分層中的作用達到極致,不是從經濟層面上來劃分社會結構,而是從政治層面上來劃分,就可以看做一種社會結構的「政治分層」。「政治分層」中「政治」的含義是有明確限定的,它是指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將人們分成高低不同的社會體。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前這種政治分層的主導性,學者們能夠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但對於政治分層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作用,卻在理解上存在爭執。有學者直接質疑了政治分層在中國的繼續存在。米加寧:《社會轉型與社會分層標準——與李強討論兩種社會分層標準》,載《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1期。而另外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同在的二元模式。參見李強:《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別》,鷺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9頁。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是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人們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較高,甚至存在較嚴重的政治分層。改革開放以後,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卻大大上升。因此,中國改革以來,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並不是簡單的差距拉大的過程,而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但這並不表示政治分層已經從社會生活中消失,而是在現實中依然顯而易見。比如,政府機關在選擇求職大學生時仍然重視黨員身份,組織部門在選拔幹部時還是重視政治態度等政治標準。這樣,與其說當前的社會分層已經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說形成了政治與經濟的二元分層模式。    
    美國學者維克多·尼從20世紀80年代市場轉型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的社會分化問題,建立了中國階層分化的「市場轉型理論」,從權力的角度論證了政治不平等的弱化。在對中國農村的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他認為中國從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必然引起社會分層機制的根本變化,以往以權力作為分層機制的狀況將轉化為以市場作為社會分層的新機制,從而提出了「權力」貶值的假設。維克多·尼:《市場轉型理論: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到市場》,載《國外社會學》,1996年第5/6期。    
    但維克多的理論存在很多受質疑之處。首先,他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農村,20世紀80年代後的農村確實出現過一段明顯的「權力貶值」現象,但這種權力貶值現象隨著地方黨政部門對農村控制的重新加強而不再那麼明顯。而且,農村的現象不可以推而廣之,城市並不一定存在如此的權力貶值。其次,現實的發展恰恰反駁了權力貶值的理論,曾經的價格雙軌制給權力影響資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間,造就了一大批經濟上的社會上層。    
    實際上,政治分層的本質是「體制權力」強力介入政治資源分配、並依此來主導社會分層。強調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遠去,「體制權力」逐漸從分配政治資源中退了出來,使政治分層的作用發生了弱化,甚至有政治分層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趨勢。    
    但「體制權力」的這種強力影響不但可以體現在政治領域,同樣可以體現在經濟領域。在市場經濟轉型中,「體制權力」的重心隨之轉移,不再集中在對政治資源的分配上,而是逐漸轉到對經濟資源分配的影響。「體制權力」強力介入經濟生活,與市場的力量一起來主導經濟資源的分配。也就說,政治分層弱化了,但「體制權力」自身並沒有相應弱化,更不會消失,而是將它的影響方向進行了調整。    
    這樣,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不再是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的分立,而是經濟分層中的兩種不同影響力量的分立。即,「體制權力」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體制分層」,與市場力量參與經濟資源分配的「市場分層」形式,這兩種分配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後共存,並在相當程度上形成相互「滲透」、相互「尊重」、相互競爭、相互衝突的複雜關係。這種二元分配方式導致了新的社會資源配置不平等格局,在階層分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種階層分化中「體制權力」與市場機制同時發揮作用的二元社會資源配置模式,可以簡稱為「市場——體制」模式。它的形成涉及兩個變化過程:「體制權力」重心從政治領域轉變到經濟領域的過程,政治分層弱化;市場力量的崛起過程,與「體制權力」共同參與資源分配。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中間階層的「雙色蛋糕」

    「市場——體制」機制下的社會,所分配予個人的社會資源或利益就像一個「奶油——巧克力」雙色蛋糕。奶油相當於市場機制下所分享到的社會資源,而巧克力相當於依靠傳統權力延續所分享到的社會資源。社會中每個人都會從社會資源中切到一塊屬於自己的蛋糕,中間階層就是雙色蛋糕烹製過程中的其中一個分享階層。只不過每個人切取蛋糕的能力並不相同,蛋糕與蛋糕的大小並不相同,社會也就被分化成不同的階層。中間階層就是切取蛋糕能力彼此類似、並處於社會中等位置的若干社會群體的集合。同時,所切取蛋糕裡的奶油與巧克力成分比例不同,相當於中間階層各社會群體之間在不同社會資源上的獲取能力差異。有的更依賴體制權力,有的更依賴市場機制。    
    這樣,我們可以把中間階層在「市場——體制」分配機制中獲取資源能力的二元性形象地稱為「雙色蛋糕」理論,並用圖2-1來表達其各種含義:    
    圖2-1「雙色蛋糕」理論模型    
    兩條坐標分別表示體制和市場的兩種資源獲取能力,其綜合能力高低作為判斷階層所述的標準。靠下部分是社會基層,靠上部分是社會上層,而兩者之間的部分則為中間階層。一般來說,同為中間階層,體制資源獲取能力較高的群體會在市場資源獲取上處於相對劣勢;同樣,在市場上比較活躍的群體在體制資源分配上並不佔優。在兩個方向上左右逢源的中間階層更容易流動到中間階層的靠上部分。社會基層與中間階層、中間階層與社會上層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而是存在一些重疊和交叉;並且,不同階層之間存在上、下流動。所以,我們將階層間的界限以虛線表示。對於社會基層來說,存在一個上限,但沒有底限。相反,社會上層存在一個下限,而沒有上限。而對於中間階層,同時存在上限和下限的雙重約束,所以在界定中比社會基層和社會上層存在更多的模糊之處。中間階層是一個邊界並不嚴格的社會階層「帶」,而不是一條社會階層「線」,他們在獲取資源的能力上只是一定範圍內的相似,不是嚴格的等同。所以,在中間階層內部也會有上、中、下之分。    
    具體到本文所列出的各種典型城市中間階層,他們的「雙色蛋糕」也各有特色:1基層公務員,最接近權力,也最遠離市場;2中小規模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企業白領,他們的資源主要來自市場,最遠離體制;3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同時跨越體制內的資源和市場化資源,佔據了大面積的模糊帶;4「城市新地主」,多是歷史上體制實惠的延續。在體制資源和市場配置之間,無論是偏執於一側,還是左右逢源,中間階層總能夠抓住一塊屬於自己的蛋糕。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資源獲取的衝突

    中間階層內部各群體在資源獲取上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尊重的一面,也有相互衝突的一面。因為,體制分配與市場分配兩者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博弈式的競爭,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總體上,資源流向依靠體制分配機制的中間階層群體越多,依靠市場獲取資源的中間階層群體所獲得的份額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獲得等值的資源。比如,北京的許多機關、事業單位、國企單位佔有了大量房產,並且佔用了市區中價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機關公務員和「事業人」憑借體制優勢,無償、或低價格獲得了這些房產資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場上的房產資源減少,並拉動了商品房產價格的大幅上漲。其他中間階層群體,如企業白領、自營者要購買商品房產,只能選擇遠離市區的地段,或者需要付出更高昂的價格獲取市區核心地段的房產。    
    2社會資源存在著二次分配,靠向體制分配的中間階層群體壟斷著社會資源二次分配的權力,或者在資源二次分配中佔有相對優勢,致使靠向市場分配的中間階層群體處於被相對剝奪的不利地位。比如,隱性收入成為當前中國的一大特色,其相對於顯性收入的比例令人咋舌。有位經濟學學者從官方統計數字中發現,城市人口的收入在總量上超出了「工資總額」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歸為隱性或灰色收入。轉引自鮑羅克:《中國的收入有多「灰」》,載《財經時報》,2004年第559期。這些隱性收入有些直接來自部分群體對其他群體的索取。另外,隱性收入大多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而企業白領卻幾乎要繳納全額收入的個人所得稅,因為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比較透明的工資薪酬,從而形成社會資源二次分配來源上的不平等。    
    3權力體制直接介入到市場分配中,與市場主體爭奪資源。比如,許多事業單位集體或個人不僅在參與市場分配的時候依然享受體制內的資源,他們還利用體制內的壟斷或優勢顯性或隱性地介入市場,與市場主體進行利益的競爭和爭奪。    
    從市場經濟轉型的立場來看,體制分配是對市場分配的干擾和扭曲。總體趨勢上,市場的力量在完善和壯大,而體制的作用越來越受到質疑和約束。當然,這個過程是漫長和曲折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體制因素所發揮的資源分配作用難以萎縮,更不會輕易退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經驗也佐證了這一點。    
    有學者提出了資源的政治性分配與功能性分配的概念,並對兩種分配進行了比較(如表2-1)。他認為,一個社會必須在政治性分配與功能性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中達到某種平衡,兩者中的任何一種占社會分配的主導地位都會引發激烈的社會矛盾。政治性分配使收入差異巨大,與平均主義道德不相容,引發群體衝突,即精英群體與普通大眾之間的衝突。而功能性分配造成社會整體的分化,形成下層階級或階層與社會上層之間的對立,引發的是階層或階級衝突。這樣,功能性分配與政治性分配的二元體制可以成為一種緩衝社會矛盾的合理機制。參見徐曉軍:《轉型期中國社會分配方式的變遷與階層分化》,「當代中國社會分化與政策選擇」全國學術研討會(武漢,2002年5月25~26日)所提交的論文。    
    這種觀點中所提到的「功能性分配」,與本研究中論述的市場性分配相似。但從表2-1對「政治性分配」的描述看,其所指並非本文的體制分配,而是指公共權力對社會財富的調節與再分配。或者說,所謂的「政治性分配」是公共權力的合理應用,所爭取的是社會整體利益;而本研究的體制分配指的是公共權力的不合理應用,所爭取的是部分社會群體的私利。前者是公開目標,是為了消除社會不平等,追求羅爾斯式的結果公平;而後者是特權、壟斷等傳統因素的慣性,在運行中帶來了加劇社會不公平的不良後果,不僅沒有實現羅爾斯的結果正義,還違背了諾奇克的社會競爭起點正義。〔美〕羅伯特·諾奇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表2-1政治性分配與功能性分配特點的比較政 治 性 分 配功 能 性 分 配決定因素人類群體之間的矛盾狀況人類與自然的矛盾狀況分配依據強制權力對社會的貢獻(功能)分配目的實現結果的均等提高生產效率分配形式再分配初次分配分配主體國家及各級政府市場受益主體特定的階級或階層特定的部門或個人分配成本高低分配效率低高本質特徵一部分人的蛋糕切給另一部分人在蛋糕做大基礎上的直接切分分配後果結果的絕對平等、過程的不平等過程的平等、結果的相對不平等第三章中間階層的意識與傾向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中間階層的意識與傾向

    階層意識的界定階層意識在文獻中更多地被表述為階級意識。階級意識概念的提出歸功於馬克思,是指一種由生產關係規定的對某個群體成員資格的知覺,一種對於這種共同身份產生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感覺,以及為一種為謀求階級利益而採取集體行動的傾向。一個群體,只有當其成員感受到這樣一種意識的時候,才能被定義為一個階級。吉爾伯特:《美國階層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頁。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屬於一種理想化的概念,包含了一些明顯的理論假設。總結起來,一個階級必須在四個意識層次上實現逐級跨越:    
    1社會分層的意識,即認為社會是分層的,並在具體分層標準與結構上存在社會共識。    
    2社會共同體意識,即能辨識出自己所屬的社會共同體體,以及其他社會共同體,並感受到在感情、心理以及社會交往上與其他共同體存在界限與隔膜。    
    3共同利益意識,即能辨識利益格局中的衝突,認識到本階層的共同利益,反對其他階層的不合理利益。    
    4共同行動意識,即運用集體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其他階級的意識。    
    然而,對於這種理想意義上的階層意識是否真實存在,有很大爭議。就是說,即使人們屬於客觀社會結構中的階層或階級,但可能並不存在上述的階層意識,甚至連基本的階層成員意識也沒有。馬克思也承認「自在」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之間的差別。對「自在」階級的成員來說,雖然他們處於同樣的社會地位,但他們對於這種「共同體」情景並無知覺。而「自為」階級成員意識到了共同利益,並從事那些直接對抗其他階級的行動。把導致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化的社會力量離析出來,是馬克思階級理論的主要目標。    
    作者認為,對於階層意識的概念,應持更加客觀、寬鬆的態度。    
    首先,階層的客觀存在與理想階層意識的客觀存在並不是一回事。米爾斯就主張應迴避階級意識是否存在的爭論,認為沒有必要將階層的心理感受與階層的現實存在相聯繫,不能因為人們沒有階級意識而否認階級的存在。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0頁。經濟與社會現實是一回事,心理感受是一回事,也許心理感受能像所期待的那樣和現實聯繫起來,也許不能。如果心理感受與政治和經濟地位不一致,這本身就是個需要解釋的問題,並不能因此就否認階層的存在。同樣,階層成員不能把握自己的行為,這也不能成為研究者忽略甚至否定階層存在的理由。要確定一個階層的存在,或瞭解一個社會群體的結構關係如職業地位、經濟地位、名望地位等,並不一定要知道他們是否有階級意識。    
    其次,通常意義上的階層意識並不需要滿足理想階層意識的所有條件。階層意識是社會群體的心理問題,它可以看做社會群體間心理隔閡的對應物。這種心理隔閡直接的反映是社會交往。如果一個階層有社會分層的意識,在社會交往中保持與同階層的心理與交往的親和,同時對其他階層保持心理與交往的疏遠,我們就可以說階層意識就形成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理想階層意識的其他深層次不必作為研究對象。相反,階層意識可能在不同的層次上逐級展開,如果確實存在階層的共同利益意識與共同行動意識,則說明社會的分裂與衝突的加劇。而且,中間階層意識的各個層次,對應著中間階層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所可能發揮的不同作用。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社會交往中的「圈子」意識

    從訪談結果上看,雖然絕大多數中間階層採訪對象並沒有社會分層的相關理論知識,但從他們所講述的許多生動故事和直觀感受,可以看出通常意義上的中間階層潛意識的存在。    
    沈智(11)對於「圈子」之間隔閡的描述十分生動:我覺著不同的社會層次之間區別挺分明的。反正我和他們交流、溝通,從談話的內容上就能感覺得到,話題都不一樣。一個圈子和另一個圈子的話題絕對不一樣。我接觸的人比較複雜,因為我盯工程嘛。我跟民工,跟底下的那些管理人員、市政府的那幫人、開發商,都要打交道。你通過和他們聊天,就能感覺到,話題的區別非常分明(特別強調的語氣),這個圈子永遠不會談另一個的話題,另一個圈子也永遠不會談這個圈子的話題。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為利益或工作要接觸,但這不是交往。兩個圈子融不到一塊。打個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們就說這個月他記多少工,分多少錢,就談這個,工分什麼的。跟我談什麼?叫我給他多記兩個工,其他什麼都不說。你說他能跟我談什麼?我覺著社會分了層次之後,就有很多層次之間的斷層。不像以前那樣,大家都生活水平低,人際關係也比較單純,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溝通,現在不是這樣了。楊波(20)也認為只有同階層的人交往多些:對這些上層,雖然有接觸,但畢竟不是一個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對於普通的中層,比如國家公務員、企業白領,和他們打交道很舒服、很開心。和這種人有同類人的感覺,屬於同一個階層吧,都屬於中層。對於下面這些窮人是一種很同情的感覺,沒有什麼交往。陳明(17)認為階層隔閡影響非常大,即使是親戚關係都難以打破。他打了兩個比方:如果你是一個IT企業的部門經理,一年可以掙十幾萬,但你的老婆是一個清潔工,你們倆去西餐廳吃飯的時候就有衝突。因為你自己經常來吃,可是你老婆可能就覺著是在浪費。再比如說,假如我在外面工作,一年至少可以掙十五萬,那我是中間力量;我的姐夫或者一個表哥來北京打工,他在底層,我請他到飯店吃飯的時候就有衝突。也許陳明(17)說到的「比如我的姐夫或者一個表哥」是他的真實體會。陳明(17)來自農村,一些親友仍然在社會的基層,而自己已經躍遷為社會中間層,心理隔閡於是產生了,並進而產生了交往中的隔閡。這也是文學影視中老套而真實的故事。而當我問他對中間層的感受時,他回答:「我覺著挺親切的,因為我就是中間層。」    
    蔣麗(02)給我講了他們小區的故事:我們原來的房子在某某花園,中間兩棟樓是回遷房,一些老北京,大部分人以前在同一個國企單位工作,相互都認識,見面經常家長裡短。我們這兩棟樓都是直接買商品房過來的,他們和我們這些人彼此之間就不是那麼不見外了。我們首先感覺中間這兩棟樓的人素質比較低,可是人家還覺著我們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間也有矛盾,比如養狗,商品樓的人覺著帶著狗到處遛怎麼這麼俗,髒兒叭嘰的。但他們這些人(回遷戶)就覺著無所謂,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蔣麗(02)代表了中間階層,而另兩棟回遷樓的住戶代表了基層。兩種階層的人都住在一個小區,生活習慣的差異成了彼此隔膜的直接原因。但在這個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背後的兩種階層的更深層次的差異,對此蔣麗(02)自己也有種並不十分清晰的感觸,認為是「因為經濟基礎不一樣」。在自己居住的小區裡,蔣麗能明確區分出自己相比國營企業工人更高的社會層次,並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和他們產生難以跨越的隔閡。但相對於「有錢人」,她重新把自己定位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對於他們,蔣麗(02)能感受到,但並不瞭解,更談不上交往,因為「那些人老百姓都接觸不到」,只能通過媒體得到一些「有錢人」的印象。趙嵐(07)表達了相似的感受:「和上層的人接觸比較少,感覺比較神秘。因為不瞭解,所以神秘。」    
    無論如何,中間階層能夠大致區分出自己屬於社會中間層,並確證社會上層、社會下層以至社會底層的存在,在具體群體指向上體現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時,中間階層在社會交往上,能夠在潛意識中感覺與中間階層的各部分都屬於「同一個層次」,所以在交往上彼此沒有「高攀」或「低就」的感覺。相反,對於低階層或高階層,存在自然的心理隔閡和交往的障礙。因此,從社會交往的角度看,中間階層意識是確實存在的。    
    第二節利益認同衝突【1】一利益的分野社會交往中的中間階層意識,並不表示中間階層有共同的利益意識,原因就在於上一章所論及的中間階層「雙色蛋糕」理論。就是說,中間階層各部分在「體制——市場」這個槓桿體系中的具體著力點不同,導致了彼此沒有共同的利益來源,也就沒有了中間階層的共同利益意識。    
    有些中間階層對於這種利益分歧的認識是深刻的。語速很快的曹飛(09)比較敏感,他把各種中間階層的職業分為「私營企業——國家工作人員」兩個端點,當然,這裡的國家工作人員並不是等同於國家公務員,而是把與體制有某種程度結合的事業單位人員也包括在內。他認為:外企白領屬於企業這一塊,應該屬於私營企業這一塊吧。知識分子屬於事業單位吧,實際上是國家工作人員那一塊。在外企的這些人,該上什麼上什麼(指各種保險),但和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還不一樣。因為國家機關給你考慮得特別全面,不光有保險,為你出路也考慮到了,可是外企並不能保證你明天會怎麼樣。今天在這裡干,一個月八千多,但下個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掛鉤的,外企這些錢不是讓你白拿的。因為要有業績,所以工作壓力大。可是國家工作人員就沒有那麼大壓力,包括事業單位,有什麼壓力?沒有什麼壓力。當然(日常的)工作壓力誰都會有。律師屬於自由職業,更類似私營企業這一塊,但是記者就屬於事業單位的。可以看出來,曹飛(09)雖然認同中間階層包括國家公務員、知識分子、記者、律師、外企白領、私企白領等,但仍然把他們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廣義的「國家工作人員」,就是有國家保障的;一類是廣義企業類的,沒有體制內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認為律師和記者同屬於自由職業,但曹飛認為他們是不同的類別。大多律師事務所改製成合夥制了,律師行業「更類似私營企業」,而記者仍然屬於國家事業單位。所以,律師和記者屬於「體制——市場」體系中的不同位置,他們沒有共同的利益來源,當然也就沒有共同利益意識。    
    在私企擔任主管的秦雲(06)想法簡單、平實,但她把中間階層不同群體的差別刻畫得很到位:我們(作者註:指企業白領)和政府人員、醫生、知識分子屬於「平」著的,但各自的社會地位不一樣,他們辦起「事」來都比我們更容易。老闆們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渠道獲得這些東西。這裡的「平著的」指中間階層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綜合資源差不多,「社會地位」指的就是獲取體制內資源的能力,而「辦起事來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員、醫生和知識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體制內資源。相對而言,企業白領的體制內資源要少得多。秦雲(06)所說的「老闆」是指那些中、小企業主,他們有市場資源,具體就是「錢」,但沒有「社會地位」,如果他們要得到這些體制內資源,就要付出市場資源作為代價。    
    尤軍(23)作為一個基層機關幹部,對公務員的優勢很有體會:白領靠自己的本事掙錢,掙錢也多。但在機關裡不是這樣,他們看中有機會晉陞。這兩種人不一樣。也許在機關裡的人更有優勢,雖然原來好多機關單位的福利沒有了,但他比白領更穩定,辦什麼事更方便。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感情上的牴觸

    中間階層不僅對於這種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對資源利益來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體有牴觸傾向。衛成(01)對此的反應很激烈,話很直白:我對那些私營老闆正面評價大於負面評價。對那些貪污的政府人員,還有那些醫生、律師,恨他們,不喜歡他們。醫生收黑錢太厲害了,我親身經歷過……(作者註:講了一些例子,此處略去)。我比較恨這部分人。我接觸私營企業主比較多,他們還是比較好的。雖然素質不高,但很有社會責任感,錢也是自己辛苦掙的。在浙江某地有個老闆,當地的小學、路什麼的,都是他修的,還綠化荒山。他們非常瞭解中國國情,知道中國人力成本比較低,不必要先進的機器和技術,能解決大量人的就業問題,這是個好事情。我對民企老闆有好感,他們確實抓住了一些機遇、付出了許多。我知道上海有個汽車配套工廠,是私營企業,帶來了大量就業,他們的中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都算當地的中產吧。很有意思的是,國有企業也帶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幹部,他們就是靠吃企業富起來的。有些靠黑錢富起來的政府人員不可能對社會做貢獻的。我希望有些國企私有化得了。國家的金融資本大多都流向了這些國企,可是這些錢都讓國企中層以上幹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貸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貸款。國企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蟲,產生腐敗的溫床。也許衛成(01)所使用的「恨」這個字眼有些偏激,實際上可以理解為「討厭」、「不喜歡」的意思。但他明確地表達了一個信息,即認為在市場中憑競爭和才幹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對於那些靠體制和權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認同的。    
    這種感情的牴觸不光體現在抽像的評價上,還體現在依賴市場機制的中間階層在與依賴體制的中間階層打交道的親身體驗上。秦雲(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經理——更是從社會衝突的高度來表達了對中間階層其他部分的不滿:我覺著和其他中間階層有衝突。比如醫生和老師,他們看病、教育亂收費。他們在壟斷著一些資源,無理地剝奪其他人。他們沒有專心盡自己的社會責任,這些都是不正常的。當然,這是個體制問題。如果把我放在那個位置,我也會那樣。這個制度就是這樣,而不是這個階層(作者註:指醫生群體和教師等群體這些資源壟斷的中間階層群體)的人就怎麼樣。不僅體制外的企業白領對體制內的群體有牴觸。甚至,某種程度與體制結合緊密的「事業人」對於更加依賴體制的公務員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項目負責人錢民(13)有些親身經歷,對「公事公辦」裡的推諉有些不滿:這些人(公務員)的素質在這裡擺著。他們說的話很漂亮,但辦事就是卡你。我們辦證(結婚證)就那樣,她說不給你辦,理由很多。她給你講政策。但是如果她鬆一下,認識你,也就給你辦了。比如我有一個戶口問題,我們在公安局認識的一個人就這麼給我說的:能不能給你辦這不是原則性的問題,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給你辦。派出所會說「就是這麼規定的」,你也沒有辦法。但如果有關係就可以辦,這些東西不是原則性的問題。錢民(13)的妻子孫敏(14)對這種「官場規則」也很熟悉,接過話說:他們說,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個道理正過來說,也可以反過來說。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就像辯證法一樣,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條件的。在一定條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條件下它又是反的。我們和一個做公務員的同學聊天,他能把本來沒有道理的事情說得頭頭是道,讓你無話可說。這些感情上的牴觸反映的是深層次的利益衝突。更準確地講,是市場與體制的利益衝突。中學教師華林(21)在辦戶口遷移的時候對一些政府部門有些不滿,對部門分割和部門利益有切膚之痛:我在戶口上遇到的一系列的問題,不能理解辦起來為什麼那麼難呢?有些制度既然在企業裡能實行,為什麼在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就不行?很多東西,不是它辦不到,而是它不願意辦。有利益,肯定有利益在裡面。說白了,一些職能部門和個人不願意下放權力,喜歡手裡有權,喜歡有自己的天地,不願意別人插手。比如人事部門這一塊(的公務員)就喜歡現在的這套人事制度,戶籍部門這一塊辦什麼事吧,必須要遵守現在這一套戶籍制度。這些平行的部門權力不願意融合。這裡面就有一個衝突,苦了要辦事的人。對於商人和機關公務人員,尤軍(23)認為他們之間存在著直接利益衝突:很多商人並不願意把錢拿出來,但他為了疏通還是必須這樣做。這其實就是一種權力階層和資本階層的衝突。甚至,這種體制與市場的利益衝突還存在於單位內部。錢民(13)對自己的科研院裡的一些人很不滿:資源分配不合理,最麻煩的就是這些佔著位置的人,他們年齡比我們大些,利用各種關係,佔了國家的各種資源。他們也沒有文化,沒有水平,我們這些技術骨幹上不來。其實,事業單位的工程技術人員在利益分配和資源掌握上並不一定比管理人員差,但錢民(13)認為他們單位的一些管理人員憑體制的殘留佔有分配利益,而不是憑自己的能力,根本不應該和他們這些技術骨幹相比,所以感覺心理不平衡,衝突就產生了。如果在真正走向市場的企業單位,或者在實行了像陳明(17)所在研究所那樣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事業單位,行政管理人員相對市場化,這種衝突就會減弱。    
    楊波(20)的妻子在國外讀書,在申請探親辦護照的時候遇到了些麻煩:我作為事業單位的人,出國探親要辦不少手續。我在單位沒有把我當人才,等我一旦要走了,反倒把我當人才了,怕我不回來,要經過人事部門多少章、多少證明,還要交押金。這是對我權利的侵犯。在企業裡的人就不要這麼麻煩,沒有那麼多限制。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這種階層內部利益的分歧不僅體現在中間階層上,對社會的上層同樣如此。大多數被訪者認為社會上層是「有錢的和有權的」(有的把知識精英也列入社會上層),但並不認為這兩種群體是平起平坐的,因為「有權可以有錢、但有錢不一定有權」,企業主相對權力層而言仍然是弱勢的、沒有保障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不僅體現為橫切方向上不同資源佔有量的階層隔閡,還存在為縱切方向的體制與市場的隔閡。這兩種隔閡彼此交錯,形成當前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網格,而中間階層也被這張龐大的「體制——市場」的二維網格體系所分隔。從階層意識上看,中間階層能夠分辨出通常的社會結構格局,並在社會交往中對中間階層人群能夠認同彼此的身份層次。同時,但中間階層並不是一個利益整體,原因就在於中間階層內部各組成部分的利益來源不同,在更深層次上體現為市場機制與傳統資源配置體制的衝突。    
    同時,市場轉型的步伐仍在進行,市場維度的力量在不斷加強。體制的續承對於許多依靠業務能力的中間階層來說是一種壓制與束縛,從個人發展空間和利益分配上,他們希望體制的影響逐漸弱化。所以,科研所研究人員馮濤(18)希望在單位裡「有能力有經費就上,沒有經費沒有能力就下」,並且認為:如果市場經濟越來越完善的話,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應該逐漸消亡掉,歸到企業這個階層裡去。如果這種變化趨勢能夠不斷進行下去,隨著當前「體制——市場」體系的結構平衡發生轉化,體制的因素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作用將不斷降低,也許我們將看到中間階層的利益逐漸變得越來越一致。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感受階層分化與衝突(1)

    在訪談中,中間階層都能明顯感受到社會的階層分化,階層分化對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他們對待社會分化的態度,有助於理解中間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格局中的位置及其感情取向。    
    一面對底層這裡所說的社會底層,主要指那些外地來京從事體力工作的務工者、生活無著者和本地生活困難的下崗人員等。社會底層不等於社會基層,前者是後者的底部成分,而社會基層更廣泛,是相對於中間階層和社會上層而言的。,不只是同情    
    華林(21)最近搬了新家,請搬家公司幫忙,接觸到一些搬運工,對他們艱苦的工作深有感觸,言談中透露出非常真摯的同情:給我搬家的這些搬家工人是從重慶來的,我非常可憐他們。四個小伙子開著一輛搬家公司的車,早上起來買了幾個包子吃,整整幹了一天,到我們家已經是第六家了。我有很多書,怕他們搬不動,就把箱子拆開,大箱子分成小箱子。結果他們一次背五、六個小箱子。就這樣(工作了)一天,從早上到晚上七點還沒有吃飯呢。給我們家搬完,我給了他們點餐費讓他們趕緊吃飯。吃完飯還有一家。一天搬七家,連午飯都沒吃。我真的同情他們。從訪談研究中可以看出,總體上中間階層對於社會底層的境遇是同情的。但這種同情往往限於一種表面化的態度,如果我們將研究深入下去,可以發現中間階層對社會下層的態度並不那麼簡單(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價值所在,因為問卷式的調查方法很難挖掘出一些微妙的東西)。    
    首先,有的中間階層認為社會底層並非那麼需要同情,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衛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一些外地來京務工的民工,對他們的生活表示樂觀:民工從本質上來講,他們是有好幾條路可以走的。最起碼可以回老家,安安穩穩過生活。最起碼可以填飽肚子。我們周圍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這些大建築公司,管理還是挺好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還是挺不錯的,能到時候安安全全地把錢領回家。他們(民工)心裡起碼非常滿足,每個月都給家裡寄點錢,到年終可以拿一筆錢回去。和他們聊聊天,感覺他們都非常快樂,精神狀態都非常好的。像我們小區的保安,他們的生活、精神狀態都挺好的,有時候他們還買瓶啤酒幾個人聚聚。而且,他們本身要求也不高。衛成(01)承認這些民工的工作有時不夠穩定,但感覺他們的機會比較多:我經常到「某某肉餅」(北京一家連鎖餐館)吃飯,知道他們的服務員經常換,這說明工作不太穩定,待遇也比較低。但相對來講,他們也有選擇的機會,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的收入是比較低,但他們的精神狀態還是比較好的。在北京關鍵是要自己努力,還是有很多機會的,比如撿破爛的(每月)都掙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認為社會底層應該安身立命。    
    韓娟(12)和沈智(11)夫婦對那些外地來京的民工、小商小販的態度有些分歧。韓娟(12)認為他們值得同情,而沈智(11)則不以為然,認為他們來京是自己選擇的生活。他認為,民工和農村來的小商小販沒有知識和能力,怨不得別人。他說:只要不幹壞事,憑本事吃飯,掙錢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讀讀書,往上走;沒有能力,只能靠體力吃飯唄。就是這麼回事。如果你有腦子,就憑腦子。如果沒有腦子,就出點汗唄。如果連汗都不願意出,那別人怎麼幫助你呢。韓娟(12)認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來要求他們:我想的不一樣,那些賣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們能在北京站住腳,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決定了他不會有你這種想法,比如掙錢了,在北京到夜大學學點東西,這個素質達不到這個程度。他就不會想到這一點。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腳,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學。我覺著他們挺不容易的。他們沒有認識的人,能在這裡支撐,挺困難的。沈智(11)強調自己並不是看不起社會底層,而是要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對他們沒有蔑視這種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說這很正常。他是挺困難,但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你可以不出來嘛。你既然出來,就要有心理準備。他可能覺著這樣還是比回去好呢,讓他回去還不願意呢。這很正常。這是你的選擇嘛,應該有心理準備。再次,中間階層認為有的社會底層的困難處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論。衛成(01)認為北京的下崗職工社會狀況並不好,甚至不如外地來京的民工,但對他們並不同情,因為他們好逸惡勞:這部分人(下崗工人)實際上是很慘的。民工總比北京本地人下崗之後老等著救濟要好,而且他們將來肯定要比這些下崗工人要好的。因為他們年輕,在北京掙錢之後可以回老家做個小生意,生活要比這些下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崗工人在北京的國企反而習慣了一些思維,不能承受這些變化了。說實話,我對一些好逸惡勞的北京本地人很厭惡。我認識一些本地人,下崗了就知道發牢騷,在家裡無所事事。這是一種心理狀態,不去努力奮鬥,光等著別人(幫助)。只看別人掙錢,不知道別人辛苦。他們理應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對外地來京民工態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韓娟(12)夫婦,在對待本地下崗工人的態度上是一致的,都認為他們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對那些在北京市的窮人我不可憐(指老北京)。對山區的,該幫助幫助,還是挺可憐的。我覺著你自己應該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沒有那種條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條件,和邊遠山區的人不同。」    
    韓娟(12):「你要是說北京市內有很多稍微困難點的人,還是跟他們自己有很大關係。好逸惡勞。」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感受階層分化與衝突(2)

    沈智(11):「給他們點事情挑來挑去,老想不幹活就能掙錢,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樣面對外地來北京的民工,中間階層的態度往往呈現相互矛盾的兩面性。楊波(20)首先表示對於窮人的同情,但同時又講述了一個讓他有些惱怒的親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們有一種缺乏遵紀守法的意識,讓我感到很鬱悶。比如我這次新房子裝修,快裝完了,他們也很辛苦,錢應該一分不少地給他們。可是看他們做活的質量,可能連他們自己都看不過眼,這種情況我非常生氣。我們有這種社會道德,知道不給他們錢是不對的。可是面對這種情況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對的這種人是中國的大多數,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去「拯救」他們,只能通過接觸到的給他們講講道理,讓他們知道拿別人的錢應該好好給別人服務,給別人做事情。他不是幹不好,而是他們覺著做好、做壞拿的錢都是一樣的,沒有必要給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錢就行了。他還給你耽誤很多時間……我覺著他們可氣,想罵他們,又覺著他們是很可憐的一群人。從楊波(20)的話語中,不僅能同時感受到他對於社會底層的同情,還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惱怒。另外,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來看待社會底層,因為他遺憾自己「沒有辦法一個一個去拯救他們」。    
    孔楠(22)作為醫生,在工作中經常接觸到一些求醫的社會底層者,除了同情,還感覺他們的「素質」不高,不通情理,胡攪蠻纏。他這樣談到自己的體會:對於素質特別低的那些人,對他們有時候真的不滿。他們的素質有時候確實太低了。看病的時候,可能為一點小事跟你鬧。當然這和經濟條件有關,他們經濟條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錢,主要這方面的原因。其實對他們也同情,對他們也理解。因為我本人就是出身農民家庭,周圍的人沒有達官顯貴,可能還比別人更能理解他們。可是有些社會底層的人總覺著其他人掙錢都特別容易似的。綜上可以看出,訪談對像談及社會底層,中間階層的直觀態度是同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間階層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會公正感使得他們對社會下層自然產生同情的態度。同時,中間階層與社會底層的聯繫相對緊密,很多中間階層是從社會的下層向上流動到中間階層的,與社會下層仍保持著千絲萬縷的社會聯繫。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間階層也有機會通過各種方式接觸到社會下層,許多中間階層對社會底層的生活多少有些瞭解。    
    但是,由於社會地位的差異,中間階層與社會下層之間已經形成了難以跨越的社會界限與心理的隔閡。用形象的話來表達,就是「我們有我們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在具體看待社會下層時,中間階層往往採取俯視的態度。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出「同情」和「憐憫」在涵義上的微妙區別。    
    中間階層還會以負面的眼光看待社會下層,特別當他們與社會下層直接接觸並發生利益衝突時,常常以鄙夷的態度看待社會下層的「劣根性」。至於社會下層所遭遇處境的社會機制是什麼,是否符合社會公正,這些並不是所有的中間階層能夠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夠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損的時候,這種同情也會被沖淡,並直接影響到將來對待社會底層的態度。    
    因此,與其說中間階層在「談」及社會下層時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說是一種社會強勢者對弱勢者「道義」上的姿態更準確。    
    二面對上層:不只是疏遠如前文對社會上層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員(權力的擁有者,作為中國特色,還包括各種事業單位的領導,中大型國企的領導人)、較大企業主(財富的直接擁有者)、企業較高級經理人員,以及名人群體(如演藝明星、體育明星、高級知識精英等)。人們在日常一般簡單地將社會上層理解為「有錢有勢的人」。    
    對於作為社會上層的私營企業主與官員,一些中間階層、特別是企業白領的態度明顯存在差別。衛成(01)在工作中接觸到一些私營企業的老闆,他把商業精英和依賴體制權力的「有權的人」區分開來:我接觸私營企業主比較多,他們還是比較好的。雖然素質不高,但他們非常瞭解中國國情,能解決大量人的就業問題,一個廠一、兩千人。這是個好事情。國企都是來一個人(國企領導),吃肥了就走了,國家的金融資本多流向了這些國企,真正的需要貸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貸款。國企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蟲,產生腐敗的溫床。我對民企老闆有好感,他們確實抓住了一些機遇、付出了許多。錢民(13)、楊波(20)的態度與衛成(01)相似。錢民(13)對政界精英不以為然,相反,對商業精英非常欽佩,敬仰之情溢於言表:我對那些從政的人不感興趣,因為關係不大。對他們的施政綱領,體會不是很深,感覺距離比較遠。我們關心比較多的是業界的精英,企業方面的,創業方面的,我們比較佩服。他們無論在管理才能、知識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對這種人比較佩服的。對一些民營企業的比較佩服,對國營企業的差些。他們這些人有時候感覺很糊塗。楊波(20)看中社會上層對社會的貢獻。對於腐敗的官員,他則比較反感,同時感到無能為力:如果他們(社會上層)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夠給國家創造經濟財富,我對他們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們掌握權力,不為國家謀利益,我是很討厭他們的。但對他們又沒有辦法。可以看出,相對政界精英而言,中間階層整體上更認同商業精英。除了高級官員的腐敗為整個社會——包括中間階層在內——所反感之外,由於媒體對商業精英大量的報道,特別是對他們成功經歷的報道,使得商業精英似乎距離民眾的距離更近一些。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感受階層分化與衝突(3)

    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各階層都能在感情上對「有錢人」一致認同。由於社會結構層次的差別,中間階層與社會上層直接接觸仍然比較少。如中間階層與社會下層一樣,在中間階層與「有錢人」之間也存在疏遠與隔閡。不可否認,媒體除了對富人的成功進行宣揚,還對「富人」的「為富不仁」進行了大量負面報道,某種程度上潛移默化地使得「有錢人」的形象受到損害不佳。丈夫衛成(01)極力稱道企業主的社會貢獻與義舉,蔣麗(02)卻不以為然,認為有錢人往往能夠素質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錢,素質也不是很高,……也許這和中國的社會發展過程有關係。其實我是很討厭這些人的。不是因為他有錢什麼的就討厭他、嫉妒他,是因為他們素質高的人還是少。好像這些人有了錢,反倒喪失了什麼。不太願意和這些有錢人接觸。談到現在的仇富心理,衛成(01)認為「有錢人」應該回報社會:有些老闆不一定為富不仁,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立有錢人回報社會的機制,消除對有錢人的隔閡。「有錢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階層的「原罪」問題,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積累階段並不都是正當的。自己的企業正蒸蒸日上的許剛(28)認為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過多糾纏,一些說法代表了企業主群體的立場,有為富人群體進行辯護的味道,容易引起爭議。他說:對富人負面的輿論其實很多的。比如劉某某(女電影演員,成名後進入商界),被抓起來,又被放出來。那一段的討論其實很不利於企業主,就是對原始積累時期的原罪問題,逃稅之類,這是事實嘛。我不相信哪一個私營企業沒有逃過稅,特別是起步的時候。但它的價值在於它發展起來之後可以解決很多的就業問題。可以為國家多繳稅。非得倒舊賬,是把他們都抓了、都判了刑好,還是放過他們讓他們納更多的稅好處多?哪個更有利?他們在監獄裡只是一個勞動力的價值,但在外面是個企業家的價值。關鍵是富人成功之後要有回報社會的態度,爭取社會大眾的認可,而不是大眾的仇視。在訪談中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直接接觸過上層群體的人往往會在態度上發生一些變化。疏遠導致隔閡,而交往使得隔閡減少。更重要的是,對於一個群體的感情是抽像的、激烈的,而對於直接接觸到的一個群體中的個體,這種態度往往被「軟化」,特別是涉及個人利益的時候。因此,當中間階層與社會上層有相互接觸的機會的時候,他們對於社會上層的態度會更寬容一些。與社會接觸較多的研究生吳芳(30)描述了這種態度變化的感受:上層擁有不勞而獲的資源,感覺不平等,恨他們。有這種想法只是出於一種良知,其實他們並沒有觸動我的利益。如果從新聞上看到那些惡性案件,就會覺著十分憤恨。但是在實際的生活裡頭,和這種人有實際的接觸的話,就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樣。甚至當這些人對你有所幫助的時候,你還會感激他。對於他所擁有的東西呢,也不那麼反感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寬容。(笑)就是說,(我)抽像上不喜歡這些人,但實際上要比想像的容忍度要大。綜上,如中間階層對社會下層一樣,他們對社會上層的感情也是複雜的。在和社會上層距離較疏遠的情況下,中間階層的態度容易受到媒體輿論的引導,為官不正、為富不仁的負面印象多過正面印象。在和社會上層的接觸中,這種印象可能會有所轉變。也就是說,抽像的社會上層比具體的社會上層要更「可惡」一些。對於「有權的人」,印象大多是貪污腐化;對於「有錢的人」,艷羨、敬佩、疏遠和厭惡等各種情緒都存在,相對多元化。相比較而言,中間階層(特別是白領群體)對於商業精英比政府官員有更多的敬意。也許,如果研究一下社會基層對中間階層的感情認同,也會得到與上述複雜情緒類似的結果。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模糊的階層衝突意識(1)

    大多數中間階層對於「階層衝突」這個話題顯得缺乏深刻的思考。從宏觀、抽像的層次,他們對是否存在階層衝突、存在怎樣的階層衝突並不清晰。許剛(29)在談起階層衝突這個話題,語氣有些猶豫,只是籠統地認為社會位置較低的人對社會位置較高的人會有意見。一些結論與其說是來自體驗,不如說來自一些模糊的印象:不同社會階層肯定有衝突。一個階層自然對另一個階層產生不滿意。我估計每個人對政府和官員都會有意見,包括我個人是這樣。商品社會政治要配合經濟嘛。另外,我感覺是不是低階層的人都對高階層的人都會有意見?因為低階層的人都想成為高階層的人。比如員工對企業家階層是不是有意見?我不知道。我只是說有可能。不過肯定有仇富心理,比如砸汽車啦。有這些報道。朱海(05)認為階層衝突是永遠免不了的,但也是基於一種基於階層分化事實的「應然」(should)推斷:應該有(階層衝突)吧。下面的人想向上,上面的人想控制下面的人。我說的衝突不一定是暴力衝突,這些衝突也許不是能看得到的。裡面的東西變化了,就會帶動整個階層關係的衝突。他所說的「裡面的東西變化了」,指的就是階層結構的變化,也就是階層分化。    
    中學教師華林(21)認為可能在意識上存在衝突的潛在可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財富越來越多。不同階層之間收入的差距在意識形態裡肯定有一些衝突。同時,他並不認為這種衝突是普遍的,許多衝突也不一定會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那些激烈的事件是個別現象,只不過媒體進行了炒作渲染。他說:比如說社會上發生的砸人家汽車、仇富的,我覺著這只是個別現象。夢想一夜暴富的很多,但不是都去採取極端的手段。只要他能活下去,有發展的希望,不會鋌而走險。有時候新聞媒體報道出來的東西就是炒一些新聞熱點。有些中間階層則直接否認有全局性的階層衝突。至於原因,有不同的分析角度。    
    比如,有些被訪者認為不同階層各安其位,比如秦雲(06)就持這種觀點,她認為:「我覺著不同層次的人各安其位吧,不存在多大的衝突。」    
    另外,有些被訪者從力量對比上來較「理性」地分析問題。馮濤(18)就認為沒有明顯的階層衝突。在原因分析上,他認為不同階層的力量懸殊,社會較低層沒有反抗社會較高層的力量,所以不可能形成衝突的格局。他打了個比方,分析得頭頭是道:衝突是沒有。衝突建立在雙方勢均力敵的基礎上,就像我喜歡喝這個茶(作者註:當時在茶館採訪),你也喜歡喝這個茶,你比我高比我壯,你把它搶去了,然後我要站起來和你搶,這是衝突。但是如果你比我強很多很多,我就沒有和你爭的餘地,我的利益都是在強者的施捨之下,雙方就談不上衝突了。就是說,並不是不想爭,只是沒有形成可以爭的格局。比如民工,別說和其他階層爭了,就是工頭不給他錢他也沒有辦法,除非到了過年要回家了,才去說一說。如果是他沒有受到公平待遇的時候,他應該爭的,但現在格局比較畸形,他沒有辦法爭,也許他已經麻木了。吳芳(30)與馮濤(18)的想法相似,也認為社會下層無力反抗,社會上層難以反抗。她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言簡意賅,令人回味:上層太強大了,觸動上層比幫助下層更困難。華林(21)則認為當前並沒有形成階層劇烈衝突的條件,只要能保證大家都能溫飽,就不會有太大社會衝突:我覺著現在大家都越來越實際,比較物質化一些。我覺著只要讓絕大多數的人有溫飽生活,而且讓大家感到只要誠實勞動、辛勤工作,每個人就都有這樣的機會不斷致富。這樣,這些差距都不是問題。如果差距拉大到像舊社會許多人被迫「拉棍子」要飯,生活無著的時候,社會衝突就來了。但如果將微觀的個人體驗與宏觀的階層衝突相聯繫,有些中間階層還是能夠感受到階層間的衝突。許剛(28)為了照顧剛出生的孩子和恢復身體的妻子,請了一個保姆。在和保姆相處的日子裡,他深有感觸:我買什麼東西的時候,保姆總說「你們真有錢」。很讓人討厭。後來我批評她這樣子,說「我自己還欠人家錢呢,你別老說這個」。她就有這種不太健康的心理。她是嫉妒。她辛辛苦苦一個月掙幾百塊錢,看我們上次超市就(花)幾百塊錢,肯定不平衡。從我的角度看,是他們的素質太低了,缺乏對自己的正確認識。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待社會穩定問題,中間階層似乎存在共識,都把不穩定因素歸結到社會底層。施全(29)認為資本和權力之間雖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張力,資本希望得到更多的參與決策的話語權和社會地位,但在當前權力仍然處於壟斷優勢的格局下,兩者之間的關係主要還是合流:什麼人願意變化呢?工人和農民。他們是最弱勢的,變化對於他們只有得到的機會,沒有失去的擔心,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太多可失去的東西。對於當前的社會能否避免大的社會動盪,中間階層大都表示了樂觀。尤軍(23)在基層政府部門工作,瞭解到現在的社會底層確實存在著不穩定因素:在北京存在著一些民間幫會性質的組織。如果這種組織比較良性,他們主要的作用是自助、自救,成分主要是來自同一個地方的農民工。如果這種組織是惡性的,就成了黑社會,對社會危害很大。同時,他對政府的控制能力表示了樂觀:這(民間幫會)都是一些零星的現象。即使大量存在,也不會連接成片,否則政府會嚴厲打擊。因為這是涉及政治穩定的大問題,不敢掉以輕心。防止民間的組織化,是政府部門避免社會動盪的主要手段,而且至今行之有效。嚴偉(17)也認為工人和農民雖然是社會不穩定的來源,但同時認為:只有他們沒有用,他們沒有組織力量,不能組織起來。幾乎所有的中間階層被訪問者明確希望社會穩定,不願意出現社會動盪。為什麼中間階層不希望動盪?嚴偉(16)作為記者,對一些社會問題有切身感受。他認為現在這種社會狀態下所有的階層都不安分,「絕對沒有安於現狀的人」。同時,他表示「大的動盪沒有人願意看到」,因為「中間階層是社會穩定的既得利益者」。趙嵐(07)則通過個人感受把中間階層的心態描述得十分生動透徹:我認為一定要穩定。如果不出現大的變化,我可以對將來有一個明確的期望,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讓生活變得更好。就像前面談過的,我可以浮得更高一些,到中上層裡面去。可是如果發生大的變化,我就很難有一個明確的預期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會不會變得更好,所以我不希望發生大的變化。其實,越往上層越不希望發生大的變化吧。下層就好些,也許變化對他們影響不大。因為他們已經是底層了,已經那樣了,還能更差到哪裡去?可見,中間階層不是社會利益格局中的弱勢者,並沒有強烈的通過社會動盪改變被剝奪地位的動力。相反,他們擁有業務專長,期望憑自己的努力繼續向上流動,並對此充滿信心與憧憬,而社會動盪可能打亂他們的這些人生設計。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模糊的階層衝突意識(2)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間階層缺乏宏觀意義上的階層衝突意識。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雖然當前的階層分化迅速和激烈,但這種階層分化在格局上還沒有成型,沒有達到社會分裂完全顯性化的程度,社會輿論還沒有建立起明確的階層衝突意識。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和中間階層本身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有關。中間階層既不是完全的社會被剝奪者,也不是完全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在社會資源分配體系中主要憑借個人專長與努力的付出,地位相對比較獨立,所以他們對階層衝突感受不深刻。    
    但是,中間階層對社會衝突的淡漠有一些至關重要的前提:首先,他們的利益沒有受到整體性的剝奪。一旦這個前提被打破,中間階層的態度會發生根本的轉變。其次,輿論宣傳對階層衝突的抑制與淡化處理,也避免了階層衝突的迅速顯性化。如果階層衝突受到輿論的渲染,中間階層也會捲入其中。還有,社會基層的狀況不佳,這也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中間階層的優越感,削弱了他們的各種期望。他們認為衝突的來源主要來自社會基層,對象也是社會上層,無形中把自己置於衝突之外。如果中間階層整體上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拉近了與社會基層的距離,他們的相對剝奪感會成為社會衝突的巨大能量,比起社會基層更加強烈和持久。這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    
    同時,中間階層仍然能夠感受到階層衝突存在的「氣息」,特別當他們將個人生活體驗「昇華」到宏觀的階層衝突意識的時候。隨著時間的推移,階層分化的成型,階層衝突在輿論上的顯性化,中間階層對階層衝突的意識會逐漸清晰。    
    第四節政 治 關 注【1】一冷漠多於關注中間階層大多是由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職業群體所組成的,其社會經歷與交往豐富,事業上銳意進取,對社會變化敏感。而且,中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他們「理應」對政治比較瞭解關心。但事實並不像憑空推理那麼簡單。    
    在政府或黨群機關單位工作的群體對政治的關注程度最高,如尤軍(23)、何京(24)、張兵(26)和金宇(27)等,他們對時政如數家珍。在政府基層部門工作、喜歡思考的尤軍(23),見地尤為深刻。而在中央某黨群部門工作的金宇(27)對當前的各種社會矛盾十分憂慮。關注政治的中間階層並不局限於此,有些「事業人」(特別是所謂的「文化人」)也往往對政治比較關注。    
    中學教師華林(21)認為幾乎所有的政治大事都和現實生活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即使那些似乎看來毫不相干的政治事件也是如此。華林(21)並不是僅僅說說而已,而是在日常堅持瀏覽時政新聞,特別是通過互聯網。並且,在甄別新聞的真實程度上,他還有不少心得。他說:當然啦,我認為(政治)和每個人都有關係。也不是我認為啦,就是實際上(有關係)。不可能沒有關係。比如國際原油漲價,它漲價和咱有什麼關係?實際上有關的。農民在犁地的時候燒的柴油和國際原油漲價有關的。我是農村出來的,馬上就聯繫起來了。國際原油漲價,農民犁地的成本不就立刻增加啦?雖然有些事情不是關注就能改變的,關注本身也是一種經歷,經歷就是歷史。我覺著還是(要)關注一些。在職讀研究生的呂英(25)經常參與班上同學組織的網上論壇,大家對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她自己也從原來對政治的淡漠變得關注,從懵懵懂懂變得言語犀利,令同學們刮目相看。    
    但從整體上,我們更多地看到了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畢竟公務員群體數量上在中間階層並不佔大的比例,白領是中間階層的主要構成。而且,也不是每個「事業人」像華林(21)和呂英(25)那樣關注政治。    
    許多被訪者對時事政治的認知並不多。當我和朱海(05)談到是否關注政治時,他說得似乎有些冠冕堂皇:比如中央開什麼會、有什麼政策什麼的,這些我當然關心了。我要考慮(事業上)下一步要怎麼做。哪一些對我們有利,哪一些對我們沒利。但當我問他今年剛開過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時,他似乎有些茫然:什麼時候?嗯,我好像看了一下,但我忘記了。但我仍然認為它對我有影響。李亮(03)也聲稱關心政治,但我問他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什麼,他不確定:那個……那個……是不是換屆啊?看來他把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大混了。當我問他「三個代表」是哪三個,在妻子的共同努力下,他想起了「生產力」和「先進文化」這兩條,卻怎麼也想不起「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條了。    
    陳明(17)是單位的綜合辦公室主任,宣傳是他的本職工作的內容之一。他要組織單位員工學習這個文件,所以對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文件比較熟悉。但當我問他是否瞭解這次全會的另一個重要議題(關於修改憲法)時,他表示茫然。可見,這些基本的政治認知對他來說與其是一種自發關注,不如說是一種被動的工作需要。    
    既然連基本的時政常識都不知道,聲稱關心政治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既然不關注政治下,還斷言政治對自己有影響,就只是做出一種關心政治、瞭解時政的姿態,並非真的關心、瞭解。    
    陳明(17)強調「十六大」報告裡面「很有些東西,很有些道理,對生活有很大指導意義」。同時他也承認,組織單位學習「十六大」報告時大家的興趣並不大。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模糊的階層衝突意識(3)

    整體上,中間階層政治冷漠多於政治關注。在研究開始之前並沒有想到這種結果。雖然國外的研究文獻中政治冷漠的描述比比皆是,但中國城市當前畢竟處於社會轉型的時代,中間階層作為社會骨幹似乎「應該」對政治投入關注。但慶幸所採用的開放式深度訪談研究方式,可以使我們能夠與中間階層進行深入交流,發現中間階層在政治關注問題上常常有欲言又止的現象。問題似乎進一步複雜化了。    
    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並不難理解。相對於社會基層,由於社會骨幹的社會地位,中間階層擁有更多自身社會生活(特別是職業)與政治息息相關的人群,這可以解釋許多中間階層關注政治的原因。另外,社會責任感也是解釋中間階層關注政治的原因。越來越多的中間階層受過高等教育,特別是新生的中間階層更是如此。雖然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極少數,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卻是許多中間階層所受到的多年熏陶。    
    而且,任何階層中都不乏對政治關注的人群,比如社會基層。我們不知道整個社會基層對政治的關注處於什麼樣的水平,但北京出租車司機議論時政的興趣已經成為人盡皆知「京城特色」。除了認知水平的差異之外,教育層次、社會地位更高的中間階層在對政治的關注上,似乎並不比出租車司機高明。在對公共政策的關注上,中間階層也沒有表現出什麼獨特之處,和普通社會大眾一樣,更關注身邊的公共事務、和個人有聯繫的公共政策。分析到此,似乎我們得出了一些毫無新意的結論。比如,我們可以感覺到女性要比男性明顯政治淡漠。另外,相對而言,企業白領對政治的關注在所有中間階層群體中相對較低,也許因為他們與體制的關聯程度相對較低。除非涉及企業的發展,私營企業主對政治關注程度也不如其他群體那麼明顯。    
    但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特別是如此之多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除了一些常規的解釋,還需要做深入的挖掘,不能僅僅從表面現象上得出一個結論就草草了事。在研究中我們還發現,在談及政治時,大部分被訪者並不是簡單地回答「關注」或「不關注」,而是表現出了謹慎、迴避、厭惡、激動、憂慮、無奈等各種複雜的情緒。作者根據以往與下崗工人和農村「能人」接觸的經驗,他們對政治的批評往往直率而激烈。再聯想到北京出租車司機縱橫中外的侃侃而談,中間階層相對於社會基礎的複雜表現預示著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描述中間階層,絕不是在表面上對政治冷漠和政治關注進行兩分,而是需要從更深的層面上瞭解他們的真實心理,傾聽中間階層對這個問題的解釋。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並不簡單的理由(1)

    對於自己的政治冷漠,中間階層主要給出了多種解釋。    
    第一,中間階層認為局勢沒有大的變動,特別是經濟環境比較平穩,不會影響到自己的企業、工作和生活,這使得大家沒有必要太關心政治。    
    作為私營企業主,許剛(28)只關注經濟會不會出大問題。當然,如果經濟環境發生大的變動,他也會關注政治。我只關注一點,就是現在的改革是否推動經濟的發展,是否推動商業化的發展,這個大原則不變的話,就行了。現在是越來越向利於商業、利於企業的方向發展。我沒有看到趨於保守、趨於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現象,我看不到。政治上不再堅持一些固有的想法。大多數人想物質生活好嘛,這符合大多數人的意志。如果經濟環境威脅到我的企業的時候,我就會感覺得到。如果有利於我的企業的時候,我也能感覺得到。錢民(13)認為局勢平穩,不必要對政治太多關心。他表示政治不是每個人能夠真正瞭解和理解的,所以還是少關注為好。同時,言外之意是,如果政治不再平穩,他會關注政治。我不太關心政治。我對政治新聞看得很少,最感興趣、最感覺沒有摻假的是體育新聞,這些東西不涉及各種複雜的國家問題。現在大環境比較平穩,在這種大環境中不會體會到這些政治的影響。從我看過的一些書上看,比如近代史方面的書,每個人的命運都還是和政治有很大關係的,應該關心政治。但現在環境比較平穩。第二,中間階層為自己的工作、事業奔波,主要關心行業或專業領域的事,沒有時間來關心政治。    
    許剛(28)在創業的時候非常辛苦,身體透支,失眠成了家常便飯,甚至一到下午就有心悸的感覺。現在企業走上了正軌,又開始忙碌家庭生活,照顧剛出生的孩子,並為自己的事業進一步拓展而思考。所以,認為自己這些年根本沒有時間關心政治:其實從1995年開始,我主要關注的就是生存問題。我要掙錢。我惟一關注的是我能生存,我的企業能生存。那時候我壓力很大。如果要垮了,我可能就爬不起來了。和你一起幹的人,會失業,沒有工作。作為企業主,我的壓力是很大的。誰都想企業賺錢,讓大家日子好過。所以我只關心生存問題。現在來說,我現在並不太關心別人的命運,我更關心我自己、我的企業的命運。私營企業主就是這樣的,個人命運肯定是和企業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除非有一天把它賣掉,那是另一回事。再大一些的要關心的就是行業,看看行業的勢頭,如果行業能夠發展我就能發展。行業是否停滯、下降,是我所關心的,再大的我就不關心了。以前關心企業的生存,現在關心企業的發展,但無論如何都是以企業為核心。我不知道所有的企業主是否都這樣,但我就是這樣。做醫生的孔楠(22)馬上要評中級職稱,仍然處於事業的積累階段。除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現在還讀著在職研究生,感覺特別忙碌。並且,他還強調整個醫學界對政治都不太關注。他說:我對那些政治問題關注不多。我感覺對這些方面瞭解不是太多。我只是對我們學術界的事情感興趣。我想,對政治、社會問題不太關心,在醫學界是個比較普遍的事情,很多人都對政治不太感興趣。當然搞醫學的本身也比較忙,他們對於自己專業的事情關注得更多一些。從我們醫院來講,存在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和政府高層掛鉤比較多。但這些和醫院裡的上層領導關係比較大,關係到他們的地位,和我們這些一般醫生關係不大。大部分醫生還是以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為主,對政治問題關注不多。對社會問題關注也不多,經常討論的是醫學界出了點什麼事啦。上網也主要是查文獻,看新聞都比較少,主要看看體育新聞,其他的都不怎麼看。我週末都一直忙。據一個醫學界老權威說,一個醫生要跟上時代的進步,每個月要閱讀西文文獻三百多篇,中文文獻二百多篇,因為每天都有上萬篇的文獻出來。我現在一個月讀一、二十篇就不錯了,要是達到他說的那個程度,我除了讀文獻其他什麼事也別幹了。除了自己,孔楠(22)還提到做小學教師的太太,告訴我她工作也非常忙碌,甚至連電視、報紙都不看。而且,在家裡很少談及政治:她當班主任,上班回來,光批改作業,就累得夠嗆。要說上網東看看西看看,平時根本就別想,沒有時間。自己的一攤子事還忙不過來呢。我還看看報紙,她連報紙都基本不看,電視新聞也不怎麼看,回到家太累了。我們兩個在家基本不聊這些(和政治有關的)事情。第三,中間階層表示政治和自己關係不大,離自己比較遙遠,政治不會直接影響到自己。相對而言,他們更關注和自己的生活、事業直接相關的社會環境。    
    許剛(28)說起他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現在很少關注了政治了,比較少。對於大的政治環境我不關心,對於政治上的大起伏、大黑暗,我看不著。對現在改革趨勢還是比較關注,但不像上大學時關注那麼深了。我關注經濟新聞比較多,更關注大企業和企業家。比如我看報紙和雜誌,會看某某報道、某某經濟、某某評論、某某企業家、某某經理世界(作者註:一些財經類報刊),我更關注這些東西。我關注企業和企業家的命運和發展。從中我去學習我該學的東西。即使關注一些政治,中間階層仍然把他們落腳到政治環境對他們的生活、事業是否產生影響,而他們這些影響並不明顯。許剛(28)強調經濟環境上沒有大的問題,即使政治因素對事業有些影響,他也表示理解。他主要關注的仍然是自己的企業和個人:我也關注私營企業主進入人大啦,進入政協啦,這種參政議政我也關心,但距離我還是遠了些。年輕時看過的那些東西,比如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書,已經離我很遙遠了。我想一個人做什麼事,就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要做個商人,就要掙更多的錢,就要讓員工掙更多的錢,生活得更好,每年給國家繳的稅可以更多。我就關心這個。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並不簡單的理由(2)

