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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釀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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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釀三國 作者:胡小偉    
陳釀三國(代序) 
瘋子與傻子(陳釀三國之二) 
「戲說」與「演義」(陳釀三國之三) 
說英雄誰是英雄?(陳釀三國之四) 
「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老不看《三國》」(陳釀三國之六) 
既生瑜而何生亮?(陳釀三國之七) 
「關老爺現象」(陳釀三國之八) 
「三分」與三角(陳釀三國之九) 
三國的經濟戰(陳釀三國之十) 
木牛流馬話三國(陳釀三國之十一) 
立向斜陽說孔明(陳釀三國之十二) 
文采風流話三國(陳釀三國之十三)               
陳釀三國(代序)     
  曾有人言:「新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照例」也有例外,這就是酒。陳釀比之新制,味醇而厚。所謂XO之O,強調old,標榜的就是個「陳」,而不拿「新」作招牌。連帶說來,標明「老字號」也是商家的習尚,瑞士銀行,日本商社,德國汽車,法國香水,無不如是。連可口可樂一度改變傳統配方,想推薦一種新的口味,結果弄到顧客們都跟它急,只得麻溜往回改。可見萬事萬物,「新」不過其中之一端。前面所引李漁的話,也是極而言之的。 
  「歷史悠久」是中國人的驕傲。但這也遭遇到嚴重質疑。比如說百歲壽星佬「歷史悠久」,同時也就是他飲食起居將每況愈下的意思。「歷史悠久」的國有企業,意味著包袱沉重,缺乏活力。其實任何地區的人類,都擁有大體相同的時間軸線,所謂「歷史」,不過是民族記憶的長短。國人引以自豪的,除了一大堆文物古董等精美器物,最重要的還是連續不斷的典籍記載。這構成了民族的共同記憶,其中的經驗教訓不但嘉惠後人,而且啟示世界。 
  歷史當然不如某位學者曾輕率說的那樣,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華五千年歷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它記載的每一樁嘗試,每一項成功,每一個挫折,每一次失敗,都銘刻著我們祖先的光榮與喜悅,痛苦和屈辱,都昭示著後世子孫去開拓與進取,發展和提高。尤其是當我們跨出了百餘年來的低谷,超越近代歷史的迷霧,具備重新認識周圍世界和自身能力的今天,歷史對於我們,更有著特殊的價值和意義。 
  科學也許能預測未來,但歷史卻明示著過去。從實證的角度講,它對人類發展的意義或許更為重要。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緊貼地面,視點只見鼻尖,如果有一定高度,方能開闊視野。歷史就是給現實中的人們提供觀照所必須的高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瞭解歷史,至少具備一些歷史意識和歷史感的緣故。而歷史劇就是給一般觀眾提供這些意識的形式之一。儘管見仁見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釋會有不同,這正是歷史魅力之所在,同時也給歷史題材創作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一部二十五史,人們談論得最多的就是《三國誌》。它還是首先搬上戲曲舞台,同時又被說部編演為小說的,明人談論「四大奇書」,《三國誌演義》就名列榜首。它是歷史,是小說,但是又不僅僅是歷史,是小說。經過千百年來的流傳,演變,沉積,延伸,擴展,再流傳,再演變,再沉積,再延伸,再擴展,已經上升為一種內涵豐富,意味深邃,意蘊無窮的文化了。至今人們猶津津樂道於此,無論茶餘飯後的閒聊,還是正襟危坐的講壇,仍然在品嚐回味這壺陳釀。只是時與勢移,味道反而愈加醇厚,而各人所得,也愈加不同了。 
  曹操《短歌行》有「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句,為古今酒徒所宗,遂引發了河南伊川酒廠和汝陽酒廠的商標紛爭,兩家爭相拿電視劇《三國演義》中飾演曹操的藝員作形象招牌,正應了那句「鷸蚌相爭」的老話。 
  但領略歷史文化的陳釀,並非喝酒知味,藉以忘今。蘇子美以《漢書》下酒者,讀至張良博浪椎擊秦,惜乎擊之不中,滿引一大白。又至與劉邦會,慨歎君臣際遇,再舉一大白。(見龔明之《中吳紀聞》)讀書知味,就別是一番境象。而裴松之注《三國誌》引《江表傳》:「與周公謹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交友而知味,則是一個更高的境界。 
  近年來我的興趣逗留於此,多少與中央電視台的邀約有點關係。88年和95年為策劃製作三國方面的節目,曾有機會「行萬里路」,兩度走訪三國時代的遺址和後續文物。89年和97年訪問澳洲和台灣,也都以此題作過學術講演,目前還正在寫一部專著。本書所輯,兼及其他方面的問題,都是陸續應報刊之約,拉雜寫成的。 
  性本疏懶,不復「倚馬」之才思;薄發淺見,猶以「厚積」為自嘲。讀者諸公知我罪我,端賴見仁見智了。            
陳釀三國之二----瘋子與傻子     
  題目套的是「演戲的像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這句現成話其實也是中國民間藝人總結戲劇的「誅心」之論,我以為已經觸及到斯坦尼戲劇藝術體系的神髓。類似的話還有一些,如「戲台小天地,天地大戲台」等,過去常常用作小檯子的俗聯,洞穿時空兩軸,品起來也滿有哲理。 
  自從電視這個鬼東西風行以後,「天地大戲台」的話又應驗出另一層涵義。尤其在中國這樣重視家庭生活和天倫樂趣的國度,看電視成為絕大多數人日常的信息來源,娛樂中心和休閒方式,「黃金時段」的電視劇也因此身價不斐,成為製作者和廣告商通力爭奪的焦點。單只「數以億計的觀眾」幾個字,就不僅使演藝人員奮力爭取,「混個臉兒熟」,而且也在製造商和銷售商面前,展示了一個幾乎無窮大的市場。 
  據說,中央電視台93年的廣告收入,相當於每位國人掏出3/4元(報載98年黃金時段的廣告競拍,收入已然達到40億元)。為了回饋社會,為了弘揚文化,或者也為了在愈演愈烈的各台「節目大戰」中繼續保住中心地位,中央電視台近些年來一直在斥巨資推出大製作,最近的例子,便是84集連續劇《三國演義》的播出。這部片子在好幾個方面穩居「中國第一」:投入的人力、設備、宣傳攻勢、投資、效益、播出時間,一直到綿延不絕的演職員名單。 
  照說《三國演義》在明代已有「四大奇書」之目,但由於它從歷史、傳說到戲劇、小說的反覆互動和漫長過程,其在老百姓中影響之廣大深遠,可謂無出其右。更借助「漢字文化圈」的流播和海外華人社會的擴大,在世界經濟「風景這邊獨好」的東亞和東南亞擁有現成的觀眾群。又因為日本企業界對《三國誌》偏好的傳聞,使國內喜歡動心機,或者不得不動心機的各界人士,也對《三國》謀略翹首以待。拍攝《三國演義》,因此成了「萬事具備」之事。其實十年前就有人發表過想以電視、電影與《三國》聯姻的「公告」,但終因「心有餘而力不足」放棄了,於是這副擔子也就理所當然的,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落在了中央台的肩上。 
  現在電視劇已播映過半,主要創作者的自信心還挺足,甚至有說「一百年也不會超過」的。輿論方面則評價不一,讚賞的不少,但批評方面尖刻的說「味同嚼蠟」,激烈的已經提到了「以謝天下」什麼的。有反響、有爭論,至少部分實現了製作者的初衷。作為古典小說的愛好者,我的看法倒是認為該有的情節人物差不離都敷衍到了,只是「戲」太差,不過是一部「電視連環畫」,遠不如當年的京劇電影片《群英會》好看。京劇《群英會》是在前輩藝術家千錘百煉的基礎上,又集中了蕭長華、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袁世海、葉盛蘭等一代名伶,在組織戲劇衝突,刻畫人物性格方面都極富創造性,不但演「瘋」了,而且形成了「一棵菜」,也就是各位藝術家自覺主動的配合。 
  中國戲曲中本有「唐三千,宋八百,數不清的三列國」之說,這是一個戲劇和表演的寶庫,遺憾的是電視劇的編、導、演們對這種成就基本上視而不見,更談不上研究繼承。有人說,電視劇不過是「大眾通俗傳播形式」,不必認真苛求,但一看見片子裡劉備的人馬老是扛著「蜀」的大旗滿世界繞,想起諸葛亮《後出師表》中「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的話,就老是覺得彆扭--劉備立的國號明明叫「漢」,史書為了和西、東兩漢分別,才稱「蜀漢」。後世陸續以「漢」為名的朝代還有一些,歷史上分別稱為「成漢」、「北漢」等。如果劉備自立「蜀」號,則「王業」早已「偏安」,「漢、賊」業已一氣,還鬧騰什麼勁兒呢。類似的明顯疏忽不少,據說有不少專家參與了「創作把關」,不知是怎麼審的。 
  話又說回來,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創下的若干個「中國第一」,更多的恐怕只是數字上的意義,而沒有利用各種優越條件把它作成一件精品,畢竟是件憾事。想當初乾隆皇帝臨逝前,也曾對自己一個人詩歌創作的數量,竟然能比《全唐詩》總和還多而頗為自得。但是人們至今仍然奉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沒有拿《樂善堂集》和《御制詩》當範本的,這就是「數」不敵「質」的一個證據。 
  小說《三國演義》是耐得住咀嚼的。它所以在「廿五史演義」中一枝獨秀,不僅因為它成書最早,流傳最廣,手筆最大,而是因為這一段歷史包含的經驗教訓極為深刻:一場較小的社會動盪,經過群英紛爭,三家競雄,最後達到一統。但是不過37年後晉室就「東遷」了,成為「南北朝」,竟釀成了更廣泛的社會動盪,更深刻的社會矛盾,更長久的民族分裂。後來人痛定思痛,感到劉備的仁政,諸葛亮的民族政策和治蜀方式,才是長治久安的正道,因而總結出「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超功利歷史價值觀。 
  另一方面,方今天下的經濟競爭也是「三足鼎立」,歐洲和北美競相實現本土的「自由貿易區」,穩住陣腳,隱然與蓬勃興盛、發展勢頭正猛的東亞及東南亞抗衡。這是下一世紀貿易戰的基本格局。誰說《三國》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不會使「漢字文化圈」及其影響地帶的國家民眾,在這種未來的競爭格局中受益呢? 
