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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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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衛戰 作者:何建明       
  這段時間,北京牽動了全國人的心。   
  在編輯部和北京的聯繫中,令我們略感欣慰的是幾乎北京所有朋友的狀態都是令人放心的,大學與文化單位多在這段時間採取了靈活的上班安排。他們處於緊張但有理性的安居狀態。這種放心一直持續到我們接到另外一個北京電話:   
  他說,他必須每天上班,每天早晨8點乘40分鐘的公交車去上班,他在那一段時間感到艱於呼吸。有一天,公交車上只有3個人,司機,賣票員,他。三個人,三個口罩,各懷心事,誰都不說一句話。他說:那個心理壓力,真是太大了!他說到許多為生存不能停下腳步的人穿行在空蕩蕩的長安街感到的壓力,說到那些天一個人回家後從裡到外對自己進行消毒,消毒水把白襯衣灑上了黃點的驚悚……   
  真實的聲音讓我們震動。這個時候,我們意識到,仍然有許多細節和感受在我們的體察之外,我們的首都北京到底經歷了一次怎樣徹骨的陣痛?這場災難的垂直深度到底底線在哪裡?在我們取得階段性勝利之際,在我們獲得解脫之前,還需要傾聽一些什麼?   
  從今日起,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開始為本報獨家撰寫大型系列報告文學《北京保衛戰》,「筆會」將以第一時間陸續推出。這也是由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和北京市委組織的作家赴抗非第一線採訪和寫作活動以後問世的首部作品。   
  對真實的尋求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其中蘊藏著我們尊奉為第一性的價值。 
——編者   
  22年前的五月,我從一個邊遠山區的軍營上調到北京解放軍某兵種總部。那個日子很令我感動,於是當晚我跑到天安門前,認認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聖城。想不到的是22年後的今天,當北京的1300多萬市民們正在與非典進行著生死搏殺的時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獨自來到天安門前。我看到飛金流彩的天安門城樓依然那麼巍然挺立,廣場上的五星紅旗依然高高飄揚,於是我忍不住面對天空,喊一聲:祖國,北京,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如此地深愛你們……因為就在這個日子裡,我走進了正處在全民「抗非」偉大戰役的北京指揮中心,走進了與非典激戰的第一線,在那兒感受著每時每刻的戰鬥烽火與生命至愛。   
  我因此想向讀者報告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北京發生的這場與非典生死決鬥的偉大戰役。 
——開篇語              
北京保衛戰 
一、       
  王晨,北京「SARS」醫療救治指揮中心的一名普通戰鬥員。那天他推開桌前的玻璃窗,望著長安街上的車水馬龍,低沉地對我說:「第一天來到指揮部時,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間變得萬人空巷時,我的眼淚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淒涼了!」   
  我告訴他:那些日子裡,每一個北京市民都是這樣的感受,都在尋問「如此繁榮和現代的古都難道真會變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麼恐懼的日子。   
  空氣中,到處迴盪著的是瘟疫狂歡的喘息,迷漫的是人們慌亂而恐怖的匆匆行色,這樣的時光足有數十天!   
  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經歷著像「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那般景況,這種說法絲毫不誇張。所有經歷這場瘟疫的人們,都會這樣感歎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聞播出了當天的全國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現了新發病例「零」的紀錄。那一天夜,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樓下有人竟然放了一串鞭炮,以示慶賀。雖然放鞭炮是違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們還是對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從最初的非典發病例『零』數,到日發病例最高紀錄的343例,現在終於又回到『零』紀錄!真是多虧了黨和政府的好領導啊!」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誠,跪下雙膝,面朝天安門方向作了一個深深的頂禮膜拜。   
  在場的人都在感歎:真不容易,好像這一陣過了幾年似的。   
  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慶賀「零」紀錄。那喜形於色的神情相互告示著一個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北京戰勝非典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5月31日,全國疫情僅為一例臨床確診非典,是北京的,而這也是由疑似轉為確診的。北京在5月勝利實現兩個「零」確診病例。   
  其實百姓並不知道,本來這個「零」紀錄應該早在幾天前就能實現的。   
  5月26日晚,當我走進北京「抗非」最高指揮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會場時,才瞭解到這一「內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輛載有五人的桑塔那轎車,從山西經北京延慶山區公路進入北京市區,車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個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發著高燒,同車4人送他進京看病。哪知到佑安醫院一查,確診是「非典」(6月1日又否定他是非典患者)。這一天如果不是這位山西來的「不速之客」,北京當日新發病例正是「零」紀錄。   
  指揮部會議室內,領導和專家們聽完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情況後,輕輕地發出一陣吁噓:真是想不到啊!   
  我當時有意看了一下指揮部「最高長官」市委書記劉淇同志的臉色,那是一張嚴肅而冷靜的臉。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塊介紹《新發病例情況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兩分鐘。   
  雖然我無法判斷這位北京「抗非」最高指揮官此刻心裡在想什麼,但似乎能從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樣在期待著什麼。   
  第二天,市民們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劉淇同志帶著市委秘書長在北京與山西交界的延慶張山營交通路口,檢查工作,並且跟那些檢查過往車輛的工作人員們一一交待和示範著。自「抗非」戰鬥全面展開後,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領導到第一線的鏡頭太多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天劉淇書記的又一個「下巡」。可我看了卻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為前一天那個本該早來的「零」紀錄的失之交臂而專程來到延慶關卡上的。   
  26號晚上的「聯合小組」會議結束時已近十時,我看到劉淇書記離開會場後是回辦公樓了,雖然不知道他當夜辦公到什麼時候,可我卻不曾想到當晚發現「防非」新問題後,他又會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現在距市區110多公里的山區要塞上,檢查督促工作。從27日到31日的5天日子裡,我特意留意《北京新聞》,看到了每一天都有他到車站、到街道、到社區、到民工工地、到郊區農村的報道。而正是這樣一組組百姓並不瞭解內情的鏡頭背後,北京創造了自3月份以來非典新發病例的兩個「零」紀錄。   
  曾幾何時,北京市民們為對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緒有多嚴重,這也導致了上任才幾個月的新市長的辭職。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們對政府又是怎樣的評價呢?   
  市委副書記杜德印給了我一個數字:滿意率達到90%以上!   
  我相信這個數字沒有水分。因為經歷了生與死歲月的北京市民才不賣當政者的面子,他們挑剔著呢!每天都盯著自己這個城市的一點一滴的疫情變化,也每天盯著自己身邊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滿意準會投你反對票。   
  有件事很能說明問題:5月6日,北京安華西裡的一個居民看到自己樓裡的垃圾道堵了,也沒有人來處理。一個電話打到「市長熱線」。5月7日上午,這位居民下樓買菜,見自己的樓道裡來了一群人,打頭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長,說是來看這個樓道的垃圾處理情況的。那居民聽了很激動,說我昨天雖然電話打到市府,但心裡想也就打打而已。誰知你市長真的來了,而且來得這麼快呀!王岐山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啊,垃圾問題可是大問題,我這個市長如果連垃圾問題都處理不了,還做什麼市長嘛!」   
  90%的滿意率,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有人說,「抗非」的日子使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獲得空前融洽。這話一點不假。   
  北京市委辦公樓,這是首都「抗非」的總指揮部。在這之前的十來天中,我因採訪需要時常不分夜晝地進出這兒。每每走進大樓,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這兒工作的人,他們都是那麼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時也常見他們一手拿著盒飯,一邊撐著電話在工作。「唉,簡直像打仗!」公務員們總用這樣的話回答我的詢問。   
  其實他們就是在打仗!打一場無硝煙的殘酷戰爭。   
  從4月20日前後開始,指揮部裡的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成了戰鬥單位,不分日夜,沒有間隙,從市長、市委書記到打字員、材料員,他們被要求和自覺地執行著「隨叫隨到」的24小時工作制。聽宣傳部的一位同志講,某處長的家屬為給丈夫送幾套換洗的衣服,竟然在市府大樓門口等了整半天——她的愛人在指揮部就沒有斷過電話。   
  梁萬年,一個多月前走馬上任的市衛生局副局長,現在北京認識他的人大概超過七成以上。作為政府疫情發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戰時電視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採訪時,這位大學副校長出身的學者非常感慨地說的一句話令我深思。他說:「過去我當學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從我4月22日被一紙任命當了政府一名公務員並參與了整個抗非戰役的戰鬥後,現在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我對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真的是好樣的!」   
  梁萬年博士的感歎沒有絲毫誇張。他自己就是一個例證。從一個多月前任命當衛生局副局長後,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廁所都得帶上手機,躺下身子卻不敢脫衣服。「市長半夜叫我到他辦公室,書記一早找我談疫情,這已經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習慣了。市領導們都這個樣,我敢有一分鐘的怠慢?你看看我辦公室的複印機,最多時一天收發一千多份文件,那紙放在手裡是燙的!」   
  年輕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就有一個強烈的「榜樣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戰役的一個分水嶺。劉淇書記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長在頭天一連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全市幹部大會。第二天一早,兩位「司令員」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當他們得知中心的網絡系統資源不足時,就在現場辦公。這個後來被人稱之為「北京抗非戰役生命線」的網絡僅用了幾天時間便開通,成為北京疫區24小時防控非典的一個暢通無阻的強大信息網絡,為扭轉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動局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體現在每天的發病數字上。北京人如今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錢袋、米袋和居室,而是從他梁萬年每天嘴裡說出的那個疫情數字。「知道這數字是怎麼來的嗎?」梁萬年說起這話題,眼睛就發亮:光說我一個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點半聽CDC(疾病防控)各部門負責人的交班匯報,他們要將之前的24小時情況匯總並作出書面分析材料。當我收到這些材料後,就要再與全市另外幾個防治小組通報情況,並收集他們的反饋信息,然而再充實自己的信息。期間動態的變化隨時發生。我們每天對外公佈的是主要三個數據——臨床新發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數字。其實我們要收集和匯總的各種數據多達十幾種。而每一種數據本身又是24小時在不斷變化的。儘管現在我們建立了數字化的網絡平台,可以在幾十分鐘內將全市疫情的各種數據彙集到指揮部,但對負責疫情信息工作的戰鬥員來說,我們所掌握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那幾個對外公佈的幾個數據,而是這些數據背後中的大量需要供政府決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進入5月下旬後,全市疫情得到明顯控制後,大家都在期盼「零」發病,可事實上總有那麼幾例新發病在擾亂我們的心境。這些新發病是怎麼出來的,我們的工作就範圍大了。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這個數字後就要立即將情況報告市長書記,市長書記得到這個情況後他們的緊張程度可是老百姓不瞭解的。他們一發現這個情況,腦子裡立即想到的是幾十萬馬上要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為如果這一環節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規模的復燃。市長書記要決策,我就得給他們準備各種有關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關數據,甚至連這些患者是從哪個地方來,他們現在在哪些工地施工,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預防情況又怎麼,全市有民工的工地又是個什麼情況?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現疫情漫延又該採取什麼辦法……等等,總之一個簡單的病疫數字,就會帶出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處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就這樣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少干和偷懶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市長書記現在都成了防控專家,你哪個地方有偷工減料,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準備三百五百個答案,才可以在他們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指揮機構分分秒秒地忙碌戰鬥的緣故。   
  梁萬年僅是整個北京保衛戰中一個師長或團長的角色,他哪知道作為全市防控大戰的市長書記這些司令員們的肩頭擔子有多重!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長,人稱「抗非市長」,從海南省省委書記調任北京代市長,僅一個多月,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都說北京來了位好市長,他的個人魅力在於他「平民化」:一張平民化的臉,一腔平民化的語言,一顆裝著百姓安危的火熱之心。   
  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過一所剛恢復上課的學校門口,見幾個穿著防護衣的人把守在校門口,便立即下車上前詢問。那幾個穿防護服的人告訴市長,說他們是學校的老師,正在履行對進入校門的學生進行體溫測試。王岐山大呼:你們這副樣子怎麼行?孩子們還小,見了你們這個樣還不嚇出毛病來呀!防護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呀!學校覺得王市長說得對,很快糾正了。   
  我第一次面對面地聽他講的第一番話是這樣的:我這個人也愛發燒呀,一上火,扁桃體就發炎。到北京來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線往上升的時候啊!我能不上火嗎?可我不能發高燒呀!真要燒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離」,我還怎麼個與市委、市政府的同志們根據黨中央的部署帶領大家「抗非」呀!我有辦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讓火上來。   
  「我現在越來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於數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參與了抗非的戰鬥,現在的北京啊,到處可見到村自為戰,巷自為戰,樓自為戰,校自為戰,家自為戰,那情景能不讓人感動嗎?人民戰爭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範疫情的成熟,對政府的理解和信賴,多好啊!正是他們的行動才為我們解決醫療資源的不足和緊張,徹底贏得了時間。我的信心還在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看看中央的『抗非』方針,從一開始就沒有變過,這說明中央決策的英明和堅定。所以說,非典戰役的勝利是既定的!」市長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迴盪。   
  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要取得一場戰爭的全面勝利,最終將取決於你是否真正的全面的發動了全體民眾參與了戰爭的程度。王市長現在如此響亮地說出上面這番話,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們已經非常滿意了自己前期在發動全市民眾參與「抗非」戰鬥的那種程度。王岐山向我們透露過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溫家寶總理到郊區看農民們預防情況。有個身體很硬朗的老太太見了溫家寶,總理問她:你認識不認識我?老太太搖頭,說不認識。總理又問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馬上回答說: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災,是瘟疫,發燒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馬上到醫院去瞅,得了這病就不能再跟別人親近了。溫家寶事後很激動地對王岐山說:你瞧瞧,現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認識我這個總理,可對啥是非典,怎樣預防說得一清二楚。不簡單啊!有百姓這麼支持,我對抗非典勝利是更加充滿信心了。   
  那一天我見到王市長,是下午三點,「北京地區醫院院長聯席會議」一直開到晚飯前,王市長的講話激起了會場上陣陣掌聲和笑聲。要知道參加會議的都是處在一線的「戰地指揮員」,能在「抗非」硝煙依舊的激戰時刻,看到他們與市長一起又說又笑,還有誰懷疑這場艱苦的戰役不能取得勝利?   
  那一天,與王岐山代市長在一起六七個小時,而且其中還有一段單獨的短暫談話,我的強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最高指揮官們,他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這個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嘔心瀝血」四個字來形容。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這些日子裡是怎樣的忘我工作,其工作強度有多大!   
  年輕的副市長陸昊,只有35歲。說實話,當第一次聽說北京市出了全國最年輕的一個直轄市副市長時,我可以作出某種判斷的聯想是:此人是否是位某某老前輩的公子?陸昊那天在「抗非」物資小組的指揮部裡的開場白,不僅徹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錯誤聯想,更多的是被他的坦誠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動。   
  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誰扛得起這麼重的擔子?而且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突發疫情,每一分鐘的延誤,都有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潰敗和無數生靈塗炭。「憑良心。只有一個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來驅使自己!」這是陸昊的開場白。樸實、真切,不帶一絲官腔。   
  良心是什麼?良心是對得起別人,對得起市民,對得起自己所幹的工作。突如其來的災難誰都沒有經歷過,也誰都沒有想到一個政府在短時間內要承受那麼大的壓力。靠什麼?能力?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憑良心去做了就行;辦法?辦法可能在某一時間是錯誤的,但憑良心去做了市民也會理解和能原諒的。有了這兩點,我還有什麼怕的?干吧!有中央決策在,有全市和全國人民的支持,我怕什麼?陸昊說。   
  當北京的疫情處在最瘋狂的時刻,防護服幾乎成了唯一可以抵禦一下非典襲擊的武器時,陸昊帶領的物資保障隊伍不僅以最快的速度調集並送到處在與非典肉搏廝殺的一線醫務戰士手裡,而且沒有多花國家的錢,相反還以最便宜的價格到了北京指揮部。在此次「抗非」一線被稱其為「救命服」的杜邦防護服,平時的市場價為40元一件,陸昊要到的價是每件27元。這是這位學經濟做市場出身的年輕市長在抗非戰役中最得意的一筆。幾百萬套世界頂級防護服,僅以小時和天數來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動的是這些被北京人稱之為「救命服」的幾百萬防護服發放中,陸昊向我們保證地說:「雖然都是經我一人之手批准發放的,但每一件防護服到了哪個地方,給了誰,我都經得起任何人的查證!在所有這些防護服的發放中,沒有任何的後門與交易存在,只有與患者和醫務工作者的生命聯在一起。」   
  鏗鏘有力,落地有聲。這就是「抗非」時期人民公僕的風範!   