        
    當然政治是會影響企業正常運行的。但我也覺著這很好理解,怎麼可能不影響呢?不是這種問題就是那種問題,比如我開連鎖店,在某某市就比某某市(兩個國內大都市)的環境好,這是可以理解的。沈智(11)表示,他的職業和政治關係不大,不必關心政治,所以不會主動瞭解政治。而且,他會對自己的這種狀態心安理得,對政治關注有自己的一番「高論」。如果自己不瞭解政治,說明它不重要;如果真的重要,社會會普遍關注,自己也就瞭解了。我個人認為,政治對我們影響不大,因為我們也不是靠政策吃飯的。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靠本事吃飯,對我們影響不大。政治什麼的,對我們來說意義不是很大。也許大事知道一些,但至於像中央有什麼動向啦,開什麼會啦,我們不在一個層次上,你愛開什麼會開什麼會。開幾屆會議我都搞不懂。比如我在這一層吧,比我上一點層次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一些,隔了好幾層的,和我沒有關係。那些政治上的東西,他們先號召,再落實下來,要有一個階段。有些事情,如果公佈以後不知道也無所謂。如果我不知道,那麼這件事真的和老百姓關係不大,也就隨它去吧。如果這東西很重要,和自己有關係,就會炒得沸沸揚揚,恨不得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自然也就知道了。馮濤(18)認為政治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情,普通民眾沒有關注政治的必要。但他對服務型政府的理解在邏輯上有些似是而非,好像服務型政府等於小政府,小政府等於沒有人關注政府。不過,對於專心自然科學研究的他來說,能知道「服務型政府」就已經值得「稱道」了。政治和我沒有太大關係,好像很遙遠。也許這種感覺是對的,現在不是提倡連政府都不要管得太多嗎?要建立服務型社會,把政府不該管的都讓出來,招標都要讓市場去弄,政府主要就是維護治安,環境保護,為百姓服務。我們都不在那個圈子,更不用關心政治了。第四,普通民眾根本不能對政治產生任何影響,關心也沒有用。在採訪中,中間階層普遍表達了對政府決策參與的缺失,對把握政府決策的無奈。孔楠(22)認為很多醫療行業的政策並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體的利益衝突。一些醫療行業的條文有時候出台得比較突然,一般不會事先在業界廣泛討論,即使可能會徵求一些人的意見,也限於極少數的專家。    
    許剛(28)舉了一個本行業很具體的例子,這個政策出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部門的稅收。同時,這個政策對行業的發展有很大的限制,甚至使得許多企業難以繼續生存。政策出台後引起了業界和輿論、學者的強烈反彈,在各方壓力下,這項政策後來經過了修改。最後,一些限制變得形同虛設,成了一項似有似無的政策。    
    知識個體韓娟(12)舉了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說明自己即使關心、瞭解政治、政策,也對政治、政策無可奈何,與不關注、不瞭解沒有什麼關係:我對政治首先不懂,其次不關心,因為我知道就是我關心也沒有什麼用。比如說現在交通部門已經限制機動車超載了,因為大貨車總是出事,應該管管了。看到這件事之後,不會馬上想到這些會影響到和自己生活有關的東西。等過了一段發現雞蛋、蔬菜漲錢了,才知道原來是限制大貨車進城的原因,東西(日常生活資料)運不進來,所以就漲錢了。可是這些事情你即使瞭解到又能怎麼樣?該漲錢還是要漲錢。你只是一個被動的人,沒有扭轉這個事情的能力和權力,就只能接受現實。韓娟(12)的丈夫沈智(11)也是同樣的想法,他接著說:我們就覺著你愛漲就漲,你愛落就落。你漲也好,落也好,我該怎麼過日子我還是怎麼過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貨車的政策對我有影響,但沒有辦法。如果有辦法的話,就該關注的關注,該想辦法的想辦法。如果沒有辦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關注它呢?只能適應嘛。曹飛(09)是律師協會的會員。他表示,律師協會如果出台什麼政策,一般不會廣泛徵求意見,至少自己沒有能夠體會到,更不用說一些相關的政府司法部門的政策。作為律師,他對政治是比較關注的,同時也有一種現實理性的態度:關心政治這種情況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你生活在這個社會裡,不可能不關注這個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你肯定要關注,畢竟生活在這個圈子裡。至於這個關注的結果,從對現狀的影響看,可能並不起多大的作用。我只是作為一個公民去關注,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對實際問題的解決,能起多大作用?也許什麼作用也起不了。這種政治冷漠的實質是政治與中間階層之間缺乏互動機制。政治互動包含相互影響的兩個向度,一個是政治對個人的影響,一個是個人對政治的影響。個人缺乏政治參與,成為政治生活的「政治局外人」,導致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即使想主動關心政治生活,也沒有可以利用的與政治進行互動的平台,挫傷了中間階層對政治關注的熱情。    
    褚峰(08)認為政府部門的公共事務管理能力並不讓人樂觀,他從人力資源的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門與中間階層之間互動機制的缺失:一個政府部門的科長、處長、局長,到區長、市長,一直在一個很單一的環境中成長,沒有放眼管理的整個層面。比如現在中央對董建華要求「多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政府管理的官員也應該有多個階層的社會代表,組成一個團體來代表社會的各種聲音和意見。但是現在這種參與太少了。比如交通,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幹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講話就看得出來,他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他們的素質不夠。他們根本沒有大宏觀決策的能力。他們也出去學習,但他們根本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這種人才市場上很多,但是他們沒有參與政府決策的途徑。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並不簡單的理由(3)

    在相對開放、寬鬆的環境,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程度會有所提升,對公共部門和公共管理的評價也會進一步提高。    
    第五,有些中間階層認為應該主動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政治過於關注並不是一件好事,可能會發生更難以預料的事情,危害自己的生活、工作。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關注政治。    
    對社會問題涉獵廣泛的記者嚴偉(16)在並不長的職業生涯中越來越現實和謹慎,甚至還有些消極。我在學校的時候(對社會、政治問題等)想得比較多。工作之後,才發現對中國的現實越不瞭解,就會想得越多;如果比較瞭解了,就開始明白:想那麼多並沒有什麼意思。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遇到一些讓人很氣憤的事情,覺著應該往深處挖,可以寫出很有深度和力度的文章。可是編輯常常說這樣那樣的稿子不能上。時間長了,自己也就沒有那麼衝動了。很多社會問題只能打一些「擦邊球」。能不能報,大家來揣測唄。編輯和記者都在揣測,有經驗的老記者可能把握得更好一些。嚴偉(16)開始時是非常關注政治的。而且他的工作在開始時本身就和政治息息相關,所寫的社會問題經常要涉及政治問題,所以更加關心時政。但現在反而將關注領域逐漸從時政、社會問題轉向財經領域,其轉變過程並非完全個人「興趣」的轉移,而是受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不得不「收斂」。「專業人士」尚且如此,普通中間階層似乎更少了關心政治的理由。談到一些社會不公正現象,吳芳(30)認為自己無能為力,即使感覺憤慨,但不會具體做些什麼:「沒有什麼用,還給我自己帶來很多傷害。」    
    從關注到迴避的轉變不僅僅體現在嚴偉(16)身上。許剛(28)和施全(29)現在作為私營企業主,他們幾乎把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到自己的事業上,現在很少關心政治。但他們在年輕的時候,都是典型的「熱血青年」。只是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之後,兩個人的許多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施全(29)仍然對青春年少時候的熱情記憶猶新,這種熱情之後受到很大挫折,特別是大學畢業時工作分配受到不小影響。現實生活逐漸磨礪了他的生活,也磨平了他的性格稜角,開始淡漠對政治的關注。而且,他強調這種轉變並不是壞事。但從他的語氣裡,仍然能感受到當年理想破滅的失落:我在上學的時候是個熱血青年。中學在某某市一中讀書,受我的老師影響比較大。當時的想法是修身養性、治國齊家平天下。那時候還小,齊家談不上,就想著治國平天下。(理想)比較大嘛。比較熱血青年。我本身比較活躍,屬於那種不太安分的學生。八九年還是有比較大的轉折。其實是對一個信念、想法的改變。(現在)我希望自己能過得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能讓家裡人過得好,然後再好的話能讓朋友過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發達的話,能夠建學校做教育。這就是我後來的想法,從原來比較務虛的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比較實際的人,是那次風波對我的影響。迴避政治的態度體現在多數的訪談過程中。比如,作為律師,言語行動都非常謹慎的曹飛(09)在得知我的訪談可能會涉及政治話題時,一度想推卻訪談,後來又堅持不用現場錄音。在討論一些話題時,他用詞謹慎,明顯是經過斟酌的。在談到下崗工人的話題時,衛成(01)提醒我一定要抹去剛才的錄音。對政治話題侃侃而談、頗有見地的呂英(25)、尤軍(23)、嚴偉(16)、陳明(17)、華林(21)、金宇(27)、褚峰(08)等都表示,他們雖然關注政治,但除了一些有相同志趣的朋友,平常基本不和別人交流。    
    我們可以把這種受到抑制的政治冷漠看成「假性政治冷漠」,這種特徵在許多中間階層身上具有普遍性。中間階層看待政治領域裡的事務就像走廊裡堆滿了的高級玻璃製品,明白它的確實存在,也理解它對自己出行(社會生活)的影響。但大家又都知道高級玻璃製品價格昂貴,是不能輕易碰的,容易破碎,自己無法承受這種後果。於是躲在自己的房間中,假裝或習慣於對它們視而不見。即使不得不出行,也會非常小心翼翼地穿越這些玻璃製品,「打擦邊球」。所幸房間裡仍然有可以迴旋的空間,可以工作、掙錢、交友、娛樂等,不必非要穿過走廊,走廊裡的那些玻璃製品也大致不妨礙生活的視線。    
    即使前文中間階層所列出的其他理由,也可以認為是「假性政治冷漠」的延伸。其實,從邏輯上講,「工作繁忙」等理由與政治關注並不必然矛盾。    
    尤軍(23)強調,在機關裡「混」了這麼多年,平常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不會表達出這些比較犀利的一面。這種狀態,可以用一句話平實的話來總結:「上班做事,下班想事。」    
    呂英(25)本來和大多數女性一樣,對政治缺乏興趣和敏感,因為一個契機開始關注政治,觀點也變得激進。但這種對政治的關注幾乎沒有在親友面前體現出來。在訪談中,她有了侃侃而談的機會,而且聽得出來她的一些看法很有見地。她的表現讓一同訪談的何京(24)驚訝不已。    
    也許這種「假性政治冷漠」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傳染」性。褚峰(08)平時工作很忙,工作之餘還有著各種各樣的應酬,但這些並沒有使他放棄對政治的關注。在日常生活中,褚峰(08)很少有和別人談起社會與政治等問題,因為他感覺同學、同事和朋友對這種話題不感興趣。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都在關心如何生活得更好。如果向他們表達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等,他們會認為這些想法很「stupid」(愚蠢)。也許,別人和他的想法一樣,認為他是政治冷漠,所以避而不談。    
    中間階層的對社會的評價在現實政治秩序中並沒有充分的表達渠道,但可以訴諸於虛擬媒體,網絡中的「憤青」主要來自中間階層。虛擬媒體論壇在社會生活中的爆炸性擴張,從某種程度上看是在培育著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熱情。    
    這些表明中間階層是社會各階層中最積極而不穩定的力量,中間階層在現實政治中的冷漠只是特定社會轉型階段所表現出的一面,並沒有完全顯現出孕育著強烈政治參與熱情的另一面。一旦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出來,各種已經存在的被壓抑的期望張力就會借勢噴湧而出。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政治冷漠的梯級模型(1)

    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同樣的政治冷漠,背後卻蘊含著不同的理由和形式,呈現出了一種梯級變化。政治冷漠的原因和後果已經不再局限於中間階層自身,而是和政治環境聯繫緊密。    
    (1)「健康」或「正面」的冷漠,表現為中間階層認為政治和經濟環境都比較穩定,不需要專門關注政治。    
    (2)「中性」或「無害」的冷漠,表現為中間階層忙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沒有精力關注政治。    
    (3)「隱憂」或「僵化」的冷漠,表現為中間階層缺乏政治參與的意識與途徑,而政治表現為不透明和封閉,形成一種中間階層與政治缺乏互動的僵硬局面。    
    (4)「負面」的冷漠,表現為中間階層不敢公開關注政治,政治環境對中間階層關注政治的熱情產生了壓抑作用。    
    這種梯級變化可以描繪成如下的一個簡圖(圖3-1)。    
    圖3-1中間階層政治冷漠的梯級模型    
    也可以將政治冷漠的性質歸結為三種:健康的,非健康的和無害的。對於「健康」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已經足夠好,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訴求,民眾認為政治參與已經無關緊要,政治事務可以放心地由政治精英來管理,無需個人操心。對於「非健康」(包括隱憂的和負面的)的政治冷漠,表明政治秩序並不能滿足各種訴求,沒有為民眾提供充分的政治參與渠道,民眾認為無力改變政治行為與決策現狀,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使得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低迷,甚至受到規制。而無害的政治冷漠則不如上述兩種情況那樣極端,兼具它們各自的特徵。    
    第五節社會責任與愛國熱情【1】一普遍的社會責任感與中間階層普遍的政治冷漠相比,訪談中中間階層被訪者普遍的社會責任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種社會責任感不是泛泛而談,而是體現在中間階層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側面和細節中,並在所有中間階層群體類型上都有所體現。    
    1「事業人」    
    在事業單位工作的專業人員學歷普遍較高,良好的教育有助於社會責任感的形成。而且,許多「事業人」從事文化工作,具有傳統知識分子特點,他們對社會問題接觸較多,有時呼喚社會責任感與關注社會本身就是他們的工作,這種職業上的特點也會逐漸滲透到他們的價值取向上。    
    陳明(09)在讀大學的時候就想過要投身於公益事業,比如去比較邊遠的地區支教,還想過要開一個法律事務所伸張社會正義。當然,這些想法至今並沒有實現,成為他縈繞心頭的遺憾:如果我要實現那些想法的話,可能我的生存都是問題,別人對你的評判也是個問題。很多事情如果當時實現不了,過一段時間再想做那些事就比較難了。比如我五年之後有一些錢了,去支教五年,那時候的感覺和上大學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因為那時候影響比較小,最多休學半年就可以了。人還是應該去一些地方體驗一下。我們科研所搞過一次活動,所裡有很多研究生,一起組織過去貴州社會實踐。去了後感觸很深,想幫助他們(邊遠山區的人們)的想法更強烈了,所以後來和同事參加了「一加一」助學活動,定期給一個小學生寄學費供他上學。我問他為什麼一直有這種想法,他說可能和自己的出身經歷有關係:如果我一直在北京出生、長大,我的生活環境不會有任何變化,我不瞭解其他的生活環境,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想法。可是我是從農村裡出來的,到了城市,並適應了城市生活,到現在也算比較成功地立足了,我經歷了生活環境不斷變化的過程。另一個方面,可能和我的家庭有關係,我的父母就非常關心社會。大學教師楊波(20)在日常生活中有環保意識,並把這種社會責任感作為國家責任感的一種具體形式:我很希望這個國家建成美好的家園,就是綠化。如果我很有錢的話,我很願意資助一些人去栽樹。我看到一顆大樹被人砍了,都有一種很生氣的感覺。大樹能夠美化你周圍的環境。比如我家所在的小區環境問題,他們拿著表格讓填,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樓下一棵樹倒了,你們也不管,還問我有什麼意見?這是物業管理部門發的表。去年學校裡的一個栽樹活動,我也去參加,我覺著這是最實際的(舉動)。前一段看到小動物保護協會,我還在網上報了個名,但是因為有事,所以參加活動的時候沒有去。我有動物保護意識。鄭穎(15)是文字記者兼攝影記者,一直喜歡野外旅遊,喜歡拍攝風光照片。她告訴我,她在旅遊的時候愉悅和鬱悶的心情總是相伴,因為總是看到一些風景和名勝受到了破壞,心中很不安。開始並沒有想到過要做些什麼。也許是偶然,她的第二個工作是為一本環境類雜誌做記者。在幾次關於環保的外出採訪中,接觸到一些對環境惡劣破壞的事件,她感到觸目驚心。我看到過她寫的幾篇文章,內容很深刻,配上她拍的照片,更加顯得打動人心。從此,她對環保事業產生了強烈的責任感,並通過各種途徑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甚至產生過辭職之後完全投身於環保志願者行列中去的衝動,比如去內蒙古治理沙漠。她自嘲地說,當時還是有些衝動,因為治理環境涉及方方面面,不是單靠一個人的熱情就能解決的。現在她決定要好好發展自己的事業,希望自己的活動能力越來越強,能給環保事業多做一點實事。雖然後來她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變動,但關注環保事業的心情並沒有淡漠。現在她加入了一個環境保護民間協會,在業餘時間為環境保護奔走呼籲。    
    華林(21)經常參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動。比如他教過的一個學生得了癌症,他發動班裡的孩子和學校的老師為他捐錢,捐了十幾萬元。後來這個孩子的家庭並沒有接受這些捐款,大家就把捐的錢作為學校的學生獎勵基金。他認為,作為教師應該有社會責任感,特別是對弱勢群體,應該多去幫助。    
    吳芳(30)是在校學生,當我們談起理想這個話題時,她講到兩個方面:一方面,物質上不要太差,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能得到別人的承認與尊重。另一個方面,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幫助那些弱勢的人。只是現在我的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了。她還說,以前她到醫院參加過活動,當時希望能到醫院為病人做義務服務工作(香港和台灣稱為義工,內地多稱為志願者),但由於人家不好安排,所以沒有成行。吳芳(30)希望在工作之後仍然有機會參加一些類似的公益活動。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政治冷漠的梯級模型(2)

    2機關公務員    
    有時公務員的公眾形象在社會中並不很好,不能否認其中許多人忙於鑽營和撈取個人私利,但並非所有的機關公務員都沒有理想和思想。有時,機關裡嚴謹的環境壓抑了他們的性情,他們的社會責任感表現得常常並不明顯。基層的機關公務員現在許多擁有高等學歷,有時社會責任感已經滲透到他們的骨子裡。而且,基層公務員對社會的觀察最清晰,能夠看到社會基層的現實和困苦,接觸到市場競爭的殘酷。尤軍(23)從最基層的科員到現在的副處級,經歷了很多挫折,但他對社會的責任感並沒有減少。他的老家經常有人因為各種各樣的事情來找他,比如家鄉農村的亂收費,受了鄉幹部的欺壓。很多事情尤軍(23)有心無力,但只要能做到他仍然盡力幫忙,他說老鄉們真的很苦。    
    3企業白領    
    他們是市場的游泳者,沒有體制內的保障,惟一自我保障的方式就是拚命適應市場中的各種競爭。所以,生存的壓力對他們來說,比中間階層中能夠取得體制資源的其他群體更加強烈。但這並表示企業白領僅僅是市場競技場的「獵食者」,他們許多人仍然具有明顯的社會責任感。從生活環境上看,企業白領在市場競爭中更能接受人格平等的觀念,對許多社會不公現象不能認同。而且,當前企業白領普遍學歷較高,相當於事業單位中的知識分子群體。    
    在外企中擔任部門主管的褚峰(08)對社會慈善事業比較關注,認為社會需要大力提倡「善行」,並為公眾提供一些榜樣:我們這個社會裡的慈善事業還是少。我覺著什麼希望工程啊、燭光工程啊這些項目不是社會的行為,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只有在一個起步的時候作為一個代理(起作用),它不能變成一種社會的公眾意識。我覺著現在特別需要提倡的一個「善」字,知道怎樣去用愛心幫助別人。可能我談的比較理想吧。比如說以前公共汽車有一個李素麗,她在全國作為一個模範,今天還有沒有這樣一個模範?所以我們就是缺乏一些樣板,一些榜樣,大家不知道怎樣去救助他人,怎樣去做一些善事。他的這種社會責任感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所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積極參與社區管理和單位裡的工會組織:我自認為屬於那種比較有社會責任心的人。我不知道現在有多少人這樣。我喜歡犧牲自己的一些時間,為別人做一些事情。我其實已經在做了,比如我現在做公司裡的工會負責人,這是我主動提出來做的。另外,在我們小區裡,物業不太好,收費也高,我就喜歡提一些意見。我本身是這樣的,但我不覺著每一個都是這樣的。記得在我們小區裡,有個人發出宣傳單,要我們業主給出小區管理的一些意見。這個事情我不僅參加了,把我的一些體會詳細地寫下來,很鄭重地投到信箱裡。4自營者    
    不可否認,現在出現了許多「仇富」現象,為富不仁的私營企業主的故事也在媒體上、私下裡流傳。但作為小企業主的許剛(21)不這樣看待這個問題,他認為一些負面報道並不客觀,他特別強調了自己很注意善待員工:你也許看到了很多剋扣工資、民工追款的報道,但我想雖然那種事曝光率多,但實際存在的幾率不會很大。按時發工資需要報道嗎?不需要報道。比如有人講哪裡有地震,但沒有報道哪裡風和日麗,哪裡沒有地震,哪裡沒有兇殺、沒有搶劫,這些不會報道。新聞的價值就在於報道陰暗面,有時候新聞媒體報道出來的東西就是找一些新聞熱點,並不一定能讓你瞭解全貌。我很在意讓我的員工生活得更好,這也是關心他人的一種表現形式。關心家人、關心同事、關心下屬和關心社會上更窮的人,是相通的。在保險和待遇方面,我絕對不虧待我的員工。有社會責任感的是一批人。社會責任包括善待員工。許剛(28)還認為做生意應該講求道義,善待客戶,這也是社會責任的體現:我絕不會賣盜版書。原來我有兩個加盟店,在外地沒法控制,他們賣盜版賺錢。後來我乾脆就取消了加盟形式,全是直營的,你不聽我的我就解雇你,我完全控制進貨渠道,讓你沒有盜版可賣。我的員工也認同我的主張,不能賺昧心的錢。我們的企業文化,其中一條就是講道德。他期望自己的企業能同時創造社會財富和社會效益,實現社會價值,所以許剛(28)和員工經常為社會捐款:每次給災區捐款我們都參加,發水啦,地震啦,非典啦,每一次我們都參加。都當成一種習慣了,每次大家都捐款。現在正捐款在建一所希望小學,我們出二十萬,政府出二十萬,就能建一所小學。那裡雖然離北京不是很遠,但全是山區,很窮的地方。有調查表明,私營企業主中有近80%的人參加了全國工商聯所倡導的「光彩事業」,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推動的、非公經濟人士為參與主體的一項社會公益事業,以項目捐助為主要形式,扶貧為主要目的。其中有577%的人「為光彩事業捐過款」,有393%的人做過「修橋補路等公益事業」,有165%的人「投資興辦過光彩小學」,106%的參與「國土綠化」,86%的人參與「市場建設」,有73%的人到「老少邊窮地區辦企業」,還有58%的人「利用農產品開發新項目」。「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27日。雖然光彩事業仍然是官方背景,但這些數字也多少能說明私營企業家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    
    當然,本研究僅僅是定性研究,並不能準確說出中間階層在多大程度上、有多大比例具有社會責任感,但中間階層普遍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責任感卻是不容置疑的。中間階層的這種社會責任感,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普遍的教育程度較高有直接關係。    
    中間階層在普遍政治冷漠的同時,為什麼還表現出了普遍的社會責任感?從常理來講,政治關注是社會責任感的一種表現形式,普遍的社會責任感通常會與普遍的政治關注正相關——至少不會表現出普遍政治冷漠這種負相關的現象。聯想到前文對政治冷漠的分析,也許可以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政治領域與社會缺乏互動,中間階層難以參與到政治領域中去,並且還有故意遠離政治領域的傾向,政治領域成為中間階層社會責任感的一個盲區。如此以來,對於中間階層來說,政治冷漠與社會責任感並不矛盾。同時,兩者的這種特殊關係也佐證了前文的一個假設:許多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是「假性政治冷漠」。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國家認同與熱情

    除了與中間階層政治冷漠存在衝突的社會責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們還發現另外一個類似的矛盾現象,即中間階層對國家民族的榮譽感、責任感與認同感等積極態度非常強烈,並且表現了明顯的一致性。甚至,這種愛國熱情有激進的一面,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被激發。    
    在訪談中,許多被訪者提到對台關係、對日關係、對美關係等,激昂的情緒與中間階層日常生活中的溫文爾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使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現出來,但會在一些特定的場景下很容易被激發出來。    
    許剛(28)從自己的經歷中感受到國家的富強對於個人事業的重要:我覺著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前途這些一點都不抽像。怎麼會抽像呢?即使做了商人,這些也不抽像。比如我的書店雖然比較小,但我和國際上的合作比較多。我的書很多都是從國際上訂購的,我們出的書也賣到台灣、香港、東南亞。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這和我密切相關。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強,國家的強盛,肯定和我很大關係。和國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時候能體會出來。如果國家經濟狀況不好,和他們合作的時候沒有地位呀,沒有談判籌碼,沒有什麼好談的。比如採購的時候,國內經濟如果不好,我只會買一百本;國內經濟好的時候我會買一千本,馬上他(國外出版商)對你的態度就不一樣。經濟好,一千本都賣得掉,經濟不好,一百本都賣不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和台灣出版商的關係。我從95年就和台灣合作,一些台灣的書、雜誌都是我在大陸代理的。現在他們經濟不行了,大陸越來越好,現在和他們合作的時候,我就越來越牛了。以前都是他們開條件,現在是我在開條件,你願意合作就合作,不願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樣他們也簽。感受很深刻。對於大部分來說,愛國熱情和個人利益並沒有直接聯繫,它只是一種簡單而樸素的感情歸屬。有統計表明,中國民眾超過70%關注體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愛體育,特別是足球運動,在關注體育運動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數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認,許多中國民眾關注體育的傳統是因為將它與愛國熱情聯繫在一起——即使運動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蔣麗(02)體驗過在一些特定的體育、文化場合中充滿民族責任觀的激昂經歷:我對國家呀、民族呀什麼的,平常也想不起來。但有時候絕對會想到,比如在「申奧」那種萬眾一心的時候會聯想,要自己發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國家就會強大,就會有自尊,在國外就會被別人尊重。那種時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體育得金牌了,我還是很高興。雖然金牌不是我的,但這也是一種民族榮譽感吧。朱海(05)表示,雖然現在不會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這種時候,就會自然產生與國家民族共命運的「氣氛」。楊波(20)這些年並沒有專心於自己的高校教師角色,四處講課掙錢,自嘲「成了賺錢機器」。但當我們聊起這個話題時,看起來文弱的他出言驚人:如果台灣要分裂出去,需要報名參軍(收復台灣)的話,我第一批報名。馮濤是研究所裡的專業研究員,妻子現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他對出國後作為中國人的感受比較強烈:因為做研究有機會到國外去,明顯就感到文化的差異,還有別人對中國的輕視。能感覺到。那個時候自然就感覺到國家、民族一類的東西,感覺到這些並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個人,如果家裡很富有,到別人家裡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環境裡,自然而然地就激發出這種想法(作者註:指愛國情感)。日常不太想起這些東西,並不表示從來沒有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這些大問題考慮得多一些,女性相對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場合中也會有這種愛國感情:也許女性對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別吧。就像我不關注足球一樣,我也不太關注國家前途這些大事。我平常買《京華時報》,《北京青年報》,生活氣息比較濃的。男性喜歡訂《參考消息》,《環球》。但我還是愛國的。當這個國家受到損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會和那些男同胞一樣愛國。報刊編輯鄭穎(15)曾經參與過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的國內示威遊行,她的話比較直率,也比較極端:中國人需要這種事情(指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來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麼叫愛國了。埋頭實驗室的副研究員錢民(13)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比較理性: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這些東西有時候真想。但我們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認識。國家的興衰,都和個人有緊密的關係,所以愛國心肯定是有的。我現在就是在本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業務做好,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間階層大多不會去專門花心思去想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榮譽感與認同並不是那種空對空的「憂國憂民」,而是在具體的經歷中確切感受到的一種感情。這種國家的認同和榮譽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場合與時機的激發下表現出來,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國家是密不可分的,關注政治和愛國熱情也應該是緊緊相連的。但實際上,中間階層普遍沒有把愛國熱情與前文的「政治關注」聯繫起來或混淆起來,他們在兩方面的關注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政治冷漠和約束沒有相應地降低愛國熱情,愛國熱情也並沒有必然地提高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也就是說,政治和愛國成了中間階層在不同層面上的兩個話題。    
    與對中間階層普遍的社會責任感的解釋一樣,我們也可以解釋中間階層的愛國熱情與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現象。中間階層的通常的政治關注受到了一定的約束,但國際關係作為政治事務的特殊領域,中間階層對此的關注非但沒有受到約束,甚至在一些具體時機和具體問題上受到某種鼓勵或引導。這樣,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就被約束或引導到愛國熱情上,與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又一次佐證了一個可能: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在相當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關注潛力,但這種潛力受到了約束。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理性人的進與退

    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但他把中間階層的理性與財產擁有的中等程度相聯繫。在亞里士多德的眼裡,窮人因為貧窮而變得暴虐和無賴,富人因生活優越而不受管束,他們都很難聽從理性的安排。而中產階層擁有一筆中等財富,對財富有著克制的現實條件,最容易聽從理性。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頁。    
    亞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們這裡的「理性人」主要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的:清晰的判斷力,以及個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斷力    
    中間階層看待問題更加全面、客觀,判斷與分辨能力強,偏激不是他們的普遍特徵。    
    楊波(20)瀏覽互聯網時喜歡看那些比較理智的評論,他說:網上有些軍事狂熱者跳樓,那是我很不認同的。我認為一些事情要客觀、全面地看待,事情的發展要有一個過程,要看事情的本身發展的趨勢。為了說明如何客觀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楊波(20)舉了一個例子:比如陳水扁搞台獨,他想讓台灣分裂出去,這肯定是不對的。但這是立場的不同,不能說這個人在人格上就是個壞傢伙,否則就是偏激。陳水扁在年輕時候當過律師,看到一個民夫被車撞了,撞人的官員沒有給這個民夫任何道歉和補償就揚長而去。這個官員很有勢力,沒有律師出來為這個民夫辯護,他就出來為民夫辯護。最後,陳水扁官司贏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過這個事情,他認識到台灣專制體制沒有社會公正,決心從政,希望能改變這種社會不公正,這個事件成為陳水扁從政的一個契機。陳水扁看到了當時台灣社會比較腐敗、陰暗的一面,為了讓社會更民主、讓民眾權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個人努力,從這個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個人不能從一個方面就認為他都是錯的或者壞的,要多角度地看一個事情,沒有絕對的對與不對。西方人講究看問題的多元化,但我們傳統上講究臉譜化。我覺著還是多角度地全面看問題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隨著新聞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來源的擴大,特別是網上信息的更加豐富、便捷,從中間階層甄別各種新聞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們不同尋常的理性。華林(21)對上網瀏覽新聞信息時如何甄別信息的真偽很有見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認真。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自然就有一些後續報道出來。現在的許多新聞傾向性很強,採訪的人有自己的視角,播出的時候要經過審查,並不能夠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對事物觀察的一個方面。怎麼才能瞭解一個比較真實的消息呢?不同網站相互佐證。看國內網站是怎麼報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灣的,美國的。反覆印證就知道誰更客觀、公正。馮濤(18)認為自己最喜歡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隨意發表一些傾向性、結論性的東西。為了證明,他給我講一個例子,是關於三門峽水電站當初的上馬決策是否合理的爭論。他看了很多資料,發現這個工程本身涉及的其實就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上馬的話,當地泥沙沉降、水位升高造成的影響很深遠;不建,下游水災損失慘重。現在許多人都抓住這個項目上馬的負面影響,但不瞭解當初決策時是經過認真的利益衡量的。談起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許多學生曾上街遊行抗議,馮濤(18)對那些舉動很不以為然:有什麼好抗議的?你抗議他幹什麼?世界本來就是競爭的,我覺著大學生應該有一個理性的思考在那裡。你去哭,你去鬧,根本不解決問題。你去砸人家大使館幹什麼?大使館不就是幾個人家國家的代表嗎?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質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鬧也好,像我這樣無所作為也好,都沒有用。這些國際衝突是建立在戰略力量對比和利益衝突上的。所以,他表示對那些抗議、簽名之類的活動,他一般不參加,因為「沒有用」。    
    二妥協中求生存的理性    
    按照經濟主義的觀點,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這一點可以在中間階層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關於中間階層是否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本身是個假命題,沒有討論的必要,關鍵是中間階層如何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妥協是中間階層的求生之道。不同的階層在爭取個人利益最大化時能夠體現出不同的階層特徵。社會上層會憑借自己的實力強取豪奪,社會的底層會為保護自己有限的權益不惜拚死抗爭,而中間階層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妥協中求生存的技巧,這也是中間階層理性的一個重要側面。這種妥協,正體現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中間階在其他階層擠壓下「安分守己」的特徵。也許所有階層的人們都有選擇妥協的時候,但中間階層選擇妥協更能體現出一種天然傾向,他們在選擇妥協時能夠用足夠的理性來判斷形勢,避免衝動的破壞性後果。也就是說,中間階層不光傾向妥協,而且他們還很「會」妥協。    
    楊波(20)買了車之後,由於車技並不熟練,多次和交警打交道,被罰款。他談起自己的感受:本來要罰一百塊,但要罰你二百。第一,你知道他是違法的,罰款過高,進入私囊。第二,趕緊把錢交了走人。為什麼不去告他?你也知道如果自己花時間、花金錢、冒風險,可能打贏官司,得到一個滿意的申訴結果。但覺著不值。不就是多罰一百塊嗎?就當到飯館多點了兩個菜又糟蹋了吧。當時,楊波(20)正為申請護照的事憤憤不平。他的太太去國外自費讀書,分居的生活對於新婚夫婦有些漫長,所以打算去國外探親。但在申請護照的時候,學校的人事部門要求辦一大堆手續,填許多表格,找許多部門。最讓他難以忍受的是,學校讓他交一筆不菲的押金。他說:為什麼必須交押金?我就不相信,國外大學裡的教授來我們這裡講學也要給他們學校交押金。如果我要較真,查許多規定、文件,看它到底合不合法,然後找有關部門或者法院去告他,也許我就贏了,不用交了。但我覺著不能去較這個真。付出很大,風險很高,得到的有限,還搞得沸沸揚揚,我不能光為了討個說法就什麼都不顧了。所以,他還是準備交給學校那筆不菲的押金。    
    馮濤(18)表示,如果自己的房產和開發商或者物業發生了衝突,首先要想一想和他們直接衝突值不值。比如,在是否要求助於法院時就要仔細衡量一下:如果要告它,要花很多的成本。這種情況我可能就不會告了,因為理性的人應該會平衡利弊。對老百姓來說,他沒有傷害別人的權利,但有規避風險的權利。我可能會忍一忍,告他可能對我損失更大。我告他要耽誤工作,單位老曠工,工資也領不到。馮濤(18)直接使用了「理性的人」這個詞,可以看得出他與這種「理性」特徵的共鳴。王慧(19)在物業維權時不光知道需要妥協,而且還對如何妥協有自己的見解:我有底線啦。我提要求的時候肯定有底線。比如打官司的時候我提100萬,可能我的底線只有30萬。所以,如果他給你50萬了,雖然沒有達到你的要求,但超過你的底線了,我就會接受。雖然事情不會那麼讓你滿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協,靈活一些。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理性的選擇(1)

    在上文中我們討論了中間階層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我們也發現了中間階層的另一面:在現實面前,中間階層趨向於選擇個人利益,理性的力量常常將他們從社會責任感的一邊拉過來。    
    吳芳(30)雖然還沒有畢業,但在學校參加過各種社團,對社會的接觸和認識並不少。她認為這個社會不公平,但同時強調:我沒有想過要改變這種情況。他們(社會強勢者)有一種強大的網絡,他們太強大了。如果寧願放棄現在平靜的生活,就會和他們鬥到底(笑)。其實他們並沒有觸動我的利益。有這種想法只是出於一種良知。如果從新聞上看到那些惡性案件,就會覺著十分憤恨。但是在實際的生活裡頭,和這種人有實際的接觸的話,就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樣,而且當這些人對你有所幫助的時候,你甚至會感激他。他所擁有的東西呢,也不那麼反感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寬容(笑)。就是說,抽像上不喜歡這些人,但實際上要比想像的容忍度要大。所以,對於社會問題,她不屬於那種特別關心的人,「不會專門像社會鬥士那樣踴躍關心社會問題,只是時不時地看看新聞」。對於社會的一些不公正現象,吳芳比較傾向於逐步變化的途徑。她說:既然我要做到這件事情,我就要擁有相應的資源。我有多大的資源,我就會做多大的事情。如果我本來就無能為力,我為什麼要做一些事情?沒有什麼用,還給我自己帶來很多傷害。我插話說這是冷靜,她自我解嘲地說:「你要說冷漠也行(笑)。」    
    中間階層的社會責任感在現實面前的理性退縮,除了和閱歷有關,還和職業特徵、激烈競爭環境等因素有關。曹飛(09)作為律師,時時刻刻表現出了他的謹慎與現實。我們談到網上的「憤青」即「憤怒青年」,指那些在社會、政治與文化等問題上持偏激態度、憤世嫉俗、崇尚批判和變革的青年人。互聯網越來越發達的技術條件,為他們提供了充分表達自己聲音的空間,與持中庸、保守觀點的人相對,被冠以「憤青」的名頭。,他說他和同事無論在現實還是在網絡中都持謹慎的態度,偏激不是律師的普遍性格,否則也不會成為一個合格的律師,甚至不能生存。他解釋了在職業經歷中所磨煉的這種性格特徵:律師這個行業肯定要接觸社會,和公檢法打交道,和社會不公和社會糾紛打交道,看到的很多都是陰暗面,所以這個群體對社會現實比較瞭解,不會有那麼多憤世嫉俗的人。如果你適應不了這個環境,就不能在這個環境裡生存下去。適者生存,這個環境就要求你去適應這個社會。有些東西,不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發表什麼,憤世嫉俗,嚷嚷半天往往不會有什麼結果。我覺得,律師是個比較現實的行業。對於網絡中的「憤青」,曹飛(09)認為可能在高校學生中比較多見。    
    嚴偉(16)曾經滿懷激情地進入到新聞記者行業。幾年下來,從北京南下到廣州,又從廣州北上回到北京,換了幾家報社和雜誌社。隨著閱歷的增長,即使激情仍然滲透在骨子裡,但在行動中卻越來越多地體現著理性和生存意識。談到他們報道社會問題的界限,嚴偉(16)深有感觸。有一家媒體因為報道「出格」被停刊了,他用了一個很簡單但感情充沛的詞:傻!我問為什麼,他說:沒有意義嘛。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是沒有必要犧牲。不值得去做。生存是最重要的。連生存都保證不了,就是傻。陳明(17)在大學時候就有很多理想,比如到邊遠的地區「支教」這是共青團中央舉辦的一個活動,發動大學生在畢業前休學一年或半年的時間志願到邊遠、艱苦的地區支援教育,期間保留學籍,可以選擇在完成「支教」活動之後被保薦繼續攻讀研究生。,比如開一家法律事務所為社會伸張正義。但在現實中的各種壓力下,都沒有實現。我問他現在是否還有這些想法,他肯定地說:在心裡一直有,只不過平時不會說。有那種情節,實現不了總是個遺憾。但現實中總是有足夠的理由去打消這種念頭,推到最後,也許到退休的時候才能實現,也許永遠也實現不了。如果我要實現那些想法的話,可能我的生存都是問題,別人對你的評判也是個問題。許剛(28)現在為自己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兢兢業業,對其他和生意無關的事情很少去想。但瞭解他過去的人知道他曾經是個熱血青年。自從做了生意之後,性情有了很多轉變。談到河北某著名民營企業家因為得罪了地方上的政府部門而被逮捕的事情,他除了心有慼慼,還充滿了惋惜:從我的角度看,可能他的素質還不夠高,缺乏對自己的正確認識。有時候我也對一些政府部門的做法不滿,比如工商稅務,但我可以理解,這是現實。你盡量營造一個小的良好環境就好了嘛,別擰著干,何必呢?中國社會不成熟嘛,本來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發達國家一樣的成熟社會環境,可能嗎?你盡量營造一個好的小環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某局(去拉關係)。你影響不了大局,也改變不了什麼,你要對現狀有清醒的認識。施全(29)的一位中學語文老師當時關心時政、言辭激烈,對他影響很大。前一段施全(29)回家鄉,又遇到了當年的那位老師,發現他已經改行在市裡的電視台工作了,並且做了副台長。施全(29)覺得這位老師和當年在中學時大不一樣了:他現在好聽一點是更成熟,尖刻一點的話就是比較世俗,聊一會兒天就聽得出來。原來他在學校比較簡單,現在到了社會上,又在電視台裡面,是社會人了吧,要不這樣也活不下去。我覺著這很正常。他現在快五十了,那個時候(做中學老師的時候)還是青年。大多數人在個人利益與公共責任的衝突中,更多地選擇了前者,理性退縮了。但這並不表示中間階層沒有人寧願放棄個人的得失,來維護公共的利益,追求某種理想。華林(37)所在的小區裡的業主們和開發商產生了糾紛,他比較積極,頭腦也冷靜。所以業主們推選他作為代表,組織大家和開發商打起了官司。為這件事,華林(37)個人付出了很多,但他仍然義無反顧:我自己花一些時間、精力,覺著很值得。小的方面,為自己解決問題;大方面,為大家解決問題。我的幾個朋友也說:你怎麼老喜歡衝鋒陷陣?我說,如果大家都這樣想的話,就解決不了問題了。我就是這樣想。有時候必須有人出來,需要我出來的時候我就出來。因此,理性可以解釋許多現象,包括政治現象,但理性並不是左右人行為的惟一力量。社會責任和經濟理性的衝突中,即使後者更容易佔到上風,但總有一些「偏執者」選擇不計回報、甚至代價巨大的社會責任。正如繆勒對純理性的公共選擇理論做出的評價:「在許多政治科學家看來,公共選擇的這種模型不過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為漫畫罷了。」參見丹尼斯·繆勒:《理性選擇》,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5頁。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理性的選擇(2)

    實際上,我們前一節在討論中間階層的社會責任感時就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社會責任感的實現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只不過,對於大部分中間階層說,這種為社會責任感所付出的代價各自有一個可以承受的限度。一旦超過這個限度,他們的經濟理性就會佔到上風,社會責任感隨之退縮。在這一點上,中間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沒有本質的區別,也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中間階層放棄經濟理性。同時,我們也可以相信,與其他階層相比,中間階層裡有更多的人擁有社會責任感。這種「量」上的差別,也許就體現了中間階層社會骨幹的作用。    
    小結扭曲的「市場知識分子」人格【1】一意識領域裡的影響因素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知識只掌握在極少數知識分子手裡。傳統的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士」階層,他們進而為官入仕成為士大夫階層(官僚階層),上承神聖化了的皇室;退而歸隱為鄉紳,或教書育人,下通廣大鄉村的血緣宗法網絡,構成社會整合力量的中堅。一定程度上,傳統知識分子相當於當時社會的中間階層——只不過非常狹窄。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知識分子的數量比較穩定,一直保持著非常低的水平。    
    在傳統社會,知識分子中間階層具有特殊的地位,體現在許多方面:壟斷文化知識,在社會結構中人數稀少,是官僚階層主要來源,與權貴聯繫緊密,對現實國家運行與決策有重大影響,是禮儀道德的主要倡導者等。這種特殊地位導致傳統知識分子的精英化,並隨之產生精英意識,主要體現為關心國家大事的使命感和教化社會的責任感。    
    當代中間階層可以認為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傳承。從現有中間階層的教育層次上來看,他們大部分都受過其時代最好的教育;從中間階層的入口上看,較高的學歷背景幾乎成為跨越中間階層必不可少的門檻。關於教育的門檻作用,在本書第五章第一節中有專門論述。從而,中間階層帶有一些傳統知識分子的氣質,即人文關懷情節。也就是說,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認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頁。    
    但這種來自於傳統知識分子精英意識的「人文關懷」,在現代社會中受到了「去精英意識」的衝擊和扭曲:    
    1群體膨脹的衝擊。根據統計,「我國知識分子隊伍不斷壯大,從解放前不足5萬人,發展到當前已經有3000多萬人,在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各條戰線上,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戴河親切會見部分國防科技和社會科學專家並與他們座談》,載《人民日報》,2001年8月8日第1版。雖然這裡的知識分子與本文所界定的中間階層並不完全等同,但兩者具有相當的重合度。而且,沒有被統計到知識分子行列的企業白領會使「3000多萬人」這個數字進一步提高。精英的前提是稀少和對特殊資源的壟斷,而如此壯大的中間階層已經難以稱得上精英了,僅相當於本研究所界定的社會「骨幹階層」,精英意識隨之削弱。    
    2中間階層職業分化的衝擊。傳統知識分子因為人數有限,談不上分化。而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以及知識的不斷擴散,知識階層不但飛速壯大,同時也在不斷發生職業上的分化。「時至今日,知識分子自成一個占特殊地位的階層之情形已經近於過去了。今日的知識分子,固然不限於在孔廟裡,也不限於在學校裡,而是分佈在各部門裡。」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圖書公司,轉引自當代文化研究網wwwcul-studiescom。在當前,企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一般不再被稱為知識分子,而被稱為「白領」;行政機關裡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官僚也不再被認同為知識分子,被稱為「公務員」;甚至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也不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被稱為「行政人員」。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種事業單位中的專業研究人員和從事文化事業的人員。真正繼承傳統知識分子衣缽的是那些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文化傳播工作的群體,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其他群體的社會價值主要在於專業知識和管理能力,文化傳承的社會功能幾乎喪失殆盡。這樣,傳統人文關懷和精英意識已經在中間階層的職業分化中進一步削弱了。    
    3市場理性崛起的衝擊。在市場經濟中,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衝擊和削弱,而填補中間階層精神空白的是崛起的經濟理性。中間階層所繼承的「與人為善」的傳統,與經濟理性「為自己謀福利」的強勢衝擊產生了競爭,並最終讓後者佔了上風。而且,中間階層精神世界的變化並不止於此。市場經濟所推崇的經濟理性雖然建立在「人性惡」的假設之上,但有良性秩序的市場經濟仍然保留著道德上的克制和信用。但我國的市場經濟至今沒有完全建立起這種良性的秩序,使得中間階層所接受的不是現代成熟社會意義的經濟理性,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擇手段」等不良風氣所扭曲的經濟理性。    
    4缺乏政治互動的扭曲。在傳統社會中,官僚知識分子有「清議」的風氣,即對朝政進行議論和諫陳的風氣。即使他們處在優越的社會地位上,這種「清議」仍然具有相當的政治風險性。不過歷史上仍不乏拚死執言的「耿臣」,其精神支持來自傳統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但在「去精英意識」化的今天,希望中間階層還能像傳統知識分子那樣具有犧牲精神,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切實際的。中間階層理性的「精明」與妥協,使得許多人在社會責任面前往往選擇的是逃避。這樣,在職業分化、市場理性衝擊的基礎上,政治體制的封閉性又進一步扭曲了中間階層所繼承的人文關懷和政治關注,成為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二重扭曲人格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間階層身上既繼承了傳統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人文關懷和憂國憂民的精神氣質,同時這種傳統在現代中間階層身上已經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削弱。新的補充來自經濟理性,但卻是缺乏道德底線和法制約束的扭曲經濟理性。政治體制的封閉性使得中間階層的政治人格進一步分裂。這樣,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現代市場經濟的理性和政治體制封閉三種力量混合在一起,並產生扭曲,構成了中間階層所特有的精神世界,本研究稱之為扭曲的「市場知識分子」人格。我們可以將之簡稱為「二重扭曲人格」。其中,「二重」指的是人文關懷與經濟理性的二重性,而「扭曲」的力量來自政治體系的封閉特徵。    
    中間階層所表現出的各種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的階層意識,都是這種「二重扭曲人格」的具體體現,比如:    
    1在階層共同體意識上,在中間階層內部彼此認同屬於同一個社會層次,並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場分配機制的中間階層對主要依靠不合理體制分配的中間階層存在利益上的衝突,導致群體疏遠。    
    2在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上,中間階層既表示同情,又在現實生活中有意無意地輕視他們,對社會弱勢群體保持著距離。    
    3在對待社會上層的態度上,中間階層既表示疏遠和憎惡,又充滿欽羨。    
    4在社會分化中,中間階層能夠感受到社會分層的現實,同時社會衝突的意識淡漠。    
    5在時事政治上,中間階層既表示關注,又在生活中三緘其口。    
    6在政治領域,中間階層多表現為政治冷漠,但在一些場合與契機中,又很容易被激發出愛國,甚至有民族主義的傾向。    
    7在社會生活中,中間階層普遍具有社會責任感,但當發生利益衝突時,往往會理性退縮,表現出特有的精明與妥協特徵。    
    ……    
    中間階層的這種複雜人格特徵,可以用圖(3-2)來形象地表達出來:    
    圖3-2扭曲的市場知識分子人格    
    圖3-2用最簡潔的方式來描述中間階層意識中的內在衝突,而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從前面各章節的詳細論述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這種複雜性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1中間階層意識層面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研究總結出的人文關懷、經濟理性和政治約束三種要素的混合與扭曲,也並不能完全概括這種複雜性。    
    2每種因素的影響都不是靜態的,而是處在「此消彼長」的變化之中。當前的中間階層人格特徵表現為一種複雜的平衡狀態,但這種平衡是一種並不穩定的、動態的平衡。比如經濟理性,可以強化,也可能讓位於社會責任感;政治約束,可以更加嚴厲,也可以更加寬鬆。一種因素發生變化,可以改變整個系統的原有平衡,使得中間階層的階層意識隨之改變。    
    3系統本身不是孤立的,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在社會轉型中,難以避免的突發因素可能會使中間階層的這一人格系統發生崩潰。從而,中間階層的意識領域有被導向某個方向上的極端化的可能。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中間階層的行動取向(1)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內容,集中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理念,這是最正式、最普遍,也是惟一的具有低成本和可接近性的政治參與渠道。也就是說,相比較而言,在現有的國家政治制度中,惟有人民代表大會與社會的距離最近,社會最容易進入和產生影響。參見楊鳳春:《中國政府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頁。對於中間階層來說同樣如此。因此,我們首先選擇人大代表的選舉作為中間階層政治參與的研究對象。    
    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區縣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在2003年9月鋪開,至2004年1月結束。具體安排如下:1準備工作。9月上旬召開會議動員部署;2選民登記。11月15日前完成選民登記和名單核對工作,20日公佈選民名單和投票日期;3確定代表候選人。11月中旬至12月初;4投票選舉。各區縣統一安排在12月10日前後;5召開新一屆區縣人大一次會議。新一屆區縣人大代表選舉產生後的兩個月內召開。參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網站:http://wwwbjrdgovcn/。    
    非常幸運的是,這次選舉在時間安排上正好和本研究的訪談調查有些重合。所以,在和被訪者討論民主與民主選舉的話題時,許多人結合自己的這次選舉經歷和感受談了民主選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本研究的素材。    
    整體來看,中間階層對於民主選舉投入的熱情和期望都不夠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部分主要討論其中兩個受關注比較多的問題,一個是對候選人的宣傳不夠,關係到民主選舉的公開原則;一個是正式候選人的產生過程不合理,關係到民主選舉的公平原則。    
    一模糊的候選人面孔    
    中國傳統上是單位社會,這種特徵延續到現在,仍然在社會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北京這次區縣人大換屆選舉的選區劃分和組織依托主要仍然是單位,而不是社區,就反映了單位社會的持續影響。在事業單位上班的王慧(19)參加的就是單位組織的選舉。她對選舉的程序和過程有些懵懵懂懂,只是聽通知讓去投票就去投票了。至於要不要投票、為什麼一定要投票、民主選舉的意義,她從來沒有想過。她感覺好像不參加投票是「不允許的」,就是不到現場也要「委託人代填」,所以大家都去了。由於單位組織、領導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現得更多是被動去投票。這也可能是投票率相當高的原因之一。    
    《北京市區、縣、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實施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了候選人向選民宣傳、介紹自己的義務:選舉委員會應當向選民介紹代表候選人的情況。推薦代表候選人的政黨、人民團體和選民可以在選民小組會議上介紹所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情況。選區可以根據選民的意見,安排候選人和選民的見面活動。但許多被訪者都提到了對候選人的宣傳不夠,所以在投票的時候比較盲目。其實,對候選人的宣傳應該從正式候選人確定之前的初步候選人之前就開始。正式候選人是從大量初步候選人中篩選出來的,而程序上安排的是正式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不安排初步候選人與選民見面。    
    談起這次選舉的感受,王慧(19)說不錯,因為她發現三個候選人裡有一個是她同學的婆婆,非常興奮,毫不猶豫地投了同學婆婆一票。我認識她,人挺好的,平時就有參政議政的意識,經常提一些意見,向上面反映一下。我對選她挺滿意的。但王慧(19)也承認,對於其他候選人,有的只是知道名字,有的則聞所未聞,更談不上瞭解。但這並不妨礙她按照要求打了些勾,是按從上到下的順序選的。    
    在外企工作的蔣麗(02)同樣埋怨對候選人的陌生。但她似乎比王慧(19)要「負責任」一些,因為她不是按順序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選的,而是對候選人進行了挑選。不過,她的挑選方式也比較有趣:現在老說民主、民主的,要投票,給幾個人名,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呀,瞎投唄。我被拉去參加投票了,可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你也沒有演講,說你做過什麼,你到底具備什麼樣的quality(素質)。我就看哪個人名順眼就投那個唄。本來一直很關心政治的華林(21),對這次民主選舉也投入了關注。但他最後發現對自己選區的三名正式候選人都不熟悉,也沒有看到比較充分的候選人宣傳活動,讓他有些失望:我的理解是代表候選人應該到選區裡瞭解大家的要求、看法,首先不是要大家選你,而應該是先宣傳你,讓大家瞭解你,當選之後你準備做哪些事,看選民是否支持你。參與選舉的人數之多可以解釋為參與熱情,但兩者之間的聯繫並不是必然的。絕大多數被訪問者對選舉的態度並不是很積極。對於個人來講,這種參政方式幾乎沒有多少參政能力要求和成本要求。而中間階層之所以態度消極,是他們沒有感覺到選舉結果對他們社會生活所能產生的實質影響。所以,他們的投票行為大多不是來自內源性的動機,而是來自外界的推動。我看到許多人都說「去選舉、去選舉啦」,好像個「樂」似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什麼的,我都懂,但就是感覺離自己比較遠。看來,參政素質不是關鍵問題。其實,對於大部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公民來說,憲法中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就已經成為常識了。這些都寫在教科書裡面,並且在不同的教育層次上通過不同的課程不斷強調,大部分中間階層的教育背景基本保證了對這些條文的爛熟於心。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中間階層的行動取向(2)

    中間階層相對於社會基層,毫無疑問,他們擁有更高的參政素質。如果說蔣麗(02)對選舉並不看重還算容易接受的話,那麼做律師的曹飛(09)沒有參加投票就讓人有些意外。因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律師應該最具有權利義務意識。他解釋說投票那一段很忙,想盡快把一個案子結了,所以沒有時間參見選舉。我無法判斷這種解釋的真實性,但從他的語氣裡確實沒有聽出對投票的重視,以及失去參加投票機會的遺憾。曹飛(09)為自己的這個舉動做了辯解,他的解釋是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的常識:選舉是一種權利嘛,可以行使也可以放棄,我選擇了放棄。陳明(17)擔任主任的綜合辦公室負責本單位的選舉組織工作。作為本單位選舉工作的組織者,當然本人要積極主動地參與選舉。但陳明(17)在談起這次選舉的時候,情緒比較激烈:我如果不是我在這個位置上,我就不參加選舉,以示抗議。幾個候選人我都不認識,我不知道他們選上都想幹什麼,我憑什麼選他們。人大制度所能發揮的作用一直在發展之中,但人們仍然不能對人大選舉保持一種內源性的參與熱情,也許是社會的需求已經超過了這種發展的速度。何京(24)在所在行政區劃內的組織部門工作,直接參與了這次民主選舉的組織。談起這次民主選舉,他認為比起以前還是有進步的,主要體現在對候選人的宣傳上:比以前(的選舉)要好一些。以前都是限定名額,你都不認識(代表),到時候你就劃勾就完了。現在起碼有個簡歷,大家可以選呼聲比較高的,政治背景不錯的,歷史上沒有問題的。我們再在政治上把一下關,主要還是看他的聲譽、威望。在基層工作多年的尤軍(23)對這些年民主選舉的發展如數家珍。他也認為,現在因為人大制度的作用,選舉比起以前有不少進步。與何京(24)不同,他強調了一些代表非常負責任,真正體現了所賦予的「人民代表」的權利和義務:我們這裡有個代表,他退休之後發現單位領導有問題,就自己調查、整材料,前後花了幾年的時間把這個單位領導「掀」下去了。他在單位群眾當中威望很高,都選他,票數很高。這種代表我們區裡有幾個。他們提出的問題都很尖銳,這種代表對政府的監督還是很有力的。當然尤軍(23)也承認,這種人大代表畢竟是個別情況,沒有形成政府與代表暢通交流的制度,代表主要還是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反映群眾意見。比如剛才提到的那個代表「並不簡單」,敢作敢為,而且有一些私人關係,「都把材料遞到了政治局常委那裡去了」。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醞釀」的爭論(1)

    華林(21)參加過多次人大代表的民主選舉,對一些選舉的規則有些自己的看法:就說要照顧「無知少女」吧,就是要有一定的無黨派、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代表比例。可是為什麼要有這些比例?既然要民主,大家喜歡選誰就選誰,不存在照顧問題,要不還是完整意義上的民主嗎?其實,關注選舉的華林(21)最後並沒有參加投票,原因卻讓我有些意外:當地選區的組織機構告訴他,他沒有選舉資格,所以不能參加投票。其原因,是與社會單位化一樣影響深遠的戶籍問題。談起這件事,他有些耿耿於懷:雖然我在這裡住了幾年了,竟然還不算這裡的常住人口。我的人事關係都過來了,但戶口有些手續還沒辦好。他們告訴我沒有選舉權,要選舉的話,必須到原來的單位參加當地的選舉。可原籍的人不會去查你這個人到哪裡去了,然後再通知你回來選舉,實際上原來的單位也確實沒有通知我去選舉。你看,我想享受選舉權還享受不到。我查找了相關文件,這次北京區縣換屆選舉新修改了選舉細則,針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其實很多是長期居住於北京、但沒有取得當地戶籍身份的市民),專門對於人、戶分離的情況做了說明。作為改革措施,細則打破了戶籍限制,在北京有相對穩定工作的外地來京人員只要在戶口所在地開具選民資格證明,並提出申請不參加戶口所在地的選舉,憑身份證和選民資格證明即可在居住地投票選舉人大代表。並且,每個區縣的宣傳材料上都提到了這一點,華林(21)所在區裡的選舉規定是這樣的:居民、村民在戶口所在地登記,戶口所在地與現居住地不一致的,經現居住地選舉委員會確認選民資格,可以在現居住地登記。如本人要求回戶口所在地參加選舉,由本人到戶口所在地登記;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職工在本單位登記。也就是說,理論上華林(21)是可以取得選民資格的,無論是參照細則中的前一種情況,在本地參加選舉;還是參照後一種情況,回原籍參加選舉。實際上,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這種理論上的可能在現實中很難得到體現——除非有專門的組織、對專門的人群,有意識地專門投入力量,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正如上文所說,人大選舉之所以能夠成為公民主要的政治參與途徑,從選民的角度來看,關鍵在於參與的成本較低,所有的組織工作依托距離個人最近的單位或當地社區。要取得當地選舉機關的專門確認,或者回原籍參與選舉,都需要選舉人專門去奔走,無疑大大增加選舉人的參與成本。在選舉人沒有特殊參與動力的條件下,多數人選擇的是放棄。所以,理論上所有人都能夠取得選民資格,並參與選舉,但實際操作並不簡單。    
    華林(21)由於沒有取得選民資格,向當地選舉組織機構進行了咨詢,這本身就超越了大部分人的參與熱情程度。當工作人員比較負責地告訴了他具體的選舉人資格規則之後,因為繼續參與的成本大幅增加,他並沒有繼續保持參與熱情,而是直接選擇了放棄。    
    華林(21)的遭遇在選舉程序上還不是最具有爭議性和新聞性的話題。在這次北京市區縣換屆選舉中,矛盾最集中、並引發學者與媒體廣泛關注的是初始提名候選人和最終確認正式候選人的「醞釀」過程。    
    《北京市區、縣、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實施細則》第六章關於代表候選人的提出做出了詳細規定。其中,關於最初候選人的確定,在第二十三條規定「選民十人以上聯名,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這一條在實施過程中確實得到了貫徹,並沒有引發爭議。但直接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只是初步候選人,其人數遠遠高於最後參與直接投票選舉的「正式候選人」,因為根據第三十七條,「正式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三分之一至一倍。」這樣,在初步候選人名單出來之後、正式候選人確定之前,必須存在一個篩選程序,通常稱之為「醞釀」。關於這個過程,《北京市區、縣、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實施細則》是這樣規定的:第三十六條:各選區應當按選民小組,組織選民對選舉委員會匯總公佈的代表候選人初步名單進行反覆醞釀、討論。選區工作組可以召集由選民小組或者幾個選民小組聯合推選的選民代表進行民主協商。必要時,也可以進行預選。選舉委員會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在投票選舉日的五日以前公佈。這一條似乎將醞釀的組織者和主體都做了詳細規定,但其中卻有許多含糊和衝突之處。在「醞釀」的組織上,選民小組、選區工作組和選舉委員會都可以直接組織「醞釀」,上級組織者可以直接干預下級的「醞釀」,使得「醞釀」的組織職責歸位不清楚。在醞釀的主體上:1根據「各選區應當按選民小組,組織選民對選舉委員會匯總公佈的代表候選人初步名單進行反覆醞釀、討論」,應該是全體選民;2根據「選區工作組可以召集由選民小組或者幾個選民小組聯合推選的選民代表進行民主協商」,主體成了非常少量的選民小組負責人和選民代表;3根據「選舉委員會根據較多數選民的意見,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名單」,主體又成了「多數選民」。    
    實際上,上述三項內容中的第一項規定的是原則,第二項為主要的操作方式,第三項為最終確認權。至於預選,理論上是替代「醞釀」的最合理方式,實際上除極少數特殊情況外,幾乎沒有被採用過。    
    這樣,「選區工作組可以召集由選民小組或者幾個選民小組聯合推選的選民代表進行民主協商」,就成為醞釀的至關重要的一個步驟。爭論的焦點就在於,它沒有經過全體選民「對初步候選人反覆醞釀、討論」的過程,能不能保證醞釀的過程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從而在操作上與民主選舉原則產生了衝突。而且,並沒有給出醞釀所依據的具體原則和操作細節。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醞釀」的爭論(2)

