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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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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悲鴻生命   
  你知道徐悲鴻嗎?   
  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我向身邊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問起這樣一個問題,人們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給我一個自己的答案。   
  徐悲鴻誰不知道,不就是畫馬的嗎?   
  哦,就是那個很早把西洋畫引入中國的人吧!   
  似乎不難回答,似乎又說不完全。   
  於是,尋找徐悲鴻就變得很有點意思了。   
  翻開最權威的辭典找吧。一代巨匠,靜靜地躺在《辭海》2247頁:「徐悲鴻(1895-1953),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畫家、美術教育家。江蘇宜興人。少時刻苦學畫,後赴法國留學。曾攜中國近代繪畫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蘇聯展覽……」   
  理性,簡約,凝重,冷靜的事實陳述。能在《辭海》佔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種人生輝煌,儘管無法概括這位藝術大師的一生。   
  它們卻如同指示牌,引導人們靠近他。   
  今天,人們對徐悲鴻的名字,確實並不陌生。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許多日常用品上,類似搪瓷盆、暖水瓶、餅乾筒和各種器皿等,時常繪有徐悲鴻那獨具風采的馬與鷹。   
  我記得那時家裡牆上掛著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張的日曆本,釘於一塊長方形的硬紙板,上面就是一匹墨筆酣暢的「悲鴻馬」。   
  我還記得搪瓷臉盆裡的圖案。天冷時我把手伸進熱水裡,撫摸著凹凸不平的馬的「肌理」:為啥靠近看是幾條黑墨塊,離遠點兒看卻是奔跑如風的駿馬?   
  沒有版權意識的時代,孕育了一個時代的奇觀。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悲鴻早已是家喻戶曉的大眾畫家。   
  一位熟悉中國畫壇的加拿大畫家說,在中國,徐悲鴻畫的馬使無數招貼畫、明信片、郵票、刺繡工藝品、壁毯等受到啟發,並且時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畫家的摹仿。與徐悲鴻的馬一起出現的惟一的問題是,人們如此經常地看到它們,以至於人們忘記了徐悲鴻除了畫馬以外,還同樣能畫其他的很多題材。   
  去徐悲鴻紀念館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車,司機聽我說的這個目的地,一臉惘然。我成了個引路人,把出租車引到紀念館門前。司機恍然大悟,說長了見識。   
  其實,專門珍藏徐悲鴻畫作以及藏品的紀念館,並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條主幹道上,鬧中取靜。   
  初來徐悲鴻紀念館的人,會驚奇地看到,在徐悲鴻塑像的背後,也就是紀念館庫房的前面,站著武警哨兵。若干年前,時任國防部長的張愛萍將軍專程來此參觀。將軍也是位著名書法家,他仔細觀看了這些豐富而罕見的藏品,連連讚歎。當他詢問紀念館的館藏狀況時,擔心地說,這麼多的國寶,沒有人守衛怎麼行!隨後,一個排的武警官兵奉命進駐,直到今天。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們與徐悲鴻朝夕相伴。   
  這是共和國的歷史上,第一個軍人站崗的藝術家個人紀念館。   
  據說,至今這裡還是共和國的「惟一」。   
  活在孩子們稚嫩的聲音中的徐悲鴻是幸運的。   
  二○○五年五月,我在北京東較場小學三(1)班的語文課上,看到粉筆在黑板上寫出的題目《畫馬》,聽到學生齊聲朗讀這篇課文:「四十《畫馬》:徐悲鴻是我國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他一生都酷愛畫馬,以擅長畫馬而聞名,徐悲鴻喜歡畫馬,是因為他愛馬……」   
  二○○五年新版的全國小學三年級統編教材,將中國畫壇上這位無法忘卻的巨匠編入必讀課本,使這段不應斷裂的文化歷史重新得到連接。經歷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們似乎重新意識到文化傳承對於一個民族本身的意義。   
  徐悲鴻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難讓三年級的學生完全明白。然而,將徐悲鴻編入教材的意義不僅在於訴說一段往事,更是在講述一種品格,一種風範。在種植無數夢想的少年時代,讓他們認識中國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實的徐悲鴻是怎樣的一個人?   
  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仍然令無數人心嚮往之。   
  他的妻子廖靜文寫過《徐悲鴻一生》,在大陸引起轟動。   
  他的前妻蔣碧微寫過《我與徐悲鴻》,在台灣風靡一時。   
  她們寫出的,是屬於她們自己的徐悲鴻。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徐悲鴻?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懷念徐悲鴻,他的魅力究竟在哪裡?為什麼徐悲鴻在新中國誕生時已是一代大師,以往卻總是迴避徐悲鴻生存與成長的時代,以及與之交往的民國人物?   
  二○○四年,在徐悲鴻先生誕辰一百一十週年的前夕,我終於踏上採訪之路,基本沿著這位藝術大師的生命足跡,苦苦地尋覓。   
  當初的想法很簡單,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民族的文化復興,而要復興民族文化,就不能不去找尋我們文化歷史上的那些先賢們。   
  很快我就發現,這是一本太大的書。徐悲鴻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寬廣、如此豐富的內容,幾乎勾連著一部中國近代史和當代史。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邊就已經站滿了歷史巨人,薈萃著一代大師。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濱的江南宜興,一個鄉村僻靜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這樣的境界?   
  至於徐悲鴻與藝術、徐悲鴻與女人、徐悲鴻與這個紛紛攘攘的塵世,有著太多的話題。一個已為人所知的徐悲鴻,一個仍鮮為人知的徐悲鴻,急需從光環或泥淖中抖落出來。無論徐悲鴻走得多遠,成就多大,似乎他總是擺脫不了貧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經歷所鑄就的執拗個性,這又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徐悲鴻站在今人的視野裡,他還是那麼神采飄逸,魅力十足。一個被這麼多人關注乃至議論的人,本身就有著未被遺忘的榮耀。   
  又一次拜訪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從這裡出發。   
  泱泱大國之都,名人紀念館甚多,但鮮有如此炫麗璀璨的。徐悲鴻猝然離世之時,妻子廖靜文把留在徐悲鴻身邊的一千二百餘件嘔心瀝血之作和一千二百餘件唐宋以來的名人書畫,以及徐悲鴻生前從國外收集的一萬餘幅畫冊與繪畫資料,全部無償地捐獻給國家,才使人們得以目睹這些罕世之寶的驚人風采。   
  這些以一位藝術巨匠特有的眼力和其畢生積蓄,苦苦收集到的藝術珍藏,是無法用金錢計算的。它們中間的很多身價,早已達到天文數字。   
  當你仔細觀賞面前這些藏品的時候,會有一個發現,在一些徐悲鴻格外珍視的藏畫上,蓋著一方專門的印章,題有四個字:「悲鴻生命」。   
  何為「悲鴻生命」?   
  也許在徐悲鴻的眼裡,生命即為藝術。   
  上帝並沒有特別眷顧徐悲鴻,依然讓他飽受磨難和憂患。   
  與常人不同的是,當這位偉大智者以藝術眼光,看待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的時候,痛苦變成了收穫,坎坷轉化為資本,給一個普通的生命注入了活力,苦苦掙扎的平凡生活,也就變成了一條追求與理想的康莊大道。   
  「悲鴻生命」,一把開啟大師心靈的鑰匙。   
  於是,我注定無法去說一個關於文人雅士的孱弱經歷。   
  我想說的,其實就是一個在上海灘餓得想要自殺的貧困小子,一個在人生與藝術的海洋中不斷尋覓的美術青年,鐵著心去打拼天下的生命故事。   
  一個外國友人把徐悲鴻叫做「中國鴻」,是他想像中的一隻大鳥。「中國鴻」是怎樣起飛的,又是怎麼越過千山萬水,飛向一片理想的天空?   
  讓我們一起,跟著徐悲鴻上路吧。        
萬里雲霄一羽毛 一 鄉土的饋贈   
  一九三四年,當徐悲鴻走出國門舉辦近代中國畫展,第一次使中國藝術佳作在西方得以整體亮相的時候,人們發現,有一幅中國畫醒目地掛在展館前廳,紙質發黃,筆墨嚴謹,技法也與其他畫不同,畫名曰《松蔭課子圖》。   
  此畫作者就是徐悲鴻的父親徐達章。他在三十歲時畫的這幅畫,可謂解讀徐悲鴻的範本:松樹下的童年悲鴻正襟危坐,目不斜視,誦讀書桌上的一冊書,徐達章手搖鵝毛扇,正在凝神傾聽兒子的朗朗讀書聲。他們身後有一個女孩在探頭嬉笑。徐達章題詩於畫旁:「無才濟世懷慚甚,書畫徒將硯作田。落落襟懷難寫處,光風霽月學糊塗。」   
  在眾多歐洲報刊的評介中,柏林《西方日報》注意到了中國這對父子:「畫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鴻父親的一張畫,畫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於此表示他對於父親的孝敬。但這幅畫尚拘守傳統的範圍,兒子的畫是進步多了。徐君的用筆是自由雄肆的,無論在寫景或構圖方面,他的著色深厚,筆力雄健而有個性。」   
  有一天能漂洋過海,伴隨兒子周遊歐洲列國,這當然超出一個私塾先生的期許。這也表達著徐悲鴻成功之際對父親、對故土的眷念。   
  一八九五年,徐悲鴻出生於江蘇宜興屺亭鎮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達章給長子起名徐壽康。平安而健康,一個帶有好運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這一年,甲午海戰慘敗,中國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及遼東割讓給日本,巨額賠款二萬萬兩。進京應試的各地舉人群情激奮,甚至痛哭流涕,廣東南海人康有為與弟子梁啟超聯絡十八省會試舉人一千三百人,上書光緒皇帝,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救國主張,成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   
  太湖之濱的屺亭鎮,與京城相距遙遠。康有為因愛國壯舉而聲名大噪,幾乎無人不曉。徐達章沒料到,日後他的兒子能得到康有為的賞識。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蘇宜興屺亭鎮,那是徐悲鴻的出生之地。一個世紀前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鎮,一個世紀之後在中國分省地圖上仍然找不到蹤影的小鎮,卻因徐悲鴻而載入中國藝術史冊,成為托舉一代名家的搖籃。   
  此時,藍天下的油菜花開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黃燦爛,淡淡飄香,點綴著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圍兩三層樓的一大片新房,烘托著一長溜黑瓦白牆的平房,新中有舊,彷彿留著幾份逝去的記憶,這就是徐悲鴻故居了。   
  故居門前是奔瀉不息的塘河。據說屺亭鎮之名來自屺亭橋,昔日石拱橋真有遮風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寬,機帆船噗噗作響,屺亭橋也成了一條通汽車的鋼筋水泥大橋。給我當嚮導的,是在宜興的徐悲鴻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鴻二妹徐愛貞的次子,七十出頭,思路極為清晰,如數家珍地講徐家老宅的佈局。這是一個臨河而居的水鄉人家。天井中的閣樓寫有「澹我樓」,照徐達章當年題寫的樣式復原。   
  徐悲鴻就在閣樓上呱呱落地,樓下廳堂是徐達章辦的私塾。潘公慎說:「家裡種六畝多田水稻,還種八分地西瓜。其實我外公畫畫、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為什麼還窮?因為子女多,兄弟三個,姐妹三個,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當時中國農村是普遍的生存觀念。徐家有六個子女,徐悲鴻是長子,次子徐壽安,三子徐壽愷,大女徐愛娥,二女徐愛貞,小女徐靜貞。   
  徐悲鴻幸運的是,有個不同凡俗的父親。   
  徐達章窩居鄉間,是當地小有名氣的畫師。雖然他沒取功名,詩書畫是一方之絕,據說縣太爺都曾登門拜訪,他躲之不及,頗有陶淵明遺風。清末仍是八股社會,熟讀《四書》、《五經》可以考秀才舉人,畫而優則仕並不容易,畫師只是一種手藝人。   
  在徐悲鴻成名後寫下的長篇「自述」中,父親徐達章的份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說起他的父親:「生有異秉、穆然而敬、溫然而和、觀察精微、會心造物。」徐悲鴻故居保存著徐達章畫作《陽羨十景》,陽羨是宜興的別稱,徐達章摯愛至深,他的筆墨之酣暢、色彩之豐富、佈局之恰當,把宜興山水傳達得如此美妙,著實令人吃驚。   
  而徐悲鴻的母親,似乎少有記載。   
  後來我在上海拜訪一百零一歲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鴻的大弟徐壽安的夫人。老人告訴我,徐悲鴻母親姓魯,按當地習俗叫魯氏,是個一生忙碌、樂善好施的農家婦女。她對我說的是宜興話:「徐悲鴻的娘,為人很能幹,她長得個頭不長(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腳,要領大六個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腸好,自己蠻困難的了,但是她還能夠幫助比她更困難的人。」   
  我離開上海後,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兒打電話給我:「我媽媽還有一句話沒說,徐悲鴻的娘有一隻眼睛是壞的,那是個好人啊。」   
  遺憾的是,徐悲鴻生前自述中沒有母親魯氏的隻言片語。我找不到魯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畫像。似乎可以隱約感覺到,徐悲鴻的早期成長中,父親的影響超過了母親,而徐悲鴻不甘作為長子徹底犧牲的叛逆心態,與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衝突的。然而識字會畫的父親,讓徐悲鴻感到了改變命運的可能,這是母親做不到的。   
  但徐悲鴻很孝順,他成名之後在上海安家,曾把母親魯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魯氏不習慣樓上樓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鎮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鴻六歲,已經可以搖頭晃腦地背幾句詩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佈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徐達章沒把長子送進新式學堂,而讓他跟自己讀私塾,先習文,後習畫。顯然,徐達章堅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藝」傳給兒子。   
  徐悲鴻的弟媳任佑春向我敘說了許多有關徐悲鴻的趣事:   
  「有一次,悲鴻父親對他講,我要出去一趟,誰來找我,叫他留一個名。父親出去後,有個人來了。問悲鴻,你父親呢?悲鴻說,他不在。這個人就走了。等悲鴻父親回來,問他有人來嗎?悲鴻答:有人來的。他姓什麼叫什麼,悲鴻都答不出來。父親就罵他,你這個孩子,一點不懂事。悲鴻笑笑,把手攤開。手心裡畫的人與來訪父親的人一模一樣。   
  「悲鴻家隔壁鄰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為什麼哭呢?生前沒有給老太太拍個照片。悲鴻聽見了,他說,不要緊,我來我來。他就畫了一個老太太在河邊洗衣裳。一看悲鴻畫的老太太的樣子,老太太的兒子說,這是我的母親嘛,你怎麼畫出來的呢?悲鴻說,我經常看到她在河邊洗衣服,我看見過她的樣子,我就畫了送過來了。   
  「還有一次,悲鴻父親出去,關照悲鴻要好好讀書。他等父親一走,馬上就叫許多學生來讓他畫,將這些學生的面孔畫成小生、老生。悲鴻叫一個學生看門,當心他父親回來。他父親回來了,這個小孩子回來說,來了,先生來了!大家嚇得不得了。大家臉上都畫著大花臉。悲鴻父親很生氣,我走了,你就這種樣子。回頭一看,悲鴻把這些人畫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畫得很好。   
  「悲鴻父親知道自己的兒子有天才。從此以後,就教他畫畫。」   
  可見,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龍的父親一樣,徐達章,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讓自己心愛的兒子有一個說得過去的前程,而這幾件小事,最早讓父親看到了兒子潛藏的慧根。徐達章無疑是徐悲鴻的第一個啟蒙老師。   
  一九○五年,十歲的徐悲鴻跟著父親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鄉鎮。父親畫畫,兒子詩興大發,寫下一首五言絕句:「春水綠瀰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風信好,舟過萬重巒。」這詩出自一個少年之口,叫鄉里鄉親們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個上午,在南京徐悲鴻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輕易示人的一卷畫軸給我看。上面是徐悲鴻抄錄的這首十歲詩。徐悲鴻寫道:「先君率我過西至溧陽舟中小詩,忽忽三十餘年 錄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鴻」   
  時隔三十二年,徐悲鴻之所以偏愛他的十歲詩,記得一字不漏,這是他對於少年生活的一種懷念,也是他給父親交的一篇作業。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徐悲鴻時年十七歲,雖然剪掉了頭上的辮子,但他消瘦的肩頭卻是沉重的。支撐全家生計的徐達章積勞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鴻接過了養家的擔子,他到宜興縣初級女子師範、始齊小學、彭城中學應聘國畫教師,都被錄取了。他同時兼職,謀得三份薪水補貼家用。他的一技之長,在徐家最無奈的關頭,又撐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個機遇也就出現在這一年。   
  當時,傳播新思想的報刊在上海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臨近上海的江南地區得風氣之先,人們手中居然有了報紙。一天,少年徐悲鴻在一份《時事新報》上讀到一則徵稿啟事,性情之下,斗膽給報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畫題有趣,描繪了《水滸傳》的一個角色,也是一出鄉村舞台的戲劇畫面:《時遷偷雞》。   
  《時事新報》是中國最早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主辦的。主持人張元濟,清末秀才,一位開創中國出版業的元勳。老先生在一大堆畫作來稿中,偶爾翻到了《時遷偷雞》,覺得這幅畫蠻有趣,畫中的人物彷彿從《水滸傳》跳到了農家的門前,鄉土氣息濃郁,姿態誇張而鮮活生動,竟然愛不釋手,大筆一揮,給了二等獎。   
  這個小小獎項,在徐悲鴻一生諸多榮譽中微不足道,但它卻似殘夜的一道光,點亮了無名者的才華,給了這位鄉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極大自信。   
  儘管民國了,剪了辮子,父母包辦的婚俗並沒變。十七歲的徐悲鴻也訂婚了,對方是一個未曾見面的農家女。他曾逃離家鄉,徐達章抱病外出尋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鴻婚後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飽含著他的痛苦與憤懣。   