  它不由使我聯想起胡錦濤書記深情地在廣東街頭與市民們親切握手交談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溫家寶總理在北大學子面前熱淚盈盈地說「在這些日子裡我常常淚流滿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場戰爭的成敗,沒有最高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是不可能勝利的。而一場人民戰爭的勝利,必定是我們人民信賴的領導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將其智慧和能力發揮到最佳水平的結果。   
  人民的信賴,來自於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負責人在談到指揮部領導搶救大學生患者時,泣不成聲。「在高發疫情時,醫院的床位繫著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學生被確診為新發病例,與他同一時段確診的還有兩名患者,一名是電影學院的謝飛導演,還有一名是北京醫務系統的患者,當時全市所能騰出的床位只有兩張,謝飛是教授,年歲又大了,應該迅速轉入非典醫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學生與醫務專家之間的選擇了。指揮部有關部門為這幾乎絞盡腦汁反覆權衡,最後還是把床位讓給了北方交大的這名普通大學生。後來這位大學生和謝飛導演都得救和康復了,可那位醫務系統的患者卻……」他再也說不下去了。   
  段傑,北京「SARS」醫療救治中心負責轉運的女調度。從4月22日進入指揮部後,沒有一天睡覺超過三小時的。她手中的表格和電話,掌控著全市各個醫院的病床資源和調度,用她的話說,「我打電話的快慢和做計劃的迅速,連著的是一個個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時我不敢耽誤一個電話,可看著桌子上鈴聲四起的電話時我又害怕去接,因為一接我就得給人家解決問題,那可是一條條命啊!」段傑有個兒子,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媽媽了,想通過電話跟媽媽說幾句話。有一次兒子聽到那邊媽媽的聲音,剛說了句「媽,你還好嗎?」段傑就把電話狠狠地一擱:「這孩子搗什麼亂!」連軸轉地經過三天最緊張的時刻後,深夜段傑被同事拉到房間休息,這時她想起了前兩天兒子要跟她說話的事,便操起電話打到家裡,睡夢中的兒子聽到媽媽的聲音後,竟說不出一句話,委屈地不停哭泣著。母子情的催發,使在指揮部說話像掃機槍的段傑,此時哽咽著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卻跟著兒子哭了好一陣。而就在此時,指揮部又打電話叫她趕快去處理一件應急事。原來有個女患者確診為非典,醫生們隨即對她才生出八個月的孩子進行診斷,發現小孩也有明顯的非典症狀。有人建議一起隨母送入定點醫院。在送不送八個月的嬰兒到「非典定點」醫院問題上,指揮部裡的工作人員為難了,於是他們叫來段傑。「孩子這麼小就送非典醫院?不行不行,我們一定得再想想辦法,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能這麼做!」段傑快言快語。「那又能怎麼辦呢?」同事們問。段傑迅速作了一番思考,當即決定:「我馬上調救護車到兒童醫院,帶上專家前往那兒給孩子會診。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觀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護車把孩子送到定點醫院。馬上行動!」之後的數小時裡,段傑親自出馬,四處奔波,最後終於在專家們的共同努力下,對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處理,如今這嬰兒已經恢復健康。   
  當處理完這個小患者的事後,段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她的眼淚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電話鈴又驟然響起……   
  「喂,喂喂,我們這兒又有一個可疑非典患者,說什麼他就不敢住院,現在正滿大街上亂跑著呢!你們快想法子呀!」某醫院發熱門診打來急電,萬分焦慮地說著。   
  「啊?!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段?」指揮部人員猶如聞訊又一個前線陣地的失守,緊張氣氛驟然而起。   
  「在雍和宮附近。」   
  「好,我們立即派人處理,請你們協助追盯患者!務必不能讓他失蹤!」指揮員放下電話,又重新操起話筒,電話直接打到市委副書記強衛那兒。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醫療防控小組組長立即向公安部門下達命令:「派出警力,追蹤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讓其回到非典病房!」   
  幾分鐘後,雍和宮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護押非典患者進醫院」的驚心動魄的現場直播:患者是個外地民工,六七十歲,一腔聽不清的外地口音。當四名身穿白色防護服的警察,左右前後出現在這位企圖逃亡的患者面前時,他就是不走,嘴裡還不停地說著「沒錢看病」四個字。   
  「大爺,治療非典,國家不用你出一分錢,不用擔心,進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給老人講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錢的理?農民就是這麼實誠。   
  老人不信,也就不願向醫院走。警察只好一邊跟其講理,一邊暗中引領他向醫院方向挪步。   
  這出「現場直播」,全程距離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醫院病房之間的距離,卻整整用了三個小時!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宣佈:飽受「SARS」疫情蹂躪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堅戰的階段性勝利。他舉了一例數據: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確診新發病例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後一周,新發病例僅為65例,兩周相比,下降95%。治癒出院人數最後一周則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關聯著全國疫情。次日,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疫情以來一向臉色嚴肅的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強,首度面帶笑容地對中外記者說:中國大陸「SARS」疫情經過全國上下的艱苦卓絕戰鬥,現已得到控制。   
  呵,那一天從北京「抗非」指揮部機關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長安街上車水馬龍,大街兩邊是歡笑喧騰的人群和盛夏的鮮花,我的心頭不由騰升無限感慨:北京,在那過去的幾十天裡,你承載了太多太多的淚水與痛苦,那一幕實在令人心悸與顫抖……              
北京保衛戰 
二、       
  有人把發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戰時期的美國「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襲擊北京,遠比「珍珠港事件」慘烈。   
  沒有一種現代戰爭武器比空氣中的病毒襲擊更令人恐怖。   
  與SARS的廝殺,正是一場這樣的決戰。「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歲,我還沒有對象呢!我要活呀……」一位花季的姑娘,從發熱到確診,從確診到死亡,總共不到50小時。她離別人世時,那雙無力的手一直拉著醫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讓救治她的醫生們心如刀絞,不敢直面。   
  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繼在不到十天時間內被可惡的SARS奪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親,天天在女兒、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這位母親懷著對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兒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時間,女兒便死了,而且拉著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國。這些日子裡,悲痛欲絕的母親天天在埋怨著那個曾經讓她多麼嚮往和敬愛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榮耀,何時受過這般屈辱?   
  而北京本來也是個乾淨的城市,一個健康強壯的城市。   
  北京不該接受不公正的指責。   
  北京是無辜的。   
  但北京沒有避免一場史無前例的瘟疫襲擊。   
  2003年3月1日,301醫院   
  2003年初春的北京,陽光明媚。舉世矚目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九屆全國政協會議分別於3月5日和3月3日在這裡召開,全市人民喜氣洋洋地沉浸在一個特殊的春天裡。誰也不曾想到,SARS在「兩會」召開之前已悄悄潛入古都。   
  歷史可以記住這個時間:2003年3月1日,蒼天剛剛拉開自己的大幕,凌晨1點,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301醫院,迎來了第一例SARS。   
  「我們有急病號,想住院,無論如何請幫忙給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請求醫生。   
  醫生指指日曆:「今兒個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辦,怎麼著也得週一才行。」醫生對患者作了簡單的診斷,說:「要不先到急診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屬非常感激。   
  SARS使年輕的女病人高燒不斷,於是又從急診病房轉到了呼吸科病房。   
  「閨女,你咋樣了?啊,吃點東西啊!不吃怎麼能頂得住呢!」患者的母親瞅著胸脯劇烈起伏的女兒,心如火焚。那是個56歲的母親。此時她自己的體溫已達39℃!   
  丈夫在一邊焦慮地看著妻子和岳母大人的這一幕,找來醫生,說:想法子讓我岳母也住院吧!   
  醫生一量體溫:可不,燒著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陽心細,說你們家幾個患者得的病跟廣東、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狀,得分隔住好些。其後,已經同樣被SARS傳染上的母親被安排在另一間病房。   
  與此同時,年輕女患者的父親從山西打電話說他也在發高燒,而且上醫院輸液幾日後不見好轉。父親跟高燒在病榻上的女兒說,他也想上北京來治病。「那就趕快來吧!」女兒用微弱的力氣對父親說。   
  3月5日,父親乘飛機抵達北京,然後直接進了302醫院。   
  這一家人在北京匯合,其數量之多,令人驚懾: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歲多的兒子、父親、母親、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嬸,加上女患者公司的兩個夥計,以及她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計14人!   
  此時,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發高燒外,於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繼出現發燒。年輕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團團轉,跟醫院商量怎麼辦?   
  「我們301不是呼吸病專科醫院,最好轉到專科醫院。302醫院在這方面比我們要強。」醫生說。   
  也好,父親已經進了302醫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應。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護車。   
  就這樣,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親屬和朋友的幫助下,或被抬著、或被攙扶著上了救護車,於3月6日住進解放軍302醫院。後來知道,302醫院在沒多長時間裡就有十幾個醫務人員被感染,成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醫務人員。同時由於院方及時組織對SARS的反擊,也湧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無畏的白衣戰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親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襲擊中第一個死去的不幸者。   
  302醫院緊張了,從有限的判斷中他們感到這一家人患的病與正在廣東、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於是向當地的豐台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CDC)報告了,據說同時也報告了衛生部。豐台區CDC工作人員去了302醫院,但無獲而歸。   
  此時正值「雙會」召開之時,引起軍方重視的病情,自然也使專司疾病預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關注。在接到豐台區「CDC」的報告後,他們立即派出專人,開始了有關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觸。   
  受命此任的是年輕的北京市「CDC」應急中心主任沈壯。   
  「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打的冷顫」   
  這位具有良好素質的公共衛生應急專家,後來參與了北京與SARS戰役的所有前線戰役,特別是三、四月份,沈壯和他的戰友投入了極其緊張和高度危險的戰鬥,參與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現場工作。他因此成了整個北京SARS戰役最知情的幾個證人之一。   
  沈壯其實一點也不壯。在SARS還在不斷襲擊北京的日子裡我見他時,見面第一句我就這樣對他說。「大概這段時間被SARS吞掉太多營養了。」這位人稱「SARS毒王剋星」的年輕疾病防控專家以玩笑回應我。   
  我們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如故,而且是那種令北京人驚恐的「零距離接觸」——有我們肩並肩的照像和數小時的面對面採訪為證。說實話當時我不是心裡沒有顧慮,但我是採訪者,職業和良心驅使我不能在這樣一位拯救過無數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點點傷害他感情的行為。雖然我要向讀者坦白,我心裡還是有點虛的。   
  沈壯和他同事的出現,使北京的SARS從此有了明晰的脈絡,也使我的寫作有了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我這裡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記錄。加起來有這麼長——」沈壯伸開雙臂,給我做了兩個一人長距離的動作。   
  在我看來,沈壯是整個北京抗擊SARS瘟疫保衛戰中最偉大的戰士之一,儘管在本文發表之前沒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偉大戰役的紀念豐碑上早晚會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領導的應急中心的戰友們及其後來建立的2500多人組成的「流行病調查大隊」隊員們,為北京人民和全國人民戰勝SARS建立了不朽功績。許多材料是沈壯與他的戰友們一次次冒著生命危險,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護車上,甚至是太平間裡獲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親之死,拉開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壯,快到中心來,有緊急情況需要你去處理!」3月8日清晨四五點鐘,剛剛因處理另一件應急事才回家瞇盹了不足兩個小時的沈壯,突然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   
  「我馬上到。」沈壯給妻兒蓋好被子,輕手輕腳出了門。初春的北京,寒氣逼人。沈壯打了個冷顫,「不知什麼緣故,我記得特別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顫。」沈壯在接受我採訪時這樣說。   
  當日上午,沈壯帶著屬下到了302醫院。上午的會議是應302醫院建議召開的,參加人員有北京市衛生局、國家「CDC」人員,解放軍總後衛生部、302醫院和沈壯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馬。會議議題是分析和處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對北京的疫情後果。此次會議就302醫院當下的SARS患者與死者的處理問題進行了分工:302醫院負責救治患者,總後防疫部門負責對醫院的易感人群進行追蹤,國家「CDC」負責流行病調查,沈壯他們負責軍隊之外接觸過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會議開到十一點,死者被拉到醫院太平間。   
  其實,北京市衛生系統在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發之前做過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廣東省通過新聞發佈會的形式正式對外介紹非典後,北京衛生局領導當即明確了5家有呼吸傳染病醫治能力的醫院承擔監測非典任務,它們是安貞醫院、朝陽醫院、海澱醫院、友誼醫院和兒童醫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擔相應的任務。「那是非典還沒有SARS這個洋名,我們稱其為『廣東非典病』。當時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這個非典會有那麼大的傳染力。有人認為這種病毒傳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傳一代就弱化一代,傳上三五代就沒啥感染能力了。我們也認為不至於鬧到北京來,隔那麼遠。這種認識在當時不能怪誰,因為大家都不認識非典到底是怎麼回事!」沈壯的話代表了當時北京專業人員中的普遍認識。   
  「但作為北京市衛生局和所屬的疾病預防控制應急專業部門,可以這麼說,在廣東、香港非典疫情正式報道後,我們從來就沒有放鬆過警惕。」沈壯拿出北京市衛生部門的材料給我看。   
  第一份是他們在發現北京第一例正式確診為SARS的於某一家的病情後,就有過向上級寫的一個報告,那報告中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鑒於此次事件發生於『兩會』召開期間,而且病人有過赴廣東省的可疑接觸史,並高度懷疑其具有傳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時有效地進行病例排除或診治,將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第二份是「北京市衛生局應對非典型肺炎方案」。這個方案共有數頁紙,其中特別對小範圍的疫情、中範圍的疫情和全市性大範圍疫情出現時所要採取的「一級警報」、「二級警報」和「三級警報」機制提出了建議。   
  這第二份的「應急方案」寫就於3月8日,是沈壯在衛生局當天下午召開的應急會議期間,與市衛生局幾位領導一起研究碰頭下應急寫成的。   
  也就是在那時,一位局領導急匆匆地過來將他和同一單位的賀雄叫到一邊,說:「你們兩個,不管採取什麼辦法,必須在今晚12點鐘前,把302醫院的那幾個山西患者的情況弄清楚,完後馬上向局裡報告。」   
  沈壯明白領導是在著急山西那幾個患者的疾病傳播。晚十點,他和市CDC副主任賀雄到達302醫院。當他們走進一層的樓道,有醫生聽說他們是來調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時,便隨手給了他們每人一個口罩,說:「你們來了,我們就不陪了。」說完就去了另一個病區。留下沈壯和賀雄倆,面面相覷。   
  「你們當時進去除了口罩還有什麼防護?」我問。沈壯:「什麼都沒有。那時還沒有啥防護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壯當時留意了一下樓道,見裡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佔著三個房間。   
  在那裡,沈壯瞭解和記錄了北京第一位輸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發病情況——用專業術語說,沈壯是對這一家人進行了流行病調查。   
  於某的一家   
  據患者家屬介紹,患者於某今年27歲,山西太原人。做珠寶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廣東出差。臨離家時,母親特意給廣州工作的同行打了個電話,詢問那邊的非典情況到底怎樣。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確:「都是謠言,沒那麼嚴重。」「還是注意些好。」父親特意為女兒準備了幾包板藍根。   
  於某就這樣去了廣東。記著父母叮嚀的她,一到那邊就很認真地打聽非典病情,出租車司機帶著嘲諷笑著對她說:「我每天拉這麼多人,要得也該輪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證實「沒事」後,於某原先的心理防禦全然拋之了腦後。該幹什麼,她就照幹什麼。2月22日晚,於某乘車從深圳到廣州時,便感身體不適,渾身發冷。23日,帶著這種不適的她,從廣州飛回太原。一量體溫:38.8℃!   
  當天,於某走進太原一家醫院。緊張地問醫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別那麼大驚小怪。有那麼巧就得非典?」醫生笑她。不一會兒又拿來X光片和血液檢測結果。「沒事。」   
  但「感冒」引發的高燒不斷。於某內心有種強烈的不祥感。她拉著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著:「我到底怎麼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別再耽誤了。我們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   
  這一決定使患者後來終於脫離了死神的糾纏,卻也給北京人帶來了無法彌合的痛楚!   