    陳明(17)本來對候選人宣傳不夠有意見,但更讓他不滿的是「醞釀」的操作過程。陳明(17)單位所在的選區幾乎每個單位都推薦了至少一個初定候選人,加起來總共有一百多個,如何在這一百多個「推薦候選人」中確定三個「正式候選人」?實際上,三個正式候選人正是經過「小範圍醞釀」從一百多個推薦候選人中篩選出來的,這個「小範圍」主要是選區工作組幾個成員和各個選民小組的負責人(兼任選區工作組的副組長)。陳明(17)所負責的辦公室組織本單位的選民小組,他的一個下屬同事被指派為選民小組組長,參加了醞釀。陳明(17)回憶當時的情景:我的同事從醞釀會上回來告訴我(醞釀過程),大家當時都傻眼了,那麼多各單位推薦的候選人,誰該上、誰該下根本沒有操作條文細節。大家都在爭,都不願意自己單位推薦的候選人被「醞釀」下來。我們單位有五個推薦候選人,最後經過妥協,保留了一個。其他單位也砍掉幾個。就這樣逐漸地砍,最後篩選出三個正式候選人。當時的場面很熱鬧,聽起來是很搞笑的事情,我同事都沒弄明白,到底為什麼是這三個人而不是其他三個人。五個人開會就把我們那麼多人選出了的一百多個推薦候選人都「砍」掉了,憑什麼?何京(24)參與組織了這次民主選舉,他對選舉程序比較瞭解。一起參加訪談的呂英(25)對這次民主選舉的具體過程並不很瞭解,並且在一些看法上與何京(24)有分歧。在訪談中有一段是兩個人的直接對話,我作為訪談者一時反倒成了局外人。將兩個人的這段對話單獨摘出來,我們可以從一個選舉組織者的角度來直接瞭解醞釀的過程和思路:呂英(25):「前一段,好像我們那裡就在選人大代表。」    
    何京(24):「當然啦。我可以算是組織者吧。」    
    呂英(25):「為什麼我沒有參加候選人提名呢?」    
    何京(24):「各(黨)支部都提了,你不是黨員,你怎麼知道?」    
    呂英(25):「黨支部?這可是人大代表。」    
    何京(24):「要有組織嘛,這樣也方便。」    
    呂英(25):「有多少通過提名的?」    
    何京(24):「十幾個吧。」作者註:應該是初薦後經醞釀以備確定正式候選人的名單。    
    呂英(25):「只有10個人?我們那裡光大企業就上百家。好多人都沒有提出來嗎?」    
    何京(24):「要經過一個初選。有的提出來了,但提的人少呀。比如說,這個人得10票,這個人得30票,那個人得60票,有的人得100票。起碼排名靠前的吧,比如60票以上。」    
    呂英(25):「60票以上的?憑什麼呀,不是規定10票以上就有被推薦做候選人的資格嗎?」    
    何京(24):「那就太多了,操作不方便,沒法確定正式候選人。」    
    呂英(25):「不光按排名來的吧。」    
    何京(24):「會有一定的引導。」    
    呂英(25):「這十幾個通過提名的怎麼成為正式候選人的?」    
    何京(24):「有配額,有篩選。」    
    呂英(25):「是有關部門商量的嗎?」    
    何京(24):「不這麼簡單。首先要經過政審,歷史有沒有問題。另外,要知名度比較高的,收入比較高的,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個蹬三輪的,十個人選你,你也能上去,你代表得了嗎?」    
    呂英(25):「蹬三輪的怎麼了,這就是人大『代表』的意思嘛。」    
    何京(24):「是,我並不是說對他這個工種有成見,是說他(代表)應該是在一個領域拔尖的。」    
    呂英(25):「就是說,有關部門有一個認定的過程。」    
    何京(24):「對。」    
    呂英(25):「那麼把關的時候他們(被推薦候選人)的資料是誰看的?」    
    何京(24):「有選舉小組呀。」    
    呂英(25):「選舉小組能代表我們選區的幾萬人嗎?」    
    何京(24):「當然了。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我知道很多人有不同看法。」    
    呂英(25):「其實,我們那裡是怎麼操作的,我還真不清楚,只是聽別人說起過這些選舉裡出現的問題,所以我也想趁這個機會問問我們那裡的情況。」    
    何京(24):「還是那句話,有一個引導是應該的,正常的。所謂代表,你在一些領域應該有些成就,在群眾裡面應該是上層的。」上述有關「醞釀」程序的設置,可以從操作成本上加以解釋,畢竟用預選的方式解決要增加選舉成本。但有些被訪者並不認同,因為畢竟規定了「必要時也可以進行預選」,如果要節約成本,乾脆連推薦也可以省了。另一種解釋是法律條文本身需要不斷完善,但在如此詳細的選舉細則中,對於這麼關鍵的條文,為什麼恰恰出現了如此含糊和具有爭議的條文,並在多次修正案中沒有引起注意?陳明(17)的理解是為了便於控制選舉過程,即能保證一些初步候選人進入正式候選名單(如體現代表的社會構成比例),也能避免一些初步候選人進入正式候選人名單:這樣多好,可以從大名單裡挑出自己想要的人,從技術上加以控制選舉。在政府基層部門工作的尤軍(23)談到了一些比較「難對付」的人大代表,經常對政府部門的工作提出批評。當這些代表在進行換屆中進入初定名單後:在確定正式候選人的時候,也想把他們「醞釀」出去,但在操作的時候往往很小心。他們得票比較高,如果沒有成為正式候選人,會引起影響,如果向社會上、媒體或一些領導那裡反映,不好應付,這些代表自己也不會善罷甘休。另外,在針對這次選舉程序所出現的前所未有的大討論中,還出現了沒有被列入正式候選人名單的「獨立候選人」。根據選舉細則第四十六條,選民在填寫選票時可以在正式候選人之外「另選其他選民」。關於選舉中出現的獨立候選人現象,可參考若凡:《北商博士自薦當選全紀錄》,載《鳳凰週刊》總第135期;李墮、唐益:《協商、預選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公平》,載《新聞週刊》,2003年12月8日。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醞釀」的爭論(3)

    綜上,中間階層對於政治選舉所投入的熱情並不高。這種情況與一些村莊進行海選時村民所投入的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中間階層的參政素質要遠遠高於一般的村民。其實,這種反差並不難理解。中間階層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強,對現行選舉可能更主動積極,也可能更被動消極。如果中間階層認為選舉是有意義的,選舉程序是公正、公開的,就會比一般人更積極參與選舉;相反,如果中間階層並不這樣認為,他們會比其他人更為消極,甚至抵制選舉。專欄我是如何被「協商」下來的*    
    我所在的選區,共有各種社會單位102個,選民2541人。11月10日,我們選區公佈了選民名單,11月16日,舉行了第一次選民小組會,提名初步代表候選人。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提名為初步代表候選人。11月22日,選區公佈了初步代表候選人名單,共提名產生了25位候選人。    
    27日上午,我單位的選民小組重新開會,協商正式候選人。徵求意見名單有4人,其中有我。這次徵求意見,仍然採用簽名的方式進行。同意誰,就在誰的表上簽字。有的選民小組因為老師有課,採取打電話逐個徵求意見的辦法確定候選人,簽名由別人代替。選民小組長在徵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說:「雖然把我放進去了,但我還是想知道,這個名單是根據什麼拿出來的?」* 袁達毅:《協商、預選與人大代表選舉的公平》,載《新聞週刊》,2003年12月8日。後來得到的解釋是,幾位領導都聲明退出了。十幾位組長也議了一下,提出了幾個條件:一是要體現單位特點。因我們是教學單位,從教學第一線出代表比較好;二是能對我們區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三是有參政議政能力;四是能孚眾望,能代表民意。除去幾位年歲大一點的,剩下的就我們4個人的提名票最多。    
    提出這些條件似乎很有道理,但不合法,因為它隨意限制了公民的被選舉權。    
    如果提出上述意見供選民協商時參考,我也說不出什麼來,因為提出來的畢竟是參考意見。問題是,徵求意見的名單,不是經過選民協商後得出來的。第一次協商的結果出來了,我得了200票,其他幾位候選人分別是149票、72票和59票。    
    下午,選區召開聯組協商會。分會領導就代表的結構比例要求談了意見,進行「引導」。聯組長介紹了協商產生的代表候選人情況,然後就確定正式代表候選人問題進行討論。初步確定黨派推薦的候選人、我們單位的一位候選人和其他單位的一位候選人作為正式候選人的人選,拿到各選民小組徵求意見。我在分會「引導」時被聯組會議「協商」掉了。    
    28日上午,我找機關黨委書記要統計結果。之後,我到選區辦公室詢問有關情況。我問,協商怎麼不根據選民的意見進行?一位女同志說,是根據聯組長的意見確定的。我問,我們單位的聯組長是否尊重選民意見?她說,在聯組會議上,有兩位組長主張定你為正式候選人。這時,一位年長的男同志說:「你怎麼能把具體情況告訴他呢?」我說:「我是選民,又是初步候選人,當然有權知道具體情況。」下午兩點,我約見了分會的一位領導。這位領導說,我們選區共有17個聯組(其中我們單位4個)。1人有事未出席。16人參加會議,確定的那三位候選人分別是16票、15票和9票。「你得的是2票。」我問聯組是根據什麼來表決的,回答是,「根據各組介紹的情況表決。」    
    就這樣,正式候選人的人選,經大多數不完全認識和瞭解初步候選人的聯組長們討論表決後,由分會初步確定了。這位領導問我程序上還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我能說什麼呢?在這次選舉程序安排上,北京市規定的是正式候選人與選民見面,不安排初步候選人與選民見面,選民和聯組長們自然無法較為全面地瞭解每位初步候選人的情況,聯組長們也就只能根據分會的「引導」和各組的介紹來討論誰比較合適了,聯組長們沒有什麼錯。分會進行「引導」,為的是解決代表的結構比例問題,理由也很充分。聯組長們根據「引導」和情況介紹進行討論和表決,分會再根據表決的結果初步確定正式候選人的人選,形式上也沒有什麼不對。總之,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對此,我只能認可。    
    儘管如此,我還是提出以下幾點意見:一是應當將第二次選民小組會議協商的統計結果發到各選民小組,讓選民瞭解情況,選民有這樣的知情權。二是應該進行預選,由選民投票來決定候選人。三是在預選之前,組織第一輪協商產生的代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讓選民瞭解候選人。四是在有爭議的情況下,擴大差額比例。    
    一位多年從事選舉工作的幹部曾告訴我,人大代表選舉的民主性,最充分是體現在提名上,只要有10人聯名,想提誰(只要是本行政區內的任何一位選民),就提誰;而民主的最大特色是協商,優化代表結構比例、照顧方方面面和落實組織意圖。這真是再精闢不過了。我雖然先後參加過3次人大代表的選舉工作,但對這幾句話的理解,遠不如這次親身體驗的感受深刻。    
    我曾在一本書中分析了提名、協商和確定代表候選人的民主性和優勢,認為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這次的親身感受,給了我一個教訓:在對實際情況不完全瞭解時,不要妄下結論。這種沒有充分的民主做基礎的集中,還是民主麼?現在,我為當初的輕率而慚愧。    
    第二節民主理念與需求【1】一冷淡與負面中間階層對政治選舉的消極和抗拒並不難理解,這不僅與中間階層所普遍擁有的較高教育背景和參政素質並不矛盾;相反,這種現象進一步表明了中間階層較其他社會群體具有更高的參政素質,因為他們全面質疑了選舉的意義、公正和公平。從而,可以認為中間階層以實際行動表達了一個信息:他們相當程度上已經接受了現代政治理念,特別是民主理念。對於在農村基層參加「海選」(直接選舉的一種俗稱)的村民,可以認為他們具有選舉熱情,卻不一定有什麼抽像的民主理念,推動他們參與選舉的是直接的利益動機。對於中間階層,則可以認為他們雖然在參加政治選舉中沒有熱情和驅動,但具有更多的民主理念。    
    然而,研究事實表明:相當部分中間階層並不喜歡「民主」,並舉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辯解。如果把村民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看做基準的話,那麼有些中間階層所具有的民主理念程度則是個「負數」。這同樣與中間階層的較高教育背景和參政素質不矛盾,因為他們的消極民主理念是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對民主理念的無知。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醞釀」的爭論(4)

    中間階層對自己民主冷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解釋:    
    1認為民主建設的現實條件不成熟。    
    非常多的被訪者提到了民主建設所需要的各種現實條件,特別是民主建設主體的民眾素質問題。孔楠(22)認為國家的發展程度與民主建設息息相關,現實還沒有發展到推動民主進程的水平:民主對一些發達國家可以說很好,但對於一些不發達的國家還是早了些。中國整體上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更多的被訪者認為民眾的素質不夠高,特別是農民的素質不高。施全(29)認為中國農民太多,素質不高,判斷能力不夠,信息來源缺乏:對於他們來說,選出一個合適的國家領導人很難。而在其他國家,中產階級很多,大家都受過很好的教育,選一個合適的領導人比較容易。趙嵐(07)則認為法制觀念和法制環境是民主的前提,而中國民眾恰恰缺乏這些,原因在於在民眾在從小開始的素質教育中沒有這部分重要內容。從而,民主建設缺乏推動力和維持民主的保障:民主需要素質,素質太低怎麼實行民主?中國老百姓的教育素質不夠,特別是法律素質不夠。法制環境很重要,因為民主是一套規則,要法律來保障,不懂法律怎麼貫徹民主規則?可是現在的法制環境真的太差。課本上也許有一點法律方面的知識,可是那些知識根本就不夠用。比方我,除了知道殺人放火是違法的,別的我就不知道了。在國外成年人考駕駛執照的時候,還給小孩子模擬交通環境,讓他們從小就有交通意識和知識。這很重要,因為交通知識不光司機要有,所有出門走路的人都要有。同樣,民主規則不光政客要有,一般的選民也要有。我們現在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不認識交通標誌。我們從小就缺乏法律方面的教育,所以法律意識很低。這和中國的傳統有關係,古代就缺乏法制精神,到了近代就更厲害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沒有法律了。雖然現在好多了,但還是不行。2認為民主並不是現實急需。    
    相對於經濟發展和生存而言,一些被訪者認為民主建設應該排在後面。比如,楊波(20)就認為,首先要所有的人都有了生活保障之後才能談民主:中國有句古話,叫「倉廩實而知禮儀」,就是說滿足了基本需要,才能考慮其他的。民主也是這樣,如果有些人肚子還填不飽,哪有心思考慮民主?馮濤(18)認為當前自己能解決問題的途徑很多,特別是可以通過個人的奔走和制度法律的約束來解決問題,民主制度建設相對來說無關緊要:在北京這樣的城市,我有什麼困難、問題,解決的渠道比較多。我可以直接找他辯論,直接找他的主管部門投訴,通過法律手段都是可行的。單位任何事都有它的規章制度,我覺著如果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話,我可以拿著規章制度去找他。有很多解決問題的途徑,沒有必要通過民主選舉什麼的。人大代表可以幫我們反映一下意見,但那些東西可能和我關係並不直接,比如一些科技發展規劃什麼的。相反,馮濤(18)認為在農村和基層的民主建設非常重要,特別是在吏治不好、幹部素質不高的地方對民主的需求很迫切,可以防止腐敗和專橫:我感覺,民主選舉能真正代表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還是在基層,比如在農村、在縣城,大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機會很大,需要有人來代表他說話,這是很重要的。在北京環境很好的,但是我覺著在農村、在基層民主是很必要的。在那樣的地方的一些幹部素質很低,沒有民主的約束,他們對老百姓的人身、財產危害很大。一向喜歡思考、性格冷靜的尤軍(23)也認為,民主對大部分人來講不是很急需,急需的是生存。有的人連基本生存都沒有保證,不會考慮民主的問題。    
    3認為民主是虛偽的理念。    
    尤軍(23)似乎更傾向於精英主義,認為即使建立了民主機制,也改變不了少數精英壟斷政治資源的現實,不能對民主政治寄予太大的期望:再民主的機制,最後還是精英控制,精英控制資源、控制選民,有時候技術力量能夠把真正的選民意願過濾掉。所以說,民主說到底是通過「精英控制精英」來達到民主的效果,不能對所有人都完全平等、都投票來選舉領導人寄予太理想化的期待。有些中間階層對民主本身表達了不信任,認為民主是虛偽的。當韓娟(12)表示願意參加比較透明的民主選舉時,沈智(11)則覺著民主選舉本身不可能真正透明:凡是選舉沒有透明的,國外也那樣,一些事情想讓你知道你才會知道。就像選州長一樣,那些候選人,老百姓知道他是誰嗎?我在電視上看日本的選舉,也是拿著大喇叭喊,記者問一個日本選民:你認識那個候選人嗎?他說不認識。又問他:你為什麼選他?他說的特好玩,說就看人名,哪個人的名字好聽就選誰。你想多可笑呀!再明白不過了!你不要把國外的選舉想得多透明。也是一樣的。咱們這次選舉在選票上有四個人名,名字下面也有簡歷,原來是做什麼的,有什麼業績。可是看了這個簡歷你就真的瞭解他了嗎?即使他做了演講、做了宣傳,誰能保證他說的就是真的?吳芳(30)用詞更專業一些:民主就是個框,什麼都可以往裡裝。很多時候民主是個幌子,流於形式,包括西方的民主。在西方很多人都接受這種理念,就是少數人的權威比民主決策往往更加明智,從成本上來說更低。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公民參與,而是職位很高的人要守規矩,講法治。有些人以權代法,存在許多特別惡劣的事情。民眾參與不能期望太高。4懷疑民主的現實政治功能。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醞釀」的爭論(5)

    吳芳(30)肯定了民主建設的重要性,但同時認為許多問題的解決並不能依賴民主,漸進式的改革更加有效:民主本身是必要的,雖然它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必須循序漸進,不能期望一個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還是要在原來的基礎上慢慢改。李亮(03)認為卓越的政治領導人是逐漸培養出來的,要具有特殊的素質,而不是憑民眾的個人喜好能夠選出來的:中國這麼大,問題這麼多,領導人可不是誰都能當的,一定要用對人。合適的領導人要慢慢培養,不能你得票高就上去幹了。何京(24)強調政府部門的控制作用。他作為組織幹部,直接組織了這次換屆選舉,認為在政治上對候選人「把把關」還是很必要的,「看他歷史上有沒有問題」,「政府有什麼樣的需要」。他舉例子說:現在需要知名度比較高的,收入比較高的,你要代表老百姓呀。不能一個蹬三輪的,十個人推薦你,你也當選了。5強調民主的負面影響。    
    許多被訪者提到,民主也有一些負面影響,如容易導致混亂。王慧(19)就認為,民主重要,但「不能完全民主,要不就亂套了」。孔楠(22)認為,「民主選舉會造成更多的混亂,不利的成分還是多。」何京(24)也認為中國民眾的文化程度不夠,如果急於建設民主,可能會誤入歧途,導致政治領域的無序性。    
    這種觀點似乎有政治權威主義的味道。比如,朱海(05)認為民主要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之上,穩定比民主更加重要:要民主沒錯,但民主是在(有效)控制之下的民主,在穩定的前提下才有民主,沒有穩定的框架,怎麼能民主呢?嚴偉(16)把民主的象徵意義看得比實際意義更大:也不是民主不急需,關鍵是如何操作民主的進程,不引起社會動盪。何京(24)認為台灣是民主「惡果」的典型例子,政治上充滿了誹謗攻訐,對於社會來講並不是好事:它確實講民主,可是太沒有規矩了。好傢伙,電視、媒體、報紙上對陳水扁、連戰什麼都敢說,確實民主,但我不認同。他們的選舉競爭總是相互提一些負面的東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覺著該說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但首先應該是善意的。你要是為了國家,可以通過一些渠道或組織表達一些意見。很多負面的解釋將民主看做效率的對立面。這種說法強調,嚴厲控制對於政策推行是重要的,而民主是缺乏效率的。嚴偉(16)就認為強勢政府在當前非常重要,民主的象徵意義比實際意義更大一些:對於一個轉型國家來說,政府控制嚴一些可能比較好。好多措施,如果沒有強勢政府可能推行不下去,形成不了一種活力。高效的獨斷機制還是有它的好處的。沈智(11)同樣認同「專政」對效率的重要性,並舉出了「申奧」這個例子,說明舉國體制在許多領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專政有專政的好處,最簡單的是要辦一件事很容易辦成,比如申奧,就是一句話的事,全國都是一盤棋呀,要是你反對、他反對就決定不下來了。不要民主,決定做一件事會很快,很多東西做事效率會很高。中間階層上述解釋自己民主冷淡的理由,聽起來都相當地「理直氣壯」。    
    毋庸諱言,這種現象的出現,與研究者在展開野外訪談調查之前的主觀「設想」差距很大,甚至正好相反。事實上,無論從主觀推斷上,還是從各種國內外的研究材料中,我們都很容易傾向於這樣的結論:中間階層也許是保守的,但中間階層是最容易接受現代政治理念的,特別是民主理念。    
    這樣,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對政治理念、推進民主建設需求的消極,就成為一個不太容易解釋的現象。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拜佛主義」的民主需求(1)

    中間階層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於「拜佛主義」傾向。    
    中國人傳統上喜歡燒香拜佛。即使現在,我們在旅遊景點的大小廟宇中仍然能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誠地拜伏在神像佛龕之下,其中不乏「有頭有臉」的人物,說明這種現象和社會層次關係不大。但我們卻不能就此說中國的佛教徒人數眾多。因為中國人拜佛大多比較功利,平時並不會有意識地、虔誠如一地吃齋念佛、積德行善,只是到了有求於神佛的時候才想起要拜一下,並不惜重金許願。春風得意的人是很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種信念,與功利無關,不會因有求於神佛才敬佛,也不會因無求於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現實生活中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首要選擇,而是其他選擇難以如願的最後一條心理防線。    
    這種傾向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中國城市中間階層對於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視性,可以稱之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義」。    
    毫不誇張地說,民主理念相當程度上成為了一種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與宗教崇拜相提並論。社會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兩個理論出發點。一個是功利主義的,認為民主是可以促進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權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種是價值性的,認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價值訴求。西方學術界有人把它們概括為「保護型民主」(如三權分立)和「發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權理念)兩種模式,參見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達爾則概括為麥迪遜式民主和平民主義民主。參見羅伯特·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無論這兩種民主模式存在怎樣的理論分歧,經過思想啟蒙運動和若干世紀的文化傳承、制度建設,民主理念本身作為文化價值已經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眾的意識之中。    
    與西方不同,民主之於東方,更多地出於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義」傾向,期望民主這尊「佛」能夠直接解決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基本權利保障等諸多現實內容。而且,對民主所能帶來的現實期望是短視的,並不會「未雨綢繆」,先推動民主建設而後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經產生了諸多現實需求,而現有的社會資源取得方式不能滿足這些需求的時候,才會想到要「拜」民主這尊佛。而且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即在親身體驗了民主所具有的優勢和所能帶來的利益之後,才會產生民主建設的訴求;否則,寧願尋求其他途徑來實現利益訴求。這樣,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並不穩定,一旦利益訴求不能憑借民主制度得以實現,會輕易地推翻它。    
    可以看出,對於中國城市中間階層來說,產生民主需求需要雙重條件,一個是民主啟蒙,另一個是利益動機。而且,這兩個條件並不是平行的,相對於利益動機,民主啟蒙是首要的。因為,在缺乏民主啟蒙的條件下,中間階層為實現其利益動機,寧願選擇其他對於他們來說更熟悉的訴求方式,如權威主義,而不是非本土傳統價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說,如果經過了民主啟蒙,即使利益動機不強烈,也會產生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訴求;如果沒有經過民主啟蒙,即使利益動機很強烈,也不會將利益動機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對民主的需求。這種民主需求的雙重條件和優先順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顯得比較困難,容易導致民主冷淡現象。    
    說到底,「拜佛主義」反映的是東西方在接受民主觀念上的文化差異。民主理念是一種純粹西方的價值傳統,這種政治文明成果在當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適性,是個充滿爭議的課題。但本土文化對民主實踐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任何學者都不能否認的。他們的爭議在於,民主的普適性能否克服這種本土文化的差異,超越傳統價值觀念,成為新的主流價值觀。    
    中間階層是社會骨幹階層,作為社會轉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擁有較高的教育背景,接受了許多新事物和觀念,其中許多來自於西方。但民主啟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對於其他階層如此,對於中間階層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說:「我們這個民族還是一個習慣被統治的民族,嚴厲的制度約束還是適合中國的,至少比較穩定。」只不過,中間階層對新價值觀念的接受速度較其他階層要相對快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對高一些。    
    對於當前的中國城市中間階層來說,社會現實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條件恰恰還不充分,從而導致了他們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啟蒙,缺少利益動機,利益動機的實現有其他替代性的訴求方式。這些社會現實條件的約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輿論長期引導所產生的效果,直接延緩了民主啟蒙的進程。這種輿論引導的效果,對於整個社會民主理念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是深遠的。甚至,這種引導經過長期沉澱,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意識形態式的影響。這種意識形態影響與其他類型的意識形態影響具有共同的特點,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無可置疑等。即使對於那些具有較高文化層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間階層來說,這種影響也已經潛移默化在價值觀念中。    
    比如民主建設與民主素質問題。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訪者以國民素質不高作為否認民主建設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當前國內的民主實踐恰恰是從「素質最差」的農村村民開始的;相反,素質高得多的城市居民並沒有實踐更多的民主內容。已經有研究數據表明,在對農民選舉意識和選舉的調查和分析中,各種類型的選民意識和選舉行為積極性的調查數字都反覆顯示,農民表現的選舉積極性明顯高於城市居民。在對不同職業的選舉者的態度調查中,農民的選舉積極性排列相當靠前,高於其他許多職業身份的人,包括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國農民的素質對他們的選舉積極性並沒有形成障礙。然而,認為農民素質低卻成為一種習慣的看法。在調查中,有一個讓選民評價誰參選積極性高的問題是「您認為哪些人會積極參加選舉投票?」,共列舉了以下六種人:第一,黨、團員、幹部;第二,知識分子;第三,學政治、法律的人;第四,農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營業主、個體戶。經統計排序的結果,農民被排在最後一位。參見蔡定劍:《公民素質與選舉改革調查》,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拜佛主義」的民主需求(2)

    至於其他現實條件的約束,如經濟不夠發達,公民法制觀念不強,同樣也難以站住腳。因為農村的這些條件也只會比大都市更差,不會更好。在穩定與民主的關係問題上,至今沒有任何確證的國內經驗證明民主必然帶來不穩定。同樣,在民主實踐缺失的情況下,判定民主理念的虛偽性,把民主看成效率的對立面,懷疑民主的現實政治功能,與其說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之上,不如說是一種輿論長期引導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觀念沉澱。    
    2中間階層缺乏接受民主理念的利益動機。從利益動機可以解釋村民的選舉參與熱情,也可以從利益動機來解釋中間階層的政治選舉消極。因為中間階層理性地認識到,這種正式的民主參政渠道並不會帶來實質性的政治話語權。同時,中間階層在當前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中,整體上並不是受剝奪者;相反,他們具有各種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中,對於城市中間階層來說,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具有相對分離的特徵,民主權利的缺失並不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利益。所以,中間階層對於民主的訴求大多落腳在在基本權利的維護上。而在基本權利領域,中間階層相對社會基層擁有多種自我保護渠道。    
    而村民參與選舉的直接動機是經濟利益,解決的是村莊裡財務不公開、經濟決策不民主、村幹部貪污腐敗等問題。這樣,相對於村民來講,中間階層民主需求的動機被大大弱化了。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一旦中間階層感覺利益受到了剝奪,他們通過政治手段來進行解決的動機會不斷增強,民主需求隨之產生。馮濤(18)的解釋正好反映了中間階層的這種普遍心態。他就認為個人性的解決問題途徑很多,不必要通過公共性的民主制度;相反,因為農村基層弱勢群體所擁有的社會資源較少,他們利益的維護就特別需要這制度性的保障。    
    中間階層現在仍然能夠參與分享經濟持續發展這塊大蛋糕,經濟成就相當程度上抵消了對民主需求的壓力。何京(24)對這個問題的描述比較通俗:現在對民主還不是很迫切,畢竟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好的,可以拿這個說事。你即使不能認同我的政治,但是我在經濟上還可以,說明我還是有成就的,說明我的執政能力還是不錯的。否則的話,對民主要求的壓力就大了。但對於社會底層來說,經濟整體發展的利益並沒有太多流向他們,甚至許多人在絕對狀況上還有惡化傾向,他們具有更多的求變需求。如果能夠提供給他們這種民主機制,並承諾能夠實現各種訴求,「飢不擇食」的他們會很容易接受。當然,這種情況與民主需求的雙重條件並不矛盾。我們不能說熱情參加選舉的村民跨越了民主理念的啟蒙過程,更不能說他們已經接受了民主理念。民主機制對於他們來說是被動接受的新鮮事物,至少在開始階段如此。對於社會基層來說,利益訴求同樣不會自發地導向民主需求,而且相對於中間階層更難。    
    3中間階層缺乏現實中的民主經驗,難以將利益訴求引向民主需求。中間階層已經習慣了沒有民主體驗的社會生活。民主機制對於他們來說仍然是個很陌生的事物,絕大部分人並沒有真切地體驗過。根據達爾的判定原則,真正的民主必須包含兩個最基本的元素:一個是參與,一個是競爭。Robert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然而,在當前的民主制度中,這兩個元素都從現實中缺位。從訪談中可以明顯感覺到,中間階層對民主的看法是矛盾的。他們往往很難直接否認民主,正如亨廷頓所說:「一種世界性的民主精神應運而生。反民主的公開觀點作為一種概念已經幾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公共辯論中消失了。」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5頁。對於中間階層來說,民主好像是個好東西,至於民主到底是什麼東西,卻語焉不詳,也沒有人經歷過。而且,在缺乏現實經驗的條件下,中間階層又接受了輿論引導的作用,這兩種現實條件的合力,進一步加強了中間階層民主需求觀念的缺失。    
    與「因缺乏現實民主經驗而否定民主」的效果相反,民主建設本身可以創造對民主的需求。尤軍(23)就提出來這種看法。他認為,民主的需求可以看成商品的需求,在沒有出現這種商品的時候沒有需求,而在出現的時候可以刺激需求。他說:很多情況下需求是變化產生的,變化可以創造需求。現在沒有這種機制,很多人對它非常冷漠。一旦有了這種民主機制,它就可以創造需求,可以激發出來參與熱情。很多人沒有熱情,是因為他知道這種選舉對他沒有作用。如果選出的代表能夠表達他的聲音,他就有了民主需求。民主需求是可以創造的,就像很多商品也是這樣,在沒有出現的時候大家沒有想到需要它,一旦有了,用起來感覺不錯,這種需求就建立起來了。三啟蒙的跡象與變數    
    我們能夠確信,當前大部分中間階層對於民主建設和理念持冷淡的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中間階層都持民主冷淡的態度。在上節的討論中,中間階層對於民主選舉的態度總體上並不積極,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們許多人認為選舉並不是公開和公平的。同時,一些中間階層被訪者很自然地談起對公平、公開選舉的需求。而且,如果他們在身邊現實社會生活中遇到困擾,同樣可以聯想到民主的需求。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拜佛主義」的民主需求(3)

    衛成(01)和蔣麗(02)都表示,現在的選舉形式意義大於內容上的意義。如果是真正公開公正的選舉,他們願意參加。韓娟(12)對民主的態度比丈夫沈智(11)更積極一些:如果他們(指候選人)在小區裡演講什麼的,說給大家辦什麼事,讓大家都瞭解他,信任他,我認為這樣的選舉還是有意義的,如果出現在我們小區裡面,我願意參加。在談到民主這個話題,錢民(13)聯繫到了自己的單位,認為民主可以對單位領導形成約束,可以健全管理和分配機制:民主還是需要的,不管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小集團,包括一個小的企業,一個小的部門。沒有民主確實很難辦的,我們單位就是,領導一個人說了算。很多事情他的思路有問題,別人的意見他根本不聽,因為他有權力。他的妻子孫敏(14)把民主的需求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她從知情權的角度來看待對民主的需求,認為瞭解真相是實現社會參與的前提:我覺著(民主需求)很迫切。民主是帶有正確導向的東西。你首先要讓民眾有知情權,是不是?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人的真相,國家的真相。在平常我們的生活中沒有體現出我們的民主權利,總是別人說了算。就是沒有一種參與的感覺。我們的意見也不過在底下說說而已,沒有人來聽。呂英(25)則完全接受了民主的理念。自從參與班上同學(在職研究生)組織的網上論壇,她開始關注政治和社會。在逐漸融入論壇的過程中,興趣越來越大的她看了一些書籍,已經可以有理有據地和同學進行討論了。對於呂英(25)來說,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啟蒙過程,沒有直接的利益驅動,卻從價值觀的層次上接受了民主理念。    
    實際上,許多中間階層所持的並非純粹的民主冷淡態度,而是一種自相矛盾、有些混亂的觀念。比如,何京(24)對民主持許多負面看法,同時他也認為當前的腐敗現象就是民主制約缺失的結果。這種情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中間階層正在處於民主啟蒙階段,所以產生了傳統觀念與現代理念的衝突,所具有的民主觀念複雜多變;中間階層的民主啟蒙還遠遠沒有完成,所以他們更多地表現出民主冷淡的態度。我們描述了當前中間階層的現實狀態,並進行了解釋;對於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不能確信其方向,但確信存在變數,作為社會新生力量的中間階層絕不會原地踏步。    
    在訪談中,何京(24)與呂英(25)由於對民主選舉和民主價值存在分歧,他們的這段對話很真實地反映了中間階層民主觀念的複雜。將這段話單獨摘編出來,供讀者自己判斷和思考:何京(24):「我上網看了最近的『寶馬案』,2003年10月16日,哈爾濱市無業人員蘇秀文駕駛寶馬車,將一賣蔥農婦撞死,並致多人受傷。此後,圍繞肇事者漠視生命、其家庭背景、調查與判決公正性、富人現象等問題首先在網上熱烈討論,隨之引起整個社會媒體與輿論的關注,稱之為「寶馬案」。細節可參考當時的相關媒體報道。不管具體細節怎樣,裡面確實有些特權在起作用。這種事在法制社會是不應該的,所以我覺著中國確實需要民主。但在中國,『人』的文化程度還不夠,如果你急於建設民主,可能會誤入歧途,像台灣似的。」    
    我(25):「你怎麼理解台灣民主的情況?」    
    何京(24):「它確實講民主,可是太沒有規矩了。好傢伙,電視、媒體、報紙上對陳水扁、連戰什麼都敢說,確實民主,但我不認同。他們的選舉競爭總是相互提一些負面的東西,你揭我的短,我揭你的短。我覺著該說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但首先應該是善意的。你要是為了國家,可以通過一些渠道或組織表達一些意見。我覺著咱們現在的一些東西比較好,而且也在進步,比如北京的交通,以前都是交管局來管,怎麼也管不好,現在開始徵求大家的意見了。」    
    呂英(25):「交管局管不了了才徵求意見吧?」    
    何京(24):「你甭管他管得了、管不了,你逼著它這麼做也是進步。所以我覺著民主當然應該搞,如果不搞的話,有些人會亂來。現在的高官為什麼腐敗的這麼多?如果民主監督比較有力的話,這些問題怎麼會產生呢?所謂沒有監督的權力,就是……」(作者註:沒有說下去)    
    ……    
    我(25):「你覺著發展民主重要嗎?」    
    何京(24):「現在還不是很迫切。畢竟現在的經濟還是發展得比較好的,有什麼問題可以拿這個說事。我覺著這是個過程,是必須要經過的過程。我一直強調這是個過程,要相信過程。它(民主)是在不斷地演變的,不斷地完善,不可能一步就能實現。」第三節社 會 運 動    
    前面討論的人大代表民主選舉是一種典型的常規政治參與。除此之外,政治體制基本上沒有為其他非常規政治參與形式留下足夠的空間。社會運動就是一種非常規政治參與形式,它和常規政治參與不同,具有偶發、組織鬆散和理性程度不高等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規模動員的社會運動並不多見。近年來,惟一可以稱為社會運動的只有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導彈轟炸事件所引發的國內抗議運動,其影響至今揮之不去。本研究中的許多被訪者者仍然對5年前的這一事件記憶猶新。所以,在訪談中談及社會運動這個話題,許多被訪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一事件。本節以被訪者對這一事件的回憶和反思為線索,探討中間階層在社會運動中的行動取向。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運動中的各種角色

    社會運動不會為具體個人帶來直接的利益,它之所以能夠激發起參與者的熱情,需要一種狂熱情緒的支持。下面是一些成都市各界群眾在事件中遊行示威的媒體報道摘錄:摘自《華西都市報》、《成都商報》等媒體在1999年5月8日、9日的報道。近萬群眾高唱國歌,有人舉起一面五星紅旗……    
    學生們將悼念死難者的花圈掛上了美領館鐵門……    
    凌晨,絕大多數的示威者回去休整,養精蓄銳,堅守陣地的數百名學生在街邊,在冷風中,懷抱悲痛……    
    家住成都鐵路新村的葉建明先生精通日、德、英語。8日夜裡用英語寫了一份「抗議書」,昨天上午和妻子一同來示威,準備將抗議書遞交美領館,可是對方無人敢出面接受……    
    他盤腿而坐,面前的地上放著兩張報紙,報紙上用毛筆粗粗地寫著「向遇難者志哀!譴責北約暴行!」他的脖子後面還掛著一張報紙,上寫「強烈抗議!等待聲援!」人開始越聚越多。2分鐘後,有人開始帶頭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    
    熱心的公司與市民們主動為示威者送「愛國水」,報紙脫銷,反戰文化衫受寵,網上聲討北約,一名「的哥」免費送記者,只求一篇好報道……    
    5月9日這個世紀之末最後一個母親節上,成都舉行了「今天是母親節,我們的母親正被蹂躪,我們要抗爭!」的萬人大簽名抗議。在這種熱烈氣氛中,個人很容易被集體情緒所感召,一同積極投入到運動中去。即使如此,中間階層在社會運動也沒有表現出整齊劃一的運動熱情,而是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無論當時被訪者們是否已經走出校門。熱情參與者是社會運動中的骨幹,卻還有許多人並沒有那麼投入,有冷漠者,有獨善其身者,有自稱清醒者,有看熱鬧者,不一而足。還有一些人因故沒有趕上這場運動。(雖然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小,卻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運動角色,為我們呈現出一個簡單而概括的圖景。除去偶然因素,這似乎也佐證了中間階層在社會運動角色的多樣性。)    
    當時參加過到美國駐華使館遊行示威的陳明(17),回想起當時的氣氛,仍然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當時在校門口擠滿了準備出發的同學,大家群情激奮,打著各種標語,喊著口號,還唱歌。「團結就是力量」唱得最多,感覺很有勁,有要踏平美國的感覺。因為離大使館太遠了,所以學校派了車,但情緒激動的學生根本就不上車。校車一直跟了很久,稍微平息下來的同學才開始有上車的。聽有的同學說,他們坐公共汽車去的,售票員沒有收他們的票,還讓同學到時候替他們也喊幾嗓子。真正的冷漠者從內心對社會運動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意識。吳芳(30)回憶說,當時的氣氛極度亢奮,但她並沒有為這種氣氛所感染,沒有參加各種有組織或自發的活動,更沒有去遊行示威。她說自己平時就對這種「激進」的東西保持距離,並不是性格內向的原因。她平時和大家相處也很好,參與了許多社團、公益活動,只是對這些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則十分敏感。吳芳(30)解釋說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她的外祖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衝擊和傷害,並波及到了她的父母。父母當年「上山下鄉」經歷過很多艱辛,在政治和事業上受到很多坎坷。父輩的這些經歷對吳芳(30)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她認為:我如果要參與政治,就要擁有足夠的政治資源。有多大的資源,就做多大的事。我現在對許多事無能為力,為什麼還要去參與它呢?於事無補,還給自己帶來很多傷害。我說她比較冷靜,她自嘲地糾正說:應該叫冷漠才對。我對於幫助別人比較有熱心,但不會通過參與這種政治性的事來表達我的熱心。所謂的清醒者與冷漠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經過了審慎的思考,否定了參與社會運動的意義;後者不必要經過思考,僅憑直覺遠離了社會運動。周燕(04)對於當時的情景至今仍然記憶猶新:我記得當時是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聽到有人喊「炸大使館啦」,我知道怎麼回事後很氣憤。當時我們宿舍挨著操場,沒有多長時間,就聽到有人摔盆子、摔碗,大喊「趕快去遊行呀!」我當時記得很清楚,這些摔東西的是一些小混混。我當時就清醒了,覺著如果和這些小混混一起遊行,除了搞破壞,根本達不到抗議北約的目的。所以,我決定不去參加遊行了。馮濤(18)也沒有參與當時的抗議運動,並且振振有詞:我覺著很搞笑的,有什麼好抗議的?你抗議他幹什麼?世界本來就是競爭的,我覺著大學生應該有一個理性的思考在那裡。你去哭,你去鬧,根本不解決問題。你去砸人家大使館幹什麼?大使館不就是幾個人家國家的代表嗎?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質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鬧也好,像我這樣無所作為也好,都沒有用。這些國際衝突是建立在戰略力量對比和利益衝突上的。這也算給中國一個反思的機會吧。當然,現實中清醒者與冷漠者並不容易分開,兩者經常是混合在一起的。許多冷漠者以清醒的借口遠離社會運動,而清醒者的實際舉動與冷漠者並無二致。    
    獨善其身者從自身利益來衡量,認為沒有必要付出代價。錢民(13)在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炸事件發生時,正面臨碩士畢業。當時,他的一些同學參與了遊行,他自己也有這種衝動,但最後還是沒有參加。他說:當時最後一個半年,馬上要畢業了,盡量不要出什麼事吧,弄出什麼負面的影響就不好了。而且當時寫論文比較緊張。雖然政府沒有壓制遊行示威,但我還是覺著,為了保險起見還是不要參加這些活動為好。獨善其身者也會受到集體情緒的鼓動,但在衡量了利弊得失之後,會比較容易放棄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至少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如果說錢民(13)經過謹慎考慮決定不參與社會運動,那麼王慧(19)則僅僅為了當時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困難而打消了遊行的熱情:我當時聽說轟炸大使館這件事的時候在辦公室,感到義憤填膺,就鼓動大家一起去遊行,支持大學生的行動。但後來發現從單位到大使館挺遠的,太累,還沒有東西吃,就算了。熱情消退之後,王慧(19)還找到為自己開脫的更充分的理由:我們這種地方做任何事情不像做學生那樣自由,要考慮到單位裡的很多東西。所以還是不要參與那些遊行的好。看熱鬧者是出於一種好奇而參與到社會運動中。他們一旦遇到個人可能付出代價的情況,就很容易轉化為獨善其身者。衛成(01)聲稱:我去了,熱熱鬧鬧,就圖個熱鬧唄,那麼多人一起上街,我還沒有經歷過,感覺很新鮮。後來覺著沒有意思就回來了。當時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去的,如果我一個人也就不去了。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過後的冷靜

    在作為個體的環境中,和作為集體行動成員的環境中個人的感情、思想和行為等特徵會有完全不同的表現。人們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異很大,但他們在社會運動所迸發出的熱情卻是一樣的,更多地依賴於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對群體心理有獨到理解的勒龐所說:在屬於情感領域的每一種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愛憎等等,最傑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從智力上說,一個偉大的數學家和他的鞋匠之間可能有天壤之別,但是從性格的角度看,他們可能差別甚微或根本沒有差別。參見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譯本第一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而且,中間階層在社會運動所表現出來的各種角色,如狂熱者、冷漠者、清醒者、獨善其身者、看熱鬧者等,在所有階層中都同樣存在。    
    但是,一旦離開容易激發集體狂熱的氣氛影響,或者在社會運動過後,個人從集體行動環境中重新回歸,個人理性也會歸位。隨著時間的流逝,無論當年在抗議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中間階層對社會運動的反思和審慎體現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徵。    
    經歷過1999年運動的一些中間階層被訪者當時還在大學的環境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學生永遠是社會秩序的反叛者,學校永遠是社會運動醞釀的大本營。學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場合,在這種場合最容易激發出亢奮的情緒。當中間階層處在職業場上時,被分割在無數大大小小的寫字樓裡,佔據了嚴密科層組織結構中的某個位置,相互成為一個一個游離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樓的一個個房間成為中間階層的另一個分割網中互不相干的節點。這樣,中間階層失去了社會運動必需的群體共鳴環境。而且,中間階層在激烈的生存環境中承受著許多壓力,理想主義對於他們來說有些奢侈。他們背負著親朋好友與家庭的期望,對社會運動的參與得到的不是理解與支持,而是被斥為「不負責任」的異樣眼光。無論中間階層在社會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事情過去若干年後的今天,許多人都表示了對參加未來社會運動的謹慎或冷漠。    
    5年前陳明(17)曾熱情地投入到遊行示威之中,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感到熱血沸騰。但現在,他對於社會運動的熱情已經大大消退,至少不會奮不顧身地再次參加這些社會運動。在他的解釋中,強調了脫離學生身份之後的責任感。我們之間的對話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現在還有類似的事情,但你已經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還會參與嗎?」    
    陳明(17):「我絕對不會去(態度很果斷)。我不在學校裡,沒有人激發我,沒有這種氛圍。當時有一種激情很強烈,周圍那種氛圍讓人不得不參與到裡面。」    
    我問:「假如你現在到大學去看一個朋友,又遇到了這種社會運動,群情激奮,你會參與嗎?    
    陳明(17):「嗯,還是不會去……很難講……也可能會去,也可能不會去,至少不會像當年那樣義無反顧地去了。」    
    我問:「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陳明(17):「工作後的人感覺不一樣了。學生可以放肆一些,沒有關係,社會比較容忍。比如在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會太為難你,單位把你領出來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樣了,個人要為自己的舉動負責任。這不光是個後果的問題,和激情也有關係,工作之後被磨掉許多激情。」相對於社會運動參與中的理想色彩,中間階層更加注重實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馮濤(18)看重自己的行為是否帶來社會價值,他寧願參加一些認為有意義的慈善性和志願性的社會工作,並明確否認了社會運動的意義:我基本上不喜歡參加這種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覺著這些沒有太大用。如果為某個人募捐簽名,我願意去。比如給艾滋病患者。感覺這些是有用的。你簽一個名,捐一份款是對別人的直接幫助,其他東西沒有用。相當多20世紀80年代末的大學生經歷了其時的政治風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這之後,他的整個價值觀念發生了不小的轉變:那是個比較大的轉折,是對一個信念的改變。我開始不再想那麼多憂國憂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過得好,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家裡人過得好。再好的話,希望能讓朋友過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發達了,能夠建學校做教育,這就是我後來的想法。我從原來比較務虛的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比較實際的人,總是個好事吧。其實我覺著我是把自己原來的信念轉變了,我想讓自己過得好,然後想也讓別人過得好。包括我現在做的企業,以及相關的一些事情,以後基本上以企業為中心做事。企業發展好呢,大家收益就會好一些。企業再發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幫助更多的人。我覺著很多員工,自己生活的好壞寄托在企業發展的好壞。讓企業發展好,自己也能多賺錢。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主動的變化(1)

    可以看出,中間階層在運動過後,已經從狂熱轉化到冷靜。同時,運動過後的冷靜和未來下一次運動中的狂熱並不矛盾,我們從來就不能否認這一點,因為古往今來的歷史經驗已經一再表明了驚人的相似。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當前城市中間階層對社會運動的冷靜態度已經發生了某種本質的變化。因為,他們的冷靜更多地不是來自外界環境的「被動」約束,而是發自內心的對社會運動的「主動」疏遠。即使將來他們被捲入新的社會運動,中間階層的這種態度變化也會不可避免地對在新運動中的表現產生影響。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社會運動根植於政治與社會背景。社會分化從來都是導致社會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未來,如果要發生社會運動,其線索也很可能源自社會分化。同時,隨著民眾對於社會分化中各種現象的接受,社會分化對民眾心理的衝擊也會逐漸減弱。從第三章第二節的考察可以看出,中間階層的社會分化與衝突意識並不強烈。也就說,中間階層在社會分化中的心理調適減弱著社會運動發生的衝動,擠壓著社會運動可能發生的空間。除非發生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中間階層對社會運動的參與熱情已經大大下降。下面我和沈智(11)、韓娟(12)的對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沈智(11):「也許將來還會發生社會運動,不好說。誰也不敢說。」    
    韓娟(12):「可我覺著如果大家的生活達到一定的程度,比較安逸,這種事會越來越少。因為很安逸的話,就不想打破這種平靜的局面。」    
    沈智(11):「以前大家主要的不滿是腐敗,老百姓有怨氣。」    
    韓娟(12):「而且以前一下子拉開了那麼大的貧富差距,大家都心理不平衡,容易挑起事來。」    
    沈智(11):「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都還很窮嘛,猛地跑出一些萬元戶,還得了。一下子讓大家很不平衡。現在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就應該是這樣嘛。你一年掙一百萬,我一年掙十萬,我覺著無所謂。大家對這種社會分化都接受了。」    
    韓娟(12):「麻木了。大家現在已經很接受現狀了。」    
    沈智(11):「對,我覺著再挑也挑不起事來了。夠嗆了。現在的人有點木了。」    
    韓娟(12):「我覺著是吧。大家各安其位吧」    
    我:「假如現在又發生了社會運動,你會參與嗎?」    
    韓娟(12):「我覺著可能不會參與(語氣猶豫)。」    
    沈智(11):「我肯定不會參與(很堅決)。」    
    韓娟(12):「我會關注吧。我會看看電視,看事情的進展。」    
    專欄首都大學生抗議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    
    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北約3枚導彈襲擊的消息一傳來,北京各高校的學生義憤填膺,他們對北約的獸行表示強烈抗議。經過有關部門的批准,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理工大學等十幾所高校的數千名學生有組織地到位於秀水街的美國和英國使館所在地進行示威遊行。    
    記者一得到消息便馬上趕赴北京大學。5月8日下午3時55分,記者抵達時,第一批示威學生已經乘車離開,此時著名的北大三角地仍是人頭攢動,不時有人拿來大字報貼在宣傳欄上,人群裡三層外三層將這裡圍了個水洩不通。* 摘編自王躍西、趙永新:《首都大學生抗議北約獸行》,載《人民日報》,1999年5月9日第4版。「沉痛哀悼在空襲中無辜遇難的使館人員」、「美帝國主義:江山易改,獸性難移!」等字樣的標語填滿了整個三角地的宣傳欄。北京大學校園裡,到處都有學生在痛斥北約慘無人道的獸行。    
    記者隨即採訪了幾名觀看大字報、不肯透露姓名和級別的學生。其中,一位中文系的男同學說:「美國一貫奉行單極世界的原則,在它眼裡俄羅斯和中國就是絆腳石。對南斯拉夫動武其實是針對俄羅斯來的。我原以為他們想動中國的腦筋得借台灣、西藏等問題下手,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竟然對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下毒手,這種獸行令人髮指!」一位數學系的男同學說:「霸道的北約想用這種卑鄙的手段踐踏中國主權、打擊中國人民,可是他們錯了,中國人民不是好欺負的!我們強烈譴責這種野蠻行徑!」一位國際關係學院的女研究生說:「學生們的遊行是有組織的。北約踐踏我們的主權,這次學生的行動就是要表示我們的抗議。至於遊行的結果能否令人滿意,我覺得,學生們當然希望美國駐華大使尚慕傑能出來和學生見面,但是希望未必能成為現實,只要學生們的感情表達出來,反映了我們的憤怒不滿,這就不虛此行。」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主動的變化(2)

    下午6時許,記者乘車來到光華路與秀水東街的交口處,遙遙望見高舉著「清華大學」旗幟的大學生遊行隊伍,沿著光華路自西望東而來。記者跑步到遊行隊伍前。抬頭望去,一幅幅用紅漆和黑色墨汁刷寫的標語赫然入目:「強烈抗議美國暴行」、「打倒美帝」、「NATO納粹」。群情激憤的大學生們在一個沙啞的聲音帶領下齊聲高喊:反對北約!反對侵略!和平萬歲!……下午6時20分左右,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高喊著「美國佬,紙老虎!」等口號,來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門前,與清華大學的隊伍匯合。北京大學的標語是:「沉痛悼念死難同胞」、「中華民族不可欺、中國人民不可辱」等。大學生們時而高喊「還我使館!」「還我同胞!」時而同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團結就是力量」。高亢、嘹亮的歌聲贏得了圍觀群眾、包括外國朋友的熱烈掌聲。    
    第四節公 共 事 務【1】一關注公共政策許多中間階層對政治態度冷淡,但他們普遍對一些與個人生活與事業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與管理表現出了關注。    
    蔣麗(19)對「國家大事」並不太關注,感覺比較遙遠。但她關注和自己相關的一些公共政策,特別是市政方面的政策變化:我對政治新聞不關心。比如現在中央開什麼會,我一點都不關心。對收費、漲價什麼的比較關心吧。比如說世貿組織協議,我就想什麼時候買化妝品會便宜,買車會便宜,買一些外籍圖書會便宜。這個跟你有關係,當然就關注了。王慧(19)同樣如此。從生活中的變化中也能感受到一些政治氣氛,但並不關注,認為和自己的關係不大,但她對北京市的交通環境比較在意:平常要是中央開會我還真不知道,因為我不關心嘛。但是我知道開會了,因為這時候一般路上的警察多了,能從平常的變化裡體會出來。對於什麼會,第幾屆,中心議題是什麼,我不知道。想一想,我對政治關注還真是比較少。對生活的事情,比如交通啦,關注還是比較多,與我切實相關。那些要不要打台灣啦,與我們沒有太大關係。和自己工作領域有關的經濟政策,成為許多白領和私營企業主特別關注的領域。李亮(03)在一家私營企業做進出口貿易,所以對經濟政策比較關係,特別是外貿政策,因為這和他的工作、收入息息相關:我的工作是經濟方面的工作。做出口、貿易,政治、政局當然都有影響啦,尤其是國際貿易。比如台灣要獨立,和台灣打起來了,當然要影響了。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關注公共管理

    中間階層不僅對公共政策投入關注,而且還對與個人相關程度較高的公共事務管理表示了關注。其中,市政建設方面是中間階層最關注的公共事物。也許是偶然,也許是北京的交通問題確實成為市民關注的最大熱點,在訪談中許多人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它。不僅表示關注,還對許多具體的交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顯示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熟悉程度。如果被訪者對「國家大事」不感興趣,就不會去評論它;相反,如果被訪者關注相關公共事務管理,就會饒有興趣地加以評論,無論這種評論是批評還是讚許。陳明(17)相信市政交通部門的許多措施出發點是好的,政績意識比較強。但對公共部門的決策科學性和管理能力表示了一定的疑慮,特別是對許多決策的隨意性有些不滿意:政府的初衷還是為老百姓著想的。現在的官員政績壓力也非常大,他們的出發點往往是好的,北京交通局長不會說我故意去辦壞事,一般不會這麼想。但是並不能因為他們的初衷好就說他們是好的,在中國尤其害怕好心辦壞事。(要不)為什麼說管理是一門科學呢。我們經常因為一個地方交通比較堵就修一個(立交)橋,結果發現修了(立交)橋交通更堵。這就是政府部門在辦事的時候沒有認真地去想一想,管理隨意性太強。比如某某路那個橋修的……咳。政府決策特別受領導喜好的影響。市長說這條線這麼走,交通局長說那我們就改吧。這種隨意性太大。他說要為老百姓辦十件好事,十件有三件能辦成好事就不錯。嚴偉(16)也認為公共部門為群眾服務的精神是有的,但對其能力持保留態度:還是替老百姓著想的吧,它不會惡劣到那裡去。如果惡劣的話,就反了,這裡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負的。還是能力問題吧。好多地方你說領導無能,可能領導也不懂,他腦子裡也沒有概念什麼是市場,經濟怎麼發展。他不懂,就瞎干唄。錢民(13)同樣認為政府部門確實想把北京市區的交通整治好,至少領導非常重視,下面執行也比較堅決。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關鍵並不是硬件和投入不夠,問題出在管理和決策上。他把北京與其他城市做了對比,批評了交通管理的簡單化:我感覺北京車是多,全國是最多的。但交通設施、道路也應該是最好的。廣州的硬件並不好,橋上架橋,摩托車特別多,但他的交通擁堵並沒有北京那麼嚴重。我當時在廣州的那兩天,問起他們當地人,為什麼道路那麼窄,交通還不錯。他們說當地的交通管理部門在管理上下的功夫比較大。今天我一上出租車,司機就給我們聊北京為什麼交通那麼堵,說市裡這幾個月先後開了幾個關於交通方面的會,每次開完會的時候交通更加堵了。原因在哪裡?他說每次開完會交通部門都會「嚴管」一段,你會看到這一段交通罰款特別多,司機特別容易被抓,抓住你就罰。他想通過這種管理模式把交通管好,但這種管理模式根本不會把交通管好。有人就說,罰款不是目的。現在看來,好像他們就是為了罰款而罰款。大方向上交通管理部門的領導還是為老百姓著想的,那些領導不可能就是為了創收(去罰款),但憑這些簡單手段管不好交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面都是一個一個小團體的利益,在執行的時候就變味了,罰款成了為一些人自己謀利益。一些被訪者雖然對公共部門有各種各樣的怨言,但也能體會到許多問題正在改進,對公共部門的改革前景表示樂觀。何京(24)從政府機構精簡、政府辦事效率、人才使用等多個方面講到對政府部門的看法,總體上認為政府在不斷地改進,特別是交通問題:以前交通局管不好交通問題,怎麼也管不好,現在開始徵求大家的意見了。你甭管它是自願的,還是管不好被逼的,總之能開始聽大家的意見就是進步。王慧(19)從自己的生活點滴中舉了一個例子,感受到了進步的跡象:我覺著對政府不能想得那麼好,為人民服務什麼的,但總體還是可以的,也不是像大家說的那麼官僚。有些事情還是挺為老百姓著想的。這種感覺從平常生活中體會到的吧。比如交通擁擠,大家都不管紅綠燈之類的,我住的那個地方比較亂。但是現在交警還有那些輔助的人(作者註:交通協管員)弄些小旗子什麼的,經過這一陣子後,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規則了。感覺交警還是挺為大家辦事的。曹飛(09)對前景表示樂觀,並表示理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困難,特別是社會需求的多元性:我個人認為,改革肯定是向好的方向發展。比如很多問題的處理,簡化辦事程序,各種各樣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表明了向好的方向發展。我對這個問題還是比較樂觀的。我和很多人也談論過這個問題,對社會的看法。這個社會不可能一下子達到滿意,一百個人會有一百個要求,社會不可能向一百個方向發展。所以只能顧及大多數人的願望。這個發展趨勢,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吧。從他們辦事效率的提高,從司法保障體系的改革,社會的穩定,經濟發展,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出來。但這並不代表對所有的問題都滿意。應該總的來說,是滿意的。從行業上來看,只要是正當性的行業,都越來越好,包括律師行業。但從速度上看,這個速度是快了還是慢了,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李亮(03)曾有過政府部門辦事拖沓給自己造成損失的經歷,但感覺現在有了很大改善:我工作的時候要接觸到各種政府部門。以前有個明顯的例子,我有一批貨要出,由於海關的原因,他的辦事效率低下,給耽誤了。但是現在還是不錯的,而且一直在改善。在政府公信力上,中間階層為政府的打分並不樂觀。特別是在信息公開和新聞報道上,表示對官方消息和公開報道的不信任。其中有很多人提到了2003年發生的SARS事件,這個事件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中間階層的良好教育背景使得他們可以及時、準確地接觸到各種社會信息,並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很多人認為,現在的信息來源比較多了,特別是通過互聯網可以很方便快捷查詢到各種信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說法,政府所公開的信息只是這些消息來源中的一個。這樣,官方信息傳統上的壟斷和權威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朱海(05)認為政府有時候還是說得多、做得少:有時候幹一件好事,就要宣傳十遍百遍,要你感覺是做了很多好事,其實沒有那麼多。在社會公正方面,中間階層總體上認為政府對社會下層關注不夠。衛成(01)的岳母是老國營企業的下崗職工,一直領著微薄的下崗工資。衛成(01)和蔣麗(02)夫婦兩個都是外企的白領,家庭負擔不多,經濟上還是比較寬鬆,並不指望母親的下崗補貼。但衛成(01)的岳母前一段和老同事一起去向有關政府部門請願,要求增加下崗補貼。他岳母說,很多家庭就指望著這些收入生活呢,自己和他們都是老同事,所以也就跟著去了。這件事雖然過去了一段時間了,但衛成(01)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除非工人找政府去鬧,不然就不(主動)給下崗工人加工資。其實即使加也加不多,就幾十塊錢。看來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關注還是不夠。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難以釋放的參與熱情(1)

