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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生死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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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引子

    生離死別,    
    揪人心痛的悲歌知多少!    
    芸芸眾生,孰不愛生?    
    ——秋瑾    
    你的血液裡沒有情人和春天    
    沒有月亮    
    麵包甚至也不夠    
    朋友更少……    
    ——顧城    
    凡事有頭,本書亦然。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規律。    
    《周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有了生生死死才有了世界的進化,有了人間的喜怒哀樂。    
    人生舞台上,情感之歌千千萬萬,最為揪人心痛的一曲莫過於生離死別了。而親歷或感受過這揪人心痛之情次數最多的,莫過於醫生這份職業了。    
    我是醫生。    
    太多太多的生死離別的場景在我心底裡沉澱著。時光流逝,歲月經久,那沉澱越積越厚,那場景激起的情感越來越濃。我抑制著,我總希望有一天,有一束陽光照射過來,使其慢慢化解。    
    然而,一直、一直沒有能化解。    
    一切,都那麼清晰地從腦海裡浮起,一件,又一件……    
    上世紀60年代,讀完了5年醫學院的我,一竿子插到醫療衛生部門的最基層,鄂東一家農場的衛生所。這家衛生所只有兩名醫生兩間房,一間是我的臥室,一間是診療室。人生第一次遭遇生死離別,陰陽兩界就發生在那間不足20平方米的診療室裡。    
    是60年代的最後一個春節的前兩三天。    
    大雪紛飛。雖近黃昏,灰濛濛的天地被雪映襯得十分明亮。我一個人守著衛生所,守著一盞油燈。    
    響起了敲門聲,進來兩個男子漢,告訴我,他們家嫂子臨產,孩子出不來,接生員正急,請我去幫忙。踏著深深的積雪,走了約七八里地,到了。那是汛區,那裡農民住房的牆大都是用篾竹或玉黍稈編製,用黃泥巴糊就成的,風雪中像是在晃動。桌上一支燃著的白燭,在風中搖曳,時明時滅。灶間的火通紅,比燭光還耀眼,顯示出一點喜氣和熱鬧。產婦在裡間哼叫著,聲若游絲。進屋一問一看,我急了!是初產婦,從沒做過產前檢查。胎位正嗎?孕期血壓高嗎?各項生化指標正常嗎?什麼都不知道。接生員是只受過3個月培訓的地道農村姑娘。她的出診箱裡只有紅汞碘酒、剪刀、鉗子、紗布和一支注射器,還不知作了怎樣的消毒處理。在這間透風漏雨的房子裡,靠兩個出診箱要保住母嬰平安,這無疑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險事。我們盡心盡力,孩子頭和一隻手出來了。我已回憶不起當時的細節,只見陰部在出血,聽見產婦在喘氣,哇的一聲,孩子總算出來了。而那出血用紗布塞不住,用冰凍不住,血壓往下掉。我由緊張到害怕,由害怕又回到冷靜。抬到診所打吊針,補上液體,升起血壓,抗休克,往下再往縣醫院送。這兒離縣醫院有五六十里地,到總場醫院也要三四十里,直送恐怕會死在路上。兩個男人將竹床翻倒,鋪上棉絮。產婦就放進這簡易的擔架裡,深一腳、淺一腳,直往診所跑。一進屋就輸液,找不到血管,癟了,青紫色都不顯現。只好在她大腿內側切開股動脈推注。血管裡已無血可流。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那瞬間我十分清楚,她年輕的生命已經終止了。一陣揪心的痛在胸前漫開。我還是把葡萄糖、升壓藥強行快速地推進了她的血管。……    
    任憑歲月之河流淌了30多年,儘管我更換了數個工作單位,那夜的哭泣與慘痛,那夜的內疚與悲哀,那夜的風雪與寒冷,連同那個年輕產婦慘白的臉與她臉上凝固了的痛苦神情,深深地、深深地刻在我的腦屏上了。    
    我常常在夢裡驚醒自責:剛出世的孩子為什麼就這樣失去了母愛?彷彿那孩子總在追逐著,總在喊叫著:「媽媽,媽媽,我要媽媽……」    
    兩年後,我調到贛州市一家市級醫院工作。    
    那是一個企盼陽光的季節。    
    綿綿秋雨淅淅瀝瀝下了七八天。    
    一夜急診,平安無事。天亮時分,電話鈴響了,總值班通知,馬上出診,地點是湖邊公社石灰山大隊。因淫雨久浸,那裡幾家農舍倒塌了,七八個農民被壓傷。    
    救護車出城,在105國道上向北疾駛,走了10幾里地,向西拐進窄小的泥濘鄉村公路,厚厚的泥沙黏打著輪胎,坑坑窪窪,車速很慢。行駛了近2個小時,車停了,車前是溢滿了秋水的稻田。雨霧中,可見稻田一邊有人家,已聽得見雞鳴狗叫了。    
    司機按了幾聲喇叭,來了一個頭戴斗笠的農民,自稱是大隊長,陪我們走進了一條更滑、更窄,泥膠更黏稠的山間小路。一彎又一彎,進了村,路兩邊是黃泥牆黑瓦房,又一拐坍塌的泥房呈現在眼前。邁過瓦礫,受傷的人安置在還沒傾倒的裡間和鄰居家的廳堂上。桌上躺著的是孩子,竹床上臥著的是成人。村裡人都來了,是圍觀還是在關心相助,說不清。一名赤腳醫生簡單地講述了經過:大概在夜半(鄉下人沒有鐘,只能是估計),雨大風猛,這幾間房子嘩啦啦地散了架。周圍的人都醒了,抬的抬,叫的叫。我還以為只是壓斷了腿,擦破了皮。一看,我慌了手腳,這場面我從沒見過。我急忙找生產隊長,生產隊長找大隊長。大隊長說趕緊往公社打電話。    
    沒等他介紹完,我就向傷者撲去,首先搶救小孩,摳淨他們鼻孔口腔裡的泥土,儘管是全身發紫,我還是進行了口對口人工呼吸,做心內注射,做心臟擠壓,總指望能救活一兩個。近百雙眼睛望著我。焦急、期待,希望出現奇跡。奇跡沒有出現,我們晚到太久太久了。他們受傷已過去了9個小時,如果能及時趕到,如果當時可以就地搶救,一定會有生存者。有幾個硬是活活窒息而死的!    
    在這偏遠的山村,沒有給氧的設備,沒有輸液條件,也不可能有呼吸機。他們沒有搶救的基本知識。這兒只有「紅汞碘酒,擦了就走」的簡陋衛生所;只有「頭痛發燒,APC三包」這樣治療水平的赤腳醫生。醫療救護之神宛如是月亮裡的那棵桂花樹。    
    死者一共是6人,4個孩子,2個大人。最小的還只有3歲。    
    我只在做學生時,走在解剖室裡才面對過這麼多的屍體。每次學習解剖課前與後,我都會向死者深深地鞠一躬。是他們為醫學的獻身,才使我能順利地走進神聖的醫學殿堂。此時此刻,我低下了頭,不知該祈禱什麼呢?    
    祈禱雨季不再來?祈禱來生他們會更好?失去了子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骨肉,也許,也許這一切原本都不會失去。    
    救護車啟動了,車後那呆滯、悲痛、無望的目光一直尾隨著我。彷彿穿越了時光的隧道,幾十年來時不時地扎向我的脊背。    
    在贛南的日子裡,因為我是大學畢業生,是「臭老九」,幾乎年年是巡迴醫療隊的成員,我到過10餘個縣,幾百個村莊。感謝那段日子的生活,使我明白了什麼叫刻骨銘心,什麼叫終生難忘,什麼叫痛苦、悲傷,什麼叫忍受、堅強。    
    大由鄉隸屬石城縣,其西邊一個叫羅田的小山村與瑞金縣大柏地相鄰。四面環山,山路彎彎,細窄坎坷。每年秋後送公糧的農民都是人挑肩扛,無公路可行。完全是出於好勝與好奇,每次下鄉我都決心走遍每座村落,這次也不例外。    
    天亮出發,翻山越嶺,下午2點到達生產隊部。那天生產隊的赤腳醫生高興而激動,他說,我是第一個到他們這兒出診的城裡的醫生。他還說,有幾個老農當年參加過反「圍剿」。我驚奇的是,他們當中居然會有人背誦毛澤東同志那首《大柏地》:「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背詩的老人總架著腿,村裡人叫他「老爛腿」。他右腿膝蓋下方繫著一塊灰色的破布,血跡斑斑。我要幫他看看,他說:莫看,莫看,莫用看,已經不痛了,是死肉了。我還是為他解開了那塊灰布。這剎那,我全身立毛肌都豎了起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傷口上蠕動的一條條白色的蟲子,竟會是蛆!蛆的下面是白淨的骨頭。    
    老人說,3個女兒遠嫁外鄉,他只能廝守著這山、這山下的溪水、家門口的雞狗過日子。就這樣守著自己的生命直到死去。這輩子,他去過兩次縣城,已經很滿足了。腳爛後,就再沒出過村。    
    是同情?是憐憫?是悲哀?是歎息?是質問他的女兒不孝?是責怪赤腳醫生不盡責任?留下了出診箱裡僅剩的半瓶150毫升雷佛奴爾液(一種防腐劑),我沉痛地離開了老人。    
    並非世上悲哀痛苦的事總喜歡光顧於我,我相信,每個曾在農村工作過或接診過農民患者的醫務工作者,在他們的記憶裡,一定都儲存過或還儲存著這類淒愴悲涼的故事。    
    下面記錄的文字發生在今天,講述者是我的學生。    
    王秀秀是我的室友,在大二那年她母親患上了食道癌,她陪母親看病檢查,晚上在女生宿舍裡母親和她擠在一張床上,白天母女倆就在學生食堂用餐,秀秀多買1個菜,媽媽都不同意。她媽媽說,兩個辣椒就可以了。她媽吃菜不是為了營養,不是為了品味,僅僅只是為了下飯。食道有梗阻,她媽就用開水泡飯,秀秀買了碗餃子,她媽捨不得吃,留著秀秀下晚自習吃。她媽說,孩子讀夜書,辛苦,肚子會餓的。檢查完了,診斷明確了,要住院,她媽帶的錢也用完了。媽說,回去籌錢,過了半個月,沒見媽來複診,秀秀急了,托人帶信回去詢問。媽說,就在鄉下吃草藥土方。老郎中說,土方可以治好「嗝食病」(食道癌),秀秀希望出現奇跡。3個月後,她突然接到父親電報:速回。一切在意料之外,一切都讓秀秀百思不得其解。母親出走了,生死不明,留下一張便條,還是從小學生練習本上撕下來的:秀秀,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讀書。母親小學畢業,歪歪斜斜的字,看得出母親寫這幾個字時手在抖,心也在顫抖。母親生前老實巴交從不麻煩人,母親死後也不願麻煩任何人,她就是這樣離開了人間嗎?秀秀說什麼也不相信。父親說,母親的病已到了晚期,米湯都很難喝進去,每天到衛生所注射葡萄糖,打一針要10塊錢,開始是父親陪她去,因農忙,母親一個人去。母親離家出走後,才發現母親根本沒去打針,那錢,媽存起來了。秀秀回家後,父親從箱子裡拿出來遞給秀秀。秀秀才知道那是母親省下來留給她讀書用的。用報紙包了一層,又用塑料包了一層,最後用手絹包好用細紅繩捆了一圈。父親說,可能就只60塊錢,第七天的早上她就走了,爸爸從田里回來,發現了這張紙條。60塊錢對城裡人來說,算什麼?在母親手裡是多麼重多麼重呀!母親走了,這又是一種母愛。秀秀說,人世間最偉大的是母親,人世間最偉大的愛是母愛。母親選擇了這種方式讓女兒能完成學業,能安心讀書。任何一句安慰秀秀的話都是多餘的,都是蒼白無力的。那天我在她對面坐著,默默地坐,直到月光籠罩在我們身上。    
    那夜月光下秀秀的目光、秀秀臉龐上閃閃的淚珠和她的話語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    
    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爭。我不是哲人,我對這話的理解是遲鈍的。我是一個從醫近40年的醫生。我相信一點,記憶的留存一定會經過情感和良知的篩選。那些農民生老病死的場景經過年復一年的過濾沉澱蓄積在記憶裡,已經濃得抹不去,揮不走了,在膨脹,已凸起,要從心底噴射出來。    
    誠然,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規律,農民亦然。    
    然而,生,生在他們不該出生的地方;死,死在他們不該死亡的年齡;病,病了沒有獲得他們該享受的權利;老,老了少有或沒有親情相伴。    
    於是,我清理了我記憶中有關生與死故事裡的農民;於是,我記錄了當今農民講述的他們生與死的故事。    
    我喜歡這段話:有一種生活,我們沒有去經歷過,就不知有揪心的艱辛;有一種艱辛,我們沒有去嘗試過就不會有切膚的感受;有一種感受,我們沒有去親密接觸就不會從心底去理解,去認識。經歷了,體會了,品嚐了,理解了,認識了,我們就會去思考,去投入,去呼籲,去想為他們做點什麼,溫暖他們的生存,尊重、他們的生命,關注他們的渴望,關懷他們的生死——他們是中國人的大多數——我記下了他們生與死的故事,於是有了這本書,會吸引住你的眼球嗎?——我堆砌起來的這些微弱的文字?


第一部分 契機:他們被推進了世人的視野第1節 沒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數

    一個聰敏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比平時多得多。    
    ——恩格斯    
    我始終相信,只有我們用放大鏡來看自己的錯誤,而用相反的方法來對待別人的錯誤,才能對於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評價。    
    ——甘地    
    沒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數    
    先敘述兩件不起眼的小事。    
    第一件事。前兩年我外出到湖北巴東,是枯水季節,江邊港口從躉船到出碼頭口坡陡階多,爬上去不亞於攀登都市六七層高的樓房。在躉船上我遇見一個中年漢子,肩上背著鄂西川東特有的竹篾背簍,簍裡裝著被宰的半邊肉。我和他一起登階爬坡。他弓著腰,雙手幾乎觸地,赤腳套一雙不合尺碼的解放鞋,拇趾和後腳跟都露在外面。登一步,腳指頭伸一點,發出吱吱的響聲。中途,他只歇過一肩,反背簍斜靠在坡石上,在簍底置一根有橫柄的手杖支撐著。總算可以騰出手來抹抹汗,伸伸腰。我只喘氣,汗流浹背,我不敢與他多言,怕他累。卸了貨,歇一口氣,我見他額上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同情地問一句:背一趟收費多少?他說,三五塊錢。憑我醫生職業的直覺和觀察,他肯定剛患過肝膽疾病。他眼眶內球結膜呈現的黃疸還沒褪盡呢!我開門見山地問:你得過膽囊炎還是甲肝?他睜大了眼睛,顯示出驚訝。我繼續問,你的病還沒好全吧!就急著外出打工?身體要緊哪!他一聲長歎:沒得法子喲,家裡幾口人張著嘴,等米下鍋。地裡的包谷填不飽肚子。年初,我大病了一場,是肝炎,要救命,連牛都賣了,種不成地了。活命難哪!他告訴我,他是江對面官渡口鎮的農民。晚上還要花錢過江,白天要吃飯,如果貨源少,一天扛不上幾次,連盤纏伙食費都賺不上。    
    城鎮很多用人單位大都沒有對農民工進行體檢。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農民是帶著病痛外出打工或荷鋤種田的。他們捨不得花錢治病,事實上,他們也無錢治病。是他們不珍惜自己的生命麼?    
    第二件事。在從武昌開往南昌的汽車上,遇見幾位由湖北毛市、新河鄉、棋盤鄉到江西打工的農民,他們都是來自血吸蟲疫區。用他們的話說,不是逃荒,是「逃疫」,「逃蟲」。    
    他們家鄉那兒血吸蟲病又死灰復燃,變本加厲了。    
    村裡幾乎80%的村民患上了血吸蟲病。坐在我身後的楊武還只15歲,已經有5次治療血吸蟲病的經歷了。老李學會了烙餅的手藝,在南昌已居住了5年,他們珍惜生命,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    
    「蟲」和「疫」是怎樣復燃蔓延開來的呢?他們為什麼要逃離呢?    
    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生活細節,不起眼的問題,很難引起眾人或媒體的關注。    
    我們就以這兩件不起眼的小事為著眼點,拉開我們的視野。    
    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衛生部制定了在20世紀末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改革和規劃目標:即到2000年,全體人民都能獲得基本的衛生保健服務,總體上達到與小康水平相適應的健康水平,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這一目標的確定不僅是我國政府對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的全球性衛生戰略的積極響應與承諾,更是出於衛生發展與社會和經濟戰略目標相適應的考慮。    
    今天,我們已經跨入了21世紀大門,我們已向前邁了幾步,我們應該回首看一看,這一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目標實現了嗎?    
    20世紀末據國家衛生部提供的數字,我國有8%的人沒有獲得醫療服務。這個比例是低的,但按8%計算就約有1億人口沒有獲得醫療服務,1個億的絕對數相當於一個人口大國。1999年國家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公佈的第二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主要結果的初步報告中告知,65.25%患者因經濟困難需住院而未住院,33.18%的患者需就診而未就診。    
    2002年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上,當時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10月29日的講話中告知我們:「約90%的農民自費醫療,在一些貧困地區農村有24.3%的家庭靠借錢或欠債支付醫藥費,55%的家庭為了看病而變賣家產,因病欠債的家庭有47%存在溫飽問題。」我們還得知,「村醫療點中,還有13.2%沒有血壓計,40.5%沒有消毒鍋,鄉鎮衛生院衛技人員中具有本科生以上學歷只佔14%,中專學歷占53%,有36.4%的人員是普通高中及以下水平。」    
    2003年3月18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香港鳳凰衛視記者問題時說:「中國13億人口有9億農民。目前沒有擺脫貧困的3000萬左右,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標準計算。」「如果標準再增加200元,農村貧困人員就是9000萬。」「中國東西差距很大,大家恐怕只是從概念瞭解,我想說一個數字,中國沿海五六個省市GDP超過全國GDP總值的50%。」溫家寶總理在這段講話之前報告了一組令人高興的數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GDP的增長速度年均在9%以上,近5年儘管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GDP增長年均在7.7%,2002年達到8%。儘管GDP在提前翻番,但是,在我國「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並沒有實現。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建設小康社會標準,到2000年,我國還存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蛋白質日攝入量、縣初級衛生基本合格率等3項指標沒達到標準。這3項都與農村、農民有關,都與衛生健康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繫。這說明,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衛生事業發展的不平衡(失衡點在廣大農村);另一方面是衛生事業的發展並沒有達到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水平(同樣,衛生事業欠發達地區仍是農村)。    
    我推薦一個詞組:健康貧困(Health poverty)。其釋意是一種機會喪失和能力剝奪,即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支付能力不足所導致的參與醫療保障、衛生保健和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機會喪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健康水平下降導致的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被剝奪,從而帶來了收入的減少和貧困的發生或加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曾經指出:貧困不能僅僅視為收入低下,還應視為基本能力的剝奪和機會的喪失。從這個角度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看病所要支付相對收入高得多的醫療費所導致的,而是因為享受基本醫療保障和公共衛生服務的可行性喪失以及因健康水平下降而導致參與經濟活動能力被剝奪的結果。基於這一觀點,我們對健康貧困的認識將會更深更廣。    
    1991年全國農村飲用自來水人口占農村人口32.8%,1998年為50.4%,2002年為55.1%,數字儘管上升,卻還有4億多農村人口尚未飲用自來水,其中有1億人口喝不上清潔水。    
    20世紀末,全國農村地區改廁占農戶總數比例為35%,糞便無害化處理率僅為28.5%(大部分欠發達地區比這還低),有8%的兒童沒有享受免疫接種。    
    環境的污染,醫療條件的匱乏,生活的貧困,必然導致一些疾病的滋生和傳播。    
    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一些重點傳染疾、地方病發病率還很高,仍嚴重危害著農村居民的健康。比如,過去已有效控制的結核病出現回潮,現患疾人數達到500萬,佔全球肺結核病例的1/4;乙型肝炎依然在我國嚴重流行,全國現患病人和病毒攜帶者達12億,占世界總數的1/3;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幅上升趨勢,估計感染者已接近100萬人;大骨節病、地方性氟中毒病、血吸蟲病等重點地方病分佈很廣,危害仍很大,大都集中在中西部的老、少、邊、窮地區,現疾病人5100萬。「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標的改善幅度明顯減緩或停滯,城鄉居民健康差距進一步加大。1994年農村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是城市的1.9和2.9倍,到2000年已分別上升到3倍和3.4倍。」(錄自張文康2002年10月農村衛生工作會議講話稿)    
    城鄉經濟差距在拉大,城鄉健康水平差距也在增大。疾病正悄悄地襲擊著貧窮籠罩著的生命。    
    阿馬蒂亞還提出過另一個重要的觀點:經濟學必須關注貧窮。他曾說過,你不能憑富強和繁華判斷一個社會的快樂程度,你必須瞭解草根階層的生活。無疑,農民是草根階層的終末支。他們的富裕才能顯示我們社會的富裕。    
    是的,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裕與繁華,我們的百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奔放與歡樂。    
    致富之路已開拓一新。    
    但許多人又返貧了,抑或他們從來就沒有富過?原因有很多很多……    
    有一組許多人都很熟悉的數字:我國衛生資源的20%分佈在農村,而我國城鄉人口比例是3︰7。    
    80%的衛生資源,那是大多數;70%的人口那更是大多數。這組數字不能不說是農民致貧返貧的原因之一。    
    這麼多年來大多數人在呼喊,在歎息,在啜泣,許多有識之士在為他們呼喊、獻策、出力,一直沒有吸引住更多人的眼球。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終於,他們被推進了世人的視野。


第一部分 契機:他們被推進了世人的視野第2節 感謝最後的「非典」(1)

    人類忘不了2003年。    
    中國人更忘不了2003年的春末夏初。    
    感謝「非典」,他們的呼喊,他們的行為,他們的生存環境,乃至他們的足跡,終於吸引住了國人乃至全人類的眼球。    
    「非典」放大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農村與農民的某些局部和細節。    
    農村,波峰浪谷的剪影。    
    南風捲著夕陽的餘光灑在山間的小路上,一聲又一聲的敲擊聲沿著彎彎曲曲的山路滑向山坡,落進山谷,滾進路邊的黑瓦灰牆的農舍,填進鑼聲與鑼聲的間隙中的響聲是一個農民的沙啞嗓音:「預防『非典』,人人有責。有人返鄉,立即通報。以法防『非典』,科學治『非典』……」    
    農舍門前趴著的那條狗已習慣了這樣的叫聲,不像第一次聽到鑼聲、叫聲那樣懼怕驚嚇,瘋似的撲向敲鑼者和叫喊者。它只是懶懶地抬起頭,搖搖尾巴,發出幾聲吠吠之音後,鑽進了門口邊那扇狗洞。    
    敲鑼者喊叫者遠去的背影與他們的聲音一起漸漸融化在黃昏的霧靄裡。    
    黃昏的霧靄裡怎麼也融化不了從他們胸腔裡噴射出的那支高亢的興國山歌的旋律:    
    哎呀勒,伢唱山歌你聽清,    
    「非典」預防最要緊。    
    乾咳少痰病初起,    
    噴嚏一打傳疾病,    
    同志哥,趕緊到醫院量體溫。    
    哎呀勒,全身關節都酸痛,    
    三十八度往上升,    
    有了病情早報告,    
    相信科學要認真。    
    熟悉的旋律在宣傳著疾病預防的知識,熟悉的旋律似乎還在傳播著山裡人那股堅定和自信。我們彷彿感受到了一種文化的穿透力,穿過了戰爭的風雨,穿過了艱苦的歲月,在頑強地表達著敘述著什麼。我們尋找出一些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遺傳,一幅幅畫面早已定格成為歷史,歷史的責任是要告訴未來……    
    今天,我寫下這節文字時,那夕陽下戴著草帽,汗水浸透衣裳的村醫背影已在我腦海裡凝固成一幅沉甸甸的油畫。在那個苦夏的日子裡我去了趟江西省永豐縣。這個縣的每個鄉、每座村都有由1名村醫和2名農民組成的巡視組,在走村串戶發送宣傳單,宣傳抗擊「非典」的知識,檢查監督流動人口的返鄉。責任重大,工作艱辛,方法原始。就是這樣原始的方法,已經讓許多農民知道了「非典」的知識,知道了發熱就要報告,知道了染上「非典」就要隔離。山裡農民不擔心自己染上「非典」,他們最擔心是外出的子女,山高路遠,捎不上信,他們只有燒幾炷香,對遠方默默地祈禱,只有對敲鑼者投去祝福的目光……    
    人類與「非典」不期而遇,毫無準備地進入了非常狀態。    
    「非典」的傳播速度在於兩點:一是傳染源,二是人口流動。    
    這兩點都已具備:疫區民工可能是傳染源,返鄉人流是巨大的流動鏈,這就是蔓延的途徑。    
    已返回的400萬人口和還有在繼續返回的流動人口,一時成了全世界媒體關注的話題,成了我國防疫戰線研究實施的課題。    
    能阻住「非典」向農村蔓延嗎?    
    村醫們那些原始的方法能發揮作用嗎?    
    2003年4月23日,國家財政部公佈20億元「非典」防治基金用途的引文中,擺在第一位的是農村、農民:    
    5月1日,胡錦濤總書記到天津視察防治「非典」情況,作為應傾力預防的對象,他第一個指出的就是「農村」,呼籲打一場防治「非典」的人民戰爭。    
    5月11日—14日,胡錦濤總書記又來到四川省視察,強調指出,農村地區防治「非典」是整個防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人口佔全國的70%,疫情一旦在農村擴散,後果將十分嚴重,一定要把農村「非典」防治工作擺在突出位置,抓得緊而又緊,實而又實。    
    5月6日,國務院在京召開了全國農村「非典」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溫家寶總理強調農村「非典」防治工作要落實9項措施:一是加強領導;二是開展宣傳教育;三是加強農村疫情監測;四是建立救治機制;五是加強培訓和巡診;六是實行「三就地」原則,切斷疫情傳播疫道;七是對農民患者一律實行免費醫療;八是齊抓共管,群防群控;九是實行部門和地區預防聯控。從國務院到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政府都在一條一條地落實。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莫格爾結束考察中國「非典」疫情後,發現我們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存在4大問題:    
    一是缺乏專業公共衛生人員,尤其是鄉鎮地區公共衛生人員得不到專業培訓。    
    二是疾病監測報告體系較落後。在他考察過的北京、上海、廣東、河北、河南諸省市,所見到的鄉鎮中,只有一個鄉鎮運用了電子系統報告疫情,其他都是以手工製作報表或電話通報,疾病報告系統都沒有評估環節,無法瞭解數據是否準確到達指定地方。例如,省級疾病控制中心起初未將數據報告到國家疾病控制中心,而是通過國家衛生部轉移數據。    
    三是數據分析遲緩。疫情報告數據包括數字、發病地區、症狀、是否群聚感染等。北京在4月下旬疫情暴發後,仍未分析病例數據,一半以上病例傳染源不清晰。    
    四是實驗室檢測能力不足。河北、河南等農業大省防疫部門缺乏健全的實驗室檢測系統。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尤其擔心中國邊遠省份的『非典』疫情,在那些地方,監督和報告體制可能不夠靈敏,不足以查到所有可疑似和可能的病例。」    
    這是一個極大的受人類關注的懸念!    
    永豐縣在江西省中部,正是肚臍眼的部位。    
    說到永豐,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凡讀過毛澤東同志詩詞的人大概都能背誦出這樣的詩句:「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龍岡就是永豐縣境內南端的一個鄉,是革命老區,更是貧困地區。縣城恩江鎮10餘萬人,沒有水路,不通火車,只靠公路。全縣有47萬人,外出人口達8萬,已返鄉3700餘人。面對這3700餘人,縣衛生局要求要一個個查體溫、問症狀,登記他們返鄉的時間、車次,接觸過的人員。凡從疫區返回的統統隔離。不能漏人,不能少項。就像排雷一樣,一個一個地排除,下村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不是走形式,這是實實在在的工作,漏一個就有可能害一群。


第一部分 契機:他們被推進了世人的視野第3節 感謝最後的「非典」(2)

    那是2003年4月26日,縣衛生局副局長劉勇檢查完工作後從鄉里返回縣城,已是晚上8點鐘,途中又接到電話:離縣城100公里地的一座自然村有個返鄉農民發熱。他們無暇顧及吃飯,買兩塊麵包,匆匆上路。大家抓緊車上片刻時間打個呼嚕。鄉村公路顛簸難行,午夜才見到病人。測體溫,問症狀,送到鄉衛生院看發熱門診,查白細胞。隔離15天是叫人為難的事。鄉衛生院沒有條件,所謂村衛生院實際就是村醫自己家的廳堂。隔離期間,誰做飯送飯?只能回家就地隔離,關在家中那間泥捨裡。幾次深夜,我與劉勇通電話,他都在車上,「非典」的日子裡,他的腳沒落過家,他的任務是找、查、問,安排返鄉民工就地隔離、觀察。在南方許多縣鎮,對於已返鄉進村的外出民工只能做到這點。    
    以後,村村設卡建哨,返鄉的民工統統隔離,住在村外臨時搭建的簡易涼棚裡。不願居住的偷偷跑走,四外流竄。事實上,他們哪兒也去不了,各村各戶都在嚴防死守,城市各旅社賓館都要登記造冊,城鎮居委會挨家挨戶查詢,許多縣鄉醫院大都開設了發熱門診,免費為農民24小時開放。流而難動,2003年春末夏初的中國南方農村返鄉流動人口大致處在這樣的狀態。    
    儘管人才、物力、財力有限,縣衛生局鄉鎮衛生院,村醫和農民兄弟一起,還是盡職盡責地把守著每個鄉鎮大門。    
    江西省吉安縣是革命老區,是一個貧困縣。全縣人口46萬,外出務工人員有8萬之多,大多集中在北京、廣東等疫區,在「非典」流動之初,返鄉的就有5000人;進入4月,每天返鄉有300人。對先期返鄉的要採取醫學觀察措施,發現問題的要落實、隔離。他們的方法是各個縣級領導包鄉,鄉幹部包村,村幹部包組,村組長包戶,責任到人,層層簽訂責任狀,戶戶簽訂保證書,對外出人員一個不漏地登記,對已返鄉人員全部實行專人監控,每天為隔離對像測兩次體溫。在返鄉農工仍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各鄉鎮領導開展了勸阻工作。桐梓鎮組織在京的黨員勸阻了340名意欲返鄉的民工。永陽鎮下邊村肖桃英在廣東務工,其父去世,買好車票欲回家奔喪,鎮、村幹部知道後,立即打電話做工作,講道理,最終使她退掉了回家的火車票。儘管做到了未雨綢繆,儘管築起了層層防線,並非是高枕無憂。吉安縣張和平縣長(現在已是縣委書記)與我回憶起那段日子時說: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確確實實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我和大家一樣都是新兵,更多地是在接受洗禮和考驗。不過,那段日子留給我的感受和體會將會夠我一輩子咀嚼回味。那情那景,至今還歷歷在目,可以說是,驚心動魄,眾志成城。可還是有一名「非典」患者還是突破了防線。    
    那是4月20日傍晚6點50分,吉安縣值班室接到上級疾病控制中心電話,告知,在北京打工的吉安縣梅塘鄉農民李何錦4月中旬因發熱住院,現已確診為「非典」,在北京隔離治療。其妻聶春蘭攜孩子已於4月25日乘車返回吉安。疫情就是命令,縣政府立即組織起來尋找聶春蘭的下落。到了梅塘鄉,沒有;到了聶春蘭各親戚家中,仍沒有;查詢了20多家旅社,仍然是一無所獲。這正是27日早晨6時,穿著防護服的醫務人員長時間戴口罩,一夜未眠,不僅又餓又困,還處在缺氧狀態,臉色蒼白,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城管同志說,離汽車站很偏僻的地方還有家小旅社,會不會在那兒呢?是漏查了嗎?趕到這家叫西苑的旅社,翻開住客登記處,果然有一欄寫著梅塘鄉李何錦。找到房間,聶春蘭已起床,正準備回家。測體溫,問病史,登記在冊,立刻將聶春蘭一家3口送到縣醫院隔離觀察,這時,離清晨7點還差10分鐘。從接到通知到找到人,把與她密切接觸過的人進行隔離觀察整整用了12個小時,疫情沒有擴散,大家長長吐了一口氣。    
    今天重述聶春蘭的診斷與治療經過,不是複習病史,而是想讓讀者從中明白,為了救治一個農村婦女,政府投入了多少精力、人力、物力、財力,醫護人員傾注了多少關注、關切,多少愛心真情。從這次投入和傾情,我們可以延伸開去,思考另一些有關的問題。    
    那是第五天下午,即5月2日15點多,聶春蘭體溫驟然升到38.8℃,胸片檢查,肺部有片狀陰影,符合疑似病例的診斷標準。5月3日上午,縣醫院用了半天的時間,將院內仍在住院的100多名病人緊急轉移安置到縣城其他醫院,凡與聶春蘭接觸過的人迅速加強隔離管理。空空的醫院只剩下聶春蘭一家人,一家人也要實施嚴格管理。院內分成核心區、防護區、警戒區,3層隔離封鎖,由公安人員24小時外圍警戒。也就是說偌大個縣醫院,幾百號醫務人員正全力以赴為聶春蘭一家人服務。    
    這天晚飯後舉行了會診。這是一次龐大的會診,省、市、縣各級有關領導都來了,領導幹部、省市專家近50人擠滿了縣賓館會議室。會場的氣氛是嚴肅緊張的,江西省衛生廳李利副廳長主持會議,大家都明白,吉安市、吉安縣的領導和老百姓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發熱病人,若真是「非典」,那無疑會給吉安縣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破壞力,縣城、縣醫院將會蒙受巨大的損失。如果漏診,這個輸入性的「非典」會傳給多少人呢?同樣會給吉安市、吉安縣帶來巨大的創傷和損失。    
    其實,在座的每一個人心中都明白,聶春蘭診斷「非典」是無疑的了。只不過這個診斷要由一個有資格下診斷的專業人員說出來。大家把目光一起投向了江西醫學院一附院呼吸內科主任張偉主任醫師的身上。    
    她重述了診斷的依據:丈夫是「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觸史,高熱,38.8℃,白細胞偏低,胸片有絮狀陰影,乾咳。當她說診斷後,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卻也是輕鬆的。沉重的是「非典」還是襲擊了江西,波及農村;輕鬆的是相信科學,相信群眾力量,終於截堵住了這位「非典」患者,沒有讓她擴散。那夜,她開出第一條醫囑時已是午夜1點鐘。    
    在以後幾天的日子裡,她多次與患者零距離接觸,她擔憂多了,感到擔子重了。聶春蘭的病情頗有點特殊,特殊在於她是孕婦,有5個月的身孕,又特殊在她在哺乳期,她另一個孩子還只有11個月。一個孩子在肚子裡拳打腳踢,一個在搖籃裡哭哭啼啼,她病情的複雜還在於她身上有諸多的並存症,她是乙肝患者,在活動期,表面抗原呈「三陽」,轉氨□偏高,貧血,血色素只有7.6克,免疫能力低下。經過會診,她才知道,這種狀況在全國也屬罕見。    
    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病人,治療方法、護理、飲食,一切的一切都是特殊的。    
    飲食大開綠燈:肉餅湯、排骨湯、雞湯、鴨湯、鴿子湯、甲魚湯轉換吃,每天保證有水果、鮮奶,還為她11個月的孩子李傑購置了兒童玩具,派專人照護。為了減少醫務人員和病人直接接觸,給病人配備了小靈通,在污染的病房裡只有固定的值班醫護人員和生活護理人員。專家組通過手機和病房的醫生、病人進行聯繫。必要時專家組派人進病房。專家組由江西省衛生廳姜處長,江西醫學院一附院、二附院呼吸科兩名主任,吉安市醫院王主任,縣人民醫院聶醫師共5人組成。    
    每天早上8點,5人一起閱讀夜班醫護人員提供的病情報告和各項檢查指標參數;爾後電話查房、詢問病人自我感覺;再由污染區的值班醫師匯報病情;材料匯齊後,一起討論當日的治療方案;每天新方案出來後,還要向江西省衛生廳李利副廳長匯報。每一顆藥丸,每一針制劑都會影響兩顆心臟的跳動。為了確保母子安全,每天每夜他們都要向北京、廣州的專家請教。    
    5月10日夜半,專家組張偉主任的手機響了,病情發生了變化。接通手機,傳來了女性的哭泣聲,是病人聶春蘭,她哭泣著問:省裡的專家,我能活嗎?我會好嗎?會死嗎?早想到會死,不如留在北京,病也和丈夫病在一起,死也和他死在一起!那夜,張偉主任和她聊到凌晨。    
    5月13日,病程進入第11天,聶春蘭病情惡化。張偉主任的手機又響起了她的聲音:我會憋死,逼死,我出不了氣。攝胸片,胸片顯示肺部病變已超過1/3,氧飽和度停留在90%(正常是100%),還在往下掉,上呼吸機。縣醫院的呼吸機陳舊過時,馬上從省城南昌調撥一台無創呼吸機。當夜凌晨,聶春蘭上了呼吸機。5月17日,聶春蘭病情穩定。5月18日,聶春蘭脫下呼吸機。張偉主任告訴我,5月13日那夜,根本沒合眼,以後的幾天也沒敢合眼。雖然報紙上、廣播裡、電視中都報有死人的消息,真正死在自己手下總是不愉快的。記得來會診那天和聶春蘭零距離接觸後,周圍的人不敢與我握手,更不敢面對面與我交談。當時心裡委實憋了一口氣。冷靜一想,其實是百姓對「非典」的恐懼,如果聶春蘭真有意外,只會加深、加快恐懼的擴散。對剛剛進入不惑之年的張偉又踏進了一個新的考場。往後,聶春蘭痊癒了,出院了,回家了。    
    張偉說,搶救聶春蘭,縣醫院的投入是17萬元,還不算人力。如果不是國家花錢,她活得了麼?我一震,一想,是啊,一個農民家庭能支付這6位數字的醫藥費嗎?往好處想,吉安縣全縣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全面實現了零死亡、零感染、零擴散的目標。全縣各級組織和群眾經受住了一場嚴峻的考驗。往壞處想,吉安縣的經濟發展受到了重挫,吉安縣醫院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2003年春末夏初的人疫之戰已成為往事,我們走過了驚恐,走過了緊張,度過了驚心動魄的時時刻刻,度過了大智大勇的日日夜夜。我們在歡呼,在激動,在流淚,在享受;我們也在思考,在探討,在研究,在回顧。    
    3終於,響起呼喚呵護他們健康權的聲音    
    歷史的長河在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次又一次突然事件。往往一次突發事件如同一柄放大鏡,使一個時代平常的,未經關注的,或已經關注的許多細節和局部展現在這個時代的領導層和老百姓眼前。業績的大小,效益的真假,才華的智愚,政策的利弊一覽無餘;掩蓋的缺陷,隱匿的病根,交錯的癥結,積蓄的矛盾充分凸顯。於是,我們看清了,震驚了,醒悟了;於是,我們知道了該怎樣去解決,去調整,去彌補,去剷除。歷史的長河就這樣奔騰向前,就這樣螺旋般地上升。    
    「非典」這柄放大鏡放大了我們民族的那股頑強拚搏、捨生忘死、風雨同舟、一往無前的精神,放大了我們的美麗、善良、信心。


第一部分 契機:他們被推進了世人的視野第4節 感謝最後的「非典」(3)

    在中國農村只有85個縣發現了「非典」病例,其病例總數占所有的「非典」病例總數的6%。    
    我們不能不感歎,中國高高舉起「人民戰爭」的盾牌,終於成功地守住了「非典」侵入農村的通道。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指出:控制急性傳染病要做到非常必要的兩點:一是大眾對這種病的認知,自覺參加預防;二是控制人口流動。我們做到了,我們農村的父老鄉親們用最簡單最原始的方法做到了。    
    歡欣地面對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讚美和敬佩的現實,我們不能不冷靜地面對另一個心痛和不安的現實:    
    2000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在對全球191個成員國的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做出最後評估後,對這些國家的衛生績效進行了排名。結論令人震驚,中國在「財務負擔公平性」方面排名188名,倒數第4位。與巴西、緬甸和塞拉利昂等國被列為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對此結果雖有異議,但我國農村籌資水平遠遠低於城市卻是不爭的事實。    
    為了實施「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全球策略,監測和評價全球衛生目標的實現程度,1981年第34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了12項供全球使用最低限度指標,並且進行了兩次全球性的「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進度評價。在廣泛徵求各會員國和專家意見後,對全球最低限度指標進行了修訂,經修訂的全球衛生目標有12項,其中第3項是:至少有5%國民生產總值用於衛生事業。1986年,我國政府明確表示對「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全球目標的承諾。但是據世界銀行資料,1990年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醫療費為11美元,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支出。據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公報,我國政府的衛生投入占GDP的2.7%,在191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當中倒數第9位。而美國占13.7%,德國占10.5%,法國占9.8%,發展中國家巴西為6.5%,古巴為6.3%,印度為5.2%。《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從「一五」時期到2000年,中國的衛生事業占國家財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2%左右,1996年後呈不斷下降趨勢。    
    在不斷下降的經費中,農村投入下降的速度更快。    
    1993年全國農村衛生費用為472.73億元,佔全國衛生總費用1355.47億元的34.9%,1998年全國農村衛生費用為907.53億元,佔全國衛生總費用3639.25億元的24.9%,5年下降了10個百分點。    
    山西2001年衛生事業費支出8.6億元,居全國第20位,用於農村的僅為1.5億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7%。全省擁有村衛生室2.5萬餘個,其中集體舉辦的占46%,村醫聯辦的占24%,個體承辦的佔到30%。村衛生所基本上得不到政府補助,集體經濟投入也幾乎為零。由於投入不足,山西全省目前尚有120多個縣級醫療衛生機構、157個中心衛生院、400餘所普通鄉鎮衛生院存在危房和建築面積不達標。農村基層醫療機構基本設備老化、短缺,全省鄉鎮衛生院中缺心電圖機的占30.9%,缺B超的占63.8%,缺X線機的占30.9%,缺常規檢驗設備的占50%。基礎設施和醫療設備條件差、數量少,衛生服務能力很難滿足農民需求。    
    在中西部19個省市區中,山西省的經濟條件還算比較好,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已經達標,但是,農村衛生投入的增長速度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現實是:農村衛生資金投入年均增長速度為449%,大大低於同期全國衛生總費用年均增長13.1%和全國農村衛生總費用年均增長12.8的速度。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會逐步加強,表現為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國,政府衛生支出在農村衛生總費中的比例卻不斷下降。1991—2000年我國農村衛生總費中政府投入比例由12.54%下降到6.59%,社會衛生投入從6.73%下降到326%,而同期農民個人支出從80.73%上升到90.15%。    
    政府衛生預算支出在城鄉之間分配極不均衡,1991—2000年,政府農村衛生預算支出僅佔政府衛生總預算支出的15.9%,政府衛生預算支出增加額中用於農村的衛生支出僅佔12.4%。2000年居民個人衛生支出占總醫療費用比重是60%以上,而農民個人支付醫療費則達到90%,佔全國總人口60%~70%的農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衛生總費用。以2000年為例,農民人均衛生總費用為188.6元。在安徽,每千人擁有床位數、醫生數、護士數,分別是1.83張、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說,平均下來每5個安徽居民才能享受1個北京市民的醫療衛生條件。安徽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在全國排名還不是最差的,西部貧困的省市縣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國家衛生部朱慶生副部長在全國基層衛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地指出:「長期以來,農村衛生投入嚴重不足,使農村公共衛生和預防保健服務得不到保證。如1998年全國衛生總費用為3639.25億元,其中農村為907.53億元,即佔全國3/4的農村人口只用了全國1/4的衛生費用,農村居民人均衛生專業費用幾乎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2。農村衛生服務在很大程度上提供公共衛生產品,或准公共衛生產品,這是政府應承擔的責任。」這也視為我們政府對農村衛生投入的實話實說。    
    在2003年的兩會上,國家衛生部基礎衛生與婦幼保健司副司長張朝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農村衛生體系建設待加強。他把2002年在廣西和山西進行的一個農村調研報告結果告訴了記者:廣西近70%的鄉鎮衛生院有危房,35%的鄉鎮衛生院沒有X光機,40%多的衛生院沒有B超,60%的衛生院沒有心電圖機。在達不到標準的鄉鎮衛生院中,有80%~90%是急救室和產房沒有達到標準;山西30%的鄉鎮衛生院沒有心電圖機和X光機,60%多衛生院沒有B超機,50%多的衛生院還沒有常規檢驗設備,更有少數的衛生院仍然靠體溫計、血壓計、聽診器工作。張朝陽說,這一組數字基本概括出我國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的一個現狀。雖然東部一些地區要好一些,但我國大部分農村衛生基礎設施條件差、技術人員水平低、管理落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一個是財政投入不足,另一個就是政策支持不夠。    
    國家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祿生對農村公共衛生的現狀做過很多研究。他在農村調研時發現,某些地區政府給衛生院的財政撥款還不足支付離退休人員的工資。微薄的醫療收入既要承擔在職人員工資,保證流動資金,又要維持預防保工作的正常運轉。難!危房面積占20%~30%,病房沒有搶救設施,非專業人員多,比例達30%。在北方,冬天,有的防疫站發不出取暖費,只好採取每天留一兩個人值班,其餘的都在家蹲著。2002年,國家投資建立了全國縣以上疫情報告系統,一些防疫站的負責人發愁:「雖然有了電腦,沒錢維護,沒錢上網,還是跟沒有一樣。」    
    2003年4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在其《中期報告》中指出:「中國的許多貧困省份根本沒有充足的財力、物資和裝備,來應付『非典』的暴發。」這是對朱副部長與張副司長講話的進一步印證。    
    今天我們正視了「非典」指向人的肉體,指向人的精神,指向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醫療體系制度、我們的科學技術、我們的社會結構,甚至我們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威脅。    
    今天我們正視了在農村還藏匿著、潛在著比「非典」讓我們更擔憂,更關注的其他疾病的威脅嗎?    
    例如:傳染性肝炎、結核病、艾滋病、性病、血吸蟲病、流行性乙腦、霍亂、惡性腫瘤等等,等等。    
    其實,近百年來,中國一代又一代偉人都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農村衛生、農民健康投入巨大熱誠的關注,都從來沒有停止過付出深厚的真摯情感。那段經歷是曲折的、坎坷的,那條路一直延伸到今天,延伸到夕陽下那個敲著銅鑼,喊著防治「非典」的老村醫腳下。然而,那築起的柵欄已被歲月之河沖洗得搖搖晃晃,當年的一切正如老村醫的腳步一樣蹣跚。    
    我們許多農民兄弟姐妹、父老鄉親早被一些慢性病擊倒在致富路上了。他們無法用自己的身體與智慧去維持自身的生存。他們是貧病交加,或是一病不起,或是患病返貧。有些疾病與「非典」一樣肆虐,一樣殘忍。他們喊過、哭過,只不過他們是孤單的、散在的,他們的呻吟是無力的、微弱的。    
    不能不鄭重地寫下這5個大字:農民健康權。    
    健康權是指公民享有和應當享有的,保持其軀體生理機能正常和精神狀態完滿的權利。健康權包括有:初級衛生保健權利,享受基本醫療服務權利,公共衛生權利,獲得最基本的營養、食品,符合衛生標準的飲用水,獲得基本健康教育和信息等等。    
    健康權是人權的基本內容之一。很明顯,我國農民健康權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呵護,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與保障。    
    巴東的那個農民漢子沒錢去看病,幾個「逃疫」的農民沒有享受到公共衛生防疫事業帶給他們的保護。大病小病病不起,新疫舊疫防不住。他們的健康權就這樣丟失了,他們的健康也就這樣開始受損直到完全喪失。    
    生與死是人生的兩極,喜與悲是人情感的兩極。    
    《周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有了天地必然有生死,有了生生死死才有了世界的進化,有了人間的喜怒哀樂。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君子仁人當致力於生,不必關切冥冥不可測的死。    
    生是生命的開始,死是生命的結束。填補生死間的應是什麼?是生存的掙扎?生活的享受?是事業的追求?物質的擁有?是情感的夢醒?角色的轉換?是花園裡的休閒?競技場上的搏鬥?抑或是一次經歷?一場遊戲?是用肉身融於其中,還是用思維游離其外,去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當我從農民兄弟中間走出來,這些問題似乎很快被擠到了邊緣,那時、那刻,生與死間一切的一切濃縮為4個字:生命之旅。他們生命之旅的載體是什麼?茅屋?破解放鞋?竹背簍?泥巴小路?    
    應該這樣說,健康權的尊重與保障是農民歡喜快樂走完人生之旅的基本保證。    
    可以這樣說,中國農民的健康和中國農村的醫療狀況已嚴重地制約著或即將可能制約著中國農業的發展,制約著中國農民實現小康。    
    立法保護農民建康權和加快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是涉及農村改革的進程,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村大教育的普及,農民生存環境的改善,農民負擔的減低和收入的提高,農村青年的婚姻與生育,農民的養老等等等等諸多問題的大事。    
    一場人疫之戰既展示了白衣戰士的英雄風采,也暴露了我們基層醫療衛生防疫體系十分脆弱;既讓聶春蘭等農民患者感受到了免費治「非典」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也讓我們看到農村醫療保障體系是大片空白。免費治療畢竟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預防與治療「非典」政府可以為農民埋單。那麼,其他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呢?    
    農村防疫網的破損,病不起的農民走進貧病交加的死胡同裡的生存狀態,終於清晰地進入了國人和政府的視野裡,他們的生老病死受到了關注。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5節 埋單的加減乘除(1)

    天地之性人為貴,    
    ——王允    
    如何解決農民醫療保障?    
    如何解決經費來源?    
    政府應承擔何種責任?    
    ——2004年9月北京「國際社會保障第28屆全球大會」主要議題    
    第一節埋單的加減乘除    
    1千年等一回:不用埋單的日子    
    中國農民一直盼望看病不要錢,像城裡人享受公費醫療那樣,嚴格地說,中國農民世世代代一直是自費醫療(國營農場的農工例外),雖然合作醫療曾給農民帶來過一陣寬心和輕鬆(那實際也是農民自籌資金為主),可是其中的曲折讓農民著實傷心了一回,隨著醫療衛生體制逐漸市場化,農民幾乎又回到完全是自費的路上來了。    
    2003年4月初就有媒體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治療「非典」誰埋單?似乎這不是一個問題,醫療衛生正在進行改革,公費、自費、勞保、醫保各種制度已經出台或正在出台,該誰付就誰付。隨著疫情的擴散,這樣的發問多了,慢慢地大都集中在農民身上。即:農民「非典」誰埋單?    
    農民怕花錢,有些農民根本就沒錢,怕上醫院治病怕住院,拒絕治療。面對「非典」,面對現實,我國政府果斷做出了「一切為了控制疫情」的決定。    
    4月20日,國家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宣佈:「對經濟困難的患者和農民實行醫療費用救助制度。」    
    4月23日,中央財政安排20億資金成立「非典」防治基金。    
    4月29日,國家財政部和衛生部發文規定,對農民、城鎮困難群眾患「非典」實行免費醫療救治,醫院記賬,所發生的救治費用由政府負擔。    
    5月1日,國家衛生部、財政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民政部聯合下發了《關於「非典」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繳納救治費用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簡稱51文件),強調「先救治、後結算費用」,凡是發熱病人,一律免掛號免押金,先就診先住院;記賬治療的人群覆蓋範圍從農民和城鎮困難群眾擴大到所有人群。    
    從4月20日開始,國家財政部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共支持中西部省、市(地)縣級疾病控制機構的資金達29億元。    
    果斷的決策和巨大的投入無疑在「非典」流行的路上築起了穩固的高牆。    
    4月底,我在南昌江西醫學院一附院看到,聽到這樣的爭吵,一對從北京返鄉路過南昌的夫婦,不掛號,要求就診取藥,他們要求給予的藥是止咳糖漿、感冒片、傷濕止痛膏及一些常用的抗菌素。遭到醫生的拒絕後,發生了爭吵。    
    「黨的政策就是被你們這幫人篡改了,北京是首都,醫院大專家多,我們進去看病都是不掛號,先治病,對農民一律免費。今天回到家裡,政策就變了,找你們開點藥,是這樣的態度!」    
    醫生再三解釋也是枉然:「發熱的病人我們是免掛號,免費治療,你這是平診,是普通的病,還是按原來的制度辦!」    
    他們夫婦罵了,吵了,最後悻悻地離開了醫院。這種悻悻之情一直延續到2004年冬,我到幾處村鄉採訪,一直還聽到這樣的指責:「中央政府好,黨的政策好,一到下面就亂搞。明明是要給農民免費,他們偏要你掛號,偏要你付錢。你們城裡人一輩子享受公費醫療,沒有感受到鄉下人生病的苦呀!幾年辛辛苦苦的積蓄,買幾包藥,住幾天院,就變成了窮光蛋。唉——鄉下人是世世代代都得不到公費的,這次得了這麼一點點利,就被這幫人腐敗了,卡住了!」他們一直耿耿於懷。我再三解釋,他難以聽進。他們的積憤和不滿不是這十幾天,而是幾十年了。有病不花錢,或少花錢是一代又一代農民的夢想、企盼。吵著開點藥,不是他們小氣奸刁,不是他們胡鬧,不是他們乘機想占國家那點便宜,是他們行走在現實與理想立交路上看到光亮的欣喜;不是他們想逃賬、賴賬,不是他們不願向醫院支付醫藥費,他們實在是無力支付。他們是誠實善良的,他們是貧窮的、無奈的。一般人可能很難理解,農民求醫的艱難、他們的地位、他的知識、他們的經濟條件都是設在他們順利求醫道路上一道道的欄柵。    
    2病不起:一年的收入不夠一次闌尾炎手術費用求醫必花錢,看病花錢對於一大部分尚未富起來的農民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先說門診掛號。普通門診掛號費1.50元到2.50元;專家門診掛號4.50元到7.50元,大城市可達30元、50元。北京、廣州、上海已到200元。據說還要托熟人,找「媒子」就更貴了。    
    先以「非典」為例。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於2003年4月在北京曾進行了一項調查與分析,根據北大醫院、人民醫院、北醫三院以及其他在京醫院截至4月20日的數據測算,每個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費用為1090元左右,觀察期為3天左右;每個確診輕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費用約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約為3220元,療程為21天左右。    
    這道算術題是個簡單的乘法,輕症病人的花費是1100元×21天,為2.3萬元;重症病人是6.7萬元。    
    先假設年人均收入為625元~825元的農村貧困戶自費治療。該農民18歲開始種田,到68歲,即800元×50年,不吃不喝,收入是4萬元,用來支付重症病人醫療費用還差2.7萬元;那就是說,該農民還要干35年,要干到103歲。這不是天方夜譚,這是一個恐怖的現實。    
    「非典」畢竟是突如其來的疾病,我們接觸的大都還是常見病、多發病,頭痛腦熱、外傷中毒、闌尾炎、胃腸炎等等。    
    先看西部地區,1998年10月寧夏回族自治區制定的收費標準:闌尾切除術90元,胃癌根治術300元,膽囊切除術230元,異體腎臟移植術450元;1997年12月甘肅省制定的收費標準闌尾切除術150元,胃癌根治術600元,膽囊切除術500元,異體腎移植600元。    
    往東移,看看江西省1998年4月由省物價局、衛生廳、財政廳3家制定的收費標準:闌尾切除術200元,胃癌根治術900元,膽囊切除術700元,均可外加20%的材料費。    
    再往東,上海市1994年7月制定的收費標準是:闌尾切除術240元,膽囊切除術720元,異體腎臟移植術1680元。    
    這只是單項的支出,住院期間,還要加床位費、護理費、藥物,以急性闌尾炎為例,在東、中部地區,2500元~3000元左右,西部地區1000元~1500元左右。醫療收費的制定一般是由行政機關依據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基礎參考外省的醫療收費標準制定的。    
    1998年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688.2億元,而寧夏是227.5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市為8773元,寧夏為4112元。    
    公正地說,醫院現行的服務價格是背離了醫生服務的價值,計算各類手術費、檢查費、換藥費、注射費、護理費大都只計算消耗的物質成本,而沒有把或很少把醫生與護士的勞動價值計算在內(比如和餐飲業、演藝界的價格比較),對於富起來的那部分人,這也許只是一次飯局的支付;對於農民,就是這樣廉價的醫療服務價格,他們也無法承受。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6節 埋單的加減乘除(2)

    哈爾濱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2000年曾對農民住院前十位疾病順序及次均費用作過一次調查:    
    疾病名稱次均費用(元)    
    胸、腹、顱腦外傷3108.13元    
    腦(出血)梗塞4032.03元    
    骨折3761.35元    
    消化道潰瘍出血穿孔3453.90元    
    急性闌尾炎2380.11元    
    農藥中毒2614.80元    
    足月妊娠1861.50元    
    冠心病、心梗3789.33元    
    慢支、肺心病2078.50元    
    剖腹產1949.00元    
    從表中可以看出,生孩子進醫院就得支付近2000元,還不算旅差費和陪護人員的住宿費、誤工費。    
    國家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發佈的《2001年全國衛生事業發展情況統計公報》顯示,2001年平均每一出院病人住院醫療費用是32455元,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西部農民會以怎樣的心情面對這樣的價格呢?    
    甘肅省積石山縣小關鄉大茨灘村總人口1196人,農民年人均收入只有400元(2002年統計數),村民周海因小腿外傷住院,醫療費用是3971元,他得繼續耕作10年才能填補這個窟隆!    
    我以中部地區為例。南昌縣南新鄉是產糧區。地處南昌市郊,地勢低窪,大部分土地只能種水稻,守在家裡種田的農民,能夠包到10畝,年景好純收入均在5000元左右。只要有孩子讀書或有人生病,他們就難以維持生計了。    
    該鄉樓前村農民劉德田54歲,耕種水田4.2畝,家中現有4口人,女兒在外打工,17歲的小兒子在讀高中。    
    2002年早晚稻每畝收稻穀1500斤,每斤谷價0.43元(2004年政府保護價升為0.70/斤)    
    每畝收入為0.43×1500=645元    
    4.2畝總收入為:645元×4.2=2709元    
    2002年稅收每畝為180元(含稅收及上交村組提留款)    
    2002年每畝農田農藥化肥開支為:除草劑10元,車子運力30元,種子27元,農藥20元,化肥140元,機械耕作50元,共計277元。    
    4.2畝的稅收與成本合計為:(277元+180元)×4.2=1919元    
    2002年4.2畝純收入為2709元-1919元=790元。    
    2003年,糧價提高到每斤0.52元,成本不變,純收入是3057-1919元=1038元。    
    一年的收入還不夠做一次急性闌尾炎手術的費用。    
    樓前村4組村民劉撮毛51歲,妻子熊細風48歲,養育了3個女兒,老大老二出嫁了,小女兒還只有14歲,讀初中二年級。一家3口種了2.5畝田,每年純收入是550元。    
    2003年熊細風不慎摔傷,醫藥費花去3000多元,誤工誤時誤了收成。    
    樓前村的另一個農民劉半仙,還只有38歲。4口之家,女兒12歲,念初中一年級,兒子10歲念小學四年級。有水田2畝,每年純收入是550元。2001年他患了糖尿病,在江西醫學院一附病住院21天,花去藥費7000元,出院的後續治療因為窮只好終止。不敢去借,借了又怎麼去還?住院時已就欠了8000元的債,這筆債都不知道哪年才能還清。    
    永豐縣民政局劉美雪副局長給了我一組這樣的數字:    
    2001年人均純收入是2253元。    
    2002年人均純收入是2335元。    
    2003年人均純收入是2435元。    
    1997年我國東、中、西部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為:2784.85元,1933.73元,1469.60元。    
    永豐縣農民2003年的收入已接近東部農民的收入了。1996年,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聯合研究制定了《全國農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這裡面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尺度,涉及收入分配、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質、生活環境等5個方面,16項指標。其中主要的是:人均純收入達到1100元,收入分配趨向合理,基尼係數在0.3—0.4之間,消費結構顯著改善,營養基本滿足需要,蛋白質日攝入量超過75克,人均衣著支出超過70元;磚木結構和鋼筋混凝土結構住房面積比重高於80%;電視機普及率超過70%;文化生活服務支出比重高於10%;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0歲;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年;安全衛生飲用水普及率超過90%;用電戶比重高於95%,已通公路村比重達85%以上;已通電話的行政村比重超過70%;享受五保人口比例上升為90%;萬人刑事案件發案件數在5件以下。    
    消費結構、文化生活、安全衛生、生存環境只有隨著收入的增多才能得以改善。目前農民的收入主要來源有兩處,一是種田養豬養鴨的農業收入,二是外出打工的收入。無論是只有其中一項還是兩者同時具有,他們都不可能一夜暴富,收入不可能陡然上升。他們的積累是緩慢的,是經不起風吹雨打的。沒有到過農村的朋友很難理解農民對金錢的積累艱難。    
    往大處說,蓋房子,在中西部地區,大多數農民是不可能一口氣把兩層樓的房子蓋起來。稍富點的可以分3次,打地基蓋起1層樓(平頂),然後經過一兩年或兩三年的積累蓋第2層,封頂,最後裝修。待房子全部裝修完畢,這位農民也進入了老年,他把這惟一的家產留給了子孫,他一輩子的汗水全澆灌在這裡。窮一點的地方,時間會拖得更長。在江西樂安縣山斜鄉,我去時見放鞭炮挖牆腳奠基。3年後,再次來到他家,還是幾塊山石埋在那裡,做房的主人病了,他無力下田;又過了3年,兒子大了,病情平穩借了錢總算蓋起了1層,不知哪年可以蓋起第2層。    
    往小處說,送紅包。在醫院裡我目睹過這樣一個場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在走廊裡端著一碗白開水泡爛了的大米飯,他大概是牙痛,好像是少了咀嚼的動作,水和飯一起下嚥,眼睛不停地在搜尋著什麼。突然,他快步追上前,那是一名剛脫下白大褂的醫生,這個農民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疊錢,硬塞給醫生。醫生瞄了錢一眼,拱手退了。農民怕是醫生嫌少,又從口袋裡掏了幾張,遞了上去。我看得很清楚,那都是10元一張的,皺皺巴巴的,緊緊地捏在他的手心裡。我看見農民在追趕的過程中一個趔趄,險險摔倒,他穿的是一雙破解放鞋,沒有後跟,被農藥熏染成焦黃的大腳趾伸在破破的鞋外。那碗白水泡的白飯險些灑落。我一陣陣辛酸湧上心頭。我想醫生一定會用他的愛心拒收這個農民的紅包,一定。當然,一瞬間,我也用小人之心度量了他的大人之腹:會不會嫌少嫌髒?就那麼一疊也不足100元呀!那皺巴髒兮的1張10元錢和那一碗飯,一雙破解放鞋多少年後還印在我的大腦中。今天寫到這裡,都能感受到那個農民在眼前晃動,那乞求哀憐的目光在我背上燒灼。    
    農民,賺1元錢是多不容易,農民存100元錢是多麼艱辛。許多農民一生的追求只是蓋1間供全家居住的磚房(請注意,農民蓋這幢磚房的成本只需3萬~5萬元)。    
    人的一生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往往一場病就把這個夢境擊破,把那點點積蓄沖走。    
    聽到過這樣惋惜之聲嗎?「脫貧三五年,一病回從前。救護車響,一頭豬白養。」「耕一春,收一秋。病一次,汗白流。」「累死累活幾擔糧,幾聲噴嚏就花光。」「一人生病,全家受累。賣了豬鴨,付不起藥費。」    
    聽過這樣的感歎嗎?「疾病猛於虎!」    
    見過這樣的狀態嗎?「小病扛,大病拖,生死由命!」    
    於是有人這樣地呼籲:農民要小康,身體要健康!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7節 埋單的加減乘除(3)

