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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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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素質 
簡介    
  【作 者】(美)明恩溥著 林欣譯    
  【叢書名】精神收藏叢書    
  【形態項】 339 ; 21cm    
  【讀秀號】000001257924    
  【出版項】 京華出版社 , 2002    
  【ISBN號】 7-80600-680-X / C955.2    
  【原書定價】 CNY25.00 網上購買    
  【主題詞】民族心理素質(學科: 研究 地點: 中國)民族心理素質    
  【參考文獻格式】(美)明恩溥著 林欣譯. 中國人的素質. 京華出版社, 2002.    
  本書作者以自己在中國幾十年的所見所聞為例證,按照西方社會的價值取向和道德理念概括了晚清時期中國人的素質。            
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場,人們總是期望他講述事實,全部事實,只有事實,沒有其他。不少與中國有關的知情人,的確已然說出了事實,但也許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夠只講事實,不講其他,因此就沒有一個人能夠講述全部的事實。無論學識多寡,沒有任何一個人可能知曉中國人的全部事實。因此,本書所述將面對三個不同觀點。   
  第一,也許有人會說,向人們展示中國人的真實素質,這種努力純屬徒勞。1857-1858年,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柯克[注]先生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去觀察處於不同情況之中的中國人,並可以在訓練有素的人們的幫助下通過他們的眼睛去正確地理解中國人,正如那時到中國的任何一個作家一樣。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這樣為失敗地描述中國人素質而致歉的:「我沒有在這些書信中採用描述中國人素質的精品文章。這是一個極大的疏忽。沒有一個題目這樣吸引人,提供這樣大的空間來發揮精緻的假設、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義。每一個微不足道但又非議我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指責我沒有從這些機會中做出些什麼。事實上,我本來已經寫出整體中國人的幾條好的素質,但不幸的是,在我寫作這些文章之時,我看到的中國人的言行粗魯,與我的假設產生磨擦,因此為求真實,我接連燒掉了幾封信。需要補充的是,我曾經常常與幾位傑出而誠實的漢學家談及此事,總是發現他們同意我的觀點:不可能用一個概念來概括中國人的素質這個整體。然而,這些困難只有瞭解中國實情的人才會碰到;一個時髦的作家,儘管對此完全一無所知,卻會輕易地寫出一篇花裡胡哨而不符事實的分析文章,而這個題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實。或許有朝一日,我們會獲得必要的知識,去理解某個中國佬每一次一閃而過的心理矛盾,估量這種心理矛盾在總體中國人之中的確切份量和影響。而目前至少有一點令人滿意:我避免了嚴格的定義,而是用最為固定不變的素質來描述一個中國佬[注]。」   
  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人已經成為國際形勢中的一個因素了。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不懼壓力;我們更可以感到,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確,只有在中國才能確切地理解中國人,在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行。不過,普遍的印象是,中國人是一捆矛盾,根本無法理解。但是,我們還是無法找到確切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我們與中國人打了幾百年的交道,卻無法像解釋其他複雜現象的集合那樣,來理解中國人為什麼總是不能互相協調。   
  針對本書,還有一個更嚴重的不同觀點,認為本書作者不具備寫作這本書的資格。一個人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這件事並不能保證他能寫出關於中國人素質的文章來,正如另一個人在銀礦裡埋頭苦於了二十二年,這個事實並不足以證明他就能寫作冶金學或金銀復本位制的論文一樣。中國是一個廣闊的整體,一個人如果沒有訪問過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兩個省住過,那他當然就沒有權利來總結整個帝國。這些文章本來是寫給上海《字林西報》[注]的,只與該報紙的讀者有關。然而,有些話題令人激動並且感興趣,不僅是在中國,而且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因此,人們要求作者收集成冊。[注]   
  第三個不同觀點是,有人認為本書的觀點,尤其是關於中國人道德特點的觀點,是誤導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們應該記住,印象不是統計學,印象不可能點點滴滴都正確。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沒有兩張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張底片都可以忠實地反映其他底片無法反映的東西。攝影的硬片不同,鏡頭不同,沖洗不同,最終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國住了很久,比筆者更瞭解中國,他們的觀點與筆者的觀點實質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觀點也應該受到同樣重視,他們認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點鮮亮的色彩,會增加整個「單色的」畫面的真實程度。依照這些批評,本書作了徹底的修訂。由於本次重版時間緊迫,原先討論素質問題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愛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還是保留了下來,而《知足常樂》一章則是新近寫就的。拒不讚美中國人所具備所展示的優秀品質,拒絕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同樣,會有一種先入之見的危險,言過其實地去誇獎中國人的道德實踐,這種誇獎無異於一味貶低。這不禁使人想起薩克雷[注],有人問他為什麼在他的小說裡好人總是愚蠢,壞人卻很聰明。這位偉大的諷刺作家回答說,好人總是有眼無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樹,觀摩者應邀前往,從木刻的輪廓中看出拿破侖在聖赫勒拿島的側身像,拿破侖低著頭雙手抱胸。長時間注視之後,人們總是看不到側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錯,但一經說明,就會明白不可能看著畫面卻看不到拿破侖。同樣,中國的許多事情一開始誰也沒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遠不會忘記。   
  正如限制性的從句不可能引入每一個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樣,需要明確地提醒讀者的是:本書的這些文章並不試圖概括整個帝國,也不是外國人觀察和經歷的全面概括。這些文字只是一個印象,一個由一個外國人從許多中國人「素質」之中得出的印象。這些文字不是中國人的畫像,而只是一個觀察者用炭筆勾勒出的中國人某些性格的速寫。無數條光線匯聚起來,便成為一條完整的光束。這些文字也可以認為是入門書,其中講述的各種特點,不僅來自筆者本人的經驗,還來自許多人在許多時候的經驗的集合。正是如此,這個課題有了這麼多的例證。   
  密迪樂[注]先生,是寫作中國和中國人的眾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說起過,向人介紹一個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辦法,就是請他仔細閱讀一些筆記,而這些筆記仔細記載著曾經吸引人們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別是那些看來完全異乎尋常的事件,還有這個國家當地居民對此所作的解釋。   
  這樣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夠的數量,就可以推導出一個總的原則。結論可以受到懷疑或否定,但引用的這些特例卻只因為一個原因而不能棄之不顧:它們的真實程度如此之深,任何關於中國人素質的理論都必須對它們加以認真考慮。   
  任何人若曾試圖比較中國人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就會強烈地感到困難太大。這樣,有一點會逐漸明白:許多東西看來是中國人的素質,實際上卻只是東方人的特點;但這在什麼程度上是正確的,每位讀者則必須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去判斷。   
  有人說,如今在與中國人的交往當中,有三條途徑可以去瞭解他們的社會生活--研究他們的小說、民謠、戲劇。這些信息來源中的每一條,無疑有其價值,但看來還有第四條途徑,比前三條加起來都更有價值,但這條途徑不對每一個寫作關於中國或中國人的作家開通。這條途徑就是在中國人的家裡研究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正如一個地域的地形在農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樣,人的素質也一樣。一個外國人在一個中國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們的家庭生活內容,還不如在中國鄉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們必須把鄉村作為中國社會生活的單元。因此,正是以一個中國鄉村為立足點,這些文章才得以寫成。這些文章的宗旨,並不是要展示一個傳教士的觀點,而是展現一個不帶任何先入之見的觀察者的所見所聞。由於這個原因,沒有提出任何關於中國人素質可以用基督教進行改造等等結論。書中根本沒有提到中國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書中出現中國人素質中的重大缺點,如何糾正這些缺點則是個公平的問題。   
  如上所述,「中國人的問題」如今已經遠遠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了。它是一個國際問題。我們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紀,這個問題要比現今更有壓力。任何一個對人類抱有良好願望的人都會關注究竟用什麼方法來使人類中那麼大一部分人取得進步。如果我們的結論正確,支持這個結論的證據在此之前卻是被忽略得太多。如果這些結論錯誤,那總是它們的錯,無論什麼證據來支持都沒用。   
  額爾金勳爵[注]回答上海商界提問這件事已過去許多年,但他的話至今聽來仍使人感到正確而又中肯:「當阻止這個國家內部自由的障礙消除之後,西方基督教文化會發現面對的不是野蠻,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會有的競爭中,基督教文化將要在聰明而又心存疑慮的人民中找出一條路徑,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種信仰,一種升入天國的信仰,宣稱無論從公眾道德和個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證比呆在塵世要好。」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國公理會教士,1872年來中國傳教,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廣泛接觸中國各階層人群,尤其熟悉下層農民生活,並結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來本著作,每一本都與中國有關。《中國人的素質》即是他在華傳教二十二年之後,於1894年成書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書開創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先河,是這方面第一本帶有社會學性質的著述,對後世學人影響極深。同時,它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中國觀。因此,它曾長期作為來華傳教士瞭解中國的必讀之作。   
  本書總結了中國人的素質共二十六條,引證豐富,文筆生動。或褒或貶,無不言之成據。時至今日,讀來仍使人警醒與深省。誠然,本書所概括的中國人,是晚清時期的中國人,書中不免褒少貶多,因此筆觸略顯低沉,還不乏偏頗之辭。由於作者是一位西方傳教士,他的立場和觀點,無疑會受這一身份的局限。他的視角與結論總擺脫不了西方的價值觀。然而,我們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說,他在揭示中國國民性與中國晚清政體同中國現代化之間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確不乏真知灼見。對此,今天的讀者自有判斷。   
  本書的深刻意義和歷史地位,曾經引起魯迅先生的極大關注。他二十一歲在日本時,便仔細研讀了本書的日譯本,並由此致力於揭示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直到臨終前十四天還向國人鄭重推薦本書。   
  本書的翻譯以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圖本為藍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書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種引文極為眾多。為適應當今的讀者,譯者均盡量考證,並附有詳盡譯注,還附有幾位重要人物的評論。因此,無論原著與譯本,我們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薦給廣大讀者。   
  學林出版社   
  1998年 12月            
第一章 面子要緊    
  把「面子」作為全體中國人的一種「素質」,一眼看起來實在是荒謬透頂。但是在中國,面子這個詞不單指人的臉部,它在字面上是一個群體復合名詞,意思比我們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許可能比我們所能理解的還要多。   
  為了理解面子的含義,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們也必須考慮如下事實: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有一種強烈的戲劇本能。戲劇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全國性娛樂,中國人對戲劇的狂熱,如同英國人之於體育、西班牙人之於鬥牛。只要很少的觸動,任何一個中國人就會以為自己是戲劇中的一個人物。他把自己放進戲劇場景之中,像戲中人一樣行禮、下跪、俯身、叩頭。西方人看到這種做法,即使不認為荒唐,也以為多餘。中國人是用戲劇術語來進行思考的。每當他的自我防禦心理覺醒之時,即便他對兩三個人講話,也像是對大批民眾。他會大聲地說:「我對你說,對你,還有你,對你們說。」如果他的麻煩化解了,他可以自稱在讚揚聲中「下了台」;如果這些麻煩沒有化解,他就會發現無法「下台」。所有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會知道與現實毫無干係。事實永遠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適的時間用合適的方式講出一段漂亮的話,那完全就是戲了。我們是不去大幕後面的,那樣的話就會攪壞世界上所有的戲。在生活的各種複雜關係中像這樣恰當地去做,就會有面子。如果不這樣做,或者忘記這樣做,或者中斷表演,就叫「丟面子」。一旦正確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鑰匙,可以打開中國人許多重要素質這把號碼鎖。   
  必須補充一點:面子的運作原則和這個原則帶來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總是忘記戲劇因素,誤人無足輕重的事實領域之中。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島的「塔布」[注],都是一種無可否定的潛在力量,只不過面子不可捉摸,不講規則,只按照人們的常識來廢除和替換。這一點,中國人與西方人必須認同這種異議,因為他們從來不能對同一件事情達成共識。在調解小村莊居民永無休止的爭吵時,「和事佬」需要仔細考慮面子的平衡問題,正如歐洲政客曾經考慮力量平衡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目的不是為了公正,儘管理論上要求公正,但對一個東方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調解完全只是考慮當事各方的面子。同樣的原則,也經常出現於法律裁決,很大比例的訴訟結果都是不分勝負的比賽。   
  送人一份厚禮,是「給他面子」。如果這份禮是某個個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說從來沒有全部拒絕過。許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被人指出一個缺點是丟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證據都要否認這些事實,以保住面子。丟了一隻網球,肯定是一個苦力撿到的。他氣憤地否認這一點,走到丟球的地方,很快「發現」球就在那兒(從他的袖子裡掉出來的),然後他說:「你『丟』的球在這裡。」女傭把一位客人的鉛筆刀藏在她主人房間裡,人們不久就發現這把鉛筆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裝模作樣地把它拿出來。在這些例子裡,面子是保住了。僕人丟了一把銀勺子,他知道要賠,或者從他工錢裡扣,他就主動辭職不幹,並且故作清高地說:「那錢留著賠那把銀勺子好了,我不要了。」這樣,他沒傷著自己的面子。一個債主知道錢要不回來了,但還是到欠債人那兒,嚴厲地訓斥一頓,表示自己知道該怎麼做。錢沒要到,面子卻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後不會再像這次一樣要不回錢。一個僕人忽視或拒絕執行一些職責,一旦得知自己會被解雇,他就重複以前的過錯,然後再主動辭職,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卻丟了性命,這對我們來說並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們曾經聽說中國的一個知縣,作為一種特殊照顧,被允許在砍頭時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第二章 省吃儉用    
  「省吃儉用」指的是持家的準則,特別用來處理收入與支出的關係。照我們的理解,省吃儉用可以體現在這樣三條途徑:限制需求,避免浪費,用少投入多產出的方式配置各種資源。不管哪條途徑,中國人都是極度地儉省。   
  來中國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國人的飲食極其儉省。巨大的人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東西餬口,比如稻米、各種豆製品、小米、蔬菜和魚類。這些東西,再加上其他一點東西,構成了難以數計的人們的主食。只有在節日或是其他特殊場合,才會有一點兒肉吃。   
  人們已經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經在設法為極度貧困的人提供價格最低但營養豐富的食品。人們也不無有趣地看到這樣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在中國,普通年景裡每天兩文錢就可以為一個成人提供足夠的衛生食品。即使是饑饉三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額,也足以讓成幹上萬的人苟全性命。這表明了一個普遍的事實:中國的烹調技藝真是高超。儘管中國人的食物通常是簡單而粗劣,在外國人看來還經常是淡而無味,甚至是令人厭惡的,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對他們所擁有的東西進行烹調和眼務方面,中國人的確是烹調藝術的大師。在這個問題上,柯克先生把中國人僅僅放在法國人之下和英國人(他可能還算上了美國人)之上。這些國家的人排列起來孰前孰後,我們無論如何不會像柯克先生那樣肯定,但中國人無疑要比別國人會烹調。如上所述,即使從生理科學的觀點出發,中國人對主食的選擇顯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調,簡單的作料,豐富的花色品種,即使對中國烹調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曉。   
  另外一件極有意義的事實,雖然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但很容易證實。那就是,中國的飯菜在烹調時極少浪費,樣樣都要物盡其用。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每頓飯剩下的東西下頓都會重新端上桌來,哪怕這些殘羹剩飯分文不值。要說明這個普遍的事實,只要看一眼中國的貓或狗的生存條件。這些動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們依賴人們的剩飯,始終是「苟延殘喘」。新興國家中人們的浪費真是臭名昭著,我們可以肯定,像美國這樣生活富裕的國家,每天浪費掉的東西,足以使六千萬亞洲人過上相當富足的生活。但是,我們願意看一下這麼多人被剩下的東西養肥,正如許多中國人在「吃飽」之後,僕人或小孩就有份來分享剩飯剩菜!即使茶杯裡剩下的茶葉,也要重新倒回茶壺裡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個事實,我們不能不給予充分的關註:人類很注意食品的衛生,西方人越來越注意到這一點,但中國人卻不是這樣。進網的都是魚,無論什麼東西遲早都會進網,幾無倖免。在中國北方,馬、騾、牛、驢到處都在幹活,很多地方還用上了駱駝。有些讀者看到如下做法無疑會感到實在是節約得過分:動物死後一律吃掉,不管是撞死、老死,還是病死。這已經司空見慣,常常沒有人說啥,也沒有人因為動物可能死於常見於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棄這種習慣。得這種病的動物的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會生病。人們在廉價購買病畜肉的時候完全知道這一點,但肉還是全部賣完,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還去買,無疑是因為他們圖便宜,冒險為之。不過,應該說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畢竟是少數。死狗死貓也吃,與死馬、死騾、死驢一樣,進入同樣的消化吸收過程。我們曾經親身經歷幾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這幾隻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問一個外國醫生吃了會有什麼危險,但因為狗已經「在鍋裡了」,這些最後僥倖沒有中毒而死的倖存者此時已經無法下狠心放棄這頓美味,結果這次放縱瞎吃卻一點兒都沒啥。   
  與做飯有關的中國人節儉的例子是,他們極好地處理了燃料匱乏與制鍋材料之間的關係。燃料既少且貴,用的基本上只是些葉子、稈兒和莊稼的根,一燒就沒了。為了滿足這種需要,鍋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來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全過程,是中國人極度節儉的又一個例子。任何一個最小的孩子,別的幹不了,至少還能撿點柴禾。撿柴禾的大軍,出現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上,在他們的竹耙那飢餓的利齒之下,地上連一根雜草都不剩了。孩子們被派往樹林去打秋葉,好像打的不是秋葉而是栗子,就連麥稈也極少能夠來得及在秋風吹拂之下「風吹兩邊倒」,就已經被拾柴心切的人們「爭搶」一空了。   
  每一個中國的家庭婦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的西方姐妹那樣,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費神,而是盡量事先計劃節約時間、精力和布料。一塊再小的外國布料,中國婦女也不會嫌棄,她會使這塊布料再次出現時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就是以物盡其用的形式,這種形式是整個「家政」女作家議會所無法想像的。一個地方派不上用場,另一個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場,一片小碎布條也足夠用來納鞋底。倫敦或紐約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捨給窮人,希望這樣的接濟千萬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賴他人的窮人。這真是弊大於利。但不管誰把類似的東西施捨給中國人,儘管他們所用的布料和式樣與我們的截然不同,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衣物早晚會物盡其用,直到把最後的零料與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用完。   
  中國人經常在紙上題字送朋友,但紙是鬆鬆地縫在一塊絲綢底子上的。是縫而不是貼,目的在於讓朋友若另有選擇時可以把題詞拆下,這樣就有一塊可以派大用場的絲綢了!   
  中國人的節省,也反映在小商販買賣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一個小商販,比方說,可以確切地說出每種不同火柴的根數,並知道每盒能賺多少錢。   
  中國人的每一頁舊帳簿,都會用作窗戶紙或者燈籠紙。   
  中國人厲行節約,甚至到了不惜節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們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為是理所當然的。香便文[注]博士的《基督教與中國》一書中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個苦力抬著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個小時。這三個人接著又返回廣州,去吃專為他們而留的早飯。早飯前走四十六英里,一半的路還抬人,目的是省五分錢。   
  還有一次,兩個轎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轎子,又坐船回來,他們從早上六點起就沒吃東西,卻不花三文錢吃兩大碗飯。那條船擱淺了,他們直到次日下午二點鐘才到達廣州。這樣,這些人已經有二十七小時沒吃東西,負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著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廣州——這十五英里自然還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國人的節儉所帶來的許多東西,西方人根本就不樂意看到,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表現在這些東西之上的純樸天性。這個帝國的許多地方,尤其是(說來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幾個月一絲不掛,四處轉悠,像在伊甸園裡一樣。這是為了讓他們舒服一些,但基本動機是節省衣物。中國無以數計的獨輪車都嘎吱作響,因為缺少幾滴可以使車子不響的潤滑油。油從沒上過,因為對被冠以「神經麻木」的人來說,嘎吱聲要比油便宜。   
  如果一個日本人要移民外國,他會在合同上特別註明每天需要多少加侖的熱水,以便按照傳統洗澡。中國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國人從來沒有走近過,甚至根本就沒見過。一個中國母親的孩子滿身塵土,她用一把舊笤帚給孩子掃掃土。見此情景,一個好奇的外國婦女便問:「你每天給孩子洗澡嗎?」這位中國母親憤憤不平地說:「每天洗!他生出來就沒洗過!」對於一個普通中國人來說,即使肥皂商把「比上還便宜」的廣告口號貼到他窗口,他也不會有什麼觸動。   
  中國人毫無疑問會把一般外國人看做「肥皂浪費者」,這是意大利人對英國人的稱呼。中國人洗衣服對他們自己來說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再省,但如果同我們所說的潔淨程度相比,就幾乎不在討論之列了。我們不禁認為這只是為了節儉,因為許多中國人同我們一樣也愛清潔,儘管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們的確是整潔乾淨的典範。   
  正是因為節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買到現成的工具。你可以買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後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總要比買現成的便宜,人人都這樣想,什麼現成的東西都沒有了。   
  我們已經說過節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線都很暗,點一盞燈花不了多少錢,但也要把這盞燈放在牆洞裡,以便同時驅散兩個房間的黑暗。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的各類加工廠,比如各種編織製造廠、陶器製作廠、金屬加工廠、象牙雕刻廠等等。這樣的工業,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更多地證明了中國人的節儉,而不是表明他們的創造才能。本來可以有許多比現在更好的方法來完成中國人的工作,但好的方法就會使中國人原本在做的事情變得沒味兒了。他們好像能夠無中生有地製造所有的東西,這是他們的產品的共有特點,無論簡單的還是複雜的產品都是如此。他們可以在一個小院子裡建一個小規模的煉鐵爐,也可以在一個小時內用一小摞泥磚壘起一個爐灶,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燒的,而且不花錢。   
  沒有比完成重大任務時的安排,或者確切地說,缺乏安排,而能更好更典型地說明中國人的節儉了。在中國,每年都有大量的穀物作為皇糧送到北京。從天津通過北河[注]運到通州。一位「穀物交換」商人會吃驚地發現,所有需要機械來把這些堆積如山的稻穀卸船、稱量、搬運的工作,卻只是用一批苦力,用形狀如同截錐、大小相同於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數量的草蓆。僅此而已。草蓆鋪在地上,谷子倒上去復秤,裝袋,運走,再把蓆子一收,這個帝國的穀物交易所又重新成為泥岸了!   
  對於一個美國煙草種植園來說,最大的支出便是為烘乾煙葉而建的一個結構精巧的長長的棚子。而中國人卻不必為此花什麼錢,棚子用茅草來搭,茅草舊了可以作燃料,與新茅草同樣好用。煙葉摘掉之後,肥壯的稈還站在地裡,用草繩把煙葉紮緊,掛在一根根的煙桿上,夜間連同繩子一起收起來,就好比曬在繩子上的衣服。在簡便和效果上,這個方法是無與倫比的。   
  每一個悉心觀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這樣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的社會現實。但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個中國老年婦女,拖著痛苦而緩慢的步子蹣跚而行,有人打聽了一下,才知道她是去一位親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墳,這樣,可以節約抬棺材的開支,因為距離縮短了!            
第三章 辛勤勞作    
  勤勞的定義是:對任何工作出於本性的勤勉——終關注工作。當今世界,勤勞是最受稱讚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體上說,一個民族的勤勞由三維構成:長度、廣度、厚度;或者說,其中有兩維表示範圍的大小,另一維表示強度的強弱。長度是辛勤勞作所持續的時間,廣度是指辛勤勞作者的人數,厚度是指在「出於本性的勤勉」和「始終關注工作」中所顯示出的精力。這三個要素的產物便是綜合的結果。無疑,偶爾到中國的旅行者與長期定居在中國的人、他們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們都會認同中國人出於本性的勤勉真是廣泛。剛到中國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會使他認為中國人正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著約翰·衛斯理[注]的名言,他認為一個成功教會的規律是:「完全投入,永遠投入」。游手好閒在中國極少見到。每個人都看來忙著什麼。當然,也有相當數量的富人,雖然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過好日子,但他們的生活也並非像外國人從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的平庸。中國的富人並不是不幹事,而是仍像受窮時那樣關注他們的事業。   
  中國人把自己分為士、農、工、商四類。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社會階層是怎樣辛勤勞作的。   
  西方人很難去同情中國這樣的教育模式,其各種弊病不容忽視,但有一個特點卻始終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勤奮才有回報。為有錢人出錢買學衡而開的後門,極大地挫傷了考生的熱情。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補的人要遠遠多於有待填補的空缺位置。從最低級別到最高級別的所有考場,看來都擠滿了,每一個職位的競爭者常常達上萬。我們設想一下每次晉級考試中考生所傾注的心力,我們就會對中國知識階層的勤奮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經》中提到的人物,他們勤學不輟的傳統精神,比如借助螢火蟲的微弱光線讀書,比如把書拴在牛角上邊耕地邊看書,至今為中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所模仿,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與傳統事例相類似。在很多情況下,一旦獲得最低的學行便不再勤奮了,但中國人不把這樣的人看做學者,而是把在狹窄而又荊棘叢生的小路上堅韌不拔最終獲得成功的人看做學者。除了中國,還有什麼地方會有這樣的事例:祖父、兒子、孫子在同一場考試中竟爭同樣的學銜,經過長期努力,終於獲得夢寐以求的榮譽。   
  1889年春天,《京報》[注]上有幾篇奏折談及參加省試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員說,那裡秋試中有九個應試者年過八十,有兩個年過九十。他們通過了考試,文章實屬佳構,字也寫得老成。他說,老年考生過去六十年來已經參加了三次考試,第四次即使不通過也會授予名譽學銜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樣報告說,那裡有十三位八十多歲的應試者,一位九十多歲,他們全部「通過了為時九天的嚴峻考驗,文辭準確完美,全無暮氣」。令人稱奇的報告來自安徽省,有三十五個應試者八十多歲,十八個九十多歲!此情此景,別的國家會有嗎?   
  如果說中國學者的生活是一種持之以恆的勤奮生活,那麼中國農民的生活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中國農民的工作如同一個管家的工作,永遠都幹不完。北方各省的農民,除了相當短暫的隆冬季節之外,總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無疑問,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多多少少都是這樣,但中國農民的勤勞是很難超過的。   
  農民是這樣,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們長期勉於饑飽,生活永遠是苦差使。農民要殫精竭慮,細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蟲子和毛毛蟲,扛活的則要去找尋更瑣屑的活計,他要想盡辦法弄點吃的養活自己,養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馬車,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過就上路,因為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習慣。但不管你幾點鐘上路,都會有身材矮小的農民在路上拿著叉子,背著筐子,四處巡視,尋找拾糞的機會。如果沒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糞是件持久不變永遠也做不完的事情。   
  經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尋找兩種工作來互相調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當河水結冰無法行船時,就拉起冰撬,這個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最短的時間拉東西。同樣,有些地方的大部分農村人口忙裡偷閒地做帽子、搓草繩,至今還有不少東西拿出去賣錢。你看到中國的婦女,她們的手很少不在納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們也是這樣邊納邊聊;或許你看到她們在紡線,總不會閒著。   
  最不知疲倦的階層便是商人及其夥計。即使在西方,店員的生活也不是掛閒職領乾薪,不過要比中國的同行輕鬆多了。中國店夥計的工作是永無盡頭的。他放假少,任務重,只有在忙得木頭木腦的時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國的商店總是開門早,關門遲。雙重記帳制度十分細緻煩瑣,帳房先生總是忙到很晚,以記錄銷售和收入情況。實在沒事可做,夥計們便會從營業款中挑錢幣,找出個稀罕的好賣錢。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階層是官員,這個階層最讓人嫉妒,也最讓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國人趨之若騖。中國任何一級官員所處理公文的數量和種類也是同樣令人驚訝,他要對那些公文的成功處理負責,理論上實際上都是他負責。不知我們為每天工作八小時而奮鬥的工會看了這樣一張時間表之後作何感想。這張表是一位顯赫的中國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國使團的一個翻譯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詢問中國一位內閣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務的勞累和超負荷。他回答我說,他每天凌晨兩點離家去皇宮值班到六點。作為內閣大臣,六點到九點要履行公務。九點到十一點他在兵部,他管著兵部。作為刑部成員,十二點到下午兩點在刑部辦公。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高級官員,他每天下午兩點到六點要在衙門裡度過。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還被經常要求出席各種特別會議,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極少能在晚上七八點鐘回家。」毫不足怪,據說這個官員在那次談話之後六個月便去世了,死於工作過量和極度疲勞。這也斷送了中國許多官員的生涯,他們對政府都是極有價值的。   
  廣度,我們已經說過,是指勤勞者的人數和辛勤勞作的時間。我們看到,中國人這兩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國的白天開始於天色微亮之時,常常剛過午夜便開始新的一天。中國皇帝早朝時分,歐洲的每一個宮廷尚在睡夢之中。對西方人來說,這簡直不可思議,而對中國人來說,則是世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為這個帝國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廣州的銅匠、福州的錫匠、寧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紡工人和磨面工人,聽說都是幹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個十分荒謬的時分起床工作。離天亮還很早,旅行者就會碰到趕了許多英里路的農民,站在黑暗之中等著天亮賣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國的集市就快結束了。假如你在一個夏季的清早五點半漫步上海那條最主要道路之上,你會感到沒有什麼事情會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個在江邊建造高樓並在裡面做生意的氣派十足的歐洲人,而亞洲人已經在街上活躍了很長時間了。要等幾個小時之後,西方人才會與中國人一起擠在人行道上,輕鬆愉快地開始上班,此時當地人已經幹完半天的活了。   
  德庇時爵士[注]對中國人的「愉快勞動」所作的評論真是正確。他認為這是一種標誌,表明他們的政府成功地使他們極其滿足自己的條件。這種勞動品質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須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關於中國人勤勞的厚度,我們再談幾句。中國人是亞洲人,幹起活來也像亞洲人。如果按照我們的模式去改造這個充滿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勞無益。對於我們來說,他們當然是缺乏熱情,而我們卻十分看重熱情。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不需要《聖經》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儘管多年代的宗教與哲理的結合影響了中國人,但卻不能改變他們的步伐。他們受益於幾千年的經驗積累,像荷馬[注]筆下的諸神,向來從容不迫,不慌不忙。   
  人們不禁會預想,如果有一天白種人與黃種人進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當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來之時,誰將會敗北呢?   
  的確,如果所羅門所說勤勞的雙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經濟箴言[注]正確的話。中國應該是地球上最繁榮昌盛的。如果中國人能            
第四章 恪守禮節    
  中國人的禮節,通常還有東方人的禮節,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面值得考察——一方面是稱讚,另一方面是批評。盎格魯—撒克遜人,我們喜歡這樣提醒自己,毫無疑問具備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內剛和很小比例的外柔。因此,當我們來到東方,發現在廣袤的亞洲大陸的眾多人口中,潤滑人際交往中肯定會產生的磨擦的藝術要遠勝我們,我們心中便充滿羨慕之情。這是一種一事不能的人對特別能幹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中國問題方面最為挑剔的批評家也被迫承認,中國人已經把禮節的實踐帶到了一個完美境界。此種境界,在西方聞所未聞,在親眼目睹之前簡直是不可思議、無法想像的。   
  經典中保存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三百條禮儀準則和三千條行為準則。這樣的重壓之下,一個民族能繁衍生存,似乎是一種奢望。不過,我們很快發現,中國人對待禮儀就像對待教育,使之成為一種本能而非刻意去學的東西。這個民族的天才,把西方只在宮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縟節,變成了人們日常交際的一部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被這些繁文縟節束縛住了,而是說,這些禮節是因時因地的,就像節日的盛裝每逢節日就得穿上,中國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準確地知曉何時該用禮節。到了這樣的場合,如果一個中國人不知該怎麼做,那就像一個受過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樣荒謬。   
  西方人難以欣賞中國人的禮節,是因為我們在心底裡肯定這樣的定義:禮節是用友好的方式表達的友好。因此,在一種文明的觀點看來也是如此,認為個人的幸福就是全體的幸福,但中國的禮節卻不是這樣。它是一種演示專門技術的儀式,像所有的技術一樣,雖然意義重大,卻並非發自內心,而只是一個複雜整體的單個部分。各種尊稱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對西方人來說,即使不發瘋,也會疑惑不解。這只是因為這些表達方式時常讓人想到尊卑關係,中國人認為這是社會秩序的基礎。中國人還把這些表達方式當做一種潤滑劑,用來調節人際交往。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萬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稱:「敝王賤卒走兩步。」他的對手回答:「敝王賤兵也同樣走兩步。」對手又說:「敝王賤士吃掉尊王高貴的兵,進到九宮中卑賤的第三格。」整盤棋就是這樣下。棋局並不因為用了這些形容詞而受到影響,但是正如一個人不懂裝懂不能說出下一步棋而硬走,就會使自己顯得荒謬可笑一樣,如果中國人對任何一個規定步驟不知道給予禮節性答覆,也會成為笑柄,因為對中國人而言,形容詞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詞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同時,中國人恪守禮節,會因為與中心城市距離的不同而產生直接的變化。在中心城市,禮節是必不可少的。當一個人在農村,雖然農村也同樣需要遵守禮節,卻並沒有他作為城裡人所熟悉的禮節周全。   
  但是,我們必須同時承認,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國人並不知曉在恰當的時候做合適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養的外國人也不能與之同日而語,相比之下,幼稚得像懷抱中的嬰兒,一般而言,除非這個外國人以前有長期的經驗,心中又害怕自己做錯什麼,暴露自己的淺薄無知。正是由於外國人遵從中國禮節時不打自招的無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才如此不加掩飾(不是不自然)地蔑視這些「蠻夷」——不知「方圓「,甚至明白了禮貌用語之美,還傲慢地輕視禮節,頑固地無知下去。   
  禮節好比氣墊,裡面沒有東西,但它奇妙地減輕了震盪。同時,我們補充這樣一點是公正的: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禮貌(如同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禮貌一樣)經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確懂禮節,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堅持要生火,你卻並不想生火;他堅持要用這火燒開水來給你泡茶,而你卻不想喝這杯茶。他這樣做的時候,你的眼睛被煙熏得直流淚,你的喉嚨嗆得像剛吞下一味煎好的藥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樣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興,那是客人的事。鄉村也一樣,主人認為他有責任把你要住的那間糟糕的房間打掃打掃(象徵性地),佈置佈置,而這套程序一直推遲到你已經進了門才開始著手進行。你懇求他不要打掃了,但他不聽,全然不顧那些陳年灰塵迷了你的眼睛。或許《禮記》教導說客人房間要打掃,不管客人是什麼身份地位。[注]同樣的方式也適合於各種宴會,在這些恐怖的場合(常常是在剛開始的時候),熱情的主人會特別在你的碟子裡堆滿他認為你會喜歡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歡,是不是吃得下去。他彷彿在說,你有很多地方不對,而他肯定沒有失禮。沒有人會責備他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做恰當的事情。如果外國人不懂這個遊戲,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正是按照這個原則,一個中國新娘去訪問一位外國婦女時,有意背朝著她,朝著相反方向致禮,引起這位外國婦女的困惑和惱怒。事後詢問一下,才知道新娘向北行禮是因為皇帝在北方,卻不管當時情況下這位外國婦女是在房間的南面。如果這位外國婦女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邊,新娘可不管,她至少可以表現出她是知道朝哪個方向行禮的!   
  中國的禮節經常體現在禮品的樣子上。如上所述,這是給收禮人面子。接受贈品有固定的形式。一個與中國人有不少來往的人總會收到一些點心盒,用紅紙整潔地包著,盛有不少他絕不可能吃的油膩糕點,但送禮的人不會拿回去,哪怕極不情願的收禮人(被逼無奈地)表示只好去轉送給別的中國人。   
  中國的禮節並沒有禁止人們對禮物吹毛求疵。經常會問及禮物的價錢是多少,客人告辭時主人會說:「給你們添麻煩了;讓你們破費了!」   
  有位外國人應邀參加一個婚禮,其中糕點很多。宴席過程中,他發現有人端上來一個盤子,上面放著兩三塊糕點,有人還不停地誇讚它們熱氣騰騰(好像都願意吃熱的東西)。他們把這位外國人當做貴賓,首先把盤子遞了給他,但他卻謝絕了。由於某些無法解釋的理由,這似乎給這次婚禮投下了陰影,這個碟子也沒有再傳給別人。其實,這是一種風俗習慣,每位參加婚禮的客人都要湊個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錢,但這有悻於中國人的觀念,因為不能直接要錢,所以就以送糕點為形式。除了這位不知內情的外國人之外,誰都懂這個規矩。他的拒絕使得其他人不便再當場拿錢出來。後來,他又一次參加這家的婚禮,卻有趣地聽到主人在領教了上次的經歷之後,用比西方人還坦率的方式對在場客人說:「這是放禮錢的地方,請把錢放在這裡!」   
  在貶低了中國人注重的繁文得節之後,我們還是應該在社會交往方面學習不少東西,學習他們的一整套規則。我們很有必要保持真誠,而不要堅持我們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頑強獨立與東方人的彬彬有禮結合起來,將會更好。   
  然而,許多西方人並不這樣看。我的一個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後回到倫敦,但他不知不覺接受了巴黎的風俗習慣,回倫敦後還向遇見的每位朋友脫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無情地回敬他說:「看看這裡,老傢伙,沒有法國猴子在雜耍!」一個人如能集東西方的優點於一身,那他一定幸福,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狹窄而佈滿荊棘的中庸之道上。            
第五章 漠視時間    
  如今的發達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時間就是金錢。現代生活的複雜安排,使得一個做事的人上班時能夠完成的工作,其份量和種類,如果讓一個世紀前的人來幹,肯定要用更多的時間,蒸汽機和電力完成了這個變化,盎格魯十散克遜人在體質習性方面早就作好了準備。不管我們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鬥毆便無所事事的時代有什麼習慣,我們發現難以想像會有一個時代,我們這個種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驅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問候語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時說:「吃飯了嗎?」後者說:「做得怎樣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況是做,另一方則是吃。由此可見,時間就是金錢,這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一般連最後一秒鐘也不會放過;而中國人則與大多數東方人一樣,卻出奇地空閒。中國人的一天只分為十二個時辰,這些時辰的名稱卻不明確,只是指稱一天的十二分之一。這樣,「午時」是指十一點鐘到一點鐘的整段時間。「現在是什麼時辰?」一個中國人用英語問,「月亮的中午叫做什麼時候?」用稍微明確一點的話來說,他應該這樣問:「晚上月上中天之時叫做幾點鐘?」   
  日常生活用語中的時間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時分」與「日落時分」在中國話裡還算是個確切的說法,與經緯度有不少關係,但「午夜」與「正午」卻是一樣含糊。通常由「打更人」來確定的夜晚的時間也是同樣模糊,只有最後一更例外,因為打這一更總是在晨曦初現之時。城市裡「打更」的時間間隔甚至也長短不一。關於我們的便攜式計時器,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對此一無所知。也有少數幾個中國人擁有手錶,卻不用手錶去安排日常活動,儘管他們過幾年還把表擦洗一下,讓它保持正常走時。普通人十分滿足於靠太陽高度來定時間,日上一桿,兩桿,或者三桿,沒太陽就觀察貓眼的張縮,這個確定的時間對於日常生活而言已經夠準確的了。   
  中國人利用時間,與他們對時間流逝的度量有關。根據西德尼·史密斯[注]的劃分,世上有兩種人:大洪水前的人與大洪水後的人。後者發現人類的時代在歷經近千年之後,已經不能再持續幾百年了,因而學會了在短時間內更多地工作。以適應這個環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無法意識到瑪士撒拉[注]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長老安排停當的。   
  中國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於茶館用來吸引和挽留顧客那樣的好的說書藝人,使人想起了尼生[注]的長詩《小溪》。顧客出出進進,他卻一直在講。唱戲也一樣,有時要一連演上好幾天,儘管與曼谷的戲劇表演相比要略遜一籌。有人告訴我們,他曾在曼谷熬過一場長達兩個月的戲!中國人的雜耍技藝,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個致命的弱點——開場之前有一段漫長而無趣的話,於是,不等表演結束,外國觀眾就直後悔。更為可怕的是中國的宴席,菜餚的數量和種類都超乎想像,經歷過這種宴席的所有外國人都有感到驚恐絕望,儘管中國人還感到這種享受太短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這是句最為憂鬱的格言,儘管對於那些中了這些圈套的不幸的「蠻夷」來說,這個讓他們看到一絲希望的一般規律在每次筵席中總是絕望的例外。   
  中國人從很小的時候起就習慣於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學時,他一去就是一整天,從日出到天黑,中間只有一兩次間斷。吃點東西。學生和先生都只知道這樣。科舉考試要持續幾天幾夜,每一級都很難考,而大多數應試者經歷了這種不合理性的考試,卻意識不到這種智力測試的內在荒謬。   
  這種教育所造就的人,會讓人聯想到他們所經歷的學習過程。中國語言本身,在本質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瑪士撒拉用一輩子的時間去學習。公平地說,古代中國人與古羅馬人一樣,如果強迫他們學會自己的語言,他們就永遠不會閱讀和寫出有價值的東西!中國人的歷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僅試圖從遠古開始寫歷史,而且在這條冗長。混濁而又拖沓的歷史長河裡,既有歷朝歷代的大樹,又有數不清的枯木爛枝。只有一個完全缺乏時間觀念的民族,才會編寫和學習這樣的歷史,只有中國人的記憶,才會把這樣的歷史貯藏在寬大的「肚量」裡。   
  中國人的漠視時間,也體現在他們的勤勞上。我們已經說過,其勞動的緊張程度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有極大的不同。   
  那些曾經與中國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蓋房子的「樂趣」的人,有幾位渴望再重來一次呢?工人來得晚走得早,還時不時地停下來喝茶。他們走很長的路,而從很遠的石灰坑裡搬運來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漿。假如用獨輪車來推,一個人就可以干三個人的活,但這卻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倘若下起小雨,他們就會停工。事情經常是這樣的:儘管人們很賣力,但進度卻很慢,很難去計算這些人每天的「工」。我們聽說有一個外國人,不滿於他請的木匠釘板條的速度,在他們吃飯時自己幹,結果幹了他們四個人半天的活。   
  維修一下工具,對中國的工人來說是件需要很長時間的大事情。不過,如果是外國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氣了。工具神秘地壞了,卻說沒人動過它。「我沒去過那裡」,是句恰當不過的適辭。椽桿和小檁條往牆上一架、中間買點兒繩子一扎,腳手架就搭好了。整個工期裡,每天都是危機四伏。以往的所有經驗,如今都不起什麼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東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國人真是無助。他活脫脫地像格利佛[注],被一根根線操縱著,這麼多根線一起拉,他實在招架不住了。一個廣東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們的記憶之中。他的諾言和金錢一樣地消失在煙霧裡,因為他不幸地成為鴉片的犧牲者。最後,我們實在忍無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樁樁件件在他面前攤開:「早就告訴你玻璃的尺寸,窗戶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錯了,這些玻璃沒用了。門關不嚴,一點膠水都沒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節疤,全都沒法用。」過了一會兒,這位溫文爾雅的廣東人滿臉愁容地盯著說話人,很和氣地說:「別那樣說!別那樣說!這太有失中的船長,曾周遊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和賢馬國。紳士氣度了!」   
  對於中國人來說,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缺乏耐心,不僅不可思議,而且沒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他們討厭我們缺乏耐心,正如同我們不喜歡他們缺乏誠信。   
  在任何情況下,很難培養中國人意識到快捷的重要。我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一整包外國郵件在兩個相距僅十二英里的城市間延誤了幾天時間,因為郵遞人員的驢子得了病在休養!中國電報總局[注]的管理,與它應該成為的樣子相比,只不過是一種拙劣的歪曲。   
  外國人最氣惱的是,中國人在一般社交訪問中的漠視時間。這種訪問在西方是有時間限度的,不能超過。然而,在中國沒有這種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講話。拜訪外國人時,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意識到有寶貴的時間這個因素。他們會坐上幾個鐘頭,該講的全都講完之後,也沒有主動告辭的意思。有一位優秀的牧師有條名言:「想見我的人便是我想見的人」。如果他在中國多少呆過一段時間,他一定會徹底修改這句話。只要有過此種經歷,他就會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師一樣,在書房裡掛出一句經典的話:「主保佑你走好!」這種直言相告,會讓一個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國人的心靈大受挫傷。他會長時間不說話,長得讓十個歐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後,他開始講話,他意識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的道理。如果外國人能像不久之前剛剛去世的馬根濟[注]醫生那樣,就會感到高興。中國客人不斷地來到,朋友又「只來不回」,浪費了醫療時間。馬根濟醫生對他們說:「請隨便坐,我現在很忙,請原諒。」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學中文的學生的率真直言,他就會更高興。這個學生剛學會幾句話,想用它們試一試,結果讓老師不知所措,因為這個學生在下課時對老師喊道:「開門!出去!」            
第六章 漠視精確    
  外國人剛來中國,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長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總是穿藍色的。國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個地方」,各自頭上的辮子也好像是一個豆莢裡的兩粒豆子,一模一樣。但是,不需要太多經歷,即使是最沒有觀察能力的旅行者,無論他斷言中國人還有什麼其他特性,都會知道,說中國人毫無生氣的雷同,這樣的結論是不可靠的。不管兩個地方離得有多近,說話口音會有一些或許還難以解釋清楚的有趣差別。這種差別逐漸積累,最後形成一種新的方言。許多人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在中國,儘管寫出的字一樣,但各地的人講出的話卻大有不同。我們也經常受到提醒說,各地的風俗也有這種差異,用現時中國人的俗話來說,就是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樣的事實,可見於時時處處。在西方,度量衡的統一是生活舒適的保障;而在中國,度量衡的不統一,卻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任何雙重標準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別煩惱,但中國人卻樂於此道。兩種貨幣、兩種衡器、兩種尺度,中國人看來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異議。有人去問—個賣肉餅的人。問他每天做多少只餅;他回答說要用「一百斤麵粉」,至於這些麵粉究竟能做成幾張餅,就聰明地留給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況還有,有人去問一個農民他的一頭牛有多重,前面說的重量看來太輕了,後來他解釋說,忘了算上骨頭的份量了!有人問一個僕人的身高,但他報出的身高明顯不對,再問他,他才承認沒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當過兵,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國士兵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還有一種不同的計算方法:一個鄉下人說他住的地方「離城九十里地」,仔細追問之下,他才答應少說一點,原來他是算來回路程,他最後承認實際距離只有「單程四十五里」。   
  最為明顯的不統一,是銅錢的計算。而銅錢是這個帝國唯一的貨幣。在帝國的任何地方,這個系統都是十進位制、因而是最簡便的計算方法。但是,如果一個人不特意問一下,誰也不敢肯定一串錢就是一百個銅錢。他根本不必去各個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發現,一串錢有各種各樣的數量,多少均沒有規則,也無從解釋。從理論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會),一直到三十三個(直隸省東部),可能在其他地方還有更少的。銀兩買賣的情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兩個地方的「兩」是一樣的,除非巧合。同一個地方也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兩」。外來人會極端困惑,所有的人都會有所損失,除非你是專門與銀子打交道的人。這也給所有誠實的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而在中國,許多人都是老實巴交的百姓。貨幣始終混亂,其動機是明顯的,但我們現在只談事實。   
  各種度量標準,全都這樣混亂。鬥,也是一個地方與一個地方不同。利用這種混亂在穀物交收時校征暴斂,如果不是中國人這樣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發一場政治動亂。「世界上都是一品脫等於一品脫,一磅等於一磅」,到了中國就遠遠不是這樣,而成了一「品脫」不是一品脫,一「磅」也不等於一磅。每一種變換都不僅有其理論基礎,而且還有十分普遍的實踐。比如在鹽的專賣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標準,比如十二兩為一斤。買鹽的人付十六兩的錢,卻只拿到十二兩鹽。但是,這樣做是公開的,而且所有賣鹽的人都這樣做,因此也就無所謂欺騙了。如果有人確實想到過這個問題,他們也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買鹽賣鹽的「老習慣」。土地的丈量也存在這種情況。一些地方的一畝地,其實只有另一個地方的半畝大小。那些碰巧住在兩個地方的邊界上的人,就只好準備兩套丈量設備,去測定不同的畝。   
  到中國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當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確定每斤糧食或棉花的價錢,那是很危險的。同樣情況,統計糧食的畝產,也經常忽略畝並非固定不變這樣一個致命的事實。說明距離遠近的詞也普遍不一致,這一點,任何一個到中國旅行的人都會有機會嘗試的。在陸地旅行時,如果按裡計算距離,就有必要肯定一下這個裡有沒有長出來!我們不否認這樣估計距離也有一定道理,我們要否定的是這種算法的不精確、不一致。我們知道有這樣一種經歷十分普遍:一走上這個帝國的大路,裡就長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鄉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國人看來,這種計算方法依據的也常常不是絕對距離,而是依據行走的困難程度。這樣一來,離山頂「九十里」,實際還不到一半,中國人堅持說九十里,因為爬上山頂與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費的力氣是一樣的。另外有個特別的事實,出在直線的丈量上。也就是說,A到B的距離不一定就等於B到A的距離。引證歐幾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間彼此相等」是沒有用的。在中國,這句話需要插入否定詞去修改。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中國最重要的交通主幹道之一,從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從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過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樣仔細地記下里程的計算結果,每次都是這佯。[注]   
  另外一種知識上的現象與此相似,在中國,「整體等於部分之和」也不正確。在河上航行更是這樣,問一下知道前面還有四十里路,仔細分析之後,這個四十是由兩個十八構成的。令人啞口無言的說法是:「四個九等於四十,對不對?」同樣,「三個十八」就成了六十,大體上都是如此。我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官郵郵差沒有按規定時間跑到,他辯解說這個六十里簡直太長了。這個正常辯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測量一遍,結果發現實際是八十三,從此就按八十三里來算了。   
  坐落在一個城市周圍一至六里不等的幾個小村莊,卻都叫「三里村」。人們經常會注意到,一段約為一里長的路,如果路兩旁蓋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裡人還言之鑿鑿地說就是五里。   
  這樣,你就不必奇怪連標準都可以各自設定了。做秤的人滿街走,根據每位顧客的願望來刻點(稱為「星」)。他的每位顧客都至少有兩種秤,一種用於買進,一種用於賣出。一桿做好的秤,如果是舊秤,是沒有人買的,因為刻星的標準一直在變,要根據每位購買者的要求當場刻定。   
  算年齡也體現這一普遍事實,特別體現出中國人的民族特點。毫不相干的屬相,卻能表明一個人最接近的年齡,這種做法最為普遍。一個老人「七八十歲」,但他去年剛剛七十歲。事實上,一個人在中國剛過七十,就算八十歲了。如果想知道得確切一點,你就必須考慮到這個「寬泛的平均年齡」。即使一位中國人想說確切,他講的年齡也似乎是下一個春節之後的年齡——春節成了全體中國人的生日。用「十」來算年齡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歲」、「沒幾十歲」,或者「好幾十歲」,你很難在中國碰到一個確切地說出年齡的人。同樣的模糊還擴展到「百」、「千「、「萬」這些中國平時所用的極限數字。中國人不關心更為精確的表達方法。   
  有個熟人告訴我,有兩個人花了「二百弔錢」去看戲,後來他又補充說。「是一百七十三吊,不過與二百吊也差不離,對不對?」   
  一位紳士及其妻子在中國生活了幾年之後要回國了,他們的中國朋友送來兩副漂亮的卷軸,不是送給他們,而是送給他們各自健在的母親,而這兩位母親恰好同歲。第一幅卷軸上寫著「福如東海長流水」和「壽比南山不老松」,一邊還用小字寫了一段說明,說這幅卷軸的接受者已經獲得「七十福壽」。第二副卷軸也是類似的花哨詞句,但邊上的小字卻說這位老太太已經享有「六十榮光」。對這兩幅卷軸大加讚美之後,其中一位代母親受贈的人小心翼翼地問那位主要送禮者,明知道兩位母親同歲,卻為何一個寫七十,,個寫六十。完全個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軸都同樣寫上「七十」,會顯得作者完全沒有創造力!   
