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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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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作 者】張宏傑著

  【叢書名】修正文庫

  【形態項】 187頁 ; 21cm

  【讀秀號】000005084435

  【出版項】 中國文史出版社 , 2004

  【ISBN號】 7-5034-1567-3 / C955.2:C955.312

  【原書定價】 CNY19.80 網上購買

  【主題詞】民族精神(學科: 對比研究 地點: 中國 地點: 韓國)民族精神

  【參考文獻格式】張宏傑著.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4.

  為什麼中國足球總踢不過韓國?為什麼日本政府向韓國道歉而不向中國道歉?為什麼韓國人不坐外國車而中國人熱愛外國車?中韓兩國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為什麼韓國的發展比中國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隨著中國人對韓國越來越熟悉,中國人對韓國人的問號也越來越多。

  韓國與中國之間存在著太多的相似性,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韓國,因為韓國是在與中國幾乎完全一樣的土壤上取得的成功。觀察韓國如何擯棄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瞭解韓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的要求結合起來,借鑒韓國在化蛹為蝶過程中的悲歡苦樂,吸取它的經驗,知道它的教訓,對中國無疑是有益的。

  本書從國民性、教育、農民問題等各種角度比較中,探討樂中韓兩國在社會發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處,以韓國之長攻中國之短,以期引起國人的反思。其中《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了點什麼》、《中國人韓國人國民性比較研究》等篇在網上曾引發過激烈的爭論。該書屬於「修正文庫」的「解構中國系列叢書」之一種,該系列叢書旨在以全新的視角解讀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種種難題。

  張宏傑,蒙古族,1972年出生於遼寧,1994年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 已出版文化隨筆集《千年悖論-解讀歷史的另一種方式》、《另一面——歷史人物的另類傳記》。 
 


 
悲酥清風的解藥
 
  吳夢佳

  「到2000年,我們國家實行按需分配,你想要自行車,就給你推一輛自行車,你想要縫紉機,就給你抬一架縫紉機。」—這是記憶裡我的小學老師最牛×的一番話。生活美景由你描畫,激發了多少如我一樣的兒童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啊。

  然而,當我長大後成了你—一名教師的時候,卻連「這睡獅漸已醒」也有些不那麼相信了。睡獅既醒,理當鬚髮皆張,抖擻精神,一鳴驚人啊,哪裡像現在這般,雖睜開眼睛,做許多努力,但是看看社會、經濟、體制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問題,猶如心有餘而四肢尚無力,倒更像是中了一種名叫「悲酥清風」的毒。

  中毒以後,多少高明的大夫都想來解毒,魯迅描繪出阿Q之國民劣根性,柏楊警告大家要洗卻醬缸文化的浸染,龍應台大聲疾呼「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更有放眼四海多方尋藥的,如美國的自由女神,日本的魔鬼管理……可謂情急心切,新招迭出,卻似乎只可續命,勢頭雖好,毒根卻未消。

  江山代有郎中出。《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又是尋來的一副猛藥。

  說實話,初看書名,我心裡想的是:「靠,我還想說『中國人比韓國人多什麼呢』!是不是染髮加上大T恤大短褲玩膩了,哈得還不過癮,非要拿韓國人和中國人比一比看看有沒有多個鼻子多個眼啊?」及至一頁頁看下去,卻漸漸認真起來,對作者不由肅然起敬。

  與有點譁眾取寵的書名相比,作者態度的樸實而誠懇,甚至讓人的腦子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樸實和誠懇,倒不僅是作者所述的「這本書注定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學術著作……這本小書旨在引起您的興趣,在發揮了它的作用後速朽」。當然這種說法與前郎中們的語言相比,作者的樸實與直率,更能引起人們對於書中所述的關注與思考。更重要的,則是作者娓娓敘說的方式。書的前面,是《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從「不一樣的日本」,到「比中國更中國的朝鮮」,再到「被冷落的韓國經驗」,沒有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驚呼,沒有拿大架子嚇人,也很少看到作者的憤激之言,卻一點點贏得了讀者的信任與認可,這副藥被我們愉快地接到了手中。

  藥的效用是最引人關注的,儘管韓國的前身「比中國更中國」。我認為本書更勝一籌的地方,在於它切入的角度,在於它所引的「醫案」,每一個都恰好對著我們的症狀。反腐敗,農村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都是我們面臨的實際難題,而韓國曾面臨同樣的問題,卻很好地解決了或正在有效地解決,能提供現成的例子。更何況,作者對於借鑒有無必要提供了詳細的分析,如反腐敗,有「中國兩國的腐敗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中韓歷史上腐敗的特點」,「經濟發展中的共同點」,「韓國反腐敗歷程」,「韓國反腐敗特點」和「韓國反腐敗對中國的啟示」,種種分析,入情入理。其他問題也是如此。頭疼找醫頭的藥,腳疼找醫腳的藥,似乎不太符合中醫治本的醫理,但是我們卻不是治病,而是解毒,頭不能動就讓頭動,腳還發麻就給腳消麻,等四肢百骸皆正常的時候,離還原一頭活蹦亂跳的獅子也就不遠了。

  過去的郎中,無論是驚呼,還是沉鬱,無論是憤慨,還是急躁,都有一定的道理,在特定的時期,在特定的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的作者,也許不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郎中,從書中少許的蕪雜與繁複也可以看得出,但他的態度是真實而誠懇的,切入角度又符合實際,使書中所引韓國的經驗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這和其他郎中相比,稱得上獨樹一幟。儘管在「哈韓族」與「恐韓族」共處一室的可笑局面下,這副藥可能有點猛,有點不那麼受歡迎,但是不要忘了,悲酥清風的解藥雖「臭之極矣!尤甚於身入鮑魚之肆」,卻具有奇效哦。

  就如書的末尾所言:「天底下並沒有『中國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絕症。」《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這副猛藥,又激發了我對於未來圖景的憧憬,雖然2000年已經過去,我也不想要按需分配的自行車和縫紉機,但是,如果能夠不比韓國人少什麼,亦算得遂人願了。 
 


 
「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李之萍

  平常,我們讀了本書後會有特別的感受,無非是幾種情況:或者因其滿足了自己興趣上的某些探尋而快慰;或者書中蘊涵了極豐富的人間情感讓人心脈起伏,激動不已;或者是因發現了書中一些新奇個性,切中要害的觀點而興奮激動,甚至讓神經久久不能平靜。我想張宏傑先生的這本《韓國人比中國人少什麼》便屬於後者。

  張先生的歷史文論我是接觸過一些的。就拿去年發表在《天涯》雜誌上那篇關於魏忠賢的洋洋灑灑數萬字長篇論述文章來說,我就已驚異於他看問題的全面而獨特的歷史視角和眼界了。作為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學者,有如此紮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實在讓人慨歎。而作者對事物,對歷史,對某些特殊現象,能從宏觀層面予以全面根本的揭示,雖縱橫八騖揮發議論,卻能在自身濃烈的情感意識走向與價值取向引導下將論點闡明到底,其內涵深博而不滯重,論點尖銳而不張揚,行文活潑而不輕薄。這些,更能體現了做學問者的精神與態度。

  我是懷著好奇的心情開始閱讀此書的。中國人比韓國人少多少?這是一個問題嗎?雖然這些年我們也都意識到韓國經濟日新月異,這些年,這個小國的發展和整體面貌讓人刮目,可作為與中國文化同源同宗的小國,能比我們先進和超異到哪兒去呢?難道美國、日本、歐洲還不夠我們學嗎?我有點不屑,但畢竟是好幾十頁紙的一本書啊,好奇的心理加上對張先生文字功力和思想理論體系的認同催使我看它個究竟。

  事實證明,我是在氣憤、悲哀、感傷等種種情緒交雜的情況下,不忍再閱才終止閱讀的。當然大部分內容我已在竭力壓抑著情緒的情況下看完。

  似乎很多時間沒有這種情緒了。雖然網上也常能看到各種憤激不平的文字,但因大都是短小篇幅,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單一方面,心情壞一下便過去了,我知道那不是單一量化即可解除的問題,那是整個社會機制在不斷改良中逐步消解的。但這回卻是從內心深處將我徹底攪翻。我在心底大聲叫著:中國人啊!我不知該用可悲還是可歎來形容這時候的準確心情。我明白一個事實:美國、日本、歐洲需要我們學習,是因為有本質上的差異,而韓國的發展,卻是在同一異化的社會結構中提供了一個我們應該深入認真並且要努力學習的範本。

  一個小國,一個幾千年來亦步亦趨一直緊跟在中國這個大哥哥腳後跟行走的小弟弟,嚴格遵從中國孔孟儒教、程朱理學,並將其發揚到極致的國家,在漫長的封建時代,無論文化還是經濟都附屬於中國,落後於中國很大距離的小國,竟然在短短四十年間極大跨度地超越了中國,並在很多方面令中國人感歎、敬佩。作者在一篇名為《三百年間三篇遊記》的文章中非常形象生動的事實為我們展示這個戲劇性的變化。第一個是講一個叫樸趾源的讀書人在隨朝鮮使臣訪問中國時的所見所聞。即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鮮使臣隊伍從平壤出發,代表國王去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的旅行。樸趾源回國後,把所見所聞寫成了《熱河日記》一書。這本書從一個朝鮮人的視角,觀察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樸趾源路上遇到普通農家,也要讚美一番:「周視鋪置,皆整飭端方,無一事苟且彌縫之法,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雖牛欄豬柵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糞庤亦精麗如畫。」 恐怕從來沒有中國人用「精麗如畫」這個詞形容過「柴堆糞庤」。而一百一十三年後的1893年的秋天,中國武官聶士成考察東三省,順路入朝鮮境,把所見所聞也寫了一本日記,筆下所記幾乎全是朝鮮的落後面貌。「人一小桌,器用銅質,腥聞不能入咽。」他到了富寧府,「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談時務輒加菲薄,可憎可憐。」而到了又一個一百年後,出現一篇中國人出訪韓國的遊記:「與北京明顯不同的是,漢城的街頭沒有我們這裡享受慣了的紛揚的灰塵和污染的氣流。關於本書「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眼見之處,除了真正可稱是纖塵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綠的草坪。藍藍的天空如同剛剛水洗過了一般,潔淨清爽;白雲悠悠,似天馬行空。」同樣也說到了廁所:「漢城的公共設施很完備,最感慨的是公廁。不要說賓館飯店的廁所,就是小到幾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乾淨。我從來沒有見過收費的廁所,但所有的公廁都提供衛生紙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合的廁所簡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廁所叫做化妝間,真是名符其實,我在那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畫目描眉。」當然還有很多表現韓國人優於我們很多的素質的描寫這裡不一一列舉了。但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韓國人在富裕了之後既沒有丟棄任何傳統文化和道德習俗中寶貴的東西,而且還將它們發揚光大,這一點與中國的現實是截然相反的。從這些事例中我們的心理承受的是怎樣的衝擊?當年,現在。現在,當年。呵呵,如今,在統觀全局綜看歷史的人看來,這一切簡直太可笑太微妙了。如果說這時候面對這些問題的中國人心裡沒有一點羞恥哪怕是一點尷尬呢,我想都不是太正常。

  韓國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從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淵源與中國作對比和探索,讓人較為清楚地明白兩個國家發展結果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也是有其特點和根本性的。雖然明白了多災多難的中國在政權反覆更迭下,人性和文化被一次次奴化、宰割和掠奪有其必然的麻木冷漠自私的特點,但也不能就此成為中國應該成為一盤散沙的辯詞。而韓國的民族主義也是它走上世界強國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多成功的事例都跟這個國家人民的血性民族主義情緒有關。這讓我再次想起魯迅先生那句話:「中國人從來沒有爭取到人的價值,僅多是奴隸的價格。」比如金融危機時期韓國上下的獻金運動,足球賽上,包括2002年在韓國舉行的那屆世界盃賽上,最終能戰勝日本的事實這都跟他們的內心激情即民族主義情感有重要聯繫。而中國人的軟弱、自私,關鍵時刻無集體意識、無衝擊意志都是歷次失敗包括足球的不振興的最大因素。而在發展問題上,作者重點從韓國的政策策略的不同來論證兩國的差異。比如從教育的高度重視和教育投資比重的超強推行上,從環境保護的嚴格施行上,從反腐敗問題的執行方式和態度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足讓人驚訝羨歎的範本。最精彩的關於腐敗的那部分,著實讓人看到一位用嚴謹態度嚴密事實和論據著文者的功夫。而腐敗問題卻是困擾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問題的大事,腐敗的不能治理,將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問題是當一個國家面臨著近似經濟結構下的腐敗問題和相似的腐敗產生根源和性質時,人家是怎樣取得成功的。這是那些高層該認真一閱的。當然關於教育投入的問題亦是一個讓人再度警醒的問題。可以說,正是教育的高度重視才使韓國有可能迅速發展起來的關鍵,其施行方式和策略讓人深思。

  西諺云:「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我想這正驗證了兩個同源民族的不同性情。不用多言,中國人的耍滑、投機、算計在世界上是很出名了,很多朋友都反映,接觸的很多外國人包括韓國人,都感到他們是那麼單純正直。這決無貶己褒人之意,前面說了,中國人性情發展到今天這地步實在有它苦不堪言的演變歷程。只是我們不能用那些無形的東西為我們今天的不足辯護,正如作者在書中最後所言「天底下並沒有『中國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絕症。因此,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種種『缺點毛病』並不可怕。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但是,如果我們非得堅持『中國特色』的診斷,採取『中國特色』的療法,只在家裡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麼『豬肉燉大棗』『糖水熬白梨』之類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險了。」

  (100009 北京市東城區地外大街拐棒胡同10號) 
 


 
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
 
  武建平

  滿族還沒入關,朝鮮就開始給滿洲奉表稱臣,遣使進貢,直到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一直都是朝鮮的宗主國。雖說乾隆皇帝「皇恩浩蕩」,把朝鮮排在《皇清職供志》中「賓禮」的第一個,可朝鮮君主還是不斷地來朝進貢。據何偉亞統計,從17世紀30年代開始直到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總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許朝鮮是對清帝國最恭敬的藩國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電視上甩著大辮子晃來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孫後輩們如今要說「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不知道他該要氣成什麼樣子。

  自然,這事怪不得這本書的作者張宏傑先生。畢竟,無論是誰都得承認,自打甲午戰爭起,中國就早不是什麼馬戛爾尼眼中那個「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國了,連日本都打不過,還有什麼臉面充世界一流強國?於是乎,曾國藩李鴻章們嚷嚷說,中國器物不如人;康有為梁啟超們嚷嚷說,中國制度不如人;胡適之陳獨秀們嚷嚷說,中國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健將們乾脆說,中國從老根子上就壞了,就不該生長在這麼大的大陸上。說來也是,要是中國本來生長的地方也像不列顛那樣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國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強國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誰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歐美比較得出的結論。要說中國跟韓國比較,就我有限的閱讀視野而言,這還是生來頭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較,就得注意,比較的對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卻沒看出來韓國跟中國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兒。

  是的,我們都得承認,中國足球逢韓必輸;李成延下了跪,趙薇至今沒有向國人謝罪;韓國人都斷了指頭,中國人連上個釣魚島都還有人在國內罵罵咧咧;韓國都要把端午節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了,中國連放個假都不行。可是,這些能說明什麼呢?

  我倒想建議張先生:在作這樣的比較之前,最好先比較一下韓國跟日本,看這兩個國家有多少相似之處,再來講什麼中國與韓國有多少不同之處。

  張先生講了一個故事。漢城舉辦奧運會時,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給不多的補償,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損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積極配合政府的行動,沒有一個拖延時間,無理取鬧。他們說,這是為了韓國的面子。

  可是張先生有沒有想過,要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呢?我想,少不了的是無數人跳著腳罵這個人缺乏法律意識,不知道保衛私有財產。連弓琳交了個黨費,都至今餘音裊裊,徘徊不去,且不說某「新銳學者」的口誅筆伐,就是網上的議論也亂成了一窩蜂,誰還敢做這樣的傻事呢?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說穿了,張先生的意思無非是啟蒙,啟無知大眾之蒙。

  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們喜歡比較中西文化,那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是進化論者,相信歷史進步,西方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是具有歷史普遍意義的社會形態,相信「文化決定論」,所以,他們的問題意識始終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但是,既然韓國跟中國放在一起比較了,我們就得問,韓國的道路有沒有歷史普遍意義?如果有,比較就是有意義的;如果沒有,比較也就沒有意義。

  以我的淺見,韓國的道路是沒有歷史普遍意義的。在很大程度上,韓國—也包括東亞四小龍—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是冷戰的產物。韓國沒有中國這樣沉重的歷史文化負擔,沒有中國這樣複雜的近現代歷史遭遇,也沒有這樣複雜的國情這樣多的人口。關於本書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2)

  直到今天,韓國的經濟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這只要想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中國學術界的反應就可以了。

  至於說韓國的「新儒家」意識形態,用朱學勤喜歡說的話講,歷史不是這樣展開的,不是觀念影響歷史,而是歷史影響觀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東亞四小龍,而是有了東亞四小龍才有了新儒家。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不外乎集權政治、儒家意識形態再加上經濟的飛速增長,而這在近幾年已經遭到了普遍的否定,這裡就不必再多說了。自從阿瑪蒂亞·森在中國走紅之後,這種所謂的發展遭遇的非難就更多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發展應該以人們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來衡量,而不是擁有的物質財富的多少。韓國離開集權政治到底有幾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總不能說李承晚、樸正熙這些軍事獨裁者對韓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吧?

