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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的新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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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國的新窯子讓我們心裡有譜

  吳思    

  在這本書裡,我們幾乎可以看到一個村莊所有村民的面目,讀到關於他們命運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群體的夢想,以這些故事為基石,我們還能建立一套堅固的「中國觀」。  新窯子人很窮,他們的一個夢想就是發財。務農不能發財,他們就當兵當出去,考學考出去,買戶口買出去,打工打出去。這些路走不通,或者代價太高,支付不起,那就轉身賣瓜販菜,開車拉腳,養羊種樹。純粹種莊稼的人,無論在別人的心目中,還是在他們自己看來,都不能算作成功者。  我認為他們很正確。設身處地想一想,假如我們辛勞一年,收入依然微薄,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我們將編織什麼樣的夢想?  2003年,據新窯子村的黨支書說,該村的人均收入為500元。以當年的市場價計算,新窯子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半玉米面。同樣在這一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遠多於這個數字。當然,村支書的數字照例有兩套,我請黑明打聽了,他們報給上邊的數字是1200元,接近陝西省農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這個比較漂亮的數字計算,新窯子人與城裡人的收入也相差很遠。  黑明寫到一戶人家,1998年花錢為兒媳婦買了城鎮戶口,戶口的價格是3500元,等於一個村民好幾年的收入。好幾年的辛勞,這就是新窯子村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距離。不過,新窯子並不是最底層,這裡距延安只有16里地,各種機會比更偏遠的村莊多,於是綏德縣和安塞縣的兩個外來戶買了新窯子的戶口,分別花了1500和2600多元。按照當地宣稱的收入水平,這段距離意味著幾年的艱苦攀登。  新窯子村民要變成城裡人,常規通道是讀書考學。新窯子出過一個大專生,那是全村人的驕傲。中專比較大眾化,但這段路也要走三年,花費兩萬元,畢業後還未必找得著工作。如此巨大的代價與風險,一般村民應該望而生畏,然而,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寧願背一身債也要供孩子讀書。用他們的話說,這是為了孩子的前程。  還有一條路就是出去打工,每個月可以指望三四百元的工資。這個數字還不到正規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只能算小半個臨時城裡人,而這也需要信息和門路,需要背井離鄉和更高強度的辛勞,同時還要冒拖欠工資白幹一場的風險。這兩年應該好一些了,在孫志剛案發生之前,如果預測進城打工的風險,恐怕還要進行更多的思考。  我很喜歡黑明這本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窯子很像我們村——我當年插隊的地方。1996年,新窯子有58戶人家;1976年,我當過指導員的那個山區生產隊有57戶。那時我們隊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錢,當年新窯子的壯勞力每天也掙三四毛錢。看著黑明拍的照片,隨著他在新窯子走家串戶,我就想到了我們村,想到了我當年熟悉的人家,聽見了他們的笑謔,聞到了燒秫秸和豬食混合的味道。看到新窯子知青的照片,我簡直就像見到了自己。  我們村是我判別真偽的參照系。關於中國歷史和現狀的理論和敘述,關於中國人的種種說法,一旦讓我迷惑了,我就拿來與我們村比較一番。說得靠譜,我就接受;離譜遠了,我就不拿它當真。這個辦法很笨,難免限制人的想像力,也無法幫助我領悟IT之類的高新產業,但可以保證我不脫離常識。我經常犯錯誤,但不至於錯得太離譜。  讀了黑明的這本書,認識了那些有血有肉的農民,我感覺更有底氣了。在他們的經歷中,我對共和國歷史的許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證。他們今日的奮鬥和掙扎,又為我補上了一段參照系中的空缺。作為一個有八億農民同胞的中國人,心裡裝了一個完整的村莊,瞭解這個村莊與整個社會的基本關係,無論說什麼,做什麼,我都感到心裡塌實。  新窯子正在變化。在如此大規模的擺脫自身處境的努力之中,中國農民必將在未來數十年中左奔右突,直到普遍不安於位的原因消失,新的均衡局面形成。也許這將成為本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其結局和影響將大大改變世界的面貌。希望黑明通過他的村莊跟蹤這種變化,讓我們心裡有譜,也讓後人看到一個完整鮮活的故事。    

                                                     2004年春於北京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不僅僅是為了他們

  孫立平    

  黑明是一個著力用鏡頭去記錄普通人生存狀態的攝影家。在他的多部攝影集裡,都給人們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感受。而在這本即將出版的《100年的新窯子》中,他則將態度鏡頭長時間地對準陝西一個小山村那幾百口人落後而又普通的生活。  《100年的新窯子》首先給我的一個強烈視覺衝擊就是那幾十幅標準的「標準像」。黑明告訴我,這是他用自己一台最大的相機拍攝的。也許我可以這樣認為,這大概是迄今為止為農民拍攝的一組「質量」最好的標準像了。這倒讓我想起一件事情來。在二十多年前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揭發出來王洪文的罪行之一,就是私自拍攝了標準像,以便為他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做準備。這件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也說明,在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標準像,而且不是掛在自己家裡的標準像,是一件多麼鄭重其事的事情,是一件有著多麼重大政治和歷史含義的事情,同時又是一件離普通人的生活多麼遠的一件事情。而黑明這組農民標準像的衝擊就在於,他給那些似乎最沒有資格照標準像的普通的農民拍攝了一組「高質量」的標準像,而且不僅拍攝了,還以醒目的位置和處理手法印在了書裡,並且以書這種媒介,成為公眾閱讀的對象。也就是說,它們和那些領袖們的肖像一樣,具有了公共性。  這種衝擊意味著什麼?我們當然不能牽強地說,普通民眾要替代帝王將相或精英佔據歷史的舞台。就在黑明拍攝這些照片的時候,就在照片中那些主人默默地過著他們普通生活的時候,這世界上發生了許多大的事情。正如書中所說的,香港回歸、申辦奧運、加入世貿談判等,在這些大的事件中,活動的主角無疑是那些精英們。但實實在在的事實是,在這些精英們從事那些活動的同時,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在真實地生活著。不錯,那些重大的事件影響著更多的人,但在那被影響的「更多的人」中的每一部分,他們的生活中都有著重要性與上述重大事件不相上下的小事情,比如,對於「新窯子」村的人來說,豬啃了地裡的莊稼,就是比上述事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當然,誰也不會說,農民的標準像、農民的生活情景、農民的命運上了正式出版的公共讀物,就意味著農民社會地位的改變。黑明的書什麼也沒有改變,新窯子還會是那個新窯子,那些村民該怎樣生活還會是怎樣生活。幾百張照片改變不了世界,甚至改變不了世界中哪怕很微小的一部分。  這本記錄普通人生活狀態的攝影集給人的另一種衝擊,是人物的鮮明形象。當然我也知道,這是最俗套的話了。    但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另外的一種意思。記得網絡上曾經流傳過一個帖子——《人民日記》,用寓言的方式描繪了「人民」中的一個人是如何被作為「個別人」,十個人如何被作為「極少數人」,上百人如何被作為「少數人」的。是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民」都是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複數概念而存在的,或者被稱之為群眾。於是,在最強調「群眾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時候,群眾的面目也被塑造得最千人一面;在最講「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人民卻最頻  繁地受到服務者「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你服務的」、「你能代表人民嗎」之類的揶揄。而透過黑明的鏡頭,我  們可以看到生活在新窯子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一個的人。卑微  也好,普通也好,這一個就是這一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民只有從複數變成單數的時候,人民才能成其為人。  黑明說,幾年來他一直在拍攝一部有關「右派」的影集。應當說,過去幾十年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個獨特的  人群:知青、右派、刑滿釋放的人、特殊背景下的離婚者、失業下崗人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的一些人就將離開這個世界了。但願他們的身影和形象能夠留在攝影家的鏡頭中,這不僅僅是為了他們。    

                                                      2004.夏於清華園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獨

  八年前的一天晌午,我來到黃土高原中部的陝北新窯子村。  聽村裡老年人講,本村的開山人叫白新富。早在上世紀初,他便獨自從死亡之海的毛烏素沙漠,徒步逃荒來到這個小山溝,並用繩子將自己吊在半山腰,挖了一孔土窯洞落下了腳。據說,在半山腰挖窯洞主要是為了提防小偷。從此,他開荒、種地、娶媳婦、睡覺,過著山裡人自給自足的生活。  20年過去了,白新富由一名少年成長為年富力強的漢子。1923年,33歲的白新富和比他小11歲的妻子張氏喜得貴子,取名海生。為了便於交流,白新富將自己居住的小山溝對外稱之為新窯子。每當他走出小山溝見到人的時候,總會主動喊一聲:「我是新窯子的!」  經過數年的繁衍和逃荒者的加盟,這個安靜了千萬年的小山溝逐漸興旺起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新窯子在方圓幾十里的百姓中陸續傳開,不知什麼年代,哪個部門還把新窯子三個字正式確定為村名並沿用至今。  整整100年過去了,白家先後在那孔老土窯裡居住了五代傳人,生養了三十多個子孫。白新富早已離開了人世,而新窯子卻活了下來。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不問蒼天 偏愛誰多

  這個小之又小的村莊不但在中國版圖上找不到,就連本省的地圖上也未標明。村民們在這個方圓僅有幾百米的村 莊裡活著,相互都很友好,因為他們誰都瞭解誰,誰都知道誰家祖宗三代的事兒。就連誰家母豬跑到誰家公豬窩裡去 了,誰家公驢明兒要給誰家母驢配個種,誰家婆姨做愛聲音大,誰家男人睡覺呼嚕聲音高,全村人都清清楚楚。  在物質文明飛速發展的今天,新窯子不少人家雖然家徒四壁,但他們並不奢求城市人的生活,祖輩只求安逸,不 聞村外的大小事情。無論迎回歸、盼入世、迎奧運,還是美國被炸、薩達姆被抓、核武器被查,在他們心目中全沒有  老母豬跑到地裡啃了青苗更重要。  現在,新窯子已成為二百多人賴以生存的地方,黨支部、團支部、民兵連等機構完整而健全。雖說白新富的子孫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全村老少仍然掙扎在國家標準的「貧困線」底下。為了更好地活著,他們整天把東山的太陽背到西山,沒明沒黑地在那坡□溝□上抱挖著……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提高警惕 監視特務

  1996年我初進新窯子時,正逢香港回歸的前夕,當時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嚴防我對農業建設有什麼破壞活動,並且懷疑我這個陌生的長髮行者是香港派來的特務分子。於是,第一次拍攝卻遭到了多數村民的敵視。  半年後,我再去新窯子時,香港已經順利回歸。此間,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對我進行了一次專題報道,碰巧被村民們看見。從那時起,全村人一改往日的懷疑態度。加之我將初次為他們拍攝的照片一一兌現,更讓他們排除了我是壞人的嫌疑。後來村裡人告訴我,我的行跡曾被黨支部監視過。  往後的數次拍攝,一步步加深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每逢聊天,笑話必講;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後的半夜三 更,他們還經常拉我脫掉鞋,光著腳丫子輕輕走進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輕人住的窯洞窗戶下偷聽炕上的動靜。記得有 一次二毛在關鍵時刻把我的手電突然伸進窗戶,直射人家的動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臥倒並鑽進被窩。回想那 種場景,逢老實人不聲不響,反而像做賊似的;碰個不老實的後生,經常是腦袋伸出被窩,對著窗戶笑罵「龜孫」。  在村裡住久了,不少人把我這個傳說中的北京下鄉幹部當成了朋友,許多年輕人和我無話不說。他們想看電影讓 我包場,想喝酒讓我拿錢。對於他們的每一次要求我都盡力去實現,村民們自然對我露出了純樸的笑容。記得有一次 他們要看電影,我特意去延安城裡請來了電影隊,一晚上就為他們放映了三場,使得此後的好幾天中,村裡的婆姨女 子們還陶醉在喜劇的情節之中,孩子們還在模仿著電影裡的武打動作。  現在我去新窯子村,他們不但不會把我當成特務,反而把我當成了村裡人,以至於幾年前,村黨支部書記白整風 和村民們建議說:「還不如給黑明批一塊地,給他打孔窯洞,回來照相方便些!」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書記主任 口頭報告

  1996年,當時的村黨支部書記白整風向我介紹說:「新窯子位於延安市西南8公里處,海拔高度1200米,歸屬寶塔 區萬花鄉管轄,居住著58戶人家的236口男女老少(不包括黑戶)。全村共有大家畜23頭、簡易公路2.5公里、耕地500畝,地全是山地,村民吃的全是粗糧。村裡沒裝電話,沒訂報紙,不通廣播,不通郵路。自從1982年放過一場電影之  外,多年來再沒有過任何文化娛樂活動。1990年至今,也沒有發展過黨、團員。幾十年來,新窯子最熱鬧的就是五黃 六月老天不下雨時,信迷信的村民自發組織爬上村裡最高的山頭,在前幾年新建的一孔不足三平米的土窯小廟進行祈 雨祭祀活動。1996年新窯子人均年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足100元。村委會累計欠賬12.6萬元。」  當年,29歲的村民委員會主任賀建飛認為:「新窯子離延安近,交通便利,信息也靈,多年來還吸引了不少外地 移民戶。目前,村民們的觀念在不斷更新,不久的將來,村民們肯定會告別一孔孔爛土窯,住進真正的新窯子。也許 那時的新窯子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變化。」  2003年底,村黨支部書記郭為生對我說:「雖然這幾年村裡建起了希望小學,通了電話和自來水,但村民們的生 活水平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和提高。1996年到現在,村裡最明顯的發展就是人口數量的增長。包括黑戶,新窯子的人 口數量已經達到了282人。不過村民們的文明程度還是有所提高。」   現任村黨支部書記郭為生口頭報告,1996年至2003年新窯子村民農林牧副的毛收入統計:  1996年 人均年收入300元 最低不足100元  1997年 人均年收入600元 最低不足200元  1998年 人均年收入900元 最低不足500元  1999年 人均年收入800元 最低不足400元  2000年 人均年收入700元 最低不足300元  2001年 人均年收入500元 最低不足100元  2002年 人均年收入600元 最低不足200元  2003年 人均年收入500元 最低不足300元  2003年底止,新窯子村委會累計欠賬為:11.5萬元。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紅白事業 生死嫁娶

  八年裡新窯子村出生了19個人。  張萌,張銳,張波,王琪,王玉,王續,王豆,李星,李陽,白偉兵,白娜,高椒,蘇文燕,屈歡,屈文慶,張雪,王好好,白甜甜,張秀秀。   八年裡新窯子村死了15個人。  張繼民,王福成,李清蘭,李長有,白炳宗,高懷玉,劉金虎,康玉蓮,賀康富,柴丕蓮,郝招香,宋應吉,房 步清,王素琴,白隨勤。  八年裡新窯子村有4個女子出嫁。  高霞,白冬花,房娟娟,房靜。  八年裡新窯子村有6個年輕後生娶了婆姨。  李世宏,王紅衛,蘇培華,張友軍,白小龍,王雙紅。  八年裡新窯子村有3個年輕婆姨和男人不辭而別。  張紅,馬濤,劉梅。  八年裡新窯子村有2個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賀建飛,王寧剛。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誰家子弟 誰家的院

  1996年5月至2003年12月,我數十次走進新窯子。   八年過去了,我跑遍了新窯子的山山水水,拍遍了每戶人家的生活狀態,親眼目睹了村民們緩慢的生活變化,在村裡好幾家的老土炕上度過了春夏秋冬的百餘個夜晚。如今,村裡年紀再大的老人我也知道是誰的爹,再小的孩子我 也能認出是誰家的苗,再破的院子我也去過無數次。  在新窯子的日子裡,感覺是輕鬆和愉快的,讓我一次次流連忘返。每當回到北京翻開這些照片的時候,我都能夠追憶起當時的快樂,但我卻找不到輕鬆,內心中總有一種重返新窯子的衝動!    

                                                                              黑明                                                                              2004.08.30 北京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1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2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3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4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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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8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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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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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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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39




話說中國的新窯子村民們的肖像 40




新窯子戶主們白海生 1

  白海生,1923年出生,文盲。他是新窯子的第一個嬰兒,父親是新窯子的創始人白新富,他在新窯子堪稱最勤勞、最厚道、最本分的人。  1939年,白海生被父親包辦同鄰村11歲的美貌少女康蘭花結為夫妻,此後他們雙雙在這個安靜的小山溝裡承受著落後和貧窮,同時也享受著歡樂和性愛。  純樸的白海生老人說:「我結婚時還沒滿16歲,結婚後的頭兩三年根本不懂得跟老婆睡覺,直到18歲那年,我才知道要老婆有什麼用處。她15歲開始,幾乎每年生一個娃娃,連著生了12個,只活了白趙一個。」


新窯子戶主們白海生 2

   1946年底,23歲的白海生自願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並且奔赴前線參加了慶陽戰役和華池戰役。白海生說:「為了支援毛主席的革命事業,當年我還號召父親把家中的八石糧食都無償送給了棗園和楊家嶺的中央食堂。」  第二年,由於他所在的部隊短缺糧食嚴重,在飢餓面前,不少戰士都在夜深人靜的時侯偷偷地脫掉軍裝,放下槍 炮開了小差,此時的白海生也當了逃兵,並從甘肅跑回了新窯子。  回家不到一周,他又被國民黨的部隊抓為壯丁,並且成了胡宗南部隊的一名正式軍人。半年後的一個晚上,他和 幾個戰友把自己所在國軍「保經隊」的13支步槍和一挺機槍偷出來送給了解放軍。接應他們的王政委告訴白海生,盡 快離開延安,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為了躲避國民黨的追殺,當天晚上他便回到新窯子接上康蘭花徒步西行。他倆在 甘肅華池縣的一個深山溝裡生活了整整兩年,後來又回到了新窯子。


新窯子戶主們白海生 3

  1958年夏季的一天,年輕漂亮的康蘭花下地幹活回家途中,恰逢一場瓢潑大雨,不幸的是隨著一聲怪異的焦雷,她和自己肚子裡的第13個嬰兒當時就被雷電擊死在羊腸小道上。在父親的幫助下,白海生把愛妻發焦的軀體安放在一個朝陽的山坡上。此後,悲痛欲絕的白海生帶著康蘭花留下的一個兒子和抱養來的一個女兒與父母親艱難地生活在一起。  同年秋,他又和附近一條溝裡的農家女吳鳳英結為夫妻,先後生了七個孩子,死了兩個。幾十年後的今天,他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四世同堂和40人之多的大家族。  白海生笑著說:「那麼多年我實在是把人養夠了,養人又不來錢,還費錢、費力、費時間。好在這幾年兒女大了,我們老兩口也不用養人了。如今我養了80隻羊、4頭驢、2頭豬,還有幾十隻雞,這些生靈又好養活,又省事,還又來錢。」  白海生認為他心目中最偉大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另一個是開創了新窯子的父親——白新富。                                                   1996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趙 