  中國人重視祖籍的社會傳統,相對於我們的「準確性」來說,常常是致命的。一個詢問法律事務的人告訴我,他「住」在某個小鄉村裡,但通過他的敘述明顯感到他住在城郊。問了他,他才承認他現在的確不住在那個小鄉村了,進一步交談之後,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經不住在那裡了廣你就沒想到過如今你已然住在城裡了嗎?」他簡短地回答說:「我們現在不住在那裡,但老根還在那裡!」   
  另外有個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莊裡的那座古廟,驕傲地聲稱:「這是我造的。」仔細追究之後,發現這座古廟建於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時,那時的「我」還在混沌世界。   
  學習漢語的學生,一開始就碰到的障礙,就是要從許多相似的表達方式中,找到能夠表明身份的令人滿意的表達方式。中國人的整個思考系統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之上,這些假設與我們所習慣的假設不同。對於西方人對一切事物都要確切地知道詳情這樣一種渴望,中國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國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莊裡有多少戶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麼會有人想知道這個數字?」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這個數字是「幾百」、「好幾百」,或者「不少」,然而一個確切的數字從來就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中國人使用數字方面的特點是缺乏精確。這一點,也同樣明顯地出現在文字的書寫和印刷上。在中國,很難找到一本沒有錯別字的廉價書。有時,所誤用的字要遠比本來應該用的字複雜,這表明這種錯誤並非由於想省點力氣才造成的,而是由於人們不夠重視日常的精確性。同樣的不仔細也十分普遍地出現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個字常被寫成另一個與之發音相同的字。這種錯誤,一來可以歸咎於不識字不多,二來也同樣可以歸咎於仔細。   
  漠視精確,在書信的稱謂上最明顯。一封普通的中國家書總是這樣醒目地寫著:「父親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總不提及「大人」的名諱。   
  我們從觀察中發現,中國這樣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個人的名字卻不講求確切,這在世上是獨一無二的。經常可以看到,名字一會兒是這個,一會兒又是那個。有人告訴我們,你叫他哪個名字,他都會答應。最弄不明白的是一個人有幾個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號,還有一個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於科舉考試。因此,外國人把一個中國當做兩三個也就很平常了。村莊的名稱也不確定,有時會有兩三種完全不同的形式,沒有哪一個被認為是更「正確」一些。如果其中一個名稱是誤用,那就輪換著用;或者一個用於官文,一個用於日常交談;或者把誤用當做形容詞,與原名放在一起成為一個復合的名稱。   
  不幸的是,中國人的教育缺少化學分子式的學習,而化學分子式是絕對需要精密的準確性的。中國第一代化學家可能會失去許多數字,比如把「一二十個結晶體」與「好幾十個結晶體」混淆,或者把諸如此類的錯誤,結果導致了始料不及的禍端。中國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學會精確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經學過一樣——不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為他們的巨大耐心是與生俱來的——但我們要說,目前這個民族的各個個人完全不具備精確這個素質,並且不懂什麼是精確。如果這個說法正確的話,下面兩點也應該是有道理的。第一,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記錄時,必須多留一些餘地、中國的數目和數量從來就有的不精確,很容易就讓我們上當。第二,我們還需留一些餘地,以應付中國以「人口調查」為名而抬高的種種身價。整體不大於各部分之和,但中國的計算方法正相反。當我們仔細考慮中國人「人口調查」的方方面面時,我們隨時都可以說,就像一位精明的蘇格蘭人強烈地意識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確定性」之後這樣評論美國最高法院:存在一種「對案件的最終猜測」。            
第七章 天性誤解    
  誤解的天性,是中國人顯著的天賦,外國人只要學會很少的漢語,少到足以用來承載思想,他就會發現這一點。別人聽不懂他的中國話,這使他痛苦而驚訝。於是,他更勤奮地學習漢語,幾年之後,有信心出去接觸公眾,或者同某個人討論多種不同的話題。如果他同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交談,尤其是這個人從未遇見過外國人,那麼,這位外國人就會有機會重新嘗到他當初第一次開口用中國話與人交談時的痛苦。對方顯然沒有聽懂,並且顯然並不打算聽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說的話,也根本沒有順著你的思路,只是打斷你說:「你講的話、我們聽不懂。」他的微笑帶著優越感,似乎在注視一個聾啞人試圖清晰地說話,他又似乎在說:「誰認為你的話會有人聽得懂?你不是生下來就會講中國話,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過錯。忍受這種無能吧,不要再來煩我們,我們聽不懂你講的話。」面對這種情況,你不可能永遠心平氣和,忍不住會發火:「你聽不懂我說什麼嗎?」他口答說:「是的,我聽不懂!」   
  對中國人誤解能力的另一層經歷是,儘管每個單詞都聽懂了。但由於忽視了細節。這樣,即使他沒有完全失去你所表達的意思,但卻領會得不夠明確了。「在中國的外國人」需要準備大量詞語,用來表達很多意思,比如:「在這種條件之下」、「有條件的」、「出於這種理解」,等等,等等。的確,中國人既沒有這些短語,也不需要這些短語,但外國人不是這樣。時態標誌也是這樣。中國人不在乎這些,但外國人卻不得不當一回事。   
  在中國,人們關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誤解的事情便是錢。如果外國人付錢買東西(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常常是外國人的主要作用),將來完成時態就是一種「軍需物資」。「你幹完活之後,就會拿到錢。」但漢語裡沒有將來完成時,也沒有別的什麼時態。中國人簡單地說。「幹活,拿錢。」他心目中的主要觀念是掙錢,根本沒有「時間關聯」這個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給外國人幹點什麼,他希望馬上拿錢,以便「吃飯」,彷彿假如不是偶然碰上這個外國人的活,他就沒飯吃了!我們必須警鐘長鳴:在中國,為了避免在錢上產生誤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誰拿錢誰不拿錢,何時拿錢,多少錢,是銀錠還是銅錢,銀錠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銅錢算一吊——諸如此類的要素實際上不可能有一個過於確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與建築商、經紀人或者船夫訂立合同,要他們做些事情,佈置幾件傢俱,那麼,事先把具體要求精確地解釋清楚,才是妥當的。   
  與人賭氣卻害了自己,這樣的事情中國太多,人們已經不去注意了。船夫或者車伕要把他的外國主顧送去目的地,但有時卻公然拒絕履行合同。這種情況下,一個中國車伕的固執同他的騾子差不多,它跑到路邊一個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裡,非要洗個泥土澡不可。車伕拚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來,對於鞭抽就好像蒼蠅給自己撓癢癢一樣,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們時常想起德·昆西[注]那句過於絕對的尖刻評論,認為中國人天生「像騾子一樣固執」。中國人並不是像騾子一樣固執,因為騾子不會改脾氣,而同樣不聽話的車伕,一路上公然反抗,儘管特別警告過他再不聽話就不給他酒錢,但到達目的地,他又會拜倒在地上老半天,懇求他在路上蔑視的那個恩惠——酒錢。因此,旅行者同車伕或船夫等人立個字據,是應有的謹慎之舉。千萬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誤解的漏洞。   
  「事先說清楚,事後沒爭議」,這是中國人謹慎的格言。不過,情況常常會是這樣:你在事先的約定中哪怕動足腦筋,事後還是有爭議。不管你在這方面有多麼小心,錢在中國可能是最會給外國人帶來麻煩的東西。不管涉及的中國人是受過教育的學者,還是無知的苦力,都沒什麼區別。所有的中國人都生來就有一種本能,會利用誤解。他們發現自己像一月裡的北風鑽進門縫,又像河水滲進船縫,迅速又毫不費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非凡地適應並發展了中國人的這種天賦。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學會了兩種技藝——拉長弓和講真話,中國人很快就覺察到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真誠的天性,對敵人、對朋友同樣公正。對中國人來說,這些品質就像猶太人的習慣一樣可以利用,他們每隔七天就停止一次軍事活動,全然不顧戰事緊張,也不管他們必須迎戰提圖斯[注]率領的羅馬人。這些習慣有利於羅馬人進攻,而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這種敵友不分的怪癖則有利於中國人。   
  1860年之前一個世紀裡,中國的對外交往仍在中國人誤解天性的長期發揮之中。1860年之後,這種天性也根本沒有耗盡。與中國進行外交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試圖解釋被完全誤解的事情的歷史。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下,認為外國人會履行諾言,這種先入之見已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生根發芽、枝繁葉茂,儘管也有個別不遵守規則的例外情況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同樣堅定地相信外國人會公正地辦事,儘管也有些外國人,也有許多外國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這樣兩點,中國人就有了一個支點,藉以去動搖那個最頑固的外國人。「你這樣說了。」「不,我沒說。」「但我理解你是這樣說的。我們都是這樣理解的。請原諒我們的愚笨,請付錢,你說過你會付的。」這就是中國人與外國人成千上萬次爭執的實質,一百次這樣的情況中有九十七次外國人付了錢,正如中國人的料想,外國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會有別的辦法,其中兩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錢。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誤解,有經驗的讀者會發現這樣的事例如同魚兒那樣成群結隊地出現,簡直可以稱之為軍團。叫一個苦力拔除院子裡的雜草,留下即將萌芽的珍貴草皮,你彷彿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這個漫不經心的笨牛手拿一把鋤頭,鏟掉了一切綠的東西,弄得寸草不生,還說這樣才太平。他沒有「理解」你。派一個廚師走很長的路去當地唯一的菜場,叫他買一條鯉魚、一隻小雞。他沒有買回來魚,卻買來三隻大鵝,還說是你讓買的。他沒有「理解」你。派一個送信人在收發室關門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國領事館,但他卻跑回來說對方不收。原來他把信送到比利時領事館去了,而這時收發室也關了。他不「理解」你。   
  不幸的外國人如何誤解別人和被別人誤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經歷來充分說明。他去一家中國的銀行,老闆他認識,銀行附近前不久剛發生一場毀滅性火災。這個外國人就向這位銀行老闆道賀說,幸好大火沒有燒過來。聽到這句話,老闆馬上一臉尷尬,然後生氣地說:「這算什麼話?不能這樣說!」不久之後,這個外國人才明白,自己錯在暗示火勢太逼近,銀行會燒掉。而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慶幸的話來說,也是忌諱的。一位來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國人看到一個駱駝隊,其中有一頭小駱駝。他對他的車伕——一位曾受雇於外國人多年的車伕——說道:「你回家的時候,叫我的小兒子來看這頭小駱駝,他會感到有趣的。」過了好一會兒,同剛才那個例子一樣,經過了慢慢醞釀,這個車伕頗有見地地說:「如果你想買這頭駱駝,你不懂得養它——它必死無疑!」   
  我有一次出席一次中國的禮拜儀式,布道者講的是乃縵的故事。他描繪了這位亞蘭元帥到達以利沙[注]的門口,重現乃饅的隨從為他叫門的情形。這位布道者竭力使這個畫面盡可能生動形象,便模仿那些隨從的樣子戲劇性地叫了起來:「看門的,開門,亞蘭的元帥來了!」使他吃驚的是,一個坐在後排的人像一粒子彈一樣穿了出去,後來才明白這個人產生了誤解。他是教堂的看門人,沒有注意聽前面的內容,突然聽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讚歎的速度去給乃饅開門!   
  中部某省的一位傳教士,聽眾對他的理解也同樣錯誤。他希望聽眾有一個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燈機映出一隻高度放大的寄生蟲。當這個爬蟲的巨大身軀,好比埃及鱷魚似地橫臥在帆布上時,有一位聽眾敬畏而小聲地說出了他剛剛獲得的新發現:「看,這就是外國大虱了!」            
第八章 拐彎抹角    
  我們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引以為榮的思維習慣之一,是我們直接思考事物的實質,一旦想到本質是什麼,就心口如一地說出來。在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場合,無疑要對自己的這個習慣作一些大的改動。但是,直來直去的本性支配著我們民族的每一個人,這一點大體如此,儘管各種特殊情況下有不少修正。然而,用不著與亞洲民族接觸很長時間,就可以發現,他們的天性與我們截然不同——事實上處在相反的兩極。我們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稱,但亞洲有不少語言裡的尊稱在不同程度上比漢語更為詳盡細緻。我們不強調去使用迂迴曲折或換而言之的方法來表達完全簡單的意思,但中國人不這樣。於是,漢語裡有不少說法都可以用來表示一個人的死亡,其中沒有一個詞語是粗魯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還是苦力,都要使用這些委婉語,只是究竟用哪個委婉語,倒是大不相同的。這裡,我們只是一般而言,不談語言的準確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當」,人人都明白別人也在這樣做,那麼,問題就不是準確性,而是方法了。   
  一個外國人無需大多親身經歷,就會得出結論:僅僅聽一個中國人講的話,是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的。不管一個人漢語口語講得多麼流利——甚至他也許能理解所有的短語,甚至還可能把聽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寫下來,他同樣還是不能準確地明白說話人心裡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說話人沒有說出心中的意思,只說了一些多少有點類似的事情,他希望對方能從中明向他的意思,或者他的一部分意思。   
  在對漢語有了完備的知識之後,非凡的推論能力就成了能與中國人成功地打交道的基本條件,不管這個外國人在這方面的能力有多強,他也會時常誤入歧途,因為他的這些能力總是捉襟見肘。為了說明中國人生活中的這個普遍現象,我們先來談談我們最早接觸的人,他們並非不重要,對我們來說卻是全民族的代表——這些人就是我們的僕人。一天上午,男僕帶著一副沒有表情的老面孔,只是來說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請幾天假去看望看望。從他的請求中,我們或許可以認為這個男僕根本沒有阿姨,也可以認為她並沒有生病,還可以認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婉轉地說:這個男僕很可能與廚師有了一些誤會,而廚師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因此,這個男僕只好遠走高飛,拐彎抹角地暗示了自己承認甘拜下風。   
  一個人幫了你的忙,而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錢報答,事後你再送去,他會有禮貌地堅辭不受。他會說,為了這點不足掛齒的小事而要了你任何東西,會有損「五常」[注],如果你堅持要送給他那是錯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貶低了他。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這麼一點錢與他對你抱的希望相去甚遠,像奧列佛·特維斯特[注],「想要更多」。也可能根本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一種暗示,想讓你現在或將來盡你的能力,給他更想要的什麼,因此現在不能接受,他寧願把這件事情放一放,留待以後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時再說。   
  中國人談及自己利益時都那麼謹慎,談及別人,尤其是可能會帶來麻煩,會得罪人,就更加小心了。中國人雖然喜歡閒聊,但他們憑直覺就能分辨出哪些場合不宜說話過多。遇到這種場合,特別是有外國人在場,他們就會像墳墓一樣守口如瓶。大多數場合下,我們周圍不露聲色的人會給我們一些「指點」,有了這些指點,我們待人接物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們明顯看出這樣做有好處,而且不冒風險,否則,他們沉默寡言的本能就會佔上風,我們的這些朋友會保持高深莫測的沉默。   
  觀察一個中國人如何下決心找到一個最佳方式來把壞消息暗示給別人,是最有趣的事情。即使是這種情況,本來應該平直無誤地表達,卻離題甚遠。更加經常發生的,是間接的暗示,轉彎抹角地暗示這件事情不能言說,也不可言說。傳信人緊張地環顧四周,彷彿埋伏著間諜。他把聲音壓低到神秘耳語狀態,豎起三個手指頭,暗示他沒說出但用手勢做出的人是家裡的老三。他含混地開了個頭,議論幾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快說到緊要之處時,卻突然停下,沒有說出可供判斷的謂語,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好像在說:「現在,你明白了,對不對?」在這整個過程中,那個可憐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國人什麼都沒弄懂。毫不奇怪,這時,你的這位「報信人」(這個叫法不對,他什麼信都沒報)又像剛開始那樣,把你帶到黑暗之中,他暗示說你總有一天會意識到他是對的!   
  中國人與別的民族一樣,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希望把壞消息盡可能長地隱瞞起來,並且加以偽裝。但是,中國人採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虛幻,在我們看來令人吃驚而又徒勞無益。、我們認識一位慈祥的祖母,無意之中看到兩位朋友在低聲耳語,他們是特地來通知她的那位離家在外的孫子的死訊的。但他們倆卻反覆向她強調,說他們只不過在聊天,儘管半個小時之後一切全都明白了。我們瞭解到一個離家數月的兒子在回家途中所經過的最後一個村莊,有朋友勸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戲,於是,他從中猜想他母親死了,他猜對了![注]我們曾經替人轉送過一封信,給一個離家很遠的人,信的內容是:在他外出期間,他老婆突然死了,於是,鄰居發現沒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東西全都拿走了,而這些東西本應留給他這個淒涼人兒。不過,這封信的信封上卻寫著這樣幾個極不準確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國人拐彎抹角的才能,還經常表現在該用數字的時候卻棄之不用。於是,一本書的五卷便以「仁、義、禮、智、信」五常的不變順序為標誌。《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著我們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內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順序來排列的[注]。考試時,考生所在的一個個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個字來作標記的,這些字沒有重複。   
  關於這個題目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家人與外人對已婚婦女的拐彎抹角的稱呼。這樣的婦女實際沒有名字,只有兩個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們叫她「某某他媽」。於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國人,會告訴你「小黑他媽」的病情。也許你從未聽說過誰家裡有「小黑」,但他堅持認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沒有兒童的話,事情就會尷尬多了。這個婦女或許可能被稱為「小黑他嬸」,或者其他曲裡拐彎的稱呼。上了年紀的已婚婦女會隨口稱她們的丈夫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個管家外之事的人;但年輕的已婚婦女如果還沒有孩子,不能暗示一些有關的詞語,經常在稱呼自己丈夫時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時稱「先生」。有一次我們聽到這樣一個婦女被逼無奈,只能用職業來代替——「油磨坊是這樣說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國將軍,在開赴戰場的途中向沼澤地裡的一些青蛙鞠躬,希望他的士兵理解:這些爬蟲的英勇是令人敬仰的。對一個普通的西方人來說,這位將軍對部隊所要求的是:極強的推理能力。但是,同那些與中國人共命運的外國人所需要的推理能力相比,這種推理能力還不夠大。有一年臨近春節,在這每年一度的還債季節,我的一位熟人在碰到我之後,做了一些看來意味深長的手勢。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一言不發。儘管我慚愧地說不懂他的意思,但這種不理解當然是沒有理由的。他認為別人從他的手勢中不難看出他想借點錢,還不想讓人知道,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賭」這個詞語是指四種最常見的惡習,如今還得加上吸鴉片,人們說話時會伸出一個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惡習。   
  中國人複雜的禮儀規定,常常讓人很容易就不經意地冒犯了他人,這是中國人拐彎抹角的又一例證,不過,這些拐彎抹角的方法在我們看來是十分荒謬的。比如信紙的折法,稍有不慎,就會被當做故意冒犯。有的漢字要比其他漢字高一格,寫在頂上,如果忽略提格這一點,所造成的不敬要超過在英語中沒有用大寫字母拼寫人的姓名。在社交場合上,如果沒有講應該講的話(個別不能講話的場合例外),如同沒有到合適地點迎接客人,或者沒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當距離一樣,都是失禮的。許多簡單動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個細節,就可能隱含著一絲侮辱,中國人會立刻發現,但那個可憐而又無知的外國人,儘管無數次地成為這種侮辱的犧牲品,卻渾然不知自己從未得到特殊禮遇!中國人憤怒時,常常惡語相向,但那些具有文學天賦的人,會用文雅的暗語來快意地表達惡毒的咒罵,而其中的真正含義則需要一定時間才能明白,好比一顆包著糖衣的苦藥,吞下之後才會讓人感到噁心。於是,短語「東西」原意為一件物品,用來叫人則是辱罵。但這個意思也可以拐彎抹角地表達,說一個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東西」——「一樣東西」。   
  即使是最沒有文化的中國人,也能用故意壓低聲音當場虛構出牽強的借口,這種非凡的創造力會使人人吃驚的。只有外國人才會把當場捏造借口當回事,他們沒有想到這種即興創作是一種保全面子的適當方法。而即使是最認真的外國人也不強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對之窮追不捨。對他們來說,省事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種固定的習慣。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無知的中國人也能堅定地保證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把自己的無知當做擋箭牌,充分保證自己能夠脫身而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這兩句話如同上帝之愛,掩蓋了許多罪孽。   
  關於我們這個主題,沒有什麼可以比每天發行的《京報》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證了。有一種習慣,不知從何而來,用古話來說就是「指鹿為馬」,而且更厲害,更廣泛。甚至就在中國,「事情並不像看上去的那樣」,這一點沒有比透過《京報》這個精彩的鏡頭看得更真切的了。儘管它是個半透明的鏡頭,但它攝入的關於中國政府實質的光線,要超過其他所有窗口的總和。中國人對任何事情總是不講真情而講其他,如果這是普遍真理的話,那麼,從一個人的言語去猜測他的真實意思,便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國官方生活是最完美的例證,其中拘泥形式和矯揉造作這兩點,都是無出其右的。《京報》「頭條新聞」欄目充斥著年邁官員滿身病痛的描寫,說他們都渴望從官位上退下來,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如果他的緊急請求受到拒絕,反而要他回到崗位上,又是什麼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長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麼?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確認——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著——無罪,而是犯了其他不那麼嚴重的錯,這難道意味著奏折的作者沒有受到他人的影響,還是那位高官真的幹了那些事情?誰能說得清楚?   
  正如他人堅決奉勸我們一樣,每一位仔細閱讀《京報》的人,在閱讀每一份文件時,要去逼近文件背後隱藏著的真實情況,以便更多地瞭解中國,這要勝過去閱讀關於這個帝國的所有已經寫下的著作。但是,倘若將來任何一個「蠻夷」對中國人的理解達到了我剛才暗示的程度,我們就只能聽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是個中國人,難道我們那時就沒有理由去擔心自己會不知所措?            
第九章 柔順固執    
  我們對中國人的最初的知識,來自我們的僕人。他們是我們關於中國人特點的最早的老師,而他們教給我們的課我們總是難以忘懷。這一點,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而我們卻常常不滿意。但是,當我們與中國人的接觸面廣泛一些之後,我們發現,與僕人這個狹窄範圍交往中不知不覺得出的結論,被後來的廣泛的瞭解驚人地證實了,因為每一個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這整個民族的縮影。本章將要談及的中國人的一個特定氣質,儘管自我矛盾的標題不能把它令人滿意地描述出來,但「柔順固執」這個措詞卻是最為恰當的,不用費多少筆墨就可以令人明白。   
  外國人家中所雇的所有僕人,唯有廚師左右著全家的安寧。當他的新的女主人告訴他,要按照這樣的方法干,不要用其他方法干時,他簡直就是服從的化身。他對家裡的規矩都誠懇地表示贊同,即使不能說已經贏得信任,也給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特別警告他說,前任廚師有一個令人不快的習慣,面還沒發好就做成麵包放進烘箱去烤,女主人感到這是一個要堅持的小事。前任廚師正是在這件小事上與女主人鬧翻的。後任廚師對此的反應令人愉快,表示說自己不管可能有多少其他缺點,強頭倔腦卻不是他的脾氣。告訴他,狗、閒雜人等、吸煙都不准在廚房,他對此回答說,他討厭狗,也不會抽煙;他自己也可算個生人,在這個城市裡沒有幾個朋友,而且他們沒有一個是游手好閒的人。經過這番叮囑之後,他開始上任了。幾天之後,發現他在發不好面這一點上,與前一個廚師簡直是「親兄弟」,還有數不清的人進出廚房,許多人還帶著狗,家裡永遠不會少的東西就是濃重的煙味。廚師坦率地承認烤麵包的確沒有發揮出他的最佳水平,但肯定不是沒有揉好,他是很會揉面的。廚房裡看到的陌生人,肯定是那個苦力的「哥兒們」,但他們都沒有狗,而且他們都已經一去不回了——儘管第二天又看見他們。沒有一個僕人抽過煙,煙味是從隔牆那家吹過來的,那家的僕人都是大煙鬼。這個廚師簡直就是講道理的化身,由於沒什麼需要改變的,他也就不知道如何改變。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那個苦力身上。叫他去割草,明明給了他一把外國鐮刀、珵亮而鋒利,他帶著滿意的笑容接過這把鐮刀,但就在這天,後來看到他還是用一把在四英吋長的舊鐵片上裝著短柄的中國割草刀。他似乎在說:「舊的更好。」給洗衣工一台外國洗衣機,省時省力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傷衣物。又給他一台獲得專利的絞乾機,省力而不傷纖維。結果洗衣機和絞乾機都成了「無關痛癢的廢物」,洗衣工還是一如既往地搓衣服、擰衣服,直至破爛。要實行這種改革,就必須以時時叮嚀為代價。   
  叫園丁用磚坯修一道殘破的牆壁,磚坯手頭就有,但他認為還是用小樹枝埋進牆頭一英尺深做頂蓋為好,於是就這樣干了。如果質問他,他會解釋他的辦法的優越性。雇一個信客送一封重要郵件去一個需要幾天路程的地方,晚上給他郵件,讓他第二天一早出發。第二天下午,有人卻看到他在附近一條胡同裡,把他叫來問問,他告訴我們說他不得不休息一天時間洗洗他的襪子!按天數雇來的馬車伕也會給你同樣的感受。告訴他按特定的路線走,同其他所有人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應一樣,而他卻按完全不同的路在走,因為他從過路的陌生人那兒聽說那條路不好走。廚師、苦力、園丁、馬車伕——全都不相信我們的判斷,只相信他們自己。   
  任何有外國診所和醫院的地方,都會看到許多層出不窮的事例,來證明我們的主題。病人在經過仔細檢查,開好處方之後拿到了規定劑量的藥品,三番五次告誡他服藥的方法和時間,不能出錯。怕出錯,他又回來一二次問問清楚,但回家之後還是一次服下兩天的藥,因為他認為痊癒程度取決於服藥劑量。一再仔細地警告他們不能揭開外敷的藥膏,也無法阻止他們很快就揭開看看,因為病人不想變成「烏龜」,在皮膚上長一層硬殼。   
  有一件事情令人很不愉快,但觀察一下可以豐富我們的例證:在一家診所裡,一個最無知的助手的看法,對一般病人來說似乎也同負責的醫生的看法具有同等價值,儘管前者可能不識字,也不懂藥名和病症,而後者卻點綴著所有的醫學頭銜,以及大量的臨床經驗。然而,一個門房或苦力的暗示,就足以使病人完全無視醫生的指導,去採取一些愚蠢而且可能因此而致命的辦法。   
  這樣,我們講了不少與外國人有關的固執的例子,最先引起我們的注意,與我們的實際利益也最為息息相關。但是,我們越是深入觀察足以表明中國人真實素質的人際關係,我們越是可以看到,那句富有表現力的中國話「表裡不一」所描繪的情景,發現此言真是毫無例外。中國僕人對中國主人是順從的,如同他們對外國主人,但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不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行事,因此,他們的主人也就一刻也不能指望他的命令會得到照辦。外國僱主要求僱員唯命是從,由於他們沒有這樣,他就會對某些僱員常常抱有敵意。我的一位朋友有許多僕人,既極端忠誠又極端頑固,——於是他們既不可缺少又令人討厭——這位朋友在談到一位特別的「男僕」時說,他面臨一個矛盾的選擇:究竟是殺了他,還是給他漲工錢!此話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一個主人所處的兩難境地。中國主人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會這樣或那樣地被忽視,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結果,他會事先想好辦法,好比有人為了還債而存點錢,也好比為減少機械磨擦而預留一些空隙。   
  這種無視命令的現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現在中國各級官員的相互關係上,甚至包括最高層。有好幾種原因都可以使人違反命令,比如個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錢的魔力。一位知縣住的地方水很鹹,就叫他的僕人用水車去幾英里外的河裡打水。僕人完全沒有這樣做,只到一個他知道有甜水的村莊去打水給這個官員,省卻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滿意。即使這位知縣確實明白他的命令沒有執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說什麼了。在中國,「逮住耗子,就是好貓」,成功是最要緊的。害怕得罪別人,還有中國人膽小怕事的本能,會阻止他們去報告發現的不服從行為,儘管可能有五百個人知道這個秘密。一個典型的中國僕人,如果讓他把蓄水池裡的水倒進容器以備後用,卻會發現他把水全倒進了井裡!這樣,他外表上是俯首聽命了,實際結果卻正相反。芮尼醫生[注]提到一個廈門的官員,把一張皇榜剪成前後兩半,又把後半部分貼在前面,前半部分貼在後面,這樣次序一顛倒,就不容易讀懂了。這種詭計在涉外事務中十分普通,中國官員很少想讓外國人高興的。   
  我們很容易看到規避政策與要求公正是相牴觸的。某位官員判處一個罪犯戴兩個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裡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點錢,官員的命令就僅僅是這樣執行了:只有這位官吏進出衙門的時候,才讓這個罪犯戴上木枷裝裝樣子,其餘的時間,他都得以解除這個討厭的負擔。官員難道不知道賄賂打敗了判決,難道不會突然殺個回馬槍,抓到不執行命令的證據嗎?不會。官員也是中國人,知道判決一經宣佈,就不會有人把它當回事兒。他心裡知道這一點,已經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國人的持續觀察之下,這個實例反映了各部門官員關係的錯綜複雜。上級官員命令下級官員要注意採取某個措施,下級官員則尊敬地回答說已經採取了這個措施。而在實際上,卻是什麼措施都沒有採取。在許多情況下,事情就到此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個部門發出了持續的壓力,命令又緊急,那麼,下級官員會把壓力轉移給再下一級的官員,再加上一些責罵,直到這種壓力全都耗盡。此後,一切事情都還是老樣子。這就是「改良」,規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鴉片的銷售與種植,其結果卻是眾所周知。   
  某些人認為中國人是最「固執」的民族,而我們用「柔順」這樣的形容詞來刻畫中國人的「頑固」,在他們看來,無疑顯得特別不恰當。然而,我們必須重複這樣的信念:中國人遠非最固執的民族,事實上還遠遠比不上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我們稱之為「柔順」,因為在他們像騾子一樣「執拗」的性格中,還含著一種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向來缺乏的屈從的能力。   
  中國人會不失風度地接受責備,這一點極好地說明中國人的「柔順」天賦。這種天賦在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中,是一門久已失傳的藝術,或者確切地說,這種藝術從未發掘過。但是,中國人在你向他指出缺點時,會十分耐心、認真乃至真誠,還高興地贊同補充說:「是我錯,是我錯。」也許他還會感謝你友善地對待他這個卑賤的人,並允諾,你所特別指出的那些缺點,會立刻、徹底、永遠地改掉。這些好聽的允諾,你十分熟悉,可它們會變成「鏡花水月」。但是,儘管這些允諾在本質上是空虛的,卻不可能不使你暫時息怒,如果注意一下,這就是他們的允諾所要達到的目的。   
  中國人好比竹子,沒有比這更妥帖的比較了。竹子是優雅的,到處都用得著,容易彎曲,內又空洞。東風一吹,它倒向西;西風一吹,它倒向東;沒有風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結的,只有竹子很難打結,儘管它容易彎曲。世上最柔順的莫過於人的頭髮,可以適當地拉長,但一鬆手,它就縮了回去。單憑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臥。不過,許多人頭上都有一種頭髮,有固定的長法,總是朝著某一個方向,一般無法改變。這種長法俗稱「牛舐」。由於這片頭髮無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還有多少頭髮,疏理時還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可以看做一個腦袋,而各個民族是頭髮,那麼,中國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還可以剃掉,但將來長出來的頭髮肯定還是老樣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變。            
第十章 心智混亂    
  我們說「心智混亂」是中國人的一種特點,但我們並不是說這種特點是中國人特有的,也不是說每個中國人都具有這個特點。從整體上來看,中國人似乎有足夠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們在智力上當然沒有表現出弱點,連這種傾向都沒有。同時,我們要記住:中國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狹小的圈子裡,那些受過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賞漢語的結構。這種欣賞在律師看來,是「事前從犯」,但中國人的欣賞已經到了最為顯著的「心智混亂」的地步,他們也許應該對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經有不少人知道,漢語的名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完全沒有「性」和「格」。漢語的形容詞沒有比較級。漢語的動詞不受「語態」、「語氣」、「時態」、「數」和「人稱」的任何限制。名詞、形容詞、動詞之間沒有可辨的區別,因為任何一個漢字都可以不加選擇地用作(或不用作)這些詞性,且毫無任何問題。我們並不是抱怨說漢語不能表達人類的思想,也不是說人類的許多思想很難或無法用漢語表達清楚(儘管情況的確如此),我們只是堅持認為這樣一種語言,具有這樣的結構,會導致「心智混亂」,正如熾熱的夏季會導致午睡一樣。   
  同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交談,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難弄清楚他究竟在說什麼事情。他講的話常常只有好幾個謂語,複雜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懸棺那樣懸在半空,無所依傍。在說話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無所謂。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他從沒想到過省略主格這個重要的信息內容之後,聽他講話的人是無法用什麼直覺來聽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長期的訓練已經使大多數中國人成為很會猜測的人,只要簡單地補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語和謂語就行了。常常會這樣:省略了全句最關鍵的詞,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個詞。句子的型式、說話人的舉止和語調、伴隨的情景,都常常沒有表明主語已經改變,但人們會發現說話人不像幾分鐘前那樣在說他自己,而是在說他道光年間的祖父。他是怎麼說過去的,又是怎麼說回來的,常常是難解的謎,但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這種完美的技藝。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從一個話題、一個人、一個世紀,突然而又不知不覺地跳到另一個地方,實在過於稀鬆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著玻璃富上的一隻小蟲,便可以順著視線望見遠方山上的牛群。   
  漢語的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沒有確切的時間和地點標記,這個事實無法澄清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混沌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可憐的外國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種表象,證明自己至少還跟著這種一閃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問答式教學法那樣不斷地提問題,好比一位邊遠地區的獵人,在沒有路的森林中用斧頭「闖出」路來:「你現在說的這個人是誰?」明白了是誰,可能接著問;「在哪裡?」「什麼時候?」「他幹了些什麼?」「他們怎麼處理這件事情的?」「後來又怎麼樣了?」對於這每一個問題,你的中國朋友都會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著你,好像在懷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沒有起作用。但是,這樣從不同角度不斷追問,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納的絲線[注],藉以從沒有希望的迷宮中走出來。   
  對於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驚訝,因為他一點兒思想準備都沒有。他不懂,因為他不想弄懂,在他進入狀態之前,他需要用相當的時間動一下腦子。他的心靈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門銹跡斑斑的舊滑膛炮,瞄準之前需要拚命調整方向,但肯定還是啞炮。這樣,你問他一下簡單的問題」,比如「你多大年紀了?」他會茫然地注視著提問的人,回問:「我?」你回答說:「對,是你。」他內心一驚,振作起來,回答說:「多大年紀?」「是的,多大年紀?」他再一次調整焦點,問道:「我多大年紀?」「是的,」你說,「你多大年紀?」「五十八。」他終於明確無誤地回答了問題。現在,你的心智正常運作了。   
  心智混亂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一種用事實本身去解釋事實原因的習慣。「你為什麼不在麵包裡放鹽?」你問一個中國廚師。「我們不在麵包裡放鹽的。」他這樣回答。「你們這個城市裡有那麼多那麼好的冰,為什麼冬天裡不用點冰來冰東西?」「不,我們這座城市裡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來冰東西的。」如果那位聲稱「能夠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樂的」的拉丁詩人曾經在中國生活,他會把這句格言改成:「試圖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樂的。」   
  心智混亂的另一個標誌是,一個普通人無法不走樣地把一個想法告訴別人。叫某甲去告訴某乙,以便讓某丙約束自己的行為,這在中國是最愚蠢的行為。要麼這個信息根本沒有傳遞過去,因為有關各方不明白這是個重要信息,要麼傳到某雨時已經有點走樣,以至於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要麼就是與原先完全不同了。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機器裡,指望三個齒輪會吻合默契,絲毫不會因為磨擦而導致機器停止運轉,這種想法非常不著邊際。即使是那些有相當智力的人,也會感到在聽到與複述一個想法時,不添油加醋、不減斤少兩,是困難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樣子好像是折斷了。   
  一個善於觀察的外國人,會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對一種怪異的行為發問。「就是這樣的。」對方這樣簡單地回答。總是用那麼幾個詞,來使這種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問,「幾個」表示肯定。「你來這裡多少天了?」你問道。「是的,我來了好幾天了。」對方這樣回答。漢語中一切具有歧義的詞語中,歧義最大的便是人稱(或非人稱)代詞「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說話人有時候只是模糊地朝著他所評論的主語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著最近聽說的這個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這個單音節的「ta」更經常地是指一個關係代詞,或者指一個指示代詞,或者指一個限定性的形容詞。在這些情況下,一位中國人的談話就好比英國法庭上這樣一位證人的證詞,這位證人是這樣來描述一場毆鬥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樣狠,他就會殺了他,而不是他殺他了。」   
  「剛才叫你,你為什麼不來?」你貿然地問一個特別玩忽職守的僕人。「不為什麼。』他直言不諱地這樣回答。同樣的心智混亂也會導致許許多多、各式各樣時常令人尷尬不已的行為,常常惹惱做事井井有條的西方學者。廚師總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個精光,這已經成了一種慣例,到做下一頓飯時,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問他怎麼回事,他會坦率地說沒多的了。「那你為什麼不及時再要一點呢?」「我沒有要。」這就是他啟己感到滿意的解釋。你同某個人結一筆帳,很麻煩地打開保險箱,細心地算好付給他的零錢,然後坐下來聊了「老半天」亂七八糟的事,這時,他才淡淡地說:「我還有一筆帳沒結呢。」「但剛才保險箱開著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告訴我,那樣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這兩筆帳是兩回事。」同樣的情況:一家診所裡的一位病人已經花了醫生不少時間,回到候診室,再推門進來。醫生告訴他,他的病已經看完了,他卻輕鬆而簡潔地對醫生說:「我還有一個病沒看!」   
  我們看來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誤疾病的治療,這是中國人的普遍習慣,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錢。人們常常認為,忍受高燒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個銅錢——約合一美分——買一劑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寧來得便宜。我們無數次地看到,僅僅是為了省時間,病情有時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這點時間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個人,住在離一家外國醫院大約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時染上了某種眼病,回家之後忍痛熬了兩個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間他天天希望疼痛會止住,但結果卻是一隻眼睛爛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醫院治療他脖子上一塊嚴重的潰爛,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醫生訴說他的腿疼得讓他無法睡覺。檢查發現,他腿上的潰爛其大其深已如一隻茶杯!原來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後,才說他的腿!   
  中國人生活中許許多多這樣的現象,令人想起查爾斯·裡德[注]一部小說中的一句話:「人類並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們頭腦糊塗。」   
  中國的教育,肯定不是讓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門學科並付諸實踐。酉方人普遍相信有些傳教士確實能證實:即使經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時也不會染上。在中國同樣的現象卻十分怪異。中國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條狗在一條狼後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們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與這種相互躲閃的追逐相似,中國人在追逐某個特定話題時也是如此。他常常能聞到這個話題的氣味,不時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終究還是後退了,萬分疲憊,卻沒有在整個談話過程中跨入這個話題。   
  中國這個地方差別太大:有錢的人與窮困的人,受過極好教育的人與完全愚昧無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數以百萬的人貧困而又無知,如此的命運使眼界狹窄,心智也就必然會混亂。他們的處境只不過是井底之蛙,對他們來說,天空也只是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來沒有離家走遠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圍的人他們對別人的生活狀況沒有一點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他們許多人看來卻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盡了。許多中國人知道離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著一個外國人,但從來沒有想過要打聽一下:他從哪裡來,他是誰,他想幹什麼?他們知道勉力維生,除此之外,他們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有三個靈魂,還是一個,還是沒有。由於這件事情與糧食價格無關,他們也就沒有看出什麼意義。他們相信壞人來世會變成狗或蟲子,他們也真誠而簡單地相信自己死後,軀體會化為塵土,而靈魂——如果有的話——也會瀰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謂「務實的人」的種種力量最終造就了他們這種人,他們的生活由兩個部分構成,一個是胃,一個是錢包。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實證主義者,因為他無法理解自己沒見過、聽過的東西,對這樣的東西自然就沒有概念了。生活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系列的事實,絕大多數還是令人不快的事實。對於事實之外的東西,他馬上就成了一個無神論者、多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捨點吃的給那些不認識的人,就足以滿足他的依賴本能。不過,這種本能是否尋找這種表現形式,則主要取決於他的周圍環境。對他來說,人類生活的物質因素可以獨自培養,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將這種人從麻木狀態中拯救出來的唯一辦法,便是輸入一種新生活。新生活會向他們傳達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個靈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啟示才會給他們智慧。」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現代文明有個十分意味深長的側面,體現在「神經質」這個詞的各種不同用法之上。這個詞的原意是「具有神經的,堅韌的,強壯的,剛健有力的」。這個詞有一個引申義,也是我們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經衰弱或有病,受制於或受苦於神經過於激動,容易激動,軟弱」。這些各式各樣的複雜詞語,表述各種神經疾病,如今已經成為我們耳熟能詳的日常用語了。毫無疑問,現代文明使人們的神經激動,神經疾病也要比一個世紀前更為普遍。   
  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並不是那些患神經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病,卻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提醒自己,神經系統是各種器官之中最為突出的部分。總之,我們是用這個詞來指那些「神經質」的人,我們知道這個術語包括了我們所有的讀者。至少就盎格魯一撒克遜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機和電氣化時代的人與生活在定期郵船和郵遞馬車這樣古老而緩慢時代的人,他們的神經狀況當然是不同的。我們生活的時代特別有活力,而又匆忙。我們沒有閒暇吃東西,神經也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其結果已眾所周知。   
  我們時代裡做事的人有一種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做事的人是這樣),他們好像時時在等待一封電報——他們常常如此——電報的內容會全然改變他們的命運。我們心靈中的這種狀態,會無意識地表現在各種行為中。我們坐臥不寧,煩躁不安。我們在交談的時候也拿著鉛筆,似乎此時此刻不馬上寫下來,就永遠來不及了。我們摩拳擦掌,似乎在準備去完成什麼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嚴峻使命。我們的手指忙個不停,或者像野生動物那樣調頭往後看,以免忽略任何危險。我們感覺到現在應該去做些事情,這樣我們必須抓緊辦完幾件更緊要的事情。我們的神經過度工作,其後果主要還不是表現在「拉琴痙攣」、「電極痙攣」和「書寫痙攣」等等,而是表現得更廣。我們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安然入眠了,睡的時間短,休息得又不好。我們時常被一些細微的響動吵醒,往往是令人惱怒的小事情,比如樹上的鳥叫、射入我們昏暗臥室的一絲光線、風吹百葉窗的聲響、人的說話聲,一旦吵醒,就再也睡不著了。我們帶著每天的生活一起休息,結果卻沒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話幾乎成了格言:銀行要辦好,除非行長與銀行相擁入眠。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股東坐收其利之時,行長正倒霉透頂,這是不難理解的。   
  這樣,我們已經詳盡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們熟悉的各種事實。當西方人開始熟悉中國人的時候,便可以把這些事實與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形成強烈的對比。中國人屍體解剖並不常見,儘管毫無疑問也解剖過,而我們也從沒聽到過什麼理由,可以說明這個「黑髮人種」在神經解剖方面與白種人有任何本質區別。儘管中國人的神經與西方人相比,用幾何學的術語來說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們的神經與我們所熟悉的十分不同,這一點是再明白不過的了。   
  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在某個位置呆上多長時間也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他會像一台機器那樣寫上一整天。如果他是個手工藝人,他會呆在一個地方從晨光曦微干到天色變黑,編織,打造金箔,或者幹任何別的事情。日復一日,單調得沒有任何變化,顯然也意識不到有什麼單調需要變化。中國的小學生也同樣受各種限制,沒什麼休息,功課又單調重複。這種情況下,西方的小學生肯定沒多久就會差不多發瘋的。襁褓中的嬰兒也是一動不動地躺著,安靜得像泥佛一樣,而不像我們的嬰孩,一生下來就亂動亂扭。大一點之後,西方的孩子會做一些最滑稽的動作,活像猴子,而中國的孩子則常常很長時間一動不動,或者站著,或者坐著,或者蹲著。   
  對於中國人來說,體育鍛煉是多餘的,這看來是個生理學上的事實。他們無法理解所有的外國人的一個共同喜好:不去什麼地方,只是走走;無法理解究竟是什麼東西驅使西方人要冒著生命危險在鄉下奔跑,像玩紙上打獵,即「狗追兔子」的遊戲那樣;也不理解究竟出於何種動機,那些具有良好社會地位的西方人會整個下午站在太陽下面,把棒球打到一個別人走不過去的地方,或者幾個人爭搶一隻球,為了在另一個人的「壘」裡「斃掉」它。一位廣東教師問一個傭人,一個外國婦女為什麼打網球:「她這樣奔來奔去,人家付給她多少錢?」告訴他「沒有錢」,他是不會相信的。為什麼完全可以雇一個苦力去幹的事情,他一定要自己去幹呢?我們再次強調,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無法理解。即使解釋給他聽,他也弄不明白。   
  關於睡眠,我們在此之前已經說明了一些方面,中國人與西方人同樣有區別。一般地說,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們發瘋的細小干擾,都無法打攪他的睡眠。用塊磚頭當枕頭,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磚或籐條做的床上,其他一概不考慮。他用不到把房間的光線弄暗,也用不到別人安靜。「嬰兒夜啼」只管啼,不會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為一種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午後兩小時似乎都睡著了。這已經成了常規,不管他們人在何處。午後的這兩個小時時間,整個世界安靜得就像子夜後的兩個小時。至少對幹活的人來說,睡在哪裡倒是無關緊要的。其他人也一樣。橫臥在三輛手推車上,低著頭,像一隻蜘蛛,張大的嘴裡還有一隻蒼蠅,如果舉辦一場這種能力的考試,在中國就能招募到一支數以百萬計——不,數以千萬計——的大軍!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新鮮空氣是可有可無的。沒有一個地方談得上空氣流通,除非颱風吹走了屋頂,或者是主人因為饑荒拆房子賣木料。我們聽說過不少住房擁擠的事情,但這是常事,他們根本沒有感到什麼不方便,或者說這種不方便不值一提。如果他們具有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神經系統,那麼,他們就會像通常設想的那樣痛苦。   
  中國人對疼痛的忍耐,表現出中國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經控制。那些對中國醫院的手術情況稍有耳聞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麼常見,幾乎是普遍情況了。他們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們最強壯的人望而卻步。這個題目本身,就很容易擴展成一篇論文。但我們必須擱置不談,我們只去注意一下喬治·艾略特[注]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話。「最高的召喚和選擇」,她說——帶有幾分惱怒,無疑是因為她討厭神學用語——「是不使用鴉片,卻眼睜睜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對的,那麼,毫無疑問,至少大多數中國人肯定有過召喚和選擇。   
  白朗寧夫人[注]說過:「沒有同情心的觀察就是折磨。」毫無疑問,這種人就是像她那樣敏感的女詩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西方人不喜歡被別人看著,尤其是當他幹著細緻或艱苦工作的時候。但是,中國人也許在別人仔細觀察之下才會幹得最出色。在外國人不常去的每一個地方,我們總是很快厭煩於好奇的中國人的圍觀。我們時常聲稱,如果不趕走他們,我們就會「發瘋」,而這些人只是沒有同情心地觀察我們,並不會給我們造成任何傷害。但是,對中國人來說,西方人的這種出於本能的感覺,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國人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麼時候看,看多長時間。一他會情不自禁地認為,那些強烈地反感別人觀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僅睡覺時要安靜,生病時更要安靜。即使他以前從不要安靜,生病時也要求免受不必要的聲音的打擾。朋友、護士、醫生,都會共同保證安靜這個康復的必要條件;如果康復無望,病人會得到盡可能多的安靜,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中國人與西方人的習慣,在照顧病人的行為上有最為明顯的對比。病情是一種信號,與病人有關的各式人等從四面八方趕來打擾,人數與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會有人會想到安靜,說來也怪,也沒有人表現出想要安靜。那麼多客人的來去與招待,對即刻降臨的死亡感到害怕而發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驅鬼而弄得烏煙瘴氣。如此等等,造成的環境,足以使大多數歐洲人認為死亡倒不失為一種幸福的解脫。那位知名的法國夫人傳話給前來探望的人:「請原諒,我正忙著死亡。」對此,西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國,這樣的請求不會有,即使有,也不會有人接受。   
  在這個紛擾的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人們的擔心與焦慮都在所難免。中國人不僅與別的民族一樣歷經磨難,而且磨難更為深重。任何一個地區都有相當比例的人時常處在死亡的邊緣,這就是他們社會生活的條件。雨水略少,就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要餓死;雨水稍多,又意味著他們的家園將毀於洪澇,對此只有聽天由命。任何一個中國人總難免官司纏身,哪怕全然無辜,也會毀掉自己。這樣的災難許多不僅是可見的,而且可以感覺到它們在不斷地悄然而至,好似鐵製屍衣在慢慢收緊。對我們來說,最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場不期而至的災難驟然降臨,帶來各種可怕的後果。中國人面對這些事情時,正因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睜睜地忍著」,這正是這個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親眼目睹過饑饉年月裡上百萬個默默餓死的人,會理解這裡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親眼去看。但不管怎麼看,西方人還是很難真正理解,就像中國人很難真的理解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的觀念,而盎格魯—撒克遜人則繼承和發展了這一觀念。   
  不管從哪個方面去看,中國人對我們來說總是並且仍將是一個謎,或多或少而已。我們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國人與我們相比,生來就是「麻木不仁」,我們才會毫不困難地理解他們。這個意味深長的推斷如何影響這個民族與我們將來的關係,我們不想妄加猜測,但這種影響肯定會與日俱增。我們相信,至少總的來說,適者生存。在20世紀的各種紛爭中,究竟是「神經質」的歐洲人,還是永不疲倦、無所不往而又不動感情的中國人最適於生存呢?            
第十二章 輕蔑外國人    
  第一次到廣州旅行的歐洲人很難意識到,中國的這個商業中心已經與歐洲有了三百六十多年貿易往來。在此期間的大部分時間,歐洲人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並沒有多少值得自己引以為豪的表現。無論其他民族出於何種目的來到中國,中國人對待他們的態度,就像當初希臘人對其他民族一樣,把他們看作野蠻人,並且用對待野蠻人的方式對待他們。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條約中寫有專門一款,原先中國人在正式文件中把「蠻夷」視為「外國人」的同義詞,現在不再允許了。   
  關於中國人對待西方外族的行為,我們必須時刻記住:中國人的周邊民族明顯不如他們,多年以來一直受這些民族的奉承。這些奉承雖說是危險的,但因為情有可原,也就十分有效了。當中國人發現同自己有來往的外國人都可以在威脅哄騙之下滿足自己的要求之時,他們就更深信自己民族不言自明的優越,依舊我行我素,直到外國人佔領北京。從那時起,儘管只有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卻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中國人最終認識到了外來文明和外國人的價值。然而,用不到與中國人有多少廣泛而親密的交往,任何一位誠實的觀察者就會相信,無論官方非官方,目前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都不能說是尊敬的。即使中國人實際上並不輕蔑我們,他們也會在交往中經常無意地表現出屈尊與恩賜。我們目前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現象。   
  服裝是中國人首先感到外國人奇怪的地方。其實,我們並沒有認為自己的服裝有什麼驕人之處。確實,在我們看來,各種東方服裝都是臃腫,擺來擺去地限制「個性自由」,但這是因為我們要求動作靈敏,不同於東方任何一個民族。當我們考慮東方人的服裝式樣是否適合他們自己時,應該承認,這種服裝式樣對他們無疑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但是,當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審視我們的服裝時,他們覺得一無是處,可供挑剔的地方卻也不少,更不用說嘲笑了。東方服裝有個原則,就是寬鬆,寬鬆得可以遮住身體的線條。中國紳士不會貿然穿件緊身短上裝就出去拋頭露面,但在中國的外國租界,許多外國人出來時就穿著緊身短上衣。這種短上衣,還有雙排扣禮服(實際上一粒紐扣都用不著扣),尤其是那些可怕的、不成樣子的、偷工減料的「燕尾服」,真讓中國人弄不明白。特別是這些服裝沒有遮住胸部,這塊地方便成了全身最暴露的部分,而且胸前又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塊,露出一縷內衣,這就更使胸前一覽無遺了。中國人看到外國人的衣服尾巴上都牢牢地釘著兩個扣子,覺得那裡又沒什麼東西可扣,真是既不實用,又不美觀。   
  如果外國男子的服裝對普通中國人而言是荒謬而不可理喻的,那麼,女子服裝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在許多方面違反了中國的關於恰當得體的觀念,更談不上合乎禮儀了。把西方文明給予兩性交往自由這一點聯繫起來看,就會毫不奇怪,只按傳統標準評判合適與否的中國人,可能會完全誤解或嚴重曲解他們所看到的一切。   
  外國人聽不懂中國話,這種多不勝多的場合,讓中國人倍感優越。一個外國人,哪怕會用現代歐洲每一種語言流利地進行交談,也幫不了他什麼忙。只要他聽不懂一個目不識丁的中國苦力講的話,這個苦力也會因此而鄙視他。的確,這樣做只會更加證明苦力自己的無知,但他那不恰當的優越感卻是實實在在的。如果這個外國人正在與這個環境相抗爭,試圖掌握漢語,他會不斷地受到蔑視,甚至他的傭人也會大聲用「悄悄話」說:「噢,他聽不懂!」而造成聽不懂的障礙,卻恰恰是中國人沒有講清楚。但是,中國人意識不到這個事實,即使能夠意識到,他那天生的優越感也不會消除。所有學習漢語的人,都會一直碰到這種情況,因為一個人不管知道的東西有多麼的多,他不懂的東西總還是要多得多。有一種情況雖然談不上普遍,卻也並非不常見,即在中國的外國人,在經歷了最初的階段之後,就發現自己明白的事情,沒有人誇獎,而他不知道的事情卻讓他深感丟臉。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漢語和中國文學知識的評價,通常合適用約翰遜[注]博士的話來說明。他把婦女嘮嘮叨叨的勸誡比作狗用兩條後腿走路——雖說不完美,但能這樣也就令人嘖嘖稱奇了!   
  外國人對中國風俗的無知,是造就中國人優越感的又一個原因。如果有人不知道中國人一直知道的事情,中國人就會認為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外國人受到中國人的間接怠慢,經常還不知情,這個事實又使得中國人更加有意地輕視他們渾然不知的受害者。我們不把「當地人」對我們的態度當回事,是會帶來恰當而足夠的懲罰的。   
  許多中國人會無意識地半開玩笑半蔑視地拿外國人逗樂,就像利蒂默先生看著大衛·科波菲爾[注],似乎在心裡說:「太年輕了,先生,太年輕了。」並非所有外國人都經歷了這些階段,只有那些敏感的觀察者或多或少地積累了一些。同樣,不管一個人有多少經歷,肯定會有不明白的繁文縟節。原因肯定是以前從未聽說過。要弄明白每件事情,總會有第一次。   
  普通中國人都能輕輕鬆鬆地做的事,外國人卻做不到,這就使得中國人看低我們。我們無法吃他們吃的東西,我們無法忍受太陽暴曬,我們無法在擁擠、吵鬧和氣悶的地方睡覺。我們不會用櫓去搖船,不會「吁、吁」地使喚騾子幹活。眾所周知,英軍炮隊在1860年去北京的路上,被當地馬車伕扔在河西務[注]附近,弄得叫天不靈、求地不應,因為英軍中沒有一個士兵有能力叫中國的牲口挪一步。   
  外國人不能適應和遵守中國的觀念和禮儀,也不能適應在我們看來是更為重要的事情,這使得中國人幾乎不加掩飾地蔑視我們這個民族,因為我們不會也不可能明白什麼是規矩。外國人不是不會鞠躬,而是總的來說覺得難以用中國方式鞠一個中國的躬,身體上的困難與倫理上的困難同樣多。外國人無視禮儀,舉止輕浮,即使有精力,也不會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鐘,不緊不慢地踱方步,這樣的結果無論正反兩方面都可以預見。外國人不願意用「老半天」時間去空談。對他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是,對中國人來說,事情遠非如此,因為在中國,人人都有大量的時間,卻很少人有錢。中國人應該學會明白,當他消磨時間的時候,這時間是屬於他的,還是屬於別人的。   
  外國人傾向於取消令人厭惡的繁瑣禮節,省下時間去幹其他事情。毫不奇怪,即使在他們自己看來,同彬彬有禮的中國人相比,自己時時刻刻在出醜。比較一下中國官員與外國來訪者的服裝、風度、舉止:前者是長袍飄逸、行為優雅,後者則是舉止笨拙、跪拜生硬。出於禮貌,中國人只能拚命克制,不去嘲笑他們。必須注意的是:若要中國人輕蔑外國人,沒有什麼比忽視禮儀更奏效的了,因為他們是如此看重禮儀。如果中國人得知將看到「偉大的美國皇帝」,並且他們真的看到格蘭特[注]總司令身穿百姓服裝,嘴叼一支香煙,行走在大街之上,他們心裡會想些什麼呢?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一位外國領事,職位相當於中國的道台,到一個省會城市去見巡撫大人,以便解決一項國際糾紛。成千上萬的人會擁上城牆,想看一看這位外國大人的隨行隊列,卻只看到兩輛馬車、幾匹馬、一個翻譯、一個專門送信的中國人和一個中國廚師。看到這樣的情形,中國人的看法難道不會由好奇而冷漠,由冷漠而輕蔑嗎?   