  從「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的老話看,當初《三國》戲的觀眾裡,確有一批被「瘋子」們精湛演技迷倒的「傻子」。但現在的電視觀眾,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傻子」了,因為在家庭中觀看電視的形式本身,已具有充分的「間離效果」。而《三國》電視劇的主要創作者們心裡卻橫亙著太多的功利,急於靠著古典名著「揚名立萬兒」,也沒有下應有的功夫,把戲吃透、演「瘋」,就馬上又要移師全部《水滸傳》了。 
  這消息傳來,不禁使人倒抽一口涼氣。我們還記得前蘇聯改編名著的謹嚴精湛,因為名著是民族以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財富,理應用結合了現代科技成就的影視形式進行深刻的詮釋闡發,才會功在當代,利及若干秋。希望挾中央電視台巨資和播放優勢的決策者們,改變一下只搞「普及」的思想,更多的具備「精品」意識,不要再把第四部中國古典名著也拍成馬馬虎虎的「連環畫」,再以「遺憾藝術」為由,擋著讓「別人三十年內也搞不成」。            
「戲說」與「演義」——陳釀三國之三     
  也許並不偶然,當中央電視台推出大型歷史戲《唐明皇》時,北京台正在播《戲說乾隆》;後來中央電視台的《三國演義》挾強大的宣傳聲威播出時,北京台又在播《戲說乾隆》續集。「戲說」續集換了趙雅芝這樣的主角,戲也較正集略差,但據一項統計說,北京地區的收視率仍舊超過《三國演義》,前年的帳就不用算了。《三國》主要靠小說原作的名聲,以大投入博大產出,沒有賠本。而《戲說》的投資者從不張揚他們在海內外收入的數字,顯然是自己個「悶得兒蜜」了,要不然急著忙著拍什麼「續集」呢。 
  黃金時段的電視劇是爭奪熱點,當然就有行有市。觀眾不用舉手,只須用「換頻道」 
  來表示他們的選擇就夠了。如果有客觀獨立的收視統計,實在應該是所有電視節目決策人員案頭必備的參考。一位決策者曾激憤地同我說:「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戲說乾隆》,看《戲說》的是什麼層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戲說』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兩劇作出這樣的比較,本來沒有必要,卻看得出一種失衡的心態。這就是前些年喧騰一時的「嚴肅文藝」、「純文藝」對「地攤文藝」的討伐,和近來以「高雅文藝」、「典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打起根兒就「嚴肅」「典雅」的文藝形式,比如詩歌,《詩經》裡頗受稱許的《十五國風》就是「桑間濮下」之語,詞起源於教坊酒樓的小令,小說是俚巷之談,圓舞曲源於奧地利民間雙人舞,歌劇《賽維爾理髮師》最初的觀眾是市井小民……文藝發展的大體趨勢,都是源於鄙俚民間,一定時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發展到極至,成為小圈子內的精緻消遣。一種形式被「玩死」了,就再從民間鄙俚處取得另一種,接著玩下去。 
  這裡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論,但大眾喜聞樂見的,必然會形成需求,形成市場,而擅長此藝者也不難名利雙收。唐代一名叫文漵的和尚善於「俗講」,「公為聚眾談說,假托經綸……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捨……教坊效其音調,以為歌曲。」(趙璘《因話錄》)儼然今日之」歌壇巨腕兒」。這是來自當時儒家的批評,不會有廣告吹捧之嫌。韓愈曾著《華山女》詩,描繪當時佛道兩家以俗講技藝打擂台,爭奪聽眾的激烈情況:「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廣張罪惡恣誘脅,聽眾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說書藝人華山女兒出來後,即「訇然振動如雷霆」,「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這就是公開的競爭。不要小看這「俗講」,這就是中國說書和白話小說的老祖宗。 
  觀眾的需求和愛好就是市場。中國有「文化市場」,並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當時都有市價,李漁入清後棄功名衣冠,以經營私人的芥子園「出版公司」和編導演戲曲流動演出為生,鄭板橋還自書「潤筆」價格,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這些人都名顯當代,光耀後世。以編著「三言」聞名的馮夢龍分析唐宋小說的區別時說:「唐人選言,深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裡耳……天下文心少而裡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見有能通於「裡耳」(用今人之話,應該說是文化市場的消費大眾)之俗,才是佔領文化市場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門。 
  當然任何市場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導,文化市場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話:「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京本馮玉梅團圓》)現在看來,這裡的「話」指表現方式,包括象電視劇這樣依賴技術傳播的表現方式,是必須在「通俗」,即大眾「喜聞樂見」上下功夫的;「語」是內容,「風」同「諷」,內容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才能打動感動消費大眾。考慮到提出者已經是500年前的古人,這種總結相當透僻。 
  咬文嚼字地說來,《三國誌通俗演義》所以叫「演義」,就是透過「七實三虛」的史實人物故事傳述(即「演」),表達出褒貶懲揚的歷史價值取向(即「義」)來。「戲說」則是另一種「姑妄談之」的方式,從這個意義講,《西遊記》就可謂「戲說玄奘」。玄奘取經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謂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但這部小說的人物故事顯然都與史實無關,不過借玄奘這個歷史人物和取經歷程的大致故事作為輪廓,抒寫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為《戲說乾隆》會寫戲,所以熱鬧好看,但卻不俗,清代鹽、漕兩幫淵源及貢繡等歷史掌故敘來頭頭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歷史觀,其才學識力,顯然高於靠著名著還寫不出戲的《三國演義》的「編劇」,和缺乏歷史常識的《唐明皇》編劇。別的且不說,一部《三國》戲,拍完看完人們都欣賞曹操去了,顯然就沒有「演」出這段史實應有之「義」。 
  順便一說,現時流行「顧客就是上帝」的說法,據說是舶來品,不知出於何典?據我所知,西方銷售學有「顧客永遠正確」或「顧客就是國王」,意思是產品和銷售都應當順從顧客的意願,極而言之,形容顧客能享受象伺候國王一樣的周到服務。此語源自「國王不會錯」(A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倫一位專橫國王的名言,與中國「口含天憲」的說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則是西方世界的價值源頭,顯然從來就不會去參與消費,「顧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構成類比。這或許是以訛傳訛的又一例證。話說回來,中國電視劇市場已然形成,競爭也實際上展開了,只是還不夠公開,所以作為「非上帝」的消費者多是被動接受,不願接收的就只能「換頻道」,換來換去仍不如意,就睡覺,或搓麻去了。 
  中國名著無疑應在電視劇中展示其風采,也有現成觀眾和基本的市場,但為什麼不可以用比如「招標競投」的方式,來遴選更合適的人選,更理想的搭配,更謹嚴的構思,更深刻的開掘,更完滿的表現,和更長遠的社會經濟效益呢? 
  我想,電視劇鉅片的決策過程仍然有大力改進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數人手裡,把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玩兒」成「普及」的電視連環畫了事。 
  說到這裡,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遊記》。已故戲劇史專家吳曉鈴先生曾對我「戲說」,「以前看《西遊記》,沒有鬧懂妖精是什麼樣兒,看完電視劇,才知道什麼是『妖精』,而且還真妖精!」我想,這是對創作者沒有搞清《西遊記》的真正內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兒國」、「盤絲洞」等「以色試心」的情節中賣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頭。這種「戲說」,實在還比不上《戲說乾隆》,以及相類似的《包青天》(可謂「戲說包公」)。 
  可見「戲說」得好不好,還是要看創作者的綜合功力,而不僅僅是這樣一種實際上更難把握的形式。            
說英雄誰是英雄?(陳釀三國之四)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一聽這歌聲,就知道電視劇《三國演義》又開播一集了。有趣的是自打電視劇播出,「擁曹」之聲大為高漲。一位導演說:「拍完《三國》,更喜歡曹操了」。一位演員則說:「把這個人物演成奸雄,覺得挺對不起他的。」觀眾反映裡面,喜歡曹操一派也佔了上風。 
  奇怪的是,電視劇的本旨是「忠實於原著」,包括原著「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但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收視效果,倒使人想起那句「南轅北轍」的成語來。 
  當然,「為曹操翻案」的呼聲不自今日始,不少大家早已懸有雄文警語,其中郭沫若不但撰有長文(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從郭氏全集《歷史編》第三冊翻檢,此處不贅),而且還寫了一部話劇《蔡文姬》,塑造了一個曹操全新的舞台形象,來表現他的雄才大略,溫文爾雅,善解人意。 
  這真是「時與勢移」。大家知道,傳統戲曲舞台上的曹操永遠是張大白臉,類似的人物還有「指鹿為馬」的趙高,「謙恭未篡時」的王莽,明代權相嚴嵩,以及步曹操後轍的司馬懿。這是一個人物類型的系列。這張大白臉一上台,就是陰鷙奸險的標記。 
  西諺云:「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這是講莎士比亞筆下塑造的是一個複雜的,可以多方面詮釋的形象。老曹比小哈年長得多,也比小哈出現在舞台為早,即使不算現今的電視劇,中國的觀眾人數也要比西人多,但似乎只有兩個反差極大的曹操。這是為什麼?是中國人只具備「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否!中國一向秉「中庸」之道,深知「過猶不及」。是中國人只會表現單純的人物形象?否!《四郎探母》和《吳剛殺妻》,就是以表現人物在特定情勢下的兩難處境,而使觀眾如醉如癡的。 
  對「兩個曹操」現象的解釋,一般是從「歷史人物與文學人物的區別」,或者「封建正統觀念使然」兩方面立論的。但其結論都不否定曹操的歷史形象,反有責備文學形象的意思。這其實是可疑的。《三國演義》全名是《三國誌通俗演義》,演義史書《三國誌》,向有「七實三虛」之說。中國史學以其獨特的傳統和運作方式,為現代西方史學所稱道。其中一點,就是隔代修史,以避開寫「當代史」難免之人際關係的尷尬,和「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片面偏頗。《三國誌》的撰述者陳壽雖是蜀人,但其父在諸葛亮手下受過處分,他入晉作了史官,自然以晉為正統,也必然要追溯將天下「禪讓」予司馬氏的曹魏為正統。所以人物傳記的規格也大有不同,曹操是帝王級別的「武帝紀」,劉備孫權雖稱「先主」「大帝」,但已貶入下一級別的「傳」了。如按「紀」寫戲,曹操最受優待,自然不會是大白臉。 
  但請諸君特別注意的是,構成三國正史內容的,還包括南朝裴松之「奉旨」作注,徵引的二百餘種公私史籍。最後給曹操塗成大白臉的「基因」,正是源自裴注,以及沿此而來的歷代無數民間藝人創作的「三虛」。 
  比如陳志說曹操「少機敏,有權數」,裴注就引《曹瞞傳》說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叔叔屢次在他爹面前告他,曹操就故意裝中風,讓叔叔告訴爹。老曹急呼他出來,發現一切正常,問何故,小曹說「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陷害)耳。」「自後叔父有所告,嵩(曹父)終不覆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耳。」 
  不知如今欣賞曹操,又身為家長的朋友,如何看這段故事中欺父誣叔的小曹操? 
  再比如,陳志寫董卓進京後「欲與計事」,只說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裴注則引《世說新語》說曹操投呂伯奢,「備賓主禮」以後,曹「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和孫盛《雜記》「……既而淒然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的結語。不知如今讚揚曹操,又喜歡交友的朋友,如何看待這段故事中身為貴客,卻因疑心而盡殺主家的曹操? 
  類似的細節差別還有,但關鍵也正是「細節差別」。正是這種差別才使人們做出了相反的判斷,尤其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一句話,可謂曹氏性格的點睛之筆,損透了。中國自古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以極端犧牲精神奉獻他人的墨子,也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以極端的「不利他」名言著稱的楊朱,正是有了曹操此語,才出現了這樣極端」損人利己」的警世名言。後來《三國演義》和戲劇《捉放曹》都扣住這句話,鋪墊加工,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說實話,曹操的白臉,也正是在這時侯才塗上去的。這難道是「正統觀念」的偏見,和「文學形象」的歪曲,才使曹操出現了正負兩個映像嗎? 
