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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話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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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道: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話語錄 作者:余世存     
  第一部分   
  一、大學(1)   
  20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 
  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1914年11月初,梁啟超在清華作題為《君子》的演說,引用了《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大家,希望清華學子能夠「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大家深受鼓舞,從此清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姜亮夫回憶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時有這樣一段記述:「在清華這個環境中,你要講不正經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同學與同學,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個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 
  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范源濂任次長,他們辦教育的方法相對立。范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的大學?所以我們的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蔡元培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蔡元培談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學教育的目的與觀念是明確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學習趣味化,激起人們的求知慾望,我們決不把北大僅僅看成是這樣一個場所——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訓練他們日後成為工作稱職的人。……這所大學還負有培育及維護一種高標準的個人品德的責任,而這種品德對於做一個好學生以及今後做一個好國民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蔡元培在回復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談到了自己的兩種辦學主張,第一條便是: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他說:「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盡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當即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劉師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變革命,甘願充當奸細,出賣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極力為之辯護:「劉申叔,弟與交契頗久,其人確是老實,確是書獃!」章太炎也說:「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博通之才如劉師培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民國成立後,蔡元培和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劉師培:「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幾年後,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蔡元培暫離北大。1920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了9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甚至總統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但是當時並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經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註冊為北大正式學生。但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基督教徒合辦的廣州嶺南大學早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男女並校了。嶺南大學即今天中山大學的前身。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後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哄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台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後,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裡面的辮子,就不是那麼好剪的啦。」 
  一席話把學生統統鎮住了。以後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嚮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現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道:「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於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後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真的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裡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後,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後我上課不點名,願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哄堂大笑。 
  馮友蘭在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所寫碑文,可與清華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媲美: 
  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 
  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天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軟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聞一多上課別緻。據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裡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傅斯年之於台灣大學,一如當年蔡元培之於北大。他的甘棠遺愛幾十年不衰,如劉紹銘在小說《二殘遊記》中說:「傅校長,雖然我在大洋這邊的美國也拿了個什麼博士,但我最驕傲的,還是杜鵑花城的那個學位!」 
  北大新生入學。有名新生拎著很大的包裹來報名,看見路邊一個老頭,就把他叫過來,說:「老頭,給我看下包,我去報名。」老頭等了一個小時,一直不動給他看包。 
  後來新生在開學典禮上看到,講堂上給大家作演講的正是那個老頭,他就是季羨林。   
  二、校長(1)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裡!」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裡!」梅沒有表態。 
  蔡元培就職後,第一次對學生訓話,就說:「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切中當時北大的病根。後來,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一個官僚養成所改造成為中國的「精神聖地」。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蔡元培又在跟吳稚暉的一封信中談到: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學因提倡「新文化」、「兼容並蓄」,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氣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宣稱中國現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讀完乃掛冠而去。 
  曾為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像已亡矣!」 
  南開是私立學校,經費需向社會各界募捐,有學生提出:"我們不要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的臭錢!"張伯苓校長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張伯苓常講:"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淨發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他還編了句順口溜:"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霉也不顯!" 
  張伯苓特別信奉這樣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 
  南開另有四十字鏡箴:「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1924年底,大學部師生間發生了點矛盾,張校長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平息了這場內部風波,過後輕描淡寫地說:"兩個小孩打架,摔倒了,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各自回家吃飯。" 
  1929年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張校長的講話既 
  幽默又深刻。他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陞官發財。男人陞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元配夫人!"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迴盪,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張校長鼓勵學生苦幹,但又怕年輕人急於求成反而壞事,他以燉肉為例說:"燉肉要慢火,長燉,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爛又好吃。若心急,一會兒揭開看看,一會兒揭開看看,這鍋肉是燉不好的。" 
  梅貽琦校長1931年在清華就職演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梅貽琦從1931年到1948年一直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蔣夢麟校長上任之初,即叮囑文、理、法三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去做,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 
  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裡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 
  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一次聯歡會上,有人請他「訓話」,他說:「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我不訓話。」 
  馬寅初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名譽校長,因寫《新人口論》而受批鬥。全國圍攻之時,馬寅初的牛脾氣又起來了,說:「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止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麼,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 
  幾十年後,果然證明他是對的。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說:「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勝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遭受這麼大的禍殃!」 
  張百熙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管學大臣,對北大而言,功勞決不在蔡元培之下。張一上任即邀請吳汝綸任總教習,三顧茅廬,吳仍拒絕,張竟當場跪下,直到吳答應方罷。但吳汝綸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剛從日本回國就去世了,真稱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蔣百里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面,一點關於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 
  蔣百里在校長任上時,受到北洋政府尤其是徐樹錚的掣肘,財力時難為繼。蔣便召集學生訓話:「我初到本校時,曾經教導你們,我要你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做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現在看來,你們一切都好,沒有對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卻不能盡校長的責任,是我對不起你們。」說完,拔出手槍,對著胸口就是一槍,幸虧搶救得時,悲劇得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學生被打死47人,傷200多人。文化界如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多年後,傅斯年遇到了鹿鍾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傅斯年在談到北大的幾位校長時認為: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卻比蔡高明;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但辦事比胡適高明。蔡、胡的辦事,真是不敢恭維!蔣夢麟又對傅斯年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就任台灣大學校長時說:「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它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說,「大學是一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按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前途記,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 
  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三、傳道(1)   
  馬衡在北大講「金石學」,帶學生去故宮看商周青銅器。學生問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真的,先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學生又問:「那麼,又何以知道什麼是假的呢?」馬衡說:「若要知道什麼是假的,先要知道什麼是真的!」 
  梁啟超說:「吾愛孔子,吾更愛真理。」 
  1929年,梁啟超身體漸趨惡化,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加強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猶堅持看書不已,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看他,勸他養病期間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有一次,劉師培感歎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有人認為黃的學問更勝於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黃侃只比劉師培小兩歲。 
  王闓運就任尊經書院的第一天,就對學生傳授學經的方法,說:「治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辭,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說:「說經以說字為貴,而非識《說文解字》之字為貴」,「文不取裁放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 
  辜鴻銘曾經教授記憶之法,謂第一步是感動(impression),第二步是保留(retention),最後一步是回憶(recollection)。當外國人向他請教因何有如此記憶力時,他說:「你們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我們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 
  陳寅恪執教於中山大學時,講課時校內教授旁聽者常多於學生,陳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稱謂。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惟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蒙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陳垣常對人說:"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著發表,要給三類人看:一是水平高於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為這樣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據豐子愷在回憶他的老師李叔同時寫到: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籐椅子裡坐。他把籐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籐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豐子愷崇拜李叔同,兩人的師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溫柔高雅,舉手投足間有奪人心魄的寶相,這正是豐子愷崇拜他的意義所在。所以夏丏尊說:"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 
  周作人說:「科學其實也很道德!」 
  一次習作,學生引用《資治通鑒》。顧頡剛說:「引用古書資料,要用原始書,《資治通鑒》是二手貨,不足取信於人。」 
  又一次,粗心大意,寫錯字,老師罵他:「要細心,一個字不可輕輕放過。」 
  再一次,他出大題目要寫作,這次老師罵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題。要知道大題目費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實;小題目可以做得充實有力,無懈可擊。某些事,可以大題小作,在學問上則要小題大做。」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蔡東藩有語:「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學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 
  蒙文通語與學生:「學問可以不做,卻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聰明人要用笨功夫」。這是胡小石先生告誡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話。王季思早年在東南大學受教於胡先生。一次他將自己的一篇論文送請胡先生審閱。論文評析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王季思用張華「平關之役,利在獲二俊」之言詮釋「論功若准平關例,合著黃金鑄子昂」二句。胡小石認為這一典故僅說明了前一句,而後句卻未有著落,因而建議他去查《國語》一書。季思先生遵囑查閱,方知後一句乃用《越語》中勾踐用黃金為范蠡鑄像的典故。 
  陳中凡研讀古書「審諦九事」:別真偽,識途徑,明詁訓,辨章句,考故實,通條理,知家法,察史實,知流別。 
  陳望道說:「一個人,如果要在事業上有所成就,需要七分學者氣,三分才子氣。學者氣長到十分就會呆,才子氣長到十分就會浮。」 
  顧隨每次步上講台,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周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台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 
  葉嘉瑩學成出師,南下的時候,顧隨對她說:「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這重托讓葉嘉瑩一生都忘不了,她說: 
  我之所以在半生流離輾轉的生活中,一直把我當年聽先生講課時的筆記始終隨身攜帶,惟恐或失的緣故,就因為我深知先生所傳述的精華妙義,是我在其他書本中所絕然無法獲得的一種無價之寶。古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迪與人格的提升。 
  ——《顧隨全集·序言》 
  夏承燾先生還曾在日記中記下這樣一個夢,謂其前身為宋徽宗云云。但是先生更加重視的還是後天的努力。他說:「我曾經諧笑地告訴一位朋友,『笨』字從『本』,『笨』是我治學的本錢。」他的成就、他的詞學建樹,就是在「笨」字上下功夫而取得的。 
  周祖謨讀書做學問遵循著"次第讀書法"。他說:"專攻某一門學科,也要先讀有關的基礎書,然後兼及其它。如從事語言研究,語言學就要先學好,要會發音,會用音標記音,這是必要的一個次第;從事文學研究的,文學史概要就是必要的一個次第;關於語言文字,就得先看《說文解字》,然後才能研究古文字;研究歷史,應先從通史入手,再進行斷代史研究。" 
  馮至在自然、人生、生命幾個方面的思考都是很有意義的。他主要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忍受寂寞,忍耐,默默擔當一個大宇宙。像自然一樣默默; 
  二、平凡中的偉大,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像自然界的貴白草一樣"不辜負一個名稱",像往山上鑿路的老人、化緣在孤島上建造燈塔的人一樣做有益的事業,體現平凡中的偉大; 
  三、以自然為楷模,維持向上的心情。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馬建強:《錢穆是怎樣做小學教師的》 
  吳世昌先生說:"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導都有效,要養成自問自答自己鑽研的習慣。" 
  吳世昌先生說:詞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讀懂的。有一條經驗:要讀原料書,少讀或不讀選集和注本,要獨立思考,才不至於上當受騙。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三十年代初,吳健雄在中央大學物理系學習時,他的老師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經常向學生講述居里夫人的種種軼事,從此吳健雄以居里夫人為偶像,數十年後,吳健雄被稱作「中國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張季鸞生前曾傳授給王芸生二十字秘訣:"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 
  吳清源說:圍棋本身不是一個武的東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圍棋跟政治沒有關係。 
  張中曉說:"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於黑暗,惟一的辦法是使自己發光。" 
  高僧大德淨空老和尚回憶他當年跟方東美唸書時候情景: 
  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方先生給我講課的時候,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他告訴我,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學都沒有辦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說:「學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廈門平民學校成立會上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能夠教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啟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一文中說,抗戰勝利後因有人推薦他去北平當局任職,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徵詢老師陳垣意見,援庵先生說:「學校送給你的是聘書,你是教師,是賓客;衙門發給你的是委任狀,你是屬員,是官吏。」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四、為學(1)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等湯金釗前去探望時,只見魏蓬頭垢面,髮辮不整,亂草般的髮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面亦是污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魏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道:"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林紓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章太炎云:「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於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梁啟超曾說讀龔自珍詩文「如受電擊」,他自己的文字也達致了這一閱讀效果,他「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他的《新民說》、《少年中國說》等以其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鮮活潑的思想傾倒了幾代讀者。正是「筆鋒常帶感情」,使得梁啟超的政論富有極大的感染力,影響了幾代人。 
  梁啟超評其師康有為:「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其僕從之概!」 
  張之洞在《勸學篇》卷首寫道:「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 
  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此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讀書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採用默識理解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所以創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後來回憶這一轉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未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後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於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識其意。」 
  梁啟超這樣評論王國維:「學者徒歆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 
  張伯苓辦教育,重事功而輕學術。經濟學家何廉強調統計的重要性,張便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現什麼?"何答:"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假如我們想從城裡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又有一次,張問人類學家李濟:"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濟當時想對全國人民做頭部測量,聽到張的問話,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濟就離開了南開。 
  陳三立有科學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窮理格物及於最纖微之處。他曾取一隻病蠅置於案上,徐觀其狀,久久不倦。其詩精深真摯,根源正在於此。 
  1923年,朱謙之、繆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學生聲明自由聽課,不要北大文憑。這十七個人被稱作"自絕生",但他們日後大多學有所成。 
  錢玄同說:「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洛閩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距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啟牖顓蒙,拯救危亡。」他認為其中最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為、宋恕、譚嗣同、梁啟超、嚴復、夏曾佑、章太炎、孫詒讓、蔡元培、劉師培、王國維、崔適。他們「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采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贗,或抽繹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 
  趙元任是語言天才,他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當地人交談。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講巴黎的土語,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少年時的陳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學者張之洞寫的《書目答問》一書。打開一看,發現這本書開列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典籍,並作了鑒別,為讀者介紹了學習的門徑。陳垣十分高興,連忙按照書目購買了大量書籍。有人問他:"你買了這麼多書能念得完嗎?"陳垣回答道:"書並不都是要仔細念的。有的是供瀏覽翻閱的,有的是供參考備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讀記誦的。有的書要必求甚解,有的則可以不求甚解嘛!" 
  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講了一件沈兼士講哲學史的趣事: 
  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個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任教時,以家在北平,向校長戴季陶提出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說:「我們這輩人,像樹木一樣,只能斫作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顧頡剛大受感動,收回了辭呈,並表態要「留中大幾年」。不過,他回了趟北平,結果,「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 ,於是食言而肥。 
  蔣廷黻問公認的漢代史權威楊樹達先生:"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地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名聞天下的楊先生面有難色,表示自己從未想過這些問題,書中沒有討論過。 
  熊十力長期不和家屬住在一起,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學問。他每天清晨4點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書桌邊貼有"說話勿超過3分鐘"的字條。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記:陳蘊珍(蕭珊)曾問金先生: 「您為什麼要搞邏輯?」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麼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對他的老師金岳霖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在一個靜寂的黃昏,同我的老師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時種種宣傳正鬧的很響。我就問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並沒有特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沉思了一會,他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問他,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殷海光面對當時的思想爭論,曾問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沒有正面答覆,他沉思地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問:"什麼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說:"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教授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鄭昕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面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岳霖的邏輯課,金教授也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西南聯大王浩回憶起當年的生活時說: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當然因為每個人品格和常識不等,相互間會有不快,但大體上開誠佈公多於陰謀詭計,做人和做學問的風氣是好的。例如在課堂上,有些學生直言指出教師的錯誤,而教師因此對這些學生更欣賞。有兩次教師發現講授有嚴重錯誤,遂當堂宣佈:近幾個星期以來,講得都不對,以後重講。教師與學生相處,親如朋友,有時師生一起學習新材料。同學之間的競爭一般也光明正大,不傷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討論,以增進對所學知識的瞭解。 
  1933年12月8日,林語堂在上海某大學演講《關於讀書之意見》,他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有人從小就使用梁實秋編的英文字典,一次問他,怎樣才能把英文學好,梁回答說:"起碼要翻破我編的三本字典。" 
  學生請教「格」和「律」的異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變,律不可動。就好比每人臉上都有兩眼一鼻一口,這便是不變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長短、高低、大小之分,這是可變的格。」 
  沈從文第一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五本醫書,從中知道魚刺卡喉時,用貓口涎液可以治癒。第二次對書發生趣味,得到好處是讀《西遊記》,培養了他的幻想,他說,使我明白與科學精神相反那一面種種的美麗。第三次看的是部兵書,本來他認為可以世襲雲騎尉,但讀後有了一個轉變,發現自己已沒有拘束別人的興味。沈從文說:"這三種書幫助我,影響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從文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煩。 
  吳世昌先生曾回憶十來歲時,讀杜牧的《阿房宮賦》,舊書沒有標點,一開頭只見十二個字"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麼也看不懂。就跑去問比他大四歲的哥哥吳其昌,哥哥並不教他,反問:"六是什麼?"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國王。""畢是什麼?""畢是完了。""六王畢呢?連起來講。"答:"六個國王完了。""這不對了,怎麼會不懂呢?"哥哥鼓勵他。這樣一問一答,只有"兀"字實在不懂,哥哥說是"光禿禿"。他問:"四川的山為什麼光禿禿?""自己想想看。""沒有樹了。""樹到哪裡去了?""砍了?""砍下來幹什麼?"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宮了。"這一下全懂了。 
  楊伯峻是楊樹達的侄子,黃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帶領下,十分不情願地磕頭拜黃為師。黃對他說:「我的學問是磕頭得來的。」這指的是黃拜劉師培為師的往事。楊伯峻心結頓解,從此拜服。 
  洪深說:學生的等級可分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壺,灌以液體,可如數傾出,僅有少許遺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數倒出,則涓滴不剩。最劣為漏斗,傾以污水,水則流出,渣滓盡留其內。 
  馮玉祥在常德時,每天學英文兩小時。學習時,即在門外懸一牌子,上書:"馮玉祥死了!"學完後開門除牌,向人說:"馮玉祥復活了。"後來,他可以在美國的街頭用英文作反蔣演說。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並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雲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徵引各種文獻,使用10餘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陳尚君是朱東潤的關門弟子,曾務農八年,屬於工農兵大學生。然而他記憶力超群,博覽典籍,在文學史料的補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詩補編》和《全唐文補編》,補錄唐代詩文達12000多篇,較之前輩學人如逯欽立等,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華羅庚從16歲開始自修,五年後,他動手寫數學論文投稿,當他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學》雜誌刊登出來後,驚動了清華大學的熊慶來教授。熊慶來看完這篇文章,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恰好有江蘇籍的教員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道:"這個華羅庚哪裡教過什麼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慶來驚奇不已,迅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學歷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但卻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就到英國留學了,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只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鄭天挺回憶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此帶出唐朝婚禮制度,是極重要的事。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來掌握美,就會把美的統一體內的各差異面看成分裂開來的孤立的東西,從而把美的內容僅僅看作一抽像的普遍性,而與特殊性的個體形成堅硬的對立,只能從外面生硬地強加到特殊的個體上去,而另一方面,作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變成只是拼湊起來勉強粘附到內容上去的贅疣了。 
  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五、純儒(1)   
  湯用彤為人溫潤,一團和氣。錢穆與傅斯年有隙,卻都與湯交好;熊十力和呂澂於佛學方面每每相左,卻均與湯相得;湯雖參與學衡派,卻與胡適不傷和氣……湯因此得了個"湯菩薩"的綽號,錢穆說他是"一純儒之典型"。 
  林紓有俠義之風,曾有某友向他借錢,他便把剛剛賣畫所得的400元傾囊相授,朋友堅持立下字據後離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紓前往弔唁,就在靈前把借據燒了,並作了祭文,後又憶寫道:若他與朋友都健在,則有無借據都是一樣;現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來日無多,若死後還有借據存在,難保不使兩家產生糾紛,因此燒掉云云。 
  袁世凱為籠絡康有為,召他主持清史館。康有為力辭道:"我若修清史,則袁世凱首為罪人,如此必不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王國維始終未剪辮子,一次夫人給他洗頭時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麼?」王答道:「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黃侃 
  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在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唇相譏。兩人舌戰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觸,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乃折節而稱弟子。 
  章太炎在《台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應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梁啟超在戴戡死後逐漸淡出政壇,在清華、東南等大學任教,聲稱將以教授與記者的身份終其餘生,不復從政。後因病重入協和醫院,某中國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手術取出一腎後,病仍不愈,原來是錯取好腎。朋友們多勸梁起訴該醫生,梁答道:"算了罷!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 遂死庸醫之手!時人深為惋惜,認為別的姑且不論,若其緩死幾年,著述必將十分豐富。 
  王闓運進京供職,有人問他:"民國諸賢,與鹹、同間相比如何?"王說:"以今視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認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劉師培屬古文學派,崔適屬今文學派,兩人在北大任教時,恰住對門,朝夕相見,每次必恭敬客氣地互稱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課時便劍拔弩張,互相攻擊,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湯用彤、錢穆、張東蓀、張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證剛、鄧高鏡、馮友蘭、賀麟、張岱年、金岳霖、沈有鼎、馮文炳、黃艮庸等雲集北大,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可謂一時盛事。熊十力和馮文炳(廢名)曾為爭論問題而扭打不休,熊聲色俱厲地說:「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對佛!」但絲毫不曾影響關係。 
  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流行著這樣的說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 
  蒙文通任教於 
  四川大學歷史系,因與學校有糾紛被解聘,他卻照常去上課,說:「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湯用彤在北大教書時,傅斯年曾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當發薪時,他卻如數將薪金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實秋的一句"你走的時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來的時候,無論多大風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讓人長久的感慨。 
  林庚的學生袁行霈至今記得先生的一句話:"人走路要昂著頭,我一生都是昂著頭的。" 
  1939年秋,錢鍾書和鄒文海、徐燕謀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國立師範學院。途中,錢鍾書手不釋卷,怡然自得。鄒文海好奇,方知錢鍾書看的是英文字典。鄒文海覺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議。錢鍾書則告訴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隨翻隨玩,遇到幾個生冷的字,還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之習俗,趣味之深,不足為外人道也。" 
  ——鄒文海 《憶錢鍾書》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身心俱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繫上課了?」陳寅恪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 
  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有幾十學生聽課。最後一節課,梁思成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怎麼考好?」學生沒有一人答話。梁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有點明白了,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同學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梁笑著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完向台下作了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吳稚暉、李石曾在北大組織「八不會」,「八不」即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諛。他們邀請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這是結黨,我不幹,我是九不。」 
  胡適評梁啟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驊托傅斯年請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李堅拒,他說:「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慚愧,長揖到地,連說:「我是三等人才。」傅當時是史語所所長。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錢穆在課堂上批評疑古學派,說:「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麼道理!」這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別號。有人提醒錢穆道:「錢玄同的兒子正在聽你的課!」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面,錢玄同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紅衛兵洗劫了馬一浮家,馬但求留一方硯台寫字,紅衛兵不答應,反而猛摑其面。 
  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畫統統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邊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梁出來阻止了。他解釋道這兩部書是向外地的學生借的,若燒燬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毫不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由於精裝書不易燒燬,紅衛兵就一頁一頁撕著燒。 
  陳佈雷效忠蔣介石,終於在全盤皆輸的前夕絕望自殺,他代表了中國自古已然的一種「士心」,只怕連對手也不忍以「愚忠」視之。抗戰時,他在給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可見,他是一個舊道德意義上的君子。 
  反右時期,陳夢家出於對古文字的熱愛,說了一句"文字改革應當慎重",於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文革"開始後,陳夢家遭到殘酷的批鬥,他向一位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於是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不料未死,10天後又自縊而死,足見他已義無反顧。 
  林彪死後,針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十分不滿,他認為孔子和林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說:「至於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這些道理雖然再明白不過,可是在當時敢於說真話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廢名很佩服其同鄉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一次,兩人在一起論僧肇,一言不合,大聲爭論,外人在外聽得酣處中突然靜止,原來兩人已經扭打在一起,很快廢名氣哄哄地離開熊家。但到第二天,廢名又到熊家,跟熊討論起另外的問題了。 
  晏陽初在接受賽珍珠訪談時曾說:「我向全世界提出這一個問題,請求解答。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裡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裡說,「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裡,「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於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云:「解放後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筏、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 
  季羨林入住北大後,住處很特別,是在翠花胡同裡。而明朝的東廠,就設在翠花胡同。季羨林的住所,則就是以前東廠特務行刑殺人的地方。當時,那是個很寂靜的院子,樹木蔥鬱,石碑林立,而且寢室外面還擺著一口棺木。季羨林一個人住在裡面,平時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攜夫人鄭曼去過一次,鄭曼當時就忍不住問道:"季先生,你一個人住在這樣的地方,不害怕嗎?"季羨林則說:"這個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靜下來讀書和工作,也確實不會有人來打擾啊!" 
  季羨林是健康長壽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麼養生之術。季羨林的回答是,我堅持"三不主義"。"三不主義"指的是:不鍛煉、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鍛煉是不為鍛煉而鍛煉,覺得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工作上比較好,如果花在鍛煉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則是不管什麼高脂肪、膽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張口就吃。不嘀咕則凡事看開些,不要在心裡放著。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腿勤、手勤、腦勤",自己的秘訣就是:千萬不讓腦筋閒著,腦筋要永遠不停地思考問題。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六、博雅(1)   
  豐子愷曾憶及,其師李叔同對他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書也不及馬先生之多。」 
  曾國藩在家書中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按十分之四付給嚴復版稅,為中國所僅有。嚴復於是能專力著述。 
  唐蘭博學。民國時期,他在天津教家館,任教之餘,還給天津《商報》辦學術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辦,用不同筆名發表,內容涉及經學、小學、諸子、金石、校勘以及詩詞等等。吳其昌曾對他壯語:"當今學人中,博極群書者有四個人:梁任公、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林紓為最後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 
  袁世凱搞善後大借款,六國銀行請辜鴻銘任翻譯。辜臨去時說了一句名言:"所謂的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凶霸霸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此語被當成英國諺語收入了英國《大不列顛辭典》。 
  章太炎於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癡人。這兩個癡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帳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後,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於是一看成癡,將章拋諸腦後。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有一次胡適之的朋友們在胡家裡聚餐,徐志摩像一陣旋風似地衝了進來,抱著一本精裝的厚厚的大書,是德文的色情書,圖文並茂,大家爭著看。胡適之說:"這種東西,包括改七薌、仇十洲的畫在內,都一覽無遺,不夠趣味。我看過一張畫,不記得是誰的手筆,一張床,垂下了芙蓉帳,地上一雙男鞋,一雙紅繡鞋,床前一隻貓蹲著抬頭看帳鉤。還算有一點含蓄。" 
  蔣夢麟和陳獨秀都中過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兩種,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稱「八股秀才」;另一是廢八股改策論後的秀才,稱「策論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為正宗,且更值錢。一次,陳問蔣:「你是什麼秀才?」蔣答:「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可是八股秀才!」 
  周作人看中國書(包括所有的文學藝術)有一條標準非常獨特,就是看作者「對待人的態度」,特別是「對待女人兒童的態度」,所以中國書惟有《紅樓夢》是好的,《西遊記》和《聊齋誌異》可以給兒童帶來樂趣,也可以一讀。《水滸》裡他最喜歡魯達,最憎惡的是武松,原因就是武松殺人太多,殺嫂子,還血濺鴛鴦樓,格殺勿論,雖然是中國傳統中的英雄,其實是狗熊;而魯達在水滸英雄中殺人最少(僅僅一個),也是無奈和失手。 
  周作人讀書萬卷,他說:「我最為佩服的中國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漢王充,二是明李贄,三是清俞正燮。」 
  顧頡剛出身蘇州的詩書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看到顧氏文風勁盛,特譽其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 。 
  廬山松門別墅是陳三立的故居之一,陳寅恪一生只去過一次,但是非常喜歡。寅恪的後人想把他遷葬於此,但遇到了很多阻力。後來畫家黃永玉看了《陳寅恪的家族史》一書,非常敬佩,乃主動跟陳美延聯繫。兩人一起致信給相關領導,最終如願以償。黃永玉還題寫了墓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向羅常培解說中文系之難辦:「現在中國文學的新舊雜糅,青黃不接,恰好像現在的思想和政治一樣。從前模擬《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和李白、杜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是許多新作品又墮入了西洋文學家的窠臼,真正創作,實在很不容易。在這舊信念已失,新標準未立以前,當然還上不了軌道。」 
  陳寅恪晚年因撰《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摯友吳宓解釋道:「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以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閒風流之行事也。」 
  陳寅恪是一個風趣的人。《事輯》1968年條下引曾做陳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的黃萱信件,記載: 
  陳對黃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難過地說:「陳先生,真對不起,您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這風趣中微含憤激,語氣仍是那樣從容閒淡,哀而不怨。 
  曹聚仁的兒子曹景仲寫信給曹聚仁,沒多久就收到回信,不料打開後發現,竟然是自己寫給父親的信。信中,曹聚仁已將兒子的錯別字改過,並分好段落,點好標點,並重新整齊地謄抄一遍。最後曹寫了三個注意事項:「1.一件事寫成一段,必須分段寫。橫寫直寫都可以。必須斷句。2.想好了再寫,寫好了看一遍再抄。3.如果不分段,不斷句的,就不必寄來。」 民國學人在北平多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也有傳染性。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要蔣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裡。他們一起相互監視,找資料時,袁問蔣對哪一方面特別有興趣。蔣找到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文祥年譜》,一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袁似乎不感興趣,蔣私下很高興。兩人分手後,袁回圖書館,蔣回俱樂部。蔣隨即轉回去想買那兩本書,當他半小時後趕到書主處購書時,主人告訴他,袁先生已經先把書買走了。 
  費正清回憶抗戰時僻居李莊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中,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楊步偉曾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時即"膽大妄為",上家塾時,啟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到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她還捉弄先生:"趙錢孫李,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馮陳褚衛,先生沒被;蔣沈韓楊,先生沒娘。"被長輩斥為沒有規矩的"萬人嫌"。 
  在耶魯時,李賦寧曾和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同學王佐良、許國璋,以及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周玨良通信,相約共同回國執教,「我教中世紀,佐良教文藝復興和莎士比亞,國璋教18世紀,玨良教19世紀」。有人讚曰:「這就是絕配!」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他見昆明有牛肉館名「瀟湘館」,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竟去砸館,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錢鍾書常講:"二十歲不狂是沒有志氣,三十歲猶狂是沒有頭腦。"他 
  清華大學畢業後正是二十來歲,陳福田等人想讓錢鍾書讀清華研究所。錢鍾書當時答道:"望眼清華,還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來當我的導師!" 