    3醫不起:農民一生會看幾次病?    
    全國農民一生會去看幾次病?或多少農民會因無錢不去看病?或看了病無錢去治療。我曾在江西、湖北做過一次小範圍的調查,60%以上的農民在患病之初都因無法承擔或害怕承擔醫療費用而拒絕治療或選擇最簡單的治療。當明確診斷後,若是「絕症」基本上是終止治療,在家坐以待斃。小病捨不得花錢治,拖成大病治不起已成了農民治病的規律。    
    農民真的是連小病也看不起嗎?光顧一次醫院對他們的打擊到底有多大?    
    羅家鎮慈母村是南昌市郊,坐汽車40分鐘可到,地勢平坦,是產糧區。全村有3800畝田,1120戶人家,2003年年人均收入3100元。這裡外出打工的人多,實際上,年均收入低於700元的特困戶有26家,貧困戶占40%。    
    2004年春末,我驅車來到這個村,慈母村村委會萬主任陪著我,每到一家有病人的農舍,望著風可以穿過的牆壁,難以落座的椅凳,看著老人或女人想找一個給我盛水的像樣子的茶杯都艱難的尷尬神情,望著女人抱著或牽著的幼兒稚女,我木然地立在他們的房裡,一股沉重的氣流衝擊著我,籠罩著我,使我觸動,使我無從啟齒。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這兒的世界真無奈。我怎麼能說得出「麵包會有的」這句話呢?    
    他們是勤勞的,他們是貧窮的,他們同樣是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憐憫與同情似乎已失去了效應,他希望有一種力量支撐,支撐起他們的肉體、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房屋、他們的田園。    
    不知這家能不能算得上是典型的特困戶?    
    公公患的是老慢支、肺氣腫,因為太窮,3年前終止了治療。每次氣喘發作,他都硬挺過來了。婆婆因白內障失明,只能在這走了30多年的屋內幫媳婦做點事。大女兒讀初中二年級,二女兒念小學。大女兒已決定輟學,準備到城裡去打工。母親勸住了,她下決心讓女兒讀完初中。「路總是人走出來的。」女主人說。    
    屋外布谷聲聲,各家各戶的田都綠了,她家的呢?    
    「都包給別人種了,我只想要點口糧,不挨餓。」她已到城裡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醫院裡做清潔工,月薪250元,晚上又到另一家醫院的手術室守夜,月薪280元。減去伙食費150元,還可以結餘380元;也就是說,這是她一天24小時工作的純收入。她沒因勞累而痛苦,她因自己的勤勞博得兩家醫院的信任而自豪。「村裡像我這樣的女人,都在城裡擦皮鞋,不要什麼成本,不要什麼技術,擦1雙皮鞋賺1塊或2塊。颳風下雨就沒得賺。我累點,保險。」    
    家務就靠病殘的公公婆婆和兩個女兒支撐著。    
    生命是那麼脆弱,又那麼堅強。她家的田有返綠的一天嗎?    
    慈母村的鄒家,男人老鄒48歲,患了「隔食」(食道癌)。妻子害怕他倒下去,在農村,一個家庭中的男人倒了,這意味著這個家庭基本上就崩潰了。夫婦倆四處借錢,從家到醫院,從醫院到家奔波了1年,花去了近5萬元。他的大女兒還只有14歲,念初中。一種做父親的責任支撐他,期望哪一天又下田,期望在政策越來越好的今天,讓老婆和孩子也過上幾天快樂的日子。借錢,借錢,人去財空,蓋房子的積蓄花光了,還負債3萬多元。14歲女兒的稚嫩肩膀能扛起這沉重的債務嗎?    
    該村另一位萬家農民,病重期間正逢女兒要高考,儘管女兒成績優秀,有把握進入大學,面對重病的父親,她不得不輟學外出打工,為父親的醫藥費而奔走。    
    前幾年,產糧區的農民收入偏低,該村一個姓楊的村民,40歲,種稻田20畝,年純收入5000元,孩子尚小,讀書的負擔不大,一家4口人過著平安溫飽的日子。前一年年男人患了急性白血病,只幾個月,歡樂、平和的家庭一下就跌入了黑洞洞的深坑。蓋房子、買電視機的夢境成了碎片。走過他家門,聽見最多的是女人的哭泣和歎息。我只能這樣說,拒絕治療的是一種對家庭親人的愛,積極治療的也是對家庭對親人的愛,這兩種愛都足以令人心碎。    
    萬主任說,在農村,失去了丈夫或兒子的家迅速成為貧困或特困戶。他們村26戶特困人家有2/3是孤兒寡母或2個老人撫養著孫兒孫女。    
    走訪中,他們對看病的回答是,誤工費時划不來。除了小男孩生病會抱到醫院去看看,一般大人、老人病了都是抱著被子睡覺,小女孩病了,也是以拖為主。    
    贛州市蛤湖鄉是山區,去年有些村還不通公路,農民外出不方便。該鄉有2067戶居民,8976人。20世紀末,曾對100戶農家做過病後求醫的調查,71%的家庭回答是,在家睡覺或熬點草藥吃,不上醫院看,熬不過也只到衛生院打瓶吊針。一些老婆婆從小到老沒有離開過蛤湖鄉,得了病挺得過是命,挺不過也是命,沒有上大醫院看病的概念;也就是說,從生到死,沒有進過醫院的門。    
    河南省南陽市市長何東成下鄉調研農村醫療問題,抽樣調查顯示,全市2707戶貧困戶中,有1280戶屬於因病致貧、占47.3%;9647名貧困人口中,有4630人屬於因病致貧,占貧困戶總人口的48%。    
    2003年東北地區民政部門統計,農村貧困人口有超過50%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    
    永豐縣民政局劉美雪副局長給我分析說,農村特困戶有這麼幾種:一是弱智;二是懶漢(這兩種畢竟是少數);三是殘疾,更多的則是患病。病人又分幾種:一是喪失了勞動力,二是巨額的醫療費用的虧空無力填補,三是家中失去了丈夫或兒子。    
    他給我提供了幾戶因病返貧的典型家庭。    
    永豐縣籐田鎮老圩村寧德根,40歲時正逢耕田責任到戶,幾年辛勞,幾年積蓄,蓋了房,還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2003年8月患上了白血病,不到1年的時間裡,20年的積蓄一夜精光。治療費花去了4.5萬元,我去採訪時,每週還到縣醫院治療,每次治療費840元,現已向銀行貸款1500元,向村裡借了1100元,拖拉機也賣了。身體徹底垮了,是繼續治還是終止治療,全家人舉棋不定。他們所剩下的家產就是那幢新房子了。    
    比他們更慘的是沙溪鎮不塘口村的葉元香,她38歲時丈夫患了癌症,夫妻倆恩愛勤勞,20世紀90年代初就蓋了磚瓦房。丈夫患病3年,開刀兩次,花費5萬元,最後是人財兩空,留下3個孩子,分別讀高中、初中、小學,教育費用負擔很重。葉元香沒有彎腰,她堅決要把孩子撫養成有文化的人,她賣掉自己和丈夫用血汗砌起的新房。他們一家人搬出的那一天,會是怎樣一種悲痛的心情啊。她將到縣城去打工。她有力氣有智慧,她相信,孩子有文化就會有出息,就能再蓋起一幢新房。她說這話時眼睛噙滿了淚水。    
    中國農民勤勞勇敢世世代代過著儉樸的生活,他們不怕苦,他們相信用自己的雙手能戰勝苦難,戰勝貧窮,這些年政策好了,更堅定了她的信心。    
    在農村,像葉元香這樣堅強好勝、不向苦難低頭的人,我見了很多,他們怕什麼呢?怕病痛,怕意外傷害。    
    對於在貧困線上徘徊的農民,不是談看病難的問題。看病難是指想看病治病,醫療機構無法滿足患者的需要,現在是病不起、醫不起、怕生病的問題。一病就窮,已成公害。    
    就這樣迫於經濟重壓,農民失去了求醫治病的權利,他們生存的時間與空間被大大地壓縮了,他們惟有聽命。    
    4早生貴子:在家生子,何貴可言?    
    「早生貴子」是中國人人生中的大喜之一。在城市,百姓和醫生正在熱議,剖腹產的孩子是否聰明,是否性格急躁時,貧窮的山區,偏遠的農村,還在延續著把接生員請到家中生孩子的古老傳統的方法。    
    江西省星子縣位於廬山西南麓,因有秀峰而聞名。    
    原江西省省長邵式平同志曾作詞曰:「鄱湖蒼茫廬山碧,湖山之間一縣立,雄壯秀峰世無匹。誰查悉,有多少名勝古跡?」「一縣立」就是指星子縣。靠秀峰附近的居民沾了旅遊的光,旅遊旺季有了一筆可觀的收入,而遠離秀峰的蛟塘、橫塘、華村諸鄉的農民,依然是種田為生。    
    老農陳述貴是星子縣蛟塘鄉人。他在這兒生活了67年,那是20世紀30年代末,接生婆把他從媽媽肚子裡「拉」到這個世界上來。一把剪刀,一盆熱水,幾塊破布,幼小的生命就這樣開始了人生之旅。他發出了第一聲啼哭,陳家迎來了添丁之喜,破舊的茅草屋裡發出了笑聲。出生的小房現已改作了柴房和倉庫。    
    30年後這個老農當了爸爸,茅屋換了平房。他兒子的出生仍然在家中,在他的臥室裡。灶裡柴火通明,雞蛋、米酒在灶台上,接生員守在他老婆身邊,等待他的第一個兒子降生。只不過盛水的盆子不是木製的,換成了搪瓷的;包布也不是破舊的,而是從百貨公司買回的嶄新的棉布。第一個是這樣的,第二個也是這樣的,他的5個孩子都是在這間房、這張床上誕生的。他相信這會是衛生的、安全的,接生員接的那口出診箱上面有個紅十字,箱裡有亮晶晶的剪刀,有潔白的紗布,有紅藥水、紫藥水。現在孩子的出生不比30年前好多少倍。老陳這樣感歎。    
    又過了20多年,他兒子做爸爸了,那是1998年。他孫子出生依然在家中,在這間房子,依然是箱子、剪刀、布,依然守著灶前望著歡笑的爐火,等候房內生命誕生時發出的那燦爛的哭聲,全家人一起吃紅蛋,分享新生命到來的歡樂。    
    蛟塘離星子縣城要坐近半小時的汽車,坐公交車時間可能還要長點。蛟塘鄉到槎□村步下陳家又要近1個小時(我就是這樣走的)。    
    如果說那個年代這兒不通車,只靠步行或坐獨輪車,外出求醫難於上青天。老陳在家出生合情合理。    
    那麼,解放後,到了20世紀70年代為什麼還在家中生產呢?到了1998、1999年,甚至2004年,他們村裡的孕婦臨產前基本上都是在家待產、生產。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8節 埋單的加減乘除(4)

    2004年2月15日,我來到他們家。因夫婦患病,家境貧寒,老陳家沒有蓋新房,兩個兒子尚未分家。3個孫子都在家中。他大兒子回答我說,在家裡生孩子便宜,接生費只要30元~40元,如果生的是男孩,全家高興,多給幾塊也行,或60,六六順;或80,八八發,沒有超過100塊的。到縣醫院我們吃得消嗎?一年累到頭的收入剛夠生一個孩子。何況生孩子不是生病,根本不用上醫院,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在家裡生的,一個個不都健康,不都會耕田!在他們村我詢問了十幾戶人家,回答幾乎都是相同的:「省錢」,「不是病,不必住院」。他們村孕婦幾乎是100%在家待產。他舅舅郭家大屋村離鄉衛生所近點。近點,舅舅家的孩子也捨不得花這筆錢。    
    在家裡生孩子到底是一種習俗還是出於一貧困呢?    
    九江縣離星子縣只有1小時的汽車路程,九江縣的江州鄉位於長江中,這裡農民以種棉花為主。江洲前埂村(也叫洲頭村)的農民坦言說,不上醫院,還是沒錢,窮嘛,窮就不敢上醫院,沒有底氣。我們洲上人家代代不也是在家裡生孩子,接生婆怎麼說,我們怎麼做。這幾年,富了點,有錢的人家就會把媳婦送到鄉衛生院。再說,有些媳婦讀了幾年書,也曉得生孩子的重要和危險,自己會要求到醫院去檢查,要求住院。    
    在鄉醫院順產,只要花了四五百元。    
    3位數的價格對他們壓力不大,種糧區的農民握著四五百元就顯得十分沉重了,這是一年一畝地的純收入啊!    
    錢、習俗和對衛生知識的認知程度,都是讓農民在家裡生孩子的原因,其中貧窮起了主導作用。    
    周月華是1962年畢業於九江醫專助產專業的醫師,她回憶起那段到農民家中接生的日子說,有輕鬆,也有緊張;有順暢,也有棘手。    
    她給我講述了兩個回憶起來還令她心怵的病例。    
    第一個例子。那是20世紀60年代初,她剛參加工作,夜半被人接到家中,產婦正在房裡號啕大哭大叫,2個老人,大概是公婆用棉絮死死地抱住產婦,一個著黑衣的女人,用棍追逐著敲打產婦,去叫周醫師的是產婦的丈夫,他說,你快救救我老婆吧,她會被活活打死的。產婦被追得筋疲力盡,「叭」地像門板一樣倒了下來,那棍子像孫悟空的金箍棒,劈啪劈啪往產婦身上落。產婦在顫抖,在抽搐,被子在一起一伏。「不能打,再不能打了!媽!這是迷信啊!」    
    「是鬼附了身,不打死這鬼,你也會倒霉的!」又是一陣棍棒。    
    攔住,一定要攔住。周醫師衝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扛著,並迅速打開被子,只見產婦已是面色蒼白,呼吸急促,嘴唇發紫,不是休克就是虛脫,不是缺氧就是暈厥,周醫師顧不了棍棒落在自己身上,和她丈夫一起,把產婦搬上了床。在這偏僻的山村,沒有任何醫療條件,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萄葡糖,就是喝糖開水,她冷靜地在大腦裡翻閱著「婦產科學」。在「產後子癇」這一章,她停住了,對,這是子癇。測血壓,測呼吸,醫生護士就她一個人,她決定給產婦推注硫酸鎂,產婦的血管已經乾癟了,昏暗的煤油燈靠近床前,仍很難尋找出靜脈,她擔心一針不能見血,果然,幾次注射都未成功。綠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沒有安慰,沒有鼓勵,有的只是咒罵,再失敗。產婦就有可能被他們折磨死。狗急了跳牆,人急了生智。產婦還沒穿褲子,手上血管找不到,找大腿內側的靜脈,那裡好找,成功了,推進了硫酸鎂,產婦平靜了,她沒敢離開產婦家中,寫好了藥名,給了鑰匙,要產婦的丈夫跑一趟,去衛生所取藥。直守到第二天上午,吃了早餐,病人平穩了,她才背著出診箱返回。    
    第二例是個產婦,事情發生也是在半夜。    
    孩子出來了,產道出血,周月華判斷是胎盤滯留;也就是說,胎盤不剝離出來,產婦會因出血致死。接生的手套已經污染破裂,接生箱裡沒有了備用手套,容不得猶豫,把手伸進陰道,再往裡,伸進子宮,血順著手往外流,產婦臥著,周月華蹲著,血流到了手臂,染紅的衣衫,染紅了肌膚。為了操作方便,她雙腳跪著,已經不知膝蓋與磚頭相接的疼痛,不知大腿擠壓的麻木,只一心想快、快,盡快把胎盤剝離出來。別節外生枝,別把子宮剝穿了,要快中有細,要輕巧,周月華叮囑著自己。這個女人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千萬、千萬呀!跪在血水裡,也跪在汗水裡。當胎盤完整剝離出來,她的手從子宮、從陰道裡滑出來時,她已癱在血與汗的水裡。她命令自己不能倒,還有事要做。用熱水洗淨了手,給產婦推注萄葡糖,餵藥。現在的青年人會想到當年在農村醫生擔起的艱苦和風險嗎?什麼髒和累,什麼苦和難,都已經遠遠地拋在後面了。在心中只有一件事:病人平安,平安!    
    時代在進步,科學在發展。在家中接生卻沒有成為歷史。一些助產士,一些沒有經過正規培訓的接生婆還活躍在貧困的農村。    
    我們記住了農村孕產婦死亡率是城市3倍的數字,我們感受到這3倍的悲痛嗎?    
    一個花季姑娘走進洞房,結婚了,懷孕了,要做媽媽了,幸福、喜悅如春天的陽光灑滿在她的人生路上。當孩子在肚子裡拳打腳踢時,做媽媽的激動給她的生活帶來多少欣慰啊!然而,這在哪一天早上或晚上,這個要開花結果的女人就死於產後出血,她沒有聽見這個孩子的哭聲,孩子來到世界就失去了媽媽。在孩子的人生字典裡,在哪一頁去尋找媽媽的笑臉,去聽媽媽的笑語呢?    
    這就是「3倍」的悲劇!    
    聯合國2002年兒童特別會議提出,每個兒童都應有一個盡可能好的人生開端。想想吧,在農村的孩子,他們人生的開端是怎樣起步的呢?一位兒科醫生告訴我,由於接生條件差,接生方法不正確,很多新生兒來到人間就大病一場,這病無疑對今後的體質、智力都有影響。有的農村,孩子幾乎0—3歲的整個過程都是吃著藥物度過的。    
    0—3歲是孩子發育的關鍵時刻,只能這樣說,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孩子在生命開始就是一步一個趔趄,整體發育落後於城市孩子,他們是中國未來的大多數,大多數的身體素質就有了潛虧。    
    5病中苦吟:一支支無言的求生悲歌    
    20世紀末,我母親在武昌湖北省人民醫院住院,我在陪護中結識了一位從鄂西山區來的病友。今天提筆寫他,心裡還隱隱作痛,他患的是甲狀腺癌。他說,腫塊小的時候可以在當地醫院開刀,窮,沒錢。拖大了,那裡醫生不敢開,要到省裡來,要保命,只好借錢。交了2000元押金住進院。每天我見他都是白開水泡飯,拎著一瓶從鄉下帶來的泡辣椒,每餐就靠從瓶裡夾幾個咽飯。我想到那一餐要吃掉幾百或幾千元的招待款,望著他,心中浮起了陣陣心酸。他只想盡快把病治好,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苦,沒去想城裡人的富。他惟一的希望是想早點回去種田,快熟的莊稼還等他去開鐮。近開刀之日,醫生還要他交3000元說,手術中要輸血,手術後要用藥。天哪,他到哪兒去弄這3000元,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他老婆背著他哭了一夜,他咬咬牙決定捲鋪蓋回家。清早,我送他出院門,他後悔來看病,他心痛已用去的近千元的檢查費。可惜,可惜,真可惜呀!早知道貴,打死我也不會來。他信命,他說,有次他從崖上摔下來沒死,這次得病也不會死。他樂呵呵地走了。他真的是樂呵呵走的嗎?我淚水濕潤的眼睛望著他高大的身軀,仍在人群裡走動,卻一直走不出我的視野,走不出我的記憶。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沒法和他聯繫,不知他是否還活著。我常惦念著他,我虔誠地希望奇跡在他身上發生。    
    南城縣位於江西中部,農民收入遠遠低於南昌市郊。新豐鎮新豐村位於流經南城縣的盱江支流河汊邊。符小俊是這兒土生土長的農民,收入全靠種田。2003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流行,他牙痛,不敢也不願隨便外出就醫,找片樹葉貼貼,貼了痛,痛了貼,他總希望牙痛會自己好,牙齦腫脹得越來越厲害。    
    「非典」警告解除後,他到鎮上一家牙科診所拔了牙,原以為病會好,殊知,腫脹沒消還見長,又買了消炎藥吃了1個月,還沒消,他懷疑是假藥。悔及了,心痛那幾十塊錢,決定到縣醫院求治。    
    縣醫院做了檢查,建議他到省城大醫院進一步查查,長包總不是好事。    
    2003年8月1日,他夫婦倆早上擺渡過河,搭上了到省城南昌市的班車,聽說江西醫學院一附院口腔科好,下車後直奔那兒,已是11點鐘了,總算掛上了專家號,專家認真摸了摸後,建議他住院手術。他口袋裡只有500塊錢,他要回家籌錢,5天後他又來到了一附院,繳了1000元的預交金,做了CT,腫瘤範圍很大。減去做CT的錢,剩下的用於開刀顯然不夠,夫婦倆要求出院,1周後,他們夫婦又來了,妻子邱春蘭流著淚說:「就只籌到4000元,為了給丈夫治病,家裡買的可以抵的都賣了,抵了。」醫生說手術費用估計要5000元,他們夫婦苦苦哀求,能否少一點。種10年田也存不了這麼多錢哪!醫生無可奈何地回答:這些價格都是衛生廳制定的,我們也無權為你降價,能省一定為你省點。符小俊剛過39歲生日,老婆年輕孩子小,總不能有病不治吧!回到家還賣什麼?抵什麼呢?第二天病理報告出來了,是惡性腫瘤。這一夜夫婦倆抱頭痛哭,符小俊堅決要求出院,不治,堅決不治。妻子邱春蘭哭泣著向醫生說,丈夫給她算了一筆細賬。    
    他們知道惡性腫瘤手術後也只能活三四年,病後的三四年裡,哪能賺到三四千塊錢呢?省下這筆錢供老婆活命和孩子讀書。不開刀未必馬上就死,活一天還能幹一天,干一天還可以賺錢。符小俊將要用他的頑強堅韌去戰勝疾病,他回家還要下田,還要去養豬、養雞、養鴨。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沒有被擊倒之前,他要幹得比過去更多、更多。他妻子在出院處點著退款,她的手在顫抖。她點的不是一張張人民幣,是丈夫一天又一天的生命,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從8月1日門診初診到8月18日明確診斷,19日出院,共計18天,18天裡,他們夫婦是三進三出,來省城一趟兩人要花去路費和餐飲費近100元,是他們不會計劃?是他們沒有時間?是3個字:「沒有錢!」    
    就在這個科,就在2003年的8月,診斷已明確了是惡性腫瘤,而拒絕治療的農民就有4例,分別是舌癌、牙齦癌和2例腮腺癌。應該說,有些惡性腫瘤能接受早期治療,預後是好的。但是農民沒有錢,即使切除了腫瘤,也無法進行後續的放療或化療。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9節 埋單的加減乘除(5)

    2004年4月11日是一個星期天,我乘車到了南城縣,到新豐鎮已修了橋,乘中巴20分鐘就可以達到。下午4點鐘,我和朋友一起在新豐村找到了符小俊的家。鄰居說他們夫婦上山撿柴去了,我們在山口候著他。大約40分鐘後,他和邱春蘭扛著一捆枯枝出現在山間小路上。嗚咽、抽泣,對話幾乎無法進行下去。他顏面極不對稱,右側面部高高隆起,張口受限,上頜骨下沉,牙齒在口腔像他背上的枯枝一樣,鬆鬆垮垮,彈一彈就會失落。他沉默不語。他妻子說,回家後一直頭痛,靠打止痛針過日子。這種藥在村裡、鎮裡都買不到,只能到縣醫院找主治大夫開處方。每次開10支,打1針費用是1元錢,半夜裡痛醒了,村醫也不願賺這1塊錢,他只好自己打,買了注射器、酒精,過去1針可以維持七八個小時,現在4小時都維持不了。痛一止,他就做事,砍柴、下田、餵豬。好在這藥還便宜,別的藥他捨不得吃。我隨他走到家中,破屋殘垣,家徒四壁,只需用四個字來形容:一貧如洗。一路上他妻子邱春蘭的淚水沒有斷過,她孩子還小,只有5歲。    
    在農村一個家庭,男人倒下了,這個家庭基本上就是倒了。她不知自己的丈夫還能挺得住多少日子。如血的殘陽漸漸西沉,我望著破屋下他們的背影,我真不知安慰的話如何出口,也許一切安慰的話在此時都是枉然。    
    符小俊用拒絕治療表達了對妻子、孩子的愛,他要把省下來的醫療費留給他們。他這是不是明智之舉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盡心是中國人的美德。人們對醫學總是寄托了許多美好的願望,希望奇跡出現在自己的親人身上。    
    雙橋鄉是江西贛南一個貧瘠的小山村,從那塊紅土地上走出了無數位紅軍將領。他們當年舉起刀槍鬧革命,就是為了讓後人世世代代不受貧困的煎熬。    
    改革開放後,一些農民是富了,賴旺新就是其中一個。農忙已過,他正籌劃著舊房換新居,農民辛苦了一輩子就盼望著蓋幢房。賴旺新關節痛已半年了。一是忙,二也是想省幾個錢,就在鄉衛生院買了幾塊傷濕止痛膏貼貼。病情加重,走路瘸拐。拖到隆冬蓋房進縣城購材料時才順便到縣醫院看看。拍了X光片,醫生告知,可能是長了瘤子,要他到省城醫院再查查。他屈指一算,路費、住宿費、伙食費,沒有三五百元怕是打不下來。先就近找個土郎中看看吧。他包了幾服草藥敷在痛處。無效,病情逐漸加重。他只得啟程到省城,掛號、拍片、血液,還做了CT……各項檢查完畢,回程的盤纏還差幾個。醫生威嚴地警告說,是惡性腫瘤,要迅速住院開刀。住院預交費是3000元,他找誰乞討呢?不能白白等死,搭車返鄉借錢,賣了豬、雞,賣了耕牛,最後還賣掉了剛破土動工的全部蓋房材料。腿鋸了,命保住了,出院了。望著他那在寒風裡晃動著的空褲腳,我落淚了,他將如何度過餘下的歲月呢?患病的農民都在唱著一支支無言的求生悲歌,淒涼、寒磣、悲痛。但願悲歌尾聲少一點寒意,多一絲溫暖;少一點孤寂,多一點慰藉。    
    6死去無聲:人生中最後的那個春天    
    農民如果患了惡性腫瘤,或是患上了需要支付巨大醫藥費用的疾病如腎炎、血液病、心臟病,要做腎移植、人工肝、人工腎時,那就意味著他們靠近了死亡。    
    生活中,許多農民到城裡求醫的目的只是討個「說法」。是惡性的無錢治,是良性的捨不得治。說白了,這個說法就是「死因」:我是得什麼病死的。    
    患了惡性腫瘤固然是生命的無奈。同是無奈,步入城市的大醫院在腫瘤科病區或在優質病房,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病人躺在潔白的床單上,抗癌藥,一點一點在閃爍的陽光下流進他們的血管。昂貴的藥費使他們生命得以延伸1年,2年,甚至3年、5年,也許只有2小時、4小時、6小時。床頭上的鮮花,室內的空調,年輕護士的微笑,老專家細心的檢查和叮囑。他們在生命最後的時刻享受著人間的溫暖與親情,當藥物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安詳地閉上眼睛。曾有一個醫學院的學生頗有興趣地對腫瘤放化療的病人做了個簡單的調查統計,他驚訝地告訴老師,農民患癌症的少,幹部患癌症的多,占總人數的80%。老師笑了,告訴他,不是農民患癌症的少,恰恰相反,農民患癌症的人要比城市多,只是他們無力接受需要巨額費用的放化療。幹部或是公費,或是保險。學生啞然。社會會啞然嗎?農民的健康、生與死會就這樣悄悄地淡出眾人的視野嗎?    
    死是人生的終點。病了,誰都希望得到良好的醫治,在醫生呵護下無憾地死去,而不是痛苦地輾轉於貧病交加、求生不能的人生旅途上,更不願等待死亡靜靜地到來。然而,我經常會聽到或見到這樣的悲痛的事,就在某一個冬天的夜晚或是某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一個農民的家中,一位老人幾聲咳嗽、幾聲哮喘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無聲無息死在家中。中國農民普遍有這樣的習俗——死在家中。貧窮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這個心願。他們難道不清楚這個習俗對於他們是生命的不公麼?    
    郭雪保是吉水縣農民,20歲當兵,兩年後退伍回家,自學成才讀了夜大,到深圳打工。父親患了癌,他陪著來醫院治療。他在廣州、深圳一帶打工已深深地感受到被歧視的痛苦、自卑和慍怒。回到家鄉,陪著父親住院,他再一次獲得了這種感受。因為無錢,整個醫療環節無法有效地銜接;因為無錢,常被停藥,整體治療無法到位。更讓家屬無法接受的是,城市的病人在臨終前一分鐘還在繼續搶救,而農民離死亡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時,醫院、醫生害怕你欠費就變相地逐漸終止治療,勸家屬病人回家。當然這些話都是好話好說:「你們賺一點錢很難,不要人財兩空,早點抬回去吧!」    
    如何活,農民是無法與都市人相比的;如何死,那也是農民與都市人無法相比的。其實,如何死可以視為對如何活的另一種詮釋,是如何活的一種意義上的延伸。關懷死,歸根結底也是關懷生。郭雪保絕不可能代替或試著感受父親瀕死的滋味,但,他目睹這種死前的狀態,無異於是一種感受。死是人生的無奈,死是人生的必然,死是人生的終極。在這種必然與無奈之中,郭雪保感受到了什麼呢?自己無力去盡孝?自己無力獻上這份親情?這種無奈與必然會淡化或戕害我們的交往和情感嗎?會蠶食或風化我們的道德與倫理嗎?    
    周桂典是江西省上高縣瀚堂鄉有源村的農民。他是屬於新一代的有文化的農民。1966年「文革」開始那年出生,1984年考入上高縣重點中學——上高二中就讀文科班。    
    上高縣地處江西省中部,丘陵地佔了65.79%,無水路,鐵路還是省級內部線路,往南只到新余,目前尚只開展貨運。與外界交流僅靠320國道。每個縣總有他的自豪與聞名之處,抗日戰爭之初,舉世聞名的上高之戰就發生在這兒。上高人常以此自豪,周桂典在中學就暗自決心把上高縣的壯烈用自己的筆表達出來。1987年他高中畢業,不幸的事發生了,母親患直腸癌去世,父親悲傷過度發生了腦梗塞,偏癱臥床不起。他是老大,那年他19歲,他不能繼續升學,一是沒有錢,二是家裡的田要他耕種,媽媽治病借的債要償還,弟弟還小,這個家要靠他支撐。就這樣,他開始了新一代的農民生活。    
    他勤勞,有文化,山後的竹林,屋前的稻田,谷場上的雞,圈裡的豬都給了他滿意的回報,他準備蓋新房子。他還不滿40歲就可以蓋新房,這是大喜事呀!打好地基,蓋了1層樓,全家遷進新居,他眼前一片光亮。花開花落,春來秋往,炎日寒風,綠葉金果,平淡的日子像是屋後的翠竹、門前的綠樹一樣悄然向上。結婚,生孩子,如果什麼事都不發生,如果生活像雲彩那樣安詳,日子像溪水那樣平靜,房子該又升高1層了。世事沒有如果。    
    周桂典總感到自己易倦,不久又咳嗽。該買點止咳藥了,妻子小晏常在半夜聽見他強忍著咳嗽的悶咳聲:「到縣醫院去查查吧!」「不就是感冒!」他捨不得花錢。還是妻子硬拽著他,做了一次檢查(可惜沒有照胸片),醫生說是感冒,慢性咽喉炎。病情變重了,痰裡帶血點,出現胸悶。再去醫院拍胸片,報告是肺癌,夫妻倆匆匆趕到江西省腫瘤醫院:被告知的是,已失去了手術的機會,肺癌進入了晚期。中國科學院院士裘法祖主編的《外科學》中對肺癌治療的預後是這樣敘述的:早期肺癌經手術治療後,約有半數病人能獲得長期生存。    
    2004年的春節,上高縣二中的1984級同學相約,相聚。相識的那年正好唱了那支歌:「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    
    周桂典沒能參加這次聚會,他已經臥床不起了。細瘦的雙腿已無力支撐他曾挑起過歲月重擔的雙肩。他知道愛妻的悲哀,她在四處尋找秘方為他治療,求得一線希望;他知道慈父在為他暗自流淚到天明,老人不願看到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很清楚,晚期肺癌是活不了多久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也許2004年的春天是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春天,等待吧,等待。把這不多的日子留給父親,留給妻子,留給還只有11歲的兒子吧!    
    望著老父淚水朦朧的眼眶,望著愛妻飽含著憐愛的雙眼,望著兒子一雙憂鬱的大眼睛,他痛苦的臉上開始露出了微笑,沒有錢,沒有財產,留下的應該是堅強。遠處的田還要種,那是一家人生存的依賴。這幢房還要修繕,豬欄裡還有20頭小豬,上有老,下有小,全拜託愛妻了。    
    當初遲遲不去醫院是為了省錢,現在死期已定又何必再去浪費錢呢。就這樣默默地守著家,守著親人吧。    
    2004年的早春2月,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上高二中1984級在江西工作的20多個同學乘了幾輛車,來到他家,他驚訝、高興、激動。算一算還真20年了。20年前唱《再相會》的那支歌,今天在這兒唱起來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映入同學眼簾的是空空蕩蕩的廳堂,一把他父親從舊貨市場購回的舊沙發,搖搖晃晃,只能放物,不能坐人了,用塑料繩子捆綁了一圈又一圈,還有晃動,像是被老鼠啃噬的錦綸毯子鋪在其上。廳堂裡找不到什麼值錢的東西了,兩把木椅還是40年前的。中柱上有面鏡子,已經碎了,也是被細麻繩緊緊綁著的。他妻子拉著幾個女同學的手早已泣不成聲,悄悄地在一邊說:「他死活不願去治,我忍心麼?不治,我對不起他呀!」還只30歲的小晏,看上去十分老態。儘管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小晏見同學們來了,還是端出一盤葵花子、一盤紅棗、一盤花生、一盤糖擺在桌上。    
    已經開始借債了,小晏不是在叫苦,每次外出為丈夫撿藥,她都是回娘家討的錢。丈夫病成這個樣子,家中還要承擔撫養偏癱的公公半年。這是與弟弟協定的規矩,病成這樣做哥哥的周桂典也沒有提出廢掉。同學中沒有大款,大家盡了最大努力,湊了6000多元,只是杯水車薪,是片羽之情,每個人心裡都明白。    
    分別時突然下起了春雨,小晏扶著他不停地向遠去的汽車揮手,透過車窗向外望,他倆立在風雨中。    
    同學們都流下了淚,這,這是最後一眼嗎?這,真的會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春天嗎?在本書快付印時,我接到上高一個朋友的電話告知,小晏在收到同學們微薄的贊助後的2個多月後,周桂典告別了人生,走了。工作在高安的同學又去了他們家,那借錢買回來的中草藥,一包一包堆在那裡默默無聲伴著3個黯然無聲的人。他兒子光膀子正在剝麻,想為媽媽減輕一分操勞,那憂鬱的目光始終沒有上抬過。他們寄來了一張照片。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10節 埋單演繹和詮釋出的故事(1)

    1孝敬:一道流血的傷口    
    厚生是年香大媽的遺腹子,他在娘肚子裡5個月時,據說父親因患腦溢血過世了。我們科裡的醫生認識厚生是年香大媽來做腎透析的日子。大家很敬佩厚生的孝道,也很敬佩年香大媽的堅強。孤兒寡母,在貧瘠的鄉村把孩子養大是多麼艱難。厚生說,他死過好幾次,應了那句「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話。厚生還記得母親背他下田的情景。他們家的田在對面山溝裡,清明時節,下田拋秧,母親怕他亂爬,總把他捆在背上背著。有次,母親背他走到田中間突然腳一歪,倒了。母子倆橫臥在水田里,厚生剛過1歲,只哭了一聲就閉氣了,險些被田里的泥水嗆死。山溝裡風大水冷,母子倆一身泥一身水,回家後高燒了兩天。還有一次,厚生剛學會走路,喜歡四處跑。夏天,一陣雷雨,山水如注,厚生走到門外找媽媽,一下跌進門前的水溝裡,溝窄水急,厚生被沖走了幾米。好在鄰居在他家門前紮了個竹柵,是攔魚蝦用的,厚生才沒被沖走。厚生大了,讀書特別用心。考大學那年,年香大媽患了急性腎炎,腎功能衰竭,告病危,搶救。厚生哪有心思去複習考試。請假照護侍候媽。醫生對他說:「你媽的腰子(腎臟)沒用了,要靠人工腎維持,如果你有錢將來可以換個腎。不過,這個費用……」「要多少錢?你明說。」厚生問。「六七萬吧!」醫生說。「行。」厚生走了。醫護人員不知厚生幹什麼工作,只聽年香大媽說,他在深圳打工,與朋友合辦了一家工廠。做一次透析都要600元,還要吃藥,一般農家是負擔不起的。年香只誇兒子孝順,不光是用錢大方,侍候照護也是一般子女難做到的。老人便秘,用「開塞露」,灌腸都不行。有次大媽便秘,差點倒在廁所裡,拉出的大便比羊糞蛋還硬,實在拉不出來了,厚生用手伸進他媽媽的肛門裡一塊一塊地摳出來。    
    年香大媽說這輩子沒有什麼想頭,只盼望厚生找個好媳婦,死前能抱抱孫子。這是她最美最甜的夢。    
    醫生說,不做腎移植術,怕是圓不了夢,隨時都有可能倒下去。    
    幾個月後,厚生陪他媽來了,住進了泌尿外科。就在年香大媽推進手術室後不久,醫院保衛人員陪著兩名警察來到病房,大家還以為是厚生的朋友。保衛科同志嚴肅地說:「別驚動了他,叫他到辦公室來,就說是醫生找他談話。」厚生在醫生辦公室裡被戴上了手銬。厚生很冷靜,他對警察說:「遲捉晚捉,總是要被你們捉到的,請你們讓我和醫生說幾句話。」他不希望媽媽知道這幾年用來治病的錢是他騙來的。這一生他沒有別的想法,只想報答媽媽的養育之恩,讓媽媽快樂地活幾年。在農村,做一個母親太難太難了。在讀書時,他一直是三好學生。如果那年高考他媽媽沒有病,也許,他大學畢業了,也許他已是一名部門經理。他說,他對被騙的人表示歉意,他騙來的錢沒有用於吃喝玩樂,他統統是供媽媽治病(據厚生說,當他得知受騙的是窮人,一定會想方設法退還。)    
    他被帶走了。年香大媽還在手術室裡,手術在進行,治療還要進行。追述這個結尾已沒有太多的必要。望著厚生的背影,大家發出了歎息:這個孝敬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值,還是不值?    
    關於厚生這類似的孝敬方式,採訪中我聽到的、見到的並不是絕無僅有。    
    這是一名皮膚科醫師講述的與一個病友交往的經歷。    
    一般我們對性病患者都嗤之以鼻,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受害者。對那些賣淫者、嫖娼者,我們從心底裡就感到厭惡,但出於職業道德,對來就醫者,我們還是笑臉相迎,認真檢查,詳細詢問,按原則治療。    
    看她這臉龐、這身段,這一身穿戴,我判斷出她十之八九是暗娼,是性病患者。果然,她的主訴,她的檢查使我很容易迅速做出判斷。性病並非像街頭廣告上所言「一針了之」,患病有個過程,治病也得有個過程。她取藥、複診、複查,每次都找我。我發現,她心理素質特別好,不像一些暗娼,走進治療室躲躲閃閃,左顧右望,怕撞見了熟人。我心裡在嘲笑她,以此為榮吧。一連幾天,我察覺在醫院院子裡天天都能碰見她。她家有人住院。她也不避我,熱情地打招呼。大概是看我還真誠吧,或是她不吐不快,本身就想找人傾吐一番。終於,有一天,她叫住了我,客氣地問,皮膚起疹要用什麼藥。原來她父親在心內科住院。她擔心皮疹是否與用藥有關,我沒有隨便回答,我答應去病房看看。我看了病歷,問了病史,幾分鐘的會診,加深了我對她的瞭解。她是修水縣溪口鄉人,那是江西的西北山區,與湖北交界,很窮。她父親種田,45歲,患了三度房室傳導阻滯,心跳每分鐘30次,3天前安了起搏器。這種病不治就只有等死;治,不是只有一線希望,而是能和正常人一樣,很快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和工作。她父親原準備一死了之,家境貧窮,哪有錢用於治病,是她陪父親進城住院,父親自然誇女兒的孝順,告訴我,家裡還有兩個兒子,吃飯、讀書都靠這個姐姐供養。她父親十分難過,為自己得壞了病痛心,沒有讓女兒讀完高中,如果沒有病,身體好,他一定會讓女兒讀書,讀穿頭的。    
    會診結束,她送我出病房。我頓時覺得對她有了幾分理解,起搏器要1萬元,住院、安裝、用藥,沒有一兩萬塊錢是無論如何不能搞定的。一個農村姑娘,在城裡靠做什麼事賺錢最快呢?她父親出院的那天,她拎了一籃水果送我,一是表示感謝,二是告別,我堅決不要。那天大雨,病人不多,我多說了幾句,有安慰,也有相勸的話:「要學會自我保護,要自愛,你爸沒有一點重男輕女的思想,對你多好!」這層紙沒有點破,但已經捅濕了。一些話語可以相互滲透,她開口了:「我知道,我也看出來了,你們醫生瞧不起我們這幫人。就是禮物也嫌髒。至少,我的不髒。我從小就是規規矩矩的女孩子,爸爸喜歡我,下決心培養我,只要我肯讀,借錢也要送我讀大學。爸爸病了,我一打聽是只要有錢就可以治好的病,我們為什麼不去治呢?科學這麼發達,我們還去等死嗎?在鄉下找人贊助、找人募捐是辦不到的,只有靠自己雙手去掙。爸爸的病不能等了,醫生說,隨時隨地都可能死。我只好去借錢。到信用社貸款利息是6厘,沒有熟人貸不到,逼著我借高利貸。這一切我都是瞞著父母做的。借錢是要還的,我靠什麼能力去還……你不應該把我們這些都視為醜惡,真的,我們做的並不醜惡,我們中間有些人,至少,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的債還清了,爸爸可以下田種地了,我就邊打工,邊讀書。我想讀服裝學院,就在家鄉開家服裝店也蠻不錯。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一定讓我的孩子學醫。鄉下太需要醫生了,農民看病太難,太貴了……」    
    「我會繼續認真為你治病的。」我說。    
    她走了。想想,我又追了上去,叮囑一句:「要按時吃藥啊,你的病一定會很快好的。」    
    2婚姻:不能共享的晚餐    
    病人是位待嫁的姑娘。    
    對話是在醫生和其父之間進行。    
    「醫生,對你我就不隱瞞了,我女兒已經訂婚了。如果這次手術破了相,男方就會來查是得了什麼病,我怕他們反悔。能不能吃藥不開刀最好,再說,再說,開刀的費用這麼貴,我家也負擔不起。你看,她這病能拖幾久?婚事是安排在下半年,只要拖到下半年不出事就行。」    
    「這是你女兒,不是別人。你忍心讓你女兒病情越來越重麼?早治療早好,晚治療怕轉移惡化。這個道理你應該懂。」    
    「我女兒得的是『母瘤子』嗎(惡性的,農民習慣稱為『母瘤』)?她還有弟弟妹妹,治療她的病,毀了我們一家人。如果男方得知是『母瘤子』就不要了。唉,醫生,你們不知道農村人的苦衷,我如果不心疼我女兒,會幫她找一個有錢的人家。嫁出去了,是他老婆,再有病,老公就得花錢治,是不是這個理?」    
    「有病不能等,不能拖。早治對身體好,也省錢;晚治,危及生命,也多花錢。為女兒治病花錢這也是你父母的責任。」    
    「醫生,我只討你一句話,等半年要不要命?」    
    醫生還是那句話:「有病要早治,早治早好!」    
    最終父親還是領著女兒回家了。    
    下面是發生在普外科的一件事,可以作為上述對話的尾聲。    
    妻子已明確診斷是胃癌,從消化內科轉進普外科等待手術。她丈夫遲遲不交錢,電腦的清單上已表明,她交納的錢剩下200元,只夠幾天的輸液,還不能多用藥,再用就欠費。丈夫是回家籌錢去了麼?    
    兩天後,其丈夫和公公婆婆都來了。丈夫、公公、婆婆在責問病中的妻子。    
    「你是不是早就得了胃病?」    
    「我哪知道?」    
    「你剛過門就花了我家這麼多錢,現在又要開刀,我家也不比你家富,我治得起麼?」    
    他妻子低頭抽泣,無語對答。結果是婆婆在病房的走廊裡捶胸哭罵:「我家哪那麼倒霉,找個掃帚星,找了個奪命鬼,要吸乾我們家的血才罷休。怎麼辦?總不能賣牛、賣地為她治病吧!兒呀,兒呀,你怎麼不長眼找個病秧子,不是害你一人,是害了我們一家哇……」    
    沒過多久,這位婆婆斂住了哭聲,走進醫生辦公室向位老主任詢問:「請你們說句實話,她開刀了還能懷孩子、生孩子嗎?生下的孩子會得瘤子嗎?她身上的瘤子會不會傳染?」一切都問清楚後,三個人又湊到一起商量,彷彿是在划算這筆「投入」值不值得。最後,才下決心,讓媳婦接受外科手術治療,留著婆婆照護,父子倆回家籌錢。雖然兩個老人質問、吵鬧、哭泣,畢竟還是為這個媳婦治了病。我見到的另一個卻是把自己的老婆拋在醫院,跑了。    
    她是武寧縣船灘鄉人,那是江西省貧困縣之一,位於贛西北幕阜山麓。她嫁給了一位遊走四方的裁縫,丈夫有手藝,日子倒不苦。她帶著剛滿1歲的孩子給丈夫打下手,走鄉串戶,恩恩愛愛。她一直在發熱,吃了藥,打了針,總退不了燒。老婆沒到過省城,也算是旅遊,也算是治病,兩人就這樣歡歡喜喜、親親熱熱地到了省醫院,先是呼吸科,後轉到血液科,做了骨髓穿刺。當這個年輕的小裁縫得知老婆得的病要花好多好多錢時,一個人在病房外感歎著:「倒霉!倒霉!」兩人在一起時看上去他還是對老婆那樣親熱。兩天後,他說,把孩子帶回去,讓婆婆照看,他去籌錢。10天過去了,沒見他返回的影子。她每天吃飯的錢都是靠同房的病友贊助的,醫院也只能每天給她打葡萄糖、維生素維持最經濟、最普通的治療;又過了5天,大家估計,小裁縫可能不會來了。再問這位武寧的病人,她說,小裁縫是上饒人,兩人也沒打結婚證就這樣同居了。她得了重病,他也不管了。她該到哪兒去找他,她不知道,病房的病友、醫務人員為她湊足了路費送她回家,她欠了醫院的醫藥費也只得掛起來。    
    在許多大醫院家屬放棄治療,棄病人而走的事例已不屬罕見。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11節 埋單演繹和詮釋出的故事(2)

    3棄兒:永遠抹不去的陰霾    
    1999年深秋,北京兒童醫院的幾名醫生出了一次特殊的差。他們驅車幾百里去河北定興縣,把一個兩個月大的孩子送回他父母身邊。因為孩子的父母交不起或不願交治療費而扔下孩子,自己跑了。這孩子患的是腦病,經過醫院治療,孩子已經恢復正常。就在醫院向家屬發出第二次欠費通知後,父母跑了,把只有兩個月大的孩子留在醫院。病房醫護人員除了承擔日常治療工作外,還要承擔養育任務。埋單自然歸醫院了。    
    患腦病的孩子是幸運的,他找到了自己的父母。更多的是無法按病人家屬提供的地址尋找;或鄉村不准,或身份證號碼不准,院方也不可能組織一批專人去尋找。結果是,病好後派人送回該縣市民政局,請他們代管,或就地送到SOS村、孤兒院。病情不穩定的、危重的患兒,哪怕是還有一口氣,醫護人員都會盡力救治,都會人道地護送他們走完人生最後的歷程。這些病人大都是女嬰,不會說話的,不懂事的,昏迷不醒的。科主任和護士長都會指定專人負責,打針、餵乳。如果是懂事的,會說話的,孩子們的哭聲、呻吟聲將會牢牢地滲透進醫護人員的心中,像一團永遠抹不去的陰霾。他們給我講述了與病兒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    
    4歲的翠翠患的是血液病,發熱,牙齦出血。孩子的病已把家裡人都拖垮了。爸爸不能去打工,媽媽不能去種田,3個人擠在一張床上。經常半夜牙齦口腔出血用棉花壓不住,用止血藥也無效,只有靠輸血。輸一次血就要幾百元,治療一年住院半年,花費了幾萬元。翠翠生病之初,父母說賣房子、賣地也要治好孩子的病;半年的住院,他們已成了半個醫生,知道這種病治不好,生命的維持只靠錢。賣了房子賣了地,還賣什麼呢?不能說他們沒有盡心,不能說他們沒有愛心,將近200多個日日夜夜,父母的懷抱就是翠翠的搖籃。病到今日,他們夫婦在家裡已無物可賣,村裡已無人肯借了。大家都知道給這孩子治病是無底洞,兩人不做事,哪有錢還?    
    那夜,翠翠又出血,醫生說再多出幾次血,輸血也控制不了病情,怕會伴發一種叫DIC的併發症,中文名叫瀰散性血管內凝血。不知是從哪天哪時開始,不知他們夫婦是怎樣下的決心,就在一個細雨霏霏的清晨,趁孩子熟睡後,他們走了。    
    孩子醒了,第一句是叫:「媽媽,我要媽媽!」我們到哪裡去為她找媽媽,只能騙她說:「媽媽上街給你買糖,馬上就回來。」第一次的謊言是美麗的,第二次呢?到了夜晚孩子渴望見到媽媽的眼神和呼喊真讓夜班護士有點揪心撕肺的感覺。每天工作人員都和翠翠進行這樣的對話。    
    「阿姨,我要回家,我想媽媽,我病會好嗎?」    
    「打了針就會好!翠翠是世界上最乖最乖的孩子,阿姨輕輕的,最輕最輕給翠翠打針,翠翠不哭,好嗎?」    
    「翠翠不哭,翠翠咬緊牙,咬緊牙就不痛,是嗎?」    
    護士已不忍心在她身上注射了,每注射一針都是困難的,皮下出血,小血管破裂,皮膚肌肉浮腫,到最後找不到一處打針的地方。醫護人員竭盡了全力。翠翠4歲生日那天,大家湊了錢買了一盒蛋糕,她第一次品嚐了生日蛋糕,第一次聽見了有支叫「生日快樂」的歌。大家希望在春天的日子裡她病情有所好轉,尋找到她父母,送她回去。沒有等到春天,她高熱、抽搐,並發肺炎,走了。她的聲音,她的求生目光,她痛苦的對未來充滿憧憬的面容永遠留在護理治療過她的醫護人員心中,成了一團抹不去的陰影。    
    我想,父母做出遺棄孩子的決定那瞬間一定是痛苦的,父母決定離開的孩子的那瞬間也一定是痛苦的。當醫護人員得知孩子被遺棄,望著啼哭的孩子,心中同樣是痛苦的,痛苦之餘更多了一些咒罵和埋怨。罵父母無人性、無關愛,這些父母是無知,是無奈,是真的毫無人性?    
    有一年,我在醫院兒科遇見一位攜子求醫的年輕夫婦。丈夫已在城裡打工3年了,妻子也來城裡生活了1年,嚴格地說,他們還是農民。妻子說,看見孩子發熱,心就發顫,手就發抖。他們第一個孩子就是因發熱住院的,最後診斷是淋巴肉瘤。那時,他們父母剛病死,家境是一貧如洗,既然得了不治之症,只有放棄不治。一是相信迷信,孩子死在家裡不好;二是也不忍心帶回去,留在醫院裡多活一天是一天,醫生總不會把孩子搞死。他們就這樣走了。如今,守著這個孩子,像走鋼絲一樣,心總是懸著的。腳往醫院裡走,他們就心怵,就怕。他們,他們不是無情,是無奈,真正的無奈呀!社會學家呼籲,對這些父母要多做些人性仁愛教育。這對青年父母反問我:我們用什麼本錢給孩子仁愛和人性,我們也要吃飯。最後我們的本錢只有乞求,靠人施捨。    
    這裡說一句並非題外的話,一位北京專家告訴我,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兒童死因中,惡性腫瘤僅次於意外傷亡,排列兒童死因的第2位。武漢市兒童醫院2004年公佈一項統計分析顯示,兒童腫瘤疾病以每年6%的速度遞增,也就是說,這種無奈的選擇還會發生,人性仁愛教育對於他們會有用嗎?我想,患病是無奈的,對於貧困的農民,治病是無力的。無力與無情之間該畫怎樣一個符號,該怎樣選擇,他們是痛苦的,也是清楚的。    
    4「醫托」:撒在傷口裡的一把把鹽    
    到各大醫院門診部做一次簡單的調查,就會發現,到大城的大醫院去求醫,受「醫托」之騙的大都是外地患者,外地患者中,受騙最多的又是農民。這裡要說明的是,這種「醫托」和倒賣專家號的「醫托」有所不同。這類「醫托」是採取欺騙手段為非法私人診所或假醫生拉病員。他們騙得病人錢後,一般取四六分成。    
    2004年4月7日,《江南都市報》第3版有一篇報道是《熱情「醫托」帶我進診所》。這類報道各地小報都有過報道,真可謂是屢騙屢報,屢報屢騙。    
    這名記者寫道:    
    3日上午,記者來到位於省城八一大道的江醫二附院。剛走到這家醫院大門旁,便看到一個中年婦女攔住一個帶著小孩的農村婦女,詢問「孩子患了什麼病?」農村婦女回答說,孩子得了心臟病,上個星期到省兒童醫院檢查,醫生說孩子年齡太大,無法動手術,所以就想到二附院再來看看。中年婦女一聽,忙說:「呀,這病可耽誤不得,中醫治心臟病是最有效的。」並稱她認識省中醫院一名姓汪的教授。見農村婦女有些猶豫,中年婦女接著說:「孩子的病要緊,你如果不相信我,吃虧的是你自己。」停頓了一會,中年婦女又說:「你兒子認識字啵?我是看小孩可憐,我把汪教授家的地址寫給你,你自己去找。」    
    等中年婦女離開後,記者立即追上了母子倆,在亮明身份後,小孩把中年婦女寫給她的紙條遞給了記者,並告訴記者他們是南豐人。在這張紙條上,記者看見上面寫著「中醫厚德路175號」。    
    記者暗訪了這家診所:走進這家無名診所,記者看見一名身穿西裝有些禿頂的男人坐在桌子旁。中年婦女向記者介紹說,這位就是「汪教授」,隨後便離開了診所。「汪教授」熱情地問記者看什麼病。記者稱是聽了二附院門口幾名中年婦女的介紹而慕名前來的。記者告訴「汪教授」,自己一親戚家的小孩在兒童醫院診斷為心臟病,但由於小孩年齡偏大不能動手術,不知該怎麼辦。    
    「汪教授」說,心臟病屬於心血管疾病,動手術是沒有用的,用西醫治療病人也只有等死。他說,用中醫治療就會收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完全能夠治好,但需要很長時間。「汪教授」讓記者放心把小孩帶來,他今年70多歲了,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在與記者聊了一會後,記者突然問他是哪所醫院的教授。此時的「汪教授」則愣了一陣,之後就沒好氣地對記者說:「你不看病就不要問這問那。」    
    「汪教授」簡單地問了一下病情,就煞有介事地為記者開「處方」。趁「汪教授」低頭開處方時,記者環顧四周,見牆上掛著一張《執業醫師資格許可證》,但未見《醫療機構許可證》。診所內除了一排中藥櫃就只有一張坐診看病的桌子。不一會兒,「汪教授」便給記者開了6副中藥。    
    記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治理「醫托」?我想提出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受害的總是他們——農民父老鄉親,難道用「無知愚昧」、「不懂醫學知識」就能完全解釋得了嗎?我遇見另一位來省城看病的農民,姓鄧,來自江西崇仁縣,耳垂下長瘤子,五六年了,近數月有痛。縣裡醫生說,要開刀,介紹他到省一附院。醫院太大了,外科樓13層,內科樓16層,門診樓14層,他立在醫院門口不知雙腳邁向哪裡。家鄉的山再高他能爬,谷再深他能過,高樓之下,他找誰?來了一個熱心的中年婦女問他,看什麼病,他說了。中年婦女說:「我得的也是這個病,吃了幾包藥就好了。不開刀,花錢少,我帶你去。」擋不住的熱情,簡易經濟的治療吸引了他,他的雙腳跟著中年婦女移動了。花去了700元,腫瘤依然,疼痛依然。縣裡醫生說,你趕快去一附院吧,再拖就會變癌。他第二次來省城,問他為什麼要跟「醫托」跑?他的回答很簡單,省錢。縣裡醫生說,開刀要花幾千元。開刀要流血挺嚇人的,吃藥能治好,何不去問問?用最少的錢治好病,用最簡便的方法治好病,這是每個農民的願望和要求。這個願望和要求與一塊磁鐵石埋在他們心中,只要與這塊磁鐵石相吻合的另一塊很快就會吸引在一起,那力量是趨向的、神秘的、巨大的。    
    一方面許多疾病確實無法用最簡單的方法,最少的費用去治療;另一方面,我們的醫院,我們的醫師在為農民治病時,有多少人會去考慮怎樣為農民省錢省時呢?許多醫院都實行了科室目標管理制,經濟不達標,醫護人員就無法拿到獎金。這種機制下,收費系統還怎樣運轉呢?比如說,用藥,是用價格便宜的青黴素還是價格偏高的阿奇黴素?再比如,下頜骨切除,可以用肋骨,可以用鈦板,後者是前者費用的四五倍。如果是前者醫生要擔風險,前者的總花費近2萬元(上海地區近3萬元),農民治得起嗎?    
    九江市廬山區賽陽鄉金橋村有個姓孔的農民,孩子出生後患了眼疾,當地醫生勸他到省城治療。下了火車就被「醫托」騙走,700元病沒治成,口袋被掏空。再到二附院眼科就診只剩下掛號費了,算是問清了治病的費用要1000元,夫妻倆把孩子帶回家。1000元要存兩三年。當孩子4歲時來到醫院,醫生說已失去了治療的機會。夫妻倆抱頭痛哭。醫生說當初你為什麼不取錢就來。答,我到哪兒去取錢,鄉下人要一點一點存,我們存了3年哪,3年就得到一個不能治的結果!站在漫漫的求醫路上,他們無可奈何地選擇了被騙,他們又何嘗願意受騙?像這樣受騙後失去了眼睛,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命的例子還少嗎?    
    5老有所醫:一道很難平衡的方程式    
    廖細佬老了。老了他不急,他比好多老人強,他養了4個兒子,根據4個兒子的協議,他不用種田了,每個兒子家住3個月。兒子是他的驕傲。養女的人家就苦了,女兒嫁出去了,兩個老人誰養,郎(女婿)自己的父母還要養哩。在他63歲那年,小兒子外出打工,被汽車撞傷,成了殘疾人,一隻腳永遠離開了他。雖然裝了假肢,可掙錢難多了。他提出,請兄弟們照顧,不承擔父親的養老。3個哥哥條件還好,沒多考慮,同意了。從此,廖細佬一年跑3處。現代生活總是多變,老大不知哪年患了肝炎,當肚子裡有了水,才曉得已是乙肝晚期。有一年,老大半年住在醫院裡,哪有能力贍養老人?他也像弟弟一樣提出不承擔養老的義務。這次老二、老三沒有同意,你不養,他不養,誰來養?和睦的一家人轉眼反目為仇。這年春節按順序該到老大家,老大臥病在床,實在不能接納,老二、老三說絕不能開先例。小兒本想接父親過年,他老婆反對:「接客容易送客難,要是老人不走,怎麼辦?」結果是,廖細佬夫婦在自己曾辛苦共養育了4個孩子的破屋裡渡過了一個寒冷的春節。從此,廖細佬的臉上再也看不到那自豪欣慰的笑臉了。疾病擊倒了他的兒子,也沖走了他晚年的幸福。老人一旦生病,誰支付醫療費,在農村,自然落在子女身上。子女中有人外出打工掙點錢還好商量。如果兄弟都是以種田為生,經濟拮据,一年所獲只能供老人溫飽,病了怎麼辦?住院了,醫藥費兄弟之間平均攤分。日常生命吃藥就複雜了。吳老三是修水縣黃沙橋鄉一個農民,每年冬天氣管炎犯病,犯病就要吃藥。原來冬季在小兒子家住,夏季在大兒子家住。想到每年支付的藥費,說什麼,小兒子也不同意這種方案。他們又將冬天再次分割,親兄弟,明算賬,誰也不能吃虧。這樣做,確實有悖於中國的孝道。年邁體弱的父母完全理解子女,他們也不願增加兒子的負擔,也不願傷害兩兄弟的感情。老人病了,不能動了,總得去一個地方,總得有人為他們送終。無疑,患病的老人們給貧困的農民帶來的是雪上加霜,破屋逢雨。    
    金色的黃昏,夕陽的美好,三代同堂的幸福,一家人進餐的溫馨在這個時刻,這個狀況似乎都消失了。中國人一向重視家庭,哪怕子孫你死我活的勾心鬥角,只要長輩活著,一個大家庭或四世同堂,或三世相聚都要在老人的威嚴下維繫著,這是臉面,這是正常,這是倫理的必需。進入市場經濟後,在農村,女兒長大成人後嫁給外姓,與父母勞燕分飛,遠離故土,如果是獨子,那就是幾代同堂,如果有兩三個兒子,那肯定逐漸分家,各自東西。老大蓋新房,老二也不會落後。這樣多兒多孫的家庭,面臨的問題是:兩個老人落戶誰家。如果有勞動力,尚能做做家務,照護子女,應了一句古話:家中有個老,勝過有個寶,誰都想要;如果身有殘疾,患病臥床,誰都不想要。不是子女不盡孝,有病的老人請進屋,立馬需要支出的是治療費、醫藥費,誰埋單?    
    當我們詛咒金錢的時候,我們不得不依賴金錢,沒有金錢,沒有了經濟基礎。在有些地方,有些家庭,有些人群中感情大廈會崩塌成殘垣斷壁,親情會被金錢的魔爪撕裂。子孫該如何仰望自己的祖輩呢?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12節 埋單演繹和詮釋出的故事(3)