  可是,張先生卻好像是很欣賞樸正熙的,化腐朽為神奇。做到這一點,張先生是通過對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的比較實現的。也剛好是在這一點上,張先生與其他的啟蒙主義者們顯得相當不同。在朱學勤看來,民族主義是五四留下的兩個病灶之一,而在張先生這裡,民族主義則似乎有可能被轉換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考察近代世界歷史,就會發現,民族主義並不像朱先生說的那樣只是純粹的病灶,也不是張先生一廂情願地認為的那樣,而是一種同時兼具破壞性與建設性的意識形態力量。

  即使在今天大多數啟蒙主義者那裡,雖然他們在嘴上對民族主義千般批判萬般指責,而事實上他們的出發點最後歸結起來,無非是一點,也就是民族主義對中國的「發展」不利。而這種潛意識恰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與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對傳統的攻擊一樣,一切都是看對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有利。今天也許要稍微好一些,畢竟,有許多人把國家與個人分離了開來,把國家的發展與個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分離了開來。

  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杜贊奇考察了近代以來對中國歷史的書寫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歷史的書寫剛好就是一個民族主體意識建構的過程,完全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完全的學術研究。比如顧頡剛,早期是攻擊傳統最厲害的人,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也開始注意從另一個角度闡發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見解。千言萬語,都可以歸結為章太炎的一句老話:之所以研究歷史,就是要激發民族心。

  那麼韓國呢?以2002年世界盃為例,許多人認為,韓國隊之所以能過關斬將,就是因為場外觀眾與場上的球員心中共有的愛國心。我們當然為這種精神感動,可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剛好就是那一屆世界盃,讓真正的球迷們感到悲哀,因為它被從一種體育運動轉換成了一個全民族的政治性狂熱行為,甚至為了取得民族榮譽可以使用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關於本書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3)

  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具攻擊性的意識形態,它在各種意識形態中,最容易實現國家動員,使一個民族捲入集體的狂熱之中,完全忘卻別人正當的利益訴求。希特勒賴以發動德國人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是這種力量,也是把民族主義從簡單的情緒變成一種理論言說的學術大師馬克斯·韋伯生前所最擔心的事。在韋伯看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情緒,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於被某種政治動機所利用,所以他始終呼籲德國成長為一個「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剛好是因為此,在19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式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文化現象的時候,已經避居香港好幾年了的甘陽重新提出了韋伯的觀點: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國不但沒有絲毫進步,而且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質疑。

  雖然張先生對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所做的比較只佔全書的一節,然而,綜觀全書,不難發現,為張先生所讚歎的那些韓國人的優秀之處幾乎都是出於民族主義情緒。比起韓國來,中國人是顯得狹隘,不團結,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國人才顯得比韓國人更符號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這樣,我們似乎也跟著張先生到了全書的曲終奏雅之處:國民性。

  張先生說,天底下並沒有「中國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絕症。因此,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種種「缺點毛病」並不可怕。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但是,如果我們非得堅持「中國特色」的診斷,採取「中國特色」的療法,只在家裡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麼「豬肉燉大棗」、「糖水熬白梨」之類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險了。

  換句話說,張先生延續了五四那一代啟蒙思想家的一個基本信念,即國民性是可以通過文化啟蒙實現改造的。然而,朱學勤多次提到,正是這種信念導致了「文革」的發生。「文革」之所以為「文化大革命」,就在於它本身最重要的一點是「靈魂深處鬧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務。同樣背負著啟蒙的潛意識,我不知道,為什麼張先生與朱先生得出的結論卻是如此之不同。

  在書中,張先生的憂患意識躍然紙上。然而,憂患意識過於強烈的人往往過於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為自己所知道的是別人所不具備的,所以就總是試圖以一種未免譫妄的啟蒙者的姿態教導其他人。而這一點早在魯迅那裡就已經開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僅沒有完成啟蒙的任務,而且成了被啟蒙者們的「血饅頭」。

  為什麼會這樣?當五四過去已經80多年,新啟蒙運動也已過去20多年了的時候,我們是該認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個問題了:什麼是啟蒙?

  (310006 杭州市浣紗路159號 武孝武) 
 


 
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張曉波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試圖回答韓國模式成功的原因

  近年來,時常聽見「韓流」一詞,這股韓國風,夾著電影、偶像電視劇、歌曲的威力,把我國觀眾吹得神魂顛倒。VCD套裝電視劇、ASTRO的鳳凰衛視頻道的韓國電視劇場等,更使觀眾們廢寢忘食(在電視機前吃飯,食不知味,是為忘食;校好鬧鐘,凌晨起床看重播,是為廢寢)。「韓流」在中國的風頭正勁已是不爭的事實。安在旭、HOT、NRG、劉承峻、李政賢們在工人體育館、首都體育館、中華世紀壇乃至大江南北高歌狂舞,引來哈韓族們尖聲喝彩;金喜善、張東健、崔真實、沈銀河、安聖基們在銀幕與熒屏空間演繹浪漫的愛情故事,令我們徹夜難眠,揮之不去。

  從表面上看,我們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從國外漂來的流行文化的漩渦之中,就好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的電視連續劇風靡大陸,九十年代好萊塢席捲中國,而現在,新的流行是「韓流」。而且是以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出現,真讓人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歎。那麼,追問一句,為什麼韓國流行文化在今日中國如此走紅?本雅明早就把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定位於一種文化生產,文化是生產系統中的一員,試問今日好萊塢的電影難道不是文化生產?而文化生產背後的現代化圖景又是什麼?—這似乎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張宏傑先生的文化隨筆集《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試圖為我們回答韓國模式成功的原因。

  韓國現代化的文化模式

  從文化角度看,東北亞6國(中、日、韓、朝、蒙、俄)的現代化道路,從模式上劃分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為「物質強國型」(即「工業強國型」,以俄國為代表),一種為「文化強國型」(以韓國為代表)。韓國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趨動經濟的現代化道路,走出了與西方及前蘇東國家很是不同的現代化模式,被西方稱之為「第三種工業文明」。那麼,韓國的現代化模式有什麼主要特徵,它與「工業強國型」模式有什麼不同,這種模式具有什麼優勢或劣勢?馬克斯·韋伯所創立的文化學(「韋伯學」)對當代世界最大的貢獻,是發現了國家現代化與文化的關係。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中闡述了這樣一個原理,即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有一種「核心精神」(價值取向),作為經濟發展的「動源」,也作為一種「利益驅動」的節制或平衡,沒有這樣一種「精神」,便無法克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那些「發自人本性的慾望」,當然,也就無法實現現代化。「韋伯學」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這也正是「文化」被當代人越來越重視的原因。文化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張宏傑先生從文化視角發掘出韓國現代化動力要素中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儘管這並不是張宏傑先生的原創性見解,早在九十年代之初,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就引起了大陸學術界關於「儒家資本主義」的廣泛探討,時至今日,仍舊是學術界一個長盛不衰的熱點。但在《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一書之中,張宏傑先生的討論與論述卻不是空泛而談,張先生詳細舉證了韓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揚,及此種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之中的動力因素,最後,他認為:「韓國人向我們證明了,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傳統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個民族前進的阻礙,而是這個民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韓國人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須有自己的深厚底氣,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尊重自己的祖先。韓國人向我們說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進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豐富和滿足。」我認為,這種由事實舉證,進而達到結論的論證手法是科學且實證的,也是頗能令人信服的。由此,可以進而得出結論,韓國的現代化圖景是一種儒家文化的現代化努力,並是一種成功的努力,儘管韓國的現代化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問題,但他確實是一種儒家現代化的成功典型。

  韓國經驗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關於本書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2)

  在本書的序言中,張宏傑先生就提出了一個頗為尖刻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他認為:「日本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而更接近於西歐。中國實行的是官僚統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而日本則實行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制。日本的長子繼承製,世襲等級制,天皇和幕府兩個權力中心制,武士制度這些特徵,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封建時期的西歐驚人的相似,而與一衣帶水的中國迥然不同。」因此,百年來中國以為的日本經驗其實是不足取的,正因為傳統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經驗無法在中國獲得共融性。對於作者的這一觀點,筆者認為有一定的啟發性見解。

  張宏傑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觀點是韓國經驗問題,也就是為什麼韓國經驗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基於對韓國傳統問題的探討與分析,他認為:「朝鮮在統治集團『一切為了穩定』,『千年萬代享福』的政治目標下,方方面面學習中國,形成了比中國還要牢固和保守的專制社會。這種制度成功地達到了穩定的目標,使李朝維持了近五百年。然而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很難做制度上的變革。由於任何改革都要破壞舊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滿血腥的權力鬥爭,即使面臨外來威脅,國難當頭時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衝擊來臨之前,朝鮮社會存在著一切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頑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鮮拷貝過去,並且發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國現代化路上,韓國無疑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觀察韓國是如何破除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瞭解韓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的要求結合起來,借鑒韓國在化蛹為蝶過程中的悲歡苦樂,吸取她的經驗,知道她的教訓,對中國無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論,張宏傑先生的這些論述還是基於儒家資本主義的範疇之中,亦即認為儒家文化能開闢獨立的資本主義,並實現儒家資本主義。正因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範疇之中,所以日本經驗不足取,而韓國正是比中國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韓國經驗當為比中國更足取的資本主義範式。有幸的是。張宏傑先生作此論述,並不是空口宏論,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較研究與及對韓國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資本主義的論述是否真正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此一論題尚值得深入論證。

  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總之,韓國的現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優點的性質,並能從躋身世界市場後的地位,從發揮自身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來制定自己的現代化戰略,其中也包括如何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因此,韓國現代化模式不僅頗具特點,也代表了世界現代化中一種高於前兩種,處於優勢地位的思路或模式。當然,我們肯定韓國現代化模式,並不是說它完美無缺,盡如人意,相反,它有許多缺欠,20世紀90年代中期爆發的金融危機證明了這一點。從模式上說,如家族式企業制度、壓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領導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實施中,過分依靠和資助大企業,形成大企業章魚式的發展模式,對大企業過度投資等的結果造成高負債和倒閉等等都是證明。因忽視中小企業,又造成國家經濟基礎不牢固,而且,權威主義的主導經濟又直接造成各種腐敗等等。韓國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斷修補完善。在這裡之所以肯定韓國模式,主要是因為韓國模式是世界現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際,這種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100055 北京市宣武區馬連道路11號一商大廈二層卓越網) 
 


 
中國人少了什麼
 
  石勇

  文化隨筆集《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能回答著個問題嗎?中國人少了什麼?一提起韓國,我們便覺得心虛氣短。中國足球隊屢屢敗在韓國隊腳下,以至想要戰勝他們,似乎比登天還難。面對西亞球隊,中國隊尚還勉強過關,可一面對韓國隊,這些人高馬大、待遇豐厚的「小伙子」就腳下發軟。「恐韓」已經成為「足球界」的一種「情結」,就如同那些奶油小生和「蛋白質女孩」們的「哈韓」一樣。

  更讓我們感到底氣不足的,是韓國人的愛國主義。2001年,趙薇穿日本軍旗服裝引起國人的一片嘩然,是謂「軍旗裝事件」。但奇怪的是,竟然有許多人著意為趙薇開脫,他們甚至還反過來譴責中國人的「狂熱的民族主義」。而趙薇也輕描淡寫地將這一切歸結為自己的「無知」。這種事情要是放在曾經同樣飽受日本摧殘的韓國,情況將會是怎樣?李成延的「慰安婦寫真事件」作出了回答。這次事件激起的韓國人的怒火,足以讓一切膽敢朝一個民族的傷口再加一把鹽的有心無心、有知無知的「敗類」膽寒。可能中國人永遠也體會不到那是一種怎樣的因恥辱而激起的對民族和國家的達至偏執的熱愛。很快李成延便跪著謝罪,請求寬恕,在韓國其「星途」亦有可能徹底葬送。相關娛樂公司負責人當場削髮下跪向國民謝罪。發表有同情言論的議員被迫辭職,成為永難洗掉的政治污點。

  中國人真是太容易無原則地寬恕一個深深傷害過自己的人了。而在這種看似美德的「國民性」背後,可以看出冷漠、猥瑣和對自己民族、國家的不負責任。當別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償付戰爭賠償時,受害最深的中國卻宣佈放棄戰爭賠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後果卻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氣的羞辱。正因為缺乏對民族和國家負責,才會出現從「何智麗」到「小山智麗」的蛻變。也正因為如此,當韓國人拒買日貨,並在經濟危機中自發地「獻金愛國運動」時,中國女人正以嫁給日本人為榮,正以用上日貨來作為自己高檔次的身份的表徵。在這些表象背後,是不同的精神生態所導致的對待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態度以及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這種不同的精神生態使中國與韓國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迅速區別開來,無論在經濟發展、國民素質、政治文明、文化觀念上,韓國都遠遠地將中國甩在了後面。

  一個曾經是中國附屬國的國家,一個在朝鮮戰爭中其青年被志願軍打得抱頭鼠竄的國家,一個崇奉儒家文化並曾經對中國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民族,一個用漢字的民族,一個在幾十年前還和中國一樣貧窮落後的民族,在短短的幾十年間,竟然奇跡般地躍升為中等發達國家行列,轉而成為中國發展的榜樣。面對這種奇跡,我們不由得想問:中國人比韓國人缺少了什麼?

  青年作家張宏傑力圖對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隨筆集《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就是這種回答的一個重要的嘗試。他似乎想糾正一下國人的思維偏見:在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與中國非常相似的韓國無疑是一個更為現實的榜樣。無論如何,韓國的文化背景,以及經濟起飛前國內的政治和文化生態,與中國沒有多大的區別。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可以移植,卻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環境的養料的滋養。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的發展模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展的現實經驗。張宏傑由此從「國民性」比較,中韓兩國對待傳統的不同態度,民族主義思潮在兩國的不同表現和命運,韓國的反腐之路對中國的啟示,中韓兩國的教育比較,韓國怎麼解決農村問題,以及中韓面對有爭議的領土的不同態度進行了研究。這種分析框架雖然不夠全面,但已足以把問題反映出來並對答案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在張宏傑的筆下,優美的敘述背後是觸目驚心的對比和強烈的憂患意識。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向國人介紹韓國經驗,並在一定程度上以韓國之長攻中國之短。」

  恰恰就是因為中韓兩國在歷史上多麼的相似,以至韓國就像是一個複製過去的小型的中國;也恰恰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遇到的事情幾乎已經被韓國所遭遇,所以它的發展經驗為中國的學習借鑒提供了一種現實主義的邏輯。這種視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會環境的相似超過了華人佔多數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蓋圈內,韓國對儒家文化的信守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種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義」。但也恰恰是因為對這種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經濟解構的傳統的堅持,韓國人表現出了極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國,一個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麼圍觀上來的大多數人只是看熱鬧的看客,而在韓國則只可能是施救者。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文革」的「破四舊」,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雖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撐,但傳統文化可以說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無信仰而逐實利的中國人自然也隨著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起舞。這使得中國成為一盤散沙,就像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團體,人人各懷鬼胎。誠信和社會公德,以及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心缺失影響到了反腐、教育、「三農」等問題,並使中國的現代化歷程雪上加霜。

  韓國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體、經濟制度與儒家傳統文化的成功結合。這點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中國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離破碎,而西方民主政體尚無蹤影。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在極權政治的介入下,權力資本粉碎了經濟民主的可能。因此,腐敗除了人的道德素質外,制度承擔了主要的責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國的不幸。在這樣的政治和文化雙重缺失的背景中,對一個國家發展基礎的忽視給中國的未來蒙上了濃重的陰影。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建立在具有現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國在「義務教育」口號下出現的「希望工程」和官員巨額的吃喝花銷以及貪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教育產業化」中,對社會上層的結構的變相壟斷更導致中國社會結構更深一層的斷裂。而反觀韓國解決農村問題的舉措,我們確實應該羞愧。我們對特權思想的崇奉,對社會不公的容忍令人吃驚。當韓國的農村問題尚不構成一個大的問題時,它立即啟動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使城鄉之間縮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們長期以來對農民的搾吸即使積累到孕育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仍然無法阻止它的慣性。

  因此,如果要問我們比韓國缺少什麼,那麼我們缺少很多,並不僅僅是一種「精神」。我們比他們更缺少血性。我們沒有他們敬業。在他們面前,我們簡直沒有社會公德。他們比我們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責任心。在張宏傑的筆下,從廁所也能看出問題:當我們的廁所正惡臭熏天時,他們已經讓廁所幹乾淨淨,甚至香氣撲鼻。從一個廁所固然不能說就反映一切,但它畢竟可以折射出許多東西。當我們看到這些、想到這些時,我們必須承認,宇宙已經巨變,許多曾經存在的東西都已經灰飛煙滅。當一個世紀前韓國人看到中國的廁所都要讚美一通而現在的中國人看到韓國廁所同樣如法炮製時,時空和對像已經移位。這個時候,學習,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為理性的。自負只是一種意淫,自卑則是一種自毀。當韓人都要「搶注」端午節時,我們怎麼還能醉眼朦朧,不辨東西呢?我們只能搜尋一下我們擁有什麼東西,打落了什麼東西,而又該學習什麼東西。而這本書也正如作者所說,其「借鑒」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550508 福泉市貴州宏福總公司牛場生活區23號樓 石求陽) 
 


 
一本驚心動魄的書
 
  藍領

  為什麼中國足球總踢不過韓國?為什麼日本政府向韓國道歉而不向中國道歉?為什麼韓國人不坐外國車而中國人熱愛外國車?為什麼小小的韓國能掀起「韓流」,淹沒東亞特別是中國數億家庭的電視頻道?中韓兩國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為什麼韓國的發展比中國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

  隨著中國人對韓國越來越熟悉,中國人對韓國人的問號也越來越多。《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這本書解答了這些問題。

  作者張宏傑認為,韓國人和中國人秉性上確實有不同之處。由於歷史和地理、氣候原因,韓國人和中國人性格一剛一柔。文化的發達和爛熟,使中國人過於圓滑和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質樸本性。

  韓國人和中國人的另一個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作者認為,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因素。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這就像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於是,中國政治家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所以,科學理性的管理最終在西歐小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大國萌芽發展起來,並且在韓國這樣的小國被迅速應用。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的另一面。

  如果僅僅得出這些結論,那麼,這本書不過是重複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調。讓我們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從這些分析中跳出來,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並不是造成中韓兩國社會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幾十年中韓兩國社會發展方式的不同,進一步造成了兩國國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認為,百多年來關於中國人「劣根性」的指責,其實是一種誤解。並不是只有中國人酷愛隨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歐洲還在隨地大小便。中世紀的歐洲《禮儀書》中說:「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至少到那個時候,我們比現在的歐洲白人要文明得多。關於本書一本驚心動魄的書(2)

  在六十年代以前,韓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韓國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鮮亡國歸因於朝鮮人的國民性。他認為朝鮮人是個窩裡鬥比中國還嚴重,性格陰險,貪圖安逸的民族。韓國人自己也承認民族性存在著致命缺陷。樸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韓國人缺乏獨立精神,懶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義。他號召韓國人改造國民性。而在幾十年後,韓國人在世界上以團結、民族主義、勤奮好強、整潔、認真而聞名。

  通過觀察韓國人國民性的變化,作者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國民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這和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謂的「中國國民性」改名為「前現代化社會性格」。作者說,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否則,無論用多麼大的力量去進行思想改造,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人的性格氣質因此存在許多缺陷。只有像韓國人那樣奮然前行,用大力氣去改變社會制度機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才能使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反思國民性的努力應該最終指向對制度對經歷的反思。只有在中國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後,只有在一個成功、公平、每個人都能揚眉吐氣的社會裡,中國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剛強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個泱泱大國人民的感覺。 
 


 
中國人嶄新的命題:「向韓國人學習」
 
  紅領

  去年在網上看到兩個廣為流傳的帖子,名字叫《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了些什麼》和《中國人韓國人國民性比較研究》,後面跟帖洶湧,叫好聲無數。作者在帖子裡列舉了中國人和韓國人的種種不同:韓國人性情剛烈,對日本人睚眥必報;中國人寬容大度,對日本以德報怨;韓國人凝聚力強,中國人很久以來被稱作一盤散沙;韓國人熱愛傳統文化,中國人卻當作四舊砸得粉碎;韓國人以教育先行推動社會發展,中國人以犧牲教育來追求經濟發展……

  這兩個帖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看到《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這本書,發現作者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兩個帖子的作者,我毫不猶豫地買了一本。讀過之後,我的感覺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讀龍應台《野火集》的那一刻。這本書從中國人與韓國人的不同點出發,對中韓兩國的社會發展作了全面對比。這樣振聾發聵,引人深思,讓人驚心動魄,熱血沸騰的書,在近年看似熱鬧的圖書市場上,實在是太少了。

