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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宮與28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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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書的四種讀法

    本書付梓之前,已有一些人士閱讀過其中的部分內容,他們告訴我,這本書可以有四種讀法。由於寫這樣一本書對我來說本身就是一個新的嘗試,我為什麼不在前言中再作一次小小的新嘗試呢——我將人們告訴我的本書的四種讀法轉述如下:    
    第一種讀法是將本書的36幅插圖披閱一遍。根據書前的本書插圖目錄很容易找到這些圖。每幅圖都附有一段文字說明。這樣做可以對本書的主題獲得某些浮光掠影的瞭解。    
    第二種讀法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翻閱本書的某些章節。按照比較老派的觀念,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應該不是做學問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一位年輕的女讀者告訴我,本書的若干章節確實具有這種功能。我倒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這其實是本書的主題所決定的。    
    第三種讀法是大致按順序將本書閱讀一遍——最常規的讀法,無需多說。    
    第四種讀法也許還不能稱之為「讀」,但確實是學者們經常採用的,那就是根據研究工作的需要而查閱本書的某些章節。書末的「綜合索引」和書中那些令人生厭的頁末腳注,主要就是為採用這種讀法的讀者安排的。    
    當然,世界上沒有什麼絕對純粹的事物,上面的任何一種讀法,都可能引起其他讀法,如果這樣,那我當然更為高興。


第一部分 導論第1節 星占學與天文學

    在現代公眾心目中,星占學(astrology)與天文學(astronomy)兩者顯然是根本不同的東西:前者是迷信而後者是科學。然而在歷史上,情況並非如此。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以及再稍往後一些的年代,星占學家和天文學家還是無法區分的——他們從來就是同一種人。在拉丁文中,他們被稱為astrologus;他們所操的職業則稱為astrologia,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α,στρολογια,意為星象學,也即星占學。星占學在漢語中又常譯成占星術或星占術,本書則統一使用「星占學」一詞,因為拉丁文中後綴-ology按照慣例都譯作「學」。    
    「天文」一詞在中國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易經》裡保留著這個詞的原始用法。《易·彖·賁》上說: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系辭上》又說: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這裡「天文」的含義都是指天象,即各種天體交錯運行而在天空上所呈現的景象,這種景象被稱為「文」。不過古人仰觀天象,其目的並非探索自然奧秘,而是為了從天象中看出人世間的吉凶禍福——這正是星占學的根本宗旨。因此在古代中國,「天文」一詞通常都是指仰觀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的學問,即星占學。    
    按照上面所述的古義,「天文學」一詞理應用來對譯astrology才對,但是如今卻用來對譯astronomy。當然,約定俗成既久,也就只好沿用下去。不過對於打算瞭解星占學歷史和天文學史的人來說,這方面的區別卻不能不搞清楚。    
    天文學和天文學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組現代的觀念,古代則只有星占學和星占學家。我們之所以說古代星占學家和天文學家是同一種人,主要是因為,星占學家確實掌握著天文學知識(只是現代天文學知識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天體測量方面)——這是他們從事星占學活動必不可少的工具。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種活動的性質和進行此種活動所需的工具,顯然不能混為一談。不幸的是以往的大量宣傳性讀物已在一般公眾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誤解,似乎古代真有那麼一大批「天文學家」在從事著與今天的天文學性質完全相同的科學活動,而這並不是歷史事實。即使在古代星占學家自己的主觀意識中,他也是把自己所從事的活動看成是旨在尋求「天人之際」的大奧秘並預知未來的吉凶禍福;而絕不是像許多現代讀物所強加到他們頭上的那樣,看成是進行所謂「科學研究」。    
    還有人將星占學與天文學的關係比作煉金術與現代化學的關係,這也有不甚貼切之處。煉金術隨著現代化學的興起而衰亡,大體上呈現為後者替代了前者的局面;而星占學在天文學從它那裡獨立出來並迅猛發展之後,卻並未衰亡。事實上,星占學迄今仍在歐美各國廣泛流傳。比如有些報紙上每天都要登載算命天宮圖(horoscope),偶有一天未載竟還會有讀者提出抗議;又如前幾年還有關於當時的美國總統裡根「根據星占學行事」的傳聞,在報紙上鬧得沸沸揚揚。此外還有出版星占學專業雜誌的,開辦星占學專門學校的,種種花樣,不一而足。近年且有輸入中國的端倪。    
    在古代,星占學曾經哺育了天文學的萌芽,積累了天文學知識,這一現象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世界都無例外。所以今天人們只要試圖研究天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只要試圖瞭解古代社會中的科學—文化史,就不能不認真回顧歷史上的星占學。至於在現代天文學早已高度發展、人類已經登上月球、飛船已經奔向火星的今天,仍在世界各地流傳著的星占學,儘管它的算命天宮圖已可用電腦排算,實際上則只剩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若干價值,而不再具有任何科學意義。


第一部分 導論第2節 星占學的類型及有關觀念

    星占學在古代影響到文化的許多方面,根據它與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結合情況,可以分成若干種類型。但是佔絕對主流地位的星占學類型只有兩種。    
    第一種類型專門根據星象來預卜各種軍國大事,諸如戰爭勝負、年成豐歉、水旱災害、帝王安危之類。這種星占學不涉及一般人的個人命運——不過帝王(有時也可擴大到后妃或重臣)除外,因為這些人的個人命運關係到軍國大事。被這類星占學用作占卜對象的天象範圍頗廣,除了恆星、行星之外,還包括日、月運行及其交蝕,以及彗星;中國古代更將流星、隕星、雲氣乃至風霜雨雪、雷電冰雹等大氣現象都包括在內。這一類型的星占學本書稱為「軍國星占學」(judicial astrology,國內尚無統一譯名)。    
    第二種類型是專門根據一個人出生時刻(有些流派用受孕時刻)的天象來預言其人一生命運的星占學。這一類型涉及的天象較少,僅限於黃道十二宮和五大行星及日、月。這種星占學本書稱為「生辰星占學」(horoscope astrology,國內同樣尚無統一譯名)。    
    以上兩種星占學的主流類型,是本書中將要詳細研討的,這裡先不多論。此外還可以提到一種較為次要的類型,通常被稱為「星占醫學」(astrologic medicine),它將對人體的診斷、施治乃至草藥的採集、備制等都與天象聯繫起來。這也將在本書第六章第三節討論。    
    以上所言星占學類型,主要是著眼於它們不同的文化功能而劃分的。至於依據所佔天象的不同而將星占學細分為「行星星占學」、「恆星星占學」、……之類,即所謂「形態學(morphology)分類」,則是在技術層面上為了討論方便而採取的措施。在這一層面上還可以作其他各種劃分,比如根據占辭的種類而分;這就隨論述者各自的風格和喜好而異了。    
    在西方,軍國星占學和生辰星占學都以同一個古老的哲學觀念作為基礎。這個觀念認為:人世間萬事的發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一些說就是「命中注定」的,也即所謂「歷史有個秘密計劃」,而借助於對天象的觀察和研究,人類有可能窺破這個萬古大計劃中的若幹部分或細節,從而使自己獲益。對此波普爾(K.R.Popper)有過很好的論述:    
    這些觀念表達了人類最古老的夢想之一——預言的夢想,也即我們能知道將來我們會遭遇些什麼,我們能據此調整我們的政策因而從這種知識得益。這個古老的觀念得到關於日食和行星運動的預言獲得成功這一事實的支持。歷史主義學說和天文學知識之間的密切聯繫在占星術的理論和實踐中清楚地顯現出來。波普爾(K.R.Popper):《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第482~483頁。    
    至於星占醫學,則基於一種「大宇宙—小宇宙」類比的理論,即認為人體是天地星辰這個大宇宙的一種袖珍翻版,是一個小宇宙。這種觀念源遠流長,後來文藝復興時期在帕拉塞爾蘇斯(T.Paracelsus)及其追隨者那裡得到很大發展。    
    在中國,情況卻頗有不同。古代中國人固然也有通過星占學仰窺天意的思想,但在中國星占學家心目中,歷史即使也有一個「秘密計劃」的話,這個計劃無論如何也不是前定的。換句話說,天象雖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這個天命或天意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並不存在一個萬古長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執行著的計劃(而在古代西方,篤信星占學的人們相信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秘密計劃——它通常被認為是由神制訂的)。天命或天意隨時都可能改變,改變的依據則是帝王在人間所施行的統治是否「有德」。因此,古代中國的星占學和星占學家都明顯地是非宿命論的,星占學家仰觀天象,是為了向帝王預告或解釋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對他在人間統治的滿意程度。而賢明的帝王則時時以「有德」深自約束,不敢胡作非為;萬一發現有過失而招致上天不滿,則立即戰戰兢兢採取措施以求「回轉天心」。這些措施如《史記·天官書》所述:    
    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    
    修德修政是指約束自身和調整政策,務使歸於「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舉行各種禳祈儀式以求感動上天。如果什麼也不做,「正下無之」,那就坐等滅亡,天命很快就會轉而眷顧別人了。這樣一幅天人互動、交相作用的生動圖景,古代中國人稱之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在這幅圖景裡,人不僅可以通過星占學去瞭解天意,人還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去改變天意。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這樣的表述中,中醫中類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類比觀念也被包容在內了,儘管古代中國並未發展出明確的「星占醫學」類型。


第一部分 導論第3節 星占學的歷史線索

    從已發現的史料來看,在西方世界,軍國星占學和生辰星占學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巴比倫。年代最早的軍國星占學文獻屬於古巴比倫王朝時期(約公元前1830~前1531年),內容是據天象以預占年成好壞的;同一時期一份金星伏現表中也有星占預言。而到亞述帝國時期(公元前1530~前612年)已出現被現代學者習稱為《徵兆結集》(原文的拉丁轉寫為En□ma Anu Enlil)的大型星占文獻。生辰星占學出現得稍晚一些,這類文獻在波斯入侵時期(公元前539~前331年)已見使用,但專家們相信它們發端於新巴比倫王朝時期(公元前611~前540年),後來以「迦勒底星占學」(Chaldaean astrology)之名盛稱於世,以至於在西方語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預言者」、「先知」的代名詞。    
    接著,這兩種星占學類型就從巴比倫向周圍擴散開來。很可能還在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開始他的遠征(公元前334年)之前,軍國星占學就傳入了埃及。隨後,波斯本土、巴比倫、埃及等地在轉瞬之間都成了亞歷山大所率希臘大軍的征服地,開始了「希臘化時代」。多半是希臘人為埃及帶來了巴比倫的生辰星占學,現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紙草書中發現的許多星占文獻,包括算命天宮圖,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希臘化時代」對後世影響最深遠的星占學傳播,當數生辰星占學之輸入希臘。這種「迦勒底星占學」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名為貝羅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年前後引入希臘的,此後就成為歐洲星占學的主流,經過羅馬帝國和中世紀,直至文藝復興,一直盛行不衰。而歷史更悠久但似乎常與東方型專制集權統治聯繫在一起的軍國星占學,則在歐洲不那麼重要了。    
    中國星占學的歷史線索與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國的星占學始終只有軍國星占學一個類型,而且承繼性極強,大致在戰國秦漢之際定型之後,幾乎不再變化。中國本土從未產生出生辰星占學(見本書第九章第一節二)。而龐大完備的軍國星占學體系則在中國至少保持並運作了兩千年,對古代中國的政治、軍事、社會、文化起著現代人難以想像的作用。這方面的詳細情況,參見江曉原:《天學真原》,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1992)。    
    然而,儘管一種軍國星占學體繫在古代中國獨尊了兩千餘年,但這並不意味著其間從未出現過西方生辰星占學的蹤跡——後者向東方傳播,也曾幾次到達中華大地。在第一次東傳浪潮中,佛教的興起和傳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本來就有自己的星占學,大體也屬生辰星占學類型;而從大約公元前400年開始,印度天學處於巴比倫的影響之下,至亞歷山大遠征,希臘的影響又進入印度天學,先與巴比倫影響共存,不久就取而代之。大約公元400~1600年,是印度天學的「希臘化」時代。在此之前,佛教已開始向印度境外輸出。宗教家向異地傳教時,通常都要吸納星占、醫藥之類的學術,以便打動人心,達到「弘法」的目的,佛教也不例外。這些夾雜著巴比倫、希臘和印度本土色彩的生辰星占學,先從北路經過中亞諸國而傳入中土;隨著佛教在中國南北的興盛,到隋唐之際,中國與印度之間的直接交往以南路為主頻繁展開。因而在六朝隋唐時期,伴隨佛教傳入的西方生辰星占學(有時雜以印度、中亞等處地方色彩)在中國曾一度廣泛流行,幾至家傳戶曉。這一浪潮到宋代消退,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西方的生辰星占學第二次到達中國是蒙古人的瘋狂征服及其橫跨歐、亞之大帝國建立的結果。主要表現為元朝御用天學機構中接納了一些伊斯蘭星占學內容——這種星占學的根源仍可追溯到希臘—巴比倫。不過這次東傳的規模很小,影響也非常有限。    
    西方生辰星占學第三次進入中國是16、17世紀來華耶穌會教士們在中國傳教的副產品,其突出的代表是穆尼閣(J.N.Smogolenski)的《天步真原》一書,這是一種介紹生辰星占學以及排算算命天宮圖的實用性手冊。但是星占學本不是羅馬教會大力講求的學問,而且此時已是近代科學革命在歐洲開始、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獨立登上歷史舞台的時代,所以即使在醉心於耶穌會士傳來的各種西方學術的那部分中國士大夫中,西方的生辰星占學也未曾受到多少重視。這次傳入的影響甚至比第二次還要小。    
    這裡需要順便提到一個問題:中國既未產生自己的生辰星占學,西方傳來的也只是匆匆過客而沒有長久的市場,那麼難道中國人竟對於預卜自己個人的窮通禍福從來就不感興趣?當然不是如此。預卜個人窮通禍福這一功能,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學來完成,在中國則由八字算命來完成。這兩者之間其實有共同之處——都要考慮人出生時刻這一時間起算點;只是中國的四柱八字不涉及任何具體天象,自然不可能被歸入星占學的範疇。至於中國八字算命法在其創立過程中是否曾受到西方生辰星占學的影響或啟發,則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參見《天學真原》,第355、382頁。


第一部分 導論第4節 天文學與星占學分道揚鑣

    「純粹的」,以探索自然奧秘為宗旨的,或者說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本來也是古已有之的——古希臘天文學就是一個這樣的例證。然而自從星占學從古巴比倫向四周擴散之後,即使在古希臘,「純粹的」天文學一直存在,也不能認為天文學和星占學是相互獨立的。理由非常明顯:從事這兩種活動的是同一些人。即使大名鼎鼎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舊譯依巴谷)和托勒密(Ptolemy)——此二人在現代人心目中都是古代偉大的天文學家,也同時都是星占學大師。他們從事天文學研究這一點毫無疑義,也確實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但在另一方面,希巴恰斯是他那個時代的星占學權威,他的星占學說經常被後世的羅馬著作家所援引;托勒密更有著名的星占學著作《四書》(Tetrabiblos)。事實上,一直到中世紀晚期,托勒密的名字首先還是與《四書》聯繫在一起的。而且我們不應忘記,以希巴恰斯和托勒密為代表的、旨在探索自然奧秘的古希臘天文學,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極為罕見的,甚至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在西方世界,隨著希臘文明的衰落,科學精神的光輝也歸於黯淡。接下來是始而強悍、繼而腐朽的羅馬帝國。羅馬人對法律和工程技術之類的事務給予最大的關心,而對古希臘有閒哲人們講求的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不感興趣。再往下就是漫長的中世紀,按照某些西方作家的誇張說法,天文學在此期間除了為教會推算一個宗教節日,簡直就不值一提;而星占學由於教會對它的態度頗為暖昧,也談不到十分繁榮。倒是後來興起的阿拉伯人在這兩門學問上大領風騷。當然阿拉伯學者也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是一身二任——既從事天文學也從事星占學,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後者的工具。    
    進入文藝復興時期,星占學在歐洲大為繁盛,天文學也大有進展,但兩者仍相互聯繫在一起。真正使天文學與星占學分道揚鑣的大功臣,或許當推哥白尼(Copernicus)。人們通常將他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1543)視為現代天文學誕生的標誌,乃至視為現代科學產生的標誌,確實有著不少理由。與他的前輩們不同,哥白尼幾乎沒有搞過任何星占學,也未有星占學方面的著作或學說傳世。這可以看成是天文學正式從星占學那裡獨立出來並且「走自己的路」的標誌。    
    歷史的發展當然會有一些曲折與反覆。雖有哥白尼開了偉大先例於前,舊傳統並不會在一夜之間完全被拋棄。繼哥白尼之後,有歐洲天學界的又一位驕子第谷(Tycho Brahe)馳譽當世,而他又是一位大星占學家。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第谷晚年的學生和助手、以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而名垂千古的開普勒(J.Kepler),在星占學方面甚至比他的老師更負盛名。圖1是那個時代天文學仍與星占學合為一體的生動寫照:圖中人物為17世紀典型的星占學家形象,他雙手握持天文儀器和計算所需的圓規,身後的建築物為天文台,屋頂上架設著望遠鏡;尤其意味深長的是他兩臂上攤開著的書冊——左臂上為哥白尼(Copernicus)的著作,右臂上是第谷(Tycho)的著作!哥白尼和第谷無疑是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天文學界的冠冕,而星占學家是必須研讀他們的著作的。這正是自古希臘以來歐洲的古老傳統。    
    然而歷史在無情地前進,舊傳統終究要有壽終正寢之時。開普勒之後,對於集天文學家與星占學家於一身這種舊傳統而言,幾乎再也找不到一個有份量的繼承人。我們可以說,這種舊傳統已由開普勒為之劃上了一個不失為輝煌的句號(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甚至可以乾脆將圖1中的人物看成開普勒,也不至於離譜太遠)。從那以後,天文學家和星占學家不再是同一些人了。儘管人們或許可以在此後的天文學家遺聞佚事中找到他們與星占學有關的零星言行,但那充其量只是他們的餘興或消遣。他們不再將星占學當作自己的職業,他們的職業現在是——天文學家。    
    在中國,天文學數千年間一直是星占學的工具,既未獨立形成學科,當然更談不到分道揚鑣。直到16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大舉入華之後,情況才發生變化。傳教士們在他們的中文著作中系統介紹了托勒密、第谷的天文學說,還涉及開普勒和哥白尼的一些工作,編撰成堪稱西方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歷書》(1634)。這部137卷的巨著中沒有任何星占學內容。耶穌會士撰寫的其他許多涉及天文學的中文書籍中也沒有談到星占學(前面提到過的穆尼閣《天步真原》一書幾乎是惟一例外)。又逢清康熙帝醉心於天文歷算之學,大力提倡,《崇禎歷書》又在明末清初多次刊刻印行(清初略作修訂後改名《西洋新法歷書》)。這些新的因素竟使得中國的天學在很大程度上從傳統的「皇家禁臠」狀況中解放出來,成為平民也可以涉足的學問。江曉原:《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天文學的三個新特點》,《自然辯證法通訊》10卷3期(1988)。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中國也產生了一批只研究天文學而不談星占的平民學者,他們的代表人物是王錫闡和梅文鼎。王氏生前寂寞,但他的著作後來得到推崇,並收入《四庫全書》;梅氏則生前即名滿天下,成為康熙帝的布衣朋友,康熙不僅召見梅氏,還賜他御題「績學參微」匾額,甚至將「御制」之書請他指教。王、梅兩氏的出現及他們之獲享大名,或許可以視為天文學在中國開始從星占學中獨立出來的一種歷史標誌。


第一部分 導論第5節 星占學留下的科學遺產

    「星占學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精密科學(accurate science)」。這個聽起來有點誇張的說法其實很有道理。因為星占學除了迷信和神秘之外,它確實需要精密的觀測和計算。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星占學的前提和基本原理是迷信的,但它所用的方法卻不能不是「科學的」。正因為如此,星占學才哺育了天文學的成長,並為後世留下了重要的科學遺產。    
    星占學為後世留下了大量天象觀測記錄。其中特別有價值的是異常天象的記錄。在星占學家看來,太陽每天東昇西落,這沒有什麼星占學意義;但是如在天空出現了一顆彗星,或發現某星座中出現了一顆新星,這就非同小可,肯定有重大星占學意義了。這種原則是古代星占學家普遍接受的。中國古代星占學也有「常則不佔,變則占」之說,所謂「常」即指其出現規律已被掌握且頻繁出現的天象(比如太陽東昇西落),「變」則指其出現規律無法掌握或不常出現的天象(有些天象的規律已能掌握,比如交食,但仍被列為重大的「變」)。在現代天文學尚未產生的時代,古人之所以孜孜不倦、年復一年地記錄大量天象觀測資料,星占學的需要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對於天文學研究的許多方面而言,年代久遠的觀測記錄資料是特別可貴的。因為天文學研究的對象,其變化在時間尺度上都極為巨大,幾十上百年猶一瞬耳,而現代天文學的出現和形成,充其量不過數百年,所以必需求助於古代的觀測記錄,可以獲得數百年前甚至數千年前的數據資料。這方面可舉一個特別典型的事例以說明之,即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記錄對當代天體物理學研究的巨大價值。    
    20世紀40年代初,金牛座蟹狀星雲被證認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發的遺跡,1949年又發現蟹狀星雲是一個很強的射電源;50年代又在公元1572年超新星(第谷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開普勒超新星)遺跡中發現了射電源。這些發現使天文學家設想:超新星爆發可能會形成射電源。然而超新星爆發是極罕見的天象,以我們所在的銀河系為例,從公元1604年迄今就一次也未出現過;要驗證上述設想,又不能作千百年的等待,則只有求助於歷史記載。於是1955年席澤宗發表《古新星新表》,考訂了從殷代到公元1700年間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發的歷史記錄。1965年席澤宗又與薄樹人合作發表《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紀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所獲結論更為完善。此兩文在國際天文學界引起巨大轟動,出現了多種譯本和單行本。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這些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發記錄——完全是出於星占學的傳統和需要而作的——為本世紀60年代射電天文學的一系列驚人發現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歷史佐證。這些記錄使今人得以統計新星和超新星的爆發頻率,從而為恆星演化理論中關於恆星化為白矮星之前會經歷這類爆發階段的假說提供實證檢驗;恆星演化理論還預言了中子星的存在,1967年發現了脈衝星,不久被證認出正是中子星,而許多天文學家認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發的遺跡;對於黑洞雖無法直接觀測,但仍可用間接方式加以證認,X射線源天鵝座X-1曾被認為最有可能是黑洞的天體,有的天文學家認為該天體也可與歷史上的超新星爆發記載相對應;隨著此後X射線天文學、γ射線天文學等新分支學科的興起,發現超新星爆發後還會形成這類射線源,等等。這項將古代星占學留下的觀測記錄與現代天文學研究密切聯繫起來的精彩工作,幾十年來被國際天文學界引用多達一千餘次。在有些西方著作中甚至被視為本世紀中國天文學家最值得重視的工作,比如斯特魯維(O.Struve)的《二十世紀天文學史》。    
    除了新星和超新星爆發,日食、彗星、太陽黑子等天象也都是中國古代星占學非常重視的,關於這些天象的古代記錄也能夠為現代天文學提供可貴的數據資料。天文學家將古代中國非常完備的日食記錄與理論計算結果進行對比,肯定了地球自轉的減速現象和引力常數G的穩定性。利用中國兩千年來關於哈雷(Halley)彗星幾十次回歸的過近日點記錄與理論計算結果之差,天文學家能夠討論太陽系內是否存在第十大行星及非引力效應。太陽黑子在西方直到伽利略(Galileo)時代才肯定其真實性,在古代中國星占學家那裡卻一直被當作「變則占」(有星占學意義的)天象坦然記錄了兩千年,利用這些記錄,現代天文學家討論了太陽活動週期,肯定了在現代理論中的11年週期外,還有更長的週期存在。    
    星占學促使人們對恆星位置進行精確測定並建立天球坐標系。由於星占學要根據天象的變異來預卜人事吉凶,這就必須對奇異天象發生在天上哪一位置進行確認和指陳。只有在天空劃分區域,西方是用命名星座(constellation)來劃定天區,中國是劃分為「三垣二十八宿」及各種「星官」,這樣才能對天象發生於何處進行有效的陳述。而對天象位置的確認又必須是定量的、精確的,這就必須借助恆星來建立天球坐球系,西方古代習慣採用黃道系統,中國古代則一直採用赤道系統。在傳世的古代星占學文獻中,各種恆星位置表(特別是標有坐標值的那些表)和星圖始終是現代天文學家和天文學史專家特別重視的部分之一。歷史上幾乎所有著名的恆星位置表和星圖都出自星占學大家之手或與星占學有關,比如古希臘時代的希巴恰斯—托勒密(HipparchusPtolemy)星表(1025顆星)、中國先秦時代的《石氏星表》(120顆星,但學者們對確切的觀測年代頗有爭議)等都是這種例子。    
    星占學還極大地促進了對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運行規律的研究。這一點東西方在結果上完全相同,而內部機緣則稍異。在古代西方,盛行的是生辰星占學,這必須詳細推算各種給定時刻的算命天宮圖——正是由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不同位置構成。在中國古代星占學體系中,則極其重視日月交食和行星在周天二十八宿中的不同位置,這些天象都被賦予重大的星占學意義。結果是,東西方不同的星占學體系要求對同樣七大天體的運行規律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古代數理天文學(mathematical astronomy)的絕大部分內容——如果不是全部內容的話。今人看到古代數理天文學內容如此豐富,比如諾吉鮑爾(O.Neugebauer)那部權威的《古代數理天文學史》就有三巨冊近1500頁,很容易將古代的星占學—天文學家誤認為是現代天文學家的同一類人,將他們所從事的活動誤認為是同一性質的活動,而忽略了至關重要的一點:在古代,這些數理天文學知識在大部分情況下只是星占學的工具。這種誤解在談論中國古代情況時尤為嚴重。中國古代的曆法被稱為數理天文學,這固然不錯,曆法的全部內容就是對日月五星七大天體運行規律的研究和數學描述;但許多人習慣於將中國古代曆法系統與星占學完全對立起來,假想出「迷信的星占學」與「科學的數理天文學」這樣「兩條路線的鬥爭」,那就是硬將現代概念加之於古人,強迫古人就範了。事實上,中國古代曆法中的絕大部分內容是為星占學家事先推算天象之需而設的。關於此事的詳細論證請見《天學真原》第四章Ⅱ,第137~167頁。    
    最後,古代星占學還為後世的歷史學家們留下了一項意想不到的遺產——解決年代學(chronology)問題的獨特資料。星占學家總是對奇異天象十分注意,通常越是罕見或驚人的天象就越是被賦予重大星占學意義,星占學文獻中也會留下越多的細節記錄。同時,星占學又相信天像是對人間大事的兆示和反應,因此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往往被相信星占學的人——古代社會中的智者、先知和哲人大多是這種人——將其與當時的奇異天象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歷史學家則經常為確定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準確年代而絞盡腦汁,有時因史料不足,某些年代學問題幾乎無法解決。這時,如果歷史學家轉而旁顧,注意一下也許是他們往常不屑一顧的「迷信的星占學」的文獻,並能借助於天文學史家的專業知識,就有可能使一些年代學問題「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利用現代天文學的理論和方法,許多天象出現的時刻都可以回推和預報,哪怕時間相隔千百年之久。於是,如果能夠在某個其發生年代尚待確定的歷史事件的有關記載中找到此事發生時某種奇異天象的記錄,就能通過回推這一天象發生的準確年代來確定該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代。對此可以舉一個特別著名的典型事例來加以說明。    
    在中國歷史上,周武王伐紂滅殷當然是第一流的重大歷史事件。但這樣一件大事的年代卻未有史料明確記載,歷史學家為此想過很多辦法,但都無法得到明確的答案。值得慶幸的是,武王伐紂這件大事是古代星占學家特別重視的大事之一,許多奇異天象都被與此事聯繫在一起。其中有些天象顯出後人附會,或是語焉不詳,沒有推算的價值,但《淮南子·兵略訓》中有如下一小段記載:    
    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這段記載明確指出武王伐紂向東進軍時,東方天空曾出現過一顆彗星,而且彗尾指向西方(彗星形如掃帚,柄指彗頭,「授殷人其柄」表明彗頭在東方),這就可以實施數理天文學方法的回推計算。已故的紫金山天文台台長張玨哲推算的結果是:武王伐紂時出現的這顆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從公元1910年往前數的第40次回歸,當時這顆彗星過近日點的確切日期是公元前1056年3月7日。而它恰在公元前1057~前1056年之交的四個月間行至地球附近,明亮可見。張玨哲最後的結論說:    
    假使武王伐紂時所出現的彗星為哈雷彗星,那麼武王伐紂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前1056年。這個看法,對於我國年代學上這個疑案的解決,可能有所幫助。張玨哲:《哈雷彗星的軌道演變的趨勢和它的古代歷史》,《天文學報》19卷1期(1978)。    
    類似的事例還可以找到一些。    
    此外,推而廣之,許多成書年代有疑義的古籍,也可以根據其中的星佔之說所記述的有關天象進行回推,由確定這些天象的發生年代再進而推斷該古籍的成書年代。這類工作中外學者都做過一些。不過這其中牽涉到許多旁的因素,實際操作起來十分複雜,也不太容易獲得一言九鼎的決定性結論。    
    星占學和其他古代文化成分一樣,若深入研究和發掘,完全有可能發現更多的有價值的遺產(當然遠遠不限於科學或歷史學方面)。以上所論,只是較為重要且明顯的幾個方面而已。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節 巴比倫的有關歷史背景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一詞,源出希臘語,意為「河間之地」(兩河之間),指西亞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的兩河流域地區。這片土地今天基本上在伊拉克共和國境內。美索不達米亞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文明發源地之一。那種認為此地是人類文明共同源頭的觀點,現今固然已經沒有什麼市場,但是就星占學這一具體事物而言,則美索不達米亞作為共同源頭的地位,看來在很大程度上至今還未能動搖。    
    在一些通俗性讀物中,美索不達米亞的名聲似乎不及巴比倫(Babylon)來得響亮。也有人認為這兩者似乎是一回事。其實,美索不達米亞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即古希臘人所說的「河間地」),當然也常籠統地用它來代指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明;而巴比倫則既是兩個王朝的名字,又是一座城池的名字,同時也常被籠統地用來代指兩河流域土地上的古老文明,還被用來泛指不同時代活動於這片土地上的民族——這會引起不少混淆。    
    美索不達米亞可以算得上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多民族政治舞台。許多民族征服過這裡,許多強盛的王朝在這裡如日中天,最後又土崩瓦解。幾千年間,這裡的人們真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約公元前4300年。那時蘇美爾人(Sumerians)已活動於兩河流域的南端,人類最早的文明就在這裡誕生。另有一些考古發掘甚至表明這一文明能上溯到約公元前5000年,1946年開工挖掘的埃利都(Eridu)遺址就被認為是證據之一。學者們現在相信,保存在《聖經》裡的關於創世和大洪水的古老傳說都是源於蘇美爾人的;而這又與保存在泥版上、現已被釋讀出來的蘇美爾人關於埃利都的傳說聯繫在一起,因為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所有土地都成為一片汪洋。之後就建立了埃利都。    
    當然,洪水之事的真實性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西方學者的著作中,蘇美爾文明從發端直到約公元前2900年,通常都被稱為「史前史」。從公元前2900年開始,則稱為「蘇美爾早王朝」時期,這一時期為時頗短,不久之後,蘇美爾人的北鄰阿卡德人(Akkadians)向南入侵並征服了蘇美爾各城邦。約公元前2370年,著名的薩爾貢一世(Sargon I)統一兩河流域南部,建立起阿卡德王朝,持續到約公元前2230年而亡。文化相對落後的阿卡德人吸收了蘇美爾的楔形文學、蘇美爾語中的許多詞彙,還有書寫工具——泥版與蘆葦,用蘇美爾文寫記阿卡德語,為後世留下了大量歷史文獻,包括星占學文獻在內。在阿卡德王朝衰亡之後的很長時期內,阿卡德文字一直是兩河流域地區的主要文字,甚至成為近東各國外交上的通用文字。    
    阿卡德王朝亡後,又經歷一段異族入侵的混亂時期,接著蘇美爾人有一次短暫的復興,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00~前2000年),烏爾城(Ur)成為整個帝國的首都。    
    接下來,「巴比倫」之名才正式登場。巴比倫,在阿卡德語中意為「神之門」,原為一城邦,後來成為「古巴比倫王朝」的王都,遺址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南約90公里處。古巴比倫王朝之第六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帝王漢穆拉比(Hammurabi)於公元前1758年大振軍威,統一了兩河流域地區。他頒布了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典》,鐫刻在一根3米高的石柱上。《法典》使漢穆拉比名垂千古(連那根刻著《法典》的石柱,歷盡劫波,至今仍保存在巴黎盧浮宮),漢穆拉比則使巴比倫的名聲傳遍四方。    
    古巴比倫王朝持續至公元前1531年,此後美索不達米亞一度處於卡西特人(Kassite)統治之下。此時亞述人(Assyrian)已經崛起,不久成為巴比倫的主人,在兩河流域地區開始了長達近千年的「亞述帝國時期」。在此期間巴比倫曾多次反抗以謀求獨立。強悍的亞述軍隊和殘酷的四方征戰使這段歷史充滿血腥味。亞述帝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有作為的名王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於公元前669年登上亞述王位,為挽回帝國昔日的光輝,他窮兵黷武盡力征伐。公元前662年遠征埃及,將埃及首都、歷史名城底比斯夷為平地;公元前646年攻克巴比倫城,使得老大帝國的迴光返照看起來竟像是「中興」光景。亞述巴尼拔是星占學的熱烈支持者,他在帝國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立起王家圖書館,裡面除了當時巴比倫、埃及等處星占學家提供的各種星占學文獻之外,還有醫學、數學、地理、歷史、巫術等方面的大量書籍。19世紀中葉,英國考古學家在這座圖書館遺址中發掘出泥版文書兩萬餘塊。    
    轉眼到了公元前612年,亞述帝國的末日來臨,尼尼微在巴比倫與米底(Medes)王國聯軍的兵鋒下化為廢墟,美索不達米亞開始了「新巴比倫王朝」時期(公元前611~前540年)。由於這一王朝系由居於蘇美爾—阿卡德故地的迦勒底人(Chaldaean)所建,故又得名「迦勒底王朝」。後面這個名稱在後世更為響亮,因為這個短短的王朝卻是星占學大放異彩的時代。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迦勒底人」後來在西方人筆下成了「星占學家」的同義詞。迦勒底王朝的名王是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約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他曾征伐猶太王國,將其中的王公貴族及部分居民擄至巴比倫,即歷史上著名的「巴比倫之囚」;他在巴比倫城中所建馬杜克(Marduk)神廟內的塔廟就是《舊約》中所說的「巴別塔」(Babel,即「通天塔」);而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巴比倫空中花園又正是尼布甲尼撒二世為取悅於他的米底王妃而建的。這些行事,連同他宮中那些通天通神的神秘星占學家,足以使他成為古代歷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    
    強盛的迦勒底王朝也只是曇花一現,兩河流域地區不久又處在波斯人的統治之下(公元前539~前331年)。美索不達米亞現在既已成為幅員遼闊的波斯帝國的一部分,它的星占學也開始向周邊擴散。隨著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崛起和他的充滿傳奇色彩的東征,龐大的波斯帝國又在轉瞬間土崩瓦解,公元前331年他勝利進入巴比倫,這標誌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希臘化」時代的開始。亞歷山大萬里長征之後,又回師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他以33歲的英年染疾病逝於巴比倫城中。    
    亞歷山大逝世後,他那由軍事征服而建立起來的大帝國也歸於分裂,一些重要的將領據地稱王,建立起獨立的王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由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創建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公元前312~前64年,又稱敘利亞王國,亦即中國史籍中的「條支」)統治,這是當時希臘化諸王國中版圖最大的。塞琉古王朝雖然直到公元前64年才亡於羅馬帝國,被並為帝國行省,但其中兩河流域地區早在公元前141年就已併入伊朗的帕提亞王國(Parthian,即中國史籍中的「安息」),後來又長期處於伊朗薩珊王朝(S□s□nid)統治之下,直到伊斯蘭阿拉伯人征服該地(公元637年)為止。位於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豐城(Ctesiphon)是帕提亞和薩珊兩朝的都城。    
    就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星占學而言,塞琉古王朝時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在此期間,雖有希臘與波斯的長期統治,但是巴比倫—亞述文明作為一種較高的文化成分,依然繼續存在並對周邊產生著很大影響。近百年來的考古學發掘和研究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在塞琉古王朝時期,有一個高度發達、令現代人驚歎不已的數理天文學體系存在於美索不達米亞——它的起源和形成當然還要更早得多。現今已發現的巴比倫星占學—天文學原始文獻(泥版文書),絕大部分屬於這一時期。而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之所以要發展這些數理天文學體系,是因為星占學活動需要這種體系作為工具。正是在塞琉古王朝時期,隨著異族統治帶來的多種文明的撞擊和交融,作為星占學家的迦勒底人將「迦勒底星占學」廣泛傳播到中近東和歐洲各地。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7節 星與神

    古代巴比倫人是信奉多神的,有些最基本的神來自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但也有些重要的神來自別的民族,同樣得到巴比倫人的崇奉。我們這裡只談與星占學關係較為密切的諸神,以及他們與天象之間的關係。    
    首先要提到安努(Anu)、恩利爾(Enlil)、埃阿(Ea,又常作Enki)三神。安努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天之神,他的祭祀中心在烏魯克城(Uruk)。恩利爾本為風與權力之神,從蘇美爾早王朝時期開始,他長期成為美索不達米亞諸神之首,祭祀中心在尼普爾城(Nippur)。上述兩城皆為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學中的重要遺址,先後出土大量與此兩神有關的文物。    
    關於埃阿神,現代人知道的更多一些。他是水與智慧之神,又是巴比倫城的主神馬杜克的父親。在巴比倫史詩《上界》(原文的拉丁轉寫為Enrna Elish,字面意思是「在最高處之時」)所述神話中,埃阿用咒語法術殺死了他的父親——原因是父親企圖將埃阿及眾兄弟殺光;父親被殺後母親發誓為夫報仇,埃阿及眾兄弟(也都是神)惶懼無計,乃求埃阿之子馬杜克出場,馬杜克神力無邊,殺死了祖母,且將她的屍體撕成兩半,一半造成天,一半造成地;馬杜克又與埃阿一起用血造成人類;最後是馬杜克被眾神奉為至高無上之神。這個殘酷血腥的神話真實寓意何在,是西方神話學家們很有興趣討論的課題之一。    
    安努、恩利爾、埃阿三神在天空中各自管領著一些星群。這方面的情況可以通過一份出土文獻獲得頗為詳細的瞭解。在已發掘出來的泥版文書中,有一種約成於公元前700年的作品,系綜合了此前的星占學—天文學知識而成的綱要性文獻,故不妨就簡稱之為《綱要》(西方著作中習慣以此件開頭一詞作標題,拉丁轉寫為:MULAPIN)。《綱要》有一種版本上署有明確年份,由推算可知為公元前687年,發現於亞述城遺址;另一種版本則註明「錄自巴比倫」。《綱要》中載有如下內容的表:    
    恩利爾:33顆星    
    安努:23顆星    
    埃阿:15顆星    
    以及關於這些星相互之間位置的指示。除了個別例外,屬於安努神的諸星都分佈在赤緯±17°的環帶之內;而「恩利爾之路」的諸星在此環帶之北;「埃阿之路」的眾星則在其南。    
    順便可以提到,上述《綱要》中還載有36顆恆星初見於地平的日期表,另有一些表指明此36星(有些是星座)中某些初升時另一些正因週日視運動而隱沒不見。通過考察有關三神之星及36星的各種表,研究巴比倫星占學—天文學文獻的專家如貝措爾德(C.Bezold)、庫格勒(F.X.Kugler)、沃爾登(B.L.van der Waerden)等人已經辨認出了許多巴比倫人的星座。《綱要》中還載有一種恆星與時刻的對照表,借助於一份由當時星占學家留下的信件,可知這種表能用來確定交食時刻。    
    在古代巴比倫人那裡,日、月也各有其神。日神名沙瑪什(Shamash),是公正之神,月神名辛(Sin),有時也被尊為「天空之主」。巴比倫人常在一些天文表或其他銘刻中雕上這些神的形像,比如有一件這種作品,年代約在公元前870年,上有日神沙瑪什,御高冠,坐於其神龕中,他面前置有大型的日輪象徵物;而一位祭司和一位女神正在接引一位王者來到他面前;在日神的頭部上方,懸掛著三個象徵物,依次代表日神、月神和金星女神伊什塔爾(Ishtar)。日神通常被作為正義的化身,是最公正的仲裁者,君王們都喜歡在那些誇大其辭的煌煌典誥中攀引沙瑪什,以示自己公正無私。比如漢穆拉比王的《法典》緒言中給自己安了幾十種榮耀的頭銜和稱謂,其中有一項就是「聽沙瑪什話的人」。月神辛的地位也很尊貴,因為在黑夜中,月亮的光芒壓倒群星,所以月神被視為「顯示天與地」之神,漢穆拉比稱自己是「辛創造的人」。    
    至於金星女神伊什塔爾,意蘊更為豐富。她原是古代塞姆人(Shem)的戰爭與愛情女神,與她對應的蘇美爾人的女神是伊南那(Inanna)。在神話中,伊什塔爾是安努神的女兒。美索不達米亞的許多古代名城如尼尼微、亞述等都有自己崇奉的伊什塔爾女神。這位女神是美艷的,妖魔曾為她的姿色所傾倒;她又是忌刻乖戾的,能夠「讓你妻子在你面前投入敵人的懷抱」;她神通廣大,曾進入陰間冥府(蘇美爾神話中有《伊南那降至冥世》,阿卡德神話中則有《伊什塔爾降至冥世》)。在蘇美爾—阿爾德神話中,這位戰爭與愛情女神及其丈夫有許多故事。古代巴比倫人相信五大行星各有其神,也都加以崇奉,但金星女神看來在其中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    
    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星占學首先是為帝王們的統治服務的——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出什麼例外。而星與神之所以會有密切的關係,還能找到更深一層的思想背景。古代巴比倫人篤信「王權神授」之說,帝王們總是宣稱他們的統治權是諸神授予的(而這些神所管領、所代表的眾星則通過預示吉凶來幫助他們的統治),因而至高無上,天經地義,惟我獨享。這可以引用寫成於距今約3800年前的文獻——《漢穆拉比法典》作一個極好的例證,《法典》緒言一開頭就明確陳述「王權神授」理論:    
    當至高的安努、眾神之王,和恩利爾、天地之主、國土命運的主宰,將全人類的統治權授與埃阿神之長子馬杜克,使他顯赫於眾神;呼喚巴比倫崇高的城名,使它出眾於萬方,並為馬杜克在此城中奠定地久天長之王權。彼時,我,漢穆拉比,虔誠敬神的君王,為使國中正義出現,邪惡消亡,強不凌弱,我像太陽一樣升起於民眾之上,給國家帶來光明。安努與恩利爾為了民眾的福祉,呼喚了我的名字。我是漢穆拉比,恩利爾選中的牧人……譯文參考楊熾譯:《漢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第2頁。此系中文—阿卡德文對照本。    
    在陳述了282款法律之後,漢穆拉比又攀援諸神,對違法者進行詛咒和威嚇,其中安努是「我任期的任命者」,恩利爾是「擴大我王權的神」,埃阿是「延長我生命的神」,沙瑪什是「我所信任的君主」,辛是「創造我的神」,伊什塔爾是「為我準備武器的女神」,等等。這些都是那個時代流行的觀念。比如在一種稱為《王表》的泥版文書文獻中(有一種版本恰好約略與漢穆拉比同時),常可看到關於古代王統和諸王的記敘,其中「洪水以前」有八位屬半傳說性質的統治者,「洪水以後」則是「王權來自天上」的諸王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8節 國王們的星占學

    古代的種種星占學說及星占活動,極而言之,本質上就是一種通天巫術。這種旨在溝通上天與人世的巫術,對於古代專制王權的確立及保持,是頭等重要大事。對此張光直有過很好的論述:    
    通天的巫術,成為統治者的專利,也就是統治者施行統治的工具。「天」是智識的源泉,因此通天的人是先知先覺的,擁有統治人間的智慧與權利。……統治階級也可以叫做通天階級,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覡與擁有巫覡亦即擁有通天手段的王帝。事實上,王本身即常是巫。張光直:《考古學專題六講》,文物出版社(1986),第107頁。    
    那麼帝王們依靠怎樣的機制而成為先知先覺者?上天的知識又怎樣體現?對此本書作者曾就古代中國的情形作過研究:    
    答案既簡單又明顯:靠天學。各種星佔著作中的大量占辭,就是上天所傳示的知識,其中有著關於戰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幾乎一切古代軍國大事的預言。曆法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數術,歸根結蒂也有著同樣的性質和功能。掌握著星占曆法等奧秘的巫覡——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為他們後任的古代天學家——就是先知先覺者,他們服務於某帝王,就使該帝王獲得了統治的資格和權利。《天學真原》,第110頁。    
    這雖是就古代中國的情形而言的,但這種情形在古代「東方式」專制王權中普遍存在,巴比倫也不例外。    
    巴比倫軍國星占學最有代表性的文獻,可以舉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徵兆結集》為例。一項所謂「徵兆(omen),由觀察到的天象以及該天象的星占學意義組成,舉一個較早期的徵兆實例如下:    
    若金星在二月(Airu月)出現於東方,大、小雙子星環繞著她,且此四星連同金星皆晦暗不明亮,則埃蘭(Elam)王將患病而亡。    
    《徵兆結集》由70餘塊泥版組成,包括7000餘項徵兆。它很可能寫成於公元前900年之前,而此後被廣泛引用。對於此類徵兆還可再稍微舉幾例:    
    若金星移近天蠍座,將有不可抗拒之大暴風雨襲我國土。暴風雨之神阿達德(Adad)以他的傾盆大雨、水神埃阿以他的無盡水源,灑向大地。    
    若火星變暗,未來大利而吉;變亮,則不利而凶。    
    若某行星之亮度凌駕眾星,連恆星都顯得遜色的話,那將有一國君王掃蕩六合,統一天下……    
    這類星占文獻有時被西方學者稱為「徵兆星占學」(omen astrology)。    
    徵兆星占學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比如某位亞述國王想要知道幸運吉利之星何在,宮廷星占學家就去觀天,並將觀察所得的星象與舊有的徵兆系列進行參照,然後他以信件的形式寫一份報告上呈國王,匯報所見之天象以及該天象所兆示的意義。這類書信報告的泥版文書原件留下了不少(寫於公元前722~前612年之間的),其中包括恆星表、圓形星空圖以及許多構成《徵兆結集》的內容。舉一例如下,這是宮廷星占家寫給亞述巴尼拔王的報告:    
    ……榮耀屬於國王!尼布(Nebo,水星之神)與馬杜克將降賜恩惠於陛下。偉大的諸神將賜陛下千秋萬代龍體安康、聖心歡悅!……此前臣曾奏聞木星情況,謂木星在天秤座(即zibanitu天區)內安努神的道路上大放異彩。因新月之角消失時木星沉於地平線之下,無法觀測。……茲特再次稟告陛下,因木星運行遲緩,目前仍未能觀測……木星尚處在天秤座諸星的下方……    
    這類徵兆星占學早在古巴比倫王朝及亞述王朝時期就已盛行。    
    有的學者認為,這類徵兆星占學(也就是本書導論中所定義的軍國星占學)是完全不依賴於黃道十二宮(zodiacal signs)的,依賴黃道十二宮的生辰星占學直到迦勒底王朝時期方始萌芽。B.L.van der Waerden: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in Meso potamia(縮稱MAM),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1981),Vol.16,p.674在我們上面所引的例證中,已經出現了一些黃道十二宮的名稱,如天秤座、天蠍座等,但這可以視為早期的星座名稱及劃分,與黃道十二宮體系的形成不能等量齊觀。    
    古巴比倫王朝和亞述王朝時期的宮廷星占學家們可以說是開啟了西方世界此後由星占學家供奉宮廷的傳統,這種傳統直到17世紀之後才趨於消歇。但是巴比倫宮廷星占學家的名字,載於文獻而得以保存至今的,最早也只是亞述王朝的以薩哈頓(Esarhaddon,公元前681~前668年在位)、亞述巴尼拔(公元前669~前627年在位)兩王宮廷中的若干人。供奉於以薩哈頓王宮廷中的星占學家有如下諸人:    
    阿古拉努(Akkullanu)    
    巴拉西(Balasi)    
    伊什塔爾·舒默裡西(Ishtarshumeresh)    
    納本·阿丁舒(Nabunadinshum)    
    納布·黑裡巴(Nabuaheriba)    
    在亞述巴尼拔宮廷中的有:    
    阿達德·舒默蘇(Adadshumusur)    
    麥·伊什塔爾(MarIshtar)    
    貝盧·賽伊布(Belushezib)    
    其中麥·伊什塔爾即前面所引致亞述巴尼拔王書信報告的作者。    
    這些星占學家在宮廷中當顧問,解答國王的各種問題。他們的工作、研究場所,就環布在埃阿神之廟周圍。以薩哈頓王即位之初,曾指令他們為他推算,何時為重塑諸神神像及重建諸神聖殿的最佳時刻?他也向星占學家垂詢更為個人的事務,比如即將發生的交食是否對他有危險?甚至有何時是王子前來叩見自己的吉時這樣的問題(他顯然記得先王有被子孫謀殺的慘例)。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9節 黃道十二宮

    黃道十二宮體系的確立有一個過程。    
    黃道所經過的那片環狀天區被稱為黃道帶,本意是「獸帶」(zodiac,這可能是較為後出的名稱)。這個概念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在巴比倫人那裡出現了。在約成於公元前700年的星占學文獻《綱要》(MULAPIN,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中,黃道帶被稱為「月道」(the path of the moon);沿月道排列的星座那時有18個,先列出如下:    
    巴比倫名稱拉丁名稱中譯名1hungaAries白羊座2mastabba.galgalGemini雙子座3ur.gul.laLeo獅子座4ab.sinVirgo室女座5zibanituLibra天秤座6gir.tabScorpius天蠍座7PA.BIL.SAGSagittarius人馬座8suhur.masCapricornus摩羯座9GU.LAAquarius寶瓶座10zibbatiPisces雙魚座11zappuPleiades昴星團12Gu,an.naHyades畢星團13Sib.zi.an.naOrion獵戶座14SugiPerseus英仙座15gamluAurige御夫座16la,lulPraesepe鬼星團17sim,mahPiscis Austrinus南魚座18aninitum北魚座《綱要》說這18星座「沿月道排列」,其實只能是大致如此——按照現代仍在使用的西方星座對天區的劃分,黃道並不經過第11~18各星座,它們只是位於月道附近而已。最末的一個,「北魚座」,早已不使用。而後來定型的黃道十二宮中,金牛(Taurus)和巨蟹(Cancer)卻未在《綱要》中出現。但《綱要》的作者已經知道太陽和五大行星也始終是在月道環帶上運行的。    
    從18星座演變為十二宮,究竟完成於何時,學者們迄今無法確定。能夠明確的只有如下幾點: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前3世紀期間仍在使用;十二宮體繫在公元前5世紀已用於巴比倫,公元前3世紀已用於埃及;然而十二宮體系直到公元元年時仍未最後定型。    
    在巴比倫星占學家那裡,黃道帶上的故事是豐富多彩的。一般的巴比倫人——甚至包括國王們在內——很少能弄得明白星占學說中的種種錯綜複雜之處,只有那些星占祭司們才能將這一套玩弄得熟練圓轉。也許是出於「普及星占觀念」的目的吧,他們通過巴比倫的神話和傳說,弄出一些類似「星占叢談」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爾伽美什(Gilgamesh)歷險記》,保存在12塊泥版上(不全),出土於尼尼微城亞述巴尼拔的王家圖書館遺址中。「吉爾伽美什」是古代巴比倫史詩中的大英雄,烏魯克(Uruk)的王。在這部《歷險記》中,他的12次歷險每次都與黃道上的星座有關,如在天蠍座遭遇蠍人,在摩羯座遇到死亡之水,在金牛座向一個名叫作埃阿·巴尼(Eabani)的半牛半人怪物請教,在室女座則接受了伊什塔爾女神的求婚,等等。想來巴比倫人聽著這些故事,認識到人生就在於追求不朽,也就隨著太陽之神穿過各個星座神遊萬里了。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黃道十二宮體系實際上是古代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亞述人三方共同創造完成的。比如,象徵白羊宮的公羊形象,就來源於埃及;而金牛宮的公牛則是巴比倫的,巴比倫人稱之為戈特·安那(Gud.anna);獅子宮的雄獅形象則又是埃及人的貢獻,這個星座在巴比倫人那裡稱為大犬(Great Dog)。還有一些星座是雙方共有的,比如雙子宮的雙星。至於巨蟹宮的蟹,本來是巴比倫人的,然而埃及人則有與之對應的雙龜形象,後來這又被希臘人繼承過去,有人甚至認為這可能還是古代中國「四靈」中「玄武」(龜蛇)的來源。    
    圖21653年的黃道十二宮版畫。反映了巴比倫、埃及和亞述人的共同貢獻,又經過了希臘—拉丁化的承傳和發展。    
    黃道十二宮體系兼有巴比倫與埃及色彩,這在古代是長期公認之事。圖2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生動例證。這是一幅公元1653年問世的歐洲版畫,但是遠遠超過兩千年的歷史淵源和痕跡在圖中依然清晰可辨。這圖被認為保留著拉丁、希臘、埃及三方的色彩,而實際上希臘—拉丁化的星占學體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自巴比倫—亞述血統(我們後面還將更詳細地討論這一點)。下面對這幅黃道十二宮圖稍作一些介紹和討論。    
    該圖最外圈,將周天沿黃道等分為36格,這是直接根據埃及人古老的「36旬星(decans)」而來(參見本書第二章)。第二圈是各宮的符號,其中大半已與今天國際通用的符號一致。第三圈為象徵各宮的神話形象,其中有些來自巴比倫,如金牛宮的公牛、巨蟹宮的蟹、天蠍宮的蠍等;還有一些明顯來自埃及的,如白羊宮的阿蒙(Amun)神、室女宮的伊希斯(Isis)女神、摩羯宮的安努畢斯(Anubis)神等(均詳見本書第二章)。第四圈是第三圈諸神物的名號。第五圈是十二宮的拉丁文名稱,與今日國際天文學界通用的名稱已完全一致。第六圈,也就是最內圈,標有用羅馬數字表示的各宮序號,這裡以摩羯宮為首,而一般是以白羊宮為首的,因為古代(約公元前1000年)春分點曾在白羊座。    
    這裡必須對「黃道十二星座」與「黃道十二宮」作一點說明。這二者名稱雖然相同,今天所代表的概念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們今天打開一冊星圖,將看到有若干星座所據有的天區被黃道所穿越,但我們決不能將這些星座與黃道十二宮混為一談——儘管它們的名稱是一致的。星座由星群所代表,而由於歲差的作用,星群沿著黃道緩緩向西退移;然而黃道十二宮則是定義的,亙古不變,以春分點為起算點,每一宮佔據30°的寬度。當初巴比倫星占學家提出黃道諸宮的概念,並最終確立黃道十二宮體系時,沿黃道的十二星座正與他們所定義的黃道十二宮一一對應,所以才取了這些星座名稱來代表各宮。以後因歲差的作用,星群逐漸向西退移,諸星的黃經值也已大大改變,比如,今日的春分點早已不在白羊座內(儘管仍用白羊的Υ符號來表示!),而是移到了雙魚座。    
    D·帕克(D.Parker)與J·帕克(J.Parker)二人曾將黃道十二宮體系流行到世界各地後所出現的多種符號名稱加以比較。Derek & Julia Parker:A History of Astrology,Andre Deutsch Ltd.(London 1983).p.13.包括巴比倫、印度/希臘、中國的以及梵文和拉丁文名稱。他們將中國的二十四節氣當成黃道十二宮的對應物(每宮兩氣),雖然從天文學原理上來說也不算大謬,因為從本質上說這兩者都是以太陽週年視運動在黃道上所走過的路徑為基準的,況且巴比倫人也早有類似的認識,比如在一塊公元前12世紀的尼布甲尼撒一世紀念石柱上,就有以公牛(金牛宮)和蠍(天蠍宮)代表春與秋的內容。但是二十四節氣畢竟不是天球坐標系統,將之視為黃道十二宮的對應物,到底有些不倫不類。而且他們不知道,完備的黃道十二宮體系其實至遲已在公元6世紀傳入中國,並有多套對應的中文譯名。這裡將幾種黃道十二宮名稱列表如下,自左至右,從第一欄起,依次為現行標準中譯名、標準拉丁文名、印度/希臘名、梵文名和公元758年漢譯佛經《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下卷中所採用的漢譯名(事實上漢譯《大方等大集經》比《宿曜經》早約200年,但殘缺了天蠍宮):    
    中文拉丁文印度/希臘梵文《宿曜經》白羊AriesKriosMesha羊金牛TaurusTaurosVrisha牛雙子GeminiDidumoiMithuna男女巨蟹CancerKarkinosKarkata蟹獅子LeoLe□nSimha獅子室女VirgoParthenosKanya雙女天秤LibraZugosTula秤天蠍ScorpiusSkorpionVrischika蠍人馬SagittariusToxot□sDhanus弓摩羯CapricornusAigoker□sMakara摩羯寶瓶AquariusHydrokhoosKumbha寶瓶雙魚PiscesIkhthuesMina魚其中梵文、希臘文都已經過拉丁轉寫。    
    另一方面,黃道十二宮與中國古代的二十四節氣也確實有著固定的對應關係。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太陽總是在相同的節氣運行到對應相同的宮。下面就是兩者的對應:    
    黃道十二宮二十四節氣白羊宮春分清明金牛宮谷雨立夏雙子宮小滿芒種巨蟹宮夏至小暑獅子宮大暑立秋室女宮處暑白露天秤宮秋分寒露天蠍宮霜降立冬人馬宮小雪大雪摩羯宮冬至小寒寶瓶宮大寒立春雙魚宮雨水驚蟄由於黃道十二宮與二十四節氣都是定義而非實測的,所以兩者的對應不會因為歲差之類的因素而改變。不過這裡也應該指出,就現今所瞭解的情況而言,二十四節氣與星占學並無關係;而我們下面就將看到,黃道十二宮體系的產生和確立與星占學的發展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0節 五大行星

    關於行星的星占學,在巴比倫星占體系中佔有特殊地位。除了本身的重要性之外,它又是一道橋樑——一頭通向軍國星占學,一頭通向生辰星占學。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這兩類星占學的源頭看來都在巴比倫。    
    迄今已發現的巴比倫泥版中,雖然保存了大量星占學文獻,但那都是關於天體位置的推算、觀測,以及對「徵兆」的解說之類。若要瞭解巴比倫星占家對星占學的理論論述,則往往還必需求之於後世的著作。關於巴比倫人對五大行星的星占理論,就是如此,這要先提到狄奧多羅斯·西庫路斯(Diodorus Siculus)其人。    
    狄奧多羅斯·西庫路斯是希臘世界已處於羅馬統治之下時從事寫作的希臘歷史著作家,大致活動於公元前1世紀晚期,正值奧古斯都(Augustus)統治時期。因他來自西西里島(Sicily),故習稱為「西西里人狄奧多羅斯」。他曾寫過一部範圍廣闊、篇幅達40卷的巨著《歷史文庫》——那個時代的歷史著作家好大喜功成為風尚,都喜歡非常宏大的寫作計劃。狄奧多羅斯的巨著有幸保留下了15卷,其中包括敘述亞述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亞人等「古代諸民族」及希臘人神話時代的開頭五卷。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的著作文筆拙劣,也沒有什麼高明的史識可言,但是因為保存了大量此前的史料,使他成了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家之一。關於迦勒底人的行星星占學理論,狄奧多羅斯有如下一段記述:    
    迦勒底人在漫長歲月中,對各種天體進行觀測,並對諸天體之運行及作用力作最精密的研究,是以彼等能夠預言未來之事。然而最具判斷意義及司命之力者,厥為彼等稱為「行星」之五大天體,彼等視此五大行星為「翻譯者」。之所以如此,是因其餘天體皆各守其位,僅沿固定軌道作週日旋轉運動;惟五大行星沿各自不同之獨特軌道運行,故能將諸神方在籌劃中之事兆示世人於發生之前。在此五大行星身旁另有三十星體伴之運行,迦勒底人謂之「提出建議的諸神」。    
    借助於上面這段記述,方能對巴比倫星占學家圍繞五大行星設計的複雜體系有深入理解。這種體系及有關觀念在客觀上則促進了對行星運動的數理天文學知識。    
    在巴比倫星占家看來,行星的「過宮」,即從黃道十二宮的某一宮進入下一宮,具有星占學上的重要意義。更複雜、也更重要的則是行星序列,就是將五大行星依照某種理論(比如根據各星的性質、特點、能力大小等)排成序列,讓它們依次「統治」各宮中的一定位置。巴比倫星占學採用的序列有兩種,較早期的一種是這樣:    
    木金土水火    
    稍後一種流行於波斯—希臘化時期,系將水星與土星互換,即:    
    木金水土火    
    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學者們尚未探明。較早的那種序列構成一套「星占約定」(terms)的理論基礎。在托勒密的《四書》中,這套體系被稱為「迦勒底體系」,可簡述如下:    
    黃道上每三個相差120°的宮構成一個「三宮一體」(triplicity),比如白羊、獅子、人馬三宮就是一個「三宮一體」;在這一體的三宮中,五大行星依次統治每個宮中4°、5°、6°、7°、8°的區域,由於恰好有:    
    4°+5°+6°+7°+8°=30°    
    正好填滿一宮,「統治」沒有空缺。黃道十二宮共可構成4個「三宮一體」,這樣五大行星依據上述早期那種序列週而復始,各自統治自己的天區,就還缺少一個「三宮一體」;為此又將雙子—天秤—寶瓶這個「三宮一體」一分為二,分為晝、夜兩部,於是5個「三宮一體」對五大行星,恰可配齊循環一周。這可以列出一覽表如次:據O.Neugebauer: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縮稱HAMA),SpringerVerlag (Berlin,1975),p.1360編製。「三宮一體」五大行星每宮度數8°7°6°5°4°白羊—獅子—人馬木金土【】水火金牛—室女—摩羯金土水火木雙子—天秤—寶瓶(晝)土水火木金雙子—天秤—寶瓶(夜)水火木金土巨蟹—天蠍—雙魚火木金土水上面這表的意思是:在第一個「三宮一體」即白羊、獅子、人馬這三宮中,每宮的初始8°由木星統治,接下來的7°由金星統治,土星則統治再往後的6°,如此等等,其餘依此類推即得。所謂某行星統治某幾度天區,當指該行星運行至這幾度天區之內時,該行星的影響力最大。    
    上面所述這套行星星占學的理論系統,儘管其基礎無疑是巴比倫的,但是搞得如此精緻而且形式化,學者們認為其中也可能已有希臘星占學家的貢獻。    
    巴比倫星占學家既特別重視行星的星占學意義,又建立起與黃道十二宮密切結合的理論—操作系統,那他們將會非常注意對行星位置的觀測,以及對行星運行狀況的數理描述與推算,應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事實也確實如此。這種觀測和推算工作在巴比倫星占學家那裡淵源甚早。遠在古巴比倫王朝時期就已能進行相當精密的觀測。現今保存下來的有一件那個時代的金星運行記錄,時間是安米贊杜加(Ammizaduga)王統治時——他於漢穆拉比王崩後160年登位;內容是21年間金星作為昏星的初見(first appearance)和作為晨星的伏(disappearance)的數據表。    
    在托勒密的《至大論》中,引用過一些迦勒底星占家的行星觀測,下面舉兩則為例,都是關於水星位置的:Ptolemy:Almagest,R.C.Taliaferro英譯本,收入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vol.16,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Chicago,1952),IX,7.    
    Dius月14日之清晨,水星位於天秤之南上方半腕尺。    
    Apellaius月5日之清晨,水星位於天蠍之首的北上方半腕尺。    
    這裡的「腕尺」(cubit),是古代巴比倫所用的一種長度單位,而用之於描述天體之間距離時,與角度單位有一定的換算關係,據西方現代學者研究,有如下關係:O.Neugebauer: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縮稱ACT),Lund Humphries (London,1955)vol.I,p.39.    
    1腕尺=2°30′    
    托勒密對上引兩則記錄換算了日期,並推算角度數據,得出上述兩時刻水星的大距(elongation,與太陽所張的最大角距)分別為21°和22°30′,他利用這些數據來幫助確定水星軌道參數之值。    
    巴比倫星占家觀測及推算五大行星的運行,有他們自己的獨特風格——他們特別重視行星的沖、留、初見、隱(即「伏」的開始)等「特徵天象」(charateristic phenomena)。由於這些天象都是週期性的,所以巴比倫星占家對五大行星的運行週期掌握得非常之好。以前國內有些著作常提到下面這組週期,認為由此可見巴比倫人對行星週期已經測定得很準:    
    行星回歸原位置所需年數金8水46土59火32木71上面這組數據實際上意味著:    
    行星會合週期數=年數金58水14646土5759火1532木6571意思是說,金星約在8年內走完5個會合週期,其餘各星類推。還有一組週期數據,前面金、水、土三星與上面一樣,火與木的年數增為79與80年,就更準確一點。    
    然而現在我們知道,上面那些根據希臘著作家舊書裡傳下來的數據,其實遠遠未能反映巴比倫星占學家對行星運動所達到的數理天文學水平。由出土的泥版文書中已經得到整理的天學文獻可知,至遲在塞琉古王朝時期,巴比倫星占家已經使用如下關係式:HAMA,p.390.    
    土256F=265Y=9Pe    
    木391F=427Y=36Pe    
    火133F=284Y=151Pe    
    金720F=1151Y    
    水1513F=480Y    
    其中F表示會合週期,Pe表示恆星週期,Y是年。這組數據非常準確,其中的會合週期F與現代值相比,竟可吻合到3位小數。    
    還有頗可讚賞的一點,上面這些數據並不是靠長期觀測的死辦法,比如說以對木星代代相傳連續觀測427年來獲得的。而是巧妙地利用準確性較低的小週期,進行合理的線性組合來獲得。仍以木星的427年週期為例:由於巴比倫星占家們已經觀測到,木星每12年繞黃道一周多5°,而每71年繞黃道6周但少6°,於是就有:    
    427=6×12+5×71    
    這就是木星427年長週期的來歷。仿此,火星的284年週期可由47年和79年兩個小週期性線組合而得:    
    284=47+3×79    
    其餘三星也有類似的來歷。這些大小週期,都已由專家在泥版文書中獲得證實。    
    這裡附帶可以提到一點,在上面所引塞琉古王朝時期的行星運動關係式中,內行星金、水二星沒有列出它們的恆星週期數值,這是因巴比倫人誤將金、水二星的恆星週期認為1年——古代世界許多地方的星占—天文學家,包括中國的在內,都有同樣的誤解。造成這種相同錯誤的原因,在於地心體系的局限。    
    除了行星運動的週期之外,巴比倫星占家對於行星在黃道上運行時的快慢、往復(行星有逆行——當然只是在視運動中)等情況,也給予極大的關注,併力圖用數學工具加以描述和推算。他們所使用的數學方法,包括線性和非線性的內插法,這在古代世界諸重要文明中要算是非常複雜、非常發達,因而也是非常領先的。在現今發現的泥版文書中,有一份塞琉古王朝時期的水星運動表,特別值得注意。該表的年代為塞琉古紀年第122年(SE122,即公元前189年),內容是6個月間水星逐日的黃經值及其差分。在這段時間內,水星的運行狀況又被分為六小段,每段的狀況各不相同,描述時所用的數學方法也不同。下面將該表簡述如次,其中羅馬數字表示月份,阿拉伯數字表示日期,D表示一次差分,D2表示二次差分:    
    (1)Ⅰ 12—Ⅱ5:順伏,勻速運動,    
    D=1°45′,D2=0。    
    (2)Ⅱ6—27:順行,為昏星,其中Ⅱ7—27為勻加速運動,    
    D2=-44′12〞。    
    (3)Ⅱ28—Ⅲ25:逆伏,勻速運動,    
    D=-6′,D2=0。    
    (4)Ⅲ26—Ⅳ27:順行,為晨星,其中Ⅳ5—19為勻加速運動,    
    D2=5′45〞;    
    Ⅳ21—27為勻速運動,    
    D=1°37′30〞,D2=0;    
    其餘為變加速運動,    
    D2≠常數。    
    (5)Ⅳ28—Ⅵ10:順伏,勻速運動,    
    D=1°45′,D2=0。    
    (6)Ⅳ11—29:順行,復為昏星,其中,    
    Ⅳ12—29為勻加速運動,    
    D2=-5′30〞。據ACT,vol.Ⅲ,No.310.    
    據研究,這份表與用現代方法計算而得的結果相比較,在「伏」的階段誤差有時可達8°,但在其餘階段則吻合得非常好。由於「伏」是一個看不見水星的階段,所以有一點誤差對於掌握水星整個週期內的運動而言影響不大。    
    巴比倫星占家在行星運動的觀測和推算方面花費如此巨大的精力,當然是和他們的行星星占學體系的特點分不開的。要想密切掌握五大行星的過宮、它們在各個「三宮一體」中相應統治天區內的穿行,以及與此有關的各種情況,星占家們就必須精確掌握五大行星的各種週期,以及在每個會合週期內順、留、逆、伏等種種運行狀況,這樣實施他們的星占活動時方能得心應手——我們不應忘記,巴比倫星占家對各種行星天象的觀測及推算都是與「星占預言」(astrological predictions)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在本節二已經引過一些例證。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1節 算命天宮圖