  我們認為自己在許多方面無疑比中國人優越,卻無法如願以償地讓他們看到這一點。他們承認,我們在機械設計方面佔有優勢,但他們看待我們的設計,就好比我們看待變戲法的人——妙不可言,卻又無用。在他們看來,我們的成就來自某種超自然的力量。應該記住,孔子曾經拒絕談論魔力。許許多多來中國的失望的承包商發現,中國人對蒸汽機與電氣化所創造的奇跡,是何等漠然。中國人不想採用外國人的樣本,很少例外,但卻可能被迫採用。他們不關心衛生設備,不關心空氣流通,也不關心生理學。他們也會喜歡西方一些進步的產物,儘管不是全部產物,又不願意採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讓他們採用西方的方法,他們寧可愉快地放棄這些產物。無論何種進步都有可能讓中國進步,能讓中國成為他們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強國」。這種趨勢是直接而又明確無誤的。但其他國家得在一旁等待。如果沒有一種時代精神來勝過中國人,其他的進步則還要等很久。中國的一些學者和政治家,顯然是意識到了中國所處的不利地位,聲稱西方民族只不過是利用了古代中國人積累的數據,而古代中國人把數學和自然科學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現代中國人不幸地讓西方人偷走了這些秘密。   
  外國人在實際事務中表現出來的毋庸置疑的能力,中國人看來並不感動。撒克遜人欣賞「能」人,用卡萊爾[注]喜歡的話來說,人們視這些人為「王」,並這樣稱呼他們。對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技藝是有趣的,或許還是令人吃驚的。如果下一次有機會做什麼事,他們絕不會忘記外國人會的這項技能;但是,他們遠遠不是把外國人作為模仿的榜樣,他們壓根兒不會那樣去想,一萬個中國人裡大概只有一個會動這種念頭。在他們看來,理想的學人應該是咬文嚼字的老學究,博聞強識,得過好幾個學銜,刻苦工作,以保不饑。他的手指有幾英吋長,卻不會做任何事情(除非教書),靠教書保持身心一體,因為「君子不器」[注]。   
  西方各國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讓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感到有什麼優越。前任中國駐英大使郭大人[注]有一個回答。令人欽佩地證實了這個看法。理雅各[注]博士認為,英國的道德狀況要比中國好。當要求郭大人回答這個問題時,他略微停頓了一下,十分得體地聽取了這個評價,然後,帶著感情,絕妙地回答說:「我深感震驚。」這種膚淺的比較的確不好,至少從外交觀點來看是這樣。這種比較需要極其熟悉這兩個民族的內部生活,並且有能力去欣賞無以數計的原因如何導致各式各樣的結果。這裡,我們並不打算進行這種比較,那樣會大大地遠離我們的目的。我們已經深切地認識到,中國的知識界是外國人的主要敵人。儘管外國人心中藏著各式各樣機械方面的秘密,卻完全沒有能力欣賞中國道德的偉大。這種既嫉妒又輕蔑的感情,體現在典型的中國學者身上,「頭腦還在宋代,雙腳踏在今天」。正是這個階層的人,寫作並傳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來淹沒了中原地區。   
  曾經有人認為,西方的發明可能會攻佔中國。刀、叉、長統襪和鋼琴,從英國運到中國,人們感到這個帝國快要「歐化」了。如果確實曾有一段時間中華帝國這樣受到風暴的襲擊,那也是十分久遠的事情了,並且這樣的時候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今的中國和中國人都不是什麼風暴就可以吞沒的了。要讓中華民族對西方民族這個整體保持穩固持久尊敬,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用實例來說明問題,證明基督教文明帶來的大大小小的成就,是中國現有的文明所無以企及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實例,那麼,中國人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仍然想要展現他們的恩賜和輕蔑。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詩經》,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其中記載了一句據認為是農夫的祈禱:「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不管在周朝的興盛時期,在以後的列朝列代是否真是如此,現在肯定極少有這樣的祈禱了,無論農夫還是其他個人都不會再祈禱讓而先下到「公田」裡了。我們時常想到,中國政府在本質上是一個家長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順從聽命。一個種植園的黑奴聽到一個「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說法,結果卻用他自己的話說成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自己」!一言以蔽之,這位黑奴對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國人在政權問題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顧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來也會認為,「政府健全強大,可以照顧自己,用不到我去幫助」。而政府一方,儘管是家長,主要忙於照顧家長自己,而不是照顧家庭成員。一般說來,政府在危難降臨之前基本上什麼都不做,危難一旦降臨,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們很清楚,政府致力於減輕河水連年氾濫帶來的災難,其原動力是為了避免賦稅的損失。人們為避免這種災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自己干就能確保做好這項工作,同時也避免了難以數計的苛捐雜稅。如果讓政府出面為當地人做這些事,苛捐雜稅會不可避免地伴之而來。   
  中國的道路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證明政府如何忽視公共事務,也足以證明民眾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隨處可見大量的證據,足資證明曾經有許多官道聯接這個帝國許多重要城市,大道鋪有石頭,路兩旁還有大樹。路的荒廢狀況不僅可見於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見於湖南和四川這樣遙遠的省份。修築這些道路要花很多錢,但維修卻要相對容易多了,但人們統統忽視維修,因此,廢棄的道路已經不復為必要的交通要道,相反卻成了出門旅行的障礙。假如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動亂歲月裡損壞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動盪的日子也還有二百五十年時間,足以修復帝國的交通幹線了。沒有去修,或者說沒有試圖去修,其結果我們是再熟悉不過了。   
  民眾的態度則與政府的十分對應,所有的人都認為,只要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損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事實上,道路等屬於公眾,這樣的概念,中國人心裡根本就沒有。「江山」(即這個帝國)屬於當今皇上,他能擁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與道路有關的事都讓皇上去操心好了。但是,道路與田地不同。從其他意義上講,道路在很大成分上並不屬於皇上,因為大部分道路只不過是田間的小路,專供想使用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樣需要擁有者同意,其原因在於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屬於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樣交稅。土地的擁有者顯然並不比別人從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夫受著明顯的利益驅使,就會盡可能地縮小道路,而去擴大溝渠和田埂,故意使別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間小路這個實在不能沒有和再縮小的溝通途徑上。如果夏天的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沖刷到道路上,農夫就會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鏟回來。與此同時,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頻繁的塵暴,道路最終變成了水溝。中國人根本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說的那種「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權」的一丁點概念。   
  在天津與北京之間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時會注意到河上的小旗,問一下才知道插旗的地方埋著水雷,旗子是讓過往船隻繞行!一支中國部隊在炮擊訓練時,直接在帝國的交通幹線上架起大炮,極大地阻礙了交通,驚嚇了牲口,結果引發了嚴重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裝卸貨物,便把馬車停在馬路當間,任何想要使用這條道路的人,只有等他幹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個農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樹,就會讓這棵樹橫躺在路上,趕路的人只能等著他砍完搬走。   
  擁擠的城市道路卻營造了自由寬鬆的生活方式。北京寬闊街道兩旁,擺滿了原本不應該擺設在那裡的貨攤,如果皇上恰好經過那裡,那就搬開。皇上剛剛過去,貨攤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國大多數城市當之為街的狹窄通道,無不為各式各樣的手工作坊所阻塞。殺豬的、剃頭的、流動的食攤、木匠、箍桶匠,還有其他各種手藝人,都各自在路邊安營紮寨、隨著大都市的生活節拍一起跳動,各盡所能、相互交織。甚至婦女也都會抱出被褥,當街擺開晾曬,因為她們的小院子哪有路邊寬闊。中國人不能拿到街上來幹的事情,實在微乎其微。   
  沿街擺設的小攤不僅僅妨礙交通而已。木匠會在攤前擺出一大堆木頭,洗染工會掛起長長的布匹,做麵條的又會當空晾起麵條,因為小攤前面的空地不屬於子虛烏有的公眾,而屬於攤主。處於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人,卻無法接受這樣的觀念:既然認為自己擁有所有權,就應該負起維修的責任。即使派一個人去修路(這樣的事情永遠都不會發生),他也不會有時間和材料。更不可能讓很多人一起幹,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憂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別人幹活多拿錢少。當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地讓沿路各村各自負責一段合理的距離,以保證道路幾乎一年四季都暢通無阻。但是,這個主意有沒有進入任何一個中國官員的頭腦,恐怕還成問題。   
  中國人不僅對屬於「公眾」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若防範不嚴,便可唾手可得,很容易成為偷竊的目標。鋪路的石頭搬回家去了,城牆上的磚也一塊一塊地不見了。中國某港口裡外國人墓地的圍牆,人們發現墓地沒有專人看管,圍牆的磚塊也就一塊都不剩了。幾年前,北京皇宮裡發生了一樣偷竊大案,十分轟動:紫禁城一些建築頂上的銅飾被盜。中國人普遍認為,大清國十八個省中[注],唯有皇上最容易哄騙。   
  我們時常會想起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有沒有愛國主義。這個問題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毫無疑問,強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學者是這樣。他們的強烈感情中更多的是對外國人的仇視,而他們炮製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尋根究源的。近年來,湖南省淹沒在通篇惡意誹謗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這些文章意在引發一場混亂,藉以把外國鬼子趕出中華帝國。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印刷這些文章的動機值得稱讚,如同我們看待抵抗無政府主義。這些控訴,一部分是出於誤解,另一部分出於針對西方民族的強烈的民族仇恨。可能會有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攻擊完全是出於愛國。究竟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是受報效祖國的願望驅使,還是為報酬所誘,這個命題需要的是更多的證據,而不需要讓那些瞭解中國的人,拿不出證據就相信他們是愛國的。不應該說,一個對類似目前韃靼王朝前途命運感興趣的中國人,就是愛國的。但是,有極好的理由認為,無論何朝何代,國民大眾的感情與現在相同——極度的冷淡。孔子曾經在《論語》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人們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注]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而在極大程度上是中國人普遍對不屬於自己負責的事情不感興趣的原因。   
  古伯察[注]先生的親身經歷即是這種風氣的一個極好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大喪那段時間,我們離京出行。一天,我們在一家小酒館喝茶,邊上有幾位中國人,我們想隨便討論一下政治。我們談到了皇上剛剛去世,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會讓人人感興趣的。我們表示擔心將由誰來繼位,那時繼位人選尚未公佈。我們說:『誰知道皇上的三個兒子中由誰來繼位?如果是長子,他會沿用目前的政府體制嗎?如果是幼子,他還太小,據說有兩派對立的勢力,他會依靠哪派呢?』我們簡單地作了各種猜測,以便引出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們根本沒有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又一再循循誘導,想聽聽他們對繼位或者其他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對我們活躍的開頭,他們只是用搖頭作答,吞雲吐霧,大飲其茶。這種冷漠開始讓我們實在惱火了。一個有點身份的中國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像個家長似地把雙手放在我們肩上,不無諷刺地笑著說:『聽著,朋友!幹嗎要去傷精費神想那些無聊的推測呢?這事歸大臣管,他們拿著俸祿。讓他們去拿俸祿吧。別讓咱們白操那份心。咱們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這個理兒。』其他人都這樣叫道。然後,他們又指著我們說:『你們的茶涼了,煙斗也空了。」』   
  我們還記得,1860年進攻北京時,英國軍隊裝備有從山東人手裡買來的騾子;天津和通州出於各自利益考慮,答應只要英國人和法國人不侵擾這兩個城市,他們願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外國聯軍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國香港雇來的苦力來完成的;這些苦力在被中國軍隊俘虜後送還給英軍時,被剪去了辮子——不難看出,愛國主義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國有的話,其意義也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不同。   
  當人們站起來反抗統治者的壓迫和苛捐雜稅時,總會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領頭。在他們的領導下,人多勢眾,政府被迫妥協。但是,不管如何處置這些「愚民」,領頭人總是不可避免地成為典型,為了實現正義,他們得掉腦袋。在這種情況下,甘冒風險,勇於獻身;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範。   
  每逢中國歷史上的動亂歲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換代之時,忠誠果敢之士總是挺身而出、義無反顧。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最高的褒揚。他們不僅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且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中國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領袖帶領下,完全可能激發出最英勇的行為。            
第十四章 因循守舊    
  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與別的民族的歷史相比,中國人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古代的聖人本身,談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極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聲稱自己不是開創者,而是傳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長期以來被忽視和誤解的古人的知識收集起來。正是他的換而不捨才成就了這項偉大的事業,使他成為本民族崇敬的聖人。他聯繫古今,傳道授業,當之無愧地成為聖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論認為,有了明君,才會有良民。君是盤,民是水;盤是圓的,水就是圓的,盤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注]由這個理論可以推斷,明君統治時期,美德之花處處開放。有時,目不識丁的苦力都會告訴我們「堯舜」時期夜不閉戶,因為沒有小偷;在路上丟失了什麼東西,第一個發現這件東西的人就會守在那裡,直到有第二個人來,他才走開,這樣一個替一個一直等到失主到來,完壁歸趙。   
  有一個普遍的說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限於中國和中國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國人對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則是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古代文獻記載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現今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沿用承襲,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些文獻備受推崇。正統的中國人看待「四書五經」;就好比虔誠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來語的《聖經》一樣;它們都是被認為包含了過去的最高和最優秀的智慧,無論古今一樣適用。一位優秀的儒學家不會相信「四書五經」還需要增補,好比一個優秀的基督徒無法相信《聖經》還需要修訂一樣。他們一致認為,事情已經夠好了,再要讓它更加完美,純屬無聊之舉。   
  正如眾多優秀的基督徒用《聖經》的文字去解釋《聖經》作者心中從未有過的事物一樣,儒學家也時常會發現「先聖」不僅是關於現代政府一切行為的權威,而且也是古代數學甚至現代科學的鼻祖。   
  古代的經典造就了中華民族,也造就了政府體制,不管這個政府體制具有什麼別的性質,它的頑強執著卻是不爭的事實。自我保護是民族的首要原則,一如它是個人的首要原則一樣。因此,一種統治方式經歷了如此漫長的年代還完好如初,雖然這並非獨一無二,但人們對它的敬仰之情與他們對「四書五經」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點背景知識又在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生,如果想弄清並解釋中國政府發展至今的過程,那麼,他的發現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們有把握這樣認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什麼別國經歷過的內部革命,中國卻沒有經歷。有個故事,說有人造一堵石牆,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問他為什麼造這樣一個怪東西,他說這是考慮到牆被吹倒之後反而會比過去更高!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個立方體,一旦翻倒,也只是換個面,其外表與內涵還都是一如既往。這一過程反覆出現,教會中國人;政府演變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如同我們知道貓即使從高處摔下來,仍然能用腳走路一樣。人們深信,設計者和建造者有著無與倫比的智慧。任何改進建議無異於十足的左道耶說。因此,古人無可爭議的優勢是建立在後人顯而易見的劣勢的堅實基礎之上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人因循守舊的根基何在了。中國人與古羅馬人一樣,認為舉止與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質相同。對於中國人來說,違反風俗習慣就是冒犯了禁區。我們不必因此就去對這些風俗習慣刨根問底了。中國的風俗習慣被一種本能果敢地保衛著,相似的本能則驅使著一頭母熊保護幼熊。這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本能,它屬於全人類。我們注意到一種普遍現象:干百萬人準備為某種信仰而獻身,但他們卻不理解這種信仰,也不會按照這個信仰的具體信條去約束自己的生活。   
  中國的風俗習慣,如同中國的語言,我們不知道是用何種方式形成的。風俗習慣就像人類的言語,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但是,中國的風俗和語言的形成條件,各地不同,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風俗差異。這種差異由一句諺語道出。十里不同俗。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讓人難懂的各地方言。風俗習慣和語言一旦固定下來,就像石膏一樣,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變它。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實際上任何理論都會有彈性去變通,任何風俗習慣都不是永遠不變的,只要有一定的條件,就可以有所變化。   
  最能說明這個道理的例證,是清朝統治者在所有中國臣民推行一種全新的削髮髮型。這種明明確確的屈服標誌,理所當然地遭到許許多多中國人的拚死反對。但是,清廷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為忠誠清廷的標誌和尺度。我們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結果。中國人如今驕傲於自己的辮子,勝於驕傲於自己的服飾。現在,只有廣東和福建兩省當地人還殘存著對清廷的仇恨,他們用頭巾來遮蓋民族恥辱。   
  佛教引人中國,也是靠戰爭開道,多少人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扎根下來,就同中國當地的道教一樣,難以替代。   
  中國的風俗習慣從起源至今一成不變。不難看出,原因在於人們一直假定既成事實是正確的。長期以來確立下來的習慣,是可怕的暴君。無以數計的人習慣於這種風俗習慣,從來不問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責任是遵守,於是也就只管遵守不問其他了。毫無疑問,這個帝國不同地方的人們,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逕庭,但有一點是絕對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儀式雖有千百萬人奉行,但他們卻缺乏對這些宗教的信仰,一如他們缺乏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瞭解一樣。如果要問及某種特定宗教習俗的原由,下列兩種回答是最普遍不過的了:一是認為這種與神溝通的全套方法是古人傳下來的,自然有其過硬的道理;二是認為「人人」這樣做,也便跟著這樣做。在中國,機器帶動齒輪,而不是齒輪帶動機器。既然人們時時處處都這樣做,那麼,隨大流就行了。   
  蒙古有個風俗,每一個有能力吸鼻煙的人,都要拿給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這個小鼻煙壺掏出來讓每個人都吸一吸。如果這個帶著鼻煙壺的人盒子裡不巧沒裝煙,也得把空的鼻煙壺傳遞一圈,客人也會徑直拿來假裝捏一捏,最後又把它遞回去。如果客人表現出已經知道鼻煙壺是空的,就不得體了,然而順從這種恰當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這一切禮儀是先人傳下來的。在許多小事情上,中國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沒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須小心翼翼地照航線行船,以免翻船。   
  有些事情非得這樣做才行,那樣做就不行,這樣死守規矩辦事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印度的苦力習慣於用腦袋來負重,為造鐵路而運泥土時也這樣做。承包商提供了手推車,這些苦力就把手推車也頂在頭上。巴西的苦力也像印度苦力一樣負重。一位外國紳士讓巴西僕人去寄一封信,結果驚奇地看到他竟然把信也放在頭上,並在上面壓了一塊石頭。相同的思維過程揭示了相同的行為起因,中國人辦事講求依葫蘆畫瓢。我們熟悉各種關於模仿的例子:一個廚師每次做布了時總是先敲開一隻雞蛋再把它扔掉,因為他第一次看人做市丁時,那隻雞蛋恰巧是壞的;一個裁縫在一件新衣服上也縫上了一塊補丁,因為給他做樣子的那件衣服上恰巧有塊補丁。這樣的故事無疑誇張了中國人的素質,雖無惡意,卻十分逼真地再現了真情。   
  每一個熟悉中國習俗的人,都能舉出不少例子,證明中國人敬仰先人。中國人的這種做法,在我們看來是行不通的,我們只有理解了個中道理,才會照搬先人的做法。住在北緯二十五度附近的鄉村,按照整個帝國的固定做法,人們必須按統一的時間脫下皮衣,戴上草帽,先人若不是神才奇怪了。在某些地方,冬天只有靠炕來取暖。如果一位旅行者來到這樣的地方,正趕上一場寒流,就會發現無論如何說服不了店主把炕燒熱,因為不到季節!這樣的事情是再平常不過的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工匠拒絕採用新的方法,但也許最為保守的是一位給外國人燒磚窯的工頭。有一次,讓他們燒製一批方磚,比當地流行的尺寸稍大一些。這只要按要求準備一個木製的箱子,再做一個模子即可。等到問他們要磚時,磚頭卻沒有燒製出來。讓工頭對此解釋,他卻說拒絕參加這樣的革新,還理由十足地說,天底下就沒有這樣的模子!   
  任何一位與中國休戚相關的人,與這個偉大帝國的前途有些許利益關係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因循守舊影響了外國人與中國和中國人的關係。19世紀的最後四分之一,注定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期。大量的新酒已經為中國人準備好,但中國人只有用舊酒囊來裝。多虧中國人天性中因循守舊的本能,迄今為止才接受了極少量的新酒,即使是裝這些那麼少的酒,新瓶還在準備過程之中。   
  中國目前對待西方的態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願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則是根本沒有願望,甚至不想放棄舊的事物。好比我們看到年代久遠的泥屋子,早就應該復歸泥土,卻用難看的泥柱子撐在那裡,延遲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儘管舊的風俗習慣、舊的迷信、舊的信仰現在已經過時,可人們卻還在抱殘守缺。他們告訴我們:「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話卻也不無道理。變化的過程可能長期受阻,之後卻會突飛猛進的。   
  剛開始試圖引進電報的時候,某省的水師提督還奏明皇上說,當地人對這一新發明極端仇視,以致電線都架不起來。但是,一旦與法國打起仗來,電線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架了起來,該省政府立刻設立了一些官電局,而且此舉備受推崇。   
  幾年前,許多人迷信風水,這幾乎成了在中國修建鐵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第一條很短的鐵路線,建在開平煤礦[注]的一個出口,穿過一大片中國人的墓地,需要遷墳讓路,這就是在英國或法國也一樣。如果情況只是風水與發動機的較量,那麼,只要看一眼分為兩半的墓地,就足以讓人明白風水永遠都敵不過發動機。這條最初線路後來延伸擴展時,進展緩慢,其原因明顯在於財政方面,而不在於泥土占卜。   
  在中國的重要事務中,因循守舊的本性也寬容對先人的不敬。在中國,最不可更改的規矩莫過於守孝:如果一個官員死了父母,他必須回家居喪守孝。但是,儘管他再三「聲淚俱下」地申辯,皇帝卻相反還是讓他繼續操持帝國的大事小事,而這些年他本來應該回家為母親居喪守孝的。中國最牢固的禮儀莫過於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因此,最近一次更換統治者時,皇位由旁系繼承,繼位的年輕皇帝,其父親還活著,有兩種可能性不可避兔;要麼自殺,要麼永遠退隱。因此,光緒繼位,醇親王[注]就得掛印辭官。醇親王生病期間,他兒子作為皇帝,數次前去探望這位鉅子——也就是自己的父親。探望得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因為父親一直到死,都是自己兒子的大臣。   
  如前所述,因循守舊的本能,使得中國人十分尊崇先人。但是,正確地去理解並謹慎地因循守舊,就能使外國人在同這樣一個敏感、固執、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時,多一個強壯的衛士。只需模仿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不去究根問底,刻意順從現存的所有實際情況,並在其受到威脅之時不遺餘力地去維護。這樣,居住在中國內地或其他地方的外國人,都會像住在北京的外國人一樣,明智的因循守!日就是最安全的保衛。船隻無法航行的暗礁,一旦穿越過去,就是和平與寧靜的水域,再也不會有暴風驟雨和惡浪滔天了。            
第十五章 漠視舒適方便    
  在開始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指出這樣一個前提:這裡斷言中國人「漠視舒適方便」,不是用東方的標準來衡量,而是西方的標準。我們的目的,只是展示這兩個標準是如何地大相逕庭。   
  我們首先看看中國人的服裝。在談及中國人輕蔑外國人時,我們已經談到,西方的服裝式樣絲毫無法吸引中國人;我們現在不得不承認,倒過來也一樣。我們肯定感到奇怪的是,把頭部前面一半頭髮剃光,讓這個顯然應受保護的地方暴露在外,這樣一種反常習慣,這個偉大的民族居然會順從。但是,由於中國人是在刀劍之下被迫接受這個習慣的,也由於如前所述,這是忠誠的象徵和標誌,因此,我們就不必再去注意這兩者之間的聯繫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樣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中國自己已經感到這樣也沒有什麼不舒服,連再戴上明朝的頭巾或許都極其不情願了。」   
  中國人光著腦袋時,也同樣不考慮是否舒服,他們一年四季,特別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熱的那幾個月,人人都只是舉著扇子在太陽底下走來走去。也有人打傘遮太陽,但為數太少。中國的男人的確是稍有情況就戴起帽子來,但據我們觀察,中國的婦女只有頭巾可戴。在西方人冷眼旁觀之下,這種頭巾純屬裝飾,毫無遮陽之用。按照中國人的觀念,能夠達到舒適要求的幾件東西中有一樣便是扇子,也就是說,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時候,扇扇子就是舒適。夏天,經常可以看見不少苦力幾乎一絲不掛,費力地拖著沉重的鹽船逆流而上,卻邊拖邊起勁地扇扇子。即使乞丐,也時常會搖晃著破扇子。   
  中國文明令人不解的現象之一,便是這個民族據說是最早從事畜牧業的,而且肯定應該在利用這一天賜條件上顯現出很高的創造性,但他們卻從沒學會把羊毛紡線打成衣服。這個帝國西部地區的羊毛紡織已經達到一定水平,這算是不在這個籠統論斷之列的一些例外。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羊群數量眾多,山區尤其如此,但羊毛紡織卻不普遍。   
  人們相信,古代還沒有引進棉花的時候,衣眼是用別的植物纖維織成的,比如燈心草。無論過去是使用什麼纖維,可以肯定的是,如今全國都是用棉花了。這個帝國冬季裡寒冷的地區,人們所穿的棉衣幾乎把人裹得像兩個人那麼厚,這樣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裡一樣。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來了。我們從未聽到中國人抱怨這種笨重眼裝有什麼不舒服。難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一點可能,就不會有任何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願意忍受那種種不便。   
  談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國人根本沒有任何一種襯衣襯褲。在我們看來,如果沒有毛織襯衣經常替換,日子就沒法過。這種需要,中國人意識不到。他們沉重的棉衣掛在身上,好似掛著許多布袋子,聽任冷風從縫隙中吹進來寒徹肌膚,但他們卻不在乎,儘管他們也承認這種著裝並不理想。一個六十六歲的老頭子抱怨自己凍僵了、於是他得到一件外國襯衣,人家叫他每天穿著,避免受凍。一兩天之後,他居然脫下了這件襯衣,說是「燒得慌」。   
  中國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滲水,一碰就濕。天氣一冷,雙腳就多少有點冰。的確,中國有一種油靴就是用來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許多方便的物品一樣,考慮到價錢,就沒有多少人會用了。雨傘也是這樣。這些東西屬於奢侈品,中國人從不視之為必需品。哪怕風吹雨打,全身濕透,中國人也不認為更換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來,他們也沒有發現用身體悟乾濕衣服有什麼不舒服。中國人雖然羨慕外國的手套,自己卻從來不做。他們也知道有一種除了大拇指其餘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極少能看見這種手套。   
  中國服裝最惱人的特點,從外國人的立場來看,其中有一條便是沒有口袋。任何一個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許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記事本,後面口袋放手帕,襯衣口袋放鉛筆、牙籤和懷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還要放小刀、鑰匙串和錢包。如果這個外國人還要帶上小梳子、折疊尺、開塞鑽、鞋扣、鑷子、小指南針、折疊剪刀、彈子、小鏡子、自來水筆等,那他對於他的種族來說,也並沒有什麼特別。他已經習慣於時常使用這些東西,須臾不可分離了。至於中國人,這樣的東西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如果別人給他,他也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裡。如果他有一塊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帶在身邊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細地鬆開綁腿,塞進文件,繼續趕路。如果他穿著外褲,他就把文件塞在褲腰帶上,什麼都不解開了。在這兩種情況下的任何一種,如果帶子鬆開,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丟了——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文件之類的東西還可以放在捲起的長袖子裡、卷邊帽的帽沿裡,或者帽子與腦袋之間的地方。許多中國人都會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竅門,儘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們常常把錢捲起來放在耳朵上。要保證隨身攜帶的東西不丟失,主要靠褲腰帶,帶上繫著小錢袋、煙袋煙桿,以及諸如此類的小東西。如果帶子一旦鬆開,東西也就肯定掉了。鑰匙、木梳和一些古錢,都繫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紐扣上,每次脫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這些附屬物。   
  如果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日常服裝在我們看來令人不快,那麼,他的睡衣就至少用不到多作評論了,因為他是脫光衣服、裹緊被子、倒頭大睡的。男人或女人都沒有睡衣。孔子說過:「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這確有記載。然而,據認為這是指孔子齋戒時穿的禮服,不是普通的睡衣。但可以斷定,現代中國人是不會倣傚他而穿上夜袍的,並且能不齋戒,就不齋戒。即使是新生兒,儘管他們的皮膚對溫度的細微變化十分敏感,卻是隨隨便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來看,母親就掀開被子。這種荒唐的做法會讓孩子突然受涼,因此,這足以解釋為何許多中國嬰兒還沒滿月就死於驚厥。孩子稍大一點,有的地區,不是給孩子用尿布,而是用兩個沙袋。[注]光是這種想法,就足以使西方的母親溫柔的心中充滿恐懼。被這種怪異的重物墜著,這個可憐的孩子一開始就被固定在那裡,不能亂跑了,像一隻「背著」大號鉛彈的青蛙。流行這種習慣的地方,說一個人孤陋寡聞,常常說他還沒有脫掉「土褲子」!   
  住房同服裝一樣,對於我們所說的舒適,中國人也是無所謂的。為了確立這個論題,應該不考慮窮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因為他們是被迫如此居住的,我們應該考慮那些家境足以如願以償地居住的人的情形。中國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種上樹木來遮蔭。而寧願撐起席棚。然而,那些沒有錢撐席棚的人,本應很容易地種幾棵令人愜意的遮蔭的樹,但他們不種,卻滿足於種一些類似石榴樹這樣的裝飾性灌木。當院子裡熱得令人無法忍受時,主人就走到路上坐著,而當路上也熱得受不了時,他們又回到自己的房子裡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對著南門再開個北門。如果這樣安排,就可以通風,並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熱氣。若是問他們為什麼這種方便的事情卻不常見,經常的回答是:「我們沒有北門!」   
  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區,「炕」是中國人一般睡覺的地方,用磚坯壘起,用燒飯的火來加熱。如果不巧沒有火,那麼,對外國人來說,這個冰涼的土炕真是難受到了極點。如果碰巧火太大,他又會在後半夜熱醒過來,感到自己正在忍受一種燒烤的煎熬。不管怎樣,總不能整夜保持一個熱度。全家人就這樣擠在這個平台上。壘土炕的材料又導致小蟲子大批出沒,即使每年換磚坯,也無法保證除去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它們佔據了各種不同層次住房的牆壁。   
  到處都有動物的侵害。對此,大多數中國人都已習以為常,但是,即使他們視之為寄生蟲,似乎也根本沒有誰會想到這些害」蟲是可以防治的。除了為數極少的城裡人掛著帳子驅避蚊子之外,據我們所知,其餘地方就幾乎沒有人使用蚊帳了。白嶺蟲和蚊子的確最讓人討厭,有時也會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對中國人而言,這些蟲子的惱人程度卻不及我們的千分之一。   
  枕頭的式樣也是一個典型例子,反映了不同的舒適標準。在西方,枕頭是一隻袋子,裝著羽毛,正好撐著頭部。在中國,枕頭卻是支撐頭頸,是一隻小竹凳、一截木頭,更常見的是一塊磚。沒有一個西方人能使用中國人的枕頭而不感到難受。同樣,也可以肯定,也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在我們用為枕頭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鐘。   
  我們已經講到過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中國人沒有任何羊毛紡織。更加難以解釋的是,他們吃掉大量的飛禽,但對於利用從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卻不感興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當的,而且幾乎也不花什麼錢,但它們卻在厲行節約的中國人眼皮底下任風吹散。除非把它們賣給外國人,要不就把大一點的羽毛鬆鬆地紮起來撣灰。而在中國西部,有時則把它們厚厚地鋪在麥地或豆子地裡,防止覓食的動物啃吃莊稼。除此之外,我們就不知道如今這些羽毛在派什麼用場。   
  對西方人來說,理想的床應該是結實而富有彈性的。據我們所知,最好的式樣是鋼絲床,近年來已經使用得十分普及。但是,當一家中國最好的醫院提供這種豪華用品時,謀劃安置這些床的好心的醫生卻厭惡地發現,只要他一轉身,那些尚有點力氣的病人,就已從彈簧床上爬下來躺在地板上,因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裡一樣舒適自在。   
  中國的房屋一到夜裡,就黑得幾乎什麼都看不見。當地的菜油燈氣味特別難聞,但卻是讓人在黑暗中照明的唯一的東西。他們也的確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許多的地區還在繼續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這種情形的造成,是由於保守的慣性力量,再加上對舒適生活的根本漠視——與幾乎什麼都照不亮的那些油燈相比,煤油燈要令人舒服得多。   
  西方人感到中國的傢俱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國人坐的不是我們的祖先習慣於靠坐的寬大椅子,而是非常狹窄的長凳。如果凳子腿鬆了,或者只有一端坐著人,冷不防坐翻在地,也沒什麼好吃驚的。中國人是亞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們的觀念,中國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式樣,造得像伊麗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時代的英國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更普遍的式樣,做成的樣子足以支撐一個體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勻,不久就會散架。   
  西方人對中國房屋最反感的無疑便是潮濕和寒冷。建築結構的致命錯誤,就在於打地基時太節省。其不可避免並且永遠存在的結果便是潮濕。泥地或者磚坯地,不僅令大多數外國人極不舒眼,並且也特別有損健康。同樣煩人的,是裝在轉軸上的門太鬆。兩扇這樣的門,上下兩端都吹得進冷風。哪怕貼上硬板紙,一道門也無力抵禦寒冬,因為幾乎不可能教會中國人隨手關門。有位商人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了「隨手關門」的標識,但這在中國是一句極大的空話,因為從來就沒人關門。進出房屋和院子的門,門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進出時也要低頭,否則就會一頭撞在門框上。   
  中國的紙窗,抵擋不了風雨、陽光、熱氣和灰塵。百葉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用。   
  大多數中國家庭只有一隻炊鍋,它是一隻四下去的大鐵碗,能裝幾加侖東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樣東西,燒飯時就不能燒開水。必須有一個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時朝低低的鍋底下面塞進一些柴禾或者乾草,以充當燃料。燒煮基本上都用這個辦法。房間裡全是水汽,常常還有煙,足以使外國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國人卻似乎對這些害處感到無所謂,儘管他們也明白其結果通常是嚴重的眼病。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住房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暖氣設備。絕大多數百姓,即使在嚴寒肆虐的地區,除了由燒飯而傳到炕上的那點熱量之外,就沒什麼東西可以取暖了。中國人高度稱讚炕的舒適性,婦女有時稱炕為「親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熱源能夠穩定供給,熱量傳遍全身,而中國的炕在寒冷的夜晚卻是壁爐或火爐的極不適當的替代品。因此,對西方人來說,炕一點都不舒服。有煤的地區確實也用煤做燃料,但與全國相比,這樣的地區實在有限,而煙又常常吹進房間,漸漸的整個房間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節省,而且若燒法不謹慎,其危險也像燒煤一樣大。房子實在讓人不舒服,天冷時即使在家裡,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門,就沒有衣服可添了。「你冷嗎?」我們問他們。「當然!」經常這樣回答。以西方人的標準來看,他們整個一生都沒有讓自己暖和過。冬天,他們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凍住,底下在慢慢流淌。考慮到中國人住房的這些特點,難怪一位曾經出過國的道台說,美國犯人住的監獄,要比他的衙門舒服。   
  我們曾指出中國人不在意擁擠和噪音。只要天氣一冷,中國人就理所當然地擠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經常看到船上乘客擠得既不能坐更無法躺。沒有一個西方人能忍受這樣的擁擠,但中國人看來並不在乎。西方人喜歡寓所與鄰居保持一定距離,既可以通風,又顧及到自己的隱私。中國人對空氣流通和個人隱私一無所知,即使意識到這一點,看來也不會喜歡這樣。中國每個小村莊的建造,都毫無章法。換言之,房屋與房屋擠在一起,似乎地皮特別貴。其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地價上漲,儘管還有別的原因,城市的情況正是如此。因此,最終是庭院狹窄,房間很小,擁擠得不利於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遠處正好有塊空地,也是如此。   
  一位中國的出門人,住進一個中國的小客棧,可以在囫圇吞下晚飯之後,欣賞著大批馬車到達的喧嘩,馬上倒頭睡著。而他來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卻躺到半夜都沒睡著,只要他還有知覺,他就可以聽到六十匹騾子在那裡咀嚼、踢腿和嘶嗚。這些響動之中,不時還有木頭的吱嘎作響聲或者狗的狂吠聲在此起彼伏。在一個客棧的院子裡,常常可以看見多達五十頭驢子,它們在夜裡的不時地發出的聲響,令人難以想像。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驢尾巴上吊一塊磚頭,驢就不叫了,但幾次三番地問他們,也沒聽說誰真的這樣幹過。其解釋很簡單:中國人並不特別在意五十頭驢子是一頭一頭叫、一起叫,還是根本不叫。沒有一個酉方人會對這種問題不求個答案。這樣的不在乎,並不局限在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我們推知這一點,因為有一個朝廷命宮的夫人曾經在親王府養了將近一百隻貓。   
  中國所有的城市都受雜種狗騷擾,中國人卻不太願意去滅狗,佛教對此負有責任。不過,中國人的這個特點,不像別的東方人那麼明顯。勞羅斯先生[注]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公使,出版過一本有趣的東方遊記,書中有他自己畫的插圖。其中有一幅,畫著各式各樣的瘦狗和癲皮狗在開會,題為《君士坦丁堡總覽》。這幅插圖也可以視作不少中國城市的速寫。大群大群的雜種狗毫無顧忌地吠叫,中國人似乎覺得無甚大礙,他們更是絲毫都沒有想到經常出沒的瘋狗的巨大實際危險。一旦被瘋狗咬傷,治療方法常常是在傷口上綁些狗毛,這種做法肯定源自我們的一句諺語:狗毛治狗傷。兩者的相似,簡直妙不可言。而滅狗,看來仍然沒有列上議事日程。   
  以上引證的例子,大部分與中國人漠視舒適有關。再引一些例子來說明中國人漠視方便,也很容易,且幾個例子也就足夠了。中國人頗為自己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而自豪。事實上,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文學國度。筆墨紙硯稱為「文房四寶」,有了這些擺設,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件不可或缺的東西都不能隨身攜帶。如果沒有第五樣東西(那就是水),這四樣東西也肯定無法使用,因為需要水來研墨。事先不把纖細的筆毛潤軟,筆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當,就會弄傷筆毛,縮短其使用壽命。中國人沒有類似鉛筆這樣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沒辦法削,因為他們沒有鉛筆刀,也沒有口袋放這些東西。在前面談到中國人省吃儉用時,我們竭力公正地評價了他們的高超技藝,他們方法不當,卻能成就斐然。西方常見的節省勞力的種種辦法,中國人卻一無所知,這卻是不爭的事實。在西方現代化的賓館裡,人們只要按一下鍵鈕,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熱水、燈光、暖氣和服務。但是,在中國十八個省份最好的旅店裡,卻都像低等旅店一樣,旅客若感到有什麼需要沒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間外面高聲叫喊,徒勞地指望會有人聽見。   
  中國人的日常用品,無法隨用隨買,要等小販碰巧出現才能買到。在日常供應方面,人們彷彿感到自己掉進了蘇丹[注]的腹地,供應得不到保障。城裡,夜出時人人都打個燈籠,有的城市只有巡迴叫賣的小販和那些在這個時候買東西的人才打燈籠,我們的送奶工和賣鮮酵母的小販也是這樣做的。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為受鄉村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比如有的地區,人們習慣於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經常從一個集市拖到另一個集市,直到最後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如果有一個不領市面的人想在5月份買木料,那他會很快明白為什麼東方最聰明的人會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在談及省吃儉用時,我們提到過中國的大多數工具都不是現成的,顧客買回各種零部件自行組裝,這與我們的方便概念是不一致的。   
  筆者有一次叫一個僕人去買一把劈木頭的斧子。他沒有買到,只好買回來十四個(進口的)大馬蹄鐵,請鐵匠打成一把斧子,樣子有點像礦工的尖嘴鋤,又請木匠安上一個把,所花的全部費用要比買一把上好的外國斧子要貴多了!   
  這個天朝帝國的種種不便,留給外國人印象最快最持久的,便是完全缺乏「衛生設備」。即使在北京,不論何時,只要試圖治理下水道,其結果總是越修越壞。一個人不管在中國住多久,在回答這樣一個經常提出的最有趣的問題時,心裡總是猶豫不決,因而無法回答:這個帝國哪座城市最髒?一位來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對一個住在廈門的人誇口說,論起髒亂臭,中國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為了驗證這個觀點,他們走遍了廈門,發現廈門出乎意料地清潔——對中國城市而言。廈門的居住者出於對這個第二故鄉的嫉妒,聲稱他的朋友來得不是時候,因為碰巧有一場大雨剛剛沖刷了街道!這位旅行者在遊覽了福州之後,認為他已經發現了中國最髒的城市;他訪問寧波時,確信了福州最髒,到達天津時,他加倍相信福州最髒。然而,如果他最終坦誠而又公正地回顧在北京時的想法,並誠懇地撤回那時的觀點,他這樣做也毫不足怪!   
  每當想到中國文明的種種不方便,西方人心中最重視的是以下三點:郵政設施、道路狀況、貨幣流通。當然也有私營郵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從中國的一個地方送往另一個地方,但其作用極為有限,並且相對整個帝國而言,覆蓋的地域也很小。在討論缺乏公共精神時,我們已經談及中國的道路。山東有一條幾英里長的穿山公路,十分狹窄,不能同時通過兩輛馬車。路的兩端都有士兵駐紮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從這個方向開往那個方向,下午從那個方向開往這個方向!由於中國人的服裝——特別是鞋子(我們已經描述過了),以及中國的道路狀況(我們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氣一變糟糕,中國人就只能守在家裡不出門了。在西方國家,我們說一個人笨,就說他連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國,我們要說他連下雨天躲在家裡不出門都不懂。   
  漢語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習慣於用兩個部分來表達祈使意義,比如「遇雨即止」。官方的機構可能例外,但對其他人來說,要讓他們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職守,不能因為大雨突降就擅離職守,這個觀念必須通過類似鑽井這樣的過程才能鑽進中國人的腦子去。儘管「遇雨即止」這個說法也可以反過來用,但在這個說法面前,再緊迫的公務也緊迫不起來了。我們曾經聽說有一個堅固無比的中國炮台,地位重要,裝備精良,比如有克虜伯大炮,士兵們接受過外國訓練,但只要一下雨,崗哨上的士兵全都聰明地躲進了哨所,看不見一個人了。他們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殺,本來死亡人數要翻四倍,幸虧及時地下了一場雨,把撲向外國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注]能夠隨身攜帶一場陣雨,將是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敵對地區最完美的保障。我們相信,從一個兩英吋大的水管裡噴射出來的持續的水柱,五分鐘之內,便足以驅散外國人在中國所看見的最殘暴的暴徒。葡萄彈就相形見絀了,因為會有許多人去撿拾衝力已盡的乏彈,而中國人對冷水反感,如同他們從漢朝以來一直對貓反感。無論外在表現還是內心驅使,中國人極端討厭冷水。   
  中國貨幣這個話題,不是一小段文字能講清楚的,而需要寫一篇全面的論文,確切地說是一本書。中國貨幣混亂,不乏咄咄怪事,足以讓任何一代西方人發瘋。或許更可能的是,這種巨大的弊病會不治而愈。在談及漠視精確時,我們曾經提到過一些更為持久的煩惱。一百個銅錢不是一百個,一千個銅錢也不是一千個,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數目,只能憑以往的經驗來確定。在這個帝國的廣大地區,一個銅錢算兩個;二十個銅錢以上也這樣算,所以,當有人聽到自己會得到五百個銅錢時,他明白自己會拿到二百五十個銅錢,不同地方數目不同。總有小錢或者假錢混入,導致任何行業的商人之間都要發生不可避免的爭吵。貨幣貶值所帶來的弊害,深深地觸動了地方官員,他們不時頒布文告加以制止。這給這個地方官員的衙門中的下屬貪官污吏帶來機會,對本地錢莊加重壓搾,多多少少地為難了一切商業活動。現錢一時周轉不靈,物價頓時上漲。一旦現錢被支付殆盡——也沒起什麼作用——壞錢回收了進來,物價卻並不回落。這樣,就有了一條無一刻暫停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壞的貨幣逐出了好的貨幣。貨幣狀況每況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區,人人去市場都帶兩套錢幣,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摻雜,還有一套則全都是假錢。有些商品只付假錢。至於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應地支付雙倍的錢幣。   
  中國的錢幣是驚人的「齷齪錢」,常常會把手弄髒。用於穿五百錢或一千錢(名義上的)的繩子很容易斷,因而重新點數重新穿起來都很麻煩。銅錢沒有統一的重量,但都是既笨且重。相當於一墨西哥元價值的銅錢,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帶上的小袋子裡,能裝上幾百個銅錢。如果要用的錢超過幾吊,那運輸就成了一件事情了。銀錠在交易中損失巨大,使用銀子的人在買賣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被欺騙。如果他用錢莊的匯票,也減少不了多少困難,因為一個地方的匯票去到另一個相距不遠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認,就是得大打折扣,而當他最後拿著這張匯票回到原先簽發它的那個錢莊時,又得預先考慮到在兌付多少現錢這個問題上,將會發生一場與這個錢莊的黑心人之間的爭鬥。令人奇怪的是,在這種死氣沉沉的無能的情況之下,中國人竟然還能做買賣;而據我們日常所見,他們對這些惱人的錢幣業已習以為常,帶著也不嫌重,只有外國人叫苦不迭。   
  一個途經中國村莊的旅行者,經常會看到一隻伸開四蹄躺倒在地的驢子,有一根結實的繩子繞過驢脖子,把它掛在一個木樁上。但是,驢不是調整自己的身子去適應韁繩的長短,而是不時地把繩子繞到最短限度,驢頭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著脖子的樣子,似乎頸部脊椎骨有脫臼的危險。我們感到奇怪,它為何不折斷自己的脖子,更不明白,它這樣做圖的是什麼樂。沒有一頭西方的驢會那樣做。讀者在看了我們這些不恰當的闡述之後就會記住:中華民族雖然處於一種半扼殺的狀態,看來卻還很舒服,這只能說明中國人關於舒適方便的標準,與我們所習慣的標準有極大不同,這就是我們的起始的前提。中國人已經學會了適應自己的環境。對於碰到的種種不方便,他用典型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這些不方便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完全熟悉中國人和中國方式,尤其熟悉我們的注意為恰好觸及的那些方面,卻時常斷言說中國人尚未開化。這個膚淺而錯誤的判斷,是出於對文明和舒適的毫無條理的混亂思想。在考慮中國的現狀(與三個世紀之前毫無二致)時,應該認真觀察我們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變化,這是我們進行公正比較的必由之路。我們不能認為彌爾頓、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的英國是未開化的國家,但是,對於我們現在大多數人來說,那個時代的英國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去提及過去的三個世紀之中讓大不列顛群島發生驚人變化的各種複雜的原因,純屬多餘。然而,最近五十年來在舒適方便的標準上發生的徹底革命,卻更為奇妙。如果我們被迫回到我們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們也許會懷疑這樣的生活是否還值得過下去。時代發生了變化,我們隨時代而變化。與此對照,在中國,時代未曾變化,人們也沒有變化。因此,如今的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以來的完全相同。當新的情況出現,這些標準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調整。然而,我們期待也罷,渴求也罷,這些標準將不會是我們目前所習慣的標準。            
第十六章 生命活力    
  生命的活力構成了中國人其他特點的重要背景,這本身就值得人們思考。我們可以思考以下四個方面:中華民族的再生能力、對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長壽以及康復能力。   
  旅行者從中國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過剩。中國似乎到處都擠滿了人。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為本來就是這樣。日本也顯得人口眾多,但顯而易見,日本的人口密度無法與中國相比。在人口的相對密度和絕對密度方面,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語言眾多而繁雜,而中國的民族,除了一些無甚影響的民族之外,只有一個漢族。我們足跡所至這個遼闊帝國的任何地方,無不處處證實著人口過剩這個第一印象。人口確實稀少的地方,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也總能找到易於解釋的理由。太平天國可怕的襲擊,緊接著是回族的小規模暴亂,然後又是1877一1878年那場無與倫比的覆蓋五個省份的大饑荒,可能使中國總人口減少了好幾百萬。戰爭的創傷看來不可能像西方那樣快地修復,因為中國人很不情願離開家鄉去新的地方。然而,不難看到,不管破壞力有多大,總比不過修復能力。我們認為,只要有幾十年的太平和豐收,中國幾乎任何一個地方就都能從本世紀一連串的災難之中恢復起來。而恢復的前提人人可見,不管是否願意仔細思考,總是引人注目。中華帝國的任何地方。無論城鎮鄉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國兒童,正如查爾斯·蘭姆[注]對那些過分驕傲的母親頗不以為然地說的那樣:「密密麻麻地擠滿了每一條死胡同」。當今中國社會的奇跡之一,便是靠什麼供給這麼多小孩子衣食,我們必須記住不少孩子「衣食」無著;換言之,極端的貧困並沒有明顯地減少中國的人口。   
  唯一足以持久而有效地阻止中國人口增長的,是沉溺於鴉片,這對中國人來說是同戰爭、饑荒、瘟疫一樣能帶來死亡的敵人。我們完全不必為了接受中國人繁殖能力很強這樣一個重要觀點而去假定中國的人口數量大大超過別的國家,即使按最低估計兩億五千萬人口來算,繁殖能力很強這個觀點也可以成立,因為問題不僅在於人數,而在於增長率。由於沒有可靠的統計,我們只能滿足於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結論;不過,幸運的是,這樣算來也幾乎不可能出錯。中國人年齡很小時就結了婚,除了愛錢之外,傳宗接代的願望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主導思想。   
  與中國人口處於任何情況下都明顯增長相對照的,是法國的人口。在歐洲,法國的增長率最低,最新的報告表明,法國人口數量正在下降。這些事實引發人們對這個偉大國家未來的極大憂慮。而中國人,沒有更多跡象表明其人種要比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退化。記載中上帝給人類最早的命令是要人類「生養眾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注]。正如一位富有學識的教授曾經說過的那樣,這個命令「人們眼從了,這是人們唯一眼從的上帝的命令」,在這一點上,沒有一個國家有中國地道。   
  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那樣,中華帝國無論從經度或緯度而言都是地域廣袤,幾乎擁有所有的各種土壤、氣候和物產。至此,我們看到,中國人在副熱帶和副極帶以及兩者之間的地域,都同樣昌盛繁茂。我們看到,各個地域之間的差別,完全取決於這個地域本身的特點,取決於它養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決於人們的適應能力。出自廣東、福建兩省小地方的中國移民;無論移居何地,印度、緬甸、暹羅、東印度群島、太平洋諸島、澳大利西亞[注]、墨西哥、美國、西印度群島、中美洲和南美洲,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從沒聽說過他們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適應環境。我們反而聽到他們適應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們遠比當地人勤勞和節儉,他們的團結和凝聚非同一般,以至於當地民族為了安全起見,必須要「中國人滾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不再大規模地移居海外,這對於其他民族的心情平和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運。如果東亞現在全是不可征眼的人,渴望著把自己的能量發散到這個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紀的中亞那樣,我們很難想像我們雙方會變成怎樣,也無法想像適者生存的原則會怎樣!   
