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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城邦制度精校本

作者: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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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城邦制度》
——讀希臘史筆記
顧准
  說明:這是根據超星提供的《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製作而成的。書中原來的腳注都將它們加括號移到了正文的相應位置,並且以小五號字體顯示。
  
  出版說明	1
  代序:多中心的希臘史	2
  第一章 什麼是城邦	4
  第二章 遠古希臘存在過神授王權	11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發源之地	18
  第四章 希臘本土的城邦化與集團化	31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紀的希臘世界	41
  第一節 總述	41
  第二節 國際環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44
  第三節 雅典民主的確立與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49
  第四節 僭主、立法者和民選調解官	57
  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	61
  第一節 概況	61
  第二節 希波戰爭	62
  第三節 提洛同盟與雅典帝國	66
  第四節 伯裡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臘的極盛時代	69
  後記	74
  陳敏之:《顧准文集》序	75
  
  
出版說明
  當你讀完《希臘城邦制度》以後,將會對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
  顧准同志並非史學家,但在歷史研究中卻取得為人稱道的成就。他生前帶病寫作,以圖書館為家,探索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軌跡。在看來已有定論的學術領域,他另闢蹊徑,對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作了比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學界重視的見解。
  希臘城邦制度的研究,是顧准同志世界史研究總計劃中的一部分。本書手稿為讀書筆記形式,分六章。作者原擬寫就後再修訂,但不幸未及完稿,便與世長辭。遺稿由他的知己吳敬璉同志保存,後由其弟陳敏之同志整理重抄。在出版過程中,編輯又依據手稿對照整理稿作了校訂,將稿中的旁注、另頁,也酌情編入正文或註釋中;對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專用名詞和中文引文,盡我們所能進行了校核,無以查對的則保留了原文,以便讀者研考。在編輯中,承蒙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們大力贊助,在此特致謝意。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註:《希臘城邦制度》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代序:多中心的希臘史
  一位歷史家在評論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的時候說:
  
  「希臘文明的遊牧形態,希臘生活的多中心,希臘殖民地之分佈於東西南北,從法西斯(Phasis,今蘇聯高加索巴統附近)到赫拉克裡斯石柱(今直布羅陀海峽),從敖德薩(odessa)到塞勒尼(Cyrene,今利比亞班加西附近),每一個獨立的城邦的自給自足,這些希臘主義的強點同時又是它的弱點,使得文人們一直對希臘史感到絕望。就歷史記載而言,文化上落後於希臘的古代文明——埃及和亞洲諸大王國,比之希臘世界那些小小共和國要幸運得多。代代相承的國王,統治著疆域廣闊、人口眾多的領土,為國家檔案提供幾乎是老一套的編年史;……又,王朝國家的疆域無論如何廣闊,漢謨拉比(巴比倫王)或拉姆塞斯(埃及法老)的詔旨總是馳傳於全國的:一個帝國為歷史提供了描述和記憶的地理範圍。但是,從亞該亞人的來到直到薛西斯(Xerxes,波斯大帝居魯士之子)的進犯(希波戰爭)為止,在希臘歷史和希臘文明領域內,並不存在什麼能夠有權要求管轄全希臘的,或甚至某個地區的最高政治權力。某種性質的團結是存在的,一種精神上的並且是愈來愈緊密的團結:宗教、語言、制度、風尚、觀念、情緒,全都趨向於這種團結。不,還不止這些,圍繞某個提佛(Thebes,舊譯忒拜)某個雅典,和伯羅奔尼撒諸中心的周圍,或在伊奧利亞(Ionia,今土耳其小亞細亞西海岸中部),在大希臘(今意大利半島南部),在利比亞,甚至在黑海(Pontus)或者直到遠西(以馬薩利亞Masselia 即今法國馬賽為中心的一群城市),有結成集團的,有合併的,有近鄰同盟,有統一運動;但是你仍然不能通過推理從樹木看到森林……」(梅根:《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第V 卷第19 章,Herodotus and Thucydides:by R.W.Macan,ch.19,vol.V,c.a.h.)
  
  這位歷史家說的是邁錫尼時代後期到希波戰爭以前約七百年間的希臘,那麼希波戰爭以後怎樣呢?是的,領導希臘人抵抗波斯進犯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古典時代的希臘史基本上是以希臘本土的這兩個強大國家為中心的歷史,然而,一方面,這兩個國家甚至誰也沒有完全掌握過希臘本土及其密邇諸島嶼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權;另一方面,還有許多「邊遠」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亞、遠西希臘諸城邦,根本從未處於這兩個中心國家支配之下,各自獨立發展,雖然它們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團化了。甚至亞歷山大征服以後,希臘化王國也還有好幾個。希臘史,從頭到尾是多中心的。
  這種歷史上少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更覺難於理解的現象,首先可以用希臘的城邦制度來加以解釋。
  所謂城邦,就是一個城市連同其周圍不大的一片鄉村區域就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些獨立的主權國家疆域是很小的:
  
  「除斯巴達(Sparta)而外,阿提卡(雅典)是全希臘僅有的,領土相當廣闊,卻一直處在一個單一意志指導之下的國家,和阿提卡的1000平方哩(相當於中國縱橫百里的一個大縣——本書作者)的領土相比,任何其他希臘城邦的領土是很小的,彼奧提亞諸城邦,除提佛而外;領上面積平均為70平方哩(縱橫25華里——本書作者),西息溫(Sicyon)140,夫利阿斯(Phli-us)70,科林斯(Corlnth)350,優卑亞八城平均180,甚至只有一個城邦的海島基俄斯(Chios)只略多於300,而此島還是最大的。塞維阿?賽爾彼喜阿斯(ServiusSulpicius,公元前一世紀的羅馬將軍)寫信給西塞羅說:『當我從亞洲回來,從埃吉納島(Aegina)航行到麥加拉(Megara)去的時候,我開始觀察我周圍的地方。在我後面,我可以見到埃吉納島,前面看到麥加拉,右面庇裡猶斯(pireaus,雅典的海港),左面科林斯。』」(阿德科克:《希臘城邦的興起》,第Ⅳ卷第26章,The GrowthofGreek City-states,by,Adcock,ch. 26,vol. N,c.a.h.)
  
  在古希臘史上留下了那麼多史跡,並傳下了那麼多學術文化遺產的就是這些小城邦。這些小小的城邦不僅是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且直到亞歷山大事實上把它們降為一個大帝國中的自治城市以前,它們各自頑強地堅持了它們的獨立,那些握有霸權的「大國」,企圖控制它們,往往也確實控制了它們,然而很少有吞併掉它們的。即使某個城邦被它的強大鄰邦所真正毀滅了,不久,戰勝了這個鄰邦的另一個霸權城邦也會來「興滅國,繼絕世」,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把它恢復起來。
  
  「這些城邦顯得具有某種個性,這種個性愈是高度發展,愈是強烈地被意識到,就愈不願意哪怕是部分地犧牲它。……每個城邦向它的鄰邦要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要求有權按照它自己的意願處理它自己的事務。……城邦雖然不容忍它境界以內主權的分割,對它鄰邦的獨立卻是容忍的。防衛的意志超過了攻擊的意志。事實上,領土的擴張亦即東方諸帝國內占支配地位的帝國主義,在希臘諸城邦卻出奇地微弱。希臘人缺乏疆域廣闊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種感覺。他們愈是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國家的和宗教的社會一致性,他們愈是不願意擴張,因為擴張意味著他們密切的共同生活鬆懈下來了。他們打算要統治鄰邦,卻不打算吞併鄰邦,更不願意在一個較大的聯盟內放棄他們的獨立。」(同上)
  
  城邦制度既是希臘的傳統,也是希臘政治思想的不可違背的潮流,是希臘政治學的既存前提,離開了城邦制度就沒有政治學。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無論他的「理想」內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國家是一個城市國家,即城邦。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把城邦規定為「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他的政治學,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學,離了城邦就沒有什麼政治學可言,東方式的專制主義大王國,在他看來是一種「野蠻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討範圍之外的。
  查考一下希臘語中關於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學等名詞的變化,也是很有趣味的。吳壽彭在《政治學》譯注中說:(以下,希臘文詞彙都用拉丁字母寫出)
  
  「『波裡斯』(polis)這字在荷馬上詩中都指堡壘(城堡)或衛城,同鄉郊(Demos)相對。雅典的山巔衛城『阿克羅波裡斯』(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簡稱為『波裡斯』。堡壘周圍的市區稱為『阿斯托』(Asty)。後世把衛城、市區、鄉郊統稱為一個『波裡斯』,綜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賦有了『邦』或『國』的意義。
  ……由『波裡斯』衍生出幾個重要名詞:(一)Polites(波裡德斯),為屬於城邦的人,即『公民』。(二)Politela(波裡德亞):(甲)公民和城邦間的關係;(乙)由這種關係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丙)把這種關係和生活釐定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憲法』;(丁)有時就徑指該邦的『政府』。(三)Politeoma(波裡德俄馬):(甲)公民團體;(乙)較狹隘的公務團體;(丙)有時就和波裡德亞相同,或為政體或為政府。
  從『波裡斯』孳生的詞類還有形容詞Politikos,作為名詞……指『治理城邦的人,現在還泛指各種國家的治理者即政治家。Politics,亞氏原指城邦政治的理論和技術,現在也通用為各種團體的政治學。」(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出版[下同]第110頁譯注)
  
  關於希臘城邦的「波裡德亞』(Politeia),亞里士多德說:
  
  「這裡,我還得陳述『波裡德亞』(Politieia)和僭主政體兩個類型……『波裡德亞』的通義就是混合(寡頭和平民)這兩種政體的制度;但在習用時,大家對混合政體的傾向平民主義者稱為『共和政體』,對混合政體的偏重寡頭主義者則不稱『共和政體』而稱貴族政體……」(同上書,第198頁。)
  
  我認為,希臘人習慣於把非王政的政制,不管是貴族還是共和,稱做「波裡德亞」(Politeia),這就是「城市國家的政制」的意思。貴族平民(或共和或民主)之分是後來的事,開頭的時候無非是貴族制度——不過那是合議制,而且,最初說不定還是平民的哩——因為始建一個殖民城邦,人數有限得很……
  
  
第一章 什麼是城邦
  城邦制度,是希臘文明一系列歷史條件演變的結果。究竟是一些什麼歷史條件,演變出來這樣一種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在探討這個歷史過程以前,有必要先把城邦這個概念弄清楚一下。
  
城邦的自治
  前面已經說過,城邦,是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的獨立主權國家。這裡所說的「以一個城市為中心」,顯然就排除了領土廣闊,包含多個城市的國家。那種國家是「領土國家」,而不是城市國家了。領土國家因為疆域廣闊,人民之間不可能有緊密的政治生活,或者換一句涉及到下面將要詳加討論的「政體」問題的話來說,領土國家設法實行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所以,城邦首先是迥異於「領土國家」的「城市國家。」
  城邦是「獨立主權國家」,不過這裡所說的「獨立主權」的意義是相對的,因為按照希臘人的概念,甚至「參加」在某個「帝國」內的城邦,只要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議事會、執政官和法庭,它還是一個城邦。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一下,我們中國人一說到帝國,總不免要把它等同於我們歷史上秦漢以來的郡縣制的大帝國。可是希臘人所稱的「雅典帝國」、「斯巴達帝國」之類的帝國,其實不過是以雅典和斯巴達為盟主的「聯盟」,有點像我國春秋時代齊桓、晉文的「霸業」。盟主向加盟國家徵收貢賦,要他們出兵加入盟軍,在不同程度上干涉加盟國家的內政等等。不過,第一、盟主沒有周「天王」那樣神授的最高王權(五霸時代的政治,至尊和至強不是集於一人的。至強的是霸主,至尊的是天子即周天王。「尊王室」是霸主的霸業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口號。希臘歷史上這樣的王權是有過的,後面還要說到,不過,至少從公元前11世紀起,就樣的全民族的「神授」的政治權威就已經不再存在了。);第二、至少在形式上和理論上盟主不能委派加盟城邦的執政者,雖然扶植加盟城邦內親附自己的政派和人物總是少下了的。帝國既非郡縣制的帝國,參加在某個帝國內的城邦起碼還是一個自治共和國;另一方面,希波戰爭以後,亞歷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間希臘的「帝國」亦即「霸業」,變動實在頻繁,「霸權」從雅典手裡轉移到斯巴達手裡,又從斯巴達手裡轉到提佛手裡等等,可是域邦還是這些城邦,滅亡了的是有的,例如米羅斯(Melos),但那是極少數。於是,城邦的意義也就大大超過了一個帝國內的自治共和國,以後亞歷山大征服結束了城邦分立的狀態,但是,城邦政治的流風餘韻,在羅馬時代和歐洲中世紀時代,一直流傳不衰,還對近代西方歷史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
  所以,要理解希臘城邦制度,首先不要和我國春秋時代及其以前的小國林立相混淆。春秋以前諸小國,雖然政制各異,各專征伐,然而從有史時代開始,就有一個凌駕他們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權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時稱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稱為「元後」(相對於稱為「群後」的「諸侯」國家)的夏王朝。希臘遠古時代有過這樣的最高政治權威(亞該亞人的「萬民之王」——邁錫尼諸王),然而從多里安人征服以後,這樣的最高政治權威就已經不存在了。其次,春秋及春秋以前,諸小國一直處在相互兼併過程中,這種兼併過程,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統的郡縣制的大帝國才告結束。在此以前,雖有孔子的「興滅國,繼絕世」的絕望號叫,兼併一直被認為是偉大的王業。希臘有史時代,也有過這樣的兼併,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即其一例,然而兼併受到極其強烈的抵抗,以至例如斯巴達就不得不很早就從兼併轉為「同盟」政策(見後第四章)。自此以後,希臘世界內部政治上的集團化,一般都採取「同盟」形態,甚至事實上結束了希臘城邦制度的亞歷山大,他之對待希臘本土諸國,表面上也只能採用同盟的方式。
  
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
  
  我國古代的小國林立,和希臘城邦究竟還有某些相同之點,可是,希臘城邦制度的另一個特點,亦即使得這些蕞爾小邦頑強堅持其獨立的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制度,則是我國古代從來不知道的東西了。所謂直接民主制度,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權屬於它的公民,公民們直接參予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過選舉代表,組成議會或代表大會來治理國家(即所謂代議制度)的那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
  
  「凡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的多數決議,無論在寡頭、貴族或平民政體中,總是最後的裁斷具有最高的權威。」(亞里土多德:同上書,第199頁。)
  
  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裡克理斯時代的雅典(公元前443—429年)為例。雅典的全體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舉行二至四次,解決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戰與媾和問題,城邦糧食問題,聽取負責人員的報告,握有國家的最高監督權,審查終審法庭的訟事等等。每個公民在公民大會中都有選舉權,每個公民都有可能被選為「議事會」的成員,每個公民都要輪流參加陪審法庭。陪審法庭的成員多達六千人,而當時雅典的公民總數,最高的估計也不會超過六萬人。當時的實際政權由「十將軍委員會」掌握,將軍任滿離職要接受審查,有叛國行為或作戰失敗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會可以沒收其財產,可以加以放逐或處死等等。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領土狹小的城市國家中才有可能。在這些國家中,鄉居的公民進城參加公民大會可以朝出暮歸,人們相互間比較熟悉,一國政務比較簡單,易於在公民大會中討論和表決。在領土廣闊的國家,這些條件是全不具備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兩者是互相依賴,互為條件的。
  
公民與公民權
  
  那麼,什麼是「公民」呢?從字源上來說,「公民」(Polites)原意為屬於城邦的人(參見前面談到的「波裡斯」(polis)衍生出的幾個重要名詞)。不過,在古代希臘的任何時代任何城邦,它決不是指全體成年居民而言。婦女不是公民,奴隸不是公民,農奴不是公民,邊區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隸、農奴、邊區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夠取得公民權利的資格,在各邦的各個時期也寬嚴不一。比如說,古典時代的雅典,凡是自備甲冑武器和馬匹,參加公民軍當騎兵和重裝步兵的富裕階級或中等階級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參加海軍當槳手(希波戰爭前後,希臘戰艦兼用風力和人力。當時比較舊式的戰艦,每艦有五十個槳手,比較新銳的戰艦稱為三列槳戰艦,槳手分佈於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艦備槳手一百五十人。)的貧民階級,領取國家發給薪餉的,也是公民。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三十僭主之治」的時期,僭主們規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三十僭主之治」被希臘人看做政權被僭奪的時期,當時的五千人連名單也未公佈,所以只能稱是變態,不能算是常態。在通常狀態下,希臘諸城邦的公民資格雖然有種種差異,凡是自備甲冑武器,不領薪餉地參加公民軍的那部分成年希臘居民,包括已經退役的老年人在內,總是它的公民,或至於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這並不是說,無公民權的外邦人、農奴如斯巴達的黑勞士(Helots)就沒有從軍義務了。他們也要從軍,不過在軍中參加輔助部隊或任軍中雜役。在戰爭的緊急時期,也有徵召「買來的奴隸」當戰艦的槳手這類事情發生,不過這終究是少數。
  「公民」、「公民權」等等,不見於我國古代,也不見於埃及、兩河流域等早於古希臘或與古希臘同時的「東方」各帝國。要詳細考證這種政治法律概念在希臘起源於何時何地,怎樣進一步演變到古典時代那樣明確的程度,即使在直接繼承了希臘文明的西方,那裡的史學家擁有大量文獻碑銘和地下文物資料,這個任務也許也不是容易的。看起來,這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不知不覺地形成的,正如Polis一詞從城堡變成城市,變成城市國家一樣,「組成城市國家的人」即「Polite」,也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一次又一次發展它的涵義,同時也加上一重又一重的限制,逐漸變成了亞里士多德下述定義中的公民和公民組成的城邦:
  
  「(一)凡有權參加議事或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以說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義,就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亞里士多德:同上書,第113頁。)
  
  亞里士多德上述定義,是從公民權利方面來界說公民的涵義的。假如我們參照希臘城邦的兵制即公民軍或「民兵」制度,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兩方面一起來考慮,那麼我們可以構成這樣一個概念,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們有「執於戈以衛社稷」的義務,同時有權參加城邦內議事或審判的職能,這一方面可以借此理解城邦的「主權在民」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詮釋,借此理解「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公民是輪流地統治或被統治」,或用吳壽彭的譯語(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叫做「輪番為治」的意思,希臘有過以中小農公民為主的農業城邦,它們的基本人口是公民及其家屬,在歷史的某個時期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輪番為治」的直接民主顯示出來過強大的威力。然而,我們也應該把「主人」一詞,理解為公民是城邦內一切非公民——農奴、奴隸、外邦人、邊區居民,甚至他們自己家裡的婦女與小孩子的「主人」。希臘的奴隸制(包括農奴制)固然有其自己的歷史,後面我們還要專節介紹,不過城邦及其公民的涵義,本來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導出來奴隸和奴隸制的概念來的。
  
兵制——公民軍
  
  前面已經指出,希臘諸城邦的軍隊是公民軍,它是戰時徵集,平時離營的民兵,每個戰士的甲冑、武器、馬匹,都是由自己出資購辦,而不是由國家供給。戰時在營時期,給養通常也由戰士自備。戰時給養自備看起來是離奇的,但是只要想到,在著名的幾次大戰爭以前,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希臘諸城邦所碰到的「戰爭」,多半是相鄰的兩個城邦或幾個城邦之間的局部衝突,戰爭不過比一比勝負藉以解決某項爭端,通常不致發展到有關城邦存亡的地步。那就可以設想,這種制度完全是行得通的。希波戰爭以後,尤其是伯羅奔尼撒戰時及戰後,戰爭愈來愈頻繁,這種公民軍制度也愈來愈行不通。開始是公民軍領薪餉,以後是僱傭軍逐漸取代公民軍,隨之而僭主政治逐漸代替「主權在民」的政體,那時希臘的城邦制度也已經奄奄一息了。
  公民軍不是常備軍,僱傭軍才是常備軍。一般說來,公民軍的統帥是選舉的,唯有斯巴達有常任的統帥——它的兩個王。(參看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162頁。斯巴達的兩個王產生於兩個有勢力的氏族,即阿基太族(Agidae)與歐裡篷提泰族(Euripontiadae)。王——巴西琉斯——統率國軍(征戰時由二王之一統率),審判主要有關家族法的案件並執行某些祭禮的職權。——編者注)在古希臘史籍中我們常常讀到,著名的統帥如彼奧提亞(Boeotia)的埃帕梅農達斯(Epaminondas)在他當過將軍,任期已滿而未被連選為將軍的時候,就以普通戰士的身份從軍作戰,順便說說,古希臘的軍隊人數一般並不太多。亞歷山大出征波斯,出發時全軍不過三四萬人。除此而外,戰爭雙方各有三五千重裝步兵的戰役就是很大的戰役了。一方面因為軍隊人數較少,一方面因為希臘人重視個人勇武和體育鍛煉,所以戰爭中的統帥都列在軍陣內參加戰鬥,而不僅僅是「指揮員」。
  古希臘的公民軍制和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制顯然大有區別,這裡不打算作詳細比較。軍制不同,武器供應方式也隨而不同。希臘公民軍武器甲冑既由從軍公民自備,所以武器製造作坊是一項重要的私人企業;我國則自殷代以來,武器製造就由王家壟斷,所以有「食官』的「百工」……
  
官制
  
  「主權在民」的希臘城邦的「官制」,也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城邦所設行政官員,亞里士多德介紹為:(一)將軍或統帥,(二)市場監理,(三)城市監護,(四)公共水源管理,(五)鄉區監護,(六)司庫,(七)登記民間契約或法庭判決的「註冊司」,(八)執行法庭判決刑罰的「執罰員」及「典獄官」等等(均見《政治學》,第329—338 頁)。這些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不支薪金。其中,執罰員或典獄官有青年公民幫助他們執行職務。其他行政職務,在小邦無須常任吏員,在大邦如雅典,因為政務繁忙,常任吏員不可缺少的,這些吏員就由國家奴隸充當。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備警察,他們是國家買來的奴隸,通常是斯基泰人(居於黑海北岸南俄草原的一個民族),稱為「弓手」,或稱「斯基泰人」。然而,這些奴隸的待遇倒還不錯,每人每天領取的「給養」相當於出席公民大會或陪審法庭的公民所領的津貼,也可以自行覓取居住的地方等等……
  希臘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個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員並不組成為某個行政首腦統一領導之下的「政府」。各種行政官員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會或其他相應機構直接選出,各自獨立對公民大會或其相應機構直接負責。這樣的做法,公民大會就要宜接處理許許多多具體行政事務,不免有輕重並列本末倒置的危險。為了補救這種缺點,於是由議事會(它由公民大會選任,或由城邦的每一個基層組織如村坊(Demos)各別推選定額人員組成)對應該提交公民大會的各項議案和報告先行預審,分別輕重緩急,也許還附加處理意見,然後提交大會。公民大會人數眾多,無法進行詳細討論,通常只能就議事會提出議案加以批准或否決,所以議事會是一個實際掌握行政權的機構。
  以上介紹,實際上已經超出我國傳統的所謂「官制』,亦即行政機構(或者按照西方傳統稱之為「官僚機構」)的職掌、分工、品級、編製等問題,而涉及到整個政制問題了。確實,希臘城邦政制,不許有單個政府首腦統一領導下的無所不能的行政權力,使得公民大會或議事會只成為「陪襯」這個行政權的「清談」的議會,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會選任的,法庭也得對公民大會及議事會負責,重大訟案的上訴和終審機構是公民大會本身。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制度,是古代希臘所不知道的。理解希臘城邦政制的這個方面,再來讀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確實可以使我們對於馬克思和列寧何以倡導直接民主制,何以猛烈抨擊「議會清談館」,獲得深一層的理解。
  正如希臘的兵制一樣,希臘的「官制」也和我國古代「官制」有原則上的區別。從遠古時代起,我國專制君主下就已經有十分發達的行政機構(或「官僚機構」)了。《周禮》列舉的龐大的行政機構固然是戰國和漢代官制的雜湊,西周初期周王廷下面的龐大政府機構,從郭沫若考釋的西周金文也可窺見一二,這種傳統大概還可以推溯到殷代……
  
城邦的自給和閉關主義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亞里士多德的定義。
  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中有「自給生活」一語,這在理解希臘城邦制度時也是極端重要的。自給(Antarkeia,Antarky)是指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一個城市國家,除非像斯巴達那樣禁止貴金屬流通。嚴格禁止奢侈,當然談不到現代所謂的經濟自給,即沒有原料與市場的對外依賴。上面所謂的自給,既指通過某種經濟政策保障城邦的糧食供應(如在雅典)之類的經濟問題,也指限制外邦人購買地產,藉以保障公民的財產權的法權問題,恐怕也推及於城邦的一般的閉關主義:外邦人沒有公民權,也不能入籍為公民,力謀使城邦成為它的「特權公民的特權公社」。變例是有的。從「放寬」一方面講,梭倫立法允許外邦人入籍(見後),因為那時雅典力圖發展它的手工業,借此吸收外國藝匠(其中有許多是埃及人)到雅典來。從「抓緊」一方面來說,斯巴達為了害怕外邦人帶進來有礙於它的嚴峻的軍營生活和軍事紀律,實施排外條例,禁止外邦人無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臘城邦如雅典允許外邦人入境,甚至允許希臘的或非希臘的蠻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裡居住下去,然而不得入籍為公民,不得購買土地,與本國女子結婚不得視為合法婚姻,還要交納雅典公民不交的人頭稅等等。我們只要想到希臘諸城邦實際上一般超不過我國一個縣,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臘的經濟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經濟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裡去,我們就可以想見,這種閉關主義和自給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間怎樣的嚴格界限,又怎樣不可避免地促成奴隸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了。在並非經濟中心的農村地區如斯巴達則有農奴制和邊區居民制度,它們的存在,是這個「維持自給生活……的公民集團」性命攸關的前提條件,所以斯巴達要有十分嚴峻的制度來維持這種殘酷的階級統治。
  然而,城邦的自給原則和閉關主義,在發達的海上貿易和頻繁的邦際交往的狀況下,確實還發展出來了一套國際慣例,這就是後代國際法的萌芽。這些國際慣例中,首先是「外僑招待制度」,即規定公民根據互惠原則招待外僑的一種制度。塞爾格耶夫(Cepreea)引公元二世紀希臘作者波呂克斯(Pollux)的話說:(Ceepreen)
  
  「招待外僑者乃是居於別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對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服務的人,例如,負責供給外來者的住宿,在必要時替他們找到公民大會的進程或者劇場的坐位。」(《古希臘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27頁。——編者注)
  
  招待者的服務是自願的,也是榮譽的。這種招待者逐漸成為兩邦政府的中間人,外交談判通過他們進行,到城邦來的使節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這是後來的使館和領事館的萌芽形式,不過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節,而是本國公民為外國辦理他們的事務,並且始終保持著私人待客的性質而已。頻繁的國際交往又發展到兩邦間訂立等權協定,即許給一國公民在別國享有該國公民所享有的國家法和私法上的權利;它還發展成為商業條約,即規定不同城邦公民間有關商業、信貸業務、各種買賣契約的種種訴訟程序上的法規的條約;發展成為國際仲裁的慣例,仲裁者是爭端雙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
  同樣的原因,在希臘諸邦之間也逐漸發展出來一套關於宣戰媾和、同盟條約、和平條約、交換戰俘、為發還對方陣亡者屍體而協議休戰等等國際慣例。我們讀古希臘作家留下來的史籍,比如說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往往不免懷疑,那裡所說的一套國際慣例是不是把古史現代化了。然而作者確實是生在希臘的古典時代,而且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的一個方面軍的將軍,因戰敗撤職而從事寫作的。
  
「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給自足和閉關主義的城邦,在國際交往上要發展出一套國際慣例和國際法的萌芽來一樣,城邦公民集團「輪番為治」的原則,也使得它必須發展出一套國家法和私法來。換句話說,城邦必定是「憲政國家」或「法治國家」。城邦既然是「輪番為治」的公民團體,城邦當然高於它的每一個個別公民,也高於它的一切統治者,這是城邦的「民主集體主義」——一種以公民最高主權為基礎的民主集體主義,所以,它必須有規章,要按規章治理。同時,城邦既然是自給的和閉關的,它也必須有各種法律來保障這種自給的和閉關的生活,這就是說,城邦要有關於公民資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法律,要有行政機構、議事機構和法庭的選任、組織、權限、責任的法律,這些是國家法,即憲法。還要有關於財產、繼承、契約等等的私法,以及把血族復仇的古代慣例,轉化為國家負責懲處犯罪行為的刑法,於是政治和法律兩者密切相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同義語——柏拉圖的主要政治著作之一題為《法律篇》,亞里士多德同樣性質的著作題為《政治學》。「立法者』(Lawglver)是政治家,而不是法典的技術性的編纂者。
  由此又派生出另外一種重要的後果。城邦的公民是分為階級的,政治權力的分配,各種政策的制訂和政務的執行,私法、刑法法典的制訂,重大訴訟案件的判決,都與相互衝突的各階級利益有關,一句話,城邦的法律反映統治城邦的階級的意志。雖然如此,凡包括在公民團體內的各階級,既然都有參預議事和審判的權力,這些階級相互之間的階級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在法律範圍內進行,表現為公民大會內、議事機構內、陪審法庭內的合法鬥爭。唯有當階級對抗不可能在法律範圍內解決的時候,才會演變為政變或革命,亦即演變為法律以外的暴力鬥爭。至於公民團體以外的,亦即在法律上沒有政治權利的那些階級對公民團體或公民團體內某個階級的鬥爭,那只有一開頭就採取法律範圍以外的激烈形態,這就是斯巴達的農奴暴動,雅典等城邦奴隸逃亡和奴隸暴動等等。這也就是說,城邦制度使得公民團體以內諸階層組成為政治上的階級,組成為各有自己政綱的政黨或政派,使憲法範圍內的政治鬥爭直接反映各階級之間的鬥爭。階級鬥爭的這種形態不見於專制主義的王政國家。在那裡,相互對抗的各階級利益不可能表現為各政黨各政派的政治綱領,因為那裡根本不可能存在什麼政黨,鬥爭也不可能在「憲政」範圍內進行,它在平時採取曲折得多隱蔽得多的形式,到矛盾尖銳到極點的時候,就要爆發為武裝起義和王朝更迭了。
  
城邦能夠發展成為帝國嗎?
  
  本節一開始,我們申訴了城邦與領土國家的區別,然而必須指出,古代希臘並非沒有領土國家類型的城邦。這裡所說領土國家類型的城邦,並不是指若干城邦的聯盟,因為聯邦內諸邦是自治的,它們都具有相對的獨立主權,這裡指的是斯巴達,某種程度上特薩利亞(Thassaly)也是,拿斯巴達來說,它以萬人左右的特權公民統治區域廣闊的「邊區居民」所住的區域和市邑,統治為數眾多的農奴身份的黑勞士。「邊區居民」究竟處在什麼地位呢?修昔底德(Thucydies)告訴我們,斯巴達南邊一個海島錫西拉(Cythara),為邊區居民所居住,有他們自己的城市,在這個城市範圍內他們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然而,斯巴達的軍政大計他們無權參與,他們的城市還有斯巴達特派的「事務官」(總督),他們要交納貢賦。(參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下同),第297頁。——編者注)斯巴達的邊區居民佔地遼闊,錫西拉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以錫西拉的例子來推論,由萬人左右的公民組成的斯巴達國家分明是一個領土國家,錫西拉之類邊區居民城市則是這個領土國家的一個自治市。
  斯巴達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城邦,西方歷史家通常都贊同這種說法。它在古希臘史中是一個變例。有這樣一個變例,不足以變更希臘史上城邦制度的特點,何況它的政制中自治、自給、主權在民、直接民主等等特點,大體上和一般希臘城邦還是一致的。在這裡,我們是想提出一個問題;既然古希臘的城邦,有的事實上是領土國家,那麼,一般說來,強大的城邦可以通過征服建立一個帝國嗎?
  古希臘的史實,對這個問題基本上作了否定的答覆。斯巴達的「邊區居民」誠然是通過征服而臣服於它的,但是當斯巴達想進一步征服更多的地方時就碰了壁,而且,正是為了保持已經臣服於它的邊區居民和農奴,才使它不得不在它的公民集團中建立那麼嚴峻的一套制度。變例是有的,今南俄克里米亞和塔曼兩半島上的潘提卡彭(Panticapaeum)和西西里的敘拉古(Syracuse)的希臘殖民城邦後來蛻變成了王國。上世紀英國希臘史家格羅脫(Grote)對此作了這樣的解釋:這兩個地方的環境有利於僭主招募非希臘人為僱傭兵,王國是依靠僱傭兵建立起來的。我覺得這種解釋是合理的,因為自治、自給、主權在民的城邦,邦與邦之間,本邦公民與非本邦公民之間的界線十分森嚴,這種制度本身和為建立一個帝國所必要的對被征服的民族採取兼收並蓄的政策是互不相容的。
  當然,希臘史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不是最後的,最後的答覆是羅馬史作的——羅馬帝國分明是城邦羅馬在大征服中建立起來的。不過羅馬史同時也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說還有不少長處,那麼所有這些長處在它變成帝國的時侯,幾乎全都轉化成為反面的東西,成為醜惡不堪的東西了。
  
城邦制度是從氏族民主直接演變過來的嗎?
  