  白趙,1957年出生。初中畢業後被招收到當時的公社農機站工作了整整八年,在此期間,他學會了開拖拉機和不 少手藝,成了新窯子有名的大能人。他1982年和趙玉芳結為夫妻。  白趙25歲那年,人民公社被撤銷。在建立鄉鎮府的同時,農機站也隨之倒閉,無奈的白趙頓時成了一名下崗人員。在鄉上和延安城裡遊蕩了幾天後,丟掉「鐵飯碗」的白趙只好無奈地背著自己的鋪蓋卷兒回到村裡繼續他的農民生涯。  老實巴交的白趙除了精通多種型號的柴油機修理之外,還有一手很好的焊接技術,經常被請到外村給人家幹一些機械修理的活兒,不僅掙錢,而且還包吃管住。  這些年他的年收入最少都是上萬元,他沒想到回村後日子過得比在農機站還滋潤。現在,他家除了建起七孔石窯洞之外,還買了拖拉機、電焊機、碾米機、鋼磨和彩色電視機。  去年,大兒子寶軍初中畢業後,通過城裡的親戚關係,在延安有名的窯洞賓館找到一份臨時工。寶軍在城裡不但穿上了工作服,而且還騎自行車上下班。全村人都羨慕寶軍命好,天天能吃肉喝燒酒。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有勤

  白有勤,1962年出生,1980年高中畢業回家務農。他認為自己是弟兄幾個當中最沒有苦力、最為艱難的一個。多年來,他一直設法改變自己的境況,但是一次又一次沒有獲得成功。  1983年,他借來4000元買了一台東風牌手扶拖拉機,也是村裡有史以來的第一台拖拉機。兩年後,他1000元賣掉了那台賠本的拖拉機。  1985年,他開始放羊、種地。1987年,他又花2000元買了一台二手的東方紅牌小四輪拖拉機,兩年間基本沒有找到什麼掙錢的活兒,於是,賺了不到1000元,他又以原價賣掉了小四輪拖拉機。  賣掉小四輪拖拉機後,白有勤一直種地至1997年。同年,他又花2000元買了一台西北牌小四輪拖拉機,這是他買的  第三台拖拉機。幾年來,這台拖拉機一直閒置在他家的院子裡經受著風吹日曬。  去年初,他終於在明白人的指引下懂得了攬活兒的竅門兒,現在他的拖拉機總算有了一定的利潤。目前,他在延  安拉沙子,平均每天純收入可達60元,除去攬活兒花去的,最少每月還有上千元的收入。  白有勤26歲時和附近村裡的馬秀芳結婚,生有一男二女。  最近,他又花4000元在村裡新建了兩孔石窯洞,準備過幾年給兒子結婚用。兒子白偉今年14歲,大女兒白雪今年16歲,小女兒白丹今年12歲。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隨勤

  白隨勤,1964年出生,初中畢業。1987年和李連芳結婚,第二年生一男孩。日子本來過得不錯,但今年4月超生了第二胎,被鄉政府罰了4500元超生費。於是,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白隨勤說:「我只有四畝山地,很難種,我也沒有什麼手藝,除了種地,沒有任何來錢的地方。計劃生育罰了我4500塊錢,當時我一分錢也沒有。人家限定時間讓我交出罰款,我只好跑到幾個親戚家借錢,求爺爺告奶奶,總算在  最後期限把窟窿給補上了,要不肯定得把我抓起來。現在雖然幾個親戚家的錢都不急著要,但這事在我心裡總是一個  很大的負擔,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給人家還清。」   李連芳接著說:「罰是罰疼了,但我沒哭,這事我相信我一輩子也不後悔,因為我的老大是個男孩,我一心想要個女孩,沒想到生出來正好是個女孩,當時我就高興哭了。現在小孩還小,本身還沒有什麼負擔,再說我的兩個奶都鼓鼓的,奶水特別大,足夠她吃,也不用買奶粉。當下我們只有種好莊稼,多賣糧食,趕緊把欠親戚的賬給人家還清,這才是我最大的願望。」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虎勤

  白虎勤,1970年出生,小學畢業。1988年應徵入伍,在蘭州服役三年後回村務農,現任新窯子村民兵連長。1995年他和外村純樸善良的青年女子王改改結婚,同年生一男孩。  白虎勤說:「我一貫就看不上在村裡受苦,好不容易穿上了軍裝,當時心想肯定不用回來受苦了,但沒想到在部隊沒有文化照樣不行。在部隊的三年時間裡,我和戰友們整天站崗放哨,摸爬滾打,練得全身掉了好幾層皮也沒留在部隊,等於白練了幾年。在部隊光靠練是練不出什麼名堂的,現在是和平年代又不打仗,再練也不可能練成個英雄。  加上沒有文化就接近不了首長,接近不了首長,那什麼好事都輪不到你。  「考軍校更需要真本事,沒文化不可能考上,那麼提干自然就輪不到自己。所以,對於農民來說,沒有文化當兵也並不是什麼出路。」    白虎勤認為自己沒闖出去失敗了,但村裡人卻說,虎勤當兵回來像是變了個人,對村裡老小都很有禮貌。  王改改說:「虎勤特別顧家,去年夏天他借了4000塊貸款買了一輛「電三輪」,從萬花到延安拉人半年多了,貸  款也快還清了,三輪一年最少能掙三四千塊。」  王改改對丈夫很滿意,她最大的願望就是丈夫每天能夠安全返回新窯子。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風 1

  白整風,1956年出生,共產黨員,1962年隨父母從外地移民來到新窯子。他1974年高中畢業後回村當了會計。  1980年經人介紹同棗園大隊女會計、共產黨員郭為生結婚,婚後郭為生辭掉棗園大隊的會計並將戶口遷入新窯子,生  有一兒一女,兒子白小龍,女兒白蓮花。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風 2

  1986年他們率先在自己的10畝山地栽上了果樹,白整風1996年被村民推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延安市十屆人大代表。  郭為生說:「白整風和我都是1974年延安四中畢業的高中生,算是村裡文化水平最高的。他1975年當了大隊會計,干了14年,還當過延安市的新長征突擊手和鄉上的優秀黨員,1996年又當選為村支書,干了兩年。兩年當中他給村裡建學校,修公路,裝自來水,先後欠下12萬多塊錢,我家還墊付了6000多塊。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風 3

  「1999年白整風落選,又把我選上了。選我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當過延安市的九、十屆婦女代表。選我的時候說每月補貼給我50塊誤工費,但至今我連一分錢也沒有拿到,關鍵是村裡沒錢。  「其實村民根本沒人想當我這個官,因為不給錢還要墊錢。我家條件算好的,還能墊得起,一般人墊都墊不起。再說當這官也沒有什麼意思,除了計劃生育就是催糧收費,不但沒有油水有時還惹人。」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風 4

  白整風堪稱全村首富。他家有15畝果樹,6畝農田地,5孔石窯洞,每月生活費都在200元以上,家中存款3萬元。5年前他家的年收入就曾達到2萬元之多。2001年收入最低,不足5000元,2002年收入1.8萬元,大多是果樹的收益。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1

  白整雲,1967年出生,初中畢業。1985年父母貸款3000元為他買了一台拖拉機,1987年他又花2000元把外村女青年李延梅娶回了家。  多年來他一直用那台拖拉機在城里拉土方,月收入近千元。白整雲說:「我很羨慕我哥哥白整風,那時鄉上號召村民栽果樹,誰家都不栽,都怕土地栽了果樹今後沒糧吃。但我哥哥、嫂子念過書,有文化,腦子也轉得快,他們那時就想到賣了蘋果買糧吃的道理。事實證明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  白整雲遺憾自己唸書太少,沒有哥哥的能力,於是,他除了種好幾畝土地,一年四季都在城里拉土方拚命賺錢,一心想讓兩個孩子上大學。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2

  李延梅說:「只要有錢就好辦,前幾天我還去城裡買了一台21英吋的彩電和一台二手的錄音機。以後什麼都不敢買了,要趕緊攢錢,如果孩子將來考不上大學,我花高價也要讓他們上大學,上不了正規大學的話,私人辦的也要讓孩子上。即使畢業後找不到正式工作也無所謂, 哪怕外出打工也總歸方便一些。」  李延梅的目的很明確,她表示自己再苦也一定要把兩個孩子推出新窯子,讓兩個兒女改變祖上傳下來的貧困生活。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3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4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5




新窯子戶主們白整雲 6




新窯子戶主們賀家有 1

  賀家有,1920年出生,文盲。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那年他逃荒來到了新窯子村開闢了屬於自己的天地。他16歲便被父母包辦和11歲的李清蘭結為夫妻,並住進了一孔新挖的土窯洞。  賀家有說:「當時李清蘭整天跟著我和村裡的幾個娃娃打土仗,玩一天回來,晚上睡得什麼都不知道。結婚了好幾年也沒有在一個被窩裡睡過覺,直到她15歲那年,我們才懂得了男女之間的事情。她從16歲開始,每年給我生一個,一連生了8個,其中6個兒子,兩個女兒。還是共產黨不讓生,要是讓生,我的孫子、外孫子早上百了!現在我有裡外孫子68個,不過人多了也沒好處,就是人太多,才過了這麼多年的窮日子。


新窯子戶主們賀家有 2

  「幾十年過去了,除了老五上吊死了,他們7個都有了自己的家。現在只有小兒子志平還沒娶上媳婦,志平沒念過書,不愛勞動,他平時去城裡賣菜、賣糧得來的錢都逛歌舞廳了。志平找不到媳婦就是因為我家太窮,他明知道家裡窮,還去逛歌舞廳,他沒老婆他狗日的自己受著去,我這麼老了,我是不給他欠賬娶婆姨了。」過年了,我們坐在賀志平家的土炕上一邊喝著白酒,一邊聽他講述歌舞廳裡的故事,他笑著說:「城裡歌舞廳女娃娃特別多,都是四川來的,她們的嘴上都畫著口紅,手綿綿的,身上還有一股香味。跟她們一起手拉手唱歌跳舞特別好玩!」  我笑著問他和小姐睡過覺沒有,他說:「一次最少200塊,太貴!沒睡過!」我說不信,他很認真地對我說:「真的,我沒錢,你出錢我就睡!」在場的人都笑了。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忠 1

  賀志忠,1945年出生,小學畢業,共產黨員。1960年接受老人的包辦和馮秀英結為夫妻,當時他15歲,馮秀英14歲。他們成親第三年生的小孩兒,第四年公社幹部便按照非法同居的有關政策論處,將馮秀英趕回了娘家。幾個月後,他們去公社補交了三毛錢手續費,並登記補辦了結婚證明又住在了一起。  賀志忠說:「我們那時孩子都有了,哪裡能讓他們打開。再說那時沒有人去辦結婚證,只要雙方老人同意就睡到一起算是結婚了,哪裡像現在這麼麻煩,不但要辦手續,還要買東西、吃八碗、喝酒待客。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忠 2

  「我倆十七八歲開始生娃娃,總共生了三個女子,三個小子,除了小兒子,其他都成家立業了,兩個女子都住在延安城裡。」  賀志忠對兒女們的生活很是滿意,對自己的晚年也充滿了信心。他家現在有一台電視機、一輛自行車、一頭毛驢、40隻羊,銀行還有2000元存款。  他的願望是讓小兒子考上延安農業學校,畢業後回新窯子發展養殖業。賀志忠是賀家有的長子,也是村委會主任賀建飛的父親。他的三個兒子一個是村委會主任,一個在延安打工開車,還有一個在延安城裡上中學。三個女兒有兩個都嫁到延安城裡去了,村裡人都羨慕他有本事,生下了好兒女。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賀建飛

  賀建飛,1968年出生,1984年初中畢業回家務農並開始發展養殖業。1987年他與外村女青年張玉梅結婚,生有兩個兒子。近幾年賀建飛憑著苦力使小家庭的資產發展到了200棵果樹、40隻羊、1台彩電和1輛小型拖拉機。村民們認為賀建飛年輕能幹,1996年將他推選為村民委員會主任。  張玉梅說:「我們全靠苦力改變著貧窮落後的面貌,這些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攢了不到6000塊,看來只憑苦力走向富裕恐怕是不可能的事情。去年我到延安就業培訓中心花了1200塊錢學了兩個月裁縫,本想進城做衣服賺錢,但建飛在村裡當那麼個爛官官兒,又是個市人大代表,他事情太多,一直不讓我走。他還認為,新窯子離延安近,信息也靈,等攢夠了錢在村裡辦個和養殖業有關的工廠,能帶動全村人脫貧致富。  「雖然我這兩年一個勁兒地拉他的後腿,但他還是想著要發展新窯子的事業。他沒當官兒之前,我們每年還有上千塊錢的收入,當了之後,農活兒也不好好幹了,每年還要給村裡墊好幾百塊錢。比如有時鄉上來了下鄉幹部,都在村干家吃飯,使我家今年吃了九袋面和四袋米,有一次一頓就吃了我的半袋面。細想起來,真是裡外賠。」  張玉梅認為,新窯子自然條件差,交通不便,很難有所發展。她甚至認為新窯子再過100年,也不可能有突飛猛進的變化。於是,她再三建議丈夫辭去職務和她一起進城發展,但身為村幹部的賀建飛說什麼也不願意離開村子。她做不通丈夫的思想工作,只好放棄了自己的夢想,依然在新窯子耕種著自家那幾畝貧瘠的山地。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賀建兵

  賀建兵,1971年出生,初中畢業回家務農。1991年認識了外村17歲的姑娘蘇改琴併入了洞房。  蘇改琴說:「我們結婚實在是太早了,那時我還不懂事,直到第四年才真正知道什麼是男人什麼是女人,第五年  才懷上小孩。這幾年改革開放了,正好我倆都不愛勞動,他一心想開車,我一心想當個營業員。去年建兵出去借了  3000塊錢,進城學到了開大卡車的駕駛執照,可是我們在城裡沒有門路,找不到開車的活兒,只好在村裡胡溜躂。」   賀建兵說:「小富靠掙,大富靠命。命不好,願望很難實現。不過我們準備找機會進城碰碰運氣,到時我開車,  她開個食品店,不行的話再回來,反正自己沒本事,回來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  記得1997年我在《南方週末》發表圖文介紹過新窯子村民們的生活狀況,當時有一個浙江溫州的私營企業老闆特  意寫信給賀建兵,說讓他倆速去溫州,想安排賀建兵在他們公司開車,蘇改琴去他們下屬的一個商場當營業員。那個  老闆還在信中說,他倆可以帶小孩去,小孩上學也不存在問題。而且還答應每年報銷一次他們回家探親的路費。  賀建兵收到信後打電話到北京問我怎麼辦,我催促他們趕緊動身前往,但他們害怕上當受騙,最終還是沒敢去溫  州找那個好心的老闆。後來我才知道,那個私企老闆是溫州的利稅大戶。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榮 1

  賀志榮,1968年出生,高中畢業。由於家庭條件差,他一直沒有找到對象。據說給他介紹了好幾個,人家都嫌棄他家太窮,不肯嫁給他。  幾年前,村裡有個叫賀五的年輕小伙子因為幾句風言風語的傳說,便在自己家門前的一顆杏樹上上吊自殺,還留下了老婆和兩個孩子。賀五英俊、幽默而又聰明,他死後,村裡人都說賀五為點兒雞毛蒜皮的小事死得不值。  賀五的死給老婆和孩子帶來了巨大的心靈創傷,也使得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在一個小小的村莊裡承受著流言飛語和各方面的生活壓力。  賀五是賀志榮的堂弟,1996年死去丈夫的趙世麗為了減輕生活負擔,便主動嫁給了堂兄賀志榮。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榮 2

  我問賀志榮將來是否再要個孩子,他說:「婆姨已經被結紮,不可能再生,反正我哥哥留下的孩子,我看見和我的一樣親,把他們養大成人也是我應該做得事情。」  賀志榮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即使她會生,我也不敢要,因為去年一家四口人的現金總收入還不到500塊,再說我還欠將近1000塊錢的賬,誰知哪年哪月才能還清。」   賀志榮最大的願望是孩子好好唸書,糧食年年豐收。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強 1

  賀志強,1973年出生。1987年初中畢業時由於家庭經濟困難,輟學回家。他不願種地,平時在延安的一些建築工地上靠苦力打工謀生。  1996年他父親去世,家中失去勞力,當時為了四畝山地,他母親把他從城裡叫回了村裡。為了照顧母親和耕作那幾畝幾乎不可能豐收的山地,從此他再也沒有出去闖蕩江湖。  賀志強說:「我家這些年給老人看病和送葬欠了8000多塊錢。為了還賬,我今年通過熟人在銀行借了1500塊貸款,買了20頭小豬兒子。按道理養一年賣掉最少能掙3000塊,但不知自己能不能養活。要是掙了錢,我準備先娶婆姨後還債,讓我媽也高興高興。」  我問他為什麼不還完賬再娶媳婦,他說:「我媽年齡大了,經常有病,加上前幾年我姐姐招花讓拖拉機碰死後,我媽的心情一直不好。所以,早點娶個婆姨好好伺候我媽。再說我也快三十的人了,沒有老婆也不好受呀!反正貸款是公家的,大不了出利息就是了。」


新窯子戶主們賀志強 2

  賀志強喜煙好酒,愛穿西裝,就是晚上勞動回來,也要換上他那套60元買來的西裝待在家裡。  我每次去新窯子,他都要找我聊天喝酒,在划拳和唱酒麴的空檔中,他總在不停地問我北京好不好?飛機有多快?見沒見過江澤民?等等。  賀志強為人很熱情,每次進城都要跑來問我捎不捎東西,至今我還記得他幫我買過牙膏、洗髮水、方便面和二鍋頭。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善宗 1

  張善宗,1939年出生,小時侯念過半年書,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21歲結婚。在村裡當過兩年出納,還幹過三年會計。1967年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1995年換屆選舉退了下來,先後當了28年村黨支部書記。  張善宗的三個女兒都在延安工作,兩個兒子也在城裡開車。他家的掙錢人在村裡是最多的,生活水平在村裡也是 好的。現在兩口人存了2萬元,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過,他倆都希望多活幾年,看著孫子們長大。  張善宗為人老實厚道,幾乎在新窯子當了半輩子的村幹部。他說:「新窯子人大多數都能吃苦,但也有少部分人 好吃懶做,愛傳閒話,要不然賀五怎麼會上吊自殺呢!我在村裡當過出納和會計,還當了28年書記,每家每戶我都打 過交道,可以說新窯子的每一個人我都非常瞭解。總之,新窯子人還是很好!」  張善宗的老伴王忠英在一旁說道:「新窯子也有很壞很壞的壞松!有人眼紅我家日子過得好,在背後地裡壞我們 的事。今年夏天,我家蘋果還沒熟,有個狗日的老漢晚上鑽進我家果園,把幾十顆果樹上的紅富士和黃元帥都給搖了 下來,落得滿地都是青果子,弄得我們損失了上萬塊!鄉政府來人調查,那狗日的還不承認,所以說,再好的村子也 有壞人!你不得不防!」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善宗 2