    黃道十二宮體系的建立和完備,再加上對五大行星運動狀況的觀測與推算也日益精密準確,當這兩個要素逐漸具備時,使用算命天宮圖的生辰星占學也就到了它誕生的時辰了。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軍國星占學是不預言個人窮通禍福而僅關注軍國大事的,但國王們是一個例外。因為國王雖然也是個人,然而他的禍福是與整個王國密不可分的,因而在古人看來國王的禍福也可以說就是國家的禍福。按照這個思路,人們當然就會在王子降生時就希望能預知他未來一生的禍福——到了這一步,生辰星占學的主題就已明確地浮現出來了。    
    按照沃爾登(B.L.van der Waerden)的看法,在巴比倫星占家尚未充分掌握對日、月、五大行星運行狀況的數學推算時,他們還無力排算一幅真正的算命天宮圖;但由於認為嬰兒降生時刻的天象能夠兆示他未來禍福的理論和信念此前早已存在,故星占家們已經可以在嬰兒誕生時匆匆觀測一下天象而作出某些預言。這使他相信,在舊有的軍國星占學與後來的算命天宮圖之間,存在一個過渡性的環節,他稱之為「原始獸帶星占」(primitive zodiacal astrology)。這種星占已與黃道上的星座聯繫起來,其中的預言已涉及木星在黃道宮座中的位置,或是月亮當天狼星初見之日在黃道上的位置,等等。這類預言可以在古代希臘文著作中發現,它們出於奧爾甫斯(Orpheus,希臘神話人物,他彈奏豎琴能感動木石)、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祆教創始人)之類的人物之口。但沃爾登論證,它們起源於迦勒底王朝時代。MAM.p.674    
    接下來,算命天宮圖就正式粉墨登場了。迄今發現的巴比倫算命天宮圖遺物至少有六件,其中標題年份最早的一件是公元前410年——由於算命天宮圖是據人降生時刻的天象以預推其人未來禍福的,出生的年、月、日是最基本的數據之一,故必有標題年份。此年份是待算命者的出生之年,但未必是該天宮圖製作之年,因為也常有在其人成年後才請人推算的,我們將在後面談到這樣的著名例證。    
    那份公元前410年的巴比倫算命天宮圖,是為德克(Deke)的後裔、舒瑪·烏沙(Shumausar)之子推算的,原件藏於牛津的博德利(Bodleian)圖書館。其人出生時刻的天象記錄如下:    
    月亮:位於天蠍之角的下方;    
    木星:位於雙魚宮;    
    金星:位於金牛宮;    
    土星:位於巨蟹宮;    
    火星:位於雙子宮;    
    水星:不可見。    
    原件未保存下對其人未來的預言。當然,今天的星占學家或星占學史研究者可以依據上面的信息而補作出來。    
    另外還有標明年份的五件巴比倫算命天宮圖,年代依次為公元前263、前258、前235、前230、前142年。其中有保留下預言內容的,比如有一件的預言如下:    
    他將缺乏健康。他將食不果腹。他年青時曾擁有的健康將離他而去。他將長壽。他的妻子——人們將當著他的面勾引她——將……(以下殘缺)。A History of Astrology,p.23.    
    早期的算命天宮圖及其預言的形式,與後世「標準化」的形式相比,有相當的區別。下面的一例也是巴比倫的,但與後世的形式較接近些,其中說:    
    金星的位置意味著,他將無往不利;他將兒女成群……。水星的位置則意味著,勇敢的人方能夠出類拔萃,在他的眾兄弟中他將最為出色。A History of Astrology,p.8.    
    這類預言,通常都是根據一些普適的法則,再加以綜合考慮及各種附會、普通或平衡,然後作出的。這裡舉幾則在迦勒底王朝時期已經出現的判斷法則,以見一斑:    
    月亮從地平線升上來時出生者,一生充滿光明和幸福,成長過程一帆風順,且又長壽。    
    火星從地平線升上天空時出生者,幼年即遭傷害,並將染病夭折。    
    若出生時刻適逢木星從地平升起而火星恰沒入地平,則此子將是幸運兒,但其妻會先他辭世。    
    這類通則後世也普遍流傳,成為星占家的枕中鴻秘。當然在細節上會有不少改變。    
    現存的巴比倫算命天宮圖遺物,都已是巴比倫人關於日、月、五大行星運動的數理知識充分發達時的產物。學者們早已正確地指出,正是生辰星占學的發展,以及排算天宮圖的需要,大大促進了巴比倫數理天文學知識的成長。因此繼迦勒底王朝之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塞琉古王朝和波斯統治時期迎來了星占—天文學發展的輝煌時期。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2節 三環星盤

    所謂「三環星盤」,是已出土的巴比倫泥版文書中又一類星占學文獻。在阿蘇爾(Assur)、尼尼微、烏魯克(Uruk)和巴比倫城等遺址中都已發現這類文獻。它們通常三層同心圓環組成,再由六根直徑將之作12等分,形成12欄36格。由於每格中標有一星,所以又得名為「一欄三星」(Three stars each);謂之「星盤」(astrolabes)其實並不確切,專家們已特別指出這一點,但囿於習慣的表達方式,也只好姑且用之。    
    現存各件三環星盤中,年代最早的一件約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已是殘片。但由於12欄36格及其中的星、標示的數字等大都有一定規律可循,因此專家們已有辦法將之復原出來。    
    三環星盤上的36星,可分為三組,每組12星。外環12星是「埃阿之星」,應是較南面的諸星;中環為「安努之星」,系黃一赤道帶上的12顆星;內環則是北方的12顆「恩利爾」之星。據文獻上的陳述,每欄中的三顆星都只有在該欄所代表的月份(12欄對應一年12個月)中才能被看到,但這種說法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事實上,此36星中竟有3顆是行星——金星、火星與木星。    
    有的三環星盤上標有數字,這些數字按一定的規則構成序列。在外環,每格中的數字從120開始,每次增加20,增至240時,又每次減20,再減至120,正好歷12格,繞外環一周。中環的情形完全一樣,只是所有數字都減半。內環也是如此,但數字再減為中環的一半,也即外環的四分之一。學者們在這些數列中發現了巴比倫「折線函數」(linear zigzag function)的早期例證。折線函數是一種線性週期函數,在塞琉古王朝時期的巴比倫數理天文學中大放異彩,幾乎被用來處理一切課題,而且能達到非常精確的程度。比如我們在本節四中所舉行星週期、水星運動表等實例,就都是使用折線函數處理的。然而在三環星盤上出現這種數列,究竟有什麼具體用途,還在猜測與研討之中。    
    三環星盤與我們前面已提到過的、約成書於公元前700年時的巴比倫星占學文獻《綱要》之間,也有著內在的數理聯繫。這種聯繫至少反映了巴比倫星占—天文學的系統性。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3節 交蝕與觀測日誌

    星占家的水平主要體現在他們能夠準確預推各種天象,這樣才能結合自己的社會及歷史經驗、國內外的重要軍政情報等因素,及時作出準確的星占預言。現今已發現的巴比倫星占文獻,表明星占家們正是將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方面——多虧了如此,星占學才能促進數理天文學知識的積累與發展。但另一方面,對天象的實際觀測,作為星占學家來說,也絕對不可偏廢。因為許多奇異天象沒有週期性,或者古人不知道它有週期性(比如彗星出現等),而這些天象的出現又往往被認為有重大的星占學意義,非仔細觀測不可。而且,對於能夠預先推算的天象,推算之法究竟準確與否,最終也必須要靠實際觀測來判定、檢驗。    
    在已出土的巴比倫楔形文字泥版中,約保存有1200塊左右的觀測日誌(diary),正是巴比倫星占家對實際天象的觀測記錄。這些觀測日誌大部分是公元前400~前50年間的,也有少數年代更早,屬於迦勒底王朝時期甚至亞述時代。在可確定年份的日誌泥版中(大部分日誌泥版是殘塊),年份最早的一塊是公元前652年,屬亞述王朝末年。這些日誌泥版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館。這部分在古代世界非常罕見的珍貴史料,已收到薩克斯(A.Sachs)所編《晚期巴比倫天學及有關史料》一書中。A.Sachs 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縮稱LBAT),R.I.(Providence,1955)。    
    每項觀測日誌通常包括對月亮和行星的觀測記錄,但以現代眼光審視的話,並非每項記錄都準確。日誌中還常出現兩種注記,對楔形文作拉丁轉寫後形式如下:    
    NU PAP(意為「觀測不到」)    
    DIR NU PAP(意為「因有雲故觀測不到」)    
    這類注記常出現在預告有交蝕的日子,說明對交蝕的預報與觀測,巴比倫星占家非常重視,預報之後要作實測檢驗。前一種注記說明預報失誤(到時未發生交蝕),後一種注記說明並非檢驗不力,只是天氣條件不允許。    
    觀測日誌中記錄的行星天象,其中的行星位置總是以該行星與月亮及恆星的相對位置給出,且常用「位於南方(北方)多少距離」的形式來記錄,很像本節四中所舉《至大論》對「迦勒底人」水星觀測引用之例。日誌還要記下行星的初見與末見(last visibility,即「伏」的前夕最後一次可見)。    
    然而觀測日誌中對月亮的觀測記錄特別詳細。整個月相變化週期被分為六個階段,各有標準術語如下:    
    na:日入至月入    
    u:月入至日昇    
    me:月升至日入    
    na:日昇至月入    
    mi:日入至月升    
    kur:月升至日昇    
    其中右欄表面上看只是指示了觀測月亮的時間,但根據月相的變化規律,可知這其中實際上已暗含了月相變化週期中的各階段:    
    第一項,指新月可見的第一天,僅在黃昏的西方地平線上方可見。    
    第二至五項,指滿月前後各階段。    
    第六項,指殘月可見的末一天,僅在清晨的東方地平線上方可見。    
    如果天氣不好無法觀測,日誌上就用計算值補上,但未交代這些值是依據什麼方法計算出來的。    
    觀測日誌中還有關於天狼星的初見和末見,以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記錄,但這些數據大部分是據計算而得的。此外還記錄各種氣象,如虹、暈、雷、雨、雲、暴風等,與中國古代的天象觀測非常相似。    
    還有一些泥版星占文獻中,有對某一行星若干年的觀測記錄,還有專門記錄一系列交食的。這些有可能是從觀測日誌中選輯而成的。這類文獻中的早期部分,有對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月食的詳細記錄,比如有一份文獻記錄了從公元前731年至公元前713年共14年間的月食;還有一份甚至追溯到巴比倫王納巴那沙(Nabonassar)(公元前747~前734年在位)年間。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曾在他的《至大論》中表明,自納巴那沙王在位期間開始的交食觀測記錄,還能在他寫書時被他加以利用;Almagest,III.而這一點現在已經從出土的泥版文書中得到證實,這真是考古發現與古籍記載之間絕妙的吻合。    
    亞述宮廷的星占學家在他們向國王所作的報告中,不僅報告對交食的觀測,也預報他們所推算的將要出現的交食。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這些報告的泥版有許多已被考古學家發掘出來並得到釋讀。這裡可以舉兩例以見一斑,一份編號為273號的報告中說:    
    本月14日將有一次月食發生,將為禍於依蘭(Elam)及阿穆魯(Amurru),但有利於我主陛下,將使我主陛下聖心大悅,……。MAM,p.677.    
    另一份編號為274F的報告中說:    
    臣曾向我主陛下書面報告,將有一次交食發生。現在它並未錯失,它確實發生了。在此次交食過程中上天降福於我主陛下,……。MAM,p.677.    
    但這些預報是用何種方法作出的,在這些報告中並無交待。對於古代巴比倫星占家預報交食的數理方法,學者們至今仍所知甚少。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4節 彗星

    關於彗星的各種星占學意義及著名故事,我們將留待後文再論,這裡僅先看一下古代巴比倫星占家對彗星的觀測及報告。    
    在本節七中提到的巴比倫星占家所作觀測日誌中,有一種星象被稱為薩拉漠(sallammu,有時也拼作sallummu——都是指拉丁轉寫形式)。根據其上下文內容來判斷,可知薩拉漠被用以指稱兩種天象:彗星與流星。由於彗星出現在天空的時間可以很長,而流星必轉瞬而逝,所以現代研究者能夠根據前後記載而將彗星記錄從日誌中確認出來(比如,一個薩拉漠連續出現了幾天,那它必非流星,就可斷定它是一顆彗星的記錄)。    
    在巴比倫星占家的觀測日誌中,已認出的最早彗星記錄是公元前235年,可惜這項記錄的上下文泥版都已碎毀,無法作任何進一步的討論。但也還有保存較為完整的彗星記錄,其中有兩項曾特別引起學者們的注意。第一項記錄的年份是公元前164年,在兩塊泥版上留下了記錄中的兩個片段:LBAT,No.380.378。    
    彗星已出現於東方安努神之路上,位於昴星團及金牛座區域,向西方……遵埃阿神之路行去。    
    (彗星)在埃阿神之路上人馬座區域,位於木星前方一腕尺,向北高於木星三腕尺,……    
    觀天日誌中還有一項彗星記錄,年份是公元前87年,原文所在泥版藏於大英博物館:編號為BM41018。    
    ……第十三日,於月出至日落之間隔中,經測定為8°處,夜晚之初,有彗星出現……四月份日復一日,一腕尺……其尾位於西北之間,長四腕尺,……    
    根據現代天文學的研究,彗星可歸納為兩類,一類為週期彗星,其運行軌道為橢圓,太陽位於其焦點處,這種彗星循橢圓軌道運行,週而復始,經若干年後會重新回到太陽附近,而再次為地球上的人類觀測到。另一類為非週期彗星,其軌道為拋物線或雙曲線,「一生」中僅有一次靠近太陽(太陽仍位於其焦點處),此後就沒入萬古黑暗之中,永無回歸之日。在已確定其軌道的彗星之中,週期彗星約佔到40%的比例。在所有已知彗星中,最著名的是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它是一顆週期彗星,每76年左右回歸一次。由於哈雷彗星大而明亮,運行狀況又比較穩定,其週期又比較適中,所以歷史上不少次彗星出現的記載,都已被現代學者證認出就是哈雷彗星的回歸(例如中國古籍中記載了哈雷彗星的32次回歸,其中從公元前239年那次開始,往下無一漏載)。近年有斯蒂芬孫(F.R.Stephenson)等人的研究(1985),認為上述兩例巴比倫泥版文書中的彗星記錄,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歸。    
    關於彗星的星占學意義,它的出現兆示什麼吉凶之類,巴比倫星占家幾乎未留下可供深入分析探討的文獻。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5節 傳播四方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J.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中,暢論世界各種文明形態及其演進、盛衰的歷史。書中有許多表,其中之一是「哲學」表,列舉八種古代文明所產生的十五派哲學。「古代巴比倫」位居此八種文明之末,它所產生的哲學,竟是星占學——與其餘十四派哲學全不相類。湯因比(A.J.Toynbee):《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上冊,324頁。此為D.C.Somervell所編之節本。湯因比談古代文明及哲學,當然有許多特殊見解,但星占學在古代巴比倫文明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見一斑了。隨著巴比倫人與其周邊各異族文明的接觸、交流與融合,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最出名的文化產品——星占學,也就向四方傳播開去了。    
    古代巴比倫文明歷史悠久,其間又迭有名王強國勃興崛起,巴比倫人與周邊各族的交流當然一直在發生著(只要看出土的泥版文書、銘文之類文獻上記載著的無數次戰爭就可以推知)。但是年代久遠,世事滄桑,許多民族和他們的文明都已衰落乃至消失了,所以我們今天能瞭解到的,只是有幸保存下其遺跡的那一部分情況。    
    就史籍記載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情況來看,巴比倫星占學向外傳播,與波斯帝國的崛起及征服戰爭有很大關係。波斯帝國興起於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王居魯士二世(Cyrus Ⅱ,亦有「大帝」的稱號)於公元前539年攻滅迦勒底王朝,將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收歸帝國版圖;其子繼位後又於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不久之後,從公元前490年開始,波斯帝國與希臘世界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直到這個老大帝國於公元前330年亡於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之手。這樣,至遲從迦勒底王朝末期開始,約二百年間,波斯帝國通過它的征服戰爭,將巴比倫與埃及和希臘世界三方面相互溝通了。巴比倫星占學正是以此為契機而傳播四方。    
    埃及在波斯帝國時代以及繼亞歷山大遠征後開始的希臘化時代,留下了不少紙草書(papyrus)文獻和墓葬,現代學者們從這些紙草書和墓室的壁畫中,發現許多巴比倫星占學進入埃及的證據。比如,有些墓室頂上繪著算命天宮圖(當然是它的早期形式)。還有記載星佔之學的紙草書,軍國星占學與生辰星占學兩種類型都有,而尤以後者的巴比倫來源更為明顯。比較重要的文獻有《佛羅倫薩紙草書》8號、《柏林紙草書》8279號等(紙草書前面的地名是其現今的收藏處),後面一種列有計算天宮圖所需的行星及月球黃道位置表。學者們特別重視的文獻中有一種《維也納世俗體交食徵兆紙草書》(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系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世俗體(Demotic)寫成,專講交食及月亮的各種天象所兆示的吉凶,顯然與巴比倫的徵兆星占學一脈相承。    
    在埃及星占文獻中出現的生辰星占學,除了算命天宮圖這樣明顯的巴比倫形式外,也已染上埃及的地方色彩,比如預言中有「此日出生者必死於鱷魚」之類(鱷魚是古埃及人經常提到的動物,而在古埃及天圖中,北天今牧夫座諸星就被畫成站立著的河馬和鱷魚——都是古時尼羅河中常見之物)。有一份年代稍晚的紙草書,專講生辰星占學,其寫作日期可推定為公元81年之4月1日,裡面有許多繫於不同日期之下的預言項目。不同的日子有「幸運」與「不幸運」之分;一日的時間分為三部分,也各有「幸運」或「不幸運」之時。預言五花八門,舉幾例如下:    
    此日不可出門,不可與女子性交。    
    生於此日者,將死於縱慾過度。    
    生於此日者,必享高壽。    
    ……    
    有人將此件也稱為算命天宮圖,A History of Astrology,p.25.似乎不妥,因為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一份算命天宮圖是為某一時刻出生的特定個人而編算,不會對許多不同日期的出生者進行預言。上面這件紙草書倒更像是為編算算命天宮圖而準備的手冊指南之類。    
    這裡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著名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在他的《歷史》中對埃及人的一段描述: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商務印書館(1985),第144~145頁。    
    我再來談一下埃及人的其他發明。他們把每一個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給一位神;他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生日而說出這個人他的命運如何,一生結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他們給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朕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還要多;當一件有朕兆的事情發生了,他們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後果並把它記載下來;如果同類的事情又發生了,他們便認為會發生相類似的後果。    
    希羅多德上面記載的前半部分,顯然就是巴比倫的生辰星占學,但他將之稱為埃及的「發明」。希羅多德死於公元前430年(或公元前420年)他寫作《歷史》時,對巴比倫的星占學尚一無所知——他在《歷史》第一卷中曾花了13節的篇幅談論巴比倫的傳說、風俗以及巴比倫城的壯麗建築,卻無一語及於巴比倫的星占學,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根據現代西方學者研究所揭示的情況來看,巴比倫星占學傳入希臘確在傳入埃及之後。    
    古羅馬著名作家西塞羅(Cicero)在他的《論預言》一書中記載說,希臘天文學家、數學家歐多克斯(Eudoxus)不相信「迦勒底人」那套根據人的生日以預言其人一生禍福的生辰星占學。這條記載常被現代學者視為希臘人接觸到巴比倫星占學的最早證據;歐多克斯生活的時代是公元前4世紀。從那以後,有的希臘著作家影影綽綽聽到一些關於迦勒底星占學的傳聞,現代學者們也從傳世的古籍中輾轉搜覓到一些零星證據。但希臘人真正正面接觸到巴比倫星占學,恐怕要到亞歷山大大帝開始他的偉大遠征之時。古希臘作家阿利安(Arrian)留下的《亞歷山大遠征記》中記有這樣一件事:阿利安(Arrian):《亞歷山大遠征記》,商務印書館(1985),第244~245頁。此譯本中,將「迦勒底」譯為「卡爾達亞」,今改。    
    亞歷山大率領部隊渡過底格里斯河之後,就向巴比倫進軍。半路遇上一些迦勒底占卜家。他們把亞歷山大從伙友那裡拉到自己一邊,請求他停止向巴比倫進軍。他們說,這是因為他們從別盧斯(Belus)神那裡得到神諭,說亞歷山大那時到巴比倫去一定會凶多吉少。可是,亞歷山大卻……說道:「預言家,預言家,預言最好的事,才是最好的預言家。」「不過,國王陛下,」那幾位迦勒底人說,「您可別朝西看,也別帶您的部隊往西走。您最好帶著您的部隊向後轉,往東走吧。」    
    亞歷山大並未聽從這幾個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不過,我們前面說過,亞歷山大倒真是死在巴比倫城中的。當然,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有無先見之明不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但希臘人從此有機會正面接觸巴比倫星占學,卻足以從上面的故事中見到端倪了。    
    說到星占學從巴比倫傳入希臘,無論如何不能不談到貝羅索斯(Berossus,也拼成Berosus,按亞述文的拉丁轉寫則作Berusu)其人。他是巴比倫別盧斯(Belus)神(即先前提到過的、亞歷山大向巴比倫進軍路上遇到的迦勒底星占家們所聲稱獲得其神諭的那位神祇,該神是巴比倫的大神)神廟的一位祭司,生活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50~前270年之間(也有人認為更晚一些,達到公元前260年左右)。貝羅索斯在關於巴比倫的歷史學方面可以佔有小小一席,因為他寫了一部名為《迦勒底》的巴比倫通史,題獻給當時巴比倫的統治者塞琉古二世(Antiochus Seleucus Ⅱ)。此書共三卷,第一卷專論宇宙結構及天文星佔之學,後兩卷從開天闢地直敘述到亞歷山大遠征之時為止。後兩卷現已佚失,但希臘、羅馬時代的著作家們經常提到這部歷史。    
    然而貝羅索斯在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活動,是他正式將迦勒底星占學輸入希臘。他晚年前往希臘的科斯島(Cos),島上原有一所昔年希巴恰斯曾執教過的醫術學校,他則去建立起一所正式的星占學學校——很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這種學校了。據說,他在這所學校裡向希臘生徒系統地講授巴比倫星占學,他使用的教材名為《別盧斯(Belus)之眼》。有些現代學者相信,從亞述王朝末年名王亞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王家圖書館中出土的大量泥版文書中,有70份表,正是這部星占學教材的原本。而據稱這部星占學文獻早在兩千年前阿卡德名王薩爾貢一世時代就已編撰成了——當然只是號稱如此,古人往往喜歡以此顯示文獻經典的神聖高貴。貝羅索斯在他的《迦勒底》一書中談歷史時,也同樣談論星占學,例如他談到行星與太陽發生「合」時,會導致地震。他還談到行星如果聚合在巨蟹宮內,洪水就將遍佈全世界,人類竟會靡有孑遺。    
    貝羅索斯去世之後,他在科斯島上的星占學教學事業由安提帕特路斯(Antipatrus)和阿基拿波羅斯(Achinapolus)兩人繼承下去。後者教授星占醫學,並且在巴比倫之外的星占學家中第一個提出,排算算命天宮圖應該依據此人受孕成胎的時刻,而不是依據他降生的時刻。這種主張後來在一些波斯星占學家那裡曾頗有影響,但生辰星占學的主要流派還是依據出生時刻排算天宮圖。此外,從各種跡象來看,貝羅索斯雖然很可能將軍國星占學與生辰星占學都一起介紹到希臘去了,但希臘人似乎對軍國星占學的興趣不大,後來在他們手裡大大發展了的,是生辰星占學這一支——從此成為西方星占學的主流。    
    在星占學從巴比倫向四方傳播的過程中,傳入希臘無疑是意義最為重大的一步。因為正是在這裡,星占學得到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並在希臘化時代以及繼之而來的羅馬帝國時代,向幾乎整個西方和中近東地區擴散開來。當然星占學的傳入對於希臘來說並不是好事,恰如默裡(G.Murray)所說,星占學之進入希臘思想,「就如同一種新疾病降臨於某個偏僻海島上的居民」——因為希臘人的天文學本來是非常「純潔乾淨」的!    
    最後,如果引用諾吉鮑爾的權威性概述來結束本章,將顯得非常合適:    
    星占學的根,無疑就在美索不達米亞,它從所有關於徵兆的文獻中浮現出來。……我們從希臘星占文獻中可以發現,希臘人大大發展了星占學。古代星占學的真正中心,無疑是在希臘化時代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從這裡,星占學向外擴散,最終遍佈整個世界。HAMA,p.5。    
    只要將這裡的「整個世界」限定為「整個西方世界」,這段論述就完全無懈可擊了。因為在東方,中國的傳統星占學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土生土長的。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6節 古埃及人的星與神

    古埃及文明的歷史極其悠久。約在距今九千年左右,尼羅河流域的居民已進入新石器時代。而有確切文字、紀年可考的歷史,則開始於約公元前3000年,從那時起直到公元前332年(這一年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其間經歷31個王朝,被稱為「法老時代」或「法老埃及」。法老(pharaoh)作為古埃及君主,集軍政、司法、宗教等大權於一身,他被認為是太陽神之子,是神在塵世的代理人和化身,臣民對於法老,要如神一樣崇敬。有些著作徑將法老譯作國王,容易引起混淆,因為法老實際上是一種「神王」,與後世的國王不同。    
    關於法老時代的埃及文化,幸賴現代考古學家的工作,已發現了大量墓室銘文(已整理編輯成《金字塔銘文》之類的文獻集)、碑文、紙草書(papyrus,紙草是古埃及最主要的書寫材料,就如巴比倫人的泥版)等文獻,以及大量實物,大至金字塔、王陵、小至工具、飾物。從各種材料的綜合考察來看,古埃及人在法老時代雖已有相當水準的天文學知識,但他們似乎並未自己發展出一套嚴格意義上的星占學體系。他們基本上處於星神崇拜階段——這當然不失為星占學產生的溫床,但還不能視為星占學體系。    
    古埃及人是崇拜多神的。諸神中最顯赫、最尊崇的是太陽神拉(Ra),他又是天地之神,主管宇宙間的秩序和塵世間的正義;拉神有時呈人形,有時作隼首人身;拉神的象徵物是方尖碑(在古埃及遺跡中常見,有些極為巨大)。在神話中,拉神常乘船,白晝巡遊天界,黑夜巡遊冥府,當晝夜之交時,拉神要換一艘船。拉神又常與別的神結合,成為組合神,最顯赫的一種是與阿蒙(Amun,又拼作Amon)神結合,成為阿蒙·拉神,仍是太陽神。月神透特(Thot)不甚顯赫,常以靈鳥或狒狒之形出現;他是諸神的信使,又司常書寫。透特有時也拼作Thoth,我們下面將要看到,他與希臘化時代的星占學有某種特殊關係。    
    在埃及眾神中,還有一神與天像有極密切的關係,即伊希斯(Isis)女神。伊希斯是拉神的後裔,她又是其兄奧西裡斯(Osiris)的妻子(古埃及王室盛行兄妹相婚,故神話中的諸神也常如此)。伊希斯象徵忠貞之妻與盡職之母,在神話中,奧西裡斯被害之後,她上天入地,悲痛欲絕,終將奧西裡斯的遺體找回,使其復活,並為他生下了王位繼承人。伊希斯又極擅長巫術,神通廣大,因而受到廣泛崇拜。她後來又成為司生育、繁殖的女神。古埃及人又將伊希斯尊為天狼星之神(或者也可以說,將天狼星尊為伊希斯神),他們相傳氾濫的尼羅河水是伊希斯的眼淚——天狼星與尼羅河氾濫及繁殖的概念之間有何聯繫,我們下文就要談到。圖3是一幅非常罕見而且極為有趣的伊希斯女神像,它不同於一般埃及繪畫或雕刻中常見的神像,出於匠師的藝術想像;它是由一位埃及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真實人物、美貌女王克婁巴特拉所妝扮的。克婁巴特拉常被稱為「埃及艷後」,她是埃及托勒密王朝(「法老時代」結束後,由亞歷山大大帝的部下將領托勒密所建立的埃及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的末代女王。關於她的絕世美貌、她為了保存王朝不惜以色相使羅馬統帥愷撒(Caesar)和安東尼(Antonius)先後墮入情網、她最終自殺身亡等著名逸事,直到如今仍廣為人知。此外,關於埃及的Isis女神,還有一則現代趣聞可以在此順便一提:現在國際上公認最權威的綜合性科學史專業雜誌就叫Isis,由「科學史之父」薩頓(G.Sarton)於1913年創辦,一直出版至今。1936年起薩頓又主持出版專登長篇科學史研究論文的不定期專刊,竟取名為奧西裡斯。埃及神話中這對兄妹—夫妻的種種故事,顯然激起薩頓博士關於科學史的豐富聯想。    
    圖3由「埃及艷後」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妝扮的伊希斯(Isis)女神。    
    諸神大多是居住、活動於天界的,即便是專司陰曹地府之神,他們要與天界交往也是輕而易舉,這種觀念幾乎在所有古代文化中都無例外。古埃及人就在這種崇神、敬天的文化氛圍中,在幾千年的星神崇拜中,發展起他們自己的天學,這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方面。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7節 天狼星、尼羅河與曆法

    伊希斯女神在埃及神話中是司生育、繁殖的,而尼羅河的氾濫——正是這氾濫的河水年年給埃及人帶來收成——被認為是伊希斯女神的眼淚;同時,埃及人又將天狼星尊為伊希斯神,那麼天狼星為何要與尼羅河氾濫聯繫在一起(以伊希斯女神為中介)?這就要談到古代埃及人的曆法。    
    尼羅河年年氾濫,與古埃及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古埃及人由此形成一種自然歷,每年分為三季,依次是:    
    洪水季(Akhet)    
    播種季(Peret,本意為「出」——土地露出水面、幼芽破土而出)    
    收穫季(Shomu,又拼作Shemou)    
    每季四個月,每月各有名稱。這些名稱在古代著作中常被使用,比如托勒密《至大論》中的天象觀測資料日期就都用埃及月份表示。下面是十二埃及月與季節的配合:    
    Ⅰ洪水季Ⅱ播種季Ⅲ收穫季    
    1 Thoth5 Tybi9 Pachons    
    2 Phaophi6 Mechir10 Payni    
    3 Athyr7 Phamenoth11 Epiphi    
    4Choiak8 Pharmuthi12 Mesore    
    早期的埃及曆法僅規定每月30日,每年12月,至歲末另有5天,是分別獻給奧西裡斯家族諸神的附加慶典日,這樣每年365日。這種曆法顯然還很粗糙。    
    改進曆法按理未必要與天狼星發生什麼關係,然而古埃及人是講究星神崇拜的。在北天諸亮星中,埃及人特別注意天狼星(埃及象形文字的拉丁轉寫為spdt,意為「尖星」);而在天狼星的有關天象中,他們又特別注意天狼星的偕日昇(清晨時與太陽在同一方位升起)。埃及官方頒布的欽定曆法規定:新年的第一天,應是尼羅河氾濫與天狼星偕日昇同時發生的那一天,這被稱為「三合一新年」。但是這樣規定的週年長度,與實際情況仍有約四分之一日的誤差;也就是說,到新歷頒布的第五年,新年第一天就不能再與尼羅河氾濫、天狼星偕日昇同時發生之日相重合了。古埃及人知道這一點,並且也接受了這一現實。他們仔細觀測天狼星偕日昇的週期——也可以說就是「天狼星年」,知道長度是3652507日,由此他們得出一個天狼星週期:    
    4×36525=1461年    
    這樣就可以預測:每隔1461年,就會有一個「三合一新年」到來。屆時,古埃及人舉行盛大的慶典。古埃及文明悠久的歷史,使古埃及人得以「享用」如此之長的週期。公元前238年,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國王托勒密三世(Ptolemy Ⅲ)曾頒布詔書,試圖每四年增加一個附加日,以糾正傳統官方曆法的誤差,但埃及人沒有接受這一方案。在公元139年,埃及人慶祝了他們歷史上第三個「三合一新年」。儘管此時他們已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之下,但傳統的埃及文化仍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持。    
    古埃及也有陰曆,由朔望月長度(2953日)確定,12個月共得35436日,因此每三年要加入一個閏月。這種曆法在埃及歷史上也很常用,與官方的太陽曆並行不悖,各司其職;陰曆用於宗教祭祀等方面,自然歷用於農業,官方曆法則普遍通用。這種情形,直到現代竟還沒有多大改變——現代埃及通用三部曆法:公歷、伊斯蘭歷(也是一種純陰曆)和「科普特歷」(即古埃及歷,用於農業)。    
    至於古埃及人究竟為什麼要將尼羅河氾濫與天狼星聯繫起來,現代西方學者尚無一致意見。但是這種將新年第一天與一種天文現象聯繫在一起的做法,卻為歷史學家推求古埃及漫長歷史的年代學問題提供了可靠出發點。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8節 旬星與神性

    旬星(decans)系統是純粹埃及天學家的發明。這一系統既可作為古埃及星神崇拜的典型例證,希臘化時代之後又成為西方星占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分,它同時還是古埃及人數理天文學知識的一個關鍵部分。    
    古埃及人觀天的歷史極為悠久,流傳下來的星空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500年。但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出過的,埃及天學家在很長時期內似乎並未撰寫過有理論色彩的星占學著作。現代學者主要只能依據古墓室頂或壁上所繪的星空圖和某些表格來推測早期情況。古埃及星空圖中的星座通常都用固定圖像來表示,比如今大熊星座(Ursa Major)被置於公牛前腿,而今牧夫座(Bootes)諸星則畫成站立的河馬與鱷魚,等等。這類古埃及星空圖中最著名的一幅見於第十九王朝法王塞蒂一世(Seti I,公元前1312~前1298年在位)墓室中,所繪為北天星象。這幅圖在各種有關埃及學的西文著作中大都轉載。而通過某些墓室中留在壁上的表格,則可進一步推知古埃及人如何劃分星空。    
    劃分星空的同時也劃分了時間——這正是星占—天文學的大奧妙之一。從保存下來的表格可知,古埃及人記錄了36個旬星(decans),然而到底是36顆恆星還是36個星座,尚未能完全確定。一年由36個「星期」構成,每個10天,所以稱為「旬星」。旬星是每個「星期」內於特定夜間時刻升起的亮星或星座,每10天輪換一個,一年恰好輪遍一周。36個旬星原是沿著天赤道分佈的,並等分周天,每個占10°。    
    「旬星」除確定年份外還有妙用。根據事先準備好的表,並結合日曆的日期,觀測「旬星」的升落,即可確定夜間時刻,所以又被稱為「星鍾」(star clock)。反之,也可以根據觀測「旬星」升落來確定日期和季節。由於36個旬星輪轉一周為360天,較回歸年短了5天多,這樣每過幾年,相應的旬星升落時間就會有明顯遲延,為此又發展出另一種附加的表,用以修正這一誤差。    
    「旬星」體繫起源極早,在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133~前1991年)陵墓的棺蓋上已經有這種表了,而學者們普遍相信,這種體系至少在第三王朝(公元前2686~前2613年)時就已發端,甚至可能更早。我們前面說過,古埃及人是崇拜多神的;而且他們還有著這樣的觀念:每個不同的時刻,都有某種冥冥之中與之對應的「主導神性」(Presiding deity),在操控、主宰著塵世的事務。旬星體系的建立,正與這種觀點有關。從一些旬星表出現在法王墓室裡這一事實來看,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墓室本來就是法老靈魂不滅、在冥界繼續交通天人的神秘場所。    
    隨著波斯帝國的曇花一現和希臘化時代的開始,巴比倫星占學體系進入埃及,已有兩千餘年歷史的「旬星」很快就與黃道十二宮結合起來。例如在底比斯(Thebes)遺址中曾發現一張完整的表,為公元前4世紀之物,表中有36個旬星名稱,它們已與黃道十二宮對應,每宮三個旬星。此後「旬星」與西方星學聯繫在一起,並又「反輸」出去,以至在希臘、羅馬、印度和歐洲中世紀星占學中都可見到它的蹤影。本書前文所引圖2就是一個例證,在圖2中,最外圈分為36小格,每宮各三格,正是埃及的36旬星。圖2中的其他埃及成分,我們下文馬上就要談到。「旬星」體系與黃道十二宮結合之後,它原先的赤道特徵就不再被人們注意了。    
    關於36旬星與塵世的關係,或者說神性對人間事務的影響,有一則比較晚期的材料,所述較為生動。有斯托布斯(Stobaeus)其人,在公元5世紀時,收集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古希臘作品選段,其中一段說:    
    (旬星)自上天施行其影響力於人體。它們又怎麼可能不作用於我們——這作用因人而異卻又無人能免?所以,我的孩子,放眼宇宙,沒有一種巨變不是由它們發射出來的大力所致,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證——牢記我的話——:王位的變更、城市和家族的崛起、瘟疫、潮汐、地震。所有這些,我的孩子,無一不是由於那旬星的影響而發生。A History of Astrology,p.28.    
    這雖出於希臘著作家的轉述,但仍能反映古埃及人的觀念。有這種觀念作基礎,當巴比倫星占學進入埃及時,欣然接受之確實並非難事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19節 星象觀測與金字塔

    根據現存的大金字塔、神廟等建築遺址在方位上的準確程度,可以斷定古埃及人有能力作出精度甚高的天文測量。然而令人驚奇的是,迄今為止從古墓壁畫及實物方面的考察,人們只發現一種名為merkhet的極簡陋的古埃及觀星儀器——稱為儀器都有點勉強。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的瞄準器具:一塊中間開有狹縫的長木條,外加一對懸錘。使用時,兩人配合,先利用北極星—狹縫—懸錘的三點一線來確定當地的子午線,即正南北方向;然後守候所要觀測之星,當它經過子午線(對恆星而言,這是因地球自轉而造成的視運動)時記下時刻,接著再守候其相鄰之星……這樣就可以繪製出星空圖。當神廟之類建築奠基時,也可以使用merkhet來確定其中軸線。壁畫中曾描繪過這樣的場景,還繪有所用的細繩(掛懸錘用)、木釘和錘,旁邊有銘文,說明是在通過觀測星象以確定中軸線。已發現的merkhet實物,早至公元前一千餘年,被視為埃及最古老的天文觀測儀器。    
    用如此簡陋的儀器,到底能將天文觀測作到怎樣的精確程度,不妨以金字塔為證。金字塔本來就是古埃及人心目中的通天之所。在第五王朝法老烏納斯(Unas)(約公元前2300年時)——他的陵墓中最早出現象形文字銘文——的墓室中,有如下一段銘文,說得十分明白:K.Sethe:Die Alta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 Spruch(1960),No.267.    
    烏納斯法老長眠在此通向天堂之階梯,他將由此步入天堂。    
    這正是《金字塔銘文》的開宗明義之篇,指明了金字塔在古埃及人心目中的性質和功能。其中的道理也不難尋繹:法老是太陽神之子;而埃及人將四稜錐體視為太陽神的化身,在四稜錐體石上裹以銅或金,供奉在阿蒙·拉神(即太陽神)廟裡,金字塔不過是此物之放大而已,所以金字塔本身也就是太陽神的象徵。這樣,法老去世後安眠於金字塔陵墓內,即意味著他重回太陽神那裡,與神親近,以獲永生。順便說起,「金字塔」並非古埃及人對他們王陵的稱呼,「金字塔」語出希臘文Pyramis,意思竟是「糕餅」——因為這種四稜錐體很像希臘人日常食用的糕餅。    
    金字塔所反映的天文觀測精度,有許多例證,這裡只挑最大、也是最有名的那座金字塔為例。現代人經常提到的「吉薩金字塔」,是指在吉薩(Gza)地方的三座著名的金字塔,其中最大的那座名「胡夫金字塔」,西方著作中常用「大金字塔」一詞,就是專指這座金字塔,而非泛指。這是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Cheops,又拼作Kheops、Khufu、後一拼法的音譯即「胡夫」,約公元前2500年時)的陵墓。這也是現存埃及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它佔地約53000平方米,底面為正方形,邊長230米。從跟隨拿破侖(Napoleon Ⅰ)遠征的工程師開始,現代學者們不斷驚歎如此巨大建築的方位角竟會如此準確:四邊正對四方,誤差極小,比如正北,僅略微偏西0°23′30〞。這樣的精度,僅靠簡陋的merkhet來測得,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古埃及人看來卻真的做到了這一點。    
    還有更驚人的:考察者們發現,大金字塔上一條進入塔心墓室的斜通道,其坡度恰為30°;而現代的測量表明,大金字塔的所在地吉薩(在開羅西南10公里)的地理緯度是29°59′!這就是說,在墓室中,從這條通道向北望去,恰好能見到北極星。學者們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古埃及工程師有意設計成如此,這也證明了當時埃及天學家觀星的精確程度。    
    關於大金字塔,有種種謎案,如它用什麼手段建成、內部墓室環境中的神異,等等,既是嚴肅學者為之絞盡腦汁的難題,也是偽科學熱衷者們馳騁虛妄想像力的廣闊園地。不過這些已不屬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範圍了。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金字塔的通天性質,這可以為我們理解下文所談的內容提供有益的背景。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0節 希臘化時代:埃及星占學的繁盛

    在希臘化時代之前的古埃及文化中,雖然尚未發現土生土長的星占學體系,但這方面的萌芽或端倪,仍可搜尋出一些。比如,著名的、幾乎是半神化了的人物伊姆霍特普(Imhotep),他是第三王朝法老索叟(Zoser,公元前2686~前2613年,又拼作Djoser或Aozer)朝中的宰相,被尊為「聖人」、「不朽神人」,他被認為是建築師(最先設計了金字塔)、醫生、祭司、巫師,生前即享有盛譽,至希臘—羅馬時代,對他的崇拜臻於極盛。伊姆霍特普雖然主要是作為醫神受人崇拜,但他還有一項重要身份是星占學家——儘管未留下這方面的具體事跡。又如,有一種猜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張算命天宮圖,可能早在公元前2767年時就已出現在埃及;這種大膽猜測固然難以置信,但古埃及人關於不同時刻有著不同的「神性」各主吉凶的信念,與以算命天宮圖為特徵的生辰星占學在理論上也確有某種相通之處。再如,在第十九王朝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墓中,考古學家發現兩個金環,上面有劃分360°的刻度,還有顯示某些恆星升降的象徵符號;學者們推測,這可能說明拉美西斯二世對於黃道升上東方地平線的時刻及度數感興趣——而這是一個重要的星占學概念。拉美西斯二世於公元前1292~前1225年間在位。稍後,在第二十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Rameses Ⅴ)墓中的紙草書上,也發現了關於一年中每月、每時的星占學暗示。諸如此類,都可以視為古埃及星占學的萌芽或先聲,但星占學真正出現在埃及,要等到波斯征服及希臘化時代。那時,發端於巴比倫的兩大類星占學——軍國星占學和生辰星占學,都傳入了埃及。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1節 分野與軍國星占學

    預占戰爭勝負、年成豐歉、王朝盛衰之類的星占學,在理論上必然要面臨一個先決問題:同一天空中所呈示的天象,如何與大地上萬千人事對應起來?比如說,某天象兆示國王之死,但人間國王眾多,誰該「應」這一凶兆?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建立某種「分野」(這是一個純粹出於古代中國的術語,在西方中缺乏完全對應的詞,儘管有著類似的概念)理論體系——將天區作劃分,使之與地上不同區域一一對應(天區分野);或對時間作劃分,使不同時間內呈現的天象分別兆示不同地區的人事(時間分野)。    
    現今所知第一手埃及星占文獻中,年代最早者當推著名的《維也納世俗體交蝕徵兆紙草書》(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由R.A.Parker將此件整理發表,系由Providence,R.I.(1959)出版。雖已是羅馬統治時代的抄本(約公元前2~3世紀),但因其中全未提及黃道十二宮,西方學者普遍相信它必為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遠征之前的作品——但仍是「顯然源於巴比倫的」。維也納指該件收藏地(本書中稱引紙草書而冠以地名者,皆同此例),世俗體(Demotic)指該紙草書所使用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字體。與碑銘體(Hieroglyph)及祭司體(Hieratic)相比,世俗體最晚出,筆畫也最簡潔。許多已發現的埃及紙草書星占文獻都系用世俗體所書寫。    
    在《維也納世俗體交蝕徵兆紙草書》中,保存著埃及星占學的幾套時間分野體系。這些分野體系所涉及的地區,除埃及本身外,還有其周邊諸國:敘利亞、克里特(Crete)、希伯來、阿莫(Amor)。第一套分野將日、月天象分別對待,關於太陽天象的對應之法如下:    
    冬4月—夏3月:希伯來    
    夏4月—洪水3月:埃及    
    洪水4月—冬3月:(缺損)    
    這裡的冬、夏、洪水三季,就是本章第一節一中提到的播種、收穫和洪水三季。上表的意思是:自冬季第四月至夏季第三月,有關太陽的天象(如日蝕等)兆示希伯來土地上的國運;自夏季第四月至洪水季第三月則兆示埃及本土的國運,其餘類推。關於月的天象,則分配對應之法又有不同,將一年12月分為4組,每組3個月,分別對應各國:    
    洪水4月—冬2月:希伯來    
    冬3月—夏1月:阿莫    
    夏2月—4月:埃及    
    洪水1月—3月:敘利亞    
    其意義與上述太陽部分相仿。    
    第二套分野體系更為規則,將各國逐月分配,每年輪流,可列表表示如下:國月季洪水播種(冬)收穫(夏)阿莫111埃及222敘利亞333克里特444該表的意思是:每季第一月呈現的天象兆示阿莫國土上的吉凶,第二月兆示埃及的,……這套體系對日、月天像一樣適用。    
    古埃及人分一天為晝、夜兩部分,自日出至日落為晝,自日落至日出為夜,晝、夜各12小時。此24小時與各國分配對應,也形成一套時間分野:    
    晝12時    
    1—4:埃及    
    5—8:克里特    
    9—12:阿莫    
    夜12時:    
    1—3:埃及    
    4—6:希伯來    
    7—9:阿莫    
    10—12:敘利亞    
    這樣,每晝夜24時之中,「埃及世界」的諸國各有其地位。    
    除上述各種時間分野外,《維也納世俗體交食徵兆紙草書》中也有一種比較簡單的天區分野,將天區與地區作如下對應:    
    北天:希伯來    
    中天:克里特    
    南天:埃及    
    這種對應是專為日食徵兆而設的。關於月的天象及徵兆,也有類似分野,可惜紙草書在此處殘缺了,僅剩下「天區四部……」等幾個字,詳情已不得而知。    
    分野體系設定,就可以依據所見天象對大地上不同地區的人事進行預佔了。這些古辭通常有著比較一致的表達形式,以《維也納世俗體交食徵兆紙草書》中一則為例:    
    如果月食發生於夏季第二月,因該月屬於埃及,它名下土地之大部必遭征伐,軍隊必荷戈出戰。    
    在《維也納世俗體交食徵兆紙草書》的另一份抄本中,還可以見到這樣的段落:    
    ……大麥豐饒,有犁有地就有豐收,全國都如此。好事與滿足遍佈人間,所以人們將嘻鬧縱酒……    
    而在《開羅紙草書》(Papyrus Cairo)31222號中,可以見到更為典型的埃及風格的軍國星占學占辭:R.A.Parker:Egyptian Astronomy,Astrology,and Calendrical Reckoning(縮稱EAAC),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New York(1981),vol.16,p.725.    
    如果索雪斯(Sothis)星(古埃及人對天狼星的另一稱呼)升起時,木星適在人馬宮,那麼埃及之王將統治整個國家;將出現一個敵人,但國王能再次將其擺脫;許多人將會反叛國王;一次固有的洪水將到來;谷價騰貴;……一位神祇的葬禮將在埃及土地上出現……    
    埃及星占家特別關注天狼星升起時刻的天象,往往依據這類天象來作出預言,除上引一例之外,還可見到如:    
    若索雪斯星升起時,月亮正在人馬宮,那麼……    
    如果索雪斯星升起時,水星位於雙子宮,則……    
    等等。從廣泛使用黃道十二宮這點下看,這種星占模式顯然是巴比倫星占學輸入之後所形成的。當然,埃及的本土色彩仍很濃郁。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2節 天宮圖與生辰星占學

    據考證,天宮圖星占學傳入埃及約在公元前4至前3世紀。現今所知用埃及文寫成的天宮圖中,年代最早的一份可以確定為公元前39年。以下幾份依次為公元前10~前4世紀——寫於埃及且寫在紙草上,然而是用希臘文寫成的,這正是希臘化時代產物的標誌。再往下的埃及天宮圖,無論是用埃及文還是希臘文寫成,都已晚至羅馬統治時期。    
    圖4是一份著名的埃及算命天宮圖,原來繪於一座兩兄弟墓葬的墓室頂上,圖4是為兄的那幅,年代是公元141年。圖中的埃及象形文字與圖形交錯共處,初看很難區分;但仔細觀察,則仍有頭緒可尋:    
    圖4一幅公元141年時的埃及算命天宮圖。原圖繪於一墓室頂上。圖中繪有黃道十二宮、五大行星(多作鷹隼之形)、日、月、天狼星以及各種神秘符號與圖形。    
    圖4上部,從左至右,依次排列著天蠍宮、人馬宮、摩羯宮、寶瓶宮(一跪著的女子雙手各托寶瓶)、雙魚宮、白羊宮;下面一行,從右端開始向左排列,依次為金牛宮、雙子宮、巨蟹宮、獅子宮、室女宮(一站立之纖長女子,上身已模糊)、天秤宮。五大行星及日、月各在何宮,圖中也繪得清清楚楚。五大行星多用鷹隼之形代表,在圖中的位置依次如下:    
    水星:斂翼,有蛇形尾,在摩羯宮;    
    木星:展翼,在寶瓶宮;    
    金星:雙面站立人形,在雙魚宮;    
    土星:長著公牛之首的鷹隼,展翼,位於雙子宮;    
    火星:展翼鷹隼,頭有三蛇,尾亦作蛇形,在獅子宮。    
    圖中,太陽與水星同宮(在摩羯宮),月亮在人馬宮。此外,還有三艘小船,分別為天狼星(畫成母牛形)和日、月所乘載。兩臂伸展的男人,按照古埃及星空圖繪畫的傳統習慣,應該是天鵝座(Cygnus)或仙後座(Cassiopeia)。圖的四周則是神秘符號和埃及象形文字。從上述諸要素來看,圖4確實是一張完全夠格的算命天宮圖——儘管其形式與後世的標準形式相差頗大。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出生時刻五大行星及日、月在黃道十二宮中的位置(粗略言之,指明在何宮即可,幾度幾分之類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    
    在傳世的埃及算命天宮圖實物中,關於其人一生禍福的預言部分內容往往很少,有的甚至沒有預言——而這一部分在後世的生辰星占學中發展成巨大的篇幅,有些甚至成為幾十上百頁的長篇報告書。當然,希臘化時代的埃及算命天宮圖,畢竟還只是早期作品,比較簡單、原始,也在情理之中。    
    希臘化時代與生辰星占學有關的埃及星占文獻,除繪於墓室頂上的算命天宮圖外,還保存下一些紙草書。這些紙草書的內容,大部分被認為是「純粹希臘化的」,但也有少數例外。比如學者們注意到《卡爾茨堡紙草書》(Papyrus Carlsberg)1號和9號,前者內容有對法老賽蒂一世和拉美西斯四世(Rameses Ⅳ)時代宇宙圖像的評注,後者提供了月亮運行的25年週期,這些內容被認為是源於埃及本土的。與生辰星占學有關的紙草文獻中,比較重要的有《柏林紙草書》(Papyrus Berlin)8279號和《斯托巴特表》(Stobart Tablets),其中列有公元前16年至公元133年間若干年中(並非年年都有),五大行星與月亮在黃道各宮的位置數據,這對於排算和繪製算命天宮圖來說,顯然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最後還需要指出,這些所謂「純粹希臘化的」埃及星占學文獻,其最終來源,都是巴比倫的。按照西方學者比較普遍的看法,埃及人在生辰星占學、特別是算命天宮圖這一方面,只是接受、採納和傳遞而已,幾乎沒有任何由他們作出的新發展。埃及人對後世西方星占學的貢獻在其他方面,我們接下去就要談到。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3節 後世西方星占學中的埃及色彩

    一、黃道十二宮中的埃及色彩    
    我們在本書第一章第二節中已經指出過,圖2是一幅1653年的版畫,反映了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亞述人對黃道十二宮系統的共同貢獻,又經過希臘—拉丁化的承傳。現在正需要重溫此圖。此圖中保留埃及色彩最明顯者,為白羊(Aries)、金牛(Taurus)、室女(Virgo)和摩羯(Capricornus)四宮,茲依次略述如下:    
    白羊宮:外起第三環中神物形象為人身羊首,第四環中神名為阿蒙,此即前面提到的埃及重要神祇阿蒙。在埃及神話中,阿蒙神有時就被表述為牡羊。克雷默(S.N.Kramer)編:《世界古代神話》(Mythologies of the Ancient World),魏慶征譯,華夏出版社(1989),第32頁。該神更經典的形象則如圖5之A所示。    
    金牛宮:神形為牛,神名為阿匹斯(Apis)。阿匹斯即古埃及神話中的聖牛,又名天牛,其經典形象可見圖6。    
    A戴羽冠的阿蒙(Amun)神B犬首人身的安努畢斯(Anubis)神    
    圖5阿蒙(Amun)神與安怒畢斯(Anubis)神。    
    室女宮:神形為手持雙穗的女子,神名則是大名鼎鼎的伊希斯。關於古埃及的伊希斯女神,已在前面談過(參見本章第一節及圖3),這裡要注意的是女神手中的谷穗,這當然是生育、繁殖的象徵;室女座中的第一星——室女座α星名叫斯比卡(Spica),而此字正是拉丁文「谷穗」之意,其間的歷史脈絡清楚可見。    
    圖6古埃及神話中的聖牛阿匹斯(Apis)。    
    摩羯宮:神形為犬首人身之物與另一怪獸,神名為安努畢斯。安努畢斯為古埃及神話中的墓地之神,他要負責將屍體製成木乃伊。而在「冥間審判」中,安努畢斯掌管巨大的天秤,稱量死者之心是否合乎正義,這種場合中他又常被繪成豹首人身。安努畢斯神的標準形象則如圖5之B所示。    
    此外,埃及人也有他們自己的黃道十二宮,或者稱為獸帶(zodiac,也譯作黃道帶)。1798年,拿破侖率軍遠征埃及時,曾在一座HatHor女神(天之女神)廟的室頂上發現一件這樣的獸帶浮雕。原件現藏於法國盧浮宮博物館(Louvre museum)。廟是羅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統治時期建的,獸帶的天象日期被標定為公元17年4月16日,但這種環形獸帶系統在埃及的起源究竟有多長歷史,目前尚不清楚。    
    二、四宮四神·《神使之書》·「大年」    
    後世西方星占學中,有不少重要內容被認為與古埃及人有淵源關係,這裡略述其中比較值得注意者三則如次:    
    西方星占學家將黃道十二宮分成三類,其一曰「主宮」(cardinal signs),其二曰「定宮」(fixed signs),其三為「移宮」(mutable signs);每類各四宮,對應如下:    
    學者們認為,有證據表明,埃及人早在距今約三千多年前就已注意到了四個「定宮」。在法老賽蒂一世(Seti Ⅰ,死於公元前1298年)的石棺上,發現了代表「四神性」(four deities)的神祇形象,依次為:    
    Tuamutef豺首    
    Hapi犬首    
    Qebhsennuf鷹首    
    Mestha人首    
    這被認為顯然是代表金牛、獅子、天蠍、寶瓶四定宮的——儘管此處的「宮」的概念與後世星占學家所持尚有區別。    
    所謂《神使之書》,相傳為埃及的透特(Thot)神所收集。透特神在埃及中王國時代(公元前2133~前1786年)受到廣泛崇拜,他被尊為發明寫作之神、保護科學之神、守護經文之神以及諸神的代言人(信使);他原為月神,後來司掌計算與學術,他充當諸神的文書、譯員;他還是太陽神拉在世間的代表;其形象多為首人身。透特神的神使之職,到希臘化時代一變而為希臘神話中的赫爾墨斯(Hermes),再變而為羅馬神話中的墨丘利(Mercury,正是西文中水星的名字)。約出生於公元150年的克雷芒(Clement,亞歷山大城的)曾記述了他那個時代的埃及宗教遊行——這種儀式中保存著許多古老的成分,其中特別提到《神使之書》(他稱為「赫爾墨斯之書」)和星占家:    
    首先是指揮者,手持兩卷赫爾墨斯之書,其一為對諸神的讚美歌,其二為對王家官衙的指導。接著是一位四卷赫爾墨斯星佔之書的專家。再接著是一位宗教書記官,頭戴羽飾,手持書冊與尺,他被認為對於象形文字、宇宙學、地理學、日月和五大行星的順序等等學問都無所不知。    
    所謂「四卷赫爾墨斯星佔之書」,即指《神使之書》。在一些古代傳說中,這部書有24卷,甚至有36525卷這樣的夸誕之說。    
    《神使之書》中包含著宗教、幾何、煉金術、天文、星占和許多其他方面的古老知識。這些知識在古埃及是屬於禁秘的,只有最高貴的祭司階層被允許接觸它們。這種禁秘使得《神使之書》很難有完整的文本傳世。古人曾猜測亞歷山大大帝墓中有一部全本殉葬,但也無法證實。不過現在學者們已經能夠知道,《神使之書》的星占學說包括好幾個方面:如星占醫學、旬星(decans,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黃道上的行星以及有星占學意義的各種度數。歸於赫爾墨斯名下著作經常被後世的星占學引用。引用赫爾墨斯的星占家中較著名的有:安條克(Antiochus,雅典的)、薩拉皮翁(Sarapion,他是希臘大天文學—星占學家希巴恰斯的弟子),以及色拉西洛斯(Thrasyllus),他可能是羅馬帝國時代最有影響的星占學家。    
    《神使之書》確實有一些內容流傳至今,學者們相信,這些內容是從原初文本而來,經過希臘人的翻譯保存;最後留下一個約公元5世紀時的拉丁文本(名為Liber Hermetis,即「Hermes之書」),系從希臘文轉譯而來。這個文本中的內容基本上可歸入生辰星占學範疇;書中特別引人注目的內容是將黃道十二宮與人體各部位一一對應,這種對應在後世西方星占學中廣泛採用(參看本書圖1,其中星占家從頭到腳盤踞著十二宮的神及獸,就是這種對應的具體表現)。關於這一文本中的星占學說,我們將在討論羅馬帝國時代的星占學時再詳談。    
    關於「大年」(Great year)的概念,據說淵源甚早。所謂「大年」,基本概念是:當世界開始存在的那一刻,五大行星全都位於白羊宮0°,也即黃經為零的位置上;當它們再次回歸這一位置(指五顆行星又同時回到該處),就到了世界末日或黃金時代(golden age,指理想中的太平盛世)——這取決於星占學家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這其間經過的時間,就是一個「大年」。這和古代印度人的「劫波」(kalpa,=432×107年)頗有些相似之處,不過「大年」遠沒有「劫波」那麼長。    
    一個「大年」,被認為是26000年不到一點,這個值恰好是春分點歲差運動(precession)的週期。這樣看來,「大年」的概念起源就不會太早,似乎應該是希臘化時代或稍早一點的產物。然而,在星占學家那裡,卻要追溯到遙遠的古代。一個「大年」又被按照黃道十二宮分成12個「時代」,比如「金牛時代」被定為始於公元前4139年,「白羊時代」始於公元前1953年,「雙魚時代」約開始於公元220年,而「寶瓶時代」則要到公元2375年那年才開始,如此等等。而兩個「時代」轉換時,也沒有明確的分界點,據說轉換時期可延長到兩個世紀之久。    
    「大年」的概念據說也與埃及人有關。「白羊時代」開始的公元前1953年,正是埃及歷史上對阿蒙神的崇拜如日中天的時代,而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阿蒙神有時就是被表述為牡羊形象的。不過這也多屬推測之辭。在星占學中,一些後世習用的概念或傳說,起源情況往往是不甚明確的。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4節 染上「星占疾病」之前的希臘人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默裡關於星占學進入希臘「如同一種新疾病降臨於某個偏僻海島上的居民」的著名說法,當這種「星占疾病」降臨希臘時,也確實曾遭到古希臘有識之士的反對。這方面特別著名的例子是天文學家、數學家歐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前355年),他堅決反對迦勒底的生辰星占學,曾說:「對於那些依據人們出生日期來預言和判斷他們一生的迦勒底人,不應給予任何信任。」另一位學者西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約公元前372~前287年),系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弟子,聽說迦勒底星占家能夠根據一個人出生的時刻來預言其人一生中的事件,如同天氣預報那樣,也大表驚異。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在古希臘自身的傳統知識和思想中,並不是完全沒有適宜星占學生長的土壤。這裡姑舉比較突出的兩方面為例,略述如下:    
    一、擇日之說    
    所謂擇日,基本思想是:一年中的不同日子(或一月中的,或一日中的不同時刻),有好有壞,有吉有凶,有的宜做某些事而不宜做另一些事,因此行事時要先選擇合適的日子和時刻。這種擇日的思想和學說,在古代中國堪稱源遠流長,然而它在古希臘的歷史還要早得多。    
    赫西奧德(Hesiod)是古希臘繼荷馬(Homer)之後最早的詩人,他生活和創作的時代,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約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赫西奧德有多種著作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一種為長詩《工作與時日》(Erga kai Hemerai)。這部長詩的最後部分(765至828行),竟全是講擇日的,非常詳細,茲摘錄若干如下:赫西奧德(Hesiod):《工作與時日·神譜》,張竹明、蔣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第23~25頁。    
    下述這些日子是無所不知的宙斯(Zeus)定下的,只要人們能不把它們搞錯了。    
    首先,每月的第一、第四、第七天皆是神聖之日。……第八天、第九天——上旬裡至少這兩天是特別有利於人類勞動的。十一日和十二日兩天都是好日子,無論用於剪羊毛,還是用來收穫喜人的果實;……    
    每月中旬的第六天非常不利於植物,但有利於男孩降世,雖然也不利於女孩出生,不利於姑娘出嫁。每月上旬的第六天不適宜女嬰出世,……這天適宜男孩降世。但是,那天出生的人將喜歡挖苦、說謊、狡辯和私通。    
    在偉大的第十二天,聰明人應該誕生,這樣的人最有深謀遠慮。每月第十天是男性降生的吉祥日,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女性降生的吉祥日……    
    要躲過每月第五天,因為這些天艱難可怕。在某個月的第五天,據說厄裡倪厄斯(Erinyes,復仇女神)曾幫助了誓約女神的降生,而誓約女神是斯特裡夫(Strife,不和女神)生下來追究違誓者的。    
    每月中旬第九天愈晚愈好,但上旬的第九天完全無害於人類,這天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都是出生的吉祥日,……    
    以上說的這些日子對大地上的人類是一大恩典。其餘日子捉摸不定,不那麼吉利,不帶來任何東西。……一個人能知道所有這些事情,做自己本份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靈,能識別鳥類的前兆和避免犯罪,這個人在這些日子裡就能快樂,就能幸運。    
    這種擇日的學說,在本質上與巴比倫的生辰星占學實有相同之處。在古代印度星占學中,擇日之說發展得更為完備周密,而且印度古代的星占—天文學與巴比倫及希臘都大有淵源。    
    二、天象迷信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學術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書式作者。在他流傳下來的大量著作中,集中討論天學的有《論天》(De Caelo)和《天象學》(Meteorologika,以前中文常譯作《氣象學》,不確)兩種。還有一個短篇《論宇宙》中也談到一些,這相傳是他致亞歷山大大帝的一封信——他是這位著名君王的老師;但通常認為該篇出於後人偽托,並非亞里士多德本人手筆。    
    在《天象學》中,亞里士多德用了不少篇幅談論彗星。他認為彗星的構成性質類似火,因而彗星出現常常是乾旱和大風的預兆:    
    當彗星很多,而且經常出現時,那些年份就明顯是乾旱的和多風的。……例如,當那塊石頭從氣中落入埃戈斯河中時,它就是先被風刮上去,然後在白天落下的;在那時,有顆彗星也恰巧出現在西方。再有,在大彗星出現時,冬季乾燥,北風凜冽,潮浪由於風而相對撞;……再有,在尼古麥克霍斯(Nikomakhos)統治時(按為公元前341~前340年),一顆彗星在赤道圈周圍出現了幾天(這一次沒有升起在西方),這與科林斯發生的風暴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天象學》,徐開來譯,《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第487頁。    
    這種認為天象能夠影響氣象的思想,在古代是常見的,後來又由此演化為所謂「星占氣象學」,專據星象以預言氣候氣象。這種古老的迷信前幾年也曾在中國大地上又覓得一位傳人,一時間招搖過市,著實熱鬧過一陣。當然,與古希臘學術大師亞里士多德相比,雖有許多現代的包裝,卻實在要等而下之了。因亞里士多德認為彗星是大氣層中的產物,由此推論彗星會影響氣象,在道理上還略有一點說得通之處。    
    但希臘人對於彗星天象的迷信還有更甚者。例如公元前372年出現的一顆彗星,亞里士多德曾描繪它有長達60°的彗尾,據我們前面幾次提到的西西里人狄奧多羅斯的記載,這顆彗星被認為是斯巴達人衰落的預兆。又如公元前343年出現的一顆彗星,被視為戰勝西西里人的吉兆,等等。當星占學在希臘化世界和歐洲流行之後,對於彗星的星占迷信當然更多,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    
    還有一件廣為人知的著名故事不妨在這裡一提,即呂底亞人(Lydians)和美地亞人(Medians)之間因一次日食而罷戰言和,而這次日食曾由希臘哲學家泰勒斯(Thales,米利都的)作出預報。希羅多德(Herodotus)《歷史》中記其事云:《歷史》,第37頁。    
    呂底亞人和美地亞人之間就爆發了戰爭,這場戰爭繼續了五年。……不過在第六個年頭的一次會戰中,戰爭正在進行時,發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即白天突然變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奧尼亞人(Ionians)預言了這個事件,他向他們預言在哪一年會有這樣的事件發生,而實際上這話應驗了。美地亞人和呂底亞人看到白天變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戰爭,而他們雙方便都十分切望達成和平的協議了。……這兩個民族像是希臘人一樣地宣誓締盟,此外,他們在宣誓時,在臂上割傷一塊,並相互吸吮了對方的血。    
    根據天文學家用現代方法推算,這次對和平大有貢獻的日食發生於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泰勒斯由於成功地預言了這次日食而千古留名——知道他這件事的人遠比知道他哲學學說的人要多。交戰雙方雖不是希臘人,卻也可歸入「希臘文化圈」之內,因日食而罷戰言和,顯然有天象迷信的成分,不過這一次迷信倒產生了好的結果。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5節 星占學的「第一黃金時代」