  上級交給沈壯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弄清患者的病歷史,以便盡快切斷傳播源;二是讓患者身邊的那些還沒有傳染的人趕緊離開患者,離開北京,回到山西去。「CDC人員按通常的做法也該弄清病例全過程,以便獲得最可能的控制。而當時讓患者身邊那些尚沒發病的人回山西,絕對沒有其它意思。當時我們還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沒有潛伏期,潛伏期裡傳染不傳染,這裡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傳染的,不能讓患者傳染更多的人。」沈壯一肚子無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開來救護車。而沈壯在病房與患者家屬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個小時。在於某的幾位尚未發燒的親屬同意回山西時,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這一天下午,一輛救護車將於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兩個夥計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將這些人隔離觀察,還算好,只有於某的一個夥計後確診為傳染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於某和其餘的親屬可就慘了。繼其父親7日死後,56歲的母親也在15日死去。於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婦、小叔子和於某公司的一個小夥計陸續傳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於家陷入了極度悲慘和痛苦的深淵。(註:於某本人,一個多月後在302醫院醫務工作者的全力搶救下,與其他幾位親屬一起從SARS的死神中解脫出來,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這位飽受疫魔折磨和為親人帶來痛苦的年輕女患者,再也不願別人去打擾她。不久前她以「徐麗」的化名曾接受過記者的電話採訪。這是後話。)   
  讓沈壯感到寬慰的是於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養救了不少人的命。「我們問樓道的服務員小姐有沒有接觸過於某家人,姑娘說,於某的舅舅一住進來就主動對我們說他們家人得了傳染性肝炎,讓我們不要接近他們。所以後來也真沒有發現樓道姑娘們傳染非典。」   
  可憂心事還在後面。在沈壯他們一再追問於某家人還與什麼其他人親密接觸時,於某家人說她還有個舅舅就在北京,而且於某父親死時就是這位舅舅在場,據說於某的父親是死在這個舅舅懷裡的。   
  「這不要命嘛!」沈壯一聽就跳了起來:「你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啊?為什麼?」   
  不為什麼,為的是怕別人知道了,舅舅不好過日子。「他現在在哪兒?」沈壯一個個追問。   
  沒人告訴他。就是不告訴。「你們,你們要為他的生命負責啊!」沈壯想發脾氣,可看看一個個倒在病榻上的於某和親屬,心就軟了。「你們無論如何要告訴他,一是讓他不要再接觸人,二是一旦有哪兒不舒服,馬上給我們打電話。」沈壯沒有其他辦法。因為非典尚未上法定傳染病,就不能按照傳染病法規強行讓患者履行義務。   
  這一天應該是3月10日。之後的每一個小時裡,沈壯的心一直懸在半空。12日,沈壯不想看到的事出現了——於某在北京的那個舅舅來電話,說發燒了。   
  壞哉!沈壯的心頭「咯登」一下。「你在家準備一下,我們和救護車馬上就到。」「我們不敢把救護車開到於某舅舅住的門口,遠遠停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然後我和一名同事手裡拿著一件大白褂和兩個口罩,但在到患者住處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裡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發現我們在運送一個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壯說。   
  到目的地後,沈壯一憂一喜:憂的是於某的舅舅當時的症狀已經基本可以確診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於某一家接觸之後自己隔離了自己,沒有與其他人一起生活。   
  於某的舅舅在沈壯等護送下直接進了佑安醫院。   
  沈壯從佑安醫院回到單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記上寫下了這個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說它是個普通日子,是因為99.999%的北京市民這時還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經穩穩當當地安落在京城寶地。這一天,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義是,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這種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RYSYNDRPME)明確病名,簡稱SARS。並向全世界發出了警報。   
  3月16日,東直門醫院   
  沈壯還沒有來得及對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個頭緒的篩理,3月16日,晚上九點多鐘,沈壯接到東城區「CDC」   
  報告,說所轄的東直門醫院向他們報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區「CDC」扛不住,讓沈壯他們去。   
  東直門醫院出現的病例讓京城老百姓開始知道SARS這隻狼真的來了。   
  沈壯當即與本單位的黃大夫兩人一起趕到東直門醫院,在急診科他們看到了患者,是個70多歲的老人。   
  「患者上午11點半左右到我們這兒門診,那時X光片呈現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點多鐘,X光片檢查結果成雙肺炎。到晚飯時就不行了,我們剛剛才把他搶救過來,現在仍處在昏迷狀態。」急診科主任劉清泉,一見沈壯他們趕緊把情況作了介紹。   
  調查開始了。據家屬介紹:這位70多歲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從香港乘CA112航班飛回北京的。在飛機上李某就覺得自己有發燒咳嗽的症狀,晚八點來鍾從機場進城後直接到了某醫院。此醫院的門診醫生給他診斷為「重感冒」。結果李某就開了點普通藥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燒不斷,家屬問他怎麼回事,是不是在香港傳染上了什麼病?這一問讓李某神經頓時緊張起來:可不,自己在香港時到過威爾士醫院看過正在那兒住院的哥哥。那威爾士醫院聽說出現過非典傳染,是不是我也傳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頭越發不安。吃完早飯,他就坐立不安地打聽附近什麼醫院中醫水平好些。家裡人聽說東直門醫院是中國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隨後匆匆送他上了東直門醫院。   
  大約11點左右,東直門醫院急診室主任劉清泉大夫給李某作了初步診斷,認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這個季節裡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醫院就診,李某年歲已是七十多的高齡,劉大夫的初診無論在技術和情理上都並不見誤。更何況那時「廣東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僅是個遙遠的病勢概念。就連劉清泉這樣的急診專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個城市裡的解放軍302醫院就在前三四天裡已經有一批醫務人員被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這一天他劉清泉在給李某就診時,302醫院的一名優秀醫務人員已經死於非典傳染。   
  信息的阻隔,使劉清泉大夫和東直門醫院乃至整個北京市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雖然劉清泉大夫此時也不知非典為何物,也未診斷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於敏銳的醫學職業習慣,他沒有放跑李某,而是讓他在急診室輸液觀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惡化,體溫頓升,呼吸困難,最後導致心臟停跳。   
  「趕快搶救!」劉清泉大夫和同事們迅速對李某進行了急救,那一刻參加搶救的醫務人員不下六七個……李某的心臟緩緩地恢復了跳動,但呼吸仍然極度困難和衰弱。劉清泉為其上了呼吸機,而患者則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到過廣東香港沒有?」劉清泉從急救室出來,一邊擦汗一邊問李某的家屬。   
  「他剛從香港回來。」壞事了!劉清泉雖然在這之前從未見過SARS什麼樣,但從有限的聽說中猜想到這個李某十有八九是傳說的SARS患者了。醫院的電話迅速打到東城區CDC,之後也就有了沈壯他們的出現。   
  沈壯與東直門醫院領導和劉清泉大夫等根據李某病情,緊急召開了會議,並作出三點決定:一是患者現在不適宜轉院,建議就在東直門醫院本院救治。二是對病人要實行隔離,並在病房內開通窗戶——沈壯說,這是從廣東那邊聽來的唯一一點預防非典傳染的經驗。沈壯還在這一條決定中給東直門醫院作了一些補充建議:不要再讓醫務人員換人了,誰參加過搶救李某的就留下來繼續進行救治工作,進患者病房要穿隔離服。三是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登記和隨訪。   
  會議結束後,沈壯還做了一件現在連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個」的事——他走進病房,敲開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簽從他的嘴裡採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東西,而且你是從李某這樣的『毒王』嘴裡取的咽拭子,當時你不怕?」我問。   
  「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怕不怕的問題,只是想從病疫角度應該留下這種患者的病菌體,以便帶回去讓檢驗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當時確實我也不知道這SARS到底有多大的傳染。」沈壯說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當初他到「毒王」嘴裡掏咽拭子的過程是多麼的驚心動魄!   
  襲擊設防並不多的東直門醫院,是SARS輕而易舉的事。雖然醫院方面盡了當時他們所能想的回應,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將李某單獨隔離治療,也給醫務人員配發了口罩和防護服。「可那時的這些防護東西非常簡單,而且都是平時我們用於對付普通傳染病的口罩和防護服,哪知道非典病毒傳染強度那麼大。再說也奇怪,當時我們想買一些質量高一點的口罩和防護服,竟然也找不著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東西。」急診科主任劉清泉感歎地說。   
  就在東直門醫院的醫務人員處在戰鬥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發起攻擊。一直處在昏迷狀態的李某又兩次心臟驟停。肺器功能的嚴重衰竭,同時導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這是SARS襲擊人類的一個顯著特徵,尤其是對那些抵抗能力差的並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別是年齡偏大的患者而言,他們之所以在SARS襲擊時很快死亡,這一因素非常突出。20日,經過前後72小時的搶救,SARS還是奪走了李某的生命。後來據我對重症專家的採訪瞭解到,像李某這樣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搶救,生還的希望幾乎是零。   
  然而當時的東直門醫院或者說在整個北京與SARS搏殺的殊死戰鬥中,廣大醫務人員發揚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們是用自己的肉體與生命在構築一道保護廣大市民的長城,後來上面又要求他們為「減少死亡率」而戰。因此,醫務工作者在整個戰鬥中成為高危群體是一種必然。   
  「我的妻子確診非典了……」   
  東直門醫院的付出的代價比302醫院嚴重得多,因為他們遭遇到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結束生命時,該醫院的醫務人員便有人出現發熱高燒現象。護士姚小姐是第一個感染者,當日被送進自己醫院的隔離室,次日轉到佑安醫院。在姚護士被確診患SARS送進佑安醫院當日,又有七名醫生倒下……   
  「這是怎麼啦?」醫務人員中出現了恐慌,龐大的東直門醫院在一條條傳言和確鑿的事實面前開始傾斜。   
  20日得到李某死亡報告後,沈壯提出要對死者的屍體進行解剖和取樣。   
  「我的直感是這例SARS對北京防治和專家研究這一病因很有用。我們首先做家屬工作,人家考慮了半天,說解剖可以,但必須重新將屍體縫合完整。這是自然的事。於是經過申請,21日我們就把要對屍體進行解剖的事告訴給了醫院方。開始希望有專業人員來做,但考慮醫務人員還不懂SARS這個病的傳染性,所以我就主動提出參與解剖工作。可這時的東直門醫院內部已經出現嚴重恐慌心理,再者他們確實已經沒有多少人能騰出來顧及已經死亡的李某屍體解剖一事。這時的東直門醫院每時都有醫務人員在倒下。   
  「22日我們去醫院準備進行屍體解剖。但醫院沒有來人。我只好向市衛生局請求支援一個專家來,因為我畢竟沒有做過屍體解剖,總不能胡亂給人家破肚開膛。後來地壇醫院的刀大夫來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實。一把好刀,可這把刀在那天沒有用上。」沈壯說:「我們到醫院後,醫院給我們提供的條件是太平間外面的一間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銹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塊石地板上磨了起來。那時還天寒風急,我心頭感慨頗多。一句話:有點兒心酸!」   
  採訪陷入暫時的沉默。   
  沈壯很快恢復情緒,繼續說道:「事先有人告訴我們說李某的屍體裝在8號大鐵櫃內。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後,我們發現這具屍體上沒有標死者的身份,任何標誌也沒有。刀大夫說,這不符合解剖屍體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趕緊找醫院的人來認,看太平間的一個老頭,遠遠地站在幾十米外的地方,嚎著嗓門說,沒錯,就是他!刀大夫陰著臉看著我,說你決定吧。我想了想,還是覺得死者沒有身體標誌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錯了,採集的標本也失去意義,而且還可能是一種危害。鑒於上述情況考慮,我決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屍體放入太平間8號鐵櫃。」   
  沈壯對沒能將李某的屍體進行醫學解剖十分遺憾。「因為李某基本上是個大家通常說的毒王,對其屍體進行病理解剖,採集其標本是非常有價值的,可惜……」   
  「你們後來對李某進行沒進行流行病調查?」我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當然做的。」沈壯介紹說,後來他們對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進行了「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調查,瞭解到以下情況:——與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個香港旅行團,其中8人傳染上非典或成為疑似病人;有4名台灣客人在這架航班上傳染;——航班上有兩名空中小姐被傳染,她們是內蒙古民航工作人員,因此她們也成了內蒙古自治區SARS傳染源之一;——該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傳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長。此人又於3月17日到泰國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從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經嚴重發燒咳嗽,坐在他身邊的一位外國人,正是後來死在北京地壇醫院的SARS患者、國際勞工組織的派克?阿羅先生。那位副司長坐在B號座位,阿羅坐在A號座位,成為真正的「親密接觸者」(很奇怪,這架飛機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沒有患上SARS)。沈壯調查的結果證明:那個副司長已經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廣東非典」,所以他一上飛機就比較注意用手和紙擋著咳嗽與透氣,但派克?阿羅先生和他太「親密接觸」,則是顯然的。阿羅先生是外國人,他從泰國回來就醫自然要到平時專為外國人就診的地壇醫院。據瞭解,北京市最初沒有將地壇醫院列為非典指定醫院,由於阿羅的出現和搶救阿羅的過程中又有一些醫務人員的傳染,地壇醫院也被列入後來的「非典指定醫院」,並成為在收治眾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戰場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羅從泰國回北京的時候,他乘坐過一輛出租車。而後面要敘述的那位經常到機場接客的出租車司機王某在幾天後出現高燒,又成了一位奇異的「毒王」!   
  「但李某傳染給最多的人群還是東直門醫院的醫務人員。」沈壯說到這裡,這位剛強的漢子的眼睛裡噙滿淚水。「他們醫院從接收李某之後的第三天,就開始出現一批批的醫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機突然響起,我一聽是東直門醫院的急診室主任劉清泉的聲音。清泉與我年齡相仿,我們在搶救李某的日子裡成了朋友。『你怎麼啦?』我聽到對方的聲音是顫抖的,而且伴著輕輕的哭泣,便心頭一下緊了起來。『沈壯,我們是不是朋友?』劉清泉說。『還用問?快說,到底什麼事?』我急著問他。『我妻子已經確診非典了……』劉清泉說到這兒便哽咽得說不上話。我一聽眼淚也跟著出來了,我知道清泉在醫院和他同事面前絕對不會掉眼淚的,也絕對不會用這種乞求的口吻跟人說話的。作為朋友,作為共同奮戰SARS的戰友,我當時忍不住責問他說:『你怎麼能回家呢?』我想說的是,你劉清泉是知道SARS厲害的呀!清泉在電話裡訴說道,其實他沒有回家,而且那幾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搶救李某的戰鬥還在進行,而身邊的同事一個個倒下時他怎麼可能回家嘛!在一個個同事發燒確診為非典時,清泉他也感到了體溫在升高。可他看到醫院當時的情況,他沒有向別人說,他硬頂著。他憑自己所有的醫學知識和在搶救李某過程中所瞭解的一些SARS情況,他判斷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發燒的(後來證明他就是這種情況,可他忽視了另一個情況——他在SARS一線,接觸的毒素太多,他的身體裡也確實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適的那兩天,感到嘴乾舌燥,於是給妻子說他想吃點稀粥。動完乳腺癌手術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醫院。見丈夫有氣無力的樣子,就餵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幫幫忙把她送到佑安醫院好嗎?』清泉再一次哭泣著乞求我。當時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我對他說,你放心這事我來辦。於是我迅速與佑安醫院聯繫,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將清泉的妻子轉到目的地。那些日子裡,清泉總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愛人。正好這時的佑安醫院由於接收大批患者,一線醫務人員不夠,清泉說讓我去吧,我有些經驗。清泉後來真去了,他兩頭跑,一邊是自己東直門醫院處在大面積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邊是妻子在內的大批確診病人在佑安醫院處在生死線上。可是蒼天無眼,清泉的妻子最後還是走了,30多歲,身邊留下一個8歲的男孩……」   
  沈壯說到這兒,幾度語頓。   
  我們一起默默靜坐,以男人獨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煙頭,猛烈地抽吸著。而此刻我們的內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盪……   
  「東直門醫院的失守還在繼續之時,我們CDC人員和北京市衛生系統的人都沒有想到一個更可怕的襲擊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機王某的出現。」沈壯把手中剛點燃的大半截煙掐在了杯子裡,說。   
  3月25日,一個更大的傳染源   
  王某出現的日子是3月25日。   
  當日晚上,王某覺得自己不舒服,便開車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就診。童醫生給王某就診後,留下王某在單間病房觀察。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陰影開始大面積擴大。當時武警總隊醫院就懷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沒有接觸過,也不知道它的傳染性,故建議王某到治療呼吸道感染技術比較好的朝陽醫院診治。   
  3月27日,王某從武警總隊醫院出來,到了朝陽醫院就診。「根據前面幾個醫院特別是東直門醫院的SARS傳染情況,北京市衛生系統已經重新佈置了另一批醫院開起發燒門診,朝陽醫院在王某去就診時的前一天就也有了專門就診發燒的門診。所以王某去後,朝陽醫院經過診斷,就很快確診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醫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離室觀察,一方面跟我們CDC聯繫送他到佑安醫院。第二天我們把王某轉送到了佑安醫院。」但還是同樣的原因,武警總隊醫院和朝陽醫院由於都對防備SARS缺乏認識和瞭解,像朝陽醫院雖然有了發燒門診,可醫務人員仍然沒有足夠的防護意識和防護條件,因此他們在收治王某之後所付出的代價比東直門醫院更為慘烈。   
  慘烈這個詞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這樣的詞能夠可以形容這兩個醫院遇襲擊之嚴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後來像北大所屬的人民醫院及幾個校園出現的SARS傳染與隔離,其主要傳染鏈正是從這兩個醫院出去的。   
  王某送進佑安醫院後,經過一段時間搶救,沒能活下來。但因為年輕和身體素質好,延續生命的時間也相當長,到5月初才死亡。許多被他傳染的醫務人員卻死於他之前。像北京「抗擊SARS戰役」中第一名被追認為烈士的李曉紅,是4月16日犧牲的,年僅28歲。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嚴重傳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醫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還有他的親屬住在醫院。   
  王某進入朝陽醫院就診後,由於當時需要對他進行觀察,所以他在發熱門診室呆的時間比較長,這就給當時那些不瞭解SARS到底有多大傳染力的醫務人員帶來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陽醫院就診第四天的3月31日,畢維傑、張錦等5名醫務人員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們中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時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如23歲的女護士張錦,她是給王某扎過針、采過血和打過點滴而傳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醫務人員尚在緊急搶救之中,僅隔一兩天時間內,又有劉菲菲等8名醫務人員倒下,這回是七女一男。人們讚頌醫務工作者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為在一座座醫院和一張張病榻前,出現最多的總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診的第五天,李曉紅醫生就倒下了。這之後的一個星期內,武警總隊醫院又有十幾名醫生相繼倒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疫情,使得當時的武警總隊醫院陷入困境。醫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國駐華使館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館,就不是簡單的疫病問題了。在4月初隔離後,醫務人員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斷出現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況可謂萬分火急,他們不得不以最快的軍事化方式,將70多名患者轉移至北京市郊的大興武警某基地,以便獲得完備的救治。撤離本身並沒有錯。撤離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壯的CDC人員很快得知這一情況,他們和衛生局的幹部火速趕往大興。經過協商,作出如下決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隊自己轉運到如302等部隊醫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轉運到北京胸科醫院等指定非典醫院救治。   
  武警總隊醫院在4月初對該院的患者進行大轉移時,還有一些前期到過該院就醫的散落於市民中的患者則流離在控制之中。4月7日到人民醫院就診並後來造成整個人民醫院更大面積傳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個。她的母親早先住在武警總隊醫院,是糖尿病,後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總隊醫院。秦某沒等處理完母親的喪事,自己便出現了發燒症狀。於是急著走進了同樣沒有設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綜合大醫院,這便是每日門診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醫院。   
  一場更為慘烈的SARS襲擊,正等待著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搖地動!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為一個突發事件,一種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現時,人民需要最及時最準確的知情權,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會準則。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這個政府才是人民信賴的政府,才是有作為的政府。   
  看看胡錦濤總書記領導下的黨中央「抗非」決策、看看溫家寶總理為首的國務院指揮下的全國「抗非」鬥爭,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後來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與做法,看看北京市後來為什麼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時間內取得與SARS戰鬥的決定性勝利,並且受到市民們的廣泛讚譽和信賴,這就是黨和政府採取了坦誠、透明、堅決、果斷和認真負責的態度的結果!   
  人民因此無限信賴和熱愛他們。              
北京保衛戰 
三、       
  「媽媽,你怎麼走得這麼快啊?」4月初的一個早上,當秦女士接到武警總隊醫院通知她的母親患SARS已死亡時,當場哭昏在地。她怎麼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親會在轉眼間變成了SARS患者並死得這麼快!   
