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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與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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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作 者】林語堂著 沈益洪譯

  【叢書名】【形態項】 334 ; 21cm

  【讀秀號】000001250439

  【出版項】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2

  【ISBN號】 7-5613-2362-X / C955.2

  【原書定價】 CNY20.00 網上購買

  【主題詞】民族性(學科: 研究 地點: 中國)民族性

  【參考文獻格式】林語堂著. 吾國與吾民.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關於《吾國與吾民》
 
  語堂

  亢德兄來函叫我寫一篇《我怎樣寫吾國與吾民》。但是現在正在寫我的第二部書《生活的藝術》,趕本月底完稿,每日3000字一段,自9 時半至12時半坐在書齋工作,像機器一樣,不容少許停頓或出岔,此刻書記在忙著抄改,只好偷閒寫一點點,我想拉雜報告一點關於這兩本書的消息。

  《吾國與吾民》著於民國23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廬山避暑山居時寫的。通共約10個月。那時又是《人間世》最熱鬧時期,兼辦《論語》,所以可算是忙裡偷閒的工作。自「有閒階級」之口號發生,「忙閒」二字常在我腦海中盤旋。什麼是忙,什麼是閒,越想越糊塗。忙者未必有功於世,雞鳴而起孳孳為利是也;閒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刪詩講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現在物質主義侵入中國,大概若非談出口入口通貨膨脹之徒,便不足齒於忙人之列。我即異於是。張山來說得好,「能忙人之所閒者,始能閒人之所忙。」皮鞋用機器製造,產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於六七日做成一雙,產量便小,便是閒,便是封建。無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機器造的。凡是藝術,都是心手俱閒時慢慢產生出來的。六七日做雙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藝術。甚矣乎,新舊時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來,打個入廠時刻卡片按時入廠之廠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樣,而在家裡慢慢一針一針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蠻到怎樣——如果在生活的藝術標準上衡量起來。皮匠如何一針一針釘去,本不該我事,我的意思不過說我的著書也是在青山白雲■鞋竹杖影中寫出來的,也是心手俱閒時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寫出來的。我只知道像皮匠這樣一針一針釘下去,其為功為罪,為革命為反革命,皆可勿論。

  這樣講離題似遠實近。我不能按圖素驥分甲乙丙丁講下去,因為半小時內就得再起稿寫書。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閒適筆調優遊自在用野老談夭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橫豎還有15分鐘,何妨瞎談一下。《吾國與吾民》已將出第十一版,此11版系修訂而加插圖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錯誤都已改正。插圖用照相,共16頁。德文法文挪威文譯本早已出版,還有幾種尚未出版。中文譯本已請友人在翻譯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現在寫的是講生活之藝術,名為The lmportance of Living. 起初我無意寫此書,而擬翻譯五六本中國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記》、《老殘遊記二集》、《影梅庵憶語》、《秋燈瑣憶》,足以代表中國生活藝術及文化精神專著,加點張山來的《幽夢影》格言,曾國藩鄭板橋的《家書》,李易安的《金石錄後序》等(見辛報說我譯浮生六記「全本」上王均卿之當。實則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間世》為文辨偽)。然書局老闆意見,作生活之藝術在先,譯名著在後。因為中國人之生活藝術久為西方人士所見稱,而向無專書,若不知內容,到底中國人如何藝術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觀山,如何玩水,如何看雲,如何鑒石,如何養花,蓄鳥,賞雪,聽雨,吟風,弄月……。夫雪可賞,雨可聽,風可吟,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雲可看,石可鑒,本來是最令人聽來如醉如癡之題目。《吾國與吾民》出,所言非此點,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講飲食園藝的《人生的藝術》未章上去,而很多美國女人據說是已奉此書為生活之法則。實在因賞花弄月之外,有中國詩人曠懷達觀、高逸退隱、陶情遣興、滌煩消愁之人生哲學在焉。此正足於美國趕忙人對症下藥。國有許多讀者欲觀此中底奧及一般吟風弄月與夫家庭享樂之方法,所以書局勸我先寫此書。不說老莊,而老莊之精神在焉,不談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這是我寫此書之發端。

  3 月初動手,寫了260 頁,忽然於5 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來,乃覺今是昨非,起前稿盡行毀去,因原來以為全書須冠以西方現代物質文化之批評,而越講越深,又多論辯,至使手稿文調全非。自5 月3 日將乃重新編起,至7 月底全書700 頁,所以在這3 月裡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開。

  然而並不叫苦,反如受軍事訓練,一切紀律化,整齊化,嚴肅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則翌晨坐在明窗淨幾,一面抽煙,一面飲茗,清風徐來,鼻子裡嗅嗅兩下,胸部軒動,精神煥發,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書記打上,倒也是一種快樂。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來。《吾國與吾民》是在打字機上自己打出的,而這書是口述而由人筆記的。平常也無甚腹稿,只要煙好茶好人好,便可為文。

  在紐約如何講品茗供花等等題目呢?原來我帶來不少此類書。陳眉公《寶顏堂秘笈》、王均卿《說庫》、開明聖經紙5 冊《計五史》全部運來,又有《文致》、《蘇長公小品》、《蘇長公外記》、《和陶合箋》、《群芳清玩》、《小窗幽記》、《幽夢影》以至燕兒蝶兒匡兒圖我都帶來,只忘記帶《欣賞篇》、《說郛》、《樵歌》、《寒山詩集》,至悔。哥倫比亞中文圖書館叢書備得不少,但我懶得出門,至今尚未去查過。屠隆《冥寥子游》給我全部譯出列入書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詠命運遣懷一類詩40餘首,其達觀味道實與OmarKhayyam 相等。如白居易對酒詩「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拉淚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及「不開口笑是癡人」之句,與Omar何別?覺隱詩「一脈青山景色幽,前人田產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又有收人在後頭」,何嘗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嘗不沖淡?東坡《述懷行香子詞》何嘗不高逸?《骷髏贊》何嘗不悲壯?……這樣把樂天,東坡,石田,子畏……等等詩人請來歡聚一堂,唱和酬詠,倒也可以湊成代表中國詩人人生哲學的《人生曲》,名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Achinese Fantasia :話不多談了。已寫過時候,可見宇宙風文本月不該寫的,後悔無及。7 月13日早於紐約。

  (原載《宇宙風》第四十九期,1937年10月) 
 


 
1935年版《收場語》中華民國的真相
 
  (下列文字不能誤解作誹謗國民政府,不過欲表明政府當前的艱巨工作在前進過程中所不可不注意者。)

  但是讓我們正直他講。漢學者倘欲把理想中的中國描繪出一幅畫圖是容易的,那是一個青花瓷器的中國,那瓷器碗上繪畫著工致的人物,又可以是一幅綾軸的中國,軸上畫著一個逸樂的文士閒坐松蔭之下。一個漢學者很容易說:「假今日本征服中國至數世紀之久便將怎樣?」一個中國人便不能說;「便將怎樣?」因為我們生活在真實的中國,不是青花瓷器或精緻畫軸上的中國,卻是逼處於痛楚苦惱的中國,是一個面對著崩潰的帝國與文化的中國,是一個數萬萬人口的勤勞社會的中國,充滿著工作與求生的慾望,反抗大水饑荒土匪綁票的奮鬥,生活在雜亂的現狀而毫無辦法,騷擾而沒有一定的方向,戰禍頻仍而不能改造環境,多行而寡信,行動而無目的,慘愁而無希望。

  一個人既生而為中國人,感覺到像亨姆萊脫(Hamlet)那樣喟歎;時代是那樣紛亂,我們不幸生而負有撥亂誅暴之責。或如希伯來人的慘呼:「啊,上帝!要多長久啊?」這是一種失望的慘呼,不僅僅是性急,而是一種失望基於熟悉當代中國之內情者,固非外人所知也。

  又如想像一幅全盛的「夢中的中國」,她的文學、哲學、藝術的中國,早晚他將臨到對於現實中國的迷惑,或許經過長久而痛苦的思索,從過去要求現在的解答,從現在要求未來解答。發揚過去而繪畫未來是容易的,檢閱現在而冀獲未來之光明與瞭解是困難的。因為在光榮的過去與可能的光榮的未來,二者之間,橫亙著一個山谷,你要跨過它,必先下降然後上升。他需要堅強的現實主義而非稚態的信仰,較需要明眼的智慧,強如愛國的熱情;因為愛國熱情是廉價物品,它可以花幾分錢一斤價購得之,蓋即為新聞紙上的記載與衙門牆上的佈告——無非是紙上空談而已。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寧為太平狗,莫作亂世人。中國人人都願意太平盛世做一條狗,可竟沒有這般運氣。因為我們生存於不安定的清醒的時代,缺乏對革命的信任心。盂子說過哀莫大於心死,而現在人們的心真已死了。1926年時代樂觀的理想主義至1934年已讓其地位於冷觀主義與迷醒者,輕世肆志的冷嘲主義在一切報紙文字和私人談話中都可見之。

  慢慢地艱辛地體認出來,我們的變革愈多,而愈留滯原來的地位。政府制度雖變革,它的骨子仍不變革,那本質上的腐敗、懦弱、無能,永久存留著,根本上是絕望了的。對於一般羨慕馬哥孛羅(Marco Pofo)所稱道的中國之歐美人士——馬哥孛羅稱道的中國是那樣莊嚴宏偉——那現實的中國將令之大吃一驚,而對於中國是失敗的承認。慢慢地艱苦地人們將體認我們至今仍被統治於封建酋長的下面,那個得見韓復矩的開明專制政治的省份該是大大運氣。他同時行使省長縣長推事,陪審官和律師的職權,他隨意鞭撻一個人而餽贈另一人以數百元大洋鈿,根據他的直觀的觀相術,給予人民以某程度草率的公道與保護。於是突然覺察現在統治我們的是十幾個偽裝的專制君皇代替了一個真正的暴君,而1911年的革命不過在種族革命上獲得了勝利,它不過粉碎了一個皇統,而剩留下一堆毀垣碎瓦和嗆人的塵灰。有時人反願意仍受專制帝皇的統治,而疑怪曾國藩當時平定太平軍之後為什麼不進軍北京,恢復漢家天下,而且他當時欲圖大計,易如反掌,也有人這樣勸過他。但是曾國藩是道地的孔教徒,道德上取審慎態度,而建立新朝有所謂篡逆之嫌。總是中國人民倒了霉!

  徒然的懊喪。但是一個人生長在中國,臨乎崩潰的前夕,怎還能因此徒然的懊喪而被非難呢?作者仍能回憶童年時代的中國,那時不見得是受著很好的統治,那是確實的,但它不失為一個太平的中國。滿清政府的貪婪、腐敗和無能,是與現在無異,而有些官吏貪心尤為厲害,但最壞的官吏還受彈劾,受監禁的處分,因為那時還有一種制度。也有好的督撫,也有壞的督撫,但他們是有教育的官吏,而不是啖大蔥、破口罵人的軍閥。也有好縣令,也有壞縣令,有幾個為人民所愛戴,有幾個使人民畏懼,但是那些越出了限度的,引起全城鎮的罷市,此等案件乃上達於朝廷,而縣令受到革職遷調或其他處分。是以雖說不完備,總有一個制度,總有相當賞罰,時勢總還太平。

  那時沒有內戰,土匪不致十分猖撅,你可以安安全全從這一省旅行到那一省。

  因為老的中國不是像今日那樣的混亂。捐稅的徵收雖非基於人民的同意,它卻基於習俗與慣例,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農人們很熟悉春秋二忙所應繳付的一切。那時候還未聞有所謂棺材捐、花轎捐(福建南部)和交豬捐、產豬捐、小豬捐、豬槽捐、稱豬捐、宰豬捐、豬肉捐、豬糞捐。(上述名目行於汕頭、漢口)尚未聞有仁義捐、公益捐,而農人之不種鴉片者處以懶稅。那時的農夫還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稅款像有些江北農夫的命運;他們也不致被軍人阻止收穫,以為不付新稅之報復,像廣東番禺縣縣長於1934年秋嘗禁止之。人民不致預繳30年後的賦稅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們不致負擔30倍於正稅額之田賦附加,如江西曾經一度實現者。農夫不致被迫繳付稅款超過所有的資產,因而被捕入獄,以追現款,鞭撻之聲,達於戶外,慘呼徹夜而不息,如今日陝西農夫然。中國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國家,而她的貧苦的人民,被捲於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瞭,卻是出其不屈不撓的勤勉辛勞而容忍的一切,最後終能克服困難。等到他們的最後一文錢被搾取掉,讓他們流為乞丐。工作與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厲地湧進,但仍保持很高興的心情,而因為他們的老實,因為他們的和氣,上帝將永遠愛他們。

  因為失卻了民族自信心,失卻了一切約束,一切禮容,失卻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種預見凶兆,人們的愚惡本性乃放逸縱肆,使人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圖。他的目的將在買一座洋房買一輛汽車安安逸逸躲住在租界裡並存巨額存款於匯豐銀行。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北平高級官吏和故宮博物院保管委員目光炯炯地逼視著國寶,直等到把它們出售給最高出價人化成現款而飽入私囊,然後經人告發,仍能避居一處而拒絕法院的傳訊。這樣的國家一定是瘋狂了,好像一個軍閥喪失了熱河全省並未一加抵抗,卻用200 輛軍用車載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產,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寬宥。多少軍官吃了敗仗,摜掉他們的軍火,倒是先小心地載走大量鴉片,因為鴉片可以換黃金,仰仗黃金的魔力,仍能恢復他們的地位。農夫被迫種植鴉片以代米谷,用以維持低劣而不發餉的軍隊。一個著名的農業國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輸入百數十萬擔米麥。在這一切瘋狂中間,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響,但不能對他們的統治者,壓迫者,說一聲「否」字。當然政治機構一定有歪曲的地方而全民族大體上一定喪失了道德評價和是非意識。

  明顯得很,一種固定標準的制度業經崩潰,道德的標準和政治的標準。

  古代中國有一種政治制度,也有一種道德制度,它們的標準適足以維持民族生命,不過到了今日,這種標準都已失去了本來面目,禍害的影響反過於有利的效用。誰要收買忍耐?讓他們到中國來,因為忍耐在這裡是有求必應的。

  又有誰要收買溫良謙讓和其他基督教的群眾道德,這些道德在基督教國家經過2000年的祈禱、唱聖詩、說教而尚未學得者?讓這些人也到中國來,因為在拜偶像的中國此等基督教道德多如恆河沙數。因為前進速度的變遷籠罩上民族生命,我們現在已非生活於原始的太平、悠閒、謙讓的全盛時代,而生活於一個忭急、拜金、自私的時代;一切溫良、忍耐、謙遜曾美飾古代生活典型者,不能延緩卻只加速崩潰。

  好像這個民族不能自行調整而進至革新的世界,成為更健全更進取的人民,並要求一種新的倫理觀察以適合生命進展的新速度。她已經喪失了民族精神,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這好像為新近的事情,而從此民族自信的喪失,她變成放縱暴躁,神經過敏,而說了做了許多愚拙的事情,好像一個寡歡的丈夫或一個老年人受著神經枯梗的痛苦。這個民族跳躍波動變遷於誇大妄與憂鬱病二者之間,自很容易地變成歇私的裡症了。這表顯於一般知識階級者,尤為明顯,他們蓋慣於發生神經興奮作用,因為他們具有絕望的過分感覺,他的精神沉澱入永遠消沉的狀態中。有許多這樣的文人學士深以祖國為恥,他們不滿祖國的農夫和苦力,不滿我們自己的習慣語言藝術文學,而很想用一個巨大的幕幅把整個中國遮蓋起來,只讓外人瞧見穿白領圈說英語的中國人像他們自己一樣,至於普通人民仍舊忍受痛苦而過其原來的生活。

  於是突然潛意識躍動到前面,統治階級知道有些人,當然不是他們自己,將把國家淪入覆亡的深淵,他們乃轉變而為道德家,一方面捧出救國的萬應藥膏。有幾個主張救國之道在研究使用機關鎗,有幾個則主張儉約,穿芒鞋草履。另有幾個主張跳舞救國,把西洋生活全盤地介紹過來,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貨,有幾個則主張提倡國術以鍛煉體格,另有人主張提倡世界語,提倡佛經,提倡復興孔教經書,也有人主張把四書五經拋入毛廁坑中讓它過30年。聽聽他們的討論救國之道,宛似聽了庸醫在死人榻旁開一個榻前會議。

  它倘使不是那麼可憐,便該是很幽默的。因為政治上的根本改革,應為廢除軍人干政,肅清貪污即為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且將有95%受刑事處分。二者對於他們自己都是可惜的,他們現在已變為道德提倡者,正宣揚著舊道德,這固與人無忤。騷動混亂的情形隨處可見,一種騷動混亂屬於精神的較甚於體質的,那是一種虛偽進步和虛偽愛國心的無方法的瘋狂。政府的高級官吏一面發起喇嘛法會以祈禱救國,一面禁止傳俗的龍舟競賽,斥為迷信。省政府不能在建設工作上切實地有所成就,卻頗忙碌於制定男女的服裝式樣,因為在廣西,發現女子的袖子太短,而在四川,發現男子的袍子太長(因為在此國難時期我們應該節省布匹),在山東,女子不許燙髮,在河南的某些學校裡,男子必須剃成光頭,在浙江,禁止婦女束乳,在南京,娼妓不得穿高跟鞋和高領旗袍,而在北平則婦女不許蓄養雄犬並牽引過市。

  一切這樣的紊亂無足輕重的忙碌,這種瘋狂的偽善,過分的粉飾和掛慮,似表現出一種願望未經實現,表現出意志與體面的衝突。風俗和習慣,本為任何社會的主要骨幹,在中國不復被重視;年長老輩不復受年輕者的尊敬,而青年過度嚴酷地批評前輩;一條深深的鴻溝存在於青年與長輩之間。文化為生活與思想系續的果實,至不甚理解,而批評為現代文化重要保護人,應該密切注視生命的長流,衰頹地偃臥於巨大工作的前面,一種工作巨大過其力所能勝任者,而欣愉的高興的情緒,本為中國的特色者,深自愧慚而掩藏著。一個人好像是營養不足,神經衰弱,不完全而永久地失望著。

  領袖人才的要求當我馳想於此等紊亂的現狀,此等卑劣與虛飾,覺得好像福音天使(Gabriel )的問羅得(Lot ):「中國的好人在哪裡,而好人有多少呢?100 個有沒有?50個有沒有?10個有沒有?5 個有沒有?」假使天使來問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是不是這些營養不足、半人格的殘缺不全的標本,營營擾攘於無足輕重的瑣事者,便是剩留於現代中國的全部人民,因是一個4 萬萬人口的民族自淪於失卻牧入的羊群生活?什麼地方是那些好人自慚形穢而隱匿的地方?不過我還記得好人在中國往往把自己躲藏起來,往往把自己躲藏於酒、女人、詩裡面,或其情致較淡則歸返自然而過其樸素生活。

  我於是又想中國的缺乏憲法保障,這個重大的事實怎樣巨大地改變一般的人生觀,怎樣影響他(們)的人生哲學,是以人生哲學為社會政治環境的產物而非社會政治環境根據人生哲學而產生。而經由這個人生哲理的變遷,從主動的而為被動的,多少美德,多少建設的努力因而喪失,而真實的進步又受其妨礙。

  人在中國好像受外來的過誤較甚於自身的犯罪,因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漢怎樣在北宋末朝流為盜寇。因為他們是勇敢光明的盜寇,那些人不能勉為柔順,而任俠,因為體質上不需要任何法律保障。我又想起為什麼每個大詩人都縱酒歸田以示其輕視社會之志,屈原怎樣怨憤而自沉於湘江;而李白欲入水中撈月因而落水而死;陶淵明怎樣自足於白日掩荊扉、采菊東籬下的生活;又怎樣偉大而正直的學者具有正確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貶斥的處分,蘇東坡貶至黃州,韓愈貶至潮州,而柳宗元貶至柳州。又想起另一班偉大人物,不耐官吏生涯的煩劇,退隱林泉之間而縱情吟詠;像袁中郎、袁枚、鄭板橋,他們都視仕宦為畏途,而自甘於逸靜生活,朝捧熱粥而吸,夜伍蟣虱而眠。我又想起當局勢混亂之際,正直學者常被逮捕,他們的妻孥家屬遭滿門抄斬,如滿清初葉枝連之慘禍。於是我方始明白他們需要佛教學說,這是他們一部分所贊成的,也需要消極的人生哲學,這是他們全部所贊成的。

  於是我又縱觀現代而睹許多好人絕足仕途;王國維跳入頤和園昆明池,康有為晚年過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魯迅陷於沉默與失望的悲哀,直等到文學革命的發動;章太炎養晦於蘇州;而胡適,杜威的門生,秉有更進取的人生觀,亦只空想地草草他講人民的痛苦,並無多大熱情,雖他不願意放棄一切主張而讓國家歸於滅亡。——胡適有一次在其哲人的憤激之一刻,曾怒吼著:「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中國有許多好人他們不能為國家出力,因為人們的以其惡行加諸別人,而壞人以其惡行加於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樸素的棉袍子把自己偽裝起來。但還有別的好人,不止是5 個,不止是50個,卻是千人萬人數百萬人,他們無聲無息地忍著痛苦。這種情形使旁觀者也覺得可憐;那麼許多好人竟沒有一個領袖抵得上半個甘地的程度;中國的個人比較來得老練,至於政治的和國家的方面、我們還剛剛在幼童時代。於是我將觀察其原因,以謀獲得一出路。

  我將這問題更推進一步而問:為什麼我們個人老練而政治國家幼稚?為什麼數百萬好人之中,那麼缺少偉大領袖以領導國家脫離紊亂?這些可能的領袖是否遭了暗殺,感受了流行病,或則是中道夭亡?或則是否他們到了40歲已未老先衰;是否他們所面對的社會背景太強大,因而漸漸隨波逐流腐化起來,轉取消極放任態度,最後自歸湮沒像白居易詩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婦。那麼那些中途夭折之輩倒是幸運兒,他們年紀輕輕死了,留下好的聲名。

  但是歷史看來不承認這樣的說法;歷史顯示和孔子學說肯定:每當困難嚴重之際,那是偉大人物變更了國家的命運。但是我又想起中國歷史上的沉浮變遷,許多偉大人物被磨折成小人物。那很可以歸罪於制度或諉過於一種制度而非可責人。那很容易用唯物辯證法來證明其為軍閥政治的邏輯的結果。那很容易表明軍閥都是好人,為不良環境之犧牲,受了他們自己地位之壓迫,不得不加重稅於人民自固其勢力,他們的地位又太易於遭遇引誘,幾非任何人所能抗拒。但是我又想起日本的維新運動,他們經過同樣的階段,同樣軍人干政的局面,然在伊籐博文領導之下,卒能獲得偉大的成功。然而你可以說,日本的幅員小,那我們又可以歸罪於我國領土之廣大。於是我們又想起俄羅斯的榜樣,挾有等埒半大洲的領土,而其人口又大多數為與中國相等的貧苦不識字的農民,布爾喬階級同樣的冷淡,上豪劣紳同樣的腐敗。但是這些老骨頭還有旺盛的精力,老俄羅斯擺脫了舊的骸殼而出現了形態簇新的國家,輝耀著新的希望與精神。於是我將說,呸!什麼是唯物辯證法!

  尋求原由常導人返求領袖人才,尋求剛毅而誠信的領袖人才,因為像孔子的見解一樣我相信偉人以其自身的行為為表率,足以改變全國的風氣,如伊籐博文維新的運動。我記得1926年,怎樣的全國熱烈興奮以紀念某大領袖,同時一個青健政黨出現,好像將拯拔國家出於紊亂與沮喪的現狀,怎樣的許多青年爬出了學校的牆垣,跋涉數千里加入革命軍,視死如歸,獻身於國家之改造。直至最近,1931年,又見十九路軍怎樣一度的激動全國沸騰的情緒,老老少少都把最後一分錢獻納出來,表現一種血氣,向非任何人夢想所能及者,存在於這個民族裡頭。老大的中國一時好像重又找獲了他的靈魂。

  後來不久這把火被澆熄了;它閃爍著餘燼的微光,終於全媳而留下一片漆黑,因為缺乏監護培養的人。倘令有這麼一個人,這死灰不難再度熊熊地燃燒起來,雖至今猶然。

  我們的出路我又想到別的方面。好像我們的步驟被限於黑暗現實的無望糾結裡面,但又好像我們的步驟不致被限。因為這一個國家,他的潛力的可能性還沒有被發現,卻缺乏解放這些潛力的人。這一個國家有優良的鬥士及低能的官長,精明的商人及庸暗的商業政策,溫良的朋友及散漫的社團,優秀的人民及卑低的政客,純良的民主黨員及腐敗的民主國家。它只需要一種制度把這一切納入正軌,只需要一種東西為這個國家所不幸地缺乏的。這東西是什麼?馬上有許多□赫的字眼掠過我的心頭,像民主主義、道德、堅忍、血氣、效率、一個優良的執政者……但是民主主義是什麼?中國人民向來便是地球上最共和最下分階級最自重的人民。社會主義又是什麼?我們不是有最進步的無政府主義形態嗎?它是一種鄉村社會主義,自動自治,上面的中央政府所司的職務不過是徵收賦稅與辦理司法而已。即所謂「天高皇帝遠」,它永久是如此。基爾特這個名目,掉了一個鄉村的名目,它就是你所要的社會主義的最進步之形式。不過也有一樁使我不能堅持此說,即飛機使農村社會主義不可實現而家族關聯關係和村莊關聯關係已被打碎了,作者不把議會主義就當作民主主義,因為我熟知中國的議員不是一個議員;假使他是中國人,他便不能力議員,議員在中國是一個官,而我們有了大多的議員。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費心思去選舉他們,5000元一票,這些費用將來還是出產在我們自己的頭上。

  我又不能承認任何主義,因為我看見了許多外國的主義,就是最不褪色的主義,進了中國洗衣作喪失了原來的色彩,只留著惡臭的水蒸汽氣息而已。

  我也不能承認另一革命,因為我聽熟了炮聲排槍聲,它們現在已不復能驚動我,因為大炮的隆隆聲不久會沉默,而排槍的擊射聲聽起來好像屋外的爆竹聲,後來我探悉這一來不過慶祝楊先生的任新職典禮。又不相信道德提高主義,因為我聽了大多,不復引起我的興趣。這個國家充斥了道德高唱者,宣道說教已經2000餘年,曾未能自救其官僚階級的貪污和無心肝地壓迫人民。

  除此之外,這些高唱道德者卻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非徒他僅欲提高別人的道德,抑且自身又可惜此避免人獄。他倘非宣揚提高道德而講究法治政府,他便有入獄的資格。這些道德提高者替別個道德提高者死後立起牌坊來以資頌揚,因為他們成為君子,可是正因為他們成為君子,致並未把他們送入牢獄,其實他們多數是竊賊。所能施於別人身上者還有什麼未曾幹過,有利於己者,有什麼不想幹。其中就存在著提高道德主義的可愛可快處。

  同時,國家必須生存;它不能長此沉降於外國勢力控制之下。暫時的民族性的消亡,雖終局可能恢復獨立,終屬無甚趣味而非真情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到泛成蒼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弄得無家可歸,而無情的道德和農村經濟的破壞進程正疾馳而前。務必尋獲一條出路。假使這些廣大而純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撓的勤勉和高興的性情,他們只需要和平和安全,只有讓他們自由生存,不受吸血軍閥的壓搾,他們將知道怎樣自救之道。但誰將出而從吸血者口中解放他們?有誰挺身當此難局?我問問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氣……

  最後,我想到大執法官,當我在冥想中見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國。

  這才是救主,他揮著大刀,只有服從法律的命令,沒有人能夠求赦任何人,未經法律的命令。這把大刀是數世紀前遺落於湖水中了的。這口湖應該讓許許多多官僚的頭顱安葬在裡面,可是現在就是這把刀沉著的地方。這個大執法官來了,他從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導以擊鼓的鼓手,穿著藍色的制服。

  咚咚咚,儀仗隊來了,軍號手穿著黃色制服,宣佈著法律的條文。咚咚咚,這儀仗隊從鄉村向城市行進,走進大街,遠遠裡轔轔的鼓聲,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長威儀莊嚴地坐著,大執法官執著閃光的大刀在他的旁邊,人民歡聲雷動,可是市長、地方官吏紛紛避匿。啊,看啊!現在救主來了!大執法官把裁判長的旗幟叉在城牆上,命令每一個在它底下通過的人對它鞠躬。佈告揭貼於全城各處,任何人自稱超越法律而不肯對這旗幟鞠躬的得砍腦袋,而他的腦袋將擲人這口幾百年來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進城中的廟宇,把菩薩一個個撤出來,這些菩薩是面情、命運和私寵,而把這廟字改造為裁判所。

  他把向來在菩薩庇護下的統治城市的牧師官吏聚集到這個地方來,揮動他的寶刀,砍掉他們的腦袋,而命令把他們的頭顱跟菩薩的偶像一起摜入這口湖中。因為面情、命運、私寵曾陰謀反抗裁判官。而被大執法官砍掉腦袋的人不在少數,許多出自望族,而這口湖給他們的邪惡的血染成殷紅。說來稀奇,不過三天工夫,這些望族的親屬向來仗勢欺人壓搾著人民,突然善自檢束,彬彬有士君子風,人民乃最後獲得自由而生活於和平安全的環境中,這個城市馬上發達起來。

  在他的心上,我這樣描摩出中國的救主。我將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黨,任何政黨,苟能推翻面情、命運、私寵統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職權與貪官污吏的肅清為不可能。官僚貪污所以存續的唯一理由為吾人從未槍斃一個官吏。唯一對付貪官污吏的辦法只有槍斃他們。事情真是簡單至此。民主主義也是容易辦到,只消我們能夠彈劾一下破壞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訓練以民主主義,他們將自然趨向之。當官吏的民主精神夠程度,而肯屈駕出庭法院以答辯彈劾,人民便能於一夜之間熟練民主政治而彈劾他們。去除官僚的特權和貪污,中國人民將自會照顧自己。

  因為比任何道德為偉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這才是中國所需要者。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經過長時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這個時期是會來的,但它需要觀念的改革;關念著家庭的中國人必須變為關念社會的中國人,而這些寵愛的念頭,像面情、私寵、特權和官僚的掠奪國家以榮顯家族的私心必須廢除。改革的進程一定是緩慢而費力,但是這進程隨時可以發動,不可目睹,而貫穿於上下社會階層,它的進展情狀將如夭之將曉。一個時期暫時的仍將為醜惡與痛苦,但是過了這片刻,將為安靜美麗純樸,這安靜美麗純樸即為古代中國之特色者,但是更進於此也還有公正的司法,比之這個法治樂土上的人民,我們現在這一代好似黃昏裡的孩童。

  作者希望中國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們忍耐,因為他們已有了太過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國人勇於希望,因為希望即是生存。 
 


 
1939年版序
 
  本書始成於1934年,那時中國正處在最為黑暗的年代,面臨外族入侵,卻看不到堅強有力的領導。自那時起,中華民族的精神經歷了一次轉變,由絕望變成希望,變為團結,變為國民的自信心,正如在英勇的抗戰中所見到的那樣。在社會與經濟的內部重建上,中國經歷了一個偉大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要搶在日本大規模入侵以前得到飛速發展。從精神上來講,中國人民的熱情第一次被不斷到來的日本侵略所激發,這種熱忱又促成了全國的團結與和解。人民決心不惜任何巨大的犧牲也要獲得民族解放,他們對最終的勝利深信不疑。

  這樣一個4 萬萬人團結一致的國家,具有如此高昂的士氣,如此能幹的領袖人物,絕不會被一個外來勢力所征服。我相信,經過西安事變,中國獲得真正團結之後,她就度過了現代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這樣一個發展過程,我在新增加的一章中作了闡述。它的標題是「中日戰爭之我見」。其中,我記述了中國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獲得新生,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1932年至1937年奠定的抗日基礎;那些年代中無法忍受的局面,以及我自己的看法——武裝衝突已不可避免,中國通過戰爭而獲得新生也同樣不可避免,不言自明;最後是我對最終勝利的預見——中國最終會成為一個獨立和進步的民主國家。

  作者1939年1 月20日於巴黎 
 


 
自序
 
  在這本書裡,我只是表達了一下自己的觀點。這是長期痛苦思索、閱讀和反省的結果。我沒有試圖與人辯論,也沒有竭力證明自己的觀點怎麼與眾不同。然而我歡迎人們為我辯護,也隨時準備接受人們對我的批判,就像孔子談論他的《春秋》一樣。1中國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國民生活如此複雜,對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闡釋,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與我相反的意見,我也隨時準備支持他,並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來證明他的正確性。然而,真理終究是真理,它會壓倒一切聰明的個人見解。人們能夠獲得真理、體會真理的時刻並不多,只有這些時刻才能永存,而個人見解則會很快地消失。因此,最為艱難的搜集證據的工作所帶來的結論,通常可能僅僅是博學的廢話。人們需要更簡單、更微妙一些的方式去闡述這些體會,因為真理永遠不能被證明,它只能被感知。

  還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我會檄怒不少闡釋中國的作家,特別是我的同胞們和偉大的愛國者們。這些偉大的愛國者與我毫無干係,他們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他們的愛國主義也不是我的愛國主義。或許我也熱愛自己的國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知道。因為一個人可能會一輩子披著一件愛國主義的外衣,衣衫襤褸,招搖過市,不僅在中國,而且到國外去炫耀自己。

  我可以坦誠相見,因為我與這些愛國者不同,我並不為我的國家感到慚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煩都公之於世,因為我沒有失去希望。中國比她那些小小的愛國者要偉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們來塗脂抹粉。她會再一次恢復平穩,她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我也不是為西方的愛國者寫作。我害怕他們摘引我的字句——承蒙他們錯愛——勝過我害怕自己同胞的誤解。我只為具有簡單的庸見的人寫作。古老的中國就是以這種庸見見長的,但今天這種庸見卻少了。我的韋只能這樣簡單地去理解。為了那些沒有失去自己最高人類價值觀的人,只是為了他們,我才說了這些,因為只有他們才會理解我。

  作者1935年6 月於上海

  1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昔,其惟春秋乎。」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賽珍珠序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幾十年前,他們先輩中最進步的人士開始為自己的國家感到不安。

  這些人不滿於當時國家的現狀,他們意識到——這種意識是外界強加給他們的——中國如果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就不能抵禦來自現代化西方侵略的危險,這種侵略主要倒不在於政治,而在於經濟、教育和軍事上。這些人就是中國當今這代人的父輩,真正的革命家。他們迫使古老的封建王朝退出了歷史舞台,他們用極快的速度改變了教育制度,他們用堅持不懈的熱情設計了現代化管理的藍圖並將這樣一個政權建立了起來。從來沒有一個帝王時代的舊政府能以這樣快的速度在如此偉大的國家中完成這麼多了不起的變革。

  在這種變革的氛圍中,當代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了。他們的父輩吮吸、咀嚼了儒家的經典,並起來批判這些東西;而這些年輕人則受到新時代多種學說更加有力的衝擊。他們吸收了一些科學知識、一些基督教的知識、無神論的知識,以及自由戀愛、共產主義、西方哲學、現代軍事等等實際上各種各樣的知識。當他們廣大的同胞仍然沉浸在對舊文化的堅定信仰之中時,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受到了世界上其他各種文化中極端思想的熏陶。然而,由於中國的發展遺漏了一些重要的時期,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智力結構也不得不受影響。就好比要從坑坑窪窪的鄉間小路時期一下子跳到飛機時代,中間的空隙是巨大的,遠非人的心力所能彌補。在這種矛盾中,人們就會感到茫然若失。

  毫無疑問,這個空隙所造成的第一個結果是一些中國青年——男女皆有,但以男為主——失去了在自己的國家,或者說失去了在自己國家所處時代生活的能力。他們的教育主要是在國外接受的,在此期間,他們忘記了自己民族的現實。中國的革命領袖諸公盡可以對這些異己分子解釋說,中國的所謂落後主要是由於列強的政治與經濟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成了中國落後守舊的替罪羊。實際上,中國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現代化邁進,走得的確很慢,一步一回頭。不去認識這個事實,而是大叫大嚷說如果不是外國入侵,中國在物質生活上早已同列強平起平坐了,這樣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於是,中國進行了一次新的革命。她醫治了兩大瘤疾:治外法權和協定關稅,日本問題不計在內。結果,中國仍然沒有什麼起色。原來的弱點依舊是弱點,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的習慣意識。比如實踐證明,一個革命領袖在取得井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之後,就通常會變得像舊官僚那樣保守和腐敗。

  當然,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情形也一樣。中國許多誠實聰明的年輕人都沒有能夠觀察和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外部世界與中國現狀的關係並不大。如果從前中國的發展不是那樣呆滯,她的領袖們不是那麼盲從和自私,她本來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響的。

  1賽珍珠(1892—1973),美國女作家。生於傳教士家庭,自幼隨父母長期僑居中國,在中國的大學裡教過英語,1922年起從事文學創作,先後寫了五十多部作品,大多取村於中國。主要作品有:《東風。西風》、《大地》、《兒子們》、《分家》、《市民》、《帝國的婦女》。她還翻譯過中國小說《水游》。她因《大地》、《兒子們》、《分家》三部小說而獲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

  此後是一個絕望、瘋狂、對西方理想更加崇拜的時期。西方國家的繁榮被認為是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這是一個自卑感瀰漫全國的時候。愛國青年為本國的現狀感到恥辱,有的還想掩蓋這種真象。在他們那裡,我們看不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他們對西方國家既痛恨,又羨慕。

  如果西方繼續發展下去,保持穩定和繁榮,中國又會怎樣呢?不得而知。

  不過,西方並沒有能夠持續地繁榮下去,中國人饒有興致、有時也頗為得意地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經濟蕭條,繁榮受挫,科學並沒有能夠拯救他們於水火。中國人於是開始對自己說,中國畢竟也不錯。很明顯,饑荒到處都有,土匪也到處都有,一個民族並不比另一個民族強多少。如果這是事實,那未或許古代的中國也並沒有什麼不好。也許我們還是回頭研究一下中國的哲學為好。這種哲學至少教導人們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東西,哪怕很微不足道。這種哲學使人們的生活規律化,並為人們提供了一定的穩定感和安全感。最近,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以及某些西方人對中國生活模式簡樸安穩的羨慕和對中國藝術與哲學的欽佩,也使這些中國青年對自己充滿信心。

  現在的結果只不過是在重複《聖經》裡的一個格言: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齒被酸倒了。青年人厭倦了父輩的革命熱情,要返回以前的中國去了。我們幾乎是饒有興致地看到,一些青年決心做真正的中國人,他們的自我意識是那麼強烈,吃中餐、穿中式服裝、照中國的習慣行事。這些已經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國化了。這無疑是一種時髦,裝模作樣,與父輩當時穿西裝、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學的時髦,性質別無二致。這些青年人一生部在穿西裝、吃西餐,而且也曾去過哈佛,他們的英語文學知識遠遠超過了本國文學。現在,他們對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兒去了。

  這種傾向隨處可見,不僅反映在穿著打扮等等習慣上,在文學和藝術中更為明顯。比如,幾年前中國小說的主題主要是描寫現代的愛情、半西洋式的現代私情以及對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個格調有些黯淡,並且不符合中國的實情。今天的文學和藝術中,這些東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東西也逐漸產生了,它們描寫普通人在自己國土上平凡而堅毅的生活。年輕的知識分子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人民。他們發現在農村小鎮、小村莊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還保持著自己的特點,未曾被那個曾經使他們自己的生活變得不健康起來的現代主義所侵蝕。他們開始為自己國家有這樣一個宏偉而堅定的基礎而感到高興,並急切地把它變為新的鼓舞力量。這真是新的發現,那麼迷人而富有幽默感,無愧於自己的努力。總之,它是純粹中國式的。

  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得到別人幫助的。否則,他們自己很難看得如此清楚。是西方人幫助了他們,我們西方不僅從反面幫助他們,比如讓他們看到在我們的文明中也有一些漏洞;我們也從正面幫助他們,比如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自然生活傾向。西方人對無產階級運動的興趣也促使中國人去思考自己的無產階級,發現本國人民的優秀品質,保持自己生活的純潔性,使它驚人地不受西方混亂思想的影響。很自然,這種安詳與寧靜對知識分子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扭曲了的時代,知識分子自己的思想一片混亂、感到茫然若失的時代。

  共產主義也幫助了他們。共產主義帶來了階級意識,使普通人有了發言權,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於中國普通人家的子女一般都有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他們就被給予了一種闡述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儘管他們的聲音還很微弱。左翼青年的文學與藝術作品表明,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感覺到自己國家普通男女同胞的價值。表達的方式可能很粗糙,受外國藝術影響根深,但見解已經有了。我們有時可以在畫布上看到一位農婦,而不是竹枝上的小鳥;一個吃力的人力車伕,而不是荷花池裡游戈著的金魚。

  然而,如果我們西方入等待這些新的解放青年去尋找合適的語言連貫地為我們解釋中國的一切,我們就得等上很長時間,或許要等下一代才行。然而可喜的是,中國還有另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們在這混亂的時代並沒有迷失方向。他們的幽默使他們能夠正確地認識生活,這是多少代人用世故和學問培養出來的幽默。他們機智到足以理解自己的,也足以理解別人的文明。

  他們能夠明智地選擇自己民族所特有的東西。長期以來,我就希望他們中的某個人可以為我們所有的人寫一本有關他自己的、中國的書,一本真正的書,滲透著中國人基本精神的書,我多少次滿懷渴望,急切地打開一本本這樣的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們合上。因為其中的內容是虛假的,言過其實的,作者在狂熱地為一個偉大到不需要為之辯護的國家辯護。那些著作是為了取悅外國人,而於中國則不配。

  一本有關中國、與中國的名字相稱的書,不應該有上述這些毛病。它應該是坦誠相見,不自慚形穢的,因為中國人向來就是一個驕做的民族,它具有坦率與自豪的資本。對中國的理解應該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因為中國人在理解人類本質時就勝其他所有民族一籌,是聰明而富有洞察力的。

  對中國的闡述應該是富有幽默感的,因為幽默是中國人本性的一部分。深沉、圓熟、友好的幽默,基於對生活的悲劇性認識與認可之上。對中國的闡述,語言應該是流暢的、精確的、優美的,因為中國人向來高度評價精確與優雅之美。只有中國人才能寫出這樣一部著作。我已經開始懷疑中國是否有這樣的人物存在。似乎還未曾看到一個用英語寫作的現代中國人,他既不能脫離自己的人民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又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距離以求正確地理解這個國家的含義,過去的以及現在的含義。

  然而,這本書問世了,正如所有偉大的書籍終會問世一樣。它滿足了以上所有這些要求。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驕做,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於中國的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國人寫的,一位現代的中國人,他的根基深深地紮在過去,他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孔子 
 


 
出版前言
 
  這部林語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國人》全譯本,系首次在國內翻譯、出版。

  這部全譯本除了補上原著第十章第六節《蔣介石其人其謀》、1935年初版吸收場語V 其中包括《中華民國的真相》、《領袖人才的要求》、《我們的出路》等重要而容易引起誤讀、誤解的篇章),還增添了譯者附記、索引等。這樣不僅恢復原著的「全貌」,而且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可以讓國內廣大讀者領略林語堂這部原著的當年風采與全書的基本精神。

  「人並不是只有一個圓心的圓圈;它是一個有兩個焦點的橢圓形。事物是一個點,思想是另一個點。」(雨果《悲慘世界》)當然,中國人也不例外。由於中日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戰爭頻仍——這決定了中國人的兩個「焦點」的內涵特別錯綜複雜。因此,作為一個特定時代作家的林語堂面對這種錯綜複雜,也就不可能不表現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與對某些事物判斷上的局限。好在《中國人》的問世距今己60年了,相信今天的廣大讀者完全能用全面與嶄新的眼光閱讀《中國人》,並準確理解與體味《中國人》的主旨及其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出版全譯本《中國人》的緣由。

  學林出版社 
 


 
引言
 
  外國人一旦來到中國,總是不得不有所感想。他們總是同情中國,有時也不免失望,然而卻很少能夠真正地理解與鑒識中國,因為他們總是在說愛中國或者恨中國。也許一個人在來中國之前,有時會想,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大國,遙遠縹緲,似乎不屬於這個世界。這種感覺很有一些吸引力。然而他一旦來到中國,就會感到目不暇接,很快就覺得無法再思考了。他只是感到了中國的存在,一種如此巨大的存在,簡直超過了人類心靈所能包容的程度。

  這裡似乎是一片混亂,此事物與彼事物互不關聯,生命的運動在遵循著自己特有的規律,生活像是一出出雄偉的戲劇,時而悲哀,時而歡樂,卻總是那樣緊張,那樣激昂,那樣真實。一段時期過後,他又開始思考了,這時他感到奇怪,感到驚愕,感到百思而不得其解。

  這時,他的反應就同他的性格大有關聯了。他要麼是一個浪漫的國際主義者,要麼是個一本正經,自命不凡的道學先生。他要麼喜歡中國,要麼不喜歡,並開始舉例來證明自己的好惡。這也無可厚非,人們總是要對中國有這樣那樣的看法,採取某種態度,否則便不能證明自己是個聰明人。人們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理由,開始相互敘述趣聞軼事,家常瑣事,交流別人在閒談中說漏嘴的和隨便說過的話,並且議論一些至關重要的事情。這又足以使自己成為哲學家,成為在中國問題上冷靜的、鐵面無私的批評家,認為中國一無是處,或者使自己成為熱情浪漫的讚賞者。當然,這些人的結論難免是十分愚蠢的。但是,人們的觀點和看法就是這樣形成的。世界之大,概莫能外,實在不可避免。於是,人們就開始辯論起來。一些人總是認為自己對中國和中國人有真知的見。這些人是統治世界、操縱世界各地商業貿易的幸福之人,他們的見解總是對的。另外一些人發現自己充滿疑慮和困惑,感到茫然,對中國有一種敬畏之情,一種不解之意,也許是一種畏懼感與神秘感——他們又回到自己原來對中國的看法之上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感到中國是存在的,而且是一種神幻莫測的「存在」。

  可見,中國在當今世界上是最使人感到神秘而驚愕不已的國家,而且這還不只是由於中華民族的古老及其地域的廣闊。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有著持續文化傳統的最古老的國家;她的人口也居世界之首;她一度是雄視全球的強大帝國,一個引人矚目的征服者;她為世界貢獻了自己某些最重要的發明;她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哲學和生活的智慧;她在藝術領域中展翅飛翔之時,其他國家還剛剛在學著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今天的中國,無疑是這個地球上最混亂、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沒有能力振作起來穩步向前的國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話一本意是要中國成為世界各民族中第一流的民族;她自己卻在國聯中選擇了一個靠後的位子,與危地馬拉坐在一起。

  整個國聯已盡了自己最大的誠意,卻還幫不了中國的忙,不能幫她把自己的家整理得稍微有些條理,不能幫她制止國內戰爭,不能幫她從自己的思想家與軍事家、革命家與紳士政客手中解放出來。

  與此同時,最令人驚愕的事實是:她自己對任何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行為都表示出一種最冷漠的態度。像一個肚量很大的賭徒,她在失去了像德國那麼大的一片領土時連眼皮都不屑於眨巴一下。當湯玉鱗將軍在以創世界紀錄的速度撤退,在8 天內丟掉了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時,四川方面叔侄二將軍正在興高采烈地大比其武。我們開始納悶:上帝最後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他能否置中國人自己的態度於不顧,而幫助她成為第一流的國家。

  另一個值得疑慮的問題是,中國的前途在哪裡?她能像以前那樣成功地生存下去嗎?迄今還沒有一個古老的國家能做到這一點。上帝真的本意要她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嗎?抑或她僅僅是「大地母親的小產兒」?

  她是有過美好前程的,她曾經是征服者。現在,她最偉大的前程也許不過就是能夠生存下來,而這種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考慮到以下事實時,就更為堅信不疑:考慮到她所經歷過的歲月,那時希臘的崎麗與羅馬的榮耀早已成為過去;考慮到她那苦苦研習外族文化的真諦,並使之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能力;考慮到她吸收井同化外來民族的能力。中華民族的這種生存能力,她的悠久,顯然是值得認真思索的。這是對一個古老國家應持的態度。人們應該尊敬老人,也應該尊敬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是的,即使她除了年邁,除了長壽以外別無所長。

  這是因為中國有一種優越的生存本能,一種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其他方面姑且不論。她的一生就是這種生存本能勝利的一生;她使自己適應了各種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而這些生活環境如果給予另外一個生命力不太旺盛的民族,則會釀成大禍;她接受了自然給予自己的那部分思想,這裡有鮮花、小鳥和名山大川作為她精神與道德的支柱,革憑此項就足以保證她的身心健全而純潔,從而使整個民族免於城市社會的退化與墮落。她寧願生活在曠野,曬曬太陽,觀賞夕陽的餘輝,觸摸情晨的甘露,吸收千草與濕潤的大地的芳香;從她自己的詩歌(生活習慣的詩歌和寫在紙上的詩歌)中,她學會了如何使自己的靈魂——嗚呼!那個經常受傷的靈魂——振作起來。換言之,她想方設法使自己活到了這樣一大把年紀,就像一個普通人一樣,靠著在野外的生活,靠著那許多的陽光與新鮮空氣。然而,她也經歷過艱難時世,經歷過持續數百年的戰爭,經歷過瘟疫,經歷過自然災害與暴政的折磨。所有這些,她都用自己嚴肅的幽默和堅強的神經挺過來了。

  她總是有辦法使自己適應這一切。是啊,長壽,僅僅是長壽,就很值得人們思索一番了。

  她現在已經到了耄耋之年,身體與精神的痛苦對她來講已無關緊要。她或許也不再抱什麼希望,感到自己已不可救藥。其他人也可能會這麼想。人們奇怪,這是老年人的長處呢,還是弱點?她曾經向這個世界挑戰過,但她已不像以前那樣激動。她的高壽也使她有權利這樣做。無論發生什麼事,她那平靜的生活總是一如既往,不為所動。她感覺不到任何痛苦與酸楚,沒有屈辱和奢望這些使青年人激動不已的感情。即使是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要將她立即毀滅的威脅也未能把她嚇倒。她不再考慮什麼成功與失敗;災難與死亡也不再是那麼可怕;幾百年以來民族生活的陰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正如尼采對大海的比喻一樣,她的偉大能夠包容所有的魚類、貝殼類、海蜇類水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擲來的污泥與垃圾。中國的偉大能包容出國留學生的蹩腳的宣傳和暴躁的語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級官吏、變節將軍和騎牆革命者的虛偽、無恥與貪婪,包容所有的戰爭、瘟疫、污穢、貧窮和饑荒,因為她就是戰勝了這些東西而活下來的。歡快而古老的中國,面對著戰爭和瘟疫,周圍是貧窮的子孫,安詳地呷著清茶,微微地笑著,笑著。在她的笑聲中,我看到了她真正的力量。她安詳地呷著情茶,微微地笑著,笑著。在她的笑聲中,我有時發現一種懶於革新的惰性,有時則發現一種頗覺高做的保守。懶惰?高做?到底是什麼?我也不清楚。然而在她靈魂深處的某個地方,存在著一種老大的狡黠,一種給人以奇怪印象的狡黠。多麼奇怪而又古老的靈魂!多麼偉大而又古老的靈魂!

