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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文集-觀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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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費正清是美國也是世界上最有聲望的漢學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觀點代表著美國主流社會的看法,對幾代美國學者和政治家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出版此套《費正清文集》對國內讀者瞭解海外在中國問題上的研究成果,冷靜看待自己的歷史和文化頗有意義。由於費正清是西方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看待中國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視角,所以,他在書中所表達的觀點並不代表我們的認識,甚至有不少觀點是我們無法認同的,希望讀者在閱讀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識出版社
佳評如潮
  費正清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他的經歷和交際的廣度,使他在重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中處於聖賢和使者雙重角色的地位。
  保羅·埃文斯
  這本明快曉暢的著作,是費正清著作的精華。我們那些年長的和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還在以畢生的精力繼續做著十字軍東征。但費正清的研究挑戰著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他的個性鮮明、充滿活力的文章,對那些要瞭解在過去15年裡美國人眼中中國的普通讀者,提供了最好的入門。
  安德魯·內森
  以罕見的天才和超人的勤奮,靈異的悟性和鑒別能力,將中國史的千頭萬緒理成清晰的脈絡,堪稱生花妙筆。
  約瑟夫·列文森
  以博大精深的學術根基,全面梳理中國歷史文化,溝通古今中西,打通文化間的藩籬……筆勢酣暢,傳神達旨,達到中國學的最高境界。
  喬治·史蒂斯
  不同於一般外國人的評論中國著作,他一向以歷史學家的眼光,透過中國數千年的演變,來分析、評論當前所發生的一切。這是對我國感情最深厚而成見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國學者的論著。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蕭乾
  費正清的專業雖是中國近代、現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認中國文化不但連續不斷,而且自成一獨立系統;如果不對中國的傳統有所認識,便不能清理它的現代變遷。因此他對近代以前的中國史確有求瞭解的意願。
  余英時
中文版序
  蕭乾
  在西方世界,美國是漢學家較多的國家。那裡,不少漢學家是從哈佛大學遠東中心畢業的,他們大都出於費正清的門下。
  費正清在《我在中國的歲月》一書中談到,他是1932年來中國開始學習中文的,一生的工作都與中國有關。40年代他在重慶主持過美國駐華新聞處工作,同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有廣泛的交往。1945年我在華盛頓看到他時,他正在美國新聞總署負責中國事務。戰後,他在哈佛大學創立了「遠東研究中心」。他退休後,該中心即改名為「費正清遠東研究中心」。那是「中國通」在美國的薈萃之地,是觀察中國的一個重要場所。80年代,他應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之約,主編了長達15卷的《劍橋中國史》。在美國的漢學家中間,他肯定是最具有權威的一位。
  1945年,我與楊剛重逢於舊金山。當時我正準備在採訪完「聯合國大會」之後,即繞道去東岸旅行,當然要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楊剛告訴我,在華盛頓很難訂到旅館房間,就寫了封信給費正清,介紹我去借住。抵華府後,我即去新聞總署找他。他對我說,他所住的公寓正在毒殺老鼠,他本人也只好暫時另外尋地棲身。但他還是為我找了個旅館房間。那是我們初次結識。
  1979年我重訪美國之際,曾去他在波士頓的寓所便酌,並從他那裡覓到一些有關楊剛和林徽因的資料。1983年我第三次訪美時,他托人送給我一本他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歲月》。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他和梁思成、林徽因伉儷之間的一段深厚友誼。他稱這對夫婦為他畢生最要好的友人。抗戰期間,梁、林二位蟄居在四川一個叫李莊的小村。在交通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費正清還曾前往訪問並住了一個星期。書中寫道:「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麼充滿活力,並且在操持著家務,因為什麼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後,我們就聊起來。傍晚五點半,就得靠一支蠟燭或者一盞油燈來生活了。八點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覺。沒有電話,只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熱水瓶,可沒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沒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單,但缺少洗滌的肥皂。有筆,可沒有紙。有報紙,可都是幾天以前的。」
  費正清花了不少筆墨來形容這對在學術上卓有成就的夫婦所過的清苦日子。最後慨歎說:「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早已會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1984年,我讀完他的《我在中國的歲月》,曾給他去一信,指出書中一些小疵。知在談到楊剛時,說那個「剛」是鋼鐵的「鋼」之類。同年8月20日,他回我一信,除了表示感謝,並對當時的美國局勢說了些憤慨的話。接著,他談起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有一章寫「中國學術界的勃興」。
  前年,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到北京寓所來看我,欣慰地告訴我,她終於把梁思成的《插圖本中國建築史》整理竣事,在美國出版了。這對夫婦如此珍重友誼,使我深深感動。
  我讀過費正清的巨著《美國與中國》。在美國漢學界,那幾乎是本必讀物。
  《觀察中國》是15年來費正清在美國報刊上所發表的關於中國論文的結集,記錄了他對近、現代中國局勢的觀察及評論。不同於一般外國人的評論中國著作,他一向以歷史學家的眼光,透過中國數千年的演變,來分析、評論當前所發生的一切。這是對我國感情最深厚而成見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國學者的論著。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1997年8月15日
前言
  近來,中國已經活躍起來,並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這對我們的未來意味著什麼呢?畢業於商業學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們,讚揚了落後的中國向市場的轉化及對他們認為使美國具有活力的經濟效益的追求。展望未來,另一些專家預言,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將很快像近年來的日本一樣,在技術上超過我們,在世界市場上以廉價商品同我們競爭。這樣想來,他們最終會向我們提供服裝和家庭用品,而我們則只向他們出售農產品。但中國真能成為另一個日本嗎?這種想法可能仍然是一個美國夢,即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同中國預計可以進行巨額貿易。但這種夢想從未成為現實。也許延誤中國進入當今時代的同樣的困難,將繼續減緩中國的進步。
  中國具有很大潛力的貿易,對我們西方人來說,200年來,一直是夢幻世界中的事。中國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它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們開始領悟到,我們透過現實、成見和接觸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看法。 正是這兩者,構成了中國問題專家們的報道內容。
  這本書收編了一位歷史觀察家論述中國和中美在過去15年的關係的文章。很明顯,我只是那些漸被淡忘卻很重要的製造輿論的人中的一個。書中提到的作者們在著書、寫文章和評論時,都反映出他們對發生在中國或涉及到中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認識;他們把自己得出的印象或評論傳述給其他人。很快,現實和想像交融了。
  本書是寫別人對中國的反應,這種雙重滲入意味著什麼呢?我們知道,出版商和刊物、報紙的評論編輯首先考慮的是,所寫的書是否值得出版或評論。當然,本書的內容也許可以告訴我們,是什麼吸引了那些關心中國的美國人。喜歡本書內容的人會感到,這些評論反映了公眾的意見。我們假定這些評論可能是有傾向性的,是不完整和不明確的,但還是可以同官方輿論相競爭。
  導言(部分取自1985年12 月在美國歷史協會百年紀念會上的講演),反映出我的興趣所在,即美國人對中國的各種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起來的。本書共分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歷史事件開始,有些章節甚至先從當今慣用的按語開頭;書中大部分內容是第一次出版。
導言 美國人看中國歷史的變遷
  瞭解我們自身已相當不易,要理解與我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和我們相距遙遠的中國人就更加困難。但我們仍需設法去瞭解,也許,這種瞭解已有所進展。
  以人權這一新的美國宗教為例,它與文化有超過我們想像的密切聯繫。在中國,人權不會成為主要教義,除非它成為和美國一樣的法治社會,但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似乎難以實現。簡言之,這是因為權利和責任分別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遺產,結果產生了個人奮鬥和集體合作的強烈對照,這一矛盾是3000年歷史的遺產,不會輕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慮犯罪動機時,美國法律就表現出對個人主觀意願的重視。故意殺人是謀殺,但意外或沒有預謀致死被指控為殺人時,會受到另一種處罰。而在中國古代卻遠非如此,沒有犯罪動機,並不能幫助犯人減輕罪責。舉個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國水手從船上丟下一隻罈子,砸中一個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為能在廣州繼續做生意,美國商人把這名水手交給了中國司法部門。按照中國法律,他很快就被絞死了。這一事例導致治外法權制度的產生,這在1844年的第一個中美條約中得到充分闡述。從這以後直到1943年這一不平等條約被廢除的100年間,治外法權(或美國領事館官員對美國人在中國的人身、財產擁有裁判權)一直是各種條約的中心內容。它不但使在中國的美國人享有特權,而且也避免了許多敵意。
  簡言之,在帝國主義侵略時期,英國人和美國人在中國所享有的治外法權,是我們今天稱之為人權的具體表現。現在與過去是緊密相連的。在中美關係中,還有兩個主要特點,即美國想在中國取得巨大貿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實現;傳教士們想把自己的文化精華傳給中國人這一夢寐以求的願望也未實現。基督教傳教士做了許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卻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關係中,我們一直想表達我們的文化價值觀念,而中國則以自身的價值觀來回應。為便於我們應對正迅速到來的、充滿未知數的美中關係,我們應注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和發展的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這種印象當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權威創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傳教士、記者、領事、商人、學生和旅遊者,將其所見所聞轉述給他們的聽眾而形成的。由此對中國產生的印象至多不過像一隻萬花筒,呈現出紛繁雜亂的景象,而且變幻無常。人們常根據課本、回憶錄、小說、電影、廣播電視和評論來積累、編織中國形象。在這紛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國人似乎都能得出一個為人廣為接受的觀點,至少是在那些有頭腦的市民中。把這些觀點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劃分,也許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中國。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有200年的歷史,在這200年中,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是從零開始的。我們最早接受的是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即18 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的觀點。到18 世紀90年代,英國、荷蘭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館,這時,弱小的美國對中國的印象仍受著啟蒙運動時期的影響,儘管中國為1773年成立的波士頓茶會提供了茶葉:傑西斯顯示了早期傳教士在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關係方面的才能,他寫的題為《有益而有趣的書信》的報道廣為流傳。傑西斯用孔教經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詞句描繪了中國。為傑西斯提供情況的中國人滿腦子充塞著這些美好的詞句,他們都是由傳統的科舉體制的思想工廠中造就出來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錯誤想法時責罰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樂,生活水準與歐洲人相比毫不遜色。啟蒙運動思想家們想用傑西斯對中國理想的報道來說明,沒有天啟教1 的教訓,你依然可以相當文明。當然,啟蒙運動時期人們對中國的印象是抽像、神秘和不真實的。
1 被認為系直接由上帝啟示於人類的宗教——譯注
  19 世紀初,西方物質文明有了很大發展,與中國的接觸更為直接,從這時起,西方人的幻想開始破滅。18世紀,歐洲人都把夜壺倒進溝裡,而中國則有收集、輸送糞便做肥料的習慣;但當自來水及洗手間在歐洲盛行時,中國落後了。西方人因與中國貿易而直接聞到了廣州街頭的糞臭。中國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機、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說司法改革、警察、醫院這些西方近代的產物,僅就中國至今仍在追求的現代歷史發展的兩大動力,即科學和民族主義這兩方面,西方已處於領先地位。
  因此,18 世紀夢幻般的中國被無情地蒙上了骯髒、落後的陰影,當新教的復興精神使美國傳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區時,他們宣稱,工業、民主和基督教是產生西方強國的三大要素。中國的學者、官員認為他們自己更明事理,但卻無從證明這一點。船堅炮利是一決定性的事實,而且,極具道德原則的傳教士也會無孔不入。
  19 世紀上半葉,西方人在與中國接觸後感到失望。當時,一名傳教士兼印刷商威爾斯·威廉姆斯寫了一本全面介紹中國的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書《中國》,副標題為「中華帝國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會生活和宗教」,全書分上下兩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訂本,副標題改為「中華帝國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學、社會生活、藝術和歷史」。這部廣為流傳的著作,是區域研究的開山之作,它強調必須把一種不同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從各個角度展開研究。在描繪中國時,語言、歷史、社會和文化不能相分隔。這種綜合研究被稱為漢學。《中國》一書綜述了兩件事:一是英美傳教士先驅有關中國沿海地區狀況的研究,這主要來自1832年之後傳教士在澳門、廣州出版的刊物《中國寶庫》;二是在書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國在進人現代社會之前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使他和他的讀者深信,中國人不但需要蒸汽機和西方的物質文明,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精神教誨,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基督教典型的擴張模式:「我們有之,他們缺之,我們把他們所缺乏的給予他們,這樣他們就會效仿我們,就會追求我們的理想。」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們美國人仍在設法使中國人不光接受我們的科學技術,包括社會科學,而且接受我們注重人權的個人主義。顯然,我們雖有了進步,但仍未擺脫威廉姆斯在《中國》一書中表達的價值觀及其包含的對中國的態度。簡言之,在美國人看來,就文化價值觀而言,中國的歷史有極大的繼承性。
  繼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國論著之後,又出現了許多有關中國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國人:歷史及文化》。這類論著很多,不勝枚舉。在拉托瑞特時代,對中國古典文化及歷史的研究產生了許多學術成果。中國古代榮耀與現代衰落的對比非常強烈,這種現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慶幸的是,是英國人而不是我們使用炮艦鞏固了我們的治外法權,英國人沒有讓我們介入他們從印度販賣鴉片到中國的貿易。歷史的記錄使我們感到,我們還是非常仁慈的。我們覺得,我們與中國有一種溫和的「特殊關係」,但我們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策略是與所有的外國侵略者發展一種特殊的關係。
  19 世紀的西方人對中國的幻想破滅了,這在另一本廣為流傳的名為《中國人的特點》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說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師在山東農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試圖自下而上使中國基督教化,他還仔細觀察了中國農村的習俗。《中國人的特點》是作者於19 世紀80年代寫的一組論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國中產階級的眼光對中國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寫。此書標誌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它列舉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社會差異,成為以後社會學分析的基礎。史密斯著重論述了「貧困」和「社會和諧」的社會差異。中國的社會學研究開始於20 世紀初。這時,對中華帝國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礎。西方人通過一系列戰爭,使其在不平等條約下獲得的特權進一步擴大。到20 世紀,保障這些特權的法律如迷宮般錯綜複雜。H·B·莫斯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第一卷於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於1918年出版,他重新闡述了這些特權的由來。莫斯作為中國政府的海關專員,在中國工作了33年,對中國官員的生活有廣泛的瞭解。他概述了外國在中國建立特權的經過,為不平等條約(止於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國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從已確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說明這一點。
  先以1900年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為例,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紀最為嚴重的人質危機。在那個炎熱、漫長的夏季,狂熱的義和團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圍攻了外國使館區內475名外國平民、450 名來自八個國家的軍人、大約3000名中國基督徒和150 匹賽馬(不久,這些馬就被吃掉了)。由於歐洲國家相互聯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國主義行為,所以,各軍事大國間不存在火並的危險。俄國人奪取了滿洲,日本人並沒有干預俄國人的行動,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才把俄國人趕出滿洲。從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國際舞台。當八個主要國家的軍隊解救了駐北京的外國使團之後,義和團退到了鄉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維持中國的和平,這樣有利於外國貿易。1900年的中國,在美國人的印象中是骯髒、野蠻的,同尚未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文明相比,相差甚遠。 
  然而,令人感到荒謬的是,正是l900年的危機導致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的出籠,這一政策不僅要使美國在「利益均沾」的基礎上進人中國,而且還使中國有機會發展成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20 世紀上半葉,美國對中國的印象是野蠻、落後交織著民族主義向現代化的奮進。在義和團危機過後10年的1911年,中國成立了共和國,美國人對此普遍持歡迎態度,認為中國將和我們人樣成為一個基督教共和國。我們對中國的軍閥混戰感到痛惜,與此同時,我們在中國扶植起12 所基督教學院。我們非常支持中國反對日本的侵略。當1915年日本人試圖通過「二十一條」鞏固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並超過其他西方帝國時,美國輿論站到了中國一邊。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把山東從德國手中重新奪了過去。我們拒絕承認這一條約。從這以後到1949年的30年間,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支持中華民國反對日本的侵略。但是,美國對中國的政治態度的左右搖擺,繼續左右著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時,中國國內外的外國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認為它將解決面臨的一些緊迫問題。不幸的是,國民黨上台後,反對盟友中國共產黨,殺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產黨人,並把像毛澤東這樣的倖存者趕到了荒郊野嶺。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最終走向軍事化,從而壓制了社會革命。
  然而,生活在農民中間的革命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爆炸力。當賽珍珠的暢銷書《沃土》(1931年版)使美國公眾瞭解到中國的農民時,毛正和他的戰友們醞釀如何發動農民為政治鬥爭服務。堪薩斯城的年輕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版)一書中,記錄了毛的故事。
  但美國卻把麵包上的黃油塗在了國民黨一邊。儘管蔣介石給予我們的回報與我們的投資相比甚微,我們還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們對蔣和國民黨顯然已不能抵禦共產黨的進攻而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延安時期,卻給外國觀察家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許多中國問題專家把延安看成發展的希望。但不久,當美國人看到中國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稱的由莫斯科一手導演的世界性陰謀中「專制的、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時,他們的幻想破滅了。我們沒有農民,因此,我們認為,只有莫斯科這個反基督教大本營,才能發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在美國人看來,冷戰時期也可說是極權主義階段。50年代,一些人對中國共產黨折磨、殺死了那麼多仇敵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則稱讚其為社會發展剷除了渣滓,解放了農民,恢復了秩序。
  70年代,中美開始恢復外交關係,原先中國給外國觀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隨著我們對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瞭解,很快就被壞印象取代了。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毛澤東時代已經結束,中國進人了新的時期:美國人像以往一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有希望,並出現了旅遊中國的熱潮。
  人們可以注意到,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對體現我們文化價值觀的道德模式產生影響的。從我們對相互移民的條約定而不遵,19 世紀80年代驅趕中國人以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一直波價值觀念牢固地束縛著。
  有一點我們知道,今天的中國人民對我們的態度要比我們對他們的更富有正義感。事實不是這樣嗎?以對人工流產的爭議為例:為了避免人日劇增帶來的饑荒(到200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2.4億),中國試圖讓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希望以此將出生率降到1.7%,雖然這仍會帶來人日增長,因為年輕人太多,但終將會使人口不至於像癌細胞一樣繁殖而趨於穩定:除此,中國人還能怎樣做呢?作為這種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實行人工流產。
  但是,中國人發現他們的美國朋友正處於新的宗教崇拜和對新生兒(不考慮母親)的崇拜之中。這種崇拜同聖靈感孕意義相同。中國人在19世紀聽說過這種聖靈感孕,但他們沒有接受,中國人能從美國人這種誠摯的正義感中得到什麼呢?
  我們只能希望,我們兩國的極端分子不要強力剝奪婦女所選擇的人生權利。中國的極端分子想強迫婦女去流產,而美國的極端分子則想強迫婦女不要這樣做。這此極端分子有共同之處,並無疑會為了維護各自雖然對立但義頗為相似的原則而相互爭鬥、美國人強調嬰兒出世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中國人則強調個人利益必須完全服從社會需要。婦女們無所適從了。
  在本書後面的章節中還將提到許多其他的文化衝突。雙方都應認真研究對方的歷史,找出對方誤入歧途的根源。同時,在兩國佔大多數的溫和派還需要和平共處。
  如何對待兩種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項指導原則值得提出來。我們美國人在分析別國革命時,常忽視一個基本因素,即領導人的理想或夢想,領導人常以此來鼓動自己的追隨者。中國的革命正是由這樣兩種夢想推動著:一是愛國主義者想看到一個新中國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的地位,消除古代舊有的階級貴賤的社會差別。在革命進程中,這兩種夢想相互競爭,以求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第一種強大的現代國家物質文明的夢想,比第二種社會夢想更易於接受。這無疑是因為我們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第一種夢想,而對後者卻很少把它視為一個迫切的、急待解決的問題。如何使眾多的中國農民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上流社會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務的利益呢?中國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強的文化同一性,但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他們必須創立新的社會價值觀和新的政治體制。像龍一樣拚搏過的毛澤東,正是以此為目標。而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家們也懷有同樣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為實際、靈活。在下面的研究中,這些特色會得到充分的說明。
第一章 新帝國主義觀
  1949年以後的中國革命接受了馬列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從1919年開始已醞釀了30年),這反而使中國人和美國人對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們現在可以就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形成和帝國主義的性質展開討論。我想,我們至少會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我們對帝國主義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的經歷不同:一個是推行帝國主義,一個是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與英國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們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也享有一種特權,而中國的愛國者對此不滿。今天,研究者們正在研究分析帝國主義時期的各個細節。我想,我們大體可以斷言,由於環境和背景的關係,列寧所稱的那種經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利也有弊。從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國的侵略使中國蒙受了恥辱,它激發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醞釀了20 世紀偉大的中國革命。
  在美國人看來,「帝國主義」一詞的含義是模糊不清的。這個詞最早出現於19 世紀,是指歐洲列強對別國的人民實行政治統治,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實行殖民主義。19 世紀末,列寧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經濟科學的啟發,看出資本家或金融帝國主義的邪惡本質就是在海外奴役一個民族而不必使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人意識到美利堅合眾國並未參與歐洲列強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歐洲人把中國某一地區劃為他們的特殊領地,而我們只是就貿易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這項「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國主義的代用詞,至少也是一種變相的帝國主義。1900年門戶開放政策中提到的「中國的完整」再次表明,我們沒有參與帝國主義侵略)列寧主義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美國並不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因為同英國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們並不完全依靠同中國的貿易、事實上,貿易額非常小。總之,用資本帝國主義形容美國的對華政策是不合適的。我們進行的1941—1945年的對日作戰、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戰爭,可以認為是強權政治的產物,這些戰爭從根本上講並不是出於經濟的考慮。
  這一事實使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更為不幸,因為不管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如何,強權政治和與之相生的軍國主義精神似乎總是隨著民族主義精神的增長而增長。裡根政府的觀點是,反共即「白由」,因而必須進行軍事防禦,這說明在強權政治竟爭對抗的形勢下,我們是缺乏遠見的。我們必須記住,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義那樣強有力地推動戰爭。
  因此,歸根結底,我們施加給中國的帝國毛義是-種擴張的表現。我們比大多數現代民族國家更具有擴張性。然而擴張是個中性詞,不褒也不貶,既可以用來描繪我們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用來描繪非官力的傳教運動。
01 鴉片的動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們以為近代歷史始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人為謀取自身利益而採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動。中西交往的大門就是以這種方式打開的,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在這以後同帝國主義國家所進行的幾次戰爭的性質似乎都一樣。雖然美國在一個世紀中同中國保持的友好關係以及在中國享有特權的不平等條約隨著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已成為過去,但學者們越來越緊密地把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歷作為一基本事實來研究。一個世紀前,我們的先人雖然沒有今天的強大火力,卻充分利用了新式的類似英國「復仇女神」號的明輪炮艦。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他們所需求的貿易利益與當時文明的傳播相一致。
  從印度販賣鴉片到中國是近代持續了很久的有組織的國際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責卻被其經濟利益沖淡了,以致鴉片貿易延續了百年之久。鴉片產於印度,然後由英國人統治的印度政府進行定期販賣。那些把鴉片販到中國的人只是些私商,他們把鴉片運到海岸,由中國的走私者負責銷售。1800年以後,中國人口過剩,時世維艱,貪污腐敗嚴重,中國對鴉片的需求日益增長,中國強大的銷售網絡——對此我們至今尚未認真研究過——正好滿足了這種需求。
  起初,中國吸毒成癮者很少,但到19世紀末,吸食鴉片者已逾千萬,而且中國的鴉片產量已可以和印度競爭。沉溺於鴉片之中,對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種災難,因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對家庭的責任,而吸鴉片者不得不首先滿足自己的慾望,繼而犧牲家庭和自身。從一開始,買賣雙方就認識到由鴉片貿易帶來的道德問題,英國議會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曾六度就此問題投票表決,但直到1917年,這種貿易才停止。
  讓我們先來看看英國進行鴉片貿易的動機。儘管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強調貿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國法律對英國人的保護的重要意義,但真正的動機是金錢——先是通過鴉片生意和在印度徵稅,然後是對英國進口茶葉的稅收,這種茶葉貿易主要靠在廣東銷售鴉片提供資金。
  其次,看看進行戰爭的手段。戰爭起因是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試圖在廣東禁銷鴉片,限制英國人的貿易。主張貿易自由的鴉片商人威廉·查頓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頓遞交了發動這場戰爭的計劃並闡述了進行戰爭的目的。販運鴉片的船隊幫著從印度運送遠征軍,鴉片商船的船長受雇成了艦隊的領航員,鴉片公司的職員成了翻譯。遠征軍軍官和外交官從鴉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況中得到不少好處;英國軍需官在倫敦銀行通過賣證券得到銀兩,這些銀兩是從沿海鴉片接收地的中國買主手裡換來的。從一開始英國人就想讓中國賠償遠征軍的全部費用。這場戰爭實際上是一場索賠戰爭損失的投機買賣,這樣,英國人可以間接賺到許多錢。戰爭結局,清政府戰敗,簽訂了賠償英國2100 萬兩白銀巨額賠款的《南京條約》。
  在那個時期,英國報界熱衷於報道阿富汗戰爭和再次征服喀布爾,鴉片戰爭顯得不那麼重要,因為前者對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關係。鴉片也流入了英國,不僅像托馬斯·德·昆西和吞食過1/4 磅鴉片醉混合劑的薩姆爾·泰勒·柯勒律治這樣的名人,甚至改革領導人威廉姆·威爾伯福斯都成了鴉片犧牲品。每年約有500 箱鴉片流人英國,而運到中國的鴉片有兩萬箱,最後達到八萬箱。年輕的格拉德斯就鴉片貿易曾發表過人道主義的言論,但這種言論被後來要求治理英國工業化進程中不斷出現的罪惡的呼聲淹沒了。由於鴉片市場被中國的生產者佔領,英國的鴉片貿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結束了。厭惡鴉片但支持戰爭的新教傳教士們,面臨著這段歷史中出現的懸而未決的道德問題,天主教傳教士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中國國內,他們一邊擴張一邊進行顛覆活動。天主教的使命成為侵略的一部分。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傳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團體的庇護下穿行於各省,在日漸衰敗的王朝中維持著一種異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國殉教的法國教士,同在沿海地區活動的鴉片商人查頓及其同僚亞歷山大·麥森一樣,公開嘲諷中國當局。天主教牧師——更不用說新教徒——旅行時常求助鴉片商人為其提供交通和資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這已成定論。

  事實上,根據西方人的報道,中國的開放只不過是一種中外聯營。拿撒路會和耶穌會的新人教者幫助維持基督教小團體,在中外貿易中,他們成了茶葉買辦和中國鴉片販子的同行。外國人得出一條在中國活動的基本規律:沒有中國人的支持,什麼事也幹不成。從一開始,鴉片貿易就是中外聯合的行動,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遠勝於蘭開夏的紡織品,由此出現了超乎外國人想像的鴉片銷售網絡。參與西方侵略的中國人都是一些無賴、投機者和地痞流氓。香港變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幫會成員的避難所。雖然基督教會和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在20 世紀終於以新中國最優秀、最愛國階層之一的面貌出現,但在中國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們走的明顯是下坡路。
  19 世紀4O年代,人們經常能看到鴉片商人指導外交官和援助英國軍隊。中國的政府官員多次從經驗和災難中總結教訓,想努力趕上西方的軍事技術。1800年,英法侵略軍終於洗劫並焚燬了圓明園。今天的研究報告揭露了鴉片貿易的罪惡、陰謀和政府在這種貿易中充當的不光彩角色,並譴責英國人侵略的不道德,儘管他們打著制裁的招牌。
  19 世紀衰敗、沒落的舊中國通商口岸與日漸繁榮的社會景象形成了鮮明對照。因此,英國的主要代表查爾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戰爭,恢復貿易,這使他贏得了人道主義和反對鴉片貿易的聲譽。英國商人對額爾金勳爵人道主義觀點的厭惡當然是人所共知的。額爾金在1858—1860年間完成了1836年開始的「開放」中國的工作。

  鴉片是一種類似現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癮的麻醉劑,長期吸食會使人成為這種社會罪惡的犧牲品。人道主義者試圖終止英國人在印度的鴉片生產和向中國販運鴉片,他們遇到的困難同當今美國人的難題差不多,美國人力圖使一些大的煙草公司停止香煙生產。
  我們都承認,香煙對人體健康有害,但我們發現,許多州仍對此抱著濃厚的興趣,反映在國會裡,時有議員為之叫囂鼓噪;再者,煙草公司的股東們也有利可圖。簡言之,我們知道現在對煙草的嗜好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但煙草生意對美國經濟的幫助太大了,以致不能輕易放棄。如果我們還在因鴉片貿易繼續譴責英屬印度的話,那我們也該反思自己了。
  本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1976年1月11 日的《紐約時報書評》,評論的是彼得·沃德·費伊所著《鴉片戰爭,1840—1842,19世紀初在天朝的野蠻人及他們強迫打開中國半封閉大門的戰爭》(卡波爾·希爾,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出版社,19755年;坎布裡奇,劍橋大學出版社,1975年)和傑克·比慶所著《中國鴉片戰爭》(紐約,哈考特·佈雷斯·喬瓦諾維奇出版社,1975年)。
02 傳教士與牛仔:美國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1941年丘吉爾會見羅斯福時,美國人對中國的感傷情緒曾使他大為驚異。45年之後,這種感傷情緒仍在白宮中瀰漫,儘管它已減弱到僅僅關心台灣的命運。這是一個需要歷史學家做出解釋的問題。我們必須把美國的中國政策放到美國人對今日外部世界不甚關心這一社會背景來看。美蘇對抗就像好萊塢電影中反映的同克格勃進行戲劇性爭鬥一樣,它使得美國人養成了不切實際的思維模式。裡根先生使他的聽眾們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了美國橫貫歐洲和環太平洋擴張的傳教士與牛仔精神——正言相勸要發展民主,無論如何,應迅速用武力支持我們為之承擔義務的盟友。
  美國常把這些與文化相關的福音傳道用強暴的手段施加給鄰國,但對處於特殊環境的中國,最初卻並未這樣做。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為得到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在中國幹了這種不體面的勾當,這使美國人能夠不必使用武力便享有了進行貿易和改變中國人政治信仰的機會。我想,這正是美國人對中國的永久性情感。他們對中國懷有基督教式的衝動感情,但同時又沒有承擔政治義務。英國海軍提供了炮艦,美國人就可以布道了。今天,裡根先生對台灣的優慮和撒切爾夫人對香港的態度同帕默斯頓時代英國人的政策是一樣的。回顧帕默斯頓時代,英國人利用了與清王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與中國的貿易能在外國法律下繁榮興隆,同時,治外法權保護著外國人在中國的人權。不要嘲笑我們的先人,人權仍是一個充滿火藥味的話題。
  美國人在朝鮮、台灣海峽和越南進行戰爭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邁克爾·亨特所稱的「門戶開放的支持者」身上,他是指那些「負有公共使命的利益集團——美國的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這些人滲入到中國,並在美國國內宣傳保衛和改革中國的觀點」。1784年以後,美國人從廣東的鴉片、茶葉和絲綢貿易中獲利,開拓了久未實現過的神話般的中國市場。1830年以後,新教傳教士的先驅發現並沒有皈依者,便發展了其作為精神造物主的雙向職能。一方面,他們把基督教、民主和物質進步一併傳給中國人,另一方面又向他們的家人描述中華文明在腐朽、罪惡和偶像崇拜的沉淪中漸漸失去了它的絢麗光彩。19世紀90年代,他們要求得到門戶開放的機會,尋求中國的買主和依者,貿易和福音的利益合二為一了。
  這種「特殊關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非常不公平。19世紀中葉,廣東的過剩勞力發現了加利福尼亞,很快,到那裡去的中國人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到中國的美國人。其中的對比是很有趣的:在美利堅的中國苦力和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很多是移民,並帶來了各自的文化。在通常情況下,這便在他們各自的故鄉產生了許多仇視異邦的百姓,「這明顯反映出人們對想像中墮落的傳教士和移民的憂慮,他們公然反對禁慾而以利用毒品和麻醉劑誘騙輕率的婦女和兒童……中國的教試和美國的唐人街都被認為是顛覆活動的溫床」。
  19 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傳教士有時為中國的暴民所傷,而受雇建造美國西部鐵路的中國勞工又被美國工人的暴行所傷。在這些對應但並不相關的暴力騷亂中,死了許多中國人,卻幾乎沒有美國人。由於中國非常缺少堅船利炮,所以中國人只被視為普通的外國人。
  正如美國傳教士兼公使秘書威爾斯·威廉姆斯早在1868年指出的:「如果在中國的美國人所忍受的痛苦超過了自1855年以來在美華人所受痛苦的1/10,肯定會發生戰爭。」中美條約規定了雙邊貿易和居住的權利,但仍在為獲取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美國勞工運動,卻不允許中國勞工擁有這種權利。在美國西部,排華運動不斷高漲,由廣東到加利福尼亞的開放門戶驟然關閉;同時,中國擺脫傳教士的運動導致了1900年不足稱道的義和團起義。這之後,傳教士越來越多,中國的門戶開放對美國人來說已是陳詞濫調了。
  中國長期企求美國的親善、調解、中立或與美國結成完全的同盟來反對其他列強;美國人始終使中國對美國抱有很高的希望。中國人覺得,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腐敗、墮落,美國人的意圖是誠實和公正的(他們不需要不公正)。美國的公使和領事官員告訴中國人,他們不相信其他列強,美國人熱心於和平、友好,並準備幫助中國。美國人的姿態幾乎完全不帶功利色彩,但這種高談闊論的友好沒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只是把中國人引上了歧路。每當需要行動的時候,美國人總是採取消極態度。

  以李鴻章為例,他試圖利用同美國的外交合作來防止在朝鮮有不幸事件發生。美國的海軍軍官、外交官、顧問甚至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每次總是很快在言辭上做出反應,但從不採取有效行動。國務卿約翰·海受英國人門戶開放構想的啟發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但他從未就此同中國人磋商。2O 世紀初,張之洞和其他政治家為把東北(滿洲)從俄日共同管轄下拯救出來,曾多次向反對帝國主義的美國求助,但絲毫沒有成功。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經常刁難和侮辱試圖進人舊金山的中國學生、學者甚至政府官員。亨特發現了一份駭人聽聞的反映美國種族傲慢的報告,美國的這種種族主義觸發了1905年中國第一次反對美國利益的愛國運動。
  美國的新教領導人把他們表達的理想模式同對現實的估價混淆了起來,詹姆斯·裡德就是由此人手開始研究所謂傳教士思想的。他們所說的「基督教文明」的擴張,實際上就是北歐和北美白人基督教的擴張。在提到「基督教的中國」時,希望總是和現實糾纏不清。因此,1914年,剛從中國復興宗教大會上歸來的福音傳教士捨伍德·埃迪宣稱:「我們絲毫不懷疑,我們將為耶穌基督贏得亞洲。」總之,新教傳教士是靠臆想生存的。1912年,英國的「中國通」布蘭德把美國人熱心於中華民國的革命看成是一種傳教機構的「美國人天性同情失敗者和樂觀主義」的反映,「對他們來說,樂觀主義是一種職業的需要」。
  這種臆想和十足的非現實主義觀點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因為只有美國的傳教團體掌握著第一手資料,而且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他們有著切身利益。裡德估計,假如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共有300 多名在中國的傳教士回美國休假,他們在公眾中露面的機會一年至少有3 萬次,這足以保證大約500萬新教徒成為他們的支持者。但當時,美國的商業機構發現,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只佔美國對外貿易的2%。南北戰爭之前,美國人在同古老中國的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益,到19 世紀90年代,美國人已準備打開中國市場、從總體上看,美國的決策者關心的是歐洲事務。外交在美國還未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美國人的翻譯上要來自教會系統。
  因此,由傳教士思想形成的美國對華政策是有偏差的,「1905年到1915年間,建設基督教文明的運動成了一種十字軍東征……上千名年輕聰慧的新教學生志願者從舊金山出發航行到亞洲,建設基督教文明……到1915年,外國傳教士將近一萬……每1500名新教徒中,便有一個外國傳教士」。
  由於得不到更大經濟、戰略利益,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只在中國扮演具有仁慈心和高度原則性的角色。這使他們能廣泛接觸中國人,而中國人常常被外國的友好所哄騙。保羅·S·瑞恩慈牧師幾乎一手推動了美國聲明反對1905年日本的「二十一條」的行動,他並沒向國務院透露此事,只是每大晚上和一個年輕的外交官威靈頓·古秘密協商。古極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脅,但沒有透露太多細節。古求助於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溫情主義,並最終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學家伍德羅·威爾遜教授的支持。威爾遜後來當選美國總統。
  亨特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觀點和裡德對傳教士思想的闡述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有家長製作風和傲慢侵略的性質,這兩位作者認為後來發生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正是由此引發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不現實和誤人歧途的。裡德寫道,這是因為「美國人意圖雖好但很危險」,而亨特認為「這是有缺陷和本質上有種族優越感的設想造成的」。亨特還觀察到:「中國幅員遼闊,人員眾多,在節新和衰落間徘徊,為美閏的擴張主義提供了無窮的機會。」可以進一步認為,中國不僅提供了一種機會,同時還需要具體的幫助,這包括傳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後來約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幫助。在中國方面,這種特殊關係可以從導致中國革命的錯綜複雜的反抗中找到起因。這種特殊關係和為耶穌贏得中國的理想循環往復地出現在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之中,中國向現代變革發展的潛能不斷增強。
  受現代變革壓迫的中國文化比起歷史上別的文化是最獨特、鮮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給自足、平衡和龐大的。因此,中國在過去150年中間斷髮生的週期性革命,是歷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信奉變革的美國人隱約意識到這種變革是偉大和曲折的過程,他們所做出的反應是多種多樣的,對此,歷史學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於中國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們對美國人有一種特殊的要求。確實,現在這種情況仍未改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特關於中國人在美國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報道,會增加老傳教士們的負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贖罪。歷史需要不斷修正,但終將會慢慢消逝。台灣和香港,裡根和撒切爾夫人,甚至傳教士與牛仔都將慢慢消逝,但這一切尚沒有結束。
  此篇發表於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學增刊》,評論的是邁克爾·亨特所著《特殊關係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與中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裡德所著《傳教士思想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馬薩諸塞,坎布裡奇,東亞研究委員會,哈佛大學,1983年)。
03 在中國的傳教士的新聞寫作
  [現在,傳教士歷史被認為是中國社會歷史的主要焦點,我們所指的是與中國普通大眾聯繫最緊密的西方傳教士;因此,傳教士的親歷記可以告訴我們一些有關中國大眾生活的情況。
  美國傳教士總是以新的方式來滿足中國的諸多需求。像傳教士早期支持中國反對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樣,反纏足運動和從完全由男權支配下解放中國婦女的婦女解放運動,都是傳教士態度的具體體現。在美國的邊疆,當美國文明的先驅者陷於困境的時候,他們總是力圖找到解決的辦法,這種精神對被傳統深深束縛著的中國來說,是一種可貴的貢獻。〕
  佐治亞州南方衛理公會教徒楊格·J·艾倫(1836—190年)是傳教士隊伍中最積極的一位英裔美國人,他用中文發表關於西方世界的新聞和評論,以此鼓勵19 世紀末中國的改良運動。這些主要分佈在上海和北京的傳教士,對工作抱一種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學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類獲得的物質和精神進步的組成部分。艾倫特別指出,婦女解放是文明進步的一個標誌。他在埃默裡大學所受的教育,使他對基礎科學有一定瞭解。此後,他繼續宣傳並創立了進行基督教訓練的普通學校和大學,他在中國編輯中文刊物,強調非宗教性的學習,特別是學習科學和技術。他把他的《教會新報》(1868—1874年)重新命名為《萬國公報》(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間,《萬國公報》從宗教布道會得到一筆資金,購買了800本宗教小冊子免費送給中國的政府官員。從1881年到1893年,艾倫在中國擔任南方衛理公會傳道團體的負責人1883年,他種暫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復了《萬國公報》,並一直出到l907年他去世為止。他為這份刊物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艾倫的雜誌流行於東亞的主要地區,特別是中國的通商口岸。《萬國公報》是當時重要的新聞媒介,它不僅用中文傳播基督教教義,而且充當了發展中的中國基督教團體的喉舌,成為中國基督教作家發表新聞和觀點的論壇、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國化和教會機構發展的從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倫的刊物傳遞了中國(包括《北京公報》的翻譯或文摘)和國際社會的新聞。由於刊物內容不斷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這份週刊(1889—1907年改為月刊)是中國新聞刊物的先驅,隨著內容的擴允,內地的基督教讀者也越來越多,但這份雜誌已遠遠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範圍。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科學技術的發展、民族主義熱情的高漲和國際聯繫的日益緊密,使這一時期充滿了爆炸性新聞和社會的新的變化,最終使宗教內容、宗教題材失去了光彩。這份雜誌一時成了世界透視中國的主要窗口。
  當然,在醞釀變革的那個時代,西方的編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謀求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改良的種子通過這個媒介,得到廣泛的傳播。像大多數國家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中國的歷史學家也試圖從外國旅居者的報告中得到一些歷史的記載,不管其影響如何。未來的研究者們或許希望能從這份刊物中發現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國人的思想,這種思想蘊含在1894—1911年間發生的改良運動中。《萬國公報》留下了許多社會變革——例如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記錄。