新窯子戶主們張善宗 3




新窯子戶主們張鵬

  張鵬,1971年出生。他說自己是村裡小學三年級的畢業生。他10歲開始放羊、種地,在新窯子的那片黃土地裡奮鬥了整整10年。  在姐夫的幫助下,張鵬20歲那年扔下老橛頭,去延安學會了開汽車。剛開始是給人家打工開車,每月200元工資。2000年他和大哥共同貸款買了一輛東風牌卡車,改裝成油罐車運輸原油,每天從安塞縣的一個深溝裡拉上原油送到設立在黃陵縣的延安煉油廠。  張鵬說:「一趟來回三百多公里,每天早晨5點鐘就得起床去發動車,冬天凍得要死,夏天熱得要死。車很大,也    不好開,加上路又不好走,全是山路,一路上經常能看見肇事的油罐車,而且有不少被翻死的。甚至有的車翻到溝裡  還有著火的,有時連車帶人燒得什麼都沒有了,所以這活兒也不好幹。  「我每天出車父母都要為我操心,老婆也要為我提心吊膽。有時候晚上沒做好夢,第二天我連車都不出了。說實  在話,不為自己,我還要為父母和老婆兒子著想呢。好在每月能掙幾千塊,要不然實在是不想幹了。」  張鵬的愛人高慶麗說:「我命好,找了個好男人,我們張鵬能幹又顧家。他說再過兩年貸款還完攢了錢,準備把  我們全家的戶口買到城裡去,兩畝山地留給老人去種,到那時我再也不用在這新窯子受罪了。」      2001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向宗 1

  張向宗,1943年出生,小學文化,共產黨員,是村裡惟一的赤腳醫生。1969年他和馬雙全結婚,生了三個孩子後,本來要對馬雙全進行結紮,但由於她的身體不好沒有結紮。十年後,馬雙全再次懷孕,並且生了個小女兒 ,因 此,鄉幹部一氣之下把她拉到鄉衛生院做了絕育手術。  張向宗委屈地說:「我老婆懷小女兒的時候我都快50歲了,那時我們的年齡都已經不在生育範圍了,也不給我們檢查了,我還以為自己不會生了,誰知道她那麼老又有了!」  張向宗憨厚老實,在新窯子也是有名的老實人。他的一條腿不夠長,走路有些瘸,村裡人都叫他拐子。就是村裡人到他家求他去看病打針,也叫他拐子,他從不生氣。


新窯子戶主們張向宗 2

  其實馬雙全也是殘疾人,她的舌頭不夠長,口齒不利,說話不清楚,很難聽懂。不過他倆是村裡有名的恩愛夫妻。  張向宗說:「兒子大了,也分家了,女兒也出嫁了,都不要我管了。現在主要是要給小女子攢些錢,準備供她好 好唸書。我雖然當了一輩子赤腳醫生,其實也不大會看病。那時只是在公社衛生院培訓過幾天,也沒有正經學過醫, 嚴格來說,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醫學!如果小女子將來長大能考上大學,我一定要建議她學醫當醫生,為老百姓治病。」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建軍 1

  張建軍,1970年出生。他小學畢業就開始放羊,做夢都想當個解放軍,但老人知道自家在鄉上沒有門路當不了兵,所以徵兵時老人連名都沒讓他報,於是他的夢想只好破滅在自己的適齡期。  張建軍18歲那年,在父母的主持下為他娶了媳婦。他和郭志蓮結婚快十年了,一直住在父母分給他的一孔窯洞裡,日子過得非常艱難。為了改變生活境況,幾年前他一心想去煤礦當個采煤工人,可是,多年前延安的煤礦還在農村招人,這些年城裡的待業青年都安排不完,因此,煤礦也不收農村戶口了,這使他當煤礦工人的夢想至今也沒有實現。  這些年張建軍看見別人家的日子有所好轉,他也日思夜想當個萬元戶。去年他還三次跑到城裡尋找出路,但老實巴交的他每去一個工地人家都說不要人,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新窯子。


新窯子戶主們張建軍 2

  張建軍說:「我最頭疼的就是到了春播時沒有化肥,一袋尿素將近一百塊,每年春播都要好幾袋,現在的地都讓化肥給上壞了,不上化肥幾乎不出苗。去年我沒錢買化肥,上的是茅糞,收成明顯不好。今年茅糞也沒有挖到,我們 只好在自己家的羊圈裡挖羊糞。」  對於農民來說,每年一度的春播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對於張建軍來說,更是重中之重,因為他家去年用茅糞收成就不好,今年準備用羊糞配合春播更是可想而知。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向明 1

  張向明,1948年出生,文盲。年輕時由於反應遲緩,一直找不到老婆,最終和安徽逃荒來到新窯子的丁世英結為夫妻。幾十年來他們相依為命,默默地耕作著幾畝山地。  張向明說:「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聰明,二兒子老實。前年大兒子結婚,給我一次就欠下高利貸一萬多塊,弄得我這二年喘不過氣來。二兒子現在還沒有人來提親,他尋媳婦肯定還要我受二年苦!」  張向明雖然反應慢,但苦力卻很好。他一年四季幾乎不閒著,總是在地裡找活兒干。他不但把自己家的莊稼收拾得井井有條,還經常在農忙時幫助別人家幹活兒。村裡人越是誇獎他勤快,他給人家幹活兒越是賣力。經常給別人家 幹完活兒不吃飯就回家了。在新窯子他是有名的老實人,不少人和他開玩笑,叫他「勞動模範」。  張向明的老婆丁世英是個極其精明的女人,家裡大事小事都她一個人掌管,無論是種地收割還是家庭收支,張向明都聽她的。就拿城裡流行的福利彩票,丁世英每年正月都要帶著老漢兒子去碰碰運氣。丁世英每次組織家人進城抓 獎,張向明都不願意去,但她卻對向明說:「你人老實,說不定還能抽個大獎!」老實的張向明只好隨從。  遺憾的是他們每次抓獎都以失敗而告終,據說她最多一次抓過好幾百,最大的獎品只是一個紅塑料肥皂盒。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向明 2




新窯子戶主們張向明 3




新窯子戶主們張勇勇 1

  張勇勇,1970年出生,文盲。1997年和鄰村的劉梅結婚。因為勇勇有個豐滿溫柔而又能幹的媳婦,因此他笑口常開。可是在他們日夜幸福的時刻,不知是否想到父母為他倆操辦婚事和購買三輪車、電視機、洗衣機所欠的1.2萬元何年何月才能還清。  張勇勇說:「因為村裡有政策,來和走的土地都不變,所以我們全家三口人只有一畝半山地,靠著一畝半山地想發家致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能活著就不錯了。」  今年,聰明的張勇勇蹬著老爹給他買來的三輪車進城販賣水果,半年就掙了兩千多元。因此,老婆對他更加溫柔了,父母也對他今後的生活前景抱有很大的希望。  張勇勇的老婆劉梅高興地說:「勇勇身體好,聰明,有苦!我們準備明年把地種完一起進城去掙錢,到時他賣水 果我賣菜,因為我每次去延安看見路邊那些賣菜的還沒我順眼,她們人又髒菜又髒,我要是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話,人 家肯定先買我的不買她們的。等幹上幾年要是真的掙了錢,我們就不種山地了,在川道上租一塊平地自己種菜賣,那樣肯定更掙錢。」  我們聊完之後,張勇勇要進城賣南瓜去了,劉梅囑咐他:「人家一個南瓜賣一塊,你就賣九毛,便宜一毛錢趕緊 賣掉,快些兒回來給果樹噴藥去!」張勇勇咧著嘴笑著說:「我趕黑夜睡覺前回來你不就高興啦!」劉梅也笑著對張  勇勇罵道:「龜孫!你有本事黑夜睡覺也不要回來,看誰離不開誰。」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勇勇 2




新窯子戶主們張勇勇 3




新窯子戶主們張勇勇 4




新窯子戶主們張善在 1

  張善在,1950年出生,文盲。他19歲和小學畢業的曹春芳結婚,生有一男二女。大女兒早幾年已經出嫁,1995年老兩口花1.4萬元為兒子成了家。為了早日還清結婚時父母所欠的7000元外債,婚後不久,兒子張延軍便去了延安打工至今未歸。  曹春芳說:「去年我還借了2000塊,總共花了3500塊錢,給兒媳婦買了個延安的城市戶口,現在正準備借錢給兒子也買個城市戶口。今年我們有170棵果樹已經掛果,欠的賬應該是不愁還。」


新窯子戶主們張善在 2

  張善在說:「大女兒日子過得好,不用我們操心。二女兒鳳琴現在上初中,她學習好,一心想上大學,要是讓她考保證能考上。可是上大學吧,我們的經濟有限,又供不起;上中專吧,我們在城裡沒有後門,畢業了肯定找不到工作。小女兒知道我們沒錢,也不願給我們增加太大的負擔,她說她不上高中了,初中畢業就考中專。」  張鳳琴說:「現在我還小,也沒有明確的目標,雖然我知道家裡沒有錢,但學我一定要上,哪怕借錢我也要上。到時家裡的經濟實在不行的話,就是延安衛校我也要去,反正我一定要跳出農門,離開新窯子,在城裡找一份固定的正式工作。這樣一來自己不受罪,二來還能幫助父母改變生活條件。」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懷崗 1

  張懷崗,1938年出生於橫山縣,文盲。他八歲那年因為父親賭博不顧家,母親帶他離家出走並在外乞討。  兩年後,這對母子來到新窯子要飯,在好心人的勸說下,他們在寬容的新窯子落了腳。從此,母子倆住進了一孔 即將坍塌的老土窯,每天上山開荒種地。  張懷崗說:「剛來新窯子時我們只有兩個爛碗和一個裝乾糧的爛口袋,連開荒的老橛頭和種子都是借來的。當時 又要開荒,又要出去要飯吃,直到第二年我們才有了收成。記得那年我和我媽打了滿滿兩麻包谷子,高興得我媽徹夜 睡不著覺。從此,我和我媽扔掉討飯用的打狗棍,有了自己的光景。


新窯子戶主們張懷崗 2

  「在我13歲那年,我和我媽一起打了一孔屬於自家的土窯洞。後來聽說我爸在老家病死了, 18歲那年我特意回去給他上過一次墳。那次回到村裡認識了老家村子裡的劉增芬,經過她父母的同意,我把她帶到了新窯子成了一家人。」  50年過去了,他們依然耕作著當年開荒時的那塊山地,住著自己親手挖的那孔老土窯。  張懷崗高興地對我說:「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負擔了,兒女們也都不用我管了,前幾年栽了三畝果樹,今年頭一次掛果,沒想到賣了八百多塊。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收入。」  現在,張懷崗的女婿是萬花鄉的副鄉長,村裡人都說張懷崗的光景真是越來越好過了。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應財 1

  張應財, 1959年出生。初中畢業去延安搬運站當了搬運工,一年後被辭退回村當了生產隊的保管員。他21歲那年經人介紹和棗園女青年李英結婚,先後生了三個小孩,罰了30元錢。罰款雖然不多,但年輕的李英卻被做了絕育手術。  張應財說:「我有十畝山地,還有一百多棵果樹,這些年存了將近五千塊錢,本來準備過段時間修幾孔石窯,沒想到二兒子上樹玩時掉下來把左胳膊摔斷了,現在錢也花完了,胳膊還沒有接好,而且還留下了後遺症。弄得我計劃趕不上變化!」


新窯子戶主們張應財 2

  張應財的媳婦說話和幹活都非常麻利,但個性也強,因為一點小事好多年來一直不和張應財的父母說話,甚至充滿了仇恨。但老人畢竟是寬宏大量的,李英家的土地種不過來時,經常是老兩口主動去給幫工,幹完活兒連飯也不吃就回自己家去了,使得應財總是被動不堪,但他又拿不住心直口快的李英。  張應財說:「其實我老婆人不壞,她對我特別好,對小孩那就更不用說了,過日子絕對是一把好手。她最大的毛病就是跟老人不和,為了這事我不知把她打了多少次也不管用。最後我心想,日她媽的,只要她再沒有其他毛病我也不管了!反正老人不計較。」說完這句話之後,應財臉上露出了純樸的笑容。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應財 3




新窯子戶主們張繼明 1

  張繼明,1933年生於榆林縣上鹽灣鄉,文盲。1961年他帶著妻子王翠蓮和兩歲的兒子張金銀移民來到新窯子村,當時村裡只有六戶人家。  張繼明說:「那時候新窯子連路都沒有,出門不是走水渠就是遛河灣,出去種地也是一邊走路一邊修路。直到成立人民公社合作化以後,村裡才組織修了一條不到一米寬的山路。鄧小平搞開放那年,我們村才有了現在這條能走汽車的土路。


新窯子戶主們張繼明 2

  「我來新窯子快五十年了,除了有幾孔窯洞值幾個錢,再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我在新窯子受了一輩子,如今快死了還沒有掙到什麼家當。我一心想讓兩個兒子出去闖,但他們沒有好好唸書,至今還死守在這老院子裡。前兩年二兒子結婚沒有錢,我又在外人身上借了好幾千塊。為了讓兒媳婦高興,我沒有說錢是借的,我就說是我靠種地攢的。


新窯子戶主們張繼明 3

  「其實靠種地哪能攢出幾千塊,夠吃就不錯了。多虧前幾年我也栽了些果樹,明後年就能掛果,如果蘋果收成好,我就不怕還賬的事了。」  當我們說到兒子是否孝順的時候,王翠蓮小聲說:「不敢說,萬一讓二媳婦聽見是說她,你走了她又得欺負我。二媳婦很糊塗,有時候還開口罵我們老兩口。其實我們老婆兒老漢為他們結婚欠了7000塊的賬,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我們這把老骨頭的難處。」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張繼明 4




新窯子戶主們張繼明 5




新窯子戶主們張錦勝 1

  張錦勝,1972年出生,小學畢業。1995年和比他大三歲的張香蓮結婚。剛成家時他們的感情不錯,出山勞動形影不離。小倆口靠著老人欠賬為他們操辦婚事的機會,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結婚五年來,張香蓮一直沒有身孕,近兩年張錦勝不停地埋怨老婆不會生育,老婆卻懷疑他有毛病,整天為此事爭吵不休。  今年開春,他倆在村裡人的建議下去延安市醫院檢查了一番,結果醫生對他們說:「都沒毛病,回去慢慢來。」 這下張錦勝放心了,張香蓮也高興了,倆人再也不生氣了。回到村裡他們興奮地告訴別人:「醫生說了,我倆會生養,只不過來得慢!」


新窯子戶主們張錦勝 2

  張錦勝還說:「我結婚前父母靠種地存了7000塊,我又借了7000塊,結婚總共花了1.4萬。去年初,父母要和我們分家,當時給我分了三孔石窯和70棵果樹。今年果樹掛果,賣了5000多塊。現在我把欠外人的賬全部還清了,只剩丈母娘家的1000塊沒有還。再過兩個月我就成無賬戶了。」  我問他父母的錢要不要幫著一起還,他說:「不要,他們欠的賬他們自己慢慢還,因為我是兒子,我們這裡流行父母給兒子花錢娶媳婦,這是應該的!」  其實父母和他們分家時把多半的果樹和最好的土地都分給他們了,甚至老人用一輩子的汗水換來的三孔新石窯也分給了張錦勝。至今老兩口還住在幾十年前那孔漆黑的老土窯裡。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1

  劉金虎,1950年出生,文盲。16歲和劉翠琴結婚。他們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的小兒子劉三亮比他的大孫子還要小好幾歲。  劉金虎一生勤勞厚道,在村裡口碑非常好。他家是新窯子住得最高的一家,當你來到他家院子裡的時候,你會發現桃樹、杏樹、棗樹、梨樹、蘋果樹樣樣齊全,就連牆壁上也掛滿了南瓜、絲瓜和黃瓜。村裡人都把他家住的地方稱之為花果山。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2

  劉金虎說:「這些樹都是我年輕時栽的,那時候我身強力壯,在生產隊一直都是10分兒的勞力。我家住的窯洞在 新窯子是最高的,那時候為了栽這些樹木,我一天要從底溝裡擔二十幾擔水上來澆果樹。剛開始村裡人都說我胡日 鬼,肯定栽不活。等我們吃上果子了,村裡人又都說我劉金虎『日能』。」  新窯子最早吃上自家水果的當然是劉金虎一家,那麼最早發現這裡的土壤能夠成活果樹,劉金虎自然也是第一 人。至今他家院子裡的各種樹木還是那麼茂盛,尤其到了秋季,各種不同顏色的樹葉以及瓜果梨桃不同的香味兒瀰漫 著他家整個院落,乃至整個山頭。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3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4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5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6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7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8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9




新窯子戶主們劉金虎 10




新窯子戶主們劉勝利 1

  劉勝利,1967年出生,小學畢業。1985年同郭有蓮結婚,先後生有三個孩子。小兒子劉勤本應入學,但由於家中經濟條件差,交不起近百元的學雜費,至今沒有入學。  劉勝利說:「去年我老婆養了兩頭豬,賣了900塊,交完農業稅我去買了一頭驢,結果又欠了二百多塊。好在今年開春,二毛家的小公驢給我家老母驢配了個種,下了個小驢兒子,我準備秋天賣掉小驢兒子,讓我的小兒子也去上學。」     

     

     

 


新窯子戶主們劉勝利 2

  我問他二毛家的驢配種是否要錢,劉勝利說:「給外人配一次要40塊錢,給我配沒有要錢,他知道我窮,沒有錢。」  劉勝利雖然忠厚老實,但火性大,前段時間家中斷了口糧老婆埋怨他沒本事,他一動手便打斷了老婆的左胳膊,剛開始老婆疼得放聲直哭,勝利還說是裝疼。幾天後老婆疼得實在受不了了,自己便跑到延安去檢查。拍完片子一看,醫生說:「斷啦!要住院治!」  郭有蓮當時沒錢住不了院,坐在醫院大門口直流眼淚。她拿著x光片忍著疼痛回到家裡告訴劉勝利後,劉勝利這才有些慌張。當天,他趕緊出去到處借錢,第二天就帶著老婆住了院。住院不到一個月,劉勝利欠下了將近兩千元。