  北大全盛時期,名流雲集,時有「五馬」、「四陳」、「三沈」、「二周」之稱,「三沈」即沈兼士與其兄沈士遠、沈尹默三人,他們同在北大任教,同為北大評議會成員,當時在北大被稱為「沈氏三兄弟」。 
  有一次,曹禺見吳組緗進來,便偷偷對他說:"你看,錢鍾書就坐在那裡,還不趕緊叫他給你開幾本英文淫書?"當時清華圖書館藏書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開放,但許多同學都摸不到門。吳組緗聽罷,隨即走到錢鍾書的桌邊,真請他給自己開錄三本英文黃書。錢鍾書也不推辭,隨手拿過桌上一張紙,飛快地寫滿正反兩面。吳組緗接過一看,數了數,竟記錄了40幾本英文淫書的名字,還包括作者姓名與內容特徵,不禁歎服。直到很久以後,錢鍾書還愛考問吳組緗:"馬克思第三個外孫女嫁給誰了?"吳組緗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擊說:"你專會搞這一套!"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對象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惟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1940年 
  浙江大學流徙到遵義,在艱苦的流亡時期,竺可楨邀請費鞏擔任訓導長。費鞏接受了職位,同時表示:"吾不要訓導長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錢來,可拿這筆省出的錢用在學生物質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後身體力行,親自動手燒開水為學生殺臭蟲。學生宿舍燈光太暗,他花費精力設計了一種亮度大而煙氣小的植物油燈,拿自己的工資購買玻璃、鉛皮等材料,製作了800多盞分發到各宿舍。學生們稱之為"費鞏燈"。 
  周策縱自嘲曰:"妻嬌女嫩成頑敵,室小書多亂似山。" 
  殷海光讚美金岳霖的《邏輯》:「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又說,「此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僅僅就這本書的文字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他最後突然把書往桌上一扔,說:「你們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殺害宋教仁的主凶之一洪述祖,是清代大學者洪亮吉的後人,世代書香,曾制有一聯云:「長安居大不易,天下事尚可為。」可見其才氣!清朝隆裕太后的退位詔書就是由他擬就的。而他還有一個爭氣的兒子,那便是著名的戲劇作家洪深。 
  陳寅恪是學者,陶鑄是國家官員,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然陶鑄主政華南時,對陳寅恪十分尊敬,兩人結下友誼。文革中,陶鑄幾次要求善待陳寅恪,紅衛兵都置之不理。後來陶鑄也被批鬥,紅衛兵質問他何以如此庇佑陳寅恪,陶鑄正色道:「你們要是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待你們!」 
  黃炎培對黃萬里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多次教育下屬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季羨林自傳》中曾寫季羨林因為擔任北大副校長後公務纏身,只好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來寫文章。"在會前、會後,甚至是會中,構思或動筆寫文章。有不少會,講話空話廢話居多,傳遞的信息量卻不大,態度欠端,話風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這個'、'那個',間之以'唵'、'啊',白白浪費精力,效果卻是很少。在這時候,我就用一個耳朵或者半個耳朵去聽……而把剩下的一個耳朵或一個半耳朵全部關閉,把精力集中在腦海裡,構思,寫文章。當然,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上,甚至是自行車上,特別是步行的時候,我腦海更是思考不停。這就是我所說的利用時間的'邊角廢料'。" 
  李敖說:「胡適和殷海光是我來台灣後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讚美的知識分子,其他的人不夠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我只有照鏡子,看我自己。」由於他崇拜殷海光,便學殷的樣子,一年四季都穿長袍。   
  七、國粹(1)   
  黃侃一身傲骨,滿腹牢騷,他睥睨學術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對太炎先生的經學,有時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1903年,孫詒讓見到《鐵雲藏龜》後,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樓上的一間書房中,兩個月不曾下樓,專心研讀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聽到他大叫一聲,上樓一看,孫也打開房門走了出來,滿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孫成為文明史上第一個讀通並考釋甲骨文字的人。 
  1906年,清廷正式廢除科舉制。梁啟超說:「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目不足致用也。」黃仁宇則說:「科舉廢除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頭等大事,從此上下兩層社會被打成兩截,無法得到有效的溝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捨,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曾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他在晚年自挽說:"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時,以為自己再無恢復自由的希望,就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夫人湯國黎女士,信中提到兩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後,國粹便中斷了";二是"先人窀穸未安,為莫大憾事。" 
  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由瀋陽運抵北京故宮的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日本人,且價已議定,為120萬元。此事被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獲悉,沈致函民國教育部,「竭力反對,其事遂寢」。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認為階級鬥爭學說為「千古不磨之論」,曾為《共產黨宣言》的中譯本作序。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若農民問題不能解決,則民生革命於事無補,可說是超邁時代的高見。不過事實上他更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不以為然,認為如此一來,此國家又以新面目令人民成為其奴隸。他的妻子何震也是社會主義最早的鼓吹者之一,且是婦女解放先鋒。劉師培曾向湖廣總督端方上言辭激烈的勸降書,但他後來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並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將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托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持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版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胡適評論道:"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黃侃挺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辜鴻銘少時在英國讀書,曾依中國禮節在房間裡備下酒饌,遙祭祖先。房東太太問他:"你的祖先何時能來享用你的祭品呢?"他答道:"就在您的祖先嗅到您所獻鮮花的時候!" 
  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認為中日之爭為兄弟鬩牆,而日本之所以能禦侮於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實中國傳統之功。西方人言性惡,互為猜忌攻伐,衍為歐戰,若聽任之,必成人類之浩劫。日本若持續西化,亦必將擾亂東方,因此應喝止西化,荷擔起復興東方文明的使命,進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國之西化,日本須將純正的中華文明反饋中國,這是上天給予日本的使命。這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化建設之論,日本人因之而成大東亞的政治理論。 
  辜鴻銘學中文較晚,以《康熙字典》為入,六經子史為出,自以為不須旁求。沈曾植很輕視他,說:「爾所言吾盡知,然爾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辜鴻銘在北大的講壇上說:「我們之所以學習英文,是為了用我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去化諭那些蠻夷。」他居北京時,洋人絡繹來訪,都說:「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一次有英國作家毛姆來訪,抱怨他的油燈太過昏暗,他說:「我們中國人講求明心見性,其燈自亮,不像你們西洋人專務外表。」 
  民國始肇,鴻銘時為南洋公學校長,不肯易其辮服,自詡老大中國之最後代表。嘗笑解云:「常人笑我愚忠於清室,吾豈止如是。吾非僅效忠於世受皇恩之清室,亦忠於中國之政教,即系忠於中國之文明也。」 
  蔣廷黼在德國出版協會演講:「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為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並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過程中,曾經作出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唐代的開疆拓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卻堅定認為建立帝國或是佔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 
  某新學者對柳詒徵說:「線裝書在新社會已毫無用處,不如付諸一炬!」柳答道:「我非常贊同,且應做得徹底!否則此處焚燬,別處未焚燬,終究無益。應該號召全國一致行動,將線裝書焚盡。然而即便如此仍不夠妥當,因為世界各國的圖書館裡尚有不計其數的中國線裝古籍,故應動員他們一起焚燬。否則國外有些漢學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倘使有朝一日他們來華,就經史子集向我們提出問題,我們卻瞠目結舌難以應對,豈不會貽笑於世界麼?」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將統領世界。」 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彭華賀《麟年譜新編》 
  吳稚暉批評「整理國故」:「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為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陞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戰國亂世的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裡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鎗打來,我也用機關鎗對打,把中國站住,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林語堂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中國文化」課,對中國文化的稱頌可謂不遺餘力,一個女學生有點生氣地發問:「什麼東西都是中國的好,難道我們美國就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你們中國嗎?」林語堂答道:「有的,你們的抽水馬桶比中國的好!」 
  殷海光以「五四」英雄的傳人自命,崇尚進取,輕視和疏遠傳統。60年代台灣發生中西文化大論戰後,他才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認識上的轉變。1969年他臨歿前,在病中遺言中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蔣百里說:"國粹者,特色而帶有世界性者也,非然者,癖而已矣!" 
  梁思成說:"我們有傳統習慣和趣味:家庭組織、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飪、縫紉、室內的書畫陳設、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與西人相同。這一切表現的總表現曾是我們的建築。" 
  梁思成去 
  揚州主持籌建鑒真紀念館時,作了有關古建築維修問題的報告。他說:「我是個無齒之徒——我的牙齒沒有了,在美國裝了這副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沒裝純白色的,而是略帶點兒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叫整舊如舊。我們修復古建築也要如此,不能煥然一新。」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即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捨,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王韜說:"見世之所稱為儒者,非虛驕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為足。及出而涉世,則忮惟險狠,陰賊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魯迅批評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他說:"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弘一法師圓寂,豐子愷悲痛之餘,悵然若失,繼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質生活,此大多數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學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數。三曰靈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諦者極少數耳。弘一法師則安步閱此三層樓台也。事母孝,待妻愛,精深藝術,精研佛法,實最完美一人也。藝術家之最高境界,實與宗教相近。藝術之情景交融,與宗教之諸相非相,實止差一步耳。故所謂格律詩、山水畫之屬,絕非彫蟲之技,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腳力甚小,故不能隨法師更上層樓,惟斤斤於小技,但可攀其欄杆作一窺視,深自慚愧雲耳。」 
  蘇曼殊云: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 
  毛澤東和張元濟等人游天壇。毛問張說:「你以前做京官的時候,可曾來此?」張元濟說:「天壇是敬天之所,我六品小官安能到此?」毛大笑,接著又批評了戊戌變法的不足。張元濟曾先後與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五位巔峰人物促膝而談,這樣的人是絕無僅有的。 
  杜維明對唐德剛說:「近百餘年來,我們都在向西方學習。現在他們的好東西我們都學會了,他們也該學學我們的好東西了。」 
  唐德剛總結道:我國軍界素有"無湘不成軍"之說,現在美國的高等教育界,也有"無華不成校"的現象。北美稍為像樣點的專科以上的學校,差不多都有中國教授,其總人數蓋在千人以上。中國人之所以能在美國高等學校內一支獨秀的道理,實在是因為美國教授生活最適合"百無一用"的中國書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專業知識,要有最高學位。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國知識分子多不願為、不屑為、也不易為之事,但卻是中國知識分子之所長、之所好。教書生活安定,人事單純。經濟收入雖脹不昏,也餓不死。一個"清高"的頭銜,也足使禮儀之邦出來的窮秀才,發生足夠阿Q式的自滿;也可使遠在港台的父母親大人,乃至丈母娘、未婚妻,提起來笑逐顏開。教授!教授!你真是個中西通用、長幼咸宜,港台大陸都可唬人一下的好招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陳毅哭訴道:「我的學問無人可傳呵!」文革中,紅衛兵抄熊十力家,焚燬無數手稿和書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處吟遊,喃喃自語:「中國文化已亡!」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歎: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殷海光對弟子陳鼓應說:「要好好的讀莊子,莊子對人性的了悟這麼深切,比現在的存在主義要高明多了。」     
  第二部分   
  八、知史(1)   
  陳寅恪任教於清華時,學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國文化,陳憤云:「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又作詩激勵學生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郭沫若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成績,是新史學的開山。" 
  康有為有《草堂示諸子》詩云:"聖統已為劉秀篡,政家並受李斯殃,大同道隱禮經在,未濟占成易說亡。良史莫如兩司馬,傳經只有一公羊,群龍無首誰知吉,自有乾元大統長。" 
  張之洞說:"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序言中寫道:「吾未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曰:有人於此,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今之所毀,適足與前之所譽相消,他之所譽,亦足與此之所毀相償;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謂非常人矣。其為非常之奸雄與為非常之豪傑姑勿論,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尋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燭照而雌黃之者也。知此義者可以讀我之《李鴻章》。」又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胡適說:"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李大釗評論馬克思主義:「平心而論馬氏的學說,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馬氏時代,實在是一個最大的發現。我們現在固然不可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用於我們生存的社會,也卻不可抹煞他那個時代的價值,和那特別的發見。」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歎:"弱國外交,言之可歎。" 
  陳獨秀1904總結:一個國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沒有被廣泛地開啟,人民如果如果沒有參加國家管理的權力,國家的根基總是無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時候,國家還可以勉強安寧,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國家仍舊要衰敗下去。 
  陳獨秀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關於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後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申說一下,以告天下後世,以為蔡先生紀念!」 
  對於青年毛澤東,李璜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時(1918年)他已25歲,因被環境所限,故他讀書不多,而中西學識的根柢那時都很差。但其頭腦之欠冷靜,而偏向於實行一面,這是給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陳獨秀則回憶道:「以前毛和我私人無惡感,我認為他是一個農運中實際工作人員,政治水平則甚低。」 
  陳獨秀評三十年代的魯迅:「魯迅之於共產黨,如吳稚暉之於國民黨,受捧之餘,感恩圖報,決不能再有不計利害的是非心了。」 
  陳獨秀晚景淒涼,為其做傳的王森然說:"夫中國人民,以保守為天性,遵已動為大教,其餘,陳氏之反宗教軍閥及孔子主義並赫赫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相率驚駭而詛之,良不足為怪!顧政見自政見,而人格自人格也,獨奈何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密報私隱以陷害之?此村婦相誅之窮技,而不意其出於革命領袖階級也。造成這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不戰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國現局,使光明俊偉之人,無以自存於社會,傷之者又不能自富所處之時代。嗚呼,如此雞鳴狗盜,橫長權柄,乃國之大哀。 
  胡適始終支持漢奸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羅爾綱寫《太平天國史綱》,處處表揚太平天國。他的恩師胡適看後,很生氣地說:「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你甚至還說新文學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可是我都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 
  羅爾綱繼續寫他的《太平天國史綱》,獲譽,陳獨秀在獄中想見他,他又去問胡適,後者仍舊很不高興:「陳獨秀素有政治偏見,豈能研究太平天國?還是不要見了。」 
  寡為人知的是,「五四」運動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為公開讚美學生運動:「誠自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來,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於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又說:「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並主張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誅殺賣國賊曹、章。新文學運動的頭號敵人林紓,表示支持抵制日貨。北洋系前線將領吳佩孚通電支持學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著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也要求政府罷免曹、章、陸,力爭收回青島。教育總長傅增湘三次提交辭呈,以此為盾,使政府收回了懲處肇事學生的命令;他還堅決拒不簽署解散有關學校的命令。就是被學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託其妻子具書呈請國務院釋放學生。 
  孫伏園感歎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 
  馮友蘭說:中國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補償是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們是富於理性的快樂主義者,捨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學,他們僅希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因此不要科學的力量,他們看來,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道家以為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中,孟子派儒學、莊派道學皆以神秘的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但兩家方法各異,道以純粹經驗忘我,儒以愛之事業去私,無我無私,而個人乃與宇宙合一。 
  馮友蘭再道: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陳寅恪說:"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無可疑。" 
  餘日章作為國民代表赴華盛頓會議,時中日爭論方熾,有洋人問余:"中國人果有自治能力嗎?"余反問道:"您讀過世界歷史嗎?"彼答"讀過"。余接著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哪一國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國之長久歷史者?有的話請告訴我!"對方語塞而退。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歎唏噓不能置" 。 
  馮至聽魯迅講課,感到魯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跟傳統的說法很不同。如談到 
  秦始皇,魯迅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的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個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談到曹操時,他說:"曹操被《三國演義》糟蹋得不成樣子。且不說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樹,就是他的為人,也不是小說和戲曲中歪曲的那樣。像禰衡那樣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殺掉了。" 
  顧頡剛以為,中國的古史是一篇糊塗賬,二千多年來隨口編造。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裡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顧稱這種現象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顧維鈞以為中國的事情難辦,尤其外交難辦。他以為內政的對象是人民,外交的對象是與國。在內政上有時候可以開大價錢,可以開空頭支票,反正人民無知無力,對你也莫可如何。至於外交,那就得貨真價實,不能假一點,不能要大價錢,否則就會自討沒趣,自食其果。他曾說:「中國的外交,從巴黎和會以來,我經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亂要價錢,不願意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願意吃小虧,結果吃大虧。」 
  近代以來調停或干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馬寅初曾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在一篇社論中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餘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雷海宗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一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權就轉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無應付局面的能力。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從東漢末年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憂或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行為。起初的動機無論是否純粹,到後來都成為意氣與權力的競爭;大家都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顏面,當然更不肯放棄自己的私利。各黨各派所談的都是些主觀上並不誠懇,客觀上不切實際的高調。" 
  開羅會議,蔣介石夫婦對英國不援助中國老底看穿。蔣在日記中說:"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楷模也。"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跡,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1941年,國立編譯館請吳□寫一部《明史》,吳□交稿後不久,稿件被退回,附有字條寫道:「紅軍之起,擬改作民軍之起,以下一律照改。」吳□大怒道:「我寧可不出此書,這一個字絕不能改!」 
  1941年,蔣介石評價當年的新文化運動:「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指的是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不抉擇地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蔣介石在「五四」運動時正在福建山區閉門讀書,對西方、俄國和日本的經濟政治學說頗有涉獵,對於新文化運動也不能說毫無感受。他在上文中五個排比的問句,真好似滿面戟髯,根根見肉。 
  黃仁宇以"大歷史觀"名聞海內外,他以為中國落後是因為不能"在數字上管理","數字管理也可稱為經營上的管理。在一些社會中,許多事情不能通過金錢、金融的方式來管理,彼此的關係不能以金錢、資金等數字化概念來描述,這就是不能用數字管理的社會,如中國明末的農業社會。印度農村社會也是如此,不依金錢交易關係,而按照種姓制度,以種姓分工來管理。現今世界上不少地區,將社會習俗與宗教溶為一體,實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會,回教的中東和北非社會等,也都屬於不能實行數字管理的社會。欲實行數字上的管理必須廢除特權、社會隔絕情況。" 
  余英時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他的脊樑始終是挺直的。他的骨頭向來是硬的。在寫給兒女的信中,他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瞭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在總結一生長壽之道時,施蟄存說:"我這一輩子就是旁觀,只看不參加。所以總算沒有死。"他主張知識分子只寫"史記"紀錄歷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參與社會變革。 
  楊晦曾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領導者之一,但他對此「光榮歷史」始終沉默著。他的一個學生黃修己說:「只憑他是『五四』運動中帶頭跳進趙家樓的健將,而又絕口不提當年勇,就夠我們佩服一輩子了。」從1950年直到「文革」,作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系主任,楊晦留給中文系的還有一句流傳廣泛,並影響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養作家!」 
  張學良90大壽時,眾多記者蜂擁而來,他卻只接受了日本廣播協會的單獨採訪。他說:「我的一生被日本斷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輕人再犯過去的錯誤」;他想讓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動用武力,用武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這點歷史已經教訓了我們」。 
  吳□曾說:文化的發揚廣大,往往是由於積累。一時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來,突然而滅。故在中國史上,文化的發煌與消滅,也很少與朝代的興亡同一起訖……須知文化史家的任務,是在探求歷史演化的法則,精密地指出新舊嬗遞的痕跡。 
  賈植芳在《獄裡獄外》的自序中說:我在這個世界裡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 
  陳寅恪說:"綜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於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遞嬗之間季,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舊不同之度量衡並存雜用,則其巧詐不肖之徒,以長大重之度量衡購入,而以短小輕之度量衡售出。其賢而拙者之所為適與相反。於是兩者之得失成敗,即決定於是矣。"   
  九、文學(1)   
  郁達夫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經濟學,但除了應付一年一度的考試外,很少在這方面下功夫。他特別喜歡讀小說,他在圖書館借閱小說的數量,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別人借書總是先查目錄,選擇需要的去借,他卻是從書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後又從上回終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這樣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畢業為止,竟讀了不下3000本各種文字的小說。 
  張之洞禁其子弟讀《世說新語》,他說:"恐未得其雋永,先學其簡傲!" 
  周善培對梁啟超說:"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這不待我來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兩個境界,第一個是能動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動的。第一步你已經做到了。第二個是能留人。司馬遷死了快兩千年,至今《史記》裡有許多文章還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這幾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兩回三回的能有幾篇文章?" 
  針對新文學運動以西方為標準的做法,嚴復嚴肅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語適應書面語,而中國的改革者卻試圖以書面語適應口語。」辜鴻銘則說:「古文是高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正如莎士比亞的英語比現代英語口語更優美一樣,而改革者帶來的那種使人變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死文學』。」 
  學衡派以文言文反駁新文學運動,不免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新文學作家們甚至不屑於與他們爭論。如魯迅就說:「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胡適則說:「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 
  胡適說:「麻將裡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裡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對於文學改良,胡適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復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於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但是多年之後,面對文學革命的纍纍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之流的話,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至少要推遲二三十年。」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俞平伯在清華講詩詞,選出一些詩詞,自己搖頭晃腦而朗誦之。有時候他閉上了眼睛,彷彿完全沉浸在詩詞的境界之中,遺世而獨立。驀地,他睜大了眼睛,連聲說:「好!好!好!就是好!」學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釋好在何處,他卻已朗誦起第二首詩詞來。 
  魯迅在答《北斗雜誌》如何創作小說時說:「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吝惜。寧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不可將Sketch的材料拉長成小說。」 
  魯迅談到自己的小說時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從不以為在上海"亭子間"的寫作會脫離社會,他說:"這也是生活。""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魯迅:文學不是梅毒,可以靠肉體關係遺傳。 
  林語堂評魯迅:"魯迅所持非丈二長矛,亦非青龍大刀,乃煉鋼寶劍,名宇宙鋒。是劍也,斬石如棉,其鋒不挫,刺人殺狗,骨骼盡解。於是魯迅把玩不釋,以為嬉樂,東砍西刨,情不自已,與紹興學童得一把洋刀戲刻書案情形,正復相同,故魯迅有時或類魯智深。」 
  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時,學生創辦了「新中國」文學社,請魯迅撰稿。魯迅鼓勵他們自己創作,學生表示了對銷路的憂慮,魯迅說:「這很容易,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銷路就會好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很多人以為魯迅是條硬漢,很少人注意到魯迅的愛,更少注意魯迅大愛的品性。魯迅自嘲是"淺薄的人道主義"。蕭紅曾問魯迅:"你對我們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說:"是母性的。" 
  蔣廷黼講述自己初次見到的魯迅:「1925年前還聞不出他有什麼共產味道。他曾出版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書中鋪陳的全是舊說,很少有新義,據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講的還仍為他那本書中的舊套。他有點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 
  有人統計過魯迅300萬字的作品,發現其中「人」字出現了21362次。在《准風月談·晨涼漫記》中,魯迅還談到了想做一部中國的「人史」,以對抗滿篇都寫著吃人二字的歷史。 
  學生都很害怕作文課,當年錢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認為,作文就是說話,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出口為言,下筆為文。他要求學生想說什麼如實寫下即可,遇到不認識的字,可以隨時提問。一天下午,錢穆要求學生做作文,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錢穆選擇一篇寫得好的抄在黑板上。這篇作文結尾是這樣寫的:「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鹹了些。」通過這篇作文,錢穆告訴學生,說話、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這篇作文的最後一句:「可惜鹹了些。」 
  ——馬建強《錢穆是怎樣做小學教師的》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有學生為撰寫論文而請教聞一多。聞一多說:"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20年書再說。" 
  沈先生不贊成命題作文,學生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給學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比如「我們的小庭院有什麼」和「記一間屋子裡的空氣」。 
  ——汪曾祺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曾寫了一篇小說,有許多對話。他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先生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打架!」 
  ——汪曾祺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先生教書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汪曾祺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從文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有語云:「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廟供奉的是「人性」。 
  周國珍在《憶伍蠡甫先生》中,說他讀書時代記憶最深的事: 
  周國珍翻譯高爾基小說,第一句「大海正在笑著」,先生提筆圈去兩字,改成「海在笑」。令他驚呆不已,多年以後還不能忘記。 
  周作人譯出日本作家江馬修的小說,題為《小的一個人》,自覺此題不符合中文習慣,但別無更貼切的譯法。他拿到《新青年》發表時,陶孟和提筆加了個「小」字,變成了《小小的一個人》,立刻珠圓玉潤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稱陶為「一字師」。 
  有一次,廢名講寫作要煉句,他舉出他的小說《橋》中的一段描寫炎熱的夏日,兩個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長的路,忽然"走近柳蔭,彷彿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雲!世上難有涼意了。--當然,大樹不過一把傘,畫影為地,日頭爭不入"。他說:"你們看,這'日頭爭不入'真是神來之筆,真是'世上唯有涼意了'。寫文章就要能寫出這樣的句子才叫大手筆。" 
  《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張光年指著那些將去勞改的「右派」們的背影說:「中國文學的將來,就在他們之中。」 
  陽翰笙曾請茅盾為他的小說《地泉》寫序,茅盾直言不諱:"你的書是用革命公式寫的,要我寫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評它。"陽翰笙倒也大度:"批評也是好事。"茅盾推辭不得,只好動筆作序,直言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說,或者說失敗的小說,太過符號化。沒想到陽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評原文出版,茅盾連歎:"雅量,真是雅量。" 
  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會叫革命口號,而無較好的作品。魯迅雖為聯盟尊崇,卻說: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1935年,胡風發表了《林語堂論》、《張天翼論》,轟動文壇。林語堂誤以為是魯迅化名批評他,魯迅則語:"要是我寫,不會寫得那麼長!"兩篇萬言大論使文壇為有這樣一位理論家震驚,尚不認識胡風的雪葦以"偉大"許之,後來雪葦卻為此吃盡苦頭。 
  胡風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他為文壇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是蕭紅《生死場》的最早讀者,直覺蕭是有才華的女作家:"我們看到了女性的纖細的感覺,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邁的胸襟。""這裡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裡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蕭紅的這部傑作原沒有書名,胡風讀後,給它起名為《生死場》。 
  張春橋化名狄克攻擊蕭軍的小說,認為作者「不應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指責作品「不夠真實」。後又攻擊蕭軍是「魯門家將」,魯迅的「孝子賢孫」。蕭軍氣憤地跑到編輯部,恰巧張春橋在場,蕭問:「那篇侮辱魯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誰寫的?」一個與張春橋合辦報紙的青年承認是他的所為。「好,我也沒工夫寫文章來回答你們--我們打架去,如果我打輸了,此後你們可以隨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們;如果你們敗了,不允許再寫此類文章,否則我來揍你們……」張春橋和另一人都年輕氣盛,面對挑戰,欣然答應。 
  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蕭重返文壇,在講話中說:"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來竟埋在土裡……從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裡了,現在從土裡爬出來,東北老鄉叫我'出土文物',我是會說話的出土文物……"老年蕭軍仍愛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頭破血流,蕭知道後,怒不可遏,帶了兩個小伙子,對著打人的流氓家門連續叫罵,要他滾出來,見個高低,否則,就不是他老子的"種"。打人者縮了頭沒出來,老朋友竟也再沒受到欺負了。蕭軍說,對於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訓它們,而不能禮讓,對於流氓,就應該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語:有理講倒人,無理打倒人。 
  張愛玲說:"出名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張愛玲為出版小說《傳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樣。她那天穿的奇裝異服,使整個印刷所的工人停了產。百分之百的回頭率,讓張愛玲深感滿意,於得意之中,張愛玲對跟她聊天的女工說:"要想讓人家在那麼多人裡只注意你一個,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來穿。"那女工嚇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壽衣一樣了嗎?"張愛玲說:"那有什麼關係,別緻就行。" 
  周棄子年青時即享有文名,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提出並且為廣大群眾接受的抗日救亡口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周晚年在台灣自號未埋庵主,窮困甚於高陽,兩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貸。一年年關迫近,高陽無接濟動靜,來訪的張佛千問:「是否需要我給高陽打個電話去?」周忙擺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經在為我著急,何況他的年關也是年年難過呢。」 
  瞿秋白說自己是"一個不適合當官的人,在一個錯誤的歷史時期當上了一個注定犯錯的領導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 
  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閒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實秋一直堅持自己的態度,後來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有人說,當我們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瞿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 
  梁實秋說: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無論文學還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大多數不發生任何關係。 
  丁玲一歎:從1919年,我15歲就開始反封建,現在60年了,這個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文藝界是吃了大虧的,根子是什麼?我尋求著回答。有的同志說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體表現在什麼上呢……它在文藝界的表現就是宗派主義。 
  1949年後,沈從文發現自己「搞的全錯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潰了」。此前二十餘年間,他曾寫下了近三百萬字小說,此後,他再未寫過小說。學生輩的林斤瀾見他太寂寞,拉他去參加一個會議,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先生講話,沈趕緊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建國後,他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居家艱難,長期住在胡同裡。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歎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沈從文說:"美,總不免有時叫人傷心。"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認為:先生的姨妹張充和的悼詞"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確切的。 
  原學醫學之文學家,捨魯迅、郭沫若外,還有宗白華。舊派小說家惲鐵樵則逐漸淡出文壇,成為一代名醫。章太炎自詡醫道高超,但對惲鐵樵卻由衷欽佩。 
  王國維歎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十、詩人(1)   
  1973年,餘光中應邀到台灣清華大學給教授們講演,在滿座博士之前,他朗誦自己的新詩:「星空非常希臘」。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時,一位聽眾虎地站起來,劈頭說:「你這詩不通,希臘是名詞,怎麼可以當形容詞?而且崇洋媚外,中國天空也有藍的,形容藍天為什麼一定要找外國?」餘光中愣住了,緩過神來,銳詞相譏,說什麼文學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亂說。結果惹怒了更多人,講演不歡而散。 
  王國維《人間詞話》語云: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蘇曼殊在南京時和趙聲交好,兩人常在一起飲酒賦詩,縱馬高歌,鍾山附近的人們都被他們豪邁的氣概所吸引。蘇曼殊曾答應給趙聲畫一幅《飲馬荒城圖》,畫成後卻無法交給趙聲,因為趙聲為革命四處奔走,居無定所。黃花崗起義後,趙聲悲憤而死,化名「天香閣主人」葬於香港。蘇曼殊就傚法延陵季子掛劍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將此畫帶到趙聲墓前焚化。但這位友人不捨得這樣做,自己收藏了,此畫後來不知下落。 
  徐志摩雖與張幼儀離異,張家人卻一直視徐為「佳婿」。張嘉鑄在徐志摩再婚時,居然盛裝出席;徐逝世後,他專程趕到濟南奔喪,並扶靈南下;他臨死時在遺囑中吩咐:喪事不要放哀樂,要朗誦徐志摩的詩。至於張君勱則更為離譜,他居然竭力反對張幼儀再嫁,生怕令張家蒙羞,他說:「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則全中國的風俗都沒有意義了。」 
  徐志摩飛機失事而死,年僅36歲。郁達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說他死得恰好,因為詩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錢了,況且他的這一種死法,和拜倫、雪萊一樣不凡。 
  孫大雨以韻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而聞名,他對自己的新詩十分自負,對別的詩人則嗤之以鼻,經常在課堂抄一節聞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詩,然後連呼「狗屁」,接下來又抄一節自己的詩,顧盼自得,擊節歎賞。如此一番宣洩後,方能將情緒導入正軌,重新開始上課。 
  魯迅為諷刺時下流行的失戀詩,仿照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作了三段打油詩,題目為《我的失戀》。孫伏園準備將之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到付排時卻被代理總編劉勉撤下。孫伏園大怒,質問劉勉撤稿的原因,劉勉只說「要不得」、「要不得」,卻別無其他原因。氣得孫伏園給了他一記耳光,隨後辭職而去。 
  聞一多見解云: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惟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聞一多評價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的衝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週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清高,是對的;他罵我們是京派,當時我們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對的……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然後,他指著魯迅畫像旁懸掛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聖人,就憑這兩句話,他就當之無愧!」 
  朱湘脾氣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認,"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跟徐志摩、聞一多最終沒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處處碰壁,工作丟了,夫妻散了,朋友斷了。他說,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聶紺弩有詩云:"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 
  1985年,胡風去世,除了海外,國內一片寂然,唯有聶紺弩詩見諸報端:"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裡。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聶還有一詩寫胡風:"不解垂綸渭水邊,頭亡身在老刑天。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便住華居醫啥病,但招明月伴無眠。奇詩僅止三千首,定不隨君到九泉。" 
  1942年2月,24歲的穆旦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志,參加中國遠征軍,任杜聿明將軍司令部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但戰敗和瀕臨死亡讓他一下子懂得了詩。"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還有另一句也很精彩:胸中燃燒了,卻不想起床。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聲詩壇,至今令人怦然心動。然而他其貌不揚,滿臉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溫庭筠和北宋的賀方回,人不如詩。他的愛情也沒有那麼美好,他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絳年,不成功,又轉而追求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圈子小得不得了。他以自殺為要挾,終於得與穆麗娟結婚,然而婚後並不幸福,穆想離開他,他便又服毒自殺,但穆不為所動,終於 
  離婚。好在他不以私廢公,漢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諾把穆麗娟送回他身邊,他堅決拒絕。他在1949年去世,留下一句話:"不要替自己辯護,時間長了,別人自然會瞭解你。" 
  詩人楊騷與詩人白薇戀愛,他與白薇相約,要等他在新加坡嫖滿妓女100名之數,真正懂得女人之後,兩人才能結合。白薇居然同意了,而楊騷因此染了一身的性病。 
  邵洵美好賭,說賭博富於詩意,在賭桌上作新詩,輸得越多作得越好,遂自稱「賭博詩人」。他說:「鍾可成賭得最豪,朱如山賭得最精,盧少棠賭得最刁,唐生智賭得最惡,而若論雅賭,捨我其誰?」 
  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鳴還記得,一次聽林庚講"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講到"風滿袖"的意蘊時,他平靜地、引經據典地講著,站在寫滿優美板書的黑板前,靜靜地看著學生。張鳴忽然"感到了先生綢衫的袖子彷彿在輕輕飄動",雖然那時教室裡並沒有風。 
  "從那時起,我才感受到了詩的魅力,那是一種靜默中的召喚。"張鳴說。 
  聞捷曾自嘲說:"我是一個詩歌上的詩人,愛情上的癡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審查,工宣隊故意不讓他與戴厚英從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聞捷送戴上車後,"兩手蒙臉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會上,聞捷說:"我對小戴的感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沒有她……" 
  胡適在台灣,曾創作了一首"新三從四德"詩: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葦岸確診肝癌晚期後,考慮過放棄治療,不驚動任何人,悄悄離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後一口氣;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別人世;也曾考慮倣傚詩人海子的做法,並同詩人林莽、王家新談論過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來強力勸阻他:"自殺是骯髒的。"葦岸受到了震動,最終打消了這些念頭。 
  在「全民寫詩」的熱潮中,昆明辦了個「萬人賽詩會」,一連數天,滿城都是張貼的詩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看了三天之後,對學生說:「同學們,我仔細琢磨了三天三宿,這裡面確實沒有一首可以稱之為詩的東西。」 
  曾有記者問北島,他如何看待早期詩歌時,北島回答說:「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因為「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有語言暴力的傾向」。北島說:「擺脫革命話語的影響,是我們這代人一輩子的事。」 
  海子把房間打掃乾淨後,前去臥軌自殺。對於海子的生活,西川評價道:「你可以嘲笑一個皇帝的富有,但卻不能嘲笑一個詩人的貧窮。」 
  巴金與冰心在1949年前即關係密切,後來更是以姐弟相稱。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說:"有你在,燈亮著;我們不在黑暗中,我們放心了。"   
  十一、新聞(1)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以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後生小子們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卡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李鴻章訪問美國,有記者問他是否可以將美國的報紙介紹到中國,他答道:「我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我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敢講真話,只講真話。我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議救天下"的陳范手裡,《蘇報》成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報。康梁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由維新轉向保皇,陳對汪文溥說:"中國勢當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蓋偕我以文學餉國人,俾無再如迷途。"《蘇報》言論從此轉向革命。 
  1902年5月,陳范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捨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5年發生《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做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革命逸史》的著者馮自由原名懋龍,其父馮鏡如與康有為有舊,但馮自由在日本留學時,對康有為等保皇派十分厭惡。當時,保皇派辦有《清議報》,康有為對該報干涉極多,尤其不准出現「自由」二字,麥孟華、蔡鍔、秦力山等編輯均感不滿,馮懋龍尤為憤懣,遂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與其決裂。 
  北平晨報社社長陳博士在某次宴會上,有人問報上近日有何新聞,陳回答:"新聞不在報上!" 