  南北朝為何出現大量的貶曹記載,原因也複雜,中華書局《三國誌》校點本的「出版說明」云:」東晉之後,史料的發現已經漸漸多起來了」,可以補正陳志之缺失。我想還去除了陳壽「為尊者諱」的忌憚。 
  曹操下過「求賢令」,但後來又殺過不肯為他所用的名士彌衡(「借刀殺人」一語典故出處),殺過不肯為他專用的名醫華陀,殺過聰明勝他一籌的名吏楊修。到他子孫時,「九品中正」的門閥制度代替了舉薦賢才,「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因此官員中「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詠史》)不但沒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斷絕了西晉的人才,鄧艾、嵇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個個被送上了斷頭台。曹操「代漢」採取的策略步驟:挾天子,加九錫,樹黨羽,把一切都鋪墊妥當了,然後再讓子弟從容登基,並且同樣美其名曰:「禪讓天下」,等等,都被司馬氏亦步亦趨地學到手了。 
  和曹操同時代的劉邵寫過一本《人物誌》(曾有出版社以「三國人才學」大做廣告)。書裡專有「英雄」一章,可以窺見當時對這個概念的看法。劉劭以為若分別言之,「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但是事實上「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舉例而言,「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這就是當時的「英雄觀」。 
  自打漢末天下大亂,群起諸公曾籠而統之地被稱為「群雄」。《三國演義》裡又細分為「英雄」、「梟雄」和「奸雄」三檔。曹操是以「英雄」自許而且許人的,見他「青梅煮酒」一事,卻不幸被後人評定為「奸雄」之首。 
  這一字之別,古時說法是效《春秋》褒貶之義,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經過若干世代的後人體驗捉摸,「鍛煉」出來的筆法。 
  這就是中國人的歷史感和歷史觀,也是「演義」之所謂「演義」。「英雄」的稱謂不但沒有曹操的份兒,也沒有留給他私相授受的劉備,一般稱劉為「梟雄」。《三國》的最終英雄是諸葛亮和關羽,他們是失敗者,卻使後世詩人寫出「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樣「惺惺惜惺惺」的詩句來。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說法,為「立功」、「立言」、「立德」。諸葛亮和關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為文化意義上的英雄。這正是《三國演義》的價值所在,因為它能從「群雄逐鹿」的紛繁史事中,清理、提煉、總結出超功利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判斷,來抗衡甚至替代「成則王侯敗者賊」的功利判斷,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國「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說法相反,有句西方諺語道是「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文革」中因為陳伯達的引用曾經風行一時。不過當時「笑得最好」的風雲人物,包括陳伯達自己個兒,也沒能「笑到最後」。這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說到三國群雄,崇尚功利說的人往往以為「笑到最後」的是曹操。但翻開《三國演義》的最後一回,卻赫然寫明「三家歸晉」,天下屬於了司馬家族,「笑到最後」的並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孫。如果歷史的大幕從此落下,或者社會出現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那麼「笑到最後」,能夠出來向置身於歷史之外的觀眾謝幕的「英雄」,當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經達到「路人皆知」的司馬昭和他的兒子司馬炎。 
  可惜歷史的鏈論永不止息,歷史的帷幕永不降下。當我們看到歷史的連台本戲(今日謂之「連續劇」)的下一出時,發現整個中國的走向在這裡出現了極富戲劇性的急轉直下:剛剛沉醉於「三分歸一統」(公元280年)西晉政權,夾屁股就出現了皇族內戰(公元301年,史稱「八王之亂」),「接下來」就是「中原板蕩」,北部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稱「五胡亂華」)。司馬氏的子孫和近臣不得不放棄黃河流域優越的文化及經濟核心地帶,逃往東吳和西蜀的「邊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稱「晉室東遷」)。從此,開始了長達273年的全國大分裂(史稱「南北朝」)。可見他們也不算作「笑到最後」。 
  從漢末黃巾亂(184年)開始社會大動盪,用了96年實現的大統一,僅僅勉強維持了37年(其中還打了16年內戰),就帶來更深重的民族劫難,陷入更長久的國家分裂,更深刻的社會衝突和更劇烈的文化變動之中。無怪司馬氏的舊臣在長江南岸的新亭聚會,眼見山河變色,人物寥落,感慨萬分,會相對欷噓落淚了。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為《三國誌》加注了比正文還多的資料,就代表著被迫南遷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結果,還能對「始作俑者」曹操說出什麼歌功頌德的話來?如果歷史學家只以現今所謂「階段性成就」,楞要對曹操作出純功利性評價,那麼他心裡一定還有什麼沒有講出來的東西。 
  當然,一個人「生而有涯」,在價值系統紊亂或失衡的時代,判斷誰是英雄尤難,難免又會見仁見智。我想起三十年前讀到元代揚州人張鳴善的一首散曲《譏時》,調寄《水仙子》:「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時用。大剛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歧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飛熊!」 
  在這種時代,拿英雄自許或者許人,當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無可奈何」之事。但後人如何看,後人的後人如何看,才是歷史。 
  (原載《陳釀三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            
「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電視劇裡的諸葛亮我看到了兩個,覺得湖北台的《諸葛亮》主角缺乏飄逸之氣,「空城計」用險時,導演特地給了個後背,我猜是想說明孔明也是凡人,當時也嚇出了一背冷汗,著實敗興。《三國演義》裡的演員表演又顯得張揚,恐怕是近幾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該聽哪家的,照「複雜」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訣「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閉眼一想,還是馬連良地道。 
  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裡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態度,不採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並且在死後設計暗算他。至於「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後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聖」是「後現代」的特徵之一,那麼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 
  就沖還懷念著馬連良,就知道我肯定連「現代」狀態都沒有進入過,遑論「後現代」呢?但最近又聽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說今年某權威刊物將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論」為綱,倡導新「新潮」,便又暗自慶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句老俗話的明達,它似乎已然「解構」了所有時髦發展趨向,都不過是沿著一個環形體運動的秘訣。比方對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褲的重新風行,影視界演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風潮。又好比自行車的追逐賽,你只消原地不動,從旁看上去,已經就是站在後「後現代」的「前沿」了。最後這話讀上去略嫌彆扭,但這符合某種學術意味的「話語系統」,此中深奧,自不足與外人道。 
  學術文化也有思潮或時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場。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畢竟不是時裝,不是玩意兒,更不是胡適當年輕佻比喻的那樣,是可以對「歷史」這個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對諸葛亮的評價,就有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問題。 
  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這一「智」一「奸」,差之毫釐,卻去之千里。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於這一系列。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管、樂也屬於這一系列。此外還有孫子、孫臏,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水滸傳》裡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聖」待遇,他的「武成王廟」裡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但已是後話,不表。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歷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像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爭雄,干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凌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輒紛紛離去」的主兒。以後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致彝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匱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能獨立支撐局面,而且堅持東和北伐的《隆中對》大戰略,在世之日,使司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兩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幹得了的。這種智慧,歷史上能夠達到的不多。何況他從來不是尋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長於巧思」,論進攻他改進了「連弩」,論防禦他設計了扎馬釘,後勤供應他發明的「木牛流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這些新型技術,才使他雖然勞師遠征,仍然以攻為守,堅持到底。所以儘管後人痛惜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認他屬於「內聖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業有成的典型。 
  諸葛亮不僅名垂後世,而且當時就受到民眾的愛戴,《三國誌》記載他死時「黎庶追思,以為口實」,「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處都在開追悼會。成都的祠堂,就是當年建起來的。數十年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滅蜀以後,晉武帝還派專人去瞭解總結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敵手這樣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據說東晉時大將桓溫到蜀,還找來一位當年曾是侍候諸葛亮的小童(猶今日所言「身邊工作人員」)的百歲老翁,想問自己比諸葛如何,老翁回答頗妙:「諸葛在時,不覺其異。自公歿後,無人能比。」(殷芸《小說》)可見他確實是以「肉身」成聖,而不是後人認為的「近妖」一流。 
  中國傳統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兩大系列:一種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類聖賢;另一類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後世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豐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兩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這符合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傚法天那樣自強不息,傚法地那樣厚重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語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是後來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擬的校訓);象流水一樣靈活的智慧,像大山一樣堅實的品格(所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有人突發奇想,認為既然《三國演義》裡常說「視時務者,方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棲」,要是諸葛亮輔佐的不是劉備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該如何? 
  這當然是無數個「歷史上的如果」命題中的一個。我看這種「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一幫朋友中,沒有一個幫曹操的(親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諸葛誕),就連「走馬薦諸葛」的徐庶,被逼進了曹營依然「一言不發」,可見有政治立場的對立;第二就是為人的差別了,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請,的確作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象曹操和司馬懿那樣,自己個加「九錫」,「挾天子以令諸侯」,留著讓兒子當皇上。退一萬步說,交諸葛亮這樣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朋友,糟心! 
  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個「價值系統」的問題。在一個有系統的價值體系裡,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有倫常作為保障,也就是相互間具備「期望值」:你「仁」我「義」,敬我一尺,還你一丈。小到居家過日子,大到治國安社稷,無不如是。價值系統如果變亂了,你不仁我不義,君「不君」,則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騙我,我騙你,倫理常情沒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幹什麼好事都白干,交什麼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並且抱定「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哲學,而嫌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亮精神的時候,這個社會離著亂世也就不遠了。 
  當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時,人人折騰得夠夠的了,那又是猴年馬月的事,你我還趕得上麼? 
  如果我們還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在超乎一時得失之上的東西,價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響比功利遠。 
  「智」和「奸」一字之別,倒也有「誅心」的意義。            
「老不看《三國》」——陳釀三國之六     
  電視劇演關羽「大意失荊州」,有呂蒙設計,白衣渡江的場面。連劇組中都有人拍完後一直在疑惑,那麼一彪人馬,都穿著整整齊齊的白色衣衫,好嘛,這不整個是一支白盔白甲的軍隊嗎?荊州守衛者再傻,能這麼放心地讓他們過江嗎? 