  然而,中國是偉大的嗎?卡萊爾1說過,一個人在讀一部真正偉大的作品時,開始總是感到煩躁,甚至會達到痛苦的程度。偉大者命裡注定會被誤解2。

  這也是中國的情形。中國曾經被人極大地誤解過。我們在不理解並想放棄某樣東西時,我們常說它偉大。在被理解與被稱作偉大之間,中國寧願選擇前者,這對周圍的任何人都有益。然而,怎樣去理解中國呢?誰來做她的解說員?她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有無以數計的國君、皇帝、聖人、詩人、學者、勇敢的母親和聰敏的婦女,她還有豐富的藝術、哲學、繪畫、戲劇——這些東西賦予普通人的分辨善惡的道德觀念。她還有民間文學與民間傳說的巨大寶藏。語言本身也是一個幾乎無法逾越的障礙。通過洋徑洪英語能使外國人懂得中國嗎?那些老中國通應該靠自己的廚子和老媽子來理解中國的靈魂嗎?還是靠他最可信賴的男僕?抑或靠他的買辦與收帳員?或者是靠閱讀《字林西報》上的通信?這些顯然都是行不通的。

  1卡菜爾(Thomas Chr1y1e,1795—1881)。蘇格蘭作家、歷史學家及哲學家。

  2語出自美國詩人、小品文作家愛默生(1803—1s82)的一句名言:偉大即意味著被誤解。

  確實,要想理解一個不同文化的異邦,特別是中國這樣與其他國家差別如此之大的異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勝任的。這種工作需要寬廣博愛的情懷。

  做這種工作的人應該感到整個人類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他與同伴有著深情厚誼,並為之感到高興。他必須像感覺自己心臟的跳動那樣去感覺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觀察事物。他還不應該受自己下意識思維的影響,不受從小養成的觀念的影響,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專橫思想的影響,受那些用大寫字母開頭的名詞的影響,如民主、繁榮、資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需要暫時拋開這些東西,需要稍微簡單一些的頭腦,正如羅伯特。彭斯1那樣典型的簡單頭腦。彭斯是最具有蘇格蘭特色然而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詩人之一。他把我們的靈魂赤裸裸地擺在我們自己面前,他揭示了我們共同的人性,我們人類所具有的愛和悲。一個人只有擺脫了以上這些東西,具備了一個簡單的頭腦,才能真正理解一個異族的國家。

  1羅伯恃。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英國詩人。

  那麼,誰來做她的解說員呢?這似乎是根本無法解答的難題。當然不是那些身居海外的漢學家和因書館學家,因為他們只是通過儒家經典來反映中國社會。僑居中國的真正的歐洲人不講漢語,真正的中國人又不講英語。漢語講得很好的歐洲人會養成與中國人相同的思維習慣,從而被自己的同胞視為「怪物」。英語講得很好的中國人則已養成了西方人的思維習慣,被「異族化」了。他們或許根本不講漢語,或者講漢語時帶點英語口音。通過這樣一個淘汰過程,似乎這個解說工作非老中國通莫屬了。我們要在很大程度上靠他們對洋徑洪英語的理解來理解中國了。

  老中國通,英語縮寫為0.C.H.——我們先來為他們畫幅像,因為他作為中國問題唯一的權威,似乎佔據著一個重要的地位。阿瑟。蘭塞姆1先生對此有過很精闢的描述。在我們心目中,這是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盡可以憑自己的想像力來描繪一下,他或許是一個傳教士的兒子,或許是一位船長、舵手、領事館的書記員,也可能是一個商人,中國正好是他傾銷沙丁魚以及「同陽光接過吻」的蜜橘的市場。他並不總是沒有受過教育,事實上他還可能是一位出色的記者,一隻眼睛盯著政治顧問們的活動,另一隻眼睛盯著貸款委貝會的行蹤。他在其有限的活動範圍內,可能消息還非常靈通,儘管他連續講3 個中國字都頗為困難,是依靠他講英語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進行著冒險。他打高爾夫球,以保持身體催康。他喝李普頓2茶,讀《字林西報》。讀報時也不免為那些土匪、綁票、頻繁的內戰等大動肝火,以至影響了早飯的食慾。他鬍子刮得光光,穿著也比他的中國助手們整潔。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國時擦得亮,當然這並非他的功勞。中國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藝可真不錯。他每天早晨從住所乘車三四英里到辦公室去品嚐史密斯小姐為他準備好的清茶。他的血管裡可能並沒有流淌著貴族的血液,客廳裡沒有懸掛著祖先的畫像。但是他總可以迫溯歷史,進而發現他那在遠古時代生活在叢林中的祖先是有貴族血統的。於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顧慮與不安,他開始潛心研究中國。然而,每當他由於公務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國城鎮的街道時,總有些未曾開化的人們用眼睛盯著他瞧,他感到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聲地俱著鼻子,勇敢地忍受著這一切。恐懼之心實在無法抑制。

  1阿瑟。蘭塞姆(Atthut Ransotne 『1884—1967),英國作家。

  2李普頓(Thonias Johnstort Lipton,1850—1931),英國商人。

  他約略環視了一下這些身著藍褂的人潮。他們的眼睛似乎不像廉價小說封面上所描繪的那樣包斜。這些人會在背後給你一刀嗎?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誰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場上學到的勇氣和風度,這時都煙消雲散了。他寧可在球場上被人用板球棒當頭擊一悶棍,也不願意再光顧這些彎彎曲曲的街道了。是的,這就是「恐懼」,一種對不瞭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懼。

  然而,對他來說,還遠不止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識到的人類悲哀與貧窮。他甚至不能忍受一個人像牲畜一樣為他拉黃包車,他需要一輛小汽車。他的小汽車不單卑是一輛小汽車,而且是一個帶篷子的走廊,從家裡到辦公室,保護他不受中國人的傷害。他在喝茶時和史密斯小姐談了這些,說在中國擁有一輛小汽車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個精神封閉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閉的盒子裡,被從住宅運送到辦公室,每天行程3 英里。

  在僑居中國的25年間,他就是這樣生活的,儘管他回到英國,在給倫敦龜泰晤士報》的信上署名「25年僑居中國的老住戶」時並沒有提及這些。他的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當然應該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來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鄉下參加越野賽跑,但那時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然而,這裡他也錯了,因為在這種戶外活動中,他根本不需要防衛。這一點他也知道,他不過是那麼說說而已。

  他從未被中國人邀請到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著中國餐館,他從未讀過中國報紙。在燈火輝煌的晚上他去了營業時間最長的酒吧,呷著雞尾酒,拾取、吸收井交換著從葡萄牙水手那裡流傳下來的發生在中國海岸上的故事。

  他總是感到很遺憾,上海不是蘇塞克斯1。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在英國時基本相同。(一位署名為J.D.的作家在倫敦出版的《新政治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英國人在中國》的文章,他說:「英國人的生活範圍只限於辦公室與俱樂部之間,在辦公室,他周圍都是外國人,有同事,也有上級;還有中國人,這是他的下級,職員一類的人。在家裡,他看到的只是外國人,當然僕人除外。這裡他每晚聽到的是抱怨中國人的不誠實與愚蠢,其間也點綴著一些日常工作中的故事,也談談體育新聞。這後者是唯一能夠拯救在中國的英國人的法寶,也是除了攻擊中國人之外的唯一話題。」)當他聽說中國人也在開始過聖誕節,也在取得進步,他感到很高興;但他講的英語別人聽不懂,他又感到很驚訝;他目中無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別人的腳,甚至也不屑用英語講一聲:「對不起」,是的,他連漢語「謝謝」、「請」、「請原諒」這些最起碼的,甚至一個旅遊者都會講的道德語言都懶得去學;他抱怨排外主義,並對中國人並沒有吸取「義和拳」起義後北京遭劫這樣的歷史教訓而感到失望。這就是中國問題的權威。讓他們來做人類聯繫的紐帶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1蘇塞克斯(Simex ),英國南部一郡。

  所有這些,我們都能理解,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為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來,我們也不會提起它們。只要考慮一下這些因素,一切都不難理解:語言的難學,漢字的難寫,當今中國政治、學術和藝術上的一片混亂,中西方在習俗上的巨大差異等等。不過,我們要求的不過是更高的智慧層次上對中國更加全面的理解,我們固然不能僅因為老中國通們讀不了中文報紙,就下結論說他們沒有權利寫有關中國的書。然而這些書籍和文學也只能維持在世界上營業時間最長的酒吧裡的那些鬧言碎語的水平上。

  當然也有例外,像羅伯特。哈特爵士1、伯特蘭。羅素2這樣的人,他們都能看到一種與自己如此不同的生活也有其特定的含義。然而,有一個哈特爵士,就有一萬個羅德尼。吉爾怕特1;有一個羅素,就有一萬個伍德海2,於是形成了舞台化的中國人的模式,他們還不間斷地為這個模式增添一些笨拙的細節——幼稚,虛假——而西方人對此又是那麼熟悉。這是早期葡萄牙水手傳說故事的繼續,只是語言不那麼污穢罷了。然而,講故事的人的心靈都是與那些水手們的心靈一樣地令人厭惡。

  中國人有時奇怪,為什麼中國只吸引了一些水手和冒險家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讀讀H. B. 摩斯3的著作,檢查一下自古到今上述水手們的傳統是如何繼承下來的,分析一下早期葡萄牙水手和現代的老中國通們在世界觀上存在什麼相似之處,他們的興趣,他們選擇細節的自然過程。是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促使他們漂洋過海,踏土地球的這個角落,是什麼動機使他們過去直到現在還在陸續地到這個未開化的地方來呢?是黃金和投機冒險,黃金和冒險首先使哥倫布這個最大的航海冒險家去尋找一條到達中國的路。

  1羅伯特。哈特(Robert Hart ,1835—1911)英國外交家。

  2伯恃蘭。羅素(ffertfandRusse1 ,1872—1970),英國數學家及皙學家。

  1羅德尼。吉爾伯特(Rodiley Gilbert ,1889—1968),美國新聞記者,著有幾種有關中國的著作。

  2伍德海(H.G.w.Wooded,1881—1969),英國人,著有各種有關中國的書籍。

  3 H.B. 摩斯(H. B. Morse ,1855—1934),美國的中國問題權威,著有《滿清帝國的貿易和行政》、《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1934年東印度公司在中國活動史》等。

  然後,我們就開始理解這個持續的過程,理解哥倫布一水子傳統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有條不紊地繼承下來的。我於是為中國感到難過,可惜不是我們人性的力量,而是我們的黃金,我們作為具有購買力的動物把西方人吸引到了這個遠東海岸。是黃金和成功,是亨利。詹姆斯1所講的「既預示幸福又預示災難的女神」把西方人和中國人綁在一起,把他們扔進這個卑鄙齷齪的漩渦。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人性的和精神的紐帶。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自己都不承認這一點。

  所以,中國人便問英國人,既然你如此記恨中國,為什麼不回到自己的國家去;而英國人則反唇相譏,問中國人為什麼不願意離開租界。他們誰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對方的問題。情況就是這樣,英國人認為不值得讓中國人去理解自己,而真正的中國人認為,讓英國人去理解自己更是犯不著的事。

  然而,中國人理解自己嗎?他們是中國最好的講解員嗎?人們公認,自我認識是極難的事。尤其是需要對自己進行大量健康而又清醒的批判時更是如此。語言障礙對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來說並非難事,但中國悠久的歷史卻能使他頗費精神。她的藝術、哲學、詩歌、文學和戲劇之複雜很難使他鑽進去,並加以清理,從而完美地理解和闡明這些問題。他的同胞,同一趟電車上的旅伴,現在正在控制著某省大權的者同學,也都使他難以理解,難以原諒。

  可見,眼前發生的一切,使外國觀察家感到困惑的一切,也使現代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許中國人與外國觀察家相比更缺乏一種應有的冷靜公正的態度。他的心中正在進行著一種乃至多種艱苦的鬥爭,其中有理想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之爭;有對祖先感到自豪而對外國人又感到羨慕的鬥爭,這也許是更為激烈的鬥爭。他的靈魂正在為這樣一種鬥爭所撕裂:即兩種對立的忠誠之間的鬥爭——對古老的中國的忠誠,一半出於浪漫,一半出干自私,以及對開明與智慧的忠誠,這種智慧渴望變革,渴望將所有那些腐敗、墮落、乾枯或者發霉的東西一掃而空。有時,這是一種更為基本的鬥爭,產生於羞恥與自豪之間,對自己的家庭忠貞不渝,而對家庭的現狀又感到不滿和慚愧。

  這都是非常健康的本能心理。有時,他的宗族自豪感佔了上風,而在正常的自豪感與極端的保守之間的距離是那麼近;有時他的羞恥的本能佔了上風,而在誠心改革的願望與非常膚淺的現代化和現代拜金主義之間,距離又是那麼小。要想避免這兩種極端,實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那麼,將自豪感與誠實改革的願望結合起來的關鍵在哪裡呢?既能欣賞,又能批判;既用理智,又用感情;使二者結合絕非易事。因為這就要求我們對古老的文化進行一番打撈工作,就像整理自己的傳家寶一樣。就是有古玩鑒賞家的眼光有時也不免看鍺,他的手指也不免猶豫不決,不敢去撿出那應當撿出的東西。這項工作要求我們有勇氣,有一種罕見的誠實,還有那更為罕見的不斷向自己提出問題的活躍頭腦。

  他與外國觀察家相比,顯然有獨特的優越之處。他是中國人。作為中國人,他不僅用自己的理智,也用自己的感情去思維。他知道在他的血管裡洶湧奔騰著的是既有自豪也有恥辱的中國血。這種神秘中的神秘處在自己的生物化學結構之中,運載著中國的過去與未來,承受著她所有的驕做與恥辱,榮耀與邪惡。看來,我們整理傳家主的比喻並不全面,因為上述這些下意識的民族遺產都已融於中國人自身之中,成為他的組成部分。他可能已經學會1亨利。後姆斯(Henry James,1811-1882)。美國作家。

  玩英國足球,但他並不是真的愛好,他或許已學會羨慕美國人的高效率,但在內心裡,卻反對這種效率;他也許學會使用餐巾,但他討厭這種東西;從舒伯特的旋律和勃拉姆斯的樂曲中。他聽到了一種泛音,這是一種東方古老的民歌和田園詩的回聲在誘惑他回到東方來。他昔心鑽研了西方美好與難臻的東西。但他還是回到東方來了。在接近40歲時,他的東方血液將他戰勝了。

  他看到父親戴著中式絲綢瓜皮小帽的畫像,便脫掉了西裝,換上了中式長袍與便鞋。啊,多麼舒服,既平和又舒但。在中式長袍與便鞋中,他的靈魂得到了慰藉。他再也不能夠理解狗帶項圈這類事情了。也奇怪,他自己在那麼長的時間裡居然能容忍這種東西。他再也不踢足球了,而開始尋求中國式的修身之道。他漫步於桑田竹林之中,楊堤柳岸之上,做著自己的鍛煉活動,這種活動甚至與英語中的「鄉間散步」也有差異。這是東方式的漫步,於身心大有神益。他甚至討厭「鍛煉」這個詞,為什麼要鍛煉呢?這是一個可笑的西方觀念,甚至那些可受尊敬的人為一隻球在運動場上互相追逐也是荒唐的,極端荒唐;更荒唐的是在大夏天運動以後,還要把自己裹在悶熱的法蘭絨和羊毛絨衣之中。為什麼找這麼許多麻煩,他想。他記得自己當年也是樂此不疲的,可他那時還年輕,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這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他真的沒有這個運動的衝動。不,他生來就是與此不同的,他生來是要叩頭,要安靜,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頸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時想,自己可能是一頭豬,而西方人則是一條狗。狗喜歡咬弄豬,而豬則只是報之以哼哼,這甚至很可能是滿意的哼哼。為什麼不呢?他甚至想做一頭豬,像一頭真正的豬那樣地舒服。他並不羨慕狗的頸圈,不羨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義。

  他所有的要求不過是安靜地一人呆在那裡,狗不要去打擾他。

  這就是我們當代的中國人是如何觀察東西方文化的。這是唯一觀察和理解東方文化的途徑。他有一位中國父親和一位中國母親。每每論及中國,他總會想到自己的父母親,想到他們的言談舉止。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勇氣、忍耐、苦難、幸福、堅忍與剛毅。這是不受現代文明影響的生活。然而卻絲毫不比現代文明生活遜色。同樣偉大,同樣高尚,同樣謙遜,同樣真摯。這樣他真正地瞭解中國了。這似乎是我所看到的觀察中國的唯一方法,也是觀察任何一個外國的方法,亦即考察普通人的而不是異乎尋常人的道德價值,通過考察在表面英俊優雅的儀態之下真正的禮貌與謙恭程度,通過考察婦女奇裝異服遮蓋下的真正婦女特徵與母親氣質,通過觀察男孩子的調皮與女孩子浪漫的白日夢。男孩子的調皮,女孩子的夢想,兒童們的笑聲,他們嗒嗒嗒的腳步聲,婦女們的哭泣,男人們的憂傷——這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只有從男人們的憂傷與女人們的哭泣中,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一個國家。民族之間所不同的僅僅是社會行為的方式,這是所有明智穩妥的國際批評的基礎。 
 


 
第一章 中國人
 
 


 
北方與南方
 
  研究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學,或者任何一個時期的歷史,首先要認真研究那個時期的人,因為在文學創作和歷史事件的背後,總是那些單個的人使我們產生最大的興趣。提起衰亡的羅馬時代,我們就會想起馬庫斯。奧裡利厄斯1或者盧西恩2;提起中世紀,就會想到弗朗西斯。維龍3。於是,這些時代一下子就變得十分親切,變得十分容易理解。像「約翰遜時代」這樣的名詞就比「十八世紀」對我們更有意義。因為只有回想起約翰遜4是怎樣生活的,回想起他經常光顧的酒店,回想起同他討論問題的朋友們,這個時代才會成為一個真實可信的時代。也許約翰遜時代一位小有名氣的文學家或一個普通的倫敦人會同樣使我們聯想到這個時代。然而,普通倫敦人的意義可能並不大,因為一代代的普通人都是相差無幾的。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還是喝李普頓茶,這僅僅是一個不同的社會行為方式,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區別,因為他們是平凡的人。然而,約翰遜抽煙,經常光顧18世紀的酒店,都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情。偉大人物對周圍的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獨特的反映,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他們會影響自己所接觸的事物,或者受其影響,他們有這種天才;他們也受到自己所閱讀的書籍的影響,受到所接觸的婦女的影響。而這些對另一個缺乏天才的人卻毫無觸動。他們充分利用並享受了他們那個時代的生活;他們吸收了所有能吸收的東西,並且用最纖細、最有力、最敏銳的眼光對此作出反映。

  然而,分析研究一個國家時,又不能忽視普通人。古希臘人並不都是索福克勒斯1,伊麗莎白的英國也並非遍地都是培根2和莎士比亞。談到希臘時,僅僅提及索福克勒斯、伯裡克利3和阿絲帕霞4,並不能得到對雅典人的正確印象。我們還應該經常提到索福克勒斯的兒子來作補充,他曾向法院控告父親治家不力;還有阿里斯托芬5的戲劇所描寫的人物,他們並不都是愛美的,不都是傾心於對真理的探索,而是經常喝醉酒,貪吃,愛吵架,貪污受賄,喜怒無常,就和普通的雅典人一樣。也許雅典人這種多變的性格有助於我們理解雅典共和國崩潰的原因,正如伯裡克利與阿絲帕霞能幫助我們理解雅典的偉大一樣。他們這些人,作為個人無關宏旨,但作為一個集體,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過去時代的普通人也許現在很難描述出來,然而當代的普通人卻不同,他們每天都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但是,誰是普通人?他是於什麼的?中國人在我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抽像物。南方與北方的中國人被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不亞於地中海人與北歐日耳曼人的區別。幸而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軌跡上,民族主義沒有能夠發展起來,有的不過是地方主義,而地方主義也許正是多少世紀以來整個帝國得以和平的重要因素。相同的歷史傳統,相同的書面語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解決了中國的「世界語」問題,以及相同的文化,這最後一點是多少世紀以來社會文明以其緩慢而平和的方式逐漸滲入相對溫和的土著居民之後的結果:這些共同點使中國獲得了一種人類博愛的共同基礎,這也正是現代歐洲所缺乏的。就是口頭語言也不會造成歐洲人之間講話那麼大的困難。一個滿洲人能夠使雲南人聽懂自己在講些什麼,儘管有一些困難,這也實在是語言上的奇跡。這是經過緩慢的殖民化過程才獲得的成果,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漢字的書寫系統這個民族團結的有形象征。

  1馬庫斯。奧裡利厄斯(Marcus Aurelius ,121—180 ),羅馬皇帝,161 —180 年期間在位。

  2盧西恩(Luctan,約120 —200 ),希臘自由思想家。

  3弗朗西斯。維龍(Pranois Vdllon,1431—1463),法國詩人。

  4塞繆爾。約自遜(samuei Johnson,1709—1784),英國辭典編宴者及作家。

  1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約前495 一前406 ),古希臘悲劇作家。

  2培根(Bacon ,1561—1626),英國作家及哲學家。

  3伯裡克利(pericles,約前495 一前429 ),雅典政治家,將軍,演說家。

  4阿絲帕霞(Aspasi A,生活於公元前五世紀),希臘名妓,曾為伯裡克利的情婦。

  5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約前448 一前385 )。雅典詩人兼喜劇作家。

  這種文化上的共同性有時使我們忘記了種族差異,即血統差異的客觀存在。這裡,中國人這個抽像概念幾乎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一幅多種族的畫卷,身材大小不同,脾氣與心理構成各異。只有當我們試圖讓一個南方出生的將軍去領導北方的士兵時,我們才會發現這種客觀差異。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吃大蔥,愛開玩笑。他們是自然之子,從各方面來講更像蒙古人,與上海以及江浙一帶的人相比更為保守,他們沒有喪失自己的種族活力。

  他們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位的竊國大盜。他們致使中國產生了一代代的地方割據王國,他們也為描寫中國戰爭與冒險的小說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東南邊疆,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習慣於安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喜愛詩歌,喜歡舒適。他們是圓滑但發育不全的男人,苗條但神經衰弱的女人。他們喝燕窩湯,吃蓮子。他們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學家,戰場上的膽小鬼,隨時準備在伸出的拳頭落在自己頭上之前就翻滾在地,哭爹喊娘。他們是在晉代末年帶著自己的書籍和繪畫渡江南下的有教養的中國大家族的後代。那時,中國北方被野蠻部落所侵犯。

  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國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合物。在漢口的南北,所謂華中地區,是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稱作「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因為他們從不服輸,他們認為辣椒要放在油裡炸一下,否則還不夠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則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由於貿易,由於皇家規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這些官吏家屬也隨往定居的緣故,種族開始有些混合,使省與省之間的區別有所減小。然而,總的傾向依舊存在。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奪取了政權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盜匪中,沒有一個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龍位,只有吃麵條的北方人才可以,這是一貫的傳統。事實上,除了唐與後周兩代創業帝王來自甘肅東北,於是頗有土耳其血統之嫌以外,所有偉大王朝的創業者都來自一個相當狹窄的山區,即隴海鐵路周圍,包括河南東部、河北南部、山東西部、以及安徽北部。

  如果我們以隴海鐵路的某一點為中心畫一個方圓若干裡的圓圈,並不是沒有可能,圈內就是那些帝王們的出生地。漢朝的創業帝王來自徐州的沛縣,晉室始祖來自河南,宋室來自河北南部的涿縣1,明太祖朱洪武則來自安徽鳳陽。

  今天,除了蔣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譜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將軍們是從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來的,仍然是隴海線周圍。山東出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出了齊燮元、李景琳、張之江、鹿鍾麟;河南出了袁世凱;安徽出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沒有產生偉大的將軍,卻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館茶房。半個世紀之前,華中的湖南出了曾國藩,是個例外,卻也恰好證明規則的正確2:儘管曾國藩是一流的學者與將軍,但因為他生在長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麵條長大,所以他命裡注定只能是一個顯貴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王朝。這後一項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獷與豪放,需要一點真正可愛的流浪漢性格,需要愛好戰爭和混亂的天才——對費厄潑賴,對學問及儒家倫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穩穩地坐在龍位之上,再將儒家的君主主義撿起來,這是個極有用的東西。

  1涿縣,現在河北中北部。

  2英語有一格言云:有規則就有例外。

  粗獷豪放的北方,溫柔和婉的南方,這些區別在他們各自的語言、音樂和詩歌中都能看到。我們來對比一下陝西樂曲與蘇州樂曲的差異。陝西樂曲用一種木板控制速度,聲調鏗鏘,音節高昂而響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聯想到呼號的風聲,似在高山上,似在曠野裡,又似風吹沙丘。另一方面,蘇州樂曲的低聲吟唱,介乎於歎息與鼾聲之間,喉音和鼻音很重,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個精疲力竭的氣喘病人,那習慣性的歎息和呻吟已經變成了有節奏的顫抖。在語言上,我們聽到的是北京話宏亮、清晰的節奏,輕重交替,非常悅耳;而蘇州婦女則輕柔、甜蜜地嘮嘮叨叨,用一種圓唇元音,婉轉的聲調,其強調的力量並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長了的,有些細微差別的音節。

  曾經有一段故事講一位北方軍官,在檢閱一隊蘇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聲音喊:「開步——走!」但是,士兵們沒有挪動腳步。一位在蘇州住過很長時間、知道奧妙的連長請求用他的辦法來下命令。長官允許了。於是他沒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聲音喊:「開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轉誘人的蘇州腔喊道:「開——步——走——噯——」嗨,你瞧!蘇州連前進了。

  在詩歌中,這種區別就更加明顯了,尤其在公元4 、5 、6 世紀。當時,北方中國第一次被韃靼人征服,北方的文人移居南方。這時,傷感的愛情詩在南朝盛行。許多南朝的君主都是了不起的抒情歌手。一種題材別緻的愛情小曲《子夜歌》也在民間產生並發展起來了。對比一下這些感傷的詩歌與北方新鮮、質樸的詩歌是很有啟發的。南方佚名的詩人在這種很流行的小曲中唱道:

  打殺長鳴雞,彈去鳥臼鳥。

  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另一首小曲唱道:

  途澀無人行,冒寒往相覓。

  若不信依時,但看雪上跡。

  南宋之際,一種稱作「詞」的有獨特風格的抒情詩發展起來了。其內容不外是婦女的深閨幽怨,紅燭淚干,中意的胭脂、眉筆、絲綢、幃帳、珠簾朱欄,無可挽回的春天,清瘦的戀人,羸弱的心上人兒等等。寫這種傷感的詩歌的人應該被寫那種簡短、質樸、直接描寫北方荒涼風景而不加雕飾的詩歌的人所征服,這實在也是自然的事。下面是一首典型的北方詩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一個北方將領在遭到慘敗之後,正是用這首詩把他的士兵又集合起來,送上前線去戰鬥。我們再來看一首歌詠新買寶刀的詩歌,與南方的愛情詩歌作一對比: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樑柱。

  一日三摩攀,劇於十五女。

  另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遙看孟津河,楊柳郁婆姿;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涉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這些詩歌也曾被胡適博士引用,來證明同一個主題。這樣一些詩歌開闊了我們思考問題的視野,使我們對構成中華民族的北方血統與南方血統的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去理解一個具有2000多年叩頭、室內生活、缺乏流行運動的文明歷史的國家何以能夠避免社會民族退化的命運,避免像埃及、希臘、羅馬等文明古國那樣落後於人。中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退化
 
  「退化」是一個很容易引起誤解的名詞,因為它的意義只能是相對而言。

  自從發明了抽水馬桶和吸塵器,現代人在衡量別人的道德水準時總是看其清潔程度。認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還要戴上護肚。我曾聽到過有同情心的外國人說,中國農民過著「牲畜一樣的生活」。

  他如果想拯救這些中國人,第一件事情看來就是給農民的茅屋及器具來一次全面消毒。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對污垢的恐懼,才是人類退化的標誌。依靠外部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險的。事實上,歐洲人生活在暖氣燒礙過熱的寓所裡,乘豪華小轎車,其求生的本領,斷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又矮,未經消毒的茅屋裡的中國農民。在孩子和野蠻人中自然存在的殘酷本性也並非人類退化的標誌。相反,退化的標誌是對疼痛與苦難的畏懼。一條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為一位夫人的愛犬,被帶著招搖過市,是一隻退化了的狼。即使是傑克,鄧姆普賽1式的魁梧,也不能用來證明賽場以外人類的榮耀。能用來證明的只能是人們工作與過幸福生活的本領。即使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動物,它的身體是一個更為敏感、複雜的有機體,有各種特異功能,有更優良的意志,這樣一種動物也不見得就比人類更茁壯,更健康,因為要考慮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無論是人還是動物,衡量其體格與精神健康與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對生活的適應力。

  即使我們單純考慮身體現象,也可以明顯看到幾千年來文明生活影響的痕跡。中國人使自己適應了這樣一種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動力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他已經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與冒險的智力和體力,而這些都是他們原始叢林中祖先的特徵。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發現它最好的用處是製造鞭炮,共他們的祖輩做生日用。這的確是中國人的幽默,完全像征著他們對發明的態度。就是說,發明要用於和平的目的。在藝術中,他們講究精美而不講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在體格上失去了不少過去的活力,以至本能上變得圓滑起來;在哲學上,他們講究合情合理,不講究敢作敢為,這一點也許可以從中國人圓圓的下巴和沒有定形的臉龐上看出一二。

  除此之外,中國人蔑視體格上的勇猛,蔑視體育運動,普遍不喜歡艱苦的生活,特別是城市資產階級,這些都與體力衰退有密切關係。無論是在電車上還是在職員會議上,歐洲人與中國人坐在一起時,你總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中國資產階級不衛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燒得過熱的暖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人的斜肩與無精打采的眼神。歐洲學齡兒童與中國學齡兒童的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競技場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歐洲人的男孩子,明顯與眾不同。他們速度快、靈活、精力充沛,儘管他們在耐力競賽時很少取勝,學術造詣從來也不如中國人。一位叫鮑羅廷1的人自吹在1927年的漢口國民政府中有相當的權力。這是因為這個精力旺盛的俄國人做著三倍於中國官員的工作。他可以遊說中國領導人直至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意見,以免被這位俄國人糾纏不休,而這位俄國人在他國內也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

  許多在上海的歐洲人奇怪,他們的中國朋友為什麼往往中途退出他們的社交性談話。其實,原因很簡單:中國人不能忍受這種長時間激烈的討論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這種討論在用外語進行時,則尤其如此。在許多中國人與歐洲人組成的夥伴關係中,無論是婚姻關係還是商業關係,歐洲人總是看不慣中國人那種令人生厭的沾沾自喜。中國人則看不慣歐洲人那種坐立不安的壞脾氣。中國人認為,美國爵士樂隊指揮那副連褲管都在顫動的樣子,以及歐洲旅客在輪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樣,實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1傑克。鄧姆普賽(Jdck Delpsty)。美國拳擊手,1919—1926年的世界重量級冠軍。

  1鮑羅廷(Michae Borodin,1884—1952)。蘇聯人。1922年來華,任共產國際代表及孫中山的顧問,1925年在廣州為國民政府最高顧問。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回蘇聯。

  除了蔣介石和宋子文,中國領導人都不「像牲口那樣工作」,而只是像文明人一樣工作。他們認為,生活不值得人們付出那麼多的勞動。假如蔣介石和宋子文最終都高人一頭,那也是因為他們的耐力,他們做苦工的能力。

  宋子文在辭去財政部長之職時稱自己像「牛一樣壯」。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國官員們那樣,在離職的時候恬不知恥地宣稱那是因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神經衰弱等。我們可以為這些身體上、精神上的病患開出一個長長的單子,囊括一所現代化醫院所有科室所能處理的病患:腸胃功能紊亂,腎負擔過重,神經崩潰,大腦功能失調,失去思維能力等等。官員們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時候,就要公佈這些身體上的毛病。當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實的。

  除了已故的孫逸仙以外,中國領導人並不經常讀書與寫作,儘管他們都是一流的學者。讓一位中國領導人寫一部托洛茨基自傳那樣的書是不可想像的。中國迄今為止也還沒有能夠寫出一部明顯暢銷的第一流的孫中山傳,儘管這位偉人已故去將近10年。就是像樣點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的傳記也還未曾見到。

  看來,在衙門裡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裡進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這些活動把學者們的時間都佔去了。這些事實,向我們說明為什麼精美的小詩,小巧的散文,為朋友著作撰寫的短短的序言,追悼會上對朋友一生簡短的敘述,以及旅遊散記等等佔去了中國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個人無法在力量上顯示自己時,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個人缺乏敢作敢為的勇氣時,就要在合情合理這個道德品質上作文章。我們隔很長時間才能夠出現一個司馬遷、鄭樵或顧炎武。這些人驚人的工作使我們聯想到永遠不知疲倦的巴爾扎克和維克多。雨果。這就是兩千多年的叩頭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結果。

  對人們的頭髮與肌膚的研究,似乎也能說明千百年來室內生活的影響。

  中國人的鬍鬚一般很少,有的極端缺乏,就是一個明證。這使得許多中國人不知道刮臉刀有什麼用處。男人的胸毛是不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歐洲並不罕見,在中國卻絕無僅有。據醫學權威們透露,書本上也有記載,女陰無毛在中國婦女中絕非偶然。中國人皮膚的汗毛孔也比歐洲人細膩,這就使得中國婦女的皮膚一般比歐洲婦女纖細,肌肉也較鬆弛。這是她們通過纏足的習慣有意培養成的理想模式。纏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國人顯然是有意識地追求這種效果的。在廣東的新豐,養雞場的管理人員把雞關在黑籠子裡,永遠不讓出來,雞在窩裡沒有多少活動餘地,於是我們就得到了新豐雞,鮮嫩可口,名聞遐邇。皮膚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應減少了,於是,中國人在解釋為什麼外國人有(想像中的)天天洗澡的習慣時說,這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較強烈的氣味。也許最明顯的區別是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失去了聲音中洪亮、低沉、共鳴的特質。

  據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況,現在還沒有材料證明。但是,在耳朵和眼睛的使用方面,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出現了任何退化現象。中國人很講究嗅覺器官,這從中國的烹調可窺一斑。下列事實也可證明。北京人不說「吻」小孩兒,而說「聞」小孩。人們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漢語文學語言中,也有許多法語中odeur defemmeo1的對應語,比如「績骨香肌」和「玉人芳澤」。

  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冷熱疼痛,以及日常嘈雜聲的敏感性與白人相比則相差甚遠。生活在集體化的大家庭中,中國人對這些東西已習以為常了,早已學會了如何去容忍這些磨難。或許中國人的神經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羨慕的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業通常是高度發達的,比如中國人的手工藝品製作。然而,在對疼痛與苦難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樣的麻木。(阿瑟。史密斯1在他的名作《中國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稱中國「缺乏舒適與方便」。這裡他敘述了自己對中國服裝、住宅、枕頭和眠床等等現象的觀察與感受。所有的歐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賭,中國讀者聽到史密斯敘述自己在中國的磨難與不舒適之後,會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經毫無疑問是退化了。)

  中國人容忍苦難的能力是無窮的。 
 


 
新血統的混入
 
  然而,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並不僅僅是靠了粗糙神經的力量與忍受苦難的決心。事實上,他們生存了下來是因為他們同化了蒙古族,產生了一種系統發育的生理移植,因為有一種新血統的混入,必有一次文化的繁榮。簡單描述了中國人的心理素質與身體條件之後,我們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擺脫長時期文明生活的不良影響,反倒發展了一些其他特點,從而使自己在更為好戰的外來種族面前束手就擒。中國人的生活似乎總是在一個更緩慢、更平靜、更穩妥的水平上運行,不是像歐洲人那樣富於行動和冒險。於是就發展了一些心理與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極的性格與習慣。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變得無法避免。在這些征服者手中,這個民族在政治上一次次被摧垮。問題是,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情況下,民族為什麼還能保持完整;這個民族並沒有能阻止這些軍事上的災難,像基督教在都爾1戰爭中阻止了穆斯林那樣,而是從這些災難中生存了下來,並吸取了新的血液以補充自己;她沒有喪失自己的民族個性與文化傳統,這個結果又是如何取得的?看來,國民生活有一個特定模式,沒有早期原始的活力並不意味著失去了種族的耐力與反抗能力。對這種民族耐力與反抗能力的解釋就是對中國何以能生存下來的解釋。

  新血統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今天所具有的民族活力。從歷史上講,這種活力每隔八百年便出現一次。如此驚人的規則,使人不得不認為週期性的民族更新也許是必要的。是民族內部道德纖維的退化導致了這些週期性的大動盪,而不是外部原因。李四光博士在一篇題為《中國週期性的內部衝突戰》(載《中國科學與藝術雜誌》,1931年)的出色文章中,對這些衝突與戰爭提出了他的調查數據,揭示出中國和平與動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週期性。他說,這種週期性遠遠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許的界限……也許可以說是太精確了,如果用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去判斷,則決然預測不到的。

  1意為女人的氣味。

  1阿瑟。史密斯(Atthur Smith,1845—1932)。美國公理會教士,著有多種有關中國的書籍。

  1都爾(Tours ),法國中西部一個城市。

  驚人的事實是,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成每八百年為一單位的週期。每個週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軍事上卻很強大的王朝開始。它使中國在幾百年的內部紛爭之後重新團結起來。其後,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間有一次改朝換代,接著是一系列的戰亂。結果,首都即從北方遷往南方。然後,北方與南方脫離,南北形成對峙局面,敵對情緒強烈。這時,外來民族入侵,整個週期便告結束。歷史於是又開始重新循環。中國又一次統一在中國人手中,文化又開始繁榮起來。

  每一週期中所發生的事件,在時間與關聯上的相同性,顯示出一種不可恩議的、機械般的準確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巨大的建築工程來說明這種準確性。這些工程都發生在每一週期的某一準確的階段,呈現出一種命中注定的規律性。具體說來,它們都開始於每次文化繁榮之初:第一週期,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建造豪華的宮殿,如阿房富,後者不久被付諸一炬,大火燒了整整3 個月;第二週期,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也修建了不少宏偉宮殿,豪華奢侈,富麗堂皇;第三週期,重建長城,也即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新開了幾條運河,修了大壩,明朝的永樂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樂皇帝也因為《水樂大典》而聞名)。

  第一週期(公元前221 ─588 年)約830 年這些循環週期包括:一、從秦朝至六朝和韃靼族入侵(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588 年),其間約830 年;二、從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9 —1367年),其間約780 年;三、現代週期,從明朝至今,週期還未結束。但是迄今為止已表明在過去的600 年間,已經發生了許多與過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為界,明清兩朝500 年的和平,現在似乎已經結束。

  太平天國運動標誌著本週期第一次大的內戰浪潮。我們現在正處在動亂與內部紛爭的頂峰。首都也已遵照傳統於1927年從北京遷至南京。

  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我們也注意到,南北分裂,外族征服北部中國,在過去風起雲湧的300 年中,還沒有出現。(中國人與日本人混血,儘管很少見,然而卻已經產生了兩個很值得注意的中國人。一個是小星伽,很不錯的將軍,曾經發動過一次失敗的反抗滿洲人的運動;另一位是蘇曼殊,本世紀初一位很有造詣的詩人。)第二週期(589 ─1376年)約780 年現代週期(1368年至今)

  我們把這些圖表重新繪製出來,一方面是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們能夠在一頁紙的篇幅內,將2000多年的中國政治史做一個最簡單最完美的總結。這些曲線代表了在中國大地上所發生戰爭的頻率。

  李博士也提到了另外一個事實。在第一週期之前的週期也是呈現出同樣的模式。通常認為周朝始於公元前1122年,延續了共900 多年。它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第一次繁榮,周朝建國之後450 年內是比較和平的發展時期,也是擴充疆土的時候。然後,由於公元前770 年中國西北部民族的壓力,京都移往東部。從此,就是各個諸侯國之間連綿不斷的衝突與戰爭。中央政府逐漸失去對各個封建諸侯的控制。這就是孔子編年史所載的春秋時期(公元前722 一前481 年),以及後來的戰國時期(公元前402 一前221 年)。這時,楚國不斷擴展自己的領土,直至基本控制了當時文明中國的整個南部地區。之後,由精明強幹的秦始皇領導的,混入未開化民族血統與外國風俗習慣的一個宗族征服和統一了整個中國,這個週期隨著宣告結束。

  這些事實,均需從人種學、經濟學、氣候學的角度予以解釋。四五百年的和平時期會使人口逐漸膨脹,這似乎是個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都不曾有過五百年的和平發展時期,中國也沒有理由成為例外,不過,縱觀中國文學史,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明確的解說。在南北分裂對峙期間,詩歌、文學中呈現了一種道德品行的墮落,正如我們前面引過的那幾首詩所表明的那樣。第一週期中的北方入侵時期,即六朝時期,從東晉至隋統一中國,這時,北部中國被未開化的部落所征服和佔領;第二週期中的北方入侵時間,從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這兩個時期都是相應的生活上變得嬌氣,文學風格上變得頹廢的時期。上述第一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主張工巧、綺靡、浮艷的四六駢體;第二個時期的特點是優柔感傷的詞曲。人們看到的不是詞句的貧乏,而是詞句的繁縟、精細與工巧。再沒有任何泥土氣息,而是頹廢、細膩的宮廷脂粉氣。人們對字的聲韻,像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人一樣,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在文學藝術批評與貴族生活習慣上也變得更為講究,更為文雅。

  正是在這些時期,繪畫和書法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貴族家庭興起,並將其藝術傳統一代代地傳了下去。在六朝時,中國文學批評第一次蓬勃發展起來。王羲之,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書法家,出生於一個大貴族家庭,就生活在這個時期。政治上的軟弱與恥辱不知什麼原因恰與文藝上的精雕細刻相吻合:南部中國在這些時期是由那些連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穩卻能寫很精美的詩歌的人所統治著。這些既是皇帝又是詩人的統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後主和陳後主。他們都是極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卻又是溫柔的愛情詩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個有名的畫家。

  然而,也正是在這時期,種族的復生也萌芽了。因為北方征服者僅僅佔據著官位,下層人民仍然是漢族。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但他們不僅接受了漢族文化,並且允許他們的民族與漢族自由通婚。宋朝時的全國(滿族王朝)也大多為漢族。種族的構成正在起著變化。即使在文化上,這些時期也是外族影響滲入的時期,特別是在第一週期末的佛教印度雕塑,第二週期的蒙古戲曲與音樂。人種混合最明顯的影響也許是表現在現代北方人的語言和體格上。他們的語調有了變化,輕輔音也變為濁輔音,身高增加,並有一種快樂質樸的幽默感。正是這種與外來血統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族能夠長期生存下來。 
 


 
文化的穩定性
 
  然而,這並不足以解釋所有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歷盡週期性的劫難之後,仍能生存下來,而沒有像羅馬被倫巴底人征服那樣被少數民族吞沒?這種種族耐力與吸收外族血統的能力究竟來自何方?這些問題還沒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今日的情勢。

  這種所謂的種族耐力與活力儘管受中國中產階級退化品質的影響,但還是使中華民族歷經政治劫難而生存下來,並吸收了外來民族的血統得以再生。這種耐力與活力,部分是體質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種族穩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國的家族制度。這種制度有明確的定義和優良的組織系統,使得人們不可能忘記自己的宗系。這種不朽的社會組織形式,被中國人視為珍寶,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財產都寶貴,甚至含有一種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種禮儀,更加增強了它的宗教色彩。對這一套東西的意識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

  這樣一個組織良好而頗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漢族與其他家族制度意識不強烈的外來民族混合時,有著巨大的誘惑力。不開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兒總是急於加入到這樣一個家族中,並聲稱自己是這個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員。設想自己一旦嚥氣時,並沒有真正死亡,而是仍舊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長河中。這種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員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劑。比如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來,就應該有許許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或許純粹是因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國人能夠將河南的猶太人同化。這些猶太人今天已被徹底漢化。他們不吃豬肉的傳統也成了純粹記憶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國人的家族思想,強烈的種族意識才能使猶太人自己的種族意識自慚形穢,歸於消亡。從人種學的角度看,這並不是什麼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韃靼人,其種族意識,種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猶太人。在這仲情況下,中國當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顯然比外來入侵者佔有更大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滿洲人將永遠是中國人,而日本人的企圖將會徹底失敗:政治秩序可以改變,統治者可以更換,然而,中國家族仍然是中國的家族。

  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科舉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中國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從而使種族得以延續;而科舉制度則使國家能對人口進行質量上的選擇,從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傳。科舉制度始於唐代,是建立在中國貴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國話是「將相本無種」。這種制度在漢朝的推舉文職人員的制度中已具雛形。公元3 —4 世紀的魏晉之後,官吏選舉制度有些變化,變得對名門望族有利,對黎民百姓不利。結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這顯然有利於晉朝貴族家庭的發展。

  科舉制度到唐朝(7 —9 世紀)已經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條由寒門通向權勢與名利的向人人都開放的途徑,儘管在後來的朝代中,科舉制度多少有些修改。這些考試從本質上講,是有些機械,儘管這種機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卻適合選舉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智力測驗。這種制度使得農村有才能的人不斷進入城市,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健康所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週期性的補充。縱觀多少世紀以來的情形,科舉制在統治階級的質量上,起了重要的選擇作用,從而使社會得以穩定。

  更重要的是,統治階級不僅從農村來,而且更要回到農村去,因為田園生活的模式總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藝術、哲學與生活中的這種田園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國普通人的意識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種族繁榮與健康的原因。中國生活模式的創造者們在文明與原始的生活習慣之中,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水平。他們幹得如此漂亮,不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嗎?他們選擇了農村文明,忌恨機械發明,喜愛簡樸的生活,他們發明了各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又不被這些方式所束縛。他們在詩歌、繪畫、文學中一代又一代地宣傳「返樸歸真」。是他們健全的本能指導他們這麼做的嗎?