  我們把什麼是城邦制度在概念上略加澄清以後,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是,這種制度是從哪裡演變過來的,又怎樣演變過來的?接下去,我們還要對它的發展和消亡過程,它的長處和弱點,它對後來歷史的影響略加探討。
  許多著名的歷史家對上述第一個問題有十分肯定的答覆:城邦制度是從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變過來的。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解釋,我們就不能不問,一切民族都經歷過原始公社階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徵,我國當然也不例外,那麼為什麼我國古代史中找不到一點城邦制度的影子呢?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涉獵一下中國以外幾個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埃及、兩河流域、以色列和敘利亞、印度、波斯等等的歷史,我們發現在那裡也同樣找不到什麼城邦制度的影子。我們就不能不懷疑,城邦制度的希臘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東方史中,政制的演變倒是具有某種共同之處的。
  共同之處是,它們都存在過「神授王權」——有一個身兼軍事領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國史籍的語言來說,叫做「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的最高統治者,即君主。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人民是他的「臣民」。這種王權起源於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質的部落的王,也許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選軍事領袖,因為那在遙遠的古代,不可能見於史籍。部落王通過兼併建立起來一個王國,他自己部落內與他一起從事征服的戰士成為新王國的貴族,被征服部落的人民成為新王國的臣民。隨後這種「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的征服業績被渲染為神的業績,在征服中建立起來的王權也被渲染為神授的王權。王權所依靠的是軍事力量,但唯有當「手執寶劍」的王同時又是「受命於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權威,王權才世襲得下去。王權是神授的,所以我國周代的王稱為天王,他是「天子」——「天的兒子」。古代東方諸國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權神授所用的說法五花八門,各盡其妙,實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這種「神授王權」歷久不變,「神授王權」的「政體」,按黑格爾的說法叫做「東方專制主義」,其性質和城邦制度是截然不同的。
  既然東方各國政制演變有其通例,希臘城邦制度則是例外,那麼何以同樣從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發,後者直接演變成為城邦制度,前者都幾乎沒有任何例外地走上「東方專制主義」的道路了呢?從亞里士多德起,許多西方史家對此作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斬釘截鐵的解釋,言詞雖不盡一致,卻可以亞里士多德下引幾句話為其代表:
  
  「蠻族王制(是)僭主性質(按即東方專制主義式)的王制……因為野蠻民族比希臘民族為富於奴性;亞洲蠻族又比歐洲蠻族為富於奴性,所以他們常常忍受專制統治而不起來叛亂。」(《政治學》,第159頁)
  
  看起來,身為亞洲人的中國人的我們都沒法「接受」亞里士多德和與他一致的一切西方史家的上述解釋的。
  「沒法接受」,多少有點感情用事,就是我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這樣侮辱性的解釋。感情當然不能代替歷史事實。如果歷史事實確實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麼辦法?可是,歷史研究確實證明了這樣的史實:遠古希臘一樣存在過「神授王權」,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權」在一種特殊環境下演變出來的東西,它並不是直接從氏族民主遞嬗過來的。於是,我們東方人在比較我們古代的專制主義政體和希臘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區別之後,理該進一步探索:是什麼環境,通過什麼方式使希臘的「神授王權」演變成為城邦制度,還應該進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樣發展演變,它對後代歷史留下了什麼影響?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以下,我們就來逐步展開這一探索。
  
  
第二章 遠古希臘存在過神授王權
  
希臘史上的所謂英雄時代
  
  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古代史研究上出現了一個「考古學」時代。在這個時代之前,比如說關於希臘史的研究吧,所根據的主要是古典時代及其後的希臘歷史家留下來的史籍,加上長期來搜羅到的碑銘和文物。在古代希臘典籍中,最古的是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Illiad)、《奧德賽》(Odyssey)和希西阿(Pesiod)的《神譜》及《勞動與時令》等詩作。其中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敘述了亞該亞人「萬民之王」亞加米農(Agamamnon)遠征特洛伊(Troy),也就是以木馬計著名的那次戰役的故事;《奧德賽》所說的則是特洛伊戰鬥中的英雄奧德修斯(Odyssus)戰後回國——他是希臘西海岸今科孚島附近的伊大卡(Ithaca)島上的巴西琉斯(Basileus,即王)——航海歷險的故事。這是些文學作品,古時的希臘人雖然很認真地把他們當作可靠的歷史,有時並根據《伊利亞特》中的「船舶目錄」來解決各邦之間領土上的爭端(因為「船舶目錄」歷數了當時各邦所屬的領土),在19世紀的疑古空氣中,它們被看作並非信史的傳說。真的,古代希臘類似荷馬(Homer)史詩這樣的英雄傳說還有不少,其中有卡德摩斯(Cadmus)在提佛播種龍牙,長出許多戰士,經過互相殘殺的搏鬥,剩下幾個人建立了提佛城的故事;有伊阿宋(Iason)駕駛亞爾古(Argos)號船遠航黑海覓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古典時代的希臘悲劇作家取材這些英雄傳說,寫成許多藝術價值很高的悲劇留傳於世,這些戲劇毫無疑問地也豐富了這些傳說。又,希臘的神是一些神人同形的形象,他們有七情六慾,喜怒悲歡,神還與人結合,生下來的後裔就是英雄傳說中的英雄們。這樣,神話中的神和英雄傳說中的人扭合在一起,史詩的歷史價值顯得更為可疑。十九世紀的英國希臘史家格羅脫乾脆把希臘史的信史時代定在有碑銘可據的第一屆奧林匹亞(Olympia)慶會(公元前776 年),在此以前,歷史家幾乎一致把它歸入傳說時代,並正式稱之為「英雄時代」。
  英雄傳說中有王,希臘語稱為巴西琉斯(Basileus)。有小地區上的王,例如伊大卡島的巴西琉斯奧德修斯,有亞該亞人的「萬民之王」亞加米農,他是有權統轄全希臘各地諸巴西琉斯的大王。按照傳說,亞加米農屬於彼羅普(Pelop)家系,他擁有全希臘的「王權」,王權的根據何在弄不清楚。在《伊利亞特》中,王權的象徵是彼羅普斯(Pelops)傳下來的王杖,這支王杖據說是赫菲斯塔司(Hephae-stus,希臘諸神中的工藝大匠)製作的,彼羅普斯把它給了阿特裡阿斯(Atreus)一系,傳到了亞加米農手裡。希臘各邦各有自己的英雄傳說,傳說中無例外地都有王,例如雅典,就有傳說中的西克羅普斯(Cycrops)、埃勾斯、提秀斯諸王,還有王制消亡以前最後一個王科特多斯(Codrus)。傳說中有王,有許多史跡可憑,所以,希臘有王政時代,古代希臘作家全都承認,近代史家對此也毫不懷疑。然而,往上推溯,王政淵源於難以憑信的英雄傳說。往下數去,到了有信史可憑的歷史時代,希臘各邦的王都已被貴族階級的專攻所取代,只剩下斯巴達的兩個王一直繼續到公元前三世紀,其餘凡在說希臘語的人民中而有王的,都是一些落後的地方,於是,有些著名的歷史家就把希臘的王解釋為不同於「東方專制主義」中的王。他們認為,希臘的王不是東方那樣「神授」的王,英雄傳說中即使有神授王權的模糊的跡象,那也純粹出於詩人的想像。希臘的王原來是氏族民主制度中的民選軍事領袖,史詩中要賦予這些民選軍事領袖以神話的色彩,在歷史上,」並沒有證明任何東西。」
  
考古發掘徹底更新了遠古希臘史的面貌
  
  但是,上世紀末開始的考古發掘,及其後長時期歷史家和考古學家的辛勤研究,使得遠古時代的希臘史的面貌徹底更新了。考古學有它自已的歷史,這裡不想來敘述這番歷史。總之,考古發掘者們把英雄傳說中特洛伊古城發掘出來了,把亞該亞人的「萬民之王」亞加米農的都城邁錫尼發掘出來了,把傳說中的克里特的克諾索斯王的宏偉的宮殿發掘出來了。這些考古發掘的經過,發掘出來的東西的圖版,對於發掘結果所作的研究,以及目前史學界一致公認的結論,可以在一般希臘史的書籍中找到,塞爾格耶夫的《古希臘史》對此介紹較詳,可以參看。這裡只作一些十分簡略的介紹。
  在克里特島,發掘了克諾索斯古城,找到了宏大的宮殿,其上有十分「現代化」的壁畫,精美的陶器瓶和人像,刻有線形文字的粘土版。
  在邁錫尼(《伊利亞特》中亞加米農的王都),找到了用長三公尺以上寬一公尺的巨石壘成的城牆和「獅子門」;找到了規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塚,還有圓塚,圓塚作蜂巢形,高十八公尺,直徑也是十八公尺,還有寬闊的長達三十五公尺的墓中廊道;找到了精工裝飾的武器,金質面具,金質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
  在奧科美那斯(Orchomenus)、提佛等地,也找到了故宮的廢墟。從這些出版文物的圖版中,給我們提供了三四千年以前愛琴文明的栩栩如生的直觀印象,使我們對於這些統治者們生前怎樣生活和統治,死後又有怎樣豪華的「陵寢」,獲得一些概念。在這些地下證據面前,我們無論怎樣也不能相信,這些巴西琉斯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選軍事領袖,我們不能不肯定,他們和「東方專制主義」下諸王一樣,是「受命於天」,統治剝削大批勞動人民的「王」。
  歷史研究當然不會停留在直觀印象階段上。通過這些發掘和研究,史學界發現,希臘文明開始於克里特,從克里特傳佈到大陸希臘,其中心是邁錫尼。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極盛時期在公元前1600年,還在特洛伊戰役前四百年,特洛伊戰役是實有其事的,戰爭的一方亞加米農,邁錫尼的王,和亞該亞人的「萬民之王」,大概也是實有其人的。史詩固然不是信史,然而有確鑿的史實為其核心。
  面貌徹底更新了的遠古希臘史,內容也在逐漸豐富中。下面我們摘錄一些文字,以便略略瞭解它的內容。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文明開始很早,公元前3000年,那裡已進入銅器時代。
  
  「大約在公元前2250—1200年之間,克里特島是一個海上帝國的中心,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擴大它的影響及於愛琴海上諸島,和大陸的海岸……它的自然主義的美術值得最高的讚美,它享受著在許多方面就其舒適而言比古代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更『現代化』的文明。」(ch.IIIvol.I,C,a.h.)
  「克諾索斯的統治者領有當時最大的海軍、迫使昔加拉第群島(希臘半島東南)稱臣,並且建立了克諾索斯城在愛琴海上的霸權,……從公元前十七世紀起,(克里特島)已經和希臘大陸有著頻繁的往還。克里特航海者已經出現在邁錫尼、梯倫、科林斯地峽、彼奧提亞、阿提卡、特薩利亞等地……
  「在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經有如下的手工業者:武器匠、木匠、鐵匠、皮革匠、制壺匠、青銅器匠、鏤刻匠、象牙技師、畫家、雕塑家等等。」(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三章)
  
  關於克里特的政制,史學界根據各方面的證據,推定在公元前1600年的第二克諾索斯時代。
  
  「社會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類似古代東方王國。……否則,便難以解釋那些大建築物,多種手工業,奢侈品以及稚致的玩藝從何而來。……照東方的例子可以類推,奴隸勞動可能跟土人勞動一起使用來建官殿,築道路,開石礦,做各種工藝,以至充當海員。
  「正如埃及法老王那樣,克諾索斯宮的統治者一身兼任祭司和軍事首領之職。有一幅米諾斯後期彩色浮雕,清楚地證明了這點。這浮雕繪著一個人,高約三公尺,頭戴王冠,冠上飾以一束彩色長羽毛,冠下露出長髮卷,散垂於肩際,頸上有幾排金項鏈,腕上有粗重的手鐲。」(同上)
  
  克諾索斯王的裝飾類似埃及法老王,有的學者還推測克里特文明乾脆是從埃及遷移過去的。
  
  「所謂的米諾斯文明,是在青銅時代同時開始的,它就在這個時代繁榮於克里特島的東部和中部……埃及的影響開始於第一王朝時代(公元前3500年),……以後,在前米諾斯第二期(公元前2800—2400年),埃及成分變得如此強烈,甚至在克里特可能建立了埃及的殖民地,就我們所能知道的而言,那是在第六王朝以下的事情。也許,發生於第一王朝之初和第五王朝傾覆時期的(埃及的)動亂,趕走了相當數量的人民集團,使他們到克里特去找和平和碰運氣。而克里特原是住著有血緣關係的種族的。或者我們可以想像,冒險的克里特水手向南航行,——也可能被一陣風暴刮得離開他們的航程,——發現了尼羅河谷的奇跡。就這樣,或者出於偶然,或者由於冒險,走上克里特到此為止從未享受過的文明道路的衝擊力量來到了」。(瓦斯:《早期愛琴文明》,第1卷第17章,EarlyAegeanCivilization,by J.B.Wace,ch.17,vol.l,c.a.h.)
  
  克里特島上的最初居民來自亞非草原,是有人種學上的證據的:
  
  「分析克里特島上最早居民體型遺跡的結果證明,這個島上最初居民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長頭顱』人(亞非草原最早居民),而『寬頭顱』人(安那托利亞和希臘的最早居民)雖然最後佔了優勢,可是在原來克里特的人口當中,他們卻毫無代表性或僅僅佔一個少數,這個人種學上的證據。肯定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最早在愛琴群島上任何一個島嶼上居住的人民,乃是由於亞非草原的『乾燥』而遷來的移民。」(Toynbee,ch.5,p.94-5)
  
  人種與埃及相同,文化受到埃及的強烈的影響,克里特這個海上帝國類似東方王國,看來是合乎情理的結論。
  
邁錫尼和亞該亞人
  
  邁錫尼在希臘大陸的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部,離科林斯不遠的地方。它雖然並不濱海,但是它和科林斯灣、薩洛尼克灣、阿各斯灣三個海灣的距離幾乎相等,是一個交通中心。考古發掘證明,那裡的文明比希臘北部如特薩利亞等地興起得早得多,也證明文明是從克里特島傳播過去的。文明究竟通過什麼方式傳佈過去的,眼前只能加以猜測:
  
  「最終使得希臘後期(考古學分期公元前十六世紀)邁錫尼的大陸文明興起的,是特別以米裡雅(Miriyan)器物及其製造者為代表的,強烈的克里特因素對希臘或大陸成分的衝擊。正當『希臘中期11』結束之前,亦即公元前1600年前不久,一個強有力的王朝開始於邁錫尼,它的第一代君主,也許就埋在坑塚中,更像是在第四坑塚的第一批死者之中。
  「……大約正好在公元前1600年,伯羅奔尼撒,希臘中部和其緊鄰地區,出現了文明的第一次偉大進步……可能在邁錫尼(Mycenae)、梯倫斯、科林斯、奧科美那斯、提佛等地建立起來了克里特的殖民地;或者,我們可以相信,影響力量並不是通過殖民或征服,而是通過和平的進入,通過商業、移居、旅行之類而發生作用的。……不管怎樣,公元前1600年左右,可以稱為米諾斯-希臘的一種文明,在希臘大陸上,從奧塞裡斯(Otbrys)山到薩洛尼克(Saronic)灣,在伯羅奔尼撒以及科林斯灣北岸一帶,分明佔有統治地位。也可能有不止一個王國,事實上更像包括著幾個王國;不過它們必定是由於共同的文明,由於要在外國環境下站住腳跟——如果上面所說的道理是正確的話——的必要性而團結在一起的。」(瓦斯:《早期愛琴文明》,第1 卷第17章)
  
  公元十六世紀和十五世紀時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黃金時代,克諾索斯城雄霸全島,其他諸城全部被毀。就在這個時候,大陸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建立了強大的邁錫尼王朝國家。這是邁錫尼文明的第一時期,它來自克里特,似乎也處於克里特統治之下。
  公元前十四世紀,上述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克里特衰落了,邁錫尼興盛起來了。前十四世紀初期,邁錫尼的王宮和衛城改建得規模宏大,城市不僅是王宮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經濟中心,聚居著王廷的文武人員、工匠和奴隸。王宮建築寬廣,有好幾層樓。上文所提到的巨石城垣、獅子門和豪華圓塚,都是這個時代的建築物。有的史學家還推測,邁錫尼諸王像埃及法老一樣有生前營陵的傳統。邁錫尼統治著整個伯羅奔尼撒半島、阿提卡(雅典)、彼奧提亞、優卑亞島、愛琴那島,它擴大及於特薩利亞、愛奧尼亞諸島嶼、埃托利亞(中部希臘科林斯北側)。克里特這時也許倒轉來向邁錫尼納貢了。這裡是「非克里特」的王朝。是不是就是希臘人的王朝呢?是的。
  
  「希臘土地上的發現……表明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和十二世紀,在南部和中部希臘存在著富有的強大的國家,擁有高度的文明。沒有理由懷疑,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屬於希臘血統,起碼也是說希臘語的。……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第一,傳統把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指為這個時期希臘許多地方的十分重要和強有力的人民,這是一般的證據;第二,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除少數邊遠地方而外,前希臘居民已經普遍地被希臘人降服了或趕走了;在這些早期居民中,也許我們可以較有信心地提到裡利吉斯(Le1eg-eS),他們有許多向東移居到愛琴海上諸島嶼,移到小亞細亞去了,以後又出現於歷史中。」(伯裡:《亞該亞人和特洛伊戰爭》,第11卷第17章,T1ieA-chaeansand The Trojan War,by J.B.Bury,ch.17,vol.II.C.a.h.)
  
  邁錫尼王朝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臘人對非希臘人的勝利。不過,公元前十三世紀中期以前的邁錫尼王朝的統治者,是不是就是皮拉斯基人,因為證據缺乏,並無定論。稍後,到公元前十三世紀中期,
  
  「另一批人即亞該亞人走上了前台,自此以後,傳統開始向我們提供看來多少可信的消息,它提到了代表實在人物的姓名,記述了確鑿的歷史事件。「公元前1200年,我們發現亞該亞人成了克里特的統治者,同時,在希臘那麼多重要地方都有亞該亞統治者,以致『亞該亞人』成了說希臘語的人的恰當的普通名詞了。」(同上)
  
亞該亞人的擴張
  
  亞該亞人從哪裡來,又是怎樣來的,其說不一,下面是一種說法:
  
  「亞該亞人總被看做希臘本地諸族人民的一支——猶如皮拉斯基人,希倫人,彼奧提亞人,德賴俄普人(Dryopiaus)和其他諸族人一樣——原先住在北方茲帕爾克俄斯(Spercheus,彼奧提亞之北)河谷及其鄰近諸地……
  「關於十三世紀的希臘史,傳統向我們提示出一幅無分南北的,恆常而活躍的民族移動的圖畫;統治家族的成員,有時因為犯了殺人大罪害怕被殺者血族的報復,或者出於自願,或者被迫出走,然後通過婚姻或其他途徑在他鄉贏得了王侯之位。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傳統觀點,認為亞該亞人是希臘人,原來住在茲帕爾克俄斯和普紐斯(Peneus)河谷和馬利亞灣(Ma1ian Guif)一帶,他們之在南部希臘或克里特或在其他地方上升到掌權的傑出地位,那可能乾脆就是這類民族移動的結果。北方希臘人比南方希臘人窮,他們生活在粗野得多的狀況之下。伊塔(Oeta)山和馬利亞灣以北地方的考察,沒有顯示出那裡存在過什麼可以和邁錫尼,太林斯(Tir-yns)或奧科美那斯哪怕略相比擬的城市和宮殿。我們容易理解,這個地區的冒險家們會出來想要奪到一個王國,出來碰碰運氣,應該是到處皆是的。我們發現,大約在公元前1223年,亞該亞人攻打了埃及。在一個(埃及)的銘文中,記載著法老門利普達(Meneptah)打退了一次利比亞人的進犯,他們得到一幫海上人民的支援,這裡出現了他們的名稱(Ekwash,或Akaiwasha)!
  「和南向的冒險一樣還有東向的冒險,見於伊阿宋的『亞爾古』號的航行,從特薩利亞的愛奧爾西阿斯(Iolcius)港口出發到赫勒斯滂(Hellespo- nt)和普羅彭提斯(Propontis,今達達尼爾海峽和馬爾馬拉海),這次航行確實在雷姆諾斯(Lemnos)島上建立了一個希臘殖民地。」(Bury,op.cit.)
  
  上引文中的所謂的亞該亞人入侵埃及,據史家考證,其侵入範圍也及於當時埃及統治下的巴勒斯坦。亞該亞的入侵被埃及打敗了,但是侵入巴勒斯坦的那部分入侵者,一支亞該亞人、加裡亞(Caria)人等等民族混合的隊伍就地投降了。不久,埃及衰微,退出巴勒斯坦,這部分人又興旺起來,組織自己的國家,這就是《舊約》上的「非利士人」(非利斯丁Philistine),「巴勒斯坦」是由他們得名的。非利斯丁諸國後來大概被以色列人和腓尼基消滅掉,人民被同化了。從此以後,敘利亞、巴勒斯坦沿海一帶也是希臘殖民所進不去的禁區了。
  亞該亞人海外擴張的勢頭十分猛烈。他們南進埃及、巴勒斯坦,北攻小亞細亞西北部的特洛伊,此次戰役就是荷馬史詩的主題。其實,向南侵犯還不止埃及巴勒斯坦一地。史料表明,塞浦路斯島有非常古老的希臘殖民地,荷馬《伊利亞特》的般舶目錄,從軍攻打特洛伊的有羅得島、寇斯(Cos)島(小亞細亞西南角上幾個海島)的船舶和戰士,可見那裡早已是希臘殖民佔領的地方,不僅如此,還有史家根據同時期其他古代國家遺文的闡釋,猜測亞該亞人還在小亞細亞大陸的西南部上建立過一個「獨立的亞該亞王國」,這樣,塞浦路斯、羅德諸島的殖民,和入侵埃及、巴勒斯坦就都是和這個中心有關的了:
  
  「根據不久以前闡釋的赫梯族的一部分遺文,某些學者(Forres,Glotz)提出了如下的猜測:邁錫尼的阿特魯斯氏族;在其全盛時代,不但使希臘其餘的巴西琉斯(王)稱臣,而且在埃及,小亞細亞,昔加拉第群島。和地中海的西部都鞏固了自己的勢力。大約於公元前十四世紀,在小亞細亞,在旁非利亞及其附近的島嶼,形成一個獨立的亞該亞王國(古稱阿客雅瓦Achiyawa)。亞該亞王國和赫梯王國的關係複雜,有時和平共處,有時彼此敵視。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紀,自從在卡狄殊(Kadesh)敗潰之後(公元前1290年),赫梯王國雖有個時期衰落了,它在地中海東南部的霸權,顯然落入亞該亞人之手。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十二世紀期間,亞該亞人聯合其他部落(加裡亞人,西利西亞人Cilicians,條克理人Teucres等),擺脫了赫梯的桎梏,侵入埃及。關於這點,埃及的碑文亦有記載,雖提及侵入埃及的海洋民族中有達那俄斯人(Danaos)——亞該亞人的別稱。但是,自從上述幾個民族被埃及法老拉美斯四世(RamsesIV)打敗以後,『亞該亞同盟』就瓦解了,所有這些民族便分散在地中海諸島和沿岸之間。(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104—105 頁)
  
亞該亞人的邁錫尼王朝
  
  無論亞該亞人的「來到」是採取了滲透的方法還是採取了武力征服的方法,還是兼用了兩種方法。亞該亞人擴張的規模是巨大的,同時,在邁錫尼有一個亞該亞人的中心王朝也是無可懷疑的。還是根據荷馬《伊利亞特》中的船舶目錄,亞該亞人的「萬民之王」,亞加米農直接統率的軍隊來自邁錫尼大城堡,富饒的科林斯和西息溫等地,而斯巴達的黑勞士(Helos,注意這個地名和後來斯巴達所征服的Helots 名稱的某種一致性)等地則是他的兄弟麥尼勞斯(Menslaus)的王國的領域。除此而外,還有二十幾個國家來的船舶和軍隊,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王。和《伊利亞特》亞加米農這個邁錫尼的王一樣。
  
  「在希臘世界具有首要地位並行使著某種領導權,要說這是『邁錫尼帝國』也許是過甚其辭。誰也不納貢,誰都不對它負擔什麼軍事服役的義務,除掉它自己的王國而外,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它是一個正式的政治同盟的盟主。但是彼羅普斯(Pelopids,亞加米農所屬的世系)具有一種其他君王所承認的優越地位,看起來這並不僅僅因為他家的財富和軍事威力較大,也因為具有某種優越性——他擁有「王權」。然而理由何在,並不清楚。王權的象徵是彼羅普斯傳下來的王杖(據說是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 神製作的)。彼羅普斯把它給了阿特裡阿斯(Atreus)一裔,然後傳給了亞加米農。可能「萬民之王」(Kreion)一詞是用來指彼羅普斯家對尋常的王(巴西琉斯)的優越地位的。」(Bury,Op.cit.)
  
  根據我們中國人所知中國古代王朝的狀況,亞該亞人的這個邁錫尼王國,有點像周王朝的「王畿千里」,即一個對諸侯具有最高王權的中心王朝直接統轄的地區,其他王侯(根據郭沫若的金文考證,春秋時代及春秋以前周的諸侯,在其國內也可稱為「王」)對它有某種程度的臣屬義務。我在上面用「有點像」這幾個字,用為我所知的史料十分貧乏,這只是推測。掌握了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各種史料的西方史家對此也只能作某種推測,因為這個時期的希臘史,完全缺乏信史的記載,所能資為根據的,是考古發掘所得的文物,和同時代其他古代國家史料的間接證據,所以很不容易下什麼肯定的判斷。
  不說邁錫尼王國和希臘其他諸邦的關係,邁錫尼王國這個「王畿」又是一種什麼政制呢?
  根據地下發掘出來的宮殿、城垣、陵墓等等,不徵集巨額的人力物力決搞不起來這一點來說,邁錫尼王國的人民會有苛重的貢賦和徭役負擔。人力物力也許來自海上貿易和海上掠奪,不過從這裡得來的財富集中於王家,這個王家也決不可能是氏族民主制下的民選軍事領袖。貢賦是否有一部分來自屬國?我們不知道。中國的周天王確實也向諸侯徵收貢賦,按我們所知的史料,例如齊桓公責備楚國不向周天王交納應交的一份貢賦,這份貢賦是「苞茅」,是楚國的土產,供周王朝祭祀之用的,那是一種禮儀上的貢賦。如果允許做類推的話,這種貢賦即使有,大概也是微薄的,伊倫伯格(Ehrenberg)主要根據地下資料,對於邁錫尼王國的政製作如下的判斷:
  
  「邁錫尼王國可能結合了東方的祭司——君王和印歐酋長遺風兩者。國王之下似乎發展起來了一個上層階級和一種貴族政治,比起克里特來,這個階級也許更不像廷臣,而是獨立的小統治者和獨立的武士。人民又怎樣呢?書版(按即考古發現的文字資料)指出了一批專職人員、各類工匠和商人,其中許多是王室的僕人,另外一些是神或王的奴隸……田制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也許是以我們可以稱之為封建社會的結構為基礎的。」(《希臘和羅馬的社會和文明》,第5—6頁)
  「邁錫尼的社會制度頗有些與克里特社會制度相同的地方。但是,在邁錫尼,貴族的氏族顯然有更重要的地位。考古學上的材料,多少證實了荷馬史詩中的某些資料。」(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102頁)
  
  總之,邁錫尼王國的東方特徵,比克里特稀薄了一層。伊倫貝格所說的封建社會結構,是以歐洲中世紀王權及各級封建領主間的鬆弛的隸屬關係作比喻的。如果我們考慮到,克里特的「集中化」,不過是在一個島上的集中,邁錫尼王國統治的地區比克里特一個島要廣闊得不可比擬,還要加上海上文明的特徵,它之向「多中心化」邁進一大步是不足為怪的。
  
議事會和公民大會
  
  還是根據荷馬的《伊利亞特》,好多後來成為希臘城邦制度特徵的要素,我們在那裡並沒有發現,或者只有一些影子。在那裡,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披甲的王侯之間的戰鬥,打死了一個敵人趕緊要剝下他的甲冑,可見甲冑是珍貴的東西。普通戰士在戰鬥中算不了什麼,兵制當然不是公民軍。事實上,公民軍制是公元前八世紀前後重裝步兵戰術發明以後才形成的,而重裝步兵戰術的形成,顯然又與城邦制度的初步形成有關。「法治」可以找到一點影子,荷馬描寫的阿奇裡斯(Archilles)的盾上有一幅打官司的圖像,審判者是「長老」,這距離陪審法庭還遙遠得很,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軍中重要決定要召開全軍大會來宣佈,這個大會只聽取傳達,不作討論,也無權表決。又,這位「萬民之王」的亞加米農為了要解決繼續圍城還是解圍撤兵的問題,要召集首領們的會議來討論並做出決策。從英文譯本來看,這兩種會議的名稱就是後來用來稱呼公民大會和議事會的Assembly和Council,也許希臘文也就是Agora和Bouli。據此也許可以作判斷,城邦政制中的主權在民和直接民主制度,早在亞該亞的邁錫尼時代已經萌芽了。假如不是詩人把後代他所熟悉的政制撰入他所敘述的時代(這是可能的,因為史家公認,荷馬史詩寫成千公元前九世紀,而且寫成並長期傳頌於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後來才傳到希臘本土的),應該承認這是氏族民主的傳統,也就是伊倫貝格所說的「印歐酋長遺風」的一項內容。這種萌芽,就現存典籍來看,確實是我國古代所找不到的。但是,縱然有這種因素存在,按荷馬史詩的整個氣氛來說,亞該亞諸王還是「神授的王」,這符合於地下發掘出來的證據,說是民選軍事領袖是未必妥當的。
  
多里安人的入侵
  
  亞該亞人的邁錫尼王朝為時不長,從北方來的多里安人和其他民族不久就摧毀了這個全希臘的最高王權,從此希臘本土就形成了各邦分立,不相統屬的局面。
  多里安人是北方的希臘人,他們在色雷西亞(今希臘東北和保加利亞南部)、伊利裡亞(今阿爾巴尼亞及其周圍地區)人的壓迫之下向南遷移,進入巴爾幹希臘內陸。某些史家根據考古文物(所謂幾何圖形的陶瓶)的證據,認為他們最初進入希臘本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紀,那是小股移居。公元前十二世紀特洛伊戰爭之後,邁錫尼王朝急劇衰落了,希臘大陸上相對統一的局面從此開始逐漸破壞,多里安人的來到,最終破壞了各地的交通聯繫,他們直接南下佔領邁錫尼王國的中心,伯羅奔尼撒本島東北部阿爾哥斯地區,焚燬了邁錫尼、梯倫斯、科林斯的港口科臘古(Koraku),把邁錫尼舊壤一塊一塊割裂開來建立多里安人諸邦,其時約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
  在多里安人入侵前後,或者和它同時,特薩利亞人(大概也是西北希臘人)佔領了歷史時代的特薩利亞(奧林比斯山以南,呂都斯山以東,以拉裡薩為中心的一片廣闊草原),也許還有其他西北希臘人的入侵,結果,北部和中部希臘舊邁錫尼時代諸國的政治地理徹底改變了,成立了愛奧裡斯諸國:特薩利亞、彼奧提亞、福西斯、洛克裡斯以及當時還相對落後的埃托利亞、阿開那尼亞諸地,他們彼此也不相統屬,阿提卡(雅典)一直未被侵入,密邇阿提卡的優卑亞大島大概也未被侵入,這兩個地區以後稱為伊奧利亞。連同南面伯羅奔尼撒島上的多里安人諸邦,形成歷史時期希臘本土的三大集團:愛奧裡斯(Aeolis)、伊奧利亞(1onla)和多里斯(Dor-is)。但這是人種語言集團而不是政治集團。每一個集團各自獨立,集團的界限有時也影響各國間政治上的結合,然而基本上是兩回事。
  伯羅奔尼撒是邁錫尼時代的王畿,是統治全希臘的邁錫尼王朝的中心地區,佔領伯羅奔尼撒的多里安人,至少曾經企圖在佔領那裡的多里安人諸邦中形成一個領袖諸國的中心王權。按照傳統,征服者是英雄赫拉克利斯(Heraeles)後裔赫魯斯(Hgllus)的三個孫子,長兄佔領了阿爾哥斯(Argolis),另兩個兄弟佔領了拉哥尼亞(Laconia,斯巴達)和美塞尼亞(Messenia)。阿爾哥斯王國所轄地區包括邁錫尼、梯倫斯等邁錫尼王朝的大城(多里安人把那些城市都毀掉了,王國中心在阿爾哥斯城),它理當成為多里安人諸邦的盟主,然而多里安的斯巴達似乎從頭到尾沒有理睬這個要求,而原屬邁錫尼王國的科林斯、西息溫以及阿爾哥斯的挨彼道魯斯(Epidaurus)、赫邁俄尼(Hermione)等地方又各各建成了多里安人的小邦。自此以後,雖然阿爾哥斯王國長期內一直念念不忘它的被否認的宗主權,公元前七世紀時還出現過一位著名的國王斐登(Pheidon)想要重建霸業,卻沒有獲得什麼成就。多里安人諸邦中最強大的斯巴達實行過兼併政策,它征服了鄰邦美塞尼亞,然而當它想繼續征服北面的阿卡狄亞(Arcadia)的時候,它的征服政策失敗了,以後它建立了拉凱戴孟同盟,長期來一直是伯羅奔尼撒的,也是全希臘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然而這終究截然不同於統治全希臘的最高王權,並且具有城邦希臘的許多特徵,後面我們還要另加介紹。
  多里安人入侵所造成的希臘本土的狀況就是這樣。在亞該亞邁錫尼舊壤上建立起來的諸獨立小國都是王國,然而凌駕諸小國之上的最高王權從此消失,再也恢復不起來。從多里安人征服到公元前八世紀的三四百年中,考古發掘證明,那個時代沒有豪華的建築,沒有精美的手工藝品,陶器的裝飾也從富麗的瓶繪退化到樸素的幾何圖形,所以西方史家以歐洲中世紀為比喻稱這個時代為「黑暗時代。」
  
希臘文明中心的東移
  
  以上略略介紹了遠古希臘的燦爛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歷史家對它基本上是一無所知的,這是考古學的偉大成就。唯有考古的發現,才使一向被看做不可憑信的英雄傳說,提升到頭等重要的史料的地位,而公元前8世紀以前的三四百年也就成了繼燦爛的遠古文明之後的「黑暗時代」,不再是渺不可考的「史前時代」了。
  然而這個「黑暗時代」其實並不黑暗。希臘本土也許可以說是衰落了,因為沒有留下什麼宏偉的建築物和精美的工藝品;也許這不過是王朝的衰落,普通人民沒有了豪華奢侈的王朝,也許過得比從前好了一些,並且還在休養生息積聚力量。更重要的是,多里安人的入侵,大大推進了邁錫尼時代早已開始的海外殖民。邁錫尼舊民,一部分屈從於被征服者的地位,一部分避難到例如伯羅奔尼撒的阿卡狄亞山區,更有一部分移居海外,到海島上去,到小亞細亞沿岸一帶去,到邁錫尼時代已經建立起來的殖民地去,或者另去開闢新的殖民地。遠古的燦爛的希臘文明中心東移了。而那裡正好是希臘城邦制度的發源之地。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發源之地
  
愛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學界通常把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稱為愛琴文明,這不僅因為這兩個地方同處愛琴海上,而且,這個文明確實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徵。克里特是一個海島,邁錫尼雖在大陸上,「文明」是從克里特飄海過去的。希臘本土原是一個半島,這個半島被海灣地峽和高山分隔為彼此幾乎隔絕的小區域,可是它的海岸線極長,港口多,又有愛琴海上和愛奧尼亞海上希臘兩邊諸島嶼,把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意大利連接起來。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後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見的島嶼用來指示航程,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正因為如此,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時候,克里特已經建立了第一個海上霸權,遠古時候,希臘的冒險家們以海盜為生,他們劫掠海行中的船隻,也劫掠島嶼上和大陸海濱的村鎮,並以此為榮(見Thucy,)。在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尚未發現以前,歷史家曾經認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頓、推羅一帶)是第一個海上霸權,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臘人航海是從腓尼基人那裡學來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發現以後,根據各種證據,史學界現在公認,是腓尼基人向希臘人學會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閃族文明淵源於大陸,西頓、推羅(古腓尼基兩個主要的城市王國)是被大陸上亞述、巴比倫等帝國逼迫得向海上去謀生存和發展的,其時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紀,當時的愛琴文明已經十分輝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離並不太遠。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臘本土和愛琴海上諸島嶼,也許就是海外移民的結果。亞該亞人來到希臘本土,曾經迫使原住希臘本土的克里特人、加裡亞人、裡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留下來和亞該亞人混合了,所以他們與希臘人有血緣關係。他們的移居海外,歷史上為希臘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鋒的作用。亞該亞邁錫尼王國本身的海外擴張勢頭又很猛烈,遠征特洛伊之役顯然是為了開闢移民小亞細亞西北部以及進入黑海的道路,在這次戰役中希臘人佔領了雷姆諾斯(Lemnos)、伊姆羅茲(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島嶼。戰後,希臘人立即殖民於特內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庫梅(Cyme)、彼坦尼(Pltarie)等地,這個地區以後逐漸擴大,它實際上是一個「新亞該亞」。同樣,小亞細亞西南角海外的羅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諸島,也許還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戰役前後已經有希臘人移居。前面已經指出過,有的史學家甚至猜測小亞細亞南岸中部大陸上曾經建立過一個獨立的亞該亞王國。這些都屬於早期海外殖民,是愛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徵的必然結果。
  
多里安人來到以後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來到,大大促進了原來已有相當規模的海外移民。移民的第一個方向是小亞細亞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戰後建立起來的「新亞該亞」地方。亞該亞諸王國先後傾覆的時候,邁錫尼、阿爾哥斯、斯巴達、派婁斯(Pylos)各地亞該亞王侯貴族紛紛移居此地,特洛伊戰役中許多事跡是在這個地區保存下來,以後通過史詩傳誦於世的。移民的第二個方向是小亞細亞西部中部,後來稱為伊奧利亞諸城的地方。那裡的移民的相當部分是從阿提卡(Attica,雅典)出發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時候,阿提卡地區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說:
  
  「希臘其他地方的人,因為戰爭或騷動而被驅逐的時候,其中最有勢力的人逃入雅典,因為雅典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他們變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結果,阿提卡面積太小,不能容納這麼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奧利亞去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3頁)
  
  伊奧利亞最初移民從雅典出發是可信的,因為米利都(Miletus)四個族盟有三個和雅典的名稱相同。在那個地區,希臘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亞(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羅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亞(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島嶼。
  
移民海外的有利國際條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後的移民,顯然是分散的無計劃的。這裡我們要問,為什麼他們竟然沒有碰到當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於海島比較容易,因為海島的「土著」人數少,文明程度又低於希臘人。可是,小亞細亞大陸上居住著文明極發達,組成為強大國家的人民,例如,亞該亞人費了那麼大的力量打下來的特洛伊,考古發掘證明它有整整十二層的鄉村和城市彼此相疊,亞該亞人打下來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層,那已是文明極先進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萬民之王」亞加米農統率全希臘的軍隊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麼能夠分散進行的呢?
  也許可以稱為歷史條件的偶合。小亞細亞內陸,遠古時期有強大的赫梯王國,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澤爾河(古稱哈利斯Halys河)的東面。赫梯王國曾經南下與埃及爭霸於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國大概就是和這個王國結盟的。特洛伊以外,也還有伊奧利亞地區的當地勢力存在,阻礙希臘人的殖民。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時候,赫梯衰落了,希臘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許還是以此為背景的。以後,赫梯王國被亞述帝國滅亡了,而和亞述爭霸的對手有埃及和巴比倫,所以亞述注意中心在南面,並沒有牢牢抓住小亞細亞。多里安人來到,希臘人廣泛殖民於小亞細亞的時候,福裡基亞(Phrygia)王國代赫梯王國興起於小亞細亞,但勢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離海岸較遠。海岸上散處著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許多是克里特的遺民,以及前面提到過的和希臘人種語言接近的加裡亞、裡利格斯等族人。希臘人只要和這些小民族打交道,沒有碰到一個強大王國統一領導下的有組織的抵抗。雖然如此,希臘人殖民於伊奧利亞地區,還是碰到了困難。伊奧利亞是一片富饒遠勝於南北兩端的地方,然而希臘人移民於此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裡還無希臘人的蹤跡。根據考古發掘所得證據,史家推測這是因為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紀那裡存在著一個深受赫梯文明的影響,也許是依附於赫梯王國,以士麥拿(Smyrna)為中心的一個國家。赫梯衰亡了,它還撐持了一個時期,足以抵抗希臘人的殖民。不知道這個國家怎麼消失掉了,希臘人也就移民到那裡去了,不過時期略晚而已。
  這種有利的國際條件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公元前七世紀小亞細亞西側興起了強大的呂底亞王國,王都薩第斯(Sardis)距海岸不過八十公里,從此希臘城市就碰到了麻煩,並逐漸演變成為規模壯闊的希波戰爭。不過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七世紀有四五百年之久,這麼長的時間足夠孕育出一種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並不限於邁錫尼遺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這大概是一些不滿意他們所分得的掠奪品的人,或者因更富於冒險性而繼續泛海前進的人。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島,這還可算是入侵的繼續,但並不以此為止。他們還進入小亞細亞西南角、希臘人早已移居其間的羅陀斯(Rhodes)等島嶼,還在大陸上建立了奈達斯(Cnldus)、哈利加納蘇(Hallcarnassus)等殖民城市。這樣,希臘本土的愛奧裡斯、伊奧利亞、多里斯三個集團就各各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對應部分。公元前八世紀,希臘所謂有史時期開始的時候,所謂的希臘,就已經不光是希臘本土,而是包括愛琴海上諸島嶼與小亞細亞兩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內的了。
  