  這的確是電視劇無數令人遺憾的錯誤之一。其實《三國誌·呂蒙傳》裡說得很清楚:「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舟+冓)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關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三國演義》「演義」這段故事,說得就有點含混了:「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即將精兵伏於(舟+冓)艣中。」(毛宗崗批本)《三國誌》裡說的「白(讀如bo)衣」是指平民百姓,所以特別有「作商賈人服」的解釋,傳統戲曲裡是搞清楚了的。中央台的電視劇雖說不愁經費,但總不值得白花置裝費,專門去犯錯誤吧?這是當今「搞文化而不懂文化」的又一例證。 
  「白衣渡江」是三國爭雄無數謀略奇計中的一個。《三國》多奇謀,諺語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我想是因為老年人閱歷本多,再弄上一肚皮謀略,操心不利於養靜。而青少年血氣方剛,學梁山好漢拔刀相助、使勇狠鬥那一套,容易惹事。這當然是舊時世故之言,今天的人們未必會同意。 
  書攤上的「謀略熱」已經火了好一陣了,聽說看《三國》電視劇,又掀起了一輪新潮。商場本是戰場,雖然時與勢移,不可能在市場競爭中也簡單模仿「白衣渡江」,但是「兵不厭詐」的原則,總還是通於古今中外的。外國人看《三國》,也有這方面的關心。澳大利亞搞《三國》的女學者馬蘭安就說過,外商希望從《三國》裡瞭解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好到中國來賺錢,可見易地而皆同。前幾年一位瑞士漢學家把中國的《三十六計》中的十八計翻譯成外文,在西方世界引起相當反響,認為從中可以知道東亞在世界商戰中致勝的奧秘,證明有類似想法的老外,決非孤例。 
  中國謀略文化確實源遠流長,非常豐富,老莊孔孟都談到過。而且也泛化了,實際上中國人在在娛樂方面的發明,如圍棋、撲克、麻將也都是這方面的思維訓練。至於經商方面最早的故事,恐怕要算范蠡用韜晦計和美人計幫助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興兵滅吳,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又以謀略成為巨富陶朱公。至今無錫的蠡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現在猛然間講起市場經濟,大家都開始重視用謀略搞經營管理,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是也有一種誤解,以為知識分子下海,以高智能高計謀經商,就可以稱為「儒商」了。前一陣有一部電視劇叫《儒商》,敘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還有新聞界以此許人的報道。其實「儒商」是指以商為業,懷「儒」(經世濟民)之心的有識之士。比如清末狀元張騫,他憤於國事日非,痛於外侮日甚,而懲於當時士大夫侈談無根,束手無策,遂提倡「實業救國」「工業救國」,並身體力行,開始募資在家鄉南通建立新式紡織企業,從而掀開近現代民族資本新篇章的。他自奉甚儉,從不以聚斂私財為目的,這種風習曾影響過一代民族資本家。往早了說,則孔夫子的入室弟子子貢就是富商,他發了財又來執禮問道,說不定當年夫子周遊列國就是他贊助的。 
  又有論者以漢代有」士農工商」的」四民說」為等級劃分觀念,論證中國儒家一向輕視商業,恐怕也有誤解。至少明代新理學的代表人物已經明確提出了「新四民說」,講過「異業同道」的道理。實際上中國的謀略文化從來不是單純提倡用計用謀,更不是用高智商,高技能,高「謀略」去坑蒙拐騙賺黑心錢。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也許有人不信,日本自「明治維新」走向近代資本主義,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朱熹的「尊王」學和王陽明的學說。鼓吹富國之說的代表人物澀澤榮一,則大力主張以「《論語》加算盤」作為興建企業的起點。據說日本人認為松下幸之助無愧「儒商」,他創辦的高層經理人員研修學院裡指定的兩部教材,就是《論語》和《三國誌》。 
  記得前幾年「謀略熱」初起時,書攤競相賣過一本「奇書」《厚黑學》,大概說《三國》人物裡劉備臉厚,曹操心黑,故能成大事。如果對劉、曹兼收並蓄,做到既厚且黑,則「事業」當更上層樓矣。一些人讀後深以為然,似乎還有好事者作續。其實這部書是李宗吾在抗戰期間痛恨於政府腐敗,和官員無恥而作的激憤之語,正話反說,罵起來尤其酣暢淋漓。也因之很快就被國民政府列為「禁書」,留下「奇書」之名。他本人雖然自稱「厚黑教主」,賞識「以罵成名」(這一點卻頗類「擊鼓罵曹」的禰衡),實則仁厚君子。參看南懷瑾一篇回憶文章《李宗吾與〈厚黑學〉》。 
  當然,秋風蕭瑟,換了人間,今天退下來的老同志希望發揮餘熱,多為社會作貢獻,是誰都可以理解的。他們身當的時代變遷大,起伏多,既經歷練,已不必從《三國》裡面討教智慧謀略了,我相信。 
  (原載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陳釀三國》)            
既生瑜而何生亮?(陳釀三國之七)     
  《隆中對》是瞭解諸葛亮和一部《三國演義》的核心關鍵。這個大策劃的第一步就是「跨有荊、益」。荊州當時轄有九郡,包括了今日之兩湖全部和兩廣的北部,無論處於中國腹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還是面積之廣大,都足以使「有志圖王者」「心搖旌迷」。赤壁一戰的核心問題就是決定荊州歸屬,連夷陵大戰也是因荊州易幟引發的。其中周瑜和諸葛亮又聯合又鬥爭的故事,不但成為赤壁一役成敗的關鍵,而且還為決勝以後情節的發展增添了裊裊不絕的餘韻,留下最著名的的警語,便是周瑜臨終前發出的感慨:「既生瑜而何生亮」。 
  用金庸小說的套語(「套語」為話本小說的語詞系統之一,頗近古意)來說,周瑜用盡心機謀害諸葛亮的種種打算失敗之後,應該取的正確態度是「學藝不精,技不如人,認栽。」何況「小時候胖不算胖」,「退後一步天地寬」,「留得青山在」,「躲過初一,還有十五」等等,為自個想開點的說詞道理有的是,何至於氣死呢? 
  說氣小量狹,其實冤枉了歷史上的周瑜,《三國誌》反而特別讚許過他的「性度恢宏,大率得人」,「惟與程普不睦。」裴松之註《三國誌》引《江表傳》則補充說:「(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謹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歉讓服人如此。」可見歷史上的周瑜和小說戲劇中的周瑜差別之大,遠勝於曹操。奇怪的是卻沒有熱心人替他翻案,後人作翻案文章,說不定也有勢利心作祟。 
  唐宋以前,歷史上認定赤壁之戰的主帥是周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別》詩就說「二龍相爭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說「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還特別強調「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兩位都是川人,卻都沒有提到諸葛亮什麼事,就是明證。北宋以後理學提倡尊王學說,朱熹在《通鑒綱目》中首先溯劉備為正統,諸葛亮地位也大幅上升,說話戲劇藝人講述三分故事,東吳患得患失的私心被張揚出來,尤其是他們趁關羽北上宛洛,威震華夏之機偷襲荊州,致使諸葛亮《隆中對》恢復中原的策劃功虧一簣,尤其為南宋盼望「王師北定中原日」的士民所痛詬。主題一經確立,元人《隔江鬥智》雜劇描寫諸葛與周瑜間爭鬥,周的形象因之被改塑。 
  這也有藝術上的需要,否則就襯托不出諸葛亮的智謀氣度的高超。襯托人物一般都以常人常態為基準,如《福爾摩斯探案》中的華生,《堂.吉訶德》中的潘,以及《西遊記》中猴哥兒的兄弟豬八戒的設置,都使主人公或因智謀之高妙出人意表,或因理想之虛幻令人回味。《三國演義》情況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後以韜略相捋的司馬懿來襯托、突出諸葛亮,以使諸葛亮一線貫穿。以至有讀者認為《三國》自五丈原後可以不讀,《紅樓夢》自焚稿後不忍卒讀的感慨來。周瑜不幸被選來擔任這種尷尬角色,自然要寫成嫉賢妒能,偏狹忌刻的人物了。 
  嫉賢妒能,偏狹忌刻的人物,古今中外恐怕都免不了。如果是這種人是你的上司,就會是「武大郎開店」;如果這種人是你的同事,就會「當面叫哥哥,背後掏傢伙」;如果是你的對手,就會陰毒狡殘,無不致極。這種際遇,難免防不勝防。在赤壁大戰前後,諸葛亮與周瑜的關係,正好兼有以上三種。要作到不卑不亢,應付裕如,而且每出奇招妙想,使聰明絕頂的周瑜計計失算,招招落空。實際上正是他們間的這種鬥智,才使初出茅廬的諸葛亮一下子光彩過人,「智絕」的形象也矗立起來。我們不得不佩服無名藝術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嫉妒無疑是惡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亞筆下的雅戈,因為嫉妒挑唆奧賽羅懷疑愛妻,而奧賽羅又因嫉妒而誤殺妻子,最後悔恨自盡,以至《奧賽羅》成為不朽的悲劇。周瑜因嫉妒而一再尋釁謀害諸葛亮,最後含恨病歿。都是現成例子。 
  現代人在婚姻觀念上大概看得開一些了,「協議離婚」的興起就是明證,但在事業上能否看開,就很難說。體育是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之一,「不服輸」是運動員最基本的品格之一,比對手「更高,更快,更強」已經成為奧林匹克口號。我國跳水女將高敏參加國際大賽,從未輸過一場,不知同時的各國女將會不會生出「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觸?相反,男隊譚良德始終被美國的洛加尼斯公平不公平地壓住,以至始終與金牌無緣,也頗令同情者扼腕。但無論從體育精神來說,還是從觀眾審美需求來說,「瑜亮一時」,也就是「既生瑜,也生亮」,才能出現精彩的對局。如果讓美國職業明星「夢之隊」和業餘隊賽一場,肯定不會激起球迷的興趣。 
  這就形成了一個永恆的悲哀:冠軍反正只有一個。如果「世無英雄」,讓你「庶子成名」,獨步一時,難免會產生一種落寞感,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從社會底層最終走上當時文壇的顛峰,結果看到一片空漠,覺得失去了奮鬥的樂趣,於是自殺了,像他筆下《馬丁.伊登》的主人公那樣。如果「世有英雄」,競爭激烈,但老是被「山外山」,「人外人」略勝一籌,壓上一頭,又會產生「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慨,於是氣死了,像《三國演義》中的周瑜一樣。 
  一時英傑,在這兩難境地中何以自處呢?我想勝負觀應該多元化,社會競爭並不等同於體育比賽,不但可以並列,而且可以在激烈對抗中雙勝。錢鍾書與曹禺、華粹深大學同班,當時亦有「龍、虎、狗」的戲稱,後來一在學術界獨領風騷,一在戲劇界佔據鰲頭,一在教育界著名教授,各擅其長,傳為美談。又如美日汽車大戰,各集謀士,競出奇招,鬥智鬥技,忽而此長彼消,忽而此消彼長,結果是美國汽車注意了經濟性,日本汽車提高了檔次,現在還看不出瑜亮之別。 
  差別是永恆的,那怕一點點,一丟丟。正是這點差別引發的良性競爭,極大地推動了科技學術進步和社會整體發展。關鍵在於看重差別不等於小肚雞腸的嫉妒,更不要變成剷除異己的暗算。 
  說到這裡,想起魯迅一篇文章的著名題目《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在今天激烈競爭中,我主張」費厄潑賴」應當實行。            
「關老爺現象」(陳釀三國之八)         
  還是十幾年前,我夤緣在香港遊蕩了幾個月。獨步港九,穿街走巷,發現店舖差不多都供著關公的像,心中忽焉一動,覺得這位神道不但經歷了「五四」文化選擇的巨大衝擊,而且眼看就要隨同(或者引導)我等「跨越世紀」了,居然穿透了如此漫長的歲月,必定有其非同尋常的魅力。後來留心收集了一些資料,又有機會到各地(後來還包括台灣)的著名關廟走走,更覺得其中大有名堂。中央電視台約我做幾期有關三國文化的節目,第一期的題目就是「關老爺現象」。 
  「關老爺」是清人傳下來的非正式尊稱,適用面比較寬泛,不像佛教徒稱「伽藍菩薩」,道教徒稱「關聖帝君」,或儒士稱「武聖人」、「關夫子」那樣專門。「現象」是現今常用的術語,是指一種值得研究的社會偶見或習見的事物或狀態。這種名目,頗像瓜皮帽配旅遊鞋,新舊搭配,其實頗為搶眼,「髦」得正合「時宜」。 
  「關老爺」確有被稱為「現象」的資格。作為「剛而自矜」(陳壽傳記評語)的「敗軍之將」,為什麼他會在千載以後壓倒群雄,晉陞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護國保民」神?不但使劉備、曹操、孫權這些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黯然失色,就連「萬世師表」的文聖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一幅廟聯,已道盡了他崇高的歷史文化地位:「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上聯說關羽盡得釋儒道三教尊崇,下聯表關羽歷代加封的殊榮。 