  那時SARS患者的家屬還不是特別清楚自己的親人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麼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醫院陪床,已經被拖得很累。母親沒了,秦某的心空蕩蕩的,也吃不下飯。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發燒,當時她還以為自己是累的,想吃點藥可能就過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醫院門診就醫,醫院覺得她有點像非典症狀——「當時雖然聽說東直門醫院等已經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麼樣,說實話我們也不清楚,更不知道應該怎麼收治。所以秦某上醫院門診後,我們就把她放在觀察室留觀。而那時醫院的觀察室沒有什麼特別的隔離措施,這讓我們人民醫院埋下了惡性傳染SARS的禍根。」該院的一位工作人員事後這麼說。   
  那是真正的惡性!   
  人民醫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級甲等醫院,擁有85年歷史,每年到此就醫和住院的患者高達百萬人次!為了能夠讓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醫,醫院在設計時以盡量節省空間和方便快捷為原則,所有化驗、門診和收費窗口都盡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個殺手端著衝鋒鎗走進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觀期間,旁邊是十幾個其他病患者,他們後來大多沒有脫離SARS的傳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轉到心臟內科,一人傳染了11名內科醫生。那些內科醫生哪知這位患者與SARS重症者秦某有過「親密接觸」,完全在不設防的情況下又不斷傳染給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轉出29名患者後,人民醫院於當晚關閉了急診大廳間的天井,意為安排成批的留觀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風不良的急診環境更加惡劣,致使急診藥房、急診檢驗、急診收費和近鄰的其他幾個科室均處在由於空氣不暢而形成了SARS強大的交叉感染區。   
  人民醫院終於哭泣了,哭得那麼悲慟。人們目睹著一個又一個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卻無能為力……於是,醫院上下,醫院內外,一片恐慌。那些來看病和正住在醫院的患者聽說SARS蔓延後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紛紛想法遠離醫院。原先在醫院幹得好好的清潔工和護工扔下一個月幾百元的「瓷飯碗」,不辭而去,SARS病房內的清潔工作和後勤工作不得不由醫生護士來完成,這使得又有一批批醫生護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醫院再也無法承受這打擊,於4月19日、20日、21日,連續三次向上面打緊急報告,請求停止急診和門診。中國CDC派出首席專家曾光前去調查核實。「情況屬實,建議立即關閉所有門診急診。」曾光的結論,給災難深重的人民醫院帶來轉機。   
  4月24日,整個醫院被市政府宣佈隔離。5月初,人民醫院向市、區兩級CDC報告的非典患者高達200餘人,其中本院的醫務人員89人,年齡最小的20歲,最大的63歲,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醫院的骨幹和專家。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從人民醫院那兒傳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醫院不停地就診看病,先是中央財經大學出現SARS爆發,繼而是北方交通大學又爆發疫情,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醫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頻頻而起。   
  北京城徹底恐慌了——   
  學生開始成群結隊地離校;民工開始成批地乘火車汽車逃跑;有錢人駕著車、搭上飛機匆匆離開北京;   
  普通百姓撲向商場食品店捲起米面油鹽醋往家奔跑……   
  一個個機關大門開始關閉;一座座小區實行封鎖;一條條街巷沒了行人和車子;市民們躲在居室不敢出門,驚恐地睜著雙眼看著外面那個黑雲壓陣的慌亂世界……   
  一天,一輛公交車上一個抱孩子的婦女咳了幾聲,全車人吆喝司機趕快停車,隨即爭先恐後跳下車,路近的人乾脆步行,路遠的紛紛招手「打的」。   
  「的哥」問:那公共汽車上出什麼事了?乘客說,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厲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聽,臉色煞白,忙推說「車子沒油了,我要去加油。」說著,「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車停車!」乘客一邊喊著,一邊追趕。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車開進大院。   
  「不能進!你們出租車整天在外面拉人,誰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車。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們不能讓你進去。」幾位老太太嚴防死守著鐵門,任憑「的哥」怎麼說,就是不讓進人進車。   
  「的哥」直蹬腳,「我、我……這到底是怎麼啦?你們不能不讓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誰救他們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們一聽,嚇得四處逃避,一溜煙人走巷空。   
  「的哥」抹乾淚,走進自己家的樓門,敲了幾下,沒見動靜。又敲:「我回來啦,怎麼不開門呀?」   
  「知道你回來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傳染了怎麼辦?」裡面的女人說話。   
  「的哥」一愣,說:「你們怎麼知道我會傳染非典?」   
  裡面毫不留情地:「我們怎麼知道你不傳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難辯,只好問:「我總不能睡在門外面吧?」   
  這時門突然開出一條縫,縫裡甩出一條被子,門又猛地關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為大人想,也該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麼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於是便無奈地捲起被子,萎縮在牆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麼說,先睡一覺再說。   
  「你別睡這兒呀!離我們門口這麼近不行!」突然,對門的鄰居在裡面高聲嚷嚷道。   
  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們以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為什麼你家裡人不讓你進屋?」   
  「我……」「的哥」有口難辯,抱起被子就往樓下走。   
  他重新回到車裡,一狠心:媽的,上路拉活去吧!   
  車子發動起來,輪子向前飛奔。「的哥」突然發現今晚的大街上,這麼少的行人,這麼少的車子,一條平安大道,竟然從西到東,沒遇見幾輛車子……   
  「這麼大的城市,見不到人,見不到車,那種情景,不是親身感受你是無法想像出來的。一句話,它比進地獄還嚇人。」一個多月後,這位「的哥」依然心有餘悸地這樣說。   
  我就是在那時看到了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準確地說是看到了我們全家。   
  我、妻子、女兒,全副武裝的三個人:都戴著雙層口罩,都戴著厚厚的眼鏡,都穿著臃腫的衣服。   
  「的哥」下車給我們開車門,他的超常規動作,叫我感動。而他的話卻更讓我意外:「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今晚給我開了彩……」   
  「北京這是怎麼啦?大哥,你說這非典到底是怎麼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啊?」他竟然哭了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兄弟啊,你哪裡知道,我們還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歷程呀!我心裡這樣說,嘴上卻不敢對他說,因為他不知道我們一家三口剛剛經歷的一場「劫難」比他經歷的更加恐懼。   
  「的哥」將我們送到目的地後,一連向我說了三個「謝謝」。   
  紅色的「的士」消失了,長長的街頭恢復了死一般的寂靜。   
  回到家,疲憊的女兒入睡了,妻子則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強度的消毒藥水在我們剛剛脫下的所有內外衣上噴灑著。而我怎麼也無法抑制波瀾激湧的心潮,獨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視和舉目遠眺著眼前這個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殘的城市……   
  那一刻,我發覺自己真的淚流滿面。   
  那一刻,我突然聯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隊參加一場流血的戰爭時的情景。   
  我怎麼發現眼前的SARS竟然會讓我感到比當年參戰時的那種心境更加恐懼?呵,我明白了:與敵人拚殺的戰場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個人,死了也會很光榮。可這SARS不一樣,它讓我看不到,它讓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我的家庭,屬於我的同事和單位,屬於周圍的環境,屬於這個城市,屬於看不見摸不著的空氣!   
  就在十個小時之前,當我居住的整個北京城人人都從單位和大街上躲進自己的家居時,人人都在關緊自家的門窗,以家為戰,消毒反擊,堵疾防魔時,剛因停課回家準備高考的女兒在下午三四點時,開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說她胸口難受。我和妻子手忙腳亂地讓她從書堆中躺到床頭。然後開始測量體溫……   
  「37.5℃」。第一次測量,就嚇了我們一跳。   
  妻子忙著找藥,而我則忙著打開電腦,上網尋找「非典」的特徵。網上的「非典咨詢」都這麼說:體溫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陰影……   
  吃藥,繼續測量體溫。半小時一次。   
  下午4點半以後,女兒的體溫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難受,爸爸,我難受呀……」女兒的每一聲叫喊和哭泣都揪著我的心。我成了熱鍋螞蟻。   
  妻子守在床頭,負責測量女兒的體溫,而我則不停地翻閱網上的「非典」知識,又不停地想操起電話咨詢「非典」熱線——可這一項又不敢輕易使用,因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燒者,當時的情況下準會被視為「非典」患者。「120」急救車說不准馬上開到家門口。   
  我不想這樣簡單地把女兒劃進SARS去。   
  我們全家誰都不想這樣簡單地劃進去。   
  是,還是不是?如果是,該怎麼樣?如果不是,誰能保證?是送醫院,還是不送?如果送醫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傳染的死路嗎?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誤時間怎麼辦?   
  我和妻子激烈的爭執著,每一次給女兒測量體溫後,都會在另一個房間裡誰也不讓誰地爭執著。   
  我感到我要崩潰了。我甚至已經作好一切心理準備:假如女兒被SARS傳染上,被急救車拉走,我一定毫不猶豫跳上車,一起與她走進病房,一起戰鬥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覺得什麼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兒!   
  女兒還在哭泣和叫喊。我無法在她床頭呆著,我的焦慮已經使我失去了作為一個父親能夠克制的情緒——我強裝若無其事的表情走出電梯,又走出大樓,我看看周圍沒有一個人,於是躲到台階的一側,然後無比痛苦地揚起頭,閉上眼,又合攏雙掌,默默地祈禱了三聲:老天,請你無論如何保佑我的女兒平安無事。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蒼天求助。   
  女兒的高燒不退,妻子的藥物治療不見顯效。我們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選擇——醫院是唯一選擇的地方。而醫院在那時是最危險最容易傳染SARS的地方。   
  我們不能不去了——在無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況下,只能選擇去那個最危險的地方——去醫院在那時等於是在死亡陣地上尋找一根救命稻草。   
  約深夜11時左右,我們一家三人全副武裝地走出家門——其實也就是戴上兩個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門後,好不容易打了一輛「的士」,還不敢對司機說上醫院。   
  車至醫院附近的100米處停下。我們三人走進北大醫院,發燒門診大夫說還不能進去,「剛消毒,得等一小時。」   
  妻子悄悄對我說:「還是上普通急診去看吧,進發燒門診不等於接觸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會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於是我們帶女兒上了醫院一層的普通急診室。當走進急診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緊: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樓道裡一個個「非典」,他(她)們或是有人攙扶著,或是橫七豎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著……   
  門診的醫生全是全副武裝,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麼叫防護服。那醫生穿的是罩式防護服,就像電焊工頭上戴的那種。她每會診一個病人就拿起消毒劑在空中噴射一次,一個十來平方米的門診室,湧進排著長長隊伍的患者,我想不傳染只能算是上帝開恩了吧……我已經把自己列入SARS候選人。   
  排隊半個小時左右,醫生讓我女兒到另一個診室拍胸片。   
  20分鐘後,X光片出來。「沒事,肺部清晰。」醫生遞過片子。   
  我們一家三人都不約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爺!   
  緊接下來是驗血。我讓女兒和妻子在遠遠的醫院外等著,而我則回到化驗室等著,一分鐘一分鐘地等著——因為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據之一。   
  25分鐘後,化驗單子出來。我趕緊出醫院交給妻子看,因為她懂。   
  「沒事。」當過醫生的妻子這時恢復了她的自信。   
  又一個沒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實是我們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來。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們回家的路上遇見的……   
  第二天清晨,女兒的高燒已退。而我們的生活開始了新的內容:早晨起來,先是打開所有的門窗,再在所有的房間噴射消毒劑。特別是門把手,要進行反覆消毒。再在與鄰居的接觸地段,「狠狠」地噴射高量消毒液;吃飯時,相互監督誰沒洗手;出門時,檢查口罩帶了沒有——能不出門的盡量不出門。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車,也不能「打的」——單位裡已經這樣明確規定了。有趣的是女兒一反常態,對還需上單位值班的我特別關心起來,只要一進門,就先讓我站在門口,把鞋脫掉,再將外衣脫下擱到涼台。然後監督我到門口處的消毒液裡洗手,洗完後再進裡屋的一隻同樣盛有消毒劑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後跟在我後面,不停地朝我身上、頭上噴射由她媽配製的稀釋消毒劑——我呢,每每女兒這樣做時,都能自覺地配合。這樣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這一年四五月間,幾乎成了普遍。只是我們一家比別人多了幾分緊張,因為我們全家都到過一次醫院。那時得非典的人在別人眼裡就是「瘟神」,而發高燒的人則幾乎都被視為非典患者對待,如果有人到過醫院則彷彿你已被死神抱住了——這也不能怪公眾有這樣的恐懼,因為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醫院傳染的。事後我才知道,當晚我們全家去就醫的北大醫院,那幾天正處在非典患者就診的最高峰。「24號人民醫院被隔離後,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發燒疑似患者全都湧到了北大醫院,由於定點醫院緊缺床位,那些已經確診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觀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著等在門診室的走廊內外。那些日子裡,天天都是這個樣。」西城CDC的張震科長在我採訪他時這樣說。   
  數日後,我們全家安然無恙,逃過一劫。那種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將精力和目光從自己的家庭轉向外面的世界。   
  此時的北京城已經完全發生變化。   
  「國難當頭」,成了許多官員和民眾的口頭語。   
  那時北京城裡的空氣是凝重的,人們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相互之間看不清對方的表情——口罩將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壓在心頭。   
  一條「短訊」,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內,傳遍全市。   
  「某某時間要封城了!」   
  「某某夜間要飛機噴藥,請關好你家的門窗!」   
  謠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傳播的。人們雖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訊」,但採取的態度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   
  那些日子裡,市民們的生活這樣度過:   
  有車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們常常被農民趕回來。「告訴你們,不能在這兒通過,更不能進我們村。」農民們警惕地把守著自己的家園。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隊排在村口的路中央,電視裡播出一個村子不僅將全村四周全部用鐵網和磚牆圍得嚴嚴實實,而且把村口的那條通向外面的公路攔腰斬斷——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進兩台坦克。   
  沒有車的人,呆在家裡,成天開著電視——電視裡整天是「非典」節目。那時一天學的預防非典和「公共衛生」知識比以往一輩子學的還要多出幾倍。   
  人們的防範意識超出了想像。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將全部的精力注視著周圍一切可能出現的漏洞。大家有個共同的認識:要真正地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須關注別人的和周圍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個僧人發燒倒在馬路上,我們竟接到20多個電話。」120急救熱線的工作人員告訴我。當急救車前往事發地拉走僧人後,他們又接到了30多個市民電話,是市民在打聽那僧人是否是非典患者。市民說,如確診那僧人是SARS患者,我們所有近距離接觸他的人就都得趕緊消毒和防範呀!可不能一絲馬虎。「瞧瞧這警惕!」   
  家住東城的李某一家四口,突然感覺發燒。在猶豫去還不是不去醫院時,120急救車已經到了他們家門口。原來,鄰居聽到對門的不停咳嗽聲,就打電話叫來了救護車。   
  這就是非典時期。個人的生命不再屬於你自己,你要保護好自己的生命,就得以同樣警惕和呵護的心態保護別人的生命。   
  小黃是外地民工,負責一個居民區前的兩條大街的環衛工作,說白了——是干掃大街的活。小黃負責的大街是條人來車往密集的地方,有五輛公交車的車站靠近居民院前的大門口。平時的車站旁,早晚滿地都是扔棄的垃圾,小黃舉著掃帚想清除,常常被乘車的人口出穢言罵道:「你沒長眼?想往我身上掃?」   
  SARS來了,大街上突然沒了人影。公共汽車偶爾來一輛也不見幾個人上車。小黃的活兒頓時輕鬆了許多。有些日子小黃也想歇了,傳說非典能從空氣裡傳播,大街上也不安全。可小黃發現大院前的馬路邊不知什麼時候又堆起了垃圾,他掃盡後,剛想按常規倒入附近的垃圾箱。   
  一群居民追過來,詢問他:「喂,小兄弟,這垃圾不能隨便倒,得放到安全的地方。」   
  小黃不解:「那該倒在什麼地方?」   
  居民:「應該拉到垃圾集中的地方。」   
  小黃:「那得有環保師傅拉走才行,我可沒能耐叫他們來。」   
  居民們:「這你甭管,我們來。」   
  不一會兒,環衛車還真來了。是居民們給衛生局打了電話。   
  小黃扛著掃把要回宿舍。   
  「慢著,」居民們將他叫住:「你是住在地下室?」   
  小黃滿臉狐疑:「是。」   
  有居民送上兩瓶84消毒液:「每天在房間裡噴上兩次。」   
  當他回到地下室剛剛洗完臉,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已經進來。領頭的一個人對他說:「我們要改造一下你這間房子的通風設施。」   
  小黃愣神之間,幾位穿白大褂的人七手八腳地忙碌了起來……兩小時過後,在房間裡從來沒有吸過新鮮空氣的小黃,重重地做了幾個深呼吸,那氣兒真清純,他感到特別的愜意。   
  第二天,小黃舉著掃把,正要出門幹活,突然發現門口堆著兩筐水果、蔬菜和一堆營養品。上面還有一張條子:小伙子,注意你的身體。有情況隨時與我們聯繫。本樓居民每一刻都在關注你。   
  市急救中心的幾十名司機,從投入戰鬥以後,他們不分日夜,天天都在與SARS爭奪患者的生命。每一次白色救護車所到之處,人們就像躲避瘟神似的遠遠躲到一邊。如果迎面遇見一輛私車,那車子的主人便會以最快的速度將敞著的玻璃窗搖起。有一次馬師傅的車稍稍挨路邊近了些,一位五十上下的大嬸竟然為躲他的車子,連人帶自行車倒在了馬路上,造成骨折。「其實當時我們的救護車離大嬸至少還有三米遠。」馬師傅事後說。   
  「大嬸,你傷著了沒?」馬師傅趕緊停下救護車,想上前扶一把受傷的大嬸,誰知那大嬸驚恐地連連朝他擺手:「你別過來!你別過來!」   
  馬師傅立即止步,開始他沒有反應過來,後來一看自己全身穿著的白色防護服,終於明白怎麼回事。   
  「我就是摔死了,也不要你來扶我!」那大嬸一邊在地上打滾,一邊沖馬師傅說道。   
  那一刻,與SARS出生入死搏殺的馬師傅只覺得鼻子酸酸的……   
  「孩子他媽,我今天到咱家附近的一家醫院拉病人,我能看一眼你和兒子嗎?」在又一次執行任務前,馬師傅打電話給妻子。   
  「行啊,我帶兒子去看你。」妻子興奮地說,又突然疑惑起來,「你穿了防護服,又不能接近你,我們哪看得到你呀?」   
  馬師傅說:「你們在100米左右的地方站著,到時我向你們招手不就行了?」   
  「哎。」妻子顯得很高興。   
  馬師傅和車隊的戰友們浩浩蕩蕩地開著救護車駛向那所收治非典患者的區級醫院,行動是在深夜進行的。進去的時候,馬師傅根本來不及環顧一眼周圍的情況,每一次轉送非典患者的行動就是一場突擊戰,分秒必爭。   
  一場激烈戰鬥結束,幾十名患者被安全轉到急救車上。就在馬師傅他們臨登上駕駛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遠遠的地方站著他的妻子和兒子……   
  馬師傅趕緊舉起右手,向妻子和兒子的方向招手。   
  啊,她和兒子看到了他,也回應著招起了手。   
  馬師傅的鼻子頓時發酸,一直酸到心窩窩……當他再抬頭朝妻子和兒子望去時,發現她的手猶豫地放下了,稍許才又重新高高地舉起。   
  馬師傅趕緊再度舉起自己的手,頻頻揮動著。   
  「上車吧上車吧,別再招手了啊!等戰鬥結束後,我放你們十天假!快快上車吧!」是隊長在說話。   
  馬師傅以為隊長在說自己呢,可當他轉頭那一瞬間,馬師傅驚愕了:原來他的隊友們都一個個高舉著雙手在向他的妻子和兒子招手呢!   