  此篇部分發表於1984年1月出版的《傳教士研究的國際公報》,評論的是艾德裡安·A·貝內特所著《傳教士記者在中國:楊格·J·艾倫和他的雜誌,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
04 小說中所反映的傳教士歷史
  [帝國主義(或帝國擴張)經常帶來一些戰爭,而這當然為帝國主義者提供了發揮才能的機會。比較起來,英國擁有眾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國在東亞只有杜威海軍上將和麥克阿瑟將軍,麥克阿瑟早期還有個年輕的參謀艾森豪威爾。我們美國人的英雄多是那些並不起眼的機構創立者,他們大多是傳教士。直到今天,我們仍有他們懷有的那種強烈願望,要把技術和人權傳給中國。]
  約翰·赫西的《召喚》是本開拓性的著作,因為它把一個傳教士的親身經歷介紹給了公眾。由於赫西見多識廣,《召喚》更具有小說的味道。傳教士的回憶錄當數以百計,但像這部著作這樣富有客觀性的卻為數極少,這種客觀性只有出身於傳教士的新聞記者才具有。
  《召喚》是一篇新教傳教士在中國120年所做所為的墓誌銘。在美國公眾看來,從1830年到1950年,中國教會一直在穩步發展。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參加「學生志願運動」的約翰·R·莫特在海外傳道,提倡「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世界基督教化」,中國是個特殊的對象。如果我們不理解今天裡根式虔誠和弗爾威爾式傳教的返祖現象,便無從瞭解我們如何在20 世紀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國」以及在2O 世紀60年代為把越南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出來,我們如何輕率地發動了「聖戰」。
  美國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抓住了使中國基督教化的時機。美國人最初只是為了貿易和傳教而渡海到中國,並沒有領土擴張的要求。對比來看,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德國人以及後來的日本人,都為的是侵佔中國領土。只有帶著新世界民主的美國人才認為自己是反帝國主義的。這種極易被中國人理解的自我認可,成了中美「特殊關係」的根基(倘若對今天的中國問題專家有所瞭解,你就會在他們的血脈裡找到這一蹤跡)。
  我們因享有「治外法權」而獲得的特權地位使我們確信中美關係是友好的。治外法權意味著一位外國領事在中國擁有對本國人的裁決權。這是從中世紀中國人的實踐中得來的,他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讓外國首領控制其在中國的居民。例如,中亞伊斯蘭教的中國皈依者必須遵守伊斯蘭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國之後,治外法權成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同占老中國人的習慣一樣,盎格魯·撒克遜人也非常驕傲地發明了治外法權。1860年以後,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同征服了中國的清王朝簽定了分割中國主權的條約,這些征服人民的異族統治者能彼此諒解。結果,傳教上並非由於互愛而是由於清王朝的政策被吸收進中國的統治階層,他們有機會從內陸到鄉村抨擊過時了的孔教的罪惡、婦女的屈從、青年的從屬,孔門弟子自然把他們視為舊秩序的破壞者。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中國政治生活的變革。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1949年,毛澤東又恢復了中央政權。在此期間出現了38年的政權空白期。在軍閥混戰、革命和外敵人侵的幾十年間,外國人有特別的機會參與中國人的生活。這是美國人在中國實行半殖民地政策的黃金歲月。我們不必因實行半殖民地政策而有一種負罪感,畢竟加利福尼亞州不生產鴉片,不像英國人用它來換取中國的茶葉和絲綢。
  約翰·赫西的《召喚》描述了1910—1950年間美國人對中國的極大影響。《召喚》的主人公大衛·托德普是個來自紐約州的6.4 英尺高的農家孩子,他善良、堅韌、精力充沛。在中國生活的45年中,他從事著傳教的事業。在比較了19 世紀傳教的失敗和醫院、學校的成功以後,他及時趕到中國,參加了1907年的傳教士百年紀念大會(100年前的1807年,英國人羅伯特·莫裡森是第一個到中國的新教徒)。會議上形成了激進和保守兩派,來自窮鄉僻壤的老傳教士只相信傳播神聖的教義,而年輕的新來者認為,中國需要有益的社會福音。托德普屬於後者,他是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在天津時,另一位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羅斯科·赫西為他提供食宿。我們從約翰·赫西在《紐約客》上發表的文章得知,他正是羅斯科·赫西的兒子。《召喚》描述了基督教會中現代派的看法,他們對中國人的需求和中國人的脾性最為敏感。
  新教各派意見統一,很少爭鬥,雖然分散在中國的某些地區,但他們團結一致保持著改革的精神,這與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截然不同。他們幾乎不知道16 世紀至18 世紀期間早期耶穌會的傳教歷史。那些在19世紀90年代謀求使中國上層改良者皈依的傳教士們感到,他們已有了新的策略。
  因此,托德普頗為獨創性地組織科學演講,以求吸引上層文人學者和政府官員。300年前,在中國的耶穌會成員已開始使用鐘錶、稜鏡、地圖和其他西方技術的產物。大衛·托德普專門講了回轉儀。他拿出一條軟鏈子,它能爬上台後的梯子嗎?不能嗎?他的助手把鏈子釘在輪子上,然後讓它隨輪子滾過講台,借助慣性爬上了梯子。托德普周遊美國,從商人那裡謀求資金贊助,收集設備,在上海建立起實驗室,生產為講解電、飛行器和其他科學奇跡所需的機器設備。這些演講非常成功,以致他能和詹姆森·B·托德(代替傑出的傳教士約翰·R·莫特)一起周遊各地,吸引觀眾傳播科學知識;托德普的演講更勝一籌。1910—1915年的中國同明朝末期一樣,科學已經開始傳播,基督教卻還在叩擊著大門。
  托德普在後來的經歷中,結識了普通的中國人。20 世紀,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越來越陷入到一個民族的社會問題之中,這個民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從這點看,在美國的傳教實踐或許能贏得一些中國的皈依者,但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它並未切中要害。托德普和其他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包括一些中國人)一起到了法國,他幫助78 萬名中國勞工中的一些人給家鄉寫信。這激發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們開始了一場識字掃盲運動,並幫助開展中國的群眾性教育。20 世紀20年代,基督教青年會的領袖詹姆斯·吉恩,也就是世界聞名的吉米·吉恩,進人中國的北部鄉村,他教那裡的百姓識字,學習公共衛生和農業科學知識。在《召喚》一書中,吉恩以「約翰尼·吳」的面目出現,托德普想加人他的隊伍,吳說,外國人不受歡迎。
  赫西強調指出,日本人在1919年凡爾賽和約之後仍繼續強佔山東省,導致了20 世紀20年代的學生反帝運動。學生們已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代表文化帝國主義的傳教士身上。這時,中國人試圖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取代傳教士有益的工作,因為他們來自異域並且要維持現狀。
  《召喚》讀來很有吸引力,這應當歸功於大衛·托德普。托德普勤奮筆耕,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新聞報道或書信。1943年被日本人扣留時,他寫了一篇很長的回憶文章《搜查》。因此,赫西在敘述評論的時候,能時而引用托德普當時所寫的文章,時而又寫他4O年後對此事的看法。此書以真實的筆調描述了舊中國的景觀、聲響、氣味、愉悅和災難,這些特徵至今仍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所驅散。大衛·托德普顯然是傳教士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最出色的作家。
  在回顧了50年的生活之後,他描述了最初從事皈依傳教工作的原因——個人的需求,集體的狂熱,傳教者的蠱惑和自我恐懼。他還回顧了他成長歷程中的事情。在他想作為一名傳教士去中國的時候,發現傳教士也有世俗的需求,便想結了婚再去。遇到艾米麗·基恩小姐以前,他一直萎靡不振。他們在學校初識,以後便鴻雁往來,最後決定生活在一起。在妻子艾米麗看來,托德普完全是為事業而生。他先被派到中國,隨後她也去了,但18個月以後他們才結婚。在家庭生活中,托德普牢記傳教士的信條,家庭應服從事業。他有一個孩子兩歲時死了,當時他正在一次旅行中。

  當然,傳教士的工作非常繁忙,他們必須和其他傳教士,其中包括中國基督徒一起度過大半生,在酷熱、骯髒的中國城市、鄉村生活。托德普喜歡到長江下游廬山(中國的避暑勝地)的幽僻山間或天津以北海岸的北戴河度假。在這裡,他們接觸不到中國人的生活。赫西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並不是一部充滿剝削、誤解與敵意的歷史。教會學校以及出版物為中國人提供了新的機會。圖為畢業於密歇根大學的瑪麗·斯通在鎮江一家教會醫院裡實施手術。
  很清楚,從整體上看,傳教士擁有自身的文化,並小心謹慎地保持這種文化。總之,如果習慣和觀點變得過於中國化,他們就會失去傳教士精神。
  托德普傳教生涯的另一階段始於20 世紀30年代。內政部認為,他僅僅是個「人道主義者」,並沒有真正獻身於上帝。正如艾米麗所說,「大衛對人類充滿了太多的愛」。政府不再幫助他,但他得到非官方的支持,把工作堅持下去。很快,他有了另一個機會。1931年,日本佔領滿洲,開始人侵中國北部。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傳教士,在維持他們開的醫院、學校及其他有益工作方面,確實有所作為。他們直到1941年還沒受到日本人的攻擊。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侵略之間,傳教士們感到,他們的時間明顯不多了,但他們還在繼續為中國提供幫助。
  在托德普獨自從事鄉村工作之後,赫西為我們描繪出一幅活潑生動的畫面:這個高大的美國人騎著一輛印度摩托車,滿身灰塵,在一陣陣馬達聲中參觀村莊。在當地軍閥和日本人的侵略下,那些日子完全是在饑荒和疾病中度過的。嚴酷的現實使精神事業失去了意義。1943年,日本人最終扣留了托德普。赫西告訴我們,他忍受著信仰崩潰的痛苦。艾米麗已被送回國。托德普病了,畢生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獲,好像連上帝都不能解答他所見到的人類的痛苦。
  這一信仰的喪失,似乎使我們對赫西的瞭解比對托德普的瞭解更多。這本傳教士的著作並不關心精神奉獻,而更注重對中國人民的實際幫助。赫西不是那種屈從壓力和放棄信仰的人,即便這種信仰在他的中國生活中並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約翰·赫西在這裡描述的,是他自身基督教意義上的幻滅,無疑,他在生活中早已經歷過這種幻滅。畢竟赫西自己不是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他只是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秘書的兒子。他用托德普信仰的破滅,來象徵傳播基督教的活動至少在中國是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傳教士對社會機構所做的全部工作和對被壓迫中國人民的有益幫助,現在看來,有它輝煌的瞬間,但已告結束。
  如果約翰·赫西說明的正是這一點,那麼,他把這一點同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關注結合了起來。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關注中國是個永恆的主題。托德普被日本人遣送回國之後不久,又回到了戰後的中國,開始是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領導下工作,後來義參加了工業合作社,他甚至又回到了以前到過的中國農村。1949年,共產主義者組織井發動農民在「鬥爭會」上對他進行批鬥,第二天,農民朋友們仍在街上熱情和他打招呼:他被視為文化帝國主義者的代表驅逐出中國,回到美國後不久就去世了,終年72 歲:
  赫西敘述了許多中國現代歷史中錯綜複雜的人和事,這使他無暇研究流傳在美國的關於在中國傳教的民間傳說。顯然,美閃的歷史學家也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他們橫跨大西洋研究歐洲人的起源,而且又轉而向西,從大陸到太平洋,但沒有人試圖把古老中國的貿易和19 世紀90年代中國似乎要開放的新開發區綜合起來看、事實上,到1899年,門戶開放己被奉為美國人的對華政策,雖然貿易尚未明顯興隆起來,但此後中國成廠能白由開展基督教工作的地區。
  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同俄國人的迥然不同少俄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從南俄處於蒙占金帳汗國殘酷蹂瞞下開始的。13 世紀,蒙古人向西席捲了中國。俄羅斯人向東遷移,為的是在太平洋地區找到一個不凍港,這一遷移幾乎沒有任何傳教的動機。俄國東正教會在北京建立過一個基仔教傳教會,但只為俄國人服務,並把主要精力花在漢學或酗酒上。俄國人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亞草原,遭到強大的清帝國的痛擊。1689年被逐出北滿的阿穆爾河。美國人同樣經歷了殖民擴張,似只限於征服像西丁、巴爾和傑若尼莫那樣的美洲印第安人部族首領。這些部落首領實在缺乏其遠方族親,打敗了俄國人的中國康熙皇帝的才能。
  對我們來說,幸運的是,在20 世紀20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第三國際產生之前,俄國人從不努力去拯救中國人的靈魂。無疑,當日本人侵略中國之時,俄國人成為中國進行偉大革命的楷模。我們不能不說,比鄰的俄國人比起遙遠的美國人對中國有更大的影響。今天,當我們思考超級大國的對峙時,不由又想起了往日的苦惱:20 世紀4O年代,反耶穌的蘇聯共產主義者盜走了已經門戶大開的中國,從我們手中扼殺了基督教的潛在發展。20 世紀80年代,當鄧小平的現代化努力謀求我們的理解和支持時,我們也許應仔細審視一下我們的無意識動機。為什麼以前不這樣呢?
  托德普是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人物,除了記者、共產主義者或外事人員這些工作(喬·麥卡錫曾從事這一職業)之外,他幾乎做過一名傳教士能做的所有的工作。然而,他的生活使他遠離宗教信仰,進人到現實世界。他打算向中國輸出技術並試圖向中國移植人權。只要我們能基於《召喚》所提供的知識來思考,那麼,這種行動將肯定繼續下去並更有意義。
  此篇評論的是約翰·赫西所著《召喚》(紐約,諾普出版社,1985年),發表於1985年5 月30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不可能的傳教》。
05 漢學研究誤入歧途:一個北京騙子
  〔在研究中國人的神秘生活方面,傳教士的主要競爭者是那些漢學家,他們從語言和文化著手研究漢學。這兩類外國人自然都對北京著了迷。〕
  本世紀初北京吸引了許多西方人定居,因為近1000年來,北京一直是外族征服者和漢族合作者的首都。公元947年,遼代契丹蒙古人建都北京;1122—1234年,通古斯金朝佔據北京;而後,1368年,蒙古人進人北京;1644年以後,北京一直被滿族人佔領。1800年,英法聯軍長驅直入,中國古都的官吏和商人像以往接受外族人一樣,接受了英國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久,滿漢官僚們讓英國人幫他們打敗了上海周圍的暴亂者,又讓帶著愛爾蘭式精明的厄爾斯特青年羅伯特·哈特幫他們從對外貿易中獲得新的財源。因此,當英國人熱衷於謀求合法地位、保護商業擴張的利益時,中國統治者利用英國人的圖謀和能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英帝國內部的中國派系被引進管理機構,匯入了搖搖欲墜的清朝統治集團之中。
  1900年,基督教聯軍(加上日本人)鎮壓了試圖驅逐他們的義和團運動以後,外國定居者更喜歡北京了。從1901年到1937年新征服者來臨之前的這段時間,是外國人在北京少有的快樂時期,是一個外國人享有特權和特殊自由的時代,他們可以毫無阻礙地深人到中國人的生活中。20 世紀初,在北京的外國人同13 世紀的蒙古部落首領或17 世紀的滿族領袖或馬可·波羅所見到的凱姆布魯克和法斯卡爾領導的天文局一樣,有一種特殊的身份(我們現在稱之為治外法權)。而且,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賭賽馬或信仰上帝。對在他們家中和辦公室勤快工作的中國僕人來說,文化共生現象像是一篇古老的傳說。任何操著俚語的北京人,都會使外國朋友感到疑惑不解,這些外國人試圖通過語言侵人中國文化,但他們卻無從下手。
  在這種文化情勢下,出現了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公眾的中國問題學者和漢學家,他們的中文水平(像中國的官僚階層那樣)使他們獲得了顯赫的地位並且受人尊敬。這兩種角色是相關的,但並不能輕易融合。《時代》記者G·E·莫裡森對中國的評論,沒有受到任何語言知識的限制。J·O·P·布蘭德只懂得一點實用的中文,但寫了大量廣為流傳的著作。這兩位學者常常能從中國問題專家埃德蒙·泰洛尼·貝克豪斯那裡得到一些關於中國的文獻資料。

  回顧以往我們知道,北京造就了一批研究中國著作的外國漢學家和把中國介紹給他們同族人的外國學者。像莫裡森這樣精力旺盛的學者甚至能成為著名學者,成為一個能向中國人解釋侵略者奇特生活方式的外國顧問。這些人在兩種文化之間如履薄冰,有時他們被他們的國人所迷惑,相信「中國人是無組織的一盤散沙」, 因為文化差異從理性上講是難以解釋的。這種差異有時使你感到可怕,有時又令人神往。只有性格堅強的漢學家才能不受他的國人對「中國人」的偏見的誘惑。事實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是複雜和神秘的。中國空談家的預見能力並不比現在更強,而且,他們遇到莫測高深的問題不能解答時,往往用無關的細節描述來掩蓋,這是中國學者的慣用伎倆。在北京俱樂部廣泛流傳的街談巷議,與人們在西城中國人圈子中得到的消息相比,只是些簡單的事實而已。
  1901年到1937年間,一個在北京有很好社會關係的英國人,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追求個人的目的和歡樂,而對其後果卻可以不負責任。北京是外國人扮演浪漫角色的溫床:城東南受武裝保護的使館區內居了著養靠國內匯款生活的嗜酒的高官顯貴:有外交背景、愛交際的寡婦,退了休領養老金的音樂家,喜歡孩子的困窘詩人,藝術收藏家,誠摯的學者,天主教前傳教士,身為考古學家的教士,還有一些毛姆式的人物,雖然他們的動機各不相同,但都被中國的名勝、喧鬧、烹飪和北京的風俗迷住了。他們有權資助僕人、商人、中文教師(主要是滿人)、馬童、女僕、廚師、衛兵、人力車伕、清潔苦力、賣花商、街頭小販以及那些能幫他們接觸中國人生活的人。外國團體爭相體驗這種經歷:然而,到了20 世紀30年代,有一個他們只知其名但從未見過面的漢學家埃德蒙·貝克豪斯爵士,把他們都甩在廠後面,他住在西城過著當地人的生活。
  牛津大學現代史講座教授休·特裡沃,羅伯認為,貝克豪斯是個文學大騙子,其主要著作《琦善閣下的日記》,作為重要章節收在《慈禧太后統治下的中國》(1910年)一書中,這是一部晚清朝廷的秘錄。《琦善閣下的日記》由貝克豪斯提供材料,布蘭德執筆,這是那個時代惟一部有影響的著作二貝克豪斯說,這部日記是他在義和團起義之後的l900年,在琦善的書房發現的。日記把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榮祿描繪成一個反對義和團過激行為的溫和派。學者們早已指出,這本日記不可能對這一事件做出聰明的預見,而且,它抄襲了後來發表的材料,但像布蘭德那樣的一些人卻堅信貝克豪斯是無辜的,這個捏造的罪名是強加給他的。
  《北京的隱士》一舉推翻了這種辯解。貝克豪斯爵士是個少有的騙子,他不斷地在高層宮僚中進行金融交易,但每次又都詭密地使之成為泡影。杜撰只是他機敏地把自己的夢想當做事實傳給世界的一種手段。特裡沃·羅伯先生的著作,揭開了貝克豪斯捏造事實的偽裝。貝克豪斯的父親是巴克萊銀行的董事,他弟弟是英國海軍元帥。他因負債無力償還離開牛津,呆在國外。1899年他到了北京,這年他只有25 歲,靠國內匯款生活,同時他已經是個老練的騙子。他給羅伯特·哈特爵士帶去幾封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勳爵、德文郡公爵和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寫的介紹信。這位神通廣大的年輕人靦腆、可愛,有著天賦的語言能力,他主動結交了很多人,很快便成為莫裡森和後來的布蘭德的中文翻譯,並與他們密切合作。
  貝克豪斯偽造琦善日記只是個開始,1910年以後,他在原始材料的基礎上寫出一系列非常吸引人的杜撰之作。他自稱同中國文化上層的知情者有聯繫,軍機處大臣王文韶、大太監李蓮英、總督徐世昌、國務總理段棋瑞、郵傳部大臣梁士治,凡是他認為合適的人,都是他的好友。這些生活在同一城市的高官顯貴,對外國人來說形同陌路,文化、語言、社會的隔閡使外國人難以滲透到這些人組成的圈子之中,但並沒有外國人就他們與貝克豪斯之間的友誼提出疑問。他超越了文化的斷層。
  1910年,他通過欺騙結識了大船業公司的經理人約翰·布朗。1916年,通過和中國政府「談判」,他讓這家公司「為中國海軍提供6 艘l0400噸級的海防戰船」但就在那一年他從北京消失了,這筆交易也隨之告吹。
  與此同時,他還經營大宗中國武器交易:1915年,他成為英國公使約翰·查頓爵上的秘密代理人,在中國秘密購買武器,以便在歐洲與德國人對抗。買主是英國陸軍部和吉青納勳爵(英國陸軍元帥)。鑒於貝克豪斯在不列顛和中國如此神通廣大,他理所當然地承擔了這一微妙使命(中國是中立國,德國反對中國出售武器)。很快,他報告說已經購買到幾十萬條毛瑟槍、來福槍,幾百挺機槍、幾百門野戰炮,聽有這些都是從當地將軍手裡秘密購買的。他到處忙於協商、談判,說武器要由長江「船運」而來交易一筆接一筆,英國出錢,滿載武器的商船由上海開往香港。英國外交部的愛德華·格雷爵士提出要日本派一艘巡洋艦護航。船停在福州,後因改道滯留在廣州:
  查頓在中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光,他是在中國最有影響、最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袁世凱總統,但袁高深莫測地「假裝完全不知道整個交易」, 在這種情形下,貝克豪斯用秘密報告和密碼電報甚至包括德國人向袁發出的「外交抗議」,編造他的「天方夜譚」,這使英國外交部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清醒過來。查頓讓貝克豪斯把整個經過告訴政府總攬財政的梁士治,梁大吃一驚說,他認為貝克豪斯被人騙了。查頓報告說:「很顯然,梁和貝克豪斯那夥人之間有分歧。」貝克豪斯太巧言令色了!查頓漸漸意識到,這根本就是個騙局,好在無人知曉。
  同時,創造力旺盛的貝克豪斯開始了他宏大的紙幣計劃。他為美國紙幣公司「聯繫」了一筆秘密交易,欲使之成為「惟一一家印中國紙幣達10年的外國印刷公司」。印鈔數量據說迅速增加,在貝克豪斯4 次「私訪」袁總統之後,印數已達到65 億。1916年底,貝克豪斯親自到紐約向公司匯報。回到北京,他遞交了總統和首相簽名的中文合同,得到5600英鎊的佣金,後來這筆交易卻沒了下文。最後,公司代理人告到法院,他被監禁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家人把他保釋出來。
  由於這些事和許多類似的事件長年秘而不宣,使得貝克豪斯還能從事學術研究。1913年,他向博德利圖書館捐贈了一批極有價值的中文圖書藏本,包括15世紀初期珍貴的六卷本《永樂大典》。這部收有17000個條目的大典的確是無價之寶。牛津大學正式向他表示感謝。他還被選為倫敦皇家學院中文客座教授。他和布蘭德合著的第二本書《北京宮廷史話》(1914年)出版後引起了轟動。

  後來,他聲稱身體欠佳、眼睛有疾,結束了學術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他辭去皇家學院的客座教授,又回到北京。此後,他允諾向博德利圖書館贈送5.8 萬冊書,使這所「著名的宮廷圖書館」興奮不已。這些書在從天津船運之前,必須先用馬車運700 英里,送到甘肅西部的火車站。但博德利圖書館從未收到這批預支了錢的圖書。
  如果還需要什麼來說明這一騙局的話,可以從貝克豪斯為瑞士駐北京公使寫的兩卷粗糙的回憶錄中找到確鑿的證據,這是他1944年1月死於北京之前寫的。這兩卷回憶錄再次提供了詳細的證實琦善日記真偽的材料。貝克豪斯以色情的筆調詳細記錄了琦善和那個時代許多大人物長期的同性戀生活。貝克豪斯估計,他看見過琦善為慈禧提供性服務大約有15O 次到200 次。這些想入非非的推測細節和這個荒唐故事一道廣為流傳。《北京的隱士》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它披露了稀奇古怪的內幕,還因為其構思像本偵探小說。特裡沃·羅伯先生是個熟練的敘述者;他能吸引住讀者,把精彩的事件意想不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最後,他認為,貝克豪斯富於幻想的性格,是「完全一貫和合乎情理的」。成功的欺騙「取決於個人的魅力……坦率真摯……外在真實……實踐的韌性」,以及「非同尋常的細節描寫」。當然,還需要一種寫作方法,使他成為惟一的記錄者。
  至於他的動機,我們只能推測。特裡沃·羅伯先生把貝克豪斯看成一個附庸風雅的假紳士,他厭惡教友會的中間階層,受到了「19 世紀90年代『唯美主義』、性狂熱以及目空一切富於進取思潮」的影響。在這種「空虛」和「目空一切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之下」,他背離自己的文化跑到中國,最後向法西斯主義發展。喬納森·斯賓斯教授的英文評論《神秘的生活》(《泰晤士文學增刊》1976年10 月29 日)進一步提供了說明他的動機的證據,其中包括一個沒人注意到的小弟弟,他比埃德蒙晚一年出生,3 歲就死了,以後又生了一對孿生兄弟,取了他的名字以示紀念,後出生的這對孿生兄弟受人寵愛並很有作為。在前面的開頭一段,我曾試圖證明,北京的社會環境如何能培養一個粗俗的年輕人的脾性——他會講兩國語言,這能使他很快進人一種有兩種文化的雙重生活。
  貝克豪斯的故事一直很有趣,斯賓斯先生評述了貝克豪斯的計劃中體現出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特點——國家政權和商業公司的天真、無知和「一時糊塗」。雖然《北京的隱士》找到了瞭解許多問題的線索,但對中國方面的研究顯然很不夠。如特裡沃·羅伯指出的,肯尼思·斯科特·拉脫瑞特的《中國人》濫用了《北京宮廷史話》中的材料,因而受到指責:布蘭德以起訴相威脅,使麥克米倫在拉脫瑞特不在的情況下刊登了 《一份自認為過失的道歉書》。(這使人們想到,在50年代《中國人》出版後,羅斯·科恩在《中國活動家》一朽中堅決把同樣的材料刪去了。)布蘭德和貝克豪斯對歷史的貢獻需要重新估價和綜合認識。
  漢學研究當然是愛挑剔者的樂園一位叫「郵傳部先生」的人,聽起來使人懷疑為是「郵電部張先生」, 這顯然被弗蘭奇勳爵曲解了。再者,雖然琦善日記被說成是「非常難認的『草書'」,但基本中顯示的部分更像較易認清的行書。在多大程度上,貝克豪斯參考了晚清朝廷大量的色情文學?在多大程度上,他是依靠從中國人那單得來的信息?他和榮祿家放有無聯繫?
  特裡沃·羅伯很籠統地描述了他的材料來源,而且還列了75 個「資料小注」,幸好他用的不是哲學博士式的腳注。無疑,熱心的讀者將讓他給予更多的指導。因此,他也許可以開辦貝克豪斯工業。事實上,爭議已經開始了。
  特裡沃,羅伯先生1973年去博德利圖書館檢查藏書時,在巴賽爾機場得到兩卷回憶錄,他由此開始了對貝克豪斯的研究。戰時幫助過貝克豪斯並委託他寫回中憶錄的瑞士公使雷恩哈德·霍布利博士 ,20 世紀30年代是北京協和醫院著名的寄生物學專家。(1933年,我的妻子威爾瑪在那裡為他編過一些文章。)他在1973年去世以前,準備出版回憶錄,並親自寫了一篇後記,評估回憶錄的價值並記錄了他同作者的關係。在11 月到次年1月的6 期《泰晤士文學增刊》中,新學院的理查德·埃爾蒙先生和特裡沃·羅伯先生就霍布利是否被貝克豪斯欺騙進行了3 次辯論,埃爾蒙為霍布利做了辯護。兩位作者都引用了霍布利留在博德利圖書館裡一般讀者難以看到的後記,雙方均直言不諱,這種論戰顯然是現代式的決鬥。如果語言能傷人,那他們倆都會住進醫院,而埃爾蒙先生肯定會在病危之列。所有的跡象表明,埃德蒙爵士將永垂青史。
   此篇評論的是休·特裡沃·羅伯所著《北京的隱士:埃德蒙·貝克豪斯爵士的神秘生活》(紐約,諾普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4 月14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騙子》。
06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兩面性
  裡根先生認為在日本海「保持和平」需要一個武裝精良的日本,這使人想起了半個世紀前日本的軍事擴張。幸運的是,一個把刺刀熔煉成轎車的國家顯然並不想使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日本無論軍事或工業在近代的崛起,都會給我們以啟示。為什麼一個貧窮的、自然資源遠遠落後於我們的島國,現在在物質技術方面幾乎走在我們前面?這一問題顯然值得深思。答案顯然是非物質的動力。
  兩位經歷不同的領導人——一個是內閣成員,一個是革命的參與者——的兩部自傳性著作論證了這種動力。兩部作品都是作者被攻擊時出於自衛寫成的。陸奧宗光是1894 一1895年中日戰爭時期的外務大臣,宮崎滔天是世紀之交孫中山最著名的日本支持者。陸奧和宮崎都認為,日本有督促東亞地區西方化的使命。19 世紀卯年代,與西方接觸了4O年後,變革已使日本作為一個強國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純樸和清白的,它對未來似乎充滿了希望。它的主要願望是改造中國。確實,使孫中山成名的1911年辛亥革命,主要是在日本醞釀發動的——部分受日本模式的啟發,部分得到日本「懷有崇高目的」的泛亞主義者的支持(他們試圖在大陸尋求一種冒險事業)。
  宮崎滔天(1870—1922年)是個身材高大、滿臉鬍子、相貌可怕的人,滿腦子言過其實的思想,一心想為偉大的利他主義事業做出貢獻,倘若他能在神志清醒的時候找到它。他「懷有崇高目的」的自我形象,正是日本封建主義衰退的一個證據。日本的武士階層仍熱衷於純粹的奉獻,他們崇尚武力,並把自身置於誠實的勞動平民之上,但又不容易在社會上找到用武之地、如果他們能在西方找到同行,那一定是中世紀的遊俠騎士或好萊塢私人偵探。
  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於1902年連載發表,按日本人的算法,當時他33 歲。1900年,在靠近香港的惠州,他用船為孫中山的起義運送了大批武器,這使他引起公憤,聲名狼藉。人們可以推測,作者是為了洗刷污點,才向公眾坦白了一切,他的一生都是充滿善意的,不可能從事一種有計劃的販運行徑,更不用說進行一場有組織的革命運動。總而言之,坦誠直率和非常吸引人的自傳,披露了他是一個具有浪漫和博大精神的人,也披露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渴求、追逐妓女,他把感情奉獻給反叛事業、同謀、酒友以及一時的妓女朋友(他在書中一共列了285個這樣的人)。他感情衝動,喜歡做出高姿態而不講實際。他是這樣一種人:匆匆趕到香港只是為了確定在途中的18 天裡,船可以在5 個地方停泊。有宮崎滔天這樣的支持者,孫中山的計劃不需敵人的破壞便自行滅亡。22年過去了,宮崎在孫中山最後得到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支持以前死去,蘇聯人的武器倒確實能及時運到。
  橫跨太平洋的合作者詹森和江籐教授,對宮崎著名而廣為流傳的著作做了很好的註釋、翻譯。他們在導言中把宮崎看成一個勇敢、無私和富有騎上精神的理想主義者。雖然宮崎生來就是個叛逆者,但有一段時間他曾被視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努力維持中國地下組織領導人的團結與合作。1898年,他把被驅逐的改革者康有為從香港護送到日本,並試圖為統一中國的革命運動,讓康和孫中山攜起手來。所有這一切都未成功。除了這種勇敢之舉,宮崎著作的吸引力主要在於它生動描寫了他的冒險經歷和浪漫主義理想。宮崎撇下陷於可怕貧窮中的母親、妻子和兒子,讓他們靠救濟度日。他在夢幻的世界度過了大半生。「我想像自己進入了中國大陸,站在一大群中國人面前,成了一位騎白馬的將軍……我歡呼雀躍並以酒壯膽。在其他時候,……這位將軍死於敵人刺客的匕首之下……我最終走進了藝妓館……那位將軍只是我遠大抱負的幻影……我還沒有意識到,我生命的一半是由酒和性組成的……我如何才能以恢復人性的決心修正這種品行呢?」

  陸奧宗光不存在這類問題。事實上,他得了肺結核並在擔任外務大臣的兩年中因肺結核病逝。他出身於土佐的封建領地,譯者戈爾登·馬克·伯傑認為,這促使他參與由薩摩藩士和長州藩士操縱的明治政體1,而且能以一個局外者的身份認識寡頭政治的客觀現實。他加入了新政府,但「在1878年,因與土佐謀劃推翻政體的陰謀有牽連」,服了五年刑。然而,寡頭政治還是把他納人了他們的行列——主要因為他的才能,也是為了與陸奧聯合的民眾權利運動取得和解。他擔任了兩年日本駐華盛頓公使,1892年成為新政體下伊籐博文第一任內閣的外務大臣。
1 薩摩藩和長州藩是l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力量——譯注
  陸奧在1894年和1895年推行的現實政策,比起宮崎滔天的夢幻更有實效。在短短12 個月內,日本控制了朝鮮,並引人注目地打敗了中國的陸、海軍,同時使日本擺脫了不平等條約(這種不平等條約給西方國家以特權,並持續損害中國主權達半個世紀之久)。陸奧阻止了西方列強繼續干涉中國的努力,並完全打亂了東亞的強權關係。日本人強迫中國領導人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佔領了台灣和滿洲南部的遼東半島。在短短的幾天裡,俄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三重干涉,要求日本歸還中國的遼東,日本被迫答應了,但日本帝國也誕生了。英日於1902年簽訂同盟(直到1922年)。1905年,日本在滿洲打敗了俄國,朝陽1 在東亞升起了。
1指日本——譯注
  陸奧是取得這些成就的中心人物,他通過駐倫敦、聖彼得堡和其他國家首都有才能的外交官發動外交攻勢。他逐漸影響了伊籐,說服內閣中寡頭政治的執政者,而且利用了日本輿論界侵略主義的叫囂。在朝鮮,他兼用武力和詭計威嚇中國,而且始終關注國際法的微妙之處和西方列強的特殊利益。他和他的駐外使節在戰爭期間商定了新的平等條約,這威脅到列強的利益。1895年4 月17 日,他擬定並批准《馬關條約》,雖然在3 國干涉下,4 月23 日取消了條約中的一部分。(5 月4 日,日本接受三國干涉,5 月8 日,交換批准的中日和平條約,5 月10日,在帝國詔書下達後,把遼東歸還中國。)這樣的外交進展是罕見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從未成功地越過這層薄冰。
  所有這一切實現以後,陸奧下台了。1895年6 月5 日,西園寺公望接替外務大臣職務。沉醉於榮耀的日本侵略主義分子和在野的政客,看好時機,極力反對歸還中國的遼東,陸奧出於自衛的目的寫了一份年度工作報告。然而,這本他稱之為《自強不息》的報告披露了太多的內幕,伊籐首相認為這份報告「使人憂慮不安」, 因此直到1929年才被公之於世。
  除編輯方法之外,伯傑先生的翻譯、註釋堪稱典範。題目《自強不息》,對那些熟悉《易經》中晦澀中文詞組的日文發音的人來說,當然是意味深長的。其他人或許被告知,它是指「一部勤奮工作的記錄」。但這本引人注目的譯作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是否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對於可理解性的東西而言更注重深奧難解的風格。基於這種考慮,書目提要和註釋中引用了許多日文、朝文和羅馬體印刷的中文。當然,對一個要讀懂此書的聰明的外行人,還需在這個題目下加上英文翻譯。也許他或她會對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有某種興趣。陸奧指出了日本在侵略的每一階段所採取政策的理論依據,這顯示出,他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哥哥艾倫·杜勒斯有許多相同之處。首先,1894年日本出兵朝鮮,是為了支持那裡的力量與中國抗衡。「我們決心讓中國人成為侵略者。」但當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都到達之後,「甚至未能因故找出什麼說得過去的借口,也沒有開戰理由……現在的關鍵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而制定幾套外交策略。」結果,日本要求改革陳腐的朝鮮政府,這是同樣陳腐的中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國人聰明地指出:『舊本顯然沒有干涉的權利,因為她承認朝鮮的獨立。」陸奧寫道,這種頑固「限制我們勢力範圍」的企圖,顯示出中國人是如何成為「自己妄自尊大的階下囚的」。
  日本人扣押了朝鮮國王,任命年老的大院君1 掌權。大院君是個孔教信徒,詛咒所有的現代事物。陸奧繼續率直地解釋為什麼當時在朝鮮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沒有理由駐在朝鮮。陸奧是個精明而講求實際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為沒有必要打著民族騎士精神的幌子,開展任何改革行動……我從未感到,朝鮮的內部改革在其自身是非常重要的」。這的確是個很合適的借口。我們終於理解,為什麼《自強不息》被隱瞞了34年。
1朝鮮國王高宗之父,1882年參加組織反日大暴動——譯注
  關鍵的時刻出現了,伊籐和陸奧在馬關把和平協定強加給李鴻章。他們摧毀了李的陸、海軍,拒絕停戰,使72 歲的李鴻章陷人窘境——要麼立即接受日本的協定,要麼眼見戰火越來越燒近北京。但在1895年3 月20日談判開始後的第四天,李被一名自稱是日本人的刺客擊中了眼睛。突然,全日本都為這樣對待一個客人而感到深深的恥辱,皇后也準備了繃帶。伊籐和陸奧擔心,如果李鴻章因病回國,外國列強可能最終干涉,日本就會失去對時局的控制。他們終於說服內閣同意停火,這樣,裹著繃帶的李鴻章在寢室裡繼續談判。三國干涉出現時,伊籐和陸奧就能夠對付了。
  在1895年那個箭拔弩張的春天,天皇住在皇宮,而內閣和新議會則在廣島召開會議,這時距廣島被毀滅恰好是50年。陸奧的現實主義手段和宮崎滔天的浪漫主義冒險早已被日本帝國的擴張主義者所繼承。當我們今天面臨發展起來的索尼、三菱、尼桑和其他日本產品滲入美國人生活的時候,仍能看到這種現實主義手段和浪漫主義冒險以一種更具建設性的形式起著作用。
  此篇評論的是陸奧宗光所著《自強不息:中日戰爭的外交報告,1894—1895年》,戈爾登·馬克·伯傑編譯(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和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宮崎滔天回憶錄》,莫裡斯·詹森、江籐新吉譯(普林斯頓,普林頓大學出版社,1982年),發表於1983年4 月13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真實的史料》。
07 喬·史迪威及其中國使命
  [史迪威和麥克阿瑟是抗日戰爭中美國戰區的兩位指揮官,都是西點軍校有傑出才能的畢業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卻不盡相同。麥克阿瑟得到美國海軍的幫助,美國海軍把太平洋變成了美國的內陸湖。麥克阿瑟還恢復了一個以前的美國殖民地,他已被載入那裡的史冊。相比之下,史迪威所在的戰區是橫跨了緬甸北部群山的中國——緬甸——印度戰區,在這一地區,中國和印度很少接觸,這裡還有些野蠻的部族成員,河水向南流去,阻礙了東西交往。1942年以後,中國和印度都不是主要的戰略要點。喬·史迪威在這鮮為人知的地區,分兵穿過莽林,顯示了他的巨大決心,但他的努力並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當麥克阿瑟統治日本的時候,史迪威已在戰爭結束時死去。]
  喬·史迪威具備最優秀的美國人所具有的特點——精力旺盛、足智多謀、堅韌剛毅、有進取精神、勇於自我反省。這些品德把我們送上了月球,也把我們帶入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總之,史迪威是體現美國人品德的典型,這樣的品德使我們在國內外遭受了許多災難,在當今我們進行自我重新評價時,這種品德得到了充分顯示。史迪威是我們解決中國戰時問題的最好人選,可他所做的並不完美,他沒能抓住要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在中國的努力並不適於中國的革命,這主要在於這些努力與人民的需要毫無關係。
  史迪威是年輕有為、聰明勤奮的西點軍校學員,他以責任和國家榮譽來要求自己。他體魄強壯,是橄欖球比賽中的四分衛和紐約揚克斯海1/4 英里賽跑的選手。他在西點經受住了第一年的艱苦訓練(有兩名新生不幸地死去)。他身材中等,體重較輕,卻是個出色的運動員。他生性好強。1904年他在菲律賓當步兵,1906年回到西點用法語和西班牙語教授學生並輔導體育訓練(講解籃球)。夏天,他被委派到危地馬拉和墨西哥,1911年取道日本和中國再次回到菲律賓,第一次目睹了中國的革命。他在遠東時已對外國人民和語言產生了特殊的興趣。
  在西點再次執教(教歷史和西班牙語)之後,由於美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迪威像他那一代軍人一樣,被突然從和平時期軍隊的日常工作中抽調出來。1917年,他34 歲,等待時機顯示自己的才幹。他首次發現自己掌握了一套訓練軍隊的特殊方法。在普拉茨堡,美軍的任務是盡快訓練100 萬士兵。但很快,陸軍少校史迪威因精通法語而被調到法國。他是G—2 聖·米黑爾進攻計劃的制定者,同領導,G—3計劃的喬治·C·馬歇爾一起工作。聖·米黑爾計劃獲得了成功,在和平到來、在軍隊縮減到和平時期的規模之前,聰明的士兵已開始謀劃將來了。軍事還沒有成為一個主要行業。1919年,史迪威從和平的鬱悶中掙脫出來,成為被委派到中國的第一個軍隊語言教官。他開始在伯克利學習中文,後來到了北京。20 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主要呆在中國北部,先在公使館研究了三年語言,然後又在天津的第15步兵團呆了3年。喬治·馬歇爾先於他到了那裡。最後,在30年代後期,史迪威以使館陸軍武官的身份住在北京,這期間他周遊了全中國。他非常喜愛民眾,喜歡在中國旅行時過那種有意思的野外生活。
  30年代的中國之所以吸引史迪威這個美國人,既不是因為他在中國享有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也不是因為他的現代意識和他所受到的先進教育和掌握的先進技術。真正的魅力來自中國人民自身,他們經受著人類面臨的各種苦難,並堅定不移地盡著自己最大的努力。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時,史迪威無疑是中國戰區最好的軍事專家,他非常熟悉廣大地區的地形,熟悉當地領導人和他們所面臨的巨大問題。
  在1941年的危機中,馬歇爾升任參謀長,這時的史迪威已是美國最好的中國問題軍事專家;在美國國內任職期間,他的功績已使他成為正規軍中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當然,和平時期,軍隊減少到人們幾乎看不到他們存在的程度。1939年9 月,美軍人數僅17.4 萬人。史迪威在軍事演習中顯示出不平凡的獨創性和主動性,他確實是閃電進攻的天才。1940年,他成為一名將軍,在加利福尼亞指揮訓練一個師。他決不「紙上談兵」, 他是富有獨創性的軍人,對己對人絕對嚴厲,不留情面,有人說他是「冷血動物」。他非常接近下屬,對那些裝腔作勢的傲慢之徒充滿了敵意。他嚴於律己,著裝隨便,親自帶隊行軍。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馬歇爾挑選史迪威指揮體育家行動計劃,這將是美國在北非的第一次進攻性戰役。馬歇爾從軍事演習中看出,史迪威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想像力豐富,足智多謀,充滿自信;他研究過軍事史,長於訓練」。按戰功而論,史迪威在九個軍團指揮官中名列榜首。而且,如果他最後指揮北非登陸,無疑會繼續在歐洲戰區得到提升,至少可以和後來的布萊德雷的職務一樣。中國的危機改變了這一切。