  韓國之所以應該引起中國人的關注,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迅速崛起,更因為它是在與中國完全相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誰料到,幾十年後,中國和韓國,分別成為東亞文化圈中現代化轉型最快和最慢的兩個代表。

  對比中韓兩國二戰後的發展,我們吃驚地發現,幾乎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韓國的發展都比中國更有效率,更合理。在困擾我們的諸多重大問題上,比如農村問題、教育問題、收入差距問題、民族凝聚力問題、如何對待文化傳統問題以及領土爭端問題上,韓國人都為我們作出了相當漂亮的榜樣。

  作者張宏傑對比了中韓兩國在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上處理方法的不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韓國的經濟發展比中國迅速,不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質上,都優於中國。

  韓國在社會發展中重視根本因素。韓國人對教育極其重視,對科技極其重視,對環境極其重視。而中國的社會發展到現在為止,從某種意義上說仍然是一種急功近利的發展,以犧牲教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在發展中不斷破壞著國家發展的潛力和後勁。

  韓國政府在社會發展中有明確的規劃和強有力的手段,對出現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農村問題,及時採取雷厲風行的措施,扭轉了發展的偏差。而中國的發展是「摸石頭過河」的,造成了大量社會問題,並且積重難返。

  韓國的社會發展充分利用了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韓國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信,對本民族傳統非常尊重,獻金運動、舉辦奧運使韓國人以國為家的精神聞名世界。而中國缺乏韓國如此強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虛無主義盛行,文化自卑心理嚴重,文化傳統在劇烈的社會動盪中遭到嚴重破壞。

  之所以呈現這些不同,除了兩國發展的國際環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選擇也大相逕庭。韓國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把那些我們所曾有的,而後來又被我們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棄的東西—儒教社會文化傳統,集體主義觀念,甚至群眾運動方式—與日本和美國強行推銷給他們的現代制度結合起來。

  這些年來,韓國這個原來默默無聞的小國現在越來越引起中國人的關注。但是,中國人的關注更多地還停留在韓劇、韓流、韓國汽車、手機上面,停留在韓國經濟發展方式上面,缺乏對這個民族精神和社會的深入探究。

  作者說:「但是,雖然韓國人在社會發展上為我們作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樣,冒著巨大風險為身邊的文化母體作了一系列成功的試驗,可是中國人卻視而不見。我們熱心於學習美國,學習日本,閉著眼睛摸石頭過河,卻不願意多看身邊的韓國幾眼。」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命題:「向韓國人學習。」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拜過無數的老師。我們曾經向英國人學習,曾經「以日為師」,曾經「學習蘇聯老大哥」,也曾經向美國人學習,可是,學習的效果似乎都不怎麼樣。現在,似乎又輪到向自己以前的學生韓國學習了。這一次,我們的成績會怎麼樣呢?相關書評內容提要

  韓國與中國之間有太多的相同,從文化傳統到風俗習慣。在經濟起飛前,韓國社會與中國社會有著高度的同質性。

  甲午戰爭後,特別是二戰後,這兩個文化雙胞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韓國人選擇了「權威資本主義」,中國則在計劃經濟之後又選擇了改革開放。兩國的社會發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巨大不同:

  韓國的經濟發展比中國迅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中國的十倍。韓國經濟不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質上,都優於中國。

  韓國在社會發展中重視根本因素。韓國人對教育極其重視,對科技極其重視,對環境極其重視。而中國的社會發展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一種急功近利的發展,以犧牲教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在發展中,不斷破壞著國家發展的潛力和後勁。

  韓國政府在社會發展中有明確的規劃和強有力的手段,對出現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農村問題,及時採取雷厲風行的措施,扭轉了發展的偏差。而中國的發展是「摸石頭過河」的,是拖延和積累問題的,因為政治紀律的鬆懈,造成了大量社會問題,並且積重難返。

  韓國的社會發展充分利用了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韓國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信,對本民族傳統非常尊重,獻金運動、舉辦奧運使韓國人以國為家的精神聞名世界。而中國缺乏韓國如此強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虛無主義盛行,文化自卑心理嚴重,文化傳統在劇烈的社會動盪中遭到徹底破壞。

  之所以呈現這些不同,除了兩國發展的國際環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選擇也大相逕庭。韓國人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把那些我們所曾有的,而後來又被我們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棄的東西:儒教社會文化傳統、集體主義觀念、甚至群眾運動方式,與日本和美國強行推銷給他們的現代制度結合起來。

  雖然韓國人在社會發展上為我們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樣,可是中國人卻視而不見。我們堅持摸石頭過河,卻不願意多看幾眼身邊的韓國。這本書通過十餘篇文化隨筆和「軟論文」,以感性與理性結合的富於熱情的筆法,探討了中韓兩國在社會發展中的相同和不同,向國人介紹了韓國經驗,以韓國之長攻中國之短,以期引起國人的反思。

  這本書在開篇《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了些什麼》這篇文化隨筆中,從文化角度集中對比了中國人與韓國人精神上的差距,討論了我們應該向韓國人學習些什麼。在《中國人韓國人國民性比較研究》中以文化隨筆的方式,討論了究竟是否存在所謂的文化「劣根性」。結論是民族性格是社會制度和民族經歷的產物,所謂「劣根性」,實際上是一種「前現代化社會性格」,並非中國人所獨有。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而在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裡,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韓國,因為韓國是在與中國幾乎完全一樣土壤上取得的成功。在《韓國人如何對待傳統文化》、《韓國人如何發展教育》、《韓國人如何反腐敗》等文章中,著力對比了韓國與中國在對待傳統文化、在發展教育、在解決農村問題等方面的異同,介紹了韓國在這些方面的成功經驗和做法,以期對中國的發展有所借鑒。在附集中,收錄了幾篇有深度的關於韓國社會發展的學術著作,以及我關於東亞文化圈的另一篇文化隨筆,以作為補充。  
 


 
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代序)
 
  不一樣的日本

  當西方人駕駛著蒸汽輪船出現在亞洲東部海岸時,使他們驚訝的事有兩件:一件是傳說中的強大帝國中國的反應遲鈍,不堪一擊。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機面前表現出的明智和敏捷。

  沒有一個國家能像日本人那樣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脅面前做出反應。通過專心致志地學習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就從一個蕞爾小國搖身一變為世界性大國。而老大帝國中國卻陷入失敗的泥沼,現代化進程經歷了重重挫折和艱辛,直到一百年後的1949年才擺脫了政治上的混亂狀態,而經濟上仍處於前工業化時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形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以至於向日本學習在不久以後就成了中國人的共識。1898年,康有為對光緒皇帝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國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當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捨日本而有異道。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達壽對光緒的敵人慈禧也說了類似的話:「中國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勢與日本當日正復相似,故於各國得一借鏡之資,實不啻於日本得一前車鑒,事半功倍,效驗昭然。」孫中山在日本的橫濱剪掉了辮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製的西服,發誓要把中國變得和日本一樣強大。至於留日學生蔣介石,更是把從日本得來的經驗作為自己重要的精神財富,終生不改在日本養成的生活習慣。及至中國再度打開國門的1980年代,介紹日本經濟建設經驗,號召中國人向日本學習的書籍連篇累牘,日本再度成為中國改革的頭號老師。

  然而,百年學習的效果卻差強人意。康有為的變法迅速失敗,除了幫助光緒皇帝發佈上百道空疏無用的詔書,對中國社會並無改變。慈禧皇太后學習日本的憲政,亦步亦趨,「期與日本比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立憲運動最後成了一場鬧劇。孫中山蔣介石兩代人的努力,也並沒有使中國真正統一和強大起來,反而在一九四五年以後,讓中國再次陷入腐敗和混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度開始向西方學習,所走路線卻與日本大相逕庭,而是更接近美國。

  一系列的願望與結果的擦肩而過,說明把日本經驗嫁接移植到中國,技術難關還沒有攻破。

  原因就在於中國和日本的水土條件並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國人腦海裡習慣出現的詞句就是「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國的學生,從中國搬去了長安城、搬去了四書五經,搬去了三國誌、茶道與和服。所以,一百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錯覺,以為中日兩國國情相同,日本經驗自然最容易學習掌握。

  其實大謬。

  日本人從來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族。他們似乎與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這種不同並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觸地說:「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地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則說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在西方人看來,日本像一個被複製的小型中國。事實上,日本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而更接近於西歐。中國實行的是官僚統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而日本則實行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制。日本的長子繼承製,世襲等級制,天皇和幕府兩個權力中心制,武士制這些特徵,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封建時期的西歐驚人的相似,而與一衣帶水的中國迥然不同。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

  學術性的解釋不那麼直觀,那麼舉幾個例子就一目瞭然了。

  中國的皇帝握有全權,實行一言堂,一人說了算。而日本由高員們進行權力共享和集體決策。日本的天皇則很可憐,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首長,實際上連吃飯都靠別人。據說某一時代的天皇甚至窮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賣錢。(賴肖爾《日本人》)

  中國獨尊儒術,實行思想專制,儒家思想成為控制每個社會成員的僵化教條。而日本的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知識分子們主要是參謀和幕僚,所以整個社會注重實際。鴉片戰爭後,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介紹外國形勢。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

  中國歷代貪污腐敗之風盛行。而日本統治階層歷來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麼叫貪污。所以,日本人的現代化過程中從來沒有遇到過腐敗的困擾。

  中國人古來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馬爾薩斯人口論前就自覺進行人口控制了。據說,德川時代的日本農民常用殺死嬰兒的方式來減少人口。中國人極端重視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視效忠集體。所以近代化以後日本人很快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而中國人一直被指責為一盤散沙。

  中國幾千年來不變的小農經濟使得政治制度越來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經濟程度很高,商人們甚至在經濟上控制了諸侯,影響到決策。所以,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很容易實現了轉型,而中國小農經濟的影響到現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國自古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對周圍國家不屑一顧。而日本自古以來對外界的風吹草動非常敏感,非常善於向別人學習。

  ……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現代化的坦途,與這個國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關。由於社會結構與現代化前的西歐相似,它在進行現代化轉型的時候,遇到的阻力遠比中國為小。日本經驗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對中國有效。中國像一個衰弱的老人,被壓覆在沉重而僵硬的價值觀念之下,套在僵化的專制政制之中,依靠著腐敗、疲沓的官僚隊伍,牽曳著小農經濟的龐大人群,艱難跋涉在社會轉型的痛苦過程中。

  在中國身邊,還跟著一個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單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鮮。

  比中國更中國的朝鮮

  很久以來,朝鮮就被中華帝國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為中國最忠誠的屬邦為榮。它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舉一動都一絲不苟地向中國看齊,成了中國最教條的學生。韓鮮驕傲地自稱「小中華」。朝鮮人長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國皇帝一樣自稱為「皇」,並且對中國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

  朝鮮學習中國是如此徹底,以致於它和中國的唯一區別是它比中國更頑固地堅持從中國學來的一切教條。

  朝鮮李朝開國太祖李成桂學習宋朝太祖趙匡胤,發動兵變篡奪了王位。為了一家一姓統治萬代,他照搬中國皇帝的統治術,重文輕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專制。

  李朝也通過科舉選拔官僚。李朝的科舉和明朝一樣,完全為束縛讀書人的思想而設,規定讀書人只能讀四書五經,不許發表自己的見解。這種考試與其說是選擇官員,不如說是選拔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中舉者擅長的只是四書五經中的道德教條,這些倫理教條對社會發展無益,對統治階級卻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們和中國的情況一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壟斷著政治權力、社會榮譽和物質財富。不勞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們成為最保守的集團。」(尹保云:《儒教國家的現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樣,不斷陷入權臣、太后、外戚、太監們盤根錯節的政治鬥爭中,形成一個又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李朝的官場和明朝一樣腐敗。人們做官就是為了發財,當官前拚命跑官買官,當了官後拚命搜刮。官場腐敗一直蔓延到監獄。

  連朋黨鬥爭都學得惟妙惟肖。官員們在朝廷上結黨營私,爭權奪利。像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一樣,朝鮮朝廷「東人」和「西人」,「老論」和「少論」之間的朋黨鬥爭也是愈演愈烈。無論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動不動就是滿門抄斬,鬥得你死我活。明朝因為朋黨鬥爭亡了國,朝鮮則因為朋黨鬥爭,在16世紀日本入侵時也沒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束縛人民,把老百姓編成裡甲,規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證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開具的通行證,否則就以逃犯論處。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徹底,乾脆就把老百姓當成了囚徒,實行號牌制度,每個人身上都得掛著號牌,上面寫著自己的姓名、年齡、出身和住址,衙役們可以隨時翻看行人的號牌。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

  李朝和明朝一樣,以穩定為最高目標,用官僚系統把社會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點點亂子。為了怕老百姓集會妨礙社會穩定,李朝甚至不允許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場。李朝初期,「湖南」地區曾出現了由逃荒農民自發成立的永久性市場,朝廷認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締。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思想專制。由於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鮮民族的嚴格專一性格,朝鮮讀書人比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加頑固不化地堅守程朱理學教條。他們類似於宗教中的原教旨主義者,不把中國的程朱理學作為一門學問,而是作為萬古不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對絕對真理。他們要求全朝鮮對程朱理學的貫徹必須一絲不苟,一點也不能走樣。正如韓國學者黃秉泰所說,韓國儒學的「目的不是滿足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必須遵循的永恆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準則」。理學甚至在中國也沒有受到這樣崇高的禮遇。所以,朝鮮古代的知識分子比中國明朝的那些用禮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極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們主導下的朝廷的朋黨鬥爭就比中國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協。朝鮮統治階級不遺餘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絕對統一和專制,對任何異端邪說都毫不留情。所以,朝鮮儒學將社會各個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塊鐵板,對任何變遷的衝擊,最基本的反應就是排斥。

  總而言之,朝鮮在統治集團「一切為了穩定」,「千年萬代享福」的政治目標下,方方面面學習中國,形成了比中國還要牢固和保守的專制社會。這種制度成功地達到了穩定的目標,使李朝維持了近五百年。然而這種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很難做制度上的變革。由於任何改革都要破壞舊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滿血腥的權力鬥爭,即使面臨外來威脅,國難當頭時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衝擊來臨之前,朝鮮社會存在著一切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頑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鮮拷貝過去,並且發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國現代化路上,韓國無疑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觀察韓國是如何破除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瞭解韓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的要求結合起來,借鑒韓國在化蛹為蝶過程中的悲歡苦樂,吸取她的經驗,知道她的教訓,對中國無疑是有益的。 
 


 
領先與落後:三百年間三篇遊記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鮮使臣隊伍從平壤出發,奔赴承德,代表國王去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行走在隊伍中的一個叫樸趾源的讀書人使這次出使被歷史記住。秀才樸趾源文筆優美,學識豐富。他對中國文化充滿了興趣。回國後,他把所見所聞寫成了《熱河日記》一書。這本書從一個朝鮮人的視角,觀察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熱河日記》的心態和現在出遊歐美日本的某些中國遊客的心態驚人地相似。那就是毫無保留地讚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樸趾源的眼裡,當時的中國就如同現在的美國和日本,先進發達得無以復加。

  剛剛跨出國門,樸趾源就對邊境對面的中國城鎮大為羨慕。「屋脊穹崇,門戶整齊,街巷平直。兩沿若引繩然,牆垣皆磚築。乘車及載車縱橫道中,擺列器皿皆畫瓷,已見其制度絕無村野氣。」

  樸趾源突然心情大壞,竟想立刻轉身回國。「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徑還,不覺腹背沸烘。」原來,他受不了先進的中國與落後的朝鮮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繼續前行,會更為自己國家的落後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過是中國的一個邊境小鎮,「天下之東盡頭」,再往前,讓他驚訝的東西會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農家,也要讚美一番:「周視鋪置,皆整飭端方,無一事苟且彌縫之法,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雖牛欄豬柵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糞 亦精麗如畫。」

  恐怕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會用「精麗如畫」這個詞來形容「柴堆糞 」吧。

  住在小鎮上,他抓緊時間出門遊覽,結論是這個小鎮「繁華富麗,雖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國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連互輝耀,比雕窗綺戶,畫棟朱欄,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內地奇貨」。

  這個敏銳觀察者的結論是中國處處完美,幾乎每一點都比當時的朝鮮半島優秀。在當代知識分子看來到處繁文縟節陳規陋習的清代在他看來卻是「中國萬事莫不簡便而無一冗費」。他認為朝鮮必須迅速全面地學習中國,才能改變落後面貌。

  而113年之後的1893年,中國已經陷入極度衰弱之中,在列強的凌辱之下毫無還手之力。然而此時比起朝鮮半島,仍然領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國的武官聶士成考察東三省,順路入朝鮮境。他把所見所聞也寫了一本日記,筆下所記幾乎全是朝鮮的落後面貌。

  一入朝鮮,當地知府就率衛隊出來迎接。「其隊伍仍古制,用火槍,尚遜中國鳥槍兵,衣較笨。府城牆高不過八尺,皆亂石堆砌,樓堞頹壞,內無街道,民居錯雜,住低小草房,門前污穢。」

  看了這段描寫,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百年前樸趾源對中國城鎮那樣驚慕了。

  不久,知府擺宴相請,「人一小桌,器用銅質,腥聞不能入咽。」

  幾天後,他到了富寧府。「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

  朝鮮之遊給聶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鮮的貧窮,朝鮮上層社會的拘泥古法,不思進取,不敢變通。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觀念已有所變動,開始向西方學習,興起洋務運動。而當時的朝鮮半島還實行閉關鎖國,對外界不聞不問。

  幾乎所有的觀察者都和聶士成一樣,認為這個國家毫無希望。在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後不久,英國駐朝總領事希利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的觀點,可以說同對這個國家有任何體驗者的觀點一樣,設計任何計劃留給朝鮮人去貫徹都是白費時間。腐敗太氾濫,以至於沒有絲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韓國看上去仍然是個「沒有希望的國家」,處於世界上最貧窮和政治最腐敗的國家之列。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而韓國比中國還要窮。美國人說,他們看到的韓國是個「無底的,無希望的深淵」。

  韓國的覺醒和當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樣令人震驚。誰能想到,這個沉睡了幾千年的「隱士的國度」竟然蘊藏著如此驚人的潛力,從1962到1980年間,韓國的人均產值由83美元增加到1553美元。這一長時期的高速增長,使韓國一躍跨入新興工業國的行列,造船、汽車、電子、化纖等工業產品打入世界市場並顯示出驚人的競爭力。1988年,韓國在遲發展國家中第一個舉辦奧運會,當時被普遍地認為是歷來管理最好的一次奧運會。1991年,韓國國民總產值躍居「東亞四小龍」之首,人均GNP超過6000美元。儘管當時韓國的人均GNP低於新加坡、香港和台灣,但它在產業結構多樣化方面要遠為成功,其工業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產業上,韓國已成為美國和日本的強勁的競爭對手。韓國被譽為「第二個日本」。