    6因病致貧: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是她讓我真正理解了《紅燈記》中那句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真實含意。    
    我忘不了她那雙注視我的大眼睛:清澈、明亮,宛如一泓山泉;我忘不了她那呼喊我的稚嫩聲音:甜潤、清脆,像在窗前躍動的黃鸝鳴叫。認識她,是在她爸爸住院的日子裡,她陪護著他。每天,她早早起床把病房掃得乾乾淨淨。把用過廢棄的礦泉水瓶子、百事可樂、健力寶的瓶瓶罐罐放在她爸爸的床下。每次護理員都不好意思地說:「謝謝,你又掃了。」她只是笑笑。她需要這些瓶瓶罐罐,她是病房裡病友們的「枴杖」。誰要去檢查,誰要去上衛生間,她都主動地去攙扶。大家高興地稱她是病房病友們的女兒。    
    「你幾歲了?」被她的勤勞單純所感動,我問。    
    「8歲。」「讀書了嗎?」「沒有」。她羞澀地低下了頭,目光裡流露出一點憂鬱。又說:「爸爸說了,病好了,出院了,賺了錢一定送我去讀書。」「識字嗎?」我關心地問。「會,會寫自己的名字。」她大概是怕我不相信,頓了頓又說,「叫詠梅,梅花的梅。」我記住了。    
    她爸爸是由於多年挖礦,已是矽肺晚期患者。呼吸困難,動動就出現紫紺,基本上喪失了勞動力。那正是春忙的季節,她媽媽和姐姐回家忙春插耘田去了。那陣子,我們共青團正開展學雷鋒活動,我便組織了青年醫生和護士為她買了幾本書和練習冊。她高興極了,我問她:「想讀書嗎?」    
    「想。」很快又補了一句:「好想,真的。」    
    晚上病房很安靜,只要沒有危重病人,不管是醫生還是護士都會教她識字。一本圖解唐詩,她特別喜歡。學習了1周她居然能背出20多首唐詩。    
    不久,他爸爸的病情控制了,要出院了,記得是出院的頭一天,有人敲我辦公室的門,我說:「請進。」還是敲門聲,我起身開門,是她。她右手裡握著一卷紅紙,那是感謝信。見她右手拎著一籃花。我心一動,相處1個多月,我知道她們家窮到什麼程度,買一籃花,那得花去她們家兩三天的飯錢哪,我有點激動,猛地站起來。「詠梅,你為什麼買花,退掉!」也許我過於孟浪,她哭了:「爸爸真心感謝你們。爸爸說,想買塊匾送給你們;爸爸說,現在沒有錢,買了張紅紙寫感謝信,以後有了錢再送。這花,這花是我自己的錢。」    
    「你哪來的錢?」我奇怪地問。    
    她父親的住院費用是幾萬元,是她媽媽賣掉了耕牛、賣掉了豬,賣掉了家裡能賣的資產後還借了1萬元的債。這些,全科人員都清楚。    
    「是我撿礦泉水瓶子賣的錢。我,我原來想用這些錢買書的,叔叔阿姨給我買了,我就買了花送給你們。」    
    那稚嫩的甜潤的聲音如蜜汁一樣迅速向我心田滲透,那注視著我的大眼睛裡晶瑩的淚水在滾動,讓我感受到人世間的清純、溫馨。我明白,我理解。那期間,城裡人出院都習慣給醫護人員送一束花,表達感激之情。這個8歲的農村小姑娘,就這樣悄悄地、靜靜地這樣表達了自己的感情。我眼睛也濕潤了,我真想撲上去抱起她,緊緊地緊緊地抱起她說聲:「謝謝你!」    
    科裡同事一直念著她,她送的那籃花,我們十分珍惜、呵護,每天灑水時,總會有人說,不知詠梅上學了嗎?長高了嗎?她爸爸病好些了嗎?我們還真想見見她。    
    想不到真的有那麼一天。那是別後的第三年,不是她爸爸複診,是她一個人。    
    那夜我值班,夜裡查房時,我發現一個小姑娘拎著蛇皮袋在病區走動,是陪客?還是小偷?我快步走上前,攔住問:「你是哪床的陪客?」她抬起了頭,那明亮的眼睛放出的光一下映入我的心中,這不是小詠梅嗎?「你爸爸又住院了?」    
    她低下了頭,目光也暗淡了,臉上泛起了紅暈:「沒,沒住院。」    
    「你,你一個人做什麼?」    
    她下意識地拎起了蛇皮袋,抱在胸前,我聽見了蛇皮袋裡礦泉水瓶子和空空的易拉罐撞擊聲。我的心一顫、一緊,我明白了。我蹲下來,拉著她的小手問:「你爸爸呢?媽媽呢?」難道說,她爸爸「過了」,怎麼她一個人在城裡流浪?她斷斷續續地講述,我才知道,他爸病情加重,家裡已無錢送他住院治療,爸爸也拒絕治療,在一個冬天的晚上,大叫一聲,氣絕身亡。媽媽勤快、誠實、厚道,找到兩份工作,上午送報紙,下午送牛奶,一年的所得是6600元。這筆收入對於窮困鄉村無疑是可觀的,然而對於這個有病人的家庭又是微不足道的,還不夠一次醫療費用啊。    
    母女三人不僅僅是生存,媽還要供姐姐讀書。然而禍從天降,媽媽被一輛摩托車撞倒了,高位截癱,永遠不能下地走路了,姐姐休學打工去了,留下她照顧媽媽。    
    媽媽說城裡人丟的垃圾有好多好多可以換錢,「我就來收撿這些能換錢的東西,早點治好媽媽的病。」她瞪大了眼睛注視著我,膽怯地問:「你不會趕我走吧!」    
    這次,我的眼眶真的噙不住湧出了淚珠。像她這樣的年齡,在城裡,多少孩子在爸媽懷裡撒嬌,在肯德基的餐館裡、在公園的綠茵場上享受童年的幸福啊!我真的希望天下多幾個李嘉誠,多幾個包玉剛,多幾個邵逸夫……    
    真想自己一夜暴富……    
    7自殺:沒法結束的悲劇    
    這是採訪中我讀到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    
    晨松、晨梅:我走了!    
    你們不要去找我。你們四處借錢要為我治病,我看到了你們的孝心,我滿足了。錢,不要借了,這幾年的積蓄是8000塊錢,留給你們把房子整修一下。房子蓋了3年,還要加1層頂。我問了醫生,8000塊錢花完了,也治不好我的病。治病吃藥就是無底洞,我走了,這個洞就沒有了,你們就可以無牽無掛地過日子了。晨松還是想辦法到城裡去打工,邊賺錢邊讀點書,學點技術,沒有文化知識就是留在家種田也發展不了。晨梅一定要找個健康人家,健康不得病比什麼有錢的家產都值錢。    
    你阿公阿奶會為我擔心著急,惦著我,你們就說我到南方打工去了,對兩個老人打擊不要太大。我真不知怎樣向你母親交代,她嫁給我苦了一輩子,我再不走,更是拖累她。我走了,她就無牽無掛了。晨松要是賺了點錢,讓你媽媽享幾年福。我在九泉之下也閉目安心了。每年清明節,你們就到河邊叫幾聲,我會聽見的,我會保佑你們平平安安過日子的。……    
    患了「絕症」就想到自殺,這不是我採訪中遇到的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只不過這位老農多讀了幾年書(初中畢業),能寫出一封信,更多的是農村婦女,她們不願拖累丈夫、子女,毫不猶豫地走出這一步。沒給親人留下一句話語,她們不善於表達,也無須表達,她們用結束生命表達了對親人的最深沉的愛。她們不熱愛生命?不熱愛生活?不對未來充滿嚮往憧憬?她如果嫁給了有錢的人家,她如果是百萬富翁的女兒?她們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嗎?會怎樣默默地、默默地消逝在親人的視野裡呢?    
    如果說,患了「絕症」用結束生命來表達愛算是一種方式,那麼像下面向我訴說的自殺該是表達什麼樣的情感呢?    
    ——我希望心中的往事發霉、爛掉。我又希望我的後輩知道我們家走過的艱苦和父母姐弟之間的骨肉之愛。    
    愛是可以改變一切的。    
    我家在山區。山多地少,土地貧瘠。冬天一家人共穿一條褲子不是笑話。冬天,全家人偎在床上,靠薄的棉被取暖。誰出門辦事,誰穿那條夾褲。我鐵了心要走出山區,20世紀80年代,要想離開農村只有一條路:讀書考大學。為了讓我讀完小學,姐念完初小就幫爸放牛。初中畢業我考取了縣中,爸拿著錄取通知書和收費單說:「孩子,你去吧!我進城打工,累死累活也要讓你讀書,讀下去!」    
    冬天,爸工地放假了,帶回了一疊人民幣,新學年的學費有了,爸還為我和姐帶回了一套新衣。那年冬天,我們一家感到分外暖和,媽給爸買了一瓶酒,那是一次我和姐從沒有感受過的愉快的、祥和的年夜飯。    
    天有不測風雲。爸只干了兩年就摔斷了腿,老闆只支付了醫藥費,往後的日子怎麼過?老闆不聞不問,托人把摔斷了雙腿的爸送回了家。原已生氣勃勃的家一下子又跌進了冰窟窿,每個人透心地涼。我沒有絲毫猶豫,決定退學,我是男子漢,我要撐起這個家。那夜,姐沒睡,把我叫到屋外的樹下,那夜如水的月光清亮、溫柔極了,月牙兒又美又亮。我望著阿姐秀麗的臉龐,阿姐的一雙眼睛就像這月牙兒一樣美麗溫柔,一樣明亮清沏。晚風輕輕地搖動著樹梢,繁茂交錯的樹葉像篩子,濾過的月光點點片片落在我的黑布衣上,姐說:「姐進城去掙錢,給爸治病,助你上學。有姐在,你就能讀完中學,讀完大學,就像這月光,只要不起風下雨,總會發光。」    
    新春正月初五,姐就離開了家,媽攙扶著夾著枴杖的爸,雙雙站在家門的樹下,直到姐消失在遠方的山麓下。爸成了家庭婦男,養豬,做飯,媽下田幹活。一年後,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大學。我上大學的那天,姐特地請假回來送我。上車前,她悄悄地塞了一疊錢給我說:「弟,這是你的零花錢,進了城裡,進了大學,再不能像在山裡。姐每月還會給你寄錢的。」姐已給足了學費、旅差費,她從哪裡又省下這些,我心裡一熱,緊緊握住姐姐的手,一切要說的話都埋在心裡。幾年後就會長成大樹,長成一棵綠色的大樹,為爸媽遮風撐雨,讓姐在樹下歇息。到校我點了那疊錢,是666元錢,是姐姐的祝福啊!姐在餐館裡做服務員,月收入只有三四百,還要給爸媽寄錢,姐省哪!    
    大學後的第一個寒假,我回了趟家。把自己在學校的見聞、歡樂與父母、阿姐一起分享。這年春節是阿爸病後最快樂的一個春節,這一點一滴快樂都是阿姐用自己的汗水換來的!一連兩個假期我都沒有回家,在城裡幹活,做家教,掃廁所,為自己掙學費。我不能拖累姐。我不知家中的破屋又遇上了連夜雨。    
    大二時媽病了,家裡人怕影響我讀書,瞞著我。姐覺得告訴我沒有什麼益處,既不能出錢,又不能出力,還分散精力。一點小病鄉下人是不會上醫院的,何況媽患的是婦科病,她相信土郎中,相信吃幾包草藥會好。草藥一吃就是半年,病情越來越重,這才到縣醫院去診治。這一去,爸媽嚇了一跳,患的是癌症,而且是快進入晚期了。要轉到省城大醫院去治,媽不想去,還是爸告訴了姐。姐借了1000塊錢,陪媽去了省婦幼保健院。入院的押金要3000元。媽和姐不得不回去籌錢。說是回家籌錢,家中哪有錢籌,只有等姐去借。住進了院,醫生說要先做化療,再做手術,整個療程要1.5萬塊,天哪,媽當時就嚇蒙了。我們山裡人哪聽說過治病要1萬塊錢。你算算,我們人均年收入不到4位數,這得要多少年呀!姐決定再借。姐每月的工資還不夠還利息呀,這沉重的債務日後怎麼還!爸急,媽更急,趁姐借錢離院時,媽辦了出院手續,她拒絕治療,回到家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如晴天霹靂響在我家上空。村委會主任帶來一名警察,調查我姐,說姐被拘留了,懷疑她參與賣淫。這雷聲太大了,父母的精神徹底崩潰了,村裡人將會用什麼樣的目光審視我們家,父母將有什麼樣的臉面在這兒生活下去。媽說,這一切都是她惹的禍,由她來了結吧!    
    在一個清晨,太陽升起的時候,媽選擇跳崖,自殺了。崖很深,很深,很陡,很陡,我們根本無法下去尋找她。我想我媽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活著她不願麻煩子女,死後也不麻煩我們。我趕回家中,朝崖下拜了幾拜,朝崖下放了幾串鞭炮,我只能用這個詞:欲哭無淚。我跪在崖前,面對高山與懸崖,仰望盤旋的蒼鷹和停留的白雲,我捶著自己的胸脯,我哭什麼?我該說什麼?我只有大聲地喊叫。這時,姐來了,我聽見了身後的抽泣,姐跪在我身邊,不停地像祥林嫂樣複述著一句話:「媽,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那又是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和姐坐在屋外的樹下,我望著姐秀麗的臉龐,淚水在月光下閃閃爍爍,那目光像今夜月光一樣朦朦朧朧。「姐是清白的。」姐說,「我為了讓媽能住院、能治病,餐廳下班後,我又到歌舞廳,我沒有陪睡,沒有!沒有!!姐是清白的,姐賺的錢也是乾淨的!姐的心就像月光一樣潔白!」    
    「從今後我再不會用你的錢!」我說。我走了,第二天我就乘車返校了。我剛踏進校門,就接到一封加急電報:「速回,姐去世。」姐留給我的是一張白紙上寫的兩行字:弟,我是清白的,我賺的錢也是清白的。債務我全部還清了,還有一張美元在我包裡,你留著做個紀念吧!我到媽媽那兒去了!    
    我也只能用這個詞:欲哭無淚。    
    患「絕症」後自殺的悲劇還在發生,求醫買單演繹的悲情還在繼續。    
    也許,我們不應該這樣去思考:我們的一頓飯局、一次卡拉OK合農民一年多少收入?我們下筆開一張處方要農民支付出幾頭肥壯的豬?    
    也許,我們不應該這樣去追問:居住在青山綠水,富有詩意的鄉村的農民為什麼總要承受那麼重、那麼多的疾病的衝擊?    
    也許,我不應該這樣要求自己:我們能給農村的父老鄉親想些什麼?做些什麼?    
    但有一條我們該明白,患病對農民意味著什麼?求醫埋單,那是一條風雨兼程的漫漫之路。他希望能快步走到盡頭。他們希望有柄綠色的傘在他們頭上撐起。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13節 農民欠費:關愛遭遇尷尬(1)

    看病是要付錢的,農民知道這個理,知道這個理就不來看病。遇到意外「扛」和「拖」就沒用了。昂貴的住院支付不起,惟一的辦法就是一走了之。    
    農民欠醫藥費:這不是哪個縣、哪座城市、哪家醫院的問題,這已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    
    河北馬河鎮農民工老王高熱,診斷是出血熱,住進了北京地壇醫院,住院治療39天後痊癒,老王悄悄地跑了,留下了是5650元的欠費。    
    還是地壇醫院,    
    進京打工的陝西農民工黃道福突患急性傳染病,在地壇醫院搶救了9天9夜。重新獲得生命之後,他帶著隨身物品失去了蹤影,留下8000元欠費。這都是2004年發生的事。    
    前幾年在海澱醫院醫務科,我看到一堆留作抵押的證件,有身份證、駕駛證、工作證、學生證。從籍貫看,河南、山東、新疆。    
    醫務科同志告訴我一件家屬棄病人而逃的惱人的事。1999年深秋,北京兒童醫院的醫生們出了一次特殊的差。他們驅車幾百里去河北定興縣,把一個兩個月大的孩子送回他父母身邊,因為孩子的父母為了不交治療費,扔下孩子自己跑了。孩子患的是腦病,經過醫院的治療,孩子已經恢復正常,就在醫院向家長第二次發出交費通知之後,孩子的父母自己跑了,把孩子留在醫院。病房的醫生護士在完成日常治療工作但同時,不得不承擔起養育的責任,生怕孩子出現問題。為了保證孩子安全回家,醫院專門派了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護送,其中的辛苦和花銷可想而知,兒童醫院已經為此背了幾十萬元的欠款。有的遺棄的孩子已經三四歲了,懂事了,每天哭著喊媽媽,醫護人員實在不忍心聽下去。    
    北京這些醫院的情況,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縮影。綜觀全國醫院,此事知多少!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哈爾濱,可以說,只要有醫院的地方就有這類事發生。    
    面對危重病人,你能不救?你敢不救?過去是道德約束,現在是法律約束。1999年5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第24條規定:對急危患者,醫生應當採取緊急措施進行診治,不得拒絕急救處理。    
    江醫一附院急診科有30多張觀察床,急診科主任黃亮教授告訴,欠費的大都是農民、農民工。農民以中毒、外傷、自殺類病種為多,農民工則大多數是意外傷害,偶有急腹症。有次郊區農村農藥中毒,一下送來十幾個人,時間就是生命,你這時還能問錢的事嗎?如果是集體中毒,由單位付款,許多人就會賴著不走。如果是自己花錢,病情好轉一點,人影子都不見了。外傷的農民工更可憐,無家屬、無親戚。如果老闆在醫院有幾個熟人,還轉彎抹角來叮囑我們少用點藥,少收點治療費,只要不死,讓他們趕快出院。我們盡心盡力了,病人獲救了,治癒了,欠費了,按醫院土政策,欠費的負擔都落在醫務人員身上。可以這麼說,我們十二分地同情農民,當扣我們獎金時,我們又十二分地尷尬和無奈。    
    黃亮問:「搶救後醫藥費由誰『埋單』?」《醫師法》中沒有規定。各醫院卻有這樣的規定,所欠的費用一律由科室自行消化。這個四川來的老鄉搶救花費了1萬多元,按20%扣除該科獎金,也就是罰經管醫生那組醫務人員2000元。最後,這個川兄回家的路費還是全科贊助的。    
    一名護士說:「我們獻出了愛心,醫院並沒有減少對我們的罰款,誰愛我們呢?我們也要活命。」病人的欠款是無底深淵,稍不留神,這個醫生這個科一年的勞動就白搭了。    
    這也就是醫院、醫生為什麼怕接診農民患者的緣由吧!    
    該院醫務科李建林副科長講述了幾件事。    
    四川省達縣亭止鎮江陽鄉兩角村4組一個姓劉的農民來南昌打工,突然肚子痛。老闆托人送到醫院就診。當夜確診為急性闌尾炎,老闆代他預交了1千元,進手術室開刀。拆線時,經管醫生說,還欠幾百元,請你交款,準備出院。當夜病人就不見了,這次欠費不多。    
    有時不僅是欠費,連病人都不要。南昌市昌東鎮一個婦女因交通事故受傷,送到醫院昏迷不醒。家屬不問,肇事者本身就貧窮也無力過問,醫院花去了費用4萬元。當病情穩定後,把病人送回家,家屬竟又送回了醫院,理由是:官司沒打完。    
    欠得最多的一次是陝西省安康市一名叫陳衛發的農民。他來江西武寧縣打工。由於工地事故,跳樓逃命,被電燒灼傷,多處骨折住院搶救。老闆丟下了2萬元走了。而花掉的費用是7萬多元。找誰要?要病人出院,病人還不肯出院,醫院只好打電話找到安康市政府辦公室,那邊回答是,你們可以轉告他兒子。又打通了他兒子的電話,又和其所在鄉政府通電話。鄉政府回答,他們家很窮,很窮。52歲的人還離鄉背井打工,不窮嗎?總得要把老陳送回家吧,老呆在醫院也不是個事。他會走嗎?最後找到救助站,護送這名農民返家。所欠費用只好成一筆呆賬,掛在那兒。    
    農民病人大都是意外傷害。如是救不活,家屬或老闆會棄人而走,如果能救活,痊癒,病人自己會席捲鋪蓋而走,欠費已超過了他們心理承受力。過多的欠費,即使一些農民傾家蕩產也難還清。    
    2000年元宵節,一附院腦外科接診了一個顱內出血的民工,開顱止血是惟一的搶救方法,兩個人陪同而來。拿著住院證說,先搶救吧,我們交費去。CT、剃頭,推進手術室。手術有序地進行著,凌晨術畢。當值班醫生找家屬時,門外無一人,住院卡也不見了,手術同意書上的簽字誰也不認識是什麼字。只到兩天後病人清醒,才知病人是從四川來打工的,他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被騎摩托車的小伙子撞翻了。兩人沒有逃逸,送來醫院。聽說手術成功,肇事者還是跑了。病人醒來吃飯的錢都沒有,護士長還得掏錢解決他一日三餐的問題。    
    在《醫師法》公佈之前,一時半會兒不會死的病人,一些醫院和醫生是不會收的。我曾在安遠縣中醫院見過這樣的事。有一天,來了一個病人,是小伙子。右手腫得厲害。掛號,寫病歷。醫生說要拍片子,片子報告說:骨折。要復位,要打石膏,要預交50塊錢。當時50塊錢是大學生畢業後1個月的工資。病人把口袋都翻盡,總共只湊到3塊錢。醫生沒多說:「回去搞錢吧!」骨折的小伙子走了。我不知他什麼時候能搞到錢,若搞不到錢,那手會不會殘疾?接診的醫生輕巧地說:你別白急,他們自己會找點草藥熬熬,錯了位,他們照樣做事!大家都得活命!我還聽說過,有個外傷病人十幾里路趕來,沒有錢住不進院,門診止止血,打個繃帶又被抬回去了。沒錢的農民患了急症住不進院的情況,並非安遠縣才有,各縣市都大量存在。一些退休的老醫生回憶起來感歎不已:農民的命,唉……沒得到及時的搶救整復,結果必然是或死亡或殘疾。    
    過去,欠費可以打報告請主管部門補償,也可以派人去鄉下催賬。後來補償沒有了,完全靠催賬。    
    我催過兩次賬,第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冬季,醫院選擇了冬閒的日子裡,組織我們下鄉去收回欠費。    
    我的任務是到贛州市湖邊公社(現改湖邊鄉),按照病歷上填寫的地址,有的病人已經死了,有的患兒治病時五六歲,如今已是十多歲的大孩子,我們不得不挨家詢問。下鄉前醫院都分配了任務,我的任務是2千到5千元。那次,我不僅沒完成任務,所收的費用連路費都不夠,我無法去完成這個任務,我的收費熱情和力量被他的貧困徹底擊敗了,我落荒而逃。    
    湖邊公社就位於贛州市郊,靠近105國道,從市區騎自行車40分可達,耕地1.6萬畝,1983年人均收入為318元,20世紀70年代末是多少,我尚未查到確切數據。我是從市區騎自行車到湖邊的,那時湖邊鄉僅一條鄉級公路,與105國道垂直,到梨芫背、到石灰山,去其他的小村都靠步行。


第二部分 求醫:疾病猛於虎第14節 農民欠費:關愛遭遇尷尬(2)

    我先到湧泉村,在村口找到第一家,門微開著,我敲門。裡面說:「進來!」屋內光線很暗,窗戶上都垂吊著幾片麻袋,那是為了遮風。靠裡間兩個老人睡在床上,大概是年輕人的父母;一對年輕人也半躺在床上,被子蓋著下半身。我走近看,床上沒有棉絮,一張床單,下面是厚厚的稻草,青年人動一下發出吱吱嚓嚓的響聲。這是冬天,他們沒有穿棉褲,我看清了,是三四件中山裝重疊穿在身上。我說明來意,說了病人的姓名,問他們認不認識。他們沒有下床接待我,聽完了我的敘述後,頓了片刻說:「怕是難收得到,工分算下來,我們這家還只幾十塊錢,聽說隊裡賬上沒有錢,工分多的拿不到現錢,用谷子頂賬,工分少的連谷子都拿不到。」我不信。在我心中農村是「青山綠水」,是「稻花香裡說豐年」,我希望他們領我去找,順便挨家挨戶問。他們說,討賬的事是不會去的,我們走後,村裡人會指著他脊樑骨罵的。我反覆解釋,當初我們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現在你們病好了,藥費還是應該還,這不是幹什麼壞事。最後還是經濟槓桿起了作用,我答應,他陪我,我給他1塊錢(那時我的工資是53.5元)。他也有條件,他是指路指門,躲在遠處。有他領路,少走了不少冤枉路,5戶病人都找到了,從這5戶出來,我再不敢,也沒有膽量和家屬提要錢的事了。窮,窮得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為了擋風,他們家的門一年四季、一天24小時都可以讓任何人出入,沒有一樣物品可以值得去偷去搶的。連起碼的熱水瓶都沒有,沒有一床好棉絮,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只有灶前的幾個紅薯,可以拿到市場上,賣幾角錢。無法用語言去描述他們的貧窮,他們從哪兒擠出錢給我?太陽過午了,還要走20多里地才能回公社,我希望他幫我找家可以用餐的農戶。他領我去了他的朋友家。這家門有口有輛載重自行車。那年代,這是稀罕玩意兒,我想小伙子不錯,總算找到一家能吃飽飯的。我們在房門口坐著,農婦到廚房裡炒菜,我好奇,也來到灶前。這位農婦動作麻利,取來一棵包心菜,洗淨切好,點火,燒的是稻草和枝丫。鍋紅了,該放菜油了,只見她從灶前的牆上取下一塊肉皮,在鍋裡擦了幾擦就把菜倒進鍋裡,三下五除二,放水,煮,煮,熟了,起鍋。雖然是白水煮白菜,我餓了,還是吃得很香。大概是同了路,吃了飯,付了勞務費,談話多了,隨便了,我才知道,陪我的小伙子和他老婆春夏秋冬一共就只有6條褲子,天冷不下地,捂在被子裡,誰出門誰穿。沒錢去做棉褲棉襖。贛南冬天時間不長,他們認為做棉褲棉襖是浪費。一年四季,他們壯勞力每天早晨都要進城挑擔糞回村,四五點鐘起床,走十幾里路,那時城裡糞很貴,說是去挑,實際是偷是搶,夏天深更半夜就出村挑糞,一擔糞一個工,合10個工分。每個工分是3到4分錢,能挑回一擔糞就有3到4角錢。問題不是天天有糞,下地的工分少,一年下來,一家人200到300元的收入。那年代養豬養雞養鴨統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收入就只靠種田和挑糞。    
    走在返回城的路上,天黑了,往回望,煙囪裡已冒出了火花,他們開始了晚餐,他們吃得早,睡得早,省點點燈的油。冬日黃昏下的小鄉村很寧靜很安謐,霧靄中閃著點點火花,很美,照一張相,不也可以題一首詩麼?月光下小村睡著了。那夜,我死活睡不著,那5戶欠費人家的破舊房屋,那病人呆滯的目光,那躲躲閃閃畏畏縮縮的女人,深深地、深深地嵌在我的記憶裡,時間越久,沉澱越濃。他們經得起病嗎?他們病了,城裡人又會怎樣接納他們呢?回到醫院,我甘願接受批評,我寧願檢討,我寧願接受扣工資的處罰。    
    第二次下鄉是送病人回家,順帶收賬,是上世紀90年代末。如果說第一次收費加深了對農民欠費的理解,那麼第二次卻平添了對農民欠費的許多困惑。一位外傷的病人在我科住了3個月,傷口好了,留下了殘疾:右腿拐、右手斷,嘴不張。肇事者跑了,家屬也不管。欠費達5位數。決定送他回家,病人得知後買了老鼠藥,威脅我們說再催他出院就要服老鼠藥。請來了保衛人員,科室同事湊了幾百塊錢送給他,才同意回家。醫院派了車,病人家在山區,下午才到。聽說他哥哥在村裡有點威望,不窮,蓋了樓房。    
    我想能不能向他說說欠費的事,順便收收費呢?    
    哪知,才和他哥剛剛講,就見不到人影了。片刻,來了一夥人,要砸車,不讓病人下來,要我們把病人帶回醫院,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車的尾燈也砸壞了,手機也撥不通,無法和外界聯繫。一看形勢不妙,只好叫司機開車逃跑。剛啟動,車胎漏氣了,原來他們在胎上釘了一枚釘子。    
    最後,由民政部出面,才安頓好這個病人。    
    一位院長這樣對我說:「說心裡話,我們最怕搶救病人,尤其是民警送來的無主病人。救死扶傷是光榮的、責無旁貸的,見死不救,於理於法都不容。而這類病人都是無親人或是無經濟收入,病人救過來了,錢誰付?有時,還要負責他們的生活,    
    我們這兒有家鎮醫院就只因為全力以赴搶救了幾個民工,最後民工未付一分錢醫療費走了,醫院連買藥的錢都沒有,職工工資也發不出。不救,院長醫生統統違法,救治結果還是挨了批評,領導指責院長管理不嚴,管理出效益,管理出形象,沒有加強管理讓病人跑了嘛,你可以派人去追,去討嘛!領導一張嘴,找誰討?民工回家的路費都是找人資助的。」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措施來解決欠費問題。廣東省一家縣醫院因搶救一批爆竹燒傷病人,由於欠費過多,使這家醫院瀕於困境。醫院要發展,要養活職工,所以圈子內流行這樣一句話:「救死不扶傷」,醫院在救死扶傷與生存發展的夾縫中生存。    
    面對無錢的危重病人,醫院醫生別無選擇;面對厚厚一疊的欠費收據,醫院醫生也無法做出選擇。欠費可以把一個小醫院拖垮,可以制約一個大醫院的發展。醫院的欠費由誰埋單?醫院醫生也無法做出選擇,    
    該怎樣面對這些貧窮的農村患者呢?聽說安遠縣有名護士長常自己先墊付,我決定採訪她。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贛州市安遠縣工作了半年,安遠縣是座交通閉塞的小縣城。改革後,開發了三百山,宣傳了供香港同胞飲用水的源頭東江發源地。就因三百山,安遠開始有了點小名氣。那時的安遠縣城不大,只有一條街,縣中醫院、縣醫院、縣政府、文化館都在這條街上。中醫院在路中段,縣醫院在街盡頭。逢三六九圩門診還有百把人,圩過之後,冷清。說得好聽一點是清靜,說得醜一點是冷落。這次,在縣醫院手術室裡,我見到了龔曉英,她已有20多年工齡,苗條身材,瓜子臉,很秀氣。她的崗位很平凡,就在手術室和醫生一起搶救病人。大多數病人是全麻,她的辛苦勞累病人是看不見,感受不到的。她說:手術室往往就是醫院的上甘嶺,搶救病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麼一瞬間。在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下,進了手術室就得支付鈔票。而農民患了急症時,往往是沒帶分文,或僅僅湊了幾個錢,根本不夠。在手術室工作的她,也就往往要挺身而出,不僅是挑起搶救的重擔,還挑起病人欠費的重擔。    
    有一次,從孔田鎮抬來一個叫鍾仁娣的婦女,急腹症,術中要輸血,病人沒有錢,怎麼辦?她決定出面取血,賬記在自己的名下,救人要緊。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卻觸發了她。像這樣送進手術室進行搶救而又沒有錢或錢不夠的農民,她遇見的又何止鍾仁娣一個人。往往醫生在手術台上等病人湊錢取血,拿藥。醫生怕欠費,不得已而為之。她在手術台下,要指揮護士救病人,又要為無錢的病人跑血、跑藥,她怕誤了搶救病人的時間。只要她當班,凡是錢不夠的病人,她都勇於去挑這筆經濟賬。    
    「病人會還嗎?」我問。    
    「大多數病人都會還,家境困難的,會拖幾個月。不是他們有意拖,確實他們手頭緊,拿不出來。」    
    「手術室應該成為救命的綠色通道,絕不能因為病人缺錢而誤了病人的治療。」她要求手術室每個護士都這樣做:「要血取血,要藥取藥,就是扣我們的工資,也不能影響搶救。」她有這點權,她就用這點權。幾十年來,她都是這樣做的。手術後,沒有錢、沒有營養品的,她會掏錢為病人解決,沒有親人或不會護理的,她會主動伸出手去幫助,她自己並不富裕,她是農民的女兒,一名贛州衛校畢業的中專生,她也要養家口,相夫教子。只不過行走在金錢和人道之間時,她選擇了人道。她是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是省市優秀護士。龔曉英樂於助人,樂於為農民服務,那是她品德的崇高。我在想,為什麼總要讓品德崇高的人們承擔那麼多呢?政府、醫院、企業可不可以籌集一筆錢供這些貧困的農民周轉呢?    
    一位醫生笑了:「你傻想,如果是公家的錢,這些農民會還嗎?」    
    果真?    
    病人並不知道,雖是國家辦的醫院,進入市場經濟後,醫院進入了「斷奶期」。國家不僅不支付醫院這筆醫療費用。一切辦院的開支准包括在醫務人員勞動的收入中,這就是醫生所醫治的病人留下的欠費要扣醫生獎金的道理。病人一直認為總認為國家的醫院國家會撥款,這也是病人會逃費的主要原因。    
    2003年9月12日,國家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第11個部委召開貫徹落實農村醫療保險協調會。    
    然而,誰來為1億多農民工辦理醫療保險,仍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黃亮主任,這位獲江西省十佳「師德」的醫學院教授建議,應該由政府設立專門基金,在醫院遭遇欠費時適當予以補貼。還可以設置醫療急救基金,充分發動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自願捐資,對無支付能力的急重病患者提供救助。國家應盡快地把農民工納入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這不僅是解決醫療埋單、欠費埋單的好辦法,更是實現社會公平、辦好醫院的好舉措。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15節 編織好三級衛生網誰埋單?(1)

    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毛澤東    
    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否好起來。    
    ——鄧小平    
    第一節編織好三級衛生網誰埋單?    
    1面對「黑血」與「逃蟲」,不能不多問幾個為什麼    
    一位領導曾深情地說: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是呵護農民生命健康的有效屏障。    
    一位衛生經濟學家開玩笑地說:農村衛生經濟長期投入不足,「非典」的突然襲擊證明我們農村的衛生大網不僅是張而無力,而且是破損有漏。    
    可以提出三個問題:何謂農村三級衛生網?衛生網何時何故破損了?編織好三級衛生網誰埋單?    
    第一個問題有答案:2002年10月19日中發〔2002〕13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規定》中第8條對網絡的組織成分與整體功能做了詳細的講述:    
    政府舉辦的縣級衛生機構是農村預防保健和醫療服務的業務指導中心,承擔農村預防保健、基本醫療、基層轉診、急救以及基層衛生人員的培訓及業務指導職責。鄉(鎮)衛生院要改進服務模式,深入農村社區、家庭、學校,提供預防保健和基本醫療服務,一般不得向醫院模式發展。村衛生室承擔承擔衛生行政部門賦予的預防保健任務,提供常見傷、病的初級診治。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是農村衛生資源的組成部分。醫療衛生機構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機構要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明確職能,發揮各自在農村衛生工作中的應有作用,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縣級衛生機構縣醫院、縣中醫院、防疫站、血防站、婦幼保健站、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等是網頂,鄉鎮級衛生院是網身,村衛生所是網底。    
    第二、第三個問題有必要進行探討,記憶裡有這樣一次出診。    
    剛歡度完千年之禧,正準備迎接傳統春節。一個初冬的中午,剛下班,我就接到醫務科要外出搶救的電話,地點是離市區還有百餘里地的一家村辦小煤窯。來不及進食堂,咬兩口麵包,揣一包牛奶我就和神經外科醫生一起踏進了救護車。國道平坦,救護車像離弦之箭。一小時後,車速慢了,進入了坑坑窪窪的鄉村公路,急剎車,一條河橫在車前,要擺渡。河對面大概是船老大與司機發生了爭執,渡船遲遲不得攏岸。時間就是生命的警句在這兒完全失去了作用。儘管心急如焚,也只有耐心地等!50分鐘後過了河,又是坑坑窪窪的鄉間公路,到了倒塌煤窯前已是夕陽西下、晚風襲人的時分了。受難者早已抬到路邊黃泥地面上,躺在一張破舊的床單上,一個個軀體全被煤屑煤渣染黑,裹在身上的破衫既不遮體也不能保暖,鼓脹的肌肉裸露著,大都光著腳,腳丫裡面儘是煤屑,穿著的鞋也只剩下一隻,大腳趾露在破了的解放鞋的外面。周邊沒有一家診所,更沒有一家醫院,自然也就沒有一個醫務人員。我奇怪為什麼我們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醫生。沒有時間去瞭解情況,搶上前去聽診。我還當聽診器沒有放准,再聽,依舊沒有心跳!心內注射。氣管切開。人工呼吸。鼻孔裡也是煤屑。撬開嘴唇,除了牙齒還露出一點白色外,軀體的每一個部位多染得墨黑。一刀下去,氣管上皮膚切口流出的血也是黑的,沒有流動。這位小伙子可能是因窒息而死。第二個眼瞼毛似乎有點顫動。放下黑血的年輕人,我迅速蹲到這個傷員身邊,口角有血斑,又是黑血!烏黑烏黑的血斑,依舊沒有心跳,依舊心內注射,依舊氣管切開,依舊是沒有流動的黑血,依舊靜靜地躺在那兒。    
    第三個嘴唇有血色,耳廓在流血,瞳孔已經放大,有顱腦外傷,這兒沒有一丁點搶救的條件,不能久留,迅速搬上救護車!    
    第四個、第五個血與煤攙混在一起,紅黑色澤分明。    
    又一個,嘴唇在蠕動,眼瞼眨了幾下,結膜蒼白得嚇人,鼻孔下幾根稀疏的鬍子在抖動著:「兒子,我的兒子剛剛他們還在動,還在動哩!醫生,請快去救我的兒子吧!」他叫著,掙扎著,想起身,血從他下唇口角處汩汩地流出來,把口角的煤屑都沖走了,顯現出一條血溝,他可能有頜骨骨折。他兒子是誰?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我默默地佇立在屍體前,目光久久不願離去。黑色,黑色的血。這是幾個年輕生命凝固的顏色,他們告別人生確實太早,太早了。一串的哭聲又強烈的衝擊著我的耳膜。這些遇難的青年都是附近村裡的農民,號啕的哭聲已佈滿了夜空,山溝裡和夜幕下閃爍著一點又一點的光亮,那是他們父母妻兒的目光嗎?為什麼沒有看見晶瑩的淚珠在落下,莫非淚水也是黑的麼?突然,無數的問號從天際湧向我的腦海中。    
    市裡的醫生呢?縣裡的?鄉里的呢?即使村醫來幾個也好啊。三級衛生網??    
    村長說:「村醫自己開業去了,是我打的電話,我已盡到了責任。」    
    鄉長說:「鄉衛生院沒有救護車,再說技術力量也不行。」    
    縣衛生局長說:「僅一輛救護車出診了,只能請求省裡。」    
    我茫然。    
    2年後,我回了趟武漢老家,遇見了朋友老晏,他是監利人。    
    1965年我與他在荊州地區參加社教工作團時相交、相識。我們都經歷了當年「血防的人民戰爭」,都到過長江中擊水,洪湖中撈魚,夜半獵野鴨(那時還不違法),自然談起了血吸蟲病復發的事。那時,沒有感受到血吸蟲病像今天這樣的嚴峻和咄咄逼人。或是我們當初年輕、無知,沒能感受。    
    湖北省的疫情無論是從患病人數還是新增釘螺面積數都比湖南嚴峻,由於媒體對湖南報道得多,在國民心中,湖南似乎有被血吸蟲圍困之感。而湖北省的疫情在國人目光中反而淡化了。    
    湖北素稱「千湖之省」,地處長江中游,江河縱橫,湖泊眾多。豐富的水資源和溫暖潮濕的氣候,使湖北成為我國主要的糧產區,也使湖北成為釘螺孳生的溫床。1975年江陵縣鳳凰山168號古墓發掘的西漢男屍體內檢出血吸蟲蟲卵,證實血吸蟲病在湖北流行至少有2100多年的歷史。在湖北省血防站,我讀的第一篇資料是湖北血吸蟲分佈圖。江漢平原的長江沿線、四湖水系和陽新的富河流域,是一大片觸目驚心的紅色,這是血吸蟲的重疫區。全省血吸蟲歷史流行區有10個市、58個縣市區、527個鄉鎮、5652個行政村。現疫區人口952.7萬,釘螺面積120.8萬畝,慢性血吸蟲病人29.5萬人,其中晚期血吸蟲病人4881人,血吸蟲病牛1.08萬頭。在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湖北5省中,湖北除釘螺面積排在湖南之後外,慢性病人、人群感染率、「晚血」和血吸蟲病牛4項指標均居第1位。其流行範圍可用16個字表達:西起宜昌、東至黃梅、北頂谷城、南達通山。    
    還是在省血防站,我聽到了他們講述的近幾年發生的幾起驚心動魄的事。1989年,武漢市武昌區楊園街發生急性血吸蟲病暴發流行,原因是這帶居民因耐不住酷暑,下江泡水防暑,誰也不知這水中已有釘螺,一下子發生了急性感染。在查出的3045名血吸蟲病患者中,急性感染的高達1604人。    
    2000年江陵縣熊河鎮邊江村一對年輕夫婦因患血吸蟲病已進入晚期,無錢治療,雙雙死去。還是這個村,在2001年夏天,2組4歲的男孩程潭失足跌進門前的水塘裡,染上了急性血吸蟲病,1年後死亡,年僅5歲。這是湖北省近10年來發病年齡最小,死亡年齡最小的血吸蟲病人。2004年夏天,湖北洪湖的大同湖農場和大沙湖農場50多人發生血吸蟲急性感染,其中一例是11人下水修泵站,結果9人急性感染血吸蟲,疫情驚動了國家衛生部和湖北省委。2004年夏天公安縣毛家港鎮一位同志拍過這樣一張照片,每棵樹上的釘螺密度高達2000多顆。觀後令人毛骨悚然。這是因為暴雨造成垸內積水,成批的釘螺爬到農田周圍的樹上逃生的結果。湖北省的血吸蟲病有4個指標在全國居第1位,江陵縣熊河鎮邊江村曾經也創造了湖北血吸蟲病的幾個第一:晚期血吸蟲病人患病率第一高,達1778%,晚血病人死亡人數第一。全村晚血病人135人,從1991年到2000年,村裡每年有至少2人死於血吸蟲病。    
    在我落筆寫書之時,老晏又來電話告知,2003年,湖北血吸蟲病人增長了1%。荊州目前有螺面積29萬多畝,1000多個行政村流行血吸蟲病,病人已達7萬餘人,「晚血」病人約1000餘人。我自然想起了那幾個「逃蟲」、「逃疫」的農民。我能不多問幾個為什麼嗎?    
    2.一筆大賬:算出了隱憂    
    在2002年10月19日中發〔2002〕13號文件裡,開宗明義就指出做出決定的目的:總體上看,農村衛生工作仍比較薄弱,體制改革滯後,資金投入不足,衛生人才匱乏,基礎設施落後,農村合作醫療面臨很大困難,一些地區傳染病、地方病危害嚴重,農民因病致貧、返貧問題突出,必須引起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閱讀過去幾年的數字,可以加深我們對這份文件的理解。    
    1980年政府對衛生費用支出比重是36.5%。1990年下降到25%,從1990年到1999年可以看出我國每年的衛生事業費都在大幅度增加投入,但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卻在逐年下降。1990年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2.79%,到1997年下降為2.45%,距「人人享有衛生保健」最低限標準的8%差距甚遠。在1999年以前的歷年用於衛生事業的總費用來看,其占GDP的比重在4%左右,距WHO「至少有5%的國民生產總值用於衛生事業」的最低限要求還有缺口。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16節 編織好三級衛生網誰埋單?(2)

    全國衛生總費用測算表    
    1991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0年    
    衛生總費用    
    (億元)888.62257.83384.94178.64764.0    
    政府預算    
    (億元)202.3383.1522.1640.9709.5    
    構成比(%)22.817.016.415.314.9    
    社會衛生籌資    
    (億元)341.1739.7937.71064.61167.7構成比(%)38.432.727.725.524.5    
    居民衛生    
    支出(億元)345.21135.01925.12473.12886.7    
    構成比(%)38.850.356.959.260.6    
    衛生總費用占    
    GDP(%)4.13.94.65.15.3    
    人均衛生總    
    費用(元)76.7186.4273.8331.9376.4    
    表中顯示全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00年的5.3%。1996年起草、1997年初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關於衛生投入的要求是:「到本世紀末,爭取全社會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5%左右。」總量已實現了「決定」的要求。2001年我國衛生總費用佔到GDP的5.37%,比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最低水平還高出0.37個百分點。總量超出5000億元。從這個角度看,衛生事業飛躍發展,與世界接軌指日可待。從另一個角度看,衛生籌資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全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預算支出的比重由1991年的22.8%下降為2000年的14.9%,到2002年下降到1.3%;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由1991年的38.8%上升為2000年的60.6%,社會籌資占25%,而1990年結構正好相反,個人總負擔37%,這種籌資格局的改變,一方面反映了衛生服務福利觀念變更是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產物,但提醒我們:「醫療衛生服務中相當一部分屬於社會公共產品,政府理應適當增加預算衛生支出,為全體民眾提供基本的、公平的衛生服務。如果居民個人衛生支出增長過快,負擔過重,必然影響衛生醫療服務的供需矛盾,包括由醫療費用負擔過高而引發的醫患矛盾。」    
    於是就有了發出了「病不起」的呼喊,醫療費昂貴,藥費虛高把矛頭指向醫院和醫生。而醫生也呼叫:「我們在代人受過,冤哉枉也。」    
    孰是孰非,不在本書討論之列。我們關注的還有下一張表:    
    農村衛生總費用測算表單位:億元1991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0年    
    農村衛生總費用299.7804.41270.41474.81527.8    
    政府支出37.666.881.594.2100.7    
    構成比(%)12.58.36.46.46.6    
    社會支出20.243.852.952.049.8    
    構成比(%)6.75.54.23.53.3    
    個人支出241.9693.81136.01328.51377.3    
    構成比(%)80.786.389.490.190.2農村衛生費用佔全國衛生總費用(%)33.735.637.535.332.1    
    表中顯示,在農村衛生總費用構成中,政府衛生支出的比重由1991年的12.5%,下降為2000年的6.6%;同期農村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有80.7%上升為90.2%(資料來源:《中國衛生年鑒》《衛生事業經費決算資料》)。    
    佔全國人口2/3以上的農村居民的衛生費用,僅佔全國衛生總費用的1/3左右。尤其是農村衛生費用中,政府衛生支出於社會衛生支出所佔比重都很低,兩者合計僅佔10%左右,絕大部分衛生費用均由農民個人承擔,農民個人衛生支出所佔比重已高達90%以上。同時,農村衛生費用絕對值在逐年增加,但佔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卻在縮小。    
    以1998年為例,全國農村衛生費用為907.53億元,佔全國衛生費用3639.25億元的24%,全國農村衛生費用中縣、鄉、村三級衛生機構分別占40.0%,39.2%和20.8%。這筆費用結構中,業務收入占88.70%,在縣、鄉、村分別占87.2%,85.2%,97.7%。村級衛生組織占比重最高,因為他們獲得撥款最少。    
    國家衛生部的撥款(包括政府對衛生部的衛生機構撥款和企業對自辦醫院的撥款)平均占10.7%,其中政府對衛生部所屬衛生機構++撥款平均占9.7%,在縣、鄉、村三級分別占106%,136%,05%,鄉村集體補助平均占06%,在鄉、村兩級分別占05%和18%,鄉村集體補助主要來源於鄉統籌和村提留。    
    農村稅費改革後,鄉統籌和村提留就會沒有。    
    解剖一個省,或是解剖一個市,解剖一個縣級醫院或鄉級醫院,看看這些埋單的錢有多少,能辦些什麼事?怎樣去辦?    
    以江西省為例。江西省屬中部地區,是農業省份。2/3是山區,2/3的人口在農村。現有11個設區市,99個縣(市區)。江西省總面積16.69萬平方公里,總人口4222.4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206.51萬人,占總人口的75.94%,農村住戶年人均純收入2458元。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2176億元,財政收入200億元,財政支出284億元。在此之前,江西省經濟水平和人均收入在東部地區排末位,在全國也是最落後的地區之一。順便將江西省經濟狀況與鄰省作一些比較:2002年江西省國內生產總產值是2465億元,安徽是3521億元,湖南是4340億元,湖北是4987億元;江蘇省是江西的4.3倍,廣東省是江西省的5倍。2003年江西省GDP是2830億元,浙江是9200億元,為3.3倍;江蘇是12451億元,是4.4倍;廣東是13449億元,是4.7倍。2003年蘇州市一年財政收入是409.9億元,而江西是284.9億元。2001年江西省衛生廳趙梅蘭等8位同志對江西省9個縣(市)及27個鄉(鎮)進行了農村公共衛生服務投入現狀的調查,隨機抽樣的方法是按財政狀況好、中、差,分別入樣:安遠、廣豐、井岡山、吉安、安福、尋烏、鉛山、會昌、上饒,被調查人口為390萬,佔全省人口9.26%;國內生產總值125億元,佔全省國內生產總值5.34%;財政收入11.36億元,佔全省財政收入5.88%;財政支出1544億元,佔全省財政支出5.44%;衛生事業費4294萬元,佔全省衛生事業費6.01%;防疫保健費595萬元,佔全省防疫保健費5.17%。9縣(市)防疫站2001年財政經常性撥款僅有351萬元。相當於這些單位人員經費的65.1%,總支出的33.2%,經費缺口達706萬元。即使加上10萬元財政專項撥款,缺口仍有696萬元。這些缺口都要靠自己去創收彌補。    
    9縣(市)婦保站(所)2001年財政經常性撥款和專項撥款合計是234萬元,相當於這些單位人員經費的51.2%,總支出的189%,經費缺口達1006萬元。按財政傳統做法,全民所有制職工應保工資和部分補助工資,集體所有資金要補60%的工資。但實行按人員補助工資後,補助遠遠落後事業發展。    
    信豐縣位於江西南部,總人口62.5萬,面積2878平方公里。20世紀90年代初,衛生系統有在職職工780人,年人均工資3000元,財政撥款380萬元,退休人員和職工工資得到較好的保障。2003年全縣有職工1070人,年人均工資9000元,財政撥款不到100萬元,職工和退休人員工資不能得到保障。公共衛生監督設備一直未能更新。一些單位連最基本的微機、通訊、交通、攝像取證及氣相色譜儀等監督設備都不能保證。對一些突發事件,如中毒事件往往束手無策。儘管江西自稱不東不西,畢竟他還是華東地區的後花園、供銷站,佔著京九線、長江黃金水道的優勢,與西部地區相比較要好一點。    
    現行的衛生事業財政補助政策就全國而言,大體相近。山西省2001年衛生事業費支出8.6億元,用於農村的為1.5億元,占衛生事業費的17%。往北,2003年記者訪問了遼寧省衛生廳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處馮處長。他說近幾年衛生投入比例下滑,衛生事業費用前幾年占財政總支出的30%以上,而現在下降1.5%。財政的「總盤子」在擴大,而衛生投入在減少。黑龍江、吉林兩省情況,不會比遼寧省強多少。2003年,安徽省衛生事業財政投入12.4億,人均18.47元,衛生投入在全國處在倒數第3位。    
    一位主管文教衛生的省政府領導,在與我交談時表達了這樣一種心態:一定要重視教育,因為有法看著,要依法辦事。計劃生育投資要到位,因為這是「國策」、「一票否決制」,不敢亂來。    
    談到衛生事業的投資,只能「因地」「因時」制宜。何況醫療衛生已培養了市場,可以自己管飽自己。作為政府也有難處,工農業要發展,一點錢要用在刀刃上。經濟不上去,中央、老百姓兩頭都有意見,都得挨屁股。小有小的難處,大有大的難處。像家庭主婦一樣,有了錢誰不想去健美室、美容廳走走呢?沒錢,窮啊!    
    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這幾點:(1)農村衛生費用比重下降。(2)政府對農村衛生事業撥款低,1998年農村衛生費用占政府撥款8811億元,佔全國衛生事業費225億元的39.2%,平均每一農村人口9.9元,比當年平均全國人均衛生事業費18.5元降低近半。(3)集體資金投入有限,實際上集體經濟補助占農村衛生費用比重很低平均只有0.6%。(4)公共衛生經濟不足,政府撥款的68%用於醫療,22.7%用於公共衛生。這就是越往基層防疫能力越低的原因之一。(5)是由於政府和集體資金投入不足,衛生機構要生存,只有靠業務收入、藥品收入,「以藥養醫」、「以醫養站」成了農村醫院,經濟來源的主要渠道。這種補償機制必然加重農民患者的負擔。(6)我國衛生事業費用主要來自地方財政。例如2001年全國衛生事業費546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負擔35.43億元,占總額的65%;地方財政負擔510.53億元,占總額的93.5%。也就是說,衛生事業的發展尤其使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主要由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埋單。如果地方政府財政拮据,撥不出很多的錢,怎麼辦?    
    江西的兩個數據讓人深思:2001年江西省法定傳染病發病率比2000年雖然下降了17.93%,但病死率卻增加了53.75%。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17節 網頂隱漏:都是成本核算惹的禍