築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證,認為最初希臘的海外殖民,多數是奪取當地人民原有的居民點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為移民團體的「依附民,常常是農奴」。然而移民團體人數不多,為了防衛當地人民的報復,或者為了防衛不時可以發生的海盜的劫掠,他們必須築城聚居。移民團體也可能選擇某個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設他們的家園,因為同樣的理由,也必須聚居在一起,周圍築城以利防衛。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於覓取新土地。他們到達新地方,總要奪取一片土地或是開闢一片土地分給各個成員,他們基本上是務農的人民。但是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為移民團體的所有成員,至少在最初時候只能不分貴賤聚居在城堡之內,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這是殖民地和本土間的一個巨大差別。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鄉村中、築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宮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難的地方。希臘人最初稱之為「波裡斯」(Polis,這就是後來轉義為城市國家,即城邦那個詞,參見本書前面的介紹)的就是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腳下,後來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臘人最初把這樣的聚居之地稱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稱為「波裡斯」的城堡是有區別的——一種貴賤之間的區別。然而移民團體只好一開始就築城聚居,從一種意義上來說,本土的「波裡斯」和「阿斯托」之間的貴賤區分不再存在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城堡與普通人民原來也並非沒有關係,那是躲避外敵或海盜的侵犯的避難之所。現在,他們身處異邦,他們只好一直住居在這個避難所內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間的區分,就是在這些殖民社會內也長期保留在記憶之中,產生於這些殖民社會中的荷馬史詩,許多輝煌的辭句用來讚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麼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現實終究取代了古老的回憶,高貴的「Polis」一辭終於用來指這些城市。又因為這些築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個獨立社會,各自發展成為獨立國家,「Polis」也就用來指城邦,即城市國家,甚至並非城邦的一般國家了。
  
自立門戶與「分裂繁殖」
  
  一個築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這是容易理解的。這些獨立的社會各自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則有許多複雜的因素,簡單的語源學的解釋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
  我們還記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亞細亞西北角就已經有一個事實上的「新亞該亞」。有利於希臘人殖民擴張的國際環境是,小亞細亞腹地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足以阻止這種分散的無計劃的殖民。使我們不得不反過來設想,假使希臘人能夠把原來的「新亞該亞」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組織起來,集合起來,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同樣的條件豈不是也有利於希臘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難建立一個希臘人征服者高踞於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國嗎?但是歷史並沒有按照這條路線發展。歷史的實際是,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條「分裂繁殖」的路線,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頓下來二三代之後,自己又成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鄰近的甚至遼遠的海島和小亞細亞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結集起來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獨立並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線,原因必定很複雜,其中大部分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了。下面,我們想從殖民動機所決定的各個殖民地的自立門戶,不相統屬的強烈願望,和經濟方面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業發展這兩個方面,對它作一些極不充分的解釋。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移居海外的人,總有些冒險家的氣質。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時期出走的,顯然也因為他們不願屈居於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羅馬人辛尼加對希臘人移居海外的動機作了下述評述,他列舉了移民的各種原因,我們都可以在這些原因上附加一條冒險家氣質的理由。
  
  「有的是遭敵人侵略,城池被毀壞,物品被搶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於內戰而被驅逐出境的;有的是由於人口過多,為了減輕負擔出走的;有的是由於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難以克服的天災而離鄉的;另有一些人則是由於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誇大傳說的誘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
  
  古典時期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還給我們說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更加是「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的自立門戶的強烈願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凱戴孟(Lacedapmon)的鐵拉司(Theras)是卡德謨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羅克利(Procles)的舅父。當這些男孩子還是年幼的時候,他在斯巴達以攝政的身份執掌王權。但是當他的外甥長大並成了國王的時候,鐵拉司既然嘗過執掌最高政權味道,他便受不住再當一名臣民,於是他說他不願再留居拉凱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親族那裡去。……鐵拉司便帶領著三艘三十撓船到(原來稱為卡利斯諾)的島上去……這個島由於他的殖民者鐵拉司的名字而被稱為鐵拉司島……」(Hero.IV,p.147—148)
  
  伯裡的下述評論雖然是針對亞該亞人在特洛伊戰爭前後的移民而說的,對於多里安人入侵以後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來以後,由那裡出發移民新地方的所謂「二次移民」,大體上也是適合的:
  
  「當我們要找出和英雄時代的性格相稱,並且確實以我們所知的那個時代的情景為基礎的(移民的)動機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注意到,這次戰爭(特洛伊之戰)的實際結果是對希臘人來說開闢了小亞細亞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在亞該亞貴族之中,早就感到有這樣一個擴張範圍的需要了。我們已經知道,富有冒險精神而又感到在故鄉沒有他的地位的希臘王侯們已經在靠近加裡亞和呂底亞的羅陀斯和其他島嶼上定居了下來,另一些又怎樣在北面的雷姆諾斯(Lemnos)已經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實上殖民早已開始,殖民不是由於在希臘發生了一般意義的人口過剩,而是由於貴族和王侯家族中發生了人口過剩。」(伯裡:《亞該亞人和特洛伊戰爭》,第II卷第17章)
  
  希臘人這種自立門戶的強烈願望,其實不僅決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擴張路線,也決定了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競爭,相互敵對,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全民族的共同敵人。古代希臘留下來的史料表明,這些城市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重裝步兵戰術多半是在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因為公元前七世紀呂底亞(Lydia)王國興起以前,希臘人沒有碰到過什麼嚴重的外來敵人的進犯。而當國際形勢變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沒有新的海島和海濱可供他們殖民的時候,這些冒險家們寧願去當「蠻邦」如埃及和波斯的僱傭兵。公元前7—6世紀,埃及的賽斯王朝的軍隊中有許多希臘人,公元前五世紀末,爭奪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魯士(Cyrus)向巴比倫進軍的軍隊以一支萬人左右的希臘僱傭軍為主力,當小居魯士戰敗被殺的時候,這支僱傭軍從巴比倫附近長征到達黑海的特拉布松。這個長征故事流傳古代,歷久不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時候,波斯大王的軍隊中,有二三萬人的希臘僱傭軍。公元前四世紀以後,武力、文化、經濟、技術各方面都冠絕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希臘人,一方面長期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這裡用「內戰」一辭,其實是不適當的「現代化」。每一個希臘城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一個城邦內部民主黨和寡頭黨之間的武裝衝突才是嚴格意義的內戰,兩個城邦或兩個城邦集團之間的戰爭,是國際戰爭而不是內戰。現代國際法中的戰爭和平法,是從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的國際慣例中演化出來的。),一方面出去當「蠻邦」的僱傭兵,結果要由蠻邦的馬其頓來結集希臘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這次征服還沒有造成希臘人的民族統一,以致要由「蠻族」拉丁人的一個城邦羅馬來統一地中海世界,統一地中海的「希臘社會」。不過這已經扯得太遠了……
  
經濟發展和發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尋找可以安家落戶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業。但是聚居於一個城市中的獨立社會勢必要謀求經濟上的「自給」,因而除農業以外必定要發展必要的手工業,要作對外的商品交換。一旦商業和手工業發展起來,交換範圍的擴大簡直是沒有限制的。而古時小亞細亞這個地方的狀況,又十分有利於希臘人城市的工商業的發展。小亞細亞東部是赫梯的舊壤,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傳播到那裡為時很早,冶鐵技術大概首先發源於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時,地中海世界已進入鐵器時代),包括冶金技術在內的工業技術十分發達。希臘移民,通過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徑,在小亞細亞廣泛吸收了先進的古代巴比倫文明,有助於它們的手工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海濱的殖民城市背後有廣闊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業原料,可以用工業品交換糧食,而且還據有發展海上貿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貿易,早在克里特時代已經開始,邁錫尼衰落之後,腓尼基人繼起販運其間。當希臘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來的時候,星羅棋布的希臘人海外殖民地事實上組成了一個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商站網,這些條件,使多數希臘殖民城市走上農工商業兼營的道路。農業是他們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資料的行業,工商業發展以後,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因為無論哪個城市,某種程度的糧食自給總是十分必要的。不過,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島,後來大種葡萄,釀酒出口了。工業,有鋼鐵製造業,陶器,紡織,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為著名。商業的擴展尤為積極,因為開通新商路,尋求新的市場和新的原料來源,是市場經濟獲得新發展的首要條件。
  這是推動希臘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線的第二個因素。開闢新商業,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這些商站是財富集中之地,必需築壘據守,以防劫掠。這些新商站是商業殖民城市有計劃派人建立的,在當地人民軟弱可欺的情況下,或在當地人民文化落後,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幫助他們輸出土產交換精巧工業品,交換葡萄酒,橄欖油等「珍貴物品」,得到他們歡迎的狀況下,很快又形成為一個新的希臘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並不缺乏熱烈願望出去碰碰運氣的冒險家,這些人又是母邦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難領導」的頑梗不化分子,他們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內的擾亂因素,「分裂繁殖」於是愈來愈成為希臘擴張的基本方式了。
  
「二次殖民」
  
  這就是由希臘海外殖民城邦出發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結合當時地中海地區的國際狀況,綜述二次殖民的過程如下:
  
  「最初的希臘殖民地很早就在它們緊鄰地區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愛阿蘇斯(Iasos),庫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於鄰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島。小亞細亞西邊的愛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馬爾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裡亞(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時代(公元前九世紀)以前都已經被佔領了。(小亞細亞)南岸……羅陀斯島以西的地方直到西裡西亞-西普裡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團諸城市出現以前,我們沒有碰到最初的希臘殖民地,但是,看起來在旁非利亞(Pamphylia )諸城市中有過希臘人商站性質的居留地,諸如法國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稱來看,那裡的居民還是當地人佔居支配地位,西裡西亞一些城市如塔爾蘇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較遠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臘城市與其港口間的距離為遠的(如科羅封colophon 之距諾丁姆Notium)我們只聽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爾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馬格尼西亞(Magne-sia)的和特拉裡斯(Tralles)兩城自稱和任何海濱殖民地同樣古老,另一個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馬格尼西亞(Magnesla)亦然。
  下一步希臘人繼續殖民,目標指向(小亞細亞)南岸。庫梅據說是第一個成了「異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亞旁邊,但是馬上喪失給蠻族人了。羅陀斯在呂西亞(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兩個小商站,並和某些不知來源的多里安人聯合起來殖民於西裡西亞的蘇利(Soli),塞莫斯(Samos)佔領了西部西裡西亞的乃吉達斯(Negidos)和西倫德裡斯(Celenderis)。人們對這些地區所抱希望似乎僅限於此,……亞述的薩爾貢(公元前八世紀後期)的一個記載,吹噓他們的艦隊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魚一樣地驅逐和捕獲了賈凡(Javan 按即伊奧利亞Ionia)人的船隻,把和平給了西裡西亞和推羅,也許這裡透露出來了阻力是夠大的。
  敘利亞和埃及海岸對海外來的殖民者事實上是關門的;但是我們發現公元前720年有一個希臘人(Yawani)統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諾克拉底(Nancratis)這個各地希臘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時間在公元前六世紀初)以前,有一個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設立在康洛庇克尼爾(Cano-picNile)最靠近海邊的某個地方了。
  除掉持續不斷地努力抓住埃及貿易而外,米利都這個亞洲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來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轉向北面。……在那裡,它預料碰不到任何認真的競爭對手,……所有的海岸都敞開著大門。……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擁有海上霸權達十八年之久,這必定用來標誌它的令人驚愕的擴張努力的開始的,米利都在這次擴張中,最後(根據一個很可能是過甚其詞的傳統說法)在小亞細亞的北岸建立了70個以上的殖民點。這次海上霸權的時間,攸西布伊斯定為公元前八世紀後半,看起來沒有充分理由把它轉到別的時候去。」(荷格斯:《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第II 卷第20 章,HellenicSettlementin Asia Minor,by D.G.garth,ch.XX,vol.II,c.a.h.)
  
  總之,到公元前八世紀前半為止,希臘本土還處在從黑暗時代開始甦醒過來的時候,小亞細亞諸殖民城市,在其鄰近地域,以及遠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積極的殖民擴張,已經有好幾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紀為止,小亞細亞西岸,包括原來北端的愛奧裡斯,中部的伊奧利亞,南部的多里安三個區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來愈多;小亞細亞南岸,迤南敘利亞海濱,希臘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亞述帝國和其他勢力阻擋住了,從此以後,那裡一直是希臘人進不去的禁區。而且,從推羅、西頓出發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為希臘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勢力的激烈的競爭對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為主建立了一個希臘人的商站城市諾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臘僱傭軍有密切關係。這個時期希臘殖民擴張的最大成就是開闢了黑海航路,從此在達達尼爾、博斯福魯兩海峽的兩岸,在馬爾馬拉海(Mar-mora,希臘人稱之為Propontis,意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東三面海岸,逐漸佈滿了希臘人的殖民地。就中建立在今蘇聯的克里米亞和諾曼兩半島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糧食輸出到希臘去的重要商業中心,對此後希臘的經濟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個時期以後,希臘人也大規模向西、向南殖民,因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臘本土諸國,推動殖民的因素更為複雜。
  
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關係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規模和速度是令人驚訝的。如果米利都確實如傳統史料所稱的建立了70多個殖民者,即使設想這是延續二三百年殖民活動的結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孫邦」在內,這個數目也是十分可觀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當然不會全部來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來的希臘人,不過這種規模可驚的移民必定也抽乾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必定會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覺不足,它會促使各城邦加緊同化它們統治的非希臘血統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農奴的社會地位逐漸上升,並使其間的界限逐漸混滅,這對新國家內醞釀出來的新政制必定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我們雖然沒有聽到這個期間希臘本土諸邦有什麼殖民活動,但是小亞細亞的殖民擴張必定也為希臘本土「過剩人口」開闢了出路。這一點,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經濟發展一樣,不斷對希臘本土諸邦的經濟和政治發生深刻的影響;下一節我們還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擴張的重大後果之一,是無法在為數日趨眾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國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賴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夠多的居民,建成一個自給的獨立的社會,它就組成為一個獨立於母邦之外的國家了。荷格斯說,古代希臘作家所稱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權達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動最迅猛的時期的標誌,看起來是恰當的解釋。因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為無助於母邦的政治軍事威力的獨立國家,所謂米利都的海上霸權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東西。公元前七世紀開始米利都經常受到呂底亞王國的軍事侵略,直到公元前五世紀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為止,沒有聽到它所建立的諸殖民城邦對它的抵抗外敵侵略作過什麼幫助。
  事情還不止於此。殖民地還會和它的母邦打起仗來。修昔底德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間的戰爭。此事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後期,時間已經很晚了,不過當時的「國際慣例」無疑是公元前十世紀以後小亞細亞諸邦之間的關係流傳下來的,摘錄修昔底德書中的片斷材料,可以有助於我們瞭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間的關係。
  科西拉的使節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說:
  
  「如果一個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話,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時候,它才對母邦疏遠。派到國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國的人的奴隸,而是他們的平輩……」(《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8頁)
  
  科林斯的使節在同一個會上說:
  
  「(科西拉人)說,他們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來受虐侍的。我們說,我們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來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們的領導權,並且要他們表示適當的禮貌。」(同上書,第31頁)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節日賽會時(指在科林斯地峽舉行的賽會)沒有給予科林斯人以特權和榮譽(指殖民地向母國呈獻的犧牲,派遣代表參加科林斯人的節日典禮等);在祭神的時候,也沒有給予科林斯人應有的便利。他們輕視他們的母邦,自稱他們的金融勢力可以和希臘最富裕的國家匹敵,而他們的軍力大於科林斯……」(同上書,第22頁)
  
  可見,所謂殖民地對於母邦的尊敬,不過是一些宗教禮儀上的細節,所謂母邦的領導權,也決不是政治軍事上對殖民地的支配權。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輩,母邦和殖民地之間,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結成什麼政治集團。政治集團的分合,完全取決於各邦之間的實際利害關係,與母邦子邦關係是不相干的。母邦派遣殖民地當然不會沒有實際利益可得,最大的好處是新殖民地會擴大母邦的商業,有助於母邦經濟的發展。有些西方史家認為,公元前六世紀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錢給呂底亞王國的廣植黨羽謀求繼位的一個王子。無論如何,小亞細亞諸城邦在幾百年的經濟發展中必定已經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貧窮的,有在豪富莊園中當短工的流浪漢(《奧德賽》卷十八),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大概還大大高於希臘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紀雅典的「六一農」(見本書第五章)。經濟上繁榮富裕的一群工商業城市,好像密縫於「蠻邦」原野這大片織錦上的花邊(羅馬時代的作家西塞祿的描繪),然而沒有結合成為軍事上足以自衛的集團,也沒有任何城邦足以成為團結的中心,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臘城邦群的狀況。
  
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
  
  在以上的敘述中,盛行於希臘城邦的自治自給這兩個要素,已經躍然可見了。這些自治與自給的城市國家的政體會擺脫血族基礎,轉而以契約為基礎,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脫因比(Toynbee)說:
  
  「海上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簡單的情況:在海上遷移中,移民的社會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後才能離開家鄉,到了航程終了的時候再打開行囊。所有各種工具——人與財產、技術、制度與觀念——都不能違背這個規律。凡是不能經受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須留在家裡,而許多東西——不僅是物質的——只要攜帶出走,就說不定必須拆散,而以後也許再也不能復原了。在航程終了打開包裹的時候,有許多東西會變成飽經滄桑的,另一種豐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遷移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裡的血族關係。一艘船只能裝一船人,而為了安全的緣故,如果有許多船同時出發到異鄉去建立新的家鄉,很可能包括許多不同地方的人——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在陸地上可能是整個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雜物全裝在牛車上一塊兒出發,在大地上以蝸牛的速度緩緩前進。
  「跨海遷移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原始社會制度的萎縮,這種制度大概是一種沒有分化的社會生活的最高表現,它這時還沒有由於明晰的社會意識而在經濟、政治、宗教和藝術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組織形式。……」(Toynbee,p,129)
  
  脫因比在這裡用「萎縮」一詞是恰當的。因為我們知道,殖民城邦並不是沒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這一類組織,而且大家知道它們的政制基本上是貴族政治。氏族、族盟、貴族,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國家原有的東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內容,就知道相同的不過是名稱,內容已經完全變了。
  下引格爾頓乃爾(Gardener)闡釋是說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臘本土,格爾頓乃爾文中所說「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亞該亞人進入希臘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經把血族關係的族盟改變成為「戰友關係」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來解釋希臘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當的。
  
  「在歷史時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臘國家共同採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於十二個族盟或「兄弟集團」(Brotherhoods)之間。這些族盟看來起源於自願的結合,首先由於戰爭中的夥伴關係組成……在大移民以後比較安定的時代,它……長期保存了下來,它的成員,在保衛生命和財產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並不是族盟的組成部分。通例,每個氏族的成員並不全部屬於同一個族盟,而是十分無規則地分佈於多個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質的宗派組合……
  「氏族的真正性質是不難找到的。在早期社會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離開來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貴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產的所有主最終結合成為貴族階級,於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貴族的組織,……氏族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維護名門和豪富的世裔……」(格爾頓乃爾:《早期雅典》,第111 卷第23 章,EarlyAthens,byGardeller,ch.23,vol. III c.a.h)
  
  「原始社會萎縮」必定會使新的殖民城邦採取不同於在血族基礎上長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脫因比的說法,新制度的原則,要「以契約為基礎」。
  
  「跨海遷移的苦難所產生的一個成果……是在政治方面。這種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為基礎,而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在希臘的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們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在他們登陸以後好不容易佔據了一塊地方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把那種關係保存下來,這時……同夥的感情會超過血族的感情,而選擇一個可靠領袖的辦法也會代替習慣傳統。」(Toynbee,P.132)
  
  說到「以契約為基礎」,我們不免想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而脫因比之採用「以契約為基礎」這種說法,顯然也是有盧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們決不可以把古史現代化。希臘殖民城邦政體雖勢必不能不以契約為基礎,初期,他們還不能不採用他們所熟悉的王政形式,從王政向前演變,第一步只走到貴族的「權門政治」,達到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
  
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貴族階級
  
  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開始時似乎都有國王。這是因為他們在新地方建立新國家所能傚法的楷模,還只能是他們所熟習的舊制度。另一方面,也因為有些城邦開始時希臘人還居少數,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漸增加上來,和當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時候,這些城邦才徹底「希臘化」了。所以,伊奧利亞諸殖民城邦、國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後裔,或是呂西亞(Lycia)的格蘭西都(G1ancldae)世系,後者也許是在希臘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權力的。有許多城邦,因為沒有舊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創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襲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lis)和厄立特利亞(Erythrae)即其實例。但是一旦這些城邦希臘化了,王政就有名無實,實際上成了貴族階級的階級統治了。這一點,反映於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此書卷六,奧德賽飄流到斯客裡亞(Scheria)島,此島由瑙西都斯帶領一批被圓目巨人(Cecrops)侵擾的人民跨海移入,築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國家。瑙西都斯是該國的第一個國王,奧德賽到達時,已由他的兒子阿爾刻瑙斯繼位了。但是「那裡有一個由十二個貴人組成的議事會,做瑙西都斯的兒子阿爾客瑙斯王的顧問。那裡有一個大會集會的公共場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於此,但不是來投票,而是來看遠方來客奧德賽的」。
  新國家的貴族是些什麼人呢?
  
  『在王政下面,區別於人數更多的非希臘本地人的全體希臘人,構成貴族階級。根據六世紀米利都的歷史,可以推測他們之間的區別。在王政傾覆之後很久還繼續存在,本地人的徹底希臘化並沒有能夠消除這種痕跡。
  「不過當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臘人的連續移入,使得希臘人貴族很快變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數的時候,他們內部又出現了新的差別。有一些小小的集群獲得了權力和特殊地位,並把它掌握在手來對抗其餘的希臘人。伊奧利亞諸城邦的最初歷史,記載著那裡的希臘人階級早已分化為擁有土地的一批寡頭,和無特權而又心懷不平的潛在的民主主義者了。」(荷格斯:《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第11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Minor,by D. G. Hogarth,ch.20,vol.II,c.a.h.)
  
  顯然,在這樣的新國家中,王權是毫無基礎的,國王原來就沒有任何神授的權威,他不過是貴族階級中顯要的一員,用不到什麼革命和政變,王權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們中國人熟悉我們幾千年的皇朝政治,我們從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於中世紀歐洲的王權要經過怎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震盪才最後消滅掉。當我們初讀希臘史的時候,對於他們遠古的王權怎麼會「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這種和平消失的過程,放在海外城邦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就不是什麼怪事——希臘本土諸邦王權的和平消失,原來是起源於小亞細亞殖民城邦的一種時代風尚。小亞細亞是當時希臘世界最先進最文明的地方,處在逐漸「現代化」過程中的希臘本土諸邦要追隨這種風尚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貴族世裔的門閥政治
  
  在這樣的新國家中,政權掌握在組成為政治上的階級的貴族手中。這種貴族政治不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所說的:「公民的多數決議……總是最後的裁斷,具有最高的權威」,只不過因為選任執政人員的種種限制,使當權者是貴族階級的那種貴族政治,這是希臘人稱為權門政治(Dynasteia)的那種寡頭政體。一批貴族門閥世世代代處在當權地位,最高政權機構是元老院或議事會,元老院或議事會成員是終身職,補缺選任並不通過什麼公民大會或自由民大會選舉,而是根據元老院或議事會自己的決議,從貴族門閥中挑選任命的。自由民大會或者只召集來聽傳達,無權議事,或者名存實亡,久不召開。一切政務都由這個元老院或議事會決定,這是一種真正貴族階級的貴族專政。阿德科克說:
  
  「城邦據以建立起來的憲法結構是貴族政治。當生活安定下來的時候,個人領導權讓位給一個階級的穩定的影響力量,在海外,這個階級有時候是親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權力的最初移民。……當王權日益縮小最後消滅的時候,古老的自由人大會也消失不見或不起什麼作用了。國家是能夠自由自在為之服務的人的財產。政府的主要機構是議事會,它或者是貴族的一個核心集團,或者是整個特權公民。取代了君主政體這個集團的團結一致予人以強烈的印象。凡是抱負非常,因而下願屈從這種城邦生活體制的秩序的人,可以離開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貴族們並不是閒住在狹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們要在議事廳內學會成為議事會內的同僚。執政官們通常是他們的下屬,因為議事會成員一般是終身職務;而議事會的穩定的影響力量則控制著國家,同時,在一個依靠世代相傳以智慧為生的時代中,經驗是聚集在其中的各個儕輩身上的。在早期希臘史上傑出的人物並不多見,並不是因為歷史記載的缺乏,而是因為,只要沒有新的力量來擾亂它,城邦不要那些適合於它的有秩序生活體制的大人物也是過得去的,國家高於它的統治者……
  「希臘國家的本質在於國家是一個階級的國家,『憲法就是統治階級』,國家是圍在一個小圈子裡面的。這就是貴族政治的遺產……」(《希臘城邦的興起》,TheGrowthofGreekCity-states)
  
  梅因在論及王權之遞嬗為貴族政治時說:
  
  「1.英雄時代的王權,部分地依靠神所賦予的特權,部分地依靠擁有出類拔革的體力勇敢和智慧。逐漸把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的印象開始淡薄,當一系列的世襲國王中產生了柔弱無能的人,王家的權力就開始削弱,並且終於讓位於貴族統治。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應用革命的術語,則我們可以說,王位是被荷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寫的領袖議會所篡奪了。無論如何,在歐洲各地,這時已從國王統治時代轉變到一個寡頭政治時代,即使在名義上君主職能還沒有絕對消失,然而王權已經縮小到只剩下一個暗影。他成為只是一個世襲將軍,像在拉凱戴孟,只是一個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臘,意大利和小亞細亞,統治階級似乎一般都是包括著由一種假定的血緣關係結合在一起的許多家族,他們雖然在開始時似乎都主張有一種神聖的性質,但他們的力量在實際上並不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神聖性。除非他們過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們都會走向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一種貴族政治。
  在更遠一些的亞洲國家,社會所遭遇的變革,在時間上,當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臘所發生的這些革命早得多;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對地位,則似乎是完全一樣的,並且在一般性質上,它們也似乎是極端相似的。有些證據證明,後來結合在波斯王朝統治下的各個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島上的各個民族,都有其英雄時代和貴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們那裡,分別產生了軍事的寡頭政治和宗教的寡頭政治,而國王的地位則一般沒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發展過程相反,在東方,宗教因素有勝過軍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傾向。在國王和僧侶階級之間,軍事的和民事的貴族政治消失了,滅絕了,或者微不足道;我們所看到的最後結果,是一個君主享有大權,但是受到了祭司階級的特權的拘束。在東方,貴族政治成為宗教的;而在西方,貴族政治成為民事的,或政治的,雖然有著這些區別,在一個英雄國王歷史時代的後面跟著來了一個貴族政治的歷史時代,這樣一個命題是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縱然並不對於全人類都是如此,但無論如何,對於印度-歐羅巴(Indo-European)系各國是一概可以適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譯本,第6—7頁)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臘,羅馬,吠陀時代的印度,埃及,巴比倫,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後的歐洲。真的,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對於西方史家來說,是最現成的根據,甚至日本也部分適用。就是對於中國完全不適用——不,對於春秋戰國時代還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真是中國史定型的關鍵時代。
  必須注意,所謂希臘城邦的貴族政治,並不是傑出的一二個貴族的「人治」,它是合議制的,它會發展出一套貴族這個階級內部的民主慣例,從而必須逐步建立起一套規章制度,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淵源,總之,這是「法治」。而且,既然「國家高於它的統治者」,必然就會體現為作為階級意志的法律高於個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為法,後王所定者為令」一樣,只體現個別統治者的意志的東西了。
  那麼,王又怎樣呢?
  當形式上的王政還繼續存在的時候,王不過是貴族階級中比較顯要的一員,他沒有實權,更沒有特權,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職務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這種「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的地位也沒有維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庫梅的王政至少繼續到公元前八世紀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於此時之前。王政消失以後,王(巴西琉斯)的名義往往還保存著,它屬於一個王室後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貴族中的一員。在米利都發現的,屬於公元前六世紀的一個銘文,記載某次祭典,說到「王參加了這次奉獻犧牲的祭典,但是他沒有比歌隊中的其他人員分到更多的『胙肉』」。這種情形,以後也見於希臘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紀後,希臘的執政官九人團中,次於首席執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職務是祭儀執政官,他擔任祭司和處理宗教事務。
  拿這種貴族政治和我國春秋諸國的「世卿政治」比較一下,也是饒有興趣的。春秋時代的「世卿政治」當然是貴族政治,但不是組成為一個階級的貴族用「法治」來行使的政治統治,它是幾個貴族世裔,或貴族中傑出人物的「人治」,同時,「世卿政治」下,國君仍然保持著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論上他可以隨時親掌政權。這種「世卿政治」,在中國史上是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然後通過激烈的兼併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皇朝而最終結束了的。希臘的貴族政治性質與此不同,歷史上說,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過渡階段。歷史條件不同,發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樣了。
  
官制與兵制
  
  貴族專政下的「官制」如何,從古代文獻碑銘中應能找到若干具體材料,可惜我的涉獵範圍十分狹隘,無法舉出什麼直接史料。雖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議事會成員一般是終身職務」,「執政官們通常是他們的下屬」兩語,還可以給我們某些啟發。
  這種「官制」,也見於共和羅馬。共和羅馬元老院成員都是終身職,執政官和其他高級行政官員由「百人團民會」選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們雖是民選的,實際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級官員最終還是參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員事實上又同樣是從那些元老中選出來的」(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第131頁)。共和羅馬的官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希臘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說不定羅馬這種官制還是從希臘人那裡學來的。可以設想有一個貴族寡頭組成的議事會,它掌握全部政權,其中成員全是終身職務。行政官員任職期限有定,無論他們的選任是否通過人民大會,事實上,這種職務由議事會中的成員輪流擔任,並對議事會負責,這些貴族們的執掌政權是為了保衛本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是富有的,所以他們的職務全是義務職,不向國家領取報酬。
  關於兵制,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
  
  「在古希臘,繼君主政權之後發生的政體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團體實際上完全由戰士組成。其始,都是騎士。軍事實力和戰陣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騎隊身上……」(《政治學》:第213頁)
  「在古代,擅長以騎兵制勝的城邦常常為寡頭政體,就因為戰馬畜於富饒的著名家族。這些寡頭城邦慣常用騎兵和鄰邦作戰,我們可舉愛勒特裡亞(Etetria)、(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馬格尼西亞(Magnesiaad Meander)以及小亞細亞其他許多城邦為例。」(同上書,第181頁)
  
  城邦的自治和自給決定它的兵制一開始就必須是「公民軍制」。貴族寡頭政制時代,不論城邦居民多少,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轉意為「人民」)是貴族,所以它的軍隊主要由騎兵組成。
  
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
  
  殖民城邦從主要務農逐步變化為農工商業兼營,其中有一些還變成以工商業為主,並且還發生了規模壯闊的「二次殖民」,社會階級關係自然也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簡略提到了。大體說來,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來是依附民或農奴身份,在漫長的世代中,他們在語言風尚上希臘化了,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們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這些自由民,連同希臘本土來的新移民,構成城邦的非貴族的平民大眾,照阿德科克的說法,他們是「心懷不滿的潛在民主主義者」。在希臘本土,非貴族的平民大眾,是僭主推翻貴族寡頭政體所依靠的力量,他們以後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體(參見本書第五章)。在小亞細亞,外敵的侵犯打斷了事變的進程,僭主上台固然依靠他們,建立民主政體卻在希波戰爭勝利之後,僭主的傾覆,外來的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會發生購買奴隸的需要;販賣貿易會成為海上貿易的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蠻族」諸部落間經常發生自相殘殺的戰爭,「蠻族」的酋長很快就會懂得拿戰爭中的俘虜交換精巧的工藝品和葡萄酒、橄欖油之類的東西,希臘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買到「家奴」,這是希臘奴隸制的開始。公元前八世紀以前小亞細亞諸城邦也許已經用買來的奴隸從事手工業生產,《奧德賽》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線的、織布的奴隸,但是,在農莊中「搬石頭,起圍牆,種大樹」的苦工,是外來的流浪漢(也許是從希臘本土新來的貧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買來的奴隸,從多種證據來說,我們可以有信心地判斷,在那時候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中奴隸制度還剛開始萌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隸制盛行於希臘,已經是希波戰爭以後的事情了。
  
希臘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經確立起來了。一個穩定的保守的貴族議事會統治下的城邦,距離「主權在民」還有一段距離,不過,促成「主權在民」的條件也已經近在手邊了。
  從貴族寡頭政制轉向民主政治這個偉大政治變革的舞台卻不在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因為公元前七世紀呂底亞王國的興起,以及它對小亞細亞諸城邦的軍事侵略打斷了那裡的事變進程。這個政治變革的舞台是在希臘本土,其間有一個中間環節,即經濟發展的浪潮從小亞細亞影響本土,使本土幾個主要國家先是城邦化了並且集團化了,然後,同樣的經濟發展又引起了那裡「主權在民」的政治變革。下面兩節,我們將扼要介紹這個過程。
  這就是說,從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文明的中心又從小亞細亞移回希臘本土了,古典時期希臘史上幾次著名的歷史事變,如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等中心都在希臘本土——公元前7世紀,希臘本土的黑暗時代結束了,發源於小亞細亞的新文化新政制,開花結果都在希臘本土,小亞細亞諸城邦以後愈來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紀以前小亞細亞這個中心,不僅發展出來了新政制——城邦制度,發展出來了興盛的海上貿易和城市手工業,也發展出來了新的文化。(現在的希臘字母表創造於公元前8世紀。拉丁字母表是當時尚未統一的一種希臘字母表略加變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借字母表為基礎的。)據傳說,荷馬是基俄斯人,荷馬的史詩寫作於小亞細亞,最初也傳誦於小亞細亞。早期的著名的希臘詩人阿基洛古(Archllochus)是佩洛斯(Paros)島人,薩福(Sappho)和阿爾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島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擺脫氏族意識的傳統,抒發個人自由和個人獨立自主情緒的抒情詩,和史詩一樣都發源於小亞細亞。這些詩作,和公元前八世紀希臘本土彼奧提亞詩人希西阿的《勞動與時令》一樣,代表「希臘文藝創作的已經很高的發展階段」(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201 頁)。最早的希臘哲學是伊奧利亞自然哲學,有泰勒斯(Thales)為首的米利都學派,此外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生於薩摩斯,赫拉克利圖(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可斯(Kos)人。他們雖然都生於公元前6世紀及其以後小亞細亞殖民城邦衰落的時代,然而學術上的創造發明總要有長期的積累,公元前6世紀以後小亞細亞諸城邦思想家和學者輩出,正證明了前一個時期小亞細亞這個文明中心在歷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雅典成為希臘文明的中心,已經是公元前5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希臘的學術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於東方的色彩,這顯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樣,是它的獨特歷史環境的產物。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兩者,又是互相影響的。不過這是一個專門的問題,對此,下面還要略加探討。
  
  
第四章 希臘本土的城邦化與集團化
  
希臘本土政治演變的多種類型
  
  已經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後,直到公元前8世紀為止,希臘本土是處在「黑暗時代」之中。這個時期本土各邦的歷史演變,有不少史料留傳下來,其中例如雅典,因為是後來希臘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臘的作家對它遠古的歷史就作過不少研究,晚近還發現了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殘篇。但是,所有留傳下來的史料,都分屬各邦,綜合的史料是沒有的。尤其是要探討希臘本土諸邦歷史演變受到了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怎樣的影響,影響的具體過程又如何,材料特別缺乏,多年只能根據相關的史實作一些推測而已。
  無論如何,影響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響是深刻的。在通觀公元前八世紀以後到古典時代希臘各邦歷史演變的過程之後,我們可以相信,這種影響:(一)首先見於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別便利的科林斯地峽上的科林斯、麥加拉(Megara)、西息溫(Sicyon);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Cha1cis)、愛勒特裡亞(Eretria)和薩洛尼克灣中小島埃吉納。它們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業城邦,它們的領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領土不見得比小亞細亞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過是一個城市及其附郭的規模。(二)除這些最早受到影響也變得最快的城邦以外,還有第二類國家,原是一片農業地區,有不相統屬的小巴西琉斯各據城堡,分立割據,在黑暗時代中統一起來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單個城市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為若干自治城市所組成的聯盟。這種類型的演變方式在希臘本土發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奧提亞、洛克裡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後期(這裡所謂後期,時間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紀,甚至還要晚些,那已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以後了)的阿爾卡迪亞(Arcadia)、亞該亞(Achoea)、埃托利亞(Aetolia)都屬於這一類。(三)斯巴達和特薩利亞屬於另一個類型,那裡一直存在著農奴階級,「邊區居民」和貴族階級或特權公民之間的嚴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這兩個國家又都是領土廣闊,嚴格說來,它們都是領土國家。然而它們的政制在某些方面還是城邦化了的,不過它們的經濟條件和歷史傳統使它們不可能徹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還有介於二三兩種類型之間的國家,至少可以舉出一個阿爾哥斯。它的演變過程後面也要約略提到。
  希臘本土無論如何狹小,總是具有內陸縱深的地區,它的天然條件決不可以和「綴在蠻邦原野這片織錦」上的「花邊」——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諸國的城邦化多半同時又是某種程度的集團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通觀希臘史,我們就會感覺到,多中心的希臘幸虧有這種集團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則的話,成串的富裕的濱海工商業城市,等不到羅馬的征服,就會聽令東方大帝國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無抵抗力量了。
  希臘本土政制演變的一個環節,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紀前後幾乎都已完成。亞里士多德解釋此種變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體)所以適於古代,由於那時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諸王都曾對人民積有功德,同時少數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對世人全無恩澤,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擁戴。隨後,有同樣才德的人增多了,他們不甘心受制於一人,要求共同參加治理,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政體。」(《政治學》,第165頁)
  
  亞里士多德上面這段話是政治學,也是史論,它確實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臘人的自由精神,雖然據說他搜集過一百多個希臘城邦政制史作過研究,我還寧願從脫因比之說:立憲政體,「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淵源於小亞細亞傳佈到希臘本土。唯有在這種先例影響之下,貴族階級起來消滅王政成為時代風尚,這種和平過渡才得以實現。一個著名的傳統的故事似乎可以證明脫因比的看法。歷史時代希臘諸邦保存王制的僅有的例子是斯巴達,但是斯巴達的王的權利,在所謂來庫古(Lycurgus)立法和監察委員會取得巨大權力以後,削弱到僅僅保持出征時統帥軍隊的程度,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普魯塔克(Plutarch)說,當時斯巴達兩王之一、色奧龐波(Theopompus)的王后,譴責他所能留給後代的王權少於他從前王留傳下來的權力,色奧龐波王回答說:「不對,我留下來的比從前更多,因為從此王權可以保持的更為久遠」(普魯塔克:《來庫古傳》)。色奧龐波這樣回答,顯然因為他看到時代潮流不允許古代的王制繼續存在下去。不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風尚影響本土的具體過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也許已經漫不可考了。
  
科林斯等國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過程雖已漫不可考,本土諸國城邦化的第一個衝擊因素,是東邊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殖民運動的影響,似乎確有證據。最先受到這種影響的第一種類型諸國,今以科林斯為例,略加介紹。
  科林斯是多里安人在入侵中建立起來的小國家,被征服的邁錫尼遺民淪為農奴,它兩面臨海,領土面積不到八百平方公里(縱橫不到60華里)。它的第一代多里安國王名阿乃提斯(Aletes),歷代國王的名字被保存在古代的編年史中。公元前8世紀時,王政結束,貴族政制代之興起。當時貴族世裔,都自稱是第五代國王的後裔,這些貴族世裔互相通婚,並嚴禁族外通婚。公元前7世紀,開始出現一種美麗的自然主義風格的科林斯陶瓶,它以精美聞名於整個希臘世界,多里安人入侵以後長期盛行的幾何圖紋陶瓶從此逐漸消失。此種陶瓶,據考證是在西息溫(科林斯鄰邦,比科林斯領土還要小得多)製造,由科林斯出口的。科林斯兩面臨海,從薩洛尼克灣出愛琴海;從科林斯灣西去,沿希臘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現代又稱為科孚島),越過奧特朗托海峽到達意大利半島南端的靴跟,公海的航程不過七八十公里。這樣優越的海上交通條件,加以邁錫尼時代海權的遺風,它進入海外貿易為時必定很早。歷史記載它的最早的著名的海外活動,是貴族領頭的西向移民,公元前734年,貴族世裔的阿基阿斯(Archias)成為西西里島上敘拉古(Syracuse)城的建城者;同一貴族世裔的刻西克拉提斯(Chersicrates)率領移民開闢克基拉島殖民地,傳統說他們移居的動機是尋找更多的土地。即使我們相信傳統的說法,同意商業動機並不是最初移居的目的,無論如何它是受到了東邊的影響的。
  
  「……(科林斯的)詩人厄米倫斯(Enmelens,屬於王裔貴族)……的時代被定為8世紀中期,如果這是可以接受的話,他的詩作殘篇令人注意地指明了伊奧利亞文化的流入,這不僅因為他的詩模仿伊奧利亞史詩的方法和形式,也因為詩內表明了他對米利都發現黑海一事的興趣」。(瓦德-吉裡:《多里安城邦的興起》,第111卷第22章,TheGrowthofDorianSt-ates,by H.J.Wade-gery,ch.22,vol.III,c.a.h.)
  