    一、從亞歷山大大帝身世傳奇說起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是馬其頓(Macedon)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之子,這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在一些古代傳說中,這位偉人的身世卻充滿傳奇色彩,而且與星占學密切結合在一起。這裡略述其梗概如下:    
    相傳,亞歷山大的真正父親是末代埃及法老奈克塔內布(Nectanebus。亞歷山大遠征至埃及,被擁戴為法老,他去世後由其部將托勒密建立王國統治,「埃及艷後」克婁巴特拉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他們都已不是正統的埃及人)。這位法老有類似「撒豆成兵」的法術,能憑空喚大軍集結。但在公元前356年那年,天上的行星向他兆示:他的王國將被強敵征服,任他法術高深也無濟於事。於是奈克塔內布化裝成星占學家,去到馬其頓,著意取悅於菲利普二世的宮廷。終有一天被他候到一個良機,乘菲利普二世外出之時,他潛入王后的寢宮,偽裝成阿蒙神下凡,使王后懷了孕。    
    等到分娩之日到來時,奈克塔內布又去到王后寢宮,在那裡大施法術。他安置起一個星佔用的金盤,外圈是埃及的36旬星,中圈是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內圈是日、月;還有一些標識,用來表示行星位置。他要王后控制嬰兒降生的時刻——在他據金盤排算出來的吉祥時刻才分娩,結果亞歷山大果然降生於吉日良辰。但是,國王菲利普二世回宮之後,面對這一切既成事實作何反應,傳奇故事中卻並未交待出來。    
    這個故事還未結束。亞歷山大出生之後,奈克塔內布成了他的塾師,用的啟蒙教材是一本名為《秘中之秘》(The Secret of Secrets)的書——據說是亞里士多德所撰,後來失傳——當然都是天方夜譚式的傳說。奈克塔內布向王子傳授星占學,可是當王子長到12歲時,卻將自己的生父兼恩師、星占學家、前埃及法老(從理論上說當時仍是法老)奈克塔內布扔下了懸崖,原因是要證明:這位星占學家並不能正確預言自己的死期。    
    上面這個搖曳生姿的傳奇故事當然不是信史,但它向我們提示了值得注意的幾點:    
    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是星占學在西方世界大擴散的最重要契機,難怪後世的星占學家要將星占學的傳奇附會到他的身世上去——他可算得上星占學史上的大功臣。    
    認為人的出生時刻決定其人一生禍福的觀念,在這個傳奇故事中得到生動反映。操控出生時刻以求避禍就福的想法,由此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最後,還可以指出特別有趣的一點:上述故事中亞歷山大將奈克塔內布扔下懸崖以證明他不能預言自身死期(問他自己何時死?只要答案不是「現在」,就立刻殺他,即得證明)一節,為後世帝王與星占學家之間鬥智鬥勇提供了一個屢用不厭的題目。圍繞著這個題目,後世的帝王與星占學家各出新招,精彩紛呈,我們後面還要談到一些例子。    
    二、生辰星占學風靡一時    
    據說,亞國山大東征過程中,就曾利用星占學以助成偉業,這雖未留下多少確切的證據,但如此雄才大略的君王,在幾乎轉瞬之間建立起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空前大帝國,則廣泛借助於各種力量以成其事業,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    
    亞歷山大大帝國轉瞬間建立,又在他去世後轉瞬分裂,成為迦勒底星占學向各處廣泛傳播的契機。關於著名的迦勒底星占學家貝羅索斯在希臘的活動,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這一時期還有一些這樣的星占學活動家,比如活動於帕加瑪(Pergamum)國王阿塔羅斯一世(Attalus Ⅰ)宮廷中的星占家蘇丁(Soudines),他曾編過一種月亮表,被沿用了好幾個世紀。當時很多希臘人接納了新的天學理論,像伊壁琴尼(Epigenes)、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阿特米德羅斯(Artemidorus)等人都自誇曾受教於巴比倫的祭司—星占學家。又有基第納斯(Kidenas)其人,可能與巴比倫的某些天文發現有關,他甚至可能曾是貝羅索斯的老師——儘管從年代上推算他與後者相去不遠。    
    在公歷紀元開始前的幾個世紀裡,星占學激起了希臘社會中許多群體的強烈共鳴。其中不僅包括哲學家和科學家,也包括像「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這樣的人物。希波克拉底向他的門徒傳授星占學,以便讓他們掌握病人的「凶日」(critical days,這與前面所談赫西奧德《工作與時日》中的擇日之說是一脈相通的)。他曾說:「誰要是不理解星占學,那就不是醫生而是白癡。」希波克拉底的這些觀點後來成為歐洲醫學界的悠久傳統,也使「星占醫學」這一脈日漸光大。繼他之後的大醫學家蓋倫(Galen)也堅信星占學。一些希臘醫生是根據星占學的象徵和兆示來決定醫療措施的。    
    希臘上層人物對星占學的興趣之大,在許多傳世的典籍中都有反映。古希臘著名的喜劇大師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他的《雲》一劇中嘲諷了雅典上流社會對星占學的迷戀。而當柏拉圖(Plato)訪問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學校時,就遇見兩個學生在口講手劃地爭論星占學問題。更有名的例證是希臘詩人阿拉圖斯(Aratus)的《天象》(Phainomena)一書。阿拉圖斯是貝羅索斯的同時代人,他在長詩《天象》中描述了行星、黃道、星座等天象,並附有氣象預兆的結集,他對氣象學家的告誡是:    
    期年探星空,    
    黃道十二宮,    
    氣象非妄語,    
    成算在胸中。    
    這部長詩在希臘人中代代傳誦,後來西塞羅(Cicero)又將它譯成拉丁文。詩中的許多天學理論,據說都來自昔日歐多克斯的天文台。    
    當時風靡希臘世界的是生辰星占學,即根據一個人出生時刻日、月和五大行星在黃道十二宮中的不同位置,預言其人此後歲月中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生老病死,窮通禍福,以及此人在性格、體質等方面的特徵。下面是幾個具體例子,由此可見一斑:    
    生於12月14日(年份佚失):能做到代理總督之職,但會觸怒上司,最終淪為囚犯,作採石苦役至死。    
    生於公元104年4月23日:手臂短。又一人:有病,在海上出逃不遂,但幸賴土星位置之仁慈,終可倖免於難。    
    生於公元114年11月10日:四十二歲上與一女子口角糾紛,大出其醜;兩年後一奴隸橫死,他的父親陷於危險,性命交關;他本人(受到)「門第微賤」、「強姦」等指控。但他能得到朋友們的幫助和恩惠……    
    生於公元116年1月21日:女人氣,且有難言的惡習——因為摩羯宮是淫蕩好色的,而它的統治者(土星)又遠在金牛宮;……他看來將由於一些無法防止的意外事件,在軍中高位上被人鳴鼓而攻,屆時人們將無不驚奇。    
    這類預言之謊誕可笑自不待言,但由上引諸例可以看到,有時所預言之事如此具體,以致人們很容易加以證偽,真不知那些星占學家們如何自圓其說。    
    三、五星與七政    
    在這個時代的星占學家心目中,塵世間各種事件與日、月、五大行星之間,有著密切的對應及互動關係。例如,太陽常與生命聯繫在一起;而且一天之中不同時刻的陽光有不同性質,據說這種觀念來自埃及人。又如,火星在星占學家那裡總是與戰爭聯繫在一起,金星則對應於愛情,水星對應於速度和情報訊息,等等。同時,行星又與古代神話傳說聯繫在一起,如土星和克洛諾斯(Cronos),木星與宙斯之類。關於這些聯繫的記載和說法,有不少一直流傳至今。    
    關於五大行星的「性質」或「性格」,又有一套說法。比如,木星和金星被認為是仁慈和善的,火星和土星則會相沖相剋,而水星則是中性的。行星與月亮的影響力,則依據它們對於地球與太陽相對位置而有大小不同——金星、水星與月亮的影響力弱,火星為中等,木星與土星則為強。與此相對應,金星和月亮是「濕性」的,而濕性代表雌性、女性;反之,木、土二星則代表雄性、男性;此外竟還有「雌雄兼性」(hermaphrodite)的水星。在這類玄虛荒誕的說法中,有一條是關於各行星的冷與熱——離太陽越遠的行星,被認為越冷,這一點倒與事實相符,不過恐怕應該視為古時星占家們「歪打正著」的結果。    
    這裡不妨談一下古代西方星占家對於「行星」一詞的用法。古人只知道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這在西方和中國都一樣。西方人將此五個天體稱為「行星」,中國古代則稱為「五星」或「五緯」(古代中國人將行星稱為「糾星」,恆星則稱為「經星」)。但西方古代星占家有時也將日、月兩天體都包括在「行星」一詞之內,這顯然是因為這七大天體都是相對於恆星背景不斷運動之故;與這一意義相對應的措辭,中國古代也有,即所謂「七政」。五星與七政,總是古代星占學家特別重視的對象。    
    這裡還可以順便看一下五大行星名稱在西方古代星占學中的演變。先列表如次:    
    金木水火土迦勒底名IshtarMardukNeboNinibNergal希臘名AphroditeZeusHermesAresCronos羅馬名VenusJupiterMercuryMarsSaturn今日全世界通用的西文名稱,就是上表中的最後一行,來源於羅馬人的神話。表中所有的星名,其實全是三個民族神話中的神名,其中有些我們已在前面多次提到。而且,各民族神話雖不同,但各星對應的神卻有著非常類似的身份和使命,比如馬杜克、宙斯、朱庇特(Jupiter)在神話中都是眾神之王,而伊什塔爾、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維納斯(Venus)都是愛之女神,等等。    
    四、萬事前定與否?    
    隨著星占學理論的發展,它的內容也就更難單純一致,相互對立的觀念也逐漸各自登場。據說早在公元前3世紀,希臘化世界的星占學就有了不同的兩派:一派主張,人間萬事都是前定的(predetermined),而行星天象就是對後來必然要發生的事件的預告,這可稱之為「萬事前定派」;另一派只承認人間萬事中有一部分是前定的,還有一部分則未經前定,因此人們至少還有一些操控未來的餘地。而這樣的話,選擇就顯得非常重要了,你如選擇不當,在此時此地做某件事會招災惹禍;而如選擇得當,在彼時彼地做同一件事卻會大吉大利。    
    這後面一派可以稱為「非前定派」。由於這種非宿命論的觀點,保留了人的主觀努力的有效性,當然容易導致較為積極的人生觀。因而大體上來說,「非前定派」的星占學理論更受歡迎一些。順便指出,在古代中國,星占學家幾乎從不持「萬事前定」的觀點。宿命論的觀點在篤信「天人感應」的古代中國人那裡很少有市場。    
    按照「非前定派」星占家的觀點,則操控分娩過程、選擇嬰兒降生時刻就成為關係到這嬰兒一生禍福的大事情了。前述亞歷山大大帝身世傳奇故事中就有這樣的情節,這在那個時代可能是較為風行的做法。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那時的星占學家並不僅僅依據別人告訴他的嬰兒出生時刻去排算一份算命天宮圖就算了事,他往往還需要根據孕婦的預產期,事先排算好一系列的算命天宮圖,由此看出哪些日子、哪些時辰分娩是吉利,哪些日子、哪些時辰分娩則大凶,再進而去指導產婆(有時很可能就是星占學家本人充任——不要忘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教導,醫生必須懂得星占學!),幫助產婦操控分娩過程,力求趨吉避凶,盡量降生一個一生幸運的嬰孩。    
    不過,也不要以為,在這種降生時刻選擇術前面——假定在選擇的大吉時刻生下的嬰孩後來果然一生幸福——「萬事前定派」星占家就會甘心認輸。主張「萬事前定」的人可以爭辯說:產婦在分娩時能碰到這樣一位星占學家,幫助她選擇了大吉的分娩時刻,而產婦也恰好能在這一時刻將嬰兒生出,……這一切的一切,本身就都是前定的!對於偽科學來說,要想借用科學邏輯去駁倒它往往是很難的,當然更不必指望靠另一種偽科學去駁倒它了。    
    五、從希臘東行    
    隨著希臘化世界與東方各民族的交往(特別是戰爭、貿易和政治聯盟之類),希臘化世界的星占學也繼續東行,影響到東方,與中亞伊朗高原的文化發生接觸。下面就是一個有關的例子。    
    安條克一世(Antiochus Ⅰ,公元前1世紀,與塞琉古王朝的同名君主並非一人)是個小國之君,先前曾與龐培(Pompey)為敵,後來在龐培與安東尼(Antonius,繼愷撒之後成為「埃及艷後」克婁巴特拉的愛人)的內戰中卻成為前者的盟友,曾擊退過安東尼的進攻。安條克一世雖只是一個不很著名的國王,卻在海拔7000英尺的山巔中有一座巨大的陵墓。墓上有著反映那個時代星占學信仰情況的精美浮雕。在這些動人心魄的浮雕藝術中,希臘與伊朗的諸神已合為一體: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即密特拉(Mithra,密特拉教所奉的主神),希臘的火星神阿瑞斯(Ares)則是海格立斯(Hercules),宙斯成了奧羅梅特斯(Oromazdes)。陵墓西側高壇上另有一幅巨大浮雕,描繪出一隻在星空中的雄獅——木星在頭部,水星在中腰,火星則在獅尾。這浮雕被認為是一幅算命天宮圖的圖示,該天宮圖的日期是公元前62年7月6日,這天正是安條克一世靠龐培之力重新復位加冕之日。    
    希臘化時代的星占學,又幾乎被羅馬人全盤繼承。在羅馬帝國時代,這種希臘—拉丁化的星占學又向波斯傳播,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密特拉教(Mithraism)的僧侶們有關。再稍後,亞歷山大城的希臘化星占學又對印度產生了很大影響,黃道十二宮的概念就是這樣傳入印度的;印度星占家有時同時使用兩套星座名稱,一套是希臘語的音譯,另一套則是梵文的意譯。有人甚至猜測,希臘化的星占—天文學有可能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後傳入中國。儘管由於亞歷山大遠征的激勵,希臘文化經過中亞、印度而傳入中國,確有其事(比如從佛像上反映出來的雕塑藝術就是一例),但就星占學而言,迄今為止卻還未發現希臘影響中國的確切證據。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6節 星佔大師托勒密

    前面談希臘化時代的星占學,談到現在,竟還幾乎無一語及於這個時代最重要、也是對後世星占學影響最大的星占學大師托勒密。這其實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只是由於此人和他的星占學著作實在太重要了,以致我們認為必須為這位偉大人物(因為他遠遠不止以一代星佔大師載入史冊)專門寫一節。    
    一、托勒密的生平和著作    
    托勒密生卒年已無法詳考,通常推斷為公元100~170年之間。他祖上是希臘人,或希臘化了的某族人;他本人是埃及居民,擁有世襲的羅馬公民權,這可能是由羅馬皇帝克勞狄(Claudius)或尼祿(Nero)贈與他祖上的。關於托勒密的家庭和出生地,至今無法確定。他本人很可能終生都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生活和工作。該城當時早已在羅馬帝國治下,但仍是希臘文化的重鎮。如果僅從政治權力的轉移和繼承著眼,托勒密可以算作羅馬帝國時代的人物;然而從文化的演進著眼,則托勒密無疑仍是希臘化時代的人物。有些西方著作中,或把他歸入希臘時代,或歸入羅馬時代,原因就在於此。    
    只要對托勒密其人、其書和他生活的時代稍有瞭解,就不難明白,說他是希臘文化最偉大的、也是壓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絕對當之無愧的。他一生至少寫了13部著作,流傳至今的有10種,不妨列出如下,看一看那個時代的偉大學者是如何全面發展的:    
    《至大論》(Almagest)    
    《實用天文表》(Handy Tables)    
    《行星假說》(Planetary Hypotheses)    
    《恆星之象》(Phases of the Fixed Stars)    
    《四書》(Tetrabiblos)    
    《地理學》(Geography)    
    《光學》(Optics)    
    《日晷論》(Analemma)    
    《平球論》(Planisphaerium)    
    《諧和論》(Harmonics)    
    上列10種著作中,13卷的《至大論》名聲最大,成為此後一千餘年間拜占庭、阿拉伯和歐洲天文學的《聖經》。《地理學》和《光學》兩書也各自成為這兩門學科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與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主題關係最密切的,卻是那部從書名看不出什麼名堂的《四書》——此書在它問世後一千餘年間一直是西方星占學的《聖經》,有些學者認為它的名聲在歷史上可能比《至大論》還大。我們將在下面兩小節中專門討論《四書》。但在此之前,先要談談托勒密其他著作中涉及星占學的內容,以及偽托為托勒密的星占學著作。    
    托勒密在《至大論》中幾乎完全未討論星占學,只卷Ⅱ、卷Ⅵ等少數幾處與星占學有間接關係。但在《恆星之象》和《諧和論》兩書中,有些章節論及星占學。《恆星之象》2卷,僅第二卷存世。此書專論一些明亮恆星的偕日昇與偕日落,這是《至大論》中未曾充分展開處理的課題。書中有星歷表,列出一年中每天偕日昇、落的若干亮星,並結合各種證據,列出這些星象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兆意義。這種把現代意義上的氣象學與星占學結合在一起的傳統,從古希臘一直持續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諧和論》3卷,係數理樂律學著作,根據各個不同傳統的希臘體系,討論各種音調及其分類中的數學音程等問題。但此書中也談到一些星占學概念,特別是卷Ⅲ的第16節,談論各行星的星占學性質及屬性之類。    
    托勒密在歷史上既以星佔大師著稱,也就發生了一些後世的星占書偽托在他名下的現象。其中特別有名的例子是《金言百則》一書(拉丁文作Centiloquium),這是一部星占學格言集,共100則。本是一部較為通俗之作,沒有什麼數理內容。古時被歸於托勒密名下流傳,但學者們早已確認是出於偽托。    
    二、托勒密的《四書》    
    《四書》4卷,在西文中常作Tetrabiblos,系自希臘文轉寫而來,拉丁文作Quadripartitum,皆為「四卷書」之意。托勒密將此書視為《至大論》的姊妹篇,寫作時間約在公元139~161年之間,在完成《至大論》之後若干年。經近代西方學者的考訂校釋,《四書》已有希臘文和英譯文的現代版本可供使用。    
    《四書》卷Ⅰ可視為星占學的預備知識,集中講述日、月、五大行星運動以及恆星位置等數理天文學知識——這是任何一個入流的星占學家都必須掌握的。在卷Ⅱ中,托勒密設法為星占學確立一些理論基礎和原則。例如他論證道:既然太陽、月亮可以通過季節變換、潮汐漲落來直接影響地球上的人類生活,那麼五大行星也能影響塵世事務,應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托勒密也談到星占學可應用於兩個領域:國家民族和個人;但對於前一領域,他主要是談論水土、氣候之類,只能算是「星佔地理學」(astrological geography)和「星占氣象學」(astrological meteorology),與巴比倫人的軍國星占學無關。星占學之應用於個人,也即生辰星占學,則是《四書》後兩卷全力探討的內容。托勒密在這兩卷(卷Ⅲ、卷Ⅳ)中集此前這方面學說之大成。    
    卷Ⅲ先談到獲取精確出生時刻的困難,而這是以後一切推算的基礎。至於準確得知受孕時刻自然更為困難。確定這些時刻都要依靠天文觀測,使用星盤(astrolabe)和時計,被特別提到的是水鍾(water clock),但托勒密認為精確程度不夠,雖然受孕時刻和分娩時刻都應注意,但托勒密認為分娩時刻更重要:    
    受孕事實上只是精液導致了繁殖,而出生是人本身——因為嬰兒在分娩的那一時刻,會獲得許多在子宮裡不能獲得的特性。    
    這些所謂在出生時刻獲得的特性,就是日、月、星辰對人的影響。    
    圖7《四書》拉丁文本一頁。    
    接下來詳細論述算命天宮圖的構成與排算。托勒密認為一個好的星占學家能夠從中發現許多信息,這些信息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人的體質特徵。舉兩例如下:當土星位於出生時刻天宮圖東側時,這個嬰兒將來會是:    
    黃膚色、好體格,黑色卷髮,寬闊而堅強的胸膛,常規眼睛,身材勻稱,氣質是濕與冷的混合。    
    而如果土星位於西側,則是:    
    其人形象黑暗,瘦弱單薄,頭髮稀疏,身上無毛,體形悅目,眼睛為暗黑色,氣質的主要成分是干和冷。    
    這類純屬算命看相之流的文字,出於曾寫了《至大論》、《地理學》、《光學》這些不朽的數理科學著作的托勒密其人之手,而且還以認真的態度陳述著,在現代人看來真是難以想像,然而這在古代卻是事實。    
    一生的疾病也能從天宮圖中看出,但更玄妙的是對其人心靈、思想傾向和特徵的預言。這類預言依據的重點是黃道十二宮的「主」、「定」、「移」三類宮(見本書第二章第三節二)的位置。例如「主宮」(白羊、巨蟹、天秤、摩羯四宮)的作用是:    
    通常傾向於使心靈對政治感興趣,會使其人投身於公共事務或動亂;好大喜功;醉心於神學;同時,其人是機巧的、敏銳的、好奇的、別出心裁的、深思的;還會致力於研究星占學與占卜術。    
    關於四「定宮」(金牛、獅子、天蠍、寶瓶)和四「移宮」(雙子、室女、人馬、雙魚)的作用,也各有一番模式相同的說法。    
    當然,行星也對其人性格的形成起著巨大作用。例如,在算命天宮圖中,土星與金星位置的意義有某些關聯,如果該兩星處於「貴格」(指土、金兩星恰處於能「感應」的一宮之內),則此時降生者將是:    
    不好女色;有支配欲;喜好孤獨,城府甚深;無視等級;對美麗無動於衷;忌刻善妒,不喜社交;見解卓越;酷好占卜、宗教和神秘主義,渴望神職,對宗教熱忱盲信,恭敬有加;平日正襟危坐,虔恭沉靜,醉心學問,信任友誼,禁慾自制,三省吾身,謹慎周密;小心對待來自女性的友誼。    
    相反,若是土星不能與金星相互配合,處於不好的位置上,它將使人:    
    肆無忌憚,淫蕩好色,親身參加粗魯下流無恥之事,乃至淫猥有罪的性交;對婦女不忠誠,……褻瀆神靈,嘲罵聖潔的宗教禮儀。    
    這類話頭直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神秘主義著作中,仍時常可見。    
    在《四書》卷Ⅳ中,托勒密繼續闡述算命天宮圖的各個方面;辨識嬰兒未來的健康狀況;預言他的社會地位和職業;他或她未來的婚姻情況,乃至對於性的態度。例如,如果火星遠離金星和土星,但同時又靠近木星的話,就會使此時降生的人「在性交時純潔有禮,傾向於只著眼於此事的自然用途」——按照西方古代的禁慾主義學說,性交的「自然用途」是受孕育兒;若著眼於享受兩性歡合時的愉悅,即為可恥有罪。這種觀念在中世紀基督教會和公元10世紀以後的中國也都有一定的市場。又如,要是火星得到金星的「支持」,此時降生的人就很難藥救了:    
    放蕩邪侈,人慾橫流,為填欲壑,不擇手段。    
    諸如此類。雖然各種情況下的算命天宮圖所「蘊含」的信息各有不同,但據此進行預言的模式則大致相似。    
    三、《四書》的歷史影響    
    《四書》集希臘化時代星占學之大成,它在西方星占學史上的地位,確實可與《至大論》在西方天文學史上的地位並駕齊驅。托勒密曾從他的前輩、希臘天文學家希巴恰斯那裡繼承了許多寶貴遺產,這他自己在《至大論》中也毫不諱言。希巴恰斯最重要的天文學遺產之一是那份恆星表,現今保留在《至大論》卷Ⅶ、卷Ⅷ中的恆星表,被認為就是希巴恰斯星表的改編本。而希巴恰斯,據說老普林尼(Pliny)經常援引他的著作,因為「沒有任何人比他做了更多的工作來證明:人與星是有關係的,我們的靈魂是天的一部分」。似乎他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也確實有一篇古代論文,以幾種手抄本的形式流傳至今,文中專論黃道十二宮的星占學意義,而題為希巴恰斯撰,不過現代學者認為這只是偽托的。    
    圖8托勒密(Ptolemy)星表中的一頁。從這些圖案中不難看出它顯然與星占學有關,事實也正是如此。    
    《四書》在托勒密生活的時代即已產生廣泛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他身後持續了許多世紀。好些有名的星占學家,如希巴恰斯(底比斯的),保羅(Paul,亞歷山大城的)以及尤里烏斯·菲爾米庫斯(Julius Firmicus)等人,都引用《四書》,並將此書視為最基本的第一手星占學資料。    
    《四書》為此後一千九百年間的西方星占學的理論和實踐提供了標準模式。這裡我們分析一個例子,可以很生動地說明這一點:圖9是《四書》中一幅算命天宮圖實例,令人驚奇的是,直到一千三百年之後,歐洲的算命天宮圖仍然遵用與此完全一樣的標準形式——正方形,外圈標有黃道十二宮符號(這裡12個符號與今日全球天文學界通用的符號幾乎沒有兩樣);圈中的12個三角形即黃道十二宮,日、月和五大行星各在何宮幾度,往往也在這裡標出;中間的方形裡,通常記載著天宮圖主人(圖即為他而排算)的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期之類。    
    《四書》對西方星占學的影響之持久是驚人的——直到今天,仍有星占學家閱讀此書,從中獲取靈感並尋找理論根據。對於那些不甚務實而喜歡以神秘主義眼光看待事物的人來說,托勒密的《四書》或許顯得有些枯燥,不那麼才華橫溢。但是,托勒密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是簡潔明快和確定性,這與他在《至大論》中的風格是相似的。況且,《四書》有不少章節,今日讀起來還頗有現代氣息呢。圖9《四書》中的算命天宮圖。是此後歐洲算命天宮圖的標準樣式。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7節 星占學中的羅馬人色彩

    多少星占學家,在提前很久就預告了別人的死期之後,也已死去。    
    ——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利烏斯    
    (Marcus Aurelius)    
    星占學中的羅馬人色彩    
    就星占學本身的發展而言,羅馬人幾乎沒有作出過什麼重要貢獻。但是在世界性的羅馬帝國中,星占學長期廣泛流行,因而在西方星占學體系中,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不少羅馬人特有的色彩。    
    羅馬人與其他古代民族一樣,對於天球、星象、星神之類與星占學有關的事物,很早就感興趣。公元前212年,古羅馬統帥馬爾賽魯斯(Marcellus)征服敘拉古王國(Syracuse),他屬下的士兵在破城時殘暴殺害了著名數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當時後者正在演算一道題目,要求士兵等他算完再殺,這個故事盡人皆知。然而,馬爾賽魯斯本人卻從這位遇害的數學家家裡拿走一架天球儀,當作戰利品帶回羅馬,而且還十分寶愛。不過,羅馬人的主要興趣仍在星占學的應用方面。    
    那種將黃道十二宮與人體各部位一一對應的方式,據說最早見於公元5世紀的一份拉丁文抄本上(這抄本被認為是從希臘文本轉譯而來)。本書圖1的製作年代雖然晚得多,但仍完整地反映了這種對應:圖1中的星占學家,從頭至足依次為:白羊宮(頭頂),金牛宮(右頸),雙子宮(兩肩),巨蟹宮(鎖骨下),獅子宮(胸前),室女宮(腰帶正中),天秤宮(腰帶兩側),天蠍宮(右腹),人馬宮(左腹),摩羯宮(右膝),寶瓶宮(右小腿上持瓶女子,瓶正向外傾水),雙魚宮(右腳上)。這種對應又很自然地與星占醫學聯繫在一起,讓十二宮各自「統治」該宮所在處的人體器官或內臟,比如天秤宮,它「統治」人的兩腎,等等,其餘可類推。    
    羅馬人與古代埃及人、希臘人一樣,喜歡將本民族神話中的神和英雄與天上的行星和星座對應起來。將五大行星與五位著名神祇對應,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五位神祇的拉丁名字至今仍是全世界天文學界通用的行星名稱。當現代天文學又發現了另外三顆行星時,天文學家們決定遵循羅馬人留下的先例,繼續使用羅馬神話中的神祇來命名。五大行星的拉丁名稱及對應的神依次是:    
    水星:Mercury(墨丘利),旅客、商人,甚至盜賊的保護神,又是諸神的使者。    
    金星:Venus(維納斯),眾所周知的愛與美之女神。    
    火星:Mars(馬爾斯),戰神。    
    木星:Jupiter(朱庇特),眾神之主,相當於希臘神話中的宙斯;同時還是光明之神、雷電之神、護軍之神、勝利之神。    
    土星:Saturn(薩圖恩),農耕之神;先前也曾經是羅馬人的主神,後來讓位給朱庇特。    
    後來發現的三顆行星,命名也循此例,順便在此一併敘出:    
    天王星:Uranus(烏拉諾斯),此神是地球之神蓋亞(Gaia)女神的丈夫,既與地球相對偶,中譯名就定為「天王」。    
    海王星:Neptune(尼普頓),海神。    
    冥王星:Pluto(普路托),冥王,與中國人所熟悉的「閻王」相對等。    
    將自己民族的諸神與五大行星對應命名,當然不是為了好玩,而是出於星占學的考慮。因為這樣一來,諸神的特長、司職、性格乃至性別,都可隨著該神所對應的行星的運行而與塵世事務附會在一起,再由此參照、綜合、平衡,星占學的花色就可大為豐富。對此,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有很好的論述:    
    把著名的神的名字分配給各個行星,因此,諸行星就具有了與神同名的特性。例如,水星跟旅行、商業和盜竊發生了聯繫,金星跟愛情有聯繫,火星跟戰爭有關,木星與力量和「健爽」有聯繫……泰勒(E.B.Tylor):《原始文化》,連樹聲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第139頁。    
    我們從前面各章所引述的一些占辭實例,不難看到古代星占學家正是廣泛運用這類聯繫來立論的。各民族的神祇及諸神的特性雖各異,但思路是非常相似的,不獨羅馬人而然。    
    以神話來豐富星占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羅馬人也很熱衷於用星占學去豐富、裝飾他們的萬神殿。流傳至今的各種十二宮圖形、星神雕像等實物,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圖10就是這種實物之一,這裡羅馬神話中的諸神又被與黃道十二宮一一對應,例如:朱庇特對應的是金牛宮,相鄰的雙子宮由維納斯女神對應,而與室女宮對應的則是穀類女神Ceres(刻瑞斯),摩羯宮由握著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頓掌管,……    
    圖10黃道十二宮與羅馬諸神。注意外圈羅馬風格的十二宮符號。    
    羅馬人使用的星占學,純然屬於生辰星占學一路,而且又特別注重從算命天宮圖中推算、預言人的死期,其次是該人的權位極限(比如有無登基為帝之望),為此羅馬星占家十分重視一個人出生時的「誕生之宮」(natal sign,或可譯為「命宮」)。「誕生之宮」的定義是:當某人誕生的時刻,黃道十二宮中恰好在東方升上地平線的那一宮。在給定時刻之後,哪一宮在此時升上東方地平線,當然用不著依靠實際觀測,只消由方位天文學的有關公式推算即可得知——我們已經知道,許多算命天宮圖都是事後排算的。    
    在西方星占學發展史上,羅馬人留下的色彩,比較明顯和突出的就只有上述幾點。他們最主要的表現,則是將星占學廣泛用於無休無止的政治陰謀之中。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8節 皇帝身邊的星占家(1)

    一、伴君如伴虎    
    我們前面曾提到過亞歷山大大帝將星占家扔下懸崖以證明星占家不能預言自己的死期,到了羅馬帝國時代,這種君王與御前星占家之間性命交關的勾心鬥角,又出新招。    
    提比略是羅馬帝國第二個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他登基之前,曾去羅得島,遇到著名星占學家色拉西洛斯(Thrasyllus),向他學習了迦勒底星占學。並且名師高徒,相傳提比略也學得道行不淺。後來提比略登位為帝,他的這位星占學老師就長期充任御前星占學家,晚年位高權重,頗享尊榮。    
    不過,色拉西洛斯能在提比略這樣一位皇帝身邊安居數十年,絕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這位皇帝自己既然也通曉星占學,想必不會不知道古時亞歷山大大帝殺害自己星占學老師的傳說,因此常喜歡做一種殘忍的試驗。他在一座高山上俯臨大海的斷崖處修建了一所密室,每當他要想考驗一位星占學家的本領和忠誠時,就令一位身強力壯而又目不識丁的奴隸將星占學家帶領到那所密室中。然後提比略與星占家談話,如果星占家的對答不能使他滿意,他就下令讓那奴隸將星占家扔下大海處死。有一天,這樣的試驗也降臨到色拉西洛斯頭上。起先,色拉西洛斯對帝國和一些未來事件作了高妙的預言,使皇帝印象深刻。然而皇帝接下來就問,他是否為自己算過星命?吉凶如何?總算不愧為此道高手,色拉西洛斯一聽就意識到皇帝可能已對自己動了殺心,他當時的反應,據著名的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記載,是這樣的:    
    色拉西洛斯畫了一個星位和星距的圖之後,在開頭停了一會兒,然後他就表現出了害怕的樣子:他越是仔細地推算,他就越是感到驚恐、戰慄。最後他就說,一個雖未最後確定、卻又幾乎是致命的危機逼臨到他的身上來了。塔西佗(Tacitus):《編年史》,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1981),第287~288頁。    
    他這樣的措辭,使皇帝息了殺念,立刻上去擁抱了他,稱讚他既能預見危機,又能擺脫危機,確實有神明相助。色拉西洛斯從此大得皇帝的寵信。    
    上面這幕君臣間勾心鬥角的場景,很容易使人連想到一千多年後,法王路易十一(Louis XI)和他的星占家之間的另一場同類較量,不妨也順便略述於此。這位星占家曾預言法王寵幸的某貴婦人的死期,貴婦人屆時真的去世,法王不悅,遷怒於星占家,想殺之以慰芳魂。於是傳令星占家進宮,並令侍衛武士一聽到號令,就上來將星占家捉住,塞入袋內,拋進河裡。星占家進來時,法王問:「你這位能幹的先知,既能推斷別人的命運,那請即刻告訴我,你自己還能活上幾天?」法王的做法,從提問方式到處死星占家的手段,都明顯是羅馬皇帝提比略與色拉西洛斯之間故事的翻版。不料這位星占家的反擊自衛更為明快,相傳他當時立刻回奏說:「天上的星象顯示,我會比陛下早三天死亡。」法王一聽,就沒有發出令武士動手的號令,而且據說此後一直十分關心這位星占家的健康狀況。    
    從常情常理來看,後面那個故事中的傳說成分更多一些。但是在君臣百姓都相信星占學的古代,那位星占家的回答確實也有可能阻嚇法王,使之回心轉意。總的來說,古代這些供奉御前的宮廷星占學家,固然不乏權勢和榮耀,但生命危險也時時伴之而來,正如中國的古語所說:伴君如伴虎。    
    二、皇位和皇帝死期的預言者    
    盛行於羅馬帝國的星占學,成為無數宮廷政治陰謀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則當時的星占學特別注重預言如下兩項內容也就全在情理之中了:當今皇帝何時「龍馭上賓」?誰有登上帝位之望?因為顯然,這兩項內容是圍繞著帝位繼承的一切陰謀中最關鍵的。    
    奧古斯都(本名Octavius Caesar,即屋大維)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內外交爭的局面中崛起,最終成為終身獨裁者,由元老院上以尊號,稱奧古斯都,後世將他作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他年青時,曾匿名前往造訪當時的一位星占學家西奧吉恩(Theogenes)——權勢人物匿名前去算命是古今中外都常見的,不料他剛把自己的出生時刻說出,西奧吉恩立即起身拜倒在地,因為他從來訪者的算命天宮圖中看到了罕見的大貴之格。這種傳奇故事在古代中國也不乏同例,不過我們切不可就此輕易相信生辰星占學真有如此神奇。對於這些職業星占家來說,收集、打聽當時權勢人物、貴族名流的生辰時刻是他們業務成功的秘訣之一,因此當這類人匿名來訪時,星占家可能早已知道其人真實身份,只是不去說破而已。然而對於歷史上的名人,人們普遍有將某種神秘預言與之附會的傾向,我們在後文還將談到著名天文學家開普勒——同時也是17世紀時馳名歐洲的大星占學家——為一位匿名貴族算命的事例,當時其實開普勒已經知道此人是誰。    
    上面那個故事還有餘波:奧古斯都因為星占家這一拜,相信自己將要貴不可言,竟公佈了自己的算命天宮圖,想是企圖昭示天下,自己終將登上大位。此舉在當時是有點驚人的,因為在普遍篤信星占學的時代,人們通常不願讓太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算命天宮圖,以防別人預先知道自己的未來命運。不過據說奧古斯都公佈天宮圖時作了修改,將自己的命宮由摩羯宮改成了天秤宮。    
    到了卡利古拉(Caligula)皇帝即位時,他下令禁止星占學家查考和議論皇帝的算命天宮圖。誰知竟有一位大膽的星占學家,來自埃及的阿波羅尼奧斯(Apollonius),非但不遵禁令,反而明確預告了皇帝去世的日期。皇帝聞之大怒,下令將星占學家逮捕押送羅馬,並揚言要在他所預言皇帝去世之日將他處死。然而不知什麼緣故,皇帝又下令將處死之日延期;但是更為令人驚奇的是,處死星占家的日期未到時,卡利古拉皇帝卻在公元41年1月24日遇刺身亡——正是阿波羅尼奧斯預言的皇帝去世之日!    
    上面的故事,當然也可能是星占學家後來附會杜撰出來的。我們不必視之為信史,而只是從中看到當時帝國宮廷中星占學盛行的情況。在無休無歇的陰謀中,皇帝和宮廷星占學家都常常處在「死」的陰影之下。下面一個事例更生動地展示了這一點。    
    星占學家曾預言,圖密善(Domitian)皇帝將來必死於鐵——意即不得善終,將死於刀劍之下。為此這位皇帝篤信各種星占原理和預言,力求能免禍善終。後來,出現了一個更為明確的預言:皇帝將死於公元96年9月18日。驚恐萬狀的皇帝從17日起就招集衛兵,嚴加戒備,等待著那個「月亮運行到寶瓶宮,沾上血污」的時刻到來,同時,皇帝將傳播預言的星占學家喚來,問他能否知道他自己將會怎樣死法,星占家回答說,他知道自己將被狗撕成碎片,皇帝下令將他處死,並用火焚燒屍體(偏讓他換個死法)。誰知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雨燒滅了火堆,而一群狗卻跑來將屍體大嚼。18日清晨,又一位與此事有關的星占家被用鐵鏈鎖押到皇帝面前,皇帝下令也將他處死,但立刻又下令死刑延期24小時執行,他要讓星占家看到預言的破產——過了18日這一天,他圖密善皇帝仍然活著。    
    這位皇帝在這一天不折不扣是度日如年,他不斷地叫僕人去察看時辰是否已到,最後這個僕人不勝其煩,就報告說時辰已到,於是皇帝如釋重負,前去洗澡。這時一個打算謀殺皇帝的陰謀者,問皇帝是否要在洗澡時聽他朗讀一些東西(休息時聽人朗讀是羅馬貴族社會中流行的做法),皇帝接受了他的慇勤。結果這個陰謀者卻拔出一把短劍,在浴室中刺入皇帝的胸膛。圖密善皇帝最終還是死在刀劍之下。    
    這類被記載下來的星占學預言,通常總是有著應驗的結局,但我們同樣不可就此相信星占學家真能洞見未來,因為歷史上不應驗的星占學預言肯定也很多,但人們對此就不一定有多大興趣去記載了。這種情況在古代中西方都同樣存在。塔西佗在他著名的史學著作中對待這類星占預言的記載,就是當時羅馬人對這一問題所持態度的例證。這裡再舉其中兩例,以見一斑。    
    加爾巴(Galba)晚年才登上羅馬皇帝之位,但在位只有短短半年(公元68年6月~69年1月)。年青時,他曾是提比略皇帝的部下。提比略曾對他說:「加爾巴啊,總有一天,你也會嘗嘗掌握統治大權的滋味的!」塔西佗認為這表明提比略已經預見到他將會登上帝位但又為時甚短,這是提比略皇帝自己也精通星占學的緣故。    
    尼祿(Nero)是古羅馬著名的暴君,乖戾凶殘,惡名昭著。他母親阿格麗品娜(Agrippina)也是帝國歷史上有名的惹是生非的女人。她曾請星占學家為其子尼祿算命,星占學家告訴她:尼祿可以當上皇帝,但他為帝之後,卻會弒母!據說阿格麗品娜當時表示:「只要是能做皇帝,殺就殺吧。」後來她真的被尼祿下令殺死。    
    塔西佗之所以在他的著作中熱衷於記載這些事情,主要是因為他本人十分相信星占預言之故,他曾寫道:    
    大多數的人很難擺脫這樣一種信念,即一個人的未來在他出生之時便被確定了。但是預言之有時不能應驗,乃是由於不老實的預言者亂講他並不理解的東西,這樣預言的信用就被玷污了。實際上,在古代以及現代,都有許多極突出的證據證明了預言的正確。《編年史》,第288~289頁。    
    他認為關於尼祿為帝及弒母的星占預言,就是這種「極突出的證據」之一。他所說的「現代」,則正是他本人所生活的羅馬帝國時代。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29節 皇帝身邊的星占家(2)

    三、干預皇位繼承人選    
    陰謀家希望預知當今皇帝何時死去,以及誰有為帝之望;野心家除了同樣關心上述兩問題外,還關心自己有無當上皇帝的命運。既然這些人都要借助於星占學,那麼我們不難推想,在位的皇帝在考慮自己的繼承人選時(羅馬帝國的皇帝很少父子相傳),很可能會聽取星占學家的意見,以決定誰是合適人選。事實上正是如此。    
    提比略皇帝對於自己的繼承人卡利古拉似乎不太滿意,他一次又一次地與色拉西洛斯討論繼承人問題。而色拉西洛斯卻早已被卡利古拉爭取過去,成了他繼承帝位的支持者。於是色拉西洛斯每次總是對提比略說:卡利古拉根本無須被立為皇位繼承人——此人當皇帝的機會太多了,簡直輕而易舉。這樣他就幫助卡利古拉保住了皇位繼承人的地位,最終使卡利古拉當上了皇帝。當然,卡利古拉後來的悲慘下場,我們就不知道他是否也曾預見到了。而那位提比略皇帝,他自己在星占學上的造詣既已高到可以預見加爾巴未來短暫的為帝,在卡利古拉的問題上又何以拿不定主意?這些問題都不可去認真究詰——歸根到底,星占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偽科學,又何況古人的記載難免缺乏科學性。    
    哈德良(Hadrian)也是羅馬帝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皇帝之一。他即位前受過良好教育,熟悉希臘和羅馬文化,又自少年時代起就對星占學大感興趣,本人也是一個夠格的星占學家。而且星占家曾預言他有朝一日必能登上皇帝之位。    
    在羅馬帝國諸帝中,自身的算命天宮圖被流傳至今者,哈德良當是第一人。他的算命天宮圖至今尚保存有幾種抄本。由該圖可知,他出生時,太陽、月亮和木星都在寶瓶宮,土星和水星在摩羯宮,金星和火星則在雙魚宮。這是有著力爭上游、傲慢頑固、賢明公正、不拘常例等秉性的貴格。有趣的是,月亮在寶瓶宮這一點,按照星占學中的傳統說法,正兆示著此人熱衷於星占學。    
    相傳哈德良皇帝星占學造詣之高,足可洞見未來各種事件。他每年元旦那天,就要將此後12個月中將會發生的大事(都是他洞燭機先預見到的)逐一寫下來。他對自己死期的推算更是精確到小時。    
    公元136年,哈德良皇帝病將不起,當時皇位繼承人選主要有兩人:一個是韋魯斯(A.Verus),他是已冊立的法定繼承人;另一個是富斯科(P.Fuscus),此人的生辰,星占學家也斷言有皇位之望。雖然韋魯斯是個體弱多病之人,當他被冊立時,連致答辭的氣力也沒有,哈德良卻一意要立他為皇位繼承人,理由是他的算命天宮圖表明他是長壽之人。當時有一位星占家從旁指出,對韋魯斯算命天宮圖的推算有錯誤,但被皇帝叱退。然而,韋魯斯最終卻死在哈德良皇帝的前頭。不過他死後,競爭對手富斯科並未能乘虛而進,反而被排除在候選人之外。皇帝轉而立安東尼·庇護(Antoninus Pius)為繼承人,但有一個條件,即庇護必須預先確立皇帝所指定的兩個青年為下一任皇位繼承人。這兩青年中有一個就是後來著名的馬可·奧勒利烏斯皇帝,我們後面還要談到他。    
    在哈德良皇帝的繼承人之爭中,星占學家起的作用同樣是極大的——特別是要考慮到哈德良本人就是一個星占學家。這些事例都是當時羅馬人普遍相信星占學對選擇皇位繼承人有指導作用的反映。類似的事例還有不少,比如在擁立內爾瓦(Nerva)皇帝即位時,羅馬元老院的元老們就宣稱,他們已經考察過內爾瓦的算命天宮圖,確認他是合適人選。又如前面提到過的奧古斯都公佈自己的算命天宮圖之事,顯然也是出於同樣的思想。    
    四、參與宮廷陰謀和叛亂    
    星占學家既被認為能夠預知未來,斷人生死吉凶,則在當時人們普遍相信星占學的時代氛圍中,這些星占學家成為各種陰謀家、野心家羅致、咨詢的對象,也就不奇怪了。另一方面,星占學家當然也希望能夠借此牟取權勢和富貴。雙方的這種契合,使得星占學及星占學家都深深捲入羅馬帝國的各種宮廷陰謀之中而難以自拔——即使這常常給雙方帶來殺身之禍也在所不顧。    
    在這些陰謀中,算命天宮圖常成為注目的焦點。塞維魯(Severus)在皇位之爭中獲勝,登基為帝,在裝飾他的新宮時,他下令將他本人的算命天宮圖繪在寢宮室頂上,但又不准過於詳細精確,以免洩露出他的生辰時刻。他既要炫耀自己的算命天宮圖以示「天命在茲」,又怕別人利用天宮圖來謀害他。然而任憑他這樣謹小慎微,還是有許多反對他的密謀者。為此他先後下令處死過許多人,其中甚至包括他本人的朋友在內,罪名是:向星占學家去咨詢,什麼時刻行刺皇帝最合適!    
    卡拉卡拉(Caracalla)是謀殺了自己的弟弟之後才爭得皇位的,為免禍計,他也篤信星占學。一個又一個星占學家被招來,備皇帝的顧問。然而其中不少人竟都說皇帝壽命不長,並預言說,一位羅馬軍隊的司令官馬克裡努斯(Macrinus)將成為皇位繼承人。對於這樣的「妖言惑眾」,皇帝當然不能容忍,這些星占學家被分別用不同的酷刑處死。令人稍感奇怪的是,當這些星占學家冒死直言的時候,他們身上似乎也泛出了某種「職業道德」的色彩。不過從皇帝看來,這正是星占學家與陰謀者串通一氣的證據。    
    潘梅涅斯(Pammenes)是一個交遊廣泛的星占學家,即使在他獲罪被流放之後,竟依然門庭若市,不斷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使者到流放地拜訪他;有一位失意貴族還每年定期送錢給他——意在請他常年提供星占咨詢。潘梅涅斯的這些行止被另一個也流放到當地的貴族注意到了。此人曾因寫侮辱尼祿皇帝的下流詩篇而獲罪,現在他急於通過告密而設法恢復寵信,為此他與那位星占學家結成朋友,然後從星占學家的文件夾中竊取了關於兩位失意貴族的生辰和流年的星占計算資料,再向皇帝告密,說這兩位貴族「有奪取帝國統治大權的陰謀,他們正在仔細占算他們自己的命運和皇帝的命運。」於是他立即被召回羅馬,那兩位失意貴族立刻大禍臨頭,「被認為不是受到控告,而是已經被判了罪」,分別被皇帝的使者迫令當場自殺。《編年史》,第576~577頁。至於那位星占家潘梅涅斯的下場,想必也是十分不妙了。    
    從上面這些例子可見,結交星占學家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舉動,隨時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如果政治上沒什麼野心,應該力避瓜李之嫌,盡可能不要與星占學家扯在一起才好。但是在當時的氛圍中,幾乎人人都或多或少相信星占學,想預知未來以求避禍求福的動機,又促使人們不斷去聽取星占學家的意見,在這一點上,政治陰謀家與其他人是一致的。執政官利博(S.Libo)想組織反對皇帝的事變,要去請教兩位星占學家,結果三人一同被捕;而出身名門的一個貴族女子(她一度還是奧古斯都孫子的情人),僅僅因為對星占學感興趣,去咨詢了星占學家,結果也遭流放。這些人本想避禍求福,結果反而因此招禍。    
    在羅馬帝國時代,篡弒頻仍,皇冠和帝座上都沾滿鮮血。皇帝們大都驚恐不安,在謀殺的陰影下度日,這使他們對星占學形成又愛又怕的心理。愛是因為要指望靠星占學預知危機,好防患於未然;或炫耀天命,讓大家承認帝位理應歸於自己。怕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陰謀家也都倚星占學為利器——利用大眾對星占家的迷信,使預言成為陰謀活動的組成部分。比如前述星占學家們對圖密善皇帝死期的預言,他們很可能是知道刺殺皇帝的密謀的,後來皇帝也果然死於他們預言的日子,這顯然會給人以「皇帝命中注定該死」的印象,而這正是弒君者們希望看到的。所以皇帝處死這些星占學家,懷疑他們與陰謀者通同一氣,在許多情況下可能並不算太冤枉他們。    
    如果說星占學家參與宮廷陰謀可以算是參與叛亂的話,那麼更有甚者,是由星占學家親自揭竿而起,發動叛亂。比如,早在帝國成立之前,就有攸努斯(Eunus)領導的西西里奴隸叛亂,此人被認為是一個星占預言家,由於據說他能預見未來,羅馬當局鎮壓叛亂時還力圖將他生擒活捉。稍後西西里又有阿塞尼奧(Athenio)領導的叛亂,此人更是一個職業星占學家,他宣稱由行星天象揭示,他本人當成為西西里之王。這些叛亂(或被稱為「起義」)都以失敗告終。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0節 星占學風靡了上層社會

    一、星占學的影響    
    相傳羅馬人自己的星占學家,最早的當數菲古盧斯(P.N.Figulus)其人。他是一位貴族,曾做到執政官之職。他被認為是羅馬最早的星占學校的中心人物。後來當愷撒的權力崛起時,他遭到放逐。他的同事瓦羅(M.T.Varro)是羅馬歷史上的名人,也是一位醉心於星占學的作家,熱衷於用星占學去解釋歷史。為此他專門為羅慕路斯(Romulus)(傳說中羅馬城的建造者)排算了算命天宮圖。此舉被認為是為歷史人物排算天宮圖的最早例子。又據西塞羅(Cicero)記載,塔魯提烏斯(L.Tarutius)步瓦羅的後塵而又出新裁,為羅馬城的誕生排算了天宮圖,據說羅馬城誕生的時刻,正值月亮位於天秤宮,「這一事實明確無誤地預示了我們的命運」。不過這類天宮圖的「降生時刻」只能依據神話傳說,不會有確切的值。    
    在帝國確立的前夜,羅馬共和國的上層人物已經廣泛表現出對星占學的興趣。瓦羅在他的《論學術》(De disciplinus)一書中,有一章專論星占學。此書後來一再被羅馬作家們引用。雄才大略的愷撒雖然並不篤信星占學,卻也喜歡談論和利用之。他選用金牛圖案作自己軍團的旗幟,被認為是著眼於星占學意義。他本人也寫過《論星宿》這樣的著作,不過未能傳下來。    
    由於愷撒遇刺身亡時的奇異天象以及星占學家對此作出的種種預言(詳見本章第三節二),使得奧古斯都認識到星占學家能夠對誰獲得政權施加相當的影響,而當時星占學家們又大都傾向於他的政敵安東尼,以致奧古斯都竟設法與他人合謀,下令驅逐羅馬城中的星占學家和其他術士。這種事在羅馬發生不止一次,例如,在克勞狄皇帝在位的公元52年,元老院也曾發佈過一道嚴峻法令,要將星占學家從全意大利驅逐出去。不過這類法令大都沒有實際效果,因為在那個時代,信奉星占學的羅馬人實在太多了。    
    說到當時羅馬上層社會對星占學的興趣和信奉,人們可以開列出許多名傳後世的羅馬人物的名單,像維特魯威(Vitruvius,著名建築工程師,《建築十書》的作者)、賀拉斯(Horace,著名詩人)、維吉爾(Virgil,著名詩人)、普洛佩提烏斯(Propertius,古羅馬詩人,以愛情詩著稱)、奧維德(Ovid,《變形記》和《愛經》的作者)等。    
    星占學對羅馬上層社會的影響,還有一個方面,即星占家們不僅捲入宮廷的權力之爭,他們還對羅馬貴族的公私事務施加影響,並盡力使自己躋身於羅馬上層社會。這方面仍可以前面提到過的著名星占家色拉西洛斯為例。在整個提比略皇帝在位期間,色拉西洛斯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除了前述對皇位繼承人選的左右之外,他還對皇帝的施政發生影響。例如,在皇帝晚年離開羅馬(直至去世未再返回)這件事上,色拉西洛斯就確實起了很大作用。此外,貴族們的私人事務,也會向他咨詢。例如,皇帝的寵臣、執政官塞揚努斯(Sejanus),與皇帝的兒媳(德魯蘇斯Drusus之妻)墜入狂熱的戀愛之中,據說這對戀人也曾為他們此舉向色拉西洛斯請教吉凶。雖然色拉西洛斯是否插手此事難以確定,但德魯蘇斯早就對這位星占學家廣泛的影響力感到妒火中燒。    
    星占學家雖然成為羅馬貴族羅致、咨詢的對象,並參與密謀,出入宮禁,但他們自己的身份,畢竟只是術士之流,相對來說是很低下的,與羅馬貴族不可同日而語。但色拉西洛斯卻竭力設法躋身上層社會,他不但獲得皇帝的寵信,也盡量討好別的羅馬貴族。他的長期努力,最後終於收到成果,他和他的妻子被皇帝授於「羅馬公民權」(Roman citizenship,對於帝國境內的歸化之民來說,這是難得的殊榮),而他的兩個女兒都嫁給了羅馬騎士,這表明羅馬貴族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已接納他為平起平坐之人。    
    二、天象迷信    
    天象迷信可以說是星占學的理論基礎,兩者通常都相伴出現。在星占學盛行的羅馬帝國,天象迷信的事例也可以見到許多。    
    不妨仍從愷撒說起。在他遇刺身亡(公元前44年)之前,就有星占家對他作過預言忠告,不過他不大信這一套。但他遇刺之日,適有大彗星出現,連續七夜清晰可見,這為星占學大作文章提供了絕妙題目。出現各種說法,有的說此大彗星兆示愷撒之不朽;稍後的羅馬著作家如普魯塔克(Plutarch,《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作者)、卡修斯(Dio Cassius,公元2世紀時的歷史學家,《羅馬史》的作者)等人則注意到星占學家事前的預言;而奧維德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對此事的描述更是充滿詩人的想像力:    
    維納斯女神自蒼穹飛降,立於元老院的人群中,但沒人能看得見她。她從愷撒軀體內解救了靈魂,不讓它飛散,而將它帶上天界。但在向上飛昇時,女神感到她所攜靈魂化為一種神靈的質素焚燒起來。她不得已只好任它逸出懷中,靈魂升至月球天之上,變為明星,在廣袤的空間中拖著一束火焰式的頭髮。    
    這類偉人去世時出現奇異天象的意境和傳說,頗受著作家們的厚愛,也常被用來附會到別的大人物身上。比如,據卡修斯記載,當帝國的第一任皇帝奧古斯都去世時,適有一次日全蝕發生,還有火球熾炭自天而降,以及「若干淒慘的彗星」。這類記載的可信程度是大成問題的。    
    暴君尼祿,一生與星占學糾纏,結了不解緣。他出生時恰逢旭日東昇,這被認為是大異之兆,他的算命天宮圖也就成了禁秘之物,星占家據此作出預言,包括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關於他將當上皇帝並弒母的預言。他自幼就受到星占學的教育,已知他的老師有三人:一位是來自亞歷山大城的喀雷蒙(Chaeremon),一位是歷史上著名的作家、斯多噶派哲學家、大名鼎鼎的塞涅卡(Seneca),還有一位就是一個星占學家。這三位「太傅」教到尼祿這樣乖戾殘暴的學生,算是倒霉透頂(塞涅卡後來就被尼祿處死)。    
    公元64年,正值尼祿在皇位上為所欲為的年頭,又出現了一顆大彗星,引起風波,塔西陀記此事云:    
    這時在天空出現了一顆明亮的彗星。人們普遍認為這樣的天象預示皇位將有變動。因此人們就開始議論誰將繼位,就彷彿尼祿已經被廢黜了似的。《編年史》,第471頁。    
    可想而知,尚在皇位上的暴君看到這種情況必定怒火中燒。他所寵信的星占學家巴爾比洛斯(據認為即色拉西洛斯之子)也告訴他這是大為不吉的天象,將對皇帝不利,除非處死一些貴族,方才可望回轉天心。這種說法正中尼祿下懷,於是下令逮捕和處死貴族,加給他們的罪名是企圖謀害皇帝,另立新君。塞涅卡也被誣陷在內,難逃一死。尼祿對這位自己少年時的老師,只說念其舊日辛勞,賜他自盡,算是「皇恩浩大」了。    
    最後,還可以舉一個反映對天象的迷信畏懼廣泛存在於羅馬民眾中的事例:一場兵變出人意料地因一次月蝕而平息。此事發生於公元14年冬天,也是塔西陀所記:    
    這一夜形勢極為險惡,預示第二天將會發生血腥的屠殺,但是偶然的事件卻帶來了和平。原來月色在澄明的天空中突然變暗了。士兵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便認為這正是他們當前情況的朕兆:這個光輝暗淡下來的星球正是他們自身鬥爭的象徵,如果月亮女神能重新恢復皎潔的光輝,那末他們目前走的這條路將使他們達到圓滿的境地。為了使月亮重新得到光輝,他們敲起銅器,並且把各種號角全都吹了起來……最後雲層(?)把月亮完全遮住,大家就認為它永遠沉沒到黑暗之中去了。精神過分激動的人是很容易陷入迷信的,於是他們就哭泣起來,因為無窮的苦難在等待著他們,而他們所犯的罪過竟使得上天都不願意再看他們了。《編年史》,第25~26頁。    
    上面的記載中,羅馬士兵們對天象的迷信、敬畏心理躍然紙上。順便說一句,這則記載還頗有文化人類學的價值——士兵們在月蝕時為求月亮復明而敲打銅器和吹號的舉動,無疑是一種禳祈巫術,而且與中國古代為月蝕所作的「禳救」儀式幾乎完全一樣。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1節 對於星占學的懷疑

    對星占學的懷疑,早在帝國確立之前,在羅馬人統治的希臘化世界裡就已出現。比較明顯的例子可以舉卡涅阿德斯(Carneades),他是希臘的懷疑派哲學家,還是柏拉圖(Plato)學園的首腦之一,於公元前156年作為雅典派出的官方使者來到羅馬。他對星占學理論提出了認真的懷疑,主要的看法是:首先,要在嬰兒誕生的那一時刻精確觀測天像是很困難的,更不用說懷孕時刻了。不過我們看來必須承認,他這一點上其實是外行的批評——正如我們前面許多例子所反覆揭示的,誕生時刻的天象常常是事後逆推的,當然也可以根據預產期而預先推算,而這些推算所需要的數理天文學知識,迦勒底人和古希臘人早已掌握得相當好了。不過卡涅阿德斯的下一項理由就顯得非常有力:許多降生於同一時刻的人卻有著迥然不同的氣質和命運,而許多相同遭遇的人卻降生於不同時刻。這項問難直到今天仍被那些星占學的初級批評者所引用,當然,在星占學家方面,從古到今,對此不乏種種辯護解釋之辭。    
    古羅馬著名的政論家、雄辯家西塞羅一直是對星占學持懷疑態度的。他曾去羅德島,與信奉斯多噶派哲學的星占家波塞多尼奧斯(Poseidonius)交往(據說還成了此人的學生),又與我們前面說到的熱衷於星占學的羅馬執政官菲古盧斯友誼甚篤,但仍表示無法堅信星占學。西塞羅還在《論預言》(On divination)一文中對星占學提出八項具體的批評,其中包括「雙生子」之類的老問題(雙生子同一時刻降生而性格氣質命運遭遇不同),以及一些新的疑問——在今天看來都不免幼稚。但此文仍被認為是早期羅馬懷疑主義作品中特別冷靜之作。    
    在羅馬時代,許多對星占學的懷疑都是從哲學思考出發的。盧克萊修(Lucretius)在著名的長詩《物性論》(De rerumnatura)中宣傳自由意志和靈魂有死(與肉體一同死滅),認為來自天球的影響不可能有機會發生作用。而普盧塔克(Plutarch)則認為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天性,願意接受各種神秘的觀念,他堅決認為不存在宿命(immutable fate),因而星占學也在應予堅決摒斥之列。塞涅卡將維吉爾稱為「這個自詡為熟悉天體的人」,他在引用了維吉爾《牧歌》中「寒冷的土星沿其走向運行,炎熱的水星在其軌道上前進」的詩句後問道:    
    從這類知識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我是應當為土星與火星的對峙,或因在能完全看到土星的夜晚裡卻看不到水星而擔憂呢,還是應當逐步懂得這些天體不論在什麼位置都同樣吉利,它們的位置是不會變更的呢?……如果是它們致使一切事件發生,那麼僅僅熟悉一個不可改變的東西的過程又有什麼幫助呢?如果它們能預示一切事件,那麼預先知道自己無法逃脫的厄運又能怎樣呢?塞涅卡(Seneca)《一個斯多噶派哲人的書簡》,趙又春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第185~186頁。    
    按照斯多噶派的哲學,可以認為萬事是前定的,塞涅卡上面的一系列疑問,也反映了這種觀點。不過萬事前定的觀念,也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可引伸出「預知厄運也無法逃脫」這樣否定星占學的理論,但同時又可以如我們在前面談到的那樣直接引導到星占學理論中的「萬事前定派」——只要認為厄運即使無法逃脫,能預知總比不知道好,星占學就仍然不會被排斥掉。    
    也有人從比較實際的角度批評星占學。例如法沃裡努斯(Favorinus)就認為,星占學的預言通常總是寬泛不定,模稜兩可,因而毫無意義,(不過並不總是如此,由我們在前面舉出的一些具體例子可見,有些星占學預言是極為明確的)。他還作過旗幟鮮明的反星占學演說,據記載,他的結論是:    
    星占學家所預言之事,非吉則凶。若預言你吉慶有餘,你將被徒勞無益的企盼弄得可憐可笑;若預言你在劫難逃,你又將被徒勞無益的恐懼弄得可憐可笑。……所以無論如何你不應該與那些自詡能預知未來的人摻和在一起。    
    當然,這種雄辯式的批判,聽起來似乎理直氣壯,但並不足以說服星占學家和星占學的信奉者們。    
    最後,有的人雖然在理論上對星占學持懷疑態度,但行動上未必如此。比如前面提到的愷撒,一向不信星占學,但他選金牛座星象作軍團旗幟,有人認為與星占學有關。此外,至少有兩種為他排算的算命天宮圖,都預言他一生和平幸福,安享高壽,而他實際上卻在中年遇刺身亡;這固然說明星占學之謬,但同時也說明這樣的天宮圖不會是事後附會的(否則其中必有凶兆以示星占學之靈驗),那麼也就可以推測,愷撒本人生前至少也不反對讓星占學家為他算算天宮圖,講講未來吉凶。又如奧勒利烏斯皇帝,他本人是羅馬時代最重要的斯多噶派哲學家之一,留下了著名的《沉思錄》(The Meditation)一書。他也是主張萬事前定的,認為萬事既已前定,預知與否也就全無所謂,因此在位時也不大與星占學家交往。在《沉思錄》中,他更是反覆陳說宇宙永恆,人生如夢,富貴榮華都不過雲煙過眼,這些話由一位皇帝嘴裡說出來,自然再輕鬆不過。可是即使是這樣一位哲人,卻也未能免俗,還是讓星占學家為他的兩個兒子排算了算命天宮圖,兩子中一個夭亡,另一個繼承了皇位。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2節 星占學著作與作者

    要說羅馬帝國時代的星占學著作,最重要、最有名的當然要推托勒密的《四書》——我們已在前一章討論希臘化世界的星占學時專門談過了。除此之外,在羅馬帝國時代還有一些星占學著作及其作者值得一提。    
    安條克的瓦林斯(V.Valens),是公元2世紀後期一位著名的星占學家。與他的許多同行不一樣的是,他可以說是不求聞達,淡泊名利,他避免捲入政治,也不追逐時髦。他有一段時期似乎是通過開設星占學校來謀生。瓦林斯注意搜集各種人物的算命天宮圖,在他的著作《精華錄》(Anthologiae)中,發表了100幅天宮圖,並有對圖的釋讀和分析,指明七政對人的命運的影響和作用,也可以說就是100例生辰星占學的個案分析實例,顯得非常準確、實用。這部書據記載共九卷,但現已佚失,只知道它被遵用了好幾個世紀,直到公元8世紀仍有人在著作中引用它。與集大成式的《四書》相比,《精華錄》更為普及易懂,加之瓦林斯又常與自己同行中的競爭對手以及反對星占學的人士論戰,因而在當時影響頗大。    
    還有一些普及型的星占學著作採用韻文形式寫成,這類作品的作者有阿斯脫倫帕蘇吉斯(Astrampsychus)、西頓的多羅西斯(Dorotheus)、曼內托(Manetho)、埃及人安努畢奧(Anubio)等人。阿斯脫倫帕蘇吉斯留下了101則星占學格言,依照字母順序排列。安努畢奧的著作在以後幾個世紀中曾被好些星占學家引用。這些人中最有名的或當推多羅西斯,他留下了星占學著作《五書》(Pentateuch),共五卷,專講生辰時刻、天宮圖的排算以及由此對人一生事件的預言之類。這部書從命名形式到內容安排都有著步托勒密《四書》後塵之意。    
    「星占醫學」也在這一時期進一步發展起來。著名的醫生蓋倫(Galen)曾在科林斯(Corinth)和亞歷山大城學習,最後來到羅馬,成了奧勒利烏斯皇帝及其後兩朝皇帝的御醫。他特別注意病人得病的時間,還要仔細考慮為病人施術時天狼星的位置。在他的一篇醫學論文中,討論了月亮和行星在黃道十二宮不同位置時對疾病及治療的不同影響。在這方面另一位醫生安提柯(Antigonus)走得更遠,他發表了一部「醫學天宮圖」(medical horoscope)的集子,至少被後來的醫生們在治病時沿用了兩個世紀。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3節 從「三王來拜」說起

    大凡宗教,總不免要借助一些神秘主義的東西以打動人心,吸引信徒。星占學就是這類東西中的首選對像之一。有些宗教,比如佛教,特別是後起的密宗,對此採納甚多。而基督教從興起到逐步壯大的歷程,正伴隨著羅馬帝國江河日下直至土崩瓦解、「古典世界」的廢墟上蠻族王國林立、最終歐洲進入中世紀這樣一番巨變。在古代,當社會劇烈動盪的時代,一般來說星占學本身的水準不易有什麼提高(因為這需要像托勒密之在亞歷山大城那樣的安定優閒環境),但它的傳播及運用卻常常會很廣泛——在戰亂動盪的年代,人命如朝露,誰能把握未來?這正是生辰星占學的大好用武之地。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基督教會中人對星占學持寬容乃至利用的態度,本不足怪。    
    然而,星占學那套仰窺天意、預卜未來的學說,卻又難免與「萬能的主」之類的觀念不相吻合,因而星占學也不斷招致某些教會人士的拒斥和批判。從總的情況來看,教會未曾將這個問題看得特別嚴重,基本上是兩派觀點共存。況且,贊成星占學的教會著作家,也很容易採用靈活手段,將星占學說與基本教義調和起來。    
    從「三王來拜」說起    
    「三王來拜」是歷史上歐洲畫家們屢畫不厭的題材:來自「東方」的三位國王(有時也作「博士」、「賢人」等)因見到了奇異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經降生人世,乃趕去朝拜,結果發現是耶穌降生於馬廄之中。這故事詳細記載在《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的第二章開頭:    
    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    
    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太地的伯利恆啊,你在猶太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    
    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對於這段在西方家喻戶曉的故事,不同的人當然可以見仁見智。畫家們通常馳騁其藝術想像力,去表現聖母、耶穌和東方來的朝拜者,而星占學家和歷史學家則從中看到了星占學與早期基督教的淵源。有的西方學者不無道理地指出:上引《聖經》中所說的幾個從東方來的博士,可以認為正是幾位星占學家。當然,不能排除他們擁有其他身份(比如國王)的可能,但從他們的行事來看,作為星占學家似乎是很夠格的了。    
    「三王來拜」故事的真實性,就如關於耶穌降生的一系列其他故事一樣,很難從字面上去究詰。有人頗為認真地去考證諸如東方來的博士究竟是幾個(《聖經》中未記明是幾個)、他們從何處來(候選的地方有阿拉伯、波斯、迦勒底、印度等處)、他們所見的天象究竟是什麼(有人認為是木星與土星恰處在「合」的狀況,光芒相重合併,所以分外明亮——當然都只是推測之辭)等等,雖然作為「學術操練」固然無可非議,但總不免令人有捨本逐末之感。其實在這個故事中,最有意義的恐怕只是表明了:星占學與早期基督教曾有過相當密切的關係。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4節 兩種態度共存