    如前所述,對於那些與個人生活、事業相關的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中間階層普遍比較關注。但他們同時表達了缺乏參與的無奈。也就是說,即使關注那些公共事務,但被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處於一種被動管理的地位。    
    孔楠(22)認為很多醫療行業的政策並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而是常常涉及不同群體的利益衝突。一些醫療行業的條文有時候出台得比較突然,一般不會事先在業界廣泛討論,即使可能會徵求一些人的意見,也限於少數的專家,他們對最新的發展現狀把握不夠,使得一些新政策不免顯得不合時宜。(政策制定)參與的不是太多。民主意識還是比較差一些。我們都想參與,比如某個醫療行業的規範,可以廣泛徵求一下醫生的意見,然後再發佈。現在這方面做的還不是太夠。有時候就是找幾個專家討論討論,就通過了,就發佈了,然後就開始執行。有些個東西就是過去下面工作二十多年的老幹部訂出來的,他會想:我當年在基層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應該怎麼樣制定一些政策。可是到現在形勢不一樣了。雖然過去沒有這方面的規範,現在制定出來了,但還是落後,滯後一些。知識個體韓娟(12)舉了一個限制機動車超載、並最終影響到日常用品物價的例子,說明自己即使關注公共政策,也對最終決策無可奈何,與不關注沒有什麼區別:現在交通部門已經限制機動車超載了,因為大貨車總是出事,應該管管了。看到這件事之後,不會馬上想到這些會影響到和自己生活有關的東西。等過了一段發現雞蛋、蔬菜漲錢了,才知道原來是限制大貨車進城的原因,東西(作者註:日常生活資料)運不進來,所以就漲錢了。可是這些事情你即使瞭解到又能怎麼樣?該漲錢還是要漲錢。你只是一個被動的人,沒有扭轉這個事情的能力和權力,就只能接受現實。韓娟(12)的丈夫沈智(11)贊同妻子的想法,認為與其關注公共政策但無力影響,不如乾脆不去關注,出台什麼政策接受什麼政策就行了:我們就覺著你愛漲就漲,你愛落就落。你漲也好,落也好,我該怎麼過日子我還是怎麼過日子。我知道那些限制大貨車的政策對我有影響,但沒有辦法。如果有辦法的話,就該關注的關注,該想辦法的想辦法。如果沒有辦法,那些左右不了的事情何必關注它呢?只能適應嘛。曹飛(09)是律師協會的會員。他表示,律師協會如果出台什麼政策,一般不會廣泛徵求意見,至少自己沒有能夠體會到,更不用說一些相關的政府司法部門的政策。沒有參與感。反正是國家體制的問題。老百姓參政議政不可能。國家政策這方面,可能會徵求很多人的意見吧,要考慮成熟之後才出台的。律師行業的一些政策主要是司法局出台的,一般不會徵求你的意見的,肯定不會這麼細。比如高院出來一些徵求意見稿,是先打預防針,讓你知道有這回事,它再提出來實施條文。這個徵求意見稿並不是非得徵求到很多人的意見。褚峰(08)認為政府部門的公共事務管理能力並不讓人樂觀。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公共部門與社會建立互動交流機制,特別是需要讓那些具有管理專長的人士參與到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事務中去:一個政府部門的科長、處長、局長,到區長、市長,一直在一個很單一的環境中成長,沒有放眼管理的整個層面。比如現在中央對董建華要求「多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政府管理的官員也應該有多個階層的社會代表,組成一個團體來代表社會的各種聲音和意見。但是現在這種參與太少了。比如交通,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我就不相信一些老的交管幹部能做好。看交管局的一些人講話就看得出來,他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他們的素質不夠。他們根本沒有大宏觀決策的能力。他們也出去學習,但他們根本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的。政府需要真正懂管理的人才,這種人才市場上很多,但是他們沒有參與政府決策的途徑。有些被訪者也表示,政府部門也在社會的政策參與上有一些調整。比如何京(24)認為交通管理部門開始通過網上和其他渠道徵求大家的意見。雖然呂英(25)認為是交管部門「管不了了才徵求意見」,但何京(24)仍然堅持「你就是逼著它這麼做也是一種進步」。    
    相對而言,企業主群體在影響行業政策上較為自信一些。作為某個領域的私有企業主,施全(29)同樣感覺對一般政策難以參與和施加影響,但感覺在將來可以與同行們一定程度上參與行業內的政策和管理:暫時不會(參與一般政策)。這種情況(作者註:指影響政策)可能在地方上比較多,在北京不會。將來在行業內部可能會多些,比如「某監會」制定的一些政策,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反饋一些意見。這些都是行業內的參與。    
    許剛(28)談起他在訪談當天和朋友們議論的一件事情,一個部門以專營的方式壟斷了某項業務。同時,他也表示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慢慢在改。還不夠。」許剛(28)舉了一個所在行業的例子,因為一項比較武斷的政策使得反對的聲音比較強烈:(政策)後來還是改啦。下面沒辦法(執行),改了。廣告行業提了很多意見,給國家計委。聽證會是事後搞的,實際上是「調查研討會」。參加的除了廣告行業,還有企業,企業(這樣下去)也不行,主要是協會什麼的起推動作用。企業協會。個人聲音還是太弱了吧。最多對記者發發牢騷。當時有很多報道,對政府形成一個綜合的壓力。    
    第五節業主維權運動【1】一新集體行動自20世紀90年初開始,中國的房地產業開始真正興起。經過十餘年的時間,越來越多的居民開始擁有自己的房產。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中國城市居民中,購買住房戶達到了452%。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人住在自己所有的房子裡。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難以釋放的參與熱情(2)

    百姓日常生活離不開住房,房地產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與其相關的拆遷、商品房價格、物業問題逐漸浮出水面。有關上述問題的不良報道層出不窮,於是,百姓開始逐步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與房地產有關的相關問題上來。在最近關於最關注的社會問題調查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房地產、物業問題,關注度佔到了89%。見東民、王星:《貧富差距擴大居首》,載中國網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近年來關於房產業主與物業公司、開發商之間的矛盾衝突越來越多,在相當程度上相互形成了對立面。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的調查,與房地產有關的投訴已經連續幾年高居消費者投訴的首位。轉引自李紅平、方三長:《麗江花園的標本意義》,載《南方週末》,2003年5月29日。正如蔣麗(02)所說:我們的業主委員會是自發成立的,業主自己推動的。大家簽名,推舉誰誰。物業還不承認,更不會自己主動組織的,因為它相當於給自己建立一個敵人。當利益受到侵害時,不同類型的業主所做出的反應是不同的。第一種是那些財力雄厚、社會資源廣泛、個人影響能力強的業主,如政府官員、企業主、明星等,這些人在受到損失時,或者不屑於花費精力去維權,或者「客大欺店」,個人直接解決問題。如果購房的資金來源不正當,則根本不敢用公開的方式去維權,或者乾脆放棄維權。第二種是那些投資者,這些人惟一的目的是盈利。他們以商人的思維邏輯,將風險與成本計算得很清楚,在受到損失時,會小心謹慎,利益為重。而且,他們往往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了,一旦一個籃子出了問題,可以選擇逃離。第三種是拆遷置換房的住戶。隨著城區的改造和市政建設的投入加大,越來越多的老住戶離開了原來的住所,住進了新的小區。這些人往往個人的維權能力不高,付不起基本的維權成本。在受到侵害時,選擇忍受是最安全的。所以,上述三種類型的業主都不是維權意識強烈的群體。    
    第四種業主主要由年輕中間階層構成,他們是物業維權的主幹力量。他們大多憑個人努力掙下一筆錢,作為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次投資,在城區購買了住房,有了自己的落腳之地。許多人購房時選擇了分期付款,憑的是對未來職業的信心,同時也帶來了以後更多的生活壓力。購買的住房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安家立命的地方,房產佔去了相當一部分家庭財產和收入的比例,權益一旦受到侵害就動搖了整個家庭的經濟基礎,從利益上講,他們的抗爭意識最激烈。而且,中間階層的教育程度高,年輕,熱情,有活力,權益意識強,社會資源相對豐富,這些為他們進行抗爭提供了基礎。    
    業主維權成為當前新出現的中間階層特有的集體性的社會參與形式。在當前情況下,除了體制內的政治選舉等傳統政治參與,以及偶發的、受到嚴密控制的群眾運動,其他類型的群體性社會參與空間非常狹小,更難發現中間階層所特有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形式。即使政治選舉,中間階層表現出的消極態度在某種程度上其他各階層也會有。而業主運動的主力是中間階層,更多地體現出了中間階層所獨具的特徵,對它進行研究可以為理解中間階層社會與政治參與提供很多的啟示。    
    中間階層的業主維權往往採取集體行動。在業主和物業開發商之間的力量對比上,後者無疑佔據了明顯的優勢,綜合體現在雄厚的財力、強大的企業背景、嚴密的組織化程度等方面。當一個螞蟻面對大象時,個人的抗爭是無關痛癢的。這時,螞蟻除了忍讓,惟一的選擇就是聯合起來進行抗爭。而大多數中間階層已經逐漸認識到在爭取利益時採取集體行動的必要性。因此,隨著業主與物業雙方矛盾層次的加深,出現了一種新的維權形式,就是業主聯合起來集體與物業公司、開發商甚至政府部門相抗爭,我們把這種集體性抗爭行為稱為「業主維權運動」,簡稱為「業主運動」。    
    切實利益相關,是中間階層掀起業主運動的直接動力。    
    王慧(19)有過這種經歷:有人發表演講,如何如何,我就去參加。這關係到我的利益呀,我當然要參加。而且,人多力量大,我參與就能發揮我的一份作用。我問沈智(11),如果大家一起去和物業論理,很多人,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是否還願意和大家一起去?沈智(11)明確表示要參加。他的妻子韓娟(12)同樣表示支持,並講述了一次自己參與的集體行動經歷,表明參加這些行動直接關係到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在某某學院上課,有一次我們一起把英語老師給「罷」了。那個老師課教得不好,有口音。我們先找教務處,教務處不管。後來,我們班裡的同學簽名,說不要這個老師了。班裡大約四十個人吧,我是前十一、二個簽名的。我覺著這件事情我們做得對。我們不上課,老師來了,我們就走。學院沒有辦法,後來就換了一個老師。業主維權運動並沒有失去一般群眾運動的基本特徵,但它更體現出了中間階層新的發展特徵,即利益導向代替了意識形態導向。受意識形態和政治動員的影響,中國以往的群體性政治與社會參與大多數不是出於個人利益,而是受政治責任感、愛國熱情、政治動員等的驅使。在當前的市場轉型大環境下,中間階層依靠個人奮鬥爭取事業的成功與回報,人生目標放到了個人生活上,傳統的集體行動方式越來越缺乏行動動力。加上對群眾運動控制嚴密這個因素,中間階層逐漸疏遠了集體行動的習慣。然而,中間階層的權益意識在市場轉型中空前膨脹,業主維權運動正是這種中間階層新社會特徵的集中體現。業主運動形成集體力量投入到社會參與中去,是受直接而強烈的利益驅動。正如王慧(19)認為,在受到利益侵害時,「一定不會忍,要是忍氣吞聲,就更被人家欺負了」。    
    業主維權運動也能體現中間階層的傳統知識分子品格,即追求公正。除了直接的利益攸關,「討個說法」也是支持中間階層進行維權運動的一種精神力量。曹飛(09)是律師,主要代理經濟與民事類的案子。過去普通公民打官司的意識並不強烈,而現在逐漸增多,而且很多並不是為了獲得直接利益。他告訴我:以往打官司的名人和企業比較多,現在平常百姓打官司的越來越多。除了具體的利益,他們很多就是想討個說法,伸張自己受到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期望能引起社會關注。沈智(11)就很有「討說法」的意識:如果我受大了侵害,我會首先發表我的一些意見。我會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如果我認為物業錯了,我會說為什麼錯,我有什麼權利和義務,跟他講明白。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就沒有辦法了。我覺著我應說的話,我就要說出來。假如這就是我的權利,我就應該維護我的權利。我並不是要他賠多少錢,但我要把這個道理說清楚。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角色定位(1)

    任何一個組織和集體行動中裡都有不同的角色。有一種說法認為,在一個社區裡會有三種角色:大概5%~10%的人是積極分子,30%的人是積極分子周圍的追隨者,60%左右的人是一般群眾,即「1+3+6」的結構模式。一旦形成了這種模式,就成為了一個社會心理意義上的而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所謂「有機社區」。參見盧嶸:《業主在行動》,載《南方週末》,2003年8月14日。本文的研究不能定量地驗證這種說法,只是從被訪者的言談中可以感受到,業主運動中確實有四種不同類型的中間階層業主。    
    1業主運動中的冷漠者    
    他們雖然並不明確拒絕參與業主運動,但在實際行動中與業主運動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會在維權遇到挫折時最先游離出來。即使維權進展順利,他們也會有明顯的「搭便車」傾向。李亮(3)在訪談中對業主運動的話題一直顯得很猶豫,「冷靜」是他用得最多的詞彙。他說:我首先是要冷靜。先看一下他們怎麼組織的,看是否組織得符合我的想法。有時候他們已經幹得很不錯了,幹的就是我想要的,我就沒有必要出頭了。他的妻子周燕(04)也顯得並不積極。如果不是事關重大,她不傾向參與集體行動;即使重大,如果已經有人在組織維權,她寧願坐享其成:這也要看情況,看事情的重要程度,看是否有其他人來做這件事情。他們做了我就不用做了。好多時候還要看事情的嚴重程度。如果是家裡的牆皮掉了,別說是別人家的事情,就是我們家的事,我都不一定去找。這部分中間階層是典型的「搭便車」者。如果能搭上最好;如果搭不上,說明這「車」確實不好「開」,乾脆「走路」算了,「退一步海闊天空」。    
    2業主運動中的普通參與者    
    從馮濤(18)的相關態度就可以看出,他不會對自己的利益置之不理,也不會積極參與業主運動,更不會成為領導組織者。他明確承認自己在集體行動中可能擔當的角色:我不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只是參與者。不會是領導者,不適合。也不會去組織的。王慧(19)很坦白,認為自己需要別人的帶動,不會試圖去帶動他人:我還是比較容易被激發的。我挺有從眾心理的。大家都去,我也會去。衛成(01)談起和自己住一棟樓的一些年輕業主委員會的代表們:都是年輕的。八個代表都是男的吧。這些人不知道是那個IT公司的,整天都在掛網上討論這些維權的事。可是我不願花那麼多時間做這些事。如果說這些年輕人是組織者和熱情參與者,那麼衛成(01)毫無疑問是普通參與者了。他強調自己忙碌,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態度上不認同那些把精力和熱情投入到維權運動中的年輕人。    
    孔楠(22)則強調自己沒有業主維權的專業特長,把維權的責任推給了有能力專長的人身上:如果需要我的話,我可以做些維權的事情。但關於房子方面的,我不懂嘛,去了不知道該說什麼,沒有發言權,只能反映問題。要談判、解決問題,只能派那些有這方面知識的去。有一次我們(業主)要找開發商,派的(代表)都是法律、房地產這些有專業背景的人,他們知道那些條文應該怎麼辦。咱們都不知道,到時候說什麼都無從談起。事實上,維權運動中的積極參與和組織者大多並不是因為具有「專業能力」才「出頭」的,熱情和責任心是從來是第一位的。正如「久病成醫」的俗話,許多維權人正是在維權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了專業知識。為了與各個方面打交道,他們不得不「惡補」法律,對某一特殊領域的法律知識不亞於專業律師。而某方面的專業人員並不會總是維權的「出頭人」。    
    談起一次業主聚會的經歷,孔楠(22)回憶說:當時大家(初次)看房的時候都在一塊嘛,有什麼意見大伙就湊集起來了,也沒有人召集,就是自然結合,而且到後來到網上發個帖子,一塊反映、一塊討論一下。在網上召集,具體是誰召集的呢,我也不太清楚這些。其實,在網上討論也有組織者和熱情參與者,並不是「隨便」討論就能召集起來的。普通參與者是業主運動中最龐大的部分,但這本身並不表示中間階層業主的冷漠。其實,在任何組織中,普通參與者的扮演角色都擁有最大的「演員」基礎。    
    3熱情參與者    
    這部分中間階層業主的特點是能夠犧牲一些個人時間和其他方面的代價,是業主維權組織中各部分的聯結點和膠黏劑。錢民(13)就是這樣的角色:每個人都忙,做一些事情,肯定要花一定時間。只要維權這件事情我們佔理,是正確的,即使和個人事務有些衝突,我也可以請假什麼的參與維權。這是能做到的,也可以接受。至於「挑頭」這種事情可能有些困難,不一定做得來。多參加一些活動肯定可以。關於「挑頭」的事,錢民(13)認為他們首先需要對事情比較瞭解,而且在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比較強一些。而他自己現在對這些問題把握不住,所以認為這些角色可能不大適合他做。在外企工作的褚峰(08)比較有社會責任感,他很願意參與這些維權活動,並且投入一定的熱情。他解釋說:我做參與者吧。我也不是特別偏激的人。但我可以做個核心參與者吧。比一般參與者要多一些。大學教師楊波(20)關心公益事業,對於業主運動也比較熱心。同時他像錢民(13)和褚峰(08)一樣,強調自己不會試圖承擔發動者的角色。他說:我應該是參與者。花些時間沒關係。如果我有事情,如果是些衣食住行的事情,可以先把這些事情放在一邊。首先考慮是爭取一些權利。不是「出頭」的人。比較熱情的參與者吧。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角色定位(2)

    4組織領導者    
    這部分人是業主運動中的極少數,可以看做各種類型參與者裡面的「精英分子」。他們不僅要有一定的組織能力,更要有犧牲和奉獻精神,並激勵大家採取一致行動。他們參與業主運動,在初始時往往也是出於維護個人權益的立場。但他們一旦成為組織領導者,就需要超越個人利益的層次。因為組織領導者這種角色具有明顯的「利益外部性」特徵,付出努力和代價所獲得的成果,別人同樣可以分享。就集體利益而言,組織領導者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而就他們個人而言,所獲得收益則遠遠小於自己所付出的代價。他們需要承受抗爭的各種壓力,甚至難以預料的傷害,經常得不到家人親友的理解與支持。華林(37)是中學教師,喜歡思考一些「大」問題,遇事冷靜、果斷,樂於助人,嫉惡如仇。他曾經組織過一次業主運動:我們和開發商有矛盾,到法院去告他們,大家派了兩個業主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出庭、做證。有時候做的一些事情既為大家謀福利也同時為自己謀福利,我很願意做這些事情。我自己花一些時間、精力,覺著很值得。小的方面,為自己解決問題;大方面,為大家解決問題。我的幾個朋友也說:你怎麼老喜歡衝鋒陷陣?我說,如果大家都這樣想的話,就解決不了問題了。我就是這樣想。有時候必須有人出來,需要我出來的時候我就出來。三途徑的選擇    
    從大的方面看,業主的維權手段多種多樣,有常規的,有半常規的,還有一些非常規的手段。    
    最常規的是法律手段。沈智(11)對待和物業矛盾的態度很簡單:「不行就打官司唄。」馮濤(18)持同樣的態度,把法律解決看做第一選擇,並認為大家都應該採取這種抗爭方式:如果涉及我自己的利益,我可能會先到法院試一試,先告一告它。我先以個人的名義去告,再建議每家都去告一遍。如果法院收到五百份投訴,都是告一家的,自然會引起它(法院)的重視。但如果尋求法律解決,業主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當前關於房產方面的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律條文有時不有利於業主;法律手段需要許多前期投入與代價,業主相對房產商和物業公司顯得勢單力孤;在影響法律判決的資源能力上,房產商、物業公司比臨時捏合到一起的業主們也要強大得多。    
    半正式的典型手法是媒體的曝光。這種手段簡便,投入小、影響也大。媒體也感興趣,能夠配合。在當前的社會現實中,很多社會問題都是先有媒體報道對政府部門施加壓力,然後問題得到解決。這種模式大大影響了中間階層的業主,成為他們「喜聞樂見」的抗爭手段,是多種手段中的首選。周燕(04)把向政府部門申訴作為最後的選擇,在問題發生僵持時會首先尋求在媒體上進行呼籲,對對方形成輿論壓力:我覺著解決不了問題,會通知媒體。只有和物業矛盾達到一定程度,才會找政府部門。錢民(13)的首選也是媒體曝光:如果發生這種事,第一,我們要和媒體打電話,曝光。第二,如果涉及利害關係,就上法院。非正式的手段就更加豐富多彩。除了和物業部門和發展商直接衝突外,尋求政府部門的同情和支持十分關鍵。但如果採用正式的途徑尋求這種支持往往令人失望,所以業主們也會採用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遊行、請願、貼標語等。前面提到的馮濤(18)首選是尋求法律的解決,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非正式的手段往往更有效果,甚至有些其他手段所不具有的特殊效果:如果要搞這種遊行、請願之類,嗯,其實這可能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比如前一陣子,在某某地方鬧得很厲害,包括市某某領導都去了。它這麼一弄的話,也會引起注意,引起重視。你正常渠道解決不了問題,我就要用非正常的手段。同時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中間階層對能得到政府部門的支持並不指望過多。趙嵐(07)認為:找政府部門也沒有用,他們不會為百姓著想的,找也沒有用。他們只有管理意識,缺乏服務意識。不像國外,政府首先是為百姓服務的,其次才是管理的。可是在中國就不行。李亮(03)也認為找政府請願之類不解決問題,沒有什麼用。周燕(04)把「找政府」作為最後的手段:先要去通知媒體。只有和物業矛盾達到一定程度是才找政府部門。誰知道它到底是哪邊的,很多時候說不定和開發商關係密切呢。錢民(13)對於一些尋求政府干涉的激烈行為不表示認同,認為有許多其他可以選擇的問題解決途徑,特別是媒體輿論和法律途徑:我不會參加請願,我認為那些東西都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必要採用那種形式,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很多種,並不一定到那種地步(作者註:指請願等激烈形式)。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行動的理性(1)

    階層地位決定了中間階層在採取集體行動時的理性特徵。它體現兩個方面:一個是在價值取向上,理性地看待個人付出代價與獲取利益平衡;一個是在行動能力上,理性地把握環境局勢與資源條件,對集體行動精心組織、策劃,控制行動的進程。    
    首先,中間階層在維權行動中要把握成敗的天平和利益得失。我們不能說中間階層在個人利益上比其他社會群體更加自私,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中間階層完全受犧牲精神支配。社會的上層可以憑借實力毫無顧忌行事,社會下層本身沒有多少可以失去,也會奮不顧身。而中間階層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身家和事業,有許多後顧之憂,他們的資源條件也有限,在行動時不免會平衡利益的所得和所失。    
    挫折往往使中間階層失去繼續抗爭的勇氣。衛成(01)和蔣麗(02)夫婦在自己的小區有過與物業發生衝突的經歷。小區住戶的暖氣設備原來都是物業公司負責的,後來物業甩手不幹了,要住戶自己處理,這樣矛盾就出現了。於是大家召集開業主會,成立自己的業主委員會,要把物業管理公司「趕」走。而物業公司根本不承認這個新成立的業主委員會,不肯離開。矛盾無法解決,後來官司打到法院,結果以業主的失敗而告終,暖氣設備最後還是業主自己想辦法做的。還有一次,開發商違反原來的規劃承諾,要在小區裡加蓋樓房,一些住戶的采光可能受到影響。業主們又召集起來開會,要開發商方面給個說法,開發商找出各種說辭,絲毫不妥協,結果不了了之。衛成(01)感慨「老百姓還是弱勢群體」,聲稱以後參與這些維權運動要謹慎了。    
    即使沒有經歷過衝突,對成敗的判斷也會影響趙嵐(07)的行動取向。如果沒有多少勝算,她會選擇迴避:一般物業公司是強勢的,房主是弱勢的,和他們爭也不一定會有結果。沒有結果的事情為什麼要參加呢?在工作上,中間階層大都忙忙碌碌,王慧(19)也不例外。如果參與業主集體與個人工作產生直接衝突,個人損失較大,她會選擇後者。她很坦率地講:如果和我自己的工作有衝突,我就不會參加了。因為我要權衡一下,看哪個更重要。還是利益驅使吧(笑)。熱情還是有的,但就是普通人的普通心理狀態吧。李亮(03)在一家做外貿生意的私營企業做主管,正在事業上升的關口,個人職業發展成為他的生活重心:權衡利弊吧。比如我要是在談判、簽合同、發貨,非常忙、非常關鍵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會抽出時間來幹這個。馮濤(18)在研究所裡做研究員,多年科研養成的理性思維在這方面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果付出太多,他寧願忍受:理性的人他會平衡利弊,對老百姓來說他沒有傷害別人的權利,但有規避風險的權利。我可能會忍一忍。和他(物業公司)對著干可能對我損失更大。我還要耽誤工作,在單位老「曠工」的話,工資也領不到了。在外企做銷售管理的趙嵐(07)在職業習慣中很懂得如何「抓大放小」:我要看參與這件事會對我的影響,耽誤我的工作什麼的。如果我耽誤了許多事情,爭一點小利益,我就不會參加。得不償失,幹嗎要參與呢?肯定要衡量一下的。其次,中間階層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具備較高的組織、協調與溝通能力,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資源、抓住對手的弱點、取得社會的同情、保持對政府部門的壓力,從而得到他們希望的結果。中間階層一般不採用那些「有失體面」、效果不顯著、個人代價過大的做法,注重結果和效率。褚峰(08)強調:我不會參與那些只是聽一下大家意見、沒有實際行動的活動,不會浪費這種時間。李亮(03)特別強調在和物業公司抗爭時要有組織、有策略,而且要有效率:去和物業爭執、打架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解決問題。人們在利益受到侵害時可能採用各種手段,比如媒體曝光、直接調解、法律訴訟、上訪、申訴、集會、遊行、張貼標語、欺詐、叫罵、暴力威脅、靜坐等等,有的屬於比較極端的行為,有的則顯得更加理性些。社會底層傾向於使用暴力,包括自殘等極端手段以死抗爭,雖然也能取得社會同情,但個人代價極大,而且解決問題的機會並不多,主要依賴偶然和運氣。中間階層採取集體行動時的手段相對溫和些,除非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般不採取暴力手段。比如,具有一定社會活動能力的中間階層很注重、並善於獲得媒體的同情,通過媒體報道對政府有關部門形成壓力。之所以近幾年業主運動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和媒體的關注不無關係。另外,中間階層還習慣通過社會關係尋求消費者協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    
    中間階層懂得把握事態發展的時機,適可而止,不會一味追求「全勝」的效果,也就是前文中論及的「妥協」性格。王慧(19)顯得很有經驗,並舉了一個例子:我提要求的時候肯定有底線。比如爭取賠償時我提100萬,可能我的底線只有30萬。如果他給了我50萬,雖然沒有達到我的要求,但超過我的底線了,我也就罷休了。有時候雖然事情不會那麼讓你滿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妥協、靈活一些。周燕(04)讀過MBA(工商管理碩士),把商務知識運用到和物業公司談判的技術上來,核心利益是她認為是必爭的,其他可以妥協:看他妥協的那部分是不是我們想要的。如果不是,我們還要堅持。如果核心的東西已經妥協了,就可以了。其實和物業的談判和一般的商務談判是相通的,大家要達到一個雙盈。關鍵還是他妥協的是不是我最看重的地方。這種懂得妥協的特點往往使中間階層在衝突中避免兩敗俱傷,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專欄「汽車旅遊」摘自盧嶸:《業主在行動》,載《南方週末》,2003年8月14日。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行動的理性(2)

    2003年7月4日,一支浩浩蕩蕩的汽車隊伍引人注目地行進在北京的主幹道上。車內玻璃上一律貼著標語:方舟苑業主聲討奸商。「我們這不是汽車遊行,是汽車旅遊。」開頭車的是一位30多歲的年輕人,他一再「狡猾」地對警察申明。    
    在和開發商發生一場暴雨般的「石塊戰」並導致雙方都有流血之後,方舟苑的業主們籌劃了這次行動。    
    這是一次紋絲不亂的行動。    
    集體開車去北京市規劃委討說法的通知提前貼在了各樓門前的告示欄上。當天早上8時,包括老人和孩子在內,有200多個業主自發參加了出車行動。他們在汽車玻璃上貼上了各種維權標語,還穿上了統一的白T恤,上書紅色大字:方舟苑維權業主。    
    8時10分,車隊從方舟苑出發,48輛車子排成了整齊的500米長的車隊,打著雙燈,慢駛前行。由於是上班時間,引來了沿途很多市民的關注。走到四元橋的時候,交警攔阻了車隊,但業主們表明自己去有關部門反映問題而非遊行後,交警放行了。車隊沿著東四環開到國貿橋的時候,又被阻攔了一次,車隊還是守規矩地停下來,耐心等待。最後,在公安部門的關注下,車隊一直沿長安街到了西單。由於怕妨礙交通,車隊沒有開進只有兩條車道的禮士路,業主們很聽指揮,被引導到一條比較偏僻的馬路上。    
    北京市規劃委和建委的人士趕來聽取業主代表的意見,上午談了兩個多小時,下午又談了4個多小時,200多個業主就在車隊附近等待。中午的時候,大家就吃麵包,喝礦泉水。下午業主代表表示事情有所進展後,6時左右,他們清點了車輛和人數,車隊又有序地返回了方舟苑。    
    「那天,我們沒有丟掉一個老人和孩子。大家都很理性、守秩序,我們只是想合法合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參與了那次「汽車旅遊」的一位業主這樣表達感受。    
    業主和開發商鬥爭的導火線是多出來的兩座樓。原來要蓋3座樓的地方變成了5座,規劃更改了。此前,業主們已經用了很多手段表達不滿,他們本不想採用遊街這種方式,但現實是似乎不鬧出一點更大的動靜來,業主們和開發商就會無休止地激烈對抗下去。    
    果然,「汽車旅遊」之後,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專欄    
    理性派:成功來之不易*    
    「你要是能在北京找到一個測量隊,敢復測我蓋的房子的面積的話,這筆測量費我給你出!」開發商曾經用這樣的口吻表示對於亞菲努力討說法的不屑,但是一年多之後,她成功地在和開發商的鬥爭中取得了「部分勝利」。    
    於亞菲用面前一尺多高的文件證據,20分鐘慷慨陳詞,終於為自己也為所有國際友誼花園業主贏得了測繪單位的認錯和開發商的退款。    
    於亞菲把自己取得的勝利歸結為理性的、有證據的鬥爭的勝利,她認為大部分業主在和開發商鬥爭中的失敗是因為熱情有餘而證據不足。    
    作為公關行業的高級白領,10年前於亞菲每小時公關活動* 摘自湯湧:《那些領導者》,載《南方週末》,2003年8月14日。的標價就是2500港元,行業特徵塑造了她面對棘手問題時的手腕和能力。    
    開發商提供的測繪結果是政府有關部門的測繪隊做出的。一位業主在發現房屋實際面積有嚴重問題後,尋求法律訴訟卻遭到失敗。消息傳出去,業主們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在一次業主聚會上,於亞菲被公推為業委會的主任。之後,她給一些朋友發了郵件,說她今後有一年的義工要做,要為小區的業主們討還一個公道。今天回憶起來,她沒有想到收集證據、和政府和開發商交涉的過程這麼辛苦:「如果重新選擇的話,我可能不會挑這個擔子了。」    
    2002年3月18日,業主委員會批准之後的「房產維權互助行動」正式開始。於主任的打算是測量整個小區的面積,而不僅僅是幾家的房子,在這個過程中她又發現了許多新的問題,開發商甚至把人防設施等歸國家所有的部分面積也攤在了業主們的身上。    
    請律師,審計師,找新的測繪隊,無數波折。在經歷了很多測繪隊的拒絕後,他們終於成功地請來了一支上海的隊伍。測繪結果:整個小區和大產權證上相比,縮水了8000平方米的面積。    
    事情找到房產管理局,沒有被受理,於是於亞菲就改找消費者協會,消協介入後,局面一下子打開了。同時她發動大家盡力聯繫各種媒體,電視台,報紙。    
    「開發商有專業知識,有人力,有錢,我們跟他們斗太辛苦了。」於亞菲一直覺得這是業主處在弱勢的原因。    
    維權行動理性而緩慢地進行了一年多,政府部門終於答應出來協調。今年2月,在北京市房地產局舉行了座談會,本來的安排只有開發商、政府和業主參加,於亞菲通知了消協的工作人員和媒體記者到會,她堅持事情要公開解決,而且她和幾個業主代表也需要這些後台。    
    終於,政府部門的領導代表測繪單位向業主們認了錯,開發商表示這個「誤測」和自己無關。「我們聽政府的。」他們被要求向大家退回多收的房款,原來的房地產證作廢,根據實測面積重新核發新的房產證。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勝利,這只是我們所有維權要求的部分成果,但我感覺已經沒有辜負業主對我的信任。」於亞菲欣慰地說。    
    小結政治參與及其理性線索【1】一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參與視角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宏偉目標,其中一個就是民主政治文明。可以說,民主政治成為整個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落腳點。從世界範圍來看,當前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至少從名義上將民主作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從而,當前以民主政治為課題進行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行動的理性(3)

    然而,「民主」本身是個難以把握、充滿爭議的詞彙,幾乎每個人都有各自對民主的理解。所以我們看到,雖然如此眾多的國家都宣稱是民主的,但其各自的形式和內容都有著很大區別,甚至本質不同。正如羅伯特·達爾(Robert A Dahl)所言:「對於民主理論來說,存在著如此之多不同的思路……而且在涉及民主的問題時,對於幾乎所有的可能性,人們都可以找到一個良好的例證來加以證明。人們試圖藉以發展一種民主理論的可替代思路如此之多,以致開列出這些思路的清單是一件相當令人恐怖的事情。」達爾:《民主理論的前言》,三聯書店,1999年版,導言第2頁。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以民主觀混亂為特色的時代裡。」薩托利:《民主新論》,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從大的方向上來看,對民主有兩種理解。    
    一種是作為價值的民主,即將民主本身看做目的。正如林肯所提出的:「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地球上永世長存。」魯特維克,艾密爾:《林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8頁。「民有」、「民治」和「民享」,就是對價值意義上民主的一種理解。概括來講,民主的價值理念包含人民主權、自由和平等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另一種是作為工具的民主,或稱方法、形式、程序性的民主,這種看法把民主看做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比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就把民主看做一種政治方法,並具體化為選舉制度:「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做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做決定的權力。」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正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95~396頁。    
    那麼,我們如何把握民主研究的線索呢?可以認為,這些爭論根本在於民主是一個「本質上可爭議的概念」。然而,無論採取哪一種詮釋,都會同意民主政治具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否則就都離開了民主的本意。這一核心就是政治參與,或者是公民政治參與。    
    例如,在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權利參加「公民大會」,而直接決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體公民也有資格參加抽籤,以期出任「審議委員會」委員,從而按月輪流主持「審議委員會」,決定經常性的政治事務。簡單來說,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正是古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部分。這樣的政治參與,也是古羅馬共和國的核心制度。    
    在民主政治長時間銷聲匿跡之後的近代,政治參與成為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內容。無論西方各國主要政治制度如何變革,比如從轉制政體變為民主政體,朋黨傾軋變為政黨政治,從有限選舉權改為普遍選舉權,幾乎都是以政治參與為樞紐,從而建立起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各種關係。可以說,從19世紀以來的歐洲政治史,本質就是一部政治參與制度的發展史。西方民主政治的演變,實際上存在兩條發展線索:一條是政治參與權利項目的增加,例如選舉權、請願權、申訴權、出任公職權、結社權等逐一增加。另一條線索是政治參與人數的增加,例如選舉權的發展史,就是逐漸取消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種族及性別等限制條件的歷史,從而使得享有選舉權的人數逐步增多,直到全體公民都能夠享有這些權利。    
    顯而易見,無論在初期的民主政治中,還是在民主政治的轉型中,還是在成熟的民主政治中,政治參與都處於核心地位而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在當前,學者們探討了民主政治建設的具體途徑,比如人大選舉制度改革、法制國家、憲法審查、司法改革、黨內民主、基層民主、行政體制改革、市民社會發展、中間階層培育等。在這些具體途徑中,都能夠找到政治參與這個核心線索。    
    二行動取向中的理性線索    
    在上一章的討論中我們看到,對政治的認知比較少,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政治冷漠。除了中間階層專注於個人生活和職業的自身原因之外,政治系統的封閉性是關鍵因素。社會與政治之間互動機制的缺失,使得中間階層感覺與政治的距離較遠。而且,政治系統還相當程度上保持著對政治關注的約束,抑制著社會力量潛在的政治熱情。    
    中間階層的消極不光表現在意識上,還直接表現在社會行動取向上。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得到了強調。參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但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真正能夠提供給中間階層的政治活動空間仍然十分狹小。除了政治動員之外,自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我們可以找到的中間階層政治集體行動的形式和事例並不多。    
    如果就此分析得出中間階層政治參與消極或缺失的結論,則未免失之浮淺而倉促。整個世界的政治文明在進步,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也對傳統政治領域產生著強烈衝擊。政治合法性是所有執政體制曾經、正在或將來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在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轉型期更是如此。其中,政治參與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內容。面對現代政治文明發展的壓力,政治體制必然要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這些新的變化。而中間階層也會在越來越開放的環境中受到現代政治理念的啟蒙,對政治參與提出越來越多的訴求。因此,從政治與社會兩個方面來說,都處在不斷變化與相互調適之中,傳統與現代同在,變革與保守交錯。在這種複雜環境中,梳理中間階層現有的政治參與形式與參與取向變化,可以為推測中間階層未來政治參與趨勢提供線索。


第二部分:內在衝突行動的理性(4)

    在對中間階層社會與政治參與的描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中間階層對待不同政治參與形式的態度具有一個明顯的漸變趨勢:中間階層對政治選舉持消極態度,民主需求處於啟蒙階段,對社會運動持理性謹慎態度,對公共政策、公共管理表現關注,而對業主維權則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與主動。那麼,這種趨勢表明了中間階層在政治參與上一種什麼樣的取向變化呢?從這種漸變的參與態度中可以看出,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成為貫穿其中的一條取向線索。這種理性線索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集體行動從動員取向逐漸轉化為內源性自發取向    
    政治選舉是一種典型的動員型政治參與,民主的需求和社會運動的興起,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啟蒙和社會動員才能激發中間階層的熱情。對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關注則主要源於這些公共事務對中間階層自身生活和事業的直接影響,並不需要外來的動員。而中間階層在維權運動中所表現的高昂的參與熱情和較高的參與能力,是來自自身動力的驅使和自身智慧的展示。從長遠來看,中間階層的這種內源性取向在社會參與潛力上比其他階層更大。除了動員型的傳統政治與社會參與之外,中間階層的自發性參與的空間很小,集體行動中所採取的行為並非都是常規性的,需要高超的理性來維持「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平衡和界限。即使如此,中間階層仍然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爭取權益的內源性熱情,這本身表明了中間階層在未來的社會參與潛力。    
    2中間階層的行動參與從意識形態取向逐漸轉化為現代政治理念取向    
    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參與大多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類型的政治參與不僅可以極大地激發並保持參與熱情,而且動員成本較低。但在社會轉型中,原有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逐漸弱化,中間階層的一些政治參與與其說是意識形態的驅使,不如說是社會利益的驅使。在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中,對維權運動的參與中,已經很難找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了,貫穿其間的主要是利益取向。原有的意識形態逐漸淡化,並不表示集體行動和政治參與不再需要一定的理念支持。在中間階層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維權運動參與中,所體現的是公民合法權利和權益理念。可以預期,這種現代政治理念的建立,將對未來中間階層的社會與政治參與產生深遠的影響。中間階層在行動參與中的理性程度是這種轉變的集中體現。動員性的行動參與需要參與者的非理性來維持熱情,而內源性的自發參與則更多地依賴理性取得最佳的權益效果。在業主運動中,中間階層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理性超越了不計後果的狂熱。    
    當然,即使中間階層相對其他階層更容易、更多地接受了現代政治理念,但由於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理念的內在衝突,使得中間階層也處於現代政治理念的啟蒙階段。本章所論及的中間階層在民主需求的「拜佛主義」傾向(即功利性和短視性),就表明這種啟蒙的艱難性與長期性。    
    3中間階層的集體行動目標從原來的單一化逐漸轉向多元化    
    以往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大多受抽像的社會目標所推動,如政治責任感、愛國熱情、政治理想等,比較單一。在當前的市場經濟大環境下,中間階層依靠個人奮鬥爭取事業的成功與回報,人生目標重心放到了個人生活上,個人權益意識越來越濃厚。同時,中間階層雖然受社會動員的影響在減弱,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仍然具有相當的社會責任感、愛國熱情和現代政治理念等,並非完全出於個人利益才投入到政治參與和集體行動去。在中間階層的某個社會與政治參與中,往往體現了多種目標訴求;同時,他們也可以因為不同的訴求目標而參與到多種集體行動中去。這樣,中間階層集體行動的目標從原來的單一化變得多元化。例如,在巴西,中間階層絕對支持1964年的軍事獨裁政變。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大城市中的中間階層要求回歸民主的聲音最響亮,而這個社會階層曾從經濟快速發展中受益最多。Scott Mainwa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28, September 1986, p152    
    4中間階層從大眾參與(mass participation)向利益群體參與(interest group participation)轉變    
    在分化不明顯的社會結構中,中間階層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大多屬於大眾參與,與其他階層並沒有顯性的區別,沒有表現出其獨有的階層特徵。在社會分化中,中間階層作為新興的社會結構而出現,也提出了與其他階層不相同的利益訴求特徵。同時,中間階層認識到了這種利益訴求的共同性,產生了相應的階層意識。為了達成權益目標,僅僅依靠個人資源和努力遠遠不夠,集體行動成為越來越多中間階層的共識,並在集體行動的實踐中進一步體會到了階層的共同特性。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使得中間階層逐漸從一般的大眾參與中分離出來,向利益群體式的參與取向轉變。這種從利益基礎到共同體意識、再到一致行動的形成,體現了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集體行動的傾向無疑增加了中間階層社會參與潛力的厚度。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業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正是這種利益群體取向。    
    中間階層的這種內源性的,以現代權益理念為基礎的,目標多元化的,利益共同體式的新型行動參與取向,充分體現了他們的理性特徵,表明了其作為新興力量登上社會舞台的開始。歷史經驗顯示,社會與政治參與如果僅僅以非理性的衝動與狂熱為支持,在盲目和衝動逐漸平息之後,殘留下來的僅僅是對一段歷史或輕描淡寫、或轟轟烈烈、或沉重悲痛的記載和回憶,並不能給社會本身帶來深刻、本質的變化。相反,一旦以理性為導向的社會參與成為一種社會普遍,則說明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需要建立某種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以適應這種新的社會結構。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中間階層的興起與障礙(1)

    日趨僵硬的跨越在西方,曾經為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夠實現社會平等而爭論不休。西方早期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教育平等有助於縮小社會的不平等,政府應該通過各種努力興辦教育來實現社會的平等,這種觀點為後來的功能主義者所認同。而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中看,教育都不能為社會人群提供平等的機會。我們這裡拋開教育和實現社會平等的複雜關係不談,僅僅探討教育和中間階層的聯繫。    
    在社會分層研究中,教育有時被作為一個分層標準,即教育背景的門檻作用。如前文所述,國內有研究提出中間階層或白領階層的「三高」標準,其中的一個「高」標準就是高學歷。從泛義上理解,教育背景不僅是正規的學歷教育,還包括各種資格證書和培訓。    
    這種教育背景的門檻作用體現在各個中間階層群體上,比如公務員。尤軍(23)從大學畢業就進入機關單位工作,在訪談中他提到,以往政府機關對人才的重視程度並不高。他剛畢業時,整個區機關裡面有大專以上文憑的幹部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當然,與其他地區相比,在當時來說這個比例已經比較高了)。機關裡的骨幹力量是軍隊或兵團轉業幹部,對於科班出身的青年人來說,發展空間並不看好。但從1995年之後,區裡開始從高校直接引進畢業生充實機關,甚至包括研究生。從學校裡直接過來的多了,上面大環境在改變,區領導對人才發展戰略開始比較重視,也開始提拔這些「科班」出身的年輕幹部。    
    現在,「大專以上文憑」成為公務員考試制度的正式標準,所有希望進入公務員系統的人都必須具備大專以上文憑。而且招考職位的學歷要求越來越高,在中央機關中要求碩士學歷的比例越來越多,甚至有逐漸替代本科學歷主流位置的趨勢,博士學歷要求在機關單位招錄中也很常見。這樣,從制度上訂出了一道沒有任何彈性的學歷篩選程序,沒有學歷資格根本不可能通過初審,也就不會有任何機會在後面的程序中展示自己的素質和才能。隨著對機關人員的「知識化」、「專業化」要求提高,學歷在公務員系統成為晉陞的重要參考指標。可以預料,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公務員都將達到當前招錄新進人員的門檻標準。所以,從公務員的篩選機制角度看,文憑門檻比能力素質門檻還要重要。這些年來,一些官員熱衷於拿學歷,就是這種學歷門檻作用的體現。    
    另外,教育文憑的門檻作用有更廣泛的延伸。比如尤軍(23)提到,在機關裡同一所大學的畢業生有天然的親和力,高層領導在提拔幹部時很自然就會傾向那些校友。其實不難理解,文憑所代表的不僅是能力、技術與知識,同時也是為出身者所授予的身份標誌,是學校聲譽、傳統所積澱於個體身上的特殊氣質、態度與品味這類「軟」資本,眾多校友可以由此組成一個龐大的社會關係資源網絡。    
    「事業人」主要是專業人員,他們如果沒有一定的專業教育背景,一般不能勝任工作。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在事業單位往往要評職稱,其中學歷是一個重要的硬指標。學歷往往還和其他一些利益相結合,比如在評定分房資格的時候,學歷因素可以與工作年限、職位等一樣加分,學歷是申請研究項目的重要參考,等等。隨著國家整體學歷水平的提高,事業單位對學歷的要求也在提升。比如本來要求大學文憑的職位,現在要求碩士,甚至博士。這並不表示較低學歷的人做不好這個職位,但這種門檻硬生生將所有不夠學歷標準的人摒棄在門檻之外。比如,華林(11)是在拿到碩士學歷之後才有機會應聘現在所任職的中學老師職位,實現了調到北京的願望。當前,有大學學歷而且有相當教學經驗的人很多,如果他沒有這個學歷,他也就沒有任何優勢,根本不會有這種留京的機會。但這並不表示這個職位非要碩士學歷才能做得好,也不是他在拿到學歷後比之前的教學水平有了質的提高。楊波(20)說近年他所在的大學在招聘教師的時候全部要求博士學歷,而且有些教師職位還明文說明「洋博士」優先,或者直接要求留洋背景。是不是「土博士」一定就比「洋博士」教學、科研水平差?肯定不盡然。但如果被擋在學歷背景的門檻之外,就根本不會得到證明的機會。這種情況對於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同樣適用。    
    企業白領是市場海洋的游泳者,能力當然是決定性的。但有能力的人很多,關鍵是如何設置挑選程序。一般的企業招聘技術和管理人員都要求大學學歷,有些有實力的公司甚至直接到名校開招聘會。設置這樣的企業白領進入門檻,無非就是假設文憑代表能力,名校文憑代表高能力,可以獲得更高的招聘效益;同時,企業也需要文憑,特別是名校文憑來彰顯企業的實力。企業白領如果要改換工作領域,往往需要各種熱門的證書,這些證書也是文憑的形式。比如曹飛(09)就是通過律師考試才開始進入律師行業的。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中間階層的興起與障礙(2)

    毋庸置疑,自營者需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學歷。比如,20世紀80年代「發家」的人許多並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甚至低於社會平均水平。除了個人的膽識等素質,應該說當時的特殊經濟環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來的人」。隨著商業經營分工已經越來越專業化,相應的市場體制越來越完善,如果沒有基本的個人素質和所從事領域的專業能力,要想白手起家,或者憑一筆資金就可以成為企業家,已經越來越難。所以現在有了一個流行的詞彙,叫「知本家」,就是相對於傳統的「資本家」而言的。大學培養出來的人不一定能成為企業家,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是從大學裡培養出來的,大學教育為當代的企業家提供了一個基本素質平台。現在許多企業家重新回到校園充電(包括攻讀MBA、參加各種研究生班等)的現象就說明了這種趨勢。就如施全(29)所說:「沒有教育素質的話,現在越來越難成為暴發戶了。」在關於私營企業主的一項社會調查中顯示,他們的文化層次逐年提高。其中,已經擁有大學或研究生學歷的人在1993年為172%,1995年為184%,1997年為202%。2000年則直線攀升,統計數據已經達到了384%。「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27日。2004年更是達到了518%。「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2005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2月3日。如果考慮到城鄉差別,城市私營企業主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數會更高,在北京市尤其如此。而且,未來的創業者更多地來自城市。從這些趨勢可以預計,自營者中擁有大學學歷的比例會繼續增加,而且整體的學歷層次會不斷提高。    
    惟一和教育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的是「城市新地主」。相對於其他中間階層群體,他們的中間階層地位有些爭議,即使把他們歸類為中間階層也是一個邊緣性的類別,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他們普遍較低的教育素質。沈智(11)就表達了對「城市新地主」的不屑:他雖然有錢,但他自己還是那個層次。他靠這個錢吃喝玩樂,天天打麻將,就在家裡呆著。人還是要有一定的素質,一定的追求,不能有錢就完了。我覺著個人(社會)層次和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學識關係很大。我們在定義中間階層時候,要求他們不僅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而且還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教育背景無疑是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象徵,並進而影響到社會層次的歸屬。一個沒有經濟基礎的博士研究生,在社會上也不會被視為「赤貧」的社會下層。王慧(19)就特別看重有學歷、靠智力取得社會地位與收入的人群,甚至將其作為評價階層結構層次的根本標準:我特別佩服那種靠自己的知識來賺錢的人,他們是比較高的層次。北京也有很多高官很有錢,也有一些商人,比如做房地產的,但我覺著他們沒有前面說的那些人的層次高。「新城市地主」擁有不勞而獲的財產,但如果他們沒有進取心將經濟優勢轉化為綜合優勢,特別是個人素質優勢,他們就很難保證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中間階層地位的穩固性和可持續性就會受到威脅,更難以將他們的中間階層地位傳承到下一代。    
    所以,教育在和中間階層的密切關係可以用最簡潔的方式來表述:教育背景是跨入中間階層的門檻。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門檻的作用(1)

    這種門檻作用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理解:    
    第一,教育背景是進入中間階層的門檻。進入一些中間階層的職業領域需要相應的技術管理能力,而一定的教育程度才能夠提供必備的專業能力和基本素質。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教育背景作為一種「資格」,其作用直接地體現在教育「學歷」背景上,因為進入中間階層需要相應的學歷身份,而教育提供了這種身份。    
    第二,教育背景是維持中間階層地位的門檻。柯林斯曾經做出過總結:19世紀末,初等教育或家庭教育已不再能滿足西方中產階級的要求;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學學歷取代了高中學歷;而到了60年代,研究生學歷逐步成為承擔中上層職務的必備條件。中間階層為了維持自身的階層地位,就需要在學歷要求不斷升高的環境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學歷水平。比如高校裡的青年教師面臨著職稱壓力,越來越多地選擇攻讀更高的學位。    
    第三,教育背景是中間階層實現流動的門檻。流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職位、職務、薪酬等的上升,即縱向的流動;一種是跨越專業領域,即橫向的流動。這兩種流動往往都需要教育背景的支持,特別是對於第二種流動來說,學歷教育背景和資格證書都是「准入」證。    
    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理解教育背景的門檻作用,「文憑」身份成為這種門檻作用的直接標示。R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觀點認為,教育起了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和合理選拔代理人的作用。參見R柯林斯:《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劉慧珍譯,(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版。更準確地說,文憑只是成為進入某一行業或階層必備的入場券。相應地,大學的作用之一就是為社會提供分類、篩選和培養精英的機制。那麼,除了專業能力和基本素質的需求之外,為什麼進入一個職業或階層需要文憑這個入場券呢?首先這是一個使用最簡便的選拔標準,雖然不能保證沒有文憑的人就不符合標準,但能保證有文憑的人裡面有人符合標準,而且認定有文憑的群體裡面符合標準的比例要比其他群體大得多。其次,在社會共識的情況下,僱主為保持自身部門的聲望也會要求把學歷作為選聘、晉陞僱員的標準。    
    對於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來說,這種「文憑」的門檻到底有多高?本研究採取的是目的性選樣方法,並沒有有意識地將學歷作為挑選研究對象的直接指標。但從結果上看,本文所採訪的所有對象都具有大專以上文憑,體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偶然中的必然性,從經驗上可以為這個門檻的高度提供參考。參見R柯林斯:《教育階層化的功能論與衝突論》,載歷以賢主編:《西方教育社會學文選》,(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4頁。有研究表明,要進入中高級白領階層,在改革初期(1978~1985年)的教育門檻是高中學歷,在改革中期(1986~1990年)上升為中等職業教育,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進一步提高到高等職業教育,同時接近正規大學教育(大專以上)。參見劉精明:《教育與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2月21日。從高等教育普及的發展速度和現實經驗來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把這個門檻定位在正規大學教育(包括大專)比較合適。    
    中間階層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教育背景取得社會地位。要保持並期望提升在中間階層範圍內的更高層次,中間階層自然就需要更強教育背景的支持。在採訪中發現,無論從提高個人素質出發,還是從獲取文憑出發,在社會結構中擁有學歷層次最高的中間階層,在從業過程中有獲取更高教育背景的衝動。其中,許多中間階層的目標和原有的專業領域有相當的差別,這種印象可能並非偶然。律師曹飛(09)的第一學歷是工科本科,是通過律師考試後轉到的律師行業。他感覺自己現在的事業比較穩定了,希望將來能有一個持續發展的勢頭,所以想再讀個法律碩士。雖然曾經嘗試過並沒有成功,但這種想法並沒有被打消,他強調說將來一定要讀的。周燕(04)在工作一年之後,感覺在市場開發或銷售管理領域空間較大,不惜代價,多方籌措了一大筆資金去讀全日制的MBA。在機關工作的張兵(26)在將近四十歲的年齡,仍然去讀碩士。在外企的衛成(01)雖然起點就是碩士,但一直希望能再讀個博士學位,並為此付出許多做準備;即使遇到很多的挫折,但這種想法仍然沒有放棄。楊波(20)已經有了博士學位,為了能將來轉向一個有興趣的專業領域,仍然想到國外再讀一個博士學位。    
    然而,提高教育水平是一項投資,需要付出成本並計算收益。教育的收益是長期的,絕大多情況下不會帶來短期的收益,更不要說是短期收入的增加。相對中間階層熱衷教育投資的現象,有學者得出結論認為,雖然教育的年收益率在20世紀90年代較80年代有所升高,但仍然只有4%,相對於美國的12%顯得很低。參見李強著:《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別》,麓江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61~262頁。這裡關於教育收益率低的研究是針對初職前的基礎教育,而中間階層的繼續教育往往具有事業發展的針對性、實效性,是經過理性衡量做出的決斷,其收益相對於基礎教育要高很多。而且,教育繼續投資的目標形式各異,並不是簡單的收入的提高。比如,有的是想換到另一個更有前途的領域,有的是想更新知識,有的是想獲得陞遷的資本,而有的卻是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等等,不一而足。也就是說,教育投資的收益是綜合的。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門檻的作用(2)

    綜上,在當前,教育背景對於想進入中間階層的人來說成為一道必須跨越的門檻。教育的門檻作用可能體現在基本能力、素質培養的維度上,也可能體現在教育的學歷資格維度上。從某種程度上說,高校成為了培養中間階層的大本營,大學畢業生就成為中間階層的強大後備軍。    
    第二節膨脹中的擁擠空間【1】一膨脹的力量當前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仍然不算強大。但中間階層自身是發展變化的,隨著其社會與政治環境的不斷調適和變化,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有逐漸壯大的可能。參考發達或較發達國家的經驗,中間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可能會逐漸升高。無論中國的經濟增長數字到底有沒有水分、水分有多高,無論中國在經濟增長中存在多少、多嚴重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深層次問題,當前城市經濟所保持的高增長難以否認。中間階層的比例和經濟發展程度一般保持著正相關的關係。這種經濟的高增長為城市中間階層的增長提供著堅實的經濟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國中間階層正在以每年1%的比率增長。1999年我國中間階層比重為15%,2003年達到19%。預計到2020年,中間階層有望達到40%左右,社會結構也將實現從「啞鈴型」到「橄欖型」的跨越。這些數字考慮到了我國農村大多數家庭收入偏低的現實,綜合了城市和農村的整體數據。如果只考慮城市部分,目前中國城市居民中有49%的家庭已經符合了中間階層標準。參見《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報道,載於2004年3月28日。雖然現有中間階層的界定標準(上述的界定標準是家庭財產)、計算方法值得商榷,但中間階層人數的快速增長卻是有目共睹的。    
    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培育中間階層成為官方的經濟與政治政策。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報告在論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時指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黨的正式文件中如此鄭重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還屬首次。法律保障與政策激勵必然推動我國中間階層加速成長的態勢。當中間階層在城市中達到一定的比例、並且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時,中間階層就成為無法漠視的政治力量。    
    如前文所述,高等教育是當前中間階層的門檻。進入高校,就等於跨過了這道門檻,成為中間階層的後備。根據以往的觀念,大學畢業後就當國家「幹部」,大學生就是天然的候補「白領」。畢業走出校門,就相當於從中間階層的較低位置開始打拼,努力向上流動。可以認為,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階層有這樣穩定、明確而寬泛的培養途徑。    
    20世紀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進展神速,逐漸建立了層次多樣、形式多樣、學科門類基本齊全的高等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的高級專門人才,在經濟領域、科技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整個社會轉型的各方面需要。這種高速發展集中體現在高校的擴招上,特別是在近年來的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帶動下,發展勢頭更為迅猛。本部分的有關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4)》,以及國家教育部官方網站(http://wwwmoeeducn)上的有關資料。    
    表5-11978~1998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人數年份招生數(萬人)在校生數(萬人)畢業生數(萬人)197840285616519802811144147198561917033161986572188039319876171959532198867020665531989597208257619906092063614199162020446141992754218460419939242536571199490027996371995926290680519969663021839199710003174829199810843409830表5-21998~2004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學生人數年份招生數(萬人)在校生數(萬人)畢業生數(萬人)1998108434098301999159741348482000220655619502001268371911036200232059034133720033825110861877    
    從表5-1、5-2可以看出,中國普通高等教育從1978年以來,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1998年前的穩步增長期,和1998年之後的高速膨脹期。從1978年的每年普通高校畢業生165萬人,到1998年的830萬人,再到2003年的1877萬人,增長了十幾倍,速度是驚人的。1999年中國開始推行的高校擴招,使在校大學生人數4年內擴張了一倍以上,這被外國媒體描述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躍進」。到2003年,招生數達到3825萬人,在校生積累已經達到了11086萬人。可以預期,未來的畢業生高峰會更加猛烈。    
    其實,我們的上述統計數字僅僅限於「普通」高校的「計劃內」招生,如果再將範圍擴大到「寬口徑高等教育」,這個數字會更加膨脹。按教育部的界定,寬口徑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專科、成人高校本專科、軍事院校本專科、學歷文憑考試專科、電大註冊視聽生專科、網絡學院本專科、電大開放式本科、在職攻讀學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本專科等。其中,成人高等教育最為龐大,經過多年的積累,已經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2002年的普通高等教育畢業生13373萬人,成人高等教育畢業生11750萬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就已經達到55916萬人,比上年增加10318萬人,增長2263%。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報考12677萬人次,取得畢業證書1295萬人。    
    而根據國家教育部2004年底公佈的最新數據,寬口徑高等教育在學人數2000萬,居世界首位。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達19%,按照教育部的計算方法,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是指寬口徑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除以18~22歲學齡人口總數,再乘以100%。這個比率在世界上的排名雖然只是中等,但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中國人口素質的原有水平,數字仍然相當驚人。經過多年的積累,當前中國受過高等教育(大學專科以上)人口數已經達到約六千五百多萬。    
    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中間階層的後備處於急劇膨脹的狀態,預示著未來中間階層力量的急劇壯大。如果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在一定意義上進入大眾化時代,那麼我們也完全可以說中國將迎來一個中間階層大眾化的時代。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擁擠的空間(1)

    在高校畢業生這一中間階層的後備大軍不斷膨脹的同時,中國大學生就業難的局面已經凸顯。    
    高校自1999年大幅度擴招後的第一屆畢業生在2003年畢業,2003年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也是就業高壓年。原本就不容樂觀的大學生就業狀況偏偏又遇到上天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非典」的肆虐令就業形勢雪上加霜。中國社會調查所對此進行了調查,上述數據,來自中國社會調查所的東民、王星所:《直面大學生就業——對2003年大學生就業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截止到2003年6月20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就業率約為50%左右,而且是比一個月前已經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之後的結果。其中,研究生的簽約率為80%左右,本科生的簽約率為60%左右,專科(高職)生的簽約率為30%。2003年的大學生畢業總人數是212萬;也就是說,當年6月全國還有100萬左右的學生尚未落實工作。調查顯示,16%的應屆畢業生還沒有找到工作;31%的畢業生表示他們對找到的工作並不十分滿意;只有13%的畢業生對他們所找的工作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1996~2002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分別為937%、971%、768%、793%、820%、900%、80%,而2003年7月的畢業生簽約率只有50%。事實上,如果再相較於此前數十年的國家包分配製度——就業率近100%,這個數字或許是50年來最低的。雖然影響2003年就業形勢的原因有多種,比如「非典」天災,擴招後果凸顯,大學教育與市場不協調,一些就業制度障礙,個人原因等等,但相當數量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2004年的形勢繼續嚴峻,到了2005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更是將要達到338萬,比2004年增加了58萬人,增幅達2071%。67萬考研大軍再創歷史新高,國家公務員招考比例達到37︰1……在這些創紀錄的數字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信息:2005年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見《338萬學生如何就業》,載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1-14/26/528181shtml)。針對依然嚴峻的就業形勢,國家教育部部長在2005年年度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把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作為「認真解決人民群眾關注的難點問題」頭等大事,提出了各種解決途徑和辦法。參見周濟:《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教育工作全局——在教育部2005年度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國家教育部官方網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7846htm)。    
    針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專家們開出了各種藥方,並特別強調要大學生調整心態,降低就業期望值。不容置疑,有些大學生存在自視甚高、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經過了多年持續的就業難,大學生的心態已經比較實際了。比如,高校畢業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已經佔到了409%。參見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課題組:《2003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現狀》,載《中國教育報》2003年10月8日第8版。曾經有一篇模仿作家葉聖陶《多收了三五斗》的文章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人才市場的停車場裡,橫七豎八停著各處來的自行車、助動車。排隊的是新畢業的大學生,把門口塞得很滿。厚厚的履歷表用各色的夾子夾著,一捆一捆地,填沒了這隻手和那隻手之間的空隙。    
    這些畢業生大清早騎自行車出來,穿越了半個城市,到了人才市場,早飯也不吃,便來到櫃檯前面占卜他們的命運。「重點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專不要。」招聘單位的(PR)公關小姐有氣沒力地回答他們。    
    「什麼!」畢業生朋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滿的希望突然一沉,一會兒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裡,你們不是說IT年薪6萬麼?」    
    「7萬也招過,不要說6萬。」    
    「哪裡有跌得這樣厲害的!」    
    「還是不要幹的好,我們回去呆在家裡吧!」從簡單的心裡噴出了這樣的憤激的話。    
    「嗤,」小姐冷笑著,「你們不幹,人家就關門了麼?各處地方多的是本科畢業生,頭幾批還沒分派完,蘇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就要湧來了。現在各地的海歸、碩士、博士、MBA也多的是。高工資的POSITION(職位)是為他們留著的。」    
    蘇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碩士、博士、MBA,那是遙遠的事情,彷彿可以不管。而已經畢業的學生不幹活,卻只能作為一句憤激的話說說罷了。怎麼能夠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費是要花的,為了做簡歷,買體面的西裝革履,當初父親母親為自己上學借的債,自己簽約向銀行貸的款是要還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扁平狀的結構,主要由佔絕大多數比例的社會基層和占極少數比例的社會上層組成,真正的中間階層並不存在。作為新生的社會階層,中間階層的形成主要依賴於社會基層的不斷向上流動和積累。其中,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從而跨入中間階層,是實現這種社會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這些年來,教育人群的膨脹為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充裕的後備來源。    
    獲得高等教育的群體所面臨的就業難處境,無疑為中間階層的繼續快速發展形成了直接障礙。這種就業難的處境,也體現了當前中間階層發展空間的有限性。這種空間有限性不僅為新進者設置了更高的門檻,而且為原有中間階層維持原有社會地位、繼續提升社會地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許多中間階層面臨向下流動的威脅,甚至一部分中間階層可能要向下流回到社會基層。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擁擠的空間(2)