  這使史學家頗為迷惑。乾嘉時的趙翼以博學名,但在《陔餘叢考》中就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皆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歿而為神,大概初歿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婦女兒童,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爍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卷三十五《關壯繆》)美籍學者黃仁宇至今亦認為「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神,秘密結社的團體也祀之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其次是他居然能夠融會三教,混一九流,甚至超越歷史上的民族鴻溝,也有一聯曰:「三教盡皈依,仰聰明正直,心似日懸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靈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又把關羽崇拜普及九流,形成全民信仰的狀況總結出來。據一項統計表明,隨著清代華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現今世界上有140多個國家地區建有形制不一的關廟。跨越五洲,揚名四海。這在時、空兩軸上都堪稱奇跡。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存在,任何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人,似都不應小覷。 
  但是悲哀也跟著就來了。別看現今供關公者眾,但一問到「為什麼」,典型的回答有三種:一曰「不知道,別人供咱就供」;二曰「講義氣,表示好交朋友」;三曰「財神,保佑發財」。 
  第一種屬於「傻小子過年--看隔壁的」,是典型的「從眾心理」。如果停留在這個層次,當然很容易解釋文革中人家「打砸搶」你也「打砸搶」,現今別人「坑蒙騙」你也「坑蒙騙」。前蘇聯有一部很有名文獻片叫作《普通法西斯》,在大量納粹紀錄片的基礎上剪輯而成的,表現的就是普通德國人如何變成法西斯的過程。可見這種盲目從眾並非中國獨有,帶來的後果也極其可怕。 
  第二種也異曲同工,因講究哥兒們「義氣」跟著折進班房,甚至斷送小命的實例,也已經屢見不鮮了。 
  第三種也成問題,如果幹的是坑蒙騙的勾當而又想平安無事的話,現實中需要用財色去用心打點的,恐怕是該是貪官污吏,而非神佛。 
  關羽是中華民族信仰最眾的神祇之一。於右任先生嘗題馬來西亞一關廟聯曰:「『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著民族精神。」就是這種現象的現代寫照。至於後世種種傳說故事,賦予他的多重品格和內容,實則是構築宋明以來中華民族精神品德價值體系的一條線索。 
  目前論及關羽崇拜之書籍文章,大率以「歷代統治階級提倡」為立論要據,是以「階級鬥爭」史觀而籠統言之,未能深入研究的浮泛之議。實則關羽信仰源於民間,而且後來也主要在民間滋育發展,所謂「統治階級」的介入,不但於時較晚,且為順應民間之必須。 
  但歷史遺存有時又會混入「階級鬥爭」大潮中。湖北當陽關陵是傳說中關羽「身靠當陽,頭枕洛陽,魂歸故鄉」的葬身之所,那裡立有一塊「四好碑」,道是「讀好書,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如果你把「好」字置換為一個特定人物的稱呼試試?恐怕四十歲上下人們耳朵,當年都曾經為之磨出過繭子。 
  但「好人好事」一語至今通行天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之二甲編「好人好事」條:「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那正是理學以「倫常日用」構築價值系統的時代。至於「好」字作何解釋,代有不同。這種不同,正反映著中華民族整體提升的努力。 
  我想,沿著這個思路深入下去,庶幾為解開「關老爺現象」之謎的正道。            
「三分」與三角(陳釀三國之九)     
  三國故事裡確實充滿著智慧的光芒,如果只有一方有高超的智慧,或許還不明顯,如競爭各方都有能人高士,勢均力敵,就像看高手弈棋,迭出妙著,險象環生,精采紛呈,才越發能顯示出各方智謀的高明。如果不是兩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勢,老是有一個未知因素混雜其中,這局勢就更加變幻莫測了。 
  可惜棋類比賽都只有兩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國演義》寫的卻正是三方鬥智。這裡面就產生出無數複雜微妙的三角關係來。上屆世界盃足球賽決賽後,幾位朋友在電視上大談裁判公平問題。照說足球比賽透明度已經無以復加,雙方球員的攻防技戰術,包括任何一個細節,都可以用電子技術放大,反覆,昭示於天下。唯一不確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產生了馬拉多納「上帝之手」的說詞。裁判就是比賽的第三方。 
  三角是個奇妙的組成。從幾何學上說,三點決定了一個平面,還因此派生出「三角」這門學問;物理學則認為三點是最穩定的支撐,所以照相機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學藝術中,表現人際方面三角關係的作品相當的多,從《紅樓夢》的寶黛釵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從這複雜微妙的關係中展示出更為廣闊的社會人生。有人以為寫三角戀愛是創作的不二法門,其實未必,《三國演義》就沒有寫什麼戀愛,主要寫政治上的三角關係,更見精采。 
  當然,現實中還有更多情況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體問題上,無論多少角,最終都可以簡化為三角。比如戰國時七雄爭霸,說到底只是秦的「合縱」和六國的「連橫」,以及對待「連橫」六國態度的差別和前後不同,構成大的三角關係。其實,三國也是「合縱」「連橫」之爭,曹操勢大,用的是「合縱」之術,千方百計要打破吳蜀聯盟;吳蜀是用「連橫」之術,必須合力以抗強曹。圍繞荊州得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可以說,一部《三國誌》,核心就是荊州的得失。三國時期三次大戰役中,有兩次與荊州有關,赤壁之戰和彝陵之戰。劉備是在赤壁之戰後從東吳借得了荊州,而失荊州又直接引發了彝陵之戰。蜀漢勢力的消長是和荊州的得失關係非常密切。其實這種局面的形成,和諸葛亮《隆中對》「借力打力」的大戰略關係極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 
  說到「借荊州」,倒想起一句歇後語來,「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劉、孫兩家因借荊州而結盟,又因失荊州而成仇。有人想,要是當時劉備不要借荊州,或者「好借好還,再借不難「,那麼歷史的發展或許會有些不同吧? 
  其實赤壁大戰前,荊州是本來也不是在東吳控制中,而是在曹操手中,赤壁之戰後被劉備取得,也談不上從東吳手中借的。所以清代一位史學家趙翼認為,「借荊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於吳人語也」,只不過是東吳的一家之言罷了。荊州位於魏蜀吳三家交界處,與今天的湖北荊沙市位置略同。劉備當年要從河南入西川,建立根據地,最簡捷的途徑是經荊州;要北伐中原,直逼曹操的首府洛陽,最簡捷的路線仍然是出荊州,所以諸葛亮的《隆中對》把「跨有荊、益」作為戰略任務提出來,還特別說明「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曹操南下統一全國,第一步就是得征服荊州,或順流而下,或溯江而上,著名的赤壁之戰就發生在荊州地區的範圍內。荊州的地理位置對於曹、劉兩家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因為他們的目的針鋒相對,都要統一天下,所謂「漢賊不兩立」。 
  孫權則不同,事實上是惟求偏安自保,無意天下爭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碼,放在哪一邊,那邊的份量就重。但甘寧等人也向孫權獻策:「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要把荊州當作東吳的西部藩屏。當時曹操的現實威脅最大,所以聯劉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選擇了。而促成這一局面實現的,在劉備一方是諸葛亮,在孫權一方則是魯肅。 
  小說戲曲中的魯肅是個忠厚好人,好像老是在被諸葛亮利用似的。史書記載卻非如此。魯肅絕不是個窩囊廢,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勸孫權與劉備結盟,是要讓劉備以漢帝宗室的身份統帶劉表部眾,順利「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劉表部眾降曹後,又是他親自到當陽見劉備,「勸備與權併力」,主動促成了劉孫聯盟。當時荊州並不在孫權管轄之中,而是曹操據有,所以劉備寄人籬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實向孫權要求「都督」荊州時,又是魯肅竭力勸孫權答應下來,把這個「畫餅」給劉備聊以「充飢」,達到「共拒曹公」的戰略目的。當時周瑜、呂范等人主張趁機扣留劉備,魯肅認為應趁曹操在荊州立足未穩時,借劉備的力量安定荊州,給曹操多樹強敵,為自己多結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三國誌.魯肅傳》) 
  但荊州是在劉備還是在孫權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樣的。史書記載,曹操聽到孫權把荊州借給劉備的消息時,正在寫字,大吃了一驚,筆都掉在地下了,可見荊州到了劉備手裡,對曹操意味著多大的威脅。 
  赤壁大戰中,孫權自認為是主力,也覺得荊州作為勝利成果,當然屬於他所有。但實際上他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實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捲土重來,所以暫時要借助劉備的力量和聲望管理守衛荊州,作為他的一道屏障,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借」。魯肅、諸葛亮作為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就像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兩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諸葛亮知道荊州可「借」,而魯肅也是真心實意的願「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實際上也在鬥智斗謀。看來這個「借」,還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後來魯肅單刀赴會,要求歸還荊州時,關羽說:劉備也參加了赤壁大戰,「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努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並非毫無道理。 
  有人會說,兩家既然有結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鬧的這麼張揚,協商一下不就得了嗎?事實上魯肅是顧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積極交涉,使劉備答應以湘水為界,後來還把長沙、零陵、桂陽等荊州的大部分郡屬都給了東吳,但仍然保留荊州作為劉備北伐的基地,還特別向孫權指出曹操還在威脅雙方,吳蜀應當同仇敵愾,不能鬧矛盾(「曹公尚存,禍福難構,宜相協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況就變了。曹操利用荊州歸屬相爭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東吳力量給他解圍。關羽在荊州攻克樊城,水淹七軍,斬龐德,擒於禁,威震華夏,曹操不得不商量著要遷都到許都以避其銳,蜀漢勢力空前強盛。司馬懿建議並許諾孫權「割江東以封」,讓他派兵抄關羽的後路,魯肅經死,才發生了呂蒙用計,白衣渡江,使關羽兵敗麥城的事。 
  曹操對劉、孫的爭奪,採取了「坐山觀虎鬥」的策略。所以關羽聞訊急忙回軍救荊州,曹操下令不許追擊,就是想看到關羽、呂蒙鷸蚌相爭,久峙不下。沒想到關羽失敗得這麼快,這麼慘。孫權收回荊州後,也害怕劉備興兵復仇,想引禍水北流,於是把關羽首級送給曹操,暗示劉備,這是受曹操指使的。沒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將關羽的頭以諸侯之禮葬於洛陽,撇清干係,表示與己無關,果然把劉備的怒火引到東吳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這麼漂亮的一手,孫權也趕緊在當陽禮葬關羽遺體,這就是為什麼當陽有個關陵,洛陽又有個關林的緣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關係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戰,火燒連營八百里,東吳雖然取勝,但也鬧了個兩敗俱傷,最後還是讓曹魏「合縱」之術坐收漁利了。所以劉備死在白帝城後,諸葛亮很快就派人與孫權通聘修好,再結盟誓,才能夠專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國勢已經傷了元氣,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 
  這麼瞎聊,可又應了一句歇後語:「看三國掉眼淚——為古人擔憂」。但是直到現而今,大到國際政治,貿易格局,小到人際關係,這種或明或暗,微妙複雜的三角關係還是到處可見的,能不能處理得成功,確實需要智慧膽略。三國的經驗教訓,是否還有一定的教益呢?            