  我們似乎可以據此推測,這個在多里安人入侵中建立的小王國,在海外城邦的影響之下,逐漸發展海上貿易和手工業,這使得它工商業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動了貴族階級的「現代化」。他們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貴族專政的城邦,並領頭殖民於海外。不過到此為止,他們內部土地貴族和被征服人民後裔的農奴之間的矛盾還未解決,「城邦化」還未完成,這一任務是由後來的「僭主」來完成的。
  科林斯以外,上面列舉的其他第一批工商業城邦的情況各有不同,演變過程大體類似。卡爾西斯居民都是伊奧利亞人,內部矛盾不顯著,它的冶金工業發展較早,後來有銅礦城之稱,它的海外殖民在歷史上極為著名,它首先殖民於西西里島上,建立了納克索斯(Naxos)城,它還在今希臘北部薩洛尼克城南面的卡爾西狄克(Chalcidic)半島建立了32個殖民城市,半島即以此城得名。麥加拉、西息溫兩城後來也經歷了一段僭主政治統治時期。麥加拉是西西里島上麥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1aea)、博斯福魯海峽西岸拜占庭(後來東羅馬帝國首都,今屬土耳其,名伊斯坦布爾)及該城海峽對面的卡爾西頓(Chalcedon)的殖民母邦。埃吉納(Aegina)這個海島城邦以海上貿易著名,雅典興起以前,它在愛琴海上擁有強大勢力。
  這裡順便要提到一個極有趣味的事情。優卑亞島上一個小公社名為庫邁的,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期在意大利今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個希臘殖民地,也稱為庫邁。此地距離羅馬不足200公里,它是希臘文明輸入拉丁地區的前哨。史料證明,公元前6世紀伊達拉裡亞(Eiruria)統治拉丁地區以前,梯伯河以南完全處於希臘文明影響之下,而現在通用的拉丁字母表,基本上就是卡爾西斯的希臘字母表(當時希臘各地文字極不統一),有一點變化,但變化很小。緊鄰庫邁的凱彭尼昂(Campanion)地區,有些公社的希臘化十分徹底,以致後來的古物收藏家把羅拉(No1a)、阿貝拉(Abe-lla)和法利遜(Falisan)等城市,看作在某種意義上是卡爾西斯的城市。這是羅馬文明淵源於希臘文明的強有力的具體證據,城邦羅馬的政制是從希臘城邦學來的,從這裡也可以得到間接的證明。
  
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的僭主政治
  
  第一類型諸國,卡爾西斯,愛勒特裡亞未受多里安人征服,埃吉納是多里安人移居的小島,都沒有被征服人民苗裔的農奴。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是多里安人征服邁錫尼的舊壤,被征服人民世世代代是多里安人的農奴。這幾個小邦猛烈發展工商業,還大規模移民海外,完全可以想像,那裡非貴族的自由民中會出現因工商業致富的暴發戶,然而政權掌握在貴族手裡,他們是被排擠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守舊的土地貴族會因為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刺激起對財富的貪慾,加緊對農奴的剝削,引起農奴的反抗,而人力的不足又會加強農奴反對運動的勢頭。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愈來愈和各階級力量的對比相脫節,群眾普遍騷動造成了某些野心家乘時崛起的機會。他們提出能夠滿足渴望政治變革的平民要求的政治綱領,結集一批平民武力推翻貴族,把政權奪取到自己手裡,然後像君主一樣(雖然往往不稱「王」,而用終身執政官,獨裁將軍之類的稱號)一人獨攬政權。然而,他們當政期間,卻能夠實行有利於平民和農奴的政策,和某些合乎時勢需要的政治經濟的變革。
  古代希臘的僭主政治之風最初也是從小亞細亞傳過來的,而且,早期的僭主和晚期的即伯羅奔尼撒戰後的僭主,在性質上和所起的歷史作用上又有很大的區別,下一章,我們對此還擬作一些比較系統的說明。這裡只想介紹一下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僭主政治的約略經過。這三個城邦,僭主奪取政權最早的是西息溫。西息溫和麥加拉原有稱為「泥腿子」、「穿羊皮的」、「拿棍子的」農奴階級,大概是被征服的多里安人,古代作家把它們比之於斯巴達的黑勞士。西息溫僭主奧薩哥拉(Ortbagoras)出身貧賤,他上台後解放了這些農奴,對多里安人則加以侮辱,對他們的三個部族給以牧豬奴(Hyatae)、牧驢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稱,並把非多里安人的部族名稱改為「萬民之主」(Archel- oi),這些名稱居然沿用了200年。科林斯僭主居柏塞盧(Cypselus)興起以前,貴族巴枯氏(Baechlads)氏族執政,他們首創西向殖民,公元前8世紀末,科林斯執掌希臘的海上霸權。公元前7世紀初,阿爾哥斯的裴登王興起,科林斯發生內訌,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發生海戰,統治集團威望大降,居柏塞盧取代了貴族政權。居柏塞盧本身也屬於統治的巴枯氏氏族,他和繼位的兒子泊利安德(Periander)(希臘七賢之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農奴,提高工商業的地位,改革貨幣制度,大力造船,開鑿運河,修築道路,獎勵科學藝術等等,使居勃來底斯(Cypleids)朝的科林斯成為當時希臘世界的第一流國家,和米利都的僭主司拉緒布盧(Thrasybulus)甚至和埃及的法老王都維持著友好的親戚的關係。這些僭主政權最多不過持續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貴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還應稱作「貴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復不過來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來,其中屬於社會政治制度的,有農奴平民上升成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佈等等,從此以後,執政者即使是貴族,也得對公民大會和公民選出的議事會負責了。
  工商業城邦卡爾西斯,雖然沒有被征服人民後代的農奴,在此期間,也出現過僭主。
  
斯巴達和拉凱戴孟同盟
  
  也是多里安人國家的斯巴達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
  斯巴達在多里安人征服時期佔領了拉哥尼亞地區,在伯羅奔尼撒島南部歐羅達(Eurotus)河谷平原,土地肥美,然而,沒有良好的海港,所以,它從來是一個農業國家。入侵之初,征服者和當地居民關係如何,史料缺乏,難有定論,也許拉哥尼亞周圍的「邊區居民」就是最後被征服者的苗裔。他們是自由民,然而不是斯巴達的公民,他們有自己的市邑,在這些市邑中他們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但他們無權參與斯巴達軍政大計。他們要向斯巴達國家交納貢賦,他們的市邑有時駐有斯巴達的軍隊,有斯巴達派來的監督,修昔底德所介紹的錫西拉島的狀況(參看修普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97頁。——編者注),也許可以代表一般邊區居民和斯巴達的關係。拿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歷史來比擬,邊區居民是斯巴達的「藩屬」。這種關係是不是征服初期就這樣確定下來的?中間有什麼變化?在美塞尼亞(Messenia)征服之前,斯巴達人是不是自己耕種他那一份土地的自由農民,我們都不知道。
  公元前8世紀,正好科林斯陶瓶盛銷希臘世界,西去的航路開通,意大利和西西里島上多里安人的殖民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海上貿易和商品貨幣經濟猛烈發展的時候,斯巴達征服了它的鄰邦,希臘人的國家(多半是公元前11世紀鄉里安人征服時代剩下來未被征服的邁錫尼故國)美塞尼亞,當地居民全被淪為農奴,這就是人所共知的黑勞士(Helots)。這個名詞也許起源於美塞尼亞的一個城市黑勞士(Helos,見於荷馬《伊利亞特》的船舶目錄)。這次征服之後,斯巴達奪得了拉哥尼亞以外另一片廣大富饒的農業地區,這片地方面積幾乎和拉哥尼亞一樣大。二三個世紀之內,斯巴達曾經沉溺於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爾裴(Delphia)神廟的一次神諭中,把斯巴達的貴婦風姿和阿爾哥斯的勇武戰士(關於阿爾哥斯當時的武功,見下文)同列為希臘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現存的詩人阿爾克曼(Alcman)抒情詩《少女之歌》殘篇,也顯示出那個時代斯巴達貴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發掘所得文物,證明這個時代有出身小亞細亞的詩人居留在斯巴達並創作了優美的詩歌,地下發掘證明這個時代斯巴達還有自己生產的精美的陶器。所有這些,都和當時希臘先進的文明世界的時代潮流相一致的。
  但是斯巴達的這種「繁榮」,並不是依靠自身的經濟發展,而是建立在剝削被壓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礎之上的。殘酷的剝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紀中期,美塞尼亞發生了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斯巴達人用全力來撲滅這次革命。所謂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歷時20多年,傳統說,戰爭期間如此之長,動員規模如此之大,斯巴達的男丁悉數從軍,戰爭結束歸來時,後方的婦女和邊區居民「私通」生下來的「私生子」都已經成人了。這些私生子被斯巴達人驅逐出去,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塔林頓(Tarentum)。
  長期殘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以斯巴達的勝利而告終。美塞尼亞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餘的被征服人民一直處於稱為黑勞士的農奴地位。可是這一次戰爭大大提高了斯巴達人的警惕,為了防止「叛亂」,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從此,黑勞士永遠處於嚴厲的監視之下,斯巴達的男人則從小就處於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斯巴達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軍營。一切藝術文化會鬆弛這種恆久的警惕與嚴峻的軍營生活,於是,斯巴達人從此就不要藝術文化了。嚴峻的軍營生活要求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商品貨幣經濟會瓦解這種秩序,斯巴達人從此禁絕貴金屬在國內流通,交換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鐵塊……
  這就是傳統所稱道的來庫古(Lycurgus)的立法。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末,大約和雅典的庫隆暴動同時。來庫古的口傳約章(Rhetra)規定,斯巴達公民家庭新生的嬰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若認為不宜讓他生存,就拋到泰革托斯山峽的棄嬰場(Apothetae)。強健的可能長成為良好戰士的嬰兒才許養育成人。青年人終年不穿鞋,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團隊(Agele)裡,從事體育鍛煉,運動和學習語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並且必須絕無抗議、絕無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領受一分份地,由黑勞士耕種,他們依照斯巴達人的分地被規定10人至15人一組,向公民交納實物貢賦——大麥、豬肉、酒和油。公民不得從事生產勞動,他們必須參加公餐(Syssitia),不論貧富都吃一樣的東西,每人交納定量產物給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戰士,平時都生活在按軍事編制的集體裡,軍事操練一直不斷。斯巴達人在美塞尼亞戰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套恆常防衛農奴「叛亂」的制度,使得斯巴達的重裝步隊成為整個希臘世界最精銳的軍事力量。他們還相應地建立起來一套集體主義的、不怕個人犧牲的、以軍事榮譽重於生命的精神進行訓練的制度。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告訴我們,希波戰爭中防守溫泉關的斯巴達王李奧倪達部下300戰士全部戰死,其中有兩個人因患病得李奧倪達允許離軍,一人聞警返陣戰死,一人生還本國,受到全民蔑視,後來在普拉提亞(Plataea)戰役中奮勇作戰,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斯巴達的兩個王統率國軍(在征伐時由二王中的一王統率),審判主要有關家族法的案件,執行某些祭禮。斯巴達的最高政治機關是長老議事會,長老是由公民大會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公民大會另選出五個監察委員,後來監察委員發展成為超乎議事會之上的寡頭機關,他們陪同國王出征,監視王的行動;他們負責徵募國軍,決定一切政策,後來又掌握司法裁判權。不過監察委員還得對公民大會負責,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通過。塞爾格耶夫說:「斯巴達的憲法,對斯巴達公民來說是民主制的,但是對附庸民族來說就是寡頭制的」。(《古希臘史》,第162頁)
  斯巴達的全權公民最多的時候不過一萬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就不到6000人了。軍隊以公民組成的重裝步兵為主力,邊區居民從軍組成輔助部隊,黑勞士也要從軍,任軍中雜役,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人力不足,有黑勞士參加重裝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亞形勢十分不穩的狀況下,監察委員佯稱要解放參戰有功的黑勞士2000人,讓他們戴上花冠參加祭典,同時暗中組織青年公民發動一次「特務行動」,這2000人從此就不知所終了。
  這次「特務行動」終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勞士的身份而論,他們要交納實物貢稅,但他們有自己的家計;他們分屬於各個公民;然而他們不能被出賣;不像「買來的奴隸」那樣是「會說話的工具」,顯然他們是農奴。對此國內史學界有過激烈的爭論。後面還準備專門加以討論。
  
拉覬戴孟同盟
  
  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使得它成為按古希臘標準而言的領土十分廣闊的國家,這已經是希臘本土政治上一種「集團化」,然而它還沒有從此停止下來。
  斯巴達於征服美塞尼亞之後,曾想繼續兼併它的鄰邦,公元前6世紀前半,斯巴達進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亞,尤其覬覦特格阿(Tegea)這塊富饒的平原,戰爭持續了30年(約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沒有成功。當領導戰爭的兩個王死了,新王即位時,變兼併政策為「強迫結盟」政策。又經過一、二次戰役,特格阿同意與斯巴達結盟。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進犯的危機已經隱約可見,斯巴達有意識地擴大他的結盟政策,開始是阿卡狄亞,其他城市陸續加盟,成立拉凱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稱是「拉凱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凱戴孟是斯巴達的別稱),以後,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峽上諸邦也陸續加入。這是一個軍事同盟,伯羅奔尼撒半島全部,除阿爾哥斯和亞該亞(Achaea,半島北面瀕臨科林斯灣的一個狹長地區)而外,諸國全部參加在這個同盟之內。加盟諸國對盟主不負擔貢賦,僅在戰時結成聯軍,聯軍的統帥屬於斯巴達人。伯羅奔尼撒半島歷史上一直是希臘本土政治軍事力量的中心,這個地區通過同盟的道路結成集團,使得它在波斯進犯面前自然而然成為抵抗運動的最後的也是最堅固的堡壘。(見第六章)
  
斯巴達兼併政策的失敗
  
  同屬多里安人國家的科林斯地峽諸邦,採取發展工商業,對外殖民,解放農奴的路線。僭主伯利安德(居柏塞盧之子)在位的時候,科林斯的經濟文化冠絕一時,是雅典以前希臘最強大的海軍國家,它對西西里的敘拉古等城邦,則幾乎從頭到尾一直保持一種精神上的領導地位。而斯巴達則在整個希臘世界忙於對外的殖民擴張和建立一種新的高度文明的時候,征服鄰近的希臘人國家,並且為了鎮壓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們翻不了身起見,建立了當時的希臘世界所沒有的、也是後代一切國家所未見的嚴峻的秩序——所謂「嚴峻」,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方面而言都是適合的——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現象。它的公民的那種不怕個人犧牲的高度集體主義精神,它的蔑視財富,放棄藝術與文化,它的平等主義的公餐制度等等,博得許多古希臘思想家的讚美,柏拉圖的《理想國》所理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就以斯巴達為其原型。但是斯巴達的這種秩序並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以其軍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達帝國,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誘惑,敗壞了這種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紀,斯巴達累敗於忒拜同盟名將埃帕梅農達斯之手,美塞尼亞獲得解放,阿卡狄亞諸邦脫離拉凱戴孟同盟。斯巴達國內秩序敗壞以後,雖有阿吉斯四世(Agis IV,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奧米尼三世(CleomenesIII,公元前235—212 年)等王屢謀改革,還是一事無成。斯巴達和它的嚴峻秩序和希臘諸城邦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達的歷史中,有一個對我們來說很有興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她一度實行兼併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亞卻又半途而廢,改為實行同盟的政策?關於這一點,有人以希臘人愛好自由,為維護國家獨立而戰不怕犧牲來解釋。我們姑且承認這一點,然而僅此一端,也還不足以解釋此種現象。呂底亞王國進犯小亞細亞諸城邦,許多城邦旋即納貢稱臣;波斯軍進犯希臘,希臘本土北部、中部諸國都屈服了,還派兵參加進犯的波斯軍。屈服的希臘城邦固然沒有淪為郡縣,至少是從獨立國家貶低到了藩屬的地位,可見希臘諸邦在強大的軍力面前並不是永不屈服的。問題是:斯巴達之對美塞尼亞和波斯之對希臘諸邦所要求的條件不一樣——後者以對方降為藩屬為滿足,前者則徹底摧毀被征服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組織,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這些國家原來被統治的平民的地位,從中吸收力量使之為征服者所用,或者進一步使之成為征服者統治階層中的組成因素,雖然決不是占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達對被征服國家的各階層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並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建立起來一種森嚴的等級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從而征服者的統治階級自身也必須世世代代處在永久的警惕之中,這和帝國主義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對所統治各民族「兼收並蓄」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這種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範例以後,自然會使它的第二次征服對像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併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達在政治上還有另一種傳統,即堅定地維護立憲主義的貴族政體,它對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樣感到厭惡。它的這種傳統政策,使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摧毀了進入它的「帝國」範圍一切城邦的民主政體,到處樹立親斯巴達的貴族政體。這是公元前5世紀末至4世紀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紀,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峽諸邦推翻僭主政體,對雅典的僭主政體的傾覆,也盡了一臂之力。大略經過,後面還要扼要介紹。
  
特薩利亞
  
  特薩利亞是希臘本土集團化的另一個例子。它的社會結構類似斯巴達,其政體則和斯巴達迥然不同。
  特薩利亞擁有希臘本土最廣闊的平原,它的領土面積約十倍於雅典,居統治地位的特薩利亞人,是多里安入侵時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臘部族,當地居民是操愛奧裡斯方言的邁錫尼舊民,征服者在語言上被當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們是特薩利亞的貴族。
  當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圍的山區,以後成為特薩利亞的「邊區居民」,他們享有的自由,比斯巴達的邊區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淪為農奴,稱為「珀涅斯泰」(Penas tae),其地位和斯巴達的黑勞士相同,不過所受監視要輕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薩利亞平原周邊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築成城堡,統治周圍被征服的農奴,和納貢的邊區居民。每一個城堡有一個巴西琉斯,各自獨立稱王,不相統屬。公元前7世紀以後,王政消失,代之而興的貴族,雖然還不時發生內訌,居然以政治家風度合作起來組成了特薩利亞「聯邦」。聯邦制度細節沒有資料可憑,大體上是分佈於特薩利亞的無數小城市分別聯合成為四個瑞士自治州(Canton)那樣的地區聯合組織,每個州設有一個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利機構,稱為Tetarch,這四個「州」又聯合產生一個特薩利亞的「聯邦政府」,稱為Koinon,首席行政官稱為Tagus,,是不限資格地從諸城市中互選出來。「州」的Tetarch 和聯邦的Tagus 的職能主要是軍事上的,各城市各別獨立治理它的內政。自治州的Tetarchs 是常設機構,Tagus看來唯有在緊急情況下才選舉出來統率「聯邦」軍隊。所謂「內政」,其實也十分簡單。因為特薩利亞除農奴制土地貴族而外沒有什麼工商業,獨立的自由小農人數也少。鎮壓農奴(「珀涅斯泰」)和邊區居民的反叛顯然是建立「州」和「聯邦」機構的主要目的,不過在有了這些機構之後,特薩利亞的軍威也曾在不同時期震懾過它的鄰邦。
  特薩利亞的政治權力似乎基本上限於貴族,貴族又並非集合居住於一個城市,而是分散據有各自的小城市和城堡的。它的重要的城市有拉利薩(Larissa)和克拉龍(Cranon)。它的軍隊是貴族的騎士軍,在馬蹬沒有發明以前(馬蹬的利用,無論在中國或歐洲,都已經在中世紀了。沒有馬蹬的騎兵,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騎兵,威力在於「騎射」,不能作馬上白刃戰,所以抵不過帶甲、持盾、持矛集團作戰的」重裝步兵」。),騎士在重裝步兵面前不是決勝的兵種。它長期來一直處於領有農奴的貴族的專政之下,內部等級森嚴,直到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公元前4世紀後期),某些特薩利亞城市的分居平民(Demos)還不許涉足於政治集合場所。所以,這個希臘本土領土最廣的「大國」,在希臘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斯軍侵入的時候,它首舉降旗,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時候,特薩利亞的騎兵是亞歷山大遠征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看來特薩利亞確實是一個領土國家而不是一個城邦。它的政制的某些方面確實受到了城邦的影響,例如王政的消失,貴族階級的聯合,貴族階級內部的某種民主慣例等等。不僅如此,根據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資料,特薩利亞的主要城市拉利薩後來也有城市公民和城市公民民選行政官員的制度,這大概已是比較晚期的現象。拉利薩和克拉龍二城實際上從來是廣闊的特薩利亞領土國家的政治中心,是特薩利亞各地貴族所組成聯邦的都城,而不是以其本身為主體的「城市國家」。一個聯邦的都城的城市管理採取某種「城市自治」的形式,而不像我國的歷代皇朝把都城的城市管理交給帝國的官吏(如清代的「九門提督」),在後世的西方諸國是常例。歷史地說,這是城邦制度的流風餘韻,特薩利亞的拉利薩市的制度,也許是這種現象的第一個例子。
  
雅典的統一運動
  
  後來成為希臘文明中心的雅典,興起的時間比科林斯、斯巴達都晚,留下來的史料較多,研究的也比較詳細,它的演變為城邦的過程比較典型,分別在本章與次章加以介紹。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面積兩千多平方公里,只相當於我國縱橫百里的一個大縣,然而在古希臘的條件下,這已是有內陸縱深的一個地區了。它分割成為幾個小平原(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Eleusis平原和雅典平原)和幾個山區,最南端的勞裡翁(Laurium)山區在古典時期有著名的銀礦。後期邁錫尼時代,阿提卡密佈著小巴西琉斯的城堡,其中雅典和埃琉西斯長期間彼此敵對,築著長城互相防衛。這個地區成為希臘最傑出的城邦,第一個步驟是歷史上著名的統一運動(Synoe Klsmos)。
  統一運動的實質是阿提卡境內各獨立城市(或城堡)全部撤消其獨立性,把分散的政治權力集中到雅典一個城市中來。傳統把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歸功於有勇有謀的提秀斯王(Theseus,參看普魯塔克:《提秀斯傳》),後來史家則對之作了比較切實的解釋。他們認為,所謂統一運動實際是雅典以外各城市(或城堡)的貴族集中住到雅典城來,組成阿提卡的貴族議事會,統治整個阿提卡地區,而且這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的——開始是少數幾個城堡的貴族集中雅典,向雅典集中的城堡逐步增加,最後與雅典長期敵對的埃琉西斯也合併進來,統一運動才告完成。多里安人入侵時代,阿提卡地區始終未被侵入,這已為史家所公認,據此,我們也許可以推測,多里安人入侵也促成了阿提卡的統一運動。古希臘史家斯特累波(Strabo)說,雅典王梅朗淑(Melanthos)之子科德羅斯(Codrus)在抵禦多里安人入侵的戰爭中陣亡(參看吳壽彭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29頁譯注)可以作為間接的證據。阿提卡陸上鄰邦西面是麥加拉,屬多里安集團;北面是彼奧提亞,屬愛奧裡斯集團;歷來和雅典都不友好,阿提卡境內諸城合併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是形勢促成的。有的史家還認為這個過程開始於公元前1000年,最後完成之時,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看來是有相當理由的。
  初期雅典的政制,塞爾格耶夫介紹如下:
  
  「數百年來,統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統治權,是屬於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雅典的王權絕跡了。據傳說,雅典最後一個巴西琉斯是科德羅斯。王權消滅之後,雅典的首腦便是從『貴族後裔』選出來的執政者,即所謂『執政官』(Archons)。初時,執政官的任期是終身的,後來就10年改選一次,及後每年改選一次。初時,只選一個執政官,但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便有『執政官九人團』的組織——(一)首席執政官(即正式的執政官),初時掌握大權,但後來權力也受限制;(二)祭儀執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盡祭司的職責,兼處理有關宗教崇拜的審判事宜,(三)軍事執政官(即元帥),是雅典國民軍的領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餘六個司法執政官,乃是法律的維護者,兼各種審判委員會的主席。執政官是盡社會義務而不受報酬的。……任職期滿以後,執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國家最高議事會……」(《古希臘史》,第174—175頁)
  
  看來,這和我們在小亞細亞殖民城邦所見到的貴族寡頭政制是完全一樣的。這時候的公民(Polite,即「城邦的人」)看來僅限於集中住在城內的特權貴族,住在「村場」(Demos,此字為希臘語民主政治Democraey的語根,並參見次章介紹雅典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立法一節)內的平民恐怕是不算在「城邦的人」(Polite,公民)的範圍之內的。
  雅典雖號稱為最初伊奧利亞諸殖民城邦如米利都、埃弗塞斯等的母邦,然而初期殖民過去之後,它就不再去創建什麼殖民城邦,而且,直到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改革以前,它的工商業也似乎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阿提卡本來是比較廣闊的一個地區,此時的雅典基本上是務農的,比之同時代的科林斯,卡爾西斯(Chalcis)諸邦的迅猛的對外殖民而言,它的人口外流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貴族的階級統治,人口的日益增加,必然導致貴族對平民剝削的日益加重,這就是庫隆暴動和梭倫改制的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不多、人力保持於國內,也是後來雅典得以成為抗擊波斯進犯的骨幹力量的原因。
  雅典走上統一運動和貴族統治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海外殖民城邦的影響,古典時代的希臘史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毫未提到,近代有些史家論述它的原因的時候,往往歸之於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多里安人入侵以後漫長的數百年間,雅典經濟毫無疑問會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但直到統一運動完成,貴族統治確立之時,雅典還是一個產糧的農業國家,而不是園圃的農業國家,它雖有優良的海港,但它的海外貿易還不及一個小島埃吉納,它的陶器工業遠未發展,當時優美的科林斯瓶還在稱霸希臘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改革的推動力得自經濟發展的,當遠較科林斯、卡爾西斯等城為微弱。另一方面,雅典號稱伊奧利亞諸海外城邦的母邦,它跟那些城邦的交往應該是比較密切的,所以,有理由推測,雅典的貴族從海外殖民城邦當政的貴族那裡學到了關於各種新型國家的知識,阿提卡境內諸小城邦的貴族共同抵禦外族入侵的要求,加上經濟的發展以及其他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雅典還在變成工業和商業的城市以前就組成了一個單一城市領導周圍比較廣闊農村地區的國家。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個城邦的務農的平民,初期還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倫(Solon)改革以前,這些平民的處境是貧困而悲慘的。激烈的階級衝突,引起了騷亂暴動,出現了立法者和僭主,當人民群眾的力量強大到足以推翻簪主統治的時候,就形成了希臘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為這個過程在希臘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義,當在次章內作比較詳細的介紹。在這個過程中,雅典發展了商業和手工業,它的經濟力量逐漸超過了科林斯和卡爾西斯,而在民主政體下,它又擁有為數較多的務農的公民,得以召募一支較大的公民軍,這又是雅典軍事威力的來源。希臘本土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這幾個因素,它之成為希臘文明的中心,並不是偶然的。
  
阿爾哥斯和克里特
  
  阿爾哥斯(Argos)佔有邁錫尼時代的王畿(阿加米農本人的王國),它最初在多里安人諸邦中佔有領袖地位。多里安人征服之初,它還得以在某種程度上支配科林斯地峽上諸邦,傳統還說,那個時候存在過一個阿爾哥斯「帝國」。公元前8世紀中期,阿爾哥斯的霸權衰落了,公元前7世紀阿爾哥斯在斐登王統治下武功很盛,打敗過斯巴達和雅典,實行過幣制改革。亞里士多德說斐登「起初為王而終於做了僭主」,大概他在國內實行過個人的專制統治。這個傳統的部族王國以後也成了「主權在民」的城邦,它國內除阿爾哥斯這個城市而外,還有阿欣(Asine)、太林斯(Tiryns)等重要城市。各城市間的關係如何,已經難於稽考了。
  阿爾哥斯東南有特洛真(Trozen)、赫爾米溫(Henmione),埃彼道魯斯等小國,瀕臨阿爾哥斯灣或薩洛尼克灣,面積不大,都是科林斯類型的單一城市的城邦,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什麼作用。
  克里特島為多里安人佔領後很快分別建成40個城邦,據說後來還達到過100個。
  
彼奧提亞、福西斯、洛克裡斯
  
  公元前4世紀一度掌握希臘霸權的彼奧提亞(Boeotia),位居希臘中部,南鄰阿提卡,以土壤肥沃著名。邁錫尼時代彼奧提亞已是比較發達的地區,建有某些邁錫尼統治下的小王國的城堡,後來的提佛、奧科美那斯等城市大概就是在它們的舊址上發展起來的。歷史時代的彼奧提亞傳統說是入侵者的舊裔,但是假如確實有過外族征服的話,征服也沒有留下什麼嚴格的階級界限,按照著名的希西阿的《勞動與時令》詩作來看,自耕的自由農民在公元前8世紀就居於主要地位了。彼奧提亞的王政消滅得很早,希西阿詩中的巴西琉斯,有的史家認為也許指的是貴族。彼奧提亞原先有許多獨立的小公社,它們之間很早就有同族性質的聯合,還有泛彼奧提亞的宗教慶典,又因為那是希臘本土的四戰之地,古典時代多次戰爭都會戰於它境內,這種容易遭到外敵入侵的環境,促使它趨向於合併成為一個聯盟。組織聯盟的盟主是提佛城,為了組成彼奧提亞聯盟,提佛城還對某些城市進行過戰爭,公元前550年,除奧科美那斯和布拉的(Plataea)兩城外都加入了聯盟,幾十年以後這兩個城市也加盟了。聯盟的政治機構稱彼奧塔斯(Boeotarth),加盟城邦各自保持獨立。
  位居彼奧提亞之東,南臨科林斯灣的福西斯(Phocis),地域不大,居民分散於20個左右的小市邑中,希臘世界的宗教中心特爾斐神廟就在它境內。公元前590年,福西斯的兩個市邑為了神廟周圍一塊土地發生了爭吵,特薩利亞以這次事件為借口,干預、佔領了福西斯,許多希臘城邦聯合起來驅逐特薩利亞人,福西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前,福西斯各市邑之間本來就有部族性質的聯合,戰爭中發展成為比較鞏固的統一國家,按其性質而言,也可以稱之為福西斯聯盟,不過加盟的小市邑獨立性不強,未必具有獨立城邦的性質,所以福西斯國家,其實是自治的市邑聯合組成的領土國家。
  洛克裡斯(Locris)鄰近福西斯和彼奧提亞,它以奧布斯(Opus)城為中心,經過雅典那樣的統一運動建成為城邦。
  
農村地區的建城運動
  
  以上列舉諸城邦,多數由舊時城堡發展成為人民聚居的城市和城邦。本土城邦的最後一種類型,是原來的農村地區建立城市,發展成為城邦,這可以稱為建城運動,阿德科克稱之為「狹義的統一運動」。他說:
  
  「這裡那裡的諸村落的共同體,通過深思熟慮的行動,放棄村莊合居一處。這個過程是狹義的『統一運動』,我們知道這種統一運動在東部阿卡狄亞(Arcadia)怎樣在起作用的。東部阿卡狄亞分為兩個村居共同體的集群,每一個集群原來都擁有一個築城的避難所,北集群的稱為城(POlis),南集群稱為堡(The Fort)。也許因為害怕斯巴達人的侵略,南集群聯合起來組成了特格阿(Tegea)城邦,不久,北集群就組成了曼底涅亞(Mantinea)城邦。曼底涅亞統一運動的理由在於害怕南鄰的軍事力量,這個理由因渴望控制平原北部的水源又加強了一層。由於同樣的原因赫賴亞(Heraeans)由於伊利斯人(Elis,伯羅奔厄撒酋北的鄉里安人城邦)愈來愈厲害的侵略傾向被迫建立了赫賴亞城邦(亦在阿卡狄亞境內)。只要密邇別的城邦,無疑就能觸動村居的共同體起而模仿,希臘西北部(指阿開那尼亞Acarnania、埃托利亞Aetolia)諸城邦,看來是從那裡出現一系列科林斯的殖民地以後,才陸續形成的」。(《希臘城邦的興起》,TheGrowthof theGreekCity-states)
  
  古代希臘晚期,亞歷山大征服以後的希臘主義時代,興起了亞該亞同盟(以伯羅奔尼撒半島北部瀕臨科林斯灣的亞該亞為中心),埃托利亞(在中都希臘的西側)同盟。這兩個地區都是山區,古典時期,它們都是落後地區。當濱海的先進的工商業城邦已經經過了奴隸制經濟的極盛時代,因內部激烈的階級矛盾而陷於分崩離析的境地的時候,自由農民居主導地位的這些山區,於是建立城市,組成同盟,起而佔有希臘本土的支配地位。不過那時已是羅馬征服的前夜,希臘人在政治軍事上不久就退出歷史舞台了。
  