    星占學與基督教神學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難以調和的衝突。因此關於星占學可信與否的爭論,並未成為教會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問題,這樣雙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見的餘地,也不至於鬧到人頭落地的地步。    
    主張接納星占學的教會人士,當然要將星占學與基督教神學教義調和附會。比如有一位敘利亞教士巴爾德撒納斯(Bardesanes)(公元154~222年),寫過一部《關於命運的對話》(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這部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會對待星占學的一般態度。書中採取一種頗富實用主義色彩的觀點:認為行星確實有著明顯的左右塵世事物的能力,但這種能力是服從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約的;而這制約體現在人類自由意志與自然力兩方面的作用。又如,為了強調星占學及其預言與《聖經》並無衝突,一些星占圖被畫得充滿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爭論說:上帝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去統轄整個黃道十二宮。再如基督教早期的異端派別之一,稱為諾斯替(Gnostics)派的,則認為耶穌受難升天之後,就改變了行星對塵世的影響,甚至改變了行星的運動;因而諸行星對靈魂的塑造、對受孕成胎過程的控制,乃至對人一生的影響,都已服從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另一方面,教會中反對星占學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對理由頗為奇怪。比如公元1世紀初生活在亞歷山大城的一位尤第烏斯(P.Judaeus),強烈反對那種認為行星能操控人生的星占學觀點,抨擊那些主張人的一生都是由天象運行所安排的星占家;而他的理由卻是:他相信天上星辰都是美麗、神聖、智慧的生物,這樣的生物是不會作惡、也無力作惡的,因此星辰不會像人那樣去降災於別人。    
    教會的衛道之士中,反對星占學的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為了批判、駁斥而去研讀星占學著作;還有一種則被稱為「走捷徑」,即僅滿足於通過閱讀那些批判星占學的著作去間接瞭解星占學,然後就去撰寫自己的著作。後面這種人無疑佔著多數。    
    在早期基督教會中,反對星占學的首選人物是著名的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生活於公元354~430年間。他是被稱為「教父」那類人的代表和典範,又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與中世紀的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為基督教神學的兩大師。這兩人都被教會封為「聖徒」。聖奧古斯丁之反對星占學,可以說堅決之至,立場鮮明,不作任何調和的嘗試。在他所作三部非常著名的書《基督教義》(Christian Doctrine,又譯《教義手冊》)、《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又譯《天城》)、《懺悔錄》(Confessiones)中,他都抨擊了星占學。其中尤以《懺悔錄》一書所論最為生動。    
    聖奧古斯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至33歲那年才痛下決心,皈依基督教會,從此成為忠實信徒。他在《懺悔錄》中,以內心獨白、向上帝傾訴的形式,痛陳自己早年如何誤入歧途,迷信異教。其中多處談到他先前也曾相信星占學,受其蠱惑,至皈依基督之後,方始深悟其非,轉而堅決拒斥星占學。他描述自己早年時情形說: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四卷三章,周士良譯,商務印書館(1982),第53頁。    
    為此,我繼續向當時名為算術家的星士請教,因為他們的推演星命似乎並不舉行什麼祭祀,也不作什麼通神的祝告。……這些星士們都竭力抹殺你的告誡,對我說:「你的犯罪是出於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金星或土星、火星所主的」。這不過為卸脫一團血肉、一個臭皮囊的人的罪責,而歸罪於天地日月星辰的創造者與管理者。    
    接著又談到他自己在此事上轉變態度的契機和過程:聖奧古斯丁:《懺悔錄》四卷三章,第54頁。    
    當時有一位具有卓見之士(按此人即溫第齊亞納斯Vindicianus,當時的名醫),並且也精於醫道,在醫學上負有盛名,……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在研究星命的書籍,便以父執的態度諄諄告誡我,教我拋開這些書本,不要以精神耗於這種無益之事,……他說他也研究過星命之學,而且年輕時,曾想以此為終生的職業。……他之所以捐棄此道而從事醫道,是由於已經覷破星命術數的虛妄,像他這樣嚴肅的人,不願作騙人的生涯。    
    然而當時聖奧古斯丁對星占學還迷戀不止,這位長者和一些其他人的勸告,他還聽不進去,原因是那些星占學著作的作者的權威實在太大,而且他覺得「還沒有找到我所要求的一種可靠的證據,能確無可疑地證明,這些星命家的話所以應驗是出於偶然,而不是出於推演星辰」。    
    這樣的證據,後來似乎終於被聖奧古斯丁找到,他對此談得頗為詳細: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七卷六章,第120~121頁。    
    我得到一個非常可靠的結論:觀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預言,並非出於真才實學,而是出於偶然;如果預言錯誤,也不是學問的不夠,而僅是被偶然所玩弄。……我便注意到孿生的孩子,脫離母胎往往只相隔極短時間,這短短時間,不論人們推說在自然界有多大影響,但這已不屬於推算範圍之內,星命家的觀察絕對不能用什麼星宿分別推演,作為預言未來的根據。這種預言本不足信,因為根據同一時辰星宿而推算,則對以掃和雅各應作同樣的預言,可是兩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預言屬於虛妄。如果確實,則根據同樣的時辰星宿,應作出不同的預言。所以預言的應驗,不憑學問,而是出於偶然。    
    這裡的「以掃(Esau)和雅各(Jacob)」,是《聖經》中的人物,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這種用來質疑生辰星占學的「孿生兄弟問題」,即使在當時,也已經是老掉牙了——這根本無法駁倒生辰星占學家的理論,因為星占學家從不認為人誕生時刻的算命天宮圖可以決定人一生中的一切事件,所以有著完全相同的算命天宮圖的(換句話說,出生於同一時刻的)兩個人,哪怕是孿生兄弟,也完全可以有很不相同的遭遇。由於聖奧古斯丁在這個問題上顯得頗為「外行」,後人不免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真正讀過星占學的著作。比如,人們認為他至少沒有讀過托勒密的《四書》——當時最權威的星占學著作,因為《四書》中針對人們對生辰星占學的批評和詰難,作了大量振振有詞的辯解,像「孿生兄弟問題」這類膚淺的詰難,根本不足以對星占學理論造成傷害。而對星占學缺乏直接瞭解的聖奧古斯丁卻抓住了這一點就滿心以為勝券在握,可以一舉駁倒星占學了。接下去他就訴諸宗教熱情:    
    那些驕傲的人,即使他們嗜奇而專精,能計算星辰與沙礫的數字,度量天體,窺測星辰運行的軌道,卻找不到你(指上帝)。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五卷三章,第73頁。    
    主啊,你是萬有最公正的管理者,你的神機默運,不是占卜星命的術人所能窺見的。求你使那些推求命運的人懂得,應該依照每人靈魂的功過,聽候你深邃公正的裁奪。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七卷六章,第121頁。    
    然而,儘管遭到聖奧古斯丁這樣的神學權威的斷然拒斥,星占學在基督教會中仍是大有市場。不少教會思想家都將星占學視為對上帝所創造的宇宙的一種展現。作為星占學及星占學家被教會容納的例證,特別可以提到一位名叫馬泰納斯(J.F.Maternus)的著作家。此人是聖奧古斯丁的同時代人,他似乎曾讀過後者的著作,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卻努力為星占學辯護。    
    馬泰納斯雖然接受了人類有自由意志的觀點,但他強烈指出,那種認為星辰僅僅是天幕上的裝潢點綴的看法,是荒唐可笑的。他在他的著作中,構造了一條又一條的反星占學論證,然後再心平氣和地逐條加以否定。他向讀者表明:所有這些批評與詰難,都遠遠未能對星占學的基本原理構成威脅。在保存有大量前代文獻的準確引文的同類著作中,他的著作可能是最主要的。他的著作本身也經常被後世兩類著作家援引,一類是教會星占學家,另一類人則是想盡力減輕世俗群眾因某些教會人士宣稱星占學有罪而產生的憂慮,這後一類人還往往是神學家。    
    確實,在一些流傳至今的著名古籍中——這些古籍出自基督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之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與星占學有關的記載。這類記載足以表明,至少這些古籍的作者本人對於星占學是持接納態度的。比如,由「加洛林文藝復興的後起之秀」愛因哈德(Einhard)於公元830~840年間寫成的《查理大帝傳》(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中,談到通常所說的查理曼(Charlemagne,公元768~814年在位)臨終前的種種不祥之兆,有如下段落:    
    許多怪異的現象預示著他的末日臨近,他和別人都瞭解這種警告的意義。他在世的最後三年經常發生月蝕和日蝕,連續七天之內,太陽上出現了黑斑。    
    當他最後一次在薩克森進行遠征,……要在日出以前開始進軍,他忽然見到一顆流星掠空而過,從右向左橫掃晴空,光亮異常。大家正在詫異這個朕兆作何解釋,他所乘的那匹馬突然頭朝下跌倒了,猛然把他摔到地上……愛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商務印書館(1985),第33頁。    
    作者將日食和月食、太陽黑子、流星等天象都視為查理曼將要不久於人世的朕兆,這正是星占學家常用的論佔之法。    
    又如,由Tours(都爾)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撰寫的《法蘭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成書於公元6世紀末)中,經常記述所謂的「朕兆與異事」,舉兩例如下:    
    正月間,暴雨閃電交加,雷聲大作,樹木開花。我在前面稱之為彗星的那顆星星現出以下的現象:它的周圍環繞著一大圈黑色,它好像是裝在一個洞穴當中,透過黑暗向外照耀,閃爍發光,光線四射。它又冒出一根非常粗大的尾巴,遠遠望去,好似一團火焰的濃煙。它在夜間第一時出現於天空的西方。……這一年,一場嚴重的瘟疫在人民中間大肆流行,大批的人由於感染各種惡性病症被奪去了生命。格列高利:《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澤,商務印書館(1983),第298頁。    
    當時,葡萄莖上出現了新枝,上面結出了畸形的葡萄,樹上見到花朵,黎明之前,有一道像烽火似的巨大亮光橫掃天空,照徹大地。天空中也出現許多的光。北方呈現一道火柱,存在了兩個小時之久,猶如從天上垂掛下來一般,它的上方還有一顆巨星。在昂熱地區發生了地震。另外還出現了許多其他朕兆,我相信,這都在預示著岡多瓦爾(Gundovald,當時一位自稱「王子」的人)的死亡。格列高利:《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澤,商務印書館(1983),第347~348頁。    
    這種將奇異天象視為災禍或某個人物死亡先兆的觀念,顯然在愛因哈德和格列高利兩位教會著作家筆下呈現出完全相同的形式,順便還可以提到,這位格列高利主教估計是懂得星占學的,因為他曾寫過一冊《教會祈禱儀式》,這是一本專門討論如何根據星辰運行位置以確定晨禱和夜禱時刻的書。    
    要說到星占學在基督教會中最大的支持者,恐怕只能推「聖徒」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神學學說被羅馬教廷宣佈為欽定學說,而在他那規模宏大的神學體系中,生辰星占學赫然佔有一席之地。下面引錄中國著名教會學者方豪對阿奎那這方面學說的概述:    
    惟渠分星占學為真、偽二者。渠以為天空星宿乃天神(亦作天使)所駕御,天主借星宿之力間接發出一切地球上之需要。故天上星宿對人類肉體及人類性格,發生生剋之力,因人之性格乃以人身情形為基礎者。人之行動,多順從其性格與資稟,如此,則人類行動亦間接受天上星宿之影響而轉移。此種星宿對人類之影響,在人誕生時尤其重大。因此,據人之生辰八字表(按此處意指人的出生日期及時刻,「八字表」只是借用的稱呼),即可大致預斷其一生未來所走之路線。譬如在火星當權時誕生者,可以預言其未來必為一戰士或一倔強之人;……然一人生命中之趨向,得之生辰八字者,僅係一種約略之估計,而非百無一失者。其故有二:一因星宿能力對人類發生之影響,亦與人類感受性強弱有關,故有同時受胎而產生性別不同之雙生子,及同時出生之嬰兒,而有不同之性格,其理由即在此。其次,則因人類有自由意志,故人類亦能克服星宿之影響,而不受氣化之牢籠。古語謂:哲人主宰星辰,此之謂也。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書社(1987),第1022~1023頁。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要點之一,是阿奎那對「孿生兄弟問題」的回擊,輕而易舉就使得當年聖奧古斯丁在這個問題上對星占學的攻擊歸於無效。這兩位「聖徒」都是基督教會的神學權威,在教會神學史上堪稱雙峰並峙,卻在星占學問題上如此針鋒相對,實在耐人尋味。以兩「聖徒」之權威,叫人們聽誰的好呢?難怪教會對星占學的態度只能是暖昧含糊,信還是不信,大約由各人自己去看著辦了。    
    不能小看了教會在星占學問題上的態度,正是這種態度形成了對星占學相對比較寬鬆的氣氛,使得對星占學——因而也就是對天文學的研究得以有較好的條件在西方傳承不絕,直至度過中世紀的寒夜,迎來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的春曉。反過來設想,如果聖奧古斯丁對星占學堅持拒斥的主張後來獲得統治地位的話,那在漫長的中世紀,星占學—天文學的火炬在歐洲恐怕要微弱得多(即使不熄滅的話)。這樣,人類天文學的歷史,說不定會需要大大改寫呢。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5節 走出中世紀:歐洲

    原來星宿註明人的生死,比明鏡還照得清楚,只消人們能觀察出來。古來多少聖賢豪傑,都由星象預定吉凶。不過人們的聰明不夠,未能完全瞭解罷了。    
    ——喬叟(G.Chaucer)    
    「中世紀」一詞,在西方歷史學家筆下是一個含義很不一致的時間段,有人將它定義為公元300~1300年間,例如湯普森(J.W.Thompson);也有人定義為公元500~1500年間,例如霍利斯德(C.W.Hollister),還有人認為它僅僅表示自公元800年之後的400年時間……由於學者們觀察歷史各有自己的角度和風格,見仁見智,在所不免。特別是所謂「中世紀後期」和通常所說的「早期文藝復興時代」,本來就沒有判然可分的鴻溝——當西方近現代文明的「長子」意大利已處在文藝復興的盛世之時,歐洲有些地方卻還未從中世紀走出來。因此在本章的討論中,我們將不拘泥於具體的起迄年代,只是大致從西羅馬帝國的覆亡(公元476年)開始。    
    以前不少著作家常喜歡說「黑暗的中世紀」,似乎這一時期是文明火炬奄奄將熄,一切都倒退到黑暗深淵中的浩劫年代。然而近年西方學者的各方面研究都表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中世紀,文明的火炬仍在散佈於歐洲大陸的處處修道院中薪火相傳,知識的積累仍在慢慢地進行。而在同時,新崛起的阿拉伯人繼承了早先希臘人的豐厚遺產,又輔之以自身的新創造,在科學文化上大放異彩。最後,隨著中世紀晚期的大翻譯運動,希臘—阿拉伯的遺產重又回到歐洲;在與歐洲中世紀知識體系交會、碰撞、整合之後,最終為文藝復興時代的全面到來作好了準備。    
    當我們追蹤星占—天文學—古代科學文化中非常顯赫的一個分支——在中世紀的歷史足跡時,就不難從一個側面去感受和把握上面所說的歷史脈絡。由於星占—天文學自身的特殊性,它又與醫學、文學、政治、宗教等活動密切相關。而阿拉伯人在星占—天文學方面的貢獻,更是中世紀一抹耀眼的亮色。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6節 從波伊提烏到喬叟

    羅馬人對於星占學的迷戀,已見前一章所述。隨著他們的世界帝國的崛起,羅馬人也將星占學傳播到了日耳曼、法蘭西、不列顛……傳播到歐洲各地。    
    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意大利本土歸入蠻族建立的東哥特王國版圖之中。在狄奧多里克(Theodoric)王的統治下,羅馬文明看來得到相當程度的延續。在東哥特王國的宮廷中,出了公元6世紀歐洲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波伊提烏(Boethius)。他身為大臣,又是元老院議員,但是晚歲被國王監禁,後來被處決。在獄中,他寫下了傳世之作《哲學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此書以對話體寫成,對話的雙方是波伊提烏本人和「哲學」,他自己的話用散文,「哲學」發言則用詩體。這本書名聲很大,被譽為「寶典」,波伊提烏本人也常被人世推崇為虔誠的基督徒,甚至視為類似教父那樣的人物;還有一些論述「三位一體」之類的神學著作也被歸於他的名下(皆為偽托)。但是《哲學的慰藉》一書的基調卻是「非基督教的」,裡面有著泛神論之類的思想。    
    在那個時代大部分學者看來,星占學是整個知識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分,波伊提烏在《哲學的慰藉》中也不例外。他認為行星的運行是由「不朽的神意」所操控的,而從恆星的天球運動中,可以演繹出塵世的事務。他還贊同柏拉圖的見解,認為每個行星有著自己對應的音階,構成「天球的音樂」,顯示出宇宙的和諧。書中也有一些推算天球運行的細節,繪有一些在星占書中常見的示意圖——不過這些內容並未為天文學增加任何新知識。這部有著星占學內容的哲學著作後來由公元9世紀末的英國國王阿爾弗列德(Alfred)大王譯成(我想多半只是這位大王下令讓別人來譯)盎格魯—撒克遜語言,後來又由14世紀時英國大文學家喬叟譯成古英語——喬叟同時還是一個醉心於星占學的學者,我們後面專門要談到他和他的有關著作。    
    大約從公元800年前後開始,正當阿拉伯帝國如日中天,阿拉伯文化大放異彩之時,歐洲的文化確實陷入了沉寂的低谷,要過幾百年才會重顯活力。那時歐洲人雖然相信星占學是天地間的大學問,論其高遠之旨,可以仰知上天的奧秘;其下焉者,也可以用來指導醫學、天氣預報、農業生產之類,但真正精通這一套的人並不多。這一時期產生的星占學著作不是沒有,但大多失傳,只是在後人著作的引文中保存下一點吉光片羽,影響自然也就不會像那些傳世之作那樣大了。    
    公元8世紀初,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星占學家個人情況的記載。比如奧爾德海姆(Aldhelm),一位教師,他留下了星占學方面的論文,還有邏輯和算術方面的論文,看來都是給學生們作為教材的。又有阿爾昆(Alcuin)(有時拼作Ealhwine),在一所學校里長期執教,後來成為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朋友和顧問。據他自稱,他曾學習了「天空的和諧——制馭著日月五星和恆星升降出沒的規律」,意思是說他掌握了一些數理天文學知識,這當然是星占學家的必修課。再如,公元9世紀留下了兩部路易國王(外號「篤信者」)的傳記,其中被歷史學家認為較好的那一部,作者是一個佚名人物,只留下一個綽號叫「天文學家」。此人得到這一綽號是因為路易國王曾向他垂詢過公元838年那年出現的彗星——那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的一次回歸,我們後面馬上就要詳細談到。這位綽號「天文學家」的人物,毫無疑問也是一位星占學家。    
    非常巧合的是,公元1066年那年諾曼(Norman)公爵威廉(William)渡海征服英國時,又值哈雷彗星出現,人們認為正是這顆彗星「引導著公爵取得勝利」。威廉自己也是篤信星占學的人,他流海遠征時帶著他自己的宮廷星占學家,星占學家為他擇定了加冕為英國國王這一儀式的吉時——公元1066年聖誕日中午,這一時刻被認為非比尋常,它正可為英格蘭擇定一張新的算命天宮圖。這種話頭其實和中國歷史上把新王朝建立諛稱為「乾坤再造」之類完全一樣。自諾曼王朝(公元1066~1154年)在英國建立之後,歐洲大陸上流行的星占學說大舉輸入英國,在倫敦、牛津、劍橋和一些大城市,都有了星占學文獻的流傳以及星占學的研究者。一些建築中也增添了星占學色彩,最常見的方法是在天花板等處繪製黃道十二宮的標誌和神像。    
    還有一部大史書值得在此一提,即《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此書被譽為早期英國史學中的不朽之作,費時數百年之久,在幾個不同地方的修道院中陸續編撰,直到公元12世紀方才完成。通過這部成於眾手的史書,也可略略窺知星占學在歐洲中世紀知識體系中的地位。書中記載了大量日月交食、彗星出現以及與行星有關的天象。這些天象總是被解釋成各種人間事變的預兆,例如,公元664年5月10日的交食被認為是肯特(Kent)國王之死和時疫的預兆;而14年後8月間出現的彗星則是威爾夫裡德(Wilfrid)主教失位的預兆;公元729年那年的彗星更是大凶之兆,一眾名人如聖埃格伯特(St.Egbert)、奧斯沃特(A.Osward)、國王奧斯裡克(Osric)等接踵死去。    
    順便可以提到,我們在前一章談到過的《聖經》中「三王來拜」的故事,在上面這部《編年史》中也記述了。學者們注意到其中的措詞,不是「三王」或「三賢人」,而是直截了當的「三位星占學家」。    
    當中世紀最黑暗的年代熬過之後,阿拉伯文明的新鮮血液也漸次注入(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到),歐洲文化開始呈現出復興的端倪,星占學也漸趨繁榮。13世紀初期最重要的星占學家之一斯科特(Michael Scot),就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是神聖羅馬帝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皇帝的宮廷星占學家,約於公元1230年左右去世。關於他如何被皇帝選中,有一段有趣的傳說。相傳腓特烈二世皇帝將一些候選的星占學家叫來,要他們各自運用星佔之術預言皇帝今日將從哪個城門出城。斯科特寫好答案後封呈皇帝,請他出城後再展閱。誰知皇帝有心要讓星占學家們出醜——他叫人臨時在城牆上挖一個洞,他從這洞中出城,他想這一著出人意外,不會有誰算得中了。但當他出城後打開斯科特的答案,卻見上面寫著:「皇帝陛下今天將從一條新路離城」。皇帝大為歎服,就錄用了他。    
    斯科特寫了一部多卷本的《星占學綱要》(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對許多星占學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參見下一小節)。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前後就已風行全歐洲。他本人則成了「箭垛」式的神奇人物,許多奇異傳說都附會到他身上。民間相傳他騎在一個狀如黑馬的邪魔身上,來去無蹤。他的死亡也有些戲劇性,據說他自己早已預知他必死於頭部受到重擊,為此他總是戴著鋼盔;有一天他和皇帝一起去教堂,不得不脫帽致敬,哪知鋼盔剛一離首,就有一塊小石頭從高處落下,正打中他頂心,竟然就一命嗚呼,魂歸天國了。    
    稍後的星占學家中可以提到一個哈利法克斯(Halifax)地方的霍利伍德(John Holywood),他在牛津受教育,約公元1230年時定居巴黎。霍利伍德姓名的拉丁化拼法變異頗大,被拼成Johannes de Sacro Bosco。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為寫了一本小冊子《天球論》(Tractatus de sphaera)。這本小冊子幾乎一問世就有洛陽紙貴的勢頭,各種抄本、譯本層出不窮,一個世紀中竟至少再版了40次。還有許多淵博學者為之撰寫評注,於是書中不少天文學知識方面的錯誤都被指出來了。    
    要說13世紀時最重要的拉丁文星占學著作,當推《天文書》(Liber astronomicus)。此書的作者波拿第(Guido Bonatti),也可算這一世紀中最負盛名的星占學家。他挾其星佔之術,靠為君主們充當顧問為生。他有一段時間受雇於蒙太費爾特羅的圭多(Guido de Montefeltro),每逢這位君主與敵軍作戰,他就登上城堡觀察敵情,發號施令,搖鈴第一通,戰士們穿妥盔甲;第二通,上馬;第三通,戰士們衝向敵陣開戰。據當時的一位歷史學家維拉尼(F.Villani)的說法,這位君主的許多戰役都是靠波拿第的星占預卜之術指導才獲勝的。    
    波拿第在《天文書》中,對星占學極盡推崇之能事。他自豪地宣稱:星占學家對於星辰所知之多,遠勝於神學家對上帝之所知。針對一些教會人士對星占學的批評,他又將《聖經》一些語句自作解釋,來為星占學辯護。照他的說法,亞伯拉罕(Abraham)也曾從埃及人那裡學習星占學,而耶穌本人也曾使用(或至少允許別人使用)星佔之術以選擇吉日良辰。他認為星占學不僅是一門科學,同時還是一門藝術;而星占學家則是學究天人、能夠知曉過去、未來和現在的大智者:    
    星占學家知道萬事萬物。所有過去曾經發生的事,所有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一切事情都無法對他隱匿,因為他知道天體運動在過去、現在、未來所發生的作用,還知道這些作用在什麼時刻發生,以及這些作用會產生何種後果。轉引自A History of Astrology.p.103。    
    《天文書》中還列舉了各種問題,借助星占學,波拿第認為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解答。這些問題中包括諸如一個人能否升任主教、修道院院長、紅衣主教,乃至教皇?按理一個牧師不應該提這類問題;但波拿第表示,許多人確實提了,因此星占學家有責任給出「公正的答覆」。又如建造教堂、住宅、城堡乃至建設一座城市,什麼時刻破土動工才能吉祥順利?這也是星占學的用武之地——這倒和中國古代的「擇吉之術」如出一轍了。    
    又有意大利人彼得(Peter,阿爾巴諾Albano地方的),生於公元1250年,年青時遊蹤甚廣,到過歐洲許多國家,還曾在巴黎大學活動過一段時間。後來返回意大利,曾與從中國西返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有過接觸。最後成了帕多瓦(Padua)大學的高薪教授,死在任上。時為公元1316年,這在那時要算高壽了。彼得將星占學家與醫生這兩種職業一身而二任——這在那時是相當常見的事。他曾任教皇的御醫,醫名頗盛,得到名流的推崇。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安撫者》(Conciliator)一書,主要是論述醫學的,但書中列舉了反對星占學的論點,然後逐一加以駁斥。彼得強調指出,星占學是一種科學,儘管星占學家有時推算錯誤,但那是情有可原的。    
    稍後的阿斯科利(Cecco dAscoli),因為是被羅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判處火刑的惟一星占學家而著稱於世。他曾兩次受到審判,第一次是1324年,在波隆那(Bologna),他被判決禁止教授星占學,並被剝奪教授席位和醫生資格。不知他怎麼竟再次犯忌,於是三年後在佛羅倫薩第二次受審,這次難逃一死,被判火刑,並焚燬他的著作。他的星占學著作其實頗為平庸,只是一種對我們前面談到過的霍利伍德《天球論》一書的評注。不過由於被宗教裁判所下令焚燬,這書反而變得有名起來。書中所持的星占學說,實際上與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Aquinas)師徒倆所持的並無不同,然而後兩人一個被教廷宣佈為「有福者」,一個更被宣佈為「聖徒」(而且是在阿斯科利被處火刑之前4年!),前者卻被送上火刑堆,遭遇之不同,何啻霄壤,令人感慨不已。    
    在本章所論時代,最後一位大名鼎鼎的星占學家,或許可推英國文豪喬叟(Geoffrey Chaucer,公元1340~1400年)以當之。喬叟之享大名,首先自然是由於他那部流芳百世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他對於星占學也大有造詣,留下的星占學著作有《論星盤》(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一書。此書據說是為他兒子所作。書中參考援引了一些前人的著作,已知至少有兩種:一為馬沙·安拉(M□sh□ All□h)所著的《托勒密評注》(約成書於公元800年),另一種就是上文提到的霍利伍德的《天球論》。在《論星盤》,喬叟對那種預言未來天下大勢的軍國星占學持完全排拒的態度。同時,他當然贊成生辰星占學,他稱之為「自然星占學」(拉丁文作astrologia naturalis)。他認為行星確實會對人生境遇產生影響。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7節 星占學理論的探討與發展

    西方的生辰星占學理論,其總體格局,大致已在希臘化時代確定下來。在中世紀,基本上是繼承前代,但是由於有三大新背景的出現,當然也就有一些新的探討與發展出現於星占學理論中。這三大新背景,第一是蠻族王國的興起和拉丁化,第二是基督教會成為文化的幾乎惟一的保存者和發展者,第三是阿拉伯文明的興起及其對歐洲的影響。    
    公元11世紀中下葉的英國星占學家阿德拉德(Adelard,又拼作Aethelhard),曾留下一些有關著作。有一篇論文歸於他名下,裡面引征了托勒密、阿波羅尼奧斯、特裡斯美吉斯佗(H.Trismegistus)等不少古代權威的論述,來為星占學壯大聲勢。其中也有一些充滿宗教色彩的新奇想法,例如他將不同民族與日月行星相附會:    
    猶太民族:土星    
    阿拉伯民族:火星、金星    
    信奉基督教的諸民族:太陽、木星    
    這些民族由不同的天體「統治」。當然,基督教的信奉者是凌駕於「異教徒」之上的,因為太陽象徵著正直、公平和勝利;而木星則象徵著和平、平衡與和諧。阿德拉德還認為猶太教徒、穆斯林以及基督徒之間無休無止的戰爭是由於火星和土星始終無法與木星保持「友好關係」。    
    著名的斯科特在他的《星占學綱要》一書中,對星占學理論也有許多探討。他認為,通過行星可以發現上帝對於人類事務的計劃,而星占學的理論和實踐,其目的就在於作出這種發現。他又認為,恆星也只能顯示而不能造成「這個速朽的塵世中那些涉及每個人的真實事件」——這些事件當然只有上帝才有能力來「造成」。換句話說,斯科特認為只有上帝的意願才是人間事變的原因,而各種天象只是這些事變的結果,只是上帝意願的顯示而已。這種信念與古埃及人和迦勒底人那類星神崇拜的思想顯然是不同的。    
    斯科特還認為,在生辰星占學的實踐中,婦女受孕時刻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分娩時刻,因為他相信,「婦女總是傾向於注意性交的準確時刻」。而正是在婦女受孕那一時刻的星象,能夠揭示那嬰孩(嚴格來說只是受精卵)未來的禍福。進而還有如何判斷孕婦所懷嬰孩是男是女,方法是請孕婦伸出手給你,如果她伸出右手,懷的就是男孩;反之如果伸出左手,則所懷必為女孩。此外,斯科特還研究過婦女月經與天上月相(新月、殘月、滿月等)之間的關係之類的問題。    
    從中世紀中期開始,有一套將黃道十二宮與日月及五大行星相互對應附會的學說,似乎日益流行起來。在當時許多著作、繪畫中都可以見到這套學說的表現和影響。這裡先列表顯示如下:    
    行星強效之宮(+)強效之宮(-)土寶瓶摩羯木人馬雙魚火白羊天蠍金天秤金牛水雙子室女對於日、月而言,各只有一個強效之宮:    
    月巨蟹    
    日獅子    
    這樣,黃道十二宮恰好與七政對應完畢。所謂「強效之宮」,意思是當該行星運行至這一宮時,該行星的作用力就會特別強勁顯著。例如,當木星運行至人馬、雙魚兩宮時,其作用力就達到極大;火星則在白羊與天蠍兩宮時大顯神威;月亮則在巨蟹宮時大行其道……其餘皆可類推。有時,星占家們也將強效之宮說成是該行星所「統治」,例如說成「金星統治金牛、天秤兩宮」,等等。    
    由上面這套學說出發,又可以附會出許多名堂來。比如,日月和五大行星常在一些星占圖冊中被繪成人形,他們手中所持的器物也往往有一定之規:    
    日:老年王者,手持書冊與權杖。    
    月:裸體女性,手持號角與火把。    
    水星:男子,手持囊袋和兩條纏在一起的蛇。    
    金星:裸體美女,手持鏡子與花卉,有時還頭飾花冠。    
    火星:糾糾武士,頂盔披甲,手持軍旗和利劍。    
    木星:常作獵人狀,手持箭矢和杖。    
    土星:男子,有時還拄著枴杖,手中的鐮刀是其特徵。    
    在這類圖形中,月與金星兩女像是裸體的,其餘各像則裸體或穿衣無一定,手持之物也可有些變動(參見圖11)。而七位星神的強效之宮,總是用這些宮的固定圖形符號繪在星神腳下。    
    由日月五星的形象,又附會出它們所對應的「德」(這裡借用了中國古代的用法——「德」可以包括美德或惡德)。例如,在中世紀著名阿拉伯星占學家阿爾布馬扎(Albumasar)的《大會合論》(De Magnus Conjunctionibus)一書中,木星被繪成一位學者模樣,他所管的美德是「智慧」與「哲學」;而火星照例被繪成全身披甲、手持劍和盾的武士,他所管的美德,不出所料正是「堅定」與「勇敢」。    
    在中世紀星占學理論中,又有所謂「幸運車輪」之說。此說圖11中世紀的「幸運車輪」。的實例見圖11,該圖出於一部公元1490年左右的抄本。圖中從位於最高處的持劍武士開始,依順時針方向旋轉,依次代表日、月和五大行星:    
    火星:持劍披甲武士,    
    木星:持樹枝的男子,    
    土星:持鐮刀的男子,    
    月亮:持月裸女,    
    水星:持蛇者,    
    金星:持矢裸女,    
    太陽:捧日戴冠者。    
    圖中最下方那個正在轉動搖柄的帶翼人,當然代表天使——他秉承上帝的旨意轉動著宇宙間的幸運車輪。    
    按照「幸運車輪」的學說,七政星神「當值」於不同的時間,星占學家的能事就在於指導人們捕捉幸運的吉時,加以利用,則無往而不順遂如意。這種想法其實與古代希臘、埃及、中國等處的「擇吉之術」一脈相通,只是表現形式各異而已。至於嬰兒降生時刻(或婦女受孕時刻)與此人未來一生的禍福窮通,當然也可以與「幸運車輪」聯繫起來。    
    在中世紀星占學理論中,有兩個方面頗受重視:一是星占學與醫學的關係,可名之曰「星占醫學」;二是星占學與氣象學的關係,可名之曰「星占氣象學」。這兩者都淵源久遠,並不自中世紀始,但在中世紀中後期得到很大發展,直到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仍長期盛行不衰——事實上它們直至今日仍未絕響。對此將在本章以後幾節中再論。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8節 預言種種

    我們在本書導論中就著重指出星占學兩大類型的主要區別——軍國星占學預言國家大事,生辰星占學預言個人禍福。後者在西方佔據統治地位,成為主流;但是從中世紀晚期開始,前者也找到更多機會得以有所表現。此外,溝通這兩者的橋樑也不是沒有,因為顯然,對於帝王重臣個人命運的預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對國家大事的預言。    
    各種各樣預言的滿天飛舞,構成中世紀歐洲星占學活動的景觀之一。首先自然是關於帝王個人的,比如利奧·希伯魯斯(Leo Hebreus)作了關於兩位羅馬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Benedict □)和克雷芒六世(Clement Ⅵ)的預言;而星占學家穆爾斯(John de Murs)還為後一位教皇排算了「星占年歷」(astrological calendar)。這種「年歷」實際上是一份預言編年表,由星占學家根據其人出生時刻的算命天宮圖,推算出此人今後逐年的禍福、健康、奇遇、注意事項等等,有時可以長達數百頁。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如果星占學家為某人所排算的星占年歷有多少年,就意味著此人能活多少歲,不多也不少——在此人死後的年份中,當然也就沒有什麼關於此人的禍福可言。例如,相傳開普勒為華倫斯坦(A.E.W.von Wallenstein)所排算的星占年歷到51歲為止,而華倫斯坦竟恰在他51歲這年遇刺身亡(詳見本書第八章)。    
    中世紀末期,英、法兩國之間的「百年戰爭」(公元1337~1453年)也為星占學家提供了用武之地。關於某次戰役的勝負、某某國王的死期、某某王位繼承人的命運(這場戰爭的直接起因就是關於法國王位繼承的爭執)等,各種預言層出不窮。這些預言當然失敗和成功者皆有之;而即使是成功的預言,有時也是星占學家表述預言時用模稜兩可的技巧,或者「事後諸葛亮」式的附會所致。    
    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應該忽視,在這樣的一片預言聲還有著某些以準確的數理天文學計算為基礎的預言,這些預言確實有著天文學意義。這方面可以舉埃斯欽丹(John Eschenden)為例,他是一位英格蘭星占學家,著述甚豐,寫過不少星占學著作。在他的著作中預言了1345年3月20日的月全蝕,還有同年發生的火星、土星、木星這三顆外行星的「合」(此時三星處於天球上同一方位,光芒迭加,極為明亮,是不常見的天象)等。這些預言當然必須以準確的數理天文學計算為基礎才行。不過,這位埃斯欽丹畢竟是星占學家,他推算這些天象,最終目的是預言人間的事務。他所預言的事包括人與獸的疾病、死亡、戰爭、嚴寒、雨雪、狂風、莊稼蟲害、寒暑無常、偉人的降生、教會的腐敗等。這就很有一點軍國星占學的味道了。    
    要論中世紀關於人類國家大事的預言,其中最重大的,或許當數星占學家們對於那場席捲全歐洲、幾乎像世界末日來臨的黑死病的預言。這要到本章關於「星占醫學」那一節中再詳論。    
    總之,直至公元14世紀末,歐洲各國的宮廷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星占學家而運作。法蘭西、不列顛、德意志、波希米亞……,各地的宮廷無不如此。君主們需要星占學家的智慧(許多星占學家的確是有大智慧之人)和預言,他們讓星占學家提供咨詢,充當顧問,甚至直接參與機要,委以重任。與希臘化時代和羅馬帝國時代相比,星占學家和他們的星占學,在政治上、社會上和知識體系中的地位,都沒有下降,甚至還頗有上升。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39節 星占學與天文學及氣象學之關係(1)

    一、純天文學研究的端倪    
    我們在前面說過,古代的天文學和星占學始終是一家——即使古希臘原來的天文學算是一個例外,它也隨著迦勒底星占學的傳入而「失身」於後者了。在中世紀,這兩者分道而行,「劃清界線」的時代尚未到來。但是這方面似乎已顯露出某種端倪,值得稍加注意。    
    康切斯(Conches)地方的星占學家威廉(William),活動於公元12世紀中葉,早年廣泛遊歷各地,後來進入宮廷作王子的太傅——他的學生就是後來的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HenryⅡ)。據有些研究者認為,這位威廉是第一個試圖確定天文學與星占學兩者之間區別的學者。他援引被他視為權威的某些說法,認為行星的運行有著三種狀態:神話的、星占學的、天文學的。第一種狀態,只能求之於希臘神話中,可存而不論。他對星占學與天文學所作的區分是:星占學家關心的是天象所兆示的未來(「將要如何」),而不在乎天象的精確程度如何;天文學家關心和研究的是天象的現狀(「此刻如何」),而不在乎天象此後的變化。    
    這位威廉畢竟是個星占學家,他對星占學家關心對象的陳述是內行的;但是對天文學家——那時有沒有這種人還大成問題——關心對象的陳述,現在看來當然是大大外行了。其實預先推算未來天象,對天文學家來說更為重要,因為這是檢驗、修正理論模型的惟一可行途徑;如果預推結果與實際觀測不符,說明模型尚需改進,反之,若兩者相符,則說明模型成功。這從托勒密到哥白尼,再往後到開普勒、伽利略、乃至牛頓,無不如此。這一層思路,在威廉的時代當然無從領悟,我們也不能苛求於他。    
    但是,威廉還有過某些幾乎可以說是略帶天體物理學味道的想法,似乎更可注意。例如,他相信行星確實控制著自然界和人體的狀況,理由是:天體(行星——包括太陽和月亮在內,我們在前幾章已談到過這種西方古代的習慣用法)加熱了地球上的大氣層,後者又轉而加熱了水,而這對所有生物都會產生影響。如果考慮到威廉所說的「天體」中包括太陽在內的話,那他可以說已經稍稍接觸到真理的邊緣了。當然,在這方面他同樣還有許多荒謬無稽的說法。    
    威廉的上述一些想法,在那個時代雖然也未必是絕無僅有的,但至少是不多見的。此時距離現代天文學的確立尚有幾個世紀,離天體物理學的時代更遠。總的來說,天文學仍是和星占學走在同一條路上,不分彼此。    
    二、星盤與天體測量    
    星盤是西方古代最基本的天體測量儀器之一,同時也是星占學家手中不可或缺的器物。這種儀器在中世紀廣泛流行於西方各國,阿拉伯人製造的星盤尤為著名。    
    可以肯定,星盤是古希臘人的發明創造。傳說中的發明者有希巴恰斯、阿波羅尼奧斯等人,但缺乏足夠的證據。最早留下關於星盤的記載,可能要數托勒密的《至大論》,他在其中用了整整一節篇幅,專門詳細描述了星盤的構造和使用方法。Almagest,V,1.他並未明確表示這是前人的創造還是他本人的發明。但是他描述的星盤構造,已與後世所見實物非常吻合。    
    關於現存古代星盤實物中,哪一具年代最早,西方學者有一些不同說法。有人認為現在收藏於牛津大學科學史博物館中的一具,製造年代為公元984年,可算有確切年代的星盤中最早的實物。A History of Astrology,p.85.這具星盤出於阿拉伯人之手,系由艾哈邁德(Ahmad)和馬爾穆特(Malmud)二人製造,此二人皆為伊斯法罕的易卜拉欣(Ibrahim)之子。但也有人指出,有一具由奈斯圖魯(Nastulus)其人於公元927~928年間製造的星盤,應屬年代最早的實物。O.Gingerich:Islamic Astronomy,Scientific American,April (1986).這具星盤製作精美,保存完好,現在是科威特國家博物館的珍貴藏品之一(本書圖17)。    
    中世紀歐洲星盤製造者中,特別可以提到格伯脫(Gerbert)其人。他被認為是公元10世紀時最著名的學者,博覽群書,又在西班牙——當時基督教世界與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交匯融合重鎮——度過許多時光,因而非常熟悉阿拉伯文化。他還做過一任羅馬教皇,即西爾維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公元999~1003年在位)。這位博學的教皇對天文星占和數學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而且特別以擅長製作星盤和其他天文儀器馳譽當時。在佛羅倫薩保存著的一具星盤,相傳就是他製作或使用的(盤上選定的地理緯度是羅馬的)。    
    自西爾維斯特二世之後,星盤製造似乎漸呈高潮。製造於公元11和12世紀的星盤,實物留存至今的就有近40具。此後也盛行不衰,例如,僅牛津大學的默頓(Merton)學院,就收藏有5具公元14世紀時的星盤。    
    論述星盤的著作也層出不窮。這方面最早的阿拉伯論著,出自阿斯圖拉比(『Ali ibn 『Is□ Asturl□bi,意為「星盤製造家」)之手,他在公元9世紀初,服務於阿拔斯王朝(即中國史書中提到的「黑衣大食」)著名的哈里發麥蒙(Mam□n)的宮廷中。稍後又有著名阿拉伯天文星占學家法格哈尼(Fargh□n□)論述星盤的著作。再接下來就要數前文提到過的馬沙·安拉《托勒密評注》一書了,此書流傳廣泛,抄本繁多。但也有人認為此書實際上出於別人之手。至公元14世紀末,重要的星盤論著就是喬叟的《論星盤》一書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順便可以談到的是,《論星盤》一書出現在英格蘭並非偶然,在公元13~14世紀中,英格蘭正是將星盤之類阿拉伯人擅長的學問從西班牙介紹到西歐基督教諸國的首選途徑。    
    至於星盤的結構及用途,我們這裡結合一具傳世實物,略加介紹。圖12是公元14世紀歐洲製造的一具星盤,現藏於牛津大學默頓學院,保存完好,其結構則可以作為星盤的典型代表。這具星盤的結構示意圖,被摹繪如圖13。    
    圖12一具公元14世紀的星盤。現藏牛津大學默頓(Merton)學院。圖13典型星盤的結構示意圖。據圖12摹繪。    
    星盤的主體,由盤面和一個銅環組成。上層那個灰色的環稱為「網環」(拉丁文rete,源於阿拉伯語「蛛網」),它可以以北天極為軸,在下層的盤面之上旋轉。標桿也以北天極為軸,可以在星盤平面上任意旋轉。利用幾何投影法,將地平坐標網投影在星盤盤面上。特別要注意的是地平坐標網中天頂位置的確定——天頂與北天極的角距離(或者說北天極在星盤地平坐標網中的位置)是因當地地理緯度不同而變化的。換句話說,任何一具這種星盤,都只能在某一特定的地理緯度上使用,方能獲得準確的數據。那些彎曲而尖的星標(有些星盤也做成直尖形,如本書圖17所示的那具就是如此),則用來指示那些比較特殊的恆星(比如特別明亮的,或是有著特殊星占學意義的那些恆星)。    
    星盤雖不大,結構也不算太複雜,但不能不承認這確實是一種非常巧妙的儀器——它可以有很多用途,比如:    
    演示當地所見恆星的週日視運動。這只需轉動網環即可,環上那些尖尖的星標就指示了這些恆星在當地地平坐標網中作週日運動所劃出的軌跡。    
    測定時間。將星盤垂直懸掛,先觀測得太陽的地平緯度;然後將當日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旋轉至觀測到的地平緯度圈上,令兩者交於一點;再利用標桿將此點與北天極的聯線延伸至時圈,其交點即指示出觀測的時刻。運用此法時,也可用某顆恆星來代替太陽,故晝夜皆可施行。    
    星盤作為一種星占儀器,固然有其使用功能;但它還常被視為一種工藝品。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也不難想像,一具製作精良、裝飾華美的星盤,即可用來測量,又充滿神秘色彩,它對於一位古代星占學家或星占學愛好者(後一種人在古代貴族中比比皆是)來說,會具有多麼巨大的魅力。倘若再與某些歷史名人發生聯繫(比方說,是羅馬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親手所製,或生前使用過之類),那就更是魅力無窮,會世代相傳成為珍貴藏品。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0節 星占學與天文學及氣象學之關係(2)

    三、彗星    
    彗星在中世紀的歐洲,是迷信的對象,是謠言的契機,是恐怖的來源,是「世界末日」的宣示者……。然而正是由於它在人們心目中是如此神秘可怕,才使星占家們懷著戰戰兢兢的敬畏之心,非常詳細地記錄、描述了彗星的出現,從而為現代天文學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和數據。比如著名的哈雷彗星,以前人們經常稱道它在歷史上的32次回歸都可在中國古籍中找到記載,不禁歎為觀止。其實在西方古籍中,也記載了它的30次回歸(從公元前467年起,共32次,但其中公元前391年與公元前315年2次缺失)。    
    我們前面曾提到一位綽號「天文學家」的作者為法國國王路易一世所寫的傳記,這位作者獲得「天文學家」的綽號是因為路易一世向他垂詢了公元838那年出現的彗星——這顆彗星正是哈雷彗星的回歸。這位「天文學家」在他的《篤信者路易傳》中記述了這次彗星出現和法王的驚恐:    
    在復活節的聖日裡,一個通常是災禍的朕兆出現了。國王平時就很留心這類天象,一見這顆星,立刻失卻安寧。他對我說:這是要改朝換代,君主升天了!他召集大主教們來,徵求他們的意見,有人告訴他應該多多祈禱上蒼,並建造禮拜堂和修道院。國王採納了這些建議並付諸實行,但是三年後仍然龍馭上賓了。    
    這位「天文學家」對這次彗星的記述,被法國學者認為是法國歷史上對哈雷彗星的首次記載。    
    公元1036年,諾曼公爵威廉渡海征服英國時,哈雷彗星恰恰又回歸出現。這顆彗星被認為是引導諾曼公爵進軍的勝利之星,而對於戰敗失國的英國國王哈羅德(Harold)來說,則是一顆不折不扣的大災星。相傳諾曼公爵的夫人專門為此織了一塊掛氈,即著名的「巴耶城掛氈」(Bayeux Tapestry),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館中。掛氈全貌如圖14所示。圖14公元1066年的哈雷(Halley)彗星。(「巴耶城掛氈」,相傳出於諾曼公爵威廉William的夫人之手。)圖上方中部,就是那顆彗星,正在向哈羅德國王的城堡而去。圖左側,臣民們因目睹這顆彗星而大為驚訝;右側是哈羅德國王在他的城堡裡,正傾聽著星占學家向他陳述這一不吉的天象,以及由此而來的災禍——國王顯得驚恐不安,憂懼無計的樣子。    
    彗星的出現幾乎總是被人們將之與各種歷史事件(特別是不幸事件)聯繫起來,彗星也因此而得到較為細緻的記錄和描述。例如,先後於公元1315、1337年出現的兩顆彗星,被認為與黑死病的流行肆虐有關。而公元1456年那年的哈雷彗星回歸,被認為是上天為基督教的大災難而表現出的憤怒。這大災難已發生於三年之前:土耳其大軍於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末帝君士坦丁十三世(Constantinus )死於亂軍之中,拜占庭帝國從此滅亡。這座號稱「不朽之城」的千年古都,自從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the Great)於公元330年定都於此,經歷了80位君主,共1123年之久的輝煌歷史,至此宣告終結。當1456年5月27日大彗星出現時,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產生的種種謠言正在歐洲風傳,引起巨大的驚恐。傳說聖索菲亞(St.Sophia)大教堂已被改為清真寺,而所有的基督徒都已被絞死或遭奴役,等等。這時哈雷彗星的出現進一步加劇了恐懼之感。據記載,當時它的彗尾之長,竟橫亙了黃道上兩宮之廣(即長60°);整個彗星金光燦爛,狀如烈焰。人們認為這體現了天神的憤怒,擔心戰爭就要臨近了。當時的羅馬教皇號召一切信奉基督教的君主合力共禦伊斯蘭教的侵略,並要求所有的信徒熱烈祈禱。    
    出於星占學的考慮,而對彗星予以特殊的重視,這種傳統源遠流長。中世紀結束之後,這一傳統仍在歐洲保持了很長時期。我們在下一章就將看到,現代天文學的成長和確立,竟然從這一古老傳統中受賜良多呢。    
    四、星占學與氣象學    
    古代「星占氣象學」的思想,源遠流長。我們在前面談古希臘星占學時,曾提到阿拉圖斯(Aratus)的長詩《天象》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天象學》,兩書中就有這種學說。在中世紀晚斯,這種學說進一步精緻起來。對氣候、氣象進行預測和預報,成了星占學非常重要的用途之一。    
    由於氣象預報與農業生產有直接的關係,被視為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大事,因此引起一些學者的重視,進而出現了所謂「星占氣象學家」。據研究,英格蘭最早的星占氣象學家之一是約克的羅伯特(Robert),生活於14世紀上半葉——他可能於1345年死於那場可怕的黑死病。羅伯特在1325年出版了一部預測氣候、氣象的書。在書中,他從古希臘「四元素」之類的學說出發,通過它們的相互關係及對地球氣候的影響,推論出一些氣象預報的法則。他預測預報的對象有雨、霜、雹、雪、雷、風、潮汐,還有地震、時疫,乃至戰爭、叛亂等。    
    又有莫利(William Merlee,有時拼作Morley),是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的學者,死於1347年。他不僅是一位星占氣象學家,還被認為是首次作了詳細天氣記錄的英國人。他作這種記錄長達七年,利用這些記錄,他編纂了一本包括12章內容的氣象學著作,其中還輔之以他從農夫、水手等處獲得的氣象資料。這類著作當時在歐洲大陸上也有出現,比如烏爾茨堡的恩諾(Enno),也出版過一部與莫利十分相似的著作,裡面預測大雪、狂風之類的氣象。    
    這種「星占氣象學」的思想和著作,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仍有延續,我們在後面還可以看到有關的例子。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1節 星占醫學的歷史線索

    星占醫學(astrological medicine)可以說是星占學的一個分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醫學歷史上的一種流派。由於它有著相對的獨立性——特別是從星占學的運用角度來看時是如此,又在中世紀十分盛行,因此我們安排在本節對它作一概述。關於星占醫學在中世紀之前、之後的有關情況,也在本節中一併敘述了。    
    星占醫學的歷史線索    
    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已經知道,美索不達米亞是西方世界的星占學源頭。星占醫學這種思想,也可以從古老的兩河流域找到它的萌芽。這萌芽與古人認為週期、季節和星辰能影響人生,以及那種以太陽神話為基礎的早期宗教都有密切關係。    
    美索不達米亞最古的醫神是月神辛(Sin),她掌管藥草的生長,因此有些藥被認為不能見日光。一些用來調製春藥的植物,必須在月光下採集才被認為有效。這類思想在其他古代民族中也有,可以看作星占醫學最原始的思想源頭——星占醫學歸根結底只是一套「在什麼時刻應該幹什麼」的時間選擇學說,時間正是由天象的變動來體現的。    
    在後期,美索不達米亞醫學主要是以魔術和符咒語來治病。還有許多與醫學有關的神。有一組神共八位,每位能治一種病。又有「眾醫神之長」尼努爾塔(Ninurta),以及「眾醫之王」、醫神尼納蘇(Ninazu)等。醫學與各種對星象及星占預言的迷信結合在一起。據當代一些醫學史專家的看法,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亞述和巴比倫時代,「醫學的性質主要是魔術的和經驗的」(卡斯蒂利奧內A.Castiglioni語),當時的人們認為,人的生老病死、健康與否等,一切都依賴於天上星辰的玄妙力量。同時,人體之內的體液(生命就存在於其中),也被認為是受星辰運行的影響,好比星辰之影響自然力或月相盈虧之影響大海潮汐一樣。    
    在古代希臘和羅馬人那裡,星占醫學得到很大發展。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在整個中世紀都享有極高聲譽的蓋倫(Galen)。關於這兩個人我們已經在前面談過了(本書第三、四章)。自從希臘、羅馬時代之後,一個醫生必須懂得一些星占學知識,就已確立為世人公認的準則了。    
    到了中世紀,星占醫學這一支似乎並不寂寞,而且還呈名家輩出之勢。比如公元9~10世紀之交,有尤第烏斯(Isaac Judaeus)其人,大約是一位阿拉伯化的學者,寫的關於星占醫學的著作流傳了幾個世紀。又如阿非利加努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生活於11世紀,曾翻譯、編纂了一些先前的醫學文獻,自己也寫過一部《論自然命運》(De humana natura),他也研究過星占醫學。再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阿德拉德,也在他的著作中主張醫生必須研究星占學,以便在醫學中使用星占學,否則就將只是一個「狹隘的醫人」。    
    中世紀比較重要的星占醫學理論家,首先可以提得意大利人彼得(Peter)。在公元13世紀下半葉,他也算得上一位名醫了——我們前面曾談到過,他擔任過教皇的御醫。他的《安撫者》一書,是中世紀星占醫學的重要文獻之一。他認為,關於天體運行的知識,對於醫學而言不僅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根本的」(essential)。而每一次服藥,都應該在研究了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之後再進行。彼得特別重視所謂「臨界日」(critical days亦可譯成「危險期」)的理論,尤其是它們與月相之間的關係。月相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1新月至上弦之間,    
    2上弦至滿月之間,    
    3滿月至下弦之間,    
    4下弦至新月之間,    
    彼得用了不少篇幅討論放血——古代西方最重要的治療方法之一——應該在上述四階段中的哪一階段進行。    
    有不少學者對於星占醫學表現出特殊的研究興趣,曾寫過卷帙浩繁的著作。這些人中可以提到福利尼奧(Gentile de Foligno),他對醫學的各個方面都寫過著作,但他的許多注意力都集中在黑死病與天象的關係上——他自己最終也死於這場可怕的大傳染病中(1348年)。還有一位比較重要的星占醫學理論家是內格羅(Andalo di Negro),他主張研究如何從行星位置預測出病人能否康復,以及病因何在;至於什麼時刻施行治療、採取什麼措施(例如,是放血還是外科手術?),也都要在研究了行星位置之後方能決定。他甚至還討論如何依據天象去推測醫生是否經驗豐富、是否醫德良好之類。此外,他還認為,在進行上面這些活動時,病人的算命天宮圖並無太大的用處,因為出生時刻很難確定得足夠準確。    
    篤信星占醫學學說的醫生們既然事事都要研究了行星位置之類的天象之後才能定奪,專為這一需要服務的儀器也就應運而生了。出現了一種專供醫生使用的星盤,圖15就是傳世的這種星盤實物之一,據認為製造於1450~1500年間。星盤周圍刻有黃道十二宮和晝夜二十四時刻度;一套可以各自繞共同的中心軸旋轉的圓盤,根據各自的指針所向,可以指示出太陽、月亮、五大行星的位置所在,從圖15畫面俯視,從頂端往下(圓盤直徑由小至大),各盤指針上依次標明著:    
    圖15中世紀醫生使用的星盤。周圍刻有黃道十二宮、晝夜二十四時等;一套同軸圓盤用來指示日、月、五大行星位置。    
    月亮(第2盤)    
    太陽(第3盤)    
    水星(第4盤)    
    金星(第5盤)    
    火星(第6盤)    
    木星(第7盤)    
    土星(第8盤)    
    這樣,醫生施治時所要瞭解的天象內容,就可以一目瞭然。這種星盤風行一時,以致就如聽診器一樣成了醫生的必備用品。    
    最後我們必須談到文藝復興時代一位周遊列國、恃才傲物、到處樹敵的畸人——大名鼎鼎的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1493~1541)。他完全算得上文藝復興時代的偉人之一,但是因他言行乖戾,又幾乎藐視一切權威,成了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人物。即使是在他已辭世400餘年的今天,西方學者仍認為他「是一個不解之謎」。帕拉塞爾蘇斯是著名的醫生、煉金術士和自然哲學家,由於他對星占醫學的大力提倡並身體力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星占醫學發展的壓軸人物。他在這方面的論述,主要集中於兩部著作中:《評論書》(Paragranum)和《誤醫迷宮》(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    
    帕拉塞爾蘇斯強調,醫生必須「通過星辰獲取蒼穹的判斷」,以此來解釋病症、病因、病理等。若一個醫生不具備這種用星占學進行解釋的技藝,那就將只是一個「冒牌貨」。因為在他看來,無論是病因、診斷、預測、治療,還是疾病分類學、藥理學、製藥學,乃至各種日常意外傷病的治療方法等,無不直接與星占學有密切關係。他要求所有的醫生都能夠根據星占學去「瞭解好運和惡運的起因」,倘若不能做到這一點,「那就趁早離開醫學這個行當」。    
    他熱衷於研究「天人對應」的理論,他特別自鳴得意的是所謂「星辰在體內」理論——按照人體是一個小宇宙的觀念,他把蒼穹對應移置於人體之內,謂之「體內星辰」或「體內星群」;這些「星群」雖與天空中的星座並不完全一致,但隨著個人的誕生,而與天空中他的「運星」或「命宮」一同出現。論述這種理論的文字,在他的各種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在《評論書》中他說:    
    醫生有必要認識行星的星位、會合、升起等現象,有必要理解和知道所有的星座。如果他從外部瞭解了天父體內的這些內容,他隨即就可以瞭解寓於人體之中的這些內容,即使人不計其數也無妨;以及瞭解在哪裡才可找到天人一致,找到健康、疾病,在哪裡才能找到初始、終結和死亡。    
    天即是人,人即是天。所有的人只構成一個天,而天僅僅是一個人。    
    不過這種思想顯然並非帕拉塞爾蘇斯一人的獨得之秘。這種「天人對應」的思想在中世紀的歐洲廣泛流行,實際上構成了星占醫學的理論基礎。    
    即使在經過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後,星占醫學仍在歐洲流行了約兩個世紀之久。而按照某些誇張的說法,星占醫學的思想至今仍未死亡——這也是非常可能的,因為至少星占學至今仍有很多人相信。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2節 星占醫學的理論

    星占醫學最主要的理論基礎之一是天上黃道十二宮與人體各部位的對應。表現這種對應的圖畫,在西方古代星占文獻中十分常見。這種被稱為「人體黃道帶」的圖,是醫生診所中常備之物,醫生們據此推知不同治療手段在不同時刻的宜忌。    
    在西方古代傳統的療法中,放血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名堂。千年相傳,每病必用——無論什麼病,給病人放掉一點血,被認為會有助於病情的好轉。而由今天的醫學常識可知,在很多情況下這樣做對病症毫無作用,甚至還會雪上加霜。幸好由於星占學與放血的密切關係,才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放血療法的危害,因為放血必須依據黃道十二宮的天象來決定可行與否。圖16就是一張用星占學作解釋的放血用人體圖,人體從頭至腳盤踞著各種神像,表明黃道十二宮與人體的一一對應。而當太陽運行在圖16指導放血用的「人體黃道帶」。12方櫃中註明了相應各宮的宜忌。如下各宮時,不能放血:    
    金牛宮    
    雙子宮    
    獅子宮    
    室女宮    
    摩羯宮    
    對人體的不同部分施行不同的治療及手術時,也要參照圖16中所對應的天象或時刻(時刻就是通過天象的變遷反映出來的),加以選擇後方能定奪。    
    前面提到過的所謂「危險期」理論,也與「人體黃道帶」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對醫生的指導原則。例如,在傑弗裡(Geoffre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下類型的告誡:    
    月亮運行至金牛宮,則頸上之傷必危險!    
    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毫無道理。但是我們也不應否認古人在借助迷信、魔法、巫術等方式苦苦摸索時,也會有「歪打正著」之處。比如放血,假如本屬有害,但因迷信太陽在某某宮時不能放,結果未放,倒反而有利於病人了;警告頸上之傷危險,也是有益無害。    
    日、月和五大行星,也可以與人體各種器官對應,這同樣為醫生們提供指導原則。例如在帕拉塞爾蘇斯的《評論書》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具體論述:    
    醫學在於星辰的意志之中,它被星辰所引導和指點:    
    屬於大腦的東西被月亮引向大腦;    
    屬於脾臟的東西被土星引向脾臟;    
    屬於心臟的東西被太陽引向心臟;    
    同理:    
    水星將屬於腎臟的東西引向腎臟;    
    木星將屬於肝臟的東西引向肝臟;    
    火星將屬於膽汁的東西引向膽汁。    
    不僅這些器官的情況是如此,所有無法在此提及的器官也盡皆如此。    
    黃道十二宮、日、月和五大行星,除了與人體器官等對應外,它們也在星占草藥學中與各種植物相對應。有十二種與黃道各宮相對應的草類,還有三十六種分配給煉金術和星占學的植物。一些藥物則與日、月、五大行星相聯繫,特定藥物被認為必須在特定的日子和時辰採集,方才有效,例如:    
    星期日:榛樹、油橄欖樹;    
    星期一:芸香、三葉草、芍葯、苣□菜;    
    星期二:馬鞭草;    
    星期三:長春花;    
    星期四:馬鞭草、長春花、芍葯、金鏈花、委陵菜;    
    星期五:苣□菜、曼德拉草、馬鞭草;    
    星期六:草花、車前草。    
    以上種種與星占醫學有關的理論,都曾在中世紀及以後一段時期流行於歐洲。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3節 星占學與14世紀的黑死病

    在歐洲歷史上,黑死病(Black Death,有時亦用plague一詞)令人聞之色變,驚恐萬狀。這是一種傳染極快的鼠疫,關於其症狀之可怖,中世紀末期的文獻留下了許多記載,這裡僅舉聖方濟各修會會士皮亞扎(M.Piazza)所記,描述1347年此病肆虐於威尼斯城的情景為例:    
    因為這種惡疾是借助呼吸道傳染的,故當人們交談時,即從一人傳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覺劇痛難忍,有的人渾身顫抖;結果臂部及股部皆會呈現豆核狀膿皰,它們感染並貫穿至體內,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種可怖症狀醫治無效,持續三日後即告死亡。不僅與患者交談可招致死神,就是從患者那裡買到、接觸到、拿到任何東西,都能受傳染而死。A.Castiglioni:A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 (1947),p.355.    
    據研究,黑死病最初大約在1333年發生於亞洲內地,然後迅速向西傳播,十餘年間席捲全歐,西亞、印度、英倫三島等處也未能倖免;直至1353年之後,勢頭才逐漸衰減下去。    
    如此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當然是星占學家和星占醫學家「責無旁貸」的研究題目。他們的研究、討論對於那場黑死病本身當然不會有任何作用,但在今天看來則不失其文化史史料的價值。星占學家們的主要興趣,在於對黑死病的先兆進行討論,並對疫情作出星占學的解釋。談論先兆時,當然免不了許多「事後諸葛亮」式的說法,但也有被承認為事先就預言了黑死病的——這其實並不奇怪,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過,「時疫」、「疾病」之類,原是星占學家經常預言的項目。    
    莫(Meaux)地方的傑弗裡,就是被認為預言了黑死病大流行的星占學家之一。據說他依據的朕兆是1315年和1337年先後出現的彗星,以及1325年出現的木星與土星之合(conjunction)。傑弗裡是親身經歷過黑死病災難的人,浩劫餘生,事後他自然免不了又要大做文章,對黑死病之劫作星占學解釋。他曾在牛津工作過一段時間,在那裡他寫下了一些討論黑死病的論著。據他說,是由於黃道十二宮中寶瓶宮界內亮星較少,所以死於黑死病的下層民眾較多而貴族較少(其實多半是因為貴族的生活衛生條件較好,不易受感染之故);他又認為,1337年出現的彗星(黑死病的先兆之一),是火星與土星在雙子宮中所生——這種認為彗星可以由行星「生」出來的觀念,倒與古代中國一些星占學家的看法不謀而合。    
    然而在當時,更多的人似乎相信1345年發生的一次奇異天象才是黑死病的徵兆——其時黑死病已開始席捲歐洲,故與其說是先兆不如說是象徵。這年3月24日發生了三顆外行星的合,即火星、木星、土星運行到同一方位,三大行星的光芒疊加,看起來異常明亮耀眼,這確實是不大常見的天象。當時的星占學家,如埃斯欽丹、肖利亞克(Guy de Chauliac)等人,都在他們的著作中注意到了這一天象。    
    也有一些學者在喪生於黑死病病魔之前,根據自己耳聞目睹的情景,寫下了有關的著作。星占醫學家福利尼奧就是這樣的例子之一。當黑死病襲擊意大利佩魯賈城(Perugia)時,他奉佩魯賈大學之命撰寫有關黑死病的論文。他認為這場浩劫與前不久發生的日月交食和土星與火星之合有關。1348年他自己也死於黑死病。這些星占學家和星占醫學家的著作,對於當時人們抵抗病魔雖然很少有直接幫助,但他們根據親身經歷和耳聞目睹留下的記載和描述,對於醫學界來說卻是異常珍貴的歷史資料——這種可怕的大傳染病畢竟不是經常可見的(幸而如此!)。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4節 知識界代表人物之星占學觀