  不過,在家境貧寒的徐家看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長子能娶上媳婦,善莫大焉。而徐悲鴻的兒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個孫子,傳宗接代有望。徐悲鴻父母做了爺爺奶奶,自然非常滿足。徐達章給孫子改名吉生。   
  一個劫生,一個吉生,一字之別,差之千里。   
  對徐悲鴻的第一次婚姻,最瞭解的莫過於徐悲鴻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當年那對怨偶毫無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鴻十七歲那年,家裡給他娶了一個姓周的老婆,徐悲鴻為什麼嫌她呢?嫌她小腳,不識字,不懂事。」   
  徐悲鴻反抗舊式婚姻的嘗試失敗了。而他對父親的不滿,似乎隨著兩年後父親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達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帶著人生遺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兒子。兒子是父親最好的作品。   
  父親教給他的不只是畫技,還有中國人歷代承傳的道德與人品。儘管他後來求學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誨,就像他晚年喜歡穿的中式長袍,言談舉止間無處不在,甚至影響到為人處事的基本態度,直至後來的人生軌跡。   
  他要帶著父親的靈魂,外出闖蕩。        
二 千里良駒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歲的徐悲鴻毅然離開宜興故鄉,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內心裡感到了那座中國最大都市對他的召喚。尤其是《申報》多次登出廣告,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立並正式招生:「專授各種西法圖畫及西法攝影、照相、銅板等美術,並附屬英文課。講義明顯,範本精良,無論已習未習,均可報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個闖蕩上海的年輕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謀劃生存大計。挑頭的人叫鄔始光,二十七歲,另外兩個小兄弟,是十七歲的劉海粟與十九歲的汪亞塵。劉海粟原名劉,取意蘇軾《前赤壁賦》「渺滄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亞塵原名汪松年,以「亞洲之塵」自詡,改名亞塵。   
  此時,一改中國畫拜師求藝的傳統做法,集體授課的美術學校已草創多處。官辦的,有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國畫手工科,教師是赴日習畫回國的鄭錦。私立的,有上海佈景畫傳習所,主持人是學過英文與西洋畫的周湘。而鄔始光與劉海粟就是周湘的門徒,而汪亞塵早年喜愛繪畫,後跟隨浙江同鄉鄔始光學畫。   
  這三個美術青年從日本料理店的後窗看出去時,不約而同地看到一張出租告示,貼在對面弄堂的牆上。他們興奮地嚷嚷,吃過飯,就去租那間房子。因為他們談論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籌辦一所傳授繪畫技藝的學校。於是,那間房子就成了上海圖畫美術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號洋房。   
  一身鄉土味的徐悲鴻,走進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號洋房。他交了半年學費十八元,外加膳宿費三十元。這筆錢對於他,絕對是個大數字。然而,他失望了。雖然名稱好聽,卻不過幾間租的房子,空空如也。僅有幾位敢上講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學者。他氣憤的是,他畫的幾幅畫竟被拿去,當了學校教材。   
  於是,他在一個夜晚不告而別。如果說,他有什麼收穫,那就是懂得絕不能誤人子弟,老師就得善待學生,這成為他的終生信條。   
  若干年後,徐悲鴻已是畫壇翹楚,一個名叫曾今可的評論家在《劉海粟歐游作品展會序》中提到「劉海粟和徐悲鴻這對師生」,徐悲鴻當即在《申報》發表啟事,說當年上海圖畫美術院「純粹野雞學校」:「今有曾某為一文,指吾為劉某之徒,不識劉某亦此野雞學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為師也。」   
  劉海粟在《申報》反唇相譏:「美專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內外,影響所及,已成時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愛惡生死之。」他嘲諷徐悲鴻自命「藝術紳士」。   
  但劉海粟的回擊,激起徐悲鴻的更大反感。《申報》新發《徐悲鴻啟事》毫不客氣:「汝乃不及(除非撒謊),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過。(乞閱報諸公恕我放肆,罪過,罪過)」   
  這是徐悲鴻一生中極為罕見的勃然大怒。   
  對於轟動滬寧的這一場筆墨官司,擁護徐悲鴻與擁護劉海粟的人,各執一詞,有不同解讀。其實很簡單,這兩位大師立身為人的個性不同。在徐悲鴻看來,對於一個學校而言,學生有沒有教材之類,並不是什麼大事。而對於一個學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學生,根本學不到東西,等於一次被騙的經歷。   
  作為一個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劉海粟則是另一種心態。後來鄔始光退出,由劉海粟接手,繼續主辦上海圖畫美術院,又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徐悲鴻的定語是「野雞學校」,劉海粟卻看作是以後上海美專的起點。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主教水彩畫與函授的汪亞塵深感愧疚,「誤人誤己,兩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說,「那時自己瞎畫,還要用現在望平街一帶還留著的擦筆畫做範本,去教學生,連講義都寫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願「莫名其妙地幹下去」,自己赴日學畫,還寫信勸劉海粟也出國看看。他回國後在上海美專任教,又創辦新華師範學校,亦為著名畫家,培育人才無數,也是徐悲鴻終生摯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興的徐悲鴻並沒有放棄做一個畫家的理想,他還得走出去。一個在上海當教授的同鄉回來探親,看到他的繪畫出眾大為讚歎,一口答應幫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辭職,去上海尋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黃浦江邊的徐悲鴻,少年老成,躊躇滿志。他的背囊裡揣著硯台、毛筆和他的書畫之作,長衫口袋裡叮噹作響的,除了幾枚借來的銀元,還有兩枚自己親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為「江南貧俠」。   
  懷抱幻想的青年貧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蒼涼。那個當教授的同鄉雖然答應幫他找份工作,而且給當時復旦大學李登輝校長寫了介紹信,李校長也答應可以考慮,誰知考慮的結果卻是拒絕。其他的出路沒個頭緒,宜興老家又來人捎信,說他媳婦得了病,叫他趕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趕回老家一趟,但並不打算就此作罷。   
  徐悲鴻弟媳任佑春說:「徐悲鴻回到家,他的媽媽陪媳婦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裡。徐悲鴻買了一件皮背心帶回去,和三十塊錢擺在一起,他關照家裡人說:我實在不能夠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馬上回去了,皮背心給老婆暖暖心,三十塊錢給她去看病吧。以後徐悲鴻就回到上海,沒有多少時候,他媳婦就病死了。」   
  鄉村妻子病故不久,兒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間,徐悲鴻失去了他最親近的父親,也失去了雖然沒有任何感情,卻能給母親帶來安慰的妻子,還有年幼的兒子。尤其是失去父親在藝術上的指教,讓這位年輕人嘗到了孤獨的滋味。   
  無盡的痛苦之中,他將自己的名字徐壽康改名為徐悲鴻,浪漫地將自己比喻成一隻悲哀的孤雁,決心要穿越茫茫長空。   
  再來上海的徐悲鴻,抱著最後的希望在街頭奔走,依然四處碰壁。上海灘如此之大,卻沒人願意收留他。幸運的是,他遇到了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的黃警頑。這個與他素不相識的熱心人,在他走投無路的倒霉關頭,拉了他一把。   
  黃警頑說:「當時徐悲鴻穿了件藍竹布長衫,對分的頭髮披拂在前額,手裡拿著個紙卷兒,年齡同我彷彿,約二十多歲,但有些瘦弱抑鬱。他經熟人介紹,到商務印書館找《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我代他打電話給惲鐵樵的。徐悲鴻回來告訴我:『商務出版教科書畫插圖,惲先生說,我的人物畫得比別人好,十之七八沒問題。』   
  「過了幾天,發行所剛下排門,徐悲鴻就帶著滿臉沮喪、憔悴的神情走進店堂,說是情況有變,人家不同意讓他畫,他難受地說:『我無顏見江東父老!在上海,我舉目無親,只有你一個朋友,永別了!』說完,他快步走出門去。   
  「最初我還不很介意,過後一想:糟了!他不會去自殺吧?我感情一衝動,連假也沒有請,就跟了出去,由四馬路向外灘趕去,怕遲了會出事。我在外灘找了好久,才在新關碼頭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碼頭上不安地來回走著,連我走近他身邊都沒有發覺。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說:『你想幹什麼?書獃子!』徐悲鴻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淚來。我們倆抱頭大哭,招引好些人圍著看。徐悲鴻頭腦清醒了,聽從了我的話,跟我回發行所。   
  「在路上,徐悲鴻告訴我,他因欠了旅館四天房錢,老闆在兩天前就不許他繼續住宿,並把箱子扣下了,鋪蓋已經當掉,他沒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館門前的台階上過夜,還常常受到巡捕的驅逐。昨夜通宵風雨,他飢寒交迫,想馬上自殺,但想到我多次誠懇招待他,這才來向我告別。如果我不趕上去,很難說他最後怎樣安排自己。   
  「我的人緣不錯,就跟一個房間的同事和門房商量,讓他晚上同我們住宿。我倆睡一張單人床,蓋一條薄被子。伙食這樣解決:中午他到發行所樓上飯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輪流上朋友那裡吃。早點和晚飯呢,我每天給他一角錢,也就過去了。徐悲鴻每天到發行所店堂,看美術書籍,也看翻譯小說。」   
  當徐悲鴻給一個宜興同鄉送畫時,又結識了吳興書畫收藏家黃震之。黃震之把一間棋牌室借給他棲身作畫,不過和他約定,只能在他們不打牌時暫用。即便如此,對徐悲鴻也是雪中送炭。他後來曾用名「黃扶」,以示他對兩個黃姓友人的感激。   
  黃震之後來做生意破產,但徐悲鴻沒忘記他。人們在以後出版的徐悲鴻畫冊中,可以看到一幅國畫《肖像》,題目並沒說畫的是誰。畫面是一位身著長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態安詳,背靠著松柏,悠然坐於石上,旁邊是翠竹與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黃先生六十歲影」,原來是徐悲鴻為黃震之六十大壽畫的祝壽圖。   
  徐悲鴻在祝壽圖上題了一首長詩:「饑溺天下若由己,先生豈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鑒,先生豈不智!少年裘馬老頹唐,施恩莫憶仇早忘!贏得身安心康泰,矍鑠精神日益強。我奉先生居後輩,談笑竟日無倦意。為人忠謀古所稀,又視人生等遊戲。紛紛來世欲何為,先生之風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歎息此時天下事!」   
  這是徐悲鴻成名後的畫作,說明徐悲鴻曾上門答謝恩人。   
  而黃警頑到四十年代生活無著,徐悲鴻請他到國立北平藝專主管總務,後來轉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學生,還會記得這位個頭瘦小的老頭。   
  我原先以為,黃警頑不過是徐悲鴻偶爾認識的一個普通店員。到上海查閱老雜誌《良友》,在「現代成功人士自傳系列」欄目中,意外地發現一篇人物專訪《二十年社交經驗談:交際家黃警頑自述》,照片中的黃警頑極其英俊而瀟灑。   
  黃警頑居然有上海灘「交際博士」的雅稱。他讀過私塾,也讀過小學,正愁沒錢念中學,商務印書館附設書業補習學校招生,錄取標準除國文與算學,還要應對敏捷、態度活潑。他一考即中。當年朝夕相處的老同學,就有留法的著名畫家顏文梁。十五歲派往商館發行所做學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時,他報名參加北伐先鋒隊,曾在臨時政府當過憲兵。解甲歸來,商務印書館看中其才能,委以幹事一職,專門負責與外界交際。   
  黃警頑說到他所交際的人物,提到「畫家徐悲鴻和我曾有過困苦的生活」。但他絕對博愛,並不以為徐悲鴻的成功,就可以記在自己的賬上。「我幫助別人,只是出於一點至誠的心,並不希望人家的酬報。至於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無論是老小貧賤,男女各界,我也一視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樣的。」   
  黃警頑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鴻在意,他終生未曾忘卻黃警頑的一臂之力。當年考入國立北平藝專的楊先讓教授說:「抗戰勝利後,徐悲鴻先生由重慶回到上海,瞭解到黃警頑當時處境不佳,為掩護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備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極大摧殘。徐悲鴻先生到國立北平藝專上任,也請黃警頑到北平來,讓他當了管發學生助學金的出納員,逢年過節還必接黃警頑到家同聚。」   
  黃警頑生前寫過《記徐悲鴻在上海的一段經歷》,他說:「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約我到院長室談過一個多小時,他提到當年經歷時說:『如果我先死,你給我寫出來,如果你先死,我給你寫。』我的一生沒有什麼值得寫的,他這位在淒風苦雨中成長起來的大藝術家,才應該把事跡留下來給後人知道。由於這一段事跡離不開同我的關係,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賓奪主,但我畢竟是配角,我保證不誇大不渲染。」   
  黃警頑遵守對徐悲鴻的承諾,如實記述他在上海與徐悲鴻的交往,發表在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叢書中。徐悲鴻並不忌諱自己窮困中想要自殺的慘痛經歷,也願意將黃警頑救他於水火的恩德留存於世。黃警頑在老上海廣為交際的能力,幫助過許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鴻,但在階級鬥爭風暴來臨之時,並不能保護他。   
  一位當年徐悲鴻的學生說,「我一九四八年入學住校,黃警頑先生就住在樓上,給了我們新生很多的照顧。那時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駝背,全校師生他都能叫出名字來,哪個人有困難,他都會幫忙,好人一個啊。徐悲鴻先生念舊,親自來看黃警頑先生的起居,逢年過節請他到家吃飯,都派汽車來接的,一談就談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鴻先生逝世後,一九五七年黃警頑被劃為『右派』,最後慘死於『文革』中。」   
  此時,徐悲鴻被迫在大上海的馬路上遊蕩。他在絕望中掙扎,腦子裡成天琢磨著百折不撓、狂放不羈的奔馬形象。他把這匹馬畫在了宣紙上,直接投給了商務印書館對門的《真相畫報》社。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挑戰,把一匹馬投給叫做「真相」的畫報,好像窮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實是一匹不為人識的千里良駒。   
  在上海灘眾多報刊中,《真相畫報》是著名嶺南派畫家高劍父、高奇峰創辦的美術刊物。高劍父早年赴日本學畫,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曾負責主持同盟會廣州分會。高氏兄弟據說是受孫中山囑托,在上海傳播先進思想。這本雜誌,是眾多畫家孜孜以求、登堂入室的專業畫刊,選稿標準十分苛刻。   
  在廣州盤福路高劍父紀念館,王堅研究員告訴我:「上海審美書館出版《真相畫報》,負責人是高劍父,編輯和發行是高奇峰。高劍父看到徐悲鴻寄來的那幅馬,回信稱讚他比古代畫馬大師韓干還過之,審美書館要印刷出售。」   
  徐悲鴻贏了。他賣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馬。   
  似乎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學,正為學費發愁,一匹馬使他時來運轉。其後,徐悲鴻成為審美書館的特約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學費。徐悲鴻報考的是震旦公學法文系,他看到法國油畫複製品,直接讀懂法國大師原作的渴望愈加強烈。   
  一匹弩馬和一匹千里良駒,根本區別就是志向迥異。   
  徐悲鴻沒上過一天正規學堂,但他父親給他開的鄉土大學,比任何學堂都來得豐富紮實,尤其是日積月累的深厚國學修養,使他與生俱來的藝術天分瘋狂生長,有一天真的走出家鄉,就是一個出口能詩、提筆能畫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開始向他綻開了微笑。   
  哈同,猶太人,聲名遐邇的大班,威震上海灘的西方冒險家。當時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愛儷園,即為他的公館,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覽館一帶。公館建成伊始,這位一擲千金的闊佬即行善舉,在公館附近開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登報徵求倉頡畫像。   
  在紛至沓來的應徵作品之中,夾雜著出自徐悲鴻手筆的畫稿倉頡像。   
  倉頡乃中國傳說中創造漢字的仙人,誰也沒見過,因而各式各樣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鴻筆下的倉頡頗有人間氣息,像一個鄰居家的大爺,不同的是長著四隻眼睛。也許是與眾不同,也許只是看著順眼,評委們一致選中了它。不僅如此,主辦方還特地派了一輛小汽車,專門接徐悲鴻去他們那兒講授美術。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為個人所知。徐悲鴻自己也沒想到,創造漢字的仙人,居然成為照耀他繪畫之路的太陽。從此,他似乎變得前途無量。   
  其實,人生之路最要緊的,就是那麼幾步。在此時出現的康有為,成為徐悲鴻成長道路上的一個關鍵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為,在經歷了戊戌變法、亡命東洋、周遊列國之後,此時已對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學貫中西的藝術素養。在一次愛儷園舉辦的名流沙龍的聚會上,康有為意外地見到了年輕的徐悲鴻。   
  當時,沙龍名流們帶著各自收藏的碑貼古畫,相互炫耀賞玩,惟有徐悲鴻懷揣帶著體溫的自家手卷。康有為一眼就為這個年輕人的畫中透露的極大潛質驚歎,從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鴻也為結識康有為深感慶幸,專門行了拜師禮。上海灘招徒稱師的人太多,徐悲鴻根本看不上,這才是他第一次拜師。   
  康有為對徐悲鴻與其他弟子不同,聘請徐悲鴻到自家齋館擔任圖畫教師。從此,徐悲鴻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隨時翻閱大量碑貼和藏畫。康有為主張「合中西以求變,開拓中國繪畫新紀元」的見解,令徐悲鴻為之一震。   
  在康有為看來,眼下的中國畫是沒有前途的,似乎只是書齋玩味,筆筆都要仿古,處處都有來由,畫來畫去的題材也無非是深堂琴趣、柳溪歸牧、寒江獨釣、風雨歸舟、秋江暝泊、雪江賣魚、雲關雪棧、春江帆飽……他認為,國畫要想有前途,必須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豐富和改造。   
  康有為對徐悲鴻說,你一定要出國,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繪畫!   