  「喂喂,哥們,那可是我的妻子和兒子呀!我們是有暗號約定的,你們都招手了,他們怎麼看得見我是哪個呀?」馬師傅有點急了。   
  「老馬,你別太私心了,嬸子他們是來看你的,可也是來看我們的嘛。在這個時候有人向我們招手致意,我們心頭熱乎啊!老馬,你一定代我們好好謝謝嬸子。」   
  這回,馬師傅的眼淚終於忍不住了。他再次看到幾十雙戰友的手在向自己的妻子和兒子高高地舉著,揮動著……              
北京保衛戰 
四、       
  作家何建明為本報在第一時間采寫的、記錄北京遭遇和抗擊非典過程的長篇報告文學《北京保衛戰》,自6月6日在「筆會」刊出第一部分以來,已連續在6月16日、20日刊出第二和第三部分,在讀者朋友中得到熱情的反響。在我們接到作家傳來的第四部分並開始編發之際,獲悉了世界衛生組織解除對北京的旅行警告、將北京從「近期有當地傳播」的非典疫區名單中刪除的消息,北京抗擊非典的工作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經歷風雨見到彩虹的人,誰不能體會這個消息帶來的喜悅!   
  在這個時刻通過作品重新回顧北京在過去幾個月中經歷的一切,格外令人心潮難平。   
  國泰民安,伏唯尚飧! 
——編者    
  800萬服「八味方」   
  什麼叫戰爭?戰爭就是你死我活的戰鬥與爭奪。   
  SARS把過了幾十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間捲入了全面的戰爭狀態。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那一刻,對所有北京人來說,都是那麼的突然和那樣的慌亂。無論你是普通百姓,還是國家幹部。不宣而戰的SARS,牽動著億萬人的神經,這是一場全民的抗戰,不能延誤!   
  4月初,慘遭SARS襲擊的東直門醫院正處存亡的緊急關頭,北京市民通過各種渠道驚恐萬分地傳遞著那個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則死」的可怕傳言。   
  有位叫姜良鐸的中醫專家,開出了一帖後來廣為流傳的「八味方」,亦稱「姜八味」。這「八味」分別是:蒼朮、藿香、金銀花、貫眾、黃□、沙參、防風和白朮。   
  北京人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後,在恐慌中見什麼信什麼。4月8日,「姜八味」在《北京晚報》刊出,從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戰爭硝煙……   
  下午2時,首批《北京晚報》剛剛到市民手中,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濟生的辦公室內急促響起一連串電話。這位在醫藥界飽受考驗的「京城女藥王」在那一刻突然驚呆了:「什麼,中藥方全線告急?」   
  「走,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陳濟生顧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聲後風風火火地走出辦公大樓,直奔大街對面的公司所屬「醫保全新大藥房安定門藥店」。   
  「你們是怎麼搞的,人都要死了,還不快點抓藥給我們!」   
  「對啊,你們不是醫保藥店嗎?保誰呀?是保你們自己,還是保我們老百姓呀?」   
  「能不能動作麻利一點嘛!我們已經排半天隊了!」   
  陳濟生人未到藥店,卻遠遠看到長長的隊伍從藥店的門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嘩吵鬧的顧客,說什麼的都有。他們高舉著報紙,充滿焦慮地喊著、嚷著……   
  「老鄭,庫裡還有貨嗎?」陳濟生費力地擠過人群,氣喘噓噓地走到櫃檯前,問正在與職工一起恨不得能多長出幾雙手去抓藥的店長鄭志新。   
  「哎呀陳總你可來啦!這可怎麼是好呀!我們哪受得了這麼多人來買藥啊……」鄭店長一邊擦著汗,一邊哭喪著臉嚷。   
  陳濟生一把將他拉到一邊:「其它的你什麼都別說,我就問你:庫裡還有多少貨?能供到什麼時候?」   
  鄭店長一跺腳:「你看這一撥又一撥的人!我看最多能頂到明天。」   
  陳濟生:「好,你現在就去告訴排隊的人,說我們的藥保證能讓大家都買得上!」   
  鄭店長用胳膊一抹額上的汗,說:「行,我去說!」他繞過櫃檯,踮起雙腳,向排隊的顧客大聲說:「大家不要著急,保證都能抓上藥!」   
  「喂,倉庫嗎?你們給我查一下存貨,看看還有多少中藥飲片,查清後讓物流部門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連鎖店。聽明白了嗎?全部、立即給我送到店面上!」陳濟生操起手機,一連打了七八個電話。   
  幾十輛「全新大藥房」貨車轉眼間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   
  陳濟生和助手本想離開藥店,卻被眼前一撥更比一撥長的買藥人牽住了。於是她將袖子一挽,走進藥鋪,與忙得滿頭大汗的店員們一起抓起了藥……「別急別急,我們會盡量保證大家都能抓上藥的。」她嘴裡不停地向抓藥的市民說道。   
  「你這位同志說得倒比唱的好聽,你看看門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陳濟生抬頭向門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牆上的鐘錶:整午夜12點。還有那麼多買藥人啊!她的心頭緊揪起來:這可怎麼是好啊?!   
  黎明時刻,陳濟生和店員們已經累得雙手和眼皮都抬不起來了,剛想喘一口氣,卻見店門口排隊抓藥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幾倍!   
  「我們要訂5千服!什麼時候可以抓好呀?」   
  「8千,我們要8千服!馬上就要!」   
  「給我們訂1萬服!大學生們都等在那兒呢!必須立即給我們,否則出了事你們負責!」   
  「我們也要1萬服!我們是部隊,你們不能不給啊!」   
  「我們是中央單位,你們也得保證!」   
  陳濟生此刻才意識到自己這個「大藥王」也是空有虛名。在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一旦人人都爭著想要一樣東西時,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哪家企業和哪個政府能夠擔當得起的。   
  但必須有人出來承擔!   
  這時,滿堂哄搶的藥店裡,擠過一位年輕人。他本想向買藥的百姓們說上幾句安慰的話,而他其實也說了好一陣子,可沒人聽他的。人們依舊焦慮地誰也不顧誰地爭搶著抓藥,彷彿抓上藥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線希望。   
  陳濟生和鄭店長認出了是一位年輕的副市長。   
  這位副市長緊鎖眉頭:「看這陣勢,還得準備更大的供應量!」   
  「除非你和藥檢局同意我們改手工抓方煮藥,為大機器生產方式煮……」   
  「不違反藥檢相關規定?」   
  「藥檢規定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如戰時狀態下可採用機器煮提藥液。」   
  「現在就是戰時狀態,干吧!對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一錘定音。   
  陳濟生受命後的第一時間內趕到雙鶴藥業公司,親自看著成噸成噸的中草藥裝進大罐桶內滲泡、調配、起火、轉動……好傢伙,那是真正的大機器煮藥啊!   
  巨大無比的爐桶,轟鳴震天!日夜不停,開足馬力。   
  同一時間,京城百年「大宅門」——同仁堂老店的後院,更為壯觀: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藥灶、煮藥房、小桶燒、大桶滲的所有藥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幾口碩大無比的煮爐更是火焰旺旺,熱氣騰騰……   
  大機器煮提,一天能供應10萬服「八味方」!   
  10萬服還不夠!各藥店急報。   
  10萬服不夠就再加到15萬服!   
  15萬服一天還不夠!市民們罵死我們啦!藥店老闆向陳濟生報告。   
  日供20萬副!領導下令。   
  20萬服早晨送市場,午後便空空無貨。   
  陳濟生想哭,卻哭不出來。要哭也沒有眼淚,只有血水——百姓們把「八味方」當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實也就是一根可憐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從4月8號一直供到4月底的20來天時間,全市共賣出800多萬服!其中23號和24號最高峰時,日售量高達29萬服和29.5萬服!   
  北京市民瘋了!但瘋了並不要緊,要緊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防護服:從幾百套到200萬   
  「4月17日中央開會,當晚市領導找我等人談話,告知當時的疫情,我聽後真感到嚇人。18日市經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資總指揮。19日物資保障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揮部的一個小組,組長也由一名副市長當了。當日我出任物資組辦公室主任。20日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我們抗非指揮部的各小組成員正式上任。21日我負責的物資供應辦公室62名來自各個部門的人員全部到位。當日23部電話全部開通,30多個網絡建立,幾百個聯絡電話列在每個工作人員的辦公牆上。而那時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緊急的事就是前線急需的防護服……」張工,市經委副主任在日後接受我採訪時,說起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時,一連報出幾個工作日經歷的戰鬥內容。   
  防護服太需要了!   
  每日三位數的確診SARS患者中有六成是醫務人員!他們在搶救從四面八方湧向醫院就診的患者時,由於沒有有效的防護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麼,你們那兒又有5個倒下了?」   
  「我們昨天剛拉走4個,今天又躺倒了7個……」某院長哭著向市長報告。「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好我們的醫務人員!醫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還怎麼個活法?」指揮部裡,市領導們的眼睛都紅了,他們的聲音裡帶著撕裂的顫抖。   
  市府熱線電話裡,市民們的罵聲震天,那罵聲裡包含著恐懼,包含著怨恨,而更多的是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還在熱火朝天地煮提著,陳濟生又受命組織防護服的採購與供應。   
  「陳總,你的任務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長握住陳濟生的手,同樣充滿期待也充滿焦慮。   
  平時,抬手舉足都非常得體的「京城女藥王」陳濟生,此刻連別人喝過的水她都會端起來往自己的嘴裡倒——時間在那個時候真的太寶貴了,每一分每一秒鐘都連著市民和醫務人員的生命!   
  「沒說的,我們堅決完成任務!」領受任務後,她突然有種奇怪的想法:我一個非國有單位的股份公司,怎麼市長們把我看作是他的一個局、一個國營集團來對待呀?如果換了平日,陳濟生真會發笑。可現在她想到的只有八個字:國難當頭,人人有責。   
  當年林巧稚大夫給她起名「濟生」時,真的有先見之明?   
  「喂喂,老萬啊,你聽著:馬上全力組織調購幾萬件一次性防護服!什麼時候弄到手,就什麼時候送到醫院!千萬千萬!」陳濟生對公司副總經理說。   
  「是。不過陳總啊,由於『八味方』等藥物與器件是貼本買賣,公司已經賠進了近千萬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說一聲……」屬下吐出一顆酸橄欖。   
  陳濟生沒接,斷然道:「現在都什麼時候?就是把公司全部資產賠進去,我們也得干!」   
  陳濟生還在市指揮部開著緊急會議,屬下的幹將們則全被動員起來搞防護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幾百套防護服!   
  要命啊!   
  那時醫院第一線全線告急。有些醫生由於懼怕感染,已經出現穿五六件防護服還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況。   
  十萬火急!   
  「向全國、全世界訂購!」   
  張工領導的物資供應辦公室已經遵照市領導的決定在網上發出帖子。「這怎麼行啊,咱們是政府,網上貼帖子不是有點那個嘛!」有人提出不同意,竟然還下令把張工他們發在「千龍」和「新浪」網上的「全球採購」帖子撤了下來。   
  「媽的,網上有什麼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會,我們不利用網絡這樣的優勢,是傻瓜!」張工的手下有人氣得直罵。   
  招標採購的帖子在一個小時後又重新上了網。那時一個小時也是關天大事啊!   
  「陳總,我們已經從深圳、河南、武漢弄到2萬件防護服!」陳濟生接到屬下報告。她正想向市領導表一下功,卻沒想到市領導陰著臉對她說:「太少啦,2萬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線上的醫務人員與患者們的性命啊!」   
  陳濟生一聽這話,眼珠頓時發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嚴重!指揮部的緊急會議一直開到臨晨4點。陳濟生不可能閉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電話從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國,甚至打到倫敦、南非……將以前一切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與客戶一一通了遍話。每一個電話裡說的第一個字,都是「求」字——陳濟生一生難得求人,這回「北京女藥王」低下了高傲的頭顱。她要求人,要求所有的人——為了她的城市和人民的生命。   
  「什麼什麼,你再說一遍!上海有個公司是美國杜邦的代理?他們那兒能有貨!太好了!杜邦的防護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訴他們,有多少我們要多少!越快越好!」陳濟生突然接到一個信息,高興得熱淚滾滾。   
  「那合同怎麼個訂法?」   
  「就用傳真!我簽字!」   
  「人家要200萬預付款。」   
  「給。立即就給!但我的條件是:他們必須明天就把第一批10萬套貨給我發到北京!」   
  「對方答應說行。」   
  「妙!」陳濟生的電話剛放下,市府一連來了幾個電話催她折回去再開又一個緊急會議。   
  「口罩、體溫計、消毒藥水……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遲!」市府會議上從來沒有這麼「不文明」過:市長們、局長們互相扯著胳膊,站著說話,甚至一不留神「他媽的」也上來了!   
  「口罩20萬個,上海市明天就空運過來!上海市的書記、市長親自批示說,北京要什麼他們全力支持什麼!聽聽,多麼動人的話語!還有其它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們。但我們的需求量實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勁!想法再想法,直到把東西都給我運到北京、送到醫院、給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長又在發令。(我後來知道北京在抗擊SARS戰役中所用去的1100多萬隻口罩多數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遠記得上海人民這份生死之交的情誼。)   
  「什麼?防護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陽?那兒每天只有一個航班飛北京?」陳濟生的電話連聲響起,她只得從指揮部會議室起身到走廊接話。   
  「我們的10萬件貨運到飛機場時被客航甩了下來,人家說不可能裝運得了!怎麼辦呢,陳總?」對方說。   
  陳濟生急得直擊雙掌。沒貨時急尋貨,有貨了運不過來更是急死人的事!   
  調民航專機!對,調專機!陳濟生的腦子裡蹦出個大膽想法。她讓助手查到民航總局值班室的電話後,將手機直接打到那兒。   
  「你告訴我急到什麼份上?」民航總局的值班同志問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須把10萬件防護服送到各醫院!否則醫生和患者成批成批的倒下啊!」陳濟生泣不成聲。   
  「那好,你讓市政府出個公函。剩下的事我們來辦。」   
  陳濟生一聽,快步走進指揮部會議室,本想當面找市領導說一聲開公函的事,可一看裡面的領導們在激烈爭執著千頭萬緒的其它戰事,那火藥味濃得嗆人。陳濟生收住了腳步,迅速從挎在肩上的小包裡取出一個記事本,撕下一頁,「嚓嚓嚓」地寫下幾行字,然後悄悄交給一名領導。那領導也乾脆,瞅一眼後,立即提筆改了幾個字,隨手交給市府秘書長,回頭對陳濟生說:「還有其它事讓你辦,繼續坐下開會……」   
  清晨兩點,陳濟生走出市指揮部,就接到了民航總局的來電,告訴她阜陽那邊已有兩架飛機在裝運那批防護服,並將在早晨七點左右到北京。   
  這回是真的太好了!陳濟生一連在手機裡向民航的同志說了七八聲「謝謝」。   
  「謝什麼,都這時候了,只要用得上我們的,儘管說,我們全力以赴。」   
  陳濟生的熱淚又一次噙在眼眶內。   
  這一天8點鐘左右,10萬套防護服準時送到一線醫院。   
  20萬套!50萬套!100萬套!200萬套!   
  之後的日子裡,陳濟生和市物資小組一起完成了共計200萬套的防護服採購及配送任務。那時候的北京,防護服就是一線戰鬥人員衝鋒陷陣的盔甲,當「白衣天使」們穿上它重新站立起來時,與SARS搏鬥的戰場形勢便發生了質的變化……   
  4天半30輛救護車   
  「什麼,已經有幾個菜市場和商店出現搶購風了?!」   
  「我沒聽錯,一塊上海藥皂賣到了5塊錢!有個老農說他拉了一車土豆賣了8萬多元!五毛錢一斤土豆現在變成5元一斤!」   
  「方便面也賣空啦?真是全瘋啦!」   
  「可不,市民們都在傳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見什麼搶什麼,了不得呀!」   
  物資組的張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勝利一通電話,兩人都愣了:北京解放五十多年來,啥時候見過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餓?但SARS讓北京經歷了這麼一回。   
  4月22日下午開始,左安門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場先後關門或貼出告示要閉市。一時間,成千成萬的市民走出居室、離開單位和工作崗位,直奔商場和超市,凡見油鹽米醋必搶。有一對年輕夫婦往市郊的住處運了兩旅行車物品,「準備三個月不出門!」他們囤糧存庫,甚至在別墅的後院挖了一個兩米見方的泥坑作「垃圾處理庫」,因為物業人員早已各奔前程,再說業主也不想再讓外人接近他們。一位老太太見超市裡人頭攢動的搶購風,急得當場昏倒。服務員將她扶到一堆方便面的紙箱上休息。當老太太睜眼醒來時,指著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麵,對服務員說:這些全歸我了!   