    說到中世紀歐洲知識界的代表人物,無論如何總離不開教會人士。對於教會人士特別是兩位「聖徒」聖奧古斯丁和聖阿奎那對待星占學的矛盾意見,我們在本書第五章中已經談到過一些。但為了敘述起來完整和方便起見,在這裡也將再補充一些有關內容。    
    前面說過,教會人士對於星占學的態度,一直有兩派,而教廷對此也不作什麼明確的裁決,使得神學家們對於星占學究竟是排斥還是接受,長期處於兩可之境。這一狀況,大約到了13世紀末、14世紀初,發生了重大轉折。這主要是羅馬教廷決定採用大阿爾伯特和聖阿奎那師徒所構建的神學體系作為教會欽定的官方哲學而帶來的結果。以1323年宣佈阿奎那為「聖徒」為標誌,星占學正式在教會的官方神學體系中佔有了一席之地。為此有的西方學者認為,13世紀是星占學史的大轉折,因為教會此後不再排斥星占學,這種說法雖然不無根據,但未免有點誇大其詞——不要忘記,堅決排斥星占學的奧古斯丁(Augustine)至今仍是教會的「聖徒」,他的學說也從未受到教會官方的否定。其實這種現象絲毫不奇怪,古往今來,那些訴諸權威、迷信手段以令群眾信從的權力集團,他們的理論在歷史面前,總是這樣捉襟見肘、難以自圓其說的。    
    「聖徒」之師、被教會宣佈為「有福者」的大阿爾伯特(公元1193~1280年),幾乎沒有寫過什麼專門談星占學的著作,他對星占學的態度,主要見於他的神學論著中。他和許多人一樣,相信日、月和五大行星的運行會影響地球上的人間事務,這一觀點在他的著作中,以間接的或直接的方式反覆出現。他也承認人有自由意志,但他斷定,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星占學家,可以根據降生時刻日、月、五大行星在黃道上的位置,預言這個嬰孩的一生——不過是在上帝允許的範圍內。他還斷言,一旦一個星占學家預言了某人的生平禍福,事實往往真會如預言所說的那樣,這是因為不僅日、月和五星對此人的影響有其特殊之點(已由星占預言揭示),而且還會使此人克服某些由其雙親所賦予但得不到星辰支持的氣質。    
    當時一些星占學家發現,對星占學的威脅不是來自教會,而是來自那些將星占學說成是與基督教神學相衝突的論點——如果這種論點廣泛傳播,教會就可能改變對星占學的接納態度。有一本名為《天文瞭望》(Speculum astronomiae)的書,約出版於1277年,被歸於大阿爾伯特名下,就是特別緻力於駁斥上述論點,而力證星占學與神學相容相洽的。書中列舉了很多作者所不贊同的觀點,再加以答辯,其中有一條頗為有趣:當日、月、五大行星重新回到它們在宇宙誕生那一刻時的初始位置,世界就要重新開始——等於是說世界末日,然後再獲重生;這倒是與中國古代曆法中「天地開闢」時的「上元」思想不謀而合,在「上元」那一時刻,日、月、五大行星也被設想為正處在同一位置(就像已定好不同跑道的賽跑者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那樣)。    
    大阿爾伯特的高足阿奎那對於星占學的看法,前面已經談過,這裡再補充一段他在《神學大全》(他最重要、最系統的神學著作)中的論述:    
    大部分人……受他們自身情緒的支配,這與他們肉體的慾望有關;而在這裡,星辰的影響清晰可見。只有極少數智者確實能夠抵禦他們自身的肉慾。星占學家們通常能夠預見人一生過程中的主要事實,特別是當他們負責進行星占預言時,確實能作到這一點。在有些星占預言中,星占學家無法達到確定的論斷,這是因為,沒有任何(外來的力量)能夠在一個人與他自身的劣根性作抗爭時將他救拔。所以星占學家們常說「哲人主宰星辰」,從表面上看,這是說他能夠制馭自身的情緒。A History of Astrology,p.94.    
    這段話中有幾處轉折,不加說明或許不易完全理解。按照星占學的說法,人誕生時刻的星辰天象影響他的稟性和體質,稟性體質會影響他的慾望,慾望影響情緒,情緒影響言行,言行影響他一生的窮通禍福。「哲人」若要與星辰的影響抗爭,沒有外力可以幫助他,只能依靠自身的自由意志和努力,即古人所謂的「自勝之謂強」。故所謂「哲人主宰星辰」,表面上看是他能控制、駕馭自身的情緒,實際上則是他在與星辰的影響抗爭。    
    除了教會高級學者之外,世俗學者也普通接受星占學。比如R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他比後來的F培根(Francis Bacon)名聲要小,但在當時也是大有名望的哲學家。他完全接受前面所說的聖阿奎那師徒的星占學觀,而又試圖有所發展。他主張,行星能夠對人的品格產生好的或壞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可以因人的自由意志而有所修正。    
    R培根曾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行星與基督教的關係。例如,他探討水星與基督教的關係:水星「統治」的兩個黃道宮之一是室女宮,因此,室女座(注意我們前面曾指出過,「宮」與「座」不是完全等同的)與水星的偏心軌道的相似之處,就與基督教信仰的神秘起因有關……。他這些異想天開的星占魔術,在當時似乎頗為他招來浮名,連羅馬教皇都聞知了。在他那個時代,即使本人不是教會的神職人員,但一涉及學術,幾乎沒有不與教會聯繫在一起的,作為哲學家當然特別是如此,要不後人怎麼會有「在中世紀,哲學是神學的婢女」這句名言呢?    
    稍後可舉佈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為例,此人號稱「淵博者」,曾任牛津大學的校長及別的大學的教授,最後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過才到任一月就去見上帝了(1349年)。雖然他倡導了對聖奧古斯丁的研究,使之得以復興,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對於星占學卻也大加提倡。他認為,瞭解並考慮行星對人的性格的影響,是一個基督徒應有的責任——目的是盡力戒除那些壞的而保持那些好的。他舉了一個他曾遇到的商人為例:那商人誕生時刻的行星天象表明,此人後來會有男性同性戀的慾望,但由於商人虔心向善,最終克服了那邪惡的慾望。因此T·佈雷德沃丁的結論是:所有的神學家都應該研究星占學,「關於天體的科學是所有科學中最貼近上帝的」。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5節 文學作品中的星占學

    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星占學描述,因有文學家筆下的藝術加工,偶爾一兩條,很難引為直接的星占學史料(在科學史研究中,這種情況偶亦有之,但必定是結合廣泛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嚴密分析方可)。然而,如將若幹材料綜合起來看,則至少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星占學在當時的流行狀況,以及大眾在心目中是如何看待星占學,因而仍不失其史料價值。    
    中世紀西歐的騎士傳奇文學有三大系統,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系統是關於亞瑟王(King Arthur)的。亞瑟實有其人,是公元6世紀時不列顛島上凱爾特族的領袖,因率眾抵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而得到人們長久的懷念。久而久之,成為民間傳說中的神奇人物,由軍隊統帥變成國王;而且相傳他已獲得永生,與天地同壽;他依舊在這世界的某一塊神秘土地上公正賢明地統治著他的王國——那是一片世外桃源,人間仙境。到公元12世紀,英國蒙默思(Monmouth)地方的傳奇作家、歷史學家傑弗裡(Geoffrey)寫了一部《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用去書中五分之二的篇幅記述亞瑟王的故事。這部書問世(約在1137年)之後,引起了一系列相同題材的傳奇與史詩作品出現。在這部書中,傑弗裡曾描述了亞瑟王宮廷中的星占學家們:    
    在學院中有兩百位(!)哲學家,研究著星占學和別的科學;他們特別受命觀測星辰的運行,並根據這些觀測向國王預言未來的事件。    
    這番情景,其實只是公元12世紀歐洲各國宮廷中常見景象的翻版;那「兩百位哲學家」之數,自然是文學誇張了。    
    接著再談一個名聲相對而言不那麼大的例子。B·西爾韋斯特(Bernard Silvester)是1150年左右的「暢銷書作者」,他寫過三種與星占學直接有關的書,其《星占家》(Mathematicus)一書是詩體小說,據認為還是古代純以星占學構造情節的小說中年代最早的。書中故事梗概如下:    
    一位羅馬騎士和他的夫人婚後無子。夫人咨詢於星占學家,星占學家乃預言:她命中有子,且是天才人物,最終還會成為羅馬的統治者;只是有一樣不好——此子注定有一天要弒父。夫人將此事告訴丈夫。後來夫人懷孕,丈夫下令將嬰兒殺死。結果夫人果然產下一子,夫人不忍心殺子,就將嬰兒送去遠方,騙丈夫說孩子已死。此子(騎士曾給他起名巴特裡西達Patricida——意為「弒父者」)後來長大,生性聰慧,又精通星佔之學,「洞悉星辰運行的軌道,以及人類的命運是如何處在星辰影響之下」;其他知識也極淵博,成為一名出色的迦太基騎士。不久隨軍攻克羅馬,因才德兼美,迦太基王乃禪位於他,於是果然成為羅馬的統治者。其母知悉一切,深恐他弒父之日就要來臨,就將往事向丈夫和盤托出。騎士乃往見新王,告之一切往事始末,坦言自己曾下令將他殺死,「但是天上星辰阻止了此事」;而星辰既能阻止此事,則它們也必然會使弒父成為現實,那將如何是好?巴特裡西達不忍弒父,沉思之下,決定用自殺來保全雙方。於是他召集羅馬眾騎士,迫使他們答應:聽從自己的任何要求;接著他宣佈他的要求,卻是「讓自己死去」……。    
    故事到這裡就中斷了,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像餘地,可以各自去嘗試構造下面的情節和故事的結局。這裡有一項暗含的邏輯,既然命中注定巴特裡西達必然弒父,那麼他實行弒父之前必然「命不該絕」,因此自殺也死不了;但他既然不惜一死以求免於弒父,這精誠能否感動上天,收回成命呢?    
    B·西爾韋斯特的另一部星占學書籍也可以在此順便一提。《實證》(Experimentarius)一書是他從別的文字轉譯而成的,專講一種稱為「星佔地卜」(astrological geomancy)的學問。所謂「星佔地卜」,是將一把粒狀物(比如沙子之類)隨意丟撒在地,再將這些隨機分佈在地的粒子用線連起來,根據這些連線所構成的圖形,再結合星座星表之類加以附會,以此預卜吉凶。這種占卜術直到現代有時仍在印度等地使用。    
    再接下來又要談一個名聲特別大的例子,那就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和他的《神曲》(Divina Commedia)。在《神曲》的《地獄篇》(Inferno)中,著名星占學家被打入地獄的第八圈第四斷層。在這裡,作者描述他見到的這樣一群人:    
    當我更向下細看他們時,    
    就看到他們每一個從下顎,    
    到胸膛的頂端都是奇怪地歪扭著:    
    因為臉孔是向著背腰轉過去;    
    而且他們不得不退著走,    
    因為他們是不許往前看的。但丁(Dante):《神曲·地獄篇》,朱維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第140頁。    
    在這群像《封神演義》中申公豹(他因屢屢倒行逆施,受罰使臉永向背面)那樣的人中,有兩位中世紀負有盛名的星占學家——就是我們在前面分別談到過的斯科特和波拿第,對於前者但丁還不忘加上一句「他熟悉用妖術來行騙的方法」。由此看來,但丁對於星占學似乎沒有什麼好感。    
    但丁雖對星占學持貶斥態度(至少在《神曲》中是如此),但是他對「天」的結構的知識,卻依舊未出中世紀星占學家們的常規。在《神曲》的《天堂篇》(Paradiso)中,有著關於「天」的安排與結構,這還常被現代人引作中世紀歐洲人對宇宙結構認識的例子。據霍姆斯(G.Holmes)的歸納,可將《天堂篇》中「天」——也就是那時人們所知道的宇宙——列表表示如下:    
    天層基本論題    
    最高天天堂    
    水晶天天使    
    恆星天神學的美德    
    土星天沉思的生活    
    木星天正義    
    火星天但丁生平    
    日天創造與智慧    
    金星天星辰之作用    
    水星天羅馬帝國    
    月天月球陰影    
    在這一同心宇宙結構中,地球毫無疑問正在中心位置。    
    最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談一談身兼星占學家和大文學家兩重身份的喬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關於他在星占學方面的造詣和著作,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不難想像,這樣一位通曉星占學的作家,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會難免手癢而忍不住將星占學穿插進去的——不懂星占學的作家都還常要這麼做呢。事實正是如此,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多次談到星占學,我們舉幾個例來看:    
    在「武士的故事」一篇中,談到愛神維納斯(金星)與戰神馬爾斯(火星)為了凡間的武士起了爭執,於是到年高德劭的薩圖恩(土星)那裡尋求仲裁,薩圖恩先大大賣弄了一通自己的道行,再安慰愛神:喬叟(G.Chaucer):《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第49~50頁。    
    「親愛的維納斯,我的女孩,」他道,「我的轄區極廣,誰也難於瞭解我的威權有多大。諸如在幽晦的海水中淹沒,在黑暗的茅舍裡囚禁,脖子伸進套索,私語、呻吟,惡漢的反判,暗中下毒,哪一件不在我的統轄之下。我居住獅子星座時,我已施行報復與懲罰。高廈的荒廢,塔牆倒塌在掘壕者和木匠身上,也都是我的事。參孫(Samson)搖倒大柱時,就是我把他處死。我還管轄著冷酷的病、暗殺和一貫的陰謀;我的目光一射,瘟疫就盛行。你現在不要哭泣了,……」    
    這一段土星自白,純是星占學中對土星司職的說法的文學性改寫,而且完全游離於故事情節之外,只能是喬叟的賣弄。    
    在「律師的故事」一篇中,喬叟用夾敘夾議之法,又加入與故事情節沒有多少關係的大段星占學詠歎:《坎特伯雷故事》,第93~95頁。    
    可能在天上以星宿繕述的巨書上,已注定了他此生要死於愛情!原來星宿註明人的生死比明鏡還照得清楚,只消人們能觀察出來。古來多少聖賢豪傑,都由星象預定吉凶。不過人們的聰明不夠,未能完全瞭解罷了。    
    啊,殘酷的原動天體,你在自轉中永遠推動著萬象,由東而西地急轉著,依照自然的運轉,就該轉變方向,免得在這不幸的出行時候,讓歹星挫折這段婚姻。在不祥的盤旋扶搖中,那首座轉進了最暗的十二天庭。呀,惡毒的星!呀,微弱的月,你的軌道落入了惡運!你聯結之處,無從接應;你應得庇護之時,卻又遠避。啊,輕率的羅馬國王!你全城竟沒有一個星象學者麼?難道除卻這個凶日就沒有一個婚期了麼?上路的日子就不能另訂嗎?尤其在你這高貴的人家,本人的出世星象,應已瞭然?啊,人們太愚蠢了,太疏懶了!……    
    在「巴斯婦的故事」一篇中,巴斯婦自述自己早年的放蕩生活,就引用自己降生時的算命天宮圖來為自己開脫:    
    上帝助我!我很健旺、長得不壞、有錢、年輕、得意;的確,我的丈夫們都說過,我是一個最好的寶貝。無疑的,我的情腸屬維納斯,我的心田屬馬爾斯。維納斯使我放蕩,馬爾斯使我堅忍;我出生時火星高照金牛宮座。啊,愛情何嘗是罪惡!我一向依從著我的星宿;因此我的閨房抵不住任何好男子。同時我的臉上和腰間都印有馬爾斯的胎記。……《坎特伯雷故事》,第121頁。    
    她的意思是說,她降生之時天上的星象就注定她要成為一個放蕩的女人,因此怪不得她本人。這是下層民眾的觀點,與前述那些教會作家所主張的虔心向善、制馭情慾、「哲人主宰星辰」之類觀點,自然大相逕庭。    
    關於星占醫學,喬叟也沒有忘記在書中談一談,他在「總引」中依次介紹以下各篇出場的人物(故事的講述者),關於醫生有如下一段:    
    同我們一起的有一個醫生;全世界沒有人敵得過他在醫藥外科上的才能。他看好了時辰,在吉星高照的當兒為病人診治,原來他的星象學是很有根底的。《坎特伯雷故事》,第10頁。    
    這段描寫反映了那時一種普遍情形。    
    上面這些例子,連同那時許多書籍中常見的十二宮星神裝飾畫之類,都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星占學在中世紀歐洲的廣泛流行。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6節 中世紀阿拉伯的星占學與天文學

    阿拉伯天文學家把他們辛勤勞動的、永垂不朽的成績保存在天上,我們看一看一個普通天球儀上所記載的星宿名稱,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這些成績。    
    ——希蒂(P.K.Hitti)    
    著名的阿拉伯史專家希蒂說:    
    在各種歐洲語言中,大多數星宿的名稱都來源於阿拉伯語,……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學術語,如azimuth(地平經度)、nadir(天底)、zenith(天頂)等,也同樣來源於阿拉伯語。由此可以證明,伊斯蘭教給基督教歐洲留下多麼豐富的遺產。希蒂(P.K.Hitti):《阿拉伯通史》,馬堅譯,商務印書館(1979),第685頁。    
    如今全世界通用的星名中,源於阿拉伯的例子有很多,艾倫(R.H.Allen)在1899年出版的《星名及其意義》(StarNames and their Meanings)一書中有詳細討論。    
    星宿名稱雖然只是一個側面,卻是一個能同時反映星占學與天文學發展的切入點——當然這多半是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是如此。在古代阿拉伯天學家那裡,天文學知識和有關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是為星占學服務的。阿拉伯人對待星占學的態度,可以從《古蘭經》中看出一些端倪,請看如下段落:《古蘭經》,馬堅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410~411、470~471頁。    
    他是天狼星的主。(第53章)    
    臨近的事件,已經臨近了;除真主外,沒有能揭示它的。(第53章)    
    誓以有宮分的穹蒼,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證的和所證的日子,……真主是見證萬物的。(第85章)    
    以穹蒼和啟明星盟誓,你怎能知道啟明星是什麼?是那燦爛的明星。每個人,都有一個保護者。(第86章)    
    《古蘭經》中雖沒有直接明確論述星占學或天文學的章節,但從上述引文來看,星占學在伊斯蘭知識體系中無疑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事實也正是如此。    
    伊斯蘭星占學是一種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融合——來自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波斯等古代文明的星占學—天文學知識,放入同一個神奇的器皿中,調合而成。其中來自希臘的成分最為重要。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7節 巴格達

    歷史名城巴格達是阿拔斯(Abbasside)王朝的首都。城中相傳有著由哈里發哈倫·賴世德(Harun alRashid)和麥蒙(Mam□n)建造的「智慧宮」——在傳說中,這裡面有巨大的圖書館、觀象台、研究院;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在賢明愛才的哈里發麥蒙的慷慨資助下,過著無憂無慮的學術生涯,整日以思考、討論各種各樣學術問題為務。雖然這番令人神往的盛況可能有所誇張,而且代代相傳不免會有後人的想像和猜測附會,但哈里發麥蒙之熱心鼓勵學術,應屬可信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繁榮的伊斯蘭天學從此處率先綻放花朵,形成後人所謂的「巴格達學派」,此後中亞、開羅、西班牙等處也相繼各現異彩。    
    據一些西方阿拉伯天學史專家的看法,伊斯蘭教關於天學的研究,發端於印度天學著作的影響。一部印度的《悉檀多》(Siddh□nta,即「歷數書」,恰與中國古代曆法相似,各種《悉檀多》也是數理天文學知識的匯合)於公元771年傳入巴格達,由易卜拉欣·法扎裡(Ibr□h□m Faz□ri)譯成阿拉伯文,成為後代學者的範本。不久之後,波斯薩珊(S□ns□nid)王朝時代編集的《帕拉維歷表》(Pahlawi zik)也被譯成阿拉伯文,附在《悉檀多》之後,稱為《積尺》(z□j,即「歷數書」)。這《悉檀多》和《積尺》兩名,都是中國古籍中就已採用的譯名。    
    希臘古典天文學的成分進入阿拉伯天學體系雖然較印度、波斯的為晚,但是很快成為最重要的成分。這是通過將托勒密《至大論》譯為阿拉伯文而實現的。在公元9世紀期間,就先後出現了兩種《至大論》的阿拉伯文譯本。這期間阿拉伯天學家也開始使用精確的儀器進行正規的天文觀測。哈里發麥蒙先後在巴格達城和大馬士革城外建立了兩座觀象台,台上裝備著象限儀、日晷、天球儀、星盤等儀器。哈里發的宮廷天學家們利用這些儀器進行精確的測量,校驗並修訂了《至大論》中的一系列基本數據,如黃赤交角、春分點歲差、回歸年長度等。    
    約去世於公元777年的易卜拉欣·法扎利被認為是第一個製造星盤的阿拉伯人。起先阿拉伯人是仿製希臘星盤,但是看來他們很快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此後阿拉伯星盤長期馳譽歐洲,反而成為後來歐洲人仿造的對象。圖17是一具典型的阿拉伯星盤,它的有關情況我們已在專談星盤的那一小節中介紹過了。    
    圖17典型的阿拉伯星盤。公元10世紀製品。    
    早期阿拉伯星占學家中有馬沙·安拉(M□sh□ All□h),約在公元762—815年間活動於巴格達。他是猶太人。也是將薩珊波斯星占學翻譯介紹到阿拉伯來的阿拔斯王朝星占學家之一。相傳他參與了建立巴格達城的決定——我們知道卜時、擇地建立都城這種重大決策,往往是古代星占學家的用武之地。馬沙·安拉的著作幾乎涉及星占學的所有方面,天文學史專家們對他的著作有著特殊興趣。    
    接下來應該談到一位名聲很大的阿拉伯星占學家阿爾布馬扎(Ab□ Mashar——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拉丁化了的Albumasar),公元787年出生於伊朗的呼羅珊,起先以「哈迪斯」(had□th)方面的專家開始其生涯;所謂「哈迪斯」,是關於伊斯蘭教創立者穆罕默德(Muhammad)及追隨他的那些創業者的傳說,因此阿爾布馬扎又精通伊斯蘭教創立之前的阿拉伯曆法和早期哈里發的年代學。但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則是他的星占學論著,以及他為星占學所作的哲學論證。《星占學之建立》(Kit□b ithbat ilm alnujum)一書是他慘淡經營的代表作,書中對星占學的有效性進行哲學論證,很大程度上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不過這部著作已經佚失。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則得以流傳至今。在基督教的中世紀,他是被人引征最多的權威學者之一,在公元12世紀就有四部他的著作被譯成拉丁文,阿爾布馬扎這個拉丁名字在歐洲不脛而走。在一些歐洲人筆下,他成為一位先知。他向歐洲人介紹了他那種關於星辰能影響萬物生死禍福的信仰;他還特別重視星占學與人類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他也將月亮出沒能影響潮汐的學說輸入歐洲。他於公元886年辭世時,已成為歐洲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    
    再往後,則是最偉大的伊斯蘭天學家之一巴塔尼(Batt□ni)登場。他在中世紀通用的拉丁化名字是Albatenius。在他生活的時代中(約公元858~929年),他被視為阿拉伯天學家的冠冕。其父是一位有名的星占—天文儀器製造者,家學淵源,巴塔尼也能自己製作觀測儀器。關於他的生平,留下的史料甚少,其中有些史料說他是貴族出身,甚至當過敘利亞的國王,但無法確證。    
    巴塔尼最重要的著作是《歷數書》。關於此書的名稱,有許多混亂。此書的阿拉伯原文就有不止一種寫法,較通行的一種是Kit□b alZij,直譯出來是「積尺之書」,而我們前面已談到過,「積尺」即「歷數書」之意。但此書原文還有一種寫法是alZij alS□bi』,1899年那列諾(C.A.Nallino)在羅馬出版此書阿拉伯文原版時就用這個名稱,這個名稱的後面一詞原是巴塔尼冗長的阿拉伯文全名中的最後一項,其米源可能是因他早年曾為薩比(Sabp)教徒,後來才皈依伊斯蘭教的。因這第二種書名後來被此書的英譯者採納,此書遂得名《薩比歷數書》(The Sabian Zij),這倒也不錯。但還有些書籍中將此書稱為《天文論著》、《論星的科學》等,與原文的出入就太大了。    
    《歷數書》中集中了巴塔尼所有重要的天學成就。他最著名的貢獻是發現太陽遠地點(實際是當地球運行到遠日點時所見到的太陽位置)的進動(precessional motion)。太陽遠地點原先由古希臘天學家希巴恰斯測定,後來托勒密在《至大論》中因襲其坐標值,以為是不會變動的,還據此推演出「日環蝕不可能發生」的結論。巴塔尼根據自己的觀測,指出太陽遠地點已較希巴恰斯所測增大近17°,可知該點以66年/1°的速度進動。並進而論證了日環蝕的可能。他還重新測算了一系列天學基本數據,如回歸年長度(他測定為365日5時46分24秒)、黃赤交角(他測得當時之值為23°35′,與現代推算值相吻合)等。    
    在古代世界中,像巴塔尼這樣著名的大天學家不從事星占學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自然也不例外。他寫了《黃道十二宮之上升》(Kit□b Mat□li alBur□j),專論星占學必須涉及的太陽遠地點及行星遠日點的方位計算;又寫了《星占學之應用》(Kit□b Aqd□r alIttis□l□t),是對托勒密《四書》的評注。此外,他至少還有三種已佚著作涉及星占學。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8節 中亞及波斯

    接下來是比魯尼(B□r□n□)的時代。他公元973年出生於花拉子模的比魯尼(今為烏茲別克一城市),即以出生地得名。他被認為是「伊斯蘭教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所產生的最富於創造性而且學識最淵博的學者」(希蒂語),生平撰寫了約146部著作,估計手稿當有13000頁左右,流傳下來的著作有22部。他長期活動於中亞諸王國,接受王室的資助和供養,從事研究和寫作生涯,直至1050年後才去世。自述80歲後失聰失明,仍在助手協助下寫作不止。    
    比魯尼的大部分著作都是關於星占學及天文學的。1030年他寫了《天文學與星占學原理》(alQ□n□nalMas『□di alHay』ah walNuj□m)一書,是對整個天學體系進行綜述的。同年又寫成《星占學入門解答》(alTafh□milAw□il S·in□『at alTanjim),這是關於星占、天文、算術、幾何的簡明問答。    
    他還寫過一部有名的《古代遺跡》(alth□r alBaqiyah『an alQur□n alKh□liyah),主要討論古代各國的曆法和紀元,頗受後人重視。但是他的《印度》(India)一書價值更大,這是他去印度遊歷後寫成的,書中詳細介紹了印度文化,成為古代世界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與其他古代文明一樣,也出現了一些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這裡我們略舉其中與天學關係較密切的兩位為例。一是昂沙·邁阿里(OnsoralMa□li,約1021~1101),他是一位王子,有的史料說他本人也曾在中亞山區當過小國之君。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物,通曉宗教、星占、歷史、文學等各科知識,以及貴族子弟應知應會的騎射、格鬥、狩獵、禮儀等事。晚年時他寫下一部教子之書《卡布斯教誨錄》(Q□b□s N□meh),有「伊斯蘭文明的百科全書」之譽(當然未免有些誇張)。書中全面論述了一個王子應該具備的學養以及為君之道,堪稱苦口婆心,循循善誘。星占學被列為應該通曉的重要常識之一,在書中有不少論述,摘引幾則如下:    
    天文的內容十分豐富。它對未來的預測總是正確無誤的。而這一點,任何人都難以做到。總之,學習天文的目的是預卜凶吉。研究曆法也出於同一目的。    
    必須首先熟悉星辰的運行情況,才能從中觀察到某人的出世,和預測人事禍福。應去瞭解:吉凶、吉凶程度、吉凶所屬;……那些與吉凶禍福、黃道帶有關連的星辰;能確定行星和恆星運行軌道的星辰;以及福星的亮度、災星的暗度;天空中溝壑的深度、屏障的高度;太陽光的燦爛程度,以及它在運行時的變化。    
    可以通過觀測月球和星辰,瞭解吉兆與凶兆,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繫。……從這些星球的變化,可以瞭解到人的生命存在的情況及其生命的長短。不論生命的延長縮短,都會從天體的運行中反映出來。    
    但是當談論人們的誕辰時——據我的老師說——不應看從母體分開的時間,而應看種子出現的時間,即卵子受精的時間。……穆聖先知(願他有福和安息)曾說道:「幸福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福,不幸者是因在母腹中得禍。」    
    這與歐洲流行的生辰星占學沒有什麼兩樣。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阿拉伯星占學—天文學最主要的來源是希臘,因此它與歐洲人的星占學是同出一脈的。    
    我們要談的下一位多才多藝而又與天學關係密切的伊斯蘭學者名聲更大。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約1048~1131),出生於呼羅珊,他出生時西亞正歸屬在塞爾柱(Seljuk)突厥人龐大而鬆散的軍事帝國版土之內。他早年為人作家庭教師,生活清苦,但熱衷於研究天文歷算。雖在戰亂之中,仍寫了幾種關於算術及音樂的小冊子。1070年左右,他時來運轉,先是受到撒馬爾罕(Samarkand,今屬烏茲別克)當地統治者的庇護,寫了代數學著作《還原與對消問題之論證》(Ris□la filbar□h□n 『al□ mas□il aljabr walmuq□bala),流傳至今。接著應塞爾柱蘇丹(塞爾柱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之邀,前往領導伊斯法罕(Isfahan,今屬伊朗)的天文台,並負責進行曆法改革。他在那裡工作達18年之久,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安逸的一段歲月。後來蘇丹去世,新君繼位,對於資助學者、推進學術不感興趣,歐瑪爾·海亞姆說服無效,只得帶領門徒離開天文台。    
    波斯地區自古使用純陽曆,薩珊王朝將陽曆定為官方曆法。自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後,又推行伊斯蘭教的純陰曆。塞爾柱蘇丹希望將陽曆改造,以便得到一種更精確的曆法。歐瑪爾負責改歷後,提出平年365天、每33年中安排8個閏日的方案;從理論上說,這個方案中的回歸年長度比現行的公歷還要精確。但是隨著蘇丹的去世,改歷之事也夭折了。    
    歐瑪爾在伊斯法罕還主持編算了一部《歷數書》(Z□j Maliksh□h□,系以塞爾柱蘇丹之名命名,故亦有譯作《馬利克沙天文表》的),如今只傳下一小部分,包括黃道坐標表、100顆最亮星表等。此外他還研究了開高次方根、用圓錐曲線解三次方程等問題;並研究《幾何原本》,嘗試對「平行公設」(即「第五公設」)加以證明——當然沒有成功。這些內容保存在他傳世的代數學著作中。    
    但是使歐瑪爾·海亞姆的名字在後世幾乎傳遍全世界的,既不是曆法改革,也不是代數研究,卻是他的「四行詩」。這是一種抒情短詩,優美異常,在他身後不久就享有盛名。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年代最早的手抄本(1208年),共252首;而歸在他名下的波斯文詩集則多達1069首。據現代學者考證,真正出於歐瑪爾之手的不過百餘首。1859年,英國詩人傑拉爾德(E.F.Gerald)將其中75首譯成英文,取名《四行詩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立刻風行全世界,迄今已有數以百計的版本。他的詩已被公認為世界文學的瑰寶,成為古代波斯文學的驕傲。他的詩集在中國以《魯拜集》(郭沫若譯本,1923年)和《柔巴依集》(黃杲炘譯本,1982年)的名稱廣為人知,這兩種譯本都是據EF傑拉爾德英譯本轉譯的。在這些優美動人的四行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作為一位專業的天學家,總是免不了要談談星占算命之類的話題:    
    你想,在這門前便有日夜交替,    
    已經凋敞破敗的隊商客棧裡,    
    一個個蘇丹如何在榮華之中    
    守到他命定的時辰,就此別離。《柔巴依集》,黃杲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第6、19頁。    
    詩人也沒有忘記詠歎那次他負責進行的曆法改革工作:    
    啊,可人們不是在說,我的演算    
    重排了歲月,使曆法更為完善?    
    啊,不,這只是從歷書中勾銷了    
    未生的明天,以及已死的昨天。《柔巴依集》,黃杲炘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第6、19頁。    
    這些短詩為歐瑪爾帶來巨大聲譽,以致將他當年的天學掩蔽得少有人知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49節 開羅

    定都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度過它的極盛時代不久,公元909年在北非也出現了一個伊斯蘭王朝——法蒂瑪(F□t·imid,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之女的名字)王朝,中國古籍中稱為「綠衣大食」,西方文獻中則習稱為「南薩拉森帝國」。法蒂瑪王朝定都開羅,一度成為當時最強盛的哈里發王朝,一些哈里發也熱心鼓勵學術,開羅城中也聚集了四方學者,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文化中心。    
    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哈基姆(H·akim)在開羅也建起類似「智慧宮」那樣的學術機構,收集圖書,招納學者。他還在一座山上建起觀象台。他本人就是星占學愛好者,常在黎明前騎著灰驢前往台上觀星。據當時人的記載,觀象台上裝備著巨大的銅質星盤。    
    聚集在開羅的天學家形成所謂「開羅學派」,其中最重要有兩人。一是優努斯(『Ali ibn Y□nus,?~1009),他在公元977~1003年間,作了長達26年的天文觀測,在這基礎上編成以哈里發哈基姆命名的《歷數書》(Zij)。書凡81章,內容浩瀚。其中彙編了大量觀測記錄。並論述了許多計算理論及方法,如根據太陽地平高度計算時刻、太陽地平坐標的計算、黃道與赤道坐標的換算、日月距離的測量計算、恆星歲差等。書中還採用正射投影和極射投影方法,解決了許多球面三角問題。據說此後300年間,阿拉伯世界的《歷數書》皆以此書作為工作的基礎和藍本。    
    哈基姆宮廷的另一位天學家是海薩姆(Ibn alHaytham),名聲更大,在中世紀晚期及文藝復興時代,他的拉丁化名字海桑(Alhazen)在歐洲廣為人知。這主要是他的光學著作《光學書》(Kit□b alMan□z·ir)風行歐洲的緣故,海桑的大名伴隨著此書的拉丁文譯本《光學寶鑒》(Opticoae thesaurus)不脛而走。人們在R·培根、達·芬奇(Lionardo da Vinci)以及開普勒的著作中,都看到了此書的影響。同時,海薩姆也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相傳他關於天文星占、數學、醫學、哲學等方面的著作不下百種。    
    海薩姆不離當時阿拉伯天學界的風氣,參與了重新設計太陽、月亮、五大行星運行模式的課題——在托勒密的本輪—均輪體繫上進行修改、增添,或者甚至另闢蹊徑。海薩姆也設想了一種方案,在每個本輪上增添一些球,稍後也曾產生過相當影響。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0節 伊兒汗王朝與帖木兒王朝

    這是以伊朗地區為中心先後建立起來的兩個蒙古人王朝。蒙人一般對各種宗教持寬容態度;伊兒汗王朝在立國40餘年後且又改宗伊斯蘭教;特別是,經過阿拉伯倭馬亞(Umayyad,亦譯作「伍麥葉」)王朝(中國古籍中稱作「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持續征戰,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紀中期就已完成了對中亞地區的「伊斯蘭征服」,因而此後中亞蒙古王朝的天文學—星占學進展,仍不妨歸於伊斯蘭天學的大範疇內敘述。    
    公元13世紀中葉,持續了五百餘年的阿拔斯王朝已經風雨飄搖,蒙古人大舉西進,首領旭烈兀(H□l□g□,有時也拼作Hulegu,成吉思汗之孫)於1258年攻陷巴格達,建立起伊兒汗(IlKh□n)王朝。這旭烈兀熱衷天學,敬重學者,在西征途中訪到了一位大賢——當時正在隱居著述的突斯人納綏爾丁(T□s□,Nas·ir alD□n al,1201~1274),這是伊斯蘭世界又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通曉天文星占、數學、礦物學、邏輯學、倫理學、哲學等(皆有他傳下的著作為證)。旭烈兀以高薪將他聘為朝中顧問,大加禮敬,並任命他為新朝的首席天學家,於1259年開始在馬拉蓋(Mar□gha,今伊朗西北部大不裡士城南)建設大型天文台,由此掀開世界天學史上動人的新頁。    
    因有新興王朝充裕的財力支持,加之以廣招賢才,馬拉蓋天文台建成了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台。台上裝備精良,有大型的牆象限儀、裝置著五個環和一個照準儀的複雜渾儀、具有兩個象限儀的平徑環儀、星位角尺等。天文台還附設一所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號稱藏有「所有科學的書籍」。天文台還吸納各國學者來此工作,現代研究者們相信,來此工作的學者中有一個中國人,可惜至今仍未能考定其姓名身世。馬拉蓋天文台一度成了當時伊斯蘭世界的學術中心(此時巴格達、開羅等處都已隨著王朝更替而式微了)。    
    這裡不妨對牆象限儀(mural quadrant)稍微多說幾句,因為這是一種阿拉伯風格非常濃郁的天學觀測儀器。這儀器的主體是一堵位於子午面中的牆(即垂直於當地地平,而且豎立在正南北方向的牆);在牆的南端上方安置一個軸,這軸同時還作照準用的準星;一根很長的照準桿,一端固定在軸上,可以在牆面上轉動,這樣它的另一端的軌跡就可以在牆上劃出四分之一的圓周(此儀名稱即由此而得:quadrant即拉丁文「四分之一」之意;今解析幾何將一圓劃分為四個象限,也是由此得名);在這段圓周上,刻畫上精確的刻度。使用此儀,可以直接測讀出各種天體經過當地子午面時的地平高度,由此可以推算出一系列有關數據,因此是星占學—天文學家非常得力的儀器之一。在望遠鏡發明之前的時代,欲求觀天儀器讀數精確,最容易想到的途徑就是增大儀器的尺寸,這樣圓周會更大更長,其上的刻度就可以劃分得更細。在這一點上牆象限儀得天獨厚,因其主體是一面牆,結構簡單牢靠,建造相對容易。因此伊斯蘭天學家競相建造巨大的牆象限儀,其流風餘韻,至文藝復興時代在歐洲仍未止歇。巨大的牆象限儀往往成為星占學家形象後面的重要背景。    
    馬拉蓋天文台在納綏爾丁主持下,編寫了一批天學論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兒汗歷數書》(Z□j IlKh□n□)這是在該天文台十餘年觀測的基礎上編算而成的。此書原用波斯文寫成,後譯為阿拉伯文,其中一部分於1650年被譯成拉丁文。書中最重要的貢獻,用今天的眼光看來,是測定歲差常數為51〞/年。    
    納綏爾丁又著有《天文寶庫》(Tadhkirah)一書。書中不滿意托勒密的行星小輪模型,試圖另出新意。他主張一種由許多大小不等的球相互內切或外切組成的體系,各球以不同的方向和速度旋轉。他對此頗為自負,認為是前人未得之秘。為了建立這種幾何體系,他在《天文寶庫》第13章中證明了一個直觀上不太容易想像的定理:    
    若一動圓在一定圓內沿定圓圓周滾動,動圓直徑為定圓的一半;則動圓圓周上任一點的軌跡是一條直線,而且就是定圓的直徑。    
    他將這一定理應用於他的行星運動模型中,以此解釋行星的視運動。納綏爾丁的模型被認為是中世紀惟一的行星運動新模型,據說還可能對哥白尼天文學理論的創建產生過影響。還有的西方學者則指出,納綏爾丁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們前面談到過的海薩姆有關理論的影響。    
    納綏爾丁還為托勒密《至大論》寫過評注(一千多年間,西方天學家為這本名著寫過無數評注),並將阿拉罕·索非(Abd alRah□n alS□f□)所著的《恆星圖像》(S·uwar alKaw□kib)一書由阿拉伯文譯為波斯文,他還寫過有關星盤等方面的專題論著。    
    除此而外,這裡還必須提到,馬拉蓋天文台上的儀器、書籍、人員(甚至可能包括納綏爾丁本人)都曾和元朝統治下的中國本土發生過關係。可惜關於這些情況我們必須留待以後再詳談了。    
    馬拉蓋天文台雖然一度盛況空前,無奈伊兒汗王朝國祚太短。1370年,在原伊兒汗王朝的版圖上,帖木兒王朝代之而興;王朝的創始人帖木兒(Timur)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貴族,凶殘勇猛,血火開道,相傳他殺人如麻,喜用人頭骨壘造金字塔;他攻滅伊兒汗王朝,馬拉蓋的學術中心也跟著玉石俱焚了。但是新朝傳位到帖木兒之孫烏魯伯格(Ul□gh Beg,1394~1449),情形卻又大變。烏魯伯格本人就是一位有很高水準的星占學—天文學家,他又追慕前朝馬拉蓋學術中心的盛況,乃仿之而行,在他的首都撒馬爾罕(Samarkand,在今烏茲別克境內)建起天文台,自己親自主持工作,在台上觀天測星(自1420年起)。    
    撒馬爾罕天文台規模也不小,高達三層,台上裝備著巨型牆象限儀,據說圓周半徑竟達40米,其上刻度1毫米對應角度5〞。這座由國王親自主持的天文台,經過多年觀測,編算出一部《歷數書》,西方人常稱之為《烏魯伯格天文表》。書中包括行星星歷表、幾乎所有穆斯林東方城市的地理坐標表等;但最受人重視的是一份包含1018顆恆星的星表——對西方世界而言,這是自希巴恰斯—托勒密星表以後千餘年間第一份獨立觀測而得的星表(此前各種星表皆以托勒密《至大論》中所載星表為基礎,故不獨立)。據有的前蘇聯學者指出,這部《歷數書》原是用塔吉克語寫成的,後來才譯成阿拉伯語。    
    烏魯伯格以星占學名世,卻也以星占學喪生。他自己既是完全夠格的星占學家,多半篤信星佔之學,而根據星占預言,他注定後來要被兒子所殺。為此他將其子放逐,以求自保,不料此舉引起兒子怨恨,真的將父王謀殺了。儘管此事可能與宗教鬥爭有關,但星占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是無疑的。在世界歷史上,這種「預言孩子將弒父—放逐或下令殺死此子—孩子活下來長大並果真弒父」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在這種事中,最先的那個預言起著「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知不覺中操縱著當事人走向預言的結局,下令放逐或殺子就是受此種暗示操縱的表現。    
    圖18伊本·捨德(Lbn alSh□t.ir)的雙本輪體系,與哥白尼(Copernicus)的方案非常相似。正當伊兒汗與帖木兒兩王朝改朝換代之際,在大馬士革一座清真寺中,還有一位值得注意的阿拉伯天學家伊本·捨德(Ibn alSh□t·ir)(約1305~1375)在工作著。他也加入了當時阿拉伯天學家們探討行星運動新幾何模型的行列,提出了他自己的一種模型。本來他的工作久已被人們忘懷,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被阿拉伯天學史的權威學者肯尼迪(E.S.Kennedy)重新發現,公佈之後,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並紛紛猜測他的工作與哥白尼天文學革命之間的關係。伊本·捨德拋棄了托勒密的「對點」(equant)假設,而代之以一種「雙本輪體系」(double epicycle system),即在本輪上再加一個小輪,以此來描述行星運動中的變數(參見圖18)。這被認為與哥白尼所採用的方案非常相似,於是產生了哥白尼是否受過捨德的影響之類的猜測。不過這些猜測迄今並未獲得證實。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1節 西班牙:交流的孔道

    阿拉伯人早在公元8世紀初就已征服了西班牙半島。公元750那年改朝換代,阿拔斯王朝的屠刀下,有一個倭馬亞王室的後裔經歷千辛萬苦,僥倖逃脫了性命,遠涉重洋到達西班牙,他在那裡得到倭馬亞王朝舊臣的擁戴,建立起後倭馬亞王朝。等到統治逐漸穩固之後,這裡的哈里發們也沒有忘記偃武修文,鼓勵學術,天文星佔之學也就在這裡形成所謂「西阿拉伯學派」。    
    西班牙的伊斯蘭星占學家們,在理論上一般都追隨巴格達的阿爾布馬扎(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和在別處的星占學家一樣,為了能準確掌握星辰運行的規律,他們自然會致力於編算《歷數書》、《天文表》之類的文獻,同時也很自然的會致力於探索新的行星運動幾何模型——當然,對於探索精神和客觀條件相對不足的星占學家而言,他只消在這兩方面掌握前人的成果,也就可以敷用了,中世紀許多歐洲星占學家就是如此,在這樣的星占學家身上,「天文學」的味道就幾乎完全沒有了。但是阿拉伯世界的星占學家們,卻普遍表現出相當強的探索精神。    
    後倭馬亞王朝著名的天學家薩迦裡(Zarq□li),與一些伊斯蘭及猶太教的天學家合作,進行觀測和研究,在此基礎上編成著名的《托萊多天文表》(Toletan Tables),自1080年編成之後,在歐洲被長期行用,垂二百之久。薩迦裡還著有《論太陽運動》,書中記載他通過25年的長期觀測,測定太陽遠地點在黃道上的運動為1°/229年;《星盤》,專論星盤的結構及使用之法;《論行星天層》,設計出另一種與《至大論》不同的行星運動幾何模型。此外他還設計過一種稱為S·af□ih·ah的改良觀象儀。    
    我們在前面曾談到過,設計與托勒密不同的行星運動幾何模型,是伊斯蘭天學界的時尚,而且東西千萬里,持續數百年,成為一種傳統。西班牙的伊斯蘭天學也不例外,薩迦裡之後,許多人都追隨這一傳統,可以提到的有阿布拉(J□bir ibnAblah·,拉丁文名Geber filius Afflae)、比脫魯傑(alBit·r□ji,拉丁文名Alpetragius)二人。此二人都著有一部《天文書》(Kit□b alHayah),前者激烈批評托勒密,後者則試圖將早已廢棄不用、在托勒密之前由古希臘天學家歐多克斯確立的同心天球模型加以復活。    
    西班牙半島上「西阿拉伯學派」的特殊重要性在於,當伊斯蘭天學在此處繁榮之時,正值歐洲基督教國家的勢力進入西班牙的前夜。當基督教與伊斯蘭兩個陣營、兩種文明在這裡短兵相接、相互對峙時,這裡就成了古希臘科學和阿拉伯科學輸入西方的主要孔道。希蒂對此有很好的概述:    
    拉丁的西方,正是通過西班牙,最後發現了東方在天文學和占星學方面的啟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學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譯成拉丁語的,……。《阿拉伯通史》,第682頁。    
    在中世紀,阿拉伯人無可爭議地成為古希臘學術遺產的主要繼承者,現在,他們要在這裡向望見文藝復興曙光的歐洲人轉交這些遺產——其中當然永遠地保留著他們自己的智慧、創造和色彩。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2節 翻譯運動

    中世紀的翻譯運動,是世界學術史上潮流轉換的大關節,而在這場持續數百年的運動中,阿拉伯人一直扮演著主角——星占學的歷史在這裡完全不例外。    
    翻譯運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來討論。第一階段大致始於公元8世紀中葉,主要中心在巴格達。這是阿拔斯王朝大體完成擴張,「天下底定」後偃武修文、鼓勵學術的重要舉措,特別是阿拔斯朝第七代哈里發麥蒙(公元813~833年在位)統治期間,提倡推行甚力,由此開啟了所謂「百年翻譯運動」。本來阿拉伯學者的翻譯活動早在倭馬亞王朝時就已發端,但那時多為個人事業,零星進行,沒有什麼計劃;至麥蒙時乃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事業,由政府資助,有計劃地大規模進行,與前朝不可同日而語。而這些鼓勵學術的政策措施,如「智慧宮」之設、譯書之舉等,也開創了功德無量的良好傳統,為此後各個哈里發王朝所繼承。    
    阿拔斯朝譯書之初,特別側重於波斯古籍。這是因為阿拔斯朝之推翻倭馬亞王朝,主要依靠了波斯人的力量;後來麥蒙與其異母兄弟爭位而致內戰,也是依靠波斯人的支持而獲勝的(此時波斯早已歸於阿拔斯王朝版圖了)。當時朝中波斯人遍踞高位,他們也熱心促成波籍古籍之譯成阿拉伯文,這樣可以由宣揚波斯文化而提升自己的地位。當時譯出的波斯古籍中,以文學、歷史方面為多,星占學方面的較少,但我們在前面曾提到過一個例子(即《帕拉維歷表》)。    
    譯自印度的星占學著作,最有名的就是我們前面談到過的一部《悉檀多》。當時(公元8世紀下半葉)印度天學早已進入「希臘時代」數百年之久,在印度本土天學成分存在的同時,希臘天學成分相對來說佔據主導地位,這部《悉檀多》應該也不例外。由於「悉檀多」只是「歷數書」之意,並非專名(但許多講述阿拉伯學術史的書不明此點,乃據原文Siddh□nta將書名譯成《欣德罕德》,不免使人莫名其妙),所以此書原本為何書、屬印度天學「希臘時代」五大派中哪一派等問題,都還不知其詳。此外,這一時期還譯了許多印度的文學書,這裡不必詳述。    
    如果說翻譯《悉檀多》開創了阿拉伯人的天文星佔之學的研究,那麼當古希臘的星占學、天文學著作被譯介進來之後,阿拉伯天學的基礎才得以奠定。阿拔斯朝從希臘文翻譯天學著作最早的一批翻譯家中,必須提到巴特裡奇(Ibn alBat·riq),他生前未及目睹麥蒙統治時代的學術盛況,但托勒密的《四書》卻是由他譯成阿拉伯文的——這無疑是阿拉伯天學的奠基之作。約略與此同時(公元800年左右),《至大論》的阿拉伯文譯本也完成了。我們不應忘記,如今全球通用的《至大論》書名Almagest,就是一個經過拉丁文轉寫的阿拉伯名稱。再稍後不久,托勒密的另一部著作《實用天文表》(Handy Tables)也被譯成阿拉伯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行星假說》(Planetary Hypotheses)一書,這是托勒密晚年的重要作品,書共兩卷,希臘文古本只保存下第一卷,而至關重要的第二卷,則只是在阿拉伯文全譯本中才得以保存。非常少為人知的是,這第二卷中不再沿用本輪—均輪體系,而是出現了許多實體的球(《至大論》中的本輪—均輪只是「幾何表示」,絕無實體),這裡每個天體皆有自己的一個厚球層,各厚層之間又有「以太殼層」(ether shell),厚層中則是實體的偏心薄球殼,天體即附著於其上。這裡的偏心球殼實際上起了《至大論》中本輪的作用(在計算時)。托勒密晚年的這種行星運動模型,在總體風格和許多細節上都與中世紀阿拉伯天學家競相設計的行星運動新模型十分相似,他在這個問題上對阿拉伯天學家的啟發和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有的學者看到中世紀阿拉伯天學家紛紛批評托勒密,並各自設計與《至大論》中不同的行星運動模型,就推斷說在阿拉伯天學界存在著「反托勒密思潮」,未免有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實他們「反」的只是托勒密早年在《至大論》中的行星運動模型。    
    當阿拉伯人接觸到托勒密的上述著作之後,他們的星占學—天文學水準很快就超越於波斯和印度之上。翻譯原作之後,他們也開始了改編、模仿的工作。例如,法格哈尼編撰了一部《至大論》的綱要(公元850年),對歐洲很有影響;又如我們前面談到的巴塔尼的《歷數書》,第一部分就是仿照《至大論》的格局,第二部分則仿照《實用天文表》。    
    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著作,原著作從何而來呢?一個重要的來源是拜占庭帝國。阿拉伯人與拜占庭的關係並不太好,後者被視為阿拉伯帝國「在西方的永遠的敵人」,從倭馬亞王朝時代雙方就不斷進行邊界戰爭。但到了公元9世紀,雙方關係緩和,和平共處,交通也通暢了。阿拔斯王朝的學者爭赴君士坦丁堡等處購求希臘古籍。相傳麥蒙曾親自致函拜占庭皇帝,索求希臘古籍,得到許諾。拜占庭皇帝不止一次向哈里發贈送大批書籍。因此阿拔斯王朝的翻譯家除了《四書》、《至大論》這些星占學—天文學著作,還翻譯了大量其他希臘學術著作。    
    上述翻譯運動第一階段中,阿拉伯人扮演主角是顯然易見的。到了第二階段,說阿拉伯人扮演主角就是從另一角度來看了——第二階段中的翻譯家主體是歐洲人,但是他們譯的許多書是阿拉伯文著作。這一階段的主要中心是西班牙的托萊多(Toledo)城——前面提到的《托萊多天文表》即因此城得名。    
    西班牙的托萊多城本來就是西歐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後倭馬亞王朝統治期間,它又成為伊斯蘭文化的重鎮。公元1085年它被基督教的西方「收復」,但西班牙半島上的穆斯林王國依然長期存在(穆斯林的最後一個重鎮格拉納達直到1490年才投降),這使得托萊多,以及另一座名城科爾多瓦(Cordoba,1236年「收復」),成了西歐學者吸取伊斯蘭學術養料的學堂。大批學者紛紛趕往托萊多城,從事拉丁語的翻譯活動。    
    公元9世紀的巴格達是阿拉伯的「翻譯院」,而公元11世紀的托萊多則是拉丁西方的「翻譯院」。這裡盛況空前的翻譯活動有兩大特點:一、翻譯活動始終得到基督教會的資助;二、翻譯的作品中,主要是希臘著作的阿拉伯語譯本,其次才是阿拉伯原著和希臘語原著。這一時期有名的譯者甚多,此處只能略舉若干人如下:    
    從事將阿拉伯文著作譯為拉丁語的:    
    約翰尼斯·希斯巴納斯(Johannes Hispanus)    
    赫曼納斯·達爾馬拉(Hermannus Dalmala)    
    傑拉爾德(Gerard,克雷默納的)    
    阿德拉德(Adelard,巴思的)    
    威廉(William,孔契斯的)    
    羅伯特·雷廷斯(Robert de Retines)    
    赫爾曼納·阿歷曼納斯(Hermanne Alemannus)    
    布萊修斯·阿曼甘特斯(Blasius Armegandus)    
    阿諾德(Arnold,巴塞羅那的)    
    埃吉休斯·特裡巴迪斯(Egidius de Trebaldis)    
    柏拉圖(Plato,提沃裡的)    
    約翰(John,塞維利亞的)    
    從事將希臘文著作譯為拉丁文的:    
    巴托羅繆(Bartholomew,墨西拿的)    
    勃艮第奧(Burgundio,比薩的)    
    猶傑努斯(Eugenius,西西里的)    
    阿德密勒爾(Admiral,西西里的)    
    在這一時期中譯為拉丁文的阿拉伯文星占學—天文學著作(希臘的和阿拉伯人的)數量非常可觀,這裡只能略舉其重要者:    
    托勒密的《四書》,由提沃裡的柏拉圖譯出(拉丁書名Quadripartitum)。    
    托名於托勒密的《金言百則》(我們前面曾和《四書》一起談到過),由塞維利亞的約翰譯出。他還譯了馬沙·安拉、阿爾布馬扎等人的星占學著作。    
    《至大論》,1175年由克雷默納的傑拉爾德譯成第一個拉丁文本。    
    亞里士多德的兩部與天學有關的著作也由克雷默納的傑拉爾德譯出:《天象學》(Meteorologica,以往常譯作《氣象學》,不準確)、《生成與毀滅》(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巴塔尼的《歷數書》,最先由英國人雷蒂尼西斯(R.Retinensis,又名Cataneus)譯為拉丁文,但已佚失。稍後又由提沃裡的柏拉圖譯出,但他的譯本出版時用了《星的運動》這一書名,再版時又改成《星的科學》,都大失原意。    
    這些阿拉伯著作譯成拉丁文之後,給西方的星占學注入了新穎的內容。關於阿拉伯星占學—天文學的歷史地位,以及它與周邊諸文明中天學的承傳關係,我們可以由圖19所示的方框圖大致表示出來。圖中沒有箭頭的線表示雙方有著同時的雙向關係;虛線表示關係比較弱;埃及、巴比倫、波斯之所以被置入阿拉伯的大框內,是由於它們都在「伊斯蘭征服」之下歸於阿拉伯帝國的版圖了;又由於圖19是以阿拉伯為中心的,所以埃及、巴比倫、波斯三者雖然曾經與希臘—羅馬關係密切,但不在我們現在所論的時間範圍之內,可不必反映。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圖19僅僅是一幅大致的示意圖,不可能鉅細靡遺,省略許多細節是不可避免的。    
    圖19阿拉伯星占學—天文學的歷史地位和承傳關係。無箭頭的線表示有同時的雙向關係。    
    最後,我們或許已經可以感覺到,在阿拉伯學術中,星占學—天文學(我們在行文中有時也簡稱之為「天學」,以區別於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何以會如此?下面是一種解釋:艾哈邁德·愛敏:《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商務印書館(1991),「譯校者序言」,第5~6頁。    
    阿拉伯人原來索居廣漠,遊牧為生。白天酷熱,活動多在夜間和早、晚。萬里黃沙,莫辨東西,全靠觀察星象來指引方向。伊斯蘭教興起後,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時作五次禮拜時,必須面對麥加卡爾白(天房),白天靠太陽,夜晚察星位,才能確定卡爾白方向。因此,穆斯林十分重視星象學。    
    當然,人們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解釋。第八章文藝復興:星占學盛極而衰第八章文藝復興:星占學盛極而衰    
    這個時代雖是偉大發明、發現和新科學概念興起的世紀,但同時也是浮士德(Faust)和諾斯特拉達穆斯(Nostradamus)當時法國著名的星占學家,詳見本章第二節二。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3節 星占學的「第二黃金時代」

    「文藝復興」這一被人們無數次使用的詞彙究竟何指,首先在時間上就很難明確界定,誰也無法說清文藝復興具體開始於哪一年。而且,文藝復興運動最先出現於意大利,再逐漸向全歐洲擴散,但它究竟算在哪一年到達了法國、德國或英國,同樣難以確認。不過只要記得這是一個在中世紀之後、現代世界到來之前的萬象更新的偉大時代,對於閱讀本章來說也就夠了,何況論述年代有時還需向後延伸。    
    星占學的「第二黃金時代」    
    文藝復興帶來了星占學的第二個黃金時代。與希臘化時代相比,這一次的盛況又大有過之;由於年代較近,留下了更豐富更全面的有關史料。然而從表現方式來看,星占學的兩次黃金時代雖然相隔千年,卻頗有相同之處,都突出表現為兩點:一是君王貴族等上流社會人物普遍沉迷此道;二是都出現了將第一流天文學家與第一流星占學家一身二任的代表人物——在希臘化時期是托勒密,在文藝復興時期是第谷和開普勒。    
    一、君王、貴人和星占學    
    先看意大利的情況。那時,每個君主的宮廷裡幾乎都有星占學家充當顧問,為大小事務出謀劃策。在佛羅倫薩等「自由城市」中,也有市政府正式任命的星占學家。在大學裡,從14世紀起就任命了星占學教授。羅馬教皇們,除個別例外,都迷信和依賴星占學。尤里烏斯二世(Julius Ⅱ)加冕和返回羅馬的吉日是星占學家為他推算的;著名的利奧十世(Leo Ⅹ)則認為在他任教皇期間星占學大為盛行是他的榮耀,並有一位星占學家為他「講解過去年代極端隱秘的或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的事情,而且幾乎每天都正確無誤地預言任何潛伏的未來事件——事後都得到事實的驗證」;而教皇保羅三世(Paul Ⅲ)則「在星占學家為他定出時間之前是從不召開樞機主教會議的」;還有的教皇甚至連接見賓客的時辰也要由星占學家為他推算好。按照布爾克哈特(J.Burckhardt)的說法,在星占學盛極一時的年代,意大利的貴人們幾乎家家戶戶都雇著一位星占學家,只不過「不一定能夠保證他吃得上飯」——就是說有時候薪金很低。    
    君王們迷信星占學,在其他各國的情形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舉行加冕典禮的吉日,就是由星占學家迪(John Dee)用星占學理論為她推算擇定的。後來出現了1577年的大彗星,引起普遍的驚恐,女王又將迪召去垂詢。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聽人報告說英國國王信仰星占學之後,就自作聰明地任命一位星占學家作為駐英特使;不料這位特使道行太淺,竟至有辱君命——在一次賽馬中英王要他預言贏家以供選擇,結果他預言失敗,只好奉召回國去了。    
    與各國君王相比,王公大臣等貴人們對星占學的熱情似乎更大。1524年有所謂「日月五星會聚雙魚宮」的罕見天象,據說預兆了又一次《聖經》中所說的那種大洪水,一位修道院院長就特地到山上去蓋起房子,儲備給養。英王的國務大臣史密斯(T.Smith)為星占學耗費了如此之多的時間和精力,以致「如果不想到星占學,幾乎就夜不能寐」。另一位國務大臣則請星占學家為他排算了算命天宮圖,他臨終遺言說:星占學家對他一生事件的所有預言最後全都應驗了。就是名垂千古的大科學家牛頓,年輕時也曾買過至少一冊關於星占學的書;而據現代學者對牛頓的研究,他晚年熱衷於研究的學術,除了神學、年代學、煉金術等等,還有一項就是「預言書」——這類書籍十之八九都與星占學有關,後面我們就要談到這一點。    
    要說到這一時期各方面著名人物之熱衷於星占學,例證極多,茲再述幾則以見一斑。宗教改革家梅蘭希頓(P.Melanchthon)篤信星占學,相傳有一種托勒密星占學著作的註釋本即出自他之手;他除了理論上的興趣,還進行星占學的實踐,有一件逸事說,他為友人的六歲孩子排算了算命天宮圖,預言此子將成英勇鬥士而「臻於崇高之精神境界」;然而這孩子其實是女孩,於是傳為笑談。當時請星占學家推排某人的算命天宮圖,往往要隱瞞一些要點(最常見的做法是用假名)以考驗星占學家的「道行」深淺如何。培根(F.Bacon)在《論說文集·論預言》中記述他在法國時聽來的故事說: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曾將法王生辰用假名請星占學家推排算命天宮圖,星占學家預言此人將死於決鬥中,王后聞之大笑,心想還有誰敢向國王挑戰或尋求決鬥?後來法王與其衛隊長比試馳馬槍技——從中世紀起這就是西歐武士的傳統決戰方式:雙方各自騎馬相向急馳,在交會的一瞬間用長槍設法刺傷對方或將對方擊下馬去,如未分勝負則再馳馬重來一回合,直至分出勝負;當雙方實力相當時,長槍的木柄經常會在交會瞬間因衝擊而折斷,誰知衛隊長的長槍折斷時一根木刺刺入法王的面甲縫中(那時武士從頭到腳皆有鐵甲遮護),法王竟然真的就「龍馭上賓」了。培根記述此事並非偶然,因為他有一種想法,覺得當時的星占學與煉金術兩者都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再如法國大哲學家、大數學家笛卡爾(Descartes),有時也談談星占學,相信是「天使」使日月星辰運行不息。一般來說,政治人物對星占學的迷信要更重一些,法國那位大權獨攬的鐵腕人物、大名鼎鼎的首相黎塞留(Richelieu),就長期把星占學當作施行內政外交的工具,據說他召集的各種會議上,總是有一位星占學家出席。    
    星占學之所以盛行一時而且深入人心,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當時人們的「迷信」或「愚蠢」(像許多普及性讀物中經常說的那樣)。比較可信的解釋是:直到那時為止,人類仍未能對客觀物質世界達到足夠程度的瞭解;在人類的知識體系中仍有大塊的基礎性空白(比如,是什麼機制使得天體運行不息?……還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星占學作為一種宇宙觀、一種知識體系或解釋系統,尚未能被有效地替代。托馬斯(KThomas)說:K托馬斯(KThomas):《巫術的興衰》,芮傳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20~121頁。    
    占星學說乃是有教養者對於宇宙及其作用的構圖。……它必須有生理學因而也就是醫藥學的知識。它談到了星辰對於植物和礦物的影響,因此就形成了(?)植物學和礦物學。心理學和人種學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以占星學問為前提。占星術在宗教改革時期比在中世紀更甚地滲透到科學思想的一切方面。它並不是一種小範圍的學問,而是教育人們的整個知識結構中的一個基本方面。    
    而且,從人類知識積累和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星占學確實起過相當的積極作用:    
    在不存在任何對立的科學解釋體系——尤其是社會科學(社會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的情況下,沒有其他現成的思想主體(宗教除外)為光怪陸離的人類事務提供如此包羅萬象的解釋。同時,醫學、生物學和礦物學等科學也沒有發展到足以肯定和完全瞭解自然界的程度。這就是占星術所填補的知識空白,它促使人們試圖瞭解普遍的自然規律。《巫術的興衰》,第163~164頁。    
    星占學和星占學家在那個時代歐洲社會中的地位,由此不難理解。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4節 第谷與開普勒