  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巨大衝突,可以在幾次合作中從幾個角度看出來。他們不僅都有強烈的個性,而且是兩個國家領袖人物性格的典型。從中國革命的角度來看,史迪威批評了中國軍事機構的弊端,這有助於我們瞭解國民黨的崩潰。蔣腐敗的權力機構的組成是基於忠誠而不是效率。史迪威同情廣大的士兵,不信任那些貪污、賄賂的中國官員。
  史迪威改革和建設一支現代化中國軍隊的努力,遲早會使舊的軍事權力機構分崩離析。蔣介石在軍隊中努力維持著中央的權力。飢餓的新人伍者、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剋扣官餉和國民黨軍隊中的忠誠勝過功績,加之抗日的壓力和財力消耗,造成了中國極為保守的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自身的利益,我們的中國政策是用漂亮的允諾、金錢和軍事裝備來鼓動中國人不斷抗擊日本人。這也是羅斯福的天真想法,即幫助戰後的中國,彌補由於戰勝日本而帶來的權力空白——美國人的這一理想從未實現,因為它忽視了中國革命的現狀。
  如果史迪威改造中國軍隊的想法得以實現,那麼他將創造最終破壞蔣權力機構的軍隊和指揮官,而且無疑會出現某種軍事政變。蔣意識到這種危險。因此,在和有美援撐腰的史迪威打交道時,蔣反對這位狂熱追求戰功、受過戰火磨煉的效率專家。蔣主要關心的不是效率,也不是作戰,他反對的是共產主義者一直在進行著的革命。美國人要求中國所做的戰爭努力,只會進一步破壞中國的現狀。美國要向中國共產主義者提供援助,這大大攪亂了蔣虛弱無力的圍殲計劃,他不得不竭力阻撓史迪威握有實際指揮權。蔣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的這一企圖,1944年10 月,史迪威被召回國。
  史迪威多次努力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為實現這一目的,他準備在印度創立一支現代化的中國軍隊,但他最終認識到,歸根結底,蔣總司令並不需要這樣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他擔心自己難以控制。再者,國民黨中國已經耗盡了財力。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要靜觀戰爭結束(在國民黨中國,珍珠港事件被稱為「停戰紀念日」)。
  史迪威的努力被蔣介石傳統的戰略、戰術理論攪亂了。蔣遵循古代經典戰爭論著《孫子兵法》,強調防守的重要性,先讓敵人運動而後殲滅之,除在佔據極為優勢兵力的情況下,從不主動出擊。
  在這種形勢下,史迪威決心先在緬甸迎頭痛擊日本人,將其逐出緬甸並殺回中國,這是再恰當不過的了。中國簡直是一個不會為任何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緬甸北部叢林密佈的山谷向南延伸,從東向西穿越公路和補給線的地形十分複雜。因此,史迪威在發動跨越中緬的戰役中所取得的戰績,可以說是一部顯示高度智慧的英雄詩篇。他是我們最有才能的指揮官之一,他在根本沒有優先權的補給線的遙遠盡頭孤軍作戰。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海、空力量可以橫跨太平洋,削弱日本人的力量,美國無需在中國建立基地。當史迪威向蔣攤牌說,美國命令他指揮中國軍隊時,美國在中國的戰爭努力已開始失去抗日的意義。美國的援助已介人了中國的內部政治鬥爭。
  如果從美國對外擴張的角度來看史迪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史迪威失敗了,蔣也失敗了。首先,自命不凡的美國人一心想打敗日本人贏得戰爭;軍隊為這種使命而訓練,並形成了民族精神。美國軍人在追求這一目標時,成了現代技術的奴隸、他們為責任感所驅使,致力於發展組織機構和火力的潛能,並在戰爭中贏得勝利:政治不是美國軍人的第一使命,也不是第二使命、《孫子兵法》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使敵人屈從自己的意志,用一切辦法使之投降。美國軍事專家更為關注的是建立突擊部隊,解決並設置戰場所必需的後勤供給、至於和平實現後可能會發生什麼,顯然並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受訓時也不被要求去考慮這些。
  儘管方式和目的不同,美國人仍在利用中國來實現打敗日本這一共同目標。中國不想被利用,它顯然更為關心國內革命,這時,美國人便大為抱怨。從這點來看,作為外國人的美國人,對中國時局的影響微乎其微。史迪威帶著一些會講中文的國務院官員會見延安的共產主義者,這個軍事觀察團(自然被稱作「南部使團」,因為是前往敵占區)暫時抓住了機遇,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或許能發展一種合作關係,至少可以避免彼此交戰。當時,美國日趨強大,很快就要戰勝日本,對中國現實的客觀估價似乎顯得不必要了。在這種情況下,赫爾利特使對這種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所做出的反應是草率和漠不關心的,這種合作很快成了泡影。雖然沒有人明確指出,但20 世紀4O年代,在革命初期的中國,由一個美國將軍來指揮中國軍隊的計劃實在是一劑毒方。它很可能使美國軍隊在法律和命令的驅使下反對這場革命。美國人天真地臆想蔣的舊政權或許會被「改革」所拯救。假使史迪威真的指揮了中國軍隊,將會比他被召回造成更大的災難。他被人接替說明,我們想通過戰爭努力拯救一個衰竭政權的企圖失敗了。
  我們可以把史迪威看成美國技能、活力、實幹和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精神的象徵,他是一個脾氣暴躁但仁慈並且有實際能力的人。他在中美友好時代度過了他的中國生涯,當時兩國人民之間有了廣泛的接觸。幸運的是,他沒有活著看到我們相互變成了敵人,沒有進入限制戰爭規模的核時代。史迪威屬於偉大的帥才之列,從漢尼拔到羅伯特·李,他們都曾努力但最終被命運挫敗了。他們生活在一個只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時代,這個時代離我們似乎已經很遙遠了。
  此篇評論的是巴布拉·W·達斯曼所著《史迪威與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1911—1945年》(紐約,麥克米倫出版,1971年), 發表於1971年3 月27 日的《新共和》和1971年2 月13 日的《商業週刊》。
08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與美國軍國主義
  杜高特·道格,有些士兵這樣稱呼麥克阿瑟。他異常勇敢,無數次出生入死,為部隊樹立了榜樣。他實際上是一名最偉大的士兵,從1918年至1951年這1/3 個世紀期間所進行的3 次戰爭中他都在前線指揮作戰。他比任何一位美國人指揮的軍隊都多,而傷亡卻很小。他還是公眾廣為爭論的人物。他一直很自負,但人們感到,他在政治上沒有取得可與其戰功堪比的成就。他在戰爭中的表現和戰後成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都被載人史冊。
  然而,麥克阿瑟一生中的表現是如此之不同——「高尚與卑鄙,機智與粗暴,妄自尊大與羞怯謹慎……喜怒無常……滑稽荒謬……卓越崇高。」正如曼徹斯特所寫,所發生的一切都可歸結到他的個性:麥克阿瑟追求的是什麼樣的自我形象?他是否知道他在幹些什麼?我們可以從曼徹斯特所著《美國的愷撒》一書中,詳盡地瞭解麥克阿瑟,透過各個細節,可以把將軍非凡個性的典型表現結合起來看。
  第一個影響他的是他的英雄父親。1863年11 月,當18000名盟軍士兵衝擊田納西州查努加城的教區高地時,第24 威斯康星師的阿瑟·麥克阿瑟上尉第一個率先將軍旗插上高地的頂峰。在以後的12 次戰役中,他表現出徹底的無畏精神。19 歲時,他成為聯邦軍隊中最年輕的陸軍上校。然而,在這之後,軍隊只同印第安人打過幾仗,軍隊生活只剩下華盛頓的軍事政治。1898年,阿瑟·麥克阿瑟被任命為陸軍准將,派往馬尼拉。他俘獲了阿奎那多,鎮壓了菲律賓的共和運動,他已經創立了麥克阿瑟形象——一個精明的職業軍人和富有想像力的戰區指揮官,對敵作戰臨危不懼,對部隊關懷備至,對部下獎賞慷慨(包括對皮頓·馬奇和約翰·潘興)他愛說大話,能言善辯(阿瑟·麥克阿瑟寫道:「民族的同一性」可以「勸導人們響應同族領袖的號召」),不能容忍文官的干涉,渴望受人稱讚,確信華盛頓對他有成見,而且喜歡刪改記者的新聞稿件。
  正如他的助手所說:「在找遇到他的兒子以前,阿瑟·麥克阿瑟是最為妄自尊大的人。」由於他沒能和威廉姆·霍華德·塔夫脫精誠合作,因此在1901年被調回國、「他說話總是毫無顧忌,」他批評陸軍部和白宮,而巨預言將同日本和德國發生戰爭。麥克阿瑟陸軍中將是軍隊中的高級將領,卻沒被任命為參謀長,他64 歲時非常痛苦、失望地辭去軍職。他的兒子道格拉斯繼承了父親的衣缽,而且在各個方面比他父親走得更遠。
  第二個直接影響他的是他果敢的母親。她是一位來自諾福克的南方美人,每天晚上都要教誨小道格拉斯說:「你一定要成為像你父親一樣的偉人。」(或者「像羅伯特·李」)他「8 歲以前,母親一直讓他留著長長的卷髮」,穿著女童裙。但在西得克薩斯軍校,他成了棒球的游擊手和橄欖球的四分衛,而且學業出眾,並代農全校畢業生致告別辭。為了參加竟賽考試進人西點軍校,母親為他找了一位特別輔導員。他得了99.3 分在西點的四年間,母親就住在普蘭郊仄的克萊尼旅館,他每天晚餐前都去看望母親。
  父母的基因賦予這個年輕人出眾的天賦和個人魅力,他總想到蠻荒的西部邊塞衝鋒征戰,他一生的目標就是當軍隊領袖。在西點,像羅伯特·李和約翰·潘興一樣,他被提升為第一學員隊隊長。戰爭為道格拉斯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在前線偵察時,他的戰功便令人驚異。在法國,麥克阿瑟不僅率領部隊跳出壕溝進攻,還在夜裡爬過陣地觀察敵情。美國人在聖·米黑爾勝利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和副官偷偷爬過無人地帶進人德國人的防線,從隱蔽的小山包上觀察敵人的動靜。他認為應當對敵人發動突然進攻,但指揮部有自己的方案,機會失去了。麥克阿瑟在法國因曉勇善戰被授予7枚銀星獎章。
  麥克阿瑟與規章相違的獨特裝束非常引人注目——一頂四角軟帽,高領毛線衫,不帶鋼盔,不帶防毒面具,手拎著馬鞭,不拿武器。這一特徵和他在前線的勇武,構成了他作為領袖的超凡魅力。他熟知作戰計劃和寫作,從不忘記任何事,而且他在部隊中總是訓練下屬發揮其特長。
  不光彩的行為——拙劣地給上司寫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信件——顯現出另一個麥克阿瑟。例如,他母親給潘興將軍寫信,懇求把兒子提升為準將:「鑒於我故去的丈夫非常讚賞您,我給您寫這封推心置腹的信……我認識陸軍部長,和他家過往甚密,他很器重麥克阿瑟上校,與他相交甚厚……我被告知,我的兒子確實上了您的名單……他將得到提升。」
  1918年,麥克阿瑟升任陸軍准將。在1925年成為陸軍少將之後,他想晉陞參謀長。1930年,他給陸軍部長帕特裡克·J·赫爾利寫信說,赫爾利關於菲律賓的報告「極具政治家的口才,您的這份報告是美國政府數十年來……一份偉大而令人振奮的報告。我堅信,在不遠的將來,美國將把更偉大的事業委託給您」。赫爾利當然同意他的看法。
  1932年,麥克阿瑟作為胡佛政府的參謀長在公眾中的形象極為糟糕。當時,他用坦克、催淚瓦斯和步兵野蠻地驅散了2.5萬名手無寸鐵的退役老兵,他們以「退休金進軍」為名,聚集在國會大廈周圍,要求政府給予退休金(關於他們可憐而可笑的經歷,見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美國的歷史,1932 一1972年》)。他的助手艾森豪威爾少校不斷告誡他,這純粹是政治事件,但麥克阿瑟卻把這些飢腸轆轆的退役老兵當成了敵人。

  曼徹斯特還舉例說明,麥克阿瑟無視規章和不服從制度,特別是他熱衷於發表政治聲明。而且,他對軍事當局和上級懷有敵意,在潘興的指揮部,他同喬治·馬歇爾等陸軍上校們發生摩擦,潘興似乎曾準備撤他的職並把他調回國。總之,他的與眾不同的軍人的個性使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孤獨地生存著。他是獨一無二的,不是任何團體中的一分子。比較來看,世界上其他有影響的人物似乎都缺乏自信。自我為中心只是偶然使麥克阿瑟具有活力,它卻使麥克阿瑟最終像希臘國王那樣毀於妄自尊大。自我為中心使他在戰爭中戰功卓著,戰績蜚然,充當英雄,統治日本,但也使他脫離了報界、許多同事以及美國公眾。
  麥克阿瑟吸引了一些忠實的追隨者。他在軍事政治中謀到自己的職位,但在公眾的爭論中,日子卻很不好過。他在1922年任西點軍校校長時,同一位名叫路易絲·克倫威爾·布魯克斯的富孀結了婚,實際上,參謀長潘興也鍾情於她。正因為此,麥克阿瑟被潘興放逐到菲律賓(他在那裡繪製了巴丹半島的地形圖)。1929年,路易絲和他離婚。與道格拉斯不同,她富有幽默感。她後來告訴她在喬治敦的鄰居(我的母親)說:「當道格在樓上踱著步練習演講時,我在樓下對他說:『需要掌聲的時候,沖一下馬捅,'『別那麼粗俗,』他說。」在1948年選舉期間,她告訴記者:「如果他是匹黑馬,也是在最後一圈才衝出來。」
  羅斯福當政時期,麥克阿瑟似乎成了休·朗格式的危險人物。退了休的潘興給他打電話,請求為喬治·馬歇爾再加星,他卻委派馬歇爾上校去擔任伊利諾斯州國民警衛隊教官。在擔任參謀長四年期間,麥克阿瑟試圖建立一支基幹部隊。此後他去菲律賓領導美國軍事使團,艾森豪威爾仍是他的助手。菲律賓成立聯邦之後,麥克阿瑟成為菲律賓第一個陸軍元帥並被從美國軍隊的現役名單中抹去。他母親已經過世,他和另一位南方人瓊·費爾克洛思結了婚,瓊的祖父曾是教區高地的守衛者之一。她全力支持他,並為他生了個兒子,取名阿瑟·麥克阿瑟四世。
  麥克阿瑟的美國愷撒主義有兩個輝煌時期:1941—1945年,他指揮西南太平洋戰區;1945—1951年,他擔任駐日盟軍最高統帥。他在擔任這兩個職務時,控制人員流動,並試圖控制新聞報道,計劃軍事行動,使部下最有效率地工作。總之,作為軍事指揮官,他支配若一切。因此,他完全把戰略情報局排除戰區之外。而且,他完全控制了陸軍情報部在指揮部的代表,以致這位代表被召回華盛頓開會時,什麼也說不出來。
  麥克阿瑟的戰區得到的物資最少,「西南太平汀淺區得到的戰爭物資不到整個美軍物資的15%」。然而 , 他成功地實施了87 次兩棲登陸。在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的兩年戰鬥中,他的傷亡總數是27684 人.比較來看,在安齊奧,傷亡達72306 人;在諾曼底,傷亡28366 人。(這一切都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但已滲入到新聞報道和公眾的頭腦中。)
  麥克阿瑟說:「運用新式武器需要新的和富於想像力的方法。」除了最初在布納作戰之外,他沒有採用美國海軍在瓜達卡納爾和圖拉吉所進行的那種損失慘重的強行登陸,而是運用「迂迴戰術」,在海空力量掩護下包圍敵人。曼徹斯特指出,在拉包爾繞過深溝高壘中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麥克阿瑟的主意。戰役開始以後,麥克阿瑟率領部隊迂迴到荷蘭蒂亞,最後到了萊特灣。阿倫布魯克、利德爾·哈特和其他一些人認為,麥克阿瑟的軍事韜略「勝過馬歇爾、艾森豪威爾和所有的英美將軍,包括蒙哥馬利」。
  在曼徹斯特的書中,麥克阿瑟的形象比他通常被描繪的要好得多。在偷襲珍珠港那天,他的飛機在地面就被摧毀了,日本人的偷襲使他迷惑不解(顯然,就像希特勒發動進攻時的斯大林)。但他撤到巴丹半島是經過巧妙安排的,只是忽略了糧株供給,在科雷吉多爾,他站在院子裡看日本人轟炸,決意與那裡的士兵共存亡。丘吉爾、羅斯福和馬歇爾被澳大利亞總理約翰·柯廷說服了,麥克阿瑟必須撤回保衛澳大利亞(不然,柯廷就得從北非撤回3 個澳大利亞師,把埃及讓給隆美爾)。麥克阿瑟把部隊交給溫賴特指揮,這是他的一個痛苦失敗。他說「我會回來的」,並為他的飛機取名巴丹。當他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軍艦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時候,已經非常瘦弱的溫賴特就站在他旁邊。
  日本轉人戰略防守之後,麥克阿瑟的主要競爭者是尼米茲及美國海軍。海軍成功地利用航空母艦直搗日本,使史迪威想把中國變成轟炸日本的基地的戰爭努力失去了意義。而且,隨著轟炸技術的繼續發展,麥克阿瑟也有成為戰爭配角的危險。是馬歇爾拯救了這一切,他是一個謙虛謹慎和毫不自私自利的戰爭計劃者。麥克阿瑟主張攻佔呂宋,尼米茲提出攻佔台灣,這個問題在他們於1944年7 月在火奴魯魯和羅斯福會見時得到解決。曼徹斯特同意歷史學家克萊頓·詹姆斯的看法,羅斯福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他的總統夢己經破滅)做了一筆心照不宣的交易,即麥克阿瑟為配合羅斯福在11 月進行的第四次競選而及時重返菲律賓。不管怎樣,10月,麥克阿瑟重新回到了菲律賓。
  麥克阿瑟在不帶武器、沒有防衛的情況下,降落在厚木機場,成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開始統治日本。厚木在橫濱城外,是訓練日本神風突擊隊隊員的基地。當時,有謠傳說,這些瘋狂的死硬派正等著麥克阿瑟呢。丘吉爾稱麥克阿瑟在厚木著陸是「這場戰爭中所有驚人的勇敢行動中」的最偉大之舉。麥克阿瑟發現,在他進人的城市街道兩旁,站立著3 萬名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與他精心設計的所有冒險一樣,這又是一次成功的冒險。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要永遠勝過美國海軍。那些海軍將領正在橫濱集結登陸。
  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最高司令部的計劃得到了國務院的日本專家休·巴頓等擬定的計劃的指導,但麥克阿瑟的自行其是使其失去了意義。我們看到的一個自相矛盾的事實是麥克阿瑟將寡頭政治引人未經革命的菲律賓政權,他似乎成了一個有社會頭腦的自由主義者。我們認為,麥克阿瑟任職期間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命於人,非個人能力所能達到——雖然像麥克阿瑟指揮的所有軍事行動一樣,乍看起來,似乎是他一人所為。這種看法是現實的。確實,麥克阿瑟的魅力就在於這位美國軍隊中傲慢、視死如歸的將軍,適應了日本人在危難之際需要權威的心理。
  到1868年,日本由幕府將軍統治的傳統已有近700年歷史,這種傳統允許軍人征服者的後代以天皇的名義統治日本。麥克阿瑟本人及他扮演的角色是如何順應日本歷史和文化的,這是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同樣,盟軍最高司令部制定的計劃,麥克阿瑟和他部下的關係,如何在美國農業專家伍爾夫·萊德金斯基的指導下實行上地改革和建立什麼樣的麥克阿瑟政體,這些問題也有待進一步研究。這些問題各不相同,比麥克阿瑟的生平更值得分析研究。
  1950年9 月,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圍殲了6 月25 日之後侵人南韓的北朝鮮部隊。通往漢城的港口仁川是一片泥灘,只有在9 月15日或9 月27 日出現32英尺高的潮汐時,才能通過現代化的艦船,而進攻時間只能選在拂曉或黃昏。每一位聽到麥克阿瑟仁川登陸計劃的海陸軍將軍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最後辯解說,你們如此反對這項登陸計劃,那麼朝鮮人也不會料到我們的登陸。結果登陸成功,漢城收復,麥克阿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像個天才,侵人北朝鮮的聯合國軍沉浸在歡樂之中。越過三八線不只是麥克阿瑟的主張,國防部長馬歇爾為此開了綠燈,聯合國大會也以47 票對5 票通過此案。
  10月1 日,杜魯門總統飛抵威克島會見麥克阿瑟,馬歇爾和參謀長們沒有同行,將軍對此很感詫異。杜魯門此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是為了在國會選舉中得到公眾的支持;秘密速記員記錄下這次「非正式」的會談,後來,這份記錄被杜魯門利用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杜魯門這位前炮兵上尉意見不一致。中國人出兵干涉之後,朝鮮戰爭陷人僵局,麥克阿瑟想擴大這場戰爭,並通過直接向美國人民發表未經批准的政治聲明嘲笑那些政策制定者,他甚至破壞了杜魯門為停戰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並終因不服從命令於1951年4 月10 日被撤職。美國的政策開始轉到是否還要進行這場局部戰爭——是否把這種僵局也看成勝利,因此可以避免戰爭擴大和使用核武器。麥克阿瑟體現出的那種天賦的軍事才能,隨著原子彈的誕生已經過時了。曼徹斯特先生把麥克阿瑟精彩的故事一直敘述到1964年他的葬禮,而對於他生涯的重要意義幾乎沒有說明,對他極為不服從命令的動機,也未加闡釋。
  禁止使用核武器已經持續了4O年,但武器和軍隊仍是全世界的主要投資,我們顯然處在一個新時代。對將級軍官來說,面對敵人的強大火力樹立個人英勇的榜樣,已不再成為可能,甚至利用海、空軍力量包圍敵人,也像越南戰爭所證明的那樣,是無效的(雖然我們不禁要想,或許麥克阿瑟能用2000架直升飛機於出點什麼)。因此,一個欽佩麥克阿瑟卓越軍事才能和愛國華麗言辭的讀者只能斷言,我們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人們為保衛自由發動正義戰爭的衝動,以及不惜一切取得勝利的榮耀,似乎已不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麥克阿瑟用這些創造了歷史。他死後不久,與他意見相左的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還是在戰爭衝動下投入了在越南的另一場局部戰爭,而且我們所遭受的失敗,比麥克阿瑟浪漫的自我為中心在朝鮮遭受的失敗更為慘重。我們能否把這位卓越的軍事家永遠置於腦後呢?
  此篇評論的是威廉·曼徹斯特所著《美國的愷撒: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880—1961》(波士頓,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 發表於1978年10月12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探究道格拉斯》。
第二章 毛的中國之內幕
  美國公眾對毛和中國革命的看法的變化再好不過地說明了美國人看待國外事物的價值觀。作為一場解放中國人民的運動,中國革命贏得了美國人的同情,但作為一種發展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典型,中國革命就成了意識形態上的洪水猛獸。讚美和恐懼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矛盾心理,所有來自中國的報道都被這種雙重標準衡量著,這些報道在觀察家和美國公眾中造成了混亂和爭論。
  有人說,美國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反應顯示出一種「自由主義的謬誤」,這種謬誤時常把美國在海外異域進行的擴張籠罩在迷霧之中。當一個非共產主義政權倒向「我們這邊」而不是「那一邊」時,我們希望它能符合我們的理想。我們傾向於把這個政府納入美國這個大家庭,就像聯邦中的又一個州。我們對腐敗墮落、秘密警察的恐怖行動、審查制度的壓迫和違反人權的行為痛心疾首。相反,我們觀察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通常不能發表這樣的評論,因為我們無從獲得信息,也很少能闡釋理想的落空。有人說,這種狀況造成了一種雙重標準,我們可以嚴厲指責一個「友好的」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和與此相似的犯人所進行的折磨,但因我們缺乏瞭解,對共產主義政體下廣泛存在的折磨與鎮壓卻無話可說。這種爭論表面上很吸引人,特別是對那些只關心強權政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它注定會有缺陷。我們認為,人的追求是政權建設和政權所有制的決定性因素。一個缺乏民眾支持的獨裁政權也許是共產主義者領導起義和奪取政權之後的必然產物。如果人權是我們事業的基本組成部分,如果我們認為除了強權政治之外在世界上還存在許多別的危機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反對邪惡的行為,不管在哪裡發現它。
  這種觀點在公眾對中國共產主義者的認識中得到了說明:1944年,美國的軍事觀察員和記者在延安第-次接觸毛的領導層,從形式上看,他們似乎確實「民主」,並非常令人欽佩。他們決心把中國人民從日本浸略者的鐵蹄一下和地主階級的壓迫、精神病態、愚昧無知以及貧窮等社會弊端中解放出來。找們在昆明的盟友蔣介石和他行將崩潰的政府對美國人、對延安的自由理想恨得咬牙切齒。我們對國民黨無能和中國共產黨精幹的看法,被內戰證實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以後,就我們所瞭解,它似乎成了愛國主義和獻身革命理想的典範。中國共產黨人要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使國家富強。
  然而,到了1950年,我們在朝鮮同中國的「志願軍」發生了戰爭。冷戰已教會我們不要相信他們的宣傳。我們懼怕其潛在力量,因此緊緊抱住台灣的國民黨盟友不放。這種極端的單向關係,從冷戰時期一直持續到1970年中美關係緩和。1971年,我們的第一批記者隨亨利·基辛格進人毛的中國。1972年2 月,尼克松總統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迎來了令人振奮的新時期1976年毛去世以後,這股勢頭有所減弱。
  顯然,在1971年至1972年間我們面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從膚淺的觀察中得出對中國社會生活現實的看法呢?我們的第一印象僅僅停留在表面。
09 第一印象,1971—1972 
  [在共產主義和美國言論自由的報界之間進行新聞和宣傳冷戰的過程中,中美關係的重新建立,使我們遭受了明顯的失敗。我們最棒的觀察家在尼克松1972年2 月訪問北京之前,先於1971年底到了北京,然後,我們最棒的時事評論家和尼克松一起出現在晚間的電視屏幕上。但這些天才都未曾注意到已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對大學教授、專業作家和藝術家以及黨政官員的攻擊,在1971年至1972年達到了極點。儘管官方宣稱,「文化大革命」於1969年4 月結束,但在軍隊的直接干預下,殘忍地肅清懷疑分子和被迫悔過者的行為仍然繼續著。當其他一切努力都失敗時,便只好把軍隊召來維持秩序。在那個年代被送往鄉下、農場和乾脆被監禁起來的知識分子,大都經歷過那種虐待。1972年5 、6 月間,我和妻子在北京訪問,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些老朋友,對於文化大革命,他們閉口不談。我們知道,其他的朋友還在鄉下或正在途中,總之是見不到了。
  事實是,對於現在被視為毛領導的革命分水嶺或頂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經驗的美國觀察家們一無所知,沒有新聞報道。根據10年後發表的報道推測,數十萬人受到了迫害。他們在大會上被「批鬥」、拷打、折磨,有些人被殺或自殺。有人粗略估計,雖然受害標準和事實本身一樣難以確定,受害者大約逾百萬。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把那個時期稱為他們經歷中的最低谷,對於這些,美國的報界和觀察家仍然完全沒有察覺。這段恐怖的歷史,已通過香港和歐洲人同中國知識分子的接觸,最終開始洩露出來。
  在這種陰影下,美國人開始再次接觸革命的中國,從中清醒地看到各種不同的反映。當然,他們感興趣的並不是知識分子。]
  1971年4 月至8 月,三位訓練有素的《紐約時報》記者先後訪問了中國。實際上,他們所報道的中國共產主義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長期受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好事,對我們並無特別的惡意。20年來,我們對中國的懷疑和敵意逐漸減弱。從這些報道來看,那些年我們似乎仍在萬無一失的防務上浪費投資,其實,我們的技術足以承擔行之有效的防禦。8 月,詹姆斯·羅斯頓在上海寫道:「中國人對生活的態度和追求使人們想知道,為什麼華盛頓如此擔心中國是一個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國家。他們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內部事物……在我們試圖『包圍』中國以前,他們就國門緊鎖,自我滿足。他們有足夠的土地、資源和人口。」1944年,隨軍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獲准訪問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們有遠大的前途。28年後,《紐約時報》對紅色中國的報道證實了這一觀點。為了照顧那些仍未跟上《紐約時報》對外政策變化的頑固分子,封面上用紅字印著「紅色中國」,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國(用小號字)。封底是斯科第·賴斯頓和周恩來並肩而坐,正在商談政策。在8月9日的《紐約時報》上,他們的交談佔了整整26頁,提供了許多信息,而一個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間20 個小時的交談卻未做任何報道。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只是中國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爾曼·德頓在毛掌權此前,已有15年報道中國的經歷。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之後瞭解了中國,他的妻子奧德麗捐獻出大量的新聞電訊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羅寧的女兒,很有天賦、,她1946—1948年在中國,1966年第二次來中國。鑒於賴斯頓此前和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許多領導人交談過,因此,我們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適的人來做出評價。
  德頓像漢學家裡普·萬·溫克爾一樣,將新舊中國做了一番比較研究。他發現在新中國沒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跡象,沒有女人使用化妝品,沒有舊的文學或戲劇,沒有絢麗的婚禮或葬禮,「甚至人們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發生了變化……人們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於禮節」。德頓重申,他隨行的國際記者小組「並不同人民接觸,只是由翻譯帶到供外國人參觀的地方遊覽」。另一方面,奧德麗·托平於5月和父親到了他的傳教故地——湖北武漢西北175 公里的樊城。他們發現,那裡的人口由原來的4 萬上升到18.9 萬,大大小小的工廠共有200 余家,38 所中學,1.3 萬名學生,確實是新中國。
  這些非常有經驗的觀察家對中國總的印象是這個國家很年輕、自信、組織有序,而且勤奮地致力於解決物質生產、衛生、掃盲和技術改進等社會問題。老城破舊r,城郊的新工業區非常簡陋,但更適於居住。鄉村是發展的重點,毛主義正把農民轉變為具有政治活力和責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於鐵路、汽車和自行車。公共保健事業運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向農村發展,消除疾病,減緩人口增長。經濟上的努力是使工業區分散,把生產消費品的分配盡可能維持在公社一級。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農村公社、生產隊。它們實行地區性的自給自足,作為中國總的自給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還擔心什麼呢?
  賴斯頓在北京常想起「一個世紀前美國人在邊疆生活的情景……國家正致力於使許許多多的合作社倉庫充實……使我們想到我們以前簡樸的耕作生涯」。這很吸引人,卻沒給中美的未來帶來什麼啟示。
  我們的兩種文明顯然會繼續並存:一個讚美公民自由,一個強調自我犧牲;一個指責警察國家,一個反對個人主義。無論是毛澤東的學說還是美國新聞處的那些記者,都不會把水稻化的中國和汽車化的美國歸人平均主義的新世界。美國人會繼續相信擴張——不管我們把它稱之為在這一代改變世界的信仰,還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業——而很久以前發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舉制的中國人,將繼續把信仰投人到社會組織中。對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觀察和前後對照,使《紐約時報》的記者們對中國現實的評估遠遠走在美國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國駐華外交人員,諸如約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歐·克拉伯、約翰·巴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等,如果他們不被撤職,或許能為白宮提供有益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不是源於歐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進人學術界後,出版過兩本關於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國與俄國:大遊戲》(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1年)把現在的中蘇關係放到了兩個帝國間漫長而複雜的背景之中。戴維斯先生的回憶錄收在《龍尾巴》一書(紐約,諾頓出版社,1972年)中。謝偉思先生出版過一本有啟發性的專著《美中關係史中的一些問題》(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中國研究中心編,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當時,毛和周提出與美國發展一種合作關係。1945年1 月,他們甚至要求會見羅斯福,商議抗日軍事合作的細節。我們能為有這些提供當時歷史真實的著作感到慶幸,但更值得慶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夠參加我們的小組,在1972年2 月21 日後的那個星期訪問北京。如果我們在1965年問及這些官員,他們中不會有一個人接受這種觀點,即可以用炸彈把亞洲人轟到談判桌上。
  當德頓和托平進行前後對比時,德國記者克勞斯·馬漢特向美國公眾做了全面而詳盡的介紹,並把它同中蘇關係做了比較。馬漢特熟知四種文化,他父母是德國人;他生在莫斯科,20 世紀30年代初生活在俄國;30年代後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魯魯,娶了一個美國妻子;4O年代初他在上海編一本雜誌。他最初瞭解中國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國。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的幫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前一年,歷經一個月,遊歷了14 個省。
  作為一個得到特殊機遇的西德訪問者,馬漢特行程3000英里,幾乎沒有遇到一個西方人。他不僅訪問了廣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還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範單位。他提到些敏感的問題,如獎勵制度;他的報道不像《紐約時報》的記者被限制在幾百字,而是更豐富、更透徹。如果說美國記者使美國國務院相形見細的話,克勞斯·馬漢特則將他們遠遠拋在後頭。這主要因為他很熟悉蘇聯體制,這有助於他對中國的深人瞭解。他尤其通曉兩個共產主義國家間意識形態領域的論爭,在蘇聯和毛澤東中國兩者間,他更容易瞭解中國。
  馬漢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隊呆了24 個小時。他得知在這片53 英畝的土地上,住著83 戶人家、420 口人,有15O 個全勞力、100 頭牲畜、150 口豬、400隻羊。全國性「農業學大寨」的日號召來了450 萬參觀者,這個口號是在1963年水災後村民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時提出來的。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對電力索道,運送黃土修梯田,〕 『今漢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為金錢,只為「敬仰毛主席和社會主義祖國」。農民們把錢存入銀行,卻不知道利率。男壯勞力一天得10 個工分;體力差些的女壯勞力一天得7 個工分。這些人沒有日工資,只是每天記工分,但薪水標準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會上討論確定,這主要看人們的「政治覺悟」。(毛去世以後披露的情況告訴我們,大寨是個虛假的典型,不是聲稱的那個樣子,例如有些勞動是士兵們幹的。毛精心塑造的樣板村莊現在被人們厭惡了。)

  馬漢特還參觀了北京東北的「五七」干校,城市千部和知識分子在那裡從事體力勞動,以求更好地「接近群眾」。那裡有1255 名男女幹部和文化工作者。據扼要介紹,這些人改造荒蕪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磚廠、金屬製品廠和罐頭廠,人們在毛主席教導和「革命覺悟」的提高中無效而努力地工作著,打掃廁所,運送糞便。只有當人們想到遠古統治階級給予中國文人學士的特權時,才會理解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衝擊。
  馬漢特覺得俄國和中國無法比較,一個是工業化和專家管理的國家,另一個是農業化和反專家的國家。他把蘇聯看成一個注重個人功績和消費的社會,而中國是注重平均主義和生產的社會。蘇聯的集權統治和官僚主義同中國的權力下放和自覺性形成了對照。但蘇聯越來越少於空談,逐漸對外開放,而1971年的中國卻依然與世隔絕,中國正致力於積極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對新特權滋長的不斷革命的努力。馬漢特懷疑用毛思想武裝起來的大公無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創造出來,他擔心「中國人的思想可能會被輕易控制、利用」。(他發現對毛的崇拜無所不在,當然,現在這種崇拜已被打破。)閱歷較淺的美國領導人將如何對待毛的中國呢?中國特別邀請外國客人到中國去看革命成果,這導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麥克雷恩寫出了《我看中國》。這本書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詳細描繪了她在好萊塢和電視台的經歷與麥戈文運動以及那些邪惡的個人主義者、性變態者和市儈商人,毛的革命無論如何要避免這些醜惡現象。1971年底,麥克雷恩受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他是個對人類實踐感興趣的社會學家)之邀,率一行12 名婦女到中國訪問。1973年4 月,代表團到了中國。她們就像從諾亞方舟來的,人人各異:一位是來自密西西比,體重200 磅,胸部巨大、皮膚漆黑的婦女,一位是來自得克薩斯的瓦萊塞特,還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 歲的女學生萊辛,一名嚴肅的共和黨人,幾名大學生,一位攝影師。「她們都是爭取女權運動的人,都有自己獨立的個性和事業。」
  這些美國人對在中國的旅遊路線毫無準備,被搞得筋疲力盡,並受到巨大的文化衝擊,中國「走向她們」。她們身在上海,思想卻仍在美國。正如其領隊所說:「我同人們談宗教、死亡、結婚、金錢和幸福,我始終努力去理解他們的新社會。」最後,她們帶回了大量信息,無疑,她們的中國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麥克雷恩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就,不能簡單歸之於無產階級專政,「其中還有一些別的因素起作用,人們以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方式彼此聯繫著」。她認為,這是自我批評的結果,這種自我批評不允許有個人創造力的表現。「也許在新社會,誠實的人們交換意見不需要個人主義的藝術表現」。她把中國同「狂暴、犯罪和賄賂的美國風氣……以及濫用自由的美國做了比較」。一年以後,麥克雷恩說:「中國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選自對威廉·德頓,詹姆斯·羅斯頓、西摩·托平和奧德麗·托平所著《<紐約時報>對紅色中國的報道》(弗蘭克·辛格編,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l972年)和克勞斯·馬漢特所著《中國回歸》(紐約,杜頓出版社,1972年)的評論,發表於l972年2月24日的《紐約書評》;部分選自對雪莉·麥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紐約,諾頓出版社,1972年)的評論,發表於1975年5 月1 日的《紐約書評》。
10 毛的勞改營
  冷戰之後的全球社會,要求個人言淪自由如同糧食和能源一樣,成為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在美國,表現為水門事件;在蘇聯,表現為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事件〕 中國會有薩哈羅夫式的人物出現嗎?中國的科學技術!王益發展,對專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將會十分擁擠的未來世界,『掃國個性自由的表現程度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難以預測,因為中國組織嚴密,在習俗和道義上都是反個人主義的。他們是否將證明個人主義已經過時了呢?
  國際社會常用「中國的發展被延誤了」或「中國是獨特的」這兩種理論,將中國納入世界。第一種理論是,中國只不過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經踏上現代化的路途,就將和我們一樣發展工業,並隨之會帶來罪惡和榮耀。第二種理論,當然也是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的慣用理論,就是中國是獨特的,並將永遠有別於其他國家。(既然中國顯然與別的國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處,這一問題的爭論就是模稜兩可的,爭論雙方都能自圓其說。)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必須遵循世界性的發展規律,這一觀點使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中國現代科學理淪研究落後於蘇聯,因此像學者薩哈羅夫這樣的事件,在中國至今仍未出現,但將來會有的。我們可以這樣推測,也許最終會有一此特殊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把他們個人的看法流露出來。但人民中國正處於進化之中,在這一階段,平均主義仍是主要哲學,教育只是為了公共日的,培養人員掌握技能是為了避免舊統治階級傳統的復活,在大學裡不允許出現學生貴族。據此,中國和蘇聯一樣已開始步我們的後塵,但前進的路途仍十分漫長。
  如果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社會組織及政治,比我們這些局外人公認得更為複雜。這一觀點,同毛的正統哲學相吻合。毛的哲學認為,蘇聯已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而中國仍保持著共產主義的風貌,且能避免資本主義的邪惡,包括美國式的個性主義。
  從這兩種觀點來看,中國正在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在如何運用科學技術為現代生活服務的難題上,得出新的解決方案。例如,由於人口眾多,不可能大量生產小汽車供個人消費,這樣,中國就避免了汽車文明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社會集團不會輕易瓦解,而且在農村,農民有高度的道德約束力,這顯示出一個民族能廣泛吸收現代技術而又不致造成當地的社會混亂。
  這種觀點表明,中國之所以缺乏西方個性化政治表現形式,既有傳統的原因,又有當今環境的影響。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規定而不是《人權宣言》,因為人們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識,公眾輿論和個人利益服從社會集體利益,而不看重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問題。雖然有組織的旅遊業使人們與國際社會的接觸日益增多,但中國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這種生活方式在工業化進程中得以維持。鑒於中國的人口、資源和傳統,中國人不得不創建一種全新的反個性主義的社會。他們從蘇聯人那裡得到了許多經驗,但沒有任何國家能為其提供發展的模式。