  由於完全沒有任何一種統計,因此,要談中國人的長壽問題,除了最籠統地來談之外,別無他法。或許所有的觀察者都會同意這樣一個結論:中國沒有一處老年人不是特別多的。老年人總是深受敬重,高壽更是被視為一種榮耀,「壽」列於「五福」[注]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時刻,都確切地記了下來,以便需要時能確切地報出,儘管如前所述,一般的計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墓地的碑文上總愛刻上死者的年齡,但除了產石頭的地方有石碑,其他地方墳上就很少有石碑,無法從這些見證者那裡得出什麼推論,因此,石碑實際上沒有價值。   
  很少聽到中國人有活到百歲以上的,但不足百歲的老人卻隨處都有,假如提供足夠的營養,我們一定認為還會多得多。的確,如果把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嚴重缺乏營養的窮人考慮在內,我們會奇怪,這麼多的人是怎麼挨到如此高齡的。眾所周知,本世紀所有西方國家的平均壽命都在不斷增長。這是因為人們越來越注意生命的規律,改進防疫方法,完善治病手段。而中國,我們必須記住,與哥倫布發現美洲之時相比,生活狀況沒有多大變化。如果社會科學和醫學能作用於中國,如同過去五十年來作用於英國,那麼,中國的老人數量肯定會急劇增加。   
  不講究衛生,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有此特點。他們甚至不把已經瞭解的衛生規則當回事。這一切,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都知道。外國觀察者心中一直有一個問題;由於對自然規律的無知和輕蔑,所招來的各種疾病,為什麼沒有滅絕中國人?中國每年都因為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而的確死了不少人,其實患病的人肯定還要多,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復。中國人會因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這與他們不放棄生命一樣,都是其顯著的民族特徵。   
  我們已經經常遺憾地提到,在沒有緊要的統計資料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依賴外國人的觀察記錄,由於外國藥房和醫院的不斷增多,這些記錄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價值。   
  為了說明中國人的康復能力,分析整理年度醫學報告是很有用的,肯定會呈現出新鮮而有說服力的結果。然而,我們只能滿足於僅僅描述幾件事例,其中兩件是筆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從天津一家大醫院發表的報告中找出來的。這些事例的份量在於它們的毋庸置疑,這些事實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們眾多讀者的觀察完全一致。   
  幾年前,筆者與一個中國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裡,有天下午,聽到窗下有人慘叫起來,窗子那裡有個很大的馬蜂窩,窗子是用磚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個洞。一個十四個月的小男孩在院子裡玩耍,以為這是個方便玩耍之處,就魯莽地爬了進去。小孩的頭髮剃得光光的,露出紅紅的頭皮。蜂窩裡的馬蜂或許是被這種異常的侵襲惹惱了,或許是把孩子的光頭誤認為是一朵大牡丹,立刻飛到小孩的頭上叮了起來。孩子在被抱出來之前,頭上已經被蜇出三十多個包。這個孩子只哭了一小會兒,就躺在炕上睡著了。手頭沒有任何一種藥,皮膚上也就沒擦任何東酉。整個晚上,孩子根本沒哭沒鬧,第二天,頭上的包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1878年,北京有一個外國家庭僱用的一個馬車伕得了流行的斑疹傷寒,很多人已經死於這種病症。到了第十三天,病情已經相當嚴重,這個重病號突然狂暴了起來,幾個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三個人守護他,但他們已經弄得精疲力竭了。這天夜裡,這個病人被綁在床上以防逃跑。在守護人睡著之際,他設法鬆開綁繩,一絲不掛地逃出了房子。凌晨三點,人們發現他逃跑了,就仔細搜查了這所房子,包括幾口井,怕他會跳進去。最後在院子的圍牆那裡發現了痕跡,這堵牆高約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樹再逃走的。跳到牆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牆內的壕溝,就是這堵牆把北京的韃靼人的城與漢人的城隔開的。兩個小時之後,人們把他找到了。他的腦袋緊緊地卡在了牆下用於阻止壕溝通行的兩根鐵欄杆之間。他曾經早就迫不及待地想來這裡涼快涼快,看樣子,他已經卡在這裡很長時間了。正要把他帶回家的時候,人們發現他已經完全不發燒了,儘管他的兩條腿還有點風濕,但後來也慢慢地而又理所當然地康復了。   
  一個天津人,年齡在三十歲左右,以在中國軍隊進行軍事訓練的訓練場附近撿那些廢彈殼為生。有一次,他撿到一顆炮彈,當他試圖拆卸炮彈時,炮彈爆炸,炸爛了他的左腿。他被送進了醫院,截掉了左腿膝蓋以下部分。這個人非但沒有放棄這種提心吊膽的危險的謀生方式,反而很快重操舊業,六個月之後,又是一次類似情況,爆炸之後,左手手腕,連同手腕以上的兩英吋胳膊被炸飛,右臂的上半截被火藥嚴重燒傷,鼻樑和上嘴唇炸開了一條深深的口子;彈片也擊傷了他的右臉頰、右眼的上眼瞼、額骨的後側以及右腕,右股骨也被深深地切開,骨頭都露了出來。受了這樣的重傷,這個人半昏迷而又無助地躺了四個小時,忍受了太陽暴曬。這時,一位官員碰巧看到他,命令幾個苦力抬他去醫院,官員本人也陪伴了兩英里路程。抬他的人顯然是抬累了,等這位官員一走,就將這個可憐而又不幸的人扔進一條溝裡讓他等死。雖因失血過多而極度虛弱,這個人還是設法爬出了溝,單腳蹦跳了五百碼,來到一家米店,找到了一大筐子吃的,便用一隻尚聽使喚的手臂側身爬進了這只筐子。為了把他弄走,米店店主就把他連同這只筐子送到了醫院門口。這家醫院使他免於死亡。儘管由於大量失血,他身體狀況幾近崩潰,脈搏也十分微弱,但並未神志不清,還能清楚地講話。他曾經沉溺於鴉片,這不利於康復。不過,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有點腹瀉,還有點輕微瘧疾,這個病人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什麼壞症狀,四個星期後,他帶著他的假腿離開了這家醫院……   
  如果一個民族能有像中國人那樣的身體素質,就可以從戰爭、饑荒、瘟疫和鴉片的作用之中生存下來,如果他們再注意生理學和衛生學的規律,食物得當,營養充足,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單是這樣一個民族,就可以佔領這個星球的主要地區,乃至更多地區。            
第十七章 遇事忍耐    
  「忍耐」一詞,具有三個截然不同的含義:它是一種能夠長期等待而不抱怨,不生氣,一切隨它去的行為或品質;它又是一種默默而鎮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難的能力或行為;它還是「堅忍」這個詞的同義詞。顯而易見,此處提及的這些素質,對於具備這些素質的人們的生活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對中國人的各項特點進行分別考察時,遇事忍耐這個特點最為明顯地成為一個不利因素。中國人遇事忍耐的特點,同他們的「麻木不仁」和「漠視時間」緊密相關,尤為相關的是「辛勤勞作」,正是通過「辛勤勞作」,才明顯地、有效地體現了遇事忍耐這個民族性格。我們先前就這些話題進行過的討論,有助於表明「遇事忍耐」是中國人的一個主要素質,但先前星星點點的偶然提及,需要補之以更為全面的展示。   
  在類似中華帝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生活水平很低,實為「為生存而鬥爭」。要生存就得有物質,得拚命去獲得這些物質。有人說得好,中國人已經「把貧窮化為科學」。極端的貧窮和艱苦本身並不會讓任何人勤勞起來,但如果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具有勤勞的天性,極端的貧窮和艱苦便成了一種條件,能最為有效地使人們勤勞起來。這種條件也會促使人們節儉,正如我們所見,節儉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素質。這種條件也同樣能夠磨練出忍耐。獵人和漁夫,明白自己是靠暗中行事和小心翼翼來謀生的,而他們等待時機所用的耐心,是偷偷摸摸、謹慎小心而又不厭其煩的,不管他們自己是屬於「文明人」、「半文明人」,還是「野蠻人」。中國人多年以來經常在最不利的條件下謀求生存,因而學會了把最為文明的民族的積極的勤勞同北美印第安人消極的忍耐融為一體。   
  中國人願意為了一點很小的報酬,去幹很長時間的活,因為報酬再少總比沒有好。多年的經驗已使他們明白,勤勞並不能成為通向更多的機會的進身之階,但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勤勞自然能帶來那樣的結果。之所以是「自然」結果,是說只要有合適的條件,那樣的結果就會如期而至。不用看就知道,每平方英里五百人,這肯定不是一個理想條件,無法驗證「勤勞和節儉是能夠帶來財富的雙手」這樣的格言。但是,中國人滿足於為這點報酬而苦幹,正是這種滿足,體現了中國人忍耐的美德。   
  據已故的格蘭特將軍所述,在他環球旅行即將結束之際,有人問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麼?他馬上回答說,所看到的最不尋常的事情,便是一個中國小販用精明的競爭趕走了一個猶太人。這番話真是意味深長。如今誰都知道猶太人的素質,正是這些素質使他們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猶太人畢竟只是人類的一小部分。而中國人,卻佔了這個星球總人口的相當大的比例。那個被中國人趕走的猶太人,或許在本質上與其他猶太人沒有任何不同。哪怕換個人,競爭結果恐怕還是這樣,因為可以肯定,那個勝利的中國人與千百萬可能碰到這機會的其他中國人是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的。   
  至於「默默堅持」這個特性是舉世無雙的。如前所述,它驅使著中國的考生年復一年地前去報考,要不就考到九十歲獲得名譽學銜,或者為此死而後已。除了表明自己非凡的執著之外,看上去沒什麼回報,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回報。這是中國人天賦的一部分,好比鹿具有飛快的奔跑能力、鷹具有敏銳的視力一樣。相似的素質,也可見於商店門口最卑微的乞丐。儘管他一次又一次出現,但人們還是不歡迎他,但他的耐心絲毫不減,他的執著總會讓他要到。一枚銅板。   
  有一個阿拉伯人的故事,說他的頭巾不知道被誰偷走了。丟了這個重要的飾品,失主立即奔向這個部落的墓地,坐在進門的地方。別人對他的這一舉動感到疑惑不解,問他怎麼不去抓賊?他的平靜而典型的東方式回答是:「他最後肯定要來這裡!」這個消極堅忍的誇張故事,讓人時常想起,不僅中國人個人行為是這樣,其政府行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長久輝煌統治,從1662年一直持續到互723年,這使他比亞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聲顯赫。不過,這個偉大的中國統治者在執政期間,一個名為「國姓爺」[注]的愛國海盜在廣東、福建沿海橫行霸道,政府的戰艦都奈何他不得。面對這一情況,康熙想出了一個好計謀:命令住在這條漫長的海岸線的一切居民,向內地退回三十里(約合九英里),這樣,那位前朝的維護者就鞭長莫及,無法再來騷擾了。人們普遍服從了這個命令,結果很是成功。「國姓爺」後撤了,他失算了,轉而滿足於驅趕台灣的荷蘭人,最後被封為「海澄公」,因而被安撫和消滅了。每一位讀到這段奇妙敘述的外國人,都會被迫同意《中國總論》一書作者[注]的評論:既然一個政府強大到足以驅使這麼多沿海的臣民離開自己的城鎮和鄉村,承擔巨大損失退向內地,那麼,他就應該有力量組織一支艦隊,藉以結束海盜對荒蕪家園的襲擊。   
  還有一個同樣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國政府的堅持不懈,在華外國僑民對此仍然記憶猶新。1873年,中國將軍左宗棠在巴裡坤和哈密[注]安營紮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蘭教徒的大暴動[注]。這場暴動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後來像野火一樣燃遍了西部中國並貫穿中亞地區。所面臨的困難是大得看來幾乎無法克服。此時,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紙經常刊載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們試圖用貸款的辦法去支付沉重的軍費。左宗棠的軍隊到達暴亂地區一年之內,就進軍高聳的天山兩側,驅趕暴動者。他們到達一個供應不足的鄉村之後,就轉而軍墾,圍墾荒田,指望種出糧食以備後用。邊墾田邊進軍,左宗棠的「墾田大軍」終於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績被認為是「在任何現代國家的歷史記載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我們看來,中國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有能力毫不怨言地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苦難。有人說過,測試一個人真實素質的真正辦法,就是去研究他在飢寒交迫而又渾身濕透之時的表現。如果他的表現令人滿意,就「溫暖他,烤乾他,餵飽他,這樣造就出一個天使」。如今的文學常常表達這樣的看法:碰到一個被剝奪了一頓飯的英國人,如同碰到一頭被搶走幼子的母熊,兩者同樣危險。不難看出,為什麼隱含其中的道理不適用於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也不適用於英倫三島上的居民。儘管我們擁有值得吹噓的文明,但我們仍然受制於我們的肚子。   
  筆者有一次看到大約一百五十個中國人,其中大多數人已經走了幾英里路,他們是來出席一次宴會的,但卻讓他們失望又受折磨。他們原本指望十點鐘左右坐下吃飯,這是他們中許多人這天的頭一頓飯,但由於許多始料未及的情況,他們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數比他們還多。看著受招待的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著,這種從容是中國文明的一種特色,比起我們來要先進許多。長久而耐心地等待的這頓飯終於就要開吃之時,又出現了同前面一樣的始料來及的情況,這一次要令人惱火得多。這一百五十個被怠慢的人怎麼辦?如果他們是大不列顛群島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鄉」的居民,我們很清楚他們會怎麼辦。他們一定會怒容滿面一整天,在下午三點最後一輪宴席上坐下來之前,就會對他們的遭遇抱怨個不停,不住地怒罵。他們會一致通過一個激烈的決議,並且「給倫敦《泰晤士報》寫封信,信中包含五個『Now,Sirs』(現在,先生們)」這樣的激憤之辭。這類事情,這一百五十個中國人沒有做,他們不僅整天脾氣很好,並且用明顯的誠懇和真正的禮貌,不斷告訴主人:等一等沒關係,什麼時候吃都一樣。讀者諸公誰能知道哪一種西方文明足以承受這種突然而又沉重的壓力呢?   
  我們已經表明,中國人的神經與我們全然不同,但這並不說明「神經麻木的圖蘭人[注]」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樣以苦為樂的禁慾主義者。中國人忍受苦難,靠的不僅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後者常常更難。一個雙目失明的中國人找一個外國醫生問視力還能不能恢復,接著又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如果不能恢復的話,他就不用再為眼睛煩心了。醫生告訴他已經一籌莫展,這個人聽了之後說。「這樣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們所說的放棄,更不是絕望的冷漠,而只是使我們能夠「忍受病痛」的能力。我們已經認識到,憂愁是現代生活中的禍根,它就好比鐵銹咬噬刀鋒一樣,比狠命使用還要傷刀。中國人生來樂天安命,這對他們是好的,因為就這個種族整體而論,很少有人不是因為非常實際的原因而深深地憂慮著。這個富饒帝國的廣闊天地、時常遭受旱災、水災,以及由此產生的饑荒。而像打官司這樣的社會災難,還有別的令人恐懼的災難,威脅著成千上萬的人,因為不知何時禍從天降,觀察者無從發現。我們經常問中國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時甚至還有妻子,被人奪走怎麼辦?「再也不會太平了!」他們通常這樣回答。「事情什麼時候變得嚴重呢?」他們經常回答說:「誰知道?或早或晚,麻煩肯定大著呢。」生活在這種狀況之下,只有無限的忍耐力,捨此豈有他哉?   
  給外國人留下強烈印象的是:當所需忍受的巨大災難襲來之時,中國人展現了忍耐力。不幸的是,經常可以在這個帝國的所有地方看到這種展現。外國人最為熟悉的那幾個省,很少能全都倖免於旱澇及其帶來的饑荒。1877—1878年的饑荒,波及幾百萬人口,種種慘象,目擊者尚記憶猶新。那時,黃河氾濫,突然改道,給廣大地區帶來了難以想像的災難。有幾個省,最好的地區遭受破壞,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尋[注]深的沙礫之下,造成一片荒蕪。數以千計的村莊毀於洪水,村莊裡倖免於難的人被迫四處流浪,沒有家園,沒有希望。許多人並非由於他們本身的過錯而突然間家破人亡,陷入絕境。在任何政府看來,這都是不好辦的。自我保護是第一自然法則,這些人毫無防備就陷入饑荒,如果他們聯合起來,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點給沒飯吃的人,這不是再自然不過的嗎?   
  的確,有些大城市也通過一定的方式進行了救濟,那裡集中了飽受貧困的人。救濟的數量也的確有限,救濟的時間也很短,對於緩解最為嚴重的災情,絲毫不起作用。對難民今後的生活,朝廷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對土地重墾、房屋重建、新環境下的繼續生活,朝廷無能為力。如果朝廷能免去稅賦,就等於為老百姓做了他們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稅賦,於是,地方官員一再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無中生有。對一個來自西方的外國人來說,「要麼麵包,要麼流血」的革命吶喊耳熟能詳,但卻難以理解為什麼這些無家可歸、飢餓而又絕望的大批難民,會在遭受洪水與饑荒的省份遊蕩,卻不抱成一團去向災區的地方官員要求救助。儘管地方官員的確也無力讓他們如願以償,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這就可以為今後更多的事情開了頭。如果他不能「安撫」百姓,他就會被撤職,由其他官員接任。反覆追問饑荒中的中國人,為什麼他們不實施這個計劃,我們聽到的一個不變的回答是「不敢」。為了反駁他的說法,你徒勞地爭論說:死於起義與餓死一樣,都是不得好死,儘管起義也許不怎麼說得過去。但回答也還是:「不敢,不敢。」   
  看來,中國人不採用這種做法,是基於兩條理由。他們是最實際的民族,憑借一種本能就可以認識到這個計劃會枉費心機,因而幾乎不可能去試圖聯合起來。然而,我們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無限的忍耐力。正是這種無限的忍耐力,使中國出現了最悲慘的景象:成千上萬的人默默地餓死,而裝不下的糧食就近在颶尺,伸手可得。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以至於心腸變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對打仗的恐懼已經熟視無睹了。受這些苦難折磨的人,一生都受著折磨;儘管他們與這些苦難還是有一定距離的。災難一旦降臨,因為好像不可避免而又毫無辦法。便只有承受了。如果這些遭災的人還能用手推車載著他們的家庭去尚能以乞討維生的地方,他們就會這樣做。如果整個家庭不能在一起,他們會帶上所能帶的東西各奔生路,如果能度過饑荒,他們就會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濟,所有的難民便會在仲冬時節千里乞討,去別的省,他們希望那裡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幹活,活下來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洪水退去,乞討的農民重回家園,儘管土地還鬆軟得無法承受畜耕,他們會在泥裡刨出一些小溝,然後熟練地播上一些麥種,重新走上他原不應該走的乞討之路,直到有一點小小的收成為止。如果上蒼有眼,他就能再做農民,而不是乞丐,但他確切地知道:傾家蕩產與饑荒可能就在不遠處徘徊。   
  相信靈魂不滅的人,總認為有這樣一個有力的論據:最有能力的人總是終其一生無用武之地。如果這個論據成立,我們是否有理由推斷:中華民族這種無可比擬的忍耐一定是用來從事更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緊牙關,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餓死的苦難。如果適者生存是歷史的教導,可以肯定,他們這個民族有此賜予,他們以非凡的活力為背景,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未來。            
第十八章 知足常樂    
  我們業已看到,中國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極強,這種能力被恰當地稱為一種心理矛盾。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不能理解這種能力的。儘管面對明顯無望的境地,他們也沒有表現出失望,或者說,他們看來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掙扎,甚至經常還是反對抱有希望。我們沒有在中國人身上發現躁動不安的情緒,而這卻是其他大多數民族的特點,這個特點在19世紀末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也從不懷抱任何計劃,即使這些計劃似乎能把他們帶到「一個即將來臨的好時代」,他們看來也不去相信會有這樣的時代等著他們。   
  但是,「忍耐」和「堅忍」這兩個詞肯定無法完全涵蓋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美德。我們也必須考慮他們在不幸遭際之中心境平和,這種似永恆般的好心情我們稱之為「常樂」。我們主要是要人們注意這些美德;我們也許還會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解釋清楚這些特點。   
  我們用「知足」一詞,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所有個人都對他所擁有的一切滿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國人的知足,我們在談及他們的保守主義時已經談過,而在我們思考他們的體制時,就更加明顯。他們不想去改變這個體制。這是許許多多中國人的特點,我們不用去懷疑。這種看待生活現象的方式,我們總稱為「保守」,而在這方面,中國人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典型。很顯然,中國社會的這種觀念,在全體民眾中根深蒂固,自古傳承,有力地壓制下任何對命運安排的不滿行為。他們當然也感覺到了其中的罪惡,卻又認為這些罪惡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這個觀點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現有的秩序,因為他們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壓力。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知識階層在思想和行動上是真正的領導者。但是,知識階層卻牢牢記住: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來說,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各種大量的經歷,以其無可辯駁的實例教導中國人:對現行制度進行具體而實際的改良,可不是鬧著玩的。這種經歷緩慢地培育了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   
  中華民族是一個相信宿命論的民族,人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事實。「四書五經」之中,有不少地方談到了「天命」。人們也經常談論「天意」。這種說法同我們談論上帝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有本質差別:對我們來說,「上帝」是一種存在,他的關愛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靈都有明確的關係,這些生靈的一切都在他的考慮和安排之中;而對中國人來說,他們關於「天」的實際觀念,是一種非人的集合,並且完全模糊,無論如何表達,這實際上還只是一種命運。「命好」與「命不好」,這些詞語對中國人來說,與兒童故事書中「好精靈』與「壞精靈」意思差不多。憑借這些神力,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到,可以化解。   
  中國人的占卜、巫術和算命,其複雜的理論與實踐,是各種力量進行一種直線式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數不清的中國人依靠這種普遍面實用的理論來謀生、儘管這種迷信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因地而異,但它在老百姓的內心世界裡卻是現實的,起作用的。聽到一個不幸的中國男人或女人說「這是我的命」,這是再常見不過的了。這種信條的必然結果就是失望。如果失去希望的人,特別是中國人,在被賜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時,就要勸他們耐心等待時來運轉。也許中國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樣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論,也許中國人的「命」與土耳其人的「命運」不一樣;但是很顯然,像中華民族這樣篤信命運存在的民族,肯定不會願意去與命運作激烈抗爭,他們認為命運在本質上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用實例教人道理,這是希臘人的古老的說法。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就是他們的老師,而他們從中學到的課程全都具有保守的特點。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是靠瞭解自己的歷史來接受教育的,正如一個人如果只知道親身經歷的事,就不能號稱什麼都懂一樣。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的知識有致命的缺憾。我們所說的文藝復興、16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改革運動、美洲大陸的發現、現代科學的誕生等等,這些世界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國人一無所知。然而,由於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國與國之間的聯繫超過以往,人權的概念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卻完全不為所動。   
  對於活在前朝觀念的人們來說,改善人的生存環境,並不是一個活生生的課題。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理,能用來幫助一個國家的所有部門,但對這些人沒有吸引力,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瞭解還不如我們十字軍時代的祖先。即使瞭解,他們也不會關心。進步的第一動力,來自於親眼目睹別人的優越條件。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沒有見到過任何證據可以說明還有別的地方存在著更好的條件,因為他們對別的國家一無所知。另外,那些對其他國家略知一二的人,本來可以更多地去瞭解,然而保守主義的鐐銬又禁錮了他們。在中國,除非大規模地行事,否則不可能有什麼事情真正有利於人民大眾,而那些有能力大幹一場的人,卻不願意在這些方面幹任何事情。這無法讓民眾感到滿意,而任何不滿稍有流露,便被有效地控制了。因此,從社會立場來看,中國人的知足是進步的對立面,知足阻礙著進步。   
  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人的經歷使他們反對改善人們的現有條件。對於外國人而言,由於他們熟悉現今其他國家的經歷,要減輕中國人的不幸遭際,遷移是一個簡單明瞭而十分必要的法子。我們推想,中國人最易接受這個方法,有最大的成功保證。但是,對於這個緩兵之計,中國人肯定不會接受,理由是那樣他們就會背井離鄉、遠離祖墳,而按儒教的理論,他們是永遠聯繫在一起的。一般說來,中國人都不願意離鄉背井去遠方淘金,除非是被迫那樣做。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是:   
  釘在一塊地上,好像一棵樹;   
  吸水、開花、結果,枯萎了歸於腳下的黃土。一般地說,沒有一個中國人離開故土之後會不打算回去的。他總是希望衣錦還鄉、壽終正寢,最後葬入祖墳。只要「渴望爛在子孫腳下」仍然是中國人命中注定的強烈情感,它就會一直阻礙中國人採用顯而易見的方法,去有效地減輕痛苦。我們相信,要讓中國人移居他鄉以真正改善生活條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們如此這般。無意之中對境況的感知,會阻止他們把種種不滿表達出來。   
  然而,我們迄今為止對中國人知足這個特殊能力的論述,由於西方沒有相應的東西,因此,這種論述沒有刨根究底。中國人生來知足,如同魚因要游水而有雙鰭,鳥因要飛翔而有雙翼,似乎成了事實。中國人生來就有吃苦耐勞的能力、相安無事的能力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他們還生來就有無可比擬的耐性以及無與倫比的忍痛能力,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對病痛無能為力。中國人通常樂天達觀,沒有神經系統,卻有像鴕鳥一樣的消化能力。由於上述原因,也由於我們沒有完全講述的種種原因,他們不會白費力氣用腦袋去撞石牆,因為石牆是不會讓步的。對於大多數無能為力的事情,他們只是簡單地去順從,並且毫無怨言。中國人有句老話: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總之,中國人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實現自己的願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中國人的「常樂」,我們必須視為一種民族性格,與他們的知足密切相關。能夠獲得幸福,這本身就算喜出望外了。但與我們不同,他們總是情願盡可能地自得其樂。過分挑剔並不是普通中國人的缺點。他們是模範的客人。在哪兒吃飯都行,吃什麼都香。即便是那些許許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中國人的好交際,幾乎是足以說明他們「常樂」的性格,這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鬱鬱獨處的普遍性格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人有一個主要的享樂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找老朋友還是找完全陌生的人,這無關緊要。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欣賞,無疑極大地緩解了中國人的種種不幸遭際。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國人愛好種植花草樹木,來美化他們十分簡陋的環境。有一句很難表達的話是這樣說的:我們有的東西不多,但件件物盡其用。   
  也許我們說了許多對中國僕人不滿的話,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經常對諸多的不便滿不在乎,長時間地為眾人做份外的事,不僅不抱怨,而且顯然也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可抱怨的。   
  當僕人的中國人,習慣於哀歎自己命苦,因而經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時還成為笑柄和話柄。我們已經談到過中國人不知疲倦的勤勞,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午夜之後還聽得見他們在紡線的人,為省下微不足道的燈油錢,摸黑工作,卻不叫苦。他們起早摸黑,如此辛勞卻視為家常便飯。他們中有些人的活是最累人的,比如苦力、縴夫、獨輪車伕,不僅從沒聽見他們抱怨世間苦樂不均,而且只要有機會休息,他們就歡天喜地地歇一會兒,還特別愛吃他們的粗茶淡飯。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會經常注意到中國勞工的這個很有意思的特點。謝立山[注]先生在《華西三年》一書中談到長江上游時說:「縴夫們也值得一提。除了樂師和潛水員之外,幾乎所有身子靈巧的小伙子都願意跳上江岸去拉縴,吃飯不超過一刻鐘,從來都不發脾氣。」立德先生[注]的《通過長江三峽》一書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我們的五個縴夫,手腳全貼在凹凸不平的石頭上,一寸一寸地拖著船。我不能不讚賞這些可憐的苦力的剛強和忍耐,拖兩個月的船隻賺兩元錢,每天吃三頓糙米飯,再加上一點炒白菜,就靠這點營養,每天從黎明賣命到天黑。」   
  筆者認識一個受雇於外國人的車伕,他經常推沉重的車子,走一趟就是幾個月。這些行程,需要每天早早地出發,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嶺,運送重物。一年季節好壞天氣,他都是赤腳涉水,每到一個驛站,還得給主人準備食宿。所有這些艱辛勞作,只是為了極少的報酬,但他從無怨言,這樣幹了幾年,他的主人證明他從來就沒有發過一次脾氣!凡是有類似經歷的讀者,不都可以講出同樣真實的故事嗎?   
  也許生病的時候,中國人的樂觀天性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他們通常是最為樂觀的,或者無論如何也要表現出對自己對他人的樂觀態度。即使是在身體虛弱而又極其痛苦之時,快樂的希望也沒有背棄他們。我們知道不少中國病人,他們身患各種疾病,還經常貧困不堪、營養不良、遠離家鄉,有時還被親戚冷待甚至拋棄,未來又看不到一絲希望,但他們還能保持樂觀鎮定。他們的鎮定自若,並不是對那些神經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指責,然而假如處於同一種狀況,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確會表現出自己的特性。   
  具有這種快樂性情的中國人,我們相信並不罕見。任何在中國有些經歷的人都遇見過這樣的人。我們再次重複:如果關於「適者」如何如何的歷史教導的確可信,那麼,中華民族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第十九章 孝行當先    
  討論中國人的特點而不提及中國人的「孝心」,那是絕不可能的。但是,中國人的孝心這個課題,也不容易做。孝心一詞,與我們曾經不得不使用的許多詞語一樣,給中國人的感覺,與我們習慣賦予它們的意思之間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無論怎樣準確地翻譯成英語,卻還是有許多詞語及其意義為漢語所特有,是無法翻譯傳達的,最難翻譯的一個詞是「禮」,它與孝心密切相關。為了例證這一點,同時也為了給即將討論的中國人的孝心這個特點提供一個背景,我們最好是引用加略利[注]的一段話(轉引自《中國總論》):「禮是中國人一切心理的縮影;在我看來,《禮記》是中國人能為其他民族提供的關於他們本民族的最確切最完整的專論。中國人的情感,如果有的話,是靠禮來滿足;中國人的責任,也靠禮來完成;中國人的美德和不足,也是參照禮而得出;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關係基本上靠禮來維繫——一言以蔽之,對中國人來說,禮是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化身,同家庭、社會和宗教有著多種多樣的聯繫。」人人都會同意衛三畏博士對這段話的評論,他認為:「把中國的『禮』翻譯為英語的『ceremony』不夠全面,因為『禮』不但包括外在行為,同時也包括所有禮儀的正確原則。」   
  探知中國人孝心,有一個最讓人滿意的方法,即翻尋「四書」和其他經典,尤其是《孝經》中的有關教導。我們這裡只是注意那些被中國人付諸實踐的教條。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孝心不僅是一種特性,而且是與眾不同的特色。必須記住的一點是:中國人的孝心是多面的,同樣的事情,並不是在所有情形或所有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的。   
  在1877年於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晏馬太博士[注]宣讀了一篇關於「祖先崇拜」的論文。在這篇文章裡,他具體總結了他在中國三十多年的生活經歷。在這篇論文的開頭部分,晏馬太先是談了祖先崇拜只是孝心的一種證明,然後指出:「『孝』這個詞很有誤導性,我們要小心上當。在我們瞭解所有民族之中,中國的兒子是最不孝順的,不聽父母之言,從他們能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要求時開始,就從不讓步。」理雅各博士——中國「四書五經」的傑出翻譯家,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三年之後回英國,他也曾引用過晏馬太博士的這段文字,但其目的是最強烈地表示異議,聲稱他在中國的經歷和所看到的全然不是那樣一回事。這只說明一個人們熟知的道理:人們之間有正常的意見分歧,好比溫度計顯示的溫度也會有所差異一樣,正確意見只能來自各種結果的綜合。這些結果雖然不能和諧地化為一個整體,但要比其中任何一個部分更全面。   
  中國的兒童沒有嚴格管束,也沒有學會聽從父母,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立即服從的觀念,他們照例也沒有。這些都是最不容置疑的事實,無數經驗都可以證明。然而,這些沒有管教和疏於管教的兒童在年齡稍長之後,結果不像我們預想的那樣壞,這似乎就是事實。中國人說;「樹大自然直。」這個比喻道出了這樣一個想法:孩子長大成人之後,會去幹他們應該於的事情。然而,這個比喻也許與其他的義務有關,這些義務構成了孝順行為的某種理論基礎。這種現象的發生,似乎在於中國人孝的信條的本質,在於教人行孝的方式,也在於孝處處居於優先地位。《孝經》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注]日常流傳的說法之中,有一個說法是:「百善孝為先,但要看動機而不是看行為,否則天下無孝子。」中國人被特別地教導,一切道德敗壞,根源都是缺乏孝心。違反禮節,是缺乏孝心。不忠君,是缺乏孝心。為官不盡職,是缺乏孝心。不誠心待友,是缺乏孝心。殺敵不勇,是缺乏孝心。[注]我們因此可以發現,有關孝的教義,不僅包括行為本身,而且追溯動機,乃至覺察全人類。   
  人們普遍認為,孝的真正基礎是感激之情。《孝經·聖治章》專門談及了這一點。守孝三年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孔子所說的「孩子生下來的頭三年,不允許離開父母懷抱」[注]。守孝三年似乎是孩子對父母的一種報答方法。羊羔跪乳已是眾所周知的孝順的典範。孝要求我們善待父母給予我們的身體,否則我們就輕視了他們的仁慈。孝心要求我們:父母在世時好生侍候,父母去世後崇敬有加。孝心規定:兒子要謹循父道。孔子說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不過,如果父母明顯有錯,孝心也並不禁止兒子試圖改變。衛三畏博士從《禮記》中引證了這樣一段話:「父母有過,下氣抬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間,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注]令人擔憂的是,在大多數西方國家,父母這種錯誤的告誡,允許廢棄不用,而在中國,我們卻很少耳聞,這並不奇怪。   
  在《論語·為政第二》裡,我們發現孔子對孝心的本質在幾個地方作了不同解釋。他的回答因提問者的情況而各異。第一次是回答魯國一名官員的提問,把孝心概括為「無違」。他顯然在提問者心中留下了一顆種子,有待時間和思考去發展。「無違」只是意味著「不要不順從」,這位名為孟懿的官員很自然就這樣理解。但是,孔子與他的國人一樣,有一種「拐彎抹角的天性」,他不是當面解釋給孟懿聽,而是等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一位弟子駕車送他外出時,才重複了孟懿的問題,並重複了那個解答。這位名叫樊遲的弟子聽了「無違」這個詞語之後,極其自然地問道:「您這話的意思是什麼?」這一問,給了孔子一個切實的機會,他用這樣一段話說出了真意:「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注]孔子與樊遲的對話,實際上是孔子讓樊遲去把孔子自己的話轉述給孟懿,讓他因此推導出「無違」的真正含義!孔子在另一次回答孝順的意思又是什麼時,強調要對父母以禮相待,否則如果只是照顧父母的身體、就降到了狗和馬的水準了。[注]   
  上面引用的這段話表明,孝這個概念主要就在於順從父母的願望,滿足他們的需要和要求,這在中國是個十分古老的觀念。孔子明確地說:「今之孝者,(僅僅只是)是謂能養。」其含義是在他所喜愛並且希望找回的古代,孝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孔子這段談話已經過去了許許多多個年代,他的教義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滲入中國人的血液,並且確實也是如此。但假如孔子活在今天,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會比以往更加肯定地說:「今之孝者,(僅僅只是)是謂能養。」我們已經注意到,普通有良心的人在回答孝這個問題時,的確沒有提到其他的責任。不過,我們也應該弄清楚,孝究竟還包括哪些內容。如果隨便找十個沒讀過書的人,問他們所理解的「孝」是什麼時,很可能會有九個人齊聲回答說:不讓爹娘生氣。這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被侍奉好。他們或許還會簡潔地說,孝就是「無違」、「不違背」,如孔子所言,儘管孔子使用這個詞語時,是有其特殊含義的。   
  如果我們的讀者中有人願意看一看這個理論付諸實踐的方式,可以讓他們去仔細想想二十四個孝順的例子,這些故事收在同名書中[注],為人們所熟悉,且流芳百世。有一個故事說,後漢時期有個男孩,六歲時去一位朋友家做客,朋友用橘子招待了他。這位懂事早的孩子見機略施了一下中國人的普通小技,偷了兩隻橘子塞進袖管。但當他鞠躬告退時,桔子滾落在地,這位男孩尷尬萬分,但他卻顯得十分坦然。他跪在主人跟前,講了一句讓世人記住的話,這句話使他的名字被人們傳誦了將近兩千年:「我娘很愛吃橘子,我要把這兩隻橘子帶給她。」鑒於這個男孩的父親官居高位,在西方人看來,這個男孩可以利用別的機會去滿足他母親對橘子的需求,但對中國人來說,這個男孩是盡孝的典型範例,因為他自幼就想著母親,或者或許可以說,因為他這麼快就編造出了一個借口。[注]另一個晉朝的男孩,父母沒有蚊帳,他八歲時想出一個好辦法:他早早地上床,整夜安安靜靜躺著不動,也不打扇子,好讓家裡的蚊子只咬他一個人,讓他父母睡個安穩覺。[注]這個朝代另外還有個男孩,跟一個不喜歡他的後媽生活,但後媽非常愛吃鯉魚,冬天又弄不到。他毫不猶豫地脫下衣服,赤身躺在冰面上,冰下的一對鯉魚看了之後很感動,便在冰上鑽了一個洞,並跳出冰面,為的是能被燒給這位壞脾氣的後媽去吃![注]   
  根據中國人的教誨,「私妻子」(只顧老婆孩子)就是不孝之舉。剛才引用過的《孝經·聖治章》說,這種行為與賭博是一樣的,對這兩種行為的勸告也是一樣的。[注]剛才提到的《二十四孝》中有至孝的一例,說一個漢朝人,他很窮,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食物同時養活自己的母親和一個三歲的孩子。便對妻子說:「我們太窮了,連媽都養活不了,小孩子還要分吃媽的飯。為什麼不埋了這個孩子?我們以後還會有小孩子,但媽死了我們就沒媽了。」他妻子不敢反對。因此、他挖了一個兩英尺多深的坑,準備埋孩子,但卻發現坑裡有一壇金子,壇上刻的字說這是天賜給孝子的。[注]如果不出現這壇金子,這個孩子就要被活埋了,而按照關於孝的教條,按照人們的通常理解,這種做法是正確的。「私妻子」肯定不會允許殺害孩子來延長其祖母的壽命。   
  中國人相信,父母的頑疾,只要吃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子女身上的一塊肉就能治癒。[注]是否能有好的效果,卻不一定,只是一種可能。《京報》不時地有這類事情的報道。筆者熟識的一個年輕人,就曾經從腿上割下一片肉來醫治母親的病,他用一個老兵誇耀傷疤的神情向人展示他的傷疤。這種情況毫無疑問不多,但或許也不是極其少見的。   
  中國人孝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即孟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注]需要後代,這是因為要不斷地祭祀祖先,這便使得傳宗接代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責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每一個兒子都要盡可能早地結婚成家。一個中國人,三十六歲做爺爺,這是極為常見的事。筆者有一個熟人,在臨死的病榻上自責有兩個地方不孝:其一是不能再活得長一些為母親送終;其二是沒有安排好他那十來歲兒子的婚事。這種關於孝的觀點,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無疑都會受其支配。   
  沒有生男孩,這是與妻子離婚的七個原因中首當其衝的。要生男孩,這就導致了蓄妾制度,並隨之產生各種不幸。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完全有理由生了男孩便歡天喜地,生了女孩便垂頭喪氣。正是由於中國人傳統教誨的這一側面,導致了我們所知中國的大量溺嬰現象。這種罪孽,南方要比北方更厲害,但是北方我們幾乎全無所知。但必須記住這樣一點:難以獲知此類事情的確切情況,因為公眾對此很牴觸。私生子的數目也不少,但不論男孩女孩,都不宜留在世上。儘管在任何一個地方,殺害女嬰的直接證據總比實際發生的要少得多,但從道德上就可以肯定,能夠把活埋三歲孩子來供養其祖母的這種行為視作孝行,就不可能沒有殺死不受歡迎的女嬰的罪孽。   
  我們已經在談及中國人為父母服喪時提到,服喪期是整整三年,不過實際上已經仁慈地縮短為二十七個月。在《論語·陽貨第十七》中,我們讀到,孔子的一個弟子堅決反對服喪期為三年,認為一年就足夠了。對此,孔子堅決地回答說,君子在這三年服喪中不能行樂的,如果這個弟子樂於縮短為一年,他可以那樣做,但孔子直截了當地稱之為「不仁」。[注]   
  不少人出賣最後一英畝土地,拆房子賣木料,籌錢為父母或其中的一位辦一場體面的葬禮,這是經常會碰到的事。這種做法是一個社會性的錯誤,但很少有中國人能明白,也根本沒有一個中國人能意識到這一點。那樣做,符合中國人的天性,符合「禮」,因此,中國人會毫不猶豫地去幹。   
  古伯察教士從他的親身經歷中給出了一個極好的例子,證明中國人是多麼重視禮儀和孝行。這位教士住在中國南方,他在這個帝國居住的第一年[注],因有事情要派一個信客去北京,這時他想到自己雇的一名中國教書先生家在北京,肯定願意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給他的老母親帶個信,他已有四年沒聽到母親的消息,母親也不知道兒子身在何處。聽說信客馬上要走,這位先生叫來一個剛在隔壁房間下課的學生:「過來,把這張紙拿去,替我寫封信給我母親。抓緊時間,信客馬上就要走了。」這一過程使古伯察教士深感驚奇,他就問,這個小孩子是否熟悉這位先生的母親,這樣才得知這個小孩子根本就不知道先生還有這麼一個人:「你不告訴他,他怎麼知道該說什麼呢?」這位先生總結性地回答說:「他不明白該說什麼嗎?他學作文已經有一年多,已經熟悉不少文雅的套話。你不認為他應該完全明白一個兒子怎麼寫一封稟母書嗎?」過了一會兒,這個學生回來了,不僅寫好信,而且封好了,這位先生只是親自簽了個名。這封信寫給這個帝國任何一位母親都一樣,她們都一樣樂於收到。   
  中國的孩子對父母的孝敬程度,各地不盡相同。毫無疑問,至孝與不孝這兩個極端各處都有。殺死父母的情況很少見,而且那種人通常都是瘋子,雖然這並不能減輕他們所受的懲罰。但一般人由於在極度貧困中呻吟,有時也不免虐待父母。而另一方面,兒子自願代替父親殺頭的情況也時有所聞,這有力地證明孝順的力量。儘管這個父親也許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   
  在徒有虛名的基督教國家裡,家庭關係的紐帶有點過分鬆散,對從中解脫出來的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的孝行確有不少吸引人的方面。孝行之中對年長者的尊重有助於盎格魯一撒克遜人提高修養。在西方國家,兒子長大成人之後,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願幹什麼就幹什麼,與父母沒什麼關係,而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做法就像長大的牛犢和小驢對待母牛和母驢動物才做得出,但完全不符合人類實行的「禮」。假如我們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去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我們自己的社會實踐中尚需改進的地方。我們還會發現,我們大多數人實際住在玻璃房子裡,要處處留神,不能亂扔石頭。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討論中國人的孝心,而不強調它在幾個方面的致命缺陷,也是徒勞的。   
  孝的教義看來是說,有五種嚴重的錯誤[注]。在我們看來,其中兩種是消極的,三種是積極的。這種教義中,成卷的書講述了孩子對父母的責任,但父母對孩子的責任卻隻字未提。中國這個國家,這類勸導並不多餘。不管哪裡,都最需要這樣的勸導,而且一直如此。神的使徒保羅[注]受神的啟示,在對歌羅西[注]的教會談及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時,精練地說:「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你們做妻子的,當順眼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意兒女的氣。」[注]孔子的所有道德說教中,有哪條實際的智慧比得過這些影響甚遠的原則呢?中國人的教誨沒有為女兒說什麼話,一切都站在兒子一邊。如果中國人多少年來沒有患有色盲而看不清這個問題,那麼,他們就不會覺察不到這種對人性的粗暴侵犯。由於偶然的性別之差,男嬰成了家庭中的神,同樣,女嬰成了可怕的負擔,雖然不一定被弄死,但肯定遭人嫌棄。   
  中國人關於孝道的教義,把妻子放在卑賤的地位。關於妻子對丈夫的責任或丈夫對妻子的責任,孔子什麼也沒說。基督教要求男人離別父母,與妻子相守。儒教則要求男人廝守父母,並強迫妻子也這樣做。假如丈夫與父母的關係以及丈夫與妻子的關係,兩者發生衝突,後者作為一種次要和卑賤的關係,必須作出讓步。中國社會的結構,是按照家長制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具有嚴重的弊病。它壓抑了人們內心自然本性,而另一些本性卻可能馴化到了極端。結果,只要年長的人一息尚存,年輕的人就幾乎完全隸屬聽命。人們的心靈被鐵一樣沉重的壓力禁錮了起來,阻礙了發展,也阻礙了健康向上的變化。   
  中國孝道的原則認為,行孝主要在於傳宗接代,這導致了一連串的弊端。它強迫人們不管有沒有條件供養孩子,都得生養。它也導致了早婚,造成千百萬人陷於過度貧困,難以活日。它也是造成一夫多妻與納妾的根本原因,以致不可避免地帶來禍端。中國人的真正宗教,在祖先崇拜中得以體現和概括。如果正確地理解祖先崇拜制度的真正含義,它就是人們被迫承受過的最為沉重的束縛。晏馬太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幾億活著的中國人,最可惱地屈從於無數代死人。今天的這代人被過去許多代人所束縛。」對於我們已經注意到的令人沉悶的保守主義而言,祖先崇拜是最佳型態和保證。如果保守主義不遭到重創,那麼,中國怎麼可能調整自己,去適應本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全新環境呢?如果已經逝去的無數代人仍被中國人視若神明,中國怎麼可能真正向前邁出一步呢?   
  我們認為,中國人實踐孝道的真正根源,半是恐懼半是自愛,這兩個最有力的動機影響著人們的內心。神靈一定得崇拜,因為他們有作惡的能力。孔子有一句頗具洞察力的格言:「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如果忽略祭祀,神靈就會發怒。如果神靈發怒,他們就會報復。最為保險是去崇拜他們。這似乎是對中國各種崇拜死人的理論的一種壓縮。至於活人與活人,推論起來也同樣簡單。每一個兒子為父親盡孝道,也要求自己的兒子這樣做。養孩子為的就是這個。關於這一點,普通人都十分清楚:「種樹遮蔭,養兒防老。」不管父母還是孩子,對此都不會有任何錯覺。「沒有尿床的孩子,就沒有人在墳前燒紙。」每一代人都要報償上代人的債,又依次要求下一代人最大程度地報答自己。孝道就是這樣一代人傳一代人,一個時代傳一個時代。   
  有人憂心忡忡地評論說,中國人過分的孝道沒有體現出與上帝有任何關聯,而且在任何意義上也沒有引導人們意識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道最完美的和最終的表達,與多神論、不可知論和無神論同矚一列。它使死人變成神靈,神靈也就是死人。它的愛,它的感激,它的恐懼,也只是為了塵世間的父母。它沒有天父的概念,即使知道有天父,也不感興趣。不是基督教永遠不能引入中國,就是放棄祖先崇拜,因為兩者是矛盾對立的。在兩者的生死鬥爭之中,適者將生存下來。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中國人把仁列為五德之首。仁這個字是由「人」與「二」構成的,據此推測,暗含著這樣的看法;仁,是由發展於兩個人之間的交往。這種理論儘管為字的結構所贊同,而在中國人的生活實踐中卻根本沒有得到證實,我們對此不必多作評論,因為聰明的觀察者自會留心。然而,一些應該瞭解真相的人卻常作膚淺的考察,認為中國人當中不存在仁。這種看法遠非正確。「惻隱之心」,孟子提醒我們,「人皆有之」,[注]但表達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溫和、仁慈,這對中國人不是沒有影響的。再者,中國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種注重實際的強烈天性,他們「行善」之時,一定會有多種多樣的行善方式,當然,在這些方式中肯定也會有許多變通的餘地。   
  在各種行善方式中,給中國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設立育嬰堂、麻風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費學校。由於中國實際上沒有戶口調查,因此不可能確切地知道這些善行的開展程度。李修善教士[注]曾經調查過中國中部的慈善機構,他在報告中指出,漢口有三十個慈善機構,每年的開支約八千英鎊。然而,我們稍為冒昧地說,這些機構肯定相對是少的;這就是說,因為人口眾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這些機構是大量需要的。   
  每逢洪水和饑荒,經常可以看到處處設立巨大的施粥棚,並捐贈冬衣給沒衣服穿的人。不僅是政府忙於此事,平民百姓也積極配合,他們的行為值得高度讚賞,而這種有仁有義地花費巨資之舉,實在並不罕見。年景不好,城裡擠滿了一批批的難民,他們被允許住進車棚和空房等處,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為之。因為當大隊難民湧來,卻又處處無法安身時,他們就肯定會有所報復。這樣的情況下,明智的辦法是對他們作些安撫。   
  我們沒有把各省的會館當做中國的慈善機構,因為這些社團是照顧遠離家鄉的人的。離開這種幫助的話,他們就回不了家鄉,或者在客死他鄉之後無法運回家鄉安葬了。這是一種保險性質的日常機構,中國人自己大概也這樣看。   
  在某些勸人行「善」的書中,有人引咎於自己能記起的惡行,同時自傲於自己的善舉。善惡相抵,顯示出他在中國的拉達曼斯[注]的生死簿上的壽數。這種把一切記錄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實用特徵,以及他們總是忘不了考慮來世報應。如果有來世,也只是現世的延伸和擴展。這種為求來世有好報的明顯動機,在中國人的善舉中佔了不小的比例。而公開承認自己的自私動機,有時則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結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試圖從這個大城市的茶館的每一杯茶水中徵稅,籌款以幫助遭受黃河水災的災民。對這個古都的人們來說,這種做法有點像1773年波士頓人征茶葉稅,[注]官員竭力誘導人們,發佈公告,告訴他們:「倘若樂善好施,當有好報。」然而,人們聯合起來不去茶館,最後完全取得了勝利。全城的人聯合抵制這種強制性的「好報」,這種奇觀我們真是難得一見。   
  為窮困的人買棺材;收埋野外暴屍;焚燒撿到的字紙,以免它們被褻瀆;把活鳥和活魚買來放生。有的地方還為病人貼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藥,免費接種疫苗,提供廉價乃至免費的勸人行善的書籍。這些都是積德的善舉,它們在中國人的行善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據我們觀察,對人行的善則處於次要地位。這些善行都有千篇一律,行善者不會有什麼麻煩,也用不到費什麼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魚人撒網打魚,然後把打魚人打上來的魚全都買下來,再把這些魚放回去。這的確比上門探訪,急人所急地幫助別人要容易多了。   
  在講求實際的中國人心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魚一旦入水,鳥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魚和鳥不會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養它們及其眾多的「家庭成員」。由於行善的人只想讓自己的善行記錄下來,他們就可以去於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擔心會出現煩心的結果。然而,在中國,「善門難開」,而且更難關上。沒有人能預見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擔責任的風險;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謹慎。一位居住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被一名當地的紳士請去行善,為一個全瞎的可憐乞丐治眼病。由於那乞丐患的是白內障,所以視力恢復得很好。治好之後,這位紳士又把傳教士請去,告訴他,這個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討,現在失去了乞討的理由,因此這位傳教士要彌補這一過錯,把他帶回去雇作看門人。有時,一位行動不便的好心的老婦會招待一下她認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婦女,而這些老年婦女其實是殘酷命運的犧牲品。我們的確聽說過這個事例,但僅此一次,不過要比我們設想的多一些。說了這麼多貶低的話,我們必須承認,「誠心誠意行善」在中國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災難降臨,比如大饑荒或者黃河決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關官員,總是先後迅速趕到災區,試圖幫助災民。但是,這些賑濟措施不是大規模地統一實施,正如這些不斷發生的災禍本身所暗示的那樣,而只是採取一些權宜之計,似乎災難以前從未發生過,今後也不會再發生。並且,對難民的救助偏偏在他們最需要救助時就停了下來,也就是在早春時節,長期的困苦和人口擁擠已使他們極度虛弱,最容易得病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打發他們一點現錢,讓他們盡快回家去盡可能地恢復原來的生活。當然,這樣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救災基金通常已經發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們回去幹農活,麥收時就能有飯吃。官員們知道,如果難民在天氣轉暖時還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園,他們就可能會死於瘟疫。對政府而言,小範圍的災難總沒有成群結隊地死去觸目驚心。   
  同樣的精神,也體現在「臘八施粥」這個熱鬧非凡的慈善活動之中。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活動是一種典型事例,表明中國人的行善流於表面。按照習俗,中國的農曆十二月初八,那些積累了大量行善願望而平素沒機會滿足的人,便在這一天白天大約十二個小時都來者不拒地慷慨施捨最為質次價低的粥湯。這就稱為行善,是積德的一種途徑,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沒有鄉下人來喝粥,因為即使最窮的人家裡也可以吃到這樣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這並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舉,也沒有人讓他們把粥換得質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傳自己的善意,即使他們不比往年更誇大。這天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來要一碗粥湯,只好把粥湯倒進一個個破罈子裡去餵豬。行善的有錢人極其神氣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認為,儘管沒有一個窮人來出席他的「宴席」,他也盡到了一年的責任,良心上有了滿足。但是,如果遇到壞年景,糧價漲得驚人,還是這個有財有德的人卻不發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捨不起了」!   