  1995年,韓國人均GNP達到了10037美元,韓國人提前實現了過萬美元的目標。韓國經濟實力達到了世界第11位,他們急切地盼望進入世界前十,並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為「世界五強」(美、日、中、俄、韓),要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現在,中國人到了韓國,正猶如200多年前樸趾源到了中國,處處留下驚歎和讚美,並且和樸趾源一樣,深為本國的落後而痛心。

  樸趾源到了中國,驚訝於中國城鎮的整齊富麗。而如今人們到了韓國,第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韓國的乾淨。

  「與北京明顯不同的是,漢城的街頭沒有我們這裡紛揚的灰塵和污染的氣流。眼見之處,除了真正可稱是纖塵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綠的草坪。藍藍的天空如同剛剛水洗過了一般,潔淨清爽;白雲悠悠,似天馬行空。」

  樸趾源讚美中國的「糞溷」,說:「糞溷,至穢之物也,為其糞田也則惜之如金,道無遺灰,拾馬屎者奉畚而尾隨。積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為樓台之形,觀乎糞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當代中國人開始讚美韓國的廁所:

  「漢城的公共設施很完備,最感慨的是公廁。不要說賓館飯店的廁所,就是小到僅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乾淨。我從來沒有見過收費的廁所,但所有的公廁都提供衛生紙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合的廁所簡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兒把廁所叫作化妝間,真是名符其實,我在那兒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畫目描眉。」(引自網文)

  樸趾源讚美中國普通人的素質高,現在是中國人讚美韓國人:

  「社會風氣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給老人讓座。遵守交通法規也形成了風氣。沒有隨便穿馬路的,大家都在斑馬線前等小綠人燈亮起來才走。」

  聶士成歎惜古代朝鮮人的懶惰,而現在人則讚美韓國人的勤奮:「據說,從街頭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個地方人的勤奮和對時間的珍惜程度。在亞洲,東京街頭的步速比歐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據觀察,韓國人的步速比香港人還要快。連日本人也不得不感歎:現在的韓國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樣,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讓人有天暈地轉,時光錯位之感。真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僅僅幾十年間,韓國與中國間的領先與落後地位完成了戲劇性的轉換,使人們不得不被誘惑於一個巨大的疑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這就是促使我研究韓國並寫作這一系列與韓國有關的文章的最初動力。 
 


 
被冷落的韓國經驗
 
  讀了一系列有關韓國崛起過程的著作之後,我突然產生了這樣一個感覺:韓國的成功,向我們展示了儒教社會在現代化浪潮衝擊下的另一種可能。

  韓國的成功可以歸因於兩大因素:一是較為徹底地接受了現代制度,二是較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傳統。在韓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許多似曾相識的東西:計劃經濟手段,群眾運動方式,號召「以國為家」的獻身精神……除此以外,並沒有什麼秘密。鑒於變革前韓國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同質性,我們不難想到,韓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也一樣能做到。

  自1978年的25年來,中國也進行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積累了諸多的問題。相比之下,韓國的社會變革雖然也出現一些問題,但較之中國變革顯得更迅速,更順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體說到中國變革與韓國發展的差異,有以下幾點:

  一是韓國的發展是從根本入手,目光遠大,政策堅定。韓國對教育極其重視,對科技極其重視,對環境極其重視。而我們的一些地區在這些關鍵領域採取的措施與韓國相比還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業積累的老本,以犧牲教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一邊發展,一邊不斷破壞著自身的發展潛力和後勁。

  僅以教育為例。韓國把提高人的素質作為發展的基礎,立國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著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發展。長期以來,在發展中國家中,韓國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國家之一。而眾所周知,我國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長期居落後水平。甚至在發展中國家裡,我國的政府教育投資比例也是最少的幾個國家之一。

  中國和韓國發展現代教育的起點相同。1945年,韓國的文盲率為78%,與中國不相上下。而在51年後的1996年,韓國人口中的大學生比例達37%,超過了美國和澳大利亞,上升為世界第一,一躍成為世界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這一數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韓國較高的國民素質在其經濟發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造就了「漢江奇跡」,並使韓國成為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最快的國家。韓國在知識經濟領域取得了越來越大的優勢,韓國人均專利數在世界上僅次於日本,而我國越來越多的低學歷人口給就業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韓國已經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國初中畢業生升學率僅為52%,就是說,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將直接參與就業競爭或者在家待業。年復一年的低素質人口積累,將給現在發展很快的中國經濟戴上越來越重的枷鎖。

  造成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一些地區在社會發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資於工程建設收效立竿見影,而投資於教育則須多年之後才見成效。

  二是韓國政府在社會發展中有明確的規劃和強有力的手段,對出現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農村問題,及時採取雷厲風行的措施,扭轉了發展的偏差。而我國在處理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嚴重問題時,則應對更為從容,手段相對韓國更為穩健,更為溫和,但有時也容易造成一些問題的逐漸積累,甚至積重難返。比如三農問題,治理腐敗和金融改革。

  以農村問題為例。到2002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升高至3.1︰1,遠高於多數國家的1.5︰1的比例。農村基礎設施嚴重落後,農民在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物品佔有上,受到嚴重不公平的待遇。這種嚴重狀況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我國政府目前正致力於解決三農問題,相信不久的將來就會摸索到有效的解決方案。

  韓國也曾遇到農村問題。樸正熙上台後,工業發展一直大大快於農業。1962年,韓國農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當時,韓國農村也面臨著農村基礎設施落後,農民居住條件惡劣問題。當然,與中國目前狀況相比,韓國當時的農村問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由於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響,韓國社會對社會不公正現象非常敏感。樸正熙採取了韓國特色的搞「新村運動」的方式,下大力氣來解決農村問題。一言以蔽之,「新村運動」就是政府把從工業上掙到的錢,投到農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給農民。從1972年到1978年,政府開支中農業所佔的比例由4%上升到38%。

  國家投資有力地支持了農村的發展,1965~1969年間,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長為14.6%,而農戶則為3.5%;而在1970~1976年間,這種情況顛倒過來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長為4.6%,而農戶為9.5%。韓國的城鄉差距被大大縮小了。

  韓國在治理腐敗、調整經濟結構、治理金融危機等方面同樣表現了韓國人果斷剛毅的特點。

  三是由於強大的儒家傳統,韓國社會發展中極其強調社會倫理價值,強調社會風氣的純潔,強調愛國主義,強調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國的社會發展中則一定程度地出現了道德失范。

  韓國社會保留了大量的舊傳統。韓國是除中國外惟一現在還有人按古禮祭祀孔子的國家,長幼尊卑秩序在韓國社會中表現得很明顯。「仁義忠孝」這些傳統道德信條仍然被韓國人所信守。韓國人認為人的素質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知識水平,一個是倫理道德水平。韓國的社會風氣、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遠高於中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韓國人最突出的民族特點。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東南亞金融危機時韓國人的獻金運動。一個民間團體號召韓國人把家裡的黃金出售給國家,以幫助國家度過金融危機。在韓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賣掉黃金當然要承擔絕大的風險,況且國家規定得一個月後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韓國的銀行裡就天天排滿了來出售黃金的人們。這裡面有剛剛結婚的夫婦,也有失業的工人,有政府公務員,也有寺廟裡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來到住宅銀行,把坎肩上的金鈕扣拆下來,交給營業員,以表自己的微薄心願。一個兩歲的小孩子被大人抱來,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金項圈,這本是長輩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而當下的中國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意識缺失。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口號和做法已經過時了,而孔孟之道,「溫良恭儉讓」經過一百多年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有力摧毀,也只剩下了碎磚片瓦。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物質主義」,「金錢崇拜」。

  在繁華的大街上,一個突然發病者倒在路中央呻吟,無數的過往者連看都不看一眼,沒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場所,小偷當著旁觀者的面,肆無忌憚地拉開前面行走者的包。一個輕生者站在樓頂,眾多興高采烈的觀眾在下面喊:跳啊!快點跳啊!一個罪犯可以仗著酒興,在路邊公然強姦少女,聽任身邊人來人往……這樣令人髮指的新聞出現在報章之上,已經讓人十分震驚,見怪不怪。家庭成員間缺乏彼此的關心照顧,也缺乏對家庭的忠誠。這樣的國家能真正興旺發達嗎?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向國人介紹韓國經驗,並在一定程度上以韓國之長攻中國之短。在一定程度上,這本書是拿韓國的九個指頭來和中國的一個指頭比較。所以,這本書缺乏對中國另外九個指頭的展示和肯定。並且,這種比較注定是有失全面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偏頗的。然而,我的目的在於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一點,要請許多人寬容和諒解。另外,由於作者學術基礎、研究範圍和寫作時間的限制,這本書注定是一個過渡性、階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學術著作。這裡面有許多現炒現賣,有許多被我倒賣的二手貨,如果您想讀到有關韓國社會發展經驗的真知灼見,還要去尋找那些有深度的學術著作。我的這本小書旨在引起您的興趣。在發揮了它的作用後您可以將它信手扔掉,但這就已經達到我的目的了。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了點什麼
 
  一

  一個留日的中國人寫的《我認識的鬼子兵》成了暢銷書之後,書攤上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了許多寫「鬼子兵」的書,像什麼《鬼子兵的獸行》、《軍妓血淚》之類。翻開來一看,竟然從頭到尾都是地攤文學式的粗俗描寫,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標題和細節描寫分明透露著寫它的人和讀它的人某種不見天日的慾念。

  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人不能糟蹋的。這是一個性格裡缺乏莊嚴氣質的民族。

  沒聽見誰為此而義憤填膺。中國人都是實用主義者,這個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什麼事都見過了,她已經沒了火氣,什麼事都能容忍什麼事都能接受。是啊,這個民族可以爭奪從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剮下來的肉,因為據說這種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麼殘暴的征服和統治,只要能勉強活下去。那麼,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恥辱來賣錢,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輩在土炕上閒扯,就聊到了自行車。族叔說,村裡的第一台自行車是你遠房二爺從縣城騎回來的。騎回來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動了,過節似的圍著看。

  我問:我二爺是幹什麼的?

  翻譯官。

  翻譯官?給誰?

  日本人唄,那時候還有誰?

  我大吃一驚:那不是漢奸嗎?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為然:拿現在說是叫漢奸,那時候可正經風光過一陣,也沒幹過什麼壞事。老百姓管給什麼人辦事,誰在上頭給誰當差唄,什麼時候不是混飯吃!

  我的心撲騰一下。這滿炕的黝黑淳樸的莊家漢的面孔一瞬間在我眼前有點變形。

  我彷彿頭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們所說的「事變」以前,我故鄉的這片土地,叫做「滿洲國」。

  我的爺爺奶奶叔叔大爺,都曾經是日本人的順民。就在我身邊,這間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著一枚陳舊得烏黑發亮的滿洲國硬幣做劃擋。

  話題從日本人身上漫延開去,老人們紛紛談起日本人是什麼模樣,曾經某某因為什麼事被拉到縣上,灌過辣椒水 ,灌得順著頭髮根往外滲血。 談起日本人強迫農民種鴉片,談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時,全屯子人都到路邊去看汽車。

  我回過很多次老家,聽過那麼多的民間故事,聽過那麼多的「講古」,聽過那麼多四里八村的奇聞怪事,可還是頭一回聽到老人們講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車引起的話題,他們似乎已經把日本人忘了。

  為什麼呢?

  也許是因為鄉親們都是些普普通通的過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經走了,看不著了,也不再回來了,還想著他幹什麼呢?這些老百姓,他們的生存似乎只是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們不在乎別的什麼。幾千年來,一直是這樣。

  我的這些質樸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們對傷害過他們的人是那樣的大度,過去就過去了。他們只顧眼前的日子。現在日本人又回來了,但是西裝革履,文質彬彬,見人就點頭,更關鍵的,他們的文件包裡裝著支票。雖然聽說有些日本人還不承認戰爭罪行,經常說幾句怪話,弄點事端,可是似乎無關大局。支票帶在身上,原來的戰犯現在就是貴賓,不管他認不認錯。歸根到底,認錯不過是個形式而已,抵不上支票的實惠。套句老百姓的話,認咋地,不認又咋地。

  智慧有許多種,據說最高一級的智慧是老子發明的,叫做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唯不爭,故無尤。水從來不堅持什麼,它可以適應任何環境,可以被擠壓成任何形狀,可以接納任何污穢,可以消磨任何稜角,所以它的生命力最頑強。

  據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像水。

  三

  可是就在我們身邊,卻有人牢牢記著日本人的罪行。他們說:可以寬恕,但不會忘記。

  韓國國會數年前通過一項決議,決定禁止所有參加過侵韓戰爭的日本老兵入境(不管身上帶著多少金額的支票或現款),以此作為對日本拒不反省其戰爭罪行並發表不當言詞的反應措施。韓國國會並且向中國人大發出建議,希望中國也採取同樣措施。

  去年四月,日本又一次因為教科書問題激怒了中韓等國。中國政府通過發言人表示了例行的憤慨和遺憾,而韓國卻斷然召回了駐日大使,憤怒的韓國人焚燬了日本國旗,許多城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日示威。40多個社會團體呼籲人們抵制日本文化和日本商品。

  直到今天,普通韓國人提起日本人當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齒,日據時期恥辱的痛苦記憶滲透在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各個角落,浸透了韓國社會機體的每一個細胞。恥辱感幾十年來時時刻刻像烈火一樣燒灼著每個韓國人。現代韓國人建設韓國的成功努力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集體潛意識:為了證明韓國人絕不是劣等民族。舉一個例子,在東亞足球圈裡,韓國隊和日本隊每一次相遇,都必定是一次針尖對麥芒的劇烈碰撞,非要撞個你死我活。韓國隊可以輸給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隊,就是不能輸給日本隊,輸給日本隊,全國人都不答應。過去,他們沒能在戰場上擋住日本人,現在,他們把球場當作戰場的延續,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向日本人證明自己決不是懦夫!

  上一次東亞十強賽日韓之戰前,在韓國國內電腦網「千里眼」 中的《大家談》欄目中,韓國球迷紛紛發表意見:

  「韓國隊一定要取勝,才能對得起祖先。可惡的日本人奪去了我爺爺的命。」

  「日本人到現在還沒有就侵略朝鮮一事進行過正式道歉,我們應該在球場上好好教訓一下日本人。」

  這真是一個眥捱必報血性十足的民族。他們沒有那麼多的寬容,那麼多的大度,那麼多複雜的智慧。他們的國旗雖然用的是老子的八卦圖案,但他們的性格卻一點也不像水,而是象岩石,寸步不讓。

  在中國東北的許多城市裡,都矗立著一些日式建築,這是1945年前日本人的遺物。由於施工精良,大多數到現在還保存完好,還在繼續發揮著餘熱,給城市的街頭平添一些異國情調,有時甚至構成了城市一景。

  而在韓國,這個做了三十多年日本殖民地的國家裡,你卻很少看到這樣尖頂修身的日式建築,不是沒有過,而是都被韓國人拆了,就像為了抹去身體上的疤痕。有選擇在留下幾座,是作為國恥紀念館。

  四

  韓國原是東亞各國中的小兄弟。幾千年來它就默默無聞地依偎在亞洲大陸的東北角,不聲不響,很容易被人忽略。

  是啊,乍一看去,這個小國沒什麼特點,平庸而不顯眼。由於漢文化的巨大輻射力,這個小國被薰染得和中國那樣相似,它的獨特之處被相似淹沒了。清代結束以前,中國官員到朝鮮,不用帶翻譯,因為漢字是朝鮮的官方語言。就是在今天,韓國已廢除漢字,但是韓國最大的報紙《朝鮮日報》和著名的大企業集團「現代」 集團等的正式名稱,都是用漢字書寫的。韓國的民族服裝,有著明顯的唐宋遺風。韓國人的姓名也完全因襲中國。在世界各國中,中國人在韓國感受到的文化差異是最小的。

  可是這些表面上的相似,卻掩蓋了中韓民族性格的巨大差異。

  在漫長的過去,山高水長交通不便阻礙了人們發現這一差異。中國典籍中對朝鮮的記載不多,歷代為數不多的造訪過朝鮮的中國人只是注意到了這個小國的貧弱。

  清光緒年間,聶士成在他訪朝後的筆記中記敘了這樣的情景:

  「朝鮮民居,大都四合房屋,進門即席地坐。男子性惰,女子服役極苦。」

  「(茂山)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談時務輒更加菲薄,可憎可憐。」

  「朝鮮人尚知求地利,但官民性習偷惰,恐難勤奮,可憂也。」 (清:聶士成 《東遊紀程》)

  清朝末年,天朝大國的屬國一個接一個地喪失,最後剩下一個朝鮮又被日本虎視眈眈,必欲吞之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居然提出這樣一個設想:把朝鮮收為中國的一個省,置於中國的完全保護之下,以絕日人之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護這個孱弱的民族。

  且不說這樣的設想是多麼缺乏現代外交常識,多麼缺乏戰略可行性。通過這個想法,就可以看出,人們對韓族是多麼缺乏瞭解,對他們的性格是多麼缺乏深刻的認識。在歷史上,中國曾數次想吞併朝鮮。在中華帝國最為強大的隋唐盛世,隋煬帝和唐太宗這兩個雄心勃勃的皇帝都曾提舉國之兵東征朝鮮,結果都在這個海東小國的邊城之下慘敗而歸。李鴻章好像忘了這一點,日本人也忘了這一點。

  這是一個不會被征服的民族。

  而現在,韓國人有了充分的理由讓世界重新認識他們。

  五

  我對韓國的一點點瞭解,源於足球。

  源於中國足球的「恐韓症」 。

  作為一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國,它的國家隊幾十年來卻能安然接受總是在亞洲的二流球隊中混日子的現實。數十年來,中國人在這項體育運動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可是進步始終就是那樣若有若無。

  在所有的體育運動中,足球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華麗,法國人浪漫,英國人驃悍,泰國人頑強。足球場上,反映出了中國人什麼性格呢?

  那十一條代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漢子,在韓國人充滿霸氣的衝擊之下,看上去總有些腳底發飄,心裡發毛,領先一個球就患得患失,不思進取,一味龜縮防守,不管場面多難看,死乞白賴想要保住這個球拉倒。落後時同樣提不起神,毫無鬥志,一點也不著急,似乎輸嬴與他們無關。

  輸了一次,兩次,三次,直到十二次。

  什麼原因呢?體能?技術?戰術?

  開始抓體能,搞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體能測試,韓國人跑不死,我們也能跑不死。可還是不管用。

  至於技術,連韓國人都承認中國隊員的技術並不比他們差。

  戰術上從穩守反擊到攻守平衡再到壓出去打,陣形從352到442再到451,同樣不好使。

  幾乎所有的辦法都試過了,世界上最貴的教練也請了,中國隊似乎有了些進步。畢竟,進了世界盃了。可是,和日韓的表現相比,我們的進步黯然無光。雖然傾盡全力,也能打出些像樣的配合,也能在某些局部形成優勢。可是,每場比賽,總是要一不留神幾下,總是要失誤幾回。保持九十分鐘的注意力,似乎是個不可能達到的目標。

  差哪呢?聽聽那個富態的韓國老頭崔殷澤的解釋吧,對中國和韓國足球都有比較深的感受的這位前韓國國家隊教練說,中國隊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他所說的「精神力」。他說,韓國運動員是為榮譽而踢球,職業球員把足球當成了自己的生命,為了贏球死在球場上都可以。而中國隊缺乏的就是必勝的信念和堅持到底的決心。

  這位韓國老頭對此感慨良多。他說,中國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技術基礎在亞洲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不明白他們在訓練中為什麼不願意全心全意投入,在比賽場上為什麼那麼不思進取。他們不是職業球員嗎?