  但那些認為自身有較充分個人自由的西方各類學者,將繼續在浩瀚的中國書的海洋裡,尋找將來有可能在中國出現的個性主義的跡象。所有的中國人都是一部龐大生產機器中盡職而可互換的零件嗎?持不同政見者在社會中的作用如何?他們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異議者是如何被處置的?
  中國對勞改營中各類人的處置受到蘇聯的啟發,但又的確是以中國方式而不是蘇聯方式發展起來的。一位法中混血兒在中國的勞改營中度過了7年貧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適應營中生活,並於l964年法國承認中國後獲釋。他寫了一部回憶錄,記錄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於中國,父親是法國軍人,母親是中國人。他從小和中國夥伴一起長大,相貌、談吐都像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他在法國天主教會學校學會了法語和英語,並在中國持有法國居民護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後在美國第五艦隊憲兵部隊和美陸軍犯罪調查部中做一名民事專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個西方使館中工作。1957年12 月,在反右運動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動被判處12年徒刑,在中國勞改營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過了7年的勞改生活,成為幾百萬勞改大軍中的一員。勞動改造不同於勞動教養。他於1964年戴高樂承認人民中國以後獲釋;隨後,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現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師。
  1969年,《生活》雜誌駐巴黎記者魯道夫·卡爾明斯基在莫斯科機關工作兩年後來到巴黎,聽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驚的故事。他們倆經過3年合作,寫出《毛的囚犯》一書。不久,卡爾明斯基「發覺吉恩和我們寫的書都不是反中國人,甚至也非反共產主義的(這真令我驚異不已)。坦率地說,他在勞改營中受到強制勞動,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國人民強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數中國幹部的正直與盡職」。
  此書確實獨特,也許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像比爾·辛頓1966年寫的《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一樣,書中將對話、人物性格和富有戲劇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編織在一起,並創造性地把蘇聯的勞改營同中國的勞改營做了偏向於中國的比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筆調,詳細描述了對他的一次嚴厲審問,但這一事件是以言行絕對忠於革命為社會背景的。中國古代孔老夫子的學說認為,通過教育和引導,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個人必須完全馴服並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證實了研究者從與逃往香港的廣東人的談話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國勞改營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團」。在現代美國監獄及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中,強制的監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種非正式的次文化結構,這種次文化結構控制著囚犯並阻礙著他們的改過自新。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並不重視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於政治犯的管轄之下,這也許能促進生產,卻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國人則避免了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說,中國對勞改營的管理十分有效,並能從中獲益;中國人與蘇聯人不同,他們知道單靠強制並不能使犯人努力勞動。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間,中國的制度是用飢餓作為一種主要的懲戒,再加上互相監督、互相批評和自我鑒定作為自律手段。除勞動外,主要重點放在學習和自我改造上。對進過勞改營的上百萬人來說,這種經歷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數人在刑滿後,就留在勞改營工廠做一名「自由工人」。他們能在嚴格的紀律下享有一些權利,因為這時他們已經是徹底改造好的具有生產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後,在一個審問中心關了15個月.由看守人員嚴密監視。12 名同室犯人經常互相鼓勵,要改過自新,並感謝政府給了他們贖罪的機會。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但關鍵在於要絕對服從領導。
  包曾被領進一間佈滿可怖刑具的審訊室,他起先大吃一驚,後來被告知,這是從國民黨時代保留下來的一個博物館。在他整個服刑過程中,肉體拷打是嚴令禁止的。監獄生活安排得非常充實,幾乎常常佔去整天的時間。囚犯們都低著頭,不顧左右地一溜小跑。他們都嚴格按時做各種日常工作,包括按時像「一群佛教徒一樣」盤腿坐在床上反省。一周內有5 天用來坦白、審問。每個人都要和審問者絞盡腦汁周旋一番。包共寫了700 頁的坦白材料。星期天政治學習,星期二打掃衛生,包括互相傳遞一隻「指甲盒」。監獄工作人員每月收盒子,將指甲賣給中藥店做藥材。這筆錢可用來每四個月組織一場電影。在這個拘留中心的15個月中,包只「吃過一次米飯,從未吃過肉。被捕後6 個月,我的肚子凹了下去,由於身體和通鋪接觸,關節處開始出現特有的青紫塊」。由於缺乏維生素,他開始掉發和脫髮。「我們必須集體學習,互相監督,對得起政府」,牆上貼著這樣的標語。學習中常穿插著鬥爭會,這是「中國人發明的一種文明的、由許多人甚至幾千人對一個人的批鬥,其中夾雜著威脅、侮辱和純粹的肉體折磨。被斗人不能自衛,甚至連說明實情的權利也沒有」。這種鬥爭會可以持續不斷地開下去,直到被斗者表示悔悟。惟一的出路是培養一種革命熱情,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首先充分坦白自己的一切。按規定,犯人在夏天每天要睡兩小時午覺,「任何一個睜著眼的人,都會收到書面批評。如果批評次數多了,就要開鬥爭會。我們都很聽話,像乖順的孩子」。
  審問結束後,包看到揭發控告他的檔案材料。他發現各種各樣的朋友、同事都寫了批判材料,現在輪到他寫批判別人的材料了。「我們要你改過自新,但你如果不向我們揭發與你有關的人,我們怎能判定你已真正走上了止路?批判別人是你贖罪的好辦法。」
  阻止犯人抱團的另一種方法,是讓同室犯人根據每人提出的要求,自己決定每人的伙食定量。沒人會幫助朋友吃好點,這樣就避免不了互相批判、鬥爭。最後,包受到審判。「不用解釋,問你,才許回答。我們已指定某某人為你辯護。」辯護律師做了簡短的說明:「被告已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因此,不需要任何辯護。」等候宣判時,包被轉到位於風景怡人的陶然亭公園附近的北京實驗科學儀器設備廠。他在那裡和其他犯人一起,把3 尺長2 尺寬的紙折三次,做成書本紙。晚上供12 個人睡覺的大床板,白天要拆掉做工作台。一開始,新到的犯人很難達到每天30 為張紙的定額,但平均定額是每人每天4500 張,而政府的要求是儀翔)張。每人的伙食定量根據勞動表現而定,新來的犯人每月31 斤,一天能完成3000張的每月41 斤。勞動時間為每天上午5 點至晚上7 點半。熟悉一段後,包每天能折3500 張了,但他的體重掉到只有l00斤。到他離開這個工廠時,指甲幾乎掉光了,但每天能折1 萬張紙。最後他被判處12年勞改。也許因為他是外國人,對他的宣判相當明確。在許多情況下,較短的刑期如10年徒刑,是不對本人宣佈的,讓他覺得是20年或無期徒刑。這樣,當他被告知已刑滿並成為自由工人時,雖然仍在勞改營,但會覺得自己的刑期顯然縮短了,並對政府充滿感激之情。
  包在關押一年半後,才同妻子和幾個孩子中的一個會見了6 分鐘。囚犯會客前要被徹底搜查,衣服內襯要用剃鬚刀割開檢查;會客時,必須隔著木欄大聲交談。但這也比「丟臉的會見」好,因為如果哪個犯人敢於頑抗,不服管教,管理人員就把他家裡人找來對他進行斥責,勸告他努力改造自己的言行。
  1958年至1959年,囚犯們也捲入了當時的運動。監管人員催促包寫對自己服刑及所犯罪行的感受,包因此犯了一個錯誤。他十分認真地對待此事,並寫到政府對他的關心是偽裝的,政府需要的是犯人的勞役。很快,在這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後期,這句話使他成了鬥爭的靶子。他被戴上手銬,關在一間只夠他坐著而不能站立或躺下的4 尺見方、4 尺半高的禁閉室中。室內還有一隻整天亮著的大燈泡。吃飯時,手由背銬改為前銬,使他不致於像狗一樣抵食。但由於雙手被銬,他對身上迅速滋生的虱子無能為力。
  5 天後,他要求同公安部的人談話,說政府欺騙了他。看守向他保證坦白有獎,要他把最壞的想法寫在紙上。「我對政府和黨十分信賴,於是我就這樣做了。但我得到的是關禁閉。我哪裡做錯了?」這樣,他被放出了禁閉室,因為「毛的指示十分注重其一貫性,並以此為驕傲」。
  1959年9 月,包被轉到北京第一監獄監禁,這是一所模範監獄。在那兒,「我被當成一個人來對待,因此我很吃驚」。監獄中的伙食質好量多,看守人員和藹、人道。「也許這是一種巴甫洛夫式的管教方式……經歷了二年痛苦的羞辱之後重新過上了像樣的生活,這使他受到強烈的感化。」包第一次寫下一份全面的思想匯報。在這所監獄中,同獄外一樣,也要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犯了錯誤必須馬上主動坦白,其他人必須立刻幫助犯錯誤的人,使他更快認識錯誤。只有在這一切都不見效時,才開鬥爭會和關禁閉。包在思想匯報中特意寫道,對他的判決是非常寬大、公正的,並坦白說沒有遵守監獄有關必須兩個人一起活動的規定,有好幾次都是一個人上廁所,學習時沒按規定方式坐著;工作時間說了話。可糟糕的是,他不願給那些同他要好的人打小報告,雖然實際上揭發別人「對雙方都有好處,它能幫政府瞭解發生的事情,也能幫被告者認識自己的錯誤」。他最後發誓說,一切聽從政府的指示。他知道此時只能明哲保身,「在我離開中國監獄之前,我一直這樣寫、這樣想,一個老犯人告訴我:『要想在監獄中生存,惟一的出路是坦白。而且把自己的罪過說得越深越好,……但千萬不要暗示監獄領導或政府對你的罪過負有任何責任』。」
  包被診為染上結核病,在醫院治療了幾個月。出院後,他到清河勞改農場幹農活。當時,中國正處於營養不良的困難時期,獄中犯人的定量自然受到影響。包周圍儘是些老人或病人,紀律相對鬆一些,規定較少,幾乎沒有衛兵。他是強勞力,負責處理豬糞,並學會了如何生存。在寒冷的夜晚,他依偎著豬取暖。
  由於伙食不好,他從未看到犯人有性方面的問題:但有一天,勞改營中的理髮師誘姦了一個弱智的年輕犯人。不出幾小時,這個理髮師就被帶到群眾大會上,受到批評、譴責,然後執行槍決。「我讀到過在西方監獄有強姦的事發生,但在中國,這樣的罪犯會被就地槍決。」
  10 月中旬,包作為志願者,長途跋涉到了地處中蘇邊境哈爾濱以東荒野上有名的興凱湖農場。「在東北,一切都顯得那麼富足,看上去一點也不像監獄。」勞改營佔了很大一片田野,有營房、瞭望塔和村落。「一切都井井有序,管理得當。」居民們把新來的犯人當普通人一樣熱烈歡迎。伙食是一流的,「這裡的伙食定量標準由態度好壞而非勞動力強弱而定,在田里幹了幾天後,我為能來到這塊荒野感到由衷的高興」。不幸的是,有人意識到他是個外國人,在這敏感的邊境地區不合適。因此,在這令人勃發朝氣的環境中只做了短暫的停留,他便和其他幾位華僑一起,被送回北京的清河農場。1960年秋末,寒冬將至,包此時仍在為溫飽努力工作。勞動時間減為每天六小時。由於食品供給日益減縮,情況越來越令人絕望。勞改農場開始把紙漿混在食物中,起初這確能使饅頭變大,並更能充飢,但不久全農場的人都得了「可能是醫療史上最為嚴重的集體便秘,因為紙漿粉末吸乾了消化道中的水份……我不得不用手指從肛門裡摳出一團團像鋸末一樣的干塊」。後來農場又嘗試食用沼澤中的浮游生物,實踐證明,人體很難消化吸收這些東西。儘管如此,看守們還是在新年之際給犯人準備了米飯、肉和蔬菜。
  到1961年,包的政治思想覺悟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他相信看守的話,尊敬大多數衛兵,深信即便政府不真正憐愛他們,至少在其能力範圍內會盡力使他們在困難時期保持健康。在這半饑荒的歲月中,看守們讓所有犯人參觀廚房,表明他們和犯人一樣靠吃甜薯粉加玉米稈為生,這消除了犯人中流傳的謠言。「中國共產主義分子經常是很狂熱的,但他們都非常坦率、正直。」作為一個外國人,包知道犯人中只有他有機會離開中國。因此,他盡量不觸犯禁止搜取額外食物的規定。但他患了低血壓,得了許多缺乏維生素的病症。這時,同室的人就教他去偷蘿蔔,或把別人丟棄的老菜葉拿來重新加工,以此來補充維生素。同室中有一人給了他一些散發著強烈氨臭味的玉米粉,這是那人從馬糞中偷來的。1961年5 月,包得了痢疾和貧血,生命垂危,住進醫院。他的同伴常給他送來一些特別食品(都是偷撿來的)。當他恢復健康、重新開始勞動時,這些同伴告訴池:「包,你是惟一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你總有一天會邁出這個大門。只有外國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不行。你是惟一一個以後能把這些情況跟外面講的人。」夏天,他們又重新回到水稻田幹活,可以捕到青蛙。「我們就地剝去蛙皮,然後生吃。先從嘴剝起,然後把蛙頭連脊柱一起剝掉。」
  一個寒冷的夜晚,包沒有跑到200 米以外的公共廁所小便,而是對著牆角撒尿。「我還沒撒完,屁股上就重重挨了一腳。回頭一看,是看守。『你不知道衛生規定嗎?』他問道。看守是對的,可他踢了一個理論老手的屁股。『我承認我錯了,但我印象中記得,政府工作人員不許動手打犯人。我認為虐待犯人是不允許的。」' 看守承認了錯誤,並說將在下一次學習會上做自我批評。然後,看守把包帶回牢房,讓他寫檢查。包坦白說,他在牆上撒尿是「無視政府教誨,抵制改造,是暗中發洩對政府的不滿。這就好像乘人不注意時,碎政府的臉。因此,我只能要求政府從重處罰我。」結果,他未受到處罰。
  到了1963年,包在政治上的積極活躍使他當選為室長。「我帶著一個真正改過自新的人的熱情,想方設法為政府服務,幫助我的夥伴、朋友。」夏天,他曾為節省政府的皮鞋,光腳走路。但他最後還是坦白自己有壞念頭:如果中國領事要求接觸在印度牢營中的中國人(當時,中國正在這樣做),那法國領事也應有辦法接觸到在中國的包。他知道有這種想法就是錯誤的,可還是這樣想了。他寫道:「如果我對政府隱瞞這種想法,那我就是不誠實。」他思想改造得非常深刻,這也許是他在中法1994年建交後作為一個法國公民得以釋放的原因。
  其他一些外國人和曾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則未能得到像包一樣深刻的改造。他記錄了許多同類犯人的個人悲劇,海外背景使他們屢遭不幸。
  總的來說,中國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放棄其個人主義。「同蘇聯一樣,中國的意識形態十分輕視和不信任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總愛形成令人不快的自己的思想。」
  此篇評論的是包若望(吉恩·帕斯克利尼)、魯道夫·卡爾明斯墓所著《毛的囚犯:一個倖存者關於新中國監獄制度的報道》(紐約,考厄德,麥肯和喬賀根出版社,1973年),發表於1973年11月l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中國的監獄》。
11 統治階層支配的歷史
  我們常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外國文化。北京政府所用的一些詞句,使我們對它更難理解。中國的政治文章不光有道德性,還常摻雜進一些對歷史人物的影射,如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他建立起統一的帝國,被視為一個殘酷的暴君,但也可把他看成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人物),還有最近發明的馬克思主義詞彙,如「走資派」(指贊成用物質獎勵促進生產的忠誠的黨員;他本人並非資本家,但主張走物質發展的道路)。中國的民俗學與馬克思主義對美國人來說都是異邦之物,我們在這兩者間發現一些意義含混的詞語,其威力顯而易見,內容卻令我們感到迷惑不解。既然中國的政治論爭通常是間接和隱晦的,那麼,這種迷惑也正說明了我們對中國政治的無知。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先來看看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領導者,扮演著兩個典型的歷史角色。1911年清王朝解體時,中國的獨裁政治已演化了2000多年,當時毛還是一所小學的尖子生。遺憾的是,我們對中國的研究很不深人,以致像這樣一個世界最古老的統治機構,在今天仍未用政治科學的術語加以分析、研究——無疑,對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來說,中國的史料記載太浩繁、太難懂了。我們知道,中國的君主政治和科舉制度一樣都出自同一個政治傳統。科舉最早出現於唐朝,比查裡曼在西方建立中央政權還早200年。再提早ll00年,中國已發明了官僚政治,那時,中國就著手創立中央集權統治極為複雜的政府機構。這一古老傳統一直延續到2O 世紀,甚至仍控制著當今的中國政治。
  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家都想拋開歷史,使一切從頭開始。但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有歷史感,毛語錄中充滿了歷史的引喻。中國革命的特點是反帝、反封建。假設新的革命理想主導了人們的思想,而人類行為中有一半或2 / 3 (或90 % ? )的行為是不自覺形成的,那麼,這些行為如何適應環境的發展呢?毛對舊思想和舊習俗深惡痛絕,是可以理解的。
  以執政期的長短為例,在1607年以後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有兩個皇帝各自統治了60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從1861 到1908年,慈禧太后掌權也達4O 多年。此後是毛澤東,他與慈禧太后在各個方面都截然對立,只是在執政時間之長這一點上一致。設想一下,如果羅斯福從1932年入主白宮一直呆到現在,會是什麼情景。毛澤東從1935年——有人說是從1927年起就開始領導中國革命。這可以說明,中國人願意接受一個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而不是法律的至高無上。
  毛比歷史上的所有皇帝更具創造力,這成為智慧和政策的源泉,但他反官僚,神秘莫測,甚至在銷聲匿跡幾個月之後,又閃電般地出現。中國政治能沒有這樣一個人物嗎?只有具有天子性格的人才能兩度罷免第二號人物(1967年,是劉少奇;1971年,是林彪),像皇帝撤換大臣一樣,並把曾被撤職的第三號人物鄧小平副總理官復原職,同時,自己總是穩坐頭把交椅。
  1911年以前,天子只處在一個佔人口不足5 %的由官員、上層學者和地主商人組成的貴族統治階級之上。毛對舊的統治階級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攻擊,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解放者。他的獨特地位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其歷史根源。毛在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城樓上回顧了中國革命的歷程,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幾百年前紫禁城內皇帝登基的太和殿處在同一個中軸線上。站在這裡攻擊中國陳腐的過去,最具有歷史意義。
  可以認為,作為1935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所顯露的許多品質都是由中國傳統精神和習慣做法而來的。我們不必從未做大量報道的毛對母親的好感,或大肆渲染的他與父親的對立中,尋求他行為的秘密。實際上,在他成為中國最高領袖之後,就被深埋在中國人思想和行為中的、幾千年的傳統觀念支配了。
  中國的皇帝是高於一切的天子,他只遵從先祖、政體和孔教的遺訓,不易為任何人控制。皇帝是選任官員的最後決定者;選拔時,他必須權衡能力和忠誠,或根據手下官員的表現決定其命運。他的行為代表著王朝的利益,不受規則約束,因此,他就是法律。他變幻無常,高深莫測,冷酷無情,官員們莫名其妙地被免職(有時反因為幹得太好,引起了皇帝的嫉妒)。越居高官顯位,就越禍福難測,也許今天還在行使權力,明天就銬鐐加身,發配充軍。這種帝王寵幸的不定性,是使官員們盡職盡力的一種手段。

  例如,管理學家們驚奇地發現,清朝皇帝(1616—1911)在18 世紀初發明了一種絕密的「御覽」情報系統。全國的官員向皇帝遞交的奏折,只能由皇帝一人拆看;他寫在折子上的批語,也只交給起奏者。因此,在西方官僚機構建立之先,清朝皇帝就已在其官員中安插了許多情報人員。
  周恩來是個理想的大臣:1935年以來,他始終忠於毛,無私地忠於職守,管理靈活、務實,具有一種感染、影響中國人民大眾和外國人的特殊魅力。只有具備周公那種才智的人(大約3000年前,周公全心全意扶植一個小皇帝治理國家),才能毫無爭議地穩坐新中國總理寶座達1 / 4 世紀之久。周恩來成功地避免了做第二號人物,並能自始至終地調和矛盾,達到妥協,腳踏實地,使政府的管理職能得以發揮。當然,做到這些的關鍵是他從不冒犯最高權威,並能把他從偏激中拯救過來。當毛的運動把政府機構搞得支離破碎時,他又能把它們重新組織起來。最後,周成為反對激進派的溫和派領袖,這說明周也無法阻止毛領導機構的衰弱。毛、周都握有實權,兩人組成了聯合陣線。這段歷史表明,周對毛、周聯合陣線,做出了巨大貢獻。
  兩位領導人都是致力於摧毀舊秩序、創造新制度的一代革命新人,這並不能使他們從中國舊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整個中國革命都是在與傳統做鬥爭,但當革命者之間出現意見分歧時,又都以傳統來反擊對方。這種歷史的延續不摒棄近期的新發明,例如,現在認為,人能在新的環境中得到完善,並信奉行為主義的淺顯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傳統似乎並沒有支配現在——對美國人來說,這很難理解。正如句子結構比內容相對穩定一樣,儘管觀念、政策被徹底顛倒了,中國人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將得以延續。例如,孔教和諧的理想被毛從西方引進的鬥爭觀念所取代,但這兩種思想都成為官方的正統理論,是龐大的中國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在研究近十年來「兩條路線鬥爭」時,我們首先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其革命中看到一種共有的現象。一方面,科學技術在工業化或更廣泛地講在運用科技解決現代問題的過程中得以穩步發展;另一方面,革命熱情在不斷高漲。人們把鬥爭看成一場反對邪惡的舊秩序的道德運動,新聞界喜歡將溫和派稱為「實用主義者」。對我們來說,這些人似乎比「激進分子」及其抽像的理論術語更易於接受。總之,我們能夠理解那些發展技術的人,儘管他們有著社會主義者對自由聯合企業的憎惡。鄧小平主張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而那些激進分子則運用一種近乎瘋狂的語言,只關心奪權,阻礙經濟發展。
  然而,我們有把丹麥王子置於革命的《哈姆雷特》之外的危險,因為中國進行的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革命,其社會目標是推翻舊的統治階級。研究中國革命,必先回顧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在很早以前就成功地創造了一個兒乎壟斷全國文化階層、宮僚政權和巨大財富的統治階級,而其人數不足全國人口的5 %或10 %。這個統治階級成分之龐雜和從大眾中選拔賢才、維持自身地位及傳統的能力,在世界社會史中首屈一指。中國的統治階級譜寫了中國的歷史,因此,只能透過中國統治階級考察中國歷史。所以,史料中很難見到有關中國龐大農業人口的記載,儘管他們辛勤耕耘,忍饑挨餓或揭竿而起,但他們總是受一小部分腦力勞動者的控制和引導。
  到了20 世紀,舊的統治階級已逐漸瓦解,因此革命的一個基本目標是消除達官貴人的特權,把文化知識、能動性和參與政治的權利傳播給普通百姓。從廣義上看,這確實是一場民主革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進行這場革命的過程中,新生的公民還是產生了傳統的,要求提高地位、享受更多特權和躋身上流社會的慾望。事實上,舊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已滲人到大眾的頭腦中,躋身上流社會在人們心目中仍是奮鬥目標。因此,今天的人很容易被地位和特權誘惑。毛在革命中所要消除的東西,在那些領導這場革命的領導人身上似乎又重現了。這也說明為什麼毛認為必須發動一系列的革命,來消除傳統的弊端。我們非常同情這位老人,他在6O 年代發現在新的官僚機構中又出現了特權。我們也很欣賞他的政治手腕:發動那些十幾歲的紅衛兵,出奇不意地攻擊派系總部,幫他清除異己——莫斯科至今仍對這場運動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我們必須記住,毛的革命理想在美國人看來並不民主,國家對人民的控制仍過於嚴格。毛澤東主義者很巧妙地利用宣傳媒介,攻擊「走資派」和其他牛鬼蛇神。但毛澤東主義者自身有何怨言呢?
  在此,美國觀察家又一次被中國的傳統迷惑了。在中國,人們總是把不合時宜的政策與道德敗壞等同起來。對中國政治的這一特徵,從未有滿意的解釋。它似乎源於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行為表現性格,言必表現於行。這種傳統思想一經成立,人們就不能像西方人那樣,把政策與道德區分開來,相反,政策是官員行為的組成部分。一旦其政策為人厭惡,其道德品質也就受人懷疑了。這種觀點產生的結果是,不可能有「忠誠的反對意見」,因為一個人反對另一個人的政策,就是反對他本人。因此,他們不像英美人那樣,把對元首的忠誠和對元首現行政策的不滿區分開。
  我們在當代中國看到一個更令人驚異的現象——揭發當權者的惡劣品行。這使人想起帝王時代的監察宮——很久以前,他們就有權彈勃、勸誡官員注意言行。這些監察官受傳統道德經典的教育,認為孔夫子的倫理道德至高無上,對其他任何有悖於此的世俗或自私的言行加以批駁。直到19 世紀七八十年代,沙文主義的官員們還在勸告皇帝反對與外國人接觸,特別是不要同法國妥協,當時,中法正在印度支那邊境上交戰。中國政治學中把這種職能稱為「清議」。它類似於我們政治舞台上喧囂的崇尚美國或反共運動,並兼有古老福音傳道的地獄之火。「清議」者把自己置於無可指摘的理論權威的地位,且不負任何責任。面對這類批評家,沒有人能取勝。另一方面,皇帝又偏信讒言,並把這做為懲罰官吏或重新組閣的依據。
  中國兩條不同政治路線的鬥爭以及代表兩種路線的陣營,是我們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無法相比的。中國兩派力量的對比極為鮮明,一方主張發展經濟,一方主張改造社會;一方是要完成人類使命的管理人員,一方是追求意識形態中完美準則的理論家。管理人員總體上握有軍政大權,而理論家們則操縱著宣傳工具。因此,我們看不到權力的平衡;激進分子顯然在宣傳上佔了上風,卻很少付諸行動。
  所有試圖瞭解中國政治的努力,都因一基本過失而屢遭挫折:我們總是以自己的經驗來看待中國的政治。我們必須牢記一點,中國行政管理人員和思想理論家所追求的目標,和我們美國人所追求的迥然不同。例如,我們不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沒有在農村過聯繫緊密的集體生活的傳統。我們從來也沒有把一個國家高層次的文化知識生活,交給一小部分人來管理。
  在毛主席和周總理時代,主席為使社會變革,發動了週期性的運動,總理行使著管理的職能。這種工作上多年的合作一直很成功,結果,毛澤東主席及其周圍的人擺脫了另一方的束縛和制約。以前,偉大領袖可以統帥兩條不同路線的人,只是偶爾側重於推行一條路線,但後來毛完全站到了激進、喧囂的派系一邊。這使中國的形勢惡化易變,但在政策上終歸存在著兩條路線,因為中國革命的兩重性,即通過經濟現代化強化國家,同時通過發動有利於民眾的社會變革改變中國人的生活,決定了兩種路線、政策的存在。事實上,革命的盛衰榮枯並沒有使他們放棄目標。
  在中國,中央政權特別是官僚統治階層,依賴正統的意識形態和道德觀念,這使中國革命特別容易出現起伏不定的局面。對於一個德治而不是法治的國家來說,主要禍患是隨之而來的道德敗壞和貪污腐化。但革命理想不會泯滅,中國有悠久的儒家改革的傳統,而且不斷地與官僚主義和特權做著不懈的鬥爭。中國歷史成為中國革命的基礎,因此,美國人要想瞭解中國革命,必先瞭解中國歷史。
  此篇評論的是《毛主席與人民對話:1956—1971年》(紐約:眾神出版社,1974年),斯圖爾特·斯瑞姆編輯,約翰·辛那瑞、泰雲譯,部分發表於1975年5 月1 日的《紐約書評》,其餘部分發表在1976年9 月的《哈佛雜誌》,題為《北京政治:一位西方嚮導》。
12 探究中國的個人主義
  人權外交政策的一個缺點是,人權並非像人的正義感那樣深入人心,因此,自命正確的革命者在蘇聯和中國壟斷了人們的正義感來反對美國的說教。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曾懷著戒心接受過一點西方的人權思想,而北京的領導人則從沒這樣做過。在基督教和羅馬法律告訴我們每人都有不死的靈魂和自由的權利之前,中國就已產生了特有的通過仁慈行為達到仁政的傳統。孔夫子的道德觀強調人的責任而非權利,並把它視為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粘合劑,個人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個貶義詞。事實上,雖然世界共同信奉人權思想,但它卻受到文化環境的制約。人權思想崇尚至高的法律和法律程序;而毛澤東主義者則不能容忍法律的存在,甚至蔑視法律的威嚴。他們讚揚毛的行為道德準則,把我們的民權視為巨大物質財富的政治表現形式,是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相一致的。因此,中國不需要這種思想。中國人的個人是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與國家和社會相關聯的。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差異一直很感興趣,兩者像男人和女人之不同一樣吸引人,只是這種區別更為複雜,不易明辨。中國人從美國的大街上和新聞媒介中看到許多反面例證,他們是否從中瞭解到一點我們的道德觀念是很難確定的。中國人的群居歷史比我們長,也許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物質生態學和個人的自律。佛教和孔教教會他們,社會不安定主要是由人的慾望引起,而這正是我們的消費廣告、旅遊業、健康事業和性工業所追求的。我們以個人主義的名義發揮自己的才幹,可這正是富於集體精神的中國所要避免的。
  然而,個人主義信仰是美國文化的核心,那些在中國未被文化衝擊迷惑的美國人都想在中國尋求友誼,希望交流思想和看法,享受在中國特有的經歷。而對中國新秩序的組織者來說,這種行為是資產階級的,有顛覆和毒化人們思想的危險。正如在19 世紀卯年代,西方人爭著試驗看誰能在被趕出西藏之前離拉薩最近一樣,現在到人民中國去的外國人,也爭著看誰最能和一個中國人進行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
  奧維爾·謝爾參加了一個年齡在18—60 歲之間由20 人組成的美國旅遊團,於1975年訪問中國。他同旅遊團一起參觀了北京、延安、西安、湖南毛主席的故鄉和上海,而且還在上海的工廠和山西大寨紅旗生產隊的農田里止幹活。這次接觸中國平民「大眾」的活動,是辛頓家族(佛蒙特州卜特尼學院)組織的,長期以來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一個立足點(比爾·辛頓的《翻身》成為一部介紹4O年代中國土地改革的經典著作)。當時,謝爾35 歲,精通漢語,對歷史已有所研究,並在越南等地當過兩年記者。

  在我1972年以來讀過的大量與中國有關的書中,《人民共和國》是最好的著作之一,謝爾因此書在其美國同行中享有聲譽。他並沒有敘述在這次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而是著重描寫了他與中國人的私下接觸及山此而產生的感想。他在與中國人交流思想、尋求友誼時困難重重。首先,美國對中國人來說十分遙遠,鮮為人知,因此,他們對美國都不感興趣。更糟的是,中國人似乎對美國人所特有的注重個人選擇、自我形象和個人經歷的個性無動於衷。相反,中國人是集體主義者,好像急於趨同另一方,重集體輕個人,循規蹈矩不越雷池,總是從集體和政府領導的讚揚中而非從實現個人目標或其他個人的享受中得到滿足。這種淡化自我和在集體中實現自我滿足的觀念,當然不是一時興起的,而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強調孔教家庭集體主義的結果。現在,中國強調「為人民服務」。
  西方記者很難理解這種缺乏個人主義的無私精神。謝爾指出,他那些香港同行,以故意誇大中國境內的污垢來掩飾其不純潔的外部世界。例如,他們總是報道北京、上海那些專賺外國人錢的業餘妓女,而事實上,從總體上看,中國幾乎沒有賣淫的。「中國的純潔對那些生活在充滿危機和競爭社會中的人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們只能把充滿貪婪、淫慾、自私和自我滿足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
  謝爾在從宿舍到工廠的路上,遇到一位有一雙明亮眼睛的漂亮姑娘韶楓(譯音)。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公共場合單獨在一起,往往被認為是約會。韶楓發覺白己處在了「一對一,小伙兒會姑娘」的情形中,就叫了一位女伴同行,這樣她才感到自在。後來,在劇院裡,韶楓無意間坐在謝爾旁邊。謝爾想進一步與她交往,但與他同來的中國夥伴馬上看出問題,跟他換了座。謝爾不禁想到,是否中國人「已學會了抵制性吸引,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卻是以此為中心,並因此而流於世俗」。「美國人總是想方設法讓中國人多談論一些個人關係方面的問題。他們會對滿座的公社幹部和官員提問,並希望得到有關婚前性行為問題的答案。」謝爾認為,中國人迴避性是「價值觀念的問題而不是性壓抑」。他發現,「在兩性關係上,人們很直率」, 「他們沒有時間,也不受鼓勵去尋歡作樂。」
  人們對國家政治問題和決策也採取同樣的迴避態度,他們所廣泛討論的只是那些已決定了的政策(過去,群眾不許參政,現在,他們仍非常謹慎)。謝爾說,中國人情願討論那些「已解決的問題,而不願議論正在議論中的問題」。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能成為新聞議題,只有那些定死了調子的,尤其是和黨的路線相符的問題,才能放心大膽地討論。這就像對老影片的情節瞭如指掌,卻總看不到新奇之作出現。我們意識到,這些紙張、印刷術和書籍的發明者以及官員考核者,很早以前就學會了等待官方的既定教材,而不是口頭上就時事隨便發表不成熟的看法。謝爾總結說:「中國人談論最多的恰恰是他們最難進行的。中國人大談批判權威思想……但他們在權威面前卻顯得非常馴服,幾乎不敢輕舉妄動。」
  謝爾在大寨的一家商店裡,遇到一位「下放」勞動的果樹專家黃先生。他很有頭腦,談吐風趣。謝爾和他交談得很愉快,並要求再次安排與他交談。那天晚上,他沒去看電影,在家裡寫作,準備睡覺。突然,頭頂上的燈亮了,一位負責幹部告訴他,他與黃先生的會談被取消了,並說,既然謝爾病了,第二天可呆在家裡,不用出門。謝爾意識到,他太好問了,「總想單獨活動,而沒完全遵守規定好的日程安排」。
  此篇評論的是奧維爾·謝爾所著《在人民共和國》(紐約,藍登書屋,1977 ),發表於1977年5 月12 日的《紐約書評》以及謝爾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警惕這些外國客人:中西衝突》(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1981年),發表於1981年4 月16 日的《紐約書評》。
13 江青: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
  許多記者發現在中國大眾身上有許多個性卻很少有個人主義精神,而羅克西恩·威特克在江青身上卻同時發現了這兩種品質。作為一個公認的漢學專家(曾在賓漢頓、斯坦佛、芝加哥和伯克利等大學從事研究),威特克為研究中國的婦女運動,於1972年7 月來到北京。江青把她看成女埃德加·斯諾,花了6個小時向她敘述自己的經歷。但威特克遇到了麻煩:那些記錄稿只譯了個開頭,便沒下文了。幸好,她與江青在廣州做過一個星期馬拉松式的交談,並做了大量記錄,拍了許多照片。在此後一年中,又得到一些有關江青的材料。中國官方告誡江青不要接受此次採訪,可她仍堅持,並想讓人為她寫本傳記,記錄她30年代在上海舞台和電影界、40年代在延安,特別是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埃德加·斯諾在1936年寫毛的英雄傳奇時進展順利,而威特克的傳記則較為冗長,敘述也不明晰。《江青同志》是一本裝瀟精美、篇幅很長的著作,書中收有珍貴的照片,是一本有價值的編年史,並列有人名、專有術語和研究批注。在江青當政10年倒台後6 個月,《時代》週刊發表了該書簡介。無論失望還是振奮,批評家們都不能否認此書的獨到之處,但要確定其中的史料價值尚需一定時間。
  首先,有關江青生涯的記錄是一份不完整的政治文獻,真實的成份只佔江青隱秘經歷中的一小部分。試想,「新政』,1 的歷史依據,只是基於國會記錄和哈羅特·艾克斯片面的回憶錄!江青的傳記雖經過周恩來及其他一些人審閱,但它所記錄的,顯然只是個人的經歷而不是就如何評價過去所做出的集體判斷。書中未提及被江青清除的四人集團(周揚、田漢、夏衍和陽翰笙), 他們在她之前壟斷著文化界的大權。江青沒有直接或間接談論權勢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未就她簽署或立案的決定做任何評論。此書不像《赫魯曉夫回憶錄》那樣根據談話錄音編寫,而是在1972年將江青的口頭敘說和回憶,通過翻譯由羅克西恩·威特克錄音,然後由威特克結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編輯而成。錄音裡有兩個聲音,但把江青的話加上引號顯然不恰當。作者只是把她記錄的江青的話呈現在讀者面前,並加以評論。因此,讀者只能跟著作者的思維走。
1 指1933年羅斯福實行的新政——譯注
  江青成了反黨叛徒,人們可以想見江青如何用秘密形式對北京的前領導人口誅筆伐。處在更為開放和多元世界,試圖揭開中國政治之迷的美國人,無疑將感謝羅克西恩花費大量心血編寫了江青的故事,儘管其可信度值得懷疑。
  簡言之,江青的早期生涯是在貧困艱辛中度過的,她想當女影星,後來參加了革命。1933年她19 歲時加人共產黨。她並不瞭解這一組織,但她在上海從事著危險的共產主義地下工作。當時,她只是一個名叫李雲鶴的女演員,後來,成為影星藍萍。她說在1933年被國民黨關押了8 個月(現在這成為她的一條罪證),後來經一個與基督教青年會有關係的外國人交涉才得以釋放。
  1937年8 月,她帶著這一革命歷史來到延安,取名江青(淡青色的大河)。毛澤東當時44 歲,很快對她發生興趣,不久倆人就結婚了。江青豐富的城市經驗彌補了毛由農村背景帶來的不足。她在23 歲時就有了充分的女權主義思想,並且有足夠的精力瞭解毛的農民生活方式。1947年至1948年內戰期間,她一直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住在農民的茅舍中,還要經常夜行軍,以牽制國民黨軍隊。這段艱難困苦的歲月,使她的健康受到很大傷害(得過肺結核、癌症、肝腫大等)。50年代,她幾乎一直病魔纏身,不得不先後四次到蘇聯治病療養。她只是在50年代末,才以一個領導人的面目出現在黨中央和歷次運動的舞台上。
  江青最終是以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倡導者踏人歷史舞台的。她曾參與土地改革,1959年回到上海,並從1962年開始在表演藝術界抨擊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殘餘。「她使主席相信,必須在文藝界確立無產階級的絕對領導地位,以控制意識形態(她為此與毛爭論了好幾年)。」她認為中國的文化生活與經濟和政體不同,尚未清除解放前的餘孽。
  江青試圖建立革命的教育、藝術和文學的文化上層建築的努力,起源於4O年代毛在延安所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的設想和方法。但如威特克指出的:「獨裁的政治統治和獨立的創造性之間的矛盾衝突,永遠是不可調和的。在毛統治時期,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被簡化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毛的正確路線……和與他對立的錯誤路線。」簡言之,毛用政治上的思想改造來說明,「在認識上與他相左這一事實本身,即是對他個人的不忠」。這一邏輯同樣為江青所用,她在30年代不為黨的文化委員們所賞識,對此始終耿耿於懷。到60年代,她把他們都打成反革命,並取代了他們的位置(30年來,他們一直控制著文藝界)。

  當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江青起草了關鍵性的文件,開始改革京劇,並很快公開露面,甚至發表講話,成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軍隊的文化顧問,最後,在1966年成為引導整個運動的文革領導小組成員。1969年,她達到權力的頂峰——當上政治局委員,負責所有文化工作。她本人只有8年學歷,其中包括5年小學。她使大學關閉了5年,停止了非官方書籍和電影的出版、發行,主持創作了8 部革命樣板戲。這種人物形象黑白分明、男女主人公戰勝敵人的模式化的樣板戲統治了全國的舞台。英雄人物總是緊握雙拳,意志堅定,雙目炯炯有神,正氣浩然。這種無產階級的道德觀念,在1976年10 月即毛去世後一個月他的遺孀被捕以前,一直支配著整個文藝界。
  如何評價江青在歷史中的作用,取決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外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論多持貶義。我們從照片上見過狂熱的青年揮動著毛主席語錄的小紅寶書。毛動員這麼多青少年紅衛兵,為的是肅清黨內官僚主義。但在這之後,幾百萬紅衛兵被疏散到了農村。這些混亂最終有何收益呢?
  我們美國人對毛髮動的第二場革命迷惑不解,我想,這是由於我們對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傳統的無知。在古代,一切組織形式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不幸的是,毛所追求的要把中國大眾引人現代生活的那種平均主義,與鼓勵由中央控制的大眾交流技術恰好一致。革命所追求的社會關係和生活條件的平等,並未減弱人民對最高權威的需要。因此,與過去儒家用孔夫子的教條管理約束老百姓相比,一黨專政可以更為積極主動地操縱政治和群眾。
  共產黨認為傑出人物產生於廣大群眾之中,江青贊同這種觀點,認為到群眾中去,與群眾打成一片,贏得群眾的信任並且領導群眾,是革命者的最高職責。如毛月成兌:「只有虛心當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如果他自認為是群眾的主人……群眾就不需要他。」話雖如此,中國仍實行獨裁政治,而且,這個管理8 億中國人的龐雜的精英政府,近期內不會改觀。從這一角度看,我們誰能說江青搞的模式化的樣板戲在中國大眾中不是有效的?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材料,來全面評價江青當政的10年。
  就目前而論,有個結論是明確的:一個被選出來用平均主義統治大眾、維持現政權統治的傑出人物,不可能擁護外國資產階級的民權信條。在我們敲響對華政策的人權之鼓以前,需要從文化差異中找出共性,並尋求共同的基礎。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我們的自由大概更接近放縱。我們應該承認,雙方都不能成為彼此的楷模。讓我們共同來研究人類的生存問題吧。
  此篇評論的是羅克西恩·威特克的《江青同志》(波士頓,小布朗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5 月12 日《紐約書評》,題為《毛夫人與群眾》。
14 1976年的危機起伏與「毛周時代」的結束
  [1976年l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5日,受周保護的鄧小平代總理被免去官職。9月9日,毛澤東逝世。兩年後,鄧重新上台,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這一切說明了什麼?] 
  中國的政治使我們迷惑不解,它同樣也迷惑了中國人自己。代總理鄧小平被免職就是一個例證。過去,皇帝僅僅為顯龍威,可以今天罷免重臣,明天又讓他官復原職。帝王政權是獨斷專行,反覆無常的。為官者總是感到忐忑不安,官職越高,突然被罷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毛主席作為當時的最高領袖,繼承了這種不可預知的帝王性格。
  當然,中國政治也常因我們的無知而使我們感到神秘莫測。我們必須清楚,中文書面語比語音字母文字具有更大的威力。任何事一旦落實到書面,就會比僅憑口頭表達嚴肅得多,因為文字及學識的魅力,給中文書面語增添了力量。在19 世紀,想發動一場反對某個不受歡迎的官員或胡作非為的傳教士的運動,其方法是張貼佈告,召集人們在指定的時間、地點集會,此後的事情就容易辦了。今天的大字報和牆報,就是這一古老習俗的直接後裔。
  我們必須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待毛澤東的逝世給中國人帶來的創傷。不幸的是,中國深奧難懂的政治語言使人感到費解。首先,中國仍處於悠久歷史的巨大陰影之中。1912年中國末代皇帝退位時,毛澤東已經是個青年人。1976年7 月,就在毛逝世前兩個月,中國唐山發生強烈地震,這和一位天子的死是如此巧合。毛抱怨對他的個人迷信,但我懷疑他是否會避開它。在這樣一個有2000年獨裁歷史的土地上,他又一次實行了如此長時間的統治,無疑給這個國家和社會留下陰影。中國長達10 天的悼念活動,使我們想起對羅斯福和肯尼迪的追悼活動:在那段淒滲的時間,連商業廣告都停止了。中國因為沒有商業廣告,其電視、廣播系統所受的干擾相比之下就少的多。要對此做進一步比較,還要看看我們因失去全國崇拜的領袖亞伯拉罕·林肯而經歷的悲哀。拯救了聯邦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在美國當政只有4年,而統一中國的偉大舵手毛澤東,則在位達27年之久。除他之外,幾乎再沒什麼最高層人士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另外,中國人更多地依賴道德品性和人際關係,而不是通過一定的程序來確立領袖。福特先生在北京永遠也不會成為總統。他在華盛頓所做的一切證明,我們的憲法是以法律程序為依據,而孔教信仰者和毛的追隨者對此不屑一顧,認為它有礙於真正的道德。因此,中國在更換領導人時顯得比我們更脆弱,更不安全。天子只有死了才退位,周總理和毛主席亦是如此。