  當初,聽說徐悲鴻後來給康有為畫過一幅油畫肖像,但是沒發表過。為此,我開始了尋找。幾經周折,在上海博物館書畫部,我看到了這幅徐悲鴻給康有為畫的肖像油畫,這是康有為女兒康葆莊、康葆娥捐贈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萬名捐贈者的名字一起,燙上金色,鐫刻於博物館前廳一面大理石牆上。   
  給我講解的書畫部主任單國霖也與徐悲鴻有緣,他上世紀六十年代畢業於中央美院,那一所滲透著徐悲鴻心血的高等學府。他雖是著名文物專家,但他說,他的繪畫鑒賞基礎,得益於中央美院延續徐悲鴻的那一套訓練方法。   
  在康有為的肖像畫前,單國霖說:「這幅畫作於一九二六年,到現在七十多年了,色彩還是非常地鮮艷。留學回來的徐悲鴻在上海辦畫展,為康有為畫了這張肖像。康有為鼓勵徐悲鴻到西方學畫,因為他在歐洲看到文藝復興三傑的寫實風格大為驚歎,而徐悲鴻為恩師作畫,也就是用學到手的寫法功夫。他畫得非常用心,畫的是康有為作為學者的那種風度與神態,似乎在傾聽徐悲鴻的慷慨陳辭。」   
  在上海博物館,還有一幅未曾發表的油畫《康有為夫人像》。康有為請徐悲鴻為夫人何旃理畫像時,何旃理已經去世。單國霖說:「這是根據照片畫的一張像,它與康有為肖像畫一樣,記載了他們很深的一種友情。」   
  徐悲鴻為康有為的學識而傾倒,他曾在「自述」中寫道:「南海先生,雍容闊達,率直敏銳。乍見覺其不凡。談鋒既起,如倒傾三峽之。相與論畫,尤具卓見。」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水天中說:「康有為影響了一代人。康有為對中國絕對不是虛無主義的,對中國傳統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國畫衰敗極矣的觀念,不是他個人創造,而是清末以來有識之士共同形成的觀念,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畫像,似乎驗證了這兩位大師當年的對話。繪畫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難感覺到畫家與畫筆下的對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時徐悲鴻不再留戀於十里洋場的上海,出自恩師的指點,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繪畫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於旅途的遙遠,而常常在於鞋子裡的一粒沙子。歐洲正在發生戰事,況且徐悲鴻也沒有錢。康有為建議他先去日本,那裡資費低,還題詞鼓勵:「寫生入神悲鴻仁弟於畫天才也」。   
  資費再低,也不能沒錢。倉聖明智大學的管家給了徐悲鴻兩千塊錢,代價是留下他的畫作和一些收藏。說好了畫作由那位管家暫時保管,後來卻沒能取回。徐悲鴻當時畫作僅有幾幅流傳至今,有風景,有人物,還有三匹馬,馬的神態臨摹於古畫,不是以後的「悲鴻馬」,但能看出運筆揮墨相當老到。徐悲鴻一生酷愛藏畫,對於自己早期畫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會有出頭的一天,用畫來換旅差費實出無奈。   
  只有康有為對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風雅,證據是徐悲鴻留下的畫不知去向,這些畫的價值遠不是數字可以換算的。        
三 私奔東瀛   
  與徐悲鴻結伴去日本的,還有一個人。   
  這是一個在悲鴻生命長河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她以自己的美麗與勇敢,給了徐悲鴻第一次愛情,也由此誕生出一段跌宕起伏的感情糾葛。   
  在哈同花園旁邊哈同路的民厚南裡,徐悲鴻結識了宜興同鄉蔣梅笙一家。蔣梅笙先生在復旦大學當教授,徐悲鴻時常到蔣家做客,他的學識與教養,深受蔣梅笙和夫人戴清波的喜愛。他們的小女蔣碧微已經許配他人,卻對青年徐悲鴻萌發了愛意。   
  按蔣碧微自己的說法,她出生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當時正巧家院的一株海棠樹繁花盛開,文采出眾的祖父為她取名棠珍,字書楣。蔣家是宜興有名的大戶人家,位於宜興城南門大人巷,曾是典型的江南深宅大院,可惜未能保存至今。   
  我曾到宜興尋找原大人巷故址,據說那裡做過宜興縣政府,後來縣政府遷走,而今造起了一片高樓群,這塊土地上顯赫一時的蔣家已蹤跡難覓。   
  蔣碧微祖輩歷代為官,是當地有名的書香門第。父親蔣梅笙在光緒年間縣鄉試和院試皆獲第一,有「少年才俊」的美譽。此時晚清朝廷風雨飄搖,不久廢除科舉,滿腹詩文的蔣梅笙打消做官念頭,轉而潛心學術,教書育人。母親戴清波也是知識女性,能與丈夫填詞作和。信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儒雅家風,讓蔣碧微熏陶其間。   
  十八歲的大家閨秀蔣碧微,讓二十二歲的徐悲鴻眼前一亮,彷彿點燃了他被無愛婚姻所壓抑的青春情感。而蔣碧微對徐悲鴻一見傾心,「欽佩和同情兼而有之」。   
  蔣碧微晚年在回憶錄中說:「那時候我只十八歲,剛剛從古老守舊的宜興來到五光十色的上海,在這接受新潮流思想最快最多的中國第一大都市,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於一樓一底的家裡,我所接觸的人物只有家人鄰居和至好的親友,我對我自己的生活目的懵然無知。徐先生這時闖進我們的家庭,給我帶來了新奇的感覺,秘密的喜悅。我覺得他很有吸引力,不僅在他本身,同時也由於他那許多動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進的毅力,都使我對他深深地愛慕和欽佩。」   
  相互愛慕的年輕人,只能眉目傳情。   
  「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在一起,因為在我那種守舊的家庭裡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也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私話,即使有偶然的機會,我和他都會盡量地避開。」   
  這似乎是一個帶著古典意味的愛情故事。   
  沒有花前月下,也沒有私定終身,彼此像是前世注定。   
  當徐悲鴻又到蔣碧微家做客時,蔣母在給蔣碧微梳辮子。蔣母隨意說起,查家明年就要迎娶女兒了,想來受震動的,是待嫁閨中的蔣碧微,也是暗中傾慕的徐悲鴻。因此,徐悲鴻告辭之後,母親忙著下樓做飯,蔣碧微獨自悲傷,伏在桌上哭泣。而徐悲鴻走出蔣家,借口掉了一條手帕,又返回樓上,似乎也想找機會和她單獨面對。   
  碰到蔣碧微正在傷心,徐悲鴻拍了拍她的肩頭,只說了一句「不要難過」,就匆匆離去了。但是蔣碧微覺得,「他像是很瞭解我的心情」。   
  徐悲鴻請友人朱了洲給蔣碧微傳話:假如現在有一個人,想帶你去外國,你去不去?蔣碧微彷彿被突然帶到了懸崖旁,不知所措。擔負朋友信使的朱了洲低聲道,這個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去法國留學,很想帶你一同到法國。   
  蔣碧微儘管覺得突然,她聽說過徐悲鴻想去法國留學,並沒想過與自己有關,但她的內心積蓄的好感與愛慕,戰勝了所有的猶豫與恐懼。她一口答應了。   
  悄悄與蔣碧微相約,一起去國外學畫,其實是徐悲鴻的一次人生冒險。他怎麼能肯定蔣碧微會同意,跟著一個前途未卜的年輕人,離家出走?   
  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蔣碧微的性格。   
  衡量父母許配的查先生與她傾心的徐先生,其實哪一個她都不曾瞭解得更多。但她之所以對查先生抱有敵意,是因為那位仁兄的一個動作。原先在蘇州唸書的查先生,轉學到上海復旦大學,也就轉到了未來老丈人門下。而查先生弟弟讀小學,與蔣碧微弟弟蔣丹麟同班,時常到家裡來玩。在一次暑期大考之前,查小弟跑來找蔣梅笙,說奉哥哥之命,索要蔣先生出的國文試卷。蔣碧微由此認定查先生沒出息,刺激極大。   
  對比徐悲鴻到上海獨打天下,靠真本事吃飯的奮鬥,蔣碧微認為,這才像個真正男兒。情竇初開的少女,選擇所愛的人,依憑的仍是她受到的傳統道德的熏陶。大丈夫立身之本,需堂堂正正,投機取巧的那一套,是遭人鄙視的。   
  時至今日,蔣碧微的勇敢私奔,還是令人羨慕的壯舉。她不願嫁給一個她不愛的人,願意跟著她傾心的青年悲鴻,去闖未知的世界。徐悲鴻是橫下一條心要出國闖蕩的人,而蔣碧微卻未必非得背井離鄉,她本可選擇另一條風平浪靜的路,嫁到有錢人家安心地做少奶奶,然後是闊太太。這是許多中國女人夢寐以求的歸宿。   
  蔣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親之人豈能悔約,說出來肯定通不過,乾脆留了一封信,說得含糊其詞,與父母不辭而別。   
  試想,在封建色彩濃厚的世紀之初,逆來順受是受到社會誇讚的女人美德,而蔣碧微能以反叛之舉追求個人幸福,絕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並非生來弱者,蔣碧微性格中的剛烈一面,在她義無返顧、勇敢私奔時,表現得最為動人。   
  在康有為家,蔣碧微與徐悲鴻會合。這時,徐悲鴻表面上仍在設法去法國,其實已經把目光從法國收回,轉向了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   
  頗有意味的是,恪守傳統道德的康有為,對於徐悲鴻蔣碧微相愛的反叛之舉,是給予祝福的。這裡有康有為接受新思想的開明一面。徐悲鴻早買好兩隻戒指,送給蔣碧微一隻,留給自己一隻。徐悲鴻給他心愛的人取了個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這就是蔣碧微名字的由來。顯然蔣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鴻給她起的名字,她與徐悲鴻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當蔣碧微與徐悲鴻乘坐海輪,在大海上顛簸之時,上海蔣梅笙家亂成了一鍋粥。蔣梅笙與戴清波看到次女蔣碧微的信,自然萬分焦急。他們設想了無數可能,就是推斷女兒的個性,認定女兒不可能自殺。他們回顧女兒出走前的蛛絲馬跡,覺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關,而徐先生說要出國,他們也曾請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兒怎麼也同時不見了呢?他們找徐悲鴻友人朱了洲詢問,朱了洲說不知道。   
  結親的查家來要人怎麼辦?蔣梅笙夫婦無奈之下,商量出了個「瞞天過海」的招數,對外說女兒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綻,他們從蘇州買回一具棺材,大辦喪事。可是,活著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會不會把這個定親的媳婦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們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進一家寺廟寄厝。抬著空棺材會被人發現,戴清波問一個老友怎麼辦,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頭裝進棺材,抬起來沉甸甸的。   
  以假亂真,瞞天過海,總算把這件事糊弄過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給查先生提了親,蔣碧微母親戴清波還親自前往賀喜。直到蔣碧微的姐夫從復旦大學畢業,也到東京留學,找到蔣碧微與徐悲鴻,蔣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過一回的蔣碧微,陪同徐悲鴻來到東京。他們在中國留學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間小屋,像一對真正的夫妻,開始屬於他們的共同日子。   
  徐悲鴻在日本這一段,以前中國學者涉及甚少。日本學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補了這一空白。他是神戶女子學院教授,研究徐悲鴻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費到徐悲鴻故地考察,寫出日文版《徐悲鴻傳》等研究專著,和友人自發成立了日本徐悲鴻研究會。   
  松谷省三論證說:「當時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鴻到了日本,是和他當時的夫人一起來的。根據回憶錄會發現,當時他似乎是想去歐洲的。而且現在也是這麼認為的。但因為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時期,或者說是剛結束的時候,無法去歐洲而來了日本。」   
  徐悲鴻揣著康有為親筆書寫的信函,拜訪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繪畫界前輩。中村不折早年研習中國山水畫,於一九○一年赴法國留學,是最早倡導西畫技法的日本畫家。康有為流亡日本時,與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為的著作《六朝書法論》翻譯成日文。   
  在東京有一個中村不折書道館,這是中村不折先生個人紀念館。留著短髭、身著西裝的中村不折銅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視芸芸眾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鴻時,這位日本繪畫大師從二十三歲的中國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氣風發、拚命學畫的自己,他毫無保留地回答徐悲鴻的提問,談得最多的,還是在巴黎留學時的收穫。   
  當時徐悲鴻雖然學了點日語的問候詞,但議論書畫遠遠不夠,他們找到一個最佳途徑,中村不折懂得法語,而徐悲鴻也學了法文,可以用法語交談。好在他們還有筆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個中國青年的畫作和書法,感到很吃驚。而徐悲鴻也是第一次遇到一個西方留學歸國的畫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學生活的細節。   
  就這樣,徐悲鴻帶著求知的渴望在東京尋找著。   
  對照當時東京的老地圖,松谷省三研究了現存資料,發現當時中國留學生大都聚居在東京神田附近,徐悲鴻也不例外。神田的書店街是一條東京老街,藝術品店舖與畫廊鱗次櫛比,步行不遠就是上野的國立博物館。徐悲鴻流連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畫家的創新畫風,還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國文藝復興時的名畫。當時日本從歐洲進口印刷機械,已經研製出油墨材料,搶在了發明印刷術的中國的前頭。   
  徐悲鴻從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裡,也從日本繪畫的現實中,發現日本畫風嬗變的源頭仍在歐洲,使他對巴黎的嚮往更加迫切。   
  在東京的生活,對於徐悲鴻與蔣碧微這對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們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餘也有些苦惱。他們手頭的錢,就是倉聖明智大學給的兩千元大洋,這在當時絕不是個小數目了。但徐悲鴻看到他覺得喜歡的畫集或畫片,愛不釋手,就會掏錢購買,不會想到日子怎麼過。而蔣碧微從小生在大戶人家,當一個主婦也沒準備,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著急。   
  徐悲鴻在日本的行蹤,在蔣碧微的回憶錄中有客觀的描述。她說:「日本的印刷術優美精良,他們所出版的藝術書籍相當豐富,還有許多仿印的原畫,都是徐先生視為珍寶,愛同拱璧的。於是他經常到各書店去瀏覽觀賞,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慮地買它下來。有時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當時我太年輕,對於藝術簡直一竅不通,根本就不發生興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在蔣碧微翹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個如饑似渴,癡迷在藝術海洋中的徐悲鴻。蔣碧微對逛書店沒興趣,並不影響徐悲鴻對書店的摯愛。   
  平心而論,蔣碧微的擔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後,徐悲鴻帶著一大堆書畫,與蔣碧微黯然離開日本。至於回國的原因,蔣碧微這樣說:「我們在東京住了半年,旅費和生活費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買書買畫所費不貲,因此我們帶來的兩千塊錢很快就要用完了。東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餓,於是我們只好在當年十一月間,又從東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蔣碧微在日本寫信給父母,請求他們原諒。對於女兒的出格舉動,蔣家父母並沒責難,只是寫信表達關切。他們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館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兒,要她領著徐悲鴻回家。而蔣梅笙對徐悲鴻素來看重,曾經說過,要是我們再有一個女兒就好了。徐悲鴻作為女婿上門,蔣家父母也就接納了。他們在民厚裡租了一間就近的房子,讓蔣碧微徐悲鴻住,招呼他們到家裡吃飯。   
  因為徐悲鴻的大膽示愛,也因為蔣碧微的勇敢回應,從而奏響了他們愛情之曲的第一個音符。兩個年輕人攜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長而曲折,他們似乎毫不畏懼,充滿著戰勝艱難險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們往往忽視兩個人的不同之處,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與不同的愛好,以為這些種種的不同,不過是一種性格的補差,並不知道,或者不願相信,彼此差異也會帶來不幸,甚至可能隱藏著殺傷力。        
四 京城礪志   
  在日本未能盡興的徐悲鴻回到上海,不久就來到北京。此時,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現了另外一個關鍵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中國知識界舉足輕重的巨人。此時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本著他「兼收並蓄」的辦學方針,在為自己的學校招兵買馬。當蔡元培從康有為那兒聽說了徐悲鴻之後,毫不猶豫地聘請他出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   
  蔣碧微隨徐悲鴻一同北上,她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記載:「蔡先生也是熱心而愛才的人,北大沒有藝術系,他便專為徐先生設立了一個畫法研究會,聘請徐先生擔任導師。北大同學中凡是對藝術有興趣的,都可以參加研究。」   
  上海辭書出版社的王震對徐悲鴻研究多年,他得天獨厚的條件,是他所在的單位圖書館保存著浩如煙海的舊報刊。他的考證結果與蔣碧微說法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北大畫法研究會成立,徐悲鴻先生經蔡元培提議任導師,有人說,北大畫法研究會是蔡元培特意為徐悲鴻先生專門設立的,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我去訪問蔡元培之女蔡盎。她同意接受採訪後,已經翻閱大部頭的《蔡元培文集》,把幾篇與北大畫法研究會有關的文章找出來。蔡元培在北大畫法研究會成立時的講話,其中列舉與徐悲鴻同時受聘的導師名單:校內教員有李毅士、錢稻孫、貝季美、馮漢叔,校外名家有陳師曾、賀履之、湯定之、徐悲鴻。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學上任,倡導「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組織許多藝術性的團體。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畫法研究會成立,蔡元培親自任會長。六月二十三日,北大畫法研究會舉行休業式,宣佈暑假期間暫時休業。擔任會長的蔡元培作了演講,他說,「本會在暑假中閉會,原非得已。假期中研究畫法,最為適宜。現在本校在西山租賃房屋,以為同學避暑之所。西山風景清曠,山水峻秀,研究畫法,更有特別興趣。然赴西山圖畫部報名,僅有六人。今導師徐悲鴻先生亦決定赴西山避暑,在彼從事研究畫法。諸會員盍此機會,同赴西山,又有導師就近指授,互相砥礪,受益匪淺。」   
  顯然,二十三歲的年輕導師徐悲鴻願帶學生到西山寫生,使得蔡元培非常欣慰。北大租賃的房屋在西山碧雲寺,雖然畫法研究會導師只去了徐悲鴻,但北大其他教授和學生去了不少。與徐悲鴻同行的蔣碧微說:「每當月明星稀,大家三三兩兩,坐在碧雲塔下,石台階上,聽鐘聲梵唱,談生平抱負,海闊天空,無所不至。」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鴻結識了六十六歲的著名詩人陳散原。   
  赫赫有名的陳散原,清末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他曾輔佐父親開辦新政、提倡新學、支持變法。百日維新失敗,以詩文抒發積鬱心頭的憤激之氣,在京城久負盛名。徐悲鴻與陳散原一見如故,雖然維新變法時的「陳公子」已是陳老夫子,但他國學知識淵博,詩、書、畫俱佳,使徐悲鴻想起去世的父親,備感親切。   
  陳散原也很欣賞徐悲鴻,認定徐悲鴻是可造之才,讓他與自己兒子交朋友。這個名揚京城的「學者之家」向徐悲鴻敞開大門。陳散原後代非同小可。長子陳師曾是著名畫家,號稱北京畫壇首領,次子陳寅恪是著名歷史學家。   
  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聘請的導師中,就有比徐悲鴻年長十九歲的陳師曾。他曾赴日留學,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後至北京任教育部編纂,倡導成立中國畫研究會。他的山水畫既重視傳統技法,又能推出新意,他畫出《北京風俗畫》三十四篇,描述了勞苦大眾的貧寒生活。陳師曾與徐悲鴻談詩論畫,極為投緣,痛感中國繪畫自明清以來,臨摹代替創作,陳陳相襲,了無生氣,不革新就沒有出路。早年留學日本的陳師曾,鼓勵徐悲鴻說,你比我年輕,要到法國去!我們一起來改革中國繪畫!   