  接近自然就意味著身體與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並非農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學者與富庶人家總是有一種渴望自然的感覺。一些著名學者的家書家訓總是充滿了這方面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文明的重要一點。這是使中國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從鄭板橋異常珍貴的家書中,隨便選了一封給他胞弟的信。板橋家書應該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幾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就是中國文學中的典型感情。鄭板橋的這種田園理想是建立在他對貧苦的農民充滿博愛精神的詩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於道家精髓。正如曾國藩的田園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維繫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與儒家種族觀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輔相成。因為田園理想使家庭成為一個單位,是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使鄉村成為一個單位,是整個政治文化制度的組成部分。

  我們會饒有興致地看到,曾國藩這位了不起的將軍和當朝宰相,在給他兒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斷告誡他們不要養成奢侈的習慣,建議他們種菜,養豬,給農田施肥。他明確告訴孩子要勤儉持家,這樣家族的繁榮才能持續下去。

  如果簡樸可以使家庭延續和完善,那麼簡樸也可以使一個國家延續和完善。對曾國藩來講,以下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

  於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曾國藩為什麼認為「養魚、餵豬、種菜、種竹」為「家政四要」。他說,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繼承我們祖先的傳統,另一方面可以讓人在牆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氣。進院之後又能看到一片繁榮景象。即使多花點錢,雇幾個人幫忙,這個錢也是值得花的。從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個家庭是在上升還是在敗落。

  從顏之推(531 —591 年)、范仲淹(989 —1052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家訓,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執著的勤奮儉樸的家庭理想。這種理想也是被認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遺產。家族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交織在田園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無法分離開來。「淳樸」這個詞對希臘人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國人也是如此。似乎人們既知道文明的好處,也知道文明的危險。人類知道享受人生的樂趣,但同時也清楚這種樂趣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寧可享受簡單一些卻能持久的樂趣。根據中國人的觀點,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減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於是,「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人當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學者所云。這一點,中國人從內心表示贊同。因為人類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樸歸真是最切實的保證。事實必定如此,中國人從本能上就知道這一點。他們要求家族延續,從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續。 
 


 
年輕的種族
 
  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通過時文明的一種本能的懷疑與堅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帶來的退化。這就意味著,所謂的中國文明必須被理解為一種與西方文明有相當差別的文明,喜歡尚古主義,並不大願意向它說再見。這當然不是一種能保證人民和平,不受斷斷續續的流血與動亂之苦的文明,不是一種能避免戰爭、饑荒與水災的文明。

  在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相對文明的社會生活的國家中,仍然會發生《水滸傳》中描述的那些事情,包括雖不多見但仍有可能的食人肉的事情。這個事實本身在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這種不可思議的、對抗文明所造成的混亂從而使社會延續的秘密。梁山泊的宋江、李逵等一群健壯的強盜,雖然是孔子之後15個世紀的人物,然而他們讓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疲憊不堪的文明的代表,而是文化時代到來之前的黎明時分一群歡樂的孩子。那時,生活的保障還是個未知數。似乎中華民族並沒有按孔子的說教變得完全成熟起來,而是在切實地享受那延長了的孩提時代。

  這使我們考慮到有關中華民族種族構成的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作為一個人種實體,中華民族所呈現出來的特點是古老民族的特點呢?還是一個在各方面都還年輕,在種族上遠未成熟的那樣一個民族的特點?我們也許可以這樣來區別:中國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種族上是年輕的,這是一個當代許多人類學家都主張的觀點。格裡菲思。泰勒根據他的移民區模式,把中國人劃分在人類進化最年輕的一層。哈夫洛克。埃利斯1也認為亞洲人處在種族上的嬰兒時期,他們在獲得專門化的發展之前,仍會保持著兒童時期的適應性、靈活性,以及原始狀態的各種純樸的特質。也許「延長了的兒童時期」是一個更好的字眼,因為幼稚、受阻礙的發展、停滯等等都容易引起誤解。

  所謂中國文化停滯的觀點是由於人們單純從外部觀察中國,對中國內部生活一無所知而造成的誤解,人們只要考察一下中國瓷器的最新發展就可以明瞭。這種發展並不是許多外國人想像的那樣,在孔子時代就面世的。這種發展只是第10世紀左右的事。2即使在那時,發展也很緩慢,直到17世紀康熙乾隆年間才達到完美的程度。這是我們幾乎可以看得見的時期。油漆、印刷和繪畫的發展也較緩慢。但每一個朝代都使這些工藝前進了一步。具有中國特點的繪畫直到近1000年前才出現。作為一個文明古國,這個時間並不算早。在文學上,史詩性質的散文和離奇故事的出現也很晚,比如《水滸傳》和《西遊記》,只是在14世紀才得到全面發展。當時離孔子與老子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已經有2000年了。

  1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is ,1859—1939),英國心理學家和作家。

  2原文如此。

  很奇怪,中國古代沒有出現過史詩,或許原本有過史詩,但早已散佚,在文學史上沒有留下一點痕跡。戲劇也是到11世紀的蒙古玉朝才得到推廣。

  像《西遊記》這樣的幻想小說也是這時才出現的。中國人的想像力是被那時的佛教激發起來的。小說在9 世紀才具雛型,14、15世紀(明代)得到發展,在滿族王朝開始時達到高峰,《紅樓夢》為其代表。該書與《克拉麗莎。哈洛》1同時代,是東方的《克拉麗莎。哈洛》。如果中國的文化盡早地大放奇花異葩,然後在孔子死去後的幾個世紀中結束,像希臘文化那樣,那麼中國只能向世界貢獻出一些精闢的道德格言和民謠等等,就不會有後來的偉大的繪畫、小說和建築。看起來我們並不是在觀察一個民族被阻滯的發展,它像希臘和羅馬那樣在年輕的黃金時代就達到了頂峰;而是在觀察那延長了的民族的兒童期,它需要幾千年的時間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即使那時,它也許還會勇敢地去進行更多的精神冒險。

  1本韋為塞繆爾。瑞恰生(SatnueI RkhaTdoon ,1689—1761)所著。作者是英國小說家。 
 


 
第二章 中國人的性格
 
 


 
老成溫厚
 
  「性格」一同是典型的英語詞彙。在理想的教育和人格培養中,除英國人外,很少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中國人這樣重視性格的培養。中國人似乎對性格過於關注,以致於認識不到在自己的整個哲學中還有任何別的東西。這種陶鑄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對世俗的慾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妄想,不捲入任何宗教侈談的理想模式,通過文學、戲劇、諺語,一直滲透到最下層的農民之中,給他們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論根據。英文中「性格」一詞,意謂力量、勇氣、「有種」。偶或生氣、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悶悶不樂;而漢語中的「性格」一詞則使我們聯想到一個老成溫厚的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安之若素,不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

  宋代的哲學堅信理智可以壓倒感情,控制感情,自認理智由於瞭解自己也瞭解別人,於是即使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可以調整自己、壓倒對方,從而取得勝利。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通常兒童入學第一課的教材《大學》,為「大學之道」下的定義為獲取「明德」,這個意思在英語幾乎是無法表達的,它的意思是指通過知識的習得發展培養一種領悟的本領,而對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現在是並且一直是中國人理想性格的根本,由此而生發其他各種性格特點,比如和平主義,知足常樂,穩重,耐力,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突出性格。根據儒家的觀點,性格的力量也就是理性的力量。如果一個人通過思想的錘煉,培養出這些優秀品質,我們就說他的性格得到發展了。

  儒家的宿命論常常也有助於獲得這些品質。與人們通常所相信的相反,宿命論是和平與自足的重要來源。一個才貌雙全的姑娘,可能會起來反對一樁不合適的婚事,但如果她和未婚夫相會時的環境能使她確信他們的結合是神的意旨,那麼她立刻會理解和領悟,並高興滿意地去做一個妻子。因為丈夫在她的眼中是「冤家」,而「冤家路窄」(如一個中國諺語所說),遲早會相遇的。如此說來,他們此後即可熱烈地相愛,激烈地爭吵,同時也總是知道神正在旁觀,是神給他們帶來這些麻煩。

  如果我們回頭看一下中華民族,並試著描繪其民族性,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點:(1 )穩健,(2 )單純,(3 )酷愛自然,(4 )忍耐,(5 )消極避世,(6 )超脫老猾,(7 )多生多育,(8 )勤勞,(9 )節儉,(10)熱愛家庭生活,(11)和平主義,(12)知足常樂,(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舊,(15)耽於聲色。總的來講,這些都是能讓任何國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偉大的品質。(我沒有將「誠實」包括在內,因為全世界的農民都是誠實的。中國商人的所謂誠實只不過是用土辦法做生意的副產品,是占主要地位的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產物,如果把他放到一個沿海城市,他就會大大失去那種純樸的誠實,變得與華爾街的股票買賣經紀人那樣不誠實。)以上這些特點,某些與其說是美德不如說是惡習,另一些則是中性的。這些特點既是中華民族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過分的穩健會剪去人們幻想的翅膀,使這個民族失去可能會帶來幸福的一時的狂熱;心平氣和可以變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帶來對罪惡的病態的容忍;因循守舊有時也不過是懈怠與懶惰的代名詞;多生多育對民族來講可能是美德,對個人來講卻又可能是惡習。

  但所有這些品質又可歸納為一個詞「老成溫厚」。這些品質都有消極性,意味著鎮靜和抗禦的力量,而不是年輕人的活力和浪漫。這些品質是以某種力量和毅力為目標而不是以進步和征服為目標的文明社會的品質。這是一種能使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獲得寧靜的文明。如果一個人安貧樂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種富於青春活力的要求進步、要求改革的熱情。這是一種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這個民族知道生活的意義,不奢求不可企及的東西。這種中國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國人失去了自己對事物的希望與慾念。理性使他們意識到幸福是無法獲得的青鳥1,於是便放棄了這種追逐——正如中國俗語所云「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時他們便發現幸福之鳥原來已在他們自己手中,在方才對想像中的鳥影進行激烈追逐的過程中,它幾乎被扼致死了。如此,便應了一位明代學者所言,「丟一卒而勝全局」。

  這個所謂「老成溫厚」,是某種環境的產物。事實上,各國的民族性都是有機的統一體,都可在其賴以生長起來的社會和政治的土壤中得到解釋。

  老成溫厚以某種方式自然生長於中國的環境中,有如一種特殊的梨產於其自然的土壤一樣。有些生在美國的中國人,在另一個環境中長大,絕無一般中國人的特質。他們可以用粗魯的重鼻音和直率有力、不事雕琢的演講攪亂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炎黃子孫那種壓倒一切、獨一無二的老成溫厚。另外,中國大學中的青年們也被認為是比同齡的美國學生成熟得多,就是在美國大學就讀的一年級的中國學生也無法對足球、汽車之類產生興趣。他們有另外更具成年人特點的興趣,他們很可能已經結婚。他們要考慮妻子、家庭,掛念自己的父母,或許還要資助堂表兄妹上學。責任感使人冷靜下來。民族的文化傳統又有助於他們明智地思考生活,這是早於他們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進程的。

  但他們老成溫厚產生的根源不在於書本,而在於一個對青年的熱情往往一笑置之的社會,中國人對青年的熱情,對重整乾坤的新官有一種特殊的藐視。中國社會譏笑這種熱情,譏笑這種認為天下無難事的信仰中,於是他們教育年輕人在長輩交談時不要插嘴,很快,中國青年就學到了這一點,他們不是愚蠢地去支持某項規劃或社會冒險,而是學著說風涼話,指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難,這樣他就步入了成熟的社會。從歐美回國的中國青年開始辦工廠生產牙膏,稱之為「實業救國」,或者翻譯幾首美國自由詩,稱之為「介紹西洋文化」。由於他通常有一個大家庭要扶養,要幫助堂表兄妹在社會上立足,他可不能總做一個教員(如果他從事教育的話),他要設法高昇,當個校長什麼的,於是他就是家庭中受尊敬的成員。在設法飛黃騰達的過程中,他獲得了終生難忘的人生與人性的學問。如果一個人不去作這些嘗試,人到三十,仍是一個眼睛圓圓、單純無邪、火急火燎的青年,仍醉心於進步與改革,那麼他不是一個富有靈感的白癡,就是一個稀里糊塗的天才。 
 


 
遇事忍耐
 
  讓我們列舉三個最糟糕最昭著的特點,並看看來龍去脈,遇事忍耐,消極避世和超脫老猾。我認為這些都是文化與環境影響的結果,並不一定是中國人心理構造的必然組成部分。它們的存在是由於我們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與社會中井時時受其影響。自然可以認為,如果消除這些影1青鳥,在西方文化中為「幸福之鳥」。

  響,那麼這些品質也會隨之削弱以至滅亡。忍耐的品質是整個民族設法適應周圍條件的結果,即過分稠密的人口和經濟上的壓力等等,使人們只有狹小的生存空間;這種品質又特別是家庭制度的產物,家庭制度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縮影。人們力圖消極避世,多半是由於個人自由沒有法律的保障和憲法的維護。超脫老猾是由於道家人生哲學的影響。當然這些品質都是同一環境的產物,我們為每種品質找出特定原因只不過是為敘述的清楚起見。

  遇事忍耐為中國人的崇高品德,凡對中國有所瞭解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然而這種品質走得太遠,以致成了中國人的惡習:中國人已經容忍了許多西方人從來不能容忍的暴政、動盪不安和腐敗的統治,他們似乎認為這些也是自然法則的組成部分。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經被提前徵收了今後30年的賦稅,但是他們除了私下在家裡發出幾聲別人似能聽見又聽不見的咒罵外,再無任何有力一些的反抗。與中國人的忍耐相比,基督教的所謂忍耐似乎是易怒,而中國人的忍耐有如中國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世界各國的旅行家們蠻可以帶一些中國人的這種忍耐回去,像景泰藍一般賞玩,因為真正的個性是無法模仿的,我們屈服於暴政和敲詐勒索猶如小魚投入大魚之口。

  或許我們對苦難的承受力小一些,我們的苦難就會少一些。然而這種對污辱的承受力被賦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倫理學諄諄教誨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並不是說這種道德不是中國人的偉大品質,耶穌說,「為溫順者祝福吧,因為他將繼承整個世界」。能否繼承整個世界我沒把握,但中國人的忍耐使我們得以繼承並管理著半個亞洲大陸卻是真的。中國人把忍耐作為一種崇高的道德,並有意識地反覆向後代灌輸。諺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然而培養這種美德的學校卻是中國人的大家庭,這裡有一大群的妯娌媳婦,姐夫妹夫,內兄內弟,大伯小叔,父親兒子等等,他們每天在相互忍讓之中學得了這種美德。在這個大家庭裡,如果有人關起門來做什麼事就會引起別人反感,這裡個人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他們從孩提時起,就從實際的需要和父母的教誨之中,學到處理人際關係必須互相忍讓,相互調整。這種深刻、緩慢、持久的熏陶對人們性格的影響,怎麼評價都不會過份。

  唐代有位宰相叫張公藝,有幸九世同堂,為世人羨慕不已。唐高宗問及他成功的秘訣,宰相喚來紙筆,揮毫寫了一百個「忍」。中國人並不認為「忍」是家庭制度的一種不幸,相反,他們一直對它表示欽佩。「百忍」這個詞現已進入道德諺語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寫上紅紙,貼上大門,比如「和氣生財」,「忍為家訓」等等。如果這種家族制度繼續存在,如果社會仍不充分重視個人的價值,而認為人只有處在和諧的社會關係中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忍耐必須被看作一個最崇高的道德,並一定要成長於這樣一個社會制度中,在這裡,它確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消極避世
 
  如果說在遇事忍耐上中國人是舉世無雙的,那麼在消極避世上中國人的名聲就更大了。這一點我認為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在一本英文經典小說《湯姆。布朗的學生時代》中,布朗的母親在他臨行時囑咐他要「抬頭挺胸,坦率回答別人的問題」,然而中國母親與兒子分別時通常的囑咐卻是「不要管人家的閒事」。這恐怕是再明顯不過的對比了。這種不同是因為在一個人權

  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會中,消極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難理解的吸引力。

  消極避世也並非人們的自然屬性,而是我們文化有意識的產物,是在特殊環境下我們古老智慧的有意識熏陶的結果。法國文藝批評家兼歷史學家丹納(Taine)說過,美德與惡習有如紅糖與硫酸。如果不這樣絕對地看問題,我們至少也可以贊同以下這個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種美德,如果在社會上推行後確有明顯效果,這種美德就會被普遍鼓勵,並被認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國人消極避世的習慣有如英國人出門帶雨傘,因為政治氣候對那些試圖單獨做點冒險事業的人來說,總是不大正常。換句話說,消極避世在中國有明顯的「活命價值」。中國青年與外國青年一樣,都有公眾精神。中國的那些熱血青年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都對「參與公共事業」表示出極大的熱忱。但是大約在25—30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起來了(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學乖了」),獲得了消極避世的品德,從而大大有助於他們的老成溫厚等文化習性的養成。這種品德的獲得,有些人是得力於聰慧的天資,另一些人則因為自己曾吃過一兩次虧。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穩重,因為所有的老滑頭們都學到了消極避世的好處,在一個人權得不到保障的社會,吃一次虧就夠嗆了。

  消極避世的「活命價值」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由於個人權利缺乏保障,人們參與公共事業——「管閒事」——就有相當的危險。我們有兩位膽子最大的記者,邵飄萍與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經審訊就被滿洲軍閥槍斃,於是其他記者自然很快就領悟了消極避世的好處,變得「聰明起來」。

  中國最成功的記者是那些沒有任何自己觀點的人。像中國所有的開明紳士一樣,像西方外交家們一樣,這些記者一般不對人生大事作任何評論,特別是當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並像他們那樣,對此感到自豪。(中國一家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日報,《申報》,以前曾以自己的編輯方針出名,並樂此不疲,即(1 )登載國外而非國內之事;(2 )處理看不見摸不著的久遠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問題;(3 )討論一般而非具體的問題,如「勤奮的重要」,「真理的價值」等等。)然而他們又能做什麼呢;一個人可以有參與精神,那是在個人權利有保障的條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誹謗罪就行了。然而沒有這種保障的時候,我們自我保護的本能告訴我們,消極避世是我們個人自由的最好的憲法保證。

  換言之,消極避世並非一種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種在沒有法律保護下的不可忽視的處世態度。它是自衛的一種方式,我們培育這種品質,正如烏龜培育自己的甲殼一樣。中國有名的淡漠的凝視僅僅是一種自衛的凝視,有其深刻的文化與自律的背景。這一點可由以下事實證明:中國的強盜土匪們並不依賴法律的保護,所以他們沒有這種消極避世之好,他們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最勇武、最有騎士精神、最有參與精神的階層。中國的騎士精神被稱為「豪俠」,並總是和《水滸》中的強盜聯繫在一起。人們在閱讀過程中,對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險活動產生共鳴,產生了一種間接的經驗,從而感到很愉快,這就使諸如此類的小說大受歡迎,正如美國許多老處女們欣賞埃莉諾。格林1一樣。於是,強者有參與精神,因為他們有力量參與,溫順者——他們佔人口的大多數——消極避世,因為他們需要保護自己。

  1埃莉諾。格林(ElinorG1yn,1864—1943),英國女小說家。

  這一點可由魏晉歷史來充分說明。當時文人們不參與國事,並因此受到人們讚賞,結果國勢衰微,北部中國繼而被北方驃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晉的文人崇尚飲酒和「清談」,醉心於道家的虛幻境界,煉長生不老之丹。這是自周漢以來中華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個時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頂點,導致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淪亡他族的結局。這種對消極避世的狂熱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釋?歷史明確無疑地揭示了問題的答案。

  漢末前後,中國的文人學士們並非對世事麻木不仁。事實上,政治批評在這個時期是最激烈的。當時文人學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學生」有3000多人,他們積極參與時政的討論,對國家政策或皇親國戚們的行徑作了堅韌無畏的抨擊,甚至敢於對宦官太監乃至皇帝表示不滿。然而由於沒有憲法保障,這個運動被宦官鎮壓下去了。二三百個學士,有的是全家,都被處死、流放,或監禁。這是在公元166 至169 年發生的事,史稱「黨錮」。這次鎮壓如此徹底,如此廣泛,整個運動即刻夭折,它的影響也持續了一百多年。從此就開始了對消極避世的崇拜和對酒、女人、詩、道家神秘主義的狂熱追求。有些文人學士甚至在深山築泥屋藏身,屋內無門,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學士則喬裝為樵夫,並謝絕親友來訪,以免被人認出。

  隨即又產生了竹林七賢。劉伶,一個了不起的詩人,常常數月不停地痛飲。他坐車旅行,通常攜一壺酒,一把鐵鍬,一個僕人。出發前,劉即囑咐僕人:「死,便埋我。」人們對他很崇拜,並稱之為「賢」。當時所有的文人學士都傾向於要麼過純粹的田園生活,要麼極端地耽於聲色,要麼極端地膚淺。另一位大詩人阮鹹與其侍女有不正當關係。一日正在外與朋友飲宴,忽然聽說妻子把這個侍女遣散了,他立刻向朋友借馬去追趕那位侍女,追上後將她扶上馬,帶到酒宴上朋友們面前。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以自己的慧黠受到人們的欽佩。人們敬佩他們猶如小烏龜敬佩大烏龜厚實的甲殼。

  這裡我們似在確切指出我們政治體制的致命弱點,並探討消極避世的來源,也正是這個消極避世方能解釋「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這個狼藉的聲名。

  根治的方法似乎很簡單,只要給民權以憲法保障即可,然而現在仍舊沒有人看到這點的深遠意義。沒有人渴望獲得這種保障。沒有人真心地要求這種保障。 
 


 
超脫老猾
 
  也許中國最突出的品質可以說是「超脫老猾」,這一品質最難使西方人明白,然而卻是最具有深刻含義,因為它直接指向一種與西方人不同的人生哲學。與這種人生哲學相比,西方文明的整個模式看來都極為原始和幼稚。

  假設在一個九月的早晨,有位年輕人試圖拖他的爺爺一道去洗海水浴,他往往會遭到老人的拒絕,於是他感到又驚又氣。但老人卻僅僅是置之一笑,這是超脫者猾者的一笑。很難講他們二人誰對誰錯。青年人的這種吵吵鬧鬧,坐立不安會有什麼結果?青年人的這種熱情、自作主張、奮鬥、打仗、激烈的民族主義會有什麼結果?為什麼這樣?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是徒勞的,也無法強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觀點,這是年齡問題。

  一位超脫老猾者是有許多生活閱歷的人,他是實利主義者,麻木不仁,對進步持懷疑態度。超脫老猾的最大優點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溫和,持

  這種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使許多女孩子傾倒,從而被選作丈夫。因為假如生活能教給人們什麼的話,那就該是和藹溫良。中國人總結出這條經驗,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之找到了宗教的認可,而是因為他們深切地觀察了生活,體會到了人生的沉浮。以下兩位唐代詩僧的對話,就代表了這種極端精明的哲學思想。

  一日,寒山謂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視目我,毀我傷我,嫌惡恨我,詭譎欺我,則奈何?」拾得日:「子但忍受之,依他,讓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裝聾作啞,漠然置他。冷眼觀之,看他如何結局。」

  這種老子精神在我們的詩文諺語中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失一卒而勝全局」,「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好漢不吃眼前虧」,「退一步海闊天空」,這種對待生活中各種問題的態度滲透在中國人的思想本質之中,人們在生活中總是反覆思考,總有「三十六計」;於是稜角被磨光了,一個人即獲得了象徵中國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溫厚。

  超脫老猾是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結晶,它的最大缺點是與理想主義和行動主義相抗衡。它擊碎了人們任何改革的慾望,它嘲笑人類的一切努力,認為它徒勞無益,它使中國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動,它能神奇地將人們的活動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簡單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孟子是一個偉大的超脫老猾者,他宣揚人類主要的願望是吃喝與女人,或者說是滋養與繁殖。已故黎元洪總統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超脫老猾者。他宣佈了中國政治哲學很受人歡迎的格言,也是解決所有中國的黨派之爭的良方:「有飯大家吃」,黎大總統還不知自己是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者。他從經濟的角度解釋了當今中國的歷史,他的機智連他自己都未覺察到。從經濟角度解釋歷史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左拉學派從生物角度解釋人生對中國人來講也不陌生,然而左拉的解釋是對知識的追求,我們的解釋則代表一種民族的自我意識,在中國,一個人無須學習如何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因為他生來就如此。黎元洪總統從未能以自己的思維能力著稱於世,但是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卻本能地意識到所有的政治問題都不過是飯碗問題,不是也不應該是任何其他問題。因此,他作為一個中國人,對中國政治提出了這樣一個我所知道的最為深刻的見解。

  麻木不仁與實利主義的態度是建立在對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這是只有老年人與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態度。這種態度,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輕的種族不可能理解一樣。道家聖經《道德經》作者的名字「老子」,意思也恰是「老小孩」,這也許不無道理(這個老小孩在公元前6 世紀曾騎水牛去向世界告別,路過函谷關時人們請求他留下5000字的《道德經》以啟蒙國人)。有人說人過40就變成了一個無賴,不過我們確實是歲數越大越不要臉。20歲的年輕姑娘很少為錢而結婚;40歲的女人則很少有不為錢而嫁人的,她們或許稱之為「平安穩妥」。希臘神話中的一段故事也許不無寓意。故事讓年輕的伊卡羅斯飛得很高直至裝在身上的蠟翼遇熱融化,他也墜海而死;老父親代達洛斯則飛得很低,安全抵家。一個人隨年齡的增長,會發展一種低飛的才能。理想主義被冷靜、平庸的見解改造,被金錢觀念改造。於是,現實主義就變成了老年人的特點,理想主義則成一青年人的特點。一個人年過40而未變成無賴,那麼他不是思想軟弱者便是天才,後者是「大孩子」,如托爾斯泰,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以及詹姆斯。巴萊爵士2,他們都有這麼許多的孩子氣,加上對事實的體驗,使他們能夠永葆青春,我們又稱為「留芳百世」。

  1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fort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蘇格蘭小說家、散文作家。

  2詹姆斯。巴萊爵士(Sir James Mattew Barrie ,1860—1937),蘇格蘭小說家、劇作家。

  然而,這就是純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5 千字的《道德經》包含了對超脫老猾哲學思想的凝煉敘述,這樣精闢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意味著某種超脫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該受詛咒的充滿破壞性的懷疑主義,對人類干預的嘲笑態度,對所有人類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敗採取的嘲笑態度。這主要倒並不是因為缺乏毅力,而是因為缺乏信仰 .這是一種與孔子的實證主義相抗衡的哲學,用來彌補儒家社會的不足,起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世界觀則是消極的,這商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則產生出我們稱為中國人性格的這種不朽的東西(在對待人生的消極態度上,佛教不過是道教的一種狂熱的形式罷了)。

  於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則是道家。我們中的儒家建設、奮鬥;道家旁觀、微笑。一個中國人在位時說道論德,閒居時賦詩作詞,並往往是頗為代表道家思想的詩詞。這就是為什麼差不多所有的中國文人都寫詩,為什麼他們幾乎所有的集子中,詩歌佔了大部分的篇幅,並且是較散文寫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家思想像嗎啡一樣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覺,於是便有神奇的鎮定作用。它減輕了中國人的頭痛病與心臟病。道家的浪漫主義,它的詩歌,它對自然的崇拜,在世事離亂時能為中國人分憂解愁,正如儒家的學說在和平統一時作出的貢獻一樣。這樣,當肉體在經受磨難時,道家學說給中國人的心靈以一條安全的退路,一種寬慰。僅僅道家的詩歌就可使儒家嚴格的生活模式變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義使得中國文學不至於變成只是為帝王歌功頌德,或一般道德說教那樣的陳詞濫調。所有好的中國文學,所有有價值的、可讀性強、能使人心靈欣慰的中國文學,基本上都充滿了道家精神。道教與孔教是使中國人能夠生存下去的負正兩極,或曰陰陽兩極。

  中國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卻更甚於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偉大到可以根據揚善懲惡的基本原則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們也可以偉大到不信任律師,不信任法庭,95%需要訴諸法律的糾紛是在法庭外面解決的。我們偉大到可以制定相當繁縟的禮節,然而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把這些禮節看作生活這個大玩笑的組成部分:中國人舉行葬禮時的大吃大喝,鑼鼓喧天,即可證明這一點。我們偉大到可以聲討罪惡,但同時對罪惡又可以無動於衷,不感到大驚小怪。我們偉大到可以發起一系列的革命運動,但也偉大到善於和解,並回頭再重複以前所反對過的統治制度。

  我們偉大到可以精心製作一套完整的對官員進行彈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圖書閱覽制度,但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這些制度,繞過這些制度,和制度開玩笑,駕馭這些制度。我們並不給大學生們講授政治學課,教他們政府應該如何工作,我們只讓他們看看我們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在做什麼就可以了。不實際的理想主義對我們毫無用處,因為我們對空想的神學缺乏耐心。我們並不教導我們的青年成為

  上帝的兒子,但我們教他們做一個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們才相信中國人基本是人文主義者,基督教在中國注定要失敗,除非它改頭換面得令人難以認出本來面目,否則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義中確能為中國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訓諭「像鴿子一樣無害於人」,但是要「像蛇一樣機智。」因為這兩項品德——鴿子一樣的溫柔與蛇一樣的機智——正是超脫老猾者的特徵。

  一句話,我們既認識到人類努力的必要,又承認人類努力的徒勞,這種總的心態使人傾向於發展一種消極防禦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這個原則下,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彌補,所有的計劃都得以調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飯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我們的另一個諺語,意思即英語的「不要惹事」,「別去惹醒睡著的狗」。

  於是中國人就這樣地生活著,極少鬥爭,也極少反抗。這就發展了某種平靜的心靈,使得人們能夠忍氣吞聲,並與自然和諧一致。這也發展了某種防禦策略,這種防禦策略比進攻策略還可怕。你到一餐館就餐,飢腸轆轆,飯菜卻遲遲不來,你可以再喚飯店的夥計,如果他態度粗暴,你可以找飯店經理發點脾氣。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說,「來了、來了」,但是腳上卻一動不動,你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做點祈禱,或者也非常文雅地罵幾聲。簡而言之,這就是中國人消極方面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領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賞,這就是超脫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義
 
  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人三種最惡劣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他們失去了組織活動的能力。我們看到這些特點來源於他們對生活的總的看法,這種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徵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顯,這種人生觀不無優點,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們既無野心又無慾望地立於世上,他們閱歷豐富,時刻準備接受生活所給予的一切,但同時又堅決主張在命中注定的環境下享受幸福體面的生活。

  由於中國人是富有經驗不易動情的人,他們很嚴肅:他們不像基督徒那樣假裝生是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許多先知那樣想在地球上建立什麼烏托邦。他們知道這個世俗的生活充滿了痛苦與不幸,他們只不過是想駕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國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

  他們不會對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極探險發生興趣。使他們極感興趣的是這個世俗的塵世,他們為此堅韌不拔、鍥而不捨,並且很富有責任感和冷靜頭腦。

  他們歡樂、幽默、大度、心平氣和,具有那種在艱苦環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無與倫比的天才(我們稱之為知足常樂的精神),正是這些精神使他們得以享受這個平凡的生活。這些品質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義與豁達大度,它們標誌著老成溫厚的文化,這是當代歐洲所缺乏的。

  事實上,我們縱觀當代歐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煩惱的並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幹」或腦力活動的能力,倒是缺少一點老成圓熟的智慧。我們有時思忖,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或許會多少戒除點兒自己烈性的青年氣質,減少自己腦力活動的能力並縮小思考的範圍,以便在科學再進步一個世紀、世界變得

  更小的時候,能夠學著對生活對別人抱有寬容的態度。當然也有失去歐洲人本色的危險。他們或許會學得少一些鋒芒,多一點圓熟。我相信會發生這種變化,但變化的原因不是什麼高明的理論,而是一種善謀自存的本能。那時西方也許會學到並相信少專斷多寬容的好處,因為世界變小了,寬容就成為急需的了;那時他們會減少謀求進步的慾望,增加理解生活後的焦慮;那時將有更多的人樂於傾聽「函谷關老人」的聲音。

  依照中國人的觀點,和平主義並非什麼「高貴」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識而已。如果我們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沒有來世,那麼我們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氣和。根據這個觀點,西方人獨斷專行、坐立不安的精神祇不過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標誌。對東方哲學深有造詣的中國人可以看到歐洲的這種幼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臻成熟。

  也許很奇怪,在異常精明的道家哲學中,「寬容」一詞總是出現。我認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要學習寬容,人們就要學一點道家的那種感傷與憤世嫉俗。真正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腸最好的人,因為他看到了生活的虛無,又由此生發出一種普遍的憐憫和同情。

  和平主義也是建立在人類對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個人學一點憤世嫉俗,他就會對戰爭多一點反感,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所有有知識的聰明人都是膽小鬼。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會打仗的人,因為他們是聰明的種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學與強調和諧為人生理想的儒學所培養所左右的民族。他們不去拚命搏鬥,因為他們是最工於心計,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個普通的中國孩子就知道一個頭髮斑白的歐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東西:無論國家個人,打仗總有死傷。中國持不同政見的黨派也最容易恢復理智,那種教人經常計算得失的哲學也教會他們要盡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盡快妥協和解。這個超脫老猾的哲學既教會中國人在艱難時世下要忍耐,採取消極辦法進行對抗,同時也警告他們要防止成功時的驕傲與自以為是。中國有不少勸人凡事適可而止的格言,如:「錢財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盡」。過分武斷或盡職盡責的人被稱作「鋒芒過露」,被認為是粗鄙行為和倒台的先兆。英國人認為「不打已倒之人」,是為了尊重公平比賽的原則。中國人的類似說法「不要欺人太甚」則純屬一種文化素養,我們稱之為「涵養」。

  對中國人來講,凡爾賽和約豈止是不公平,簡直是粗鄙和缺乏「涵養」。

  如果法國人在他們勝利之際有一點道家修養的話,他們就不會用凡爾賽和約騙人,因而他們現在的睡眠也就不會這樣不安穩。然而法國還很牛輕,德國也會幹出這種事情來的。法德兩國總是試圖將對方踩在自己的鐵蹄之下,這種極端的愚蠢竟沒有意識到。說也難怪,克雷孟梭何嘗讀過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沒有。所以讓他們去斗吧,道家則只是旁觀,只是莞爾一笑。

  中國人的和平主義多半也是出於稟性和對人生的理解,中國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遠沒有西方多。作為一個民族,儘管我們不停地打內戰,可我們該打的比實際訂的要少。如果把美國人放在我們這樣的腐敗政治之下,那麼他們在過去的20年中會有30次而不是3 次革命。愛爾蘭現在太平了,因為他們過去打得很凶;我們今天還在打,因為我們打得還不夠凶。

  中國的國內戰爭也井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爭,迄今為止所有的內戰皆無值得誇耀之處。沒人知道汪乓的事情,當兵的只是些沒有別的辦法餬口的窮人,他們並不想打仗。那些將軍們之所以對打仗有興趣,是因為他們自己用不到去衝鋒陷陣。每次大的戰役總是銀元得勝,儘管得勝的英雄還可能在聲聲禮炮中披紅掛綠、凱旋回城。那些炮聲很像戰鬥的炮聲,很有典型意義:在人與人的爭吵中、在內戰中,都是這種喧鬧聲代表爭鬥的實質。人們在中國不可能目睹戰爭,只能耳聞,我就聽說過兩次戰爭: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廈門,聽來都很使人滿意。通常是較佔優勢的一方嚇退了劣勢的一方,一場在西方國家可能是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裡一個月就宣告結束。被打敗的將軍,根據中國人公平競賽的原則,將被給予10萬美元的旅資,派去「調查歐洲的工業情況」。因為勝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內戰中,自己可能會有用得著這位失敗者的地方。下次時局一轉,十有八九你會看到上次的征服音與被征服音像結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輛汽車裡,這就是中國的「涵養」之美。與此同時,人民卻與這些事情毫不相干,他們永遠厭惡戰爭。在中國,好人從來不去打仗,因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知足常樂
 
  凡是到中國旅行過的人,特別是那些固執地到過為訪問者所罕至的中國內地的人們,無不為中國勞苦大眾低劣的生活水準所震驚。尤其使他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在這種條件下居然頗感快樂和滿足。即使像陝西那樣鬧著饑荒的省份,這種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極端情況下才有例外。即使現在這樣,陝西的一些農民仍然可能笑得出來。

  外國人眼裡所謂中國人的苦難,其中不少無疑出於他們用扭曲了的歐洲標準來衡量中國所產生的誤解,這種標準認為沒有暖氣燒得過熱的房間、沒有收音機,一個人就無法幸福地生活。如果這種標準正確,那未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麼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國生活幸福的人也就應該比「舒適的」巴伐利亞為多。在巴伐利亞,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折疊、能夠旋轉的理發椅,更沒有什麼開關按鈕之類的東西,中國農村的開關按鈕就更少了。

  在先進的上海,還有可以稱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發椅,這也仍可見於倫敦的國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馬特區。就我而言,則更傾向於認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發)的人更為幸福。那種根據一個人每天撳多少機器按鈕來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肯定是虛偽的。因此,中國人許多所謂自滿自足的神話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結果。

  然而事實上在相同條件下,中國人比西方人也許更容易滿足,不管哪個階層。無論是知識階層還是勞苦大眾,都有這種快樂知足的精神,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滲透的潔果。這種精神可見於歡快饒舌的北京黃包車伕身上,他們一路上總是談笑風生地逗樂,很想讓同伴遇到什麼難題,自己也好開開心;這種精神也可見於那些氣喘吁吁、汗流俠背地用山轎把你抬上牯嶺山頂的苦力身上;這種精神還可見於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縴夫身上,他們每天所能掙到的錢,除了吃兩頓簡單卻還滿意的飯菜之外便所剩無幾。根據中國人知足的理論,無憂無慮地吃一頓簡單而滿意的飯菜已是莫大榮幸。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云:「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與「和藹」、「和氣」等詞語相類似,新年都被寫上紅紙,貼上大門。知足是勸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盡」這種人類智慧的一部分,類似明代某位學者所謂「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傳:知足不辱。另一個說法是「知足者常樂」。在文學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對鄉村生活和樂天派的讚美,在所有的詩歌和私人書信中都能找到這種情緒。我隨意翻閱了一些明代學者的書信集,看到陸深寫給友人的信,其中寫道: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肪,載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數株,西堂添卻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制隱居寇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這種情緒,被現代中國文人們吸收進自己的思想與感情之後,使他們即使在陋捨之中也能找到幸福。

  人類的幸福是脆弱的,因為諸神明顯地對此感到嫉妒,於是「幸福」就成了生活當中最捉摸不定的問題。然而在文化與進步的領域內,幸福仍是人類智慧首先應該關心和解決的問題。中國人出於自己對生活的一般常識,竭力尋求這種幸福,他們像功利主義那樣,對幸福總比進步更感興趣。

  羅素夫人曾經明智地指出,「謀求幸福的權利」過去是並且現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懷,並置於興趣之外的權利,他們總是專注於那些次一等的權利,比如選舉、通過皇家費用預算、宣戰和彼捕後接受審判的權利。中國人從沒想到過被捕後接受審判是一種權利,但他們卻總是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謀求幸福的權利,無論是貧窮還是失寵都無法把這個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西方人尋求幸福的態度是積極的,中國人的態度卻像大儒主義那樣消極,幸福最終總被降低到個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實上,我們並不瞭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麼。因此,第歐根尼的故事儘管總是引起人們哄堂大笑,卻也著實使人們感到某種嫉妒。比如他宣稱自己是幸福的人,因為他不想要任何東西;他看到一個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現代的人們總是不斷地為許多問題所困擾,其中大部分與他們的個人生活大有關聯。他們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歐根尼的苦行主義,另一方面卻又捨不得錯過一場精采的戲文或電影。這就是所謂「坐臥不安」的現代精神。

  中國人並沒有像第歐根尼走得那麼遠,中國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走得很遠。知足的哲學思想,給了他們追求幸福的消極方法。與第氏不同,中國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帶來幸福的東西,如果無法得到,他們也不會死乞白賴地去爭取。中國人至少要求兩件乾淨的襯衫,因為儘管故事書中第氏精神的芬芳對人畢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與第氏為伍,效其所為,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窮得只配有一件襯衫,他也不在乎。與第氏不同,中國人希望看一場好戲並盡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沒有條件看,也並不十分難過。

  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圍有一些高大的古樹,但如果院子裡只有一株棗樹,他也感到同樣高興。他希望有許多孩子,有一個妻子親自動手做他愛吃的佳餚;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請一個高級廚師和一個穿著紅褲子的漂亮女僕,這個女僕要能在他讀書或作畫時為他焚香侍候。他還需要一些好朋友,一個能理解他的女人,這個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則歌伎也行。如果他生來就沒有這種「艷福」,他也不會懊惱。他需要吃飽,好在大米稀飯和醃蘿蔔在中國倒也不貴。他希望有一罈好酒,常常自己釀造米酒,或者花幾個銅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閒,這在中國不難得到,如果他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他便會快活得像一隻小鳥。如果他沒有一個可供玩樂的花園,他便希望有一間坐落在山裡的僻靜小屋,門前有一條小溪自山上潺潺而下。這間小屋也可倚傍著一個河谷,下午他可以漫步河岸之上,欣賞鸕茲為漁夫捉魚的生動情景。但如果他沒有這種運氣,只能呆在城市裡,他也不難過。因為無論如何他還可以在籠中養上一隻鳥,栽種幾盆花,還可以賞月——月亮總是會出來的。大詩人蘇東坡就寫過一篇十分優美的散文來描寫月亮,這就是《記承天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存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下定決心從生活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東西,並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萬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遺憾:這就是中國人知足常樂這種天才的奧秘。 
 


 
幽默滑稽
 
  幽默是一種心理狀態。進而言之是一種觀點,一種對人生的看法。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要才能與理智橫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會盛開,因為所謂幽默只是才能對自我進行的鞭撻而已。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人類一旦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無能與渺小、愚蠢與矛盾,就會有幽默者產生。比如中國的莊子,波斯的奧瑪。開陽1,希臘的阿里斯托芬2。沒有阿里斯托芬,雅典人精神上當貧乏得多;沒有莊子,中國人聰明才智的遺產也會遜色不少。

  1奧瑪。開陽(Omat Khayyam,約1025—1123),波斯待人及天文學家。

  2阿里斯托芬(Arisophanes ,約公元前448 —前385 ),雅典詩人和喜劇作家。

  然而由於有了莊子及其著作,中國所有的政治家和土匪強盜都成了幽默大家,因為在他們的思想裡直接或間接地滲透著莊子的人生觀。老子在莊子之前已經發出過尖細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則他就不會笑得那麼調皮。反正有關他的婚姻狀況、有無後裔等等,史籍中無從查考。老子最後的幾聲咳嗽和大笑被莊子接了過去。莊子較為年輕,音色也比老子豐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聽到他的笑聲。我們一旦有機會總是忍俊不禁。不過我時常感到我們的玩笑開過了頭,笑得有點兒不是時候。

  外國人對中國與中國人的無知給人以根深的印象,尤為奇怪的是他們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中國人有幽默感嗎?」這個問題無異於阿拉伯商隊問人:「撒哈拉沙漠裡有沙子嗎?」真奇怪,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從理論上講,中國人應該有幽默感,因為幽默產生於現實主義,而中國則是個異常現實的民族;幽默產生於庸見,而中國人對生活的庸見數不勝數。亞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與悠閒的產物,而中國人的知足悠閒程度是無與倫比的。一個幽默家通常是個失敗主義者,喜歡訴說自己的挫折與窘迫,中國人則常常是清醒冷靜的失敗主義者。幽默常常對罪惡採取寬容的態度,不是去譴責罪惡,而是看著罪惡發笑,人們總認為中國人具備寬容罪惡的度量。寬容有好壞兩面,中國人兼而有之。如果說我們剛才所討論的中華民族的特點——具有庸見、寬容、知足常樂和超脫老猾——確實存在的話,那麼在中國就不會沒有幽默。

  然而中國人的幽默多見於行為,少見於口頭。中國人對各種幽默有不同的稱呼,最常見的是「滑稽」,我想其意為「逗樂」,道學家們隱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對此津津樂道,這些著作僅僅是略微鬆弛一下過於嚴肅的古典文學傳統。這樣的幽默過去在文學中並無合適位置,至少人們從沒公開承認過它在文學中的價值和作用。幽默在中國小說中確實俯拾皆是,但小說以往從未被經典作家們視為「文學」。

  在《詩經》、《論語》、《韓非子》裡,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觀培養起來的孔學家們卻看不到孔夫子的生動有趣之處,他們也理解不了《詩經》中美妙溫柔的愛情詩,卻去作一些異想天開的解釋,像西方神學家們解釋《萬歌之歌》一樣。

  陶淵明的著作中也頗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種平靜悠閒的滿足和精美舒適的自我克制。下面這首描寫他那些不肖子孫的詩歌便是極好的一例: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二,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幽默也可見於杜甫和李白的詩篇。杜甫常使讀者苦笑,李白則用一種浪漫主義者的滿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們絕不把這些稱為「幽默」。對國教般的儒家學說的敬畏也限制了人們自由地抒發已見,並且視獨到見解為禁忌,然而幽默卻恰恰建立在對事物新穎獨到的見解之上。顯然在這樣一種傳統的束縛中,很難有幽默的文學產生。如果我們想編一個中國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說中搜尋例子,還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別是宋明兩代)的筆記和書信中去尋找,這些都是正統「文學」圈外的東西,其時他們會稍許放鬆一點警惕。

  然而中國人仍有一種自己獨特的幽默,他們總喜歡開開玩笑,這種猙獰的幽默建立在對生活的滑稽認識之上。中國人在自己的政論文中總是極端嚴肅,很少有幽默使人放鬆一下。但在另一些場合,他們對重要的變革和運動所採取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又常常使外國人驚奇不已,比如國民黨的平均地權、三民主義、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和禁煙委員會等等。一位新近訪問上海的美國教授在幾所大學作了講演,每當他正兒八經地談到新生活運動,總引起學生的哄堂大笑,他頗感驚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鄭重地提到禁煙委員會,學生們的笑聲會更響。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種觀點,一種對生活的看法。我們對這種看法或多或少總有些許瞭解。生活是一場大鬧劇,個人不過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個人嚴肅地對待人生,老老實實地按閱覽室規章辦事,或者僅僅因為一塊木牌上寫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踐踏草坪,那末他總是會被人視為傻瓜,通常會受到年長一些同事的哄笑,由於笑具有傳染性,這個人很快也就變成一個幽默家了。

  這種鬧劇性的幽默,結果使中國人對任何事情都嚴肅不起來,無論是最為嚴肅的政治改革運動,還是一條狗的葬禮。中國人葬禮的滑稽頗具典型意義,中國中上層階級鋪張的喪葬儀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滿面、身著各色繡花袍子的流浪兒竄來竄去,還有一個銅管樂隊在前面高奏「前進,基督的士兵們」,這些事實常被歐洲人引為中國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實。然而,中國人的送葬禮儀恰恰是中國式幽默的絕妙象徵。只有歐洲人才會那麼認真地對待葬禮,使之顯得莊嚴肅穆。嚴肅的葬禮在中國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議的,歐洲人的錯誤在於他們以自己先驗的成見認為葬禮必應嚴肅,葬禮有如婚禮,只應喧嘩鋪張,沒有理由認為非嚴肅不可。肅穆的成分在浮誇的衣袍裡已有蘊含,其餘皆為形式——鬧劇。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禮與婚禮儀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頂花轎。

  極富鬧劇性質的葬禮儀仗是中國式幽默的象徵,其實質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顧其實際內容。能夠欣賞中國式幽默的人勢必也能夠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種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稜兩可而言過其實的術語的書記員們起草,正如有專門的商店出租葬禮儀仗用的行頭一樣,沒有一個聰明的中國人會一本正經地對待它們。如果外國記者牢記葬禮上所穿袍子的象徵意義,就會少一些誤解,也就不復把中國人看作獨一無二、難以理解的民族了。

  這種對人生的滑稽認識以及處理形式與內容的方式,也同樣表現在其他許多方面。幾年前,應國民黨中央的要求,國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屬機關在上海的分部把辦事機構設在外國租界內。這條命令倘若真的貫徹下去,會給那些在上海擁有公館的部長們帶來很大不便,並會使許多人失業:南京的部長們對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開反抗,也不請求撤銷(如實陳述該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實際等等)。沒有一個職業書記員會聰明到起草出這樣一個呈文,同時又不與中央的形式相背。因為那就意味著中國官員們希望住在外國租界內,而這是不愛國的表現。他們最後想出了一個比它不知聰明多少倍的主意,他們只是把駐滬辦事處的門牌換成貿易管理局。一塊門牌大約不過20美元,卻沒人丟掉飯碗,也沒人丟臉。這種連小孩子都會玩的把戲不僅使南京政府的部長們感到滿意,而且也取悅了發佈命令的南京政府。我們的部長們的確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們的強盜們、軍閥們也都是幽默大家。有關中國內戰的幽默,上文已經談及。

  與此相對,我們可以舉教會學校的例子來說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幾年前,當局要求他們註冊登記,並要求他們取消聖經課,並在會議大廳懸掛孫中山像,每週星期一還要舉行一次紀念會,這使得教會學校頓時驚慌失措。中國當局不理解如此簡單易行的規定競不能遵守,另一方面傳教士們也不知如何接受這些條件,於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傳教士甚至開始打算關閉學校。比如有一位校長,問題本不難解決,但他卻堅持自己那愚蠢的誠實,拒絕將學校章程中那句聲明傳授宗教思想為辦校目的之一的話去掉。這位洋校長要求開誠佈公地聲明傳授宗教思想確為主要辦學目的。於是時至今日,這個學校還沒能註冊登記上。如此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協產生。其實這個教會學校應該做的不過是模仿南京部長們的所作所為,遵守官方的一切規定,掛一幅孫中山像,其餘事情均照中國方式辦理。不過我總不禁想到,以這種愚蠢的誠實為宗旨的學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學校。

  這就是中國人滑稽的人生觀。漢語中充滿了把人生看作演戲的比喻:中國官員的就職離職被說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項略有誇張的計劃會被稱為「唱高調」,我們確實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們喜歡的戲劇多為高級喜劇,不管是新憲法草案、民權草案、禁煙委員會,還是討論人員遣散的會議。我總覺得這些喜劇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們的人民有時也該嚴肅一些。幽默正在毀掉中國,它的破壞作用是無以復加的。人們那種響亮的笑聲未免有點兒過分,因為那仍是超脫老猾者的笑,任何熱情與理想之花,一旦碰到這種笑聲,都會凋謝枯死。 
 


 
因循守舊
 
  刻畫中國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則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詞本不該含有貶意,它是一種自豪,建立在對生活感到滿足的基礎之上。由於人們在這個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為做和使人滿足的東西,這樣就成了內心豐富的真正標誌,是值得大加羨慕的天賦。

  從本質上來講,中華民族是個驕做的民族,這種驕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慮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歷史——最近幾百年除外。儘管有時在政治上中國人確實蒙受奇恥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們卻是一個碩大的人類文明中心,他們具有自我意識,做事有條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種觀點的、唯一有點力量與中國匹敵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總是或多或少地對佛教持譏諷態度。儒家為育孔子而感到無比驕傲,進而又為中華民族感到自豪,為中國人能夠理解生活的道德內涵而自豪,為自己對人性的認識而自豪,為自己已經從倫理、政治諸關係上解決了人生的問題而自豪。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卻也不無道理。因為孔學不僅對生活的意義提出疑問作出回答,而且答案令人滿意,因為他感到已經解決了人類生存意義這個問題。這個回答有根有據、清楚明智,使人不再去思索未來,也不再想改變現狀。人們意識到自己業已獲得某種有用並且貨真價實的東西之後,自然會變得保守起來。儒家看不到並且認為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也有組織嚴密的社會生活,倫敦的警察不通曉孔夫子扶老攜幼的教導也照樣會幫助一位者婦人過馬路,這些事實中國人聽到後總是多少感到點驚訝。

  一旦中國人意識到西方人也實行所有的孔門禮節、秩序、榮譽、仁愛、勇氣、廉政等道德教誨,一旦他們意識到倘若孔子在世也會贊成倫敦警察和地鐵售票員的品行,他們的那種民族自豪感就大為動搖了。確實有些東西使中國人看了很不舒服,並斥之為魯莽和粗野,比如夫婦挽臂而行,父女擁抱接吻,銀幕上有吻,舞台上有吻,火車站月台上也有吻——到處都有吻。這使他確信中國文明真是無與倫比。然而外國也還有其他一些東西,比如一般來說普通百姓也都識字,婦女也會寫信,以及普遍的清潔衛生(中國人認為這是中世紀的傳統,而非十九世紀的創造),學生尊敬老師,男孩兒們總對他們的長輩說「是,先生」等等。所有這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東西,外加優良的公路、鐵路、輪船、優質的皮靴、巴黎香水、可愛的白種孩子、X 光照片、照相機、電唱機、電話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徹底擊碎了中國人那種民族自豪感。

  由於治外法權,儘管歐洲人的皮靴總是頻頻地踢在中國苦力身上,卻沒有法律予以制裁。民族自豪感的喪失又轉化為一種對外國人的本能恐懼,以往神聖的自豪感煙消雲散。至於外商大吵大嚷,擔心中國人會攻擊他們的租界,事實上這只不過從反面證明了他們的那點膽量以及他們對現代中國之肢淺認識。對於歐洲人濫用皮靴對付中國苦力的行為,中國人總感到義憤填膺,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如果外國人認為中國人會用自己質量較次的皮靴去報復去洩憤,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人如果這樣做就不復為中國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實上,對歐洲人的羨慕與對他們侵略性的恐懼現在是普遍現象。

  以上這些感情上的波瀾顯然促成了過激主義的形成,過激主義又促成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如此巨大廣泛的變化,以往從來沒人想到,只有幾個傻瓜和天才對它發生興趣。那時想進行一場革命元異於在天上架設彩虹之橋並漫步其上。而1911年的中國革命黨人正是這樣的天才。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打敗之後,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宣傳就極為活躍。當時有左右兩派:限制君權但維持君主統治的立憲派與主張共和的革命派。左翼以孫中山為領導,右翼以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為領導,梁後來與老師分道揚鑣轉向左翼。兩派曾在日本進行過長期的筆戰,然而問題的最後解決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論辯有了什麼結果,而是由於滿洲人統治的明顯不可救藥以及中國人本質上對民族自豪感的渴望。1911年政治激進主義之後,便緊接著1916年的文學激進主義。

  當時胡適發起了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之後又產生了1926年的思想激進主義,結果使現在幾乎所有的小學教師的思想都有了共產主義的色彩。