  但為什麼鄧小平受到攻擊?不同階層有不同的回答。首先,人們認為他失去了他的保護者周恩來。鄧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是周把他從屈辱中解救出來。1 月8 日周恩來的逝世,對中國和我們來說都是一大損失。周在他去世前的25年中,一直是政府最高層決策人之一。周恩來年輕時到過日本,隨後又到法國留學,而毛則從未出過「家」門。周曾多次代表中國出國訪問,足跡遍及歐、亞、非很多國家。從更廣義上看,周還是一位傑出的調解人,他不僅平息了一系列爭吵,還在毛領導下保持著中間地位。
  4O年來,毛、周關係的關鍵,是周對毛的忠誠。在外交領域,周恩來創建外交部,選派了大批駐外人員,除此之外,他總是避免出現黨內派系。20年來,劉少奇的地位一直僅次於毛,在黨內居第二位。劉對城市無產階級組織和工人運動更有經驗,而毛則擅長農民運動。劉在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後,他「第二」的位置被當時的軍隊領袖林彪所取代,後來林彪神秘地死在了一起據稱是刺殺毛的未遂行動中。當時,週一直穩坐第三把交椅,從未有任何爭權奪利的跡象。可是,周1973年患癌症後,鄧小平很快作為代總理,接替了他的位置。
  鄧受到以毛為後台並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家的激進分子的抨擊,這並不難理解。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隨著道德復興與技術進步以及「紅」與「專」之間衝突的激發而發展。這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兩重性。古代孔夫子的信條是:人是有理智的,人的行為可以因教導、規勸以及學習以往的榜樣得到改進。結果,孔教的改革家們接連不斷站出來譴責官僚階層的腐化墮落,甚至進諫皇帝。他們常引經據典,很像那些用國旗裹身斥責親共或親外傾向的美國的「愛國市儈」1 。他們表現得非常正直,使官員們膽戰心驚。
1 以愛國為幌子而謀私利的人。——譯注
  當革命來臨時,這種思想意識上的異常正直,就能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成功。一方面,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僚傳統繼承人的今日官僚組成了黨派和政府來完成現代職責,擴大生產,從而把中國從貧困落後中解救出來。但另一方面,道德更新是革命的本質,毛澤東主張用不斷革命來更新中國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同時,他第二章毛的中國之內幕領導了整個運動。文化大革命是毛的創舉,黨的總書記鄧小平成為文革的第二個目標。1973年,鄧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對此毛的感情是複雜的。
  從更深一層講,美國觀察家千萬不要忘記,中國實際上仍是一個農業國,農民不關心政治;我們也不要忘記,由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組成統治階級來管理中國的一切事物,是中國最為牢固的傳統之一。總之,中國在唐朝就確立了科舉制,而西歐在此幾百年之後才有印刷的書籍,才開始尋求合格的官員,這意味著,毛澤東革命思想的核心「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建設農村,為生活在那裡的人民服務。建設國家和發展工業是一個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規,對我們來說也更易理解的目標。但如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工業,就會扼殺革命。因此,毛一直堅持中間偏左,並向那些掌握新聞媒介的激進分子提供攻擊政府要員鄧小平的機會。
  當時,鄧小平雖然被另一位代總理排擠掉,可還保留著在黨內的基本地位和中央軍委的最高領導權。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該如何理解那些攻擊鄧小平的標語和報刊呢?要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必須看到,1976年,美國和中國都處在危機四伏的痛苦之中。這一年,我們先進行了30 次總統初選,而後兩個政黨相繼開會,最後是全國大選。中國與我們不同,由於毛澤東是革命之父,他們所面臨的危機更嚴重。周恩來先於毛逝世,無疑削弱了毛的勢力。如果周恩來仍是國務院總理,尼克松會被再次(水門事件以後)邀請訪問北京嗎?尼克松的第二次訪華,使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這正是尼克松創建的)更加緊密,這也正是中國人民所盼望的,同時也暗示他的繼承者在履行1972年2 月簽署的《上海公報》中的美國義務時表現遲緩。
  毫無疑問,中國人知道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寬恕了這位因違反憲法而被迫辭職的丟人總統的所作所為。我們只能認為,毛主席對這些原則問題表現得特別遲鈍。簡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國對人權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國人眼裡,他是一個不肖子,但毛擇東似乎很少注意人權及法律程序。也許他曾極力為他以「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為基礎而發出的邀請開脫,但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國人眼中變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來掌管中國的外交政策,毛澤東主席就會採取另外的方針,這一點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區別。現代工業革命無論在工業還是農業,都由於新技術、新知識、公共衛生、資金投入以及新型組織的出現而提高了生產能力,這在今日中國也是實用的。這是「實用主義者」和「溫和主義者」們的研究領域,對他們似乎可以理解、認同(但事實上,他們堅決反對自由企業和個人主義)。中國的社會革命獨具一格,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經驗,它是一場針對中國最有歷史傳統的統治階級的革命。這一包括孔教關於社會秩序的傳統教義,以老少、男女、主僕之間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為基礎,注重傑出人物統治論。由少部分人組成的統治階級創造出中國燦爛的文學和哲學,保護著藝術和商業,而且在靠農民養活的同時統治著當地和整個帝國的大小事務。1927年,毛澤東發表了一篇論述農民問題的異端報告,這實際上是革命的先導。從這時開始,攻擊中國陳腐過時的社會結構,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ro年間,「解放」使農民獲得自由,他們有了學文化和技術的願望。延安初步培養出一批新的黨的幹部,他們發動群眾投入到生產、戰爭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後,大型的民眾組織和全國性運動又造就了官僚和學者,並逐步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但毛澤東驚愕地發現,消滅舊統治階級的殘餘還遠遠不夠,傑出人物統治論的思想流毒仍瀰漫在國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來的農民,不僅具有歐洲式資本家的雛形,而且,其骨子裡也有提高社會地位並最終成為新統治階級的慾望。特權重新出現在共產黨內部,並在中國傳統的土壤裡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這一階段的「文革」中,曾設法剷除這種特權。「五七干校」顯示出中國的獨特,它對美國人來說十分陌生。從圖書館館員到政府工作人員等所有城市白領工人,在「五七干校」裡像農民一樣幹著農活。從此,「階級鬥爭」在中國社會歷史中有了特殊的含義,「為人民服務」意味著不再有上層階級的特權。
  毛的最高指示使這個國家一直尋求克服的困難變得簡單了。現在如此龐大的中國官場,繼承了它所聲稱的對大眾實行仁政的傳統。在完善中國上層社會「把秩序引人帝國」的責任的過程中,毛作為一位聖人和導師,採用一種教導的方式,把人民大眾引人政治生活,使他們走上自我發展的道路。像本世紀初梁啟超那樣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養那些對政治不敏感卻又經常反叛的農民自治。孫中山把教育作為他政策的中心,毛澤東則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後來倡導的平均主義的秩序仍然由一些黨內精英管理。來中國的旅遊者都對中國強烈的等級觀念感到驚異。現在中國的等級觀念,仍然是社會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也為黨的幹部把「為人民服務」這一獨特的口號作為其義不容辭的職責而深感震驚。
  總之,毛為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從一開始就不能由人民來領導,民主參政只能有組織地進行。毛是個偉大的鼓動者,他向人民宣傳農民權利、婦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學技術、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傳也是有代價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須削平山峰,要改變整個民族的性格,就必須向人民灌輸正統觀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識、壓制個性。知識分子渴求書本,同時又懼怕教條主義的組織者。高等教育終止了5年,代之以技術培訓。中國有些人爭辯說,就是尖端技術需要時也可以進口,認為「純科學」是沒用的,他們只看重「實用」。很奇怪,這一現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導道德品質(紅)而反對物質技術(專)的人,讓人想起19 世紀的儒家官員。在儒教帝國中,文人低毀西方的物質文明,主張由德高望重的人來掌權。那些用孔教教義打扮自己的狂熱的保守派耽誤了一代人向中國現代化邁進。我並不是說毛與19 世紀的那些人有什麼直接關係(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們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處。用絕對的道德標準肆意攻擊對方,歷來是中國人也是毛的習慣。在政治局內部矛盾衝突的背後,還有許多美國政治家們看不到的東西。
  北京的路線鬥爭反映出北京的歷史,同時也產生出兩個難以決定的選擇,即把毛反對的傑出人物統治論和特權的鬥爭進行到何種程度以及如何重視、培養必需的現代科技管理專家。「紅與專」、政治道德標準與技術生產能力仍將是一對矛盾。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旁觀者只能透過一層神秘的薄紗朦朧地感覺到。問題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員會像座城堡,一切行動不為人知;外國記者被當成間諜,他們為弄懂中國政策,被迫像中國人一樣學習晦澀的詞句和間接的厲史引喻。這種狀態能持續多久?也許,還需很長時問。1860年,英法的槍炮使西方外交宮能長駐北京,此後17年,中國的外交官才被派駐歐洲各國首都。我們不能只靠自己去評價中國,但我們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評價毛澤東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他不是一般人物。讓我們看看他是如何對待美國的。在19 世紀和20 世紀初,美國人在中國人發動的偉大革命中助過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勝利後,又反對這場革命。我們根本沒必要與中國人在朝鮮開仗;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並準備開赴鴨綠江、征服北朝鮮之前,周恩來就警告我們,中國不會坐視緊鄰中國東北工業基地的友好鄰邦被公開的敵人佔領。在朝鮮,我們造成中國傷亡100 萬人。這之後,我們又對北越狂轟濫炸,多次入侵中國領空(這是對所有中國飛行員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這一切,最後,他邀請我們戰敗的領導人訪問北京,因為這時與蘇聯相比,我們對中國的威脅變小了。顯然,他還會就國家大事與這個洋鬼子飲茶座談。
  在周恩來和成千上萬人的支持幫助下,毛領導人民共和國走過了一段歷史時期,現在這一時期已告結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經成為過去,我們能對中國問題有更全面的瞭解嗎?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同以往一樣仍孜孜埋頭於國內事務,我們只有突破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障礙,自己努力瞭解中國。毛、周是一對非常出色的搭檔。如果我們既要承認北京對台灣的主權,又要保證台灣的穩定與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關係,那就必須學習毛、周的深謀遠慮、耐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們錯失了良機。1949年以前,我們與中國接觸很多,卻沒有把握住機會。中國革命領導人在掌權之前就已廣泛接觸了美國人和美國方式。周恩來與馬歇爾將軍談判過。周的情報主任曾就讀於上海教會學校,他的姐姐和羅斯福夫人一起工作過。中國派往聯合國的第一個代表畢業於清華大學,該校是美國用清朝庚子賠款援建的。他在聯合國的繼承者曾就讀於著名的美國教會大學燕京大學。埃德加·斯諾為毛寫傳記。當人民共和國在延安還處於醞釀中時,到那裡去的美國人比蘇聯人還多。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正因為1949年以前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共產主義革命才覺得必須清除這種影響,因而,美國人有一種「失去中國」的感覺。但從集中體現毛澤東思想的矛盾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儘管美國在中國的歷史中站錯了立場,但中國人瞭解了美國,並覺得可與美國重修前緣。後來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
  現在,熟悉我們的一代中國人已經消逝。許多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中國教授和科學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馬歇爾將軍斡旋失敗後,中美之間產生了隔閡。那些發動偉大革命並知道美國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國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們從教科書中得知,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是被打敗的轟炸越南的國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關係消失了,其實我們本應利用這種友好關係,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設意義的接觸,但當時沒有這樣做。毛、周時代的結束,並沒有使中美關係通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變得平坦。
  此篇部分發表於1976年3 月26 日的《每日新聞》,其餘選1976年10 月14 日《紐約書評》中的《論毛之死》。
第三章 正常化之路
  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主義」無論以何種形式在何時何地出現,都強烈反對。現在,美國對外部世界開始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對中國的看法也開始轉變。
  首先,中蘇關係破裂是60年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導致了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關係的構想。回顧以往,我們應對用如此長的時間才承認中國和北越出現的民族共產主義感到驚奇,我們關注的是「共產主義」的極端邪惡,並不相信它會在莫斯科的國際陣營中受到國際強權政治的危害。我們對60年代出現的中蘇關係破裂熟視無睹,不予重視。赫魯曉夫突然把成千上萬的蘇聯工程師和顧問連同圖紙一起撤出中國,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無不為此感到震驚;而不信仰共產主義的美國人,卻只是猜想「共產主義者」又在玩弄什麼新計謀愚弄他們。我們捲入越南戰爭是在1960年之後,當時,莫斯科和北京已公開互相攻擊。我們捲入越戰,聲稱是為了把越南從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觸角下拯救出來。整整八年,我們試圖阻止北越統一越南,以遏制共產主義中國向南擴張。但結果是1979年中國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見的死對頭,這一事實使60年代美國參與越戰顯得更為荒唐。
  其次,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有些猶像和不情願,毛領導的中國並不像冷戰時期美國輿論宣傳的那樣在亞洲擴張。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1962年中印邊境的武裝衝突中得出以上這一結論。
  最後,60年代毛的閉關鎖國政策顯然未使中國有所收益;中國不得不對外開放,擴大與外界的交往。這意味著,美國在改變與台灣關係的前提下,可與中國重新建立正常關係。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國與台灣的聯盟關係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繼續保持台灣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國兩制」顯然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15 重新評估中國的擴張性: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
  美國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據,是北京的「擴張主義」。印度宣稱,l962年10 月,中國突然襲擊印度邊防軍,是沒有理由的侵略。這無疑更加深了美國認為中國是「擴張主義者」的印象。內維爾·馬克斯韋爾仔細研究過中印邊境衝突的材料,駁斥了作為遏制政策對象的中國正在進行擴張主義的觀點。他指出,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錯覺,其次是美國人的錯覺。他告訴了我們中國人處理邊境爭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關係——的方法,並為中美關係的未來,特別是台灣問題,提出了可供思考的問題。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是一位澳大利亞人,曾就讀麥克基爾和劍橋大學,在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辦事處工作過三年,後於1959年作為《泰晤士報》駐南亞記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報道了中印邊境爭端以及尼赫魯政府最後幾年的情況。周遊印度八年後他回到倫敦,在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著書立說。如他所說,在近期發生的國際衝突中,還沒有比中印衝突「記錄材料更全面……卻又被如此廣泛誤解的」。像阿拉斯泰爾·蘭姆(《中印邊境:邊境爭端的起源》和《麥克馬洪線:印度、中國和西藏關係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國研究學者一樣,其豐富而全面的歷史材料不僅源於親身經歷,還來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馬克斯韋爾沒有北京方面的內幕材料,從印度方面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在這場衝突中的表現,從一開始就顯得符合情理、富於理智,而印度方面卻越來越無理、不理智。尼赫魯反覆強調(l)為了和平事業,他願與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舉行會談,但(2)他絕不就印度神聖的邊境問題舉行談判。尼赫魯對「會談」和「談判」的區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時也避免向中國就邊境問題提出實質性的解決方案。
  中印邊境問題為政治家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它不像今天的台灣問題那樣充滿火藥味。2000年前中印兩國人民在喜瑪拉雅山脈兩側各自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但中國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國,推翻了帝國主義統治者以後,馬上對以前帝國主義統治者設置的邊界提出歸屬聲明。
  因此,1911年,當中華民國結束清王朝統治以後,馬上聲明擁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蔣介石也一直這樣認為,只是當時中國沒有能力使這些聲明付諸實施。今天,中國人仍為外蒙古處在蘇聯的支持下保持獨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國統治下從未把西藏變為保護國,使之成為世界公認的主權國家,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把它稱為「中國西藏地區」時,從國際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對的理由。
  中、印有爭議的地段是東、西兩端的邊境。在東端,後來變得非常出名的麥克馬洪線,其實不過是一個叫亨利·麥克馬洪的英國上尉在1914年劃定的界線。中國對此從不承認。此線在阿薩姆平原以北140 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東延伸。在英國人撤走前十年,印度聲明此線重新生效,並把邊界哨位移到麥克馬洪線以南的有爭議地區。他們繼承了這塊佔領來的土地。中印邊境的西端更不明確,既未劃定,也未撤銷原劃定的邊界線。在印度的英國總督曾提出過三種不同的方案,這三種方案又演變出11 種不伺的計劃。1954年,印度根據尼赫魯的指示,採取早先英國總督提出的邊界方案中最為激進的方案,聲稱對喀喇崑崙山以外直到崑崙山脈,包括阿克賽欽(AksaiChin )或稱「白石沙摸」在內的區域擁有主權,儘管印度巡邏兵從未向北深入到如此遙遠的地方。印度發現中國在1956年至1957年間,已經修建了一條750 英里長的公路,由莎車( YarKand )穿越阿克賽欽到喀托克(Cartok),把西藏和新疆連接起來。1 西藏和中亞商人一直在利用這條惟一可以通汽車的公路。印度人或印度政府的代表從未到過這一地區,印度在1958年才對這一地區提出正式的主權聲明。
1 指新藏公路。——譯注
  雖然這些問題懸而未決,但在50年代,建立在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之上的中印關係「親如兄弟」。尼赫魯是不結盟運動著名的政治家;印度同共產主義中國競爭,要引導亞洲的發展。兩國的福利和發展都不依賴被上帝遺棄的喜瑪拉雅山脈和崑崙山脈群山峻嶺中的雙方邊界。它除了成為尼赫魯和全印度愛國主義表現的焦點外,再也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當這一問題提出時,其最根本的戰略意義在於,由於北坡較為平緩,中國能把公路修到聲明的邊界,而印度處於喜瑪拉雅山脈陡峭的南側,汽車開不到邊界。

  馬克斯韋爾指出:「到1958年,帝國時代留下的中印邊界兩邊的無人地帶都被佔領了,雙方出於戰略和實際的考慮,都把居民從這一地區撤走。」中國認為雙方對邊境問題有爭議,但尚未明確劃定,因此需要談判解決。中國願意將接受尚未承認的麥克馬洪線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因為印度人已經在那兒了,而印度也應根據同一精神,接受中國對阿克賽欽的主權。這是中國一貫堅持的原則,它涉及不到神聖的祖國領土問題,因為在阿薩姆喜瑪拉雅和喀喇崑崙山區,從未有中國人居住。問題的關鍵是,雙方都必須作出讓步。
  但在印度方面,問題可沒有這麼簡單。中國進駐西藏,鎮壓西藏暴亂分子,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尋求政治避難,然後指控中國在西藏進行大屠殺……這使新德里的政治氣氛變得異常燥熱。對周恩來提出的談判建議,尼赫魯回絕說,印度的邊境早已明確,不需要再舉行談判。周恩來建議,在舉行邊界談判時,可以接受雙方爭議地區內的現狀,但尼赫魯玩弄辭令,同意維持「現狀」,可中國必須回到修建阿克賽欽公路以前的「現狀」,並從所有印度聲明擁有主權的地區撤走。因此,尼赫魯所謂的「現狀」,實際上是指「現狀前」。尼赫魯對新德里反對黨所提的意見置若罔聞,而且他的默武主義叫囂愈演愈烈。不久,他就聲稱,在那些19 世紀英國總督提出的幾乎為人忘卻的、無效的邊界方案中劃歸印度的領土,「從歷史上看一直是印度的邊疆」,而且「不用和任何人談判」。中國確實想佔有喜瑪拉雅,它是「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文化、血液和葉脈」的一部分。中國「據傲無禮,炫耀武力,使我們只能默默忍受」。中國是想欺負印度,和中國談判就意味著退卻。
  尼赫魯進而聲明,事實上邊界早已確定,「現在的邊界已有近3000年的歷史了」。
  這些強烈的辭令,不免有點自相矛盾。1959年8 月9 日,尼赫魯說西部邊界從未明確過,但到11 月,他聲稱「任何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承認,印度這一具有傳統和歷史的邊界,近2000年來一直與印度的文化和傳統緊密相連,並已成為印度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些華麗辭句的效用是使外界相信中國確實像西方世界認為的那樣,極具侵略性。但最糟的是,印度總理自己也被蒙騙了,他把中國人出現在阿克賽欽看成是侵略,因而決定要採取行動。結果,他採取了「激進策略」,從1960年開始派印度巡邏隊到中國佔領的阿克賽欽地區建立流動哨,破壞中國人在該地區的正常活動。馬克斯韋爾指出一個極為有趣的相似之處:印度對付中國人的策略,事實上與印度以前用以對付英國人的非暴力、消極抵抗和不合作主義的策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印度這次不是市民的非暴力抵抗,而是派武裝軍隊來實施。他們要迫使中國人退卻,如果中國人動用武力,就會像英國人在印度一樣引火燒身。
  對那些印度軍隊中的職業將軍來說,這一策略非常危險、荒唐。在中印邊界東、西兩端,中國方面有供給線,可用汽車為邊界哨卡提供給養和增援部隊。相反,印度軍隊新建的前沿哨卡,根本沒有公路為其提供給養。所有供給,包括水,都得空投。那些在海拔14000英尺或15000英尺以上巡邏的部隊,需要配備高原用具,但他們常常連防寒棉衣都沒有。印度的巡邏兵只能披著毯子、背著彈藥去巡邏。
  面對氣候條件的惡劣和邏輯上的荒謬,印度軍隊直到1961年底仍裹足不前。後來,尼赫魯改用政治將領統帥軍隊,他的策略才得以貫徹。這些政界人物對軍隊毫無經驗可言,印度軍界指揮權的政治化,使本已處於劣勢的印軍,在指揮上更顯得無能和愚蠢。
  1962年,印度實施激進政策,加速了印度的最終失敗。印度在其聲明的邊界上設立哨位,雙方軍隊嚴陣以待,形勢十分緊張。印度這時仍拒絕談判。周恩來重申他的主張,建議通過談判解決邊境問題,在談判期間,雙方均後撤20 公里,直到外交官發表談判聲明。這些都被尼赫魯政府拒絕。印方斷言,它做出的單方面聲明是不容談判的,同時又向世界宣稱,印度邊防軍正在抵抗中國的侵略。邊界武裝衝突開始出現,但中國一直忍讓,沒有反擊,儘管中國軍隊的裝備要比印度軍隊精良得多。
  印度的政治家向那些將領保證中國人不會還擊,並會被迫後撤。「當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新聞界看到,印度對其所認定的中國的侵略作寸土不讓的勇敢鬥爭時,都在為印度吶喊助威。」
  到1962年8 月,印度在中國前哨的槍口下,在中國聲明的中國境內,建立了40 個哨卡,每個哨卡有12 名至40 名士兵把守。這些士兵只靠空投,孤立無助,成了「在新德里的尼赫魯及其文武官員斷言中國決不會反擊的人質」。然而,尼赫魯把印度用武力而不是通過談判迫使中國撤退的危險的冒險行動,說成是印度清白的抵禦行動,因此,若有任何讓步的跡象,便會立刻遭到新德里官員們的反對。尼赫魯使自己陷人絕境。印度派25 閱名身穿夏裝的士兵,攜帶武器,跨過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高原關卡,進玫山脊上修築牢固的中國地堡,武裝衝突由此暴發。許多印度將領都反對這種近乎自殺的行動,可那些政治將領握有指揮權。例如,從簡易機場給海拔15500 英尺高的哨卡送給養,需要一個搬運工爬5 天大山,來回就是10 天。這樣,他背送的東西除維持自己生存的食物,幾乎剩不下什麼別的。在麥克馬洪線以外的2500 多名士兵中,只有二三百人有冬衣和帳篷,誰也沒有斧子和挖掘工具,更不用說重武器和充足的彈藥了。他們受命發動一場小規模的進攻,但10 月10日中國軍隊就把他們趕了回來。
  中國軍隊反擊印度軍隊在麥克馬洪線以北的進攻,在新德里掀起了戰爭熱潮,而且使新德里欣喜若狂。周恩來提出的雙方都維持現狀、舉行談判的建議,再次被斥為侵略。尼赫魯說:「中國的建議意味著(印度)靠乞求一個狂妄自大、富有擴張主義的鄰國的憐憫而謀求生存。」他開始接受美國、英國和蘇聯的軍事援助。馬克斯韋爾說:「人們幾乎忘記,印度軍隊實際已開始採取進攻性行動。印度政府拒絕了中國指出的和談要求。」同時,中國軍隊擊退印軍後,開始修築公路,支援前線陣地;而印度軍隊則分散在各個無防禦設施的兵營裡,仍然相信中國人不敢進攻。
  11 月17 日,中國軍隊再次發動反擊,並在3 天內擊潰東、西邊界上供給極差的印度軍隊。許多勇敢的印度士兵死在哨位上,幾個月後,屍體都冰凍了。印度政治將領的行動像無頭蒼蠅一樣,使印度軍隊遭到徹底失敗。1962年11月21 日,中國單方面宣佈停火,並在西端逐步撤到實際控制線以後20 公里處,在東端撤到麥克馬洪線以北。這樣,他們3年來一直提示的邊界要求,得到了滿足。
  但印度政府一方面事實上接受了停火,一方面又公開反對談判。它的激進政策失敗了,損失了二三千印度士兵。但「不談判」仍是印度的政策。「在邊境衝突問題上,外界幾乎一致認為是中國無故入侵印度,這更證明了人們對中國的印象,即北京遵循一種冒險的、沙文主義的外交政策。」中國贏得了戰爭,而印度底得了世界輿論。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描述了印度的無能,許多印度和國外的觀察家通過對印度的研究,最後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馬克斯韋爾描述中國人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富有情理,與後來證明的沒什麼兩樣。中國的談判者有很多談判方式。周恩來願意為阿克賽欽公路和麥克馬洪線進行談判,這和在朝鮮板門店談判桌前時,中國軍隊毫不妥協的軍事行動,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們從中印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國處理中印邊境問題和處理中美關係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國在與印度交界的邊境上集結大量軍隊,在不能通過談判合理解決邊界問題時,便只有用武力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但做得並不過分。而在台灣海峽,中國的軍力不足以與美國第七艦隊抗衡,因此,中國不能用武力實現對台灣的要求,而只能用強硬的措辭表達其強烈願望,有時還不得不承認或譴責一些不合人意的狀況。
  把台灣作為邊境爭端,必須從兩個不同方面加以分析。其一是在法律程序方面:「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成為國家的主人,擁有台灣的主權。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呢?美國支持台灣獨立,在北京看來,這是繼承了帝國主義時期的傳統。我們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台灣自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控制下,一直和大陸分離,已達50年之久。1950年以後,台灣又處在美國海軍的保護之下。
  因此,消除舊的帝國主義殘餘,一直是北京的一項原則。我們可以注意到,北京要求重新就由英帝國遺留下來的麥克馬洪線和中緬邊界進行談判,以便消除其帝國主義成分,儘管1960年中緬協定和l962年中印邊境戰爭,都使中國接受了最初由英國人建議劃定的邊界線。至於台灣問題,一般人認為,中國只是在形式上讓世界承認中國人的主權。北京和台灣都力爭這一點,雖然雙方仍在爭執由誰統治整個中國,卻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二是事實上的關係問題。很清楚,台灣作為一個海島,60 多年來在政治上一直獨立於大陸,這種狀況也許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這是因為除北京之外,還有許多方面對台灣感興趣,其中包括台灣族的中國人,他們在1400萬總人口中占1100 萬之多,在數量上大大超過控制國民政府的大陸來的中國人。美國公眾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也許都同情台灣中國人要求自治的要求。日本和美國在台灣有其戰略和經濟利益,可以預測,日本在台利益會與日俱增,而美國的在台利益會相對減弱。
  如果台灣獨立於中國大陸在將來能成為事實,那麼,如何解決台灣自治和中國要求收復台灣的矛盾呢?如果有何解決辦法的話,答案便在「自治」一詞中。在中國詞語中,自治一詞的內涵很廣,可以指中央政府對自治地區的各種不同程度的控制。
  20年前,中國在與印度邊境衝突中的表現表明,我們對中國法律和道義上的要求以及中國的實力,都必須予以重視;周恩來的談判者們對實際要求很靈活,例如,他們能在談判桌上接受帝國主義者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只要這不構成一種戰略威脅。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只要台灣不再構成一種戰略威脅,台灣自治只要不損害中國主權,在某種情形下,是會被接受、容忍的;但如果台灣在邊境地區仍是一種軍事威脅,中國仍會以猛烈、短促的邊境戰爭方式來解決,只要中國自覺強大到足以這樣做。簡言之,中印邊境衝突表明,中國的擴張主義是反擊性的,並不是主動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魯那樣自尋事端,就會遇到麻煩。
  此篇評論的是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所著《印度的中國戰爭》(倫敦,J·凱普出版社,1970年;紐約,四角叢書出版社,197l年),發表於1971年4 月22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是中國挑釁嗎?》。
16 毛的對外策略與尼克松初訪北京
  [歷史學家會斷言,我們與北京接觸並不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倒是我們如此長時期地延誤了這種接觸。從1950年到1971年,華盛頓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國的人還多,雖然後者離我們更近,人丁興旺,旅途也更為安全、省錢。我們堅決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致尼克松說出「人民共和國」一詞,就成了頭版新聞。然而在這之後不久,一個來自美國桑塔莫尼卡,留著過肩長髮,穿著紫色喇叭褲約小青年突然出現在北京,向神奇人物周恩來問道:「你對嬉皮士有何看法?" 
  強權政治集團的統治時間很少超過一代人。19 60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中美關係緩解就已在醞釀之中。中國統治者2000年來已習慣於利用一個強大的異邦來抵禦另一強鄰,中國好幾代學童都在學習「三國」中的謀略,就如在具有擴張性的西方,學童常被灌輸愷撒大帝征服高盧的業績一樣。]
  1971年,北京正處於兩大強國的對峙之間,我們也是如此。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蘇聯、美國一樣,是一個核大國。緊張的中蘇關係需要強有力的美國加以平衡。在美國和日本看來,中國是西太平洋地區的大國,重視台灣的地位,關心台灣以北大陸架石油資源的開發、日本的裁軍和對日貿易以及與日本和美國有關的類似問題。
  所有這些,都促使北京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同美國接觸,加入聯合國,但北京歷經艱辛才做到這一點。
  50年代,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中蘇同盟的保護下發展,後來毛主義變得愈加民族主義化和激進,並試圖通過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馬上實現工業化。這時,中蘇同盟出現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蘇裂痕隨著雙方的激烈論戰日趨擴大。北京決定獨自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國支持世界各國特別是亞、非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向他們派出文化團體,舉辦展覽,提供軍事援助和顧問。1965年9 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論人民解放戰爭》的講話中,系統闡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場、反對兩個超級大國集團的理論。林彪元帥把中國革命的經驗推向世界,認為中國革命的模式可以運用到佔人口2/3 的不發達國家和區域,進行反對工業化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
  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是「農村包圍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體實施這一策略,中國並沒做出書面的指示。中國主張,人民革命必須獨立自主,這意味著中國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須由各國人民聯合起來,爭取世界革命的勝利。這並不是希特勒那樣的擴張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國古代諸侯國與北京的附屬關係——中國是各國的模式,各國都自願跟隨並受中國領導。中國是在其外交關係處於低潮時為各國人民革命提出這種「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張的。1965年2 月,美國開始轟炸北越。雖然美國保證不侵犯中國南大門的北越領土,但實際上人民共和國為不能保護歷來是中國衛星國般的鄰國,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國一直試圖組織召開除蘇聯之外的亞、非大會。1965年6 月,這一努力失敗了。接著,在10月,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政變流產,導致大量親北京的印尼共產黨員被殺。簡言之,1965年中國試圖領導世界革命的努力屢遭挫折。這一切使中國轉向國內事務,並開始集中精力發動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後在嗚咽中結束時,它使經濟明顯處於停滯狀態。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體制,復活了革命,在政治中注人新鮮血液。但最後平息事態的是軍隊領導,軍隊控制、管理著全國。1969年4 月,第九屆黨代會最終確認中國經濟處於停滯狀態,決定再次著重抓經濟建設,並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國外。北京是在先獨自領導第三世界,隨後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斷聯繫之後,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來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北京精心策劃的人民外交會拋棄通常的顛覆計劃和強硬的討價還價。許多美國人急於從越戰的泥潭中解脫出來;尼克松政府也為與北京接觸做好了充分準備。這一切表明,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已經成熟。尼克松訪華僅是一個開端。
  1972年2 月,尼克松訪問北京。讓我們站在中國的角度來歷史地觀察尼克松的訪華。國家首腦互訪是中國的老習慣。北京作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歷史,幾乎每年都有外國君主或使節來訪,就像冬至、秋分一樣有規律。這些來訪的外國君主和使節當然各有目的,大多數是來獻禮以求在貿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來尋求對其國家合法化的承認,還有些是來請求軍事援助,很少有吵鬧著來討債的。
  有些君主則是不情願來的,如15世紀初的滿喇加國國王。還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順治皇帝。但不管怎樣,北京之行總是富有特殊的韻味,有種令人難以忘懷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隨行人員當然不知道這麼多,他們踏上了前人多次走過的旅途。

  沒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禮。1793年,馬克特尼勳爵曾拒絕行這種禮(儘管尼克松比馬克特尼勳爵瘦多了,磕起頭來更方便)。毛領導的革命一直致力於消除不符合現代生活的舊習俗,但中國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為能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做到自給自足而感到驕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實上,到北京一遊的魅力之一,就在於它仍是另一個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關心道·瓊斯指數、裙子的底邊、年度冠軍棒球聯賽或下屆總統大選。任何一個人只要在這裡住上很長一段時間,就會發現自己被同化了,逐漸適應了另一個世界的事物,同時也接受了另一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觀念(如不提倡個人主義)。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不長,沒有感受到文化差異的衝擊或被中國化,但中國人務實的觀點使他深有感觸。儘管這種觀點有其前提條件,可還是很理智的。它對人性有深刻的瞭解,強調自律,願將短期利益服從長期利益。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於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領們所必需的方法。近期發生的事,當然有其影響。在越南的美國軍隊完成了從西貢撤回舊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從華盛頓到北京的和平之旅,無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國和我們一樣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之中。美國的報界和司法機關現在還在引用始於乾隆末期時代的人權宣言,同樣,周恩來在接待外國來訪者時,也在沿用中國以往慣用的原則。外國訪問者是國家的客人,必須像別的客人一樣遵守一定的禮節:不能在爭論時用手指著主席的鼻子。這可與尼克松當副總統時與赫魯曉夫主席的爭辯不同,尊嚴優於主張。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國家的禮賓儀式也能反映出國家的社會秩序。無論尼克松的訪華是確立了中美兩國的關係,還是被一種「人民外交」所覆蓋,這次訪華確實強調了他個人對和平的渴求。他的訪華是負著使命而來,必須實現諾言。
  這樣的訪問當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和談判。清帝國與塔夫脫當政時的美國做生意時,在北京的西方達官顯貴們沮喪地發現,許多詞語在譯成中文時都走了樣。「個人自由」(Liberty)被譯成「特權」(License)。即便在今天,「自決(Seif-detemaination)和「主權」(Sovereignty)在中文裡是什麼意思?兩者的關係如何?17世紀的俄國大使們一直就叩頭長期爭論不休,因為它直接影響到基本的國家體制。中國現在的國體大不相同了,確是一種新體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發展。其主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給「美國資本帝國主義」留了空間,但不能把榮譽歸於客人。
  可以這樣講,對一位美國總統來說,訪問北京的路途是最長的,準備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發表於1971年4 月18 日的《紐約時報》,題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機已成熟》;其餘部分發表於1971年7 月19 日的《華盛頓郵報》,題為《中國的舊俗:接納了千年帝王的北京》
17 解決「一個中國」的難題
  [儘管以下對台灣問題的分析和對策早在1979年我們彼此承認之前3年就已進行,然而,事實證明這種由歷史造成的關係的主要結構是有效的。文章發表於1976年9 月。] 
  美國的中國政策建立在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協定之上,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都能看出這是個不切實際的聲明,因為它闡述的只是個外交概念。稍經思考即知道,由於北京和台北都宣稱自己是惟一的中國,它所代表的是兩個相對立的概念。華盛頓兩頭為難,進退維谷。要從這些極不平等的競爭者即中國的各黨派中解脫出來,第一步先要看看我們是怎樣陷人這種困境的。
  美國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 多年的歷史。1844年,我們的第一個條約維護了大英帝國在1840年至1842年鴉片戰爭中獲得的全部特權。在此後一個世紀,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成為中國變革的動因,幫助促進了偉大的現代中國革命。1943年,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正式廢除,那時,我們已作為對日宣戰的同盟國而深深捲入到中國的內部事務之中。自1954年以來,同台灣當局簽定的安全條約,把我們置於在尚未結束的中國內戰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願意與否,美國人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比我們所普遍認識到的更為緊密地捲入到中國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華盛頓與北京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已經為時太晚。顯然,1960年中蘇決裂以後,只有共和黨右派領導人才能結束由於美國同中國革命相隔絕而帶來的災難。採取這一行動的主要動機,是希望美國在同中國和蘇聯的三角關係中保持平衡,這樣,蘇聯就不能成為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中間人了。1972年2 月,尼克松、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其非同一般的功績,在於揭示出雙方的分歧點和一致處。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確切期限尚有未確定。
  大陸與海上中國
  總的來說,現代中國革命包括兩個主要區域,可稱之為大陸中國和海上中國。今天的大陸中國是一個由擁擠在可耕地上的農民組成的國家,它繼承了中華大帝國由首都的官僚機構管理政府的傳統。這是一個忙著使自己現代化的農民的官僚帝國。
  海上中國較為年輕,然而它的歷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紀年的開始。中國的商人、帆船來往於東亞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裡,他們留下了可觀的有關貿易和與東南亞交往的記錄。這些打了隔離艙、很適於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許多領域中一樣,中國人也是航海技術的先驅)早在歐洲的船舶到達之前就已航行於澳門、廣州到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個進人中國的葡萄牙人,就是通過這些中國帆船的貿易航線進人中國的。那些經常到東南亞並最終相繼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在主要港口發現了中國的商會。
  海上中國在歐洲殖民勢力到來之前就已經存在,這種源於中國南部的海上傳統,當然與大陸中國的傳統有很大不同。在對外貿易上,私人企業是基本成份,冒險投資是必要的,商業核算必須占主導地位。
  總之,海上中國的發展,是歐洲在東亞擴張的一個縮影,它自哥倫布時代以來,不斷在全球擴散,並且仍然主導著西方對現代歷史的看法。中國人在航海和海上貿易的能力如此之強,以致14 世紀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險船去印度並跨越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和非洲時,比因成功繞過好望角而開創歐洲航海新紀元的第一批歐洲人早了幾乎一個世紀。如果中國願意,可以早在歐洲人之前就把整個東南亞變成殖民地。中國並未這樣做,因為海外殖民地對統治大陸中國的官僚們沒有吸引力。中國北方的政府對海上貿易不感興趣,他們全神貫注於對付來自亞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脅。
  歐洲殖民主義者從彼此競爭的統治者商業式甚至海盜式的貪婪中,初次嘗到了苦頭。這種極度的貪婪,使中國朝廷感到震驚,中國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輕商的觀念,而且認為貿易應由政府官員來掌管。明、清兩代的統治者,都曾徒勞地禁止過對外貿易,並且封閉海岸以杜絕沿海的海盜活動和異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 世紀,台灣成為中國探險家鄭成功勢力範圍的大本營。18 世紀,廣州成為對歐貿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後,英國人的槍炮逼迫通商口岸開放,海上中國的發展有了更大的空間。掌握外商對內貿易和對外貿易的買辦,很快成為其職權範圍內的中方商人,現代商業和金融階層出現了。這種發展雖然被對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權所減弱,但它的確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廣東人成為東、西方偉大的中間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導下向加利福尼亞遷移的中國人,主要來自該地區。中國第一個職業革命家孫中山就是廣東人,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最初也是在這裡取得的成功。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也是廣東人,他在19 世紀70年代成功地把在雙邊文化中起到先鋒作用的中國教育代表團帶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過訓練的年輕人大都是廣東人。
  今天,廣東又一次主導著中國的對外貿易。海上中國己成熟,它現在包括英國殖民地香港、新加坡共和國、台灣和數以萬計的在吉隆坡、檳榔嶼、曼谷、馬尼拉、科隆坡和其他地區的華裔,他們將其忠誠奉獻給了東南亞新獨立的國家。在所有這些地方,中國商人和企業家的經濟發展之路,與日本、韓國和那些具有孔子倫理背景的東亞國家相似。
  就其結果而論,這是一次比大陸中國的一切經濟活動更具有說服力的經濟革命。在為美國和西歐所熟悉的家庭的或合作企業的基礎上,它預示著沿海地區將聯合起來加人到國際貿易社會之中。海上中國的人口可能只有2500 萬或3000萬,而它在國際貿易中的活動能量,曾一度超過擁有10 億多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一的思想