    我曾特別提請讀者注意本書圖1所示星占學家左右手臂上攤開著的書冊——右臂上正是第谷的著作。第谷(1546~1601)是他那個時代歐洲最偉大的天文學家;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他的天文學成就要比已經去世卻尚未成名的哥白尼重要得多。國內以前有關讀物中對於第谷的成就及地位頗多誤解,可參閱江曉原:《第谷傳》,《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天文學家Ⅰ》,科學出版社(1990),第8~34頁,及傳後所列27種參考文獻。至於開普勒當然青出於藍,但是他要到第谷去世之後才登上歷史舞台。    
    圖20第谷(Tycho)的宇宙模型(1588)。日、月繞地球轉,行星繞太陽轉。地心體系。    
    第谷對星占學的興趣,早在少年時代就已表現出來——那時對鑽研「天上的學問」有興趣的人幾乎不可能對星占學置之不理,牛頓年輕時(他比第谷小41歲)去買星占學書籍,也是同樣道理。第谷還在萊比錫求學時,就為一位教授推排過算命天宮圖。20歲那年他在羅斯托克,適逢一次月食(1566年10月28日),他推算後宣稱:此次月食兆示著土耳其蘇丹蘇萊曼(Suleiman)之死(那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正如日中天,基督教歐洲仍面臨著它擴張的陰影),不久果然傳來蘇丹的死訊。但是後來人們知道這位80高齡的蘇丹其實是死於月食發生之前。不過按照星占學的某些原則,第谷這次預言不能算失敗。    
    1574年第谷在哥本哈根大學作題為《論數學原理》(De disciplinis mathematicis)的演講,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星占學文獻,他在其中闡述了他的星占學觀,這部分內容受到許多現代學者的注意。他認為星占學與神學並無衝突,《聖經》只禁止妖術,並不禁止星占學。對於星占學的各種各樣反對者,他認為「惟一有真才實學的」是皮科(Pico)伯爵(米蘭多拉的),因為皮科伯爵試圖從根本上駁倒星占學。然而第谷接著又指出:不幸伯爵之死卻恰好證明了星占學的正確——有三位星占學家都預言火星將在一個時刻威脅伯爵的生命,而伯爵竟真的死於此時(1494年11月17日)!    
    第谷在這篇著名演講中也強調了「哲人主宰星辰」的傳統觀點,他用那個時代流行的誇張語調向他的聽眾們說:    
    星占學家並未用星辰來限制和束縛人的願望,相反卻承認,人身上有比星辰更崇高的東西。只要人像真正的人、像超人那樣生活,他就能依靠這種東西去克服那帶來不幸的星辰影響。……上帝將人塑造成這樣:只要他願意,他自己就能戰勝星辰的影響。《第谷傳》,第28頁。    
    這就是說,人的命運雖可通過分析星辰運行來揭示,但這一命運並非絕對不可變更,人的意志和自身努力就有可能改變它。第谷認為上帝當然也能改變人的命運,「如果上帝願意的話」。這種非宿命論的星占學觀,聽起來較為合理,也更容易使他的星占預言常立於不敗之地。    
    當時的天文學著作中,大都有談論星占學的內容,第谷的著作也不例外。1573年的《論新星》(De nova)中就討論了1572年超新星的星占學意義。在討論1577年大彗星的德文小冊子中,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著重論述大彗星出現所具有的星占學意義。此外,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書信交流仍是那時學術交流最主要的途徑之一),他也很認真地討論著星占學,他致貝洛(H.Below)的長信就是一個重要例子。    
    1576年,丹麥國王將位於丹麥海峽中的汶島(Hveen,地理緯度56°)賜與第谷,並撥巨款令他在島上修建宏大的天文台和大量天文儀器,同時興建的還有儀器修造廠、印刷所、圖書館、工作室和舒適寬敞的生活設施。從此他如魚得水,大展宏圖,他在此工作的二十一年間,汶島上天文台之宏大壯麗、天文儀器之精良、天文學成果之豐碩,馳譽全歐,冠絕當時。王室對天文學的資助達到如此盛況(資助慷慨,且又得人),可以說在歷史上空前絕後,僅此一例而已。這件盛事此後被歷史學家談論了四百餘年,直至如今,第谷在汶島時的工作和生活仍令天文學家們艷羨不已。    
    不過,第谷在汶島上從事他的天文學偉業期間,還要為丹麥王室提供一些服務,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星占預言。例如,他為丹麥國王的三位王子分別推排了算命天宮圖,這三份裝幀華美的文件原本至今仍珍藏在哥本哈根的丹麥王家圖書館中。這種文件實際上是一份冗長的報告(有兩份都長達300頁),先是王子降生時刻的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圖示,接下來是各種計算和詳細論證;這些內容都是拉丁文寫成,但是最後的結論部分還要再用德文書寫(據說是為了照顧王后的閱讀)。例如,在為克裡斯廷(Christian)王子所作的星占報告書中,第谷預言:    
    王子的童年將平安度過,因為金星處在有利位置上;儘管由於水星位置略為欠佳,會使王子在出生後第二年染上小病,但有驚無險,並不嚴重。從12歲起王子將染上起因於黑膽汁(black bile)的較為嚴重的疾病。29歲那年王子必須在健康和尊嚴兩方面都特別小心。56歲那年是一大關口,因為太陽和火星都不懷好意,金星對此無能為力;倘若王子能夠度過這一劫難,他將會有幸福的晚年。引自J.A.Gade:The Life and Times of Tycho Brahe,Oxford Univ.Press(1947),p.79.    
    不過,第谷在每份報告後面都要強調指出,他的預言並不是絕對的,「因為上帝根據自己的心意可以改變一切」。    
    一些歷史學家相信,第谷的星占學活動很可能真對那個時代北歐的政治形勢產生過實際影響。第谷曾為古斯塔夫(Gustave Adolphe)作過星占預卜,他預言這位瑞典王室的支系後裔將會成為瑞典國王。在他去世之後十年,此人果真登上了瑞典王位。據17世紀的歷史學家記載,正是第谷的星占預言鼓動了王室支系的勇氣,使他們下決心去奪取在嫡繫手中的王位。    
    在那位慷慨資助第谷的丹麥國王去世之後,新王對第谷的恩寵日漸消減,無意於繼續資助他,最後他在汶島長達二十一年的「天學蜜月」終於黯然結束。他不得不前往布拉格,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資助,可惜他才安頓下來一年多,竟以54歲的有為之年被疾病奪去了生命。但是他總算來得及在去世之前做成了一件他自己根本無法想像其重要性和歷史意義的大事——他將一位29歲的年輕人召來成為自己的學生兼助手,這年輕人就是已經顯露才能但尚無地位的開普勒。如果沒有第谷,沒有他遺留給開普勒的大量精密觀測資料,就不會有日後的行星運動三定律(1609、1619),也就不會有作為第一流天文學家的開普勒。不過作為著名星占學家的開普勒仍然會有。    
    開普勒(1571~1630),屬於那種對神秘主義事物十分入迷的天才人物。僅就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這一項貢獻而言,已經足以使他進入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列;況且他在光學、數學、天體引力思想等方面都還有重要貢獻。但是另一方面,像他這樣的人物,在那個時代不和星占學發生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深深捲入當時與重大政治、軍事形勢有密切關係的星占活動,他作為大星占學家的聲譽也正是由此而來。    
    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的中期,交戰雙方的軍事領袖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物。一方就是那位第谷預言他會成為瑞典國王的古斯塔夫(此時早已登上王位,稱古斯塔夫二世Gustave Ⅱ),他與法國結盟,並與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諸侯(勃蘭登堡選帝侯與薩克森選帝侯)聯合,攻入德意志西部和南部,連戰連捷;另一方是著名的捷克貴族華倫斯坦(A.E.W.von Wallenstein),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弗裡德蘭和薩岡公爵、最高統帥、大洋和波羅的海將軍」。有趣的是,第谷為前者占卜,開普勒為後者占卜,這師徒二人分別為敵對雙方的統帥占卜,而且他們對這兩位大人物所作的驚人的星占預言,後來竟都得到驗證。開普勒為後者所作的星占預卜尤富於戲劇性。    
    圖21神情憂鬱的開普勒(Kepler)。在那個戰亂、迷信和沒有宗教寬容的年代裡,他是理性新世界和宇宙和諧的呼喚者。    
    早在1608年,有人來找開普勒,要他為一位「不想說出姓名」的貴族排算算命天宮圖,並預測此人的未來。開普勒已經知道此人是誰,但並不說破,他推算之後作出預言如下:    
    (此人)憂鬱警覺,酷愛煉金術、魔法和通神術,蔑視人類以及一切宗教的戒律習俗,懷疑一切,不論是上帝所為還是人的作為。……因為月亮顯得很卑劣,所以他的這些特徵將變成為引人注目的缺點,他將受到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的蔑視,他將被看作是一個怕見陽光的孤獨野人。他殘忍不仁,目中無人,放蕩淫樂,對下屬嚴厲凶狠,貪得無厭,到處行騙,變化多端,他常常沉默不語,暴躁易怒,好爭好鬥。……成年以後,大部分惡習都將被磨去,而他的這些不尋常的品性會發展為堅強的辦事能力。在他身上還可以看到爭名奪利的強烈慾望,企求威嚴權勢,因此他就會有許多強大的、對他不利的、公開和隱蔽的敵手,但他們大部分都將不是他的對手。……由於水星正和木星對立著,因此他將贏得聲望,他將成為一個特別迷信的人,依靠這種迷信的方法他能把一大群老百姓籠絡在自己周圍,並被暴徒們推為首領。E厄澤爾(EOeser):《開普勒——近代科學的興起》,任立譯,科普出版社(1981),第79~80頁。    
    圖22開普勒(Kepler)為華倫斯坦(Wallenstein)排算的算命天宮圖。中心方框裡註明出生日期:1583年9月14日;占辭中提到的月亮在第11室;木星在第1室,水星在第7室,正好相對。    
    這個匿名來求星占預卜的貴族就是華倫斯坦,開普勒知道是他來求卜,他將華倫斯坦的名字用他自己的密碼文字(這類密碼文字是當時流行的作法,目的是既能暫時保密,又可「立此存照」)記在那份算命天宮圖的原件中,可以證明這一點。    
    16年後,這份天宮圖又被送回開普勒手中,上面已有華倫斯坦的親筆批語,這次他仍然匿名,要求星占學家為他補充未來命運的細節——他此時即將出任聯軍統帥。但開普勒拒絕這樣做,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的命運全由星辰決定,「那他就還未成熟,他就還未將上帝為他點燃的理性之光放射出來」,或者說,他就是還未明白「哲人主宰星辰」的大道。不過此舉並未破壞這位大人物對開普勒的好感,他依舊頗為慷慨地贊助後者的天文學工作,為他提供住宅和各種方便,讓他安心編撰星表(以帝國皇帝之名命名,即著名的魯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令人驚奇的是,開普勒為這位統帥所作的星占推算中止於1634年,他不願意繼續推算下去;而偏偏就在這一年,這位統帥在達到他成就的頂峰——1633年底呂岑會戰大獲全勝,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戰死——之後,因功高震主,受到猜疑而被解職,旋即遇刺身亡(2月25日)。人們似乎不能不承認開普勒為他推算流年恰好中止於這一年,是有預知未來之深意存焉。    
    開普勒作為一個成功的星占預言家的聲譽,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建立。他的一生歷經戰亂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麻煩,又不富有,因此不能不親為稻粱之謀,他主要的謀生途徑之一是編撰星占年歷——一種很像中國古代歷書(黃歷)的出版物,我在下文另將談到;這是那時非常風行的讀物,所以頗能賺錢。開普勒在他的星占年歷中對1618年作了這樣的預言:春季「不僅氣候,而且首先是行星的運行,都使人偏好爭鬥」。更奇怪的是,他精確預言了三十年戰爭爆發的時間:「肯定是五月裡爆發」。事實是,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發生起義,群眾衝入王宮,將兩位欽使從窗口投入濠溝,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擲出窗外事件」,三十年戰爭於是爆發。    
    開普勒雖然有上述這些驚人準確的星占預言,但他顯然是深信「哲人主宰星辰」這一古訓的,甚或還有過之——他主張人們絕不可因星占預言而放棄任何努力,這可舉一例以說明之。1610年,德意志處在內戰之中。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是被歷史學家們斥為「神經不正常的」魯道夫二世(Rudolph Ⅱ),開普勒是他的「皇家數學家」——頭銜雖然動聽,薪水卻經常拖欠。皇帝為了鞏固自己日益縮小的權力,召來了僱傭軍;而反對派則召來匈牙利國王(從理論上說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戰雙方都要開普勒為他們作星占預卜,這時眼看魯道夫二世末日將臨,但開普勒仍恪守臣節,忠於皇帝,為此他故意為皇帝的敵人方面作了不利的預言,想削弱他們的信心;同時,他警告皇帝的擁護者們:在作重大決策時必須將星占學完全拋開,他慷慨陳辭:《開普勒——近代科學的興起》,第56頁。    
    我的意見是,占星術不僅應該從議會中清除出去,而且也應該從那些現在想給皇帝進言的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應該把它從皇帝視野裡完全清除出去!    
    這番話出自一位宮廷星占學家(那時星占學家—天文學家總是被稱為「數學家」,開普勒當時的頭銜就是如此)之口,該是足夠發人深省了吧。不過他的忠告無濟於事,不久敵軍攻入布拉格,皇帝退位,並在這年冬天離開人世,見上帝去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5節 烏托邦裡的星占學

    關於理想社會的文學性作品成批湧現,是這一時期歐洲思想界引人注目的現象。這種對完美社會的理論設計,可以將源頭上溯到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但是直到英國的莫爾(Thomas More)出版了《烏托邦》(Utopia,1516)一書,才形成了大致固定的模式——某個旅行者因意外機緣進入一處世外桃源,發現那裡有著極其理想、極為完備的社會制度,驚異之下,大為仰慕,於是詳細詢問請教並四處參觀,然後記錄下來(或通過書信向故國友人描述)。作家通過這種形式,揭示當時現實社會的弊病,並展示自己設計的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烏托邦」一詞從此成為典故,專指「假想的完美社會」。國內以前追隨前蘇聯稱之為「空想社會主義」;但莫爾等人所設想的是否真可稱為「社會主義」,大成問題。繼《烏托邦》之後,同類作品又在17世紀初葉接踵出現了三部: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城》,1601年成書,1623年出版;安德利埃(J.V.Andreae)的《基督城》,1619年出版;培根(F.Bacon)的《新大西島》,1627年出版。此後兩個世紀中,繼起之作不絕。    
    在當時學者所設計的理想社會中,星占學居於何種地位?有何功能?考察這些問題,可以從一個有趣的側面揭示星占學在當時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幸運的是,《太陽城》一書為此提供了頗為豐富的材料,因為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夠格的星占學家。    
    《太陽城》假托一位「航海家」向人講述他遠航中去過的一個城市——太陽城。太陽城的最高領導者被稱為「太陽」,只有那個最賢明、最博學並具有正直、仁慈、慷慨……所有美德的人才可出任此職。這位「太陽」必須懂得的學問之中,星占學是特別重要的幾項之一(作者至少強調了兩次)。在太陽城首領的知識結構中,星占學何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城中的許多工作和活動都必須由星占學來加以指導。    
    太陽城統治地區的農業生產是「根據風向和星座所處的良好位置」去進行的;畜牧業也依賴星占學的指導,例如,讓馬交配的時刻必須是「人馬座處在星占表中火星與木星的良好方位上的時刻」,牛交配的時間要由金牛座的位置決定,羊交配的時間則取決於白羊宮的位置,如此等等。太陽城人患病時,「就要觀察星象進行祈禱,並吃各種草藥」。太陽城的居民人人都各盡所能,隨才器使,「每個人在根據自己的稟賦進行工作時都能勝任愉快,履行自己的義務」,因為他們「每個人的職務,都是從童年起就根據他們的愛好和他們誕生時辰星象的配合而確定的」。    
    太陽城是一座理想之城、幸運之城,這座城建立的時候,就用星占學作過嚴密推算:    
    當他們建立自己的城市時,曾確定宇宙四個角落的固定標誌。在星占表中:    
    太陽以東的木星處在獅子宮;    
    水星和金星處在巨蟹宮,但它們在近處,所以形成了同行;    
    火星處在人馬宮,即第五室,因為阿費塔(aphetes)和星占表擴大了,所以是吉祥的方位;    
    月亮處在金牛宮,這是對水星和金星有利的方位……;    
    土星力圖處在第四室,但絕不會危害太陽和月亮,而且能促進基礎的加固。    
    ……    
    所以他們的星相學是值得重視的。康帕內拉(Campanella):《太陽城》,陳大雄等譯,商務印書館(1982),第36頁。    
    由於作者自己就是星占學的行家,一時技癢起來,在上面提到了好些當時流行的星占學術語,需要稍加解釋:    
    上面提到的獅子宮、巨蟹宮、人馬宮等,皆指黃道上的十二宮;又提到「室」,這是星占學家對黃道的另一種劃分名堂,黃道上共十二室,依次如下:    
    生命室,    
    利潤室,    
    兄弟與友誼室,    
    雙親室,    
    兒女室,    
    惡德室;    
    婚姻室,    
    死亡與遺產室,    
    宗教與旅行室,    
    榮譽室,    
    功勳室,    
    仇恨與奴役室。    
    日、月和五大行星被分成三類:    
    吉星:日、月、木星、金星;    
    凶星:火星、土星;    
    反覆無常者:水星。    
    術語「阿費塔」原出希臘語,意為「發動力」;從托勒密開始,幾乎所有的西方星占學家都使用這一概念,用「阿費塔」指那顆「使生命發動起來的」行星(包括日、月在內)。黃道上共有五個特殊的「阿費塔位置」,當太陽或月亮處在這種位置時即成為「阿費塔」;若此五位置上都沒有太陽或月亮,方才允許其餘五顆行星替補而成「阿費塔」。    
    上面這一段關於太陽城建城時的星占,實際上是「為城市排算算命天宮圖」這一傳統做法(本書第四章談到過這種例子)的又一次實踐——當然完全出於虛構。    
    太陽城人受星占學指導的事務中,最有趣的莫過於性交。太陽城中的男女——那裡是實行公妻的——之間的性生活,嚴格聽從星占學家和醫生的指導安排:《太陽城》,第19頁。    
    男女性交之前,要在兩個分開的小房間之內獨寢。性交時辰一到,就有一位女領導人從外面把兩扇門打開。性交的時刻,要由星相家和醫生努力抓住以下的時刻來決定:金星和水星處於太陽以東的吉室中,木星處於良好的方位,土星和火星也要處於良好的方位或處於它們(起作用的)方位以外。這對於經常成為阿費塔的太陽和月亮來說,也是特別重要的。他們喜歡星占表中的室女座,但也密切注意,使角落裡不出現凶星,……而這些角落是可以根據整個或部分宇宙的協調來決定生命力的根源的。    
    在康帕內拉思想中,仍帶有「只為歡愉而性交是不好的」這樣的傾向,因此他為太陽城男女們設計的性交時刻,仍主要著眼於如何生下健康完美的後代。作為一個星占學家,談論這類內容自然是他的老本行了。    
    最後,康帕內拉借那位「航海家」之口,大大談論了一通太陽城人的星占學觀——當然也就是康帕內拉本人的星占學觀。大致有如下幾端:星像是贊成人類善的意志的,星像是賞善罰惡的;星象與技術的發明、法律的演變、宗教的傳播、王朝的更替、女性的掌權,以及淫亂、賣淫、道德敗壞等等,都有密切關係。在《太陽城》後來的版本中,康帕內拉還加進了這樣的段落:    
    他們不會相信英明的基督教最高主教會禁示星相術,只會禁止某些人所搞的星相術,即濫用星相術來預告以自由意志為轉移的行動和超自然的事件。因為星辰對於超自然的現象只作為預兆,對於自然現象只作為普遍原因,而對於意志堅強的行動只作為理由、動機和促使行動的動因。……由此可見,星辰所指示的邪道也罷,戰爭也罷,飢餓也罷,它們之所以發生,大部分是因為人們多半受感性的動機所控制,而不是受理智的控制。《太陽城》,第136頁。    
    這樣的星占學觀,已經頗為合理。    
    最後不妨順便談一談,星占學還曾在《太陽城》作者多災多難的一生中幫過他的大忙。康帕內拉因參與政治活動被判處無期徒刑,在過了二十五年鐵窗生活後,被教皇烏爾班八世(Urban Ⅷ)將他引渡到羅馬。教皇此舉主要是出於他個人的興趣愛好——他是一位星占學愛好者,而被囚的康帕內拉在星占學方面名聲很大,寫過好幾部關於星占學的書;教皇欣賞他的才學,所以設法庇護他。起先只是允許他公開發表作品,尚無人身自由,但當他完成了《人如何能避免星辰所預示的命運》一書後,終於得以重獲自由。儘管他晚年還是免不了政治逃亡之苦,他的《星占學》一書又被政敵指為他不服從教會的證據,但羅馬教皇曾因他的星占學而庇護他,這幕插曲還是很有助於瞭解星占學在那個時代風靡一時的盛況。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6節 星占歷書:暢銷讀物

    星占歷書很可能是16、17世紀最為暢銷的讀物,據說銷售冊數超過《聖經》。姑取一些這一時期英國的有關數據以見一斑:1600年之前,在英國已出版了600餘種這類歷書;而在下一個世紀中這類出版物超過2000種。當時一位極負盛名的星占學家利利(W.Lilly)(下文還要專門談到他)所編的星占歷書,銷量逐年上升:1646年印13500冊,1647年為17000冊,1648年為18500冊,此後則每年售出近三萬冊。注意這僅是一城一地、一位星占學家作品的印刷銷售情況,則全歐洲當年星占歷書之盛行與暢銷已不難推想。    
    這種如此暢銷的出版物,究竟靠什麼內容來引人入勝?一冊星占歷書,通常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相當於現代的《天文年歷》(當然要簡單得多),包括這一年的天文事件,如日食、月蝕、行星的「合」之類;這部分要依靠天文學知識來預先推算。第二部分比較簡單,大體相當於今天的月份牌,給出該年的歷日以及註明重大的宗教節日之類;這只要按歷書規則排算一下即可。最重要、也最能檢驗出歷書編撰者「道行」的是第三部分,即對該年重大事件的預測(歷書都是在前一年預先編算好的),這些事件包括戰爭、自然災害、年成豐歉等等。除此之外,星占歷書還有各種五花八門的內容,比如集市與廟會的一覽、公路及里程指南、「開天闢地以來」的重要歷史事件簡表、醫藥處方、法律用語、園藝須知之類。還有專供某一類職業的人用的歷書,其中專門附有這種職業所需的常識,如供海員用的歷書中有航海須知、供治安推事用的歷書中有法律措辭,甚至還有迎合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內容。總之是盡量將歷書編成一本對日常生活有用的手冊。    
    公眾購買這種歷書之後,至少有如下幾種效用:可以很方便地排算各種時刻的天宮圖;可以「預知」來年的大事(准不准那要看造化如何了);可以知道日常許多行事的吉凶宜忌,比如哪天宜服藥、哪天忌放血之類;可以獲得一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用的常識或信息。這些用途,無論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人士還是很少受教育的下層民眾,都是需要的,所以幾乎社會各種階層的人都會去購買這類星占歷書。    
    編撰暢銷的歷書雖然可以賺到錢,但也有風險。出版商來找星占學家,請他編來年的星占歷書,付給他報酬,出版發行方面的風險由出版商承擔;但是,如果星占學家在歷書中對來年的大事「預測」不准,則不僅下次沒人再找他編歷書,他作為星占學家的「職業聲譽」也要受損,以後就要「不好混了」。反之,倘若「預測」準確,則聲譽大振,找他編歷書的人越來越多。這方面開普勒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開普勒頭一回幹這種事是奉命編1595年的星占歷書,他在歷書中預測此年的大事有:「好戰的土耳其人侵入奧地利」、「這年冬天將特別寒冷」等,結果都準確應驗了,於是他作為一個歷書編撰家名聲大起,此後不斷有人請他編歷書。    
    星占歷書在那時大行其道,許多上層人士都受其影響。當時有人抱怨道:「人們更喜歡查閱和思索他們的歷書,而不是《聖經》。」許多鄉紳把時間消磨在研讀歷書上,以便查找來年的國內外大事。1642年3月英國內戰前夕,據說「即使國會中最優秀的分子」也被當時著名星占學家布克(J.Booker)所編歷書中的預言擾得心神不安,因為那冊歷書在3月份處預言:「在本月下旬將有殘酷和血腥的計劃付諸實施」。而在1666年,六名密謀者研讀利利所編的歷書並進行星占學計算之後,擇定9月3日作為起事的日子。類似的事例K托馬斯曾舉出很多。    
    圖23一份1518年歷書中的一頁。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7節 形形色色的職業星占學家

    在著名的《浮士德》(Faust)「悲劇第一部」的開頭部分,可以讀到如下詩句:    
    起來!快逃吧!逃往遼闊的境地!    
    難道這種神秘的書籍,    
    諾斯特拉達穆斯的親筆,    
    還不夠作你的伴侶?    
    認識星辰的運行,    
    接受自然的啟示,    
    那時你心靈的力量豁然貫通,    
    好比精靈與精靈對語。    
    憑這枯燥的官能,    
    解不透神聖的符記!哥德(J.W.von Goethe):《浮士德》,董問樵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第24頁。    
    哥德(Goethe)在這裡提到的諾斯特拉達穆斯,是16世紀上半葉一位名噪一時的法國星占預言家,當時歐洲的國王們競相設法羅致他,以便得到他的「服務」。而所謂「這種神秘的書籍」,自然是指諾斯特拉達穆斯那本久負盛名的《世紀預言》(Les Vrayes Centvries et Prophetles)。此書由一系列意義隱晦不明、幾乎可以解釋成任何事情的韻文構成對未來世界的「大預言」,簡直就是中國古時流傳的《推背圖》、《燒餅歌》的法國兄弟。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黨衛軍首腦希姆萊(H.Himmler)曾請了一位星占學家翻譯此書,竟看出其中連柏林的陷落都已預言了!    
    與大言惑眾,名動王侯的諾斯特拉達穆斯不同,佛羅倫薩的帕古洛(M.pagolo)作為一個星占學家,卻「過著聖徒般的苦行生活」:    
    他幾乎不吃什麼東西,蔑視一切世俗的財貨,而只是收藏書籍。他是一個技術高明的醫生,只是在他的朋友中間看病,並且規定他給他們看病的一個條件是他們必須坦白承認他們的罪惡。……他也常常和老科西莫(Cosimo)見面,特別是在他晚年的時候;因為科西莫也接受和使用占星術,雖然可能僅僅是為了次要的目的。不過,帕古洛照例只是向他的最親信的朋友們解釋星象。布爾克哈特(J.Burckhardt):《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第501頁。    
    這位星占學家之所以要過這種苦行生活,據說是由於他希望能使星占學「有利於道德」。    
    另一位意大利星占學家卡爾達諾(G.Cardano)的生平則又是一幅充滿傳奇色彩的畫卷。此人精通數學、醫學、物理學、哲學等多種學問,直至今日數學教程中仍留有他的恆久印跡——例如求解一般三次方程的「卡當公式」(英語將他的姓拼成Cardan,故習慣譯成「卡當」)。他出生於1501年,活了76歲。早年聰慧、博學但不富有,成年後偏又家門不幸,長子犯罪,幼子墮落,他本人在幾處大學先後任教職,聲譽漸起。他年輕時,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正是叱吒風雲的大人物,相傳因自己命途多舛,路德曾改變了自己的生辰日期——希望通過這樣「暗改八字」來扭轉厄運;但卡爾達諾為之排算天宮圖,預言他一生未可樂觀。卡爾達諾這種喜歡為名人排算天宮圖的嗜好後來給他帶來了大禍——他竟為耶穌(Jesus)排算起算命天宮圖來了!並宣稱救世主一生的遭際都是由天上星象所支配的。結果於1570年被宗教法庭監禁,起訴他是「異端」(還有人說他入獄是由於債務,另一說是異端與債務兩罪兼而有之)。他只好宣誓「放棄異端邪說」,才被釋出獄,圖24一份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算命天宮圖。中間方框中注有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1483年10月22日;但史書上記載的出生日期是這年10月31日(儒略歷)。兩者的差異或許正是「暗改八字」所致。但已受了幾個月的牢獄之苦,而且失去了教授職位,並且不准他出版著作。這下生計無著,只得去羅馬另謀出路,不想在那裡時來運轉。教皇庇護五世(Pius Ⅴ)賞識他的星佔之學,付給他終生年薪,留他在教皇宮中任職,他總算有了一個平靜的晚年。臨終那年他寫了一本帶懺悔色彩的自傳《我的生平》(De propria vita liber,直到1643年始在巴黎出版)。關於他的死,還有一種驚人的傳說:相傳他早已為自己算定了歸天的日期,到了那一天,他為使自己的預言應驗,以維護他大星占學家的聲譽不墜,採取了驚人之舉——他是自殺而死的。    
    與上面這些依靠王侯庇護供養的星占學家不同,另一部分星占學家已經在這個時代成功地走上了商業化道路。他們開辦星占學事務所,公開營業,為公眾(王侯與平民同樣來者不拒)提供咨詢,「答疑解惑」,當然,也要為此收取費用。在英國,一個由這樣的星占學家組成的學會早在17世紀中葉就已成立,並在1649~1658年間每年在倫敦集會——請注意,近代科學團體的冠冕皇家學會要到1662年才正式宣告成立。這些星占學家中特別有名的幾位,在他們多年的經營活動中,留下了大量類似工作日誌的文獻,現代研究者托馬斯稱之為「判例彙編」。通過這些文獻,可以瞭解當時作為一種行業的星占學的經營細節,並提供這類星占學家的典型個案。    
    在16~17世紀的英國,有三位最負盛名的星占學家——他們都在倫敦開業:    
    福爾曼(Simon Forman,1552~1611)    
    利利(William Lilly,1602~1681)    
    布克(Johm Booker,1603~1667)    
    這三人可稱為那時的「三大星占學家」。其中福爾曼年輩最早,他主要作為醫生,同時又作為星占學家、煉金術士和巫術師,活動於倫敦近30年,因為是「無照經營」,曾幾度入獄。在他上述幾種職業中,只有作為醫生獲有劍橋大學發給的許可證。這三人中名聲最大、影響最廣的是利利,出身於貧苦自由民之家,起先在人家家裡做僕人,後來娶了東家的遺孀,差得自立。他只學習了不到兩個月的星占學,居然就敢在1641年正式開業。三年後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冊星占歷書。看來是由於他的天分,他迅速成為這一行的後起之秀,又進而成為本行公認的領袖,在平民和上層社會中都擁有巨大影響。    
    關於這類商業化星占學家及其事務所的營運情況,可以從「三大星占學家」留下的檔案文獻中瞭解到不少。他們的事務所經常門庭若市,業務十分繁忙。例如,1597~1601年間,福爾曼平均每年進行1000次星占計算,而接到的詢問則遠遠超過此數;利利在他業務的高峰期,每年進行星占計算近2000次;布克平均每年1000次計算的業務量持續了至少17年之久(1648~1665),而在此期間他處理的咨詢則達到16500次。當時這樣的開業星占學家人數在200以上,上述三大家未必就是業務最繁忙的——只是他們有檔案文獻保存下來,所以得以在今天為人所知。由此推想,那個時代的英國人對於到星占學家那裡去求神問卜是多麼樂此不疲!    
    所謂接待顧客的咨詢,可以是主顧親自前來求教,也可以派人前來或以書信傳達;若是問題簡單,星占學家或許片言即可發付,否則就要進行星占計算——具體做法是記下聞知問題的準確時刻,然後畫出該時刻的天宮圖,再默默思索一番,即可宣佈答案,通常每次耗時不過一刻鐘。    
    總的來說,像利利這樣有名望的開業星占學家,是很能賺錢的。雖然利利努力顯得「為富而仁」的樣子,他對於窮人的醫務咨詢往往不收報酬,「他們如果願付的話,就取一先令或半克朗」,他還呼籲同行們「無償地施予窮人,無論是金錢還是建議」;但對於向高級政客提供的機密建議,他要收取極高的酬金。例如1647年他為一位保王黨派來的中間人提供關於軍事行動的建議,取酬20金幣;1649年他受雇於國務會議,取酬25鎊現金外加每年100鎊的津貼;據說1662年這一年中他賺了500鎊——這在那個時代是一筆巨款。那時英國貨幣的進位制是:1鎊=4克朗=20先令=240便士。    
    在開業星占學家的群體中,有一部分成員的身份頗令現代人感到驚異——他們竟是神職人員。例如,白金漢郡大林福德教區的教區長內皮爾(R.Napier),將星占學和醫學結合起來,施術長達40餘年(1590年他出任教區長,至1634年去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判例彙編」文件,幾可與前述「三大星占學家」比肩而立——事實上他正是三大家中的老前輩福爾曼的高足弟子,要說從業資歷,比利利與布克都還要老一輩呢。又如約克郡梅思利教區的教區長阿謝姆(A.Ascham),也是當時著名的教會星占學家和資深的星占歷書作者之一。托馬斯(K.Thomas)還列舉過許多這類身為神職人員的星占學家和歷書作者。看來從事星占學行業以為稻粱之謀與「獻身上帝」在他們身上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那麼最後人們要問:這些門庭若市的開業星占學家究竟能為當時的王侯巨富、愚夫愚婦、癡男怨女們答什麼疑、解什麼惑呢?這正是下面兩節要討論的內容。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8節 星占學家知道什麼?(上)(1)

    這一節專述開業星占學家為私人事務提供的咨詢服務。這些咨詢的名目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進行歸並。    
    一、尋找失物    
    這是許多主顧經常向星占學家求助的項目。那時人們確實普遍相信星占學家有能力依靠星占學方法推算出失物何在。例如,曾有許多主顧向利利詢問諸如某學會丟失的金銀餐具、西班牙商船上的150鎊現金、某客棧的搶劫案、「索斯沃克特區的一個胖婦人」被竊的20鎊錢等問題。又如,一位書商為朋友家失竊的錢財而去求助於另一位星占學家,星占學家為他繪製了星占圖(但最後未能破案)。再如,一位藥劑師所用的工具書(手抄本)失竊,他也立刻去求助於星占學家。求助者中有不少家庭主婦,要星占學家為她們尋找遺忘了的器皿、失竊的衣服之類;還有不少大戶人家的僕役,因東家遺失了值錢物品而來求助(如果破案,他們就可洗去嫌疑)。    
    以今日的常識去推想,依靠排算天宮圖之類的星占學方法,要正確解答上面這類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星占學家充其量只能依賴對人情世故的洞察和求助者所告知的有關情況作一些原則性的或模稜兩可的推測而已。事實上這類尋物問題也正是開業星占學家最感難辦的事之一。但是他們為了「職業聲譽」,居然也都硬著頭皮作「來者不拒」狀,接下這些生意——不過他們通常不是指出竊賊的姓名,而只是描述出嫌疑犯的外貌,然後讓主顧回去見機而作。鬧出笑話的時候自然也有,托馬斯曾從文獻中舉出一個事例:1505年,一家旅店中搬運工的物品被盜,搬運工依照一位倫敦星占學家對竊賊外貌的描述,認定竊賊正是旅店老闆的兒子,遂將少東家逮捕;不料搬運工忽略了星占學家描述中的一個細節——竊賊「有褪了色的牙齒」,而老闆的兒子張開嘴巴,卻是一口牙齒潔白無瑕,於是證明他懷疑錯了人,這下子他當然要「吃不了兜著走」了。    
    二、尋人·尋逃僕逃犯    
    航海經商、探險、戰爭使大量男子萬里跋涉,遠赴異國他鄉,他們的獨守空閨的妻子成為星占學家事務所又一大主顧群體。有許多婦女因長期得不到丈夫的消息而痛苦不堪,以至有的人神經錯亂,這時她們從星占學家那裡聽來一點「消息」,哪怕是謊言,也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在利利的檔案中,到處都是憂心忡忡的妻子來探詢丈夫生死的事例。又如1595年一位婦女向福爾曼瞭解她那已經出海18個星期的丈夫安危如何;1617年一位婦女向星占學家「打聽她距倫敦366英里的丈夫的歸來問題」;1645年利利接待了許多這類女顧客,有的打聽自己被拉夫充任戰艦木匠的丈夫是否還活在人間,有的詢問乘「博愛」號前去弗吉尼亞的丈夫(一個外科醫生)的情況,有的來打聽一個已於三年前被派往愛爾蘭的騎兵的生死;又如1649年7月,一位麵包師的妻子來找利利,詢問她六年前出去當兵的丈夫的下落,利利推算之後告訴她:此人已於五年前死去。    
    僕人倘若逃走,也可去請教星占學家,他們可以測算逃人的去向。如果是犯人越獄潛逃,也可照此辦理。例如1528年一位新教異端分子從牛津出逃,學院院長和代理主教就雇了一位星占學家來測算他逃跑的方向;又如1652年一位王黨陸軍中將從倫敦塔逃走,推測他逃逸去向的生意就找到了星占學家布克那裡。而昔年曾顯赫一時的蒙默思(Monmouth)公爵於1685年率眾叛亂被擊潰後,據說就是由一位都柏林的星占學家奉當局之命測算出了他的逃匿之所,結果公爵被抓獲斬首。    
    三、尋船·航海預卜·航海保險    
    航海總是一種有風險的活動,這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也仍是如此,幾百年前更是可想而知。那時許多商人、船主一旦船期延誤而又原因不明,立刻就要去請教星占學家。在利利接待的顧客中,估計有六分之一是航海人員。船舶失蹤問題是星占學家們感到棘手的問題之一,利利等人的檔案中記錄許多船的名字,都是由船主或船員親屬來查詢的——其中有些船可能已葬身海底。    
    星占學家既被認為能預卜未見,水手們自然會來請他們為遠航預卜吉凶。星占學家還為船隻下水或啟程遠航選擇吉日良辰,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強航行者的信心。    
    依靠星占學家的指導以求在遠航中趨吉避凶,這不僅下級水手們有此迷信,所謂上流社會的大人物也未能免俗。這可以舉當時英國有名的海軍軍官、航海家蒙森(W.Monson)爵士為例。他曾任旗艦艦長、艦隊司令等職,晚年作《海軍短文集》,是有名的航海史料。但就是他也要去請星占學家福爾曼為他預卜遠航吉凶。他與福爾曼關係密切,他遠航出海期間,夫人也常向那位星占學家請教各種問題(其中想必包括丈夫的安危)。就是這位福爾曼,1602年還為女王的船隻推算過前程吉凶。    
    據說曾有一位懷疑星占學的人士評論道:倘若星占學家真能預卜航海船隻的吉凶,那他們不妨經營航海保險業務。托馬斯通過調查檔案史料表明,星占學家們當時確實經常為尚處在早期的航海保險業提供咨詢服務。例如,利利的檔案中有幾處提到,主顧來向他詢問,是否要為船隻投保。1644年,有一艘船據報道已在開往西班牙的途中沉沒,承保人也堅信該船已經沉沒,但利利卻推算出結論:該船安然無恙;後來事實證明他竟是對的,這件事使他的聲譽更加錦上添花。    
    關於星占學家與航海者之間的傳奇故事,在那時流傳頗多,而航海又是那個時代的大事和熱門,所以星占學家們又熱衷於編印專供航海使用的星占學指南,而不少經驗豐富、大有名望的航海家也仍樂意接受星占學家們的「指導」。    
    四、物價·生意盈虧    
    物價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因此預測來年某些物品(比如穀物之類)價格的變化,原可建立在市場調查的基礎上,有一定的科學依據。這方面的預測,也在星占學家的業務之內。在那時的星占歷書中,就有關於來年何物將昂貴、何物將低廉的預言。當然商人們商海浮沉,商戰殘酷,僅看星占歷書不能滿足需要,還要能「預知未來」的星占學家隨時服務,以備咨詢。16世紀時,荷蘭安特衛普的許多大商人都僱用星占學家為他們預測市場的浮動。下一個世紀英國的工商業蒸蒸日上,星占學家們的事務所中,這方面的主顧也絡繹不絕。有人來詢問有關購置房產、馬匹、船隻以及其他各種物品是否得當的問題;婦女們來問如何利用她們的年金去投資獲利;有人來請教應不應該開一家店舖。重大的舉措當然更要請星占學家「指點迷津」,比如1682年有人為一個包括將一家工廠遷往海外的大計劃去徵求星占學家的意見。更有膽大妄為之徒,竟去星占學家那裡詢問向意大利販運人口的前景。    
    生意不景氣,虧了錢,也要到星占學家那裡去尋求幫助。在利利、布克等人的檔案中,這類記載很多。比如一個老頭去問利利,自己的事業不昌盛的原因究竟何在?1651年有一位主顧從外地寫信向布克請教:自己在四年裡虧損了800英鎊,「這種大蕭條的原因是什麼?」是不是有人在蓄謀破壞自己的商業信譽?諸如此類。    
    五、尋寶尋金·尋找點金石    
    尋寶、探寶、找到故老相傳的古代神秘寶藏,這類事情從古代起就一直是最激盪人心的美夢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更何況歷史上的確不乏在這方面夢想成真的實例。這類事又往往與各種神秘主義的觀念密切聯繫在一起,星占學家在此大有用武之地,應在意料之中。福爾曼、加伯利(J.Gadbury)、內皮爾等星占學家都擬定了一套「計算財寶埋藏地點的規則」(最後這位內皮爾就是上一節中提到過的白金漢郡大林福德教區的教區長,一位神職人員從事這種業務,真使人為他的「虔信」擔心)。1597年,有人請求福爾曼測算一所舊宅裡有無埋藏的財寶。利利的主顧中也有掘寶者,他的往來信件中有一封外地來信,1654年時那裡謠傳有「大量財寶」,來信請利利為他指點迷津,倘若由此能找到財寶,願以收益的一半作為酬謝。類似要求測算藏寶地點的主顧在其他星占學家那裡也有。至1697年,還有報道說某星占學家成功地發現了耶穌會士藏在薩瓦地方的財寶云云。    
    與尋寶在觀念上有聯繫的另一種搜尋活動是尋找點金石。點金石即所謂「哲人之石」(philosophers stone),在西方源遠流長,煉金術士們相信,點金石不僅能點鐵成金,而且能以此製成長生不死之藥。從中世紀到17世紀,西方的煉金術士們為了點金石不知耗費了多少心力。星占學家也為點金石的搜尋者們提供咨詢服務。福爾曼和利利都堅信點金石是確實能夠獲得的。福爾曼規定「煉金科學屬第九宮」,他致力於用星占學計算和「星佔地卜」(參見本書第六章第四節二)來為對尋找點金石感興趣的主顧們卜算前景。利利認為獲得點金石是極少數人依靠天啟才有的幸運:「由於這是人世間一切幸事中的幸事,所以我認為它只能由極少數人獲得;這少數人是通過上帝的善良天使的啟示而不是個人的勤奮,才獲得點金石的。」因此在業務實踐中,他要現實主義得多,比如他曾勸告一位主顧,如果他再堅持追尋點金石,他自己的健康就要毀壞了。    
    六、訴訟利鈍    
    不少人向利利請求預言把他們牽涉在內的訴訟結果如何。一個主顧絕望地問道,究竟是否「還會有公正」;一位婦女想知道她丈夫是否會因偷竊30頭牛而處死刑;另一位女子則想知道她那收押在獄的朋友是否會被吊死。這類擔心犯罪丈夫下場的女主顧也常出現在別的星占學家事務所中。福爾曼還有用來推測「住宅是否被官吏搜查過」的法則,托馬斯推測這可能是考慮到來求助的主顧中有不少都是「站在法律的對立面」的。還有一個背了債而面臨被逮捕危險的人寫信向布克求助,希望知道自己去何處躲債較好,是城市還是農村;自己什麼時候最危險;什麼時候最適宜與債主和解,等等。    
    七、個人的窮通禍福    
    預測個人的窮通禍福,本是西方生辰星占學中最基本、最經典的課題,到星占學事務所去請教這方面問題的人自然絡繹不絕。即使到了今天,人也無法百分之百地把握自己的未來和命運。正如一位星占學的辯護者所說的:那些不相信星占學的人面對無法把握的命運,只能在如下兩者中作選擇——要麼是全無規律的機會的控制,要麼是反覆無常的神靈的主宰。在科學尚不發達的古代,星占學的解釋看上去確實要比上兩者更有理、更淵博。利利宣稱:他為主顧排算好算命天宮圖之後,便可「對於此人一生中可能交上的好運和惡運作出總體的判斷,同時也判定他的脾氣、體質、品格、外貌等等」;然後他就「指出其吉利的年份,涉及到健康、財產得失、官職陞遷等等」。托馬斯很有見地地指出,那時的人去找星占學家為自己排算天宮圖並預言休咎,占算流年,和當代人去心理醫生那裡接受心理分析「是同樣具有吸引力的」,因為那時的星占學家與如今的心理醫生都可以透徹地分析來訪者隱藏著的心態、發展著的品格,以及應該注意提防的弱點。當然,星占學家通常總是強調指出,他們根據算命天宮圖推斷出來的結論,只是建立在「潛在的可能性」之上,並沒有絕對不可避免的宿命控制著人的一生。這種觀點,說到底還是歸結到「哲人主宰星辰」——如果人們在星占學家的指導下得以避凶就吉,也就可以看作是對命運的某種戰勝,而星占學家就可以被視為幫助他們取得勝利的哲人。    
    圖25「星占手相學」。這也是16世紀盛行的技藝,開設事務所的星占學家也要精通此道。圖中大拇指下部是金星,掌心處為火星,上四指自內向外依次為木星、土星、太陽、水星、月亮在掌外緣下部。    
    八、職業選擇    
    既然星占學家能夠從一個人出生時刻的天宮圖上看此人的資質、脾性、愛好、才能等等,那他們一定也能夠指出一個人從事什麼職業最為合適。開業的星占學家和前來求助的主顧們確實都是這樣認為的。例如,福爾曼有一套法則可以顯示「一個人從事哪種生意或科學才有望生活得最好」;而1644年,一位20歲的青年交給布克一張表,其中包括從事法律工作的前景、婚姻、財產等問題,請布克幫他出主意;1649年則有學生從劍橋寫信去問利利,自己應該讀哪方面的書——是東方語言學還是神學?還有的學徒工來問,自己該不該留在現在的師傅那裡繼續干?    
    依靠星占學選擇職業是那時頗為流行的觀念,有人認為:「星占術是最好的指南,可以告訴我們孩子天生最適合或最傾向於何種職業。」都鐸王朝時期的一位教士認為:「天文學家通過對星辰的觀察研究,可以說出每個人天生地最傾向於何種職業,以及一生中會擁有什麼財產。」星占學家加伯利甚至建議,牛津和劍橋這樣的高等學府應該只對那些由星占學表明「其天賦足堪造就的人」開放。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59節 星占學家知道什麼?(上)(2)

    九、婚姻·家庭    
    婚姻與家庭都是人生大事,其中不確定因素又很多,芸芸眾生少不得也要為此去向「先知先覺」的星占學家請教,而在這類問題上,星占學家普遍「好為人師」,恰如托馬斯所說,「微妙的家庭問題是星占學家們的無上樂趣」。    
    在17世紀的英國,自由戀愛的風氣看來已經開啟,至少對下層民眾是如此,因為有大量下層社會的青年女子去星占學家那裡求教,或是想預知未婚夫的前景,或是請教自己應該如何對待現在的男友。例如,一個女僕問道:「是否應該答應現在求婚的男子?如不答應,應該答應哪種人?」另一位侍女問:「應該答應兩個求愛者中的哪一個?」一位女織工想知道她的男友「是否像他應該做的那樣愛我?」……這類問題,在利利的檔案中記載著成百上千個。在別的星占學家那裡也差不多,比如一個姑娘問福爾曼,向自己求婚的男子「是否真心」?等等。    
    未婚先孕問題也常常促使女子去星占學家那裡求助。如利利檔案中1646年有一項記載是「一個女子(已因婚前性行為而)懷了孕,那個男子會娶她嗎?」星占學家答覆這類問題時往往依據當時社會風氣的大流作出判斷——這樣做顯然可以使答對的概率大一些。例如一個女子來問利利:某男子是否可能娶她;由於有傳聞說這女子「已非處女」,利利遂告訴她那男子不會娶她。在處理婚姻問題的咨詢方面,利利有時更像一位社會學家而不是星占學家,例如,當一位女子來問「嫁給那個無足輕重的男人是否適宜」時,利利斷然給了她否定的回答——此女既說那男人是「無足輕重」的,足見她看不起這男子,而嫁給一個自己看不起的男人,當然是不適宜的。即便是今日的婚姻社會學家來回答上述詢問,答案多半也只能與利利的差不多。    
    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男人的痛苦和困惑一點也不比女人少,星占學家們同樣樂意為這些男人答疑解惑。「新娘到底如何富有?」「她真的在戀愛嗎?」「新娘真的不賣淫嗎?」「老婆偷了漢子沒有?」……所有這一類問題,據說「先知福爾曼」都能解答,因為他為這些問題設計了一套全面的星占學規則。這類問題記錄在星占學家檔案中還有很多,比如一個風流男子擔心他孩子的合法性;內皮爾的一個主顧來請教「某僕人的孩子是不是他的」(顯然此人已與僕人之妻有染);一個私生子要求利利幫他判明究竟誰是自己的生父;一個與情夫吵了架的女人來問,情夫是否真的像他所威脅的那樣要將她給他的情書公佈?一位年輕紳士來問,「某貴婦人是否會對自己設置騙局」;一個女僕來問「繼母是否會對自己持有偏見」;一對憂心忡忡的夫婦來請求為他們曾經離家出走的兒子推排算命天宮圖;等等。總而言之,正如托馬斯所斷言的,「每一種家庭糾紛遲早都會在星占學家的咨詢室裡公開討論。」星占學家在這方面扮演了現代社會中心理咨詢專家的角色。    
    十、治病    
    關於星占學與醫學之間的關係,本書第六章第三節已作過集中論述。不難推想,和其他受到咨詢的問題相比,治病求醫與開業星占學家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事實上許多開業星占學家同時也是開業的醫生,他們的星占學事務所同時也就是門診部。    
    據說,地道的星占醫生完全依靠星辰的指引來行醫,而根本不必面見病人。福爾曼就宣稱自己是如此,1593年他向皇家醫生學會保證說,他除了星歷表,根本無需知道病人的症狀和其餘情況,只要借助於「天象和星群」就能立即說出病因。他的高足內皮爾也只將疾病視為簡單的「時間問題」來處理(天像是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的,故遵循天象的指引,不同時間即有不同的疾因和療法)。另有一冊教材則說:「許多經驗證明,不少醫生用最靈驗的藥物也無法治癒的疾病,星占學家只憑對星辰運動的觀察研究,用簡單的草藥就治好了。」儘管星占醫生們有時還撰寫十分嚴謹的論文來闡述如何依據星占學原理診病,但他們的反對者仍然非常刻薄地將他們說成「小便預言者」。    
    十一、懷孕·預測胎兒性別    
    星占學家的咨詢室裡經常有因懷孕問題而來求助的婦女。許多富家女子擔心自己能否生育,她們希望能為夫家傳宗接代。1635年12月有一位太太來問內皮爾,自己是否懷孕了?星占學家給了她肯定的答案——檔案中記著「的確像有喜」。不料幾星期後這位太太又來,這次內皮爾作出了新的診斷:「未懷孕;胃病;軀體腫脹」。    
    圖26星占學家與臨盆的產婦。助產士正在照料產婦,星占學家手指天空向男主人講解桌上的天宮圖。1587年木版畫。    
    產婦分娩時的注意事項也成為星占學家指導的項目。利利設計了成套的星占學規則,以展示「產婦分娩時應該怎麼辦」。1646年12月一位主顧來問他,自己的妻子「是否會在生孩子時送命」?利利作了正確的預言。據說那時連專業的助產士有時也要去求助於星占學家,其實這並不奇怪,因為像福爾曼、內皮爾、利利這類星占學家,確實掌握一些醫學知識。    
    預測胎兒是男是女的要求,古已有之,中外皆然。那時富家女子找星占學家預測自己能否生兒子的也大有人在。星占學家非但被認為具有預測胎兒性別的本事,他們還指導人們怎樣依據星象去選擇性交的時辰,以便「種」下男孩。例如一位星占學家寫道:「如果你需要一個繼承人即一個男孩來繼承你的田地,那麼就在陽性行星和黃道宮升起時進行觀察,待它們處於全盛時刻,就召來你的妻子,投下你的種子,於是你就會有個男孩。」還有各種草藥處方,與這種時辰選擇配合使用,就可保證生出男孩。要生女孩當然也可以,只消將那些法則和藥方略加改變即可。這種偽科學學說是與西方傳統的生辰星占學理論融合自洽的——前面幾章中我們多次談到星占學家宣稱能夠通過選擇受孕、分娩時刻而操控嬰兒的氣質、性格、體質等等,則操控嬰兒性別自然也可包括在內。    
    十二、壽數    
    生辰星占學被認為既能知人之生,也能斷人之死,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許多星占學家預言君主貴人之死的著名事例。在開業星占學家的咨詢室裡,前來問人壽數的主顧也相當多,他們通常是問別人的壽數。例如,有許多女主顧到利利那裡詢問自己何時可以繼承遺產——自己的「死鬼丈夫」何時歸天。在1644~1645一年中,利利至少有13次遇到這類問題。在本節四中談到過的那個請教布克為何自己四年間虧蝕了800英鎊的人,也「順便問一下」自己的父親什麼時候會死,他好從父親那裡繼承遺產。一本名為《一個冒牌星占學家的品格》的書中,也談到「年輕的花花公子如何用一個基尼(英國從1663年起鑄造的金幣,後來規定1基尼=21先令)賄賂了星占學家,以瞭解自己備受痛苦的父親何時進入天堂」。    
    在面對預言壽數這類問題時,利利表現出很高的技巧。他曾勸同行們,對於預報任何人的確切死亡時刻,一定要謹慎從事。他自己對於這類問題總是盡力避免作出明確答覆。但是在某些重大考驗面前,他又確實能有驚人之舉。例如,1643年,國王和議會之間的內戰已經正式爆發,但議會方面的領導人物皮姆(John Pym)卻到了臨終大限,這時有人將皮姆的尿樣送去,要利利據此推測病人吉凶如何(按慣例,自然是不告訴他尿樣取自何人),利利正確地預報此人正瀕臨死亡。更驚人的是,同一年又有人將重病中的懷特洛克(Whitelocke)的尿樣送交利利,這一次利利預言病人將會康復,而這竟又說准了。一年中兩次為大人物占壽,一生一死,都能判斷準確,使得星占學家利利在政界名聲大振,還因此和懷特洛克成了好朋友。在這兩次考驗中,星占學、天宮圖云云,很可能只是假象,利利主要是利用了某種醫學知識(尿樣確實能反映人體狀況的重要信息)。星占學與醫學的特殊關係,再一次由此得到生動體現。    
    總的來說,占壽對星占學家是一件比較棘手的事,因為如果作出明確預言,那很容易被「證偽」——到那時刻人並未死,星占家的聲譽就要受損(前面曾談到卡爾達諾為了證明自己對自身壽限的預測不惜屆時自殺的傳說,可謂「以身殉譽」);如果一味模稜兩可不作明確答覆,又找不到足夠有力的托辭,聲譽同樣要受損。更何況預言了皇帝君主的壽限,還會獲罪。    
    十三、種種私人決策    
    在開業星占學家的檔案材料裡,還可以看到種種五花八門的問題,主顧們提出這些問題,希望星占學家幫助他(她)們作出抉擇,或下決心。不妨將這些私人決策問題略舉若干,以見其光怪陸離之狀。    
    1670年,一個人來問利利,他是否要繼續和一位勳爵打交道,以謀求大法院記錄員和海軍特派員的職位(用錢去買)?1646年有人請求利利在「栗色馬、灰斑馬和鐵灰馬」中預選出馬賽的優勝者(此人好對勝馬下注),利利秘密告知是栗色馬。布克也遇到過這類預測馬賽優勝的問題。最出格的是福爾曼在1597年遇到的一位貴婦人主顧,她的問題竟是:丈夫出海去了,當丈夫不在身邊時,自己「是否要當個情婦」?此外如「陞遷文官好還是武官好」、「走什麼航線」、「請求何人」、「進行下去是否好」、「有沒有對她設置圈套」、「是否會因朋友的醜行而蒙受損失」、「朋友在患難中是否忠誠」……這些問題在利利的檔案記錄中到處可見。    
    17世紀中期,正是英國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國王和議會相互對立,爆發兩次內戰。這時社會上無論是貴族大人物還是平民小百姓,往往會面臨「站隊」問題——支持哪一邊?許多人拿不定主意,又要到星占學家那裡去求教。他們急切地問利利:「追隨國王好還是追隨議會好?」當然更多的是結合具體處境和問題來求教。比如1645年一位保王黨的爵士太太來問:丈夫是否應該與議會方面妥協?又如1648年一位平等派的首領寫信來問:「我和軍隊裡普通士兵的代表們聯合起來爭取公民權、土地自由權和消除對人民的壓迫,這些努力是否會讓我交好運?」當時保王黨和議會方面都請星占學家為自己參謀決策,但那已超出私人事務的範圍,成為軍國大事了,我們留待下一節討論——利利在這方面的事務中,同樣表現出八面玲瓏的高度技巧。    
    十四、提供「宿命安慰」    
    國內幾年前有一篇短篇小說《淺淺的池塘》,描述一對中年教師夫妻的愛女因游泳溺水身亡,母親痛苦哀傷難以自制,後經人介紹去一半地下的算命者處為亡女算命,得知此女「命中注定」要死於水,回來後就逐漸釋然了。這算命者為亡女之母提供的就是「宿命安慰」——這種「宿命」即使是謊言或者胡扯,但在客觀上確實常能給不幸者提供安慰。在16、17世紀充滿戰爭和動亂的歐洲,人間的不幸是很多的,利利等開業星占學家的咨詢室也就為那些不幸者提供「宿命安慰」。許多主顧請星占學家對他們遭受的諸如疾病、不育、流產、親人死亡、政治失敗、商業破產……等等不幸作出解釋;例如一位在兩個月內兩個女兒相繼去世的父親,痛深創巨之下,就去找內皮爾討論這悲劇的「星占學原因」。當這些人從星占學家那裡得知,這些不幸原來都是在他們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經由星辰注定了的,既躲避不掉,也不是他們自己行事有何不妥所致,他們無疑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寬慰——至少可以免於或減少自責,因為「這不是我的錯」。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0節 星占學家知道什麼?(下)(1)

    一、軍政大事與王朝興衰    
    上一節所述星占學家為各種各樣私人事務答疑解惑,畢竟只是凡人瑣事,對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星占學家來說,似乎還是彫蟲小技,用來賺錢固然不妨,但遠不足以展示他們的長才——他們真正的「大製作」還是在對王朝軍政大事的預測和參與中。    
    先看那時星占學與軍事行動及軍事將領之間的密切關係,這可以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一些傭兵隊長為例。傭兵隊長是一種職業軍事將領,受雇為各國君主領兵作戰,有些傭兵隊長在戰爭中培植起自己的勢力,後來也成為君主,米蘭城統治者斯福爾扎(F.Sforza)就是這類人中最成功的代表。當時許多傭兵隊長都篤信星占學。例如,卡爾杜拉(J.Caldora)重病之時卻坦然自得,因為星占學家算定他是命中注定要死在戰場上的,後來果真如此;阿爾維諾(B.Alviano)相信他頭上的傷口和他對軍隊的指揮權都來自星辰的賜予;皮蒂格裡諾(N.O.Pitigliano)要星占學家為他擇定與威尼斯共和國訂立契約(1495年)的吉日;當佛羅倫薩這個城市共和國於1498年6月1日莊嚴地任命維特列(P.Vittelli)為他們新的傭兵隊長時,授與他的司令權杖上用了星座圖的裝飾——這位傭兵隊長特別要求如此。    
    從16世紀末開始,英國政局進入多事之秋。17世紀上半期是國王與議會的長期對立與鬥爭,終於導致兩次內戰,最後王軍戰敗,建立共和國,處死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49年1月30日)。接著又是「護國公」克倫威爾(O.Cromwell)的獨裁,王朝的復辟,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最終確立了延續至今的君主立憲制。在鬥爭中,各方都請求星占學家為自己預測局勢、提供決策建議,著實使星占學家們大顯了一番身手,其中出現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    
    福爾曼曾被要求預測1597年的國會會議、1599年埃賽克斯(Essex)伯爵出征愛爾蘭等重大事件的前景。這位著名的伯爵是伊麗莎白女王晚歲的青年情人,平步青雲,恃寵而驕,在愛爾蘭之役中玩忽職守,無功而返,被女王下令囚禁;釋放後由愛轉恨,發動叛亂,結果以叛國罪於1601年被處死,年34歲。    
    另一位星占學家阿什莫爾(Ashmole)則在王朝復辟時期周旋於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與國會之間。大臣政客向他探詢國王與國會之間關係發展的情況;而國王本人也向他請教與國會間關係方面的星占學意見,並要求阿什莫爾用星占學方法為自己選擇吉利時辰,以便自己於1673年10月27日向國會發表演說。    
    這種時代,名聞遐邇的大星占學家利利當然更不會對於王朝軍政大事袖手旁觀。他善於觀察,能夠及時領悟局面,因而左右逢源,幾乎從不落入困境。國王與議會內戰期間,他站在議會方面,利用他的巨大聲望為議會軍隊助威。據說,當克倫威爾的軍隊在蘇格蘭時,有一位士兵拿著利利編的星占歷書,向過路的議會軍隊鼓動說:「看哪,聽利利是怎麼說的吧——你們在這個月就能取勝!戰鬥吧,勇敢的小伙子們!」在1648年科爾切斯特圍城戰期間,利利和另一位站在議會方面的星占學家布克被派去鼓勵士氣,這兩位大有名氣的星占學家一致預言「這座城市將很快被攻克」,結果真是如此。有趣的是,圍城之中也有忠於國王的星占學家漢弗萊(J.Humphrey),他竭力用虛幻的援兵消息鼓舞守城軍隊的鬥志,但是無濟於事。在此之前,利利還曾正式前往訪問議會軍隊,他與布克受到軍隊將領的歡迎,而這兩位星占學家則向軍隊保證,他們用來為議會軍方面服務的星占學「是合法並且與基督教義一致的」。當時相傳,若是國王能將利利收買過去,足可抵得上六個團的軍隊。但利利明智地站在勝利者一面。到了共和國與「護國公」當政期間,利利名望更大,他當著「護國公」和樞密院官員們的面,「用天宮圖推算國會選舉的結果」,聲譽如日中天。    
    儘管利利在內戰中公開反對國王,他甚至在那幾年他編的星占歷書開頭處加上社論文章,歌頌新政體,並宣告「王朝永遠垮台」,可是當1660年王朝復辟,查理二世(被處死的前國王查理一世之子)重登王位之後,反攻倒算盛行,利利卻照舊安然無恙,繼續經營他業務繁榮的星占事務所。其中奧妙何在?原來他一直兩面三刀,明暗各有一手,這只要舉出下面的事實就可明白:在他公開反對國王、支持議會的同時,他也向國王的支持者提供幫助國王從被囚之處出逃的建議;1648年秋天,就在他去科爾切斯特圍城前線預言該城即將被攻克的同時,他竟暗中為國王的支持者送去鋸弓和酸(供國王越獄時鋸開或蝕斷鐐銬、鐵柵之類),並提供了進一步的營救建議。雖然最後查理一世難逃一死,但有利利這一番暗通款曲的「忠誠」,新王自然不來難為他了。    
    大星占學家們還對那時國家的外交政策發表意見。例如,利利主張與瑞典結盟,而加伯利則主張與丹麥聯合,據說他還正確地預言了瑞典國王之死(1660年)。    
    除了對當代軍政大事的參與和對未來事務的預測之外,星占學還被用來對重大歷史事件作出解釋。這種解釋有時表面上看起來仍是關於某某天象兆示某某事件的記載,但實際上並非星占學家在事先就指出了這些事件,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後才附會上星占學解釋的。關於歷史事件的星占學解釋,可以在史籍中見到大量實例。例如一位英國星占學家主張,星占學完全可以解釋伊麗莎白女王一度對萊斯特(Leicester)伯爵的愛戀之情。加伯利則斷言,被處死的國王查理一世一生都已經由他本人出生時刻的天宮圖暗示出來了。而著名的教皇利奧十世則早在孩提時代就由費奇諾(M.Ficino,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也熱衷於星占學)用星占學推算出他將來必成為教皇。還有人宣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若不是選了一個星占學上不吉之日開戰,就絕不會戰死。1534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羅馬教皇決裂,英國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宣佈英國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在世間之惟一最高首腦」,對於這件大事,卡登(J.Cardan)的解釋是由於火星、水星和木星1533年在白羊座會合的緣故。而科萊(H.Coley)則認為哈維(W.Harvey)是根據土星與木星在一個特殊位置上的會合才發現了血液循環的。利利在這方面同樣出手不凡,他竟能用行星運動解釋了整個16世紀的英國歷史。認為星辰的週期運動與民族的歷史之間存在著某些神秘的聯繫,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觀念,對此不妨再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事例以見一斑: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牛頓,作有《古代王國大事修正年表》,I.Newton: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London (1728)。就是這種觀念的產物,其中也利用了星占學資料。    
    二、火災與時疫之類    
    對星占學的普遍熱衷和迷戀,有時會激發出一些奇情異想。1644年,貝爾納特(F.Bernard)寫信給利利,描述他關於火災起因的一種新理論(當時火災頻仍)。他說他一直在考慮,能否為一座城市排算算命天宮圖,就像為一個人排算那樣。困難在於,人的出生時刻可以確切記錄,但一座城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逐漸發展而形成的,「它們最初興起的時間不是有所爭議就是已被遺忘」。但是貝爾納特想出一個變通辦法,他說可以將一座城市的火災與人體的發燒相類比,這樣就可以根據火災而重建該城的算命天宮圖。他將他的這套設想施之於倫敦城,從1212年倫敦橋的被燒向下推算,自信他已能構建出倫敦城的算命天宮圖。使他極感興奮的是,他從此可以確切預測倫敦未來的火災了——他對這一點是如此自信,以至打算將在倫敦城的「成功經驗」推廣使用於阿姆斯特丹,他自豪地宣稱:「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我們是否能像指導人那樣指導城市的命運。」    
    貝爾納特的上述設想其實並非他的獨得之秘,更輪不到他「申報專利」——早在中國的春秋時代,鄭國的宮廷星占學家裨灶就不止一次地根據星象預報城市火災了。《左傳》昭公十七年、十八年。至於為城市排算算命天宮圖,在西方也早已有之,我們在前面就談到過塔魯提烏斯為羅馬城排算天宮圖,不過他所採用的「出生時刻」是根據羅馬建城的神話傳說而來。    
    關於傳染病的爆發流行,即使在現代也很難作出完全準確的預報,在幾百年前,則又是星占學提供了惟一的解釋和預報途徑。正如星占學家加伯利所說:「無論如何,沒有其他技藝能夠作出這類預報」。對於當年可怕的黑死病,星占學的解釋(見本書第六章第三節三)一直是知識階層最樂意接受的。星占學家解釋和預報時疫的方法,至少從表面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科學性的:列出過去所有的大時疫,然後將這些時疫發生時的星象列出並進行比較,由此發現兩者之間的關係。那時的星占學家們認為,通過上述工作,他們能夠預測嚴重時疫的發病範圍和持續時間。福爾曼曾制訂法則預測每週死亡人數,加伯利則聲稱,1665年的大瘟疫曾被他和另外四位星占學同行預報過。這類預測和解釋,在今天看來當然極少有科學依據。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1節 星占學家知道什麼?(下)(2)

    三、1577年大彗星:迷信與科學    
    對於彗星的恐懼和迷信,源遠流長,中外皆然。文藝復興時代,大部分歐洲知識界人士和下層民眾在這方面與中世紀相比,仍然毫無進步。1528年、1577年、1618年、1680年出現的彗星,都曾引起普遍的驚恐和混亂。連哈雷(E.Halley)對彗星軌道的科學推算,也被用來為荒誕不經的「世界末日預告」提供證據。反倒是第一流的星占學家—天文學家第谷通過對1577年大彗星的觀測和研究,在天文學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圖271577年的大彗星。它於這年10月27日過近日點,從11月1日至次年1月26日,皆可在黃昏的天空中見到。圖中描繪了大彗星從人馬座逐漸移至飛馬座的路徑變化。取自1578年出版於布拉格的哈格休斯(T.Hagecius)《彗星圖》(Descriptio cometae)。    
    對於彗星的恐懼和迷信,可以極大地激發人們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的發揮又反過來進一步增強恐懼和迷信。對此可以在當時的有關著述中看到生動實例。當時有名的外科醫生帕雷(A.Pare)在他的《天空怪物》一書中描述1528年的彗星說:    
    這顆彗星是異常可怕的,在群眾中造成極大的恐怖,有嚇死的,有嚇病的。它的尾巴異常之長,顏色紅得像血一般,在這顆彗星的頭上我們看出一隻屈曲的臂,手裡持著一柄長劍,好像要往下砍。在劍端有三顆星。在這彗星的光芒兩旁有許多帶著鮮血的刀、斧、劍、矛,其中還混雜有許多可憎惡的、須毛竦竦的人頭。引自弗拉馬利翁(C.Flammarion):《大眾天文學》,李珩譯,科學出版社(1965),第375頁。    
    在彗星光芒中看出刀斧劍矛和人頭,當然是虛幻的想像力的產物。那時有人甚至認為自己在天空中看見了軍隊。將彗星與戰爭聯繫在一起,這在古代西方和中國都是長期廣泛流行的觀念。當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召集劍橋大學的學者,請他們解釋1618年彗星時,這些學者預言了三十年戰爭和斯圖亞特(Stuart)王朝的滅亡(自「光榮革命」後,王位兩傳而絕,轉入有遠親關係之另一家族至今。斯圖亞特家族的世系則斷絕於1807年)。    
    關於彗星引起的恐懼,還可以舉出不少記載。法國的塞維尼(Sevigne)夫人1661年1月2日致比西(Bussy)公爵的信中說:引自《大眾天文學》,第376頁,但書中將年代錯記成1681年。    
    我們這裡看見一顆很大的彗星,尾巴是再漂亮沒有了。所有的大人都嚇倒了,他們以為老天在料理他們的後事,特別拿這顆彗星來通告他們。據說馬薩林(Mazarin)大主教已經染了不治之症,他的侍臣們為著阿諛這位大人物,故意對他說天上出現一顆大彗星,很使他們害怕。他還有精力轉而去譏笑他們,他說這顆彗星太看得起他了。事實上我們也該像他那樣說:人們的驕傲竟到了這樣的地步,以為個人的死亡也會影響到天上的星象呢!    
    即使到了1680年,對彗星的恐懼與迷信仍不稍減。伏爾泰(Voltaire)記其事云:伏爾泰(Voltaire):《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等譯,商務印書館(1982),第463頁。    
    迷信思想在人們的頭腦裡根深蒂固,以致直到1680年,彗星還使人膽戰心驚。幾乎沒有人敢於破除民眾的這種恐懼心理。歐洲最偉大的數學家之一伯努利(J.Bernouili,創立變分法並最先研究概率論)就彗星的問題回答這種成見的信奉者時說:彗發不可能是神的憤怒的徵象,因為彗發始終存在;它的尾部倒可能是這種徵象。……    
    伏爾泰的見解在那時要算非常高明的了,而在巴黎「太陽王」的宮廷裡,1680年大彗星帶來的,據當時一篇題為《牛眼記事》的作品記載,是如下一番景象:《大眾天文學》,第376頁。    
    所有的望遠鏡都對準天空,一顆近來還從沒有看見過的大彗星,使我們科學院的學者們日夜操心。城裡的人很害怕,膽怯的人以為又是一次洪水的預兆,他們說因為水的預兆總是火;我想這是合理的解釋,只需卡西尼(Cassini,幾代任職於法國的意大利天文學世家)先生為我證明就成了。膽小的人看見世界末日快到了,趕忙寫下他們的遺囑,把他們的財產送給僧侶。在宮廷裡大家熱烈地討論著這飄蕩的星究竟預兆哪位大人的死亡。他們說羅馬的獨裁者死亡以前,不是有一顆彗星出現過嗎?……    
    那時哈雷已經建立起計算彗星軌道和週期的數學方法,他算出1680年彗星的週期是575年,數值雖不準確(後來別人的計算表明該彗星的週期應是8800年),卻完全是科學的產物。但是他的計算結果卻被當時的神學家兼天文學家(?)惠斯頓(W.Whiston)引用來推算「世界末日」的確切日期!這日期據他推算是公元2349年11月28日或2926年12月2日。他說上帝「在創造天地的時候,就預備了一顆彗星來做他復仇的工具,這彗星便是1680年的那顆彗星」。    
    既然遲至1680年對於彗星毫無根據的恐懼和荒誕不經的迷信還達到如此地步,那麼當人們回過頭去,看看百餘年前以星占學馳名全歐的第谷對1577年大彗星所作的研究和所取得的科學成就,就會深感天文學與星占學在歷史上緊密交織在一起所呈現的局面是何等複雜多變了。    
    1577年大彗星的出現是那個時代引人注目的大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持續可見達87天之久(從1577年11月1日至1578年1月26日),而第谷又對它進行了空前細緻的觀測、描述和分析研究。大彗星剛消失不久,第谷就為此寫了一篇小型作品。這是一篇「為一般的知識界人士而作」的通俗讀物,所以是用德文寫成。在這篇作品中他也用去不少篇幅討論大彗星的星占學意義——未免有阿俗之嫌,那時一般讀者顯然是熱衷於談論這類話題的。但是第谷隨即轉向同一主題的拉丁文學術專著的精心寫作,即第谷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種——《論天界之新現象》,Tycho Brahe;De mundi aetherei recentioribus phaenomenis,Uraniborg (1588);Prague (1603);Frankfurt(1610)。最後這種版本曾由耶穌會士於17世紀帶到中國,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北堂藏書1123號)。在耶穌會士的中文著作中此書譯作《彗星解》。於大彗星消失十年之後的1588年首次出版。    
    《論天界之新現象》是寫給同行專家看的,內容艱深,計算繁複。全書共十章:第一章是對大彗星進行逐日觀測的詳細記錄。第二章給出彗星的位置數據,系根據逐日觀測記錄計算而得,以一些選定的恆星作為參照。第三章給出大彗星逐日位置的黃經和黃緯數值,是以觀測到的大彗星與某些選定恆星的角距離用球面三角學推算而得。第四章討論大彗星的赤經和赤緯。第五章研究彗星的軌道,最後列出一張從1577年11月9日至1578年1月26日間彗星的逐日運行表,其中包括黃經—黃緯、赤經—赤緯兩套坐標值。第六章討論大彗星的視差,以此來確定它與地球之間的距離,並斷定大彗星是運行於「月上世界」而非處於「月下世界」(詳下文)。第七章研究1577年大彗星和以前出現的一些彗星的彗尾方向。第八章討論大彗星在行星際空間的位置。第九章再論彗尾,指出彗尾的方向是背離太陽,而其他方向(比如「背離金星」之類)則皆為錯覺。第十章概述了當時歐洲其他各家對大彗星的觀測,包括認為彗星是在「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兩種對立的結論。    
    要理解第谷對大彗星所作研究的意義和影響,我們必須在這裡補充一些有關的歷史背景。當時雖然《天體運行論》已出版了34年,但是距離現代天文學的勝利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那時亞里士多德的宇宙學說仍具有極大的權威(他的整個學說成為羅馬教廷欽定的官方學說已有三百餘年)。按照這種學說,圓形的宇宙是層層疊套的同心球體系,地球位於中心;宇宙中以月球運行的軌道為界,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月下世界」是速朽的、變動無常的塵世,「月上世界」則是由萬古不變、永不朽壞、堅不可入的水晶球(crystalline spheres)組成的天界。由於天界的性質如此,一切較短時間出現的天象,包括彗星、流星、新星等,都只能是「月下世界」中的現象——因為它們是變動而速滅的,與天界的水晶球性質無法相容。這種純粹從概念出發而完全無視客觀現實的學說,在今天看起來荒唐可笑,不值一駁,但在當時卻束縛著大部分人的頭腦。    
    第谷以星占學家和天文學家的雙重角色,充當了擊碎水晶球宇宙學說(中世紀天文學的最後堡壘和象徵)的鬥士。早在1572年一顆超新星爆發(這顆星後來因第谷對它的研究而被命名為「第谷超新星」),他通過仔細觀測就已發現超新星是在恆星天層,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教條不符;在1573年出版的《論新星》(De nova)一書中他已經對這種教條提出懷疑。但一顆超新星爆發對於公眾的影響是遠遠無法與一顆大彗星相比的,因為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是很少去注意千萬群星中一個新成員的出現和消失,然而大彗星橫空出世,壯麗奇幻,世人有目共睹,而對彗星的恐懼和迷信又是如此廣泛,因此通過對大彗星的研究而打開缺口,就對水晶球宇宙學說造成致命一擊。《論天界之新現象》全書十章,詳細記錄,反覆推算,主要任務就是要無可爭議地確定大彗星的位置——在月球軌道之上的行星際空間,因而這顆變動著的、來了又去的大彗星是在「月上世界」運行的,所以水晶球宇宙學說是站不住腳的,是不符合觀測事實的。第谷的結論是:E.Rosen:3 Copernican Treatises,Dover (1959),p.11.    
    天空中確實沒有任何球體。……當然,幾乎所有古代和許多當今的哲學家都確切無疑地認為,天由堅不可入之物造成,分為許多球層,而天體則附著其上,隨這些球運轉。但這種觀點與事實不符。    
    這個結論果然在當時遭到許多保守派人士的攻擊,例如,後來曾被羅馬教皇指定為伽利略著作審查官之一的恰勒蒙蒂(S.Chiaramonti)就寫過一部《反第谷論》(Antitycho),硬要論證1577年大彗星是在「月下世界」以維護欽定的水晶球不被擊碎。現在我們知道,所有這些攻擊都是徒勞的,第谷的結論完全正確。    
    《論天界之新現象》一書的另一重要之處,就是第谷在該書第八章中公佈了他自己創立的新的宇宙幾何模型(參見圖20),這是繼亞里士多德的水晶球體系、托勒密的地心體系、哥白尼的日心體系之後,歐洲第四種影響很大的古典幾何宇宙模型,也是這類模型中最後的一個。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2節 如何為說不准辯解