三國的經濟戰(陳釀三國之十)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人迷上了《三國演義》,成天捧著書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對他說:「家裡快沒糧食了,咋辦?」他正看到「群英會蔣干中計」周瑜領著蔣干察看後營糧草一段,便隨口回答:「帳後糧食堆積如山,何謂無糧?」第二天,老婆說:「家裡一粒米都沒有了,快想個法吧!」,這位仁兄正看到「出隴上諸葛亮裝神」,又用諸葛亮的話答道:「隴上麥熟,可就食了。」 
  這說明了《三國演義》的魅力和在群眾中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國演義》化了不少筆墨來寫糧食問題,還有什麼「烏巢劫糧」啦,「許攸問糧」啦,諸葛亮造木牛流馬運糧啦,等等,連曹操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頒布的命令都該斬首,後來是「割發代首」,以示懲戒。這些有名的故事,都說明在軍事競爭中糧食,後勤保障機制,或者更擴大來說是後方經濟問題對於戰爭的重要意義。沒有基本的經濟保障,是無法贏得勝利的,現代戰爭更明確指出是經濟實力的競爭了。 
  三國群雄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軍事對峙的同時,也抓緊發展各自的經濟,實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農業,實際上又是另一種形式的競爭。從現在看來,正是由於三國時期的競爭局面,才加速開發了長江流域地區,使它們具備了與一直發達的黃河流域地區爭雄的某些經濟實力。 
  三國時期,原來比較發達的中原經濟因為連年戰亂,破壞得很厲害。據統計,東漢末年中國人口有五千六百多萬人,到三家歸晉後,才剩下一千六百多萬人,不到三分之一,當時曹操的詩有「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應斷腸」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實寫照,正可與史書記載互相印證。三分之初,東南、西南的經濟和中原相比,顯然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蜀國人口只有九十多萬,吳國也只有二百三十萬,士兵約佔十分之一左右,還不算數以萬計的各級官吏,在實力上自然難以與曹魏抗衡。戰爭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對抗,也是經濟實力的對抗,而誰先掌握充足的經濟實力,誰就有希望在軍事上獲得勝利。 
  三國重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組織軍隊和農民屯墾,好像我們的生產建設兵團,這是一種戰爭時期的生產體制。三國都先後搞過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為中原受到的戰爭破壞最大,嚴重缺糧,長安一斛谷子賣到五十萬錢,「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國民生計已是大問題,何況還要進行戰爭。曹操最早實行軍屯、民屯,表現出極大決心,並特別設置了「大司農」「典農中郎將」等獨立的官職系統,規定屯民將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給政府,以充軍糧,司馬懿則更明確提出「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他們廣泛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用具,使農業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兵糧充足,勝券也就在握了。 
  蜀漢素有「天府之國」的美譽,戰亂中受到的破壞也較少,劉備入蜀之初,原準備把大片良田沃土賞賜功臣,趙雲勸止說:「益州人民剛剛經過一場戰事,還是應該把田宅歸還給他們,使其安居樂業」,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於恢復發展生產,劉備接受了這個意見。諸葛亮在漢中也實行過軍屯,主要是解決北伐中軍糧運輸的不足,後來姜維屯田,則是為了躲避宦官黃皓的猜忌。 
  大概是諸葛亮曾經「躬耕於南陽」的緣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視水利,尤其是秦漢時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維護,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四川的絲織業當時為全國之冠,號為「蜀錦」,諸葛亮認識到「決敵之資,唯有錦耳」,是與魏、吳以至通過滇、緬到達海外貿易的拳頭商品,所以也大力發展相關的手工業。成都也因此叫做「錦官城」,「錦城」。 
  三國鼎立還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中國文明長期以來是以黃河流域為主發展起來的,中原的戰亂,使大批富有生產、管理經驗的人才,從黃河流域流向東南、西南長江流域,使中原的工農業技術應用在富庶的自然資源條件下,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劉備帶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幹部」,曹操在淮上與孫權爭奪時,曾下令當地居民北遷,不料弄巧成拙,十幾萬戶反而渡江南來,憑空增加了東吳的實力。 
  就拿諸葛亮三兄弟來說吧,都是中原知識分子,後來卻各為其主,哥哥諸葛瑾在吳國當過大將軍,從弟諸葛誕在魏國做官,做過揚州刺史,鎮東大將軍,當時人們說,三個諸葛中,「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這只是名次排列,裡面可沒有罵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動和分佈,這就為促進蜀、吳兩個地區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經濟先進地區,沒有必要的人才流動,那麼落後地區的開發會更緩慢的。 
  當時沒有「禁運」,「經濟制裁」這類東西,戰爭狀態並沒有對三方的商業貿易活動產生多大影響。像今天情形一樣,商業貿易最發達的是東吳。孫權搞屯田一度頗積極,但後來人們紛紛棄農經商,或被徵入伍,就荒廢下來。究其原也是商品經濟衝擊的結果。東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經商的傳統,東吳的商業貿易在三國裡最為活躍,比如飲茶是三國時期開始盛行起來的,而吳國的制茶業發達較早。瓷器也同樣如此,吃過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種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裡醃製的菜,川人每天離不了的。考古發掘證實,最早的泡菜罈子是東吳傳過來的。吳國的軍隊還有「軍市」,就是軍中市場,「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三國誌.潘璋傳》)一批隨軍的商人,老是跟著,到處做買賣。沒想到後來還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呂蒙偷襲荊州時,就是讓士兵化裝成與蜀國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長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沒有這樣頻繁的商業貿易往來,呂蒙的計謀也就無法施展了。 
  東吳的生意還做到外國,不光臨近的亞洲各國,還包括非洲,一直遠到歐洲的大秦,就是羅馬帝國。據載諸葛亮的侄子諸葛恪討丹陽時俘獲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個在孫權那裡的大秦商人說,這在他們國家是很稀罕的,孫權就派會稽人劉鹹與這商人一起,帶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據說要從海外的一個港口乘大海船,揚七張帆,走一個多月才能到達。曹丕剛剛登基當上魏文帝時,曾派人到東吳要一些奇珍異品,像什麼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國出產的。有些大臣建議不理曹丕的索求,孫權卻答應得很痛快,說「他所要的東西,在我這兒就像瓦石一樣,我不用的可以換來軍馬,為什麼不和他們作作交易呢?」這就是東吳海外貿易發達的好處了,也說明東吳人的商業頭腦和戰備觀念應該特別提出的是,正是東吳的遠航船隊,首次打通了大陸與台灣的聯繫。台灣古稱夷洲,那以前和大陸還沒有什麼聯繫,但它附近的島嶼(古稱亶洲)卻從秦漢以來「時有至會稽貨布者」,會稽人出海也時常有因風向飄流至那裡的。孫權於黃龍二年(230年)派大將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尋找這兩個島嶼,結果只找到了夷洲。這是史籍上有關台灣最早的記載。台灣與大陸的聯繫,也從那時逐漸密切起來。 
  三國經濟競爭的結果,促進了各自經濟優勢的發展。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在三分歸一統後寫過著名的《三都賦》,描述三國都城壯麗繁華的景象,可見發展水平已比較接近了。後來五胡亂華,東晉南遷,中原文化科技進一步向長江流域傳播,造成南北方既渾一又均衡的發展。 
  說起來,當年魏國略相當於今天之華北西北,吳蜀所在區域分別略相當於華東華南與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國除東北以外的三個主要經濟區。它們在全國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國時期有幾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優勢,東南沿海有商業貿易之便,西南有資源豐富之利。近年有些經濟專家提出的「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發展戰略」,也是這種格局的變化發展。為了全面振興中華,也需要各地發揮自己的優勢,促進人才流動,合理佈局。這些依然可從三國歷史中得到某些啟發。            
木牛流馬話三國(陳釀三國之十一)     
  一提到三國時期的科學技術,人們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了,因為小說賦於它神秘的色彩,好像是一種無動力的自行機械,這在科學上就像」永動機「一樣,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劉仙洲教授,在幾十年前發表論文,認為它們就是人力推動的獨輪車和四輪車,現在還能在川陝一帶見到的這類獨輪車。現代科學家大都傾向於此種說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見,新疆一位科技人員王湔就花費了多年功夫,研製這種神奇的機械。我曾經觀看過他的模型,木製馬形的關節是活動的,以輪軸推動前進,木馬也似乎奮蹄前行。它的特點無非像四輪推車,木馬起到穩定前轅的功能。我曾經到過當年諸葛亮北伐的指揮中心之一,現為四川廣元市的籌筆驛(現在這一帶恢復了部分蜀漢棧道,以供旅遊者憑弔),萬山環繞,一江蜿蜒,交通條件是相當艱難的。所以四百年後的李白,猶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慨歎。設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躦行在蜀道崎嶇山路之間,恐怕並不省時省力。 
  須知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馬」,主要是需要在蜀漢人力資源極端缺乏的條件下,解決「恢復中原」的前線後勤供應問題。原其初衷,其實與一次大戰中歐洲戰區大量使用汽車差不多。但汽車因此經過這次大戰的嚴酷檢驗,成為本世紀影響深遠的交通運輸工具,卻是當初人們始料不及的。 
  實際上,三國時期雖然不過百年,但它在科學技術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華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和三國競爭的局面大有關係,競爭才出成果。 
  和現在的軍備競賽一樣。三國時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運用於軍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馬。諸葛亮曾經改進了漢代的一種強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機,使之從單發變為十連發,稱為「連弩」,又叫「元戎」,就像現在的連發衝鋒鎗似的。這種新式武器曾為蜀兵贏得過勝利,據說曹魏大將張郃就是被這種新式武器擊斃的。曹魏獲得實物後都很驚訝,但巧匠馬鈞的細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進一下,效力還可以提高五倍。 
  東吳境內河湖交錯,又臨大海,在製造、使用船隻方面很有經驗,赤壁一戰,就是發揚了這一優勢。當時東吳造船業一度領先於劉、曹,發展到新的歷史水平,所造船艦「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南州異物誌》)遠航北至遼東、高麗,南至東南亞、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軍和遠洋船隊。但魏晉也不甘落後,刻意發展造船技術,到滅吳時,晉國大將王浚製造的船又比東吳的大出兩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結果「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西晉艦隊順流而東,勢如破竹,東吳五千戰船也成了俘虜。競爭中發展起來的造船術,對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都有很大影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軍工轉民用了。 
  行軍佈陣,離不開對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瞭解,所以地圖是軍事指揮員的囊中必備之物。熟悉三國故事的人都知道「張松獻地圖」的事。張松是劉璋部下的官員,因為劉璋諳弱不能自保,主動把西川的地形路徑繪製成圖,交給了諸葛亮。張松後來為這張地圖丟了一條命,可劉備的軍隊就是憑著這張地圖,順利地攻下了素稱天險的四川。《三國演義》中有關地圖的故事還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馬謖一意孤行,屯兵於山頂,副將王平勸說無效,將形勢畫成地圖派專人火速送給諸葛亮,諸葛亮一看地圖,就知道馬謖必敗無疑了。劉備攻東吳時,因為天熱,在彝陵的密林中結營八百里,也是給諸葛亮送去了地圖,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來當時繪製地圖的技術還真不簡單呢! 