  台灣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其經濟是「海上中國」的一部分,但它的意識形態卻仍然是「大陸中國」的。我贊成一個中國的概念,這是2000年來所有大陸爭權者的主要思想。在這2000年裡,至少有1 / 3 的時間,中國實際上存在一個以上政權或有組織的城邦。然而,統一的思想——所有炎黃子孫統一在由天子領導的惟一朝廷之下——一直被奉為最終的政治目標。在其餘2 / 3 的時間裡,這種思想得以實現,這就更加強了上述思想的說服力。
  如同以往的年代一樣,中國在20 世紀以避免內戰和軍閥掠奪的方式體現出對統一的渴望。1912年,中國避免了日本人的入侵,使統一得到暫時維持。1928年,中國以極大的自豪和喜悅取得國家的統一。蔣介石畢生致力於國家統一的事業。儘管20 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統一是不完整的,但統一中國,並使其強大到足以抵抗帝國主義的鯨吞蠶食,是蔣介石的畢生信念。因而他的台灣政權30年來一直把統一的思想作為政治信仰,重申其光復大陸的決心。
  最高統帥之子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政權,出於父子關係上的忠孝,在道義上有責任按既定方針辦。台灣共享著東亞經濟起飛的奇跡,但仍未擺脫大陸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這是一個陳舊思想與現代實踐並存的奇特例證。
  更重要的是,台灣所持一個中國的思想使其處在一種同人民共和國保持內戰狀態的位置。中國盟友那不可根除的、帶有宗教成分的成見,橫阻在想從中國內戰中擺脫出來的美國人面前。
  假如蔣介石的自傲和對理想的忠誠允許的話,在20 世紀50年代初,國民黨政權只要放棄對大陸的要求,就可以合法加入聯合國而成為其一個成員。這種做法是建立在民族自覺的基礎上的,不受西方思想的干擾。然而,過去30 多年生活的事實表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根本就不認同這種做法。台灣朋友仍然要求我們把其作為與人民共和國勢不兩立的朋友來支持他們。甚至在今天,「兩個中國」對北京和台灣都是個雌醒的詞兒。
  北京在這個問題上也沒讓我們輕鬆多少,他們在日常口號中反覆強調,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決要收復台灣。這是我們可以理解並必須慎重對待的。北京的統治者在清除爭權者方面沒少費力氣。明朝的永樂皇帝甚至派出遠征隊出海搜索那些申請留居海外的逃難者。清朝康熙皇帝在一次大的內戰中肅清了明朝的倖存者,而且在台灣獨立40年後,又收復了台灣。剷除奪權者對北京來說一直是必需的合法行動。
  自帕特裡克·赫爾利和喬治·馬歇爾斡旋於重慶和延安以來,我們參與中國國內戰亂已超過30年。顯然,從1972年起,我們只有形式上的地位,中國內戰中彼此爭權的黨派之間的問題,該由他們自己解決,而沒有我們什麼事。然而,歷史還是把我們扯了進去,我們同台灣於1954年簽訂的雙邊安全條約,表現出與激發我們早在19 世紀介入中國人生活時就有的、美國人對貿易和接觸的興趣。那時的海上貿易世界屬於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而今天的海上貿易世界則屬於跨國公司與新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者對此繼續表示痛惜,而有時又要與它們競爭。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正在向新的事實讓步。
  那我們該怎樣處理這兩個相對立的矛盾體呢?保知想想,「一個中國」的原則只是為巧妙地操縱那些單純的野蠻人而使用的中國古老謀略中的一個。我們的關係如同小說中的三角戀愛:每位小姐都說「只愛我一個」,並要我們拋棄另一個。基於這一點,在1 / 4 世紀裡,我們否認了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同越南關係緊張。此後,北京希望我們徹底反過來,否認我們長期的盟友和被保護者的存在。但美國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滿足每一個中國政黨。
  構想的使用
  從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間,台灣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國共產黨接管大陸時,才處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指出這一點對於「一個中國」的神話,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義者儘管沒有發展台灣的文化生活,但發展了它的經濟,美國此後的援助,也扶持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總之,來自中國大陸的內地人還有台灣人所開辦的企業,創造出現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國際貿易中的生產能力。作為海上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因其高度資本化和出口型的工業,已變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陸社會所同化,實際上是消化不了。
  至於台灣的獨立,除了從未以國民黨政府實際替代者的面目出現過的地下台獨運動分子外,沒有哪個中國人會支持這種想法。中國的愛國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國的國土。台灣獨立不僅會使北京一華盛頓的和解惡化,而且也是對北京的公然挑釁,對此,北京絕不會漠然處之。總之,來自太平洋彼岸與中國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國人,即使在幫助製造一個並不統一的局面時,也不得不接受中國傳統的關於中國統一的思想。
  這就迫使我們借助於一種構想。我們無力使台灣回歸到大陸的控制之下,因為台灣是一個能獨立生存的政體,它裝備精良,經濟發達,並且積極而堅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殺這樣一個政體將是徒勞的。由於我們用不著把「一個中國」當成我們政治信念的基本條款,所以我們沒有義務打破台灣同大陸的分裂狀態,但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同台灣的長期合作,在道義上我們頗有責任使它維持下去:對國民黨政府約半個世紀的承認(自1928年)以及對海島王國l / 4 世紀的支持(自1950年),產生了思維的延續性和不能擺脫或是不能輕易丟棄的友誼的紐帶。台灣社會畢竟是我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過貿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徑,同我們越發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我們有許多相同的觀念和憲法機構,破壞這種關係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們同幅員遼闊的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在外交、貿易、旅遊和互派科技代表團方面獲得穩步發展。北京接待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公民(其中2 / 3 帶有中國血統),安排他們做為期幾周的遊覽。放棄同大約占世界人口1 / 4 的人民進行交往,是不負責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這個政府具有核威懾力。沒有北京一華盛頓的合作,人類未來的和平將難以保證。當然我們對蘇聯也表示關切。至少,我們要使同中國的接觸同與蘇聯的接觸程度相等。
  正常化
  幸運的是,北京與台北在台灣歸屬問題上的興趣有所不同。中蘇關係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時,與美國的分歧就成為次要矛盾——包括美國在台灣的插足( 「佔領」)。事實上,就現實政策而言,美國在西太平洋的繼續存在,是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維持穩定(即抵制蘇聯的擴張),且不觸犯中國的長遠利益(如對台灣的主權)。這樣,北京理論仁的長遠利益就與台北實際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們也就可以從夾縫裡溜過去。
  以上考慮把我們引到了「正常化」的來龍去脈上來。讓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把我們的政策作一區別。既然接受「一個中國」的理論,那我們除了以協定的形式承認北京對台北享有主權外毫無辦法。如果像中國人那樣做一個現實主義者,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接受過去80年的既成事實,即台灣有一個游離於大陸的政府,我們姑且稱之為自治,而且看起來無論我們怎樣做,它都會長期保持這種狀況。基於這點,我們可以斷定,北京對台灣的主權是一種延期兌現的主權。原則上,我們任何時候都承認這種主權,而實際上卻徒有其名。至於我們的經濟關係,如果我們對北京的承認使其在同美國的貿易上獲得最惠國的地位,那麼在「一個中國」的信條下,我們可以推斷,這種最惠國待遇同樣適用於台灣。這樣我們在處理同北京關係的其他方面時,只要是在「一個中國」的名義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張給台灣以平等待遇。當然,有許多法律程序需要解決,以便使台灣的貿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續下去。然而,這是美國人的事,它關係到我們所制定的規章制度,但法律的圓滑能使我們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就是所需的結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貿易使團變成大使館,而把在台灣的大使館變成貿易使團,這種日本模式為我們鋪了路。日本的經驗為我們樹立了調整法律一經濟程序的榜樣,在1972年通過有關三方間的艱難協商才找到這樣的解決辦法。法律的構想使日本在台灣必要的領事功能繼續得以執行,並使其在台的貿易、旅遊和繼續投資成為可能。
  當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條約,而我們針對台灣的軍事部署才是問題的關鍵。台灣的安全及我們為台灣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對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們的防務承諾保障著日本的發展。
  按照1972年尼克松一周恩來的聲明及以後的允諾,美國答應削減和從台灣撤回美國軍隊,但並未提及在菲律賓和沖繩的美軍基地。從蘇比克灣到台灣並不很遠,而且美國單方面聲明將保護該島不受攻擊,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國的義務不再是保護一個已不承認的政府,而是保護一個區域,同時還要避免觸犯北京有關主權的思想,我們單方面允諾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穩定」。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應以盡可能少的官方意識來理解,我們認為,如果有必要,第七艦隊仍會巡護台灣海峽。
  同北京進行艱難地或許是非正式地商討,也許能解決向台灣軍隊提供軍援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向半個世界提供武器的國家,通過第三方或其他途徑對台灣進行某種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法律構想必須相當成熟。我們可以要求,在承認「一個中國」的條件下,有權向駐京使館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領事。或者,我們讓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對其附近的島嶼享有管轄權。我們早先同中國做生意的商人,充當了以商業利潤為報酬的領事。國際法中有許多在特殊環境下產生的特殊解決方法。
  這種正常化的設計,把我們從在一場尚未結束的內戰中疏遠一方的境況中解脫出來。它不會解決北京和台北間的軍事對抗,而我們那份雖經掩飾卻是真正保護台灣的承諾,仍會使我們介人中國的政治。但更明確地承認「大陸中國」的存在,不再充當中華帝國古老的「一個中國」神話的奴隸,將是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它使我們能自如地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雙方共同關心的關係全球生存的議事日程進行磋商。台灣的穩定相對於更大的目標,只是一個開端。
  所有必要的能解決我們繼續保持與「大陸中國」以及西太平洋上「海上中國」關係的創造性的安排,應以一種務實的和不給人難堪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必要的法律構想,相對祟高的政策、原則而言,是低層次和次要的,只是給雙邊關係帶來了某些方便。我們同北京未來的關係,應以北京所得到的具體好處來說明其正確性。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將證明,徹底放棄同台灣可能保持的關係是值得的。不管法律構想是否可行,沒有誰能威脅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或中國人民的長期利益。我們老是把它們的存在解釋成一種對「一個中國」偉大理想的必要反應,而這並不是一個可操作的事實。
  有一點是基本的:從正常化退回來,將是向上個世紀潛伏著可怕戰爭危機的帝國主義的倒退。說得實際點就是,雖然我們承認「一個中國」的思想,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一方,即北京和台北的中國朋友所提出的「一個中國」的要求。如果我們永遠不能從中國的內戰中坐收漁利,那就必須在北京為台灣安置的自主權(延期的)和台北的自治權(有限的)中選擇其一才能得以解脫。這樣才能保持西太平洋的穩定。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1979年,華盛頓——北京關係正常化,正巧在這一年,中國人開始揭露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真正令人戰慄的罪惡。
  我們聽到過有關那個年代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的迫害、折磨及破壞,但形勢的變化已經改變了反毛主義者。最新的、有價值的研究報告促進了國外的研究工作,使我們能更詳盡、現實地瞭解人民共和國發生了什麼。這裡評論的是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的學術著作,他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同時威廉姆·辛頓、凌懇和梁恆也以第一人稱記錄了他們的親身經歷。
1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0 世紀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中華民族的復興。直到19 世紀9O年代,在世界範圍有影響的古代王國中,中華帝國一直是最穩固的一個。這個帝國現在已演變為被稱作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它強加給中國公眾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國公民所享有的那種自由權。毫無疑問,舊中國對專制主義實行了某種限制,但這種限制在復興的國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確定。現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正在減弱,而且已從報紙頭版中消失。學者和記者正對毛在這場革命中的專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生活質量,作出成熟的判斷。許多中國人就像遭龍捲風襲擊的倖存者一樣,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麼打擊。但至少在目前,一連串的回憶以及與局外人較輕鬆的接觸,使我們對這場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認識。
  早在2O 世紀50年代末,毛的大躍進就使我們,特別是冷戰時期的美國人難以理解。1960年,《中國季刊》在倫敦出版,成為對毛的革命進行學術討論的先驅。《中國季刊》首任主編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花了8年時間,才使這家雜誌出了名,隨後,他又相繼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的皇家國家問題研究所潛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間先是打破繼而又重建他所創建的國家政體的做法,震撼了中華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極為震驚。因此,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與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偉大革命。在這些革命中,政權都被解散,然後又重建。麥克法誇爾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題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此書於1974年出版後,麥克法誇爾作為工黨代表,當過5年議員。他說:「7O年代英國的溫和社會主義,遠不能與中國的空想共產主義相比。」然而,他在議院的經歷,顯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領導人與追隨者、意識形態與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話說——「政客與官僚……良心與妥協」之間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與他撰寫的描述1914年戰爭起因的外交史傑作(這些傑作在通訊極為發達之前是不可能出現的)一樣,使用了大量有關何人在何時、何地說過何話的材料。麥克法誇爾仔細研究了在毛的最後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後來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導致災難的毛主義政策的根源及變遷。世界上尚無人對大躍進做出過如此精闢而又全面的總結。
  毛主席的弱點是,他總想幹自己最擅長的事——發動群眾對現狀發起衝擊。其結果是三幕悲劇: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把中國的許多開明人士和專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l 切刃年的大躍進,使經濟遭到破壞;第三幕是1966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衝擊。毛在1956年後的全面影響,毫無疑問是使中國倒退了,儘管在此期間中國也取得過一些成績。中國共產黨現在也同意這種看法,儘管這使它感到難堪,但這種看法畢竟是正確的。現在當政的毛的受害者們的地位已十分鞏固,完全可以對這段歷史作出判斷。
  麥克法誇爾先生對中國的決策過程,作了專門而廣泛的剖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十分繁忙,總在各地巡視,卻不斷相互磋商。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業無力支撐蘇聯式的重工業化,便於1958年初到各地視察,制定了使用中國最大的財富——人力——來取得中國式的突破,實現經濟現代化的計劃。1958年1 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員磋商,隨後相繼到最南部的廣西、廣東,然後回到北京;2 月,毛去東北;3 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 月,毛視察中國中部的武漢和長沙,後來又去了廣東;5 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劉少奇一起正式發動大躍進。
  在這些磋商會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使麥克法誇爾得以持續追蹤其政策發展情況。他發現毛總是處於主導地位,力主進行帶冒險性的巨大創新。例如,公社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剛成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個農戶,不足以動員所需人力修建水壩、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設施。為此,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合併為更大的組織。1958年的磋商會是鼓勵這一作法的,但當時並未替這些組織命名。
  1958年4 月,河南省27 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把所屬9369個農戶組成一個嚴密的勞動組織。同年6 月,毛突然開始要求把公社作為中國的基本組織,把「農業、工業、商業、文教和民兵合為一體,即全民皆兵」。到8 月底,政治局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會議,在經驗尚不足的情況下,把公社正式作為建設中國新農村的多功能萬人大軍。正如麥克法誇爾所指出的,他們完全忽視了這一烏托邦式的躍進「在意識形態方面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影響」。因為這一躍進使中國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產主義世界是史無前例的。莫斯科後來譴責了這種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烏托邦狂熱病,也有國際上的原因:赫魯曉夫於7 月31 日會見毛,兩位領導人未就兩國海軍在中國沿海進行合作達成協議。8 月23 日,毛獨自決定開始對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進行炮擊。此舉加劇了蘇聯與美國之間的對峙,葛羅米柯飛抵北京,在毛放棄收復金門的冒險計劃後,蘇聯人才公開表示願意支持中國。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種子已經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應該自行其是。
  烏托邦主義很快佔了上風。在金門問題上的讓步,被一場巨大的「全民皆兵」運動所掩蓋,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組織民兵。到1959年1 月,中國共武裝了2.2 億人,但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彈藥的更少。同時,人人都享受「供給」制,在食堂吃飯,人人都自願做工,而不需領取物質主義的「資產階級」工資。教育必須與體力勞動相結合,工廠必須與學校相結合,以便培養劉少奇所說的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全國性的狂熱病,在大煉鋼鐵運動中達到瘋狂的地步。麥克法誇爾在書中列舉生動的例證,來說明1958年底席捲數億人的生產熱。在這一生產熱中,連必要的炊具都被扔進高爐熔化;公社的農業生產也像打仗一樣實行軍事化;糧食產量一次又一次翻番〔 其結果是糧食上交定額增加,以致農民自己缺少口糧度日);深耕破壞了土壤。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愚蠢行為,包括消滅麻雀運動。許多待收的農作物只好爛在地裡,因為人們忙得沒有時間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們已明顯看到:生產數字浮誇;大煉鋼鐵運動失敗;農業遭到破壞;農民筋疲力盡,營養不良。麥克法誇爾這部戲劇性作品的高潮是「廬山的明月」,描寫1959年7 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在那次會議上,解放軍的曉將和領導人彭德懷將軍(他從不對毛獻媚奉承)把責任歸咎於偉大領袖。毛實施自衛反擊,把彭將軍打人冷宮。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與這場危機有牽連,他們在毛與彭之間只能選擇毛。其結果是以一種「復興精神」繼續開展大躍進,使這場災難更加複雜,並使其成為1965年後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這一切,根源何在?這種輕率的浪漫主義,不可能調動美國法爾戈、弗雪茲諾或普羅沃這些地區農民的積極性。大躍進是革命熱情的一種奇特的喜悅,這一喜悅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因此人們希望有內容充實的歷史書籍,把它同中國歷史上的先例聯繫起來。遺憾的是,有關中國的制度史仍然不發達,管理國家(政事)的偉大傳統(即官僚們如何慣於組織和操縱民眾)被忽視,歷史學家們現在都紛紛研究社會史,認為這種研究更適合當前的要求。
  從體制和歷史的角度對大躍進作分析,首先必須從研究與經濟有關的歷代王朝史著手。這些歷史著作詳細記載了新政權在統一中國後,是怎樣普遍使用搖役修建大型公用設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盡),例如在農民中實行「均田制」,並把他們組織成相互監督、相互負責的小組。歷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幾十種,其中包括各地的「永豐糧倉」和在邊境上使用兵士開荒屯田。這些方法雖有歷史記載,但卻無人研究。至於在實踐中學者兼管理者的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這一問題至今基本上仍無答案。這些學者兼管理者,代表著統治者無可爭辯的特權,他們通過身體力行,制定取締法規、進行道德規勸和給予應得的懲罰等方法,來組織人民的生活。
  我們知道,毛很讚賞「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史書記載,1368年以後,明代第一個皇帝在宮廷種了許多樹,讓大臣們禮儀性地擊打。事實上,他已變成妄想狂,殺戮重臣,威嚇學者。我想,精通歷史的毛明顯繼承了其許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們的方法,只是毛還有些新點子,做得也更匆忙。
  麥克法誇爾最後列舉了一組可怕的數字,表明大躍進確實建起了重工業,但人力上的代價是巨大的,在農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農業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於大躍進,在大躍進期間多死了1640萬至2950 萬人」。這一災難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為如果沒有毛,就不會有大躍進,……不會有公社,……不會有大煉鋼鐵運動,……不會有大躍進的復興」。精熟歷史記載的政治家會說,這已經足夠了,但史學家也許還能補充說:如果沒有中國古代的帝王專制,也就不會有毛。
  此篇評論的是羅德裡克·麥克法誇爾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躍進:1958年至1960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發表於1984年1 月19 日的《紐約書評》。
19 山西一個村莊的革命與改革
  比爾·辛頓(註:中文名叫韓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國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時,還是個身材高大、開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義」的年輕人。從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畢業後,他給革命的中國帶去了博愛的集體奮鬥精神和技術才能。正是利用這種精神和才能,他母親卡米莉塔·辛頓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創辦過一所進步學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國,為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職務是拖拉機技術員。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個工作組,對北京西南山西省武鄉縣黃土高原上中莊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調查。
  在兩名翻譯的幫助下,辛頓廣泛收集村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經濟變革的情況。村民鬥爭了地主豪紳——地主特權階級,為每個人劃定了階級成份,把村裡的財產平分,以創建一個新的、更公正的社會。辛頓於1953年最終回到美國時,美國海關總署和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出於安全原因沒收了他的筆記。辛頓花了5年時間和一大筆訴訟費,才把筆記弄回來。他後來於l966年出版了一本題為《深翻:中國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的著作,書中描寫的是外國人所能瞭解到的有關中國農民革命最內幕的情況。書中援引了許多人的談話,並對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時,比多·辛頓是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民。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國作為期7 個月的訪問,包括對中莊村的訪問。和以前一樣,他還是共產黨一個工作小組的觀察員。但不同的是,這次協助他的是他的女兒卡瑪。卡瑪十分能幹,天真活潑。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成人。由女兒作翻譯,比爾·辛頓的採訪記錄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許多內容是相互矛盾的」。

  他根據這些筆記,寫出一部大部頭的著作《深翻》。此書描寫了數十個人物的生活,他們的小計謀、愛與恨、希望與問題等,就像是一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翻身」的意思是轉向新秩序;而「深翻」指「深耕」, 也就是新秩序下所發生的變遷。辛頓的前一部著作基調樂觀,描寫村民經過鬥爭,取得勝利,過上了新生活。而第二部著作卻較為憂鬱,寫村民如何努力想解決村中的問題,卻總得不到解決的情況。它追溯了中莊村村民1947年至1971年的歷史,這23年包括4 個連續的革命階段,每個階段對中莊村的村民都有不同的影響。1948年後開始的第一階段是集體化時期,土地改革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但此舉卻使共產黨面臨一個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允許一部分有膽識的農民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展富農經濟呢,還是讓每個農民都走向平均主義的集體化?毛力主實行集體化。集體化運動分為3 個階段,包括互助組、合作社(在合作社裡,農民按照土地、牲畜、農具和勞動的投入量分配收人),直至最後的生產隊把農民的所有財產都買走,再按農民所掙的工分付給他們報酬。1956年以後,所有地界都被拆除,再也沒有人能認出自己的土地,土地已成為公有財產。中莊村整個村子是一個大隊,下分7 個小隊,其中6 個小隊搞農業生產,1 個小隊搞副業生產,糧食產量幾乎翻了一番。同時,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並禁止向城市移民。此舉使國家容易收購餘糧,並對糧食實行計劃供應。
  中國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在過了一代人之後又引起人們的興趣。鄧小平推行的個人承包和家庭農場等新的「責任制」,目的在於刺激人們的勞動熱情,提高生產效率。但是,現在我們又聽說,村民在拆除集體設施的同時,把所種的樹也砍了,學校的門窗也被偷走。
  中莊村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1958年的大躍進。這是一場調動所有人力以實現農村工業化的群眾運動。辛頓發現,村民對大躍進感到振奮。儘管大躍進未能持久,但在當時卻是一場真正了不起的運動。這種動員勞力修建大型公共設施的做法,不僅僅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傳統,而且是中國為實現現代化而作的一種努力。使用這種方法需要學習電力學和應用力學。
  大躍進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有些做法太過火。猛烈的「共產風」使人們一味追求平均主義,而完全忽略了既得利益或互利原則。不著邊際的浮誇被視為巨大的勝利,政府中的官僚把統計數字誇大到荒唐的地步。更糟糕的是,領導幹部已變得昏昏然,脫離了實際。他們提出各種計劃,並要求別人照計劃辦,但實際上這些計劃只會招致失敗。相互矛盾的指示和過高的積極性,使農民筋疲力盡。最後,他們完全失去了信心。「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最大的災難是說胡話。」接踵而來的是農業欠收和半飢餓狀態。
  此後,中莊村的革命又經歷了60年代的「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把「階級鬥爭」宣傳為必不可少的革命的更高階段,但這種做法未能得到群眾的支持。總的看來,群眾接受繼續劃分階級成分以及由子女繼承「權利」的做法。但劃分成分的標準很不明確,因此無法準確執行。這些整風運動引起了一些個人恩怨,而這些恩怨的根源是地方爭鬥和其他非經濟性質的問題。
  最後一個階段,是1966年毛主席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由於反對新官僚主義者的「階級鬥爭」在上層未能奏效,毛就利用十幾歲的紅衛兵在下層「發動革命」。《深翻》描述了中莊村以及山西全省和東南部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的情況。
  在毛號召「炮打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奪權的同時,官僚們也同樣在動員紅衛兵和部署他們那一派的力量,以便保護自己,同毛杭衡。隨著黨政領導人被趕下台和新人物上台,鬥爭方式也逐步從遊行、集會升級到拳打腳踢,直至使用武器。

  許多地區出現了全面內戰,隨後軍隊也介人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中立的態度。中莊村出現了一個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領導班子,很快這個班子就變得腐化、專橫起來。到1971年,辛頓加人試圖扭轉這一局勢的工作組時,文化革命似乎已快壽終正寢。
  在參加工作組的會議時,比爾·辛頓反映了革命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問題。新建的黨政機構再一次把官僚階層與普通百姓分離開。人們現在可以自由發表意見,但這種權利必須服從壓倒一切和至高無上的集體利益,最終也就是服從由黨代表的國家至上的利益。辛頓還注意到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即嚴厲譴責、義憤填膺和不容妥協的傾向。這些傾向導致了派性,把文化大革命引人災難。辛頓感到吃驚和困惑的是,只要一有運動,一些小組織就會聯合起來,組成兩大對立組織。和英格蘭玫瑰戰爭1 中的情況一樣,這些組織建立在個人間的關係和對派別領導人效忠的基礎上。一派總是把另一派稱為反革命,這是他們的戰鬥口號,也是為處死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所找的借口。同時,人們面對一種巨大的盲從的壓力,想不介入任何一派是很困難的。但是,參加任何一派反對另一派的正義鬥爭,在意識形態方面毫無意義。當然,從歷史上看,這種派性鬥爭源於中國農民生活中村落之間的傳統怨恨。同時,官僚主義繼續提出種種要求。例如,他們命令把溝挖得寬些,實行麥子和棉花套種。比爾·辛頓是位有經驗的農民,他並不欣賞這種做法。套種意味著拖拉機和大車都無法進到莊稼地裡。這樣,農民就必須把肥料肩挑到地裡,因而把地又踩實了,不得不多鋤幾次。這在人力上是極大的浪費。
1 1455—1485,在英國史上,指都鐸王朝產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內證。——譯注
  上級幹部要求實行的另一個策略,是讓家家戶戶都養豬,這一政策耗費了大量糧食。有一陣子,養豬等副業生產曾被斥為「農村資本主義尾巴」,上面還下過把豬都殺掉的命令。自負、無知的幹部儘管缺乏農業方面的經驗,卻發佈有關翻地、栽種、種子和農民的命令,導致無盡的災難。官僚作風威脅著集體化。
  然而,今天,比爾·辛頓仍然擔心,家庭農場的復興和解散農民辛苦勞作的集體化合作,能否適合中國將來的需要。
  「過去,我以為中國傳統的國家機構是為地主階級服務,並保護他們利益的。現在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舊的國家機構已經轉化成一個自主的實體……20世紀的中國革命徹底根除了地主……卻重新產生了基層官僚機構,不由使人想到過去的封建王朝。」
  總而言之,中國肯定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變化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大。
  此篇評論的是威廉·辛頓所著《深翻:一個中國村莊的繼續革命》(紐約,蘭登書屋,1983年),發表於1983年5 月15日的《波士頓星期日環球報》。
20 如何做一名紅衛兵
  數十萬紅衛兵戴著紅袖章從北京宏偉的天安門廣場列隊而過,手中揮舞著毛主席語錄小紅書,他們主要是來自城市中學的少男少女。紅衛兵運動在1966年夏末和秋天發動時,全世界都感到震驚。到1968年年中紅衛兵解散時,他們已經證明自己是一部具有巨大摧毀力的可怕機器。這些青年學生極為崇拜身材魁梧的毛主席,並響應他的號召,從革命中學習革命。他們代表毛主席在中國各地清除社會中所有舊的東西,包括古老的藝術品和舊思想。我相信,從童子十字軍以來,世界上就未曾有過類似的運動。

  在紅衛兵兩年的歷史中,他們的經歷是痛苦的。開始時,他們免費乘火車「長征」到全國各地,每到一處,都贏得友情並享有特權。儘管開始他們是國家及其革命的清道夫與救世主,但他們很快便加入了學校中不同的組織,這些組織很快又分成不同的派別,互相打派仗。他們名義上經管著各種公有企業,取代了黨的領導和城市及工廠的官員。在掌管地方政權以後,他們又對政治產生了興趣。他們之間的派性衝突,又一次從遊行示威發展到拳打腳踢,乃至動用武器。到1968年夏天,許多城市完全被紅衛兵之間的武鬥所破壞。地方上的軍隊開始只是袖手旁觀,當然有時也向紅衛兵們提供武器。後來,他們又奉命制止紅衛兵之間的武鬥,恢復公共秩序。毛傷心地批評那些介人武鬥的青年人,指責他們辜負了他的期望,並開始送他們上山下鄉,從而結束了他們當紅衛兵的痛苦經歷。儘管他們在集體的壓力下「自願」上山下鄉,可離開城市並像農民一樣的生活和勞動,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可怕的挑戰,對許多人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挑戰。毛澤東發動並在開始時領導了這場紅衛兵運動,但運動後來變得很難控制,接著便夭折了。
  一些處在地理位置較好的地方的紅衛兵逃避上山下鄉,跑到了香港和台灣。《蒼天的報復》一書描述的,正是一位參加者的切身體會。此書可能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因為它就像一件謀殺案中出示的證據。這位年輕的作者正介於新、舊之間,而且顯然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包括個人安全、自尊心、愛國主義、幻想的破滅以及希望通過出書獲利。
  這位筆名為凌懇的作者坦露,他於1966年7 月成為一名紅衛兵,在廈門和福州的紅衛兵奪權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他在1966年下半年到過上海、青島、北京、東北、太原、蘭州等地,1967年還在廈門幫助一派反對另一派。1967年下半年,紅衛兵在派仗中使用了武器,各派都死傷了許多人。各派頭頭最後於1968年2 月被召到北京,並被剝奪了權力。凌在同年7 月偷渡到金門島的一個村落,後來到了台灣,寫出50 萬字的回憶文章,又花300 多個小時的時間接受伊萬·倫敦帶領的一個研究小組的採訪。兩者合在一起,便成了一本描寫一位地方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歷的書。在凌的回憶錄出版過程中,發生過兩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這本書從頭至尾把毛及其政治領導貶得一錢不值:小紅書不過是個小玩意兒;見到毛也沒留下印象;對紅衛兵頭頭來說,惟一的問題是他們怎樣才能更多地利用毛,而不是被毛利用。這無疑與歐洲和其他觀察家們提供的證據不符。根據這些觀察家的報道,在紅衛兵運動初期,數百萬受毛鼓舞的年輕人達到了癡迷和狂熱的地步。這種抹殺「文化大革命」理想主義中心動力的做法,顯然只有從台灣的文件裡才能看到。而對台灣來說,內戰現在(或者不久前)仍然是一種神聖的期待。
  有關凌回憶錄的第二件趣事是,書中還加人了一個不大可能發生卻十分甜蜜的愛情故事。這使人們想起一位美國譯者,他在翻譯老捨的悲劇小說《駱駝祥子》(紐約雷納爾和希契柯克出版社,1945年)時,增加了一段離奇的小伙兒娶姑娘的情節。加人這一情節毫無疑問使這本譯著成了美國中部的暢銷書。這位紅衛兵女主人公名叫梅梅,這恐怕是中國女孩子最常用的名字,意思是「小妹妹」。女主人公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少女:高雅、有作為,屬於上等階層,生活極為講究,尤其遵從舊的道德觀念。她與凌熱戀著,此外還要花很多時間到處破「四舊」,而且當時到處發生武鬥、強姦和打傷人的事件,儘管如此,兩人卻從未發生過性關係。這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夢幻少女,只不過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然而,凌對紅衛兵在他家鄉福建逐步掌權的描述,卻是非常逼真、感人,因為從整部著作來看,這段描述無需怪誕的編造。當黨委拒絕用卡車把廈門八中他所領導的304 名年輕人運往福州時,他們便開始行軍,並嚴格要求自己不吃飯、不喝水。在炎炎烈日下行進31 公里後,有10 個人暈倒。這時,黨的領導人感到有必要用卡車把他們送到福州去。後來,在福州的「八二九」武鬥中,這個廈門小組雖然寡不敵眾,卻向當地黨的領導提出了挑戰。「福州的紅衛兵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術。」凌被六七個姑娘包圍,並被她們咬傷、抓傷和掐傷達37 處之多,包括他的下腹部。讀者能感受到,凌講的是他的親身經歷。
  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始於學校。那時,紅衛兵給老師戴上高帽子,把他們當成「牛鬼蛇神」(這是當時的用語)關進「黑窩」。書中有許多關於這些人受到殘酷拷打和狠襲的描寫。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中國的那場騷亂中,確實發生過這種暴行。當時毛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不起作用了。騷亂成了為暴力而暴力,或如蘇聯人所說,成了「流氓行為」,而不是以善的名義去施行暴力。而有的報道卻認為,以善的名義實行暴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徵。
  在第二階段,紅衛兵衝進公共場所破「四舊」。凌所在廈門八中的那個小分隊被分成22 個更小的組,名稱各式各樣,包括「打虎隊」和「凍死蒼蠅」隊。在毛「造反有理」口號的鼓勵下,他們開始在廈門市大搞破壞。儘管他們所犯下的暴行使人震驚,但當時還得到了廣泛宣傳。紅衛兵運動很快就發展到第三階段,其目的是奪權。他們組織紅衛兵司令部及其特別機構,搞到吉普車、卡車和擴音器,並在最後推翻黨委,接管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權力。在這期間,軍隊並未介人,甚至連警察也不開槍自衛。最後,紅衛兵運動變成純粹的派仗,一個組織和另一個組織相互爭鬥,同時也越來越訴諸武力。這時,軍隊進行了鎮壓,解散了紅衛兵。描述用第一人稱,既駭人聽聞,又極為辛辣。
  此篇評論的主要是凌懇、伊萬·倫教和米莉姆·倫教所著《蒼天的報復:一個中國青年的日記》(倫教,普特南出版社,l971年),發表於1972年2 月24日的《紐約書評》。
21 毛為建立新教育制度所作的努力
  中國在毛統治的最後十年如同18 世紀90年代的法國一樣,充滿了混亂和讓人吃驚的事。就規模和複雜性而言,「文化大革命」當然遠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無論如何,人們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從各個角度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研究。現在回想起來,「文化大革命」最顯著的特徵可能是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毀滅性打擊,而中國是一個歷來崇尚學識並在1300年前就發明了文官考試制度的國家。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有著內在聯繫:知識在中國之所以遭到攻擊,是因為它深深扎根於既有的權力機構之中。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如果人們不看歷史,就很難理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由於20 世紀的中國教育制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教育制度相差無幾,喬納森·安格所寫的《毛制度下的教育》一書最初只不過是他的調查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個項目由大不列顛發展研究所贊助,其目的是「解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教育制度中嚴重存在的『文憑病」,。把中國狂暴的「文化大革命」當成文憑病的一種表現加以研究,無異於把中毒休克當成水痘來治療。不過不要緊,我們總是以國防需要為名給研究中國的項目提供資助。
  把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來研究,大概能滿足所有社會科學家進行比較研究的需要,而不管這種比較是否能對任何問題作出解釋。蘇珊·捨克在她《同志間的競爭》一書的開頭就指出,毛的政治倫理學與盧梭以及其他革命運動(清教徒、法西斯主義、印度甘地所主張的非暴力的消極抵抗和不合作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大致相同,而所有這些革命運動都主張進行「全面的倫理學改革」。捨克是一位結構學家,她說:「要理解人們的行為,最好是從由政策造成的結構人手」,而不要從通常人們所關心的通過文化傳統遺傳下來的心理傾向著手。人們不禁要問:那麼,「由政策造成的結構」後面的「由文化造成的政策」又如何呢?
  當然,對捨克所研究的這門社會科學來說,不能由於中國的歷史造成了中國的不同文化,就把它做為例外。因此,蘇珊·捨克指出,毛的「倫理觀也源於中國古老的傳統」。看來安格也通曉歷史,他在附錄B 中指出,中國的知識界「一直是與政界相聯繫的」。兩位作者都對歷史頂禮膜拜,但他們情願研究當代的形勢,向空間擴展,而不願在時間上向前追溯。
  按照他們的比較觀和現代世界觀,無論是根據定義還是根據它自己的政策聲明,中國都應屬於第三世界。看看事實就會發現,中國確實屬於第三世界,但它無論在幅員和歷史上都鶴立雞群。把中國與加納相比無疑只有理論上的價值。如果一定要把中國說成是一個「被自己的歷史束縛的國家」(止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那這只能再次說明:中國問題專家被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束縛住了。但是,如果我們承認,把中國列為例外是狹隘的、反科學的做法,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要求社會科學家竭力無視歷史呢?是不是行為研究的方法就排除了遺傳學的方法呢?文憑病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對比,都無法解釋毛主義對教育制度所開展的殘忍的「階級鬥爭」。
  要瞭解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我們必須首先對它所攻擊的既有權力機構(不僅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下的黨的機構,而且還有毛看到的正在黨內重新出現的官僚主義作風)有所瞭解。這自然要追溯到中國在2000年前漢朝時期發明了官僚政治以及後來又發明了紙張、印刷和文官考試制度的歷史。到1000年前的宋朝,這種科舉制度成了國家重要的一環。直到1905年這一制度被廢除前,國家一直用這一制度招募所需的封建特權人物,對群眾實行統治。因為管理農民是中國這個世界上最穩固的帝國最大的特長。
  如果說漢朝統治著4500 萬農民,1 叭刃年清朝時就有3 億農民。今天,毛的接班人統治著8 億多農民,比美洲、歐洲、日本和蘇聯農民的總數還要多。
  這就是教育為什麼如此重要的原因。1949年毛當政後,需要通過一批受他思想灌翰的精英為國家制定各種制度,而這批人就像1905年以前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人一樣(毛在1905年剛剛12 歲)。他需要的是受過正統國家理論教育的人,是能夠推行他的新社會秩序的人。由於政黨專政在2O 世紀2O年代已取代王朝專制統治而成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毛所需的英才必須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幹部,即獻身於他的革命的「赤色分子」。如何通過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這樣的活動已成為當務之急。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容易。1905年以前,那些希望平步青雲的人,都在家中或村裡念過私塾,為那種舊的政府考試做準備。那些選拔出來的精英還曾在數千個半官方的學校裡就讀,這些學校算是中國的住宿學校或大學。這種考試制度的結構是多層次、多渠道的,它在那些想謀求世俗功名的人中形成了一種「考試心理」。它並不是一種公共教育制度,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普及教育。它獎賞文學才能、正統思想和保守的(也許是頑固的)倫理觀念,卻不為專門技術研究提供機會。但是,從1911年到1949年,即從清朝末年到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這段中央政權空白期內,中國的教育按現代方針進行了重建,先是按日本方式組建了學校系統,後來又基本上按自由主義的美國方式開辦了大學。
  這種現代教育的產物,就是中國20 世紀受過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名義上有時在精神上普遍被視為舊科舉制度下中舉的傳統知識分子的繼承者。但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1905年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實際上迅速發展壯大,形成了一個包括記者、作家、教師、醫生、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在內的新知識階層。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落第後,大都成為地方紳士;國家選用時,則成為文官。他們不再同心同德,也不再全力宣傳國家的意識形態及其德政。他們是專家,是具有現代思想的人。1949年後,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正是希望招募這些專家,幫助他們在中國實現現代化。
  總而言之,人們可以說,繼承在舊考試制度下中舉者功能的人,不是這種現代專家,而是那些新的、紅色的黨的幹部,因為他們是精選出來的傑出人物,在道義上忠於國家領導人及其平均主義的革命理想。數百年來,中國的政府依靠的是同政府思想一致的幹部。他們並不是蘇聯培養出來的,可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自己是蘇聯造。儘管他們現在反對孔子的儒家思想,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在政府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中國現代各類知識分子要比黨的幹部更加熱衷於追求新的思想。這就為「紅」反對「專」的「階級鬥爭」設置了舞台。從歷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不只是因為一個老人的失意。它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新的統治者對人民在思想上對他效忠的習慣性需要和主張現代化的人對專門技術的需要之間的矛盾。毛是一個極注重傳統的人,他把教育看成是思想灌輸。他甚至對50年代中國共產黨採用蘇聯模式感到遺憾,因為這樣做能使專家們變得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並可能變得偏離正統思想,至少在他們各自研究的學科領域是這樣。但是,鑒於中國革命遲遲未能使農民群眾介入政治,毛所面臨的問題是,學校考試仍然有利於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為實現中國技術現代化而工作的專家,很少有農民出身的。
  毛繼承了自古以來農民對知識界的不信任,把他們看成是官僚和地方權貴的殘餘,他還從宋代的王安石( 1021—1086年)直至清代的顧炎武(1613—1682年)那裡,繼承了中國抨擊舊科舉制度的五行學說。中國的教育有著悠久、複雜的歷史,它的一些觀點和看法至今仍有影響,例如腦力和體力自然是相分離的;學問應通過國家服務於社會;正統觀念是維護秩序的關鍵,等等。這不禁使人懷疑,中國的文憑病究竟應該是第三世界的一種通病,還是中國國家內部有上千年歷史的考試病?
  安格和捨克的研究工作開始後,在香港做了許多採訪。在那裡,他們能對合作者提供的許多詳盡的材料反覆進行核實。喬納森·安格集中研究了廣州實行國家政策與運動的情況。除閱讀廣州的報刊與文件外,他還在1975年至1976年間對43 位中國移民進行了191 次採訪。從這些採訪中,他編出每個人在校班級的情況,由於每個班的學生都同窗數年,因此相互極為瞭解。蘇珊·捨克1969年便在香港開始採訪,特別是在1971年和1978年至1979年,她用普通話對從中國城市中學逃到香港的31 名學生和三名教師進行了深人採訪。她的書後有關方法論的附錄充分說明,她使用的是一種深人細緻而非廣泛、詳盡的手法。