新窯子戶主們劉勝利 3

  我問勝利怎麼打的,他笑著說:「我根本就沒用勁,主要是她的胳膊不結實。」坐在旁邊的郭有蓮也笑著說:「你給老子用的勁大了,還說老子的胳膊不結實!」  我又問勝利三個孩子是否都有戶口,勝利在一個很破的箱子裡翻出戶口本和身份證給我看,並且再三強調,全家都是「明戶」。  我要離開他家時,劉勝利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證送給我作紀念,我說不要時,他說:「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為了表明我對他的友好,我只好把他的身份證收進自己的攝影包,他這才說了一句:「黑明就是夠意思!」於是,至 今我還保存著他那張沒有過期的身份證。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劉繼寧 1

  劉繼寧,1955年出生,文盲。1982年他和雙腿殘疾的高志榮結婚。20年的創業歷程,他們除了生出三個孩子,其他方面基本沒有變化,是全村數一數二的貧困戶。  劉繼寧說:「我們老家比新窯子還窮,我是從小出來逃荒時招兒女婿來到新窯子的,自從結婚到現在我沒買過一件新衣服。多年來我家大人孩子全靠穿城裡一家親戚給的舊衣服過日子。現在我家最值錢的就是去年為了孩子上學花20塊錢買來的一輛爛自行車,再就有這孔一分錢也不值的爛土窯。我有兩個小子一個女子,老師說我家孩子學習還不錯,所以我再窮也要供他們去唸書。爭取讓三個孩子將來靠唸書離開農村這片苦海。不過唸書很費錢,一個孩子一年最少也得500塊,這幾年上學、買化肥、交農業稅,我已經欠下人家2200塊錢了。我想去城裡打工,但農活兒多,走不開。


新窯子戶主們劉繼寧 2

  「因為我老婆身殘,勞動的擔子全落在了我一個人身上,將近十畝山地就我一個人耕種,一年四季天天在地裡忙農活兒。好在我不怕吃苦,生活還能過得去。」  劉繼寧在村裡也是最能吃苦的之一,他除了忙自己家的農活兒之外,還經常幫助別人家耕種鋤收。他雖然不是本村人,但新窯子人對他都很好。據我所知,陝北農村人一般都很歧視上門女婿,他們認為只有那些沒有本事的窩囊廢才倒插門。可是劉繼寧卻用他的勤勞和品質贏得了村民們的讚許。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殿蘭 1

  王殿蘭,1918年出生在榆林地區橫山縣武鎮,他是村裡現在活著年齡最大的老年人。他10歲開始外出逃荒要飯,18歲來到新窯子,當時村裡只有三戶人家。  王殿蘭驕傲地說:「我比共產黨還老三歲。我19歲和附近村裡的劉女人結婚,先後生了10個孩子,死了6個,活了4個。我老婆49歲那年生孩子出血多死了,我一直和我的大兒子在一起過。」  王殿蘭性格開朗,笑話多,到誰家串門誰家就紅火熱鬧。他愛吃豬肉,愛喝紅糖水,由於條件所限,他不能經常吃喝念想中的豬肉和紅糖水。


新窯子戶主們王殿蘭 2

  王殿蘭年齡大了,活動也不方便了,他經常是睡到上午10點鐘才起床,就連早飯也是在被窩裡吃。記得有一次中 午我去他家閒轉,他還鑽在被窩裡沒起床。我讓他站起照張相,他說:「我沒穿半褲。」我說不要緊,那就照一張沒 穿褲子的。當時他真的鑽出被窩站了起來。當我拍了幾張正要走時,他說:「你剛才保險給我照得不好看,等我把前 面這東西擋住你再給我照幾張。」我只好聽他的指使又照了幾張,他才鑽進了被窩。  我要出門的時候,他笑著對我說:「你把相片洗好千萬不敢給我兒媳婦看!」我和他開玩笑說,我就專門讓你兒 媳婦看看你的樣子。他認真地說:「那我以後再也不讓你照了!」我笑了,他這才放心地端起炕楞上的一碗飯開吃。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培軍 

  王培軍,1963年出生。17歲初中畢業,19歲和本村賀招花結婚,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宏強今年21歲,畢業於延安技工學校計算機專業,現在延安一家網絡公司做工,月收入600元。  王培軍這些年除了務農還兼職村裡的電工,每月有30元的補助費。這些年他不但供三個孩子唸書沒欠賬,而且還有近千元的家底。他家除了幾孔窯洞,還有一輛「電三輪」、一台黑白電視機和一頭毛驢。  王培軍說:「村裡的電工也不好當,因為村裡人沒有收入,電費不是很好收。有時經常因為幾塊錢,一家跑好幾趟都收不上來。村裡有的人家真的是沒錢,也不是不想交。去年有好幾家交不起電費自己申請把電給斷了,今年又有好幾家也不用電了。  「其實我們的電費又不算貴,一度四毛錢,再怎麼用也不可能超過10度電。因為除了照明再沒處用電,一般家戶 一個月也就兩三塊錢的電費,有電視的也就四五塊錢。  「還有村裡的自來水費也是我收,按戶收,每月每戶三塊錢,有的也按時交不上來。現在還有不少戶欠的水電費 沒收上來,所以再幹兩年要是實在不行我也不幹了。」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文智 

  王文智,1962年出生,共產黨員,1980年高中畢業後回村當了農民。務農五年後他去延安開起了飯館,兩年後他又回到村裡,村民們認為他有文化,在城裡幹過見識廣,同年他便被村裡人推選為村民委員會主任。  1994年他又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他在任期間,帶領村民平整土地、灌溉農田、修公路、栽果樹、改建學校,成績非常突出。  1995年鄉政府發現他是個人才,同年便將他提升為萬花鄉鄉長助理,第二年他又當選為萬花鄉主管農業的副鄉長。到鄉鎮府後,王文智的工資加補助,每月收入418元。由於他為聘用制幹部,很多待遇享受不到,因此,戶口和家庭仍然放在新窯子沒動。每到農忙季節,他都要回到村裡和村民們一樣,把東山的太陽背到西山,為家人的口糧著想。  王文智說:「我這副鄉長完全是用苦力拼出來的,並不是我就比別人聰明多少,其實當副鄉長和在村裡種地區別不是很大,也是個普通人。」  儘管王文智這麼說,村裡人都還是很羨慕他的能力和運氣。還有不少人羨慕他有個好家底,因為他父親能夠治療一些稀奇古怪的異病,所以在方圓幾十里有較高的知名度。據說他父親的經濟收入也非常可觀,經常貼補幾個子女的家庭生活,而且出手很是大方。                                                  2001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寧剛

  王寧剛,1968年出生。初中畢業後與本村女青年房志珍拜了天地。他聰明能幹,每到農閒之際便去內蒙古、山西等地販賣瓜果。他還去過西安,到過蘭州,在全村來說也算是見過世面的男人。  去年他花3000元買了一輛農用車,18英吋的黑白電視機也換成了21寸的大彩電。村裡年輕人還不知道什麼是呼機,他的腰裡卻掛上了手機,手機在村裡沒有信號,他和城裡的朋友需要聯繫時,經常要爬到村裡最高的一個山頭,才能斷斷續續地講上幾句。他在城裡朋友多,每個月最少也有一半時間住在城裡。房志珍經常因為他夜不歸宿而和他展開家庭冷戰。  房志珍說:「剛結婚時,都說我們是『女大三,抱金磚』,而且他對我也很好,我也感覺到很幸福。現在就不同 了,他說我很一般,還經常有意氣我,說我不如城裡的女娃娃。雖然他是開玩笑,但我很討厭他那麼說我。」  房志珍是延安四中文科班的高中畢業生,由於家境貧困,她高中畢業沒考大學就回到了新窯子。她聰明好學,至 今還經常為村裡的孩子們義務輔導功課。有時候村小學的老師請假外出時,她一個人帶好幾個班的課。有一次學校老 師請假生孩子去了,她連續代課一年,結果好幾個學生還在鄉上統考獲得了名次。  房志珍從小還喜歡剪紙藝術,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剪貓剪狗剪驢剪馬。她瞭解到延安各大賓館的剪紙作品都賣 得不錯,一心想讓王寧剛也幫她把自己的剪紙作品推向市場,但王寧剛卻認為她的剪紙不是藝術品,所以也不幫 她。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建富

  王建富,1936年出生。1955年畢業於綏德師範學校,同年起在共青糰子州縣委工作。他1958年去陝西省委黨校學習,1959年調配到青海省公安廳政治處工作,同年和延安機械廠一位姓梁的青年女工結婚。  王建富說:「本來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結果1962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弄得我一個月還不值一袋米,餓得我多半年全身水腫,眼睛發黑。當時不少國家幹部都流行退職回老家,我餓得實在受不了了,還沒有來得及辦理退職手續就逃回了新窯子。回到村裡照樣還是受餓,生活水平不斷下降,1963年老婆受不了也跑了。多年來,我一直是一個人干靠。  「1997年,我在延安城裡認識了一個比我小24歲的女人,她姓高,人樣子也長得俊,雖然不像18的女娃娃那麼水靈,猛一看還是滿年輕的。她來村裡跟我住了一年以後,不知道村裡誰給我走漏了風聲,讓她的幾個兒女知道了,結果幾個兒女不願意讓他媽跟我這個干老漢住在一起,來新窯子把他媽強行拉走了。1999年前半年開始,等於我又沒老婆了。其實那女人很不錯,會心疼人,飯也做得好,我們黑夜睡在一個炕上有說有笑挺美的,可惜幾個狗日的娃娃不讓她媽跟我睡了!」  我問王建富以後是否再找老婆,他笑著說:「老球了,找也不中用了,說不定那天就死球了!」王建富非常樂觀,我們的對話是在他出山的半山坡上進行的,不管問他什麼,他都是帶著滿臉笑容風趣地回答著我的提問。                                                                            2001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素琴

  王素琴,1950年出生,文盲。12歲和父母逃荒來到新窯子安了家,14歲便被老人包辦給本村小伙子王培金當了媳婦。  王素琴說:「我和老漢一起住快40年了,有三男一女,至今也沒辦過結婚手續。前兩年鄉政府來人說我們不合法,要把我們往開打,我們倆得到消息後當天晚上就跑了。一個月後,風聲過去了,我們又回到了村裡。村干說鄉上讓我們去補交結婚手續費和罰款,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去,至今鄉政府也沒把我們打開。」  我問她孩子是否成家,她說:「大兒子貧血病死了,女兒已經出嫁,二兒子宏雙在西安打過工,兩年前他還從西安帶回來個小媳婦。那媳婦叫張紅,當時全家人都為二兒子高興,村裡人也都誇老二能行。今年三月,媳婦和我兒子 吵了一架突然跑了,到現在快八個月了,沒有一點兒音信。本來我想讓兒子去她娘家把她找回來,結果兒子說他根本  不知道媳婦娘家在哪裡。所以,往後還得給二兒子再找個婆姨。小兒子快三十了,至今也沒婆姨,我整天為這兩個光 棍兒子著急。」  說到小兒子時,王培金說:「小兒子叫衛衛,沒本事還一心想找個像張曼玉的女人,你說農村哪有那號人。這兩年方圓幾十里給他介紹了十幾個,他一個也看不上,都說不像張曼玉,我都快讓那狗日的氣死了!」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宏衛 1

  王宏衛,1972年出生。從小不愛學習,小學二年級輟學回家開始放牛。為了賺錢娶媳婦,他1992年進城打工,月收入300元。第二年他和老闆發生了矛盾,返回新窯子再沒有出去找活兒干。   他說:「我沒文化,進城只好在建築工地出苦力。我在建築工地彎過鋼筋,背過磚,扛過水泥,挖過灰沙,剛去 的時候磨得手上全是血泡,比家裡苦還重。在城裡打工很不易,上工的時候只准你幹活,不准你說笑。干累了站一會 兒,老闆看見肯定要給你瞪眼睛。受罪受氣倒也罷了,主要是工地上人多,經常送的飯不夠,讓人吃不飽,所以只好 餓著肚子幹活。在城裡打了一年工,只吃了兩頓帶肉的菜,一天三頓飯頓頓都是煮洋芋,煮蘿蔔,煮白菜。吃不好不 說,最重要的是每月300塊工錢經常拖著不按時發。有一次我跟老闆要錢,他給我發脾氣,我一生氣跑回來再沒有去, 後兩個月的錢也沒要。」  今年29歲的王紅衛很想有個家,但村裡村外給他介紹了十幾個,他一個也沒看上。他說:「那些女的不是模樣難 看就是身條不好,沒有一個能讓我看見心跳的。實在不行我就去米脂找婆姨,聽說那裡好婆姨多!」  王紅衛最崇拜的偶像是劉德華,日思夜想的女人是張曼玉,最愛哼哼的歌是張學友的《吻別》。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宏衛 2




新窯子戶主們王宏衛 3




新窯子戶主們王學崗 1

  王學崗,1964年出生。初中畢業去銅川和韓城挖過兩年煤,還在延安蹬過一年三輪車,販過一年水果。他慶幸自己坐過火車,見過飛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只要提起當年,他總是眉飛色舞,滔滔不絕。  他1996年花了8000元將全家四口人的三個戶口由安塞農村落到了新窯子。他女兒王妮因為當年錢不夠,戶口沒落到新窯子,至今17歲的王妮還是個黑人黑戶。  王學崗說:「我老婆叫朱續香,村裡人都說她長得漂亮,我認為一般。她今年35歲,在城裡飯館端過盤子、洗過碗,常年出門在外。我老婆還去過西安、銀川和不少城市,這兩年又說在榆林做工,具體幹什麼我也不知道,反正每年都能掙好幾萬。


新窯子戶主們王學崗 2

  「1998年我們建了四間平板房,算上大門、圍牆一共花了四萬多塊錢。今年我們又花三萬塊建了兩間平板房。家裡彩電、組合櫃、席夢思床、沙發、煤氣、自行車樣樣齊全,現在她一年回來兩次,我沒錢時只要給她打個電話,她馬上就會給我寄錢,很顧家。  「我女兒雖然沒戶口,但學習成績很好,我們準備供她上大學。兒子學習不好,但他有戶口,將來至少有地種。」  我問他想不想老婆,他說:「剛開始想,走時間長了就不想了,不過沒有女人總是不方便。」  我開玩笑問他在村裡有沒有相好的女人,他笑了笑說:「這村子太小,人太熟,不敢!」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雄

  王雄,1964年出生在榆林地區綏德縣一個邊遠的山村,小學畢業。由於家中人多地少,一家人經常吃不飽肚子。1990年春,他從綏德農村獨自外出打工,一年後用打工賺來的1500元將自己的戶口落到了新窯子。  近年來,他除了種好兩畝土地之外還學會了石匠活兒,前幾年為了修兩孔石窯,欠下了2萬元外債。去年三月結婚,再次欠賬1.2萬元。  王雄的妻子馬濤說:「虱子多了不癢,賬多了不愁,我家王雄會石匠活兒,這點兒賬不算什麼。」  坐在一旁的王雄對著老婆說:「你站著說話腰不疼,反正錢要我掙,你是不怕!」  馬濤說:「怕有什麼用,你再怕別人也不可能替你還,趕死肯定能還清。」說完,她看了看我笑了。  王雄對我說:「人家村裡人有買拖拉機的,也有買「電三輪」的,我一心想買個摩托車,可是為了婆姨欠賬太 多,這輩子肯定是買不起了。」   他老婆又接著說:「那你別要老婆呀,看誰家婆姨跟你睡!你老說摩托!摩托!摩托車有什麼用項?摩托能吃能  喝還是能穿?摩托會做飯還是會洗碗?摩托車會跟你睡覺嗎?牆上貼那麼多摩托,你看看不就行了嗎!」  王雄說不過老婆只好說:「對對對!你說得對!摩托沒有用!你有用!摩托不能騎!你能騎!」  馬濤笑著罵王雄:「看你那球樣子!本來就是嘛!」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王李崇 

  王李崇,1957年出生於甘肅,初中畢業。他在新窯子是出了名的老實人,經常自己認為自己是外來戶,所以,他在村裡遇到大事小事都是禮讓三分,從不和別人爭高低。  王李崇說:「1958年大煉鋼鐵那年,我爸和我的兩個姐姐都被活活地餓死在老家,不久,我媽認識了一個跑門外的陝北後生,並且把他當成了救星。她們好上之後,我媽跟他來到新窯子結了婚。他對我媽好,對我不好。我初中畢業後本來很想上高中,但繼父不供我,我只好回家受苦。  「1980年我和安塞來的王建花結婚,有了自己的家。我們在一起生了兩個女子,還沒有生下小子她就結紮了。  「現在我的兩個女兒都在上初中,每學期600塊左右的學費全靠賣糧食來解決。我這人太老實,只會種地不會出去 掙錢,也不會跟人打交道,我老婆經常說我沒本事。」  王建花說:「我跟他快20年了,除了窯,家裡最值錢的就是這頭牛和這輛三輪車。他這人和結婚前一樣老實,說 話說不成,辦事辦不成,只會種地。現在的社會,越老實越受氣。雖然新窯子人不欺負我們,但人太老實總沒有什麼 好處。比如人家村裡人也有不窮的,想吃什麼吃什麼,想穿什麼穿什麼。電視、錄音機,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凡是不 窮的,都不是那種死老實疙瘩,凡是窮的,肯定都是窩囊人家。」  王李崇家欠了2000元外債,他們說趕年底掙不到錢就賣牛還賬。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屈萬貴 1 

  屈萬貴,1938年出生,文盲。1957年和文盲王培蓮結婚後生了五個兒女。早年老人傳給他一孔土窯洞一直住到現在。  屈萬貴說:「我們和小兒子住一起,他前年結婚給我欠下1.5萬塊錢,去年我和他外出打工賺了好幾千塊,秋天又 賣了不少糧食,總共還了將近1萬塊,現在還欠5000多塊錢。」  說起家庭困難時屈萬貴說:「還賬對我來說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大女兒社梅給我們帶來的痛苦。社梅高中畢 業,今年34歲,結婚的第二年,她和自己八個月的小女兒從院子的鹼畔上掉進溝底,小孩當時就摔死了,我女兒的腰 也摔斷了,她一直癱瘓在炕上,吃喝拉撒全靠家裡人。