  可惜一九二三年陳師曾英年早逝,年僅四十七歲,梁啟超歎為「中國文化界的地震」。後來徐悲鴻留法回國,專程看望陳散原老人,畫了一幅題為《詩人陳散原像》的油畫,畫出了一位國學大師的氣度,也銘刻著他對陳師曾的懷念。   
  可以說,蔡元培把徐悲鴻請進北大,實際上給予徐悲鴻的最大影響,是把他從「繪畫中國」引導到「現實中國」裡來,使他不再只是一個書齋畫家,不僅對於繪畫技法,也對於自身民族歷史命運產生了深深的憂患。   
  徐悲鴻在北京大學找到符合自己氣質理想的氛圍。此時是「五四」運動前夕,知識界精英雲集北大。陳獨秀由上海而至北京,以《新青年》等著名刊物傳播變革中國的理念。北大校園思潮奔騰,彷彿是中國新文化的思想中心。   
  當徐悲鴻在北京新文化思潮中脫胎換骨時,京劇改革也緊鑼密鼓地拉開了帷幕。是墨守陳規,還是銳意革新,梅蘭芳選擇了後者。   
  徐悲鴻從上海到北京前,康有為給他大弟子羅癭公寫了信,羅癭公是著名編劇與詩人,在京城有名士的人緣。他曾包下戲院頭幾排座位,請朋友看戲,徐悲鴻也在被邀之列,因此他頭一次親眼目睹了梅蘭芳的京戲。   
  梅蘭芳比徐悲鴻只大一歲,但名氣卻有天壤之別。不過,梅蘭芳喜歡畫點梅蘭竹菊,對含而不露的徐悲鴻大為欽佩,與他談畫論藝。當梅蘭芳推出新戲《天女散花》,徐悲鴻對其中大膽創新的藝術理念大為讚賞。當羅癭公出面,請徐悲鴻給梅蘭芳畫像時,徐悲鴻一口應承,並且許諾,他將嘗試用一種新的畫法。   
  在徐悲鴻《天女散花圖》中,一片雲海中升騰而出的天女,俏麗的臉部是西洋寫真畫法,眉眼神態呼之欲出,給人一種詩意想像。但是天女的服飾與花紋,則用了國畫的勾勒手法,似乎隨舞飄動。徐悲鴻題款:花落紛紛下,人凡寧不迷,莊嚴菩薩相,妙麗藐神姿。戊午暮春為畹華寫其風流曼妙、天女散花之影。江南徐悲鴻   
  梅畹華,是梅蘭芳原名,當時人稱畹華大師。在《天女散花》這出創新戲目中,梅蘭芳敢走前人未走之路,第一次突破程式的束縛,在京劇中糅進了綢舞。伴隨激越的琴弦與鼓點,大紅長綢在檯面上伸展翻捲,觀眾無不報以熱烈的掌聲。   
  碎步小走的女性形象,竟然也能大起大落、狂放不羈!   
  徐悲鴻將綢舞的飄逸瞬間在宣紙上定格。   
  在《天女散花圖》上題字的,不光是徐悲鴻,還有羅癭公。羅癭公久居京城,閱畫無數,而徐悲鴻這幅畫讓他感到不曾有過的暢快,便提筆題詩一首:後人欲識梅郎面,無術靈方更駐顏,不有徐生傳妙筆,焉知天女在人間。   
  羅癭公牽線搭橋的一段佳話,蔣碧微曾不屑地寫成「為戲子捧場」。而把梅蘭芳這樣的京劇藝術家看作「戲子」,似乎仍是下九流的角色,不是陳腐之極,就是知識欠缺。何況蔣碧微如此形容梅蘭芳,已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京劇在國際上被視為中華國粹,在台灣也備受推崇,梅蘭芳早已是舉世公認的京劇表演大師。   
  但是很不幸,無知者不只在海峽對岸。「文革」動亂,也有人把梅蘭芳罵成「戲子」,這幅畫被人從梅家老宅牆壁拆下劫走。所幸「文革」結束,這幅畫竟在某個倉庫角落被發現,幸運地躲過滅頂之災,而今陳列在梅蘭芳紀念館。   
  徐悲鴻也喜歡唱京劇,有時畫畫,畫得高興了,他會哼幾句。有一回在北平家中聚會,徐悲鴻一時興起,唱了一段京劇老生西皮二簧,味道醇正,中氣十足,在座的朋友大驚。徐悲鴻說,畫畫要很熟練,就好像唱戲,熟能生巧,巧能成精。徐悲鴻的話簡單,有的人覺得沒什麼意思,但喜愛京劇的人,就會有無限感慨,知道徐悲鴻用京劇來比喻畫畫,「我畫畫,跟梅蘭芳唱戲一樣,熟練才能精彩。」   
  繪畫與京劇一樣,不變革就沒有出路。   
  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保存著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的一本刊物《繪學》。翻開刊物的目錄,第一頁就是徐悲鴻的畫作《搏獅圖》,一個裸體男子赤手空拳,與一隻張大嘴的獅子搏鬥。徐悲鴻用畫筆印證自己的思想軌跡。   
  近朱者赤。人們驚訝地發現,徐悲鴻不僅是個憑畫筆吃飯的畫匠,居然也懷揣著一大堆改變中國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北大畫法研究會,徐悲鴻慷慨激昂:「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頹廢原因是「守舊」。他發表《中國畫改良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   
  這番高昂的改革呼聲,雖然振聾發聵,但也不免讓人擔著心。與其說,這是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導師的美術主張,不如說這更像一個美術青年的留學宣言。因為此時,徐悲鴻正向北洋政府申請官派出國名額。   
  徐悲鴻能否去法國,決定其命運的,是一個叫傅增湘的人。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傅增湘的名字不可或缺。傅增湘是清末進士,思想開明,力主教育救國。他曾創辦中國第一個女子師範學堂,民國初年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在他的任內倡導國語拼音的實施,主持向歐洲派遣留學生。   
  如同任何一個求見高官的青年人一樣,徐悲鴻認識傅增湘,但傅增湘對徐悲鴻一無所知。據傅增湘孫子傅延年說:「徐悲鴻先生當年和我祖父素不相識,他手持著康有為先生寫的一封介紹信,請北京的羅癭公先生引路,拜訪了我祖父。祖父只說了一句話,能不能看看你的畫。徐悲鴻帶去的畫,我祖父非常喜歡,鼓勵他說,你畫得很好,很有發展的前途。徐先生提出來,希望我祖父幫助他爭取出國留學名額。」   
  傅增湘讓徐悲鴻在北京等一等,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等戰事結束,會給他個機會。當徐悲鴻得知,一戰結束後的第一批中國赴法留學生名單,只有劉半農與朱家驊,沒有徐悲鴻,馬上給傅增湘寫了封信,措詞激烈,口氣尖刻。   
  據蔣碧微說:「同在北大任教的朱家驊先生,將從北平啟程赴歐洲,徐先生一聽朱先生要動身了,馬上就去見傅增湘先生,問他為什麼朱先生走了,我還不能成行?傅先生勸他不用著急。徐先生回家,為這件事還很不高興。」   
  徐悲鴻年輕氣盛,求學心切,初生牛犢不怕虎。而一個年輕人直接指責教育總長,傅增湘當然不快。但傅增湘畢竟胸襟開闊,蔡元培與羅癭公出面說情,也就釋然了。事實說明,傅增湘畢竟是愛才的,他並沒有卡徐悲鴻,還是秉公辦事,把徐悲鴻列入第二批赴法留學的名單。徐悲鴻知道誤會了傅增湘,深感羞愧。   
  傅延年雖是傅增湘的孫子輩,但他很早就聽家人說過。傅延年說:「這件事其實我祖父並沒放在心上,是力所能及的一種幫助,但是徐先生很重感情,他曾經和很多人說過,和廖靜文先生也講過,他說他永世不忘。」   
  二○○五年二月的一天,北京仍然是朔風不止,寒氣逼人。我隨傅延年來到北京圖書館,即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尋訪一幅未曾公開發表過的油畫。畫的作者是徐悲鴻,而畫中的人物則是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傅增湘。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傅增湘夫人把這幅肖像畫連同一大批圖書,贈給北京圖書館。我能一飽眼福,是因為傅延年作為傅增湘直系親屬,向中國國家圖書館申請,寫下擔保字具。當保管員戴著白手套,從倉庫把油畫捧出來。傅延年激動不已:「這幅畫過去就掛在爺爺的書房,對我們來說非常親切。這幅畫上的書案,是當年爺爺書房的書案,我印象最深了。我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爺爺書房,給他拜年的嘛。」   
  徐悲鴻給傅增湘畫的這幅肖像,畫得很傳神。具體作畫是在哪一年,傅延年找出傅增湘的《藏園日記》,查到傅增湘當年的記載:   
  甲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徐悲鴻來,談至五點乃去,此人新周曆法、德、意、俄諸國,開畫展頗聲動一時,傾來欲為余寫小像,故定新正初二三四日下午來。」「除夕。二點後,徐悲鴻來,為寫炭筆小像,薄暮乃成,神采恆似目,作詩一首贈之。」   
  己亥年,「正月初二日。午後徐悲鴻來畫像,薄暮乃去。」「初三日。下午悲鴻來對寫,近暮乃罷。初三。夜宴徐君於園中,約夢麟、適之等同飲,二時乃散。」「初四日。悲鴻來畫像,暮乃去。」「初五日。徐君來畫像,一時許,脫稿。」(標點系本書作者加)   
  時間是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三六年初,徐悲鴻專程北上看望退休家居的傅增湘,花了六天時間給他畫了肖像。而徐悲鴻上門找過傅增湘求助留學之事,已經過去十六年了,徐悲鴻此時再度登門送畫,絕不是什麼交換,而是感恩之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歐洲的戰爭平息,中國選派留學生計劃又啟動了。徐悲鴻再次求見傅增湘。傅增湘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叫他熱血沸騰:「好了,你現在可以出國了。」果然,傅增湘不計前嫌,給徐悲鴻爭取到官費生赴法留學名額。   
  一九一九年三月,回到上海與家人告別的徐悲鴻攜蔣碧微,登上赴法國的輪船。一個立志改革中國繪畫藝術的年輕人,一個昔日的農家子弟,終於如願以償,可以去嚮往已久的巴黎,親眼看看倫勃朗、魯本斯、米勒、德拉克洛瓦、提香、安格爾……這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西方大師們的原作,看看引領西方藝術潮流的源頭。        
五 名校與名師   
  海輪在一望無際的波濤上航行五十多天,途中徐悲鴻攜蔣碧微在倫敦上岸,初識了大英博物館的豐富與輝煌。當一九一九年五月徐悲鴻到達巴黎時,他剛離開不久的北京,已經有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不平等條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迅速席捲全國,震驚了世界。   
  以前人們以為,徐悲鴻在「五四」前夕離開北京,與「五四」運動沒有關係。其實,徐悲鴻身在歐洲,不曾忘懷北大精神。最有力的證據,來自九十三歲的徐悲鴻學生、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馮法祀。他看過徐悲鴻寫於法國的兩篇詩文。「我一看就是他寫的,文言跟白話摻雜在一起,就是他特有的文風。他如果在現場的話,也會振臂疾呼。」   
  馮法祀的記憶力果然超強。在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徐悲鴻書畫冊》中,收錄有二十四歲的徐悲鴻以行草體書寫的文稿,其中一篇曰:   
  今日何日乎,吾等齊處烈風猛雨裡,往者暴君污吏貪官孱將殃民害國,罪惡不可諫,偏今日白手空拳,排難禦侮是吾事,振臂束襟同奮起,可以鑿開道捍獅虎,猛獸實無知,不似戈龍勃入美洲,野人容易制。今日乎,空間盡處是吾敵,眾賊頻起來不息,吾有雙臂並兩拳,當與道者盡格殺。黃帝吾祖乎,吾為汝裔勿羞戚。   
  八年夏,國人奮起擊賊,有死者,吾居海外,只能悲歌一掬同情之淚,成詞二首,敢奉仲子學長匡謬。悲鴻   
  這篇寫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的激昂之作,讀來悲憤滿腔。人們看到了一個雖在異國他鄉,卻同樣感受「烈風猛雨」的熱血青年。將自己的振臂疾呼溶入「五四」大潮的徐悲鴻,在開始歐洲留學時,就有了一個激勵自身發奮的定位。   
  二○○五年五月,距離徐悲鴻當年赴法留學八十六年之後,我和同事前往巴黎。中國和法國的地理位置在世界地圖上沒變,不同的是,在徐悲鴻的時代,人們坐著蒸汽發動機的海輪穿行大海幾個月,如今國際航班只要十多個小時,就能輕鬆完成。   
  拒絕改變是法國巴黎的主調。塞納河對岸老建築在車窗外移動,給人一個強烈的感覺,尊重歷史仍是巴黎人的傳統。像其他古跡一樣,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校園一切如故,地面由碎石砌成,高大的主體建築浮雕精美絕倫。   
  當初徐悲鴻是個默默無聞的中國學生,而中國當時在西方根本被人瞧不起,大師雲集的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會保存他的學籍檔案嗎?   