  1907年,楊篤生與於右任等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他所寫的社論和「時事小言」大膽潑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讀者歡迎,時人譽之為「公之文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四年後,他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傳聞黃興戰死,他非常悲傷,發現章士釗跟保皇黨人來往,兩人關係因此決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難忍。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1911年8月6日,楊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週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 ,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民初,陳獨秀豪言:"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陳獨秀為《新青年》答讀者問:「誰說本雜誌代表輿論?本雜誌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輿論!」 
  於右任辦《民呼報》,提倡排滿革命,清廷乃揚言要挖其雙目,他便改《民呼報》為《民吁報》,以示「呼」被挖去雙眼。 
  1925年12月7日,邵飄萍出了一大張二整版的《京報特刊》,以厚紙銅版精印,全是最近時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個人物後面都有他親自寫的評語,如:馮玉祥將軍、孫岳將軍、岳維峻將軍、"保護京畿治安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畿警察總監"鹿鍾鱗將軍、"時勢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孫傳芳、"通電外無所成自岳州赴漢口"之吳佩孚將軍、"東北國民軍之崛起倒戈擊奉"之郭松齡、"忠孝兩難"之張學良、"一世之梟親離眾叛"之張作霖、"魯民公敵"張宗昌、"直民公敵"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張作相等。他不斷地發表報道、時評讚頌郭松齡,力數張作霖的罪狀,甚至撰文鼓勵張學良"父讓子繼",連只相信暴力的"馬賊"張作霖也慌了手腳,馬上匯款30萬元贈給邵飄萍,企圖堵他的嘴。他收到後立即退回,並繼續在報上揭露張作霖。他曾和家人說:"張作霖出30萬元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吳承仕辦《文史》雜誌,又研究唯物辨證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門錢玄同。錢寫三字聯"普羅學、唯物觀"給吳承仕,吳不明其意。錢說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羅文學,唯物史觀"嗎?長著肥碩大頭的錢玄同曾說:"頭可斷,辨證法不可開課!"魯迅笑曰:"何妨賭肥頭,抵當辨證法。" 
  史量才辦《申報》,為政府不喜。據說蔣介石曾找史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終年54歲。 
  史量才力排眾議,延請黎烈文為副刊《自由談》革新時期的主編。黎邀進步作家為《自由談》執筆,魯迅、茅盾、巴金等都經常有作品發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壘。國民黨在上海的頭目吳醒亞等曾聯名致函史氏,要求撤換黎烈文,並推薦張某代之。史置之不理。吳醒亞等只得親自造訪,當面提出撤換黎要求。史直截了當答覆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作《不自由談》吧。"吳等聞之色變而去。 
  林白水和邵飄萍被殺後,成捨我也被張宗昌逮捕,眼看就要處決,其家人找到前國務總理孫寶琦為他說情,才揀了一條命回來。他一回報社就說:「報繼續出,頂多稍微避避風,軍閥還是要罵,張宗昌長不了!」他常對報社的同仁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們不用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房,歸我去!」 
  1937 年3月止,中國各種民辦報紙已有1518種,公、私營電台78家,公私營通訊社520家,其中絕大多數為私營。著名的通訊社如國聞通訊社、申時通訊社,著名的報紙如《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均為私營。 
  南京淪陷當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報紙發行前必須送審。《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宣佈:「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贊襄,對同胞無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糊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行將結束時,黃炎培訪問延安歸來,寫了《延安歸來》一書,極力謳歌延安和毛澤東,引起強烈反響。他還趁熱打鐵,發動了拒絕國民黨自1931年就開始實行的報刊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他公開表示:「這叫做『吃了砒霜藥老虎』,一定會拚個魚死網破的!」經他登高一呼,國統區各大城市的新聞文化團體紛紛響應。經過與政府近兩個月的冷戰後,這些書生們取得了勝利,政府被迫撤銷了對新聞和圖書的檢查。 
  抗戰剛一結束,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新聞檢查不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諛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裡,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於是久而久之陷於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於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芸生前去講演。此時已擔任《大公報》主編的王芸生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卡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廣東大災荒,導致3000萬河南人死了300萬,廣東也餓死300萬。 1943年2月1日,《大公報》以《豫災實錄》為題報道了大災荒。王芸生奮筆寫就《看重慶,念中原》,第二天作為社論刊出。蔣介石看了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將《大公報》停刊整頓三天。 
  王芸生說: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人都可以幹,但要幹得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於人類,對於國家,對於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而遭囚禁中的一段歷史:"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裡,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 
  1941年5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張季鸞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 
  張季鸞看重記者的作用,他對徐鑄成說:"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他又說:"我們報人不可妄自菲薄,報人的修養與政治家的修養實在是一樣,而報人感覺之銳敏、注意之廣泛或過之。" 
  1938年4月,范長江回到《大公報》漢口館,張季鸞認為一個合格的報人要寫社評、編稿件、做標題、拼版、看樣,樣樣都拿得起來,不僅要能跑,還要能坐、能熬。張賞識范長江的才華,也有意培養他、讓他磨練一下,所以當他提出做"要聞版編輯"時,就答應了。沒想到他只值了兩天夜班就大發牢騷,對王芸生說:"我不能這樣出賣我的健康!"向來溫厚待人的張季鸞先生十分生氣:"出賣健康?我們出賣了一輩子健康,從來沒有怨言,他只做了兩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徐鑄成說,張季鸞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就在於"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就在於他不僅有見識,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同時也在於他的"筆鋒常帶感情"。俞頌華在評價王芸生文章為世人所傳誦時也說:"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入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民意脫節。"王芸生自己在《新聞記者怎樣立言》中說:"要熱情,才能使'筆端帶有感情',才能在筆下表現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大公報》總編張季鸞學識淵博,交遊廣泛,三教九流,無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海上聞人杜月笙趕赴重慶,扶棺痛哭,連聲呼叫:「四哥!四哥!」悲痛萬分,如喪考妣。病重期間,蔣介石曾親往 
  醫院探望,蔣氏唁電有「握手猶溫」之句,輓聯曰:「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 
  作為大出版家,王雲五跟張元濟不同。張是純粹的夫子,搞出版仍關注一個"學"字;王雲五不然,他著眼於一個"商"字,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業猶如開飯館,要飯館出名,必須要有名廚,廚子比老闆還重要。他要擁有支配全飯館飲食的全權,才能端出來精彩的菜餚,以饗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讀書人,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 
  王芸生從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這八年,他為了堅持言論獨立,多次碰蔣,蔣介石請他兼軍委會參議,送來聘書和薪水,被他退回,頗不給面子。1947年,中統特務抓了《大公報》記者唐振常,他便給上海市長吳國禎去電話: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報!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除「黨報黨刊」外,讀得最多、最用心的報紙就是《大公報》。直到1958年,毛還對吳冷西說:「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 
  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行前,他專門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後感慨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 
  成捨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等多刁難過他,甚至置他於死地,他經歷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只是報以微笑。成捨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成捨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嚴管,甚至規定職工伙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捨我到食堂宣佈這個消息,並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係不大。"話未說完,全室嘩笑。 
  成捨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面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麼特點,人家有什麼佔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成捨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進了醫院,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他每天仍掙扎著手書"我要說話"四個字。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1947年初,徐鑄成拒絕政府投資10個億控制《文匯報》的意圖,當著陳立夫、吳國楨、宣鐵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說:"《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貼和政治性投資。"話談到最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對徐鑄成說:"佩服佩服。今天這個場面,你能頂下來,真不容易。我宣鐵吾對不起你,曾封了你們七天門;今後,你再怎麼罵,我要是再動手,不是人養的。"徐回答說:"言重了,我只是憑良心辦報而已。" 
  徐鑄成評價民國報人:「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瞭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文、武、昆、亂不擋。後期的如成捨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今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佈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20世紀40年代, 
  復旦新聞系討論「系訓」,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學的歡迎,覺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強調新聞記者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這口號從延安傳來的。眼看就要舉手通過了,陳望道卻提出「好學力行」四字,認為這才是對新聞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後,陳望道的提議獲得通過。 
  王芸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中共建國,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芸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說:"唉!不是那麼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雷震案」爆發後,殷海光不顧個人之安危,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要求文責自負,並聲言:「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乎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讀後讓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雷震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老友羅鴻詔和殷海光而建。 
  《一份血寫的報告》帶回北京後,陳禹山先交給部主任盧雲審,而後由副總編殷參和總編楊西光審,但考慮到所披露的是發生在新中國的極其殘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無產階級專政、揭露黨的領導、太血淋淋、影響不好"等反對意見,稿子最終送交胡耀邦審閱。據楊西光傳達,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發表,但是說了一句話: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話去掉。正是這一指示,《一份血寫的報告》見報時,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發表後,許多讀者打電話追問"把她按倒在地,慘無人道地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意思。陳禹山和編輯部幹事吳力田無法搪塞,只好如實告訴讀者,是指割斷了喉管。一位讀者聽後,在電話裡哽咽說:"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在談到被害的劉和珍君的一位戰友時寫道: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傷痕。當年有棍棒的傷痕而被槍殺的叫虐殺,而今我們割斷氣管再去處決,這叫什麼殺?假如魯迅活著,他會含蓄掉嗎?他會怎麼寫?" 
  老記者戴煌在幾十年前有一份《萬言書》:翻開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為。 
  蕭乾總結:理論,理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張地圖,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體驗。我要採訪人生。   
  十三、行知(1)   
  蔣百里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鬱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蔣回頭提醒孩子:「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1905年,嚴復赴倫敦。時逢孫中山在英,兩人會晤探討中國前途,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在法國戰場,晏陽初從漢字中選出一千個常用字教華工識字,後來創辦了《華工週報》。數月後,晏陽初收到了一位華工寫的信,這位華工為了表示對晏陽初的感激,決定捐出他三年來在法國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積蓄下來的血汗錢365法郎。 
  這封信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晏陽初說:「我去法國,原是想教育華工,沒想到他們竟教育了我。」他決定:「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不發財,把我的終身獻給勞苦的大眾。」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介石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並且說,等他消滅了共產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說:"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裡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辭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又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在《北大教授剪影》中,講到了這麼一件關於沈兼士的事情: 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討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說:「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說:「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註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更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隨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沈葆楨少時膽子極小,夜裡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觀念,問曰:"你敬仰歷朝歷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楨回答:"當然敬仰。"沈母隨即舉例說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萬折不撓的故事,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的膽子從哪來的嗎?"葆楨說:"他們天生大膽。"沈母說:"不對,因為他們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裡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報效國家,所以膽子就大了。"隨後又經常有意讓沈葆楨獨自往返陰森可怕的地方,一來二去,沈葆楨的膽子也就練大了。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象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輕時信奉王明陽「知是行之始」的主張,因改名「知行」。後來他興辦教育,日益發現「行」的重要,所謂「行而後知」,故又改名為「行知」。他還寫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詩作為說明:「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陶行知注重「啟髮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漢大學演講,拎著一個大口袋上台,一上台就從口袋裡掏出一隻大公雞和一把米。他按著雞頭讓雞吃米,雞死活不吃;後來他鬆開手,讓雞自己呆在那裡,雞卻開始低頭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釋道:「教育就如喂雞,強迫學生學習,學生是不願學的,即使學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麼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陶行知首倡"到農村去"的平民教育,最重手腦並用,適所以矯正用腦不用手之雙料少爺的畸形發展。他曾在南京創辦曉莊學校,成績斐然。學校有圖書館一座,陶親自題寫館名曰:"書獃子莫來館"。此誠別開生面,足令教員肚子裡的應聲蟲退避三舍。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孫中山自幼性格果敢,有擔代。母親讓他挑瓦罐出外擔水,他不願去,便私自將瓦罐撞破,但直承其事,不打誑語,一如華盛頓承認砍倒櫻桃樹一般。他又敢於反對偶像崇拜,他曾把家鄉神廟裡供奉之金花娘娘塑像的手指、足趾一一斷去,以驗證神仙是否流血,令村民大為恐慌。他又常偷食祭品,其母責怪時,他便抗議道:"死菩薩未食,且讓活菩薩先食吧!" 
  蔣介石留學日本時,常在電車、火車或渡輪上看到日本人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許多人讀一章節,即閉目靜坐,若有所思。蔣大受刺激,遂買了大量王陽明的著作開始研讀。他說:「對於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 
  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錢鍾書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聞一多說: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判激來得強,發動也來得強,也許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得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 
  蔣夢麟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做事。   
  十四、直言(1)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被國人目為賣國賊,朝廷也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揚言要殺他以雪大恥,惟有全體軍機大臣在一份奏折中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 
  嚴復曰: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於兩者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於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 
  嚴復再曰:其所以必習西文者,因一切科學美術,與夫專門之業,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學斷難臻極,一也;中國號無進步,即以其文字與外國大殊,無由互換智識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後五洲文物事勢,可使如在目前,資吾對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國後此人才,斷無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異者,中文必求進步,與欲讀中國古書,知其微言大義者,往往待西文通達之後而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無異入新世界,前此教育雖有缺憾,皆可得此為之補苴。大抵20世紀之中國人,不如是者,不得謂之成學。 
  康有為被光緒召見時,在朝房邂逅榮祿。榮祿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麼能在短期內變掉呢?」康有為憤然回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革命軍》的作者鄒容擅治印, 
  留學日本時,有同學請他刻「壯游日本」四字,他馬上把石頭扔了回去,說:「你僅游了個日本,就覺得很壯了,那些環遊地球的,又該如何呢?」 
  梁啟超在 
  北京師範大學授課,有一次發現學生很少,原來有重要的校際籃球比賽,很多學生都跑去看了。梁於是大發牢騷:「做學問不如打球好玩,你們也不是要跟我做學問,不過是要看看梁啟超罷了,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看一兩次就夠了。不過我並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時務學堂只有40多個學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楊樹達,一個頂一個!」 
  蔡元培坦陳: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與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於各派政黨之外。 
  每值"五四",北大同學會必會盛宴同學,並奉蔡元培為上賓。年年如此,蔡頗疲憊,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 
  蔣介石說:「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獨立的哲學,或有了獨立的哲學而不能發揚光大,甚至湮沒不彰,那這個國家必無以生存於世界,終要被人滅亡。」 
  梁漱溟之父梁濟於1918年六十大壽前幾日投積水潭自盡,遺書有云「為殉清而死」。世人為此震驚不已,就是陳獨秀、胡適、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紛紛表達了由衷的敬意。梁濟生前仰慕梁啟超,曾五次登門拜謁,並想請他題寫扇面,事皆未成。後來梁濟偶然看到梁啟超給名伶譚鑫培題寫的詩句,十分失望。梁濟死後,梁啟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驚呼:「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然而末代皇帝溥儀,卻在晚年的自傳中寫道:「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寫家譜時寫上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謚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折。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裡,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謚法。」溥儀眼光獨到,為人歎服。 
  彭述之以為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陳獨秀批曰:「此蘇聯之愚徒也。」 
  同盟會志在驅逐韃虜,楊度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滿人也是華族,只有棄民族主義而入國家主義,方可力保滿蒙藏的廣袤疆土。 
  胡適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復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民國時,王亞南有此語:"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章士釗直言:「防口者,專制之愚策;殺士者,國家之大恥。」 
  魯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魯迅曾這句也很透徹: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魯迅在與台靜農通信時談到了諾貝爾: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郁達夫談到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參加了魯迅的葬禮,感慨:「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的半絕望的國家。」 
  俞頌華是中國較早研究中產階級的學者,他在《論中等階級》一文中寫道:「研西史者輒分社會階級為四級:一曰僧侶階級,二曰貴族階級,三曰中等階級,四曰勞動階級或無產階級。……第三階級,即所謂中產階級,其質與量固亦各國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業家、銀行家,有自由職業者如記者、律師、醫師、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謀比較獨立自由之生活而不專恃僱主所給工資以資餬口者,皆屬之。」他認為,正常社會中的「原動力」,並不是蘇聯社會的無產階級,而是他自己筆下「有恆產與恆心」之「中等階級」。 
  1930年,羅隆基於《新月》雜誌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 
  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 
  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後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後呼應。 
  賀麟說: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體現,所以它不僅不應該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 
  馮友蘭論及: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精華。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 
  吳宓的《雨僧日記》曾記陳寅恪所談: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 
  顧頡剛了論學問:凡是專心研究學問的人,對於政治的興味一定很淡,這並不是遺落世務,實在一個人只有這一點精神,它既集中於學問,便再不能分心於政治了……學校中人一齊不問政治固然不對,但容許幾個對於學問有特別興味的人專作研究也未始說不過去……使得類似靜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別的方面所拉攏而作犧牲。 
  顧頡剛在專門論及王國維的死時說:現在會做文章的人,無形中總給許多人捧作民眾的領袖,一切的事情都壓到他的頭上,直至把他毀壞了而後已。……這種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靜安先生的主要之點,他覺得自己讀書多,聞見廣,自視甚高,就不願和民眾接近了……到現在寧可以身殉辮,這就是他不肯自居於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這種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譜,孔祥熙想請他證明自己是孔子之後,他毫不客氣地回絕道:「對不起,山西沒有一家是孔子之後!」 
  柯劭忞辭參政之職時說:「政出多門,何參之有。」 
  蔣廷黼曰: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慾望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強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瞭解情況。 
  蔣廷黼曰: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麼,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王先謙深刻地揭示中國學人普遍務虛圖名的弊病說:"竊謂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捨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樂務實也。漢學興,則低漢而尊宋,以漢學若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學,能人所難,宜無病矣。然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私。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亦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 
  顧維鈞曾反覆闡述他對於外交談判的一個基本原則,即否定全勝論。顧說:"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記得一句古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換句話說,堅持原則比只顧局部利益為好。我一向把這句話看作是個人一生中的寶貴箴言,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不顧。" 
  李澤厚《哲學探尋錄》中說道:理性的發達使人們以為可以憑依它來設計社會烏托邦,但當列寧和毛澤東把它付諸革命實踐時,美麗的圖景頓時成為真正烏有之鄉,支付大同社會夢的是億萬人的血汗、淚水和仇恨。從而經驗主義自由派的穩健、漸進、改良、否定過分依賴理性以及否定社會整體工程設計,反而顯得實在和健康。 
  顧准說: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章乃器在一份3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中末尾寫到:我對黨披肝瀝膽,希望黨對我推心置腹。……我到現在為止沒有希望逃避處分。一個只能為官,不能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民。……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賈植芳坦陳:抗戰以後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幾乎是吸吮著「五四」新文化的營養成長,又在抗戰的炮火中練就,從小就知道獨立人格寶貴,有一種藐視一切權威、反抗一切壓迫的個人主義衝動。這種衝動在國共兩大政治力量對峙的時候,促使他們本能的同情、偏向共產黨一邊……可到了1949年以後,新政權建立,新的權威開始發生作用的時候,這一代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的熱情與衝動,則成為生在門檻上的芝蘭,不能不被鋤掉。 
  老捨在《貓城記》裡說:天還是那麼黑,星還是那麼明,一切還是那麼安靜,只有亡國之夕的眼睛是閉不牢的。我知道他們是醒著,他們也知道我沒睡,但是誰也不說話,舌似乎被毀滅的指給捏住,從此人與國永不許再出聲了。世界上又啞了一個文化,它的最後的夢是已經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將永不會再醒過來。它的魂靈只能向地獄裡去,因為它生前的記錄是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韋君宜評價到知青作家時說: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後來大多數都成了沒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農村裡苦讀,回來補10年的課,終歸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寫成小說,如梁曉生、阿城、張抗抗、史鐵生、葉辛——現在已經成名。但是他們的小說了裡,都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有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 
  周谷城說:他們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幾乎大都在討論他們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國學者相反,天天解釋優越性。 
  楊振寧一歎:中國人有時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遠未來社會需要什麼,今天就大幹起來,這是不合算的。 
  曾昭掄說:「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國知識分子鬧事是有傳統的,從漢朝的太學生到五四運動,都是學生鬧起來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形式上必須是反對型、批評型、異議型的。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著眼,太重要了。……當知識分子卻為馬屁之先,當政護航,就是最可恥的不務正業。知識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樣是一個古老的公式,也是一個腐敗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鶴亭赴北京拜謁毛澤東。臨別,毛問:「先生可有言相贈?」冒答:「我身歷數朝,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強大,這好比雄獅一頭,也不免有若干虱子。古人云:『蟣虱雖小,為害亦大焉。』慎須提防!」 
  薩孟武曾感慨道:"中國之博士,大多為鴨博士。夫鴨者,能游於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於陸上,而不能捷行;能飛於空中,而不能高飛。以鴨之名加於中國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還曾對學生太息道:"中國人之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均佔少數,而佔多數者則為'看革命者'也。" 
  原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惠浴宇對極左思想給中共帶來的破壞有深切陳述,他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第三部分   
  十五、棒喝(1)   
  據季羨林先生回憶:葉公超講英文,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他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 
  學生摸出了這個規律,誰願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往後坐。有人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 
  這一聲獅子喉有大威力,從此天下太平,宇域寧靜,相安無事,轉瞬過了一年。 
  康有為見了一次廖平,一聽他說「六經有一部分是偽的」,就氣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歡而散。哪知才過了幾個月,康就說「六經全是偽的」。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龍泉寺,憂憤之下,決定絕食,並留下遺言:「我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吳承仕、錢玄同等屢屢勸他進食,他都不為所動。最後,吳承仕問他:「先生,您比彌衡如何?」章答:「彌衡豈能比我?」吳接著說:「劉表要殺彌衡,自己不願戴殺士之名,故假黃祖之手。如今袁世凱比劉表高明,他不必勞駕什麼黃祖,而讓先生自己殺自己!」章太炎一聽,大吃一驚,馬上停止絕食。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梁啟超中舉甚早,春風得意,他於當時流行的訓詁詞章之學亦頗有涉獵,並因此沾沾自喜。他18歲那年,與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康有為進行了長達9個半時辰的抵掌之談,自感"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乃至夜不能寐。他於是盡棄所學,拜在康的門下,成為康的大弟子。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章太炎在成都時,有一客敘述己貧,請求他向四川當局推薦。章太炎聽了勃然大怒說:「你一貧已至此,若至窮時又將如何?」在座的趙熙以為是章的舊友,為打圓場,就說:「貧與窮亦有異乎?」章太炎說:「異甚,所謂貧者,以其貝(古人以貝為錢)分之於人,而己身尚不致一無所有;若窮則棄家而無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內,安能與貧並論乎?」後來,趙熙對他人說:「我讀書數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貧窮兩字字義啊!」 
  章太炎在把印度與當時的中國加以比較後認為,中國人患有六種精神痼疾:詐偽無恥,縮肉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 
  章太炎痛罵吳稚暉:「足下本一洋奴資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乃以是議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爾口,勿令舐癰;善補爾褲,勿令後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當自省者也!」 
  吳稚暉赴日本留學,臨行前,有人勸他剪去辮子,他勃然大怒道:"留學就是要保住這條辮子,豈可割掉!"到了日本,有人勸他去見孫中山,他又勃然大怒道:"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強盜,他們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盜,你們為什麼要我去看他?" 