近鄰同盟
  
  希臘本土的「統一運動」或「同盟運動」,從來都是局部的,全希臘的組織全是宗教性質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近鄰同盟」。
  近鄰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The League of Neigh- bours)以特爾斐(Delphi)神廟為中心。特爾斐神廟祀奉阿波羅(Apallo),神廟的淵源很古,可以追溯到亞該亞人來到希臘的時候,後來成為希臘三個人種集團愛奧裡斯、伊奧利亞、多里斯共同的宗教中心,特爾斐的阿波羅神諭甚至為「蠻邦君主」(如呂底亞、埃及)所信任。近鄰同盟原是圍繞溫泉關附近地母(Demeter)神廟而設立的鄰近諸邦的同盟,不清楚同盟的起源和其目標如何,反正它要求加盟諸邦在發生戰爭時不得切斷對方的水源,不得毀滅對方的市邑。鑒於其稱為「近鄰」,究竟最初的加盟諸邦,在茲帕爾克俄斯(Sperchus)河上和塞費蘇斯(Cephisus)河上游諸共同體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是可疑的。不過到公元前600年的時候,同盟包括了北部和中部希臘的全部人民,其中有特薩利亞的四個「州」,有福西斯人、彼奧提亞人、洛克裡斯人、多里斯的多里安人(殘留在中部希臘的多里安人小邦),優卑亞的伊奧利亞人和歷史上僅見名稱沒有史料參考的三個小邦多利普(Dolepes)、馬裡(malians)、伊納斯(Aenians)人。不久發生了所謂第一次神聖戰爭,特爾斐神廟原由克利塞(Crisa,屬福西斯的一個小共同體)管理,戰爭的結果,神廟歸近鄰同盟保護。近鄰同盟的年會也移到特爾斐來召開。此時特薩利亞在近鄰同盟中佔絕對優勢,福西斯也處於特薩利亞的軍事佔領之下。後來各邦協力驅逐特薩利亞佔領軍,近鄰同盟的成員隨之擴大,雅典、斯巴達、西息溫等都成為加盟國家。擴大的近鄰同盟此後還在特爾斐主辦「皮提翁慶節」(Pythium Festival),有音樂競賽,後來又增設體育競賽,這大大提高了特爾斐神廟的地位,使它成為團結希臘人的中心地點。近鄰同盟則逐漸從宗教性的聯合,轉為政治性的國際性的聯合。這決不是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只是希臘世界各主權國家通過這個同盟發生了集體性的相互接觸,有助於發展出一些國際慣例而已。
  
奧林匹克慶節
  
  另一個純粹宗教性的「奧林匹克慶節」更負盛名,現代的國際奧運會自稱是繼承了它的傳統的。慶節每4年一次,第一屆奧林匹克賽會早在公元前776年舉行,它由伊利斯主辦,最初參加的不過是近旁少數幾個國家,以後逐漸擴大,到歷史時代,即使很少參與希臘世界政治事務的遠方諸邦,如黑海和「遠西」,也都熱心參加那裡的競走、角鬥、戰車競賽等運動。競賽的勝利者獲得桂冠或橄欖冠,且有立像的權利,所屬城邦亦引以為榮。詩人與雄辯家也參加奧林匹克賽會,公元前4世紀,顯赫一時的西西里敘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詩才,派人在奧林匹克賽會上朗誦他的詩作,競備受譏嘲。為了保證賽會的舉行,希臘諸國協定,賽會期間交戰中諸國一律要停戰若干天。這種盛大的慶節,顯然大大促進了希臘的統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強希臘民族的團結,事實上它是希臘世界中主權國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對後來的歷史事變是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的。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紀的希臘世界
——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第一節 總述
  
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的形成
  
  公元前8—6世紀,希臘世界發主了劇烈的變化。變化的第一個方面是,這200年間,希臘人從小亞細亞及本土出發,殖民於東西南北。古典時代以本土為中心的地中海上的希臘世界,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希臘人的這個大移民運動,一方面在移民區域碰到了激烈的競爭者和對手,一方面又是東方的內陸帝國對小亞細亞希臘人軍事進犯的結果,所以,大移民固然是希臘人的海外擴張,其中一部分人民屬於「避難移民」的性質。變化的第二個方面是,希臘本土結束了多里安人入侵的漫長數百年間的「黑暗時代」。本土諸邦,在此期間城邦化了,也集團化了,加以從東面來的外敵侵犯,「黑暗時代」曾經是希臘文明中心的小亞細亞,現在喪失了它的中心地位。希臘文明和希臘歷史事變的中心,在此期間移回到了本土,雖然雅典中心地位的確立,還在希波戰爭之後。以上兩個方面,前兩章已經多方面涉及,然而未作系統的介紹。本章第二節,將就國際環境、大移民、海外城邦;第三節,將對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本土的狀況,作比較系統的介紹。由於希臘史的多中心的特點,以上介紹與前兩章雖有不少重複之處,看起來還是節省不了的。
  
希臘世界的經濟變革
  
  大移民與本土的城邦化及集團化所形成的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是由無數自治自給的蕞爾小邦組成的。各個區域的外部條件各不相同,每一個區域的各城邦的內部狀況和歷史演變過程也會不相同,但這個時期的有些變革,特別在經濟方面,是共通於整個希臘世界的。
  希臘人殖民於東西南北,每一個海外殖民地和本土的所有國家,固然各按當地的資源交通條件和它們自己的歷史傳統,經營多種多樣的經濟生活,但是,大移民更突出了希臘的海上文明的特色。
  
  「在希臘人的國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確定的形式,並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著海洋才能和它們的母邦往來。它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以及它們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強大的船隊。遠在雅典掌握希臘諸海的霸權以前,科林斯、優卑亞的卡爾西斯、米利都、佛西亞、羅陀斯、敘拉古、塔林頓(Tarentum,意大利南端)和馬賽,便都已有強大的商業艦隊和武裝艦隊。」(杜丹,p.29)(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編者注)
  
  海上貿易和海上交通的發達,反過來對希臘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諸國的經濟,又產生巨大影響。它使本土諸國古老的自然經濟,迅速轉為商品貨幣經濟;使海外和本土原先的工商業城邦,由於糧食和原料供給方便,而得以不受限制地擴大它們的工商業。同時,也使某些「單一經濟」的殖民城邦,擴大多種經營,力謀自給自足。雅典本以糧作農業為主,大移民中及其後逐漸發展起來更加適合於其土壤條件(丘陵、沙地)的葡萄、橄欖、果園與其他園圃農業,糧食逐漸取給於進口。由於輸出油和酒需要容器,因此它又迅速發展起陶器業,不久它的陶器就超過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爾西斯等老早就是工商業城邦,糧食原料供給充分了,使它們工商業的發展更加迅速。與此相反,有些殖民地建立之初,雖不過是一個商站,但因周圍農業資源豐富,當它的人口因新移民的到來而日益增多時,就兼營農業。後來,它們逐漸發展成為自給自足的共同體,於是對母邦的依賴日益減少,並成了獨立的城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經濟的迅猛發展,促成了貴金屬鑄幣的應用。貴金屬鑄幣的應用,反過來又影響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希臘人用貴金屬條塊為交換媒介,為時已久,但當時的交換媒介,除貴金屬條塊而外,還兼用牲畜、銅斧、鐵塊、銅製三腳架之類的實物,商品貨幣經濟的發達究竟還受到一定限制。公元前8世紀,小亞細亞的呂底亞王國開始用天然的琥珀金(金銀合金)製成鑄幣,伊奧利亞諸城邦米利都、佛西亞、埃弗塞斯繼起仿製,不久,裴登王統治下的阿爾哥斯,薩洛尼克灣上的埃吉納、優卑亞(Euboea)和雅典也自鑄貨幣。鑄幣材料,改用成色較高的金或銀。(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金幣:只有戰國時代的楚,才有加上官方印記的小金塊,稱為郢爰。這是成色一致,但重量未必一致的金塊,未必就是貴金屬鑄幣。我國的古錢幣都是銅(有時是鐵)鑄的刀、斧,或「孔方兄」。用銀元寶已經很晚了,銀元是近代從西班牙輸入的。戰國時代有貴金屬鑄幣的萌芽,秦漢以後從未發展起來,這顯然是商鞅重農抑商政策的結果。)這種打製了某種固定圖像,成色重量一致的小圓片,既便利了商品交換,本身又是代表一般意義的財富。連同瀰漫於希臘世界的迅猛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社會與政治後果。
  
貴族階級寡頭專政面臨的新形勢
  
  我們由前一章知道,公元前8世紀初期前後,無論海外或本土諸邦,政權大體上掌握在貴族階級手裡,政制是寡頭專政。以小亞細亞諸邦而言,各邦執政的貴族階級奠定了自治自給城邦的基礎,發展了對外移民,然而這些成就是在相對的和平狀態下獲得的,現在他們面臨了強大的外敵侵犯的威脅,歷史記錄似乎顯示他們對付這種威脅是無能的。「西方希臘」也有同樣的跡象。就整個希臘世界而言,一切城邦在迅猛的經濟發展面前,一般都出現了下述的社會與政治新形勢,保守的貴族階級,出於他們的階級利害的考慮,更顯得無法應付。
  一、新的致富的機會和貴金屬鑄幣的使用所促成的金錢貪慾,刺激了許多人作各種各樣的冒險,或從事創造性的經濟活動。一部分當政的土地貴族,利用權勢取得了財富;同時也出現了貴族以外的工商業的富裕階層,而他們是被摒除於政權之外的。這樣,政治權力的分配和各階級實際力量的對比之間,出現了矛盾,這種矛盾日益加劇。
  二、經濟發展和海外移民都造成了人力的不足,使得土地貴族難於掌握他們支配之下的人手。另一方面,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刺激了土地貴族的金錢貪慾,從而使他們加深了對平民群眾的剝削。梭倫改革以前雅典的狀況,可以引為典型。
  
  「(雅典的)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護民』和『六一漢』(按:史家均釋為須交農產品收穫5/6的分成佃農),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如果他們交不起租,那末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債務人的人身為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時代為止。」(亞里上多德:《雅典政制》,三聯書店1957 年版〔下同〕,第4—5頁)
  
  三、古代希臘以奴隸制著名,然而希臘的奴隸制起源於買來的奴隸(戰俘,從蠻族那裡販買來的奴隸),並非起源於希臘社會內部的債務奴役。此時希臘諸誠邦的平民群眾,是大移民和經濟擴張所不可缺的極其寶貴的人力資源。因此,上引雅典的嚴重情況,必定會引起社會騷動,引起暴動,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就不可避免了。
  
希臘諸邦歷史演變過程的多樣性與一致性
  
  以上所說的是一般情況。希臘諸邦的內外環境,極不相同,各邦統治階級對付新形勢所採取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各邦歷史演變也就多種多樣。在希臘本土,同屬多里安人的國家,科林斯、麥加拉、西息溫在新形勢下大舉移民海外,發展工商業,使得它們內部發生劇烈的社會政治變革,於是興起僭主,推翻貴族,解放農奴;斯巴達則征服美塞尼亞,擴大了農奴的數量,加強對農奴的鎮壓,為此建立了公民中嚴格的軍營生活。從此以後,長期內經濟和藝術文化的發展,是和斯巴達無緣的。再進一步,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在斯巴達干涉下被推翻,建成了主權在民的政體,然而斯巴達的「戰士-公民」的特權公民的「民主」制度,則數百年間保持不變。又如本土特薩利亞四周高山,貴族役使農奴耕牧於廣漠平原之中,希臘世界的沸騰的經濟生活與劇烈的政治變革對它影響微弱。它的政制雖然也因外部變化而有所變化,實質上一仍舊貫。
  與此相反,多數海外城邦處在猛烈的經濟變革的漩渦中心,又有外敵的侵犯,不能不發生劇烈的政治震盪。然而東方希臘和西方希臘所碰到的外敵力量強弱懸殊,從而小亞細亞諸城邦出現了波斯兒皇帝性質的僭主,西西里則出現了戰勝迦太基人的西西里帝國。
  以上是希臘諸邦歷史演變過程的多樣性。但除少數例外(斯巴達、特薩利亞在希臘史上確屬例外),希臘諸邦歷史演變過程也有其一致性。公元前8至6世紀這一段時間,各邦都處在大移民造成的經濟環境之中,各邦都處在強大的外敵威脅之下。海外城邦在此期間,有的直接受到侵犯,有的與敵方發生了戰爭。本土諸邦,顯然也已經感到波斯入侵的威脅。用歷史眼光來看,本土諸邦此時期內歷史演變過程,具有不少應付迫在眉睫的事變的因素。而且,此時期內許多城邦出現僭主政體,繼以推翻僭主,實行民主,又顯出歷史過程的某種一致性,雖然這個過程並非完成於公元前6世紀,要推遲到下一個世紀。有許多城邦沒有出現僭主,而出現了立法者,有一些沒有發生這類政治震盪,「和平」地進入民主政體。從整個希臘世界的歷史來看,其間是可以找到某種規律的線索的。
  貴族階級的寡頭專政,經過僭主政體,或經過立法者和民選調解官過渡到民主政體,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本章第三、四兩節將對此略加介紹與探討。
  
  
第二節 國際環境、大移民和海外城邦
  
呂底亞王國的興起與波斯帝國的征服小亞細亞
  
  小亞細亞初期移民的二次移民開始於公元前8世紀,或更早一些時候(均參見第三章),當時小亞細亞腹地沒有什麼強大的國家,那裡的希臘諸城邦得以自由自在的擴展,達一個多世紀之久。大約從公元前8世紀起,緊鄰伊奧利亞的內地興起了呂底亞王國,王都在薩第斯(Sardis),距海濱不過80公里。在基格斯(Gyges)篡奪呂底亞王位以前,這個王國似乎力量不大,還不足以威脅希臘諸城邦。公元前8世紀,正是米利都開闢黑海航路,小亞細亞諸邦對外移民和海上貿易猛烈發展的時代。公元前8世紀末或7世紀初,基格斯篡位,篡位後他立即進犯米利都和士麥拿,並攻陷了科羅封,顯然並未久占就退出了。下一個呂底亞王阿底斯(Ardys)又進攻米利都,攻陷普賴伊尼(Priene),也未久占。公元前652年蠻族西墨裡安(Cimmerians)進犯呂底亞,攻陷王都薩第斯,呂底亞一時衰落,若干年間無力進犯伊奧利亞希臘城邦。公元前7世紀末,亞述帝國被巴比倫、米地兩王國滅亡,並瓜分了它的領地。呂底亞再度強盛,它的國王阿耶特斯(Alyattes)曾東犯米地王國。不久兩國聯姻和好。阿那特斯全力西犯,攻陷了士麥拿(Smyrna),把它夷為平地(這是小亞細亞希臘人殖民城市被毀滅的僅有的例子,這個城市大概到亞歷山大征服後才恢復起來),進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和米利都(Miletus),並和米利部進行了長達11年的戰爭,此時正值米利都著名僭主司拉緒布盧(Thrasybulus)在位的時候。米利都以堅壁清野的方法抵抗進犯,並依靠海上運輸維持城市的供給。阿耶特斯久戰無功,罷兵議和,希羅多德說此後「兩個國家成了密友和聯盟」。約公元前560年,呂底亞王克勞蘇斯(Croesus)繼位,更加積極進攻小亞細亞諸希臘殖民城邦,在他統治期間把北中南大陸海濱的全部希臘城邦都降服了,降服的條件大概相當寬大,只要納貢稱臣就行,不干涉城邦的自治。這些城邦降服後,因能更加不受阻礙地和內陸貿易,似乎也安於這種環境。
  然而呂底亞的極盛時代,不過是曇花一現。東邊的波斯在居魯士統治下不過幾年就征服了米地王國,並繼續西進滅亡了呂底亞,俘虜了克勞蘇斯,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城邦又從呂底亞的藩屬轉為波斯帝國的藩屬,以下的事變就緊接著希波戰爭史了。
  
小亞細亞希臘人的避難移民
  
  呂底亞王國長期來與希臘城邦時戰時和,在和平時期似乎有密切的經濟文化交往,埃弗塞斯的一個僭主還是呂底亞王的女婿。降服了小亞細亞全部希臘城邦的呂底亞末代國王克勞蘇斯王廷,是希臘人常去訪問之地。傳說,雅典梭倫離職後曾到過薩第斯(Sardis)。波斯征服呂底亞後,對轉而藩屬它的希臘城邦雖有寬容,也懷疑忌。當時的波斯王廷有希臘人的寵臣,希臘名醫德摩斯底斯(Democedes)曾為波斯大王的御醫,波斯用兵時要依靠希臘人提供海上力量。但波斯屬下的海濱城市,除希臘而外,還有腓尼基(西頓、推羅)。希臘、排尼基之間的海上競爭,竟然也表現為兩方在波斯王廷中的爭寵。
  小亞細亞諸城邦對呂底亞和波斯的先後降服,對它們的經濟文化發展,似乎還沒有極其嚴重的影響,這是希臘人甘心納貢稱臣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有一些希臘城邦,或某些城邦中的一部分希臘人,寧願移居他處,不願屈居藩屬地位。克拉左美奈人有些避難雅典,把那裡的陶畫新風格帶到了雅典,幫助雅典發展了陶業。佛西亞於呂底亞侵入時(公元前600年)大群人揚帆西去,建立了「遠西」的馬薩利亞(Massilia,即今馬賽)殖民地,不久,馬薩利亞移民於科西嘉(Corsica)島上,當波斯王居魯士征服時,又有一群佛西亞人避居科西嘉殖民地。羅陀斯島希臘人建傑拉(Gela)城於西西里島上,奈達斯(Cnidus)人跑到埃及去當僱傭兵。提奧斯(Teos)則全城人都上了船,船到色雷斯海岸建立了阿布提拉(Abdera)城(哲學家德摩克利特Democritus 的故鄉),另有一部分人移居黑海北岸。諸如此類的避難移民,是公元前6世紀以前希臘大移民的一個組成部分,黑海、色雷斯及西方新殖民地的建立,甚至希臘本土有些城邦工藝技術和文化的提高,都從中汲取了力量。
  
僭主政體之盛行於小亞細亞
  
  公元前7世紀起,小亞細亞希臘城邦開始出現僭主政治。歷史上最著名的有米利都的司拉緒布盧(約公元前625年)和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公元前6世紀後期),但是累斯博斯(Lasbos)島上米提利尼(Mitylene)城邦的僭主和埃弗塞斯的僭主,則比司拉緒布盧還要早得多。這一種個人專制的政體,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貴族寡頭政體面臨新形勢下的無能,糾集心懷不滿的平民群眾,組織個人衛隊,毀棄當時的憲法或慣例,奪取政權而形成的。他們在奪取政權後,實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權則不向平民群眾開放。就城邦政制的一般演變規律來說,僭主以暴力推翻根深蒂固的貴族寡頭政體,是走向「主權在民」的政制的一種過渡形態,也算還是必要的過渡形態。以小亞細亞的特殊環境來說,呂底亞王基格斯弒君篡位,顯然為希臘人僭主政體做出了範例。公元前7世紀末,司拉緒布盧在米利都的僭政時期,長期抗擊呂底亞王國的進犯,這表明了司拉緒布盧具有特出的軍事才能,抗擊外敵進犯的成功,顯然是他得以僭竊國政的原因;公元前6世紀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的抗擊波斯進犯,也屬於同一原因。但是公元前6世紀中期以後,小亞細亞諸城邦臣服於波斯的時期,各城邦又大體上都有親波斯人的僭主。這些僭主,類似於中國歷史上金人侵宋後在中原建立的兒皇帝,很難說他們起過什麼歷史進步作用了。
  除了個人專政的僭主而外,米提利尼(Mitylene)還有著名的彼塔卡斯(Pittacus,希臘七賢之一,梭倫的同時代人),推翻僭政,擔任民選調解官(Aesymnetes,艾修尼德)凡十年,終使米提利尼從僭主政體順利地過渡到民主政治。僭主、民選調解官和立法者這類現象,都不見於我國歷史,又在雅典史上前後出現,使雅典成為希臘諸邦政治變革中的完整典型。
  
黑海兩岸的希臘殖民地城邦
  
  黑海西端,今達達尼爾、博斯普魯兩海峽兩側,馬爾馬拉海上諸希臘人殖民城邦,波斯進犯時都納貢稱臣,和小亞細亞其他城邦無異,東面,黑海南岸的錫諾普(Sinope,土耳其境內,現仍保持舊名),特拉布松(Trapezus,土耳其境內,現仍保持舊名),更東,有高加索境內的法西斯(Phasls)、底阿斯可裡何斯(Dioscorias),因為地點偏辟,似乎沒有臣服於波斯,它們一向和米利都維持繁盛的海上貿易,輸出麻、木材、鐵等原料。黑海北岸南俄海濱,以刻赤海峽上旁提卡彭(Panticapaeum)為首的星羅棋佈於大河入海口上的一批希臘人城邦,不僅未受波斯征服的影響,甚至後來的羅馬也沒有直接征服其地。它們向米利都等小亞細亞工商業城邦,後來更向雅典輸出南俄草原上斯切仃斯(Schytians)的糧食,也是希臘的諸種工業品和橄欖油、葡萄酒的重要市場。這些貿易大大促進了小亞細亞和希臘本土工商業的發展。這些地方的希臘人,也許有相當多的部分是避難移來的。考古發掘,證明他們一直保持了伊奧利亞甚至邁錫尼的古風。饒有興趣的是,雅典盛期市內警察是國家奴隸,稱為斯基泰人或稱弓手。也許南俄草原上諸城邦,後來和希臘各地之間維持著相當規模的奴隸貿易。
  南俄希臘人殖民地在希臘世界中處在最邊遠的地方,它們的文化因襲「英雄時代」的古風,對希臘文明無所貢獻。19世紀末期起,俄國學者在那裡作了精細的考古發掘,現在史學界所知該地狀況,很大部分是考古研究的成果。[克里米亞(Cremia)諸城市從前是古代希臘人的殖民地,他們稱之為刻索尼蘇斯(Chersonese),後來是密司裡達提帝國(Mithridate Empire)的首都所在地;再後落入羅馬手裡,劃歸拜占庭,到了拜占庭查士丁尼(Justinian〕時代,它們成了重要的貿易地點。9世紀基輔和諾夫果羅德(Novgorod)為瑞典人佔領,1204年那裡的貿易又丟給威尼斯(Venice)。1261年,熱那亞人從威尼斯手中奪得了那裡的貿易。]
  黑海南岸的希臘城邦,亞歷山大征服以後,先後成為希臘主義諸王國和羅馬的重要支撐點。其中如錫諾普,後來是從中國出發的「絲綢之路」的陸上終點,特拉布松曾經是東羅馬帝國被土耳其毀滅以後,一個力圖掙扎的短命的希臘帝國的中心。兩地(都在土耳其境內)迄今還保持古來的地名。
  黑海南北兩岸的希臘城邦的政制,大體隨希臘世界的霸權所屬,時而民主,時而寡頭。其中顯得十分特別的,是克里米亞半島上的旁提卡彭它集合附近希臘城邦建立了「博斯福魯王國」,王國所屬臣民有大批希臘化的斯基泰人,王權有時也屬於希臘化的斯基泰貴族。這種情形,在後來亞歷山大征服所建立的東方諸王國中是常例。
  
色雷斯
  
  愛琴海北邊色雷斯海濱,今屬希臘,但古代希臘的北界在奧林匹亞山,色雷斯及其西邊內陸的馬其頓還是蠻族地區,馬其頓居民人種語言和希臘人接近。這個地方的移民,始於公元前8世紀,優卑亞島上卡爾西斯移殖於卡爾息狄斯(Chalcidice)半島,百年之後,科林斯在該地建立了波提底亞(Potidea)。卡爾息狄斯半島迤西地區,與呂底亞、波斯先後侵犯小亞細亞希臘人城邦的時候,小亞細亞希臘人移殖於此,提奧斯人建立阿布提拉即其一例(見前)。公元前6世紀末,這一帶也已密佈了希臘殖民地。
  希臘人在該地移民,沒有碰到本地居民的嚴重抵抗,希臘殖民地對馬其頓、色雷斯的開化,起過相當的作用。這些殖民城邦並不處在海上交通要道,商業不十分發達,務農人口占相當比例。卡爾息狄斯半島多森林,附近有著名的旁加優斯(Pangaeus)銀礦,這是殖民地的重大富源。它們的政治生活似乎比較正常,文化發達,阿布提拉是德摩克利特的故鄉,斯塔基拉斯(Stagirus)是亞里士多德的故鄉。但整個色雷斯地區處在波斯軍進犯希臘本土的行軍路上,希波戰爭期間它們受到嚴重損失,也不得不屈服於波斯軛下。公元前馬其頓王國勃興,它們首先被吞併,並且成為馬其頓威力的一個重大因素。
  
埃及和希臘人在塞勒尼的殖民
  
  希臘本土南方的國際環境,又不同於它的東方。
  亞該亞人在公元前14、13世紀,曾擴張於小亞細亞南岸中部和敘利亞、巴勒斯坦海濱,後來面臨埃及、腓尼基、以色列和亞述帝國的遏阻,終致失敗,從此這裡是希臘人進不去的地方(已見第二、三、四各章)。公元前8世紀起,南面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曾經是克里特文明淵源之地的埃及王國,此時已經極度衰落。公元前10世紀起,它先後被西面的利比亞人和南面的努比亞人所征服,建立了征服者的王朝。公元前7世紀,亞述帝國一度征服埃及,公元前665年薩米提卡斯(Psammeticlius)依靠銅裝人(穿銅甲的伊奧利亞和加裡亞僱傭兵)的援助,建立了賽斯王朝(埃及的第二十六王朝)。事實上米利都早在公元前8世紀的時候,就在埃及設有設防的商站,以後還建立了巨大繁榮的希臘人殖民地諾克拉斯。公元前7至6世紀希臘僱傭兵一直是埃及王朝的重要軍事因素,希臘人的僱傭兵和商業利益兩者是互相支持的。約公元前630年,塞拉(Thera,西克拉底斯Cyclades的一個島)人和克里特人之殖民於塞勒尼(今利比亞之綠山區)顯然是希臘人在埃及的擴張的繼續。
  賽斯王朝於公元前525年被波斯所征服,直到亞歷山大征服為止,希臘人在埃及的活動發生了障礙,繁榮的諾克拉底逐漸湮滅了。塞勒尼殖民地繼續存在了下去,但是它的經濟與政治,都具有不同於其他希臘城邦的面貌。塞勒尼最初的希臘殖民者中沒有婦女,他們的殖民受到利比亞人的歡迎,他們普遍娶利比亞婦女為妻。50年後,塞勒尼人邀請各地希臘人移居到他們那裡去,應邀前去的是克里特人和伯羅奔尼撒半島各邦的人,不久新來者和原居民發生齟齬,於是建立了新城邦貝爾卡(Barca)。那裡襲用了當地人慣用的王政制度,但是一種適合於希臘人習慣的「立憲王政」。後來當朝國王實行政變,廢棄憲治,實行專制政治。波斯軍征服埃及時,當地的專制國王利用波斯力量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並成了波斯的藩屬。
  
伊達拉裡亞人和「大希臘」
  
  希臘人在西方的殖民,也有嚴重的競爭對手。在意大利半島上,對手是伊達拉裡亞(Etruria)人,在西西里島上和「遠西」,對手是腓尼基人的迦太基帝國。地中海歐非兩側的當地居民,在公元前7至6世紀相對說來還很落後,不足以阻擋希臘人的殖民。
  希臘人稱意大利南部為「大希臘,(Magna Graecia),這是因為那裡山川壯麗,平原寬闊,比希臘本部、中部及南端被海灣山嶺分割成為彼此隔離的狹小地區,以及愛琴海上諸島嶼,氣派遠為宏大之故。這些地方的殖民城邦有克洛吞(Croton)、西巴裡斯(Sybaris)、洛克裡(Locri)、利吉姆(Rhegium)、厄利亞(E1ea),以及最北面的丘米(Cunlae)、那不勒斯(Naples,古名Neopolis)等。然而,丘米以北,希臘人又為伊達拉裡亞人所阻,一直要到阿爾卑斯山(Alps)外,才有希臘人的「遠西」殖民地馬薩利亞移去的尼斯(Nice)、摩納哥(Monoco,,今法意邊境)等城邦。
  伊達拉裡亞人是公元前10世紀移居到意大利梯伯河以北地區的,公元前7世紀至5世紀之間,伊達拉裡亞人的勢力擴張到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北起阿爾卑斯山麓,南迄今那不勒斯都在它們統治或影響之下,直到公元前5世紀,它才衰落,到公元前4世紀,它完全崩潰了。羅馬文化受到伊達拉裡亞的強烈影響,史學界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羅馬城是伊達拉裡亞人建立的。伊達拉裡亞人是從哪裡移到意大利的,從古希臘時代起直到現在止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問題,大體可以斷定他們來自小亞細亞沿岸,古希臘的希羅多德相信他們是從基格斯(Gyges)以前的呂底亞去的。他們殖民意大利早於希臘人,傳統還認為希臘人面向殖民之所以較晚,是因為伊達拉裡亞人的阻擋,直到希臘人的航海技術和海上作戰能力足以克服這種阻力,他們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殖民才得以開始。
  公元前6世紀後期,希臘城邦丘米和伊達拉裡亞人發生過戰爭,領導丘米人作戰的亞里斯托德摩斯(AristodemS)戰後成為丘米的僭主。早期羅馬的國王塔魁尼阿斯(Tarquinius)被廢黜後曾避居他的宮廷。西巴裡斯也出現過僭主,洛裡克則有過最古的立法者宙留古斯(Zslencus)的活動。
  
腓尼基和迦太基
  
  腓尼基人很早建立他們的城市王國拜布羅斯(Byblus)、息敦(Sidon)、泰爾(Tyre,今黎巴嫩)。早在公元前16世紀,他們就殖民於塞浦路斯和愛琴海上諸島嶼,當時是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盛期,他們在東地中海的活動似偏重於海上商業,或作短期的黃金開採,沒有作什麼永久性的殖民。克里特-邁錫尼文明衰落之後,腓尼基人積極向西地中海擴張,公元前12世紀,腓尼基人的船舶最初在西地中海出現。杜丹說:
  
  「他們在往西班牙礦區的途中,需要沿著非洲海岸的停靠港口;他們在這些港口無疑開始了與土人最初的交易,而且這些港口後來變成了經常的『商站』,即真正的殖民地。根據傳說,最早的腓尼基人殖民地,從東往西,為大雷普提斯(LeptisMagna,今名雷布達)、哈德盧密塔姆(Hadrumetum,今名蘇撒)、烏提卡(Utica)、希波?提阿爾希托斯(Hippo Diarhytos,今名比塞大)和希波?利基烏斯(Hippo Regius 今名波那),並且當時在赫拉克裡斯雙柱(直布羅陀海峽)之外,在丹古爾之南拉拉士(Larash)附近已建立了利克莎斯(Lixus)。同時,泰爾人和西頓人又在馬爾太島,西西里島南端,撒丁島和西班牙的加的斯,獲得了立足之地。」(《古代世界經濟生活》中譯本,第150—151頁)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城市是迦太基(今突尼斯首都舊址),建城時間在公元前9世紀末。當泰爾、西頓先後藩屬於亞述帝國、迦勒底巴比倫王國和波斯帝國而衰落的時候,迦太基起來在整個西方保護腓尼基人,所有西地中海的腓尼基殖民地或者自願,或者通過征服和強迫,先後歸屬於迦太基,結集成為強大的迦太基帝國。其時在公元前6世紀,並且也通過一個漫長的過程。迦太基的霸權,大概首先建立於非洲沿海,次及於西班牙及科西嘉、撒丁尼亞(Sardinia)兩島,最後才到西西里島上和希臘人爭霸。
  
塞勒尼、烏薩利亞和阿拉利亞
  
  克里特島和塞拉島上的希臘人殖民於利比亞的塞勒尼(Cyrene)時間為公元前630年。塞勒尼殖民地建立後不久,即向西作二次殖民,正值迦太基興起初期,沿非洲海岸向東推進,結果兩方面都停止於原地,沒有發生什麼衝突。
  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佛西亞,於公元前600年之前,殖民於西班牙地中海濱南端的門拉卡(Maelanaca,今馬拉加Malaga 兩側)和西班牙一個盛產銀子的古王國塔提蘇斯(Tartessus)通商。這個地方深入腓尼基人的勢力範圍,大約在阿拉利亞戰後(見後)被毀滅了。佛西亞人殖民於馬薩利亞(Massilla,今法國馬賽)是公元前600年的事情,這裡離腓尼基迦太基在西班牙南部的傳統勢力範圍很遠,加以當時迦太基人勢力微弱,無力干涉。公元前560年,佛西亞人又殖民於科西嘉島上的阿拉利亞(A1alia),此時小亞細亞希臘人避波斯侵犯紛紛西移,傳說普賴伊尼(Priene)城邦的比阿斯(Blas,希臘七賢之一)曾建議希臘人集體移居撒丁尼亞。科西嘉島離意大利北中部伊達拉裡亞人地區很近,希臘人在兩島上勢力擴大,對腓尼基人的商路是很大的威脅,加以公元前6世紀中期,正是迦太基強國興起之時,公元前535年,佛西亞艦隊與迦太基伊達拉裡亞聯合艦隊戰於科西嘉的阿拉利亞,佛西亞人自詡勝利,但放棄阿拉利亞,而且從此以後,希臘人再也不涉足於科西嘉和撒丁尼亞兩島了。
  阿拉利亞戰後不久,佛西亞的殖民地馬薩利亞和迦太基海戰獲勝,戰後訂立了一個確切的條約,條約也許以西班牙地中海上的納奧角劃分雙方「勢力範圍」,此後長期間雙方相安無事。馬薩利亞二次殖民所建立的城邦,最東有今法意邊境的尼斯和摩納哥,最西南有西班牙境內的伊波利亞(Emporiae)和羅德(Rhode),移民大概不少來自小亞細亞。
  
西西里島上的希臘殖民城邦和希臘人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島上的長期衝突
  
  希臘人移民西西里島,始於公元前8世紀,最早的有科林斯移民的敘拉古,麥加拉的麥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eae,見前章)和納克素斯島移殖的同名城邦,公元前8世紀至7世紀,希臘人在該島上移民盛行,建立了矰克利(Zancle)、利吉姆、林地尼(Leontini)、卡塔拉(Catana)、邁利(Mglae)、機拉(Gela)、希米拉(Himera)、卡斯門尼(Ca8nlenae)等殖民城市。也許當時腓尼基人已經涉足於西西里島,但當時泰爾衰落,迦太基尚未興起,希臘人沒有碰到什麼抵抗,當時的腓尼基人被趕到該島的西北角,到公元前6世紀,腓尼基在那裡有三個殖民城市:摩提亞(Motya)、帕詔馬斯(Panormus)、索羅斯(Solus)。公元前580年,希臘人殖民於阿克累加斯(Acragas)的時候,發生了希臘人與腓尼基人的第一次衝突,腓尼基人幫助當地土著厄力密亞人(Elymians)抵抗希臘殖民者,希臘移民(來自小亞細亞南端的奈達斯和羅陀斯島)領袖彭達斯拉斯(Pentathlus)被殺。這還是迦太基人並未干預其事的小規模衝突。公元前6世紀後期,迦太基已是強盛的帝國,它出兵到西西里島,征服該島西北端的腓尼基人殖民地使之歸屬於它。從此以後,西西里島成為希臘與迦太基長期爭奪之地。公元前5世紀初,正當希臘本土抗擊波斯進犯軍的時候,以敘拉古為首的西西里希臘諸城邦和迦太基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決戰,希臘人獲得了勝利。但鬥爭並未結束,公元前5及4世紀,西方希臘人與迦太基人間有兩次大規模的戰爭,這一鬥爭還延續到羅馬時代,公元前3至2世紀發生於羅馬與迦太基之間歷時100多年的三次布匿(迦太基另一名稱)戰爭(戰爭中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迦太基名將漢尼拔Hannibal和羅馬名將西庇阿Scipio兄弟),其實是西方希臘和迦太基鬥爭的繼續。
  
西方希臘的形成
  
  希臘人殖民於科西嘉、撒丁尼亞兩島的失敗,使西方的希臘殖民地集中於二個區域:(一)意大利南部,即所謂「大希臘」及西西里島,雖然前者面對北面的伊達拉裡亞人和後來的羅馬人,後者面對西南的迦太基人,但是因為它們不過相隔一個極其狹窄的墨西拿海峽,逐漸形成一個以西西里島上敘拉古為首的一個集團;(二)馬薩利亞及其東面兩側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殖民地。它們和大希臘西西里集團之間陸上有伊達拉裡亞人的阻隔,海上有科西嘉撒丁尼亞兩島的阻隔,一直獨立生存獨立發展。以上兩個集團,前者與希臘本土聯繫比較密切,公元前5世紀以後的西西里帝國,是希臘世界三大霸權(雅典、斯巴達、西西里)之一。它的歷史命運和東方希臘不同,因為亞歷山大征服是向東的征服,大希臘西西里不受其影響。它們是羅馬人所征服的希臘世界的第一批城邦,羅馬人接受希臘文明,首先是通過它們的媒介與影響。馬薩利亞集團孤懸「遠西」,和希臘本部其他部分的歷史事變的關係更為疏遠,它列入羅馬版圖是在羅馬征服高盧的時候,晚於東方希臘,也晚於「大希臘」和西西里。但是它存在於高盧(今法國)的地中海濱為期頗長,希臘文明通過它傳播於高盧。羅馬人征服高盧時,高盧南部歸化羅馬比高盧其他部分遠為順利,馬薩利亞的傳佈希臘文明大概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西方希臘諸邦是「立法者」最早的活動舞台(見次章),這顯然因為它們建立的初期(公元前8世紀中期及7世紀初期)恰當新潮流興起的時候,傳統的負擔在那裡又比古老城邦遠為輕微。然而在公元前6世紀末期,當西西里諸希臘城邦開始和迦太基進行劇烈鬥爭的時候,西面裡開始出現僭主政體。公元前5世紀初期,西西里一切城邦幾乎都在僭主政體統治之下。僭主政體出現,除對外戰爭這個因素之外,內部階級鬥爭也是重要原因。所以當時也有個別城邦選出立法者兼民選調解官,一時避免了僭主政體出現。但是大希臘與西西里諸希臘城邦的僭主傾向和「帝國傾向」遠勝於東方。在5世紀他們與迦太基人的戰爭之前,已經通過征服,結成一個以敘拉古為首的「帝國」。戰勝迦太基人,就是在這個「帝國」的首腦敘拉古僭主機倫(Gelon)領導之下取得的。希波戰爭以後,在當時希臘世界民主浪潮的影響下,大希臘與西西里諸城邦轉為民主制度,以後西西里的敘拉古兩度出現歷史上著名的僭主岱奧尼素(Dionysius)和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在它被羅馬滅亡的前夜,僭主亥厄蘭(Hieron)已正式稱王了。
  