  法國人果然信守承諾。行政主任薇諾妮卡和幾位男士,已經等候在大門裡的停車場了。薇諾妮卡向我們介紹,這所著名學府前身是巴黎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建於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也有部分二十世紀的建築。它的藝術品收藏極其豐富,有些是當年皇家繪畫與雕塑學會遺留的。她給我們引見了學校檔案館研究員艾瑪奴爾。   
  檔案館在學校主樓一側。推開沉重的大門,檔案館內有三層樓那麼高,穹頂裝飾很講究,用富麗堂皇來形容毫不遜色。這裡有一百多年間學校所有的學籍檔案。艾瑪奴爾抱出一冊很厚的大本子,翻譯朱明宇念出封面上的法文:「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存檔,男生的檔案。」原來這是當年新生簽名簿。   
  艾瑪奴爾打開夾有字條的一頁,指著其中一欄鵝毛筆的字跡。徐悲鴻名字後面填著:出生地:宜興(中國),導師:F·弗拉孟,被畫室接納時間:1920、11、15,參加入學考試時間:1921、4、4,被允許開始學習時間:1921、5、13。   
  那一年,徐悲鴻二十六歲。徐悲鴻的素描和文史考試都取得了好成績。而在此之前,徐悲鴻曾在巴黎朱麗安畫院學了一段時間素描。   
  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國駐法國總領事趙頌南曾發函給高等美術學院,以國家的名義,證實學生的身份。這份文件等於是當時中國駐外機構給徐悲鴻的擔保:院長先生:我很榮幸向您推薦中國學生徐悲鴻,現住在巴黎少姆哈路9號(音譯),他剛向我表達了在您學校註冊的願望。另外,我證明他出生在中國江蘇省宜興。非常感謝您為這個學生提供的方便。我請求您接受我非常崇高的致意。   
  攝制組翻譯朱明宇告訴我,有一張照片中的留著鬍髭、面色嚴峻的學者,就是徐悲鴻的導師弗拉孟教授。弗拉孟教授的一封信,發於一九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長先生:我很榮幸地請求您,將徐悲鴻先生註冊在我畫室的學生名單中,請您接受我誠摯的感謝。弗拉孟教授的另一封信,則是代表校方的接受函,類似於我們現在的錄取通知書。這封信寫的是:徐悲鴻先生,我榮幸地接受你為我的學生。   
  和徐悲鴻當年入學的時候一樣,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延續的,還是導師制。學生選擇導師,導師也選擇學生。選什麼樣的人作為自己的導師,徐悲鴻非常明確,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寫實的。他覺得,中國畫之所以讓他不滿意,因為它被關在書齋,不關心現實,這和他內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   
  在諸多導師中,徐悲鴻之所以看中了弗拉孟教授,是覺得他的歷史畫與主題肖像畫創作,是現實主義傳統的精華,氣勢宏大、流暢自然。而弗拉孟也喜歡徐悲鴻,他看到徐悲鴻不只是一個學生,而且是一個成熟的中國藝術家。   
  徐悲鴻具有中國繪畫基礎,理解西方繪畫技法的角度與眾不同,他對西方透視學、解剖學以及色彩學、光學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於其他同學。他練習素描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從人體結構的變化關係,到物體的明暗層次,從質感、體積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稱讚,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   
  徐悲鴻上過課的教室還在嗎?   
  薇諾妮卡女士在前面引路,陪我們穿過一個院子,院子三面是相互連著的一幢樓房,而樓下草坪正面有一扇緊閉的大門。這扇門以前是朝著街面開的,而今已經封死了。我踩著嘎吱作響的樓梯,登上側樓的二樓。滿牆刷滿各色顏料,可能是學生塗鴉之作。通道盡頭的一間寬大畫室,就是徐悲鴻學畫的教室。   
  陽光從天窗灑落。基本保存原樣的畫室,充滿著油彩的氣息與藝術的氛圍。徐悲鴻是個勇於尋找機遇的人,他百折不撓地努力,終於站在這間畫室裡。而那時這所學校沒有其他的中國人。說徐悲鴻是鳳毛麟角,幾乎代表著一個中國,在當時西方人眼中其實並不誇張。在他之前,確實沒有哪一個中國人到這裡來過。   
  巴黎國立美術學院離盧浮宮不遠。從學院門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納河畔,在法蘭西學院前走上藝術橋,橋的斜對面就是盧浮宮。藝術橋的橋面木板沒有變,塞納河水依然靜靜流淌,今天盧浮宮仍是法國人最自豪的藝術聖殿。不同的是,中國遊客的面孔似乎很普通。中國留學生和藝術家的出現,也已司空見慣。   
  而徐悲鴻在盧浮宮的感受,卻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鴻投射無數夢想的地方。他時常一待就是一天。馮法祀曾聽徐悲鴻親口說他的求學臨摩:「他有的時候,一個麵包拿到盧浮宮就是一天。一天吃一個麵包怎麼行呢,他也就是因為這種冷熱饑寒,不協調吧,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畫上就寫到:我畫這個模特兒,在我這個病很痛,很難支持的時候畫的,人家看我這個畫,不知道我的胃疼到這種程度。」   
  徐悲鴻有備而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小青年,而是一個理智的中國畫家。他時常思考著「大道」,那就是一個民族的使命和一個畫家的責任。徐悲鴻與當年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一樣,抱定明確的目的。積貧積弱的中國,使他們過於早熟,充滿革命激情。他們在不同方向、不同領域,尋找他們自認為的真理。   
  綠樹成蔭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坐落在巴黎市區一條街道旁。早就聽說,西方人對於死亡的理解與我們不同,墓地常常緊挨生活區,死者與生者和睦相處。走進公墓,如同走進一個雕塑世界。偉大的作家雨果、作曲家肖邦、畫家德拉克洛瓦等輝煌的名字,與各式各樣雕塑相伴。飛翔天使與優雅少女,還有盛開的花木等,展示著生命氣息。   
  在這個西方的「人生後花園」,我們找到了巴黎公社社員墓。與其他巴洛克風格或羅馬風格的墓園相比,這裡顯得很簡潔,但簡潔中表達著無言的莊重。只有一塊很不起眼的墓碑,沉默地護衛著為社會正義而流血的先輩。   
  八十多年前,徐悲鴻曾在這裡寫生。如今斯人已去,現場依舊。陽光灑滿草地,微風吹拂樹枝,偶爾有遊人走過,但聞聲聲鳥鳴,給人一種幽遠的懷念。   
  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生前說:「周恩來和徐悲鴻在巴黎就相識了。」也就在這塊墓碑前,年輕的徐悲鴻邂逅了同樣年輕的周恩來。   
  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廖心文是《周恩來傳》的主筆,她說:「當時周恩來到巴黎公社社員牆前憑弔死難烈士,遇到了正在這裡寫生作畫的徐悲鴻。兩個人相見以後,可能因為兩個人都是江蘇人,而都有美術愛好,也是自己的追求,所以覺得特別地親切。他們在巴黎產生的這種感情呢,延續到解放以後。」   
  這也許是一幅讓無數中國人怦然心動的畫面。兩個同樣懷揣理想和抱負的中國青年,在這裡殊途同歸,日後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   
  周恩來與徐悲鴻的一個共同話題,就是步入巔峰的歐洲繪畫與雕塑。   
  在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保存著周恩來留法期間給親友寄回的卡片,印證了周恩來對徐悲鴻取法西方寫實傳統的共鳴。一張賀年片是米勒油畫《拾麥穗》,一張明信片是羅丹雕像《大衛》,周恩來在背面用鋼筆寫道:「這是有名的羅丹雕刻,不用我介紹了,此像陳列在盧森堡美術院中。」另一張明信片是英國油畫肖像。「這是一張英國名畫片,畫冊藏在巴黎魯滬(盧浮宮)博物院,英國美術天才不算多,所以英國的好作品很少,不過近年來也漸漸發達,他們愛畫兒童的像,這張畫可以說很傳神了。」   
  周恩來在巴黎住過的公寓,雖然房子已經面目全非,但法國政府仍在臨街的牆上掛了一塊刻有周恩來像的銅牌,以示紀念。就在這條街的斜對面,就是徐悲鴻在巴黎住過的公寓,我們按照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提供的法文地址,也找到了門牌號碼,樓的外觀還是當年模樣,裡面卻已經很現代化了,是一個非常講究的旅店。   
  徐悲鴻總是這麼幸運,儘管他在法國的日子依然沒能擺脫貧困,可是他的身邊總是巨星閃耀,使他能夠沐浴在思想的陽光下。   
  一九二○年冬,徐悲鴻認識了他的藝術道路上又一個引路人,他就是當時法國畫壇的泰斗、公認的畫壇領袖達仰·布佛萊。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會,受著名雕刻家唐潑特的邀請,徐悲鴻也前往參加。知道這位中國留學生才華的唐潑特,把徐悲鴻引見給與會的達仰·布佛萊。應達仰的熱情邀請,徐悲鴻來到他的畫室,看到大量的素描、速寫和油畫,體會達仰藝術語言的魅力。二十五歲的徐悲鴻從六十七歲的達仰那裡,讀到了天才畫家的執著。   
  在徐悲鴻看來,歐洲繪畫傳統是一個獨特的藝術體系,與中國繪畫風格迥異,同樣是人類優秀文化遺產。而達仰繼承文藝復興精華,引導他借鑒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國並不缺乏寫意和抽像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寫實訓練。   
  徐悲鴻驚奇地發現,達仰已經是畫壇大家,每天一大早,還是到畫室作畫,直到天黑才離開,即使是星期天也不例外。人們都知道,徐悲鴻畫馬名揚天下,而達仰也是畫馬的高手。巴黎大學教授彭昌明出生在巴黎,是中國台灣移民畫家的第二代,她的研究方向是美術史,曾將達仰·布佛萊作為研究對象。她給我看了一張達仰油畫複印件。畫面是一個人帶著馬喝水。   
  她說:「馬的題材,徐悲鴻是非常喜歡的,常常在他的畫裡,看到對馬的興趣。徐悲鴻的老師達仰先生畫馬畫得也很好。我想從這些馬的比較,可以看出,徐悲鴻先生當時來巴黎的時候,希望瞭解的是整個西方的藝術傳統,從最古老的希臘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歐洲。他想把非常豐富的西方傳統,系統地帶回中國去。」   
  我們來到巴黎大學大會堂,看到達仰的畫作,造型逼真,氣勢恢宏。徐悲鴻與達仰相識的那一年,達仰的畫作在世界博覽會上賣到10萬美元,是當年參展畫家的最高價,被人們譽為「法國當代最著名的畫家」。只要有達仰的畫,徐悲鴻都會去看,仔細品味大師的創造力。當時巴黎不少重要建築,都以請到達仰作畫為榮。   
  在法國巴黎大學給我們當嚮導的,就是在此任教的彭昌明。她幫我們與校方聯繫,把大會堂的門打開。她說:「巴黎大學是十九世紀蓋的,整個建築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風格。當時要求法國最重要的藝術家畫壁畫,達仰在世界博覽會,巴黎大博覽會,一九○○年的時候得了大獎,是非常著名的藝術家,因此也受到了邀請。」   
  如果說,徐悲鴻出國之前對西方繪畫有所瞭解,但真正踏入歐洲,是從他的導師弗拉孟,以及達仰等好幾位前輩大師的身上,領悟到西方繪畫的精髓。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只是描寫宗教聖經故事的古典主義,已經讓位於關注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主體完成了由神向人的大轉變。徐悲鴻追溯著歐洲文藝復興的繪畫傳統。   
  文藝復興後西方繪畫界派別林立,優秀的寫實傳統已經登峰造極,到二十世紀初葉,西方造型藝術進入現代派「春秋戰國」: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達達主義、超現實派、表現派、抽像派等等,新潮噴湧,目不暇接。喜新厭舊固然推動著藝術的創新,但徐悲鴻也看到,許多西方現代派大師曾有過寫實的紮實基礎。   
  中國繪畫需要從西方「拿來」些什麼?   
  徐悲鴻想的不只是個人的愛好,而是民族文化的更新。他何嘗不知,由日益成熟的寫實傳統向寫意抽像轉化,將現代派推向極致,在西方蔚為大觀,因為寫實在西方已經走過漫長的歷程。而他覺得,中國繪畫改革則相反,急需汲取西方繪畫的寫實精華,尤其是引入西方繪畫的科學理論與訓練方法,因為中國需要補上這一課。   
  中央美院人文學院副院長趙力,是一位年輕的美術史學者,他曾仔細尋找上個世紀初赴法國學美術的中國學生蹤跡,完成了相關的研究課題。他說:「作為一個學生,去選擇創作的一種方向的時候,徐悲鴻先生是非常有定力的。所謂的定力,就是說他有自己的主張和觀點,而不是隨波逐流。徐先生選擇的是法國的寫實主義,他認為這種寫實主義是一個藝術傳統,或者是歐洲的古典主義傳統的一個基本點。」   
  刻苦求學的徐悲鴻,癡迷的程度,當時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畫進步很快,老師們不再吝惜讚揚,同學們也對這個黑頭髮的學生不再看輕,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徐悲鴻取得成績並不奇怪,因為他太刻苦了,沒人比得了。   
  《美術研究》主編邵大箴告訴我:「徐悲鴻先生他為什麼當時學習寫實主義的藝術,非常尊重達仰,而且要把現實主義的藝術引進到中國來,這就是他有個基本的、歷史的、文化的思考,認為現實主義藝術是永恆的,這一點在他所有的文章裡都反覆強調。第二個他堅定的信念,就是中國需要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的藝術。」   
  一九二一年夏,中國的國內政局動盪,留學生的學費中斷了。徐悲鴻很難維持在巴黎的生活,加上他的腸胃病時好時壞,處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他不願意半途而廢,再難也要堅持學下去。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德國通貨膨脹,馬克貶值,徐悲鴻所剩的一些法郎在德國可增值數倍。於是,他和蔣碧微來到了柏林。   
  柏林向徐悲鴻打開了又一個天地。他親眼看到倫勃朗、門采爾、綏干第尼的繪畫和脫魯倍斯柯依的雕塑,他向柏林美術學院院長康普等德國前輩畫家求教。在柏林近兩年,他每天作畫達十小時以上,到博物館臨摹從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唐人街」,德語叫做「堪得斯塔德」,一般中國人稱它康德大街。   
  徐悲鴻每天走過這條飄散著中餐香味的街道,熟悉的氣息勾起鄉思,讓他想到萬里之外的故土。逢年過節,民間舞獅子,而父親徐達章也會畫獅子,可惜他終老鄉間,只能憑借想像。也許徐達章沒見過獅子的遺憾,徐悲鴻並沒忘記,他在柏林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動物園。獅子形象在他的速寫本上佔的頁數很多。他觀察獅子的站、臥、走、躍的姿態,把獅子的結構一絲不苟地畫下來。到了吃飯時間也捨不得離開,忍著飢餓和陣陣腸胃痛,去捕捉著獅子吞食的動作特點,手中的畫筆不停地畫著。   
  徐悲鴻畫的獅子達到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傳神。他憑著記憶能將一頭雄壯的獅子畫得活龍活現,絕非偶然,他渴望他的祖國像一隻真正的雄獅,如同拿破侖所預言的那樣,有一天早上會醒來,向世界發出覺醒的吼聲。        
六 歡樂與痛苦   
  徐悲鴻在歐洲求學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磣的。富有的,是巴黎強烈的藝術氛圍。寒磣的,是徐悲鴻和同行的蔣碧微囊中羞澀。徐悲鴻由素描班升入油畫班,購買油畫工具和顏料要花錢,只得從捉襟見肘的生活費用中擠,有時連吃飯的錢都付不起。徐悲鴻幫百貨公司畫廣告,蔣碧微幫人家縫補衣物,掙點錢補貼家用。請不起模特兒,徐悲鴻只好畫自畫像,也給蔣碧微畫了不少素描與速寫,還以此為藍本畫了油畫。   
  對於留學期間的生活窘迫,出身貧寒的徐悲鴻並不當回事。他是貧苦出身的人,也是藝術至上的人,看到藝術品就想買,在他看來,苦日子只不過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藝術高峰的代價。而蔣碧微是大家閨秀,也不善理財,但她想要體面的生活,更想要一個關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滿徐悲鴻一門心思只顧畫畫,不管其他。蔣碧微後來說:「悲鴻的一顆熾熱愛好藝術的心,驅走了我們所應有的幸福和歡樂。」   
  慶幸的是,徐悲鴻每逢危難常有好人扶持,在歐洲也不例外。時任中國駐法國總領事的趙頌南,就是一個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為一個外交官,趙頌南非常敬業,也非常愛才。他在法國接觸了很多中國留學生。但是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個小同鄉,一個是官費留學的徐悲鴻,還有一個是勤工儉學的周恩來。   
  趙頌南拄著拐棍,堅持爬上徐悲鴻住的樓頂看畫。這個衣食簡陋卻發奮努力的留學生,讓趙頌南大為感動。徐悲鴻手頭最緊的時候,趙頌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萬分感激的徐悲鴻畫過一幅油畫《趙夫人像》,送給趙頌南。   