    綜上,中間階層在膨脹中同時面臨著容納空間有限的困境。當然,無論是膨脹、還是空間受限制,都是整個社會發展大背景下的一個場景。大背景的變數,也決定著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存在著變數。    
    第三節社會聯繫與組織【1】一社會聯繫的局限中間階層的主要凝聚力是共同體認同意識,廣泛的社會聯繫與有效的社會組織對中間階層共同體意識的培育意義重大。即使中間階層內部充滿了各種異質化因素,其共同體因素仍然可以使鬆散的中間階層得到社會整合。社會組織是中間階層社會整合的必要條件。但在實際社會聯繫與交往上,中間階層的社會聯繫十分有限,社會組織缺失成為當前城市社會的一個特點。除了職業交往之外,中間階層的社會聯繫主要集中在以下有限的幾個方面。    
    1親友私人聯繫。這是他們的主要的社會聯繫,局限在親朋好友的私人聚會、同事間工作接觸和業餘交往上,給其他交往方式留下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    
    2休閒娛樂性的非正式群體聯繫。中間階層的工作比較忙碌,壓力較大,但在業餘也會尋求一些休閒娛樂。比如,趙嵐(07)、褚峰(08)、許剛(29)都是某個健身俱樂部的會員,平日保持每週兩到三次的鍛煉,偶爾參加健身俱樂部組織的集體活動。但這些健身活動主要是個人性的,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交往。正如褚峰(08)所說,這些都是「點對點」的,沒有形成一個面,或者一個平台。王慧(19)參加了山野俱樂部,偶爾去京郊遊玩一下。但這種俱樂部並不穩定,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活動內容也很單純。王慧(19)曾經參加了幾次俱樂部出遊活動,因為同伴大多是在校學生,感覺在年齡、交流上有些距離,很快退出了。    
    3正式專業或行業協會聯繫。如曹飛(09)所說,其實所有的律師都是律師協會的會員,但律師協會仍然以官方性質為主,發揮著傳統上的律師管理、監督職能,而不能作為律師平日交往和聚會的平台。許剛(29)也是這種情況,他所在的行業協會的會員資格只是一個名頭,沒有成為他社會交往的依托。與此相對照的是,他同學間倒是每個月至少聚會一次。    
    4正式社團與政治團體組織聯繫。傳統上的正式社團與政治團體組織,如政黨組織(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以及各種專業協會等,它們的成員數量非常龐大,除了農村理論上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社會成員,特別是中間階層。這些體制內的社會組織在發展和活動上所受的約束較少,但它們在本質職能上屬於政治外圍機構和行政管理機構,在傳統的政治全能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中,這些組織對中間階層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經呈現出弱化趨勢。例如,許多被訪者是黨、團員,但在外企和私企中很少參加組織生活。沈智(11)作為正式黨員,惟一感受到組織存在的機會是支部書記按時發給他一些黨內刊物,但因為工作忙,他幾乎沒有時間看。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需求與缺失

    隨著市場社會的建立,政治從私人領域中迅速推出,但社會領域仍然匱乏,沒有足夠的社會組織有效填補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留下了大量空間,這就是社會組織的缺失。社會組織缺失,導致了當前中間階層社會聯繫範圍非常狹窄、社會參與渠道缺失、政治態度消極,缺乏足夠的社會整合。吳芳(30)曾經在學校參加過許多社團和社會活動,至今仍懷念當時的社團生活:那種生活對我影響很大。大家來自不同的專業、背景各異,我第一次開始意識到社會是這麼的廣闊,視野一下子開朗了。我可以和那麼多朋友交流,通過社團的朋友結識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家相互關心,相互鼓勵,有一種家的感覺,做事很有意思。什麼事情都有一種歸屬感,很有力量的感覺。我知道有大家給我出主意,可以幫我想辦法。而且,我也對大家、對我們的社團有種責任感,對社團的宗旨和作用很認同,如果自己能為它做點事情就很有成就感。可以看出,社團組織的交往環境對個體的社會化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包括:    
    1提供了社會交往平台,通過社會聯繫的不斷延伸、擴展,個體和社會可以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繫;    
    2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個體可以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還可以從別人那裡得到很多信息,並相互激發;    
    3得到一種集體力量感,在社會參與不再有孤單無力的感覺,而是背後有社團的組織和精神支持;    
    4可以建立新的價值觀,這種新的價值觀往往是在相互影響、熏陶和認同中逐漸建立起來的;    
    5昇華社會責任觀,它是集體責任感的前提,而集體責任感的培養是建立社會責任感的必經橋樑;    
    6得到集體帶動,因為具有領袖氣質和奉獻精神的組織者從來都是少數,在社團裡組織者可以帶動、鼓勵大批的追隨者和參與者,否則他們就會化為零散的冷漠個體。    
    相對於其他階層,中間階層對於社會組織所能提供的社會交往具有更強烈的需求。對於社會基層,他們所面臨的需求比較單一,主要是維持基本生活和生存條件。而對於社會上層來說,已經具有比較充分的社會交往渠道。正如褚峰(08)所說:如果說(社會交往渠道)存在,在富人圈子裡,他們肯定會有。在政府官員範圍,也不用club(俱樂部),他們本身就在一個圈子裡。這兩部分人相互之間還會進一步合流。這也是很正常的。而對於中間階層,他們已經脫離了基本生存需要,並且大都受過較好的文化教育,很自然地會尋求更多元化的社會交往。粗略考察就可以看到,民間非贏利組織和各種民間志願活動的最主要參與者、骨幹人員,大多屬於城市中間階層,特別是白領群體和專業技術群體。其中比較典型的職業群體如:專業技術人士、經營管理者、黨政機關幹部、辦公室職員、商業經營者、外企僱員、傳媒業人士、教師、大學生等等。在北京,有些比較知名的民間環保志願者組織,如「自然之友」在各大學發展了廣泛的會員,「地球村」得到了歸國學者和環保專業人士的有力支持,「綠家園」的骨幹多是各界知識分子,等等。    
    但這些民間社團組織所能提供的平台畢竟有限。與中間階層的需求相對照,社團組織在當前城市社會中仍然屬於非常缺失的事物。特別是與國外相比,反差更大。    
    訪談中,一些中間階層被訪者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組織的缺失。褚峰(08)在談到自己的社會交往時感慨社會中個人的零散狀態:我覺著現在的社會非常鬆散,每個人都處於一種游離狀態,電子很多,但都是游離的,不能形成電流。他把社會團體看做一種交往導向的社區,對現狀表示遺憾,而對將來也沒有信心:我理解公益團體就是一個平台,很多人在一起,形成一個community(社區),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這樣的形式,在當前幾乎沒有。在未來,這種平台還會很缺乏。缺乏整合平台,加深了中間階層共同體的異質化,成為當前中間階層力量發展的重要障礙。另外,對社會組織的需求與社會組織的有效提供息息相關。在前文中,我們討論過民主機制的缺失導致對民主建設自身要求的弱化和評價的消極。同樣,有效社會組織的缺失會導致對社會組織本身需求的弱化和評價上的消極態度。社會組織參與對於大多數中間階層來講並沒有經歷過,從而削弱了中間階層發展社會組織以提高社會交往範圍與深度的要求。比如,褚峰(08)對公益社團感興趣,但對公益社團的缺乏表示失望,並對中間階層對社團組織的需求表示悲觀:在目前這種社會條件下,白領這些中間階層,除了娛樂、消遣之外,沒有社會參與的慾望,所以在這些人裡面不會產生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有影響的社會組織。我覺著不可能。在富人圈子裡,他們肯定有這種俱樂部和其他比較常規的交往途徑,形成一種相互提攜的集體力量。在政府官員範圍,我想他們也不用專門的俱樂部或者沙龍,他們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圈子。可中間層沒有,他們也沒有建立相應的社會組織的意向,沒有增加社會交往的需求。因此,與其說是中間階層沒有對社會組織的需求,不如說是沒有提供給中間階層一些基本的社會組織平台,讓他們在現實中能夠接觸、瞭解社會組織。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規制與發展(1)

    可以看出,問題不在於中間階層是否需要社會團體,而在於社會是否能夠提供這種社會交往的社團組織平台。    
    吳芳(30)對志願活動比較感興趣,她講過自己經歷過的一次遺憾。她所在的社團有一次因為某個活動到一個醫院,她希望能夠到醫院做義工照顧病人,但醫院告知她沒有義工這種制度,除非到醫院來實習。她不是學醫的,只是想用一段時間來對社會有所貢獻,不可能來醫院實習。所以,她很失望:想對社會做點什麼,但這個社會沒有提供一種機制。    
    鄭穎(15)對環保事業很感興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張羅著成立一個環保組織,可以憑借這個平台接受社會捐助、舉辦環保志願者活動、甚至民間環保研究等。但在向有關部門申請登記的時候,由於受到相關政策的限制,沒有成功。關於民間組織註冊的法律限制,參見葛雲松:《第三部門的法律制度》,《規制與發展——第三部門的法律環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依靠其他形式和聯繫方式依然進行著他們的事業。    
    從邏輯上看,之所以民間社會組織沒有得到充分的發育,其原因可能有兩個:沒有對社會組織的需求;或者社會組織的發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個原因,可以斷定中間階層根本稱不上社會共同體,從結構、意識和行為上都缺乏起碼的一致性。但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了這種邏輯並不存在。在中國,現有的社團組織大部分都是專業性的,如各種學會、律師協會、記者協會等,大多數專業人士都至少參與了一個社團,很多人參加了兩個或更多的社團。這些社團的組成人員主要是中間階層。在美國,20世紀的前半段是中間階層興起的時期,白領參加工會的數目從1900年的370萬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萬人,增長了406%,白領工會已經不僅僅是普通工會的補充。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頁。在國外,城市中間階層成為各種民間組織的主要社會力量來源,他們是各種社會社區服務、法制民主、慈善事業、志願服務、商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的骨幹參與者。下面五個國家成年人參加志願性社會團體的調查數據,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詳見表5-3)。    
    表5-3參加志願性社會團體的成年人口比例*單位:%國家占總人口比例占總人口受過中等教育者比例占總人口受過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國575580英國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6墨西哥253968*阿爾蒙德:《公民文化》,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頁。    
    ** 此表數據為20世紀50年代末數據。可以看出,西方發達社會中參與志願性社會組織的比例是相當高的,即使在墨西哥這個發展中國家,4個成年人也至少有一個參加了社團組織。這裡要強調的是,這些志願性社團組織並不包括政黨組織,或者政黨直接控制的外圍組織,而是志願性組織。表5-2所顯示的是20世紀50年代末的數字,距今已經將近半個世紀。在西方社會強調建立市民社會、發展社會組織的今天,這一數字會更加龐大。其中受過中等教育者,已經相當於現在的受過高等教育者了,與受過高等教育者一起,都是當時的中間階層。由於中間階層的特徵之一就是高學歷,因此,如果高學歷者參加社會團體的比例較大,也就同時表明中間階層參加社會團體的趨向,表5-2的數據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能夠解釋民間社會組織缺乏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們受到了約束和抑制。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出現社會組織缺失主要在於基礎薄弱,是傳統的社會組織缺失的慣性。但城市社會發展至今,社會組織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現有體制對社會組織發展的制約。國家建立了管理社會組織的法規,在註冊和管理兩個環節上,多年來一直沒有放鬆,所以民間社會組織的培養遇到了合法性這個最重要、也是最難以跨越的障礙。國務院1998年頒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頒布了新的《社會團體登記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條例》,這是當前最主要的社會團體管理條例。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法律規定某些特殊社會團體的設立、職能和組織問題,如《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工會法》、《律師法》、《註冊師法》等法規。實際上,對社會組織提出的不僅是法律層面的要求,而且是綜合的合法性要求:政治上要達標,行政上要掛靠,符合法律程序,得到社會支持。一個籌建中的此類組織或者一個已經存在於民間的社團,在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之後,要經過政治合法性的檢驗才能獲得行政合法性,成為業務主管單位的組織,最後在登記管理機關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成為法人,所有這些,缺一不可。從動機上,這些制度障礙是為了減少社會組織的成立和社會影響力,一方面控制現存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限制新的社會組織的建立。    
    實際上,在中國城市中存在著大量的社會組織,大多屬於政府動員的範圍。而且,動員性的社會組織參與率比較低。比如,從組織者來看,中國志願者有六大類:一是青年志願者,參與人數有1500萬~2000萬人,屬於共青團中央組織的;二是民政部門下屬的一些社區服務中心裡的志願者,公佈的數據是375萬~400萬人;三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來自紅十字會的統計是20萬人,兩者都是財政支出部門;四是國際組織在中國的志願服務,前後共有幾千人;五是草根組織,譬如自然之友、綠家園之類,總人數有1萬多。摘自師欣:《志願活動在中國》,載《南方週末》,2002年10月10日。可以看出,最後兩項屬於真正民間的社會組織,所佔的比例微乎其微。下面關於中、外慈善與志願者組織的發展比較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直觀的輪廓:摘編自丁元竹:《志願者精神在中國》第五章,聯合國計劃開發署資助撰寫的工作報告,1999。1中國志願者參與與其人口規模比較還比較小。我們遠遠低於以色列和其他發達國家。    
    2國外慈善事業源遠流長。而中國志願者活動的主體不在慈善機構,而在共青團系統和民政部系統,這是由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行體制決定的。    
    3西方的慈善事業、志願者活動具有民辦性質,特別是由宗教團體來辦。中國志願活動大部分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展開,活動與政府政策導向關係密切。    
    4西方企業支持慈善事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非常普遍。中國目前企業對於志願活動的資助還不十分明顯,也不構成中國志願者活動資金來源的主要部分,一是中國的企業基本都處於創業時期,另外中國企業也沒有資助志願者的傳統。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規制與發展(2)

    5許多國家政府對於志願者提供稅收方面的優惠和支持,保證其建立合理的資金籌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除了在國家發展計劃以及領導人的講話中倡導開展志願者活動外,還沒有在資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規定,使得中國志願者在資金問題上面臨極大的困難。    
    6在發達國家,志願者組織和民間團體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對社會問題。中國政府對於社會團體管理、民間非企業單位管理做出過法律定位,但是對於志願者的法律地位沒有任何規定。    
    7國外的志願活動領域擴展到社會福利活動之外的其他領域,中國目前志願者活動領域基本限於文化、體育、娛樂、個人社會服務、宗教、國際志願者、衛生和環境保護、就業和扶貧等領域。    
    8在發達國家,社區成為志願者活動的重要載體,志願活動是在社區這個社會結構的草根層次上進行的。但中國社區建設有它的特點:是在政府的指導下,自上而下開展起來的。居委會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級機構——街道辦事處的計劃進行的,居委會對於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強。而且人們對於單位的依賴遠遠高於對居住區的依賴。社會組織之所以受到制度約束,主要因為人們誇大了社會組織的負面影響。在中國,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會組織,人們往往容易聯想到國外的壓力集團、反政府組織等。特別是東歐和前蘇聯巨變和近年來非政府組織大鬧西雅圖世貿會、世行年會以後,媒體對非政府組織負面的報道較多,使人們對其認識帶有某種局限性。其結果是,社會轉型中需要培育和發展非政府組織以承接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擔心非政府組織壯大後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在這種認識下,社會組織在中國的發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這是中國的社會組織缺少自治,與政府聯繫過於緊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即使自發出現了一些社會組織,之後也會很快被納入行政體制之內。鄧國勝:《中國非政府組組織發展的新環境》,參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網。    
    從長遠看,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成為一種全球趨勢。實際上,對社會的自發性參與已經出現了許多新形式。比如,網上論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間階層人群參與討論,虛擬社區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形式。呂英(25)在就讀在職研究生之前對社會問題一直不感興趣,但後來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聽她解釋,主要原因是有的同學比較關心社會問題,在班級網頁上搞了個論壇,大家經常在上面討論一些社會熱點和理論問題。她逐漸對那些討論發生了興趣,開始關注新聞時政,並讀了一些書。現在,她儼然成了論壇裡的常客,並經常發表一些自己的觀點。可以預見,如果未來社會組織能夠發展起來,將為中間階層的社會參與提供前所未有的組織平台與機制,中間階層缺乏社會參與的現狀也將大為改觀。這種趨勢有助於中間階層加強社會聯繫,在社會轉型中發揮更多的影響力量。    
    專欄中國非政府組織正在走向前台*    
    6月24日,北京市發改委一位負責人對《北京青年報》說,北京動物園是否搬遷之事並沒有決定。    
    雖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遷後的土地將用於商業用途,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汪永晨對此並不特別樂觀,她看到,政府並沒有放棄搬遷企圖。    
    不過,情勢似乎有明顯的變化。據《瞭望》週刊披露,2月至4月間,北京市發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論證會上,還都是在強調,動物園搬遷是政府已定決策,不討論搬與不搬問題,只研究搬到何地問題,而且要保密。但是,進入5月,媒體與公眾不僅公開討論著搬與不搬,而且反對搬遷的聲音更大一些。    
    這種急轉直下的情勢,顯然並非北京市發改委的初衷。變故首先來自於信息被公開,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開並將其變成一場社會大討論的,是北京的一些環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    
    汪永晨的另一個身份是「綠家園志願者」的負責人。汪並* 摘編自唐建光:《中國非政府組織正在走向前台》,《新聞週刊》,2004年第24期,總第186期。    
    不諱言,在民間反對動物園搬遷的行動中,以「綠家園」、「綠島」等為首的NGO組織,在其間著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從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雲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決策均受到了民間的非議,甚而因此重議、擱淺或改變。其台前幕後,都閃現著NGO的身影——事實上,他們越來越頻繁地站在了前台,對於事關公共利益的決策,以公眾參與的名義提出質疑。    
    「動物園搬遷還須徵得絕大多數市民的同意。」《新京報》引用北京市發改委的話說,這個部門的負責人還對《北京青年報》說,「按照政務公開的原則,我市關係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均將依法按規定科學決策。」    
    「至少他們不能再為所欲為了。」一位記者如此評價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規制與發展(3)

    2001年3月,一次獨特的「聽證會」在北京舉行。參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員、環保專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還請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    
    此次「聽證會」的由來,緣於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環保人士的非議,他們擔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觀,將影響到兩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長。    
    於是,「綠家園」等NGO組織了這次聽證會,他們寄望以此推動政府和民眾間的對話。    
    但這次「聽證會」並未善終。汪永晨說,這位副市長最後將其斥為「無組織的有組織活動」,要求媒體一個字都不能登。沒了公開,「聽證會」也就沒了意義。    
    不過,「這仍然是中國NGO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一次嘗試」,汪永晨說。    
    在此之前,和中國的其他NGO一樣,1996年正式定名的「綠家園」主要活動是種樹、觀鳥、呼籲保護白鰭豚等等,而在包括環保領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無法置喙。    
    成立於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國最早的環保NGO之一,其常務理事梁曉燕說,它是在外界的疑慮中誕生的,不少官員總是把它與西方的「綠黨」聯繫在一起。那時除了做一些宣傳外,幾乎做不了什麼事。    
    梁曉燕說,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組織論壇,使中國大多數官員第一次接觸到NGO這個詞。從1996年起,中國NGO開始浮出水面,而環保是他們首先涉足的領域,這是因為它的「政治敏感度較低」,而且與所有人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NGO們逐漸發現,地方政府常常是環保的最大威脅,它們的一些決策,不僅影響到環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應該是中國NGO發展史上值得記述的一年。這年在四川,兩項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間力量的狙擊:一是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二是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    
    最後,楊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繼續。    
    無論成敗,NGO都在其間嶄露頭角:最早獲知工程上馬的消息,並將其公之於眾的,正是《中國青年報》記者、綠島負責人張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後的NGO。其後,從媒體和專家的反對聲音中,也可見NGO運作的影子。「公眾力量直接影響一個大工程的決策,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汪永晨說。    
    如果說楊柳湖與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國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壩論爭中,NGO則表現出了更大的影響力和動員力。    
    「我反對!」    
    5月24日,雲南「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主任於曉剛再赴怒江之畔,這一次他組織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來到瀾滄江上的漫灣電站。    
    「大眾流域」也是一個NGO,2003年夏天,於曉剛得知怒江上將要修建13級大壩後,很快行動起來,加入了「反對者」的行列。    
    這位人類學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是大壩修建對人的命運的影響——他們對漫灣電站的調查顯示,大壩的修建,對原住民並非總是福音,他們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為,在地方政府和電力公司的合謀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們不僅無法表達意見,也難以分享開發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們走訪了漫灣電站的移民,發現他們「無法上學,家裡沒地種,外面沒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撿垃圾為生。這樣的事實令怒江的原住民們憂心忡忡。《南風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話說,「如果政府一定要建電站,就必須維護好我們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時,雖然中央有關方面已對怒江大壩計劃叫了暫停,但NGO們相信,大壩修建仍是難以阻擋的。「大眾流域」希望通過信息公開和教育培訓,使原住民們有意識並有能力站出來爭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參加與政府和企業的對話或談判。    
    在怒江問題上,「大眾流域」的於曉剛和黃光成,以及雲南大學教授何大明,是雲南稀有的公開反對派,雖然黃光成稱他們並沒有感到明顯的壓力,但在當地,他們的聲音仍然顯得孤獨。    
    不過,他們並不全然孤立。這場「怒江保衛戰」聚合了來自中國各地,甚至國外的NGO,「由於生存在社會的邊緣,尋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曉燕說。按照汪永晨的說法,這次反水壩運動,是中國NGO第一次廣泛聯手。    
    從這一年開始,在國外持續數十年的反水壩運動,被引入了中國。同時引進的,還有各國NGO的理念、資料和行動經驗,大量在國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動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於曉剛等人參加了在泰國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水壩大會,會議發起了「保護中國最後的生態江河」的簽名行動,獲得了60多個國家80多個NGO的支持。「這使中國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曉燕說。    
    2003年10月,一場在北京舉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專家以民間立場對修建怒江大壩表達了異議。此後大大小小討論會、論壇、講座、圖片巡展難以計數,影響所及,重慶10所高校學生聯名開展了「反對開發怒江」的簽名活動。    
    這些行動,與一長串NGO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大眾流域、綠家園、綠島、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動物園搬遷爭議的背後,活躍的同樣是NGO們。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規制與發展(4)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電視台、《科技日報》等媒體連續對昆明動物園搬遷之事進行了報道,導致地方政府放棄了搬遷決定。這是北京動物園遷址之爭的序曲。5月22日,關於北京動物園搬遷的兩場討論會同時在北京的兩個會場舉行,生物學家和法律專家們發出了反對動物搬遷的聲音,數名院士對政府提出的數個搬遷理由給予了清晰的反駁。    
    梁曉燕發現,這一次明顯的變化,是NGO不僅關注動物園該不該搬,更關注此類事務應通過什麼樣的程序來決定。他們尤其關心其中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汪永晨還特地請來了一些中小學生,她說,他們是動物園的主要客人,有權發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會上,也有一些孩子贊成搬遷。    
    有消息說,那一段時間,北京市政府收到數百至數千的信件和電話,反對動物園搬遷。孩子和家長形成了公共聲音。    
    汪永晨說,NGO的力量在於它能組織各種資源,聚合各方力量,「我們希望能充當橋樑」。而在中國,媒體、專家和公眾是它能彙集的三種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別提到了媒體的特殊作用,它們步調一致的言行常常給決策者製造強大的輿論壓力。事實上,不少NGO的負責人本身就是媒體人士。他們甚至擁有一個定期的記者沙龍,來討論媒體的行動方略——按梁曉燕的說法,記者沙龍本身就是一個NGO。    
    汪永晨說,這也是中國NGO發展中一個特殊現象。在國外,媒體通常更願保持中立。專家也是中國NGO行動中的一個獨特資源。「中國的學者還從屬於政府的研究機構,多數人還沒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習慣,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曉燕說。    
    但梁曉燕強調,在中國,公眾動員還只是剛剛開始。多數公眾既沒有主動意識,更沒有渠道參與到與自己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環保領域開始NGO動員下的公眾參與,是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時,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楊柳湖論爭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員向NGO和媒體提供了不少信息,雖然他們較少公開露面發言。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徘徊在體制外的NGO(1)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仝志輝博士認為,在NGO的推動下,政府的決策發生改變,這首先來自於政府的行政理念發生了變化。    
    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    
    仝志輝認為,這正是怒江水壩這樣的重大決策為公眾意見所影響,從而得以改變的大背景。但是,在中山大學華南民間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剛看來,這些變化更像是一些偶然事件。他看到,即使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下改弦更張,但公眾和NGO的參與仍沒有被納入到政府的公眾決策程序之中。    
    對此,於曉剛感觸尤深,「大眾流域」曾經試圖參加在雲南舉行的關於怒江的論證會,但除了一次作為列席者參加外,其餘均不得其門而入。同樣,NGO也沒能邀請到北京市的政府官員出席動物園搬遷討論會。    
    實際上,在更多的情況下,公眾和輿論,與政府更像是各唱一台戲,政府有時候會聽聽外界的聲音,但是否採納全由自己。    
    「自然之友」常務理事梁曉燕還指出,在中國NGO的活動規則中,私人關係有時會發揮更大的作用。NGO人士通常有較大的活動能力,通過一些渠道向高層傳遞信息,常常能改變事件的進程。    
    「問題在於,政府的決策絕大多數還是不對外公開,外界並不知曉其過程,也難以確定到底是哪種因素起了決定性作用。」朱健剛說。他認為NGO與政府間「不是一個博弈,它完全取決於政府的容忍度。」    
    將NGO納入公共決策渠道之中,甚至給予資助,這在西方國家是為制度或法律所明確的。但是,正如汪永晨所指出的,在中國,NGO仍然徘徊在社會的邊緣,缺乏表達意見的制度渠道。    
    不過,朱健剛仍然看好近年來這一連串事件的意義。他相信,這些個案將「由一個個事件,變成一個趨勢。」    
    第四節公民性特徵【1】一公民文化政治文化是客觀政治過程在社會成員心理反應上的積累,包括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動機和政治價值觀、政治社會化等內容。比如,社會成員對於政治的性質和功能的理解,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參與的熱情,對待公共權威的態度,評價政府政策的價值標準,內心遵循的政治行為準則等,都是政治文化的內容。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頁。    
    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相對於政治結構、政治制度、政治結構、政治運行過程等客觀政治關係的內容,政治文化是作為一種主觀的觀念形式而存在的,是政治關係中心理和精神的反映。一方面,客觀政治關係相當程度上支配著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能夠對客觀政治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政治系統是以個體組成的,對於以政治個體或團體為研究對象的微觀政治學,與以政治系統為研究對象的宏觀政治學,政治文化可以作為兩種研究層次的聯繫紐帶。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政治文化的概念,將彼此無聯繫的個人的態度、動機,與政治系統的特徵、運轉之間建立聯繫。    
    如導論中所述,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是中間階層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那麼,我們研究中間階層的政治文化,就是要分析其與政治穩定、政治發展的關係,也就是兩者是否協調。無論這種關係是協調的,還是存在衝突的,我們都要弄清楚其範圍、特徵、機制與趨勢等問題。    
    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公民文化。在我們傳統的話語系統裡,我們更多地使用「人民」這個詞。人民是政治用語,與「敵人」相對應,強調的是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相反,「公民」大多出現在法律條目中,並不是一個日常頻繁使用的詞彙。公民是一個法律概念,強調的是法定的基本權利與義務。至於公民文化,則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政治心理學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從認識、心理上來看,民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既能實現自己的權利、又能履行自己的義務的合格公民。    
    公民文化是一種「理性——積極」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理性,即公民有足夠的政治認知能力、政治信息和參與能力來進行政治參與;另一個是積極性,即公民主動、積極地參與政治事務,在動機上認為具有政治責任,或認為政治與個人關係密切,利害□關。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公民既有政治參與能力,也有政治參與積極性。因此,公民文化也可以稱為參與型文化,或者將這種政治文化類型稱為積極公民文化。    
    但許多學者認為,公民文化只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的政治文化要比這種理想的公民文化複雜得多。阿爾蒙德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它們都是理想狀態,現實中所存在的則是三種政治文化類型某種程度上的混合:參見阿爾蒙德:《公民文化》,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3頁。    
    第一種,蒙昧型政治文化,或者將這種政治文化類型稱為村民文化。公民就像一個古老社會中邊遠偏僻的村民一樣,他們與政治或政府之間的彼此聯繫都十分微弱。從公民這個角度來講,他們對政治認知很少,不關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對政府無所要求和願望,也不會對政府形成政治壓力。從政府這個角度來將,對公民鞭長莫及,其政治行為對公民的影響很微弱,不必響應公民的政治要求,也不需要公民的政治支持。總之,這種政治文化是公民與政治彼此冷漠、相安無事的關係。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徘徊在體制外的NGO(2)

    第二種,服從型政治文化,或者將這種政治文化類型稱為臣民型文化。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就像君主與臣子一樣,公民尊重並執行政府所做的權威性決策,但缺乏參與政治、向政府表達利益要求的意識。也就是說,相對於公民與政府缺乏政治聯繫的蒙昧型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類型建立了公民與政治的聯繫,但它是一種單向的聯繫。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存在對公民的政治輸出但缺乏公民的政治輸入;從公民的角度來講,被動的接受政治安排,但缺乏政治影響和參與。    
    第三種,參與型文化,也就是理想的公民文化。公民與政府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互相影響、互相參與的關係,公民在尊重政府的權威,執行政府的決策和法律制度;同時,公民具有政治認知與政治參與的能力,主動通過各種途徑對政府的各種政治事務或決策發表看法,並參與到這些政治事務或決策中去。所以,這是一種「積極——理性」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現實中的政治文化是這三種文化類型某種程度的混合,純粹的「積極——理性」的公民參與文化並不存在。即使美國、英國這樣的被認為公民意識較強的國家,其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都是有限的;在政治認知能力與政治責任感上,普通公民也和積極的「理性——積極」的公民目標差距很遠。大多數人更注重自己的生活和直接利益,並不對政治感興趣。許多人只有與政府產生利益關係時,才會意識到政府的存在。即使有些人對政治感興趣,也往往只對政治輸出(如政治信息、政治決策、政治影響等)感興趣,而對政治輸入(即政治參與)興趣不大。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力也是有限的,他們的政治信息有限,對政治的理解有限,在如何參與上所知不多,等等。也就是說,政治的行為影響著普通公民,但是政府為什麼和如何做決定,卻超出了普通公民的能力範圍。一般人認為只要遵紀守法(包括繳稅)便已經是個好「公民」了。    
    而且,純粹「積極——理性」的參與文化在現實中並不一定有利於形成一種理想的政治狀態。阿爾蒙德對五個民主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文化進行了比較,其目的在於尋找何種形態的政治文化最適合民主制度,使得民主制度能夠穩定而順利地運行。他認為民主政治穩定所需要的,恰恰是包含著各種矛盾傾向的複雜、混合、平衡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理想的公民文化(既單純「積極——理性」型的公民文化),公民的適度參與有利於保持政府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平衡,但過度的公民參與反而不利於民主制度的穩定。甚至,公民對於政治精英所形成的壓力並不在於實際行動意義上的政治參與,而在於他們行動能力上的政治參與。也就是說,如果政治精英違背了公民意願,公民可以將這種行動能力轉化為實際的政治參與,從而形成政治壓力。發達民主國家之所以實現了政治系統的平衡,關鍵在於政治能力、參與意識與實際行動存在一定的距離和平衡。能力和意識保持著對政治精英的壓力,作為一種參與潛力,可以實現政治精英的責任;而有限的參與行動有利於實現精英的權力。在結論中,阿爾蒙德將現代性與傳統性實現了平衡、協調的混合型政治文化稱為「公民文化」。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積極——理性公民的跡象(1)

    對本研究討論的中國當前的城市中間階層,在政治文化上距離理想的「積極——理性」公民是很遠的。首先,許多中間階層的身上體現了政治冷漠的一面。中間階層的生活內容是豐富多彩的,相對於其對其他日常生活內容的關注,政治關注所佔的份量並不大。特別是對於那些與個人沒有直接利益聯繫的政治事務,其關注程度更低。有時,這種對政治的冷漠進一步演化為對政治的厭惡或不耐煩。其次,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理性或能力並不很高。他們所能得到的信息有限,對政治的理解、判斷能力有限。即使有些中間階層聲稱關注政治,但這往往是一種與人交流中的姿態。因為,如果涉及具體的政治事務和知識,他們所知並不多。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說中間階層所具有的是一種蒙昧型的政治文化。從本文前面的描述部分中看出,中間階層的政治文化是一種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具有多種政治文化類型的特徵。從多個角度,我們可以在中間階層身上找到公民文化的特徵或跡象。    
    1中間階層法律層面上的公民意識較強    
    中間階層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政治冷漠的,同時,他們又承認政治對個人的影響無所不在,不可能隔絕政治與個人之間的緊密聯繫。這種認識不僅是現實生活中的感受,而且也是他們的一種與較高教育背景息息相關的文化特徵。如果政治決策已經從政策或法律層面上得到了確認,中間階層在大多數情況下選擇接受——無論這種接受是情願還是不情願。中間階層身上這種明顯的法律義務意識,與服從型政治文化特徵有些相似。除了法律義務意識,中間階層的法律權利意識也很強。如果自己的權利被侵犯,他們具有維護個人權利的意識,而且首先考慮法律層面的解決辦法。    
    2中間階層的政治能力較高    
    這種政治能力包括政治認知能力和政治參與能力兩個主要內容。政治認知與政治認知能力並不相同,前者是現實,指對實際政治認知的程度;後者則指形成現實的潛力,指中間階層是否在素質和文化背景上能夠進行政治認知。中間階層所普遍擁有的較高教育水平,使得他們對政治的認知能力比較高。一旦中間階層開始關注政治,其政治認知可以迅速增加。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過這種情況。從政治認知能力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認知,往往和平常的個人興趣轉移一樣簡單。這種判斷同樣適用於政治參與能力。現實中的中間階層實際政治參與並不高,但具有足夠的政治參與能力。之所以強調政治能力,是因為能力是實際行動的前提。而且,只要社會形勢發生變化,政治參與能力可以瞬間轉化為政治參與行動。從維持政治壓力的角度看,日常和頻繁的政治參與要麼是不現實的,要麼是難以持久的;但政治參與能力轉化為政治行動的潛力卻可以形成一種持久的政治壓力,其效果往往比政治行動更強烈。    
    中間階層的政治能力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知識背景上,還體現在中間階層的合作傾向上。個人的影響在政治事務中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形成集體行動,才能在政治談判中取得籌碼。群體合作是社會力量整合的前提,是產生政治力量的基本源泉。一個群體是否具有合作傾向,是判斷其政治能力的重要指標。中間階層在採取行動時,更容易通過宣傳鼓動來實現集體行動,進可以產生更強的政治壓力,退可以降低個人所承擔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風險。政治合作需要日常社會聯繫的基礎,而中間階層的社會聯繫雖然受到了社團管理制度的約束,但其通過各種途徑,仍然實現了多元化的社會聯繫。現有的正式社會團體主要是由中間階層所構成的,而各種非正式的社會交往途徑,也主要為中間階層所佔據,如互聯網虛擬社區。    
    3中間階層具有較強的社會參與動機    
    利益動機當然是最直接的社會參與動機,但除了利益,中間階層的社會參與動機還包括其他多元性的動機,比如社會責任感。由於制度約束,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非常有限,但中間階層的政治責任感可以通過社會責任感來體現。因為,社會責任感與政治參與責任感是息息相通的,前者是後者的基礎,也可以將社會責任感作為政治責任感的泛化,或者政治責任感是社會責任感的一種形式。在現實中,雖然中間階層忙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表現出明確的政治參與責任感,但其社會責任感卻體現得比較明顯。比如,社會公益事業的主要參與者、推動者是中間階層。除了這些正式的活動和組織,他們的這種社會責任感還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比如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對小區建設的關注,對團體的無償投入等。    
    4中間階層具有一些現代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化可以分為一般政治心理和政治理念兩個層次。通常的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表層和感性部分,直接來自社會體驗和經歷。而政治理念則是政治文化中的深層和理性的部分,作為一種合乎邏輯的觀念,是長期政治社會化的結果。政治理念的特徵之一就是相對獨立性,其形成與狀態可能與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水平並不一致。政治理念的發展變化超前於或落後於政治發展的水平是經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後則是由於反映了舊制度、舊思想的殘餘,在人們的頭腦裡揮之不去。同時,政治理念的發展還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關於政治理念的特徵參見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頁。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積極——理性公民的跡象(2)

    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與公民權利。從訪談中可以體會到,中間階層普遍接受了一些現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雖然一些被訪問者並不認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運行可能帶來政治秩序的不穩定,甚至民主可能成為一些政治家實現個人權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內涵還是被中間階層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會反對「民主」這個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權利是中間階層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個現代政治理念,其意義絲毫不亞於民主理念。因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從來不強調個人權利的,集體主義與臣子理念是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觀念,而公民權利所強調的恰恰是個人權利與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會化的結果,或者是政治啟蒙的結果,與教育背景、認知能力及階層地位息息相關。與社會其他階層相比,中間階層在這一點上具有其特有的優勢。社會較低階層還遠遠沒有完成這種啟蒙,社會較高階層則由於其特權性的階層地位而很難完全接受這些理念。    
    5中間階層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對較高    
    從整體社會結構上,哪個階層都不可能具有「積極——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對於其他階層,中間階層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    
    與社會較低階層相比,中間階層的公民特徵更強。社會較低階層不僅政治認知較少,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認知能力相對較弱。同樣,社會較低階層的政治參與能力也較差,除了有暴力傾向的社會參與之外,他們缺乏足夠的能力以其他形式進行政治參與,特別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參與。比如,一個民工不能拿到應得的薪酬,或者忍氣吞聲,或者暴力威脅,或者到一些部門哭訴,這些都是個人性的,非常規性的。而一個律師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羈押或錯誤定罪,他可以通過媒體呼籲司法公正,得到律師協會的組織性幫助,其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一個民工。在社會參與動機上,社會較低階層很少因為利益之外的原因關注政治或進行政治參與,而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和政治參與的動機是多元的,很多時候出於社會責任感而關注政治和參與政治。    
    與社會上層相比,中間階層在政治能力上處於明顯的劣勢,而在事實上的政治認知、政治參與上,這種劣勢更加明顯。但是,社會上層的這種政治能力已經超越了公民特徵所應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稱為公民文化。因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義務,維護法律權利,而社會上層往往在超越這種法律權利和義務的層面上進行政治參與。而且,在政治參與的動機上,社會上層的社會責任感在中間階層面前並沒有什麼可誇耀之處。    
    6中間階層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徵的個體和群體最多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中產階層的優越性的一個證明是,很多優秀的立法者都來自中產的公民階層。」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頁。我們也可以說,具有公民文化特徵的個體和群體首先出自中間階層,中間階層是培養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會土壤。本研究的訪談也可以看出,雖然多數被訪問者不具有積極公民的特徵,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積極公民。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群體最接近積極公民的標準,但中間階層的積極公民並不局限在這個群體,而是分佈在所有中間階層群體裡面,包括白領,公務員,甚至一些中小企業的自營者。而且,最具有變革特徵的積極公民往往出自中間階層,其激情絲毫不亞於受到社會不公的社會底層。而且,這種激情往往不是源於個人的、直接的利益動機,其維持常常來自於社會與政治責任感,因此更加強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會中的「憤青」。「憤青」幾乎全部都是中間階層,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憤」不是因為對社會的「無知」,而恰恰是對社會的「有知」,瞭解、認識到了社會的許多陰暗面和社會不公正。也許「憤青」的觀點往往比較極端、偏執,但相對於普通大眾來說,他們的認知能力是較高的。    
    綜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當前大部分中間階層的心理特徵,我們很難說中間階層已經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時,中間階層已經表現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徵,至少中間階層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徵的部分。對於公民文化特徵十分缺乏的中國傳統社會,公民文化的形成是個緩慢而曲折的過程,傳統政治文化與現代政治文化不斷衝突和調適,伴隨著傳統與現代的「破」與「立」的對抗與妥協。這種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痕跡在中間階層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說適於中國國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結果上是政治穩定的保障,那麼其形成過程對於政治穩定的影響則是個未知變數。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異質化的共同體

    從內涵上,可以把中間階層看做一個共同體,他們在社會階層關係上具有相對的自主性,不被其他階層隨意支配,也不能隨意支配其他階層。中間階層具有「教育背景」這個共同的門檻,他們有相似的高學歷,相似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有共同的社會骨幹認同意識,都具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和理性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等等,這些都是中間階層的結合點。大部分被訪者承認「中間階層」的確實存在,這說明,中間階層是一種社會結構的整合,從某種程度上可以將一些社會群體看做一個共同體。    
    同時,中間階層內部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包括一些有共性的異質性特徵,還包括時段性和區域性特徵,幾乎所有中間階層的研究者都承認這一點。甚至,關於中間階層「大雜燴」的爭論持續不斷,許多研究者甚至據此否認中間階層的確切存在。我們在相信「中間階層」是個可供分析的共同體的前提下,還要承認中間階層確實遠遠沒有成為結構、意識與行動完全一致的共同體。由於各種共同或特定的原因,中間階層的各個組成部分在各個層面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本節所討論的中間階層「異質化」現象。    
    有些中間階層的結構異質化在不同的國家、地區、時期具有一些共性,另外的一些則是帶有明顯中國當前社會轉型的痕跡。無論如何,中間階層的異質化程度是個動態的過程,受各種因素的持續影響而不斷變化。    
    一「新中間」與「老中間」    
    最明顯的是「新」中間階層與「老」中間階層的區分。許多經典作家都提到了中間階層有「新」、「老」之分。馬克思的論著裡將中間階層看做兩部分,一部分是由企業主(個體手工業者)、小農場主(自耕農)組成的小資產階級,另一部分由經濟地位相對獨立的律師、醫生等所組成的專業技術階層,或資產階級的服務階層,兩者共同構成介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過渡中間層。隨著小資產階級逐漸衰落,而專業技術階層逐漸壯大,馬克思開始關注專業技術階層這一新興階層,而將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看做「老中間階層」。米爾斯也在其關於中間階層的專著中使用了這種稱呼,並對新中間階層從職業上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包括政府管理人員、大公司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知識分子、市場銷售人員、文秘人員等。參見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之所以稱之為「新」與「老」,區別在於西方國家兩種社會群體興起階段的差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是老中間階層的黃金時代,而20世紀後半段的現代社會是新中間階層的興起時代。而如果從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的社會轉型開始算起,這種時段上的區別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新中間階層與老中間階層同時出現並興起。發展至今,老中間階層仍然處在發展時期,即使也如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發展規律,老中間階層的衰落也是未來的事情。從當前中國的現實來看,本研究所分析的自營者屬於老中間階層,公務員、「事業人」(知識分子)和企業白領相當於新中間階層。    
    可以看出,所謂的老中間階層其實就是小資產者,所謂的新中間階層就是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這兩種人所憑借的資源完全不同,前者是資本,後者是專業技術。專業人員必須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在中間階層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對於小資產者並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但這並不是真正關鍵的,因為有些創業者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正是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來進行創業。真正重要的是,兩者在社會生存中所面臨的風險完全不同。小資產者在社會生存中有著更多的風險,比如,經濟政策的變化可能決定著他們事業的存亡興衰,商業競爭中的殘酷可能讓他們一夜之間體會天堂與地獄兩個世界。在當前社會轉型階段,雖然新修改的憲法從法律上保障了私有財產,參見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等內容。但小資產者對個人的財富並不真正放心。面臨風險和失敗,小資產者根本沒有選擇留下還是離開的自由,自己的事業和個人的身家性命是緊緊綁在一起的。而專業人員與所在「單位」的關係並非完全依附性的,所在組織的興衰成敗決定他們的事業高度、具體收入,但不決定他們的命運,在前景不妙的情況下他們可以選擇離開,另謀高就。甚至,他們在完全不同的事業方向上尋找新的出路,比如從公務員轉到企業白領,或者「下海」經商。當然,高風險意味著高回報,小資產者的夢想是一夜暴富,專業人員的夢想是步步高陞。這種風險的不同使得兩類不同的中間階層群體在政治意識和行為上表現並不一致,相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小資產者在政治意識和行為上更加慎重、保守。    
    即使是中小企業主,他們產業規模的區別很大,產業類別的區別也往往很大。比如,中等企業主在社會與政治參與上更加保守、穩健,而從事股票和金融等高風險的企業主要比製造業的中小企業主更加敏感。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職業群體的隔閡

    即使「新中間階層」,也是許多職業群體的「大雜燴」。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新的職業種類日新月異,不斷花樣翻新。專業技術人員的專業教育背景千差萬別,而且實際從事的職業上也越來複雜。所謂「隔行如隔山」,由於日常所面臨的工作習慣,不同的職業群體有時候很難進行交流。同時,職業的細化也局限了專業技術人群的交往。從現實來看,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交往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了。    
    這種職業隔閡特別體現在新中間階層的幾個大的類別上,即機關工作人員、知識分子和企業白領之間。從上述任何一個職業領域跨到另一個職業領域,往往意味著一個完全不同的職業方向。而且在現實中,這幾個領域之間的跨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體制障礙。比如,從機關下海意味著多年積累的「從政」資源的浪費,從知識分子跨越到「官場」意味著專業的放棄,而企業白領進入機關的機會仍然非常少。這樣,社會意識中仍然把機關工作人員、知識分子和企業白領看做非常不同的職業群體,他們自己也有意無意地在社會交往中體現和強化著這種區分。同時,在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上,三種職業群體也差異很大。比如,機關工作人員和體制性較強的知識分子更認同改革的艱巨性和漸進性,一般知識分子對現實體制的批評更多一些,而企業白領在政治意識上比前兩者更加疏離一些,即政治冷漠特徵表現得更明顯。如果說這種政治意識的差別有些模糊,那麼這幾種職業群體之間在政治行為上的差異更加明顯一些。具體而言,機關工作人員在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上更「規矩」一些,規定「動作」無論多麼不認同也一定要做,沒有規定的「動作」即使再關心也在行動上保持距離。知識分子往往為了一種理念而振臂一呼,而激發企業白領社會與政治參與更多的是現實利益的威脅。    
    三中間階層的細分    
    中間階層自身也是可以分層的。就如整個社會結構可以分為上、中、下一樣,中間階層也可以分為上、中、下等不同的層次,可以稱之為中上階層、中中階層和中下階層(其中,中上階層與社會上層具有交叉,中下階層與社會基層具有交叉,界限並不非常清晰)。    
    1中下階層。從收入上看,中下階層的收入要比工人階層要高一些,生活水平也要高一些。中下階層與工人階層的關鍵區別是,中下階層往往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背景和專業技術能力,不擔心自己的溫飽。中下階層已經基本滿足了生存需要,但還遠遠沒有達到過一種「體面」生活的水平。對社會影響力有限,通常要受外界的各種影響,受較高階層的支配程度較高,職場角色可塑性高。    
    2中中階層。相對而言,中中階層的收入水平要更高一些,而且也更穩定一些。這部分人群很多經歷了從中下階層上升到中中階層的社會歷練,生活的滄桑開始爬上額頭。他們可能已經有了房子或車子等象徵生活與職業穩定的資產。    
    3中上階層。中上階層中中間階層和社會上層的交叉,其中少數被提升到行政高度的人,已經成為社會上層的一部分,比如大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國家機關裡具有一定職級的官員,以及規模已經到了中上層次的企業主。    
    內部的上下流動性是中間階層最大的特點。社會結構中的分層等級系統的兩個頂端最為分明,其原因也正是在於這兩個頂端的流動性最弱。中間階層自身各層次間所形成的流動空間較大,每個部分都有繼續向上的可能性。中間階層流動性大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們安身立命主要靠的是自身所具備的專業技術、管理能力以及個人努力,不像社會較低階層那樣受出身的影響那麼大,也不像社會上層那樣受外界力量和運氣的推動作用那麼大。    
    在社會流動中,中間階層幾個部分所面臨的壓力是明顯不同的,因為他們流動的空間和慾望程度並不相同。中下階層的生活、職業還不穩定,向上的空間比較大,事業成功的慾望比較強。其中,許多從校門跨入職場不久的青年人都屬於這個階層。中中階層比中下階層的自主性更高一些,可以選擇繼續奮鬥向上,也可以選擇維持現有生活水平,因此,他們的上升慾望沒有中下階層那麼強烈。同時,相對於中下階層,他們的上升空間進一步縮小。並且,在社會變動較大或經濟形勢不樂觀的時候,中中階層還有一不小心落入中下階層的焦慮。中上階層的上升空間進一步縮小,其慾望也進一步降低。如果說從中下階層流動到中中階層更多的是靠專業技術和個人努力,那麼從中中階層到中上階層則更多地靠外界可以借助的力量,以及相當大的運氣成分。    
    因此,中間階層越靠下的部分,其上升空間越大,慾望越強,在接受社會變動上更加積極主動。相反,中間階層的靠上部分向上流動的空間較小,慾望較弱。由於他們現有的較高社會地位,在接受社會變動的時候,顧慮更多。同時,當中間階層面臨著向下流動的惡化的局勢時,雖然處在不同位置的中間階層都變得非常敏感,其反抗性都會非常激烈,但中間階層的靠下部分仍然會比靠上部分更加激進。    
    中間階層內部所包含的不同層次之間的差別,決定了中間階層自身在政治意識上成為牢固的共同體並不容易,成為行動的共同體更加困難。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知識分子」的分化

    如上節所述,教育背景是中間階層的門檻,較高的文化知識是中間階層的特徵。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可以把中間階層中的「新中間階層」部分等同於「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有許多學者持類似的觀點。比如,有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將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作為中間階層。    
    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知識只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裡,知識分子的界定最簡單,也就寬泛,就是指所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士」階層,但他們最多只是一個群體,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因為「知識」只是他們的一個社會特徵或資本,知識成為整個傳統社會精英的聯繫紐帶。他們進而為官入仕成為士大夫階層(官僚階層),上承神聖化了的皇室;退而歸隱為鄉紳,下通廣大鄉村的血緣宗法網絡,構成社會整合力量的中堅。我們可以說,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是沒有分化的,他們是和統治精英緊密結合、相互滲透的。    
    實際上,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以及社會的不斷進步,知識階層飛速壯大。根據官方的統計,1949年前的知識分子不足5萬人,發展到目前已有3000多萬人。參見《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北戴河親切會見部分國防科技和社會科學專家並與他們座談》,載《人民日報》,2001年8月8日第1版。同時,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分化。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社會轉型發之前,知識分子可以界定為「腦力勞動者」,或以某種專業技能為職業的人。這樣,就將社會管理者從知識分子中分離了出來,知識分子不再等同於統治精英。根據中國的國情,我們通常所稱呼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分佈在各種事業單位中,同時也包括企業單位和行政機關中的一些專業技術人員。    
    知識分子的分化還遠遠不止於此。在社會轉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各種企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一般不再被稱為知識分子,而被稱為「白領」;行政機關裡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官僚也不再被認同為知識分子,被稱為「公務員」;甚至事業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也不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被稱為「行政人員」。現在,知識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種事業單位的專業研究人員,以及從事文化事業的人員,比如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等。高等學校裡的學生則是各種知識分子分化類型的後備軍。    
    有時「知識分子」具有人文關懷的涵義。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腦力勞動者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分條件。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認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頁。這種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其實局限於「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知識分子的範圍被進一步縮小。甚至,以往還將知識分子當成一個具有階級特徵的群體,認為只有利用知識進行勞動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否則,「利用知識和腦力進行階級剝削」的知識分子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參見梁初鴻:《知識分子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腦力勞動者階級》,載《蘭州學刊》,1995年第2期。    
    知識分子的這種分化就像抽絲剝繭,最先剝去的是和統治精英結合最緊密的部分,也是最保守的部分;剩下的則是和統治精英最疏離的部分,也是最富於批評精神和積極政治參與的部分。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事業單位的專業人員和文化事業人員)比企業白領和公務員更加激進,而公共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子中最激進的一個人群。亨廷頓曾描述中間階層各個組成部分的區別:首先出現在社會舞台上的中產階級分子一般是具有傳統根基但又有現代價值觀的知識分子,接踵而來的便是逐步增多的公務員、軍官、教師、律師、工程師、技術人員、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只有不在官府當差和不經商的人才最傾向於反抗、暴力和革命。在中產階級中最傾向於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背離是革命的先兆。事實上,預示反叛來臨的倒不是知識分子的背離,而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集團的崛起。在大多數情況下,知識分子不可能背棄現存的秩序,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是現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是天生的反對派,他們在社會舞台上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潛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於他們效忠的對象改變了。知識分子帶有革命性幾乎是處於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裡的普遍現象。    
    ……城市是國內反對派的中心;中產階級是城市反對派的集中點;知識分子是中產階級反對派內部最活躍的集團;而學生是知識分子內最有內聚力也最有戰鬥力的革命者。引自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5頁。這樣,從知識分子的分化角度來看,中間階層也是一個異質化的共同體。知識分子的分化並不僅僅是職業領域上的,其分化還體現在政治意識與政治參與取向的差別上。    
    當前構成中間階層的大部分人群的教育層次較高,可以認為是各階層中所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群體集合。雖然城市中間階層並不等同於城市知識分子階層,但教育背景成為跨越城市中間階層的門檻。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城市中間階層中只有一部分從事知識分子職業,但他們某種程度上都存在著城市知識分子情節。這種城市知識分子情節使得他們彼此認同,同情社會弱勢群體,具有社會責任感,關心政治局勢,具有民族主義意識,對社會事物具有天然的批判傾向。    
    同時,中間階層處在中國社會轉型這一特殊環境中,除了個人生活以及經濟活動之外,難以充分參與到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去,在扭曲的市場經濟觀念中個人意識空前膨脹。經濟理性是城市中間階層教育背景的副產品,也是階層分化中求生存的生活體驗。在這些條件下,中間階層從傳統意識形態走出來,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具體表現為,對於存在利益衝突的其他中間階層群體怨言叢生,對社會弱勢群體保持著距離,在社會責任感面前精明地算計著個人得失,政治無知、冷漠。    
    中間階層正是混合了市場轉型與傳統知識分子這兩種特徵,導致了一種意識領域的分裂與衝突,前文將之稱為中間階層的「市場知識分子」情結。中間階層在意識與態度上的衝突綜合表現在各個層面,出現了令人困惑的場景。在階層意識層面,在中間階層內部彼此認同屬於同一個社會層次,並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場分配機制的中間階層對主要依靠不合理傳統體制分配的中間階層並不認同,並存在利益上的實際衝突。在政治認同層面,對政治明顯冷漠,缺乏政治認知,對公共部門持保留態度;然而,中間階層的國家觀念強烈,可以在一些場合與契機中很容易被激發出愛國熱情,甚至有民族主義傾向。在個人利益與社會責任的權衡層面,中間階層懷有社會責任感,即使不能顯性地表現出來,也隱含在其骨子裡;然而,在個人利益面前,中間階層會堅決地維護個人利益,並表現出理性人特有的精明與妥協特徵。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分配模式的二元性

    中國台灣地區的中間階層根據出身的不同分為「本省籍」(祖居台灣,與國民黨關係不大)中間階層和「外省籍」(籍貫在中國內地,先輩大多是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潰敗到台灣的移民,與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中間階層。20世紀80年的一份針對中間階層的調查顯示,作為整體,台灣的中間階層比其他階層具有更強的民主觀念,可是他們的政治效忠對像卻是分裂的。外省中間階層幾乎全部支持國民黨的民主改革,而本省中間階層更支持民進黨等反對派力量。外省籍中間階層既支持民主理念,又支持權威的民主改革,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反對力量的「台獨」傾向讓他們難以認同,他們從感情上更支持和他們共同渡海而來的政黨。這種歷史的原因,通過政治支持的世代遺傳,上一代對國民黨的政治支持透過家庭生活,影響了下一代。    
    中間階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轉型期也存在其特有的一種異質性特徵,就是第二章中所得出的「二元資源分配機制」。對於本書中所舉出的幾個典型的中間階層群體,包括企業白領、政府機關基層公務員、事業單位專業(知識分子)與管理人員和中小自營者(包括中小企業主、知識個體和房產出租者等)。這些社會群體之所以被共同歸類為中間階層,是因為他們在社會資源獲得能力與獲得量上類似。然而,在中間階層內部的各群體之間,它們的社會資源與利益來源並不相同,存在「體制——市場」兩個維度。以往的「政治分層」影響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步轉化為以體制權力為基礎的「體制分層」影響,體制權力在相當程度上參與、甚至控制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與相對意義上的「市場分層」機制相抗衡,形成了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特定的社會資源分配格局,這就是階層分化中體制權力與市場機制同時發揮社會資源分配的「體制——市場」機制。    
    「雙色蛋糕理論」可以描述中間階層內部各群體之間資源獲取來源的差異。如果把從市場機制獲取的資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傳統體制種獲取的資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在當前從傳統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渡時期,社會中個人所獲取的資源就是一個由奶油和巧克力兩種成分做成的雙色蛋糕。如果把體制和市場分別作為一條線段的兩端,中間階層的不同群體將佔有這條線段的不同位置:1基層公務員,最接近權力,也最遠離市場;2中小規模自營者,資源來源完全市場化;3企業白領,更接近市場;4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佔據了大面積的模糊帶,同時擁有體制內的資源和市場化資源;5「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傳統體制獲得原始房產資本。在體制資源和市場配置之間,中間階層總能夠抓住一塊屬於自己的大小適中的蛋糕。    
    相對於前面所述的其他中間階層異質性特徵,這種經濟性的分裂更加深刻。如果說前述的異質性所帶來的是共同體意識的淡漠,以及行動的不一致;那麼,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的分裂,導致了中間階層內部組成的衝突特徵。因為,體制分配與市場分配並非和睦共處的兩種機制,而是存在著博弈的競爭與衝突。這種衝突體現在:資源流向傳統體制分配得越多,依靠市場獲取資源的中間階層群體所獲得的份額就越少,或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獲得等值的資源;社會資源存在著二次分配,靠向體制分配的中間階層群體在資源二次分配中佔有相對優勢,致使靠向市場分配的中間階層群體處於被相對剝奪的地位;權力體制直接介入到市場分配中,與市場主體爭奪資源;等等。比如,國民教育和醫療機構的高收費的背後都有著體制壟斷的因素,從事這些行業的中間階層群體從這種體制優勢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間階層卻要為這種壟斷付出很多代價。    
    小結新階層的發展衝突【1】一「砌牆模型」在一個新興階層已經粗具雛形之後,是否能夠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結構格局的重要力量,要受到多個特徵因素的影響。假如我們把階層力量比喻成一堵牆,新階層的興起的過程就是一個砌牆過程。這面牆是否足夠寬廣、結實,預示著這個階層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要把這堵牆砌好,同樣受到多方面的影響。    
    1足夠的社會數量或比例。如果人數總量上不能在社會結構中佔到一席之地,當然也談不上這個階層的力量。而且,如果沒有一定的社會比例,我們最多只能說這只是一個社會群體,而不能成為一個公認的階層。當然,什麼樣的比例能夠保證這個階層的力量,並沒有確切的標準,但至少使人隨時都能感受到這個階層的存在。足夠的社會比例,相當於足夠的磚石。沒有足夠的原材料,就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當然也不能造出強大的牆來。    
    2行動能力。如果社會比例只是保證了階層的「量」的話,那麼活躍的個體社會與政治參與能力則保證了這個階層中每個個體的「質」。只有「量」和「質」的結合才能夠產生足夠的階層力量。參與能力決定於這個階層的經濟水平、教育層次、理性程度等。行動能力相當於磚石的質量。如果原材料的質量有問題,無論擁有多少材料都不能造出合格的產品,砌出的牆無論多麼寬廣、厚實,都不堪一擊。    
    3同質程度。也就是這個階層內部的進一步細分與不協調程度。同質化因素之所以能夠影響階層的力量,因為如果階層存在許多內衝突,就會影響這個階層的行動一致性。分化嚴重的階層往往不能形成合力,在社會階層格局中無所適從,最終成為階層資源配置中的看客。階層的同一程度相當於磚石材料的多樣化程度。單一的原材料可以使所砌的牆方方正正,更加堅實;而多種多樣的磚石則難以配合,所砌的牆也凸凹不平,很容易在外力的衝擊下倒塌。另外,如果多種磚石能夠相互配合,則並不影響牆的堅實程度,甚至更加堅實。    
    4社會聯繫與組織。階層力量是一種集體力量,如果個體之間彼此找不到結合點,這種集體力量就無從形成。即使階層所包含的數量很大,質量很高,如果沒有社會聯繫和社會組織作為平台,這個階層也僅僅是眾多孤立個體的簡單加總,而不能形成階層的一致力量。階層的社會聯繫與組織就相當於一個好的磚瓦匠,能夠將散落的磚石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從而才能形成牆的力量。從散落的磚石,到有機組合的牆,是一種飛躍,是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過程。    
    5階層文化。如果說上述各種「物質性」因素對於階層力量的壯大都必不可少的話,那麼「精神性」因素對於階層力量的形成同樣不可或缺。階層文化是階層特徵之一,是階層凝聚力的來源,是階層成員之間彼此認同、相互協調的軟性環境。是否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階層文化,也是辨別階層是否成型的重要指標。階層文化相當於磚石間的泥灰,是磚石的膠粘劑、潤滑劑、補平劑。沒有泥灰,無論磚石的質量多好,羅列得多麼精緻,放在一起總是顯得生硬,顯得漏洞百出,經不起敲打。    
    綜合以上對階層力量的分析,以及「砌牆」的比喻,可以形成一個比較直觀的關於階層力量的模型,如圖5-1所示。當然,這個模型將階層力量的各種因素大大簡化了,只是有助於我們把握主要方面,而現實社會中的因素則要複雜得多。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發展中的兩難與衝突