    2002年的5月1日上午7點,我從南昌乘汽車出發,經南樟高速公路轉上105國道,3個半小時到了峽江縣向東拐,又行駛了40分鐘到達了目的地:永豐縣。    
    我多次到過永豐縣,該縣屬吉安市管轄,縣城所在地恩江鎮10萬餘人,地處江西腹地,交通閉塞,經濟欠發達。像全國許多縣城一樣有縣級醫療機構3家:縣人民醫院、縣中醫院、縣婦幼保健院。3家醫院各有特色,都在競爭中求生存。那天陽光燦爛,街頭彩旗飄飄,人人臉上掛滿了節日的笑容。我下車向縣城醫院走去。    
    縣醫院門診部熱鬧非凡,大廳裡掛著宣傳欄,表明了今日出診的各科專家,數了數,有10餘個,來自廣州的、上海的、南昌的。病人還真是高興,1元的掛號費,可以咨詢,可以接受檢查,請來的專家又熱情,又細心,我和病人一樣的感受到了這份愛心。    
    縣中醫院與縣醫院相隔只有半里多路。走到那兒我看到了同樣的情景,從省城請來的知名專家,有內科、骨科、兒科、眼科,病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專家要在這兒工作三四天,可以安排開刀,又可以安排檢查,病人的臉上溢滿了笑意,我和病人一樣感受了這種便民的歡愉。    
    在我為愛心和歡愉鼓掌時,我還感受到競爭的痛苦和生存的危機,看到了院長們的無奈和醫生們的苦惱。    
    兩家醫院的競爭源於數年前中醫院羅院長的改革。中醫院創辦於1986年,其前身是佐龍鄉衛生院。袁佐龍是大革命時期犧牲的烈士,老表為紀念他,以其名為鄉名。當時醫院受到中醫政策的扶持,以中醫中藥為主。1991年後,財政撥款減少,僅靠賣藥難以維持生存。當時全院220名職工,每年撥款16萬元,以月薪500元計算,每月工資支出就得11萬。羅院長年輕,思想解放,很快想到開設西醫,為了使收入含金量高,中醫院推出了大五官科(眼、耳、鼻、喉、口腔),添置了6台口腔綜合治療椅,1台鼻腔纖維鏡(OLYM-PUS),又購置了1台CT,縣中醫院的年收入扶搖直上。這位羅院長還在縣郊10里地的荒山開闢了一塊面積280畝的中藥基地,種植了杜仲、丹參、厚樸、黃桅子等10餘種藥材。醫院越辦越紅火,羅院長被評為先進個人,該院也被國家衛生部、人事部授予全國衛生先進集體,眼科醫生寧財文還被評為江西省勞模。2000年醫院年毛收入為939萬,藥品占總收入的59%。對於一所縣中醫院來說,藥品收入比例算是偏低。中醫院不是全天候而是全年候。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每個科每個醫生都接診病人。醫生的收入並不高,醫院裡中專生多,基本工資就更低。收入雖少,但是工作的積極性卻很高,骨科、頜面外科、眼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手術都積極開展。《健康報》還以《小卒扛大旗》為題報道了羅院長和他的同事們的事跡。縣中醫院的崛起無疑對縣人民醫院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永豐縣人民醫院是老牌醫院,它是和新中國同時誕生的。面對中醫院的挑戰,它不甘示弱,更不能落伍。兩家醫院開始了競爭。縣衛生局和縣政府原領導決定,縣中醫院購了CT後,縣醫院不再添置CT。縣領導更換後,原決定失效,兩家都有了CT,都有了胃鏡,都有了彩超。你全天候、全年候,我也全天候、全年候。你請省內外專家,我也請省內外專家。自然是老百姓獲利。永豐縣城離省城遠,老百姓又窮,得了病別說去北京,去廣州、上海,就是動身到省城也不敢放腳。競爭後。中醫院率先請來了廣州眼科醫院的眼科專家,上海瑞金的外科專家,省城的骨科、耳鼻喉科、頜面外科專家,縣醫院也請了北京同仁、廣州中山、武漢協和的專家。病人在縣城就可以享受專家的治療,收費也不貴。這是解放50年來從未有過的新鮮事。2家醫院贏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2000年縣醫院總收入是1200萬,2002年收入是2104.50萬元。    
    競爭也有痛苦,就如空調、彩電的降價戰一樣。病源只那麼多,縣醫院多了,中醫院就少了;中醫院多了,縣醫院就少了。藥品價格是沒辦法動的,只有治療價格由醫院、科室掌握,雙方出現了價格戰,出現了病人可以討價還價、價格面議的現象。如拔阻生牙在上海是幾百元,省城是幾十元,這裡也許10元就可以完成治療。中醫院6台牙科椅子,7名醫生,病人不少,年收入只能達到8000元~10000元。國家要提高治療費,在窮區是很難實施的。貴了,病人不幹。他們只能「薄利多銷」,只要不虧,也得為病人去做。一位領導對我說:「貧困縣的醫生們是很苦的,真是很苦的。他們最大的快樂就是聽到老表們誇他們是好醫生,他們獲得的還真正是這點精神獎勵。」面對著小小的一塊蛋糕誰都想分一點。縣婦幼保健院業務收入只有260萬,在職人員有86人,退休人員30人,撥款只有54萬。他們也參加了競爭。競爭的人多了,蛋糕會大嗎?各家醫院都在為生存而競爭,只是方式不同。    
    灤平縣是河北縣的貧困縣,總人口不足34萬人,離承德市60公里,距北京不足18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醫療條件也比較好。縣級綜合醫院灤平縣醫院、灤平縣中醫院,就發生過搶購CT之戰,後經縣政府干預,戰火才告熄滅。其實,大多數縣醫院的院長們都有這樣的想法:即使有點錢,院長們也不願意把錢用到房屋的修建、綠化醫院、改善環境上去。院長們的第一需要是想方設法賺點錢、存點錢、借點錢購買大型的設備、儀器,以期待更多更大的經濟效益的回報。在許多病人和非醫務人員心中,醫院是吃著「皇糧」的,工資由國家發,日子還有什麼不愜意?領導還有什麼不好當?    
    早在20世紀80年代,各醫院已開始「斷奶」或「逐步斷奶」。永豐縣人民醫院在編人員87人,實際上班人數307人,退休職工近60人,經常性財政撥款65.5萬元,2003年減到40萬元。退休職工工資福利以人平均650元計算,月需要發工資近4萬元,一年總計48萬元。剩下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只好靠自力更生了。縣中醫院在編職工165人,實際職工人數244人,離退休職工22人,上級年財政撥款17萬元。不必細算,以最低工資算每月500元,還不算福利,一年就得用去13.2萬元。這就是一座經濟不發達的縣城有兩台CT的根本原因。農村醫療市場競爭的無序,僅僅只是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和假醫的入侵及氾濫。    
    2004年4月底,我讀到永豐縣衛生局向縣人大常委會就關於農村公共衛生的工作情況匯報的材料。2003年抗擊「非典」和2004年預防「禽流感」的成績就不複述,只抄錄幾點「困難與問題」:「根據有關政策要求,政府對衛生對於衛生事業的投入不得低於同級財政支出的8%,而我縣的衛生事業經費投入占縣財政撥款支出的3%。」「全縣的衛生人員醫療設備資源80%集中在縣城。」也就是20%的資源在為鄉村的農民服務。我同時讀到另一份材料是與永豐縣相隔不遠的革命老區吉安縣的衛生經費投入情況。2003年吉安縣全縣財政23876萬元,衛生經費占縣財政支出的3.4%。兩縣均離8%相差甚遠。我又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不管缺口有多大,大多數基層衛生系統的各個單位各個崗位的職工都沒有停止他們的工作,也就是說每個單位都「活著」。為什麼能「活著」?方法是成本核算:將科室所有開支(工資、總務、物資、辦公設備、房租、水電、各種醫療儀器損耗等等,包括一塊肥皂、一個燈泡)統統折算成成本,各科室的總收入減去成本就是純收入,再按不同比例提獎金。哪個科室創收多獎金就多。    
    命名五花八門,執行方式各異。目的只有一個:不能虧本。科主任追求的不僅僅是不虧本,而是要獲獎金。    
    縣級衛生機構這張一級網有兩大塊,一是醫療,二是預防保健。醫療對象是病人,只要有病人就能生存、「活著」。醫療部門好辦,是主導位置,病人是被動的;防疫部門難了,大都是福利的,免費的,成本核算難為他們了。他們工作的內容和範圍有:食品衛生監督執法、環境衛生監督執法、生活飲用水衛生監督檢測等純公共衛生服務,還有四苗六病計劃免疫接種、兒童系統保健、婦女生產保健等准公共衛生服務。    
    對他們的工作作一個簡單的成本核算:(人力、物力、財力)每服務一天,純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直接成本在141元左右;准公共衛生項目的直接成本在132元左右,如果加上30%的間接成本,每人每天從事公共衛生服務成本在172元左右。這些成本由誰負擔?防疫服務機構已是一貧如洗、入不敷出,由服務對像負擔?服務對像大多是農民。2001年農民平均每人每年醫療保健支出是72.42元,比2000年增加18.94元,增幅達14.08%,再加碼農民承受得了嗎?不加碼,這些單位又生存得了嗎?道德與責任、良心與現實,使這些領導不得不「另闢蹊徑」,抽一些人改行從事醫療服務。如防疫站、血防站裡設婦產科、牙科、皮膚科、中醫科等創收。「以醫養站」、「以藥養站」的目的——還是要「活下去」,「防下去」。    
    2004年國家衛生部重申要求各級醫院的收入不得與職工利益掛鉤,各級醫院在為生存創收的競爭中做到了嗎?採訪中,各級院長反問我:不掛鉤醫院的雙效益能上去嗎?    
    一名院長申辯說:不應叫掛鉤,應叫成本核算,不核算醫院吃虧,資源浪費,漏洞更大,越辦越垮,最後倒霉的還是病人。    
    他舉了幾個例子,放射科一名技術員在沒搞成本核算時,設備經常壞,要檢修。遠道來的農民,經常推遲幾天拍照片,倒霉的是醫院,是病人。人事制度沒改革想解聘他也不行。何況有些護士小姐和技術員不是七大姨八大嬸就是小叔子小舅子。誰願意惹他們。有人反映,為了偷懶停工,甚至有意拆掉醫療設備機器的零件,一時又找不到他們破壞的證據。他們反而說採購的是「水貨」,廠家質量有問題。成本核算後機器沒壞過一次。有次線路壞了,醫院的維修工正忙別的事,他找自己的朋友來修。遠道來照片的農民立等可取。眼前這幫人的素質只能用成本核算去對付。大道理能對付得了他們嗎?核算前護士可以把紗布拿回家做襯布窗簾、桌布。有了成本核算人人都成了監督員。早在20世紀末,在老百姓反對醫院亂收費指責聲中,在眾多媒體的分析評論中,大家都認定亂收費的原因來源於成本核算。強烈呼籲整治亂收費要從成本核算著手。其實,成本核算並非衛生系統首創,工農商各企業早就使用得熱火朝天了。鐵路交通、出版諸行業先行了好幾步。    
    20世紀80年代末政府提出逐步對醫療服務系統逐漸「斷奶」,醫院內部也想搞活,與國內市場經濟接軌,改變醫護人員干與不干一個樣得局面,決定引進成本核算這一辦法。引進初衷在於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減少醫院浪費,器械和設備的閒置。    
    誰都不否認,方法實行之初,調動了廣大醫務人員的積極性,解決了城鄉百姓看病難的問題,尤其是手術難的頸瓶一下得到鬆解,隨著資金獲取慾望的增高,成本核算的併發症越來越顯現清晰。    
    最嚴重的併發症自然是加重病人的負擔;大處方滿天下,昂貴的檢查,災難般地落在病人的身上,負擔不起也罷,病情不需要也罷,統統要病人承擔起來——病人的治病週期在成本核算中縮短了,這是好的一面;但負擔卻加重了,這是壞的一面。    
    在2003年及再往前的數年中,《衛生經濟研究》《中國衛生經濟》《中國醫院管理》《中國醫院》等諸多雜誌中都討論並提倡成本核算。2004年第2期的《衛生經濟研究》中就有一篇談成本核算的文章。文章指出:開展成本核算是加強成本控制的前提,是醫院經濟管理的中心環節。也是醫院走優質、高效、低耗的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必要選擇。文中有段特別提出:科室成本和醫院現金流量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無論哪種核算方式,大部分是以科室結餘作為獎懲的最終依據。科室該怎樣獲得這個「結餘」呢?說白了「結餘」裡是不是宰了病人?是不是病人的額外負擔?是打醫生的屁股?還是打院長的屁股?    
    面對衛生部的三令五申,院長們表示堅決執行;    
    面對職工獎勤罰懶要取消成本核算院長們有點無可奈何;    
    面對醫院的生存——職工的工資、福利,醫院的發展,院長們呼籲盡快認定醫療服務的性質和價值。    
    一位醫學經濟學家說,既然把醫療服務推向市場,醫院就應理直氣壯地搞核算,不計成本,何以養醫?何以發展醫院?成本核算無罪,成本核算不違背倫理,成本核算不能壽終正寢。只要有醫療市場存在,成本核算就可以存在。大處方、貴檢查、亂收費要德法並治,那是管理和綜合治理問題,罪不在成本核算。    
    迄今,一些院長們似乎仍不太明白,醫療服務到底是福利還是盈利?基層農村醫院為什麼也會進入斷奶前期——他們靠什麼生存和發展呢?成本核算——衛生事業的改革結果,醫院活了,醫生向錢看了;藥費高了——權力不在醫院和醫生手中;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制度不健全,覆蓋率不高,農村幾乎是空的——病不起呼聲自然與日俱增。兩個方面都需要錢:縣、鄉、村醫院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錢;錢從哪裡來?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在斷奶呀!農民患者的負擔自然增加了。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18節 鄉鎮衛生院如何維持運行(1)

    1解讀數字:「小米加步槍」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鄉鎮衛生院的發展是向上的、充滿生機的,鄉鎮衛生院承上啟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鄉鎮衛生院大都設有住院部,一些中心衛生院的技術力量在個別專科上甚至比縣醫院略勝一籌。農民患者在這兒就醫機會特別多。這是第二張網,是在織還是在補呢?到了80年代末鄉鎮衛生院開始下滑。湖北省衛生廳基層衛生與婦幼保健有份材料表明,據1998年統計,湖北省有鄉鎮衛生院1269所、衛生所28974個,衛生院業務量由1989年的5043.7萬下降到1998年年的3639.7萬,住院人數由1989年的108萬下降到1998年的60萬,1998年鄉鎮衛生院病床使用率只有19.33%(實際可能更低),一個醫生1天只能看兩三個病人,一些衛生院1年不足10台手術。    
    2000年江西省衛生廳統計江西省鄉鎮衛生院有職工246171人,有病床21966張,其中在職職工237223人。2000年病床使用率為36.7%,病床周轉次數為46.2,平均住院時間2.6天。也就是說有13900張病床閒置,按照病床與人員1︰1計算,就醫療而言,相當於每年有13900人長年守著空床轉,37%在職職工無事可做。    
    其次就診人次由1990年的3095萬人下降到2000年的2071萬人,下降了33%,日診病人次由1990年2.6人下降到2000年的1.52人。還是江西省衛生廳的統計數字:鄉鎮衛生院還有40多萬平方米的危房,21%鄉(鎮)衛生院不能開展「三大常規」檢查(大小便、血常規),23.70%不能開展平產接生,34%沒有X光機,部分鄉鎮衛生院仍靠「老三件」開展工作。在江西省衛生廳李利副廳長2000年《鄉鎮衛生院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研究》的報告裡,我讀到這樣一段文字:根據1992年國家衛生部制定的《鄉鎮衛生院建設標準》,我們分析了鄉鎮衛生院39種醫療設備:產程監護儀僅有5%鄉鎮衛生院擁有人工呼吸機、洗胃機、吸痰器、氣管切開包、靜脈切開包等急救設備,裝備率在7%~25%之間,胎頭吸引器、人流吸引器、婦科檢查床、新生兒體重計算計等產科、兒科必需設備均在50%以上;雖然X光機、B超、高壓清毒器裝備都在70%以上,但十分陳舊,分別有41%、35%、57%不能正常運轉。不少鄉鎮衛生院主要靠聽診器、血壓計和體溫表等老三件診斷疾病。可見鄉鎮衛生院的醫療設備簡陋,急救、產科基本設備缺乏。    
    看到這裡,我想起了「小米加步槍」這5個字。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將如何面對要搶救死的病人?將如何接診難產的產婦?他們是巧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們是孔夫子,孔夫子無筆無紙難寫文章。他們守著的是時間,失去的是青春;他們留著的是道德,丟掉的是責任。    
    趙梅蘭對江西9縣市鄉鎮衛生院經費投入調查報告中寫道:鄉鎮衛生院財政更顯拮据;9個縣市285個鄉鎮衛生院財政撥款為1501萬元(包括專項撥款107萬元),相當於人員經費的374%,光人員經費一項就差2509萬元。與衛生院總支出相比,相差7184萬元,如果要保證離退休人員費用465萬元的百分之百發放,缺口更大。事實上一些鄉鎮衛生院的退休人員工資並沒有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有一份調查表明,江西省全省鄉鎮衛生院2000年拖欠退休工資情況,能按時足額發放退休人員工資的占67%,實際發放退休工資占發放退休工資的86%,拖欠金額達918萬元。    
    到2000年底,江西省各鄉鎮政府歷年累計欠撥鄉鎮衛生院差補計劃生育手術等費用近7億元。江西省上高縣泗溪鎮政府1999—2001年共欠鎮中心衛生院46.12萬元,其中補差35.77萬元,占77.56%;計劃生育4項手術費9.36萬元,占203%;車禍醫藥費(當時鎮政府擔得)0.99萬元,占2.14%。很清楚,在江西省財政對鄉鎮衛生院的差補遠未到1997年《中共江西省委江西政府關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的實施意義》規定到2000年,鄉鎮衛生院人員工資補助比例逐步達到70%的要求。2000年江西省全省鄉鎮衛生院總收入(含財政補助)為7.92億元,總支出9.86億元,虧損1.36億元。鄉鎮衛生院的業務收入大致是:藥品占55%,醫療收入占29%(含產科收入僅佔總收入的2%),疫苗收入占3%,其他收入13%。    
    要說明兩點:(1)注射乙肝疫苗本應是免費的,由於政府投入少,不得不允許在防疫工作中收取少量的勞務費。本該有政府負擔的疫苗接種費用,卻佔了收入的3%;(2)由於農民住院分娩率低,習慣在家生孩子,產科收入竟低於疫苗接種費,我們不能不關注農村孕婦圍產期。這是後話。    
    福建省是江西省的東鄰。以武夷山為界,過山往東,三明市的龍溪縣現有鄉鎮衛生院15所。2001年全縣鄉鎮衛生院總收入為1089.98萬元,其中財政撥款193.12萬元,業務經費收入799.18萬元,這其中藥品收入439397萬元,占55%;醫療收入359321萬元,占45%;總支出1116.02萬元,工資為350.15萬元,社會保險費124.70萬元,購藥費用380.61萬元,其他支出260.56萬元,虧損26萬元。全縣鄉鎮衛生院累計欠債已達656.32萬元。經費不足、設備簡陋必然導致人才流失,鄉鎮衛生院副院長以上職務46人,其中大專6人,中專12人,初中文化以下的竟有28人,占總人數的60.9%。    
    湖北省是江西省的北鄰。以南漳縣為例。南漳縣地處襄樊市西南部,1/3為丘陵,2/3為山區,農村人均收入2044元(2002年),人口57.7萬,其中農業人口51.7萬,經濟狀況薄弱。全縣有21個鄉鎮衛生院,共有職工1083人,開設病床438張。這21個衛生院可以分為4類:(1)處於緩慢發展狀態,占5個,佔全縣衛生院總數的23.81%,其衛生院業務年人均收入2萬元左右,職工月收入500元~800元之間。職工相對穩定,尚可正常運轉,預防保健工作也可以落實。(2)處於滑坡與困難階段的有6所,占總數的2857%,年人均業務收入為1萬元,職工月收入200元~600元。職工上班全憑敬業和責任心了。(3)處於關門倒閉狀態的有6個,占總數的28.57%。因經營管理不善,或因負債過重、服務範圍較小、人才嚴重流失已在關門,無人上班,防保工作不能落實。(4)還有4所原已倒閉,現又重新開張。能開張的主要原因是:重新組合,選出新領導。究其原因:投入不足。南漳縣財政對衛生實際投入僅佔應投入的1/5~1/10。不足給離退休人員發工資。稅改費前這兒還有個奇怪的現象,有的鄉鎮政府劃給衛生院一個村規定,如果衛生院把此村的各項費用(如「三提五統」)收上後,即作為政府對衛生院的投入經費;如果收不上,財政撥款就等於沒有。衛生院的一部分人員奔走於村間收費,哪有心思去看病,去搞預防。當問到鄉鎮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伸出雙手,滿臉無奈:「我們到哪兒找錢去給他們?自力更生吧!」由於沒有錢,自然難以維繫。南漳縣幾乎所有衛生院設備都十分簡陋落後,擁有300MA舊X光機的衛生院只有兩家,大部分是20世紀70年代配置的50MA和200MA舊X光機。    
    2被推來推去的「臭魚乾」    
    誰都知道,鄉鎮衛生院是農村三級衛生網的中樞環節,是一把巨柄。其重要性,在理論上誰都認可。領導的每一次報告、每一篇文章都這樣說,認真地談起衛生院的歸宿上上下下都成了包袱,在鄉鎮衛生院的分屬管理上,他們經歷了幾次上上下下的顛簸。別說物質上的損耗,僅心理上的創傷就難以撫平。一位鄉鎮衛生院院長說:「我們長期以來被視為是『包袱』。想想當年,一些地方將鄉鎮衛生院的管理權由縣下放到鄉鎮,原因是縣財政對鄉鎮衛生院的『吃飯』和建設不堪重負,要鄉鎮政府分擔。鄉鎮政府是下屬,只好低頭認養,其實心裡在罵:『他媽的,你仗權甩包袱。』」鄉鎮衛生院下放到鄉鎮管理後,縣對鄉鎮衛生院的支持和管理力度削弱了,違背了行業管理的規律,以致使不少鄉鎮衛生院陷入困境,舉步維艱。於是又要把鄉鎮衛生院上劃縣管理了,鄉鎮府高興得不用說,我們可以甩包袱了。由縣甩給鄉里,現又由鄉鎮甩給縣裡。把鄉鎮當成「包袱」,讓人辛酸和無奈。認真分析,也不無幾分道理。眼下,很多鄉鎮衛生院是「能幹活的人少,要吃飯的人多,忙於賺錢的事多,防疫醫療的事少」。有一些地方聽到鄉鎮衛生院上劃縣管理的風聲後,突擊向衛生院「塞人」,以致衛生院人滿為患。近幾年來,衛生院就在推來推去中生存。業務萎縮,閒人增多,負債經營,資不抵債,衛生院失去了生機和活力,在萎縮,在消失。    
    截至2002年底,全國農村平均每15個村才擁有1個鄉鎮衛生院,每千人擁有的病床數僅為0.79張,每千人擁有的衛生技術人員為1.3人。    
    對鄉鎮衛生院應有這樣幾點共識:    
    (1)政府對農村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嚴重不足。    
    (2)鄉鎮醫務人員生活無保障,農村公共衛生服務實際上被盈利性經營所取代。    
    (3)鄉鎮衛生院資源短缺,設備簡陋,人員不足,無法充分發揮公共衛生服務功能。    
    (4)鄉村資金投入少,醫療設備少,技術人員少,服務水平低,1/3處於癱瘓狀態。    
    就全國而言,鄉鎮衛生院恐怕都有這樣的特點。例如遼寧省鄉鎮衛生院到2001年累計虧損7329萬元,當年虧損就達1607萬元。一位多年在鄉鎮衛生院工作的院長開玩笑地說:「我們的網底基本破裂,網眼陳舊過大,修修補補又沒有錢,左干右干又受到政策限制,魚(疫)豈有不漏之理?」    
    這些長年工作在基層的醫務工作者面對現實,他們的心情是沉重的、憂慮的、痛苦的。他們希望盡快改變現狀,出路何在?沒有了這個環節,防疫工作將如何佈置下去?防疫工作將如何完成?    
    2004年春,我走進了永豐縣衛生局,找到了劉勇副局長。看上去他還是個小伙子,壯實、健美,說起話來鏗鏘有力。說到鄉鎮衛生院,他一聲長噓,幾聲歎息:    
    鄉衛生院的醫生就更苦,更辛苦了。衛生事業撥款只是人頭費的20%。一年的撥款大概只夠鄉衛生院的1/3人的工資。剩下的人員靠什麼生存呢?院長只得讓他們「承包」,所謂「承包」實際是「各自為醫」、「一人一桿槍」,「各自打天下」。我們這兒有所鄉衛生院編製為10人,工資只夠支付4人,剩下6人互相組合,掛牌行醫。與其說是行醫不如說是賣藥,這6個人中有司藥,有護士,還有會計。會計能看什麼病?我們去檢查他們就關門,我們走了,他們照常「賣藥」、「打針」。可怕的是幾乎全家都成了醫務人員。有次我見過這名會計的女兒竟也操針作肌肉注射。他們亂用藥,抗生素是千軍萬馬。小孩發熱就上激素。老表不管什麼病,只信哪個菩薩靈。萬炮齊轟的結果,病是好得快,留下的後遺症很多,卻博得了老表的信任。你勒令他停診,前腳走,後腳就有病人找上門。沒出事的話,《醫師法》對於他們的作用為零,我們總不能坐在這裡封門。他們只要有一個聽診器、一支體溫表、一紙盒子藥就可以行醫。打針的注射器用飯盒子煮了消毒,血源性疾病也許就這樣傳開來。封不死,關不住,罰不盡,只要鄉村有病人就會有他們的身影,就有相信他們的老百姓。    
    一些鄉村衛生院很少有病人,有的衛生院別說一天,甚至一周都難得有一個病人上門。「承包」的個體醫生可以走鄉串戶,可以降低藥價,他們的進藥渠道很亂,甚至有過期的藥,他們用自己的「靈活」擠垮了鄉衛生院。重病、疾病,老表會送到縣醫院,小病、慢病找個體。鄉醫院最後只是幾個守門的人。我們也去查過販藥的。他們「三證」齊全,很難找出破綻。還有些個體,與我們捉迷藏,像「超生游擊隊」那樣。我們去了,老百姓會說:「鬼子進村了。」他們關門一走了之。我們走了他們開門,熱鬧非凡。鄉衛生院何去何從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如果全部私有化,由於這些人素質偏低,完全是以盈利為目的,很難保證正常的醫療質量,和他們講醫德是很難實現這一目的的。講法當然可能抑制他們的一些錯誤,甚至是違法的醫療活動,他們分散偏遠,執法者的觸角有很難達到那兒,操作起來很難。只當出現意外,法律才在他們身上生效,在平時還真有點鞭長莫及。不私有,衛生院靠國家財力怎麼養?許多醫生都不願在基層工作。事實上,每個鄉衛生院都配備了產床。醫生沒有積極性,病人又不找上門。接生工作都被私人醫生做了。鄉衛生院醫生每天的工作是掃地、弄飯、打牌。面對他們的訴苦,真感到束手無策。有些醫生也想做點事,沒有經濟基礎,也難。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19節 鄉鎮衛生院如何維持運行(2)

    在遠離縣城60里地外的鄉衛生院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候診室放著1張牌桌,4杯茶,冒著熱氣,吆三喝四。一問,才知是一些醫生們在陪院長打牌。他們沒一點兒自責感。他們反問我:不打牌,做什麼?院長的回答更讓人莫名其妙:「他們不去開業行醫,在這兒陪我守衛生院,算是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良心。那些個體醫生是在騙錢,是在坑人,是在昧著良心!你們不知道也沒有體會,在基層當醫生難哪!」    
    如何理順管理關係?如何對鄉鎮衛生院產權制進行改革?或承包?或租賃?或拍賣?或實行內部股份制、集體所有制?或加大投資力度?這些問號沉浮在多少人的心間。    
    華山一條路就是改革,怎麼改革?怎樣才能擺脫來自經濟和市場上的巨大壓力,換取生存空間呢?靠改革?靠技術?靠醫務人員自身的努力?    
    告別劉副局長時下起了雨,雖然身上淋得濕漉漉的,空氣卻那麼清新,樹葉是那麼翠綠,我踏著細雨染綠的小草,在山路上走著,走著。路兩邊是高高的楊樹,梯田里是吐綠的秧苗,我突然想起郭小川的《鄉村大道》一詩中的兩句:「哦,鄉村大道,我愛你的明亮和豐沃,也不能不愛你的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經過這樣的山山水水,黃金的世界怎麼開拓!」衛生改革還只開始,未來的開拓還靠我們每一個人,包括這位年輕的劉副局長。    
    3鄉鎮衛生院的出路在哪?    
    2004年5月18日,這是個吉利的數字,是個好日子。這一天「幫扶鄉鎮衛生院愛心工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啟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出席儀式並剪綵,中紀委駐國家衛生部紀檢組組長張鳳樓將「幫扶鄉鎮衛生院愛心工程」旗幟授予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梁萬年。    
    西部山區衛生院內科大夫無心電圖機率高達85.7%,無X線機率為51.4%;外科大夫無手術床率為55.6%;婦產科大夫無產床率為18.8%。在列舉了這樣一組數據後,韓啟德副委員長動情地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農村衛生機構基礎設施如此缺乏,醫療水平怎麼能夠上去呢?這樣的醫療條件使得某些傳染病、地方病在農村的發病率還很高,嚴重地危害著農民的身心健康。」    
    提高農村衛生水平,加強農村衛生工作,增強農村醫療衛生服務能力,讓農民擺脫疾病困擾,甩開膀子奔小康,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和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幫扶鄉鎮衛生院愛心工程」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幫助全國鄉鎮衛生院,具有重要的意義。    
    鄉鎮衛生院不僅僅是要生存,而是要很好地運行。幫扶是輸血,靠輸血能長期地優質地為農民服務嗎?    
    鄉鎮衛生院如何辦?在五六年前已開始了熱烈的討論,一些改革者們已先行了一步。    
    江蘇省宿遷縣在衛生界很有名氣,名氣來源於拍賣全市的鄉鎮衛生院。宿遷市轄3縣2區:沭陽縣、泗陽縣、泗洪縣、宿城區、宿豫區。面積8500多平方公里,現有人口518萬,是江蘇省社會經濟改革綜合試點。    
    至1999年底,宿遷市515萬人擁有衛生資產僅為4.95億元,衛技人員總數為8332人,人均衛生資產和千人口擁有衛技人員處在江蘇省最後一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2002年和2003年全市財政收入分別為14億元和16.8億元,分別佔全省財政收入的1%和0.88%,政府財政無力給衛生事業更多投入,醫療條件無法改善。1999年全市醫療領域的資產為454億元,占總資產的92%,防保領域資產為0.41億元,占8%,完全不符合預防為主的方針。這證明了政府投入不足,在生存壓力下,向錢看,重醫輕防。2000年全市124家鄉鎮衛生院總資產17058.6萬元,總負債8316.7萬元,資產負債率48.8%,床位利用率20%,非衛技人員40%,有2/3鄉鎮衛生院工資不能正常發放。2000年3月,宿遷縣、沭陽縣試點拍賣鄉鎮衛生院,2002年,全市124家鄉鎮衛生院、11家縣級以上醫院全部拍賣完。政府在市、縣、鄉三級不再擁有公立醫療機構。這就是流行至今的口頭語「一賣了之」的起因。    
    拍賣後是好是壞?還在爭論。    
    4年後,改革者說,經過4年改革探索,衛生事業呈現一種加速度發展的態勢。    
    改革者提供了幾組對比數字:    
    改制前衛生行業總產值:4.95億元(1999年底)    
    改制後衛生行業總產值:12.91億元(2003年底)    
    增長額:7.96億元增長率:161%    
    改制前非衛技人員占總衛生人員的40%    
    改制後非衛技人員占總衛生人員的14.3%    
    手術價格下調,病人獲利。    
    單純性闌尾炎手術由1500元以上降到600元左右。    
    人均門診費用:鄉級醫院1999年為37.62元,2003年為27.84元。    
    出院者平均醫藥費用:鄉級醫院1999年為544.36元,2003年為484.80元。    
    反對者說:改制後醫療市場混亂。2003年比2000年全市醫療機構增加3倍,多為私人診所,導致惡性競爭,治療不規範,不具備條件開展手術,醫療質量急劇下降。醫技隊伍技術得不到提高,「只用不養」,「只做不予」。    
    沭陽縣廟頭醫院原有護理專業17人,改制後壓縮到4人,按2人24小時排班,不符合護理專業要求。    
    經濟利益驅使,農民負擔加重。宿城區雙莊鎮衛生院改制後,私營老闆按處方藥品收入的10%給醫生提成,護士按注射輸液費用80%提成,掛號按40%提成,化驗、放射各科均有提成。提成的結果必然是多用藥,大處方,不必檢查的也開檢查,不打針的也打針。拍賣後的醫院衛生院無力關注預防保健工作,農村三級衛生保健網得不到有效的開展工作和維護。對傳染病、婦幼保健這兩塊失去了監測和防治。    
    改革者的回答是,改革需要進一步完善,這是改革前進中的缺點。政府不是放手不管,而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管好。市政府提出建立社會保險、利益分配、發展基金管理、人才隊伍管理和市場整頓「五項制度」,實行「以獎代投」,不管醫院所有性質如何,只要為群眾服務好,後續投入大,設備更新快,床位增加多,政府給予獎勵。政府集中財力確保公共衛生。建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治中心、公共衛生救護中心、婦幼保健中心、血液采供市級5大中心和市、縣、鄉村配套網絡。2003年市政府投入4600萬元用於公共醫療衛生保障體系建設。推行綜合執法,將衛生系統內原屬於醫政、防疫、婦保部門監督職能集中起來,成立衛生監督所,專門行使衛生綜合執法職能。    
    孰是?孰非?    
    「一賣了之」並非只有宿遷一地,湖北宜城市、遼寧海城市等等諸多鄉鎮衛生院也先走了一步。    
    宜城市位於鄂西北,當初衛生院改制的動因有三:一是管理體制僵化,人員能進不能出,人浮於事,吃大鍋飯;二是人員包袱沉重,全市16家衛生院按編制應配人員580人,而實有在崗人員1216人,離退休人員267人,超編636人,每年按政策還必須接收一定量的復退軍人。三是投入嚴重不足,2001年的財政撥款實際到位僅29.6萬元,比2000年的136.6萬元減少90萬元,下降772%。這樣,2001年,全市鄉鎮衛生院收支相抵,虧損565萬元,虧損面100%;16家衛生院資產總額2371萬元,負債2811萬元,淨資產負440萬元。    
    2002年春宜城市對鄉鎮衛生院的產權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指導思想是:「管辦分離」、「保住一頭」(即保住預防保健)、「放開一片」(即把醫療服務推向市場)。改制的基本做法是採取拍賣、協議轉讓等方式,對16家鄉鎮衛生院的產權和經營權進行民有民營化的改革。衛生院賣斷後,按民有營利性醫療機構管理,政府財政不再補助;原衛生院幹部職工身份隨即終止,其人事檔案交由人才交流中心保管,重新競聘上崗;原離休人員由政府接管,原退休人員在補交養老保險金後由社會保障部門負責定期發放養老金;賣斷所得資金,主要用於為職工購買養老保險、兌付所欠職工集資、補發職工的績效工資、發放職工一次性安置費、支付職工其他應得部門、處理衛生院的其他債務等。    
    這次改制,共有14家衛生院被拍賣或協議轉讓兩家衛生院至今未能賣出。14家改制的衛生院評估資產1546.4萬元(含經營權207萬元),合同成交價1297.9萬元,截至目前已付金額1112萬元。業主尚有167.9萬元未支付,其原因,一是朱市衛生院最後一家拍賣跌破標的降價21萬元,二是政府承諾的淨化醫療市場無法兌現,所以業主拒付剩餘應付款。就合同成交價來看,它超出了2001年16家衛生院的業務總收入——1116萬元,而實際到賬的款也接近這個數字。這也就是說,改制賣院所得的錢相當於改制前一年衛生院的總業務收入。此外,據改制後的不完全統計,原衛生院1216名在職職工中,被業主重新聘用的有270人,占22%;外出務工300餘人;離退休250人;其餘醫技人員主要通過個體行醫謀生。    
    改制前鄉鎮衛生院好、中、差各佔1/3,改制後鄉鎮衛生院好、中、差仍各佔1/3,只是衛生院的名次重新進行了排列。雷河鄉衛生院改制前屬中等,改制後落到差的隊伍中來了。    
    人們認識到:改制民營並非是包治百病的萬能之藥。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0節 鄉鎮衛生院如何維持運行(3)

    海城市當年改制也是迫不得已。1997年,全市28家鄉鎮衛生院中有18家虧損7.6萬元;負債182.7萬元;欠職工工資91.15萬元,欠職工退休費56.76萬元。1998年就開始轉制,把衛生院賣給懂管理的職工,18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轉制,吸納社會資金3100萬元。轉制前衛生院專項投入不足100萬元,轉制後一年投入923.5萬元,職工由422人減少到393人。高級職稱由原來1人增加到41人。2004年記者看到,八里、中小、牛莊、耿莊4家轉制衛生院房屋擴建了,設備更新了,人才留住了,質量提高了,手術費用也下降了,以闌尾炎為例,原是1500元,現在為500元~700元之間,生孩子為200元。讓同行們稱道的是,合理地解決了鄉村醫生承擔防保工作的報酬,一年補貼在300元~1000元之間。    
    有句話叫,騎驢看唱本,走著瞧,改制的衛生院會走多遠,要瞧多久啊?    
    有人歎息:再往前走實在難。    
    ——無論從法、從德來說,搶救病人是放在首位,農村貧困戶、五保戶的藥費掛在賬上,誰來支付?不救是違法;救了,醫院虧損誰管,醫院畢竟不是福利院。    
    ——照章納稅是應該的。醫院納稅不能與企業同等,醫院有其特殊性。    
    ——私營醫院的人才就是過路客,或是老有所用、發揮餘熱的基地,公立醫院有編製,退休有保障,更富有吸引力。    
    ——若干年後,農民也進入了保險機制,民營醫院的發票會允許報銷嗎?一旦不允許,病員徹底流失,醫院只能走黃。    
    鄉鎮衛生院承上啟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農村三級衛生機構的樞紐,是這張大網的巨柄,是網身。我建議能不能對鄉鎮衛生院多一點補助,使鄉鎮衛生院處在不用營利也不是福利的中間狀態,行嗎?    
    4西部醫生的回答:路在腳下    
    鄉鎮衛生院的路在何方?我們再聽聽來自西部更遠的呼聲。    
    時間:2004年6月    
    地點:健康報「愛心工程」熱線    
    方法:電話傾訴    
    陽康(四川南充市西縣罐丫鄉衛生院院長)    
    陽康在罐丫衛生院行醫已經14年了。他是這兒惟一具有大專學歷的醫務人員。他經歷了太多無奈與痛楚。    
    這幾年,衛生院的醫務人員流失得很厲害,目前衛生院只剩下7名衛技人員了。陽康也曾出走,到福建一家台資企業的醫務室工作過2年,每個月有一兩千元的收入。「那段日子很不錯。」後來,因為家庭的原因,陽康又回到了罐丫鄉衛生院,月收入不足600元。陽康說,這算高的,拿得最少的同事只有一兩百元。就這些錢,國家給的撥款都不能保證,還得靠衛生院自己掙。    
    現在罐丫衛生院的房子已經很破舊,牆面上大大的裂縫讓陽康很擔心哪天房子就要塌下來。他們請了有關部門來解決問題,幾個部門都覺得「問題很嚴重」,於是下了一個通知,要求馬上解決衛生院的危房問題。可是要求誰呢?20萬元的危房改造費用,哪裡也拿不出。一紙通知,不了了之。    
    讓陽康感到驕傲的是,這裡的防保工作一直沒有垮。1998年,全鄉的乙肝病毒攜帶者有四五千人,可是去年衛生院為1600多個學生查體,就只查出了十幾個乙肝病毒攜帶者。然而,衛生院現在連台冰箱也沒有,疫苗都沒法保存,到了三伏天,在農村很重要的破傷風疫苗根本就用不了。陽康只能愁。    
    陽康說,他有時候真的不想幹了,可是自己是土生土長的罐丫鄉人,又是這裡惟一的大專醫務人員,「最起碼也得有人去發糖丸吧!」    
    這麼多年,陽康每年從自己微薄的工資裡擠出100多元訂閱《健康報》。從衛生政策到醫學科技進展,每篇文章陽康都仔細學習。那天他看到《健康報》上刊登「愛心工程」啟動的消息,就想撥打愛心熱線,正巧碰到一個急病病人,就先放下了。後來,他又看報紙上說第一個撥打熱線的衛生院得到了一台肛腸治療儀的捐助,陽康那個悔呀。    
    終於,陽康撥通了「愛心工程」的電話,他哭了,哭得很傷心。那天,剛剛有一個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在衛生院因為搶救無效死亡。衛生院離縣城有3個多小時的車程,衛生院沒有車子送病人去縣醫院,也沒有能力開展手術進行搶救。眼睜睜地,陽康看著病人在痛苦的掙扎中告別了這個世界,他不敢面對悲痛萬分的患者家屬。38歲的漢子沒有別的辦法,穿著白大褂的他只能是偷偷地哭。    
    陽康自我總結:政府必須大力扶持鄉鎮衛生院,要是沒有去年的「非典」,我們過得更慘。請政府多關心我們,多派上級醫生來指導我們。這麼多年來,從來沒有什麼上級醫院的醫生來這裡鍛煉過,更別說幫扶了。房子漏了,我們可以堅持工作,可是人員素質上不去,滿足不了老百姓最基本的健康需求,衛生院就要垮掉了。    
    李瓊會(雲南思茅市翠雲區倚像鎮衛生院院長)    
    1993年,李瓊會調來的時候,倚像衛生院只有6人,只能看些普通感冒之類的病,連計生手術都做不了。6個人還分成兩撥,各開各的門,各看各的病,各掙各的飯錢。直到1995年衛生院人員才合為整體。1997年,倚像衛生院開始送人出去進修,提高人員素質。漸漸地,衛生院的收入有了增加,甚至可以開展下腹部手術了。到了2003年,衛生院開始扭虧為盈。現在衛生院醫務人員已經達到28人,全都具有中專以上學歷,具有專科水平的有10人。    
    李瓊會是婦產科醫生,剛當院長一年。以往衛生院一年也就能做10台左右的婦產科手術,現在平均一周就能做4台。前段時間,李瓊會主刀做了高難度的「闊韌帶子宮肌瘤剝出術」,為患者切下一個24公斤的大瘤子。這事在鄉間傳開後,慕名前來就診的患者陡增。    
    倚像衛生院其實離思茅市人民醫院只有10公里,周圍還有不少專科醫院和個體診所。李瓊會說,競爭壓力很大,倚像衛生院要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並同時保持價格上的優勢,這樣才能吸引患者。為此,倚像衛生院把提高人員素質放在了第一位,全院形成不斷學習、積極進取的氣氛,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去進修,哪怕是自己出錢也願意。    
    記者問李瓊會對「愛心工程」有什麼要求,她特別小心翼翼地說:「我知道有很多衛生院排著隊等待幫扶,有的比我們困難很多。如果『愛心工程』有餘力的話,能否幫扶我們一台心電監護儀?」李瓊會介紹,倚像衛生院現在雖然能開展多種手術,可是一直以來仍然是依靠著聽診器和血壓計這樣的「土」設備來做病人手術中的監護。醫務人員的心理壓力很大,生怕會出點什麼紕漏。一台心電監護儀要五六萬元,剛剛開始扭虧為盈的衛生院還無力購置。而現在患者對倚像衛生院的手術需求卻在不斷攀升,醫務人員在手術中常為了監護問題分心。    
    李瓊會自我總結:我們很明白愛心幫扶只是經濟上的一時幫助,不能指望著依靠這個搞發展。她舉例說,有個衛生院得到了政府買的心電監護儀,可是一直放在倉庫裡,沒人會用,非常浪費。「衛生院的發展關鍵還是要靠衛生院自身,等、靠、要,不是長遠之計。」    
    王華青(青海省民和縣官亭中心衛生院院長)    
    王華青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衛生院長,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民和縣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2003年9月份,民和縣委、縣政府針對官亭中心衛生院內部管理不善、內外債務沉重、門診數量每況愈下、群眾意見大的實際情況,從民和縣第二人民醫院抽調出13人赴官亭中心衛生院開展對口幫扶,官亭衛生院也掛上了縣第二醫院分院的牌子。王華青成了衛生院的院長。    
    官亭中心衛生院離縣城有88公里,農村的闌尾炎、婦產科急症病人多,急救任務重,當地的防保任務也全靠這家衛生院。王華青認為,盡快開展相對完善的診療服務是當務之急。他們通過貸款,購置了心電監護儀等必要設備,把能開展的項目都開展起來;對衛生院的手術室、廁所、供應室、洗衣房等進行了改造。同時,對衛生院內部大力整頓,主要抓服務態度和服務意識問題,以前那種值班醫生悶頭睡覺的現象再沒有發生過。很短時間內,該院的整體臨床診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就診人數不斷增加,使遠離縣城、地處甘青交界的官亭三川地區各族群眾在家門口就能得到相當於縣級綜合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    
    2003年11月底到2004年5月,6個月的醫療收入就有78.6萬元。此前,官亭中心衛生院歷史上收入最好的1998年總收入才53.73萬元。昔日門庭冷落,每況愈下的情形,被如今病人多、醫生忙、收入增的情況所代替。原來欠的40多萬元外債,已經還了11萬元。職工月收入平均上漲了240元,連臨時工一個月也能拿五六百元。    
    他們給「愛心工程」熱線打電話,只是希望通過《健康報》展示一個衛生院目前良好的發展態勢。王華青說:「目前,國內最大的變電所工程正在官亭附近熱火朝天地開工,附近還有一個大型工廠。可是有成千上萬的企業工人需要醫療服務的跟進呀!我們衛生院大有前途。」    
    王華青自我總結:搞好鄉鎮衛生院,需要實實在在的幫扶,那不是大醫院給個把淘汰設備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需要大醫院帶來先進的服務意識和管理理念,幫我們帶出業務骨幹。衛生院的發展第一要靠政府大力支持,實在投入;第二就是靠自身謀發展。    
    (《「愛心工程」熱線三人談》摘自《健康報》,2004年7月1日星期四第三版,作者陸躍琳,責編陳浩。錄於本書時略作了改刪。向作者和責編致謝致歉。)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1節 網結是怎樣織起來的?(1)

    1好大一個網上的兩個小網結    
    村醫和村衛生所是不是和工廠或居委會的衛生所那樣呢?房內清潔,通風明亮,潔白的牆壁,潔淨的消毒的櫃櫥,醫生春風滿面,護士和顏悅色,潔白的衣帽,嚴實的口罩,消毒藥瓶一字擺在工作台上。    
    2004年春,我走訪了幾個鄉村衛生所。    
    走訪的第一站是南昌縣南新鄉樓前村衛生所。    
    樓前村地勢低窪,鄰近贛江,農民大都種田。村醫劉友根今年58歲,辦合作醫院那陣子到縣醫院作過短期培訓,他的診所就設在自己家的廳堂裡,大約有20平方米,有一張藥櫃和一張治療桌,桌上放著消毒器皿,供打針換藥用。廳堂後是廚房,兩側是用房,房高2層,樓上是夫婦倆的臥室,3個孩子都外出打工。南新鄉衛生院離他們家百餘米,就醫到南昌市坐公交車顛顛簸簸,停停靠靠也只要兩個小時,村民有重病都會到省城。麻煩點到鄉衛生院,找他看病的都是熟人,或就近的老病人,每天只有四五個病人,夏天忙時,也不過十餘個病人。打一針只收1塊錢(城裡是1元5角錢),沒有什麼利潤,過去消毒用的是高壓鍋,還沒出現過感染的事故。最近改了一次性注射器。看病用的工具是體溫表、血壓計、聽診器,俗稱「老三件」。來看病的都不用掛號,病人多,他還穿件白大褂,病人少,就脫掉白大褂幹幹家務,喝喝茶,來了熟人就聊聊天。路過這裡瞄一眼還不知醫生是哪位。村裡沒有補貼,自負盈虧。病人少,出診也少,不可能多盈利,房子是自己的,賺點藥錢。主要還是方便村民,做了幾十年村醫,捨不得改行。自己種了2畝地,可以不用買口糧。就這樣度過晚年,挺舒服。他輕鬆地說。    
    我去的第二站是九江縣江洲鄉洲頭村衛生所。    
    江洲鄉的村莊佈局與一般鄉村不一樣,雖然這兒已有600年的歷史,房屋都建在小壩上,一字排開,沒有屋前屋後相鄰的概念,只有左鄰右舍的格局,洲頭村有300多戶人家。衛生所的平房就在進村的路口,房是坐北朝南,開門卻在東,一間兩隔,門前搭了個雨棚,可供候診。室內置放了一點西醫藥品,大都是常用藥,沒有什麼醫療設備,也只有「老三件」。村醫姓高,治病以中藥為主,兼顧西醫,開點感冒藥、止咳藥;打針、換藥也可以開展。高醫生50歲了,「文革」中是名赤腳醫生,當時的大隊送他到縣醫院培訓過。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讀過「紅醫班」。在這兒已經工作30年了,深得村民的信任,相信他的中藥、他的單方。比如,皮膚瘙癢,他會教你用草藥煎水洗澡,久咳不息,他會教你用冰糖煮雪梨。因為洲頭村只長不寬,村頭村尾各有1個衛生所和1名村醫。村醫的年紀都大了,日子過得也很休閒,有病就看,無病人時和過路的人、休歇的人、求單方的人聊聊天。去年「非典」突然襲來,他們是最基層的宣傳員,又是戰鬥員,頂烈日送藥,往各帳篷幫助清潔飲水。我在診所大門口照了一張相,去年抗擊「非典」知識的宣傳欄還在門的一側。門框上的春聯寫著:「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藥生塵」,表達了高醫生的心意。小病他治;重一點的送鄉衛生院;再重一點就麻煩了,要過長江到南岸的九江市醫院。    
    已是中午,沒有病人,高醫生回家吃飯去了。望著他的背影,守著這破舊的診所,我在想,他們工作在農村三級衛生網的最底層,他們走家串戶,防病送藥,按《條例》規定,主要是在村衛生所中從事預防、保健和一般醫療服務。「一般醫療服務」範圍是什麼呢?他們在這簡陋的房間裡,用這簡陋的方法能完成預防保健任務嗎?他們能保證我們衛生保健網底的縝密和完整嗎?他們是這張大網的一個個小小的結,松不得、破不得、爛不得,正是這些千千萬萬個結的聯繫,便有了我們這張好大、好大的網。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呢?    
    2村醫們走過的「國道」    
    我們重溫一下歷史。    
    「文革」前鄉村醫生統稱為「赤腳醫生」。    
    建國之初,村民把能看病的人稱為「郎中」,大都數郎中均半農半醫,有病人看病,無病人種田,以種田謀生。祖傳的郎中另當別論。一般處理最常見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每個社(初級社)選一兩個衛生員幫忙發藥,也有選出專學「新法接生」成為新一代的農村助產士,上海郊區赤腳醫生的事情見報後,從此全國對鄉村醫生統統改叫「赤腳醫生」了。到1980年,全國赤腳醫生人數已達146.3406萬人。這種稱謂到1981年還出現在國務院文件中:《批轉衛生部關於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的通知》。    
    事實上赤腳醫生服務能力非常有限,但由於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在那個年代,強說赤腳醫生可以和城裡的專家相比,根據《條例》,赤腳醫生只能在他的村莊範圍內看小傷小病,而我國新法律未制定,已有制度又廢除了,形成了一個較長的空間。    
    在建國初期我國就頒布了《醫師暫行條例》和《中醫師暫行條例》,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停止了《醫師暫行條例》的執行,並於1956年廢除了醫學界沿襲已久的醫師資格考試制度,建立了以人事制度為主的醫師管理體制,致使醫師的管理進入無法可依的狀態,鄉村醫生的管理缺乏相應的規範。    
    他們同社員一樣參加勞動,他們的管理也同社員的管理一樣,根本沒有行醫職責的規範。他們常常成為用來批鬥「反動權威」和「反動專家」的子彈。赤腳醫生的作用在那個年代也發生了變異。1981年國務院在批轉衛生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凡經考核合格,相當於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鄉村醫生」這個名稱才逐漸使用。1991年,國務院《批轉衛生部等部門關於改革和加強農村醫療衛生工作請示的通知》中提到「今後應爭取做到村級衛生組織新補充的鄉村醫生必須經中專或縣衛校三年以上系統醫學教育」;1994年《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及配套規章頒布後,公佈了村衛生室的基本標準,明確了村衛生室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從一定程度上規範了鄉村醫生的行為。    
    從1949年解放到1994年《條例》頒布,經歷了45年。中國許多事都是要經過反反覆覆、坎坎坷坷才能步入正果,鄉村醫生也不例外,算是步入了正軌運行,有了剛剛起步的標準。但標準僅是對鄉村醫生行醫條件的限定,缺乏對行醫行為的有效約束。由於沒有建立真正的從醫許可制度,許多未經專業教育的人員進入鄉村醫生隊伍,鄉村醫生管理仍然無法可依。到1999年底,我國鄉村醫生已有1009665人,衛生員315272人,分佈在全國72.8萬個村衛生所(室)。說得好聽點是,我國的鄉村醫生是一支具有中國特色的、龐大的農村衛生技術隊伍。說得不好聽是良莠不齊、泥沙混雜的雜牌軍。面對這樣龐大的隊伍,國家一直沒有一部管理他們的法規和制度。    
    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仍對鄉村醫生沒有具體的規範,只在附則第45條規定:「在鄉村醫療衛生機構向村民提供預防、保健和一般醫療服務的鄉村醫生,符合本法有關規定,可以依法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不具備本法規定的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的鄉村醫生,由國務院另行制定管理辦法。」    
    我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鄉村醫生進入了執業註冊階段。有了資格准入機制,有了行醫規範,有了行使社會公共衛生服務的責任和用藥規範。這條國道好長,好長;這條國道又好短,好短。江西省為符合條件的3.7萬鄉醫在網上進行了註冊。他們註冊了,他們畢竟不同於城鎮裡的開業醫師,他們當中好多人沒有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或執業助理醫師資格。他們原本是赤腳醫生,只取得鄉村醫生的證書,或是取得中等以上醫學專業學歷的,或是在村醫療衛生機構連續工作20年以上的,或按省、市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培訓規劃,接受培訓取得合格證書的。敘述這段歷史只想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農民父老兄弟姐妹,所接受的醫療服務實實在在是最初級的、最簡陋的、最平常的。儘管如此,總比騙人的、治死人的巫醫、假醫好。國家極力鼓勵取得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的人員,開辦村醫療衛生機構,或者在村醫療衛生機構向村民提供預防、保健和醫療服務。鄉村醫生和個體開業醫生都是基層衛生機構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為最大限度提高農村醫療衛生資源所佔比重和醫療服務能力,國家應該允許、鼓勵、管理個體行醫行為。個體行醫可有效地吸納社會資金,解決農村衛生投入不足的實際問題,同時利於建立競爭機制,構建農村醫療衛生服務市場,提升農村醫療服務的質量。在城鄉結合部,在一些交通要道的支脈上,已有了這樣的機構。在更偏僻的山村,會有人去嗎?    
    3中國村醫    
    之一:幹著起眼的事    
    離京九線不遠有座小鎮叫馬    
    嶺,歸屬九江縣。離馬    
    嶺不遠有座小山村,叫楊柳村,有11個自然村,近6000人,用江洲人的話說,一眼可以望到底。楊柳村有山,山不高,四季常綠,村村有水,水不深,長年流水潺潺。儘管靠著京九線,村裡的農民還是喊著交通不便。楊柳村村民就有這樣感受,到鎮上要步行10里地,坎坷不平,馬嶺到高速公路只有七八里地,不通公交車,他們種的桃子、育的樹苗往外運很不方便,春天的桃子、夏天的西瓜,放在路邊也沒有人進來買,再跌價也枉然。有路沒有通班車,雖有私人「摩的」,但出班得晚收班得早,三更半夜有個頭痛腦熱,到鎮裡就醫就得走路。    
    村裡原有一個赤腳醫生,是近60歲的人了,雖然村裡人還信任,但年紀大,出診總不利索。5年前,一對本村青年人從湖北黃岡衛校畢業,在村口路邊租一間房,有40平方米,作了簡單的裝修和佈置,還設了兩個觀察床(其實是兩副竹床),新的村衛生所成立了。看病、打針、打吊針。兩個人年紀輕,有幹勁,丈夫姓李,已近而立之年,妻子已做媽媽了,和村民們相處得不錯。村裡人告訴我,到村衛生所看病的主要是孩子,現在的孩子都金貴,有點哭哭啼啼,厭食腹瀉,父母都會抱來看看問問,圖個放心,圖個方便。年輕的李醫生說,干了5年,沒有什麼經濟效益。兒科用藥量少,收入自然少。衛生所設備無力改善,夫妻倆也想添些設備,只有等待。我來的這天正熱,我說,合個影吧!他沒有興趣。他妻子回家做飯帶孩子,他守在這裡,一上午沒接診到一個病人,很沮喪。我只照了衛生所的一角,書桌是他的接診台,也起著與藥櫃分開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不像診所,更像藥店。兩副竹床一左一右放在門口,床邊也有輸液架,生銹了。床上的棉絮還沒搬走,有點凌亂。我想,他的心情一定與收入多少相關。他們不像那些老村醫那樣,以行醫為榮為樂。他們以此為生,感到一些壓力、一些煩惱。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2節 網結是怎樣織起來的?(2)