  這個韓國老頭不明白,他們是職業球員不假,可中國的職業球員不會為一場球去拚命。在中國人眼裡,足球畢竟是足球,值得為之拚命嗎?

  中國人為了什麼能拚命呢?

  就像這個韓國老頭一樣,所有的韓國人和中國人相比,好像都有點不通達,不世故,有點天真。

  好死不如賴活著,這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生命的獨特總結,是中國人獨特的生存智慧。

  相比之下,韓國人顯得太認認死理,鑽牛角尖,事事叫真兒。這是我們這個社會中最不受歡迎的性格,有這樣一個人,周圍的人都覺得不舒服。一個中國運動員輸了球,也會難過(其中包括對獎金的惋惜),但是一宿過去,就想開了,就平靜了。誰沒輸過球呢?巴西隊也照樣輸過球嗎?這樣一想,心裡就平衡了。

  可韓國人會睡不著覺,因為羞恥而流淚。

  就是因此,這個人口公有中國三十分之一,土地僅有中國一百分之一的小國在球場上一次次擊沉中國隊。

  不僅僅是足球。這個不起眼的小國在奧運會、冬奧會乃至各項錦標賽上的表現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體育大國。韓國選手的韌勁和頑強的拚搏精神常常會給他們的對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亞洲,在幾乎所有體育項目上,這個國民身體素質並不突出的小國卻都能和中國相抗衡。

  這裡面,有一種精神。

  六十年人的一次世界盃預選賽,韓國隊飛赴日本進行比賽。臨行前,韓國總統親自接見了全體隊員,總統簡短地講了一翻話,結尾說:「如果輸掉了,你們就不要再過大韓海峽(即日本海峽)了!」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輸掉了你們就全部蹈海自殺以謝國人吧!

  這位韓國總統並不是依靠自己手中的巨大權力而信口開河,按照韓國的傳統,總統在某種意義上相當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家長,他是以家長的身份,對自己的孩子們說這番話的。

  中國人絕不會這樣做。真是太氣盛了,太不周密了,太不穩重了,太不老成了,何苦呢?真是不夠智慧,不夠高明。一個堂堂國家領導人,值得為一個足球這樣一種遊戲這樣小題大做嗎?腦子裡國際關係世界影響國家大局那去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高風格不講了嗎?雖然那時日韓兩隊之間韓國隊實力佔優,但足球是圓的,萬一韓國隊真輸了呢?

  事實上,這位總統在說這番話的時候,根本沒想到韓國隊會輸,尤其是會在日本輸球。這個民族就是有這麼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倔勁,這個民族就是這樣視榮譽重於生命,所以才能那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條道走到黑的拼勁。這個民族身體裡,流淌著的是年青而熱烈的未受污染的血液。

  六

  擺脫了日本人的搾取,韓國人在戰後的廢墟上,開始了他們的經濟建設。1967年,衣不遮體的韓國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車工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本徹聽說了現代集團的這一設想說:現代集團如果能造出汽車,我將用手指把臘燭點著。二十年後的今天,本徹的話言猶在耳,現代集團已傲然成為世界汽車業的巨頭。

  短短幾十年間,幾千年來一直積貧積弱被人漠視的舊朝鮮不見了,人均國民收入92美元轉眼成為過去。韓國已經化蛹為蝶,到處是挺拔林立的大廈和滾滾不息的車流,用金屬的色澤和霓虹的閃爍向世界強烈地顯示自己的存在。

  中國人大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接觸到韓國這個國家。漸漸地,現代、大宇開始奔跑在中國大中城市的街頭,南韓料的服裝陳列在店舖商場,韓國料理的霓虹開始在中國城市的夜空閃爍。韓國在現代化的路上做了中國的榜樣。

  現在,中國也正在滿腔熱情在奔向現代化。現代化是個多麼誘人的字眼啊!現代化幾乎等同於一次進化,從猿到人的那種。然而,在我們身邊,現代化卻似乎意味著從地球上抹去北京的四合院,江浙的白牆黑瓦的小鎮,福建的土樓,雲南的吊腳樓,而一律代之以城市的玻璃幕牆大廈;意味著餐桌上的稀飯小菜和茶換成麥當勞、漢堡包、可口可樂、冰淇淋……

  當思緒纏繞在「中國」 這個地理意義和人文意義的綜合載體上時,我們總是要陷入迷惑。這個民族真是讓人難以捉摸。就在不遠的過去,她曾像一個固執的老人那樣頑強地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在亡國亡種的關頭也不願做絲毫改變,大有寧可亡國亡種不可亡文化的文化至上主義精神。而僅僅幾十年後,她又變成了世界上對本國文化遺產最為漠視的國家之一,文化獨特性在她似乎變成了落後和不合群的標誌,她有意無意的總在盡量抹去,就像一個剛剛進城的農村婦女急著換下土氣的鄉下土布衣服一樣。

  在所有方面,我們一律以最積極最合作的態度向世界看齊,極其輕鬆地放棄自己的一切特點。在中國的大城市裡,最熱鬧的節日是聖誕節,雖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聖誕是怎麼一回事;無數具有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建築被無聲無息地廢棄被拆毀無人過問;世界各國中數量最為浩瀚的古代典籍文物沉睡在中國的圖書館裡,似是人們有意迴避,好像那是些祖上留下的破鞋子爛襪子,不登大雅之堂。我們這個國家今天在世界上二等公民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似乎是這些無能的祖宗們的不爭氣,所以這些東西更顯得無足輕重,甚至幾乎是一塊不光彩的疤痕,像阿Q頭上那種。

  這實在不像是一個經歷了幾千年滄桑的民族應有的做法。

  在現代化的韓國,你處處可以見到對歷史的尊重和珍視。在大廈、大型企業、高速公路之間,還刻意保留著許多古老的東西--從建築到生活方式。甚至歷史上漢文化圈的某些獨特的文化生態,現在還活生生地生存在韓國。最初知道這些的時候,我又驚訝又感動。

  中國學者彭林在一篇訪韓筆記中,記載了他訪問韓國時在幾位韓國學者家中見到的令他驚訝和情景。

  彭林造訪了對韓國傳統文化造詣頗深的金兌仁家。這位中國學者他在筆記中有點驚訝地記敘到,金先生的家在慶尚南道一個叫「桂八」 的偏僻山村,像古代的隱士一樣,耕讀為業,一個人親自耕作六十畝農田。金府外屋門的上方,寫著「小學世家」 四個大字,原來金先生的祖上是韓國名儒,對中國小學頗有研究。旁邊又有金先生親自題寫的「用因堂」 一匾,這是取自《孝經》「用天因地」 之義。

  主人用韓國風味的家宴招待了彭林先生。飯後,賓主談起古代文化,甚為相得。金夫人專門為中國客人用古法吟唱了蘇東坡的《赤壁懷古》,這種唱法在中國可能已經失傳了吧,「歌聲時而婉轉,時而激越,有一瀉千里之勢,一氣唱完,博得滿堂彩。在國內我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吟唱。」 接著,金夫人又吟唱了朱熹的《小學序》,而這位來自中國的學者,在這樣的場合下,只能以一首中國民歌應付場面。

  彭林先生拜訪的另一位學者叫河有楫。這位先生在現代的韓國社會裡還依照古禮生活,日常起居,交友待客,祭祖敬宗,無不如此。母親去世時,他按古禮守孝三年。彭林到河氏府上時,正是中秋。中秋與端午、春節是韓國的三大節日,在韓非常受重視,也是絕大多數家庭祭祖的日子。祭祀前一天,河先生齋戒沐浴,次日清晨,只見家裡上下一片忙碌,在河先生的主持下,全家人按輩份跪列在祖宗神位之前,祭祀的過程與向生人敬獻酒食完全相同。他的長子順序為祖先獻酒薦飯,時間和生人吃飯所用時間相當,長達一個多小時。這就是孔子說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河有楫先生是知名的禮儀專家,每年春秋兩季,韓國的一些書院舉行傳統的祭享時,都請他去指導。在那一天,他頭戴儒冠,身穿黑色祭服,指揮若定。韓國學生在他的指揮下,畢恭畢敬,向孔孟行禮。

  在韓國,現在還有完全按傳統方式教學的學院。比如京畿道南揚州市的「泰東古典研究所」 。這個學校的課程以四書五經為主,學生必須象古時的書生那樣在第一年內背誦「四書」 ,「四書」 中孟子最長,可分兩次背完,一次四小時左右,其它的都必須一次背完。這裡的讀書方式完全是古代的,背誦時,即用「誦」 的方式來背,抑揚頓挫,有聲有調。據說,只有這種方式才能保證學生紮實地掌握古典。

  這裡的學生必須具備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到這裡來學習的,各個專業都有。比如有一位叫申承容的漢城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問他為什麼來學古代典籍,他說:「經濟形勢瞬息萬變,極其複雜,而古代典籍含有很高深的哲理,可以提高我不洞察力。」

  這些這並不是政府的有意提倡,而完全是一種自發的社會現象。

  西方強勢文化在當今世界無疑保持著壓倒性的優勢,它正以全盛之態橫掃全球,把物質主義的世界觀連同其副產品虛無主義一併輸入不同膚色的人的大腦。在西方文化生機勃勃的挑戰面前,其它的文化生態顯得那麼孱弱而不堪一擊,如一從從殘花敗草迅速萎頓:這否也是一種文化生態平衡的令人痛心的破壞?而韓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表現出的對本國文化的信任令人尊重。

  韓國人並不是故作姿態,並不是出於文化叛逆心態的譁眾取寵。這些韓國文化人的舉動是因於對傳統的深刻理解和自信,是因於他們性格中的天真質樸和坐言立行執著不移的行事作風。在參天大廈高速繁殖高速公路的觸角四處蔓延的背景下,他們的堅持有著一種尊貴的意味。

  在電視屏幕上看到日本天皇訪問英國的新聞片斷,在歡迎儀式上,主人用用古老的四輪馬車載著來自東方的客人,皇家衛兵穿著傳統的英格蘭軍服。在白金漢宮門前的換防儀式,幾百年來保持不變。印度人在外交儀式上用自己獨特的象群來歡迎客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在傳統節日都穿民族服裝,印尼人出現在外交場合總是戴著那種黑色小筒帽,如果你在電視上看到非洲國家來訪,他們大抵都穿著那種古怪的袍子……也許這些非洲人平時在自己的國家並不穿這些東西,可是出現在世界面前,他們卻非要莊重地穿上不可,這裡面,無非是要表現那麼一種精神。

  毛主席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同樣,一個民族,更是要有點精神的。

  七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韓國普通民眾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金融危機使韓國的外匯儲備迅速枯竭,為了換外匯還外債,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獻金愛國運動」 在韓國全國範圍內展開。據報載,在銀行櫃檯前,婦女們排著隊把自己家的戒指、項璉和首飾從錦袋中倒出來,男人和軍人們也把珍藏的金龜等紀念品交給收購人員。報紙報導,最小的獻金者是個兩歲的小孩,他拿來的是長輩送給他的金項圈。這些金製品,都是寄托著私人情感的最寶貴珍藏,但是在特殊關頭,他們自願無償捐獻,即使是出售也只能先領到一張收據,一個月後才能拿到現金。在韓圓持繼大幅度貶值的時刻,甘願以黃金換韓元,韓國百姓以家為國的態度可見一斑。韓國銀行界對收集到的黃金的數量感到驚訝,據說,韓公眾的獻金活動已影響到了國際金價。

  在金融危機中聽到的另一則消息是韓國婦女在漢城的國際機場外舉行遊行示威,抗議那些在國家危難關頭還出國旅遊浪費外匯的人。

  同樣還是世界盃。不少媒體都說,中國隊比賽時,滿場幾乎都是中國觀眾,可是沒有一次全場齊聲呼喊一個口號。中國的球迷服裝五花八門,四五十人一個旅遊團各自為戰,給人的一個感覺就是「亂」。而韓國球迷那淹沒了球場的紅色海洋讓每個電視觀眾都永遠難忘。團結、一致這些中國文化最推崇的價值在中國只能在強迫下才能勉強體現,而在韓國卻表現得那樣自然。

  覺得韓國存有古風。韓國人崇尚傳統的道義文化,而所謂的道義文化的內容其實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義和節氣。中國社會曾是最提倡忠義節氣的,但是很久以來,忠義節氣似乎就已是改朝換代時個別孤臣義士血淋淋的專利,是對普通大眾之渾渾噩噩的極端反彈,或者是評書演義中的故事傳說,再或者退化成流氓無賴們在酒桌上虛張聲勢的誓言。普通老百姓早已自覺自願地拋棄這種漂亮但是不實用的的精神裝飾品,一心一意為了那點口糧而投入全部努力。我總覺得,也許是中國人經歷的滄桑太多,苦難太多,虛偽太多,欺騙太多。像一張紙,經過的揉搓太多,已經不再如當初的潔白挺括:像一條河,經歷的地方太多,污染太多,漸漸辨不出原來的顏色。

  寫道這裡,想起以前看過的一篇文章,文中說:

  看先秦故事,總覺得那時候的中國人活得豪半剛烈,特別像一個真正的人,便疑心東方文化曾有一種春秋精神,春秋人格。

  這人格的特點之一是:自尊、知恥、忘我、利他。

  這種精神在當代中國人那裡已很少見了。

  文章的作者也提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人的表現,最後他問:

  莫非春秋精神已然東漸乎?

  並非東漸,而是這種精神曾為中韓兩國人民所共有,而在長白山南的幾千年相對封閉的三千里清潔質樸的山河中保存下了本色。

  中國人,你什麼時候能恢復本色? 
 


 
中國人韓國人國民性比較研究
 
 


 
不一樣的民族
 
  當場上的比賽是在中韓兩隊之間進行時,你不免就有一種擔心。即使是在中國隊大比分領先的時候,你仍然不能揮去心頭不祥的預感。一個屢試不爽的預測是,中國隊在最後幾分鐘被對手翻盤。

  在無數次中韓對抗中,中國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恥辱的「黑色三分鐘」。

  2002年女排世錦賽上,中國女排史無前例被韓國隊擋在四強之外。每一局都是在最後幾分的爭奪中被韓國隊反超。

  豐田杯圍棋賽,20多歲的王磊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被50歲的曹薰鉉用亂戰拖垮……

  奇怪的是,同樣的錯誤被一次次重複,簡單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2002年釜山亞運會男籃比賽的前一天,《體壇週報》已經把金牌記到了總獎牌榜上。第二天的比賽中,中國隊一路領先,因為太沒懸念了,我在最後幾分鐘裡離開了電視機。然後,在隨後的體育新聞裡,我聽到了中國隊在最後52秒被韓國擊敗的消息。

  又是敗在最後。

  你不能不承認,中韓運動員之間存在著差別。雖然他們都長著同樣的面孔。

  可以說,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中,韓國是與中國最相似的國度。

  然而,兩國人在許多方面的表現,卻又是相當不同。

  韓國20世紀60年代還遍地禿山,現在全部都已綠化。在韓國不論城市還是鄉村,到處都是乾乾淨淨,極少見到亂扔垃圾的現象。

  韓國人高度重視環保,飯店裡用的是澱粉製造的綠色牙籤,無論多豪華的賓館都沒有一次性牙刷、牙膏和拖鞋。在韓國購物,沒有人會提供你塑料袋,你得自己購買紙袋。韓國人像愛護自己的客廳一樣愛護國土。

  在中國旅遊,沿鐵路公路你會看到一條白色垃圾帶,塑料袋快餐盒迤邐不絕。中國北方道路兩邊,禿山多於青山。

  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中國草原三分之一都已退化,並仍以每年兩萬平方公里的速度發展。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一萬平方公里,沙漠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可是在中華環保基金會的調查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什麼是環境保護,近三分之一的人認識不到我國的環境問題。

  中國曾把「四書五經」、「忠孝仁義」當作封建糟粕,把建祠堂修家譜祭祀祖宗當作封建迷信活動,各地孔廟大多在「文革」中被砸毀,傳統典籍被束之高閣。韓國的孔廟大部分還完好,韓國一些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要祭祀孔子。在韓國,至今的社會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國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韓國人重視家譜,中秋節全國放假三天,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謝祖先帶來豐收。

  中國曾喜歡看美國大片,近年來韓國電影電視風靡中國。《鐵達尼號》上演之際,在中國創了電影票價的歷史紀錄,這部電影比任何一部影片賺的錢都多。然而當時在韓國居然有成千上萬的人抵制觀看《鐵達尼號》,理由很簡單,如果有300萬韓國人看這部電影,那麼韓國所有的外匯儲備都會流到美國去。電影學家還分析說:「韓國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於好萊塢和歐洲片,他們對本國影片更為偏好。」

  中國人從小教育孩子不要吃虧。在中國的大學食堂,打飯時學生們總是擠作一團。然而留學韓國的中國人卻發現,韓國學生自動排隊,飯票都是自己扔在盒子裡,無人監視。到韓國生活的中國人發現,韓國公園裡陌生的小朋友之間也會互相分給對方一些正在吃的零食,「初來時我有點不習慣,不敢讓孩子接受。時間長了,我也慢慢教育自己的孩子分一些零食給其他小朋友吃。」

  足球就不用比較了,可以對比一下球迷。韓日世界盃期間,韓國球迷的表現給全世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們在場上服裝統一,用具統一,口號統一,數萬人掀起紅色巨浪,高呼「大韓民國」,讓人感覺到強烈的震撼。而中國球迷人數也不少,可是都是四五十人各自為戰,從服裝到口號,五花八門,形不成合力,只感到雜亂。比完賽,韓國球迷都要收拾好身邊的雜物再走。可是中國球迷所到之處,垃圾遍地,其中竟有許許多多的小五星紅旗! 
 


 
不容迴避的偏見
 
  一個玻利維亞籍華人在網上發了一張帖子,說他在這個南美國家屢遭歧視。在這個國家,如果你是日本人,他們會肅然起敬;如果你是韓國人,他們也會和你套套近乎,說韓國貨不錯。可是你要是說你是中國人,他們立刻會換上一副嘲諷的表情,怪聲怪氣地喊:POLLORECO(即:「雞好吃」——因為華人在這裡開餐館叫賣烤雞的多)。原因是近年來偷渡到此地的華人日益增多,「五花八門的失身份、傷國體的事出了許多」。

  這個帖子讓我深受刺激。我聽說過發達國家歧視我們,把我們當成《大紅燈籠高高掛》裡那些留著辮子的「清國人」,可是頭一回知道原來還有第三世界小國國民也一樣看不起中國人!