  市商委「158」房間內燈火徹夜通明。李勝利在指揮部才上任不到兩天,嗓子已經啞得說不出話。啞了也不行,啞了也要喊出聲!   
  「老李啊,無論如何,明天你得從天津給我調撥30萬箱『康師傅』來。對,明天一早就得運到,八點店門打開時我得讓市民們能看到啊!」李勝利在手機裡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對方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好,明天6點前我們在北京市郊見面!」   
  「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們是怎麼在一天之內把30萬箱『康師傅』方便面調集成功的!30萬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樣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日清晨,李泉山主任親自押著浩浩蕩蕩的幾十輛卡車與我們見面時,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搖晃,我走過去抱住他時,他卻說:勝利啊幾天沒見,你咋走路都搖搖晃晃的?我聽完這話,跟他抱頭痛哭起來……」兩個多月後,李勝利回憶起那一幕時依然語頓氣咽。   
  其實當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車隊駛向北京的同時,一輛裝載著50節車廂的超長專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進在京哈鐵路線上——這是中央政府專為北京救市而動用的特快列車。50節車廂,每節裝有60噸大米。上好的東北好大米!   
  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場上買到了它。   
  後來我知道,北京其實是有能夠吃上半年時間的儲備糧的,但它們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時間才能進到市民嘴裡。突如其來的戰爭,給以往的備戰物資管理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   
  30小時?40小時?北京市民們發現,僅僅緊張了這麼一段短暫的時間,全市商場店舖,在24日下午後便再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各商場超市的貨架上依然琳琅滿目,諸如方便面和油鹽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   
  硬氣!人民政府領導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氣!   
  然而SARS之戰並不因為人們不愁吃喝而停止進攻,SARS專門打擊人類的生命防線。   
  「為什麼到處買不到體溫計?」   
  「不是讓我們預防SARS嗎?可上哪兒買消毒液呀?」   
  「我為了買幾個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藥店也沒買上!」   
  市民們的驚恐和焦慮絲毫不減。   
  張工與陳濟生聯手從山東調集到130噸過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裝置,怎麼好賣給廣大市民呀?   
  「我們找人改裝2公斤一罐的小裝桶吧!」陳濟生二話沒說,把任務接過來,交給了所屬的環科化學試劑公司。   
  「26萬桶哪!我們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裝成的呀!那過氧乙酸腐蝕性特強,可我們誰也顧不了這些,大伙爭著搶著幹,直到把最後一桶灌裝好並送到各個銷售店。」陳濟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職工一個個疲憊到了極點:有人推著裝卸的小貨車竟然睡著了,有人手腳腫得連飯碗都端不起,卻還在24小時不停地抓藥灌桶,有人一天十幾次往非典醫院送防護服……   
  「一天半,就一天半時間!」一位市領導告訴陳濟生,小湯山所有的醫療設備和用品,必須一天半內全部運達,沒有商量餘地。   
  一天半就一天半!這回陳濟生不哭了,她咬緊牙關,豁出命幹。她知道這時候叫屈喊冤也沒人搭理。市領導和張工他們為解決呼吸機,甚至連美國、德國、澳大利亞駐華的使館都敢直接「照會」了。   
  她更不敢向商委李勝利他們求助。商委的「158」會議室此刻正經歷著一場驚心動魄的「防守戰鬥」——好幾名指揮部戰鬥人員突然高燒不止,又咳又吐,嚇得商委領導脊樑骨發冷。SARS進入指揮部,豈不全盤皆輸?   
  還好,是勞累所致的普通發高燒。   
  「我不管你們想什麼招,5天之內,必須按質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護車給我送到急救中心。記住:第一批是30輛,第二批可能加倍!」張工給北汽福田公司下單的時候,是咧著嘴瞪著眼,那神態真有點凶神惡煞。   
  就5天。5天內要出一種全新樣式的專用救護車!開國際玩笑嘛!   
  戰爭從來不開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內把樣車開到張工面前,4天半內又將30輛嶄新的SARS救護專用車開到市急救中心。   
  就這麼神!戰爭狀態下北京創造的神奇有一千個、一萬個。              
北京保衛戰 
五、       
  病毒室中的漂亮大夫   
  在我接受採訪任務的那一天起,我心中一直有個願望:想看看SARS到底是什麼樣。它真的就不能讓人接近?接近者皆死亡?   
  機會終於來了。   
  6月19日上午,我穿著普通的汗衫,普通的牛仔褲,沒有戴口罩,什麼預防都沒有。我要獨闖一下那個最恐怖、最神秘的地方——SARS病毒的聚集地。我來到北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這裡集中了北京SARS患者身上採集到的全部病毒樣本,也就是說這裡可以稱之為「北京SARS病毒大本營」。   
  SARS魔巢!我終於找到你了!那一刻我又好奇又緊張。   
  我抬頭看到一塊牌子很醒目地寫著五個大字:特殊工作區。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未經批准,請勿入內。我一樂:此地此處,怕是怎麼請也不會有人願意進來的啊!只有我——一個想看看SARS真面目的「傻瓜型」作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再往三樓走。右拐,向前十幾步。到了,SARS疫魔就在那個「331室」!   
  我注意觀察,看到上面有一塊很小的牌子,寫著「流感病毒實驗二室」八個字。   
  SARS,流感病毒?對也,非也。估計那是塊掛了很久的老牌子。其實也沒錯什麼,SARS本來就是屬於流感型病毒嘛!   
  「不許進來!」當我靠近那個敞著門的「331室」時,突然被裡面那個穿著防護服的大夫嚴厲警告道。   
  嘿嘿,再傻我也不會這麼隨便進去的嘛!心想:大夫,請你們放心。   
  我站在門口,往裡看去,這裡比我想像中的惡魔老巢要簡單得多:一個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間。裡面除了幾張桌子和幾台儀器外,還有一個大冰箱。視線反方向還有個能夠觀察到「SARS」的操作台,這是站在門外唯一看不到的地方。   
  就這麼些東西!   
  但誰也想像不出就在這間「331室」房間內,我的主人公在過去的近三個月裡與SARS進行了一場場驚心動魄、驚天動地的較量啊!   
  更令我意外的是:參與決定這場與SARS惡魔決戰成敗的竟然是位漂亮清秀的女大夫!   
  我的主人公丁麗新,年紀輕輕,美麗清秀中帶著幾分纖弱。她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是位理科博士,還有一個上小學二年級的寶貝兒子。丁麗新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兒子長這麼大從沒有離開過她的懷抱,即使上學了,還是她天天接送,頓頓飯菜伺候。如此溫柔賢惠的女人本該在家做個全職太太,但她不是,當年她選擇的志向是與病毒打交道。她從事病毒實驗工作已經十幾年,主攻呼吸道傳染病中的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一直在變異,就像我們人類自身不斷發展一樣,病毒也是在不斷優勝劣汰,留下來的和新出來的,絕對都不是些孬種,一定是對人類具有特別的殺傷力。」丁麗新說。   
  「你與病毒惡魔戰鬥了十幾年,就沒有過被擊倒的情況?」   
  「當然有,好幾次非常危險,差點丟了小命。前年我還有過一次險情,那次還把我身上的病毒傳染給了兒子。當時我真的很緊張,我還拿兒子的血清做了分離,發現他傳染的正是一種我正在實驗的病毒。要不是採取措施及時,那我們母子倆就危險了……」女檢驗師的臉上有些暗淡。   
  丁麗新跟普通百姓一樣,是在毫無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條件下接觸SARS病毒的。她說:「今年2月份聽說廣東那邊出了一種叫非典的呼吸道病,當時我們北京市CDC應急中心把我和細菌實驗室的幾個同志叫去說了這事,大家討論北京怎麼對付這種可能傳染過來的流行傳染病。當時我提出最好找個病毒來做實驗。可由於北京當時沒有SARS病例,我們只能等待機會。2月份3月初也做過幾例疑似病人的血清分離,但都沒發現什麼新病毒。3月11日,CDC副主任,也是我們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所長的賀雄同志突然過來對我說:以前搞的非典都是假的,這回來真的了,你們一定要認真做啊!」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是3月11日晚,CDC應急中心的沈壯主任氣喘吁吁地拿來七八個咽拭子病毒管交給我。他告訴我,這是北京發現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及受她傳染的其他病人的咽拭子標本。從這一天開始,我一直在與SARS病毒打交道。我是檢驗師,實驗室的病毒分離和細胞培養及傳代等現場實驗都是由我來完成的。我還有兩位同事,他們都是我的戰友和領導,一位是林長纓博士,一位是副所長劉海林先生。我們的上級單位CDC的領導們也給予了我精神上全力支持,使我一個弱女子能夠面對強大的SARS惡魔而不膽怯,並且按時完成了一項項實驗任務。」丁麗新把年輕博士林長纓介紹給我,其實在認識她之前,我已經先認識了林長纓,只是這位年輕博士在抗非戰鬥中承擔的工作太多,那天約定採訪他的時間裡,他一邊還在參加一個SARS科研招標會。採訪現場,他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去開會,因此多數時間我是在聽女檢驗師講述,而這也是我所希望的,因為整個北京SARS病毒實驗都是由這位女檢驗師在做的,她的美麗外表和平靜心態更使我感覺與SARS惡魔的搏殺,是那樣殘酷和驚心動魄。   
  「有時我特別興奮得意」   
  「第一例病毒實驗什麼時候出的結果?」   
  「很快。我的分離SARS病毒實驗結果大約是在3月13日就出來了。這個時間與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在一個多星期後的3月18日宣佈非典的源頭是『副黏病毒科』屬同一時間,而要比歐美國家及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多月後的4月16日正式確認SARS的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結果要早些。我所在的北京CDC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實驗室只是一個B2實驗室,像SARS這樣傳染力強度的病毒應該在B3實驗室,也就是設備更完備和高級的病毒實驗室進行。」   
  條件有限,責任無限。面對猝不及防的災難,急切需要充滿責任的尋找:尋找病因,尋找療效,尋找科學精髓……   
  女檢驗師的生活因與SARS的戰鬥而發生了變化。   
  她離開了溫馨的家,告別了心愛的兒子,與丈夫通了一次如同生死訣別的電話——   
  「我可能回不來了。」   
  「暫時吧?」   
  「不,也許是永遠……」   
  「不許這樣說!」   
  「可我知道……」   
  「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記住:我和兒子都在家等著你回來,啊!」   
  她說不下去了。   
  這一天,她知道幾件事:東直門醫院的段力軍大夫死了,武警醫院的李曉紅死了,連第一個發現SARS的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意大利醫生烏爾巴尼也死了,他們都是在拯救SARS患者時不幸被病毒擊中而死的……   
  女檢驗師也給自己作了最後的打算——她從側面知道此時單位領導給她和幾位做病毒實驗的研究人員悄悄買了「意外傷亡人壽保險」。買這樣的「保險」在當時是很具悲壯色彩的。那些日子裡,丁麗新奇怪地發現單位裡所有的人都對她特別的好,同事們跟她照面時總報以特別友善的微笑。雖然平時她與同事們關係相處也很和睦,可眼下大家對她的微笑裡總夾雜著另一種東西——那是一種對勇敢者的敬意?還是對行將死亡者的敬畏?   
  自3月中旬之後的日子裡,SARS的瘋狂到達了頂點,整個北京城籠罩在凝重的災難氣息中,人們連呼吸都感到極度困難。那段日子裡,成批成批的SARS患者的咽拭子標本被送到實驗室,需要進行病源學實驗和血清分離。丁麗新常常是剛剛做完一批SARS病毒的分離和細胞接種,又一批患者的咽拭子也送到實驗台上。按照規定,從病房或者其他地方採集來的患者的咽拭子,必須在六小時之內進行實驗,否則就達不到應有的研究價值。   
  女檢驗師簡直是在與SARS病毒賽跑。   
  「那時一天不知要進進出出實驗室多少回,常常是這一批的病毒剛剛接種上,另一批新細胞的培養又得趕緊跟上。記得最緊張的一天,我在實驗室共呆了約15個小時。那時SARS還屬於未知病源,全世界都在恨不得趕緊將它弄清楚,因為只有弄清楚了才能對付它。那些日子裡,我們根本沒時間考慮與SARS病毒零距離接觸危險不危險的事,而是千方百計摸清病源的真相。做病毒實驗,你又不能急,每一個動作都必須按規程辦,動作太輕太重、太快太慢,都有可能失敗;時間也必須掌握好,太長太短了同樣會前功盡棄。所以每一次從實驗室出來,我的手指甲都被『蒸』得紫紫的,眼睛以下的臉部則因為被口罩蓋得像猴屁股似的……」說到這兒,我看到那張美麗的臉龐上露出幾分動人的羞澀。   
  「你們別以為跟SARS打交道儘是悲悲切切的,其實有時我特興奮和得意。」女檢驗師忽然滿眼發光地給我講述起她的精彩一仗:「有一次我在一例實驗時,發現SARS病毒跟一種小動物的紅細胞凝聚了!這個現象太重要了!因為能夠觀察到SARS病毒與另一種動物紅細胞發生作用,就能測出病毒在某種滴度情況條件下發生變異,而這種變化過程往往是我們征服病毒的一個突破口。我能不高興嗎?」   
  真是戰地黃花分外香。當別人在疫魔面前聞風喪膽時,女檢驗師竟然能英姿颯爽,馳騁風雲,指點江山。你我能不佩服?   
  「他們偏要來陪我吃飯,怎麼趕也趕不走」   
  「還記得最危險的一幕嗎?」   
  「當然。」我的提問,使她的臉色一掃光澤。一陣沉默後,她說:「那次我在做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於某的母親等人的病毒實驗時就出了個意外。於某母親的病毒非常烈性,其本人診斷後沒幾天就死了。外人可能不知道,我們對每一個病毒實驗不是做了一次就完事,而是要反覆做幾次。所有病毒需要進行分離,分離後還要接種在培養好的細胞上,看它成長變異,而且要保證病毒能夠至少傳上三代才算一次實驗成功。那次我進實驗室後先將於某母親等人的病毒液從冰箱內取出先進行凍融,即讓病毒液從冰凍狀態轉化成能夠做實驗的適溫狀態。當時是做一批不同患者的病毒實驗,因為在實驗室時候太長了,當時又沒有什麼防護服,綁在耳朵上的口罩帶子突然一邊鬆脫了下來,我的鼻子和嘴部有一大半暴露在外,而當時我的雙手正在操作,是不能隨便動的。為了不使實驗中斷,我不得不堅持下去,直到半小時後把一個階段的實驗做完後才走出實驗室,重新戴好口罩。雖然當時我很緊張,可心裡還自我安慰著,總不至於吧!哪知當我再次返回實驗室,坐定操作台時,我不由大吃一驚:於某母親的那只病毒液管裡不知什麼時候洩漏出了一塊毒液汁!這就是說,在我剛才口罩脫落時,我的呼吸道口——鼻子和嘴恰恰零距離地面對著一例烈性SARS病毒液!完了完了!當時我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可那會兒我已經進了實驗室,而且操作台上的一批病毒實驗也正在進行之中,必須等做完了才能出去。一個來小時後,我從實驗室出來,便手忙腳亂地趕緊消毒,然後坐在實驗室對面的半污染區辦公室裡,我喘著大氣,腦子一片空白,心想這回自己是跑不了啦!因為我知道自己所接觸的可不是一般的SARS病人,而是比普通SARS患者傳染強度高出幾倍幾十倍的病毒液!絕對的零距離——不超過半米吧!怎麼辦?怎麼辦呢?我的眼淚嘩嘩而下……」   
  女檢驗師滿眼噙著淚花,讓我彷彿身臨其境。   
  「我敢向天發誓:當時我擔心的其實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怎麼樣,而是為我的丈夫和孩子擔心,我怕他們因我而傳染。我愛人他是搞學問的,正在學術步步有成就時,他需要我;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兒子,他才不到10歲,從小沒有離開過我,難道真的我就這樣……我不敢往下想。這時,我想到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我所在的單位是市CDC——北京與SARS戰鬥的主要指揮機構之一,假如我倒下了,傳染給了單位的同事們,那就等於讓SARS這個惡魔跑到我們的指揮部裡來放下一顆大炸彈!這還了得呀!一想到這,我就趕緊坐起來,撥通了所長的電話。我把事情經過一說,問所長現在怎麼辦,我半天聽不到對方的聲音。我急得直跺腳問他怎麼不說話呀?所長終於說了:小丁你先不要為我們所裡的同志想,至於所裡同志的安全我們會採取措施的,現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安全。所長又非常低沉地說,你先好好去洗澡,一會兒我跟沈壯過去。沈壯是CDC應急中心主任,他在這次整個北京抗非戰鬥中一直衝鋒在最前面。他是我們心目中的一條硬漢。我洗完澡後,所長和沈壯他們就來了,我看到他們的臉色異常陰沉,這反倒讓我感到自己沒什麼了!沈壯第一句話就帶著命令式地說:你得隔離了!我問要多長時間,他說至少兩個星期。我問跟不跟家裡人說,他們兩個大男人竟然面面相覷地不知如何回答我的問題。我知道他們太為難了,怕我丈夫和孩子聽了還不急死嘛!不說吧,一旦我出了事,作為單位領導日後可怎麼向我家人交待呢?我看他們為難,便說還是我自己跟家裡說吧。可真要讓我跟家人說時,我難住了……我說什麼呢?那夜,我不知多少次拿起電話又放下,後來吞吞吐吐跟丈夫說了個大概。我問他怎麼辦,他在電話那頭,一直不說話,最後只反問了一句:孩子還小,他怎麼辦?我當時聽完這話,心都要碎了……」   
  「之後我被強制隔離。丈夫天天給我打電話,每一次電話總是打得特別長,他是在監聽我咳不咳嗽。最讓我感動和難忘的是副所長劉海林和沈壯主任,他們倆天天專門過來陪我一起吃飯。要知道當時我們市控防中心上上下下都為我捏著一把汗,因為一旦我被病毒感染可能就非常危險,而且會禍及整個CDC指揮部系統的工作人員。可劉海林和沈壯偏偏來陪著我吃飯,怎麼趕也趕不走!我知道他們的意圖,他們是想用自己的行動來安慰我,關心我。可我是搞傳染病毒實驗的,我知道SARS的厲害,尤其是我直接接觸的是已經致命的一例SARS病毒呀!劉海林和沈壯是專家,他們其實比我更清楚這種零距離接觸的後果,每次吃飯時見他們倆,我就趕他們走,可怎麼趕也沒用。我一個弱女子能拿他們怎麼辦呢?我急得真想罵他們,但罵也不行,因為他們有意在朝我笑。沈壯還說,麗新你放心,真要有事了,就把我的血清獻給你。我聽了沈壯的話,忍不住淚水汪汪。沈壯是我們CDC的應急中心主任,從北京出現第一例SARS到5月初的兩個來月時間內,沈壯幾乎接觸了所有SARS患者,而且都是第一現場。他的體內是有SARS病毒的,只是他運氣好,自身免疫力強,所以沒有被SARS擊倒。他和劉海林,還有小林博士,都是真正的男子漢。特別是小林博士,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他跟我在一起時連口罩都根本不戴。我說你別這樣,如果我傳染給你就犯大罪了,你林長纓是全北京市衛生系統第一位招聘的『海歸』高材生,我要傳染給了你還不罪加一等?你猜他怎麼說?他說丁姐你是美麗女神,一切魔鬼見了你都會嚇跑的。丁姐假如你真有點事,那我們都會毫不留戀地跟著你走……有句話叫患難見真情,我在最困難的日子裡,CDC領導和控制所的同事們給予了我最堅定和有力的精神支持。他們的行動給了我無比力量,後來我甚至對所長這麼說,我說大家都在研究對付SARS的各種途徑,現在最缺的就是沒有病毒人體試驗。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個難得的人體試驗。所長聽了跳了起來,說『你瘋啦?』我當時確實說的是真心話,可我看我們CDC的賀雄副主任雙眼淚汪汪地看著我半天說不出話。那段時間抗非前方特別需要病例實驗,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雖然與同事們在生活環境問題上隔離了,但實驗室的事我該幹什麼還得幹什麼。領導們勸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說反正這個樣了,閒著也是閒著。隔離七天後,我實在受不了。那天寶貝兒子給我打電話,他不知道我被隔離,說他在外面學畫畫,爸爸有事回不來,媽你就來接我一下吧。我一想離家的日子太長了,兒子就這麼個要求,我該滿足他。於是我就偷偷騎上自行車溜出了單位,把兒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兒子見我總背對著他說話,覺得好奇,說媽你是不是生我氣了,又說媽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讓你接送了。我聽到這兒,兩眼完全模糊了,發覺不到10歲的兒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個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這是丈夫特意給我買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東西,可那時我連試都不能試一下,或者也許永遠就沒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傷感地離開了兒子,離開了家。但一回到單位,我根本就沒有什麼時間想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時連軸轉,我就又一頭扎進了實驗室……」   
  「後來你沒事?」我焦急地問。   
  「沒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屬於欺軟怕硬的那類貨。這個時間我可能也進入了那種無私才無畏的境界了,你說是吧?」女檢驗師的臉上露出燦爛一笑。   
  我不由長長地透了一口氣:與SARS之戰,僅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拚殺!   