  同樣年輕的周恩來,當時在法國從事革命活動。具體做什麼,趙頌南也不清楚。法國當局通令驅逐周恩來,找到中國領事館。趙頌南買了船票,送周恩來上輪船,要他去另一個國家。過些日子,周恩來又悄然回來,趙頌南佯裝不知。   
  趙頌南在法國安度晚年時,總是以驕傲的心情,和後輩談起周恩來與徐悲鴻這兩個當時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他們特別英俊,特別有出息。事實證明,趙頌南有眼力,這兩個人或從政,或從藝,在中國當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趙頌南,使徐悲鴻結識了黃孟圭。那天,黃孟圭到領事館拜訪趙頌南總領事。非常湊巧的是,徐悲鴻也來到領事館,蔣碧微催促他到領事館查詢中斷多時的官費。趙頌南的引薦,使留法的徐悲鴻與留美的黃孟圭一見如故。這位徐悲鴻後來尊稱為大哥的南洋華人,此時出現如及時雨,給徐悲鴻帶來了轉機。   
  次日,黃孟圭如約前往徐悲鴻家欣賞畫作。當時徐悲鴻家安在巴黎一棟樓房的頂層,其實是第七層閣樓,房屋面積較大,可以用作畫室,租金也相對便宜。黃孟圭曾患關節炎,痊癒後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層。黃孟圭欣賞徐悲鴻畫作,欽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畫家的窘迫,聽徐悲鴻坦率相告困境,決定拔刀相助。   
  黃孟圭出身於閩南望族,黃姓族人、上海中南銀行老闆黃奕柱每月寄20英鎊,供其留學所用。黃孟圭將這筆生活費分給徐悲鴻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華商陳嘉庚捐助廈門大學,電催黃孟圭回國任廈大校長,眼見徐悲鴻的留學官費沒恢復,連回國路費都不夠,黃孟圭寫信給在新加坡經商的二弟黃曼士,請他幫忙。   
  黃曼士時任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總經理,也是個愛好交友、仗義疏財的熱心腸。他很快覆信大哥黃孟圭,願意接待徐悲鴻,也願意介紹他給南洋僑領畫像。徐悲鴻與蔣碧微商量,蔣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鴻只身前往,等籌到一筆經費,再一同回國。黃孟圭寫了一信,囑二弟善待徐君,讓徐悲鴻當面交給黃曼士。   
  這是徐悲鴻與蔣碧微共同生活後第一次分別。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來第一個蔣碧微不在身邊的除夕之夜,徐悲鴻在黃曼士宴請他的餐桌旁沉默無語,情緒低沉。黃曼士擔心地問他,是作畫太累了,還是身體不適。徐悲鴻突然掩面大哭,黃曼士非常驚愕,問徐悲鴻有什麼心事。   
  徐悲鴻如實相告,他失態的緣由,是想起了遠在法國的蔣碧微。他擔心她付不起房租水電,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他實在沒心思吃年夜飯。   
  黃曼士為徐悲鴻的患難之情感動,問他需用多少錢。徐悲鴻說,至少500法郎。黃曼士當即拉著徐悲鴻,到附近郵局給蔣碧微電匯800法郎。徐悲鴻感動地說,我不知道將如何報答你。當晚他舉杯暢飲,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後,徐悲鴻終生稱黃孟圭、黃曼士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幾個月,黃曼士幫助勤奮的徐悲鴻又籌到數千元。黃曼士向商紳推薦徐悲鴻說:「你們有錢有地位,可百年之後,還是默默無聞,惟有生前請名家畫像,後代為研究名畫,同時考據畫中人物,能與名畫一同留芳千古啊。」   
  當徐悲鴻在年夜飯桌上淚落之時,蔣碧微在巴黎自有樂趣。蔣碧微回憶錄中坦白:「悲鴻去新加坡設法籌款,我一個人暫留巴黎。起先以為他走了,我會寂寞無聊,這時我已無需再做洗衣燒飯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後的日子竟過得愉快輕鬆。朋友們照顧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熱心的一位,常常請他充任我的男伴。」   
  張道藩是徐悲鴻蔣碧微在法國留學的共同朋友。當時留法的幾位年輕人成立了「天狗會」,會員以兄弟相稱,推選謝壽康當老大,徐悲鴻排老二,張道藩是老三,邵洵美為老四,還有「軍師」、「行走」若干。蔣碧微作為惟一女性被尊為「壓寨夫人」。徐悲鴻不在身邊,蔣碧微卻不乏鮮花美酒、讚美阿諛。其中最慇勤的,是貴州富家子弟張道藩。他們以「二嫂」與「三弟」相稱,張道藩身邊不乏女人,但對蔣碧微體貼入微。蔣碧微畢竟是有夫之友,在謝壽康撮合下,張道藩與法國姑娘素珊訂了婚。   
  徐悲鴻籌款後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探親訪友並舉辦畫展。這是徐悲鴻第一次個人畫展。三十一歲的徐悲鴻在歐洲畫的四十多幅油畫,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鴻請來視為恩師的蔡元培和康有為,康有為題詞稱讚:「精深華妙,隱秀雄奇;獨步中國,無以為偶。」許多人以前沒聽過徐悲鴻的名字,短短幾天之間,這個名字就紅遍了上海灘。   
  一夜,徐悲鴻夢中驚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蔣碧微,賦詩曰《夢中憶內》:衫疊盈商閣,椽侵萬卷書,夢中驚祚異,淒絕客身孤。不解憎還愛,忘形七載來,知卿方入夜,對影低徘徊。他隨後乘船趕回巴黎。理應小別勝新婚,然而兩人相見,卻爆發一場爭吵。原來,蔣碧微問起在星洲籌款所有,徐悲鴻告訴她非常可觀,但他購買金石字畫,交給蔣碧微的數目有限,蔣碧微大為不滿。   
  其實,無論是藝術家的瀟灑,還是藝術家夫人的現實,他們各有各的理。徐悲鴻把藝術放在生活之上,這是他摯愛藝術的天性流露。而蔣碧微牽掛的是維持生計,她的擔憂也並非無事生非。苦撐十個月,他們又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在歐洲打工掙錢不可能,徐悲鴻只得再赴新加坡,籌到費用再寄給蔣碧微,以作回國旅費。與蔣碧微的擔憂不同,癡迷在藝術世界的徐悲鴻堅信「船到橋頭自然直」,這也許是藝術家與一般人的區別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鴻與蔣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遊覽歐洲誕生文藝復興三傑的藝術聖地。在意大利的米蘭、佛羅倫薩、羅馬等地,徐悲鴻欣賞著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等大師的傳世之作,心中升騰著一種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鴻即將結束留學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選這一年的法國全國美術展覽會,其中有一幅名叫《簫聲》。   
  在徐悲鴻傳世之作中,這幅《簫聲》意味深長。徐悲鴻畫的吹簫女子,以蔣碧微為模特兒,但又不拘泥於寫生,而是畫出了一種中國式的氛圍。徐悲鴻曾經自信地對學生說,很多的人畫油畫,技術不過關,作品跟世界級大師的油畫擺在一起,經不起比較。而《簫聲》這張畫可以跟倫勃朗的畫擺在一起,還站得住。   
  法國詩人保爾·瓦萊裡,這位日後的法蘭西院士,在《簫聲》的素描稿上題寫了幾行詩,意思是說,他看到的這位東方畫家,是一位能夠把握瞬間的魔術師,因為在這張畫之中,我們彷彿看到美好的景致從竹簫中間流淌出來。   
  說到瓦萊裡與徐悲鴻,不能忽略徐悲鴻的一個友人,就是以《我的母親》一書轟動法國、曾獲得法國「總統獎」的著名小說家、翻譯家盛成。   
  他是與徐悲鴻在震旦公學讀法文的老同學。一九八四年,他曾回憶說:「我與悲鴻的關係,一般人知不甚詳。當時我已是國際知名的作家,我寫了許多信,介紹他給法國朋友,尤其代我作長篇序言的瓦萊裡。當時及至今,瓦萊裡在法國文壇及世界文壇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萊裡有自畫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當時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寫十六頁序言,當時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說我是『百萬大富翁』。」   
  盛成又說:「我寫了一封信給瓦萊裡,特別介紹悲鴻,還有一封信給瓦氏的志願秘書莫諾,是一位大銀行家。悲鴻到巴黎後去看了他們,瓦氏在悲鴻畫碧微吹簫的畫上親筆提了兩句詩,這幅畫於是轟動巴黎,畫由莫諾重價買去。悲鴻因此成名。」   
  有關此畫在《蔣碧微回憶錄》的「附錄」中這樣寫道:「我的畫像《簫聲》,油畫在巴黎第八區六樓畫室作,畫我在吹簫,畫面於朦朧中頗饒詩意。法國大詩人瓦萊裡極為欣賞,曾在畫上題了兩句詩。大約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寬。」   
  與入學考試一樣,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學生結業考試也很嚴格,解剖、透視、美術史等理論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認其學歷。   
  徐悲鴻是第一個通過全部考試的中國學生。   
  徐悲鴻回國前,去向達仰先生告別。這是他來過無數次的院落,這裡有他心嚮往之的畫室,他曾站在達仰先生的畫作前,感受達仰的博大胸懷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與達仰交談,總是滿載而歸。然而這一次,他的腳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濕潤。徐悲鴻在自述中說,他預感到他與達仰的離別可能是永訣,心情頗為淒楚。   
  法國巴黎大學教授彭昌明說:「達仰老師當時身體不好,病得很厲害,但是還是給他講,說你已經學習了西方的傳統,希望你回到中國之後,可以豐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畫,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畫,而是可以變成你自己的創作的一部分,豐富你自己,以後創造出屬於你的獨特的、新穎的中國繪畫。」   
  儘管達仰是西方寫實大師,但對東方寫意手法卻十分欣賞,徐悲鴻拿著中國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畫卷,送給達仰看,達仰題寫了文采飛揚的贊語:「多麼活潑的天機,在這些鮮明的水彩畫裡;多麼微妙的和諧,在這些如此密緻的彩色中。由於一種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種意到筆隨的手法——並且只用最簡單的方術,——那樣從容地表現了如許多的物事,難道不是一位大藝術家的作品麼?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師。達仰巴黎」   
  徐悲鴻珍藏著達仰的題字,他把法文翻譯成中文,帶回國內,寫進了推薦達仰的文章,還講給他的學生聽。他意識到,稱任伯年為大藝術家,出自「持論最嚴」的法國恩師的見解,在告誡中國學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鴻與達仰相差四十三歲,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師生之情,似乎還有一種超越國籍的父子之情。達仰對這位心愛的東方學生,也是心存依戀,早已當成了一家人。達仰夫人做了一雙精緻的小鞋送給徐悲鴻,送給他將來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來巴黎,也曾想尋找達仰先生的後人,彭昌明教授告訴我:「達仰夫婦的獨子是一名醫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鴻在法國乃至歐洲,前後度過八年的留學生涯。這是一個中國學子對西方繪畫的朝聖之旅。        
耿耿星河月在天 七 噴薄欲出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歐洲刻苦研讀八年的徐悲鴻,帶著精湛的寫生技法和廣博的藝術知識,也帶著他的熱情與渴望,從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給懷孕的妻子找房子。隨後蔣碧微也回國,托運回了徐悲鴻視為珍寶的裝滿幾大箱子的書畫,有他節衣縮食買來的,有他自己的許多習作和繪畫作品,還有他臨摹的歐洲名畫。   
  正在上海藝術大學擔任文科主任的田漢,請徐悲鴻到藝大做美術演講。徐悲鴻渴望改革中國美術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漢的共鳴。   
  一九二七年歲末,在霞飛坊徐悲鴻家,田漢、歐陽予倩、徐悲鴻,三位日後在中國藝壇上舉足輕重的大師,在數次深談之後,決定成立自己的藝術團體「南國社」,並起草章程。後來,他們又決定籌辦南國藝術學院,培養時代需要的藝術人才。田漢是院長兼文學部主任,歐陽予倩是戲劇部主任,徐悲鴻是繪畫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國藝術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田漢致辭,把徐悲鴻與歐陽予倩介紹給大家。他講述學院的教學方針與大體規劃後說,「本學院是無產青年所建設的研究藝術的機關,師生應團結一氣,把學校看成自己的東西。」   
  此時,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與徐悲鴻接洽,聘請徐悲鴻任藝術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幣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個條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棄南國藝術學院的教職,每個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來回奔走,中大當即同意了。   
  經歷八年歐洲藝術歷練的徐悲鴻,不再是舊日的徐悲鴻。八年的臥薪嘗膽,八年的兼容並蓄,八年的勵精圖治,已使得他的藝術激情過於飽滿,簡直隨時可以噴薄欲出。徐悲鴻那幾幅撼動國人的大畫,正是集中地產生於其後的一段時間。   
  在徐悲鴻留學回國的執教生涯中,南國藝術學院是他的第一次嘗試。由於經費緊張,田漢主持的這所簡陋的大學,事務由學生擔任,全院沒有職工,以減少辦學開支。徐悲鴻名聲鵲起,他有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津貼,還有他應邀給他所敬重的名流畫像,人家給的潤筆費。至於到南國任教,則不收分文,連上課的車費都自己出。   
  不久,學院由善鍾路原藝術大學校址,搬遷至西愛鹹斯路。這裡的租金較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條件也差,租了兩棟石窟門的舊樓房。田漢與徐悲鴻設計,和師生一起改造用房。把兩棟樓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東同意,在頂層給徐悲鴻建畫室。具體做法是,揭去樓頂屋頂的一半,拆了房頂換玻璃,成了一間采光明亮、寬大敞亮的畫室。以當時上海來說,也是一流的漂亮畫室,徐悲鴻覺得非常滿意。   
  站在中國的土地上,徐悲鴻要畫出中國的油畫。   
  徐悲鴻似乎急於要將他在西方學畫感受到的宏大史詩氣勢,揮灑在巨幅畫布上。他的耳畔,時常迴響起法國繪畫大師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繪畫會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藝術所不能代替的。這種印象,是由色彩的調配,光與影的變化,總之一句話,是那種可以稱之為繪畫的音樂的東西所造成的。」   
  狂飆般的情感在徐悲鴻內心衝撞,要急切地尋求一個突破口。不是小橋流水,不是古樹昏鴉,而要畫出他心中的洪鐘大呂。   
  也只有徐悲鴻,不滿足於畫幾張靜物或者畫幾幅單個人物,儘管他已經畫得相當出色,他要選擇一個讓中國人怦然心動的畫卷。於是,他的這幅構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個典故,一個古人殺身取義的悲壯場面。   
  徐悲鴻畫的是漢高祖劉邦的時代,卻不是一代梟雄劉邦,而是一個站在劉邦對面的失敗英雄。當劉邦消滅群雄、統一天下之際,率眾抗秦的齊國後裔田橫,率五百人困守一個孤島(現名田橫島,在山東)。漢高祖劉邦下詔曰:如田橫來降,可封王或侯,如不來,便派兵圍剿。劉邦對田橫顯然是看重的。田橫帶兩個部下離島,向漢高祖的京城進發。離京城三十里,田橫舉刀自刎。劉邦用王禮葬田橫,封隨田橫來的兩個部下做都尉,兩個部下埋葬田橫,然後也自殺。劉邦派人去島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鴻一生寫過無數次的人生格言,鮮明地展現在畫布之上。他選取田橫與五百壯士訣別的悲壯場面,悲莫悲兮生離別!徐悲鴻為什麼處心積慮,要刻畫出慷慨赴死的坦蕩氣質,把一個民族的無畏之氣推向極致?   