    倉下村離楊柳村衛生所還有5里地。這裡凡大的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醫。    
    倉下村有個在縣裡工作過的女醫生,退休了,回到老家辦了個診所,打打針、換換藥,收費也不高,村民自然滿意。    
    越往山裡走,越往貧窮、人稀的村裡去,村醫的年齡就越來越大,願意為村民服務的村醫也越來越少。    
    永豐縣中村鄉位於林華山中,那兒覆蓋著原始森林,盛產毛竹,那兒以毛竹為原料的毛邊紙頗負盛名。中村鄉離縣城100公里,與興國、寧都縣交界,記上村、梅仔坪村人口均不足1000人,居住分散,有幾戶人家居住在半山腰,有幾戶人家居住在山谷。從衛生所出診一個來回就得一天,乘不了車,騎不了牛,只靠一雙腳。    
    梅仔坪村衛生所有位老村醫叫余元芳,進入花甲之年,按常理,他想的該是如何度過晚年,而讓他最傷心的事,找不到接替他工作的人。22歲那年,村裡選他當赤腳醫生,這一幹就是30多年。這30多年他沒有得過國家的補貼,縣鄉領導除了檢查工作外,很少有人光顧這深山老林,保健防疫工作全靠他自覺,打乙肝疫苗,發放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這兒不像城裡的社區,這家挨著那戶,這兒山高路陡,海拔1000餘米,有座自然村在半山腰,住了9戶人家,發放糖丸不能隔夜,他起早爬上山,看見幾個孩子個個都吞服了糖丸,才放心下山。2003年「非典」出現,他全憑一雙腳走遍全村測體溫。有些人家路狹坡陡,他年紀大,擔心自己摔倒,不得不用手爬行。村民居住分散,有的村舍離家遠,當夜不能返回,只好借宿,山裡的蚊子又大又惡,點一根蚊香驅不走,趕不散,天亮後才發現身上像撒了紅芝麻一樣,密密麻麻。兒子心痛,勸他算了,一把老骨頭丟在深山老林裡不值,坐在家裡享幾年清福,粗茶淡飯,總比山上山下奔波強。兒子很清楚,靠看病難以維生,一天攤不上幾個病人。兒子不理解父親這份情,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余元芳老人深深愛著家鄉的山水。30多年來,他走遍了每家每戶,哪家門是朝東朝北開,哪家接山泉水的竹管幾根幾長,哪家的孩子屬牛屬馬,哪家的廁所是高是矮,他心裡清清楚楚。他熱愛這份工作,他老了,走不動了,這份工作不能沒人做。找誰?正如兒子所言:誰也不願意擔責任、擔風險,沒有多少收入,年輕一點,身體好一點的人都到縣城或更遠的大城市打工,誰接班?他急,中村鄉衛生院也急,縣衛生局也急。一個村不能沒有村醫。中鄉村衛生院是一個小衛生院,在編人員7個,4個醫師,1個護士,1個婦產,1個藥劑人員。總固定資產是28萬,房產就佔了25萬,設備器材價值3萬。在防疫工作繁忙時,這樣一個小小的鄉衛生院根本顧及不到偏僻的山村。    
    余元芳打起了兒子的主意。其實,早在七八年前他就有了這個想法,他勸兒子余和平就讀永豐衛校,兒子還是聽話的。畢業後,兒子可以留在鄉鎮醫院,可以讀井岡山醫專繼續深造。父親說:再讀書可以,離開梅仔坪不行。那是山區的一個冬夜,大雪封山,父子倆圍著火盆促膝長談,沒有更深的道理,只是為了了結父親那份情。在這大雪封山的日子裡,村民到哪裡去看病?到哪去打針?到哪裡去購藥?沒有我們父子他們一樣活得很好,有了我們,讓他們活得更好。這不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嗎?父親苦了一輩子,難道還要讓兒子再苦一輩子嗎?父親卻不是這樣想的,他想到日子總會一代比一代過得好!鄉鎮衛生院讓給別人去,爭的人太多了,留在這裡,村裡人歡迎,多好!平兒,記住了,我們都是些不起眼的人,我們幹的都是起眼的事,缺不得,漏不得,錯不得……    
    兒子接手了,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山路上,奔走著又一個年輕的村醫,他名字叫余和平。    
    余元芳的憂慮很有代表性,平原地區的村醫年輕人還願意去,買輛摩托車,幾十里地跑跑也無所謂,山裡呢?尤其是貧困的山區。還是這個鄉的記上村也處在大山深處,村醫溫世生已過半百,他現在還可以跋山涉水,還可以走村串戶,再過幾年他走不動了,有沒有人接班呢?    
    之二:愛的滲透    
    村醫的環境、條件、自身的學術水平確定了他們幹不出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偉業來。然而,我往下要講述的兩位村醫卻讓他們服務過的村民都感受到了他們的善良、仁愛的溫暖,感受到了他們的執著、真誠,一個走了,走了牽動了幾千村民的心,一個仍在崗位上工作,是周圍十里八村的鄉親們的精神支柱,心中的「華佗」。    
    周奕林是安義縣龍津鎮風山村的村醫,1951年生,1969年從共大醫療班畢業後一直在風山村醫療所從事醫生工作。他服務的半徑很大,風山村有6個自然村,還有與之相鄰的湖上兩個自然村和車陽鎮北山3個自然村,總共有農村居民5000多人。村長都親熱地叫他周醫生。2003年4月底,風山村有786名外出打工的鄉親們要返鄉,測體溫成了巨大的任務。開始許多人對測體溫還漫不經心。5月初,余家村返鄉人員突然出現發熱的人,還伴有咳嗽,全村上百人驚慌不已,有的甚至準備外逃。周醫生立即來到余家村,大聲告訴鄉親們:「不要害怕,他的發熱時間超過了最長潛伏期,可以排除『非典』。」儘管解釋再三,村民們仍忐忑不安。周醫生沒有多說,自己向發熱者家中走去,來到病人床前,診治用藥,守候服藥。深夜3點,病人體溫由38.5℃下降到37.5℃。病人出現發熱症狀時,家裡人嚇跑了,左鄰右舍也跑了,而周醫生還守在他身旁,他望著周醫生流下了熱淚。    
    5月12日下午2點左右,車頭村來電話,一個老人發熱,頭痛……「抗非」期間,發熱病人的出現就是衝鋒的信號,周醫生放下飯碗,跨上一輛借來的舊摩托疾駛而去。車頭村要穿過公路。就在摩托車由公路轉向下坡的瞬間,一輛農用車衝向了摩托的後尾,周醫生摔下了摩托,因顱腦摔傷,送到了縣醫院後不幸逝去。    
    一個普普通通的村醫死了。然而,揪動人心的情景出現了。5月16日是周醫生出殯的日子。    
    天若有情天亦老,地若有義地亦悲。天居然下起了濛濛細雨。在雨中送行的有千餘村民。他們中年長的已是90歲高齡,年幼的尚躺在母親的襁褓裡,他們說,周醫生比親人還親。村醫不是黨員也不是幹部,但政府卻為他獻上了花圈,村委會破例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主持此次追悼會的是鎮政府調研員、原副鎮長陳敬友,村民們靜靜地站立著,追悼會一片寂靜。老陳副鎮長竟控制住不自己的情緒,突然跪倒在周醫生的靈柩前失聲痛哭起來:「周奕林同志30年如一日,不為名不為利,把人民的疾苦時刻掛在心上,把解除人民的病痛作為最大的安慰。這麼高尚的醫德,這麼崇高的人格就是我們幹部也不如啊!」這是輓詞,這是評價,這是千餘名村民的心聲。    
    現場1000餘名村民低聲啜泣著。人群中不斷有人擠到靈柩前跪拜,他們中有老人有同齡人有子輩,還有抱在懷裡的嬰兒。他們不是周醫生的親人,他們來自不同的鄉鎮、不同的村委會,彼此素不相識,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趕來送親人最後一程。    
    周醫生不是他們的兒子卻比兒子還親,周醫生不是他們的父母卻像父母那樣愛著孩子,周醫生的愛心輻射方圓十幾里,周醫生的關愛穿透每個村民的心。往事歷歷在目,事事催人淚下。喻山村的喻在水忘不了一件事:去年他76歲的母親,上吐下瀉,臉色蒼白,呼吸急促。慌忙中,喻在水要把母親抬往縣城醫院搶救。母親喊道:「我要周醫生。」那時周醫生正在諶家村出診,可母親仍堅持要找周醫生,喻在水只好在周醫生經過的道路上等候,終於在晚上把周醫生領回家。周醫生一邊察看病情,一邊對著喻在水說:「老人快要脫水了,你立刻給她多灌鹽水和糖水!藥箱裡沒有了打點滴的藥,我馬上回去去拿來。」周醫生自己去取藥,喻在水說:「我去吧。」周醫生說:「你弄不清,去會浪費時間!」他趁著月光,飛奔在山間。4公里路程花了40分鐘趕了個來回,靜脈注射,掛上點滴,守到天亮,老人脫離了危險。太陽出來後,他走了1個半小時才回到家。這晚的出診和平常一樣,他只收了0.93元出診費。    
    山下村的喻桂蓮老人,8天拉不出大便。用了很多辦法也無濟於事,老人肚子脹痛得不敢動彈。她女兒前來周家村尋找周醫生,周奕林聽後二話沒說,前往山下村。老人已被大便憋得說不清話了,周醫生立刻解下老人的褲子,用手指探進老人的肛門,一點一點將老人的大便往外摳,老人的大便已干結得像一顆顆羊糞蛋,墜落便盆砰砰響。忙碌了2個小時,老人終於輕鬆地吐了一口氣,一連數十天都沒有感受到的順暢之氣。    
    這是親兒子能做到的事嗎?    
    2002年的一個冬夜,已近零時,他村裡一位老人突然發病,老人的兒子慌忙中撥通了周醫生的電話,請求出診。周醫生二話沒說,騎著那輛老二八自行車在黑夜裡,顛顛簸簸,一下車,就仔細去看病人,取藥打針。待老人安靜地睡著後,周醫生才離去,此時已近凌晨2時。老人的兒子問他多少錢,周醫師說9角錢。對方覺得過意不去堅持將一張5元錢的鈔票塞到他手中,但周醫生還是堅持找回了4元1角錢。    
    他的一個老病友告訴我:「治療費是2.8元,你給他3元,他無論如何也要找回2角;如果是3.2元,你沒有2角,他就會說算了,周醫生就是這麼一個人。他每次出診都會帶上一個裝零鈔的塑料袋,以便隨時找零,他絕不會多收1分錢。」    
    對待病人他花錢卻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冬季的一個晚上,老基村村民彭蓮香4歲的兒子突然高燒40℃,她急匆匆地抱著孩子敲開了周醫生家的門。周醫生一看,孩子臉龐胭紅,嘴唇微紫,哭聲嘶啞低沉,急了:「趕快送縣醫院!」彭蓮香一聽,頓時全身癱軟。周醫生二話沒說,一把抱過孩子,朝縣醫院奔去。到了縣醫院,彭蓮香身上只有20元,周醫生立即掏出200元,掛號、搶救,孩子得救了。    
    像許多村衛生所一樣,診所都設在醫生自己家中的廳堂裡。周醫生家是一幢2層樓的舊房,門口掛著風山村衛生所的木質牌子,因錢不夠,當年蓋房時只蓋了一層,第二層還是大兒子打工攢了錢後加蓋的,是兒子的新房。他家房前堆放著曬乾的油菜秸,這是用來燒火做飯的,如今用土灶燒柴的人家已不多了。    
    走進周家,裡面沒有一件像樣的擺設。走進他的醫務室,四壁沒有掛一面錦旗,周醫生不興這個,他從來不讓鄉親們破費,他對自己十二分地勤儉。他一年四季穿一套中山裝和一雙解放鞋,說來讓人難以相信,直到3年前,他才改變了打赤腳的習慣,穿上解放鞋。2000年前,他總是光腳板出診,村裡人也認死他這個赤腳醫生,是打赤腳的。    
    那是200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從距家10多里遠的諶家村出診回家,赤腳在山路上行走時被毒蛇咬了一口,腳腫得好大,半個多月都是愛人背著藥箱攙扶著他去出診。他腳傷好了後,愛人再也不許他打赤腳,從此,他就與解放鞋結下了緣,一年四季都是一雙解放鞋,爛了也捨不得仍掉,補補又能再穿。    
    在他家我看見了保存完好的一冊冊防「非典」體溫登記本,用的是小學生作文本。從鄉衛生院、村長開始佈置工作那天起,到他去世前,即5月11日,本子上詳細地記錄了每個家庭每個成員的體溫狀況。那工作的認真仔細躍然紙上,令人感動。讓我感動的還有他家人的情懷。那輛舊摩托車撞壞了,鄉親們多次提出幫他們家推去修理,他妻子就是不肯,喪事辦完後妻子自己卻又悄悄把摩托推走進了修理站,自己花錢去修。周醫生有一兒一女在外打工,周醫生死後,村裡人立刻打電話叫他倆回家。兄妹倆含悲忍淚地說:預防「非典」,要減少人員流動,外出人員不能回鄉,如果回來了,父親在九泉之下一定會責罵。老三周建華是他4個子女中最會讀書的一個。原本老三是準備考高中讀大學的,但周醫生卻希望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繼續為村民服務,能為鄉親們解除病痛,他對兒子說,這比考上大學還有意義。在父親的再三勸說下,老三最終放棄了上大學。    
    「父親6歲開始沒了娘,一生吃夠了苦,是黨和政府送他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醫,才有了希望,他做的一切都是在報恩啊!我決心接下父親的重擔,繼續沿著他的腳步前進,為村民貢獻一生。」有這樣的父親就有這樣的兒女。    
    如果說,我在追悼會上感受到了周醫生留給人間的溫暖,那麼,我在他家中品味了人世間的真情。如果說我從周醫生的遺物中看到了他的貧窮,那麼我從他的兒女身上看到了他遺產的富有。周醫生死後我想找一張他的生活照或工作照都沒有可能,他生前非常節儉,連照片也捨不得多照一張,這是要花錢的,這次換身份證的照片竟成了他的遺照。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國村醫,他的名字不會也不可能載入史冊,他的名字卻永遠會留在風山村每個村民的心中,他對風山村農民的愛將會滲透幾代人,將會輻射幾千里。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3節 網結是怎樣織起來的?(3)

    之三:腳窩窩裡蕩出的歌    
    1991年江西省贛州市寧都縣湛田鄉新田村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檢查村,檢查兒童計劃免疫接種工作完成的情況。    
    寧都在哪裡?寧都在瑞金之北,興國之東,著名的「寧都起義」總指揮部就在寧都縣城,寧都是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和重要戰場,是全國重點扶持的老區貧困縣。    
    湛田鄉位於寧都東部,是個貧困的山區,新田村就更偏僻,只有熟讀過毛澤東同志詩詞的人對贛南的山多少會有點瞭解,可用毛澤東同志描寫當年贛南反「圍剿」的詩中幾句對山的形容詩句來表達這個村的特點:「路隘林深苔滑」,「頭上高山,風捲紅旗過大關。」村與村之間隔著高山深谷。當時全村有284個兒童(指屬於免疫對象的兒童),要按計劃接種「百、白、破」(預防百日咳、白喉、破傷風的聯合疫苗)、卡介苗(預防結核病)、脊髓灰質炎(預防小兒麻痺症)、麻疹這四種疫苗,簡稱「四苗」。保健預防網就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各省市將「四苗」及其他的防疫苗品發放到縣防疫站,由站到鄉鎮衛生院,衛生院落實到村醫或村指定的防保員,最後由他們送給各戶的孩子。這不同於一般的藥品,要對號入座,0—7歲的兒童有多少就發多少,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發完,有時效性,過期防疫藥品的效力會減弱或消失;防疫藥品要嚴格的保溫,溫度過高疫苗自身會失去活力,也就失去了作用,所以要做到定點、定時、恆溫送到每個兒童的口中,責任心不強的人完全可以做假偷懶。    
    做假偷懶的方法很簡單,不按規定的時間送到兒童口中,而是托村裡路人帶回去。我見過這樣一個村醫,他做了一個真名冊,假簽名,兩天要發完的糖丸,他發了整整半年。新田村衛生所名聲在外的主要原因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管是發糖丸,打防疫針,他都一一發放到位,年年如此,次次如此。何況兒童的名冊是在不停地增多,誰家媳婦生了孩子,誰家孩子該打針,他都記在心上。    
    這個村醫的名字叫胡心平。他自我介紹時說,良心的心,平安的平。百姓送給他一句詩:「心繫深山播平安,志在山林防病痛。」    
    今年已滿48歲的他在新田村衛生所已工作30年了。他17歲高中畢業,第二年鄉里放映電影《紅雨》,很快他就成了紅雨。不過,還不是當赤腳醫生,是當村防疫員。背著紅十字的藥箱,翻山越嶺,送藥撒藥。跑了一年,村裡送他去讀江西中醫學院赤腳醫生中醫函授學習班。2年畢業,他真正成了一名光榮的赤腳醫生。他熱愛村醫工作,他又是一個快樂的平安使者。每次出診,他都會帶去健康衛生的科普知識,每次歸來,他都會寫下自己的心得。    
    他從1981年開始負責接種工作,23年來無一疏漏。1991年的1月,已是農曆臘月,要過春節了,恰逢防疫站要發放兒童脊髓灰質炎疫苗糖丸,規定兩天內送到孩子們口中。這麼多山梁,這麼多深谷,48小時不停地跑,也難做到。他想想,決定花1天的時間把山下和半山腰的送完,2地相加是213個孩子。第二天起大早送山上的,山上有6個自然村,71個兒童。老天不作美,半夜下起了大雪,陡峭的山路藏進了白絨絨的雪被裡,真有點「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情景。老婆和孩子都不讓他外出,他哈哈大笑:「我還只35歲,爬山,爬雪山有什麼了不起,有紅軍爬的雪山高麼!走!今天一定要把71顆糖丸送到。」換上解放鞋,鞋上再捆綁一根草繩,拄著拐棍進山了,他身後留下串串深深的腳印。還剩下最後一顆,那是章表端的女兒。他家住在坪布嶺上10里,往上陡坡,如刀削斧劈。他想,人家章表端還要擔百貨上山哩,一粒藥丸算什麼,爬!他四肢並用,遇到危險的地段跪著爬上山。天黑時分,最後一顆糖丸終於送到老章家。    
    脊髓灰質炎是一種古老的留有肢體殘疾的傳染病,又稱小兒麻痺症。20世紀年代初,我國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達2~43萬例,導致大量兒童殘疾。早在公元前3700年醫書上就有關於此病的記載。它可用疫苗預防,但無法治癒,兒童一旦發病,不僅導致肢體損傷、殘疾乃至死亡,還會作為傳染源危及他人。    
    2000年全球消滅脊髓來質炎是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確定的目標。1991年李鵬總理代表我國政府簽署了《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和《執行九十年代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行動計劃》兩個世界性文件,對實現消滅脊髓灰質炎的目標做出了莊嚴承諾,中國將在1995年如期實現消滅脊髓灰質炎。世界各國應用疫苗預防脊髓灰質炎的試驗表明,只要各級領導重視、保健組織健全、計劃免疫認真完善,控制和消滅此病目標是完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達到的。經國務院批准,我國繼續開展全國消滅脊髓灰質炎強化免疫日活動;1995年12月5日和1996年1月5日對全國所有4歲以下兒童各加服一劑脊髓灰質炎疫苗。    
    從1994年至2001年,已連續7年未發現本土脊髓灰質炎野病毒病例,2000年10月被世界衛生組織證明了本土脊髓灰質炎野病毒在我國的傳播已被阻斷,自此實現了無脊髓灰質炎證實的目標。脊髓灰質炎在我國的消滅凝結著千千萬萬人的心血。我們不能忘記,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一個普通村醫的功勞。    
    在以後的數年中,幾乎每次送糖丸都會遇到大雪封山蓋路,每次他都是愉快地去,歡樂地回。他是個快樂的漢子,他不會因勞累而歎息,因困難而痛苦。每完成一件工作,他都會拿出筆和紙寫下自己的歡樂。一首散文詩就這樣從筆尖流淌出來:「孩子是祖國的花朵,世界的未來。今天是兒童『脊灰』強化免疫日,狂風捲著大雪,襲人刺骨。『預防為主』是我神聖的職責,把糖丸送到兒童的口中,我走村串戶,孩子們發出的歡笑,也是我心中的歡笑。滿山的白雪像是為我祝福,我的辛苦換來了他人的幸福,這是一個鄉村醫生無悔的選擇。」他寄給了《江西衛生報》。又一個夜晚,他被叫醒。手電筒就放在枕邊,穿好衣,拎上手電,背上藥箱,5分鐘就可以出發。睡前檢查一次藥箱已成為他的習慣,像戰士上崗一樣又快又準。他給自己工作作了記錄:「不管風寒雨雪夜,救死扶傷我心歡。」「預防為主防百病,報酬有無盡責任。」    
    這麼一個小村,這麼一個默默無聞的村醫,在1993年被評為「全國優秀鄉村醫生」。在中國,有這麼多優秀的鄉村醫生用他們的雙腳在中國農村大地上編織了密集的網,連著居住在每個角落的農民,織著保健,播著平安。    
    4.村衛生所:何時告別沼澤地?    
    實事求是地說,在龐大的村醫隊伍中,像余元芳、周奕林、胡心平這樣敬崗愛業,真誠為民服務的村醫並不多。    
    眼下村醫在行醫中存在著許許多多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中組部、人事部、衛生部曾發過《關於深化衛生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文件,其精神是要求結合本地實際,以鄉村兩級衛生組織的人事制度、分配製度改革和「鄉村一體化」管理三項為突破口,對鄉村兩級衛生組織進行改革。村衛生所本應有多種形式,如:鄉衛生院下派,與鄉衛生院合辦,或個人承包。然而,眼下的村衛生所大都是私人開的診所,即使鄉衛生院所派,也屬承包性質,自負盈虧。這必然降低村衛生所的醫療質量,加重農民的負擔,影響預防防疫工作。如衛生所用房,按照甲級村衛生所標準,70%以上的村衛生所用房面積應在40平方米以上,要做到「三室分開」(診斷、治療、藥房)。再如,大多數村衛生所是以家代所,由於村醫是承包性質,村裡沒有無償提供他們的用房。在制度建設上,要統一印製醫療、藥械、防保管理等有關規定制度;要做到看病有病歷、開藥有處方、轉診有登記、收費有發票,疫情有報告;大多數村衛生所都有缺項。還如,在財務上本應是:衛生院對村衛生所的財務實行統一管理,分別建賬;村衛生所做到日清月結,定期上繳。衛生局從衛生所分別提取10%的福利基金與事業發展基金,用於村衛生人員培訓和村衛生所設備添置、房屋維修以及村醫生的培養,這種做法很難兌現。至於24小時值班制,中心衛生所做到每天晚上有醫、護、藥3人值班。在藥品管理上,村衛生所按照規定統一從鄉鎮衛生院調撥藥品,防止了假冒偽劣藥品進入村衛生所,保證了藥品質量安全,維護了農民患者利益。嚴格執行國家統一的藥品價格等等,規定都處在「游擊戰」的狀態。山高皇帝遠,很難接受管理,都各自為政,我行我素。各級政府對村醫沒有補貼,只給政策傾斜。如,注射疫苗可以收一點注射費,免除徵收的行政管理費。能給予補貼的縣為數不多。吉安縣儘管貧困,縣委書記張和平告訴我,每年還是撥款9.45萬元,給予一點補貼。永豐縣為對村醫預防工作的補償,從2004年起,對一個村醫的補貼是300元,縣鄉各負擔一半,這還是從牙縫裡省出來的錢。鉛山縣汪二鎮黨委書記劉江南談到他們村醫時說,我們縣、鄉財政好一點,對村的支持也就多一點,「非典」期間,外出量體溫的村醫,每天補貼同鄉幹部標準,由鄉政府統一負擔。在平時,村醫們只有各顯神通了。    
    村醫中,95%是沒有執業或助理執業醫師資格的。50歲以上的村醫多是從赤腳醫師年代幹過來的,他們到縣醫院受過半年或1年的培訓,或讀過2年函授,大多數選擇的是中醫或傷科。他們再也沒有接受更多的訓練了。進入市場經濟後,任何學習都要錢,他們更是望而生畏。2004年7月,我在鉛山縣汪二鎮漕源村村衛生所採訪中,村醫老王反問道,我們哪還有錢去讀書?每天只能看三四個病人,收入很低。過去村裡無償地給了他一間用房。他說,屋頂漏,牆壁透風,孩子打針,房子倒了誰負責?他用幾年的積蓄蓋了一幢兩層樓的房,留一小間(西頭的偏房)做衛生所,不足20平方米。後廳堂開門做了小賣部,賣點百貨副食品比診所來錢還快。我在他門口坐了近一個小時,買東西的人比看病的人肯定要多。稍富點的農民多有摩托車,成人大多會到鄉里或縣裡看病,到這兒看病的多是兒童或拿藥回來打針的,只能收到塊把錢的注射費,還要擔風險。注射物品全是一次性的,不用消毒。他說,這間小房足夠了。他兒子鉛山衛校畢業,接他的班,我勸他兒子到市裡或省裡去深造,讀出一個大專文憑,考一個執業助理醫師。他說,讀一個文憑要花一兩萬元,鄉下人出不起。目前這種水平完全能應付農村村民的各種患病,不會出事,病重點就轉。再說,自己認為病重的人也不會來,花錢學了也沒有用。他關切地問我:「村醫會取消嗎?是不是上面有規定,沒有大專文憑不能當村醫?」我按《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做了回答,他好像更加放心了。我說,合張影吧,他沒同意。我站在他診所的門口留影一張。    
    30歲以下的村醫大都是市場經濟下自費去讀衛校的農村青年,他們當中有高中、初中畢業生,個別還是小學畢業生。各地衛校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經濟效益辦了各種名目的班,連一些醫科大學、醫學院也未能脫俗。某醫科大學辦了一個全科醫生培訓班,面向農村,高、初中畢業生均可報名,學制2年。因為學校名氣大,在村、鄉行醫還多一份信任和權威,因此報名讀書的不少,畢業後發給結業證。漕源村村醫的兒子畢業於鉛山衛校,子承父業,診所就這樣延續辦下去了。雖然他們沒取得執業醫師資格,但符合鄉村醫生條例的要求。應該說,從學歷講,這些青年人比當年赤腳醫生受的教育要多,接觸的事物要多,這是好的一面。另一面,他們辦衛生所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換句話說,辦診所是這幫年輕人的生存方式,是他們的飯碗。    
    毫無疑義,這類村衛生所都是以盈利為目的,或多或少,或誠信,或作假,或憑著良心治病,或昧著良心行醫。假裝內行治病,超出職責範圍行醫,進藥渠道不明,這些事幾乎在每一個診所都會出現,能不能杜絕或減少呢?這是我們要思索的,要解決的。    
    以進藥渠道不明為例。早一陣子要求村衛生所從醫藥公司進藥,後來鬆了,他們都自己從藥市上進。前幾年又要求鄉衛生院管起來,從鄉衛生院進藥,但醫藥公司又有意見,認為這種做法不妥,要求理順。怎麼理?一些村醫為了降低成本,常到縣、市醫院附近收購過期藥品。還有些村醫出於盈利目的,購進假藥(也許是同流合污,也許是受蒙騙)。    
    農村醫療機構已成了假醫假藥的市場,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我到鉛山調查的那幾天,聽到這樣一件事:7月8日8時許,鉛山縣港東鄉個體司機程東海因感覺不適,便由妻子陪同到港東村衛生所診治。當時,接診的曾慶林醫生診斷他為扁桃體腫大,患急性扁桃體炎。先鋒黴素靜脈注射,點滴注入後,不到2分鐘他就說「人不舒服」,醫生看後說程東海的症狀是「暈針」,過一會兒就好。可接著程東海出現了呼吸困難,臉色發黑,口吐白沫等症狀,4分鐘後,程東海離開了人世,他是個小伙子,只有31歲。    
    曾慶林1995年畢業於鉛山衛校,並取得了當年省衛生廳發的鄉村醫師崗位合格證。如果診斷無誤的話,用藥應是正確的。問題是:藥液是否過期?是否由正規渠道進的藥?是否作過皮試?除藥物外,我們還想到另一個問題,村診所大都沒有搶救設施:氧氣,配備齊全的急救藥物,助手。儘管不是假藥,在村診所注射有致敏性的藥物是有一定危險的。村診所沒有什麼治療手段,打針是他們主要的「治療」收入,只能靠「以藥養醫」,動輒輸液,動輒使用抗生素已成了村醫治病的首選。我分別在鉛山縣汪二鄉、九江縣馬嶺鄉、星子縣蛟橋鄉做過調查,對各自然村,在其村診所看過病的人,詢問治療方法:服藥、打針、打吊針。共調查人數70人,100%有過肌肉注射史,85.6%有輸液史(61人);從年齡上看,輸液者以兒童和老年居多。藥物收入佔他們總收入的90%以上,退燒藥、止痛藥便宜,利潤不多,抗生素利潤空間大,自然用得多,原因不外乎是村醫為了增收,農民相信吊針。一位村醫如實地說:在農村當醫生很難,農民看病都希望一針見效,路遠、錢少,不想多跑。好多病不是一看就能診斷明白,用藥當然也不會一針見效。我們只好「萬炮轟蚊子」,抗菌的、抗病毒的、退燒的,再加激毒一起放進瓶子裡吊。燒退了,農民就認定你醫術高,就會回頭再找你;你要是像城裡那樣留下來觀察,他們就認定你沒有本領,以後再也不會找你看病了。我們也要顧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嗎?他反問我。這種做法無疑導致了抗生素的濫用,無疑也損害了農民患者的健康。誰該對濫用抗生素承擔責任呢?世界衛生組織已發出了警告,中國專家也發出了警告。他們能聽得到嗎?抑或聽到了,他們也無可奈何!大家都無可奈何?    
    2004年以前,村醫開處方的目的不是為了取藥而是方便自己結賬。一些村診所的處方紙是香煙盒,小學生練習冊,村辦公室扔的廢紙的邊角料,抗生素的名稱也是隨意書寫:氯黴素寫成「六枚素」,紅黴素寫成「紅枚素」,青黴素簡寫為「PG」,先鋒黴素X號簡寫為「先鋒」,地塞米松簡寫為「地米」。有一份調查顯示,村衛室處方合格率為0.06%。2004年我在鉛山調查了幾個村診所,都有鉛山衛生局統一印發的處方箋;處方下還有藥品價格一欄,要村醫標明,算是透明度吧!讓我們看到了規範的起點。    
    年輕的村醫不甘於「以藥養醫」,總想開展一點治療,於是打起了為民便民的旗號。如切切小腫瘤,骨折的手法復位,外傷的清創縫合。到底是方便了農民還是坑害了農民呢?從醫學角度看,他們的醫技水平、醫療條件是無法完成這些醫療任務的。有很多經他們處理後轉診上來的病人,令人哭笑不得。隆起在外的惡性腫瘤,村醫竟大膽地把隆起部分切掉,叮囑病人說:「我已把瘤子切掉了,剩下一點根花不了幾個錢,你到省裡去吧。」這種做法,只有加速腫瘤轉移,加速病情惡化。且不說亂收費,據病人說,切外面的瘤,連藥費共花去了4000元。    
    拔牙,斷根,感染,出血不止的最常見,增添了病人的痛苦和經濟負擔。    
    縫合,農民外傷大都有異物在傷口內,沒有清盡,必然要進行第二次手術,花費更大。    
    誤診誤治的更是舉不勝舉。很多病人大都是花費得差不多了,說句不好聽的話,油水快擠干了,慌忙送往上級醫院,倒霉的還是農民。    
    《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中規定:鄉村醫生從事「一般醫療服務」。怎樣去界定「一般醫療服務」呢?村醫對此要領是模糊的,病人也是模糊的,不知有解釋權者是否模糊?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4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1)

    1那段日子不再來    
    如果把人生之旅比喻成一條坎坎坷坷的路,那麼基層衛生院的醫務人員在坎坷的人生路上的跋涉是艱難與痛苦的,留在記憶裡的沒有什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件,也沒有什麼值得回味的花前月下之情。然而,件件都是刻骨銘心的,只要稍稍抖動一下,那記憶的碎片足以催人淚下,催人奮進;足以讓人歎息不止,托腮沉思。    
    如果把基層衛生院比喻為一張無形的生命防禦之網,我要講述的他們都是默默無聞的織網人、補網者。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為都是為了織好這張網,為了使網堅實有力、縝密不漏。我還是沿歲月的軌跡運行吧。    
    周月華忘不了分配報到的那天那夜。    
    接到分配通知後,她回到家和媽媽分享了那即將參加工作的幸福和喜悅。第二天清晨她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九江市的老屋去星子縣報到。工作單位是星子縣橫塘公社衛生院。「到農村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個年代青年人的志向。在縣裡辦完了手續去橫塘。雖然有路,但還沒有通長途班車。那是1962年的夏天,她剛過19歲的生日,20歲的姑娘怕什麼,背起行囊,走吧!傳達室的老人勸住了她:「走不得,一個姑娘家,天黑了有豺狗野豬,會傷人的,到縣政府門口候著,興許有返鄉的拖拉機,要不等明天一早上路。」    
    夏天的太陽遲遲沒有落下,5點半了,驕陽的餘威仍叫人汗水涔涔,口乾。她想討口水喝,傳達室的老人來了,呼喊著:「有車,有車,快,跟查師父一起走吧!」    
    是輛拖拉機,裝滿了化肥、水泥。甩上行李,爬進拖斗裡,拖拉機顛簸得厲害,她有點暈車,不能閉目養神,也不能坐觀風景,化肥散發出刺鼻的臭味,讓她噁心想吐。又是一個巨大的顛簸,她雙手緊緊扶住車沿,不敢伸出頭嘔吐。一旦沒抓緊,就得粉身碎骨;即使摔下了車,摔傷了,摔死了,司機也沒法知道,他坐在前面駕駛室裡。最終,她忍不住還是吐了,那還是中午吃的一碗麵條,酸酸的,吐在拖斗的角落裡。太陽說落就落了,一路揚起的灰塵罩在她頭上,烏濛濛、灰濛濛的,讓人有點窒息的感覺。顛簸了一個多小時,車慢了,慢了,突然停了。天哪,總算到了,查師傅不錯,停車後扶她下車,又嘔吐了一陣,人才感到輕鬆一點。「衛生院就在前面100米,我要在這兒卸車,不送了。」她不能用這樣蠟黃的臉去見新領導,她蹲下來小憩了片刻,才打起精神去報到。    
    敲門。走出一個小伙子,大概是值班的醫生,問:「看病嗎?」「不,新來的,我找院長報到。」小伙子很熱情,衝出去找院長:「他們家就住在後邊。」院長來了,說了幾句歡迎的話,帶她到後間,說:「這是你的宿舍。床、桌子。」給了一隻藥瓶子,鄭重地說:「這是煤油燈,別忘了放火柴的地方,來了急診就劃火柴點著燈。」    
    在城裡住了19年的她,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燈,約四五公分高的藥瓶子,瓶蓋鑽了一個小孔,小孔中置了一根棉線,瓶子裡散發著煤油的味道。院長劃著了火柴,幫她點燃了燈,關心地問她:「要不要吃飯?可以到我家用膳。」見到這一切,她心涼了半截。這比郊區農舍還差啊!難道煤油燈都沒有嗎?那幾年,煤油憑票計劃供應,院長規定天黑後檢查病人才能點煤油燈,她不知道買煤油的困難。第一夜,她不敢吹熄燈,實在太倦、太累了,就這樣和衣躺著。她不知道哪兒有水,哪兒有火,哪兒有開水。當班的這個小伙子也不好意思過來。這是恐怖的一夜。她剛剛瞇上眼,老鼠就爬上了她的頭、她的臉,她驚叫著坐起來,問自己:「這是醫院嗎?」「醫院是這樣的嗎?」一周後,她開始了當班。醫院的人太少了,只有兩個女性,1個護士和她。她有點委屈,院長為什麼不照顧女同志,何況是新來的,院長說,就只8個人,人人都得當班,處理不了叫院長,實際上院長天天晚上都當了班。    
    有一天,她當班。抬來一名肚子痛的婦女,她怕是外科疾病,想叫院長,一想,院長到省城去開會了。找誰?還有2個是中醫學徒出身,找那個小伙子吧,2個人也許思路廣點,辦法多點。他們把外科疾病都想到了:闌尾炎?腸梗阻?胃穿孔?胰腺炎?膽囊炎?膽結石?腎結石?都不像。胃痙攣?急性腸胃炎?不管哪種,先輸上液體吧。他們知道要遵循一個原則,不能用解痙藥(止痛),他們守著病人,沒有顯微鏡,不能查血常規,沒有心電圖機,沒有B超,沒有手術室,沒有搶救室,只有血壓表、體溫表和聽診器,讓這三大件充分發揮作用吧!體溫不高,心率很快,血壓偏低,他們有點緊張了。兩人商量起趕快轉縣醫院,如果是內臟出血,這兒沒有血源,血壓往下掉,生命就十分危險。通知家屬找車,家屬又沒地方去找車,他們家離這兒還有20里地,他們是一腳一腳走過來的。周月華想到了拖拉機,她和查師傅還有個一面之交,她衝出去,找到供銷社,又和供銷社的同志找到查師傅,把病人抬上去。她當班,當然要由她護送病人,她爬上了拖鬥,高高舉起輸液瓶,顛簸,還是顛簸。奇怪,這次她沒有嘔吐,也沒有暈車,也許是太緊張了。病人呻吟的聲音越來越小,越來越小了。無法測量病人的生命體征,也無法實施搶救辦法,如口對口呼吸,體外按摩。快,只有快,到了縣醫院才有救命的可能。當他們抬下病人時,已聽不見呻吟,已感覺不到病人痛苦的扭動,一個青年的婦女就這樣死於顛簸的途中。周月華知道女人的孩子還只有2歲,剛學會叫媽媽。她不能白護送一場,她想搞清楚婦女的死因,她要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她詢問了縣醫院的主治大夫。經分析,醫生說:很可能是宮外孕,死於破裂出血。這種病,只要沒進入不可逆性的失血休克,進入了手術室,手術成功率是100%。如今已經是61歲的周月華醫生,與我談起往事,心情十分沉重:「不少農民兄弟姐妹,患了這樣的急病,由於鄉村醫院設備條件差,得不到及時的搶救而死去,不少啊!有年輕的媽媽,也有年輕的爸爸,有天真的孩子,也有白髮的老人,說句迷信話,到了那個世界,我無臉見這幫農村的父老鄉親,有愧,有愧啊!」周月華內疚痛心,我們完全可以理解、諒解,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正經歷「三年自然災害」,那個年代的力不從心,心與願違的事多著哩。    
    她講了又一件事。不久她調到離九江市區只有30多里的威家鄉。那夜接診的病人是胃穿孔。給予了靜脈注射,掛上吊針,並通知家屬馬上轉院到九江市。如今坐車只要10幾分鐘就可以到,然而,那個年代沒車,沒電話,只有靠人抬口傳。上路了,深一腳淺一腳,一閃一閃的手電筒照著彎彎曲曲的泥沙路。她仍清清楚楚地回憶起,病人的父親在前面拎著馬燈。病人躺在竹床裡,呻吟聲越來越小了,越來越細了。伏下身看看病人的臉,月亮一樣蒼白,摸摸鼻孔,觸不到一進一出應該是熱乎乎的氣息。我們仍在跑,其實只有我心裡明白,他大概是死了,我不敢說,不敢停下腳步,我們還是往目的地跑。直到天亮,在朦朧中看見醫院的大門。病人是農民,還只有23歲。聽他父親說屋門前貼的結婚的大紅喜字還沒脫落,老婆已懷孕在身。這個父親摸著已僵硬的軀體,已無力泣出聲來。他們會以怎樣的心情把這具僵硬的軀體抬回家中去呢?又怎樣面對痛苦的家人呢?    
    30多年過去了,這個年輕的農民充滿強烈求生慾望的臉時不時總在我腦屏上出現,抹不去、擦不掉。那死前蒼白的臉,瞪大的眼睛令我揪心地痛。好端端的一條命,如果在城裡,如果有車,如果這裡可以輸血,如果……可以……「如果」,過去了30年……    
    那是周月華醫師永遠的心痛,無疑也是我們當醫生永遠的心痛……不該逝去的生命,逝去了……    
    她到過星子血吸蟲病疫區,換過幾個鄉鎮衛生院,「不能就地治療,哪怕有車,有血源也好啊!沒有,什麼都沒有。」巧媳婦難做無米之炊,她將懷著這樣的歎息度過自己的晚年……往後呢?往後,往後會好一些嗎?進了60年代末,「合作醫療」、「赤腳醫生」、「醫生下鄉」,工作都成了政治運動,在這場政治運動或叫「風暴」中,那短暫的輝煌是怎樣閃爍的呢?    
    我的學生時代的朋友老陳,1968年分配到湖北省竹溪縣泉溪公社,那兒西邊是陝西,南邊是神農架,北邊是武功山,真正是窮鄉僻壤,深山老林。他是解放20年後分來的第一個醫學本科生。醫院的職工、鄉里的農民都對他十分尊敬,鄉里的領導對他寄予厚望,他感到一個人難以施展拳腳,就把學婦產科的妻子從另一個鄉(靠近縣城的鄉)調到了這個邊緣的小山村。夫妻倆實實在在想為農民做點事,鄉里也很支持,特地騰出一間房做手術室,添置了常用的器械和設備。醫學畢竟是經驗學科,不像文理藝術可以自學成才,可以在青年時代有所突破。有一天他們遇見了一個很棘手的病人:腹部劇痛,腹肌如板,面色蠟黃,幾天沒有大便,沒有放屁。他初步判斷是腸梗阻,要手術,而他們夫婦實習沒有看過這類手術,又沒去進修。是送走還是就地開刀?他們算了一下旅程和時間,送走必然死在路上,夫婦倆最後決定就地手術,由妻子在身邊翻開《手術學》一頁一頁念,他一層一層地探查,雖然有風險,但有生的可能,病人只有30歲。    
    切皮,切開腹直肌和腹膜,往裡探查,果然,腸子扭轉壞死、發臭。他小心翼翼地將壞死的腸子切除,又小心翼翼將好腸子縫合。手術成功了,病人獲救了。出院那天鞭炮震耳欲聾。如今,老陳已退休了,在武漢定居,回憶起這次手術,仍然滿懷激動之情:「醫生是個風險很高的職業,生命完全掌握在醫生的手裡,稍一疏忽,一條生命可以即刻逝去。」今天醫患關係這麼緊張,一是雙方沒有很好地相互理解。二是我們道德的堤壩在局部地區開始崩潰。說心裡話,今天我要遇見這樣的病人,要對著書去開刀,去看病我絕不會幹,風險會壓得我喘不過氣。那時年輕,有闖勁,更重要的是同情、體貼、熱愛貧下中農,視他人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說出來年輕人不相信,手術做到一半時,很難進行下去,大家不是積極想辦法、出點子、翻書,而是齊聲念毛主席語錄,我們在手術室裡大聲朗誦:「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在手術室外,行政人員和家屬也在朗誦毛主席語錄助威:「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最後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線萬歲!手術成功,自然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聽起來是笑話,實際上是為農民服務的氛圍,為農民治病、治好病的濃烈氛圍。    
    是的,儘管「6·26指示」被歪曲了,儘管鄉村衛生院條件很差,儘管那時天天務虛不務實,但是全國上下確確實實有著為農民治好病的濃烈的氛圍。有一些可能是被迫的,對於那個年代的青年人來講,確確實實是百分之百心甘情願的,至少我是。老陳問我,醫療隊還有嗎?醫療隊還堅持下鄉嗎?有沒有認真總結一下新時期的醫療隊究竟怎樣做才能更好地為農民服務呢?據我所知,省裡的專家到縣裡「走穴」,也為農民解決了不少的問題,然而,那「紅包」,那出診費,是不是農民的額外負擔呢?又有多少農民能夠承受呢?如果醫療隊還在繼續的話,哪怕每組人員只干1個月、半個月,也解決問題呀!    
    老陳的這些話也許有些偏題,我仍然如實地記下。現在交通方便,大多數急診手術縣級醫院都可以完成。周月華、老陳所講述的那類情況的發生率只會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記下那個苦難和荒誕年代的人和事,只希望在這個年代不再發生,這個年代的人會比那個年代的人幹得更好。    
    老陳夫婦捧著書做手術的日子成了一段回憶。時鐘又轉了52560圈。就像時鐘不停擺地轉動一樣,生命也在正常地蓬勃地生長著、發展著。    
    1975年的夏天。一支市級醫療隊來到了石城縣大由鄉衛生院。大由鄉同樣是有路無班車。在從贛州到石城的途中在龍崗鄉向左拐進了二三十里地。再往裡好幾個村還是只能靠步行的山路,農民有病別說是到贛州市,就是到石城縣也不方便。    
    醫療隊的成員都是贛州市醫院的醫療骨幹力量,有後來被光榮評為省勞模的外科主任張連惠,有出任市立醫院副院長的內科主任李家駒,還有婦產科、中醫、兒科、口腔科、麻醉科、手術室護士一行12人。醫療隊的任務不僅僅是下鄉出診,對慢性病進行普查,對胃、膽、脾等臟器有病的,對需要手術而又無錢手術的病人還要開展手術。這不像老陳夫婦那樣面對急診匆忙上陣,而是從容不迫地選擇病人。第一要有手術室,第二要有完善嚴格的消毒,第三要有手術設備和器械。    
    衛生院的房屋是泥木結構,木架泥牆黑瓦。    
    為了辟一間手術室,選擇了一間獨立較大的房間,四壁刷上石灰,空蕩蕩的房頂很容易掉下灰塵,怎麼辦。罩上一塊巨大的塑料薄膜,照明不行,買了3支3節手電筒,從市裡自帶了一些手術器械。原始簡陋的手術室誕生了。那時沒有制定輸血法規與條例,醫療隊員都查了血型,準備必要時做供血者。第一個接受手術的農民是胃潰瘍並出血的患者,因無錢開刀,一直靠服藥度日;第二個接受手術的農民是膽結石患者;接下來還有患唇裂的孩子,患子宮肌瘤的婦女。儘管條件原始,設備簡陋,每一例手術都成功,無一例併發症發生。類似這樣的醫療隊那個年月很多、很多。類似這樣條件簡陋的衛生院很多、很多。類似這樣手術成功的例子同樣很多、很多。    
    時至今日,這樣的農村衛生院還有很多、很多,而這樣的醫療隊還有嗎?我們回憶那段日子的艱苦,也回憶那段日子的溫馨;每個醫療隊員都感受到了農民的苦難,也感受到了獻出愛心後的慰藉與歡欣。    
    那段日子不再來?!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5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2)

    2風雨兼程    
    人生之旅真是一條路,有山崖,有平川,有小路,有大道。「四人幫」倒台後,老百姓突然感到眼前的路是一馬平川。工廠要招工,大學要招生,政府機關要擴編。撫州市崇仁縣一個農民的兒子裴森茂耳聞目睹了農村缺醫少藥的艱難,農民因病致貧的痛苦,報考了醫學院,那是1979年。畢業後,他分配在崇仁縣白路鄉衛生院。    
    在基層衛生院當醫生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分科,什麼病都得看。二是出診多,農村有許多病人,背著藥箱來回要走幾十里路。白路鄉地偏人窮,村民居住分散。出診的任務特別重。有次出診歸來,還沒放下出診箱,就看見有人推著獨輪車直奔衛生院,走近一看才知車上坐著一個老婦年過七旬,埋頭扶車的大概是她的孫子,左手扶車,右手提著水瓶,小眼圈紅紅的。推車的老漢焦急說:「老伴肚子疼、嘔吐,三天沒吃東西……,在大隊衛生所看過,吃藥打針不見效,現在還有燒。」裴醫生問清了病史,進行了體檢後,無奈地告訴老漢:「老媽患的可能是化膿型闌尾炎,病很重,必須立即送縣醫院手術才行。」老漢和老媽一商量,老媽說什麼也不肯轉院,痛苦地流著淚說:「醫生,難為你們了,我家很窮,兒子兒媳不在家,外出謀生去了,家裡老的老,小的小,走不了啊!」稍息又說:「反正我這把年紀,死也死得,死也就死在鄉下,別送我去城裡死。」小孫子也掉下了眼淚,哭泣著說:「醫生叔叔,救救我奶奶吧!」病人與家屬堅持就地治療、寧死不肯轉院,怎麼辦?裴醫生只好收病人住院。準備急診手術,對於這所衛生院還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沒有手術床,用長條桌代替手術床;沒有電燈照明,用手電筒代替無影燈;用紗布、引流管加大注射器代替吸引機;用輸卵管結紮包代替下腹手術包。只有懂醫的人才明白在這樣簡陋、原始的手術室裡為老人做闌尾炎切除術,需要承擔多大的風險,挑起多大的責任。這是20世紀80年代的秋天,我們農村衛生院工作條件還是那麼艱苦,那麼簡陋。只有內行才會悄悄地為裴醫生捏一把汗。好在,手術成功了,10天後病人完全康復出院。    
    他們在這樣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工作著,裴醫生做過疝嵌頓鬆解修補術、胃穿孔修補術、胎盤滯留取出術等等。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叫人擔心,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每一個在基層醫院工作過的人都真心希望農民富起來,農村的醫療條件快點好起來!    
    1984年9月,裴森茂醫生成為全縣最年輕的主持衛生院工作的副院長,那年他23歲。    
    1989年,他被組織上調到縣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任業務站長,把關全縣的計劃生育四大手術。他還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鄉鎮衛生院。搞計生手術一是太單調,二是做工作太艱難,不是號稱「天下第一難」麼!他更喜歡做一個「萬金油」醫生,一個能治多種疾病的「全科」大夫。    
    「你還是走馬上任了?」我問。    
    「誘惑我的不是縣城,不是職務,是我的服務對像多了、廣了,我可以面對全縣的農民,我是土生土長的農村孩子,可能從小就有那麼一個鄉村情結,為農民做事,我總感到愉快。」    
    在計生站的6年裡,他足跡踏遍了全縣所有的鄉鎮,施行計生手術萬例無事故。記不清有多少次吃住在村裡、工作到天亮;有多少次既為農村婦女做了結紮手術,又為她們免費做了卵巢囊腫摘除手術。    
    我最關心關注的還是他的下一站。從某種意義來說,下一站比計生站的工作更苦、更累、更難。    
    1994年11月17日,他到崇仁縣衛生防疫站任站長。據我所知,縣級各地防疫站為了創收,派人外出學習婦產科、口腔科、皮膚科,回站後都「不務正業」,擔起防疫站生存的重擔。「以醫養站」,「以藥養防」,正業變成了「副業」,留一少部分人搞「計免防疫」的正常工作。裴森茂會走這條路「以醫養站」、「以藥養防」的路嗎?    
    他回憶起10年前上任的那天,細細的秋雨有點寒意,縣委領導和縣衛生局領導一起送他到縣防疫站上任,開了一個不到20分鐘的簡短交接見面會。開完會,縣領導、局領導告辭後,他就留下來開始了新的工作。到各科室熟悉環境,瞭解情況,和幹部職工座談,不問不知道,一問嚇一跳,站裡的財務賬上幾乎是零,水電費已幾個月沒有付賬,相關單位已發出了最後通牒——如果新站長到任還不付賬就停水停電。前年開始興建的集資房未經驗收就被站職工全部搶佔,職工上班議論的是住房問題,下班座談的還是住房問題,人人無心上班。基本上處在癱瘓狀態。或等米下鍋,或坐吃山空,或照著前人的腳步走。而他想的卻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當夜他就和站班子成員一起座談討論,研究制定了3條近期的工作目標:一是整治工作作風,把強化免疫等業務工作做實做好;二是增收節支,確保工作能正常運轉;三是盡早處理住房問題,安定人心。他從鄉里調進縣城,按理可以分到一套住房,第二天他就宣佈了3條:一是自己不要房,二是成立分房小組,三是宣佈搶房無效,限期退出,否則採取強硬措施。分房小組成員組成全部由不要住房的職工代表和領導組成。裴森茂用他的果斷與實幹,迎來了1995年的春天,上任後的1個月13天,他推行了全方位的改革。1995年他們縣防疫站在全市率先實行站科雙層雙向選擇聘任制,實行競聘上崗,落聘待崗;在全市率先推行衛生防疫工作目標管理責任合同制,把全年衛生防疫工作總任務按科室職能進行分解,簽訂責任合同。    
    什麼叫跋山涉水?什麼叫走村串戶?裴森茂的雙腳會告訴你。防疫站的任務是發放藥物、接種疫苗,崇仁縣有168個行政村,1228個自然村,裴森茂要求自己用雙腳走遍崇仁縣的每座村落。離縣城70華里的張坊鄉有個村叫桃源鄉村,該村有個自然村叫游坊村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多年來沒有準確的兒童接種資料可查,山高路遠,10多年沒有上級防疫人員直達,存在著漏卡漏種的隱患。仰望高山路窄坡陡,去?還是不去?自己去?還是派人去?請村醫帶路,爬山,只有爬山,只有上前,沒有退路。想想吧,老表的日常用品是怎樣背上去的?他們生病了又是怎樣背下來的?步行了5個多小時,終於到了,確實有漏種的兒童,逐一地檢查,逐一地補種。全縣0—7歲的兒童有3萬餘人,無一漏種。    
    說到涉水,裴森茂笑了。「不叫涉水,叫落水。」    
    那是1998年,撫河、樂安河、崇仁河呼嘯而過,崇仁縣城內澇災,全縣受災面積過半。為保證大災之後無大疫,他帶領防疫防病消殺工作組深入各鄉鎮災區,巡迴指導災區消毒、防疫防病工作。在一次乘坐竹排渡河時,跌入寒冷的洪水裡,大家奮力相救爬上岸,全身透濕。第二天感冒發燒,體溫達39℃,舌干唇裂,走路都打飄。同事勸他回縣休息,病休也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節骨眼上回去養病於情於理都難以說服自己。自己是醫生,邊工作邊治療吧!走一村,打一針,吃一口藥。當大災過後,沒有發生疫病流行時,才真的躺了下來。2003年,他們縣有7萬多人在廣州、北京打工。為了宣傳預防「非典」的知識,他依然用自己的腳丈量著崇仁縣的土地。他的腳跡走遍了全縣的偏僻山村,這是他的驕傲、他的自豪,是他的義務、他的責任、他的欣慰、他的光榮。    
    與裴森茂交談是愉快地,他爽快、灑脫,他自豪地說:「過去我手握手術刀,一次只能解救一個病人,如今我送藥送疫苗,是為了崇仁縣老百姓將來不生病或少生病。這個工作遠比開刀意義大多了。這個喜悅與那種喜悅是不一樣的。這種工作有時是寂寞的、孤獨的,不被人理解的。因為,看不到近期的效果。如果不認真做,防病的這座堤壩、這張網絡就會徹底崩潰腐爛。這工作危及的不是個體生命,而是群體安危。」他們縣的計劃免疫工作,多次受到上級專家和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庫爾博士的高度讚揚,也就不足為奇了。1997年崇仁縣被評為全國計劃免疫先進集體,2001年崇仁縣再次榮獲「全國消滅脊髓灰質炎先進單位」稱號。裴森茂自豪。我也為他自豪,1995年他們縣基本消滅瘧疾,1997年基本消滅了碘缺乏病,1998年消滅了麻風病,1999年基本消滅了寄生蟲病。他,裴森茂自然地評上了全國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裴森茂還很年輕,今年他還只43歲,他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山,還有水,還有坡,還有溝,也許他畢生的精力都會傾瀉在這跋山涉水間。他是愉快的、知足的,他為崇仁縣子孫後代的健康獻出過自己的青春,為千家萬戶的安寧灑過自己的汗水;他是痛苦的、內疚的,像許多有成績的男人一樣,他不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不過,我相信,在他父母、妻子、兒子的心中,他一定是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的。    
    話別後,他匆匆上路,2004年的6月6日天空下著小雨,他走進風雨中,望著他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了「風雨兼程」4個字。他的成績、他的榮譽是他用這雙腳走出來的。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6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3)

    3無悔的選擇    
    一位名人說:人生即選擇。每次選擇是痛苦的,也是歡樂的。正因為有了選擇,才有了多彩豐富的人生,才有了充滿競爭、充滿魅力的生活。    
    這次採訪的是一位鄉鎮衛生院院長,他就是在選擇中度過了他的一輪又一輪閃光的青春。他的名字就叫謝光輪。    
    他是贛南老區寧都縣東山壩鎮人。    
    有必要介紹一下寧都,它太偏遠,太陌生了。寧都縣位於江西省東南部,贛州市東北部,東鄰石城、廣昌縣,南接瑞金市、於都縣,西連興國、永豐縣,北毗樂安、宜黃、南豐縣。面積4053平方公里,面積居贛州市第一,江西省第三,其中山地占70.78%,耕地占1116%,水域占3.93%,概稱「七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總人口70萬,居贛州市第三,其中農業人口60萬,城鎮人口約10萬。有畬、壯、土等9個少數民族計2087人,漢族占總人口的99%以上。有行政村348個。    
    也許你還沒有概念。大革命時期,這兒是江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這兒留下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曾山的戰鬥足跡,是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和重要戰場。解放初期,一部於藍主演的《翠崗紅旗》就是以縣郊翠微峰剿匪的故事為背景拍攝的。這裡不通火車,沒有水路。距南昌318公里,距贛州162公里,距廈門514公里,距深圳700公里,距京九線興國火車站80公里。農村人年均收入1339元。    
    我還想說出一座城市的名字:山東煙台市。在市場經濟的今天,知道煙台市的人一定比知道寧都縣的人要多。    
    煙台靠海,是發達省的發達城市,風景優美,交通方便。    
    他,謝光輪,1984年考入贛南醫學院臨床醫學系。畢業後分配到華東地勘局262大隊職工醫院。一年後隨隊遷往煙台市,該職工醫院同時被評為二級甲等醫院。這樣的城市,這樣的醫院,在今天的大學生眼裡絕對是一個最佳的選擇。他為人厚道,工作踏實,技術上肯下工夫鑽研,組織上準備讓他擔任業務副院長,並同意把遠在江西贛州市工作的愛人調來煙台。一切變化都在靜悄悄地發生著。同事等待他們夫婦團圓,領導希望他們夫婦盡快相聚,安心全力地投入工作。風雲突變,謝光輪突然提出回家,回到老家寧都去。領導眼睛瞪大了,同事們眼睛瞪大了:吃錯了藥吧!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你怎麼吃回頭草,回到又窮又偏僻的地方去呀?    
    我與他就這樣開始了對話。    
    謝光輪的嗓音低沉厚重,身材健壯魁偉,他的回答太簡單:    
    是家鄉農民渴望健康的無奈眼神迫使我作出了選擇。真的,我來到了海邊,聽海浪拍打礁石,我感受到的彷彿是家鄉的高山松濤在高唱:歸來吧,歸來吧!故鄉的遊子。    
    我原有一個哥哥,8歲時因患腦膜炎夭折了。我成了家中的獨子。離家的日子,我老想到父親、親戚、朋友那渴求我去治病的目光。很簡單,很簡單。煙台不會缺醫生,我走了,這個缺很快有人填上。而在家鄉,走了一個人,走了我這樣一個大學生就不知哪年哪月能補上了。此時說再多的大道理都是無力的,解釋也是無用的。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應選擇貧窮與落後。    
    那是1991年的早春二月,我告別山東煙台回到了生我養我的故鄉,我可以選擇留在縣醫院,但是我做出了第二個選擇,來到了條件十分艱苦的黃陂鄉衛生院。一切從零開始,我從一名普通的最基層的臨床醫生做起,到技術骨幹、醫療組長,在這裡幹了7年。    
    這7年裡,我有過愧疚,也有過喜悅。其中,讓我難忘是1992年的12月30日,我父親病逝,我正在家裡操辦後事,突然接到單位通知,附近剛發生一起車禍,有36個人受傷,大部分傷勢嚴重。一聽到這個消息,我強忍著心中的悲痛,撇下父親的喪事,投入了搶救傷員的戰鬥中。經過幾天的搶救,在傷員基本穩定後,我才回到家中,這時父親的後事已經辦完。雖然我沒有給父親送行,但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會原諒我的。記得還有一件事,使我靈魂受到了深深的觸動。1994年的5月,一個16歲的男孩,患有結核性胸膜炎並發左側胸腔積液,病人家庭十分貧窮,住院5天後,就要求出院。在這種情況下,如拒絕治療,病情會出現反覆,甚至會危及生命。面對著一個貧困無助的年輕生命,我心裡非常沉重。讓他出院,等於讓他走向死亡,繼續治療,誰為他埋單?當時,我的工資只有120塊錢,為了挽救這個病人,我咬咬牙為他墊付了500多塊錢的醫藥費。雖然給家裡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緊張,卻挽救了一條年輕的生命,我感到欣慰,感到值得。    
    面對設備條件都很落後的農村衛生院,我不敢絲毫懈怠。心想,回家要為家鄉人民服務,除了滿腔熱血和奉獻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掌握內外婦兒全面過硬的專業技術。通過進修和自學,結合臨床實踐、摸索、請教,我先後在鄉衛生院開展了乳癌根治術、子宮全切術、甲狀腺次全切除術等9項中大手術,使黃陂衛生院從一個只能開展一般普外手術,發展到今天普外、泌外、矯外、腫瘤外科等各種手術都能開展的一級甲等醫院。    
    黃陂鄉衛生院剛剛起步,組織上決定調我去大沽衛生院任院長。大沽鄉是一個偏僻貧困山區,衛生院11名職工中,沒有一個正規科班生,門診樓是20世紀60年代建的土木結構一級危房,醫院沒有任何設備,只有「老三件」。接到通知時,我猶豫了,我是搞外科的,到一個連「三大常規」都無法開展的環境,憑1把手術刀、6把止血鉗就能開展外科手術,就能給病人解除痛苦?既然不能,我去又有何益呢!也許領導是對的,那裡是貧窮、是落後、是缺醫少藥,你責任心強、技術過硬才派你去開拓呀。我是共產黨員,年輕人應該接受挑戰,這是我的又一次選擇——選擇挑戰。在那段年月裡,我以加強醫務管理為先導,千方百計籌措資金、添置設施。全院上下同心協力拚搏了一年,經濟收入竟翻了一番。我心裡舒坦極了,職工的臉上也出現了笑容。勝利的喜悅非常鼓舞人心,我和職工們一年又一年地繼續努力,將一座30萬元的門診大樓豎立起來。先後又配齊了化驗室、B超、X光機等新設備,基本實現了人員、房屋、技術、設備、管理五配套,開創了年業務收入50萬元的業績。    
    當我把大沽衛生院整治得有了一定規模時,組織上又要我去湛田衛生院主持工作。我真不明白是為什麼。後來才知道,原來,兩個月前,因搶救一位重症肺炎患兒無效死亡後,引發了一次醫療糾紛和集體上訪事件,湛田衛生院處於癱瘓狀態。縣領導鄭重指示衛生局選派一名能力強的同志去管理,盡快平息事態,恢復工作。正在縣北部邊沿山區一隅忙碌的我,沒有想到,組織要派遣的人,竟然是我。當時,我的母親、妻子和兒子都住在黃陂衛生院,距大沽僅有10公里,往返方便。如果去了那裡,既交通不便,路途又遠,猶如天各一方。妻子一聽說這個消息,堅決反對。她為了支持我扎根農村,已經從贛州市調到了山區,作出了犧牲。現在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我又要離開她們,說什麼理由都接受不了。全家要我辭去院長,回黃陂當醫生。此時,組織、領導為難了,上門做我愛人和母親的工作,情真意切。我也向家人表示,是黨和人民把我從一個農村孩子培養成為一名大學生,現在組織這樣信任我,我去!家人見我這樣堅決,思想也通了,由反對轉向支持。於是,一家4口分為3處,一是妻子照顧年近八旬的母親住在黃陂鄉,二是把贛州退休的岳母接到縣城照看16歲的兒子讀書,三是我捲起鋪蓋,走上了新的崗位。    
    來到湛田衛生院,面對16萬多元的外債,職工連續5個月沒發工資的現狀,30多雙無奈而苦澀的目光,我深切地感受到肩上的擔子是多麼沉重。尤其是這裡醫患關係緊張,人心思散,80%的職工紛紛申請調走,他們認為湛田衛生院已經「病入膏肓、回天無術」了。我無法說什麼,也沒有膽量作出任何口頭承諾。只是靜下心默默觀察、調查、分析,逐步理清頭緒。首先求助縣衛生局擔保,賒購了1.7萬元常用藥材,恢復正常業務。一個月後,推出《湛田衛生院經濟目標和崗位責任綜合管理方案》,實施「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措施,兩年後,實現了扭虧為盈,業務增長同比翻了一番。    
    回顧我的選擇之路,從煙台到寧都,從黃陂到大沽,從大沽到湛田,3次選擇、3次挑戰,我先後管理的這幾個單位,由落後轉為先進,從倒數躍入前茅,我的心血沒有白費,我的價值得到體現,我能為家鄉醫療衛生事業奉獻一份綿薄之力,感到無比的充實、幸福和滿足。    
    他的敘述像寧都城邊的梅江水,潺潺流動,像翠微峰上的映山紅輕輕地飄著馨香。我感到眼眶有點濕潤。他勝利了,勝利得有點悲壯。他成功了,每一次成功都作出了巨大的付出。我如實地說,在鄉鎮衛生院這樣勇於自我犧牲、勇於自我奉獻的人太少了,太少了。而我們的政府給予他們的扶助、支持同樣也太少了。他們要擔當那麼大的風險,要承受那麼多的壓力。我總在想,對那些有志於農村的科技人員而又幹出了成績,儘管不是驚天動地,名垂青史,而能有利一方的有志之士,為什麼不可以給他們以更多的優惠和獎賞呢?    
    4希望之星    
    驅車往貴溪市。    
    貴溪市不大,城區只有12萬人,它的名氣在:有我國最大的銅工業集團——江西銅業集團公司;有中國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亞洲最大的世界特大型煉銅廠——貴溪冶煉廠,銅產量佔全國產量的2/3;有華東電網主力電廠的貴溪發電廠;有全國四大磷胺肥廠——貴溪化肥廠;還有首鋼四建、有色五建、橋樑廠等一批中央、省屬建築企業,駐紮貴溪。    
    沒有在貴溪停留,車向南,又行駛了26公里到達了我採訪的目的地——塘灣鎮。    
    塘灣鎮在貴溪應算個大鎮,有198個自然村,15個行政村和1個居委會。全鎮有人口3.3萬人,農民占90%,村級衛生院40個,村級醫務人員44個。    
    小車駛過了塘灣鎮中心衛生院,我看見了一張照片,是院長江斌醫師與衛生部原部長張文康的合影。一名醫生告訴我,這是2002年6月8日,張文康到江西作調研,衛生院是他工作的第一站。他握著江斌的手說:「你院改革與發展的經驗很好,使我看到了鄉鎮衛生院發展的希望。」    
    據我瞭解,在6年前,塘灣鎮衛生院只有百平方米的用房,連一間可以接待客人的辦公室都沒有,全院20多名職工,守著破舊殘缺的衛生院,守不著幾個病人。    
    危房多,醫療設備少,人才奇缺是當前鄉鎮衛生院的特點。說鄉鎮衛生院一貧如洗,門庭冷落,待停待關,業內的人都會相信;說鄉鎮衛生院富有、發達,沒有幾個人會相信。如果是那樣一定是來了一位高人。    
    沒有優越的條件,高人又怎樣留得住?我與江斌開始了聊天,越往下聊,我越感覺出這位身材魁偉的青年就是一位高人。他傾力改造貧窮的衛生院已不是第一次,當然也可能不是最後一次。    
    1990年江斌畢業於江西醫學院上饒分院,9月分回到家鄉貴溪市泗瀝衛生院當醫生。    
    這個衛生院有多大,職工多少是個指標。說來好笑,這兒只有7名職工。真是「上班和下班一個樣,院長和醫生一個樣,醫生和老百姓一個樣」,走進衛生院那瞬間,可謂是「悲欣交集」。這樣一個衛生院與自己的理想夢境相差太遠了,這兒和村醫有什麼區別?讀兩年書,培養幾個月,就可以在耳朵上掛副聽診器了。自己畢竟是參加全國統考,3年寒窗的大學畢業生呵!委屈了,委屈了!悲哀像一塊冰,從頭涼到腳。    
    想到媽媽的早逝,似乎又有點「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氣派,別人沒有搞上去,我一定要把它搞上去。我是泗瀝鎮的人,吃泗瀝鄉的大米喝泗瀝鄉的水長大的,總要回報泗瀝鄉的父老鄉親,總要為家鄉出點力,做點事。再往下去做也為早逝的媽媽臉上爭點光,她似乎聽見了鄉親們的讚美:「你看,你兒子不錯,是個好醫生,救了我們。」    
    他看到了母親便血、吐血,倒在家裡;他看到鄰居的孩子因消化不良,僅因得不到輸液而夭折,是刺痛,又是信心!我來了,我會救活你們的!初生牛犢不怕虎,上!    
    那是熱情、激情和年輕人特有的衝動。冷靜一想,這不是文人揮筆就可以洋洋萬言的,這不是畫家潑墨就可以一鳴驚人的,這不是數學家可以去苦心計算的,這不是工程師可以去發明創造的。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可以壞了重來錯了重做,而醫生面對的是生與死的考驗,是生命。開錯了刀,吃錯了藥能重來嗎?    
    當好醫生,尤其是在當農村當農民的好醫生特別難,難!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7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4)