    將前文中有關中間階層各種特徵的分析,與「砌牆模型」相互對照,可以更直觀地觀察中間階層的發育現狀與趨勢。從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中間階層力量因素中都包含著兩面性和衝突,使得中間階層的成長受到制約,導致中間階層未來發展的曲折性。    
    1膨脹趨勢與社會容納能力有限的兩難    
    中間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比例呈現越來越壯大的趨勢。這種趨勢的直接推動力量來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成為中間階層的強大後備軍。即使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思路得到修正,這種高等教育膨脹化的勢頭也不會在短期內放慢腳步。而且,當前高等教育平台已經多元化,「計劃外」的高等教育渠道越來越大,口徑越來越大,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並不會立竿見影。我們有理由相信,中間階層時代的到來勢不可擋,其成為社會主流只是時間問題。    
    一方面,高等教育產業口徑迅速增長,中間階層後備力量迅速膨脹,中間階層職業成功的期望高漲;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好像有些措手不及,並沒有準備好接納蜂擁而至的中間階層,也沒有為中間階層的發展需求提供足夠的空間。從而,就業和職業發展成為中間階層沉重的壓力。就像投入大量成本經過雕琢的產品迫切期望證明自己的價值,但卻難以找到肯出合適價錢的買主,造成了產品積壓;即使找到商家,也對受到打壓的價格感到不滿。這種瓶頸式的衝突導致中間階層的普遍焦躁情緒。社會生存和競爭壓力雖然並非中間階層所特有的,但中間階層的預期比其他群體更大。比如,在當前中國現實國情中,社會較低階層大多和出身有關。即使不能實現向上流動的願望,也會有一種宿命感,不會產生太大的社會壓力。而中間階層在社會競爭中投入大量成本,特別是教育成本,對未來的社會位置有明確的期望,實現向上流動的動機很強。同時,中間階層的內部流動性相當大,給了每個人成功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向上流動的慾望很強。    
    2能力與行動的距離    
    中間階層從開始發育起就與知識精英緊緊聯繫在一起,當前的高等教育更是成為跨入中間階層的門檻,所以中間階層的政治認知能力較強。中間階層是當前社會的骨幹,具有一定的社會資源獲取能力,因此,其活動能力較高。同時,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使得他們的這些優勢並沒有充分轉化為政治認知能力和社會、政治參與能力。對於正式的政治參與,他們大多表現為政治冷漠;對於社會運動,他們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即使對於和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集體行動,他們也越來越以理性的眼光計算著個人得失。中間階層從傳統知識分子身上繼承而來的適合責任感,與市場化中的理性發生了衝突,其批判精神在大多數情況下失去了鋒芒。這種兩面性也導致了中間階層在社會生活中意識上的自我困惑、痛苦,與行為上的取捨矛盾。    
    3整合與分化的衝突    
    企業白領、政府機關基層公務員、事業單位專業與管理人員和中小自營者(包括中小企業主、知識個體和房產出租者)等社會群體,它們之所以被共同歸類為「中間階層」,是因為他們在社會資源獲得能力與獲得量上類似。然而,中間階層本身是多個社會群體的堆砌。從經濟要素上,中間階層可以劃分為以個人專業能力為基礎的「新」中間階層,以及以資本增值為基礎的自營者;從職業種類上,中間階層可以劃分為公務員、企業白領、知識分子等;從中間階層自身的層次上,可以繼續細分為上中間階層、中中間階層和下中間階層,每個層次存在較大差異。    
    更本質的階層分化表現在其內部各群體間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並不相同,存在「體制——市場」兩個維度。「雙色蛋糕理論」可以描述中間階層內部各群體之間資源獲取來源的差異。如果把按市場機制分配的資源看做白色的奶油,把按傳統體制分配的資源看做黑色的巧克力,那麼中間階層個人所獲取的社會資源都是一個由奶油和巧克力兩種成分做成的「雙色蛋糕」。體制分配與市場分配並非和睦共處的兩種機制,而是存在著博弈式的競爭與衝突。這種資源分配的分歧反映在社會認同與交往上,依靠不同機制獲得社會資源的中間階層群體之間彼此疏遠。    
    4社會聯繫約束與需求的衝突    
    廣泛的社會聯繫與有效的社會組織對中間階層個體的社會參與意義重大。即使中間階層內部充滿了各種異質化因素,其共同體因素仍然可以使鬆散的中間階層得到社會整合,這種整合的平台就是各種民間社會組織。社會組織是中間階層社會整合的必要條件。而提供這種社會聯繫的有效載體或平台,就是一些社會團體和組織。但由於制度約束,我們當前的民間社會組織極其匱乏,不能有效填補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留下的大量空間,這種社會組織的缺失使中間階層失去了整合平台。傳統上的工會、婦聯、共青團、工商聯以及各種專業協會等,它們從本質職能上屬於政治控制社會外圍機構和行政管理機構。這些組織雖然比較正式,有體制的依托,但它們對中間階層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已經呈現出弱化趨勢。社會組織缺失,缺乏足夠的社會聯繫,導致了當前中間階層社會聯繫範圍非常狹窄、社會參與渠道狹窄、政治態度消極,缺乏足夠的社會整合。    
    同時,中間階層仍然具有社會聯繫的渠道和潛力。中間階層是當前各種社會團體的骨幹,是有積極社會交往需求的群體,成為各種新興社會交往渠道的倡導者。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為中間階層提供了幾乎無限大的交往空間。    
    5政治冷漠與公民性特徵的衝突    
    中間階層混合了多種政治文化類型的特徵,具有很多公民文化的特徵或跡象。這些特徵包括:中間階層在法律層面上的公民意識較強,恪盡公民責任,維護公民權利,在社會衝突中更傾向於考慮法律層面的解決途徑;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潛力較高,一旦中間階層開始關注政治,可以迅速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認知與政治參與,可以對政治形成一種持久的壓力;中間階層有明顯合作傾向,集體行動的組織能力較強,從而降低了個人所承擔的政治成本和政治風險,並增加了社會參與中的談判能力;中間階層具有更多元化的社會參與動機,除了最直接利益動機,社會責任感也是公民參與的重要推動;中間階層具有一些現代的政治理念,較早完成了啟蒙,在社會生活中強調民主政治與公民權利,對傳統的集體主義與臣民理念具有批判精神;相對於其他階層,中間階層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更高一些,人數比例更多一些。    
    同時,中間階層在政治文化上距離理想的「積極——理性」公民仍然十分遙遠,他們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更多地表現為政治冷漠、政治認知有限和政治參與能力有限。我們很難說中間階層已經形成了公民文化;另一方面,中間階層已經表現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徵,至少中間階層是整個社會結構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徵的部分。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曲折中的發展變數

    中間階層仍然處於萌發時期,在數量上仍然屬於社會各階層中的邊緣力量。每個社會的每個新興階層都有一個長期發育的過程,當前中國的城市中間階層也不例外。20世紀80年代肇始的中國社會轉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中間階層還沒有發育為完全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另外,中間階層存在缺乏發揮社會影響力的民間社會組織平台、內部存在明顯的異質化等特徵。但中間階層自身是發展變化的,隨著其社會與政治環境的不斷調適和變化,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有逐漸壯大的可能。    
    這種變數就蘊含在中間階層發展的兩面性之中。中間階層發展的兩面性是整個社會轉型衝突在中間階層身上所留下的特徵。也就是說,中間階層的各種內在衝突並非不可改變的階層屬性,而是其特殊發育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狀態。這種全方位的內在衝突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了許多社會情景的外部約束因素的制約,特別是傳統體制的慣性延續。這種約束條件本身是在不斷演變的。隨著中間階層的外部條件的變化,中間階層的內在衝突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社會轉型衝突導致了中間階層發展所遇到的曲折性,這種曲折性會伴隨社會轉型中許多根本矛盾的解決而解決,或者由於社會轉型矛盾的加深而加劇了中間階層發展的內在衝突,或者由於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其他矛盾而導致了中間階層發展的新衝突。相應於上述「砌牆模型」,中間階層的發展變數分別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社會宏觀經濟形勢較好的環境中,對中間階層膨脹的容納能力提高了,其准入和內部的向上流動就會受到較小的制約,中間階層的發展就會順暢。相反,在經濟形勢發生大的波動的時候,就會突然壓縮中間階層的發展空間,中間階層對社會的破壞力就會凸顯。    
    2當政治參與的新途徑進一步增加、實質性的政治參與逐漸代替形式性的政治參與,中間階層的知識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就能夠更多地轉化為良性的、制度性的政治參與,使中間階層在社會格局中的力量得以表現。否則,中間階層的政治參與就會繼續成為一種隱性可能,在各種社會突發變動中可能被激發,成為爆發性的不穩定因素。    
    3中間階層的利益一致化程度是個變數。中間階層異質化的關鍵並不是各種職業群體的表明細分,而是「體制——市場」二元分配機制所帶來的中間階層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這種二元分配機制會逐漸向市場方向傾斜,其導致的矛盾也會逐步得以消除。    
    4中間階層的社會組織化程度是個變數。如果對中間階層組織交往渠道持續嚴厲管制,他們的正式交往平台就會繼續萎縮,中間階層在缺乏社會聯繫的情況下就不能變現其階層力量。同時,各種非正式的交往平台也會在強烈需求中不斷滋生出來。因為社會自身的需求、社會群體的多元化、世界的發展趨勢、信息聯繫的空前便利等各種因素對這種控制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壓力,社會組織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長衝動。一旦中間階層取得社會組織平台,其社會與政治影響力將明顯增加。    
    5從發展趨勢看,中間階層的公民特徵會逐漸增強,距離負責——理性的公民階層越來越近。當然,也存在中間階層在社會格局中被邊緣化的可能,他們成為無足輕重的社會力量。那時,中間階層可能失去應有的理性和負責精神,演變為政治冷漠,或者狂熱的激進階層,這些都可以在歷史進程中找到先例。    
    總之,中間階層已經作為一個新興階層粗具雛形,並在各個方面顯示著逐漸壯大的力量。同時,中間階層的發展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每一個因素都有內在的衝突和兩難,使得其發展充滿曲折。而且,中間階層的這些衝突並非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孤立的,會伴隨著社會轉型的進程而出現各種變數,使得中間階層力量的發展成為未來的變數。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

    在當代世界,隨著老中間階層的衰落、新中間階層的興起,階層結構變遷與分化日趨複雜,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用並不清晰。特別是各國階層分化並不同步,加劇了中間階層研究的複雜性。學者們各自的考察環境不同,基本立場不同,對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用存在很大的分歧,有關理論眾說紛紜,各執一詞。    
    馬克思對中間階層的政治傾向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一貫的判斷,其關於中間階層的論述散見於其龐雜的論著中。其原因有三:首先,中間階層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中處於邊緣地位,只是到了其晚年的時候,中間階層才真正走入馬克思的視野;其次,由於時代變遷,馬克思著作中所提到的中間階層所指代的具體對象並不相同;而且,馬克思對中間階層的看法本身是處於不斷更新、變化之中的。    
    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就是封建時代的中間階層,他們曾經是革命的推動者和勝利果實的獨佔者。從市民階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它在封建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它在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政權裡奪得了獨佔的政治統治……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頁。馬克思在早期的文獻中所指的中間階層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包括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等。無論在政治傾向性和階層力量上,馬克思都沒有對中間階層寄以厚望。總體上,馬克思認為中間階層具有兩面性、搖擺性和投機性等特徵,甚至是反動的。但在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地位、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社會裡,他並沒有為中間階層留下足夠的地位。馬克思相信,中間階層將會分化,特別是將無產階級化,使得兩大階級對立的形勢更加明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做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頁。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裡,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    
    「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中等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就不免要隨著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愈益緊密地靠攏無產階級」。「中產階級……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頁。馬克思還預言中產階級將會被消滅,其中大多數成員將跌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只有少數升入資產階級中去,顯然這一情形並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特別是以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為主的新中間階層的興起,引起了晚年馬克思越來越多的關注,不得不承認中間階層逐漸壯大的事實,對以往「階級鬥爭簡單化」的觀點形成了衝擊。在論及新興的職業中間階層時,馬克思認為: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中間階級的大部分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直接依靠收入過活,成了作為社會基礎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負擔。同時也增加了上流社會的安全和力量。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頁。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時更明確指出了中間階層不斷增長的趨勢: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剩餘價值理論》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頁。如果馬克思認真研究關於中間階層的新發現,他也許有可能重新考慮他的革命理論。可惜他晚年的這些新的發現、新的觀點瞬息逝去,並沒有從這裡突破他已建立起來的理論。    
    持新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學者大都繼承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認為興起的新中間階層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中間階層將按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模式發展,最終將和無產階級在所有重要方面都結為一體,接受社會主義。中間階層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著根本的共同利益。隨著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階級間鬥爭的加劇,它將迅速加入到無產階級行列中來。極少數中間階層的上層可能投向資產階級,但是他們無論在人數上,還是在力量上都無足輕重。    
    毛澤東在論及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前的中間階層時,首先界定中間階層的政治立場,然後才去「定位」什麼階層屬於中間階層。他認為,中間階級並非指一切介於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所有階級,而是指那些具有兩重性的階級,是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階級。「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是毛澤東對中間階級政治態度和心理狀態的最生動的描述。經過分析,毛澤東認定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當時的中間階層,「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而與現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更為相近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則是革命的同盟軍,「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如果對「小資產階級」進行細分,可以劃分為經濟寬裕的、經濟自給的和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相關引述參見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頁。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眾說紛紜的西方觀點(1)

    當代西方關於階層分析的主要理論源於韋伯,大都可以歸為「新韋伯主義」。在中間階層問題上,西方的各種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包括傳統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中間階層理論)的主要分歧在於中間階層的獨立性上,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在分類標準上。根據馬克思主義的一元化階級分類標準,中間階層既不是依靠資本來搾取工人階級的剩餘勞動價值,也不是像工人階級一樣靠出賣勞動力取得維持生存的報酬,所以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或階級。而韋伯則將階層分類標準擴展為經濟、聲望和權力等綜合指標,當代西方對於中間階層的界定雖然並沒有固守韋伯的標準,但已經將中間階層的界定實現了多元化,從而認為中間階層總體上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    
    其次,在具體分析中。傳統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把中間階層作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來討論,這除了在理論上受傳統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分法」的制約,更重要的是,中間階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還沒有發育成熟。新馬克思主義雖然承認了中間階層的壯大,但大多仍將中間階層當做傳統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或傳統無產階級的新形式、新發展方向。當代西方中間階層理論則大多將中間階層看做一個獨立的階層,而不是一個依附性的階級,這種獨立性不僅表現在中間階層人數的增多,還表現在其獨立的社會作用上。    
    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馬克思主義對中間階層的論述主要局限在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之內,主要討論中間階層在立場上是傾向於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新馬克思主義的中間階層理論仍然如此。而當代西方關於中間階層的討論則突破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框架,主要從中間階層的各種社會功能上來理解中間階層的作用,即使在政治領域也更多地獨立論述中間階層的影響和立場;同時,當代西方各種理論自身並不一致,往往各執一詞。    
    韋伯雖然沒有直接論述到中間階層,但從他的社會分層理論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不認同中間階層的革命性。除了馬克思所提出的階級劃分的經濟屬性標準之外,韋伯還提出了另外兩個標準: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身份認同)。參見韋伯:《支配的類型》,台灣新橋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頁~87頁。這種多元的階級屬性,使得韋伯與馬克思強調使用階級鬥爭概念不同,韋伯主要使用階級行動概念。韋伯認為中間階層不一定形成共同的階層意識和有組織行為,把與中間階層相關的階級鬥爭討論範圍限在經濟衝突之內。參見李強著:《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頁。    
    有的學者對中間階層充滿了信心和期待,認為西方社會正在或已經中間階層化,全體新中間階層的人數和權力將繼續增長,最終發展成獨立的階級。它將取代其他階級,起到推動現代社會運轉的中樞作用,是下一個統治階級的候選人,下一個歷史時代是屬於他們的。    
    自由主義者認為中間階層是民主的維護者和爭取者。自由主義是西方最認同的政治意識,它以個人為中心,企圖擴大個人的政治權利,並增加個人保持政治見解及參加政治活動的正式機會。自由主義認為,一旦個人取得了這些權利,它自然會對政治產生敏感並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奮鬥。因此,自由主義者判定西方民主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在於中間階層的壯大。20世紀最後20年的民主化浪潮,激發起無數學者的研究熱情。探索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發生機制時,中間階層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受到重視。特別是在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如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中間階層被認為是推動民主化的決定性力量。亨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運動不是由地主、農民或產業工人(除了在波蘭)來領導的,幾乎在每一個國家民主化最積極的支持者是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參見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77頁。這樣,中間階層的壯大成為民主化的前提條件之一。    
    還有些學者持有比較保守的觀點,認為中間階層的在社會屬性和政治面貌上仍然屬於資產階級。這一點,對於那些期望成為地位集團的中間階層來說表現比較明顯,可以在特定歷史材料的分析中找到佐證。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中間階層,是當時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社會力量基礎,給德國以至整個世界造成了巨大動盪和傷害。法西斯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既反對大企業、又反對大工會的中間階層運動。這種政治傾向來自中間階層的一種失落:工人階級和上層資產階級運動佔據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中間階層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視。因為,中間階層感到了兩方面的壓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斷成長的團結起來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機構。這樣,即使當時的中間階層經濟地位改善了,其極端主義傾向仍然有它的必然性。李普塞特分析到:在不同的國家,最「不滿的」情緒可能來自不同的階層或階級,有些國家是新出現的工人階級;而在有些國家,這個階層可能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對獨立的創業者。參見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會的政治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頁。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眾說紛紜的西方觀點(2)

    米爾斯的觀點與所有上述觀點不同,他認為中間階層根本就不能發揮政治作用,提出了獨樹一幟的中間階層「後衛政治」觀點,辛辣而形象地刻畫了中間階層的政治冷漠:許多人掙脫了流行的信仰的束縛,卻沒有找到新的信仰,因而不理解也不注意任何政治問題。他們是政治的局外人。他們既不是激進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對派,他們是逍遙派,是置身事外的人。如果我們同意希臘人對白癡的定義,認為白癡就是獨善其身,那麼我們不得不說,今天相當大一部分美國公民都是白癡。參見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頁及最後一章的相關論述。他明確反對「白領權力行將崛起」的理論,認為他們之間沒有形成共同政治運動的現實基礎,並從大眾媒介、社會結構、政治環境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釋。    
    持功能主義主義觀點的學者認為,中間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緩解社會衝突的力量。中間階層即使沒有上升為獨立的社會力量,但他們的人數和權力將繼續增長,也將在保持不同階級總體平衡的社會機制中發揮政治穩定作用。作為階級平衡的重要因素,他們使得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延續下去。中間階層的發展將阻止無產階級化的蔓延,在勞資間起緩衝作用。由於新中間階層繼承了老式中產階級的某些作用,同時又和普通工人有聯繫,他們也將和這兩部分合作,從而成為跨越階級對立的橋樑,減少階級衝突。他們是階級利益的平衡器和穩定器,為社會帶來和諧,促成沒有階級爭吵的新型社會團結的產生。所以,所有希望通過選舉或革命獲得權力的陣營或運動都會考慮投中間階層之所好。    
    這種觀點源遠流長,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時的亞里士多德,這也是最早論述中間階層政治作用的學者,他明確提出了中間階層維護城邦政治穩定的功能。亞里士多德對中庸之道十分推崇,並將這種政治哲學和正義觀緊密相連。參見王巖:《公正是一切德性的總匯——亞里士多德正義觀探析》,載《江海學刊》,1996年第3期。在他看來,人們的一切社會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動存在著過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種狀態,遵循正義即遵循中庸的行為標準。決定國民階層地位的是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間階層擁有適當的財富,最容易聽從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階層。所以,中間階層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階級爭鬥中的力量平衡,能夠維護城邦政治的穩定,防止政體向任何一個極端演變。若城邦中嚴重缺乏中間階層的力量,就可能導致兩個嚴重對立的階層之一掌握政權,成為不穩定的平民政體或寡頭政治。    
    由中產階層構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這類公民在各個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顯然,最優良的政治共同體應由中產階層執掌政權,凡是中產階層龐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餘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餘的階層。中產階層參加權力角逐,就可以改變力量的對比,防止政體向任何一個極端演變。因為一個政府轄有數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實在是極大的幸運,因為在有的人家財萬貫,有的人身無分文的地方,就可能產生極端的平民政體或登峰造極的寡頭政體,從兩種非常形式的政體中都可能產生出僭主或暴君制來。僭主制可以產生於極其魯莽的平民政體或暴虐的寡頭政體,相形之下產生於合乎中道的或其中沒有太多差別的政體的可能性就大大減少了。……毋庸置疑,適中的政體是最優秀的政體……平民政體比寡頭政體更加穩定和持久,就是因為平民政體中的中產階層人數和中產階層在政體中的地位都超過了寡頭政體。若是一個政體缺少了中產階層,窮人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那麼內亂很快就會發生,城邦也隨即歸於解體。……為何大多數的政體不是平民政體就是寡頭政體?因為在這些政體中,中產階層的人數常常少得可憐。……愈接近合乎中道的政體必然愈好,而離之愈遠的政體必然愈惡劣。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7頁。三國內眾口一詞的「穩定器說」    
    我國學者在論及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用時,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極具功能主義色彩的觀點,即認為中間階層具有能夠維持社會穩定、政治保守、體現社會主流價值觀和充當階層衝突的緩衝等特徵。甚至將這種觀點作為分析、研究的無需辯駁的預設前提,常常推出應該大力培植中間階層的結論。本研究把這種觀點稱為「穩定器」說。    
    在許多長期關注社會分層的學者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種分析思路,並在其著述中一貫地體現出這種傾向:為說明中間階層衰落的社會後果,我們先來看看中間階層的社會功能。一般說來,在任何社會中,中間階層都是維繫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在政治上,中間階層起到中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在思想上,它維護穩定的占統治地位的(或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在經濟上,它是最主要的消費群體。我國傳統中間階層地位的下降,顯然是當前對於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參見李強:《社會分層與貧富差別》,鷺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頁。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眾說紛紜的西方觀點(3)

    「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使得全社會的貧富差距程度大大縮小。作為貧富之間的過渡群體,中產階級起到了使社會上層與下層對立和衝突得到緩解的作用。」參考李強:《關於中產階級與中間階層》,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2月。除了理論探討,在實證性的調查報告中「穩定器說」也被作為一個公理性預設,成為數據和結論之間邏輯分析的傳承環節。比如有學者在調查認為社會中間層的匱乏之後,就以中間階層的社會穩定作用為預設,以政治穩定為目的,順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社會結構的結論:歷史經驗表明,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中間層規模小,並且佔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層佔據了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佔人口多數的下層處於貧困狀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那麼這個社會就不會穩定,就有可能發生社會動盪甚至戰爭和革命。相反,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比較合理,經濟社會分配差距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從事體面的職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生活比較安定。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社會的主導價值觀有較強的認同,他們與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利益一致,他們同時也是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型消費群體,他們還是社會變遷中緩衝社會矛盾的穩定力量。無疑,在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中,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一般都不會很大,或者不會那麼尖銳,大多數社會成員很少對社會感到不滿。這樣的社會是穩定的、最可持續發展的。參見陸學藝主編:《中國現代社會階層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中間階層的社會功能具體表現為: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示範功能……2現代化社會價值觀及社會規範的創建、引導功能……3社會利益矛盾的緩衝功能。在社會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會分層結構中,中間階層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於中間狀態,其一旦獲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會認同,便有可能發揮該階層的「中間價值」——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以緩和上、下兩層的矛盾衝突。陸學藝主編:《中國現代社會階層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頁。關於中間階層政治取向與作用的理論多種多樣,但令人驚訝的是,國內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引用中間階層「穩定器說」。並且,這種理論經過廣泛的傳播,國內的媒體、官方和民間大都接受了這種觀點。在這種背景下,學者更有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陷入武斷、簡單的理論誤區。    
    第二節對「穩定器說」的審慎【1】一「穩定器說」的反例由於我國中間階層仍處於萌發的階段,從經驗上無法驗證其政治作用到底如何。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壯大的中間階層在社會轉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來佐證或質疑中間階層「穩定器說」的可信性。    
    「穩定器說」強調了中間階層在維護政治秩序、充當階層衝突緩衝的作用。這一理論在邏輯分析上自成體系,在現實經驗中也可以找到許多佐證,本研究不再討論。同樣,我們也可以在現實經驗中找到許多反例,質疑中間階層並不簡單地是維持政治秩序穩定的力量。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運動,絕大多數不是由地主、農民或產業工人領導,幾乎在每一個國家民主化最積極的支持者來自城市中間階層。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三聯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特別是東亞國家的中間階層,他們是反對權威體制的主體力量。李路曲:《東亞的中產階級、市民社會與政治轉型》,載《當代亞太》,2000年第11期。    
    直到1987年韓國政治轉型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學者都對中間階層的作用持消極、懷疑和保留態度。他們認為,韓國中產階級自私、保守,不足以在民主政治轉型中擔當重任。但實際上,表面沉默無情的中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潛在政治力量。當社會出現重大政治經濟危機時,這種潛在的政治力量就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力量。1985年2月以後,韓國中間階層逐漸走到民主化運動的前台,與青年學生和其他階層聯合掀起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並成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規模民主化鬥爭的中間力量引自郭定平:《韓國政治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頁。。    
    有學者評價台灣地區20世紀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說,沒有中間階層的參與,社會運動縱然可以興起,但都可能難以發展,甚至瞬間消失。中間階層要求改革以打破社會權力結構的不公平,社會各階層群體追求人權保障的各種社會運動,構成社會改革運動。這一改革運動,彙集各個社會運動,形成一股巨大社會力量,台灣地區中間階層則居於主導地位。甚至,「若說國際上任何社會運動,幾乎都是中產階級掀起的,應該符合事實。」摘自張曉春《中產階級與社會運動》,載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臣流圖書公司(台北),1989年9月版,第185、187頁。    
    在1984年的菲律賓,新中間階層和老中間階層都成為反馬科斯權威的主要力量。阿基諾運動的核心集團是醫生、律師等無黨派身份的中間階層。    
    拉丁美洲的經驗同樣說明了中間階層的不穩定性。亨廷頓認為,銀行僱員工會一直是左翼勢力的堅定支持者。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82頁。1960年,在左翼集團推翻主張改良的貝丹科爾特政府的嘗試中,委內瑞拉銀行僱員工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在巴蒂斯塔當政時的古巴,工會越中產階級化,古巴共產黨在其中的影響就越大。    
    歐美國家在歷史的政治變遷中也可以發現中間階層的積極身影。    
    在西班牙,中間階層因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壯大,並將西班牙改造成為一個由現代中間階層組成的國家。這個階層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體制與社會同步發展。Nancy Bermeo :「Re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Elections: A Comparis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January 1987, p222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眾說紛紜的西方觀點(4)

    美國中間階層自產生以來直到今天,整個發展歷程都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米爾斯在考察了美國20世紀50、60年代的中間階層,特別是新中間階層之後,得出中間階層政治消極的結論。但在20世紀初,中產階級曾是美國進步派的主體,是當時改革的主要倡導者與推動者。李劍鳴:《大轉折的時代——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73頁。究其原因,首先在於中產階級對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滿;其次由於社會責任感而不滿於財閥統治、「老闆」專橫、政府腐敗等社會問題;而且,期望通過改革改變社會激烈衝突的局面。肖華鋒:《19世紀後半葉美國中產階級的興起》,載《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麥卡錫時代,美國知識分子在平等主義的感召下不滿於群體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認為有明顯的「左翼」傾向,是政治爭端的根源。有學者分析認為,社會其他階層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往往比其對自身的評價要高,美國知識分子實際上期望的是相對優勢地位。後來,隨著戰後長期繁榮、對作為自由主要威脅的共產主義的反應、知識分子地位的相對改善等原因,他們的「左」傾才發生微妙的右轉,趨向於保守。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會的政治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頁。這裡,中產階級不穩定的政治態度頗令人回味。    
    將歷史上溯到西歐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那時的產業階層雖然具有財富的優勢,但由於政治權力較少、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相對於貴族與僧侶階層,他們只能是中間階層。在英國憲章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中,產業階層充當了社會運動的領導角色,與下層農民、手工業者、工人等社會力量一起,取得與上層貴族和僧侶的政治鬥爭勝利。在取得與之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之後,產業階層才一躍為作為社會上層的資產階級。    
    對一個理論的「證真」十分困難,然而對一個理論的「證偽」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論所無法迴避、也無法解釋的社會事實就可以了。從上文對世界各國和地區中間階層的討論可以看出,「穩定器說」強調了中間階層維護現有政治秩序的一面,並可以舉出許多例證;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中找出許多例證,來證明中間階層在當時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穩定的角色。在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的關係上,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中間階層的變數(1)

    首先,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為具有時代變數,其在不同時代背景中的政治作為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    
    上文中論及的美國中間階層,其表現因時代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其中,米爾斯就受到他寫作的那個時代的影響。那時的美國剛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擺脫出來,正進入一個持久的冷戰時代。脫胎於戰爭英雄的強勢權力精英,使得米爾斯成為精英論的倡導者。這種傾向直接反映在其對中間階層的分析中,從而得出與精英論相一致的「中間階層政治冷漠」的結論。亨廷頓在分析社會轉型時,承認中間階層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傳統論斷的合理性,但同時認為這種作用並非一貫的,而是一個動態的不確定過程。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頁。    
    「穩定器說」至少隱含著這樣的前提:中間階層已經發展成為足夠強大的社會力量;中間階層的利益期望已經得到了社會容納。如果缺乏第一個前提,中間階層就是無足輕重的,談不上維護政治穩定。亞里士多德也承認,如果要保持城邦穩定,「中間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餘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餘的階層」。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頁。如果缺乏第二個前提,中間階層可能扮演變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間階層維護政治穩定的結論,其分析往往是針對特定的時代背景。「穩定器說」所描述的其實是特定的社會階層結構與歷史情勢下的一個靜態點,而不是從中間階層的整個發展歷程進行觀察得出的判斷。    
    其次,中間階層自身結構與處境是個變數。    
    由於特殊的社會情景,中間階層在不同社會中往往存在異質性。比如,台灣的中間階層在民主化運動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這種區分導致了台灣中間階層在政治態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陸籍的中間階層偏向執政黨,支持體制內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間階層支持政府反對勢力。摘自吳乃德、林佳龍:《中產階級與民主改革:現實與神話?——重構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臣流圖書公司,1989年版,第218頁。有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了中間階層結構劃分的區域性特徵。陳義平:《關於中產階級概念的理論問題》,載《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國中間階層時,有學者強調了美國社會的特殊性,其規律並不能簡單引申到其他社會。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載《世界經濟與中國(英文版)》,1996年第4期。    
    即使在同一個社會中,中間階層在的不同發展階段也會有很大的結構變遷。馬克思將中間階層歸納為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其實那是歐洲一個世紀之前的舊中間階層。米爾斯將舊中間階層概括為「小企業家的世界」,而新中間階層則是「白領世界」,其構成複雜,包括政府管理人員、大公司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律師、知識分子、市場銷售人員、文秘人員等。這些複雜的構成,可以細分為更多的小層次和職業,他們彼此之間,可能並沒有非常統一的共同體意識。    
    上文中提及馬克思關於中間階層保守性的論述,其實這種論斷在馬克思著作中並不一致。例如,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社會的各個中等階層,即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就不免要隨著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愈益緊密地靠攏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頁。    
    「中產階級……力圖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命運中的一點點不順利就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了」。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頁。這一論斷,在馬克思之後的當代世界,仍相當深刻。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穩定器說」的偏頗(2)

    從上文的理論分析與經驗實證中可以看出,「穩定器說」在應用於當前中國中間階層分析時,存在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直接應用「穩定器說」的國內學者缺乏對西方關於中間階層政治作用各種理論的綜合瞭解。西方學者對於中間階層的論述很多,其中許多著作中涉及了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的關係問題。但令人奇怪的是,幾乎沒有學者在引用「穩定器說」的時候提及其他中間階層理論。出現這種情況,如果不是出於學者自身的偏好,就是國內的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深入研究。    
    直接應用「穩定器說」的國內學者缺乏對西方「穩定器說」的討論背景的辨析。如果說自然科學可以討論科學規律的真理性,社會科學在這個問題上要謹慎得多。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都來自於當時的社會經驗和時代需求,時空變化,理論也隨著變化。中間階層的「穩定器說」可以體現出一定國家和地區在一定時代背景下的政治特徵,但如果時空轉換,「穩定器說」往往失去了解釋力。在前文中我們可以發現,各種關於中間階層的理論之所以差異較大,除了學者本人的視角和立場之外,關鍵在於討論背景的變化。    
    幾乎無一例外,這種「穩定器說」在被引入中國的中間階層分析時,在沒有任何理論推導的前提下,就將其結論作為不證自明的理論。任何理論都有一個推演的過程,就如亞里士多德,他從中間階層的擁有財產量的適中性,推演出中間階層在性情上的中庸特點,到政治哲學上的理性,最後推導出他們在階層衝突中的緩衝特徵。    
    中國當前的社會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國家、甚至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特點,「穩定器說」缺乏本土經驗的支持。中國中間階層的萌發具有自己的特點,綜合體現在許多方面。比如,中間階層對民主建設的消極在其他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是難以理解的,而在中國則是無可迴避的現實。西方已經走過的路,並不是我們將要走過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體路徑上也不會完全相同。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借鑒,但並不一定適用於我國現階段的社會轉型。    
    「穩定器說」過於簡單,不一定能夠解釋複雜的階層分化。一種理論越簡單,就顯得越精緻,但在解釋社會現實時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都可以找出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事物總是具有辯證的兩個方面,只不過在某種時空條件下一個側面表現更突出,在另外的時空條件下另一個側面表現更突出。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原有一些理論的修正、甚至顛覆過程,也往往是接近真實的過程。「穩定器說」描繪了中間階層緩和社會矛盾的一面,但中間階層並不會用實際行動來「響應」簡單理論;相反,理論應該在日臻完善的基礎上能夠解釋更複雜的中間階層政治作用。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捨棄過於簡單化的理論局限,能夠從更廣泛的思路中尋找破解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關係的途徑。    
    「穩定器說」是一種靜態的理論,沒有考慮到中間階層本身是發展變化的。就如一個人,從兒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斷成長過程中,他的性情隨著年齡和自身地位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我們不能從他的某個年齡段的性情完全推斷另一個年齡段的性情。中間階層自身的出現和發展是社會分化的結果,它與政治秩序的關係必然受到自身發展的影響。中間階層在當前的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遠未成形,其發展歷程也很難預測。用一種靜態的理論來描述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用,難免顯得僵化。    
    第三節理性與秩序的邏輯【1】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論述中間階層對於政治秩序的穩定作用時,常常要強調他們的理性特徵。有關中間階層理性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他看來,在人們的一切社會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動中,存在著過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種狀態,遵循正義即遵循中庸的行為標準。決定國民階層地位的是擁有財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間階層擁有適當的財富,最容易聽從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階層: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個部分或階層,一部分是極富階層,一部分是極窮階層,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階層。人們承認,適度和適中是最好的,顯然擁有一筆中等的財富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這種處境下人最容易聽從理性,而處於極端景況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氣、出身、財富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方面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與上述人相反的那些過於貧窮、孱弱和鄙賤的人,他們都難以聽從理性的安排。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44頁。然而,將中間階層的理性道德化,並進而引申為對秩序的維護,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都並不可靠。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穩定器說」的偏頗(3)

    在古希臘,中間階層是否因為財富的「中等」而變得理性,或者說,財富與理性之間是否具有直接的邏輯關係,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有些含糊,我們也並沒有明證。分析現代城市中間階層的理性原因,我們更能接受兩個方面的解釋:    
    1維持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的需要。正如前文中對中間階層內涵的分析,中間階層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中等地位,他們不能左右其他人的命運,也不完全被其他人所左右。對於中間階層自己的命運,他們有一定的相對自主能力。要維持這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他們必須在社會生活中細心計算、謹慎行動,這樣才不至於落入社會較低層次,也不會被較高階層所擺佈。所以,判斷能力、維護權利和適當妥協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保障。這種社會生活經驗逐漸沉澱下來,成為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    
    2中間階層的良好教育背景。從心理上講,理性是一種價值傾向,爭取利益最大化;從行動上講,理性則是一種能力,並非僅僅希望理性就能夠做到理性。在現代社會,這種理性最靠得住的保證是良好的教育。中間階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稱為高學歷階層,其智力和見識是良好判斷力的基礎。在社會生活中,這種理性基礎得以發揮,並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交往、社會競爭中不斷受到磨煉,使得他們的理性特徵越來越清晰。    
    對古希臘城邦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停留在描述上,而是對各種階層的品格進一步做出了對比和價值判斷:頭一種人(富人)更容易變得無比凶暴,往往釀成大罪。而後一種人(窮人)則容易變成流氓無賴,常常幹出些偷雞摸狗的勾當。這兩類罪行一則起源於暴虐,一則起源於無賴。這些人無論是在軍事機構還是在文職機構中都難以管束,他們越是桀驁不馴,對城邦社會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嚴重。在這些人之外,那些在力氣、財富、朋友以及其他這類事情上時運亨通的人也不願受制於人,沒有辦法能駕馭他們。這一點在他們幼時的家庭生活中就已見得。由於生活在驕奢淫逸的環境之中,他們哪聽得進教師們的指點,更不必提約束。另一方面,那些時運不濟之人又容易自暴自棄。從而一種人不知統治為何物,只能甘受他人奴役,另一種人則全然不肯受制於人,只知專橫統治他人。城邦便不是自由人的城邦了,而成了主人和奴隸的城邦;一方心懷輕蔑,另一方則滿腹嫉恨。對於一個城邦至關重要的友愛和交往已經見不到了,而交往中本來就有友愛,然而一旦人們反目為仇,他們甚至不願意走同一條路。一個城邦本應盡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構成,而中間階層就最具備這種特徵。所以我們說,由中產階層構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這類公民在各個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因為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覬覦他人的財富,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引起窮人的覬覦,沒有別的人打他們的主意。他們不想算計他人,也無被人算計之虞。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5頁。經濟學中的理性人所假設的是一種自然人性,在人類性善還是性惡的爭論中,屬於人性惡的一方。對於現代城市階層,對理性很難進行價值判斷,不能斷定理性的中間階層是「好的」,還是「壞的」。然而,在亞里士多德的眼裡,理性儼然成為一種道德,非理性成為一種罪惡。理性和道德有聯繫,但終歸不能混為一談。從簡單的邏輯上講,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亞里士多德只看到了理性的道德,和不理性的不道德。至於階層歸屬與道德的關係,同樣如此,階層的高下並不能解釋道德的高尚與否。    
    無論是生活常識,還是本研究中被訪者對各階層的態度,都可以看出理性與道德的分野,以及階層與道德的分野。從本研究中的採訪中,我們確實看到了中間階層理性特徵,但這種理性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比如,中間階層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更加清晰的判斷力,看待事物更加全面、深刻。他們在處理各種矛盾時,權利意識非常強,為了自己的合理權益會奮力抗爭;同時,又熟悉在妥協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這種理性特徵很接近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追求利益最大化,並懂得如何實現利益最大化。    
    比如,訪談中中間階層對於城市民工大多表達了一種同情,這與「勞動人民」的憨厚樸實的傳統形象有關。同時,很多被訪者也講述了對民工「狡詐、不地道」的印象,特別當由於家居裝修等原因與民工打交道並發生矛盾時,這種印象尤其深刻。對於社會上層,中間階層的態度同樣自相矛盾。有的認為社會上層為富不仁、擅權跋扈;有的人則認為他們艱苦創業、體恤下屬;有的對社會上層憎恨、厭惡;有的則心懷敬佩、羨慕。    
    一個被訪者告訴我他裝修中對待民工「策略」上的轉變。開始,他為了籠絡民工的感情,同時出於對於他們艱苦環境的同情,所以對裝修工人十分慇勤,照顧很周到。然而,他發現工人們好像認為他「好欺負」,在他不在現場的時候做工很敷衍。所以,他後來變得苛刻嚴厲,專門請假監工督促,工人們才知道他「不是好欺負的」,不敢再隨便敷衍,工程順利完成。另外一個被訪者則告訴我一個相反的故事。他開始對請來的保姆嚴加提防,後來發現小姑娘很誠實、熱心,對家裡照顧的也非常周到。後來雙方的關係越來越融洽,竟然逐漸都快成了一家人,彼此非常信任。他給保姆加了工資,自己也不用耗費精力來提防保姆了。    
    將財富與理性相聯繫,感覺總不如將利益與理性相聯繫更可靠。上面兩個事例中,中間階層的態度都在轉變,無論是由好轉壞,還是由壞轉好,都貫穿著中間階層不變的理性特徵。但我們不能就此說中間階層在道德上是好的,還是壞的。作為一種特徵,理性就如中間階層的工具或武器,可以任意地發揮。有了理性,能夠做「好事」,也能夠做「壞事」。如果說中間階層的犯罪率比較低,也許在統計上是有證據的,但這並不能夠說明中間階層的理性美德。如果說理性真的在起作用,也是因為中間階層有足夠的理性衡量犯罪的後果與收穫,更多的時候放棄了犯罪行為,但這並不表示在心理上他們沒有犯罪的衝動。而且,中間階層的理性使得他們逃避懲罰的手段更加精明。將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剝去道德的外衣,可以更客觀地看待中間階層的理性在政治秩序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亞里士多德不僅對中間階層的理性和道德推崇備至,而且認定中間階層是城邦政治穩定的力量,因為中間階層是安分守己的。然而,理性與安分守己並不等同。各種階層的人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傾向。藐視社會規範的人,既來自社會底層,也來自中層和上層,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窮苦的人因為偷竊、搶劫而不再寒酸,富人因為賄賂、偷稅漏稅更加奢華,而公共權力人物也可以通過權力尋租過上體面富裕的生活。所以,很難說哪個階層更加有理性並且安分守己。打破秩序,可能是理性的缺乏,也可能是理性計算的結果。理性超群的人不僅和其他人一樣有利益更大化的衝動,而且還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取得利益:可以理性地退避,也可以理性地出擊。沿著理性的軌跡進行推理,中間階層的行動取向既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求變的,甚至是激進的。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不確定的秩序取向(1)

    這樣,理性確實成為中間階層的一種特徵,但這種理性不應該賦予太多的道德色彩,理性是一種利益計算的傾向與能力;如果把理性等同於「安分守己」,其實並不可靠。    
    出於理性,中間階層可能政治消極,同樣可能成為政治不穩定的社會來源。對於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中間階層的理性表現為政治冷漠與消極。在社會運動中,中間階層可能扮演各種參與角色,包括冷漠者、獨善其身者、冷靜者、觀望者、一般參與者與熱情參與者等。隨著時間的流逝,無論他們當年在抗議運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都逐漸變得更加冷靜。相對於社會運動參與中的理想色彩,中間階層更加注重實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中間階層在激烈的生存環境中承受著巨大壓力,有些仍然保持著對社會運動的理想主義色彩,而對有些中間階層來說,社會運動的衝動已經有些遙遠。然而,中間階層在維護個人直接利益的時候,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和衝動,並有採取集體行動的取向,體現出中間階層的利益一致性、行動一致性、爭取權益的堅決性。    
    更重要的是,中間階層的理性可以成為政治活躍的強大支持,在維權運動中體現了其特有的獲取鬥爭效益的策略、組織能力。從對形式政治參與的消極,到對社會運動的冷靜,到業主運動和網絡時政論壇中的熱情,是一種令人困惑的梯級變化。然而,無論怎麼變化,其中都貫穿著中間階層的理性。也就是說,他們的消極參與是一種理性參與,而積極參與也是一種理性參與。與知識分子精神特徵相對的中間階層經濟理性,常常使得中間階層在採取任何行動都持保守謹慎的態度,在認真計算利益得失之後在妥協中求生存、在社會責任感面前的退縮,以及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成為中間階層的慣用伎倆。同時,中間階層的理性判斷能力使其更容易分辨出複雜情勢的變化,準確識別出緊張的期望張力與壯大的階層力量,為採取行動提供足夠的支持。一旦採取行動,中間階層可能比其他階層更加自信和果斷,不容易為短視的得失所迷惑。中間階層在集體行動中越來越理性,並在具體利益取向的現實抗爭中具有集體行動的傾向。    
    另外,從上一章有關討論中可以看出,當前城市中間階層已經逐漸表現出了一些公民特徵,而政治參與是公民特徵的核心內容。因此,理性作為公民性的重要前提,從理性到政治參與,對於中間階層來說並不違背邏輯。傳統中的政治熱情來自於對政治動員的響應,其本質是政治非理性;而未來城市中間階層的參與熱情更多是來自於階層利益所繫,其本質是政治理性。從這種變化中可以看出,中間階層的集體行動開始從意識形態導向逐漸轉變到利益導向上來。這也是從非理性走向理性的過程。中間階層的這種社會、政治參與理性的出現,表明了其作為新興力量登上社會舞台的開始。歷史顯示,僅僅以被激發的意識形態為支持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往往難以長久維繫,但自發的為維護直接利益而迸發出的社會與政治參與熱情,將更加具有持久性、更為強烈。    
    還有,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往往有著天壤之別。在群體運動中,個人所體現的不是個人日常心理特徵,而是服從與個人日常心理特徵完全不同的暫時的群體心理特徵。如果說日常個體心理所服從的是個人理性,那麼在群體中個人會感到無所畏懼,並容易受某種情緒的傳染和暗示,所服從的是幾乎無理性的本能、情感和下意識。勒龐曾對這種群體心理特徵做過經典的描述:1群體容易衝動、善變和急躁。所有的刺激因素對群體有支配作用,並且它的反應會不停地發生變化。群體不會深思熟慮,根本不會做任何預先策劃。對於群體中的個人來講,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2群體易受暗示和輕信。群體受暗示的左右,它把頭腦中產生的幻覺當做現實,而且這些幻覺對組成群體的所有個人都是一樣的,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3群體情緒誇張而單純,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他們的感情總是走極端。4群體心理容易偏執、專橫,不講道理。5群體道德難以琢磨,甚至沒有道德可言,它可以比個人高尚,也可以比個人偽劣,很少被利益的考慮所左右。6相互矛盾的觀念可以在群體中共存,觀念的社會影響與是否包含真理無關。7群體只有十分低下的推理能力,不受理性的影響,他們所接受的觀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或連續性。8群體傾向於形象思維,並且缺乏邏輯聯繫,往往為政客所驅使。參見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9~51頁。這樣,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何一些中間階層被訪者曾經在社會群體運動中滿腔熱血,而在運動之後能保持個人理性與冷靜。但他們既然能夠在過去的社會群眾運動中群情激昂,也可能在未來的社會群眾運動中被激發出同樣高漲的熱情。一旦中間階層的理性在特定的群體政治參與中瞬間消失,他們將和其他階層一樣出於本能行事,而不再受日常生活中的理性約束。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不確定的秩序取向(2)

    因此,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並不能為政治穩定提供保障。相應地,他們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為充滿變數,既可能成為無為的政治看客,也可能成為政治秩序的維護群體,且不排除對政治秩序形成強大壓力的可能。    
    第四節新圖式的解說【1】一政治活躍度模型如上文所論,簡單而武斷的中間階層「穩定器說」是偏頗的。根據各種類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驗,並通過理論分析,可以發現中間階層的政治取向首先是個變數,其次是個動態過程。概括起來,決定中間階層政治取向的有兩個主要因素,一個是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一個是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    
    期望張力指在特定社會資源分配體系與政治秩序中的各種價值期望所不能獲得滿足的程度,不能獲得滿足的程度越高,期望張力越大,反之越小。簡單而言,期望張力就是期望與滿足之間的落差。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特定的社會情勢下是不同的,總要經過力量比較弱小的階段。隨著階層力量的發展,中間階層作為獨立的社會力量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如果中間階層成為各種政治力量中可以左右局勢的最重要的一支,那麼就可以認為中間階層的力量已經發展壯大了。    
    如果把中間階層的活躍度作為因變量,其在特定政治與資源秩序體系中的期望張力、自身力量作為自變量,可以形成一種解說中間階層發展趨勢的新圖式(見圖6-1)。    
    圖6-1中間階層政治活躍度模型    
    圖6-1中縱坐標軸代表中間階層期望張力的大小,橫坐標軸代表中間階層力量的大小。隨著期望張力的增加,以及階層力量的增加,中間階層的活躍程度也在增加。但要指出的是,只有期望張力與階層力量這兩個因素同時都具有較大的值,才能導致活躍度較高。否則,只有一個因素具有較高的值,而另一個因素的值處於較低的位置,也可能活躍度不高。    
    特定國家(或地區)和特定情勢下的中間階層,理論上對應著特定的階層力量值和期望張力值。這兩個自變量值相交,可以在圖6-1中找到其所對應的特定的點,這個點代表著一定的政治活躍度,中間階層的政治作用可以通過政治活躍度來衡量。圖6-1給出了幾個比較典型的點。點A代表期望張力微弱、而且階層力量弱小的狀態,這時中間階層是政治無能與冷漠的。點B代表階層力量已經壯大、但並沒有明顯的期望張力的狀態,活躍度也較低,成為社會的主流和穩定力量。點C代表雖然期望張力較大、但階層力量弱小的狀態,這時中間階層在政治格局中採取的是牢騷滿腹但只能無奈觀望的態度,並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中隨時可能加入反體制的同盟。點D代表期望張力已經顯性化,而中間階層也已經作為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漸壯大起來,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現有利益格局與政治秩序中變得活躍,迫切呼籲改革。而E點代表了一種極端的狀態,中間階層的力量已經壯大,而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也十分緊張,現有政治秩序、利益格局與中間階層的關係變得不可調和,中間階層的政治態度激進,有革命的衝動。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兩個維度的解說(1)

    期望張力與階層力量這兩個因素自身是由其他更基礎、更獨立的因素所構成或左右的。    
    期望張力自身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方面是各種社會期望,包括經濟分配,政治參與,政治權利,公共服務需求,意識形態等;一方面是社會價值分配系統和政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對中間階層各種期望的滿足。這兩方面因素各自有其複雜的背景,都是變數,所以,期望張力指數是個更加難以把握的變數。    
    社會期望本身是主觀的,屬於一種需求意識,可能受到各種內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響,在實際中很難捉摸。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許多更高層次的需求既可以創造,也可以壓抑。價值期望常常與公平和平等的觀念相聯繫。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平等總是內亂的起因……向現行政體發難的人們都是在謀求平等」。然而,人們對平等的理解總是產生衝突,「在某一方面與人平等的人便認為在總的方面也該與人平等,在某一方面與人不平等的人就覺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與人不平等」。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頁。    
    社會期望是否得到滿足,要看社會價值分配系統的公平程度,以及政治秩序的開放程度能否容納中間階層的社會期望需求。政治秩序在安排價值分配時,如果與中間階層有良好的互動、協商,充分考慮中間階層的價值分配利益,則從客觀上抑制了產生期望張力的可能。這樣,現行政治秩序對中間階層的融合程度,成為是否產生期望張力和期望張力高低的關鍵。由於價值分配體系中涉及多個層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個價值層面上都能充分容納中間階層的利益,並不容易。在構建價值分配體系時,所涉及的影響因素是如此複雜,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難以想像如大同世界那樣絕對公平的分配技術。因此,實際價值資源在階層間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會「客觀固有」的,有意義的討論在於這種不平等的程度。    
    除了各種社會價值與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之外,還存在政治權力、財富佔有和社會名位等多元價值層面間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某個階層在價值分配的一個層面取得優勢,它就會對其他層面上的優勢產生擴張性的期望;如果某個階層可以分享到一個層面的價值分配,它就會期望可以同樣分享其他層面上的價值。這種情形,就如同富人渴求政治權力,政治精英不安於經濟上的貧乏,公民不滿於財富佔有的兩極分化。這種因價值分配不平衡導致的期望張力,就是我們常說到的「相對剝奪」。相對於其他階層,中間階層更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中間階層往往在文化教育上具有優勢,在社會名位上有優越感,並有很強的活動能力,而這些優勢如果不能在政治與經濟領域得到相應的體現,價值期望張力就產生了。    
    對於實際行動,意識驅使和行為能力兩個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間階層的實際行動取向,不僅要有期望張力作為意識基礎,還要有足夠的階層力量作為能力基礎。中間階層的力量大小受許多因素的影響:1中間階層的發育階段,這決定了中間階層的社會基礎大小。2中間階層的同質性。如果中間階層在結構上、意識上都具有較大的同質性,則中間階層就可以成為一個能夠產生共鳴感的社會利益與意識共同體,並很容易激發一致行動的衝動。反之,中間階層就會分化為各種利益與意識群體,難以產生共同行動的合力。3組織化程度。中間階層只有通過一定的組織媒介,才能培養出一定的政治意識,使得成員有投入社會與政治參與的平台。否則,沒有組織基礎的中間階層就是一盤散沙。4社會階層同盟。社會分化是複雜的,任何一個社會集團或階層要在階層分化格局中有更大的話語權、左右局勢的能力,必須辨識出自己的主要同盟階層和主要的反對力量,建立社會階層同盟的最大支持。中間階層能否取得其他階層的支持,不僅要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礎,還需要共同的階層情感基礎,即能夠產生基本的階層認同。5中間階層的共同理念和價值觀。行動的基礎不僅來自利益的計算,理念和價值觀的精神支持力量往往比利益動機更加持久和狂熱。這些看似抽像的事物往往是社會運動發起的理由,也是社會運動維持的動力。6中間階層個體的素質。這決定了中間階層在社會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現有政治秩序中的個體行動能力。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兩個維度的解說(2)

    如期望張力一樣,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也不能獨立於政治秩序之外不斷發展;相反,中間階層的發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約、並與其互動發展的。比如,中間階層的同質性與社會階層同盟是否能夠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會資源分配上進行調整;中間階層的發育能否順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採取鼓勵的態度,中間階層的組織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納,等等。    
    當中間階層逐漸成長之後,它在採取行動時變得自信而果斷,其政治取向對政治秩序的走勢也變得重要。它可以決定衝突雙方的力量對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間階層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當期望張力較大時,並且在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憑借知識、能力優勢,中間階層常常可以扮演階層衝突的領導者角色,組織、發動底層力量,並為階層行動提供理論支持。而當強大的中間階層被整合到價值分配體系中的時候,就會在階層衝突中扮演緩衝的角色,這就是「穩定器說」所描繪的圖景。這種力量變化導致政治立場變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權選擇對像有兩個:選舉產生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庇隆主義政府,受中間階層支持的靠政變起家的軍人政權。然而到了80年代,中間階層的人數已經變得多到足以確保以阿方辛領導的激進黨在選舉中取勝,軍人統治退出阿根廷歷史舞台。    
    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中,英國產業階級最終選擇的是與政治權貴階層相妥協,建立君主立憲政權的道路,實現了社會調和;而法國資產階級選擇的是徹底清除貴族、建立共和國的道路,並引發了長期的社會動盪。這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國的貴族和僧侶階層力量十分強大,產業階級與之做了妥協;而法國的封建體制僵化,力量對比中的中、下層力量十分強大,沒有與封建秩序相妥協的餘地。從中可以看出階層力量對比在政治秩序轉型中具有的關鍵作用。    
    另外,理性特徵成為一些學者視野中中間階層行動謹慎、穩定保守的原因,並進而作為中間階層政治穩定器的佐證。然而,理性在中間階層政治活躍度模型中並不是一個傾向性的變量,它體現為中間階層計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為關鍵變量賦值並使其顯性化。也就是說,中間階層的理性使得他們更加清楚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高低以及階層力量大小,並作為政治取向的根據。比如,中間階層在產生較大的期望張力時,如果力量單薄,在採取行動前也會比較審慎。在其他社會對立力量衝突時,中間階層根據衝突各方的實力對比,會權衡偏向哪一邊,並從衝突後的新價值資源分配體系中分利,這就是中間階層被人詬病的搖擺性。同時,如果現有秩序的維持者力量足夠強大,或力量對比並不清晰,或任何衝突一方的勝出都不會為其帶來好處,中間階層還可能採取觀望的態度,就是所謂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間階層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層成為現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層成為現有秩序的維持者。無論是搖擺、冷漠還是分化,都是由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與階層力量決定的,而不是中間階層的理性特徵決定的。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優越中的焦躁(1)

    完成高等教育的中間階層候補成員可以降低期望,但他們也有著自己的底限,那就是能留在中間階層。即使不能從事自己的專業,自己的工作也應該是從事腦力勞動,而不是作為技術工人成為中間階層之下的社會層次。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人數越來越多,很難將他們再定義為以往的「社會精英」。但相對於整個社會的人口基數來看,新中間階層仍然屬於少數群體,中間階層即使沒有了以往的「精英」意識,但他們至少還會有一定程度的「社會骨幹」意識。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高投入,這是中間階層新成員形成職業期望的重要因素。在計劃體制下,進入高校就等於開始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其教育支出幾乎全部是國家財政承擔,甚至還要發各種各樣的補貼。所以,那時候的高校教育不僅不是負擔,還是一種優越的生活保障。而當前高等教育基本施行了收費化,進入高校學習成為一筆高昂的支出或投資。據估算,一個大學生的四年費用約在7萬~8萬元,其中國家只分擔了約1/3。所以,在努力完成學業後,大學畢業生希望能夠從新的職業生涯中得到相當的回報是非常自然的。特別是對於那些家境困難、千辛萬苦完成學業的學生來講,供子女讀書可以說是傾其所有,這種回報期望更加強烈。而一旦這種期望受挫,很容易導致畢業生的心理失衡,形成各種社會問題。比如,大量大學生參加傳銷活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在就業過程中壓力過大而導致的「飢不擇食」。大學生自殺對於許多人來說曾經是難以理解的事件,但現在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類似的消息已經不能引起特別的社會轟動。週一超的例子則更加慘痛:2003年4月2日,本已經通過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公務員筆試和面試的大學畢業生週一超,得知自己的體檢結果不合乎當地部門的規定而遭淘汰,絕望和憤怒之下,竟然於4月3日跑到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參與選拔畢業生的工作人員,同時將另一名工作人員刺傷。其同學的話引人深思:「週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務員考試上,在極其絕望的情況下,他才做出了這種行為。」週一超平時在學校表現很好,和大家相處也非常融洽。農學專業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經濟壓力又非常大,週一超也許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為。週一超的遭遇得到了社會的廣泛同情,案發後,週一超的同學和老師共429人,聯名上書法院要求對週一超從輕處罰。傅丕毅、傅揚傑:《浙江嘉興大學生週一超刺殺公務員一審被判死刑》的報道,載新華網2004年3月17日消息(http://wwwynxinhuanetcom/topic/2004/gxfz/xlym/4_018htm)。週一超的出軌,是就業壓力下的一個極端例子,但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學子大規模就業壓力引發的社會問題不能忽視。    
    這種社會壓力不僅存在於大學畢業生的求職過程,在他們就業之後壓力會繼續存在,而且會更加持久,其來源會更加廣泛,從而會形成各種社會問題,所以其危險性更高。在西方成熟社會中,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可能有難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穩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過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時間,休假的時候絕對不可能有公司電話追上來。但國內的工作環境工作壓力大大高於國外,人們普遍願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為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願意錯過任何一次老闆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企業白領現在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穩定感,擔心被更年輕、更有衝勁、要求待遇更低的人所淘汰,擔心被老闆炒掉而失去經濟來源和社會地位。所以,在保持現有工作的同時,尋找「退路」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唐和平:《找退路的白領階層》,載《社會》,1999年第10期,第10~11頁。即使公認最穩定的公務員群體,也是一個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的群體。公務員的「白色收入」並不高,特別相對於同樣教育背景、同樣個人能力、同樣年齡段的企業白領和各種「事業人」來說,顯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彌補這種差距,但這種「灰色收入」並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層公務員接觸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這樣,基層公務員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澇保收」的職業穩定性了。隨著各種政府體制改革形式的不斷出新,公務員的職業穩定性也受到了衝擊。2005年初,由於在年終工作考評中被評定為「不稱職」,一名中央機關的年輕公務員將其單位的局長砍傷。公冶祥、波浦峰:《國務院一名局長被下屬砍傷原因可能是報復傷人》,載《新京報》2005年1月5日。在美國白領開始興起的時期,美國犯罪學教授埃德溫·薩瑟蘭最早提出白領犯罪的問題。最近,有關這個領域在中國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葉繼紅:《論白領犯罪的形成及社會控制》,載《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4期,第201~207頁;《在溫文爾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領犯罪》,載《社會》,2000年第6期,第39~40頁。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優越中的焦躁(2)

    無論是高校畢業生,還是已經就業青年中的中間階層,他們都是從思想活躍、敢於挑戰權威的大本營——大學——裡培養出來的,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如果僅僅出於社會責任感,這種批判精神並不會形成經常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而當中間階層的切實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時候,他們很容易心理失衡,對社會公平產生質疑,其批判性就成為一種持久而強大的力量。如果這種挫折成為一種普遍社會現象,而不是僅僅個案的時候,一種不滿的社會情緒就會迅速醞釀,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潛在來源,其破壞性相對於其他群體更加強烈。中間階層學歷高,能力強,相對於其他社會群體,有著更加強烈的成功慾望,更高的社會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間階層中的更高層次。而且,這種社會期望不僅僅限於經濟利益,還有社會價值等多元化的目標。對於他們的目標,他們更有能力去實現。亨廷頓曾經論斷:城市是國內反對派的中心;中產階級是城市反對派的集中點;知識分子是中間階層反對派內部最活躍的集團;而學生則是知識分子中最有內聚力也最有戰鬥力的革命者。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頁。米爾斯也曾經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白領工會比普通工會更富有鬥爭性。原因在於,他們還很年輕,獲得的權力還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時期內,權力的滋味會促使他們行動起來不受什麼限制,更具有自發性。與普通工人相比,他們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產階級有更多的聯繫,他們不會輕易「罷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鬥爭得更英勇。由於他們中間很多人一向依賴於僱主,一旦他們打破這種關係,站到工會一邊來,他們反作用於僱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強、更猛烈。由於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會的原則,他們將更有能力將其推而廣之,他們參加工會的動機將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頁。一旦中間階層的這種社會焦躁情緒與政治結合起來,將是一股活躍而強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響政治意識活躍度的首要因素,相對於其他群體具有更大的參政傾向,體現在許多方面:1更能意識到政府與個人間的聯繫;2更關注政治和選舉運動;3擁有的政治信息更多;4關注的政治內容更加廣泛;5參與政治討論更多;6更具有討論政治的自由空間;7更有自信能夠影響政府;8更多地參與社團;9社會價值更加積極。阿爾蒙德:《公民文化》,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頁。而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間階層的重要特徵。因此,中間階層具有潛在的政治活躍性。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沉默中的變數(1)