  中國的製圖術很早就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代,大約也是征戰的需要,已經有相當水平。還記得荊軻刺秦王的事嗎?荊軻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獻地圖為名,在地圖中暗藏匕首,躲過衛士的盤察,留下了「圖窮匕首現」的成語。長沙馬王堆出土過西漢用帛畫的地圖,近年還發現西漢的紙地圖,可能推翻東漢蔡倫造紙的傳統認識。事實上,三國時期製圖術的確有一個新的大發展,不僅是繪圖技術的提高,還提出了最早的製圖學理論,這就是歷仕魏晉的裴秀繪製的《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和「製圖六體」,即「分率」,「准望」,「道裡」,「高下」,「方邪」、」迂直」六個基本原則,這是世界上最早的製圖理論,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與古希臘的托勒密交相輝映。著名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製圖學,要比西方領先一千年左右,現存西安碑林裡的兩方宋代地圖碑刻描繪中國地形之細緻準確,至今仍令人驚歎不已。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軍工都能轉為民用的。比如《三國演義》裡寫關羽用的青龍偃月刀和張飛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沒法拿來砍柴、鑽眼,那玩意兒說得太沉了,當然,關羽的刀和張飛的矛都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的。軍工轉民用,說起來好像是十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事物似的,廣告上也老在說什麼什麼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是「軍工技術」。其實,這是世界科技發展的一個趨勢,很多人們熟悉的用品,最初都是用於軍事目的的,比如農業上用的拖拉機是由坦克發展而來的,電子計算機最初是為了破譯軍事密碼,更不用說從核電站,通訊衛星直到防汗臭鞋墊這一大批各式各樣的產品了。可以說,現代家庭裡充滿著曾經用於軍事用途的東西。 
  三國的軍事醫學也有很多傳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華陀的故事了,他為關羽「刮骨療毒」,要用開顱手術為曹操治療「頭痛風」,這在傳說中都被帶上一層神奇色彩。史書記載,華陀是用一種叫「麻沸散」的藥作為麻醉劑,來進行外科手術的,《三國誌》的有關記載,是人類文化史上關於全身麻醉術和腹部手術的最早記錄。這種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製的,至今也還沒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認為是以鴉片為主要原料,有的人認為是曼陀羅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戰爭的環境,外科手術不可能取得這麼大的進展。 
  華陀還創立了最早的健身體操「五禽戲」,摹仿五種動物的形態動作用來怯病強身。今天武術裡的形意拳,什麼猴拳,蛇拳,鷹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發展變化來的。還有現在風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樣的。關雲長「刮骨療毒」在小說中也說是華陀做的,史實上曹操殺華陀在前,關羽負傷事在後,「刮骨療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醫生做的,可見當時有本事的軍醫還不少。因為華陀有名氣,情節上又能前後照應,所以後世小說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按在他頭上了。 
  此外,被後人尊奉為「醫聖」的張仲景也是和華陀同時代的人,不過他的名字在《漢書》而不是《三國誌》裡,因此一般以他為東漢人了。張仲景是內科專家,當時戰亂頻繁,疫病流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對軍隊也有很大影響,曹操兵敗赤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時疫的人太多,戰鬥力大受影響。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創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藥在內的中醫辨證診治的臨症理論,至今仍被中醫視為法則。據說華陀看到這部書曾拍案叫絕,說:「此真活人書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書。醫學的每一個重大進展,都是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但是每一個重大進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說到三國科技,人們總是推崇諸葛亮,史書也確實記述他非常重視科技,還親自發明創造,「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專多能的T型人才。從這一點看,他和兩漢以名物訓詁的見稱後世「漢學」大儒有著帶有根本性的差別。文革中有人以他為「法家」代表,其實,「儒法兼用」才是後世能員幹吏的特點。 
  其實,那時候最巧的還不是諸葛亮,而是曹魏的馬鈞,就是改進諸葛亮連弩的那個人,被譽為「絕世巧思」。他出身貧寒低微,卻聰明好學,肯於鑽研,發明改進了很多東西。有一次聽見人們議論說,古時候有一種指南車,失傳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卻認為原理是對的,也應該能造得出來,別人都不相信,經過幾天研究,他果然製造了一種製作出以齒輪傳動的一種指南車,這在行軍時是非常實用的。還有農業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晉書.杜夔傳》)這在澆灌耕地上非常實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夠看見的龍骨水車,恐怕就是翻車的後代。馬鈞還改進了織綾機,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紡織技術有了一個突破性發展,這類機械直到解放前還可在一些偏僻的農村看到。還有水力推動的齒輪傳動玩具「百戲」。他的發明涉及範圍相當廣泛,真可謂三國時代的愛迪生了。說來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這說明作為領導者,最重要的還是會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親,這一點上,似乎還是曹操更高明些。 
  當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華陀給曹操醫治頭痛,他想讓這位名醫老鄉作他的私人醫生,只為他一個人服務,華陀不願意,他就就寧可殺害華陀。這還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霸道作風。馬鈞的很多項發明都失傳或無錢製造,如發石車,就是可以把石塊拋擲幾百步遠,以擊傷敵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撥給經費,不能投入實際應用,成為我國科技史上的憾事。 
  競爭促進發展,戰爭更是一種特殊的,緊迫的競爭,關係著生死存亡的競爭,科技在這裡就是特殊的戰鬥力。一項新的科技成就,關係著數萬,數十萬以至數百萬,數千萬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優秀的人才,調動最先進的設備和充足的資金,在最短的時間內研製出來,投入應用。戰爭中或戰爭後,凡是能夠有利於生產、經濟發展的技術,設備,自然而然地會轉入民用途徑,繼續完善、改進。綜觀世界各國歷史,無不如此。三國科技給我們的啟示,恐怕就在此吧。            
立向斜陽說孔明(陳釀三國之十二)     
  《三國演義》的故事一向有「七實三虛」的說法,就是說大部分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事件,少部分則出於藝術虛構。就拿「七擒七縱」來說吧,這是說諸葛亮南征時七次捉住了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孟獲,又七次釋放了他,終於安定了蜀漢的西南後方。這是三國中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 
  曾經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去過的人,會發現那裡有很多以「諸葛」、「孔明」命名的地名,如「孔明山」,「孔明塔」,「諸葛營」,「祭風台」,「祭鑼洞」等等幾乎遍佈雲貴川一帶,有關諸葛亮的故事還流傳著很多,一直到他們的衣食住行,生活習俗,節日禮儀,都能看到諸葛亮的影響。 
  比如傣家傳說諸葛亮率兵南征到瀾滄江時,殺了貪婪的漢官,送來谷種教他們打穀舂米,用牛犁地,臨走時還把自己的帽子贈給傣人。後來傣人遇上可怕的瘴氣,便遵照諸葛亮在這頂帽子的綢帶上寫下的「想命長,水沖涼;草蓋樓,住高房」的囑咐,按照帽子的形狀蓋起了竹樓,並且堅持用涼水洗澡。這種傣家的竹樓就叫做「孔明老爹的帽子」。又如基諾族關於他們的起源就有這樣一種說法,說他們的祖先是諸葛亮南征軍隊的一部,因為途中貪睡,掉了隊,趕上大部隊後,諸葛亮軍法如山,不再收留他們,但賜給他們茶籽,讓他們種茶為生。基諾山就是今天中外聞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他們衣服上繡的八卦圖案叫做「孔明印」。甚至男子留的三綹頭髮,中間一綹還是紀念諸葛武侯的。 
  其他如景頗族傳說他們的各種制度是諸葛亮制訂的,彝族、苗族也都認為諸葛亮傳授給他們許多生產技術。很多少數民族戲曲也有大量的三國戲目,尤其是孔明戲,像《三氣周瑜》,《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等。此外,像傣人的熱氣球燈叫「孔明燈」,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使用的銅鼓叫做「孔明鼓」。祭神時有的要設「孔明天子」的牌位,有的要高呼「孔明先生」的名字,還說火把節也來源於歡迎孔明大軍的儀式,潑水節自然和諸葛亮「水沖涼」的囑咐有關了。正因為諸葛孔明在那裡有這樣崇高的威望,近代西方傳教士去佤族傳教時,還得編造出「耶穌是孔明的弟弟」之類的故事來,這也是一種「中為洋用」吧! 
  當然,關於這些習俗的來源,還有其他的一些說法。諸葛亮的故事很久以來就在西南少數民族中深入人心,以至明朝一位詩人在寫了一首詩感慨:「孟獲生擒雍豈平,永昌南下一屯營。棘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陽說孔明。」(李元陽《萬曆雲南通志.地理志》永昌軍民府「古跡」條錄曹迂《詠諸葛營詩》)一個統治者,征服者,在兩千年後還能受到不同民族這樣深切的感念和崇敬,古今中外恐怕還很難找出第二個來。既然有這麼多的遺跡影響,我看未必是空穴來風,「七擒七縱」的事,總會是會有些根據的吧? 