  1923年,王造時在《清華週刊》發表文章說:"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以此為 
  國民黨辨護。十年之後,王同樣激烈地批評國民黨,朋友說他自相矛盾,王反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范古農居士講佛學,說:"很多人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沒有的,我現在可以給他們一個證明。世界上的東西,都是有名各有其實的。譬如有桌子的名詞,就有桌子這樣實物;有椅子的名詞,就有椅子這樣實物。誰能說出一個沒有實物的名詞來給大家聽聽?"眾皆默然。他便接著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有這名詞的,可見西方極樂世界是真有的了。" 
  貝勒毓朗為軍機時,看到國會請願團代表多為留學生,連連怒罵"妖黨"。人問何故,他說:"他們口口聲聲事實法理,實則無法無天。往年我赴日本考察政治,看到學生和蔡鈞大起衝突。我以國家體面攸關,婉勸學生忍耐,靜待解決。我向他們長揖盈千累百,竟無一人回答。狂暴放恣,目空一切,言之猶有餘痛。試問他們如何夠得上做立憲國民?" 
  魯迅在1925年的《忽然想到》文中寫道:「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運動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些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斗麼?在學校裡,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麼?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 
  魯迅《夜頌》:現在的光天化日,熙來攘往,就是黑夜的裝飾,是人肉醬缸上的金蓋,是鬼臉上的雪花膏。 
  魯迅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授。其間,校長林文慶經常剋扣辦學經費,刁難師生。某次,廈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負責人開會,林提出將經費削減一半,教授們紛紛反對。林文慶說:「學校的經費是有錢人給的。所以,只有有錢人,才有發言權!」他剛說完,魯迅就站起來,掏出兩個銀幣,「啪」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厲聲說:「我有錢,我也有發言權!」 
  左翼思潮興起時,一些追求進步的青年自居信徒,黨同伐異。徐懋庸曾對魯迅說:"對於他們(指胡風、黃源等)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此魯迅反問道:"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魯迅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李耀先去拜見老師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氣吃了九個湯團,碗裡還剩一個,他怕不禮貌,勉為其難又吃了半個,實在吃不下去了。正在為難之際,只聽熊十力在桌上猛擊一掌,怒喝道:「你連這點東西都消化不了,還談得上做學問、圖事功?」猶如當頭棒喝,李頓時汗流浹背、豁然開朗,肚量為之一寬,最後半個湯團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抗戰期間,白崇禧聘請翻譯家喬大壯為參議。一次,白將喬的文稿改了幾個字,喬勃然大怒道:「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戰計劃,如何?」白崇禧只好認錯。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民初,逐僧毀寺漸成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span class=yqlink> 
  仙劍該僥瞇樵啤P樵浦簧磽@罡叢鷂剩?佛教何用?"虛雲答說:"自古立國皆以政教並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為之折服。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人?" 
  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陳延年和陳喬年小時候在老家生活,後來稍微長大些,就被陳獨秀接到上海。不過陳獨秀卻不安排孩子在家食宿,而是安排他們白天要在外做工謀生,晚上則寄宿在《新青年》發行廳的地板上。既是姨又是後媽的高君曼見此情景常常落淚,並想讓倆孩子回家居住。陳獨秀不答應:「你真是婦人之仁,那樣雖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惡果。少年的人生,就應該讓他們自創前程。」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論及:中國文化是早熟文化,特徵在於做人之道,便是形而下意義上的生存智慧極早地便很發達。這種文化特性,給中國學術帶來某種嚴重的缺陷。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樣不會發達,恰落於不學無術那句老話。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蔣光慈在《異邦與故國》中寫道:近來中國有許多書籍,都是譯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將歐洲的哪一國的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譯到日本來,而中國人又將這部作品,帶點錯誤和刪改,從日文譯到中國去,試問這作品豈不是要與原作不同了一半嗎? 
  蔣介石年輕時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請孫中山為他題寫「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八個字。孫中山很不以為然,拖延半個月後,卻送給蔣另外八個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多以中國人民素質不足為借口,拒絕或暫緩實行民主憲政。即便偉大如孫中山,也要在實行憲政之前,先來一個「訓政時期」。對此,胡適反駁道:「人民參政並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所患的只是怕民眾不肯出來參政,故民治國家的大問題總是怎樣引導民眾出來參政。只要他們肯出來參政,一回生,兩回便熟了;頭回上當,二回便學乖了。故民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訓練。」 
  1957年,《北京日報》刊出華南圭認為北京城牆應當拆除的意見,梁思成反駁道:「他說拆城牆有很大經濟價值,拆下來的磚可以蓋多少樓云云。那麼你看這些漢鏡不也可以熔了鑄幾十個銅板麼?這些陶俑也可以砸碎了拿去鋪馬路。過去扒掉三座門,理由是釀成很多車禍,還拉一些三輪車工人、汽車司機到人代會上控訴,要拆就拆何必搞這一套,這樣搞誰還敢放個屁?現在扒了不還是照樣有車禍?現在的東西長安街,弄得像十八世紀前歐洲的任何一個城市的任何一條大街一樣,沒有一點個性,還不如我身上的灰制服有個性呢。人家早已改變了,我們還去學老樣。照有些人的意見,就是要把北京搞得像北京飯店的大廳擴大起來一樣,沒有一點個性。其實城牆的存在和城市建設可以並行不悖。現在城牆還沒扒,城外不是一樣在建設嗎?我不知道中央的同志還是市委的同志,對扒城牆有這樣大的興趣!」 
  北京市終於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著吳□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大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約200萬字,蔚為大觀。其時胡適身在美國,抱著一種近似隔岸觀火的態度"欣賞"大洋彼岸的這場鬧劇,且極富耐心地看完了這8大本奇書。據嚴秀先生猜測,即便是當時的大陸,恐怕也沒誰能讀完這些"煌煌巨著",包括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裡,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文革"後,多人為聶紺弩的冤案奔走,戴浩與聶夫人周穎拿到了有關政策文件,周穎先看文件,一邊讀,一邊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周穎要聶也看看,聶不看。他還帶著冷笑譏刺戴浩和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時候,你們該要感激涕零了吧!"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李慎之說:「季(羨林)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為『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恥辱。」 
  巴金反思「文革」:「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老捨《二馬》寫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兒老」,出窩老是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一國裡要有這麼四萬萬出窩老,這個老國便越來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動,便一聲不出的嗚呼哀哉了。 
  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 
  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裡講『七注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捨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   
  十六、苦痛(1)   
  陳寅恪聊及政治決定了他「聊作無益之事」時說: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此不同之標準及風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吳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自陳:所讀之書,終不能達於用,至於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鬱發而叱吒生,窮愁著書自以為「呵風雲、撼山嶽、奪魂魄、泣鬼神」,或者「態蟲魚、評月露、寫幽恨、寄纏綿」,憤世嫉俗之餘,不覺也是一個大愚人罷了。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消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魯迅《少讀中國書》觀點:主張讀經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要人讀經,成為孝子順民,成為烈女節婦,而自己倒可以得意姿態、高高騎在人民頭上。他們常常以讀經自負,以中國古文化自居,但他們可曾用《論語》感化過五卅慘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經》咒沉了三·一八慘案中炮轟大沽口的八國聯軍的戰艦? 
  胡適《說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陳獨秀為他的時代疾呼:「破壞,破壞偶像,破壞虛偽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和合理的為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此等虛偽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裡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羅隆基等,日後都是一時瑜亮。而後來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運動,大多為政治勢力所操縱,那些學生領袖也就欠缺一種氣質,但似乎有點「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蘇曼殊曰:優人作劇,蕩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夫音樂隳心,離則愈苦。淫詞導欲,滋益纏綿,佛法割斷貪癡,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 
  蘇曼殊自況:眾人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 
  蔣介石痛感中華文化的日益淪亡,在其《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寫道:「中國在文化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內容的形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特徵……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裡全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裡面也幾乎沒有了中國人。」 
  1932年,陳獨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 
  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楊杏佛、瞿秋白遇難後,盛傳魯迅亦將不免,魯迅乃作詩曰:「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胡風作為魯迅的門生,在非常時期寫出"三十萬言書",不可不謂之硬漢。在武鬥最兇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勞改,否則必死無疑。饒是如此,他幾經鬥爭和監禁後,精神也早已崩潰。文革後雖獲自由,經過治療後精神也逐漸平復,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風吹草動,馬上舊疾復作。他於1985年去世,彌留之際還在驚惶失措地說:"有人又想誣陷我?這怎麼得了?"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獨裁統治招致民怨沸騰,黨內要求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也非常強烈。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就曾召開會議,公推馮友蘭致信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為收拾人心而實行立憲。信中寫道:「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之。」「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鑒。」據說,蔣看罷「為之動容,為之淚下」。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挨餓?"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陣,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佔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裡,廟被徵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只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裡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歎:"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王序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辦公室的門,他緊張得幾乎無所措手足,只是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鄧稼先跟楊振寧從高中到大學,再到美國 
  留學,一直是好朋友。鄧稼先回國後"把自己與'文明世界'有關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楊振寧到北京到處找鄧稼先,有關部門只得給鄧稼先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安排了一個"家"。楊振寧一看書櫃裡的書都帶著 
  圖書館的標籤,知道這不是鄧稼先的真家。最後,為楊振寧送別的時候,鄧稼先忍不住請示周恩來,能不能告訴楊振寧,因為他就問一個問題:中國的核試驗、原子彈,是不是靠中國人自己搞的?在飛機場,鄧稼先對楊振寧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句真話,我就在做這件事。中國這個原子彈,全是自己製造的。"楊振寧當時就衝進洗手間大哭。 
  梁實秋晚年多次寫到他曾任教的青島:「我曾夢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總要找一個比較舒適安逸的地點去居住……我是北平人,從不以北平為理想的地方。北平從繁華而破落,從高雅而庸俗,而惡劣,幾經滄桑,早已不復舊觀。我雖然足跡不廣,但北自遼東,南至百粵,也走過了十幾省,竊以為真正令人流連不忍去的地方應推青島。」又說青島「真君子國也」。他留在大陸的女兒梁文茜曾專門將青島海灘的一把細紗裝入瓶中寄給父親,梁實秋將它供在案頭,看得老淚縱橫。 
  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世人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作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1997年,巴金住院,從此纏綿病榻。他說:"從現在起,我是為你們活著了。"   
  十七、臨難(1)   
  變法失敗,譚嗣同從容對梁啟超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吾與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勸他東遊,譚不聽,再四強之,則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故及於難。 
  寇連材以太監之身哭諫慈禧,在家寫《上太后書》,書與太后,慈禧大怒,聲色俱厲地問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複述明其無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規威脅說:"本朝成例,'內監言國事者斬',你知道不知道?"寇說:"家規早已被你破壞得不成樣子了,國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壞得不成樣子了,而今我參加變法維新,就是以身許國,不怕拋頭顱,灑熱血!"慈禧即命內務府把寇連材關押起來,半月後移交刑部處斬。臨刑時,寇神色不變,從容就義,年僅28歲。光緒聽到噩耗,痛哭流涕,幾日不思飲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間祭祀寇連材而立。 
  丁日昌回鄉之後,病體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話語鏘鏗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1900年6月21日,農曆五月廿五,清帝國發佈《宣戰詔書》,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在《詔書》中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他給盛宣懷的電報裡說:"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要盛轉告張之洞和劉坤一。於是,在盛宣懷、張謇、余聯沅等人串聯下,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朝廷而實行"東南互保"。 
  清朝憲政考察團剛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積極排滿的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吳樾也當場身亡。當時報刊輿論紛紛譴責這種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準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但清廷主張緩行,載澤又接到日本來電,說日本國內將有暴動,也請他緩行。考察大臣中,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唐才常與譚嗣同都是湖南瀏陽人,為一時瑜亮。戊戌譚嗣同死難,唐才常慟哭不已,作輓聯曰:「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恨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滿贏將去楚孤臣,簫聲鳴咽;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群陰構死,忍拋棄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英傑,劍氣摩空。」如今瀏陽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譚嗣同與大刀王五交好,戊戌政變中,譚本想請王五設法救出光緒,因宮廷戒備森嚴而罷手。到了生死存亡關頭,王五說:「君行吾從,保無他;君死吾收君骨。君請自選!」譚嗣同選擇了後者,決心一死以報國人。王五果然冒死收其遺體。後來,王五被八國聯軍殺害,霍元甲和劉鶚亦冒死收其遺體。 
  "五四"運動中,已從京師大學堂畢業十年的學長周瑞琦悲憤地投水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中國有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不久也許就要亡國了。無人能知山東問題將如何解決,南北和平將於何時實現。大家徒然旁觀學生們空舉雙手,毫無私心、隱諱與其他外在的企圖,冒著生命危險來救國家,這多麼可遺憾!我認清了我現在是正在見證一個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決定寧願作自由鬼而不願作活奴隸。同胞們!為你們的國家勇敢奮鬥吧!我結束了我的生命!" 
  陳天華投海自殺後,由同志扶柩回國,擬葬於長沙岳麓山。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謨拔刀指天道:"求一抔土葬烈士,於巡撫何?是不可得,天下事尚可為耶?敢有禁阻者,定以白刃相見。」遂公葬於岳麓山,長沙學子萬餘人皆穿純素,時當孟春,卻滿城雪白,猶如冬日。 
  聞一多有泰山崩於前不色變的氣質。1937年,聞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禮,日軍突來空襲,以致停電,眾人驚惶躲避。聞一多在黑暗中高聲宣佈:「結婚乃人生大事,豈能因敵人搗亂就中止舉行!希望大家保持鎮定!」婚禮於是繼續舉行。1945年,西南聯大舉辦「五四」紀念會,忽降傾盆大雨,秩序大亂。聞一多在台上擲地有聲地說:「今天是『雨洗兵』,武王伐紂、陳師牧野之時,正如今日。」秩序頓時井然。 
  在北師大風潮中臭名昭著,被魯迅筆伐過的女學者楊蔭榆,在日軍佔領蘇州時,多次跑去見日本軍官,抗議日軍的暴行,軍官每每被她義正詞嚴的樣子折服,命令退還擄掠來的財物。有一天,兩個日本兵將她騙出家門,行至一座橋上,開槍將她擊倒並拋入河中。她在水中奮力掙扎,日本兵又向水中連放數槍,她終於犧牲。 
  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民主人士人人自危,如費孝通、潘光旦等人都躲到美國領事館中避難,梁漱溟卻義無反顧,他不僅開始著手調查兇手,且發表公開聲明:「爾等寧有第三顆子彈乎?我正在此!」 
  蕭軍年輕時練過武功,且性如烈火,他和其他28位作家一直被批鬥時,心中憤怒之極。他回憶自己之所以沒有反抗,是因為看到跪在旁邊的老捨,臉色煞白,額頭流著血,這時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反抗,寡不敵眾,自己固然會死,其他28名作家也會隨著自己被打死。他於是強壓下反抗的衝動。 
  瞿秋白剛被捕時沒有暴露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當時上海的魯迅等人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就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案書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鎮靜地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當日報道說,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二華里多,至刑場,系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36歲。 
  張元勳回憶說:林昭走進接見室時,其臉色蒼白而瘦削,長髮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髮!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著她。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髮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髮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髮揪掉後的光禿頭皮。她又說:"因為知道你要來接見,怕打傷了我無法出來見人,故這幾天鬥爭會沒有開,我也被調到一個'單號'裡單獨關押,其實就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但,頭髮揪掉了,傷痕猶在!衣服也是他們撕的,你看!"她披著的衣服裡面是一件極舊的襯衣,已經沒有扣子,仔細看去,才發現是針線縫死了的無法脫下。 
  趙登禹忠誠果敢,一生勤苦耐勞,慷慨好義,有燕趙豪傑的風度,生得體格魁梧臂力過人,傳說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綽號"打虎將"。七七事變,日寇進犯南苑,他躬冒戰火,身先士卒,和頑敵死拼,我軍士氣為之大振。趙不幸身負重傷,士兵勸他離開火線,他含淚答說:"命在旦夕,你們不要管我。城內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訴她說:'忠孝不能兼全,萬一不幸,她兒子為國死了,也是光榮,不用以我掛在心裡!'"話說完,就與世長辭,年僅42歲。 
  張自忠曾被國人誣為漢奸,因此他誓以一死自證清白。台兒莊戰役前,他訓話道:「無論誰都可以打敗仗,惟獨我張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到死,才能洗刷乾淨!」他又接受隨軍採訪的《聯合畫報》記者採訪,表示:「現在的軍人,簡單講句話,就是『怎樣找個機會去死』。因為中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軍人的罪惡。十幾年來,要是軍人認清國家的危機,團結禦侮,敵寇絕不敢來侵犯。我們軍人今天要想洗刷罪惡,完成對國家的義務,也只有一條路——去死!早點死!早點光榮地死!」 
  張自忠死前親筆諭告所部各將領:"看最近之情況,敵人或再來碰一下釘子,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1938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殂擊敵軍南下的籐縣保衛戰中,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發出了"決以死拼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他在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 
  1938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說:"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第十軍師長黃鐘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瀏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4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 
  1940年,因拒絕參加 
  國民黨,俞頌華離開重慶到香港。他說:"我們所珍重的是名節……名利身命,糞土而已!"香港淪陷後,他在友人的店中當管賬員。在日機的轟炸下,他坦然地對朋友說:"吾人所重者,志節。身命土苴耳。今其試驗時矣。"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曹聚仁說:「戰事初起,國際人士一般認為,中國決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戰簡直是發瘋。」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埃文思·卡爾遜1937年8月抵達上海時,正值炮火連天。一個月後,他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信裡寫道:「我簡直難以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齊心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同的事業奮鬥。」 
  1945年8月29日晚,郁達夫被日本憲兵秘密逮捕,並殺害於蘇門答臘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實上,自1944年1月因華僑漢奸告密後,郁達夫就一直受到日軍的監視。職是之故,郁達夫對自己最終可能的結局早有心理準備,所以他「每年歲者,例作遺言,以防不測」。 
  顧准說:"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十八、絕命(1)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臨終寫道:「若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語不及私。 
  李鴻章逝世前說:「俄國在滿洲擴展其勢力,不妨袖手觀之,因為日本必然不會漠視這個封豕長蛇般的敵人。時機一到,必起而相戰。兩虎相爭,兩敗俱傷,我們就有可乘之機了,同時再借助歐美的力量謀求恢復,這便是我們的以毒攻毒之計。」 
  戊戌政變後,譚嗣同送梁啟超到日本使館,由於不懂日文,只好與日人筆談。譚嗣同寫道:"梁君甚有用,請保護之。"日人寫道:"君亦應留此。"譚嗣同一笑置之。其時,梁啟超面如土色,譚嗣同則意氣洋洋,一如平日。事後有人問譚嗣同為何不一起留在日使館,譚答道:"中國眼看就要被瓜分,我沒有心再活下去了。" 
  譚嗣同在牢房牆壁上的題詩寫道:"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臨刑前,他仰天浩歎:"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林覺民在黃花崗起義前給妻子遺書:"……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臨時政府會議期間患病,告假南歸。2月25日去逝,臨終之際大喊:"死後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台灣啊!" 
  羅振玉挽自己說:畢世寢饋書叢,得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殘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蹕,壬申於役,丁丑乞身,補天浴日竟何成。 
  1916年11月8日,蔡鍔溘然長逝,年僅35歲,去世前口授蔣百里代寫遺電:"一、願我人民、政府協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積極政策;二、意見多由於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道德愛國;三、在川陣亡將士及出力人員,懇飭羅、戴兩君核實呈請恤獎,以昭激勵;四、鍔以短命,未克盡力民國,應行薄葬。" 
  1919年春,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從德國手中收回青島的要求遭到拒絕,"二十一條"不但沒有取消,竟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北京學生決定於5月7日舉行全國示威遊行,表示誓死抗爭的民意。匡互生徹夜難眠,熱血沸騰,與相知好友月下密談,決計為國犧牲,寫好遺書,將後事托囑友人,說:"我死後,要家人知道。我為救國而生,為抗敵而死,雖死無怨。" 
  王國維早年負文名,有海寧四才子之目,然貧困不能自給,投身羅振玉所辦之農報館,屈尊做校對工作。一日,羅到館辦公甚早,聽到王在朗讀《莊子》,音節蒼涼,不禁奇之。與之一談之下,更是歎賞不已,遂收為弟子。兩人後來一度交惡,但王投水自沉後,羅卻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王國維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稿葬於清華塋地。" 
  孫中山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40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彌留之際說:"國勢垂危至此,我是中國人,當然要回來參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讓鄒韜奮等人悲痛至極,沈鈞儒讀了鄒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內心的激動,慨然命筆,賦詩四首,最後兩首曰:"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寫一句,竟不能續,再寫仍是這五個字,寫完後,淚滴滿紙。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並在該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遺言":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四、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施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1940年,穆時英的妹妹穆麗娟決定與戴望舒 
  離婚,戴望舒為此發出《絕命書》:「從我們有理由必須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預見這個婚姻會給我們帶來沒完的煩惱。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許你將來會愛我的。現在幻想毀滅了,我選擇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養和醫院治療,惟因胃部出血過多,於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歲。十日舉殯,香港各學校及商號下半旗志哀,學校及社團萬餘人參加公祭,極盡榮哀。蔡元培靈柩初厝東華義莊待運回浙江紹興故里安葬,但因戰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長眠於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葉恭綽書寫。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遺言僅為兩句話:「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弘一法師於1942年10月13日晚圓寂,臨終寫下「悲欣交集」四字,寫在一用過的字紙上,字跡仍舊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遺書:「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月□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於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達不宣。音啟。」遺書的月日,都空著,他圓寂後,由侍疾僧補填。 
  吳稚暉於1953年病勢於台灣,他晚年的錢財清清楚楚,沒有不義之財。他在遺囑中寫道:「生未帶來,死乃支配,可恥!」 
  1961年,陳寅恪辭別專門來探望自己的吳宓,為賦詩曰:「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其後果不復見。 
  馬一浮1967年臨終時作詩云:「乘化吾安適,虛空任所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漚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嵫。」 
  盧作孚自殺前,留下一紙遺書,只有兩行字:"把傢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文革」中,范煙橋恐禍及己,盡焚五十年來的手稿。但饒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紅衛兵聽到後說他侮蔑「文革」,將其活活打死。周瘦鵑來弔唁,泣不能語,回家後便投井而死了。 
  周作人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說:"余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50年來的心願,識者自當知之。"並在遺囑前說:"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遺言裡說:"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能再活15年,為中國文化盡力。"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制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待,《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只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裡,墓碑要面對太平洋。" 
  馮友蘭臨終前,說了最後一句關於哲學的話:"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 
  黃萬里遺言:萬里老朽手啟予敏兒及沈英夫婦弟妹: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萬里遺囑,2001年8月8日手筆候存。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覆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作《判決後的申明》,「……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應該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著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你們這些極權統治者和詐偽的奸佞——歹徒、惡賴、竊國盜和殃民賊將不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訴的罪人!公義必勝!自由萬歲!」 
  1985年9月21日,古龍去世,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怎麼我的女朋友都沒有來看我呢?   