  這麼多,這麼快,這麼有成效   
  「你能給我和讀者形容一下與SARS病毒打交道的現場情形嗎?」我說。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見紅。」女檢驗師告訴我,4月下旬,他們從CDC應急中心主任沈壯手中拿到他特意從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於某的康復血清後,如獲至寶。「當時我們真的太興奮了,因為對付SARS至今全世界還沒有找到一種有效的治療,疫苗研製至少也要幾年時間,按照傳染病毒學原理,用康復者的血清來對付同一種的病毒應該可以視為一條途徑,但這也需要進行實驗室試驗。在與SARS激戰緊要關頭,特別是為了搶救倒下的醫務人員和危重患者,能夠做出血清抗擊SARS病毒,這樣的試驗意義非同一般。當時我們真的又是激動又是緊張,因為於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現的SARS患者,現在又有了她的康復血清,這對當時整個抗非戰役鼓舞士氣和拯救危重患者有著特殊的作用。但這樣的試驗又相當危險,是要用於某的康復血清,注入實驗室培養好的SARS病毒上,然後再做各種稀釋條件下的病毒變化實驗。整個程序很繁瑣,先要將血清稀釋,同時也要把接種在細胞內的SARS病毒進行稀釋,再將它們一起放在培養板上進行觀察比較。這個培養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須處在半敞的狀態下進行,因為要保證病毒細胞能有足夠的二氧化碳。這樣才能看到康復血清中的免疫細胞與病毒細胞之間展開決戰的全過程,而我們做實驗的危險性相對就要大多了……」   
  「你們當時的防護是不是已經相對好些了?」   
  「對。那次小林博士弄來一套防化服給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種頭罩跟猴臉一樣的防護服,有根長長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幾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進了實驗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進行了稀釋,然後一一放在培養板上,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和『藍軍』廝殺……由於這樣的試驗要求特別高,觀察又得仔細,當時天氣悶熱,實驗室又不能開空調,不到一個小時,我就感覺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經汗水淋淋,跟泡在水裡一樣,可又不能動彈。就這麼一分鐘一分鐘地坐在操作台前。後來小林博士見我一直不出來,也實在忍不住進了實驗室。我們兩人又配合著一邊觀察戰況,不時又清洗培養板,再分批接種新病毒細胞。經過三個多小時的實驗,我們終於獲得了成功:在用於某的血清接種到一個SARS病毒細胞上後,很快出現兩種血液細胞的凝聚現象,也就是說,SARS康復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擊敗了另一個SARS病毒!」   
  哇,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SARS之所以讓全人類恐懼,就是因為目前還沒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其它對付它的手段。北京CDC傳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成功進行的血清病毒實驗結果,為在目前條件下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個重要途徑。74歲高齡的解放軍302醫院姜素椿教授在搶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時不幸感染,像他這樣高齡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SARS患者的康復血清治療,要想逃脫死神幾乎是件天方夜譚的事。丁麗新告訴我,姜教授用的正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於某的康復血清。當人類對付SARS襲擊的一切手段都無法從根本上摧毀它時(現在所用的治療均只是支持性療法),丁麗新和同事們所進行的SARS病毒實驗成果因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丁麗新告訴我,從北京發現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到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學與病源學實驗,細胞培養數百次。知道這些數字背後是什麼概念嗎?就是說,我們這位美麗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檢驗師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與SARS病毒先後進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鬥!這是整個北京保衛戰中誰也不可比的偉大而壯麗的戰鬥篇章!   
  讓我們一起記住這個數字,一起記住「丁麗新」這個名字吧!   
  6月中旬,在北京「雙解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到丁麗新所在的實驗室考察,當瞭解到這兒所做的SARS實驗及成果時,驚喜萬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機構像你們做了這麼多的SARS病毒實驗,也沒有做得這麼快,這麼有成效!」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口中的這些「這麼多、這麼快、這麼有成效」的評價,是對丁麗新和她同事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北京抗擊SARS疫情的另一個戰場的熱情褒獎。   
  女檢驗師的臉上放著光,而這種喜悅的光芒只有經歷了劫難逢生的人才會綻放和漾溢。   
  走出SARS病毒實驗室,我心中湧起一股崇敬,在將它默默地獻給眼前這位清秀俊美的女檢驗師的同時,也把它獻給她的那些勇敢、辛勞和充滿智慧的同事們。              
北京保衛戰 
六、       
  我們的人類自遠古到今天,從來沒有停止過與各式各樣的災難和敵人的戰鬥。SARS僅僅是無數災難中的一種而已。當疫情過後,我們發現,其實SARS唯一令我們恐懼的就是它的摸不著看不見的強大傳染力。至今日,SARS雖然已經在我們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們賴以取得戰勝SARS的全部技術能力,還遠遠沒有達到人類征服天花、麻風那樣的水平。一切對付SARS的臨床醫療技術僅僅是支持性療法。   
  但在與SARS的交戰中,我們可以欣慰的是人類畢竟勝利了。這個勝利如果從戰術上分析,我們真正可以引以為自豪的是我們在切斷SARS傳染源上取得的成績。除了廣泛運用傳統的「人民戰爭」武器外,我特別想介紹在北京保衛戰中一支特別隊伍,他們便是一直在SARS戰役中衝鋒在前、使得SARS這一惡性傳染源無機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SARS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SARS具有的特別傳染強度,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   
  我把他們比作戰前的偵察兵,比作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作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作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著「後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戰役之初,他們像一支「地下游擊隊」   
  北京在與SARS的戰鬥中,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佈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的隊伍,人們可能根本不覺得他們的存在。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SARS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她們佔了全隊總人數的85%!   
  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在與SARS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   
  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像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SARS患者的流調隊員。   
  「你什麼時候接觸SARS患者的?」我問。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進行了對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幹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   
  「我是家裡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SARS戰鬥中所做的事。」   
  「他們聽說後對你說什麼?」   
  「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   
  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著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著我。「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於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   
  「你不害怕?」   
  「有點。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我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滿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   
  「別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   
  從姑娘嘴裡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SARS的生死搏鬥中,衝在最前線,干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SARS的害怕和恐懼,使流調隊員們遭到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幹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便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乾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人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辦法的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穿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無奈只好沿著樓梯一層層地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後的第一時間內迅速隔離他們,盡快幫助其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歲的吳大夫長歎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門也罷,我們在門外向裡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嚎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裡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叮匡亂響一通,像是在操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   
  「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裡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電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噓噓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匡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裡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歎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裡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裡忙外干了三個來小時……」   
  流調隊裡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五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你們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這不明擺著,你們一來,整個大樓裡的人都以為我們得了非典,他們一定要趕我們走的。我們公司才開張半年,業務剛剛有個頭緒,你們一來,我們先前做的一切基礎,不全部泡湯了嘛!投資人還不把我們這些人的飯碗砸了才怪!黃大夫她們一想也是,因為大家對非典都不是特別瞭解,流調隊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個事。可留一個非典傳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黃大夫跟對方商量,說那你們想個辦法,按照傳染病法規定,我們流調隊的工作是必須做的,比如消毒呀,對你們幾個人隔離什麼的,不管什麼情況都得做。對方說,能不能你們不進樓,約個地方我們派車去接應你們。   
  黃大夫一想也成吧。於是她和另一個流調隊員帶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單位的救護車,然後在一個路口等密切接觸者代表開車來接。到寫字樓後,人家沒有讓她們進樓裡,而是將車開到了地下停車場。   
  「你們先不能出來,等天黑了,樓裡沒人了你們才能進去。」人家鎖上車門,對黃大夫她們說。就這樣,黃大夫她們被關在地下車庫內不得動彈。   
  那地下車庫是車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況黃大夫她們穿的是防護服,不一會兒渾身上下如泡在水裡似的難受。難受點也就忍了,可關在車子內總不是個事吧!黃大夫一看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咋還不見接應的人?黃大夫趕緊又打手機給樓裡的人。樓上的人說別急別急,現在寫字樓裡還有人哪,他們正在想法引開別單位的人,讓他們早點離開大樓。「再堅持一兩個小時就差不多了。」樓上的人說。   
  「啊,還要一兩個小時呀?」黃大夫心想,到底是我們去隔離人家,還是人家隔離我們呀?   
  又過一小時40分鐘,接應的人總算神神秘秘地將她們引上樓。黃大夫她們顧不上喘口氣,就支起噴射工具,開始為密切接觸者的辦公場所消毒。就在她們向幾位密切接觸者交待完隔離事宜時,有個愛串門的外單位女人一邊咋呼一邊正往黃大夫她們噴藥消毒的那層樓道走來。   
  「快快,你們倆快進廁所躲一躲,不叫你們就別出來。記住!如果被外人發現,我們就說你們是我們公司專門請來的清潔工,正在給房間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說一個字!」黃大夫等不由分說地被人關進了又悶又窄的廁所內。   
  二三十分鐘過去了,黃大夫她們不見有人來「解禁」,倒是外面的屋子裡又說又笑地沒個完。黃大夫她們生氣了,在裡面一邊敲門一邊嚷著叫人放她們出去。那個串門的女人好奇,說你們的廁所裡怎麼還關著人呀?公司的主人忙說是請來的清潔工幫著他們清毒呢!串門的女人又問:消毒就消毒吧,幹嗎還把人關在廁所裡?公司的主人忙說可能鎖廁所的門壞了,這時有人悄悄將廁所門打開。黃大夫她們走出廁所的那一瞬,串門的那個女人嚇得大叫:呀,你們這兒有非典啊!然後像見了瘟神似的轉身奔跑而逃。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樓裡有非典啊!女人一邊奔跑,一邊嚷個不停。不出幾分鐘,整個大樓的人全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唄。黃大夫心想,這樣也好向寫字樓裡的人都進行一次宣傳預防SARS知識。「不行!你們不能隨便走動一步!呆在原地別動。我們會派車子將你們接出去。」黃大夫她們還沒來得及挪動腳步,寫字樓的經理已經將電話打到她們消毒的那個樓層,並且下了一道「必須執行」的命令。   
  就這樣,黃大夫她們又被秘密接到地下車庫,在那兒又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等她們被人接上一輛玻璃窗全拉著紗布的小麵包車送回單位時,黃大夫她們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個小時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襲擊北京的殘酷時刻,有一些家庭由於突然慘遭瘟疫的傳染而瞬間有數人或進醫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獨無援的人該怎麼辦?這給流調隊的工作帶來極其繁瑣的難題。地處京城心臟的西城區,就遇到了這樣的事。   
  「找塊地方,將這些孤獨無助的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起來。」有人建議。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處城中央,哪兒找地方呀?」有人對此質疑。   
  於是一項秘密計劃迅速在決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讓周圍的百姓一點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的市民,對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們眼皮底下放個『密切接觸者大本營』,怕比登天還難。」又有人質疑。   
  再難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就極有可能造成SARS傳染源的擴散傳播。區政府「抗非辦」成員一商量就這麼定了。   
  定歸定,但執行起來又是另回事。隔離密切接觸者容易,可要隔離住百姓的眼睛則是件比登天還難的事。西城區的「密切接觸者隔離區」就設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帶的一棟大廈內,周圍的居民平日裡可以在自己的窗戶前看清那棟大廈內的一切活動。   
  於是,流調隊又接受了一項更為艱巨的「地下工作」任務:他們要隨時隨地將全區範圍內那些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在不露任何聲色的情況下將他們從四面八方彙集到這一秘密地點,而且不得出現一絲差錯。這可怎麼做呢?   