  我們曾經提及,成群結隊的乞丐處處可見。施捨本質上就是給自己交保險。正如人們熟知的那樣,乞丐在城市裡組織起強大的丐幫,遠遠強大於與之爭鬥的其他幫會,原因在於乞丐既無所失又無所懼,他們獨立於世。設想一個頑強的乞丐,以日內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長時間地向一個店主乞討,卻遭拒絕,這個店主就會因此受到大批饑民的侵擾,他們賴在那裡不走,讓這個愚頑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滿足乞丐們不斷加碼的要求,買賣就沒法做。店主與乞丐雙方都知道這一點,因此,這種施捨總是像涓涓細流那樣永不間斷。   
  同樣的原則,經過明顯的變通之後,也適用於小規模地賑濟那些隨處可見的川流不息的難民。我們從所有這些事例中發現,賑濟的目的不是讓受惠人獲益,而是使行善之人獲取回報。中國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擲雙骰的賭博中擲出四點一樣,凡與行善者有關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會「往前走」。   
  至於中國慈善事業的缺陷,一定要加上這樣一條:任何事情,無論好到哪兒急到哪兒,幾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國的壓搾系統,它與中國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樣有著良好的組織。要把常備的救濟錢糧全部佔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饑荒的緊要關頭,人民的水深火熱並不足以阻止各級官員最無恥地侵吞原本應該由他們發放下去的救濟款。此時,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災情和重建家園之上,外界又對救濟款項的籌措和使用一無所知,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貪官會做出些什麼醜行便不難想像了。   
  當中國人終於開始瞭解西方文明時,他們時常被迫接受最壞的方面,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世界裡到處都是慈善機構,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然後,他們或許會想到去探究這個頗有意義的事實的原理。他們或許會注意這樣一個引人聯想的情況: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與情感有關的字那樣有「豎心旁」,它也根本沒有「心字底」。中國的善,也是行之而無誠心可言,其普遍後果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本能地從事實際的慈善活動,不管何時何地,都自覺地要求有機會展示這個本能——這種心理狀態中國人完全沒有。這的確不是人類的進步。如果它是中國人的創造,就必須經歷曾經出現在西方的過程,使這種本能成為人生的必要成分。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們已經注意到居於「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著中國人生活的一個側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則是人們互相之間的夥伴之情。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在論述中國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來表明中國人明顯缺乏同情心這個命題。   
  我們必須時刻記住。中國的人口是密集的。這個帝國幾乎所有地區都會週期性地發洪水,鬧饑荒。中國人傳宗接代的願望是這麼無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長的環境在許多其他國家裡都起作用,但在中國效果相對差一些。最窮的人也要繼續讓孩子們早早地結婚,而這些孩子又要生出許多孩子,似乎他們有餬口的糧食。由於這些或其他原因,結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現掙現吃,名副其實的「雙手剛掙來的東西,馬上就得送進嘴裡」。這可以解釋為何到處都有按日計酬的務工者,而這種狀況也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與什麼地方的中國人打交道,外國人馬上就會覺察到,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有現錢。叫他們做事情,第一個要求就是給現錢,幹活就是為了吃飯,前提是他們一無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時,也常常籌不齊最起碼的數目。有一句最為意味深長的話,說一個人被迫籌錢去應付官司、安排葬禮等諸如此類的事情,稱作「度饑荒」,也就是像一個飢餓的人急迫地尋求幫助。除卞有錢有勢的人,誰都無法應付這類事情而不需要幫助。貧困而又役有希望,這是中華帝國最為突出的事實,而這個事實對人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在最粗心的觀察者看來也是十分明顯的。生計之憂,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習慣,即使在生計之憂不那麼急切的時候,人們也習慣過最艱苦的生活。在這個層次上只有錢與糧這兩個突出的事實。錢與糧是一對焦點,構成中國的橢圓,中國人的全部社會生活都圍著它們轉。。   
  中華帝國的芸芸眾生陷於深深的貧困之中,他們經常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艱難求生。對於他人所遭受的各種可以想見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難,他們都已經司空見慣了。一個中國人,無論怎麼具備仁慈之心,實質上都無能為力,哪怕是減輕時時見到的苦難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難又要成倍地加重。一個善於思考的中國人肯定會意識到,減輕苦難是絕不可能的,不管是靠個人的善心,還是靠政府的干預。所有這些辦法,即使勉力為之,也只是治標而不治本。他們的治理方法,好比治傷寒病人分發一些小冰塊——每個病人都分到好幾個盎司,但沒有醫院,沒有食品,沒有藥物,沒有護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國人沒有更加仁慈的有效辦法。完全缺乏體制、預測和管理,而慈舉善行卻還能進行下去,則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們一直碰到無法防止也無力救助的苦難,這種現象對哪怕是最有教養的人所產生的結果,我們是並不陌生的。每一場現代戰爭都足以說明這種現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經會發生痙攣,因而留下了不滅的印象;但這很快就會過去,接著就會對此相對麻木不仁了,但看見一次,就會永生難忘。在中國,總是有一場社會戰爭,大家對其後果都已見怪不怪、熟視無睹了。   
  對身體上有任何殘疾的人的態度最能說明中國人缺乏同情心。人們普遍認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隻眼的人)、聾子、禿子、斜眼,都是要避而遠之的。似乎身體有缺陷,品質也肯定有缺陷。據我們觀察、那樣的人在西方非但不會受到殘忍的對待,而且還會讓人們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們在中國卻被視為因為犯有隱秘的罪惡才受到這樣的懲罰的,這種看法與古代猶太人不謀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殘疾或者後天致殘的人,不被人提及痛處就沒法活下去。最溫和的方式是描繪其缺陷,以吸引公眾注意。藥鋪抓藥的對一個病人這樣說;「麻大哥、你是哪個村的?」一個眼斜的人經常會聽見別人說「眼睛斜,心地歪」;頭髮一根不剩的人則經常受到這樣的提醒:「十個禿子九個詐,剩下一個是啞巴。」類似白化病這樣的缺陷也會變成無聊的玩笑、似乎永遠都不會有停的時候。像這樣不幸與眾不同的人,必須一輩子逆來順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對此毫無脾氣,充耳不聞。   
  對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國人也過分坦率。「這個孩子,」一位旁觀者說,「是個傻子。」這個孩子興許根本就不「傻」,但這樣不斷當面說他沒心眼兒,他那尚未發展起來的心智會很容易就此枯萎。這樣對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別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們的與眾不同之處,行為舉止上的細節。發病的原因、病情加劇的症狀,都是公有財產,都當著病人的面一一抖摟出來,而病人必須完全習慣於別人稱他為「瘋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個民族把生男孩視為頭等大事,無怪乎家裡沒孩子會不斷遭人嘲罵,就像傳說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親的「對頭,大大激動她,要使她生氣」。[注]如果為了什麼原因。或者根本不為什麼,一個母親悄悄地悶死了自己的孩子,這樣的事情讓人知道之後,大家也不會感到奇怪。   
  中國人缺乏同情心,在對待迎親那天新嫁娘時也是如此,其方式很有特點。新娘子總是很年輕,很膽怯,突然置身於陌生人群之中,自然不勝恐懼。儘管各地風俗有很大差別,但這個可憐的孩於突然暴露在眾人注視之下,卻沒人在乎她的感受。有些地方還允許掀起轎簾瞪大眼睛看新娘。另外一些地方,不少尚未出嫁的姑娘在新娘子必經之路旁占好一個有利地形,滿手捧著草屑或者米糠,撒在新娘子費時費力地油過的頭髮上。當新娘子到達公婆家起身出轎之時,她得像一匹剛買來的馬一樣,接受評頭品足,不難想像她會是什麼感覺。   
  中國人十分看重繁文縟節,但他們顯然看不到會讓人不快的事情,因而也就想不到去避免。筆者有一個中國朋友,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講失禮的話,說他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最感驚奇的是外國人臉上長滿了鬍子,像猴子一樣,他接著保證說:「現在我已經很習慣了!」有人當著學生的面,要一位老師評論一下這些學生的能力,老師回答說,在他們面前離門最近的學生最聰明,二十歲就會學業有成,但旁邊那張桌子的兩個孩子是他見過最笨的。人們從沒有想過,這樣的評論會給學生帶來什麼。   
  中國人缺乏同情,也體現在他們的全部家庭生活之中。不同家庭雖有很大不同,但究其本質都關係不好,很容易看到大多數中國家庭根本就不幸福。之所以不幸福,是因為缺乏感情上的聯合,而這在我們看來是現實的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中國家庭通常是個人的聯合,永遠不變地聯繫在一起,有著相同利益,也有不少不同之處。最終結果,中國家庭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家庭,中國家庭裡不存在同情。   
  中國的女孩,一生下來就多多少少不受歡迎。這一現實對她們之後的全部經歷,都有很重要的影響,並且為缺乏同情這一點提供不少發人深省的事例。   
  母親與女兒在狹窄的院落這種中國生活條件下過日子,不免會發生口角,隨口亂罵是日常生活中隨心所欲養成的自由。有一句特別的俗話,瞭解中國家庭的人會覺得意味深長;媽媽罵女兒,仍是親閨女。女兒一旦出嫁,除了無法脫離的血緣關係,就不再與娘家有什麼關係了。所有家譜都略去女兒的名字,其理由根深蒂固:她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女兒,而是人家的兒媳婦了。人的本性會使她有回娘家的要求,各地風俗不同,有的走得勤,有的走得懶。有的地方回娘家走得勤住得久,還有的地方則回得越少越好,如果婆家有喪事在身,則傾向於完全中止回娘家。但是,不管是哪種具體做法,兒媳婦屬於婆家的一份子,這個原則都是正確的。想要回娘家,就得帶上不少活兒去幹,可能是大量的針線活,娘家人還得幫著干。每次都盡可能多地帶上孩子一起去,這樣做既是為了管教孩子,以免他們變壞,最主要是讓這些孩子盡可能在姥姥家多吃、住些日子。在女兒經常這樣回娘家的地方,在女兒多的家庭,這種不斷的侵擾是讓娘家全家都感到害怕,也加重日常生活資源的開銷。因此,這類訪問經常會受父親和兄弟的阻止,母親則暗暗高興。不過,由於各地風俗定下了某些回娘家的時節,比如在新年之後的特定日子以及特殊的節日等等,這類訪問不受限制。   
  婦女回到婆家,用句俗話來說就是「賊不空跑」。她必須帶點禮物什麼的給婆婆,一般總是吃的東西。如果忽略這一老法,或者沒有能力帶回禮物,不久就會招來一些戲劇性的場面。如果女兒是下嫁到窮人家,或者嫁去之後變窮了,如果她又有幾位已經成家的兄弟,她就會發現自己回娘家,用醫生的話來說,就是「禁忌」。娘家的幾個兒媳與已經出嫁的幾個女兒,她們之間準會有一場打鬥,比如腓力斯人與以色列人的子孫,各自把某個地方當做自己的特殊領地,而把對方當做侵略者。如果幾個兒媳佔據了領地,他們會像腓力斯人那樣,對無法徹底消滅和驅逐的敵人徵稅。一個兒媳婦,被視為婆家全家的僕人,這是她恰如其分的地位。而要找僕人,顯然要找健壯和成年的,而且已經學會燒飯縫補這類家政技術,以及該地區可以勤勞謀生的一切手段,而不願要力氣與能力都很小的孩子。我們知道有一個二十歲的姑娘,豐滿而年輕,卻嫁給了一個年齡只有她一半的瘦弱男孩,他們成親之後的頭幾年,她得樂於照顧這個男孩出天花,而天花是一種幼兒疾病。   
  中國兒媳婦的苦難,可以寫成一章,而不是簡單地寫一段。所有的中國女子都要出嫁,通常在很年輕的時候出嫁,她們一生中很長一段時間完全受婆婆控制,而當我們想到這一點,我們只是隱約地知道她們生活在受虐待的家庭中會遭受許許多多難以忍受的苦難。自家父母對已經出嫁的女兒鞭長莫及,除非對婆家進行一些勸解,或者女兒真的被迫自殺之後索要一大筆喪葬費。如果丈夫把妻子打成重傷甚至殺了她,只要能舉證她對公婆「不孝」,便可以逍遙法外。我們需要重複一下,年輕妻子的自殺十分常見,有的地區幾乎就找不到幾個最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的村莊。一個母親斥責已經出嫁的女兒自殺未遂:「你有機會,為啥沒死成?」沒有什麼話比這句話更讓人同情了。   
  《京報》幾年前發表了河南巡撫的一份奏折,偶然披露說,父母殺死孩子,按法律觀點來看有罪,但有一條規定卻使法律成為一紙空文:一個婆婆惡意謀殺了她年輕的兒媳,兇手付一筆錢就能贖罪。他上報的案例中,一個婦女先用點著的香燙她的童養媳,再用燒紅的鐵鉗烙她的臉頰,最後用沸騰的熱水把她煮死。這份奏折裡還提到幾個相似的案例,由於寫進奏折,肯定確實無疑。這種極端野蠻的事或許罕見,但虐待嚴重到導致自殺或企圖自殺,這樣的事情卻經常發生,以至於人們當時都懶得去議論一番。與筆者熟識的不少家庭,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給人作妾的中國婦女,其命運也十分辛酸。她們所在的家庭——幸福實在屈指可數——情形總是不斷爭吵與公開打鬥。「我住的城市的長官」,一位久住中國的外國居民寫道,「他十分富有,並且學識淵博,擅長舞文弄墨,為官幹練,能引經據典。但他經常欺騙、咒罵、搶掠,甚至折磨他人,以滿足他的獸慾。他的一個妾逃跑抓回來,被剝光衣服,兩腳倒吊在屋樑上,往死裡打。」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沒時間生病。男人們根本不把婦女、兒童的病痛當回事兒,時常任其發展到無法治療的地步,這或是因為沒時間去管,或是因為男人「看不起病」。   
  在談及孝心的時候,我們已經注意到,孝心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年幼的人無足輕重。年幼的人,其價值主要取決於他們可能成為什麼,而不是他們現在是什麼。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做法,中國正與之相反。三個出門人中最年輕的人,總是首當其衝地去承受勞苦。最年輕的僕人,總是干最苦最累的活。芸芸眾生在貧困中歷經煎熬,中國的男孩子不堪忍受各種嚴重的欺壓,奮起反抗,時常離家出走,也就不足為怪了。那些下定決心逃跑的孩子,幾乎都可以投靠他人。造成他們離家出走的原因有多種,但據我們觀察,最為普遍的原因是備受虐待。有一個此類事例,一個男孩剛從斑疹傷寒中復原,這種病人大病初癒之後通常胃口很大,而家裡的粗黑麵食實在難以下嚥,於是他便跑去當地的一個市場,大吃一頓,花了約二十個銅錢。他因此被父親痛罵一頓,而他也就逃到滿洲這個東北各省少年眼中的聖地去了,從此不知所終。   
  普倫蒂斯[注]曾經說過:男人是創造的對象,女人則「無關宏旨」。這種說法反映了中國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婚姻的目的,在女方家庭看來,是可以不再撫養她了。男方家庭的目的,則是傳繼香火。這些目的是不會遭到指責的,除非去一味追究人們的動機。但在中國,沒有人會對這個問題有錯覺。   
  普通人家男婚女嫁的目的尚且如此,對窮人來說,這個目的就更為突出了。人們一般這樣評論寡婦再嫁:「現在她不會挨餓了。』峪話說:再婚再嫁,只為吃飯;沒有飯吃,散伙完蛋。在賑濟饑荒時,常常看到不少丈夫索性撇下妻子兒女不管,讓妻兒們去要飯,或者餓死。許多情況下,兒媳婦被送回娘家,娘家有吃就吃一口,娘家沒吃就餓死。「她是你的女兒,你去管她吧。」還有幾例中,分發給哺乳婦女的救濟糧,有時也被男人奪走,儘管這些例子或許算是例外。   
  儘管僅從大饑饉年份的種種現象去判斷一個民族,顯然不公平,但這種情況是一塊試金石,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的深層準則,比尋常年景所反映的更準確,更確實。在中國,賣妻子兒女並不只是荒年才有,只不過荒年更顯得平常。熟悉這些事實的人都完全明白,近年來許多鬧饑荒的地區,婦女兒童像騾和驢一樣被公開拍賣,唯一的根本區別只在於前者不趕去市場。1878年那場大饑荒,幾乎波及最北面三個省份的所有地方,還向南蔓延,路上的車輛上幾乎全都坐著賣往中部省份的女人和女孩,以致有的地方已經難以雇到馬車,因為所有的車輛都正忙於把新買來的女人轉賣到別的地方去。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年輕婦女從饑饉之鄉或人口過剩的地方,賣到因動亂而人口減少的地方,以及多年娶妻困難的地方。這種稀奇事情最令人傷感的是,這些中國家庭的成員被迫賣到各個遙遠的省份,而這或許是全家人的最好出路。對於被賣者和賣者來說,或許是能活下去的唯一辦法。   
  我們曾經提到,漠不關心家人的病情,是因為得病的是「區區婦孺」。天花在西方被當做可怕的瘟疫,它也不斷造訪中國,以至於中國人已經不指望逃脫其蹂躪了。但是,他們不願多想,因為得天花的主要是孩子。人們經常可以遇見因小時候得天花而兩眼全瞎的人。無法容忍身體髮膚受到絲毫毀傷的中國人,卻對孩子生命的價值如此看輕,我們實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麼根本就不會掩埋,常說的話是:「扔了!」要麼就用草蓆一卷,鬆散地蓋著,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還有一種恐怖的風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團,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騷擾!   
  中國人對天花十分麻木不仁,他們自然體會不到我們對天花的恐懼,但他們害怕傷寒和斑疹傷寒,與我們害怕猩紅熱一樣。如果一個人出門在外,得了這樣一種病,就很難受到適當的看護,甚至完全沒有看護。人們對所有懇求幫助的人都只是簡要地回答說;「這病會傳染的。」許多發熱病症確實也會傳染,而雲南某些山谷裡發現的一種可怕疾病也許是傳染性最強的,貝德祿先生在《華西旅行考查記》中描述說:「患者不久就感到極度虛弱,接下去幾個小時全身上下極度疼痛;不久即陷入精神狂亂,十有九死。」據當地人講述:「病房裡到處都是鬼魂,甚至桌子和床墊也在扭動,發出講話聲,會回答所有的問題。不過,也有幾個人冒險走進房間。傳教士確切告訴我說。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怕傳染,患者就像麻風病人一樣地遭人嫌棄。如果家裡有個長輩染上病症,最好的看護就是關進一個孤零零的房間,並在他旁邊放上一壺水。房門緊閉,門的一側放著一根竹竿,焦急不安的親戚每天兩次用竹竿捅一下病人,看他是不是還活著。」   
  中華民族是一個性情溫和的民族,家庭內部肯定處處洋溢著關愛。疾病與麻煩尤其能喚醒人性中的最好一面,在一家為中國人開辦的外國醫院裡,我們耳聞目睹了許多事情,不僅父母對孩子、孩子對父母充滿摯愛,而且妻子對丈夫、丈夫對妻子也充滿摯愛。陌生人之間的相互關心,就更為普遍了。奶孩子的中國母親,會用自己充溢的奶水去哺育那些失去母親的嬰兒,要不他們就餓死了。   
  沒人願意幫助別人,除非有特別的理由。這個特點反映在中國社會關係的方方面面。有人勸一個聰明的男孩,儘管沒有機會上學,他應該盡量讀點書。而這個男孩時常會找到一個無懈可擊的借口,推諉說沒人教他,儘管他身邊有不少讀書人,他們也有空。只要這個男孩一提出想讀點書這個雄心,肯定會招人冷嘲熱諷,這些人在私塾裡苦熬了漫長的年月,他們彷彿在說:「這個小傢伙憑什麼想走捷徑,幾個月就想學會我們多少年苦讀的東酉,然後過幾天就忘記?讓他像我們一樣自己請老師好了。」很難真的碰到一個能稱得上識文斷字的人,哪怕最起碼的識文斷字,哪怕是「自學」的,儘管「自學」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住在中國的外國人都很吃驚,中國人對落水的人一般是不救的。幾年前,一艘外國汽輪在長江起火,成群的中國人目擊了這個事件,他們幾乎沒有營救乘客和船員。當落水者盡快逃到岸邊之時,許多人連衣服都被搶走,有的還被當場弄死。應該與這種暴行相提並論的是:搶奪遇難船隻的財物,不久以前在英國還是一種營生。另一方面,1892年秋天,一艘英國大汽輪在中國海岸擱淺,當地的漁民和官員都不遺餘力地營救倖存人員。然而在中國,總的來說還是對幾乎到處存在的各種苦難抱有冷漠態度,這樣的事情仍然存在,尤其是人在旅途之時。有句諺語說:在家不是貧,路貧貧煞人。   
  在中國旅行,人們對陌生人缺乏幫助和友善,這極為明顯。一場夏雨之後,地面道路無法行走。不得不起身趕路的人會發現「天、地、人」聯合起來同他作對。沒有人會告訴他,他走的這條路前面馬上就是泥沼。如果你陷在裡面,也不管旁邊納稅人什麼事。我們已經談過中國的官道沒人關心。所有這樣的路在一定季節裡都泥濘難行,每當出門人一頭栽入泥坑而又無力自拔之時,便會發現不知從哪兒圍攏過來一大群人「袖手旁觀」,簡直就如這句成語形容的完全一樣。但不管人數有多麼眾多,只有等到與他們談成條件之後,這些旁觀者之中才會有個人出來盡這個舉手之勞。更有甚者,這種時節裡當地人還經常在難走的地方挖個深坑,特意讓出門人陷進去,因為這樣,出門人就不得不出錢來雇他們幫一把!如果對這樣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慮,也不妨照直往前走,不要去理會當地人的勸告,因為你永遠都吃不準,他們給你指的路是有意讓你繞道呢,還是在真心幫助你?   
  我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外國人舉家搬往中國一個內地城市,明顯受到親切熱誠的歡迎,不少鄰居甚至還主動把日常用品借給他們,讓他們用到自己備齊之後再還。這樣的例子肯定還會有,但得明白完全都是例外。很顯然,最為常見的接待是,周圍人們完全漠不關心,除非他們感到好奇,想來看看新來的人是什麼樣子;那種恨不得把新來的人的底細摸透的勁頭,就好比貪婪一群被命運送往別處去拔毛的肥鵝;然後,就陰沉著臉,時時流露出敵意。對於那些倒運的外國人,我們從沒聽說中國人有任何主動幫助,儘管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聽說不少事情,說一些水手試圖作陸上旅行,從天津到芝罘[注],或者從廣州到汕頭,期間沒有人免費讓他們吃住過一次。   
  那些運送死人回家的人,想得到允許住店,通常很困難,有時根本不可能。我們知道這樣一件事情:死者的兄弟被迫整夜守在街上,因為店主不許棺材進門。把死屍擺渡過河,則要索取高價,而且我們也已經聽說過幾件這樣的事:把死屍雙層包好,再用蓆子裹起來紮好,讓它看起來像貨物,以免別人懷疑。另據報道,近年有個嚴冬,山東濰縣的一個店主,拒絕幾個凍得半死的出門人進店,害怕他們死在店裡,硬把他們趕到街上,結果統統凍死了!   
  中國有些罪犯經常不會在官老爺面前受到懲處,原因一方面是難以定罪並且要花錢,另一方面是羞於公開。不少通姦案就這樣按鄉規民約解決了。犯規的人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這是條非常熟悉的中國原則:「人多勢眾」。有時打斷腿,有時打斷手臂,更常見的是眼睛被抹上生石灰弄瞎。筆者就知道幾件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有個極其聰明的中國人,也並非不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當他聽到一個外國人責備這種做法極其殘忍時,竟然毫不掩飾他的驚訝說、這樣處理案情,在中國已經是「很寬大了」,像他自己只是被弄殘廢,實際上把他殺了也不過分。   
  「為啥你老來這兒混飯?」一個大嫂對她丈夫的兄弟說,這個兄弟離家數年,在外頭惹了事,並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雙眼。「這兒沒你的份。要硬的有刀子,要軟的有繩子,你自己瞧著辦吧。」這段談話,是這位無法醫治的盲人隨口說出來的,他只是想解釋一下為什麼希望恢復一點視力,如果一點都恢復不了,他暗示說,不管是「硬的」還是「軟的」,都可以讓他脫離苦海。很少聽說這種暴行的受害者能告官成功。不利於他的明證簡直鋪天蓋地,當官的十有八九會認為他活該被這樣對待,而且認為還可以更甚。即使他打贏這場官司,境況非但不會比過去好,反而會更糟糕,他的眾多鄰居更會怒氣衝天,他也就性命難保了。   
  必須理解的是,儘管中國人認為人命關天,但在有的情形下人的生命不值分文。偷盜是中國人最為惱怒的罪行之一。在一個人口多得難以維生的社會裡,偷盜對社會的威脅,其嚴重程度被視為僅次於殺人。有個分發救濟饑荒的錢糧的人,發現有個瘋女人,偷盜成癖,被人用鏈條拴在一隻大石磨上,彷彿她是只瘋狗。如果公眾知道某個人是小偷,或者公眾討厭某個人,那麼,這個人就可能有被簡單訊問一下就處死的危險,這與加利福尼亞早期的治安維持會[注]沒什麼兩樣。有時是用刀,最常用的方法是活埋。當一個人(按某些說法)被說是「吞金自盡」,無疑會有人認為這只是修辭上的說法。其實正相反,這是十分嚴肅的現實。筆者認識的四個人,就都曾受過這種死的威脅。有兩例已經進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來,其中有一次坑都挖好了。他們之所以沒有被活埋,只是因為行刑一方某個長者出面干預了。還有一次,發生在筆者熟悉的一個村莊裡,一個大家都知道是瘋子的年輕人,是個不可救藥的小偷。住在那個村子裡的他家的親戚,只與他母親「商量」了一下,就把他綁了起來,在村子附近結冰的河面上鑿了個洞,就把這個年輕人扔了下去。   
  太平天國風起雲湧的那幾年,波及甚廣,到處非常緊張。這樣的時候,一個陌生人稍有嫌疑,就要接受嚴厲的審問。如果他的回答不令抓他的人滿意,他就不好過了。就在距離筆者寫這些文字的地方幾百碼處,二十年前不久,發生過兩起這樣的悲劇。當時的各級官員發現自己執法時力不從心,就發了一份半官方性質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等。有一次,村民們看到有人騎馬而來,看上去似乎是個外省人,而他又沒說清自己的來歷。而人們又發現他的被褥裡包的全是金銀珠寶,顯然是從哪裡搶來的。這個人就被綁了起來。村民挖了個坑,把他推了下去。與此同時,村民又發現一個人在驚慌逃竄,只是因為有的旁觀者認為他有可能是同謀,這個人的命運便同前面那個人一樣了。有的情況下,這些陌生人還被迫自挖墳坑。中國各省各地的人,對沒有法律的年代裡的無法無天深有感觸,上了點年紀又能回憶起當時情形的人,都可以證明這類事情無以數計。1877年的一次神秘的剪辮子事件,一時間人心惶惶,這個帝國的大部分地區都瀰漫著緊張和驚慌,毫無疑問,有許多受到懷疑的人也被這樣除掉了。不過,在一定條件之下,任何民族都會有這樣的惶恐時期,不是中國人的獨有現象。   
  中國人缺乏同情,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殘酷。中國人普遍相信,在中國的穆斯林比中國人自己要殘忍。然而情形也許是這樣;任何一個瞭解中國人的人,心裡都確信,中國人對別人所受的痛苦所表現出來的冷漠,任何別的文明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儘管孩子在家中全無管束,但他們的受教育生涯一旦開始,那種寬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復返了。《三字經》是這個帝國最為普遍的啟蒙教材,裡面有句話:「教不嚴,師之情。」這條箴言的執行情況各不相同,得看老師的脾氣與學生的愚鈍程度,不過嚴厲的處罰肯定十分普遍。我們看到過一個剛從老師那兒出來的學生,老師拳打腳踢地教學生科舉文章的秘訣,此時這個學生的樣子就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場街頭混戰,頭破血流。學生因老師生氣而受辱罵的情況,並不罕見。另一方面,遭到辱罵的孩子又讓母親極為氣惱,在氣頭上又被打一頓,這也十分常見。不難看出,因為孩子闖禍而責打孩子的母親,會在特別惱怒時死命地打任何一個孩子。   
  中國人缺乏同情的另一個例子,是他們的刑罰制度。很難從這個帝國的法製出發去確定什麼合法什麼不合法,因為許多違法的事情卻為地方風俗所認可。其中最為有意味的是竹杖刑罰,所打竹杖的數目時常是法律規定的十倍,甚至百倍。我們還沒來得及提到中國監獄裡的犯人所受到的公正的令人髮指的刑罰。任何一本關於中國的優秀作品中都有不勝枚舉的例子,比如《中國總論》和《古伯察遊記》。古伯察曾經提到,他有一次看到一批犯人在被押解去衙門的路上,雙手被釘在囚車上,因為押解人忘了帶腳鐐。中國犯人若不能買通關節,就要受到故意的殘酷折磨,下面這個說法最能證實上述看法了:中國人雖有「心肝」,但肯定不「仁慈」。幾年前,上海有家報紙報道了該地衙門的官員對兩個原來在押囚犯的判決,因為他們敲詐一個新來的囚犯。他們挨了兩到三千竹杖,還用鐵錘敲斷了他們的腳踝骨。中國有句俗話勸告說,死人要遠離閻王殿,活人要遠離衙門。這個說法還奇怪嗎?[注]   
  以上這些段落寫成之後,想不到從一個最無可指責的地方得到了證實。下面這段文字搞譯自1888年2月7日的《京報》:「雲南巡撫說,該省的一些農村地區,村民們有一個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裡偷糧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燒死。他們同時強迫小偷的家屬立個字據,同意這樣做。然後,再強迫他們親手點火,以防止他們以後去告官。有時實行這種可怕的懲罰,只是因為弄壞了一株莊稼,甚至為洩私憤而故意編造,來置人於死地。這種令人恐怖的做法,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但在雲南動亂期間確實存在;當局在不斷竭力根除,但沒有成功。」   
  福州附近某地有強迫寡婦殉夫的習俗,當地中國報紙幾年前有過詳細報道。寡婦被迫懸樑自盡,然後焚燒屍體,最後立一道貞節牌坊!官員們徒勞地制止這種殘酷的習俗,但只在個別地區管用了一陣子。   
  中國有許許多多的需要。政治家們認為陸軍、海軍和軍械庫是必需的。為中國祝福的外國人清楚,中國需要貨幣、鐵路和科學的指導。但更加深入地研究這個帝國的情況,不正說明中國最為深刻的需要,在於更多的人類同情心嗎?中國需要同情兒童,這種同情18個世紀以來已經成為全人類最珍貴的財富,而人們卻並不知曉。中國需要同情妻子和母親,這種同情18個世紀以來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和深入。中國需要把人當做人來同情,明白仁慈的降臨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注]稱之為「心靈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響已經培育了它,直到它成為這世上不曾開過的美麗花木,而在表現同情心時,人類的美德極似上帝。            
第二十二章 社會風暴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無比稠密的國家,常常又都是一個大家庭一起擠在狹窄的住宅裡,難免會有爭吵。「你們家有幾口人?」你問鄰居。「一二十口。」他答道。「你們什麼東西都大家公用嗎?」你問。「對。」這是最常見的回答。這十五到二十個人,可能代表不是四代就是三代人,就這樣依賴一個買賣或者一塊田地維生,收入全部共有;所有家庭成員的需要,全都指望著這份共有財產。兄弟們為公共基金貢獻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但妯娌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員,卻很難和諧共處。她們年長一點的不免有點欺凌年輕一點的,而年輕一點的又妒忌年長一點的有特權。她們人人都拚命讓各自的丈夫感到,他在這個財產集團中是最不合算的。   
  造成家庭不和的一個根源,便是他們的孩子。這樣的條件,其所帶來的壓力,有哪個社會堪以忍受?西方安排得極好的家庭中,這種麻煩尚且屢見不鮮,因而在中國複雜而侷促的生活中就更多了!產生不同意見的場合,與人們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一樣,多得數不清。用的錢、吃的東西、穿的衣服、孩子、孩子間的爭吵、一隻狗、一隻雞,有事沒事都會引發糾纏不清的爭吵。   
  中國語言裡有一個最為高深莫測的字,可以用來表示生氣,可以委婉地翻譯成「憤怒物質」,這個字就是「氣」,它在中國各種哲學和實際生活中,最為重要。一個人發怒就是生氣,中國人相信,已經產生的「憤怒物質」與人體之間有著某種致命的關係,因而盛怒常常被當做引起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種病症的重要原因。一位中國醫生最先要問病人的問題之一,便是「什麼事情讓您這麼動氣?」在中國見多識廣的外國醫生準備相信,中國人的氣,有能力產生中國人自己聲稱的一切。這裡有個例子可以鮮明地說明這一點:有一個生活在山東中部山區的人,他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其中有兩個孩子還很小。1889年10月,他妻子死了。這使得這位丈夫十分惱怒,這並不像他回答別人時說的那樣,是因為他特別依賴妻子,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懂怎樣侍弄孩子。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劃了三刀。他的幾位朋友後來雨綿紗線替他縫合了傷口。六天之後,這個人又生了一次氣,把傷口撕開了。這兩次生氣之後,他自己都記不清自己幹了些什麼。然而,他已經從這些可怕的傷害中康復過來了,所以,六個月之後,他能夠走上幾百英里,去找一家外國醫院接受治療。他腹部的傷口已經部分癒合,只留下一個小瘺管,但腸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壞。這是富有生命力的又一鮮明例證,我們前文業已論及。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評別人,這在中國人已經積習難改。用正常的語調去奉勸別人,並不時地停下來聽對方的回答,這在中國人心理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喊叫,一定要打斷別人,這已經成為一種必需,好比一隻狗興奮時就要吹叫一樣。   
  中國人已經把罵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東方人才能達到的水平。一吵起來,污言穢語就如同一條骯髒的小溪那樣源源不斷。在這方面,英語實在無法望其項背。其惡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靈斯門[注]的賣魚女人。相互之間稍有碰撞,就會罵個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兩根電線冒出火花。這樣的話,不分階級,不分男女,統統都會說,並且一直如此,到處如此。經常有人抱怨說,女人罵得比男人更髒,時間也更長,這足以證明這樣一句話是有道理的:中國女人因裹腳而失去的一切,似乎都已經由她們的伶牙利齒彌補了。剛剛開始學說話的孩子,就從父母那兒學會罵人的土話,還經常用它來罵父母,而這被認為非常有趣。罵,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會階層。文人和各級官員,哪怕最高級別的官員,一旦光火,也像苦力一樣使用這些污目穢語。一般人在街頭碰面,也用它作為調侃的招呼,對方也同樣回應。   
  西方人的咒罵,有時聲音不高但刻毒,但中國人的咒罵如果聲音不高就起不到作用了。英文裡罵人的話,是一顆帶有翅膀的子彈,中文裡罵人的話,則是一隻骯髒的皮球。這種罵人的話,大多被當做一種咒語或者詛咒。一個人種的小米的穗頭被拔掉了幾個,他就會站在自己住的小路的路口,去罵那不知哪個使壞的人,儘管常常已經懷疑到是誰了。這個行為有雙重意義:首先,向大家通報他的損失,宣佈他發了火,這樣心裡好受一些;其次,作為一種懲戒,以阻止他別再來搗亂。而那個搗亂的人(理論上的)則是窩在一旁,敬畏地聽著衝著他而來的詛咒,當然,他無法肯定自己沒有被發覺,儘管常常不會那樣。可能那個受損失的人完全知道是誰偷的,但當眾罵一通也就心滿意足了,作為給那個被發現或者被懷疑的罪犯一個正式的通知,讓他不要再搗亂。如果受損失的人被過於激怒,這樣做就是不言而喻地宣佈他將報復。這就是中國人當眾罵人的理論。他們也坦率地承認,這樣做既不能阻止偷盜,又未必能夠預防重犯,因為人太多,小偷或者其他罪犯未必就知道自己挨了罵。   
  婦女好「罵街」。她們會爬上房屋的平頂,一罵就是幾個小時,或者罵到噪子啞了為止。一個體面的人家如果能阻止,是不會允許那樣幹的,但在中國,如同在任何地方,很難管住一個被激怒的女人。這樣的罵法,一般說來很少或根本沒有人注意,人們有時發現一個男人在街頭大罵,或者一個女人在屋頂上大罵,自己罵得面紅耳赤,眼前卻沒有一個人影。如果天氣熱,只要還能喘得過氣來,他們就會罵個不停,然後扇幾下扇子略事休息,再鼓其餘勇接著罵。   
  如果中國人的爭吵愈演愈烈,就幾乎不可能不以人身攻擊而告終了。在歐洲南部旅行的英國人,注意到拉了民族對他們在打鬥時總是猛擊肩膀的習慣深感奇怪。而中國人卻與意大利人一樣,很少學過拳擊,即使學過,也不是科學的拳擊。中國人扭打到極點時,首要辦法是揪住對方的辮子,拚命拔頭髮。如果只有兩方人員參加打鬥,各自又都沒帶傢伙,「打鬥」十有八九會純粹演變成一場拔頭髮的比賽。   
  中國人的爭吵,也是一種罵人比賽,賽的全是糟踐人的、怒氣衝天的話。除了會因為不停地大罵而喊破嗓子之外,在中國人的爭吵中,勢單力薄的一方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傷。我們從未聽說過有人看見旁觀者慫恿動武。我們看到並且總是希望看到,一個和事佬會馬上自願站出來打圓場。有時會有兩三個和事佬。他們每人抓住怒氣衝天的一方,好言相勸,讓他息怒。爭鬥之中有利的一方,一旦發現自己被和事佬牢牢地看管著,就會加倍發火。他會故意不立刻收斂,直到另外有人來拉這個和事佬的手。但他表面上不時地一陣陣發火,這對他自己對別人無疑都已經無關痛癢。即使在怒火沖天的那一刻,中國人也是服「理」的。他們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中都尊重理智。誰見過吵架的人被拉住後,會去跟愛管閒事的勸架人打起來呢——即使是在爭鬥的緊要關頭。所以,即便發怒時,中國人也服從於和平的願望——一種抽像的願望——他只考慮到在他這一方和平是無法實現的。和事佬各作裁決,直到把好鬥的叫罵一方拖走,但他總是一邊走還一邊罵罵咧咧。   
  中國人罵人一般有個奇怪的特點:他們認為,劈頭蓋臉地罵一個人的真實過錯,並不是「好的形式」,還不如罵他最卑賤的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用這樣的話罵人,肯定被視為最為嚴重的侮辱和傷害,但污辱人的地方,不是當著別人的面挨罵,甚至主要也不是因為罵了他,而是這些話中的意思使他丟了「面子」。如果要對這種冒犯表示適當的歉意,也並不是罵人的人覺得這樣做有失身份,感到內疚,覺得不夠體面,而是感到自己選錯了罵那個人的時機。   
  對中國人來說,所幸的是他們沒有隨身攜帶武器的習慣,因為如果他們有左輪手槍,或者像日本過去的武士那樣隨身佩劍,真不知每天生氣會造成多少荒唐事。   
  中國人如果認為自己很受委屈,這世上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足以抑制這種突發而又完全失控的氣了,確切地說,不知他會氣到什麼程度。我們曾經聽說,一個男人就曾要求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傳教士為他作洗禮,但受到了委婉的拒絕。他立刻拿起一把刀子威脅這位傳教士,試圖用一場戰鬥來證明自己應該接受洗禮。所幸的是,大多數信教者對這種憑借武力進入天國的方法不感興趣,但這個潛在的原則卻始終為中國的各種社會生活所奉行。一個要求經濟幫助的老婦人,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會躺倒在你車伕的騾子跟前。如果被壓著,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會有理由讓你永遠供養。有個老潑婦,住在筆者所住的那個村莊裡,時常威脅說她要自殺,儘管她的所有鄰居都願意幫她這個忙,但她似乎一直沒有達到目的。最後,她跳進村裡的一個泥塘想自殺,卻掃興地發現水只淹到頭頸。她不會轉一下腦子把頭浸到水裡去憋死,卻滿足於為這件意外的事情厲聲責罵整個村子。第二次,她成功地淹死了。   
  如果有些冤枉的事情沒有法律來糾正,比如虐待兒媳婦超過了風俗的許可,受傷害的一方就會聚眾去找婆家算帳,如果婆家還不認帳,那就會有一場好鬥。假如他們不抵抗,而幹壞事的那個人又逃之夭夭了。進攻者就會砸碎屋內的所有陶器,把鏡子、水罐以及其餘易碎物品全部砸爛,消完了氣才走。如果預先知道他們要來算帳,首要的事情就是把這些東西搬到某個鄰居家裡去。中國有家報紙提到發生在北京的這樣一件事情:當地有個男的,同一位漂亮女人定下了婚事,不料在婚禮上卻發現新娘是一個又老又醜又禿的女人。失望的新郎(官)極其惱怒,打了媒人一頓,痛罵所有來參加婚禮的娘家人,還砸碎了新娘子的結婚用品。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會這樣做,只要他設身處地,他就會這樣。[注]最初的怒氣終於有機會平息,那就是「和事佬」——中國社會生活中有用的因素——的工作完成了。有些時候,這些必不可少的人物深感需要和平,因此即使這些衝突與自己無關,也願意東奔西跑,一會兒求求這方,一會兒拜拜那方,完全是為了大家能夠和諧相處。   
  而當激烈的社會糾紛無法用普通的途徑加以調解之時——換言之,堵在胸口的氣沒能爆發——就要開始一場訴訟。打官司,這個詞在中國聽起來簡直是要命。使人在爭吵之中完全失控的盲目的憤怒,同樣能使人在最初階段的發洩之後,執意要把犯事的人帶去見官,為的是「法辦他」。在西方,這樣的行為通常用不到謹慎從事的,但在中國則完完全全是發瘋。有句很有道理的格言宣揚說,寧死不打官司,因為打官司比死還要糟。[注]令人可笑的是,有一個從別處搬來的人,他的狗被鄰居打死了,於是勃然大怒,揚言要去告官。有位朋友勸他說:「狗值幾個錢?」「狗是不值幾個錢,但打死狗太下流,我要他賠。」這樣的官司,在西方是收了訴訟費還要遭駁回的。但在中國,可能會導致兩敗俱傷,成為世代冤仇的發端。但總的來說,中國人的每一起官司,雙方都會有和事佬時時出現,他們的調解很有價值。數以百萬計的訴訟,都在最終判決之前就夭折了。筆者聽說有一個上千戶家庭的村莊,幾十年都沒有打過一次官司,因為村裡有個重要人物,他在縣衙門當官,他的影響起到了約束的作用。   
  像中國這樣一部複雜的社會機器,肯定會經常吱吱嘎嘎地作響,有時也會在極大壓力之下彎曲,但實際上很少在壓力下斷裂,像人體一樣,中國的政體,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裝有很好的潤滑液,會在最緊要的時候和地方滴上一滴。愛好和平的本質,會使每一個中國人成為社會中有價值的一部分。中國人熱愛秩序,尊重法律,即使法律並不令人尊重。在所有的亞洲民族之中,或許中國人最容易統治,只要統治方法讓他們習慣。毫無疑問,有許多或者說大多數其他形式的文明要比中國來得優越,但或許很少有一種文明能夠像中國社會那樣承受那麼多年的壓力,因而和事佬可能是最有資格要求得到祝禱的。            
第二十三章 共擔責任與尊重律法    
  中國社會的一個最大特點,可以用「責任」來一言以蔽之。其意義之重大,內涵之豐富,西方完全無法理解。我們深知,在西方,個人就是一個單位,而國家則是個人的大集合。在中國,社會的單位則是家庭、村莊、宗族,這些詞語常常還可以交替使用。成千上萬的中國村莊,各自都由同一個姓氏同一個宗族的村民所組成。從一開始安家生活,他們就住在這個地方,他們的世系從來沒有斷過,可以追溯到好幾百年前的最後一次政治大動盪,比如明朝被推翻,或者甚至是明朝建立。在這樣的村莊裡,最遠的親戚關係也是堂親表親,每一位男性長輩,不是父親,就是叔伯舅舅,或者是哪種「爺爺」。有的時候,一個小村莊裡會有十一代人。這並不如人們所意料的那樣,年齡大,輩份就高。中國人結婚早,並且在晚年還經常取妻納妾,還不斷地生孩子。結果是,親戚關係錯綜複雜,除非專門詢問並仔細注意同「輩」人名字裡特定的那個字,否則就無法搞清楚誰是晚輩,誰是長輩。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肯定地說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是他「爺爺」。同輩的許多「堂表兄弟」都稱為「兄弟」,如果一個茫然無知的外國人堅持要問準確,他們是否「自家兄弟」,他們回答說是「自家堂(表)兄弟」。這經常會使這個外國人茅塞頓開。筆者有一次就這樣問,那人稍稍猶豫了一下,就回答說:「是的,你可以認為他們是自家兄弟。」。   
  這些都是中國人社會團結的具體例證。正是這種團結,支撐著中國人的責任感。父親對兒子有責任,不僅要撫養「成人」,而且要終生負責,而兒子則有責任償還給父親。兄長對弟弟負有明確的責任,而「一家之長」——通常是最老一輩中年齡最大的人——則要對整個家庭或家族負責。情況不同,承擔的責任也各異。   
  各地風俗相去甚遠,但「個人見解」是最重要的,這一點很少有理論注意到。所以,在一個有影響的大家庭裡,儘管不少人有文化,有的還是當地顯貴,或許還中過科舉,但「族長」卻可能是一個頭腦糊塗的老人,從來就不會識文斷字,一生中沒去過十英里以外的地方。   
  哥哥對弟弟的影響,或者實際上是家庭裡年長者對年幼者的影響,最為直接和絕對,與我們西方意義上的個性自由不能相容。弟弟像僕人似地被使來喚去,他巴不得放棄這個位置,但哥哥不會讓他那樣做。弟弟想購置一件冬裝,但哥哥認為太貴,不允許他花這筆錢。行筆至此,筆者讀到這樣一篇報道:一個中國人擁有一些稀罕的古幣,有個外國人想買。這個外國人擔心錢主不賣——一個人有樣東西,另一個人想要時,中國人就是這樣做的——發現古幣的那位中間人就建議外國人送點外國糖果之類的小禮品給錢主的叔叔,這種間接施加的壓力,會使錢主不得不把古幣賣掉!   
  有一個滑稽的故事,說是有個旅行者在西方某地看到一個長著長長的白鬍子的很老的老人,很傷心地在哭。這個少見的情況使這個旅行者感到奇怪,他就停下腳步,問這個老人哭什麼,老人的回答令他驚訝不已,說他父親剛剛鞭打了他一頓!「你父親在哪裡?」「在那裡。」老人回答說。旅行者騎著馬朝著那個方向走了一段,發現的確有個更老的老人,鬍子更長更自。「那個人是你兒子嗎?」旅行者問。「是我兒子。」「你打了他?」「打了他。」「為什麼打他?」「因為他不尊敬爺爺,他下次要是再那樣的話,我還要打他!」如果把這個故事搬到中國人的情景之中,就不滑稽了。   
  僅次於家庭成員之間責任的,便是鄰居之間的相互責任。鄰居之間是否有親戚關係,並不能使他們相互要承擔的責任有所分別,責任僅僅取決於住在鄰近。依據是善惡會互相傳染。好鄰居會造就好鄰居,而壞鄰居也會把鄰居帶壞。孟母三遷,為的是找一個稱心如意的鄰居。而一個西方人,剛剛學會主宰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共和觀念,對他來說,同誰做鄰居都無關緊要,假如他住在城市裡,他可能住了一年還不知道隔壁鄰居叫什麼名字。但中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個人犯了罪,他的鄰居也就犯了罪,這種罪有點像英國法律所說的「知情不報罪」,因為他們知道犯罪企圖,卻不去報告。說「我不知道」,是徒勞的。你是鄰居,因此你一定知道。   
  如何處理弒父或弒母罪案鮮明地證明了中國人的負責理論。我們在談孝心的時候就已經提到,這種案子的罪犯常常被認為是瘋子,正如一個人原本可以用自殺來逃脫懲罰,而他卻甘願被凌遲處死。據幾年前的《京報》報道,中部某省的巡撫報告說,他處理了一件弒父母的案子,處理結果是推倒這個罪犯所有鄰居的房屋,因為他們玩忽職守,沒有用好的道德教化去改造這個罪犯。這樣的處理方式,在一般中國人看來,完全合情合理。有的情況下,某地發生一起罪案,除了懲罰所有相關人員之外,還要推倒一段城牆,或者把城牆改個樣子,圓的轉角改為方的、或者把城門換個新的位置,或者甚至關閉城門。如果某地接二連三地發生罪案,據說整個城市都要夷為平地,擇地另建新城,但我們迄今還沒有看到一個確實的例子。   
  除了鄰居之間要共擔責任之外,接下來就是村莊裡的甲長或保長,他管的事最雜,有時只管一個村莊,有時職責範圍擴大到許多村莊。無論哪種情況,他都是當地官員與老百姓之間的一個溝通媒介,無數的緣由使他一不小心就惹出麻煩,經常可能因為未能報告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苛刻的官員打得皮開肉綻。   
  知縣的職位要比保、甲長高出許多,對於他所管轄的老百姓來說,他是中國最重要的官員。對於下面的百姓,他們是老虎。對上級官員,他們是老鼠。一個知縣的職責,至少應該分給六個不同的官員。一個人集民政事務審判官、行政司法長官、驗屍官、司庫和稅務官於一身,不可能面面俱到。這些職責被錯誤地集中在一起,使官員在體力和道德上都不可能合適地履行職責。不少官員對分派給他們的工作不感興趣,除了從中得到的好處,而這些職責本身又是繁雜而相互牴觸,使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幕僚和下屬。事情這麼多、即使這些官員好心好意,也難免出錯,而他們要為此負責。知縣,同所有中國官員一樣,被認為理應對轄區內一切瞭如指掌,並且神通廣大,能阻止一切應該被制止的事情。為了讓知縣和保、甲長知曉一切,每一個城鄉都是由十戶一甲所組成。每戶一牌,寫明戶主的姓名及家庭人口數目。這種登記制度,好比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古老的十戶區或百戶區,易於確定當地的職責範圍。面目可疑的人一旦出現在某甲,第一個看到的人就立刻報告甲長。甲長立刻報告保長,保長立刻報告知縣,知縣立刻採取措施「嚴加搜捕,嚴加懲處」。通過同樣簡單的程序,地方上的所有犯罪,如果不是「面生可疑之徒」的,而是永久住戶犯下的,在實施犯罪之前就會被發覺,於是,良好的道德便代代相傳了。   
  顯然,這樣的規定只有在住所必須固定的社會裡才生效。同樣明顯的是,即使像中國這樣一個住所極為固定的國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種法律上的襲用假設。有的時候,根本沒人還記得有什麼門牌,卻突然間全都掛了出來,這表明知縣要來落實這些規定了。有的地方,只有在冬季才見到這些門牌,因為冬季裡壞人最多,最危險。但就我們所知,保甲制度只是一種舊日理論,即使看到也可能徒有形式。實際上,門牌並不常見,至少在有些省份,你可以走上一千英里,走上幾個月,而發現沿路城鄉掛門牌的人家還不到百分之一。   
  這裡,我們或許可以提一筆:中國的保甲制度與所謂的人口調查密切相關。如果每家每戶掛出準確而且是一直在根據變化而更正的家庭人口數目;如果每個保長持有他所管轄各甲人口確切數目的清單;如果每個知縣能再把它們確切地匯總——那麼,很簡單,只要把這一長串數字加起來就知道這個帝國的總人口了,因為整體等於部分之和。但這一切都是沒有邊際的「如果」,事實上這些條件都不能實現。實際上沒有門牌,偶爾問一位知縣,他或者他的眾多保長都沒有興趣保證數目是精確的。確實,這樣的事情本身就是極難做到的。從人口調查之中,又「壓搾」不出什麼來,僅此一點就足以使真正準確的中國人口調查成為想像和虛構。即使在最為進步的西方國家,人口調查就意味著稅收,這樣的想法都無法根除。在中國,這更是讓人們疑心重重。因此,除非保甲制度在各地都同樣忠實地維持下去,否則不可能有準確的人口數字。   
  一個知縣,辦事有這樣那樣的欠妥出格,為此可能會有麻煩,也可能沒什麼麻煩。他可以通過幾個有影響的朋友,或者通過明智地花點銀子,就可以逍遙法外,但終究還是因為轄區內發生的無法避免的事情而丟官去職,這樣的事情也一直時常發生。   
  共擔責任的制度如何在各級官員中運行,這裡不必詳細闡述。《京報》的每一期譯稿中都屢見不鮮。幾年前曾提到這樣一件事情:一個值班的士兵監守自盜了大約三十箱子彈,賣給了一個白鐵匠,白鐵匠以為這些子彈是沒用的剩餘物資。結果,這個士兵被重責一百大板,並流放邊疆罰做苦役。負責看管倉庫的小官被判打八十大板,遭到革職,雖然允許他支付罰金以減免這些刑罰。考慮到買主不知情,因而免於處罰,但也按例鞭答四十。負責的尉級軍官,也被撤職查辦,以懲罰他「縱容」這次偷竊,不過他聰明地逃匿了。這份寫給刑部的奏議,還請求刑部給將軍定刑,他也脫不了干係。如此這般,每一個個人都是這條自上而下的鏈條中的一環,誰都不能以不知情或無法避免犯罪而逃脫罪責。   
  每年刊登在《京報》上的關於河流氾濫的奏折,都是中國人共擔責任的更具特色的例子。1888年夏季,直隸省永定河氾濫,河水從山上猛衝下來,流速之快,足以推動水車。人們看到許多官員立刻趕來,冒著生命危險拚死抗洪。他們是那麼地無助,好比夏季一場暴雨之中下水道裡的螞蟻。但這並不能避免李鴻章要求他們解開衣衫縱身下水,否則就地革除官職(這是朝廷不悅時樂於採用的表達方式),而直隸總督在寫給刑部的奏議的結尾處,毫不猶豫地同時附上自己的姓名,以請求懲罰自己的那部分失責。類似的氾濫後來又發生過幾次,每次都呈上一份類似的奏議。皇帝總是命令有關部門「備案」。與此相似的一件事情是:幾年前為黃河造了一段堤防,卻沒能讓黃河流回古道,這是一個信號,意味著從河南巡撫開始的大批下屬官員要被降級或流放。   
  共擔責任也上達天子。皇帝時常發佈詔書,向上蒼坦陳自己的過失,把洪水、饑荒、暴亂等責任承擔下來,並乞求上蒼原諒。他要對上蒼的負責,與他的官員對他的責任一樣,十分真實。如果皇帝丟失帝位,是因為他已經失去「天意」,人們假定「天意」讓他把帝位交給任何一個有能力統治這個帝國的人。   
  中國人共擔責任的教條之中有一個側面,與西方思想標準最為牴觸,那就是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東方做法。把與太平天國有關的人滿門抄斬,已有不少報道,而最近在土耳其斯坦[注]率領回民造反的首領阿古柏[注]全家,則又是一例。然而,這種殘暴的辦法不限於針對公開造反的人。另據報道,1873年,「一個中國人被指控和判刑,因為他掘了一位皇親的祖墳,偷走了埋在棺材裡的金銀珠寶。罪犯全家四代人,從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到一個只有幾個月大的女嬰,統統被殺。」這樣,有十一個人因為一個人的罪而被處死。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其中任何一個人是同謀,或者對他的罪行有所察覺。   
  中國人共擔責任的理論與實踐,經常被視為中國各項制度得以長久保持的眾多原因之一。這使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被帶上了無法掙脫的腳鐐。為了一件完全沒有參與,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樣全然不知的事情,而去處罰各級官員和平民百姓,這樣的做法違反了所有公正原則。這是導致各級官員自下而上故意而有系統地弄虛作假的直接原因。如果一個官員要對某些犯罪事實負責,而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於忽略而導致來不及避免,他就不得已要隱瞞事實真相,以保護自己。這就是一直發生在政府各部門的情況,完全與公正倒了個個,因為假如誰去如實匯報這些事情,後果就是遭受嚴厲而不公正的懲罰。那不是人的天性愛幹的事。這個原則的濫用,本身就是足以解釋中國執法混亂的主要原因,而這也是我們經常加以注意的。   
  官僚體制還有一個弊端,每一個寫中國的作家都已經注意到了,那就是官員們不能只靠俸祿維持生活,津貼又是那麼少,常常還不夠衙門一天的開銷。除此之外,官員們還要交納諸多罰金,甚至據說他們根本不能領取那份微薄的津貼,因為得把它們作為罰金再還回去。因此,做官的就完全需要壓搾和受賄,否則他就活不下去了。   
  再者說,中國人共擔責任的理論與公正原則相違背,這雖然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們也不可能對這個理論的長處視而不見。   
  在西方,一個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他都是清白的,而要把責任歸咎於某一個人則特別困難。一座橋被一隊滿載旅客的汽車壓斷,而對此所進行的調查卻沒有發現是誰的過錯。一幢高樓突然倒塌,壓死了不少人,建築師受指責,他卻表示自己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從那以後就沒人聽到他受到了懲罰。如果一輛裝甲車翻了車,或者如果準備不夠充分,不夠及時,而破壞了一場軍事行動,滔滔不絕的談論會指責說是體制上的種種弊端導致了這一事件,沒有人受到懲罰沖國人在公正觀念上的確遠比我們落後,但人人嚴格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以保國家平安,我們不應該從中國人這個古老經驗中明智地學到點什麼嗎?   