  
第三節 雅典民主的確立與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庫隆暴動以前雅典的狀況及其周圍的環境
  
  公元前7世紀中期雅典的狀況及其周圍的環境,前章已有過簡略的介紹,阿德科克以形象化的語言對此作了下述描繪:
  
  「在公元前7世紀的前半期,雅典是希臘的一個朦朧的角落。它已經完成了一件事情——統一;埃琉西斯、馬拉松(Marath0n),或修尼阿姆(Sunium)的農民,已經認為自己是雅典人了。存在著一個中央政府,當這個中央政府傳話出去,要徵召人們入伍作戰,或者徵集黃牛作祭神的犧牲,人們是服從的。政府是貴族的政府,阿提卡的農民把國家大事任憑他們的長上們去處理,他們自己埋頭於種田,或者忙於學種橄欖樹。到這時候為止,還沒有什麼海上貿易。雅典人是下船出海的,因為海道比陸上道路好走,許多學者認為造船區(Naucrac1es,雅典的古老地方基層組織)是存在著小規模海軍的證據,而雅典的狄斐隆(Diphlon)風格的陶瓶,常常顯現出某種也許是雅典船艦警戒海盜的東西。雅典本身屬於卡勒利亞(Calauria)近鄰同盟,即薩洛尼克灣周圍諸城的一個宗教同盟,但在它外航海路上,遠處有埃吉納島這個妒忌的商人海島,近處有本城望得到的薩拉米,現在在麥加拉人手裡,他們和這個帕拉斯(Pal1as,是雅典娜女神的別稱。雅典挪是雅典城的保護神)的城有鄰邦的宿怨。確實,到這時候為止,還沒有什麼足以出口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威力足以贏得外面的市場。別的城邦已經從事於殖民的冒險,他們也獲得了報酬。值得注意的雅典工業是陶器,但是它支配市場的日子還在後面,科林斯、西息溫和卡爾西斯的陶器現在還掌握著豪華陶器的陣地。阿提卡較大部分的土地是瘠地,農民從那裡難獲一飽。好地多半分佈在城市後面的平原上,絕大部分屬於貴族,貴族的氏族名稱成了這個區域許多地方的地名。貴族因擁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是富裕的,他們學習過某種輝煌的生括,直到現在,還可以看到當時阿提卡陶瓶上對此的描繪,他們和紳士一樣,把錢財消耗在希臘諸體育競賽的慶節中的競勝上,所以在奧林匹亞有時候聽到雅典人的名字,在近鄰諸邦的科林斯、麥加拉、西息溫存在著輝煌的僭主政體。雅典的土地貴族在僭主宮廷中學會了對株守家園的阿提卡農民說來是陌生的各種各樣的抱負的慾望。」
  
  總之,這時候雅典已經受到近在咫尺的科林斯等的影響,然而它的經濟還不發達,階級分化還不劇烈。所以公元前630年左右發生的庫隆暴功,是一次在外部影響之下的尚不成熟的僭主政變。
  
庫隆暴動和德拉孔立法
  
  庫隆出身貴族,曾在奧林匹亞賽會上得過錦標(公元前640年),是麥加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女婿。庫隆利用宙斯節日民眾群集的時機,企圖發動政變,奪取最高政權。暴動者有麥加拉的重裝步兵,卻沒有雅典的平民,顯然是特阿真尼想通過暴動把鄰邦雅典置於他自己(麥加拉僭主)女婿統治之下。庫隆一黨奪得了衛城,民眾並不熱烈擁護,當政貴族卻從四方徵集人民來圍攻衛城。圍攻歷時很久,四方人民不等圍攻結束,便回去了。圍攻中庫隆和少數隨從逃跑了,暴動者因缺糧議降,執政官阿克密尼德(Alcmaeonldae)氏族的麥加克利斯(Megacles)允許降者可以免死,結果卻把托庇神壇的降者殺死了。(按古希臘風習,托庇神壇的人不能殺害,否則死者的血既沾污了土地,必定要被除;殺人者為罪責所沾污,這種罪責還延及後代。所以這次瀆神罪使阿克密尼德世世代代「背上了黑鍋」,這個氏族的後人長期間內是雅典的當政顯要人物,伯裡克理斯的母系就屬於這個氏族,在政爭中敵對的黨派常據以攻擊他們。)暴動以失敗告終,為此雅典還和麥加拉之間發生了一次勝負未決的戰爭。
  庫隆暴動雖有鄰邦插手,它總反映了雅典社會的動盪不安。當政的貴族階級所能想到的是制訂成文法典加以公佈,藉以限制不法分子,所以有德拉孔法典的頒布(公元前621年)。德拉孔是當時的執政官之一,他的法典以對犯罪者嚴峻著稱,唯一具有進步意義的地方,是反對血族復仇制度,以及把當時已經存在的關於故殺、非故殺和自衛殺人三者加以區別的慣例,作了成文的規定。多少世代以來,唯有貴族才懂得法律,唯有他們才能接近諸神,才能伸張神的正義,現在把貴族壟斷的法律和審判職能公開出來,這也可以算是一次重大的讓步。但是他的法律中關於整頓財產關係的部分,看起來著重於保障債權人(貴族高利貸者)的權利,於是加深了社會的階級矛盾,使得庫隆暴動以來的社會騷動更加激烈了。
  
梭倫改革的背景
  
  雅典內部的動盪,基本原因在於土地兼併和債務奴役。前面引述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一段話,說明雅典的土地貴族在周圍富裕的工商業城市城邦及其豪華的僭主宮廷影響之下,加深了對農民的剝削,而在貴金屬鑄幣逐漸通行的條件下,最有效的剝削方式之一是高利貨。雅典農民祖輩相傳的那一份土地成了債務的抵押品。史家考證當時成為抵押品的土地事實上成為債權人所有,債務人只能保留一種出款贖回的權利。有的債務要以人身為擔保,出現了農奴身份的「六一漢」,一種殘酷的債務奴役制盛行起來了。庫隆暴動到公元前6世紀初期的幾十年間,雅典大概處於經濟迅猛發展時期,雅典從麥加拉手裡奪回了薩拉米,麥加拉的僭主政體垮台了,雅典商人開始到黑海、埃及和塞浦路斯去經商,這使得平民對於當時的國內秩序更加覺得不可忍受,而德拉孔的法典也許更加強了高利貸者和貴族的地位。現在真的有平民暴動和僭主出現的危險了,救治的辦法是要找到一個「民選調解官」(Aesymenites)來調停對立的集團的利益,來解決「如何免除債務人的錢債,來重分土地,並根本改革現行的秩序」(普魯塔克Plutracb,《梭倫傳》)的問題。「雅典人和因雅典的偉大而所獲甚多的世世代代的人,很幸運地找到了這樣一個人,他就是梭倫」(阿德科克語)。
  
梭倫改革
  
  梭倫是貴族分子,以鼓動和領導對麥加拉的戰爭,奪回薩拉米聞名。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首席執行官,並授權為仲裁者和立法者,並被視為「民選調解官」。梭倫就任以後,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負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債務人份地上的記債碑,作為債務抵押品的土地無償歸還原主,保障小塊農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買賣奴隸。因債務流落異邦的人,也都回來了。為了使「解負令」得以貫徹,也廢除了與土地無關的工商業債務,但不禁止改革以後的工商業信用。其次是禁止輸出穀物,准許輸出橄欖油到國外,使雅典農業迅速過渡到集約性的果園與園圃經營,這是當時有條件輸入糧食後改變阿提卡農業經濟結構的帶根本性的措施。後來又公佈遺產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禮的浪費和鋪張。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喪」恰成對照。梭倫立法的根本原則是承認私有財產,容許土地的轉讓和分割,這使得人們放手創辦企業,推動了經濟活動。
  梭倫為了發展雅典的手工業(我們記得,此時正是科林斯陶瓶獨霸市場的時代),允許外邦人獲得雅典的公民權。梭倫立法關於殺人罪的處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規定。他的法典禁止對他人包括奴隸在內的暴力傷害,從而使奴隸得到相對的人身安全。
  梭倫立法,廢除貴族在政治上的世襲特權,而代之以財產法定資格。他的法律規定雅典公民分為富農(原稱「五百斗級」)、騎士(這二級養得起馬,應徵為騎兵)、中農(原稱為「雙牛級」構成重裝步兵)、貧民(構成輕裝步兵,擔負軍中雜役)四級,全部有參加公民大會(Eccleeia)的權利。公民大會直接選出執政宮,和其他執政人員如司庫和執行法庭判決的「十一人」等,這些公職只有最上層階級的公民才有被選舉權。國家重要政務都要由公民大會通過,提給公民大會議案的預審工作則由新設立的「四百人議事會」擔任。元老院的任務現在是保證國家法律不受破壞,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它的最初成員由梭倫選任,以後,凡執政官任期終了,經審查政績後加入元老院,並終身任職。「四百人議事會」的成員由四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因為,他負責預審提交公民大會的議案,它實際上執掌最高政權。元老院和議事會兩者,梭倫比之為船上的兩隻錨。
  梭倫首創了陪審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為集會,陪審法庭的原意當是「作為法庭的公民大會」(Assemb1y as A Court),其實際狀況,不外行政官員於市集日在市場上審理訟案,而由有空暇時間的若干公民參加。但是把這種辦法制度化起來,則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還認為,後來成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對執政官在其任期終了時實行的政績審查,是人民這種「參與審判」的權利的推廣。
  
梭倫改革的經濟後果
  
  梭倫的「解負令」規定免除一切債務,並且竟得以和平實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見的例子。梭倫當時的地位是民選調解官,亦即民選的獨裁者,具有僭主那樣的專政權力。也許因為當時高利貸所引起的社會動盪已經到了岌岌不可終日的程度,這個調停於敵對階級之間的獨裁者才得以使「解負令」貫徹下去。然而「解負令」並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貴族階級祖傳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貸收進的抵押土地仍歸貴族所有,貴族階級的優越經濟地位並沒有受到摧毀性的打擊,所以「解負令」實際上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措施。雖然如此,廢除債務,連同其他的經濟措施,如改革幣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等,確實鼓勵富裕階級以其財富投入工商業,從而使無地人民獲得就業於農業以外的職業的機會。他的限制穀物輸出,鼓勵橄欖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動小農發展集約經營的園圃農業。這些都說明雅典迅速地從一個農業區域發展為工商業區域。從此雅典處於「東方希臘」與「西方希臘」海道中心的優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裡猶斯(Plrealis)和法勒隆(Plialerum)日益發揮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臘世界第一個工商業城邦。梭倫所奠定的雅典的經濟發展路線,不是傳統的「分裂繁殖」路線,不是廣泛殖民於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資源於國內,使縱橫不過百里的一個小區域發展成為鄉郊有小康的農業人口的大工商業城市,從歷史觀點說來,這無疑是很大的成功。
  
梭倫改制的性質及其演變
  
  梭倫政制,以財產多寡區分公民為若乾等級,最低一級的平民,有選舉權而無被選舉權,議事會成員,行政官員一律由選舉方法產生,按照希臘的政治概念,這是一種金權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謂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須是平民占統治的政體,必須不論財產多寡都有資格被選任為議事會成員及行政官員,而其選任又必須用拈鬮方法,這樣全體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輪流任職為議事會成員或陪審法庭成員的機會,議事會成員有可能全都有成為議長委員會成員的機會。至於議長委員會,則每年由議事會改選若干次,每屆任職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務。這樣,在議事會全部任期內,又使所有議事會成員都有機會參加議長委員會主持政務。雅典採用這種制度,始於梭倫以後70年的克利斯提尼(C1eisthenes)時代。至於梭倫政制給平民的,則不過是在公民大會內發言與表決、選舉的權利,這種權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層階級對平民的過分剝削,當上層階級勢力大時,甚至這種阻止作用也難完全達到,於是平民的權利就只剩下在那裡發抒一些憤懣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倫的金權政治對於當時的雅典還不失為一次革命。我們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貴族階級的寡頭專政,平民不僅無權議政,而且處於債務奴役的狀態。改革以後,貴族階級固然還是當政的階級,然而非貴族的富裕農民也成了當政階級,從前實際上並無公民權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現在在公民大會中也聽得到他們的聲音了,這顯然是一種革命性質的變革。
  梭倫公民資格中以「資」為根據的財產,原來僅限於土地財富,這是當時雅典社會的農業性質所決定的。稍後,工商業迅猛發展,計算財產資格時把非土地財富也包括在內,貴族權力進一步削弱。又因為計算標準改按貨幣不按實物,而物價則逐步高漲,結果雅典公民中因財產資格的限制而沒有被選舉權的逐步減少,終至寥寥可數。政制的這樣逐步民主化,並非梭倫初意,而是歷史演變的結果。
  
作為立法者的梭倫
  
  史家考證,梭倫立法並非全部都出於他的創造。梭倫曾經商海外,周遊列國。「金權政治」制度,科羅封、伊奧利亞、庫梅、卡爾西斯、愛勒特裡亞實行於雅典之前,基俄斯則新近實行民主政治,這些成例,大概是梭倫立法的來源。然而稜倫政制並不是拼湊這些成例的結果,而是針對雅典的現實情況所制訂的制度,其間有周詳審慎的判斷,也有冒風險的創造,為希臘的城邦政制開闢了一條「主權在民」的新路。事實上希臘世界進入「主權在民」的時代始自梭倫立法,梭倫立法為建成一個繁榮強大的雅典準備了條件,也唯有這個「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夠把希臘世界推進到這個階段。
  梭倫法典,在財產、繼承,犯罪的懲罰等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簡潔、富於彈性為後世所稱道。它是亞歷山大征服以後希臘主義諸王國法典的楷模,在羅馬帝國時代它通行於帝國舊希臘地區,是羅馬法的「競爭對手」。法典原文保存於雅典議事會堂,並在市場上立柱公佈。從此以後,雅典進入「法律」統治,亦即希臘語所稱為優魯米亞(Eunomia)時代。斯巴達實行來庫古的「口傳約章」(Rhctta)時間略早於梭倫立法,歷史上也稱為優魯米亞。希臘城邦制度中的法治傳統,遂於此奠定。
  
梭倫離職
  
  梭倫的改革,雖然調解了各敵對階級之間的激烈衝突,發展了經濟,一時形成了雅典社會的團結,積極參與了當時近鄰同盟的紛爭,加入近鄰同盟,獲得了同盟的投票權,但因貴族喪失太多,不甘心於自己的失敗,無地平民沒有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民選調解官」,擁有大權,享有無上威望的梭倫,有理由無限期保持他的政權,成為雅典的僭主。何況公元前6世紀初期,是希臘世界僭主政權盛行的時期。此時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緒布盧,西息溫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亞細亞、西西里和大希臘各邦到處是僭主盛行,優卑亞島上著名的銅城擁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爾西斯也在僭主統治下,而且梭倫的朋友們都勸他建立僭政,不要「魚在網中,卻讓它跑掉了」。但是,梭倫堅決不為所動。又鑒於貴族對他責難,平民對他不滿,要擁立他為僭主的朋友們對他嘰嘲,他佇立海濱「好像一群獵狗包圍中的狼」。最後,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權,離開雅典到海外漫遊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時代,像梭倫一樣的「民選調解官」,有機會建立僭政,而自動放棄政權的,還有累斯博斯島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倫都被列為「希臘七賢」之一。
  
雅典的黨爭
  
  梭倫離職後,雅典長時期陷入黨爭之中。當時雅典黨派分為「平原派」,由據有平原土地的貴族組成;「海濱派」,以工匠商人為主;「山居派」,主要為無地少地的山屬平民(饒有興味的是,長時期中三派領袖都是著名氏族出身的貴族分子,這種狀況一直繼續到雅典民主的極盛時期——希波戰後到伯羅奔尼撒戰前的「伯裡克理斯民主」時代)。這三派最初聯合起來驅逐了企圖僭竊政權的執政官達姆斯阿斯(Damasias,公元前580年),繼以麥加拉重新奪取了薩拉米,發生了雅典與麥加拉的一次戰爭,一個貴族分子庇色斯特拉托(PeiSiStratus,普魯塔克說他是梭倫的親戚)在此次戰爭中立了戰功,成為「山居派」的領袖(公元前570年)。他以詭計得到公民大會的同意,建立了一支50人的個人衛隊,建立了僭政(公元前560年),平原派和海濱派立即聯合起來把他趕下了台。大概他下台後還留在阿提卡,同年,他和海濱派結合起來恢復了僭政。三四年後他和海濱派分裂,僭政傾覆,他被逐出雅典(公元前556年),由海濱派領袖麥加克利斯(Megac1es)當政。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後住到色雷斯海濱的卡爾息狄斯(Cha1cidce)半島(我們記得那裡有許多希臘人的殖民城市)的西北,聯合當地鄉居人民建立了一個城市(後來發展成為有名的希臘城市安菲玻裡Amphipolis),開發著名的旁加優斯(Pangaeus)銀礦,積聚了一批財富,和馬其頓王、提佛人(Thebans)、阿爾哥斯人(Argives)建立了良好關係,和納克索斯島的一個富有的冒險家裡格達米斯(Lygdamis),一個想在納克索斯島建立僭政的野心家結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僱傭軍。這個時期,雅典本國,因庫隆暴動殺害暴動者被放逐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已經回國,政權掌握在他們手裡。
  庇色斯特拉托被逐後的第十年(公元前546年)得到優卑亞島上愛勒特裡亞的幫助,在那裡集合了他的部隊,並在阿爾哥斯1000名軍隊的幫助下,進軍雅典。雅典「山居派」起為內應,雅典當局徵集公民軍起來抵抗,結果防軍潰散,各自回家,敵黨逃亡,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於是確立,裡格達米斯也成了納克素斯的僭主。塞莫斯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Po1ycrates),是在庇色斯特拉托和裡格達米斯幫助下才得以上台的。
  
庇色斯特拉托僭政的性質
  
  據普魯塔克的《梭倫傳》,庇色斯特拉托建立僭政的時候,梭倫已倦游歸來,他全力反對僭政,他號召雅典人起來抵抗僭政,即在庇色斯特拉托勢力已經鞏固的時候,他還堅持這種立場,始終不渝。但是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實際上貫徹了梭倫立法的根本精神。「山居派」的土地要求,現在可以沒收逃亡貴族的土地來予以滿足了,梭倫法典全部保存下去,梭倫創立的一切國家機構也照舊存在,不同的是,現在在全部機構之上高踞著一個權力無邊的僭主,他的意志是不可違背的。庇色斯特拉托和一般的僭主一樣,不稱王,他的正式職銜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他表面上十分尊重「憲政」,他本人可以應元老院(執行最高法院職權)的傳詢到庭受審,自行辯護。他徵收農產品的1/12或1/10的所得稅,借此,他貸款給新獲得土地的小農,加以在他統治下雅典有長期的和平,橄欖樹普遍長成起來了。他組織「巡迴審判」到村中去處理訴訟事宜,免得莊稼人浪費時間和精力上城訴訟。在他統治下,雅典油酒出口增加,陶器業發展起來了——不僅作為容器的粗陶,雅典的精美陶器開始代替科林斯、西息溫佔領了國外市場。他發展海外貿易,發展造船業,城市居民增加了。他從米提利尼手裡奪得了黑海入口處的息基昂(Sigeum),藉以保證黑海的糧食進口和油酒及工業品的市場,並委任他的非婚生子為那裡的總督。附帶說說,平原派的領袖庇色斯特拉托的政敵米太雅德(Miltiades)在息基昂對面歐洲一邊的一個大半島克索尼蘇斯(Chersoneses 即構成達達尼爾海峽北側的歐洲大陸的突出部分)上,建立了一個住有色雷西亞(Thracian)多龍西(Dolonci)人、並在希臘人保護下的小國家,米太雅德成為他們的僭主。這個貴族,後來在希波戰爭中回國參戰,作出重大貢獻。
  庇色斯特拉托統治下的雅典開始建設城市,從商業和租稅得來的財產,用來興辦巨大的公共建築物。
  公元前527年,在長期的和平統治之後,庇色斯特拉托病死,他的兒子繼為膺主。後來的雅典人把庇色斯特拉托統治的20年看做太平盛世,確實雅典發達起來,強盛起來了。他的僭政是梭倫堅決反對的,但是他客觀上實現了稜倫立法中許多好東西,雖然僭主政治和梭倫立法的根本原則背道而馳。
  
僭政傾覆與克利斯提尼改革
  
  庇色斯特拉托的兒子不孚眾望。公元前514年,發生了哈摩狄阿斯(Harnlodius)和阿利斯托齋吞(Aristogiton)刺死庇色斯特拉托次子希帕庫斯(Hipparchus)的事件。這次刺死案件出於私仇,但是後來雅典人把這個首先起來打倒僭主政體的人尊為英雄。此事發生後,庇色斯特拉托長子希比亞(Hippias)還繼續當政,然而心懷疑懼,戒備森嚴,大舉迫害政敵。除他的僱傭兵外,不許雅典人擁有武裝,成了真正的暴君。在國外,庇色斯特拉托在世時一貫實行的睦鄰政策,也因國際局勢的推移,和他的兒子們的舉措失當而未能繼續下去。此時波斯帝國已經臣服了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那裡的僭主都是波斯帝國的兒皇帝,而希比亞卻選中了拉姆普薩卡斯(Lampsacus)的僭主,波斯大王的寵臣為女婿,這表示他現在希望依靠波斯的力量來維持他搖搖欲墜的統治。公元前510年,留居克索尼蘇斯的阿克密尼德族人由麥加克利斯的兒子克利斯提尼率領,從彼奧提亞武裝回國,然而未能成功。最後,斯巴達王克利奧密尼斯(Cleomenes)率領大軍經麥加拉進入阿提卡,希比亞的僱傭軍和他的同盟特薩利亞的騎兵敗北,希比亞被逐圍守雅典衛城,經過談判,以不傷害他家被俘的子女為條件,他答應離雅典到息基昂。於是庇色斯特拉托朝的僭主政體結束,雅典政權歸於克利斯提尼手中。
  克利斯提尼本身是雅典著名氏族的貴族,他的母親是西息溫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的女兒,但是當時雅典貴族階級的黨「平原派」的領袖是伊薩哥拉斯(Isagoras)。僭主希比亞是由斯巴達的武力傾覆的,斯巴達的政策,一貫是推倒僭主,建立貴族政體,這一次,他們也力擁伊薩哥拉斯上台。公元前508年伊薩哥拉斯果然當選為執政官,克利斯提尼一時失敗了。但當伊薩哥拉斯要把僭主時期的公民名單進行審查,並將其中僭政時期獲得公民權而顯然並非貴族階級的人洗刷出去的時候,克利斯提尼起來維護他們的權利。這是兩個貴族分子爭奪政權的鬥爭中必然要採取的策略,但是就是這種鬥爭,卻反映了雅典社會的階級鬥爭,而克利斯提尼是站在工匠商人和平民這一邊的。
  克利斯提尼再度當政,並實行了他的著名改革。其間,斯巴達曾再度干涉,幾經曲折,克利斯提尼在人民支持下擊退了斯巴達的干涉軍。伊薩哥拉斯隨同斯巴達干涉軍流亡國外,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順利實施了,雅典民主進一步鞏固了。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要點
  
  克利斯提尼在政制上的改革主要為以下三點:
  一、根據地區原則劃分阿提卡的基層組織。阿提卡被分成三個區域:(一)雅典城及其近郊;(二)內陸中央地帶:(三)沿海地區。每個區域分為十個部分,名為三分區(Trittys)。三個區域的一個三分區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部落,這種部落並不是集合在一片毗連的地帶的部落,而是跨三個區域的一種人為的集合,它唯有在公民大會表決期間才得集合起來。這樣的組織方法,既依地區原則打亂了氏族傳統,又打破了從前的「山居派」、「海濱派」、「平原派」等按經濟發達程度不同的地區,結集成為黨派的舊例。從此,以氏族為基礎的貴族勢力極大地消弱了,舊日黨爭據以劃分的界線也不再存在,於是僭主復辟的依靠消弱了,雅典今後的政治派別的劃分也要按照新的原則了。
  三分區之下的基層單位是「自治村社」(Demos),在農村地區是村落,在城市及近郊的當然按街坊劃分。每個區域內的一個三分區,有的轄本區的一個村社,有的轄幾個,所以全阿提克部落和三分區的數目一直保持不變,村社則逐漸增加,克利斯提尼時代有100個村社,300年後增為174個。村社是一種經濟性的、行政性的、宗教性的、軍事性的同時也是政治性的單位。招募重裝步隊,和用抽籤法選出陪審員,都在村社內舉行。村社男丁,18歲由民選村長登記入公民和兵役名冊,被認為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務,也有出席審判的權利。20歲起,他就是一個全權公民。
  二、克利斯提尼的議事會人數為500人,稱500人議事會,以代替以前的400人議事會。議事會由每個部落選出50人組成。部落內代表人數則按村社大小分配。選舉方法用抽籤法,每個公民一生內都有機會成為議事會成員。議事會選出議長委員會,共50人。這50人分為10個組,每組5人,每組輪流主持日常政務35—36天,所以,在議事會的一年任期內,每個議事會成員都有一次成為主持政務的五議長之一。
  每個部落選出一個將軍,統率本部落徵集的公民軍,並組成一個「十將軍委員會」統率全軍。以後,雅典最高政權實際上操在「十將軍委員會」手中。
  有資格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還限於公民中富農和騎士兩級。在它以下的中農和貧民兩級仍不得選任為議事會成員。
  三、陶片放逐法是克利斯提尼法典中最富特色的一種制度。每年春季,召開一次非常公民大會,用口頭表決是否要實行陶片放逐,換句話說,決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自由,必須加以放逐的。假如指出了其人,就召集第二次公民大會,每個人在陶片或貝殼上寫下他認為危害公民自由的那個人的名字。凡被大多數投票判決有罪的人,就要離開雅典,為期10年,但是他的財產不被沒收,期滿回來,他以前的一切權利也隨之恢復。陶片放逐法表明當時雅典公民絕大多數人識字,能寫。此法目的原在防止陰謀奪取政權的僭主政變,曾經起過巨大作用。希波戰後,僭主政變的威協實際上不再存在,這個制度還維持了一個時期,不過那時已失其原意,成為黨爭的工具了。
  
雅典民主的確立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為止,確實兼具「主權在民」和「輪番為治」的兩個特色。稜倫、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這種制度,雖然中間還經歷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征服為止,基本上沒有變化。甚至亞歷山大征服以後,雅典事實上已經喪失主權國家地位,淪為馬其頓王國的附庸,以及後來被羅馬征服,雅典淪為羅馬統治下一個自治城市的時代,政制的某些方面還保持了下來。
  倘使我們回顧這種政制建成的過程,我們可以歷數以下各點:(一)庫隆暴動,動搖了古老的貴族寡頭專政;(二)德拉孔立法,貴族作出了某些讓步,但那是屬於貴族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經濟和政治統治的企圖;(三)在嚴重的階級矛盾面前,雅典沒有經歷一次暴力革命,找到了梭倫這樣一個民選調解官,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四)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客觀上起了貫徹稜倫改革的作用,從此以後,貴族階級獨佔政權的那種舊秩序再也不可能恢復了;(五)雅典人民推翻僭政,實行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民主從此確立了下來,回顧這個過程時可以發現一種饒有興趣的現象,這一連串歷史事變中起了某種主導作用的人物,全屬於貴族階級,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幾個貴族世家之間爭奪政權的某種痕跡。不過這種現象,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識和政治經濟事實上是貴族階級獨佔的。當經濟基礎和時代潮流決定歷史演變趨向的時候,貴族分子有的出於個人的信念,有的純粹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為民主政治的鬥士,這是一種合乎歷史規律的現象。其中某些人,如稜倫,具有偉大的人格,讓「已經進網的魚跑掉」,而不願僭竊政權,則為世世代代的後人所敬仰。
  
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完成
  
  雅典民主確立於公元前6世紀之末,其間經過一個庇色斯特拉托的僭政時期。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時期,正是希臘世界諸國普遍為僭主所統治的時期——小亞細亞諸邦,大希臘與西西里、希臘本土科林斯,西息溫、麥加拉、卡爾西斯等經濟比較繁榮的諸邦亦然,唯有斯巴達保持古老的貴族政制原則,始終保持反對僭主。雅典推翻僭主,固然有斯巴達的幫助,但斯巴達指望雅典恢復貴族寡頭專政。雅典則不僅維護了梭倫改革的原則,還向民主化方面繼續跨出了一大步,為希臘諸邦做出了範例。克利斯提尼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希波戰爭。戰後雅典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米利都、科林斯,在軍事實力上超過了斯巴達,不僅後來雅典同盟加盟諸國奉它為盟主,它事實上還成為全希臘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成為各邦傚法的榜樣。例如,雅典政制中最具特色的陶片放逐法,據考證,就有米利都、阿爾哥斯、敘拉古、麥加拉四國仿行。公元前5世紀以後,希臘各邦政制還是五花八門,各具特色,而且也變化多端。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據說就搜集了150多個實例,作了比較研究寫成的,現在我們讀這部著作,還可以看到希臘政治的十分複雜的多樣性。但是,大體說來,除早期和後期的僭主政治而外,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主權在民」與「輪番為治」總是它們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們說雅典民主的確立,就是希臘城邦制度的最終完成,大體是符合事實的。
  
  
第四節 僭主、立法者和民選調解官
  
  希臘政制演變中的僭主、立法者與民選調解官都不見於我國古代,這些概念也是我們所不熟悉的,本節對此分別略加解釋。
  
僭室——不合法的王
  
  希臘的僭主都不稱王(巴西琉斯)。他們是事實上的專制君主,他們都用一些謙遜的稱號,如「終身執政官」、「全權將軍」等等。僭主一辭,希臘原文為「Tyrannos」,轉為拉丁字的「Tyrant」,近代西方把它用在很不好的意義上,中文譯為「暴君」,是符合近代西方用法的。不過我國有些西方古代史的中譯(如王以鑄譯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把此辭還譯為「暴君」,則與古代的意義不合。瓦德·吉裡考釋此辭來歷及其意義,頗有助於我們的瞭解,轉錄如下:
  
  「『Tyraanos』也許是一個呂底亞名詞,基格斯(呂底亞美阿母鄉德(Mermnadse)王朝的創業君主。他原是呂底亞舊的侍衛,串同王妃殺了舊王坎道列斯,僭位為王,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初。希羅多德生動地為我們講述了他弒君篡位的故事,見I,7—13。)就是一個大Tyran-nos,是希臘僭主的榜樣。這個名詞從基格斯那裡轉用到伊奧利亞新上台的君主,諸如埃弗塞斯的米那斯(Melas),他的女婿司拉緒布盧,後來是米利都的大僭主。它從這裡傳播到(科林斯)地峽上諸城邦,然後又從那裡傳到西面……
  「『Tyrannos』這個稱號是新奇的,外來的,它確實並不表達什麼污辱的意思,這個稱號上之於諸神(ZensTyrannos,有「至尊的宇宙」的意思),在希羅(Hero)的Ionic中,它似乎和巴西琉斯完全是同義的。但是英雄時代以來巴西琉斯這個辭已經集合了敬畏之念,『Tyrannos』則具有批判的、玩世不恭的希臘文藝復興時代(西方史家常把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列為希臘的燦爛的古代,把多里安人入侵以後的四五百年比擬為近代西方以前的黑暗的中世紀,把公元前7世紀繼荷馬、希西阿興起的抒情詩時代比之為近代西方的文藝復興。)的色彩,僭主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而不依靠已經確立下來的法律。他的權力來自環境,並非得自神授。環境或者意志變了,他的使命也就結束了。他決沒有忠順的貴族階級的基巖,也得不到這個階級能夠給予的社會認可和宗教的批准。」(瓦德—吉裡:《多里安城邦的興起》,第Ⅲ卷第22 章,The Growth of the Dorian state,by H.T. Wade-gery,ch.22,vol.Ⅲ,c.a.h.)
  