    星占預言不可能都準確無誤——實際上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不準確的,因此星占學家要想在公眾面前維持其聲譽於不墜,必須有一套辯解的理論和方法。    
    第一種辦法是設法使預言內容模稜兩可,或是空洞化、普適化,這是最容易想到又經常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例如下面這些預言:    
    本月有一位偉人將有死亡或者患病之虞。    
    本月有一位傑出的教士將要升天。    
    (某宮中的某行星)表明巨大陰謀將被及時揭露。    
    上帝保佑國王威廉免遭一切公開與隱秘的敵人之害。    
    「偉人」本無確切定義,只要是較有名望或地位的人物即可,教士更是不計其數,他們當中每個月都會有人生病或歸天;陰謀是什麼,「及時」是何時,都無明確陳述;「上帝保佑國王……」更是典型的模稜兩可之語——無論國王遇到危險還是平平安安,這條預言都無懈可擊。利用這類預言,星占學家們就可以經常立於不敗之地。    
    第二種辦法是強調自己預言之事只是「可能性」,而實際情況完全可能不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所預言(或者說,所「指出」)的「可能性」未實現甚至演變成相反之局?最常用、聽起來最振振有詞的辯解是「神意」,因為上帝有能力改變一切。例如利利認為,星占學只限於分析自然原因,而不能解釋上帝的奇跡。比如《聖經》中記載的大洪水,就不是星占學所能解釋,因為這是「全能之神的親手之作」;1652年他又解釋說,國王查理一世被處死的方式是不能指望由星占學作出預測的,因為這是「神的奇跡而非自然作用」;尤其是1659年,他預言這年5月護國公克倫威爾將「向全世界顯示他的統治能力」,誰知這個月卻成了護國公退位的月份,於是利利解釋說,這種政局變動是不可能借助星占學去預測的,「它們顯然是上帝之手的直接體現」。這種「神意」之說,與「哲人主宰星辰」的信念之間也不缺乏相通的餘地——哲人克服了星辰所兆示的惡運,這種事本身就可歸功於上帝。    
    第三種方法是承認自己在排算天宮圖時發生了差錯,所以導致預言失誤。但這並不是直截了當認錯就算,也有一套動聽的說辭,不妨舉前面談到的意大利星占學家卡爾達諾為例。他成名之後,曾於1552年去英國,本來是為愛丁堡大主教和其他達官顯貴治病,但大星占家的名聲在外,自然不能不算命;他預測幼王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至少可享壽55歲,誰知這位君王不久就去世了,這一下預言徹底失敗,卡爾達諾何以自解?他的辦法是坦然發表了他為愛德華六世排算的天宮圖,並附上一篇題為《我的事後思考》的文章,其中解釋說,他的預言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在計算時略去了一些細節;而這些細節的計算要耗費他一百多小時的工作量,他「因懶惰而冒險」,這才鑄成大錯。由於他應付得宜,他作為星占學家的聲譽並未因此事受損,而因他這一番「作秀」,知名度反而大起來。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3節 如何解釋說准的預言

    星占預言在古代人看來有著「精密科學」的外表,因為天宮圖的計算確實是數理天文學知識的運用,一點也容不得弄虛作假;而在現代人眼裡卻又更多地看到它「偽科學」的一面。其實在這兩者之間,確實有一些頗為微妙的機制,能使預言變成真實。這些機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暗示的作用。中國民間俗語有所謂「誠則靈」,也是此意。比如兩人決鬥,技藝相當,本來各有五成勝算,但是星占學家預言甲方必勝,若甲方相信其說,因有必勝信心而勇氣倍增,結果果然獲勝。又如星占歷書預言來年將有饑饉之虞,谷價將要上漲,如果農民和商人相信其說,必然會對穀物惜售和囤積,結果谷價果然上漲。再如財物失竊,當主顧去求助於星占學家時,他心目中通常已經有可疑之人;星占學家並不具體指明竊賊為何人,而只是對竊賊外表作某些玄遠空泛的描述,這些描述有時會啟發主顧的思維。特別是當竊賊本人也敬畏或虔信星占學時,效果會更好,可以設想當某主顧從星占學家的事務所回家後宣稱:「無所不知的利利先生已經告訴我竊賊是誰」,竊賊就有可能露出馬腳。    
    最後,人們確實無法否認,星占學家們曾作出過一些非常準確的預言,正是這些預言給星占學家帶來巨大的聲譽。說句實在話,我們今天如想對這些說准的預言作出解釋,其實比當年星占學家為自己未說准的預言作出解釋要難得多!如果我們站定在不違背現代科學原理的立場上,能夠嘗試進行解釋的思路大體有如下幾種:    
    概率論的解釋。即在眾多的預言中,總有可能「蒙對」一兩次,也即古人所謂「多言或中」之意。對於答案比較少的問題(比如甲乙二人決鬥誰勝誰負),這種解釋聽起來比較有道理。    
    心理學的解釋。即上文所說暗示所產生的「誠則靈」的實際效果。這可以用來解釋不少成功的預言。    
    社會學的解釋。無論是出入於宮廷的御前星占學家,還是開設事務所的或是編寫星占歷書的星占學家(搞得成功了,往往一身三任,如利利即是如此),通常總是通曉世故,練達人情的;許多成功的預言,實際上是星占學家們靈活運用他們的社會經驗、政治情報、商業信息所致,與天上的星象倒不一定有多大關係——天宮圖有時只是一種「包裝」。    
    在上面所說的「成功的預言」中,已將那些事後附會、神奇傳說之類的情況排除在外。除了概率論、心理學、社會學所能解釋的,還有一些記載明確、從各種情況看起來都相當「過硬」的成功預言,確實令人費解。也許,當星占學家——這些多年沉溺在神秘主義思想中的人——面對天宮圖冥思苦想之際,真能有某些現代科學尚無法理解的啟示使他們窺見未來?但是我們如果這樣一想,立刻就有從先前設定的立場上偏離之虞。


第二部分 外國篇第64節 打擊、反對與衰落

    一、打擊之舉與反對之聲    
    對星占學的打擊主要來自政治鬥爭之中,這當然多半是星占學家自己捲入政治風波而招致的。最容易召禍的莫過於星占學家對君王壽限的推算和預言,這種事古已有之,我們前面曾提到一些古羅馬時代的事例。到文藝復興時期,情況並無改變。例如1555年,英國星占學家迪和其他三人被逮捕,因為他們用星占學為女王伊麗莎白和別的君王推算壽命。1581年英國國會通過法令,規定:預測女王壽命、為女王或她的繼承人排算繪製天宮圖(哪怕僅作公式計算)等,皆為重罪。而在上一個世紀,已經有好幾位星占學家因推算君王壽限之罪被處死。其次,為耶穌基督算命和排算天宮圖的念頭也長久地吸引著星占學家,而這也是很容易召禍的舉動。前面提到的意大利星占學家卡爾達諾因為替基督算命,被指控為異端,受了牢獄之災;與他相比,二百年前他的意大利同行阿斯科利的遭遇要慘得多了,他也是為基督排算天宮圖,並從中推算出基督被釘死於十字架的結論,結果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判處火刑燒死(參閱本書第六章第一節一)。    
    反對星占學的論述,同樣古已有之,我們在前面幾章中已談到過不少例證。在文藝復興時期——這個現代世界到來的前夜,反對星占學的聲音卻並不比前代更多更響。這種聲音主要來自文人學士。例如哲學家彼特拉克(F.Petrarch)晚年與薄伽丘(Boccaccio,《十日談》的作者)的通信中,表示了他對星占學家的極端輕蔑——然而他與他們卻並非沒有私人交往。當時一些歷史著作家也表示了反對星占學的態度;在《古代故事百篇》之類的小說作品中,星占學家經常成為嘲笑的對象。那時的文學家圭恰爾迪尼(Guicciardini)曾有一段妙語:    
    占星家們是如何地幸運啊!如果他們在一百句謊言裡邊說了一句真話,人們就信仰他們;而其他的人在一百句真話裡邊說了一句謊言就失去了一切信任。見於圭恰爾迪尼(Guicciardini)的《回憶錄》,引自《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    
    當然,這個時代反對星占學最有名的人物無疑是米蘭多拉的皮科伯爵。他寫了《駁星占學家》,照J布爾克哈特的看法,這部作品對當時的星占學造成很大打擊。當時盛傳的三位星占學家預言伯爵死期而應驗的故事,似乎也反映了星占學家及其信奉者們對伯爵的反感。但是另一些學者認為,上述這部作品「從根本上說是宗教的而非科學的」;據信它還曾對後來開普勒的思想產生過相當影響。    
    二、衰落:並不是打擊與反對的結果    
    無論如何,到17世紀以後,星占學在西方是無可挽回的衰落了。有一種長期流行的簡單化觀點,認為星占學的衰落是科學對星占學、或者說科學家對星占學家「鬥爭」的結果;但是這種主要是由科普作家「想當然耳」傳播開來的觀點,實際上幾乎一點也經不起歷史的考察。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到17世紀為止,對星占學進行抨擊的言論,和對星占學家進行殺害或監禁的行動,都已至少存在了1500年以上,但是星占學照樣承傳不絕,還有過兩次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文藝復興時代以後,對星占學的態度更為文明,不再殺人焚書,星占學的處境比以前只有更為「安全」。至於科學家對星占學的所謂「鬥爭」,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現代人的臆想。我們前面曾討論過,像第谷、開普勒這樣的人物,都將天文學家和星占學家一身二任。更生動的例子還可以找到不止一個,比如哥白尼總該算不折不扣的偉大天文學家了,但是他的書齋裡也收藏著一些星占學書籍;由於《天體運行論》中完全未涉及星占學,他本人也未留下其他涉及星占學的論述,我們無法知道他究竟對星占學持什麼態度——但是D帕克提醒人們:托勒密的《至大論》中也隻字未提星占學,而這並不妨礙他寫下星占學的《聖經》——《四書》。    
    與許多現代人假想的場景——以哥白尼為代表的現代天文學與迷信愚昧邪惡害人的星占學勢不兩立、堅決鬥爭——相反,當《天體運行論》的日心體系問世之後,許多星占學家認為這並不會對星占學造成衝擊。將太陽還是地球放在中心,這只是數學計算上有所不同,對於星占學而言其實無關緊要。事實上,接受日心學說的星占學家在16、17世紀大有人在!比如在英國,最早接受哥白尼日心學說的人士中就包括迪格斯L.Digges(去世於1571年,即《天體運行論》發表後僅28年)等一批星占學家和星占歷書的作者。順便說起,這位迪格斯還是望遠鏡發明者的重要候選人之一。    
    16、17世紀的天文學家和科學家們既然對於星占學如此溫情脈脈而「劃不清界限」,如此「鬥爭不力」(或者說根本不作鬥爭),為什麼星占學終究還是衰落了呢?照我的看法,這原因可以從星占學的文化功能上入手,去嘗試探尋。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星占學始終作為一種知識體系或解釋系統在起著作用。在科學知識的積累和發展都極為緩慢的古代,幾千年來沒有任何別的體系能夠有效地取代星占學,這才是星占學在古代長盛不衰、幾乎所有的傑出人物或多或少都要和星占學牽涉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到了17世紀,局面發生空前巨變——現代科學以極強的生命力生長和擴展,人類知識的增長開始進入有明顯加速度的快車道,在與以往的文明史相比顯得極為短促的時間內,人們發現大量先前必須借助於星占學和其他神秘主義學說來解釋的事物,已經由實驗科學作出了更為簡明也更為切實的解釋。換句話說,星占學的功能大大萎縮了,人們在許多方面已經不再需要它了,它的衰落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關於星占學的衰落,托馬斯有一段頗富文采的議論:    
    (星占學)這一學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教士和諷刺文字的作者一直把它追打進了墳墓,但是科學家卻沒有出現在它的葬禮上。《巫術的興衰》,第197頁。    
    這段話主要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只有一層意思是言過其實了——星占學事實上直到今天也還未死亡,因此「墳墓」、「葬禮」云云,應該另選別的詞彙替代。如果說星占學在衰落之後,已在很大程度上淪為好古成癖之士業餘玩賞的對象,那麼我們也不能忘記,現代科學知識的邊界畢竟也是有限的,因此星占學之類神秘主義(這裡的意思是:與現代科學不相容,或是用現代科學無法解釋的)的知識系統仍然殘剩著相當的市場。這裡讓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事例以結束本章:    
    1975年,西方186位天文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哲學家等人士(其中有諾貝爾獎金獲得者18人)聯名發表了一份《186位主要科學家的聲明》,這是一次由科學家對星占學的正式討伐,因為這些科學家們「對星占學在世界許多地方不斷得到認可開始感到關注」。此舉例是很符合我們上文提到的「鬥爭」模式,可惜遇到了美國那位專喜異調獨彈的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P.Feyerabend),被他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罵個狗血淋頭。他雄辯地指出,這些科學家「肯定不知道他們正在談論什麼」,他們的聲明比起1484年羅馬教廷同一主題的出版物來要遠遠不如。費耶阿本德的主要論據,是指出這些現代科學家對於星占學這門植根於古代的學問並無瞭解,因此從他本人所主張的科學哲學觀點來看,這些科學家對星占學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費耶阿本德(P.Feyerabend):《自由社會中的科學》,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第97~102頁。    
    我們看這個事例當然不是要去判斷那186位科學家與費耶阿本德之間的公案,而只是借此表明:古老的、曾在幾千年中與天文學難分彼此的星占學,在現代社會中仍未死亡;而且要想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它也並非易事。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65節 一個運作了2000年的軍國星占學體系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    
    ——司馬遷《史記·天宮書》。    
    中國星占學的特殊性非止一端,但這裡首先要指出的一點是:中國星占學體系就像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一樣,呈現出類似「超穩定」之象——基本定型之後,垂兩千年而不變。因此本書在以下論述中國星占學的幾章中,將不再採用前八章大體作縱向追蹤歷史沿革的論述方式,而是改用橫向展示之法,來進行分析討論。    
    一個運作了2000年的軍國星占學體系    
    一、一份統計表    
    我們在本書一開始就已討論過,軍國星占學與生辰星占學這兩大體系的根本區別就是所佔之事的不同。要想瞭解古代中國星占學所佔之事的具體情況,最直觀的辦法,莫過於選擇一種典型的星占學文獻,然後對其中的占辭進行統計分析。在這裡最適合當選的文獻是西漢初年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天官書》。    
    傳世的中國星占學文獻卷帙浩繁。歷代官修正史中的《天文志》都屬此類。此外還有專著,如唐李淳風《乙巳占》十卷,北周庾季才撰、北宋王安禮等重修《靈台秘苑》十五卷,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更達一百二十卷之多,作為統計對象的話,篇幅都嫌太大。敦煌卷子中的星占學文獻又零碎不全;再往後的一些星占書籍則年代偏晚,典型性也不夠。而《史記·天官書》長久以來一直是年代確切可考的傳世星占學文獻中年代最早的一種,又是此後各正史中《天文志》的標準楷模;加以篇幅適中,結構卻又十分完整。近年雖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出土,年代略早一些,但終究簡略不全。因此《史記·天官書》確實不失為最佳選擇。    
    下面將對《史記·天官書》中占辭的分類統計結果列出。左側「分類項目」一欄是占辭中所要預測的事件,右側「占辭數目」一欄是同一主題的占辭累計數:    
    分類項目占辭數目1戰爭932水旱災害與年成豐歉453王朝盛衰治亂234帝王將相安危115君臣關係106喪107領土得失88得天下79吉凶(抽像泛指者)710疾511民安與否412亡國413土功314可否舉事315王者英明有道與否216得女失女217哭泣之聲218天下革政119有歸國者120物價1上面這份統計表生動反映了古代中國星占學的特徵:首先,前三類占辭佔了占辭總數(242條)的67%,表明了戰爭、年成、治亂這類主題受到特殊重視的程度。其次,全部占辭中沒有任何一類、任何一條不屬於軍國大事的範疇之內。「喪」通常指君主王侯之喪,「疾」常指疾疫流行,「哭泣之聲」也是指國喪或民眾的悲苦,「得女失女」專指王朝君主之間的政治婚姻(比如「昭君出塞」在單于是得女,在漢朝是失女)。總之,都不是針對個人事務而言的。平頭百姓的個人生死榮辱、悲歡離合等等,在中國星占學中沒有任何位置。    
    對《史記·天官書》的上述統計結果,具有普遍意義。如對其他經典的中國星占學文獻施行同樣的統計分析,具體數據當然各有不同,但上述兩大特徵不會有改變。古代中國的軍國星占學,其格局可以說是一以貫之。    
    二、古代中國有沒有本土的生辰星占學?    
    李約瑟曾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份年代不甚明確(他判斷為14世紀之物)的圖表,他稱之為「一份中國的算命天宮圖」。他看到圖中有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各種神煞以及妻、男、財、命等算命項目相互對應的同心圓圖形,就斷言「立刻就可以看出」這是公元2~4世紀的希臘生辰星占學中的十二宮。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何兆武等20人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79頁。但是略作考察就可明白,這種圖表雖然確實是用來算命的,卻從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說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宮圖」。因為圖中根本沒有任何真實天體及其位置。圖中沒有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的位置——這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宮圖中必不可少的主要內容;圖中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恆星的位置。之所以出現二十八宿的名稱,那是因為古代中國算命術中有將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對應配套的習慣作法,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實位置完全是兩回事。    
    古代中國的算命術固然也是從人的生辰出發,即所謂生辰八字,也即一人出生之年、月、日、時的紀年、紀月、紀日、紀時四對干支,共八個字。有時也稱為「四柱八字」。但生辰八字只是用干支對該時點的紀錄,並不是該時刻的天宮圖。生辰八字與生辰時刻的實際天象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關係。因此有些學者(比如方豪)將算命天宮圖譯成「生辰八字表」,只能是一種文學性的修辭手法,實際上難免會帶來概念的混淆。    
    根據迄今已發現的證據,可以初步確認:古代中國並非產生出「土生土長」的生辰星占學。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學來完成的算命(個人的窮通禍福)功能,在古代中國由四柱八字算命術來完成。這種算命術形成的年代也相當晚——相傳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裡才確立起來,圖28「洋為中用」的歐洲算命天宮圖。出於供職清朝欽天監的來華耶穌會士南懷仁(F.Verbiest)之手。他用此圖來推算氣候和年成,這足以成為中國古代軍國星占學傳統強大持久的一個有趣例證。所以四柱八字算命術又被稱為「子平術」。另一方面,西方的生辰星占學雖然曾幾度傳入中國(六朝隋唐,以印度為媒介;元明之際,以阿拉伯為媒介;明末,來華耶穌會士撰寫中文著作《天步真原》加以介紹),但影響終屬有限,最後都歸於消歇。從唐代以後,中國平民要想預知自己一生的禍福休咎,並不需要與任何實際天象發生關係,平頭百姓被認為沒有資格、他自己也不敢去建立這種關係。    
    此外,中國古代較晚期的一些擇吉、算命之書,常喜歡在書名上冠以「星」的字樣,這一點很可能也造成了不少誤解。比如明代有《星命大全》,清代有《御定星歷考原》等等,其實都不是星占學著作,因為書中所言各種擇吉、算命之術,皆與實際天象及天體運行無關,根本不符合星占學的基本定義。「星命」云云,就好像上面提到的李約瑟所見之圖,雖是有二十八宿之類,卻不是指真實天象。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66節 中國星占學的思想基礎

    一、中國人的天是有情的天    
    星占學在古代中國人的詞彙中稱為「天文」,本意是指各種天體交錯運行而在天空中所呈現的景象,這種景象可以稱為「文」(《說文》九上:「文,錯畫也。」)就是天象之意。再由天象引申到「觀測天象以佔人事」之意。所以古人所說的「天文」與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然而現代人時常混淆。    
    世界上各文明中的星占學雖然都不外觀測天象以佔人事,但是星占學的思想基礎,在各種民族、各種文化中可以有很大不同。古代西方人的星占學思想基礎,簡而言之可以說是「萬事前定」——這前定可以是全部的或部分的;是誰所定?則歸之於上帝,歸之於造物者,總之是神意。但古代中國人則大異於是,中國星占學的思想基礎是「天人合一」,或者表述成「天人感應」。    
    先設法弄明白古代中國人所說的「天」指什麼?這要分兩個層面來說。就物理的層面而言,古代中國人所說的「天」約略相當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整個大自然——遠不像現代人對「天」的理解那樣狹隘。因此所謂「天人合一」,意指將人類與人類生存於其中的自然環境視為一個整體。由此又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星占學所佔的範圍遠不止狹義的天象,而是包括了風雲雷電、雨雪霜露,乃至山崩、地震、「河水逆流」,甚至還可及於人獸相奸、男女互化等等。    
    然而,更值得重視的是古代中國人所說之「天」的另一個層面——抽像的、或者說精神的層面。這個「天」,絕不是近代科學的「客觀性假定」中那樣的無意志、無情感、可認識、可改造的客體;古代中國人的「天」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龐大神秘活物。這個「天」是有意志的,所以古人將「天命」、「天意」視為君子必須講求的大學問;而「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則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也是始終如一的,這就是——賞善罰惡,道德至上。這個「天」更是有情感的,我們只要看看那些自古以來就膾炙人口的名句,就能明白一個大概了:    
    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庾信:《哀江南賦》。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杜甫:《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    
    貫日長虹,繞身銅柱,天意留秦劫。曹貞吉:《百字令·詠史》。    
    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臨終之語。    
    ……    
    此外,古人稱頌忠孝節義等事,常說「上格天心」、「孝可格天」;指斥罪惡,則說「上干天譴」;正義的軍事行動被說成「躬行天討」;綠林好漢殺富濟貧則是「替天行道」;痛感正義不獲申張,常會說「蒼天無眼」;祝福男女佳偶,習慣說「天作之合」;慶幸好事終於成就,則是「天從人願」;……。這類例子可以舉出許多,它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古代中國人心目的「天」是人格化的。    
    以人格化的「天」為前提,中國星占學建立起自己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論基礎,其中包括如下要點。    
    二、「天命」的轉移    
    討論星占學卻要先談通常被歸入古代哲學範疇的「天命」,似乎不免失之迂遠,其實不然。「天命」觀念,實際上可以說是中國星占學的「立身之本」——中國星占學最根本的功效,就是在事先預測「天命」的轉移;在事中(奪取王權的過程中)盡力昭示天下「天命」已經歸己;在事後則闡釋「天命」何以拋棄前朝並轉而眷顧我朝。    
    與西方那種宿命論或半宿命論的星占學思想完全不同,古代中國星占學是非宿命論的。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天命」轉移之說。為便於分析,不妨舉一個具體事例以見一斑。這是中國歷史上特別有名的事件,由此而產生的「問鼎」一詞,歷兩千數百年而不衰,至今仍是漢語中的常用詞彙 。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莊王攻伐「陸渾之戎」而到達洛水,就在周朝境內陳兵耀武,意在向周天子進行軍事示威。周定王派王孫滿前去勞軍,楚王就探問起九鼎——周天子統治權的象徵之物——的大小輕重。楚王此問是明顯的挑釁行為,王孫滿知道他的用意,所以正顏厲色答道:    
    在德不在鼎!……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宣公三年。    
    由王孫滿的答覆,可知「天命」的三項性質如下:    
    (一)「天命」可知。周朝的「天命」由周成王定鼎時卜知:可傳三十世,享國七百年。    
    (二)「天命」會轉移。即所謂「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上天保佑有德者,有一定的期限)。「天命」歸於某朝之後,不可能永遠固定不動。就是對於自己的周朝,王孫滿也坦然承認只有七百年「天命」,不會「萬壽無疆」的。    
    (三)「天命」歸於「有德」者。「天命」曾依次歸於夏、商、週三代,其間轉移之機,即在於「有德」還是暴虐無道。    
    這樣的「天命」觀念,在《尚書》、《詩經》等中國最古老的經典文獻中,被反覆闡釋說明,從此深入人心,垂兩千餘年而不變。星占學家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天象觀測,預見到「天命」的轉移。但是他們靠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呢?這又由中國星占學的下一個要點來加以保證:    
    三、「天垂象,見吉凶」    
    「天垂象,見吉凶」一語,最早見於《易·系辭上》。「見」在這裡的音、義皆與「出現」、「顯現」中的「現」相同,意指上天向人間顯示種種天象,從這些天象中可看出人事的吉凶。    
    所謂「吉凶」,主要是指人間政治得失的後果——有德則吉,失德則凶。這可以舉東漢正統派歷史學家班固的論述為例,在談到日月交食、彗星流星出現,以及行星運動中的順行、逆行、伏等各種天象時,認為所有這些天象都是:    
    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即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漢書·天文志》(班昭、馬續定稿)。    
    天體運行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這是現代科學的常識,說天體運行受政治得失的影響,在現代人看來當然毫無道理。不過班固的說法顯然是非宿命論的,在古代確實有著相當的進步意義——因為這一理論中,天象變異是後果,而政治得失才是前因;而且天象變異對政治得失的反映之快,如回聲反響;反映之準確,如影子之於物體之形。所以賢明的君主一見天象,就立刻省悟這是上天對他政治舉措失當所呈現的警告(在中國星占學體系中,絕大部分有星占意義的天象都是凶兆),立刻就整飭身心,修明政治,並且深刻反省,如此則可望轉禍為福。類似的論述,在歷代官修正史的《天文志》、《天象志》或《五行志》中經常可以見到,例如: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像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晉書·天文志上》。    
    為政首先要合人「人理」,而在儒家學說中,這個「人理」也就是「天理」,這一點可以由許多著名的儒家格言警句加以證明: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上》。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    
    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    
    這個道德至上、賞善罰惡的人格化的天,是尊重人心民意的,是為民作主的。因此它明察秋毫,只要見到人間君王政治舉措稍有失當,立刻呈示出明顯的天象來加以譴責警告。這種警告,愚人或昏君可能不知不覺,無動於衷,但是在星占學家看來,則無一不是彰明昭著,令人驚心動魄。    
    上天不僅會為人間政治的黑暗或修明而垂象指示吉凶,上天還會為某些英雄人物或悲劇人物(這兩者往往合二為一)個人的堅強意志所感動,從而用奇異天象向人間昭示正義與美德。這被唐代大星占學家李淳風稱為「精誠所感而上靈懸著」。李淳風:《乙巳占·序》。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也源遠流長,從荊軻行刺而白虹貫日,到竇娥蒙冤而六月飛雪,都是個人精誠意志感動上天的傳說——關漢卿雜劇的全名就叫《感天動地竇娥冤》。    
    四、陰陽和諧與為政之道    
    在中國古代先哲的思維中,有三對概念極為重要:    
    男—女    
    天—地    
    陰—陽    
    這三對概念是平行的,每對的雙方,都以相互交合為佳境:    
    男女交合(生殖後代)    
    天地交合(產生萬物)    
    陰陽交合(達到和諧之境)    
    因而陰陽和諧是古代中國人極力讚美、追求的理想境界:    
    天地縕,萬物化醇;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系辭下》。    
    陰陽和諧的意境與中國古代方術的關係極為廣泛,這裡不能盡述,僅就與星占學直接有關者言之,則有廣、狹二義。    
    就狹義而言,古代中國人認為男女交合是大可讚美、絕對必要之事,如果人世間怨女曠夫不能婚配的情形過於嚴重,就會破壞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宇宙中的和諧狀況,這樣就會造成災害,上天也就要垂象示警了。古代史籍中類似的事例甚多,這裡僅舉其一,是東漢荀爽對皇帝奏陳「對策」中的說法: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感應衝動了和諧之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讓她們嫁人)。一日通怨曠、和陰陽,……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後漢書·荀爽傳》。    
    皇帝後宮宮女多達五六千人,宮內既有怨女,民間必有曠夫,這就破壞了宇宙間陰陽和諧的境界,上天已為此屢現災異。皇帝後宮宮女太多,經常是臣子們抨擊譴責的題目;世間的水旱災害、年成欠收,乃至五大行星運行的異常,都被認為是皇帝獨佔宮女太多的結果。而因為水旱災害嚴重,將部分宮女放歸民間嫁人的事,在古代也史不絕書。    
    就廣義而言,則古人有「為政順乎四時」之說。漢文帝問宰相陳平,宰相的職責何在,陳平回答的首先是「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史記·陳丞相世家》。所謂「順四時」,是指將「天」假想為與人一樣有喜、怨、哀、樂,而這四種情感又與四季相附會,因而各種政令也應與此相配合而行。漢代那位不太「純」的大儒董仲舒的說法最為典型: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    
    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    
    賢明的君主,喜怒必「當義乃出」,這個「義」的意思是「合於時宜」。天的喜怒哀樂是寒暑四季,人主的喜怒哀樂則表現為生殺藏養的政令——當然是完全理想化的,君主個人的私慾在這裡已被徹底排除。四時有不同的合宜政令,如果用錯,則上天又要垂象警告,星占學家又有工作要進行了。    
    以上所述,就是中國星占學獨特思想理論基礎的主要方面。在此基礎之上,古代中國人建造起自己的軍國星占學體系。這體系千門萬戶,宏大壯觀,但從它的思想理論基礎出發,就不難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67節 天區劃分

    「天」既是人格化的,會與人事相互感應,垂天象以昭示人事吉凶。但天下之大,東南西北,郡國州縣繁多,各地的情況又大不相同,吉凶當然也就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天垂象」之後,究竟能從中看出何處的人事吉凶,必須先確立某種對應法則才行。這種天與地的對應法則,就是分野理論。分野理論是軍國星占學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在別的古代文明中也曾出現,但中國幅員遼闊,版圖萬里,嚴密的分野理論就顯得尤為必要了。    
    第一節天區劃分    
    古代中國對天區的劃分,在星占學中應用的主要是「三垣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兩套體系,依次分述如下:    
    三垣二十八宿體系    
    所謂「三垣」,指北天球北極星附近的星群(中國——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古代文明——位於北半球,所以古人不知道南天星群)。三垣是:    
    紫微垣    
    太微垣    
    天市垣    
    二十八宿則是沿著黃道—赤道帶(究竟當初是以黃道還是赤道為劃分基準,迄今尚無定論)分佈的星群,它們又被分成東、南、西、北四方四群,而且各有自己的象徵神物。以下依次列出,括號中是該宿常用的別名。    
    東方七宿,以蒼龍象徵之: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北方七宿,以玄武(龜蛇結合)象徵之:    
    斗(南斗)    
    牛(牽牛)    
    女(須女、婺女)    
    虛    
    危    
    室(營室)    
    壁(東壁)    
    西方七宿,以白虎象徵之:    
    奎    
    婁    
    胃    
    昴    
    畢    
    觜(觜觿)    
    參(參伐)    
    圖29東方蒼龍。河南南陽出土東漢畫像石中的星象圖。左上方為月輪,月中有玉兔和蟾蜍。    
    南方七宿,以朱雀象徵之:    
    井(東井)    
    鬼(輿鬼)    
    柳    
    星(七星)    
    張    
    翼    
    軫    
    圖30西方白虎。河南南陽出土東漢畫像石中的星象圖。虎前方有一橫一豎三星相聯的「星官」,很可能是表示參宿及其輔星「伐」(參宿又名「參伐」)。    
    古代中國天學一直使用赤道坐標系統,二十八宿被用來作為這一坐標系統的表達方式。具體的做法是為每宿選定一顆恆星作為標準是,稱為「距星」;「距星」的坐標位置要經過盡可能嚴密的測定。相當於現代天文學中赤經的那個坐標值,被稱為「入宿度」——實際上是該點位置與其所在宿的距星之間的赤經差,但由於距星坐標已知,故與現代的赤經可以等價。相當於現代天文學中赤緯的那個坐標值,被稱為「去極度」,即與北天極相距的度數,「去極度」等於赤緯的余角。    
    二十八宿體系有兩個特別令人迷惑不解的特點:一是不均勻劃分——各宿有寬有窄,而且相差懸殊,最大的達到三十幾度(井宿),小的則只有幾度(如觜宿、鬼宿)。二是各宿的距星大多是中等偏暗的恆星,幾乎沒有亮星。古人既已不作均勻劃分,沿線不乏亮星可選,為什麼要捨亮就暗?各宿宿度如此參差不齊,究竟出於什麼考慮?這些疑問,迄今未有令人滿意的解答。至於二十八宿體系的起源問題(古代印度、阿拉伯等處也有這樣的體系),更是一個使人百試百惑的不解之謎。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68節 十二次體系

    十二次常用十二地支來表示,但每次又有自己的名稱,一併對應列出如下:    
    壽星辰    
    大火卯    
    析木寅    
    星紀丑    
    玄枵子    
    訾亥    
    降婁戌    
    大梁酉    
    實沈申    
    鶉首未    
    鶉火午    
    鶉尾巳    
    十二次是對周天作均勻劃分的。這套體系的起源,也尚未完全弄清楚。上述十二個奇怪的名稱何所取義,古代星占學文獻中雖然偶有論述,但是也不得要領。    
    順便提起,從16世紀末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之後,他們在向中國人介紹西方天文學中的黃道十二宮時,借用了十二次的名稱來作十二宮的宮名,對應如下:    
    壽星天秤    
    大火天蠍    
    析木人馬    
    星紀摩羯    
    玄枵寶瓶    
    訾雙魚    
    降婁白羊    
    大梁金牛    
    實沈雙子    
    鶉首巨蟹    
    鶉火獅子    
    鶉尾室女    
    在明清之際的中文天文曆法書籍(來華耶穌會士和中國學者都撰寫過不少種)中,廣泛使用著這套黃道十二宮的中文名稱。耶穌會士對黃道十二宮的這套譯法,未免有刻意仿古的做作之嫌——西方的黃道十二宮至遲在6、7世紀之交就隨著佛經傳入中國,早有中文意譯的譯名,與我們現代使用的譯名非常相近;耶穌會士即使未讀佛經(他們將佛教斥為「偶像崇拜」的異教,攻擊甚力),至少也可以意譯。然而他們也可能竟有「歪打正著」之幸,因為按照一些現代學者的意見,十二次就巴比倫黃道十二宮在上古時代傳入中國的產物,比如郭沫若就有這種看法。見郭沫若的長文《釋支幹》。我認為此文至今仍是對研究中國天文學史極富啟發意義的文獻,然而卻很少被人注意。對此文要點的概述可見《天學真原》,第302~304頁。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69節 天地對應

    天空劃分既定,就可以將天區與地上各區域進行對應。中國古有「九州」之說,天地對應思想的發端,也與此說有關。按照《周禮》所述,古有「保章氏」這一職官——正是古代的一種星占官員,他的職掌是: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化,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周禮·春官宗伯》。    
    這已經明確道出了分野理論的基本原則(「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即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對應的星)。不過九州如何與星群具體對應,史無明文,因為據現今所知道的史料,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兩套體系的出現和定型,似都在九州之說問世以後。在《史記·天官書》中,可以見到一種早期的分野系統,列出如下(其中左欄為地區,右欄為二十八宿中各個與左列地區對應的宿):    
    兗州角、亢、氐    
    豫州房、心    
    幽州尾、箕    
    江、湖斗    
    揚州牽牛、婺女    
    青州虛、危    
    并州營室、東壁    
    徐州奎、婁、胃    
    冀州昴、畢    
    益州觜觿、參    
    雍州東井、輿鬼    
    三河柳、七星、張    
    荊州翼、軫    
    注意上面這個系統中有十三行,這看來是一個明顯的早期痕跡。在後來的分野方案中,十二州、十二次與二十八宿都有了固定的對應,上列左欄中的「江、湖」一行被取消,斗宿與牛、女二宿一同被對應到揚州(即上文的「揚州」)。    
    天地對應方案中最精緻、最規範化的一種,見於《晉書·天文志上》,出於唐代大星占學家李淳風之手。這一體系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稱為「十二次度數」,主要是將十二次與二十八宿精確對應起來,同時給出對應的十二次地支與分野。由於對周天的劃分十二次均勻而二十八宿不均勻,為了將此二者精確對應,有些宿已被分割開來。下面依照十二次分為十二組,順次列出,每組上一行依次為次名、地支、對應的古國名和州名;下一行為與此對應的二十八宿,右下角標有阿拉伯數字的宿是分跨兩次的,數字表示這一宿要從該度數處分割開來:    
    壽星辰鄭兗州    
    軫12角亢氐4    
    大火卯宋豫州    
    氐5房心尾9    
    析木寅燕幽州    
    尾10箕斗11    
    星紀丑吳越揚州    
    斗12牽牛須女7    
    玄枵子齊青州    
    須女8虛危15    
    訾亥衛并州    
    危16室壁奎4    
    降婁戌魯徐州    
    奎5婁胃6    
    大梁酉趙冀州    
    胃7昴畢11    
    實沈申魏益州    
    畢12觜參東井15    
    鶉首未秦雍州    
    東井16輿鬼柳8    
    鶉火午週三河    
    柳9七星張16    
    鶉尾巳楚荊州    
    張17翼軫11    
    關於上表中某些宿的分割及其意義,可舉一個例以說明之:以「實沈」之次為例,它佔有從畢宿12度(注意是中國古度,周天為36514度)起,經過觜宿、參宿全部,至井宿15度為止這樣一片天區。其餘各次類推即可。    
    上面這種分野體系的第二部分稱為「州郡躔次」。其中不僅列出十二次所對應的古國和十二州,還列出了該對應地區的主要州郡。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它還列出了每一州郡所對應的各宿度數。天地對應之法,至此堪稱極致。因篇幅過大,這裡只將「觜」一次列出,以見一斑:    
    圖31墓誌蓋上的二十八宿。1971年出土於江蘇南通南唐墓中。內圈及中圈刻有八卦與十二生肖,外圈為二十八宿。    
    觜:衛,并州。對應:營室、東壁: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這種天地對應之法,在現代人看來未免荒唐可笑,但是古人確實認真地視之為探索天人之際奧秘的大學問。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0節 一些非主流的體系

    上一節所述天地對應體系是古代中國星占學中分野理論的主流,也是所有經典星占學文獻普遍使用的體系。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非主流的分野體系,雖未被廣泛使用,但也在一些星占文獻中被保存下來,茲略述如次:    
    一、「國次星野」    
    見於李淳風《乙巳占》中:《乙巳占》卷三引《詩緯推度災》。    
    國:結蝓之宿(據說即室宿)。    
    鄘國:天漢之宿。    
    衛國:天宿斗、衡。    
    王國:天宿箕、鬥。    
    鄭國:天宿斗、衡。    
    魏國:天宿牽牛。    
    唐國:天宿奎、婁。    
    泰國:天宿臼虎,氣生玄武。    
    陳國:天宿大角。    
    鄶國:天宿招搖。    
    曹國:天宿張、弧。    
    其中鄘、唐、陳、鄶、曹等,都是春秋時代的國名,不見於後來的十二次體系中;對應的星也超出了二十八宿的範圍,出現了一些星官(其義詳見下一章)的名稱。這個體系或許只是古書中零章斷簡的拼湊,但其中也可能包含了一些早期史料。在傳世的星占學文獻中,這個體系未見使用。    
    二、二十八宿與二十八山    
    這是一種將二十八宿與天下二十八處山一一對應起來的分野體系,亦見於《乙巳占》,以下分四方四群列出:    
    東方七宿    
    角岍山    
    亢岐山    
    氐荊山    
    房壺口山    
    心雷首山    
    尾太岳    
    箕砥柱    
    北方七宿    
    斗析成山    
    牛王屋山    
    女太行山    
    虛恆山    
    危碣石山    
    室西傾山    
    壁朱圄山    
    西方七宿    
    奎鳥鼠山    
    婁太華山    
    胃熊耳山    
    昴外方山    
    畢桐柏山    
    觜陪尾山    
    參嶓塚山    
    南方七宿    
    井荊山    
    鬼內方山    
    柳大別山    
    星岷山    
    張衡山    
    翼九江    
    軫敷淺原    
    上面右欄中的名稱,全出於《尚書·禹貢》。其中如「九江」、「敷淺原」等很難斷定是否為山,李淳風也只說是「以《禹貢》山川配二十八宿」。但是這種將名山與天上星宿對應起來的理論,倒確實有深遠背景。李淳風談到此事時說:    
    其山各在十二次之分,分野有災,則宿與山相感,而見祥異。《乙巳占》卷三。    
    而中國古代久有天地相通的神話,這神話中的上天之梯不是別的,正是一座山——著名的崑崙山。《淮南子·地形訓》。此外還有關於崑崙山上「天柱」的神話: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神異經·中荒經》。    
    這些都與「宿與山相感,而見祥異」的思想一脈相通。不過這種分野體繫在星占學實踐中也幾乎不見使用。    
    三、「月所主國」:一種時間分野    
    這是一種在星占學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分野體系。雖然十分簡單,卻很可能潛藏著微妙的信息。這體系原載於一種歸於東漢末年荊州牧劉表名下的星占學著作《荊州占》,但《荊州占》已失傳,所幸「月所主國」的內容被唐代印度人瞿曇悉達編撰的大型星占學文獻《天元占經》引錄而得以保存下來: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六十四。    
    正月周    
    二月徐    
    三月荊    
    四月鄭    
    五月晉    
    六月衛    
    七月秦    
    八月宋    
    九月齊    
    十月魯    
    十一月吳越    
    十二月燕趙    
    這種分野體系是什麼時代的產物,已經無法確知。它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作為一種「時間分野」,它是中國星占學文獻中迄今所有的惟一實例。    
    建立分野理論,目的在於解決天象與不同地域中人事的對應問題。這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地域分野」,中國星占學主要走這條途徑——前面各節所述都屬此列。另一條途徑即「時間分野」,將一年或一日中的日期、月份、時刻等分配給不同地域;如此則在什麼時候出現有星占學意義的天象,此天象所兆示的人事吉凶即「應」在與此時間相配的地域中。這種「時間分野」系統在古代埃及星占學中被廣泛使用,而在中國星占學的歷史文獻中也能見到一例,自然就值得注意了。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1節 佚事數則:分野理論的意義

    在介紹了分野理論的主要內容之後,需要進一步瞭解這種理論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意義。這不妨通過一些佚事——實際上也可說就是個案——來進行瞭解。    
    一、正統何在?    
    《晉書·天文志下》引《蜀記》說:    
    三國時,魏明帝有一次問黃權:天下三分鼎立,到底哪一國是正統?黃權的回答是:這要從天象來驗證——往年曾有「熒惑守心」的天象(火星停留在心宿),結果文帝(魏文帝曹丕)駕崩,而吳、蜀兩國都無事,足見正統是在魏國。    
    黃權的回答乖巧異常,他將不久前的國喪說成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吳、蜀之君安然無恙,恰恰說明他們不屬正統,看起來倒成了憾事。但黃權的回答又是深合星占學原則,因而無懈可擊的,這只要看一下「熒惑守心」天像在中國星占學文獻中的占辭即可:《乙巳占》卷五。    
    火守心,大人易位,主去其宮。    
    火逆行守心,泣哭吟吟,王命惡之,    
    國有大喪,易政。    
    這與魏文帝「龍馭上賓」、魏明帝新君接位之事相附會,自然絲嚴縫合。    
    所謂「正統」,與分野理論密切相關。李淳風曾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充滿漢族沙文主義色彩的:    
    故知華夏者,道德、禮樂、忠信之秀氣也,故聖人處焉,君子生焉。彼四夷者,……豈得與中夏同日而言哉?《乙巳占》卷三。    
    因為在他看來,「四夷」(漢族統治地區周邊的民族)其人其地,與中華上國相比,都要等而下之,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只能作為中華的附庸,而在「天垂象,見吉凶」的天人感應體系中沒有自己的獨立位置。這套理論在李淳風本人所生活的大唐帝國旭日方升的時代,當然看起來十分「合時」,但在早些時候異族入主中原、南北劃江而守之時,就大成問題了。下面的故事就是生動的事例:    
    公元534年,南朝的梁武帝正偏安在江左小朝廷中。不過南朝一貫以正統自居,連當時許多北朝的士大夫也承認華夏衣冠禮樂所代表的文化正統仍在江南。這年有「熒惑入南斗」的天象(火星進入斗宿),梁武帝記起有「熒惑入南鬥,天子下殿走」的星占謠諺,為了「上應天象」,就赤了腳下殿去散步。不料他這次竟是十足的自作多情——不久有消息傳來,是北魏的末帝元修,西奔投靠宇文泰去了,這才是真正應了「天子下殿走」的謠諺。多年來一貫認為「正統當然在我」的梁武帝,弄得十分不好意思,慚愧地問出了一句在歷史頗為有名的話:    
    虜亦應天象耶?    
    是啊,想不到連異族蠻夷(虜)居然也能上應天象,那南朝的正統何在?    
    二、豐城劍氣:天地對應臻於極致    
    西晉的張華是中國方術史上「箭垛式」人物之一,在《晉書·張華傳》中充滿了關於張華與各種方術的奇異怪誕傳說,幾乎使人無法相信這是官修正史中的文字。下面這個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還是怪誕色彩相對來說比較淡的:    
    西晉初年,東吳尚未滅亡,天上二十八宿的斗、牛兩宿間常有紫氣,方術之士認為這是東吳還很強盛的徵兆(試查本章第二節中的表,可知斗、牛的分野正是吳越之地),但張華不以為然。不久東吳被滅,那紫氣卻反而更加鮮明,證明了張華先前的懷疑。張華聽說豫章人雷煥精通天文星佔之學,就悄悄向他請教,斗、牛之間的紫氣究竟因何而致。雷煥說那是「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具體地點在豫章郡豐城縣。張華身居高位,就設法將雷煥任命為豐城縣令。雷煥到任後,立刻在縣監獄的房基下掘地深達四丈有餘,得到一具石函,內有寶劍兩把——就是古代傳說中大名鼎鼎的「龍泉」、「太阿」兩劍。這天夜裡,斗、牛之間的紫氣就消失了。    
    在這個故事中,天地之間的對應竟能精確到一幢房屋的範圍,分野之說,至此可謂神乎其神。這樣的故事,當然只能視之為小說或神話,不可信以為真。    
    三、重要人物的行蹤    
    《後漢書·李傳》:    
    李精通星佔之學,但不為世人所知,只在縣衙門當個小吏。那時漢和帝新即位,想瞭解社會政治狀況,又擔心底下都「報喜不報憂」,乃派出便衣使者去四方察訪。有兩位使者前往益州,路上恰好投宿在李所負責的招待所。時值夏夜,大家在屋外納涼,李仰觀天象,忽然問兩位使者道:兩位從京師出發時,有沒有聽說朝廷向此地派了兩位使者?兩使者吃了一驚,相互看了一眼後答道:沒有聽說。又問李怎會知道此事?李指著星空說:「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對這個故事可以稍分析一下。假定李真的見到了天上的什麼「使星」,那多半是流星。不過僅從科學常識出發去判斷這一點是沒有意義的,李管招待所,送往迎來,見過的官員一定很多,他完全可能從兩位使者的言談舉止、隨身器物等方面推測出他們的身份。事實上李只是借此機會在大人物面前「露一手」,謀求進身之階——他後來成為這兩位便衣欽使中一個人的幕僚,靠著他見微知著,洞燭機先,幾次使那位欽使轉禍為福,在仕途上一帆風順。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2節 中國人的恆星世界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極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班固《漢書·天文志》。    
    故曰天者北辰星,    
    合元垂燿建帝形,    
    運機授度張百精。    
    ——司馬彪《後漢書·天文志上》。    
    中國人的恆星世界    
    一、星官    
    要作星占就先要觀天,要觀天就要對天區和天體進行指稱,這才能表達所見的天象。恆星構成了其他一切天象的背景,因此必須先對恆星作命名和區分,這在中外星占學中都無例外。中國人的作法是將若干顆相近的恆星用想像聯繫在一起,組成「星宮」。    
    圖32「星官」的形象。北京隆福寺明繪古星圖,所繪星象的年代可能在公元9世紀中葉。「星官」都用線條連接構成。    
    很多人想當然地將中國古代的「星官」與西方的「星座」視為性質相同之物,以為兩者只是名稱和劃分有所不同而已。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中國的「星官」與西方的「星座」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星官」只是對一組恆星的稱呼,而不是對一片天區的稱呼;西方的「星座」(constellation)則是指一片天區,有著明確的邊界。因為概念不同,兩者的用法也就有明顯的區別。比如西方人可以說:第谷超新星「出現在仙後座」,或者大彗星「進入白羊宮」;而中國古代同樣是記錄超新星的出現,則說:「客星(公元1054年的超新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或者「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這裡「天關」是一個星官的名字,所以只能說超新星出現在它東南方,或是停留在它附近(「守」)。總之,「星官」絕不意味著一片劃定了邊界的天區。許多情況下,一個「星官」只有一顆恆星(這應視為一組的特例),「天關」就是如此。    
    星官的組建和命名,早在先秦時代就已開始。現今傳世的關於古代星官的系統記載,年代確切可考的以《史記·天官書》為最早。其中記載了92個「星官」,共500餘顆恆星。這92「星官」又被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個「宮」。這裡的「宮」仍不可與西方的星座或黃道十二宮等量齊觀——這五個「宮」仍沒有明確邊界,故只能視為「星官群」。後來出現的「三垣二十八宿」,每宿也是「星官」;只有作為坐標系使用時,「宿」才是有邊界的——經度上的邊界就是該宿的「宿度」,緯度上則從北天極到南天極共180°,構成28個寬窄相差懸殊的瓜皮狀條帶。至於「三垣」,從來沒有明確的邊界;在理論上,它們是與作為坐標系的二十八宿重疊的,因為28個瓜皮狀條帶已經覆蓋了全部天球。    
    二、星經    
    各「星官」及恆星的名稱和位置,記載在古代的「星經」中。所謂「星經」,就是古代的星占學秘籍,這在古代是非同小可之物,天人之際的大奧秘,正在其中。「星經」的主要內容是對恆星位置的記述和關於這些恆星的星占占辭。    
    說到「星經」,不少人或許會想起「甘石星經」的名稱。相傳戰國時楚國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國人石申(又名石申夫)著有《天文》八卷;這兩種書在唐代以前一直流傳,但唐代以後就佚失了。現今在明朝人刊行的《漢魏叢書》之類的叢書中,可以見到一種《星經》,題作「漢甘公、石申著」,學者們認為這是唐代以後的偽作。    
    要說漢代的「星經」,真實可靠的倒是有一部流傳至今——就是司馬遷的《史記·天官書》。其中關於恆星的部分正是最典型的「星經」。不過《史記·天官書》還包括了行星、雲氣等方面的內容,是一部全面的星占學文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還有此前星占學歷史的重要記載。    
    古代星占學家師徒授受,代代相傳,也有門派之分。現在所知,古代最有名的是甘德、石申、巫咸三派。其中甘、石實有其人,生活在戰國末年到秦漢之際;巫咸是古代半傳說半神話的人物,那派星占學只是托附他的名義而已。關於甘德、石申二人的年代及活動,以及巫咸神話的解讀,見《天學真原》,第77~88頁。這三大門派的繁盛時期,大體在戰國秦漢之際,此後漸漸不顯。要不是到了明朝發生一件完全意外的奇巧之事,這方面的一些歷史線索可能直至今日也難以真相大白。    
    明朝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有個士人程明善,自號「挹玄道人」,平素喜歡讀些星象曆法之類的書,又喜佞佛;這年他佈施錢財,為一尊古佛重新裝金,不料竟在古佛腹中發現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代星占學奇書——久已失傳的《開元占經》。對於此書的真實性,學者們沒有懷疑,因為歷史上有多方面的確切記載。《開元占經》由仕於唐朝的印度人瞿曇悉達(定居長安好幾代,早已華化)奉唐玄宗之命於公元718年(開元六年)編成。由於瞿曇悉達是唐朝皇家天文機構的首腦,能夠看到許多皇家珍藏的秘籍,所以《開元占經》中保存了大量今已失傳的星占學文獻章節。    
    《開元占經》中用去整整六卷的篇幅,記述古代三大門派的「星經」內容,它們依次被稱為:    
    「石氏中官」,「石氏外官」;    
    「甘氏中官」,「甘氏外官」;    
    「巫咸中外官」。    
    這三大門派所佔的星和「星官」,再加上二十八宿等,《開元占經》集此前各家「星經」之大成,共有如下恆星資料:    
    石氏:92官,632星;甘氏:118官,506星;巫咸氏:44官,144星;二十八宿及輔官:28官,182星;不屬任何一家者:1官,1星;總計:283官,1465星。三大星占門派的存在,很可能與戰國時代各大國互爭雄長的文化背景有關。而隨著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文化上的統一感使人們覺得有必要將三大門派的「星經」融合統一起來。這項工作到了西晉初年晉武帝時,由先前仕於東吳後來歸晉出任太史令的星占學家陳卓完成:    
    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晉書·天文志上》。    
    上述這段記載與《開元占經》中的恆星資料相比,「星官」數相同(283),星數只少一顆——當是未將不屬三大門派的獨立一星計入之故(即由一顆星組成的「神宮」一官)。    
    三、星圖    
    到劉宋時,太史令錢樂之又在陳卓匯總工作的基礎上,鑄造了一架「渾天銅儀」——相當於現代的天球儀。錢樂之在銅儀上用三種不同顏色表示三大門派的星:    
    圖33敦煌星圖S3326。此處所示為該星圖末尾部分。該星圖約繪於公元8世紀。    
    石氏:黑色    
    甘氏:紅色    
    巫咸氏:白色    
    到了唐代星圖上,巫咸氏的星改用黃色標出。這個轉變不難理解:錢樂之的三色是標在銅儀上的,白色不會與銅的顏色混淆;但後來要在紙或絹、帛上繪製星圖,白色就不能用了,所以改為黃色。    
    現今存世的唐代星圖,保存在敦煌卷子之中。原件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編號為S3326(英人斯坦因A.Stein收集的卷子之號)。圖中將黃道—赤道帶上的星群按十二次分為十二段畫出,十二次的起止度數,與《晉書·天文志上》所記載陳卓審定的度數完全一樣。每段星圖旁都附有說明文字,而這些文字竟又與《開元占經》卷六十四所載的「分野略例」完全相同。至於北極附近的星群,圖中另繪一幅圓形星圖來表示。    
    關於星圖中用三色表示三大門派之星的問題,情況比較複雜。因為有的用三色,有的用兩色(將石氏與巫咸氏之星合併),而且哪一派之星用哪一色,各星圖也不盡一致。為此我將這方面總共七項有關史料編成一覽,表示如上表:星圖三派三色一覽    
    三派序號甘氏石氏巫咸氏1紅黑白2黑紅黃3黑紅黃4黑紅紅5黑紅黃6黑紅黃7紅黑黃上表七項史料中,兩項為史籍記載,五項為現存實物。依次開列如下:    
    1《隋書·天文志上》所記錢樂之造「渾天銅儀」。    
    2敦煌卷子S3326。現藏倫敦。    
    3敦煌卷子P2512。現藏巴黎。    
    4敦煌卷子,敦煌縣博物館藏品58號。    
    5蘇頌《新儀象法要》卷中。    
    6《格子月進圖》。現藏日本。    
    7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詞學」條記徐子儀考試事。    
    四、星名    
    中國古代的恆星命名系統有著強烈的特色——幾乎將人間萬物和社會組織全部照搬到天上。下面以《開元占經》所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大門派的星官為準,《開元占經》卷六十五至七十。並加以分類,列出這些星官的名稱一覽:    
    (一)國名:    
    齊趙鄭越周秦代晉韓魏楚燕    
    (二)帝王貴族及有關者:    
    帝座侯五諸侯五帝內座    
    四帝座天皇大帝太子諸王    
    內五諸侯女御宗人帝席    
    (三)文武職官:    
    宦者宗正天將軍郎將騎官四輔柱下史    
    女史尚書三公謁者三公內座九卿內座    
    從官幸臣騎陣將軍土司空土公吏大理    
    天相虎賁相車騎    
    (四)機構設施及建築:    
    房營室東壁東井神宮天市軍井閣道    
    附路天關南北河戍屏三台天牢庫樓    
    南門羽林壘壁陣天倉天囷天廩天苑    
    玉井廁軍市天理內廚內階天廚傳捨    
    車府市樓亢池漸台輦道天田天門    
    平道明堂靈台軍南門天潢蓋屋天街    
    天溷外屏天庾天園天廟長垣陽門    
    天社軍門列肆車肆屠肆天壘城天廄器府    
    (五)日用器物:    
    角箕南鬥畢軫大角女床貫索河鼓    
    旗瓠瓜天船五車積薪敗臼參旗弧    
    華蓋北斗天床內杵臼河鼓左旗斛    
    周鼎酒旗天樽座旗礪石陣車糠鐵    
    芻稿天節九游東甌天輻鉤天桴天籥    
    虛梁天錢天綱玄戈天槍天棓六甲    
    天弁策扶筐    
    (六)動植物與山川:    
    牽牛柳梗河天江天津螣蛇龜魚    
    鱉野雞狼天雞天乳尾八谷天阿    
    青丘狗狗國天狗翼積水咸池天淵    
    稷闕邱天柱    
    (七)人物:    
    女織女王良造父傳說老人    
    人農丈人丈人子孫奚仲    
    (八)神怪:    
    鬼軒轅文昌天一太一司令    
    司祿司危司非司怪八魁離珠    
    (九)雜類:    
    捲舌積屍屎哭泣    
    這種將人間萬物和社會組織全數照搬到天上的星官命名系統,顯然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觀念的又一表現方式,正如張衡所說:    
    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像事,於是備矣。……庶物蠢蠢,鹹得系命。張衡:《靈憲》殘篇。    
    這種星官命名系統在古代中國一直沿用了約兩千年(看來至遲在戰國秦漢之際已經大體完備),直到清朝滅亡為止。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3節 恆星的占象與占辭

    恆星,顧名思義,是「恆定不變」的星。事實上,恆星在正常情況下,它們的顏色與亮度在很長的時間尺度內不會有變化(只有變星以及新星和超新星爆發時才例外);恆星在天空中的相對位置,雖然存在著規律性的緩慢移動——即恆星的「自行」(proper motion)但古代中國人並未發現這一移動;以前曾有「唐代一行(張遂)發現恆星自行」之說,但席澤宗等人的研究已予以否定。至於歲差運動,雖然中國人已在公元4世紀發現,但這種運動基本上只是引起恆星坐標的規律性變化。因此,就古代中國星占學家所能瞭解的事實而言,恆星的顏色、亮度、相對位置等,應該都是恆定不變的。然而在中國星占學文獻中,恆星卻被認為是經常發生各種變化的活物。常見的施占天像有:    
    恆星明、暗;    
    恆星變色;    
    恆星「芒」、「角」、「動搖」。    
    上面這些占象實際上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古代星占學家卻深信這些占象時常交替出現——若非如此,天人將如何感應、上天又如何對人間事務表示其譴責、警告、嘉許和預示呢?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相信,這些占象也確實是古人所「見」,因為大氣層的擾動,有時確實能造成上面那些視覺現象,而古人不明這是大氣的作用,故爾一直篤信有意志、有情感的上天在根據人事的吉凶善惡改變著恆星的顏色、亮度、形狀和位置。    
    下面舉一些恆星占辭中有代表性的實例。    
    天狼星是古代引人注目的亮星,中國星占學家也很重視這顆星,有占辭說: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天狼星出現角)、變色,多盜賊。《史記·天官書》。    
    天狼星南面有「南極老人星」:    
    狼比地(天狼星靠近地平線一側,即天狼星之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政治安定);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通常於秋分時在南郊守候觀測)。《史記·天官書》。    
    所謂恆星「不見」,按理只能是被雲遮住或者尚未升上地平線這類情況,但是古人相信它們會根據上天的意願(在晴朗的夜空中)隱沒或出現。    
    對於某些比較重要的恆星,各家星占學著作會有種種不同的占辭。這裡以「天一」星為例,瞿曇悉達集錄了四家占辭:《開元占經》卷六十七。    
    韓楊曰:天一星名曰「北斗主」,其星明則王者治;不明者,王道逆,則斗主不明,七政之星應而變色(太陽、月亮和五大行星也會相應而變色)。    
    《黃帝占》曰:天一星,地道也。欲其小,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天一星大而明盛,(則)水旱不調,五穀不成,天下大饑,人民流亡去其鄉。    
    《黃帝占》曰:天一星明澤光潤,則天子吉。    
    石氏曰:天一星欲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    
    又佔曰:天一星亡(消失,實際上當然不可能),則天下亂,大人去。    
    《荊州占》曰:天一之星盛,人君吉昌。    
    「石氏」即前面提到的三大門派之一的石申,《黃帝占》、《韓楊占》、《荊州占》都是唐代流行的星占學著作,但現已失傳。    
    上面六則占辭中常提到天一星明亮與否,甚至會消失,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現代天文學所發現的「變星」(variable star)。被稱為變星的那一類恆星,它們的亮度會發生規律性的週期變化;但是古人並未發現這一點。在中國星占學著作中雖然經常談到恆星的明、暗、變色等,卻從未見有指出其變化週期的記載。事實上,古人堅信恆星是因為人間的禍福善惡才發生變化的,而絕不是出於恆星自身的物理原因。上面談到的天一星就恰好是一個這方面的有力例證:天一星就是現代星表中的天龍座10,它不是變星,但占辭中卻普遍認為它會變明變暗,以兆示年成、國運或君王安危。    
    還有許多專門為某一「星官」而設的占辭,比如關於「三台」(又名「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顏色一致),君臣和;不齊,為乖戾。《史記·天官書》。    
    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集,草木昆蟲各蒙正性,則三台為齊明,不闊不狹,如其度。《開元占經》卷六十七引《禮緯含義嘉》。    
    關於二十八宿諸星,《開元占經》中集錄了大量占辭。這些占辭有時是針對該宿距星而言,有時是將該宿視為一個「星官」,下面隨意選取三例:    
    南斗:    
    南斗星明大,(則)爵祿行,天下安寧,將相同心。其星不明,大小失次,芒、角、動搖,則王者失政,天下多憂。《開元占經》卷六十一引甘氏。    
    婁:    
    婁星明,則王者郊祀天享之(在南郊祭天得到上天的採納享用),天子明,臣子多忠孝,王者多子孫,天下和平(天下和諧平安,非專指戰爭反義)。《開元占經》卷六十二引《玄冥占》。    
    參:    
    參為將軍(是將軍之星),常以夏三月視參:兩足(指參宿第六、七兩星)進前,兵起;若退卻,兵罷國寧。《開元占經》卷六十二引《百二十占》。    
    其餘各宿也有大量占辭。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4節 北斗七星