新窯子戶主們屈萬貴 2

  「這些年女兒受盡了苦頭,不知她流了多少淚。每當想起她的時候,我們老兩口就睡不著了,好在女婿劉有年人老實,不管做飯、洗碗、種地,都是他一個人的,人家從來沒有對我們說過難聽話。  「十幾年了,女婿明知道我們的人是個廢人,還一直在一起過日子。村裡人也都說他是個好女婿,其實我們心裡更清楚,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報答他。  「其他兒女們的光景還馬馬虎虎,倒不要我們操心。現在就是癱在炕上這個女兒的病治不好,讓我們最難過。」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屈有社 1

  屈有社,1963年出生,小學畢業。1985年經人介紹和棗園大隊初中畢業的雷蘭琴結婚,婚後連生三個孩子,日子過得一年比一年窮。欠賬1600多元。  為了改變窮面貌,去年雷蘭琴又找熟人借了200元,在村裡辦起了惟一的代銷店。經營的商品有煙、酒、火柴、洗 衣粉、鉛筆、作業本等不足10個品種,每月可以獲得利潤20元左右。  雷蘭琴說:「跟著有社快把我受死了。有社除了會種地再什麼都不會,我嫁到這個爛村子後悔得要死。我娘家是 棗園的,家庭條件很不錯。我爸爸當年是棗園大隊的老書記,還是省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那些年經常延安北京 來回跑。


新窯子戶主們屈有社 2

  「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延安的時候就認識我爸爸,1973年周總理回延安還把我爸爸叫到賓館見了一面。毛主席和周總理活的時候我爸爸到北京開會還去看過他們,還一起照過相。可是他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教育太深了,一輩子不謀私,不牟利,只顧工作,也不管兒女們的死活。  「前幾年我窮得揭不開鍋吃不上飯了,回娘家去找我爸爸讓他幫忙,結果他擺出個老黨員的架子說我怕苦怕累,還說毛主席在棗園的時候也吃過糠咽過菜,讓我向毛主席學習,還說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盡唱高調。當時我說,堅持到底就是往死窮,我爸爸氣得臉都白了。我又不忍心氣老人,回到新窯子就借了200塊開了這個代銷店,沒想到每個月還能掙20多塊錢,現在最起碼買油鹽醬醋的錢是有了。」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屈軍

  屈軍,1971年出生。家中經濟不寬裕,讀至初二退學回家。1995年經人介紹他和外村的楊小琴結婚,為了他的婚事,父母為他欠債1.5萬元,去年他幫助父母已經全部還清。  現在屈軍和父母已經分家,給他分了四畝山地和將近十畝果樹,屈軍認為他的生活一定會有所改變。  楊小霞說:「屈軍的父母特別好,辛苦了一輩子最後把好地好樹全分給我們了,看見老人住的爛窯,穿的爛衣 裳,其實我心裡很不好受。可是老人總認為我們是最小的,不管什麼事都向著我們。」  屈軍說:「我老婆能理解老人是我最高興的事情,雖然老人對兒女好不是為了回報,但最起碼心情應該舒服。我 們村裡有些兒媳婦把老人恨得要死,有的見了老人就像見了敵人一樣,村裡人看見很不舒服。其實這村裡的老人都特 別好,沒有一個老人想占兒女的便宜,只有媳婦對老人不好,沒有一個老人對媳婦不好。  「一老家子都住在一個村裡,本來逢年過節應該一起吃頓飯讓老人高興高興,但好多人做不到。」  我問他是不是窮的原因,他說:「不是,是種子的原因!」我笑了,他又補充道:「黑明你不要笑,是真的!」  2001年


新窯子戶主們宋應吉 1

  宋應吉,1941年出生,文盲。據村裡人說他父親是長征來延安的老紅軍,也是一名烈士。但宋應吉頭腦不大清醒,說不清父親當年所在的部隊和準確姓名,也出具不了任何證明材料。因此,有關部門也無從查起,於是,他一直享受不了軍烈屬的待遇。就連他老家是哪的,他都說不清,他只記得自己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有個地方叫廣東,還有個地方叫貴州。  他更不知道父母親死了還是跟著部隊走了,他說他解放前在延安找不到父母後就一個人流浪在延安街頭。1960年  經人介紹,他招兒女婿來到新窯子落下了腳。那時他和聰明漂亮的潤花結為夫妻,過了將近十年也沒有生養,潤花認 為老宋有病,1969年和老宋分道揚鑣。她去城裡找了一個精明能幹的男人,老宋第二年卻和外村的弱智女青年謝克花 拜了高堂。  老宋說:「結婚後我本來想要個女子,沒想到一連生了三個全是小子,除老二沒毛病,老大和老三都不精明,都 是半吊子。老大叫廣東,老二叫廣州,老三叫貴州。本來還想要一個女子,那時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結紮,我老婆第一 個就讓人家給治得不會生養了。」  我問老宋誰給起的名字,他說:「我們不會起,胡球裡起,我跟憨老婆瞎起的。」我問他為什麼不叫個北京上海 和天津,他說:「當時還真的想叫北京來著。可是北京是中央,毛主席在那裡,我們不敢叫,萬一把半吊子叫成個北 京,我怕共產黨知道了把我抓起來。」


新窯子戶主們宋應吉 2

  老宋的老婆謝克花說:「那時我說給老大起個名字就叫村村,老二和老三將來就叫院院和窯窯,老宋說太窮了不 讓叫。最後聽他的話叫了個廣東、廣州,和貴州,如今照樣窮得球朝天。」  老宋的耳朵有些聾,和他對話很費勁,我問他怎麼聾的,他說:「我媽我爸都是當兵的,有可能是他們那時候跟 蔣介石打仗把我的耳朵給震聾了。」  我笑著說那時候有你嗎,老宋說:「有啦!我那時正好在我媽肚子裡!」頓時在場的人都笑了,老宋看見大家笑 他,便罵道:「你們笑個球!」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宋廣州 1

  宋廣州,1979年出生,小學畢業。他今年23歲了還沒人上門提親,他不急,弱智的父母兄弟更不急。  廣州家是新窯子有名的特困戶,平時家裡一分錢也沒有。他很想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一心想當兵,但他既然初  中也沒有上過,當兵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廣州說:「我想當兵主要是在電影裡看見解放軍是最英雄的人,再加上我爺爺跟著毛主席打過仗,走過長征。聽  我爸爸說我爺爺叫宋智才,有可能是打仗死了,也有可能是去北京了,我爸爸腦子不夠用,至今也不知道我爺爺奶奶 去了哪裡。   「新窯子教育質量差,我從小就沒有打好基礎,小學畢業我連初中都沒有考上,所以再沒有上學。」


新窯子戶主們宋廣州 2

  其實廣州能上五年小學也是來之不易的,當年希望工程盛行一幫一的時候,中國銀行北京分行一位叫聶翰的同志主動幫助了他。1995年上小學五年級的廣州還跟著延安團市委組織的旅遊團去北京旅遊過一次,只是他自己不努力而已失去了繼續讀書的機會。  廣州還說:「我現在已經到結婚的年齡了,家裡除了有一頭母驢和一輛沒有裡外胎的爛自行車,再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農村女娃娃很現實,你沒有吃的、穿的和戴的,人家誰也不會上你的門。再說就是人家看上我,我家窮得連一孔像樣的窯洞都沒有,怎麼結婚,結婚了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如果永遠這樣下去,我肯定得當一輩子光棍漢。」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李金葉 1

  李金葉,1950年出生。18歲小學畢業,同年和14歲的賀維英結婚。先後生了三個孩子,大兒子世飛今年31歲,二兒子世軍28歲,女兒小燕26歲。賀維英幹活利索,掌握著家裡的大小事情,村裡人都說那婆姨嘴頭子快,一般人說不過。  李金葉一邊拉著驢打滾一邊說:「家中除了12畝土地,還有這頭灰母驢,母驢去年下了一個小公驢,能賣500塊。賣了後還要請房志華全家吃一頓飯喝一頓酒,最少也要花三四十塊錢。」  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是他家的公驢幫忙配的種,不請不行,鄉里人有這個講究。」


新窯子戶主們李金葉 2

  我問他房志華家公驢配完種要錢沒有,他說:「他家公驢不是專門幹那事的,是有一天路過我家門口順便給配了一下,沒要錢。」  我問他要是花錢配種多少錢,他說:「一次最少得40塊,主要是還不一定能配上。」  我和他開玩笑並建議他把小公驢留下配種掙錢,他說:「幹那事名聲不好,人家看不起。」  我又開玩笑說,業餘干唄。他認真地說:「業餘干外村人不知道我幹那事,沒有人來,掙不了錢。」  他老婆聽出我在和她老漢開玩笑,也笑著說道:「那讓黑明把小公驢拉回北京掙北京人的錢去!」我說北京城裡 沒有驢,她又說:「郊區肯定有!」  這時村頭的人笑了。我再沒敢搭腔,心想這婆姨果然名不虛傳。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李林發 1

  李林發,1956年出生,小學畢業。1973年赴新疆某部服役,此間,他開了八年汽車,1982年復員回到新窯子務農至今。  他說:「我當兵那年全縣去了50名新兵,人家都留在部隊了,就我一個回來了,主要因為我沒文化沒有留下。在部隊其實很不錯,開著車到處跑,吃的又好,苦又輕,年輕人在一起又紅火又熱鬧,一天無憂無慮。  「我是當兵回來那年結的婚,本來還想出去找個地方攬工開車,但是沒有關係攬不上。後來一個接一個,生了三個孩子,從此,就不敢再想出去的事情了,一直老老實實在村裡種地謀生。


新窯子戶主們李林發 2

  「這麼多年了,我家除了買過一輛自行車,再就是三年前賒人家300塊錢買的一頭老牛,好幾年了錢還沒給人家還上。這些年收成一直不好,農業稅又高,為了供幾個娃娃唸書欠下3500多塊錢。我身上這件軍棉襖穿了都快16年了也不敢扔。」  幾年前《南方週末》和好幾家報紙刊登了我給李林發拍的照片,當時有不少同情他的人給他寄錢寄物,更讓他感動的是幾個當年的老戰友看到報道後也紛紛給他寄來錢物。純樸的李林發為了表達自己的心意,給每個人都寄了幾斤大紅棗,結果郵寄費比紅棗貴出了好幾倍。儘管寄完紅棗後的「贊助」所剩無幾,但李林發的內心卻是愉快的。


新窯子戶主們李保珍 1

  李保珍,1920年出生,文盲。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她和丈夫丁青山帶著三個孩子從安徽逃荒出走,路上餓死一個,活了兩個。乞討到新窯子時,村裡人留住了他們一家四口,從此,他們成了新窯子的正式村民。  李寶珍說:「那年頭我們老家又鬧水災又鬧旱災,饑荒死得到處是人。實在餓得活不下去了,我和老漢帶著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離開了家鄉出來乞討。我和孩子從河南、山西要飯過來,一路上看到公路邊死人一個接一個,都是餓死的,死人眼睛瞪得那麼大,特別害怕。我們帶著三個孩子討到河南時,大兒子也餓死在公路上了。我老漢在路邊上挖了個土坑,給大兒子裹了一把乾草,就把他埋了。埋了之後,我們帶著兩個孩子一邊哭一邊沒有目的地走,將近一年後,我們要飯到了延安。


新窯子戶主們李保珍 2

  「延安雖然是毛主席住過的地方,那時照樣很窮。城裡要飯不好要,我們就去農村要,來到新窯子時,村裡的好心人看見我們可憐,就把我們留住了。我們當時住進了一眼沒有門窗的破窯,帶著兩個孩子開始在後山開荒種地,隨後我們又挖了一眼土窯,修了門窗,有了自己的家。


新窯子戶主們李保珍 3

  「過了兩年,18歲的二兒子突然得心臟病,當時沒錢治,二兒子也死了。在新窯子我們又生了好幾個,只活了一個小兒子,今年33了。來新窯子快40年了,我們再也沒有離開過這裡。  「現在女兒都有孫子了,小兒子也生下了好幾個,人口旺盛了,生活條件也比那時強多了。」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丁世海 1

  丁世海,1967年出生。1985年畢業於延安四中,高考落榜後重返新窯子。  丁世海說:「我1988年和孟范蓮結的婚,她父母也是從安徽逃荒來的,和我們是老鄉。她在家中料理家務,我跑門外做買賣,這幾年我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賣過西瓜、販過蘋果、倒過啤酒,好不容易賺了兩萬多塊錢,結果讓小偷鑽進我家一次就偷走三千多。去年我和別人打了一架,又給人家出了三四千塊的住院費,弄得我等於好幾年都白幹了。」  我問他今後幹什麼,他說:「只能外出跑買賣,因為1994年我們生了個第三胎,不但老婆讓鄉上割了一刀,戶口也讓鄉上註銷了。其實要是嚴格說的話,我們一家已經不算新窯子的人了,等於是完全的黑人黑戶。」


新窯子戶主們丁世海 2

  今年2月,他從延安打電話給我,說北京豐台一家工廠出品一種粉筆機,讓我趕快去幫他看看好不好。我去看了之後,還給他寄去了說明書,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再也沒有和我聯繫。  直到今年年底我去新窯子時,他才對我說:「粉筆機沒敢買,因為我在哪個學校也沒有關係,害怕生產出來賣不掉。」  我問他今年幹什麼了,他說:「漏了一年粉條,生意還不錯。」我開玩笑說他高中還算沒白上,什麼都會幹。他也笑著說:「漏粉條賣西瓜也用不上。」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榮 1

  房志榮,1955年出生,1975年延安四中高中畢業回村務農。他在村裡當了8年電工,12年村民委員會主任,是村裡公認的老好人。   他說:「我當村長時本來還幹得可以,但身體不好不勝任了,前幾年也和城裡人一樣下崗了。」  房志榮有嚴重的心臟病,常年吃藥打針,加上四個孩子唸書,使他欠了近萬元。大兒子房偉兩年前考上延安財經 學校社會保險專業,每年花費最少也要5000元。  房偉的母親陳蓮英說:「房偉聰明好學,那時候一心想考大學,但家裡沒錢,我沒敢讓他上高中,只好考了個中 專。他個子高,人樣子俊,愛好體育鍛煉,在班裡也是好學生。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榮 2

  「今年延安電視台要拍一個酒廣告,到他們學校去選人,在那麼多人裡挑來挑去就挑上個我兒子。導演把我兒子拉到酒廠拍了一天酒的廣告,才給了我兒子500塊。  「聽說電影明星拍一個酒廣告能掙好幾萬塊錢,而且還不讓經常播。他們只給了我們500塊還天天播,至今延安電視台還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播我兒子的酒廣告。」  房志榮看見老婆在我面前嘮叨酒廣告的事,便說道:「那要看你兒子跟人家簽了幾年的合同,要是500塊簽了一輩子,那人家電視台就要播一輩子,你說那些話有什麼用!」房志榮說完後他老婆再沒有吭聲。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華 1

  房志華,1957年出生,1981年結婚,初中畢業。1987年妻子王芳生了小兒子12天後因病死亡,從此,他拉扯著大兒子戰軍和剛剛出生的戰兵艱難地活著,至今也沒錢再找老婆。  他說:「老婆死前看病花了3800塊,這十年的各種花銷使我又欠下700塊,現在新舊帳加上利息可能欠5000塊還要多。」   戰軍對我說:「我家除了十幾隻羊和一頭公驢基本再沒有什麼值錢的,為了幫助我爸放羊,今年開春我退了學。 放羊太累了,根本不如唸書好玩,要是以後我爸爸還讓我唸書,我還想念幾年。」  房志華聽見後對著兒子大聲喊道:「不累你吃什麼!老子哪來錢讓你念一輩子書!你能認識幾個字會數羊就行了!再不要說唸書的事了!你看不見老子一天受得和狗的老子一樣嗎?老子窮得球打得炕板石響!你又不是不知道!」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華 2

  房志華最大的願望是靠大兒子攔羊能把賬還完,然後有錢再供小兒子去唸書。遺憾的是大兒子輟學後二兒子也不好好學習了,氣得房志華經常破口大罵恨鐵不成鋼的二兒子戰兵。  房志華愛喝白酒,但酒量不大,我們每次在一起喝酒,他都喝得爛醉,有時甚至放聲大哭。村裡人都說老婆死了以後他的心情一直不好,一個老男人十多年帶著兩個孩子實在是不容易。  我問他今後是否還找老婆,他說:「我老婆死的時候我還不滿30歲,那時年輕,很想有個女人。現在不找了,這麼窮人家誰願意跟我,再說以後有了錢還要給兩個兒子娶媳婦呢。」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華 3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富 1

  房志富,1962年出生,初中畢業。1984年和棗園女青年張愛蓮結婚,生有兩男兩女,前些年房志富癡迷賭博,不管是打工賺來的錢還是賣糧拿到的錢,只要到他手上,每次都要輸得分文不剩。那時家人勸他他不聽,村裡人勸他他更不聽,總想有朝一日贏他個萬元戶。  近幾年小女兒房嬋嬋的學習成績非常好,由村小學考到了鄉中心學校,各科成績在全年級都是名列前茅。於是,房志富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兒嬋嬋的身上。自從她考到鄉中學後,他發誓再也不去耍錢了。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富 2

  房志富說:「那些年賭博輸了不少錢,我們從結婚到現在十幾年了,還一直借人家一孔早就不住的爛窯住。要是我年輕的時候不耍錢,肯定早把幾孔石窯都建起來了。現在小女子學習這麼好,我再也不可能拿著錢去輸了。我一定要勤勞掙錢,爭取把小女子供成個大學生給房家掙口氣。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富 3

  「新窯子不好掙錢,但處處要花錢。我們村都是山地,產的都是粗糧。如果想吃細糧全靠花錢買,再加上孩子唸書、交農業稅、買化肥、吃鹽、點燈都要花錢,這幾年使我欠下八千多塊的高利貸。  「現在我家最值錢的是一頭300塊的毛驢,這還是五年前賒賬買的,到現在也沒給人家錢。」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貴 1

  房志貴,1972年出生。小學畢業的第二年便去延安販賣水果,1995年獨自一人北上榆林,並在一個建築工地當了小工。  這幾年他跑門外學會了磚工、瓦工和鋼筋工的活兒。1999年他在榆林的馬路邊和一個叫王澤梅的農村姑娘一見鍾情,不久便一起住進了出租房。他本想帶她回到新窯子過安穩日子,但那女孩子來到新窯子感到太窮沒發展,又鼓動房志貴一起離開新窯子回到了榆林的建築工地。  房志貴說:「她人樣子俊,對我也好,我們正在努力,想在榆林買一套屬於自己的單元房,以後不想回新窯子了。因為我在榆林快五年了,認識人多,活兒也好找,將來有了娃娃唸書也方便。」