  中國人共擔責任的理論,與在中國的外國人有重要關係。「男僕」,什麼東西都掌管在手,必須能隨時拿出每一把勺子、叉子,或者每一件古玩;管家,為你總管一切,不能讓任何人騙你,除非他自己;買辦,大權在握,獨自負責每一件財物,負責成百上千的苦力中的每一個人——這些人我們一直會碰到,只要我們還同中國人打交道。中國的客店老闆,從來惡名在外,尤其在算計外國旅行者時更是如此。但我們卻聽說有個中國客店老闆追了一個外國人半英里路,帶著一隻空的沙丁魚罐頭,以為是什麼值錢的外國東西。他明白自己有責任,而不像美國的旅館老闆那樣冷冰冰地通知他的旅客:「店方對丟在大廳裡的髒靴子概不負責。」   
  對自己推薦或引見的人的品質、行為和債務所負的責任,中國人普遍認為這是自己應盡的社會義務,這一點也是與中國人打交道的外國人應該重視的。一個工頭,不管置身何處,都要負責屬下的每一次失職或重任,這對鏈條中的每一環都有特別的影響,而外國人在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漫長歷史中,已經隱約感覺到了這個事實。據傳,很早以前在一家銀行工作的首席買辦,被叫去講個清楚,因為「男僕」竟讓一隻蚊子鑽進了銀行經理的蚊帳!如果中國人覺察到某位外國人不明白他的僱員應負的責任,或者不把這當回事,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根據自己的發現,以種種令人不快的方式去行事的。   
  中國人具備許多令人讚歎的素質,其中之一,便是與生俱來地尊重律法。他們素質中的這個因素,究章是他們制度的結果,抑或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確切地知道,從其天性,從其教育來看,中國人是一個守法的民族。在談他們全民族具備的遇事忍耐這個美德之時,我們已經談到過這個特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它與中國人共擔責任理論的聯繫。在中國,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兒童都對其他人直接負責,這個重要事實人人都可以時時刻刻地看到。儘管一個人可以「遠走高飛」,但他是跑不掉的,這一點他很清楚。即使他本人逃掉,他的家庭也逃不掉。這種理所當然的事,的確不能讓壞人變好,但可以時常防止他變成十足的壞蛋。   
  中國人尊重律法,一切服從於律法,這裡還有一個例子:那些具有科舉功名的人見到知縣十分懼怕,除非不得不講話,否則不敢開口,儘管事情與他們完全無關。我們的確知道,有一個功名在身的人由於害怕出面作證而昏倒,樣子像得了癲癇一樣。有次發作之後被送回家,不久便一命嗚乎了。   
  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尊重律法,與共和體制最為盛行之地所呈現的精神形成鮮明的對比。應該說這些地方的先輩們呈現出來的這種精神至少使我們嚮往。經院法律、市政法令、國家法規,全都遭到了沉默的抗議,似乎堅持個性自由是當前最大需求之一,而不是最大危險。對每個人來說,去縱容自己本應有責任阻止和揭發的不誠實行為,而且把這種縱容視作公開和私下裡不成文的規矩,這種做法被當做是對執行中國各種公眾事務的最為嚴重的對抗,是當然的。但是,在基督教國家裡,受過教育的體面人與沒受過教育的目不識丁者,好像都達成了一種共識,冷漠地忽視,或者有意地蔑視國家的法律,好像認準了違反而不是遵守法律才會使法律本身更為尊貴,這樣不是更不光彩嗎?我們的眾多法律既沒有遭到廢止,也沒有得到執行——這種法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不正常現象,已經使一切立法受到普遍的蔑視,對此,我們如何在法律大全上加以說明呢?我們又怎麼解釋西方國家近三十年來犯罪率驚人上升這一現實呢?將人的生命奉為神聖,這無疑是一些西方國家的特點,而我們又將如何解釋對此的冷漠呢?對統計學無能為力的事情的本質,去進行武斷,那是徒勞。我們還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城市中的人們的生活要比一個美國城市安全——北京比紐約安全。我們相信,一個外國人去中國內地,要比一個中國人去美國內地,來得安全。必須記住,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就像任何一個去美國移民的人那樣天真,那樣持有偏見。我們時常看到,他們是最容易聚眾鬧事的。但令人奇怪的,並不是這種騷亂的爆發,而是這種騷亂很少會波及外國人的生命安全。   
  中國人有個看法,認為上蒼是受人類行為和精神的影響的。我們談孝心時的那種為父母而自虐的做法,便由此而來。我們不打算認為這個理論正確,但某些支持這個理論的事實卻值得注意。中國十八個省份的地理位置和面積,與落基山脈以東的美國極其相似。美國的氣候反覆無常,如同年幼的瑪喬裡·弗萊明說乘法口訣表「超過了人的忍受範圍」。霍桑[注]評論新英格蘭「沒有氣候,只有各種天氣的樣本」。我們不妨把波士頓、紐約、芝加哥的天氣,與中國同一緯度地區的天氣作一下對比。與地理學所確定的美國氣候一樣,「遭受炎熱與酷寒」,因為在北京這個緯度上,其溫度也在華氏一百度範圍內,各種溫度就足夠人們受的了。   
  但是,在中國,冷熱交替不像我們的合眾國所見到的那樣無法預測、毫無規律、而是平穩有序,符合一個古老的家長制度。帝國的歷書,是天、地、人三才和諧的權威解釋。這個帝國的歷書是否在其廣袤疆域裡處處行得通,我們無從知曉,但在我們碰巧熟悉的諸多地區,它確實是一種報信服務。在「立春」那一刻,春天來臨。我們注意到,好幾年「立秋」那天,人們都可以感到天氣有所變化,之後就不再有夏天的酷熱了。霜凍不會毫無規律地突然降臨到一年的每一個月份——各個民主國家裡這種情況過於頻繁——中國的日曆在二十四「節氣」中定下一個「霜降」。幾年前,這個節氣是10月23日。這天之前,一點輕微的霜都見不到。而這天早晨,地面蓋上了白霜,之後天天如此。我們注意觀察了幾年,發現其準確程度總在三天之內。   
  在中國,不僅沒有靈性的現象合情合法,有靈性的動物也是如此。好幾年,我們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日子窗框上有幾隻蒼蠅,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蒼蠅了,每次,我們都極有把握地翻開這個帝國的歷書,證實這一天的確是「驚蟄」。   
  人們已經注意到,在講英語的民族的體內,流淌著一些不安分的血液,它使我們不堪忍受法律的制約,在管束之下躁動不安。「我們強健的英國祖先,」布萊克斯頓[注]說,「認為身為自由人,卻只能在特定時間裡露面行事,這是無法忍受的。」多虧了我們勇敢的祖先的這個特點,要不然,個性自由和天賦人權的學說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確立下來。   
  但是,既然現在這些權力已經很好地確立下來,我們為何不去明智地多少強調一下個人意志必須服從公眾利益的重要性,為何不能強調法律的尊嚴呢?在這些方面,我們難道不能向中國人學點東西嗎?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沒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類就不可能存在於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尤其是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組織得如此嚴密如此複雜的社會之中,這更是不容置疑。假定這是一條公理,我們去注意一系列的現象,是毫不過分的,儘管這些現象可能會與我們的理論相衝突,但對於那些熟悉瞭解中國的人來說,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將要談到的關於中國人互相猜疑的許多情況,對中國人自己來說並不少見,相反,這是他們與所有東方人所共有的特點。毫無疑問,中國各種制度的本質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本章與業已討論過的中國人相互信任密切相關。一個人碰巧知道一些與他本人全然無關的事情,其結果可能十分嚴重,沒有什麼事情比這種危險性更能引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國,這種互相猜疑的第一個見證,便是吸引人注意的、高聳於這個帝國各地的城牆。「城」這個詞在中文裡的意思,就是用牆圍起來的城市。這與拉丁文裡「軍隊」一詞就意味著訓練或操練一樣,具有意味深長的含義。帝國的律法,要求每個城市都要按照規定把城區圍起來。同其他法律一樣,這並沒有形諸文字,因為在不少城市,人們聽憑城牆坍塌損毀,也不見任何保護措施。我們得知,有一座被太平天國軍隊包圍並佔領好幾個月的城市,儘管城牆完全遭到摧毀,但在之後的十多年裡都沒有再修起來。不少城市只有薄薄的泥牆,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這些情形中,事情總是從完美狀態趨於衰敗,這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的貧弱。一旦事態危急,第一個措施就是修城牆。實施維修時,可以方便地對官員們以及其他暴發戶進行罰款。   
  政府對人民的不信任,這是中國所有城牆賴以建築的堅實基礎。儘管皇帝在理論上是其臣民之父,而他的下屬又稱作「父母官」,但每一方都清楚,這些都是純粹的專業術語,就像「加」和「減」一樣。而人民同其統治者的關係,實際上是孩子同一個繼父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歷史中,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其中大部分舉事,只要政府及時採取適當行動就可以避免。或許是政府有為難之處,政府並沒有及時行動;或許是政府不想那樣做。與此同時,老百姓慢慢地起事,正如政府所知道的那樣,而官員們卻迅速撤入準備好的防禦區裡,像縮到硬殼裡的烏龜,或者躲在刺球裡的刺蝟,卻把這場騷亂留待軍隊去慢慢收拾。   
  同別的東方人的城鎮一樣,中國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圍牆,這又是猜疑的例證。讓一個外國人在與中國人交談時談到類似倫敦或者紐約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們說成是「有圍牆的城市」,如果這一點讓外國人感到困窘的話,那麼,那些對西方有興趣的中國人也會困惑不解:這些國家的人民何以能夠生活在毫無圍牆遮攔的地方。儘管缺乏足夠依據,中國人也會立刻加以推斷:這樣的國家肯定沒有什麼壞人。   
  中國各地鄉村,幾乎都是人口密集,它們實際上就是一個個微型的城市。這一點,又一次證明了相互猜疑。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他們自己人。據我們所知,唯一不這樣聚居的一個例外便是山區,那裡土地非常貧瘠,只能養活一二戶人家,而那裡的人又是如此貧窮,窮得以致不怕賊偷。比如貝德祿先生提到的四川省:「農民及其雇工,可以說無一例外地住在田邊的農舍裡,他們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擠作一堆。」如果像李希霍芬男爵[注]所言,這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因為這個偏僻省份的人比別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證明了貝德祿先生的評論,這種希望歷經許多痛苦的失望,特別是——儘管在此之前有過長期的和平——太平天國起義的那些歲月。   
  中國人——也是東方人——的猜疑,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最重要例證,就是口頭上與實際上對婦女的態度。這些說法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了,整整一章都談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眾所周知地成為一種「危如私鹽」的商品。一旦她們訂了婚,她們外出走動的時間就比從前更少了,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引起惡毒的閒言碎語。有一條社會公理,說的是「寡婦門前是非多」。儘管中國婦女的自由比她們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無法比較[注],但中國人對婦女的尊重還是不夠。婦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處於從屬地位,存在一夫多妻制和納妾制度——所有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婦女,而尊重婦女正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並引用一些通俗的說法,來說明中國人對婦女的一般的看法,這些說法可以視為長期經驗的總結。她被說成生性見識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婦人善妒。這裡,「妒」讓人想起,或者故意讓人想起它的同音詞:「毒」。有一首中國古詩,充分表達了這個理論: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尤為可,   
  最毒婦人心。中國語言結構恰當而無意的公正性,隨帶地例證了這些觀點,其構成方式值得注意。一位漢語方面的傑出學者,為回答筆者的請教,仔細考查了一百三十五個部首從女的常用字,發現其中有十四個是褒義的,如「好」、「妙」等等,其餘的則是三十五個貶義,八十六個中性。但那些貶義的字,卻包含了整個語言中最為可恥的含義。女字旁結合聲旁表示「欺詐、詭詐、卑鄙、不忠、自私」;三個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姦、誘姦、陰謀」。   
  據說,人們之間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兩個原因:其一,因為他們互相不瞭解;其二,因為他們互相瞭解。中國人覺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發互相之間的不信任,他們也就相應地見機行事了。儘管中國人生來就有聯合在一起的能力,這時常令人想起化學上原子的結合,然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適當的途徑,就可以很容易地確知,中國人並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點表面工作來表示相互間的信任。同一個家庭中的各個成員,時常會成為互相猜疑的犧牲品。這些猜疑是由兒媳們煽起,為了分得共同勞動的收益,妯娌們經常使她們的丈夫之間互相嫉妒。   
  關於家庭生活,此處不作展開,那會佔去整整一章。我們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種同樣普遍的情況,這些人與家庭生活沒有複雜的關係。家裡的一群僕人,如果他們不是由同一個負責他們所有人的人介紹來的話,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所謂的「武裝的中立」。如果有什麼不利於某個僕人的事情傳出來,他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主人是怎麼發現的」,而是「誰把我的事情告訴他的」,即使這個僕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惡昭彰,他的第一個念頭仍然認為其他僕人懷恨於他。我們曾經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情:一位中國婦女聽到院子裡有人大聲說話,臉色立刻變了,怒氣沖沖地衝出房間。因為她以為一定是在爭論與她有關的事,但實際上只是在談購買稻草的事,而賣主的要價太高了。   
  如果一個僕人遭到突然解雇,這種猜疑一定會煽起戰火。他會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斷定有人說了他的壞話,堅持要知道自己為何遭到解雇,儘管他明知理由十足,其中任何一條都可以解釋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發揮。這些事情時常發生在中國家庭,以及有中國僕人的外國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為一個中國僕人知道能把外國人的好脾氣利用到什麼程度,但他知道中國主人是不會那麼好擺弄的。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外國人,至今還僱用著那些早就該解雇的中國僕人,因為他們不敢解雇。他們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馬蜂窩,也就是惹惱了那位受到指責的「不光彩」的僕人,這個事件的中心人物。他們沒有勇氣採取斷然措施,唯恐失敗之後情況更糟。   
  有一個關於奧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紀時,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圍攻,而且馬上就要被攻佔了。關鍵時刻,一個奧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許多蜂箱,於是就立刻搬來倒翻在城牆上;城牆外的土耳其人已經快爬到牆頂了。結果,由於蜜蜂的作用,上耳其人一方迅速敗退,城市保住了。。中國人的計謀經常是如同這位奧地利姑娘,而中國人的成功時常只是一種標誌,因為這種騷擾正如一位拉丁語教授所說的暴風雨,人們寧願「相信別的什麼」,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這樣一個說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的辦法只是乾脆閉上眼睛,假裝沒看見,但這個辦法對一個外國人來說不能輕易做到了。   
  我們發現有必要讓我們的孩子記住,當他們自己在世上獨立生活的時候,最好不要過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國人即使在小時候也不需要這種告誡,因為他們吃奶的時候就已經吮進了這種謹慎了。中國人有句俗話說,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窺井。我們驚奇地問,為什麼一個人不能走進廟裡?回答是,因為和尚可能會趁機謀財害命!而兩個人不能一起往井裡看,是因為如果他們其中一個欠另一個債,或者有另一個想要的東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機把同伴推入井裡!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有自由而沒有壓制,而在中國則正相反。對我們來說,對症下藥是處理事情的最為簡單、最為有效的方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中國就得要考慮許多不同的其他因素。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錢與糧這兩種構成大多數中國人生活經緯的東西時,這種感覺最為明顯。一筆原本可以交給別人來分給大家的錢,卻已經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這對於中國人來說,很難信服,因為這種分配他沒經歷過,而他所經歷的許多次分配,總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被扣除了不少錢。同樣,很難安排一個中國人去負責別人的食物分配,儘管仔細詢問之下,接受食品的人也並不認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這種情況下,不滿情緒可能完全壓制了,但沒有理由認為表面上看不出來,人們就沒有在互相猜疑。的確,只有外國人才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中國人早就料想會那樣,正如他們有同樣理由去肯定凡是機器都有摩擦一樣。   
  中國客店的店小二有個習慣,在客人付完錢即將起身之際,大聲報出帳單上的細目,這並不是為了稱讚客人出手闊綽——有的出門人以為是這樣——而是有更實用的目的;讓別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並沒有偷偷地拿客人給的小費或者說「酒錢」,而他們卻一直希望客人能給一點。   
  要辦一件需要商量和協調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當,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卻不行。主管人員必須親自出馬,去見對方的主管人員。如果對方不在家,就得再去,直到見到為止,因為否則的話,沒有人能擔保通過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們時常會談論中國人的社會團結。有些情況下,整個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員似乎都去干預某些家庭成員的個人私事。一個異姓人,如果他聰明的話,就不會插手這樣的事情,以免灼傷手指。有一句實在是很管用的話:不同姓,難相勸。這個傢伙來瞎摻和我的事情,算什麼意思?肯定別有居心,理所當然,居心叵測。如果終生為鄰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沒有特別關係的人還不知道會怎樣呢。   
  在中國,「外」這個字的含義,有不同的範圍和意義。外國人因為來自外國,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為來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擠。如果一個外人,沒人知道他來自何處,他又不想讓人知道,那麼,情況就更受重視了。「誰知道這個傢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一位謹慎的中國人心裡總不免這樣嘀咕。   
  如果一個出門人不巧走錯了路,到達一個村莊時天色已暗,特別是時辰已晚,他會經常發現沒有人肯走出房子給他指一指路。筆者有一次就轉悠了好幾個小時,想出錢請人帶路,問了不少人,可他們甚至連我的這個請求都不願意聽一聽。   
  中國私塾裡的所有學童,都要大聲誦讀課文,極大地損傷了他們的發音器官,也使外國人心煩意亂。這是「陳規舊習」,但如果有人追根問底,就會知道,那是因為假如聽不到讀書聲,教書先生就會懷疑學童讀書不專心。而那種讓每個學童背對著先生背誦的奇異做法,也是為了讓先生能肯定學童沒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書!   
  並不是每一種形態的文明都主張人們有責任款待陌生人。所羅門的許多有關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與東方人實際接觸之後,有了新的含義,但中國人謹慎到了一個令人難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於外國人專門收集童謠的中國教書先生,有一次聽到一個小男孩哼唱著一支沒什麼意義的兒歌,恰好這位先生以前沒聽到過,他便讓這個小傢伙再唱一遍,結果小男孩嚇得趕緊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這個小男孩是中國環境的曲型產物。如果有個人發了瘋,離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處找他,希望聽到一點他的線索,他們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蹤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經在某個地方呆過,卻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問,你怎麼著了他?這就可能帶來麻煩。所以,面對陌生人的問話,人們肯定會採用的最為安全的辦法,就是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已經從親身經歷中學到,一個陌生的中國人試圖尋找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也會碰到同樣情況。有件這樣的事情:一個看似來自鄰省的人,向人打聽到了去他要找的那個人的村莊該怎麼走。但當他到達這個村莊之後,卻失望地發現全村人卻不約而同地否認有這樣一個人,還說連聽都沒聽說過。這種眾口一詞的假話並非事先有意編造,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全村人同時採用此種對策,這是一種正確的本能,就像一隻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東西,就會縮進洞裡一樣。   
  在所有這類事情中,從一聲招呼中的細小方音區別,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大體從何而來。一個鄉下人碰到別人,別人就會盤問他,他住的地方離其他許多地方有多遠,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沒有騙他們。同樣,學者們並不滿足於詢問一個自稱是秀才的人何時「進學」,還要問他文章的題目是什麼,他是怎麼作文的。這樣一來,騙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經常如此。一個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個地方的人,因為口音多少有點不同,會讓他露出馬腳的。一個陌生人不僅會發現自己難以找到某人的線索,這種做法會引起普遍懷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樣,整個村子都會這樣做。筆者就曾經派幾個中國人去尋訪一些長期在一家外國醫院就診的中國人,能找到的沒幾個。有一次,終於有個病人大膽地同陌生人說話,但他只說出自己的姓,姓屬於一個大家族,他斷然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和別人對他的稱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個村莊查找一個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無所知的白癡一樣退避了,最後,所有線索都斷了,什麼都沒找到!這個例子中,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沒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實要找的人就住在離他不到十桿[注]的地方。   
  筆者熟識的一位老人,有個十分富有的鄰居,以前跟他一樣,是中國一個極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員。問起老人這位鄰居的事,筆者被告知,兩人的房子離得很近,一起長大,並共同度過了大約六十年光陰,卻不打交道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者了,不太出來。」「那你為什麼不時常去看看他敘敘舊?你們是不是關係不好了?」這個人一副很清高的樣子,笑了笑,搖了搖頭說:「關係很好,但他有錢了,我卻很窮,我要是去那兒,人家會說閒話的。人家會說,他來這兒幹什麼?」   
  中國人本能地承認他們互相之間存在著猜疑,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不願意單獨呆在一個房間裡。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客人會感到侷促不安,趕緊走到外面的走廊裡去,意思是:「不要懷疑我;你也看到,我沒拿你的東西;我不在乎這些東西。」一個自尊的中國人去拜訪外國人,也是這樣的情形。   
  沒有什麼能比一個人死得蹊蹺,更能引起中國人最強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兒死了。儘管如前所述,她活著時父母無力保護她,但她死後,如果對她的死有疑問,父母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局勢了。她的自殺是一種機會,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樣忍氣吞聲,相反,他們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實實在在的賠償要求。如遭拒絕,兩家就會打一場曠日持久而又極其煩人的官司,其首要動機是報復,而最終是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國有個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個充滿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絕對必須輕輕地走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們卻不會這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卻不知道。   
  中國人的商業活動,從很多方面證明了他們的互相猜疑。買賣雙方互不信任,因此,雙方一致認為,暫時把事情交由嚴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這樣做對自己的利益最有好處,因為雙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過討價還價來達成。只有拿到錢,生意才算做成。如果這件事情有不少內容,有些就得寫下來,因為「空口無憑,立字為證」。   
  中國銀子市場的混亂狀況,一部分原因在於錢莊不信任顧客,而顧客也不信任錢莊,雙方都很有理由。中國南方甚至中國任何地方每一枚加蓋印戳的銀元,都證明這個偉大的商業民族的猜疑本性;儘管他們想做成一筆生意時是精明的,但不願做一筆生意時,他們更精明。一個顧客,中國人外國人都一樣,希望天黑之後花用銀子,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難怪城裡的每個商家都不斷忠告說。今天打烊,明日請早。   
  中國的銀行系統看上去十分複雜,我們從馬可·波羅那裡獲知,錢莊匯票很早以前就開始使用。但這些票據絕非普遍,而且看來也只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流通。相距十英里的兩個城市的錢莊,會拒收對方的匯票,而且這樣做還是挺有道理的。   
  中國的高利率,從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見證。這種過分的搾取,主要不是錢的使用費,而是巨大風險的保險金。中國根本就沒有我們所熟悉的西方國家的投資方式,這並不是因為這個帝國的資源開發得不夠充分,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普遍的不信任。「民無信不立」[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許多事情會長期悻離這句話,以致於極大地損害人們的利益。   
  幾年前,報紙上刊登了一段有關紐約華人社區情況的報道,這給我們提供了中國在商業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這個中國人的組織大概同中國人在別的城市建立的組織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有自己的市政府,還有十二名頭面人物做市政官員。他們把市政府的錢和文件存放在一隻很大的鐵製保險箱裡,為了確保絕對安全,他們鎖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國式銅掛鎖,而不是紐約各家銀行那種結構複雜外觀漂亮的暗碼鎖。這十二位市政官員每人掌管一把掛鎖的鑰匙,如果要打開保險箱,就必須十二個人同時到場,每人打開自己的那把。這些傑出的市政官員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於是,市政事務陷入了極端混亂。他那把鎖的鑰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沒人敢冒險佔他的位置,這是因為害怕這樣一種迷信:死者會嫉妒他的繼任,讓他得同樣的病死去。直到一場特殊的選舉之後有人填補了這個空缺,才會有下文。這件小小的事故的確是一個窗口,願意一看的人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性格的重要特徵——組織能力、經商能力、互相猜疑、無限輕信,以及對西方人的制度和發明的沉默的蔑視。   
  中國的政府結構,也同樣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實就是亞洲所特有的一個例子,中國很早就有;但當今的清室卻用十分有效的辦法對付了這個危險的階層,剝奪了他們在歷朝歷代禍害他人的權力。   
  當不和諧的雙方,比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必須在高層次上合作時,必然會有猜疑。而滿人和漢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異結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說明他們之間相互猜疑:「六部」中滿人擔任正職,漢人也許就擔任副職。通過這樣的互相牽制和平衡,國家機器得以維持。龐大而重要的檢查機關同樣證明這一點。   
  那些瞭解中國政府內部運作情況的人,他們的觀點讓我們確信,我們所認為的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互相猜疑這也是中國官方生活的特點。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樣子。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上級官員嫉妒下級官員,因為這些對手令人懼怕。另一方面,下級官員對上級官員也少不了猜疑,因為上級官員可以隨時讓他調任或免職。看來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級官員都多多少少嫉妒龐大而有力的文人階層,而官員們又一致戒備著老百姓。後一種心境,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半政治性質的社團,因而整個帝國成了個大蜂窩。一個知縣可以壓制如著名的在理教[注]這樣的社團的年度聚會,只不過因為這個社團禁止享用鴉片、酒和煙草。知縣想把他們預定的宴席讓給他衙門裡貪婪的「虎狼」。他這樣做不是因為在理教計劃反叛,證據確鑿,而是因為官方早就假定他們一定會那樣做。所有的秘密社團都是謀反的,這個也不例外。這種普遍的猜疑解決了全部問題,政府隨時干預,抓住首領,發配或除去,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很明顯,此處論述的互相猜疑的習性,強化了前面討論過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無法得到採用。人口調查,由於政府很少為之,致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感到陌生,甚至連這種說法都不熟悉。因此,這種人口調查總是讓人心生疑竇,懷疑其別有用心。這種猜疑的真實性,可以用筆者所住鄰村的一個事件來闡明。有兩兄弟,其中一個聽說已經下令進行人口調查,理所當然地以為這意味著強制性移民。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當地習俗,他們中有一人要留在家裡看祖墳,弟弟預見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殺以逃脫了長途跋涉之苦,這樣就使政府的計劃受了挫。   
  猜疑與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中國人回國至今,一直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步履維艱;這一致命的結合,同樣也阻礙了中國對鐵路的必然引進。而對政府意圖的猜疑,將會長期阻礙中國需要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顯赫的政治家指出發行銀質鑄幣的重要性,他非常實事求是地回答說,永遠都不能去設法改變這個帝國的貨幣:「如果嘗試著那樣做,老百姓馬上就會認為朝廷要從中謀利,那是行不通的。」   
  開採礦藏也障礙重重。如果開採得當,應該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地下的地龍[注],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層出不窮,使得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進步都舉步維艱。不管好處有多大有多明顯,當人人對此猜疑皺眉之時,引進新事物便幾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維思博士[注]在芝罘為中國培植外國高級品種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水果明顯可以產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與這種猜疑作鬥爭。換一個不夠耐心、不夠善良的人,早就厭惡地放棄這個計劃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這種狀況就逐漸消失了。但是,當中國海關對養蠶種茶進行調查時,這種猜疑卻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對這些事情感興趣的人,何以相信,與以往積累的經驗相反,這次調查的目的不是徵稅,而是促進生產,增加勞動的收益。誰聽說過?誰能相信?中國人對這種計劃在心裡所持的態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蘭諺語來表達:「狐狸跳進鵝圈裡時說:大家早上好。」   
  我們還是接著來談這個話題與外國人的特殊關係。對外國人十分猜疑,時常伴隨(或許主要也是因為)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外國人有能力輕而易舉地去幹最不可思議的事。如果一個外國人走到一個人們不常見到他的地方,人們會據此推斷他在考察這個地方的「風水」。如果他注視著一條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測河裡有沒有貴重金屬。人們認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處,看出有沒有最值錢的東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參加賑濟饑荒,人們不用仔細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終目的是要挾持一批這個地方的人去國外。正是由於對「風水」的這些看法,外國人不能上中國的城牆。而在中國的外國建築物,其高度必須嚴格規範,如同帝國的邊界線一般。中國看來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貝德祿先生提到過四川某山區有一種說法,認為長鴉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這不單是無知的人的概念,因為彭北萊[注]教授宣稱說北京有位高級官員告訴過他同樣事情,並將不知道煤的生長速率來作為反對煤礦開採過快的理由。據說,已故政治家文祥[注]讀了丁韙良[注]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後,有人問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說,書中科學的部分他準備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斷言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實在不敢苟同。   
  外國人來中國,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目前的發展狀況。看到李希霍芬騎馬遊歷鄉間,他那副毫無目的信馬由韁的樣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像成一場慘重戰鬥之後的逃命者。許多中國人,儘管過後十分瞭解外國人,但他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時,如果這個外國人正巧個子很高,他們都會暗自吃驚。許多中國婦女受到勸告,她們一旦主動走進外國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語就會起作用,讓她們中魔;如果最終硬要她們進去,她們也絕對不會踩外國人的門檻,或者照外國人的鏡子,因為那樣做就會安全不保。   
  幾年前,來自中國內陸省份的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到筆者的居所來幫助一位新來的人學習漢語,由於他們那兒對外國人幾乎毫無所知,因此他與外國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難。他呆了幾個星期之後,突然想到他母親需要他去孝敬,就走了。他說好某天會回來,但再也沒有出現。在我這個外國人家裡的時候,這位精明的儒學家從沒喝過一口僕人按時送去的茶水,也沒吃一頓飯,以免麻醉藥下肚。當另一位教書先生遞給他一個信封,讓他把自己寫給母親的平安家書放進去,並示範給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濕信封即可封口時,他的心情立刻緊張,轉而客氣地請那位教師替他封,因為他自己實在不會。   
  這種心理定勢,使中國人對外國人印刷的中文書籍有了一種頑冥不化的看法。他們普遍堅信,書上有毒,而油墨的氣味就是小說中的「蒙汗藥」。人們有時還會聽說,這種書誰要是讀上一本,就會立刻變成外國人的奴隸。我們聽說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與之略有不同,他在讀了這樣一本小冊子的開頭之後,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訴朋友說,如果誰讀了這本書並且說謊,就肯定會下地獄!有的時候,分發宗教書刊的小販會發現,這些書送不掉,卻不像某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因為人們敵視書的內容,其實書中內容既不為人所知,也沒什麼可在乎的,而是因為人們擔心它是以贈書為肇始而進行敲詐,中國人太熟悉這種方法了。   
  如果一個外國人試圖記下中國孩子的名字,據悉這個簡單的程序顯然成功地弄垮過一所即將興辦起來的學校。記名字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測,同樣會導致一場驚慌。漢字的羅馬化拼音系統,最初階段肯定碰到過這種反對和猜疑。為什麼外國人教學生寫的東西家裡朋友讀不懂?這個世界上的一切解釋,都不足以向一個滿腹狐疑的中國老人交代清楚,因為他認為:多少輩人都認為漢字夠完美了,對他的孩子也就夠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誰的外國人的發明來,要好多了。幾乎可以說,外國人提出的一切,都會遭到反對,明顯的理由是,那是外國人提出來的。「柔順固執」這個特點,會使你的中國朋友用最為客氣和準確的話向你保證:你的提議十分令人讚賞,也十分荒謬。   
  諷刺在外國人手裡是一種武器,但絕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國人,他對中國人的瞭解絕沒有他要求的那樣多,對於一個僕人的失職和過錯,曾在厭惡之中用英語罵他是「騙子」。這個僕人一有機會就問一位漢語很好的夫人是什麼意思,才知道這個字眼是說他的,「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讀過羅伯聃[注]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譯本的官員,他們的心態與這位北京僕人一樣。這些官員不禁悟出這些會說話的鵝、老虎、狐狸和獅子的隱晦含義,為防患於未然,他們竟查禁了這本書。   
  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疑,最為頑固的,要數發生在外國人開辦的醫院和診所裡的事情了,如今這樣的醫院和診所已經遍佈中華大地。在廣大的病人之中,的確有不少人對外國醫生的好心和技術,表現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動。還有其他不少人,他們的感受我們所知甚少,除非仔細詢問,才知道他們還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謬的傳言,比如把人的眼睛和心臟摘取製藥,外科醫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國人在地窖裡可怕地處置中國小孩。一二年之後,這樣一個醫療機構的好處廣泛傳揚,雲開霧散,這類謠言不攻自破;但是,這些謠言還在數以萬計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間的黴菌繁茂地生長在溫暖濕潤的土地上一樣。   
  外國與中國交往的全部歷史,在中國一方是猜疑和推諉,在外國一方也無疑有不少嚴重失誤。這段歷史回想起來令人厭倦,而那些負責那種出力不討好的談判的人,卻沒有吸取這段歷史教訓。在中國,個人自己常常就得充當外交家,中國人應該明白該怎麼辦。我們下面的例子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事情是:有位外國人想在某個內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當地的官員卻擺出各種理由來拒絕。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會見時,這個外國人一副中國裝束,帶著不少書寫用品。初步交談之後,這個外國人慢條斯理地打開了他的書寫用品,放好紙,看看鋼筆裡面有沒有墨水,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國官員極有興致並十分好奇地注視著這個過程。「你在幹嗎?」他問道。這個外國人解釋說他只是理一理書寫用品——僅此而已。「書寫用品!用來作什麼?」「記錄你的答覆。」外國人回答說。這位官員趕緊向這個外國人保證說,沒必要記了,可以滿足你的要求!這個官員怎麼能保證,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內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會在哪裡再聽到?   
  中國是一個謠傳四起的國家,人們生性怕事。前幾年,旅居新加坡的華人中,就有這樣一種謠傳,使苦力們堅決拒絕天黑之後去走某一條路,因為據傳那條路上會有突然砍掉腦袋的危險。這個帝國也許永遠不能從這種恐怖的時代裡走出來,這種恐懼就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樣真切。無限的輕信和互相猜疑,是這些可怕謠傳誕生和滋養的土壤。當這些謠傳與外國人有關時,長期而又痛苦的經驗表明,絕對不能輕視,而應該剛傳出來就趕緊闢謠。如果當地官員能認真制止這些謠傳,也就沒什麼大礙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傳播,結果就會導致天津大屠殺那樣的暴行。中國處處都適宜迅速傳播此類謠傳,幾乎沒有一個省份沒有這樣那樣地傳播過。為了徹底制止那種事件的爆發,極有必要抓緊時間著手於此,這如同地質學的結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種事件的最好辦法,是用無可爭議的實例教學,讓中國人確信:外國人是中國人真誠的祝福者。這種簡單的命題一旦牢固地確立下來,「四海之內皆兄弟』才會第一次成真。            
第二十五章 言而無信    
  「信」這個漢語中的會意字由「人」和「言」兩個偏旁構成,人言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義。「信」,列為中國我「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的末位。按照那些熟悉中國人的人的觀點,大量證據表明,信在天朝帝國事實上也可能是最末一位的德行。許多瞭解中國人的人,都會同意基德[注]教授的觀點,他在談了「信」這個中國人的觀念之後,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麼,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裡不一。虛情假意、表裡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等我們詳細研究之後,就能更好地判斷這些論斷有多少為中國人的生活事實所證實。   
  「如今的中國人同他們的古人沒有太大區別。」我們相信這是一種合理的說法,而且我們相信一些富有才幹的學者的觀點也知意,毫無疑問,中國。關於信的標準,與西方各民族誠信——那才應該稱為信一的標準有很大區別。一個獨具慧眼細讀中國經典的人,會在字裡行間讀出許多含糊其中的拐彎抹角、閃爍其辭以及謊言。他還會發現中國人對西方人的坦率,壓縮成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直而無禮則絞。」[注]孔子的《論語》中有件孔子與孺悲的故事,對西方人來說意味深長,而儒學家卻完全不解其中味。以下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譯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注]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孺悲不是孔子想見的那種人,因而採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國做法。   
  孟子也倣傚了孔子的這種做法。作為某諸侯國的客人,他被邀請去上朝,但盂子希望得到諸侯王先來拜訪他的榮耀,便稱病不去,為了顯示那只不過是一種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門拜訪別人了。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員,夜裡同孟子長談了這種處理方式的可取之處,但他們之間的討論只涉及禮節問題,根本沒有涉及為方便而說假話這樣做是否道德。[注]沒有明顯的根據可去猜測其中任何一位當事人曾經想到過是否合乎道德這一點,而現代的儒學先生在給學生解釋這段文字時,也沒有多加思索。   
  毫無疑問,中國的古人在保護歷史記載方面,要比同時代其他國家先進得多。他們的史書,不管有多麼冗長囉嗦,但肯定面面俱到。許多西方作家,似乎對中國的史書極其讚賞,對書中的敘述絕對相信。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維也納大學講師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譯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國評論》:「科學的考據早就承認中國古典文獻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來越得到證明。比如李希霍芬,這位剛對中國進行過全面考察的學者,在談論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驚訝的矛盾成分時認為:中國人記錄歷史事件時嚴格求實,若涉及到統計數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為認真,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在一般交際和外交談判時撒謊的掩飾風行,這是被絕對公認的。」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歷史的精確性可以通過兩條全然不同的線索來體現:一是按照時間順序有側重地途述事件,二是通過對人物和動機的分機來解釋事件。那些廣泛地考察過中國歷史的人說,用前一種寫法,中國的這些史書無疑都是關於發生在寫作之前的事情而用後一種寫法看,這些史書則絕無半點合乎辛格博士所說的嚴謹。我們不對自己不十分瞭解的東西妄發議論,只是讓人們注意,一個耽於撒謊的民族,與此同時卻能塑造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實的史官。這樣的現象如果不是史無前例,也算獨此一家了。同樣的愛憎,曾經使其他許多國家歷史受到歪曲,難道中國就會例外嗎?同樣的原因,難道就不會作用於中國,如同作用於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嗎?   
  記住這樣一點很重要:不尊重歷史,這不僅僅是註釋儒學的教義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理雅各博士對「以一青掩大德」[注]很不以為然,但他十分重視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記載了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起於魯哀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下面一段話摘自理雅各博士關於儒學的演講,後來發表於他《中國的宗教》一書:「孟子把《春秋》視為孔子最偉大的成就,並說它的出現會讓亂臣賊子感到害怕。[注]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說有人會因此瞭解他,也有人會因此怪罪他。[注]當因為《春秋》而受到怪罪時,他有沒有心生不安呢?事實上,這部編年史十分簡略,不但如此,還閃爍其辭,容易使人誤解。《春秋》問世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公羊為此書作增補並評論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種『諱』包含了三個英語詞語的涵義——忽視、隱藏和誤傳。我們該對此說些什麼呢?……我時常希望自己能夠否定《春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從而快刀斬亂麻地解決我們的疑惑;但孔子筆下的證據與他自己的生活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個外國學生採用這種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這個哲學家的真實品格,那麼,中國的眾多統治者和大多數學者就不會對他有所同情,也不會憐憫他的內心苦惱。真實,是孔子經常要求弟子堅持的一條原則;但《春秋》還是讓他的國人在這個帝國或諸位聖人的名譽有可能受損的情況下隱匿事實真相。」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聲稱中國人的歷史真實可信的人,隨時準備承認:在中國,真實僅限於歷史。當然不可能去證明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說謊,即使有可能我們也不準備那樣做。中國人自己所說的話便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時常聽他們談論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島嶼上的首領說他的部落那樣:「我們一張口就說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為說謊而說謊,而是因為不說謊就得不到某種利益。「他們不說真話,」貝德祿先生說,「同樣也不相信真話。」筆者有一位朋友,曾經有一次接待了一個中國小伙子的來訪,小伙子學過英語,希望在他的英語詞彙中增加一句「你說謊」。我的這位朋友把這句話告訴了小伙子,並告誡他不要去對外國人講這句話,否則准要挨揍。小伙子對這個不可思議的提醒毫不掩飾地表示奇怪,因為在他心裡,這句話與「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樣無傷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在談到西方人最反感被稱為說謊者時評論道;「但如果你這樣去說一個中國佬,你根本不會讓他生氣,不會讓他感到有失身份。他不會否認這個事實。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對閣下說謊。』對一個中國佬說『你說謊成性,現在就在編瞎話』,如同對一個英國人說『你一貫講俏皮話,我相信你現在腦子裡就有好幾條糟糕的俏皮話』。」   
  中國人的日常談話,儘管還算不上完全虛假,卻已讓人難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國是最難獲到的。人們永遠都吃不準別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說了出來。即使有人向你尋求幫助,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給你全權處理,事後你還是極有可能發現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沒告訴你,這顯然是出於普遍的隱瞞天性,而不是出於惡意掩飾,因為他本人才是隱瞞不講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後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從哪一點著手,每次都這樣。一個十分熟悉中國人的人,不會因為自己聽說了全部事情,就去認為已經明白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說的樁樁件件同其他事情聯繫起來,最後叫上幾個信得過的中國人一起仔細推敲一番,來確定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誠信的缺乏,再結合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猜疑,就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常常交談了很長時間,卻沒有一點實質性內容。就外國人之所見,中國人很多不可理解之處都是由於他們不真誠。我們無法肯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總是感到背後還有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一個中國人來找你,並向你神秘地耳語一番關於另一位你感興趣的中國人的事情時,你往往會心頭一沉。你無法肯定說話者是否在講真話,還是在背後使壞。人們無法保證中國人的最終結論就是最後一個結論。這個如此容易說清的命題,對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員來說,本身就包含了許多各式各樣的煩惱的因由。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得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無從確信。每一個中國人,與別人一樣沒受過教育,天生有一種墨魚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攔住,讓你捐點錢給那些貧窮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作旅費,你捐錢的時候,你的隨從不會說「你的錢同我沒關係,你自己看著辦好了」,而是產孩子般溫和地笑笑」,向你解釋說,你的錢只夠你自己用。因此,你就被剝奪了向旅伴捐資的快樂了。我們很少看到一個中國的看門人,會像外國人教他的那樣對門口的一群中國人說「你們不能進來」,而是在那裡看著,他們肯定不會進來的,因為那條大狗會咬他們的。   
  很少有中國人具備守約的道德。這與他們天性誤解和漠視時間有關。但不管失約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人們會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樣的借口。一般中國人總是這樣:有人怪他失約,他答覆說沒關係,下次補上。假如指責他的某個過失,他一定改正的話就像清泉一樣流出嘴唇。他完全承認這個過失——事實上,承認得過於徹底,反倒沒什麼可期望的了。   
  雇了一位中國教書先生來撰寫並且評論中國的格言,他寫下古人的一條精闢意見之後,作了一條註釋,大意是人們永遠不能粗魯地拒絕別人的請求,相反應該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樣做。「推遲到明天,再明天。這樣,」他在註解中寫道,「你安慰了他的心靈!」據我們所知,此處公開承認的原則,有債要還的中國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誰也不會指望一去討債就拿到錢,他不會失望;但是他會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還了,下次,還有下次。   
  中國人對待孩子的態度,最能說明他們天生虛偽。他們教會孩子虛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卻都意識不到這一點。在孩子還沒學會說話的時候,在孩子剛剛開始有點朦朧地聽懂人們說話的時候,就被告知,除非他聽大人的話,否則,藏在大人袖口的某個可怕的東西就會把他抓去。而外國人時常被說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單單這個事實,就足以解釋我們經常聽到的說我們的一切壞話了。這些孩子小時候受過這種朦朧而可怕的恐嚇,而等到長大之後、明白其實並不危險,只是荒唐可笑時,他們怎麼會不在大街上叫囂要驅逐我們呢?   
  馬車伕拉著外國乘客,車後跟著不少調皮的孩子在邊追邊叫,馬車伕被惹惱了,大聲嚷嚷著要抓幾個孩子綁起來帶走。船夫碰到這種情況,就罵罵咧咧地說,澆點開水在他們身上,就算完事兒了。「我揍你」、「我宰了你」這種表達,在一個有點懂事的中國孩子理解來,簡直就是「別那樣做」。   
  誰想成為一個「有禮」的人,漢語詞彙中的一系列詞語是必不可少的。在這些詞語中,凡是表示說話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賤;而凡是指對方的,都非常尊貴。「懂禮」的中國人,如果不得不談及自己妻子時,就稱她為「拙荊」,或者另外幾個類似的文雅的謙稱。而那些粗野的鄉下人,也抓住了禮的本質。儘管不懂這些文縐縐的說法,卻或許會稱與自己休戚與共的伴侶為「臭婆娘」。中國有一個故事恰當地體現了中國的禮這個特點:一個客人身穿一套出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廳等著主人。房樑上本來有一隻老鼠,正在嬉戲,把鼻子伸進一隻為了安全起見而放在房樑上的油罐裡,客人的突然到來,把它嚇得逃開了。但它逃的時候帶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禮服上全是油跡。正當他被這場飛來之禍氣得滿臉發紫時,主人進來了。他們互相進行了得體的寒暄之後,客人解釋道:「鄙人進到貴廳坐在貴梁之下,無意中驚動了尊鼠。尊鼠帶翻了貴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這就是您進來時鄙人這副鄙相的原因。」   
  自不待言,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按中國方式招待中國人。請客時,要長時間地對宴席上的中國人誠懇地鞠躬,口中還得和氣地招呼「請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舉到唇邊,在面前劃個半圓,鄭重其事地向大家說「請用茶」。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還有在各種合適的場合高呼「磕頭,磕頭」,意思是「我能夠,可以,必須,可能,也許,或許,或者應該(視情況選擇一種)向您拜倒」;或者,有時還得加上一句「我該打,我該死」,意思是我禮節不周;或者,騎馬騎到一半,碰到一個熟人,便建議他「我下來,您來騎」,不管走的方向對不對,也不管合不合常理。而最無知最沒有教養的中國人,也會時常用這副神情發出這種邀請。我們曾經說過,這樣的神情讓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開口讚賞,不由得對能夠如此待人的中國人表示尊敬。這種小小的尊重,可見於時時處處,它是個人被迫對全社會作的貢獻,人與人的摩擦可能會因此而減少,而拒絕貢獻的人則會受到半真半假的懲罰,因為這種懲罰是間接的。所以,假如一個車伕忘記把辮子從頭上拿下來就下車問路的話,別人就很可能故意給他指錯路,還要在背後罵他。   
  東方人來送禮物,你如何恰當處理,這是一門學問,或許在中國是這樣,在別的國家也一樣。有的東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東西則不能全部拒絕,其中一般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而一個外國人自作決斷,則肯定要出錯。一般地說,對送來的禮物要考慮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個方面特別不同尋常的禮物,生兒子時收到的禮物就屬此類。有句經典的格言可資參考:「我害怕希臘人,即使他們帶著禮物。」這句格言,時時處處都適用。送禮背後總有事情,正如一句樸實的中國格言所云:「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邊。」或者,換言之,(實際上)要求回報比付出多得多。   
  關於這種送禮的虛偽性,許多在中國的外國人都曾有過經歷。我們曾有機會熟悉了其中的全部細節。有一次,一個中國村莊為了對幾個外國人表示尊敬,請他們看一台戲,當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國人要設宴答謝。我們斷然拒絕看戲,他們又提出讓我們捐款,確切地說數目很小,來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這件事情後來在第一個村莊辦成了。而當我們剛應承下來,就有十一個村莊也派人跑來說他們深深地感動於我們的賑濟饑荒和醫療援助,也說要請我們看戲,他們這樣做時,完全明白會被拒絕,肯定拒絕。每個村莊的代表聽到拒絕看戲的消息時,都同樣悲哀而又吃驚,但他們都轉而提到上文談及的為那所公共建築捐款的問題,每個人又都是點到為止,沒有一個人進一步表示什麼!   
  受到這種包圍的,不僅僅是外國人。有錢的中國人,如果不幸有喜事,有時鄰居們會來拜訪,手提微不足道的賀禮,比如為剛出生的男孩子買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設宴感謝——設宴是中國人不可避免的、經常而適當的回報方式。在這樣的場合下,哪怕對中國事務最外行的人,也會讚美這樣一句中國格言說得準:「吃自個的,吃出淚來;吃別人的,吃出汗來。」這種情況下,主人還經常要不得不強作歡顏,表示至誠地歡迎,儘管心中十分不悅,但不便表露,否則就會失去面子,那比失去點吃的東西要嚴重多了。   
  這令人想到,許多表達方式都是由講面子而來的。受雇的中國人對外國主人大多數表面上的禮節,尤其在大城市裡,只不過是外表上的虛飾。這一點,只要把某個人的公開行為與私底下的行為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來。據說,一位在外國人家裡的教書先生,講求禮節一向無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這位外國主人,他極有可能會裝作素不相識,因為否則就會讓眾人知道:這位博學的先生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靠外國人混口飯吃——這個情況儘管別人知曉,但表面上不能承認,特別不能當眾承認。這樣的事情極為常見:幾個中國人走進一個房間,裡面有個外國人,他們會逐一向房間裡的中國人致禮,卻全然當做沒看見這個外國人。一位中國教書先生表揚一名外國小學生聽覺敏銳,發音幾近完美,在語言學習方面不久就會超過他的同輩人,但與此同時,這名學生一些奇怪的錯誤卻被這位教書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一般而言,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雇來教學漢語的教書先生,完全決定漢語的發音標準。   
  中國人的禮貌流於表面,流於虛偽,這還表現在主動開口去幫助別人,而這件事情又是別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會去做的。如果這種主動幫忙最後是一場空,我們也不必失望,因為本來就很清楚這個忙是不能幫的,但開這樣的口的這位朋友的面子卻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給客店的錢在數目上有爭議,你的車伕或許會走上前來,裁決說由他來墊上這個差額,而實際上他是從你的錢包裡拿出所需的這筆錢。或者他會用他自己的錢付帳,但過後這筆錢他會從你那兒要去,如果提醒他,他是主動墊上去的,他會回答說:「你想讓參加葬禮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裡嗎?」   
  中國人表裡不一,無論男女,他們的自謙都是裝出來的。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談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沒法說,而此時各方都完全明白,這只不過是表明人們不願直說。就是這樣一些談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會口不擇言,罵出最難聽的話來。   
  與虛假的謙虛相對應的是虛假的同情。虛假的同情是由空話構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責備中國人,因為他們沒有合適的材料讓他們產生對別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並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著別人死去卻故作放肆的嬉鬧。貝德祿先生曾經提到,一個四川苦力在拉縴的路上看到兩隻野狗狼吞虎嚥地撕咬一具死屍時,開懷大笑。密迪樂先生告訴我們,他的中文老師直笑一位經常在一起的朋友死得滑稽。這些奇異的表現,不足以解釋我們經常看到的死了心愛孩子的父母,由於長時間的悲痛而表面呆滯,因為默默的悲傷與對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間,存在著巨大差別,後者有違人類的天性。   
  如前所述,外國人開始與中國人有商業往來,已有幾百年的歷史。無數次的打交道,已經證明這些與我們保持商業往來的人的信譽。泛泛而談有可能站不住腳,但這種驗證必須有事實依據才有把握。我們不妨引用匯豐銀行經理嘉漠倫[注]先生的話,來作為這種驗證的例子。他在告別上海時說:「我已經提到過外國團體很高的商業素質。中國人在這方面一點兒都不比我們落後;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我不知道還有誰能比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更快地贏得我們的信任。當然,凡是規則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說這樣絕對的話,我可以告訴大家,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匯豐銀行與在上海的中國人做過很大的生意,總額高達幾億兩白銀,我們還沒碰到過一個違約的中國人。」對這番陳辭的最好評論,或許就是援引這番陳辭三年之後的事實,這家銀行在香港的一個中國買辦,給銀行造成了嚴重損失,銀行實力大為削弱,而對於這一損失,卻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肯定銀行該年的年度利潤會減少一百萬元。   
  中國的批發商與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沒有根本區別,這一點我們無從知曉。但是,用不著去貶低前文所述的證據的價值,仍然存在這樣一個公允的問題: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是不是因為中國人令人讚歎的相互負責的制度?這個制度前文已作描述,它是西方各國非常願意效仿的制度。很自然,外國人與中國人做生意時,要讓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業保護,而要做到這一點,毫無疑問要讓中國人有資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儘管我們承認這一點,但無數證人廣泛而又持久的觀察卻證明,中國人的商業實在是他們全民族缺信少義的極大例證。   
  一個頗知內情的人,寫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談到兩個中國人之間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騙。這兩人之間的關係,一般來說就是雅各與拉班[注]的關係,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國的俗話所言:銅盆撞子鐵掃帚。有一句俗話說:送孩子去學生意,就是害他一輩子。假秤、假尺、假錢、假貨——這些現象在中國殊難避免。甚至於很大的商號,貼出「貨真價實」、「絕無二價」的告示,卻也名不副實。   
  我們絕對不是想要肯定在中國找不到真誠,而只是就我們的經歷和觀察而言,幾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一個對真實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麼會有別的結果呢?一個衣冠楚楚的學者碰到外國人時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不識字,過後遞給他一本小書讓他看一下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拿著書從人群裡溜走,不付三個銅板的書錢。他這樣幹,一點都不覺得害臊,反而因為欺騙了愚蠢的外國人而欣喜若狂,這個外國人實在不精明,會去相信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中國人去外國人那兒買東西時,少付一個銅板是常有的事,他總是說沒錢了。而當告訴他,他耳朵上這會兒正夾著一個銅錢時,他才極不情願地拿下來,反而感覺到他受了騙。與此類似,一個人蘑菇「老半天」,想不出錢就弄到點東西,說他身無分文,但最後卻會拿出一串一千個銅錢,很憂傷地交給你,讓你把應收的數目拿出來。但如果他得到別人的信任,不出錢就弄到東西,他心中會高興得好像一個人剛剛斬殺了一條大蛇一般。   
  中國社會的團結常表現為向親戚借東西,有時還打聲招呼,有時乾脆連招呼都不打一聲。許多東西借了立刻送去當鋪,如果主人想再要回來,就得花錢去贖了。有個中國男孩,在一個教會學校就讀,人們發現他偷了管理學生宿舍的那位單身女子的錢。面對無可置辯的證據,他邊抽泣邊解釋說,他在家裡就習慣偷媽媽的錢,而他的這位外國老師簡直太像自己的媽媽了,他就是上了這個當,才去偷錢的!   