  於是,中國被分成共產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兩大武裝陣營。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這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情。勤於思考的年輕一代決意要使整個政治思想制度發生一次巨大的變革,然而統治階層卻正在掀起一股保守與反動的逆流。不幸的是,這股逆流並不那麼吸引人,因為首要人物都是些軍閥和政客,他們的私人生活裡絕不存在儒家思想的行為規範。

  事實上,這種保守性不過是偽君子的外衣,是虐待狂的報復行為——發洩對青年人的不滿,因為懦家學說教導人們要尊敬老人、尊重權威。熠熠生輝的政治放射出一大束一大束儒家思想的光芒,也正是這種光芒曾發動西藏喇嘛教祈求佛詛保佑以反抗日本的侵略。儒家學說的陳詞濫調混雜著梵語的「阿彌陀佛」和藏語的祈禱論,造成一種極端怪誕離奇的效果,殊難引起中國青年人的興趣。

  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中國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爭鬥。結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和歐洲的政治動向,爭論並不解決問題。如果保守派的首腦們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為中國找到出路,中國也可能轉向共產主義。然而在中華民族的秉性中,在只認識漢字或者乾脆目不識丁的廣大民眾之中,保守性會永遠存在。

  最主要的事實是中國人並不希望變革。在所有的外部變化背後,即在風俗、女子服飾、旅行習慣這些變化的背後,中國人對一位身著西裝、操一口流利英語、脾氣急躁的青年人仍然抱嗤笑態度。這位青年人看上去總是那麼幼稚,那麼羞於積極地主張進步。奇怪的是,在中國一個看上去不再幼稚的人隨即便轉向保守主義,留學生回國後穿上中式長袍,照中國方式生活,那他就成熟了,他開始喜歡老成溫厚,喜歡閒適,喜歡慣常的知足。穿上中國長袍,他的靈魂就得到了安息。中國的各種環境神奇地迷惑和吸引了許多「不尋常」的歐洲人,使之一輩子定居中國。回國的留學生快到中年之時,也會發現這種誘惑力。

  同時,大多數中國人仍將墨守陳規,這當然不是出於自覺的信仰而是出於一種民族的本能。我覺得中華民族的傳統勢力是如此之強,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將會永遠存在。即使發生共產主義掌權這樣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人的那些性格特徵:寬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傳統將會毀掉共產主義,把它改頭換面。而共產主義那種社會的、不受制於個人感情影響的、嚴格的世界觀則很難毀掉這個傳統,情況一定會是這樣。 
 


 
第三章 中國人的心靈
 
 


 
智力
 
  讀完前一章「中國人的性格」之後,如果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什麼結論的話,那就是中國人的智慧在牢牢地控制著周圍的物質世界,這種智慧的絕對優勢有多方面的含義。它不僅意味著人類的狡黠可以使一個眾所周知充滿了痛苦和悲傷的世界變成一個人類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且意味著對單純體質上的強健採取蔑視態度。孔子在很早以前就對門徒子路那種傑克。鄧姆普賽1型的勇猛體魄表示過嗤之以鼻的態度。我相信孔子更嘉許一個與有教養的朋友在家裡談夭說地的吉恩。騰尼2。孟子也嚴格區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並且毫不猶豫地把前者置於後者之上。中國人從來不說「平等」之類的廢話。

  1傑克。鄧姆普賽(Jack Dempsey)1895年生,美國拳擊家,1919—1926年世界重量級冠軍。

  2吉恩。騰尼(Gene Tunney ,1897—1978)。美國拳擊家,1926—1928年世界重量級冠軍。

  尊敬腦力勞動者,或者說是尊敬受過教育的階層,是中國文明的突出特徵。

  這種對學問的尊重與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並不相同,中國的學者對自己的學問也很鑽研,然而,西方的教授們對自己所研究學科的獻身精神,似乎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儘管這種精神有時近乎一種病態的驕做與職業的忌妒。中國人對學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個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學者應該教人以實際的智慧,對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時刻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樣的學者才受到尊重。這是在實踐證明了教育的正確性之後才給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在地方性或者全國性的動亂之中,人們靠他作出冷靜的判斷,靠他的遠見來預料某個行為或者某項決定可能會帶來的各種後果。這是一種更靠得住的預料。人們把他看作嚮導、指導者。真正好的領導,就是這樣的精神與思想的領導。在大多數人都目不識丁的情況下,這種領導是很容易維持的。有時,你只消說一大堆他們僅僅一知半解的術語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歷史典故,因為普通人在這方面所知甚少。他們的歷史知識是從戲劇中學來的。援引歷史典故通常就能解決問題,因為中國人習慣於具體的類比。這樣就能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實。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中國之患在於有過多的智慧,表現在超。脫老猾、避世潔身、和平主義等方面。這些品德與懦弱膽怯相差無幾。但是,所有的聰明人都是懦夫,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一個人憑借燒酒造就的勇氣,衝在最前面,去迎接一顆鉛做的子彈,為一個報紙編撰出來的「事業」去獻身——如果我們的頭腦還保持清醒的話,就會看到這樣做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如果他用自己的腦子去讀報的話,他就不會衝在最前面,如果他少喝點燒酒,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就會感到驚恐萬狀。這樣做既符台邏輯也符合人性。在上次大戰中,許多在大中學校小有名氣的文人學者們在強忍著一場精神上的折磨,對此,那些更強壯一些然而並不太聰明的人一無所知。是服過四年役的者兵,而不是新兵,才開始意識到開小差是自己應具有的品德,是一條向聰明的老實人開放的唯一合情合理的通道。

  不過,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不光是膽怯這一點。在歐美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學術上往往高人一籌。我想這並不是由於中國人選拔出國留學生的競爭過程所致。在國內,他們很早就習慣於學術討論。日本人為中國人起了一個譏諷性的綽號,叫「文學國度」。事實也確實如此,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當代中國無以數計的雜誌。只要有四五個朋友碰巧在同一個城市裡,一種雜誌似乎就會創辦起來。同時有數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雜誌編輯手裡。以前的科舉制是一種智力測驗,這一點筆者已經指出。它長期使中國學者的思維變得較為敏銳,使他們擅長於詞句的雕琢,文學特點的細微差別等等。對詩歌的修養,使他們的文學表達具有更高的境界,在趣味與技巧上,都得到了鍛煉。中國繪畫已經達到西洋繪畫未曾達到的高度。

  在書法藝術上,他們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在韻律美方面,我認為是達到了變化與精美的極致。

  因此,我們不能說缺乏獨創性、開拓性是中國人心靈的特點之一。他們的創造性與中國工業所一直保持的手工製作水平是一致的。由於沒有能發展一種科學的方法,由於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獨特性,中國在自然科學上是落後的。然而我確信,隨著科學方法的引進,隨著研究設備的完善,中國會在下一個世紀創造出偉大的科學家,為世界科學作出重大的貢獻。

  這種國民的智慧當然也不光限於知識階層。中國的僕人由於他們的聰慧與對人的體諒與理解,也很受人歡迎,至少可以和歐洲的僕人相媲美。中國商人在馬來亞、東印度、菲律賓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們比當地居民有著更多的智慧,由這種智慧所生發出來的各種品性,比如節儉、勤奮、遠見卓識等等,對學者的尊重甚至使中下層階級也產生了一種崇尚精緻完美的心理。這一點,外國人很少考慮得到,在上海的外國僑民有的甚至用洋涇英語對中國商店的店員講話,從而使這些中國人大為惱火。這些外國人並不知道,許多店員對一個分裂不定式之類細微的語法問題都是頗為講究的。中國的勞工在短時間內就可以被培養成技術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細的素質的。人們在貧民窟、工廠區等地方很少能看到西方相同階層的那樣高大、健壯的動物,寬頜、低額、力大如牛。人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另一類型的人。

  他們有智慧的目光,愉悅的容貌,極有理智的性格。也許中國人智慧的穩定性絕對高於西方許多種族。同樣的穩定性也表現在婦女的智力中,她們比男子更穩定。 
 


 
女性化
 
  確實,中國人的心靈在許多方面都類似女性心態。事實上,只有「女性化」這個詞可以用來總結中國人心靈的各個方面。女性智慧與女性邏輯的那些特點就是中國人心靈的特點,一點不錯的。中國人的頭腦,就像女性的頭腦充滿了庸見。中國人的頭腦羞於抽像的詞藻,喜歡婦女的語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綜合的、具體的,他們對諺語很感興趣,它像婦女的交談。他們從來沒有過自己的高等數學,很少越過算術的水平,就像許多婦女一樣。當然,大學裡那些男性化的婦女獲獎者自然例外,(這些婦女特徵自然是指在現行社會制度制約下的普通女性的特徵。)女人生活的本能比男人堅定,中國人生活的本能比其他民族堅定。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覺去揭開自然界之謎;是同樣的「直覺」,或稱「第六感覺」,使許多婦女相信某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就是如此。最後,中國人的邏輯常常與私人關係聯繫在一起,正如婦女的邏輯一樣。一位婦女在介紹一個魚類學教授時並不說他是魚類學教授,而說他是在印度去世的哈利森上校的姐夫。她那時正在紐約作闌尾炎手術,主刀的是一位和藹的老坎伯特大夫,他長著漂亮的前額。同樣,一個中國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個抽像體,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個可變通的量,應該具體地運用到某一個人身上,如黃上校,李少校等。於是,任何與個人聯繫不緊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視黃上校、李少校的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成其為法律。中國的司法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

  葉斯帕森1在他著名的《英語的發展與結構》一書中曾指到英語的男性特徵,指出它的簡潔、庸常、有力來作例子。我不願意對這樣一位偉大的英語權威的論點提出什麼異議,但有一點,筆者不敢苟同,就是有關性別的問題。

  1葉斯帕森(Otto Jes Desen,1860—1943),丹麥語言學家,著有(The Grow thand Structure of English 》等。

  庸常與實用的心態是婦女的特徵,而不太像男人的特徵。男人們更有可能試圖雙腳離地,飛向一個不能飛到的高度。中國話,中國語法,顯示出明確的女性特徵。它的形式、句法和詞彙,都揭示出中國人思維的質樸、想像的極端具體、句法關係的極端簡潔。

  這種簡潔在洋徑濱英語中反映得更為明顯。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洋涇濱英語是英語的肉加上漢語的骨頭。沒有理由認為像He come ,you no come ;youcome,he no come(他來,你不來;你來,他不來)這樣的句子就不如以下這個轉彎抹角的句子意思更清楚:You needn』t come,if he cornes;and he needn『tcome,if you come.(如果他來你不用來了;如果你來,他就不用來了。)事實上,第一個句子的簡潔使句子意義更明確。穆恩在他的著作《院長英語》中援引了蘇美塞得1一位農民在法官面前作證時說的話:「He』d astick ,and he『d astick ,and he licked he,and he ickedhe: if he liked a Shard as lickedhe,he』d killed he,and not heKilled he ,」

  (他有一根棍兒,他有一根棍兒,他打了他,他打了他;如果他打他像他打他一樣狠,他就會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在我看來,這樣講話比加上日耳曼語系中不同的格是更明智一些的做法。在漢語看來,「我打他」和「他打我」沒有主格賓格之累,其區別也一目瞭然。加上單數第三人稱詞尾「s 」實在是多餘的,正如我們已證明的過去式的情況一樣(I had ,he had;Iwent,he we I it——我有,他有;我去,他去)。實際上,許多人都在講「usgirls 」(我們女孩子),「them things 」(它們這些東西),而不被誤解,不會丟掉什麼。丟掉的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類別」,而這個類別與表達美卻毫無關係,我非常希望英美教授們在將來的某一天會勇敢而使人滿意地在教室裡宣佈「he don『t (他不……)是正確的英語;我希望將來某一天英語將在洋涇濱的影響上,變得與漢語一樣理智,一樣明晰。

  1蘇美塞得:英格蘭南部一郡。

  某種女性的實用本能已經使英語盡可能地把自己的從句簡化,如「weatherperm itting 」(如果天氣好的話),God wllling 「(如果上帝願意的話), 」twhenever necessary 「(一旦需要),」asexpected「(正如預料的那樣),」if I don』t come tonight 「(如果我今晚回不來),這句話中沒有用」shaIlnot 「,還有」if War breaks outnext week「(如果下星期打起仗來),這句話也沒有用」shall breakout「這種說法。葉斯帕森已經談到英語中那些類似漢語的簡潔說法,比如」flrst come,first  served「(先到先招待),」no cure ,n0pay 「(治不好不要錢),」oncebitten,twice shy 「(一次被咬,下次膽小)。這些都是標準的洋涇濱。英國人也在逐漸取消whom(賓格的」誰「),比如who are you speaking to ?(你在和誰講話?)。英語語法看來還不是沒有救。中國人對簡潔的喜好已經走得很遠,比如」坐吃山空「意思是說」如果你光坐著吃,什麼也不做,那麼就是像山一樣多的財富也會被吃光的「。這個意思中國人很容易就懂得了。由此看來,英國人要想趕上我們,還要很長時間。

  中國人的形象思維也表現在那些抽像名詞中,表現在眾多的諺語及比喻中。一個抽像的概念往往由兩個具體概念所組成,比如「大小」表示「體積」,「長短」表示「長度」,「寬窄」表示「寬度」。如下列句子:「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長」和「短」也用來表示爭議的雙方的是和非。比如漢語講,「一個人的論點有其所長」或「有其所短」,「我不管人家的短長。」(英語中類似說法有「thelongand the short of it ls」——「問題的長處與缺點是……」)我們也說「那個人沒有是非」,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好人,因為他對所有的問題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不介入私人糾紛。像「—ness」(表示「性質、狀態、程度」等,附在形容詞詞尾構成抽像名詞)這樣的詞尾,中文裡一概沒有。中國人只是簡單地像孟子那樣說:「白馬之白猶白玉之白欽」。這與中國人的思維不善於進行分析有關。

  據我所知,婦女常避免使用抽像名詞。我想這一點已經被人通過分析婦女作家所用的詞語而予以證明。(這種分析數據的方法也是西方人的一種心理習慣。中國人的庸見告訴他們沒有必要通過計算字數來證明某一個問題。

  如果他的直覺告訴他說,婦女講話與寫作中的詞語並不像男人們那樣抽像,這就夠了,不用證明。)中國人有如婦女,具體想像總是被用來取代抽像的名詞。下面這句學術性很強的句子很難精確地譯成漢語:Thete is nodiferenceht differenceof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ofdifference and no difference. 1中國的翻譯家可能會用孟子的一句話來代替:「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這樣的替代品在定義與精確性上都不如原句,然而行文卻更明白曉暢。如果說「HoWcould lperceive his innet mental process ?」

  (我怎麼能感知他大腦內部的運動過程呢?)不如說「How could l know whatis going onin his mind?」(我怎麼能知道他心裡正在想什麼?「)更明白。後者則遠不如漢語表達得更清楚:」我是他肚裡的蛔蟲嗎?「

  所以說,中國人的思想總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圍。這使得中國人能對事實更有感受,而這又是經驗與智慧的基礎。對抽像名詞的厭惡也可見於中國人對事物進行分類時所用的名詞,這些名詞往往要求有明顯的區別意義。

  這時中國人總是挑選一些最有表達意義的名詞。於是,在中國文學批評中,不同的寫作方法被稱為「隔岸觀火」(一種超俗的格調),「蜻蜒點水」(輕描淡寫),「畫龍點睛」(提出文章的要點),「欲擒故縱」(起伏跌宕),「神龍見首不見尾」(運筆自如,順其自然,陡然而來,戛然而止),「懸崖千仞」(結尾時陡然勒住),「一針見血」(一句話道出真情),「單刀直入」(直截了當的開頭),「聲東擊西」(突然襲擊),「旁敲側擊」(善意的戲弄,嘲笑),「湖上霧靄」(調子柔和),「層雲疊嶂」(細節等紛繁複雜,撲朔迷離),「馬屁股上放鞭炮」(結尾前最後一擊),諸如此類,1此句的大意是:所謂區別是指程度的不同,這種不同是介乎於程度不同的區別與沒有區別之間的區別。

  不勝枚舉。這些名詞使我們聯想到原始語言中的「汪、汪」、「呸、呸」等單調然而卻繪聲繪色的象聲詞。

  這種意象名詞豐富但抽像名詞缺乏的特點對寫作的風格,進而對思維的方式都產生了影響。一方面,它使語言生動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語言趨向華而不實,結果成為很多時期中國文學的弊端。對此,唐代的韓愈曾經掀起一場古文運動加以反對。這種風格缺乏表達的精確性,但是運用得當時,能產生一種悠閒的散文,生動、地道,鄉土味濃,像中國最好的「非正統」小說的風格一樣,也像「最好的英國正統」作家斯威夫特1和笛福2的散文風格一樣。它也防止了類似美國大學中越來越盛行的學術名同所造成的陷阱。特別是在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中,他們說到人類生活時總是談什麼「因素」、「過程」、「個性化」、「部門化」、「志向限額」、「憤怒標準化」以及「幸福的相關係數」等。這種風格著實無法翻譯成中文,儘管一些人在「漢語歐化」的口號下曾經做過一些荒唐滑稽的努力,但很快也就夭折了。

  將英語的科學論文翻譯為漢語是最難的。將漢語的詩歌,優美的散文,翻譯成英語也是最難的,因為每個名詞都是一個意象。 
 


 
缺乏科學
 
  我們已經對中國人思維的特點做了詳盡的討論。這使得我們能夠明瞭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希臘人為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們的思維基本上是分析型的,這已經被亞里士多德學說引人注目的現代性所證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和天文學。這些學問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維。印度人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而中國人儘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卻未能發展其自己的語法學。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因為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他們的抽像名詞,比如「仁」、「義」、「禮」、「忠」

  等等都是泛泛而談。在具體討論中,會發現它們的意義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周代所有的古哲學家中,只有墨子和韓非於的風格接近有力的論證風格。孟子毫無疑問是偉大的詭辯家,然而他也只是對「利」、「義」等大而又泛的詞感興趣。其他哲學家,如莊子、列子、淮南子,只對漂亮的比喻感興趣。墨子的門徒惠施、公孫龍都是偉大的詭辯家。他們喜歡編撰一些猜不透的難題,並試閨證明他們的論點,如「卵有毛」、「馬下蛋」、「狗亦可為一羊羔」、「雞有三足」、「火不熱」、「車輪從不輾地」,以及「龜身長於蛇」等等,而漢代的學者則喜歡對過去時代的經典作業歷山大式的註解詮釋工作。之後的晉代學者則復興了道家學說,靠「直覺」來解開自己的身體與宇宙之謎。沒有人想到過應該做實驗,也沒有人發展過什麼科學的方法。

  宋代哲學家在佛教的啟發下,重新解釋儒家學說,把儒教變為一個訓練心智和維護道德的哲學系統:他們留在後人心目中的名聲是洞曉大義但「不拘細節」。所以宋代學者的語文學是最不科學的語文學,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什麼語文學:只有到清朝才發展了一種比較的方法,一下子把清朝的語文學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語文學是中國最接近科學的語文學。

  1斯威夫特(Jonathan Swlft.1667 —1745),英國諷刺作家,《格列佛遊記》的作著。

  2笛福(Daniel Defoe,1659—1731),《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

  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科學方法不能得到發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科學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維之外,總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國人則用信自己的庸見與洞察力的閃光,推理的方法在應用到人際關係(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東西)時,常常導致一種愚蠢的結論,這在美國大學裡並不罕見。今天有許多用推理方法寫成的博士論文,會使長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愚蠢到去寫一篇關於冰淇淋的博士論文,並且在一系列的觀察與分析之後得出令人膛目的結論說「糖(在冰淇淋的製作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冰淇淋發甜」;或者在對「四種洗碟方法的時間與運動方法比較」進行研究之後,很高興地下結論說「彎腰提取物件的動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對「棉制內衣的細菌含量研究」之後得出結論「細菌的數量隨著衣物穿用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幾年前有一條消息報道,說芝加哥大學一個學生在對各種印刷方式的效果做了「比較研究」之後,發現線條越黑,越引人注目。

  這種愚蠢的結論,儘管對商業廣告不無用處,我想靠著中國人的庸見與「直覺」也可以迅速並且正確地獲得。我所見到過的最好的漫畫要算在《龐其》上發表的,描述一個行為主義者大會的那幅,他們正在幾頭豬身上做實驗。豬嘴上插著溫度計,前面掛著一串珍珠項鏈。試驗結束後,他們一致決議:豬對珠寶沒有反映。這些事情,並不純粹是對科學方法的濫用。我們知道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的坎森教授在第九屆國際心理學家大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為《論日常煩惱的來源與性質》。他記錄了21000 種煩惱,後來經過篩選,去掉重複的和失誤的之後還有507 種!此後他又將這些煩惱分級整理。

  比如「食物中發現頭髮」為26分,「看到禿頂的人」是2 分,「看到蟑螂」為24分。

  真正的科學工作自然需要相當的枯燥勞動。只有真正的科學才能使一個科學家在做出發現之後感到欣慰,比如發現了蚯蚓有一種保護性的外衣;因為正是這種細緻的觀察之後積累起來的事實才使科學一代代地發展,以至取得現在這樣輝煌的成就。而中國人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有的倒是大量的幽默與庸見。於是,他們自然認為:觀察與研究蚯蚓或者金魚的生活實在是有礙於學者的尊嚴的。 
 


 
邏輯
 
  由此,我們想到了中國人的邏輯。它建立在中國人對真理的觀念之上。

  根據中國人的觀點,真理永遠不能被證實,只能被感知。莊子很早以前就在《齊物論》中指出了知識的主觀性:既使吾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若與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根據這種理論,真理是無法證明的,儘管它能被「會心於忘言之境」(莊子語)。人們常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謂之道。」所以,真理只能被一種直覺所感知。中國人並非都在有意識地接受莊子的認識論,但是他們本質上是贊同這個觀點的。邏輯從來也沒有被發展成為一種科學,所以他們也不仰仗邏輯,而是靠自己或許是更健全的庸見。

  在中國文學中,也從來沒見過有雄辯的論證,因為中國人壓根兒不相信這類事情。於是,辯證法並未得到發展,也沒有科學論文這樣的事,高本漢1最近撰文批評中國「高級評論家」在論證古典作品的真偽時所犯的邏輯錯誤。某些錯誤確實是幼稚可笑的;但這是站在西方方法論的觀點上看才知此。中國人從來不會寫一篇萬言或者五千言的論文去證明某一個論點,他僅僅是做筆記。至於論點本身的是非,則留待後人評說。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是留給我們這麼多筆記集,稱作「隨筆」或「筆記」。不劃分段落,內容包括文學作品的作者探源、典籍、校勘、連體雙胞胎、狐狸精、紅鬍子英雄,以及吃蜈蚣的隱者等等,雜沓紛壇,應有盡有。

  中國作家先提出一兩個論點,然後即刻提出結論。在讀他的文章時,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論點與論據從來都不很長,你突然看到他已經領悟到了什麼在作結論了。優秀的筆記、隨感錄,比如顧炎武(1613—1682)的《日知錄》,給這類文章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當然不是由於其中的邏輯論證,而是由於他的觀點的正確性。而這種正確性只能由後世來表示贊同或反對。顧炎武筆記中即使是兩三行的觀點,也往往是幾年潛心研究之所得,是再科學不過的東西。確定歷史事實中的某一點,作者很可能要作多次的旅行。需要百科全書般的學問。但是他的錯誤很難查證,他的正確又不能一下子確定。人們只能對他表示欽佩,因為3 個世紀以來,還沒有任何作者能對他的論點提出疑義。

  這裡,我們看到了「邏輯」與庸見的對抗。庸見在中國代替了推理與演繹。庸見通常更合乎情理,因為分析性的論證是通過把真理分成若幹部分去探索真理,結果使真理失去其自然的聯繫與含義。而庸見則把事物看作一個活的整體。婦女的庸見往往強於男人的庸見。在危急時刻,我總是仰仗她們的判斷而不是男人的判斷。她們審時度勢從全盤考慮,不為個別方面所迷惑。

  在最好的中國小說如《紅樓夢》、《野叟曝言》之中,婦女被描繪成能對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最可靠的法官。她們的言談能夠面面俱到,十分使人傾倒。

  缺乏這種庸見的邏輯是危險的邏輯。當一個人持有某種觀點時,他很容易用自己的學術頭腦將a 、b 、c 各個論點逐漸演化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然而他卻可能像《米德爾馬契》1里那位學者卡薩波(CaSaubon)一樣,沒有能夠覺察到他夫人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而這一點,其他男人是可能做到的。

  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有其哲學基礎。人們很有興趣地注意到,中國人在判斷某論點正確與否時,並不僅僅訴諸道理,而是既訴諸道理,也訴諸人情。

  「Reasonableness」譯成中文為「情理」。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情」即「人情」,或「人性」:「理」即「天理」,或「外部原因」。「情」代表著可變的人的因素,「理」代表著不變的宇宙的法則。這兩個因素的結合,就是評價某項活動,或某個歷史問題的標準。

  1高本漢(Berhand Kargren ,1889—1978)。瑞典漢學家。

  1《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 ),作者為英國著名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c Eliot,1819—1880),作於1871—1872年。

  這種區別也可見於英語的reason(道理)和reasonabielness (合情理)的對比。我相信是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人是論理的動物,但不是合情理的動物。中國哲學也承認這一點,並認為人應該設法使自己變得合情合理的而不只是講理的。中國人將合情理置於道理之上。道理是抽像的、分析性的、理想化的,井傾向於邏輯上的極端;而合情理精神則更現實、更人道,與實際緊密聯繫,能更正確地理解和審時度勢。

  對西方人來講,一個觀點只要邏輯上講通了,往往就能認可。對中國人來講,一個觀點在邏輯上正確還遠遠不夠,它同時必須合乎人情。實際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邏輯更重要。因為一種理論會太符合邏輯以至於完全缺乏庸見。中國人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反對符合道理的事情。這種情理精神,這種對庸見的崇拜,與中國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關係,結果形成了中庸之道。這一點,筆者將在下一章討論。 
 


 
直覺
 
  然而,這種思維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為庸見的邏輯只能用於人類事件與行為,不能用來解開字宙之謎。人們可以用情理來解決人際糾紛,但是不能用情理來發現心臟和肝臟的相對位置,或者確定胰液的功能。因此,在推測自然與人體的奧秘時,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直覺。很奇怪,他們憑直覺感到人們的心臟在右邊,而肝臟則在胸腔的左側。有一位很博學的中國學者俞正燮(1775—1840),他的《癸已類稿》卷峽浩繁,傳誦遐邇。他曾經讀到一本由JesuitsJacobus Rho ,James Terrence和Nicolaus Longobardi 翻譯的《人體解剖學》,發現書上說心臟位於左側,而肝臟則位於右側,從而下結論說西方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的內臟器官。他進而下結論說既然他們的內部器官不同,那麼他們的宗教也肯定不同——這個演繹推理是直覺推理的絕妙的例子——所以,只有那些內部器官不完善的中國人才有可能成為基督徒。這位淵博的學者俏皮地評論道:如果Jesuits等人知道這個事實的話,他們就不會那麼饒有興致地在中國傳授基督教,並試圖把那些半正常的人先變成基督徒。

  他是極端認真地做出這些結論的。他的方法,實際上是中國人在自然科學與人類心理學方面典型的「直覺」推理方法。不過,人們現在已經開始相信科學的方法,認為它還是有些道理。儘管人們可能會太關注於「糖(在冰淇淋的製作中)的主要功能是使它發甜」這樣的問題,然而人們卻可以避免上述《癸已類稿》作者那種孩子氣的思維方法。他至少可以用手試一下心臟的跳動。但是,這位學者顯然不屑於屈尊去做任何體力勞動。

  中國學者不願勞動自己的雙手和眼睛去做那些愚蠢的苦工,而寧可稚氣地相信自己「直覺」的力量。於是,他們就按自己的意願來解釋人體及宇宙的奧秘。中國的醫學和生理學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學所謂的五行之上的——金木水火土。人體結構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徵。腎臟代表水,胃代表上,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臟代表木。在實踐上,中國醫學界並不是沒有成效。一個患高血壓的人被認為是「髒火」太旺;一位患消化不良的人則是「積土」太多;輕瀉劑被用來提高腎臟的功能,起「助火」的作用。這樣,消化不良「通常」都能被治癒。如果一個人患神經不正常,那麼他應該多喝水,應該服用治標劑,這樣「腎水」就會上升,從而使「肝火」減弱,使病人的脾性保持

  平衡。中國醫學是行之有效的,這一點毫無疑問,爭論只在診斷方法上。

  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思維特點的痕跡。由於不受科學方法的束縛,「直覺」就有可自由馳騁的廣闊天地,甚至接近了幼稚的幻恩。某些中國醫學純粹是建立在文字遊戲之上的,另一些則建立在奇異的聯想之上。贍蜍身上有皺皮,所以被用來治療皮膚病;一種生活在山腰上既深又涼的池塘中的青蛙據說對身體器官有一種「冷卻」作用。在過去的兩年中,上海的地方報紙登滿了有關「肺形草」的廣告。這種植物出產在四川,被認為是治肺結核的良藥而向人們大力推薦。這樣的廣告一篇接一篇,直到人們都開始相信學齡兒童不能吃雞爪子,否則他會染上一種亂撕書的壞習慣。

  迷信文字的力量可見於生活的各個角落。我們這裡不是講邏輯,也不是談庸見,而是討論一種原始心理的反映。這種原始心理在有趣的幻想與嚴酷的現實之間井沒有劃分出一條界線,也不想去把它們區別開來。蝙蝠與鹿都是編織物上人們喜用的動物,因為「蝠」與「福」諧音,「鹿」與「祿」——權勢——諧音。中國的新郎與新娘在婚禮結束後,要在私下吃一次由一隻豬心做的宴席,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同心」,生活就會美滿和諧。

  在這裡,真誠的信仰與玩笑的幻想很難講孰多孰少。某些禁忌明顯地是被嚴格遵守的。如果你在船上用飯,將盤子裡的魚翻一個身,船家就會感到不安,因為這就意味著船要「翻」掉。他並知道這些是否真有道理,但「人們都這樣講」,他並沒有興趣去親自做實驗來證實。這是一種介於真理與幻想之間的心態。這裡,真理與幻想詩意般地、令人愉悅地結合在一起,就像夢遊人故事中的情景一樣。 
 


 
想像
 
  我們必須設法理解這種天真的想法。由此,我們才可以進入中國人想像與宗教的世界。所謂宗教,筆者指那美好的天堂和熾熱的地獄,以及真實的活著的靈魂,而不是波士頓唯一神教派教徒們「內心世界的王國」;也不是馬修。阿諾德1對那種非人力、無定形、存在於入身內外,有助於正義的力量之信仰。

  這個想像的世界並不只是屬於目不識丁的人。孔子自己就表明過對鬼神的某些天真想法。他說,「與其媚(鬼神)於奧,寧媚(鬼神)於灶。」他在談到鬼神時,輕鬆自如,引人入勝:「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

  他是很願意讓鬼神存在的,條件是鬼神允許他干自己想幹的事。

  唐代的大儒韓愈繼承了這種天真幼稚的態度。他被貶官發配到汕頭附近做太守。他所在的地區被鱷魚侵犯,人民飽受其苦。於是他寫了一篇言過其實的《祭鱷魚文》。鱷魚們對他的講話風格似乎非常欣賞——韓愈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因而,它們隨後就撤離此地了。這是韓愈自己陳述的事實。韓愈真的相信自己的祭文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嗎?這樣的問題不會有任何答案。提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就是對事情完全的誤解,因為韓愈的答案很可能是:我怎麼知道真有其事;但是你又怎麼知道這是假的呢?這是一種不可知論,公開承認我們的腦力是不可能解決此類問題的,隨即放棄這種努力。韓愈是極有膽識的人,且不迷信。他寫了有名的諫書,勸皇上不要派遣1馬修。阿諾德(Mdtlhew Arnold,1822—1888),英國詩人及批評家。

  使臣去印度取回「佛骨」。我相信他在撰寫那篇祭文時也一定暗自覺得好笑。

  當然,中國有膽識的人中也不乏那些更推崇理性主義的人。比如下一世紀的司馬溫公,曾對佛教的地獄說提出疑義。他問道,為什麼中國人在佛教傳入之前,做夢都沒有見到過地獄,然而,這種唯理主義並非典型的中國人心靈。

  在我看來,中國人靠想像力所創造的最有特色的人物是漂亮的女鬼,這都是中國學者們憑空想像出來的,比如《聊齋誌異》中的那些人物。這些故事描寫女鬼,描寫被迫害被污辱的婦女的精靈。她們以一個女僕的身份出現,從而把自己的不幸告訴活著的人們。死去的心上人又回到了情人的懷抱,並為他生兒育女。這些具有濃厚人情味的小說是受中國人歡迎的。因為中國的鬼是那樣令人吃驚地通人性,而女鬼又是那麼驚人的可愛:她們愛別人,也有忌妒心。她們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這些鬼怪並不是讓書生們晚上獨自一人呆在書房而感到害怕的那種鬼怪。當蠟燭即將燃盡,書生昏昏欲睡之時,他聽到絲綢衣服窸窣作響,睜眼一看是位十六七歲嫻靜少女。一雙渴望的眼睛,一副安詳的神色,她在看著他笑。她通常是一位熱情的女子。我相信這些故事必定是那些寂寞的書生依照自己的願望編造出來的。然而她能通過各種把戲給書生帶來金錢,幫助他擺脫貧困。書生病了,她精心服侍,直至痊癒。其溫柔的程度,超過了一般現代護士。更為奇怪的是,她有時還替書生攢錢。在書生外出時,她可在家耐心等待,一等即幾個月,乃至幾年。所以也能非常貞潔。這種共同生活的時期可長可短。短到幾天,幾十天,長則幾十年,直到她為書生養育了子女。

  兒子科舉高中之後回家探母,結果發現豪華的宅邸己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古老的墳墓。地下有一隻洞,裡面躺著一條死去了的老狐狸。原來她是中國人喜歡放在故事裡的那些狐狸精之一。有時她會留一個紙條,說她很不願意離開他們,但是她是一條狐狸,原不過想享受一下人間的生活。現在他們既已興旺發達,她深感欣慰。她還希望他們原諒她。

  這就是中國人典型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沒有在上帝的世界裡翱翔,而是賦予這些幻想的人物以人類的感情和人類的悲傷。這是一種不信教的人的品德。既承認想像,也承認現實,不期望一個完全能夠得到解釋的、完美的理性世界。中國人想像中的這種性質,外人很不知曉,所以筆者翻譯了一個故事,叫《倩女離魂》,是唐代流傳下來的。故事的真實性,不得而知。不過據說事情發生在公元690 年武後稱帝的時候。我們的小說、戲劇、學者的著作中到處都有此類故事。這裡的神怪被描繪得非常可信。他們被人格化了。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筒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畝,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抑鬱,宙亦深恚恨,托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訣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跳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夢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錳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泣涕言日:「吾累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大驚日:「倩娘疾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舟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赴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唯親戚間有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偕喪,二男並孝廉摧第,至丞尉。

  或許由於世間得不到圓滿的解釋,使人們的這種想像力有了一定的活動餘地,這倒是一件好事。想像力如果運用得當,可以使世界變得美麗。正如在道德生活中,人類智慧被用來將世界轉變為一個人類生存所滿意的場所一樣,在藝術生活中,想像力被用來給平凡、枯燥的世界罩上一層美麗的面紗,使這個世界的脈搏和我們美感的脈搏一起跳動。在中國,生活的藝術與繪畫、詩歌的藝術是一致的。正如17世紀末的李笠翁在一段戲文中所云:己觀畫上山,更看山中畫。

  這種想像在對悲哀與貧困進行忽受之後,將其轉化為美的東西,正如我們在杜甫詩裡清楚地看到的一樣。美存在於茅屋、蚱蜢乃至蟬翼,而且最奇怪的是存在於石頭之中。只有中國人才會畫一塊犬牙交錯,凹凸不平的石頭,並將它掛在牆上,日日思索與欣賞。這些石頭並非威尼斯或佛羅倫薩那些雕刻過的石頭,而是崎嶇不平,未經馴化的自然之物,仍舊保持其自然狀態中強烈的節奏。我們的美的感受也由此獲得。我認為這種對一塊普通石頭的節奏所產生的享受感是中國人優美精緻的心態最有說服力的證明。確實,在發現一塊普通鵝卵石的美的時候,中國人的頭腦是很敏捷的;在設法搾出存留在這個不安全的、氣數已定的世界裡最後一盎司幸福時,中國人的心情是迫不及待的;這種敏捷與迫不及待的心情互不相讓,相輔相成。中國人會將一幅畫有孤零零的鱗峋怪石的畫,或者一隻貓在虎視眈眈地盯著一隻螞蚱的畫,掛在自己的牆上,對著它沉思,儘管內戰很可能正在他的家門口打響。尋找日常生活中的美,這就是華茲華斯1和中國人想像力的作用。華茲華斯是英國詩人中最富有中國精神的一位。如果雨點打在頭上時你也不躲開,你會發現這些雨點是很美麗的。這是明末蕭士瑋的話。他是在談論日記寫作的非正式文體時說的。不過,這並不僅僅是文學上的結論,也是生活中的信條。

  1華茲華斯(WillidmWotdswotth.1770—1850),英國詩人。 
 


 
第四章 人生的理想
 
 


 
中國的人文主義
 
  要瞭解中國人的人生理想,就必須先瞭解中國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

  這個詞含義模糊含混,然而中國的人文主義卻有它明確的界說。它的意思是:第一,對人生目的的確切認識;第二,為實現這一目的而行動;第三,實現的方式是心平氣和,即中庸之道,也可稱作「庸見的崇拜」。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一直使西方哲學家備受困惑。他們從目的論出發,認為包括蚊子乃至傷寒菌在內的萬事萬物,都是為這個自負的人類的利益而存在的。如此這般,人生的意義就從來沒有揭示出來過。今生今世自有百般磨難,因而自傲的人類始終無法事事如意。於是目的論又轉向來生來世,把今生的世俗生活看作為來世所進行的準備。這與蘇格拉底的邏輯恰好符合,即認為一個凶悍的妻子對她丈夫的性格錘煉來說,是一種天然的恩賜。以此躲避人生的難題固然可以使人暫時心平氣和,但問題仍舊沒有答案:「人生的意義何在?」另外有一些人,像尼采那樣知難而上,否認人生「必須」有什麼意義,認為人類的進步不過是一種循環,一種野蠻人的舞蹈,而不是去市場採購,所以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然而問題還是沒能解決,它就像海浪一樣不斷衝擊著堤岸:「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

  中國的人文主義者認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諦,並時時意識到這一點。

  在中國人看來,人生在世並非為了死後的來生,對於基督教所謂此生為來世的觀點,他們大惑不解,他們進而認為:佛教所謂升入涅槃境界,過於玄虛;為了獲得成功的歡樂而奮鬥,純屬虛榮;為了進步而去進步,則是毫無意義。

  中國人明確認為:人生的真諦在於享受淳樸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歡樂和社會諸關係的和睦,兒童入學伊始,第一首詩便是: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在中國人看來,這不僅代表片刻的詩意般的快樂心境,並且是追求人生幸福的目標。中國人就是陶醉在這樣一種人生理想之中,它既不曖昧,又不玄虛,而是十分實在。我必須說,這是一種異常簡單的理想,簡單到非中國人老實巴交的頭腦想不出來。

  我們時常納悶,西方人何以竟想不到人生的意義在於純淨平安地享受生活。中國與歐洲的不同,似乎在於西方人有更大的能力去獲取和創造,享受事物的能力則較小,而中國人享受僅有一點東西的決心和能力都比較大。把精力集中在世俗的幸福,這一特性是我們缺乏宗教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

  因為如果一個人不相信有一個緊接著今生今世的來生來世,他就會在今生的一切消逝之前盡情享受,而宗教的缺乏又使這種想法變成可能。

  由此生發出一個人文主義,它但白地宣告了人類是宇宙的主義,並規定一切知識都是為人類的幸福服務。知識同人類的結合併非易事,因為人類一旦動搖起來,就會被自己的邏輯所左右,成為知識的工具。人文主義只有堅定地把握住人生的真諦才能保佑自己。比方說,人文主義只是在宗教信仰的來生來世與現代世界的實利主義之間,佔據一個中間位置。佛教也許在中國引起了人們的普遍興趣,然而與之相對的真正的儒家,對它的影響總感到忿然不平,因為在人文主義看來它只是一種對生活的逃避和對真正人生的否定。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由於機器的迅猛發展,人類無暇享受自己創造的一切。美國營道工人的榮耀使人們忘記了沒有冷熱自來水我們也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在法國和德國,許多人伴隨著自己的水壺和老式臉盆也照樣在他們安逸而漫長的一生中,作出了重大的科學發明,寫出了不少宏篇巨著。需要有一種宗教來宣揚耶穌關於安息日的著名教義,並時常告誡人們:造機器為人,而非造人為機器。因為無論如何,人類的一切智慧和知識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人類如何保養自己,如何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 
 


 
宗教
 
  再明顯不過的事實是,中國的人文主義者獻身於自己所確認的人生真諦,對與此無關的神學、玄學的奇幻異想則漠然置之。我們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孔子在被問及有關死亡這個重要問題時,有一個著名的答覆:「未知生,焉知死?」一位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曾經試圖讓我意識到靈魂不滅的重要性。他說天文學指出,太陽在逐漸喪失掉自己的能量,或許在幾百萬年之後,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命就不復存在了。「那麼,」他問道,「你不認為永生這個問題很重要嗎?」我坦誠地告訴他說,我絲毫不為之困擾。如果人類能生存50萬年,就足以使他們做完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考慮另外50萬年如何則有點庸人自擾了。試圖使自己的靈魂存在50萬年以上且不甚滿足,這實在是一種乖戾,是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位長老會牧師的憂心忡忡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心靈,正如我的漠不關心是典型的中國人心靈一樣。於是,中國人不易變成真正的基督徒。即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也應該變成教友派教徒,因為教友會是中國人所能理解的唯一基督教派。基督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會給中國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是它的教義卻會被摧毀,當然不是被儒家的邏輯而是被儒家的庸見所摧毀。佛教在被中國的知識階層吸收時,即變為一套僅僅是用來保持精神健康的理論系統,而這正是宋代哲學的精髓。

  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生活的理想中,有一種固執的東西存在。中國人的繪畫和詩歌,可能富有想像力,但是道德倫理學卻正好缺乏這種想像力。即使在詩歌和繪畫中,所表現的也不過是一種地地道道、全心全意地對庸常生活本能的喜歡。想像力不過是被用來給世俗的生活罩上一層誘人的漂亮面紗而已,而不是用來擺脫它。毫無疑問,中國人熱愛生活,熱愛這個塵世,不情願為一個渺茫的天堂而拋棄它。他們熱愛生活,熱愛這個痛苦然而卻美麗的生活。這裡,幸福的時刻總是那麼珍貴,因為他們稍縱即逝。他們熱愛生活,這個由國王和乞丐,強盜和僧侶,葬禮與婚禮與分娩與病患與夕陽與雨夜與節日飲宴與酒館喧鬧所組成的生活。

  中國的小說家們所樂而不疲的正是這些生活細節。它們是真實的,人所共有的,並且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人類直接受到這些細節的影響,那不是一個悶熱的下午嗎,全家從夫人到丫環都已午休,黛玉一個人端坐在珠簾之後,聽到鸚鵡在叫主人的名字。那不是一個中秋天,或者是某一年那個令人難忘的中秋節的晚上嗎?寶玉和他的姐妹們聚在一起,作詩填詞,在螃蟹宴上逗笑取樂,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之中。如此完美以至不能長久的幸福,正如中國人所講的十五的月亮那樣,總有陰晴圓缺。或許那是一對天真無邪的新婚夫婦,月夜重逢,雙雙坐在池邊,祈禱上帝保佑他們白頭偕老。然而此時,烏雲正要遮往月亮,遠處傳來一種神秘的聲音,彷彿是一隻在外閒遊的鴨子,遭到覓食的狐狸的追捕時,突然跌進水中的聲音。年輕的妻子不覺打了一個寒顫,第二天便發起了高燒。是的,如此楚楚動人的美妙生活確實值得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這個世俗的生活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太物慾,太粗鄙,以至不能寫入文學作品的,所有的中國小說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厭其煩地詳述一次家宴各道菜餚的名稱,或是客店裡一位旅客的晚餐。接下來是胃痛,然後到一塊空地——亦即自然人的盥洗室——去了。中國的小說家們這樣寫了,中國的男人女人們也是這樣生活著。這種生活已經夠豐富的了,容不了什麼靈魂不滅的思想摻和進來。

  中國人生理想的這種現實主義,這種對世俗生活戀戀不捨的感情,來源於儒家學說。儒家不同於基督教,它是腳踏實地的學說,是有關塵世生活的學說。那穌是浪漫主義者,孔子是現實主義者;耶穌是神秘主義者,孔子是實證主義者;耶穌是博愛主義者,孔子是人本主義者。從這兩位著名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希伯萊宗教和詩歌與中國現實主義和庸見之間的典型對比。嚴格講來,儒家學說並非宗教:它闡發了某種對生活對宇宙的感情,很接近一種宗教的感情,但並不是宗教的感情。世上有一些偉大的人物,他們對來世的生活,對靈魂不滅的問題,對整個的神靈世界都不感興趣。他們的哲學永遠也不能使日耳曼民族滿意,至少肯定不會使希伯萊人滿意,但卻使中華民族滿意了——大體上滿意,下面我們將看到這種哲學為什麼事實上連中國人也從來未能感到完全滿意過,而這種不滿意又是怎樣由道佛兩家的超自然主義予以彌補的。然而在中國,這種超自然主義似乎在總體上與人生理想這個問題相脫節:更確切他說,它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的副產品,或者情感的宣洩途徑,使生活更能使人忍受。

  儒家學說如此忠實於人本主義的天性,以至孔子及其弟子都從未被尊崇為上帝,儘管中國歷史上不少比他們遜色的文學家、軍事家都被適當地列入了聖徒名單,甚至被奉若神明。一個普通的民家婦女,如果受辱蒙冤,不得不以死表明白己的清白,那麼她會迅速變成一位受人尊敬的地方女神,受到所有村民的奉祀。以下事實也頗能代表人本主義的實質:三國時勇敢忠誠的將軍關羽被製成偶像受人敬仰,然而孔子以及平常人祖先祠堂裡的列祖列宗都未被製成偶像。反對崇拜聖像的人到孔廟後便無所作為。在孔廟及宗祠中僅有一些長方形的木牌,上寫明牌位所代表的祖先姓名,這些與偶像毫無關係。進而言之,這些祖宗英靈並非神抵,不過是一些去世的人物,他們想繼續像生者那樣對自己的子孫表示關心。如果他們真是了不起的靈魂,他們也許可以保護他們自己的後裔,但他們自己卻需要子孫們的保護,並靠這些孩子援助他們一些食物賴以充飢,一些化為灰燼的紙錢以供地獄中的各類消費之用。他們的子孫也有責任靠佛教的彌撒將他們的靈魂拯救出地獄。總之,他們需要別人關心照顧,正如他們在老年時要孩子們關心照顧一樣。這也就是幾乎等於儒家學說作為宗教而被崇拜的程度。

  筆者經常饒有興致地觀察基督教世界這種宗教文化與中國人坦率承認世界不可知的文化之間的不同,同時也觀察這些區別又如何適應了人們的需要,這種需求在我看來基本上是共有的。這種差異與人們通常認為宗教的三個作用是一致的。首先,宗教是教士或僧侶權謀的外化形式,包括其教義、使徒傳統、對奇跡的出現所寄托的希望和拯救人類於水火並加以赦兔的獨家經營權,這些簡單而方便的工作,及其實實在在的天堂與地獄等,如此暢銷的宗教是對所有民族都適合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可以說它能滿足人類文化不同時期人們的不同需要。人們有這種需要,而儒家則不能力他們提供這種需要,於是道教和佛教就來彌補缺陷了。

  第二,宗教是對人們道德和行為的一種約束。這裡,中國人與基督教徒的觀點大相逕庭。人文主義的倫理觀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

  在西方人看來,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在中國人看來,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們就不能相互以禮相待,這同樣是令人詫異的。人們應該做好事,因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體面的事情,這是應該能夠理解的。筆者常感詫異,不知如果沒有保羅神學,歐洲倫理學又將如何發展。或許歐洲的倫理學會沿著馬庫斯。奧裡利厄斯1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純粹由需要來決定發展了。保羅神學發展了希伯菜人關於罪孽的觀念,這種觀念又給整個基督教倫理學罩上了陰影。於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類出罪惡之深淵,這就是所謂贖罪論。因為一旦歐洲倫理學與宗教無關就會被視為十分怪誕,所以人們很少想到這種可能性。

  1馬庫斯。奧裡利厄斯(Marcos Auiellus ,121 —180 ),羅馬皇帝。

  第三,宗教提供了一種神靈的啟示,一種活躍著的感情,即面對宇宙的莊嚴和神秘所產生的感情,一種對安全生活的追求,從而使人們心靈最深處的精神直覺感到滿足。生活中有這種情形,或許我們剛剛失去親人,或許久病初癒正處在恢復期,也許是一個秋天陰冷的早晨,我們看到葉子從樹上飄落下來。一種死亡與人生無常的感覺襲上心頭,這時我們的生活便越過了五官所及的範圍,越過了有形世界而進入來世。

  這種情形,歐洲人中國人都會有,但二者對此的反映卻截然不同。在我這樣一個原來信奉基督教而現在卻不信教的人看來,儘管宗教對所有的問題都有現成的答案,從而使人的心靈平靜下來,然而,宗教卻轉移了我們對生活的神秘莫測感和辛酸悲哀感的注意力,這些感覺我們稱之為詩。一位不信教的人,他對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的答案,他的神秘感是無法遏制的。他渴望安全,然而安全卻永遠沒有保障、也無法得到保障,於是他最終被迫寫起了泛神論的詩歌。實際上,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詩歌代替了宗教為人提供靈性,活躍情感,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對中國詩歌的討論中將涉及。西方人不習慣於這種不信鬼神、縱情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宗教才是逃避塵世的天然方式。然而,在不信教的人看來,宗教是建立在某些恐懼之上的;害怕今生今世沒有足夠的詩歌與幻想來充實自己的感情,害怕在丹麥的山毛櫸林中或是在地中海海濱涼爽的沙灘上沒有足夠的魅力與美景來撫慰人們受傷的心靈。恐懼之餘,超自然的東西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然而,儒家的庸見認為超自然主義屬於不可知的範圍故而不予考慮,不去枉費心機;儒家強調人可以超越自然,同時又否認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者作為人們生活方式的自然主義。這種態度在孟子的著作中闡述得最清楚。儒家學說中人在自然界所處的地位可由以下這個概念說明:「天地人為宇宙之三才」。這個概念多少與巴比特1的三重區別很相似,即超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蒼天被認為是由雲、星等所有不可知的力量所組成的,亦即西方一個法定名詞所總結的:」上帝的行為「;而地則被認為是由山脈、河流等所有那些由希臘神話中得墨特爾女神控制的力量構成;人則介乎其間,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人類知道自己在世界萬物中應處的地位,並以此為榮。他的精神,正像中國建築的屋頂一樣,被覆地面,而不像歌特式建築的尖塔那樣聳峙雲端,這種精神的最大成功是為人們塵世生活的和諧與幸福提供了一種衡量標準。