新窯子戶主們房志貴 2

  我問他這次回新窯子幹什麼,他說:「回來看看,雖然新窯子窮,但一個人出門在外,還是很想新窯子,也想自己的父母,想兄弟姐妹,想村裡的老人和孩子,想村裡的那條路和那幾座山。所以我每年都想回來住幾天,和老人說說話,和年輕人喝喝酒,到山頭上坐一坐。」  我問他結婚沒有,他說:「結了,老婆人挺好的,就是嫌我們新窯子太窮不回來。我說她、罵她、打她都不管用,人家就是不回來,我也把她沒有辦法。」  我問他有小孩了沒有,他說:「還沒有,她比我念的書多,還有點兒文化,經常自己給自己計劃生育,不是吃藥就是打針,不想要孩子,她說買了房子再要。」                     2000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懷玉

  高懷玉,1936年出生,文盲,鄉優秀共產黨員。他19歲那年自己動手挖了一孔土窯洞,至今已經居住了四十多年,在這孔土窯洞裡,高懷玉先後生了七個孩子,其中三兒子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小女兒畢業於延安衛校,現在他倆都在延安工作。另外幾個子女都在村裡務農。  高懷玉說:「我一生種地,賣的糧錢全都供子女上學了,現在兒女們大了,我的光景也好過了,這兩年還存了6500塊錢。」  在人民公社時期,高懷玉在村裡當了將近二十年隊長,他說:「那年頭是集體勞動,每天早晨雞還沒有叫,我就 在鹼畔上吶喊村裡人出工。那時給農業社幹活,都不好好受苦,所以收成年年不好。每年年底分紅,一個10分兒的勞 力一天最多也就值個三四毛錢。  「那時候還流行搞農田基本建設,口號是『白天大幹,晚上夜戰』,其實白天受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在馬燈底 下受苦沒有一個真出力的。有些不愛受苦的二倒毛後生倒是高興了,尤其是出民工的時候,三個一群,五個一夥,男  男女女動不動就鑽到一起去了。  「那時候要求農村也要抓政治,新窯子沒有地主,公社來人必須讓我們找個地主,說晚上要批鬥。當時找不到, 公社幹部就把安徽逃荒來的丁青山當成逃亡地主批鬥了好多回。還給人家戴上高帽子,寫著逃亡惡霸地主,其實他老 家在安徽,誰又沒有去過他老家,憑什麼說人家是地主。丁青山真的要是地主,根本不可能帶著老婆娃娃逃荒來新窯 子。」  高懷玉最大的願望是這兩年能修幾孔新石窯,盡快給在村裡當會計的小兒子娶個媳婦。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忠 1

  高志忠,1958年出生,初中畢業,共產黨員。1975年冬季徵兵去了蘭州軍區服役,在部隊開了八年車。1983年復員回家並和延安四中畢業的賀梅結婚,他們婚後隔一年生一個,一共生了四個孩子。  高志忠說:「聽我爸爸說我是大煉鋼鐵那年出生的,把我生下我爸就去煉鋼去了,我跟我媽一起過。我爸說那時候新窯子沒有收到煉鋼的材料,就組織去鄰村的柳林公社去煉鋼,好像是柳林也沒有收到多少廢鐵可煉。聽說剛開始是把廢鐵倒在做飯的鍋裡煉,有好幾個做飯用的風箱四面扇風,結果化不成鐵水沒有煉成。鐵化不成水他們又找了些圓疙瘩石頭煉,還是沒有煉成。聽我爸說他們受了公社的批評就回來了,他回來後我的身體不好,我媽再沒有讓他出門,從此我們就一直在一起生活。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忠 2

  「我父母一共生了七個子女,我是老大。家裡人多條件不好,早年把我送去當兵,我沒有文化沒留下,所以,我當兵沒找到出路,虧了父母一片好心,這是我一輩子最失敗的一件事情。」  賀梅對準高志忠說:「你最失敗的是欠的賬越來越多。你也不說出去到城裡找一份開車的活兒掙點錢還賬,老是在家就種那幾畝不出苗的山地。你看人家都去攬工,你為什麼不去。要是去了,說不定咱們的賬早還清了,省得我晚上睡不著。」   我問她家欠外人多少錢,她說:「還有3000塊,最少還要還五年。」高志忠趕忙說:「我爭取三年還清。」這時他老婆笑了。  賀梅最後委屈地說道:「前兩年村裡來了一個搞社教的幹部,那人是市交警隊的,叫高增亮,人家把他和村裡三桶子的軍隊執照都給想辦法恢復成了延安的執照,說讓他們去城裡打工開車,他們當時都怕死不敢去。現在又快放過期了,還不去攬工開車,只在家裡等著往死餓!」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明 1

  高志明,1960年出生,初中畢業。1982年和對面溝裡的初中畢業生常延梅結婚。他們1983年與父母分家時分給他倆300元外債。1986年他們借錢買樹苗並在自己家的耕地裡栽了100棵果樹,前年掛果,去年收入近5000元。  他們這幾年除了把外債還清,還修了三孔石窯,買了彩電、縫紉機和自行車。常延梅說:「我們現在存了5000塊,明年我想用這些錢繼續擴大果園面積,最少新栽500棵果樹。」  常延梅初中畢業,聰明能幹,既是村裡的婦女主任,又是村委會計劃生育主任。她說:「新窯子計劃生育很難搞,因為村裡人太熟,給他們發藥他們不吃,給他們發套套的話他們更不用。所以,超生的只好強行結紮,兩口子有病不能結紮的只好把她們拉到鄉鎮府去上環。現在全村共有育齡婦女49人,結紮的41,上環的6人,還有兩個小媳婦沒懷上。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明 2

  「剛開始村裡的婆姨們看見我眼黑,現在她們知道不是我要計劃她們,所以也都對我很好。農村人想多生主要是怕將來沒有人種地,再一個就是生了好幾個還沒有生出來兒子的。當然那幾年也有環掉了的和沒有結紮好生出來的。現在抓得嚴了,不管婆姨男人採取的是什麼辦法,鄉上經常要求婆姨們去檢查懷上了沒有,要是誰懷上了就得給誰打掉。」  我問她是否有偷偷摸摸卸掉環偷生的,她說:「原來有串鄉卸環的,聽說是把啤酒瓶子的底子鋸掉,用一根自行車的輻條頭頭伸進去把環往出勾,勾出一個80塊錢,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這二年再沒聽說有串鄉卸環的。」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平 1

  高志平,1967年出生,小學畢業便回家放羊六年之久。1989年他和鄰村的王延霞結婚,生有兩個女孩。  1998年我去新窯子瞭解到,高志平26歲那年因為超生二胎被做了絕育手術,事後他的腰腿經常酸痛,不能幹重活兒,他懷疑是手術沒有做好。  高志平說:「我的命不好,生了兩個都是女孩兒,而且還趕上了計劃生育突擊月運動。自從做了手術以後,體力一直不好,稍微幹點活兒就滿身冒汗。要想改變窮日子,對我來說可不是兒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問他為什麼不讓老婆去做絕育手術,他說:「那時我們抱著一種僥倖心裡,總希望碰個水平低的醫生,不要把我的 手術做死。」  我看他要兒心切,便對他說北京可以做人工授精,他趕忙問:「什麼人給授?」等我告訴他什麼是人工授精的時 候,他說:「那肯定授一次很貴,去北京還要買火車票,住旅館,我們授不起。再說讓人家知道了名聲也不好,人家 又不曉得我老婆去北京是怎麼授的精。」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平 2

  樸實的高志平每說一句話都極其認真,他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生育能力能夠恢復。同時也希望早日實現自己的奮鬥目標,修兩孔石窯洞,盡快把借住多年的老土窯還給房東。  2002年我再去新窯子時,高志平的老婆王延霞真的為他生出了一個胖小子,村裡人都感到奇怪,高志平卻喜上眉梢,不幸的是王延霞又被拉到鄉鎮府做了絕育手術,高志平啞口無言。  村支書郭為生說:「究竟是高志平的輸精管沒有割斷,還是他外出接上了輸精管,不管怎麼說,這事已經沒人去追究了,畢竟王延霞也被做了結紮手術。」  超生絕育實屬正常現象,但兩口子雙雙被絕育在新窯子還是絕無僅有的一對。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強 1

  高志強,1966年出生,初中畢業。1987年和汪成花結婚,他們生有一兒一女,還有老人傳下來15年前修的四孔石窯,家中惟一的大件就是結婚時買的一輛飛鴿牌自行車。  汪成花說:「我們頭一胎生了個女子,怕上環第二年又趕緊搶得生了個小子。村裡沒有小子的婆姨們都說我生好了。可是我剛生完,鄉上就把我拉去給結紮了,現在做完手術五年了。  「本來老人給我們留下了石窯,我們說不定還能過個好日子。去年我們老人死了,又埋了老人,一次就欠下三千多塊錢。我平常愛吃炒雞蛋,還專門餵了幾個雞,現在雞下的蛋也不敢吃了,還得賣掉雞蛋攢錢。


新窯子戶主們高志強 2

  「我老漢人老實,種完地沒有事幹整天就在家裡睡覺,我催他農閒的時候去城裡打工,他說害怕去城裡混不開不敢去,氣得我沒有辦法經常和他吵架。因為這村裡的地不好,光靠種地去還賬很難,要想致富那就必須去城裡打工。  「這二年農業稅也長了,不管幹什麼都要收稅,一年要交好幾百,說實在話,一年掙也掙不來好幾百。前幾天聽說自己家殺個小豬還要交一份『割頭稅』,我心想那我們家的雞下蛋將來是不是也要收下蛋稅,要是收的話我就不餵了,到時候把雞殺得吃了拉球倒。」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斌 

  高斌,1965年出生。學習不好沒考上初中,很小便跟著媽媽上山勞動。1986年經人介紹,高斌同外鄉女青年李春麗結婚,十年過去了,一家四口的日子過得平平常常。  高斌說:「我爸爸在延安工作,我媽在村裡受苦,這些年我爸爸很少回來,我媽帶著我們上山做農活兒。現在我們分家了,為了改變小日子,去年初我進城向爸爸借了5000塊錢,買了一台二手的小四輪拖拉機。通過熟人介紹,去年我在延安一個建築工地拉了將近一年土方和石頭,年底就賺回了本錢。我爸我媽都很高興,我老婆更高興,我每次回來都給娃娃買好多吃的東西,娃娃們也高興地說,讓我天天回來才好。  「今年初,我又準備進城大幹一番,沒想到剛到工地上右腿就被意外骨折,100天我什麼也沒有幹成,住院把掙的錢花完不說,還欠賬2100塊。不過我現在已經知道怎麼去掙錢了,等我出院後一定要拚命去掙錢,好好地改變一下我們家的經濟狀況,讓我媽和我老婆娃娃也過幾天好日子。如果有可能的話,去川道上建個地方,不在新窯子住了。要是能去延安住那就更好了!」  高斌現在的第一步計劃就是掙了錢先把小拖拉機賣掉,然後買一台全新的大型拖拉機。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高登富 1

  高登富,1958年出生,文盲。1980年和張懷萍結婚,有兩個男孩子,大兒子高小東在鄉中學讀初二,二兒子高小亮在村裡讀小學。高登富一心想讓兩個孩子好好讀書,一改自家的門風。  高登富說:「我們沒有念過書,兩口子加起來也不認識幾個字,現在種地也要懂科學,不識字化肥不會用,農藥不會噴,所以我們的地就種得不好。去年我們在底溝裡種了些菜,菜苗長得不好,我們叫懂行的下鄉幹部去看,人家說科技含量太低。我們不懂什麼是含量,人家說是化肥上得不夠,農藥也不足。我們這才想起根本就沒有上化肥,哪裡有個含量。  「不認識字不光是地種不好,去年到城裡賣菜還經常把賬算錯,有時候實在算不開就讓買菜的人自己算,人家說多少錢就多少錢。有時候人家走了,我又算半天,看人家騙我沒有。」


新窯子戶主們高登富 2

  我問他還搞過什麼副業,他說:「去年養了一頭豬,賣了1100塊,孩子上學花了600塊,到年底交完農業稅之後一分也沒剩,反而還欠了100多塊。」  高登富家是新窯子住得最低的一戶,離他家100米的地方就是全村人吃水的一口老井,於是,在今年開春前夕,他把家門口附近的荒地全部平為菜地,種上了黃瓜、西紅柿、辣椒和多種蔬菜,不停地挑水澆菜。連日來,高登富幻想著青菜的收入一定要超過去年那頭豬的收入。                        1997年


新窯子戶主們蘇庭芝 1

  蘇庭芝,1943年出生,文盲。在他36歲那年,父親在延安一家建築公司退休,他去頂替了那份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  蘇庭芝說:「因為我沒有文化,去延安接班之後只能當小工。剛去的時候,村裡人都羨慕我吃上了商品糧,而且 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城裡受的苦比在村裡還重。其實我剛當了正式工的時候,除了每月能夠按時 拿到四五十塊錢的工資以外,哪方面都不如在家裡。因為我是搬磚和挖灰的小工子,一個人管著兩個大工的磚和灰砂 水泥,大工是按進度拿錢,所以他們幹得特別快,我是固定收入,還要跟著他們一樣地幹,勞動強度特別大,每個月 掙的剛夠每個月吃,給家裡也幫不上什麼太大的忙,只是名聲好聽罷了。


新窯子戶主們蘇庭芝 2

  「幹了幾年後,開始改革開放,不少個體建築隊成立起來了,他們把我們國營的生意都給搶走了。因為個體的靈活,也敢請客送禮,有的是活兒干。  「到20世紀80年代末,我們的工資只發百分之六七十,工人沒有事幹,整天就在宿舍裡打撲克。有的年輕人無事 生非,喝酒、打群架,動不動就把人給打死了。那時候延安的單位建築公司是最亂的。  「90年代初,我們單位徹底發不開工資了,在單位待著也沒有飯吃,出去找活兒人家嫌棄我年齡太大,50歲那 年,我只好背起鋪蓋卷重新回到新窯子開始修理地球。」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蘇培富 1

  蘇培富,1968年出生,初中畢業。他18歲那年與和他同歲的康小院結婚,結婚12年來,他們除了種地就是生了兩個孩子,一家四口一 直住在父母給他的一孔窯洞裡。  蘇培富憨厚老實,康小院精明能幹。今年夏季,康小院做主去銀行貸款8000元賣了一輛三輪農用車,讓蘇培富在延安周邊拉客人,使得每月都有1000餘元的收入,突然間他家成了新窯子的冒尖戶。   同時,不甘寂寞的康小院也抓住自己最後的青春,去延安一家建築工地很快便找到了一份開卷揚機的工作,月收入450元。隨後她不斷跳槽,又在延安多家飯店幹過,收入不斷增加。兩年後為了孩子讀書,她不得不放棄城市生活回到新窯子。


新窯子戶主們蘇培富 2

  康小院說:「在城裡雖然掙得錢多,但花銷也大,有時候一頓飯就要好幾十甚至上百塊。我愛穿新衣服,看見漂亮衣服就想買,可是畢竟年齡大了,掙點錢也不是那麼容易,所以我攢了一些錢就回來了。」   康小院為人做事都很大方,平時我們什麼玩笑話都說。有一次我問她在城裡幹過什麼,她風趣地說:「端過盤 子、洗過碗、□過面、賣過饃、挖過灰、提過泥,就是沒有幹過壞事。」  我開玩笑說:「你真是大個傻瓜,漂亮女人哪有去幹那些活兒的,你應該去歌舞廳陪跳舞才能掙到大錢。」  她說:「你進歌舞廳願意摟我這麼老的女人嗎?我都30多歲的人了,也沒有青春了,那種活兒只能是年輕女娃娃 們去幹,我們這些半老婆子只能靠苦力和自己的老漢掙點兒本分錢過光景。」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蘇培貴 

  蘇培貴,1970年出生,小學畢業。22歲時便和24歲的何麗結婚,生了兩個女孩子後何麗做了結紮手術,而且還被罰了1000元的超生費。  蘇培貴說:「結婚欠下了3000塊,罰款又欠下了1000塊,一直給人家還不上。前年,我不得不把五畝山地留給老婆去種,自己進城學打工。可是我老婆種地不行,去年和今年的收成都不好。  「這二年我在城裡學了不少手藝,磚工、瓦工、粉刷工,樣樣都行。剛開始我沒活兒干,天天坐在路邊等著,有時候好幾天才能等一個活兒。這兩年不同了,我認識的人多了,幾乎天天有事。有時不光是在延安干,還去一些縣城。要是忙的話一兩個月不回來,錢也掙得不少。  「剛開始當學徒的時候,我一天10塊錢,後來長成了20塊,現在我一天最少要掙30塊錢,而且苦還沒有掙10塊的時候重。」  何麗說:「這兩年還算可以,賬也還清了,每個月最少能存好幾百塊。現在孩子還小,再過幾年我們準備先修建一院子地方。」  何麗比蘇培貴大兩歲,她很會關心男人,使得蘇培貴在城裡掙的錢都交給了她。蘇培貴也很愛自己的老婆,但有時候也埋怨老婆沒本事,沒有給他生下兒子。                         1999年


新窯子戶主們蘇培華 1

  蘇培華,1978年出生。 1996年初中畢業後由於家庭條件差,沒錢供他上高中,他放棄了學業。他愛吃、愛穿、愛 喝酒,惟獨不愛上山種地。他輟學回到新窯子後天天看中央電視台的經濟頻道,一心想在電視裡找個致富的門路。最 終他認為電視裡大多數建議都不現實。  今年3月,他突然在新窯子失蹤了,家人十幾天不知道他的去向。正在全家人心急如焚的時候,他提著幾瓶啤酒和一隻燒雞回到家中,並告訴父母他在城裡找到工作了。父母雖然看見了案板上的燒雞和他手中正在開啟的啤酒,但內 心依然對他所說的話半信半疑。  蘇培華對我說:「我自己跑到城裡問了好多家工地,人家都說不要人。我不死心,又開始跑街道兩邊的公司,沒想到一家管道公司的老闆第一眼就看上了我。他簡單地瞭解了我的情況,當天下午就給我安排了工作。


新窯子戶主們蘇培華 2

  「那個老闆其實就是個包工頭,他關係多人熟,無論是上下水管道,煤氣管道,還是暖氣管道的活兒他都能找到。我第一個月跟著他安裝了不到20天水管子,他給我發了200塊錢,還說我腦子來得快,活兒幹得好,想讓我長期跟他幹。我又干了半年,攢了1200塊錢。」  前幾天蘇培華的父母把他叫回來說有人要給提親,他趕忙跑到城裡用自己掙的錢買回一套西裝、一條領帶、一雙皮鞋、一輛自行車和一台錄音機武裝了自己,那個女孩子第一次就看中了蘇培華,並表明年底就想嫁給他。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胡世亮 