  這就是,僭主是事實上的王,然而王權起源於宗教色彩濃厚的古代,王權周圍圍繞有神祐的光輪。僭主崛起於希臘的「人文主義時代」,他在希臘那些蕞爾小邦的城市居民,特別是其中的貴族和知識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樣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圍怎樣也蒙不上一層神秘的天命。所以,雖然王和僭主事實上同樣是最高政權的篡奪者,王被視為合法的首領,僭主則被視為不合法的,或非憲政的政權僭竊者。「僭主」著重地譯出了「Tyrant」一詞中政權篡奪者的意思,使用這個譯語,顯然比使用「暴君「一詞要妥善一些。
  
僭主是城邦特殊條件下的產物
  
  如果著重於僭主一詞的篡奪者或僭竊者的意義,那麼,我國戰國時代分晉的三家韓、魏、趙是僭主,取代姜齊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劉邦也是僭主。然而兩千多年來我國史家雖有直書弒君的傳統,雖有正統非正統之爭,都從來沒有僭主這個概念。一切開國皇帝,無論是農民暴動中崛起的劉邦、朱元璋,無論是欺凌孤兒寡婦的趙匡胤,無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終於達成「我其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運」的天子。其實,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統,從殷商「法統」的觀念來看,又何嘗不是僭主?
  開國帝王吹捧為「奉天承運」的天子,不僅我國古代有,希臘羅馬文明傳統中也有。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波斯,威行天下,希臘的知識分子紛紛尊他為神。羅馬的凱撒,死後被祀為神,這是共和羅馬轉為帝國羅馬必不可少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準備。然而城邦希臘的專制君主卻被稱為僭主,永不能獲得「神授王權」的尊榮,這是城邦特殊條件下所產生的結果。
  希臘城邦是一些蕞爾小邦,一個城市及郊區就是一個國家,它們不像廣大的領土國家那樣,可以在王國中央建成一個住居著王室及朝廷以及為王室及其朝廷服務的形形色色人員的王都。這樣一個王都,唯有廣大領土的國家才供養得起。同樣,也唯有有這樣一個王都,王權才能用輝煌的宮殿、神廟、儀仗、御林軍裝飾起來;又唯有有這些裝飾,「奉天承運」的謊言才能發生效力。蕞爾小邦的希臘城邦,僭主周圍雖然圍繞著一批僱傭衛隊、顧問、和戰友,但規模究竟有限。深宮幽居,故示神秘,森嚴戒備,盛飾儀仗,都是他們所辦不到的。而他們興起的時候,又值希臘古代王權傳統已被航海、貿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義的文藝所摧毀,貴族階級亦即知識階級充滿著一種「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時候,要把他們屬於他們儕輩的,只因為手段高明,獲得了政權的僭主尊為神祐的王是絕對辦不到的。於是這些事實上的專制君主,只能是僭奪者和篡竊者的僭主了。
  希臘僭主,也有力圖建成工業的,敘拉古三次出現大僭主,頭兩次的機倫(公元前5世紀前期)和岱奧尼素(公元前4世紀前期)都有戰勝迦太基的武功,他們力圖建成王業的手段,有依靠僱傭軍臣屬周圍城邦,以及把附近希臘城市的居民遷到敘拉古以擴大該城,並在該城地勢險要的一角,建設堡壘林立,警備森嚴的王宮。確實,假使不通過兼併把城邦轉化為領土國家,蹂躪城邦制度中的戰士-公民這個因素,用強力把它轉化為臣民-僱傭軍制度,假如不建立宏偉森嚴的王都及王宮,僭主永遠轉化不成為奉天承運的「王」。希臘史上,做到這一點的,除西西里而外,還有一個南俄的旁提卡彭。格拉脫說,兩者有一個條件是相同的,即他們周圍有希臘化或半希臘化的當地人民成為僱傭軍的來源,這是那裡僭主傳統強烈,得以從僭主轉成王業的原因。其他地方,無論是早期僭主還是晚期僭主,總不過是僭主而已。
  
亞里士多德論僭主
  
  身為亞歷山大老師的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對王政是竭力加以美化的,對僭主則很不恭敬。他的《政治學》中,多處論到僭主,滿是嘰嘲的口吻,他說,有一種僭主政體是:
  
  「單獨一人統馭著全邦所有與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專以私利為尚,對於人民的公益則毫不顧惜,而且也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限制他個人的權力。」(第203頁)
  
  他也縱論僭主的「僭術」:
  
  「相傳……僭主司拉緒布盧(米利都)曾遣人間計於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間,對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擊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顧齊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這樣去回報主人,司拉緒布盧聽到了,心裡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勸他芟刈邦內特出的人。」(第155頁)
  「(僭主)還須禁止會餐、結黨、教育以及性質相類似的其他事情——這也就是說,凡是一切足以使民眾聚合而產生互信和足以培養人們志氣的活動,全都應加預防。此外,僭主也須禁止文化研究及類似目的的各種會社。總之,他應該用種種手段使每一個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樣。……僭主還要使住在城內的人民時常集合於公共場所,時常彙集在他的宮門之前。這樣僭主既可以藉以窺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習慣於奴顏婢膝的風尚……」(第292頁)
  「僭主的習慣就是永不錄用具有自尊心和獨立自由意志的人們。在他看來,這些品質專屬於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嚴而獨立行事,這就觸犯了他的尊嚴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厭惡這些妨礙他的權威的人們。僭主還有寧願以外邦人為伴侶而不願交接本國公民的習性……他們感到外邦人對他們毫無敵意,而公民都抱有對抗的情緒。」(第294—295頁)
  
初期僭主的歷史作用
  
  然而亞里士多德是奴隸主利益的擁護者,他也激烈反對平民政權(他所稱的「民主政體」),力主平民有權參與議事或審判的貴族政體,因為當政需要賢人,而唯有貴族才是賢人。既然如此,他當然不會懂得初期僭主在歷史上還起過巨大的作用。
  公元前7至6世紀的僭主,史稱為初期僭主,以別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後戰亂頻仍的時代中,依靠僱傭軍起家的軍閥,僭竊政權的那些僭主,即所謂後期僭主,他們所處環境不同,所起作用各異,大體上矛頭是針對民主政體的,西西里的阿加托克利斯(Agatocles,公元前3世紀)即其一例。初期僭主所取代的政權,大體上是貴族寡頭政體,所依賴的力量,是無法忍受經濟上慘遭剝削和政治上絕對無權的農奴或平民。他們當政以後念念不忘的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為此他們就必須採取犧牲貴族,有利於民的政策。上引瓦德·吉裡文中所說,他們「依靠的是尚未成熟的平民的意志」,是說得很對的。因為如果平民已經在政治上成熟了,他們就無須依靠僭主來貫徹他們的意志,他們可以自己起來革命,建立民主政體,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貴族,已經不能建立僭政,只能在民主政體的框架中獲得一己的領導權了。正是因為兩個彼此敵對的階級,一個已經統治不下去,一個還未成熟到可以統治,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勝負不決,行將兩敗俱傷,於是才出現凌駕於兩個階級之上的僭主專制政體,用強力來把社會維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紀希臘世界的普遍狀況是:繼僭主政體以後,出現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時代,僭主政體所起的,正是從貴族寡頭專政到民主政治的過渡作用。
  上述這種歷史過渡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也見於小亞細亞諸邦作為呂底亞、波斯藩臣兒皇帝的那些僭主。那些城邦工商業一般比較發達,傳統的負擔較少,從貴族政體向民主政體的過渡理當較為順利,而在外力干涉不到的地方,例如累斯博斯、米提利尼、基俄斯等島嶼,也確實是民主政體發源之地。呂底亞、波斯的進犯打斷了正常的歷史進程,那裡普遍出現了僭主,而且是兒皇帝式的僭主,這是和希臘本土的科林斯、雅典不同的地方。然而這些僭主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所採政治一般不能違背壓抑貴族,加惠平民的常例。這樣,上面所說僭主政體的歷史過渡作用在他們身上也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來了的。但是「過渡作用」總限於一個短暫的時期,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無例外地愈來愈陷於貪婪、殘暴與無能,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公元前5世紀初,小亞細亞藩屬波斯的城邦反抗波斯統治的起義,事實上同時也是反對僭主統治的起義。希波戰爭的勝利,也使那些地方的僭主政體一掃而空了。
  
民選調解官
  
  當城邦的階級鬥爭激化,需要一個獨裁者來調解敵對階級的利益的時候,希臘有過民選調解官(繆靈珠所譯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中,譯「Aesymnites」為「民選官」(第154頁)或「民選調停官」(第182頁),吳壽彭所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譯此詞為「民選總裁」。)或民選獨裁者的例子,雅典的梭倫,米提利厄的彼塔卡斯是著名的兩個例子。亞里士多德認為民選調解官「約略相當於公舉的僭主,……這種統治職位有時及於終身,有時為時若干年,或以完成某些事業為期」。吳壽彭考證:
  
  「『艾修尼德』(Aesymmites)這名稱見於荷馬《奧德賽》者為運動會中的裁判員,見於亞里士多德殘篇者為庫梅(Gyme)執政官的通稱。這裡所述具有特大權力的「民選總裁」制度,米利都古代……和優卑亞古代……都曾有過,哈里加那蘇(Halicarnassus)的狄歐尼修(Dionysuis)《羅馬掌故》……說,希臘城邦的民選總裁和羅馬的『狄克推多制』(獨裁製)相同,世人往往視為僭主。」(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60頁譯注)
  
  這裡所說的類似僭主是指他們具有獨裁權力,而不是指他們是「僭竊政權者」,因為他們既是民選的,就談不上什麼僭竊政權了。而且梭倫和彼塔卡斯兩人有一切機會可以建立世襲的僭政,然而任期屆滿時都自動放下政權,更不類僭主行徑。大征服以前,共和羅馬時期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不止一次選出獨裁官,當民主政制還富有生命力,兵制還是公民軍的時候,這些獨裁官也都任滿離職,並未企圖僭竊最高政權。所以,民選調解官和僭主一樣,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產物,專制主義盛行的「東方」,是不可能產生這類史例的。
  
僭主和民選調解官何以不見於我國古代
  
  然而,當我們說僭主或民選調解官是凌駕於兩個敵對階級之上的國家權力,它是城邦制度的產物的時候,事實上已經隱默地設定了一個前提,即城邦政治是一種階級政治。說得具體一點,那就是指在通常的不需要什麼僭主或民選調解官的狀態下,城邦政權掌握在利益互有衝突的兩個或兩個以上階級中的一個階級手裡,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顯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對於法國兩個拿破侖專制主義皇朝的分析,事實上也就是我們對於希臘初期僭主的歷史作用的分析。這裡我們要提出一個問題,既然僭主,民選調解官之類的史例不見於我國古代,也不見於一切專制主義的「東方」,那麼,上述國家學說又應該如何具體應用於我國和「東方」?
  當然,我國古代和任何東方國家,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存在著的,而且是十分深刻的。然而專制主義政治有一點顯然完全不同於城邦政治:那裡不許可社會的各個階層組成為政治上的各個階級,那裡沒有以其政綱體現與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的政黨或政派。專制主義政體自以為「撫民如撫赤子」,亦即一切階級無論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視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為一視同仁地照顧他們的利益,不許結黨,不許發表不同於皇帝的政見,不許干預皇帝的施政。事實上,一方面皇朝殘酷地剝削人民,成為人民利益的最大的敵對者,一方面,皇帝的龐大的官僚機構又每日每時在產生出來新的貴族階級,幫助皇帝剝削與統治。這樣,皇朝政權及其官僚機構自己處於敵對階級中的一方,而又諱言階級,嚴禁結黨,階級鬥爭就只好採取騷亂、暴動、農民戰爭和皇朝更迭的形態。在這種狀況下,階級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現象當然不會出現,皇朝政權也就決不是什麼凌駕於敵對諸階級之上,不使各階級之間勝負不決的鬥爭弄到兩敗俱傷,使社會得以持續下去的一切暫時現象了。
  
立法者
  
  立法者(Lawgiver)在希臘史上有兩種意義:一是編纂法典,使之成文化,並予以公佈的政治家兼法學家,舊邦如雅典的德拉孔,新邦如建城不久的西西里的卡塔拉(Catana)請卡倫達斯(Charondas)為之立法。第二種是梭倫、來庫古等實現了社會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權的執掌者。例如梭倫就在他「民選調解官」的任期內立了新法,改革了舊制,它們的歷史意義,以前屢次說到,這裡不再重複。
  立法者這個名詞,是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名詞,如孟德斯鳩、盧梭,這個名詞在我國和僭主、民選調解官一樣是陌生的。近人麥孟華(康有為的門生,見所著《商君評傳》)說:「中國……數千年來未聞有立法之事,惟求之於二千年上,其有足與來庫古、梭倫相彷彿者,於齊則得一管子,於秦則得一商君。」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比擬也是可以的,但是管仲、商鞅是君主的顧問和大臣,而不是民選的調解官;他們的立法活動,是為君主謀富國強兵,而不是為了調整階級關係;他們立法取消了世卿政治,但是所確立的政治制度是專制政體。希臘的立法者,則把貴族政體基本上改變成了民主政體,甚至斯巴達的來庫古也不算例外。何以兩者間有此差別,看起來,上面的解釋也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正當我國歷史轉變的關頭,但是從殷商到西周、東周長期「神授王權」的傳統,已經決定了唯有絕對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才能繼承發揚並傳佈中國文明,雖然這種專制主義使中國長期處於停滯不前,進展有限的狀態之中,但這是歷史,歷史是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
  
  
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
——公元前5—4世紀的希臘
  
第一節 概況
  
  城邦希臘的發展和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後形成,都以希臘人得以比較自由地殖民於東西南北為其先決條件。大體說來,時期愈早,這個條件愈充分,時期愈晚,困難愈大。由上章,我們已經知道,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人在東方首先是面臨強大的呂底亞王國,以後又面臨更強大的波斯帝國,以至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不得不作避難移民,或則屈服於呂底亞、波斯的統治。在西方,從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人和伊達拉裡亞及迦太基之間移民競爭十分激烈。總的說來,公元前6紀世紀末,地中海和黑海周邊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經分割完畢,或者因為內陸強國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經沒有建立的餘地了。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到公元前6世紀末已經定型,從此再也沒有擴展,希臘城邦制度,經過長期演變,到此時也已最後形成,燦爛的希臘文明就是在這個根基上成長起來的。
  公元前6世紀以前,希臘世界的擴張,決不是和平的擴張,進入公元前5世紀以後,希臘人更面臨著對外戰爭的考驗。其實,從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崛起於東方以來,戰爭愈來愈不可避免。只是因為希臘的小亞細亞諸城迷戀於長期來經濟發展和「分裂繁殖」的傳統,又因為他們本來就和當地人民混合,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意識比較濃厚,民族感情不甚強烈,一時竟然安於藩屬波斯的處境。公元前5世紀後期,波斯在征服小亞細亞後繼續南進,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倫,當時屈服於巴比倫的腓尼基諸邦(推羅,西頓等)隨而成為波斯的藩屬。公元前525年前後,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後,小亞細亞希臘諸邦處境愈來愈惡化。公元前5世紀初發生了伊奧利亞希臘諸邦反波斯起義,成為希波戰爭開始的信號。從此以後,直到公元前4世紀末期亞歷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間,希臘、波斯一直處於敵對狀態之中。城邦希臘和希臘城邦制度在對波斯的長期鬥爭中經受了種種考驗,在這些考驗中,城邦希臘發展到它的極盛時代。然而鬥爭最後結局卻是波斯被希臘人征服了,城邦希臘也在鬥爭中消亡了。這200年的歷史,顯示了城邦制度的長處,也顯示了它的致命弱點。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國人,在比較仔細地研究了這200年的歷史以後,確實可以對城邦制度獲得比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臘也面臨強敵。公元前6世紀以後和希臘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競爭殖民地盤的伊達拉裡亞,在與公元前5世紀興起的羅馬的鬥爭中衰弱下去了,而羅馬又要到公元前3世紀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臘」一時還沒有北面來的威脅。但是公元前5世紀初的迦太基,經過國內劇烈的政治變革以後,建成了一個以僱傭軍為基礎的強大的海上帝國,正在波斯人積極西犯的時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國的力量組織大軍登陸西西里,這就是和希波戰爭同時發生的希迦戰爭。和希波戰爭一樣,希迦戰爭也持續了好幾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臘」諸城邦,在長期戰爭的考驗中所定的道路和「東方希臘」頗不相同。結果是,西方希臘對迦太基的戰爭由羅馬接了過去,在三次布匿戰爭中羅馬征服了迦太基帝國,附帶也征服了西方希臘。西方希臘的歷史,也構成了城邦希臘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紀以後的希臘史,希臘羅馬時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獻,該時期的重大歷史事變,後世所知史實頗為詳細。我們現在打算把這200年間的歷史壓縮為一章,只能簡略地提到一些演變的脈絡,其間波瀾壯闊的史實,中文文獻也有不少可以參看,我們就力從簡略了。
  
  
第二節 希波戰爭
  
伊奧利亞起義
  
  波斯征服呂底亞,先於它的征服巴比倫和埃及,已如前述。當時東方世界從事航海商業的,除希臘而外,唯有屈服於迦勒底巴比倫的腓尼基和到此為止還保持了獨立的埃及,所以,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是初興的波斯帝國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魯士的帝國政策,對於他所征服諸民族,在政治上允許某種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則是寬容的兼收並蓄的[居魯士征克巴比倫後,允許被迦勒底巴比倫遷移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返回故土,還允許他們重建被毀的耶路撒冷城及其聖殿。(見《舊約·以斯拉記》,聖經官話譯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魯士)],所以伊奧利亞藩屬波斯初期,它們的經濟發展大概沒有受到什麼嚴重影響,只不過各城都建立了親波斯的僭主政權,中斷了正常的政治演變過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525年,波斯分別征服了巴比倫與埃及,從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諸邦擁有巨大的商業和武裝艦隊,一向是希臘海上貿易的敵人,兩者同處波斯屬下,大概還進行著一種向帝國爭寵以擴大商業利益的競爭,而競爭的結果則不利於希臘人,這就造成了希臘城邦的經濟危機。希臘人民對於波斯的統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們的不滿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終致爆發為公元前499年的伊奧利亞起義。
  起義經過,希羅多德給我們講了許多娓娓動聽的故事(見《歷史》,第Ⅴ章第30—38、49—51、97—126頁;第Ⅵ章第1—33頁)。近代史家的嚴謹的批判,認為他把起義的原因歸結為少數野心家的陰謀活動是不可憑信的。事變細節,這裡概從省略。總之,起義的首領是居於伊奧利亞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奧利亞諸城邦在起義中有過一時的團結,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條船艦。公元前498年,希臘聯合艦隊打敗了由腓尼基人組成的波斯海軍,進軍前呂底亞王國首都,當時波斯小亞細亞領土的統治中心薩第斯,焚燬了這個城市及其聖殿,然而未能攻克衛城。波斯結集大軍轉為反攻。起義軍政治上不團結,指揮不統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艦隊敗希臘艦隊於拉得島,攻陷米利都,把它化為焦土。從此,在一個時期內曾是希臘文明中心,也是伊奧利亞希臘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馬拉松之役
  
  波斯鎮壓了伊奧利亞起義之後,二三年內,小亞細亞大陸海濱的一切希臘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著就渡過海峽,進軍色雷西亞(Thracia)海岸,並派遣使者到希臘本土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徵)。
  有兩個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競爭離國到克索尼蘇斯去當蠻族人君王的希臘顯貴家族的米大雅德(參見上章第三節)。公元前493年,當波斯進犯色雷西亞時回到雅典,為祖國效命,成為馬拉松之役的雅典軍統帥,擊敗了波斯軍,這是希波戰爭中希臘人的第一個勝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兒子希比亞,引導波斯軍從海上經西克拉底斯群島直接進犯雅典,時在公元前490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拉松戰役,現在的「馬拉松長跑」就得名於此。
  馬拉松之役,波斯一軍登陸雅典對岸優卑亞大島的愛勒特裡亞圍攻此城,雅典軍擬取道西海岸的馬拉松渡海趨救;波斯另一軍為阻攔援軍,登陸此地,兩軍相遇,對峙數日。雅典軍統帥米太雅德於獲悉愛勒特裡亞被攻破,攻城波斯軍行將從海道登陸雅典西海岸庇裡猶斯時,立即進攻波斯軍,兩軍兵力大體相等,波斯軍死傷過半,雅典軍傷亡輕微,就得全勝。雅典軍戰勝後全速行軍轉趨庇裡猶斯,波斯軍不敢再登陸,即由海道撤回。馬拉松之役是希波戰爭中希臘方面第一次贏得的勝仗,這個勝仗是雅典一國獨立贏得的。斯巴達領導的拉凱戴孟盟軍因出發遲緩未及參戰。
  
馬拉松之役後雅典的海軍建設
  
  波斯軍第二次進犯希臘本土,在馬拉松之役後10年。在此期間,有些希臘人認為波斯軍在馬拉松受創後不敢再度東犯。這10年中本土諸邦間和從前一樣有彼此間的爭執和小規模的戰爭。雅典和埃吉納爭霸海上的戰爭就是這類戰爭中的一個。雅典政治家鐵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獨具遠識,利用雅典和埃吉納戰爭的機會勸導雅典人大舉建造新式的三列槳戰艦200艘,準備應付行將到來的波斯進犯。這種戰艦每艘需配備槳手150人(一說170人),建艦經費利用開發勞裡翁(laureum)銀礦(銀礦租給私人開採,每一個承包人需交一個Talent即26.2公斤的銀幣,並徵收開採取得白銀的1/24)所得國庫收入(這部分國庫收入本來是分配給每個公民的)開支。戰艦於公元前480年大戰前夕建成,為建設這些戰艦,著名的庇裡猶斯海港也開闢出來了。
  戰艦槳手,由公民中的貧民擔任,戰艦上的陸戰隊員,即是從前的陸上公民軍。此後雅典霸權,全靠海軍,因此貧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為提高,這是伯裡克理斯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
  
薛西斯的進犯和希臘本土的解放
  
  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國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時進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繼位。薛西斯於鎮壓埃及和巴比倫反波斯起義後,即著手進軍希臘本土的準備。
  他從龐大的波斯帝國各州徵集陸軍,從伊奧利亞諸希臘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徵集海軍。公元前480年,陸軍渡過達達尼爾海峽,經色雷西亞海濱,南下特薩利亞,侵入希臘本土。
  強敵壓境前夕,希臘本土諸邦集合於科林斯,決定消弭內戰,共禦侵略,訂立了反波斯的軍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凱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達。但是,本土諸邦雖然多數參加了同盟,抗戰堅決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拉凱戴孟同盟諸邦,北部中部諸邦態度曖昧。拉凱戴孟諸邦地處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半島,波斯軍從陸上進入半島,有科林斯地峽天險可資防守,而且拉凱戴盂同盟成立以來已將近300年間,半島內部長期沒有內戰,同盟的陸軍兵力是希臘首屈一指的,對抗擊波斯的勝利具有信心。不過即使如此,伯羅奔尼撒本島上還有斯巴達的宿敵阿爾哥斯,它在戰爭中通波斯,守中立,沒有參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臘人不首先消滅波斯艦隊,波斯軍可以在地峽以南守軍後方登陸,伯羅奔尼撒的優越戰略防禦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這樣,海戰在戰爭中就起了決定作用。希臘人唯有海戰勝利,掌握制海權,戰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羅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峽天險為最後的基地,抗擊波斯陸軍。
  在這樣的戰略形勢面前,通過希臘內部的種種矛盾,和一些領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戰爭經歷了以下諸階段:
  甲,波斯軍長驅直入階段。希臘軍原擬在特薩利亞的騰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擊波斯陸軍及海軍(當時的海軍都靠岸航行,並必須和陸軍取得聯絡),以拉凱戴孟同盟軍為主力的希臘聯軍已開到此地,希臘艦隊也開進附近海面,但因特薩利亞當政貴族態度暖昧:不利決戰,再度退卻,決定在希臘中部溫泉關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陸海兩軍阻擊波斯軍。溫泉關戰役中,斯巴達王李奧尼達所率陸軍300人憑天險抗擊波斯大軍,全軍壯烈犧牲。海軍在阿提密西安獲得勝利。不過波斯艦隊雖受重創,仍佔優勢。
  乙,薩拉米(Salamis)海戰扭轉戰爭局勢。溫泉關及阿提密西安戰役後,希臘軍繼續退卻。此時希臘北部中部諸邦全部附敵,波斯軍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薩拉米、埃吉納兩島和南面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燬。希臘諸邦聯合艦隊,以雅典船艦為主力,在薩拉米島海面上迎擊波斯艦隊,打了一場海軍的決戰,史稱薩拉米海戰,獲得全勝。波斯艦隊大部被殲,殘餘船艦返航小亞細亞,制海權落入希臘軍手中。
  丙,波斯軍退卻和希臘軍追擊的階段。薩拉米海戰後,率軍親征的波斯大帝恐懼失卻制海權後無法渡過海峽返回小亞細亞,於是除留一軍在彼奧提亞繼續與希臘軍對峙而外,全軍後撤。波斯軍是一支人數巨大,成分龐雜的波斯統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組成的隊伍。按希羅多德誇大的估計,戰鬥部隊達170萬人,連同各色各樣的隨軍人員,總計達500多萬人。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這個數目降為50萬人,這還是一支數目大,成分雜的軍隊。這樣一支軍隊,深入敵國,現在倉皇后撤,可以設想無法保持有組織的後勤供應,它會造成異乎尋常的混亂是勢所必然的。後撤軍隊究竟有多少返達小亞細亞,難於推測。薛西斯及其行宮,當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與希臘軍對峙的一軍是全軍主力,有堅強的領導。這支軍隊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奧提亞過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圖誘迫雅典單獨媾和。幾經曲折,拉凱戴孟全軍出地峽和雅典軍會和,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奧提亞邊境)戰役中,希臘軍獲得全勝,波斯殿後軍全軍被殲。
  與此同時,希臘聯合艦隊追擊波斯艦隊殘餘於小亞細亞海濱的密卡爾(Mycale),波斯艦船全數被焚燬。
  布拉的戰役希臘軍統帥為斯巴達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軍由亞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揮。密卡爾戰役,聯合艦隊統帥為斯巴達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艦隊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裡克理斯的父親)指揮。在此以前,亞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兩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戰前夕,雅典人決定流放的人一律准許回國,得以建立戰功。
  公元前479年,希臘本土全境解放。
  
小亞細亞及愛琴海上希臘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戰役以後,下一個階段是小亞細亞及愛琴海上希臘諸邦的解放。現在戰爭的主動權始終操在希臘人手裡,公元前479年密卡爾戰役後,小亞細亞西面愛琴海上四個大島,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羅陀斯自然而然獲得了解放。希臘人以下的一個目標是打通被波斯阻斷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復達達尼爾北側,克索尼蘇斯半島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戰,波斯率軍投降,從此,黑海糧食又可源源輸出。同年,希臘人還收復了塞浦路斯島上原屬希臘人諸邦,島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後還長期藩屬於波斯。
  色雷西亞還有強大的波斯守軍。公元前476年,希臘聯軍在奇蒙指揮下進軍該地,圍攻斯特賴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進行了長期的圍城戰,全殲波斯守軍。此後希臘人又圍攻愛琴海上背離提洛同盟(參見下文)的納克奈斯島和海盜巢穴的西羅斯(Scyros)島。至此,愛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臘軍與波斯軍又會戰於小亞細亞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頓(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亞細亞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陸濱海諸城邦,大體上均已脫離波斯獲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還駐有大軍,大陸上的希臘城邦還在波斯軛下。奇蒙率三列槳戰艦200艘集中於庫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頓附近海面殲滅波斯海軍,俘戰艦100艘,接著又俘增援軍艦80艘。海戰獲勝後,奇蒙立即登陸攸利密頓河口,奇襲波斯陸軍,波斯軍潰敗。攸利密頓之役是亞歷山大東征以前,整個希臘世界團結一致進行對波戰爭的最後一次戰役。自此以後,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關係,就和雅典、斯巴達爭霸的內戰交織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簽訂的卡利亞斯(Kalllas)和約,名義上是公元前480年開始的希波戰爭的結束,事實上,此時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進行得十分劇烈,和約的簽訂已經以爭霸為背景了。
  
希波戰爭的重大歷史意義
  
  希波戰爭的歷史意義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戰爭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態是一種「神授的王」統治廣大的領土,埃及、巴比倫、亞述、赫梯、呂底亞、福裡基亞、米地(Mede)以及大衛所羅門時代的以色列王國都是這種類型的國家。城市國家誠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羅斯、泰爾、息敦都是「城市王國」,並以航海商業為生,然而在當時的「世界政治」中,它們都不過是幾個大帝國爭奪的目標,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歷史上起什麼積極主動的作用,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有別於起源於這些古老帝國文明的新文明來。希臘文明本身也淵源於這些古老的東方文明,因為它從頭到尾是海上文明,一連串歷史事變又促使它發展起來了一種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這種城邦制度在可稱為偶然的歷史條件下——小亞細亞內陸在赫梯崩潰後長時期內沒有出現強大的王國——居然獲得了充分發展所必要的幾百年時間,它不僅在海外鞏固了,希臘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給的,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的城邦制度,在這幾個世紀中,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紀波斯征服以前,事實上希臘文明已經高出於「東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的個人主義和城邦本位主義,使它在強大的外敵侵犯面前顯得是一盤散沙,使它寧願各別屈從大帝國成為它的藩屬,無法團結起來外御強敵,並在對外戰爭中謀求民族統一,其結果,藩屬帝國的那些城邦,還勢必要派兵出錢,在帝國旗幟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進攻。呂底亞王國興起後,小亞細亞諸邦先後藩屬於呂底亞,有的城邦僭主還成為王國的駙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興起後,只有避難移民,卻沒有團結抗戰的打算。海濱城市成了波斯藩屬,波斯統治一時還伸不進來的海島城邦,卻利用這個機會,幸災樂禍地擴大自己的勢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屬於波斯在愛琴海上的擴張)。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點。公元前5世紀初的伊奧利亞起義,是希臘世界的一個部分團結抗敵的第一次企圖,起義雖然失敗,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劇「米利都的淪陷」在雅典上演,使觀眾潸然下淚,從此以後,團結抗敵逐漸成為「一盤散沙」的城邦希臘的一致要求。這種要求在不久前驅逐了僭主,貫徹發展了梭倫民主的雅典顯得特別強烈。於是,雖然薛西斯動員了整個東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軍,也包括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甚至包括新近歸附的希臘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臘諸邦的力量,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向雅典和斯巴達所領導的希臘南部諸邦聯軍,結果竟以徹底失敗告終。這次戰爭的結果,充分證明了創造和發展的希臘文明優於停滯不前的東方文明,雖然前者的歷史遠不如後者的悠久。也證明了城邦制度固然會在各城邦之間造成互不團結,然而城邦內部的民主制度,不僅在和平生活中發展了各個人的創造能力,在存亡危急關頭也把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對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一旦外敵侵犯使這些城邦結集起來成為堅定的抗敵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戰勝在專制主義統治驅迫之下的,貌似強大,實際上是離心離德的帝國軍隊。希波戰爭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希波戰爭勝利以後,創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希臘文明從此躍進得更快,「古典時期」的希臘,是人類文明的極其光輝燦爛的階段,對後來歷史的積極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這是我們研究希臘城邦制度時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臘並沒有在希波戰爭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點,這種弱點,在此後105年的歷史演變中,最後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城邦希臘的消亡……
  
  
第三節 提洛同盟與雅典帝國
  
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開始的希波戰爭,希臘軍是科林斯會議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軍,這個同盟的領袖是斯巴達。斯巴達成為希臘本土諸邦抗擊波斯的戰爭領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雖然獨立贏得了馬拉松戰役的勝利,此時它在聯軍艦隊中的船艦數目最大,但是它的軍力和經濟力量遠遠比不上擁有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廣大地區的斯巴達,何況斯巴達的重裝步兵冠絕一時,以它為首的拉凱戴孟陸軍又是抗擊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強的一支軍隊,而拉凱戴孟同盟到此時為止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斯巴達在希臘的領袖地位也確立了很久了。正因為斯巴達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僅布拉的戰役的統帥是斯巴達王,阿提密喜安地角和薩拉米兩次海戰的統帥也是斯巴達王,公元前478年遠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幾次戰役的統帥仍然是斯巴達王。但是斯巴達王波桑尼阿斯累勝之餘,滋長起來了想當波斯大王式的獨裁國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後,進一步陰謀通敵,拜占庭戰役中被人發覺,斯巴達的監察委員會召令回國,審判屬實,判處死刑。(波桑阿斯被判死刑後避難神殿,監察委員們下令在神殿四周築牆封鎖,到他快要餓死的時候,才派人把他抬出來,以免玷污神殿。波桑阿斯叛國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雅典將軍,雅典海上霸權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薩拉米兩次海戰希臘方面海軍統帥鐵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敵嫌疑。鐵米斯特克列斯聞訊潛逃,輾轉到達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備加優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馬格尼西亞(原希臘城市)為其封邑,竟終老在波斯。)自此以後,斯巴達恐怕他們派出去的領導人會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繼續參與戰爭,拉凱戴孟諸邦也隨而退出。此時希臘對波斯戰爭的參加者成分有重大變化,新獲得解放的海外諸邦紛紛參戰,本土諸邦日趨減少,最後只剩下雅典和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愛勒特裡亞等邦,戰爭的領導權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這種新形勢的關鍵時間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戰役。
  此時科林斯會議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雖未正式解散,為應付新局勢起見,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將軍亞里斯特底斯與參戰諸邦訂立盟約,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1a)。稱為提洛,是因為愛琴海上的提洛(Delos)島被選為盟國集合的地點,同盟的金庫也設在該島的神廟中。參加同盟諸盟,包括愛琴海上一切島嶼,和小亞細亞,色雷西亞海濱一切希臘城邦。達達尼爾、博斯福魯兩海峽和前海(馬爾馬拉海)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亞細亞諸邦及黑海北岸海濱諸邦不參加對波戰爭,不是同盟加盟國家。同盟加盟國家在同盟建立時為數還少,此後對波戰爭步步勝利,獲得解放的希臘城邦愈來愈多,加盟國家也隨而逐步增加。同盟極盛時期,小亞細亞南面海濱上某些加利亞城邦也是盟邦。根據當時遺留碑銘,同盟極盛時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體(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臘移民的農村或漁村)達300個,人口總額估計達1000萬至1500萬人。
  
雅典帝國
  
  西方史家對於提洛同盟一開始的性質,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格拉脫認為提洛同盟開始是平權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樣的權利與義務。格拉脫以後的史家認為,根據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載,同盟一開始就具有嚴重的雅典帝國的傾向。這表現為:第一,盟約是以雅典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國為一方訂立起來的;第二,盟國有義務,或者提供一定數量的船艦及人員參加聯軍,或者免除此項義務而提供一定數額的錢款——實際上是一筆貢賦,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貢賦,一開始就交由雅典全權決定。鑒於雅典在反波斯戰爭中的領袖地位,它在戰爭中所蒙受的犧牲和作出的巨大貢獻而贏得的崇高地位,後說恐怕更近於事實。我們倘使考慮到提洛同盟的盟國幾乎都曾屈服於波斯軛下,在波斯侵入希臘本土時,許多城邦還曾出船出人參加在進攻的波斯軍內,更容易想像雅典一開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發展成為雅典帝國是必然的。不過同盟成立之初,還有定期舉行於提洛島上阿波羅(Appolo)和阿丁裡斯(Artinis)(Artins 估系Artemis 之誤,Artemis 譯為阿耳特彌斯,為希臘的月亮扣狩獵女神。——編者注)神廟中的同盟會議,由它來決定同盟的一般政策,決定對不服從同盟盟國的強制措施。也許同盟會議的實際義務不過是批准雅典的決定,不過同盟的形式總還存在,當時同盟金庫也設在提洛島上,司庫也還由同盟會議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職。
  同盟建立於公元前479年,不過11年,納克索斯島首先叛離同盟。此島是一個繁榮富裕的城邦,軍力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納貢的盟國。叛離原因,征討降服的條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討服後得交出它的艦隊,降為納貢的附庸。此後盟國凡有「叛離」,一律用武力征服,並喪失「獨立」,同盟也就愈來愈變成帝國了。到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時,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兩島還「保持獨立」,其他盟國已悉數降為附庸,同盟會議已不召開,同盟金庫已遷往雅典,金庫司庫己成為雅典國家的官職,盟國的訟案要到雅典來審理,同盟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國了。
  
城邦雅典——帝國的中心
  
  現在城邦雅典是帝國的中心了。
  我們決不可以把這個帝國中心設想為郡縣制帝國的帝都。所謂雅典帝國,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納貢的、在對外政策上聽命於它的盟國,由此形成了一個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集團。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個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給的城邦。盟邦作為獨立國家,主權現在不完整了,因為它們不再能夠自行決定它的對外政策。帝國中心的城邦雅典,現在有全權決定這個巨大的城邦集團的對外政策——或者正確一點說,在所謂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權獨立決定它的對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對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個雅典帝國的對外政策,同盟邦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唯有服從雅典決定之義務。此外,帝國內部諸邦之間必須維持和平,一切爭執要服從雅典的裁決。雖然如此,加盟諸邦還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體的類型則不免要以雅典為楷模,並非雅典式的民主政體當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國範圍內納貢的盟邦,每年交納一定數額的貢款之後,它們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義務。與此相反,城邦雅典現在除其本身的國庫收入而外,還有一筆事實上它可以當作自己的國庫收入來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納的貢賦。
  希彼戰爭後,雅典躍升為希臘世界首要的商業中心,工業和農業也有很大發展,關稅和其他稅收為數巨大,加上這筆貢款,國庫豐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組成了這個龐大帝國的武裝部隊,公民軍在服役期間是領薪餉的,城邦雅典成了「戰士共和國」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國的中心,有許多帝國範圍的行政事務與司法事務要由它來處理,這些事務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務,雅典於是發展起來了一大批有報酬的公職。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並不是通過特權的貴族階級或者組織行政官僚機構來履行它的領導帝國的職能的,相反,在它作為帝國中心的期間,充分發揚了城邦以往的民主傳統,在帝國存在的短短時期中,雅典民主竟然達到它的極盛時代——事實上這也是城邦希臘的極盛時代;史家通稱的伯裡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大爆發以前的30年間。
  
城邦自治與民族統一的矛盾
  
  讀者大概早已意識到,「自治自給」、「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敵侵犯面前實在缺乏抵禦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國實在是在反對波斯戰爭中誕生成長起來的,是文明迅猛發展的希臘世界的民族統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個世紀以來,希臘人在「自立門戶」的精神下殖民於東西南北,形成了經濟、文化、語言、宗教上一致的一個大民族,吸收了古代東方文明,以躍進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強大的東方帝國武力侵略面前,幾乎面臨滅頂之災。現在它經歷了希波戰爭的嚴峻考驗,勝利地通過了這個考驗,瞻望未來,要順利地發展希臘文明,實現民族統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國結集了希臘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鮮明的反波斯的旗幟與不斷勝利的戰績,把原先愛奧裡斯,多里安兩個並非伊奧利亞系統的海外諸城邦都集合在一個同盟之內,最初這個同盟是鞏固的。這個同盟雖然還遠沒有達到統一整個希臘世界的程度,這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可以指望它逐步發展,實現民族統一。當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國成立以前,希臘本土已經有了好幾個結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團,這裡有以斯巴達為首的拉凱戴孟同盟,有以提佛為首的彼奧提亞同盟,有特薩利亞以四個「州」組成的聯邦。然而,後兩者在反波斯戰爭中「米地化」了,(波斯帝國崛起之初,首先併吞了領土跨及小亞細亞東部的米地帝國。希臘人因為比較熟悉這個帝國,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戰爭前夕,凡對波斯帝國採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獻了「水和土」,以後又出人出錢參與了波斯進犯軍的諸邦,被稱為「米地化」了。)而且力量較小,一時沒有「領袖群倫」的資格。斯巴達及拉凱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認的希臘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戰爭中所蒙受的犧牲和所作貢獻都不如雅典,戰爭後期,實際上不再參戰,不久又因國內農奴的起義而大為削弱。拉凱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權國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業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臘」),它本身在希臘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須依靠斯巴達拉凱戴孟同盟,它對拉凱戴孟同盟的對外政策有巨大的影響力量,此時它在「東方希臘」有意識地採取了退讓政策,對於雅典霸權並不採取敵視政策。這樣,從一切方面看來,由雅典為領導力量,通過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國來實現希臘民族的統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後希臘,世世代代的歷史家,鑒於雅典民主的進步性,鑒於古典時代希臘文明以雅典為中心獲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都對雅典未能完戌這個歷史任務而深表惋惜,確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然而事實上雅典確實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以後雅典對波斯,對斯巴達政策的錯誤,大略經過,我們在次節內馬上就要予以介紹。然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統一的原則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還不妨大膽推測,當時的任何政治家,不論他的指導政策如何正確,也沒有力量足以克服這個矛盾。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給,是完全的主權和完全的獨立,這是希臘文明創造性的特徵的根本來源。各城邦之間的激烈競爭和導致的傾軋不和,以至經常發生決鬥性質的小戰爭,是其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是隨著它的特殊優點即創造性而俱來的。如果聽令這種「城邦本位主義」(城邦本位主義是用我們的政治術語來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這種精神描述為一種宗教現象,稱之為「城邦崇拜」——指每一個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實現公民集團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徑的那種意識形態。見下引貝爾克爾(Barker)的那段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即以此種意識形態作為他的政治理論的根本前提。)照原樣發展下去,它的優點固然可以大為發揮,經濟和文化發展因經常獲得刺激而大步前進,它那種弱點也無法消除,這種弱點,在強敵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亞細亞諸城邦長期甘居波斯軛下,並且不惜出人出兵參加波斯對希臘本土的進犯,幾乎陷蓬勃發展中的希臘文明於死地,是此種弱點的集中表現。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勵了希臘人的堅決抗戰,城邦希臘在嚴峻的考驗中獲得了勝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獨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臘在滅亡威脅面前戰勝了強敵,卻沒有能夠通得過勝利的考驗。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國內對盟邦採取的態度,有的歷史家稱之為「上邦政策」(塞爾格耶夫),即盡可能把盟國降為出錢買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權,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種附庸國家。與此同時,又通過各種途徑,把它自己的公民培養成為「上馬殺敵,下馬議事與審判」的群眾政治家,時間愈久,盟國愈感到屈辱,無法忍受。一旦有事,它們勢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權自治」的口號來反對雅典,這樣看來,有自治城邦這個原則存在,雅典帝國的基礎一開始就是不穩固的。
  那麼,可不可以設想,通過統一運動把提洛同盟組成一個聯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權慷慨地賦予一切盟國的公民,使同盟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呢?我們記得,雅典本身就是通過統一運動,把10多個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為一個統一城邦的。我們還知道,雅典帝國成立以前,希臘中部的彼奧提亞同盟,是8個城邦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權,又另外創設一種同盟的公民權,各城公民都有雙重的公民權,而同盟的執行機構是各城邦平權選舉出來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採取這種顯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嗎?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於希波戰爭雅典勝利的頂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犧牲,又對勝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盟邦是雅典人把他們從波斯軛下「解放」出來的,雅典公民勢必自視為理當獲得特殊權利的解放者,在民主傳統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違背這種群眾情緒,所以平權同盟也好,通過把雅典公民權給予一切盟邦的這種統一運動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好,事實上都是行不通的。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個短暫時期的形勢。那麼,也許以後這種感情會平淡下去,平權同盟或統一運動應該是可能的了?
  答覆還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從帝國所得的特權日益成為既得權利,時間愈久,變更愈難。另一方面,彼奧提亞同盟也好,雅典的統一運動也好,都限於十分狹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們都沒有超出城邦原則所允許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廣大,加盟城邦如此眾多,在古代交通條件要在如此廣大範圍內實現平權同盟或統一運動是難於想像的。這裡,城邦的另一個原則:公民之間的緊密的接觸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礙作用。貝爾克爾說:
  