  從那以後我開始稍為注意此類信息,結果屢屢讓人震驚。一個在美國生活了半年的中國學生在文章裡說:「問十個中國人,有九個知道美國總統是誰,而問十個美國人,也許會有一個勉強知道中國主席是誰。」

  一個西方國家在《中國旅遊指南》中告誡旅遊者,中國人有如下不同:「一、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亂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二、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三、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

  不再舉例了,例子不勝枚舉,再舉下去會有更多讓人無法忍受的說法和詞彙。我終於明白了,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不完全是旅遊者面對鏡頭或者話筒的滔滔不絕的友善之詞,也並不完全是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連篇累牘的由衷讚美。

  當然,上述所引抑或僅僅是一種偏見,僅僅是部分外國人的說法,因為他們接觸到的僅僅是部分中國人。對於這些歧視和偏見,我們有理由義憤填膺,有理由痛加駁斥,也有理由找出各種原因加以解釋。

  然而,我們沒有理由一笑置之或者不屑一顧。我們不應該只搜集外國人的溢美之詞而聽而不聞他們的刺耳語言。那些偏見偏激甚至惡毒,然而即使是謾罵也不會是無緣無故地產生的。反思一下這些話語,也許更有利於我們客觀地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給其他國家的印象,更有利於準確地認識自己,也更有利於我們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前進。

  我們這個民族自身是否有著較為嚴重的缺點,只要隨便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一目瞭然:

  走遍國內的大小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是遍佈大街小巷的「辦證」廣告。幾乎是中國城市每條街每面牆上都堂而皇之地公佈著造假者的聯繫方式。在世界各國中,這應該是獨一無二的風景了。

  我們痛恨歧視,可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為什麼被歧視。因為,僅僅憤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中國人國民性格演變軌跡
 
  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民族性格卻不斷變遷。翻開《春秋列國傳》,你會發現,那時的中國人特別有血性。趙氏孤兒,七百壯士,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讀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稚拙,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

  在周邊民族還處於沉睡中時,中國人已經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說林立。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慾望,在早期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一個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內心冷酷的男子揮劍過早結束了中國的青春期。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築長城,而在於他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面的牲畜一樣。

  這個歷來被中國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創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礎上的統治方法,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焚書坑儒」,「以吏為師」,「以愚黔首」,取消了民眾的自尊和思想,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國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開始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

  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項羽威脅劉邦要殺了他的父親做肉醬,劉邦卻一副嬉皮笑臉,告訴項羽做成了肉醬別忘了分他一杯嘗嘗。

  史書記載,「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他極富親和力,看門的和大頭兵和他都能一見如故,然而一轉臉又能忘恩負義,剛剛坐定了天下就開始殺戮那些為自己賣過命的戰友。這個滿嘴粗話的地痞的勝利,宣告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大一統之後的中國,而隨機應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

  秦漢以降,中國被安置進一套日趨成熟的「王霸雜用」的統治制度中,中國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稚拙單純。中華文明遙遙領先於四鄰,中國人民充滿了泱泱大國的自豪和自信。這種自信在盛唐時達到頂峰。

  盛唐是中國人永遠的回憶。那個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中華文明的燦爛光華一直輻射到歐洲。中國的四鄰紛紛向中國表示由衷的敬意,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學習。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那時候中國人人格的基調是陽剛,開放,樂觀,健康,進取。他們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麼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女子喪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離婚,文人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性愛,詩人們用清新的詩歌表達生命的熱情。中國歷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現在那個時候,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眾。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出現在盛唐,並且也只可能出現在盛唐,他飄逸豪放的詩風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胸襟和氣魄。

  然而,多災多難是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後的一千年間,中國大地上政權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我們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國民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歷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系,甚至也遠不如古代朝鮮王朝那樣穩定。自唐亡之後,中國歷經五代十國兩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週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後漢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覆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面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退,維繫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都會有人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儘管這是極為少數的民族敗類。

  然而更大的驚詫還在後面。宋朝之後,跪迎大軍的天朝子民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經臣服於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遊牧「蠻族」。對於中原人來說,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擊。在蒙古鐵騎野蠻的屠城面前,原來的天朝大國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為「末等公民」的恥辱,忍受長達百年的蒙古貴族暴政。滿洲人南下,漢族人的境遇更為難堪。每個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髮剃去,只留下頭頂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辮子,作「金錢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狀態下人格健康當然要受損。宋朝雖然衰弱,卻出現了楊家將、岳飛、文天祥這樣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眾的抗爭也風起雲湧。在此之後,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了靈魂和身體的分裂。他們越來越熟練地把大道理和實際行動分開。越來越多的中國式智慧發展起來,比如「好死不如/賴活著」,比如「唾面自乾」,比如「退一步海闊天空」,比如「個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誰又能說抗日戰爭期間出現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漢奸,純屬歷史偶然呢?

  和改朝換代、異族入侵交錯相伴的,是專制統治的日趨嚴密。

  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

  這個問題是秦朝之後一千三百年間中國政治的全部焦慮所在。每一個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千方百計扼殺民眾的活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定。為此,就要防止人們獨立思考,阻止人們自發組織,消滅任何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勢力。

  不論統治者在整個社會中所佔的人口比多麼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絕對權力,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向著他所希望的指向發展。不管這個方向是多麼荒謬,對絕大多數人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合理。於是,一千三百年間,中國社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向越來越嚴密的專制和越來越死寂的僵化。

  繼秦始皇創立了大一統制度以後,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推行思想專制。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元朝皇帝們強化裡甲和連坐制度,不許漢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許用菜刀。朱元璋則取消了丞相制,憑借小農本能,把中國社會蛻變成了一個大村子,他自己充當事事都要管的村長。全國老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什麼樣的房子,房後種什麼樹,院子裡養幾隻雞都得由他一人規定。清代乾脆連內閣也取消,徹底把天下變成一個人的天下。為了不讓人們亂說亂動,清代最偉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獄推向極峰。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文字獄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們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國的專制制度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國社會終於融成了鐵板一塊。這個社會的本質特性就是超穩定,對任何改革的願望都給以毫不留情的打擊。由於不惜代價以換取穩定,千餘年下來積累了無數的弊病,然而想要改變一點,卻幾乎不可能。數億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錮,活力被有效扼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如同帶著沉重鐐銬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極端麻木然而又極端富於忍耐力。

  中國歷史越往後翻撿,人文氣息就越淡,高貴、仁慈、寬容、尊重這些美好的字眼越來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重的猜疑、自私、殘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奪得皇位後,把敵人的女兒們送到妓院去當妓女。有一天,太監稟報他說,這些妓女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姦。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哈哈大笑,說道:

  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明朝後期,太監魏忠賢在朝廷畸形的權力變遷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運的人。這個賭博喝酒之外一無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攪得天昏地暗,然而卻有無數翰林進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門下,做他的乾兒子。

  上述分析當然是粗線條,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嚴謹不全面的。然而,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種生物性狀背後都有基因的決定一樣,中國國民性的所有負面表現都可以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找到原因。

  曾經有無數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進行改革。然而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到康有為維新,幾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場都是身敗名裂。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在暴力和專製麵前,先人們進行過壯烈的抗爭。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次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掀翻過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然而,不論反抗多麼頑強多麼壯烈,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征服的命運。無數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減半的代價,並沒有換來人民權利的伸張,反而使專制制度越來越嚴密。

  所以,鴉片戰爭後來到中國的西方觀察家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象,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飢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助」。外國人反覆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中國歷史的官場上有一條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場裡注定混不下去,貪官卻能如魚得水。 所以一些人不認真,差不多就行。中國人講究中庸,圓通。只有沒有稜角的人才能在許多場合如魚得水吃得開。

  一些中國人缺乏堅定信仰,是因為從一定程度上說整個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裡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當然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演員素質,能裝得仁義無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好面子的項羽和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和破壞性使用,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的效用實際上很早就部分破產了。我們在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欺騙,所以我們不太容易信任何東西,並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總懷疑功臣們要奪取皇位,所以必須殺了他們才能放心。連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門殺了自己的兄弟之後,還毫不手軟地把他們的兒子們也都殺光。

  所以我們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夥做生意,最後會因為錢而成為仇人,因為誰都懷疑對方多吃多佔;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滿了勾心鬥角小肚雞腸。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語: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蟲。

  正如魯迅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過去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家做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人們只會愛惜自己院牆之內的東西,對院牆之外的東西,同樣的人們卻有著旺盛的破壞欲。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髒;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徒勞的「改造國民性」
 
  在來到中國前,西方人的頭腦裡裝滿了關於中國的美好想像。伏爾泰說,中國人「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應該置中國於所有民族之上」。憑借流傳到歐洲的中國書籍,他們想像中的中國物質豐富,文化發達,由賢明的皇帝進行著有效的治理,人們彬彬有禮,道德高尚。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的艦船來到中國的西方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他們看到的中國城市骯髒污穢,看到普通的中國人並不像傳說中的那樣文明和有教養。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氣揚起來,在書中任意醜化中國人,說他們如同帶著鐐銬的犯人,「腦力衰弱」,「缺乏創造力」,「利己心強」,「因循守舊」,「理智混亂」,「沒有時間觀念」,「含糊對付」,「沒有同情心」,「愛撒謊」,「不守信用」,「表裡不一」……

  對中國人性格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傳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國人接觸30年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人格與良心。」

  隨著中國國門的逐漸打開,越來越多先知先覺的中國人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他們反觀自我,感覺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國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較外國人激烈鋒利得多。從嚴復,梁啟超,孫中山到魯迅,胡適再到柏楊,龍應台,人們連篇累牘地列舉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們不約而同地擎起「改造國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選擇面前,大部分人認同了後者。國人公認的旗手魯迅在1925年說了這樣著名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裡,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問題的罪魁禍首。只有中國人全體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中國才有可能推行現代化的各種制度,中國才能復興和強大。否則,不論什麼好東西,一到中國,立刻就變了樣。

  那麼怎麼樣才能脫胎換骨呢?傳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對策是引進基督教,幫助中國人建立真誠品質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堅定的信仰。梁啟超這樣的老派改革家則提出「新民說」,靠每個人的意志力來滌蕩自己頭腦中積累的千年污垢。魯迅、陳獨秀等激進主義者則提出全盤掃蕩傳統文化,「不讀中國書」,以破壞國民性賴以產生的文化基礎。

  包括早期的毛澤東,他也是改造國民性運動中的一位偉大的鬥士。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認定只有徹底改造國民性,才能救中國。他說:

  國人積弊太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

  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概括之。五千年流傳

  到今,種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然而,將近百年的轟轟烈烈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取得的成效卻似乎並不令人欣慰。梁啟超臨死時看到的中國,比他出生時更令人失望。魯迅則是帶著對改造國民性的灰心絕望去世。而現代史上對國民性的改造,似乎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進一步摧毀了人們互信的能力,空前發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們對理想、崇高、純潔這些字眼敬而遠之。中國人的道德素質在「文革」中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開放後現代化路途上中國遇到的核心性問題,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和民族性的相關:國民素質,官員素質,信仰危機,道德危機,誠信危機,貪瀆習慣,公德缺乏,內耗爭鬥……

  雖然經濟增長速度驕人,雖然中國日新月異,雖然中國的部分地區已經進入「現代化」,但有些報道不能不讓人憂心忡忡:

  據2002年8月31日《齊魯晚報》消息,某縣一包工頭李某開著小貨車將一老者撞成重傷。李某下車把老人扔進溝中,任其死去,而車上10名民工對此竟無動於衷。《生活日報》報道,9月2日,湖南瀏陽一16歲少年在網吧被5少年亂刀砍死,在整個砍殺過程中,旁觀的數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樣投入,居然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

  瀋陽市慕馬大案案發後,瀋陽人並不恨這些貪官,他們認為拿錢辦事的貪官比不辦事的還是要好一些。「他們雖然犯了罪,卻也為瀋陽人民幹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認為他們還不算特別貪,在官員裡尚屬比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槍口」。

  當這樣的消息經常進入你的視線時,你當然會不自覺地聯想到魯迅當年談到的「看客心理」。現在的看客們,居然比魯迅當年批評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觀地評價當下中國人的整體道德素質,我們不知道假如魯迅先生在世會做出怎樣的評價,會不會再次發出「救救孩子」的呼籲。所以,才有了報紙雜誌上痛到絕望的批評,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種種負面看法。

  積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這樣一個錯誤結論: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頑固的事物。每個中國人一生下來,身上已經攜帶了「過濾性病毒」,並且終生無法治癒。 
 


 
一樣又不一樣的韓國人
 
  在青海的龍羊峽我第一次見到了上游黃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黃河仍然清澈見底,這讓我驚訝不已。原來,黃河也有過少年一樣的清純。只不過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貧瘠,匯入的支流越多,終於混濁不堪,成了舉世聞名的濁流。中華民族也如它的象徵物黃河一樣,漫長的歷史使它憔悴,許多東西不再純潔。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遐想:是韓國人截取了一脈黃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漢江。由於水短流急,地處偏僻,使漢江大部分水流保持著清澈碧綠,直到臨入海才有一點輕微污染……和韓國人有段接觸之後,你會覺得,韓國人身上有著中國春秋時代人物的氣質,他們單純,直爽,剛強,輕生重義,他們的本性沒有受太多污染。

  朝鮮半島歷史的源頭與中國密切難分。

  據《史記》記載,殷紂王昏庸無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氣之下,遠走朝鮮,建立國家。

  在《漢書》中也這樣寫道:秦漢更迭時期,數萬名燕人避戰亂進入朝鮮。其中一個叫衛滿的燕人頭目趕走了箕子的後代,建立了衛氏朝鮮。

  漢朝征服朝鮮,把朝鮮變成了漢朝的四個郡。

  漢朝滅亡,三國爭雄,朝鮮漸漸脫離中國,獲得獨立。不過,朝鮮與歷代中國中央王朝保持著極為密切的宗藩關係,在文化上受到中國的強烈影響。唐朝時期,許多朝鮮讀書人千里迢迢到中國來參加科舉考試,考中了就在中國當官。宋元時期,朱熹理學在中國流行,朝鮮也把朱子學說作為本國人的道德準繩。明朝中國出現了大儒王陽明,朝鮮讀書人也開始研究陽明學。

  同質的社會,相近的文化,兩國的民族性當然會有太多的共同點。朝鮮國王很好地學習了中國皇帝的統治術,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的專制統治比中國還要嚴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無故不許外出,要出門百里就要開通行證。而朝鮮乾脆給所有老百姓都掛上胸牌,上邊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隨時翻看行人的號牌。朝鮮一樣實行科舉制,一樣表彰「節婦」,「烈女」,官員一樣貪污腐化,讀書人一樣保守頑固……

  尹保雲在《韓國的現代化道路》中這樣描述古代朝鮮社會:

  「封建主義的束縛下,廣大人民一直處在極端落後愚昧的狀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散漫的、 口水平的農業社會生活。同舊中國的廣大人口一樣,他們習慣於儒教的傳統的統治方式,重人情,講關係,不重法律,不講原則。老百姓習慣給官送禮,請官吃喝,搞好關係,遇到問題多方謀求通融。官員們習慣於吃喝和受賄,在酒席桌上變賣國家的原則。只要誰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過得多,稅收也可以減免。即使觸動了刑律也可以買通官府而得到寬大處理。」

  僅僅讀這一段描寫,你能分出它是中國還是韓國嗎?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卻隱藏著一些微妙的不同。

  韓國人和中國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剛一柔。

  中國國土廣袤,氣候變化很大,東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萬種差別。千百年來,由於不斷遷移融合,逐漸形成了寬容和平,隨遇而安的統一性格。

  朝鮮半島面積狹小,只相當於中國一省,地理環境比中國還要封閉,幾千年來逐漸形成了單一民族。由於地理接壤,朝鮮人的性格氣質與中國東北人相近,都是粗樸豪爽,剛強不屈,並且由於半島和山區的封閉性,朝鮮人形成了特有的固執堅定。

  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很多變故,有過很多次的逆來順受。所以,中國人經驗豐富,深通妥協的智慧,善於隨機應變,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朝鮮半島自古與外界交往不多,歷史簡單得一張紙就可以寫盡,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許多單純樸直的上古遺風,血液裡還保存著若干遠古時代掙扎求生的驃悍野性。

  從漢末到清末的兩千年間,朝鮮半島屢遭外族入侵,但卻從來沒有接受過異族的直接統治。他們在危險和挑戰面前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直接抗爭,並且總是從自己的倔強剛強中得到回報。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煬帝率領「水陸兩部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浩浩蕩蕩遠征朝鮮。這個數字幾乎和當時的朝鮮全國人口差不多了。當時,隋朝正值全盛,四夷賓服,兩漢時的版圖幾乎全部恢復。針對這個小小還沒有屈服的朝鮮,以如此巨大的兵力來征討此彈丸之地,每個隋朝人都認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朝鮮人的最佳選擇當然是俯首稱臣。然而朝鮮人卻不懂什麼叫「識時務者為俊傑」,他們選擇了「以卵擊石」,並且居然憑借難以置信的頑強,硬是依托堅城大河擋住了隋軍,使隋軍損失慘重,大敗而回。

  隋煬帝惱羞成怒,他傾全國之力,再三再四揮兵東指,然而,還是不能深入朝鮮一步。隋朝因為遠征朝鮮而大耗國力,不能不成為其後來迅速滅亡的原因之一。

  時隔20年,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來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鮮人像傳說中的那樣頑強,他認為隋朝的失敗是因為隋煬帝的無能。這個18歲起兵所向無敵的皇帝希望自己能夠力挽狂瀾。然而,同樣是三次遠征,同樣是三次慘敗。

  朝鮮人就像一把沒有彎折過的鋼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結果是使這把刀越來越鋒利。面對外族,他們沒有中國人這樣深刻的屈辱記憶和心理傷害。所以他們不懂什麼叫「屈服」,「隱忍」,「大度」,「圓融」。他們只知道「以血還血」,「以牙還牙」。雖然經過了千年死氣沉沉的封建統治,他們的血性並沒有消磨,他們的骨頭一如既往的堅硬。當他們在20世紀醒過來之後,這種剛健立刻化為經濟建設中的奮鬥精神,化為體育場上的拚搏意識,化為國際交往中的強硬不屈。

  韓國人和中國人另一個本質上的區別是一個認真一個不認真。

  幾千年來,中國的經濟文化一直領先於朝鮮。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普及,經濟發達,社會流動性大,人際之間的競爭也就非常激烈,中國人在這種磨練中變得越來越精明。而朝鮮社會長期經濟十分落後,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長期處於閉目塞聽狀態,所以社會成員受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也較小。正像中國邊遠地區的人們通常都比較淳樸自然一樣,朝鮮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國人的信仰可虛可實,可進可退,如同太極一樣空靈玄奧。積極進取時,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學;遇到挫折時,又可以退隱到佛道兩家。在號召和呼籲時,是堂皇正大的禮義綱常,然而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又常常迂迴前進,緊貼利益。在中國,能夠通達權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歷代偉大的君主或者傑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陰陽兩道的人物,他們一手緊握道義,一手緊握利益,兩手都抓,兩手都硬,進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鮮人則遠比中國人心實。他們不懂什麼叫融合、遷就,既然接受了儒學就要徹底放棄佛教。因此,在儒學傳入朝鮮後,儒教與佛教之間發生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把佛教徹底趕出了意識形態領域。韓國學者黃秉泰稱韓國的儒學類同於「原教旨主義者」,堅持學說的絕對純潔,毫不走樣。黃秉泰說:「由於繼承了朱熹理學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體系,韓國儒學一直忠實地搬用它,並嚴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滿足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必須遵循的永恆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準則。」「韓國的理學雖然來自中國,但它卻比中國的理學更為周密,更為正統。」