  十九、先覺(1)   
  黃炎培訪問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華備戰,氣焰薰天。黃回國後,將所見報告給蔣介石,蔣默然;又報告給外長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讓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們,那日本人還會侵略麼?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們,你又如何能知道?」黃答道:「好吧,但願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王正廷被請願的學生毆傷,黃炎培恰好看到了這一幕,連說:「應該,應該!」 
  持馬爾薩斯人口論者,多知馬寅初。實則《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揚馬氏的理論和山格夫人的節育理論了,他認為節育對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勞可減,一自營之職業可不廢。」他甚至認為,節婦不改嫁有利於節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20多年後,迫於當時形勢,清廷才設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國圖志》早就成為知識界人手一冊的經典。 
  伊籐博文從英國留學歸來,大倡優化種族之論,認為黃種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種人遠甚。他當政後,即實施「謀種」政策,凡歐美白人入其境內,輒鼓勵日本女子與其野合,以改良種族。譚嗣同對此十分羨慕,然亦知此法斷難行於中國,於是喟然作詩曰:「娟娟香影夢靈修,此亦勝兵敵愾儔。驀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謀種到歐洲?」 
  王茂蔭是晚清朝中為數不多的精通經濟問題的官員,他敏銳地認識到貨幣的價格和價值相分離的特徵,並上升到「以實論虛」的理論高度,即堅持貨幣的金本位。他是《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為千。」 
  戊戌變法期間,陳鼎的改革建議較之譚嗣同等更為激進。他認為趕超英美,有四個當務之急:一是變服裝,即穿西服,如此一來就不會再把奇裝異服的西方人當成「鬼」了,有利於學習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併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頂禮膜拜;三是通語言,要求士人盡學西語;四是通婚姻,鼓勵中國人與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廣泛地認知西方。陳的建議引起了光緒的興趣,曾令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認真閱讀。 
  嚴復每有高論,他評價戊戌變法道:「西後殘年待盡,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德宗終可暢行其志。乃康熱衷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而彼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有餘,救國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識於商戰的也是買辦,其中最著名的是鄭觀應。大約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專論商戰。他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弊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一日不輟。」 
  梁啟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齟齬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硜硜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將在廣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辭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料,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捨此則無可禦侮矣!"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康有為從氣質人性論出發提出了人性平等,梁啟超則說:每個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賦良能發揮到十分圓滿。德國之所以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失敗,就是人民的個性被國家所吞沒的緣故。 
  康有為赴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途徑香港、上海、天津等地,遊歷租界,見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威嚴,乃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於是大購漢譯西學之書,潛心攻讀。 
  熊十力是哲學家,但最初是革命家。他於1901年開始投身革命,與宋教仁、黃興、胡瑛等人多有來往。曾有黨人認為武漢不適合發動革命,他駁斥道:「武昌者長江之上游,南北之樞紐,天下安危之所繫也,兼有張彪等庸才為官帥,若能暗中策反軍隊,不數年大事可成。」此說後來果被驗證了。 
  辜鴻銘論庚子之變云:「庚子之變,多因中外隔閡過深,以致彼此猜忌,積嫌久而不通,遂如兩電相激,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為國雪恥,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籌餉練兵為急務,此猶非計之得者。蓋彼臥薪嘗膽之論,乃戰國列邦之陋習也。」羅振玉聞而歎曰:「賈長沙復生亦不過如是矣。」 
  1917年,胡適從美國 
  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23年,蔣百里與龔浩回北京,途經徐州,蔣忽然若有所感:"將來有這麼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佔領。我們國防應以三陽為據點,即洛陽、襄陽、衡陽。"龔聽了這個 
  神話般的怪論,覺得蔣太敏感,自忖"將來中日兩國開戰,無論怎樣,我們的半壁江山不會淪於敵手" 。 
  "五四"運動後,學校精英常被各類政治勢力拉攏。李大釗說:"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起點醋意,真正討嫌。"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小民的希望》,向當權者提出三個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財產,尊重人格。 
  魯迅說:「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 
  魯迅又說:「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裡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卻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想掃盡。」 
  汀泗橋之戰後,蔣百里向吳佩孚請命去遊說孫傳芳出兵相助。孫傳芳想坐觀成敗,含糊其辭。蔣百里知道吳佩孚必敗,遂一去不返。吳佩孚果然一蹶不振,而唇亡齒寒,孫傳芳也馬上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 
  蔣百里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後勝利定規是我們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睜眼看著;我們都會看得見的,除非你是一個短命鬼。"蔣的話幾乎是傳誦一時,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 
  日本投降時,曾有議將天皇列為戰犯,陳寅恪聞訊甚為憂慮,他認為:「日本軍人視天皇為神,如此則必拚死抵抗,以保護天皇。若保留天皇,爭取其議和,日軍則不敢違抗。如此則我方犧牲益小,而對方投降亦易。」 
  1940年,陳寅恪赴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第一次見到蔣介石。陳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斷定蔣不足有為,遂作詩云:「自笑平生作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千年故壘英雄盡,萬里長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行都燈火春寒夕,一夢迷離更白頭。」 
  陳寅恪嘗論中西之學:"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於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其長處是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短處是於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新文化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適相同。" 
  蔣廷黻認為,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前被罷黜,是林的終身大幸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與葉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佔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燬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佈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孫家鼐說:"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只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50年代初,林徽因為了保護北京城牆,曾在人代會上據理力爭,還闖進過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爭辯。據說,彭真說不過她,最後拿出毛澤東的批示來才將她壓下去:"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三門峽工程擬建時,黃炎培的兒子——留美水工專家黃萬里批評某些「專家」竟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常識,妄言黃河下游會變清,以此討好人民和政府。他並且提出了降低水庫蓄水位,壩底留大洩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採納。1960年,三門峽大壩開始蓄水,庫尾泥沙迅速淤積,並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脅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況之嚴重超出了黃萬里的預期。1964年,周恩來主持治黃會議,確定的三門峽改建方案,正是當初被否定的黃萬里的意見。此時黃已被劃為右派分子好幾年了。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持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念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態:「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簽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制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於「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1978年12月,在小崗村嚴立華家,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等20個農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寫下包產到戶的保證書,保證書說:"我分田到戶、每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二十、革命(1)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於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麼好處?於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准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後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後,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戴為都督後,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開始合作,就迅速進入狀態。他在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時說:民軍的目標是推翻滿族人的統治,並以美國為藍本建立共和制度。他還說:滿族統治者從來沒有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是一昧地屠殺和鎮壓,因此才爆發了革命。革命成功後,中國將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該記者驚呼: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鄒容撰成《革命軍》一書,與眾同志飲酒誦讀,並說:「我將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為馬前卒,諸君若有文章在此書之中,皆為馬後卒而已。」鄒容還寫道:"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2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刊於《新民叢報》第18號,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梁為第一個在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中國人。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卻有進無已。" 
  「中華民國」剛成立時,各國稱中國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認為不妥,認為此意為「中國的共和」,太過狹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屬於全中國」。此議遂定。 
  孫中山早年在廣州學醫,仰慕康有為,曾托人轉致敬意,意欲結交。康有為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不忿而罷,又赴北京上書李鴻章,李不置可否,孫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這才開始反清革命。 
  張靜江曾任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隨員,有一次在輪船上邂逅孫中山。當時孫剛從倫敦脫險,處事警覺,張靜江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孫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業!以後你若需要錢,可以找我!」隨後他留下了自己的銀行帳號和三個字,約定若孫中山日後需要錢,可發電報,第一個字一萬元,第二個字二萬元,第三個字五萬元。不久後,孫中山在日本籌劃起義事宜,經費奇缺,想起張靜江的話,便發電報一試運氣,張靜江果然履行約定,將錢匯來,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紹禎跟隨孫中山革命,孫為酬功,送給徐100萬公債。徐用2萬元辦了一份《民立報》,又用1萬元遣散了沈佩貞的「女子北伐隊」,然後把剩下的97萬交還給孫中山。孫說:「你可以留著這些錢搞政治!」徐答道:「有錢的人不能革命,我還要跟著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錢!」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當中華革命軍在山東發動反袁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到東京向孫中山報告,說:"山東組織起義,現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給我們一筆經費,馬上就可發動。"孫問:"要多少錢呢?"吳說:"至少要1000元。"孫說:"好吧,昨天南洋華僑才匯來1200元,你們就拿1000元去吧。"過了兩天有人向孫說:"吳大洲等說的話靠不住,他們將錢拿到手在外面亂花。而我們在此生活都很困難,先生為什麼輕易信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騙呢?"孫說:"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言者為之語塞。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 
  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麼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麼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問孫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麼?」孫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於周公、孔子相傳不息的道統,我繼承的就是這種道統。」孫中山的追隨者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沈定一、廖仲愷等人均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但認為中國的古聖先賢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如《孟子》所極力主張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忿然宣佈:"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發,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討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其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輟,人復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陳立夫對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著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裡有這麼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黨內也有很多人對安排民主人士、起義將領當高官,以及中共領袖和民主人士密切來往感到不滿,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說法。 
  陳獨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雜誌宣告》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愛護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羅家倫看重全人類和平民的利益,反對暴力革命,他說:「我們與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華盛頓;與其崇拜俾斯麥,不如崇拜富蘭克林;與其崇拜克虜伯的製造,不如崇拜愛迪生的發明……」 
  李宗仁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混亂敗壞。 
  1929年,楊度加入共產黨,有人譏諷他投機。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雲何投機?」 
  章立凡問章乃器:"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今天會是什麼樣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君主立憲是虛君共和,不是專制獨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國內動亂了40年,最後不得不把王室請回來!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賽跑,改良太慢,才發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後,袁世凱、蔣介石還不是搞獨裁!革命革到現在,還在不斷革命,結果又能怎樣呢?我看改良的代價或許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問:"那我們今天會不會還留著辮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維新後就改穿洋裝了。為政之道,就應該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為百姓所好的體制和習慣,總有一天會被淘汰!"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戌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並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錢滿素在《愛默生與中國》中寫道: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人們頭腦之中,沒有觀念上的革命,社會革命將不過和波浪一樣——只是水面震盪,水下依然如故。 
  梁啟超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故無從判斷其真正價值。   
  二十一、戰事(1)   
  曾國荃與左宗棠晚年相見,左問曾:「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曾答:「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八國聯軍進京後,將北京分為八個防區。彭詒孫家在美軍的防區內,遭到了美軍的入室搶劫。彭憤怒地跑到美軍軍營去理論,美軍自覺理虧,次日便張貼告示:中國商民可以預備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進門騷擾,即將其灑在對方身上,痕跡顯然,拭之不滅,以便究辦。 
  李鴻章創建北洋水師,不惜萬金購買戰艦,如購自英國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炮艦,購自德國的定遠、鎮遠"鐵甲"巨艦,以及後來購自英、德的濟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等巡洋艦,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軍艦。據當時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北洋水師的實力名列世界第八,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強,戰鬥力超過了英國的遠東艦隊。李鴻章仍覺得艦速太慢,乃決定從英國阿摩士莊廠購買當時世界上最為快速的巡洋艦。但是朝野內外都認為他花費太巨,於是眾口鑠金,購艦之議終於作罷。後來這艘巡洋艦被日本買去,號曰"吉野",在甲午海戰中將北洋水師沖得落花流水。再後來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賠償2億6千萬兩白銀,這些錢用來買多少艘巡洋艦都夠了!所以梁啟超指出:"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試問焉能不敗? 
  慈禧為過自己的六十大壽,不惜耗費重金擴建頤和園,為此挪用海軍經費數千萬兩,致使早被李鴻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艦被日本買去,而為了買這艘吉野艦,明治天皇的皇后連僅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 
  梁啟超對李鴻章評價頗高,但他同時也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甲午戰後不久,恭親王奕訢病逝。彌留之際,慈禧派人去問誰可接任,曾主動提到光緒的老師翁同龢。恭親王搖頭道:「罄南山之竹,難書此大錯。」其意在責怪翁同龢一力主戰,而當時的中國確是不可戰而戰。 
  袁世凱在小站操練新式陸軍,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擊,他的上司榮祿便欲殺之而奪其軍。但榮祿在小站檢閱了袁的部隊後,深為其軍容齊整、器械精良所感動,因為他從未見過如此現代化的本國軍隊。榮祿因此將袁世凱視為練兵奇才,不僅不予加害,反而引為心腹。 
  北伐軍攻陷武昌,生擒守將劉玉春。劉玉春對記者說:「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無愧於玉帥(吳佩孚),惟愧對百姓耳。我雖大開漢陽門,然難民太多,每日出城者不過兩千人而已,且爭擠溺死者不計其數,實可憫哉。我情知不能守,所以守者為報玉帥也。玉帥主張或有斟酌處,然其人格高尚,且厚待我。我既殃民當死,縱千刀萬剮可也。」國民軍感其忠勇,釋之。 
  1926年7月9日,國民政府舉行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北伐誓師典禮,當是時,蔣發表北伐誓詞稱:"國民痛苦,水深火熱;土匪軍閥,為虎作倀;帝國主義,以梟以張。本軍興師,救國救民;總理遺命,炳若晨星。弔民伐罪,遷厥凶酋;復我平等,還我自由。嗟我將士,為民前鋒,有進無退,為國效忠;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劉戡同何應欽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灑了一地,何沒辦法,只好說:"假使你是軍分會的代委員長,我是師長,我以這種態度對你,你作何感想?"劉沒說話就走了。何對留下來的符昭騫說:"要抗戰,首先要軍隊服從命令,目前華北的情形就不是這樣。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隊集中通縣,他們卻到廊坊去。要傅作義部隊集中高麗營,他們卻到長辛店去。像這種情況,如何談得上抗戰。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人談判停戰。" 
  1933年,陳濟棠拒絕蔣介石調兵赴贛剿共,他宣稱:"不要說日軍佔了北平,就是日軍佔了南京,我也不肯調兵去江西剿共。" 
  羅隆基在《益世報》發表《槍口朝外,不可對內》,主張立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廷黼馬上在《獨立評論》作出答覆,認為倉促對日作戰必將導致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 
  抗戰時期,有一記者碰見一軍人自願去河北組織游擊隊,軍人表示,對於中國的最後勝利,他是有確信的。記者問:"中國打勝以後,你打算做什麼事情?"無名軍人很冷靜地說:"那時候,我已經死了,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的。" 
  張自忠給馮治安留下臨陣遺囑說:「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1938年5月,張自忠寫好最後的信後即揮軍渡河,在南瓜店與敵人遭遇,雙方兵力既懸殊,武器更不如,張將軍指揮部隊奮勇進攻,激戰九晝夜,日軍傷亡慘重,不知道這支中國部隊何以這樣能打。後來聽說其中有張自忠將軍在,乃增援反撲,務期要消滅張將軍所部,以絕後患。最後張被圍於南瓜店之十里長山,敵人以飛機大炮配合轟擊,彈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內,從早晨戰鬥到晚上,張所部傷亡殆盡,將軍身中六彈,屢次倒地,屢次爬起衝殺,左右請遷移指揮所暫避,張堅持不許。到了最後彌留時,告左右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 
  1938年5月9日,日軍十六師團進攻鄆城,23師師長李必蕃令69旅死守。該旅守城不力,鄆城失陷。後日軍重兵臨菏澤城下,他率師直屬部隊與敵軍肉搏,後菏澤淪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彈,臨終前用軍用地圖反蓋於胸,上書:「誤國之罪,一死猶輕,願我同胞,努力殺敵。」 
  1943年常德會戰最慘烈的時候,常德城區已成一片焦土。第57師師長余程萬仍率殘部死據城南一角,決意死戰。他給司令長官孫連仲的電文中說:「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師部,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孫當即淚如雨下。 
  續范亭在 
  抗日戰爭期間以"剖腹自殺"的方式抗議"不抵抗主義"。1935年,他赴南京呼籲抗日,在中山陵放聲痛哭: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靦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又賦絕命詩一首:赤膊條條任去留,丈夫於世何所求?竊恐民氣摧殘盡,願把身軀易自由。 
  抗戰期間,蔣介石曾起意"不守"長沙,薛岳不以為然,他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何在?"白崇禧以"長期抗戰,須保持實力"相勸,薛也不聽,他說:"湘省所處地位關係國家民族危難甚巨,吾人應發抒良心血性,與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揮下,中國軍隊與日軍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會戰,取得殲敵各4萬多、4萬餘、5萬多的勝利。薛岳受到蔣介石嘉獎,美國總統杜魯門為薛岳頒發一枚自由勳章,以表彰其在抗戰中的貢獻。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訪了 
  周恩來,力勸共產黨重返談判桌,周恩來似乎被他說動。梁漱溟滿意地乘火車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南京,就聽到了國軍攻陷張家口的消息。梁於是對著佇候在火車站的記者們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句話被各大報紙用作頭版標題,廣泛流傳。 
  1949年,軍統在雲南捕獲親共人士九十餘人,盧漢為他們向蔣介石求情,蔣的回電是八個字:"情有可原,罪無可逭。」盧漢為之苦悶不已,求助於李根源,李即提筆將辭序改了一下,變成「罪無可逭,情有可原。"於是這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劉伯承年輕時與北洋軍作戰,被一顆子彈打進右眼,造成右眼球壞死,醫生決定開刀把壞死的眼球和爛肉割掉。劉伯承不願使用麻醉劑,因眼睛離腦子太近了,擔心麻醉劑影響腦神經。手術做完,劉告訴醫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記著刀數,一共是72刀。"     
  第四部分   
  二十二、刺客(1)   
  陳獨秀20歲時,與革命黨人吳樾相爭刺殺滿清五大臣,竟至於扭作一團、滿地打滾。疲甚,吳問:「捨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答:「自然是前者易後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別。 
  吳樾準備刺殺五大臣的時候,趙聲也在保定。雖然趙聲對暗殺這種方式不以為然,但為吳樾的精神所感染,便和吳爭赴使命,他看到吳樾只會用手槍,覺得威力太小,便通知善於製造炸彈的楊篤生前來助陣。楊篤生給吳樾配備了當時最先進的撞針式炸彈,萬沒想到,這顆炸彈在火車顛簸的情況下自動引爆,吳樾當場被炸死,亦重傷清二臣。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排滿革命為職志,到安徽謀差得巡撫恩銘信任,任警察學堂總辦。而徐因此伺機刺殺恩銘,被捕,有人問徐:"恩撫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徐錫麟被捕後,審問者說:"明日當剖爾心肝矣!"徐大笑語:"區區心肝,何屑顧及!"他在供詞中自稱"專為排滿而來",斥責清廷以立憲為名,行集權專制之實。指稱:"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恩銘搶救無效死亡,徐被處極刑,臨刑時視死如歸。清廷對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銘,肝為恩銘衛隊分食。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覆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彭家珍刺良弼前,曾說:「此人不除,共和必難成立。」刺殺雖然成功,彭家珍卻當場被濺起的彈片擊中而死。良弼臨死時感歎道:「殺我者真乃英雄,也是真正瞭解我的人。我死後,大清也就完了。」 兩人居然有一種惺惺相惜之感,正像春秋時的要離和慶忌一樣。 
  汪精衛本不贊成暗殺的做法,曾說:"革命是何等偉大的事業,想以刺殺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黨數次起事失敗,同志慘遭屠戮,汪始日益激進,成為一個有志"流血以溉同種"的暗殺主義者。他決心進京刺殺攝政王,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力勸之。汪凜然道:"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遽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為可死之時,而吾黨孰為可死之人。凡為黨死,死得其正。"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覆勸說,也同意從輕發落。 
  唐德剛說:"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1936年 
  國民黨五中全會期間,汪精衛亦受暗殺,刺客為王雲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槍無大礙。當時,陳璧君聽說後趕到現場,汪精衛受了重傷,滿臉是血,跟陳說,我完了,我完了!陳當即罵汪精衛說: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干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天,早晚會有這個結果! 
  張作霖被清廷招安後,奉令移駐洮南,對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長盈尺,毒蟲四處,餓狼遍野,無法進行偵察工作。這時張作霖的綠林兄弟安遇吾請命打入蒙匪內部,探明並畫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動路線,但安又想順便殺一兩個蒙匪頭目,事敗被殺,屍體被肢解,蒙匪更將安的屍體送給張作霖以示威。入殮時,張作霖發現安的身上有個傷口,裡面似乎有物,仔細檢查後發現是張地圖。張作霖便用這張地圖擊潰了蒙匪。安遇吾的兩個兒子也大有乃父之風,拒絕接受張作霖的報答,飄然而去,多年之後也成為有名的俠客。 
  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如亡命客一樣在東京過苦難日子,袁世凱仍不放心,派蔣自立到東京去刺殺並收買國民黨人。湘支部長覃振認為蔣是一個大威脅,召集同鄉開會商議對策,許多人主張行刺,但問何人願去,卻又無人答話。座中有人指著林修梅說:他是軍人,應該可以去幹。林推說無手槍,荊嗣佑說他家正有一個朋友寄了一支手槍,可以借給林用。林又說還要一個人同去,替他巡風。座中無人答應,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驚動了會眾。原來是新到的桃源留學生吳雪梅,其人年齡不過十八九歲,大家問他為何發笑,他神氣地說:"我是笑你們這些飯桶,連一個姓蔣的都無人敢去殺他,還想打倒袁世凱嗎!"覃振奇其言,忙問他:"看來你倒是一個好漢,有勇氣敢去行刺麼?"吳答說:"怎麼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們的黨員。"大眾歡呼道:"如此我們今天就歡迎你入黨。"登時要他填了入黨誓約並置酒歡迎。晚餐過後,吳頭都不回地去把蔣自立刺殺了。   
  二十三、軍閥(1)   
  孫傳芳號稱殘暴,但他以五省聯帥駐節江浙時,裁減賦稅,尤其善待農人,頗得鄉人之望。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之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有鄉紳主動進言,希望能每畝征銀二角以助軍費,孫堅決不許。因此他失敗後,江浙頗有憫傷之感。 
  袁世凱以簽訂「二十一條」被唾罵為賣國賊,但事實上「簽訂二十一條」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說法。日本拋出「二十一條」後,袁世凱即令外長陸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國際社會調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脅不得洩漏條約之事的情況下,他卻旋即將此事知會英、美等國,並斥諸媒體,從而使日本陷入輿論被動。在具體談判中,對原則性的「第五號」堅持不讓步,對其他條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數次中斷會議。由於西方各國的愛莫能助,最終在日本的「最後通牒」下,簽訂了這個已遠不足21條的條約。當時中日實力對比懸殊,若不簽城下之盟,勢必兵戎相見。事實上,袁世凱不僅不是親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戰爭前,袁世凱就在朝鮮兩次擊退日本人,被日本人銜恨不已。如今條約既成,袁世凱為之痛苦失聲,要求全體官員和國民臥薪嘗膽,誓與日本「十年後見」。成王敗寇,歷史上越王勾踐,先辱後榮,也不失為一英雄。倘若袁世凱真能發憤圖強,一雪前恥,未始不可為一勾踐,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為,終於身敗名裂,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啟超、蔡鍔的反袁「護國運動」,多少都得到了來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凱臨終遺言「為日本去一大敵」確非虛言。 
  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 
  曹錕曾對議員們說:「誰既有名又有錢,就可以做總統。」某議員立即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他就可以做總統。」曹在賄選當日,見 
  國民黨議員呂覆沒有選自己,竟附耳低語:「如何不選曹某人?」呂復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總統,天下人就都能做總統了。」 
  曹錕以賄選得總統,共有480名議員收取了他的賄賂,原則上每人5000元,實際上根據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從1萬元到2000元不等,這些議員後來被稱作"豬玀議員"。消息一出,全國大嘩,此事遂成為曹錕及其直系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但是,正如曹錕的部下王坦所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確實,曹錕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採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採取報復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 
  曹錕任總統時,他的親信吳毓麟等人想為了駐英公使的人選問題,頻頻向外長顧維鈞施加壓力。雙方爭執不下,吳毓麟就請曹錕出面,曹錕正色道:「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顧維鈞在回憶錄裡寫道: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 
  華北淪陷後,日本土肥原賢二極力拉攏前大總統曹錕,想以他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錕身負賄選總統之恥,國難當前卻大節不虧,他忿忿地說:「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會為日本人做事!」當他聽到台兒莊大捷的消息時,興奮溢於言表,連說:「我就不信,我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但隨著戰事不利,他不久便鬱鬱而逝。 
  直皖戰爭前,吳佩孚通電痛罵段祺瑞:「自古中國嚴外國之防,罪莫大於賣國,丑莫重於媚外。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直皖戰爭後,曹錕和張作霖結為親家,沆瀣一氣,吳佩孚的政治理想無法貫徹。他黯然神傷地回到洛陽,一下車便對記者說:「此次戰勝,是一件痛心可恥之事!」 
  九·一八事變後,吳佩孚到北京,在車站一見來接他的張學良,便怒責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 
  吳佩孚勢敗後,避居四川依附楊森。某日,有日艦司令荒城二郎來訪,願貸款百萬,贈械十萬,助吳再起。吳馬上逐客,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國事國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吳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錦花園,每日畫菊消遣,態度消極。或有訪客遲遲不願去者,則大談其《周易》,深奧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實上他平生頗有著論,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故有儒帥之稱。 
  常有歷史學家將吳佩孚定格為「英美派」。實則吳佩孚平生抱「三不主義」,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托庇外人」,始終奉行不輟,至死未變。當然,他對蘇俄和日本的拉攏都堅決拒絕,而英美似乎不曾那麼主動地拉攏過他,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他對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評價吳佩孚:"吳佩孚雖然也是個軍閥,但他有兩點卻和其他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關、岳,他失敗時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他統治過幾省地盤,帶領過幾十萬軍隊,卻沒有私人積蓄,也沒有田產,有清廉名。" 
  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趕到現場長跪不起,並以「終身食素」作為對自己的懲罰。他果然信守這一諾言!1936年夏,他因貪吃了幾塊西瓜導致腹瀉,從此病痛不斷。醫生建議他開葷以增強體質,他表示:「人可死,葷絕不可開!」於是不治而死。 
  吳佩孚論康有為、章太炎優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氣縱橫,非南海以下之空閒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處,南海可為太炎,太炎亦可為南海。而良人逝後,中國不復有文學之士。兩人弟子雖眾,乃無足承其業者。"或又問其太炎弟子魯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讀民國以後書。" 
  王闓運進京,見到總統袁世凱,呼之為「老弟」,袁世凱稱王為「壬老」。王闓運很不高興,對人說:「他竟然稱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麼交情麼?不叫『太世叔』卻叫『老』,真是不知禮數!」 
  張敬堯兵敗北上後,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視他,對他頗為冷淡。張鬱鬱寡歡,乃赴南口投奔馮玉祥。馮玉祥疾令縛之,歷數其禍湘之罪,最後付以《新舊約》和《三民主義》兩部巨著,語之曰:"你熟讀兩部書,便放你走!"兩個月後,張居然能夠背誦一些章節,馮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陳炯明一度持無政府主義,希望以聯邦制來建國,先建立亞洲聯邦,再與歐洲聯邦,美洲聯邦組織無軍備的「萬國聯邦」。他認為「萬國聯邦」是進入「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須經過的第一步。 
  1925年,陳炯明敗於國民軍後,蟄居香港,被推舉為中國致公黨總理。他廉潔自持,不蓄私財,生活窘迫。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還。1933年,他在貧病中死於香港。其後,致公黨繼承了他的遺志,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來又聯共反蔣,直至今天都是參政黨之一。 
  北伐勝利後,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1928年,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張作霖的軍隊節節敗退。5月,日本大使威脅張簽訂《中日合資修築吉會鐵路合同》,要張答應,日軍幫其阻止北伐軍過黃河,張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煙袋摔斷,大叫:"我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並趕走了大使芳澤。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幹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韓復矩有古循吏之風,頗為勤政。1934年,山東大水,省府在濟南設難民所收容難民。一日,韓復矩蒞所訓話:"第一,大家要遵守紀律,不要以為自己是災民,受了政府的優待,變成一種特殊階級,可以隨隨便便。第二,要聽收容所工作人員的訓話。第三,要早起,不要以為現在受災,一切有官府照應,就可以敷衍,以至於養成懶惰習慣。"韓復矩是一個堅決的睡眠反對論者,經常以早起作為擢拔官吏的依據之一。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頗不順利。韓復矩在山東規定恢復古俗,下令把大街上所有燙髮、穿高跟鞋的女士都當作妓女抓起來。龍雲在雲南規定了十大工作,其中一項是禁止學生在街上騎自行車。河南西華縣則是放燈、遊藝、唱戲,熱熱鬧鬧地提前過了個大年。 
  閻錫山臨終時給其親屬留下了六點遺囑:"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輓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記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內,每日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 
  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曇花一現,只有閻錫山獨霸山西三十餘年,山西因此寡有戰事,治績冠於全國。到三十年代,還一度被評選為全國的模範省,全國的註冊商標中,半數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   
  二十四、赤子(1)   
  江小燕獲悉傅雷夫婦憤然棄世的消息後,瞞過父母,冒險來到了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她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等到一堆鱗片樣的屍骨端到她面前時,她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錢為傅雷夫婦買一個骨灰盒。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來,一直過著一種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婦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別二十多年的傅聰,第一次回國就趕上了父親的追悼會,百感交集之餘,得知父母的遺骨能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全仰仗於一個素不相識的無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處打聽。見到江後,他們一再表示要「有所謝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一俟音樂會結束,她就默默地離去,從此再也沒有找過傅氏兄弟。 
  曾國藩親筆寫《愛民歌》,為後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先聲,歌曰:"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計不可欺負他。" 
  庚子之變,山西巡撫毓賢獲罪被發配西北,行至蘭州又接到就地處決的聖旨。甘肅布政使李廷簫曾是毓賢在山西時的下僚,念及舊誼,勸毓賢自裁。毓賢則說:「我是大臣,如今有聖旨要殺我而我竟不延頸受戮,是使朝廷法度不能行於臣下。多謝李君,請勿以我為念!」於是受刑而死。李廷簫對他的部屬說:「山西拳禍初起時,我也有地方之責,豈忍獨生?」於是仰藥而死。 
  1903年,溫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靂埠錫礦作工,多年的苦難煉出了他剛烈的性格。一次,當地技師無理鞭打他,他憤怒地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憑什麼打人?瞧不起弱國國民嗎?"一拳把那個技師打得血流滿面而逃。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鍾》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臥於席上,仰天歌陳星台《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淒然淚下,幾失聲"。 
  1906年7月,東京留學生開會歡迎章太炎獲釋出獄到日本,章在歡迎會上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章瘋子由此有據。 