  應該十分肯定的是,中國的社會生活中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時有所見,但很明顯,最重要的是去瞭解有哪些本質上的對立。其中有一條對立我們已經談及,就是中國人缺信少義。這一點雖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卻也可以常常找到,我們在談其他問題時已經引述過不少這樣的例子。其他方面的對立,也許需要的篇幅再多也不過分。   
  關於中國人壓搾的理論與實踐的這樣一本有趣的書,是需要留待一個具備必要知識的人來寫的。然而,在這個帝國裡,這可以說是一種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於他們的天性注重實際,因此已經把這個做法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一個人躲不開大氣壓力一樣,誰也逃不脫這個體系。出於這個體系既惡毒又墮落,根本就很難想出逃脫的辦法,除非把這個帝國完全重新組織一遍。   
  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中國的狀況,使外國人很難與中國人有實際的和更多的往來。有一句人們常說的話很能說明問題:車伕、船夫、客店老闆、苦力和捐客,不管他們犯什麼罪,統統應該殺頭[注]。這一階層的人,還有與他們相似的人,他們與外國人的關係很特別,因為人們知道外國人寧可吃大虧,也不願惹出一起社會風暴,他們一般都對此缺乏興趣和才能;然而,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任何有失公道的情況,正是通過社會風暴來解決,來最終達到平衡的。   
  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而那些也想這樣做的中國人。是找不到的。既不過分猜疑,也不過分輕信,這是中庸之道的極好例證。如果我們有人對那種必須裝出來的虛情假義表示不以為然,那麼,中國人,關於人性的機敏的仲裁者,會把這一點判定為使我們名譽掃地的一種「脾氣」;而如果我們保持佛祖涅(上般下木)時的平靜氣度——一種不容易使所有有脾氣的人在所有時間都保持的風度——我們會立刻被當做可以進一步隨意敲詐的合適對象。一個受雇於外國人的典型的中國人,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個小販,沿街叫賣做工精緻、穿著得體的泥塑外國小人。他停下腳步把這些泥塑小人察看了一番,對這個小販說:「哦,你玩這些假玩意兒,我可是玩真格的。」   
  無需多說,據我們所知,中國政府似乎就是我們正在討論的這個特點的極大範例。從整部外國的對華關係史,以及可以說我們知道的中國官員與老百姓的全部關係當中,都能找到這樣的例子。那些不斷頒布卻從未有過失當言辭的告示,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各級官員頒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內容包羅萬象,措辭精巧得當。缺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真實,因為這些堂皇的命令並沒有打算實施。所有有關人員都明白這一點,從未有過誤解。「中國政治家的生活與國事文件,好像盧梭[注]的仔悔一樣,充滿著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為。他殺了一萬個人,然後引述盂子的一段話,講人的生命是神聖的。他把修河堤的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結果使全省慘遭洪水之害,然後他在悲歎耕者失其田。他與人達成一項協議,私底下說是暫時哄騙一陣子,然後他去聲討偽證罪。」毫無疑問,中國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員,但很難找到,而從其所置身的環境來看,他們完全是無助的,根本無法實現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願望。把那些有良好條件熟讀「四書五經」的人的實際情況,與這些經典上的教誨進行一下對比,我們就會有這樣一個生動的認識:這些教誨在把社會帶向高標準方面,實際上是多麼的無能為力。   
  「你認識的中國人當中,可以完全相信的有幾個?」這裡問的只是中國科班出身的人。經歷各不相同的人,用於判斷中國人的標準不同,因此回答也就不同。大多數外國人或許會說「不多」、「六到八個」、「十一二個」,都有可能。偶爾也會有人說「有很多,我都記不住了」。但我們必須相信,有頭腦而又看得準的觀察家,在真心誠意的情況下,很少會作出這最後一種回答。   
  觀察一個民族視為理所當然,並據此身體力行的事情,是有遠見的。在討論互相猜疑這一中國社會生活的要素時,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不能相信別人,其理由,他們太清楚了。正是這種境況,使中國的未來如此地充滿不確定性。整個統治階級,不是這個帝國最優秀的,反而是最糟糕的。一位聰明的道台曾對一個外國人說。「大清國所有為官者都是壞人,應該殺掉,但殺了我們也沒用,因為我們的繼任也比我們好不到哪裡去。」中國有句諺語:蛇鑽窟窿蛇知道。而中國的官僚階層,又不為他們的下一個階層——商人階層——所信任,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他們知道,所謂「改良」只不過是一種塗抹,很快就會剝落。一個中國泥瓦匠,用沒有和好的灰泥造了很多煙囪和屋頂,卻用大量時間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頭一次生火,煙囪就會往下灌煙,頭一次遭雨淋,屋頂就會漏水。中國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個樣子。   
  只要開發這個帝國的資源,中國就會足以富國,但如果沒有信心的話,膽小謹慎的資金不會從藏身之處自己跑出來。中國有足夠的學問,可以滿足各種需要。中國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誠目的為基礎的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興這個帝國。   
  幾年前,一個頗有見地的中國人來找筆者商量,是否有可能想點辦法,來解除這個地方在水井方面的極大麻煩。這些井是按中國通常的辦法挖成的,井壁從上到下用磚砌成。但由於當地的土質不好,過段時間整個地面就會下沉,整口井,連同裡面的磚開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個小洞可以打水,最後完全坍陷乾枯。與直隸省這個不幸的地方試圖用來療救各種弊病的辦法相似,任何療救中國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的藥方,都不夠深入本質。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最終只會表明,一車車的好東西,卻埋葬在絕望的深淵之中。「            
第二十六章 多神論 泛神論 無神論    
  儒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是全人類最值得一提的學術成就。的確,西方讀者免不了會發現儒學經典大都空洞幼稚。然而,我們不僅要仔細閱讀這些經典,還要思考這些經典所發揮的作用,這樣,我們就會接受中國經典的強大影響力。中國人生於斯長於斯,是世上聚居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據知是歷史記載最為悠久,唯一至今完整的民族,從未被趕離自己的發祥地」,一切都很古老。應該如何解釋這個絕無僅有的事實呢?無以數計的人們,從歷史的黎明時期至今,一直居住在中華大地上,他們是靠什麼來統治的?民族的衰亡這個普遍規律,為什麼他們會有幸例外?   
  那些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都一致認為,這是因為在別的民族還在仰仗物質力量時,中國人就已經依靠道德力量了。任何一個學習歷史的人,任何一個處處留心的瞭解人性的旅行者,一想到中國的道德從古到今對民眾產生的神奇的約束力,無不肅然起敬。衛三畏博士說,「孔子作為一個理想而高尚的學者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孔子思想對他這個民族從他以後一直起的作用,實在太大,怎麼估計都不過高。孔子所描述的道德標準,對之後的年代,其影響不可估量,這足可證明他本人的標準有多麼崇高,從此民族良心要用他描述的標準來衡量。」「孔子關於人的責任的教導」,理雅各博士說,「令人叫絕,令人讚賞。的確,它並不是完美無缺的。然而,在孔子願意教育別人做的四樣東西——文、行、忠、信[注]之中,後三樣的說法,卻與律法[注]和福音[注]不謀而合。它們所主宰的世界,一定是個美麗的世界。   
  中國古籍之中,根本沒有任何會使人們的心靈變得低級下流的東西。人們經常指出這個最重要特點。這也是與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各種文獻作品的最大區別。密迪樂先生說:「無論古今,沒有一個民族能擁有中國人這樣一種神聖的文獻,完全沒有一處放蕩的描寫,沒有一句出格的話語。『四書五經』中的每一句話,每一條註疏,都可以在任何一個英國家庭裡大聲誦讀。再者,在每一個非基督教國家,偶像崇拜總是與活人祭祀和罪惡的化身相關聯,同時還伴有放蕩的儀式和縱酒宴樂。而在中國,根本沒有那樣的跡象。」   
  皇帝對自己的統治向上蒼直接負責;人們的奮發向上,要比統治者更為重要;統治者必須有德有能,並以德為政;人與人之間五種關係的重要理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有這些觀念就像一座座山峰,突現在一般中國人的思想之中,吸引所有觀察者關注。在本書快要結束談論中國人時,我們想著重談一談儒學體繫在道德上的優點,因為只有正確理解這些優點,我們才有希望正確地理解中國人。這些優點使中國人明顯地服從於道德的感召力。逐年進行的科舉考試,都要求引經據典地作文,這種做法使人們的心靈統一到了一個令人驚歎的程度,給人們帶來了強勁動力,使每一位考生都把政府穩定視為個人成功的前提。毫無疑問,這是中國人之所以延續至今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人知不知道有一個確有其人的神,這一點確實很讓人感興趣。那些審視過中國人經典之作的人向我們保證說,學者們對這個問題持肯定態度。但那些聲稱持有獨立判斷力的人,卻都否認這個命題。即使中國人曾經承認有這樣一個確有其人的神,也肯定全忘了,就像刻在一枚古幣上的文字已被千年的銹班所覆蓋。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似乎不像某些刻意追求的人那樣,有什麼實際意義。而對我們現有的目的而言,完全可以不管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既不是歷史問題,也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與他們的神靈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們不難從某些事例之中推知古代的英雄豪傑如何一步步地從被尊敬到被紀念,再從單純紀念到被崇拜的。可以說,中國所有的神都是死人,或許還可以從崇拜祖先進一步肯定,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所有死人都是神。一座座廟宇拔地而起,經過皇帝恩准,被用來紀念各種生前就已經聲名顯赫的人。這些人裡面,說不定有誰就會地位與日俱增,上升為這個民族信奉的神。不管怎樣,中國整個民族肯定是多神論者。   
  不言而喻,人們有崇拜自然的傾向。意識到有許多不可抗拒的力量,有許多未知的力量,便把它們擬人化,來加以頂禮膜拜,依據是認為這些力量是有感覺的。因此,到處都有風神廟、雷公廟等等。北極星也常是崇拜對象。北京有日壇和月壇,這與皇權崇拜有關,但有些地方對太陽的崇拜卻是人們普遍的常規活動,朝拜是在二月份他們定為太陽「生日」的那天進行。這天一清早,村民們向東走去迎接太陽,傍晚就向西走護送太陽。這一年對太陽的崇拜,就此大功告成了。   
  這種自然崇拜極為常見的表現形式是崇拜樹木,這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再常見不過的了:人們走過幾百棵大大小小的樹,每棵樹上都掛著小旗,表明這是某個神抵的住所。即使崇拜沒有外部標誌,迷信思想也還是很活躍。如果有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樹,長在一間破爛的茅屋前,簡直可以肯定,樹的主人不敢把這棵樹砍倒,是因為這棵樹有靈。   
  人們經常認為,皇帝是這個帝國唯一有權祭天的人。皇帝親自在天壇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禮,這無疑是獨一無二的。但對於中國全體老百姓來說,他們自己不祭祀天地,或者被禁止祭把天地,將是一條新聞。人人家中朝南的牆前總會有個神龕,而某些地區稱之為天地神龕。許多中國人都可以證實,他們唯一的宗教祭祀。除了祭祖儀式之外,就是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給天地祭拜上供,有時是在新年伊始時。沒有禱告,連祭品過段時間也拿走了,像其他祭祀一樣,自己吃掉了。這種時候,人們祭祀什麼呢?有時,他們說是祭「天地」。有時,他們說是祭「天」,他們還會說是祭「老天爺」。「老天爺」這個叫法給人的印象是,中國人的確對一個人性化的神有真切的感覺。但是,當我們明白了這個想像中的「人」是與另一位被稱作「地母」的相對應時,推斷的結果就值得認真問一問了。在某些地方,人們習慣於在六月十九他「生日」那天祭「老天爺」。但如果去問那些給太陽定生日的人們,誰是「老天爺」的父親,或者他是什麼時辰生的,實在是多此一舉,因為他們對此懶得去想。很難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明白這些問題有任何實際意義。有什麼傳統,他就接受什麼傳統,做夢也不去想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很少碰到一個中國人,對「老天爺」的經歷或人品略知一二,他們只知道「老天爺」會調控天氣,影響莊稼。中國人普遍通行的「老天爺」這個叫法,暗示著有這樣一個人物,然而,據我們所知,人們既沒有為他建廟,也沒有為他塑像,而獻祭他的供品也與祭「天地」的沒什麼兩樣,這個叫法似乎還是沒有得到解釋。   
  「天」這個詞,時常用於中國的經籍之中,指人的想法和人的意願。但是,同樣也可以兩者都不指。而且,當我們讀到「天即是理」這樣的評注時,我們感到詞意極其模糊。這一詞意在古典作品中模糊不清,而在日常用語之中也同樣含糊。一個一直在祭天的人,如果被問及他怎麼理解「天」時,他就通常說是頭頂上的藍天。因此、他的崇拜就如同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不是個人為之,就是集體為之。他的信仰,用愛默生[注]的話來說,就是「風有靈,草有性」。換言之,他是個泛神論者。這種缺乏明確含義的擬人,是中國人崇拜「天」的致命缺陷。   
  中國下層階級的多神論和泛神論,與上層階級的無神論正好形成對比。從深諳於此的人們的論述,從眾多的表面跡象。以及從「天理」之中,我們不難作出總結:中國的儒學家是這個地球上最為徹底的一群受過教育和教化的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注]「天理」這個說法,指的是宋代唯物主義的註釋者對中國知識界的著名影響。一位博學的中國經籍的註釋家朱熹[注],他有著絕對的權威,對他的論點的任何疑問都被視為異端邪說。結果是,他對經籍的註釋,不僅完全從唯物主義立場進行闡釋,而且就我們理解,他的解釋完全是無神論的,它的影響遮掩了經典原有的教導。   
  黃河從山西和陝西的山谷中流出之後,繼續向前幾百英里,流入大海。年復一年,它幾次改道,跨越六到七個緯度,從揚子江口一直到渤海口。但不管流經哪裡,哪裡都會深受其害,留下一片不毛之地。宋代註釋家引人的唯物主義,就如同一股強大的水流,注入了中國思想這條小溪。水流已經氾濫了七個世紀,留下一片無神論的不毛之地,根本無法支撐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道教退化成為一種對付妖魔的法術體系,它曾從佛教借鑒了大量東西,來彌補自己的先天不足。儒教幾乎沒有或者說完全沒有滿足人性的先天需要,而佛教本身是引來提供這種滿足的。每一種信仰的指導形式,都會受其他形式的影響而極大改變。對於那些恰好想行善積德的人來說,任何一種提供行善途徑的組織機構他們都樂於贊助,並認為這條大道沒什麼不好。任何一種神,如果適合於在某個特定方面發揮如人所願的影響,那就肯定會得到人們的青睞,正如一個恰好需要一把新傘的人會走進有傘出售的任何一家商店一樣。中國人從來都不會對自己所崇拜的神刨根問底,如同一個想買傘的英國人不會去問傘的來源以及人們普遍使用傘是始於何時一樣。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很有學問的講演,討論中國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人數。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就如同去調查比較英國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煙,或者有多少人吃菜豆。誰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煙而又能買到,那他就可以抽;誰喜歡吃菜豆又買得起菜豆,就可以吃。中國兩種最有名的「教義」,情況也是這樣。任何一個中國人,如果想舉行一場佛教儀式,同時也請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錢請一個來,他自己因而成了「一個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個道士,他也可以同樣請來,他自己也成了「一個道教信徒」。對於中國人來說,請哪個都無所謂,他並不是不可能把他們同時請來,這樣他就既是「一個佛教信徒」,又是「一個道教信徒」。因此,一個人可以立刻成為儒教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覺得有什麼不和諧。佛教吞併了道教,道教吞併了儒教,最終儒教又吞併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   
  中國人與他們的「三教」的實際關係,可以用一個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的語言組成的關係,來加以說明:「撒克遜語、諾曼底語和丹麥語都是我們的語言。」但是,即使我們可能判定自己遙遠年代時的起源,我們對詞彙的選擇,也絲毫不會因為自己血管裡流著多少撒克遜人的血液,或多少諾曼底人的血液,而會有絲毫改變。我們對詞彙的選擇,取決於我們的思維習慣,取決於我們使用詞語的場合。學者會用許多拉丁語詞,還混雜一些諾曼底語詞,而農夫則主要使用平直的撒克遜語詞。但不管學者還是農夫,撒克遜語是底層基礎,其他語言不過是補充。在中國,儒教是基礎,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儒教徒,正如所有的英國人都是撒克遜人一樣。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多少佛教或道教的觀點、詞彙和實踐,可以酌情而定。但對中國人來說,同一個儀式融合了「三教」,其中的不和諧,其中的矛盾,並不比我們把源於不同民族的詞彙編織在一個句子裡遇到的更多。   
  總是難以讓一個中國人理解,兩種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知道何謂邏輯上互相矛盾,更不會關心這一點。他本能地學會了調和兩個互不相容、命題各異的藝術,那就是不顧兩者之間的關係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訓練,為融合這兩種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準備,如同液體可以通過內滲和外滲來進行融合一樣。他已經把「學術上兼容並蓄」帶到邏輯上的自殺的地步,但他不明白這一點,即便告訴他,他也不明白。   
  這樣把各種不同信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違背了中國人天生有條有理的本能。中國人因這種本能而聞名,他們的這一本能充分展示在精心劃分官員級別的做法中,從一品到九品,各有各的標誌,各有各的特殊權限。也許有人曾經在中國的眾神中尋找類似的等級森嚴的劃分,但沒有一點線索。問一個中國人,「玉帝』與如來佛哪個大,那是徒勞的。即使在「萬神殿」裡,排列次序也只是暫時的、偶然的,次序一直在變換。中國人的神明世界裡,權威沒有固定的等級。這種極端混亂,如果出現在人世間,就等於長期的無政府狀態。這種局面在「三教堂」裡更加明顯,那裡並列供奉著孔子、如來佛和老子的塑像。最受尊敬的位於中間,我們認為應該是孔子,如果不是他——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自稱為某種神——那就是老子。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個排序問題過去一直引起激烈的爭論,但我們聽到的幾乎所有的爭論都對如來佛有利,儘管釋迦牟尼是一個外國人!   
  信仰的結合帶來的第二個結果,同樣意味深長,那就是任何一種信仰都把人類的道德本質貶得極低。有一條規律與此對應:低劣的錢幣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較好的錢幣。儒教的一切高尚格言,全然不能讓人們消除對道教大加描述的眾多妖魔鬼怪的恐懼,常有人說,現今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迷信,那樣輕信,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真話。富有的商人和博學的學者,從不羞於讓別人看到自己每個月花兩天時間,去專門祭拜狐狸、黃鼠狼、刺蝟、蛇和老鼠,並在它們的牌位上寫著「大仙」,認為它們對人的命運有重要影響。   
  就在幾年前,中國一位最有名的政治家跪在一條水蛇面前(這條水蛇對於自己能代表水神的化身肯定感到十分榮幸),這位政治家認為這條水蛇是前朝某位奇跡般制服河水氾濫的官員的化身。中國只要洪水一氾濫,就把蛇當做神來崇拜,這種習慣似乎很普遍。在離河較遠的許多地方,任何一條陸地上的蛇都會變成神靈,而且「毫無疑問」。如果洪水退去,人們就會大唱其戲,以紀念神的賜福,蛇也因此放在托盤上,放進一座廟宇,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知縣和所有別的官員每天都要去那裡跪拜燒香。在河道附近的地區,河神常被當做雨神,但在稍遠一些的內地,戰神關帝被當做而神來崇拜;但有時,不管離河遠近,人們只向觀音求雨。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這根本沒什麼不合理,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去推斷自然界的一切應該是統一的,即使對他明確指出其荒誕不經,他也很難明白。   
  與求雨有關的祈禱,另外有個有趣而又最意味深長的事實,時常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在中國著名小說《西遊記》裡,有一個主要角色原本是一隻從石頭裡崩出的猴子,慢慢進化發展成了一個人。有的地方,這位想像中的角色被當做而神來崇拜,而不是河神和戰神。沒有什麼能比這個例子再好地說明中國人在真實與想像之間完全沒有分界線了。對於西方人來說,原因與結果是互相關聯的。中國人向一隻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們心中關於因果的直觀感受究竟如何,我們無從推測。   
  中國人的眾神林林總總,紛繁蕪雜,問明白中國人如何面對這些神,這一點很重要。這個問題會有兩種答案:一是他們崇拜這些神也忽視這些神。經常能碰到有人估算中國人每年在香燭等方面的花費。自然,這些估計是根據某個地方的「確定」花費,再乘以這個帝國此類地方的數目。這種所謂「統計」是最為無效的,好比一個人去統計一群蚊子的數量,「數累了,就大致估計一下」。   
  把中華帝國當做一個整體來斷言,我們是很難把握的。中國寺廟裡的崇拜,就最能說明這個道理。一位從廣州上岸的旅行者,看到那裡的寺廟香煙繚繞,就斷言中國人是世上最崇拜偶像的。但讓他訪問一下這個帝國的另一端,再下結論為時未晚,他會發現許多廟宇都無人問津,除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之外,根本沒人去,在許多情況下連初一和十五也沒人去,或者甚至在新年伊始,中國人本能地要敬神的時候,也都無人造訪。他會發現,有成千上萬個處在偏遠地方的寺廟,完全被遺忘在久遠的年代裡,偶爾也會修一修,但人們對此既不解釋,也不關心。他會發現,人口聚合的方圓幾百英里之內幾乎很少看見一個出家人,沒有道士,也沒有和尚。在這些地方,他一般在寺廟裡看不到婦女,孩子們也是聽任其長大,而一點兒都不教導他去求神賜福。在中國另外一些地區,情況完全不同,表面的崇拜儀式,已經編織進了每天的生活細節之中。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中國社會的宗教力量與堆起夏威夷群島的火山的力量。在夏威夷群島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島嶼上,火山已沉寂多年,只能從坑坑窪窪而又草木茂盛的火山坑,才隱約看到以往火山爆發的地方。而東南部的島嶼,火山仍很活躍,隔段時間就會爆發,震撼四周。在中國的某些最古老地區,幾乎沒有人注意到要去寺廟祭拜,而另一些省份,它們在中國最為輝煌的時期還是蠻荒之地,如今偶像崇拜卻非常紅火。不過,人們很容易被類似的這種表面現象誤導,極有可能過高估計它們的實際意義。我們需要對此再作更全面的調查,然後才能得出底氣十足的結論。   
  「敬鬼神而遠之」[注],這是孔子的建議。毫不奇怪,當今信奉孔子的人仍然把「敬而遠之」作為對待中國萬神殿中眾多互不相容的眾神的最謹慎的辦法。如果與蒙古人或者日本人相比,中國人相對來說沒什麼宗教偏見。人們經常看到寺廟門上寫著這樣一個古老的說法:「祭神如神在」[注]。普通人依其本能就已經真正領會「如」這個詞所表達的不確定性。以下的流行說法包含了許多「如」,恰如其分地表達了許多人的心態: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也無礙。」   
  「祭神如神在,如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遠之」再進一步,就是在形式上尊敬神,按特定的方式舉行特定的儀式,這僅僅是為了保證某些儀式之外的結果。   
  中國人對莊重感特別陌生。不談論一下什麼是得體,我們就不知道該如何說起莊重感。我們明白,所有中國人的祭神,要麼是按常規日子搞點儀式,要麼就只是一種交易——祭供多少就得到多少好處。各地都把「老天爺」當做一個人來崇拜,並排除其他所有的神,實質性地說明崇拜的真正含義。「因為我們的吃穿都靠他」,一個中國人在被問及為何按時祭拜這個「人」時,這樣回答。即使這個中國人對是否真有一老天爺」將信將疑,也無礙於他跟著別人去那樣做。祖宗那樣做,他也那樣做。「誰知道」有用沒用?   
  中國人習慣於只從表面去看宗教儀式。有一副對聯,極好地闡述了這一點。這副對聯帶有那麼一點諷刺意味,貼在無人問津的寺廟柱子上:   
  廟內無僧風掃地,   
  寺中少燈月照明。[注]   
  祭拜神靈,如同西方採用保險制度,是一種更為安全的辦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就是說,如果神靈不存在,那也就不會作什麼怪了;而如果神靈確實存在,卻被置之不理,他們也許就會發怒報復。據說,驅使著人類的動機,也同樣地驅使著神靈。有句俗話說,貢獻羊頭(給寺廟作供品)的人,可以心想事成。而那些不能賜予人們某種特定福澤的神靈,比如「三皇」[注],總是很窮,但觀音和戰神卻受到人們的尊敬和供奉。   
  中國人對神靈的崇拜不僅完全建立在假設基礎之上,「有益無害」,而且又向前走到了西方人完全不能苟同的地步。他們經常說,而且似乎也這樣認為:「信之則有,不信則無!」這種口氣(幾乎不能稱作思維方式)如同一個中國人在說:「相信皇上,則有皇上;不信皇上,則沒有皇上。」如果這樣推論給中國人看,他們也完全準備承認,但他們自己似乎不會通過必要的途徑去認識到這一點。   
  在中國可以看到不少的朝聖者一步一叩首,有時花大量時間進行這種沉悶而又艱難的旅程。問他們為什麼願意這樣苦,他們會告訴我們,拜神的人假的太多,所以有必要用這種苦行來表明自己的誠心。不管我們如何來評論這種例外,我們都會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曾經談到的中國人互相缺信寡義這一點,在他們的崇拜之中顯得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張照片,照的是北京附近一座寺廟裡的一群和尚。這張照片絕好地反映了他們像蛇一樣狡猾的性格。這些人過的生活,與他們的面孔所暗示的,相差不遠。   
  在對待異教上,中國人同其他民族一樣,把他們的神靈想像成他們自己的樣子,這倒也不無道理,因為有許多神就是其崇拜者的同鄉。筆者曾經看到一張佈告,是以觀音菩薩的名義告知世人:天庭收到一份陳請,說世風日下,「玉皇」聽了之後大怒,把大大小小的神仙痛斥了一番,因為他們疏於用勸誡去改變世人!據稱,人類被一群魔法無邊的妖魔鬼怪所包圍,這些妖魔鬼怪可以被收買、奉承、引誘,也容易哄騙。中國人做買賣時很起勁地討價還價,對於所祈求的神靈,他們也同樣想弄點好處。他或許會通過捐款修廟買來好運,但很可能捐二百五十文,卻寫上一千文。寫上多少,神就收多少。到了修廟的時候,每位神的眼睛上都會貼張紅紙,這樣就看不見週遭的混亂和不敬了。如果宗祠位於一個村莊的邊緣,而盜賊又常在那裡分贓,那麼,人們也許會把大門完全封起來,神靈可以在大門裡面與天地宇宙交流個盡興。   
  每逢歲末,灶神爺都要回到天上去報告每家每戶的行為,但人們都先在他嘴上抹點粘乎乎的稀糖,阻止他告狀,這是中國人表現人定勝天的典型事例。同樣,為一個男孩取個女孩的名字,讓那些沒腦子的妖魔鬼怪以為他真是個女孩,這樣,他就可安度餘生了。貝德祿談到四川殺害女嬰,事後就燒些冥幣安撫安撫那裡的神明,可以說專門燒給他們去花用的。送子觀音廟與其他廟宇不同,常常是婦女去光顧。有些送子觀音廟有許多小泥人,做成小男孩的樣子,送子娘娘的手臂上放一些,架子上像貨物一樣擺放一些。中國婦女的做法是,走進廟裡,把標誌這些小男娃性別的部分掰下來吃下去,以期能確保生男孩。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廟裡有許許多多小泥娃,人們認為這是經常進廟的婦女帶來的,她們人人帶走一個小泥娃,但一定要偷偷藏起來,偷偷帶回家。假如真的如願以償地生了個男孩,這個婦女就得來還願,在偷走小泥娃的地方放上兩個。中國的出海人覺得,中國海上令人恐懼的颱風都是由惡魔引起的,他們專門等著捕捉駛過這些危險海域的船隻。據說面對狂風大浪,出海人就習慣於做一艘與自己的船一模一樣的紙船。波濤洶湧到極點時放人海中,去蒙騙憤怒的水神,讓他們覺得這就是他們要的那艘船,這樣才能讓真的船苦海餘生。   
  中國不少地方有這樣一個風俗:每當碰到類似霍亂這樣致命的傳染病,就在六七月份慶祝新年。這樣做,是蒙騙瘟神,使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算錯了年歷,於是打道回府,瘟疫也就不治自息了。這種風俗人所共知,所以「秋二月」成了「永不」的意思。騙神的另一個方法是,讓一個人鑽在一張桌子下面,把頭從桌子中間挖好的洞裡伸出來。神會以為真是有人頭作供品,於是便相應地降福人類。過一會兒,這個人就會把頭縮回去,回去享受這份很值得的好運氣。   
  我們碰巧知道一件事情:有個村莊決定把神像從廟裡移出來,把廟改為學堂,他們滿心希望從神像的心中找出「銀子」來支付這件事情的花費。這些頭腦單純的鄉下人並不知曉中國神的特點,也不知曉塑像人的做法,因為他們搜尋到神像心裡的東西時。只找到一些不值錢的錫塊!毫無疑問,事實上也確有一些和尚或道士在神像裡藏寶,結果有不少寺廟被盜,神像不是被整個兒盜走,就是當場搗毀。那些信奉神靈的人對神卻如此粗暴,這真令人無法理解。我們還聽說有位知縣審理過一樁牽扯到一個和尚的案子,據稱還有佔著這個寺廟的如來佛。這位佛祖被傳到知縣面前,叫他下跪,他沒這樣做,知縣命令打他五百大板。這一回,這位佛爺被打成一堆塵土,還對他作出了缺席判決。   
  每當土地嚴重乾裂無法耕種時,人們都要祈求而神顯靈。而當求了很長時間仍告無效時,村民們時常會稍作一些有益的改正,轉而把戰神從廟裡「請」出來放在最熱的地方,讓他自己獲知真實的第一手天氣情況,不再耳聽為虛。人們不加掩飾地不滿於神的行為,這個做法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就是:「三四月份不修房頂,五六月份就罵水神。」   
  我們還聽說中國某個大城市的居民,由於一種嚴重的傳染病一直持續不斷,便認為這是當地一個神靈在作怪。他們便一致對付他,似乎他是一個活著的惡棍,把他痛打一頓,最後把他打得還原成了一堆泥渣。這件事情確切與否,我們沒有證據,只是聽到它廣為流傳,但也足夠了。整個過程符合中國人對神靈的看法。   
  我們讓讀者注意到的上述事實,有可能使不熟悉中國人素質的人,得出中國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宗教這樣的結論,這也是最自然不過的。的確有人也這樣直言過。密迪樂先生在他的《中國人及其叛亂》一書中,就譴責了古伯察先生的某些過於寬泛的概括,密迪樂先生斷言那是「對很大比例人類的高尚生活的毫無根據的誣蔑」。密迪樂先生一向願意承認,對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宗教辯論的結論,中國人概不關心,對把這些結論當做信念的民族行為,他們也不關心。但密迪樂先生堅決否認中國人「缺乏對不朽的渴望,缺乏對美好而偉大的人物的由衷的敬仰,缺乏對美好偉大的事物毫不動搖的執著,缺乏熱烈的渴望,沒有一顆嚮往高尚、嚮往神聖的心靈」。除此之外,威妥瑪[注]爵士,他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時期以來一直都很熟悉,這使他有資格對中國人有沒有宗教作權威評述,他最近發表了這樣的觀點:「如果認為宗教不僅僅是單純的倫理,我可以否認中國人有宗教。他們確實有崇拜對象,確切地說,是許多偶像混在一起崇拜,但沒有信念;他們有無以數計而又各式各樣的不成熟的偶像崇拜,他們也會嘲笑這些崇拜,但不敢漠視。」   
  對於這個雖然有趣卻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不想涉入。詳細討論一下很容易,但我們不敢肯定是否能把事情弄明白。在我們看來,探討這個問題有一個實際的辦法,要比抽像的討論更能達到目的。道教與佛教已經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但中國人並沒有因此成為道教信徒,也沒有成為佛教信徒。他們是儒教的信徒,不管在這個信仰之上加上什麼,或者減少些什麼,中國人總是儒教信徒。我們打算探討一下儒教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使之不能成為中國人應該有的一種宗教,並將以此結束我們的討論。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將引用中國問題方面的一位傑出學者的結論,他的結論是不能輕視的。   
  花之安[注]博士在他的《儒學匯纂》一書的結尾處,用了一個章節來寫「儒學的不足與錯誤」,不足與錯誤是指出來了,但同時還得承認,儒學中有不少關於人際關係的論述十分優秀,不少觀點還能與基督教的啟示[注]產生共鳴。我們引用其二十四條,並予以些許評論。   
  第一,「儒學不承認與現存的神有任何關係。」   
  第二,「沒有區分人的靈魂與肉體。無論從肉體上   
  還是生理上,都沒有一個關於人的清楚的定義。」   
  關於人類靈魂,沒有任何明確的教義,這使得學習儒學的外國學生感到十分困惑。對於許多普通人來說,儒學教導的最終結果是,根本不懂什麼靈魂,只知道那是一種肉體上的活力。一個人死後,古老而權威的說法是靈魂升天,肉體入土。但有一種比較簡單的理論認為「靈魂」或者氣息消散在空中,肉體入土為安,這與真正的儒學家的不可知論的唯物主義完全符合。常常無法讓中國人對這樣一個問題感興趣:他有三個靈魂?一個靈魂?還是根本沒有靈魂。他對這件事,如同他對吃飯是哪些肌肉帶動哪個器官,只要這過程還順當,他才沒有興趣去管那些幫助消化的肌肉被解剖專家稱作什麼名稱。同樣,只要他對自己的消化器官和靠他生活的人的消化器官還顧得過來,他才不會去關心自己的和他們的靈魂(如果有靈魂的話),除非他看到這件事情在某種程度上與米價有關。   
  第三,「沒有解釋為什麼有的人生來就是聖人,有   
  的人卻生來就是凡人。」   
  第四,「據稱,人人都有到達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   
  情和力量,卻沒解釋與此斷言相對立的事實。」   
  第五,「儒學在訓誡罪惡時,口氣不夠堅決、不夠嚴   
  肅,因為除了社會生活中的道德譴責之外,沒有提及懲   
  處措施。」   
  第六,「儒學總體上說對罪惡洞察得不夠深刻。」   
  第七,「儒學發現不可能解釋死亡。」   
  第八,「儒學沒有調節手段可恢復人們所理想的本   
  性。」   
  第九,「祈禱,以及祈禱的道德力量,在孔子體系中   
  沒有立足之地。」   
  第十,「儘管不斷強調誠信,但卻從未被鼓勵過說   
  話誠實這一前提,事實也正相反。」   
  第十一,「允許並容忍一夫多妻制。」   
  第十二,「認可多神論。」   
  第十三,「相信算命、選日子、預兆、夢境,以及其他   
  幻想的產物(比如鳳凰等等)。」   
  第十四,「把倫理與外在儀式混為一談,使之成為   
  專制政治的,種形式。」   
  第十五,「孔子對古代制度的立場觀點反覆無常。」   
  第十六,「斷言某些優美曲調會影響人們的道德是   
  荒謬的。」   
  第十七,「誇大榜樣的影響,孔子本人就是極好的   
  一例。」   
  如果真如儒家倫理所言:君是皿,民是水;杯是圓的,水就是圓的;盤是平的,水也就是平的[注]——這就難於解釋何以中國的偉人沒有強烈地影響那些研究偉人的人們,並修正其性格。如果真如儒學家所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那麼,為什麼實際效果會這麼差?下列第二十條中提到的對「賢人」的神化與剛才第八條已經指出的完全沒有調節手段,兩者是相對應的。無論聖人有多麼「賢」,他也只能提出好的建議。一旦建議不被採納,他非但愛莫能助,反而不再提了。   
  我們一直覺得,孔子有一段話很有啟發性:「不憤不啟,不徘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孔子只對賢人提建議。這些建議都是極好的,但不是預防性的。如果不能起到預防作用,那就需要一帖補藥。一位旅行者落入賊手,被洗劫一空並被打傷了,卻同他大談什麼參加友好旅行隊的重要性,談他不接受勸告因而皮肉嚴重受苦,還有可能會失血,中樞神經也會受傷害,這完全於事無補。這位受傷者已經因失血而昏過去了,他不是不知道這一切,事實上他一向知道。他現在需要的,不是回過頭去數落他違反常規後的各種後果,而是油、酒和一個能養傷的地方,而首先需要聰明且樂於幫助的朋友。對身體殘疾的人,儒教還時常能做些事情;而對道德和精神上受傷的人,儒教就愛莫能助了。   
  第十八,「對儒學來說,社會生活的體系是暴政。婦   
  女是奴隸。孩子在與長輩的關係中,處於臣民的地位。」   
  第十九,「孝順父母到了奉為神明的地步。」   
  第二十,「孔子體系的最終結論,如他自己所總結   
  的那樣,即崇尚賢人,例如人的神化。」   
  第二十一,「除了沒有任何真正的倫理價值,祖先   
  崇拜也沒有關於永恆的明確概念。」   
  第二十二,「希望現世現報,無意之中培養了自私   
  自利之。仁。如果這不是貪婪,也至少可以說是野心勃   
  勃。」   
  第二十三,「整個儒學體系沒有給予普遍人任何安   
  慰,不管是在他們生前還是死後。」   
  第二十四,「中國歷史表明,儒學在試圖給人以新   
  生,讓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為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現在,在實際生活中,儒學已經與黃教[注]和佛教的觀念   
  和做法充分融合了。   
  關於中國各種不同信仰的奇異結合,我們已經作了論述。中國人自己也完全明白,無論儒教還是同它在一起的各種宗教,都不能給人以新生,讓人有更高尚的生活和作為。有一篇作者不詳的寓言故事,淋漓盡致地表明了這一點:有一天,孔子、老子和如來佛在極樂世界裡相遇,他們一起悲歎在這個墮落的時代,他們優秀的教義在「中央帝國」看來沒有什麼進展。經過一陣討論之後,他們一致認為,原因一定在於他們的教義儘管被人讚賞,但如果沒有一個永恆的榜樣,人類就無法實踐這些教義。他們因此決定,每個教派的創始人都應該到人間找一個可以擔此重任的人。他們立即行動,四處找了一段時間之後,孔子遇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老人並沒有離座歡迎這位聖人,而是請孔子坐下,談起古代的教義,以及這些教義當今如何被蔑視,如何被執行的情況。老人在言談之中表現出極其熟悉古代的信條,並具有深刻的判斷。這使孔子極其高興,他們談了很長時間,孔子準備走了。但孔子起身要走的時候,老人卻沒有起身相送。孔子找到一無所獲的老子和如來佛,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他們,建議他們去拜訪這位坐著的哲人,看看他對他們兩人的教義是否一樣精通。老子極為興奮地看到,這位老人對道教的熟悉幾乎不亞於老子本人,其口才與熱情也堪稱典範。與孔子一樣,老子也發現儘管這位老人態度上極其尊敬,卻一直坐在那裡不動。輪到如來佛,他也碰到了同樣驚奇而可喜的成功。老人還是沒有起身,但他對佛教內在含義的洞察,卻是多年未見的。   
  這三位宗教的創始人相聚討論,他們一致認為,這位極其難得而又令人讚賞的老者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他不僅可以分別介紹「三教」,而且可以證明「三教合一」。為此,他們三個一起又來到老人面前。他們解釋了上次拜訪他的目的,老者的智慧又是如何激起他們崇高的願望,並說希望他來振興這三個宗教,使之最終付諸實踐。這位老者仍然坐在那裡,恭敬而又專心地聆聽,然後回答說:「尊敬的聖人們,你們的善行比天高、比海深,你們的計劃既深刻,而又充滿智慧,令人敬佩。但你們不幸選錯了去完成這項偉大改革的代理人。我的確仔細研讀過《道德經》和其他經籍,並且也的確多少有點明白它們是崇高的、一致的。但是,有一個情況你們沒有考慮到,或者沒有注意到:我上身是人,下身卻是石頭。我擅長於從各種不同觀點來討論人的各種責任,但因為我自身的不幸,就永遠無法把其中任何一點付諸實踐。」孔子、老子和如來佛深深地歎息了一下,就從地面上消失了。從此以後,他們再也不作努力,去找向人展示這三個宗教的教義的凡人了。   
  常有人把如今中國的狀況比之於公元一世紀的古羅馬帝國。毫無疑問,中國如今的道德狀態,遠遠高於那時候的古羅馬帝國,但在中國,正如在古羅馬,宗教信仰幾近崩潰。我們可以像吉本[注]評論古羅馬那樣來說中國:對普通人而言,所有的宗教都一樣真實;對哲學家來說,所有的宗教是一樣具有欺騙性;而對政治家來說,所有的宗教都一樣可以利用。中國皇帝與古羅馬皇帝一樣,可以說「既是高級教士又是無神論者和神」!儒學正是這樣,混合著多神論和泛神論,把這個帝國帶到目前這種狀況。   
  我們已經認真地說過,有一樣東西要比純粹的無神論更壞,那就是漠不關心無神論的對與不對。在中國,多神論與無神論是骰子上相對的兩個側面,不少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兩者都對,根本沒感到有什麼矛盾。   
  中國人本性上就對最為深奧的精神原理絕對冷漠,這是中國人心靈中最可悲的特點。他們隨時樂於接受一個沒有靈魂的肉體,接受一個沒有心智的靈魂,接受一個沒有生命的心靈,接受一個沒有緣由的秩序和沒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國的現實與需要    
  儒學經典是一張航海圖,中國的許多統治者正是靠它來駕駛國家這艘航船的。這是人類繪製的最好的航海圖。在已故的衛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說來,儒學經典的作者們在某種程度上如有神助。這種說法也並不為過。中國人是如何成功地駕駛了自己的航船,駛進了什麼海域,此時此刻又在朝哪個方向航行——既然中國如今與這麼多西方國家有密切關係,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那麼,上述問題就變得極為重要了。   
  據說:「一個社會的道德生活有六項標準,每一項都極富含義;如果驗證中包含所有這些標準,那麼,對這個社會真正特點的檢驗,便是準確無誤的。它們其一是工業狀況;二是社會習俗;三是婦女地位與家庭特點;四是政府機構和統治者的品質;五是公共教育的狀況;六是宗教崇拜對實際生活的現實作用。」   
  在討論引起我們注意的中國人的各種素質時,上述各項都已有所附帶說明,儘管不全面,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各項標準的不同比例。中國人素質所包括的範圍甚廣,許多問題只能略去不談。選出來談的各種素質,只不過是些可以連成線的點,而線可用來勾畫整個輪廓。還應該增加很多別的素質,這樣才能完整地再現出中國人。   
  我們在例證中國人的各種素質時就曾引用過許多很說明問題的典型事例。他們如同一副骨架上的骨頭,只有這些骨頭放到了它們該呆的地方,才能看得出整個框架結構。這些骨頭不可忽視,除非或可證明它們根本不是骨頭,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擬像。確實可以反對說,每根零散的骨頭都放錯了地方,還有會極大影響總體結果的大骨頭也沒放對。這是一個完全公正的批評,我們不僅同意,還要特地這樣說明:不可能從選出的素質去得出對中國人的完整理解,這就好比僅通過對眼睛、鼻子和下巴的描述還不足以正確瞭解人的輪廓一樣。但我們必須同時提醒讀者,我們的判斷不是匆忙得出的,我們觀察到的大量事例遠遠超過我們所引用的。而且,我們在許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肯定的觀點,也是被許多事實充分證實了的。經歷過中國北方風沙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耳朵、鼻孔。頭髮和衣服上全是塵土,風沙遮天蔽日,時常不得不用燈,有時中午也要點燈。人們也許會在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時出錯,但他們對這個現象的描述卻很對。不過,觀察自然現象與道德現象截然不同:自然現象本身會迫使每個人注意,而道德現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機遇並且敏於觀察的人,才會注意到。   
  事實上,中國人生活中的各種現象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個人只看到問題的一面,卻忽視另一面,他的判斷就一定會出錯,並且還不會意識到自己錯了。把兩個顯然對立的觀點融合在一起已屬不易,卻常常必須這樣做,因為在中國,把問題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已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兩個面了。   
  我們已經談過儒學高尚的道德屬性。我們願意相信,儒學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們對如此美好的道德體系所應有的期望。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這樣的人物呢?從下面三個問題中就可從中發現人的真實素質:其一,他與自己的關係如何?其二,他與他同伴的關係如何?其三,他與崇拜對象的關係如何?通過這三點,可以對他的性格進行準確定位。閱讀到此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些測試題的答案。如今的中國人對己對人都無真誠可言,對他人缺少利他主義;他們與崇拜對象的關係是多神論、泛神論和不可知論。   
  中國人並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務實和樂天性格,在這些方面,他們都非常傑出。他們真正缺少的是品格和良心。有些中國官員禁不起賄賂,做了錯事,還以為永遠不會被發現,因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國人能頂住壓力,不舉薦自己不稱職的親戚去任職呢?請想像一下這種壓力的「內部結果」,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會害怕,對此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嗎?在這樣一種實際情況下實踐理論上的道德,中國人是作何想法的呢?看到依附關係和裙帶關係在中國行政、軍事和商業中發揮的作用,還會奇怪中國的看門人和警察不忠於職守嗎?   
  想要瞭解中國人真實的道德狀況,的確可以通過中國人的幫助去瞭解,儘管中國人時時準備掩蓋自己的和朋友們的缺點,卻會十分坦率地承認民族性格的弱點。他們對其他中國人的描述,時常令我們想起卡萊爾在《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史》一書中的一段對話,很顯然,他十分欣賞這段對話。這位君王手下有個督學,很受寵信。胖特烈大帝總愛跟他談話。「蘇爾澤先生,你那些學校怎麼樣啊?」這位君王有一天問他,「你的教育事業怎麼樣啊?」「當然,還不壞,陛下,近年好多了。」蘇爾澤先生回答說。「近年,為什麼這樣說?」「陛下,過去總認為人生來就是惡的,校規就很嚴格;但如今我們意識到人生來是善的,而不是惡的,便在學校採用了較為寬容的手法。」「人性善!」腓特烈大帝搖了搖他那蒼老的頭顱,苦笑著說,「唉,親愛的蘇爾澤,我看你是不瞭解這些該死的人類。」[注]   
  中國社會就像中國的許多景色迷人的地方,遠看美麗如畫,可是,走近點,總會發現破舊與可憎之處,空氣中瀰漫著難聞的氣味。沒有一張照片能客觀地反映中國的景致,儘管人們說照片是「公正而又無情」,但中國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注]   
  除了中國,世上沒有哪個國家舉目都是象徵幸福的「福」字。但過不了多久就可以發現,中國人的幸福的確全在表面。我們相信這是個公正的批評,就像有人認為在亞洲沒有真正幸福的家庭一樣。   
  在思索中國社會理論以及如何將理論變為事實時,我們時常想起跨越河流的主幹公路邊的石碑。樹立這些石碑的目的,是為了把修建橋樑的人們的名字保存在「永恆的記憶」之中。但相隔不遠就有六塊破損程度不同的石碑。我們對歷朝歷代的這些紀念物極感興趣,便問起為之立碑的橋樑。「哦,那個,」我們被告知,「多少代人之前就沒了——誰也不知道啥時候!」   
  幾年前,筆者在大運河旅行,有一股逆風阻止了前行。我們便上岸漫遊,發現農民正在忙於種田。那是五月份,鄉間景色極美。任何一個旅行者都會讚美說,是精耕細作和不知疲倦的勤勞把廣闊天地變得像花園一樣。但與這些農民稍作交談,就知道他們剛剛度過了一個嚴冬。去年,洪澇和乾旱毀了全部莊稼,當地所有村莊裡的人都快餓死了——不僅如此,他們現在就在挨餓。知縣撥下來一點救濟,但不夠,零零星星,卻還被無恥地盤剝了不少,窮人對此一籌莫展,這種情況還是一如既往。而這些情況,表面上看不出來。那一年,別的地方年景很好,糧食豐收,人們安居樂業。《京報》和在中國出版的外國雜誌也沒有報道這些事實。但是,忽視這些事實,並不能改變事實。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還在挨餓,別人知道不知道都一樣。即使斷然否認這些事實,也無法證明採取了有效的救濟措施。事前預先推論中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是一回事;仔細考察中國人的實際情況,則又是一回事。   
  我們很清楚,我們所指出的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弊端,也同樣可見於「徒有虛名的基督教國家」。也許讀者會感到失望,沒有發現我們對這個事實作更為明確的闡發,也沒有系統的比較。我們也曾這樣想過,但不得不放棄了。筆者除了自己國家之外,對其他西方國家的瞭解極其有限,不足以擔此重任。讓每一個讀者自己邊讀邊比較,讓他們盡量不受「愛國主義偏見」的影響,永遠都不要把中國人看死。若作了這樣一種比較,我們至少可以假定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國家都面臨未來的黎明,而中國卻時時處處面對著遙遠過去的黑夜。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個最為意味深長的事實,請讀者深思:這是如何造成的呢?   
  讓我們重複一遍,中國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說,這兩者實際是一樣東西,因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鋼琴製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讚為「像他做的樂器一樣——方正、正直而高貴」。誰又曾在中國碰到這樣的人呢?   
  在一位幾年前去世的英國作家傳記的結尾處,他妻子這樣寫道:「外界一定稱他為作家、牧師、社會活動家;但只有在家裡每日與他共同生活的人,才能告訴人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在他真正浪漫的一生中,在他私人信件的至柔至愛處,必然是除去面紗的;但用不到那樣做,我也可以說如果在人間最崇高、最親密的關係中,有一份永不逝去的愛——純潔、熱烈,長達三十六年——從未把愛從其神聖高度降為一個倉促的字眼、一個不耐煩的姿勢或者一個自私的舉動,無論處於生病還是健康,無論陽光燦爛還是暴風驟雨,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如果這份愛可以證明騎士時代沒有永遠過去的話,那麼,對於這個今生和來世都享受這份愛的女子來說,查爾斯·金斯利[注]是一位『最真實最完美的騎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結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這種美好人生並不少見。當代就記載了成百上千這樣的人生,此外還有成千上萬不為人們所知。每位讀者肯定至少知道一個一心為別人利益的例子,有的讀者則有幸親歷更多。如何解釋這些人生,這些人是受到什麼鼓舞的呢?我們不願胡亂猜疑,但經過長時間反覆考慮之後,我們確信:如果把中國人的人生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那些力量,能夠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丈夫那樣的人物,那一定是一個比任何或所有道家寓言故事中的記載還要非凡的奇跡。沒有一種人類制度可以逃脫規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為神「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注]儒學的力量有足夠的時間去獲得最終結果。我們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經做了,再不會有新的成果了。他們已經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國家任何情況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悉心考察了中國提供的一切之後,最友好的批評家也只能無可奈何而又不無悲哀地下這樣一個結論:「儒學的最終結果就是中國。」   
  關於中國的改革,有三種互相對立的理論。其一,沒有必要改革。無疑,這是一些中國人的觀點,儘管不代表全體中國人。某些外國人,遠距離看中國與中國人而產生幻覺,他們也這樣認為。其二,改革不可能。這是不少極其瞭解中國的人所下的悲觀結論,他們深知任何永久的真正的改革肯定會遇到極大的障礙,哪怕只是改革前的嘗試。在他們看來,針對龐大的中國的徹底改革,其毫無希望,如同要用電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們看來,第二種觀點與第一種一樣毫無道理;不過,如果我們上述所述未能說清楚這一點的話,這裡也再說無益了。其三,對於那些認為中國的改革既必須又可能的人來說,重要的是通過什麼來改革,井且毫不奇怪。人們對這一點持有好幾種非但不同而且相互不協調的回答。   
  首先,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中國能徹底脫胎換骨嗎?那些能夠覺悟到這是改革的必須之舉的政治家,肯定會接受這種徹底的變革。最近《京報》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這樣設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眾不斷鬧事,並說已經派了一些富有才幹的人去巡察了,向民眾宣講康熙《聖諭廣訓》[注]中的訓示,顯然是希望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時感化人們。這種向民眾宣講道德訓誡的辦法(起初是對基督教布道的模仿),雖然沒什麼結果,卻是改善當時道德的常用處方。一旦無法奏效,總是只有再來一次。長期的實踐表明它必定失敗,事情只會發生表面上的變化,而結果卻無一例外地等於零。我們在那位能言善辯而腿是石頭的老人這則寓言裡,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但是,如果訓誡無能為力的話,還可能指望榜樣或許更有效一些。前文已經談及這個問題,我們在此只想指出為何最優秀的榜樣往往不能產生人們想要的結果。這就是因為這些榜樣無力使更多的人接受推動力,而他們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這種推動力。就拿原山西巡撫張之洞[注]為例,據說他很有魄力地禁止下屬官員吸食鴉片,並禁止老百姓種植鴉片。有多少下屬會誠實地與他合作,沒有這種合作又會怎樣?任何一個外國人,如果他依賴辦事的中國中間人不認可他的改革計劃,這個外國人就只好承認自己在中國事務方面非常無助。但如果一個外國人無助,那麼,一個中國人,不管何等官階,也一樣無助。這位廉潔的官員能做的,至多是在確定自己的目標之後,著手於眼前的一切事情(至少表面上如此),就像一隻貓出現在閣樓上,閣樓上就沒有老鼠了。但這位官員一走,幾乎還沒有走遠,老鼠就立刻照樣我行我素,一切恢復原樣。   
  如果中國一位政治家有單槍匹馬改革國家的願望,這不僅是可信的,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捨此別無他途。一位聰明的英國官員,如果知道「東方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論的可怕結果——席勒[注]稱之為即使神也無能為力的愚蠢」——如果他瞭解永久「改良」中所牽涉到的一切,他就可以絕對準確地預見改革的結果。在談到中國西南銅礦開採冶煉中的某些弊端時,貝德祿先生說:「在這些礦藏充分開採之前,雲南必須補充人口,必須善待羅羅[注],必須修築道路,揚子江上游的航運設施必須得到改善——總之,中國必須開化。要完成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注]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國,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風和海水不會讓這事辦成。凡是始於並終於一部機器的力,不能帶動這部機器。   
  天津與北京之間的那段北河,有一個河灣,旅行者可以看到岸邊有座破廟,廟的一半已被河水沖走,廟下面有一道擋水的柵欄,用一捆捆蘆葦綁在木樁上。一半柵欄也被洪水沖走了,神像櫛風沐雨,土地失卻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這個帝國悲愁狀況的寫照。有一句古話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注]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發出新芽。中國永遠都不可能通過內部自身進行改革。   
  把中國帶入「姊妹國家」而使獲得新生,這是個西方國家剛剛廣泛接受的觀點。而把中國引入「妹妹關係」,卻的確不是復興國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國家派駐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們在那裡到底對中國所受的苦難起到什麼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實是,大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恰恰並沒有給中國帶去什麼好處。中國人是敏於觀察的人:他們從西方國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並不能使中國人相信,激起西方國家改革的動機要比他們自己「改良」這個帝國的願望更為高尚?既然中國本身也在成為一種「力」,它正忙於著手讓外國之間利益衝突,以便坐收漁利,而沒有從那些一味「掠奪」卻不教它道德的國家那裡學到點什麼。如果中國要改革,是不能通過外交途徑來進行的。   
  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進入國際大家庭,而且還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貿易,以及和睦友好的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也不乏其人。主張貿易,這是滿足中國多種需要的靈丹妙藥;更多的港口,更多的進口,更低的關稅,取消各種通行稅。這樣的說法,今天聽到的或許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時,中國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滲入澳大利亞和美國,結果卻並不總是有利於「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難道人們沒有在私下裡大聲議論中國的茶葉和草帽緶質量不令人滿意,難道這與西方國家出口到中國的低劣產品有何不同嗎?   