    如上節中的政治活躍度圖所示,中間階層既是保持政治穩定的力量,也是一支政治活躍的力量,主要決定於階層力量與期望張力兩個因素。在第五章中我們已經討論了中間階層的興起及其衝突,發現中間階層的力量成長是一個變數。本章前面三節分別從理論和國外經驗兩個方面分析了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發現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也是一個變數。這一節我們具體分析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看一下其期望張力是否也具有這種變數特徵。分析發現,當前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雖然還保持在一定的容忍範圍之內,但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並不能保證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不會顯性化,甚至達到緊張的程度。也就是說中間階層除了具有政治消極的一面之外,其期望張力的作用也有激發政治活躍的一面。    
    一沉默與疏離    
    相當部分的中國城市中間階層表現出了政治冷漠的特徵。這種政治冷漠首先當然是所有現代社會中各個階層的普遍現象,並不是我國當前城市中間階層所特有。對於大部分公民來說,政治生活只是各種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除非發生大的社會事件,他們日常中並不會對政治特別關注。中間階層同樣如此。他們作為社會的骨幹,往往背負沉重的生活、工作和事業壓力,忙碌中很難對與個人聯繫並不緊密的政治生活投入太多的熱情。如果說中間階層關注政治、參與政治,在多數情況下也局限在行業或專業領域所涉及的具體政策動向。然而,在前文對政治關注程度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中間階層政治冷漠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假性政治冷漠」,即被動的政治冷漠。從更準確的意義上看,這種政治冷漠可以稱之為「政治沉默」。    
    雖然這種政治沉默與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冷漠相似,卻並不完全相同,具有政治疏離的特徵。一般的政治冷漠是面對政治事務視而不見,是一種「不作為」;而政治疏離則是主動遠離政治,是一種「作為」。從某種程度上,政治疏離類似於政治文化中的村民類型,即民眾與政治之間缺乏聯繫,政治系統不需要民眾的支持作為輸入來維持其合法性,而政治的輸出也遠離民眾的生活與視野,民眾並不期望從政治生活中得到或失去什麼。政治疏離甚至比這種聯繫的缺乏還進了一步,表現為民眾主動迴避政治,對政治生活不耐煩,直至厭惡政治生活。比如,一些被訪者在談到每年春天的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會議,不是津津樂道「兩會」的議題與政策動向,而是對「兩會」帶來北京市區交通堵塞、市民出行受到影響的不滿。如果說政治冷漠是中間階層對政治系統的單向行為,其主體只有中間階層自身;那麼政治疏離則涉及中間階層與政治系統兩個主體,是兩者之間的關係狀態。因此,要分析政治疏離就不能僅僅討論中間階層,還要討論中間階層與政治系統之間的相互關係。    
    對於中間階層政治疏離的原因,除了通常的解釋,被訪者還給出了另外兩種說法:    
    1無能為力。許多被訪者明確表示,自己根本不能對政治事務產生影響,即使個人對政治關心也沒有用。這種聲音的實質是中間階層與政治系統之間缺乏互動機制。對於政治系統而言,在提供中間階層政治參與途徑上「不作為」,中間階層不得不成為政治上的局外人。實際上,政治系統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參與渠道,以中間階層的社會地位完全可以利用這些政治參與渠道。比如,2003年的北京市各區縣人大代表選舉就是一個很正式、而且得到政府部門大力推動的參政渠道。其他各種正式社團組織也提供了一般公民的參政機會,比如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各級政治協商會議、共青團、工會、婦聯、工商聯、青聯、學聯、行業協會、學術團體等等,這些都和政治有著某種或強或弱的聯繫。在日常政府決策過程中,還有各種各樣的聽證會、意見徵集、政府信息公開等。理論上,這些參政平台可以將所有的中間階層囊括其中,甚至還有很多中間階層個人可以在多個團體或參政平台中找到歸屬。那麼,為什麼中間階層仍然聲稱在與政治系統間的互動中「無能為力」呢?我們只能解釋為:這些社會與政治間的互動機制缺乏實質性的中間階層參與。比如,有些被訪者認為人大代表選舉並不完全反映民意,而且人大代表缺乏實質性的政策影響力。有些被訪問者提到交通管理部門從各種形式上徵求社會對改善北京市交通環境的建議,但同時認為這些做法的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有些被訪者提到一些政府部門組織的價格聽證會(主要是提價聽證會),但聽證代表缺乏民意基礎,也不能左右政策結果。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沉默中的變數(2)

    2避免傷害。許多被訪問者表示應該主動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政治過於關注並不一定是好事,可能會發生對自己難以預料的傷害。為了明哲保身,最好不要太多關注政治。這種聲音的實質是政治系統並不希望中間階層真正參與政治事務,除了所提供的現有的正式政治參與渠道,其他一些更有實質性的政治參與是不被提倡或被禁止的。與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不作為」相比,這種傾向是政治系統的「作為」,是一種主動姿態。這種疏離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也需要一個長期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使得中間階層在面對政治的時候寧願選擇逃避。在訪談過程中,經常可以體會到這種中間階層與政治的疏離特徵。而且,這種特徵並不局限於本身比較敏感的公務員職業群體,而是所有的中間階層群體都下意識保持著這種戒心。比如,在聯繫一個從業律師的訪談時,他顯得顧慮重重,在得到作者的一再保證之後,才接受了訪問。在和一對外企白領夫婦的交談中,男士在說到一個話題時逐漸興奮起來,但後來突然停了下來,並一再叮囑要將這段話從錄音中刪除。在訪談一個在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士時,他因為臨時原因還約來了一個朋友,在訪談中這個朋友一直陪在旁邊,但幾乎一言不發。後來知道他在政府部門工作。在作者的努力下,這個朋友也開始談到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後來一再表示剛才的話都是「信口胡說,千萬不要記錄」。這樣,政治參與無形中受到了壓抑,使得政治參與不僅要付出時間、精力,甚至還要冒一些不可預測的風險。因此,中間階層即使存在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參與形式,也往往處於一種謹慎的隱形狀態。訪談中許多被訪者表示,很多時候他們並非不關注政治生活,甚至希望有政治參與的機會,但在現實中他們表現得很低調。    
    政治冷漠與政治疏離都是政治不活躍的形式,不會對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衝擊。但是,政治疏離是被動的政治冷漠,相對於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離並不穩定。更直接一點,政治疏離本身就是一種期望張力,是政治期望沒有得到釋放的隱性狀態。封閉的政治秩序可以壓抑政治參與的熱情,同時也可能為未來政治參與熱情積累著力量。也就是說,中間階層政治參與熱情是個變數,他們現實中的政治消極並不能說明中間階層沒有政治參與的熱情與潛力。一旦政治疏離顯性化為政治參與,其對政治秩序的壓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參與更加劇烈。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疏離中的熱情

    既然中間階層具有政治參與的能力與期望,那麼,即使其政治參與受到約束,他們的這種參與熱情也可以找到一定的途徑尋求釋放。這方面,最令人感興趣、甚至感到困惑的是,中間階層在政治冷漠、政治疏離的同時,他們還普遍表現出對「國家」、「民族」等這些抽像政治事物的認同。這種情感很容易在一些特定場合與環境中被激發出來,也就是平常所說的「愛國熱情」、「民族情感」等。中間階層具有強烈的國家觀念,可以在一些特定場合與契機——如體育比賽、出國生活、國際交往、國際事件等——中被激發出,甚至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許多被訪者提到了在體育賽場為國家、民族情感而熱血沸騰的體會,身處異國時作為中國人的強烈責任心和榮譽感。與對政治的迴避不同,中間階層對於表達這種情感不僅沒有掩飾,反而為這種經歷而自豪。甚至有一位看來非常理性、穩重的被訪者聲稱,如果「台灣」發生戰爭,他會毫不猶豫地要求走上戰場,為祖國的統一而戰。當這種愛國熱情如果超出了理性的界限時,就演變成了有狂熱傾向的民族主義。如果把民族主義理解成為一個中性的詞彙,則所有的愛國熱情都可以歸為民族主義,區別只在於其熱烈程度。與政治冷漠相似,中間階層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也不會總去思考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然而,與對國內政治的迴避不同,中間階層談論國際政治,特別是地緣政治的頻率要高得多。    
    無論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都屬於通常的政治範疇,而且,當沒有出現大的國際衝突的時候,民眾對國內政治的關注熱情通常遠遠高於國際政治,這在西方國家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那麼,為什麼在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中出現了政治疏離與民族國家認同強烈並存的情況?    
    這種現象仍然是長期政治社會化的結果。如上文所述,政治系統從「不作為」方面沒有為中間階層提供太多實質性的政治參與途徑,從「作為」方面不提倡中間階層的政治關注和政治參與。而愛國主義一直被大力提倡,政治系統甚至不遺餘力地進行各種「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將政治生活中的許多內容與愛國主義聯繫在一起。也就說,政治系統從「不作為」方面,並不禁止愛國熱情的釋放——只要不超過一定的限度、不偏離純粹的愛國熱情方向;從政治系統的主動「作為」方面看,愛國熱情是受到鼓勵和推動的。這樣,政治參與經歷對於許多中間階層來說並不熟悉,而愛國主義的經歷卻是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得到的。經過這種環境的長期熏陶,「迴避政治」成為許多人下意識的生活經驗,最終形成了對政治的疏離;而愛國主義也成為許多人下意識的生活經歷,在不斷被激發中保持著熱情。這樣,同為政治關注,其內容被人為地分割成兩個互不相擾的領域,一個是身邊具體但「危險」的國內政治關注,一個是遙遠抽像但「安全」的國際政治關注。    
    為什麼這種分裂化的政治熱情與參與得以維持?關鍵在於維持政治合法性的兩難。政治冷漠與疏離有利於降低民眾的政治參與,增加政治秩序的穩定。同時,政治參與是重要的政治系統輸入,是政治系統必不可少的合法性來源。而政治參與會帶來政治穩定的隱憂,這樣,政治系統就處於政治合法性與政治穩定的兩難之中。為了解決這種兩難,在繼續保持政治冷漠與疏離的同時,政治系統就通過其他途徑補充政治參與的缺乏。一種是維持形式上的政治參與,甚至不斷創新形式上的政治參與渠道;另一種是通過維持和激發「外向」愛國熱情,來補充「內向」的政治參與不足,增加政治合法性,同時也分散對政治參與要求的壓力。    
    但這種解決方式並不可靠,特別是對於中間階層尤其如此。首先,形式的政治參與並不能代替實質的政治參與。當前的城市中間階層大多具有高學歷、接受了許多現代政治理念,形式參與和實質參與的辨別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常識。這也反過來佐證了中間階層對形式政治參與的冷漠與疏離。其次,除非發生重大的國際衝突,愛國熱情並不能代替日常的政治參與。愛國熱情為中間階層提供了歸屬感,與其說是權益需求,不如說是精神上的宣洩需求。而通常的政治關注、政治參與和中間階層的基本權利息息相關,並不僅僅是精神上的需要,也就是說,形式政治參與和愛國熱情並不能替代實質性的政治參與。    
    更重要的是,這種分裂化的政治參與會逐漸形成政治忠誠對象的分裂。對於政治系統來說,理想的目標是政治參與和愛國熱情都將忠誠對像引向政治系統自身。但實際上,隨著政治參與的長期缺失,愛國熱情的忠誠對像會逐漸從政治體繫上轉移,而集中於國家、民族這些抽像的概念上,從而形成了政治忠誠的「離異」。也就是說,中間階層會逐漸認識到,他們愛的是國家、民族,而不是正在掌握國家、民族的政權。相對於通常的政治冷漠與政治疏離,「離異」的政治文化會從更深的層次上削弱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這種政治忠誠的「離異」不僅不能增加政治穩定性,反而會逐漸積累政治不穩定。    
    綜上所述,中間階層同時具有政治疏離與民族國家認同兩種政治文化特徵,一方面,這兩種特徵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平衡;另一方面,它們又有著難以解決的內在的衝突。從這各角度來看,中間階層對於政治秩序的作用是個難以把握的變數。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政治活躍的消解與誘導(1)

    不同階層的訴求目標差異很大,比如農民階層的要求通常是具體的、眼前的、簡單的、物質的,主要集中在經濟利益的分配上。只要滿足農民的直接利益訴求,農民的期望張力就很容易消解,這也是農民保守的一面。同樣,城市中的社會底層(如農民工、下崗工人)對吃飯、工作和住房等眼前利益最為關心,他們的期望張力容易形成,但也容易通過社會資源配置的調整得到消解。    
    相反,中間階層期望張力的消解比其他階層更加困難。首先,對於經濟權利,中間階層比社會較低階層要求更高,更長遠,很難通過「小恩小惠」能夠真正「打發」,他們更傾向於根本性的權利實現。其次,中間階層所涉及的經濟權利更加廣泛,他們傾向於整體性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再次,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具有多元性和抽像性的特點,並不局限於經濟要求,甚至,中間階層有時更關心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權利和目標。這些權利和目標的爭取往往更具有持續性和艱巨性,在實現過程中容易激化期望張力。實際上,許多國家的中間階層運動的直接根源並非經濟原因,而是政治原因,至少是政治原因與經濟原因的相互結合或相互激發。另外,階層成員的社會責任感、集體主義合作精神、意識形態鼓舞等,是一個階層保持政治活躍的基礎條件,而這些恰恰是城市中間階層中知識分子群體的特徵。    
    亨廷頓曾對比了各種對政治秩序可能形成壓力的階層力量,結論認為中間階層才是真正的不穩定來源,而其他階層並不能對政治秩序形成真正的威脅。產業無產者和遊民無產者隨時都可能會反對政府。貧民區居民最終也許會爆發騷動和政治暴力事件。儘管這樣,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是製造革命的材料。工業無產者和現狀休戚與共,遊民無產者則斤斤計較於眼前的目標。在大多數處於現代化之中的社會裡,真正的革命階級當然是中產階級。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這個集團的政治態度和價值觀支配著城市的政治。    
    ……中產階級作為一種革命因素的形象,當然與傳統上認定中產階級是現代政體的穩定基石的一貫看法是衝突的。實際上,中產階級與穩定的關係,頗似富裕與穩定的關係一樣,一支龐大的中間階層隊伍猶如普遍富裕一樣,是政治上的一支節制力量。然而,中間階層的形成卻也像經濟發展一樣,常常是不穩定的因素。引自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4頁。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不可能絕對消解,只能相對釋放。    
    另外,期望張力是需求與現實的落差,而期望本身是主觀的。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消解,也可以在各種條件下被誘導。某種社會訴求能否上升為政治期望,其期望值有多高,會否形成期望張力,這些都是變數。可以把政治期望看做一種新生商品,這種新產品之所以能夠走入千家萬戶,有兩種途徑:客戶需求某種新功能,開始在市場上尋求相應的產品,敏感的商家感應到這種需求,推出具有這種功能的產品,並推銷給用戶,最終被廣泛擁有;或者,商家開發出具有某種新功能的產品,並自信具有市場潛力,開始通過各種市場策略推廣這種產品,宣傳其新功能及優越的性能,得到市場的認可,從而被廣泛擁有。後一種產品的推廣策略就是市場誘導,這種手法在市場營銷中並不鮮見。對於政治期望的形成,除了自身自發的需求之外,誘導同樣起著重要的作用。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需求與誘導並不能截然分開,兩者的過程與作用往往是共生的,形成相互激盪的局面。而對新產品期望的形成過程,也是對原有產品陳舊、單一的功能不滿的形成過程,在獲得新功能之前,這種期望就會成為用戶與原有商家之間的張力。例如,政治理念的啟蒙過程就可以看成一種典型的政治期望誘導。對於中間階層而言,相對於其他階層,其理性與公民性特徵更容易對現代政治理念產生共鳴。當這些現代理念與現實生活產生反差時,期望張力就產生了,並會在積累中不斷增加釋放的可能性與衝擊性。    
    因此,中間階層既有的期望張力難以消解,而新的期望張力又容易被誘導,這種特徵使得中間階層具有政治活躍的潛質,在前述內容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其不穩定的變數。    
    小結未來的模式    
    中間階層在發展起點上是沉默的,而在未來,中間階層的發展走向充滿了變數。中間階層自身在發展變化,政治秩序在發展變化,兩者相互關係也在發展變化,三者都既存在著約束和消解中間階層政治活躍性的因素,又都孕育著一些激化中間階層政治活躍性的因素。在中國複雜多變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哪方面的因素會取得上風,將難以預料,從而使得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的未來政治取向和作用難以把握。理論上,如果將中間階層放在動態發展的歷史模擬情景中,我們可以將它在政治秩序中的未來走向描述為下面各種理想模型。當然,這些模型只是理論性的、高度抽像化的圖示,未來真實的走向難以預測,且更加複雜。    
    一邊緣化的力量1起點或持續萎縮毋庸置疑,從本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國城市中間階層在當前階段是明顯政治不活躍的,表現為政治冷漠和無所作為。根據前文中的「中間階層政治活躍度」模型,當前的中間階層處於圖式的左下角位置,即階層力量弱小,階層期望張力還沒有充分顯性化,政治不活躍。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政治活躍的消解與誘導(2)

    當前中間階層的階層力量弱小是其政治不活躍的關鍵因素。中間階層仍然處於萌發時期,在數量上仍然屬於社會各階層中的邊緣力量。每個社會的每個新興階層都有一個長期發育的過程,當前中國的城市中間階層也不例外。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至今,只有20多年的時間,中間階層還沒有發育為完全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同時,中間階層自身充滿了異質化特徵,缺乏社會組織與整合機制,公民特徵還不充分,缺乏力量同盟等。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還不明顯。追溯城市中間階層的來源,中間階層萌發的過程就是中間階層所包含的各社會群體在社會分化中脫穎而出的過程。傳統城市社會結構分化並不明顯,而在市場轉型中,知識分子充分利用了專業技術管理才能和市場自由空間,逐漸從渾然一體的社會結構中分離出來,向上流動成為城市社會結構中的白領中間層。一些憑借膽識和機遇發家的個體戶也從下層普通市民中冒出頭來,成為自營者中間階層。普通幹部分化成機關幹部和事業單位專業技能人員兩種角色,前者充分利用了市場轉型中的資源分配能力,後者則在參與市場遊戲的同時仍然享受著體制內照顧,都成為中間階層的重要組成。可以認為,新興的中間階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市場轉型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城市中間階層的政治期望得到了抑制,除了傳統上缺乏參與的政治文化,政治參與的負面效果也得到了放大。另一方面,市場化使得中間階層缺乏政治參與實踐經驗,「習慣」了缺乏政治參與的社會生活,降低了他們的政治期望張力。    
    當然,中間階層的沉默不僅可以作為發展起點,也可以作為一種持續的狀態。也就是說,中間階層的力量一直沒有得到發展壯大,其期望張力也一直沒有形成。這樣,中間階層就成為一支萎縮的群體,在社會格局中似有似無,無關痛癢。    
    2邊緣化與犬儒化    
    假如中間階層的力量發展一直受到抑制,進展緩慢,它就很難作為獨立的階層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力量的弱小,並不代表期望張力得到消解;相反,期望張力可能會持續增強。從圖6-3的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特殊的中間階層發展走向。    
    圖6-3中間階層的邊緣化與犬儒化    
    缺乏政治參與機制,無力在政治格局佔有一席之地,期望張力上升,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會導致中間階層產生一種犬儒主義的傾向。    
    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紀希臘的底約基尼斯(又譯狄奧根尼),本意主張清心寡慾,鄙棄世俗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古代的犬儒主義具有三種傾向:一是隨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現有價值;三是戲劇性的冷嘲熱諷。從公元三世紀起,犬儒主義開始分化出民間(下者)的犬儒主義和權勢(上者)的犬儒主義。對於在上者即權勢精英來說,通過雙重標準,說一套做一套,使得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控制、擺佈民眾的政治虛偽手段。而民間犬儒主義是一種對任人擺佈狀況下的生存的宣洩、憤懣方式。    
    現代犬儒主義則是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Jeffrey C Goldfarb,The Cynical Socie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152現代犬儒主義的徹底不相信表現在它甚至不相信還能有什麼辦法改變它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犬儒主義有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現實的一面,它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當代犬儒主義的主要表現包括:1政治冷漠;2說一套做一套;3懷疑正統成為一種思維定勢;4抱著難得糊塗的心態;5在生活中喜歡用市井流傳的笑話、傳言、歌謠、順口溜進行冷嘲熱諷。    
    在本模式中,中間階層對於其在社會資源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不滿,期望張力較大,但力量的弱小決定了他們只能無奈觀望。同時,這種不滿而無奈接受現實的複雜情緒會導致上述犬儒主義的傾向。這種犬儒主義對政治秩序不會產生直接的壓力,但卻反映了整個社會與政治秩序間期望張力的膨脹,是公眾政治和公共道德危機的隱性形式。這種危機即使沒有在中間階層身上顯現,也會在其他階層身上集中發作。另外,中間階層力量的不能得以獨立,就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對政治秩序的穩定形成更大的壓力。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壯大中的變數(1)

    如第五章所述,中間階層力量的發展受到各種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約,同時也存在不斷發展壯大的跡象與激勵因素。從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經驗中可以看出,對於發達國家,中間階層的壯大是社會成熟的體現與保證;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中間階層的興起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特徵。對於我國的城市中間階層,與其說是能否發展壯大的問題,不如說是發展快慢的問題,以及具體進程中的發展軌跡問題。    
    同時,中間階層的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它的期望張力始終是個變數。與力量的發展相比,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更加複雜多變。從而,中間階層在壯大中可以有多種模式變數。    
    1「穩定器說」的理想    
    正如前文所述,「穩定器說」本質上所對應的僅僅是中間階層一種特殊狀態,即壯大之後的中間階層有效緩解了社會衝突,成為政治秩序中的穩定力量。國內所普遍認可的中間階層「穩定器說」的武斷之處在於,不加分析地把這種靜態特徵看做整個發展過程。即,中間階層持續發展,同時社會衝突被消解到一個較安全的低水平,中間階層在整個壯大過程中始終政治穩定(如圖6-4所示)。    
    圖6-4中間階層「穩定器說」的理想    
    從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的關係來看,這是一個政治秩序不斷調適、中間階層保持政治穩定的過程。政治秩序具有強大的彈性和適應能力,中間階層的活躍度始終保持為一條低水平的平滑線。通過政治秩序與中間階層的不斷互動與調整,中間階層自始至終被充分容納到社會資源配置系統中。隨著中間階層的壯大,中間階層在穩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也逐漸增強,政治秩序穩定的社會力量基礎也越來越雄厚。當然,這種模式與其說是必然,不如說是難以把握的理想。因為,現實中間階層的崛起往往與社會轉型聯繫在一起,容納新階層力量的政治秩序很難做到恰如其分的「微妙調整」,與變化的社會結構始終如一地完全合拍。    
    這種模式類似於理想的漸進式改革,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來把握,才能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證社會與政治的穩定。推動漸進改革的權力層必須同時面對保守與激進兩種力量的壓力,在漸進變革中對改革進程的控制需要非常老練,善於平衡各種相互衝突的社會力量,懂得如何處理各種改革措施的輕重緩急。    
    2社會轉型的推動力量    
    在中間階層作為新興力量的壯大過程中,新的政治需求不斷產生,並與滯後的政治秩序產生一定的衝突,期望張力隨之積累。同時,政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著中間階層的訴求,不斷地消解著期望張力。但是,現實中期望張力的積累往往超過消解速度,這個過程會出現一個或若干個比較顯著的轉折點。如果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和階層力量積累到一定程度,要求變革的呼聲將日漸激烈,政治秩序在壓力中就不得不順應變革的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政治秩序轉型,緩解社會衝突,最終將中間階層逐漸容納到變革後的新秩序中(如圖6-5所示)。    
    圖6-5社會轉型的中間階層推動力量變革的呼聲,矛盾的積累,變革的啟動,變革進程的深入,都與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之間的不斷衝突與相互妥協相聯繫,這是個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的博弈過程。相對於政治秩序不斷調適、中間階層保持穩定的模式,政治秩序的被迫轉型過程充滿著矛盾和衝突;但相對於激進革命的模式,政治被迫轉型的過程要相對緩和很多,它避免了階層對抗的最後攤牌、社會的劇烈動盪。這樣,中間階層成為社會轉型的直接推動力量。    
    政治秩序轉型的進程、時機和力度有時也是難以把握的。因為政治轉型常常是被迫的選擇,在打開轉型的突破口後往往一發而不可收,其進程與走向並不能完全由政治秩序所控制,總是面臨著繼續推進與保守退縮的兩難選擇。從歷史的經驗可以看出,政治秩序轉型有的成為社會劇烈衝突的替代物,有的則成為社會劇烈衝突的催化劑。    
    3走向激進的模式    
    在中間階層的發展過程中,如果政治秩序的體制僵硬,中間階層沒有被政治秩序、社會資源配置機制所容納;同時,中間階層的力量不斷壯大,期望張力不斷積累,其挑戰政治秩序的能力與願望都在增強,中間階層的政治活躍度會持續上升,直到走向激進。中間階層的激進,以及現有政治秩序的不妥協,使得中間階層與政治秩序直接對抗,導致原有政治秩序受到全面衝擊。以中間階層為主導的社會力量在建立新政治秩序後,其期望張力會迅速消解,並依靠其強大的階層主導能力,成為維護新秩序的階層基礎。


第三部分:政治變數壯大中的變數(2)

    這種模式恰好和一位學者對革命發生的制度背景的描述不謀而合:革命的起因在於政治制度和社會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設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條件與社會勢力當中的某些因素,陰差陽錯碰到一塊,革命就產生了。由此而論,革命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政治制度無法為新生的社會力量參與政治和新的社會精英進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會勢力具有參與政治的願望,這種願望通常產生於社會集團的某種象徵性或物質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領域中施加壓力,這種要求方可實現。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團和僵硬或不靈活的制度乃是製造革命的原材料。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y Harry Echstei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116~118 綜上,「穩定器說」僅僅描述了中間階層在特定歷史與社會情勢下的一種特殊狀態,它需要強大的自身階層力量和緩和的期望張力作為前提。從過程上來講,中間階層對變革提供壓力,是活躍的、不穩定的。在現代社會中,中間階層作為政治秩序「穩定器的」定位,代表了一種判斷上的發展趨向。從長遠看,中間階層反對社會動盪,力圖推動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彈性,容納各階層特別是底層的價值期望,最終緩解了社會衝突,成為穩定力量。這是「穩定器說」的價值所在,也是學者對中間階層寄以厚望的原因。    
    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如果說這種厚望在成熟社會已經實現或者初見端倪,那麼在未來面臨諸多深層次問題挑戰、社會轉型任重道遠的中國社會,這種期望常常還只是一個美好願望或者遙遠的目標。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目前仍然處於政治冷漠與無所作為的階段,同時,轉型期的中間階層的多層次內在衝突孕育著使其政治活躍度激化的因素。在走向維持社會與政治穩定這一目標的歷程中,中間階層更多地表現為一個變數:保守或活躍,冷漠或激進,變革或革命,搖擺或堅定,破壞或建設,責任感或趨利性……將中間階層看做穩定器,是一廂情願;把中間階層看做政治秩序的威脅,則過於消極、被動。我們需要以更加開放的眼光來審視中間階層,思考如何使其成為政治秩序中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或破壞力量。


第四部分:結語中間階層與政治發展(1)

    構建和諧社會的範式選擇:現代衝突論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提出了當前的四項基本任務。其中,「建設和諧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其地位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文化並列。構建和諧社會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鞏固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參見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頁。從而,建設和諧社會的意義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可以說,「和諧社會」是「三大文明」(政治文明、經濟文明與精神文明)理論的新拓展,是對小康社會新的闡釋。    
    從字面來看,和諧社會還是一個較新的概念。對和諧社會涵義的直接描述可以追溯到十六大報告:「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參見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9頁。其中,社會和諧、人民和諧相處的提法,使「和諧社會」的概念呼之欲出。不久之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實現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貫穿其中的重要思想,就是要努力實現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和諧。參見2003年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此基礎上,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概括形成「和諧社會」的概念,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並要求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    
    同時,從社會發展目標來看,和諧社會從來都是每個政治體繫在每個歷史階段不變的主題。建立平等、互助、協調的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的美好追求。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哲人都有「大同社會」和「理想國」的構想。荀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以為生,各得其養以為成」,道家也提出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社會和諧理想狀態。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對於什麼是和諧社會,對此存在著一些共識,集中體現為黨的文件中所給出的闡釋:「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在當前,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這種和諧社會的目標可以全面概括為: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充滿活力,就是能夠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這些基本特徵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全面把握和體現。參見胡錦濤:《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1版。同時,我們要明確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可能形成思維誤區的地方,即和諧社會是作為目標而提出來的,否則就不必去「構建」和諧社會了。我們需要在這種思路上取得共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一種治國的理想,又是一種治國的方略、治國的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治國的結果,是目標與過程的統一。我們既要增強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促進社會更加和諧的緊迫感,又不能操之過急,急於求成,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從能夠辦得到的事情做起,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堅持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地加以推進。參見曾慶紅:《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紮實推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6日第1版。在社會科學中,和諧社會作為一個構建過程,和諧本身是「常態」,還是「非常態」,存在理解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反映在社會科學理論上,成為研究視角的分野,其起點是「人類社會如何可能」的「霍布斯問題」。一種觀點認為人類在聯繫中建立了結構與秩序並保持穩定,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對公共價值與公共權力擁有普遍的共識,從而建立了社會。另一種觀點則主張社會結構的穩定和有秩序是一種強力約束的結果,擁有權力的群體對沒有權力的群體進行統治。這種如何看待社會和諧、如何實現社會和諧的爭論在社會科學中長期難以化解,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演化為結構功能主義與現代衝突論兩種不同的範式。    
    結構功能理論從靜態的角度來分析社會,認為社會是移動著的靜態平衡。它假設社會制度處於均衡的狀態,社會一直保持著它的有條不紊的秩序,不會發生整體的變遷。社會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小至個人、群體,大至組織,都對社會整體的穩定做出貢獻。社會是由規範、價值和公共道德將社會成員聯結在一起,形成社會共識,即共同的社會價值的聚合力,使得社會保持著均衡。如果社會內部出現緊張、失衡,是由於社會出現了暫時的、不正常的病態,社會內部的機制可以自動地加以修正與調整。參見張樂寧:《當代西方社會學關於越軌的理論》,載《國外社會學》,1989年第5期,第35~39頁。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由這種社會均衡模式來解釋。


第四部分:結語中間階層與政治發展(2)

    而衝突學派認為社會是動態的,無時不在變化之中。整個社會體系處於絕對不均衡中,在社會體系的每一個部分都包含著衝突與不和的因素,對於社會體系的整體來說,它們都是或明顯或不明顯的不整合和社會變遷的來源。社會在運轉中所保持著的秩序,是權力在起著維持秩序的作用,來自於一部分社會群體對另外的社會群體進行壓制的結果,而不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對社會價值和公共權力的認同。因此,許多社會問題並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釋得了的。    
    所以,在我們將構建和諧社會作為目標的時候,就需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作為常態的社會本身是和諧的,還是衝突的。也就是功能主義和衝突範式的選擇問題。出於現實性和建設性,選擇衝突範式更有說服力。    
    首先,時代性。範式的選擇與興起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往往受當時的社會背景制約。以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學派興起、發展於20世紀40年代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在美國本土進行,戰火也基本沒有波及美國本土,使得美國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戰後美國迅速地轉入為和平建設服務的國民經濟軌道,一時國內欣欣向榮,社會和諧,民眾生活穩定。在這種繁榮和諧的社會背景下,結構功能主義應運而生,成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世界中的主流社會科學理論。但西方進入20世紀60年代,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造成了社會的動盪不安。美國的繁榮也好景不長,也為各種矛盾和問題所困擾,先後爆發了反越戰運動、保障民權運動、肯尼迪被刺事件等。正是在這種動盪的年代,衝突論應運而生,美國社會以達倫多夫和科塞為代表的衝突學派開始活躍於學界,批判結構功能理論所宣揚的社會均衡、穩定、和諧與整合的「太平盛世」,切中時弊,回答困擾人們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相關論述參考華青:《結構功能學派和衝突學派》,載《國外社會學》,1987年第6期。這兩個學派的一起一落,反映了兩種不同社會背景的轉換。這兩個學派在看待社會問題的基本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正好與這種社會背景的轉換相呼應。    
    當前,之所以提出和諧社會的構建目標,並不能簡單地說我們的社會整體上已經不和諧了。同時,我們也要正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伴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分化調整、文化觀念現代化等一系列的新生問題,社會和諧確實受到了一定影響。社會轉型就是一個調整原有秩序、構建新型秩序的過程,不可避免會遭遇兩種秩序或隱蔽或激烈的衝突。這個時期,將衝突作為一種常態,比將和諧作為一種常態更容易令人信服,從而使得衝突的基本判斷更加貼近當前的現實。因此,構建和諧社會既是一個理想的價值目標,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比如在一次最近的調查中,公眾普遍認為由於長期形成的資金、權利、信息壟斷而導致的貧富收入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體現越來越明顯。這種差距體現在方方面面,諸如地區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等,且差距呈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因此,貧富差距受到廣泛關注,關注度占91%,排在諸多關注點的第一位。參見東民、王星:《貧富差距擴大居首》,載中國網2005年3月1日(http://wwwchinaorgcn)。另外,住房問題、就業問題、物價問題、教育收費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反腐敗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司法公正問題、社會治安問題、環保問題、交通問題、城市建設問題、車市問題、信訪制度問題、依法行政問題等,也是社會轉型中矛盾集中、受到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其次,建設性。功能主義的保守主義色彩比衝突論更濃厚一些,這是因為它們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結構功能論吸收了塗爾干的功能思想,意大利帕累托的「社會是一個有平衡性系統」的社會體系學說,馬歇爾的經濟思想和韋伯的社會行動思想。甚至,社會生物學派和物理學中牛頓力學法則也在功能主義理論中留下痕跡。而帕森斯則成為結構功能主義的集大成者,特別是其社會均衡論影響深遠。而衝突論的思想淵源是受馬克思、齊美爾、韋伯等的影響,他們認為社會上不同群體之間由於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不同,會經常存在著根本的衝突,強調權力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的核心,各種價值資源有限,從而在資源的分配上存在永久的社會生活衝突。    
    可以說,功能論與衝突論各自說明了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就像一條線的兩端,分別是極端的社會有機均衡論和激進的階級鬥爭論。大部分理論雖然選擇了功能論與衝突論的基本立場,但都多少吸收、借鑒了對方的觀點和視角,處在兩種極端理論之間的某個位置。比如,功能論和衝突論都看到了社會不和諧的現象,區別在於前者將之稱為一種健康肌體的偶然病態,需要進行不斷校正以回歸社會和諧;而衝突論則認為不和諧是社會的固有特徵,雖然無法根除,只能通過社會秩序的調整來緩解衝突,並在衝突與緩解的互動中尋求發展,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相對於傳統衝突論和傳統結構功能理論,現代衝突論是一種建設性的社會理論。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屬於典型的傳統衝突論,它不僅將社會衝突抽像為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鬥爭,而且其研究落腳點不是如何協調這種鬥爭衝突,而是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覺醒和社會革命。功能主義的社會均衡理論則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根本否認社會衝突的普遍存在,落腳在如何解釋社會協調的機制。實際上,在20世紀40年代的最繁榮時期之後,結構功能主義就逐漸淪為各種社會科學理論進行批判的「草靶」。現代衝突論在承認社會衝突的普遍性的同時,將社會和諧作為了研究落腳點,並建設性地認為社會衝突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是社會變遷的動力。這樣,現代衝突論融合了功能主義與傳統衝突論的一些基本觀點,是對兩者的同時繼承和批判。社會理論發展至今,相對於結構功能主義的社會均衡論,現代衝突論的觀點更貼近社會現實,也更為學者所接受。


第四部分:結語中間階層與政治發展(3)

    現代衝突論以達倫多夫和科塞為代表,他們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對功能主義理論進行反思和發展的基礎之上。達倫多夫衝突論的核心是社會變遷,他這樣總結自己的理論觀點:    
    表7-1達倫多夫的現代衝突論要點*結構功能理論現代衝突論1每個社會都是一個相對    
    持久的諸要素構造體。每一社會都時刻服從於變遷:    
    社會變遷是普遍存在的。2每一個社會都是一個整合    
    良好的諸要素構造體。每一社會都時刻在經歷著社會衝突:    
    社會衝突是普遍存在的。3社會中的每一個要素都對    
    社會具有功能作用。社會中的每一要素都對社會    
    變遷發生積極作用。4每一社會都建立在其成員的    
    合意基礎之上每一社會都建立在某些成員被    
    另一些成員壓制的基礎之上。*見崔樹義摘譯,達倫多夫:《關於社會衝突的理論》,載《國外社會學》1987年第3期,第11~12頁(原文載於美國《衝突平息》雜誌1958年2月號)。    
    達倫多夫認為,兩種模式在一定意義上都富有成效。穩定與變遷,整合與衝突,功能與反功能,合意與壓制,似乎都是任何可想像社會的同樣有用的兩個方面。它們是被辯證地分離開來的,並且只有在被納入對社會問題的描述時才是可窮盡的。兩種理論可以運用同樣的範疇進行廣泛的工作,但卻各自強調不同的方面。    
    科塞的「社會衝突的功能」是其現代衝突理論最吸引人之處。衝突不僅導致了社會不和諧,它還具有社會整合的「正」功能。科塞的理論建立在對齊美爾群體和諧的理論傳統之上,他的興趣在於衝突怎樣通過要求進行革新和創新來施加壓力,以阻止社會系統的僵化。他曾寫下大量著作論述衝突的積極功能。衝突允許人們流露敵對情緒,改善緊張關係。通過建立新規範或者肯定舊規範,可以用來緩解各方衝突的根源,排除不滿情緒。科塞還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安全閥」概念。如果社會系統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容忍衝突或者把衝突制度化,那麼要在存在敵對關係的情況下維持社會關係,社會就要利用排泄體制,排泄人們的不滿情緒,這就是「安全閥」機制。「安全閥」機制可以提供轉移敵對情感的作用,也可提供對侵犯傾向進行精神發洩的手段。參見L科塞:《社會衝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MF阿布拉漢:《衝突理論》,載《國外社會學》1987年第3期。    
    結構功能理論和現代衝突理論在理解階層分化上也有不同的視角。    
    功能論者旨在瞭解分層制度如何及為什麼聯結在一起,並探索實現社會融合的途徑。階級或階層不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一個干預變量,而是一整套為社會運行提供必需條件的社會分工制度。這種分工制度相當於一個複雜的報酬體系,由此而造成的地位和收入的差異被視為有機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個體被置於許多必須填滿的社會有機體的不同位置上。這樣,可以把社會分層體系看成一種激勵制度,用來鼓勵最能幹的人擔任最艱難的角色以實現社會有效運行。否則,社會就不再能夠正常運行。功能分析家關注社會制度如何使人們適應環境,使人們去追求或保持社會中的各種社會職位,包括那些收入微薄、地位底下、工作生活條件艱苦的職位。    
    而現代衝突論者是社會變革的倡導者,探索如何削弱分層制度,對人們為何要反叛、為何要變革感興趣,所應用的階級、階層分析方法強調不平等使人們受挫,並拒絕現狀。衝突論傾向於用社會分層,甚至階級的概念來解釋社會變革動力,認為新的職業或經濟角色的確立往往會導致出現一些原來被摒棄在傳統等級體系之外的新群體或集團。由於這些群體或集團力圖穩定其在社會內部的地位,因而與舊的特權階級發生了衝突,對舊特權者的地位、經濟資源或權力提出挑戰。這些新的集團也常常確立起一套價值觀,試圖削弱原有價值體系的穩定性,以破壞其所維護的特權結構,加強自己的地位。這樣,歷史變革基本上被看做是一種新階級、階層的產生與舊階級、階層沒落的過程。複雜的社會體系生來就是不穩定的,不平等所產生的衝突導致了要求在制度內進行變革的壓力。    
    可以看出,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轉型歷程中,現代衝突論更具有時代特徵,貼近社會現實,不僅為學者所接受,還更容易為社會輿論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現代衝突理論體現了我國傳統上就具有的「亂中求治」的思維,在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湧現的歷史階段,更容易找到構建和諧社會的著力點和切入點。


第四部分:結語構建和諧社會的著力點:政治發展

    從現代衝突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推出,社會衝突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過程和條件。而社會衝突是多種多樣的,那些社會衝突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主要方面?或者說,我們需要找出構建和諧社會的著力點。    
    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其社會背景是社會階層分化,要解決的是伴隨社會階層分化而來的社會衝突。根據作者的理解,社會衝突有三個方面,一個是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衝突,主要是社會結構變化所引發的利益分配格局衝突;一個是社會文化規範的衝突,主要是社會轉型中破除舊文化類型與建立新文化類型之間的衝突;另一個是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衝突,主要是原有政治秩序不適應新社會體系所引發的衝突。概括地說,就是社會結構轉型問題、文化轉型問題以及政治轉型問題。    
    每個社會在不同階段構建和諧社會所要面臨的主要社會衝突是不同的。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所要解決的就是社會結構衝突問題,對象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之間難以調和的經濟關係本質。但在我國當前社會中,社會結構衝突還沒有上升為主要矛盾。比如說,農民這裡不是指戶籍意義上的農民,而是指真正謀生手段意義上的農民。和進城農民工處境艱難,但這並不能簡單歸結為農民階層與城市階層的衝突,農民也沒有痛恨城市市民。工人階層(特別是下崗工人群體)處境艱難,但他們也不會將怨氣歸結到「老闆」的剝削,和管理人員的不仁不義。中間階層面臨各種職業維持與發展上的壓力,但他們也不會把罪過歸結為僱主沒有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職業機遇。即使社會結構衝突成為主要矛盾,也是在社會進一步分化的未來,而不是當前。    
    文化規範衝突也不是當前社會分化中的主要矛盾。西方社會一度面臨著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社會文化規範衝突,而我們在文化規範上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實現現代性。在有些社會中一些文化規範可能成為衝突的主要內容,如宗教信仰衝突,但這並是影響我國社會和諧的主要衝突。發展中國家在社會轉型中普遍面臨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衝突,但這種文化規範的衝突往往不是獨立的,而是具有附屬性,是根植於其他結構性的社會衝突之中的。而且,這種文化規範衝突的消解一般要靠社會的自我調節,並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才能有所改變。比如,市場信用缺失、人際關係冷漠問題等都是影響深遠的社會矛盾,但我們不能就這些問題本身而依靠強力宣傳或其他運動來解決,因為這些問題背後有更複雜、更深刻的社會根源。    
    而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間的衝突成為當前我們所面臨的不可忽視的重要矛盾。政治體系所發揮的作用包括橫向和縱向兩種形式。橫向上,政治體系體現了社會多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係與權力關係,政治秩序是滲透在社會各階層之中的;縱向上,政治體系體現了對整個社會進行控制和管理的利益與權力關係,政治秩序是超越社會各階層之上的。從某種程度上,這種政治秩序與社會體系之間的關係可以作為政治民主多元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分歧的邏輯起點。傳統上,我國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的縱向關係始終成為主導。至今,這種情形仍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協調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的矛盾,主要是政治體系自身的變革,以適應新的社會結構變化,容納新興的社會階層。這種政治體系的自身變革,就是政治發展。從而,政治發展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著力點。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個論斷,即構建和諧社會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之間的關係角度。和諧社會是作為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之一提出來的。邏輯上,這裡的和諧社會是客體,政治體制或公共權力是主體,論述的是政治體制或公共權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能動性。正如黨的綱領性文件提出的,在構建和諧社會時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4頁。這種對社會深刻變化的適應,體現在執政體制上,就是政治發展的問題。    
    政治發展的核心是以公民政治參與為特徵的民主政治建設,它與經濟建設、道德建設聯繫緊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機統一的。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來不斷增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保障,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不斷鞏固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撐,同時又通過和諧社會建設來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參見胡錦濤:《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論及構建和諧社會時,我們頭腦中最先浮現出的往往是政治體系的秩序性或政治穩定。然而,政治秩序與政治發展並不矛盾。政治秩序本身是個中性詞,可能意味著良性的政治秩序,也可能意味著保守、滯後、不公平、醞釀著危機的政治秩序。非秩序也是一個中性詞,可以體現為負面的社會動盪,也可以體現為打破不合理秩序、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而不僅指貶義的破壞。與政治發展相對的不是政治秩序或政治穩定,而是政治守舊或政治保守。保守是對現有政治秩序的一味維護,對良性變革的一味阻礙。表面的穩定可能在為更大的動盪和激烈的變革醞釀爆發力,而良性、持續的政治發展才為政治穩定提供長治久安的活力。


第四部分:結語和諧社會的「推進器」:中間階層(1)

    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的不是「穩定器」,而是可以實現政治發展的「推進器」,在發展中實現社會和諧。而政治發展中,不同的社會力量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並非都能作為「推進器」。    
    那麼,這種推動力量需要什麼樣的社會品質呢?1這是一種新生的社會力量。政治發展的目的是要容納新生的社會力量;反之,新生力量的興起必然要求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並推動政治秩序做出相應的調整。所以,只有新生力量才是政治發展的「推進器」。2這是一種具有發展潛力的、有活力的力量。政治發展需要強大的推動,只有那些不斷壯大的社會力量才有這種能力。這種力量是多個因素的綜合,不僅需要人數的壯大,還需要足夠的政治參與能力,階層自我整合機制,以及共同的政治理念。3這是一種有利於社會結構平衡的力量。極端社會力量的興起,推動的不是社會平衡,而是社會分化和社會衝突的進一步加深,不能實現社會和諧的目標。只有那些在自我階層利益實現的同時,還能推動整體利益實現、不與其他階層利益形成根本衝突的階層,才是政治發展的積極力量。4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方面,這是一種具有變革要求、同時不具有破壞性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完全是既得利益的分享者,那麼他們就是保守的,缺乏推動政治發展的動力;如果這種力量總是具有社會革命和暴力的衝動,那麼他們所形成的社會衝突將超出政治秩序的容納底限,引發的不是政治發展,而是政治破壞。    
    社會和諧目標的提出,對社會轉型中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化趨勢做出了積極應對。中間階層作為社會分化中最能激發人們想像力的新興力量,其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政治影響應該受到切實的重視。結合本書前面關於中間階層的各方面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中間階層具備了推動政治發展的社會品質。    
    首先,中間階層是典型的新生階層。現代意義上的中間階層隨著中國20世紀80年改革開放而萌發,它不同於我們歷史上所出現過的任何一種社會階層,並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而進一步分化、整合和壯大。中間階層具有優良的群體素質,在創造社會物質與精神財富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無疑是整個社會結構中的骨幹部分,可以概括為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而且,中間階層在發育過程中已經表現出了被政治秩序接納的要求。    
    其次,中間階層的未來力量發展具有巨大的潛力。如前文所說,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中間階層增長迅速。在當前和未來,雖然中間階層的進一步壯大充滿了矛盾和衝突,但不斷增長的跡象和勢頭仍十分明顯。即使其具體發展歷程並不順利,但其廣闊的發展空間是毫無爭議的。而且,中間階層的力量不僅來自於人數的增長,更來自於其社會骨幹地位,較高的政治參與能力,以及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現代公民特徵等。    
    第三,中間階層是社會結構中非極端的力量。正如前文對中間階層內涵的分析,它在社會結構中對其他階層沒有支配能力,也不完全受其他階層的支配。這種社會中間性特徵,決定了中間階層利益的實現和發展不是建立在對其他階層社會利益的剝奪基礎之上;相反,中間階層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具有相當程度的重合性,它所推動的政治發展方向更接近社會公共目標。    
    第四,中間階層傾向於社會變革。作為新興力量,中間階層要求政治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有充分表達階層利益的渠道;同時,中間階層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於穩定的職業發展,社會動盪有損於他們的利益。如前文所述,中間階層在政治秩序中的多變性,某種程度上正是其在保守與激進之間尋找平衡的體現。    
    如第六章所述,中間階層於政治秩序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力量。把中間階層看做緩和社會衝突、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器」,需要強大的階層力量和低強度的期望張力作為前提。「穩定器說」僅僅描述了中間階層在特定歷史與社會情勢下的一種特殊狀態。    
    同樣,如果我們把中間階層看做政治發展的「推進器」,與其說是一種歷史必然,不如說是一種積極的期望。中間階層具有推動政治發展的社會品質,但在社會轉型的現實過程中,它同樣具有其他多種多樣的特徵:保守或活躍,冷漠或激進,變革或革命,搖擺或堅定,破壞或建設,責任感或驅利性……在當前中國城市中間階層仍然處於政治冷漠與無所作為的階段,同時也孕育著政治活躍度激化的因素。政治發展「推進器」的角色需要中間階層反對社會動盪,力圖推動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彈性,自我利益的實現能夠容納各階層特別是底層的價值期望,緩解社會衝突,最終成為社會穩定力量。而這與「穩定器說」一樣,僅僅是中間階層眾多未來模式中的一種可能,類似於上文中「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模式。    
    但這並不表示將中間階層看做構建和諧社會的期望沒有現實意義。因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只有中間階層具備推動政治發展的社會品質;或者說,中間階層比其他階層具有更多的這種品質,更有推動政治發展的可能性。無需迴避,之所以提出這種期望,除了中間階層自身的建設性特徵之外,還有對社會基層和富裕階層的非建設性特徵的認識,甚至不信任。


第四部分:結語和諧社會的「推進器」:中間階層(2)

    比如社會基層。他們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都不是新生的社會力量,其社會訴求都是傳統的,不能代表社會轉型的新方向。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整體上是向上流動而不是向下流動。除非特殊突發原因導致的社會大退步和整體貧困化,社會基層的力量不可能有太大的發展空間。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產業部門的職工狀況有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即僱傭化、貧困化、無權化、分散化。參見劉實:《談當前中國工人狀況》,載《工農天地網》(wwwgongnongorg)2003年7月28日社會基層所表達的社會訴求具有直接性和局限性,爭取的是眼前利益的實現,而不是社會整體進步這些較抽像的目標。他們是被支配程度較高的社會結構部分,其所處的弱勢與被動地位使得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採取容忍的保守態度。而當社會基層變得政治活躍時,往往採取破壞性的暴力行為。從中國悠久歷史中的政治變遷來看,社會基層從來都是革命的發源地,而不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    
    又如,與中間階層相伴而生的企業家(特別是私營企業家)群體也是一個新興力量,仍然處於快速發展的態勢,其自我整合能力、政治行動能力非常強。但是,正因為這個群體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強勢性,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納入到政治體系之中,並沒有社會變革的足夠動力。而且,這一群體利益的實現往往和社會整體目標並不完全一致,其發展方向並不能代表社會和諧的主旋律。    
    綜上,如果非要給中間階層一個簡單的概括,並在這個概括上賦予對中間階層的期待,那麼與其稱中間階層為政治秩序的「穩定器」,不如把中間階層看做政治秩序調適或轉型的「推動器」。雖然這一概括如「穩定器說」一樣片面、偏頗,但更具有建設性些。中間階層有作為政治發展的「推進器」的可能,同時也是這一可能力量的惟一候選。中間階層能夠、也應該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二節對中間階層的容納【1】一體制創新中的容納性如上節所討論的,中間階層具有推動和諧社會構建的各種社會品質,同時,它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走向並不確定。當前仍處於發育階段的中間階層蘊含著各種難以破解的矛盾和衝突,並且具有深刻的體制原因。中間階層發育中的衝突特徵與社會轉型背景息息相關。中國目前處於一個全面的社會轉型期,如社會結構轉型,即從簡單社會結構向複雜社會結構轉型;經濟轉型,即由傳統經濟資源配置體制向市場競爭資源配置體制轉型;政治轉型,即由封閉性政治系統向開放式政治系統轉型;社會意識轉型,即由集體主義意識向個人主義意識轉型等。這些衝突導致了中間階層自身在利益、認同和行為上的各種分裂和兩面性,決定了中間階層自身力量發展的曲折性,以及政治傾向與行動的不確定性。    
    那麼,我們必須思考的是,中間階層如果要擔當起政治發展「推進器」的作用,需要什麼樣的現實條件。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摘自《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頁這可以看做支持培育中間階層的願望。但要使中間階層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能夠發揮積極作用,不僅僅在於其社會結構比重,甚至也不僅僅在於其社會力量。中間階層在興起中必然伴隨著新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訴求,而這種訴求受既有政治秩序的約束,不免導致期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從而引發期望張力。某項期望張力和綜合期望張力的積累,有可能成為決定中間階層政治取向的直接動力。這種期望張力的存在是絕對的,不可能徹底消除,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和釋放。如果存在適當的社會機制,能夠不斷緩解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使其保持在政治秩序所能承受的範圍之內,那麼中間階層的期望張力就可以轉化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活力,而不是破壞力。    
    在考察中間階層的未來模式時我們可以發現,在決定中間階層行動取向的社會情景中,特別需要強調現有政治體制的靈活性,政治秩序自身彈性對於中間階層期望張力的釋放十分關鍵。如果現有政治秩序能夠與中間階層產生良好互動,不僅可以削弱中間階層自身的期望張力,使它成為社會變革的積極力量;而且還可以緩解來自底層的壓力,對階層衝突起到緩衝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沒有為中間階層的期望留下容納空間,則很容易將中間階層推到政治秩序的對立面,成為社會劇烈衝突的來源,甚至成為社會基層反抗的同盟。要建立這種緩解中間階層期望張力的社會機制,就需要政治秩序對中間階層一定程度上的容納。    
    在和諧社會構建中進行體制創新、發揮社會創造力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共識。這種共識可以表述為:「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參見胡錦濤:《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0日第1版。「在著力抓好當前重點工作、解決突出問題的同時,要加強體制機制建設,以體制機制的創新推動工作的創新。」參見曾慶紅:《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紮實推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載《人民日報》,2005年2月26日第1版。    
    對應於中間階層的興起,體制創新體現為對中間階層的積極容納,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容納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政治參與訴求、釋放社會緊張的訴求,以及建立社會聯繫和組織的訴求等。


第四部分:結語執政支點:容納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1)

    政治秩序是社會基層的上層建築。在現代社會,政治秩序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容納,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就像一架天平,社會是天平的底座,而政治秩序是天平的橫樑,橫樑是架在社會底座之上的。這種關係類似於古人所說的「水」與「舟」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同樣,天平橫樑如果不能在底座之上保持平衡,就會失去政治秩序的穩定,引發社會與政治衝突。相對來說,天平的比喻比水/舟的比喻更強調現代社會中政治公平的重要性。天平要保持平衡,除了要具有不斷調整橫樑兩端權重的高超駕馭能力,更重要的前提是,橫樑自身要放置在底座的一個合適的支點之上。如果支點選擇不恰當,則天平平衡的調節會十分艱難。    
    現實中,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具有相互衝突的一面。政治秩序要容納所有人群的所有訴求,要麼是虛偽的,要麼是出力不討好的,因為這種目標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秩序也要在社會各階層中尋找一個支點,使得這個支點在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同時,還能維持社會體系整體利益訴求實現的平衡,而不是簡單的利益博弈。    
    這個支點就是中間階層。與其他階層相比,中間階層與最大多數的階層保持共同利益的聯繫,最能體現社會的整體利益。即使中間階層不是社會整體利益的重心,也是最接近這個重心的階層;作為參照,也使政治秩序更容易建立社會和諧。比如,如果把強勢群體(如私營企業家群體)作為執政支點,只會加劇社會兩極化和社會對立。如果只關注弱勢階層的處境,就會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在尋求社會和諧中就難以找到利益平衡點,只會事倍功半。    
    中間階層的這種支點作用與「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目標並不矛盾,可以將前者看做後者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操作化策略。比如,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黨都普遍有「中間化」的趨勢,以應對社會結構「中間化」的現實。因為,以贏得盡可能多的社會力量的支持作為首要目標的各個政黨,面臨著的一個激烈挑戰就是,如何擴大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政壇對「第三條道路」的熱衷就是對執政黨中間化的理論探索。一些政黨堅持傳統觀念,無視現代社會「中間化」的事實,固守日益萎縮的階級基礎、社會基礎,終於導致失去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執政地位。最為典型的是法國共產黨,該黨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獲得了蓬勃發展,黨員人數達到100多萬,在議會選舉中得票率最高曾達到39%。但當法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傳統的產業工人占的比重越來越小時,它仍然固守工人階級就是傳統的產業工人的觀念,結果致使法國共產黨的力量越來越萎縮,以至於現在法國共產黨只有十幾萬人,在議會得票率只有5%。在當前,雖然我國中間階層還沒有成為社會主流,但在社會分化不斷加深的處境中,執政黨社會基礎的中間化至少可以更好地實現利益平衡,與西方政黨的中間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當代西方社會的這一政治經驗應當引起重視。    
    三體質彈性:容納中間階層的參政訴求    
    中間階層在社會結構中處於骨幹地位,具有相對較高的教育層次,容易接受現代政治理念,這些決定了中間階層的訴求是多元性的,不僅僅局限於直接的個人經濟利益。甚至,很多時候中間階層的訴求是抽像的,具有價值傾向。中間階層普遍具有傳統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社會責任感的一面,他們的行為常常可以超越個人得失的經濟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有了現代積極公民性特徵。中間階層的這些價值傾向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他們的政治參與期望。從我們的研究和現實社會生活經驗中,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訴求。而一旦這種期望無法實現,張力就會積累。即使這種期望張力在外界約束下沒有表現為顯性的社會衝突,對政治秩序形成直接的壓力,也會造成中間階層對政治秩序的疏離、甚至離異,銷蝕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並最終為顯性的社會衝突醞釀能量。    
    而且,相對於直接利益訴求的衝突,政治價值取向的衝突更具有不妥協性。即使大規模社會衝突的起因並不是價值取向的,但中間階層很容易將社會衝突引向政治價值訴求。齊美爾將社會衝突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參與者只是作為「私人的個體」的參與衝突,另外一種是參與者主觀意識上作為集體代表的有部分人格投入的參與衝突。前一種衝突參與的目標是個人利益,建立在個人計算基礎之上;後一種參與衝突則體現了「缺少自我利益的高尚性」,具有不妥協的特徵。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 pp 39~40在齊美爾思想的基礎上,科塞討論了意識形態與衝突的聯繫。他也認為,「如果參與者感到他們只是集體或群體的代表,不是為自己,而只是為他們代表的群體的理想而戰鬥的時候,衝突似乎要比為個人原因而進行的鬥爭更激進、更冷酷無情」。科塞:《社會衝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頁。


第四部分:結語執政支點:容納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2)

    科塞分析了社會衝突暴力性、體制僵化與價值衝突的相互關係,提出以下幾個命題,對於我們理解政治秩序容納中間階層政治參與的重要性,會有所啟示:科塞:《社會衝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05頁;並參考《科塞關於衝突過程的命題》一文,崔樹義摘譯自考JH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第8章(美國多賽出版公司1978年修訂版),載《國外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第8~14頁。1衝突越是具體表現為超出個人利益之上的東西,衝突就越激烈。一個群體在意識形態方面越是統一,其目標就越是共同的和超出個人自我利益的,越具有一種明確的良心,衝突雙方感情的捲入就越深,減少了緩解衝突的可能性。相反,群體越是為了其「現實」(客觀的)利益而參加衝突,衝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就越有可能在實現其利益的手段問題上尋求妥協。    
    2發生衝突的體系和社會結構越僵化,衝突就越有可能是非現實的,衝突雙方尋求妥協的備選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承擔衝突和緊張的制度性手段的可用性就越小,衝突就越具有暴力性。    
    3控制機制越是龐大,衝突體系和社會結構越僵化。在社會控制嚴密的體系中,儘管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但當衝突確實出現時,由於這種體系沒有承擔或調節衝突關係的任何手段,衝突就會傾向於是暴力性的。    
    4如果衝突雙方的關係越是次級的,具有暢通的溝通渠道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賴關係,衝突群體的成員不會投入其全部感情能量,社會結構就越不僵化,因而衝突就越不具有暴力性。以功能方面相互依賴為基礎的體系,很有可能更靈活和更有可能調節衝突,使之不破壞相互依賴關係。    
    5衝突越是圍繞價值而發生,衝突就越具有暴力性。而發生衝突的結構越是僵化,衝突就越容易圍繞核心價值而發生。一個衝突處境中的感情捲入越多,這種具有就越可能反映對核心價值的認可。只要各群體信奉不同的價值,或者對什麼是「好的」和「適當的」有不同的理解,他們就很難達成妥協和和解。因為對衝突群體的成員來說,這種價值具有深厚的感情意義。在由強烈的價值認可維繫在一起的僵化體系中,最容易發生這種衝突。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裡分析認為,超越制度建設水平的過度政治參與會導致政治不穩定。這種觀點也可以理解為:滯後於政治參與需求的過度制度僵化也會導致政治不穩定。所以,政治秩序對中間階層政治參與訴求的容納,是緩和中間階層期望張力的重要一環。而在現實中,由於我國歷史上的政治傳統和現實國情,政治體制具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社會各階層政治參與的渠道並不夠通暢。即使曾經存在過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參與,也大多屬於政治動員的結果,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性政治參與。雖然當前所存在的各種正式政治參與渠道大多實現了制度化,並在改革中不斷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口徑,創新出更多的政治參與形式;但在研究中發現,中間階層對這些政治參與的實質性很大程度上持不信任態度,與其有意或無意地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感到被排斥在政治領域之外,缺乏參與感已經成為他們政治冷漠、政治疏離和政治離異的深刻原因,影響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政治秩序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為中間階層提供實質性的政治參與渠道。    
    另外,中間階層具有較高的素質,參政議政能力較強。對中間階層政治參與的容納,還可以加強政治秩序的執政能力,增添政治智慧,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四「安全閥」:容納釋放社會緊張的訴求    
    社會緊張和敵意可以通過有限的、可以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衝突得以釋放。齊美爾推崇衝突的正面功能,認為衝突自身是一種釋放敵意並維持群體關係的機制,並使用了「安全閥」這個概念來描述為社會不滿提供釋放途徑的合法衝突機制。他認為,釋放不滿是「清潔空氣」,通過允許行為和言證的自由表達而防止被堵塞的敵意傾向的積累。George Simmel, Conflict, English translation work by Kurt H Wolff, Glencoe, III, The Free Press, 1955,p19如莎士比亞筆下約翰王所詠歎的,「沒有暴風雨,就會是一個多麼污濁的天空」。    
    實際上,社會緊張和敵意的緩解不僅可以通過行為上的衝突來實現,還可以通過其他各種替代手段來達到「宣洩」的目的。德國人類學家舒爾茨創造了「排氣孔」這個術語,用來指原始社會中為敵意和被群體壓抑的緊張氣氛提供製度化釋放出口的習俗。他舉出了放蕩儀式這個例子。在這種儀式中,對於通常的性行為規則和尊諱迴避規則可以加以違犯,但又不產生破壞性。Heinrich Schurtz, Altersklassen und Maennerbuende, Berlin: G Reimer, 1903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費爾坎特所說,這種「排氣孔」機制就像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一條河道,它使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予受到毀滅性的影響。See Alfred Vierkandt, Gesellschaftslehr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28, pp309~305科塞修正了齊美爾的「安全閥」思想,認為緊張的釋放不一定要通過原始衝突行為,還可以尋找替代手段:科塞:《社會衝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3頁。積累起來的敵意不僅可以向敵意的原始對像發洩,也可以向替代目標發洩。很明顯,齊美爾只是考慮到了與最初的對立對象的直接衝突,他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即除衝突以外的其他行為模式也可以至少部分地承擔與衝突相似的功能。    
    如果沒有發洩相互之間的敵意和發表不同意見的渠道,群體成員就會感到不堪重負,也許就會用逃避的手段做出反應。通過釋放被封閉的敵對情緒,衝突可以起維護關係的作用。