  楊度組織籌安會,為擁袁世凱稱帝,可謂不宜餘力。但他忌憚梁啟超對輿論的影響力,於是派蹇念益、湯學頓前去拉攏梁。徐佛蘇、袁思亮和蔡鍔則在背地裡商量道:"任公(梁啟超)眼高於頂,恥為牛後。不如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可與楊皙子殊途同歸。"不料計議未善,蹇、湯已懊喪而返。原來他們二人一到天津,尚未開口,梁啟超已拿出墨跡未乾的大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示之。文中不遺餘力地抨擊袁世凱,在蹇、湯的力勸之下,梁才勉強刪除一些過於激烈的詞句。梁啟超並致函楊度曰:"吾人雖見歧,私交彌篤。今後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廢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可見,梁啟超之"另樹一幟"遠較他的弟子蔡鍔高明。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楊度在日本,經人介紹結識了孫中山。兩人政治理想截然不同,卻惺惺相惜。楊度與孫中山相約道:「我主張君主立憲,若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民族革命,先生事若成,我將盡棄我的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後來楊度鼓吹君主立憲的洪憲帝制,成為國家罪人,只好遁跡丘山,結廬學道。但不久他便又出山,秘密為孫中山的國民黨工作。 
  楊度有詩云:「市井有誰知國士。」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李大釗被捕前,楊度在熊希齡嫁女宴會上,從汪大燮那裡得知蘇聯使館將被搜查,馬上避席而去,委託章士釗通知李大釗。但不知為何,李大釗卻沒有離開蘇聯使館,於是被捕。楊度為搭救李大釗,不惜變賣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李大釗死後,楊度又千方百計為他殮葬。 
  民國六年,蔣夢麟回國,理由是:"學成回國是我的責任,因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權。"他後來在日本上野公園展覽會上,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時,"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稍後他看見日本人陶醉於對俄戰爭的勝利,遊行隊伍綿延數里,他說:"我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週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論功行賞。柳亞子則說陳范:"時南都興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陳范功績,多次要求政府發還清廷沒收陳的財產,並對陳有所撫恤。陳說:"謝諸君,勿以我為念,養老之資現猶勉能筆耕硯耨,聊免饑寒……吾輩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豈容貪天之功為己為。"他晚境淒涼,孤身一人,貧病交加。章士釗說他,《蘇報》案後,"亡命十年,困躓以終,不聞有何怨言。"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橋刑場,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槍決。被難時,他身穿夏布長衫,鬚髮斑白。子彈從後腦入,左眼出,陳屍道旁,見者鼻酸。距邵飄萍在同一地點被殺不過百日,人稱"萍水相逢百日間"。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胡適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後會議,為共產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爭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適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產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適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後,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後會議?」胡適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適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著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殺害蔡公時。陳嘉庚聚集華僑演說道:"日本雖是我鄰邦,但在我國遭受天災時,不曾助我一粒米、一文錢。如今反以其僑民為借口,犯我主權,殺我同胞。其險惡凶蠻,世無儔匹。如今我們怎樣反日?一是要抵制日貨,凡日商所經營,我等誓不虞目;二是要籌款犒軍,我們既不能留學犧牲,就該捐資報國。"日本人聽說後,十分恨陳,令人燒掉了陳的橡膠廠,損失五十餘萬。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南京內學院的歐陽竟無令弟子劉衡如撰《破<新唯識論>》進行反駁。熊十力看到後,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於是辭職,飛快地完成了《破<破新唯識論>》,這時距《新唯識論》出版才5個月時間。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恩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時,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歷,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法師就坐。法師把籐椅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後,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裡頭,兩根籐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傳豐子愷吃素念佛,有友人問及,他答道:"吃素是真的,念佛就未必,大概我有時翻譯佛教書籍,以致引起人家的誤會吧!我只能算與佛教戀愛,而不能說是結婚。" 
  豐子愷在《兒女》中寫到:我以為世間人與人之關係,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時候都不外乎是一種廣義的友誼,所以朋友之情,實在是一切人情之基礎,並育於大地上之人,都是同類的朋友,共為大自然的兒女。 
  徐樹錚收復外蒙後,不僅大力推廣蔬菜種植,推行漢化教育,且在庫侖開闢網球場,與部將同嬉,自稱"絕域蹋踘",大有漢朝霍去病、趙充國之遺風。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說:「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貧乏,情感的寄托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有次講課,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1936年魯迅去世的時候,從10月20日至21日,有一萬餘人自發的前往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的遺容。葬禮上,在哀樂聲中,一面由上海民眾獻上的白底黑字的長方形旗--"民族魂",由宋慶齡、沈鈞儒等輕輕的覆蓋在楠木靈柩上。 
  蒙文通指導研究生,上來先是兩句話。第一句引陸象山言:"我這裡縱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條:"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麼大成就。"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霉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麼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盧作孚生活非常簡樸,常年穿一套中山裝,人長得很瘦小。為了節省梳頭的時間,他剃光頭。張岳軍先生(即張群)有一次跟他開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蔣介石曾想拉攏王造時,以為己用,通過王的江西同鄉、國民黨元老李烈鈞及中央政治大學教授、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面邀請,王造時深知"無非是以高官厚祿為餌,要我為他所用。"因此婉言謝絕,既不上廬山,也不去南京。蔣不甘心,又派劉健群到上海,軟硬兼施企圖逼王造時就範。於是就有了這番對話,劉威脅說:"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回敬他:"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1948年,梁思成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 
  國民黨政府開始籌劃把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朋友們勸他:「北平保不住了,共產黨來了。看來台灣也不保險,還是把全家接到美國去吧。」他拒絕了,說:「共產黨也是中國人,也要蓋房子。我還是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吧。」 
  1951年7月,中共三十年建黨大慶,大家都在報上發表一些回憶慶祝的文章。因為張東蓀自中共建國後從來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葉篤義勸他在這個機會寫一篇。張拒絕了,他說,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葦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或藝術家,應是通過其作品,有助於世人走向堯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段錫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藍雲白,段錫朋卻讓女兒看樹下泥築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著他們穿什麼,住什麼,"段說,"大多數人就這麼活著的。這是我們這輩的過錯,也就是你們的責任了。"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蕭乾自稱「不帶地圖的旅人」。最喜歡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拚命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   
  二十五、為政(1)   
  丁文江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治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只要有少數里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努力。 
  慈禧本不厭惡新法,她曾讀過康有為的《波蘭分滅記》,並為之十分感動。但變法事業日益演變成帝后之爭,犯了政治家的大忌諱,政變於是不可避免。事後慈禧說:「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麼不找我?」 
  李鴻章簽約割地太多,民怨沸騰,他的侄女婿蒯光典為他辯護道:「西歐諸國,割地賣地是尋常之事,如法國賣米西西比河七省予美國,俄國售阿拉司加予美國,德國割讓來因河予法國至普法之戰又收回之。國家能自強,則能收復失地;若不求自立,雖有土地,也必被瓜分。」 
  俾斯麥委婉地表示李鴻章只會打內戰,李鴻章喟然長歎:"與婦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王闓運講帝王之學,「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幹,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於一身,然後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傑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再然後,或從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廁身廊廟,獻大計以動九重,發宏論以達天聽,參知政事,輔佐天子,做一代賢相,建千秋偉業;或冷眼旁觀朝野,尋覓非常之人,出奇謀,書妙策,乘天時,據地利,收人心,合眾力,幹一番非常大業,以布衣為卿相,由書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標青史。」(見唐浩明《楊度》) 
  清末名吏王瑚,別號鐵珊,直隸人,在清朝官至道台。民國二年,直隸都督馮國璋請他出山,他主動要求降級做雄縣知縣,馮無奈之下只好同意。王照例拜謁各機關長官,拜見警察廳長楊以德時,楊看到他的名帖,很不高興地說:"定州有個翰林王瑚,是大家都敬佩的,你也是定州人,難道不知道麼?為什麼取了個跟他一樣的名字?"王慢慢回答道:"定州只有一個王鐵珊,沒有第二個!"楊以德驚訝地站了起來,說:"難道你就是鐵哥?"王回答:"是!"楊呆了半晌說:"這樣未免太屈尊了!"王笑道:"不過想替地方做點事,官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王瑚剛直不阿,清廉自首,施政則雷厲風行,為近世官場難得的"異類",有人評價他是"中國的堂·吉訶德」。 
  康有為從張勳復辟,梁啟超則從段祺瑞討伐張勳。有人問梁啟超:"吾子投筆從戎,壯則壯矣。昔庾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師長素先生(康有為)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復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不知令師作何感想。"梁啟超答道:"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1921年,《努力》週刊發表了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李大釗、陶行知、湯爾和、王寵惠、羅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簽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呼籲「好政府主義」。次年,吳佩孚支持王寵惠組閣,羅文干、湯爾和等人入閣,本屆政府被稱作「好人政府」。但是這個「好人政府」只維持了73天就下台了。 
  康有為多次上清帝書,曾專折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請預定開國會期。及至變法六月,代折請定立憲開國會,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之意。據稱當時廷議不以為然,而光緒決欲行之。大學士孫家鼐諫說:"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稱:"朕但欲救中國耳,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20世紀20年代,林語堂一聽陳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動,就參加了漢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書,做了4個月,又棄政治而去,他說:"體會出來他自己是個草食動物,而不是肉食動物,自己善於治己,而不善於治人。"他曾經寫過:"對我自己而言,順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陳獨秀說:「如今為國民革命時代,而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時代,故不惟資產階級須有民主政治,無產階級亦須有民主政治,且更為迫切。」 
  陳獨秀說:「以行政言,仁政自優於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傷損國民自動自治之人格,固與虐政無殊。」 
  抗戰時期,蔣介石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說:「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蔣聞之愕然。 
  蔣廷黼問丁文江:「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丁文江答道:「廷黼,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瞭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比你對國家有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學潮洶湧,赴南京請願的學生不絕於途。陳佈雷為蔣介石作《國民政府告學生書》,文中寫道:"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 
  國共內戰,國民軍兵敗如山倒,蔣介石訓話道:「我們過去統一兩廣和北伐時期,能以少擊眾,以一當十,是因為官兵具有不貪財、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戰時期,許多部隊大體尚能保持這種傳統的精神而英勇奮鬥。但抗戰勝利後,很多部隊完全喪失了這種精神,尤以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 
  陳公博有關於做官的妙論:"在野政客好罵人,宛如閨女在娘家,養得一身仙風玉骨,好評人短長,嫂氏有不是,只會在旁揶揄,或是看見侄輩尿糞不潔,必掩鼻而過。到了政客做官,又如閨女出閣,做當家媳婦,蓬頭垢面,早早起,晚晚睡,還要換人的不諒。有何冤苦,也只好躲在繡房裡、被窩中,向夫婿哭訴。自己身體也漸漸不如從前保重了,胸部可以示人,紐子不必扣緊,小孩拉屎在桌上,所幸用飯碗蓋起來完事。" 
  1950年,華東局擬在杭州建一空軍療養院,陳三立墓正好在規劃之內。陳毅聞訊制止了此事,他說:「如果我們把陳三立的墓都挖了,那共產黨何以謝天下?」 
  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閒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起來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陳佈雷勸徐鑄成做官,加入國民黨。徐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義。"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張蔭麟畢業於「留美預科」之清華,在美國學哲學,歸國即為名校教授,正所謂「清華學派」中人;派中大佬對魯迅這種「匪徒」、「文丐」似無好感,張卻要作一篇《〈南腔北調集〉頌》,稱讚魯迅是「當今國內最富於人性的文人」。張蔭麟論政,服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其友哲學家賀麟語),偏於改良、漸進;丁玲其時以左傾激進聞名,民國四十四年,誤傳丁被捕殺,張當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筆墨之力以感格凶頑、轉移運會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1年的一次會議上,張奚若尖銳地批評 
  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聽不下去,就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張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開會,他接到會議通知和往返路費後,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沒有出席國民參政會。1956年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張奚若批評毛澤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 。此十六字評語曾傳遍世界。而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竟公開徵引張的這十六字。 
  1960年,毛澤東在北京收到了鄧寶珊(時任甘肅省長)呈送的一樣特殊物品:一種用油渣和榆樹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這種食物是當時甘肅人賴以生存的東西。他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省委領導人的埋怨、擔憂和攻擊,而他卻處之泰然,他說:"我個人的進退榮辱並不是什麼大事,群眾的吃飯問題要緊。" 
  毛澤東曾指控梁漱溟「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實證明,梁"不問政治"確是假的,不過他"不想做官"卻是真的,終其一生,梁都只是一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讀書人。 
  1976年,毛澤東去世,有人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張國燾,張長歎:"我們都年華消逝!我像毛澤東一樣,是個總歸要死的人,而死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張國燾晚年特別愛聽中文廣播,他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 
  1985年,蔣經國的身體狀況江河日下,「接班」問題成為台灣社會的最大熱點,許多人都認為蔣經國會把江山傳給蔣家第三代,延續家天下的傳統。對此,蔣經國明確指出:「總統繼承製的問題,這一些問題,只存在於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二十六、愛國(1)   
  1938年,汪精衛漸露叛意,陳嘉庚苦勸之,汪不聽。某次,汪主持參議會,陳嘉庚拍電報提交議案,該議案簡單明瞭:「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賣國賊。」時恰是汪精衛宣讀此案,不禁面白如紙,神色甚不安。此議案當即獲得通過,且精簡為十一字——「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次日,鄒韜奮發表題為「來賓放炮」的文章,評論道:「此寥寥十一字,縱數萬字亦所不及,實乃古今中外最偉大之議案。」 
  李鴻章搭乘美輪迴國,到達日本橫濱港需要換船。因李鴻章當年離開馬關的時候曾表示"終生不履日地",現在又有了《中俄密約》,讓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氣了。換船必須先上碼頭,但是為了不讓自己的肉體與日本國土發生一絲關係,李鴻章無論如何也不上岸。侍從們只好在美輪和招商局的輪船之間搭起一塊跳板,冒著掉到海裡的危險將他扶上船。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許多 
  留學生踴躍入盟。谷思慎擔任山西分會負責人,閻錫山是同盟會爭取的對象。閻入盟前曾問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職,為什麼要參加同盟會,另謀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說:"我不是為個人謀出路,而是為中華民族謀出路。"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裡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並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不已。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政,抱家國之志,十分刻苦,終致劬勞成疾。他憂懷國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學看到,為之訝異,宋說:「為吾祖國事,君何能知?」 
  魯迅說:「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 
  日占台灣期間,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灣人使用漢文、台語。連橫則在台專賣漢文書籍,以激勵民氣。他還把獨生子連震東送回大陸,對人說:"弟僅此子,不願其永居異域,長為化外之民。" 
  日本強佔膠濟鐵路,康有為的女婿羅昌時任外交交涉員,他義無反顧地隻身站在鐵軌間,對某日本軍官說:"除非從我身上碾過,否則休想前進一步!"日軍行進因此受阻。 
  北平淪陷後,有人向馬幼漁求字,他說:「如今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他閉門讀書,足不出戶,數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戰勝利前夕病逝。 
  程德全曾在黑龍江協助辦理外交事宜,當時俄國修築北滿鐵路,在未知會中國官方的情況下,準備將火車開入中國。程德全便穿好官服,橫臥在鐵軌上,安靜地等待火車的到來。俄國人為之氣餒,於是停止開入火車。 
  1943年2月18日,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極其成功的演說,成功宣傳了中國軍民獨立抗戰的偉大精神,雖為求援卻正大光明,毫無乞憐之態。她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中國人民根據五年又半之經驗,確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敗,較諸卑鄙可恥之接受失敗,更為明智。"他的演說令無數美國人傾倒,信件像雪片一樣地飛到國會和政府,要求盡快支援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到:「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 
  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抨擊國民黨的弊政,公開喊出:"我們需要什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聞一多又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 
  伊籐博文問辜鴻銘:「先生留學歐美,精通西學,難道不知道孔子之教,能行於數千年前,而不能行於當今之世嗎?」鴻銘笑道:「孔子之道,好比數學之加減乘除,三三得九即三三得九,雖數千年而不變,決不會三三得八。日本若無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不過今天的數學倒是已經改良了,比如我國借款於貴國,本來是三三得九,不料止得三三得七;到了還款時,竟已是三三得十一。你以為如何呢?」伊籐博文大窘。 
  1919年巴黎和會上,面對日本索取山東特權的無理要求,顧維鈞駁斥道:「西方有位聖人耶穌,他的死難之地耶路撒冷成為基督教的聖城,神聖不可侵犯!我國亦有聖人孔子,就連日本也承認他是聖人,山東正是孔子的故鄉,因此也是我們中國人的聖地,自然也不容侵犯!」舉座為之頷首不已。 
  1936年,連橫以肝癌病逝前,適逢他的孫子出生。連橫遺命道:「中日必有一戰,台灣之回歸祖國亦賴此戰,若生男,則命『連戰』。」 
  一次留美清華學生聚會,聞一多問潘光旦:「世界上什麼樣的民族最優秀?」潘光旦說,世界上受壓迫多、境遇困難的民族,如中國人、猶太人,是最聰明的。聞一多說:「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結果,是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宋美齡在抗戰中數次親臨前線。在蘭封、富金山、萬家嶺等戰役中,她都勇敢地出現在炮火紛飛之中,不僅帶來前線急需的武器彈藥,且帶來蔣介石的親筆信。將士擔心她的安危,她則慷慨激昂地說:「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戰,我正該上火線。」最險的一次,是抗戰初期前往上海勞軍,她的汽車在越過陣地時被日本飛機投彈擊中,汽車被炸翻,她肋骨折斷、脊椎受傷,卻頑強地堅持勞軍使命。縱觀古今中外的第一夫人,有幾個能做到這一點呢? 
  北大教授傅鷹說:「人們有什麼不好的思想行為,總說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老祖宗無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幾曾教人貪污,損人利己,惟利是圖?我從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覺得有什麼錯。張子善、劉青山、高崗也不代表無產階級……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有了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於任何黨員,有什麼要改?現在所謂『改造』,就是要人在什麼場合,慷慨激昂說一通時髦話,引經據典,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聽不懂的話去說人人都懂的事?……我不明白一個化學家怎麼可能是唯心的!」 
  蔣介石曾力主推遲對日作戰,但經西安事變後,他既已承諾抗戰,即義無反顧。他在廬山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3年3月10日,蔣介石跟張學良見面,蔣說:"當前的局勢好比在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張學良出於他的"領袖情結",為了維護領袖的地位,慨然離去,交出軍權,出國考察,代蔣受過。張曾說過:"我張學良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我有決心服從統一中國的人。" 
  馮友蘭晚年口授《中國哲學史新編》,當寫到"中國近代美學:奠基人--王國維"(第六冊,全書第六十九章)時,涉及"意境"問題,聯想到"七七"事變前後自己的真心實感,特意寫下一個附記說:日軍進北京城後,他和留守的清華校務會議的人覺得清華完全不同了。有一晚,吳有訓和他一起巡察清華園,皓月當空,十分寂靜,吳說:"靜得怕人,我們在這裡守著沒有意義了。"馮頓然覺出幻滅之感,以為他們守清華為的是替中國守一個學術上教育上完整的園地,北京已淪陷,他們還在守著,豈不是為日本服務?過了幾天,他就和吳有訓同往長沙去找清華。他讀清人黃仲則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以為所寫正是一種幻滅感,反覆吟詠,倍覺沉痛。到長沙後,馮住朋友家中一小樓上,經常憑欄遠眺,見欄下一臘梅花,頓覺李後主"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亡國痛油然而生,深刻極了,沉痛極了。 
  1939年11月,日軍出動飛機轟炸浙江奉化縣偏僻的小鎮溪口,蔣經國的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蔣聞母遇難,星夜兼程趕回溪口。一見母屍,立即昏迷過去,醒後嚎啕大哭,幾天寢食不安。在其母遇難處豎碑一座,蔣經國親筆題寫"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以後,蔣經國還寫過"永遠不要掛起日旗來"的文章,以示復仇之志。 
  抗戰期間,宋美齡在美國參、眾兩院演說,引用中國諺語"看人挑擔不吃力",她說:"我們不要忘記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國孤立無援,抵抗日本軍閥的淫虐狂暴……中國國民渴望並準備與你們及其他民族合作,不僅為我們本身,且為全人類建設一合理進步之世界社會,這就必須對日本之武力予以徹底摧毀,使其不能再作戰,解除日本對於文明的威脅。" 
  第二次緬甸戰役開始,孫立人指揮新三十八師如下山猛虎般撲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佔領新平洋,12月29日攻佔於邦。當日軍俘虜被帶到孫立人的面前時,孫立人厭惡地皺皺眉頭,不加思索地命令參謀:"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都這樣辦。"命令被迅速執行。 
  1946年初,余漢謀的第七戰區、第十二集團軍均同時被撤銷,廣東全省劃入張發奎所轄,餘部六十三軍、六十五軍先後脫離余漢謀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氣憤,他不以為意地說:"抗戰已經勝利,洗雪了我國甲午以來五十多年的奇恥大辱,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此後大家如能團結一致,遵照總理遺訓,做個老百姓也是光榮的。"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1933年初,日軍侵佔山海關,北平吃緊。劉戡率部奉調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慘遭損失,被迫撤離陣地悲憤自殺,因被手下及時搶奪了手槍,自殺未遂;後調北平擔任城防。劉派參謀處長符昭騫負責指導構築工事任務。日本的一個憲兵連要來看中國軍隊新構築的防禦工事,劉戡堅決反對,並且表示如果日軍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對日本人開槍。為此事他和符昭騫一道去見何應欽。何對劉說:"工事一定要構築,日本軍人要看就讓他們看,絕對不許打。"劉說:"我決不讓日本人看我們的工事,倘若他們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來拼。"何說:"你為什麼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來死?"劉憤怒地拍桌子說:"我到北平來是奉你的命令來的,我並不是怕死,我堅決反對這種漢奸的作法!" 
  盧作孚聰明絕頂。抗戰期間,因為要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陽初的妻子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來讀一點。半年之間,就能看英文報紙。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入川的人員物資滯留宜昌,盧親自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經過40多天奮戰,終於將全部人員的物資設備搶運進川,該壯舉被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抗戰勝利後不久,胡秋原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寫信,抗議"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的主權完整" 。赫爾利邀請他面談,胡到了大使館把赫爾利駁得體無完膚,赫氏就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他說:"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恭敬送胡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答:"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 
  1940年宋慶齡自港抵渝,國民黨當局開會歡迎。她在會上連連責問:「你們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你們是不是實行三民主義?你們是不是信仰總理遺教?信仰總理親筆寫的《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現在你們這樣違背三民主義,倒行逆施,抗戰能勝利嗎?」馮玉祥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在此龍潭虎穴,敢說出這樣的話來,真是偉大!孫夫人真是女中堯舜!」 
  林語堂《吾國吾民》自序中說:我堪能坦白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嘗 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渺的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 
  1948年,國民大會召開,余漢謀被委任為陸軍總司令。一年後,他就職廣東綏靖主任,回到廣州激憤地對人說:"我以前沒有做過京官,很少接觸黨國要人,總以為他們對國家大事會有一套辦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幾個月陸總,和他們接觸多些,才使我認識到這班官僚飯桶。二三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盡快動身去台灣。林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楊振寧說:"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於右任在台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云:"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濕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二十七、狷狂(1)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箇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王闓運80歲,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國史館館長, 進京途經武漢,段祺瑞來訪,請求指點。王說:「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個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無是處。過去我年富力強,有許多大事要我去做,現在我老了,無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王闓運說:功名之學,是為功名而求學,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終目的,學問不過是敲門磚,從這門學問,不必深究聖賢的精義,不必身體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只需遵循權力場的潛規則即可。 
  嚴復見地獨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凱任直隸大臣時,寫信請他入幕,他罵道:"你是什麼東西,夠得上延攬我!"但袁被貶回河南洹上老家時,他又為袁鳴不平,說朝廷"自壞棟樑"。到了洪憲帝制時,楊度拉攏他入籌安會,他很不以為然地說:"國事非同兒戲,豈能一變再變?"洪憲帝制失敗後,舉國聲討袁世凱,他又說:"非袁世凱無以維持殘局。" 
  康有為自稱「教主」,說「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為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為引起新的文戰,劉半農化名王敬軒,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卻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對這些新的質疑,錢玄同和陳獨秀惟痛罵而已。胡適認為不符合民主辯論的精神,陳獨秀說:「吾不屑與辯,惟痛罵而已。」 
  「五四」期間,社會上謠傳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胡適輕蔑地了寫了篇《他也配》,說:「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楊度第一次見到孫中山後,即對人感慨道:"與先生暢談終日,淵淵作高山之響,汪汪若千頃之波,言語誠明,氣度寬大,他日成功,當在此人,我也許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見到陳宦,便大驚失色地說:"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民國初年,袁世凱在北京,黃興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漢,隱然成三足鼎立之勢。陳宦利用自己與南京、武漢方面的良好人際關係,獻計於袁世凱,使袁得以翦除這兩個勁敵,為洪憲帝制掃平了障礙,陳宦也因此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將,被重用為四川督軍。章太炎死後,陳宦對人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未必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 
  泰戈爾和辜鴻銘一起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泰戈爾勝出,但辜鴻銘始終瞧不上他。泰戈爾訪華,學人踴躍迎迓,唯辜鴻銘閉門謝客。他認為泰戈爾不懂《易經》,因此也不懂東方文化的精微之論,不如回印度整理詩集好些。 
  英國作家毛姆拜訪辜鴻銘,深為中國一些經典著作未能譯成西文而遺憾。辜鴻銘答道:「代表中華文化精髓的《四書》,早在一兩百年前,已經有外文譯本了。」毛姆不信,辜鴻銘便約好三日後拿給他看。接下來辜鴻銘便用了三天時間,譯出了英、法、德語的《四書》譯本。 
  胡適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適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胡適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適是什麼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劉文典善治《莊子》,有《莊子補正》十卷,陳寅恪為之作序。他對此十分自負,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的得失,他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他在西南聯大講《莊子》,每次開講,必先說一句:「《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吳宓也常去聽,總坐在最後一排。當劉講到自以為獨到處時,總會抬頭向後排張望,問:"雨僧兄以為如何?"吳宓必然會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日軍空襲昆明時,警報響起,大家紛紛躲避,劉文典看到沈從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對人說:「我是為莊子跑警報,因為只有我能講《莊子》,他沈從文是為誰跑呵?」 
  章士釗認為康有為的文章,多有誇大之詞,是其性習使然,又系政治作用為之也。他以為"南海詩文,向欠洗伐之功,筆端起處,即傾河倒峽而出;其勉強趁韻處,往往活剝生吞,無暇咀嚼,以詩律言,誠達不到一個細字。"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枴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作校長,朱是黨國機要,無暇顧及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是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滾蛋。國文系再三挽留,朱親自出馬挽留,他還不肯,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懇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1930年,陳獨秀貧匱無以自濟,精神卻異常飽滿。他對鄭超麟說:「吾恍似回復「五四」建黨之初,精力正無窮也。」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後,主席羅常培宣佈:「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將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後,聞一多逕自上台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五省聯帥孫傳芳拜謁馬一浮,馬不見。馬的家人提議:「可以推說不在家。」馬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曹聚仁在南社演講,說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關係,認為辛亥革命是浪漫氣氛很濃的政治運動,南社的詩人是龔自珍氣氛的詩人,而林庚白就是活著的龔自珍。柳亞子深以為然。但林庚白極不滿意,他說:"我心目中尚且無李杜,更何有龔自珍!"他曾說:"十年前論今人詩,鄭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現在來看,那麼我第一,杜甫第二,鄭孝胥還談不上。" 
  抗戰中,馬寅初常發表激烈演講,抨擊政府的腐敗。蔣介石召他去問話,他說:「文職不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該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蔣介石知道後對人說:「我請他來是為了談經濟問題,以後有時間,他隨時可以來!」 
  錢鍾書曾在余英時等人面前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余恍然錢鍾書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辯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錢鍾書正在余家作客,這句話余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1941年聖誕節,日本軍隊襲入香港。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梁漱溟終於逃脫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進入廣西。在安全抵達國統區以後,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中共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睡眼說:"要去,你就去。""約定的時間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還得睡呢。"說完,他又鑽進被窩大睡去了。樓只得一人去見首長,還得為聶紺弩找一番托詞。 
  "雷震案"之後,在公開場合下,殷海光常常獨自不語,見到一些老友時,臉上也顯得一片"冷漠"。傅樂成有一次與之談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說了一句:"怎麼得了啊!"這時他的心情,正像當年在西南聯大那個寒夜中長吟李白的那首詩一樣:"拔劍四顧心茫然",頗為絕望。後來殷海光生病,傅樂成與杜維運去醫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發一言;繼而杜維運也上前搭訕,態度仍是一樣,弄得我們十分尷尬。"離開醫院,傅樂成無奈地對杜維運說:"你看他像不像蘇格拉底?" 
  錢鍾書拒絕新聞界採訪,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什麼模樣?"他也從不做壽。在他八十歲要過生日時,家中的電話一度鬧翻了天。學士通人,親朋好友,機關團體,紛紛要給他祝壽,他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準備為他開一個紀念會或學術討論會,但錢一律堅辭。對這類活動,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錢鍾書出名後從不參加任何會議是出了名的,對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各種學會他也一律謝絕掛名。楊絳因翻譯《唐·吉訶德》而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西班牙駐華使館請她,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書面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原社科院院長馬洪去請,她才賴不掉了。錢鍾書不無得意地對人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   
  二十八、僻怪(1)   
  胡適從1942年開始收集世界各國怕老婆的故事,他認為從中可以找到瞭解國際問題的鑰匙。他發現,來自中國的怕老婆故事有幾百個,來自美國、英國、北歐的這種故事也有幾百個之多,來自日本和德國的卻一個都沒有。他因此得出結論:「人類中間這一種怕老婆的低級種子,只能在民主國家繁殖,不會產生在極權國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斷意大利在軸心國不會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於是年九月向盟軍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蘇巡撫時,曾認真查禁"淫書",他開出了一長串書目,從《肉蒲團》、《燈草和尚》、《濃情快史》、《繡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廂記》、《水滸傳》、《紅樓夢》。他認為《紅樓夢》寫盡癡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決不露一個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馳,這就是所謂"大盜不持干戈"。當蘇南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帶親信將領遊覽無錫的惠山,當時因躲避戰爭,山上出家當尼姑的特別多,劉因此飽覽秀色。丁日昌知道後,一本正經地勸他:"省三,你現在已經貴為提督了,還這麼不檢點,難道不怕世人恥笑麼?"劉銘傳反唇相譏:"丁雨生,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正經了,想當年你剛到我們軍營的時候,到處收羅西洋春宮畫冊,送給我部下的將校,讓大家幫你說好話,保你往上爬,你現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調的譯述傾倒過一代人,本人卻有怪脾氣,他曾九謁崇陵(德宗陵),自稱"清室遺民",而又是贊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國初立,他毅然剪去辮發以為諸老倡。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他勸告同鄉人陳寶琛、鄭孝胥,說是此舉不僅足以危害國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對自己矛盾的行為,他解釋說:"我中過舉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覺是一個遺民了,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楊士驤升任直隸總督時,進京陛見。次日便微服到前門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館大快朵頤。時當暑日,他光著上身,盤辮於頂,像個尋常百姓那樣,食羊肉二簋、鍋帖三十枚而出。剛出門口,正看到李經楚驅車經過,李十分驚訝地問楊何以如此?楊士驤說:"當年曾與於晦若來此處消夜,記憶深刻,昨天得知此館尚存,所以乘興而來,飽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師羊肉館雖多,但那些岑樓巍巍、金額煌煌者,不過徒有其表。此處雖止小屋一間,狹隘不潔,而其製作之佳,殆無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試之?"經楚面有難色。楊士驤說:"大丈夫生於天地間,興之所至,何事不可為,進羊肉館豈足為辱耶?"兩人於是攜手入內,復大嚼一番後,共載一車而歸。 
  王闓運性情疏闊,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寵愛家中一周姓婢婦,帶著她周歷天下。曾過湖北,突然拜訪湖北將軍段芝貴,一見段他便對周嫗說:"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爺麼,這個便是了!"湖南巡撫陸元鼎曾來拜訪他,他辭而不見,陸離去半日後他卻租船連追百餘里回拜。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開始不見,因為不敢當;後來遠追,以表敬意!" 