  這一熟練採訪技巧產生的效果,與羅伯特·泰勒的研究成果——《中國知識分子的困境》形成鮮明的對照。泰勒的研究完全基於圖書館的資料以及他對毛的所作所為自以為是的判斷。除去常見的書籍、報刊和譯文外,泰勒還列舉出33 家中國報紙和期刊。他詳盡閱讀了這些出版物,並據此描述了足智多謀的劉少奇對「功能專一」(這種專一容易使個人主義復活)的無窮興趣和「毛提出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觀念」之間的鬥爭。羅伯特·泰勒重視歷史,因此他在書的開頭便對歷史作了總結,然後進而描寫了考生應具備的條件和要做的準備工作、大學招生工作、選拔機構、英才與群眾之間的結構,等等。但是,越到後面,他所寫的東西就越顯得缺乏事實,站不住腳。他所選用的證據,都涉及思想方面的目標與願望、規章制度及其理論基礎、零碎的材料與估計和對惡行的譴責等,總之,所有證據都是一些毛所倡導的東西,而不是事實。他通過中國現代報刊對文化大革命的瞭解,無異於人們從銀行家大會上的發言來瞭解美國經濟。泰勒顯然是被60年代後期的毛主義狂熱沖昏了頭腦,他詳細描述了毛如何希望以「政治掛帥」和「實現教育與社會相結合」,造就「無產階級知識分子」。1958年,毛希望教育機構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要與業餘教育機構合併,並與社會相結合……到了1965年,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們清楚地看到:要防止劉(少奇)破壞黨的教育宗旨,惟一的方法是關閉大專院校,同時摧毀當時的教育制度……到1970年,通過生產實現教育與社會相結合有三個途徑:
   ( l )工人參與大學管理;( 2 )教師參加生產;( 3 )學生參加勞動……教育與社會的結合將通過教師、學生和工人互相變換角色來實現。
  眾所周知,這些做法造成極度混亂。正如毛不懂經濟學一樣(他在1959年承認,「我完全不懂工業計劃」),這段令人費解的文字,充分說明他也不懂科學技術。按照中國的傳統,任何一位新統治者都必須使全國就正統思想達成一致,支持他的革命政權。這就使毛把農民捧得高於學者(無產階級高於資產階級),並使他陷入了反對現代知識的鬥爭。
  這場鬥爭並不是瞬間掀起的。在50年代,解放前的舊體制依然存在。學生在從低向高分為四級的學校裡競爭: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學( 4年)。中國人和以往一樣,堅信學位是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1905年前的政府考試,分縣、地區、省、京城和宮廷等級別。現在,革命再次把思想意識放在首位。過去,保證把思想意識放在首位的方法,是考生必須精通儒家經典著作,但20 世紀自由主義的課程裡已拋棄了儒家學說。
  為了重建支持革命政府的正統觀念,中國共產黨很早就劃定了不同的階級成分。儘管中國共產黨在宣佈這些階級成分時使用了馬克思主義詞句,但這種劃分實際上是明朝的開國皇帝實行過的。這位皇帝是一位偉大的組織者,他和以前的那些帝王一樣,在1368年後讓所有的農民家庭、手工業家庭、軍人家庭和官員家庭都進行登記,並讓兒子繼承父親的成分。這位皇帝聲稱:「政府的首要任務是通過教育實行改造。」他還下令:「州、縣、郡、府建立學校,每個學校的師生員工都由國家資助。」(摘自查爾斯·歐·哈克1978年寫的《明朝的起源及其機構的演變》一書)
  50年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也只能這樣做。中國共產黨用三個標準衡量申請人學的人:家庭階級成分、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階級成分有好(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者、士兵、工人、農民)、中(過去的中農和城市職員)、差(資本家、富農、地主、「右派」)三類。在每個地區,教師水平最高、設備最好的學校是重點學校,特別招收家庭出身好的中共官員的子女和成分中等的知識分子的子女(這些人從其父母那裡獲得了學術上的才能)。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只能進最差的中學或另一個等級的職業學校,然後直接進工廠。
  強調階級出身及政治表現的目的,在於防止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子女繼續管理新中國。中共還採取了許多權宜措施,努力培養工農兵畢業生,這些措施包括建立業餘民辦學校,縮短學制,簡化教科書和降低教學要求。另一個改革措施是減少死記硬背(據安格講,之所以提倡死記硬背,是因為中文寫作的特殊性,中國人相信範文以及中國人具有通過學習經典倫理溉言推行合乎道德的行為的傳統)。教師們認為,「需要教給學生的只有一個真理,即『正確的路線」,,他們還經常對學生進行測驗。為反對這種傾向,重點學校和大學試行了開卷考試。安格還提到農村的半農半讀學校以及像蘇聯那樣把12年學制縮短到10年的計劃。到1965年,這兩者都漸漸被取消,「回到由更高一級學校的考試所設定的標準,回到正常的教學課程,因為這一課程及其考試制度規定了公眾和學校教師認為是正統的教育制度」。
  難道不是這樣嗎?難道有人否認這種考試制度(捨克稱之為「英才教育」)是衡量當代中國公眾的標準嗎?安格並未談及此問題,但只要再研究點歷史,他就能告訴我們,中國的英才教育在時間上先於西方的基督教,中國的考試制度比英國的陪審團審判制度的歷史更悠久。這種考試制度是中國人謀取功名的主要途徑,這一點已為中國人的經驗所證明。在中國,與我們的羅欽瓦爾和利劇·阿伯納等民間英雄齊名的人物,一般都是這種考試的考生。(哈克·芳當然可以算是個不成器的學者。)在愷撒或基督誕生前,中國的帝王已開始考核高級官員推薦的候選人。早在查裡曼帝國建立以前,中國的考試制度已經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官員們推薦候選人;禮部公正地對候選人進行考核,排出名次,然後再由戶部任命官職。選拔與任命是分開的。
  考試的程序和防範措施、各種學位(包括可用錢購買或通過一般推薦便可獲得的學位)、就政策的內容和變化所發生的爭鬥、學位在各行政區的分攤以及官員的連續「考齡」等,都是極為複雜的,它們本身就能構成一部厚厚的材料。在數百年的時間裡,數千人每3年一次在各主要省的省會角逐(而現在,這種考試每年舉行一次。)這樣挑選出來的精華人物,還不到總人口的2 %,相當於現在中國大學畢業生的百分比。毛的革命是一場悲劇,因為他在努力取消這種選拔英才可怕做法的同時,也極為反對知識。
  安格和捨克援引了許多第一人稱的敘述。隨著60 年代學生人數的增加,競爭愈演愈烈。同時,政治活動家(主要來自共青團)和學者(主要來自非無產階級家庭)之間的關係也日趨緊張。蘇珊·捨克把他們之間的關係,比作是德育對智育的關係。雄心勃勃的學生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抉擇。能動主義把人們推向政治,甚至有可能使他們獲得權力,但它也使人們互相疏遠,甚至最終使他們脫離政治。這是因為衡量正確政治行為的標準是含糊、主觀並且極為變化不定的;每個人都被放到與他地位相同的人中去衡量;而且,在政治角逐中,每個人都必須踩著別人往上爬。
  捨克的結論是,在德育中,「人們不是互相合作,而且相互之間在學術和政治上進行激烈的角逐。學生們對政治活動家既不欽佩,也不信任,而是迴避他們。政府對人們提出的政治要求增加了人們之間的友誼,而不是相反。學生們為了保護朋友,在公開批判時只是草草走過場,相互批評只不過是表面文章……。德育……培養出來的不是毛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而是一些小心謹慎、見風使舵的人」。最後,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滲透到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破壞了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及對領導的信任」。
  道德能動性(「政治掛帥」)在學校中的失敗,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中學生之間的武鬥。喬納森·安格列了一份他所採訪過的人與其同班同學在當紅衛兵時關係情況的圖表,這張圖表說明,「派性等於階級鬥爭」。在廣州,忠於毛的「東風」派紅衛兵主要是家庭出身好的學生,而他們的對立派「紅旗」派紅衛兵則多出身於階級成分中等或不好的家庭。安格著作的涉及面比捨克的要廣。安格在書中描述了毛在1967年通過把紅衛兵遣送到農村而平息了學生武鬥後,對中國教育實行改革的情況。在改革中,重點學校和升學考試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推薦制(這是取代考試的傳統做法);大學在農村設立分校,以便學生參加田間勞動;課程減少了;努力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做法受到阻撓。
  毛於1976年逝世後,這些做法又被推翻。劉少奇得到平反。考試又恢復了。教育正在穩步前進。但是,毛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仍不失為一場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變動。這場大變動也許有著吸引人的目標,但其具體細節卻是駭人聽聞、極具破壞性的,對此我們的認識還遠遠不夠。中國農村現在仍有8 億農民,怎樣才能使這些人受到教育,以適應現代生活呢?
  此篇評論的是喬納森·安格所著《毛制度下的教育:廣州學校中的課堂與鬥爭,l960—1980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蘇珊·L·捨克所著《同志間的競爭:中國的職業刺激與學生的策略》(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羅伯特·泰勒所著《中國知識界的困境:政治和大學招生制度,1949—1978年》(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1年),發表於1982年12 月2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紅」還是「專」? 》。
22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
  《革命之子》一書實際上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成人的親身經歷;第二部分講了一個扣人心弦、結局圓滿的愛情故事;第三部分是對中國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與過去訣別的辛辣分析。所有這三部分都值得一讀。
  梁恆1954年出生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統一中國,制止了通貨膨脹,並且開始搞蘇聯式的工業化和重新組織農民。原來的私有土地都合併成高效率的大片農田,歸村裡的生產小隊使用。為改造土地和人民,共產黨發明了群眾運動,動員6 億中國人抗澇抗旱,反對地主、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所有可能會阻礙中國進步的邪惡舊勢力。這些群眾運動可謂碩果纍纍。在朝鮮,中國的參戰迫使美國人停戰。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變了世界局勢。
  梁恆最先學會說的是爸爸、媽媽、奶奶和毛主席。3 歲時,他被送人討厭的日托幼兒園。有一次,他爬出幼兒園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結果,他受到處罰,因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親是長沙(湖南日報》記者,母親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兩人都是虔誠的積極分子,並且夢想「有朝一日會被共產黨認為足夠純潔、忠誠,可以吸收他們人黨」。但他們一直沒有如願以償。
  在「雙百」運動中,黨鼓勵他的母親發表批評意見。她最後遵命給上司提了一點溫和的批評意見。但1957年突然開始了反右運動,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須揪出一定數量的右派分子。結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貶默,被判有罪,開除公職,停發工資,然後又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當時沒有上訴法庭,我那忠厚老實的母親就這樣去農村當了農民。」
  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恆陷人了意識形態上的政治鬥爭,並受到壓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經朋友介紹結婚的,都一心撲在革命上,很少有時間呆在一起。「父親全身心地相信黨,相信黨永遠不會犯錯誤。」為使孩子不背負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離了婚。梁的母親感到極為羞愧,她的哥哥對此提出不同意見,結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恆恨母親,因為她毀了他們一家。在小學裡,他也受到騷擾和排斥。
  梁的成長分為紅衛兵、農民和工廠工人三個階段。1966年他12 歲時,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 月,毛暢遊長江;8 月,寫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梁恆參加了批判老師的運動。但是後來,他的父親因有一個兄弟在台灣,也被打成右派,並受到批判。一個工作組要梁恆譴責父親;父親也勸他這樣做。在批鬥大會上,這些「惡棍」都被揪出來示眾,並遭到毒打。這些反對宮僚和知識分子的恐怖行為,是在人們的巨大熱情、對道德勝利的狂喜和對毛崇拜的氣氛下進行的。小梁恆戴上紅衛兵袖章,和夥伴們一起長征240 英里,到了井岡山,那是毛在1928年開始造反的地方。這些成群結隊進行長征的年輕人,都狂熱地獻身於偉大的革命事業。儘管嚴重腹瀉使他們筋疲力盡,他們還是冒著雨雪,攀上井岡山的頂峰。數以千計的人彙集到這一聖地,但最後不得不撤離,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夥伴坐上軍用卡車撤走後,許多留在山上的人死於腦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間,梁恆到了北京和廣州。他同數以10 萬計的年輕人一起,免費乘坐火車到祖國各地考察。在北京,他這個13 歲的紅衛兵,負責看守著名鋼琴家劉詩昆。這位鋼琴家曾在莫斯科獲過獎,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雙手叉腰站著,嚴厲看管著他,……劉詩昆抬起頭來……,我馬上喝斥道:『不許動!』他就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過一會兒,他舔了舔嘴唇,輕輕地說:『請給我一點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該拿水給敵人喝,可就在幾碼遠的地方便放著水壺,裡面有水。如果被人發覺了怎麼辦?……我匆匆從水壺裡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時候,我厲聲對他說:『不許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否則下次我就什麼都不給你了』。」
  1967年5 月1 日,梁恆和夥伴們一起去頤和園,可那時毛主席已經離開了。「留在那裡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過手的人……。這些被毛主席握過手的人當時成了人們的興奮點,所有人都伸出雙臂向他們湧去,希望毛主席神聖的一觸能轉移到自己身上…… 希望能同和我們的大救星握過手的人握手……最後,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來毛主席握過的手,而是順次往下轉移已達100 次的一握。」
  在長沙,紅衛兵各派於1967年年中開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導致街頭內戰。由於他們並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 月,毛主席不得不動用軍隊制止派仗,沒收紅衛兵的槍支。到1968年初,梁恆的兩個姐姐都已報名下鄉幫助農民。同時,他父親被送到軍營參加一個軍管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梁那時只有14 歲,卻必須一人靠父親的一小部分工資獨立生活。他與其他男孩子一起結成團伙。他們學會了打架、喝酒、偷竊,並與流氓阿飛為伍,勉強餬口度日。梁還學會了從不對思想問題表態。現在,他也知道該如何獨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歲時,父親平反「解放」,並到農村當了農民。父子倆放棄城市戶口,經過兩天的行程,一起來到一個偏僻鄉村的生產隊。梁在那裡學種地。鄉村的貧窮使他驚愕。他落戶在一家姓郭的農民家,那家農民夫婦只有一條好褲子,誰上街誰穿;他們經常吃的是政府發給他們當豬飼料的谷糠。「每次老郭送豬到集上去賣以前,都讓豬撐飽潛水,然後用布把豬的肛門堵上,以免失去寶貴的重量。」在這個落後的村莊裡,「只有不到1/3的人到過(4 英里外的)縣城。」
  最後,由於梁是幹部子弟,他上了中學,那時他已小學畢業3年。由於父親的身份,他的糧食定量比別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兒子,因此受到農民出身學生的監視和騷擾。他們沒有課本,也沒有多少東西可學。他夥同別的孩子夜裡到地裡偷紅薯,然後就躺在泥地裡吃生紅薯。儘管如此,他在學校的貯藏室裡找到許多書。這樣,他就可以把它們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嚴厲審問,事關他在北京的一個朋友。他後來才知道,他的這個朋友是「五一六」極左組織的成員。此時,他對革命的反覆無常已經感到絕望。由於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殺。但父親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恆一直在村子裡照顧他,直到1971年初父親被批准回城。父親回城後,便整天忙於替政府官員起草講話稿。
  這樣,梁在17 歲時有機會上了高中。他的個子很高(5 英尺11 英吋),因此成為籃球隊的明星,一年後,當上了籃球隊隊長。他每天早晨4 點起床鍛煉,食量極大,個子長到6 英尺1 英吋。他後來被送到體育訓練學校,1972年秋天參加省運動會的籃球比賽。一位教練選他參加一個工廠的籃球隊,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資格。梁的父親起初反對兒子進工廠,他覺得梁應該上大學。但他最後又同意梁恆去當工人,因為當工人在當時看來是飛黃騰達的惟一途徑。這樣,梁恆就成了油頁岩工廠的工人,並在湖南省到處參加籃球比賽。後來,有人推薦他去當一名職業運動員,但未能通過政治考核,因為他有一個伯父在台灣,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發現工廠裡的工人都不幹活,每天的時光都被開會、政治學習耗費了。由於缺少原料,工廠的生產一再延誤。梁恆決心實行一項秘密讀書計劃。此時他49 歲的父親因患中風,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梁恆已經當了兩年農民、四年工人。他給該疏通的人都送了禮,得到工廠的推薦去上大學。1977年,中國恢復大學人學考試,梁恆突擊準備了兩個月,順利通過考試(他那個工廠只有他一人通過),進了湖南師範學院,學制四年,畢業後當教師。此事是在1978年2 月,他23 歲。當接到錄取通知時,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車。除了沒當過兵,他經歷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經歷的一切。儘管家裡的人分散在各處,他一直同他們保持著聯繫。兩個姐姐在農村結了婚。儘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終於活了下來,而沒有靠共產黨收養。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給上司送禮,以便走後門。他從不向別人談自己的思想,但還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識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對愛情故事的描寫。這部分一開始便描述梁恆與年輕姑娘們之間的悲歡離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廣州人,他一直與她通信,還到廣州去看過她。但是她父親猜出梁恆的右派家庭出身,義正辭嚴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兒往來,這位姑娘被嚇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車上碰到的。梁對姑娘家庭內部的問題感到同情;於是,他又去了一趟廣州,假冒高級幹部對姑娘繼父的兒子進行恐嚇,因為後者強迫姑娘代替他的親兄弟去農村插隊。最後,在去上海的火車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車員。這位女列車員當時正設法幫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婦女。梁恆欣賞這種有俠義之氣的人,並很快和這位姑娘發生了性關係。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廳前廳長的女兒。當姑娘把梁恆帶到她豪華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紹給家人時,她的父親極為熱情。但後來,這位父親卻嚴厲斥責女兒竟想同一個門第比她低的人結婚。他接著又對女兒大打出手,極力阻止這件婚事。他們之間的戀愛就這樣夭折了。
  湖南師範學院偶爾也舉辦舞會,但有人懷疑這樣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適。男生們都互為舞伴,因為這樣保險些。突然,1979年春,「我聽說外語系的美國教師準備表演舞蹈……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國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鬆、如此熟練,與中國婦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別,因為後者總是把身子繃得緊緊的……觀看這種自由灑脫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飽眼福!」同年秋天,他寫了一篇英文論文,有人建議他去找這位美國教師幫助修改。「我請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聽後大吃一驚,因為我們如果去找一個外國人,會有人產生種種懷疑,但我告訴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個人去。他聽後堅持和我一塊去,說這是為了我好。如果我以後遭到盤問,他可以證明我的清白。」
  他們一起到了美國教師的家。這位教師借給他一些書,還同意以後有空時和他一起討論文學。他後來獨自去拜訪她時,發現她能大談文學、教育、美學及其他問題。「一個只有25 歲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學,使我感到驚訝……她從來不打聽我的政治背景,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之間的友情與日俱增……我開始懂得,她也極為孤獨。儘管學校教師和學生對她都很熱情,……但沒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讓她瞭解我,我就能贏得她。於是,我毫無保留地把我過去的一切都詳細告訴了她。她聽後極為感動,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說的全都記了下來……我感到她對我的感情越來越深,對我也越來越尊重。同時,我心靈上的創傷也漸漸癒合。」
  朱迪思·夏皮羅1953年生於紐約,她在布萊爾利學校念過書,1975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她在普林斯頓學的是人類學,也學了點中文,後來又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繼續學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諾斯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隨後便首次到了中國。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亞洲問題研究碩士學位後,來到長沙任教。在學了八年中文之後,她對有機會接觸中國、瞭解中國的革命而興奮不已。在與梁恆的第一次長談後,她告訴梁,她在一夜之間從他這裡瞭解到的有關中國的情況,比她以前在中國六個月瞭解的還要多。他們很快感到,兩人在一起很投緣。
  由於怕別人發現,他們向學院負責人提出要求結婚。儘管當時並不禁止中國人和外國人通婚,學院當局還是勸他們不要這樣做。他們嚴肅地對梁恆說:「你要記住你是中國人。」「你要熱愛祖國,要內外有別。」他們說要徵求他父母的意見,這突然導致了一場危機:梁恆趕緊和朱迪思一起去見他母親和父親,生怕學院當局動員他父母反對這樁婚事。學院當局對此事一直拖而不決,院長的態度是:學生是不許結婚的,如果梁恆要結婚,就必須退學。
  最後,朱迪思直接向中國最高領導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鄧小平提出了和梁結婚的要求。「這在當時——甚至現在——看來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中國最強有力的領導人鄧看了朱迪思寫的上訴書。一位官員後來悄悄告訴我,鄧在讀上訴書時不斷皺眉頭,還說『當然應該讓他們結婚』,然後就在上面寫了批示。」這一大膽舉動,終於使他們如願以償。最後,他們回到紐約。梁恆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朱迪思·夏皮羅在國務院任翻譯,陪同去中國訪問或中國來美訪問的代表團。《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關鍵在於它描寫的是梁恆的經歷,卻由朱迪思·夏皮羅執筆。梁恆只是提供情況,書中的詞句都是朱迪思的。寫這麼一本書需要雙方密切和長期的合作,甚至比他們一起生個孩子所需要的合作還要密切、長久得多。我們應該祝賀這對幸福的夫婦。把大相逕庭的中文或日文譯成英文無疑需分兩步走,首先必須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諦,但把它「譯出來」需要用英語進行再創造。拿《革命之子》來說,所有的筆記和回憶錄都是中文的,書中所有情節和談話都得由兩位作者用英文寫或翻譯出來。他們兩人都忠於中國人民的事業,但也深深瞭解中國領導人易犯的錯誤和人民共和國所面臨的許多令人不快的現實。

  這本用第一人稱寫成的書頗具現實感,讀者會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我本人離中國很遙遠,而且不是農民。因此,我感到吃驚的是,中國人居然會始終不渝地保持他們在社會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個既定目標是打破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而這些知識分子是歷代王朝通過官方考試造就和選拔出來的。過去,學識是權力的工具,是進行思想灌輸和維護正統思想的關鍵。然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受到殘酷的迫害,這說明毛輕視他們,把他們貶為「寄生蟲」。即使這些觀點過去有其正確的一面,現在卻是完全過時了。毛面臨的真正危險,是官員們肆無忌憚的獨裁和共產黨內的新官僚以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並反覆向別人灌輸的獨裁主義思想作風。
  《革命之子》從底層觀察到知識分子和農民的一致,這向我們表明了毛反對的是什麼。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隨者。不管農民還是知識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為準則,而這種準則是他們與當局持不同意見的思想基礎。梁恆的父親在文學方面有廣泛的興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詣的詩人、業餘作曲家及指揮」。但是,對共產黨的忠誠束縛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對事物作出自己的獨立判斷。他的知識分子出身與政治上的完全被動結合在一起了,當積極分子無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時,他不但不譴責這些積極分子、保護他的妻子,反過來卻批判她,並最後和她離了婚,助封為虐。他樂於對人對己採取黨要求他採取的行動。他不厭其煩地進行自我批評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脫胎換骨,使自己具備無產階級思想。然而,當他最後被遣送到農村生產隊時,他發現他還是知識分子,是教書先生;農民還是農民,他們隨時準備接受他的教誨。他在天剛亮的時候便吹響哨子,召集農民一起學習毛的語錄。他成為當地傳達上級黨組織指示的幹部。
  他對黨的忠誠,從l969年才開始減退。那時,城裡的黨內狂熱分子決心在農村「割資本主義尾巴」,要求農民個人不要再養豬、養雞、養鴨,以免在農村保留罪惡的資本主義傾向。對梁的生產隊來說,這意味著喪失從副業中獲得的收人,並導致營養不良甚至飢餓。一位大膽的農民對外頭來的一名幹部說,他的鴨子是為毛主席養的,他要把鴨子送到北京去,「誰敢殺我的鴨子,那他就是反對毛主席」!這位幹部狼狽而去,可梁的父親還是盡到自己的責任,勸那位農民把小鴨子都殺了。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真正捍衛黨的政策;他對黨的忠誠已經耗盡。
  梁的父親看來是中國所面臨問題的具體化身,他極力保持自己的知識分子特徵,對權威絕對服從。至於任何與黨的命令相對抗的行為準則,他連想都不會想。但是,國家權力以前在村子裡不過是表面文章,一點也不引人注目。而現在,國家權力通過黨甚至已經影響到農民的鴨子。怎樣才能限制國家的權力,保護這些鴨子呢?梁和夏皮羅想要傳遞的公開信息只有一個,而且這個信息的措辭十分溫和:就在梁恆準備離開中國到國外學習時,他認識到:「我是多麼熱愛我的祖國和人民,…… 在經歷了浩劫後,我這一代人明白了一個極為重要的道理:盲從是危險的。」
  此篇評論的是梁恆、朱迪思·夏皮羅合著《革命之子》(紐約,諾普出版社,1983年),發表於1983年5 月12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盲從》。
第五章 餘波:美國樂觀主義的破滅
  中國和美國1979年恢復外交關係後,在美國引起一種喜憂綜合症,但喜是主要的。鄧小平副總理訪問了美國;他在得克薩斯州乘坐馬車,戴上了牛仔帽。可回到中國後,他對越南發起突然襲擊,在中越邊境戰中對越南進行了中國式的懲罰。
  由於事態還在發展,因此我們只能說,對中國所抱有的既欽佩又恐懼的感情尚未消失。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這值得我們支持。但只要認真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種醜行。這些醜行與自由主義原則背道而馳,更與過去激進的美國保守主義背道而馳。一些具有開拓精神的美國記者曾到中國作調查性報道,但他們最後都從北京掃興而歸。這些記者試圖為我們提供有關中國生活的真實情況。但是,中美兩國80年代與日俱增的接觸,卻增加了美國人過去對中國所懷的感情:中國在旅遊方面的特殊吸引力,希望在中國做大買賣以及對中國朋友的品質和中國人的智慧所懷的敬佩之情。目前,我們陷人到一種現實的樂觀主義情緒之中:中國有許多弊端,但我們能同它相處。
23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
  《中國的陰影》一書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書在1974年出版後,結束了法國對毛的煩揚熱。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為皮埃爾·裡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時藝術歷史學家,曾發表過數部有關中國的著作,其中包括《蘇仁山:19 世紀中國的叛逆畫家與狂人》,一本詞集和由中文經典著作譯成法文的《孫子兵法》,他還為法文版《孫子兵法》加了批注。雷斯1955年首次訪華,並與一位中國婦女結婚(他寫的書是獻給她的),對中國人的生活十分瞭解。雷斯後來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書,無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粗暴攻擊。這是一位漢學家對「文革」所作的最無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國逗留了六個月,他住在北京飯店,到各省訪問過七次。他參觀了許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遊點、古都洛陽和西安、河南林縣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隊、湖南毛的誕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蘇州和杭州。《中國的陰影》一書的主要部分寫於1972年和1973年。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國,但逗留的時間很短。1976年以來,他又對此書增加了一些註解。因此,雷斯在中國看到的東西,可與大多數觀察家所看到的東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識面和表現力方面卻遠遠超過他們。
  長期以來,對毛的解剖都極力貶低毛的經濟政策;蘇聯人仍對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憤慨,他們不贊成十幾歲的紅衛兵抨擊黨內官僚主義者。但是,在毛為作革命煎蛋卷所打破的所有雞蛋裡,西方公眾最關注的是中國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命運。《中國的陰影》譴責毛的文化大革命攻擊文化和知識分子。因此,此書揭示出西方自由主義者同毛主義官僚主義者之間的差距。鑒於這兩種人都不會從地球上消失,他們之間的區別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對學者的作用,他們的意見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國的學者在錯綜複雜的科舉制度中相互競爭,實行自我教育,成為政府的馴服工具。中國直到本世紀才出現由批評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組成的現代知識界。作為一位農民組織者,毛從不欽佩也不信任這些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精神。在他看來,他們仍然表現出古代學者——官僚統治階級所特有的傲慢。毛同鄉下的農民非常談得來,這使他既反對知識分子,又反對美的東西。與許多神經過敏、權迷心竅的帝王一樣,毛把作家和藝術家貶得一錢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監禁之前也曾這樣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數研究中國的外國人一樣,先是被中國文化的魅力迷住,隨後又為中國文化的美所傾倒,最後變得越來越欣賞中國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變得充實起來。這樣的經歷必定使這些外國人產生一種從屬感。儘管他們與中國的接觸膚淺、有限,但這種接觸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卻顯得很重要。他們同情中國同行,憎恨中國官僚機構對藝術和文化的摧殘,有時還對中國提出西方式的批評,認為中國政治本身就是對政府的背叛和蔑視。
  雷斯的《中國的陰影》一開始便抨擊中國的旅遊業,包括把旅遊只限制在十幾個城市,讓旅遊者住高級賓館、坐小轎車以及「在人民之間發展友誼」而不許個人之間友好等做法。「外國人只能見到8 億人中的的人左右……,而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國人。」他認為,外國人享有的特權使他們與中國人隔絕,並把這些特權稱做「帝國主義一殖民主義舊時代的可恥遺產」。他嘲笑那些「馴服的訪問者」,因為他們從不和中國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車,也從不在街頭小攤吃麵條。他們「隨遇而安,住在陰暗的宮殿中,把自己與世隔絕,對中國人的音容笑貌不聞不問」。由於這些「旅遊者對中國一無所知,因此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感到驚奇」,甚至對多年的第二把手(劉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長期的機要秘書(陳伯達)原來是個騙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親密戰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試圖謀殺毛等問題都不感到吃驚。雷斯也描寫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國人,包括被當成間諜而受到騷擾的記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遊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被關在籠子裡搬來搬去;而那些必須呆在北京的居民,卻有充裕的時間去數籠子上所有的鐵條。」
  此書的其他章節討論了這些有組織旅遊的膚淺,抨擊假冒的英雄和按照黨的路線進行思考的做法,隨後又討論了階級鬥爭、官僚機構和大學的情況。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後周遊中國,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創傷極為敏感。他在書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O年代中國偉大雜文作家魯迅以及喬治·奧維爾的話。他在人民共和國看到了極權主義行為——「毛主義的毒瘤……在侵蝕著中國的面容……這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為白癡的龐大工程……,在20年的時間裡,他們接受傳統的訓練,學會了尋釁鬧事,並把暴力行為和仇恨別人合法化。他們每天都親眼目睹少年們在『階級鬥爭』的借口下,對長輩進行搶劫、報復、打罵和侮辱;他們必須出席公開批判鄰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會,甚至還要積極發言。……這場反對智力的鬥爭,幾乎導致了中國持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的滅絕」。

  由於北京失去了城牆、城門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個被扼殺的城市,一個外形被毀損的幽靈。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與此同時,中國把「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文物』送到國外展覽,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飾對古剎及其他紀念物的大破壞。實際上,除重要城市中還保留了一兩座這類建築供人參觀外,其他的類似建築都被破壞殆盡」。毛是農民,不喜歡知識分子,這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關閉了大約五年的時間(這在現代世界無疑是創紀錄的)。教授們受到騷擾、中傷,罰做體力勞動。但取代這些教授的無產階級分子卻沒有什麼可教給學生的。這樣,在接受了體力勞動再教育後,9 / 10 的教職員回到自己的崗位,但他們在學生中已經沒什麼威信了。同時,除了毛的著作,書刊雜誌都停止出版。「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電影、戲劇、歌劇等都禁演了……。許多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都自殺了。」在發生了這些過火行動後,恢復工作極為緩慢,「中國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這樣,《中國的陰影》便解釋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隨者「四人幫」倒台後人民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
  在解釋這種反知識的做法時,雷斯所用的是奧維爾和魯迅用過的悲劇詞句。他認為,清朝繼承了明朝專制統治的「單一正統思想」。一些歷史學家走得更遠,認為從蒙古人征服中國後,中國早先自由的文化發展便「脫軌了」。無論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應歸咎於數百年積澱起來的農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農民一旦在這個封閉的社會掌了權,就只能推行他們先前的階級敵人推行過的官僚主義,因而成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確實,毛的文化大革命專門針對的是舊統治階級的舊思想、舊習慣和舊風俗。毛用政治控制文學藝術的信條,直接來自18 世紀的乾隆皇帝,這位皇帝使許多指責朝廷的文人學士遭到滿門誅殺。這表明,如果中國想消除官僚主義(以及在士氣低落時就會出現的腐敗現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繼續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觸(這種接觸過去曾對瓦解舊統治階級起過作用),造就一個由獨立的企業家、實業家、記者、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大學教授組成的知識界。當然,現在這種接觸已在大規模進行之中。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陰影》幾乎隻字未提人民共和國所取得的物質成就,這有損於雷斯的立論。實際上,人民共和國重建了中國,包括植樹造林,修築水壩、水渠、機井和良田,種莊稼和辦工廠。它還通過讓社會成員學文化、組織起來學習技術、講衛生、介人政治、愛國、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組了社會。周恩來如果還活著,他可能會對外國人解釋說,革命是曲折的。他決不會持悲觀態度,我們也不應該悲觀。中國不是俄國,相反,它深深植根於中國的所謂法家思想傳統,而毛正是利用了這一傳統。也許,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養的儒家傳統仍然能為中國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此篇評論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國的陰影》(紐約,維京出版社,1977年),發表於1977年8 月28 日的《紐約時報書評》,題為《毛向文化開戰》。
24 現在能披露的新聞報道
  [眾所周知,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受到輿論的左右。想入非非與悲觀失望、極度興奮與憤世疾俗等情感相繼出現,似乎我們的國民心理是由某種狂鬱症儀表調節的。當前對中國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緒毫無疑問是週期性的,已轉向50年代對毛早期革命所表現出的過分熱情的反面。但是,這一新的失望情緒也許表明了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即中國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這一困境是歷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於他們的悲慘命運也影響到我們的命運,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應變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國的戰爭宣傳與新聞檢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蔣介石的自由中國。三位姓氏以B 打頭的美國作家——賽珍珠、漢森·巴德溫和T·A·比森捅破了這個玫瑰色的氣球,報道了國民黨中國實際存在的懈怠、腐敗、士氣低落和分裂,這三個「B」在重慶被斥為破壞者,但他們具有求實精神,要求美國人正視中國存在的問題。同時,蔣介石要求他的官員少接觸美國人。現在又多了兩個「B」: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們也要求我們面對不愉快的現實。
  同40年前一樣,我們被夾在中美兩種文化之間。揭發醜聞的報道(現在被稱為調查性報道),對美國人來說是公益服務。美國人每天都需要有關醜聞的報道,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民主。但在中國報道醜聞卻被視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現行秩序的行為,因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的。由於中國和美國看來都變得難以駕馭,因此,不管它們的意識形態如何,中國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在美國是熱門新聞;而在中國,大談這些差距對政府來說卻是壞新聞。但是,北京強調「實事求是」。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老問題:真實的情況是什麼?
  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一開始就研究了中國給予外國人的特殊待遇,主張記者必須擺脫有趣的汽車遊覽和豐盛的飯菜,儘管這兩樣東西使中國的旅遊業取得了很大成績。兩位記者有一個共同的長處:他們都受過正規的漢學和歷史學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記者。他們不像普通的旅遊者那樣被兩國間的文化差異弄得暈頭轉向。相反,他們能像中國人那樣,把中國的現在與其悠久的歷史加以比較。
  他們還是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首批懂中文的美國駐京記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現代思想的人終於可以毫無保留地披露他們受青少年紅衛兵和毛主義者無情迫害的情況了。兩位記者都報道了具體人受迫害的具體情況。儘管他們把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蓋了,但他們所報道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是與近來許多有關報道相符的。最駭人聽聞的是從美國回到中國的愛國華僑所受的迫害,這些華僑回國是為幫助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他們後來卻被懷疑、控告、判刑和監禁,以致最後失去工作能力。他們惟一的罪名是受「資產階級」(美國)的影響。
  福克斯·巴特菲爾德在書中向人們提供了有關中國現政權和社會的大量材料,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巴特菲爾德1958年開始研究中國問題,後來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到台灣學習了一段時間。1969年在台灣時,他成為《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10年後,他又成了該報有關中國問題報道的最佳記者。1979年,《紐約時報》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爾德十分自信,極有個性魅力。這使他在常駐北京的20 個月裡,得以收集極為詳細的資料和人證。《苦海餘生》這本書的書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為在苦難中生存。書中的各個章節描述了中國複雜的等級制度和特權,通過個人關係飛黃騰達或獨自生存,社會及環境對戀愛婚姻的限制,無家可歸的年輕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業、新聞控制等多方面的情況,這是目前有關中國最全面的報道。理查德·伯恩斯坦從1966年到1973年對中國問題進行過七年的基本研究,隨後成為《紐約時報》駐香港和大陸的記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爾德的篇幅要小,但書中的各篇文章都經過認真推敲,因此極有見解和說服力。他對中國生活情況的探討,特別是對四川和北京生活情況的探討,與對人和對事件的描寫交織在一起,而且,他還把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單調、乏味、備受限制。伯恩斯坦說,每次他去登長城,都聯想起修建長城時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 的年前修築長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國防,就像我們美國人今天把大量財力用於國防一樣。於是,毛主席(他欽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調動中國的人力,力圖解決中國的工業化問題,結果卻有得有失。
  兩本書都反映了中國人民當前對毛最後10年中的災難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這位偉大的舵手使中國之船倒退,並駛上了暗礁。毛在70 多歲時產生一種懷舊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時過的那種簡樸生活。他確實憎恨官僚和知識分子。60年代的中國如同今天的美國一樣,極為需要一個更富建設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卻發明了一種「擺脫政府」的做法,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資派」。狂熱的紅衛兵自以為在道義上處於正確地位,他們製造了一場大動盪。在這場動盪中,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幾乎都停頓下來。沒有人稱這一大動盪為毛主義,但偉大舵手的游擊戰思想在某些方面與裡根主義相似。例如,他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視相對優勢這一經濟規律。他不讓有的省產棉、有的省產糧供應全國,而是讓各省都各自成為游擊戰基地,實現糧食自給。結果,棉花和大米的產量下降。他還取消了中央統計局,把它原來擔負的工作分還給各省,結果造成統計上的混亂。當然,毛的這些倒退行為,並不像裡根先生的倒退行為那麼令人喜歡。毛也決不會放棄權力。