    難在哪裡呢?一是衛生院條件極差,二是農民貧窮,無錢,三是整體,包括醫患雙方文化素質水平均低下,獨木難成林,巧媳婦難做無米之炊。    
    走進泗瀝衛生院,他看到的是2棟低矮破舊的危房,有一間叫手術室的房間,沒有麻醉機,當然不會有麻醉師,連最起碼的電動吸引器都沒有。一張破書桌寫病歷,開處方時還要鋪上一張硬殼紙,否則,一橫一豎都寫不直。桌子一邊放著血壓表、體溫表、聽診器,在城市裡,這些是一般家庭都有的設備,有的家庭,血壓表還是進口的。而這裡,血壓表還要經常修理,不然水銀就會洩漏。    
    「你是怎麼走過這道關卡的?」我問。    
    萬事開頭難。我真是面臨著一次又一次的考驗。醫學的實踐與書本知識畢竟有很大的距離。這兒距離並不產生美,而是產生危險、風險、艱險和驚險。來了一個農藥中毒的病人。這是農村最常見的、最普通的病,搶救方法,搶救程序,用藥我能順背、倒背。然而,儘管背得像說繞口令一樣,還是出了問題。洗胃,我自認操作老到。操作進行一半時,突然發現病人呼吸困難,出現了缺氧症狀,嘴唇發紫,我慌了手腳,找不出原因。病人呼吸越來越急促,我從鼻子裡給氧,插給氧管時有阻塞感,用勁也插不進去,拐彎也插不進,怎麼辦?是什麼堵住了氧管,再找不到原因,病人就會窒息死去。我用開口器把病人嘴巴打開,猛然發現病人缺牙。我一驚,病人是不是鑲了假牙,莫非假牙掉進氣管裡去了?忙中出錯是常有的事,而醫生出一丁點錯就會有讓病人致殘致死的可能。打個手電筒一照,果然,假牙卡在咽後壁,我用鑷子取出,病人呼吸通暢了。這就是「嘴上無毛,做事不牢」的表現。老醫生洗胃一定會檢查一下口腔,有無假牙。而我忘了,洗胃以外的功夫。    
    又一次,抬來一個腸梗阻的病人。在農村這類病人不少見。病人是個老農,70多歲,對於一個小衛生院來說,這應是大手術,沒有麻醉師,自己上,沒有吸引器,多準備大棉墊吸血,我覺得自己準備充足了,然而,我忘記了通知備血,在手術台上出血了,止不住,只得用手緊緊壓住,血壓下降。血,血,快點送血,這時,我深深感到技術與經驗的重要。好醫生不只是愛心,不只是熱情,不只是拒收紅包,不只是下鄉送醫送藥。基層更需要的是多方面的技術。說得狂一點,也許知識面上比上級省市醫院要求掌握的還要更多、更廣。    
    我們是萬金油,我們又不甘當萬金油,我們要有單項的強勢,又要有萬金油的能力。病人救過來了,後悔、內疚一直纏繞著我。儘管我磕磕碰碰做了許多事,我自認還差得很,農民卻把我捧上了天。在農村你能開刀,你救活了一個人,你的名聲就遠揚千里,你就會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    
    泗瀝衛生院的名氣也大了起來,病人多了,收入上去了。有了錢就可以用來改善醫院的條件,泗瀝衛生院開始變樣了。大概領導覺得我能幹點實事,決定啟用我當院長。遺憾的是不在家鄉,調到雷溪鄉衛生院。說是當院長,不如說是組長,可能比組長權力還小。全院只有5名職工,一天收入不足100元。叫我們怎麼工作?作為醫生,我想只要能起死回生就會有病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手術室、急診室,大的動不了,小傷小瘤總可以割、可以治吧,危險的病人,總得有點搶救的辦法和條件吧!    
    來的時候正值早春,4月是淫雨天氣,屋外大雨,我臥室裡下小雨,晚上要用臉盆接水,嘀嘀嗒嗒,像住在泉水洞裡。    
    醫用房久遭雨襲,從壁到頂都有了裂縫,又出了一場險事,我在手術室裡開刀,辟啪,天花板上掉下了一塊大泥巴,頂壁塌下。老天有眼,打著了病人,但沒打進傷口,否則傷口裡的泥沙都難洗淨。城裡的醫生恐怕見不到這樣的景觀,也聽不見這樣辟啪的響聲。農民兄弟沒有意見,也不緊張,還擔心地問我:「沒打著你吧!」想想看,在城裡,病人還要向醫院追究精神賠償呢!也許我有點小名氣,病人多了,衛生院就熱鬧起來了,充滿了生氣,算是「活」了吧!在農村基層衛生院,要想讓病人起死回生,首先這位管事的院長要讓衛生院活起來。這是我當院長的一點心得。    
    我又一次接受調用,到了塘灣衛生院,這是一所中心衛生院,有職工20餘名,但是離貴溪市近,只有60里的路程,家境好一點的農民都會乘車到城裡看病,這裡病人一直都很少。要把農村病人從城裡吸引回來,我確實費了一番腦子。    
    既然是中心衛生院,那就是擔當起中心的責任。「破、舊、差」的狀況怎麼有這樣的力量?這不能像基層衛生院那樣開幾次刀,搶救幾個病人就行了,我已經歷了兩個「破、舊、差」的衛生院,我的體會是要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只有發揮了人的作用,才能發揮物的作用。大家的作用都發揮了,衛生院才會有人氣。有了病人,不只是一陣子,這是競爭的年代,也就是說,我們要為農民提供優質、優惠的服務,農民再不會拐彎乘車到市裡去。安全、高效、經濟是我的追求。我徵求職工意見,向大家討教,向來看病的農民咨詢,也叫走群眾路線吧!聽聽職工怎麼想的,病人怎麼想的。    
    職工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們得養家口,上有老,下有小,要讓他們的技術發揮出來,為農民服務。    
    病人要求也簡單,比市裡看病方便、便宜。    
    我院有編製職工是22人,退休5人,臨時工8人,合計35人。上級按工資人頭的75%撥款。醫院要發展,職工要福利,醫院首先得要有病人。    
    每個職工都表示要走出困境。這就好辦,制定了制度,用制度管人,每個人都嚴格地按制度辦事。財政完全公開,對於我院的收入,我的安排是:43%用於工資;25%用於醫院發展,添設備,改危房;15%用於業務費,如水電;3%獎勵資金;4%福利資金,用於退休有病的同志;4%用於調控資金。有獎有罰。為了農民信任我們,瞭解我們,每個人都輪流下村,建立鄉村巡診制,做到村中慢性病人我們心中有數,急症病人及時轉診,設立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按自然村劃分送醫送藥。日門診由改革前13人次增加到2003年的40餘人次,業務收入由1998年的年收入48萬元增加到2003年年收入124萬元。職工收入也上去了,我院職工最高年收入是2.5萬元,最低也有1.3萬元(職工原收入年均是0.7萬元)。在農村這應算是高收入了。醫院面積和設備也得以改善,我院先後購置200mA X光機、胃鏡、全自動血球分析儀等醫療設備,興建了住院部、門診部、2棟職工宿舍樓、院內園林綠化,醫院固定資產從改革前1998年的38萬元增加到現在300餘萬元。藥物比例由1998年的35︰75到2003年的43︰57。    
    我感到,在基層醫院當院長,自己首先應是個好醫生,是病人信任的醫生,要有一技之長。我熱愛外科,只要基層醫院能開展的手術,我盡力拓寬。普通外科、泌尿科、婦產科手術我都能上。做院長要有點奉獻精神、吃虧的精神,要不斷地把自己的心理調節到最佳狀態。2002年端午節,抬來一個腸破裂的病人,血壓往下掉,必須馬上手術。在手術室門口,病人家屬塞給我一個紅包。當時也顧不及推讓,我進了手術室一心救病人;手術後,我把紅包退回病人,病人還以為我嫌少,他打開後,我才知是400元。病人十分感激,硬要我收下。我收下交給了收費處,算到病人的住院費中。醫院的名聲就是在這些大事小事上建立起來的。有技術、有醫德,何愁病人不來?    
    2003年大年三十,工作忙到下午才回到家,正準備與妻子一道準備吃年飯,事不湊巧,還沒呆多久,就接到醫院婦產科醫生電話,有位孕婦難產,急需剖腹產手術。為了不打擾其他職工過上團圓年,大年三十又租不到的士車,我找了輛摩托車,迅速向30公里遠的醫院趕去。做好手術,騎車回到家時,各家已燈火輝煌,鞭炮聲四起,我的妻子和兒子仍在飯桌旁等待我吃團圓飯。    
    生活中這類事太多了。2004年春天,好不容易擠出一天時間休息,我正打算離開醫院,按妻子的吩咐到貴溪電廠小學接兒子,就在這時,一個急重病人被送進醫院,需馬上手術,於是,我不得不重新穿上白大褂,參與手術搶救,病人得救了。當我再趕到孩子就讀的小學時,孩子卻不見了。此時天上又下著瓢潑大雨,我只有向回家的路上找去,到我找到兒子時,他正頂著瓢潑大雨在艱難地行走。我看看表,他大概走了40分鐘。望著雨中他瘦小的身影,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    
    2002年上半年,父親「腦栓塞」住院,一直昏迷,我很難得陪上父親兩天,都是妻子、兒子整天睡在病房、吃在病房。直到病故時,我還在醫院與職工一道為張文康部長來我院調研做好準備。當父親閉眼離開人世的時候,我還在衛生院工作。    
    在農村衛生院工作的日月,這些讓人躲不開又讓人內疚的事是會經常發生的,也是難以避免的。一個蘿蔔一個坑,作為院長,這個做餅的芝麻還真少不了。可以走,可以躲避,醫院還要嗎?病人要治嗎?醫院要生存發展嗎?就只20幾個人,眼睛都盯著你。病人相信你,走了,病人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說得責任重點,搶救病人時,院長就是堵槍眼的,要上!    
    改革與發展的目的,就是讓農民能夠得到低廉、方便、安全的醫療服務,讓鄉鎮衛生院真正成為農民救病防病的好地方。不敢說我們做得很好,可以說,我正在做,已做到了。    
    農民貧窮是事實,往往會拖欠醫療費,其實大多數農民心中是有數的,是能理解醫院,理解醫生的。    
    2002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值班的外科醫生火速找到我,說有一位胃腸穿孔、感染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急需抗休克和手術治療,如果不及時治療,病人將有生命危險。然而此時,患者家屬只帶了200塊錢。對於這樣危重的病人來說,200塊錢別說治療,就是連輸血也不夠。時間就是生命,我們來不及多想,要先救病人要緊,醫療費用由我擔保。經過3個多小時的搶救,病人轉危為安。病人家屬感動得淚流滿面:「你是我們家的恩人,我保證不欠醫院一分錢。」果然,幾天後,他們把欠費全部補交了。    
    在農村衛生院工作這麼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現在的鄉鎮衛生院的發展極不平衡,有的倒閉,有的被出賣,有的發展也步履維艱。造成這些情況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的缺乏。這不同於城市大醫院的院長們,這兒的院長既要具備較強的醫學專業知識,更要有扎根農村衛生事業、有為農民服務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還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素質和開拓精神。    
    聽著他的講述,我想起了梨園界一句話,「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還有企業家的話,「一個產品救活了一個廠」。我可以套來用一下,一個好醫生或好院長可以救活一家農村鄉鎮衛生院。    
    貴溪市人民醫院外科有個副主任,1988年畢業於江西醫學院,2002年他放棄城市優越條件,到該市的羅河中心衛生院擔任院長,在不到1年的時間,就救活了這家衛生院。我不敢用「呼籲」這個詞,我可以用「證明」這個詞,當代有志的醫科大學畢業生到農村衛生院去工作,不是沒有用武之地,而是大有作為。這兒提供了管理、科研、醫療諸多舞台,可以讓你一展丰采,塑造自我。同樣可以讓你實現自己的理想,你和你的同伴都是希望之星。    
    5一個人和一個時代    
    我找到她,是因為她當過赤腳醫生,做過鄉鎮醫生,又通過自己努力考取了中國名牌醫學院中山醫學院,畢業後分配在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從住院醫師干到主任醫師,從助教到教授。通過她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40多年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變遷與發展,她的名字叫吳星恆,1978年考入中山醫學院,現任江西醫學院一附院兒科主任,她同意與我對話。    
    1968年我初中畢業,剛滿14歲,我爸爸媽媽都是醫學院附屬醫院的科主任,自然是「臭老九」,要趕下鄉。我父親從事外科20多年,年近50,干臨床醫學這行,應是黃金時代。因為技術好,有點小名聲,被打成了「牛鬼蛇神」,關在牛棚裡。媽媽帶著我和哥哥離開了省城,用一輛卡車,載人又載物,行走了一天到達了下放改造的目的地——永豐縣龍崗公社龍崗大隊車溪小隊。哥哥比我大2歲,我們都屬於「可以教育的子女」,一樣要鍛煉改造。    
    卡車進村時已近黃昏,看見四周墨黑的群山,我嚇得哭了。哥哥很堅強,撅著嘴緊緊握著拳頭,我看見媽媽眼圈是濕漉漉的,我很快止住了哭聲。老表把我們領到一間有樓層的房前,說是2層,樓上從來沒有住過人,樓上沒有天花板,是農家人的倉庫,用來堆放雜物的。樓梯沒有扶手,沒有沿,空空蕩蕩的。媽媽那年43歲,沒走過山路,也沒爬過這樣的樓梯,這是第一次。我們也把雜物丟在樓上,我和媽媽睡一張床,哥哥搭門板睡地鋪。我望著窗外,知道了什麼叫「開門見山」。屋前屋後都是山,門口有一道山水流過。那夜很晚才安排就緒,3個人圍著煤油燈,真不知明天怎樣開始我們的生活。    
    我們注定要當農民,放牛、耕田、割禾,我們都要去幹。我還只有14歲,又是女孩子,媽媽特為我擔心。一天的顛簸,很累了,我和哥哥很快進入了夢鄉。半夜的狗叫聲把我驚醒,我發現媽媽還和衣躺著,煤油燈閃爍著昏黃微弱的光。媽媽還在為我擔憂。夜深人靜,門前的流水嘩啦,顯得特別響。那水從哪裡來,流到哪兒去呢?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8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5)

    第二天,大隊長、大隊書記來看我們。大隊長說,村裡要辦合作醫療,要媽媽當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站就設在我們家。陪同來的還有一個老農,職務是貧協代表。他說,他認識我媽媽,他孫女在縣醫院住院時,說是患了絕症,送到省城結果被我媽媽治好了,救活了。他說,他代表貧下中農歡迎媽媽,希望媽媽安心當好一名赤腳醫生,為山區農民服務。媽媽提出了兩個要求,幫忙把樓梯整修一下,讓我留下來幫忙,消毒、打針、換藥都要人做。隊長爽快地答應了,自爸爸送進牛棚後,媽媽第一次露出了微笑。我們3個人立即行動,將棉絮搬上樓,睡地鋪,樓下做衛生室。就這樣,我開始了赤腳醫生的生活。媽媽教我消毒、打針、換藥,教我認識一些最基本的藥品。我學會了採草藥、扎針灸、拔火罐。還兼掛號、打針。掛號是每次5分錢,換藥每次收成本費2角,出診不收費。我記得有個爛腳的農民,在膝下脛前,我給他換了半年,開始收點費,後來分文未取,現在回想起來,這個農民可能患了糖尿病。漸漸和老鄉們都熟了,我們才知道這兒是當年活捉張輝瓚的地方,許多老人都能清晰地回憶起那次戰爭勝利的盛況。那還是1930年的事,距今已有70多年的歷史了。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那是第一次「圍剿」,糾集了10萬兵力。1930年的12月,蔣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當「圍剿」軍總司令,龍崗在永豐的最南,與興國相連,峰巒重疊,山勢險要。冬天常起大霧,對面聞聲不見人。國民黨第十八師進入了包圍圈,從早打到晚,全師被擊潰;接著,又打敗了國民黨另一個師。老鄉說這一仗消滅了敵人1.5萬人,繳槍1萬多枝。那年(反「圍剿」後的1938年),我還看見了牆上留下來的槍眼。我們一家人很快背熟了毛主席的這首詩:「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崗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那時,農民很窮,很窮。蔣介石「圍剿」時下令飛機狂轟濫炸,整個龍崗鄉夷為平地,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屋,山哪、水哪都被血染得透紅。解放後,也就是50年代初,國家出錢,農民出小錢重建家園。貧下中農說,門上貼了「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紅對聯的就是赤貧,沒有的就是地主富農。    
    剛來時,那濃濃的霧飄在門前,飄進了我們的窗戶,給了我們多少迷茫和恐懼,讀了毛主席詩詞後,那霧是戰鬥中的硝煙,是舞台上的煙幕,給了我們多少遐想和期盼。我年紀小,幻想也多,總想到會從硝煙裡走出一彪人馬,唱著軍歌;總想山前山後有很多戰士,點燃篝火。然而,現實是嚴峻的。冬天到了,下起了大雪,四周靜寂得聽得到雪落地的聲音,那時地球沒有這麼暖,山上積雪很厚,踏一步雪粒就埋沒了腳背。我和哥哥背起了「北國風光,千里冰封」的詩句。浪漫不了幾分鐘,出診考驗著我們,真是爬雪山。爬雪山摔不死,最恐懼的是過結了冰的獨木橋,橋窄,冰厚,根本無法行走。橋下是潺潺的流水,橋很高。半夜,聽到敲門聲,就得出診,病人大都是孩子、老人,症狀大都是高熱不退,背著藥箱就得走,解放鞋外再套一雙草鞋,用麻繩緊緊捆綁著,拄著拐棍,戴上厚厚的手套。風雪撲面,走久了,背上濕漉漉的,流著汗,蒸著熱氣,寒風與雪粒扑打面部,鑽心的痛。那陣子,我們心裡真正地念著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沒有一點邪念,全心全意向貧下中農學習,接受改造,為他們服務。何況,風雪中貧下中農還在為我領路呢!貧下中農就是榜樣,我們追求的就是要脫胎換骨。進了屋,診斷全靠聽診器,量量體溫,測測血壓。如果是肚子痛,我們怕是闌尾炎、胃穿孔、腸梗阻等外科疾病,一般都勸他們往鄉、縣裡送。感冒高熱就會留下治療,這兒離縣城太遠了。想想看,從永豐到南昌的車票是4.80元,從龍崗鎮到縣城是3.50元。永豐到南昌乘車要五六個小時,龍崗鎮乘車上縣裡要4個小時,我們住在生產隊,到大隊,再到公社(鄉)還有幾十里的路程。如果說時間就是生命,農民一旦發了急病,漫漫的山路往往就是他們的致命之地。    
    出診返回,遇上家庭人口少,男人要留下來照護病人,只能由我和媽媽2人返回家中。有好些事讓我難忘,一次是雪天,茫茫大雪蓋住了來路,我們又沒有留下返程的記號,出了病人家門就迷路了。我們在雪地裡走呀,走呀,分不清東南西北,還真怕凍死在雪地裡。我背著藥箱,拉著媽媽,我們相互鼓勵,相互攙扶。我們突然發現,在前方有對綠色的光,媽警惕地說:「狼!」我腿軟了,幾乎是雙膝跪在雪地裡。媽媽很冷靜,說拿出手電筒。因為雪光反射,行路沒用手電,可以省些電池。我拿出了有3節電池的電筒,一束光射了過去。我們沒動,那邊狼也沒動,對峙著。急中生智,媽媽想起了酒精燈,風雪中點燃了手拄的棍,火光熠熠,狼跑了。媽馬上反應過來,狼奔走的方向是向森林深山的方向,我們要反方向行走,我們糾正了路線,天亮才摸到家門口。    
    還有一次過獨木橋。我從橋上掉了下來,幸好溪水淺,沒有淹死,只被水中的礁石撞傷。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稍稍好一點,我就拄著枴杖幫助媽媽拿藥打針。那個年代赤腳醫生出診特別多,一是我們會定期出診,二是農民覺得我們是來改造的,受教育的,叫我們出診是應該的,喊喊我們就動腳已習以為常。    
    當了一年多的赤腳醫生,醫學知識提高了,認識的人也多了,還常到大隊、到公社開會,也獲得了一點外界的信息。那時一個大隊有一部手搖電話,一個生產隊才有一張《江西日報》。我們都不敢用收音機,一些人不懂,總以為知識分子會收聽「短波」(那年月幾乎將短波與敵台等同起來),我們與外界的聯繫方式就是看過了期的報紙,聽公社書記作形勢報告,聽上海知青、南昌知青帶來的「馬路消息」,北京地質部的一些領導也下放在永豐縣。地質部一位領導叫朱訓,就下放在石馬大隊,一年後他調到永豐「五七辦公室」。一年半後,媽媽也接到通知,要調到縣醫院,負責籌建小兒科。媽媽總放心不下我,一個女孩子,還沒到成人,希望縣裡安排我進工廠。工人比農民要好上幾百倍,不要靠勞力掙工分,每月工資不但可以飽肚子,還可以養家口。媽沒敢多提,怕領導批評,甚至是批判:用知識向人民、向黨討價還價。我還在農村繼續當赤腳醫生。媽的醫術有點名氣,我也沾了光,媽走了,找我看病的人仍然很多。赤腳醫生就只能做這麼多事:說是看病,實際是對症發藥,說穿了,就是一名高級點的藥師。那時,注射器、針頭都要自己洗,自己消毒,現在有了一次性醫療設備器材,村醫可以不用消毒了,換藥的消毒也只是用消毒水泡一泡,很少出診。出診費少,誤時誤工。現在的農民也知道到家治不了大病,有重病就直接往鄉醫院送。    
    通過媽媽的努力,我調到公社磚瓦廠當工人。全廠就只我一個女工,兼管衛生室。衛生室的工作是「紅汞碘酒,擦了就走」,「頭痛發燒,APC三包」,比赤腳醫生好當,不用出診。磚瓦廠工人不好當,烈日炎炎和泥,做磚,挑磚,上窯,出窯,兩個字:累和熱。和工人相處得不錯,我被推薦讀井岡山衛校,中專。兩年後畢業分在恩江鎮醫院,這是一家鄉衛生院。鄉衛生院比村衛生所強多了,要開處方,醫生開藥,到藥方取藥,護士打針,各司其責。不像我在村子裡眉毛鬍子一把抓,什麼事都一個人攬了。    
    這兒是鄉政府所在地,有卡車、拖拉機。出診歸來,我們常會搭坐拖拉機。那種坐法很危險,或是拖磚、拖稻穀,往大隊裡大多拖化肥,高高的,搖搖晃晃的,當時年輕不懂危險,還自以為在享受當醫生的特權。司機一般不搭帶農民,搭帶的大都是生產隊幹部、大隊幹部,我是鄉醫,也在優惠之列。一次返鄉時,翻車了,嘩啦啦,全車人都倒了下來。路窄,車開進了稻田,我就倒在稻田里。喝了幾口泥水,沒有摔傷,靠在車尾的幾個人不是斷了手就是斷了腳。同事們說,我大難不死不傷,必有後福。命運真應了這句話,1977年大學招生,我還沒有勇氣考,我只是初中畢業,媽媽和同事朋友們都鼓勵我。1978年,我報考了,居然是全縣第一,錄取在中山醫學院。我真是徹夜未眠,這年我24歲,也是我下放到農村整整10年,1978年的9月,我收拾背包,離開了永豐,真的,酸甜苦辣一起湧上心頭。我沒有像一些知青返城那樣,迫不及待地離開,在這兒我度過了我的少年、青年時光,有太多太多的記憶刻在我人生的年輪上。我懷念那段日子,那是全民爭閱《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日子,那是全民歡呼「科學春天」來到的日子。那是大學畢業後還只拿月薪43元5角錢的日子,那是學俄語的人全都轉學英語的日子,是我父母親想減去10歲的日子,是鐵飯碗閃金光的日子。    
    人手少,水平差,設備少,管理亂,應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大多數專家剛從農村返城,孩子、父母,甚至連愛人都未能及時安置,就走上了崗位,持聽診器、握手術刀、看顯微鏡,那真是夜以繼日,毫無怨言,毫無倦色,方便面能填飽肚子,手術能成功,病人能平安出院就是幸福。沒有誰去問過報酬。我父母他們都回到了醫學院,沒有助手,沒有年輕醫生接班,要承擔醫療、教學、科研任務,要滿足病人要求,惟一的辦法是拖班、拖班、再拖班。沒有半句怨言。她們下放農村七八年,返回工作崗位,有使不完的勁,釋放不完的熱量。回到家,躺下,才感到腰酸背痛,又坐上書桌,還要備課,還要寫論文,要看新資料。十年浩劫,關門閉戶,與世界隔絕太久太久,要學的知識太多太多,她們想用最新的技術為病人服務。我現在能當名稱職的醫生,要感謝我那段生活,我知道了農民的苦,理解農民的苦,也經歷、飽嘗了這種苦,懂得了愛,珍惜愛。我現在從事兒科專業,工作21年了,對農民的感情一點都沒減退。凡是山區來的農民孩子,我總是懷著深深的同情。很多山區至今文化生活貧乏,生存環境較差,那兒營養不良、缺鈣、貧血、腹瀉的孩子還很多,許多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給祖母照養、哺育,方法不科學,偽劣的嬰幼兒食品,嚴重地影響了下一代的健康。每一次有機會下鄉,我總會第一個報名。那10年的生活我回憶起是苦的,咀嚼是甜的。我完全贊成,也希望畢業的醫學生能到村、鄉衛生院工作一陣子,人的一生不光品味甜美,也需要品味一點艱苦。這是有好處的。


第三部分 辦醫:在永遠織與補的日子裡第29節 用生命編織呵護生命之網(6)

    6省城大醫院裡的「農民院長」    
    他坐在我的面前,不經人介紹,根本無法判斷他是一位婦產科專家、教授、醫學院副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黑黝黝的皮膚,瘦削的身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完全是一個農村村幹部。2004年他榮獲全國「白求恩」獎章,他叫易為民。我請他從畢業分配那年說起。    
    有一句話說得好,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也不例外,我對農民的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小時候看到農民的苦、農民的窮開始逐步產生的。我出生在宜春縣堯市鄉上石村,那個地方很窮、很苦,是一個連牛車都很難進得去的小山村,沒有村醫,沒有衛生所。祖祖輩輩務農,父母斗大的字不識一個,記工分靠的是畫圓,半天畫半個圓,一天畫一個圓。我兄弟姐妹多,有12個,因為家裡窮,加上山裡缺醫少藥,一個個都先後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弟弟兩個。我大約還記得,大哥是得了破傷風去世的;妹妹得了腦膜炎;有個姐姐高熱驚厥人事不省,也夭折了。因為家裡窮,父母盼望著早點富起來,就給我取了個好聽的名字:福生,意思是希望我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我對童年時期的印象。    
    1961年我考取了江西醫學院。5年寒窗,畢業了,先分到縣醫院,沒幾個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把我分到杜市鄉衛生院。杜市衛生院不算小,有職工40人,我覺得完全有條件當好一名醫生。就在我準備在鄉衛生院好好幹的時候,我又被下放到更遠、更偏僻的苟藶大隊,當了名赤腳醫生。那裡不通車,全靠兩隻腳,農民看病很不方便。有幾件事觸動了我:有一次,一個農民頭皮破裂傷及血管,噴射出血,我剛畢業,不知道怎樣縫合、結紮。頭皮血運豐富,血流如注,我心驚膽戰,只好找來一塊紗布壓著傷口,陪著這個農民步行了40多里地,到縣醫院清創縫合。又一件事,村裡一個農民因疝嵌頓找不到車,病情危重,好不容易攔住一輛拖拉機,送到鄉,送到縣;手術是做了,病人卻因腸壞死感染性休克,死了。沉痛的事實讓我下決心進修外科。在進修的日子裡,半年的時間我睡在手術室的值班房裡,先是掃地、生火取暖。我當過洗手護士、助手,只要有急診手術我都上,節假日都主動當班,只想多學點技術好為當地農民解決病痛。那年我被任命杜市鄉衛生院院長。這是我第一次當院長。那是地地道道的農民院長,我服務的對象統統是農民。    
    衛生院有房子、有人,卻沒有病人。每天的門診量不足10人,長年累月病房裡只有一兩個病人住院,門庭冷落,人心渙散。我是杜市鄉衛生院第一個本科生,全院職工都看著我。我還只是工作兩年的年輕醫生,怎樣把這幫人的心聚在一起呢?    
    以身作則,帶好頭,要別人干,自己先幹起,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診,是個婦女,大出血,面色蒼白。我認真檢查,確診是不完全流產。要送到縣醫院沒有汽車,要輸血沒有設備,生命危在旦夕。在大醫院這種手術只是舉手之勞,在衛生院卻是棘手的難題。救人要緊,我叮囑家屬迅速把病人抬到衛生院輸液,自己騎上衛生院僅有的一輛破自行車到10里外的白土中心衛生院借刮宮器材。半小時我就趕了回來,消毒、刮宮,血止住了,病人轉危為安。這是我從醫以來第一次手術。又一次,抬來一個腸梗阻的病人,血壓都測不到,如果往縣醫院送,我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但是,我知道,沒有車就這樣抬去的年輕人很有可能死在路上。怎麼辦?還是冒險救人!打開腹腔,腸子扭轉,大部分壞死、發臭,腸切除、縫合,又一個病人起死回生。那個時候可以說是零點起步,白手起家,真是一段艱苦的日子。沒有供應室,我進城買高壓消毒鍋,沒有手術護士、沒有麻醉師、沒有護理員,我自己上,一切工作全是我「一條龍」服務。洗器械、打包、消毒、麻醉、術後護理,連靜脈注射都是自己動手。手術器械是我背回來的,敷料藥品是我買回來的,像小鳥做窩一樣,一點一點地往醫院銜。就這樣,我用自己學來的技術,用以身作則的精神,用無聲的語言把全院40多名職工緊緊地團結在一起。就這樣慢慢地,杜市鄉衛生院病人多了,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胃切除、剖宮產、腸切除都可以開展。幾十年過去了,往事歷歷在目。我回顧這一段歷史,只是說,在農村,在條件艱苦的地方,還是可以為農民服好務的。我調到縣醫院那是後來的事。我只想告訴當代青年人要想幹出一番成績來,就得腳踏實地地幹,我承認基層醫院的差、苦,文化生活欠缺,我想越苦越能鍛煉人,越能為農民解決問題。我並不希望這種艱苦狀況持續下去,我們下去正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我一直在呼籲各級政府、各位領導關注農村衛生、關注農民健康。    
    我是1973年調到縣醫院的,報到的第一天,領導對我說:「在縣醫院干外科吧!這裡病人多。」我覺得這話在理,又從住院醫生幹起,這是我第二次當住院醫生。2年後,被任命為外科副主任。當年百萬人口的豐城縣城,婦產科掛靠在外科,縣醫院決定增設婦產科。面對廣大農村婦女,誰來白手起家,挑起這副重擔呢?領導找我:「你干吧!」我當時也是有想法的,我是男性,干婦產科不適合,尤其是農村婦女不信男的,怕羞,再說我已是32歲的人了,又從頭學起,心不甘。作為醫生,個人的願望最好服從病人的需要。婦產科比外科更累更苦,風險更大,只要認真苦幹,也許還真能幹出一點成績來。    
    就這樣,我又成了一名婦產科的新兵。接生、剖宮產、宮外孕、子宮肌瘤手術。手術做多了,發現遇到難產手術都是通過腹腔進行的這種術式,手術時間長,感染機會多,術後腸道功能減弱,營養補充全靠輸液給藥,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更增加了病人的經濟負擔。到我這兒來生孩子的婦女95%都來自農村。能不能改變術式,簡單一點,為病人減輕負擔?我查資料、翻文獻、找專家咨詢。幾經努力,我終於創新了一種新術式:「腹膜外層次分離剖宮產」。從1974年到1981年7年內,我完成了25例手術。1981年,我到省城宣讀了論文,被同行專家認可。路子對了,我膽子更大了,到1987年底,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術。這種新技術獲得國家衛生部現代醫學科技成果乙等獎、江西省科學進步一等獎。1987年,我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當時包括北京、天津、廣州、武漢在內的全國20多個省市100多家大中醫院邀請我作示範表演,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有些人奇怪地問,你一個縣級醫院的醫生還能搞科研?還能獲衛生部的獎?有人不信。的確,那個時候醫院條件不好,惟一的優越條件就是病人多。妻子有病,弟弟病情惡化,老母親累倒了,我顧不了那麼多。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上。豐城縣醫院婦產科成立了、發展了,婦產科有了50張床位。1984年,我被任命為豐城縣醫院副院長,這是我第二次當院長。干了3年院長,1987年我調進江西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那一年我46歲。    
    46歲,又要一切從頭開始,又是做住院醫生。我高興的是,環境變了,服務對像沒有變,醫院住院門診病人60%是農民。有一次,婦產科來了一個患子宮脫垂的農村病人。由於無錢醫治,外露的子宮頸已經糜爛,身上散發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連患者的親人都不願靠近。我接治了這個病人,我發現,只要認真換藥,不需花更多的錢。我每天幫病人擦洗換藥,手術,使病人在短時間內康復出院。還有一個病人從縣到市,從市到省,花錢不少,通過關係找到我,其實他的病很簡單,我開了不到10塊錢的藥。他回去後,竟不相信,不敢吃,找了縣醫院的主任。縣醫院的主任也覺得奇怪,他就問,這是誰給你開的藥,那個病人講是易院長給他開的,因為我是這個主任的老師,他告訴病人要相信我,最後吃了藥,好了。病人十分奇怪驚訝,又十二分感謝。我是地地道道從農村來的,我知道為農民少花錢治好病,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個26歲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貧困交加的年輕農婦。她已無力支付醫藥費,丈夫見是患了絕症,扔下50元錢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後,和全科同志一起為病友捐款,病人感激地說:「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醫生喲!又救命又出錢」,家屬過意不去也回來了。其實這不是捐幾十塊錢的事,而是讓貧困的病人感受到我們社會的溫暖、人間的真情,感受到醫生並非社會上所說的是「白狼」,是「割了肚皮割腰包!」醫生是有人性的。    
    1994年,我任一附院副院長,1997年任一附院院長。當江西醫學院一附院的院長不像鄉衛生院、縣醫院的院長好當,那個時候可以通過苦幹、實幹凝聚人心。如果說那時是老黃牛的話,這次我就應該是領頭羊。因為我這次管理的是一所在江西這個貧困老區的最大醫院:床位935張,臨床科室24個,年門診量46.7萬餘人次,出院病人1.96萬餘人次。儘管最大,卻只有一棟醫療樓,病人擁擠不堪,每天都得加床。外科有100張床位,從走廊加到廁所,加床率達到30%。有些小科室加床率竟達到50%,遠道而來的農民要等幾天才能住院,住院後又要等幾天才能手術。怎麼辦?還得從改革入手:成本核算,節源開流,把醫院發展放在首位。    
    當時大家對我有些懷疑,覺得我這個農民院長,只會管一畝二分田,算盤吊在脖子上打,像農民一樣「小家子氣」,能領導好這所大醫院嗎?我承認,我確實小家子氣,但是,沒有錢的日子,不小家子氣行嗎?大手大腳花大家的血汗錢,那就太不負責任了!上任後,我心裡就想要建一個較為現代化的園林式醫院。讓農民也能享受享受。住不起城裡的大賓館,住幾天我們的醫院也好。既然要讓農民住得起,首先得考慮住宿費。從1997年開始,先後蓋了門診大樓、外科大樓、感染大樓、腫瘤大樓、內科大樓,基建花了2個多億,國家給了2800萬。我對大樓圖紙最關心的是農民住哪裡?普通間的病房多少錢一天,6個人一間多少錢,按江西農民現在收入能否住得起?要現代化,要超前,但不能忘了貧困百姓,不能忘了老區的農民。有人笑我滿腦子「農民意識」。我沒有更多的解釋,也不必解釋。    
    建立起外科大樓開放床位620張,手術室25間,手術室可同時容納30台手術,手術難的瓶頸問題得到了緩解;現代化的感染大樓多次得到國內知名專家的稱讚和好評:其設備、設施都是全國一流的。儘管開放床位是100張,由於江西肝炎病人多,經常是「爆滿」,病人住院還常常要排隊;腫瘤大樓200張病床,其設計裝備都是一流的;內科大樓開放床位650張,全院病床增加到1600張。有60%病床為平價病床,農民住得起,我放心了。當一個個農民兄弟住進了這花園式醫院,我真高興。現在,農民來住院不要等了,外地農民入院後第三四天就可以開刀了。醫院發展了,收入增多了,我把醫院收入的大塊投入了再生產,中塊用於科研和教學,還有一塊用於福利獎金,2002年的獎金發放比1997年增加了3.3倍。2003年職工的收入更有所提高。病人住院條件改善了,醫務人員工作環境改善了,行政人員辦公條件改善了。    
    第二是為農民解決醫療費過高的問題,不能把醫院的發展建立在多收費、亂收費、濫收費上。1997年做B超檢查,肝臟是20元/個;2003年仍然是20元/個,肌肉注射1.5元/人,5年後還是1.5元/人。為了降低病人醫療費用,我的做法是:一是全院醫務人員堅決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收費,減輕病人的負擔。二是嚴格規定全院醫生堅持合理用藥、合理檢查。能用一般藥物的決不用昂貴藥物,能用一般儀器檢查的決不用高檔儀器檢查,不該收的錢一分也不能收,用每天連台手術的方法來加速病床周轉,縮短病人住院天數,減輕醫療費用。對開大處方歪風,用嚴格的紀律和制度去制止、杜絕。每個科室都制定出藥費比例的指標,超過指標,按比例扣除當月獎金。有一個科室連續2個月藥費收入超出42%的規定,醫院扣除了該科室的獎金。2002年醫院藥品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較1997年下降10.5%,藥費低了,農民看病便宜一些了。我們院門診量和住院病人日益增多,全院床位使用率長年是95%~115%之間,一直處在飽和狀態運轉。我想,當醫生就要用好技術為農民服務,當院長就要用好的醫院,組織好、領導好一個優秀的群體為農民服務。    
    我一生的願望就是做一個好醫生,做一個為農民服務的好醫生。幾十年來,一直實踐著這個願望。我的農民病友也一直記掛著我。記得剛調到南昌不久,一個杜市鄉婦女拎著一籃雞蛋,處處打聽我的住處。同事還以為是求醫的病人。原來這是我在做鄉村醫生時救治的一個小孩,她大了,結婚了,做媽媽了,無論如何要送一筐紅蛋給我嘗嘗。她說,能有今天,能做媽媽,她的命是我給的,鄉下人沒錢送紅包,幾百里路送來一籃雞蛋表達情意。你想想吧,聽完她的話,還有什麼榮譽、什麼表彰、什麼權力能比得上父老鄉親這一片真情呢?    
    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是我的衣食父母,這種感情,永遠也改變不了。在北京領「白求恩」獎章期間,有的記者問我,為什麼你不管在哪裡,在哪個崗位上,心中都一直放著農民呢?為什麼大家稱你為農民院長?我說,在中國,在江西這樣一個農業大省,在這樣一所80%以上住院病人是農民的醫院,心中不放農民,放什麼呢?我樂意大家叫我「農民院長」。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0節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惡戰(1)

    七律二首    
    送瘟神    
    1958年7月1日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毛澤東    
    健康是為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福利所必需的,沒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麼福利,有什麼幸福。    
    ——約翰·洛克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惡戰    
    1被忘卻的一種病    
    2003年7月,迎來了抗擊「非典」的勝利。同時迎來了歷史上的酷熱高溫。    
    7月底8月初,攝氏39℃以上的高溫持續炙烤著每個南昌人。醫院急診科、小兒科爆滿,中暑、發燒的病人接踵而至,救護車日夜呼嘯。    
    40多歲的程女士不幸加入了發熱的行列。送進了市級醫院,例行查血常規、尿常規、大便常規,白細胞升高,抗菌素例行經輸液瓶溶解後流到血管裡,先鋒黴素、氧氟沙星,每夜注射一支熱可平,初步診斷是呼吸道感染。天氣的高溫和人體的高溫都衝過了40℃。用激素如用空調一樣,暫時讓人體溫下降,稍感舒服。擴大會診,轉到醫學院附屬醫院,懷疑是血液病(俗稱血癌類的病)。做了骨髓穿刺,做了CT、B超,血液生化、血常規,那是反覆地做。病人急、家屬急、醫生也急,怎麼就查不出一個子丑寅卯?是沒有發現的怪病?是變異的「非典」?緊張,焦慮。    
    有人建議轉北京協和醫院或上海瑞金醫院,有人建議網上會診。一個偶然的機會,一個基層醫務工作者來看她,詳細詢問了病情後,他突然提出做大便孵化,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蟲病。果然,程女士患的就是這種病,這個基層醫務工作者曾是血防工作人員。誠如演員趙本山咯血,幾家大醫院大專家診斷為肺癌或肺結核,偶遇一位朋友說,可能是肺吸蟲。於是,死刑就即刻遠離。    
    無獨有偶,江西省兒童醫院收治一例來自農村的12歲的發熱男孩,白細胞升高,高檔大量的抗菌素制服不了高溫,骨髓穿刺未見異常,初步診斷是敗血症。經多次擴大會診,才有人問:有沒有可能是血吸蟲病?    
    程女士是花費了近1萬元的醫藥費用後才轉到血防站住院治療的。那個來自農村的小男孩也花去了幾千元才走向正確正規的治療。經濟上、肉體上、精神上的損失我暫不進行討論。我想說的是,這種曾經嚴重危害中國老農民的血吸蟲病怎麼會讓醫務工作者忘記了呢?而且是幾所大醫院、幾位老專家,而且這些醫院、這些專家離疫區也只不過50多華里,是他們業務水平不高?是設備技術落後?非也!是對血及蟲病的警惕失落了。診斷不難,有疫水接觸史,發熱,腹瀉,肝脾腫大,末梢血嗜酸性粒細胞增多,進一步查大便,做環卵沉澱試驗,就可以確診了。血吸蟲病的治療已進入規範化。    
    這兩例典型的誤診已由江西省新建縣血防站站長胡位陳主任醫師撰寫論文,發表在2004年《中國血吸蟲病防治》雜誌上,可以說,這樣的誤診在當前疫區極具有代表性。至少說明2點:一是血吸蟲病的復燃和蔓延;二是一些醫生對這種病忘卻了、陌生了。    
    就在這年夏天,我在南昌豆花餐館遇見一個從余江縣來打工的小姑娘。「非典」剛過,被困的心像飛出籠的小鳥,停在哪兒都會唧喳地叫幾聲。自然聊起抗擊「非典」後的喜悅,談到瘟疫,自然背起毛澤東同志著名詩句:「借向瘟神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我問她,你能背嗎?她笑得很美,輕輕地說:「不會。」「送什麼瘟神,你知道嗎?」我又問,她搖搖頭。別人搖搖頭可以,她搖搖頭,我詫異了,遺憾了,不悅了。這首詩就是寫余江的呀!    
    我不信,余江縣年輕人會不知道這首詩,這件事。歲末我到了余江縣,在城街頭,我詢問了幾個年輕人,他們幾乎都驚訝地反問我,還知道那些陳谷子爛芝麻的事幹什麼?什麼滅血吸蟲?毛澤東同志寫了什麼詩?那是紀念館講解員的事,她們的職業要求她們順背倒背。一個家住鄧埠的青年農民爽直地對我說,我長大後見到的是大人都在忙於賺錢,忙於到外地打工,哪還有空去回憶那些不愉快的事。一個年輕的幹警工作在春濤鄉,他也坦誠地與我交談:其實紀念館離我們家很近,從小到大,就沒去參觀過。我們年輕人感興趣的是未來是明天。他們反問我,你看過余江的余雕嗎?鷹潭市沒有,全國都沒有,世界也沒有。    
    余雕已成了余江人的驕傲,余雕已成了全國木雕行業的龍頭,飲譽五洲四海。他的領頭人叫張果喜,德國、日本都有他的公司,他以出色的成績被天文界將國際編號3208的小行星命名為「張果喜星」。他的名字,他的企業,和他的產品一樣享譽世界。余江人當然喜歡談自豪的事、驕傲的事,誰還願把「瘟疫」再抖動起來呢?張果喜生於1952年7月6日,屬龍的。那正是血吸蟲肆虐的年代。他趕上了消滅血吸蟲的好時代,儘管那時沒脫貧,沒錢去讀書,沒念完小學他就當了學徒,他健壯的體魄、他聰敏的頭腦,使他獲得生存的本領。他又趕上了好時代,在第三個龍年他當上了木雕廠的廠長了。健康、智慧、機遇成就了他。我可以這樣問一句:如果沒有消滅血吸蟲,如果血吸蟲病還在傳播,他的事業與他本人會不會受到血吸蟲的傷害呢?    
    2003年的初夏,余江鄧家埠水稻原種場河西學校二年級學生,8歲的洪嗣之在爸爸洪軍華陪同下騎車從南昌出發經歷了57天,到達拉薩布達拉宮前的廣場。他父子倆在3000米高原上,登車以每日127公里的速度行駛,對於8歲的小孩子是一個奇跡。    
    50年前,余江鄧家埠是血吸蟲的重災區,1958年前該場有螺總面積佔全縣有螺面積的16.94%。1957年為滅螺,將10.5畝水田改為旱田,43畝藕塘刨土改造。血吸蟲消滅了,血吸蟲病治好了,百姓們安居樂業了。今天洪軍華、洪嗣之父子的名字不停地在報上轉載,讀者都在為他們父子的精神、體魄驚歎之時?有沒有人去想一想他們父輩生活在疫區的那段日子?是他們的父輩改變了那段日子,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歡樂的余江。我徜徉在余江縣城街頭,聽到春風一樣的笑聲,看到花一樣的笑容,我不能不去想,想過去,想今天,想農村,想農民,想血吸蟲,想血吸蟲病和與血吸蟲戰鬥過的人們。    
    2毛澤東與余江    
    余江縣位於江西東北部,浙贛線上,古稱安仁縣。民國三年(1914年)改名余江,縣志載:「余江今縣名。民國以江西安仁縣改置,縣在余水之濱,有餘江,故名,屬江西豫章道。」改革開放前90%人口從事農業,無論從經濟實力、交通位置、人文地理、名勝古跡,世人都很難認識和瞭解贛東北的這個貧困小縣。    
    2000年春天,我為完成「貧困致不良習慣與疾病關係」課題,來到這裡。縣城不大,出汽車站,半里路有座宏偉的紀念館,高大的立柱、寬敞的台階顯示了這座建築物的氣勢。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來到紀念館大門前,駐足聳立,仰望著,這座紀念館是為了紀念一個人,紀念一首詩,紀念一個偉大的創舉,一件偉大的勝利而修建的。它的名字叫:送瘟神紀念館。    
    《送瘟神》是毛澤東同志於1958年7月1日晨寫的一首七律。被稱之為瘟神的是一種命名為血吸蟲的寄生蟲所致的疾病,叫血吸蟲病。正是因為這種病,這首詩,及這種病在余江縣的消滅,使余江縣舉世聞名。國內外學者到這兒來取經學習,遊人到這兒來參觀訪問,墨客騷人為之寫詩作畫,謳歌讚美。於是有了電影《枯木逢春》,有了話劇《換了人間》,有了文集《春滿余江》,有了一篇篇關於「血防」經驗的論文,有了許許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腳步。    
    我拾級而上,走進了送瘟神紀念館。    
    那是22年前,為紀念毛澤東同志《送瘟神二首》詩篇發表20週年,國家衛生部和江西省衛生廳撥款55萬元在余江縣興建了這座宏偉的建築。館內陳列著歷年的史料,展現了新舊兩個社會的容顏和送瘟神的戰鬥歷程。人疫之戰的一根紅線在我眼前飄動著。    
    在一張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張極普通的照片:畫面無人,只有1張書桌、1把籐椅,書桌上是檯燈、筆筒、硯台、紙張;書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見幾株小樹含苞吐綠。照片的題目是:毛主席在這間房裡寫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通訊《第一面紅旗——記江西省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那天,毛澤東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來重視報紙,素來要讀當天的報紙,尤其是鍾情於《人民日報》,幾乎每個版面都要細看。這篇文章不在頭版頭條,翻開二、三版,有評論員文章:《反覆鬥爭,消滅血吸蟲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高速發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紅旗》,副標題的字不大,卻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讀罷,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連聲說:「好,好,全國都這樣該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靜靜地瀉在那含苞吐綠的樹葉上,穿過枝丫閃閃爍爍地灑滿一地。日理萬機的他,處理了許許多多國事後,那篇關於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報道又浮出他的腦海,他一定夾著一枝煙在窗前踱步,窗外靜寂,心潮難平,浮想聯翩,遙望南天,他老人家會想些什麼呢?僅僅是為余江縣消滅血吸蟲病而高興嗎?僅僅是想到「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嗎?    
    慣於在深夜工作的他,會不會在那盞檯燈下,攤開地圖找到余江縣,找到離余江縣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藍田畈呢?    
    也許他從沒聽過藍田畈的民謠:「藍田畈的禾,畝田割一籮」;從沒見過藍田畈的農民的病態是:「身無三尺長,臉上干又黃,人在門檻裡,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蟲病的危害。    
    余江縣薦頭村原是500多戶,2200多人的大村,後來由於患了血吸蟲病,家破人亡,到20世紀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戶人家,共24人,由村變成了組。馬崗烏欽底村12戶人家,10餘年見不到尿布,聽不到嬰兒的哭聲。縣志有這樣的記載:「上黃府,下黃縣,烏欽底金鑾殿。」可見當年烏欽底的威望和繁華。余江縣受害的疫區被血吸蟲病奪去生命的有2.9萬人,毀滅村莊42個。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1節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惡戰(2)

    建國初期,被血吸蟲危害的縣鄉村又何止一個余江縣。當時,血吸蟲病已危及我國長江中下游流域12個縣,381個縣市。尤以洞庭湖、鄱陽湖、太湖周邊縣市嚴重。根據史料記載,江西省南昌縣蔣巷鎮嚴家村是鄱陽湖畔的一個古老村莊,百年前有700餘戶人家,約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戶86人;進賢縣二塘鄉官溪村、梅莊鎮新塘村、三里鄉金坑、健武等村在清咸豐八年(1857年)號稱千煙大村,建國前夕,也只剩下幾十戶人家。解放前30年,血吸蟲在南昌市曾經毀滅村莊150個,滅絕戶數9291戶,死亡人數44632人。    
    遠離長江流域的福建省也深受血吸蟲病肆虐之苦。福建省沿海14個縣市均遭血吸蟲危害過。以福清市為最嚴重,當時有「見溝有螺,無水不疫,十年九旱,十人九病」的形容。20世紀50年代調查資料顯示,全省有242個鄉鎮流行血吸蟲病,釘螺面積近3000平方米,病人近7萬人。疫區因該病的嚴重流行而毀滅的村莊達286個,死絕2714戶。    
    安徽省曾有363個村莊因血吸蟲病暴發流行而毀滅。當時受到血吸蟲病威脅的人數佔全國人口的1/4,即1億人,其中98%是農民。余江縣只是一個縮影而已,穿過歷史的煙雲,他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千村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景。    
    毛澤東,這位中國農民的兒子,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無時無刻地想到農民、農村、農業。他為農民的健康心痛,為農民生活的艱苦心焦,為農民的富裕和中國農業的發展心急。農民沒有走富裕之路,「綠水青山」也「枉自多」。    
    為了能使廣大中國農民走上致富之路,他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花了比處理其他任何經濟問題都多的心血。為了中國農民的健康和醫療問題,他同樣是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從號召「消滅血吸蟲」到制定「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從「合作醫療」到「把醫療衛生重點放在農村去」的指示,無不傾注了他對農民特有的深厚的質樸感情。    
    1955年,也就是解放後的第6個年頭,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正興起,百業待興,毛澤東同志親自來到血吸蟲疫區視察。疫區的患病農民哼著這樣的順口溜:「鋤頭兩斤鐵,拿在手裡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頭就想悃。」種上的莊稼「好就兩人扛,不好一人馱」。「有就收,就丟。」    
    白雲下的金色稻田荒蕪了,草洲上的牛羊沉寂了,看不到夕陽下牧童橫騎牛背回家的景象,聽不到晚風裡鴨鵝引頸戲水的歡歌。「疫區農民苦,肚子大如鼓」在疫區農家樂已是蕩然無存。血吸蟲病的流行摧殘了農民的身體,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阻礙了農業的發展,掃蕩了農村的繁榮。他老人家發出了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政治任務,同時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    
    1956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又一次強調要「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黨中央專門成立了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負責全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各市縣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簡稱「血防」(只到1986年才移交國家衛生部領導);並把消滅血吸蟲寫進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6年起,在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    
    20世紀50年代初威脅中國百姓健康的疾病並非只有血吸蟲病一種,還有一直肆虐著中國百姓的瘧疾。一直到現在,瘧疾還是陰魂不散,世界上每年發病人數為3億,死亡270萬。還有舊中國留下來的38萬麻風病人,為了防止擴散傳播,急需正規治療和管理。還有梅毒,在沿海的大城市,解放初期,梅毒的發病率高達4.5%到10.1%。還有「十癆九死」的肺結核令人提心吊膽,僅南京市解放初期就有2萬~3萬肺結核病人,到1964年,在南京仍居死因的第5位,1974年居死因第6位,1985年居死因第8位,至今尚未出前10位。就全國而言,每10萬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結核病,其中死亡250人。局部地區還有霍亂、傷寒、小兒麻痺症。    
    毛澤東同志為什麼這樣關注血吸蟲病呢?    
    雖然我無能去揣度一個偉大的思想,但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背景:    
    那是1949年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信中說,人民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毛澤東同志在不到兩個月的日子裡,即當年9月16日便寫出了一篇文章給予批駁。題目是《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他在文章中說:「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億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負擔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毛澤東同志在文中的回答是:「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毛澤東同志宣稱:「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就在這篇文章中,他寫下了這樣的名句:「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他宣稱:「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雖然那時沒有出現或流傳「健康貧困」(Health poverty)和「能力剝奪」(Capacity deprivation)這兩個詞彙,我們都明白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人」是體格健康的人,決不是患病臥床不起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創造出人間奇跡。健康孕育著幸福的未來,農民的健康孕育著農業的發展、農村的發展。不敢說,血吸蟲病是農村的「專利」病,是農民的「職業」病,但絕對可以說血吸蟲病患者95%以上是農民,血吸蟲病的流行和暴發區主要是在農村水鄉。在疫區,插秧割禾,捕魚撈蝦,採菱挖藕,盪舟行船,防洪排澇,挖溝建渠都有可能染上血吸蟲病。毛澤東同志選擇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就是選擇了關注農民,關注農村,關注中國農業的發展。    
    就像過去他指揮任何戰役一樣,他選擇血吸蟲病為突破口,通過消滅血吸蟲病帶動消滅其他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工作。    
    毛澤東同志從來就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在中國農民心中蘊藏著巨大的能量,相信巨大的能量一定能通過「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用打「人民戰爭」的形式迸發出來,相信人民戰爭一定會贏得消滅血吸蟲病的最後勝利。    
    1958年5月,余江縣滅螺治病的成績通過了專家們的驗收。1958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給中共余江縣委防治血吸蟲病五人小組發來了賀電,電文是:    
    接五月二十五日來電,收悉你縣消滅了血吸蟲病,使全縣人民永遠擺脫了血吸蟲病的危害,特向你縣全體人民熱烈祝賀。你縣在與血吸蟲病作鬥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各血吸蟲流行地區樹立了榜樣,希望你們總結髮揚防治血吸蟲病的經驗,進一步發動群眾做好除「四害」講衛生,並在消滅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當代年輕人也許無法理解一個偉人心繫余江的情懷,無法理解一種病,一種小小的血吸蟲會牽動一個偉人的心,無法理解這場人疫之戰的重要性。也許經歷過這次人疫之戰與經歷了抗擊「非典」之戰後,對領袖與百姓關係的理解會更加深化。    
    余江縣人民是這場人疫之戰的先鋒,他們率先攀上了制高點。他們的勝利又一次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論斷是正確的,「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有了人什麼事都能辦成、辦好!什麼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製造出來。「人民戰爭」已注入到我們的血液裡,成了我們老一輩人的基因一代一代地遺傳著,「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如同生命的語言訴說歷史,訴說輝煌的年月,也訴說如何開拓未來。    
    3人民戰爭迎「惡戰」    
    在中國古代史書上,凡傳染病均稱為疫。霍亂、天花、鼠疫、瘧疾、流感、傷寒、梅毒、麻風、肺結核及現代的艾滋病都在瘟疫之列。「非典」是疫,血吸蟲病也是疫,今天「非典」的傳播,危害預防的知識已做到了家喻戶曉。在血吸蟲病流行和號召消滅血吸蟲病的年代,沒有電腦,沒有電視,沒有普及電話,報紙雜誌種類少,發行量和發行面有限,知識的傳播是困難的,老百姓對血吸蟲病的認識是膚淺的(消滅預防各種傳染病的最有效辦法就是普及該傳染病的知識,學會自我保護)。在那個年代要達到讓農民願聽、願學,能懂能做的目的,是要費一番心血的。    
    血吸蟲病的傳播途徑是,感染了血吸蟲病的人或畜生的糞便污染了水,糞便中所含有的血吸蟲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在水中游動,主動地鑽進釘螺,在其內寄生發育成母胞蚴,釘螺稱為中間宿主。    
    通過無性繁殖,產生子胞蚴,再經過一次繁殖產生大量的尾蚴,釘螺隨水漂動,尾蚴隨水擴散,尾蚴離開釘螺可以在水中自由游動,只要與人皮膚接觸10秒鐘就會鑽進人體轉變為童蟲。經過一定時間生長發育,最終在肝腸附近的血管壁內定居寄生發育為成蟲。雌雄成蟲結伴合抱交配產卵,每條蟲每天可產卵2000~3000個。蟲卵又排出,這就是血吸蟲的一生。有毛蚴的釘螺稱動陽性釘螺,凡有陽性釘螺的水域都稱為疫水。在疫水中插秧、洗澡、捕魚、嬉戲都有可能感染上血吸蟲病。    
    要消滅血吸蟲病就要消滅血吸蟲的傳播環節——中間宿主——釘螺,滅螺是消滅血吸蟲病的關鍵。    
    釘螺是一種水陸兩棲動物,長約1厘米,壽命1年左右,一年可以產生幾百個卵。    
    釘螺能消滅嗎?余江人是怎樣滅螺的呢?    
    往事是不應該忘卻的,往事並不如煙。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2節 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惡戰(3)