  王闓運自稱有帝王之姿,其日記敘述,多用朝廷語氣。民國初年的交際場合,人多改穿西裝,王卻堅持穿前清官服。譚延闓詰之,王答:"國體改,服色未定。吾雖故衣,與子實相等。子西裝歐美之服也;吾服滿洲服,非吾國章服之舊,非皆外國之服耶?" 
  李宗吾於蜀地大講其厚黑學,言其共分三步功夫,一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超初的臉皮,好像一張紙,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和厚如城牆了。最初心的顏色,作乳白狀,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藍色,再進而就黑如煤炭了。……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於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點不動。……第三步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至厚至黑,天上後世,皆以為不厚不黑,這個境界,很不容易達到,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 
  章太炎曾撰文痛貶西方人所用之鉛筆、鋼筆,並考證出中國古代已知使用鉛筆,只是後來才衍化為毛筆。他說:"展轉蛻變,毫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為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為未進化者也。" 
  章太炎曾懷疑孫中山被日本人收買,便將《民報》社懸掛的孫中山照片撕了下來,寫道:「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撕去。」並將撕壞的照片和評語寄給已到香港的孫中山。但是,當有人附和他說「罵得好」的時候,他卻馬上給那人一記耳光,說:「總理是中國第一等偉人,除我之外,誰敢罵他?」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甚麼功名呢!" 
  梁啟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還倡議成立「知恥學會」,提倡「自誦其恥」。 
  梁啟超酷愛 
  麻將,每於演說之前大戰不止,曾說:「予利用博戲時間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啟予智竇,手一撫之,思潮汩汩來,較尋常枯索,難易懸殊,屢驗屢效,已成習慣。」 
  1918年,梁啟超和蔣百里並轡游歐。回國後,蔣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請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寫得奇長,因為他認為歐洲文藝復興與清代學術思潮有很多相似之處,遂大加發揮,如江河決止,不可收拾,一寫就是8萬字,較蔣著篇幅更大。蔣啼笑皆非,只好請梁單獨出版,此即《清代學術概論》,其序反倒是蔣所寫。後來梁啟超又將此書補充至25萬字,是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辜鴻銘怪名滿天下,他在北大講英國詩時,對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又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洋《離騷》"是指密爾頓的一首長詩。羅家倫等學生在教室裡對辜很尊重。「五四」運動時,辜在一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羅家倫受不了,質問辜:"先生,你從前寫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知'內中國而外夷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氣得臉色發青,大眼睛鼓起來,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後站起來拿手敲著講台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辜鴻銘論民主:「古今時代不同,社會制度有變,水漲船高,後來居上,焉能將湯武革命模擬於列寧革命哉。然民主精神固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不論帝王總統主席,凡具民主精神者皆佳,堯、舜、華盛頓、林肯是也,凡無民主精神者俱僭,桀、紂、袁世凱、曹錕是也。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領導者尤重於制度也。領導者妄,則如惡魔乎。英文「民主」一字,拆而作「惡魔」加「瘋狂」而已。今列寧已耳,孰知其後來者如何。」 
  黃侃常將其老師章太炎比作蘇格拉底,將自己比作柏拉圖,因為他認為老師的學問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認為章太炎正像蘇格拉底一樣根本蔑視美,而自己卻風流能事,正如柏拉圖般關心物美。後來有一次,章太炎問黃侃:「婦人身上何處最美?」黃侃說:「老師您以為呢?」章太炎說:「以我觀之,婦人之美,實在雙目。」黃侃笑道:「都說先生癡,據此來看,先生哪裡癡呢!」從此,黃侃對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變。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裡,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牆紙的白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黃侃在暨南大學任教時,暨大師生人人都須佩戴一枚徽章,獨黃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課,被門衛攔住,因為他沒有徽章。他說:「我是黃侃!」門衛只管說:「你應該有徽章!」黃侃說:「我就是不愛佩戴那個東西,你不給我進去,我就不進去!」說完掉頭就走。最終他成了惟一一個不佩戴徽章而進出校門的人。 
  陳獨秀與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陳獨秀懵騰大睡,彭述之十分羨慕。晨起,陳獨秀說:「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為。萬望勿作他想。」 章士釗主動為陳獨秀辯護,十分賣力,陳獨秀卻不領情,說:「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為準。」法庭上一片驚歎:「革命家!」一些 
  國民黨人呼籲將陳獨秀明正典刑,陳泰然自若地說:「不如大辟爽快!」 
  陳獨秀將「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的古箴改作「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當先」。 
  楊度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成名始於業師王闓運,稱其"美於文章,妙於言語"。其後嘗共康有為、梁啟超游,蓋一立憲黨人。在東京時又與孫中山、黃興訂交,與革命黨人來往密切。洪憲帝制時,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黨人。帝制失敗後披髮入山修道,數年後復出,秘密為孫中山效力。國共交惡後,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暗地裡則拚力救助中共黨員及家屬,並在周恩來的介紹下,秘密加入共產黨。真乃一代奇才!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 
  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推薦中醫。但是孫中山不願服中藥,他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仍舊一再勸他吃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只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1932年夏,劉湘在渝召集二十一軍管區教育會議,由劉主持,致詞大要為:「我統一四海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須不依靠科學亦能致富,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 
  重慶大學理學院長,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 
  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在50年代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熊十力和陳銘樞是在南京學佛時結識的好友。熊在大學時,陳一定要每月寄錢30元表示支助。有一次陳的會計忘了寄錢,熊立刻寫了封信,上面寫了100來個"王八蛋"。陳看了信,馬上補寄錢過去。 
  康有為擅書法,人稱「康體」,卻惟獨不題扇面。有人怪而問之,他說:怕人拿著扇子上廁所,將字薰臭。 
  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胡同,達夫的方法,是一條胡同、一個班子的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後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裡坐坐,或者一個也不挑。有一次,他對一個姑娘說:"讓我抱抱吧,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這個姑娘就向他的懷裡坐下去。 
  魯迅的脾氣是很倔的,曾有魯迅不願見者上門求見,魯迅讓保姆告訴來人說他不在,來人卻聲稱他親見魯迅回了家才來敲門的,魯迅大怒,大聲向保姆說:"你去告訴他:說我不在是對他客氣!"夏衍曾回憶說,魯迅不喜歡田漢,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歡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籐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漢對籐森成吉大談自己與日本唯美主義"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魯迅很反感,魯迅對夏衍低聲說:"看來,又要唱戲了。"魯迅隨即起身退席,給田漢一個很大的難堪。 
  魯迅說:中國人很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為報章的好材料,替代了生物學常識。 
  狂飆社的向培良轟擊魯迅:「十六年初,狂飆社與魯迅先生決裂,那時候,我們的思想已與魯迅先生漸漸分離。他的性格狷急,睚眥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覺中被人包圍,當了偶像,漸漸失去他那溫厚的熱情,而成了辛辣的諷刺者和四面揮戈的不能自已的鬥士。最後,魯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於攻擊和防禦中,瑣屑爭鬥,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狹,與青年日益遠離,卒至於淒傷銷鑠以死。」 
  汪暉說:"《魯迅全集》的每個字上都趴著一位學者。"錢鍾書亦引起此種效應,錢自己意識到這個問題,在給黃裳的信中寫道:"國內外不乏無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輩,欲借弟為敲門之磚,易米之帖。" 
  熊十力著《十力語要》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 
  新文化運動時,柳亞子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他寫詩給兒子柳無忌:"狂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他還進一步主張廢除倫常,在一首詩中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 
  王敬義與 
  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說,故兩人雖未謀面,彼此也相知。後來,王到台灣去,得以謀面。李敖問:"喂,他媽的王敬義!"王敬義答:"喂,王八蛋李敖!" 
  蔣經國曾送給老師吳稚暉一輛人力車,吳當即令他拿來鋸子,將車子的兩根拉槓鋸掉,然後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槓的車身抬到書房裡。他懶洋洋地坐了上去,說:"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了!"接著他又說:"一個人有四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吳善隸書,然不喜在牆上張貼字畫。他說:"裝飾牆壁與其掛字畫,不如掛鋸子,掛斧子。因為這些東西,是機器的簡單代表,可以用來製造物質文明的。" 
  蘇曼殊在長沙任實業學堂舍監,常被學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無常,見人時,目光炯炯直視,數分鐘不轉瞬,人稱他為"蘇神經"。他飲食無常度,有時兼人之量,有時數日不食,尤其喜歡巧克力和雪茄煙,曾經把自己的金牙敲下來換糖吃,因此得了個"糖僧"的綽號。他最終死於胃病。 
  蘇曼殊性脫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從不向友人借貸;若有周濟他的,則毫不客氣,受而不謝,亦不償還。曾斷炊數日,在床上輾轉呻吟,自忘其苦。有友人到,歎曰:"我遲來一步,不意君為餓殍!"為之具炊飯,並贈以百金。他腹饑既解,欣然行於市,見有自行車構制精美,十分喜歡,便買了一輛。又遇到一個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傾余囊相贈。數日後,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見他偃臥呻吟如故,不禁大為詫異,以為他在絕食自棄。瞭解情況後,友人埋怨道:"你不會騎自行車,為何要買?"他答道:"無他,從心所欲而已。"友人無奈,只好派一個僕人來照顧他。 
  馮友蘭的習慣是,每次上課前都面無表情地坐在講台後,呆望同學們一二分鐘,然後才開始上課,臉上也開始有了笑容。 
  林紓說:「凡人必有野蠻之體魄,而後有文明之精神。」 
  某次,潘光旦批評羅隆基文章不通,羅急道:「我的文章怎麼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說:「你父親是舉人有什麼了不起,我父親是翰林!」 
  美國女作家項美麗撰寫《宋氏三姊妹》,特地採訪宋慶齡。宋拒絕見她,說她是《紐約客》的撰稿人,而《紐約客》是消閒文學刊物,不夠前進。 
  孫中山被稱作「孫大炮」,意為理想家。胡適則認為:「孫中山是一門不能輕視的大炮!」被稱作「大炮」的還有傅斯年。傅常在國民參政會上抨擊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罷免孔祥熙。蔣介石問他:「你信任我嗎?」他答:「我絕對信任!但是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說!」蔣介石為之動容,竟罷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長在內的一切實際職務。 
  齊白石在北平街頭看到有人賣署名自己的假畫,遂當面加以指責,不料此小販振振有辭:"凡大畫家沒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說明名氣越大。而且這些假畫物美價廉,是賣給窮人的;而有錢人自然去買你的真品,對你有什麼損失呢?"齊白石為之語塞,再看那些贗品,居然很有章法,於是乎竟然收這個小販做了徒弟。 
  蔣廷黼說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時,不禁對自己驚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國偉大的過去,北平證明中國過去是偉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為中國人實在值得驕傲。」又說:「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沒有的謙恭態度。他們處事謙恭、客氣。無論是拉黃包車的、賣面的、賣饅頭的、賣燒餅的……無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廳舉行全市舞女救濟蘇北難胞義賣活動,口號是:「義舞!義賣!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條命」;上海浴室業很快也如法炮製,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條命」的口號。     
  第五部分   
  二十九、修為(1)   
  徐悲鴻書室中懸有自書一聯,上聯曰"獨持偏見",下聯曰"一意孤行"。他還曾請齊白石以"荒謬絕倫"四字刻章一方,或問何意,他說:"別人看我是'荒謬',我看自己是'絕倫'。" 
  溥儀曾仿劉禹錫《陋室銘》作《三希堂偶銘》,文曰:"屋不在大,有書則名。國不在霸,有人則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琉球影閃耀,日光入紗明。寫讀有欣意,往來俱忠貞。可以看鏡子,閱《三希》,無心荒之亂耳,無倦怠之壞形。直隸長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於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慾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蔣介石挽胡適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開有二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週年紀念大會,蕭軍在會上宣讀了他對王實味問題意見的《備忘錄》,引起與會作家的不滿。周揚、丁玲、劉白羽等當場與蕭軍在主席台上展開論辯,蕭軍舌戰群儒,越辯越激烈,會場上鴉雀無聲,大家都要看個結果,無人退席。辯論從傍晚至深夜,大會主席吳玉章見雙方僵持不下,站起來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大家都應以團結為重,我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應當檢討檢討!"蕭軍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丁玲緊接表態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有關係!"蕭軍火了:"既然如此,你儘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不願附在'牛'身上,從今後咱們就拉、蛋、倒!"蕭軍說完,拂袖而去。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僕人一樣困難。" 
  1941年秋,馬一浮的摯友謝無量到四川樂山復性書院看望馬一浮,相見甚歡。一日,馬一浮通知書院學人齊集爾雅台謁見謝先生,請謝先生向諸生開示。 
  馬一浮的學生張德鈞驕矜自負,想考考謝先生的學問,首先發問:「什麼是無明?」無量微笑未答。馬一浮覺得張生此問出於勝心,必須析之,乃代謝先生答曰:「你這一念,便是無明。何不返躬自看。」張生慚而失色。在座諸生,莫不斂容。 
  20世紀50年代,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馮友蘭多次檢討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以有說無,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與政治無涉,在運動中過關較快,不久還被樹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促進馮氏轉變。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呀,你有什麼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徹底交代呀。"說著說著,撲上去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馮友蘭高壽,使一些健康雜誌頗感興趣,當人正兒八經問起他長壽的秘訣時,他卻只有"不……著……急"三字奉告。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1950年初,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徐復觀在香港辦《民主評論》,胡蘭成來看他,自稱是梁漱溟的學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為他是梁的學生,便照顧他的生活,還應其所求幫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費。這年五月間,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與梁也僅僅是認識而已。徐復觀在一次談話中說:「依我的經驗,凡是大節有虧的人,便會無所不為的。」 
  林語堂說:「我從未有寫過一行討當局喜歡或是求當局愛慕的文章。我也從來沒說過討哪個人喜歡的話;連那個想法也壓根兒沒有」,「我從來沒有成功過,也沒有舒服過,也沒有自滿過;我從來沒有照照鏡子而不感覺到慚愧得渾身發麻。……我以為我像別人同樣有道德,我還以為上帝若愛我能如我母親愛我的一半,他也不會把我送進地獄去。我這樣的人若是不上天堂,這個地球不遭殃才怪。」 
  馮友蘭被拉入了"四人幫"的寫作班子"梁效"。據說"文革"結束後,馮的妻子責怪他說:"天都要亮了,還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澤東指示要給知識分子以出路,特別指示要把翦伯贊和馮友蘭作為反面教材養起來。於是,這兩個人從牛棚中被釋放出來,每月給120元生活費,並重新分配較寬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贊就和妻子一起自殺了。 
  張君勱的政治立場飄忽不定,對國共兩黨都忽而反對忽而支持。1949年後,台灣當局竭力拉攏他,他不為所動,雖生活窘迫,卻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託陳叔通邀他回國,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講學時,周恩來派張經武拜謁他,他不見,托人帶話道:"我住在英帝國主義的宅中,不必麻煩了!" 
  "文革"中,只有馬列書可讀,錢鍾書只好看德文版的馬列書信。他對夏志清說,自己對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發現。 
  巴金後來反思說:「在『文革』到來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地混日子,我用一個混字,因為我只說空話沒有干實事。一次接一次開不完的會,一本接一本記錄不完的筆記,一張接一張廢話寫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學術圈內外皆將其奉為上賓。程千帆卻十分清醒。在給友人信中,他言道:「現今國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僅某一學校如此……我數十年來,總是希望免疫,但個人免疫又如何。獨善其身,似清高,實可恥也。」 
  其時,學者爭評職稱之風盛行,程千帆諷之為「真吳道子畫鬼趣圖」——「其中百態,若旁觀不介入,則有讀《死魂靈》之樂。」 
  ——莫礪鋒 《程千帆評傳》 
  於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世紀之交,壽者榮辱。上海文壇的百歲老人,有章克標、巴金、施蟄存等人。一次李歐梵拜訪施蟄存,談到要為他賀百歲壽辰,施說:"一百歲對我還有什麼意義?""我是20世紀的人,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北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 
  弟子們編的《季羨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國學大師」、「國寶級學者」、「北大惟一終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後要求刪去,並說:「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麼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一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的晚些,活的時間長些罷了。是學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還有理科呢?現在是惟一的,還有將來呢?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一定份量,小品、 
  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裡稱得上什麼『家』?外人這麼說,是因為他們不瞭解,你們是我的學生,應該是瞭解的。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 
  夏承燾字瞿禪,號月輪樓主。他的得意門生、著名作家琦君曾問他"瞿禪"有什麼含義,他說:"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只因我瘦,雙目瞿瞿,且對一切事物都懷驚喜之情。至於禪,卻是不談的,一談就不是禪了。其實禪並非一定是佛法,禪就在聖賢書中,詩詞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師所說的'饑來吃飯困來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嗎?"——琦君《春風化雨》殷海光對陳鼓應說:「人與人之間相處,真不容易互相瞭解,五年來,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公子哥兒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討厭。許多人背後罵你,也有好些人欣賞你。你像是一匹野馬,你是個很不被人瞭解的人。和你談話,才體會到你內心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兒!你那種不羈的心態,從你身上可以嗅到一點「五四」時代文人的氣息。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是淪為拉拉隊,就是變成蛀蟲,特立獨行的太少了,在時代的大震盪下,一幅晚秋的景象,涼風一吹刮,滿樹的落葉紛紛飄下,枝頭只剩三兩片傲霜葉,在冷風中顫僳。有風範、有骨骼的知識分子太少了!像方東美先生那樣,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葉。」 
  夏丏尊這樣描繪弘一法師: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蓆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蘿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   
  三十、氣度(1)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 
  咸豐皇帝崩後,英國人想擁立恭親王奕訢為帝。中國與英法簽訂城下之盟後,在禮部大宴洋人,英法陳兵席側,想尊恭親王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當時許多大臣戰戰兢兢、雙股戰慄,惟吏部尚書陳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與大臣事同一體,今日為玉帛之會,觀禮近萬人,我朝典制俱在,決不可亂。」洋人為之氣奪,此議遂息。不久陳孚恩因依附肅順,被慈禧充軍新疆。 
  鄧世昌艦毀人亡之際,有僚屬將救生木推給鄧,鄧推辭不要。鄧在艦上養有二犬,此二犬銜鄧臂不令其沉沒,鄧亦將它們推開,但二犬堅持銜鄧不放,鄧只好抱犬同沉。對此唐德剛歎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1900年,李鴻章離開廣州北上復任北洋大臣,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麼辦法可讓國家少受些損失,他答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鍾不鳴,和尚亦死矣。" 
  李鴻章實為俄國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經發燒嘔血、臥床累月的李鴻章已是油盡燈枯。死前數小時,猶有俄使佇立床前,持異常苛刻的"中俄密約",逼他簽字畫押,被他堅決拒絕。俄使去後,李疾令兒子經述草擬遺折,立意自強,並推薦袁世凱為自己的繼承人。他彌留之際,仍在痛恨縱容義和團、引發大亂的毓賢。 
  戊戌年,康有為在北京粵東會館創立保國會,他慷慨激昂地演講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割載,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聞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說:"不變法,必亡國!論及中國致衰之由,謂罪皆由於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槍斃之!"聞者莫不動容。 
  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書迅速風靡,清廷大為驚恐,乃派員拘捕鄒、章二人。警察到時,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決心,安坐待拘;而鄒容原本已從後門逃走,聽說章太炎被捕,馬上到衙門自首。兩人大鬧租界法庭,引起全國輿論的支持聲浪,清廷因而不敢將他們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蘇報案」。 
  "五四"時,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但是抗戰期間,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賊,曹、陸、章卻並未接受正式偽職。倒是當年趙家樓那個著名的學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為汪偽政權的開路先鋒,後來成了在南京受審的第一人。 
  辜鴻銘的父親是英資橡膠園的總管,母親是葡萄牙人。他從小聰慧過人,英國老闆布朗非常喜歡他,收他為義子。他十歲時,隨布朗赴蘇格蘭接受教育,臨去時父母叮囑他:「慎勿忘汝為中國人!」 
  章太炎出俞樾門牆,後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為「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自茲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從章太炎學古文,執弟子禮甚恭,後來章太炎依附孫傳芳,周作人亦作《謝本師》一篇,攻擊太炎。抗戰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學生沈啟無也作了《謝本師》與他絕交。 
  民國初年,上海許多名妓北遷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剛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卻無人為她收葬。葉浩吾聽說了,先聲明自己跟她沒有關係,然後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舊情,由我來負責殮葬好了。不料過了幾個月,葉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無人收殮,這時八大胡同的妓女們聯合起來,湊份子為他辦了喪事。 
  美國「排華法案」出爐後,在議會討論時竟毫無異議,旁聽的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說,痛斥美國議員無人道、無法理,違背耶穌教義,違背華盛頓平等民主的遺訓……如此演說了一小時之久。其間有議員認為他違反規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聞;另有議員則為其折服,要求他繼續演說;還有議員歎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國。」會後有人問伍廷芳何以違反議會規定,他說:「我當時氣極了,不以人類視之!」 
  美國出台「排華法案」,鄰近的 
  墨西哥也想依樣畫葫蘆。伍廷芳趕往墨西哥城洽談此事。墨方傲慢無禮,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縱而起,以掌擊案道:「下旗回國,電告政府調兵艦來,屆時再見!」墨方為之惶恐不已,忙請美國出面調停。此事當時傳遍北美,各報爭相刊登伍廷芳發怒擊案之事,且多有中國的巡洋艦向墨西哥灣直駛的 
  漫畫。 
  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尋父,並賦詩云:"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楊度作《湖南少年歌》,對身為湖南人自豪不已。詩中寫道:「中國於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於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居正為老同盟會員,曾在上海策動反蔣,被當時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出賣,把居正騙到司令部扣留。後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見蔣介石,蔣要居寫悔過書才能考慮釋放。居夫人對蔣說:「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姊、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後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慾念,1月15、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所,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記屢有:"邇日好遊蕩,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遊,以後夜間無正事,不許出門。""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云:"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9日則記道:"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慾念,將何以自拔哉!""欲立業,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絕欲。""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紹儀辭職後,蔡元培亦呈請辭職:"敬乞大總統速任教育總長,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職,即屍位之咎早一日解免。"當他到總統府向袁世凱當面辭職時,袁對他說:"我代表四萬萬人留君。"蔡元培說:"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一戰時,不少人願振興民族工業。范旭東等人辦鹼廠,勸陳調甫擔起制鹼的技術責任,共同奮鬥。陳說:"我能力薄弱,要我擔負此重大責任,等於要孩子當家。"范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幹出來。"陳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鹼業奮鬥。他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形如小山,數之不盡。范對陳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 
  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準備收買王寵惠為袁鼓吹帝制,王拒絕說:"余之筆為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 
  魯迅與周揚就"國防文學"發生爭執時,托派分子陳其昌認為有機可乘,就給魯迅寫了封信,想把魯迅拉到自己的陣線裡來,結果魯迅寫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來回應。魯迅在文中極盡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我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事實上,陳其昌與他的同志,都是節衣縮食湊份子辦報紙,且是堅定的抗日分子……魯迅顯然有點不負責任。抗戰中,就是這個陳其昌,被日本憲兵逮捕後,堅貞不屈,不曾吐露一個字,最後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從吳淞口扔進大海。 
  陳獨秀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不怕孤立。"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適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王陸一系"三原才子",於右任的得力助手。孫中山奉安南京時,征哀詞,應者數百,惟王的哀文膺選,受世人稱讚。他後來被選為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秦晉監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為王立碑紀念,時值抗戰國難,關中復又大旱,饑民載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於右任對倡議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 
  林長民說:"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 
  1930年秋,國民黨某省政府改組,一個北大學生請蔡元培先生向蔣介石推薦他,並托老同學聯名致電蔡先生促成。鄭天挺記得,蔡先生很快給了回電,只有一句話:"我不長朕即國家者之焰。"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面對現實,有堅強意志。只要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瞿秋白與楊之華臨別時,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兩半:"這五本是你的,這五本是我的,我們離別了,不能通訊,就將要說的話寫在上面罷,到重見的時候,交換著看吧!" 
  1937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演講:"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日軍逼近廈門,弘一法師正色向惶惶終日的僧侶宣告:「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一無所用,而猶靦腆受食,能無愧於心乎!」翌年,他報柳亞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抗戰間,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適在倫敦聽說他有附逆之心,便寄來一首詩加以規勸。詩云:「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喫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 臧暉先生指胡適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沒能「識得重與輕」。 
  日軍佔領青島後,王統照困於上海,生活拮据,以至於靠典當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島的家已被日本人佔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還給你。」王統照拍案而起:「我決不做周作人第二!」 
  汪精衛離開重慶後,潘雲超深為惋歎,但仍不相信他會投敵。汪從河內轉途投敵後,潘悵恨不已,手書樂府古辭示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滿紙。 
  陳公博與汪精衛的關係,很像《興唐傳》裡的王伯當和李密。李密叛唐,伯當曾苦勸之,但李密不聽,伯當便隨他一起逃走,終於和他一起被殺。汪精衛最初要叛國時,陳公博苦苦諫爭,汪不聽。陳公博寫信給朋友說:「並非不知其不可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無助。」於是隨汪投敵,汪死後,陳成為偽首,但堅持在銜前加一「代」字。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公博在日本寫信給他一直堅決反對的敵人——蔣介石,表示願意回來領罪。他在赴死前,還特地將一個小茶壺交給同在獄中的陳璧君,作為最後的饋贈。據說他臨死時,神色不曾稍變。 
  陳璧君有俄國十二月黨人之風,她與汪精衛並不認識,當汪精衛決定去刺殺攝政王時,她作為革命黨人鼓勵汪說:你去幹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就這樣,她跟汪精衛睡了一晚。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隨從皆被捕或被擊斃,惟獨不見了陳誠。現場負責的營長宋文梅十分驚惶,命令嚴密搜查,結果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個空啤酒箱裡搜到了陳誠。宋拍了拍陳的肩膀,十分鄙夷地說:"軍人嘛!怎麼這麼丟人!"楊虎城聞訊後訓斥宋:"我們是政治行動,怎能有人格侮辱?"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變達成協議的第二天,張學良見逼蔣抗日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執意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許多人規勸他不要送,以免蔣報復。但張學良堅信蔣的人格,當他陪蔣到機場時,蔣介石對張學良說:"我們兄弟兩人,大仁大義,從不抱怨,將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激動,更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蔣說:"我們兄弟兩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蔣勸張不要送,張再動了感情,堅持己見,於是一起登上了飛機。 
  陳垣讀了啟功的一篇作文後,大為青睞,遂推薦啟功去輔仁中學教書,但被中學方面拒絕了,理由是「初中未畢業的人哪裡教得了中學」,陳垣便直接聘請啟功為輔仁大學的國文講師。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聲稱"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性,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沈從文第一次登台授課,慕名而來的學生甚眾,教室裡擠得滿滿的。他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裡陡然一驚,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鐘。好不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1小時的授課內容,在忙迫中10多分鐘便全講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無奈,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下課後,學生議論紛紛:"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議論傳到胡適耳裡,胡適微笑著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魯迅言:"博大的人,應與天堂之極樂和地獄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經,應該與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連。" 
  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很多學人到了美國,取得了洋功名,嗣後又申請「綠卡」,從此便在異國定居,故鄉無此好湖山!此間樂,不思蜀矣。胡適居美十幾年,卻從不申請此「卡」。 
  宋美齡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長壽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於美國,享年106歲。孔令儀稱,宋美齡沒有美國護照;她在美國及台灣沒有任何房地產或其他貴重資產,僅留下12萬美元。她惟一擁有的一棟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與蔣介石結婚時的嫁妝,也是宋美齡生前惟一的房產。 
  1943年12月,50歲的葉聖陶說:「朋友們的文字裡,都說起我的文字跟為人;這兩點,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當然寫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說我為人平庸,並不是指我缺少種種常識,不能成為專家;也不是指我沒有幹什麼事業,不當教員就當編輯員;卻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內,沒有深入它的底裡,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腳。」 
  梅貽琦待人平和從容,說話風趣而又適度。他遇到問題總是問別人「你看怎麼辦好?」或者「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急顏慍色。由於他說話喜歡用「也許」、「或者」等語助詞,於是學生們送給他一幅對聯:「大概也許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毛澤東的自我評價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 
  1952年8月,湖南大學評定教師的薪水等級,最高為六級,楊樹達當然是其中之一,群眾無意見,或以為楊老先生還應再高一級才好,但楊本人卻覺得不必再高了。當聽說譚丕模和楊榮國兩人也是六級時,楊樹達大為不滿:"譚丕模連《中蘇條約》極淺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評為六級。余提議應減,無人見信也。憑心而論,余評最高級,決不為少,而與楊榮國、譚丕模同級,則認為一種侮辱也。" 
  造反派要批鬥陳寅恪,時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劉節是陳的弟子,他奮然願替陳上台挨鬥,並說:「這是我的光榮!」 
  1954年,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引出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看他的文章時,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7年8月1日《自由中國》中發表殷海光的社論《反攻大陸問題》。文中說:「一個『國家』的一切作為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渺茫的假想之上,這是太不穩健了。一群人在這樣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動,哪裡會『生死以亡』,全力以赴?」殷在當時 
  國民黨的高壓、恐怖的環境中,竟然敢向所謂的「基本國策」挑戰,真是很不簡單! 