  也許還是一句老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是徐悲鴻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國第一幅人物眾多的大型主題油畫:高198厘米、寬355厘米。徐悲鴻對每個人物揣摩於心,畫了精確的素描稿,然後畫到畫布上去。除了教課,他就置身於南國藝術學院的畫室,後來又帶到南京中央大學繼續完成,他時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捨地放下畫筆。   
  田漢之子田海男說:「《田橫五百士》畫中的田橫,就是以我父親的形象為主畫的。」徐靜斐說:「我記得我父親畫《田橫五百士》,有一個婦女抱一個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親和我給他當的模特兒。我父親畫了幾十個人的素描,然後根據素描再畫。畫了兩年多時間,那麼大的一幅,也是我父親的代表作。」   
  歷時兩年多才最後完成的這幅大畫《田橫五百士》,用純粹的西洋技法,說了一個純粹的中國故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當西方人還用一盤散沙的觀念看待中國的時候,徐悲鴻畫出了一個東方民族的堅韌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現了徐悲鴻夾著畫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應邀出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此時蔡元培已經辭職,在上海閒居。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後,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學更名為北平大學。執掌北平大學的李石曾,曾與蔡元培、吳稚暉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是他推舉徐悲鴻的。   
  徐悲鴻一個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學不到三個月,就無奈地辭職了,他留下了籌劃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種種設想。至於徐悲鴻辭職南歸的原因,其實不複雜。因為改掉北京大學名稱的動議激怒了學生,他們憤而抗爭。徐悲鴻不願面對空蕩蕩的教堂,也不願站在學生對立面,權衡之下,他提出了辭呈。   
  當「南國」給了徐悲鴻一間寬敞的畫室後,他把所有的畫具也搬到「南國」,每天在「南國」教課之後,抓緊接著作畫。   
  徐悲鴻與南京這座六朝古都有著深厚的淵源,不僅因為他執教南京中央大學,還因為他曾經為保存南京的古城牆奔走呼號。   
  今天,南京人提起綿延在紫金山下的城牆,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經在著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磚石結構的南京城牆,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現存最長的古代都城城牆。現在依然壯觀的南京古城牆,卻曾經差點被拆掉。最主張拆除的,正是當時獨掌軍權的蔣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隨著國民政府定都於此,眾多辦事機構遷入,急需建造辦公用房,於是各部門紛紛打報告給國民政府,請求拆除南京城牆,認為既然古代城牆已失去其軍事意義,不如拿城磚建造新房子。大興土木在即,許多部門官員都盯著城牆,畢竟城磚是厚重而結實的最佳建材,可以古為今用,節省不小的經費。   
  蔣介石兼任校長的南京陸軍軍事學校已搶先行動,準備拆一段離學校很近的明代城牆。蔣介石身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只是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別人,他得注意公眾形象,便指示學校起草給國民政府的報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館的辦公室,曾寫出《南京明城牆》專著的學者楊國慶,給我看他收集的當年一批城牆文件檔案複印件。其中有蔣介石親筆簽名的報告、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國民政府的批復、徐悲鴻先生的電報。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當時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市長劉紀文,將一份呈文上送國民政府。其中說,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和南京市特別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牆,所拆的城磚用於修建陸軍軍事學校的校舍。南京特別市政府查無此事。劉紀文否定了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參與,實際上也就否定了蔣介石的提案。   
  蔣介石自然不爽,他讓何應欽重新草擬一份報告,承認保護古跡的重要,重點保護台城一帶的城牆,因為是六朝的古跡,具有保存的價值。但他主張拆除的是明代的這段城牆,從太平門一直到神策門,沒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蔣介石簽署的這份軍方報告,令當時的國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會議下發232號文件,決定同意南京特別市政府拆除這段城牆。這是正式發文,依此可以拆除這段城牆,並且由南京特別市政府公務局派員和陸軍軍事學校共同商討如何拆除,這段城牆具體位置從太平門到神策門。批文下達以後,當時南京市各大機關高度重視,認為既然有這樣的批文,拆除城牆以解決政府機關辦公建房的用磚問題就好辦了,於是打報告給南京特別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磚。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別市政府感覺到壓力太大,寫了一份報告給國民政府,提出這麼多機關要城磚,究竟滿足誰?這些城磚怎麼給?國民政府下達批復:所有拆下的城磚,由南京特別市政府妥善保管與調配,各機關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間,南京城牆岌岌可危,就等著全面開工的拆除令了。   
  此時徐悲鴻正在上海,他剛被聘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還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聽說南京明城牆將被拆除的消息,他萬分焦急。其他人還在議論,徐悲鴻卻拍案而起,當即給北平政治分會拍電報,堅決反對拆除這段明城牆。電文說,這段城牆在兩個方面有重要的保存價值。第一,在歷史上;第二,在藝術上。這份電文很快被轉發到南京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為此召開了緊急會議。   
  徐悲鴻作為一位社會名流,在發這個電文的同時向報界公佈,在社會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蔣介石惱火了,認為明代城牆沒有用處,保存它毫無必要,而陸軍軍事學校校舍各項工程已開工,急等城磚。於是他再寫一份呈文,以陸軍軍事學校校長的名義給國民政府,說工程全部開工,不能停止拆城磚。   
  在蔣主席、蔣校長對立面的,竟是一介書生徐悲鴻。他拍發電文,阻止當權者拆除古城牆,並且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廣為宣傳。   
  徐悲鴻寫了文章《對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為例,痛陳南京拆城是「續貂之舉」,其中說:「而欲毀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謀乃利其磚。嗚呼!劉伯溫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億版而甲比,埋之於今國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萬萬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詠歎,徜徉登臨,忘憂寄慨之樂國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裡,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針鋒相對,一方只有丹青墨筆、勢單力薄,另一方卻手握中國的最高權柄。許多人為徐悲鴻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讓。   
  徐悲鴻的呼籲得到多方面的響應,社會各界的支持之聲日高。蔣介石也不願觸犯眾怒,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牆。   
  一位藝術家與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銘刻於白紙黑字之間,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國政府的中央檔案館,現在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大聲疾呼的徐悲鴻,最終順從民意的蔣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牆史上留下了一筆。        
八 教授之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當回國後的徐悲鴻躋身於名流之時,拖著有孕之身踏上回國之路的蔣碧微,生下一個健康漂亮的兒子。徐悲鴻給他起名伯陽,蔣碧微也贊同。伯是老大,陽是太陽,徐家的長子長孫,像初起的太陽是個好兆頭。   
  霞飛路霞飛坊的徐悲鴻家如同過節,喜氣洋洋,友人雲集,吉祥話不絕於耳。蔣碧微說,「伯陽的出生,給全家帶來無比的歡樂和興奮,朋友們也為我們非常高興,紛紛跑來送禮道賀。結合十年,才有這個兒子,大家認為應該大事慶祝。」   
  我注意到,這段出自於《我與徐悲鴻》一書的話,提到「結合十年」,而不是「結婚十年」,可見蔣碧微還是對當時走入事實婚姻的方式,有些顧忌。也許是無意的,卻道出了一個女人的複雜內心,似乎沒有「明媒正娶」仍是隱痛。   
  蔣碧微當時是快樂的:「徐先生卻不過新友的盛意,滿月那天,假一家飯店大開湯餅之筵,到賀的親友極多,勞累了名攝影家朗靜山先生,義務擔任攝影記者,也不知道拍了多少照片,此外他還送了伯陽一個金鎖片,作為賀禮。」   
  徐悲鴻天生喜歡孩子,他曾發表過一篇談藝錄,叫做《兒童如神仙》。「兒童畫之可貴,以其純乎樂趣。至真無飾,至誠無偽,此純真之葆,乃上帝賦予人人平等之寶物,其賦與之期間,與人智能之啟發進化,成正比例。」   
  在蔣碧微的記憶中,整天四處忙碌的徐悲鴻,卻願意為兒子擠出時間。「這時候伯陽極獲徐先生的鍾愛,經常抱他逗他。一天伯陽在床上小睡,徐先生抽出紙筆為他畫了一張素描;神來之筆,使睡態可掬的伯陽,活脫紙上。」   
  一年零十個月後,一九二九年八月,女兒徐麗麗出生。這一對兒女,讓徐悲鴻品嚐到身為人父的樂趣。他飽含深情,用畫筆描繪兒女天真活潑的人生之初。兒女長大了,他還畫過一幅油畫,徐伯陽一身小西裝,麗麗梳著童花頭,令人羨慕。   
  當了母親的蔣碧微心滿意足。她不再漂泊異鄉,丈夫留洋榮歸,已在國內最高學府當了教授,名氣正在不斷上升,蔣家父母也接來同住,一切時來運轉。當年私奔出走,使家人受到譏諷與嘲笑的內疚,似乎在生活的富足與家庭的團圓中,一點點消散了。外界對於徐悲鴻的尊重,使她這位教授夫人如沐春風,心曠神怡。   
  一九二八年三月,徐悲鴻大弟徐壽安與任佑春結婚。徐悲鴻與蔣碧微還在法國期間,在宜興老家的徐壽安,就被接到上海的蔣碧微父母家,被他們收為義子,上學讀書,後來到一家紗布交易所做學徒,滿師後留用。徐壽安二十一歲時,蔣碧微母親戴清波做主,把蔣碧微三姑母的女兒任佑春許配給徐壽安。   
  新娘任佑春是蔣碧微表妹,可謂親上加親。任佑春隨丈夫徐壽安,與徐悲鴻和蔣碧微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日常交往中的徐悲鴻和蔣碧微,他們個性迥異,對人對事也不一樣。我採訪任佑春時,她說:「徐悲鴻是我老愛人的阿哥。蔣碧微是我表姐,舅舅的女兒。蔣碧微媽媽是我的舅媽。徐悲鴻比我大十歲,蔣碧微比我大六歲。」   
  等任佑春住進上海霞飛坊,做了徐家二媳婦,並不清楚徐悲鴻在外面的名氣,她只覺得,徐悲鴻很有涵養、和藹可親。「就是一家人嘛,我們叫他鴻哥。他人很好,待人接物,沒有一樣不好。從來不罵人。蔣碧微,我從小就認得。我是她表妹啊。蔣碧微是我舅舅家的二小姐。我小,蔣碧微她們大,她們跑,我也跑。她們笑,我也笑。蔣碧微蠻大方的,待人接物蠻好的。她這個人嘛,能幹很能幹,但是,厲害蠻厲害。」   
  我問她:「怎麼厲害啊?」   
  她說:「蔣碧微凶一點,徐悲鴻軟一點。兩個人一道,蔣碧微說得再難聽,徐悲鴻不太出聲。蔣碧微處處都要徐悲鴻聽她的。」   
  我又問:「蔣碧微長得好看嗎?」   
  她說:「蔣碧微愛打扮,頭上梳兩個髻。她長相並不好看,就是打扮跟人家兩樣的。黑旗袍,戴頂紅帽子,高跟皮鞋,看上去漂亮。」   
  我說:「蔣碧微對徐悲鴻好不好啊?」   
  她說:「好是好啊。嗨,徐悲鴻不是蔣碧微的對手。蔣碧微高明得很哎。她罵起徐悲鴻不得了。罵徐悲鴻就是三句話:鄉下人,語無倫次,交朋友不論貴賤。徐悲鴻不是這種人哎。她為什麼對徐悲鴻這麼凶啊?我不懂。」   
  難得遇上一個與蔣碧微、徐悲鴻一同住過的人,我就想多問幾句。而人過百年的任佑春有啥說啥,不必看任何人眼色。她與徐悲鴻蔣碧微在同一個屋簷下,共同生活一年,那些細碎回憶的真實感無庸置疑。顯然,蔣碧微享受著苦盡甘來的榮耀,以往在大戶人家養成的小姐脾氣也不再收斂,她希望按她的理想塑造丈夫。   
  當徐悲鴻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任校長時,兒子伯陽不滿週歲,蔣碧微未能同行。等徐悲鴻從北京回來,又在南國藝術學院繼續任教。蔣碧微早就想讓徐悲鴻與南國分手,一門心思做國立中央大學教授,說服不了徐悲鴻,她強烈不滿。   
  蔣碧微反對的理由並不深奧,還帶著愛護的成分。因為南國沒有薪水與任何待遇。儘管有些霸道,蔣碧微干涉徐悲鴻有她的資本,那就是她曾經含辛茹苦地在海外這麼多年的伴讀。她用非理性方式表達一種理性,她強勢地轉變丈夫事業的航向。作為一個任性自負的女人,她向丈夫索要體面而穩定的生活,似乎也沒什麼錯處。   
  幾次吵架沒結果,不甘示弱的蔣碧微突發奇想,乾脆用她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她說:「再三考慮,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決定採取行動。有一天,徐先生到南京去,我叫壽安陪著我,僱車到南國社,在那間亂糟糟的畫室裡,把徐先生所有的東西全部搬走,同時我正告南國社裡的人,說我們就要搬到南京去住了。」   
  「不久,徐先生由南京回到上海,聽說了這件事,他當然不好意思再到那邊去。南國社知道徐先生回來了,派學生到家裡來請願,要求徐先生再去教他們畫畫,徐先生由於我曾經宣佈過要搬南京,只好婉言謝絕。」   
  徐悲鴻對蔣碧微的獨斷專行很生氣,而蔣碧微以離婚相威脅。徐悲鴻不願撕破臉皮,也不願家裡鬧得不得安寧,只得同意離開南國藝術學院。田漢對老友的矛盾處境表示非常理解。南國的學生依依不捨,其中有兩個他最看中的學生,吳作人與呂霞光,他們想跟著老師到中大去旁聽。徐悲鴻同意了,這兩個學生就跟他到了南京。   
  雖然徐悲鴻與蔣碧微鬧得不痛快,畢竟是短暫的,徐悲鴻不是個記仇的人,很快就不再跟蔣碧微計較。當曾經留學法國的顏文梁主持蘇州美專,約請徐悲鴻前往演講,徐悲鴻當即答應,蔣碧微也一同前往。這是一次難得的夫妻出遊,在徐悲鴻演講之餘,他們遍覽蘇州園林名勝,登虎丘,游靈巖,一覽天平山的一線天。   
  蔣碧微告訴徐悲鴻,她跟蘇州還有一段特殊的因緣,「死過一回」。原來,當年她跟徐悲鴻私奔離家,她父母曾在焦急憂傷之時,生怕訂了親的查家跑來要人,想到過一個以假棺材出殯的主意,這裝了石頭的假棺材就放在蘇州的一家廟宇。   
  其實不必蔣碧微念叨。徐悲鴻第一次出國、藝術之帆剛剛起錨的時候,蔣碧微勇敢相伴,是徐悲鴻一直感念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蔣碧微脾氣再大,徐悲鴻也能忍讓的根本原因。即使蔣碧微口無遮攔,再說難聽的話,他都一笑了之。   
  蔣碧微伯父伯母住在蘇州,徐悲鴻好友朱了洲成為蔣碧微堂妹婿,與他們同住。當年徐悲鴻約蔣碧微私奔出國,就是請朱了洲在中間牽的線。徐悲鴻與蔣碧微去看他們,感覺朱了洲夫婦貌合神離,關係不太融洽。數年後,這一對夫婦真的離了婚。當然他們不會想到,他們自己也會步朱了洲夫婦的後塵。   
  舉家搬到南京這個民國首都,蔣碧微感到了勝利的喜悅。   
  她說:「我常常想,像我這樣結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在世間恐怕不多,此後,上天總不會再把我的幸福快樂剝奪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聲譽鵲起的畫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他就像一位精神抖擻的鬥士,站在他未來康莊大道的起點,用他這支如椽畫筆,辟出他的遠大前程,那時,我將分享他的成功果實,並且為他驕傲。」   
  這一年冬天,蔣碧微突然喉痛、發高燒,醫生診斷是猩紅熱。這在當時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基本無藥可醫,只能給病人打點營養劑。蔣碧微咽喉腫痛,頭腦發熱,身上出現紅疹,苦不堪言。發燒得厲害,又沒有降溫的方法,最想的就是吃冰。有一次,徐悲鴻與友人聚餐回家,想起蔣碧微想吃冷飲,忙迎著寒風上街,到處找冰淇淋。這件事被記者捕捉到了,在報上登出一條花邊新聞,說徐先生伉儷情深,對夫人實在太好了。   
  當時他們度過的,是一段溫馨美好的日子。   
  徐悲鴻把他的教學重心,由上海南國藝術學院,轉向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徐悲鴻到蘇州美專講演,大受歡迎。蘇州美專請徐悲鴻定期前往授課。精力旺盛的徐悲鴻,從原先上海與南京間奔走,轉為南京和蘇州間奔走。徐悲鴻是受人矚目的畫家,一幅幅新作不斷問世。他又是誨人不倦的教授,最受學生歡迎。   
  此時距離他一九一九年赴法留學超過十年。十年磨一劍。他急切地把他在歐洲的所學所思,帶入中國畫壇,並在講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九 美麗的懸念   
  一九三○年,一個時常漫步南京城牆的年輕才女闖入了徐悲鴻的情感世界。她叫孫多慈,祖籍安徽壽縣,蔣碧微回憶錄中稱她孫韻君,據說是她的原名。   
  徐悲鴻對刻苦而有才華的學生非常欣賞,其中就有女學生孫多慈。   
  這是一個令無數後人感歎與疑惑的美麗懸念。   
  孫多慈如何由「敬愛吾師」延伸成「平生知己」?而徐悲鴻又如何由欣賞之情轉化為刻骨之愛?究意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促使他們衝破年齡差距與世俗藩籬?   