  胡世亮,1965年出生,小學畢業。由於家中兄弟姐妹多,他不到一歲便從外村抱養到新窯子村胡步志家。1985年,他和當地的張毛旦結婚,先後生了三個孩子,被罰款30元並做了結紮手術。他們慶幸結紮手術的成功,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  張毛旦說:「我哥在鄉政府工作,對我這幾年的幫助很大。1996年我通過哥哥去鄉上借了5000塊錢的貸款,買了 40隻羊,從此,我們開始靠羊絨脫貧致富。去年羊絨賣了2000塊錢,現在我還欠銀行3000塊貸款,計劃今年把貸款還 清,免得再出利息。」  胡世亮說:「現在辦事特別難,要是沒有我妻哥在鄉上工作,貸款根本貸不出來。聽村裡人說,現在貸款認識人 也不行,不請客吃飯一分錢也不會給你,如果有熟人就好辦事。  「我們買這群羊主要是想賺錢供三個娃娃唸書,因為我們家祖祖輩輩受窮,不知道苦了多少輩子了,我們兩口子 沒文化不識字,如果不讓娃娃去唸書,他們又是一輩子受窮。山裡人太苦了,我們不想讓後代繼續苦下去了。」  胡世亮愛唱酸曲,每天出去攬羊都站在山頂上唱個不停。為了聽他的酸曲,我曾經跟他翻山越嶺出去放羊,他的 酸曲大多是表現青年男女之間的愛情細節,非常生動,至今我還記得幾句特別好玩的歌詞。               1998年


新窯子戶主們新窯子的中專生

  王宏強,(右)1982年出生。2002年畢業於延安技工學校計算機專業。現在延安一家網絡公司工作,月收入600元,其中每月交給家裡300元。他說他爸爸要存錢給他娶媳婦用。他最大的願望是今後能掙到更多的錢,在城裡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樓房,再娶個城裡的媳婦當老婆。    

  房偉,1984年出生。2000年考入延安財經學校社會保險專業。每年學費3600元。預計三年下來各種費用將要花去2萬元。他家為他上學欠了上萬元的賬,他計劃畢業後首先是替父母把賬還清。據說他們上屆畢業的300名同學全部去了廣東一家電子產品的生產企業。如果正常的話,房偉的畢業去向將是保險業。    

  張鳳琴,1981年出生。2002年畢業於延安衛生學校護士班。她認為自己家在城裡沒門路,雖然上了三年中專,還得回到村裡受苦,和沒讀過書的人沒什麼兩樣。為了讀書,她花去家裡近2萬元,父母至今還欠著7000多元的外債。她畢業後去了延安好幾家醫院,都說滿員不要人,至今她還無法回報含辛茹苦的父母。  2002年


新窯子戶主們新窯子村民合影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廣闊天地 大有作為

  當年,轟動世界的上山下鄉運動對於新窯子來說,恐怕是她100年來所經歷過的最大的一個歷史事件。  1968年12月21日,隨著毛澤東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發表,  北京92中學六八屆初中畢業班的部分同學也和全國3000萬響應號召的知識青年一樣,或自願或無奈地告別了父母、離  開了北京,翻山越嶺來到了窮困的新窯子。在他們當中有:武建華、宋憲立、王學志、林愛軍、王亞男、蔣鳳玲、劉 士榮等18名同學,他們在這裡邁出了走向社會的第一步。  為了瞭解他們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狀況,我費盡周折,終於在北京、河北等地尋找到了七名當年去新窯子插隊的北 京知青。在他們的熱情配合下,使我在很短時間內便完成了對他們的採訪。無論是敘述他們的文字故事,還是表現他   們的影像資料,都和新窯子有著緊密的聯繫。你也可以通過他們的故事瞭解當今普通知青們真實的生活現狀。  三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的生活依然平淡,甚至有的依然艱難,好在他們每個人都有一顆平常心。於是,他們的身 體和思想都是極其健康向上的。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武建華 1

  武建華,男,1951年10月出生於天津,兩歲時隨家人移居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開始時,他們學校第一批只安排了三個班的同學去陝北,他是二班的學生,本來他不在去的範圍之內,但由於他的父親到甘肅支援三線建設去了,母親在干校勞動,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之多,生活條件十分困難,而且當時傳說如不去陝北,下批可能要去更加貧窮落後的寧夏山區插隊落戶。在困難和傳說面前,17歲的武建華自願報名跟隨八班的17名同學去了黃土高原中部的延安,落腳新窯子村。  當年他寫申請要跟著八班的同學一起去陝北時,校方表示整班行動,不予批准他的個人行為。一周後他突然接到通知,又同意他去了。他當時便翻出戶口本,跑到永定門外派出所辦理了戶口遷移手續,並在公用電話亭給母親打電話報告了這一消息。第二天,母親從干校趕回家中幫他收拾行李,兩天後他帶著父親曾經在部隊用過的一隻木箱子,裡面裝了被褥和幾件換洗的衣服以及簡單的日用品,書包裡還背著媽媽親手烙的幾張餅子和給他的20塊錢,隨媽媽和同學一起去了北京火車站準備出發。  武建華說:「我們是1969年2月3日坐專列離開北京站的。那天北京站人很多,一半是走的,一半是送人的。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很多人都哭了,有一種生死離別的感覺。在火車上,有哭的、有唱的,也有鬧事和打架的,一路上我和誰也沒有說話。  「第二天下午,我們乘坐的東方紅號專列停在了銅川火車站。下車後我們被送到一個學校,在教室的地下睡了一晚上。第三天一早,我們又坐上了敞篷的軍用卡車在寒風中繼續北上。傍晚,我們到達延安。在延安師範學校的教室裡又住了一晚上。6日上午,萬花公社和新窯子大隊來了幾個人把我們18個知青一同接進了那個小山溝,我們這才知道村子的名字叫新窯子。」  他們來到新窯子時,大隊黨支部書記是張善宗。當時他家的旁邊正好有兩孔破土窯閒著,於是,村民們奉上級命令,收拾好寒窯,將6名男生,12名女生一併安排住進去。從此,他們成為新窯子的正式村民。  那時的新窯子沒有路,也沒有現在那麼多人,更談不上學校、自來水和照明電。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出入村莊,全村120口人,家家戶戶吃糠咽菜。  武建華說:「到村裡後,誰都沒有想到那麼窮,老鄉說話也聽不懂,當天晚上就有同學圍坐在煤油燈下哭了,多數同學愁得吃不下飯。給我們做飯的叫白炳宗,是白整風的父親,我們吃的每頓飯都是窩窩頭和白水煮土豆。半個月  後就是春節,伙食也沒有任何改變,過年那天晚上,許多同學都落淚了。  「兩個月後,14名同學扔下東西跑回了北京。當時只留下我和宋憲利、黨生蘭,還有另外一個想不起名字的女同學沒有走,堅持在那孔老土窯裡。我沒有走的主要原因是知道自己回到北京也好不到哪去,並不是真想接受村裡人的再教育。其實村裡人不可能教育得了我們,我們是初中生,他們全是文盲。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武建華 2

   「我們在新窯子插隊時,飯碗裡一年四季沒有一滴油水,實在饞得不行了,就去延安城裡花三毛錢吃一碗肉。那時的錢來之不易,雖然一碗肉只要三毛錢,但一般人一天還掙不到三毛錢,所以一般人不敢想吃肉的事情。   「我們在新窯子也沒有好好勞動,雖然我是9分兒的勞力,但一年掙了還不到100個工分兒。到年底分紅時,我才得了幾塊錢,所以整天睡覺、看書。記得我在延安新華書店還買過一本《中國通史》,北京的同學也給我寄過幾次小說,同學們都很喜歡看。   「新窯子很窮,有些事情想起來很好笑。記得有一次我丟了一條褲子,幾天後一個姓王的同學又丟了一件褲衩,一條皮帶和一雙襪子,有一天我們在山上勞動,那個同學發現村裡一個女的褲子右側的扣子沒有扣好,還看見她裡邊穿的是他的花褲衩,一定要讓我和他一起去那個女人家裡搜查丟了的東西。我們幾個同學闖入她家後,在炕上一個破箱子裡真的找到了我的褲子,當時我就拿回來了。那個男同學的褲衩人家不承認,我們也不能讓一個女人脫了褲子看,所以也沒辦法。後來,這件事情鬧的全村人都知道了,公社還派來幹部專門調查了這件事情。最終,褲衩事件不了了之。   「在新窯子還有一件事情印象也比較深。我們去的那年,村裡貸款買了一匹黑色的小馬,買回來後,全村人都很高興。有一天,小馬突然掉進山溝裡去了,得知這一消息後,全村人都一邊跑一邊喊著快去救馬,我們幾個知青也放下飯碗,跟著村民向山裡跑去。結果小馬沒有救活摔死了,全村人都圍著死去的小馬哭得很傷心,都說小馬還沒有成年。第二天,村裡人冷靜下來之後,大隊黨支部終於做出決定,並把小馬抬上一座高山,埋在了一個向陽的山坡上。沒想到當晚便有個老頭兒偷偷地把小馬刨出黃土,挖去五臟六腑,煮熟馬肉後,第二天一早就去城裡賣馬肉去了。村裡人發現後都罵那個老頭兒不算人。   「還有一個人給我印象也很深,他的名子我忘了,他是從安徽逃荒來到新窯子落戶的。我們去的時候他的背上和運動員一樣縫一塊白布,只不過寫的不是號碼,而是地主分子四個大字。其實那人很窮,也很老實,人也很好,村裡人雖然不恨他,但也不敢理他,我們也不敢和他說話。總之,新窯子人都特別好,至今我還記得慧江、八姓和猴蛋們的模樣。」   1969年底,武建華和宋憲立一起回到北京過年。他們本來想多待一段時間,但雙方父母總是問他們什麼時候走。因為那時的糧食是按人口供應,家家戶戶都不夠吃。於是,他們一個月後匆匆返回了新窯子。不久,林愛軍、王雅楠、劉士榮、蔣鳳玲也回到了新窯子。從此,他們六個人一直堅守在村裡,接受著所謂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970年初夏,公社為了照顧他們,並把他們集體調整轉插到延安縣柳林公社三十里鋪大隊和高坡大隊去了。他們在那裡耕種收割又是三年有餘。   1973年初,武建華為了一個女同學,又轉插去了山西省翼城縣中衛公社南史莊大隊。在那裡,他們苦中有樂,享受著初戀的滋味。不久,他們先後招工進了縣城,各自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1977年,他們建立了美滿的小家庭,度過了難忘的新婚之夜。1979年,他們一心想調回北京,苦於找不到單位,通過表哥的幫助,終於在河北永清縣找到了接收單位,並在一家並不景氣的縣級工廠又干了整整三年。   1981年,他愛人去了河北另外一個城市工作,武建華按照母親的意願辭去工作,回到北京準備頂替母親退休後的那份工作。沒有想到的是,按工齡推算,母親只能辦理離休手續,而且國家規定離休不得頂替。當他得到這一消息後,迅速返回工廠要求恢復工作,無情的工廠卻把他拒之門外,不予恢復。從此,武建華徹底丟掉了自己的鐵飯碗,成為一名無業人員。    

   2003.6.17 於北京永定門外郭莊頭條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宋憲立 1

  宋憲立,男,1951年6月21日生於北京。北京92中學六八屆初中畢業生。他和同學們在北京火柴廠參加勞動的時侯,接到了去延安插隊的通知。當時他父親是北京市郵政局南城區局局長,被打成當權派隔離審查,母親獨自在家照顧著四個孩子的生活。  宋憲立說:「當時我有哮喘病,本來不想去插隊,結果宣傳隊來學校宣傳說,『延安是革命聖地,那裡果樹成林,牛羊滿山,瓜果梨桃隨便吃。』我心想毛主席也在延安待了13年,那裡肯定差不了,加上侯俊和邢燕子們在報紙上的經驗介紹,我更加堅定了上山下鄉的信心。於是我主動要求去延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報名後我和同班同學王學志趕緊跑到永外派出所,每人花五分錢註銷了戶口,沒幾天便領到一張乘車證。」  1969年2月3日清晨,宋憲立和上高一的二姐將自己的木箱子搬到了人山人海的北京站。上午10點鐘,他擠上專列並和滿面淚水的二姐揮手告別。從此,他開始了自己獨立的人生道路。他去延安不久,收到二姐的來信,二姐也被號召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  宋憲立說:「我們是在北京站一站台上的車,當時站台上擠得滿滿的,凡是女的幾乎都哭了。火車開動的時候,不少女生都放聲痛哭,整個一列火車的車廂裡都顯得特別淒慘。火車開動兩三個小時後,帶隊老師開始給我們發吃的,記得給我們發的是一毛錢一個的果仁麵包,每個人只給發了三個,再沒有發任何東西。當時,有的同學生氣,把麵包扔出了窗外,還有的把麵包扔給了路邊要飯的。總之,不少同學都在表達著一種不滿情緒。  「火車第二天晚上到銅川後,我們被安排住進了煤礦的一個大禮堂,所有同學都睡在地下的草墊子上。天還沒有完全亮,大家都被凍醒了,一大早我們就被趕上了敞篷的綠色大卡車。卡車拉著我們向山裡開去,一路上漫山遍野的殘雪,而且還飄著雪花。路很破,車很滑,同學們都感到很恐懼,有的同學還在不停地喊叫。  「到延安後是晚上,零零星星有一些燈光,大多數人的情緒還是很低落,因為我也沒有聽到任何人高喊『啊!革命聖地』。當天晚上,又把我們拉到一個學校,給我們吃的是饅頭粉條菜,晚飯後我們又在一個教室的地上睡了一夜,醒來後已經是早晨八九點鐘了,生產隊來人接我們,還沒到新窯子,同學們就坐在山根下一個個不是發呆就是犯傻,因為和宣傳的完全不一樣。  「把我們安排好之後,大家的心徹底涼了。一個月後不少人跑了,我也去了西安,在我姐姐家住了一個多月。回到新窯子後,只有武建華、黨生蘭和另外一個女同學沒有走。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宋憲立 2

   「開春後,新窯子進入了農忙季節。從此,我們跟著社員翻地、耕地、種地、鋤地,靠著苦力給自己掙工分、掙口糧,維持生命。最讓人失望的是干了將近一年,每個人只分到幾十斤雜糧。1969年11月,我和武建華背了一些自己掙來的小米和綠豆也逃回了北京,回去後才感覺到北京已經不是自己的北京了,街道催我們回去接受再教育,家人怕我們違反上山下鄉紀律惹出麻煩,所以,也在不停地催我們離開北京。  「1970年初,我和武建華又一同回到了新窯子村。我們倆雖然不是同班的同學,只是在新窯子認識,但我們特別能說得來。他比我活套,社交也廣,字也寫得好,膽子也大,而且還能和村裡高鎖的婆姨對民歌,那時我很羨慕他的本事。  「有一次晚上,對面山上有一些小光點在晃動,武建華和王學志便好奇地跑上去看是什麼東西,誰也沒有想到面對他倆的竟然是幾隻凶殘的餓狼,好在他倆靈活腿快,三步並成兩步跑回了村裡,要不然狼可不管你是北京來的。從那次起,我們晚上再也不敢出門撒尿了,經常是開個門縫就往外尿,要不然隔著窗戶就往出尿,每天早晨起來門口都有一大片尿,村裡人還以為我們不出門就往外到洗臉水,罵我們是懶松。」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宋憲立 3

  1970年9月,宋憲立幸運地離開了新窯子,並被銅川一家工廠招收為學徒工。在銅川的22年當中,他不但學到了熟練的汽修技術,而且還娶到了一個稱心如意的媳婦。1992年他和媳婦樊愛玲先後調回了北京。隨後,他的父親便將家中的八間平房分給他五間之多,使他回到北京不但有了穩定的收入,而且還有了寬敞的住房。  現在,宋憲立是北京市郵政汽車運輸局的職工,樊愛玲在北京市三營門中學辦公室工作,兒子宋源也在一家公司從事銷售工作,只有上高一的女兒宋荃是家中惟一的消費者。目前,他家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如果五間平房再遇拆遷,最少80萬元的拆遷補助將會改變他們的生活。  今天是宋憲立的52歲生日,他愛人在附近一家烤鴨店為他訂餐祝壽,全家人始終都很愉快!    