  中國式的屋頂表明,幸福首先應在家裡找到。確實,家在我看來,是中國人文主義的象徵。「人間的愛與天上的愛,2需要修改,以產生出一幅更為傑出的作品。畫中應有三個婦女,而不是兩個:一個臉色蒼白的修女(或者是一個手持雨傘的女道士),一個妖嬈的妓女,以及一個神采奕奕、懷孕已有三個月的婦女。其中,家庭婦女應該是最平常、最簡樸,然而卻是最滿足的人物。她們分別代表宗教、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這三種典型的生活方式。

  這種簡樸是很難獲得的,因為簡樸是偉大人物的品德。中國人已經獲得了這種簡樸的理想,當然不是因為懶於奮鬥,而是出於對簡樸的崇拜,或者說是對庸見的信仰。現在我們來看中國人質樸理想的來源。 
 


 
中庸之道
 
  對庸見或曰通情達理精神的信仰是儒家人文主義的組成部分。正是這種合情合理的精神才使得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心思想——得以產生。上一章我們提到了通情達理精神,並與邏輯或理性進行了對比。我們業已指出,通情達理基本上是直覺所使然,與英國人所謂庸見1大致相同。我們進一步指出,對中國人來說,一個論點「從邏輯上推斷是正確的」,那還遠遠不夠;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論點應該「符合人的天性」。

  中國傳統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懂情理的人,他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首先應該是通情達理的人。他通常富有庸常的見解,喜歡隨和與克制,痛恨抽像理論與邏輯極端,庸見為所有的普通人所具有。學者往往處在失去這種庸見的邊緣,很容易在理論上鑽牛角尖;而通情達理的人,或者說中國的文化人,應該避免任何理論或實踐上的過火行為。比如,歷史學家弗勞德2說亨利八世與凱瑟琳離婚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而克萊頓大主教卻說離婚是受了獸慾的驅使3,庸見的態度則認為二者兼而有之:這也許更接近真理。在西方,一位科學家會沉浸於遺傳學理論,另一位卻著迷於環境意識。雙方都固執地用自己淵博的知識與偉大的愚蠢去證明只有自己才是正確的;而東方人卻不用經過太多的思考就肯定雙方都有正確的方面。一個典型的中國式論斷是:「甲是正確的,而乙呢,也不錯。」

  1歐文。巴比特(Itving Babbitt,1865—1933),美國作家,批評家及教育家。

  2「人間的愛與天上的愛」,指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畫家提香的名作。

  1庸見(Common Sense),亦即「常識」。

  2弗勞德(James Anthony Froude),1818—1894. 英國歷史學家。

  3原註:見一本極有啟發性的小說《庸見的魔力》(The Magic ofcoinmonSense ),George Froderick wates,(John Murray ,London)。

  這種自滿常會使一個慣於邏輯思維的人感到憤怒,但那又怎麼樣呢?講求合情合理者能保持平衡而講求邏輯者卻失去了它。如果讓一個中國畫家像畢加索4那樣通過完美的邏輯思維,把世上萬物都簡化為錐體、平面和對角線,然後又邏輯地把這種理論體現在繪畫中,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對太完美的論辯及太邏輯化的理論有一種自然而然的不信任感。治療這種理論上的邏輯怪誕,最好最有效的處方是庸見。羅素曾經精確地指出:「在藝術上,他們(中國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們追求清理。」

  這種對庸見的崇拜,於是就變成了在思想上對所有過激理論,在道德上對所有過激行為的一種厭惡。結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道,實際也就是希臘人「nothingtoo much」(凡事適可而止)的理想。

  「Moderation」的漢譯為「中和」,意思即「不走極端、和諧」。「Restraint」的漢譯為「節」,意謂「控制到合適的程度」。《尚書》中記載著中國最早的政治文獻,其中有堯勸告舜的話:「允執厥中」。孟子讚賞另一位皇帝說「湯執中」。據說湯總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意思是他要聽取兩種對立的觀點,給雙方各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中國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於把自己的國家也叫做「中國」。這不僅是指地理而言,中國人的處世方式亦然。這是執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這種方式使得中國人宣稱自己發現了所有不同流派哲學所共有的基本真理,正如古代學者所自詡的那樣。

  中庸之道無所不包。它淡化了所有的理論,摧毀了所有的宗教信仰。假定有一位佛教法師與一位儒學家辯論,法師很可能會滔滔不絕地證明事物的虛幻與生命的徒然。儒家則簡單地以一種就事論事的,不屑於邏輯論證的態度回答說:「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削髮為僧,那麼世界、國家、人類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這個不合邏輯但極合情理的生活態度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這個檢驗生活的尺度不僅對佛教是個挑戰,對所有宗教,所有理論都是挑戰。我們不能邏輯性太強,事實上,所有理論之所以成為理論是因為那些理論的創造者使某些觀點成為自己的變態心理。弗洛伊德的情結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化身。所有這些理論,無論是弗洛伊德,還是釋迦牟尼,似乎都是建立在誇張的幻覺之上的。人類的痛苦,婚姻生活的煩惱,乞丐的悲哀,患者的疼痛與呻吟,這些在我們普通人看來是一經感受就馬上忘卻了的。而釋迦牟尼則不同。這些景象必定刺激了他極度敏感的神經,其力量之大,使他幻想到了涅槃的境界。儒家學說則不然,它是普通人的宗教,這些人怯於使自己的神經如此敏感,怕世界會因此而崩潰。

  中庸之道的作用在生活與知識的各個方面都會體現出來。從邏輯上講,任何男人都不應該結婚,然而從實踐上講,所有男人都應該結婚,所以儒家主張應該人人結婚。邏輯上講人人平等,實際並非如此,所以儒家教導要尊敬師長,服從師長。邏輯上講男女不應有別,而實際有別,所以儒家宣傳男尊女卑。一位叫墨子的哲學家教導人們要愛所有的人,另一位哲學家楊朱卻教導人們要愛自己。孟子批評了他們兩人的觀點,只說是要愛自己的父母,這真是明智得很。一位哲學家認為感情應該克制,另一位認為應該順其自然。

  子思則認為任何事情都應該取中和之道。

  現在以性慾問題為例談談。性的倫理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派以4畢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西班牙畫家,法國現代畫派主要代表。

  佛教和加爾文教為代表,認為性是罪惡的頂點,結果自然就產生了禁慾主義。

  另一個極端是自然主義,推崇男子的生殖能力和男子氣概。許多現代男子都是自然主義的追隨者。這些對立的觀點使得現代人在精神上感到不安。一個人如果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樣對性問題採取一個清醒健康的觀點,把它看作正常的人類感情,那麼他就必然轉向希臘人的觀點,也是人文主義的觀點。

  儒家認為性完全是一種正常的機能。進而言之,性是與家庭和繁衍聯繫在一起的。筆者一生見到過的在性問題上最明智的觀點出自《野叟曝言》。這是一部徹頭徹尾宣傳儒家觀點的長篇小說。書中揭露並嘲笑了和尚們的放蕩生活。其主角是一位儒教的超人。他力圖勸說那些光棍強盜與強盜姑娘結婚,生育,以光宗耀祖。該書與《金瓶梅》那樣完全描寫放蕩生活的小說不同。

  《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些體面的人物。他們都能成為好丈夫、好妻子。

  這本小說被視為淫書,唯一的原因是作者有意使書中的男女們過於姑息遷就。然而總的看來,該書是在有力地為婚姻與家庭辯護,是在大唱母性的讚歌。這種對性的觀點,只是整個儒家情感理論的一個表現,如子思——孔子的孫子——在《中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庸》在論述七情時特別強調了中和之道。

  要做到中庸是很難的。這就是為什麼會產生東方人常講的所謂西方極端理論的原因。一個人很容易被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奴役。這些主義都是過度工業化所產生的後果,從而忘記國家為個人存在,而不是相反。在共產主義國家,個人被認為是某個階級或國家機器的一員。

  如果考慮到儒教關於人類生活真諦的論述,這樣的國家就會失去吸引力。個人強調自己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就會反對所有這樣的制度。因為在所有政治權利中,追求幸福的權利是最重要的。一個法西斯的中國會感到很難使中國的紳士們相信國家的力量要比個人的幸福更重要。仔細觀察過建立在江西的共產主義政權的人們指出了共產主義為什麼會在中國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儘管它在許多方面遠比封建主義優越,那裡的生活卻是太制度化、太不近人情了。

  然而,中國人追求情理的精神以及由此產生的對邏輯感到的極端痛苦,導致了一種不良後果: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很難對一種制度樹立起任何信心。

  因為一種制度,一個機器,總是非人道的,而中國人則痛恨任何非人道的東西。對法律和政府的機械觀念的痛恨非常強烈,使得一個法制政府在中國簡直無法生存。一個生氣勃勃、嚴格依法辦事,真正不詢私情的政府從來沒有成功過。人們不喜歡它。法制的觀點是公元前3 世紀的思想家提出並發展起來的,商鞅付諸實施。這位效率極高的管理者幫助秦朝擴大了勢力,最終卻又為自己的效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法制在商鞅的國家——秦國——實現了。那是一個地處甘肅、被懷疑由野蠻部落組成的國家。法制使那個國家發展了效率極高的戰爭機器,從而征服了全中國。這個國家在其後的20年中,試圖在全國實行這種制度,但是它失敗了,滅亡了。建築長城過於偉大,然而也過於不人道,以致秦始皇付出了失去帝國的代價。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主義者宣傳個人政權,中國人民也一直在個人政權統治之下。於是制度,亦即「經術」的不足,就可以由其他手段,或曰「權術」來彌補。中國人不接受法制,總是喜歡「仁」政。因為它更符合個人利益,更靈活,更人道。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認為中國有足夠的仁人君子去統治這個國家!民主觀念是同樣大膽的設想,認為可以通過用機器統計一下並不怎麼會思考的普通人雜亂的意見就可以發現真理。這兩種制度沒有一種是完善的,這是人所公認的。然而,個人制度似乎總是更符合中國人文主義者的脾氣,符合中國人的個人主義,與中國人對自由的熱愛相一致。

  缺乏制度這個特點,在我們的社會組織中隨處可見。它存在於行政機構中,存在於大學、俱樂部、鐵路、輪船公司以及一切除外國人控制的郵局和海關以外的所有組織中。這些組織中的失敗總是可以歸咎於一些個人因素的滲入,如裙帶關係、情面、偏袒等等。只有硬心腸而「鐵面無私」的人才能堅持其不可改變的制度。然而如此「鐵面」的人在中國卻不大討人喜歡。因為他們都是不良的儒生。於是就導致了中國人的缺乏紀律,這也是中國人最致命的弱點。

  可見,中國人之所以犯錯誤是由於他們太講人道。所謂講情理,就是充分考慮到人性。在英語中,如果你對人說「做事要講情理」,那就是在呼籲人性。《賣花女》中賣花女的父親杜利特爾(Doolittle )想跟希金斯(Hisains )教授要5 鎊錢,他想,「這合情合理嗎……?女兒是我的,你要了去,我要多少錢合適呢?」杜利特爾進一步體現了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他要了5 鎊錢,而拒絕了希金斯教授給他的10鎊,因為錢太多了會使他不高興的。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要錢只是為了使自己高興,買點酒喝,換言之,杜利特爾是一個儒家,知道怎樣才能高興,只要高興就可以。由於總是這樣訴諸情理,中國人就發展了一種妥協的本領,這也是中庸之道極自然的結果。當一個英國人不知是否應該送自己的兒子去劍橋還是牛津上學時,他可能乾脆決定送兒子去伯明翰。於是,兒子從倫敦出發,到達布萊奇利(Bletchley )之後,既不向東去劍橋,也不向西去牛津,而徑直向北去伯明翰。他正是在奉行中庸之道。去伯明翰的路確有很多長處。他既沒有得罪劍橋,也沒有得罪牛津。

  如果你能理解這個中庸之道的實例,你就能理解整個中國政治在過去30年來所玩的遊戲,也就可以閉著眼睛描繪出中國人的任何新政策實行情況的回景。你也就不會害怕這些新政策最初的煙火了。 
 


 
道教
 
  然而,儒家的人文主義是否滿足了中國人的願望呢?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如果它已經徹底滿足了人們本能的需要,道教與佛教就不會有立足之地了。儒教適合中產階級的道德,對普通人是最合適不過的,無論他們是穿官服的人,還是給穿官服的人磕頭的人。

  但是,還有一些人既沒有穿官服,也不願向穿官服的人叩頭。人類還有更深一層的天性,儒家思想還未能觸及,嚴格的儒學是太正統,太講清理,太正確了。人有一種隱藏著的慾望:放蕩不羈,然而儒教卻不允許。那些喜歡披髮赤腳而行的人於是都轉向了道教。我們曾經強調指出,孔教的人生觀是積極的,而道教的人生觀則是消極的。道教是偉大的否定,而儒教則是偉大的肯定。儒學宣揚禮教和社會等級,為人類文化與人類約束辯護;道教卻強調返歸自然,不崇尚人類文化與人類約束。

  孔教兩個最重要的道德是仁和義。然而老子卻輕蔑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儒教基本是都市哲學,而道教乃鄉村哲學。一個當代儒者要飲用城市批准出售、經過消毒的甲級牛奶,道學家則以農民的方式直接從奶農的奶桶中取用鮮牛奶。因為老子可能對城市的銷售執照、消毒措施,以及所謂的甲級表示懷疑。這樣的牛奶可能已經失去了自然的乳香,而摻進了城市議員們的分類帳目和銀行存折的味道。在嘗過農民生產的牛奶之後,誰還會對老子的觀點有所懷疑呢?因為衛生部官員可以使你所喝的牛奶不受傷寒菌的污染,但他們卻不能保證它不受文明社會的耗子們的侵害。

  儒家學說還有其他缺陷。它太現實主義了,使人沒有多少玄虛和遐想的餘地,而中國人又是那樣富有孩子般的想像力。中國人心目中總是有一種青年人所特有的對事物的奇異感,我們稱之為著魔,或者對某一種東西的癡迷。

  儒教給人們指出了靈魂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孔教承認山川有靈魂,承認象徵意義上的祖先的靈魂,但孔教不承認有天堂和地獄,不承認有不同等級的神抵,不承認創世的學說。儒家的理智對巫術、對長生不老之丹很少感興趣。然而除了理學家,即使最現實的中國人,都在內心渴望能長生不老。孔教沒有仙女和妖精,道教則有。總之,道教為人們提供了儒教所未能提供的虛幻美妙的孩童世界。

  於是,道教即可用來解釋儒教所不能解釋的中國人性格的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正如一個人,有一種自發的浪漫主義和一種自發的經典主義。道家是中國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經典派。實際上,道家自始至終是浪漫主義的。首先,它宣傳返歸自然,浪漫地逃避塵世,反對孔教文化中的做作與責任感。其次,它代表著人生、藝術和文學中的田園理想,代表著對原始質樸的崇尚。第三,它代表著奇幻的世界,其中點綴著稚氣的創世神話。

  中國人被認為是講求實際的民族。然而,他們浪漫的一面也許比現實的一面更深刻,這一點表現在深刻的個性中,在對自由的熱愛中,在樂天的生活態度中。這一點也使外國觀察家們備受困惑。在我想來,中國人也因此而更加偉大。在內心裡,每個中國人都想當流浪漢,過流浪生活。如果沒有這種精神上的依托。在儒教控制下的生活必將是無法忍受的。道教使中國人處於遊戲狀態,儒教使中國人處於工作狀態。這就是為什麼每個中國人在成功時是儒家,而失敗時則變成道家的原因。道家的自然主義,正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的心靈的止痛藥膏。

  有趣的是,道教與儒教相比,更像是中國人自己的發明創造;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通過老百姓的心理反應而與中國人對靈魂世界的解釋結合了起來。老子自己並沒有煉長生不者之丹,或施行什麼道家的巫術。他的哲學,是在政治上實行放任主義,在倫理上實行自然主義的哲學,他相信清靜無為的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人需要被允許停留在那種原始的自由狀態中,老子認為文明是人類退化的開始,認為儒家的聖人都是使人民腐化的元兇,正如尼采認為蘇格拉底是使歐洲腐化的元兇。用他辛辣機敏的話說就是「聖人不死,大盜不已」。莊子繼承了老子的思想,繼續對儒家的虛偽與無用進行了辛辣巧妙的諷刺。

  這樣做自然是再容易不過的了。因為儒教重視禮節,嚴格規定舉哀期和棺材板的厚度,其弟子也都渴望陞官以濟世,所以儒教很容易成為漫畫的材料。道家對儒家的痛恨是浪漫主義者對經典主義者的自然的仇恨。也許這並非仇恨,而僅僅是無法遏制的嘲笑。

  這種徹底的懷疑主義與浪漫地出世並返回自然僅有一步之遙。據說老子老年去職後即消失在函谷關外。楚王曾經要為莊子提供一個很高的官職。莊子則問楚王,假如一個人像豬一樣被關起來,喂肥了,然後被殺掉放在祭壇上,這難道是聰明之舉嗎?從此,道教就總是與遁世絕俗,幽隱山林,崇尚田園生活,修心養身,拋棄一切俗念等思想聯繫在一起。由此我們獲得了最具中國特色的迷人的中國文化,田園生活理想,田園藝術以及文學。

  人們也許會問,這種遁世理想與老子到底有多大關聯。被認為是老子著作的《道德經》與被稱作中國尼采的莊子的著作相比,其文學成就稍差一些,然而它卻蘊藏著老猾俏皮的智慧的精髓。我認為在世界文學中,這是一部最輝煌、最頑皮的自我保護哲學著述。它不僅教人以縱情放任,消極反抗,而且教人愚中之智,弱中之強,受辱的好處,隱藏的重要,有一條道德格言說:「不敢為天下先。」理由很簡單:這樣你就永遠也不會暴露自己從而受到別人的攻擊;你也就永遠不會被打倒在地。據我所知,這是唯一已知的、講無知與愚蠢是人生鬥爭最好偽裝的理論,這個理論本身也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

  老子學說中的人類智慧也發現了自己的危險所在,並開始把「無知」作為自己的主旨進行宣傳。它看到了人類努力的徒然,於是便宣傳「無為」以養精蓄銳,益壽延年。因此,積極的人生觀即變為消極的人生觀,其影響也擴大到了整個東方文化。在《野叟曝言》以及所有偉人的傳記中,我們都可能看到一個匪徒或隱士轉化為一個世俗的人,並承擔起對自己同類的責任,這往往是儒家思想使然。而浪漫地逃遁這個世界卻總是道家或佛家思想使然。這兩種對立的態度在漢語中被稱為「入世」與「出世」。有時這兩種觀點會在同一人身上,在人生的不同時期互爭高下,比如袁中郎。當代則有梁漱溟教授為證,他本來是隱棲山林的佛教徒,後來卻能轉向儒教,結婚娶妻,現在正在山東主持著一所鄉村中學。

  我們的生活、藝術和文學中的田園理想,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特徵,這大部歸功於道家對自然的情感。立軸與瓷器上的中國畫總不外有兩個主題,一是家庭生活的幸福,畫中往往有悠閒的婦女與小孩;另一個是田園生活的樂趣,畫有一個漁夫、或樵夫、或隱士,在松樹下席地而坐。這兩個主題可以分別代表著儒道兩家的生活理想。樵夫、採藥者、隱士與道教聯繫之緊密是一般外國人絕難預料的。道家的情感在下面這首膾炙人口的小詩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這種對自然的感情差不多流露在所有的中國詩歌中,形成了中國人精神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儒家在此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對原始簡樸的崇拜,也是儒家傳統意識的一部分。中華民族生活的農業基礎,部分是建立在家庭制度之上,要求土地歸家庭所有,部分則建立在儒家渴望黃金時代的夢想之上,孔教總是追溯到堯舜時期,認為那時是黃金盛世。後人在提到這個時期時,說當時的人們席地而坐,用小棍打著節拍唱歌,那麼幸福,那麼優雅。歌詞的要點是這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

  崇拜古人後來就變成了崇拜簡樸的代名詞。漢語中這兩個觀點是緊密聯繫的,即「古樸」。儒家的家庭理想總是男人們邊耕邊讀,而婦女們則從事紡織。下面我們再引一首詩歌,與前邊的道家詩歌相對比。它歌頌簡樸生活,故而實際上是對道家詩歌的補充。作者陳繼儒,16世紀的一位學者。這首詞是作為家訓子孫相傳的。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個新生黃犢。

  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可見,中國人幸福的理想並非希臘人講得那樣在於施展個人之所長,而在於享受簡樸的田園生活,求得各種社會關係的和睦。

  然而,道教的真實力量,特別是在人民中的真實力量,是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充滿未知的世界。這個世界,儒家用自己的理智把它排除在自己的思想範圍之外。在《論語》中,孔子很少談到什麼神仙、鬼魂之類。儒家思想中既無地獄也無天堂。更沒有求得靈魂不滅的現成公式。它解決了人性的各種問題,卻沒有考慮到宇宙的奧秘。它甚至不清楚人的身體機構是如何運轉的。這樣,它就在自己的哲學中留下了一個空白,使普通人不得不借助道家的玄學去設法解開宇宙之謎。

  這種努力首先在淮南子(公元前178 一前122 )的著作中體現出來。他將哲學與鬼神的奇境和種種神話傳說結合了起來。陰陽二元說早在戰國時期就很流行。道家由此出發,很快又把古代山東野蠻人的神話包括進自己的學說中去。據稱這些野蠻人曾夢見遠海有仙境。秦始皇曾經率領五百童男童女去尋求長生不老之藥。這種幻想後來變得越發不可抗拒。從那時起到現在,道教在中國人民心中一直牢牢地佔有一席之地。特別是在唐朝,道教曾經長期被視為國教,叫作「玄教」,因為唐王朝統治者與老子同姓李。在魏晉,道教如此時髦以至完全置儒教於從屬地位。道家的風格經過漢未文人的改造,也與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浪漫主義運動結合起來,與反對儒家禮教的思想結合起來。一位有名的詩人曾把儒生走在仁義的窄路上比作臭蟲爬行在人的褲縫上。人的天性容不得儒家的節制和禮儀。

  與此同時,道家又擴大了自己思想理論的範圍,包括了採藥製藥(或者說是研究草藥的魔力)、生理學與宇宙學(所有的這些又都多多少少用陰陽五行說予以象徵性地解釋)、魔法、巫術、春藥、符咒、占星術、神仙譜系、美麗的神話、道士、法師與教主。所有這些一起構成了一個體面的、實實在在的、受人歡迎的宗教。道教還照顧到了中國武術,特別是拳術;拳術與巫術一起又創造了漢末的黃巾起義。最後,道教又提供了一套健身妙法,主要是深呼吸,然後即可騎鶴升天,長生不老。這裡最有用的一個字是「氣」。

  是空氣?人的呼吸之氣息?作風習氣?浩然之氣?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氣」是無形的,所以最容易被「神秘」地加以控制,「氣」的應用,無所不包,無往而不勝。它被用來解釋彗星的光芒、拳術、深呼吸和男女交媾。這最後一項是養生之道的一種藝術(以處子為最佳),需要勤勉實踐的。總之,道教是中國人力圖發現自然奧秘的一種嘗試。 
 


 
佛教
 
  佛教是唯一由外國人傳入而又成為中國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宗教。

  其影響之深遠,使我們現在稱玩具娃娃,有時甚至稱真的娃娃為「小菩薩」。

  慈禧太后被稱為「老佛爺」。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和慈眉善目、笑口常開的彌勒佛成了中國人的口頭禪。佛教對我們的語言、飲食、藝術和雕塑都有影響。它還直接啟發了中國獨特的寶塔建築。它刺激了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意象世界。留光頭、穿灰袍的僧人形成了這個大千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佛教的廟宇而不是孔子的廟宇成了城市和農村生活的中心。年長的人在此地聚會議論並決定村裡的事情,一年一度的慶祝活動也在這裡舉行,僧尼直接插手中國人的家庭私事,生育、死亡、婚配等場合都有他們在場,其他人則不允許這麼做。根據中國小說中的描述,很少有寡婦或處女不是在這些宗教人物的協助下被勾引的。

  總之,佛教對中國人的作用,與其他宗教對外國人的作用是一致的,亦即一種拯救黎民百姓擺脫困境的作用。在現代中國,佛教的和尚比道教的道士更受人歡迎。每有一個道觀,便有10個寺廟。1933—1934年間,西藏班禪喇嘛來到北平和南京,為成千上萬的人們廣灑聖水,其中包括政府高級官員如段祺瑞、戴季陶等。班禪受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盛情款待。1934年5 月,另一位西藏喇嘛諾拉,作為廣東政府的貴賓,在廣東公開宣稱他能用符咒保護當地人民免受敵軍施放的毒氣之害。他也確曾用他的占星術與巫術使一位將軍掉轉了槍口。如果中國人能夠看到反擊日本侵略要依靠自己現代化的軍事科學的話,這些喇嘛的影響就不會如此之大了。中國人的理智在這裡受挫,於是他們就轉向宗教。因為中國軍隊不能幫助中國人,他們只好轉而求助於彌勒佛了。

  佛教作為一種哲學,也作為一種宗教而征服了中國。哲學為文入學士們受用,宗教為普通人受用。孔教只有一套道德行為的哲學,而佛教則有一套邏輯的方法,有玄學,有一套知識系統。另外,在佛教經典的翻譯中,佛教也很幸運。它有一個優良的學術傳統,譯者的語言簡潔明快,條理性強。喜好哲理的學者無不為之吸引。於是,佛教在中國文人中享有根高的聲望,而基督教迄今為止還不能與之相比。

  佛教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要進而改造儒學。自周代以來的儒學家僅僅是對儒家經典做了一些校勘詮釋的工作。而佛教(據信是)自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以來,對它的研究從北魏至晉一直盛行不衰。開始時重點做詮釋工作,後來從事具有哲學含義(義理)的研究。於是在宋代,在佛教的直接影響下,稱為理學的新的儒家學派誕生了。儘管其宗旨還是研究道德問題,然而一些觀點被重點提出來以供研究,如性、理、命、心、物、知等等。人們對專門研究人事變化的《易經》重新發生了興趣。所有那些宋代儒學家們,尤其是程氏兄弟,首先潛心鑽研佛教,然後再回到儒教並開始從一種新的角度去研究它。對真理的領悟,經過長期醞釀之後,也使用了「覺」這個佛教名詞,如陸九淵即作如是說。佛教並沒有使這些學者改變信仰,卻使懦家的要旨有所改變。

  佛教對中國的作家們也產生了同樣巨大的影響,如蘇東坡。他們與上述理學家們分庭抗禮,然而有時也以自己輕鬆的,涉獵似的風度玩玩佛學。蘇東坡自稱「居士」,也就是一個儒學家,像佛教徒那樣生活,但又不是和尚。

  這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生活方式,使得一個佛教的信徒可以過夫婦生活,在閒暇時,也可以做一段時間的素食者。蘇東坡最好的一位朋友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和尚,叫佛印。兩人唯一的不同是對佛教的信仰程度。這是一個佛教得到皇帝保護而蓬勃發展的時期,政府設有專門的機構翻譯佛家經典。當時,全國的僧尼共達50萬人,自蘇東坡以來,許多有聲望的學者,由於蘇東坡在文學界的巨大影響,都起而倣傚。如果不是真的出家皈依佛門的話,也要玩玩佛學,成為像蘇氏那樣的「居士」。在國家動亂,比如改朝換代之際,許多學者都削髮為僧,一半是因為要保全性命,一半是由於對這個混亂的世界失去了希望。

  在亂世之秋,宗教盛行,宣佈這個世界是虛幻的,並提供逃避世俗生活的痛苦與沉浮的庇護所。這也實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今天尚存一部完整的陸麗京傳記,由其女兒撰寫。陸麗京在明末清初於高邁之年突然失蹤。在與夫人和子女分別多年之後的一日,他門到杭州為其弟治病。他的妻兒即住隔壁,但陸拒絕前去探望。可見,個人對世間生活的幻滅感已達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我們讀了他女兒寫的傳記之後,對此就會感到不難理解。幻滅的程度是與一個人遭受痛苦的程度成正比的。陸麗京被控告參與出版一本由別人寫作但被認為是對新生的滿族政府有些失禮的書。他的全家帶著鐐銬被押往北京。行前他到宗詞獻祭,拜別祖先,一直認為他的妻兒及近親一定會被全部誅殺無疑。他在祈禱中說如果他得以生還,必將削髮為僧。他也真的被放還,並做了和尚。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是人生鬥爭中一個潛意識的信號。

  從心理學角度講,是一種類似自殺那樣對人生的報復行為。因為這時,生活看來是太殘酷了。明朝末年,許多漂亮而有才氣的女子由於生活中災難性的變故而失去了自己所愛之人,便轉而立誓出家為尼。滿族王朝的第一個皇帝也因同一原因而一度想削髮為僧。

  然而,佛教除了對生活作出消極的抗議之外,同時還給人們帶來了福音,普渡眾生。它對人們最形象最直接的影響是它的輪迴說。佛教並沒有教中國人去與動物為友,但它卻基本上使中國人控制了牛肉的消費。中庸之道鼓勵人們消費豬肉,認為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壞事。並借口說,豬除了作為食物之外,是不如牛更有用處的。但是這卻把中國人的意識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就是說,屠殺是不仁道的,為神所不悅的。1933年發大水,漢口地方政府下令三天不准屠宰牧畜,以向河神贖罪。這種做法,在遇到旱澇災害時是普遍的。素食主義從生物學的角度解釋,很難講有什麼道理,因為人天生是食肉的,當然也食草。然而,它卻能從人道主義角度得到解釋,孟子意識到殺生的殘酷,但又不捨得完全地拋棄肉食。所以他想出一條妙計,為自己規定了一條紀律,「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看不見廚房在幹什麼,這使得儒家的良心有所安慰。對這個飲食難題的答案就是典型的中庸之道。許多中國的老祖母們,既想使彌勒佛高興,又不想完全禁止肉食。於是她們實行了另一種方式的中庸之道:規定在某一段時間內食素,一天至三年不等。

  然而,總起來看,佛教迫使中國人承認屠殺是不仁道的行為。這僅僅是輪迴說的一個結果。它教導人們對動物、對自己的同類要仁慈。由於因果報應,一個人死後可能變為一個痛苦的乞丐,或渾身長滿虱子的狗。這也許比傳聞中豎滿尖刀的地獄是更為有效的、讓人行善的直觀教學。事實上,直正信佛的人是一些更為和藹、更為平和、更為耐心、更為慈善的人。他的善心從倫理學上講也許不值得稱道,同時他每給過路的生人一分錢,一杯水,都是在為自己將來的幸福投資。因此,基本上是出於自私的目的。然而,世界上哪種宗教不是在使用同樣的誘餌呢?威廉。詹姆斯1曾經聰明地評說道,宗教是人類自私的歷史上最重要的一章。除了真誠的人文主義者,人們總是需要這種誘餌的。然而,佛教確實促使那些富裕人家創辦了一些了不起的慈善事業,如在路邊設置一個大瓷甕,為炎熱的夏天過路的行人提供涼茶。這件事,不管其目的何在,人們談起來終歸是一件好事。

  1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

  確實有許多中國小說,就像薄伽丘的小說那樣,揭露攻擊僧尼的不道德行為。然而這只不過是基於人類共有的,以揭露各種形式的虛偽為快的感情。

  所以,如果把中國和尚描寫成卡薩諾瓦(Casanova)那佯的人物,也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只需配上巫術與春藥即可。也確實有些例子,如浙江某些地方,那裡的尼姑庵也就是妓院。然而,總的看來,這些攻擊是不公平的。

  多數的和尚都是善良、謙讓、溫文爾雅,而又舉止端莊的。任何像《唐。璜》那樣的描寫總是與實際相去甚遠。那是為了表達效果而言過其實的。據本人觀察,大多數的和尚都因營養不良而貧血,不可能像唐。璜那樣進行那麼許多的愛情冒險。此外,這種誤解也是由於人們沒有看到在中國性與宗教的關係。和尚們與其他任何階層的人相比,有更多的機會看到衣著華麗的女人。

  無論在寺院,還是在私人府邪做佛事,總是使他們每天都與女人接觸。這些女人通常是被關在深宅大院裡的。由於儒教對婦女的約束,她們唯一可以拋頭露面而又不受譴責的借口是去寺院「燒香」。每逢初一、十五、逢年過節,佛教的寺院就變成了當地美人的集合場所。無論媳婦、閨女,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楚楚動人。倘若有和尚私下吃肉,那麼在其他方面,也偶爾不免會有越軌行為。加之許多寺院都接受數量相當可觀的捐贈,僧人們手頭往往有充足的錢財可用。這就是最近幾年人們看到聽到的一些案件的直接原因。

  1934年,一位尼姑甚至在上海法院控告一個和尚試圖誘好她。在中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我這裡舉一個精煉的文學作品為例,看僧尼們是如何處理性問題的,名叫《思凡》。這也是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題目,有許多相同題材的作品,下面這首長詩出自一個很流行的中國地方戲,叫《綴白裘》。順便說一下,這首詩在漢語中是一流作品。它是以一個尼姑獨白的口吻寫出的。

  (誦子)昔日有個目連僧,救母親臨地獄門。借問靈山多少路,有十萬八千有餘零。

  南無佛,阿彌陀佛。(白)削髮為尼實可憐,禪燈一盞伴奴眠,光陰易過催人老,辜負青春美少年!小尼趙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內出家。朝夕焚香念佛,到晚來孤枕獨眠,好淒涼人也。(唱山坡羊)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髮。每日裡,在佛殿上燒香換水,見幾個弟子們遊戲在山門下。他把眼兒瞧著咱,咱把眼兒覷著他,他與咱,咱共他,兩下裡多牽掛。冤家!怎能夠成就了姻緣,縱死在閻王殿前,由他!把那碓來舂,鋸來解,把那磨來挨,放在油鍋裡去炸,啊呀,由他!只見那活人受罪,哪曾見死鬼戴枷,啊呀,由他!火燒眉毛,且顧眼下!火燒眉毛,且顧眼下!(白)想我在此出家,非關別人之事呀!(唱採茶歌)只因俺父好看經,俺娘親愛念佛,暮禮朝參,每日裡在佛殿上燒香供佛。生下我來疾病多,因此上,把奴家捨入在空門為尼寄活。與人家追薦亡靈,不住口的念著彌陀。只聽得鐘聲法號,不住手的擊磬搖鈴;擊磬搖鈴,擂鼓吹螺,平白地與那地府陰司做功課。多心經都念過;孔雀經參不破;唯有蓮經七卷是最難學,咱師父在眠裡夢裡都教過。念幾聲南無佛,哆■哆,薩嘛呵的般若波羅。念幾聲彌陀,(咦)恨一聲媒婆;念幾聲娑婆呵,叫,叫一聲沒奈何;念兒聲哆■哆,(噯)怎知我感歎還多!(白)

  越思越想,好生煩悶,不免到迴廊下散步一回,多少是好!(接唱)繞回廓,散悶則個。

  繞迴廊,散悶則個。(白)看兩旁的羅漢,塑得來好莊嚴也!(唱哭皇天)又只見那兩旁羅漢塑得來有些傻咯,一個兒抱膝舒懷,口兒裡念著我;一個兒子托著腮,心兒裡想著我;一個兒眼倦眉開,朦朧的覷著我。唯有布袋羅漢笑呵呵,他笑我時光錯,光陰過,有誰人,有誰人肯娶我這年老婆婆。降龍的,惱著我;伏虎的,恨著我;那長眉大仙愁著我,說我老來時有什麼結果。(唱香雪燈)佛前燈,做不得洞房花燭;香積廚,做不得耿筵東閣;鐘鼓樓,做不得望夫台;草蒲團,做不得芙蓉,美容軟褥。奴本是女嬌娥,(噯)又不是男兒漢、為何腰繫黃絛,身穿直裰。見人家夫妻們灑樂,一對對著錦穿羅,啊呀,天呀,不由人心熱如火,不由人心熱如火!(白)且喜今日師父師兄多不在庵,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機緣,亦未可知。有理呀有理!(唱風吹荷葉煞)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經,棄了木魚,丟了鐃鈸。學不得羅剎女去降魔,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坐。夜深沉,獨自臥;起來時,獨自坐。有誰人孤淒似我,是這等削髮緣何?恨只恨,說謊的僧和俗:哪裡有天下園林樹木佛?哪裡有枝枝葉葉光明佛?哪裡有江湖兩岸流沙佛?哪裡有八萬四千彌陀佛?從今後把鐘樓佛殿遠離卻,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一心不願成佛,不念彌陀般若波羅。(白)且喜逃下山來了!(唱尾聲)但願生下一個小孩兒,卻不道是快活殺了我!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看佛教何以成為中國人感情宣洩的一條途徑。首先,它使傳統對婦女的束縛不是那麼嚴格,變得稍為可以忍受。女人們朝山進香總是比男人積極一些。這既是由於她們通常要比男人更「虔誠」一些,也是由於她們精神上有一種需出去走走的必要。初一、十五,以及各種節日,這都是婦女們在深閨大院裡提前幾個星期就已在盼望到來的日子。

  其次,春天朝山進香,為已經相當萎縮的中國旅遊欲提供了一條合法的宣洩途徑。進香時間為早春,與西方的復活節幾乎同時。那些不好走遠路的人至少可以在清明節到親人的墳上去大哭一場。這也同樣是一種感情的宣洩。那些有條件走遠路的人,便腳踏一雙便鞋,或乘坐一頂轎子,向名山古剎進發。一些廈門人,仍堅持每年春季乘古式平底帆船,船行500 英里,到寧波附近的普陀山進香。在北方,每年去妙峰山進香是流行的習俗。成千上萬的朝拜者不分男女老幼,手持木杖,身背黃色香袋行進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晝夜兼程,向神廟出發。一路歡聲笑語,如喬叟時代一般,並且像喬叟1描寫的那樣,一路還講著各種各樣的故事。

  於是,第三點,佛教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欣賞名山大川秀麗風景的機會,因為大多數的佛教寺廟都建築在風景優美的高山之上。這是中國人能使自己擺脫平時單調無聊的生活而獲得的一點小小的歡樂。他們來到山上,在看來是很高級的客店裡住了下來,與和尚們一起喝茶,閒聊。這些和尚很文雅,很健談。他們為香客們提供豐盛的素齋,同時也從香客身上賺到一大筆錢,充實了自己的金庫。這些進香者於是便帶著重新煥發起來的精神,更加充沛的生命力,下山回家去對付艱難的日常生活去了。誰能否認佛教在中國人生活模式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1傑佛裡。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英國第一位偉大詩人,著有《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引言
 
  我們已經考察了中國人的心理和道德結構,以及影響著中國人根本生活模式的人生理想。在這一部分,我們還要在兩性關係、社會、政治、文學和藝術各方面進一步研究中國人的生活本身。具體說來,包括中國的婦女生活、社會、政府,以及文藝,此外還有一章專門敘述中國人所理解並付諸實施的生活的藝術。這樣,本部分又可分為兩組。婦女生活、社會、政府三部分互有關聯,因為對婦女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理解必然會使我們去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才可能理解中國的司法和政府機構。研究中國人生活的這些可見部分,又自然會使我們去研究更微妙、更鮮為人知的中國文化諸問題,特別是藝術問題。這裡,中國人有其獨特的、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文化觀與文化發展觀。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土生土長的文化之一。因此,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較,會有很多有趣的發現。

  文化是閒暇的產物,而中國人已有3000多年充足的悠閒去發展文化。在這3000年中,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一邊喝茶,一邊冷靜地觀察生活。從這一席茶話中,他們提煉出了人生的真諦。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討論他們的列祖列宗,仔細品味祖先的成就,研究藝術與人生的一系列變化。通過漫長的過去,他們又看到了自己。從這些茶話和思考中,歷史開始具有某種偉大的意義:人們說它是一面「鏡子」,它反映了人類生活的經驗,供當代人借鑒;它又好比是一條越來越大的溪流,不受阻遏,奔流不息。歷史書於是成了最為嚴肅的文學樣式,成了最為雅致的精神發洩。

  茶壺裡的水在咕嘟咕嘟地作響,春天在歡唱,「酒香茶熟」。這時,一個幸福的念頭湧上了中國人的心頭。每隔500 年為一週期,受著變化了的環境的影響,中國人的思維開始變得有了創造性。這時,新的詩韻發現了,或者是製作陶瓷的新方法出現了,也可能是嫁接桃樹的新工藝問世了。總之,這個國家又在前進了。他們不再認為靈魂滅與不滅的問題是永遠不會知道的。相反,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思考、可以討論;他們這麼做,一半是認真的,一半則是開玩笑。他們也放棄了對自然奧秘的思索,雷電雨雪的奧秘,以及自己身體各部分的功能的奧秘,比如唾液與飢餓的關係。他們不用試管或解剖刀。有時,他們似乎感到整個可知的世界已被祖先窮盡,人類哲學的最終真諦已被道破,書法藝術的最後一個結構方式也已經被發現了。

  所以,他們就更注重生活中的事務,而不注重獲取進步。他們不辭辛苦,夜以繼日地琢磨如何設計自己的花園,或者如何烹調魚翅。他們在飲食上的認真與熱忱,不下於奧瑪。開陽。後者在跟蹤哲學的塵埃一無所獲之後,就及時行樂去了。這樣,他們跨過了所有藝術的門檻,進入了人生藝術的殿堂,藝術與生活融為一體。他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頂峰——生活的藝術。這也是人類智慧的最終目的。 
 


 
第五章 婦女生活
 
 


 
婦女的從屬地位
 
  始自原始時代,中國人的血液中,婦女就沒有佔據過自己應有的地位。

  中國人由陰陽構成的二元世界觀,可以追溯到《易經》。孔子曾經對此書作過詳細的闡述。尊敬婦女,對女性採取一種溫柔態度,這在野蠻時期就是條頓人的特點。然而在中國的早期歷史上,卻看不到這種對婦女的感情。《詩經》彙集的民歌中,就已經有性不平等的反映: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這首詩的年代比孔子要早幾個世紀。然而,婦女在其彼文明馴化之前並沒有遭到束縛。她是隨著儒學的發展而一步一步被束縛起來的。

  原始的中國社會制度是母系氏族制。這一點很值得注意,因為母權制的某些精神仍一直存在於中國婦女的氣質之中。中國婦女從總體上講比男性穩定,現在即使是在儒家傳統控制的家庭中,也有許多是婦女掌權的。母系制在周代就更清楚可見了,當時的家姓都是母姓,男人只有個人的名字,叫「氏」,根據自己的出生地或官職取名。總覽《詩經》中所有的民歌,我們看不到任何幽禁婦女的跡象。古代一定是有選擇自己配偶的自由的,就像今天廣西的土著居民那樣。這是一種自然的、原始的選擇,但卻是自由的選擇。

  《詩經》中有一首詩這樣寫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詩經》中還有許多婦女與情人私奔的故事。婚姻制度還沒有對婦女形成一種像後來那樣嚴重的束縛。在孔子時代,特別是在上層階級,男女之間的性關係多少有如墮落的羅馬時代。有兒子與繼母、公公與媳婦、姐夫與小姨子之間的亂倫;有人將自己的妻子獻給鄰國的統治者;也有名為兒子取親,實為自己娶妾,以及皇后與大臣的通姦,《左傳》裡有無數這樣的例子。一直有根大權力的婦女,在那時的表現很不尋常。魏國的王后讓國王把全國最美的男子招來在她的閨房侍候。離婚很容易,離婚者也可以再婚。女子的貞操還不是別人特別關注的問題。

  隨後,孔子學說興起,宣揚婦女應緊鎖閨房。根據《禮記》,儒家將男女隔離,很快就發展到甚至不允許離婚的姐妹與其兄弟同桌吃飯的地步。在具體實踐中,這些「禮」究竟被遵守到什麼程度,我們不得而知。根據儒家的哲學觀點,這種對婦女的隔離與幽禁並不難理解。儒家學說強調人有高低貴賤之分,承認社會統治者的權力,主張勞動的分工。男子主外,女子主內。

  它鼓勵婦女做有女子氣質的婦女,自然就教育她們遵守一些女性的道德,如文靜、順從、優雅、整潔、勤勞、能織布、會烹調、尊敬公公婆婆、友愛丈夫的兄弟、禮遇丈夫的朋友等等所有從男性觀點出發,認為是值得提倡的道德。從根本上講這些道德說教並沒有什麼錯。考慮到自己經濟上的從屬地位,

  考慮到自己對習俗的熱愛,婦女們便接受了這些說教。她們的本意,或許是想做好人,或許是想取悅於男子。

  儒教意識到這種男女的不同有益於社會的和諧,或許在此儒教已經非常接近真理。然後,儒教也給予妻子與丈夫差不多「平等」的地位,但妻子地位多少低於丈夫,不過仍是平等的配偶,正如道教中代表陰陽的兩條魚,相輔相成。儒家也給予母親一個在家裡受尊敬的地位。從最好處去解釋儒教精神,這裡,男女的不同並不意味著對婦女的束縛,而是意味著關係的和諧。

  那些能控制自己丈夫的婦女都知道,這種性的安排是她們獲得權力的最好最有效的武器;而那些不能控制自己丈夫的婦女則無力提出(並解決)任何婦女問題。

  這就是儒家在受到後期男性學者影響之前對婦女及婦女的社會地位所採取的態度。這時儒家還沒有形成後期那種非常自私的態度。但是,婦女低一級的觀念已經有了,一個罪惡昭彰的實例是規定丈夫在妻子去世之後只要服喪一年,而妻子在丈夫死後卻要服喪三年;一般人在自己的父母死後要守孝三年,然而如果妻子自己的父親去世,而此時公公卻在世,那麼守孝期只有一年。像恭順、忠誠這樣典型的女性品德,被漢朝的劉向編撰整理為類似女性儀禮的東西,與男性儀禮大相逕庭。《女誡》的女作者班昭是「三從四德」的竭力倡導者,「三從」,即婦女未婚從父,婚後從夫,夫死從子。這最後一「從」自然從來也未真正實行過。因為在儒家倫理中,母親還是有較高地位的。在漢代,婦女為貞潔而死,就已經可以受到公開的敬仰,並為其立「牌坊」,或由皇帝賜予一個什麼稱號。然而,婦女仍然可以再婚。

  在追溯寡婦貞潔的理論發展時,不可以過分注重學術理論。因為中華民族一直是求實的民族。他們嘲笑理論,使其萎縮。實踐必定落後於理論。甚至到清代,也僅僅是有官職的文人死後,妻子才會被認為應該守寡。對平常婦女則沒有特殊要求。唐代時,大學者韓愈的女兒曾嫁過兩次。在唐代的皇家公主中,有22位再婚,4 位結過3 次婚。但是,由幾百年前的漢朝開始的傳統也同時在起作用,強調以前所謂男子可以續絃而女子則不能再婚的原則。

  在此之後是宋代的學者,他們強迫婦女生活在禁閉的世界裡,規定寡婦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惡。他們極其珍視婦女的貞潔。對婦女貞潔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種心理上的癡迷。婦女被認為要為社會道德負起責任,而男人則不必。

  更有甚者,婦女還要為其性格中的勇氣和力量負責。很奇怪,男人們非常羨慕女性的這種性格。這時,重點已經從婦女平常的家庭道德轉到女性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在9 世紀時,就有一位寡婦,得到儒教的男性信仰者極大的讚賞。她當時正在伴隨自己丈夫的棺槨回鄉的路上。一個客舍老闆拒絕讓她進入客店,拉了她的胳膊。她於是認為胳膊已被玷污,隨即將它砍掉了。元代的另一位寡婦也受到人們的極大的敬仰,因為她拒絕讓郎中察看她潰爛的乳房。她也因此而勇敢地死去了,大部分此類故事可見於各個朝代官方撰寫的文書。其中有專門章節敘述偉大女性們的一生,與偉大的男性們並列。一位以自殺保衛自己貞潔的婦女往往有機會在文學上以某種形式留下芳名。

  到了明代,這種貞潔守寡的教條成了官方的一項制度。凡30歲以下開始守寡直到50歲達20餘年者,官府要為她立「牌樓」,以資鼓勵。其家庭可免去一切賦稅。於是,不僅崇敬婦女品德的純潔是非常道德而高尚的事情,

  家庭裡男性成員如果這樣做也會給自己帶來一系列的好處。貞潔寡婦不僅受男人及其親屬的歡迎,也是婦女使自己出人頭地的最方便的辦法。她給自己的家庭,也為整個村莊和家庭帶來了榮譽,這樣,寡婦的貞潔成了人人津律樂道的品質,只有少數有獨立思想的人曾經作出過幾次抗議。正是這種貞潔觀導致了儒學在「文藝復興」的1917年遭到批評,被稱作「吃人的禮教」。

  隨著儒家理論的發展,實際生活的小溪也在不息地奔流。它建築在社會常規的基礎之上,然而更重要的是經濟的壓力。比儒學的影響更為重要的事實是男人在控制著錢袋。儒學將寡婦貞潔立力一種宗教,而寶石、珍珠項鏈與儒學無關,卻使女性變為姬妾與妓女。魏晉時期,政治混亂,財富聚集到少數人手裡,大家族興起。這一切一方面促使了納妾這種社會現象的產生,一方面又迫使男人將新生女嬰溺死,因為他們承擔不起女兒出嫁時的龐大費用。在這些年代,許多官吏與富豪在自己家裡都供養幾十甚至幾百個舞女。

  這種奢侈放蕩,耽於聲色的生活使那些浪蕩公子的迷夢得以實現。總之,婦女成了男人的玩物。石崇納妾幾十人,他通常在床上灑一層薄薄的香粉,讓他的姬妾從上面走過。體輕者走過不留腳印,賞珍珠項鏈,留下腳印的則要「節食」以減肥,是那些珍珠項鏈,而不是儒家的學說,成了中國婦女墮落的原因。正如古羅馬與現代紐約的情形一樣。實行纏足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這是男性的想像力與審美觀墮落的最後一個明證。

  荒謬的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婦女以她們的忌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官員們經常帶著一臉的青傷上朝,致使皇上不得不降旨懲罰這些愛忌妒的妻子。一位名叫劉伯玉的人經常背誦《洛神賦》。有一次他感歎著說道:「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他妻子答道:「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我死,何愁不為水神?」當晚她就投河自盡了。7 天之後,她托夢給劉伯玉說:「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從此以後,劉伯玉再也不敢過任何一條河。