  這些記者從中國向我們傳來的對毛的失望情緒,看來反映出某種更為深刻的東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後期走人歧途,造成極大的破壞。在這種瘋狂的破壞背後隱藏著一個中國人必須面臨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獨裁的國家控制了社會。本世紀前,中國歷屆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手段維護自己的統治。但那時,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級政府機構得到實施,而農村的廣大農民群眾都處在龐大家族的領導之下。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權階層。在北京統治王朝實行的集權專制統治和由儒家家庭體制聯繫在一起的農村各家族之間,存在一種大致的平衡。官員可以辭官歸隱。
  中央和地方的這種平衡,現在已被打破。黨的專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統治,並對農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戶都進行思想灌輸、監視和恫嚇。黨的專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電信,迅速從上到下動員農民群眾參加革命,並在運動中操縱他們。但是,農民卻很難找到一種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見的途徑。毛的群眾路線,即黨必須聽取群眾意見的路線,仍然建立在家長式獨裁統治的基礎上。官員們無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華橫溢的加拿大記者約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員逮捕(這些人坐的車一直跟著他的車)。北京總部的警察問他:「為什麼你會到這裡來?好好想想,然後告訴我們。」在被單獨拘禁數小時後,他便明白了。「我在開車時只顧看地圖,沒有看路,違反了交通規則。」然後,他們對伯恩斯坦說:「對,現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爾德描述中國普遍存在的三級控制系統——工作單位、街道委員會和學習小組。工作單位就像過去的家族一樣對個人實行全面控制,因為它發放糧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學、提供公費醫療和娛樂活動。它還控制通信和旅遊。街道委員會監視人們所有的行為和與外部的接觸,隨意搜查居民住宅,監視夫妻之間的關係,包括勸架和制止未經許可的懷孕。你若想有隱私,最好擠到人群中。同時,每個人一輩子的工作都是國家分配的;調動工作極為困難;夫妻倆也許分配到兩個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對一個人說心裡話,不能有第三者在場,因為有兩個證人作證,便能定你犯了叛國罪。這種集體主義制度是史無前例的,中國人從未經歷過。舊政府的專制主義更為嚴重地滲入了中國的政治,而且,另一個巨大的新現實又進「步加劇了這種滲人: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驚的擁塞現象。由於使用電水泵和良種,進行植樹和土地合併以及讓村民學文化和向他們提供醫療服務等,中國在物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這些成就看來有極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長把這些物質成就完全抵銷了。革命在過去取得了不少經濟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現在卻使全體中國人不得不你爭我奪,以確保自己的利益。人們都變得自私起來。住房不足使他們的居住條件變得空前擁擠,一人一間房是不可能的。結婚可能會因為另一對夫婦缺房而被推遲。現代革命在性慾的自我表現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隊買東西要耗去數小時時間。每個工作崗位上的人都太多,結果導致人浮於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勞動生產率,使國家陷人貧窮。
  人口過多也加劇著官僚主義和任人唯親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產黨的隊伍充滿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員;這些人是機會主義者和野心家,而非鬥士;現在他們擠滿政府各部門,成了無能的趨炎附勢者。毛的改革運動導致了他所擔心的東西——一個由憤世疾俗的官僚組成的政權,而這些官僚最擔心失去自己的特權。中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得依靠個人關係、走後門來飛黃騰達。為一己私利而溜鬚拍馬的做法總是同腐敗緊密相聯的,因為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標準並不是金錢,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學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權。
  何種前景才能抵銷這一失望情緒呢?我們知道,一般來說,中國農民的生活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現在的狀況也許比過去好些,可對下放到農村的城市知識分子來說,仍然極為嚴酷。我們也知道,早期工業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脹和勞力開發,對許多國家的人民來說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學習文化和使用通信設備,因而激起人們的希望和期待。但這些希望和期待是難以實現的。此外,每場革命都會耗盡自己的能量。毛掌權達37年之久。巴特菲爾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們提供情況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識分子,這些人最憂國憂民。為防止誤解,對10 億人作概括性論述需要許多說明,但是,這兩本書所描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望情緒、所受的壓力和不快,都是兩位作者親眼所見或親身感受到的事實,它們反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並不是在人們瞭解了它的根源以後就能消除的。
  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對我們有直接和現實的影響,它能影響美國的政策和我們的關係。對那些支持人權並把它當成一種世俗信仰的美國人來說,中國一直是個大問題。從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據英國炮製的不平等條約,我們在中國享受到種種特權,這些條約還使在華的美國人享受美國法律的保護,這種治外法權現在已被中國人視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現在看來,它等於是美國人要求在中國享有我們在國內享有的民權——享受個人自由、佔有財產和甚至通過傳教士表達自我的合法權利。這種民權就是自由主義的信念。當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對個人進行控制的情況,清楚地說明中國缺乏法制一自由傳統。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國人,只能受到據說是由黨組織代表的群眾在道義上的判決,而不能要求更高級的裁決。這樣,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都成了毛及其追隨者所痛恨的壓迫者。我想,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過去的科舉制度,把知識界與統治者聯繫在了一起。
  我們的結論是,我們面臨著美國和中國兩種不同社會秩序之間的鬥爭,但在得出這一結論之前,我們應該記住(就像我們的傳教士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樣),中美兩個社會各有長短,任何一方都不單獨享有廉潔、理智和高效率。中國當前的領導人鄧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個主要的倖存者。我們希望鄧先生及其同事採取建設性措施,並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樣,實行改革計劃。
  同時,我們自己也存在領導人的問題。如果我們降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尊重,那就意味著原諒了裡根先生在競選時有關改善對台關係的講話,這樣,就會製造出不必要的麻煩。當前的鄧小平政權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國進行交流能獲得這種技能。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碰到過許多想要逃往國外,以擺脫國內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國人。但是,通過電視和口頭宣傳的美國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對中國現實的不滿,也可能引起對美國強烈和不利的反應。我們也許會由於我們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為中華民族的敵人。毛髮動原本死氣沉沉的農民群眾參加政治活動的做法,觸發了反對知識分子、反對外國人的狂熱,而這種狂熱現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邁進時,不得不考慮到那些從小就知道美國是頭號帝國主義敵人的群眾和黨內知識分子。也許,對中國的愛國者來說,現在最讓人感到惱怒的是:在毛的領導下,中國人真正站了起來,他們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隨後又給自己帶來了災難。這確實使人丟臉,把這些完全歸咎於「四人幫」無疑是自欺欺人。中國人是按毛的指示辦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們總有一天會發現,像所有的偉人一樣,毛在領導群眾前進時總是走在前面。現在,中國必須面臨一個自相矛盾的現實:中國曾經是一個強國,現在卻很窮。為什麼會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至少能得出一個結論。對裡根先生來說,如果同台灣關係「升級」,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於這種正常化,美國同北京建立官方關係,而同台灣只保持非官方關係),這只會有利於鄧小平的潛在對手。台灣的境況很好,並未因卡特與北京實行關係正常化而遭受損失。台灣當局當然歡迎裡根先生這種過時的情感,全然不顧內戰已在1949年結束這一事實,仍然稱自己為「享有主權的中華民國」。台灣還開展了廣泛的公共關係活動,重點是向美國各州和各城市的領導人做工作,通過派遣代表團、免費招待客人、召開會議和派官員訪問等方法,加強友好關係。台灣每年向美國派1.7 萬多名留學生,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留學生人數的一倍。我們力圖同所有的中國人友好,並且有時天真地為能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保持密切關係感到高興。但台灣與裡根共和黨人更為密切的關係,導致北京發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對我們武裝台灣提出異議,這不足為奇。
  如果我們不制止這種傾向,那麼雙方相互間就可能意外地產生嚴重的失望情緒。倘若中國的生活已變得像巴特菲爾德和伯恩斯坦所說的那麼可怕,那我們就應該謹慎行事。中國的群眾不一定富有理性,他們可能是沉睡的猛獸。不過,他們也可能對我們持有同樣的看法。我們如何才能防止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兩國通過友好接觸解決問題的做法,最初是由一個常駐北京的記者家庭提議的。在《10 億:中國紀事》一書中,傑伊和琳達·馬修斯對中國抱有既同情又批評的態度。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無疑反映出這兩位作者一起在中國生活的經歷。琳達·馬修斯曾任《哈佛深紅色》1 第一位女主編,後來又獲得法學學位。最後,她成了《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傑伊·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紅色》的記者,但後來轉而研究中國問題,獲碩士學位,後來又到《華盛頓郵報》工作,最後成為該報駐北京分社社長。他們倆結了婚,有兩個孩子。因此,他們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他們作為一個家庭在中國生活,便具備了探索周圍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優越條件。
1 哈佛大學校刊——譯注
  他們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態度,首先表現在書的結構上。此書真正是新聞工作者為掌握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這個難以捉摸而又無處不在的實體所作的努力(據我所知,這是在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這一實體也正是使中國人運轉起來的東西。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強調了構成中國人行為基礎的集體感和辦任何事都需要的關係。「做中國人……等於是相互承擔義務——數十億個小關係構成了一個大整體。」接著,作者描寫中國普遍存在的歷史觀念,這與美國人著眼於今天的觀念大相逕庭。最後,他們還解釋了中國人是如何通過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是通過工作單位確定各自地位的。這種確定個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結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個人及其家庭連結在一起的一種手段。
  此書的三個部分首先描寫作者所說的「10 億」,即中國人民擁塞不堪的生活;接著是組織中國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後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國人在其制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動。這一結構使馬修斯夫婦得以討論許多城裡人的日常生活;但他們只同少數幾個十分富裕的鄉下人談過話。他們記錄下許多談話和許多人的經歷。在題為《工作》的一章裡,他們描寫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人們進行鼓勵和刺激方面繼續存在的困難;《語言》一章談到為改革寫作,並使之更有效。在描寫性關係的一章裡,作者描寫了中國人缺乏隱私和性知識的情況。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們害怕接吻會導致懷孕。他們寫道,革命「只革到臥室門口」。在這方面,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長。同時,婚姻本身仍然是相當牢固的,是經過周密計劃並實際上持久不變的。另一方面,中國人生孩子的特長面臨一條新法律:北京的宣傳欄說「一個就夠了」。對中國人來說,這傷害了他們作為世界上惟一的10 億人口大國的自豪感。
  書中有關「制度」的章節,描寫中國人是如何通過送禮、走後門等方法,戰勝這一制度的。新聞是政府壟斷的,但臾泊萬份限制發行的((參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國通訊社的消息。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饋給中國人民」。考試制度徹底恢復,500 萬年輕人可以參加考試,每20 個報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學。200萬大學生(這個數字尚未達到)只佔人口的0.2 %。和過去一樣,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極少數,是社會的精華。高居顯位的人能享受許多特權。
  馬修斯夫婦還描寫了當局對不同意見是何等敏感。,他們相信政府需要知識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識分子自由權方面一定會謹慎行事。不過,「法律」仍像過去一樣嚴厲,罪大惡極者仍然要判死刑。「(西藏東北面的)整個(青海)省可以說是一個監獄殖民地。」就像在蘇聯一樣,勞改營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還可由政府在國內隨意調動」。新的法律制度還遠遠沒有克服不公正行為。
  最後一部分——《出路》——描述了一種複雜的狀況:擁擠、官僚主義化和警察專政等現象,不但被中國的烹調、戲劇和書畫篆刻藝術、電影、音樂及文學所緩和,而且還被鬥蟋蟀、賭博、打賭、體育等「娛樂」所減輕。兩位作者還詳細描述了相聲中的笑話(相聲是巾國的又一特產)。馬修斯夫婦還報道了「人們對物質利益和民主的強烈嚮往,同當權者(他們可以借鑒歷史統治者數百年的掌權經驗)頑固壓制不同意見,兩者之間無時不在的鬥爭」。他們認為中國人已到了「政治動亂……崩潰……絕望的邊緣,他們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臨界點」。然而,他們知道如何在現行制度下生存。中國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覺的,而大部分人幾乎是不自覺的)政府體制的壓制和干擾,但是寧願施技巧戰勝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戰」。
  總之,中國人生活在復辟了的官僚主義國家的統治下,這一國家統治是由全體國民的集體精神認可並通過現代技術實施的。正是在這一困境中,中國人實踐著我們可稱之為隱秘的、小規模個人主義的東西,這種個人主義的自由只涉及與集體無關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護的公開個人主義,這種公開的個人主義在目前表現為我們對人權的關注。對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來說,這種對公開個人主義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連他們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國家的整體利益置於個人權利之上。由於我們美國人正設法擺脫電腦的控制,因此我們感到在某些方面與中國人有共同之處。
  此篇評論的是福克斯·巴特菲爾德所著《苦海餘生》(紐約,時報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來自地球中心的報道:對中國現實的探索》(波士頓,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發表於1982年5 月27日的《紐約書評);傑伊·馬修斯、琳達·馬修斯所著《10 億:中國紀卒)(紐約,蘭登書屋,1983年),發表於1984年1 月19 日的《紐約書評》。
25 仍然面臨「兩個中國」
  中美關係現在處在蜜月階段,然而展望未來和回顧過去,對我們顯然也是必要的。我們很清楚,中國過去每隔一段時期就會醉心於馬克思主義,而美國則強調反共。那麼,我們能希望中美關係的蜜月持久下去嗎?吉米·卡特和鄧小平是要兩國永世友好,還是只不過開始了一種既愛又恨關係的新週期?中國的革命能和美國的即興表演和睦相處嗎?
  美國在1893年至1976年毛在世期間,曾在中國革命中扮演過角色。在1899年至1900年間帝國主義列強侵人中國後,我們宣佈了門戶開放政策;1912年,我們歡迎中華民國突然實行議會政體的嘗試(這一嘗試失敗了)。當中國1923年開始實行政黨專政時,我們把這一政策歸咎於赤色分子,並最終支持蔣介石和他畢業於威爾斯利學院的夫人及其哈佛大學畢業的內弟實行的反赤色分子的一黨專政。毛後來稱我們為帝國主義剝削者,指責我們支持「封建反動派」。他們講的封建反動派,指的是私有財產、特權和特權階層。今天,我們再次成為享有特權的旅遊者和外國投資者(後者還幫助中國搞現代化的人製造新的技術特權階層)。歷史會不會重新讓我們陷入泥潭?
  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計劃,是中國為解決如何從城市管理農村這一古老問題而採取的最新變革性方法。中國的農村現在有8 億人口,而城市只有2 億。到2000年,不管四個現代化是否能實現,中國農村的人口都可達到10億,城市人口增加到3 億。糧食和行政管理仍然會是大問題。美國人更習慣於農莊,而不是村落,而且美國的農村一般都成了市郊。因此,美國人只能在腦海中設想中國的情況。人口的壓力在經濟、政府和道德方面帶來不少複雜的問題,包括人權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都是極為陌生的。
  如果我們重複30年代同國民黨中國打交道時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產、搞投資、辦教育和旅遊,那我們就可能會再次對農村的情況感到吃驚、困惑和憤怒。中國的農民不會像我們的農民那樣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們在美國獨立前就已經在農村呆著了,而且毫無疑問還會繼續呆下去。現代變革才剛剛開始觸及他們。周、鄧的現代化討一劃正尋求我們在培訓、設備和合資企業方面進行技術投資。我們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所熟悉的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應該多考慮我們尚不瞭解的農村。如果向中國提供幫助時很盲目,只瞭解他們用英文告知的情況,而不瞭解中國朋友的困難與問題,那就會重蹈40年代的覆轍,在中國造成另一場美國災難。
  我們現在同意,台灣是一個實行自治、擁有武裝的省份,而且從長遠觀點來說北京對它擁有主權。因此,持續30年之久的兩個中國問題已經解決。但是,我們現在又面臨另一個「兩個中國」的問題,即城市中國和農村中國的問題。中國革命並未結束,它實際上可以分成兩個革命: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這兩者有時一致,有時衝突,因而導致了總是讓我們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這些曲折正像人們所說的「兩條腿走路」一樣,是革命進程中必有的現象。
  毛澤東的社會革命,旨在把農民從二等公民的地位、無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來,它試圖消滅由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官員、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剝削者組成的舊的統治階段。但是,在發動農民實現這一平均主義目標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對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對某種民間宗教的信仰一樣;毛晚年的追隨者(以所謂「四人幫」為首)最終成了反理性的教條主義者。正如加爾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樣,他們以「政治掛帥」,對「資產階級傾向」發起攻擊,反對物質刺激,認為物質刺激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結果是既不辦教育,也不搞生產,導致了經濟停頓。「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又改變了路線。
  在鄧小平領導下,旨在把現代技術應用於中國生活各個領域的另一場革命,現在正在進行,我們應該幫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會把它當作長期的主要國策?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行為。各種類型的外國人都能在中國找到夥伴。我們的鴉片商曾找到中國人為其推銷鴉片,傳教士也曾找到樂善好施的中國人。如果沒有我們服務總署那些騙錢專家們的幫助,在資本主義美國搞採購的中國人,會真正覺到自己身在敵國。和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要用長長的筷子。甚至連住在中國新的大賓館裡的外國遊客施捨的10 美元一張的鈔票,都能使人墮落。我們尊重可口可樂,它確實無可辯駁地為美國贏得了美名,但我們也懷疑可口可樂是否真正符合河南人的口味。在夏令時節,它能滿足上海人的要求,可它能增加林縣的耕地嗎?喝可口可樂的人能澆灌更多的耕地嗎?
  在制訂鋼鐵、煤炭和石油的生產計劃和加強工業建設時,我們必須戴上雙光眼鏡,以免看不見農村的8 億人口。1949年以來,農村人口翻了一番,但他們還是極端貧困。如果我們幫助培養的城市新特權階層與農村失去了聯繫,毛的幽靈肯定會在許多村莊出現,大喊「別忘了我!」由於現在能識文斷字,而且又有了收音機,地球上最團結、最龐大的一群人正期望得到更多的東西。鄧小平計劃在中國農村控制一定程度的連鎖反應,會有不少風險。可以預料,再過10年到20年時間,我們能為中國城市提供口糧,以換取我們無法廉價生產的商品。但是,這種共生現象只涉及到一小部分現代化和國際化了的中國人,他們只有2 億到3 億人,而仍處於貧困狀態的10億農民,可能還需要重新組織。總之,我們需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國所需的技術,需要品味的不只是中國為旅遊者提供的佳餚,需要提供的也不只是聽到中國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時所表現的熱情。他們也存在問題,鑒於未來是全球共享的世界,我們無法逃避同他們的聯繫。

  目前的出版物全面反映了這些問題以及西方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有些書還解釋了許多中國官員認為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完全沒有用處的原因。當前,他們肯定更喜歡西方經濟學家,而不是西方社會學家。
  毛號召把階級鬥爭作為改造人們意識與道德標準的手段,而鄧則主張搞物質生產。鄧的計劃是在1975年的一系列會議上制定的,並載人了三個文件;但「四人幫」把這三個文件斥為「三株大毒草」。在鄧的總政策聲明中,每一段都援引了毛主席語錄;而關於工業發展的闡述,則對現在執行的路線進行了實事求是和相當具體的預測。
  總的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物質生產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國民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5 %,工業每年增長9 %。這種增長率令我們羨慕。如果政治穩定,軍事開支能受到控制,那麼,逐步、緩慢地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水平不會自動改善,有幾個因素可能會妨礙它的提高。這些因素不僅包括政治動亂和擴軍,而且還包括惡劣的氣候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樣的自然災害。
  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缺少可耕地。平整和合併土地、在山上修梯田和開墾荒地等做法,效果都越來越不佳。某些造田計劃會使美國人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他們在河床上種莊稼,而在河床下挖一條隧道讓河水通過。修建這樣一條河底隧道的石頭是用人力開鑿的。這些人力和修築長城的勞力一樣,都十分廉價。這種勞動力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主要資源;而且,由於缺乏生產設備,生產率仍然很低。鄧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勞力轉移到鄉鎮企業中去。這些鄉鎮企業現在為當地農村提供水泥、化工產品、鐵、電力、機械和消費品。拿美國或蘇聯的標準衡量,這些小企業的質量很差,而且是一種浪費。但是,農村必須辦工業,儘管中心城市的大生產很經濟,中國還是要摒棄這種做法,因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 億消費者手裡的運輸系統。村鎮必須在原地搞工業化。
  中國人口眾多,統計數字令人難以置信。例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能源生產國(僅次於美國、蘇聯和沙特阿拉伯),但它的人均現代能源消費量在世界175 個國家中接近第100 位。而中國其他東西的比例卻極大:有350 萬人的軍隊;世界上第三大空軍,第三大非軍事援助計劃,每年向第三世界派2.4 萬中國技術員,還有世界上最大的機械製造業。所有這些都使它成為一個大國。但由於人口眾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仍比我們想像的要低。大中華在統計數字上很龐大,但中國人必須緊巴巴地過日子。
  中國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工業急速發展,而農村的糧食生產每年只增加3 %一3.5 %左右,剛剛超過人口的增長(1.8 %—2 %)。因此,能剩下來供商業和工業用以提供出口賺取外匯的農產品很少。儘管從1964年到1974年糧食生產年平均增長率不到3 %,現在的計劃卻要求每年增長4.5 %,而且世界上沒有一個主要產糧國能保持4.5 %的增長速度。新的化肥廠(正像經濟學家生動描述的那樣)「全力以赴」,這有助於提高糧食生產。增加糧食生產的另一個策略是強化對土地的使用,每年不只種兩季莊稼,而是種3 季。然而,我們的經濟分析家認為,對這種種多季莊稼的做法,需要做成本分析。由於這種做法需要早熟的種子、更多的勞力、肥料和灌溉,因此它實際上可能並不經濟。
  同時,鄧斷斷續續地達成了一連串用外國資金購買日本卡車、英國飛機、法國反應堆、德國化工產品、美國飯店聯號和石油技術的協定,這說明他拋棄了毛自力更生的信條。鄧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復了一人治廠的「專制主義」,追求利潤,反對平均主義,並且重新發動農民。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通過四個現代化加強國家的實力。
  由此可見,中國的城市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看來十分富裕。而在中國農村,情況就不同了。儘管鄧的改革使一部分農民富了起來,但是其他農民變窮了。如果窮人的數量大大超過富人,毛主義可能會死灰復燃。中國以前曾發生過農民起義,我們必須仔細關注中國農村。
  此篇評論的是《毛逝世後的中國經濟,官方文件摘要》第一卷:(政策與現狀》,1978年n 月9 日由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出版(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政府出版署,1978年);遲新所著(( 「四人幫」一案:鄧小平「三株毒草」的首次轉化》(香港:宇宙出版社,無出版日期)和《鄧小平:政治傳記》(香港:宇宙出版社,無出版日期)以及類似的著作,發表於1979年3 月8 日套紐約書評》,題為《新的兩個中國問題》。
26 相似之處和問題
  中國和美國可能處在兩條終將相會的道路上,因為我們都在致力於各自的現代化。從20 世紀60年代以來,我們的經驗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和我們所處環境的差別相比,這些相似之處不過是表面的。中國不能按照我們的模式發展,中國人追求美國的某些東西和方式,但這些東西和方式對許多美國人來說,也只有將來才能得到。這種追求是中國人生活的一個方面,對此必須在全面瞭解情況的前提下進行觀察,否則我們就會錯把這種追求當作未來的潮流。
  中國的變化速度喚起了觀察家的想像力和對歷史的回憶。鄧小平近幾年推行的務實主義,不是使人聯想到毛,而是使人聯想到約翰·杜威於1919年至1921年對中國進行的兩年訪問和講學以及當時「五四運動」胡適派主張的改良主義觀點(「一點一點,一滴一滴」)。胡適是杜威的學生兼翻譯,他反對思想上的各種「主義」以及這些「主義」所主張的暴力手段。「五四運動」中信奉馬列主義的陳獨秀派,直到1921年7 月才成立中國共產黨,那時杜威恰好已回到美國。20 世紀4O年代,暴力革命對於創造新秩序無疑顯得十分重要,但到了的年代後期,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號召暴力革命,這就太過分了。後來人們轉而反對這種作法,並贊成逐步務實的改革,這就使中美關係令人高興地和諧起來。現代發展的問題一直扼著我們的咽喉,現在也開始威脅中國。我們派代表團互訪,商討這方面的問題。協商是可能的,因為至少就中美關係而言,中國人和美國人目前都未因追求意識形態上的正義而頭腦發熱,而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卻不時發生這種情況。
  1966年,我們美國人在極為遙遠的越南,上演了最後一場思想鬧劇,而中國人則在自己國內以較低的代價搞了毛的文化大革命。1965年至1973年,我們對越南十字軍遠征;1966年至1976年毛在中國開展運動,這兩種狂熱同時發作了將近10年,並幾乎斷送了我們兩個國家。兩者是否有相互聯繫?肯定有聯繫。首先,請注意中美兩國愛國主義的領導人在理智方面的局限性。1961年中蘇兩國痛苦地公開分裂之後,如果還有些美國領導人直到1965年仍然相信蘇聯人和中國人是團結的,是一支牢不可破的力量,那麼這些人需要檢查一下是否患有精神病。但是,如果他們不瞭解越南自古以來對中國的控制懷恨在心,倒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我們這些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聽說越南。日本、俄國甚至韓國,都是靠向外國學習實現了現代化。如果中國領導人高傲地認為,中國可以在一種排外、反理智的孤立狀況下,依靠迅速重新發明車輪和蒸汽車,並通過反覆強調毛的思想改變階級結構來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問題,那他們也應該檢查一下自己是否瞭解中國的實際。當然,毛在延安山坡的窯洞裡就確信自己掌握了實際。
由於中美雙方的領導人都是思想的囚徒,上述理智上的局限,便產生了更為強烈的影響。20 世紀50年代,中美兩國內部都很團結,因為它們害怕外國「共產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它們是一對類似的魔鬼,各自都把對方當成一種巨大的威脅,必須以新的嚴正態度來對待。當美國的士兵轟炸越南村莊時,中國的紅衛兵正在批鬥知識分子——這兩種醜惡行徑互相呼應,只是由於實用主義的常識和各自在朝鮮的災難,才-使雙方沒有出兵到北越交戰。
  毛澤東和林登·約翰遜在20 世紀的年代末期開展的討伐運動遇到阻力,此時中美兩國在經歷方面的相似之處,變得不那麼明顯了。尼克松總統在1975年下台,「四人幫」於1976年被推翻,這兩件事無疑又有些相似之處。不管怎樣,在1987年,目前看來我們雙方都不那麼狂熱,而是更加茫然,只希望從崇高、自信的正義感中解脫出來。正是由於這種正義感,才使全國性的運動成為可能。

  奧維爾·謝爾報道了中國從「四人幫」控制下走人歧途的毛主義狂熱向鄧小平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務實主義政策轉變的過程。謝爾和一小批其他激進的美國學生一起,曾於1975年在毛的全國性集體農業先進單位大寨大隊種過地。大寨地處北京西南邊山西省的黃土高原(大寨現在被指責為假典型)。自從1976年毛去世之後,謝爾曾經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接觸過一些對政府不滿的中國人。這些人的言論越來越自由,他們的談話使謝爾感到奇怪:「毛的革命究竟出了什麼事?" 
  謝爾寫的不是總領事館那種四平八穩的報告,而是和人們親身接觸後留下的印象:大寨農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寶利萊照相機誘上了消費主義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廳裡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費主義——賣淫;自以為美國化了的騎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員的漂亮女兒在蒙古種了6年地,當了4年工人,最後又上了大學;上海一位老先生曾因為外國公司工作過遭囚禁;大連新開放的自由市場。問題在於這樣的城市居民,對鄉下人究竟有多大影響,因為後者的消費慾望可能會大大低落。
  在這些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短文中,謝爾還插人了他作為記者對鄧訪問華盛頓、亞特蘭大、休斯敦和洛杉磯的印象。在這些城市中,美國新聞界報道了我們物質方面的小玩意兒和極度的消費主義,並向中國的新電視網播送。謝爾描繪出一個正在實現現代化的美國,一個自由到了缺乏自我約束的美國。美國想把它在文化方面的混亂提供給驕傲然而羨慕美國、正在搞現代化的中國,但中國不能接受,至多只能有選擇地接受一部分。謝爾的短文充滿了象徵意味。鄧在佐治亞州黑普維爾輕輕拍打一輛剛在福特汽車生產線上裝配好的黃色豪華型轎車,這就向中國的電視觀眾表明,現在「又允許嚮往西方的奢侈品,又可以提高技術專家的地位了」。謝爾還看到,得克薩斯州西蒙頓的馴牛競技表演有了突破:美國人把鄧及其隨行人員(他們都是名人)團團圍住,索要紀念品。但是,參加競技表演的得克薩斯人卻「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去巴結客人」。他們只是「像平常一樣歡快、好客」,而不懷任何別的企圖。這有助於兩國相互認可,包括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兩國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互相幫助。然而,要中國人不斷擴大同美國的交往只能是一種夢想,而且這種夢想看來在中國已經消失了。兩國間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巨大差異表明,我們之間的交往必須放慢腳步。奧維爾·謝爾和他的中國朋友都不認為美國化能在中國無限制地發展。他的朋友想逃離中國去美國。在10億中國人中,私人汽車還未成為生活中的必要工具,而且中國人也不能同意我們的某些觀點,例如不足五月的胎兒已經是人,槍支是和其他東西一樣可以在市場自由買賣的商品。中國人的物質條件也不允許他們像美國人那樣態意揮霍。同時,我們的法律和訴訟制度,並不比中國的傳統道德優越多少。
  鄧及其接班人必須努力把革命後的發展降溫,降到能控制的水平。例如,社會學研究是科學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社會學家能在中國農村隨意活動。美國的所有東西都有副作用,因為它們可能引起中國人過高的期望和失意。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0 億人口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才,太多的美國刺激會引起極度緊張,以致導致爆炸。我們太容易藉故生端。我們不應該讓哈萊姆環球籃球隊到中國去招收隊員,而必須等待中國籃球管理當局選派它自己7 英尺高的隊員上場。
  我們不要忘記,在當今國際化的世界上,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未成年的發展中社會,但直到最近它仍然是其所在地區一個人口佔多數的主要文明國家,因此,中國在接受這種發展中社會的地位時動作緩慢。美國是一個由移民和開拓者組成的社會,它可能將繼續擴大與中國的關係。但是,同毛一樣,中國的領導人總想與外部世界保持距離。10億中國人的自尊和貧窮以及強烈的同一感和物質需要結合在一起,進一步加強了這種想法。謝爾從他認識的邊緣人身上看到的那種在1957年後同毛思想疏遠的情況,看來也在中國知識分子,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受害者中廣泛存在。在文化大革命歇斯底里的過程中,新革命者要把老革命者消滅掉。毛在「炮打司令部」和摧毀黨組織的過程中處於領導地位,因此扮演了暴君的角色。這就讓鄧的新領導班子在面對合法性的問題上進退維谷。在斯大林的暴行被揭露後,蘇聯人仍然能把列寧尊為蘇聯的創始人。但毛既是中國革命的創始人,又是暴君,這點現在已經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對物、對人、對道德標準的摧殘和破壞駭人聽聞,現在被揭露出來的這類事件日益增加6 鄧政權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把毛的全部遺產同「四人幫」一起推翻。
  中國人當然不會這樣做,而且也沒有理由這樣做。但是,他們顯然需要限制現代化中的美國化成份,這不僅因為美國化的代價很高,而且還因為那種更微妙的仇外傳統。謝爾的著作題為《警惕這些外國客人!》,這個題目正好揭示出中國的這種傳統。總之,務實主義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國打交道時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評論的是奧維爾·謝爾所著《警惕這些外國客人!》,發表於1981年4 月16 日的《紐約書評》,題為《一滴一滴》。
跋 
  對本書各章所討論的著作,有兩點必須加以說明。首先,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國人眼中的中國,探討的是美國商人、外交官、傳教士和士兵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或美國記者在中國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視兩個社會中個人地位的差異。毫無疑問,這種對我們現在稱為人權的東西的關注,反映出美國人為在國外增進人權以便在國內捍衛人權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實上,美國人長期享有的自由看來已越來越阻擋不住技術的進攻,因為技術總是能找出新的途徑,把美國人並人電腦化的單~經濟和社會之中。在1830年後傳教的百年中,上帝並未完全在美國人的生活中占統治地位,向國外派布道團主要是為了改善教會在國內的艱難處境。現代不分宗教派別的人權事業,今天也處在同種狀態:它必須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得到支持。
  美國的這種信念,究竟使我們同中國的差距有多大?這是一個難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問題,由於中國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團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國人的集體化程度更高。從個人行為方面來說,我們必須看到,儒家強調的是責任,而西方人強調的是權利。中國人可繼續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麼程度上與基督教的觀點產生共鳴?中國傳統特權階層的儒家人文主義,在何種程度上能成為中國新的大眾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一個儒家共產主義真的正在中國出現嗎?
  不管結論如何,我們都能預料,中國人達成的一致意見會是保守的,他們擁護的是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因此,80年代後期,在黨的權威與個人言論自由之間的繼續鬥爭中,我們可能還會站在某一邊。
  1987年,這一鬥爭的形式是學生為爭取「民主」而發動的遊行示威,不管這種「民主」的概念如何,這些遊行示威導致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鎮壓,而且有人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斥為來自國外的「精神污染」。
  無疑,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美國人,很可能同情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員。然而,為了避免把這個問題搞得過於簡單化,我們應注意某些有利於這些官員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國變化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中期所發生的變化,若非癡人說夢,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議的:鄉鎮企業家真正富起來了;工人發現鐵飯碗裂縫了,僱用期的長短已更緊密地與工作表現聯繫在一起;知識分子現在能對各種政治制度說長論短;作家和藝術家正在進行試驗。中國的文化界充滿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幾十年受壓抑的創造才能,現在正迸發出來。中國人的才能也在國際上顯示出來。但是,這種創造性的發展,也導致了許多問題,例如,在生產和貿易方面,個人的積極性助長了腐敗。用某些市場經濟的特點來改善指令性經濟並非易事,通過合資企業引進外國技術和資金的政策已經受到限制。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過8年經濟改革的偉大實踐後,學生們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從而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政權。4000萬黨員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黨,他們中具有毛思想的黨員,可能會設法改變路線。
  最難評價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情緒和狀態。中國共產黨能在多大程度上放鬆其專制控制並同時保住政權?它能否真正從按照毛的教導實行統治轉化為按憲法立法程序實行統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義的,農村集體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義的,就更不用說共產黨是正義的了。那麼,人們就不能期望共產黨會容忍持不同政見者。在毛領導下的中國,政治上持不同意見等於犯了叛國罪,它比偷盜罪或殺人罪更為嚴重。把政策與愛國主義分開和容忍反對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學說已深深扎根於中國共產黨的體制;領導人靠智慧和永遠正確實行統治;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政策是反映領導人特徵的一種形式,因此攻擊政策就是攻擊統治集團。甚至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許多政治犯在接受勞動改造。總的來說,拷打是被嚴令禁止的,但中國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勞動改造等觀念,允許剝奪人身保護權;不斷逼供和使用侮辱、減少定量、單獨監禁、戴手銬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進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為上就範。法律的這種不發達狀態,是中國學生強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當然,中國的學生只是一個小小的特殊階層,根本無法與美國的學生相提並論。他們自詡為古代學者當政傳統的繼承者。作為潛在的政府官員,他們是國家利益的監護人,並還要看當時的情形,哪怕不在場,也必須做出一種政治姿態。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成績優良,但這並不能改變他們在中國工作時可能會面臨的艱苦條件。他們所關心的事和我們所關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們美國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在中國的發展中起作用,也許是好的作用。
費正清:解不開的中國結
  傅光明
  江澤民主席的訪美成功與克林頓總統的回訪,無疑為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回首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不能不說雙方都是飽經淪桑、憂患,由一個情緒激動、脾氣暴操,難免情急忘智的毛頭小伙子,變成了成熟、理智的大人。儘管有時候兩人仍會賭氣、任性,幹點事後馬上後悔的傻事,但遠沒有翻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為他們心裡已達成共識:要接觸,不搞對杭,否則兩敗俱傷。是的,無論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還是將近30年的冷戰,雙方都非受益者。美國要遏制中國,中國要衝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封鎖,劍拔弩張,怒目而視。誰撈著便宜了嗎?沒有。所以,雙方聰明了以後,就都能從全球戰略意義的高度和彼此互惠的巨大貿易利益出發,盡可能心平氣和地通過對話來解決諸如人權、最惠國待遇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方面的問題。雙方都學會了以「小妥協」求「大獲利」的本領。由於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今後雙方在交拄中仍難免會出現摩擦,這當屬正常,但再演化到拳腳相加,戰機、導彈分庭抗爭,幾無可能。中美雙方都不必強求彼此喜歡,只要和平共處,便都會相安無事。但1999年5 月7 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使館,是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公然挑釁,這會使中美關係出現嚴重的倒退。可歷史的車輪總是向前的。
  回眸中美關係史,有一位崛立於美國漢學界巔峰幾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遺忘,他就是從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獻給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關係的學者費正清。在某種程度上,費正清這三個字就意味著美國的漢學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學在他退休時即把「東亞研究中心」改名為「費正清遠東研究中心」。1991年9 月12 日上午,費正清親自將平生最後一部書稿《中國新史》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心臟病復發,兩天後去世。
  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事業的「教長」或「前輩」,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政治秋序、社會、經濟狀況等反映傳統中國性質的命題以及中國與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等,還在哈佛大學授業培養了數千名大學生,並把滋潤著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輸送到美國和國外的100 多所大學去任教。
  1932年2 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規學術訓練的費正清伴著日本軍艦與岸上中國炮兵的對射,乘船抵達吳淞口。僅在一周後,日軍在上海登陸。費正清趕往北京。三個月後,他在西總布胡同21 號租了一套華麗的住宅,準備迎接新娘費慰梅的到來。他倆是在皇城根結的婚,蜜月帶著童話情調:「我帶著費慰梅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經過充滿地方色彩的1/4 英里路程,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就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行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僕人們沒有時間去增添煩惱,他們唸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時日的幻想裡。我們就置身在這樣的語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國四年,費正清夫婦到過許多地方,查閱檔案,觀察農村,調查出土文物。他們結識了許多第一流的學者:蔣延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錢端升、章士釗、陶孟知、陳岱孫,以及物理學家周培源等。費正清看到,一個面目可憎的東方強盜正在撕咬蹂確著一個早已衣不蔽體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實上,正是這博大精深,不會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維繫著燦爛文化的開明學術精英深深吸引了費正清,使他開始把近代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專業課題確定下來。因為透過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認識中國的古老文明,下可以歷史地闡釋中華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開始沒落,政權凋敗,社會墮落,人民貧窮。他對腐敗的國民黨的前途表示懷疑,甚至認為,倘若日本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他當時並不看好毛澤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主張美國應為了自身利益盡早在亞洲參戰。
  1942年9 月,費正清以國務院文化關係計劃聯絡官的身份第二次來華,主持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以後於1945年10 月到1946年7 月又在戰後中國逗留九個月,「對中國人民和美國的對華政策來說,都是希望與災難交織的時期」。中國歲月使他認識到國民黨政權正在喪失民心,走向自我毀滅。除了政權腐朽,經濟崩潰,「文化法西斯主義」該是個罪大惡極的兇手。費正清就曾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聲援。他想努力培養和營造一種文化國際主義精神,這就要求美國不僅向中國提供杭戰所需的軍事和技術援助,還要干預中國的教育,以求建立「我們之間共同的基拙,從而使我們能有一個更為積極的共同價值標準」。這一想法很天真,並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華移入孔教中國的傳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樣基於有點文化沙文主義的長遠考慮更實惠,他在後來主張美國在與獨裁的蔣介石交往的同時,還應明智地擴大與共產黨人的交往,培養和鼓勵共產黨代表的群眾運動,「按照我們的方向來發展,我們才能獲得更大的好處」,否則中共將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
  費正清有許多關於美國對華關係策略的建議和報告常被送達總統手中。但正如他所說,中國是美國的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他的價值觀也同樣在中國受到挑戰,看來是文化的價值決定人的信仰和行為。從這個意義講,中國和美國的衝突在實質上一直是文化的衝突,文化的對杭。費正清以為,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中國人真正把科學和民主結合起來,並應用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群眾中,中國社會就能現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當時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學,這個過程有時也相當緩慢,而對於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長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餘的不速之客。費正清由此判斷,國民黨氣數不長了。
  當他通過接替蕭乾主編《大公報·文藝》的楊剛,接觸到同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龔澎、喬冠華,後有周恩來、葉劍英,並與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風、周揚等,以及孫夫人宋慶齡交往以後,便為他們的正直、熱忱和葉待事業充滿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動。儘管當時他並未闡明或暗示美國應當放棄貪污、腐敗、墮落的國民黨極權政權,但他已感覺到,這些能講極好的英語,並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現代美國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那樣行事的共產黨人,將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義的力量——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領導力量。他不欣賞馬列主義,也不瞭解延安正發生著什麼,但他欽佩那些由燕京一清華大學生組成的有點像上個世紀宗教社團的進步團體和共產黨人。最後,正是這些人在土地和農民問題上獲得成功,並團結民族主義以及社會變革諸力量,取得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費正清回國後,一直關注中國問題研究和中國國內的政局,惦念著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婦、老捨、張奚若、費孝通、錢端升等。通過他們,他瞭解到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投奔共產主義事業,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了信心。;1949年5 月23 日,錢端升致信費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實事求是的方式和態度來看待我們的新政權,它就越容易能夠採取一種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這是你面臨的任務。」
  從這時起,他真的好像負了一種使命,開始公開發表演說,談論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好處,主張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讓其進入聯合國。1949年秋,他進而坦言:「從中國老百性的觀點來看,根據現在的中共政權迄今為止的表現,用中國人的思想方法判斷,它有望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政府。」「我認為,共產黨政權對中國人民作出的承諾,要超過現存的國民黨政權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歷史的經驗和判斷常常難以改變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斷卻往往改變歷史。冷戰開始以後,中美兩國各自經歷了這種怪誕而又奇妙的輪迴。麥卡錫時期,費正清未能逃過現代極權主義的垂愛,被指控為「老牌的共產黨的辮護士。」他那些中國知識分子朋友卻不比他幸運甚至更糟,他面對莫須有的罪名還能在聽證會上辯白,而他的中國朋友一經劃定右派,等著的就只有「牛栩」和勞動改造。
  作為歷史學家,費正清的許多判斷是準確和有預見性的,他認為「中共顯然不會是莫斯科的傀儡」, 「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民族自決問題,而非外來侵略問題。」另外,他始終認為美國支持流亡台灣的蔣政權得不償失,因為「從長遠來看,對我們來說,與中國大陸保持和平要比台灣更為重要。」儘管費正清的中國史觀也會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變、發生而出現轉變,但他「藕斷絲連」的中國結是解不開的。他一度承認對中國的軍事遏制不可避免,卻始終尋求努力創造一種以接觸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戰爭尚未結束,他就已經向美國政府陳述,可以通過旅遊同中國接觸,取消貿易禁運,進行交流,並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不僅需要歷史學家的識見,更得有點軍事家的韜略。他這時已經清楚,美國人在對華政策上,是吃了好戰和反共的虧。所以他要讓美國人知道,瞭解中國,認識中美關係的歷史,會使他們得到一個更安全的未來。
  1972年6 月,費正清和費慰梅接受周恩來之邀請,作為尼克松訪華後的第一批尊貴客人到了北京,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此時距他們在重慶的初次見面已是遙遙近30年。同時,他又見到了「結伴而來」,顯然在當時「受到限制」的老朋友金岳霖、錢端升、張奚若和費孝通。但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堅冰正在打破。七年之後,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為了這一天,費正清等了30年。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到中美建交" 30 多年戲劇性般的事件中,他起了主要作用」。保羅·埃文斯的評價是客觀和公允的。他說:「費正清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他的經歷和交際的廣度,使他在重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學術交流中處於聖賢和使者雙重角色的地位。」
  賴肖爾在為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寫的序中說:「在過去30年,誰也沒有費正清用更清楚、更富於洞察力的筆觸寫過關於中國的書。在使美國人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傳統、中國紛擾不寧的近代歷史以及中國神秘莫測的現狀等方面,誰的貢獻也沒有費正清那樣大。」單就這本《美國與中國》來說,從1 抖8年首版至今,一直深受各界稱譽和歡迎。費正清憑藉新的學術成就,在四次修訂中,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識和見解,「而這些不僅是關於近代事件,甚至還涉及早期中國歷史的各個方面,一直遠溯到舊石器時代。……費正清擅長把多方面的感性認識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詞的透徹結合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已經是並且將長遠是一本經典著作的原因。」中國讀者對費正清的學術仰慕和欽佩由來已久,某種程度上歸因於他是一位極富人道主義情懷(或叫人情味兒)的歷史學家。當他知道中國同行正遭受著精神上的巨大迫害,情感的因素就會使他的中國史觀發生波動。這當然是指發生在近現代歷史上的事件。古代史早就成「史」,而活著的人如何演化歷史,自然難以推論。誰能料到蘇聯、東歐那樣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了呢?睦目結舌的不會光是歷史學家。這也就難怪費正清的中國史觀常會受到中國革命的波動、中美關係的起伏和美國國內壓力的影響。因此,研究費正清不同階段對中國的反應,會發現那裡邊「包含了不同的評價標準,產生過不同的希望和擔憂。」但無論何時何境,費正清的言論都是極有價值和必須高度重視的。尼克松訪華前夕,中美兩國高層領導人反覆參閱的二三本書中,就有他的《美國與中國》。費正清的著作譯成中文出版的有《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和《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以及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現在這本《觀察中國》是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的。這本書透過他對別人論述中國的著作,回顧了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交拄,記錄下他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敏銳觀察和精闢分析。全書共收文26 篇,分成五樣:(一)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的南色,(二)中國革命領袖們的嚴治厲行,(三)中美邦交恢復正常化,(四)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五)近年美國訪華人士的觀感。歷史就是文化,文化也即是歷史。有心的讀者該能透過費正清換一個層面去正視美國學者獨特視角下的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那裡面有許多寶貴的東西我們自身都常常忽略掉了。與這樣一本書失之交臂,實在是件憾事。
  「後繼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費正清的學識成就,但是沒有人可能取代他在如此眾多學術事業中." 的地位,即作為學術界與美國公眾之間的橋樑和作為一個在知此形式多樣的學科領域內博學權威的地位。」
  中美這兩個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的大國,畢竟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容忍差異是通向未來的關鍵。費正清指出,通向穩定的道路不是通過尼克松、基辛格在實施對中國開放時所劃分的那種戰略利益的共同性實現的,相反,它是通過識別文化的差異及對它們的認可來實現的。最後,我要真誠地感謝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女士授權我重新翻譯這本《觀察中國》;感謝我的恩師蕭乾先生在病中審讀了書稿並寫下序言;感謝我的妻子鄭實,以六甲之身還在幫我校訂書稿,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感謝責任編樣王立女士為此書的出版付出的辛勞。
  
  
費正清文集-觀察中國
  
  - 6 – OCR/製作:孔府藏書
  

<<費正清文集-觀察中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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