  2003.6.21 於北京崇文區民主北街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學志 1

  王學志,1950年9月26日生於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他父親是一名參加過淮海戰役的殘廢軍人,插隊開始後,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到大風大浪裡鍛煉成長。於是,思想激進的王學志身穿一件當時流行的棉猴,腳穿一雙父親穿過的皮鞋,背著行李,帶著一隻寫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學們一起來到了新窯子。  在王學志離開北京之前,92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學校一樣,也在不停地喊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讓我們到祖國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號,動員他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其實,毛澤東的目的是什麼,讓他們去幹什麼,恐怕王學志們並不清楚。雖然當時不少同學有著一種好男兒志在四方的豪邁精神,但那時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恐怕都是朦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們怎麼會喊出個「扎根農村一輩子」的說法。  王學志說:「我們走的時候,大多數同學都在16至19歲之間,那時我們畢竟還很幼稚,包括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是個什麼東西,可能還沒有搞清楚,大家卻滿腔熱情地帶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離開了父母。去的時候,說是讓我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實我們那代人當中的不少人卻是帶著一顆紅心,想去陝北改天換地,去除那裡的窮面貌。記得當時還有個口號是『把貧窮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窯子後,我們感覺到和宣傳的以及想像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學都認為上當了,當我們把東西搬進土窯洞時,所有的女同學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幾天之內,誰也不願意解開自己箱子上的草繩和保護箱子的其他物品,每個人都想著如何返回北京。很長一段時間,女生們在不停地哭,男生們卻是罵罵咧咧,儘管如此,但誰也不可能改變現實。  「在村裡待了一個月之後,大家都陸續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幾個月後,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戶督促回了新窯子。從此,我在那裡放牛、放羊、犁地、割麥子、打枷、背石頭、打壩,幹著和村裡人同樣的農活兒。  「1970年秋,我被生產隊派往延安的七里鋪出民工打壩,在工地上,我認識了一起背石頭的當地青年葉德武,我們性格相投,無話不說。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讓我趕緊回新窯子去,有要緊事。我當時也不知什麼事,回去後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著通知去公社報到時,我見到了葉德武,我這才知道他是我們萬花公社書記的兒子,是他幫了我的忙。幾天後,我倆被招工的幹部帶到了銅川運輸公司。  「到運輸公司後,我被安排進了廚房工作,剛開始我的內心很激動,心想再也不用挨餓了。結果的確如此,別人要憑飯票吃,我們大師傅卻交六塊錢隨便吃,包括豬肉在內也沒有人給我們限量。做了三年飯之後,我要求去修理車間當了學徒,修理了整整五年汽車。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學志 2

  「1978年秋,我也隨著大返城的知青開始聯繫調動工作。當時我家北京沒有門道,我只好投奔在《張家口日報》當總編輯的叔叔幫忙,通過他的關係,我調入了距離張家口市20公里的崇禮縣農機修造廠,我們廠主要負責修理全縣的鐵牛55和東方紅28馬力大型拖拉機。第二年,我又調入了縣交通檢查大隊。在此,我認識了從東北轉插到崇禮縣寧遠堡村蔬菜組的北京知青趙娟華,她是北京122中六九屆初中畢業生,當時她也有著八年的知青經歷,於是,相似的經歷使我們走到了一起。」  趙娟華說:「我們這一代人簡直是太難了,那麼小就被送到農村,大學也沒有讀過,幾乎所有的不順都讓我們趕上了。我們結婚後,很長時間沒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單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為艱難的事情,我們租過農舍,住過大隊部,睡過小賣店,也睡過庫房,佔過辦公室,佔過周轉房。這些年總共搬過18次家,直到2000年,我們才有了屬於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離開北京20年後的1988年,他們調回了北京。王學志在北京市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工作,趙娟華在北京塑料一廠招待所上班。1997年,45歲的趙娟華退休,月收入為730元。1998年王學志的單位轉產,他也被劃到了內退的範疇,於是,他的收入也降為597元。  為了貼補生活,供兒子讀書,趙娟華去億客隆當起了促銷員,王學志蹬著一輛自行車在六里橋附近賣起了報紙。幾年過去了,趙娟華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位大媽,不適合做促銷工作。王學志卻在街頭繼續叫賣著每天早晨5點鐘領來的幾種報紙。就連最近的非典死人期間,他依然沒有休息一天。  王學志說:「賣報紙實為逼上梁山,剛開始賣報紙的時侯,的確磨不開臉面,一旦放開了,其實也就那麼回事。我自從2000年6月13日開始賣報紙以來,從沒有一個人小看過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戶,天天買我的報紙。為了自己的信譽,幾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五點半到九點半之間,都在六里橋北裡的1路汽車站牌下賣報紙,可以說是風雨無阻。」  王學志賣的報紙主要有《晨報》《信報》《京華時報》和《參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賣掉200份,利潤可達50元左右。現在,他賣報紙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農業大學讀書的兒子王超完成學業。王超今年上大一,每個學期的學雜費最少也要8000元。其實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難處,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費從不超過300元。    

  2003.6.21 於北京西四環南路30號院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1

  王亞男,1952年5月4日生於北京,北京92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她上學的時候,是班裡的文體委員。上山下鄉運 動開始時,每個班都組織同學向毛主席表決心,她也表示要去廣闊的天地裡鍛煉自己。1969年2月3日早晨,她的外婆 把她送到了92中的門口,隨後他的母親和弟弟以及鄰居也去北京站為她送行。那時北京站的廣播裡儘管不停地喊著 「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和一些激勵人心的話,但此時的王亞男 還是默默地流著眼淚與家人告別。  王亞男回憶說:「文革開始後,我們的班主任就被打倒了,當時我們班很亂,沒有老師管,學校組織我們去圖釘 廠、電池廠和火柴廠下廠勞動。插隊開始後,學校組織我們去音樂教室表決心。當時,學校領導只對我們說,『響應 毛主席號召的就留下,不響應的就走。』他們用那種口氣說話,誰都不敢走。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地成了響應毛主席  號召的積極分子。  「當我媽媽知道我要去插隊的時侯,她哭了,而且哭得很傷心。我媽媽從小讀私塾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其實她很 清楚插隊意味著什麼,但在那種政治氣候下她根本不敢亂說亂動。對於我的父親來說,他更是不敢多說半句反對毛主 席話,因為我父親年輕的時候,繼母對他不好,為了逃避家中的不快,他很小就去當了兵,去之後才知道是國民黨的  部隊。第二年,我父親所在的部隊鬧紅眼病,他乘機跑出來再也沒有回去。文革開始後,給我父親扣的帽子是『反攻 倒算』,很長一段時間,我父親一直被隔離審查。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2

  「既然自己表了決心,那就得走,我當時只有17歲。遷完戶口後,我帶著母親當年陪嫁用的箱子,裡面只裝了被褥和一個臉盆,書包裡裝著洗臉用具和媽媽給我的六塊錢上路了。離開北京站的時侯,我家在場的人都哭了。火車開動的那一瞬間,給我印象極其深刻,不少同學都開始放聲痛哭。在路上,有的男生開始鬧事,還揮舞著菜刀,讓人感到很恐怖。  「專列到達西安後,我們又改乘拉牲口的悶罐火車到了銅川。第二天,我們和現在北京人防非典一樣,都戴著大口罩爬上了軍用的敞蓬卡車,一路風雪交加。2月5日傍晚,我們終於來到了延安,印象最深的是半道上我打哈欠時腮幫子被凍掉了,一時嘴也閉不上,揉了很長時間才揉上去。  「第二天,村裡來人帶領我們經過一條羊腸小道來到了新窯子村。當時大雪把土地蓋得嚴嚴實實,新窯子雖然有二十多戶人家,但看上去根本看不出像個村莊。當他們把我們安排進一孔土窯洞的時候,我們一個窯洞裡的七個女生全都哭了,因為窯洞裡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很大的土炕。好長時間大家一直在哭,也不怎麼吃飯,一心想著回北京的事情。那時是農閒季節,除了上山打柴取暖,也沒有什麼農活兒可幹。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3

  「記得給我們做飯的那個老頭很樸實,但他很不注意衛生,有一次我們幾個女生看見他用做飯的瓦盆洗頭,誰也不敢吭聲。他把做好的小米飯盛到盆裡的時候,大家誰都不想吃。幾天後,楊佩芬得了腸梗阻,肚子也鼓起來了,村裡人摘下一塊門板,把她抬到了延安城裡的地區醫院。我們不少同學都跑到延安賓館去找送我們去延安的92中李仁山老師,大家都埋怨是他把我們帶到農村的。那時他也怨氣十足,並說楊佩芬住院害得他也不能回北京過年了。其實我們插隊和他根本沒有什麼關係,只是抓不住別人就拿他出氣。後來,楊佩芬病危轉回了北京,再後來她就去世了……「現在,我們一起去的知青已經死三個了,沈秀蘭是在延安發洪水淹死的,蔣德全是在漢中游泳淹死的,一個個都很慘。  「去新窯子一個多月後,我們感覺到在那個小山溝裡實在是前途渺茫,因此,我和林愛軍、劉士榮、說好要逃跑,走時閆彩杏也要跟我們一起走。逃跑的那天晚上,幾個男生給我們烙了不少餅子,等到半夜,我們出了新窯子,幾個男生把我們一直送到延安汽車站。一路上我們特別害怕把我們截回村裡,兩天後我們順利地逃回了北京。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4

  「回到北京我們沒有回家,直接去92中找學校領導。結果,軍代表給我們做思想工作,讓我們先回家去,回頭再說。晚上10點鐘我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當我敲開家門,媽媽看見我的時侯,我們抱頭痛哭了一場。那天晚上,面對我逃回家的事情,家裡人誰都沒有睡著,也許家中每個人的心情都很複雜,因為上山下鄉畢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儘管如此,父母誰也沒有埋怨我。  「我們四個女同學關係最好,住得也不遠,當時我家住在琉璃井南裡。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街道辦事處的小腳老太太就發現了我們,她們不停地找我們談話,說中央要求我們『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她們還說,『毛主席既然讓你們去了,肯定會讓你們回來的!』不管她們怎麼說,我們照樣不走,所以,她們三天兩頭半夜三更來我家敲門、查戶口,督促我們離開北京回村裡去。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5

   「在這期間,我還通過鄰居的一個戰友介紹,去河北新城縣的一個農村幹過一段時間,整天跟著村裡的婦女們去插秧種田,等待著好消息的到來,因為當時人家說能幫我辦理轉插手續,還答應幫我調轉戶口。後來,不少同學總去找我,說萬一到時集體返城,我不算北京知青那就永遠也回不來了。在矛盾之中,我聽同學的話又從河北農村回到了北京。  「1970年2月,我和林愛軍不得不回到新窯子。回去後,我們的箱子都被撬了,多虧我回北京時帶走了值錢的被裡和被面,箱子裡只留下了棉花套子,也沒有什麼可偷的。  「在新窯子最盼望的就是爸爸媽媽的來信,每次收到家中的來信,我都含著眼淚要看好幾遍。記得有一天我們正在吃飯,劉士榮接到妹妹的一封來信,信中說她媽媽因為她插隊,把眼睛都哭瞎了。劉士榮當時把飯碗往牆上一摔使勁哭,那天我們誰都沒有吃飯。從那次起,我們定了一個規矩,吃飯時誰都不許看信。在新窯子印象最深的除了艱苦,就是晚上爬在煤油燈下給爸爸媽媽寫信。一邊寫一邊落淚,寫一寫停一停,在那種貧窮落後的環境中想家的滋味,簡直是太痛苦了。」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6

  王亞男在農村經過兩年披星戴月的奮戰,1972年初,她終於告別了陝北,去銅川一家電子廠當了工人。此間,她和電子廠的人事科幹部侯俊華相愛結婚,侯俊華是長辛店一中去洛川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她們在一起共築愛巢,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1982年,王亞男被派往杭州電子工業學院學習財會專業。1984年,她所在的工廠集體遷往咸陽。1990年,她調回了北京市建材化工廠繼續她的財務工作。1994年,侯俊華也調回北京,並在北京市小型軸承廠當了一名輔助工。去年,侯俊華的單位裁人,他一氣之下用6萬元買斷了自己30多年的工齡,南下廣州去一個同學的公司幫忙至今。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王亞男 7

  王亞男去年也辦了提前退休的手續,並在一家美國獨資企業當上了會計,月收入是她退休金的好幾倍。  王亞男最後對我說:「幾十年過去了,走到今天真不容易。現在女兒也長大了,她在同仁堂工作。總之,我們的 後半生還是幸福的。」    

  2003.6.22 於北京房山區西潞園小區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林愛軍 1

  林愛軍,1952年8月6日生於北京 ,北京92中六八屆初中畢業生。  插隊開始的前夕,92中的師生和全國人民一樣,每天都要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有一次上課前,林愛軍的班 主任趙芳春組織全班同學站在毛主席畫像前進行早請示的時候,他把「我們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說成了「毛主席祝我  們萬壽無疆」,於是,他被揪出來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林愛軍說:「趙老師被打倒後,我們也沒人管了,全班都亂了。插隊開始後,不少同學都去報名想離開北京,當 時我也很想去,而且心想走得越遠越好。可是,我準備報名的時候,我媽媽不讓我去,她把戶口本給藏起來了。有一  天她上班去了,我在家中的一個櫃子裡找到了戶口本,偷偷地去永定門外派出所把戶口遷移到了延安。辦完之後,我 心想這下沒人管了,內心感到很高興。當天晚上我媽媽回來後,我就告訴她我要和我最好的四個女同學(王亞男、蔣 鳳玲、劉士榮)一起去插隊,結果她把我狠狠地罵了一通。她說,『你根正苗紅,你和她們摻和什麼!咱們是工人家 庭,你去幹什麼?留在北京又不是沒有飯吃!』其實,她說也白說,因為我的戶口已經註銷了,說什麼都晚了。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林愛軍 2

  「1969年2月3日那天,我們要走了,我媽媽只給了我十塊錢,也沒有去送我。也許她不願經歷那種場面,也許是她真的生氣了,我也不知道。最後還是我爸爸去送的我,當時北京站的站台上很多人都在哭,火車開動之際,下面哭的人好像要拽住火車不讓走似的,場景很淒慘。儘管那樣,我還是沒有哭,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當時我爸爸也沒有落淚,他當兵出身,比較支持我的行動。  「火車第二天到銅川後,我並沒有什麼感覺。第三天我們冒著大雪,坐在戴有防滑鏈的卡車上往北去的途中,我傻眼了。因為越走越窮,越走越荒涼,眼前是無窮無盡的山峰,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長,就連路邊也一顆樹都沒有。  「到延安後,村裡人來接我們,說我們的箱子很重,問我們裡面是不是有手槍和金子,我們都笑了。到村裡後,所有的同學都傻了,誰都沒有想到那麼窮,和宣傳的完全不同。當時全村人吃糠咽菜,我們也只有小米、黃豆和很少的土豆,那時我們的土豆都是數著吃。男同學晚上餓得睡不著就偷炒黃豆吃,我們女同學發現後直和他們急,都怕斷了口糧被餓死。  「村裡沒有電,用水也很不方便,要到溝底下去擔,我們經常是好幾個同學去擔一擔水。那裡洗不了澡,洗頭也不方便,我們剛去不久,所有的女生都把長辮子剪掉了,每個人都留著兩個小刷子,外村的知青都把我們新窯子的女知青稱為刷子隊。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林愛軍 3

  「我們村的井有兩個井口,一個是人吃的,一個是喂牲口的。有一次我們去井上洗衣服,還把床單、衣服和褲頭什麼的扔到喂牲口的井裡去洗,結果村裡人埋怨我們把人吃的水也搞髒了,還說下面是連在一起的,我們這才知道兩個井口下面是通的。  「我們那時幹什麼都是輪流,就連早晨起來倒尿盆都是輪流值班。有一天早晨該劉士榮倒尿盆了,結果她說尿盆尿得太滿,都溢出來了,不去倒。我們拿她沒辦法,最後說好每人端著走三步,劉士榮先端,她剛走了兩步,就被門沿兒絆倒了,尿撒得滿地都是,尿盆也摔碎了,村裡人看見後都說,你們是不是不想過了。「其實那時真的不想過了,在那麼窮的山溝裡待著非常想家,有時實在想得受不了了,我們就去山頂上唱《遠飛的大雁》,有時一邊唱一邊哭。那首歌的歌詞是:遠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捎個信兒到北京,遠方的人兒想念恩人毛主席……    「在新窯子住了一個半月之後,有一天會計突然說,『房莊大隊的知青都跑了,你們可別像他們一樣。』會計雖然是教育我們,但正好提醒了我們,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有個跑的說法,他這麼一提醒,我們幾個女同學也開始想像逃跑的事情了。我們首先去延安城裡把家裡帶來的四卷《毛澤東選集》寄回了北京。那時寄毛選郵局不收錢,寄完之後我們又回到新窯子,當晚我們把被裡被面都拆下來和衣服裝好準備逃跑。半夜三更男同學給我們烙了一大堆燒餅,送我們出村,我記得狗叫得很厲害,武建華他們還給狗扔燒餅吃,不讓它叫。他們把我們送到延安汽車站之後,我們坐了一輛大卡車十幾個小時後才到了銅川。去火車站正好趕上一輛悶罐車準備開車,我們問鐵道上的工人是不是去西安,他們說是,我們票也沒有買,趕緊爬了上去。上去後,地下坐了好多撿破爛的人,而且還碰到另外五個逃跑出來的女知青。到西安火車站後,我們又趕上了開往北京的80次列車,當時我們沒錢買票,直接混上了火車。到北京站下車後,又碰到了那幾個女知青,當時出站口把得太嚴出不去,我們十個人只好順著鐵路往出走,那時也沒有人攔我們。我們一直走到廣渠門才從一條快要乾涸的河裡穿了過去,當時我的兩隻腳全都踩進到泥裡去了,到珠市口之後,我們才分清了東南西北。  「回到家後,街道的積極分子總來勸我們,說我們是『倒流城市』,讓我們趕緊回去。我們誰也不理睬,天天在家做飯、干家務。住了將近一年後,不知我媽從哪裡聽說要給我們安排工作了,我這才和王亞男倆人一起回了新窯子。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林愛軍 4

  「1970年5月,我們幾個被轉插到了高坡大隊。在那裡我也沒怎麼種地,一直在出民工打壩。男的打壩背石頭,女的挖土,我卻在工地上當了廣播員。在工地上播音,主要是念一些通知,再就是念毛主席語錄。干到9月份,我第一個招工去了「漢中69號信箱」。當時69號信箱是保密工廠,是造飛機發動機的。去時間不長,我被派到成都學了三年工業x光技術。  「1973年底,我們廠下馬,我又被分到了西安紅旗製造廠。1974年初,國家石油工業部廊坊管道局又來人把我們一批人調到了廊坊。剛到廊坊讓我去局醫院x光室工作,我說我是給飛機零件透視的,不會透視人。他們這才明白了我的專業,並把我分到機關總機當了話務員,一幹就是二十多年。」  1983年,林愛軍被提升為通信處的話務班長,管理著二十多名青年女工。由於成績突出,1984年她被吸收為中共黨員,她還先後多次被評為三八紅旗手、先進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1998年管道局對45歲以上的女工「一刀切」的時候,她也只好辦了提前退休的手續。現在,她每月的退休金為1300元。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林愛軍 5

  林愛軍的丈夫叫張永祥,本來和她是一個單位的職工,2000年單位給張永祥14萬元買斷了工齡,使他成了一名無業人員。  林愛軍的兒子在北京政法幹部管理學院讀書。林愛軍的同學們都羨慕她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林愛軍認為自己沒有受過罪,並且認為自己一帆風順。當然,相對那個荒謬的年代來說,她的前半生的確還是不算艱難。    

  2003.6.26 於河北廊坊石油管道局九區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後記 1

  《100年的新窯子》終於要出版了。這本書是我耗時最長最多的一本書。為了這本書,我在1996年至2003年期間,利用業餘時間,先後數十次專程前往這個遠在黃土高原的普通村莊。  其實,真的有點不好意思告訴大家我去了多少次新窯子,因為自己的確沒有做出幾十次應該做出的事情,於是,每當朋友問我去了多少次新窯子的時候,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說去了好多次。


北京知青在新窯子的故事後記 2

  具體去了多少次,這不重要,事情做得好不好,現在也不去想它了,倒是新窯子那一張張極其熟悉的面孔卻不時地閃現在我的腦際,至今我還經常給他們寫寫信,打打電話問問好。  這本書出版之前,我最想說的就是要感謝純樸的新窯子全體村民,在他們的熱情配合下,才使我順利地完成了自己的拍攝計劃和調查任務。  在此,我還要特別感謝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先生和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吳思先生,本書在出版之前,他們通讀了此書的全部文稿,並為此書撰寫文章,使此書增加了份量。    

  黑明  2004.秋於北京

<<100年的新窯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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