  醫院副院長出身的西長安街一帶的流調隊隊長俞蓓蕾說,在擔任這一任務時,他們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級嚴格要求,凡接受這種任務時,流調隊員不能穿防護服,更不能開救護車,只能穿著便裝,像去看一個老朋友似的將密切接觸者從所在地方,悄悄接出來,再送到「隔離區」。一路上,誰也不會看出她們是流調隊員在緊張地執行著護送SARS密切接觸者的任務,倒像尋常親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動辦事。   
  「這樣不是很危險嘛?」我問。   
  「危險也得有人去做。」俞隊長介紹說:在SARS襲擊最危急的時刻,這種將沒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離有困難的密切接觸者集中起來管理,是萬不得已的辦法,也是政府採取的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措施。可又因為城區條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圍百姓的不安,所以整個隔離工作,只能秘密進行。   
  流調隊員們在執行這一特殊任務時,完全置自己於SARS襲擊的危險境地。但誰也沒有退縮過。隊長俞蓓蕾以身作則,先後親自接應過十幾個這樣的密切接觸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護情況下,以情以禮,以善以友地將那些處在SARS襲擊前沿的人安全而又無心理阻礙的前提下,送進「隔離區」,一些日子後又以笑臉將一個個解除隔離者送回他們的家。   
  「隔離區」從建立到撤出,前後近兩個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帶的居民和眾多單位,誰也不曾發現,就在他們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廈在抗非戰鬥中曾先後接待過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觸者,並在這兒安全地接受了隔離期的數十天留觀。   
  這樣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調隊一手完成的。   
  激戰之中,他們用血肉長城狙擊來犯之敵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裡,是北京SARS戰役最為激烈的階段。能否控制戰局,關鍵在於能否切斷傳播源。   
  流調隊員把那些日子裡的戰鬥比作與SARS激戰的「上甘嶺戰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隊,以後迅速組建成的2500人的流調隊也衝鋒在前。   
  「喂喂,你們快來,這兒又發現一個SARS患者,是一個外地民工,現在正躺在大街上,我們不知怎麼辦!」有人打電話到「120熱線」。流調隊迅速趕到現場,只見數十名街道幹部和公安人員遠遠圍著一個直挺挺躺在街頭的民工,驚恐萬分,又不知所措。   
  「請讓路!讓路!」兩名流調隊員扛著擔架,絲毫沒有猶豫地直奔患者,並迅速將其抬上擔架,送進救護車內。   
  「流調隊吧?這兒有個確診SARS是剛從另一個醫院跑出來的,現在扣在我們這兒,聽說他滿城轉悠了一圈,了不得呀!你們趕快過來!」某醫院緊急呼籲。   
  流調隊的吳疆小組剛剛在市郊做完一個非典患者流調,返程半道上又接到十萬火急的新任務。   
  「我在第一次確診的那個醫院是活不了的,他們那兒堆滿了患者,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了,我要活命呀!所以不得不跑出來想找個能夠好好收治我的醫院……」吳疆走到患者病榻前,那患者哭訴著自己的經過。   
  「打了兩次出租車,上過兩個醫院。是這樣嗎?」吳疆心急如焚,一邊記錄,一邊核實。   
  「是。我是滿街跑了……」   
  吳疆知道一個重症患者這樣滿街跑的後果意味著什麼。「走,立即去找他的所有接觸者!」   
  茫茫人海,何處尋覓?吳疆小組離開這位患者後,迅速出擊,四處追蹤,整整連續奮戰了一天一夜,最後將50多名密切接觸者全部找到,並又一一調查,逐一佈置隔離,其中發現一個出租車司機已被傳染並開始發燒……   
  「吳疆,你那邊完事了沒有?快到海澱那兒去一趟,有個老年患者真難纏,死活不配合!」   
  又一個緊急任務。吳疆趕到患者家中,一看是個老太太。   
  「你們來幹啥?我這把年紀了,死就死吧!死也要死在家裡,你們別操那個心,我不會上醫院的。」老太太果真軟硬不吃。   
  「大娘,你可以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眼裡,可你也得為家裡其他人想一想,萬一傳染上他們不就麻煩了嗎?」吳疆好言好語。   
  「我就一個人,家裡沒其他人。你們走吧!」老太太一邊拍著發悶的胸口,一邊在滿屋子找藥。   
  「大娘您先躺著,我給你找。」吳疆當起了親生兒子。   
  「我要打點滴。」老太太又說。   
  「我是學醫的,我給你打。」吳疆又操起醫生的本行。   
  「哎呀,我得上廁所去。」老太太又有事了。   
  「慢著慢著,我扶您起來。」吳疆這回要當閨女。   
  老人終於感動了,對吳疆說:「看你們這麼實誠,我進醫院也就放心了。走吧,我跟你們上醫院去。」   
  吳疆趕緊又給老太太穿衣備物。   
  上醫院的一路上,老太太招出實情:她身邊有過兩個保姆照顧過她,三個子女也來看過她……吳疆小組大汗淋淋地將這位老年患者抬進醫院之後,迅速扭頭對五名密切接觸者展開調查,等落實到人頭地名時,黎明的魚肚白天色,已經出現在他們眼前。吳疆一看表:到密切接觸者居住地的消毒時間定在早晨5點半……   
  這30小時裡,吳疆小組共截獲4名SARS患者,調查和隔離密切接觸者86名。這樣的戰事紀錄,在激戰時的流調隊裡,僅是普通不過的戰況。   
  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近距離與SARS患者交流、必須準確無誤地記錄下SARS發病的時間地點所接觸的人群等等近五十多個問題……人們因此稱流調隊員們是「黃繼光式」的英雄,他們專堵敵人的槍眼。其危險程度不言而喻,肆虐的病毒隨時在他們面前晃來晃去。   
  4月25日早上,西城區CDC流調隊的李若嵐睜開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打個電話給媽媽,向老人家問聲生日好。可就在她操起電話的那一刻,出征的命令下達:某醫院剛剛收治一位SARS患者,馬上前去進行流調!   
  「是!」李若嵐迅速穿上防護服,提起流調專用箱子,一步跨上車子。   
  躺在醫院非典病房內的患者是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垂危的老人,處在半昏迷狀態。「大爺,我是流調隊的,能告訴我你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好嗎?」李若嵐站在床前輕輕呼喊道。   
  沒有回答她。   
  「大爺,你能說話嗎?」李若嵐往前走近一步。   
  老人的眼睛微微睜開,迷茫而疑惑地看看李若嵐,顫顫巍巍地問:「是不是我要死了?」   
  「不會的,只要您配合醫生治療,會好起來的。」李若嵐說。   
  「我聽不到你的話……」老人急躁起來。   
  李若嵐再往前移,一直貼在老人的床頭。「大爺,你不會有事的。我們想問問你得病前後跟誰接觸過?」   
  「我跟……」老人的嘴在張,卻沒有一絲聲音。他的手做了一個很小的動作,意思是讓李若嵐靠近他。   
  李若嵐只得把頭靠過去,將耳朵盡量貼近老人的嘴邊。   
  老人在緩緩地講著一個個名字。李若嵐的後背、脖子和整個身子上卻像有無數只小蟲在爬動,癢得厲害,可又不能抓撓。   
  老人突然中斷講述病情,說:「我要翻一下身。」他吃力地支撐了一下,卻又根本動彈不得。那雙哀求的目光轉向李若嵐。   
  「好,大爺。來,我幫你。」李若嵐俯下身子,用雙手托起患者的後背……就在這一刻,老人「噢」地一聲後突然大咳起來。一驚之間,李若嵐的臉正好與老人的臉面對著面。   
  這是不曾想到過的意外:李若嵐的兩眼所看得到的是自己防護鏡上厚厚一層的痰漬——那是一個SARS患者口中噴出的痰漬!   
  會有多少個SARS病毒?百個?千個?萬個?那一刻,李若嵐只感眼前一片漆黑,天地在旋轉……可她沒有倒下,也沒有離開老人病榻半步。   
  「好點了嗎,大爺?您繼續給我講誰跟你接觸過好嗎?」李若嵐定定神,聲音依然那樣和風細雨,並且微笑著給老人遞上一杯水。   
  此刻,老人的那雙渾沌的眼裡,滴出一顆淚珠:「好閨女……」   
  這一例調查,李若嵐在病房整整呆了兩個多小時,而且幾乎都是與患者面對著面。當她微笑著退出SARS病房,輕輕掩住那扇玻璃門時,竟然「匡當」一下倒在了走廊的牆根邊,足足20分鐘沒起來……   
  在北京的SARS事件中,有一個患者是不能不記住的,他就是家住西城福綏境地區的孫某。孫某是位北方交大的二年級學生。4月1日孫某在軍訓時得了感冒,那天回家順便去了人民醫院看病,之後又去過多次,拿藥就診期間他被SARS感染,北方交大也因為他而演繹了一場慘劇——65名學生發燒、之後又相繼被確診為SARS患者或疑似病人,222名密切接觸者被遣至校外隔離,萬名學生逃離學校,校內的嘉園A、B、C三座學生公寓也被迫整體隔離,裡面的400多人因此不得出入。   
  孫某的病情傳到他家所在的福綏境醫院流調隊,立即使這個小小的流調隊陷入了異常激烈的戰鬥之中。從居委會獲悉的情況得知,孫某家裡生活比較窮困,幾個人擠在兩間七十年代蓋的舊居民樓裡,樓上樓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孫某導致北方交大集體大面積感染就是通過電梯和宿舍等途徑。   
  「想盡一切辦法,封鎖孫家的病源!」流調隊幾位女大夫接到任務後,立即奔赴孫家,嚴防死守在那個狹窄的舊樓裡……   
  第一天,孫某的母親發燒,被流調隊送住醫院確診為SARS。   
  第二天,孫某的奶奶發燒,又被流調隊送住醫院又確診為SARS。   
  第三天,孫某的一個住在樓底做小工的親戚又發燒被確診是SARS。   
  第四天,孫某的父親——那位長年癱瘓在床頭的老病號也在發燒。那時北京正處危急時刻,根本無法聯繫上一輛救護車。流調隊面對居民區內如此嚴重的傳染毒源,將自己的生與死放在一邊,他們不分日夜堅守在孫家的現場。「院長,救護車總算來啦,可誰都不敢去接孫某的父親下樓呀!」前方的流調隊員給正在另一個地方忙乎的醫院副院長、兼任流調隊隊長的李碩打電話。   
  「我馬上到!」李碩火速趕到孫家,見救護車前後圍了不少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孫某父親是個癱子,200多斤重呢!他家下樓走的那個小梯子只能過一個人,弄不下來呀!」救護的人正跺著腳、搓著手,想不出個辦法將SARS患者從屋裡接出來。這時周圍的居民們則在遠遠的地方喊著嚷著,說什麼的都有,一句話:趕緊快把病人弄走呀!   
  「我去吧!」李碩抬頭看了一眼通向孫家的梯子,三步並作兩步地直往上衝。「我一進孫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面臨一場特殊的戰鬥:那老孫頭,又胖又肥,躺在床上就像一座山似的,卻又連翻個身子都不成。再看看滿屋子亂七八糟的環境,你不知道裡面有多少SARS病毒!我當時顧不得那些了,伸開雙臂,一步上前就把老孫頭從床上托起來,然後抱起他就往樓下走。當我把老孫頭從樓上一步步抱下時,在場的人全都驚訝不已,說李碩你個頭不大,怎麼能抱得動一個200多斤的大塊頭,而且是從好幾層的狹窄樓道上下來的呀!你抱著患者也太危險了!我開玩笑地對同事們說:那也是慌神之下,沒了理智思維,反而也有了超常力氣唄!」兩個多月後,我採訪李碩時,他來了回幽默。   
  正是李碩他們迅速有效的出擊,才使這個深埋於居民群裡的毒源,後來並沒有波及周圍的樓宇和街道。   
  決戰時刻,他們以赤誠撫慰著受傷的靈魂   
  一場SARS之災,像面鏡子透露著這個世界的萬般景象。不同的靈魂表現著不同的光與色。   
  某女士文化水平不低,但在SARS面前變得過於敏感和蠻橫。流調隊得知她患上SARS後,緊急求助「120急救中心」調來救護車將其送到醫院。可半夜裡這位女士趁醫生不注意時溜回了家。   
  流調隊李隊長接到街道的報警時,已值深夜11點半。這一天老李跑了八戶密切接觸者,流調對像達18人,累就甭說了,光一次次沖澡他都有些受不住了——流調隊規定每外出執行一次任務,回來必須全身清洗一次。   
  「患者擅自回家,對家屬和居民威脅極大,得馬上動員其回醫院!」老李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到那個女患者家。   
  半夜裡不能狠命敲門,可聲音太小了裡面又聽不見,老李只好壓低嗓門不停地朝患者的屋裡叫喊起來。   
  「是周扒皮啊?半夜三更嚷嚷什麼呢?」防盜門「匡當」一聲打開,閃出一個高大的男人和一條「汪汪」亂叫的狼狗。   
  老李定神後問那男人:「你愛人是不是從醫院跑回家了?」   
  「回不回家管你們什麼事?」男人粗聲粗氣,一臉不高興。   
  「她可是確診的SARS患者,如果從醫院跑回來了,就得趕緊回去。如不抓緊治療是很危險的,對你們家屬也不好呀!」老李像自己家著了火。   
  「好不好都是我們家裡的事,你們別在這兒嚷嚷了。走吧!」男人瞪圓了雙眼,猛地掩門。   
  「不行!」老李雙手扳住鐵門,嚴厲道:「傳染病法有規定,不將患者送到醫院治療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男人似乎從來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君王。愣片刻兒之後,連推帶搡地將個小瘦弱的老李支出幾十米外的院門外。「我看你是不是吃飽撐的啊?我們得了病沒著急,你這猴子看電視裡打架——用得著吵吵嚷嚷嗎?」又猛又高的男人耍起威風來。   
  老李的防護衣都快被對方扯破了,可他還是有節有禮地耐心說:你自己不著急,是因為你不太懂得SARS的傳染有多厲害。可我們不行啊!我們是SARS病源的流調隊隊員,我們知道這種病的傳染性呀!所以必須告訴患者,既然傳染上了就得趕緊上醫院治,否則會耽誤時機的。我們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讓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注意防止感染上SARS。現在你愛人已經確診SARS了,她很危險,你不想看到她更危險的情形吧?   
  「你能保證她到醫院會得到最好的治療嗎?」男人要老李保證。   
  老李胸脯一挺:「我保證。」   
  「拿什麼保證呀?」   
  「我陪她一起去醫院,如果她住不上病房,得不到好治療,我甘願將自己鎖在SARS病房受罰……」老李想不出還有什麼可以讓對方相信的事了。   
  「大夫,我去。我回醫院去……」那男人正在猶豫不知如何對待老李的保證時,那個從醫院跑回來的女患者一邊哭著一邊走過來對老李說。   
  後面的事順利多了。三個多小時後,女患者終於回到醫院,也住上了較為滿意的病房。由於她配合醫生及時治療,很快在一個多月後出院。可她同病房的另一個SARS患者就是因為跑回家不肯再上醫院而耽誤治療,最後在不到一個星期裡便離開了人間。   
  康復的女患者和她丈夫事後萬分感激老李的「救命之恩」,多次備厚禮要酬謝老李。可每次都被老李退回。他給SARS這個患者和家屬只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自己落難時,特別要看看是否對周圍和別人造成災難,這樣留下來的生命才更有價值。   
  那一天吳大夫正在流調隊值班。一個年輕的女子打電話,說她的媽在發燒,希望流調隊馬上過去把老太太送到醫院。   
  「我媽身邊的保姆幾次上人民醫院去拿藥,準是小保姆傳染上了非典又傳染給了我媽。你們得趕快把我媽送到醫院,如果耽誤了我可要找你們算賬!」年輕女子說話衝著呢!   
  吳大夫一聽可能是「非典」,趕緊問年輕女子:「快告訴你的地址,我們一會兒就到。」   
  「哎呀,我又不跟我媽住在一起,她可能傳染上了那個病,我們哪敢挨著她呀!」年輕女子說。   
  原來如此。人家親生閨女都遠遠躲著不敢去見重病的母親,卻要一群陌生的流調隊員去拯救她媽的生命。   
  疫情就是戰鬥任務。吳大夫她們沒有想那麼多,立即跟患者本人聯繫上,後又迅速操起電話,向一切可能尋求得到的指揮救援機構求助一輛救護車。那時的救護車就是患者的生命。吳大夫等在忙碌了一夜之後,終於安全順利地將老人送進定點醫院。   
  「叮鈴鈴——」早晨,吳大夫等剛想合一會兒眼,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又是那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喂喂,是流調隊嗎?真是太謝謝你們了!要不是你們幫忙,我媽怕是沒命了呀!謝謝,謝謝啊!   
  甭客氣,我們昨晚是為「自己的媽」忙乎了一夜。應該的,你甭謝。吳大夫放下電話,朝自己的同胞擠擠眼。哈哈哈……幾位流調隊員開懷大笑。可不,如果不是待「自己的媽」那種感情,吳大夫她們怎麼可能做得到如此耐心、無畏和體貼入微的關心一個不曾相識的SARS患者?   
  流調隊員的故事還在繼續。   
  「你們別來管我,知道嗎?別來管我!嗚嗚……」50歲的苗先生做夢都不會想到一轉眼的工夫,全家四口人中除他之外竟然一連三人住院而且兩人死亡!先是老岳母死,後是愛妻死,20歲的女兒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不想活了!活著還有啥意思?啊噢嗚嗚……」苗先生絕望哀號,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作為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日裡,因悲切而不堪現實的他,選擇了狂躁的街奔——他一刻也不能安寧地呆在家裡,「呆在家裡不如讓我去死!」   
  苗先生的不幸和他四處亂走的街奔,讓許多人害怕和恐懼。   
  「太危險了,一定要看護好他,不能讓他亂跑,更不能讓他再出現意外!」廠橋流調隊大夫李治競又一次接受這樣的艱巨任務。   
  「大哥,您有眼淚,我也有眼淚。我們大家都為您的不幸難過。可是大哥您想想,您還有女兒,她現在正處在生命最危急的時候,她需要力量,需要自己親人的力量支持!您現在是她唯一的親人,這個時候,大哥您怎麼能再甩手不管女兒的生死呢?大哥您說呢?」李治競大夫面對著苗先生,像是自己失去了親人一般悲痛欲絕地流淚。   
  苗先生愣了。他被一個陌生的女人如此真情的同情而愣了:我還有希望?真的還有希望?   
  怎麼不是呢?您還有女兒,還有正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寶貝女兒呀!大哥,您現在的一份平靜和安慰,對您女兒來說,就是生的希望,生的力量啊!李治競用心在呼喚一個因過度悲哀而迷失方向的生命。   
  苗先生的慌亂腳步開始停止,瞳仁中透現一絲亮光。   
  李治競以女性特有的溫情和細膩將苗先生引領到正常的生活軌道,為他保持清醒,為他穩定身體,為他恢復理性,為他關照需要的一切,點點滴滴,涓涓雨露。   
  在接通女兒的電話前,李大夫教苗先生如何說,怎麼說。在通完話後又教他怎麼做,做什麼。   
  隔離日裡,李治競大夫的電話和身影,是苗先生呼吸的清新空氣、生命的不竭源泉。   
  女兒康復出院前一天,李治競大夫和流調隊的眾姐妹們一起來到苗先生家中幫他重新佈置一番,讓這個不幸的家庭換上了喜色。   
  「閨女,你雖然失去了一個媽媽,可你得到了一群同樣深愛你的媽媽……」苗先生拉著女兒,讓她向李治競等流調隊員施禮叩拜。   
  「媽媽——」逃脫SARS魔掌的女兒這一聲淒婉動情呼喊,讓天地動容。   
  流調隊以赤誠拯救著受傷的心靈,向世界交出了中國精神。   
  編後   
  災難正把一個堅強民族的承受力驗證。   
  在抗擊非典的硝煙中,多少人用心、用愛、用生命、用靈魂共同修復共和國首都的尊嚴和創傷。   
  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傾力採訪,快速發稿,在第一時間為《筆會》獨家采寫的全景式反映北京「抗非」的系列報告文學《北京保衛戰》,從6月6日至今已連續發表了六篇,在一個多月時間裡發表一個作家六篇報告文學,這在文匯報歷史上也無先例。在今天編完最後一篇文稿時,我們代表廣大讀者向作者付出的艱苦勞動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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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衛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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