  性格即命運。簡單地以情人來形容,實在是太表面化了。   
  孫多慈與蔣碧微一樣是大家閨秀,不同的是性格有天壤之別。蔣碧微剛烈如火,她想得到什麼,就會捨命爭取。孫多慈則柔情似水,她會為別人著想,寧可委曲求全。   
  一九二九年,畢業於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的孫多慈,到南京投考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沒能錄取,轉而到中大藝術系作旁聽生。孫多慈寫詩作畫的天賦加之勤奮,使她在學生中脫穎而出。徐悲鴻只要發現哪個學生才華不凡,就毫不吝嗇地加以讚揚,願意多給些指導。   
  次年暑期,孫多慈投考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閱卷的徐悲鴻給她的繪畫作業打了95分,孫多慈以本屆考生最高分被錄取。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央大學校園,中國的頂尖學府,孫多慈的出眾也不難理解。命運把美貌、聰慧、善良、溫婉都給了她,加上貴族家世和優雅舉止,塑造了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子。其祖父孫家鼐,清末進士,官至光緒年間工、禮、吏、戶四部尚書。其父孫傳瑗,國學教授,古詩文造詣濃厚,對長女多慈疼愛有加,自稱「平生愛女勝愛男」。   
  大戶人家的見識,使孫多慈幸運地逃脫舊式女子的命運,可以不纏足,可以從小跟男孩子一樣上學唸書。如果說美貌畢竟與生俱來,那麼學識與教養無疑是後天的。有的人家雖然有錢,也不願送女孩子讀書。而孫多慈家人卻有些現代教育理念,對女兒同樣栽培,這也影響到孫多慈的人生態度,對父母言聽計從,恪守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   
  徐悲鴻發現孫多慈內秀而外美,像發現一塊璞玉,對她備加呵護。他畫孫多慈肖像素描,題道:「慈學畫三月,智慧絕倫,敏妙之才,吾所罕見。願畢生勇猛精進,發揚其藝Mire實憑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轍與弛然自廢之無濟耶!」   
  課堂上的素描課,徐悲鴻關注著孫多慈的動作,細心地給她修改習作。看徐悲鴻做繪畫示範,本身就是一次藝術享受。而在徐悲鴻的畫室,孫多慈有時是一個觀摩者,有時是一個被畫者。他們從藝術談到人生,從寫生談到油畫,孫多慈對恩師的點撥心存感念,但她畢竟出身書香書門,並無非分之想,而徐悲鴻,也不曾有捨棄家庭的念頭。   
  風言風語傳到蔣碧微的耳朵裡,她大怒,甚至大吵,不能容忍。她有她的判斷:「儘管徐先生不斷地向我聲明解釋,說他只是愛重孫韻君的才華,想培養她成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覺中,他們之間所存在的絕對不是純粹的師生關係,因為徐先生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我心懷苦果,淚眼旁觀,我察覺他已漸漸不能控制感情的氾濫。」   
  在徐悲鴻與孫多慈相識初期,並沒有超過師生之情,應該是真實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赴法留學十年的老同學盛成回國,去看望徐悲鴻。巴黎一別,南京再見,暢談甚歡。徐悲鴻一本正經地問盛成,成家了沒有,盛成給了他一個否定的回答。徐悲鴻一聽連忙說道:「中國的情形與法國不同,在法國單身生活不足為奇,在中國可不行,很不方便。我給你介紹一位最得意的女學生。」   
  徐悲鴻向盛成介紹孫多慈的身世,拿出孫多慈的詩作,盛成一看,字跡漂亮,文采飛揚,果然是一個少有的才女,也非常讚賞。徐悲鴻告訴盛成,明日他為孫多慈畫像,蔣碧微去宜興了不在家,請盛成也過來,大家一起聊聊。   
  盛成說:「第二天,我如約來到丹鳳街中大宿舍的悲鴻寓所,一上樓見悲鴻正在給孫畫像。因為昨日同悲鴻通了消息,我就坐在一旁,注意觀察孫多慈的言談舉止,但直到結束,我對她也沒有產生什麼好感,至少我感到她是個沒有個性的人。頭腦中產生了第一個印象後,我就起身告辭了。第二天沒有再去丹鳳街。」   
  盛成與孫多慈無緣,徐悲鴻的媒人沒有當成。這也說明,徐悲鴻當時對孫多慈只限於一個師長的關懷,也許他欣賞孫多慈的內在之美,是年輕的盛成無法體會的。徐悲鴻為孫多慈畫肖像,畫出的眼睛美麗無邪,清淨如水。   
  我在重慶採訪了一位九十八歲的老教授,他是孫多慈的同班同學。   
  對徐悲鴻的敬重,老教授是由衷的,說起徐悲鴻對每個學生的關愛,可以舉出許多生動事例。但他說到孫多慈,就是不承認孫多慈比其他學生畫得好。只是說:「徐先生看中孫多慈畫,還不是因為喜歡她這個人,孫多慈畫的畫,也就是這樣啦。」   
  雖然過去這麼些年,我似乎仍感覺到小男生的醋意。   
  徐悲鴻對孫多慈的偏愛很公開,他說孫多慈聰慧絕倫,無人能比,惹得個別男生暗生不滿。其實做徐悲鴻學生,早已習慣老師對尖子的誇讚,可孫多慈受表揚卻讓人妒忌。班上難得有個美女同學,本該是男生夢中情人,卻不給同齡異性一點機會,自然叫人酸溜溜的。有人跑去找徐師母蔣碧微告狀,說徐先生和孫多慈太近乎,別人像在陪公子讀書。   
  學生們是衝著徐悲鴻來報考中大藝術系的,指望老師廣佈恩澤,確也無可厚非。找徐師母打小報告的學生並不知道,蔣碧微聽來並不新鮮,徐悲鴻確實對孫多慈極為喜愛,已經當面向她坦陳了一切。顯然,徐悲鴻開始在感情漩渦中掙扎了。他的坦陳說明他做人的真誠,也期待蔣碧微的理解和寬慰,他說:「你不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再到國外去。」   
  徐悲鴻太天真了。他以為坦白是個契機,能彌補他與妻子情感的空白。蔣碧微的大聲哭罵,像一盆涼水劈頭蓋臉,叫徐悲鴻幡然猛醒,內心的愧疚隨之衝去。他懂得蔣碧微不會知道他需要什麼,彼此隔閡更加深刻,漸行漸遠。   
  而對孫多慈的無辜牽連,徐悲鴻尤為焦慮。他絕非怕事之人,拔刀相助的個性使他不會抽身而退,反而點燃了他久違的激情。一團死水的家庭氣氛,是憐香惜玉到萌發愛意的催化劑,難捨難分的情愫衝擊著橫亙於師生之間的道德之藩。   
  試圖給孫多慈與盛成牽線一年後,徐悲鴻與孫多慈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又是一段眾說紛紜的史實,幸而徐悲鴻自己給出了答案。   
  如果說,徐悲鴻與孫多慈之間,開始並非一見鍾情,有徐悲鴻友人為證。但他們後來超出了師生之情,這也是一個事實,而且也有人證。他不僅是一個父親和一個丈夫,也不僅是一個畫家和一個教授,他還是一個情感充沛、有血有肉、義字當頭的七尺男兒。   
  徐悲鴻感情的豐富層面,實在是太複雜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徐悲鴻給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舒新城寫信,談到了他不能不面對的矛盾感情。舒新城是著名出版家,也是徐悲鴻極其信賴的摯友。他們之間無話不談。徐悲鴻說:「小詩一章寫奉,請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此詩為孫多慈而寫:「燕子磯頭歎水逝,秦淮艷跡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雙清萬古情。」   
  在正式出版的《中華書局收藏名人書信手跡》長卷中,我查到徐悲鴻給舒新城寫的這封信原件。舒新城理解友人的苦衷,他自己也經歷婚變,似乎並沒有太多麻煩,可能在他看來,是徐悲鴻太多愁善感了吧。於是,覆信作答曰:「台城有路直須走,莫待路斷枉傷情。」   
  讀來悵然,不知是勸告,還是鼓勵。   
  詩以言志,畫以抒懷。徐悲鴻少有的委婉柔情,一瀉無遺地傾注在油畫布上,完成了人物油畫《台城月夜》。可惜,我們無法看到這幅徐悲鴻創作鼎盛時的畫作,只有蔣碧微回憶錄中有文字記載:「畫面是徐先生與孫韻君,雙雙地在一處高崗上,徐先生悠然地席地而坐,孫韻君侍立一旁,項間一條紗巾,正在隨風飄揚,天際,一輪明月。」   
  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畫作,當初是想送給盛成的,徐悲鴻很滿意,擺放在學校自己畫室最顯著的地方。蔣碧微陪著朋友到學校找徐悲鴻,徐悲鴻在畫室泰然自若,倒是蔣碧微頗為尷尬。徐悲鴻給朋友看別的畫,蔣碧微動作很快,把《台城月夜》和另一幅孫多慈肖像拿來,請旁邊一位學生替她送回家,等於把畫沒收了。   
  蔣碧微說的這件事,有另一個當事人,就是徐悲鴻的老同學盛成。   
  盛成晚年回憶說:「過了很長時間,我從北京回到南京,還住在友人歐陽竟無先生那裡。悲鴻來看我們,談話間歐陽竟無先生提出想觀賞一下悲鴻新近創作的畫,悲鴻也很高興,約定翌日在中大等我們。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歐陽竟無先生坐車來到丹鳳街見到了蔣碧微,我們邀請她一起去中大參觀悲鴻的畫室,她欣然表示贊成。   
  「到了中央大學,一行人先參觀藝術系的畫室,裡面放著不少悲鴻的作品。歐陽先生說希望看看悲鴻剛剛完成的新作《田橫五百士》。悲鴻一面答應著,一面從口袋裡掏出了鑰匙,蔣碧微上前一把拿了過來,轉身向後面的畫室走去,我跟在她後面也走了出去。打開後面畫室的門,蔣碧微一步跨進去,四下尋找,發現了那次悲鴻為孫多慈畫的半身像,還有一幅題著《台城月夜》的畫,她的臉色一下子變了,把兩幅畫抓在手裡。   
  「我一見這種情形,趕緊向她講:碧微呀,這幅畫是悲鴻為我畫的,他已答應把它送給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動手向她搶,歐陽先生和悲鴻一行人進來了,我見悲鴻的氣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罷。我們又陪著他們回到了丹鳳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鴻,一上樓蔣碧微就對我講,悲鴻病了。我問她,人在哪兒。她板著臉說,在他房間裡。我疾步來到悲鴻的房間,他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開始嘮叨孫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對這些我感到無力去勸解他,只得支吾其詞。將近一點鐘的光景,我退了出來,對蔣碧微說:你們不要再鬧了,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頂了我一句:這裡哪有你的事體!我聽她的話頭不對,馬上離開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無疑是蔣碧微大發脾氣的導火索。   
  徐悲鴻當時畫在一塊大的三夾板上,當他要給一位老友的父親畫像時,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畫了新畫。這幅可能成為一幅名畫的傑作,就這樣香消玉殞了。然而,另一幅孫多慈的肖像畫,畫著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卻保存至今。   
  蔣碧微曾經動不動就拿離婚說事,她對徐悲鴻不能說沒有愛,但她的優雅是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徐悲鴻總是一味退讓,而不去跟她爭辯。當孫多慈被中央大學藝術系錄取後,蔣碧微怒不可遏,焦慮異常。她擔心這位才貌雙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與徐悲鴻天天見面,那可能真是分不開了。她對徐悲鴻說:「你和孫小姐的事情發生之初,你曾親口承諾,讓我們設法到國外去,你該實踐諾言,辭職,出國吧。」   
  徐悲鴻當然聽出蔣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聲辯,沉著臉,寫了一封辭職信,叫她轉交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蔣碧微捨不得放棄教授夫人的地位,沒把這封信交出去。徐悲鴻這回是鐵了心。當晚他們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鴻說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傭人告訴她,徐悲鴻匆匆回家,把衣服裝進一隻小箱子,沒說什麼話,就不告而別。   
  徐悲鴻在南京離家出走後到了哪裡?又發生了什麼?研究徐悲鴻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當時的文字資料,可作翔實的補充。   
  「舒新城日記裡記著,徐悲鴻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請幾個留法的老同學,搞文學的,在舒家吃飯,蔣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說,不許中央大學收孫多慈這個學生,或者你辭職到法國去。徐說:你跟著我在外面闖了十幾年了,你應該自立於社會,我每月三百大洋,給你一百五十大洋。蔣不同意。看到蔣打上門的潑辣性格,舒新城擔心地說,這樣下來,必然成為悲劇。」   
  不知何故,蔣碧微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件事。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鴻與蔣碧微的爭執,總以徐悲鴻的默然作為結束。而徐悲鴻竟然出走,令一貫佔上風的蔣碧微措手不及。蔣碧微自己回憶說,當她托友人四處尋找時,徐悲鴻從上海寄了封信給她,訴說他離家的原因。信中說:「我觀察你,近來唯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結合,全憑於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已不可能。此後我按月寄你兩百金,直到萬金為止。總之你在外十年,應可自立謀生。」   
  據說,在上海舒新城家聚會的幾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內,隨著社會地位的變化,婚姻生活都有了變故。有的是在上海結識富家小姐或者知識女性,有的是在異地遇到紅顏知己,好在西風東漸,離婚並不是難事,他們快刀斬亂麻,無一不與原配夫人離異,組建了新家庭。他們看著百愁莫解、坐擁愁城的徐悲鴻,勸他盡快作一個了斷。   
  徐悲鴻卻說:「我沒有想過跟誰離婚,也沒有想過跟誰結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這麼說,回到南京對蔣碧微也這麼說。上海友人笑他太書生氣了,而蔣碧微則認為他心口不一。其實徐悲鴻是典型的藝術家思維,他任憑情感氾濫卻不願傷害別人的初衷,是發自內心的真實。而他處理感情與家庭的方式,未免書生氣,又新潮又守舊,一敗塗地。   
  一場家庭暴風雨過後,沒有雨過天晴。   
  徐悲鴻蔣碧微所執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離方向之後,又進入以往的生活軌道,他們仍成雙成對地出入社交場合,在眾人面前帶著微笑的面罩。徐悲鴻繼續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蔣碧微也並不拒絕徐悲鴻成功帶給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們之間默默滋長。只有他們心裡明白,他們曾經有過的愛已是昨日黃花,比爭吵更無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        
十 講台內外   
  南京師範大學與徐悲鴻的名字分不開,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徐悲鴻曾經執教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劃入南師大美術系,美術系近年又擴展為美術學院。而今南師大老校區,是原來的金陵女子學院舊址。   
  在南師大美術學院的資料室,保存著徐悲鴻親筆批注的石印教材,這是美術學院引以為自豪的珍貴文物。我去採訪時,資料員抱出一大包來,深灰的封面,遒勁的書法,原教材的題目與徐悲鴻的批語渾然一體。《吳昌碩畫冊》:「須深會此意,不可僅徒以貌求之。」《吳興金北樓畫冊》:「綠肥紅瘦,可稱佳作。」《郎世寧畫乾隆皇帝春郊試馬圖》:「雖無韻致不失精」。《某山水畫集》:「惡劣」,《某花卉合冊》:「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鳥草蟲合冊》:「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師大繪畫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導學生畫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動逼真,似乎在它們周圍,仍縈繞著徐悲鴻教課的聲音。高柏年說:「徐悲鴻帶回來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兩米高,有的超過兩米多。其中包括,一個全身的《維納斯》,兩個全身的《奴隸》,一個全身的《擲矛者》,還有一個全身的《鬥士》和一個《擲鐵餅者》。」   
  在歐洲留學期間苦練素描寫生的徐悲鴻,曾經得益於西方大師的雕像。當年赴歐洲留學、遊學、考察的人數不勝數,惟有徐悲鴻帶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無私地獻給中大藝術系,填補了中國美術教育的空白。它們曾經培養過幾代學生,讓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們面前寫生的學生,早已成為很有聲望的畫壇名家。   
  學生畫石膏像寫生熟練了,徐悲鴻就安排裸體人物寫生課。先從上海請來一位女模特兒,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鴻對模特兒很尊重,也要求學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懷好意,曾問藝術系學生徐風說:「學生作實物寫生為何要用裸體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風照搬徐悲鴻的話反唇相譏:「人為萬物之靈,五官端正,身體曲線多美,獸類怎麼可以相比!」   
  徐風把這段對話告訴徐悲鴻,徐悲鴻感慨道:「你講得對!封建殘餘思想嚴重存在,無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見多怪!知道這種觀念不合時代潮流,轉變也不容易。根本的辦法,還是大力宣傳和推廣現代藝術教育,我們做努力吧。」   
  同樣作為徐悲鴻的學生,曾經主持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畫家韋啟美至今難忘的,是徐悲鴻與眾不同的教學風格。學生不出國門,就能體味西方繪畫寫實傳統的精華。此時,徐悲鴻的美術教育思想開始形成,那就是重視基礎、師法造化、中西結合、提倡寫實主義。中國美術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經融入徐悲鴻的教學之中。   
  國立中央大學的舊址,是在今天的東南大學主校區。中大的禮堂還在,圓型蒼穹的標誌性建築,曾經是包括徐悲鴻在內的中大著名教授講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藝術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樹叢中留有一處平房,屋簷中間橫匾曰「梅庵」,是僅存的中大藝術系教室。踏在吱吱作響的紅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鴻和他的學生並沒走遠。   
  「梅庵」前一棵老松樹,高大的軀幹上綁著支架,柔韌的樹枝成弧狀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禿禿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綠色。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據說是六朝人種植,與南京古城一樣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鴻和他的學生有一張合影照片。時間應該是春天,穿著西裝的徐悲鴻怡然含笑,旁邊的同學也都放鬆自然,女生則身著毛衣,把脫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著的孫多慈亭亭玉立,臉上沒有任何苦惱的痕跡。   
  命運似乎對她格外關照。在國立中央大學校園,滿足了一個女子追求藝術的願望,而遇到畫壇大師徐悲鴻的悉心栽培,學業大有長進,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麗,太年輕,在校園如鮮花一樣開放,很難想像世事的艱辛、人心的叵測和莫名的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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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大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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