    血吸蟲病不是中國人的專利。據世界衛生組織1993年估計,全世界約有31億人口所在的74個國家和地區有這種病流行,6億人生活在流行區,其中約2億人受到感染,每年死於血吸蟲病的人數達幾百萬。日本曾是受害國。他們是從1950年開始滅螺治病工作的,日本國經濟發達,財大氣粗,全國疫區實施混凝土填埋工程的5年計劃。方法是對沼澤地和濕地等適合釘螺孳生的地帶進行填埋和加固,修築能使地表保持乾燥的工程,如遊樂場、高爾夫球場、倉庫,水道全改修成混凝土,加固堤防,這項計劃一直持續到1979年。多年來,日本境內再也沒有新感染的血吸蟲新病例發生,也找不到感染的釘螺,連活著的、未感染的釘螺也極難發現。1977年,報告最後一個新發現的病例,迄今幾十年,未再發現任何人、畜和野生動物感染。1996年日本已向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申請,要把日本從世界血吸蟲病流行國家名單中除去。    
    我國是一個農業國,血吸蟲病疫區面積很大,大都在農村,受威脅的人大都是農民。濕潤的農田、縱橫的溝渠是農民的命根子。滅螺不能減少耕地,填溝不能少了灌溉,每採用一種辦法都要考慮到農民的利益。解放之初,國家貧窮,科學滯後,衛生知識尚未普及,醫療衛生條件落後,要錢沒錢,要物沒物,照搬日本國的方法,顯然不適合國情。    
    讓每個疫區的每個農民都知道為什麼要干?為誰幹?幹什麼?怎樣幹?怎樣才能幹好?讓每一名幹部、每一名醫務科學工作者都能和農民一起幹,把醫學知識送到每戶每個人身邊。這是可以辦到的。國外用汽車,我們用牛車,國外用機器挖,我們用鋤頭挖,愚公移山的精神,海枯石爛的決心,人民戰爭的號角就這樣吹響了!    
    我查了余江縣血防志,從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這3年的冬春季節裡,結合興修水利共發動了3.6萬多人投入滅螺戰鬥,做了231萬個勞動日,填老溝347條,長382華里,開新溝87條,長334華里,填舊塘503口,搬動土坊416萬立方。這種方法叫「開新填舊」即開新渠填舊渠,用於滅螺。    
    其技術操作規程是,先清溝岸塘畔的荊棘樹木,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cm~20cm,推入溝底,再從無螺區挖來旱土填入舊溝打實;若要開新渠則另選地方,一定要與舊溝保持一定的距離。新舊溝偶有交叉,要對舊溝進行徹底滅螺處理。    
    滅螺的方法還有:藥物滅螺(當時使用的是砒酸鈣、茶枯),水田改旱田,不種水稻,改種黃麻、紅薯、大豆等各種旱作物。發動群眾查螺檢螺。20世紀50年代南京市少先隊員帶著一雙筷子到郊區農村撿螺每次都是一竹籃,湖南沅江市的百姓撿螺最多一次有10噸。    
    與滅螺工作同時進行的是治病治牛,疫區飼養的家犬全部宰殺。    
    能想像出千軍萬馬齊上陣的那壯觀場面嗎?紅旗飄飄,口號聲聲,挑燈夜戰,男女老少,爭先恐後,那麼長的溝渠,那麼多的土方,全都是肩挑手挖幹出來的,田間河埂的釘螺是一個個低頭彎腰尋找撿出來的。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奇跡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神話就是這樣書寫出來的。「人民戰爭」確實能夠做到前人無法或不敢想到的事。    
    余江縣為全國疫區滅螺治病樹立了一個榜樣。    
    消滅血吸蟲病的第一面紅旗就這樣高高舉起。    
    還是那個月光如水的夜,已是旭日臨窗,思緒不斷,毛澤東同志寫詩畢又揮毫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    
    喬木同志:睡不著覺,寫了兩首宣傳詩,為滅血吸蟲而作,請你和《人民日報》文藝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請告訴我。如可以用,請在明天或後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不使冷氣,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    
    毛澤東七月一日    
    毛澤東把消滅血吸蟲定為是一場惡戰,一定是想到了它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一定是想到我們這場人民戰爭用的方法仍然是「小米加步槍」,想到了瘟疫的變數。    
    千百年來,人類與瘟疫進行著一場又一場搏鬥,每次瘟疫流行都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改變了人類的一些行為,可以說,場場次次與瘟疫的搏鬥都是惡戰。從千百次的惡戰中走過來的人類都各自有著自己的感受、理念和處置的方法。2003年曾與「非典」的那場遭遇戰,在農村,我看見農民敲著鑼,唱著預防「非典」的民歌和快板,自然會想起毛澤東同志親自發動的消滅血吸蟲病的那場惡戰,想起那激動人心的一幕又一幕。    
    4往事並不如煙    
    余涵是1951級的江西醫學院畢業生。1954年夏末長江洪水氾濫,災情剛過的9月他就被派往災區參加醫療工作。九江地區星子縣是血吸蟲病疫區,他編寫了許多順口溜、快板宣傳普及衛生知識,這是其中一段:「打竹板,請安靜,聽我講講血吸蟲病。血吸蟲,害人精,鑽進人體就要命。大便裡面藏蟲卵,釘螺裡面來寄生。排出尾蚴千千萬,浮在水裡專盯人。吸人血,傷人肝,讓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念這節快板時,大概又把他帶回那段日子了吧。    
    白天,我背著急診箱到地頭田間發藥,箱子裡放著一副快板,只要人多,我就會掏出快板喊上一段。在曠野裡,作古正經地說農民不願聽,也聽不清。那時的農民不像今天這樣見多識廣。講「非典」,講冠狀病毒,講發熱高燒,講隔離,都還能懂。那時,剛解放,85%的農民是文盲,大都沒有出過村,識文斷字的也只是念了兩三年私塾,完全可以用迷信愚昧來形容。得了病他們說是風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沒積德,遭報應。連血吸蟲3個字都沒聽說過,只知叫「大肚子病」、「黃臉病」。到了晚上,倉庫、祠堂裡人頭攢動,家家戶戶都會來聽宣傳。說實話,農民來的真正的目的是看「西洋鏡」。窮鄉僻壤,沒見過放幻燈,更沒聽過留聲機。醫生、血防隊員、醫學生和農民融成一片。就如談家常一樣,把知識教給了他們。我們還把顯微鏡搬進祠堂,抬上街頭,當場免費為農民查大便,現場教育,讓農民自己看大便裡的蟲卵。開初,農民總以為醫生是在變把戲蒙騙他們,通過放「土電影」,聽留聲機,從好玩中獲得了知識。後來,開始試著治病,治好了病,農民才心服口服,才明白了管理糞便,消滅釘螺的重要。    
    現代年輕人完全無法想像當年滅螺工作的艱巨和困難、危險和勞累、原始和普通。人流滾滾,紅旗飄飄,口號聲聲,歌聲陣陣,那浩大的聲勢,充滿了吸引力、衝擊力和誘惑力,有誰願意袖手旁觀呢?    
    滅釘螺的方法很簡單,肩挑手挖,埋舊溝舊渠舊塘,開新溝新渠新塘,新溝新塘裡發現一個釘螺都要推倒重來。我和同學們都年輕,每個人心中都深藏著強烈的對人民、對黨、對政府負責的高度情感,日夜奮戰,希望堅持工作,不去考慮保護自己。總覺得過多地保護自己是羞恥的事情。不過,那時也沒發配給我們什麼用於保護的設備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綁腿就算不錯了。我穿的是解放鞋,農村來的同學,連解放鞋都買不起,襪子又捨不得穿,一雙自己做的布鞋,旱濕地兩用。當時我們之間流行這樣一句話:「上午為別人看病,下午別人為自己看病,病人輪流做。」那時單純,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不怕苦不怕死,不知道什麼叫危險,什麼叫風險,一心撲在工作上。其實保護措施也很簡單,只要穿上長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就這麼簡單,現在看來十分便宜的防護設備,國家都很難給我們買(血防站專職人員都有)。一雙高筒套鞋要花10幾塊錢,夠上貧困同學幾個月的伙食費,每個同學,年輕的醫生都能體諒國家窮,錢要花在刀刃上。反正要和農民打成一片,穿上長筒鞋在農民之間走來走去,不是脫離群眾麼?染上病再治吧!我班參加滅螺的同學80%的人都染上了血吸蟲,又都去治療了。那個年代裡,到疫區工作一次,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一次。每個人對患病都很坦然,滅螺治病是我們的崗位,在崗位上患病那是無怨無悔的。    
    從他的言語裡,今天我們仍然能感受出那熱血的沸騰,那激情的澎湃,那心靈的躍動,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是一個崇尚英雄的年代。那年,他火線入黨了。他一輩子也不能忘記那段火熱的生活。    
    蔣庾華是九江生命活水醫院護士長,她給我描述了當年治療血吸蟲病的景象。    
    入冬後,農村進入休閒季節,主要是忙於修水利,這時正是醫療隊下鄉治病的時機,原則上都是就地治療。每個生產隊的病人都集中在生產隊的倉庫裡,地上鋪稻草,自己帶棉被,這就是病房。牆的兩邊釘上兩個鐵掛鉤拉1根線就可以吊輸液瓶了。病人睡在稻草上一字排開,我們從早上9點鐘開始蹲著打針,總要到12點,一倉庫的病人才能全部注射完。使用銻劑治療是很危險的,有可能心跳驟停。在基層沒有搶救設備與工具,只有一瓶氧氣袋,出了事就靠體外按摩、口對口呼吸。每次一針扎進去,我總是要在病人身邊守候觀察幾分鐘,才進行第二個。病人稍有不適,我就會和醫生一起應急處理,整個治療的冬季,我們的心都繫在喉嚨口上,風險太大了,不是為自己擔憂,而是為醫療隊擔憂。如果有一個病人出事,大家會對治療失去信心,會拒絕治療。我要求每個護士不能離開倉庫半步,每15分鐘要巡迴一次病人,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用制度管人,醫護人員要做到四好三勤、三查三對,病人要做到三好(四好是:工作好、態度好、業務好、互助好;三勤是手勤、腿勤、背勤;三查是查醫囑、查處方、查病情;三對是對醫囑、對劑量、對姓名。病員的三好是:遵守院規好、安心休養好、服從治療好)。有個小護士,由於長期緊張,患上了高血壓病,還有些人患上了失眠症,這都算不了什麼,只要病人安全痊癒,我們累點、苦點都是快樂的。    
    著名作家陳世旭(現任江西省文聯主席,江西省作家協會主席)是我的朋友,16歲那年他下放到江西九江縣新州農場當農民,第二年(1965年)例行普查血吸蟲病,發現他染上了,就在當年冬閒的日子裡成了病人。現在回憶起當病人的日子,仍十分輕鬆,還只17歲,不知道什麼叫憂慮和痛苦。隊裡通知去治病,背起棉絮,夾一捆稻草就趕到倉庫裡。那是臨時醫院,稻草鋪在地上成了病床,一床被子又蓋又墊。半靠著牆,任藥從血管裡慢慢流進體內,難得有太陽鑽進倉庫,看看書,十分愜意。領導還來看望,要大家安心治療,伙食還有補貼,每天是3角錢吧,菜裡有幾塊肉,一人一碗,蹲在倉庫門口吃。那房頂上的麻雀嘰嘰喳喳,望著這群男子漢碗裡的飯,麻雀是一粒都想不到,個個嘴饞,飯菜吃得精光。下午睡覺,不用上田,很閒。那藥叫酒石酸銻鉀,一些病人注射後有噁心嘔吐的反應,沒有人埋怨條件差,不花一分錢治病,感激都來不及呢。中國窮,只能用這種窮辦法。這種病,人與人之間不會傳染,治好後,只要不接觸疫水,100%不會得病。陳世旭似乎成了行家,回憶起那患病的日子,充滿了歡樂和感激。並非所有的「老血防」工作者和病人都能這樣健康與快樂地活著,享受著今天的幸福。許德洪是湖南省沅江市漉湖血防站的血防工作人員,今年進入花甲。沅江市在洞庭湖南端,是血吸蟲重災區,現在血吸蟲病人近4萬,他屬於那1/4萬。他的病情較為特殊,按傳統觀念,血吸蟲一般只危害肝、脾、腸道,血吸蟲卻優惠於他,侵犯了他的大腦,神經系統。CT已證實這類病人不少,語言發生障礙,四肢活動也不聽使喚。他兒子悲愴地說,父親一輩子都在干消滅血吸蟲的工作,最後卻被血吸蟲消滅了。    
    2003年清明節,我在湖北武昌郊區九峰山名人公園的公墓為父母親掃。與我中學時代的一個同學的孩子相遇。他父親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從事「血防」工作。每次防洪搶險、防疫防災他總是在第一線,總是第一個報名到疫區,血吸蟲好像是他身上的常客,治了好,好了又染上,染上又治療,最後死於肝硬化腹水,門脈高壓大出血。他們子女希望有關單位追認其父為烈士,上級一直在研究。他父親和抗擊「非典」中倒下去的英雄應該是一樣的,他也是「真心英雄」。孩子們的敘述是沉重的,神情是悲哀的,現任領導最後的回答是:他沒有做到自我保護,責任在自己。這樣的回答讓他們很心痛!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3節 疫情再施威,該打誰的屁股?(1)

    1親近疫區:悲壯豈在「非典」時    
    我完全能感受這種心痛。    
    老一輩血防工作者的敘述,有歡樂也有苦澀,有自豪也有悲壯,有輕鬆也有沉重。透過他們的敘述,我感受到了當代年輕人無法感受的一種心動,一種無法欣賞的美麗,一種可能令他們不屑一顧或尚不能認識的崇高。    
    我萌生了想找當代血防工作人員採訪的念頭,他們的工作還會是這樣苦澀、沉重、悲壯、美麗和崇高嗎?    
    血吸蟲疫情為什麼不斷地出現反覆,當今血防工作人員是怎樣進行查螺、滅螺的?是怎樣進行查病治病的?疫區病人是如何接受治療的?現代的疫區人懂得預防血吸蟲病的知識嗎?血吸蟲病真的在向城市蔓延嗎?能不能再來一次「人民戰爭」?現在的科學技術,現在的方法手段能遏制血吸蟲病嗎?「為什麼?怎麼辦?」不時地在腦海裡翻騰。不是一時的衝動,我一直記住了這個數字:1985年血吸病人為40萬人。就在2003年的5月,那是驚心動魄的日子,全國人民的目光鎖定在中央電視台疫情通報的節目時刻,我讀到了國家衛生部辦公廳於5月14日向全國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廳局、新疆建設兵團衛生局印發了《血吸蟲病重大疫情應急處理預案》(試行)。這年8月25日,我又讀到國家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當前重大傳染病的文字。他說,目前全國有427個縣市區存在血吸蟲病疫情,長江沿線的6省加上雲南省的110個縣市區為主要流行區。受威脅人口約6500萬,患者81萬例。我詢問專家,專家說,這兩個數字不太準確,近年來許多血防站工作處在停頓狀態,其統計數有一定的差距,專家們估計患者可能達到100萬以上(2004年統計為84.3萬)。    
    毛澤東同志的那句「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改變了我國南方血吸蟲疫區廣大百姓的命運,改變了那兒的環境,還改變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看法。    
    血吸蟲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萬降為84萬人;12個流行省份已有5個省先後消滅了血吸蟲,433個流行縣鄉區有260個達到傳播阻斷標準,63個鄉達到傳播控制標準。    
    然而,我還讀到另一組數字:2001年我國新發現釘螺面積為590萬平方米,2002年我國新發現釘螺面積為1151萬平方米,2002年報告血吸蟲病人810389人,其中慢性病人783430人,晚期病人26046人,當年急性感染913人。湖區集中在五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蘇;慢性病人674506人,佔全國慢性病人數的8610%。山區集中在四川和雲南,慢性病人為108924人,占1390%。    
    2003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3萬,比2000年增加了15萬,尚未控制傳播的有108個縣,釘螺面積35.2億平方米。疫情嚴重的省份首推湖北省,有血吸蟲病人27.8萬人,佔全國血吸蟲病總人數的32.97%,新增加釘螺面積30餘萬畝。其次是湖南省,有血吸蟲病人21萬人,佔全國血吸蟲病總人數的24.91%。洞庭湖區有病畜5萬頭,有釘螺面積3915萬公頃,佔全國釘螺面積的52%。江西省1998年至2002年鄱陽湖釘螺面積在4年內增加了10萬畝,易感洲灘增加了29.6萬畝。有血吸蟲病人13萬人,釘螺面積116萬畝,從患病人數看列第3位。據各省疫情監測統計,近5年內已有38個達到血吸蟲病傳播控制或傳播阻斷標準縣(市、區)疫情出現明顯回升。在部分中小城市也相繼發現了感染性釘螺和新發血吸蟲病人。少數已消滅地區均發現外地輸入性急性、慢性血吸蟲病人,輸入性病例近3年內呈上升趨勢。    
    小報上常出現他們寫的這樣的文字:「在洞庭湖血吸蟲捲土重來」,「血吸蟲死灰復燃」。外電還報道:「曾在大陸絕跡的血吸蟲重現江湖」,「瘟神再出」等等。    
    中國政府從未宣佈過消滅已血吸蟲,並一直在和血吸蟲進行殊死之戰;事實上,毛澤東同志清醒地認識到與「疫」之戰是一場惡戰,還清醒地認識到這場惡戰的結果不亞於一場戰爭,惡戰的結果是以百姓死亡為代價的。他的詩後小記是這樣寫的:「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12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力,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生命而言,遠強於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這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以外,現在1000萬人患疫,1萬萬人受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日之華佗們在前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幹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詩人只是從余江縣送走「瘟神」的壯舉中,看到了一種可貴的精神,看到了勝利的希望。他深知「瘟神」的危害,深知「送瘟神」戰鬥的持久。    
    中國人控制「非典」流行如此,血吸蟲病的防治也如此。其他傳染病防治也該如此。    
    德國畫家丟勒在1498年創作的聖經木刻插圖中,我們看到《啟土錄》中騎士分別代表著預示世界末日的4種力量:戰爭、饑荒、死亡,以及可怕的瘟疫。瘟疫——傳染病的大規模流行,對人類文明有著非常大的衝擊力,其影響和破壞是全面的、巨大的,所衝擊的目標是人類自身,往往此戰爭更劇烈、更突然、更恐怖。    
    我知道,血吸蟲病摧毀生命的能力並不亞於「非典」,只不過「非典」病毒迅猛,而血吸蟲病則是侵入人體內慢慢折磨著個體生命,傳播速度一樣是快速的,只要和疫水接觸10秒鐘就有可能患病。而患者99%都是農民。    
    我選擇了從鄱陽湖的兩岸出發,向北,沿長江向西,過武漢,到荊州,去石首監利,再南下洞庭湖,登岳陽樓,下沅江。專家們已明確指出,我國血吸蟲病重流行區就分佈在鄱陽湖、洞庭湖,及沿長江的江湖洲灘地區。    
    2第一站:查螺、治病,想給這兒的患者畫個句號    
    鄱陽湖是我國第一大淡水湖,位於江西省北部。接納贛、撫、信、饒、修5條河之水,從湖口縣入長江。南部湖面廣闊,最寬處74公里,入口處最窄,僅800米。鄱陽湖草洲面積約有300萬畝以上,由於血吸蟲的影響,迄今沒有得到開發利用,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血吸蟲病人流行範圍主要在鄱陽湖周邊各市縣,包括南昌、九江、上饒、宜春8個設區市的39個縣(市、區)、337個鄉(鎮、場)、2318個行政村。江西省城南昌市屬流行區,流行範圍是4縣3區:南昌縣、新建縣、進賢縣、安義縣、昌北開發區、高新開發區、紅谷灘新區,疫區人口150萬人,佔全市人口總數的1/3。    
    在南昌,與專家們談論最多的是8個字:「反覆回升」和「潛在危險」。    
    安義縣在1987年經過專家檢驗論證,消滅了血吸蟲病,結束了300多年瘟神流行史。1997年在安義內港發現有螺地段7公里長,釘螺面積800畝。2004年該縣再次發現釘螺面積100畝。1995年南昌昌北區宣佈消滅了血吸蟲病,1998年在昌北鳳凰洲頭發現有螺面積6畝。新建縣松湖鄉20世紀90年代列為基本消滅鄉,幾年的洪澇後,松湖大沙河峽港段3公里長發現新有螺面積1000畝。南昌縣以產糧聞名全國,該縣的蔣巷鄉玉豐村人群檢陽率由1998年、1999年的15%上升到2001年的28%,2002年又升到33%,為全省,甚至是全國血吸蟲感染率最高行政村,已接近解放初期的數字。    
    2003年在贛江流域主支、南、北3支發現11塊有螺江灘,有螺面積13896.2畝,均為易感洲灘。這些地域過去從未發現有釘螺孳生,說明鄱陽湖區釘螺在沿贛江上游擴散,釘螺已離鄱陽湖35公里,距南昌大橋只有28公里。我理解了「潛在危險」的意思,也感受了點「蔓向城市」的恐懼。    
    新建縣處在贛江、錦江下游,鄱陽湖西南畔,屬鄱陽湖區域血吸蟲病重疫流行區。說它重,因為全縣19個鄉鎮,就有16個鄉鎮流行血吸蟲病;全縣有人口67萬,疫區有人口55.1萬,佔全縣人口的83%。    
    在縣血防站,我採訪了胡位陳站長,話題從2003年5月14日國家衛生部印發的《血吸蟲病重大疫情應急處理預案》(試行)開始。國家衛生部每年都會下發提醒防治的通知,像2003年這樣嚴格正式地下發應急處理方案還是第一次,可以說,這是「非典」襲擊的啟示。《預案》中明確了急性血吸蟲病的疑似、臨床診斷、確診的標準。    
    暴發疫情的標準定為:(1)在原無疫情或已達到血吸蟲病傳播阻斷標準的地區,發現感染性釘螺、血吸蟲病新感染或急性感染病例。(2)在血吸蟲病流行區兩周內連續發生兩批血吸蟲病急性感染病例,每批5人以上,或在一線感染場所連續發生急性感染3人以上。    
    胡站長坦誠地說,我縣2002年8月就發生過一次急性血吸蟲病暴發流行,發熱病人高達400多人。經過當地衛生院、鄉村醫生不正規化療,確診24例急性血吸蟲病,居民間凝檢查陽性率達1051%,耕牛感染率高達33.18%。發生地點在聯圩鄉沿贛江流域北支12個行政村,去年聯圩鄉的暴發讓我們吃了一副清醒劑。血防工作要抓得緊而又緊,稍有不慎,必結惡果,痛定思痛,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怠慢。說句心裡話,端著血防這碗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好吃。有的縣財政力度不夠,急。我們縣支持力度大,也急。我們湖區有螺草洲14.6萬畝,新發現有螺易感草洲4600畝,直接威脅兩鄉3萬多居民。農民要在草洲上放牧,到湖中捕魚,田里插秧割禾,還要參加防洪排澇等等農活,隨時隨地都有感染的危險。    
    為了證實他的話,2004年8月底,他電話告訴我一件「驚險」的事:聯圩鄉浮洲村農民響應政府號召多種糧,準備開墾荒蕪的草灘,村黨支書只想到割草翻耕,忘了滅螺。草灘沒有經過滅螺處理,就這樣下灘,不感染才怪哩,幸好發現早,不然要出大事。像這樣的草灘我們這裡還有幾千畝。農民要開荒種田,一不小心就出現新病人,我們壓力越來越大。    
    解放初期,疫區居民感染率是31.7%,現在降到2.97%。我們希望再降。現有晚期血吸蟲病人430例,慢性病人1.3萬人,這不可能是個恆定的數字,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減少那是我們的工作,增加了怎麼辦?說明我們沒做好。我總希望病人數目不要增加,病情不要加重或慢點加重。「晚血」病人在我任職內畫一個句號。是目標,也是夢想吧!我們的工作包括查螺滅螺、查病治病和健康教育三大部分,缺一不可。健康教育是預防血吸蟲病的最有效辦法。你想想如果每個人都知道接觸疫水10秒鐘就可以患病,做到盡量遠離疫水,為了生活生產需要,非要接觸疫水不可,做好個體和群體防護,在有螺地帶設立警示牌,血吸蟲病的患病率就可大大降低。    
    「有螺面積總共多少?」我問。    
    「解放初期是32萬畝,現在是15萬畝。」    
    「全靠噴殺滅螺嗎?」    
    「不,我們實施了環保滅螺,墾殖、興林、改水、改廁,同時培育和推廣種植南荻,藉以改變釘螺生長的生態環境,抑制釘螺生長。」    
    「你們是怎樣查螺滅螺和查病治病的?」    
    「最好你下鄉去走一走看一看,語言可能很難表達清。我可以告訴你,查螺還是老辦法,用眼睛用筷子,查病治病是一條龍,發現感染者當天給口服藥,比過去用的銻劑方便安全,病人容易接受。」    
    「查螺人數夠嗎?」    
    「當然不夠,算算吧,全站有165人,在職的114人,專業人員87人,非專業的27人。已知15萬畝地,要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查,每年還要新增內澇可疑的地帶,也要做到寸寸不漏。全縣疫區人口55.1萬人,同樣要一村一村查。工作量該有多大,在我們站,不管是專業的,非專業的,每人都要輪流下鄉半年,參加查螺滅螺、查病治病工作,吃住都在農民家裡,可以用這幾句話概括我們在鄉下工作的狀態:冬寒秋雨,走村串戶,吃百家飯,睡百家床,問百家病,解百家難。還要做到保護好自己防止感染。在今天,你問問,拿工資的國家幹部,有沒有幹這樣艱苦的工作的?我敢說,行行業業,惟獨血防一家。」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4節 疫情再施威,該打誰的屁股?(2)

    為了體驗一下這「四百」的滋味,胡站長派了辦公室主任向陽同志陪我下鄉。小向,我這樣稱呼他,還只是35歲的小伙子,在站裡是屬非專業人員,每年下鄉不誤,雖然不懂業務,但認識釘螺,知道釘螺的危害。一個陽性釘螺可以釋放成千上萬個尾蚴。參加查螺工作,他一絲不苟。我們的目的地是南磯鄉。小向說,那是胡站長的一塊心病,他開始了敘述。    
    南磯鄉在鄱陽湖中,由兩個小島組成,一個叫南山島,一個叫磯山島,尚未控制疫情。南昌市有900多名晚期血吸蟲病人,南磯鄉就有300名,有螺面積6萬多畝,每年站裡都要派人到那裡查螺滅螺,查病治病。查螺的辦法依舊原始,一排3個或4個、5個人,50米一線,10米一點。每走10米要蹲下查1平方尺,在這個尺寸內,用一雙眼睛、一雙筷子,一寸地一寸地尋找,有一個撿一個。在島上一住就是十五六天個把月,被子、日用品工作儀器、藥品全部自己帶。如果村部有房子,就在村辦公室地上搭個鋪。辦公室沒有床,有時還睡在桌子上。夏天還過得去,雖然喂蚊子,抹一身驅蚊油,點幾根蚊香,還可以應付。冬天就只靠幾把稻草墊著,常常凍醒。只有在冬天村裡人才都聚在家中,這時查病才不會或者很少有漏掉的,否則,下田了,打工了,外出了。冬天是必下鄉的日子。    
    如果是自然村,沒有村辦公室,那只得睡農民家中。吃派飯,有些農民不太歡迎我們,或是窮,或是不願查病治病,遇上沒有床的家,一樣睡地鋪。這兒地鋪比辦公室裡更慘,或是農家倉庫,或養過雞鴨的房子,或是放尿桶的地方,味道難聞,得忍,這是我們的工作。男同志還好點,女同志、年輕的姑娘就受不了,臨陣脫逃,回去後要求調動工作的不在少數。外出的補貼可能令你難以相信,20世紀80年代,外出一天補貼是2元,90年代還是2元,不過加了夜班費4角,現在每天是15元。逃脫也好,調動也好,都能理解。我們站也有紮下根的,鐵了心的。姚建民主任干了30年,他是查螺滅螺能手,一個頂三,抽樣查螺,他的眼睛就像望遠鏡、顯微鏡,一盯一個准。    
    趙翔是退伍軍人,在站裡干了20年,人到中年,還是一股子勁。他幾乎是下鄉專業戶,血吸蟲病人大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能清楚地說出病人的姓名、家庭成員、經濟狀況,每年查病查螺都少不了他。    
    80公里雖然是平地,鄉級公路少不了顛簸,走了兩個小時,到了鄱陽湖邊,枯水季節,鄱陽湖周邊的底顯露出來了,汽車可以從湖底駛到南磯鄉。在春天漲水季節,擺渡只要半小時,而在今年這樣半枯半漲的日子,要沿著河沿進島,坐船要1個半小時。水漲水落,湖漫湖退,釘螺正好隨水漂流,這也是釘螺難滅,容易蔓延擴散的原因之一。其實,血吸蟲惟一的中間宿主釘螺的遠距離遷移和大面積的擴散主要是靠水來完成的。南磯兩島地勢平坦,面積不大,只有3.5平方公里,居住著4625人,大都靠捕魚為生,有鱖魚、□魚、鰱魚、大湖蝦、黃丫頭,捕的魚大都販往南昌。    
    接待我們的是血防分站站長陳凡經,他還兼鄉衛生院院長。他在這兒工作30多年了,全鄉人的名字他都能背出。他告訴我,6歲以上的村民感染過血吸蟲病的比率達80%,50歲以上的人大都感染過20次到30次,也就是說每年治療一次,這些中年人都治療過二三十次。站在島的東岸遠眺,鄱陽湖水一望無涯,風和日麗,可以看見有船從湖中駛過,近外是草灘。偶爾看見兩頭牛在草洲上悠然自得。陳院長說牛也是傳染源,1頭耕牛相當於50到80個人的傳播力,鄉里已禁止養牛,全島只有68頭牛,由養牛專業戶圈養;全島只有450畝稻田可供自給自足。    
    小島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碧綠的湖水,翠綠的草洲,藍天白雲,幾棵樹,幾頭牛,一個觀光者或一個投資者來到這兒,一定會感受到這兒的美麗、水的寧靜、水的富饒,也許會到這兒投資修建度假村,誰會想到這疫水是傳染源呢?10秒鐘,只要接觸10秒鐘就有可能染上血吸蟲病。10秒鐘的美夢,10秒鐘的恐怖。鄉衛生院有18張床,病種主要是血吸蟲病。在醫院裡,我遇見一個姓謝的漁民,他今年51歲,以捕魚為生,接受治療26次了。「能避免嗎?」我問。「不捕魚,我幹什麼?離開南磯,我幹什麼?」他反問我。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無奈,真正的無可奈何,我弄懂了,這是胡站長的「心病」,他急,急啊!這週而復始的感染,這週而復始的治療,他無論如何想要畫上一個句號。在這兒我見到了趙翔醫師,他敦厚、健壯,40出頭,他向我介紹了查病的方法。名單由派出所提供,按身份證發放數,一個也不會漏。只查5歲以上的鄉民。事實上,在疫區,2歲的孩子也有感染的。按花名冊上的名單一個個采血,一般是上午采血,下午製片,晚上讀片(在顯微鏡下看片)發現陽性,第二天上午發藥。這種藥叫□奎酮,男性口服48片,分2~3天服完,女性服12片。過去每片收5角錢,一個病人一次療程要收24元。窮的病人24元也掏不出,今年實行全免。2004年的8月8日我和陳凡經院長通了電話,他告訴我,省市政府免費治療晚期血吸蟲病的補助費已經到位,已有110多名「晚血」病人接受了免費治療。    
    那天,我們隨趙翔醫師夜宿朝陽村西謝自然村。夜幕降臨,藍天上一片繁星,登高可以看見月光繁星下的湖面,波光閃爍,如同鱗片,耳邊秋蟲在鳴叫,不時有秋蚊攏來。說得誇張一點,一路蚊子一路歌,舉手一抓,就是一把。在村民謝銀嬌家中住宿,這是一個50歲的農婦。從她這兒,我又聽到兩個小故事。    
    村民趙和元,今年73歲,20歲就患上了血吸蟲病,好在是免費治療。他治了好,好了治,能活到現在要感謝政府,感謝醫生。由於病重,喪失了勞力,日子過得艱辛,全靠政府村上救濟。兩個兒子和他是血吸蟲病人,我想,他們不怕染上又治、治了又染,是為生活所逼,還是因為免費呢?抑或二者都是。    
    原來在湖邊擺渡的漢子老萬,有副好身材,年輕時,打得死牛,就靠擺渡過日子。得了血吸蟲病後,人虛得不行,不能划船了,體力一年不如一年,腹水,肝硬化。後來,好日子剛挨上邊,就走了,還只50歲。陳院長說是變了肝癌。說到這裡,謝大嫂長歎了一口氣。    
    那夜,兩個人擠在一張床上,可能是走累了,說著、說著都打鼾了。第二天,我要走了,看了看自己的皮膚,被蚊子叮過的紅點一片又一片,約有幾百處吧,大家笑了:這是對南磯鄉蚊子做一點貢獻吧!    
    這正是「非典」之後的3個月,國民都在反思。面對湖光草色,面對島上漁民的生老病死,面對在島上工作了30多年的陳院長,面對吃百家飯、睡百家床的血防工作者,我確實感到了歡樂和苦澀、自豪和悲壯、崇高和美麗。回首望著漸遠漸小的南磯島,我在想,胡站長能實現他畫句號的夢想嗎?面對這一切,我們該怎樣反思呢?    
    3下一站:現狀是歷史的產物,血吸蟲可不可以視為一種疾病符號呢?    
    九江是一座文化古城,靠廬山,臨長江,依鄱湖,位於京九線上,便利的交通更增加了它的知名度。血吸蟲病的流行也使它有一定的知名度。當年除廬山和幕阜山中的修水縣外,全市餘下的13個縣(區、市)均是流行區,是江西省血吸蟲病重流行區之一。歷史上有螺面積114.56萬畝,有病人數21.18萬人,疫情覆蓋範圍和流行縣均占江西省1/3。在這裡我認識好多好多血防工作者。市血防站的一個朋友接待了我,他開玩笑地說,你記下我的真話,不要留下我的真名,我承諾了。他給了我兩張圖,一張是九江市血吸蟲病流行(歷史)示意圖,一張是九江市2003年血吸蟲病流行示意圖。    
    九江市是典型的湖沼、山丘、江灘3型都具有的高疫流行區。沿鄱陽湖的縣有:永修、都昌、星子、湖口、廬山區;沿江的是:瑞昌市、九江縣、潯陽區(原九江市區)、廬山區、湖口縣、彭澤縣。長江岸線長178公里,市內還有3河9湖,人口450餘萬,流行鄉人口為269.99萬,與解放初期比,疫區範圍壓縮了71%,病人數下降了72%。    
    我們倆談了很多、很多。談了回升的原因,談了存在的問題,談了短期內遇到疫情的困難,談到政府行為和百姓預防繼感的關係,談到了南水北調與血吸蟲的遷徙,談到了人口流動與感染的播散。一個又一個「為什麼?」「怎麼辦?」再次在我們腦海裡翻騰。    
    朋友告訴我,1998年的大洪水,使沿江沿湖江湖洲灘有螺面積擴大。2002年底的統計數是擴大了4萬畝。隨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政策的逐步實施,全市還有22萬畝江湖洲灘逐漸成為釘螺孳生地。舊的未滅盡,新的又孳生。不能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路子。瑞昌市、都昌縣的疫情都是嚴重的。瑞昌市流行鄉有24個,流行鄉人口36.26萬;都昌流行鄉有21個,57.76萬人口。有次在瑞昌臨長江溝渠邊一平方尺就發現了50多只釘螺,離長江只有1米遠,很難說長江沒有污染。    
    漸漸地,我們的話題遠了,血吸蟲病患者的主要人群是農民,可不可以把血吸蟲病視為一個符號探討一下疾病與農民的關係,至少傳染病與農民的關係。換個角度思考,一些傳染病是不是特別青睞農民,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主管部門,我們的媒體,是不是更多關注的重視的是「城市病」,而忽視了或很少關注農民的疾病,說白了:一碗水沒有端平。我們的決策往往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許多決策與科學相悖,讓農民折騰來折騰去。他憶起一幅標語。那是1998年抗洪後的事,省政府作出了鄱陽湖大移民的重大決策。移民湖數達11.5萬戶,重點是九江都昌縣;政府將拿出30多個億。1999年春節都昌縣大樹鄉公路上掛著一幅標語:退田還湖根絕千年水患,移民建鎮志創萬年基業。村長說,這是災民的心聲。    
    歷史退回30年,也有一幅標語:圍湖造田讓四湖讓路為百姓造福千年,移山填海令三山低頭創祖國基業萬代。當時的公社黨委書記也是這樣說的,這是社員的心聲。    
    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倒霉的是農民,浪費的是國家的錢。沒人心痛農民,沒人心痛一疊疊錢。在農民倒霉和國家資金浪費的日子裡,創造口號和喊口號的人該晉陞的,還是照樣晉陞了。    
    我們自然想到了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科學發展觀」。    
    我想,我應該帶著這樣一個觀念去反思。    
    4.回報的負值與負值的回報    
    湖北省有兩件大事:水利和血防。每屆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過問的就是這兩件大事。解放初期,湖北省有11個地市,44個縣屬於疫區,疫區人口近1000萬,釘螺面積439.5萬畝。50年來,全省累計滅螺面積570萬畝,累計治癒病人250萬人。前不久,省長羅清泉上任之初,來公安縣調研就提出了堅決治理血吸蟲病重疫區的要求。「蟲」不除,病難治,民不富。應該說,省政府是下了決心的,全省每年撥給血防工作經費5000多萬,國家血防專項只有1000萬。然而,這幾年血防需要投入的經費多達1億元。只能說經費的投入與當前的疫情不相適應。    
    江陵縣是重疫區,每年省血防辦直接撥來的血防工作經費有數十萬元;從2001年起每年又增至近100萬元。儘管國家和省裡早有明文規定,要求疫區各級財政根據當地防治工作任務需要,安排必需的防治經費,並隨經濟增長逐年增加對血防工作的投入。但是地方各級領導有幾個願意把錢往這個窟窿裡扔呢?這是無底洞。據我所知,多數地方對血防投入基本沒有安排,有的甚至還將省裡下撥的血防專項經費挪作他用。用完後,背地裡還喊:「財政困難。」骨子裡是對血防工作不重視。投入到血防中沒有經濟效益,近期也看不到社會效益。人治了又染,蟲滅了又生,乾脆把錢投向「形象工程」。中央、省裡抓一下,他們也就會動一下,或象徵性地投點錢,或救急給點錢,餓不死、撐不飽,吊著。他勸我最好去一趟江陵縣。    
    江陵縣西與枝江縣為鄰,北接荊門市,西北是張飛一聲吼的長阪坡的所在地當陽,所轄地域圍繞荊州。20世紀90年代初與沙市合併,稱荊沙市,1996年又改為荊州市,隔江是公安縣。這兒一片都是血吸蟲流行區。從武昌付家坡乘車,高速公路3個小時就到了。過去從武漢到荊州坐船,逆流而上要航行兩天兩夜。    
    江陵縣的白馬寺鎮血防站因血防經費落空,人員待遇無著落關門了。    
    血防站的財政是由鎮財政全部撥款。「吃財政飯」。1996年,全額變為差額,血防站有10幾名職工,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錢雖然少,大家還是來上班,門也照開。2002年下半年,把血防站一下推向市場,斷了奶,規定鄉血防站一律自收自支。職工一年的工資毫無著落,無巢的鳥,都散去自謀生路了。人走樓空,4層樓的血防站只剩下站長謝守依一人。面對著同行、朋友、記者,他能說什麼呢?他守望著,期待著。他到血防站工作已有29年了。大半輩子過去了,對血防工作總還有一縷理不清、割不斷的情絲。再者,他不願看到血防站在他手上關門,更不願看到白馬寺鎮防治血吸蟲病的工作沒人去做。    
    白馬寺鎮是血吸蟲病重疫區,地處古荊州之東,在長江與宜黃高速公路之間。有5萬多人,釘螺面積近萬畝,慢性血吸蟲病人5000多人,晚血病人300多人。往年,歲末開春,站裡都要下去查螺查病,血防隊伍都散了,組織查螺已是不可能的事。2003年夏天,收到應急預案文件後,謝守依曾把同事叫回來查病,沒有發一分錢的勞務費。想想鎮裡嚴重的疫情,他焦急萬分,他是孤掌難鳴,無能為力。這樣下去,鎮上的疫情要回升了,怎麼辦?病人越來越多,怎麼辦?誰來和他一起分擔這些「怎麼辦」?誰又會去分擔他們和他家庭中的「怎麼辦」?他妻子目前沒有工作,在鎮上開了一爿小店,大兒子從部隊轉業後分到鎮血防站,站裡這種狀況,兒子只好在家呆著,小兒子還在上高中。他雖然在血防站留守,沒有一文錢收入,一家4口全靠妻子開店的微薄收入維持生存。他是共產黨員,他相信上級組織,他會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去工作,我理解他心裡的滋味。他說,想到家裡貧窮時心裡很酸,想到空蕩蕩的血防站時心裡很痛,這酸這痛還會有多久呢?我望著他佇立在秋風中,那揮手說再見的身軀在夕陽輝耀下像一棵樹,我堅信,血防春天的陽光和雨水一定會落在這棵樹上。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5節 疫情再施威,該打誰的屁股?(3)

    又是一位。10幾年前聽說荊州出了一位血防專家、全國勞模,叫胡國富。    
    今天,我到了荊州,到了沙市區,聽別人告訴我,他對血防工作的回答令同行們大吃一驚。他說,基層血防專業人員多年來沒領過一份像樣的工資了。退休了也沒有一分錢退休金;妻子倪文英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樣分文工資沒有。幸虧當年在職時買了保險,否則吃飯都成問題。現有的血防站建築還是當年他任站長時發動職工集資蓋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頭。現在已名存實亡。現有職工32名(含9名退休職工、1名癌症病休職工),原來的工資標準,站長以下的職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年開始只拿15%的工資,2002年開始,就分文沒有了。高溫天氣,「血防紅旗單位」內沒有一台空調。沒有X光機,沒有台式B超,沒有手術床,二樓病房內倒有幾個病人躺著,是「晚血」病人,肚子大得像墳包,肚臍爆得像菜頭。前幾年,由於血防站窮,來站治療血吸蟲病的患者都收費,一個慢性血吸蟲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療費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費、營養費),一個晚期血吸蟲病人最低費用是5000元。應該說,這樣的價格是便宜的,因為農民窮,這樣低的醫藥費他們也不來治療,只要不是急性,都習慣這樣拖著。他們站還堅持在干本行。有些地方的血防站為了活命,派人外出進修骨傷科、婦產科、口腔科、眼科,目的很簡單:搞一碗飯吃,這樣的站長還要準備挨罵,「不務正業」。一些領導乾脆放任不管,自生自滅,干一天算一天。    
    朋友老晏講了這樣一件事:荊州沙市區岑河鎮血防站組織了一支滅螺隊。隊員是從農民中篩選出來的,不脫產,每個村民小組負擔1名,每年付給隊員的報酬是1500元。這種支付辦法肯定是違背了減輕農民負擔的原則,國家又無法支付這筆費用,只得解散。只靠站裡20多個工作人員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查螺滅螺,你不覺得有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嗎?滅螺工作自然成了謊話、夢話。    
    石首縣在20世紀70年代曾是無螺縣。那時只要生產隊長一聲喊,社員都下田、下湖去撿釘螺?老人回想說,那時是一呼百應,現在是百呼不應。誰還會自願去撿釘螺,石首縣改市後,放鬆了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現在石首市的釘螺面積是10.8萬畝。    
    血防站的窮並不只在湖北,湖南、江西均相差無幾。因為窮,很多領導把血防站推向市場。用經濟效益去衡量一個院或站的優劣,已是衛生界公認的標準了。標準已程式化、臉譜化了。似乎成了一條定律:政績優劣,看發展快慢;批評表揚,看單位收入多少;能力大小,看敢不敢創收;投入多少,看回報大小。如果回報是個負值,這個單位就永遠不要想再伸手了。血防站一直是吃「皇糧」的,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無法獲得回報,沒有回報就視為「包袱」。「皇糧」吃不到,或吃不飽,各大小血防站只好「自力更生」、「廣開財路」,什麼事都會發生。湖南嶽陽縣麻塘鎮防疫站工作人員,把本應免費的滅螺藥出售給農民。窮懶了,窮變了,窮得工作也不想做,或無法去做。岳陽鹿角鎮血防站填報表的數字大都是編造的。到年底與病人治療數都是瞎填亂編。有的年報表寫1500人,實際只有500人,省血防知道底下人在瞎糊弄,誰也沒去過問。道理很簡單:「現在還有誰去幹不拿錢的活?」    
    湖南沅江是血吸蟲重疫區,國家從1996年起,每年撥給該市血防經費是279萬元,近幾年還在增加,2003年已達到327.9萬元。應該說,算不少了,算不錯了,該知足了。該市血防站主任張健算了一筆賬:全市600多名血防幹部,離退休人員140餘人,要保證離退休人員的工資福利,剩下的錢分給在職人員頭上,每人年收入為2000多元,還不如某些單位1個月的收入。    
    益陽市血防所同志也為我算了這筆賬,每年工資的總經費需要170萬元,國家撥款只有130萬元,發工資都不夠,要想發獎金,那只得自力更生。    
    經費限制了專業隊伍的開展正常工作,發展就無從談起。用湖南省血防辦副主任李華忠同志的話說,下撥經費與防治任務不相稱,由於不相稱,血防工作也就沒有走上道。一個血防幹部坦承:「一個人一年的人頭經費還不到1000塊錢,要養站口,還有什麼經濟能力去滅螺,只有象徵性地搞一些。」湖南如此,湖北如此,江西如此,全國窮得揭不開鍋的血防站大都如此。    
    朋友老晏堅持要陪我去洪湖新堤看看。他說,既可憶舊,又會有新思。30多年前,我們社教工作團到洪湖縣(當時是縣)集訓就是從新堤上岸的。那是1965年春節後的第六天,我們從漢口起航,逆水向上到新堤。水淺岸寬,船停在江中,下船後要走過長長的沙灘和草叢濕地。現在是秋天,淺淺的浪拍打沙洲,往遠望可見被風吹倒的泛白蘆葦。老晏弄來一輛車,沿江邊跑了一陣,舊地重遊,十分興奮。只興奮了幾分鐘,對這熟悉的江水又產生了十分的恐懼。洪湖市的河灘大約有6萬畝蘆葦,這兒釘螺的密度很高,有的地方每平方尺有釘螺達20只。    
    老晏為我做了一道簡單的算術題:查釘螺費每畝以1元計,6萬畝就要6萬元,滅螺以每畝150元算,就得要900萬元。何況,這兒水域複雜,當汛期來時,沿岸沙灘蘆葦均會泡入黃湯之中。釘螺就會隨水漂浮遷徙,河水退後或留在原處,或落在一個新地方生存下去。一是沒有那麼多錢去滅螺,荊州市每年血防工作資金缺口近4000萬人民幣,二是長江漲水能控制麼?一路上,我聽到感歎最多的就是,錢,錢!錢?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投入不是沒有可能的,投入沒有回報是萬萬不能的。結果是不願負值回報,得到的是回報的負值。    
    5以人為本,科學發展    
    我想起了一條人工河的投資。這條河又叫漢北河,1969年動工開挖,全長近百公里,西起天門,經孝感南部再至武漢東西湖區的新溝,進入長江的支流漢江。當年,決定上漢北河這個項目是作為全國治理血吸蟲工作的三大試點來抓的,做法是:挖北河、擴南河、平灘滅螺。孝感當時滅螺56.3萬畝,治病人18.5萬。20年後問題逐漸暴露,不僅行洪不暢,而且河灘雜草叢生,形成沼澤,釘螺面積擴大到5.7萬畝,占孝感有螺面積的59%。血吸蟲病又使沿河兩岸80個鄉鎮群眾的臉上佈滿了愁雲。    
    1994年,國務院6部委共同主持了漢北河的綜合治理工程。決定用3年時間拿下漢北河血吸蟲綜合防治工程。漢川的水系以漢北河為主,當地農民的生產用水和少部分生活用水都來自漢北河,沿漢北河的30多個涵閘都沒有阻螺設施。漢北河春夏漲水,秋冬枯水,河灘冬陸夏水,最易孳生釘螺,而沿河百姓在河灘放牧、在河裡捕魚、游泳。頻繁接觸疫水的農民說因「水利修得好,釘螺到處跑」。目前漢北河在漢川段的格局是,南、北河河道都寬近百米,中間的灘涂在枯水期寬度約為600~800米,由農民在上面翻耕種植。    
    據省血防辦提供的數據從1994年到1996年,國家共在漢北河綜合治理項目上投入2億元,釘螺密度得到了有效控制:1993年,血防部門在漢北河河灘上測得釘螺密度最高為103只/0.11平方米,防浪林裡最高為54只/0.11平方米,到2001年這組數據為1.005只/0.11平方米和0.345只/0.11平方米。綜合治理降低了釘螺的密度,卻沒有減少釘螺分佈的面積,目前在漢川市33094畝釘螺面積裡,漢北河就占25870畝。全市血吸蟲疫情最嚴重的是漢北河沿線的5個鄉鎮。    
    荊州沙市區岑河鎮是中國著名邊塞詩人岑參的故里,地處長江北岸,漢江平原腹地。剛解放時,除了陽湖崗一地外,基本上沒有釘螺。屬於湖沼地形。全鎮轄26個行政村,203個村民小組,總面積152平方公里,面積5.52萬畝,素有「西瓜之鄉」、「辣椒之鄉」的美稱。出於富農的願望,大興水利工程,水渠相連,相互成網,釘螺獲利了,沿渠溝,順水勢,釘螺串塘過田,四處蔓延,一到排灌季節,疫水隨溝而行,靠岸而生。該鎮總人口4.6萬人,2002年統計血吸蟲病人有4000多人。2002年來治療的慢性血吸蟲病人總計花了79.6萬,晚期血吸蟲病人費用為32.5萬,合計100多萬元。不治會死,治了會窮。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什麼叫「因病致貧」!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農民仍這樣說:「水利修得好,釘螺到處跑。」越病越窮,越窮越病!引病上身這是有前車之鑒的啊!    
    安徽省在20世紀70年代建成的涇縣陳村水庫灌區、四川丹稜縣修建的水庫,也都出現過血吸蟲擴散的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南昌在實施血吸蟲病綜合治理試點期間,修建了一批水利滅螺工程,採用低圍攔蓄的辦法,在洲灘和大堤間修一個矮圍堰,蓄水浸殺釘螺,減少了群眾接觸疫水的機會,有血防效益;也為農民修建了一批水利設施,有經濟效益。可幾年後,有關部門在考察後認為這種矮圩對漁業養殖和生態環境有影響,就把很多圍堰炸掉,結果一度銳減的釘螺面積迅速擴散。1998年以後,一些地方政府實施的移民建鎮工程,也沒有充分考慮血吸蟲病防治的需要,有的鎮就建在原地,只是地基高點;有的新建居民區離疫水更近,造成群眾感染的機會增加。    
    由此,專家們不能不想到南水北調工程中血吸蟲病的傳播問題,也許這不算題外話。    
    決定釘螺生存繁殖三大因素是溫度、地面濕度和植被。專家們認為,南水北調對釘螺可能擴散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程對原血吸蟲病流行區疫情擴散問題,可能性最大的是輸水主幹道流經的江蘇蘇中裡下河地區、安徽巢湖地區、湖北四湖地區。由於工程帶來水系重新分佈,水資源重新分配,使適宜釘螺孳生的區域也發生明顯變化;同時,人口流動和由此引起的生產、生活習慣的改變均可引起疫情擴散,增加潛在威脅。    
    二是工程是否會引起釘螺北移至非血吸蟲病流行區問題。20世紀70年代末的論證表明,釘螺分佈最北不超過江蘇寶應縣境(北緯33°15′)。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江蘇北部冬季溫度明顯升高,僅從溫度指標可知,釘螺在北緯33°15′以北,徐州以南地區也可生存。這已被20世紀90年代的現場實驗證實。因此,我國第四、第五大淡水湖(洪澤湖、巢湖)存在由血吸蟲病非流行區變為流行區的潛在威脅,遠期還可能繼發擴散至山東、河南省,雖然是設想,不可不防,一旦發生後果嚴重。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6節 疫情再施威,該打誰的屁股?(4)

    政府和科技人員都應該也明白這個道理和事實,水資源的開發會引發血吸蟲的傳播擴散加劇。歷史上有這樣的記載:如20世紀30年代埃及Aswan水庫,是世界上建立在血吸蟲病流行區的最大水庫之一,它的建立改善了農業灌溉系統,同時,也造成了埃及血吸蟲中間宿主水泡螺的大範圍擴散,血吸蟲病人群感染率由2%~11%升至4%~75%。能不再次想起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嗎?其概念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概念最早是胡錦濤主席在2003年8月底9月初考察江西時對江西領導幹部講話時提出來的。一個月後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正式寫進這個論述。這概念提出非心血來潮。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襲擊時,胡錦濤主席和他的同事們深入百姓,深入到科研機關,深入到抗「非典」第一線,疫情使他和他的同事們不僅看到了公共衛生的弱點,更看到了社會管理體制的弱點,也看到了發展觀的弱點。偏離科學發展觀的決策必然會失誤,必然會給老百姓帶來損失。在湖南我也看到了這樣的事例。華容縣位於洞庭湖的北端,1998年小集城「退田還湖」,先後有2300多人搬遷,放養了2000多隻羊和830多頭牛。通過糞例檢查,發現人和牛的血吸蟲感染率為68%,羊達到310%。    
    20世紀70年代初,仍在高喊「抓革命,促生產」,高喊「農業學大寨」,向荒山要田,向湖泊要糧,築梯田,圍湖造平原。處在鄱陽湖、洞庭湖、洪湖等湖泊周邊的政府都做出了「圍湖造田」的決策,結果是湖泊小了,湖水少了,洪澇一來,無法容納,在疫區水淹到哪裡,釘螺棲到哪裡。我堅信,各位領導做出這決策時絕對是想為農民增收致富,為了農業的發展。那時口號不是喊得好麼:圍湖造田,為百姓造福千年。    
    本世紀初,政府又號召「退田還湖」,目的還是為了農村農業發展,減少洪澇災害。口號喊得總是暖人心:退田還湖,根絕水患,千秋大業,造福百姓。據湖區5省不完全統計,退田還湖,平垸行湖面積約60多億平方米,其中90%灘地重新成為釘螺孳生地。受害的自然是湖邊周圍的漁民、農民、樵民(以收賣蘆葦為生的居民)。    
    湖南益陽市是重災區,沅江又是益陽的重災區,位於洞庭湖的南端,現有血吸蟲病人4萬。其主要原因就是堵水放水,放水堵水,「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這兒生活的人離不開水。近30年來,一會兒圍湖造田,一會兒退田還湖,一會兒平垸行洪,一會築堤防水,釘螺只進不出,多生少滅。    
    湖南血防站一名血防幹部告訴我,差不多整個洞庭湖都是疫水了。在沅江疫區,血防工作人員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走村串戶宣傳上,勸人們不要接觸疫水。能不接觸嗎?    
    沅江的漉湖有點小名氣,是因為有「江南第一葦場」的美名。這兒有11萬畝蘆葦蕩,靠收割蘆葦為生的居民幾乎是100%染上了血吸蟲病,葦場有2000多戶人家8000多居民。他們私下告訴我,大人八九成都有這個病,這兒又獲得了一個能遠揚名聲的稱號:血吸蟲的窩。他們習慣了,他們離不開蘆葦,也就離不開血吸蟲病,好在又開始免費治療了,病在傳播著,他們的生活也在歡樂地繼續著,只當到了晚期,我們才聽到悲傷的歎息。沅江雙豐鄉新民4組的村民,血吸蟲到了晚期,要做脾切除等複雜的外科手術,還要用藥,最低費用也要3萬元。他們家人均年收入為300餘元。他只能望湖興歎了。    
    經歷了幾次洪水後,洞庭湖的漢壽、岳陽的血吸蟲病人與日俱增,湖中泥沙淤積,洲土擴大,釘螺分佈的面積也在增多。    
    在洞庭湖邊,船家幾乎都知道洞庭湖是疫水,他們會警告遊客,不能隨便去湖中游泳、洗手、洗物。一句話,不要碰水。    
    然而船工們為了生存,又是不得不與疫水接觸的一族。有趣的是,我遇了一個從疫區來到疫區謀生的農民。    
    老沈是湖北監利縣朱河鎮沈黃村人,他明知這裡疫情嚴重,為什麼還到這兒來?他說,監利縣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很多,年輕人大都是為了避血吸蟲。外出可以賺錢又可以不染病,該多好。他都快50歲的人了,已是慢性血吸蟲病人,到哪邊疫區過日子不都一樣,這兒有擺渡,有遊客,一個月少則賺到300元,多則500元,比鄉里好。他還說,老家得了大肚子病也有活到六七十歲的。賺點錢再開刀,何況,國家對治病還有補貼,不怕。他很坦然地面對。    
    我在沅江血防站聽見過這樣一段順口溜:「治完老病人,感染新病人,治完新病人,重複新感染。」在老沈身上確實應了這句話。    
    我在漉湖鎮血防站門口看見這樣的標語:「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村民說,這個標語從1970年初寫上至今沒換過,已經有30年了;再過30年,能應驗這句話嗎?    
    登岳陽樓,我想起了另一句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洞庭湖是壯觀的,100多年前是6000平方公里。它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解放初期它的面積是4360平方公里,半個世紀來,圍湖造田,失去近半。大江東去,泥沙俱下,每年約有0.98億平方米的泥沙沉積在湖區和河道湖泊內。由於淤積,洞庭湖已支離破碎,再也沒有「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的氣魄了。湖水不僅有東西南北之分,還有內外之分,內湖就達667個之多,現在的面積是3991平方公里。離開岳陽樓,我心裡還在默誦:「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壁,漁歌互答,此樂何極!」我在想,不知登樓者今日還能看到這樣的景致麼?「八百里洞庭」會不會變成「八百里疫水」?那時的登樓者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呢?恐懼?咒罵?悲哀?不屑?望著煙波浩淼、雲霧籠罩的湖面,我確實很難表達自己的心情。儘管疫區的一些老百姓談起血吸蟲病時很輕鬆,很無畏(該是很沉重,很無奈吧);儘管漉湖的江南煙雨景致十分迷人,迷人得讓你情不自禁地念出「草長平湖白鷺飛,夕陽簫鼓幾船歸」的詩句;儘管那新抽的秧苗和葳蕤的苧麻連成的滿目蔥綠還在眼前,儘管堤壩上白雲下那吃草的牛羊靜靜地享受著休閒的美好還留在記憶裡,儘管,儘管……然而,我總感覺到洞庭湖上煙波升起的是團陰影籠罩在這兒的上空,陰影能抹去嗎?    
    湖南省最近提出要實現的最新目標是,到2005年,全省居民血吸蟲病患病率由現在的7.23%降至5%以下,垸內(堤內)釘螺面積由目前的5.9萬畝減少到4萬畝,血吸蟲病流行縣(市、區)全部達到疫情控制標準。一位領導還說,希望通過退田還湖,到2010年洞庭湖面積達到4577平方公里。    
    但是,一些基層血防幹部對完成這個目標並不樂觀。他們說,洞庭湖每年都要發洪水,那些被洪水漫過的地方又有釘螺,重新成了疫區,釘螺怎麼滅得過來?洞庭湖的環境不改變,釘螺就不可能消滅。孰是孰非,誰能驗證?    
    專家們說,自然因素變化已使常規防治措施對湖區的血吸蟲傳播控制能力逐漸降低。再加上人為的因素,使這場人民戰爭持續了半個世紀,回答只能是:任重道遠。    
    6余江寫下的啟示    
    1986年國家決定撤銷中共中央血吸蟲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事機構,移交國家衛生部領導。其後,國家衛生部管理、協調,全國血防工作職能逐步削弱。「人民戰爭」再也難以組織發動起來了。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包括有水利、農業、衛生等相關部門。那時,一聲令下,各行各業齊動員,千軍萬馬齊上陣。    
    江西省衛生廳一位領導感歎地說,衛生部門有多大的權?有多少錢?能叫得了誰,又有誰願意聽你指揮?大部隊調不動,小部隊、專業部隊舉步維艱,潰不成軍,豈有不敗之理?    
    在2004年春,我讀到了這樣的報道:國務院決定成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同志出任組長。吳儀同志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強調,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抓住源頭,綜合治理,堅決遏止血吸蟲病疫情回升勢頭。    
    我又讀到另一篇報道:余江縣創造了連續45年沒有血吸蟲病的奇跡。人們會問,難道這45年間,余江真沒有出現過釘螺?如實地說,出現過,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鄧埠鎮農民於青海在白塔河鄧埠浮橋邊無意中發現了一隻釘螺。縣委連夜召開常委會分析研究對策。第二天,縣領導帶頭,發動全縣幹部群眾3000多人,從馬荃鎮至鄧埠鎮鐵路橋共39公里範圍內,一個地段接一個地段仔細排查,連續查了3天3夜,直到未發現第二隻釘螺才鳴金收兵。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打的還是「人民戰爭」,這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種場突然發現新螺點,有螺面積2481平方米,組織滅螺隊,全面滅殺。為了驗證滅殺成功,捕獲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陰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試驗,仍全部陰性才放心。21年過去,這期間大規模查螺23次,參加查螺群眾2.6萬人次,發現一個螺獎勵30元。用他們的話說,46年來已把疫區像梳頭一樣反覆梳了幾十遍,余江用「關注、科學、投入」給血吸蟲病流行畫了一個句號。    
    在湖區,像余江縣這樣梳理,顯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們的那股執著的精神,那傾情的投入,那科學的態度,那全力的關注,不該值得學習借鑒嗎?    
    如果說,余江縣是毛澤東同志親自樹起的一面紅旗,這面紅旗不能倒的話,那麼,四川的滿江縣用科學的精神開拓了一條山丘型地區滅螺的方法,是改革年代的全新思路。滿江縣地處川西平原西南邊緣,曾是四川省血吸蟲病重流行區之一。從1996年到2002年,全縣通過實施、綜合治理工程,有效遏制了血吸蟲疫情的進一步流行。工程項目主要包括整治塘庫、人畜飲用水工程、改造溝渠、改造下濕田、退耕還林、沼氣池建設以及疾病控制等,項目總投入達9046多萬元,分屬農業、水利、林業、衛生、畜牧等多個部門。    
    2004年春國家衛生部疾病控制司組織有關專家對他們的做法進行考查,認為他們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縣衛生局負責同志說,隸屬衛生部門資金不到300萬元,也就是說,政府各部門投入了9000多萬元。    
    還是關注,科學,投入。這不僅僅是對血吸蟲病,也應是針對痢疾、肝炎、結核、艾滋病等常見病、多發病,不僅僅是針對一次性的暴發或流行,而應是動態地不間斷地對農村公共衛生投入,不應鼓勵預防系統自己「活血」、「造血」,應該給這些無法對投資有回報的單位有計劃地「輸血」。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7節 「救救我的鄉親」(1)