  在中國,真正嚴格信奉儒學的只有讀書時的知識分子和道學家。讀書人一旦走入社會,就學會了「變通」,不再做書獃子;而道學家則歷來是被人嘲笑的對象。至於普通百姓,則從來沒有理會過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們更多是遵照習俗活著。

  朝鮮歷史上沒有對傳統道德進行破壞性過度使用。朝鮮每一代王朝都延續很長時間,「忠孝」這種價值理念從未受到過嘲笑。朝鮮社會經濟文化不發達,所以也沒有形成中國那樣發達的潛規則和中國老百姓那些彎彎繞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鮮的讀書人普遍都「認死理」,「讀死書」。他們緊抱朱子學說的教條不放,並且貫徹到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都到書上查根據。在他們的帶動下,程朱理學在朝鮮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準則。現代儒學家杜維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現象是儒家傳統的民間化」,「韓國人說韓國是儒學的母國,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

  韓國人和中國人的第三點不同是一個急躁一個從容。

  韓國人的褊急性格是舉世聞名的。到了韓國,你會發現韓國人最常用的口頭語是「快點快點」。韓國人什麼都快,走路快,開車快,經濟發展快,當然蓋好的大樓有時候倒得也快。韓國人的最大缺點是沒有耐性,考慮問題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國人的慢性子也是聞名遐邇。在中國,政府官員的首要素質就是「成熟穩重」,什麼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國人看問題最講究全面辯證,四平八穩。麥喜溫說:「中國人的另一個長處是悠然的態度。中國人來訪時,無論讓他怎麼等,他都不會生氣。神經麻木、悠然和韌性的結果使中國人總能達到目的。中國人認為發火是白耗體力。」

  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同樣在於地理和歷史。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朝鮮作為一個國家,反應能夠相當迅速。一片雲彩過來,全朝鮮都要下雨;國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應。由於歷史簡單,文化較淺,對挫折的記憶不深,朝鮮人也很少有中國人那樣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國的體積使它的動作不能不緩慢悠然。這就像一隻大象,再怎麼敏捷,看上去也是笨頭笨腦。在資訊時代以前,一個消息從中國一端傳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數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萬火急,用六百里快馬日夜兼程地傳遞,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黃花。中國太大,情況太複雜,任何一項措施,慎之又慎,否則很可能覆水難收。莊子在幾千年前就對此有明確的見解,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經不起折騰,否則就會像煎小魚一樣,翻騰幾下,這條小魚就碎了。

  由於這種龐大,使得歷代中國政治家的大腦不堪重負。於是,他們選擇了偷懶的辦法,什麼事都一刀切,什麼事都按舊例來。遇到矛盾最佳選擇就是進行擱置,不予處理。於是問題越來越多,制度越來越畸形。黃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國沒能實行「數目字上的管理」,其實就是由於手工時代,「數目字上的管理」根本無法應付中國的巨大和複雜。所以,科學理性的管理最終在西歐小國而不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發芽發展起來,並且在韓國這樣的小國被迅速應用,而中國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寶。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停滯,中國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國人缺乏時間觀念和忽視精確,都與中國的體積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的另一面。 
 


 
老人和少年
 
  中國人習慣喝茶,越燙越好。一壺在手,可以消磨一個下午。韓國人沒有喝茶的習慣,他們喜歡喝涼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揚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國曾經大富大貴過,也曾經幾度敗落;中國有過長時期的天下太平,也有過記不清的暴政,混亂,災難。在漫長的歷史中,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都發生了。中國人實在是世界上最見多識廣的民族,所以他們也積累了最豐富的生存智慧。一個人太老了,就會褪盡火氣,磨光銳氣,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別太認真,一切都慢慢來,一切都四平八穩,全面辯證,水來土掩,兵來將擋。

  而韓國人則如同一個未經多少世事的少年人,還沒有被世事磨去稜角,還沒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氣方剛,身手敏捷。

  當危機到來的時候,老人和少年的反應當然不同。

  西方炮艦的重擊驚醒了睡夢中的中國。屢遭重創之後的中國慢慢清醒,開始了自強過程。由於頭腦長久不用,關節銹得太死,長年積習太深,所以自強的過程異常艱難痛苦。在亡國夭種,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勢面前,中國的舉動顯得過於遲鈍,軟弱無力並且猶豫不決,時時刻刻擺不脫過去的經驗束縛,動不動就習慣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擊下,他徹底喪失了自信,從原來的極剛愎頑固一變而為極懦弱自卑。

  環顧整個世界歷史,沒有哪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比老大中國更曲折,更艱難,更痛苦。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認定文化是罪魁禍首,一再為選擇什麼樣的新文化而不斷爭吵,長期陷入「主義」之爭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傳下來的儒教文化和優良傳統,被我們當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幾千年形成的頑固積習,直到現在仍然沉重地壓在中國人身上。這一事實讓我們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種觀念,而「民族性」則是一種習慣,一種更多屬於下意識的東西。就像挖鼻孔一樣,觀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時手指不知不覺就循著快感伸了進去。

  在1840年中國驚醒的那一刻,朝鮮還在中國的身邊睡大覺。中國都開始洋務運動了,朝鮮人還沒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併了,他們才猛醒過來。

  韓國人少年一樣強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強烈的刺激,剛剛經受的恥辱像火一樣每分每秒都在燒灼著他。急躁的性格讓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現代化之路。

  由於政治環境和急切性格,韓國人另闢蹊徑,務實地選擇了經濟發展這條道路。

  韓國人的頑強和剛烈在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他在現代化過程中用極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幾千年養成的惰性,以「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決絕去改變自己舊日的生活習慣。他說到做到,雷厲風行。

  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閃電般地奪取了政權,用鐵腕結束了韓國獨立後十多年間的政治軟弱和社會混亂。樸正熙給韓國政府注入了一種強烈的軍人氣質。他推行「更生」政策,對腐敗的舊政府進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輕軍人掌握了政權。在此後十多年間,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敗運動,禁止官員們喝咖啡,跳舞,聽日本音樂。他一次又一次數量驚人地清洗哪怕有輕微腐敗的官員,用專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員隊伍。

  在其他後發展國家,腐敗的集權官僚隊伍都是社會進步的最頑固障礙。而樸正熙卻借用了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權威主義傳統,用官僚集權專制,把全國組織成了一支發展經濟的軍隊。韓國人的服從意識、秩序意識、集體意識、等級意識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韓國公司都有點像軍事化組織,要求僱員剪短頭髮,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寫著姓名標誌,還使用許多軍事術語式口號,如「工業戰士、邊建設邊戰鬥」,「出口戰」,「佔領100億美元出口高地」等。企業家把員工的思想統一起來,使他們像孝敬父母一樣忠於公司,使他們能忍受惡劣的條件,在低收入情況下加班加點。

  韓國人的急性子和勤奮是經濟發展的內燃機。1960年以前,韓國人曾經被認為是一個懶惰的民族。然而現在,韓國人以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出現在世界面前。韓國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東京人還要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韓國人都自願加班加點工作,不要加班費。結果,僅僅幾十年,韓國就成長為一個經濟巨人,由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變成第11個經濟大國。

  韓國人的認真專注,一絲不苟,使他們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從不應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幾年前還有許多經濟學家嘲笑韓國的汽車想打入美國的想法。而今天韓國的汽車產量超過百萬輛,而現代集團的汽車已大量出口到美國。韓國手機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幾年,三星手機就在世界手機產業佔據領先位置。

  經濟發展所收穫的並不僅僅是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會結構的變化。當年的樸正熙用鐵腕手段去打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整個政治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造。官僚機構由過去抑制社會活力的工具變為服務於經濟發展的現代型管理機構,改變了「官本位」,崇尚「主義」、「空想」的社會風氣,創造出尊重科學

  隨著教育的普及,韓國人的參政意識、參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們用韓國人特有的不屈不撓精神去爭取民主,為了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聲呼號。雖然人口比中國少很多,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他們流的血卻是中國的許多倍。在學生運動和示威遊行中,即使面對比自己強大數倍的軍警和強烈的催淚瓦斯,人們仍然猛衝而不會退卻。經過民眾的犧牲和一些開明的政治領袖的順應潮流,使韓國幸運地比較順利地由權威型政治轉變成了民主政治。

  社會進步使韓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60年代以前,韓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韓國人也曾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啟超在《朝鮮滅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鮮亡國歸因於朝鮮人的國民性。他認為朝鮮人是個愛說空話,窩裡鬥比中國還嚴重,厚顏無恥,性格陰險,貪圖安逸的民族。

  韓國人自己也承認民族性存在著致命缺陷。樸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韓國人的缺點:

  缺乏獨立精神,懶惰和不勞而獲的願望,缺乏開創精神,缺乏進取精神,可惡的自私自利,榮譽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斷力。

  他舉出「人民的缺點如逍遙自在,趨炎附勢,游手好閒,奴才主義,以及依賴別人的惡習」。

  他宣佈:「我們的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消滅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遺產:相互憎恨和宗派主義,浪費,混亂,懶惰,不誠實。」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樸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經達到了。韓國人現在在世界上以團結、民族主義、勤奮好強、整潔、認真而聞名。 
 


 
從韓國人的變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幾年來,到韓國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談韓國廁所的人也越來越多。幾乎每篇訪韓遊記中都要提一提韓國的「化妝間」。

  廁所在這裡成了衡量中韓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過韓國的人因此得出結論說,「韓國人是出了名的愛乾淨」,「韓國人是個極重整潔的民族」。自然而然,廁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進行解讀。

  然而,一百年前中國武官聶士成考察東三省,順路入朝鮮境。他看到的朝鮮卻是驚人的「髒亂差」。

  一百年前,中日韓三國農村的廁所處於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個坑,上面放兩塊木板。

  一百年後,日本人發明了一種新式便器,便後它會自動噴出溫水把人的屁股沖洗乾淨,然後再進行烘乾。日本人的廁所簡直跟閨房一樣,裡面不僅芳香撲鼻,還像工藝展覽室一樣放置著各種花束等裝飾品。

  韓國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在廁所裡採用水沖設備。經過幾十年發展,已經接近於日本廁所的衛生水平。而且,韓國人還獨出心裁,把廁所的名字改為化妝室,引起中國人的陣陣驚慕。農村經過新村運動,也基本都用上了現代化廁所,不過,在邊遠地區,個別地方還在使用旱廁。

  而在中國,儘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級廁所比日韓還要豪華。不過,在廣大農村,基本上還是和一百年前一樣,沒有多少變化。廁所是中國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個多世紀以來,外國人到過中國,印象最深的除了長城、故宮的輝煌,也許就是中式廁所的惡臭了。不少老外把對中國廁所的印象形諸文字,許多次地被《參考消息》轉載回來,讓中國人無地自容卻又無可置辯。

  中日韓三國在開國之初都被認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會。津田左右吉1916年在《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國民性中「公共意識不發達」。韓國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經說「韓國人的心靈深處潛藏著權威主義、利己性、無秩序主義等等」。

  中日韓三國的球迷看球都有過亂扔垃圾的習慣。最早是日本球迷從西方學到了退場時帶走垃圾的良好習慣,然後是從來不向日本人服輸的韓國人也開始這麼做。

  或者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國民性」。事實上,許多所謂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現代化的社會性格。散漫,一盤散沙,懶惰,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農社會生活節律相適應;不敢獨立思考,缺乏開創性,因循守舊,這是專制社會培養出來的順民品質;而缺乏自尊,沒有原則,動物式生存,則反映了嚴酷的生存條件對人性的扭曲。而諸如「團結、合作、愛國、清潔、開放、學習」之類的優秀品質是現代社會對人們的要求。現代社會的高效率讓人們必須善於自我組織,自我教育,現代社會的物質成就使人們有條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現代社會的激烈競爭讓人們培養出強烈的創新意識。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謂的「中國國民性」改名為「前現代化社會性格」?

  我們社會中屢屢為人批評的沒有公德心,不遵守規則,即是因前現代化的社會體制使廣大民眾沒有充分體會到國家主人的感覺和對規則的充分信任,他們自我感覺基本還是幾千年來被政府管理的被動者,所以沒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責任心和積極性。所以他們往市政府的廣場上亂扔垃圾。在他們的眼裡,這個耗資巨大的廣場建設的時候並沒有徵求他的意見,也不考慮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員們的政績工程,所以他們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謂中國人善於忍耐,是因為我們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或者反映的問題並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機制,中國人也會眼睛雪亮,雷厲風行。幾千年的積習之所以現在還有力地影響著我們,是因為還有適合它們生存的土壤。

  對一個人來說,性格決定命運,命運又反過來影響性格。對一個民族來說,歷史決定性格,性格又反過來影響歷史。

  一個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維誤區,不改變自己錯誤的行為模式,而僅僅要改變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樣,一個民族不謀求社會機制的改革,而單純要改變落後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現代化的社會,才能產生「現代性格」,否則,無論用多麼大的力量去進行思想改造,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種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國歷史上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我們的性格氣質因此存在許多缺陷。但中國人身上並沒有「過濾性病菌」,中國人的缺點並不是什麼無藥可治的「劣根性」。換句話說,中國人沒有必要自卑,更沒有理由放棄。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只要像韓國人那樣奮然前行,用大力氣去改變社會制度機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種種不合理,才能使中國人的性格氣質發生根本性改變。反思國民性的努力應該最終指向對制度對經歷的反思。只有在中國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後,只有在一個成功,公平,每個人都能揚眉吐氣的社會裡,中國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剛強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個泱泱大國人民的感覺。 
 


 
韓國人如何對待傳統
 
 


 
觸目驚心的流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偉大的祖國正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向著富強邁進。幾千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日新月異。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為這種速度自豪。

  然而,在邁向現代化的征途中,我們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讓人憂心的一件,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的巨大文化財富,正在我們手中迅速流失。如果從長遠的歷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們喪失的,很可能比我們得到的還要多!

  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國寶,越來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國最大的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東方文物,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美國各博物館的中國石雕比故宮還多。世界上47個國家的200多個博物館中,有不下百萬件的中國文物。這意味著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人,要想一睹那些我們先人留下來的珍寶,不得不遠涉重洋。

  在英國的文物販子住宅裡,掛著一張中國地圖,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地點被標注出來,形同「作戰地圖」。河南、山西、陝西等文物大省,群眾性的盜墓以及販賣文物之風已經形成了行業。近幾年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盜挖古墓案有10萬多起,被毀古墓20多萬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倖免,其中有著名的龍門石窟唐代立佛,甘肅11層高的宋代石塔,以及眾多的石刻造像。這些東西大部分都相當順利地「流進」了外國博物館(參見2003年2月27日《南方週末》)。

  盜挖和走私文物的畢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們深惡痛絕和法律理應打擊的對象,他們更多地是說明一個國家的法治現狀而不是文化現狀。那麼,普通民眾在對待文化遺產上又是怎麼做的呢?

  據我國長城學專家董耀會介紹,作為中華民族精神象徵的萬里長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殘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復存在。除了部分景點被開發利用外,絕大部分幾近荒廢。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嶺上,一段在考古學上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明長城被人挖去磚石,做了植樹用的「魚鱗坑」。山西某村想把兩個磚廠合二為一,中間卻有一段長城礙事,村長一聲令下,這段歷史遺產頃刻間湮滅。事後,不過罰款200元了事(人民網)。

  盜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長拆長城也畢竟被罰了款,市長縣長們毀古城卻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氣壯。湖北襄樊將宋明時期的古城牆拆毀,浙江舟山拆毀定海古城的歷史街區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業街……世界著名建築大師貝聿銘多次歎道,北京古城舉世聞名,但很多美的東西現在看不到了,被大量醜陋的新建築遮擋和破壞了(《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2月19日)。

  與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來,無形文化遺產的毀滅就更加觸目驚心。然而,可能大多數讀者根本沒有聽說過「無形文化遺產」這個名詞。簡單地說,它就是魯迅筆下的「社戲」,「五猖會」,就是那些有著「封建迷信」色彩的「謝神會」,「跳大神兒」,是我們小時候看過的皮影戲,是農村過去家家過年貼的剪紙和年畫。也許許多人會說,這也是「文化遺產」?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有什麼價值?這些問號,正好反映了中國無形文化遺產面臨的巨大危險。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無形文化遺產是比長城、故宮還重要的民族財富。長城、故宮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軀殼,和博物館中的恐龍標本一樣,失去了實用性,是死的東西。而戲曲、秧歌、剪紙、刺繡這些東西,是活著的文化,集中體現著古老東方文化的獨特、優美與神秘,表明著我們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

  中國的無形文化遺產之豐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民間藝人急劇消失,民間文化形態迅速消亡,民間藝術日漸衰落。村村寨寨的節慶活動沒人張羅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戲,動畫片打敗了民間故事和皮影戲。過去的農村姑娘個個會繡嫁妝,現在結婚時則到集上去買廉價而粗俗的印花紡織品。中央美院原民間美術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說,上世紀的80年代初他曾在陝北窯洞看到民間剪紙鋪天蓋地,光安塞一個縣就有兩萬名婦女會剪紙。而20年後他再去那裡卻看不見剪紙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牆上張貼的世界名模畫像。而上世紀80年代初安塞縣的40多位民間剪紙大師,現在大多業已故去,僅存的幾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還要為生計操勞。民間剪紙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稱之為「一夜春風吹,遍地梨花落」。

  據專家講,現在每過一天,就有一種民間文化消失。其滅亡的速度遠遠快於生物物種的滅亡速度,而後果卻和生物物種的滅亡同樣嚴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態的民間文化和歷經萬年的鄉土藝術,民俗器物,大部分在還沒有得到完整的記錄和保存前,就已經消失。它們一旦毀滅,就無法再生。靳教授說,這樣下去,中華民族近8000年的民族民間文化將面臨斷裂的危險(摘自《中國教育報》)。 
 