  陳壽的史書《三國誌》中的確沒有提到孟獲,但其他史書,如習鑿齒《漢晉春秋》,常璩《華陽國志》等書中卻有對孟獲「七縱七擒」的記載,應該說《三國演義》的描述是「事出有因」的,至於是不是小說裡寫得那樣曲折生動,當然是另外的事了。諸葛亮生前死後受到西南地區各民族愛戴尊崇,《三國誌》裡也有記述,說諸葛亮死時「黎庶追思,以為口實」,「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數十年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說起來,現在遍佈全國的各個紀念諸葛亮的名勝古跡當中,還有西晉末年十六國時西南少數民族之一的巴氐人的首領李雄修建的,這就是位於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人寫的對聯,看了很有教益:上聯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下聯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裡又講了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謂之上」,又講了政治上審時度勢與法制上掌握寬嚴的重要性,確實把作為軍事家和政治家的諸葛亮兩方面的特點都突出來了,也給後人以多方面的啟發。 
  上面曾談到少數民族戲曲演的戲裡有《斬馬謖》,說起來,諸葛亮的「攻心」戰略,還真是和馬謖大有關係。馬謖雖然在街亭的表現不怎麼樣,但是「心戰為上」的建議,看來還是符合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的。他在南征中正是採納了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才會出現「七擒七縱」的局面的。二次大戰時也出現過「心理戰」,不過那主要是指宣傳攻勢,似乎還和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諸葛亮為出茅廬,已在《隆中對》裡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主張,也就是說在取得西川根據地後,要用和撫的基本方式來解決與生活在今天甘肅、青海一帶的氐、羌和雲貴川一帶的西南民族的關係問題。當然,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下,更能顯示出三方不同的處理民族問題方式的利弊優劣來。說起來三方還真是有「和撫」、「征剿」和「征撫結合」三種方式的區別。比如曹操,他對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針是征撫兼用,以征剿為主。他為了阻止袁紹與北方民族的聯合,親自率軍北征烏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勝地北戴河,當地人們會告訴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當地俗稱「桃山」的,就是當年曹操回師時吟詠「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碣石山,毛澤東因而寫下過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的詩句。當然,曹操也有撫的一面,否則蔡文姬也不可能從匈奴順利歸來了。至於孫權,則完全是征剿了,為了彌補他在競爭形勢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對東吳境內的山越族多次征戰,強迫他們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當家兵、佃客和奴隸。但這引起山越人不斷的反抗,反抗又引來新的征剿,形成惡性循環,內部反而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國爭奪中,始終只能採取「保江東,觀成敗」的消極防禦態勢。而曹操依靠強大的武力,雖然使西部和北部後方平靜一時,但沒過多少年,這些民族就進兵中原,形成了五胡十六國長期混戰的局面。 
  諸葛亮的方針給後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總結一下他的經驗,還是很有教益的。據史書記載和學者研究的結論,主要有這樣幾條:一是讓少數民族自治,盡量少留漢兵,少派漢官;二是尊重當地民族習俗;三是待之以誠,取信於民,和少數民族保持友好關係,還指示部下官吏在當地廣交朋友,「投石結草」,拜為兄弟。這對後世就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紅軍長征路過彝民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結盟友好,約為兄弟的事,就傳為佳話。這恐怕和彝族人民對諸葛亮的習慣崇敬不無關係。 
  當然,光憑這些還是不足以使當地各民族心悅誠服的,最重要的是諸葛亮為當時相對處於落後狀態的民族傳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幫助他們提高發展了生產能力。據史書載,他曾在南中大興屯田,傳授生產技術,的的確確地促使西南地區經濟發展了一大步。明朝有人總結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楊慎《滇載記》),意思是說,這些地區的很多民族出於對諸葛亮的敬仰,逐步遷出深山老林,擺脫原始方式,開始耕織生活。 
  據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書記載,僅雲南一地就有與諸葛亮有關的地名、遺跡四十多處,而當地少數民族對這些遺跡仍然「畏之如天地,愛之如祖考」。那還是在《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沒有廣泛流行以前。可見諸葛亮在千年以後,確實還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廣泛地崇敬愛戴,傣族群眾中就流傳著這樣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沒有丞相為我們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貝葉樹,會永遠記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中,如壯、仡佬、布依、侗、水、苗、瑤等,還保存著一種特殊的銅鼓文化,每到集會或節日喜慶,就敲起銅鼓,載歌載舞。銅鼓的製作圖案紋飾,造型塑像也非常精緻。原來這是統治權力的象徵,用來號召部隊進行戰爭,或者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現存最早的銅鼓鑄造於西漢時代,距今兩千多年了。據說它最初是一種炊具銅釜,但誰家做飯用得著這麼大的鍋呢?有些人們相信它是諸葛亮南征時所用的行軍鍋,留下來做為某種信物的,所以稱作「諸葛鼓」了。成都武侯祠的諸葛亮象前,至今還保存著三面這樣的銅鼓。 
  為人民真正做過好事的人,無論歲月怎樣流逝,後人都會紀念他的。我們從西南少數民族的習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的啟迪呢?            
文采風流話三國——陳釀三國之十三     
  前幾次聊到了很多有關三國時期的各色各樣的話題,像人物呀,軍事呀,外交呀,民族呀,科技呀,等等。說起來,這些都在文學作品《三國演義》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現,但三國時期的文學藝術本身,也是個值得一聊的話題。 
  比如「七步成詩」這樣的小故事,就挺有意思。它說的是曹操死後,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鬧了矛盾,曹丕年長,繼了位,稱了帝,對曹操鍾愛的弟弟曹植不放心,借個題目想除掉他,讓他在金殿之上,走七步的時間內做成一首詩,否則就要治罪。曹植果然七步成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諷喻他哥哥的這種做法,曹丕這次就沒好意思下手。這個故事倒不是虛構出來的,《世說新語》裡也有類似記載,不過詩的文字略有不同。流傳下來,人們都知道曹子建是大才子了,其實他那個哥哥也是才子,和他們的父親曹操一起,被稱作「三曹」,和後來宋朝蘇洵、蘇軾、蘇轍「三蘇」先後輝映,都是文壇佳話。南朝時代有個大詩人叫謝靈運,性情非常高傲,獨獨佩服曹植。他說:天下的文才一共一石,曹植一個人就佔了八斗。以後人們就用「才高八斗」來形容文才出眾的人了,當然,也有拿來濫用以自吹或亂捧的。 
  一部《三國演義》,描寫的大多是金戈鐵馬的征戰討伐和勾心鬥角的謀略計策,但其中也有不少寫到文學藝術活動的,像三顧茅廬時諸葛亮的「好為《梁父吟》」,赤壁大戰前曹操的「橫槊賦詩」,以及蔡邕讚賞的「黃絹幼婦,外孫齏臼」碑文等。這在表現人物性格、情懷方面,都是很有用的點綴。細心一些的讀者不難發現,《三國演義》裡這類描寫還有不少。 
  說起來三國時代雖然不長,但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地位卻非常重要,它是以「建安文學」著稱於文學史的,「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這正是曹操執掌大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期,可知這一時期文學成就的主要代表是在曹魏方面,就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們身邊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干、陳琳、應暘等。這些人各著文賦數十篇,聲名最高,被稱為「建安七子」。文學史不能「尊劉貶曹」。事實上三曹父子的成就在文學史上帶有轉折的意義,直到今天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比如青年人中喜歡抒情詩,抒情散文,抒情歌曲的人很多,遇到奇特的景象,體驗到新鮮的情緒,也都想「啊什麼什麼」的來一下子,是吧?中國古典詩歌裡有這個傳統,當年李白見到蜀道之險,不也「噫吁唏,危乎高哉」嗎?須知唐代畢竟比三國晚了幾百年,而且李白素來推崇「建安風骨」。「風骨」二字文學史家的解釋儘管還不完全一致,但大體說來,是指一種獨特的風格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中國自孔子以後相當一個時期裡,文學崇尚理性,以說理,敘事為主,所以有「詩言志」,「文以載道」的說法,成為傳統。但三國時期卻出現了「緣情」的主張,與「言志」並提。「緣情」大體相當於今天所說的抒情。 
  像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丕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等等,就是這樣的詩歌了。前人愛用「慷慨悲涼」四字來形容這種風格,讀起來也確實有味道。魯迅曾說:「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後人稱這一時期是「結束漢響,振發魏音」,就是說它標誌著漢代文學風格樣式的結束,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就是魏晉文學的時代。 
  記得有一首著名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詩前面的小序裡就點明這首詩寫作在「漢末建安中」,也是在敘事中充滿抒情意味的,還是我國四大敘事詩中的第一首。那是一首樂府民歌形式的長詩了。說起來,詩歌從四字一句的「四言詩」發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詩體,也是在三國時期確立的。一般認為,曹操的四言詩是「壓卷之作」,也就是說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兒子曹丕《燕歌行》的靈活自由的七言詩則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創了一個新時期。這說明三國時代文學藝術有著承上啟下的特點。再比如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性文體,出現過司馬相如、揚雄等辭賦大家,但三國曹植的《洛神賦》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也是辭賦的代表作品,而曹操又提倡簡約的文風,言簡意賅,樸素實用,扭轉了兩漢文學風氣,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國時代藝術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如書法,三國很多著名人物是書法高手,曹操的書法入於《書品》,不用說了,甚至還有張飛都有傳世的書法作品。我祖籍是四川渠縣,那裡的八濛山曾有一幅「八濛摩崖」,上有「漢將軍飛,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十七個字,隸書兩行。傳說就是張飛在這裡殺敗曹魏大將張郃後乘著酒興用丈八蛇矛在石壁上刻下的,書法史上稱作「恆侯戈書」或「張飛立馬銘」。其實,早在南北朝時代梁朝的陶宏景《刀劍錄》中就記載:「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據說這也是張飛自書,稱為「刀銘」。可見張飛不僅是員猛將,還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呢! 
  這一方面也同樣表現出承上啟下的特點,比如蔡文姬的父親蔡邕的八分書被視為隸書的最高境界,過去一般認為鍾會的父親鍾繇是「真書」的創始者,乾隆皇帝匯刻歷代書法珍品的《三希堂法帖》,第一篇就是他寫的,被譽為「雲鷗游天,群鴻戲海」。真書就是楷書,可以說是為後世漢文字的流傳提供了一種規範,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音樂方面也各有特點,諸葛亮「好為《梁父吟》」,吟就是吟唱了,可見「空城計」寫他一曲琴聲嚇退了司馬懿,雖然是虛構,但也出於人們對他音樂才能的深信不疑。周瑜精通音樂是史有明載的,當時甚至出現了一句諺語:「曲有誤,周郎顧。」意思是說演奏音樂時,那怕出現了一點點失誤,周瑜就會回頭看看演奏者,表示出了問題。曹操在這方面更不落人後了,「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這說明音樂和詩歌有密切關係。他對音樂迷戀到相當程度,「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他寫的詩,全都可以配上音樂演唱出來。 
  不僅如此,現在人們喜歡讀的小說,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出現的。《三國演義》裡有個故事叫「左慈戲曹操」,說明當時方術的盛行。因為感慨人生無常,所以求神求仙的風氣很濃,就有方士出來說神道鬼,留在文字上,就是「志怪」小說,傳說曹丕也作過《列異傳》之類的書。此外,由於那時有品評人物的習氣.留下很多以一言一行來表現人物思想、風貌、情懷的的記載,這又叫做「志人」小說。這兩類就是中國傳統小說的主要淵源。 
  總的說來,三國時代雖然不是文學藝術成就的高峰,例如書法是在東晉王羲之,五、七言詩歌是在盛唐,文言傳奇小說在唐宋才陸續達到最高成就的,但是它們都是在三國魏晉這一充滿動盪和變革的時期醞釀發展起來的。 
  這是一個改革精神相當突出的歷史時期。創新是文學藝術的靈魂。陳陳相因的內容,司空見慣的形式,是不可能吸引人的。 
  現在我們處於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文學藝術也需要極大的繁榮發展,能否從對三國文藝的回顧中得到某種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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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釀三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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