第四部分:結語執政支點:容納中間階層的利益訴求(3)

    社會系統提供排泄敵對和進攻性情緒的制度。這些安全閥制度通過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衝突或通過減少其破壞性的影響而有助於維護這個系統。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的社會衝突大多是行動的顯性形式,但我們所不能直接觀察到的是更多的處於醞釀不滿階段的社會衝突。不滿是形成衝突行動的直接原因,不滿同樣可以通過替代手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使不滿不致繼續積累,防止其在某種合適的契機下轉化為社會衝突行動。政治機智(如政治笑話)、戲劇或其他文娛活動都可以為表達對原初敵意源的對立提供類似的替代手段。瑪格麗特研究了巴厘人的滑稽戲劇,認為巴厘的社會結構高度階層化並且很僵硬,大量的注意力用在表示等級和身份的儀表上,戲劇就是用來專門對等級現象進行滑稽的模仿。這種戲劇諷刺的自由在社會制度關係的緊張點上,所以它使緊張關係在笑聲中得以鬆弛。可以說,巴厘人的戲劇排解了在這個僵硬的等級社會中明顯的敵對情緒,並有著使原有制度延續下去的功能。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Balinese Character Spe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II 1942    
    容納中間階層通過一些渠道表達不滿情緒,是緩解社會衝突的重要機制。中間階層與社會轉型中的其他階層和群體一樣,會有各種各樣不滿的情緒。在社會衝突中,基礎階層要麼保持沉默,要麼直接行動;而優勢階層則傾向於直接以行動來解決衝突。相對而言,中間階層更傾向於首先將不滿表達出來,特別是通過公開的方式表達出來——無論這種表達是直接的,還是隱晦、機智的。對中間階層來說,政治參與不僅指政治選舉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還包括對公共事務的關注與評論。從本研究和生活體驗中可以發現,互聯網越來越成為中間階層自由表達情緒的「第四媒體」,包括時事議論。一項最新的調查顯示,當問到中間階層更願意用什麼樣的方式參與社會公共生活時,與利用傳統渠道如「向媒體投訴」,「參加政治、公益社團」等方式相比,他們更傾向於使用「在網上參加討論」的方式來參與社會公共生活,佔到33%的比率,高居第一位。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哪些人構成社會中間層:關注社會和言論自由》,載《中國青年報》,2004年8月9日版。中間階層對公共事務的議論,在初始時一般總是就事論事;但如果言路受到阻塞,不滿情緒反而會激化,將問題全盤化、抽像化和價值化,使得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即使這種情緒受到壓制,也成為一個衝突的積累點。


第四部分:結語「抗震帶」:容納構建社會聯繫的訴求

    人體凹凸有致,並不是一個平面,更不是渾然無形,何況有時還要輾轉反側。所以,要想睡得舒適並不容易,對床面的要求較高。如果躺在光板床面上,無論如何都會覺得有些「硌」。所以需要在床面上鋪上各種棉墊、棕墊,或其他鬆軟的東西,抵消許多床板的生硬感覺。席夢思彈簧床墊比起各種傳統的鋪墊更加舒適,越來越多的現代家居開始使用這種它。稍微熟悉席夢思彈簧床墊的人都知道,床墊的內部是由許多個彈簧共同支撐起來的。決定床墊品質和價格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彈簧的數量。當躺在上面時,彈簧密度越大,床墊對人體重量的支持就越均勻,人體的各個部位就越容易找到平衡,舒適度也就越高。這樣,數量眾多的彈簧共同撐起床面,構成了一個優良的「抗震帶」,不僅能夠滿足常規的睡姿,甚至還能適應一些比較「出位」(非常規)的睡姿。    
    如果把現代社會中的眾多民間社團組織比作席夢思彈簧床墊中的那些彈簧,那麼轉型社會中的訴求與社會衝突就是凹凸有致的人體,而缺乏民間團體的社會就像失去緩衝的生硬的光板床面。在社會分化中,人們的社會訴求越來越多元化,同時,社會衝突也無處不在。民間社會團體是社會整合的平台,可以滿足這種多元化的社會訴求,並緩和無處不在的社會衝突。否則,如果所有的訴求和衝突都指向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成為矛盾的焦點,政治秩序就會不堪重負。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缺乏整合的社會既有維持穩定的一面,也存在引發社會劇烈動盪的危險。人類天然具有相互聯繫、整合的社會性,每個社會的每個時期,都不乏試圖進行社會整合的力量存在。越是在一盤散沙式的社會,人們渴望尋求社會歸屬的傾向就越強烈。特別是在社會整合受到有意約束的時候,這種衝動更加強烈,具有某種不加選擇的盲目性。在這種狀態下,一旦某種整合力量出現,就會吸引現有體制秩序所不能滿足的各種社會訴求,跨越本來難以打破的階層隔閡。因此,其所能動員起來的社會能量將非常巨大,對政治秩序形成強大的威脅。這就像在缺乏緩衝的光板床面上,即使出現一個並不大的異物,也會非常令人難以忍受。曾經引發我國社會不穩定的邪教組織事件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那些教義荒唐得近乎可笑的法門組織能夠積聚起那麼多的狂熱信眾,甚至眾多中間階層與精英階層也不能獨善其身。社會轉型中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社會整合機制的轉型。以動員和控制為主要特點的傳統社會整合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不適應社會轉型中所出現的多元化需求。    
    相對於社會基層,中間階層在社會交往和尋求社會歸屬上的需求較強。當前,中間階層是民間社會團體組織的主要來源,現存的許多民間組織都具有典型的中間階層影子。如果期望中間階層減少對政治秩序的壓力,甚至期望它成為社會衝突的緩衝力量,放鬆規制、大力培育中間階層社團組織,就成為關鍵。少量而弱小的彈簧不能支撐起人體的重量。而少量而強大的彈簧則容易導致床面失衡。那麼,我們就不僅要容納床面下面出現彈簧,還需要培育數量眾多的彈簧,這些彈簧不僅不是床面上的「異端」,反而是床面的共同支撐。民間社會組織同樣如此。因為眾多的民間社會團體之間是相互競爭的,無形中分散了破壞性社會動員的潛力,減少了出現「獨大」力量的可能性。實際上,中間階層的社會需求非常多元化,其所參與的社團組織大多屬於志願組織、社區組織、環保組織、慈善組織、休閒娛樂組織、學術研究組織、行業協會組織等,並不具有明確的政治參與指向,對政治秩序並不會產生直接的壓力。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既然執政黨已經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意在培育中間階層,加強社會中間力量;那麼,培育中間階層的民間社團組織,就是進一步整合社會中間力量的舉措,是宏觀政策的具體化。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1)

    樣本採集使用目的性選樣方法,以能為本研究提供最多、最需要、最有價值的信息為目標來確定樣本。年齡段確定在25~40歲,主要考慮到中間階層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集中分佈在中、青年人群。職業上考慮到了中間階層的各種類型,主要包括公務員、企業白領、事業單位專業管理人員、自營者等。另外,綜合考慮了性別、教育程度、生活經歷、家庭特徵等各種因素。在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間,先後聯繫了三十六位被訪者,完成有效訪問二十四次(一次訪問最多兩個對像),有效被訪問者人數三十人。具體樣本的分類、背景和部分樣本訪談內容的摘編參見文後的附錄部分。    
    為對被訪者的身份進行保密的原則,全部隱去被訪者的真實姓名。同時為了使得論文引述更加方便和生動,取傳統《百家姓》中前三十位姓氏編排了化名,並和編號一起作為研究對象的代號,如「李亮(03)」、「錢民(13)」等。    
    為了更好地理解被訪者,使訪談氣氛更加融洽、坦誠、深入,研究者在訪問前和訪問中對被訪者的個人背景做了盡可能的深入瞭解。完整的訪談素材沒有附上,但此處給出了訪談者本人和訪談過程的有關背景,以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本書中對被訪者的引述。其中。對有關被訪者身份性和隱私性的內容盡量做了模糊化處理,刪除了與研究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    
    附表1訪談對像列表編 號類 型單位性質職業身份化 名性 別年 齡1白領企業外企經理衛成男302白領企業外企職員蔣麗女293白領企業私企主管李亮男284白領企業外企經理周燕女295白領企業外企經理朱海男316白領企業私企經理秦雲女317白領企業外企經理趙嵐女278白領企業外企經理褚峰男339白領企業律師曹飛男3310白領企業銀行職員魏瓊女2811企業企業國企主管沈智男3212自營自營知識個體韓娟女3013事業人事業工程師錢民男3014事業人事業工程師孫敏女3015事業人事業雜誌編輯鄭穎女2516事業人事業報紙記者嚴偉男2817事業人事業行政主管陳明男2618事業人事業研究員馮濤男3319事業人事業技術主管王慧女3120事業人事業高校教師楊波男3121事業人事業中學教師華林男3722事業人事業醫生孔楠男2823公務員機關市公務員尤軍男3324公務員機關市公務員何京男3025事業人事業社保管理呂英女3526公務員機關中央公務員張兵男4027公務員機關中央公務員金宇男3528自營者自營企業主許剛男3529自營者自營企業主施全男3530學生學生研究生吳芳女25衛成(01)、蔣麗(02)夫婦    
    衛成碩士畢業到了北京一所研究院工作。期間因為本地沒有親戚朋友,各種待遇也不好,住在集體宿舍裡,過得有些苦悶。蔣麗是本地人,大專畢業後在一家國營單位上班。兩個人都不安心原來的工作,想另謀發展,對學習英語很感興趣。所以就都時常去一所大學的英語角,他們就是從那裡開始認識、戀愛並結婚的。蔣麗談起這段往事半開玩笑說,當時衛成的動機就不純,因為他們戀愛之後衛成就再也沒有去過英語角,衛成笑著不置可否。    
    衛成工作不到兩年就離開原來的研究院,給單位交了兩萬塊錢的違約金(否則就不給檔案),衛成對此一直憤憤不平。他在一家知名外資企業工作了幾年,工作還算穩定,但總有些不踏實,擔心一旦有些變動不能適應市場上的競爭。後來被獵頭公司看中,辭職到了另一家外資企業。回想起過去幾年的工作經歷,衛成覺著不太滿意,主要是一直不知道前景在哪裡。像自己這種背景的如果要找工作不是問題,關鍵是能不能找到非常好的、稱心如意的工作。但是稱心如意的標準是什麼,自己都不是特別清楚。衛成覺著仍然有將來繼續讀個博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國的想法至今沒有打消。蔣麗雖然心裡挺矛盾的,但還是表示支持,這讓衛成比較感動。    
    蔣麗不是特別能言善辯,和一般北京當地女性有些不同,很恬靜平和。她現在一家外企做財會,心態是希望能穩定,因為「女孩子一過三十都這樣,該結婚的結婚,該生孩子的生孩子,都希望穩一些」。但將來實際上會如何,也不好說。現在公司和其他企業發生併購,公司在重組。對於公司的發展方向,工作前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承認和衛成的危機意識很不一樣,「可能和年齡有關係吧,兩年前我覺著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但現在奔三十的人了,感覺不一樣了,懶了似的,差不多就這樣唄」。    
    兩個人原來都住在蔣麗家,蔣麗的父母在家做飯做家務,不用兩個人操一點心。原來的房子拆遷後給補了一套新房,但覺著房子不夠好,就重買了一套大的,全額付的,經濟上比較吃力。現在把小些的房子賣掉後,經濟上一下子寬鬆起來了,沒有什麼負擔了,蔣麗感覺挺知足的。兩個人對消費都要求不高,「別人到我們這個生活水平就想買輛車,但我們如果不是特別需要就不買,只要兩個人覺著過得好就無所謂吧。」    
    李亮(03)、周燕(04)夫婦    
    李亮和周燕大學期間開始戀愛,在外地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李亮到北京後換了好幾次工作,從事的工作也各種各樣,每一個工作都沒能長久,一直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領域。直到最後,一個偶然的機會進了一家外企,認識了一些朋友,開始從事外貿出口工作。一年前,李亮找到了現在的一家外貿公司,是私營企業。公司結構比較簡單,有一百多人。李亮主管一攤業務,相當於中間管理層。工資收入比較有彈性,和公司效益變化聯繫緊密。雖然在這家外貿公司還不到兩年,但已經掙了不少錢。回首過去的幾年,感覺並不順利,但仍然認為做的每一份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穫。感覺以前都是在慢慢摸索和積累,也包括一些機遇,現在終於上了軌道,希望將來一直從事外貿出口的工作。這樣走下去,感覺應該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2)

    周燕在北京工作一年後,感覺到自己本科學歷的發展機會並不多,認為有深造的必要,於是多方籌措了一筆錢去讀全職MBA。拿到MBA證書後,卻發現市場對MBA的追捧已經大大降溫。找工作過程中多次受挫,終於在將近半年的准失業狀態之後到了一家外企。雖然那家企業本身很知名,但周燕認為自己的工作範圍有限,對工作前景和待遇都很不滿意,於是又謀劃離開那家外企重新定位,將來還是要做市場策劃和銷售管理方面的工作。後來到了另外一家外企,和原來的工作內容設想比較接近。工資待遇雖然還沒有質的提高,但公司配給周燕一輛轎車,等於買了輛家庭私車,還免去了一大筆和車有關的日常費用。    
    兩個人來北京後一直租房子住,但還沒有結婚。周燕的一個理由是:沒有自己的房子,結了婚也沒有立足的感覺。前不久已經買了房,裝修好馬上就要住進去的時候,周燕才答應領結婚證。而且,正籌劃再買一套小戶型給父母來京住。兩個人總體上感覺一步一步走過來,現在比較穩了,特別是買了房子,感覺在北京算是立了足。當經濟上有了保障之後,現在比較注重事業和成就感了。    
    朱海(05)、秦雲(06)夫婦    
    按約週末到了朱海和秦雲的家裡,已經將近11點,發現秦雲的母親在做飯。但聽朱海解釋,不是午飯,是早飯,不僅莞爾。原來小倆口平常很忙,睡不足,週末補補覺,剛起床。怪不得堅持和我約在這個時間。他們的家很寬敞,是三室一廳,特別是大廳,可以讓小兒子開著電瓶汽車跑。房子買了幾年了,在市區邊上。小兒子四歲多了,很好動、調皮。    
    朱海畢業後進了現在的外企,工作很努力、投入,也很有起色。雖然競爭激烈,去年還是獲得晉陞。朱海性格開朗,樂觀。對將來有很強的進取心,「還有很多東西要學,很多路要走」,認為「如果安於現狀就沒有意義了」。想成為一個營銷專家,我確實看到他家裡的書櫃裡有不少書,大部分都是和自己工作有關的營銷、管理類。他自嘲經常買書,但常常沒有時間看。自信工作幹得不錯,超過上司的期望,「甚至給他們也造成了壓力」。對於未來的發展,希望踏踏實實、穩步向前,並保持平常心:「我有我的想法,我的追求。但這些追求也是水到渠成的,不是別人不讓你上你偏上。比如我希望能自己出來做一個公司的總經理,我不會說要現在就做到。只要我的skill、我的talent得到充分發展就行。要慢慢積累自己的knowledge,積累自己的quality,否則,即使給你那個位置,你也承受不了。至於對將來事業高度的期望,即使不能實現,fine。關鍵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人生要有價值,社會價值。」朱海在採訪中一再強調一個人的社會價值:「我的工作不光是business need,還要讓我的消費者生活得更好,為他們提供一些方案,提供解決一些問題的方法。當然只要自己努力做到這些,就會有相應的回報,包括位置。」    
    秦雲在一家私營企業裡做主管,主要負責產品生產和引進,不是拓展業務、市場那種,所以壓力沒有朱海那麼大。但是要管很多人,有時候讓人很煩。對自己的事業,沒有把目標訂得像朱海那麼遠,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公司裡相對比較平穩,因為公司體制決定了,位置有限,在她的工作位置上,沒有太多的上升空間。但朱海對這個並不在意,認為兩個人沒有必要都那麼進取。當然,秦雲曾經幹過幾個工作,經驗更豐富,如果發展得好,自己開一家公司,他也會全力支持。    
    兩個人的家都在外地,自己工作又很忙,所以帶孩子成了負擔。開始一直是朱海的母親照顧孩子和干家務,比較勞累。前一陣曾把孩子送到秦雲的老家,讓孩子的姥姥看著,但兩個人都想孩子,不放心,還是接了回來,把朱海的母親也接了回來。    
    趙嵐(07,女)    
    趙嵐是很典型的外企職業粉領形象,採訪時顯得很健談,不時夾雜著英文單詞。她從小就要強,成熟的性格在大學生活中得到了施展,一直擔任學生幹部,學習成績也很好。大學畢業的時候,她被一家駐北京的外企錄取,並被派駐到外地做銷售管理。後來調回北京上班,工作性質和內容基本上沒有變化,只是不像外派時那樣輕鬆自在了。工作量加大了,周圍的競爭壓力也驟然加大。經過一段開始時的忙碌,現在已經能應付自如。    
    趙嵐現在的收入雖然不低,但大塊和日常的支出也不少。這絲毫沒有影響趙嵐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在消費上一定講求品味、時尚和檔次,喜歡旅遊。趙嵐解釋說這和她所處的環境關係很大,周圍同事和其他交往的人都這樣,大家平常談論的也都是這些,不用刻意,大家都會暗中相互比較。如果自己對這些東西不講究,就會顯得不合群。但這並不表示生活粗心大意,相反,制定消費計劃很周密,有長期的有短期的,善於用最少的錢得到最好的服務,並對此頗為自豪。她最信奉的一句話是:錢是掙來的,不是省來的。對將來的生活,充滿了信心。    
    趙嵐的丈夫在機關部門工作,現在住的房子就是單位分的經濟適用房,居住基本沒有帶來負擔。兩個人平常都非常忙碌,彼此早出晚歸,加班成了習慣,晚上很少在家做飯,只有到了週末才彼此放鬆下來。趙嵐笑稱和丈夫是天天住在一起的「週末夫妻」,並說這種情況很普遍。談起現在的生活,她說還不太滿意,因為她覺著生活還有變得更好的可能。對將來,有一些目標和期望,但並非不切實際。以前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房子、一個穩定的家庭收入,當然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疼我的老公」。現在這些都已經實現了,又有了新的期望。對於現在的工作,無論從收入還是從體面上,還是比較滿意,但希望經濟上能更寬裕些。以前曾面臨著晉陞的壓力,對將來的前景有些擔憂。畢竟公司是很成熟的大企業,管理層次是典型的金字塔結構,晉陞的競爭很激烈。現在已經順利升職了,三五年內不必太緊張了。於是開始謀劃要孩子的事情,希望將來生了孩子之後能夠轉到一個相對更穩定、更輕鬆一些的崗位或單位,能夠一直做下去,兼顧家庭和事業。    
    褚峰(08)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3)

    見到褚峰是在北京最繁華的商務區一座租金昂貴的寫字樓。褚峰看起來很斯文白淨,說話不緊不慢,如果不瞭解,很難將他和一家人才躋躋的跨國公司部門主管相聯繫。由於工作繁忙,約好在他中午吃飯的時間邊吃飯邊聊。褚峰提議到樓裡的一家日本餐館,說那裡安靜,便於說話,而且說自己平常喜歡日本菜,經常中午或晚飯去。    
    褚峰很健談,和一般在外企長期工作的人一樣,不時夾雜著英文單詞。他言詞縝密,思維活躍,並非第一印象中的內向。多年前他大學畢業,先到另外一家知名外資企業做過一年,然後跳到現在的這家企業,至今已經有了九個年頭。從最基層的經理幹起,一步一步過來,終於晉陞到現在這個位置。    
    褚峰三十出頭了,至今單身。對下屬,除了工作,很注意部門人際關係的融洽,經常以各種名義組織或鼓勵聚會。平時注重健康和保養,定期去健身俱樂部鍛煉,甚至經常光顧美容廳做面部保養。    
    褚峰評價說自己骨子裡的性格比較淡泊,是長期養成的個性,包括長期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拚搏後的從容。這種個性也反映到外表氣質上,他看起來比較溫和儒雅。對現在的狀況還算滿意,但強調說還有許多東西要進一步追求。「我這個人知足、中庸,但也不是無為」。「有些東西是由內至外的。人要有一顆知足的心,就是所說的感恩的心,我覺著就是這樣的。可能和我的經歷有關」。但他沒有說他的這些具體經歷,我也不好問。    
    評價自己的工作,褚峰說每次剛升到一個新的職位的時候,周圍都是新的東西,工作的要求往往要超過能夠負擔的程度,有一種迎接挑戰的感覺,所以很努力。這時候,在思維上,在處理事務的能力上,都有一種加速度的感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對新職位游刃有餘了,就開始失去以前的激情,希望擁有更多的責任和新的挑戰。這也是追求不斷晉陞的動力。公司能提供自己獨當一面的環境,做事的時候,有一種責任心。「但當停下來的時候,回過頭看一看,仍然會有為公司打工的感覺」。褚峰強調說,從「打工」的角度,還是滿意的。但從充分施展才華、展現自己價值方面,仍然認為自己有很多潛力沒有被開發出來。    
    後來再和褚峰聯繫時,他說已經辭職了,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公司。收入更高了,當然風險也大了,畢竟自己給自己發薪水了。日子沒有以前輕鬆了,但感覺充實。    
    曹飛(09)    
    和曹飛聯繫採訪的事並不順利,因為他很忙,時間不好安排。而且,他聽說我要錄音,不太情願,顯示了做律師的敏感和謹慎。曹飛說話的速度很快,反應比較敏捷。在採訪中有些事情聽得出來是有所保留的,但也基本配合採訪,提供了大量很有價值的信息。    
    曹飛本科是學工科的,畢業後在一家特大型國有企業上班。後來在單位有些悶,感覺律師行業很有前途,決定轉行,參加了律師考試。通過後找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前兩年買了房子,但車直到最近才買,因為總希望等好車型再降一降價格。    
    他對於律師行業很有信心,認為肯定有發展前景。現在逐漸向依法治國變化,法制環境越有健全,對於法律服務的需求就越大。曹飛說人們現在的法律意識,特別是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對法律服務需求量最大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以往的一些大企業和名人。自己也把業務定位在這個領域,主要承接的是經濟、民事案子。    
    現在的發展比較穩了,但希望將來在事業上有一個持續的發展。認為每個行業都要不斷充電,很想再讀一個法律碩士。但是手頭很多案件,牽扯很大精力,以前嘗試過讀書,但沒有實現(沒有明說原因,猜想可能是沒有考上)。現在讀書的想法還有,但也不願意將手頭的東西都丟掉,希望能夠平衡,否則得不償失。    
    魏瓊(10,女)    
    魏瓊本來是學計算機軟件的,但自我評價說專業學得一般,而且程序員很辛苦,不太適合女性。最後,幾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放棄了專業很強的工作,到一家銀行做行政管理方面的職員。    
    我原來的印象認為銀行工作比較輕鬆,畢竟是國有單位。但魏瓊說現在的工作很緊張。為了壓縮成本,這些年工作量增大了,而人員編制反而減少了,現在已經很少從大學招畢業生了。連崗位都不再是鐵飯碗,講求效益,如果能多吸引來存款,職位和工資待遇都不是問題。否則,不光待遇不好,連職位都可能不保。每天提前半小時上班,但幾乎沒有按時下班的時候,到八、九點鐘下班成了家常便飯。週末也經常加班,更讓魏瓊抱怨的是,有時候連五一、十一這樣的長假都不能保證。我問她待遇怎麼樣,她說還可以,但和以前既輕鬆、又拿高工資的時候根本不能比了。比起自己的辛苦,感覺現在的收入並不高。其實魏瓊並不為經濟上的問題擔心。她是北京人,獨生女,家裡有很寬敞的房子住。父母都在政府部門工作,單位的公車基本上可以當私家車用。她自己也不是那種比較張揚的個性,穿著氣質都比較素淨,消費不高,又住在家裡,平常的工資基本不用花費。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4)

    但魏瓊還是有自己的煩惱,主要是自己的工作問題。平時太忙太累,連戀愛也受到影響,男朋友很有意見。現在年輕,可以做這種強度比較大的工作,但是將來就不一定了。年輕的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能力強、待遇要求低,自己感到有壓力。所以想將來轉到一個強度沒有那麼高的工作,但並沒有想好。現在想出國看看,比如到英國一、兩年,讀個碩士回來。二、三十萬元的費用不用擔心,但父母反對,主要是不放心。因為魏瓊從小就沒有離開過家,包括大學都是在北京上的。    
    沈智(11)、韓娟(12)夫婦    
    夫婦兩個都是「北京土著」。沈智在外地本科畢業之後回到北京,在一家國營建築公司做工程師,沒有換過工作。這些年從最普通的工地技術員幹起,很扎實,做過建築工程方面的各種工作,對技術和管理工作都很熟悉。「因為領導對自己不錯,提供了各種機會,所以才願意幹下去」。馬上要被提升為工程處主任,對將來的前景很有信心。有工程的時候很忙,沒有工程的時候就和太太一起做個人承攬的室內裝修工程。    
    韓娟專科畢業後先到一家掛靠在國營單位下面的私人公司上班,大約干了三年。後來去了一個「說是合資其實還是國營單位下屬的公司」,做了五年,還是辭職了。都是因為不適應,甚至厭惡中規中矩的作息方式,單位人際關係也不融洽。「因為自己說話比較直接,有些東西看不慣就不能容忍」。「和同事的關係也不是表面上就弄得很誇張,就是覺著大家一起上班不輕鬆,可能和性格有關係」。2000年辭職,在一家學院脫產進修,學的是室內設計。2002年畢業後沒有再找工作,而是自己個人承包工程,搞室內裝修,現在已經有了個人公司執照和資格認證。勞動力來源是一些保持聯繫的包工頭,他們負責找民工。    
    兩個人這一段都很忙。沈智剛完成單位的一個項目,韓娟也正趕著在元旦前把幾個工程收尾。因為兩個人都經常在工程現場,穿工作服的時間比較多。也習慣了穿著很隨便。忙的時候連午飯都來不及吃,閒的時候整天都在家裡。「過的日子不是規規矩矩的那種,不知道什麼時候吃飯、睡覺,沒譜」。    
    韓娟父母有兩套住房,都是原來的工作單位分的。沈智夫婦就住其中一套,兩個人沒有再買自己的住房,也暫時沒有這個計劃,所以經濟上節省了很大一筆開支。「對錢的要求不是很高,不是特別會計算計過日子的那種」,沒有什麼壓力。平常沒有什麼高檔的消費,就是「吃吃喝喝,該工作就工作」。但去年韓娟的父親去世,想法有了很到改變,覺著現在沒有什麼保障,應該為生小孩、孩子教育、父母養老和自己將來的老年生活保障計劃一下。所以想趁著年輕在銀行存些錢,希望存一個基數,輕易不動。至今沒有要孩子,因為覺著負擔太大,沒有精力。沈智將要晉陞,感覺將來的事業空間很大,生活也會越來越好。但韓娟有些擔心,因為不知道新的一年裡能攬到多少工程。    
    錢民(13)、孫敏(14)夫婦    
    錢民和孫敏的孩子剛滿週歲,看起來很壯實,但從出生身體一直就不好,夫婦兩個這兩年沒有少跑醫院。北京地方大,路上又經常堵,從家裡到兒童醫院還有一段距離,來回打車就不少錢。今天下午剛從醫院回來,藥費反倒沒有車費多,讓錢民有些牢騷。小傢伙似乎對自己的健康和爸爸的牢騷都不在意,在房間裡很興奮地讓孫敏扶著走來走去。家裡還有第四個成員,就是保姆。因為兩個人都要上班,錢民還時常出差,不得已,從家政公司請來一個保姆幫著看孩子、收拾家務。孫敏幾次在孩子吵鬧得厲害的時候離開了客廳,但她對訪談的興趣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    
    夫婦兩個人都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生,畢業後又都留在院裡。雖然是科研類的事業單位,但是現在掛靠了一些公司,對外承攬一些項目,在體制上有些複雜。在分配體制上採取了基本工資、崗位工資加效益工資的做法。實際上崗位工資和效益工資成為主要的收入,並且在員工之間拉開了相當的差距。婚後兩個人住在院裡的筒子樓裡,一直到有孩子之前住進了單位的福利房。房子是新的,三室一廳的,雖然不是面積很大的單元,但對於小家庭來講已經綽綽有餘了。裝修不豪華,傢俱家電也是普通的。房子離單位不遠,小區雖然不大,但很乾淨、漂亮,設施很齊全。錢民說,在科研單位工資不高,但可以省去很大一筆房子的開支和壓力,算起來並不比在外面干差。而且,科研單位壓力小,比較穩定。開始他也曾經猶豫要不要離開科研院,但最終選擇了留下。    
    兩個人都表示這些年一直比較順利。沒有大的波折,畢業、結婚、要孩子,按部就班,工作也很穩定。但在談起對現狀是否滿意時,兩個人表達了不同的想法。錢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就是不用為將來的生活擔心唄,也能在工作中發揮自己學的一些東西。覺著自己的價值觀和自己現在有的待遇還是很相配的。期望和現狀差距不大」。孫敏雖然表示現狀不是特別差勁,但同時強烈地表示了不如意的想法,認為現實和自己的期望差得比較遠。原來,她很早就有出國的想法,在考研之前就有,但是「折騰這麼多年也沒有出去」。現在也不能想了,「孩子都生下來了,哪有有了孩子還出國的,而且這個年齡不適合出國了」。覺著自己沒有能出去,是因為一些客觀的原因,不是她自己的原因。至於具體什麼原因,不好深問。但她「還是不甘心,心裡不平衡。不光是出國,我原來設計的根本不是這條路。原先只是把考研作為一個跳板,沒有想到這次考研決定了我的後半生。我沒有想到要幹一輩子這種事情,如果當時想到考研要幹一輩子這種工作,我會更慎重考慮專業的問題。」    
    在訪談結束後,錢民很有興趣地談起了信仰問題,可以看得出他對這個問題一直很困惑。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5)

    鄭穎(15,女)    
    鄭穎換過好幾次工作,都是在雜誌社,做記者或編輯。見到鄭穎是在她的雜誌社,辦公室裡鋪滿了各種稿件和照片,顯得有些雜亂。看到她在忙碌著安排各種有關刊物的事務,有些風風火火。但坐下來卻一下子變得文文弱弱,和辦公室裡雜亂的氣氛、剛才的精明幹練顯得不太協調。要不是來之前就從她同學那裡瞭解到一些情況,我真的難以理解這種明顯的對比。    
    聽鄭穎說她從小養成了大大咧咧的性格,話不多,但性格豪爽、倔強、叛逆,特別喜歡冒險,大家都不把她當女孩子看。上了大學,鄭穎終於有了自由伸展的空間,在學校參加、領導了許多社團,交接了一大幫「狐朋狗友」,總是率性而為。在臨畢業時看著同學們都為將來的出路用盡心機,自己也開始現實起來,為將來的事業默默打算。後來的許多經歷、包括感情的挫折使她逐漸蛻去了許多大學時的鋒芒,變得更加穩重、成熟,成了一個很職業的媒體人。    
    鄭穎對環保事業很感興趣,參加了一些協會組織,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想過要全身心投入到環保事業中去。但現在她說自己要把工作先作好,希望等將來有了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嚴偉(16)    
    嚴偉碩士畢業,工作時間並不長,但已經換了好幾個單位。先是到了廣州的一家綜合性大報,但覺著那個單位管得太死,「不太適合自己的性格」,另外覺著廣州不太適合自己的發展。後來跳到北京的一家財經雜誌,但後來覺著發展空間不夠大,畢竟是份雜誌,自己有很多想法和能力,但實現不了。所以現在又跳到了一家財經類報紙。他認為記者有兩種,一種是做得比較好的,選題比較成型;另外一種老換領域,總是找不到位置,自己就屬於這種。自我評價涉獵很雜,什麼都能寫。單位說他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都能寫,比如社論版、新聞版、深度報道、副刊都能寫。我上網印證了他說的這一點,從他所在報紙的網頁上查出來很多他寫的文章,很高產,內容也各種各樣。    
    對於現在的單位,感覺還可以,但對於將來能不能幹長,並不明確,「誰知道呢,這個世界太大了,反正是做媒體吧」。對於自己的前景,雖然很多想法,但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接受挫折。由於這兩年漂泊不定,所以至今單身,生活上感覺有壓力,比如還沒有自己的房子、車子。    
    能感覺出來,嚴偉骨子裡有很強的精英意識,希望在新聞行業裡有所作為,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但在現實面前,也逐漸少了一些開始時候的衝動。    
    陳明(17)    
    在見到陳明之前,我就知道他大學畢業到單位以後,很快就提升到了正處級,擔任某事業單位一個行政管理部門的主任。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比同齡人更多些老成持重。不過,隨著談話的進行,才感覺出和同齡年輕人同樣的朝氣。    
    陳明把自己工作上的順利歸結為遇到了好領導和機遇。他其實在畢業前就開始在現在的單位實習,當時大四,有課就上課,沒有課就過來。這樣,在正式畢業之前就在單位給同事和領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為以後的工作做了鋪墊。單位機構改革,大大壓縮了一些職能機構,把原來的好幾個部門的工作都並到了一個部門。單位的人事設置變得偏平化,一個行政管理部門其實就三四個人,大家各管一塊,其實就是一個人管原來一個部門的工作。2002年3月份,當時辦公室缺一個副主任,陳明接了過來。後來單位統一競崗,正好處裡沒有主任,他當時以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工作,經過競崗後成為主任,級別也相應地調成正處級。但是陳明對這個級別並不以為然,說事業單位畢竟不是行政機關,和機關裡的級別劃分不好等同起來。在機關裡要做到處長,要扎扎實實熬上幾年。    
    陳明的農村出身對他影響很大。對比來北京之前的生活,陳明對現在的生活狀況還是比較滿意的。已經買了房子,馬上就要住進去。雖然暫時沒有結婚,但現在和女朋友關係很好。出人意料的是,陳明表達了很強烈的事業上的危機感和壓力。這種壓力不是來自單位內部,而是來自長遠職業發展和人才市場趨勢。    
    馮濤(18)    
    馮濤在某科研所工作,他要下午去圖書館借書,所以約好在圖書館見面。他很守時,在約好的時間的前兩分鐘內準時出現。第一印象,馮濤的穿著很隨意,氣質謙和,典型的科研人員的形象。他不是外向的性格,但在我的引導下,還是侃侃而談,可能和他有一些學文科的同學有關,他自己也經常買一些社會、歷史等方面的書來看。思維很嚴密,邏輯性強,很符合長期做科研的習慣。    
    馮濤多年前工科本科畢業,後來又讀了碩士,接著來到現在的單位讀博。一路下來,中間沒有任何全職工作經歷,專業也一直沒有變。畢業後留到了讀博的科研所,做科研工作,馬上要評副研究員。已經成家了,太太也是同專業的博士,現在美國做博士後研究。    
    感覺這些年一直讀書還是比較順利。工作環境比較簡單,工作、學習過程中接觸的人都比較單純,所以人際關係比較好。但是覺著單調些,每天就是吃飯、上班、加班,很多年都是這樣。現在雖然工作了,但和讀博的時候差別並不大,每天晚上都要去單位加班。不是單位要求,是自己習慣了,可能也和太太不在身邊有很大關係。平常工作時間很長,但效率並不大高。工作、生活單調,感覺時間就過得特別快。但回想起在北京的7年,其實已經變換了很多角色。這個年齡段,7年很重要。在研究機構裡要按部就班,先要拿到學位,再從助理研究員幹起,到副研究員,項目負責人,研究員,直至領域裡的知名學者,甚至權威。要經費,發文章,評職稱,基本就是這個路子。    
    對於自己現在的狀況,自身感覺還可以,但考慮到家庭,覺著還是不滿意。孩子沒有來得及要,已經覺得有些晚了。父母在湖北老家,有責任給父母養老,將來一定要接到北京身邊生活。這些很實際的負擔對自己來說感覺有很大壓力。不過,也認為這些事情是各行各業的年輕人都會遇到的,特別是自己的事業有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對將來的生活還是充滿信心。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6)

    王慧(19,女)    
    和王慧見面是在一個工作日的上午11點多鐘,我擔心她是否方便,她說沒有關係,平常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嚴。平常一到11點鐘大家就嘰嘰喳喳地去飯廳吃飯(午飯是外面送來的套餐),大家邊吃飯邊聊天,很熱鬧、輕鬆,沒有固定的中午吃飯時間段。    
    王慧在國家某部委下屬的事業單位工作。編制上是掛在機關下面的一家公司,雖然業務上增加了一些為市場主體服務的內容,但主要工作內容、工作方式與傳統的行政機關沒有太大區別,待遇和機關公務員一樣。不用像一般公司那樣去開發市場,只要等業務找上門就行了。雖然有時工作也會很忙碌,偶爾需要加班,但總體還是比較輕鬆。業務比較熟悉了,工作上沒有壓力和明顯競爭,只要把手頭的工作做好就行。工作穩定,待遇也不錯。    
    王慧看上去性格很開朗、隨和,從談吐上看得出受過很好的教育。穿著打扮比較素雅,沒有刻意講究。她自己也說在單位人緣很好,對人沒有心機,所以大家都願意和她來往。王慧從很早開始就有給人做媒的愛好,很大原因就在於她的熱心和別人對她的信任,平常交往也比較多。王慧聲稱做媒的對象大都是27歲到30歲左右的,學歷都比較高,工作也不錯。但是其中大齡女士較困難,同齡的男士反倒比較搶手,手頭有幾個女士沒有「出手」,所以現在不再敢「接受」女士的請求。王慧饒有興致地給我分析了許多原因,讓我聽得頻頻點頭。    
    王慧本來一直不想要小孩,主要是工作忙,覺著很麻煩。但是現在想法有了改變。王慧的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父母在一個小城市。剛在工作單位附近買了房子,經濟上沒有負擔。    
    楊波(20)    
    楊波本科畢業後做過大學教師,之後來北京讀了碩士和博士,現在一所大學做教師。他在讀碩士的時候就開始在外面講授各種考試英語,多年下來,在圈子裡儼然已經小有名氣,在各大城市飛來飛去講課,英語考試方面的書都已經出了幾本。雖然是第二職業,但幾乎成了第一職業,最近又和人合夥註冊了一家公司,以出英語書為主。平時很忙,明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已經被各家學習班約好了。    
    楊波這些年講課的回報很可觀,短短幾年掙了不少錢,自嘲成了掙錢機器。結婚前買了一套房子,現在又買了一套200多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去年自費送太太去國外學習,前一段又買了輛車。但經濟上無所顧慮之後就想在其他領域有所建樹,所以博士畢業前曾一直想從政,最後因各種原因作罷。    
    楊波這兩年感覺很疲勞,這幾年要講課,還要兼顧學習和工作,所以很忙碌。「沒有時間休息,連鍛煉的時間都沒有,犧牲了所有的時間來做事情。雖然事業很成功,賺了不少錢,但時間長了,開始厭煩,覺著做這些事情很痛苦。但也沒有辦法放棄,因為對別人承諾了,自己也想再多掙一些錢。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時候,沒有學習班,可以休息一下,反而覺著這個時候生活最美好,可以享受一下。這種感覺這兩年感覺越來越深。」原來沒有想過要小孩,現在覺著應該考慮了。看他的頭髮明顯有些稀疏,與年齡有些不相稱。    
    對現在的狀況還算滿意,感覺事業上不斷前進。想出國再讀一個其他專業的博士學位,能作為將來的事業。自信一件事只要自己決定要做,就能做成。    
    華林(21)    
    華林剛剛搬進新房,這些天比較忙亂。看起來很和氣,說話很有條理,很符合中學老師的風格。聊起來,很坦誠,無所保留。    
    華林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外地一所大學的附屬中學教書,後來在北京讀在職教育學碩士。拿到碩士文憑後,為了自己和家庭有更好的發展,特別是為孩子將來考慮,就找到北京一所大學的附屬中學留了下來,已經兩三年了。妻子是大學同學,現在北京另一所大學的附屬中學教書。    
    夫妻兩個人的收入都很穩定,加起來小日子過得還可以。房子是學校分的福利房,比外面的商品房要便宜很多。原來在外地買了商品房,現在也賣掉了,所以負擔並不大。在單位和教學組的同事關係比較融洽。對於將來,沒有太多的想法,認為該努力的都已經努力過了,以前一直比較勞累,現在就想好好地把書教好,希望孩子有個好前途。女兒在讀小學。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績比較好,在學校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秀。    
    到現在的單位需要辦人事調動和戶口遷移,前兩年這些事情讓華林很煩惱,跑了很長時間,花費了很多心思。說起這件事,華林仍然很不平,說現在辦事真難,很多政策和部門人為地為人才流動設置了許麼多不合理障礙。即使覺著沒有任何問題的手續,都會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麻煩。    
    孔楠(22)    
    孔楠當初上高中的時候身體不太好,家裡建議他高考報醫學。他自己也覺著學理工科比較艱苦,怕身體吃不消,也就同意了。而且,當時醫生的職業比較熱門。當然,在真正學了醫科後,才發現並不輕鬆。但孔楠仍然認為當時的選擇是不錯的,如果學理科搞基礎研究,在當前中國的出路並不好,「在社會上都不好生存」,而學醫比較有前景。畢業後孔楠到了現在的醫院工作,馬上要評主治醫師(中級職稱)。但要真正「主事」,還要些年頭。現在住院部做臨床工作,感覺在單位還是屬於基層,所以也和各方面沒有太多的利益衝突,競爭不算激烈,和大家關係也比較好。「將來往高的位置上走的時候,就會競爭越來越厲害」。    
    孔楠覺著在醫學界沒有高學歷很難發展,現在大家都在讀書,水漲船高,壓力很大。單位是科研所和醫院相結合的,所以在本單位讀了研究生。這樣,除了工作、家庭,還要學習,經常要查找、閱讀文獻資料,感覺很忙碌。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7)

    到孔楠家,最大的「亮點」是他懷孕的太太,突出的體型已經非常顯眼。他太太是一所大學的附屬小學教師,平常工作很忙,從學校回來還要在家批改作業。待遇還不錯,家裡的新房就是太太單位分的,三室一廳,很寬敞,裝修得也很漂亮。地段靠邊些,但上班有班車接送。    
    對於現在的生活,感覺還可以,比較平穩。就是經濟上還是稍微緊了些,除了剛買了房子,主要是後面還有許多其他事情。孩子快要出生了,開銷會很大。將來碩士讀完,還準備讀博士,到時候就要求脫產讀書做科研,所以經濟稍微緊張的時間還會持續幾年。我問他為什麼現在要孩子,他說預期孩子牽扯的精力不會很大,到時候父母可以過來照顧。到上幼兒園的時候就沒有問題了。說到這裡,孔楠慶幸自己的妻子在教育行業,小孩子將來的教育就不用太操心。不然,操心可就大了,會有很大的一筆開支,麻煩也很多。而且,妻子本身就是老師,自己就會教育孩子。所以,將要出生的孩子對自己的影響並不大。父母身體都還好,有自己的住房,退休在家養老。    
    對於將來的生活,孔楠說並不嚮往非常高檔的生活,希望的是比較恬靜的日子,「覺著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不像商業人士那樣有那麼高的生活水準期望」。主要考慮的是在學術、工作上有所建樹,現在自己就在朝這個目標紮實地走著,對未來還是充滿信心。    
    尤軍(23)    
    尤軍所在的街道辦事處地處繁華地段,但不在街邊,隱藏在高樓後面的一棟低層樓房裡,曲曲折折才找到。外面絲毫不起眼,但走進樓去,沒有想到竟然有那麼多的科室。後來聽尤軍說正式的公務員有六十多個,非正式的八十多個,被嚇了一跳。尤軍有自己的單獨辦公室,敲門進去的時候竟然看到他在安安靜靜看書。    
    尤軍今年三十出頭,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穩重,說話語氣很平緩,可能和多年機關生活磨煉有關。大學畢業後到區委做最基層的科員,幾年後平調到街道辦事處,仍然是科員,一年之後提到副科。後來市裡要求所有街道的副處級都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當時區裡這種年齡段的副處級幹部只有十幾個,屬於「青黃不接」。尤軍被推薦參加了全區的選拔綜合考試,通過後被任命為街辦的主任助理,後來轉為副主任。尤軍認為自己是政策的受益者,如果不是這次機會,可能還提不上來。當時一起分配到區委、區政府工作的大學生有十幾個,四年裡沒有提拔一個。現在從高校裡過來的畢業生多了,上面的大環境也變了,領導也開始重視人才,提拔這些科班出身的。他說以前的大環境就是這樣,雖然上層不錯,但中層很頑固,掌握實權的許多中層幹部是從兵團、軍隊轉業過來的,最下層就是他們這些科員。    
    對於現在的狀況,尤軍表示,如果和當初的預期比,肯定是不滿意。但是如果和當時同一個起點的人比,還算可以。既不是特別快的,也不是特別慢的,和同學比也是這樣。但對前景,尤軍表示並不明朗,甚至有些悲觀。自己從學校出來,很長時間不會拉關係,主要是拉不下面子。剛開始對官場什麼都不知道,後來,和朋友、同事聊天,才慢慢體會,感覺現實是很打擊人信心的。即使現在好了很多,但承認骨子裡還是很清高。雖然自信自己的能力,但沒有很強的背景,在官場很難。如果發展中有什麼轉折和機遇還可以,但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尤軍大學班上的同學很多並沒有進機關,而是到了公司裡,包括一些從機關跳出去的。但和他們比較,自己仍然覺著選擇是對的。他認為在公司裡風險太高,雖然可能發財,生活比較豐富多彩一些,但是將來沒有好的預期。將來自己雖然可能升到正處、副局就到頭了,但還是要去爭取一些機會,拚搏一下。自己這些年一直讀書,沒有間斷過,認為在機關發展最忌諱後勁不足。對從基層幹起,覺著並不一定是個壞事。假如要朝一個目標奮鬥的話,需要很多條件。在基層東西比較多,什麼事情都可以遇到,什麼人都可以碰到,「很多人說經歷就是財富」,在基層有很多事情在高層接觸不到。這種經歷在將來很重要,是所謂「後發優勢」。    
    何京(24)、呂英(25)    
    呂英開始是在一家外企工作,感覺在外企能培養一種良好的工作習慣或工作思維,為將來的事業打下基礎,但做到一定的位置就很難得到發展。所以,後來到現在的工業園區管理機構工作,屬於事業編製。當時覺著這個工作比較穩定,待遇也不錯,自己的工作也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但是時間長了,感覺工作內容比較單調,事務性的工作比較多,涉及的知識比較少。在初期還有能承擔一些責任、承擔一些事務的感覺,但後來熟悉了業務,感覺工作缺乏挑戰性。所以,現在想靜下心來加加油、讀讀書,然後再看看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所在,所以報考了研究生。    
    何京是呂英的朋友,被我也「順道」作為採訪對象,並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他做組織工作,開始說話有些官腔,言語很謹慎。後來放開了些。    
    很值得注意的是,呂英在準備報考研究生後變得關心政治,思想活躍,對何京所說的很多話不以為然,把何京作為保守的靶子。兩個人在很多問題上幾乎吵了起來,弄得何京很不高興。    
    張兵(26)    
    張兵已屆不惑之年,在國家機關下面的一個事業編製單位工作,副處級。回想起這些年的經歷,張兵感慨很多。    
    張兵在剛恢復高考時讀的專科,學校師資並不好,學制只有兩年,外語課都不開,所以認為自己教育上先天不足。畢業後在軍隊幹了多年,駐地在京郊。他看玩笑說自己有「三個女人」:母親、夫人和女兒。張兵老家不在北京,他是長子,希望能照顧母親。夫人在企業,不太穩定。孩子現在上初中,雖然說是在北京生、北京長,但因為部隊在郊區,決心不能讓她只接受大都市的「郊區教育」。為了「三個女人」,決心要轉業。「當時轉業有規定,正營以下不包分配,副團以上才包分配,解決待遇也就是個副處級,還不見得是實職。」很多軍隊專業幹部都會降級安排。張兵當時從「正營」級轉過來的,在1996年的時候為新的工作單位多方奔波。後來放棄了企業單位,到了國家機關,雖然是事業編製,但也是考公務員「擠進來的」,感覺不容易。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8)

        
    進來不到一年,正趕上當時的新一屆政府上來之後的機構大改革,精簡人員。當時的分流條件非常優厚,「分流就是為國家做貢獻」,其中一個去向是讀研究生,費用全額報銷,讀研期間人事關係仍掛靠在機關。就是說,在工作保留的前提下,完全脫產讀書。畢業之後,原單位還負責推薦工作。張兵動了心,他感覺自己的教育基礎不夠,夢寐以求的就是到正規大學學習。但在申請的時候,人事部門不批,說張兵不符合條件。因為單位雖然是財政全額撥款、按公務員管理,但還不完全是「公務員」,所以張兵想被分流讀研的想法落了空,失去了一個讀研的機會。    
    後來所在部委推行處級幹部競爭上崗,那時候他還是正科級,領導動員他參與競爭,到了副處崗位。他對上次沒能繼續求學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於是又參加研究生考試,如願以償。複習考試時頂著很大的壓力,因為自己在文化上有點先天不足,年齡偏大,離開學校太久了,英語都是靠自學的。入學後,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勇氣。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領導支持還是支持的,因為是利用業餘時間的週末上課。他對職業前景還是很看好,希望在碩士畢業後能有更好的發展。    
    金宇(27)    
    金宇明顯有些脫髮了,看起來將近四十了,但實際只有三十五、六歲。說起來,金宇覺著這些年太勞累了,心理上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金宇在某中央機關工作,總是要起草各種文件材料,所以經常要封閉到賓館裡面寫東西。他強調說,這些工作不是和做學問一樣可以慢慢做,而是有時間限制,節奏很快,經常是要求幾天內交稿,心情很緊張。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沒有了時間概念,除了熬夜,週末也經常不能休息,整天就坐在電腦前邊,房間到處鋪滿了各種參考資料。惟一的休息是晚飯後,能在賓館下面散散步,如果能有人一起散步聊聊天更好了。如果緊張起來,連這種放鬆都沒有了。    
    對於現在的工作,感覺有些枯燥。金宇還是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在其他工作上施展自己的才華。但現在的業務已經非常熟練了,畢竟積累了幾年時間,如果轉過去有些可惜。自己現在是副處,處長馬上要升職,不出意外自己能升到他的位置上。他強調說機關裡面的工作安排主要不是看自己的興趣,而是看領導的意圖。    
    金宇覺著機關裡的工作事務性比較強,而且經常有些工作變動,所以雖然在機關裡這麼多年,但談不上什麼專業。可以說是「萬金油」,什麼都能幹,什麼都不是專家。但又補充說,這本來就是機關裡的工作性質,一般官員根本不需要自己是專家。    
    生活上沒有什麼後顧之憂。房子是單位分的,沒有什麼負擔。妻子在事業單位上班,比較穩定。小孩在上小學,主要是妻子操心。曾想買一輛車,但發現自己早已經養成了路上出神的習慣,感覺這樣開車非常危險,所以就放棄了買車的想法。他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等我有司機的那天坐專車吧。    
    沒有過多長時間,再和金宇聯繫的時候,他說已經升了處長。    
    許剛(28)    
    許剛的企業雖然資產規模不大,但很有特色,知名度很高,在見面之前竟然從網上搜到很多有關他個人和企業的採訪、介紹。當然我對他從事的領域並不瞭解,以前也沒有聽說過他。    
    許剛中學的時候看過很多偉人的傳記,當時發現政治對社會的影響力是最大的,所以想從政。「目的很純潔,想為人民服務,想做個好官」。高中時候就入了黨,在中學裡是學生會主席,學習成績也一直很好,總是第一第二。其他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絕對是老師眼裡的好學生。看得出他對自己的中學經歷很自豪。在大學裡學習成績一般,擔任過一些學生幹部職務,「但沒有很做大的職務」。他們那一年畢業分配很不理想,沒有能去機關,而是到了北京一家大型國營企業的黨務部門,還是因為自己有學生幹部和黨員的背景。在單位整天看報紙喝茶,無所事事,工資也不高,感覺很苦悶。後來離開單位,到一家公司「打工」。在第一家企業只幹了一年半,在第二家也沒有長久,受當時經商風潮的影響,自己出來幹起企業,至今已經有10年了。後來,原來就職的那家大企業破產了。現在自己的企業比較穩定,而且處於上升趨勢。    
    前些年忙企業感覺身體有些透支,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現在實行了員工持股制,自己做董事長,持股百分之六十,另外聘了人管理日常經營。「以前是自己老失眠,現在是總經理失眠,他的壓力比較大。」自己上班就是兩三個月開一次董事會,審查財務報表、過去三個月的工作,對一些企業的大事做決策,但具體的經營就不管了。一年前太太生孩子,自己也在家照顧,也算自己休息一下。除了帶小孩,就去健身俱樂部鍛煉,旅遊,感覺效果很好。「以前也不是完全沒有時間運動,而是心理壓力太大,沒有一個放鬆的心態」。並不希望自己的企業做得多大,但希望能長久地良性生存下去。


第四部分:結語附錄訪談對象與背景(9)

    回過頭看當時從商的選擇,很慶幸沒有從政,覺著現在這個商業社會,要做純潔的官很難。既然是商品社會,就不如拿錢說話。自己的公司性質決定了應酬也不多,感覺現在很自在,沒有人約束,不用違心地說什麼話,生活很真實。「如果現在要我選擇做一個處長或者做現在的事情,我絕不會走仕途」。他的口氣很肯定。他的經營宗旨是要誠信,強調企業存在的社會價值。經常發動員工給災民捐款,自己也捐助了20萬元建一所希望小學。他強調這並不是公共關係,對自己的企業經營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對生活要求不高,「有車有房子就行唄。我絕不想買別墅,有錢我也不買」,這種說法印證了他隨意的穿著、隨和的性格。    
    施全(29)    
    和施全約在他家所在小區的會所裡的咖啡廳,那個小區是知名的高尚住宅單位。見面時他正在和人談生意,隨身的筆記本開著。穿著很講究,待人很有分寸。所有的這些都說明這是一個忙碌而精幹的商人,也是一般大家都熟悉的成功人士形象。施全很忙,只有中午吃飯的時間可以邊吃邊聊,而且還約了另外一個朋友。    
    施全大學的時候是個熱血青年,比較活躍,屬於那種不太安分的學生。和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曾經歷過「八九風波」,之後信念和生活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畢業的時候分配到北京一家百貨商場做售貨員賣牛仔褲,不到一年就去了一家外企在華機構,後來公司經營失敗關門了。那一段是施全最困難的時期,趕上了許多事情。後來轉行做現在的行業,從公司註冊至今已經十年,企業有了一定規模。對未來期望很高,立志要把企業做大,稱過去的十年是從嬰兒到小學,今後的十年是從小學到大學畢業。同時解釋這是個競爭很激烈的行業,處在發展初期,技術含量不高,市場進入門檻低,如果不做大就難以生存。對於企業的發展喜憂參半,認為發展勢頭很好,競爭力也很強,但希望發展速度可以更快些。    
    對生活比較滿足,家庭很和諧。就是事業有壓力,比較忙碌勞累。雖然施全的年齡應該有三十五歲了,但還沒有要孩子,準備最近要孩子。在職讀了一個碩士,自嘲是「混」來的。施全說當年從商的時候首先希望自己過得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家裡人過得好,然後再好的話能讓朋友過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發達了,就建學校搞教育。現在願望基本都實現了,已經捐助了兩個希望小學,「企業的中期目標就是要把所有的員工培養成中產階級」。    
    吳芳(30)    
    吳芳來自南方,是獨生女,十年前考到北京一所大學,學的是工科,但從小就對文科充滿興趣,喜歡寫東西,對數學感到很頭痛。在學校比較活躍,參加了不少社團,編輯了一些校園刊物,認識了許多朋友。將要畢業時決定要棄工從文,於是考取了文科類的碩士。參加社會工作的興趣仍然很大,曾擔任過學校研究生會的主要幹部。    
    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中學老師,父親也在教育系統的機關裡工作。祖父的家庭成分比較高,在以前的運動中受到了很大衝擊。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父輩的影響,經歷過知青上山下鄉的苦難。這種家庭背景對吳芳影響很大。我覺著她從小到大都很順利,但她說這只是表面,其實也受到過很多打擊,只是都挺過來了。


第四部分:結語後記

    「寧坐板凳十年冷,不寫文章半句空」。這裡說的是治學的態度和心境。然而,這和政治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並不矛盾。政治學作為一門顯學,固然不必像流行媒體一樣炒作,但保持對社會現象和前沿問題的敏感,卻是一個學者應當具有的品質。建國後的三十多年間各種政治運動風起雲湧,政治學研究的材料極其豐富,但真正的政治學研究並沒有應運而發。逝者已不可追。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社會轉型,政治領域的變革也為我們展現了波瀾壯闊的研究場景。「摸著石頭過河」既是勇氣,也是無奈,大量問題、困惑需要理論上的探索來解釋、總結和指導。當前極其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實踐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材料,政治學者需要強烈而敏感的問題意識和責任感,不應再次錯過政治學研究的歷史機遇。有感於中間階層的複雜性,並預感其在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中所可能發揮的重要政治作用,可以作為探討民主政治的眾多研究角度之一,所以「中間階層」走入自己的視野並成為持久的關注點。米爾斯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初這樣斷言:「正是在這個白領世界裡,我們才能找到(美國)20世紀生活的特徵。」C賴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同樣,我們可以在剛剛跨過21世紀門檻時滿懷信心地說:正是在「中間階層」這個世界裡,我們才能找到中國21世紀政治與社會生活的特徵。寫作本書的動力盡籍於此。    
    以前曾聽一個朋友稱呼自己的工作成果為「my baby」(我的孩子),現在看著案頭的書稿,一種「my baby」的感覺也油然而生。孩子剛出生的時候醜陋不堪,文章也一樣。嚴謹的前輩、學長都經常教誨:文章是改出來的。本書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而成的。最初的博士論文仍然很粗糙,當時便下決心以後慢慢去雕琢、打磨。學術研究需要長時間「鑽」進去,保持一種學者所特有的興奮感。然而,離開北大的校園,真正靜下心來並不容易,之艱辛絲毫不亞於當初博士論文的寫作。幾易其稿,終於要定稿了,卻沒有原來預料的輕鬆愉悅,反而多了一些不安和遺憾,因為總覺著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現在只能自我安慰:已經盡力了,留待將來自己和他人繼續思索、修正吧。    
    在未被開拓的領域每走一步都充滿了艱難,在與師、友的多次討論中一直承認此文仍然充滿了缺陷和爭議。比如,書中使用了大量的篇幅對事實材料進行描述和解釋,這是此著作的特點,但很難將它歸為優點或缺點。「一項好的理論不僅精確、嚴謹、優美,且能凸現出若干概念變項間的關係。然而沒有一項理論能夠全面地解釋一個單一的事件,或一組事件。相比之下,一項解釋則難免龐雜、膚淺、拖泥帶水,而且思想上不令人滿意。一部解釋性的專著,其成功的秘訣不在於嚴謹,而在於全面」。參見亨廷頓:《第三波》的前言部分,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頁。為了避免內容流於散亂,只有在分析邏輯上盡力保持一個清晰的思路框架。又如,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靠定性分析,對中間階層的現狀揭示和未來走向的推斷需要進一步確證。所以,我總是強調此研究的「野心」並不大,重在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許多結論從初衷上都是存疑的,需要將來的深入研究來繼續商榷。    
    書稿付梓之際,有言不盡的感激。感激博士導師寧騷教授為我的學習、生活所付出的心血與心意,先生的學識和品格都已經在學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感謝為本書的出版關懷備至的俞可平教授、謝壽光社長、高賢峰博士、鄧泳紅先生。感謝對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進行過悉心指導的李景鵬教授、謝慶奎教授、王浦劬教授、關海庭教授、丁則勤教授、李強教授、張國慶教授、李成言教授等。感謝在修改書稿過程中提供諸多指導的李良棟教授、劉春教授、王軍教授、趙虎吉教授等。感謝常坐而論道、亦師亦友的各位同事、學長和同學。感謝在研究中為我提供各種便利的許多或相熟或陌生的朋友,特別是在最為關鍵的訪談階段,是他們熱情與坦誠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最難忘埋首鑽研的日子裡家人為我的生活點滴而牽掛,他們的體貼、理解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    
    張偉    
    2005年5月

<<衝突與變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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