  劉妻淹死的那條河就叫「妒婦津」,在今天的山東省。如有婦女欲過此河,總要先把自己漂亮的服裝蓋起來,或者揉皺,臉上塗一些別的什麼東西,否則就會風暴驟起。然而如果是長得醜的婦女,河神便不會忌妒。那些過了河而沒有引起一場風暴的婦女認為她們自己長得一定很醜。

  現在我們很容易看到,婦女的忌妒是隨著姬妾制度的發展而發展的。這是她們唯一的防身武器。一個好忌妒的妻子可以僅僅靠這種本能的力量阻止自己的丈夫納妾,現在也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如果男人有一點理智的話,他會看到婚配是女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職業。於是,他就會原諒女人們這種職業的倫理,不管他有沒有納妾。我們的學者俞正樊早在1833年就發現,「妒非婦人惡習」。失去丈夫歡心的婦女與失去老闆歡心的職員,他們的心情是一樣的;沒有結婚的姑娘與失業者的心情也差不多。人們在商業競爭中的職業忌妒與婦女在情場上的忌妒一樣地冷酷無情。一個小商販不願丟掉自己的買賣,其心情與一位老闆的妻子看到丈夫娶了另一個婦女的心情是一樣的,這就是婦女經濟沒有獨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看不見這一點,人們就會笑話那些以美色騙取男人錢財的女人。其實她們只不過是另一種成功的商人,她們比自己的那些姐妹的頭腦要清楚。她們以職業精神將自己的貨物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然後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成功的商人與以美色騙取男人錢財的婦人都要同一種東西——錢。鑒於他們都有一個清醒的頭腦,他們應該互相尊重。 
 


 
家庭與婚姻
 
  然而,在中國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我曾經被幾位婦女用轎抬上了蘇州郊區的山崗。那些女轎夫堅持要把我這樣一個男人抬上山頂。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還是讓她們這樣做了。因為我想她們可能是中國母權制的後裔,是南方福建人的姐妹。高聳的胸膛,挺直的體態。她們運煤、犁地。她們清晨早起穿衣漱洗,頭髮梳得非常整潔,然後下地幹活,到時候回來給小孩兒餵奶——是人奶而不是牛奶。她們同那些作為富裕人家的當權者,也是自己丈夫的統治者的婦女們是姐妹。

  我有時想,中國婦女真的是受到壓制的嗎?這時,慈禧太后強有力的形象便進入我的腦海。中國婦女可不是那種易受壓迫的婦女。她們儘管被剝奪了許多的權力,他們不可以做速記員,或律師和法官,但是她們在家裡是統治者。當然那些墮落的家庭除外,那裡,婦女是男人的玩物。不過,即便在這些家庭,一些姬妾也設法控制了她們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儘管婦女被剝奪了許多權利,但她們仍有結婚的權利。每個中國姑娘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家。人們堅持就是奴婢也應在適當的年齡出嫁。在中國,結婚是婦女不可剝奪的權利。充分享受這種權利,她們就有了用來爭取其他權利的最好武器,無論是作為一個妻子,還是作為一個母親。

  問題要從兩方面看。男人對待婦女無疑是不公平的。然而婦女如何進行報復也頗有意思。對婦女進行束縛的結果是人們普遍認為婦女地位卑賤,她們自己也妄自菲薄,許多男子可以享受的社會權利被剝奪了,她們受到較少的教育,有較少的知識。她們的生活比男人簡樸、辛苦,且不自由,她們忍受著男女之別的痛苦。然而對婦女的壓迫,更多是無形的,是由對婦女卑賤的普遍認識而來的。如果丈夫與妻子之間沒有愛,丈夫可能會獨斷專行,這時妻子只好逆來順受,別無他途。她們只是忍受著這種家庭專制,就像中國人忍受著政治專制一樣。但是,沒有人敢說中國的專橫丈夫特別多,幸福婚姻特別少。其中的原因,我們將很快看到。婦女們不能碟蝶不休地饒舌,不能串門,不能在街上觀看男性。然而,許多人還是在饒舌,許多人還是在串門,許多人還是在街上觀看男性。她們被要求貞潔,而男人則可以淫蕩。這倒並不難做到,因為大多數婦女生來就是貞潔的。她們被剝奪了西方的婦女所享受的尊敬與社會權利,但是她們一旦習慣了這種生活,她們也不在乎去不去參加那些男女們的社交聚會,因為她們有自己的社交場合與家庭聚會。

  她們也不在乎當不當警察去維護街上的治安,或者沿街叫賣鐵器等等權益。

  事實上,任何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唯獨自己在家裡的地位,因為她們在那裡生存、活動、做人。

  在家裡,婦女是統治者。沒有一個現代人會相信莎士比亞所說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莎翁自己也用其他劇中人物對這句話做了反證,如克莉奧佩特拉(Cleopatra ),以及李爾王的女兒們。仔細觀察中國人的生活,你會發現所謂婦女依靠別人的流行觀點也是不客觀的。無論咸豐皇帝在世與否,慈禧太后都在統治著國家。在中國,有許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平常人家。家庭就是皇朝,在這裡,她們可以任命自己的州長,決定兒孫們的職業。

  人們對中國人的生活瞭解越多,就越會發現所謂對婦女的壓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並不是仔細觀察中國人生活之後得出的結論。這個批評肯定不適用於中國的母親這個家庭的最高主宰。任何對此持有異議的人應該讀讀《紅樓夢》這部描寫中國人家庭生活的巨著。研究一下賈母的地位,鳳姐及其與丈夫的關係,以及《紅樓夢》中任何一對夫婦(父親賈政與其妻子關係可能是儒家觀念中最正常,最典型的),看一下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在家裡掌權。

  某些西方讀者可能會羨慕老祖母的地位,她是家裡最受尊敬的人,大家都悉心照料並尊敬她。媳婦們每天早晨都去她的住所問安,請示並決定家裡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如果賈母纏足,隱居深閨,連舉手投足之勞都由看門人及男僕來代替,西方讀者還會羨慕嗎?再研究一下《野叟曝言》中儒家的英雄母親水夫人吧。水夫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儒家智慧的典範,無疑是整篇小說中地位最高的人物,她一句話,就能讓她當宰相的兒子脆在面前。她用自己無窮的智慧負責著整個大家庭的福利事業,就像一隻母雞保護著自己的雛雞一般。她用明智與寬厚控制著家庭。她家的所有媳婦都甘心情願做她的奴隸。

  作者對這個小說人物的描寫也許言過其實,但絕不純粹是虛構。是的,女人在家裡統治,男人在外面統治,孔子已經對勞動進行了明確的分工。

  婦女們也清楚這一點。今天,上海百貨商店裡女售貨員仍然用一種羨慕的眼神看著那帶著鼓鼓囊囊錢包的已婚婦女。她們希望自己也在買東西,而不是賣東西。有時她們希望自己正在為小孩織毛衣而不是在點零錢。從早到晚一站8 個小時,而且是穿著高跟鞋。時間太長了,她們也太累了,大部分人從本能就會感覺到孰好孰壞。她們中的一些人也嚮往獨文,然而在男人統治的社會,所謂的獨立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那些看破紅塵的人譏笑這種「獨立」。那種原始的,要做母親的強烈慾望——無形,無言,模糊但強烈——充滿了她們心靈。這種衝動又引起了對化妝品的強烈慾望。這些慾望是那麼天真,那麼自然,那麼符合本能。她們計算了一下自己從僅夠餬口的工資中節省下來的錢。這些錢甚至不足以買一雙她們正在出售的網線襪。於是,她希望自己有一位男朋友在為她買禮物,或者請他給自己買,間接地,羞澀地。

  試圖不失掉自己的自尊心。中國的姑娘們基本上都是體面的,但她們為什麼不應該請男人為自己買禮物呢?她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能買一雙她們的本能告訴她們應該買的網線襪呢?生活就是這樣的混亂,這樣的使人迷惑不解。

  現在她們清楚地認識到應該叫一個男人為自己買生活用品。她們要結婚。她們的本能是對的。結婚有什麼錯呢?受保護的母性有什麼錯呢?

  於是,她們成家了。她們編織,縫紉。不過在江浙一帶中等家庭的婦女甚至不再烹調或縫紉了,因為男人們在這些方面的技術已經壓倒了婦女。最好的裁縫和廚師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人會繼續在各個領域壓倒婦女,但婚姻例外,男人在婚姻以外的世界有各種各樣比婦女更有利的條件,然而在婚姻世界中,婦女卻佔據著優勢,婦女們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在任何一個國家,婦女的幸福不是取決於她們享受社會權益的多少,而取決於她所與之生活的男人的品質。婦女受男人的野蠻狂暴專政之苦多於她們受沒有選舉權之苦。

  如果男人們通情達理,脾氣溫和,會體貼人,婦女則不會受苦。除此之外,婦女一直有性的武器,她們可以充分利用它。這是自然為保證她們的平等而給予的武器。無論如何,每一個男人,從皇帝到屠夫,從麵包師到蠟燭製造商,都曾經訓斥過自己的妻子,也被自己的妻子訓斥過。因為自然法則規定,她們在一起進行親呢行為時,是平等的。有些最基本的關係,比如夫婦關係,在不同的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至少不像旅遊者們描述過的那樣。西方人傾向於想像中國的妻子們都是其丈夫沉默的奴隸,儘管實際上中國的丈夫們,一般來講都是非常通情達理,善於體貼的人。而中國人則傾向於認為,既然西方人從未聽說過孔子,那麼西方的妻子就不必為自己的丈夫洗衣做飯,而僅僅是穿著睡衣在海灘上玩,或者三天兩頭光顧舞會。那些獨一無二的,異乎尋常的例子使得這些茶餘飯後的有趣閒談成為可能。於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的、常見的事實就被忘卻了。

  可見,在實際生活中,婦女並沒有被男人壓制。真正受苦的是那些娶了不少小老婆,使自己的家變成了惡毒女人之窩,只能從一個女人的房間躲到另一個女人的房間的男人。不僅如此,那種難以理解的性吸引力使得不同性別、不同輩份的親戚們能夠基本上和睦相處。所以,婦女既沒有被丈夫壓制,也沒有被公公壓制,妯娌之間也不能互相壓制,因為她們處於平等的地位,雖然她們之間誰也沒有喜歡過誰。唯一的可能性是媳婦被公婆壓制。這種事情事實上經常發生。在中國人的大家庭裡,媳婦要承擔多種責任。所以,她的生活往往很艱難。人們應該記住,中國人的婚姻並不是個人的事:一個男人並不是娶妻子,而是「娶媳婦」,正如習語所云。一個兒子降生時,習語說:「生孫子了」。於是,媳婦要對公婆盡比對自己丈夫更多更艱難的義務。

  唐代侍人王建在一首詩中表達了他對「新娘」的憐憫之情: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翁食性,先遣小姑嘗。

  如果一個女子能使男人滿意,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但是如果她能使另一個女子滿意,那就是一種英勇的行為了。許多婦女都做不到。兒子被夾在中間倍受折磨,既要孝順父母,又要愛戴妻子,卻又從來也不敢為自己的妻子辯護。實際上,所有對婦女的虐待都來自同一性別的壓迫者。然而,這時的媳婦也在等待著自己當婆婆的那一天。如果她真能活到那朝恩暮想的年齡,那麼她的地位就真是既能給她帶來榮譽,又能力她帶來權力,那也是自己一生辛苦掙來的,是應該得到的。 
 


 
理想的女性
 
  然而,對婦女的幽禁,直接影響著我們在理想的美、理想的女性、女兒的教育、戀愛與求婚的形式等問題上的觀點。

  中國與西方在女性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儘管雙方都認為女性身上存在著某些魅力,有一種神秘感,但雙方的觀點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這個問題在藝術上展現得尤為明顯。在西方,女性的肉體被看作是靈感的來源,是完美與和諧的最高形式;中國的藝術則認為女性的肉體的魅力來源於自然界本身的和諧。中國人看到一個女人的塑像,高高地聳立在紐約港,供所有進出這個國家的人們玩賞,他認為沒有比這個事實更使人感到驚奇的了。讓一個女性裸露人前,這簡直是無禮之至,下文明到了頂點。當他獲悉那位婦女並不代表女性,而代表自由觀念時,他就更感到驚異:自由為什麼應由女人來代表呢?為什麼讓女人來代表勝利、正義與和平?希臘人的觀點對他來說是新奇的。因為在西方,婦女被奉若神明,被賦予一種精神上的微妙品德,代表任何一種純潔、高尚、美麗、超凡的東西。

  對中國人來說,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樂的人。我們告訴男孩,如果他從晾著女人褲子的繩子下走過,他就永遠不會長高。崇拜一個底座上的雕像女人,崇拜裸露著身體的女人,顯然是不可想像的。對婦女的幽禁,使得人們認為裸露女性身體是極不雅致的事,無論是在藝術上,還是日常生活中。在德萊斯頓1藝術畫廊展出的某些美術名作顯然屬於色情畫一類。向西方人學習的中國時髦畫家們不敢說所有藝術的根源都是要激發人們的美感,但是,歐洲大陸的藝術家們卻都但白承認,毫不掩飾這一點。

  但是,中國人也有性慾,只不過表達形式不同就是了。婦女的服裝設計並不是為了顯示體型,而是為了模仿自然。一位西方藝術家通過自己能激發美感的想像,可能會在海上騰起的波浪中看到一位裸體女性的形象;而中國人則透過觀音菩薩的衣飾看到了海浪。婦女形象的設計則是以垂柳的優美姿態為模特兒的,這就是為什麼婦女的肩膀總是低垂的。她長著一雙杏核眼,彎彎的眉毛,眼光像平靜的秋水。她有著像石榴子一般的明牙皓齒,像垂柳一般的軟細腰肢,像春筍一般尖尖的十指,像彎月一般的纏足。這樣詩一般的描寫在西方並非一概沒有,然而中國藝術的整個精神,特別是中國婦女服裝的式樣,說明中國人在做這些描述時是認認真真的。因為婦女的身體,作為身體,中國人沒有能夠欣賞,這種欣賞在藝術上很少見到。中國的畫家在表現人體方面沮喪地失敗了。就是明代仇十洲這樣以描寫婦女生活聞名的畫家,也是平平。他畫的裸體仕女畫,胸部就像一個個土豆。由於對西方藝術所知甚少,很少有中國人能講出一位婦女的脛或者是背究竟美在哪裡。《雜事秘辛》一書相傳為漢代,實為明代的作品,其中對女性的裸體做了相當完美的描述,表現了對人體美真正的欣賞與喜愛。然而這差不多是唯一的例外。

  這就是對婦女進行幽禁的結果之一。

  事實上,服裝的這些變化並不重要。婦女的裝束會有變化,然而只要這些裝束在女人身上,男人們就會喜歡。而只要男人們認為這些服裝是漂亮的,女人們就會穿用。從維多利亞時代用襯架支撐的女裙和用鯨骨環撐大的女裙,到20世紀像男青年一樣苗條的裝束,以及1935年風行的飛行員救生衣,這些變化如此不同,實際上比中外婦女服裝不同還要顯著。只要是女人們在穿著它,男人就會覺得很漂亮。國際婦女時裝露天表演應該將這一點清楚地體現出來。僅在10年以前,婦女在大街上散步也是穿著長褲,今天,她們已經飄飄然於覆蓋踝節部的旗袍之中了,而西方婦女則已經在穿短裙,與此同時,睡褲則很有可能也要時髦起來。這些變化所造成的唯一結果是使男人的眼界大開,思路大開。

  更重要的是對婦女的幽禁與理想的女性之間的關係。這種理想,就是「賢妻良母」。這個名詞在現代中國已經成為很多人的笑柄,特別是那些摩登女性,她們最渴望的莫過於「平等」、「獨立」和「自我表現」,她們認為妻子和母親都是依附於男人的人。這樣就造成了一些觀念上的混亂。

  讓我們先來闡明兩性之間的關係問題。看起來,一位婦女在成為母親之後,就不再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丈夫的歡心之上。只有當她失去了母親地位的時候,她才感到自己在完全依賴別人,即使在西方,也曾有過這樣的時期,即社會與婦女們自己並不歧視母性,歧視生兒育女。母親在家庭中地位也恰如其分,那是一個高度榮耀的地位。將孩子降生在這個世界上,井用母親的智慧帶領他,指導他進入成年。任何一個清醒的社會都會認識到這些1德萊斯頓(Dresden ),現德國東部的一個城市。

  工作對任何人來講都是不簡單的。如果因為她能做這項高尚的工作,並且比男人做得好,所以無論在社會地位上,還是經濟地位上,都被認為是男人的附屬物——這種觀念很難讓人理解。婦女中有天才人物,正如男人中有天才一樣。但女中豪傑實際上比男性天才要少,比民主使我們相信的數量要少。

  對這些婦女來說,自我表現比生兒育女意義更重大。但對佔多數的平常人來說,讓男人去掙錢養家,婦女自己生兒育女吧!至於自我表現,我曾經見過一些自私自利、出身微賤、可憐倒霉的小傢伙最後開花結果,成了溫柔可愛、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母親,成了她的子女眼中完善高尚的典型。我也看到過一些漂亮的姑娘,矢志不婚,30多歲即蜷縮枯萎,永遠也沒有達到女性美的第二階段,沒有能像秋天的樹林那樣輝煌、成熟,通人情而又光彩照人,尤其是一個幸福的妻子分娩3 個月之後那個時期。

  在婦女所有的權利中,最大的權利是做一個母親。孔子曾經指出,理想的社會是沒有「曠男怨女」,人人都結婚的社會。中國人通過一個不同的浪漫與婚姻觀達到了這個目的。在中國人看來,西方社會最大的罪惡是有許多未曾婚配的婦女,她們除了愚蠢地相信會有迷人的王子出現之外並無其他錯誤,然而她們卻不能表現自己。她們中的許多人是偉大的教育家或者演員,如果作為母親,她們會更偉大。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相愛並結婚,或許他是一個卑鄙的傢伙,女人可能掉進造物主設置的陷階,男人唯一的願望是讓她為自己繁衍子孫「然而,大自然或許會賜予她一個長著一頭卷髮的孩子,這是她的勝利,她的喜悅,比她寫過的最偉大的書都使她感到新奇,使她沉浸在比舞台上獲得成功的那一刻更甜蜜的幸福之中。依莎多拉。鄧肯坦白地承認這一點。如果造物主是殘酷的,那麼她也是公平的。她給予尋常的婦女這種安慰,正如她給予天才的婦女以安慰一樣,因為女性的歡樂,聰明的女人可以享受,普通的婦女也不例外。自然的規律就是如此,讓男人和女人就這樣生活吧! 
 


 
女子教育
 
  中國人不同的女性理想,導致了我們對女子教育的不同方法。對女孩子的教育方法與對男孩子的教育方法現在是,或者說一直是迎然不同的。對女子的教育遠比對男子的教育嚴格。加之女性成熟期一般比男性早,女孩子受的家教也早一些。於是,她們比同齡的男孩儀態更加莊重,舉止更加規矩。

  無論如何,女孩子的兒童期比男孩子短。從14歲開始,她就把自己禁閉起來,學習女性的風範:早晨要比自己的兄弟起得早些,比他們穿得更整潔,要幫助母親做飯,還要經常承擔小弟弟的餵飯任務,等等。她們玩具不多,活計可不少。說話要慢聲細氣,走路要文雅大方,落座要規矩,雙腿緊緊併攏。

  最主要的是她學到了嫻靜與拘謹,而丟掉了活潑和生氣。小孩子的樂趣、頑皮與傻里傻氣在她身上不復存在。她蕪爾而笑,從不哈哈大笑,她的處女意識很強。在舊中國,擁有童貞比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學問都重要。她不輕易讓生人看見她,儘管她經常從屏風後面偷看別人。她培養著一種神韻與可望不可及的非凡氣度。幽禁的程度越強,她就越了不起。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在男人看來,一個關在中世紀城堡裡的小姐,確實比那個每天在餐桌上與你見面對桌而坐的姑娘更迷人。她學習刺繡,用她那年輕的雙眼、靈巧的手指,她會做精美的刺繡,學習起來比學三角學更快更容易。刺繡使她高興,因為這時她有時間做自己的夢,青年人總是愛作夢。就這樣,她在為將來做一個賢妻良母而做著一切準備。

  在有教養的人家,女孩子們也學習讀書寫字。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多女才子。今天,全國著名的婦女作家有半打之多。漢代以及後來的魏晉時代都有許多著名的知識婦女。其中有一位謝道韞,能言善辯,經常在其小叔子與賓客的辯論中為夫弟解圍。中國以前識文斷字的人並不多,男女均如此。但在書香門第,女孩子們也總是學習讀書寫字。這種教育的內容一般限於儒家經典中的文學、詩歌、歷史及人類智慧。女孩子們到此為止了。然而男人們也沒有往前走多少。文學、歷史、哲學等人類智慧,以及一些醫學、政府管理等專門知識,一起構成了人類的所有知識。而婦女的教育則更明確地傾向於人文科學的教育。與男子教育的區別也主要是程度深淺的不同,而不是學習範圍的廣狹。

  蒲伯1有一句格言說,一知半解是危險的,而中國人則認為學問太大於婦女道德無益,「女子無才便是德」。在繪畫與詩歌中,婦女常常能顯露出自己的才能,寫短詩似乎特別適合婦女的天才。這些短詩小巧玲瓏,精緻優美,但缺乏魄力。李清照(1081—1141?),中國最偉大的女詩人,留下了數量不多但彪炳千古的詩歌,充滿了雨夜的情思與對逝去幸福的懷念。婦女寫詩的傳統實際上從未間斷,僅在清代,我們就可以數到差不多一千位留下詩歌的婦女。袁枚是反對纏足的,在他的影響下,婦女作家形成了一種獨到的風格。另一位大學者章實齋,對這種風格卻嗤之以鼻,認為它對培養理想的婦女有害。不過,詩歌的寫作與盡一分妻子和母親的職責,兩者並不矛盾。李清照就是一個理想的妻子,她不是薩福。2古代的中國姑娘在社會事業上確實不如西方婦女,但是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有更多的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妻子和母親。除此之外,她沒有其他的職業。現在的中國男子陷入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是選一個摩登女郎呢,還是選一個較保守的姑娘做妻子。最理想的妻子被描繪成「既有現代知識又有古老品德」的女性。這種女性理想的衝突(新的理想作為妻子應該是獨立的人,看不起「賢妻良母」)需要人們用自己的庸見來解決。筆者認為,不斷增加的知識與教育是一大進步,是向理想女性的接近;但是我敢打賭,我們不會有(正如我們不曾有)世界著名的女鋼琴家和女畫家。我確信,她燒的高湯比她寫的詩歌味道更好,她真正的巨著是那個臉蛋圓圓的小男孩。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仍然是那聰明、溫柔、堅定的母親。 
 


 
戀愛與求婚
 
  人們可能會問,既然中國婦女被幽禁,那未浪漫與求婚怎麼還有實現的可能呢?或者說,傳統習慣對青年男女之間的自然戀愛有多大影響呢?青春、浪漫、愛情,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由於社會傳統的不同引起的心理反映。將婦女幽禁起來,灌輸以傳統的道德教育,並不能扼制她們的愛情。戀愛的一般內容與其他表象可能會被改變,因為戀愛儘管是一種自然迸發,壓倒一切的感情,它仍可能變成人們心中一個微小的呼聲。

  1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

  2薩福(sappho),公元前六世紀的希臘女詩人。

  文明可以改變愛情的方式,卻永遠不能扼殺愛情。愛情客觀存在,只不過由於偶然的社會文化前景而引起的趨向與表現不同罷了。愛情透過珠簾窺探,它的氣息充滿了百花園,它揪著年輕女子的心。或許她根本就沒有情人,也不清楚那折磨她的是什麼東西。也許她並沒有對某一個特別的人感興趣,但她喜歡男人,喜歡男人就是喜歡生活。這就使她的刺繡顯得更加精巧,她想像自己在與彩虹般的刺繡相愛。這彩虹正象徵著生活,它是那麼美麗而漂亮。

  她很可能是為什麼人正在枕頭上繡著一對鴛鴦。鴛鴦總是一雄一雌,總是在一起行動,一起游泳,一起築巢。如果她那想像的翅膀越飛越遠,她可能完全忘卻自己,因而繡錯了地方。她再繡,再錯。她使勁地抽那絲線。用勁稍微大些,線斷了。她咬著自己的嘴唇,感到很惱火。她掉在情海裡了。

  這種莫名其妙的煩惱,也許是因為春天,因為鮮花。這種突然襲來的孤獨感,是女子成熟到了應談戀愛與結婚的程度時的自然標誌。由於社會的壓制與傳統的束縛,一個姑娘總是盡自己的最大力量掩蓋這種模糊而強烈的慾望。然而,青春的夢幻卻在下意識地繼續進行。婚前戀愛在舊中國是一個禁果,公開求婚也不可能。她知道,戀愛就等於折磨自己。因為這個原因,她不敢在春天、鮮花與蝴蝶上想得過多,它們在古詩中都是愛情的象徵。如果她在做學問,她不會在詩歌上花大多的時間,以免觸發自己太深的感情。她使自己忙於家務,謹慎鄭重地保護自己的感情,就像一朵嬌嫩的鮮花在成熟之前謹慎而莊嚴地保護自己不與蝴蝶進行過早的接觸。她希望自己能等到戀愛被認可的一天,即可以由結婚來證明其正當性的那一天。她如果能躲避所有感情的糾葛,那麼她是很幸福的。然而,自然的力量有時會衝破人類的一切禁錮,橫衝直撞。正如一切禁果一樣,異性間的吸引力,正因為其罕見,更見其強烈。這是自然的自我彌補法則,根據中國人的理論,一個姑娘的心一旦被人迷惑,那麼她的愛情就會無所顧忌。這就是人們在對婦女小心幽禁背後的共同信仰。

  即使是在自己的深閨中,姑娘們通常也清楚鎮上同一階層所有未婚青年的狀況,並暗中表達了自己的讚許或反對的感情。如果由於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了她曾欣賞過的年輕人之一,儘管只是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她的心情就再也不能平靜了,以前那種自豪感消失了。接著是秘密的偷情階段。儘管暴露自己可能意味著羞恥,有時還可能導致自殺;儘管自己完全意識到這樣做是在藐視所有道德行為的規範,藐視社會的非難,她自己還是要與她的男青年相見。愛情總是能找到自己的路。

  在這種性的相互狂熱吸引中,不可能講清誰是求愛者,誰是被求愛者。

  姑娘有許多巧妙的辦法使男青年感覺到她的存在。最幼稚的方式就是在木製屏風的底部將自己的小紅鞋伸出來。另一個辦法是站在太陽餘暉照耀著的陽台之上。她還可以不經意地在盛開的桃花之間露出自己的臉龐,還可以在正月與六月的夜晚去看燈會,她還可以彈琴,讓鄰居的男青年聽到琴聲。她還可以請她弟弟的塾師修改她自己創作的詩歌,弟弟就是她的送信人。如果這位老師既年輕又浪漫,他會贈詩作答。另一種聯繫的方法是通過婢女,或富有同情心的嫂子,或者鄰居廚師的妻子,或者尼姑。如果雙方有意,他們總可以安排一次秘密的會面。這種會面極不健康。青年女子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由於他們沒有機會進行愉快的調情,愛情這時就找到了報復的機會,正如所有中國愛情故事所描寫或試圖描寫的那樣。她也可能會懷孕。接踵而來的是一個熱切的求婚和私通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階段,情不自禁,但仍是溫

  柔而珍貴的戀愛階段,因為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不過,這種愛情通常都是大幸福了,所以不能持久。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些公子和小姐很有可能在未經自己同意的情況下,由父母包辦與別人訂婚。女孩子可能後悔自己已失去貞潔。公子這時也可能赴京趕考,順利通過科舉考試,被迫接受一個更有名望人家的女子做妻子。或許兩家中的一家遷居到別的城市,兩人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或許公子儘管在外旅居卻仍然保持忠貞不貳。

  然而,一場戰爭爆發了,接下來是無限期的等待與拖延。那位在深閨中等待著的年輕女子,這時只有優傷與焦盼。如果這位姑娘的愛情是真摯而熱烈的,那麼她可能會得相思病(這種現象在中國愛情故事中驚人地普遍),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芒與喜悅之情。父母看到這種情景深感驚訝,開始詢問個中緣由。為了拯救女兒,他們安排了女兒嚮往的婚姻。從此,他們也可能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

  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充滿了眼淚、悲傷和渴望。對婦女的幽禁造成了中國愛情詩歌中哀怨鬱悶的情調。唐代之後所有的中國愛情詩都表達了渴望和失望以及無限的悲哀與惆悵。這些愛情詩往往描述那些被幽禁的青年女子因為想念自己的心上人而日見樵悴,即所謂的「閨怨」。這些詩可能描寫那被遺棄的妻子,即:「棄婦」。很奇怪,這兩種題材也往往是男性詩人所最喜愛的。

  與中國人通常對生活的消極態度一致,中國人的愛情詩歌也充滿了各種相似的情調。其中有茫然若失,有離愁別緒,有破碎的希望,有不滅的嚮往,風風雨雨,拂曉黃昏,冷情的臥室,冰涼的床榻,寂寞的懊悔,對男人朝秦暮楚的怨恨,秋天棄之一旁的折扇,逝去的春天,凋謝的百花,樵悻的面容,閃爍的燭光,冬夜那衰微的萬物,自我感傷,以及那即將來臨的死亡。黛玉臨死前所作的一首詩,體現了這種典型的情緒。這是她在知道自己的表姐將成為寶玉的妻子時寫的。這幾行詩因為其無限的惆悵而使人難以忘懷:依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依知是誰。

  但有些時候,姑娘也可能很幸運,最終成了「賢妻良母」。中國戲劇通常以大團圓結局,並唱道:「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 
 


 
妓女與姬妾
 
  到現在為止,婦女情況一直是比較理想的。她是「賢妻良母」。她忠貞不貳,服從恭順。她是一位好母親,天性就是貞潔的,問題出在男人那裡。

  男人要犯罪,他一定要犯罪。但他每次犯罪,總有一個女人在裡面。

  愛神厄洛斯統治著世界,也統治著中國。一些西方旅行家提出一些大膽的看法,認為在中國的性壓抑相對少於西方。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比較坦率地接受性的問題。哈夫洛克。埃莉斯指出,現代文明給男人提供了最大的性刺激,也提供了最大的性壓抑。從某種程度上講,性刺激與性壓抑在中國都比較少。然而這僅僅是一半真理。對性問題比較坦率的接受只適用於男性,而不適用於女性,後者的性生活經常受到壓抑。最明顯的例子是馮小青的故事。她生活在莎士比亞劇作最成功的年代(1595—1612)。作為一個姬

  妾,她被忌妒的大老婆禁止看她的丈夫,並被關在西湖邊上的一個別墅裡。

  她於是陷入了一種獨特的自戀,並開始經常觀察自己在水中的情影。死前不久,她請別人為自己連續畫了三幅像,並將畫像掛在牆上,焚香獻祭,自哀自憐。她有幾首詩在她不注意時由她的阿媽收藏了起來,其中展示了她的詩才。

  另一方面,男人卻沒有性壓抑。特別是富家的男子,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文入學者如蘇東坡、秦少游、社牧、白居易都曾光顧妓院,或者納妓為妾,他們並且但白地這麼講,並不迴避。事實上,為官而又能躲避由歌伎助興的宴席是不可能的。這並非什麼恥辱之事。從明代到清代,南京夫子廟前又髒又臭的秦淮河正是人們飲宴取樂的浪漫場所。地點選在孔子廟字附近也是非常合適、非常符合邏輯的,因為這裡是科舉考試的地點。文人學士雲集此地參加考試,慶賀成功或安慰失敗者。這時都有婦女作陪。直到今天,有些小報的編輯還在報上但白地詳細描寫他們在妓院的冒險。詩人和學者們都不惜筆墨,大肆描寫這種歌舞傳統,致使秦淮河與中國文學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妓女在中國的愛情、文學、音樂、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的。男人們認為讓體面人家的女子去擺弄樂器是不合適的,於她們的品德培養有害;讓她們讀大多的書也不合適,於她們的道德同樣有害。繪畫與詩歌也很少受到鼓勵。但是男人們並不因此而放棄對文學與藝術上有造詣的女性伴侶的追求。那些歌伎們都在這些方面大有發展,因為她們不需要無知來保護自己的品德。所以,文人學士都雲集到了秦椎河。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將那條骯髒的小河變成了一條威尼斯水道。學士們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隻上,傾聽附近那來回游動的「燈船」上歌伎們唱著的愛情小調。

  在這種氣氛中,學者們在尋找那些在詩歌、音樂、繪畫以及巧妙應答方面出類拔奉的藝妓。在那些造詣很深且頗有名氣的藝妓中,特別是活動於明末的那些藝妓中,最受人喜愛的可能要算董小宛了。她後來嫁與冒辟疆為妾。

  唐代1則有蘇小小,她那在西湖邊上的墳墓多少年來都是來此遊歷的學者瞻仰的地方。這些藝妓大都與國家的政治命運緊密相連。比如陳圓圓,是吳三桂的愛妾。李自成在征服北京之後俘獲了陳圓圓,導致吳三桂引滿清軍隊進入北京奪回他的愛妾,結果直接促成了滿清王朝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吳三桂在促成了明王朝的滅亡之後,陳圓圓與他分道揚鋪,去商山特建的寺院當了尼姑。還有李香君,也屬此類情況。她以自己的堅貞著名,她的政治傾向與勇氣使許多男人都相形見絀。她政治上的高潔超過了今天許多男性革命家。她的愛人被逐出南京之後,她將自己關了起來。後來被強迫來到其時當權的宦官之家,並被命令在酒宴上唱歌助興。她即席演唱了幾首諷刺歌曲,諷刺在場的勝利者,也是她政治上的敵人,說他們是太監的養子,這些女士們創作的詩歌都被傳了下來。中國知識婦女的歷史,一部分需要在這些歌伎的身世中去探討。她們中還有薛濤、馬湘蘭、柳如是等等。

  1蘇小小為南北朝南齊人。林誤。

  許多男青年在結婚前失去了求愛與浪漫的機會。這種需要就由妓女去滿足了。筆者用「求愛」這個詞,因為歌伎不同於普通妓女,是需要別人追求的。這就是中國人對婦女的尊重,正如我們在描寫現代生活的小說《九尾龜》中看到的一樣。許多男人都要追求一個人們認為是水性揚花的女人,時間可長達幾個月,錢要花去三四千。這時,他才被允許在她的閨房裡過上一夜。

  這樣一種荒唐的現象只有在婦女被幽禁時才會出現。當男人們不能在任何別的地方找到女性伴侶,找到浪漫,那麼這種情況就完全是自然的了。一個男人在女伴面前沒有經驗,或者厭倦了自己做飯補襪子的老婆,這時他就開始想體會一下西方人在結婚前的所謂浪漫。他看到一位自己當時覺得很可愛的女士,於是就想去佔有她,開始有一種類似戀愛的感覺。而那位女士則比他更有經驗,造詣更深,因為她並不急於和他戀愛,男人有時就產生了一種近乎崇拜的感情。事實上,這在中國是唯一的既合法又適當的戀愛方式。

  有時,他們也確實浪漫起來了,就像西方的男子和他的情人一樣。董小宛與冒辟疆的故事,從開始見面時的困難,到短暫的、然而卻是幸福的婚後生活,讀起來就像其他任何一個浪漫故事一樣。這種浪漫故事的結尾,有幸福的,也有悲傷的。李香君最後削髮為尼,顧橫波、柳如是最後成了達官顯貴家的貴婦人,使同代人羨慕與欽佩不已。

  於是,妓女們教會了中國人浪漫的愛情,正如中國妻子們教會了他們更世俗,更真實的愛情。有時候情況還很複雜。杜牧在外過了十年放蕩不羈的生活之後,幡然悔悟,又回到自己原配的妻子身邊。有時,妓女的貞潔也使人深感驚異。比如杜十娘。除此之外,妓女們發揚了中國的音樂傳統。沒有她們,這個傳統也許早就滅絕了。她們比那些家庭婦女更有教養,更獨立,更容易處理男人的社會;事實上,她們是中國古代解放了的女性。她們對高官貴爵的影響經常使她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一下政治。有的官吏的任命與免職是在她們的房間裡決定的。

  確有才能的妓女經常被納為姬妾或娶為正房,上述婦女均如此。納妾制度差不多與中國一樣古老。納妾制度背後的問題也與一夫一妻制一樣古老。

  在東方,當男人們對婚姻不滿時,他就去找歌伎,或納妾;在西方,人們則去找情人,或者偶爾千干越軌行為。社會行為的方式不一樣,而根本問題卻驚人地相同。對這種行為的社會態度,尤其是婦女的態度,東西方也有差異。

  中國人押妓納妾是得到社會認可的,而西方人則顧及體面,不願意談這類事情。

  堅持要男性的後裔,也極大地鼓勵了納妾制度。中國的一些妻子事實上還請求她們的丈夫納妾,因為她們沒有能力丈夫生下兒子。明代的法律曾規定男人在40歲以後仍沒有男性後裔者可以納妾。

  而且,中國的納妾制度實際上代替了西方的離婚制。結婚與離婚是最複雜的社會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人能夠解決。人們迄今還未能發明一個妥善的辦法,羅馬夭主教的辦法除外——他們完全否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結婚是婦女保護自己最安全的辦法。無論何時,只要男人一放鬆自己的道德要求,受苦的就會是女人。不管是由離婚、納妾、同居、試婚引起的,還是由自由戀愛引起的,造物主在性的安排上,已經造成了一些永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在自然界,性平等這個說法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唯一關心的是種族的繁衍,所謂一半對一半的現代婚姻,孩子降生之後,就會變成有益於男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對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有位婦女具備運動家的風格,在「愛情結束」之時,解放了自己的丈夫,那麼這個40多歲的男人就會享有比那個40多歲的女人,三個孩子的母親,更多的有利條件。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納妾制度可以被認為多少有些道理。中國人認為婚姻是家庭的事,婚姻失敗時就納妾。這樣,至少可以保證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單位而完整地存在。西方人則不同。他們認為婚姻是個人的、浪漫的、感情上的事,所以,他們實行離婚制,從而使社會單位解體。在東方,如果男子變為富豪,無所事事,腐化墮落,愛情人而不愛自己的老婆,這時妻子只能壓抑自己的性慾,但仍保持自己已有的地位,仍然作為家長而被尊敬,子孫繞膝,不可謂不幸福。在西方,摩登的妻子要打官司離婚,獲得自己的贍養費之後,與丈夫分道揚鑣,也許再次與他人結婚。一邊是被丈夫怠慢,但卻被家庭其他成員尊敬,並享有至少是理論上有比姬妾更多優勢的妻子;一邊是離了婚,拿到了贍養費,分道揚鑣了的妻子,到底哪一個更幸福呢?這是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在中國,婦女們缺乏她們的西方姐妹那種獨立精神:被遺棄的妻子總是處在一種無限悲慘的境地。社會他位丟掉了,家庭也破碎了。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的婦女,就有一個不幸福的婦女。無論怎樣的社會安排都不能使她幸福。即使是真正的經濟獨立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在中國,這種情況每天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發生。有時我總覺得那個用自己女性的凶殘將原來的妻子趕走的摩登婦女非常接近於我們野蠻時代的祖先,不同的只是她已經摩登到使自己不能容忍另一個與她平等的婦女與她在同一所房子裡生活的程度,過去,一個真正品行好的女人,陷入與另一個已婚男人的愛情之中,並真的喜歡他時,她就主動作為姬妾嫁給這個男人,並謙恭地侍候原來的妻子。而現在,以一夫一妻制的名義,一個婦女將另一個哄走,並取而代之,似乎對婦女來講,這是較好一點的出路。這是現代化的、解放的、所謂文明的方法。如果婦女們喜歡這樣做,那就讓她們這樣做好了,因為首先受影響的是她們。然而,年輕漂亮的婦女在與同性的戰鬥中,總能擊敗年齡較大些的婦女而獲得勝利。這真是一個既新鮮又古老的問題。只要人性不完善,婚姻制度就將永遠是不完善的。這個問題,讓我們留待後人去解決吧。或者只有與生俱來的平等與公正的意識,以及對父母的職責逐漸增強的意識,才能減少上述事情的發生。

  當然,為納妾制辯護是徒勞的,除非你準備同時為一妻多夫制辯護。辜鴻銘,愛了堡大學的碩士,一個非常喜歡引用托馬斯。卡萊爾和馬修。阿諾德語錄的人,一次在為納妾制辯護時說:「你曾看到過一個茶壺,四個茶杯在一起,但是你可曾見過一個茶杯和四個茶壺在一起嗎?」對於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是《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姬妾潘金蓮的話:「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著就是抹著。」她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纏足
 
  纏足的性質與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為人們所誤解。纏足是婦女被幽禁、被壓制的象徵。這個說法並不過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熱衷於在福建南部推行纏足的習俗,作為傳授中國文化、提倡男女隔離的一個手段。然而,如果纏足僅僅被看作壓制婦女的標誌,那麼做母親的就不應該那麼熱衷於為自己的年輕女兒纏足。事實上,纏足自始至終都代表著一種性意識的自然存在,纏足無疑起源於那些放蕩的國王的宮廷裡。男人們如此喜歡這個習慣,是因為他們把婦女的腳與鞋看作戀愛的對象並崇拜之,婦女們喜歡這個習慣是因為她們想得到男人們的寵愛。

  纏足的習慣起於何時是有爭議的。實際上這個問題大可不必去辯論,談談它的「演變」也許比談起源更有用處。纏足的唯一正確的定義是用長長的裹腳布把腳纏起來,從而代替襪子。纏足似乎首先是與南唐後主聯繫在一起的,那是公元10世紀,宋代之前。楊貴妃是穿襪子的。她的一隻襪子在她死後被她的奶媽收藏並展出,當時的門要是每人一百文錢。唐代對婦女的小腳與「弓鞋」的狂熱讚賞已蔚然成風。「弓鞋」的頭部翹起,就像古羅馬軍艦高高翹起的船頭。這是最初的纏足方式。這種鞋是那些宮廷舞女穿用的。一個個女子翩翩起舞,宮廷的脂粉氣與香煙燎繞於錦繡珠簾之間。在這種奢靡的氣氛中,自然會產生一個有創見的人物,為已經很精美的感官刺激再添上一點佐料,可謂錦上添花,畫龍點睛之舉。這個人就是短命的南唐的統治者。

  他也是一個很有造詣的詩人。他命一個纏足的舞女在6 英尺高的金子做的蓮花上輕歌曼舞。金蓮花上掛滿了寶石、珍珠和金錢。於是這種纏足的鳳尚就被固定了下來,人們竟相模仿。那纏著的小腳被委婉地稱為「金蓮」,或「香蓮」,這些詞也就因此入詩。這個「香」字很重要。它意味著中國富豪人家驕奢淫逸的氣氛,意味著他們的家裡常常散發著陣陣的幽香。人們描述這種幽香的圖書卷帙浩繁,令人驚歎。

  女人們不僅願意而且非常喜歡趕時髦。即使由此帶來身體上的不適,也在所不惜。這一點井非中國人的獨創。直到1824年,英國的姑娘們甚至願意躺在地上,讓她們的母親手腳並用,幫助她們把自己的身體擠在鯨魚骨架裡。

  18世紀和19世紀初歐洲婦女常常在適當時候暈倒在地,這些鯨魚骨架的功勞一定不小。中國女子的身體可能贏弱,但她們從來不趕暈倒在地的時髦。俄羅斯芭蕾的腳尖舞是人類自我折磨的又一例,不過這個例子可以在藝術的美名下得到讚賞。

  中國婦女的小腳不僅使男人賞心悅目,而且很驚奇很微妙地影響了中國婦女站立的儀態與走路的步態。屁股向後甩,就像穿著現代的高跟鞋,走起路來極端謹慎,身體不停地搖晃,完全是一觸即倒的樣子。觀看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個走鋼絲繩的演員,使你每時每刻都在被她揪著心。纏足實在是中國人感官想像力最精緻的創作。

  然而,男人們置女性姿態幹不顧,開始把小腳作為一個愛戀對像而予以崇拜、賞玩、欽佩和歌詠。從那時起,這種夜間穿的鞋子在色情詩歌中就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對「金蓮」的崇拜屬於性心理病理學研究的範圍。在不同小腳的欣賞上,人們施展了自己不少的才能,其技巧並不亞於人們在唐詩鑒賞中所使用的技巧,我們知道,真正既小巧又美觀的腳是十分罕見的,一個城市裡也許不到10只。所以我們很容易理解男人們為什麼這樣動感情,就像他們對小巧玲瓏的唐詩動感情一樣。清代的方絢著有整整一本書描述這種藝術。他把小腳分為五類,十八種。一雙小腳應該具備如下條件:(一)肥,(二)軟,(三)秀。他說:瘦則寒,強則嬌,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

  所有能理解時髦在婦女身上的力量的人,都能理解這個習慣為何能夠經久不衰。我們奇怪地看到康熙皇帝禁止中國人纏足的敕令在幾年後被撤回。

  滿族姑娘很快就開始模仿中原姑娘的纏足,直到乾隆皇帝下令禁止。那些想讓自己的女兒成長為真正的小姐並嫁與體面人家的母親們從小就要給女孩子纏足,這也是父母的一種遠見。新娘在聽到別人對她的小腳進行讚揚時也會頓然對父母產生一種感激之情。因為除了一個好臉蛋之外,婦女對她們的小腳也感到無限的自豪。正如摩登女郎為自己的小踝節而自豪一樣,這些小腳使她們在任何社交聚會中都能引人注目。在她成長髮育的時候,纏足是很痛苦的,有無情的痛苦。但她有一雙美觀的腳,這是她一生的光榮。

  這個邪惡怪誕的習俗受到至少三位學者的批判:李汝珍(婦女小說《鏡花緣》的作者,1825年),袁枚(1716—1799)和俞正燮(1775—1840)。

  他們都是具有獨立思想,對後世頗有影響的學者。然而,這個習俗一直到基督教傳教士們發起反對運動之後才被取消,中國婦女真應該為此而感謝他們。不過,傳教士在這方面也幸運地得到了當時社會形勢的幫助,因為中國婦女發現摩登的高跟鞋基本上可以代替小腳的作用,高跟鞋使婦女的體態更優雅,步伐更斯文,使人感到她們的腳確實看起來比實際要小。李笠翁在他的文章中對生活藝術的精闢見解仍然是對的:「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趾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頭者似禿故也。」這種對悠閒生活細節的深刻見解,往往是中國天才文人們的特點。 
 


 
婦女解放
 
  對婦女的幽禁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其速度之快,使那些十年前離開中國現在剛剛回來的人感到驚訝:中國姑娘們在整個物質與心理觀念上的變化之大,使他們最深刻的信仰不得不發生動搖。這一代的姑娘在氣質、裝束、舉止和獨立精神等方面與十年二十年前的「摩登」女郎不同。導致這種變化的因素是來自各方面的影響,然而,總的來講,可以說是西方的影響。

  具體來說,這些影響是:1911年由君主制轉向共和制,承認男女平等;1616年至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由胡適博士和陳獨秀領導,批判「寡婦守節」,與「吃人的孔教」以及男尊女卑等衡量標準;1919年的五四學生運動,那是一場由於協約國在凡爾賽和會上秘密出賣中國所引起,而使得男女青年學生一下子捲入的政治運動;1919年秋天北京大學第一次收女子入學,隨後所有大學都開始了男女同校制度:男女學生繼續積極參政,導致了1926—1927年的國民革命,這次革命的主力是學生,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領導、支持、鼓勵。在這次革命中,中國姑娘作為黨的工作者、護士甚至士兵頗引人注目;南京政府成立以後,國民黨黨部的女黨員繼續任職;1927年以後在各個政府機關有大量的婦女任職;南京政府公佈法令規定男女均有享受遺產的權利;納妾制度消失;女子學校興起;1930年以後女子體育風行一時,特別是1934年的女子游泳;裸體畫的風行,報紙雜誌每天都在談論裸體像問題;瑪格麗特。桑格11922年到達中國,計劃生育與性教育開始傳播;避孕工具的引進(僅此一點即可引起一場倫理道德的革命);多數大報每週都有「婦女副刊」,專門討論婦女問題;《性的歷史》(一本很頹廢的書)的出版,作者張竟生,是一位法國留學生;格裡特。加布(Gteta Garbo )、諾馬。希勒(Nornla Shearer)、梅。韋斯特(Mae WeSt)2,以及中國影星們的影響,電影雜誌的流行,當時頗有幾種這樣的雜誌;1928年,有歌舞表演的酒吧間開始在中國流行,在這裡,中國姑娘們的適應性使每個人都感到驚訝;燙頭、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國絲襪、高叉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緊胸衣),以及女子游泳衣。

  1瑪格麗特。桑格(Margtetsanger ,1883—1966),美國節育專家。

  2格裡特。加布、諾馬。希勒、梅。韋斯特,這三位都是美國女影星。

  從纏足到游泳衣真是夭壤之別。儘管這些變化看似膚淺,實際卻根深刻。

  因為生活就是由這些所謂表面的東西構成的,改變了這些東西,我們就改變了自己整個的生活觀。

  這些摩登姑娘們在中國的雜誌上受到了人們的譏笑。說她們膚淺,譏笑她們熱愛奢侈,失去了勤儉的優秀品質,因為很明顯,梅。韋斯特的影響要大於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1的影響。事實上有兩種姑娘:一種是在都市生活中嶄露頭角的婦女,一種是嚴肅理智的婦女,她們不拋頭露面,而是消失在美滿家庭之中,一些在政治上很出色並引起公眾注目的婦女在性問題上都是最聲名狼藉的人,所以她們不能代表現代的中國女性。總的看來,這些現代的影響應該說是代表著一種解放力量,於中國婦女有益,於是也對中華民族有益。第一個主要的結果是姑娘們體格的變化。女性在體育運動中裸露著大腿,儘管使老一代人感到非常遺憾,卻最終會對整個國家有好處。隨著體格的發展,婦女們的步態就更自然、更優美,而不再是閨房裡培養出來的小腳步態。