  作為文明的附屬物,貿易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卻不是一種改革手段。亞當·斯密[注],這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倡導者,把人類定義為「商業動物」;他說過,沒有兩條狗會相互交換骨頭。但如果它們這樣做的話,假如狗類在每個大城市都設立一個骨頭交易所的話,那會對狗的性格產生何種不可避免的影響呢?古代龐大的貿易國家都不是最好的國家,而是最差的國家。但它們的現代繼任者並非如此,這不是因為其貿易,而是別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話說得很好:商業像基督教,目標廣闊無邊;商業又像彩虹,總是彎向金色一邊。   
  看一下非洲大陸就足以明白,朗姆酒[注]交易和奴隸買賣,兩者都是貿易和基督教國家引入的,兩者都是無法形容的禍根,足以說明商業無法帶來改革效應。   
  不少熟悉中國情況的朋友,他們的處方要比我們剛才列舉的更加全面。按照他們的觀點,中國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學以及密迪樂先生稱作的「物質文明」。中國數千年來一直是個文明民族。當我們的祖先還在原始叢林中覓食之時,他們早就開化了。中國,而不是這個地球上的別的地方,這個處方一直在試用。這樣的文化中,本質上沒有可改革的東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無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們日常在中國都可以覺察,我們引以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識卻從未遭到過蔑視。如果中國文化對此不適當控制,外國的東西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中國人無疑迫切需要科學。他們需要各種現代科學來開發其泱泱帝國的潛在資源。他們自己已經開始認清這一點,不久的將來,他們會看得更清。但對科學的瞭解,一定能對這個帝國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響嗎?如何實現這個目的?化學,在所有科學中,與我們當代的進步最為密切相關。那麼,在中國傳播普及化學知識,能成為使人民獲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嗎?難道不會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發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詐和暴力嗎?如果中國人的素質還是老樣子,且又不限制化學製品的供應,在這個帝國到處散發各種現代炸藥的配方,難道人們還能安生嗎?   
  「物質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進步和發展的物質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機和電的發明所帶來的許多奇跡。有人告訴我們,這才是中國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個城市的鐵路、內河航運、完善的郵政系統、國家銀行、銀幣、作為通信神經的電報和電話——這些都是中國未來幸福時代的明顯標誌。   
  在張之洞力主修築鐵路的奏折中,或許就有這種未成型的想法,他斷言鐵路可以杜絕河運的許多危險,甚至船員監守自盜。那麼,物質文明的積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鐵路就能保證鐵路僱員,或者乃至管理人員都誠實可靠嗎?我們難道沒有讀過《伊利之章》[注]嗎?讀者不是看到州與州之間的主幹公路被完全侵佔,而股東們十分無助,並且「無人可去指責」嗎?他們在中國幹起這些事情,難道不會比在英國或美國更加厲害嗎?這是由物質文明本身造成的,還是由一長串複雜原因經長期緩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選舉投票箱引進中國,是否就能使中國人成為一個講民主的民族,因而適合實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質文明在中華帝國不會產生其在西方那樣的條件,除非同樣的因素,也能調動中國來產生同樣效果。這些條件不是物質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這樣的實例,中國人為何不把「模範租界」引入內地城市?因為他們不想要這樣的變化,引進了也不堪忍受。他們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紀以來中國海關誠實管理的實際例子,為什麼政府卻不在其他領域採用這套辦法呢?因為在中國的目前狀況下,中國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這樣的稅務體系。英國人的性格和道德是歷經一千多年才達到目前的發展水平的,中國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實行,他們不像一架埃森[注]的克虜伯大炮,一旦架起來就能立刻開火。   
  培養了盎格魯一撒克遜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愷撒[注]在英國登陸、征服者威廉[注]侵入英國這些歷史事實一樣,是確切肯定的。這些力量隨基督教而來,也隨基督教而發展。與基督教扎根於人們心靈相對應,這些力量所帶來的結果也枝繁葉茂,而不是相反。   
  聽一聽文化的偉大倡導者馬修·阿諾德[注]的話:「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熱愛希臘,感激希臘。希臘人是世界各民族藝術和科學的舉旗人,就如猶太人是正義的舉旗人一樣。如今,世界不能沒有藝術和科學。藝術和科學這兩面大旗的舉起咱然也就極大地佔據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靈,而品行則被視為尋常的事。輝煌的希臘因為不注重品行而從地球上消失了;因為人們嚮往品行、持恆、性格……不僅如此,當今時代需要越來越多的美和知識,知識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夠帶來勝利和能統治整個世界的不是希臘人,而是猶太人;不是卓越的藝術和科學,而是崇高的正義。」   
  要改革中國,就一定要在素質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實際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幾位日本天皇那樣把自己囚禁在皇宮裡。有一條真理,被一位現代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一語道破:「沒有一種煉金術能夠點鐵成金。」中國需要的是正義,為了獲得正義,必須瞭解上帝,對人要有新的概念,要瞭解人與上帝的關係。中國的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家庭以及社會,都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我們發現,中國的各種需要只是一種需要。這種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恆而又完整地給以滿足。   
  附:魯迅評《中國人的素質》   
  一   
  1926年7月2日,魯迅先生在《馬上支日記》中談及日本作家安岡秀夫所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書時說: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 》,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份量,倒還是撐場面的份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復合關鍵,便是這「體面」。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的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魯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說:《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還是在北京時買的,看過就拋在家裡,無從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覆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賣。這種小冊子,歷來他們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滅,沒有較永久的。其中雖然有幾點還中肯,然而穿鑿附會者多,閱之令人失笑。後籐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實則膚淺,現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讀者。要之,日本方在發生新的「支那通」,而尚無真「通」者,至於攻擊中國弱點,則至今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國人氣質》為藍本,此書在四十年前,他們已有譯本,亦較日本人所作者為佳,似尚值得譯給中國人一看(雖然錯誤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魯迅先生在為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所著《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評論,但他把「美國」誤作了「英國」』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麼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京等處,因為竹少,所以並不怎麼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裡或者寓裡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傢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麼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是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魯迅先生發表了如下言論。10月19日,魯迅逝世。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李景漢評《中國人的素質》    
  中國本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若沒有與西洋民族接觸,則我們仍然是自成為一個世界,也就無從得知自己的短長。自鴉片戰爭以後,門戶洞開,節節失敗,受著重重外力的壓迫,於是我們才覺悟到我們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尋找治病的藥方,求得一條自救的出路。近年以來,有主張文化創造的,有主張經濟建設的,有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有主張剷除封建的殘餘勢力的,有主張全盤西化的,以及種種不同的其他主張。統觀以往的議論,大半是說些我們應當如何做和我們要如何做一類的話,卻少有指出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氣與實力是什麼?為什麼一向總抓不住良好的機會?民族究竟有些什麼不健全的特性?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裡?對於這些問題,這本書是要依據客觀的事實來答覆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來看民族,認定一個民族先得有比較穩固的生物基礎,才有發展的張本。這一點是向來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優生學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問對於優生學無學識,當然不敢說話。可是光旦先生因為我一向是在農村工作,而此書關於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譯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因此要我對於明氏的敘述發表一點意見。我便在這方面略說幾句。   
  近幾年來,國人都感覺到,無論是為促進中國社會科學的進步,或是為求得中國社會改革的方案,必先求盡量認識中國現代社會的真相和全相。至於我們如何才能對於中國現代社會得到深刻的認識與瞭解呢?這非得採用歷史法和觀察法不可,尤應重視從實地觀察法下手。我們必須對於中國各部不同的社會現象,加以精密觀察,再將觀察的結果與其他民族的社會現象來比較。這樣對於中國社會的本來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認識。至於什麼人才真能認識中國民族的特性,或誰是最適當的中國的解釋者呢?是我們自己的人,還是外國人呢?關於這一點,人們的看法不同。有人以為惟有本國人才真能瞭解本國人。一個外國人要瞭解一個與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極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他觀察的時候,總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鏡。但反過來看,無論是個人或一個民族要認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認識。即按普通常識來說,不是有「當局者迷」和「醫不自醫」等種種的說法嗎?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難」和「旁觀者清」等諺語嗎?再說,肯承認自己的缺點是頗需勇氣的,並且往往有種種顧忌,或不好意思說出來。當然,一個外國人觀察我們的時候,他免不了有一個自己的標準度量我們。但也就因為他有了一個不同的標準,才能把我們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總是將我們的現象和他們自己的現象作一個比較。比如說,他斷定我們是有節儉的特性,那就是他理會我們民族的一般人比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節儉得多或至少是相當節儉。而且外人對於我們的短處也比較我們自己便於直言不諱地和盤托出。因此我們真要認清自己,深刻地瞭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們自己來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對於外人論斷我們的話,尤其是依據精密觀察的結果,我們不但不應當忽視,尤當加以重視,引為借鑒才對。這不是說一切外人的觀察都是對的,也不是說遇到外人對於我們發表無理的言論時,我們也不作聲。向來國人對於外人的意見,抱著種種不同的態度。有的只喜歡外人說我們民族如何如何的優秀,而遇到指出我們的缺點時,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辯護;至於說得對與不對,往往不加深思的。因為我們是一個比較最講面子的民族,遇到別人直白地指出我們的弱點時,我們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著嚴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們實在有急於認清我們自身的必要。我們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樣的人頌揚我們的文化如何高時,我們不要過於高興、過於樂觀,或以為他才是真正瞭解了我們。反之,遇到吉爾柏特(Rodnev Gilbert)那類人說我們一個大錢不值時,我們也不要以為他是絕對胡說、完全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過於掃興或過於悲觀。至於遇到我們自己的人來論斷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的態度亦當如此。最近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大約誰都承認林語堂先生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他的《中國人》(My Countryand My People)就是要解釋中國民族的一部英文大作,也是要把中國介紹給外人的。國人對於此書已經有了種種的批評,其中有的請林先生仔細地認識一下中國,再寫他的著作,甚至有人竟把它列在污華影片之類了。林先生也早就料到這一點,所以在他的序文裡有這樣的話:「我能直認不諱,因為,不像這些愛國者,我不以我的國家為恥。並且我能暴露中國的毛病,因為我未曾失望。中國是比她的小愛國者們偉大,也無須他們的洗刷。她要和她已往一樣的,再糾正自己。」   
  現在是我們需要壓住情感、多用理智的時候了。我們不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可固執己見、閉目不看。我們要平心靜氣,對於別人觀察我們民族的論斷。以冷靜的頭腦,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與我們目下的社會現象審慎地仔細對照一下,再判斷別人見解的得失。我們自然不可讓人隨便有意地顛倒是非,但也不要諱疾護短。因為瞭解與承認自己的弱點,不是恥辱,惟有不努力從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恥辱。   
  我們若能根據上述的態度來讀明氏之《中國人的素質》,我們就能從這部書得到可以得到的好處,而不致陷於玉石俱焚或因噎廢食的結果。我初次得讀明氏的這部書,約遠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讀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約是日文譯本,因為記得書名是《支那人之氣質》。我也記得在那本書的許多頁的空白處,有不少鉛筆寫的批評,其中大部分是別的讀者在讀時發生的反感,還恍惚地記得有「胡說」和「放他娘的……」等類的話。我那時是一個很幼稚的初中學生,讀了譯文,再讀了種種怒髮衝冠的批語,自然對於明氏的描寫也就不大以為然。雖然沒有在書中寫下什麼,但對於書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發作幾聲「豈有此理」!後來有不少的機會,得親聆明氏的講演。他的身體,在西洋人中間,要算是比較矮的,但精神卻頗健旺。他那充滿著力量的軀幹,再加上他那天然有趣的面貌,一站在台上,就立刻引起聽眾的注意。在他講演的時候,帶些山東的口音,聲調或高或低,或長或短,極變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間諺語,全身隨時都是表情,往往雙手同時以指作聲,助其語勢,可謂出口成章、娓娓動人,使聽眾永無倦容。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演說家。及至與他接觸談話,則又發現他不但風趣橫生,且極和藹可親、待人誠懇;總而言之,他是一個使人敬而愛之的長者。   
  十五年前,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才得細讀《中國人的素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英文原本。對於書中不少的地方未能贊同,也有些地方使我不愉快。這一方面是因為我那時為祖國顧全體面的心正盛,至於究竟他說得對不對未加深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明氏的材料都從農村裡得來,我雖是中國人,但對於祖國的農村社會就沒有用心觀察過。但因為我欣賞這部書的文體,我就買了一本帶回國來。一回國就開始我的都市社會調查研究的工作,與民眾接觸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多,遂漸感覺到此部書的意義。後來不久就轉入農村,從事於實地調查的工作。我就把這部書和他的《中國農村生活》(Villaae Life in China)都帶到鄉間去。說也奇怪,因為農村開荒的工作過於緊張,我就好久把它們留在箱子裡,沒得閒空理會它們。直到過了足有幾年的時間,才又忽然想起這部書來。及至再打開一讀,就覺得此書的意義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明氏畢竟是過來人。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可謂觀察精密、獨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寫實逼肖的能力,豈但在西洋人中沒有幾個可以與他比擬的,就是在我們自己的國人中間恐怕也是少如鳳毛麟角吧。   
  我先順便在這裡把明氏的生平略提一下,因為這可以幫助我們更能瞭解他的著作。明氏於1845年7月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二十二歲畢業於比羅耶特大學(BeloitCollege),二十六歲時與同學狄更生女士(Emma Dickinson)結婚,享伉儷生活五十五年之久。他於1872年來華,在天津為傳教師,時年二十七歲。後來不久即到山東,從事傳教與救災等工作。自1880年後,他久居於恩縣之龐家莊,從事於農村布道、醫藥、慈善、教育等事業,有二十五年之久。後來他在國際上得享盛名,大半由於他從山東這一帶農村所得的經驗裡所發表的文章。最早發表的是《中國的格言與諺語》(The Proverbs and CommonSayings of the Chinese),登載於《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News)。《中國人的素質》出版於1892年,時年明氏四十七歲,來華後整二十年。《中國的農村生活》出版於1899年,時年五十四歲,來華後二十七年。他的著作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已譯成法、德、日等國文字。義和團的運動是發源於山東的西部,明氏親見其開始活動,亦曾警告北京政府,但未為當局所注意。1901年義和團之亂作,明氏被圍困於北京使館。次年根據其親身的經驗,發表《騷動中的中國》(China inConvulsion)一書。於 1906年返美,為教會募捐運動,在美國各處奔走講演,大為人所歡迎。也就是在這一年,明恩溥氏為中國做了一件大事。   
  1906年3月6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c-sevelt)邀請明氏在白宮午宴。宴後明氏向總統建議美國可退還庚款予中國。明氏所申述的種種理由,其熱烈的情緒表現。以及他的講話的天才,使羅斯福總統於聆聽之下,大受感動。用明氏自己的話:「我預先准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並且當時清清楚楚地對總統一直說出來……總統像一個電機似的,感覺非常靈敏,易為磁力所吸引,簡直不能使他安靜片刻。他在我講話的進行中。不時插言,以興奮與鄭重的語氣說道:『明博士,我完全與你同意,就告訴我你要我做什麼』……這個問題,就是把二千萬的庚子賠款要用在與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的學生到美國來留學……總統回答說:『你給我寫一封信,說明你想應當如何做。你最好也去到國務院見羅特(Elihu Root)談談。』……我隨後就到了國務院,陳述了我的意見。」   
  十天後,在3月16日,羅總統致明氏一函,大意說:「我非常快樂地讀了你的兩部大作,迥非它書所能比擬。我覺得對於中國的瞭解加深了許多……前次會晤,至為愉快。對於我們所談關於中美庚款的事,尊意以為我能作什麼,請即示知為盼……今日德國大使曾對我說在他讀過的所有關於中國的出版品中,尊著是最好的。」   
  4月3日,總統在復明氏的函內說:「……我極贊成你所建議的政策。但庚款之退還一舉,是否不被中國看為是一種示弱的行為,我也不能不有所躊躇。但除非有反面的重要理由發生,我頗傾向取決於你的判斷。我也要與國務院的羅特商談此事。自然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控制國會的行為。但我要在行政方面盡我的力量,並且也要與國內教育文化機關共同努力,促進此事之實現。」   
  由羅總統這樣熱心的贊助,庚款退還的議案遂得順利地在國會通過。此後造就了數千百留美的各種人才,創辦了完備的清華大學,並促進了中美的邦交。均為明氏建議的結果。在明氏最初發表其意見時,論者笑之。譏為一時的情感與幻想。及至此建議實現之後,在二三十年內各國人士亦發表了種種的批評。但於近幾年內其他各國也都跟著美國的腳步把庚款一一退還中國了。今日飲水思源,吾人不能不歸功於當日明氏的卓見。   
  明氏將庚款退還的事辦完以後又返回中國,常到各省旅行。此後他又發表了兩部著作,其一為《中國的振拔》(The Uplift ofChina),英文原本售出十八萬部之多,已被譯成數國文字,包括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文字一。明氏八十一歲時,夫人去世,始退休於美國加利弗尼亞州之克利蒙特村(Claremont)。他在1932年8月31日去世,享年八十七歲。美國無線電及各處報紙均表示追悼。國務院電唁其家屬,表示哀悼之意,並稱頌其在遠東之功績。在雜誌中有不少紀念他的文章。這裡可以摘錄在華多年而又熟識明氏之博晨光教授(Lucius C.Porter)所寫關於明氏一段文章的大意:「……明氏一方面被認為是一個世界的人物,而一方面為許多淳樸的農民所懷憶,這正足以顯明他的人格與地位。明氏天賦之高,使他成為世界所注意的人物,他卻終身如一日的致力於勞苦大眾生活之向上……明氏有敏捷的機智,有銳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長於幽默與滑稽,且對於世界問題獨具慧眼……他是大人物的良朋,但照樣也是一般最不幸的人們的好友。他終身以服務人類為職志。他的好作嚴峻的批評、好用似非而是之諷刺的語句,使初識他的人誤認他是一個憤世嫉俗者,或一個悲觀者。他那對於社會背景和人類行為之特殊犀利的觀察力,真可以使他成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餘。但他不止是一個人類之諷刺的觀察者,無論是對於他的本國人或對於他國的人,他是一個徹底之人類的服務者,無時無地不是在幫助需要他的人,不論是好人是壞人,直至他與世長辭。在中國就一連服務了五十四年,又差不多都是在窮鄉僻壤……有的中國人對於他所敘述關於中國人之生活的一些觀察表示不滿,也有的西洋人看他的言論屬於悲觀一派。這些印象一部分是由於明氏的一種習慣,就是他對於一種現象的描寫,常是把那種現象之缺點的方面先指出來;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呈現一種遊戲的狀態;他對於事實觀察的天才,發現一般人所沒有理會的社會間潛隱的勢力與他深刻的解釋,均為其嚴酷的幽默與悲觀論調之原因。但是,說也奇怪,同時他的百折不回、始終如一地犧牲自己為中國農村服務的精神和對於宗教的堅固的信仰,似乎與他發表的一部分言論有些矛盾。我們要承認他是一個絕對信仰愛的力量能改造世界之堅強的樂觀者。」對於這段可謂蓋棺論定的話,明氏有知,也許在地下含笑著說一句:「這孩子還算知道我。」(按:博先生之父為明氏之同班而又系多年共生死之交的同事,故博先生稱明氏為叔)。   
  總之,明氏終身的事業是在中國,也是對於中國極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過其實的筆調,的確使我們感覺不快或不滿;有時遇到修養稍差一點的人可以到怒髮衝冠的程度。但我們讀了他的描寫以後,能使我們對於他所指出的特性留著很深的印象,也未嘗不是受著他這種文體之賜。「良藥苦口」,終究是對我們有好處的。我們最好是棄其糟粕而取其精華,得到他正面的益處。再者,一個民族的特性是要從大多數民眾日常生活看出來,而中國大多數的民眾是農民。明氏的書是根據農村社會生活寫的,是他多年與農民接觸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確,但明氏確是一個胸襟闊大、動機純正的人;是一個悲天憫人、救世為懷的人;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有熱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賞中國的文化,一方面認真地評判,且不客氣地、忠實地把他的所見所聞與所感想到的和盤托出。他不單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類,敬重中國,同時他重事實,他愛真理。我們要知道,無論如何,他是一個西洋人。西洋人是講效率的,是注重時間的。是活動的,是具冒險性的,是尊重婦女的,對於衣食住是好清潔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別,明氏當然不知不覺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鏡。他歸納的種種結論或有可非議之處,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許多例子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明氏不但說一口好中國話,尤其是山東的土話,並且也很通中國的文字,曾讀過不少的中國歷史與經書。所以對於他二十多年的實地觀察,我們不能輕易放過,因為決非道聽途說、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擬。他無論是說英文或中文,總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確有時他說的話往往使人不得要領,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說:「『國以民為本,民無信不立』,所以中國應當多立郵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錯,還是在說笑話。因此,我們讀他的書,要在字裡行間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辭害義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裡咱己也承認一個西洋人要知道中國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他二十多年的經驗大半限於魯冀兩省,特別是魯省。這只是一個觀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從他在《字林西報》發表了這些文章以後,對於許多人的討論與批評,他也曾加以考慮而有不少的修正。   
  對於光旦先生所選擇的十五種特性,我也在這裡按照次序一一說幾句。先從關於描寫生理與心理方面的五種品性說起。   
  (一)關於「活易死難」方面,明氏所提中國人的隨遇而安,到處可以適應的一點,的確是極顯著的品性。至於說到中國人的復原力極大一點,明氏只憑一般的觀察是不夠證明的。這非根據科學的調查而有統計的證明不可。例如歐戰時各國傷兵的復原力是否不及中國人是不易斷定的。關於中國人的不講衛生是對的,而說中國人的壽命高,老人多,是錯誤的。這不能憑一般的觀察而速下斷語。根據現在已有的實地調查,無論是平均的壽命或老人數所佔全人口數的百分比,中國都趕不上西洋講衛生的國家。   
  (二)關於「沒有神經」方面,中國人的鎮靜、不忙、睡覺的本領、忍痛的本領、不好運動及在擾亂的環境裡能泰然安處,與西洋人的神經過敏、講效率、好運動等,兩相比較,的確是我們的一些特性。從某種見地看,這正是中國民族的長處。中國人到處可以睡,遠勝過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歎息著說:「誰是適者,誰能生存,是富有神經的歐美人呢,還是麻木不仁的中國人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三)「耐性太好」,無疑的也是我們的一個特點。中國人比起西洋人來,其耐性是驚人的,不可思議的。《忍為高》這一冊在鄉間流行的唱本,已經變成家傳戶誦的「聖經」,不但是常掛在口頭上,而其感應已滲入於農民的骨髓裡。這從一方面看當然是我們民族的一大優點,而同時從另一方面看也是我們的一大弱點。「不抵抗」的表現,就是受了這耐性太好的毒。我們已經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們認為我們民族的耐性太過火了。   
  (四)關於「不求準確」方面,明氏所提中國度量衡以及各種單位的漫無標準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習慣。不能不使受過科學訓練的西洋人驚異。凡在鄉間作過調查的,無不立刻感覺這一種顯著的品性。無怪明氏為我們做化學試驗擔心。這也的確是我們民族的一大缺點。   
  (五)關於「寸陰是金」,明氏的原題是「不重視光陰」。他指出中國人不寶貴時間,不守時間,耽誤時間,稱我們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時間來耗廢。中國人時間的不經濟與西洋人看「時間是金錢」來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再說對於經濟的三種品性。   
  (一)關於「勤勞」方面,明氏把中國人的夜以繼日、孜孜(石乞)(石乞)的精神,永遠不慌不忙的工作態度,描寫得淋漓盡致。中國一般人的沒有辦公時間,沒有休息的星期日,沒有種種的假期,都是西洋人受不了的。所以明氏在稱頌中國人的這種特性之餘,而又語重心長地說道:「我們也相信中國民族真會有富強之一日,要是他們於勤勞的一種美德之外,再很穩當地配上許多其他美德。這日子反正是不遠的。可惜中國人只是口口聲聲地講要誠實,要廉潔,要懇摯——而實際上總是只說不做。我敢斷言這些美德都能從理論變為事實的一天,也就是中國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勞的效果的一天。」這段話是足使我們發人深省的。   
  (二)關於「撙節」方面,中國農民能儉的本領可謂到家而徹底。凡在農村作過生活程度調查的人,無不理會大多數農民的生活程度已經低得難以再低、中國農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節省與西洋人的講究舒服比較,的確差別極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過於講究清潔和種種暴殄天物近於靡費的習性,在我們看,也未嘗不是一種毛病。   
  (三)關於「知足常樂」這一點,明氏指出中國一般人在順境裡涸然能優遊自得,在逆境裡也能安之若泰,可謂一針見血的話。對於中國人安常處順的本領,明氏說:「……逆境之來,論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論力知其無法抵抗,唯一的應付方法自然惟有盡量的遷就;只有在遷就之中還可以找到一條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當日固慨乎言之!在我們今日讀之,試問又作何感相?   
  最後我們來看關於社會的品性。這一部分是明氏描寫得有聲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國的讀者容易發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對於我們的當頭棒喝、使我們反省的部分。讀這一部分時,我們多少需要一些修養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一)關於「有私無公」這一點,我們雖欲掩飾否認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雖有種種原因,「私」卻是我們民族的致命傷。到處表現著「各人自掃門前雪,體管他人瓦上霜」的現象。四十年前,國家觀念、民族觀念、公共意識的缺乏,必尤甚於今日。具有國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當日豈能不理會到我們的這個使民族散漫無力的缺點?   
  (二)關於「無惻隱之心」,原題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說:「中國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種品性,就是側隱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們對於殘廢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難的人、陌路生人、婦孺以至於牲畜都表現了同情心的缺乏。本來中國現有的一些社會團體和慈善事業,大半是近數十年來的產物。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會我們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關於「言而無信」,原題是「誠意的缺乏」。這一章尤其叫我們讀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民族善於撒謊,大都輕諾而不踐約,認錯的本領和揩油的本領都很大,並且對於孔孟二聖的假裝害病大有可議之處。他所舉出的種種例證,極值得我們注意。   
  (四)關於「爾虞我詐」方面,明氏指出中國人彼此猜疑和傾軋的態度,甚至於到「一人不進廟,二人不窺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納履」的程度。這在鄉間實在是常見的現象。   
  (五)關於「愛臉皮」,這是明氏原書的第一章,也是極見精彩的一章。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他觀察的透徹而深刻。例如他說:「中國人心目中的臉皮,並不指頭部前面的那一薄層,卻是一個綜合的名詞……我們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老實說,連我自己有時也莫名其妙。他又說:「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格式問題,不是事實的對不對,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揚鑣……中國和事佬最大的任務,便在研究出一個臉皮的均勢的新局面來……各不傷臉……至於公平的處斷是不可能的。飯碗可以不要,臉皮卻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臉皮。」這的確是一種一般的現象。   
  (六)關於「婉轉」一章,明氏也極盡了描寫之能事。他上手就說:「中國人是有婉轉的天才的。我們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沒有這種天才。不但沒有,並且以能夠單刀直入、開門見山自豪。」他又說:「在中國,你也轉彎,我也轉彎,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你不能從一個中國人所講的話裡,知道他要說的究竟是什麼。」又在一處說:「有天才的中國人有一種本領,使你挨了罵還不曉得,使你吃了虧還以為他正在恭維你。這是一種藝術。」明氏幸而是常與心地比較忠厚的冀魯人接觸,若是在江浙一帶,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這最後的「客氣」一章,我認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義的一章。章內所敘述的都是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雖然我感覺到不應當多佔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幾點:「中國人善於客氣……我們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喜歡稱讚自己的種種美德……東方人大都擅長一種藝術,可以使人與人之間,衝突日見其減少,和氣日見其加多,我們便自愧弗如……他們已經把客氣的藝術推進到一種登峰造極的程度……我們西洋人認為不可思議,決非人力所能辦到。客氣本身早就成為生活中間不可須臾離開的一部分,客氣就等於生活,就是生活……中國人客氣的用意,似乎並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個懂規矩與守規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規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無干。」明氏在他最後的結語裡說:「我們終究得承認,在社會交際方面中國民族畢竟是過來人,有許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傚法。我們的客氣固然很注重誠懇這一點,但有時也太老實,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轉而無礙於誠懇真摯的程度,豈不盡美盡善……客氣雖小道,講究起來卻也不易;誰能夠把東西方人對於客氣的見解與方法融通之後,節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嶇的中庸之道,誰便是世界上第一個有福氣的人。」這段話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們過於客氣的中國人考慮一下。   
  有人以為明氏所描寫的不過是一些社會表面的現象,是一些拉雜的、平常的、膚淺的敘述。我們不要忘記,世間最平常的東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東西。例如日光、空氣和水都是最普通的東西,但也是與人類生活最有利害關係的東西。明氏的貢獻就是他能夠把農村社會在日常生活裡人與人之間種種現象和為我們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實際上乃是左右社會行為的種種潛在的勢力,以莊諧並用而極有力量的文體描寫出來,使每個讀者都能如身臨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認識。這比一般籠統的、主觀的、玄想的、去事實生活很遠的大議論,有價值多了。例如有人對於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點,曾引中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見義勇為「等說法來辯護。對此,我們要取客觀的科學態度,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仔細地觀察一下。若是我們本能在現實生活裡找到這類行為的表現,那我們也只好認為這是古聖先賢的理想,是一種勉勵人的教訓。明氏是注重客觀的現實生活的;我們在他許多片段的、瑣碎的敘述裡可以發現一般的原則與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種品性、當然決不是為中國民族所獨有,但這些品性在中國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現得特別普遍,在質的方面也表現得特別深刻,因此才成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種特性有它的利點,也有它的弊點。一個民族如何能於其種種特性,設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處,是應加意研究的問題。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東西方人也不能夠彼此完全瞭解。例如中國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產生的種種社會行為,與中國人能享受簡單的理想生活,都不是為西洋人容易體會的。因此在明氏所舉的例子中,有的在我們看來,好像是少見多怪,也就是因為兩個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緣故。   
  明氏雖然把中國民族種種特性一一提出,卻沒有說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優生學的眼光,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也在這本書裡指出幾個向來為人所忽略的重要問題。光旦先生指出:「中國民族並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雖不衰老,而確乎有許多不健全之處,例如體格的柔韌、科學頭腦的缺乏、組織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發展。這些不健全之處確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對病下藥,元氣便不免要變本加厲地受斫喪,以至於無法挽救。   
  本書說明了中國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與民族性的關係,也指出中國真正的弱點卻在沒有第一等的領袖人才,並且說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衛生的出路裡告訴我們:中國決不是不可為的國家……只要有適當的選擇方法、充分的經濟機會、相當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強有力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出來……優生學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優秀的分子相對地加多,不優秀的分子相對地減少……不瞭解民族健康的精義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個人康健的設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設施,結果不但是徒勞無功。並且還可以減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後,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辦法。中國民族的許多劣根性既因緣於荒年的反選擇的影響,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與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環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經濟生活方面,提高生產能力與力求分配的利便與公允;在社會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與家庭制度的整頓。   
  我對於優生學是門外漢,不要說什麼外行話。但我得讀這部書稿,獲益甚多,使我對於向來幾個模糊不清的問題得到了解釋,對於民族的出路也認識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許多讀者也一定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1936年6月李景漢            
潘光旦評《中國人的素質》    
  七八年以來,我在「民族」這個很廣泛的題目上發表過不少的文稿,其中翻譯的與自著的都有。以時間先後論、最早的是亨丁頓氏《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的譯文,是由新月書店印行的。因為翻譯亨氏,就聯想到明恩溥氏的《中國人的素質》一書,於是從1933年起至1935年秋季止,陸續選擇了一部分。《民族衛生的出路》是1930年在廣州的一個演講,到1932年才寫出來,原名《優生的出路》,曾經編入《中國問題》的論文集裡,作為末尾一章。《民族的病象》五篇,五分之四是1934年做的,最初是一個在上海的講稿,後來才發展成四篇;五分之一是最近補入的。《優生與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講稿。這些,先後都在《華年週刊》上登載過。入《緒論》的四篇,《民族復興的先決問題》是替《東方雜誌》做的;其餘也曾一度在《華年》上發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雖譯著與發表的時間有先後,事實上卻很可以看做一個囫圇的東酉。列為《結論》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對於「民族」一名詞的見地與立場的。民族的題目雖然廣泛,我始終以為它是有一個下碇處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義,離開了生物的涵義講民族,便不免有氾濫無歸的危險。《緒論》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書的一個縮影。   
  《緒論》而後,我們最先應當注意的是我們的民族究屬有些什麼特性。這個題目的科學研究,尚有待於國內心理學者的努力。沈有乾、蕭孝嶸、陳科美、莊澤宣諸先生雖已先後從事於此,但只開其端,未引其緒,我們還不能根據他們的研究來作一種通盤的觀察。不得已,我們姑且介紹一種西洋人的作品,權作替代;明知其是一個個人的印象,不科學的,但比略而不談,總覺好些。   
  不過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這本《中國人的素質》也自有它的價值。有好幾層理由可說。明氏是美國的一位傳教師;生於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來華;最初在山東傳教,前後約有三十年之久。辭職後,移居河北通縣,致力於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國;於四年前才去世。他畢生的著述,幾全部以中國作對像:《中國文化》,出版於1885年;《中國人的素質》,1892年;《中國的農村生活》,1899年;《騷動中的中國》。1901年。明氏和中國的關係,既如是其長久而親切,觀察所及,當不至於過於浮泛。這是第一層。明氏是一個老教士,目前基督教教會的前輩和他接觸過的還不少;他們都眾口一詞地說他腦筋敏捷、眼光銳利、辯才無礙。誠靜恰牧師曾經親口對我講過他個人對於明氏的良好印象。這樣一個人的見聞觀感,我們當然也不便擱過一邊,認為是無足重輕。這是第二層。前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主任今清華大學教授李景漢先生也和明氏相熟,對明氏也有同樣的印象,同時認為《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大體上很可以說是一幅逼真的寫照。明氏以傳教師的地位隨意觀察中國農民,李先生以社會學家的資格研究中國農民,而所見吻合如此,可見明氏這本作品,也決不能和一班走馬看花、捕風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齊觀了(說詳於上文李先生的序文中)。這是第三層。《中國人的素質》中所歷敘的中國人的特性,不但是一個事實,為明氏一班明眼人所見到,並且,就生物淘汰的學理言之,也確乎是一些無可避免的結果。淘汰的理論而確,則有到中國的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便不能不發生一種特殊的淘汰作用;有到此種淘汰作用,便不會不形成種種特殊的品性。種甚因,食甚果;種麻的,必得麻,不得黍,此種特性的演變而成,當然也不是例外。明氏單單把果和盤托出了,並沒有講團,恐怕他實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不過講淘汰學說的我們是明白的;拿我們所明白的因和明氏所描摹的果,聯繫了看,便恍然於因果的不爽了。這是第四層。因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所以也可以說這是最有力量的一層。   
  《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原有二十七章,我只選擇了十五章,每章也還很有一些刪節。刪節時大率遵循二三簡單的原則:一是所敘與特性無干;二是就譯者的眼光看去,所敘名為特性,或貌似特性,而實非特性;三是所舉特性的實例過於瑣碎,地方色彩太重,或早成陳跡,為時人所不易瞭解。間或也有就譯者經驗所及,特別添注的地方,添,用方括弧,注,用圓括弧,分別標出,以明責任所在。譯筆以不失原意而能傳達原文的諧趣為主。明氏是對我國民族十分表示同情的一個人,但因為性喜詼諧,有時興會所至,常要穿插一些過火與挖苦的筆墨。這些,我全都照譯了,因為我相信它們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而決不會引起以辭害意的危險。   
  譯文十五章的次序是我完全另外排過的。最初五章所描寫的是生理與心理的品性。其次三章,是經濟的品性。後來六章全都是社會的品性。論自私的一章是兼具經濟與社會兩重意義的,所以列在它們的中間。這樣排列似乎要比原書合理一些。   
  上文說特性是果,淘汰作用是因;接著的第三篇便專為推尋這個因而設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s-ton)是當代一位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1923年,他一度來過中國。1924年,他發表了一本極有趣味的作品,叫《種族的品性》( The Character of Races),其中專論中國民族的文字,竟有四章之多,散見於序文及其他章節裡的片段又有好幾十起。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的原則來解釋中國民族性的學者,以前不是沒有,不過我沒有見過比亨氏敘述得更詳細、推論得更周密的了。四章的大意,最初我曾經在英文《留美學生月報》裡介紹過一次。但把它翻譯出來,則在歸國之後。原文第四章末尾,本有一段總括四章大意的話,嫌它有些無謂的重複,所以未譯。此外別無刪節。以前印單行本時,我替這四章起了一個總題叫《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如今為呼應上文,酌改為《自然淘汰與特性的由來》。   
  亨氏原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學者,他一向以為一切文化的發生變遷,可以用自然環境——尤其是氣候——來直接解釋。但在《種族的品性》一書以前,他的見地很明白地經歷過一番修正;從此以後,他承認此種解釋至少有一部分只好算為間接的,而直接的卻是自然環境所供給的選擇或淘汰作用,以及與此種作用所形成的種種品性。他在《種族的品性》一書的自序裡,便很坦白地說:   
  大約九年以前,在一本書名叫《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的書裡,我敘述過一種學理的主張,以為文明與進步的一般的分佈是大半依靠氣候的。在那本書裡,我也有過一度嘗試,證明氣候的影響,倒過來也受下列種種事物的有力的修正:民族與文化的移徙、種族的混合、發明與發現(例如鐵器與農業)、意識的事物(例如宗教),等等。把這些因素都酌量採納以後,我依然覺得,人類進步的分佈問題裡,還有很有意義的一部分沒有得到解釋。例如,慧星一般的理智的光芒何以會在希臘一隅放射出來?印度文化裡一部分的偉大的遺墟何以會在柬埔寨找到?冰島酷寒之地,何以會產生一種很高級的文化,並且能維持至千年之久?文明分佈的公例是南方趨於保守,而北方趨於進取,何以中國的南北便適得其反?經過好幾年的思索以後,我相信至少一部分的答覆,可以在人口過剩與移徙所引起的自然淘汰中求之。這淘汰的原則原是極簡單、極明顯的,但何以歷來從事於地理、歷史與社會學的人竟會擁過不問,真教人大惑不解。   
  我所以發現這條原則的重要,其關鍵實繫乎對於中國饑荒的一番研究。中國北方,就氣候、文化制度以及以往的歷史成績而論,原該是很進步的;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對於這一點一向覺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在《地學評論》(The Geegraphic Review,第7卷,1922年)裡讀到一篇比削伯醫師(Carl W.Bishop)的稿子;比醫師在這篇稿子裡,把華北的保守性與華南的進取性,指點得十分清楚。經此一番提醒,我對於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便更覺得有推究的必要。我忽然想到饑荒的題目上,以為它也許和這問題有相當關係。因此,我就寫信給在天津的一位傳教的老友(姓名從略),問他,據他看來饑荒的結果,借了生、死、流亡的途徑,對於人口中生理與。心理的各種流品,究屬發生過什麼選擇或淘汰的作用。他不但自己答覆了我,同時又徵求到了許多別的傳教士的意見,作《中國人的素質》的明恩溥便是其中的一位(余四位姓名從略),這些朋友對於中國的災荒和救濟工作,都有過親歷的經驗。後來我自己也到過中國,又和許多別的傳教士接談過(原文列舉五人姓名職業,今亦從略)。他們和不勝枚舉的許多別人一起供給了我很多的資料,全都似乎證明,假手於人口過剩、饑荒以及移徙的自然淘汰作用,在今日的中國,正在急速的進行之中。歷史的記載也明白而示,以往二千多年的時光,一大部分也受這種作用的支配,其進行的速率比今日的也並不算慢。所以就中國而論,淘汰原則的適用是最明顯不過的;因此,我自以為關係中國的四章,也許是全書最關緊要的部分。   
  這最關緊要的部分現在就成為本書的第三篇。   
  第四、第五兩篇可以無須詳細地說明。一部分的民族特性,我以為不妨當做民族的病象看待。這些特性,自其來歷言之,既有很深的根源,亟切剷除不去;自其效用言之,又是我們應付20世紀國際環境時一些龐大的障礙,亟切推動不得,所以事實上也確乎可以當病態看,當先天不足看。民族的先天不足,惟有民族衛生的藥方可治,所以便殿之以《民族衛生的出路》。   
  本書原是一個論文集,事前並沒有什麼計劃,各篇稿子是在很不同的時候寫的,寫時或講時的讀者或聽眾也很不一致,所以全書雖可以輯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其間拼湊、粘連、折疊的痕跡,自然是在所不免,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關於折疊這一點,我自己尤其是覺得抱疚。「好曲子不唱三遍」,何況所唱的又未必是好曲子呢。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談起這一點,我說,這一類民族、特性、病態、優生、選擇、淘汰、遺傳……的話,我自己也覺得講膩了,別人請我講什麼或寫什麼的時候,自己總感覺到「炒冷飯」或「翻舊卷」的無聊。這位朋友卻很誠懇地安慰我說,不妨,在你固然不免講得或寫得厭倦,但讀的人或聽的人,大概總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這類的話也無妨多聽或多讀幾次,因為在別處他很少機會聽見或讀到。這話雖很給我一些鼓勵,但於心總覺歉然,所以在整理本書中各稿的時候,已經盡力地加以刪節。其真正不能刪節的,只得仍舊,仍請讀者諒宥。   
  這本集子對於民族的特性有許多很不恭維的議論。為要表示這種不恭維的議論決不是由於我個人的癖性或偏見,我請了三個人做見證:明恩溥牧師、亨了頓教授、李景漢先生。對這三位我都要表示我的敬佩與感謝之意。李先生特地為我做了一篇萬餘言的長序,把「良藥苦口」的意思再三地為讀者申說,我尤其是覺得感激。   
  1936年6月 潘光旦            
辜鴻銘評《中國人的素質》    
  一   
  ……我力圖說明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外國人,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比如那個可敬的明恩溥先生,他曾著過一本關於中國人特性的書,但他卻不瞭解真正的中國人,因為作為一個美國人,他不夠深沉;還有那個被認作大漢學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試圖表明他實際上並不真懂中國語言,因為作為一個英國人,他不夠博大——沒有哲學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賦予的博大胸懷。   
  ——《中國人的精神·序言》   
  二   
  我們舉的關於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明恩溥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麼,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像頭腦或智力那樣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頭腦或智力一樣,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確的東西。至少那樣做是極為困難的。實際上,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中國人的精神》   
  「腓力斯人不僅忽視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條件,而且還要求除它之外的餘下人類都去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注]   
  ——歌德   
  斯特德[注]先生曾經設問:「作家瑪麗·果勒裡( MarieGorelli)走紅一時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麼樣的作家,就有什麼樣的讀者。因為那些讀其小說,沉醉在瑪麗·果勒裡世界中的信徒約翰·史密斯們,把她看作該領域最權威的代表。他們生存在裡頭,活動在其間,從中找到自我。」瑪麗·果勒裡之於大不列顛的約翰·史密斯[注]們,就恰如明恩溥牧師之於中國的約翰·史密斯們一樣。   
  然而,真正受過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間的差別也就在這裡。真正受過教育的人總想去讀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書,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輩,則寧肯去讀些將告訴他想要什麼,以及受其虛榮心驅使而欲事物變成何樣之書。在中國,那約翰·史密斯極想成為一種凌駕於中國人之上的優越者,而明恩溥牧師則為此寫了一本書,最終證明他——約翰·史密斯確實比中國人優越得多。於是,明恩溥牧師自然成為約翰·史密斯非常親愛之人,他那本《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也就成了約翰·史密斯的一部「聖經」。   
  但是,斯特德說過:「正是約翰·史密斯和他的鄰居現在統治著大英帝國。」所以,最近,我不憚其煩地讀過了那本提供給約翰·史密斯關於中國和中國人觀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個獨裁者(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為兩種:一是算術型智能,一是代數型智能。他觀察說:「所有經濟的和實用的智慧,都是『2+2=4』這種算式的延伸擴展或變化。而每個哲學命題則更多地具有『a十b=C』這種表達式的普遍特點。」約翰·史密斯的整個家族,顯然屬於那個自以為是的獨裁者所謂的「算術型智能」的頭腦類型。約翰·史密斯的父親,老約翰·史密斯,化名約翰·布爾,他把自己的命運同「2十2=4」的公式聯繫起來,到中國來販賣他的曼徹斯特商品。為了賺錢,他同中國人約翰[注]相處得很融洽。因為無論是約翰·布爾,還是中國人約翰,他們都懂得並完全服膺「2十2=4」的公理。可是,現今統治大英帝國的小約翰·史密斯卻不同了。他帶著滿腦子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東西來到中國——不再滿足於販賣曼徹斯特商品,還要開化中國人,或者,按他的話說,要「傳佈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結果,約翰·史密斯同中國人約翰鬧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約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開化和影響下,中國人約翰不再是曼徹斯特商品的誠實可靠的好主顧。他們玩忽商業,心不在焉,卻盡到「張園」去慶祝立憲去了,實際上,他們已變成一群瘋癡狂亂的改良者。   
  前不久,在辛博森[注]先生《遠東的新調整》一書和其他著作的啟發下,我曾致力於為中國學生編過一本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的手冊。結果,迄今為止,我編來編去,不過是以下這些東西:   
  (一)——人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人最主要的目標是使大英帝國榮耀,為大英帝國增光。   
  (二)——你信仰上帝嗎?   
  是的,當我上教堂的時候。   
  (三)-—你不在教堂時,信仰什麼?」   
  我信仰利益,——你給我什麼報酬。   
  (四)什麼是最正當的信念?   
  相信人人為己。   
  (五)工作的當然目的是什麼?   
  掙錢裝腰包。   
  (六)何為天堂?   
  天堂意味著能住進百樂街(Bubbling Well Road)[注],擁有敞篷車。   
  (七)何為地獄?   
  地獄乃意味著不成功。   
  (八)——何為人類完美的狀態?   
  羅伯特·赫德[注]爵士在中國的海關服務。   
  (九)——何為褻瀆神明?   
  否認羅伯特·赫德先生是一個天使。   
  (十)——何為極惡?   
  妨礙大英帝國的貿易。   
  (十一)——上帝創造四億中國人的動機何在?   
  為了英國發展貿易。   
  (十二)——你如何祈禱?   
  感謝你,主啊!我們不像邪惡刻毒的俄國佬和蠻橫殘暴的德國佬那樣,想要瓜分中國。   
  (十三)——在中國,誰是最偉大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傳佈者?   
  莫理循博士[注],《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   
  如果說以上便是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一個真實全面的表述,可能失之公正。但是,不論何人,假如他不憚其煩地去閱讀一下辛博森先生的著作,就不會否認,以上確是辛博森先生以及讀過他著作的約翰·史密斯所傳佈的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一個公正的具有代表性的陳述。   
  最叫人難以理解的是,何以這種約翰·史密斯的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竟然在中國能真正生效?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中國人約翰們急不可待地想要去實現中華帝國的輝煌和榮耀。那擁有八股文的古老的中國文學本是一種無害的空洞之物。而在約翰·史密斯這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影響下正喧嚷著建立的新型中國文學,外國朋友將發現,它會變成一種無法忍受的和危險的破壞。最終我恐怕,老約翰·史密斯不僅會發現他的曼徹斯特商品貿易要完蛋,而且他甚至還不得不去支付另一筆巨額開銷,以供再派出個戈登[注]將軍或基齊勒勳爵去槍殺他可憐的老朋友中國人約翰——那受約翰·史密斯之盎格魯—撒克遜觀念開化而變得non comPos mentis(精神錯亂)的中國人。當然這是題外話。   
  在此我想簡明地指出,這就是有理智的英國人所做的事。依我看,這些滿腦子裝著從有關中國人的書中得到一派胡言的外國人,當他來到中國時還能同他必須接觸的中國人長期地和睦相處,那簡直是奇談。對此,我不妨從亞歷克西斯·克勞斯(Alexis Krausse)所著的題為《遠東:它的歷史和問題》這本大部頭書中,取出一個典型例子來加以說明。該書寫道:「影響遠東西方列強的全部問題的癥結,在於鑒別那東方精神的真正本質。東方人觀察事物不僅與西方人有不同的立場,而且他的整個思維途徑和推理方式也與西方人不同。那種根植於亞洲人中的獨特的感知,同我們所賦予的感知正相違反!」   
  在中國,一個讀過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國人,假如他聽從邏輯不通的克勞斯先生的勸告,那麼當他想要一張白紙的時候,將不得不對他的兒子說:「孩子,去給我拿張黑紙來。」我想,為了維護那些住在中國,且講求實際的外國人的聲譽起見,當他們來同中國人實際交往的時候,還是應該能夠拋棄那類關於東方精神的真正本質的胡言亂語的。事實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國人相處得最好的外國人,在中國最成功的人,是那堅持2+2=4,丟掉了約翰·史密斯和克勞斯先生那一套關於東方本質和盎格魯一撒克遜觀念的a十b=c的理論的人。毫無疑問,當人們記得在那些過去的日子裡,即在明恩溥寫他那本《中國人的素質》之前的日子裡,大英商行的老闆或經理如查頓、馬地臣[注]和他們的中國買辦[注]之間的關係,總是那樣的彼此相親且代代相傳的時候,當人們記住這一點的時候,他們會傾向於考慮,在堅持2+2=4的西方商人與懷著那套a+b=c的東方本質理論和盎格魯—撒克遜觀念的聰明的約翰·史密斯之間,究竟哪一種做法更好?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那麼,吉卜林[注]那句「東就是東,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點道理也沒有嗎?當然有的,當你與2+2=4打交道的時候,可說存在極少或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只有當你面臨諸如a十b=c這樣的問題時,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才存在許多的差別。然而要解答東西方之間的那個a十b=c的方程,一個人必須具備高等數學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於對遠東問題中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僅統治著大英帝國,而且還與日本結盟的約翰·史密斯手裡——那個約翰·史密斯甚至連代數問題的基本原理也一竅不通。在東西方之間,對a十b=C的方程的解答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問題。因為其中存在著許多未知數。不僅東方的孔子、康有為先生和端方總督之間有著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亞、歌德和約翰·史密斯之間也存在著差別。實際的情況是,當你專門解答a十b=c的方程時,你將發現在東方的孔子與西方的莎士比亞和歌德之間,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別;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師之間,反而存在著大量的不同。對於這一點,讓我來舉一個例子具體說明一下。   
  那個明恩溥牧師,在談到中國的歷史時說道:中國人的歷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僅試圖從遠古開始寫歷史,而且在這條冗長、混濁而又拖沓的歷史長河裡,既有歷朝歷代的大樹,又有數不清的枯木爛枝。只有一個完全缺乏時間觀念的民族,才會編寫和學習這樣的歷史,只有中國人的記憶,才會把這樣的歷史貯藏在寬大的肚量裡。下面,讓我們來聽聽理雅各博士在同一個論題上是怎麼講的。理雅各博士在談到中國二十三個正統王朝的歷史時說道: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貫通的歷史;就其整體而言,它是值得信賴的。在談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國文學集時,理雅各博士又說:按照我原來的推想,這部巨著是不會出版的。但實際上,在兩廣總督阮元的督察和資助下(還有其他官員的協助),它在乾隆最後當朝的第九年[注]就編定出版了。如此大規模的巨著的出版,顯示出在中國高級官員中有一種公益精神和一種對文學的熱心。而這一點,是值得私慮重重的外國人好好學習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達的意思。即,不僅在東西方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個能鑒賞出中國官員熱心文學的學者和西方的明恩溥牧師、那個為中國的約翰·史密斯所愛戴的人之間,也同樣存在著許多的不同。   
  ——《約翰·史密斯在中國》   
  四   
  不久以前,一個傳教士為了趕同類的時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稱為「宿儒」,鬧了許多笑話。這個念頭當然是極端滑稽可笑的。在整個帝國內,可以肯定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斗膽妄稱自己為宿儒。在中國,「宿」字意味著一個學者或文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們卻常常聽到某個歐洲人被稱為中國學家。《中國評論》的廣告裡說:「在那些傳教士中,高深的中國學正被辛勤地耕耘著。」然後就開列了一批經常撰稿者名單,並說我們相信,所有這些著名學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現在,要估價那種被稱為在華傳教士辛勤耕耘的學問的高深程度,我們不必拿德國人費希特在他關於《文人》的演講裡,或美國人愛默生在其《文學倫理學》中所提出的高標準來衡量。前美國駐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個公認的大德國學家,然而一個讀過幾本席勒劇本,在某雜誌發表過一些海涅詩歌譯作的英國人,儘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裡被認作是德國學家,但他卻絕不會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稱。可現在那些在中國的歐洲人,只出版了幾本關於中國某些省份的方言錄,或百來條諺語的彙編,就立刻被冠以一個中國學家的美稱。當然,只取一個名目倒也無妨,憑著條約中的治外法權,一個在華的英國人,只要他樂意,隨時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稱為孔子的。   
  我們已經被引入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在某些人看來,中國學已超越了早期開拓時期,即將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了。在這一階段中。研究中國的人們將不再滿足於編纂字典或諸如此類的搬磚運土性質的工作,而試圖去建構專著,翻譯中華民族文學中最完美的作品,不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論據去評判它們,而且最終論定中國文學聖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學家。下面,我打算作如下幾點考察:首先,看看正經歷著上述轉換的歐洲人中,他們的中國知識真實到什麼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國學都做了些什麼;第三,看看目前中國學的實際狀況如何;最後,指出我們所設想的中國學應該是什麼樣的。常言道,一個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像成比巨人更加偉大。但儘管如此,必須承認、那個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將必定看得更加寬廣。因此,我們將站在前輩們的肩上,對中國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個鳥瞰。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我們提出與先輩們不完全相同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希望不要被看成我們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們宣稱不過是利用了我們的方便條件。   
  ——《中國學(一)》            
費正清評《中國人的素質》    
  美國人心目中對中國的映像的幻滅,是由一本讀者甚多的著作來加以完成的,即明思溥牧師所著《中國人的素質》。明恩溥在山東的一個鄉村呆了多年,試圖從中國下層開始推行基督化,並從鄉村這個層面來觀察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的素質》先是於19世紀80年代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寫成,後於1894年成書出版。該書是中國生活在美國中產階級眼中的經典寫照,書中關於中國社會差別的敘述十分引人注目。該書同時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成為後來的社會學分析的基礎。明恩溥把作為文化差異的「貧窮」與「社會團結」,寫得特別精彩。   
  ——1985年12月在美國歷史協會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中國人的素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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