  1967年,在京西賓館的軍委擴大會議中,面對江青的囂張跋扈,葉劍英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竟然震斷自己的掌骨。此人一向儒雅自持,江青亦為之驚愕不已。 
  汪曾祺說:"人總要把自己生命的精華都調動起來,傾力一搏,像干將、莫邪一樣,把自己煉進自己的劍裡,這,才叫活著。"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來了個"你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麼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費孝通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我們都是戰鬥劇中的演員,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會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時我也扮演批判別人的壞角色,譴責和寫大字報反對別人!我們不得不演……我變成了旁觀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在觀察別人的過程中,也有機會觀察自己。我想,經過那些年我的確懂得做人應當超脫些,境界要高一些。"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以後,"打倒陳(毅)、姬(鵬飛)、喬(冠華)"的大標語貼滿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內部運動"中,喬冠華被造反派批鬥多次。有一個時期,他還被迫在北京飯店一側的王府井街頭叫賣小報,形銷骨立。喬冠華被揪走以後,有一天他偷偷打電話問龔澎:"造反派逼我寫東西怎麼辦?"龔澎堅定地說:"不要寫任何東西,你要是寫了,就不要進家門。" 
  1967年元月,《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胡風在四川服刑,有人讓他揭露周揚,為胡拒絕。胡風對自己的論敵周揚如此被打倒很是感慨,他向梅志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哪裡是講文藝思想,簡直是胡說八道!想不到姚蓬子的兒子居然評起周揚來了!" 
  1973年10月,掀起"批林批孔"活動,在全國政協學習會上,人們逼著梁漱溟對批林批孔表態。於是81歲高齡的梁漱溟就像當年在北京大學講壇上授課那樣侃侃而談。他從闡述中國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歷史地位和學術上的成就,並說:"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所以,"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這番話,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調的。消息傳開,轟動了北京城。於是,全國政協的"批林批孔"發展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他每會必到,認真傾聽。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處之泰然,會議的間隙他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9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談談對批判會的感想,他只說了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讓主持人目瞪口呆。 
  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講真話,引來文壇內外一片喝彩。簫乾儘管很尊敬巴金,但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附和這位文壇領袖,而是說出了自己的觀點:「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章乃器在大鳴大放運動中說:據我向醫院接觸,有兩種人特別多,一是神經衰弱,二是血壓高。我想在運動中,斗人者難免得這種病,被斗者更難免。所以我講,現在階級已經基本消滅,階級特性也可以說已經基本消滅,大家是一致在向人類的共性過渡。不要沒有人情味。人,不論黨與非黨、公方與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應該心安理得,輕鬆愉快地考慮。因為問心無愧,何必驚惶?希望在整風中,批評者、被批評者都本著和風細雨的精神。 
  李敖喜歡海明威,海明威講過人可以被打敗但卻不可以被打垮的話,這一點,李敖做到了。他曾經嘲笑過大陸的"傷痕文學"是"哭哭啼啼沒有出息"。他有權講這個話,他在黑獄裡受了10年折磨,出來後春風不改,笑容依舊,稍事片刻的休整,就拍馬挺槍再次上陣搏殺,而且越戰越勇。   
  三十一、風骨(1)   
  1938年3月21日,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拄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裡知道消息後,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了:「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袁世凱死後,被他囚禁多時的章太炎重獲自由。章太炎卻突然失去了對袁的憎恨,逢人便說袁的好處:"袁世凱也是個可人呢!當年我手指著他的鼻子罵他時,他居然熟視無睹,無動於衷。現在的人,聽見別人背後說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誰還敢當面說他,更何況當面罵他了。" 
  胡適在寫給周氏兄弟和陳源的勸架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裡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他們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魯迅在論及知識分子說: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以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 
  魯迅敏感,絕不妥協。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50。" 
  魯迅曾說,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會有人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成捨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 
  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1931年,《中學生》雜誌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在羅儀鳳的安排下,由章詒和和章立凡聯絡,章伯鈞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 
  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的最後會晤。章伯鈞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李健生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章伯鈞說:"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章乃器穿的卻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章詒和說:"章伯伯,你怎麼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係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 
  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餘只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一句,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軍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軍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同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同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捨,有什麼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朱光潛本來對自由主義價值觀是很嚮往的,他認為既然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不應該有組織。因為有組織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紀律,因而難免「黨同伐異」「阿其所好」。「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來,中國真正的民意還要藉社會上少數優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被逼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運動一起,吳宓便宣稱"寧可殺頭,也不批孔",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吳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裡,眼睛已經看不見,加上腿又傷殘,步履維艱,不勝痛楚,竟致臥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後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早在「大躍進」前討論長江三峽應否築壩修庫的國務院會議上,與會者眾口一詞,主張立即上馬開工,唯獨電力部副部長李銳一人唱反調。 
  周恩來即說:「有一人說困難,這很好。」此案即被擱置。 
  五十年代後期,毛澤東提出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農業八字憲法」。當年正上中專的袁隆平說了句「八字憲法」少了一個「時」字,搞農業不能違背農時。結果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被鬥得死去活來。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麼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麼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捨、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伕,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麼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們呀!"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徐復觀對殷海光說:「無論如何,你所表現出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制的歷史中是非常寶貴的。僅僅這一點,就可使你不朽。」殷說:「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紀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裡,在貧病交加的最後歲月,顧准以他無與倫比的堅定、深邃與睿智留下了這樣的遺言--「要有筆桿子,要有鮮血作墨水的筆桿子。」 
  李澤厚說:似乎是被偶然扔入這個世界,本無任何意義的感性個體,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這意義不只是發現自己,而且是去創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獨一無二的自己。人作為個體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艱辛,而死卻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三十二、婚戀(1)   
  金岳霖的愛是內斂的,《林徽因傳》的後記中寫到這樣一件事。當時作者想請當時已經86高齡的金老給林徽因寫一段話,金老思考很久後,緩緩地回答:「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 
  閻錫山說:「共產主義只有聖人才能實行。」蔡元培也說:「必有一芥不苟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 
  林語堂和結髮妻子廖美鳳婚姻非常和睦,以至於在林語堂的建議下,把婚書燒掉了。林說:「婚書是結婚的證明,只有離婚時才用得著它。」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宋家的新成員,自此正式得到國際列強的承認,為蔣以後的統治找到了靠山。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蔣百里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當眾自戕,子彈穿胸而過。他後來在日本女護士佐籐的精心看護下獲得重生,便娶佐籐為妻。 
  林徽因與梁思成夫婦向來坦誠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惱地告訴丈夫,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該如何取捨。梁思成聞言,內心顛簸,終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暈黑,決定把抉擇權完全交給妻子。他對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說與金教授聽,大邏輯學家面對千載難逢良機,選擇棄權:"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蔣夢麟的摯友高仁山被張作霖捕殺,蔣負起照顧其遺孀陶曾谷的責任。後來蔣的妻子病逝後,蔣便娶陶曾谷為妻。婚禮上,蔣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君,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是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高兄!」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上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北大哲學系教授張競生發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普遍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吳宓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吳先生是個勇敢的癡情人,有一回吳在報紙上發表了自己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別人讓金去勸勸吳,於是金就去對吳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吳宓聽此,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先生也感覺自己說的不大對,更不知道怎麼回答,就站著聽吳罵了半天。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且談鋒如昔。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裡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海光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干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近代中國,奇女子無數。有吳孟班者,人稱"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她曾經"有身,自墜之",其丈夫為之驚駭,吳說:"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才,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情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如已也。" 
  1932年,潘蘭珍與陳獨秀吵架回家,她與陳獨秀已生活了兩年多,平時只管叫他"李老頭"。她年僅24歲,比陳獨秀的大兒子小10歲。陳獨秀被捕,成為社會上的重大新聞,她與娘家人也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打開一看:"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下面是陳獨秀的照片。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 
  張愛玲為胡蘭成寫道:"你說沒有離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傷了。"又寫道:"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但最為有名的還是:"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 
  張愛玲初戀時,給胡蘭成信中還有一句好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著十分懂得對方,所以有傾城之戀。 
  西安事變中,宋美齡去西安營救丈夫。她走進蔣被軟禁的房間,蔣見其如見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麼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當年上海灘最轟動的婚禮,當數趙丹與葉露茜、鄭君裡與白露、顧而已與杜小鵑、唐納與藍蘋這數對璧人的集體婚禮。婚禮在六合塔下舉行,由沈鈞儒證婚,轟動了全國。但唐納與藍蘋不久就分手了。藍蘋說:"我自小愛看武俠小說,喜歡勇敢的英雄人物。唐納一身脂粉氣,嫁到這樣的丈夫,哪裡有幸福可言?"她離開後,唐納十分痛苦,曾借醉跳黃浦江自殺,幸被朋友拉住。藍蘋聞訊卻說:"唐納的眼淚即使匯成汪洋大海,也浸不軟我的心腸。如果唐納自殺成功,我還會去送一個大花圈。他既然死不了,那連花圈都省下了,別的也不必再談了。"她那時已移愛於戲劇家章泯了。 
  史學家孫毓棠的妻子姚鳳子是名滿西南聯大的話劇明星,孫離開昆明時,托好友曹禺照顧姚,不料曹、姚二人竟然產生曖昧關係。孫不久與姚離婚,轉而愛上沈履的女兒——比孫差不多小20歲。 
  某次外交場合,日使刁難王寵惠博士:"君所代表者乃貴國之南京政府,抑貴國之西南政府乎?"王徐徐以答:"余所代表者為貴國所承認之中國政府。"又有一次,一位歐洲貴婦問王:"聽說你們中國人結婚,都憑媒人撮合,彼此先不認識,這如何做得夫妻?應該像我們這樣,由戀愛而婚姻,才會美滿幸福。"王答道:"我們的婚姻,好比一壺水放在火爐上,由冷而熱,逐漸沸騰。夫妻初不相識,日久生情,且越來越濃,故少見離婚現象。你們則相反,結婚時如一壺開水,婚後慢慢冷卻,因此你們的離婚案如此之多。" 
  梁漱溟在某晚輩的婚禮上致辭,大意是夫婦應當相敬如賓云云,他便拿自己來做例證,手指著太太說:「像我結婚的時候,我對她是非常恭敬,她對我也十分謙和。我有時因預備講課,深夜不睡,她也陪著我。如替我沏茶,我總說謝謝,她也必會客氣一下。因為敬是相對的,平衡的……」這時她的太太高聲打斷了她:「什麼話!瞎扯亂說!不管什麼到你嘴裡都變成哲學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歸座了。 
  陳香梅見到飛虎將軍陳納德時,僅十九歲,而將軍已經五十歲了。有一次她大姐陳靜怡問她:「他很好,是不是?」陳香梅說:「他該得一個比『好』還要好的形容詞。」「那是什麼字呢?」「哦,就像,『偉大』,也許是。」這即是這段愛情的開頭。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劉鬃要新鳳霞跟她的右派丈夫吳祖光離婚,說:"吳祖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壞人"。新鳳霞說:"你們認為他是壞人,我認為他是好人,他對我沒壞啊。"   
  三十三、書獃(1)   
  趙元任給友人信中寫道:"要是你收不到這封信,請你趕快通知我,我好告訴你是什麼時候付郵的。" 
  周善培說,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周勸他:"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梁啟超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願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後又"悔過自新"重提君憲。民國後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佈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於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寫辜鴻銘的文章有誤,辜要求胡適在報上正式道歉,否則向法院起訴。大半年後,胡適見到辜,問"辜先生,你告我的狀子進去了沒有?"辜說:"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得不好!"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於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於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於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願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潘光旦年輕時因練習跳高摔斷一條腿,被迫截肢,大半生與枴杖為伴,但他並不因此變得乖僻避諱。有一次,他談到孔子,說:「對於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哦,對不起,應該是四體投地!」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雖然辭去了幾十個兼職,然而請他題字、作序、寫文章、謀職位的人仍是絡繹不絕,他不勝其煩,遂在報上登出"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 
  陳獨秀晚年撰《小學識字教本》,交國力編譯館印行。當時陳立夫負責審查,見此說:「內容無大礙,只是容易和小學校混淆。」陳獨秀說:「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於是不得印行。 
  陳獨秀出獄後,林伯渠為他向延安求情,延安方面回復道:「他要想回黨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放棄托派立場,公開承認錯誤;二是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是必須在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陳獨秀本來就沒有回黨工作的打算,聞此哂笑道:「書面檢討,恕難從命。」 
  吳稚暉與陳獨秀爭論。吳:「我是不諱言無政府是要三千年才成的,列寧主義,越飛說的兩百年恐還不夠。」陳:「你瘋了?無政府和共產可以很快的!」吳:「這無非假的罷了。」陳:「那我請問你,現在我們中國共和是假的,那麼是康有為的復辟好,還是假的共和好?」吳:「那麼即日掛了共產招牌,行的卻連三民主義都不如,突然把許多老朋友丟了,於心何忍呢?」陳:「現在哪裡行共產?行共產不是瘋子嗎?」吳:「那麼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要有多久能行於中國呢?」陳:「二十年足矣!」吳:「那麼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屍還魂了呢?」 
  1927年,梁實秋在上海主編《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時,看到一家小報逐日連載《鄉下人到上海》,對外地人極盡挖苦之能事,梁便化名寫了《上海人到紐約》,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連載,直至《鄉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為止。 
  1929年,訓政時期,黨國治下,胡適寫了《人權與約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論自由,於是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接著好幾個省市的黨部亦呈請"嚴予懲辦",最後在政府的訓令下,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署了第1282號"訓令",撤免胡適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理由是胡適近來言論不合"本黨黨義及總理學說"等。胡適讀了"部令",便給蔣寫了一封回信,稱"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麼會'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潘光旦從清華畢業後,以官費留學美國,攻讀優生學,後來衍至家族、家庭、兩性研究,尤善治年譜。有一段時間他整日埋頭於某姓的家譜上,有客來訪,輒以家譜為話題。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對聯:「尋自身快樂,光他人門楣。」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就罵: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桿,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桿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楊杏佛在吳淞大學演說,講題為"三士的人生觀"。他解釋"三士"為:"第一,年輕的時代,血氣方剛,做志士。第二,中年人,大約從二十歲到四十歲,喜歡做名士。第三,四十歲以後的人,血氣衰了下去,就做居士。"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1949年初,馮友蘭致函毛澤東,表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五年內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復函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馮看後很不理解,常不無抱怨地想:「什麼是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文革"初,康同璧曾激動地說:"我要寫信問問毛主席,這樣搞下去,國家會成什麼樣子?你要打倒劉少奇,是你們兩個人的事情,不要害得全國老百姓跟著遭殃!"儼然有其父康有為"公車上書",為民請命的氣概。 
  俞平伯被抄家,紅衛兵一開始不知道他家錢財放在哪裡,後來看到俞夫人緊抱一個匣子不放,即逼而索之,打開一看是現金及存折數萬元,遂宣佈沒收。俞平伯在後面一面追趕,一面高呼:"你們拿走,有利息沒有?" 
  柳亞子針對郭沫若甘願做中共「尾巴」的尾巴主義,拋出極度自信的宏論:「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舉雙手贊成,但要我做它的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好像毛先生也承認過新民主主義並沒有超出總理三民主義的範圍。那麼,在我看來,倒證實中共在做我們的尾巴,哪兒是我們做中共的尾巴呢?」 
  "文革"中,沈從文非常堅強和灑脫,每天除了接受批鬥,還很稱職地打掃天安門左邊歷史博物館的女廁所。後來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任務是看菜園子,他也做的非常認真,並寫有總結:"……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像極笨,走得飛快,?span class=yqlink> 
  菜譜□耍蠢洳環烙執由硨蟀?……"他還寫信給黃永玉說:"……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過四次電話。一次他太太把他帶到電話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電話號碼撥好了,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拿起聽筒滿頭大汗,打完電話,幾欲昏倒。 
  "文革"時期,錢鍾書下放勞動,楊絳曾指小山窩棚問道,可否終老於此。錢想了想,說:"沒有書讀。"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面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 
  "文革"中,趙人偉借給顧准一本英語的《茵夢湖》。顧准看完,還給趙時說:"我已經哭過了。" 
  呂叔湘為人認真,葉至善說,文章經過呂叔湘的法眼,心裡可踏實許多。葉聖陶家無論是誰,看到文章裡的錯字病句,就忍不住說:"要是呂先生看到了,肯定氣得夠嗆!"呂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語句作鬥爭,努力維護著漢語的純潔。80年代中,呂發現《人民文學》上的錯誤實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寫信去一一訂正。雜誌上於是發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經地向呂叔湘表示謝意,可是這封短短的感謝信,竟然也是錯誤不斷,甚至把呂的名字寫成了"呂淑湘"。 
  羅文幹出任王寵惠好人內閣中的司法部長,時被政敵陷害,發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須有的官司。當時北京東城警察署長去捕人,到羅的住宅,羅極為鎮定,只是問:"拘票在哪裡?"署長出示總統手諭,羅仍亢聲答辯:"手諭不是拘票,總統無權捕我!"結果仍為警察署長強挽以去。 
  馮友蘭在牛棚裡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 
  1952年,錢鍾書在毛選英譯委員會時,有人建議他把毛選拿回家去翻譯,錢說:"這樣骯髒的東西拿回家去,把空氣都搞髒了。"後經人揭發,受批判,錢從此一言不發。 
  "大躍進"時期,錢學森發表文章說:"把每年射到1畝地上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已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他後來又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再次以"中國力學學會會長"的名義發表同樣的意見,說畝產糧食可以達到3.9萬斤。"   
  三十四、逸事(1)   
  黃侃平生謹於著述,曾說過「不滿五十不著書」。因此1936年他50歲生日那天,他的老師章太炎十分高興地撰一聯相贈:「韋編三絕今知命,黃娟初裁好著書。」上聯以孔子「五十讀《易》」的典故,稱讚黃侃50年來都在勤奮學習;下聯即用蔡邕《曹娥碑》的故典,希望黃侃今後可以潛心著述,寫出「絕妙好辭」。黃侃見聯大為恐懼,因為章太炎一時疏忽,聯中竟嵌有「黃絕命」三字。半年後,黃侃果真病逝!時人皆責怪章太炎,章亦自責不已。 
  戶部尚書立山好為名伶路三寶捧場。庚子之變中立山被殺,他的親朋故舊都避之猶恐不及,只有路三寶帶著酒肉到西市祭奠他,痛苦流涕,將其首級放在銅盤之上,用舌頭舔去他臉上的血跡。見者無不動容,聞之莫不驚歎。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閒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吳趼人某次醉酒,乘人力車回家,車伕行動遲緩,吳厲聲叱之。車伕慢慢回答他說:"我曾是一個記名總兵,兩胯中彈十五發,因此行動緩慢,請先生勿再逼我!" 
  光緒戊寅,曾紀澤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召對時,言及教案。曾氏謂:"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西太后說:"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1914年3月15日,河南寶豐人白朗在起義的佈告中說:"我國自改革以來,神奸主政,民氣不揚。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本都督輟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糾集豪傑,為民請命。"並提出要"逐走袁世凱,以設立完美之政府"。 
  戴鴻慈和端方在美國國會看到了林肯總統「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演說詞鐫刻,細問其義,美方翻譯甚為饒舌,這時中方翻譯說:「我國早有譯文,即『民有、民治、民享』。」戴、端讚不絕口:「還是我們譯得好!」又問:「譯者何人?」答:「孫文。」 
  四·一二政變後,身在北京的周作人嚴厲抨擊 
  國民黨的殘暴行為,並對當時身在上海卻「視若無睹」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大為不滿。但隨著國民黨變本加厲,周作人卻日益噤若寒蟬,反倒是蔡元培、胡適等人頗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黨員。 
  少年中國學會是民國初期著名的社會團體,集中了一批青年俊傑。該會最初禁止其成員參與政治活動,但在「五四」之後開始發生分化,就是否可以參與政治的問題吵得不可開交。1923年在蘇州開會後,該會終於發生分裂:左翼成員大多投身共產黨;右翼成員則另組少年中國黨,或者加入國民黨和研究系;還有一些人另組新黨,如許德珩組九三學社,康白情、孟壽椿組新中國黨,等等。學會會員們最後一次激烈辯論之後,鄧中夏臨離去時,激動地握著左舜生的手說:「好吧!舜生,那我們就在戰場上再見!」 
  溥儀在紫禁城裡打電話約來了慕名已久的胡適,對胡適說:他對民國的優待條件並不在乎,只想多讀點書,做一個「有為的青年」。胡適恭維道:「皇上真是開明!前途有望!」 
  自從遜帝溥儀在紫禁城裡接見胡適之後,新文學作家們也開始關心"這個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議溥儀出國 
  留學,研究希臘 
  羅馬藝術,因為他衣食無憂,最適合研究這些"無用學問"了。 
  英文「Humor」曾有多種譯法,王國維將它音譯為「歐穆亞」,李青崖意譯為「語妙」,陳望道譯為「油滑」,易培基譯為「優罵」,唐桐侯譯為「諧稽」,林語堂譯為「幽默」。林語堂解釋道:「凡善於幽默的人,其諧趣必愈幽隱;而善於鑒賞幽默的人,其欣賞尤在於內心靜默的理會,大有不可與外人道之滋味。與粗鄙的笑話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結果,最終是林語堂的譯法普及開來,林後來也被稱作「幽默大師"。 
  中國人最先公開剪去辮子的,是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他僑居日本,避甲午戰事回國。《馬關條約》簽訂後,他返回日本時,即將辮子剪去。孫中山則是1897年在橫濱剪去辮子的。 
  胡適講課時,曾說: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 
  胡適在上海中西女塾以「爭取大奶子」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女子是不配做母親的,因為她們的奶子被壓制太久,減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爭取做母親的權利,第一就應解放奶子。」性學博士張競生認為胡適的說法沒有理論根據,且有欺辱女生、譁眾取寵之嫌,在報紙上大加撻伐。兩人進行了筆戰。 
  1949年後,大陸多次批判胡適。但寡為人知的是,「五四」時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毛澤東一度支持胡適。毛髮起過一個「問題研究會」,提出了100多個問題向全國徵求意見。即使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他與胡適的交往仍相當密切,他不僅在出國與否的問題上徵詢過胡適的意見,且從胡適那裡學到了「自修大學」的觀念。他在長沙「船山學社」舊址創辦「自修大學」時,明確告訴同儕:「這個名字是適之先生造的。」 
  潘光旦研究性學,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他對當時兩個"性學專家"--張競生和葉德輝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性學博士"張競生叛賣他人性經驗的行為是"野狐狸"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但他對葉德輝收羅舊籍中有關性事的《梅影庵叢書》青睞有加,認為此書有幾分科學價值。 
  北京大學教授張競生因撰有《性史》一書,被稱作「性學博士」。他在卷首說:「天下第一樂事,莫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他還在序言中用金聖歎批《西廂》的口氣說:「這部《性史》不是淫書,若有人說它是淫書,此人後世定墮拔舌地獄。」此書一再翻印,洛陽紙貴。 
  張競生認為,通過獵艷的方式尋找情人,既少費用,又少染病,遠比去妓院好。他在晚年的《愛的漩渦》中,還追憶到他當年在法國眾多的情人生活,曾模仿「自然派「的習俗,在日光月影、鳥聲蟲鳴裡與情人們一起露宿裸睡。 
  張競生說,性猶如水。人怕沉溺,就應該瞭解水的原理並學會游泳。性的知識以及性生活的實行,不僅關係到每個人的一生,而且關係到整個社會的生存和發展。 
  張競生還有一論:「新男性應該具有碩大的鼻子,濃密的鬍鬚,寬闊的肩膀,強健的肌肉,新女性則應該具有高聳的鼻樑,紅潤的臉頰,豐滿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壯的大腿以及發達的性器官——所有這些都是性交過程中性趣衝動達到最高潮的產物。」 
  1923年,年僅20歲的吳國楨轉往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面試時,教務長看到面孔孩子氣的吳國楨說:"年輕人,你還沒有成熟。"年輕而才氣橫溢的吳回答說:"先生,依照年齡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種不成熟。"教務長聽罷立即錄取了吳國楨。 
  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後,蘇州地方法院公審沈鈞儒。法官問:「你們主張抗日救國,難道不知道抗日救國是共產黨的主張嗎?」沈回答:「共產黨吃飯,你吃不吃飯?」法官無言以對。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並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九一八事變後,平津學生紛紛南下請願,強佔火車,強迫開往南京。這一浪潮蔓延到青島後,青島大學校方對學生進行了規勸。規勸不成,校方只好"揮淚斬馬謖",開除了幾個帶頭的學生。誰知風潮更加猛烈,演變為反對校長,校長楊金甫只好辭職。聞一多也是最受攻擊的對象之一,校園中常貼有"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之類的標語。聞一多還親眼看到過黑板上有這樣的新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這是譏諷聞一多上課時喜歡夾雜"呵"、"呵"的聲音。還有一次,聞一多和梁實秋看見黑板上畫了一隻兔子和一隻烏龜,旁邊寫著"聞一多和梁實秋",聞一多嚴肅地問:"哪一個是我?"梁實秋苦笑著回答:"任你選擇!" 
  張大千與梅蘭芳同席,梅蘭芳推張上坐,張突然說:"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愕然問何故,張答:"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我拿筆作畫,而你開口唱戲,所以你是君子,我是小人。" 
  魯迅問內山完造:「假如孔子活到現在,他會親日還是排日?」內山說:「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 
  暨南大學檳榔社常邀請名人演講。最初邀請的是魯迅,聽眾不少;然後是胡適,聽眾比魯迅多好幾倍;第三個邀請的是「性學博士」張競生,聽眾將一個大飯廳團團圍住。不料張競生講的是「青年與讀書」之類的題材,於是就有不少同學失望地說:「早知他不是講性學,也犯不著擠得滿身臭汗,罰站了那麼久,聽他的演講了。」 
  陳垣和陳寅恪並稱「二陳」,但生平旨趣大相逕庭,陳垣熱衷於政治,而陳寅恪避之猶恐不及。1954年,中國科學院請陳寅恪出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他力辭,並推薦陳垣。嚴耕望認為陳垣的治學軌跡是「錢、顧、全、毛」,錢即錢大昕的考據之學,顧即顧炎武的經世致用之學,全即全祖望的故國文獻之學,毛即毛澤東思想。 
  國民政府副總統選舉,蔣介石力挺孫科,為此特地召見與孫科競爭的李宗仁,單刀直入地說:「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均由中央提名。副總統候選人,已內定由孫哲生出任,希望你顧全大局,退出競選!」李當即拒絕道:「我已經欲罷不能!」 
  對蔣介石最貼切的一個評價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毛澤東、周恩來和許多民主人士包括後來的李敖都使用這一說法。 
  伯希和言及日本學術,蔑稱之為"三余堂"--文學竊中國之緒餘,佛學竊印度之緒餘,各科學竊歐洲之緒餘。 
  1949年初,柳亞子一度意見不少,毛澤東寫了「牢騷太盛防腸斷」的詩句來批評他,柳則馬上作詩反駁:「英雄慣作欺人語,未必牢騷便斷腸。」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裡是做學問的樣子?」 
  章伯鈞與女兒章詒和議論男人的相貌,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琪翔。儲安平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當然是汪兆銘啦。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那汪精衛漂亮在那兒呢?""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我看,儲安平眼睛也有俠氣。" 
  田漢五十大壽,郭沫若往賀。賀辭曰:"壽昌,我親愛的老弟,你今年五十歲了,公然未死!" 
  林語堂在尋源書院、聖約翰大學讀書時,均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他的理由是:不論做什麼事,一生都不願居第一。 
  在巴西的一個集會上演講,他說了一個轟動世界的玩笑話:"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裡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 
  林漢達編《標準英語讀本》,由世界書局出版,林語堂的《開明英語讀本》馬上黯然失色。林語堂便不依不饒,聲稱林漢達抄襲自己,一場官司打下來,法庭認為抄襲之說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蔣夢麟發話,說《標準》確有抄襲之嫌,禁止發行,於是法庭只判開明書店賠償30塊大洋。開明書店取得了事實上的勝利,世界書局從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漢達不服,親自跑到南京去申訴,結果被教育部次長一陣數落:「人家是博士,你不過是個普通的大學畢業生……」林漢達氣得跑到美國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學成回國後,林語堂卻移居美國了,人家的大作《吾國與吾民》還在美國的暢銷書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語堂說:「欲探測一個中國人的脾氣,其最容易的方法,莫過於問他喜歡林黛玉還是薛寶釵。假如他喜歡黛玉,那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如他贊成寶釵,那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有的喜歡晴雯,那他也許是未來的大作家;有的喜歡史湘雲,他應該同樣愛好李白的詩。」 
  林語堂說:「紳士的演講,應當象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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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最重要的話語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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