  體格變化也會引起對女性美的認識的變化。理想的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種受人壓制、憫靜、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於歐洲婦女那樣天真活潑健美的女性。聽到婦女們發自內心的開懷大笑,對我們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我們寧可聽到她們放聲大笑,而不願聽到她們吃吃地笑。儒家對婦女人為地限制,嚴格的男女之別,必定要被一個更人道主義的觀念所代替,再也不能讓儒家這種思想為所欲為。如果說有什麼危險,那就是性特徵的消失,以及有女子氣質的婦女的減少。女性設法在各種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這本身就是束縛婦女的標誌。讓婦女們為自己的性別而自豪吧。只有在性完善中,在性的莊嚴的職責中,她們才是真正偉大的。與西方婦女相比,現代中國成熟了的婦女或許還是過於泰然自若,過於莊嚴高貴。她們缺乏西方姐妹們那種自然的活力與獨立的精神。也許這是她們的血統所促成的。如果是這樣,那就讓她們自然發展吧。因為她們只有同時體現了自己民族的特點,才能成其為偉大的女性。

  1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ty Wollstonctaft,1759—1797),英語作家和女權運動倡導者。 
 


 
第六章 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社會頭腦的缺乏
 
  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個人主義者所組成的民族。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而不關心社會,而這種家庭意識又不過是較大範圍內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會」一詞所代表的觀念在中國人的思想中並不存在。在儒家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中,我們看到了由「家」向「國」的直接過渡,這是人類組織形式的兩個連續階段,正如古語所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接近於「社會」這個觀念的詞是「國家」即「國——家」,這與中國人組成抽像名詞的方法是一致的。

  「公共精神」是一個新名詞,正如「公民意識」、「社會服務」等名同一樣。在中國沒有這類商品。當然,有「社會事務」這個詞,比如婚禮、喪禮、生日慶祝、佛教儀式,以及一年一度的節日等。然而,英美社會生活中某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比如體育運動、政治、宗教都是中國社會明顯缺乏的。中國沒有教會,沒有教會團體。中國人避免談論政治,好像這也是一種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不投票選舉,也沒有俱樂部會所之類的地方來辯論政治。他們並不著迷於把人們緊緊綁在一塊的體育運動,而這卻是英美社會生活的本質。當然,他們也玩遊戲,但這些遊戲卻適宜於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中國遊戲並不像板球那樣將遊戲者分成兩組,相互爭奪。協力配合這樣的事鮮為人知。在中國人孤僻的遊戲中,參加者自己為一方。中國入喜歡撲克,而不喜歡橋牌。他們一直在玩麻將,而麻將則更像撲克,而不像橋牌。

  在這種「麻將」哲學中,或許可以看到中國人個人主義的特點。

  中國的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新聞系統中可見一斑。中國人辦報紙就像他們玩麻將。我曾經見到過中國人是如何編輯他們的日報的。這裡,總編的職責僅僅是寫社論。專門負責國內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負責國際新聞的人有自己的版面,專管城市新聞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盤。這4 個人在管理各自的部門時就像那麻將桌上的4 個遊戲者,每個人都在猜測其他人手裡有什麼牌。

  每個人都試圖湊齊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沒有用處的竹子扔出去供別人選擇。如果國內新聞有富裕,其內容則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聞版,這是無需向讀者說明的。如果城市新聞版也已過分擁擠,則可以轉向兇殺火災版。

  沒有必要區分什麼是頭版新聞。沒有選擇,沒有配合,也沒有陪襯。每個編輯都可以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打住,一切從簡。加之編輯和讀者都是夭生的個人主義者,發表新聞是編輯的事,而尋找新聞卻是讀者的事,互不干涉。

  這是中國一些最古老、最龐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迄今為止仍在奉行著的編輯方針與編輯技巧。

  如果你問為什麼沒有合作,答曰:因為沒有社會頭腦。如果總編輯試囹進行某些改革,而將阻礙改革的城市版編輯辭掉,那麼他就違犯了中國家庭制度的原則。他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事務?他是想把那位編輯逐出報社,砸掉他的飯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餓嗎?如果這位城市新聞版的編輯的妻子是報紙所有者的侄女,總編能將他解雇嗎?如果他還有一點中國人的社會意識,他就不會這樣做。然而,如果他剛剛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留學歸來,那麼他馬上就得從總編的位於上退下來。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國方式辦事的人將接替他。舊的情形將繼續。讀者們將搜尋自己想看的消息,

  報紙仍將擴大它的發行量,仍將大賺其錢。

  這就是在中國人所有社會交際活動背後所隱藏著的心理體系。找到更多這樣的例子並非難事。這些例子部說明中國人缺乏社會頭腦,而這一點尤使20世紀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講20世紀的人,因為他曾接受過19世紀人本主義的恩惠,有較寬闊的社會觀。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國人對社會工作的觀念。我想利用《論語》半月刊(中國一種無意識幽默雜誌)中一位地方軍閥關於群眾教育運動的講話。青年人受到美國人社會服務熱忱的感染,組織了一場「掃盲」運動。於是,這位將軍在講話中說,學生應該讀書,不要干涉公共事務。「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飯,你要打倒人家。」這種很有說服力的論點是:文盲們並沒有干涉你的事務,你們為什麼要去干涉他們呢?這些話簡短有力,就事論事。因為他們是直接地、毫不掩飾地發自講話者內心的話。對中國人來講,社會工作看起來總是在「管別人的閒事」。一個熱心於社會改革或者說是熱心於任何一項公共事務的人看起來總是有點滑稽可笑。我們給他的誠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做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嗎?他為什麼不效忠於自己的家庭,設法陞官發財,首先幫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們的結論是,他太年輕,或者說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怪人。

  中國歷史上總是有一些這樣異乎尋常的人,他們被稱為「豪俠」,但他們都屬於土匪或流浪者階層,沒有結過婚,是些四處飄泊的光棍,隨時準備跳進水裡搶救一個素不相識、即將溺死的孩子。結過婚的中國男子一般不做這種事。不過也有例外,結果死後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盡了苦頭。我們敬佩他們,熱愛他們,但我們不希望家裡有這樣的人。當我們看到一個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種窘境時,我們會大膽地預見這個男孩將是他父母的災星。如果我們能盡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如果不能,他就會被送進監獄,從而使全家都跟著遭殃。當然,事情並不總是那麼糟。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他,他可能會離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強盜中去。所以,我們把他們稱作「離經叛道的人」。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實際上,中國人並不是基督教傳教士們想像的沉浸在罪惡之中的異教徒,儘管「異教徒」這個名詞,以基督教蔑視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如果傳教士們能設法理解他們,追根溯源,他們的看法可能會轉變一些,因為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一種不同子基督教的社會哲學。這種區別是觀點的區別。現代最有教養的中國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西方婦女會去組織什麼「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為什麼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裡照看自己的孩子,我們的結論是:這些婦女沒有孩子,所以沒有什麼更有益的事情可做。這種推斷也許往往是正確的。我們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觀念和社會觀念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繼續深究,會發現家庭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由此而生發出各種社會特點,這個家庭制度以及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級階段——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社會中的所有問題。面子、人情、特權、感恩、謙恭、官吏的腐敗,公共機構、學校、行會、慈善事業、好客、正義,以及整個的國家機構,都源於家庭和鄉村制度,都借用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部結構,都在這些制度中發現了可以用來解釋自己特點的有啟發性的理由。從家庭制度中生發出家庭觀念,從家庭觀念中生發出一定的社會行為規範。研究一下這些問題,觀察一下人作為

  社會的人如何在缺乏社會頭腦的情況下行動是很有意思的。 
 


 
家庭制度
 
  中國以前並沒有「家庭制度」這樣的社會學名詞,我們只知道家庭是「國家的基礎」,或者說,是人類社會的基礎。這種制度給我們所有的社會生活增添了色彩。這種制度是與個人有關的,正如我們有關政府的觀念一樣,是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這種制度給我們的孩子們上的第一課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責任,相互調整的必要,自製、謙恭,明確的義務感,對父母感恩圖報和對師長謙遜尊敬。這種制度幾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給人一種社會生存與家族延續的感覺,從而滿足人們永生不滅的願望。通過對祖先的崇拜,這種制度使得人們永生的願望看起來是那麼切實,那麼生動。這種制度培植了家族的榮耀感,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種榮耀感。

  這種制度甚至還可以涉足於個人非常具體的事務。它從我們手中奪去了締結婚姻的權利,把這種權利給了我們的父母;它讓我們與「媳婦」結婚而不是與妻子結婚;它使我們的老婆生「孫子」而不是生兒子;它還百倍地增加了新娘的義務;它使年輕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將自己的房門關起來是非禮行為,使英文中的「privacy 」(獨處、私事、秘密,隱私)這個詞在漢語中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它像收音機那樣迫使我們習慣於喧鬧的婚姻、喧鬧的葬禮、喧鬧的晚飯、喧鬧的睡眠。它像收音機那樣麻痺了我們的神經,發展了我們溫和的脾性,西方人就像一個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總可以打扮得整潔一些,而中國人則像大家庭中的媳婦,有數不清的家務在等她去做。於是,這種制度在我們心中從小就培養了一種冷靜感,使年輕人循規蹈矩,格守本分。它為我們的孩子們提供了過多的保護。很奇怪,很少有孩子們造反與出逃。在以父母為中心的獨裁家庭中,這種制度使年輕人失去了事業心、膽量與獨創精神。筆者認為,這是家庭制度在中國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災難性的影響,父母的葬禮使文人學士在三年之內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也是內閣成員辭職的一個絕好理由。

  家庭倫理甚至涉足我們的旅行與運動。《孝經》(從前的學童都要背誦的)中發展了一種理論,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孔子的門徒曾子臨終前說:「啟予足,啟予手。」即要人們檢查他的手足,沒有任何損傷,可以完整地交回給自己的祖先,這與宗教感情已相差無幾。家庭倫理限制了我們的旅遊,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於是,最佳形式的遊歷,亦即漫無目的、不期望達到任何特定地點的旅遊,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有的。孝子「不爬高,不涉險」。所以,在阿爾卑斯俱樂部裡,沒有一個孝子。

  總之,家庭制度恰好是個人主義的反動。它拉著人後退。正如賽馬的職業騎師用韁繩把那向前猛衝的阿拉伯馬拉回來一樣。如果這是個優秀騎士,他就能幫助這匹馬贏得這場比賽。然而,有時騎士並不那麼優秀;有時阻止賽馬向前奔跑的也不是騎士,而是一輛不中用的貨車。如此,中國社會就不需要良種的阿拉伯馬了,最好的證明就是我們的確沒有良種馬。我們把它們謀殺刺死,趕進山林,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去了。我們需要的只是從容不迫,沉重緩慢地拉車的馬。這樣的馬,我們有許許多多。

  社會等級觀念,人們也通常這樣稱呼儒教,是支配著家庭制度的社會哲學。正是這種觀念在維持著中國的社會秩序。這也是社會結構與社會控制的原則。它的中心思想是等級,也即「名分」。它給予每一個男人女人以一定的社會地位。與人文主義「凡事備得其所」的理想一致,社會的理想是「凡人各得其所」。「名」即「名稱」、「名義」,「分」即「本分」、「義務」。

  儒教實際上被稱為「名教」。一個名就是一個頭銜,給予某人在社會上以特定的地位,並明確了他與別人的關係。沒有名,沒有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人們就不知道自己的「分」,或者說是在這種關係中自己的責任。所以他就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懦家的觀點認為,如果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並使自己的行為與自己的地位相稱,社會秩序就有了保障。「五倫」中的四項關係都與家庭有關。這五大倫理關係是:君臣關係、父子關係、夫婦關係、兄弟關係和朋友關係。這最後一項的朋友關係,可以說,是和家庭一致的,因為朋友是可以包括在家庭圈子裡的人——「家裡的朋友」。於是家庭就成了所有道德行為的出發點。

  平心而論,孔子從來沒有試圖讓家庭意識取代社會或國家意識,並使之成為一種擴大了的自私自利——這個結果,他老人家並未能預見到,儘管他有那麼多實用的智慧。家庭制度的罪惡在韓非子的時代(公元前三世紀末)就已經很明顯。我認為,韓非子是當時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在著作中所描述的當時的政治狀況與現代中國的情形相比較別無二致。比如裙帶關係,徇私舞弊,損公肥私,政治家建立豪華的別墅,對犯讀職等罪行的官吏沒有任何懲罰,缺乏公民意識,以及普遍缺乏社會意識。這些問題,韓非子早已全部闡明,所以他主張出路在於法治的政府。他自己的結局,卻像蘇格拉底那樣被迫服毒自殺了。

  然而,至少在理論上,孔子並沒有認為家庭意識應該蛻化為一種擴大了的自私自利,從而把社會的完整喪失殆盡。在其道德系統中,他確實允許一定量的超家庭的仁愛。他認為家庭的道德教育是全社會道德教育的基礎,並且認為通過全社會的道德教育,應該出現一個人民生活幸福和諧的社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忠孝」被放在道德之首,並得到如此特別的強調。甚至中文中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從「孝」演變而來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欠」,意思是「使……孝。」《孝經》是這樣解釋「孝」的:子日:「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孔子還說: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所以,他就可以對門徒曾子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幹事親,中幹事君,終於立身。

  所有的道德哲學,在社會上都是基於一種模仿的理論,在教育上則基於一種習慣的理論。社會教育的方法和途徑是從小建立正確的思想態度,這自然是從家庭開始的。這一切都沒有什麼錯。唯一的弱點是將政治與道德混為一談。結果對家庭來說是比較滿意的,而對國家來講則是災難性的。

  家庭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是前後一貫的,它堅信一個由好兄弟好朋友組成的國家一定是個好國家。然而,在現代人看來,儒學在社會關係中忽略了每個人對自己不相識的人所應有的社會職責,這種忽略的災難性是嚴重的。撤馬利亞人樂善好施的品德在中國鮮為人知,實際上受到人們冷落。從理論上講,這種品德已經體現在「互惠主義」中了。孔子說,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然而,這種與「他人」的關係並未包括在五種最重要的關係中,沒有詳細給予說明。家庭與朋友一起組成了一座有圍牆的城堡。城內是最大限度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相互幫助;對城外的世界則採取一種冷漠無情,一致對抗的態度。結果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家庭成了有圍牆的城堡,城牆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是合法的掠奪物。 
 


 
裙帶、腐敗和禮俗
 
  的確,中國的任何一個家庭都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單位,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指導著自己的各項活動。互相幫助發展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一種道德義務和家庭責任榮譽感促使他們要相互提攜。有時,某位兄長要遠涉重洋去幫助一位破了產的弟弟恢復名譽。地位較高、事業較成功的家庭成員,即使不負擔全部家用,通常也要承擔其中的大部。一個人供養自己的侄子和外甥上學是常見的事,不需要特別讚揚。一個成功者,如果他是一個官吏,往往把最好的差事分配給自己的親戚。如果當時沒有一個現成的職務,他會製造一個閒職出來。這種掛閒職領乾薪主義和裙帶關係逐漸得到了發展。加上經濟的壓力,它就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來破壞任何政治改革運動,而不是被改革運動摧毀。這種力量如此之大,任何不屈不撓的改革勢力,不管其用意多麼崇高,最終都會證明是失敗的。

  從溫和一些的觀點看,裙帶關係並不比其他各種形式的徇私偏袒更壞。

  一位部長不僅要把自己的侄子外甥安插在部裡,還要將部裡其他高級官員的侄子外甥安插進來。還有一些官員地位確實高一些,並且給他寫了推薦信。

  除了那些掛名職務及「顧問職務」之外,還能將他們放在哪裡呢?經濟壓力及膨脹的人口的壓力是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受過教育的人能寫文章卻不會修理汽化器或組裝收音機,以至每當一個新的公共機構的建立,或新官吏任職,頭頭們總會收到成百上干封推薦信。於是很自然,這種慈善與寬厚就從家庭開始了。因為家庭制度應該被中國人看作是中國人與失業鬥爭的傳統保險制度。每個家庭都要照管自己家裡的失業者,供給他們吃喝,之後的第二步就應該幫他尋覓一份差事。這種方法比慈善事業要好一些,因為它教給了那些不太幸運的人以一種獨立感,獲得這種幫助的家庭成員也會轉而幫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再者,那位掠奪了國家資財以肥自己的部長,他或許是為這一代,或許在為下面的三代、四代人聚集了50萬或1000多萬美元。他只不過是想光宗耀祖,做一個體面的家庭成員(我只想舉幾個死人的例子:王占元將軍,湖北省長,有約3000萬美元資產;吳俊升將軍,黑龍江督軍,更為富有,有大片的不動產,財富無以計數。只有上帝才知道熱河的湯玉麟有多少財產。他現在還活著)。貪污受賄,「敲詐勒索」,對公眾可能是罪惡,然而對家庭總是美德。因為所有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是不錯的「好」人,所以正如辜鴻銘所說,在漢語語法中,最常見的動詞變化形式是「敲詐」的幾種形式:「我敲詐,你敲詐,他敲詐,我們敲詐,你們敲詐,他們敲詐」1這是一個規範變化動詞,沒有任何特殊變化。

  所以,儘管看起來很奇怪,然而,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孕育了中國的個人主義。家庭內部的協作導致了帶有某種利他主義色彩的普遍盜竊腐。盜竊癖可以與個人極端誠實的品德並行不悖,甚至與慈善心腸並行不悖。這一點就是在西方也並不奇怪。那些社會支柱們,在中國,他們是在日報上拋頭露面最多的人,他們經常很慷慨地捐贈1 萬美元給大學或醫院。其實,這些人不過是將從人民身上掠奪來的錢財再退回給人民罷了。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是那樣驚奇地一致。區別只是在西方,他們總是害迫被揭露,然而在東方,這些事情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哈定2政權的極端腐敗,最後導致了一位官員被送上法庭。儘管這對那位官員很不公正,然而看起來,人們還是認為貪污受賄是不公正的事。

  1英大為:I squeeze ,yousqueeze ,he squeeze,we squeeze,you soueeze. They squeeze.2哈定(WarrenG. Hat ding ,1865—192S)。第29屆美國總統,1921—1923.

  在中國,雖然一個人可以因偷竊一個錢包而被捕,但他不會因為盜竊國家資財而被抓起來。甚至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無價國寶遭到有關的官員的偷竊,事情敗露後,罪犯也沒有受到懲罰。因為我們對政治腐敗有一種「需要」,於是從邏輯上就必然會產生一種「仁政」理論(見本章第九節)。孔子要我們接受仁人之治,我們也確實把他們當作仁人君子,他們可以不做預算,不報告支出情況,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許可,犯罪之後不需要進監獄。結果是他們的道德天賦與他們的職位之便太不相稱,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就不免幹些雞鳴狗盜的勾當。

  中國人民主的可愛之處在於,以這種手段巧取豪奪的錢財總是又滲漏回到人民手中,不是通過向大學捐款,就是去資助那些依靠他或者侍奉他的人,包括他家的僕人。那位「敲詐」他的僕人只不過是在幫助他把錢還給人民。

  僕人這樣做感到問心無愧。僕人背後也有一大堆家庭問題,與主人的家庭問題雖然範圍不同,性質卻無二致。

  除了已經談過的裙帶關係和社會腐敗之外,家庭制度還造成了其他一些社會問題。這也許可以總結為缺乏社會紀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歸於失敗,比如它通過裙帶關係使國家的行政機構失去功能。它使「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倒也不壞,壞就壞在人們把自己家的垃圾倒在了鄰居的門前。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人的所謂謙恭有禮。這一點常被誤解。中國人的謙恭有禮並不是愛默生1的定義,所謂「做事情令人愉悅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你在和誰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還是你家的朋友?中國人對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種禮貌態度正與英國人對其殖民地內其他種族的人的態度一樣。一位英國人對我說:「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是我們對自己人並不傲慢。」這對英國人來說,似乎也足夠了,因為他們「自己」就與社會等同了。中國人對朋友,對熟人並沒有什麼無禮舉動,然而對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則不然。中國人作為一個社會存在,對自己的鄰居採取明顯的敵對態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輛電車的乘客,還是和自己一起排隊買戲票的人。

  1愛默生(Ralph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國哲學家,散大家,詩人。

  一次,在內地的某個汽車站,天下著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經過一番拼搶之後,找到了一個座位,可這座位卻是司機的。車站的官員清他讓開,他執意不肯。他要是有一點「社會意識」,也會感覺到如果沒有司機,車裡的人誰也回不了家。然而他連這一點社會意識的火星兒都沒有。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想,難道應該責怪他嗎?為什麼那麼多乘客只有一輛汽車?地方軍事長官把其他的車輛都徵用做軍事運輸去了。那位地方長官的社會意識哪裡去了呢?在這種系統失靈的情況下,人們被迫進行拼搶,大家都滯留在離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著雨,人人都想盡快回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位佔據了司機位置的人自動放棄座位,結果會是怎樣?這種情況很典型:它表明了農民式的禮貌和速度時代的不協調,證明了政治上的腐敗在促使著個人為生計不得不拚死爭奪,表明了建立在一種新的社會意識上的習慣的缺乏,而這種意識是需要時間才能建立的。

  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結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車公司都賠錢,所有的礦產公司都倒閉。這種社會意識的缺乏,也可見於其他許多方面,比如對圖書館規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對國家法令的實行等問題上。大官們破壞大法律,小官們破壞小法律。於是社會紀律極端鬆弛,人們對社會規章制度普遍漠視。

  事實是,家庭制度在阻礙著極端個人主義向一種新型社會意識的轉變。

  在西方,社會意識是全社會的意識,而不只是家庭意識。中國社會則被切成小的家庭單位,這裡存在著最大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然而在家庭與家庭之間,卻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聯繫,只有國家似乎才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然而,由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獨立於世界之外,沒有受過大的挑戰,所以這種國家觀念,或稱民族主義,也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這裡,家庭意識代替了西方人的社會意識和國家意識。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確實在發展著,但是歐美人士無需驚慌。所謂「黃禍」可能會來自日本,但不會來自中國,在我們的本能深處,我們寧可為自己的家庭去死,不會為國家去死。沒有一個人想為世界去死。

  日本軍事集團宣傳的所謂一個民族應該擴張自己的勢力,以給亞洲及世界帶來「和平與融洽」,這種宣傳對中國人沒有任何效果。我們對其中的道理奇怪地、極端地、異教徒般地表示麻木不仁。我們對這些呼籲的回答是:「你想幹什麼?」我們不會去拯救世界。在現代中國的國際關係史上,外國挑釁行為已多得足以刺激中國人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整體。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如何成功地抵禦了這些影響和挑釁。

  縱觀整個國家的狀況,我們似乎可以確定,我們會像以前那樣繼續生存下去。1935年在日本和中國旅行過的人可以盡可能地在這幾方面作一個比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總是在電車火車裡讀著一張報紙。一副固執的神情,堅定的下巴,眉梢上掛著民族災難即將到來的陰雲,堅信在下次的大決戰中,日本要麼摧毀整個世界,要麼被世界摧毀,並在為這一天作著準備。

  而中國人則穿著長袍大褂,寧靜安詳,心滿意足,逍遙自在,無憂無慮,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他從夢中醒來。你不可能同時在中國人家中作客、在中國餐館用膳、在中國街道上散步,同時又相信民族災難或世界災難即將降臨。中國人談到自己的國家時總是說它像「一盤散沙」,這每一顆沙子並不代表每一個人,而代表每一個家庭。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從語法上講,我們說中華民族「are」——複數的「是」,而日本民族「is 『——革數的「是」)像一塊花崗岩一樣結合在一起的。這也許是一件好事。下次世界大爆炸可能會摧毀這塊花崗岩,但是頂多不過能吹散這些沙子。沙子還是沙子。 
 


 
特權與平等
 
  社會等級觀念,或稱「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以一種稀奇的方式將平等的觀念閹割了。認識到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人的社會行為的精神,好的也罷,壞的也罷,都很重要。中國文人學者的脾性要強調各種各樣的區別,如男女之別(如前所述,導致了對婦女的幽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別,青年人與老年人之別,等等。儒道總以為自己所給予的是文明的影響。所以,儒家到處傳播這種區別,到處建立社會等級和社會秩序。他們期望用一種道德的力量把社會綁在一起,向統治者宣傳仁慈善行,向被統治者宣傳恭順服從,老年人要慈祥和藹,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與兄弟」,弟弟要謙恭。這裡強調的並非社會平等,而是嚴格的等級之別,或稱有等級的平等。

  漢語中,「五倫」的「倫」字,意謂階層內的平等。

  這樣一個社會並不是沒有其迷人與美好之處。比如,尊敬老人就一直令人感動不已。羅斯(A.E.Ross)教授曾經指出,中國的老人給人印象最深。

  他們比西方的老年人要高貴,看上去更體面。西方的老人們則被迫感到他們在各方面都已經度過了自己最有用的時期,現在正無償地由孩子們供養,似乎他們在壯年時,並沒有盡了撫養兒女的職責!西方的另一些老人們則不斷地向人們呼喊,說他們在精神上還很年輕,結果使自己看起來更滑稽可笑。

  沒有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會無緣無故去惹惱一位老人,正如沒有一個有教養的西方人會故意激怒一位女士。這些細微的感情現在已經喪失掉了一些,但在大部分中國家庭中還依然存在。這就是為何老年人總是那麼清靜和悠閒的原因。中國是唯一能使老人獲得清靜悠閒的國家,我相信這種對老年人的普遍尊敬比世界上盛行的老年救濟金要好一千倍。

  另一方面,這種等級理論卻帶來了特權,對那些可以享受特權的階層,以及羨慕這些特權階層的人們不無魅力,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尊敬老人無疑是好事,然而尊敬學者與官員卻既是好事,又是壞事。社會對「狀元」——科舉考試的第一名——的擁戴和歡呼,使每一個母親都動心,你看他騎著高頭大馬,由皇帝親自裝飾,作為全國第一也是最聰明的學者在街上走過,真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迷人王子。作為頭名狀元,他應該是很漂亮的,這一點也很重要。這就是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所得到的榮耀,一個中國官員所得到的榮耀。他每次外出,都有人為之鳴鑼,宣告他駕到,衙役們在前面開道,將過路人逐向兩邊,像推垃圾一樣。這些衙役們也總是分享著王子的權力與榮耀,他們就是偶或打傷甚至殺死一兩個人又有何妨!

  每每閱讀中國的古典小說,我們總會看到這樣的情景。實際上,我們並不稱之為權力或榮耀。我們叫「氣焰」,就像熊熊烈火,炙手可熱,衙役們唯一的憂慮是會撞上另一班屬於更高一級官員的人(這就是等級觀念的妙用),這樣他們的「氣焰」就會降溫。他們也可能憂慮由於不知情而殺死或打傷一個屬於更高一級官吏家裡的人。這時,他們會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事實上,他們也可能被主人送到那更高一級官吏的手中,任他給予任何他認為合適的刑罰,包括鞭打、監禁,合法不合法一應俱全。

  這樣的特權總是那麼令人振奮,那麼迷人。怪不得那些現代的官吏們,

  即使被撤職,也不願放棄這些特權。沒有一個享受著這種特權的人不感到自己非常榮幸,非常滿意。把這些現代官僚們稱為「公僕」,簡直是對民主的莫大污辱!他們在自己的通電中,可能會使用這個名詞,但他們在心裡卻痛恨它。1934年,曾經有一位高級官員的司機不聽交通燈指揮,在一個擁擠的路口,橫衝直撞。一位警察企圖阻止他,他便拔出手槍把警察的大拇指打了下來。這就是他的官火燃燒的熊熊火焰。是的,特權這個東西確實不錯,官火今天仍在熊熊燃燒。

  所以,特權正是平等權力的對立面。官員們正是民主的天敵。只有等官吏們願意限制自己階級的特權,享受少一些的行動自由,到法庭上去回答別人對他的控告,只有等到這一夭,中國才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然而,現在還不是。因為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話,官僚軍閥們還能有自由嗎?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權利,官僚們不就失去了逮捕編輯,關閉報社,把別人的頭砍掉以治自己頭疼病的自由了嗎?(我的家鄉福建漳州的張毅將軍就是這樣做的。我公佈了他的大名,因為他已死了。)每當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表示不滿,或者年輕人對父母提出異議時,我們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說天和地都倒個兒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這種觀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這種邪惡也不是局限於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樹的根一樣,它把自己的蔭涼擴展到所有來到樹底下的人身上。我們中國人並不與這種榕樹鬥爭,而是設法鑽到榕樹的蔭涼下面去。

  我們不像美國人那樣彈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窮子付之一炬,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我們設法去做他們的守門人,享受官吏們的樹蔭。 
 


 
社會等級問題
 
  似乎已經很清楚。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社會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遠在歐洲人還沒有來到中國之前就享受著治外法權,也不用領事裁判;另一個是非衙門階級,他們納稅,守法。講的稍微殘酷一些,中國只有兩個階級,在競賽中跑在前面的狗與落在後面的狗,他們也經常調換位置。

  中國人以自己樂觀的宿命論,高尚地完美地忍受著這種安排。在中國,沒有固定的社會階層,只有不同的家庭。他們隨著命運的沉浮而沉浮。有幸運的衙門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後者的兒子沒有在衙門中管事,女兒也沒有嫁入衙門。實際上,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很少有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不會通過婚姻或通過熟人找到一個遠房的堂兄,該堂兄又認識一位張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師,而這位張先生的媳婦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這個關係在有官司要打的時候是極有重要價值的。

  衙門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樹。它們的根與根相交錯,再交錯,像扇子一樣展開。而中國社會就像是一個山上的榕樹林,經過一個調整過程,這些樹都在太陽底下爭到了一塊地盤,相互和平共處。有一些樹所處的位置較其他為好,他們就相互維護並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當代中國流行的俗語,「官官相護」。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給這些大樹以營養,使他們成長。正如孟子在為仁人與普通人的區別辯護時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一次,齊王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授之以社會等級觀念,齊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於是,這些樹在陽光的照耀下,吮吸著大地的乳汁,茁壯地成長著。有一些

  樹長得更健壯一些,它們從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樹下乘涼,並感歎於樹上綠葉的人們並不知道這是大地的功勞。

  然而,官吏們對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職的人們從內心裡,從與別人的談話中,都知道哪些地方「肥」,哪些地方「瘠」。

  他們也用華麗的辭藻談論什麼國民預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搾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門科學,那它在方法的多樣化與獨創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機化學媲美。一個好的化學家可以將甜菜根煉成糖,一個更優秀的化學家可以從空氣中提取氮來製造化肥。中國官僚們的本領與化學家相比毫不遜色。

  這種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處是使中國失去了等級制度與貴族階層。衙門階級並不是像歐洲的地主貴族那樣可以世襲的,人們不可能認定哪些個人就永遠是貴族階級。沒有一個中國家庭可以吹牛說自己的祖先在過去的百年中從未做過體力活,就像某些法國貴族或者奧地利的哈普斯堡貴族1一樣。孔子的家族除外,他們在過去的2000年中都未曾勞作。滿族軍隊在1644年征服中國之後,其後裔在過去300 年間真正可以說是沒有做過工務過農;現在滿族王朝已被推翻,他們仍然拒絕勞動——我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可供社會學學者們去研究,看一個階層的人們在被全國人民奉養了3 個世紀之後,會產生什麼變化,因此他們是中國真正的「有閒階級」。但他們是例外的情況。在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之間,通常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是家庭,而不是任何的世襲階層,構成了社會單位。這些家庭萬花筒般地上下沉浮,每個已過不惑之年的人都曾親眼看到一些家庭發跡起來,而另一些家庭則衰敗下去。社會民主在西方或者中國都不是由憲法所保障的,而是像人們所說由我們的回頭浪子們來維繫的。在這些回頭浪子中,有許多人由於揮霍,使得一個永遠富裕的家庭不可能產生。他們就這樣變成了民主的堡壘。科舉考試使得那些來自底層的有能力有雄心的人總是有可能陞遷。除了乞丐與妓女的兒子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種考試。教育還沒有昂貴到只有宮家子弟才能上得起學的地步。如果做學問是有才能的人的特權,那麼這種特權永遠也不屬於富人。沒有人會因為貧窮而在學術生涯上嚴重受挫。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機會對任何人都是均等的。

  中國人將社會分為四等,依次為:士、農、工、商。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的原始農業社會中,這種精神基本上是民主的。階級之間沒有敵對情緒,因為沒有這種必要。價級之間的交往,除掉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衙門階級以外,並沒有被「階級感情」和勢利觀念所阻斷。這種社會統治發揚得最好的時候,一個富商或者高官顯貴可能會請一位樵夫到自己府上喝一杯茶,並且親切友好地閒談一陣。不過,較之於英國莊園主和農夫之間的談話,他們可能還要少一些謙卑:農民、工匠、商人,都是大地乳液的一部份,所以他們都是謙恭、安靜、自尊的公民。根據儒家的理診,農民被排在這三個階層首位,因為糧食意識很強的中國人總是很清楚每粒谷子的來源,他們對之感激不盡。

  農民、商人和工匠,都把學士們看作一個應該享受特權與其他待遇的階層。

  鑒於學習中國書面文字的困難性,這種尊敬是發自他們內心的。

  1哈普斯堡貴族:歐洲著名家族,於1270—1318年間統治奧地利。 
 


 
陽性的三位一體:官、紳、良
 
  然而,這些學士值得尊敬嗎?腦力勞動明顯地比體力勞動高級,這種不平等似乎非常自然。人類能夠征服動物界是因為人類大腦的高度發達。人類智力的發展證實了人類有能力控制動物界。然而,人們當然可以質問,從動物的立場上看,人類是否有權毀掉獅子老虎賴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也會同意人類有這種權利,然而狼卻可能表示反對。人類僅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證明自己的權利。中國的學士們也是這樣做的。

  只有他們才知道知識的寶藏,只有他們才知道歷史和法律,只有他們才知道怎樣就可以通過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一個辭藻將一個人置於死地,學問是如此複雜,尊敬有學問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這些人構成了中國所謂的「上流」階層。我們再用森林作比。這些上流階層是寄生蟲,他們有辦法毫不費力地爬到最高的樹上去。中國所有的榕樹都被這樣的寄生蟲包圍著。換句話說,他們能爬到樹上,悄悄他說一句好聽的話,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順便地把一張委任狀塞進兜裡。更有甚者,他們經常從樹那裡接受喝乾大地乳汁的責任。

  這就是所謂的「包稅制度」,這種制度正在破壞人民的財政以及國家的歲入。這些稅收專利權是本地土豪劣紳的衣食父母。一種從民國建立以來就愈演愈烈的罪惡。事實上,用3 千元從市政府那裡買來的包稅權,一年就可以賺回2 至3 倍的錢。大地的乳汁被用來滋養那些寄生蟲。可悲的是,人民被愚弄,政府及社會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一切,只不過是養肥了寄生蟲們自己的家庭。

  然而,這些寄生蟲們在各地盤根錯節,任何新的政權都必須與他們協作共事,通過他們行使職權。他們在自己的圈子中分派了屠宰稅、賣淫稅與賭博稅。從自己投資最多的行當中,他們自然期望得到最大的酬報。實踐證明,這種「最大的酬報」對人民是災難性的。他們的貪婪是無止境的。你不可能對「最大的」下任何定義。用他們自己的專門知識,他們可以發明新的什麼稅。每個新官都有一些這樣的土豪朋友,與他的衙門有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聯繫。這些土豪劣紳可能會來拜訪,一邊喝茶,一邊不免感歎他說:「啊!你想一想,每縣至少有15000 個豬槽,每十個縣就有15萬個豬槽。一個槽收稅一塊錢,就可以淨賺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相當可觀啊!」另一口上好的龍井茶又喝下去了。多次這樣的感歎與遠見的閃光之後,這位官員真正開始學習搾取民脂民膏的藝術了。他從內心裡感激這位土豪,同時為自己的無知不覺感到有些慚愧。他在「世道」上逐漸成熟起來了。在豬槽稅之後,他又發現了棺材稅;之後,又發現了花轎稅……

  我在自己的心目中,經常將這些學者士紳與中國繪畫中的神聖美麗的白鶴聯繫在一起。它們是那麼純潔,那麼清白,那麼超然。這就是它們為什麼能代表道家隱者的原因,仙女們是騎在它們的背上飛上天空的。人們可能以為它們是靠吃天空中的什麼東西為生。實際上,它們吃的是青蛙和蚯蚓。如果它們的羽毛是如此潔白光滑,它們的腳步是如此莊重,就是吃些青蛙蚯蚓之類又有什麼關係呢?問題是他們一定要吃點什麼。上流社會那些士紳們懂得生活中所有的樂事。他們要生活,為了生活,他們必須有錢。

  他們對錢的嗜好,迫使他們與富人們打交道。這裡,我們接觸到了中國真正的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在中國的城鎮,總是有一個陽性的三位一體:官、紳、富,以及陰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陽性的三位一體通常是在一起共事的。一個好的行政長官要開出自己的一條路來,就得越過士紳與富豪直接與人民取得聯繫。有許多這樣的長官,但是他們的境況很艱難。

  他們需要親理政務,沒有整個衙門通常的那些便當。袁枚就是其中之一,當然還可以舉出許多。他們對人民是有好處的,但這種好處卻是時有時無的。

  在當代農村,我們還有第四個統治者。在某些地方,代之以三位一體統治的是四個巨人攜手並肩:官、紳、富、匪。有時地方宮豪退出,則還有三位。無怪乎土地的肥力越來越小了,無怪乎共產主義成長起來了。即使沒有蘇俄理論的影響,共產主義也不會找到一個更理想的生長土壤。共產主義者無情地反對劣紳與地主,他們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地區,沒有固定住處,骨瘦如柴。他們被稱作「匪徒」。他們應該被看作是人民的經濟反抗,與蘇俄的理論並無多大關聯。這都因為孔子在他的「五倫」學說中,忘記了給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下個定義。

  共產主義對社會生活的改變如此之大,一個農民可以直接到行政長官那裡去,把自己的竹子扁擔靠在衙門的牆上,面對面地與長官談話,就像和平常人談話一樣。這種思想在紅區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國民黨官員接管一些這樣的地區之後,不得不放棄他們自己以前的衙門作風,像共產黨官員那樣和農民談話。然而,有些事情仍然在出毛病,而且是很嚴重的毛病。在國民黨以前的文件上有一些規定,如減少佃農對地主交的租子,建立農業銀行,禁止高利貸等。今後總有一天,他們要被迫真的這麼做。上海的當鋪仍然宣揚自己的慷慨,他們在門外的牆上大書「月息百分之十八」! 
 


 
陰性的三位一體:面、命、恩
 
  社會等級觀念與等級內平等的觀念導致了中國某些社會行為規範的產生。這就是三個不變的中國法則,比羅馬天主教的教義還要永恆,比美國的憲法還要權威。它們是正在統治著中國的三位女神,不是蔣介石,也不是汪精衛。它們的名字是面子、命運和恩惠。這三位姐妹過去統治著中國,現在也如此。唯一真正值得一試的革命是反對陰性三位一體的革命。問題是這三位女人是那樣地斯文,那樣地迷人。它們使我們的祭司墮落,向我們的統治者獻媚,保護強者,引誘富豪,麻醉窮人,賄賂有雄心壯志的人,腐蝕革命陣營。它們使司法機構癱瘓,使憲法失效。它們譏笑民主,蔑視法律,拿人民的權利開玩笑,踐踏所有的交通規則、俱樂部規則和人民的家園。如果它們是獨裁的君主,長得很醜,就像狂怒的復仇女神,那麼,它們的統治就不可能長久。然而,它們的聲音是那麼溫柔,辦法是那麼和緩,腳步輕輕地走在法庭之上,指頭在靜靜地,嫻巧地移動,讓正義的機器停止運轉;與此同時另一隻手卻在撫摸著法官的面頰。是的,崇拜這些不信教的女性會給人帶來異常的舒適。因為這個原因,它們的統治還會在中國延續一些時候。

  為了理解恩惠的含義,有必要瞭解中國人民多少年來美好而原始的質樸生活。中國人的社會理想一直是「寡政權,省刑罰」。個人的、人文主義的色彩總是會染在中國人的法律和政府的軀體之上。中國人對法律、律師,以及高度機械化了的社會,一概持懷疑態度。他們的理想是人民生活在高度的和平和閒適之中,並保持一定程度的原始的質樸。在這氣氛中,恩惠出現了;在這種氣氛中,古老中國最美麗的品德出現了——感恩,也即恩惠的另一面。

  這種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國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農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農民會一輩子記得你,記得你的恩惠。他還很可能在家裡為你豎一塊木牌子敬仰你,或者為你「赴湯蹈火」。確實,人民得不到憲法的保護,就只能乞憐於地方長官。然而,如果這位長官是仁慈的,那麼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後人的熱情讚賞,因為它是無償給予的。有千萬個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在轎子中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裡浸滿了感激的淚水。

  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

  在這種氣氛中產生的恩惠,它來自當權者和需保護者之間的私人關係。

  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實也往往如此。一個中國人被捕了,或許是錯捕,他的親戚本能的反應不是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法庭上見個高低,而是去找長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於中國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夠「大」,他的說情往往能夠成功。

  這樣,事情總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時日的官司花錢要少得多。於是,在權勢者、富人、有關係的人與那些不太幸運的、沒有關係的窮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社會的不平等。

  幾年前,在安徽有兩位大學教授,不小心說了幾句不當說的話,其罪責微不足道到荒謬的地步。就這樣,他們冒犯了當局,被抓去監禁了起來。親戚沒有什麼好法子,只得到省會去向該省的最高軍事長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裡的一些年輕人,因賭博被當場抓獲。因為他們與省裡某一有勢力的團體有關係,他們不僅獲釋,而且還到省會去要求解雇那些抓他們的警察。兩年前,揚子江畔某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鴉片館,並將其所截鴉片沒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個電話,警察局就不得不為自己的失札而道歉,並且在警察的護送下將鴉片送回。一位牙醫曾為一個很有權勢的將軍拔了一次牙。將軍大悅,授了一個頭銜給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點將軍的榮譽。有一次,某部的電話員請他接電話,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沒有稱呼他的頭銜,他來到部裡,找到了那位電話員;當著軍事參謀部成員的面,扇了電話員的巴掌。1934年7 月在武昌,一位婦女因為天熱穿短褲睡在戶外而被捕,監禁幾天之後便死去了。這位婦女原來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於是被槍斃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報復是甜美的。然而,並非所有可能被捕的婦女都是長官的妻子。結果就不總是甜美的報復。儒家是贊成這樣做的。遠在《禮記》中,就有這樣的說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於是,恩惠就成了社會等級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邏輯上必然導致儒家「仁政」的理想,即由講情面的仁人君子所管理的父母政府。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1他講的難道不對嗎?孔子天真地認為國家有足夠的仁人去管理人民,他顯然計算失誤了。在人類生活的田園式質樸階段,這種理論可以行得通,然而在當今飛機和汽車的時代,這種理論注定要失敗,它已經悲慘地失敗了。

  1據考,此言出於莊子之口,林誤。

  如前所述,這種現象引起的唯一可稱道的後果是特權和貴族階層的消失。這又將我們帶到命運這個題目上來。使這種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得以延續的因素是:沒有誰會永遠被踩在腳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經常調換位置。我們中國人相信人總有出頭之日,「天理循環」。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有韌性,有雄心,他就可能陞遷,爬得很高。誰知道呢?一個豆腐商的女兒很可能突然被一個有權勢的官員和陸軍上校看中,他的兒子可能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當上了市長的看門人。一位屠夫的女婿,本來是一個中年鄉村教師,現在突然通過了科舉考試,像我們在小說《儒林外史》中看到的那樣。一位紳士從城裡跑來請他去住在自己的府邪;另一位來和他「換庚帖」,結拜了兄弟;第三位是個富商,贈送了他幾匹絲綢,幾袋銀子;知府自己則送他兩個年輕女僕,一個廚子,以免去他那個農民妻子的廚房勞動。那屠夫遷人了城市中的新宅,滿心歡喜,完全忘掉了自己以前是如何欺侮這位女婿的。他說自己一向堅信女婿會有飛黃騰達之日。他現在隨時準備放下屠刀,靠女婿安度餘生。這些事情一發生,這位進士的出頭之日也就到了,我們羨慕他,但我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稱之為「命」,或者「運氣」。

  宿命論不僅僅是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它是儒家傳統意識的組成部分。這種信仰與社會等級觀念緊密相聯,有以下說法為證:「安份守己,聽天由命」,「順應天命」。孔子在談到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時說「五十而知天命」,又說,「六十而耳順」。這種宿命論觀點是中國人個人力量與滿足的來源,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人為什麼心靈是那樣平靜。既然沒有人能夠在所有的時候都幸運,而且好運氣不可能同時降到每個人身上,所以人們便樂於承認這種不平等的合法性,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總有機會通過科舉陞遷。

  如果一個人由於自己的運氣和能力由社會底層升至特權階層,那麼只能說是這次輪到他了。一旦進入特權階層,他就會愛不釋手。地位的陞遷帶來了心理的變化。他開始喜歡社會的不平等,喜歡他所有的特權,他愛上了這個地位,就像拉姆齊。麥克唐納1愛上唐寧街一樣。麥克唐納走上那唐寧街十號的台階,呼吸著那兒的空氣,感到心曠神抬。事實上,每個現代中國成功的革命家的臉上都經歷過這樣一個轉變。他用自己的鐵蹄踐踏著出版自由,其賣力程度,並不下於他在革命時期譴責過的軍閥們。

  他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面子」。他可以凌駕於一般法律和憲法之上,更不用說什麼交通規則、博物館規定之類,這個臉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國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則更為迷人,值得研究。這個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丟掉」,可以「爭取」,可以「作為禮物送給別人」。這裡我們觸及到了中國人社會心理最微妙奇異之點。它抽像,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國人調節社會交往的最細膩的標準。

  然而,舉出中國人面孔的例子很容易,給它下定義卻很難。譬如一個在大城市裡做官的人,能夠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馳,而交通規則只允許每小時35英里。這位當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車撞了一個人,警官來到跟前,他就不聲不響地從皮夾子裡抽出一張名片,有禮貌地笑一笑,車子就揚長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還大。然而,如果這位警察不願意給他這個面子,假裝不認識他,那麼這位官員即刻用「北平官話」問他是否知道他父親,並揮手讓司機開車上路。這樣,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這位固執的警官硬要將司機帶到局裡去,這時,官員就會向警察局長打電話,後者很快就將司機放走,並下令開除那位「不知道官員父親是誰」的小警察。這時,官員的臉面就真真變得樂不可支了。

  臉面這個東西無法翻譯,無法為之下定義。它像榮譽,又不像榮譽。它1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 Donald ,1866—1937),英國政治家。

  不能用錢買,它能給男人或女人實質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虛的,男人為它奮鬥,許多女人為它而死。它是無形的,卻又靠顯示給大眾才能存在。它在空氣中生存,而人們卻聽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堅實可靠的聲音。它不服從道理,卻服從習慣。它使官司延長,家庭破產,導致謀殺和自盡。它也能使一個不義之徒由於同鄉人的斥責而改邪歸正,它比任何其他供俗的財產都寶貴。它比命運和恩惠還有力量,比憲法更受人尊敬。它經常決定一次軍事行動的勝負,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個部。中國人正是靠這種虛榮的東西活著。

  將中國人的「面子」與西方人的「榮譽」相混淆,無疑會鑄成大錯。中國以前的女子常為面子而死,那是因為她裸露的身體被男人看見,正如西方一些婦女曾因為自己主了個私生子而願意去溺水自殺。然而在西方,一個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決鬥是失掉了「榮譽」,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爺的醜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絕,因此受辱。於是他回府之後帶著一班警察去逮捕那個歌女,並關閉妓院。他於是又爭回了自己的「面子」,我們一般不說他在保衛自己的「榮譽」。

  戰鬥的失敗,帝國被葬送,皆因將軍們在為自己應該得到什麼樣的尊稱而爭吵所致,皆因他們為接受失敗的一些無關緊要的方法意見不同所致,而不是由於戰略戰術上的分歧。人們在激烈地爭吵,法庭內的鬥爭也在繼續,而聰域的仲裁人知道,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在阻止雙方達成一致的意見。他們唯一需要的是一個體面地退出的辦法,或者是承認錯誤的合適的措辭。一位將軍使一個政黨分裂,改變了一場革命事業的進程,只不過是因為他受到一個同僚的當眾侮辱。男人們願意辛苦勞作整個夏天,不過是為了使廠次葬禮儀式能夠與這個家庭的地位或面子相適應,而一些瀕於破產的古老家庭,願意使之破落下去,靠借債度日,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

  不給人面子是最大的無禮,就像一位西方人向對方提出挑戰一樣。許多官員一個晚上要參加3 至4 個宴會,寧冒消化不良的危險,也不使任何一個欲請他赴宴的主人丟掉面子。許多打了敗仗的將軍本應該砍頭或終身監禁。

  然而他們卻被派往歐洲去作什麼「工業」或「教育」考察,作為他們投降的讚賞,這樣就顧及了他們的面子。這也是中國內戰週期性復發的原因。四五年前,政府內閣宣佈撤銷,原因是避免使用「撤職」這個字眼,以保全某一位部長的面子,他本來應該被明確地告知滾蛋,或者外加判刑收監(撤職會使部長丟面子,因為其他內閣成員井無變化)。講人情,完全是講人情,這就是我們的情面。然而,它可以刺激人們的野心,克服中國人的拜金主義,它使一個中學教師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那位外國校長堅持要將他的工資由18元提為19元。他寧可拿18元,或20元。與其被稱作19元先生,還不如去死的好。一位岳父拒絕留自己沒有出息的女婿吃飯,以免丟臉。岳父很可能是為了使自己的女婿將來有出息,讓他在回家路上默默地、孤伶伶地走著。

  這很可能就是他變好的開端。

  總的看來,與沒有什麼臉面的人同行,與比有太大的臉面的人同行,要安全得多。在揚子江上的一條輪船上,兩個士兵執意要船長給他們一個面子,允許他們進入一間嚴禁入內的、裝有整箱硫磺的房間。他們進去了,並且不顧買辦的勸告,坐在箱子上抽煙,而且亂扔煙蒂,結果輪船被炸,這兩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卻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得到的只是兩具燒焦了的屍體。這些事情和知識與教養無關。5 年以前,上海有位受過教育的中國將軍,認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帶著超重的行李登上飛機,任憑機組人員

  抗議、規勸與請求,一概無用。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再給點面子,命令飛行員駕機繞場一周,給那些前來為他送行的人一飽眼福。因為這位軍人有權有勢,這個面子他也得到了。然而,駕駛員的精神卻多少有點緊張,飛機起飛後東倒西歪,撞在一棵樹上。將軍最終為自己的面子丟掉了一條腿。任何認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帶超重的行李上飛機的人都應該丟掉一條腿,並為之感激不盡。

  看起來,儘管不可能為面子下定義,有一點卻是肯定的,除非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丟掉自己的面子,否則中國下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不過,老百姓本來就沒有什麼面子,問題是,當官的什麼時候才願意丟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裡,面子被丟掉時,我們的交通才會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丟掉時,我們才有公正的判決;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丟掉,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時,我們才會有真正的共和國。 
 