    1.窮帽子與富帽子    
    一位農村問題專家在2003年驚心動魄的5月裡,尖銳地指出:在大陸農村還有比SARS更值得關注的事,農村重新出現的肝炎、血吸蟲病等,比SARS更致命。目前真正困擾、危害農村的疫情是肝炎、婦女病、性病等過去已消滅今又捲土重來的病,不應該被SARS所掩蓋,中國應該加強對農村公衛防禦體系的重視。    
    就在2003年5月14日國家衛生部辦公廳發佈了兩個疾病的應急處理預案,一個是血吸蟲病,一個是瘧疾,即《瘧疾暴發流行應急處理處案(討論)》。也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同志《送瘟神》的兩首詩,媒體的目光大都匯聚在血吸蟲病疫區和血吸蟲病人身上。    
    瘧疾,俗稱「打擺子」,它肆虐人類已有5000年歷史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目前仍有92個國家和地區處於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發病人數為3億,死亡270萬人,其中2/3是兒童。在非洲,曾經每30秒奪走1名兒童。在我國廣東、廣西、海南、雲南、四川曾是瘧疾的主要流行區。新中國成立之初,廣東省105個市縣均有瘧疾流行,年發病率達3.5%~4.9%。    
    1969年全國發病人數超過1000萬,1970年發病率達到296%,20世紀70年代末發病率逐漸下降。近幾年,由於人口流動,發病率在回升。廣東省在70年代末發病率下降到0.73%,90年代中期回升到1.24%,四川省報告的惡性瘧疾疾病到2004年截至7月比2003年同期上升91%。回升的原因是什麼?    
    瘧疾是瘧原蟲經按蚊傳播的寄生原蟲病。在農村,沒有能封閉的臥室,沒有空調,沒有消滅按蚊的有效藥物。患者最多的自然是農民。順便說一句,過去,我國的嗜人按蚊只分佈於北緯33°以南低山丘陵區。近年的研究已證明,在我國東北遼寧也發現有傳播瘧疾的嗜人按蚊。該蚊在我國分佈僅次於中華按蚊,其傳瘧作用比後者強20倍。有嗜人按蚊的地區,如粵、鄂、川、豫、蘇、滬等,每年的瘧疾發病數佔全國瘧疾發病總數40%。這是氣候變暖的原因;其次是農業結構的調整,把原來種糧食的旱田改變為種養經濟價值高的水生作物,在淮河以北屢見不鮮,這為中華按蚊的生長提供了有利環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河南省商水,農民在原來的田里放水養藕,結果一年全縣就出現上千名瘧疾病人。    
    面對傳染病或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我們再不應簡單地認為僅僅是一種病毒或細菌的傳播與擴散,應該看到醫學科學中的社會學成分的濃度與日俱增。在社會的變革與轉軌過程中,社會因素往往成了某一疾病發生、發展轉軌等過程中的主要因素。專家們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禍,疫情漏報、瞞報和不正規治療是導致5省及全國其他地區瘧疾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河南省調查發現,2000年該省商水縣瘧疾病例超過700例,重點村發病率超過2%,但全縣無一例病例報告,2001年1—7月該縣報告病例344例,但實際病例超過1500例。安徽省五河縣2001年1—8月報告病例233例,而實地調查病例數不少於5000例。湖北省棗陽市2000年報告病例174例,不到實際病例的20%。江蘇省泗洪縣2002年1—8月上報104例瘧疾病例,檢查發現漏報的達到90例,其中一個鄉有19個病例,但無一上報……上述情況在目前淮河流域比比皆是,就此瘧疾流行開去。    
    像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和蔓延,慢病發生和發展中的生活行為方式,已經不僅是疾病的成因,而是成了疾病的主因,一些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疾病,如癌症、乙肝、艾滋病、結核病、糖尿病等,生物學手段已經無能為力,或者是收效甚微,主要的預防手段是人們生活行為方式的轉變,或生活環境的改變。    
    9億農民的生存環境與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襲擊他們疾病的種類方式、力度與速度也在發生變化。如果按九江一個朋友所言,把血吸蟲病視為一種疾病符號,完全可以證明社會因素的凸出。明知是疫水,為了生存,農民還得天天與疫水打交道;明知是疫水,農民無法離開故土。他們不得不與血吸蟲共舞。    
    變革轉軌的過程中必定會出現貧富兩極。那些沒有甩掉貧窮帽子的農村和農民,生存環境受到污染,生活條件簡陋不潔,接受教育機會偏少,文化素質低下,身體營養得不到保障,社會信息渠道難以通暢,他們自然成了疾病襲擊的主要對像。    
    1999年有一份調查統計,報告我國城市居民病傷死亡原因的前4位是:惡性腫瘤(24.93%)、腦血管病(20.43%)、心臟病(17.61%)和呼吸系統疾病(13.31%);農村則是呼吸系統疾病排第1位(22.46%),腦血管第2位(18.95%),惡性腫瘤排第3位(17.73%),心臟病13.08%列第4位。與1957年相比,處在前3位的是:呼吸系統疾病、急性傳染病、肺結核。於是有了這樣的結論:六七十年代,肝炎被稱為「黃病」,面對這無藥可救的「黃病」,世人談病色變。到了70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衛生事業的進步,地方性甲狀腺腫、克山病、夜盲症、佝僂病等營養缺乏病已經大大減少,也陸續消滅了霍亂、鼠疫、斑疹傷寒、黑熱病、其他傳染病及死亡率迅速下降。    
    不僅城市如此,在農村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趨勢,要富裕與健康同行。我國百年來疾病的變化,生動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這標誌著我國已經從百年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躋身到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中,由於貧困而引發的疾病逐漸遠離我們,而由於營養過剩和不平衡所帶來的後果則悄悄浮出水面。    
    富裕了,一些新的疾病正悄悄向已經富裕起來的人們靠近,所謂「富貴病」,主要是指心腦血管病、腫瘤、糖尿病、肥胖病、脂肪肝等等,也就是祖國醫學所稱的「逸病」,是由於「過食膏粱厚味或過逸於舒適少動」而導致的疾病。醫學專家分析,由於人們在生活改善後過多食用高熱量、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從而導致這些「富貴病」的產生。    
    這種結論,對於農村是否為時過早?我讀罷,大感不惑。「黃病」並沒有走遠。中國是「肝炎大國」,我國人群中乙肝病毒陽性者(攜帶者)約有1.2億,農民是肝炎隊伍中的主力。病毒性肝炎是由肝炎病毒引起常見傳染病,具有傳染性強,流行面廣,發病率高,傳播途徑複雜的特點。病毒性肝炎分甲、乙、丙、丁、戊5型。其中乙、丙型肝炎都具有病程長,部分病人難以治癒,並有變成肝癌的可能。    
    社會上常說的乙肝指的是病毒型乙型肝炎,平均每年約有27萬人死於乙肝相關中末期肝病和肝癌。全國慢性乙型肝炎現症者約有2000萬到3000萬人。70%的肝癌與乙肝有關,全球每年100萬人死於與乙肝病毒相關的慢性肝病。    
    2「乙肝大國」:戴上帽子的都是誰?    
    1991年9月13日下午,國家衛生部會議室裡。    
    國家衛生部原部長陳敏章教授召集部肝炎領導小組、部肝炎專家咨詢委員會全體成員,對推開全國新生兒乙肝免疫行為做最後一次論證,他們就免疫接種程序、疫苗質量保證、疫苗供應渠道等等議題一一展開討論。會議確定,這場大戰從1992年元旦開始,先城市後農村穩步推進,用50年時間,將我國人口乙肝帶毒率從10%降至1%以下。    
    一個月後,陳敏章來到湖南湘潭,向來到這裡的全國衛生系統幹部發表講話:「我國有一億兩千萬乙肝病毒攜帶者,每年還有百萬新生兒進入這個行列,再不能等了!衛生部決定,實施新生兒乙肝免疫策略,通過兩三代人的努力,摘掉『乙肝大國』的帽子!」    
    按照國家衛生部制定的全國統一的免疫接種方案,在嬰兒降生當日接種第一針乙肝疫苗,待其滿1月齡、6月齡時再分別接種第二、第三針。此後連續5年,陳敏章部長年年主持召開全國新生兒乙肝免疫接種專題工作會,總結一年戰績,下達新一年工作進度表。不久,衛生部又明確將肝炎列為國家控制的重大傳染病。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影響農村新生兒乙肝免疫接種調查,推動農村戰場加速擴展。    
    遏制乙肝病毒傳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對新生兒進行免疫接種,老部長陳敏章教授狠抓了這一項工作。然而由於西部的貧困,12年過去了,在西部有些縣新生兒的乙肝疫苗接種率仍然為0。    
    乙肝疫苗接種的任務是由村醫完成的,村醫做計劃免疫工作,除國家每年補助300元外,沒有任何報酬。連藥帶注射雖是有償的,政府規定只能收3元錢。有些村,農民窮,3元錢也付不起。不種,村醫責任擔當不起,打一針,村醫要倒貼,這還不算去縣城取疫苗的來回路費,上門服務費及不能在家看病的誤工費。很多村醫不願接受這項工作。衛生院有規定,不協助接種疫苗者不能擔任村醫,一些人便放棄了村醫的工作。因為孩子要在出生24小時內接種,往往,產婦一家人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既沒抱孩子去接種,村醫也沒上門接種,還有超生的、進城打工的,漏種的不少。    
    2002年,中國肝炎防治基金會與美國百時美施貴寶基金會分別在陝西、甘肅6個貧困縣試行農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項目,探索農村推行乙肝計劃免疫的有效模式。1年半後,6個試點縣乙肝疫苗接種率提高了幾十個百分點。    
    2003年底,農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項目即將到期。這意味著將不再有項目資金繼續投入到乙肝防治宣傳中,幾個試點縣搞疾控的官員們一直在思考著這個敏感而又現實的問題。    
    甘肅省疾控中心的數據顯示,與試點縣康樂、會寧同在臨夏回族自治州的一個縣,由於沒有項目的支持,到2003年為止,新生兒乙肝疫苗接種率仍然為0。而康樂和會寧,現在第一針接種率分別為61.7%和94.9%。    
    一邊是0,一邊是94.9%,反差實在太大了。如何讓農村的每一個新生兒都遠離乙肝?這個問題擺在了全國衛生防疫人員面前,也擺在了熱心支持中國衛生事業的企業面前。    
    2004年3月12日,在《農民日報》第4版上,我讀到了四川省眉山市人大代表的一份建議案,題目是《在成人中推行乙肝疫苗接種》。她考慮的想到的是農民,目前我國僅只有少數大城市開展了成人乙肝疫苗接種,農民幾乎沒有接種。乙肝已成為廣大農民因病致貧的一個重要病種,而且成為外出打工的一大障礙。    
    繼寫出《我向總理說實話》後的李昌平,在2004年初又出版了他的新書《我向百姓說實話》。在《救救我的鄉親》那篇短文中,披露了「乙肝」病對農民的生命的摧殘,對農民發展的危害。一個僅有235口人的小組裡,有80%人感染了病毒,有1/5以上家庭的主勞力因乙肝所喪生。文中討論了乙肝發生傳播和加劇的8條原因:    
    (1)村民肝病知識嚴重缺乏;    
    (2)不良習慣造成家庭內部傳播和交叉感染;    
    (3)飲食無節,勞逸無度,使病情惡化;    
    (4)醫院收費高,就醫難;    
    (5)飲水污染嚴重;    
    (6)血吸蟲病雪上加霜;    
    (7)政府心有餘力不足;    
    (8)農民收入低負擔重,看不起病。    
    李昌平不是醫務工作者,8條原因,條條在理。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8節 「救救我的鄉親」(2)

    8條原因中,2、6兩條與生理、病理因素相關外,其他幾條都可以歸為生活行為方式、生存環境,均系人為可控因素。    
    2004年1月14日星期日,《南方週末》頭版發表了由江華、曹海東採訪的報道:《一個「乙肝村」的現實和期盼》。我摘錄文中的幾段文字和幾組數字:興旺村2組235口人中只有勞動力113人,死於肝病的人中,30—45歲有6人,45—60歲的6人。    
    根據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中醫學院以及荊州市、監利縣有關單位專家組成的所公佈的數據,在興旺村總共檢查的876人中,陽性(含表抗陽性、大、小三陽)40人,陽性率為4.56%;其中興旺村2組檢查53戶211人,有乙肝病史的家庭有21戶,陽性率為1086%。與全國10%的平均帶病毒率相當。興旺村2002年人均收入800元,2003年僅僅有500元。    
    水是生命之源,再看看這個村的飲水。由於興旺村的地勢比較低,螺山干渠(與興旺村一堤之隔)的水位要在汛期上漲、灌。每年3月份的時候,與外界相連的水路的閘門就要關閉,一直關到10月份。在這經過漫長炎熱的夏季蒸焙,興旺村已經處於一片死水中,這段時間,水開始發綠,咕嘟咕嘟冒泡!    
    每到雨季,只要降雨100到200毫米,整個興旺村就一片汪洋,死魚、死牲畜、糞便、垃圾都迅速地從暗處漂到河道內,「一片白色!」可是村裡人還要吃這樣的水,有些比較殷實的家庭,實在吃不下這裡的水,自己建了壓把井,井深約20米。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從壓把井流出的清澈的水竟然無法飲用,清水的含銅量很大,達不到飲用標準。聯合調查組來到這裡的時候,揭開鍋,裡面的飯全是黑色!還不如吃髒水,2組村民只好放棄清澈的水,繼續飲用溝港、水塘裡的髒水。    
    湖北省衛生廳文件——鄂衛生文〔2003〕51號報告說,興旺村2組生產生活飲用水源老林長河,上、中、下段以及農戶壓把井5個飲水區域的CoDCr化需氧量、氨氮和溶解氧均超標,興旺村老林長河已不能作為集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源地。不潔飲水,這是導致興旺村村民患乙肝的主要原因。    
    2003年3月24日,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就興旺村乙肝得病率高的狀況進行了報道,引起中央、湖北省的重視。中央、湖北組派聯合調查組對興旺村的乙肝狀況進行了調查,要求改善興旺村的水環境,對興旺村進行改水、改廁,並撥專門款項。    
    2004年初,記者在興旺村看到了各級政府的公文和中央、湖北省高級官員的批文,專家組建議:縣鄉各級政府應對類似興旺村這樣的貧困村制定優惠政策;有關部門要保證村民有廁所,有衛生清潔水;有關部門要加強普及防病治病常識,健全三級預防保健網絡……    
    2003年3月25日,中央電視台報道的第二天,監利縣委的一位杜書記主持召開了現場會,專題研究興旺村的情況,明確指出確保年底前讓村民吃上衛生放心水。此外由財政支持,解決興旺村行路難問題。    
    可是,截至2004年1月7日,興旺村實現的目標是:82米深、花費4萬元的深水井已完成,但是配套資金不到位,興旺村仍然沒有喝到衛生水。    
    那口已經打好的井(82米,水質符合標準)建在興旺小學教學點的一個角落裡,被封著,上面連著水管,再沒有其他配套設備。雖然現在可以從裡面抽水出來,但是只能滿足周圍幾戶。村主任告訴我們,目前村裡只拿到5萬元的改水資金,其中4萬元用來打井,「根本不夠,還要建泡曬池、機房、水塔!」因為這項資金,徐祖保已經2次去省城,5次去市裡,去縣裡不知其數,改廁資金應該到位10萬元,但是到了2004年初,僅僅到位5000元。    
    應該說興旺村是幸運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儘管投入還有缺口,總算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其實,像這樣飲不潔水的村莊又何止一個興旺村?在山西、陝西、甘肅,在河南、江西、安徽的一些缺水鄉村都有這樣的病人,都發生過這樣的慘景。正如該文所述,所幸的是,政府還在做艱難而漫長的努力,政府拯救興旺村(其實是我們的農村,我們的農民,我們的父老鄉親)的藍圖和計劃,需要踏踏實實地實現。    
    「救救我的父老鄉親!」不僅是李昌平一個人在呼喊。    
    3肺結核:「富貴病」直逼農民    
    又是農村!又是農民!    
    在舊社會稱之為「富貴」病的肺結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就曾宣佈已經基本消滅了肺結核病,今天正以逼人的氣焰捲土重來,浩浩蕩蕩殺入了國門。    
    說它浩浩蕩蕩是因為襲擊的人數多,襲擊的速度快。全世界現有結核病人2000萬,約占世界1/3的人口,感染過結核菌,每年新髮結核病人約800萬~1000萬,有200萬~300萬人死於結核病,相當於每10秒鐘就有1人死於結核病。    
    2004年9月3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全國結核病防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告知,我國現結核病患者450萬人,居全球第2位,是全球22個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一位專家說我們患者幾乎占世界結核總病數的1/4,全國有近半數人口感染過結核菌,明顯高出全球1/3人口感染的水平,每年還新發生活動性肺結核病145萬例,其中傳染性肺結核(塗陽肺結核)65萬例,每年約有13萬人死於結核病。    
    又是農村!又是農民!    
    全國大約80%的結核病人在農村。是農民。中西部結核疫情明顯比東部沿海省份高出2倍。也就是說患者大都分散在貧困的農村,大都是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民。染上了結核病就意味著繼續貧困下去,就意味著生命在貧困中結束,這一輩子、這一代人或兩代人都會陷進貧困的泥潭裡。    
    這是一組令人揪心的數字和現實:結核病襲擊的對象為農村的主要勞動力,我國75%肺結核病人處在15歲—54歲的年齡段。在農村這正是務農打工掙錢的年齡,是家庭的支柱,一旦患上結核病就意味著這個家庭屋頂漏了,大梁斜了。有份調查表明,因病返貧的病種中,結核病排在首位。    
    貧窮使他們無力去就診,或無法繼續就診。我國結核病人患者數居世界第2位(僅次於印度),死亡率躍居世界第1位。2002年《健康報》報道耐藥性率高達46%,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特別引起警示的國家地區之一,論耐多藥結核患者人數,我國仍排世界第1位。2004年9月14日,國家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答記者問,說:中國耐藥性結核患者已達27.8%,其中耐多藥結核菌的平均耐藥率為10.7%,原因之一是化療方案不合理;患者經濟困難造成間斷、不規則用藥。    
    遼寧省昌圖縣,從2002年到2004年初,通過體檢,發現全縣已有結核病人3.57萬人,每年新發病人約300名,其中傳染性結核占20%,1例傳染性肺結核漏檢或不治,一年內可能感染10人。住院正規治療,每月需花費9000元,療程半年,治癒的費用5.4萬元。誰埋單?    
    在浙江有一個7口之家的農民,6個患了結核病。浙江人先富起來了,先富起來了也經不住這兩下折騰。    
    貧窮讓農民患上結核病,流動讓結核病得以蔓延擴散,貧窮使農民不能獲得治療或不能獲得正規治療。於是,加速了這種疾病傳播的速度。專家們預計在10年內全球將有9000萬病例發生,20年內將增加10億結核病患者,3000萬人死亡,3億健康人受結核菌感染。面對嚴峻的形勢,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每年花費至少3億美元用於肺結核的防治工作。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39節 「救救我的鄉親」(3)

    我國政府已清醒地看到和認識到結核病的猖獗與危害,並於2002年,首次成立了國家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首次組建了結核病防治規劃國家級督導隊,在全國範圍推開DOTS(現代結核病控制策略)擴展行動,首次召開中國結核病控制機構間協調委員會,社會多部門攜手建起了迎戰結核病的聯合戰線。2003年,利用中央每年4000萬元的結核病專項經費及各種國際資助,全國完善的免費抗結核病藥品供應系統開始建立,當年共提供免費藥品40萬人份,完全滿足了我國結核病防治機構登記的所有塗陽肺結核病人和部分重症塗陽肺結核病人的免費治療。    
    2002年,我國的結核病控制行動獲得了國際更為廣泛的關注與支持。2002年國際用於結核病防治的支持總金額為2億多美元,我國即獲得了其中的1/2以上。其中,所獲總金額1.04億美元的世界銀行貸款與英國賠款,是迄今全球最大的結核病控制項目,覆蓋省份16個,預計7年發現並治療傳染性肺結核病人200萬人;日本結核病藥械援助項目,使我國1.52億人口受益,11個省份315個縣的傳染性肺結核病人和重症塗陰肺結核病人,可因此獲得免費的抗結核治療和管理;加拿大國際發展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對我國的DOTS(現代結核病控制策略)擴展行動予以支持,從2002年開始每年投入78萬美元,用於3個省份鼓勵發現結核病病例的報告、管理等。我國對於全球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的申請,結核病一項獲得批准,並已確定了4800萬美元的支持金額……    
    為了達到2005年結核病控制全球行動目標要求,我國在努力擴展規範治療結核病人DOTS(現代結核病控制策略)的同時,也在積極開展對全民結核病防治知識的宣傳普及,對基層醫生結核病防治技術的培訓,以保證及時發現結核病人。全民結核病防治知識的知曉率,村醫生結核病防治技術培訓率,已經被列為全國結核病防治新10年規劃的重要指標。2002年以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結核病預防控制中心不僅開通了面向全民的「中國結核網」,向大眾宣傳結核病防治知識,而且每月出版發行《結核病預防控制信息》,通過郵局及時傳遞給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者。有關結核病防治規劃落實、結核病病例管理、結核病統計監測、結核病細菌學檢驗等等培訓,都已開展。    
    根據世界銀行與世界衛生組織舉行的首屆遏制結核病合作夥伴部長級會議所提目標,到2005年底,全球DOTS(現代結核病控制策略)覆蓋率要達到100%,結核病人發現率要達到70%,傳染性肺結核病人治癒率要達到85%。對於上述3個目標,我國差距最大的是病人發現率。2003年我國結核病例發現率不足30%。    
    我國政府看到了自己的短處,更珍惜這些資助,國家衛生部迅速確定2004年為我國結核病控制加速行動年。    
    2004年3月24日是第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其宣傳活動主題是:「控制結核病,讓每一次呼吸更健康。」就在這個日子的前一周,國家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來到了河北省易縣文化廣場,他通俗地向農民詢問:「您知道嗎?癆病就是肺結核!」    
    2004年6月,國家衛生部向各地發出通知,要求部分鄉鎮建立結核病痰塗片檢查點,以解決我國農村地區大量肺結核病人及肺結核可疑症狀者因經濟困難、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及時就診的現狀。數量原則控制在當地鄉鎮衛生院總數的1/3左右,並以中心衛生院為主。檢查點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周邊地區肺結核可疑症狀者和肺結核病人的痰塗片檢查工作。    
    就在2004年的春天,我國各省幾乎都作出了對結核病人負責查治的決定。浙江省在原每年200萬元的基礎上提高到每年400萬元,從2004年4月1日起,擴大免費檢查和治療的範圍和對象,由原來對貧困的傳染性肺結核病人治療費收、減、免政策,擴大到對全省所有傳染性肺結核病人(包括外來人員)、沒有支付能力的活動性病人(包括外來人口、特殊人群)的免費檢查和治療,以及對可疑肺結核病人免費檢查(痰塗片、X線胸片),外來人口一律享受市民待遇。    
    江西省有肺結核病人20萬,貧困結核病人占50%,為貧困結核病人進行查和治是控制疫情的主要方法之一。江西省委、省政府下發了專門實施的辦法,要求各級政府承諾免費治療傳染性肺結核病人。從2004年3月1日起,凡來江西省肺科醫院就診的病人一律實行免費提供藥品。    
    2004年9月,國家衛生部又透露,為了激勵鄉、村醫生發現肺結核病人的工作,將從新增加的中央結核病防治經費中,設立肺結核病人報告獎。當鄉、村醫生報告的肺結核可疑症狀者或可疑肺結核病人,經縣(市)結核病防止機構檢查、診斷為活動性肺結核病人(包括塗陽和初治塗陰活動性肺結核病人)時,要按照病人診斷的數量給鄉、村和社區醫生發放肺結核病人報告獎金。這項工作已納入中央經費的預算中,將在中央經費下撥後開始實施。    
    控制結核病的春天來了。我們高興地歡呼。然而,會不會有倒春寒?這不是洩氣的話。年輕人並不瞭解人類與肺結核病鬥爭的漫長歷史,事實上,每個病人(也包括一些醫生)覺得無須去瞭解或關注一些疾病或一個藥物的來龍去脈,關心的應該是療效、用法。然而,致病的結核桿菌,如同孫行者一樣在與人類鬥爭的過程中不停地變換著自己,人類發明的藥物往往趕不上它們的變,也就是說,難以制伏他們。科學家們驀然發現,過去的時間,只是結核的暫時屈服,人類只是短暫的勝利,談癆色變雖成歷史,「超級細菌」卻在考驗著人類。    
    肺結核來到我們地球上已有6000年的歷史了。迄今,它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加猖獗地向人類再次發起攻擊。科學家在2400年前的埃及木乃伊體內發現了肺結核的致病菌;在4000年前非洲大像的遺骸內明確發現了肺結核的致病菌。再往前,在最後一次冰川期快結束時,曾在美洲活動的巨大乳齒象就死於肺結核大流行。我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肺癆(肺結核)的記載。公元前8世紀的《內經·素問篇》有「五虛五勞」的描述。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2100年前的女屍,經醫學家驗證,她生前曾患過肺結核。在沒有發現抗結核藥物以前,死亡的陰影一直飄蕩在人類的上空。18世紀,倫敦每10萬人有700人因肺結核而喪生,當時倫敦有400萬人口,就有2.8人萬人被肺結核奪去生命。波蘭的著名鋼琴家肖邦正好生於歐洲結核流行期,他25歲那年(1835年)發病,咳嗽、血痰、低熱。他和患結核病的姐姐長期生活在一起,被傳染髮病的幾率高達7成。他的病因由姐姐傳染的可能性很高。那是沒有抗生素,只靠營養休息治療的時代,39歲他因咯血、心肺衰竭死去。    
    多少名人死於肺結核:俄國出生的德國詩人伊麗莎白·庫爾曼;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著名的英國詩人雪萊;德國戲劇家席勒;還有勃郎寧、卡夫卡、勃朗特姐妹、勞倫斯、宮澤賢治、井基次郎、蕭紅……    
    我們熟悉的法國文學形象「茶花女」瑪格麗特,中國《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均死於肺結核。在中國,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十癆九死。」    
    1949年,全國有肺結核病人2700萬,每年死亡人數超過138萬,死亡率排第1位。18歲以上的人結核感染率達90%,也就是說,1921年前出生的人,人人體內都有結核桿菌。局部地區更多,1945年,北京20歲以上的人肺結核感染率為100%。1948年的南京有肺結核病人2萬到3萬人。1949年的大連,每10萬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結核。名人死於肺結核的都載入了史冊,而肺結核襲擊的對象主要是貧困的飢餓的營養不良的人群,他們的名字早被人遺忘了。    
    名字雖被遺忘,逝世的生命累起的數字,沉重地壓在醫學家的身上,那是歷史的重任,催促著良知去研究、探索。    
    1882年,後來被稱為細菌之父的生理醫學家科赫發現了結核病的元兇是結核桿菌,只要截斷結核桿菌的傳播,就可以控制肺結核的傳播。    
    有了科赫的指路:防癆教育,肺結核的傳播是痰液,是呼吸道,對結核病人的隔離及其用品住所消毒成了最有效地控制流行的辦法,死亡率急轉直下。這是科學,也是預防肺結核病最有用的知識。    
    1905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90年後即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3月24日定為「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以紀念科赫。    
    63年後,醫藥學家終於發現一種控制結核病的藥物:鏈黴素。「十癆九死」的悲劇開始慢慢謝幕。正當人類準備歡慶肺結核喧囂的時代已過去之時,正當一些人認為肺結核已為人們所征服之時,結核病和艾滋病聯手捲土重來,一些醫學家預言結核病滅絕的聲音和肺結核呼嘯而來的聲音似乎同時在耳邊迴響,人類給自己開了一個玩笑。    
    僅在1989—1991年間,亞洲結核病人數增加到1800萬,1993—1996年肺結核病人又增加了13%,全世界死於肺結核的病人比死於瘧疾和艾滋病的人數總和還要多。據聯合國1997年的統計,1996年結核病患者超過700萬,其中近300萬人死亡,包括10萬名兒童。1997年世界有17.22億人感染了結核病菌,每年新增900萬結核病人,約30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超過了肺結核病流行的1900年,那一年全世界才有210萬人死於肺結核,當時正是結核病肆虐的時代,當時人類還沒有抗結核藥物。    
    人類給自己開的玩笑,損失太大了。每個醫務工作者都要反思,都在反思,生命是這樣輕而易舉地隨風飄逝的?    
    在卡介苗廣泛接種的今天,在繼鏈黴素發明後,抗結核病藥物不斷出現的今天,人們似乎對肺結核失去了恐懼。當代青年人,更多的是農民,失去的更多的是認識,沒有認識自然就沒有恐懼,沒有預防,沒有抵禦結核病的基本概念。    
    今天的結核桿菌並非是當年的結核桿菌了,病毒和細菌在自然選擇之下在競爭,在變異,在按「適者生存」的原則頑強地對付人類的壓制。鏈黴素、異煙肝(雷米封)等常規常勝的抗結核藥物已無力對付結核桿菌了。用醫學術語說,產生了抗藥性。現在每年記錄的600萬—800萬肺結核新病例中,就有10%的患者至少抗1種結核藥,有20%的患者有抗2種以上結核藥。在被調查的35個國家裡,都發現有抗多種藥的患者。最嚴重的國家有印度、俄羅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多米尼亞、阿根廷,也有中國。這些數據表明,抗藥性肺結核正在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悄悄地發生並蔓延開,如果不引起重視,結核桿菌的反擊會將人類逼上險途。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的生命時刻受到威脅,死亡的恐怖陰影會籠罩在每一個人的頭頂上。


第四部分 疫災:網破「疫」漏,生命赤裸著面對死亡第40節 「救救我的鄉親」(4)

    迄今,各省市均實行了肺結核病免費治療,但部分地區防治經費仍未到位,或部分到位。一位縣醫院院長說,我們縣傳染病院已經變成了綜合醫院,感染科尚無經費籌建。不可能對全縣進行肺結核病普查工作。在我到過的縣、鄉、村醫院幾乎都沒有看見對結核病預防的宣傳。有一項統計表明60%的結核病人沒有接受結核病防治知識的宣傳,不知肺結核病是傳染病,農村青年人更不知把肺結核病和癆病聯在一起。    
    抽樣調查發現,有46.5%有症狀的肺結核病人從未就診過,在未就診的結核病人中,因經濟困難未就診的比例是36.8%,在間斷或中斷治療的結核病人中,因經濟困難而放棄治療的病人占44%。目前我國約有30%的患者還處在隱匿狀態。他們從沒看過病,因為從未看過病,這個隱匿狀態的群體的百分點有可能還會偏高。許多農民不懂結核病知識,更談不上接受這方面健康教育,沒有症狀,或認為自己能扛得住的症狀就不去就醫,症狀惡化了,難以承受了,也只在村衛生所要點止咳、止痛、退燒藥吃吃。沒去查病因,談不上抗結核治療。就醫的人大都在綜合醫院(如縣醫院、縣中醫院)。約40%~50%的結核病人分散在綜合醫院間斷治療。一是病人不去專科醫院,二是綜合醫院的科室不願放棄病人,「以藥養醫」、「以藥養科」的結果致真正在各地結核病防治機構接診病人只佔結核病人總數的20%左右。這無疑使抗藥性結核增加,無疑給結核病的預防、治療帶來了巨大的困難與障礙。儘管國家宣佈免費治療肺結核。但是宣傳力度不夠,許多城郊的人都不知曉,就別提偏遠鄉村的農民患者了。我問過一個進了又出來的農民病人,他說,醫院裡只有抗結核藥免費,醫生同時又要我們吃這種吃那種藥,住幾天院還是得付上好幾百元,我們支付不起。醫院也有道理,要預防併發症的發生,機體是整體,呈多元性,不能就病論病,從現實情況來看,免費治療缺乏統一規章制約,出現了好事辦壞、真經念歪的現象。正兒八經地唸經也有難處。    
    遼寧省昌圖縣結核病防治所所長楊伯告訴記者:「國家規定,有3種情況免費治療,一個是痰中有菌,第二個是新發(病人肺上有)空洞,第三個是粟粒結核。除了這3種,其他的不免費。不夠條件的,動員他們在門診治療。」    
    然而很多傳染性肺結核患者不是一次就能查出菌來,三次五次才能查出來。痰檢不是一次就完了,按照原則,應該查幾次。有的農民離醫院幾百里地,要查三五次,就不來了。沒查出來,不等於以後永遠不排菌。等到以後,說不定什麼時候免疫力下降了,病情加重,隨著痰的排出量增多,結核菌的繁殖量也就大了。    
    2004年春從遼寧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瞭解到,遼寧省現有肺結核病人6萬名,其中傳染性肺結核病人約3萬。儘管這些病人都得到了及時免費的治療,但全省每年有約1200人死於結核病,其中很多都是非傳染性結核病人。遼寧省衛生廳遼寧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尚彥萍說:「非傳染性病人我們都及時給他們宣傳,要全程規範地治療6個月。但這些病人大部分都在農村,個人經濟狀況很困難,所以他們很難堅持6個月治療,往往一兩個月後就中斷治療,容易造成複製,將來再發病就變為複製病人,治療起來就更難了。」    
    我們還要面對另一個現實,我國現有農民工1億多人,他們在城鄉之間疲憊地流動著,在城市辛苦地勞作著。其生活條件、環境、營養並不比居住在農村優越;相反,他們的生理心理負擔比在農村更沉重,他們居住又相對密集,生理和心理的空間被壓縮,這無疑給肺結核的流行(包括乙肝及其他傳染病)創造了機會。    
    不敢預言,人類是否會在某一天消滅結核病;也不敢預言,肺結核病像地震、泥石流那樣突然襲擊突然暴發。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貧困的農民,流動的農民工,未能接受正規治療的患者,沒有接受預防結核的知識宣傳的人群,是破解結防難題的幾大癥結。倘若癥結沒有理順,沒有解開,必定會出現倒春寒。但願我的一切憂慮都是枉然。    
    我們不希望看到,1000萬元、1億元的投入沒有落到實處;    
    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個一個衛生院的痰檢點形同虛設;    
    我們不希望看到,流動人群的子女沒有享受到疫苗的接種;    
    我們更不願看到,耐藥性在農民兄弟中擴大著,結核病在傳播著……    
    也許,我們做不到根除結核病,但我們可以做到,病例每年穩定地減少百分之幾;還可以做到,盡可能多地發現病源,並對其進行有規則的治療,在2010年順利完成發現治療400萬例傳染性肺結核病人。    
    4艾滋病:又是農村,還是農民    
    真不願在這本書中落筆寫下這3個字:艾滋病。    
    1985年7月,北京報道了第一起艾滋病病例。報道說,1985年6月23日,北京協和醫院外賓門診收治了一個已被診斷為艾滋病患者的美籍阿根廷旅遊者,不到7天,這個34歲的美國人因患多因卡氏囊蟲肺炎而離開人世。這是我國大陸醫生首次親眼看到的艾滋病患者。    
    18個月後,又有一個旅美9年的香港居民住進了福建省立醫院,經診斷為艾滋病胃腸綜合症患者,32天後死亡。    
    那時,大多數中國人都這樣認為,艾滋病是西方化的產物,跟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一位官員曾這樣回答過記者: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是堵高高的、無形的牆,是扇厚厚的無形的門,中國人可以拒艾滋病於國門之外。如果說,那時國門初開,思想還處在傳統的保守之中,堅信國人的道德觀,一兩年後,性病廣泛傳播,就該明眼正視這類疾病的傳播。一位專家說,艾滋病傳播最快的地區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視這個問題的地方。    
    程主任是皮膚科教授。1985年間他接診了幾十例性病患者,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在20世紀我國就宣佈消滅了性病,性病的防治機構也撤消了,防治隊伍也不復存在了,在醫學教科書中也省去了一章,許多青年醫師不認識性病,青年人更不懂性病的常識和危害。他寫了幾篇科普文章和一本小冊子,沒有一家衛生小報同意刊登。一位主編說,我們不為天下先。他決定在科室門口開闢了一個宣傳欄,還沒掛上幾小時,馬上遭到領導的呵斥:這是宣傳我國有性病嗎?這是損害我們醫院、我們城市,甚至我們國家的榮譽的事……這位經歷了「反右」鬥爭的老專家嚇得汗不敢出,慌忙撤下。他心有餘悸地告訴我:「感謝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要是在1957年,我又是右派了。」    
    還有一位科普作家,就艾滋病的病因傳播完成了一篇關於艾滋病的科普小說,遭到同樣待遇:一是不為天下先,二是上級三令五申不准發表性病等這類疾病的作品。直到1989年這篇小說才得以出版。    
    10年後,即1999年,一件更讓人很想不通的事發生了:一個來自河南上蔡縣的醫學生告訴桂希恩教授,村裡人很多人得了一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麼也治不好,還有一些人因為染上了怪病相繼死亡。他想去實地看看。    
    桂希恩教授是原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傳染科主任,醫院現改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他在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抽了5個人的血樣帶回武漢,結果發現其中2人為艾滋病毒感染者。幾天後,他再次北上,這次抽了20個文樓村民的血樣,結果發現10人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後,他第三次來到文樓村,把抽血的範圍擴大到了50多人,這一次,他不僅發現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還發現了兒童的身影。    
    一個醫務工作者去發現研究探索一種病,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令人想不通的是:為深入研究,他居然做了4年多的「地下工作」。為了摸清上蔡縣的病情,他不得不東躲西藏,還要找人掩護,使人想起當年在「白區」,在敵人施暴的地方的地下工作者。    
    事情發生在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獨自帶著1萬多元錢的藥品進了村,當地政府聞訊後,派警察前來驅逐。最先聽到消息的村民程金迅速向桂教授做了通報,並與其他幾個老鄉一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來,半夜再用摩托車把他送到火車站。靠了當地村民的相助,桂希恩方才「脫險」。還真有點驚險小說的味道。桂教授說:「這類事在他身上沒少發生。」    
    終於,桂希恩通過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開了文樓村的情況,「艾滋村」3個字紛紛出現在各地各種媒體上。    
    一直以來,總認為艾滋病不會或很難傳入中國;    
    一直以來,總認為即使傳入也只是在沿海開放城市;    
    一直以來,總認為吸毒者、妓女、同性戀者、性病患者是艾滋病傳播的主要人群。    
    河南「艾滋村」的公佈,國人大吃一驚,竟是內地平原,竟是農民,貧困的農民!    
    往西,我們讀到《甘肅日報》報道:甘肅省只有20%農民知道艾滋病的名字,而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0%是農民,主要是經血傳播,吸毒共用注射器所致。在雲南、廣西,艾滋病患者多為農民。2003年11月30日新華社有一則報道:中國艾滋病總感染人數中80%的被感染者是農民。農民,又是農民!    
    他們是什麼原因染上了艾滋病呢?    
    窮,賣血!    
    文樓村(6個自然村)共有村民3170人,參加過賣血的人數1310人,已被確認感染艾滋病病人211人。    
    1996年7月7日—12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的第11屆國際艾滋病大會上,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報告了6份來自河南的獻血員的血漿感染了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然而,醫學工作者們的視線並沒有繼續停留在這裡,直到四五年後河南「艾滋村」才漸為世人知曉。後楊村4000名16~55歲的村民中90%都參加過非法賣血,他們當中90%都是HIV陽性,這些人佔全體村民的80%。    
    在河南像這樣貧困的村莊,村民貧窮,醫療設施缺乏,文化素質低下,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麼病。他們長期地腹瀉,或低熱,或消瘦,最多只就近要點止瀉藥吃吃,一直到寂靜地悄然死去。即使知道自己是患什麼病,也不可能去治療,連基本生活都要依靠非法賣血得來的菲薄收入來維持,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除了接受自己命運帶來的一切外,他們對於一切都無能為力。    
    河南省衛生廳提供關於本省艾滋病最新數據是:目前估計的高危人群有200萬左右。    
    2001年調查發現,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達4001萬人,截至2001年底,河南省累計並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發病236例,死亡106例。外界對河南官方提供的這組數不充分相信;河南省反覆強調:公佈的這個數字是嚴肅的,是對河南歷史負責的,數字將會被歷史澄清。2004年再次調查,截至8月31日,共登記既往有償供血人員280476人,有艾滋病毒感染者25036人,農村患者占97.22%,艾滋病現症病人11815人,86.9%通過有償輸血感染。疫情主要分佈在豫東、豫南的38個貧困村,農村病人占98.37%。面對38個艾滋病高發重點村的出現,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艾滋病是怎樣在河南省蔓延開來的?輸血。非法采血供血為什麼會失控?太窮了。其他省難道沒有比河南省更窮的人群嗎?供血者怎麼會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當媒體披露艾滋病在河南省悄悄傳播時,政府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河南省省防疫部門真的不知有「艾滋村」存在嗎?為什麼一個艾滋村的發現和向外界的公開都是由外省專家進行的?    
    考證第一個入侵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誰?用什麼方式進入河南,這已是非常困難的事了,溯流而上,去追究什麼責任已沒有多大意義了。河南省有關部門已向媒體作出了答覆:    
    他們說,1993年左右,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在大辦經濟實體,血液製品廠受當時生物製品過熱的影響,盲目擴大生產規模,搶佔血漿市場,擅自到各個省份設立單采血漿站點,大量採集、收購原料血漿,用於生產血液製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為全國各血液製品生產廠家原料血漿的主要供應地。當時,河南全省上下血站氾濫,涉及了許多行業和部門。1993年來河南賣血的有湖北、湖南的農民,還有西北、西南的農民。或被騙來,或被逼來,或想賺點錢找上門來。河南省首次發現本省的艾滋病病例,是在1995年3月8日,該省衛生廳疾病控制處的馬士文是河南這一重大事件的見證者。    
    河南一農民在昆明接受血液檢測時,被發現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河南防治艾滋病的歷史從此開始,在河南發現艾滋病之後的第二天,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轉發了國家衛生部關於加強血液管理的緊急通知,加強采供血機構的整頓。199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發佈命令,要求全省關閉所有的單采血漿業務。    
    1995年5月3日,省政府批轉衛生廳關於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緊急報告。    
    1996年,在河南私下採集血液、血液市場取得良好的整頓和控制之後,衛生廳和公安廳聯合發文,嚴厲打擊非法採集、倒買倒賣人體血漿的犯罪行為。


第五部分 尋覓:為農民健康埋單的出路在哪裡?第41節 陽光下的盼望

    人類一切努力的目的在於獲得幸福。    
    ——摘自手記    
    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    
    ——中國對WHO的承諾    
    陽光下的盼望:懷念與陌生    
    江洲鄉位於長江中游上的一個沖積平原上,長60里,寬20里,最窄處5里,可耕地約4萬畝,與九江市隔江相望,擺渡只要10幾分鐘,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九江坐的是木帆船,順風順水還行,逆風逆水到九江市中心西門口要1個半小時。1998年夏天長江洪水暴漲,江洲破堤,全國聞名。其實在這之前,江洲的棉花已小有名氣。那兒土肥地多,農民較早地走上了富裕的路。就醫的觀念也就發生了變化。段海元是江洲鄉一個老農,他告訴我,生活在洲上的他已是第六代了,他親身感受到就醫的變化。    
    1956年段海元從江洲小學畢業,考取了九江二中(解放前叫同文中學,方志敏烈士曾就讀過的學校)。    
    1959年他初中畢業,回家務農,是老資格的農民,應該有點代表性。    
    2004年早春二月,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我乘船去江洲採訪他。我們並肩在棉田的田埂上走著,空氣中飄散著油菜花的香味,遠處的樹綴滿了綠意。他高興地給我算了一筆賬:2003年農村政策好,皮棉收購價格是每斤3元左右,質量好的可以賣到3元5角,棉花畝產一般是550斤,最好的地可產到600斤,平均畝產500斤,每畝平均收入是1500~1600元左右,去掉種子,化肥、除草劑和農業稅,有近千元的純收入。洲上人家一般都有5~7畝地,只要風調雨順,加上養點豬、雞,種點油菜,二三年可以蓋幢2廳4房的2層樓房。    
    2003年他患了膽結石,膽囊炎,住進了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抗感染,開刀取石,花費了1.6萬元。    
    妻子患有慢性骨髓炎,至今已花去醫療費3萬元。換算一下,就是他們家損失了一幢裝修很好的2層樓房。    
    中午,他留我用餐。談起去年住院的情景,憤懣之情又湧上心頭。他說,越想少花錢越出事,傷口發炎,醫生要用抗生素,盡往高檔的用,我們受得了嗎?我常和醫生吵架,不是為別的,就是要查查他們用的藥。醫生指責我們農民尖刻、小氣、刁鑽,其實,他們哪裡知道,筆下一畫,就是幾百幾千,我們農民病不起,真的病不起呀!那點藥費是我們起早摸黑,到地裡一鋤一鋤刨出來的,是血汗錢哪。針打在手上痛,心裡更痛。不騙你,這是真話。後來,醫生說還要打白蛋白,促進傷口癒合,我更火了。我曉得白蛋白是好藥,好藥我們用得起嗎?城裡人可以用,我隔壁床上1個病人1天1瓶氨基酸,2天1瓶白蛋白。我想嗎?也想,沒錢,窮,想也是白想。天天和醫生吵,想早點出院。    
    他告訴我,鄉下人苦一輩子就是為了蓋一幢房子留給子孫,這幾年政策好,種田也能賺幾個錢,尤其他們是種棉花、經濟作物,只要身體好,蓋房子買車子都不是夢。別看一年只收入萬把塊錢,鄉下人便宜在嘴裡,菜是自己種的;豬肉是自己圈裡養的;過年醃的,養了雞、鴨,吃是不愁,省下的錢就置家業。年紀大了,就怕病,上醫院就要花幾千元,難哪!他懷念起合作醫療的年代,那年月他病了一次,是膽結石,保守治療,花費了2000元。2000元相當於今天的2萬元,結果合作醫療報銷了75%,如今舊的合作醫療垮了,新型的還沒有辦起來。老了怎麼辦?想想都急。風燭殘年,只望有個依靠。    
    老人把我送到江邊,發出一聲長歎:「我務了一輩子農,去年過了甲子,還想下田、養豬,趕上了這樣的好政策,不干划不來。我沒有別的想頭,只望多活幾年。」像是在暗暗下了個決心後才說:「活到70吧!」    
    「不,你會活到100歲的!」我說。    
    他笑了,他臉上的笑意也如這早春的陽光一樣是燦爛的。陽光在他額上的皺紋裡閃爍,看得出他對生命的熱愛,對故鄉、對土地的眷戀之情正悄悄地爬上他被歲月刀深刻的老臉上。    
    陽光下他在期待企盼。期待企盼什麼呢?    
    企盼收成與芝麻開花節節高;企盼合作醫療再顯輝煌;企盼農村三級衛生網呵護他們的健康。    
    九江縣黃老門鄉楊柳村的農民熊家喜今年61歲。農村辦合作醫療那陣子,他不到而立之年。雖然身體健康,總免不了有咳嗽、拉肚子等小傷小病,5分錢掛個號就可以。找赤腳醫生要點藥,每年每人只要交1元錢,最多一次也沒超過5元錢。小傷小病病人不出村,可以不花錢。他們懷念辦合作醫療的那些日子。    
    「合作醫療」在當代青年農民和青年醫生的調匯表中是個陌生的字眼。    
    小郭的老爸是江西省吉水縣烏江鄉段上村的農民。算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是解放軍南下那年出生的。家裡幾代人在靠種田謀生,人倒下來不知是個什麼字。大概是祖父想讓子孫識點字,請了私塾先生給他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叫伴書。可書沒有與其相伴。小學畢業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回家挖野菜、種地瓜,填飽肚子要緊。20歲時他老爸當了兵,退伍那年響應號召種田務農。祖父一直認為只有種田才能填飽肚子,有糧票頂個屁用。祖父一輩子身子骨硬朗,不知藥鋪的門往哪邊開。他老爸郭伴書卻從小就少不了頭痛腦熱。好在村裡辦了合作醫療,吃吃藥,打打針,方便。每人只要出幾角錢。郭伴書當兵回來,合作醫療站就「黃」了。說是村衛生所,實際就是1個私人醫生,鬼才知道他有沒有行醫證。一點頭痛腦熱就打吊針,沒幾十塊錢別想去看病。現在是小病不敢上診所,大病不敢上醫院,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醫生說,要早點來只要2000元錢就可以治好,現在拖晚了就是3萬元錢也難保證治好。要治,郭雪保就得回家籌錢,不治就回家,結果是不言自明,主任和他都默默不語。    
    郭雪保在廣州打工,同時還在求學。讀的是經濟管理專業,他不得不去用經濟學的眼光和頭腦去審視、去思考。他要算算這筆賬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    
    這次住院費預交金5000元,是他找信用社貸的款,利息是每元6厘。民間貸款比舊社會的高利貸還惡,他不敢借。如果繼續治療的話,至少要貸款3.5萬元。年付利息2100元,一年一次還清,本利一起就是3.7萬元,按他現在年薪1.2萬算,減去個人生活費用、讀書費用、養家口費用,一年只能還0.5萬元。這還要保證自己在崗;如果回來種田,那就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這時他想起了老爸說過的合作醫療。合作醫療是什麼?為什麼可以給農民報銷醫藥費?現在又為什麼沒有了?能重新辦起來嗎?老爸可以加入嗎?他決定回鄉瞭解一下。他畢竟年輕,還不到10歲就趕上了責任田到戶,十七八歲就趕上了進城打工的浪潮。用他自己的話說算得上是半個廣東人了,他長年在東莞、廣州、深圳打工,只到春節才回家。家鄉烏江留給他的記憶只是孩提目光攝下來的山和水。    
    2002年,全國農村衛生工作會議召開以來,「合作醫療」這4個字又開始火起來,不過,在其前面加了4個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新舊之別在哪裡呢?合作醫療深受農民歡迎,為什麼會中途夭折了呢?    
    今天,當我們指責「農村缺醫少藥」,指責「投入不足」,指責「政府職能缺位」,指責「農村衛生事業落後」,指責「不關注農村農民這個大多數」時,我們又不能不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一直在關注關心農村、農民的健康衛生工作。


第五部分 尋覓:為農民健康埋單的出路在哪裡?第42節 尋尋覓覓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那時城市人口僅為10.6%,近90%的人口在農村。中央政府深知農民健康的好與壞直接關係到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關係到新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發展。首先想到的是生存環境與傳染病的流行。針對新中國成立前,農村衛生條件差,各種疾病猖獗流行,傳染病成了農民的頭號殺手的問題,建國後農村衛生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抓預防。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與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出指示開展春季預防霍亂、天花、結核等病的防治工作。數月後。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對農村衛生工作做出了特別的決定,指出要有步驟地發展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工作,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組織,國家在縣和區一級要逐步建立全民所有制的衛生院、醫院,興辦集體所有制的聯合診所。    
    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開始了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構建。當時我國國力不強,經濟不夠發達,對占總人口90%的農民的看病不可能由政府包下來,農民看病只能自己花錢,病不起怎麼辦?幾十年的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一種形式叫合作醫療,它是一條為農民看病埋單的光明途徑。1978年3月5日,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合作醫療寫進了有關條例。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銀行稱讚的那樣:「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惟一範例。」並以此作為樣板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    
    當代人不禁要問,有這麼好的制度、組織、辦法,合作醫療為什麼會三起三落?為什麼至今難以恢復?    
    解讀關鍵詞    
    關鍵詞之一:合作醫療    
    《東方紅》的歌詞是這樣唱的:「他為人民謀幸福。」這支歌唱了60多年。今天中國人民幸福地進入21世紀,與全人類一起追求幸福。國家富裕,人民幸福,是中國發展的目標。中央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就是要為中國人民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創造幸福快樂的明天。我們需要持續的經濟增長,持續發展的最後的落腳點是老百姓的幸福歡樂。有些地方的經濟發展是犧牲環境和百姓健康,尤其是農民的健康為代價的。生產指標上去了,人的壽命下來了,錢賺多了,人死多了,何談幸福快樂?何談以人為本?其實,中國農民對快樂要求是很低很低的,世世代代苦慣了,他們只希望年年風調雨順,有好收成,歲歲平平安安,沒有病痛。    
    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說:「何謂自由?瞭解人所擁有的權利並捍衛這些權利,這就是自由。」我想說的權利是農民享受健康的權利。我想起了一個小國家,想起了這個國家的一個人,那就是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國。不丹面積4.7萬平方公里,人口170萬。重慶市是8.24平方公里,人口是309萬。不丹只有重慶市的1/2大,這樣一個小國家的國王有句名言:「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不丹王國制定政策的依據是「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是否會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態和國民的幸福」。我問過十幾個60歲的老農,他這生中享受了多少快樂?我問過十幾個40歲的老農,他們又享受過多少快樂?我問過十幾個青年農民,他們享受過多少快樂?60歲的老人說,從孩子到中年,都在政治運動中度過的,沒有感受過快樂,責任田到戶那日子最快樂;40歲的中年農民說,國家在5年內要免除農業稅最快樂;年輕的農民說,允許我們到城裡打工了,允許我們在城裡買房,把我們和城裡人一樣看待最快樂。幾個農民快樂的緣由是:政策,給他們享受快樂的權利。    
    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目前,我們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要在本世紀的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10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    
    江澤民同志又指出,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的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    
    應該說,總體小康是一個偏重於物質消費的小康。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除了注重物質生活提高外,還特別注意人們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等方面,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追求的是物質、政治、精神和生態文明的共同發展。    
    用現在一句時髦通俗的話說,追求人民的快樂。    
    農民手中的那張舊船票登上這艘快樂的新客船,我願加入他們的行列。在這兒竭誠地呼籲:設立一個「農民健康衛生日」(姑且這樣稱之吧),讓全社會都關注農民健康,讓農民自己愛護自己的生命。竭誠地呼籲盡快立法保護農民的健康權利。他們不僅只享有初級保健,應和國民一樣享有健康生命的權利。不要把農村醫療推向市場,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    
    這是實實在在的以人為本!


第六部分 卷末贅語第43節 卷末贅語

    2000年,聯合國的6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聯合國人口基金(UNEPA)和世界銀行(WB)日前聯合發佈了一篇題為《衛生——打開富裕之門的鑰匙:發展中國家的成功故事》的公報。公報指出,一些令人生畏的疾病如艾滋病(AIDS)、結核、瘧疾等流行性疾病不是不可避免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席貝拉米(Carol Bellamy)說:「一種對於在發展中國家能夠控制疾病的懷疑論正在蔓延。正如《公報》指出的那樣,這種宿命論簡直是不可接受的。」貝拉米說,「應該讓人們知道,未來10年,我們會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同心協力,就會使數以百萬計的人無謂地死亡」。    
    這篇公報分成5部分:結核、瘧疾、艾滋病、兒童疾病以及母親和胎兒保健條件,並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為作了介紹。    
    例如在秘魯,高層的承諾已經產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結核病控制計劃。按目前的發展趨勢,結核新病便將每10年減少一半。秘魯結核病的診斷和治療是免費的,而且國家還給低收入的家庭提供食物袋,以鼓勵他們完成結核治療。    
    例如在越南,政府已經承諾大規模免費提供帶殺蟲劑的蚊帳和高質量的抗瘧藥,力爭5年之內把瘧疾死亡率減少97%。而在非洲的兒童只有1%能用上蚊帳。在許多國家,如塞內加爾、泰國和烏干達等國所取得的經驗表明,減少艾滋病感染率是完全可能的。    
    「20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領導的堅強支持、各方面的團結協作、打消不應有的顧慮、著重於社會脆弱人群、強化預防意識、重視年輕人的預防以及鼓勵社區的積極參與,都是預防HIV流行的關鍵因素。」UNAIDS執行主任彼德·派特醫生(Dr.Peter Poit)說。    
    在發展中國家,70%的兒童死亡是由5種疾病,即肺炎、腹瀉、瘧疾、麻疹和營養不良引起的。而對於這些疾病只要花低廉的費用就可以預防或治療。    
    例如墨西哥,由於政府促進推廣使用口服補液鹽治療(每療程僅花0.33美元)、加強兒童年的麻疹計劃免疫以及提供安全供水和改善衛生設施,在10年中把因腹瀉引起的死亡減少了60%。其他成功的做法還包括擴大婦女受教育的人數、增加適當的資源投入以及推廣先進的糞便管理辦法等。    
    在斯里蘭卡,估計有1/3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在發展中國家中,斯里蘭卡的母親死亡率是最低的。這個國家的優勢之處在於母親生孩子是在衛生條件好、醫務人員技術熟練的醫院或衛生所進行。而這些成就的取得是政府承諾改進教育和醫療衛生條件的結果。    
    公報的新信息,往日的舊記憶,突然交替、融會在一起,在我心中漾開。我應該去為農民做點事,也可以為他們做點事——到農村去,把他們的貧困、患病、防病、治病的現狀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瞭解他們、關注他們,都樂意為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貢獻,共建和諧社會。申請課題,無人喝彩。自助雲遊,走南闖北。和諧而快樂著,快樂著中充滿了和諧。我為自己這個決定、這個行動高興。儘管親人、朋友、同事說我有點傻帽。自己卻在行走中獲得了滿足。夠了,足夠了!願將傻帽進行到底。    
    進行到底是有緣由的。    
    早在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時公佈的章程,給「健康」下了明確的定義:健康不僅是指沒有疾病或虛弱,而包括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在內的健全狀態。健康實質有兩個含義,一即生理健康,無生理性疾病;二是心理健康,無心理疾病。不久世界衛生組織又對「健康」概念具體化了,用「五快」衡量機體健康,用「三良」衡量心理健康。「五快」是指食得快、便得快、說得快、走得快、睡得快。「三良」是指良好的個性、良好的處世能力、良好的人際關係。在這充滿競爭的現代社會中心理健康尤為重要。心理健康最基本的標誌就是一個人不論在何時何地都能找到幸福快樂的感覺。    
    在傻帽的日子裡,我最能找到幸福快樂的感覺。    
    我希望永遠快樂——進行到底的緣由之一。然而,我也有痛苦的時候,甚至痛苦得不能自拔。本調查沒有記錄農民的心理健康,沒有記錄他們因二元結構所致的心理傷害、貧困和生理疾病所帶來的心理障礙,如自卑、壓抑、封閉、嫉妒、懦弱、暴躁等等。這些心理疾病會給他們的生活乃至人生帶來什麼呢?我想繼續寫下去——進行到底緣由之二。    
    這是本調查後的文字堆砌,實話醜話都在其中。整本圓珠筆劃出的字全是由譚佳小姐一人盡朋友之誼完成的,桂芬小姐又為之排版校正。感激之餘,充滿欣慰。傻帽居然還有人相助,寫的文字居然還願讀,讀完還用了兩個字來表達:「感動」。感人的不是文字,是那些允許我採訪的和拍照的農民兄弟姐妹與同行們的經歷與事跡。對他們,我在這裡深深地鞠一躬,說聲:謝謝。    
    貴在思過,心存此念,筆耕不輟,下篇更好。    
    謹此。    
    2004年初夏—2004年重陽節初稿    
    2005年元旦—2005年春節爆竹聲中二稿於「慕容一亞」齋

<<中國農民生死調查報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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