    古代中國人用自己的想像力賦予北斗七星以奇特的形狀。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夜之間明顯地改變著方向和位置,特別引起古人的注意。古代中國天球坐標系統中的「拱極星特徵」非常重要,而北斗七星正是北天拱極星(靠近北天極,因而在夜間能夠看到他們始終在地平線之上繞北天極旋轉的星)中最突出的星官。為此古代中國人認為北斗七星有著特別豐富的星占學意義。    
    首先,古人認為北斗七星是全天眾星和整個「天道」運作機制的中樞: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北斗是天帝之車),運於中央,臨制四向。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指「天道」運行,四季變換,節氣推移,紀元確定等),皆繫於鬥。《史記·天官書》。    
    上面引文中「凱璣玉衡,以齊七政」之語,原出於《尚書·舜典》,這兩句話的真實意義,是千百年來學者們爭論不休的大疑案,迄今未有定論。大致有兩大派,一派認為是指北斗七星的中樞作用,另一派則主張是用渾儀測定天文數據以制訂曆法。兩派孰是孰非(當然也可能都錯了),此處可存而不論。至於「斗為帝車」之說,如從古代恆星觀測的角度而言,很可能是星占學家因北斗七星與眾恆星相對固定的位置以及它們共同繞天極旋轉的天象,而發生的聯想。將北斗七星與「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相聯繫,則確實有著相當程度的數理內容,與古代曆法關係密切。    
    圖34「斗為帝車」的藝術表現形式。山東嘉祥武氏祠東漢畫像石。「北斗星君」坐在由北斗七星組成的車中,車由雲氣浮托而行,神仙怪獸環侍前後,小仙人在右上角手持「輔」星附於第六星「開陽」之旁。此圖為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拓本。    
    「斗為帝車,臨制四向」的觀念,已經由古代藝術家將它形象化地表現出來。在漢代武氏祠後石室第四石上,刻有「北斗星君圖」。圖中北斗七星的前四星組成車輿,北斗星君頭戴斜頂高冠坐於車內;後三星則構成車轅。車無輪,由雲氣浮托而行。圖中還有各種神仙怪獸,氣氛十分神秘。圖右上角還有一小仙人,手持小星一顆,位於北斗七星之第六星「開陽」旁邊,這一細節是有確切的天文觀測作為依據的:「開陽」之旁確有一小星,古代星占學家稱之為「輔」。    
    北斗七星各有專名,依次如下:    
    天樞,簡稱為樞。    
    天璇,簡稱為璇。    
    天璣,簡稱為璣。    
    天權,簡稱為權。    
    玉衡,簡稱為衡。    
    開陽。    
    搖光。    
    古書上經常出現的一些話頭,如「璇(旋)璣玉衡」、「權衡」等等,都可以與北斗七星及其星名產生聯繫和聯想。    
    關於北斗七星,還有種種附會之說。比如七星各自所「主」的事物:《晉書·天文志上》。    
    北斗七星所「主」之事物天樞天天秦天璇地地楚天璣人火梁天權時水吳玉衡音土燕開陽律木趙搖光星金齊最右面的一列也可以看作一種分野之說。北斗七星所「主」事物中又有特別側重於政治者,亦舉一例如下:《晉書·天文志上》。    
    天樞:    
    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    
    天璇:    
    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象也。    
    天璣:    
    令星,主中禍。    
    天權:    
    伐星,主天理,伐無道。    
    玉衡:    
    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    
    開陽:    
    危星,主天倉五穀。    
    搖光:    
    部星,亦曰應星,主兵。    
    輔:    
    傅乎開陽,所以佐鬥成功,丞相之象也。    
    《開元占經》中關於北斗七星的部分,集唐以前關於北斗七星星占文獻之大成,而且其中所引用的不少古籍今已失傳,如三國時陸績所著《渾圖》、晉代皇甫謐所著《年歷》等。下面再整理列出一些關於北斗七星的對應與附會之說:《開元占經》卷六十七。    
    北斗七星七政二十八宿天樞日室壁奎婁天璇月胃昴畢觜天璣火星參井鬼柳天權水星星張翼軫玉衡土星角亢氐房開陽木星心尾斗箕搖光金星牛女虛危這類附會對應及所「主」之說,各家星占學門派所述互有異同,總的來說沒有多少系統的學理可言,不過表現出星占學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一面而已。    
    北斗七星既如此神秘而重要,則它所表現出來的星象自然與人間治亂密切相關。下面也引述一些占辭為例,通常,七顆星都分別兆示著不同的內容,比如:《開元占經》卷六十七引《孝經緯援神契》。    
    天子不事祠名山(不祭祀名山),不敬鬼神,則斗第一星不明。    
    數起土功(屢興土木),壞決山陵(破壞陵墓),逆地理,不從諫,則第二星不明。    
    天子不愛百姓,則第三星不明。    
    發號施令不從四時(政令不和四季配合),則第四星不明。    
    用樂聲淫泆,則第五星不明。    
    用文法深刻(法律苛刻),則第六星不明。    
    不省江河淮濟之祠(不關心江河之神的祭祀),則第七星不明。    
    又如,朝廷上七種重要官員的人選合適與否,也被認為與北斗七星的明暗有關:《開元占經》卷六十七引《荊州占》。    
    北斗第一星不明,御史大夫非其人也(指不稱職,下同)。    
    第二星不明,大司農非其人也。    
    第三星不明,少府非其人也。    
    第四星不明,光祿非其人也。    
    第五星不明,鴻臚非其人也。    
    第六星不明,廷尉非其人也。    
    第七星不明,執金吾非其人也。    
    在中國星占學中,星象所兆示的,十之八九皆為災異、警告和譴責,而所謂的「祥瑞」之兆為數甚少。但是北斗七星得以側身於此少數之列,古人認為,北斗七星若能保持在正常位置上則為「祥瑞」之兆——其實恆星之間不可能在常人一生的時間尺度上發生肉眼看得見的移動。舉一例如下:孫□:《古微書》卷九《春秋緯運斗樞》。    
    天樞得(得其所,指處於合適位置,下同)則景星見,甘露零(霖)、鳳凰翔、朱草生。    
    璇星得則嘉禾液。    
    璣星得則狐九尾。    
    衡星得則百獸率舞、麒麟至、靈龜躍、萬人壽。    
    權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循、物類合。    
    搖光得則陵出、玄芝生、江吐大貝、海出明珠。    
    這些稀奇古怪的意象,特別是「甘露霖」、「狐九尾」、「玄芝生」之類,都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祥瑞」,是天下太平、堯天舜日之時才會出現的大吉之兆。    
    北斗運於中央以控馭四方的觀念,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還有更為廣泛的影響,這裡舉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兩漢之交時的空想復古主義改革家、大野心家、短命新朝的皇帝王莽,是一個極信星佔之學的人,對於「斗為帝車,臨制四向」的觀念,尤為狂熱入迷:    
    是歲(天鳳四年,公元17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鬥。威斗者,以五石銅(據說是摻入了五色石粒的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想借此施行厭禳之術以戰勝各地的反叛軍事力量)。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出行則以威斗為前導,入室則將威斗作為儀仗陳設在旁)。《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鑄造了一個北斗七星的模擬物,名之為「威斗」,出入時刻不離身旁。他希望這一人為製造的神秘崇拜物可以幫助他在內外交困中克敵制勝,這當然只是夢想。當他末日來臨,討伐他的軍隊已經攻入首都長安城,巷戰正在進行,皇宮已經著火,他卻既不指揮作戰,又不安排逃亡,反而像巫師術士一樣,跑到尚未著火的未央宮中,作如下一番表演:    
    時莽紺服,帶璽□,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栻(即式盤,古代常用的星占儀器)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要天文官員在他身旁操作著式盤,隨時向他報告北斗七星作週日拱極運動的情況(因為白天看不見星,所以要用式盤推算),他則隨之不斷調整自己坐的方向,使之與斗柄所指方向一致。這顯然是直接模擬「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向」。但此時他已經四面楚歌,無力回天了。巷戰兩天之後,他逃往漸台(未央宮苑中一座四面臨水的高台。「漸台」還是一個星官之名),仍不忘帶著他的威鬥,但終究無濟於事。討伐軍攻上漸台,王莽被亂刀分屍。    
    王莽鑄造威鬥出入不離、「旋席隨斗柄而坐」之類的做法,完全可以看做後世方術之士「披髮仗劍,踏罡步斗」而求雨、禳災、捉鬼等等儀式的先聲。威斗雖被「松紋古劍」替代,但別忘了那把劍往往仍是「七星劍」。古代星占式盤中央也刻著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組成被稱為「北斗」的星官,它後來成為人們向之祈福禳災的偶像。而且佛、道兩教都有向北斗頂禮膜拜的儀軌,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在《大藏經》中有《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北斗七星護摩法》等佛教密宗的經品,後面一種還是大名鼎鼎的僧一行所著。在《道藏》中也有《北斗九星隱諱經》(北斗七星加上「輔」、「弼」兩星而成九星)、《九星真經註解》等經。在敦煌卷子中也可見到禮拜北斗的內容,例如:後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歷書。敦煌卷子S2404,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    
    謹案《仙經》云:若有人每夜志心禮北斗者,長命消災,大吉。    
    葛仙公禮北斗法:昔仙公志心每夜頂禮北斗,廷年益算。……    
    「葛仙公」指東晉著名道士葛洪。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5節 客星、瑞星與妖星

    古人所謂的客星,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指新星或超新星的爆發。因為原先肉眼看不見星的天區位置上,忽然出現新的星,而且有時極其明亮(甚至達到白晝可見的程度),過一段時間後重又消失不見,如客人之來去,故謂之客星。比如中外學者津津樂道的公元1054年的「天關客星」就是一次極為罕見的超新星爆發。客星雖不常見,但古代星占學對此仍有一套頗為完整的理論。    
    客星通常都是不祥之兆。它們被視為上天的使者,是來向人間昭示君主政治失誤以及上天對此的譴責的:    
    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見於天,皆天皇大帝之使者,以告咎罰之精也。《乙巳占》卷七。    
    客星被分為五類,依次是:    
    周伯    
    老子    
    王蓬絮    
    國皇    
    溫星    
    關於客星的天像有如下四類:    
    客星犯月    
    客星犯五星    
    客星犯列宿    
    客星犯中外(星)官    
    這些分類的機理被說成是:    
    (以上五類)皆客星也,行諸列捨、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乙巳占》卷七。    
    下面舉幾則關於客星的占辭,其中有的荒誕不經之至:    
    月在星角者,臣與黃門(太監)僮僕女人陰奸為賊。兩星在月角者,臣與人君共作奸。一星在月中,臣與君婦女共作奸謀。一星在月下者,後宮列女要臣為奸也(要,這裡是「要挾」之意)。《開元占經》卷七十七引《孝經緯內記》。    
    新星或超新星爆發,是不可能「在月中」的,因為新星距地球遠而月亮離地球近,但古人並不明白這一點。況且所謂「客星」,並不一定都是新星或超新星爆發。再看下面三則,也同樣匪夷所思:《乙巳占》卷七。    
    客(星)干犯女(宿),鄰國有以妓女來進(指鄰國進獻歌伎女樂,不是今日狹義的妓女);妾遷為後。    
    客星犯井(宿),國有大土功之事;小兒妖言(有「妖言惑眾」的童謠流傳,這在古代視為不祥之兆)。    
    (客星)守張(宿),楚、周有隱士;不去,滿三十日,有亡國、死王;臣戮其主,小人謀貴,禍及嗣子,期三年(應驗之期在三年以內);食中有毒;鄰國有獻食物者;天下酒大出,天子以為憂敗(天子為此擔憂敗亡之事)。    
    這些危言聳聽的占辭,當然都出於星占學家的穿鑿附會,但由此也可看出在古人心目中,「天人感應」是如何的細大不捐。    
    在中國星占學中,絕大部分有星占意義的天象皆為凶兆。但也有「瑞星」一說。瑞星之出,皆為吉兆。這樣就增加了星占學理論體系的完備性,應用起來就更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否則,御前星占學家只是一味向皇帝提出警告,到了需要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或是需要陳述「天文符瑞」為改朝換代製造輿論時,他們豈不是要束手無策了?    
    瑞星據說共有六種:北周庾季才原撰、北宋王安禮(王安石之弟)等重修《靈台秘苑》卷十五。    
    景星    
    周伯    
    含譽    
    格澤    
    歸邪    
    天保    
    這些名稱未必有什麼深意或學理可言。比如「周伯」又是前面剛談過的客星五類之一,而在有些星占學文獻中,「格澤」也是凶險不吉的。至於瑞星,通常都是因為君王「德合天」、「施德孝,興禮義,人民和而夷狄表化」才出現的,是「福德之應,和氣之所致,有道則見」的。它們所兆示的「祥瑞」,可以舉幾則有關占辭為例:    
    王者序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即瑞星)應之。《開元占經》卷七十七引《禮緯含文嘉》。    
    王者制禮作樂,得天心(制訂禮樂制度並實行之,這符合上天之心),則景星見。《開元占經》卷七十七引《禮緯稽命征》。    
    堯即位去年(帝堯即位的前一年),景星出翼,鳳凰止庭(景星出現於翼宿,鳳凰落腳於庭中)。《開元占經》卷七十七引《尚書緯中候握河紀》。    
    這類關於瑞星的天象,可以置於更為廣泛的背景中去認識。事實上,瑞星只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遍及天上地下的所謂「祥瑞」、「符瑞」的種類之一,在歷代官史志書中(例如《宋書·符瑞志》、《南齊書·祥瑞志》、《魏書·靈征志》等),可以集中見到大量這類記載。古代中國人「天下之大,何奇不有」的觀念,在這類記載中得到極富於形象性的說明。    
    與瑞星相對,又有所謂「妖星」。在中國星占學著作中,妖星名目之多,超出瑞星遠甚。例如,《開元占經》中竟用去整整三卷篇幅於「妖星占」,其中妖星名目多達87種。妖星的性質是: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如見其方,以為災殃。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以見無道國、失禮邦,為兵為饑,水旱死亡之征也。《開元占經》卷八十五引《黃帝占》。    
    這裡必須特別提出的是,由於古代星占學著作中對瑞星、妖星的描述非常含混,古人又沒有明確區分大氣現象與天文現象的能力,因此有許多關於瑞星和妖星的天象實際上並非恆星天象。比如,有些關於妖星的天象,從占辭可以推測它們很可能只是流星。有的學者利用古代星占學文獻中的記載,作為現代天文學研究中的補充資料,對此尤應小心。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6節 日食占

    關於日、月和五大行星的星占學,構成中國星占學體系中最富科學成分的內容——因為這七大天體作規律性週期運動,對它們進行星占需要掌握它們的運動規律,並能夠用數學方法準確描述和推算它們的運動,這正是古代數理天文學知識產生和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日月之占    
    與日、月有關的天象,是古代中國星占學的重要方面。這方面的天象又可分為三種類型,依次論述如下:    
    日食占    
    先看日食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星占學意義——這是最嚴重的凶兆之一,對國家和君主都預示著大災禍。舉一些占辭為例:    
    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晉書·天文志中》。    
    無道之國,日月過之而薄蝕(日、月經過「無道之國」所對應的分野天區,就會發生蝕),兵之所攻,國家壞亡,必有喪禍。《乙巳占》卷一。    
    君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無罪,慢天地,忽鬼神,則日蝕。《開元占經》卷九引《禮緯斗威儀》。    
    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邪臣在側……;二曰偏任權並,大臣擅法……;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開元占經》卷九引《春秋緯感精符》。    
    日蝕盡光,此謂帝之殃,三年之間,有國必亡。《開元占經》卷九引《荊州占》。    
    日食在中國星占學文獻中還被細分成幾十種具體名目,各有大量占辭,但大都與上引各條大同小異,不煩多舉。由上述占辭已足見日蝕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凶險不祥的徵兆,對於君王尤其如此。    
    日食既是大凶之兆,是上天震怒,對人間君王提出的嚴重警告,則人間君臣就要對此進行「禳救」,以求回轉天心,轉禍為福。對這種思想最經典的表達見於司馬遷筆下: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史記·天官書》。    
    這裡「修德」、「修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當然被列在前面,這非常容易理解:如果君主「有德」,政治修明,則賞善罰惡的上天根本就不會讓日食之類的天象出現,這就是古人「天下太平,雖交而不能蝕」的信念(當然是違背現代科學常識的)。然而退一步來說,「修德」、「修政」的治本之道雖好,治標之法卻也不可或缺,這就是「修救」和「修禳」。要是治標治本都不做,「正下無之」,那就不可救藥,單等著亡國殺頭了。這些修德修政修救修禳之舉,照理對一切不吉天象都應考慮,但日食是大凶之兆,所以禳救之舉特別受重視,超出所有其他天象之上。    
    古人為日蝕而採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項:1皇帝下詔,徵求臣民對朝政的批評,即所謂「詔求直言」,這是君王修德修政之舉;2解除某個高級官員的職務(讓他作為天子的替身承受天譴);3舉行祈禱儀式,直至日食結束。後兩項就是修救修禳之舉了。依次述之如下:    
    為日食而下詔徵求直言,最早的標準做法或當推漢文帝,他的《日食求言詔》是一篇有名的歷史文獻,篇幅不長,全文如次: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謫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啟告朕。《漢書·文帝紀》。    
    大意是說:如果君主道德失修,或施政不妥,則上天就會降示災異,以示警告。如今竟發生日食,上天降下譴責,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而這責任,應由自己一人來承擔。因此希望天下臣民,在詔書到日,即可將皇帝的過失以及皇帝未能瞭解的下情,上書奏聞。    
    漢文帝下詔求直言的結果,到底對於政治有多少推進,很難估計。不過西漢的「文景之治」一直是被後世史家稱讚的。漢文帝的做法,後來成為日食發生時經常採取的慣例。古人相信,這樣做可以得到上天的諒解,從而消彌災禍。即使實際上對於政治的改良不產生什麼直接效果,至少也是向上天表示了一個虔誠敬畏的姿態,總是有益無害的。除了日食之外,後來對一些別的不吉天象,也採用「詔求直言」作為主要應對措施之一。    
    因日蝕而解除高級官員的職務,這種做法的思想淵源十分久遠。古人認為,如果上天顯示不吉天象對人間政治進行譴責警告,則君王應負責承受。這種思想至少已被古人上溯到成湯時代,這就是有名的「湯禱」傳說: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發,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呂氏春秋·順民》。    
    這裡成湯的「以身為犧牲」是象徵性的,「剪髮手」與曹操因馬踐農田而「割發代首」一樣,不是真的自己去死。    
    君王既不能因天譴而真的去死,古人就又有「嫁禍於人」之法——通過禳祈之術,讓日食等不吉天象所代表的天譴由大臣代替君王去承受。這樣做對於君王而言當然是「失德」的,「有道之君」寧可自身承受天譴也不會嫁禍於大臣。但碰到王莽這樣的君主,就不惜真的實施起來: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就侯氏朝位。《漢書·王莽傳中》。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漢書·王莽傳中》。    
    並、陳茂這兩任大司馬都因日食被免職。這也難怪,王莽在後世史家筆下,本來就是十足的「無道昏君」,自然要嫁禍於人,哪肯「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不過這種大臣頂罪的做法,到了曹魏諸帝時,幾次明令廢止,此後基本上就不再實行了。    
    天上出現不吉天象,古人常稱之為「天變」。皇帝為此採取的措施,有素服、避正殿、撤樂、減膳等多種,但對於日食,還有專門的禳救儀式,極為隆重:《晉書·禮志上》。    
    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奏上合朔時刻),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台(皇家觀象台),伺候日變(待日蝕開始),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週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系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這種為日食而進行的禳救儀式要動員如此多的人眾,還要做如此多的準備,顯然必須在事先安排好才行。而且這種儀式在京城以外的地方也要舉行,並有專職官員負責其事。因此對於日食,必須事先做出推算和預報。    
    推算和預報日食,是古代中國星占學家一項極其重要、極其神聖的任務。關於中國古代一向特別重視日食預報的傳統,這裡不打算詳加討論,而是想通過敘述兩個故事來瞭解這一傳統。下面這兩個故事,如視之為信史恐不可靠,但通過它們來理解中國古代對日食預報的重視則非常生動。    
    第一個故事是著名的「書經日蝕」,見於《尚書·胤征》:相傳夏代仲康在位時,某年秋季第三月朔日,發生日食;而當時的皇家星占學家羲和,因酗酒誤事,未能事先提出預報,結果造成混亂。羲和為此得了死罪:「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因為「《政典》曰:(預報日食)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預報時刻不準確都要「殺無赦」,何況根本不作預報?羲和自然是罪不容誅。當然,預報日食不准而被殺頭的事,只是傳說中如此,由後世信史中的記載看,尚不至於那麼嚴重。但一般至少會受到皇帝的責備,日子也不會好過。    
    第二個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卷七十六:太史令李淳風根據新校訂的曆法,推算某日當有日食,唐太宗聞之不悅(我們前面說過,日食對君王尤為不吉),問李淳風,要是屆時日食不發生,「卿將何以自處?」李淳風表示,如果預報不准,甘當死罪。於是到了那天唐太宗和他一起在庭中等候,許久未見日食,唐太宗認為李淳風的預報已經失誤,就對他說:朕放你回家去和妻子兒女訣別一下吧。李淳風卻並不驚慌,說是時刻還未到。他在牆上畫了一條線,說日影移動到此線時日食就發生,結果他的預報「不差分毫」。這當然是小說家言,意在渲染大星占學家李淳風造詣之深。但故事中李淳風表示預報不准甘當死罪,確實可以使人聯想到《尚書·胤征》中「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的古之遺風。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7節 月食占

    月亮也是富有星占學意義的天體,這在各主要的古代文明中都是如此。中國星占學理論對月亮的基本觀念,有如下表述:    
    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晉書·天文志中》。    
    前面說過,太陽是人君之象,則根據陰陽相對的觀念體系,「太陰之精」的月亮,自然對應女主(后妃)之象和諸侯大臣之象。所謂「比德」,將太陽與恩賞對應,那麼月亮自然要與刑罰對應,所以司馬遷說「月變省刑」。    
    月食發生的次數較日食為多,推算起來也不像日食那樣複雜;而且一般來說,一次月食的可見地域遠較一次日食為大。月食當然也被認為是不吉的天象,這裡舉一些由李淳風編集的占辭為例:《乙巳占》卷二。    
    凡師出門而蝕,當其國之野,大敗,軍死(凡軍隊出國門時遇到月蝕,月蝕所發生的宿之分野又恰好對應該國,則該國軍隊將大敗死傷)。    
    月蝕盡(指發生月全蝕),光耀亡(無),君之殃。    
    蝕不盡,光輝散,君之憂。    
    月生三日而蝕,是謂大殃,國有喪。十日至十四日而蝕,天下兵起。十五日而蝕,國破滅亡。    
    春蝕,歲惡(收成壞),將(將領)死,有憂。夏蝕,大旱。秋蝕,兵起。冬蝕,其國有兵、喪。    
    月食發生於二十八宿的不同宿中,其星占學意義又各不相同,這被稱為「蝕列宿占」。「蝕列宿占」對於日、月都有。這裡以月為例,舉四宿占辭以見一斑:    
    月在角、亢蝕,刑法官當黜(主管刑事法律的官員將被罷黜),將吏有憂;國門四閉,其邦凶。《乙巳占》卷二。    
    月在危蝕,不有崩喪,必有大臣薨(不是皇帝死,就是大臣死),天下改服;刀劍之官憂;衣履金玉之人(指貴族高官)有黜。《乙巳占》卷二。    
    月在張蝕,貴人失勢,皇后憂。《乙巳占》卷二。    
    關於太陽的「蝕列宿占」,情形也類似。    
    如果月食發生於某宿,而此時恰好又有行星運行到該宿,則又另有星占學意義。李淳風稱之為「月蝕五星」,不很確切,容易使現代讀者誤認為是月掩行星(一種確實會發生的天象)。其實只要一看占辭就可明白其意,舉兩例如下:《乙巳占》卷二。    
    月行與木(木星)同宿而蝕,民相食,粟貴,農官憂。    
    月行與水同宿而蝕,其國有女亂而國亡。    
    對於月食,也有禳救之舉。儀式中通常都要擊鼓,照漢儒鄭玄為《周禮》所作的注中說,還有「王者必親擊鼓」的規定。同時根據陰陽對應的理論,要由皇后率領後宮搞一套禳救儀式。不過畢竟陽尊陰卑,君貴臣賤,男重女輕,為月食而舉行的禳救儀式,其隆重程度無法與為日食而舉行者相比。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8節 月位佔

    與日食之備受重視不同,在關於月的星占理論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月食占,而是「月位佔」——月球在星空中作週期運動時,它與恆星、行星發生視覺上的關係,由此呈現出來的各種天象及其星占學意義。    
    月球每天相對於恆星背景移動約13°(注意這不是指月亮東昇西落的週日運動——週日運動相對於恆星背景是固定的),這就會產生月亮逼近、甚至遮掩某些恆星或行星的天象,這類天象的具體情況多種多樣,而且出現的頻率相當高,成為古人進行各種星占學預言的大好題目。難怪在許多經典的中國星占學文獻中,月位佔佔了月占占辭的絕大部分。    
    在《開元占經》中有「月與列宿相犯」的星占名目,這又被分為「月犯星」與「星入月」兩類,先各舉占辭一例:    
    月犯列宿,其國(按照分野理論所對應之國)有憂。《開元占經》卷十三引《河圖緯帝覽嬉》。    
    星入月中,其國君有憂。一曰:不出三年,臣勝其主。《開元占經》卷十三引《海中占》。    
    所謂「星入月中」,是中國星占學文獻中極常見的說法,而實際上這種天象不可能發生,因為月球比所有的恆星和行星都離地球近得多,所以只可能有月掩星,絕不可能有「星入月」。古代星占學家盛稱此說,原因或有兩端:一是將流星恰好與月亮在同一視方向上出現誤認為「星入月」;二是古代中國人對宇宙的真實結構瞭解太少,對於月球與恆星、行星距地孰遠孰近不甚了了,故相信「星入月」是可能發生的。    
    月位佔中最重要的是「月犯列宿」,先看幾條占辭:    
    (月)在尾宿有變,後宮不安,妃後爭人君子孫,不吉在宮中矣。《開元占經》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以十月至四月入南斗中,天下大赦。近期六十日,中期六月,遠期一年(皆指應驗的時間)。《開元占經》卷十三引《黃帝占》。    
    月變於須女,有兵不戰而降。又曰:有嫁女娶婦之事。《開元占經》卷十三引《郗萌占》。    
    月蝕張,貴臣失勢,皇后有憂。《開元占經》卷十三引《黃帝占》。    
    古人所謂「犯」,是指月球運行進入某宿所屬的天區。而具體進行星占預言時,又要結合月本身所呈現的狀況來考慮。上引第一、三條占辭都是根據月在某宿時發生「變」來佔吉凶,但這「變」是什麼情況則未明言。第四條占辭明確說「月蝕張」,即月在張宿發生月食,可視為「月變」之一。第二條占辭則只言月「入」南鬥,未言其「變」。    
    月球運動的恆星週期為273日,也就是說,月球每273日就要在星空中繞行一周。因此月入某宿之後,再過273天就會再次進入該宿。由此可知「月犯列宿」是極常見的天象。與此類似的還有如下系列的天象:    
    月犯石氏中官    
    月犯石氏外官    
    月犯甘氏中官    
    月犯甘氏外官    
    月犯巫咸中、外官    
    上述五種情形中,並未遍列甘、石、巫咸三大門派的全部星官——那些遠離白道的星官,月球不可能「犯」到它們。如將上述天象中的「犯」字改成「暈」,則又可構成一套關於月的天象系列:月在二十八宿和三大門派中、外官處發生暈(一種大氣光象,但古人認為是月球本身發生的現象),也各有其星占學意義。所有這些以273日為週期的月位天象,其占辭可以窺一斑而想見全豹,基本上不外各種災禍之兆。只有極個別的吉兆,如:    
    月暈尾(月在尾宿時出現暈),有益地(擴張領土)者百里以上。《開元占經》卷十五引《東觀占》。    
    由上所述,月位佔中名目如此之多,這些天象出現的頻率又如此之高,以致在每個晴朗或多雲的夜晚都會有不止一種;而這些天象又絕大部分皆為凶兆,如此夜夜凶兆不絕,豈非天下將無一日安寧,古人時常憧憬謳歌的所謂「太平盛世」又何時會有?這固然可以用來說明星占學之不可信,但在這背後還另有奧妙。事實上,這裡觸及了中國古代星占學運作中的一個關鍵機制——不祥的凶兆雖然夜夜都有,但是星占學家並不會、也不可能每個凶兆都去向皇帝報告,他們只有在適當的時機才會提出星占報告。中國星占學是古代政治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個合格的星占學家必須懂得,對於司空見慣的種種凶兆天象,什麼時候應該視而不見,什麼時候應該輕描淡寫,什麼時候應該鄭重報告。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79節 行星之占(1)

    行星占是中國星占學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成分。不瞭解行星占也就不瞭解古代中國的星占學。    
    集唐以前中國星占學理論之大成的《開元占經》,全書120卷,行星占獨佔42卷之多。行星星占學在古代受到特殊重視是不難理解的:恆星在天球上固定不移;日、月各只有一個;而行星則週期性地穿行於恆星背景之中,與二十八宿和太陽、月亮都會發生視覺關係;況且古人已知道的行星有五顆之多,每顆的運行速度和週期又明顯不同;再和五行之說附會在一起,更是變化多端。    
    一、國師與丞相之死:行星占的重要    
    行星星占學的重要性,特別表現在它對古代中國軍政大事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兩個歷史事件來觀察這一點。    
    第一件事是王莽當政時的一次宮廷軍事政變。事變始末見《漢書·王莽傳下》。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劉歆,就死於這場失敗的政變中,而原因正是他本人和同謀者對行星星占學的迷信。當時王莽以偽善與陰謀篡竊國柄,因為肆無忌憚,倒行逆施,很快就陷入內外交困、眾叛親離之境。他的親信之一衛將軍王涉,被星占學家西門君惠用星占學的預言說動了心,就與大司馬董忠、「國師公」劉歆等策劃發動軍事政變,打算劫持王莽,然後向南陽軍事集團(後來東漢光武帝就是從這個集團起家的)圍攻長安的軍隊投降,以免為王莽殉葬。本來早就可以動手,但劉歆是當時研究星占、讖緯之類神秘主義學問的大權威(王莽因此封他為「國師公」),他認為「當待太白星出,乃可」——那時金星恰好運行到太陽附近,古代稱為「伏」,此時它被掩沒在太陽的光芒之中,所以無法看到。要等金星走出「伏」才能重新出現。聽從了劉歆的意見,密謀者們遷延等待了一些日子,不料這期間有人告密,事情敗露,王莽立刻進行無情鎮壓。董忠被殺,劉歆和王涉都自殺了。王莽為了掩飾眾叛親離的窘境,對外只說「大司馬發了瘋病」。    
    這裡必須考慮劉歆的星占學造詣。他說「當待太白星出,乃可」,並不是盲目坐等金星出現——他完全知道金星要到什麼日子才出現。預先推算行星運動的速度、位置是古代曆法中最主要的課題之一,而劉歆正是曆法大家。他所作的《三統歷》,是現今傳世的最早一部完整曆法;《三統歷》正文第一章不是別的,正是「五步」,即推算五大行星運動所用的公式和法則。很可能,劉歆認為「太白星出」之時是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正是南陽軍隊破城的前夜。    
    第二件事是漢成帝時的丞相翟方進,因為一次非常可能僅是謊報的行星天象而被迫自殺。事件始末詳見《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公元7年)春天,據報有「熒惑守心」的天象(火星停留在心宿。關於這一天象的星占學意義詳見本節四),當時就有李尋利用這一「大凶」的天象向丞相施加壓力,說他在相位上毫無功勞,尸位素餐,難免要遭斥逐,甚至還進而暗示翟方進應該自殺謝罪。翟方進正憂懼不知所措,又有善言星佔之學的郎賁麗上書說:熒惑守心這樣的不吉天象,「大臣宜當之」——應由大臣來負責。於是皇帝頒下一道「冊」給翟方進,這是一份嚴厲責備他並逼他自殺的文件:    
    皇帝問丞相:……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何以竟對自己的失職安之若素,毫無報效朝廷之意),將何以輔朕,帥導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    
    翟方進當日就自殺身死。    
    行星星占學在古代對於軍政大事的影響力,是現代人很難想像的。在上面兩個事例中,金星的運行狀況決定了政變成敗,而一次所謂的「熒惑守心」竟被利用來逼死丞相。然而,這兩個例子既非孤立,也不極端,在本節下文的論述中,我們還將看到更多的受到行星星占學影響的歷史事件。    
    二、五大行星與五行    
    五行之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極為廣泛的影響。在行星星占學中,五行學說的成分更為明顯——古人所知道的行星,恰好只有五顆。今天這五大行星通用的中文名字,本身就是五行之說留下的一個顯著印痕。    
    不過古代中國人對此五大行星的稱呼,並不像今天這樣總是直呼其名,而是另有一套習用名稱:    
    金星:太白    
    木星:歲、歲星    
    水星:辰星    
    火星:熒惑    
    土星:鎮星、填星    
    上列右側的那些稱呼才是古籍中常用的。    
    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五星占》,堪稱迄今所知最早的行星星占學專著。其中將五大行星與五方、五帝等作了十分嚴整的對應:    
    東方木,其帝大昊,其丞句芒,其神上為歲星。    
    西方金,其帝少昊,其丞蓐收,其神上為太白。    
    南方火,其帝炎帝,其丞朱明,其神上為熒惑。    
    北方水,其帝顓頊,其丞玄冥,其神上為辰星。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丞后土,其神上為填星。    
    在《史記·天官書》中,五大行星已與季節對應起來:    
    木星:主春    
    火星:主夏    
    土星:主季夏()    
    金星:主秋    
    水星:主冬    
    所謂「季夏」,原是為與五行、五方等附會而生造出來的,並無天文曆法上的依據。「季夏」被認為是在夏、秋之間,後來又有將每季末尾十八日抽出的辦法,這樣共得七十二日,以之與「中央土」對應,並生造出一個怪字「」以名之。    
    到了兩漢之際,五大行星與五行的對應更為發展,附會的對象又擴大到倫理道德、顏色、人體等方面。舉一種為例:《漢書·天文志》。    
    方    
    向五    
    行季    
    節顏    
    色德    
    性人    
    體行    
    星東木春青仁貌歲星南火夏紅禮視熒惑中土季夏黃信心填星西金秋白義言太白北水冬黑知聽辰星五大行星本身的性質和星占學意義,則與上述五行之說並無多少直接的內在聯繫或對應。先舉若干說法及占辭為例:《漢書·天文志》。    
    歲星所在國(指與歲星所在天區對應的分野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之宿國受殃。    
    太白,兵象也。    
    太白,猶軍也。    
    太白經天,天下革(革命,改朝換代也),民更王(換君主),是為亂紀,人民流亡。    
    辰星,殺伐之氣,戰鬥之象也。    
    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復還居之(比曆法所推算的提前運行到某天區,或已離開某天區而又逆行返回原位,這對木、火、土三星來說確實可以發生),國得土,不乃得女子(可以擴張領土,或者國君得到別國嫁來實行政治聯姻的女子)。    
    在古代中國星占學理論中,五大行星各自的亮度、形狀、大小等變化(由行星運行到各自軌道的不同位置所造成;也有一些只是大氣光象),都有不同的星占學意義。與五行之說關係特別密切的則是行星顏色的星占學意義。在司馬遷筆下,可以見到如下關於五大行星顏色的占辭:《史記·天官書》。    
    白:為喪、旱。    
    赤:則中不平,為兵。    
    青:為憂、水。    
    黑:為疾,多死。    
    黃:吉。    
    將行星分成五種顏色,用什麼作標準?古人的辦法是先選定天上的五顆恆星作為顏色標準星——這樣作從現代天文學角度來看很有道理,因為各恆星處在不同的演化階段,表面溫度也不相同,所以它們的顏色確實會各有不同。司馬遷記下的五顆顏色標準星如下:《史記·天官書》。    
    白色:狼(天狼星,大犬座α)    
    赤色:心(心宿二,天蠍座α)    
    青色:參右肩(參宿五,獵戶座γ)    
    黑色:奎大星(奎宿九,仙女座β)    
    黃色:參左肩(參宿四,獵戶座α)    
    用上述五顆恆星作比照,由此去判斷行星是什麼顏色。    
    上述五標準星中有「黑」,看上去使人困惑不解:既已是「黑」,在黑夜裡就會看不見,又從何比照?這疑問仍必須從五行之說入手去解決。五色是與五行、五方、五帝等等配成一整套體系的,因此白、赤、青、黃而外,必須有一色為黑。再看選作「黑」色標準星的那顆恆星仙女座β,星等為二,光譜型為Mo,是一顆相對來說顯得暗紅的星,可知古人之「黑」,實為湊合五行理論而作的變通。這裡「黑」應理解為「暗紅」。    
    上面這五顆五色標準星,代代相傳,一直沒有變化。它們還出人意料地解決了困擾現代恆星演化理論多年的「天狼星顏色問題」,見江曉原:《中國古籍中天狼星顏色之記載》,《天文學報》33卷4期(1992)。該文普及版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年1期。成為古代星占學幫助現代天文學解決難題的一個生動例證。    
    五大行星的顏色標準既已確立,古人就據此進行星占,他們相信五大行星的顏色隨時在變化。舉幾則占辭:    
    太白變色,隨方向所在戰,勝。色青,東方勝也(其餘按五方五色類推)。《乙巳占》卷六。    
    太白色白而角,文也,不可以戰;色赤而角,武,可以戰也。《乙巳占》卷六。    
    太白始出,色黃,其國吉;赤,有兵而不傷其國;色白,歲熟;色黑,有水(水災)。《開元占經》卷四十五引《荊州占》。    
    三、木星與十二次    
    古代中國星占學家用十二次、二十八宿劃分了天區,這些天區的邊界線,從天赤道開始,垂直向南、北方向無限延伸(這一點與西方劃分天區的「座」大不相同),最終會聚於南、北兩天極。這些邊界線與地球儀上的經度線完全一樣,所以古代中國人習慣將恆星稱為「經星」。與此相對應,行星被稱為「緯星」——它們在星空中運行的軌跡恰像織機中的緯線。五大行星在中國古代星占、曆法著作中經常被稱為「五緯」。    
    在五大行星經過十二次所蘊含的意義方面,木星最為重要。木星在星空中運行一周約需時118年,可以近似看作每年經過十二次中的一次。古人早先曾利用這一點來紀年,即所謂「歲星紀年」。但因木星週期並不恰好為12年,故時間稍長誤差就會明顯積累,後來「歲星紀年」不再使用。不過它在星占學理論中仍留下了印痕。    
    古人假想了一個稱為「太歲」(又名「歲陰」)的天體,它被定義成沿著與木星公轉相反的方向作勻速週期運動,每年經過十二次中的一次,12年循環一周。由於這還是根據木星運動而定義的,故仍可視為「歲星紀年」的一個變型。下面是這種紀年法中十二年的十二個特殊名稱以及木星與「太歲」所在之次的對應一覽:《史記·天官書》。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80節 行星之占(2)

    歲名木星所在次太歲所在次攝提格星紀(丑)析木(寅)單閼玄枵(子)大火(卯)執徐訾(亥)壽星(辰)大荒駱降婁(戌)鶉尾(巳)敦大梁(酉)鶉火(午)葉洽實沈(申)鶉首(未)灘鶉首(未)實沈(申)作鄂鶉火(午)大梁(酉)閹茂鶉尾(巳)降婁(戌)大淵獻壽星(辰)訾(亥)困敦大火(卯)玄枵(子)赤奮若析木(寅)星紀(丑)左起第一欄中的十二個奇怪名字究竟何所取義,至今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與古代埃及人之注意天狼星「偕日昇」有點相似,中國古代星占學家十分注意一年十二不同月份中與木星一起「晨出東方」的宿,這些宿也可以稱之為「偕木升」之宿。每個月木星與某些宿一起「晨出東方」這種天象,也逐月有一個奇異的名稱。下面是這些對應的一覽表:《史記·天官書》。    
    月份偕木升之宿名稱正月斗牽牛監德二月婺女虛危降入三月營室東壁青章四月奎婁跰踵五月胃昴畢開明六月觜觿參長列七月東井輿鬼大音八月柳七星張長王九月冀軫天睢十月角亢大章十一月氐房心天泉十二月尾箕天皓右欄中十二個奇異名稱何所取義,同樣未有令人滿意的說明。    
    根據歲星在十二次的位置進行星占,這在先秦時代已很常見。下面是春秋時著名魯國星占學家梓慎的一次星佔之辭:    
    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走過頭)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陰不堪陽之壓迫),蛇乘龍(蛇凌駕於龍之上)。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這一年本是「歲在星紀」,但梓慎發現木星實際上已進入玄枵之次(正是由於上文所說木星週期略小於12年造成的誤差),他認為這是「時災」的徵兆,是陰不勝陽、蛇凌駕於龍之象。由於龍是宋、鄭兩國之星(仍是分野之說),而玄枵之次跨據三宿,中間一宿恰為虛宿;「枵」字又恰有「損耗」之意,因此是「土(國土)虛而民耗」。由此他斷定這次「時災」具體表現為饑饉。    
    春秋時代最著名、也是最動人的政治傳奇故事,是晉國公子重耳(後來的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逃亡十九年最終回國繼承君位這段經歷。在這個長長的傳奇故事(完全可以視為信史,「傳奇」僅是就其動人的情節而言)中,幾次出現木星與十二次的星占學預言。第一次的情形是這樣:    
    過五鹿,乞食於野人(農夫),野人舉塊(土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公子)再拜稽首,受而載之。《國語·晉語四》。    
    公子重耳為避禍逃離晉國,流亡在外。他身邊有一批文武賢臣始終追隨左右,子犯就是其中之一。重耳一行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幾乎都受到國君們的極高禮遇(因為他大有「賢」名,更主要的是因為強大的晉國構成他本人巨大的政治潛力——各國君主普遍認為他最終會回國繼位),隆重招待之外,有贈送金玉珠寶、車馬僕從的,還有嫁女子與他的(如狄、齊、秦等國)。然而到五鹿地方,重耳向農夫乞食,那農夫卻給他一塊土。重耳大怒,要鞭打那農夫,子犯卻認為農夫此舉有極大、極好的象徵意義——土代表國土,有人獻土,意味著我們將會得到國土。當時是「歲在壽星」,子犯預言:十二年後,當歲星再度運行至壽星之次時,必能得到諸侯的歸順。後來的事實是,十二年後,已成為晉文公的重耳統帥中原諸侯的聯軍,在著名的「城濮之戰」中擊敗楚國,被周王冊命為「侯伯」,繼齊桓公之後成為春秋五霸(伯)之一。    
    第二次星占發生於土塊事件之後八年(即公元前637年),這年晉惠公去世,歲末時秦國派出軍隊護送公子重耳回國爭奪君位。晉國大夫董因在黃河邊迎接重耳,重耳問他,自己此行能否成事,董因的回答又是一次典型的星占學預言: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將完成合於天道之事,指重耳入承君位),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本年歲星在大梁之次,明年將進入實沈之次,因此時已屆歲末,而重耳如果繼位,將使明年成為晉文公元年)。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霸業可以澤及後世),君無懼矣!《國語·晉語四》。    
    前面討論分野理論時(第十章第二節)曾經表明,大梁之次的分野為趙,實沈之次的分野為魏,但那是戰國時代的情況,而趙、魏本來都是「三家分晉」時從晉國分裂出去的(有趣的是,趙、魏兩國王室的祖先都是重耳流亡時的隨行忠臣),因此董因說「實沈之墟,晉人是居」,等於說實沈之次的分野是晉,這完全正確。而且董因的說法是很符合星占學理論的,因為木星有這樣的星占學意義:    
    歲星所在處,有仁德者,天之所也,不可攻,攻之必受其殃。利以稱兵(起兵),所向必克也。《乙巳占》卷四。    
    當時正是重耳借秦國軍力「稱兵」奪位,所以董因借此鼓勵他。董因的這番預言,後來全都應驗了,晉國的霸主地位,從晉文公之後也確實持續了幾代之久。    
    四、「熒惑守心」之類    
    五大行星在運行中經過或停留在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官處,也被賦予整套的星占學意義。例如在《開元占經》中,每顆行星之下,都列有該星「犯」(經過或接近)二十八宿、「犯」甘、石、巫咸三家中外星官的章節,每宿每官都單列一節,每節之下再引錄各家占辭。舉幾例如下:    
    填星犯角,大戰,一曰:軍死。《開元占經》卷三十九引《黃帝占》。    
    辰星出入東井,有亂臣。《開元占經》卷五十七引《荊州占》。    
    太白守端門,若至帝座南,禍小;若犯黃帝座,臣弒主,天下大亂。《開元占經》卷五十一引《海中占》。    
    在這類行星天象中,最著名也最引起古人驚恐的,或許當數「熒惑守心」。    
    所謂「熒惑守心」,是指火星運行至心宿時,恰好發生現代天文學稱之為「留」的現象——行星在一段時間內看起來停留在原處,既不前行也不後退(行星在視運動中也有退行的階段)。「熒惑守心」在中國星占學理論中被視為極大的凶兆,這裡舉《開元占經》卷三十一中的幾則占辭為例:    
    熒惑犯心,天子、王者絕嗣。《開元占經》卷三十一引《海中占》。    
    熒惑在心,則縞素麻衣(宋均曰:熒惑在心,海內之殃,海內亡主,故素縞麻衣)。《開元占經》卷三十一引《春秋緯演孔圖》。    
    熒惑乘心,其國相(宰相)死。《開元占經》卷三十一引石氏。    
    熒惑守心,主死,天下大潰。《開元占經》卷三十一引《春秋緯說題辭》。    
    上述占辭中的「犯心」、「乘心」、「在心」、「守心」意思相同,都是指火星進入心宿。這種天像是如此凶險不祥,帝王不是死亡就是絕嗣斷後,至少也要死宰相,難怪古人常為之驚恐不安。下面的故事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這故事在古代中國廣泛流傳:可見《呂氏春秋·制樂》、《淮南子·道應訓》、《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宋微子世家》、《論衡·變虛》。    
    春秋時代,宋景公在位時,有一年發生「熒惑守心」(據司馬遷的意見是公元前480年),景公恐懼,召他的星占學家子韋來詢問。子韋告訴景公這是「天罰」,而且災禍就應在景公身上。不過他又告訴景公,可以移禍於宰相、百姓或年成,景公表示,宰相是輔助自己治國的,移禍於他不祥;如果移禍於百姓,百姓死了自己還當什麼君主?移禍於年成,同樣是害民,豈是為君之道?景公決定自己來承受「天罰」,一死了之。不料子韋聽後立刻拜倒稱賀,他說景公拒絕了三種嫁禍於人的方案,是「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將感動上天,轉禍為福,火星馬上會離開心宿,景公還會增加二十一年的陽壽。    
    不過,古籍中不少「熒惑守心」的記載是可疑的。據台灣學者的一項研究,黃一農:《星占、事應與偽造天象——以「熒惑守心」為例》、《自然科學史研究》10卷2期(1991)。中國歷代正史中共出現「熒惑守心」的記載23次,但用現代天文學方法回推計算,這23次記載中只有6次是真實的,其餘皆屬虛構。在被定為虛構的「熒惑守心」記載中,包括了宋景公與子韋那場著名對話所談論的那次,和導致了翟方進自殺的那次,以及前述黃權用魏文帝崩逝以說明正統何在的那一次(本書第十章第四節)。    
    五、「五星聚捨」之類    
    五大行星在恆星背景上穿行,由於公轉週期各不相同,它們之間也可能相互接近。這種接近當然只是視覺中所呈現的景象。古人稱之為「合」、「斗」、「犯」、「同捨」等——大致上只是視覺上接近的不同程度。    
    根據排列組合原理,在五顆行星中任選兩顆,共有十種不同的組合。在《開元占經》中,這十種組合的星占學意義,佔去了三卷的篇幅,舉幾條占辭為例:    
    歲星與熒惑同捨,相去三尺以內,相守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其國有反臣,五穀傷,百姓不安。《開元占經》卷二十引《荊州占》。    
    主任恣(統治者肆無忌憚),則太白觸填星。……太白觸填星,發大兵,相殘賊(相互殘殺)。《開元占經》卷二十二引《春秋緯文耀鉤》。    
    太白與辰星同守昴,不出百日,趙君為人所囚,大臣相戮。《開元占經》卷二十二引《二十八宿山經注》。    
    這類占法在其他星占學著作中也很常見。    
    三顆或四顆行星相聚,同樣是凶兆為多,這裡僅各舉一條占辭為例:    
    歲星與太白、填星同捨:相去三尺以外,國有女喪,有白衣會(指后妃等人的喪事),用兵不戰。相去七寸以內,名曰「交芒」,將會與皇后為奸,謀殺其君;相守七日以至四十日,必成刑,期百八十日。國主應以善令,則無咎。《開元占經》卷十九引《荊州占》。    
    熒惑與歲星、填星、太白會,成勾巳(星占術語,指行星劃出一段逆行的軌跡),光不相及(相互接近但光芒尚不相觸),主以攻者,不救亂,三王九侯二十一名臣爭為主,更相殘賊。《開元占經》卷十九引石氏。    
    上面第一條為三星相聚,第二條為四星相聚。    
    多星聚會的極端,當然是五大行星同聚於一小片天區內,即古人所說的「五星聚捨」,又稱「五星連珠」。這種天象出現的概率非常小,因此它的星占學意義也就非常大,被古人視為非同尋常的大事。從傳世的星占學文獻來分析,「五星聚捨」這一天象可說是「大吉大凶」——說吉者視為大吉,說凶者視為大凶。為此來考察幾則占辭:    
    王者有至德之萌,則五星若連珠。《開元占經》卷十九引《易緯坤靈圖》。    
    五緯合,王更紀。《開元占經》卷十九引《詩緯含神霧》。    
    五星合亢,為五穀,頻不成。《開元占經》卷十九引《海中占》。    
    五星斗,天子去。《開元占經》卷十九引《春秋緯合誠圖》。    
    而最有代表性的是下面這條:    
    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滿四方。《開元占經》卷十九引《海中占》。    
    這是說「五星聚捨」的天象對有德者而言為大吉,可以得天下;對無德者而言則為大凶,要失天下。所謂「更紀」、「易行」,皆指改朝換代。「易行」更表示舊朝滅亡,新朝代興,因為這時附會於五行之說的「五德」就要改換了,比如秦朝是「水德」,到漢朝代之而興,就自居「火德」。    
    「五星聚捨」天象的大吉大凶之間,關鍵的一點是改朝換代。這一觀念在古代中國深入人心,以致在許多古籍中,都將歷史上著名的改朝換代事例與「五星聚捨」附會在一起。下面是一些例子: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壩上。《漢書·高祖紀》。    
    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日、月和五大行星)俱在營室五度。《新唐書·歷志三》引《洪範傳》。    
    文王在豐,九州諸侯鹹至,五星聚於房。《開元占經》卷十九引《帝王世紀》。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宋書·天文志三》。    
    不過這類記載,大多經不起現代天文學方法的回推驗證。這些記載原是古人附會想像之辭,視之為古代思想史史料則可,有些學者卻視之為科學史料,認真推算起來,結果自然是徒耗心力。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81節 中國的彗星星占學(1)

    五彗俱出侯稱王,    
    天下大亂,兵起四方,    
    諸侯同謀人主亡,    
    除舊布新,掃去凶殃,    
    更立明君,天下大昌。    
    ——巫咸《開元占經》卷八十八引。    
    中國的彗星星占學    
    一、可怕的彗星    
    彗星出現在古代西方被視為可怕的大凶之兆,我們已在前面談到過不少事例。這件事上東西方毫無二致,古代中國人也將彗星出現視為大凶之兆,下面是一段極有代表性的星占學論述:    
    長星,狀如帚(掃帚,民間將彗星稱為「掃帚星」);孛星,圓,狀如粉絮,孛孛然。皆逆亂凶孛之氣,狀雖異,為殃一也。為兵、喪;除舊布新之象。……凡彗孛見,亦為大臣謀反,以家坐罪;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泣之聲遍天下;臣殺君,子殺父,妻害夫,小凌長,眾暴寡,百姓不安,干戈並興,四夷來侵。《乙巳占》卷八。    
    彗星一出,天下大亂,彷彿世界末日。這種觀念,至遲到春秋、戰國時代已在中國形成,此後牢不可破。    
    在集中國星占學文獻之大成的《開元占經》中,彗星佔用去了三卷篇幅,並細分成如下這些類型:    
    彗星犯日    
    彗星犯月    
    彗星犯二十八宿    
    彗星犯右氏中、外官    
    彗星犯五星    
    彗星晝見    
    彗星本身又被分成各種顏色,其占辭各有不同,但絕大部分都不外兵凶戰危、可怖可畏之兆。舉若干條為例,皆出自《開元占經》卷八十八至九十:    
    彗星守日,侯精星也,天下大亂,兵革大起,群臣並謀天子亡。《開元占經》卷八十八引石氏。    
    彗星入月中(實際上幾乎沒有可能),必有破軍死將,兵大起,其國以火災,此三年大饑。《開元占經》卷八十七引《河圖緯聖洽符》。    
    彗星出入太白,長可五六丈,金火之兵大用,大戰流血,天下更政。《開元占經》卷八十七引《黃帝占》。    
    彗星守房、心,天下有喪。一曰:天子亡;一曰:大人憂。《開元占經》卷八十七引《春秋緯演孔圖》。    
    彗入北斗,帝宮空(皇帝出逃)。《開元占經》卷九十引《易緯辨終備》。    
    正是由於彗星在古代中國星占學家看來如此可怕,他們才會在漫長的兩千年(完全有可能更長,只是尚未發現證據而已)中孜孜不倦地觀察和記錄著天空出現的彗星。這使他們為後人留下了兩項驚人的文獻——以下兩小節依次述之。    
    二、馬王堆漢墓帛書《彗星圖》    
    中國(也可能是世界上)彗星星占學最早的第一手珍貴文獻,是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帛書。這份帛書由整理者定名為《天文氣象雜占》,其中的彗星星占學部分常被單獨稱為《彗星圖》。《彗星圖》共繪有29幅彗星圖形,每圖下皆有一條占辭。這29幅彗星圖形被分為19種名目,依次如下:    
    赤灌(2幅)    
    白灌(2幅)    
    天(2幅,一種舞干)    
    (即「天」)    
    彗星    
    蒲彗(2幅)    
    稈彗(2幅)    
    帚彗    
    厲彗    
    竹彗(2幅)    
    蒿彗(2幅)    
    苫彗(3幅,苫即草簾子)    
    苫彗(,草根)    
    甚星    
    星    
    星    
    干彗    
    蚩尤旗    
    翟星(翟,長尾山雞)    
    以上共28幅,另有一幅圖、文皆不清,整理者未能釋讀。上述這些彗星名稱中,有的在後世星占學著作中仍被沿用,如「蚩尤旗」。但後來主要是用「彗」、「孛」二字來稱呼彗星,有時兩字聯用。    
    圖35馬王堆帛書《彗星圖》之一、二。圖35馬王堆帛書《彗星圖》之三、四。    
    《彗星圖》中的29條占辭,都較後世常見的彗星占辭簡短,幾乎全是兵、喪之類的凶兆,舉幾條如下:    
    兵興,將軍死。    
    邦有反者。    
    小人啼號。    
    大將軍有死者。    
    人主有死者。    
    有內兵,年大熟。    
    最後一條中的「年大熟」(年成大豐收)是29條占辭中惟一一句吉辭。    
    三、哈雷彗星的32次回歸記錄    
    中國古代從殷商至清末,留下的彗星記錄在360次以上,其中著名的哈雷彗星的回歸記錄竟達32次之多。此事在一些讀物中曾經提到,但次數既有出入,情況也語焉不詳,更未能交代究竟是哪些年的回歸。這裡將有關情況列表如下:    
    哈雷彗星32次回歸中國記錄一覽表    
    序號公歷紀年中國紀年1公元前1056年武王伐紂之年2公元前614年周頃王四年3公元前465年周貞定王三年4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七年5公元前162年漢文帝后元二年6公元前86年漢武帝后元二年7公元前11年漢成帝元延元年8公元65年漢明帝永平八年9公元141年漢順帝永和六年10公元218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11公元295年晉惠帝元康五年12公元374年晉武帝寧康二年13公元451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14公元530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15公元607年隋煬帝大業三年16公元684年唐武後光宅元年17公元760年唐肅宗乾元三年18公元837年唐文宗開成二年19公元912年梁太祖乾化二年20公元989年宋太宗端拱二年21公元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22公元1145年宋高宗紹興十五年23公元1222年宋寧宗嘉定十五年24公元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25公元1378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26公元1456年明景宗景泰七年27公元1531年明世宗嘉靖十年28公元1607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29公元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30公元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31公元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32公元1910年清宣統二年上面的一覽表中,從第4次起是連續的,也就是說,從公元前239年(秦王政七年)開始,哈雷彗星的每次回歸都在中國古籍中留下了記錄。中國古代星占學家留下一份如此持久、完備的文獻,不能不令人驚歎。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82節 中國的彗星星占學(2)

    對於這29次連續記錄的可靠性,學者們都無異議。但是對於上表中的前三次記錄,有的學者覺得尚不能完全肯定是哈雷彗星的記錄。因為古人也記下了許多別的彗星的出現,而有些彗星是「非週期彗星」——它們沿著拋物線或雙曲線的軌道運行,在靠近太陽時崢嶸一現,從此永不回歸,那就無法驗證古代的有關記錄是哪一顆彗星了。對於這三次記錄,這裡採納了張鈺哲研究的結論,他認為這三次記錄都很可能是哈雷彗星的回歸記錄(他對武王伐紂之年那次彗星記錄的考證已見本書導論五)。    
    古代中國星占學家究竟在怎樣的情境中留下彗星記錄,這在先秦文獻中已經可以看到豐富的史料,下面就是一例,這是一次就彗星出現所作的星占學預言:    
    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死於動亂)。《左傳》文公十四年。    
    一顆彗星出現在北斗的位置上。這就是上表中序號為2的那次(公元前614年),不少中外學者曾認為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回歸記錄。不過古代星占學家當然不會從兩千年後的科學研究上著眼,叔服看到的是七年內宋、齊、晉三國君主將死於動亂的凶兆。查檢此後七年的歷史,叔服的預言竟逐一應驗:    
    彗星出現後三年,宋昭公被宋襄夫人指使的兇手殺害,以便讓公子鮑登上國君之位。公子鮑是早已年老的宋襄夫人的年輕情夫,這場祖孫輩之間帶有亂倫色彩的戀愛是春秋時代有名的醜聞之一。    
    五年後,齊懿公被殺。    
    七年後,晉靈公被趙穿殺死在桃園,這是晉靈公昏庸無道招致的懲罰。    
    順便可以在這裡談一下,這類星占預言事後應驗的記載,在中國古籍中很常見,《左傳》中就有不少。20世紀上半葉疑古浪潮高漲之時,有人將這一點作為「劉歆偽造、篡改《左傳》」的證據之一。其實《左傳》(以及其他古籍)的作者完全不必偽造,因為星占預言非常之多,只要在著書時注意前後照應,選擇那些得到「應驗」的預言加以記載即可。《左傳》中的星占預言往往應驗,並不意味著那時的星占學家沒有作過不應驗的預言;況且《左傳》中也記載著不應驗的星占預言,而且也是關於彗星的(參見本節五)。    
    四、彗星從何而來?    
    古人當然不可能科學地回答彗星從何而來的問題,但彗星是如此可怕不祥,古人對此又是如此重視,這也促使他們從表面現象出發,對彗星的產生和形成提出一些解釋。下面這種理論相傳出於甘德:《史記·天官書》所引述。    
    如果木星「失次」,即運行中偏離了曆法所預先推算的軌道(這實際上當然是推算方法尚不完備,對行星運行中的許多變量尚未掌握之故。但古人不這樣認為),那麼根據木星的進退和方向,三個月後將會產生不同的奇異天體:    
    進而東北,生天棓,    
    進而東南,生彗星,    
    退而西北,生天,    
    退而西南,生天槍。    
    上面所說的四種奇異天體,可以認為都是彗星的不同形態。其中的第二、第三種名稱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彗星圖》中出現過。古代星占家認為彗星可以由行星在運行中派生出來,但對於這類猜測,今天沒有多少從科學角度加以認真對待的價值,它們只是反映出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及其運行規律與機制而已。    
    還有一些古代星占學文獻認為彗星是由行星之「精」變化而來,例如:    
    五星將欲為彗之變,先見其氣,後見其彗。《開元占經》卷八十八引《黃帝占》。    
    這「氣」如何見法,也有一定之規:每顆行星之精「將欲為彗」,就會先在日旁出現氣,不同行星有不同顏色的氣:    
    木星:青氣    
    火星:赤氣    
    金星:白氣    
    水星:黑氣    
    土星:黃氣    
    這當然還是依據五行五色之說臆想出來的,沒有什麼科學價值可言。古代中國的五行之說,在學術上的主要功能是用以構造出一個在內部可以言之成理的闡釋—表述系統,至於與外部真實世界是否符合,常被置之不論。    
    五、幾次著名的彗星星占    
    彗星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星占學意義,以及他們如何對待彗星的出現,必須通過一些具體的星占事例方可深入理解。先看《左傳》中所記有不應驗預言的那次彗星星占,此事牽涉到魯、鄭兩國的三位星占學家:    
    (公元前525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左傳》昭公十七年。下一段引文同此。    
    這年冬天,一顆彗星出現於心宿二(天蠍座α)近旁,彗尾向西延伸到銀河。申須認為:天象總是人間事變的徵兆,而這次彗星出現兆示的火災。這是由於彗星出現處的那顆著名恆星「大辰」,即心宿二的名稱上附會聯想而來的——心宿二又名「大火」(《春秋公羊傳》上說:「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梓慎的預言更加明確:火災將在宋、衛、陳、鄭四國發生。    
    當時鄭國的大夫裨灶,是春秋時代的大星占學家,名聲在申須、梓慎之上。裨灶根據彗星出現,也已佔知火災將在鄭國發生。為此他向鄭國執政者子產提出,要用玉器祭神,這樣可以免除本國的火災,但是遭到子產拒絕:    
    鄭裨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結果,關於火災的預言不幸應驗了:第二年夏天,四國首都同日發生大火。    
    到此為止,預言都是應驗的,但此事還有下文。大火之後,裨灶又預言:鄭國將再次發生火災。他再次向子產要求用玉器祭神,說「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但子產仍然拒絕。儘管旁人都主張聽從裨灶的意見,子大叔甚至說了「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寶器用以保民,若有火災,幾乎會亡國,玉器若能救亡國之禍,你有什麼捨不得)」這樣義正辭嚴的話,子產卻堅持不批准裨灶的請求,他的理由是:    
    天道遠,人道邇(近),非所及也(兩者不相干)。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裨灶哪裡懂天道?只是多次預言,總會說中一兩次罷了)。《左傳》昭公十八年。    
    結果是,沒有祭神,第二次火災也未發生。裨灶預言失敗,子產獲得勝利。在這次事件中,子產特別值得稱讚,他的「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應該視作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名言,而指出星占預言的應驗只是「多言或信」,也洋溢著現代科學的氣息。    
    九年之後,又有彗星出現,這次輪到齊國君主齊景公為之恐懼煩惱了: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要派人祈禱以求消災),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只會帶來欺騙)。天道不諂,不二其命(天道公正,不可能使之變更成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如有穢德,靠禳祈也無法挽回)?……公悅,乃止。《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晏子的立論根據,就是民間俗語所謂「為人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之意。君主若正直有德,則彗星出現對他毫髮無損;如果德行有虧(「德之穢」),則彗星就是上天示罰,靠禳祈祝禱也無濟於事。在這個故事中,強調了彗星出現的星占學意義有「除穢」,這與前面引述的彗星占辭中「除舊布新」之意一脈相通。    
    在中國星占學理論中,彗星最基本的屬性或意義,可以說就是「除舊布新」。下面的星占事例特別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北魏明元帝(太宗)泰常三年(公元419年),出現一顆大彗星,引起太宗的憂懼: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嶽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魏書·崔浩傳》。下一段引文同此。    
    大彗星出現八十多天,太宗相信這是大凶之兆,但當時中國大地上除北魏之外,還有東晉、北涼、西涼、北燕、西秦、夏等政權,他不知這凶兆會「應」在哪一國,所以召集術士來詢問。    
    崔浩是太宗的親信重臣,又是當時的星占學名家,在此之前他曾作出過一次被公認為非常成功的星占預言,名動朝野,所以群臣推舉他回答皇帝的垂詢。崔浩說:    
    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為僭晉(指東晉,本是華夏正統所在,但崔浩既為北魏之臣,自然將一切敵國政權皆貶為「僭」)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    
    崔浩引據史事,指出昔年王莽篡漢之前也曾有彗星出現,由此預言東晉重臣劉裕將要篡奪皇位,東晉將要滅亡,這就是彗星所兆示的事變。對於崔浩這番預言,眾人都無異議,太宗也「深然之」,不過當時他們心裡未必全都信服其說。    
    然而不到兩年之後,劉裕果真迫使東晉恭帝司馬德文下詔「禪位」於他,建立起劉宋王朝,取東晉而代之了。消息傳到北魏,太宗立刻將崔浩召來,對他說:「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這時他才真正表示信服。    
    在這次星占中彗星的主要意義仍是「除舊布新」。站在東晉立場上說,這無疑是亡國之禍,不吉之至;站在劉宋立場上看,則就成為「除舊布新,掃去凶殃,更立明君,天下大昌」的大吉之兆了。


第三部分 中國篇第83節 流隕之占

    流星是極為常見的天象,每天夜晚都會出現。而「夜觀天象」是古代星占學家必修的功課,從理論上說,一晝夜二十四小時都應有專人值班觀天——當然他們值班時偷懶也有可能。流星這種夜夜可見的天象,也被納入中國星占學的理論體系之中,而且地位還相當重要。李淳風說:    
    流星者,天皇之使,五行之散精也。飛行列宿,告示休咎。若星大使大(星大則其所負「告示休咎」之使命亦大),星小使小。星大則事大而害深,星小則事小而禍淺。《乙巳占》卷七。    
    與中國星占學理論的一貫傾向相一致,流星主要也是被作為凶兆。    
    流星因形態的不同被分成許多名目,有些名目常可能與彗星等別的天象混淆。比較主要的流星名目是如下三種:    
    流星:在空間留下尾跡者    
    飛星:無尾跡者    
    使星:有尾跡而較小者    
    前面討論分野理論時提到李認出便衣使者的故事中,李所見的就是上列第三種。    
    流星是外來的小天體,它們發光而為地球上的人們看見,是因為它們以很高的速度闖入大氣層,與大氣發生劇烈摩擦導致燃燒的結果。因此古人所見的流星,實際上是大氣層內部的現象。但古人不明此理,仍將所見的流星與日、月、恆星、行星、彗星等天體等量齊觀,同樣列為星占的對象。在中國古代星占學理論中,被列入星占對象的還有風、雲、氣、虹、霧、霾、霜、雪、雹、露、霰、雷等許多大氣現象。由於這些現象之占嚴格地說已不是「星」之占,本書格於體例,略去不論。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我另一本專論中國星占學的書:江曉原:《星占學與傳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在中國星占學文獻中,星占學家們很認真地討論著下列天象:    
    流星犯日    
    流星犯月    
    流星犯五星(五大行星)    
    流星犯列宿(二十八宿)    
    流星犯中外星官    
    稍舉《開元占經》卷七十二至七十三中的幾則占辭為例:    
    流星起心(從心宿出現),南行,越君死。《開元占經》卷七十二引石氏。    
    流星起心,至北斗,趙君死。《開元占經》卷七十二引郗萌。    
    流星入牽牛,當有鄰國使者來,不出百八十日。《開元占經》卷七十三引《春秋緯文耀鉤》。    
    流星入七公,人主信讒佞,誅忠直諫者;凶人起兵,義人入獄。《開元占經》卷七十三引《玄冥占》。    
    這些占辭中所謂「起」、「入」,指流星尾跡的始、沒之處。    
    流星如果落到地面時尚未燃燒淨盡,則成為隕星,這在古代星占學家看來,其兆更為凶險。舉《開元占經》卷七十六中兩條占辭:    
    大星隕下,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開元占經》卷七十六引京房。    
    國易主則星墜;國有大凶,其主亡,則眾星墜。《開元占經》卷七十六引《天鏡》。    
    這些占辭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死時有一顆大星隕落的故事。至今人們仍常將名人偉人之死說成「巨星隕落」。這種「地上一人,天上一星」的觀念,即來源於古代星占學。諸葛亮死時大星隕落的故事,並非《三國演義》的作者憑空杜撰,而是早在魏晉之際的稗官野史中就已流傳了: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向)西南流,投於(諸葛)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三國誌·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晉陽秋》。    
    這是古代星占學家樂於稱道的典故,而且其說深合星占學原理,因為有這樣的占辭:    
    墜星之所,其下流血、破軍、殺將,為咎最深。《乙巳占》卷七。    
    當時蜀軍統帥正是諸葛亮,那顆要「殺將」的不祥之星竟三次投向他營裡,自然是「上天弗佑」,非薨逝不可了。    
    流星天像有時也被歸入別的名目之中,比如下面這條關於「妖星」的占辭,從所述現象看,很可能是流星:    
    東北有星,長三丈而出水,水氣交,名曰女帛。見則天下兵起,若有大喪。《開元占經》卷八十六引石氏。    
    但要完全確定也不容易。此外,那顆與諸葛亮之死有關的隕星,古人有時也將它歸入「妖星」之列,下面這首唐代溫庭筠的《經五丈原》詩就是例證(五丈原是諸葛亮去世之處):    
    鐵馬雲雕共絕塵,    
    柳營高壓漢宮春。    
    天清殺氣屯關右,    
    夜半妖星照渭濱。    
    下國臥龍空寤主,    
    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寶帳無言語,    
    從此譙周是老臣。    
    順便不妨一提,這位建議後主劉禪向魏軍投降的「老臣」譙周,也是那時有些名望的星占學家,《晉書·天文志》幾次提到過他。後記    
    這本「欠債」幾年的書終於完成了。我感謝好心的「債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吳智仁總編,他一再延後我「還債」的日期。我也要感謝下面這些熱心為我提供資料的友人:上海古籍出版社金良年先生、台灣清華大學黃一農教授、上海師範大學王小盾教授和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我還要感謝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的夏建萍女士,她以極好的技藝和耐心為本書複製了大量資料及圖片。    
    江曉原    
    一九九四年元月廿八日於上海二化齋

<<12宮與28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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