  「5世紀中,雅典曾經企圖搞城邦的統一,它的伸展得很遠的帝國曾經包括愛琴海上所有的島嶼海濱。它的政策失敗了,它的失敗是因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給的城邦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思潮的妨礙。所以不能上升到一個巨大的,非城邦的、聯合在一種共同公民權中的國家的概念。在雅典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權擴大到盟邦去,因為它的公民權意味著——而且,也只能夠意味著——出生於雅典,完全地參與在雅典當地的生活,習性和氣質之中;在盟邦這方面,即使賦予雅典的公民權,它們也不能接受,因為這些城邦的公民權,對它們來講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樣的東西。
  共同的公民權會使有關係的一切人發生「一種無法忍受的一神主義」的宗教感情,因為對城邦的崇拜,事實上是一種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義是希臘的信條,這種信條傾覆了雅典帝國。要細心地捉摸,才能設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國,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個神化了的統治者意義上的宗教)又是亞歷山大在希臘中的帝國的基礎。」(貝爾克爾:《公元四世紀的偉大政治思想和理論》第VI 卷第XVI 章,Great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oryin the Fourth Centry,by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節 伯裡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臘的極盛時代
  
希波戰後城邦雅奧經濟及社台狀況的演變
  
  希波戰後,雅典是雅典帝國的中心,而且也成為整個希臘世界的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當薩拉米海戰和布拉的戰役前夕,波斯軍佔領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婦孺兩度登船避難他鄉的時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屬總計,史家估計為16—17萬人,外邦人和奴隸在外——這時候,外邦人和奴隸的人口為數是不多的。戰爭時期,雅典公民全數在軍中服役,社會地位最低的貧民階層在艦船上當槳手,其他各等級的公民在重裝步兵中和艦上戰鬥部隊中,確實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戰役以後,雅典人在戰勝強敵後熱情奮發地重建家園,所需物質資源,可以依賴盟國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貢款可資利用,恢復大概十分迅速。我們知道,就在建家園過程中,雅典重新建築了被波斯人毀掉的城牆,還完成了戰前已經開始的庇裡猶斯海港的築港和設防工程,海港周圍築城長達10公里。這樣雅典就有了鞏固的海軍基地,也有了比從前規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後,雅典人又築長城把雅典和庇裡猶斯海港連接起來了,從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為希臘世界最大的商業中心,工業如陶器、造船、武器製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來愈富裕起來了。它的商業和手工業吸引許多外邦人來到雅典,有的來自希臘其他城邦,有的來自「蠻邦」。國家把戰俘當作奴隸出賣,「從奇蒙出征小亞細亞和色雷斯的時候起,出身異邦人的大量奴隸便湧入了希臘市場」(盧裡葉:《希羅多德論》,第45頁)。奴隸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漸增大,史家估計,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階層人口大體上和希波戰爭前夕相彷彿,外邦人增到4萬人左右,奴隸則在8—12萬人之間。公民階層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國家收入,達到按古代標準來說十分驚人的數額。它徵收出入庇裡猶斯港貨物的關稅,按貨物價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勞裡翁銀礦,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亞海濱愛昂(Eion,此城直屬雅典,不是獨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猶斯山金礦,兩礦都給國庫提供了可觀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貢款,這筆貢款最初定為460塔蘭同,實征數約達410塔蘭同。每阿提卡塔蘭同合26.2公斤,460塔蘭同合386000英兩(盎斯)的銀子(每一英兩銀子,合阿提卡貨幣7個德拉克瑪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個德拉克瑪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體過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國間的訟案在雅典審理要交納訟費,以及其他國有財產的收入,都使國庫收入膨脹起來。這筆收入如何使用,現在對雅典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會狀況都要發生重大作用了。
  
「戰士共和國」
  
  這筆國庫收入,首先用在維持在役的軍人和「有報酬的公職」上面。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說:
  
  「由於國家日益壯大,而錢財也積累了很多,亞里斯特底斯就勸告人民,拋棄家園,入居城市,務以取得領導權為目的。告訴他們說,人人都會有飯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當守衛軍,有的人從事公社事情,這樣他們就可以保持領導地位……他們又按照亞里斯特底斯的建議,為大眾準備充分的糧食供應,因為貢賦、役稅和盟國的捐款的綜合所得足以維持兩萬多人的生活……」(第29頁)
  
  許多證據證明,有報酬的公職(引文所謂「從事公社事情」)並非開始於亞里斯特底斯時代(70年代),那是伯裡克理斯時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維持軍隊,也許開始於希波戰爭中的非常時期。那時阿提卡全境被佔,雅典公民軍勢必仰賴盟國捐款維持,以後有了提格同盟的貢款,用它來支付在役軍隊的薪響,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而霸權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戰時,現在也不能沒有一定量的「常備軍」了。它要巡邏愛琴海面以警備海盜,要守衛作為海軍基地的庇裡猶斯海港,要守衛帝國境內的戰略前哨,要維持一支隨時可以出動的機動部隊,包括海軍和陸戰隊。至於戰時組成的公民軍,因為現在它所要進行的戰爭已經不是一個小小城邦的邊境衝突,而多半是跨海遠征,於是除戰士口糧外,也得支付定額的薪餉了。這樣,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終年服役的領薪餉的兵士,戰時則大部分公民是領薪餉的戰士,所以亞里士多德說,雅典共和國是「戰士的共和國」。
  
公民、武裝移民、外邦人和奴隸
  
  然而,雅典這個「戰士共和國」還是十分不同於斯巴達的。雅典公民大部分還在農村中,是自耕業主。務農,被看做適合於公民身份的高尚職業,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公元前431年),拉凱戴孟同盟大軍侵入雅典四郊的時候,四郊務農公民的家屬避難聚居雅典和庇裡猶斯城內,因為人數過多,造成了嚴重的瘟疫。這就是說,除住在城裡的公民而外,其餘的公民平時還是躬耕田間,而不像斯巴達公民那樣靠農奴貢賦為生的。
  雅典公民,不僅在本國躬耕田間,還有機會躬耕於帝國範圍內的海外地方,這就是「武裝移民」制度。當盟國叛離,用兵征服,淪為附庸的時候,雅典對那個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給雖然仍予維持,但是為了鎮懾起見,常常派遣若干數量它的公民移居該地,稱為「武裝移民」。這種「武裝移民」,雖然身處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權。他們在當地是一種特殊身份的人,為當地居民所厭惡。
  「武裝移民」也居住在直屬雅典,並非獨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亞的愛昂,愛琴海上的西羅斯島都直屬雅典。後者長期來一直是海盜巢穴,雅典派軍剿滅後,由它的「武裝移民」佔居。
  雅典城裡的公民,除從軍的和從事公務的而外,有手工藝匠,其中大部分同時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趕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視工業勞動,某種程度上也輕視商業,礦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職業。於是,大批外邦人來到雅典這個希臘世界的經濟中心經商,來開設手工作坊,來當醫生和教師。外邦人是自由民,沒有公民權,不得在阿提卡境內購買房屋土地,還要交納一種特別的人頭稅,他們有從軍的義務,他們也可以擁有奴隸。手工作坊中幫助藝匠幹活的幫手、礦工、家庭僕人等都由奴隸充當。奴隸的來源,一部分是戰俘,一部分是奴隸販子從蠻邦販來的。十分特別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檔案管理員也由奴隸充當,他們是國家奴隸,也是買來的,由國家供給飯食,可以自由擇居,這算是最高級的奴隸。其他,充當家庭僕人和充當手工作坊幫工的奴隸,因為人數少,主人對他們接近的機會多,容易產生感情,大體上還能獲得比較過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殘酷的是礦工,他們終日在監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隸主指望從他們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顧惜他們的生命,因為這種「財產」的「更新」是並不困難的。
  雅典奴隸和其他城邦的奴隸一樣,主人可以「釋放」(即解除其奴籍)他們,也可以由奴隸把他按慣例成為自己合法收入的錢款存儲起來,積成整數,向主人贖身。被釋放奴隸取得外幫人的身份,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種隸屬關係。如果他死後無嗣,遺產歸舊主人家繼承。斯巴達那種類型的「戰士共和國」以農奴黑勞士為基礎。雅典那種類型的「戰士共和國」以買來的奴隸為基礎。從兩者歷史演變過程看,脈絡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臘並存農奴制和奴隸制兩者,這是無可懷疑的。可是我國史學界對此有過很多爭論,所以,本文後章對此將作專門的考察。
  
有報酬的公職
  
  有報酬的公職,開始實行於50年代。眾所周知的有陪審員津貼和議事會成員的報酬兩項。為著使雅典公民中生活無保障的階層也確有可能參與國家大事,伯裡克理斯(或說厄菲阿爾特Ephialtes)頒布了出庭陪審者履行義務的津貼。在進入法院大廈之前,授給每一個陪審員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證章,憑證可以領受規定的津貼兩個歐布爾(Obol,以後又增加到三個歐布爾即半個德拉克瑪)。我們知道,雅典法庭管轄範圍及於帝國範圍內各邦間的爭議,每次開庭陪審員人數頗多,整個雅典經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審員,公民總人數約4萬人左右,陪審員占公民中一個很大的比例,現代史家認為,充任陪審員的多數是已過軍役年齡的老年公民,頒給陪審員津貼,事實上是對經歷了長期軍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種照顧。雅典法庭審理案件範圍既異常寬廣,有報酬的陪審員制度又是中下階層公民的極好的政治教育的機會。唯有當廣大公民對國家大事有清楚的瞭解,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民大會才不致流於形式。伯裡克理斯民主,在這一方面確實是獲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項重要的有報酬的公職是議事會。希波戰爭後議事會人數未變,500名議事會成員以前都是無給職,伯裡克理斯時每人每日津貼一個德拉克瑪(可供五口之家比較過得去的生活)。同時被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資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時代放寬了,凡「雙牛級」(中農)階層的公民均可選入議事會。鑒於財產標準已從實物單位折成貨幣單位,加以物價的上漲,雅典公民限於財產而不得被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人數已經寥寥無幾。現代史家計算,根據議事會成員不得連選連任的規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機會被選入議事會。
  
雅典戲劇與觀劇津貼
  
  早在希波戰爭前夕,雅典戲劇已經開始繁榮。戲劇起於酒神大祭時詠唱頌歌的合唱隊,後來合唱隊增加一個表演的人員,跟合唱隊對答台詞,於是演員與合唱隊之間有了「對白」。合唱和對白具有了情節,就發展成為有劇本的演唱。埃斯庫羅斯(Aescliylus,參加過馬拉松和薩拉米戰役)把演員劇本的演唱增加到兩個和兩個以上,完整形態上的戲劇於此創始。希臘劇場始終是圓劇場,倚山坡而築,露天,沒有屋頂,作半圓形,規模宏大,可以容納大量觀眾。劇隊主辦人是富裕公民,劇隊經費由這些富裕公民籌措。希波戰爭以後,雅典戲劇進入極其繁榮的時代,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裡披底(Eur1pid),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傳遍整個希臘世界,為羅馬時代作家所摹仿。他們一些主要著作流傳至今,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引埃斯庫羅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劇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這)也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區別》)
  
  希臘戲劇主題多數取材於神話,雖然如此,劇情、對白、唱詞往往針對現實。也有取材於當前局勢的,如希波戰爭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淪陷》,演出時觀眾為之潸然下淚,這顯然是希波戰爭的政治鼓動劇了。埃斯庫羅斯是一個希臘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悲劇《波斯人》是歌頌薩拉米海戰勝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題材全為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他的劇本對當權人物作肆無忌憚的諷刺,在高度言論自由的民主雅典,並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戲劇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證,希波戰爭後200年間,主要在雅典,前後創作出來的戲劇劇本為數超過2000,這是真正的藝術繁榮!
  戲劇是希臘人民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傳統教育的極重要的工具。
  現在世界各地希臘城邦遺址的考古發掘,還常常找到宏偉美麗的圓劇場遺址。劇場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興建,劇隊由富裕公民出資維持,每逢慶節演劇,觀眾要不要買門票,現在難於稽考。伯裡克理斯時代的雅典,規定了一種「觀劇津貼」制度,即在公共慶節演劇的時候,每個公民發給兩個歐布爾的律貼,等於一人一天的主活費。這當然也是國庫充裕的結果。
  
公民權的嚴格限制
  
  我們已經知道,從梭倫時代起,有過一個時期雅典的公民權對新移入的外邦人是開放的,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藝匠商人,發展它當時很不發達的經濟的一個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現在,雅典繁榮富裕起來了,雅典公民是一個龐大帝國中心的城邦中「輪番為治」的集體,擁有被選任為有報酬的公職,充當武裝移民移居海外,領取觀劇津貼等種種特權。雅典人不免認為,這是他們先輩在嚴酷的希波戰爭中,忍受極大的犧牲,英勇奮鬥爭取得來的。倘使公民權還是向一切新來的外邦移民開放,新來者無異坐享其成,這是他們難於同意的。這種特權思想的產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許是難免的,然而是狹隘的。在這種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權事實上也許已經愈來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號稱賢明的熱誠的民主主義者伯裡克理斯,固然努力發展了雅典公民範圍內的民主,都未能免於這種狹隘的城邦舊公民的本位主義。公元前445年,即在規定陪審員津貼制度後不久,伯裡克理斯恢復一條舊法,規定「其父母皆為雅典人者,始能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執行得十分嚴格。這條法律曾引起許多曲解,欺騙和舞弊,引起許多訴訟。當時被揭發欺騙,變賣為奴者,約有5000人。
  
元老院、執政官與將軍
  
  希波戰爭後,雅典憲法上的變化,除以上所舉幾項外,最主要的有下列兩項:
  第一,元老院權力的被削弱。希波戰時,梭倫憲法中譽為城邦兩錨之一的元老院權力有所擴大。元老院由任滿離職的執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員組成,其成員都是終身任職,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貴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爾特通過公民大會改革元老院,極度削弱它的權力,僅保留審理殺人放火等案件和監督宗教儀式之權。它的原來職權轉給陪審法庭、500人議事會和公民大會。這些改革,加上陪審員和議事會成員的津貼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範圍之內,確實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戰前,雅典10個部落選出一個將軍,組成「十將軍委員會」統帥軍隊,行政權力還在執政官掌握之中,全軍由首席執政官任統帥,馬拉松故役,首席執政官戰死。以後戰爭頻仍,軍隊統帥權逐漸長期保持在戰勝的將軍手中,首席將軍逐漸掌握全部政務,執政官變成處理日常政務的機構。又執政官職務一直固守舊制,任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可是將才難得,隨意更換統帥,難免造成軍事上的慘敗,於是「不得連選連任」之制不適用於將軍。這樣,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劇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實上可以成為終身職務的首席將軍在指導全國國防、外交等重大政務,伯裡克理斯就連任了首席將軍15年。按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說法,「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個公民手中」。(《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50頁)
  
公共工程——古典希臘建築藝術的高峰
  
  伯裡克理斯時代,相當部分的國庫收入用於「裝飾雅典」——修建建築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廟、忒修斯大廟以及豪華富麗的、飾以巨大柱廊的雅典衛城正門。從雅典城到庇裡猶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長城,也在伯裡克理所時代築成。連同伯裡克理斯時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裡克理斯以後雅典所建的神廟、畫廊、市場、水源地及輸水設備,雅典成了當時希臘世界最宏偉富麗的城市。雅典娜大廟溶合多里安風格和伊奧利亞風格,直到現在,還是世界各國建築藝術的典範。各種建築物的外部和內部,有各式各樣精美雕刻、壁畫、壁像裝飾,不少保存至今,成為珍貴的文物。主持這些建築的建築師、雕刻家、畫家,來自希臘世界各地,建築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現存碑銘,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隸。所給工價,三者並無區別(奴隸所得工價大概歸奴隸主所得)。公民特權,也許只表現在有承包的優先權而已。
  
雅典——希臘文明的中心
  
  希臘古代學術文化,首先興起於小亞細亞,那裡是史詩、抒情詩、自然哲學、自然科學的故鄉,第三章章末已約略涉及。現在,雅典是希臘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築活動吸引一大批建築家、雕刻家來到了雅典,在它內部,興起了淵源於詩又超過了詩的戲劇,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公民大會成為說話的藝術即雄辯術的廣闊的用武之地,雄辯術可以使一個普通的公民成為民眾的領袖。在這種環境下,雅典的學術文化十分活躍,雅典公民在公開的政治生活中獲得廣泛的知識,希臘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群趨雅典。伯裡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學學派的哲學家阿拉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亞斯(Pliidias)、有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都來自外邦。著名的詭辯學家普羅達哥拉斯(Protagoras)、哥爾基亞(Gorg1as)都到過雅典,為豪富子弟當教師,收受巨額報酬。這個傳統開始於伯裡克理斯時代,自此以後,長期不衰。伯裡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戰亂頻仍的伯羅奔尼撒內戰時期,雅典的蘇格拉底(Socrates)興起為一代哲學宗師,此後希臘哲學的四大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斯多葛(Stoic)都起於雅典,學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羅馬時代。
  
  
後記
  《希臘的城邦制度》這份筆記,是五哥最後的遺稿。遵照五哥的遺囑,這份筆記在去年12月我離京前已檢出交給吳敬璉同志。這份筆記,在五哥生前,我還沒有讀過,很想讀一遍,乃商得吳敬璉同志同意,於今年春節後送到了我手裡。收到後,讀了一遍,隨之又讀了一遍塞爾格耶夫的《古希臘史》,補了必要的一課(當然是遠為不夠的)。讀後深感自己雖然學力不逮,無力續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後繼續學習西方史時隨時翻閱,同時又為後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總是一件好事。筆記共約10萬字,全文於昨天傍晚抄竣,總算完成了一項心願,心裡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無限痛惜!
*  *  *
  希臘史研究,不過是五哥10年研究計劃中的一部分,一個開端。他曾對我說到過,打算用10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如果天假以餘年,可以期望10年之後,會能得到某種成果。可是,誰能意料得到,「橫逆」的襲擊,竟來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這個研究計劃還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運的是他還給我們留下了這份筆記,雖然連這份筆記也還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寫這份筆記時原來的計劃怎樣。查閱他的原稿所附提綱,至少還有最後三節,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節(第七、第八兩節,後經修改,擬合寫一節)沒有來得及寫,連第四節也還沒有寫完。(均見目錄)
  查閱他的日記,這份筆記開始動手於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後就未再續寫。其間他在給我的信中曾談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記中所記的「卡殼」,打算重寫。我在給他的覆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寫,舊稿也不要毀棄,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過來的足跡。現在,查閱他的日記,部分的重寫還是有的。不過,徹底重寫。也許有過這樣的想法,沒有來得及實現。
  伯裡克理斯時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發展的頂峰,很可惜,筆記到這裡戛然中斷,我們已無法看到他對此將作怎樣的評述。我們從筆記中還知道,原來的計劃,還打算對斯巴達的農奴制(即黑勞士Helots)和雅典奴隸制並存的問題有所論述,這對於闡釋馬克思關於論述雅典奴隸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樣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軀體一起已經化為灰燼了。
  他所矚目的當然遠不止這些……
*  *  *
  現代的中國人,除了教學和少數研究機構的專業人員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臘史等)的人,為數不多。從來的歷史學家,都以敘述史實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論,往往也是就史論史。把西方史拿來和我國自己的歷史作系統的對比研究的,雖說不是創舉,也實在罕見。這份筆記,不是簡單的史實的敘述,也不是就史論史式的迂腐的史論,而是作對比研究的嘗試,它的可貴處也許就在這裡。
  我對於西方史,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原來也是茫然一無所知。近兩三年來,才開始讀了一些西方史。乍讀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臘的高度文明面前震驚不已(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虛無主義,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榮的經濟,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學,它的燦爛的藝術文化……不僅在古代世界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也截然不同於我國的古代歷史。這一切究竟是什麼使其然的呢?
  身為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對於自己的祖宗,對不住,忘記了」(《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97頁),茫然無知,固然是一種不能忍受的難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對於西方的歷史也一無所知,也就難以作歷史的現實的比較,從而也就很難培養出一種鑒別能力。
  研究歷史,其目的無非是尋找已經成為過去的人類社會演變的歷史軌跡,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去探索未來。
  人類社會的前景是光明的,這是肯定無疑的。然而,歷史發展的進程畢竟不是一條直線,未來的前景中可以預見到的確實還存在著一些未知數,有待於繼續進行探索,藉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那麼,當然,這種探索就會變成完全多餘和可笑的了。可惜,嚴酷的現實表明,事實並不是這樣。
*  *  *
  這份筆記今後的命運怎樣,我無法預測和斷定。也許它會像歷史上並不鮮見的許多先人和他們的著作一樣,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它可能在某種歷史條件下面,居然還能被人所重視。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經開始的這種歷史研究是否有人繼續下去(我當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繼續下去),因為,五哥從事這種歷史研究,他的本來的目的並不在研究歷史。
  我矚目於未來??
  
  陳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畢後記
  
  
陳敏之:《顧准文集》序
  今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我有緣再次去京。離開上次去京又好幾年了。這次去京,除了參加一個會議外,順便還要辦幾件事。一件是去八寶山瞻仰五哥(顧准)五嫂(汪璧)的骨灰。骨灰是沒有什麼可瞻仰的,何況五嫂的骨灰盒內是空的。在那個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裡,人的生命都視同草芥,遺骸、骨灰這類小事更不值得一提。五哥的骨灰是我親自灑了一半在三里河前的小河裡,還有一半存放到老山骨灰堂。老山骨灰堂和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大概總稱為八寶山,我便是在這時才知道的。五哥本來是一介子民,存放到老山骨灰堂,倒也得體。1980年2月,五哥和五嫂的追悼會一起在北京召開,會後他們夫婦倆的骨灰盒重新一起改為存放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五嫂因為遺骸都沒有,何來骨灰,因此,她的骨灰盒內只象徵性地放了一兩件她生前用過的遺物。汪璧是一個沉靜、賢淑、舉止端莊、待人和藹、誠摯的女性,是1934年起參加革命活動,193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凡是曾經和她共同工作過或相識的老同志,對她無不留下良好的印象。1934年他們結婚時(在那個年代,搞地下工作,不便舉行什麼儀式,大事聲張),我記得連一張像樣的床也沒有。幾十年來,他們兩情相篤,相濡以沫。這次去京,一位我素來尊敬的老同志問我,汪璧為什麼要出此下策(指自盡)?我無辭以對。這不僅因為我和他們分處京滬兩地,且還由於當時(1968年)我自己也喪失了自由,對於汪璧作出這種選擇,確實我也難以理解。不過,我相信,這決不會是一種自願的選擇。五嫂的,包括五哥的,還有千千萬萬和他們有著相同命運的這個歷史現實,使我不禁想起了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鏡。一切正常的人,在哈哈鏡面前都變了形。大世界的哈哈鏡使人看到自己被醜化了的形象哈哈大笑;某種權威人為的哈哈鏡不但把人的形象扭曲,並且因此著實遭了殃。這樣的悲劇當然不止發生在五哥五嫂這一對生前兩情相篤的夫婦身上。
  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骨灰堂,我還是第一次去,墓地的氣氛總是肅穆的。骨灰堂室內的光線很暗,於肅穆之外,更增添了幾分陰沉,他們倆的骨灰盒存放在室內右內側角落的上部,我不得不爬上梯子仔細辨認。我和五嫂最後一次相見是在1967年11月(我回上海後沒過幾天,就失去了自由),至今已有26年,送別五哥也已19年。這些年來,歷史又寫下了新的篇章,你們都已不及見。而今,在歷盡苦難以後,你們魂歸一方,又相聚一起,可以互訴衷曲,互致慰藉。天國(如果有的話)總比人世間少一些煩惱。我這個後去的弟弟也可以稍稍心安了。
  看望在京的顧准的一些老朋友,是我此去北京要辦的第二件事。這些顧准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兄長輩,他們之中有的已接近90高齡,如駱老(耕漠)、冶方同志的夫人洪克平(我們都習慣地稱她為洪媽媽),他們兩位都已88歲,可說已是耄耋之年;有的也已超過80或已接近80,如林裡夫、徐雪寒、雍文濤、陳易、周靜等同志。他們中間有的曾在不同時期不止一次地和顧准在一起工作過,不只有著一般的工作關係,而且有著很深的私誼。冶方同志的夫人和汪璧以及我的母親就有著親如家人的情誼。1976年唐山地震,冶方夫婦來上海暫住,就曾一起來探望過我的母親。尤其感人的是,1974年顧准住院病危期間,林裡夫和她的女兒姣姣、駱老(還有他的夫人唐翠英)、陳易、張純音(已故)等同志,盡心盡力地在病榻邊幫助我照料護理病人、找醫生、辦理各種事務。作為顧准的弟弟,對他們這種高尚的情誼,理應表示由衷的感謝。真的,今後說不准哪一年有機會能再來北京。再說,我自己也已74歲,體力明顯地不如過去。不用說,這更增強了我必須在北京多住幾天的設想。可以告慰自己的是,這些打算都如願以償了。
  1980年2月,為顧准、汪璧召開追悼會以後,也就是前敘的這些老朋友曾經有過為顧准出一本書(文集或紀念文集)以資紀念的設想,對此也曾議論過。後來因為感到條件不夠成熟而擱置了下來。這些年來,除了譯稿(熊彼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羅賓遜夫人:《經濟論文集》),會計學著作(《會計原理),《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已先後出版以外,其他著作已出版的有《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書。即使將譯稿和會計學著作除外,出版一本文集的條件也已具備。徵詢這些老朋友對出版顧准文集的意見是我此行另一件要辦的事。他們的贊同和支持極大地鼓舞了我。現在,這本書已經編竣定稿,補充了一些應該補充的文字,有望能在明年五哥逝世20週年之前問世,使顧准生前老朋友和我多年來的宿願能夠實現,對我來說,沒有其他任何事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了。
*  *  *
  1931年的「九?一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奉行錯誤的不抵抗政策,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意志,好端端地把我國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相距不到半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又因為國民黨政府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以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而使轟轟烈烈的這場抗日戰爭被迫停止。國士的淪喪,亡國的現實威脅,深重的民族危機,大大促進了當時一代青年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正像我國許多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那樣,他們並不是生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尋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逐步發現並接受馬克思主義的。1931年至1932年,顧准當時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但他已經開始在尋找我國的革命道路。我記得那時星期天他經常和三哥一起去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位於上海閘北寶山路,與商務印書館印刷廠毗鄰:毀於「一?二八」炮火。)也經常從當時上海出版的外文報紙中尋找紅軍活動的足跡和動向。1934年初,以他和李建模為核心,成立了一個自發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進社。進社的成員奉行「坐而論,不如立而行」的宗旨,積極尋找黨的組織,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這樣說,從1934年至1956年,他是一個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在擔任江蘇省委職委書記期間,雖然也曾寫過不少文字,但是這些文章大體上都屬於闡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或則對於當時的實際工作具有一定指導性的評論。將近10年前,當時和顧准在一起工作並且熟悉他利用筆名的一位老朋友,非常熱心地把顧准當時發表在《職業生活》(江蘇省委職委主辦,公開發行)上的文章,不遺餘力地抄錄下來給了我,數量居然也很可觀。他的好意我當然應當感謝,不過,這些文章大抵屬於時論性質,因此未收進本文集。
  1952年的「三反」運動,在顧准一生的經歷中也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從此以後,一直到1974年去世,這22年,厄運一直纏繞著他。1956年,他本來可以轉入「書齋」,可是不久,連工作權利都被剝奪了,遑論其他。他留下來的著述確實不多,除了1973年至1974年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裡,在和我的通訊中寫的那些學術性「筆記」外,幾乎很少有其他著作。1956年,他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許學習環境和學習空氣為他提供了可以進行獨立思考的條件:雙百方針的提出,也為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氣氛。《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就是在這一年寫下初稿,後來又幾經易稿才正式發表於《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1952年,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經驗,斯太林斷言,商品交換只在兩種所有制之間才存在,價值規律只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發揮作用。斯大林在當年不僅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因此,顧准當年寫這篇文字,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的。無怪乎事隔36年,當張勁夫同志知道這「一件重要史實」時,不禁要說「這在50年代能提出這樣重要的看法是很難得的」。現在的青年讀者自然不會有這種體會。他們不知道要否定某一權威,改變某種已經凝固了的觀念,需要經過多麼長的時間和付出多麼巨大的代價(有時甚至是犧牲生命)才能達到。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不能排斥、否定商品生產和不能否定價值規律和它的作用,已經成為一種常識被普遍接受,並且已經遠遠超過了。
  1956年,顧准在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工作時,還在經濟研究所兼了一份工作,這可以看作是他對學術研究頗具興趣的一種表現。我在整理他的遺稿時,曾發現他撰寫的關於價格問題的兩篇未曾發表過的論文,一篇是糧價問題,可能是內部研究報告,孫冶方在世時,向我要去了;一篇是和余霖(薛暮橋)同志商討價格問題。現在,時過境遷,價格問題的背景、條件和當年都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都不收入本文集。
  1957年至1974年這17年,顧准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上。知識分子犯了「思想錯誤」,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據說能改造好。這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這個發明的好處在於可以不要經過什麼繁瑣的法律程序,簡便易行;勞動改造不算服刑,不落痕跡;誰「表現好」,可先脫帽,機動靈活;工作權利、工資待遇一律取消,說你和你的家屬在實際生活中能夠有所「體驗」。顧准在勞動改造期間,似乎仍然不太安分,寫下過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我未見過,不清楚。不過,我確實知道這些東西又惹下了禍,原因是文革前夕把這些東西毀了。為什麼要毀掉,顯然是為了毀滅「罪證」。這個罪名是難以申辯和推脫的。不過,有趣的是,我母親也參與了這毀滅「罪證」的活動。對此,我母親是有經驗的。30年代,我母親曾不止一次地幹過這種活。有一次,為了燒燬文件,把一口大鐵鍋都燒裂了。想不到幾十年以後還會又一次用上這種經驗,幫助她的兒子毀掉「罪證」。這次,不能用「火燒法」了,且不說沒有這樣的廚灶和大鐵鍋,濃裂的煙味也容易引起鄰居的注意和懷疑。因此只好改用「水浸法」,即把紙張放在水中浸透、揉爛,然後放進抽水馬桶抽掉。母親對我說,紙張太多,來不及漚爛,抽水馬桶都堵塞了。結果,顧准和汪璧銷毀「罪證」的罪名當然還是沒有能逃脫。不過,我母親大概因為革命群眾看她不過是一個不足道的文盲老婦人,終於漏網了。
  顧准在勞動改造期間寫下的一些東西全毀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1956年,他從建工部(建設部前身)宿舍搬至中關村時,他對自己能進入書齋表示過很大的喜悅(當時我正好去北京參加一個會議在他家相晤)。如果從那時起,他能真正進入書齋而又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外部環境,我深信他留下來的思想資料一定比現在多得多。1962年恢復工作權利後沒有多久,文革開始。這真叫做在劫難逃。1972年至1974年,對顧准來說,是文革十年中難得的空隙。整個國家的天空雖然仍在一片陰霾的籠罩之下,但是他的小環境相對地還比較平靜。1972年初冬,我和妻子到北京原學部(學部,系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簡稱,文革後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在北京建國門內。)找到他時,他們不久前在這年夏天剛從河南息縣勞動改造回來。他住的公共宿舍,當然稱不上什麼書齋,但是一個不算太大的房間內每人有一小塊領地,一架圖書,靜悄悄,各人讀書寫作,互不相擾,氣氛也還寧靜。收集在這本文集中並且成為這本文集的主體的《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兩部著作都是在這裡寫下的。前者是作者讀希臘史的筆記,後者則是作者和我之間的通信集。作者生前當然根本沒有想到過要出版他的這些筆記和通信,也不會想到在他身後居然能夠出版。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其意是說,這些在司馬遷以前的年代流傳下來的我國著名的典籍,它們的作者都是在飽經人生的不幸、屈辱以後才從事著述,是「發憤之所為作」。其實,司馬遷本人何嘗不是如此。他是受了腐刑(即宮刑,一種破壞男性生殖器的刑罰。)的,他之所以甘願忍受這樣的屈辱,是為了把《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寫完。因此,每當讀到他「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樣鏗鏘的辭句(《報任安書》)不能不被太史公即使忍垢含辱,也要把《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寫完的這種不為任何名利的高尚精神所激動。當然,不能把顧准和這些古人相比擬,但是他確實是身處逆境,仍心懷天下。他立志探索人類的未來。他在給我的信中曾提到他有一個龐大的十年研究計劃。《希臘城邦制度》他自己稱之為「讀希臘史筆記」的這部著作,就是他實踐十年研究計劃的階段性的成果(參見《希臘城邦制度》後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本書的「出版說明」中作了這樣的介紹:「當你讀完『希臘城邦制度』以後,將會對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顧准同志並非史學家,但在歷史研究中卻取得為人稱道的成就。他生前帶病寫作,以圖書館為家,探索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軌跡。」可惜的是作者的十年研究計劃到此中斷,再也沒有能繼續下去,連《希臘城邦制度》這個筆記也未能終篇。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原是1973年至1974年這兩年中作者和我之間的通訊集。通訊似乎成了一種觸媒,激發了他多年積聚起來的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探索,沒有拘束地在通訊中寫了下來。因為是在兄弟之間對一些問題的討論,因此彼此可以直抒胸臆,無所遮攔,無所避忌。因為是問題討論,自然也會有爭論。我讀書不多,和他相比,不能望其項背(也許他還不能說是博覽群書,但我曾在他日記中發現過一大串書目,一兩天讀一本書,是常見的)。讀者從他有限的著作中,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淵博。這裡試舉一例。我的有限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和膚淺的見解,使我相信直接民主是民主的最高的也是最完善的形式,堅信共產黨不僅能夠而且必須領導一切。他並不反對直接民主,但是他用歷史事實向我證明:直接民主只有在像希臘城邦那樣小國寡民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在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大國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它只能實行代議制。對西方的議會制,他也並不讚賞,但他向我指出,我們所厭惡的那種厚顏無恥的政客,議會和競選活動中的各種醜行以及其他各種歷來看不慣的東西都確實存在。但是他認為,現代國家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如果沒有制約機制,最後總是不能避免腐敗以至失敗,而這是最重要的。又如關於民主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的討論,後來引申到了哲學的高度。這種討論,在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偏見,也沒有任何不可改變的定論;不論什麼問題,彼此都沒有設定過任何界限;因此討論是嚴肅而又認真的。至少對我來說,從這種討論中得到不少教益。因此,他的去世,我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個可以向之請教,向之傾訴,向之進行無拘束的討論的兄長,我真正為之感到無限的難以彌補的遺憾。
  科學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自然科學是如此,人文科學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是一百多年前誕生在西方的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為人類中一部分先進的人群所掌握並且逐漸發展成長為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本世紀初,它還曾改變了這個星球上一些國家的命運。然而,對本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運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和巨大的挑戰。這並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關鍵在於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科學。既然是科學,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所涉及或未涉及的所有客觀存在的問題,都應當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不應當設立任何界限或限制,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否繼續前進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前提。當然,研究所有這些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也應當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嚴肅的、誠實的。
  當代的中國人,沒有誰能擺脫當代的中國歷史,也沒有誰能排除當代中國歷史在他身上的投影,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命運。顧准當然不會例外。顧准和常人的不同處也許僅僅在於他對處世態度的正直、誠實,和對自己的追求的執著;也因此,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比常人要多些。
  明年(1994年)是顧准離開這個人世間的20週年,後年(1995年)是他的80誕辰。他一生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不多。出版這本文集,在我確實含有藉此作為一種紀念的意思。不過,對於一個立志服務於人類的人來說,他所矚目和關心的是人類未來的命運。顧准生前既然能夠把個人的安危榮辱以至對於一個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難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來並置之不顧,對於身後的一切自然更會淡然置之。這本文集,如果對於今天的人們思考問題、探索未來有所啟迪,也許是更加符合先兄的遺願的。
  陳敏之 1993年12月2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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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城邦制度精校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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