 
「敝帚自珍」、「小題大做」的韓國
 
  和中國的豐富文物比起來,韓國的文物古跡並不多。作為一個「海東小國」,經濟文化長期落後於中國,所以古跡的規模和層次與中國相比,差距不少。

  不過,韓國人對這點微薄的家底萬分珍視。

  漢城號稱有五處故宮,分別是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宗廟和德壽宮。不過,這五大宮加在一起還不如半個北京故宮大。就連一貫喜歡自稱處處天下第一的韓國人自己也戲稱這不過相當中國故宮的一個化妝間。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巴掌大的地方,韓國人卻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就拿昌德宮來說,為了合理保護宮內的環境,不允許遊客單獨入宮遊覽。只有等遊客到了一定的數量,才由導遊統一帶領進入,而且在入宮前嚴格要求各種注意事項,包括不許吃零食,吸煙,亂扔雜物等等。整個宮院內部,你看不到一張紙片,一處痰跡。每一片草坪,都經心設計,收拾得乾淨整潔,看上去賞心悅目。相比之下,中國故宮的管理則寬大得多了。記得有一年遊覽故宮,我親眼看到一個遊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宮門上的金龍,試圖弄下點金粉,他徒勞地努力了十多分鐘,這期間無人干涉。在中國的旅遊景點,人們司空見慣的是遍地紙屑。北京八達嶺、慕田峪長城由於遊人過多,一些長城磚已經鬆動,城牆上到處可見「到此一遊」的字跡,還有漫山的垃圾,商業的喧囂以及汽車的尾氣,也影響著長城的整體容貌。

  緊貼漢城德壽宮牆原來是一條繁忙的馬路,另一側是政府機關和寫字樓群。為了保護這小小的宮殿,漢城人拆了大樓,改了馬路,把原地變成了一片綠地。行駛在漢城街頭,你經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黃金地段傲然矗立著一座古老城門或一間古廟,高樓大廈對它退避三舍,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繞其道。在文化與商業面前,文化巍然獨尊。

  韓國人文物保護的熱情讓家大業大的中國人看來有時有點小題大做,有沒見過世面之嫌。在韓國,一處不起眼的小陶窯遺址,一段亂石砌成的古牆,一座小廟,都可能是國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財產」,被鄭重其事大興土木地建館保護。許多到韓國旅遊的中國人,按著導遊圖興沖沖地趕到那些所謂的「重要文物遺址」,看到的往往不過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塊大石頭,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韓國人卻對此津津樂道。20世紀80年代,梨花女子大學的一個教授偶然在江原道發現一個風景優美的山谷,山上還有「河圖洛書」、「伏羲先天八卦圖」等石刻文字遺跡。這個發現立刻轟動了韓國。經考證,這裡是韓國古代一個理學家的隱居之處。當地鄉民首先自發組織起來,對現存遺址進行了精心保護。數家大學和科研機構對該地進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政府也高度重視,投入巨資在保持地理原貌的基礎上進行適度開發。於是,這個不起眼的小山谷現在成為今天韓國北部著名的風景名勝,叫作「谷雲九曲」。 
 


 
文化保護不等於文物保護
 
  相對於文物遺跡的保護,韓國人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做得更出色。

  到韓國去旅遊,給人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許不是文物古跡,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覽。

  在漢城,你會看到眾多的民俗博物館。國立民俗博物館全面展示了韓國的衣、食、住、行,農業、手工業、娛樂、婚喪、祭祀等各種民俗場景和實物。此外,還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館、絲綢刺繡博物館、韓國錢幣博物館、農業博物館、泡菜博物館、甕器民俗博物館等等,凡是韓國人獨有的東西,幾乎都有博物館。在這些博物館中,不僅有實物陳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實際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宮,每天上午和下午,你會看到開關宮門的儀式,一切都按照古代儀範進行,從服裝到器具,都相當考究,完全不同於我們國內搞的那些亂糟糟的仿古儀式。

  韓國一年四季都舉行著各種各樣的節慶活動。這些節慶活動大體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民間代代相傳的村俗,類似中國鄉間的扭秧歌、賽龍舟之類。這些在中國社會早已萎縮甚至消失的民間節慶活動在韓國開展得熱火朝天,規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發組織的。

  另一種是韓國建國後政府提倡的各種民俗節,民俗文化節,它是以有意識地保存、繼承正在消失的傳統文化,提高對本鄉本土的熱愛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說《春香傳》傳說的春香的家鄉,人們建了「春香館」,一年一度舉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鄉溫陽,有紀念李舜臣的「溫陽文化節」。

  此外,還有光山戰祝祭,珍島靈登祭,江陵端午祭,安東民俗祭,百濟文化祭……

  韓國人把這些文化傳統稱為「無形文化財產」,確立了國家級無形文化財產一百多種,地方級無形文化財產二百多種。民間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並且通過文化節加以傳承,演出,使它們不是成為博物館中僵死的標本,而是構成韓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韓國人對此熱情很高。這些表演有的是免費的,有的票價很貴,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別是小學生排隊買票。據說每天得限制人數,不然會擁擠不堪。

  韓國人重視教育,而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民族傳統的教育。一位中國遊客在韓國慶州一個地處僻遠的私人陶窯博物館看到,許多年輕的父母帶著他們的孩子,從遠處趕來,耐心認真地給孩子講解館裡的韓國文物。那種諄諄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韓國普通民眾對於民族歷史的自覺關切,以及對於下一代進行文化啟蒙的主動意識,這位中國遊客回國後,大為感慨。其實這樣的情形,在韓國隨處可見。

  然而,這樣的情形,在中國能夠見到嗎?在中國,人們更熟悉的情景是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博物館門可羅雀,裡面的展品佈滿灰塵。政府偶爾組織一些民俗展覽,票是白送,還得各單位動員,仍是應者寥寥。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無知
 
  迥異的現狀背後,是國民們對待文化遺產的兩種不同心態。

  本章開頭所引用的那些讓人觸目驚心的新聞,反映出來的不僅僅是商業化大潮的迅猛和人們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們對傳統的無知和蔑視。在一些人眼裡,一座數百年的深宅大院不過是一堆東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牆不過是妨礙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紙、皮影戲這些寶貴的民間文化遺存在他們眼中更不過是落後和「封建」的象徵。

  是的,「封建」和「落後」,是大部分人對傳統文化的看法。

  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經歷的不斷挫折,使國人漸漸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傳統文化是中國落後的罪魁禍首,是現代化的最大阻礙。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認為「三皇五帝」不過是無稽的傳說,中華民族那些光榮的早期歷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會。五四之後,從魯迅到柏楊的幾代中國知識分子持續努力,考證出中國文化具有「過濾性病毒」,就像母體內的愛滋病病毒一樣,讓每一個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傳染。魯迅號召青年人不要讀中國書,因為中國書就是罪惡的傳染源。柏楊則認為中國人生下來就已經掉進了醬缸。作為一個中國人,既然生而不幸,那麼一生的任務看來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徹底擺脫掉這些「病毒」。

  經過一次又一次社會運動中的傳播,知識分子的思考已經成為全民族的集體觀念。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幻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幻想著古老的中華民族,能徹底告別過去,如同「鳳凰涅 」,浴火重生;幻想著砸爛一切舊傳統之後的中國人,能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在砸爛祖宗遺物時,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興奮。20世紀50年代初,全國範圍內興起拆城牆的熱潮,城市居民們「用大家喜愛的義務勞動的方式」,懷著「為社會主義祖國作貢獻的美好理想」,不計報酬,加班加點,不長時間就把數千座古城牆拆掉了。當時甚至有人認為故宮也可以拆改。1958年《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裡有這樣的描述:「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堅決打破舊城市的限制和束縛,故宮要著手改建,城牆、壇牆一律拆掉,拆掉城牆後,濱河修築第二環路。」萬幸的是,這個規劃沒有徹底實施,要不然現在的遊客就不會看到紫禁城的城牆、角樓和護城河了。

  對傳統文化的偏激化反思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走火入魔的頂峰。從五四、1949年到「文革」,一代又一代中國人企圖越來越遠地告別傳統。新中國成立後受教育的幾代人被告知,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傳統是一次次的農民起義,除此之外,都是些灰暗的色彩。四書五經這樣的毒草自不必說,連北京古城也是罪惡的象徵。北京古城「完全是服務於封建統治者的意旨的。它的重要建築物是皇宮和寺廟,而以皇宮為中心,外邊加上一層層的城牆,這充分表現了封建帝王唯我獨尊和維護封建統治,防禦農民『造反』的思想」。從60歲左右的省部級幹部,四五十歲的前知識青年,到剛剛踏上社會的20多歲青年,目前掌控著我們社會發展的這幾代人,都是在這種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中學課本裡選讀的幾篇古文就是這幾代人對傳統的全部概念。孔子、孟子在這幾代人心目中是幾個念頌陳腐信條的呆板老頭,「忠孝仁義」、「長幼尊卑」則是封建道德的內容,修譜祭祖是散發著腐朽氣的封建迷信活動。什麼京劇昆曲地方戲,哼哼唧唧,令人生厭,至於什麼「四維八德」,什麼「理學」,「心學」,對不起,根本沒聽說過。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富起來的農民們高興地拆掉百年老屋,蓋起醜陋的水泥樓,把傳了幾代幾十代的老傢俱扔掉,用上複合板傢俱;為什麼那些市長縣長鎮長們毀壞文化珍寶時心中沒有一點點負罪感,反而認為自己是在為民造福。公安機關在打擊盜賣文物案件時,往往沒有處理一件搶劫甚至盜竊案重視。在中國的大城市裡,傳統節日的氣氛越來越淡,最熱鬧的節日是聖誕節之類的洋節,雖然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聖誕是怎麼一回事。13億中國人,有多少人意識到了我們這個民族在經歷著多麼慘重的損失,多少人意識到了因我們的不負責任,我們將對子孫萬代犯下何等嚴重的錯誤,我們已經對列祖列宗犯下了多少不可彌補的罪過。 
 


 
砸爛的後果
 
  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搶救民間文化的馮驥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讓人痛心的話:

  我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傳統文化的文脈已斷。「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的確是史無前例的。這個文脈的銜接十分困難。我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外國老人,80歲了,他在北京生活了60年。這個老外說,我在北京認識了五代(一代十歲)的中國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講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識的視野、厚度、學養、個性魅力。50年來,我們太少出現學貫中西的大師。五四時期的文氣已斷,中國文壇只剩下些是非曲直了。

  馮驥才的話形象地提示了毀壞傳統對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厚度的傷害。

  毀棄傳統造成的第一個後果是加劇了民族自卑感的形成。

  自從國門被列強的大炮轟開之後,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從盲目自大迅速變成了盲目自卑。「文化病毒論」則為這種自卑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原來中國人從遺傳基因上就不如別人,所以怪不得外國處處領先,中國事事落後。

  在每天的電視新聞裡,歐美政治家西裝革履來去匆匆,中東的阿拉伯王公們身著長袍頭戴白帽參加圓桌會議,非洲國家元首們裹著綠色大袍到別國訪問,印度總統雙手合十用大象開道歡迎來賓,日本婦女穿著繁文縟節的和服在街上行走……世界幾大文明的繼承者都有著自己鮮明的文化標誌。

  只有歷史最古老的中國,在國家禮儀上全部照搬「國際標準」,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沒有自己的獨特色彩。

  毀棄傳統的第二個後果是民族的發展缺乏立腳點,社會倫理價值嚴重混亂。

  侯仁之老先生說:「一個人如果忘記了過去,就等於沒有記憶。沒有記憶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他的發展方向更無從談起。對於一個民族而言也是如此。不瞭解她的文化遺產,就無法繼承,也無法發展。」

  在「文革」迷夢破滅之後,我們發現自己沒有了革命的激情,也沒有了傳統的支撐。 「毫不為己、專門利人」似乎過於崇高,而「溫良恭儉讓」又早已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在沒有有效道德約束的情況下,市場經濟伴隨著腐敗、無序和道德滑坡發展。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防盜窗爬得越高。瘦肉精,毒大米,加了洗衣粉的油條,在混亂中,人們自己傷害著自己。

  毀棄傳統的第三個後果是青年一代對列祖列宗傳下來的寶貴財富缺乏感情。文化的流傳是個耳濡目染的過程,需要一定的環境和條件。青年一代沒有機會接觸傳統文化,沒有機會去體會傳統文化的優美。他們只知道有西方的情人節,不知道東方七七鵲橋相會的七夕節。他們也許會去聽交響樂以附庸風雅,而沒有耐心聽昆曲的咿咿呀呀。青年藝術家們一開始就把眼睛盯上西方先鋒藝術,努力去迎合西方人的趣味,卻很少有人想到去追尋傳統。青年一代與傳統文化的陌生感越來越強烈,總有一天,這些東西在他們看來會完全是「別人的文化」。到那個時候,傳統文化將徹底死亡,永不再生。 
 


 
韓國人給我們上了一課
 
  當你和韓國人接觸的時候,最明顯的感覺也許是他們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一方面來自於國家經濟建設的成功,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驕傲。

  事實上,韓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看法在外國人看來甚至有自大的嫌疑。當一個中國人和韓國人談論起歷史時,韓國人馬上會滔滔不絕地講起韓民族發明了銅活字,發明了最偉大的文字韓文,發明了抗擊倭寇的龜船,講起他們偉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安重根,講起他們的東方孔孟李退溪、李栗谷。幾乎每個韓國人都認為韓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美,最有創造力的文化,韓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也許韓國人的自信有點過了頭,你卻不能不承認韓國在利用歷史文化傳統塑造民族精神方面的成功。

  到過韓國的中國人,從他們的人際關係,社會秩序看,很少看到居民住宅有防盜門和防護欄,從人們的精神面貌看,就能判斷他們道德建設與教育是相當成功的。今日韓國,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禮儀之邦」。

  儒教傳統在韓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十分明顯。隨著「漢江奇跡」的出現,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了儒家社會倫理對社會發展進步的正面作用。韓國知識分子意識到,傳統的文化價值和道德規範,有助於整個社會的和諧和團結,有助於調動全體人民的力量,共創國家復興大業。到現在,「儒教傳統是韓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已經成為全世界韓國研究者的一個共識。

  按照中國人的邏輯,成功步入現代化的韓國應該是成功地與過去揮手告別的國家。他們應該會以韓國人那種激烈果斷的方式徹底地剷除「封建文化」,脫胎換骨,改頭換面,以全新的姿態與歐美「接軌」。

  然而,誰知道,韓國竟然保留了那麼多我們拋棄的「封建」和「落後」的傳統。

  韓國人對中秋節的熱情讓許多去過韓國的中國人感到非常驚訝。中秋節在中國不是法定節日,過節的氣氛越來越淡。而在韓國,要放假三天,舉國歡慶。全韓國出現像中國春運一樣的交通緊張,所有的人都要回家祭祖,感謝祖先帶來豐收。韓國人對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這樣的傳統節日遠比聖誕之類的外國節日重視。在他們心目中,傳統節日才是「節」,外國節日不過就是「找樂」罷了。

  韓國人十分重視長幼尊卑,家長在家裡仍然是絕對的權威。一些韓國人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都按照從中國傳過去的傳統方式,到文廟祭祀孔子。人們頭戴儒冠,身穿黑色古代祭服,畢恭畢敬,向孔孟行禮。中國封建時代的縣學和書院,現在都已蕩然無存,而韓國至今還保存著281所鄉校和84所書院,他們在這裡設立「忠孝教育館」,開展有關儒學的學術活動。在韓國,至今的社會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國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元代時,中國的《朱子家禮》傳入朝鮮,現在仍然是韓國人家庭倫理的規範基礎。

  誰能想到,幾千年的儒教血脈在中國斷裂後,居然在韓國部分地保存了下來。現在,一些中國學者需要到韓國去感受儒教的遺風流韻。

  也許有些中國讀者讀到這些,會和西方的讀者一樣感到陌生和新奇。要知道,在一百年以前,我們的先祖就是這樣生活的。西方有些學者把韓國稱為「儒教國家的活化石」,在中國,發黃的典籍上記載的內容,在韓國仍然部分地存活著。

  韓國人向我們證明了,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傳統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個民族前進的阻礙,而是這個民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

  韓國人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須有自己的深厚底氣,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尊重自己的祖先。

  韓國人向我們說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進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豐富和滿足。 
 


 
快與慢
 
  當然,韓國人也不是先知先覺。他們保留了部分中國文化,部分原因是由於陰差陽錯。

  一是地處偏僻,守舊勢力比中國強大。歷史上朝鮮長期落後於中國,在中國已經進行了洋務運動,編練新兵,開始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朝鮮人還處於閉關鎖國之中,堅持古老傳統不退一步。中國歷史上從鴉片戰爭起由知識精英們發起一次次翻天覆地斷裂傳統的社會運動,把人們意識裡的傳統因素掃蕩得所剩不多。相比之下,朝鮮雖然經受了亡國之痛,社會制度發生了劇變,卻沒有有意識地系統沖刷自己的傳統意識。

  其實,在中國,也有許多窮鄉僻壤或者昔日的繁榮地帶由於交通格局變化而淪為死角的地方,民風依然淳樸,傳統文化氣質大量保留,比如廣東福建交界地區的客家人聚居區,其文化遺留狀況和韓國相似。

  二是由於韓國被日本吞併期間,日本人試圖強迫韓國人改掉自己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全部日化。這反而激起了韓國人維護自己民族傳統的強烈自覺。韓國獨立後,民族主義成了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旗幟,民族自尊成了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民族的傳統和特點成為韓國人民族自豪的重要來源。

  中國和韓國,在對待傳統文化上進行了不同的選擇和試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經濟發展的起步時期,韓國的知識分子也曾經對傳統文化進行過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也曾經有不少著名學者和政府官員呼籲韓國人全面拋棄傳統,認為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障礙。只不過由於經濟的迅速發展,由於大批留學外國的韓國人主持國政,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東西方文化的異同與優劣,才避免了對傳統文化的全盤毀棄。

  韓國人也一樣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上走過彎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經濟的起飛,韓國也像中國一樣,出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枯萎失傳現象。由於部分先覺人士的大聲疾呼,韓國社會迅速行動起來,十多年間,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就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目前,中國人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韓國人一樣,已經認識到自己在對待傳統文化上走了彎路。從民間到政府,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悟,也開始做出不同的努力。

  然而,和韓國人的雷厲風行相比,中國人的動作顯得慢騰騰。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了合理利用文化遺產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然而,許多地區單純地理解了文物古跡的商業價值。許多地方在放任古建築由白蟻侵蝕的同時卻大上仿古的影視城。在許多地方對名人故居和文物古跡的「修復利用」中,隨便破壞文物格局,整舊如新,把古色古香的東西改造得不倫不類。

  越來越多的媒體和社會知名人士大聲呼籲保護地下文物。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卻往往行動遲緩,措施不力。2001年,中國最有影響的週報《南方週末》就報道了新疆塔克拉瑪干盜墓現象嚴重的情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兩年後的2003年,人們發現,當地的盜掘活動越來越猖獗,新疆考古所副所長張玉忠用四個字描述情況的嚴重:「都盜完了。」

  越來越多的地方對有形文化遺跡已經逐步開始重視,但是對於民俗文物,則還沒有列入思考的範圍,幾十所大學欲將中文系的民間文學課取消。相對於日本文部省規定小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觀看能劇一次和挪威政府要求每個挪威人15歲以前必須要掌握一門傳統文化技藝,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還處於基本依靠民間的自發狀態,力量十分微弱。

  一方面是十萬火急的現狀,一方面是幾千年「一貫制」的不慌不忙,慢慢騰騰。也許等我們按這個速度覺醒起來,覺醒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中國人,快一點覺醒過來,早一天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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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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