 
鄉村制度
 
  缺乏社會頭腦的情況下,慈善事業怎麼可能在中國產生?為公眾利益所創建的集體事業在中國採取了何種形式?答案要到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個階段——中去尋找。田園背景使得籌辦國家博物館的私人制度得到發展,它也使人們發展了一種鄉村意識,類似於一個紐約人或者芝加哥人的那種市民意識。從熱愛自己的家庭,發展到熱愛自己的宗族;從熱愛自己的宗族,發展到熱愛生我養我的土地。於是一種鄉土之情油然而生,漢語中也叫「同鄉觀念」。這種觀念將來自同一村鎮、同一地區、同一省市的人聯繫在一起,促使他們建起了地區學校、公共糧倉、商會、孤兒院,以及其他公共事業。這些東西基本上來自家庭心理,不脫離家庭模式。這種觀念是擴大了的家庭觀念,使得人們有可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在沿海或內地的每個大城市中,都有一些省市或地區的同鄉會,譬如安徽同鄉會、寧波同鄉會等。什麼地方有富商,什麼地方的同鄉會就會得到慷慨的資助。筆者家鄉的漳泉同鄉會在上海擁有價值100 多萬元的資產。同鄉會辦了一所學校,凡是同鄉的孩子均可在此免費上學。同鄉會還可以作為旅館,類似西方的俱樂部旅館。非常便宜,有時還有一種奇特的付伙食費制度。

  它還為來此地旅行的商人們提供各種地方性指導。在滿族統治期間,學士們每年一次從全國各地雲集北京參加會考。沒有一省一地區在首都沒有自己的會館,你總可以找到你那個省的同鄉會館。學者們和地方官的候選人們住在這些會館中,有時還有他們的眷屬,就像在長期居住的旅館裡一樣。有些省,如山西、安徽,有一個這樣的會館網,幫助自己的商人在全國各地經商。

  在本鄉,這種鄉村精神使當地人民能夠建立一種公共管理制度,這是中國真正的政府。只有討厭的衙門收稅員以及大吵大鬧地到農村出公差招募人員的士兵們才知道還有個「中央政府」。在以前的帝國時代,政府很少向人民徵稅,正如村裡人常說的「天高皇帝遠」。徵募士兵的事也鮮為人知。天下承平之時,既無戰爭也沒土匪,只有地痞流氓才會想到去當兵。如果國家不太平,就很難分清誰是政府士兵,誰是土匪,也沒有必要作這種區分。這樣的區分在邏輯上也站不住,至於法律和正義就更談不上了。人們總是避開法庭,95%的鄉村糾紛是由那裡的長者們來解決的。牽涉到一項訴訟中去,本身就不光彩。體面的人們都以自己一生從未進過衙門或法庭而自豪,所以,

  中央政府的三項最重要的職能:徵收捐稅、維持和平、維護正義,與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什麼關係。根據中國的政治哲學,無為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事實也總是如此。中國真正的政府可以被描繪為鄉村社會主義。適合一個鄉村的東西,其基本精神也適合於城鎮。

  所謂的鄉村地方政府是無形的,它沒有市長或議員等人組成的可見的權威機構。這種政府是由年長者憑借自己的年歲從精神上予以領導,也由紳士們憑借自己對法律及歷史的知識從精神上子隊指導。從根本上講,它是用習俗和慣例這些沒有文字記錄的法律進行統治的。村民中出現不和時,年長者和族長,就被請來裁決是非曲直。裁決的依據,如前所述,並不僅僅是公理,而是「人性與公理」的結合。在沒有律師的時候,總是很容易看出誰對誰錯,特別是爭論雙方相互都很瞭解,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傳統中,律師的缺乏使得正義成為可能。只要有正義、人心就會趨向平和。鄉紳作為一個階級比城市的紳士要純潔,儘管從經濟上講,他們仍然具有寄生性質。有一些傑出正直的學者,他們並不以處理訴訟為生,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和學問的聲譽,與村裡的長者一起,受到村民的尊敬:在這些長者和學者的領導下,老百姓們日復一日地生活著。如果爭端仍不能解決,比如涉及犯罪或分割財產等,爭論雙方為了面子準備決一雌雄,他們就只得把案子送往衙門。然而,這只是在雙方都準備犧牲自己的時候,因為他們通常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衙門。

  中國人民能管理自己,他們也一直在管理著自己。如果「政府」這種東西能不干涉他們的事務,他們倒也很願意讓政府靠邊稍息。讓人民在10年中處在無政府狀態,不讓他們聽到「政府」這個詞,他們會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們會繁榮昌盛,他們會開發沙漠,把它變為果園。他們會製作器皿並銷往全國。他們將創辦企業,開發地球上的寶藏。人們將不再種植鴉片,因為沒有人強迫他們去種,鴉片就自動絕跡了。他們將會省下足夠的錢以防旱澇饑荒等不惻風雲。取消那掛著「富國強民」招牌的稅務局,國家將會更富,人民將會更強。 
 


 
「仁政」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缺乏一部憲法,缺乏民權思想。這個特點根源於一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哲學。它將道德和政治混為一談,是一種道德和諧的哲學,不是一種力量的哲學。制定一部「憲法」的前提是認為我們的統治者們可能是一些無賴、騙子或竊賊。他們可能會濫用職權,侵犯我們的「權利」。於是我們可以依靠憲法來保護我們的權利。而中國人有關政府的觀念卻恰恰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政府官員是「父母官」,他們實行的是「仁政」。他們會像照看他們自己的孩子們的利益那樣照看人民的利益。我們放手讓他們去處理一切事務,給予他們絕對的信任。

  我們把數以百萬計的錢放在他們手中,但從不讓他們匯報開支情況。我們給了他們以無限的權利。卻從未想到過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們把他們看作是仁人君子,有教養的紳士。

  對這種仁政的批評,最細緻、最公正、最尖銳不過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韓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學家,生活在孔子之後約300 年的時候。他是法家中最後一個,也是最偉大的人物。他贊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對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銳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國當時的政治生活狀況,與現代中國的狀況是那麼驚人地相似。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們講話,那是絕不需要修改一個字的。

  根據韓非子的觀點,政治賢明的開始在於拋棄所有道德上的陳詞濫調,避開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筆者堅信,如果我們能夠早一天停止談論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國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現一個廉潔的政府,這麼些人堅持認為道德改革是解決政治腐敗的方法,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他們幼稚的思維方式的標誌。表明他們沒有能力把政治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他們應該看到我們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一直在重複著那些道德上的陳詞濫調,卻沒有能夠改善國家的道德狀況,以產生一個稍為廉潔、稍為美好的政府。他們應該看到,如果道德教化還有一點點用處,那麼中國今天就應該是一個聖人與天使的樂園了。我懷疑,人們,特別是那些官貝們,之所以津津樂道於什麼道德改革,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談論不會有害於任何人。其實,很可能所有道德衛士們的良心都有問題。我發現像張宗昌將軍這樣一些試圖恢復孔教並提高別人道德水準的人通常都娶了5 至15個老婆。他們在勾引年輕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我們講「樂善好施是美德」,他們也隨聲附和:「不錯,仁慈是件好事。」

  誰都沒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卻從未聽到我們的官員們講法治政府,因為人民會回答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獄。」所以,如果我們能早一天停止談論什麼道德,早一天討論如何實行嚴格的法治,我們就會早一天迫使這些官員正視這些問題,阻止他們裝模作樣地在外國租界內研讀什麼儒家的經典。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說,在韓非子時代以及我們當今的時代,有兩種對立的政治觀點:儒家的仁政以及法家的法治而不是人治。儒家思想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仁人君子,從而把他當作紳士對待;法家則假定每個統治者都是無賴、騙子或竊賊,所以在政治體系中採取種種措施防止他將不正當的企圖付諸實施。很明顯,前者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後者是西方人的觀點,也是韓非子的觀點。正如韓非子所云,我們不應該期望人們的行為端正,但是我們應該能夠防止他們的行為出軌。這就是法家哲學的道德基礎。換言之,我們不能期望我們的統治者是仁人君子,總是在正義的大道上穿行。我們應該肯定他是假定的囚徒,並想方設法阻止這些可能的犯人魚肉人民、出賣國家。

  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後一種制度效果更為明顯,它可以制止政治上的腐敗。這樣做比等著這些仁人君子們良心發現要高明得多。

  然而在中國,我們所做的恰恰相反。我們並沒有假定他們是可能的無賴、騙子或竊賊,儘管我們早就應該這麼做了。相反,我們把他們當作了仁人君子。依照孔子的教導,我們希望他們是仁慈的統治者,愛民如子,我們期望他們誠實。我們對他們說:「干吧,公家的錢你就隨便使吧。我們不要你做公開的預算,不要你公佈帳目。」我們對軍閥們說:「干吧,我們相信你會熱愛人民,我們願意讓你憑良心向我們收稅。」我們對外交官們說:「干吧,我們絕對信任你的愛國心,允許你締結任何一個國際條約而不用事先經過我們同意。」我們對行政官員們說:「如果你變成仁人君子,我們會給你立牌樓,永久瞻仰。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也決不會把你關進監獄。」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別的國家,其人民是這樣仁慈地對待他們的行政官員們。韓非子說,一切都大錯特鍺了。我們對官員們的道德天賦期望太高了,不免有些冒險。如果韓非子活在今天,他會建議我們把這些官員們假定為無賴、騙子或竊賊,並對他們說:「我們不會規勸你去走仁義之道。你變成了仁人君子我們也不會為你立牌樓,然而如果你變成了無賴、騙子或竊賊,我們就送你進監獄。「這倒是結束我們政治腐敗的更理智更迅速的辦法。

  這裡,我想引用韓非子的一段話。他說:「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這已是一個很樂觀的估計——著者注),而境年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韓非子否認「父母政府」有任何好處,因為即使是父母也未必能夠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子女。期望統治者熱愛人民像熱愛自己的子女一樣,是不理智的。他冷靜幽默地問道:孔子以自己碩大的仁義聚攏來多少弟子呢?他在千千萬萬的人民中只聚集了70個弟子,這不是清楚地證明道德的無用嗎?期望所有的統治者都像孔子那樣以道德行事,期望所有的子民都像70個門徒那樣喜歡道德,這難道不是很不理智的嗎?他的這些話流露出一種令人愉悅的挖苦,淡淡的幽默,健全的理智。

  韓非子對他的國家那些弊端的描述與當今中國的現狀何其相似乃爾。那些地方官員及老百姓的性格特點與現代人如此相仿,我們在談他的著作時,很容易就忘記他並不是在描述現代的中國。他把當時官府的腐敗和人民的漠然歸咎於法律保護的缺乏及制度的不完善。他沒有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直截了當地認為政治體制有問題,人民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他說所有麻煩的產生都是由於缺乏「公開的和公平的法律」。他痛恨那些儒生們,把他們稱作一群喋喋不休的傻瓜。這個稱呼也適合於今天我們那麼多「穿長袍的愛國者們」。他說那時官吏的腐敗是受到鼓勵的,因為沒有刑罰。他說,「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垂,事敗則以富退處。」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形容大部分在大連或上海租界裡居住的那些有閒階級的成員們。他說,正因為缺乏制度,人們的陞遷要靠他與某黨派的關係,於是,他們的精力要放在社會應酬之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之上。這些話放在今天是否也是真理,只有當官的以及當官的候選人,才最明白。

  韓非子的著作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其中有一個很有意義的名詞「公民」。這個章節試日解釋中國老百姓對國事普遍的淡漠。他說:「民之政計,皆就安利而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捨,解捨完而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我們今天仍然是有太少的公民,大多的私人。其原因在於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這與道德無關,罪惡在制度。如果一個人有公共精神,他就會有危險。那麼很自然,他就會對國家大事採取漠然置之的態度;如果對貪婪腐敗的官吏沒有懲旬,那麼,要求人們不貪婪,不腐敗是對人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所以,韓非子相信,應該建立任何人,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不得違犯的法律制度,他認為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法律能取代一切個人偏愛和私人關係。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光是一個幾乎屬於西方的平等觀念,而且看出了一種最不像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奇怪,與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教義相反,我們看到了一位法家,他宣佈「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他所設想的法律是人不分貴賤、賢愚,一概都要遵守的。他推行一種由法律進行機械統治的理論,甚至認為不再需要什麼聰明能幹的統治者——這些機械觀點完全不像中國人的觀點。

  所以,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加入了道家的成份,「明君無為於上」。君主不應該有所作為,因為他看到以前的君王一般都無所作為,政績平平。所以應該有一部政府機器,它的運轉是那麼公平,那麼完美,我們的統治者是否明達則無關緊要了。於是,君主就成了一個掛名的國家元首,就像當代君主立憲的政府一樣。英國有一個國王為建築物奠基,為輪船命名,為人們授勳。

  但是,這個國王對國家來說並不重要。他是好是壞,聰明與否,或者比較一般,都無關宏旨。制度自己在運轉。這實質上就是君王無為的理論,它由韓非子予以闡釋,並在英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把孔老夫子稱作道德思想家,他的懦弱的道德說教被尊崇為「政治」理論,這實在是命運對他開的奇特的玩笑。讓仁慈道德的人來管理政府,如此異想天開的觀點,連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都哄不過的。如果這種觀點能行得通,我們滿可以依靠汽車司機自發的謙恭有禮去調節紐約百老匯大街的交通秩序,而無需紅綠燈了。任何一個有點頭腦,有點歷史常識的學生都會看到依靠所謂道德的力量,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政府總是世界歷史上最腐敗的政府之一。原因之一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官員們比西方官員更墮落。一個簡單而無情的事實是,如果你把這些官員當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國人一直做的那樣,結果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成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會成為無賴、騙子或竊賊。然而,如果你把他們當做無賴、騙子或竊賊,用監獄相威脅,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樣,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變為無賴、騙子或竊賊,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們是仁人君子。結果你至少得到了一個表面上廉潔的政府。即使是這樣一個表面上的東西也是值得爭取的,這是中國早就應該爭取的,這是韓非子兩千多年以前的忠告,那也是在他被迫服毒之前的事。

  中國今天所需要的並不是對政治家們進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給他們多準備一些監獄。在那些貪官污吏們可以大模大樣地定購去橫濱或者西雅圖的一等艙時,談論建立什麼廉潔政府,純粹是白費力氣。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也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唯一能使官員們保持廉潔的辦法是威脅說一旦劣跡被揭露就要處以死刑。那些認為我所講的將人性置於法制之下的觀點傷了他們感情的官員們,就應該多少想一想自己是否願意在一個嚴格按照孔子仁政觀點管理的股份公司中投資,在這裡,股東們不舉行任何會議,不清理帳目,別人也不查帳,為債務問題潛逃的財務管理員或經理也得不到懲罰。中國政府正是以這種紳士風度管理著。如果現在的政府有了什麼改進,也是由於受了西方的影響。西方人敢於要求統治者清理帳目,不害怕這樣做會使自己失掉任何紳士的榮譽。

  然而,在中國政府得到徹底改造之前,它就永遠會像一個混亂的股份公司。這裡只有經理和職員們在牟取暴利,股東們卻在失去信心,都感到沮喪——他們就是中國的黎民百姓。 
 


 
第七章 文學生活
 
 


 
文學的特性
 
  一種區分中國人把文學分為兩種:教化的和娛樂的,或稱為「載道」的與「抒情」的文學。兩者的區分顯而易見:前者是客觀的,闡述的;後者是主觀的,抒情的。中國人都聲稱前者比後者具有更大的價值,因為它能夠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基於這一觀點,他們便看不起小說和戲劇,認為它們是「區區小技,不足以登文學之大雅之堂」。而詩歌則不然,他們不僅不輕視,其修養與尊崇程度且遠勝於西方。不過事實上,中國人全都在暗地裡閱讀小說和劇本。一位官員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談其仁義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談話中,你可以發現他對《金瓶梅》和《品花寶鑒》中的男女主人公瞭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說,後者的同性戀等淫穢描寫與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教化的文學」從總體上看質量較次,充滿了道德說教的陳詞濫調和極為幼稚的推理過程,並且由於害怕被斥為左道邪說,其觀點也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故而中國文學中有可讀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觀念上的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歌,亦即想像的文學而非觀念的文學。在這種情況下,本非經濟學家的學者在寫有關賦稅制度的文章,不會持鐮的文人卻在寫農業的狀況,並非工程師的政治家在寫諸如「黃河保護方策」(最為普通的話題)等文章。就學者們的觀點而言,他們只不過是在孔學之中翻翻觔斗,在孔廟門庭裡尋找牛毛而已。他們譴責莊子這位對孔學最偉大的誹謗者,然而他們都讀莊子的著作。他們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經典,不過他們對佛學的崇拜是淺嘗輒止,他們對素食主義也是半信半疑。他們害怕被視為異端邪說,就像達摩克裡茲害怕頭頂上隨時可能墜落下來的利劍1。這就是對獨創性的恐懼。那些自發的文學,總是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心靈的自由馳騁」被限制在極小的範圍之內,「孔門裡的觔斗」翻得無論多麼嫻熟,也只是孔門裡的觔斗而已。

  不過,在一個學者如雲的國家,仁義道德反覆討論了2500年,觀點畢竟不可能沒有重複。事實上,科舉考試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譯成簡單的英語,其單純幼稚程度準會讓英國的讀者瞠目結舌。出自一個偉大頭腦的文學巨製給人們的印象卻如跳蚤遊戲一般滑稽。於是,作家只能在小說和戲劇的天地裡發揮他的創造力,舒但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像力。

  事實上,一切有價值的、反映人類心靈的文學,都發源於抒情。觀念的文學也是如此:只有發自人們內心的觀點才會留存於世。早在1795年,愛德華。楊就在他的《論獨創之文》一書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17世紀一位傑出的批評家金聖歎曾在其著作中反覆指出「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學的起源就是這麼簡單,儘管有文學教授用修辭和作文的技巧來加以拖累。金聖歎還說過:「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白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有時敘事,有時舒其胸中積慷,所言者既已盡所言,即擱筆不得贅一字。」文學作品之所以有別幹一般作品,就在於它寫得美,一般作品則不然,而美的作品則能夠流傳下來。

  1達摩克裡茲之劍,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險事物。

  文學起源於抒情,這使我們得以把文學看作人們心靈的反照,並把一個民族的文學看作這個民族精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為一個大城市,那麼寫作就是屋頂上的天窗,人們通過這個窗口觀察生活。閱讀某人的作品,也就是從這個人打開的天窗來看生活,因而也獲得他對生活的觀點。星辰、雲朵、地平線上的層巒疊蟑以及城市裡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屋頂等等,都還是原來的樣子,然而通過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卻各有其獨到之處。我們考察一個國家的文學,無疑是想見識一下這個國家最偉大的心靈是怎樣看待生活的,而他們的表達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語言與思維
 
  中國文學的媒介(亦即漢語)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文學發展的特殊性。把漢語與歐洲語言作一比較,人們就會發現中國人的思維與文學的特性,在多麼大的程度上是源自漢語的單音節性。漢語中像「jing」、「chong 」、「zhal1g」1這樣的音節,語音效果驚人地相似。單音節性決定了漢語寫作的特性,漢語寫作的特性又導致了文學遺產繼承的連續性,因而甚至多少促成了中國人思維的保守性。進而言之,它甚至韋助於書面語與口語的進一步分化。這又反過來使書面語變得難以學習,使之成為上層階級的特權。最後,單音節性也直接影響了某些中國文學作品的風格特性。

  每一個民族都發展了一種最適合於本民族語言特性的寫作系統。歐洲不會在象形原則上發展其寫作系統,因為印歐語系語音結構具有大量的輔音和無限的不定組合關係,需要分析型的字母,圖畫文字則遠遠不足以代表所有的單詞。由於沒有一個表意系統可以單獨使用,漢語就用象形原則並通過語言規則來加以補充,然後才有較大的發展。這些基本的形符於是就只因其語音上的價值而存在。事實上,漢語辭典裡四萬餘字,有十分之九是通過語音組合的原則構造起來的,有大約1300個作為語音符號的表意文字。像漢語這樣的單音節語,只要有大約400 個音節組台也就足夠了(聲調不計在內),比如:「jing」、「chon8 」、「zhang」。然而在日耳曼語言,要為每一個新的語音組合發明一個新的象形符號顯然不可能,比如德語的「schlacht」和「kraft 」,或者英語的「scratched 」、「scraped 」、『』splash「、『』scalpel 」。

  漢語沒有發展一種西方意義上的語音文字,因為意符作為音節使用已經足夠。如果中國人是用如同德語的「 schlacht 」和「 kraft」或者英語的「scratched」和「sca」這樣的詞語來說話,那麼這種需要本身就早已使他們發明了一種表音文字了。

  漢語中單音節的發音與書面文字間的適當調整,是顯而易見的。音節形式的極端缺乏,是漢語的特點,其結果是出現了大量的同音字。比如「bao 」

  包括超過一打的意思:「包」、「抱」、「飽」等等。由於形象原則運用到具體的事物或行為的時候受到限制,而且它也比較複雜,原來的「包」字就純粹作為一種語音的符號被借去指示其他的同音字。於是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混亂,直到漢代書寫體多少確定下來之前,我們有不少這樣的藉以指示其他詞語的假借字。於是就產生了一種需要,迫使中國人不得不給「包」字加上一個符號(稱「部首」)來表示各種不同意義的「包」。

  1這裡用的是威妥瑪式拼音。下同。

  音符的使用不是很確定的。於是就產生了以下這些字,它們的發音都是「bao」或「pao」,在現代漢語裡聲調不同,每個字都含有「包」,然而各自加上了不同的部首:抱、跑、袍、飽、泡、炮、鮑、胞、炮、咆、刨、苞、雹,這樣,「包」加上「手」表示「圍抱」,加上「足」表示「奔跑」,加上「衣」表示「長袍」,加上「食」表示「吃飽」,加上「水」表示「水泡」,加上「火」表示「鞭炮」,加上「魚」表示一種「魚」的名稱,加上「肉」表示「子宮」,加上「石」表示「大跑」,加上「口」表示「吼叫」,加上「刀」表示「切削」,加上「草」表示「花蕾」,加上「雨」表示「冰雹」。這就是為解決同音字問題所進行的調整。

  假如問題不在於同音字,假如漢語裡有像英語「scraped 」「scratched 」和「scap1 」這樣的詞語,假如中國人造字之初就發明了「sc—a —P 」,這些音素的基本符號,他們也同樣會被迫區分「cape」與「scape 」、「scape 」與「scrape」、「scrape 「與」scraped 「,以及」scrap 「與」scrated「的發音的話,其結果就必然需要有符號字母來指示」s 、r`ed(t )、p 、ch「等等。要是中國人做到這點,他們就會有字母,他們中有文字能力的人也就更加普遍。

  然而,漢語的單音節性決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則的必然性。這個事實本身就深刻改變了中國人學習的特性與地位。由於中國文字本身的特點,其字形在口語中同樣反映不出來。一個語符在各種不同的方言甚至語言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發音,就像基督教裡的十字架在英語裡念作「crOss 」,在法語裡讀成「croix 」一樣。這與老大帝國統一的文化有緊密關係。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漢字的使用,人們在時光流逝了一千多年之後尚能閱讀儒家經典。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有趣的假設:孔學的經典如果在公元六世紀時就不為人們讀懂,那麼孔學的崇高地位又將發生何許變化呢?

  確實,中國文字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經受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如今連孔門學者部分為兩大陣營:一派相信古文經學,研究孔宅壁縫裡免遭劫難留存下來的書籍,另一派則相信今文經學,研究那些年老學者憑記憶記錄下來的經典,這些老人在短命的秦朝倖免於難。然而始自公元前213 年,持續出現了不少儒學著作,其形式相對來講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革。這些著作要為儒家經典作用於中國人心靈的催眠力負大部分的責任。

  只要符合孔學早期著作,也就合乎整個文學傳統,漢代以後尤為如此,一個中國學生只要能讀懂一百年前的著作,也就能使自己讀懂13世紀、10世紀乃至2世紀的作品,這種方便程度如同一個現代藝術家能夠像欣賞羅丹的作品那樣欣賞維納斯。人們會納悶,如果過去對於我們來說不是那麼容易理解,那未古代傳統的力量還會如此之盛嗎?中國人的心靈還會這樣保守,這樣囿於過去嗎?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文字的使用也有助於形成一種穩固的文學語言,稱文言,它與口語全然不同,因而也遠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對口頭語言的記錄自然要隨活的語言的變化而變化,而文言由於不太受語音變化的影響,在習語和語法上有更大的自由。它不受到任何口語規則的束縛,並逐漸地有了自己的結構規律和大量的習語,這些都在歷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積累下來。

  於是書面語就獲得了一種獨立的存在,不過多多少少也隨著不同文學樣式的變化而變化。

  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學語言與活的語言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難度而言,學習古文與學習外文已相差無幾。文言與口語兩者的句子結構規律也大相逕庭,因而僅僅把現代漢語的詞句換成文言的同句,還遠不足以稱為文言文。比如「三兩銀子」,就必須在句法上能換為「銀三兩」,又如現代漢語中「我從未見過」,就必須寫成「余未之見也」,賓語通常放在否定動詞的前面。現今的中小學生在學習古代漢語時常易犯習慣用法上的錯誤,正如初學法語的英國學生會說「je vois vous」一樣。如同學習外語需要大量接觸才能真正掌握其習慣用法,同樣,文言寫作也需要把名篇佳作反覆背誦多年(至少十年),然後才能寫出像樣的文章,也正像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真正掌握一門外語一樣,事實上也只有極少數中國學者能夠寫出真正符合語法習慣的文言文。事實上,現在只有三四個中國人能寫出符合周代語言習慣的文言。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只能忍受那種連外國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充滿書卷氣的語言,這種語言已經失卻了母語的真味。

  中國式文字的使用使得這種發展成為可能。而且,文字與語音的脫節又加強了文字的單音節性。事實上,口語中的雙音節詞在文章裡是可以用單音節字來表現的,因為字體結構本身已經使意義十分明確了。於是,我們在口語中需要講「老虎」,以區別於其他超過一打的發音相同的字眼兒,但在書面語中一個「虎」字也就足夠了。文言中的單音節字明顯多於口語,因為其背景是閱讀而非口頭髮音。

  這種極端的單音節性造就了極為凝煉的風格,在口語中很難模仿,因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險,但它卻造就了中國文學的美。於是我們有了每行七個音節的標準詩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語白韻詩兩行的內容,這種效果在英語或任何一種口語中都是絕難想像的。無論是在詩歌裡還是散文中,這種詞語的凝煉造就了一種特別的風格,其中每個字、每個音節都經過反覆斟酌,體現了最微妙的語音價值,且意味無窮。如同那些一絲不苟的詩人,中國的散文作家對每一個音節也都謹慎小心。這種洗煉風格的嫻熟運用意味著詞語選擇上的爐火純青。先是在文學傳統上青睞文縐縐的詞語,而後成為一種社會傳統,最後變成中國人的心理習慣。

  這些文學技巧造就的困難,使得中國識字的人極其有限,這一點無需詳述。識字人的有限又反過來改變了中國整個社會結構和整個中國的文化氣質。人們有時會想,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語,那未中國人對他們的上級還會如此溫順和謙恭嗎?我時常感到,如果中國人能夠在其語言中多保留一些詞首或詞尾的輔音,那未他們不僅能夠動搖孔子權威的基礎,並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結構,讓知識得到廣泛傳播,出現長期的承平氣象,並在其他方面得以穩步前進,發明更多諸如印刷術、火箭之類的東西來影響這個行星上人類文明的歷史。 
 


 
學術成就
 
  我們有一種非經典性的文學,也就是由那些敢於打破經典性傳統的無名作家所創作的想像的文學。他們直抒胸臆,為創作所帶來的歡樂而進行創作。

  在討論這些構成西方意義上的優秀小說和戲劇之前,也許應該先考慮一下經典文學的內涵,考慮一下中國文學的特性,考慮一下眾多的文入學士們的生活與教養。他們靠人民養活,主要從事道德說教,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創造。

  那未,這些學者到底寫了些什麼,他們內心深處在想些什麼呢?

  中國是一個學者的國度,文人學士是統治階級。至少在天下承平之年,十分提倡對學術的崇尚。這種對學術的崇尚甚至已經達到一種普遍的迷信程度,任何寫有文字的紙張都不可隨意丟棄或派其他不適當的用場,而是應該收集起來焚於學堂或寺廟內。戰亂年代,情形稍有不同,兵丁常常闖入文入學士家中,不是把古本珍本藏書用來饒火,就是用來擤鼻子,或者乾脆連房子一股腦兒付之一炬。然而這個民族的文字活力過於旺盛,兵丁們書燒得越多,人們藏書的規模卻越大。

  在公元600 年左右的隋朝,皇家藏書已達37萬冊。到了唐朝,皇家藏書計有20萬零8 千冊。1005年的宋朝,編就了第一部類書,共計1000卷。接下去一個御覽版本是《永樂大典》,由永樂皇帝(1403—1424)召集人員編成,計有22877卷,裝成11995 冊,收集了經過編選的古代稀有著作,清朝,乾隆皇帝最具有政治家風度之一舉,乃是詔令徹底清查尚存的書籍。其表面目的是要將其加以保存,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目的是銷毀那些對滿族統治流露不滿的著作。他成功地收集了36275 卷冊,全書繕寫成七部,定名為《四庫全書》。但他也同樣成功地或部分或全部銷毀約2000部書籍(其中有的部分罹難,有的則是全書遭到厄運)。這次運動造成的文字獄約達20起之多,作者或被革職,或被監禁,或被鞭打,有的甚至喪命,有的宗祠遭毀,有的家人被賣為奴——這一切都僅僅因為一字之誤!《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所收書籍,都是依照正統標準認為值得加以保存的。有不少書籍僅在提要裡簡略介紹了一下,卻沒能收入《四庫全書》以期永久流傳。這些準備永久保存的書籍當然不會包括像《水滸傳》和《紅樓夢》這樣名符其實的獨創性著作。不過其中包括大量的「筆記」,寫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從歷史考據到香茗名泉,以及狐仙、水怪、節婦的小品,都是中國學者的興趣所在。

  那麼,這些書裡講些什麼呢?考察一下由《四庫全書》統一流傳下來的中國國書的正統的分類系統是十分有趣的。中國的書籍分成四個大類:(一)經,(二)史,(三)子,(四)集。經部包括經籍及其註釋書籍,這浪費了中國學者的大部分光陰。史部包括斷代史、專門史、傳記、雜錄、地理(包括遊記、鄉土記或名山志)、行政體系、法律、法規、書目文獻和歷史批評,幹部之名,原借自周代諸子,後來包括中國各種專門技藝和科學(正如西方大學裡的哲學),有軍事、農業、醫藥、天文、占星、巫術、算命、拳術、書畫、音樂、房屋裝飾、烹任、草木鳥獸蟲魚、孔學、佛學、道學、參考書籍,以及許多上面已經提及的「筆記」,記載了雜亂無章、未經篩選、道聽途說、未曾分類的資料,內容涉及所有的宇宙現象,尤其偏愛那些怪誕的和超自然的現象。在流行書鋪內,小說也劃入此類。集部可稱為文學部,因為它包括了學者的文集、文學批評,以及專門的詩歌集和戲劇集。

  科學的分類總比其內容顯得更加儀表堂堂。事實上,中國並無專門的科學可言,只有系統解釋古籍經典的小學和史學確實是經過確切分類的知識的分支,也給人們提供了煞費苦心去鑽研的領域。天文學中除了那穌教士的著作之外,其他都與占星術極為接近,動物學和植物學十分接近烹任法,因為許多動物、水果和蔬菜是可供食用的。一般書鋪裡,醫學通常與巫木和算命相放在同一個書架上;心理學、社會學、工程學和政治經濟學都蘊藏在筆記之類的書籍裡,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被劃入子集的動植物學和史集的雜錄之中,他們獲此殊榮是因為他們筆記的專門化性質,但是他們的著作,突出者除外,在神韻和技巧上,與集部的那些筆記並無根本區別。

  大體上,中國學者有三條造就天才的途徑:真正的學術研究,科舉仕途,還有經籍意義上的文學。我們可以照此把中國的讀書人分為三種類型:學者、貴族和作家。培養學者和舉子是兩條根本不同的道路,故而人們很早就需要作出抉擇。曾經有一個舉人,或稱第二級候補官員,居然從未聽說過作為儒學十三經之一的《公羊傳》。也有不少卓有學識的學者一輩子都寫不出一篇「八股文」,去通過科舉考試。

  但是,古代中國學術的精神是值得讚美的。學者中的優秀者,能夠與西方的科學家相媲美。他們同樣執著地獻身於學術研究,含辛茹苦,儘管常常缺乏科學的技巧,他們的著作也常常不乏西方人那樣明晰曉暢的文體和縝密無懈的推理。在古代中國,做學問意味著艱苦卓絕的努力,要閱讀大量的書籍,且需具備一個幾乎超人的記憶力,因而只有終身致力於學業,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些學者能夠從頭至尾背誦洋洋大觀的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沒有任何索引系統,人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記憶的貯藏量。事實上,容易在任何百科全書中找到出處的學問往往是被人看不起的,好的學者是不需要百科全書的。我們有不少這樣有血有肉的百科全書。如果真的需要查考出處,他們也畢竟不太在乎花費一時半刻,或者一天的光陰。英國貴族常常為獵取一隻狐狸而忙乎一整天,興致絲毫不減,中國的文人學士也以同樣的興致去「追蹤」自己的獵物。結果發現了與獵物毫不相干的東西時,他們也是同樣掃興,而迫蹤狐狸到了它的巢穴時,他們又是同樣振奮。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中國的學者才會單槍匹馬地創造出不朽的巨著。比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鄭樵的《通志》,以及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和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清初學者顧炎武在研究文化地理學的時候,時常隨身攜帶三車書籍出遊,一旦發現史籍與事實不符,或與老人們的敘述(他第一手材料的來源)有出入,他會當即在文獻上加以更正。

  這種對知識孜孜不倦的探求,在精神上毫不遜色於西方科學家的工作。

  中國的學問中有不少領域可資苦攻和有條有理的研究。比方有說文、音韻史、古籍校勘、古籍整理,以及古代禮儀、習俗、典禮、房屋裝飾和習慣的研究,還有經籍中鳥獸蟲魚之名的查證核實,銅器、石雕、甲骨上的文字研究,以及元史中異族名字的考據等等。另一些人則醉心於研究儒家以外的先秦諸子百家,或者元雜劇、《易經》、宋代理學、中國繪畫史、古幣、中國的突厥語和蒙語等等,這一切都與師承和時尚等大有關聯。在清代中葉,中國的文學研究達到鼎盛時期,成果收入《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有400 種,共1000餘冊,包含某些對特別專門的學科和課題進行研究的文章。這些論著在本質和精神上,都與現代大學的博士論文極為相似。不過在學術上更為成熟,花費的時間也更長。據我所知,其中有一部作品竟花費了作者30年的光陰。 
 


 
學府
 
  但是,真正的科學家總是為數不多,西方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正如美國有不少Ph.D(哲學博士)一樣,我們有不少官場上的候補官員,他們需要一個職位來獲取生活之資和他人的尊敬。也許中國的候補官員比美國的哲學博士給社會帶來的禍害更為嚴重。他們都通過了一場考試,這就意味著他們

  要用自己平庸的智力完成相當的勞作;他們也都是純粹出於商業上的原因來爭取某種資格;他們都獲得了一種教育,教給他們如何與書本打交道,如何出賣自己別無他用的知識。

  然而,中國的哲學博士有更明確的官僚資格。他們之中不乏真正的天才,他們獲得這些學位,並不是出於什麼世俗的原因,而僅僅出於興趣;他們爬得很高,達到了科學的最高一級,晉陞了進士或翰林。他們都能出任地方官吏或留做京官。大部分人則很體面地成為最初兩級的秀才(相當於學士)和舉人(相當於碩士)。還有許多人連秀才都撈不到,則被稱為「童生」或「諸生」。有不少這樣的「童生」(他們都是成人)受官府或地方基金的供養,雲集四鄉,就像失業者一樣。

  在這最初兩級學銜的以及毫無學銜的人裡,學識較好的一些人成為教書先生,較差者則成為鄉紳。他們是業餘的律師,以包攬訴訟為業,常與衙門相互勾結,或者壟斷稅收,與當地豪門串通一氣。他們能死記硬背《五經》,大部分人還可以背出朱熹的官方註解。在他們看來這是孔學真理之唯一正確的解釋。除此之外,他們在學術上毫無所知。他們寫不出漂亮的詩篇,他們為科舉考試而作的準備局限性太大,他們學的八股文又是如此死板,他們根本不能寫出一篇像樣的新聞報導或者一張簡單的涉及極其庸俗的商品名稱的商業短箋,這一點他們不如熟練的生意人,後者輕而易舉地超出了這些讀書人。不過,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他們有階級覺悟、階級組織和階級意識。下面,我引用顧炎武寫於清初的一段論述「生員」的文章: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然器訟遺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則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吏為緣,甚有自身為胥吏者,生員也;宮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得與之為市者,生員也。前者噪,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日是殺士也,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為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托偏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蠢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

  ……

  顧的這篇文章,寫於這種罪惡昭然若揭的時期,不過這些學士、碩士以及受過教育的遊民的寄生蟲本質,都代代相傳至今,未始有任何變易,他們在今天被稱作「大學畢業生」。

  當然,他們也並非都是這樣的惡棍。每個城鎮、鄉村裡總有幾位善良、隱居、儉樸、知足常樂的讀書人,他們屬於被壓迫階級而非壓迫階級,因為他們選擇了君子固窮的道路。偶爾一個城鎮裡也會有幾位道德高尚的學者,他們故意避免應試,埋頭於學術之中。學術著作常可朔望出於這些學者,以及那些較為聰明和成功的候補官員之手。

  就整體而言,舊式文人無論如何要比現代大學畢業生正統得多。他們對

  世界地理的知識可能不太可靠,但在性格的陶冶和舉止的修飾上都比較地道。無論是舊式的還是現代的教育體制,都傻乎乎地相信可以用一系列考試來測量一個人的知識,並深受這樣一個愚蠢信條之苦。考試本身有其機械的本質,它強調知識的貯存而不是發展批判思維的能力。批判思維的能力是不能簡單地打上75分或95分的,而古羅馬與迦太基之間三次戰爭的日期卻是可以打分的。並且,大學裡任何一項考試都必走是這樣一種性質:在考前一星期通知學生,學生便可以作好準備,否則大家都通不過,而任何靠一星期死記硬背得來的知識,也很容易在同樣短的時間內遺忘殆盡。能夠杜絕學生死記硬背的考試體系至今尚未設計出來,而現行體制的受害者只是那些教授,因為他們由此而相信學生真的領會了所學的課程。

  舊的學府制度無論是鄉塾還是書院(較高級的學府),比起現在的大學制度有著明顯的優越性。道理很簡單,除了極具偶然性的科舉考試之外,舊式學府制度從不依賴「學分」和「分數」。它是一種導師制,先生確切地知道學生已經讀了些什麼,什麼還沒讀,師生關係十分緊密和睦。沒人升級,也從來沒人「畢業」,也沒人為文憑而讀,因為這些東西根本就不存在,最重要的是沒有人會被迫去計算時間,被迫等待學習最差的同學趕上來。沒有人會被要求在某一個星期二上午讀三頁經濟學,又到某頁的第二段為止;他如果有興趣,盡可以讀完這一章。他要是真的感興趣,準會這麼做的。總括一句,以前沒人相信,或企圖使他人相信,通過心理學、宗教、推銷術和英國憲法等課程「學分」的積累,就可以培養出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同樣,以前也沒人相信,或企圖使別人相信,你可以通過要求一個人「闡釋」莎士比亞的一個段落,問他《奧賽羅》的出版日期,或者提問有關伊麗莎白時代的習慣用語來「測試」他對莎士比亞的欣賞程度。大學教育給人帶來的唯一後果是使他永遠厭惡伊麗莎白時代的習慣用語和集注本上的各種解釋,以至在自己的一生中都將永遠避莎士比亞唯恐不及,彷彿躲避毒藥一般。 
 


 
散文
 
  中國古典文學中,真正優秀的散文並不多見。這個觀點聽起來也許太不公平,需要解釋闡明一下。有不少散文給麗誇飾,獨具一格,價值極高。還有一些散文像詩一般,聲韻節拍安排妥帖,顯然可以吟唱。事實上,無論在學堂還是在家裡,通常所謂散文的朗讀實際就是吟唱。英語中是找不出一個確切的詞語來描述這種朗讀方式的;所謂「吟唱」,就是高聲朗讀詩作,帶上一種抑揚頓挫的誇張語調,不是照著一種固定的聲調語調,而是在總的調式中,又多少依據各個元音的調值不同來決定吟唱方式。這有點類似聖公會教長頌讀「日課」那樣,但每個音節卻要拖得更長一些。

  這種詩一般的散文在公元五六世紀發展到極壞的地步,與褲麗誇飾的散文融為一體。它直承於「賦」這種誇張的用於朝廷祝歌頌詞的文體,其不自然有如宮體詩,其笨拙有如俄國芭蕾。這種褲麗的散文,四個音節和六個音節駢偶交織——又稱「四六文」或「駢體」——只能出現在一種死的語言或經過高度雕琢的語言中,與時代生活的現實完全隔絕。但是,無論駢文、詩化散文還是什麼誇飾的散文都不是優秀的散文。它們可能被稱為優秀的散文,但那是因為沿用了一個錯誤的文學標準所致。筆者意下之所謂優秀散文,須具備圍爐閒談的氣氛和節奏,有如偉大的小說家笛福、斯威夫特和包斯威爾1的文筆。而這種散文只能用一種有生命力的而非人工雕琢的語言來完成。

  極其優秀的散文可見於小說這種用白話寫成的非正統文學裡,不過,我們這兒講正統文學,故而先不談小說。

  1包斯威爾(BOswel1 ,1740—1795)。英格蘭作家,律師。

  文言的使用會使文章具有一種極為幹練的風格,故不可能成為優秀的散文。優秀的散文首先必須能夠反映日常生活,丈言則不稱此職。其次,優秀的散文需要有足夠的篇幅來充分顯示其敘述才能,而文言則往往傾向於惜墨如金,經典作品講究濃縮、字斟句酌、純淨和反覆組織。優秀的散文不應該講求典雅,而古典散文卻以典雅為唯一旨趣。優秀的散文是自然地大踏步向前,古典散文則是備受束縛,用裹著的小腳走路,且步步都要走得有藝術性。

  優秀的散文或許需要1 萬至3 萬的詞語來全面描寫一個人物,比如利頓。斯特雷奇或甘梅利爾。佈雷德福的肖像描寫,中國的傳記肖像描寫則被限制在200到500 字左右。優秀散文的結構不一定要過於均衡對稱,而驕文卻恰恰講究對稱。

  更有甚者,優秀的散文應該是隨便的、談話式的,陳述個人看法的,而中國文學藝術的特點則在於將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代之以無個性的外表。我們也許會以為侯朝宗給情人李香君立傳至少得用上5000字的白描,但實際上《李姬傳》只用了395 字,他彷彿在略述幾句鄰家老姻的美德善行,由於這樣一個傳統,後人要研究過去人們的生活狀況,只能在三四百字間揣摩,而見其大概了。

  實際情形是,文言極不適合於討論或敘述事實,這就是小說家不得不憑借白話來進行創作的原因。約寫於公元前三世紀的《左傳》仍有描寫戰爭的能力。中國散文大家司馬遷(公元前140 一前80?)的語言尚與當時的語言十分接近,敢於摻入一些後世學人譏為「粗俗」的詞語,他的語言雄渾有力,為後世文言作家所難匹敵。後來的王充(公元27—107 )也能寫得一手好散文,困為他或多或少在表現自己的思想,反對「典雅綺麗」的文風。然而,此後優秀的散文幾乎不可能有了。文言變得精煉和講究,比如陶淵明(公元372 —427 )的《五柳先生傳》。此文是他自己的肖像,只用了125 個漢字,被認為是創作典範: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次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眠,曾不吝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根據我們的定義,這是雅致的散文,而不是優秀的散文,這是死的語言的明證。假定一個人被迫只能閱讀這種散文——肖像描寫極其模糊,事實的敘述則輕描淡寫——那麼這種散文會給他的智慧帶來什麼影響呢?

  這使我們進一步考慮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中國散文作品的智慧成分。

  中國的圖書館或書鋪裡充斥著各種文集。如果你隨手拿起一個作家的「集」(這在中文圖書的分類中總是佔有最大的一類),考察其內容,你就會感到置身於一個由雜文、小品文、傳記、序跋、敘贊、官函以及涉及歷史、文學、神怪等各種筆記所組成的沙漠之中,茫茫然不知所措。最明顯的特點是,此類著作中幾乎有半數是詩歌,所有的學者都是詩人。如果我們記住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作家也曾就其他話題寫過一篇篇的文章,那未這種混雜的現象也許就情有可原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些雜文小品包含了許多作家的文學創作的精華,也是大部分作家唯一的文學創作活動,這是中國文學的「佳品」。中國的小學生在學習散文的時候,總是要把這些文章當作範文來整段整段地背誦。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考慮到,這些著作代表著多少代以來一個泱泱文學大國無數文人學士們的無數文學創作活動的主要部分,人們就會感到灰心或完全失望。也許我們是在用一個陌生的對之並不適合的標準去判斷這個事實的。在他們的文章裡也總是有人性的因素,有人們的歡笑與悲哀;在這些著作的背後,也總是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的個人生活和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都會使我們感興趣。但是,作為現代人,我們會情不自禁地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歸有光是當時第一流的作家和文學運動的領袖,但當我們閱讀他為母親寫的傳記時,當我們意識到這是他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的最豐碩的果實時,當我們發現它純粹是模仿古人的語言技巧,人物塑造蒼白無力、事實空洞、感情膚淺時,我們有權利感到失望。

  中國古典文學中優秀散文是有的,但這需要人們獨具慧眼,運用一個新的價值標準,自己去尋找。無論是思想和情感的解放還是文體的革新,人們都需要到一群稍有些不太正統的作家中去找。他們的思想中多少有一點左道邪說,他們具有這麼多的智慧內涵,自然會歧視並試圖打破文體的框架。這樣的作家比方有蘇東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龔定盦,他們都是知識界的叛逆,他們的作品總時時遭到朝廷的禁止或極大貶斥。他們的作品或思想都具有一種體現了他們個性的風格,正統文人視之為過激思想的產物,有害於道德教化。 
 


 
文學與政治
 
  自然,語言的束縛帶來了思想的束縛。文言是死的,根本不可能表達一個確切的思想,結果總是泛泛而談、模糊不情。在這種泛泛而談的氣氛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們,完全缺乏邏輯推理的訓練,故而議論中經常顯示出一種極端的幼稚。這種思想與文學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種認為思想與文學互不相關的情形。

  這就把我們帶到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上來了。要弄懂中國的政治,就得瞭解中國的文學。我們或許應該避免「文學」一詞,而說「文章」。這種對「文章」的尊崇,已成為整個國度名符其實的癖好。這一點在現代的公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無論學生團體、商業機構、還是政治黨派,在草擬這樣的公告時、總要先考慮語音是否嘹亮悅耳,詞藻是否可以修飾得更華麗。而報紙的讀者在讀這樣的公告時也是首先考慮到讀起來是否美妙動聽。這種公告常常言之無物,但卻總是講得很漂亮,即便是露骨的謊言,只要說得漂亮,也會受到讚揚。

  這樣就導致了這樣一類文章的出現,它們一旦被譯成英語,看上去就極端愚蠢。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重要的政治黨派的公告是這樣寫的:「凡有損吾國權益侵犯吾國疆域者,吾輩將逐出之!凡危及天下承平者,吾輩將制止之!吾輩決心……吾輩將竭盡全力……吾輩需精誠團結……」現代的大眾將

  拒絕接受這樣的一個公告。他們需要詳盡確切的分析,說明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以及「逐出」侵略者和「制止」侵犯世界和平者的具體途徑和方法。

  這種文學上的惡習有時會愚蠢到極點。有一則銷售絲襪的商業廣告竟長達500字,第一句是:「自從東三省淪陷以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人都是心智簡單的愚氓。他們的文學充滿了泛泛而談,但卻很不簡單。相反,儘管有表達上模稜兩可、泛泛而談等毛病,卻也造就了一系列優美的表達技巧。這似乎有些奇怪,中國人對這種文學的訓練極為嫻熟,已經學會了如何透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文章的真意。是外國人的無能,讀不出字面以外的意思呢,還是糟糕的翻譯家的錯誤,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漢語所謂的「言外之意」,結果使得外國記者既罵中國又罵自己,認為自己無法確切弄懂那些用字巧妙,表面上又沒有任何惡意的公告。

  中國發展了一種美飾文辭的藝術——如上所述,這大致上要歸因於文言的單音節性——而我們也信仰言辭。我們靠言辭活命、靠言辭來決定政治或法律爭鬥的勝負。中國的內戰總是以互相通電為形式的筆墨戰為先導,平民百姓們刻苦地研讀這些相互謾罵之詞,還有客氣的反駁,甚至有厚顏無恥的謊言。人們辛勤地研讀並試圖判斷哪方的文體風格較為活潑典雅,勝對方一籌。與此同時,他們也完全明白,不祥的陰影正籠罩在地平線上。這就是漢語裡的「先禮後兵」。即將叛亂的政黨總是把中央政府說成「腐敗」、「賣國」,而中央政府則更加圓滑地要求叛黨「團結一致」、「致力於國家的統一」、「因為我們生於國難當頭的時代」云云。與此同時,雙方的軍隊已越來越靠近決戰前線,壕溝也越挖越深。找到漂亮借口的黨派總能在大眾眼裡獲勝,於是,死的語言就變成了騙人的語言。只要你有一個中聽的借口,你想幹什麼就可以千什麼。

  以下是中國人善用文學技巧的一些例子。當某省政府準備實行鴉片公開銷售政策時,他們發明了一個聰明的四字訣作為口號:「寓禁於稅」。只有這條標語才能將此項政策推行下去,任何其他口號都不能代替,上海戰爭之後,中國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1,美其名曰:「長期抗戰」。在四川,一些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聰明到想出要徵收「懶稅」來懲罰那些懶得不想種鴉片的農民。前不久,四川又炮製出一種新的稅,稱為「友好稅」,換言之,現在的田賦已經30倍於正常值,要在此之上再附加一項,以使老百姓與士兵之間變得友好,讓老百姓把錢付給士兵,使士兵不再自己外出搶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私下經常笑話那些洋鬼子「頭腦簡單」的原因。

  這種文字災難只可能發生在一個篤信錯誤的文字標準的國家,事實上這是錯誤的小學作文教學法所帶來的惡果。一個現代的中國人,目睹這種文學暴行的出現,他只能做以下的兩件事情中的一件。其一,他可以採取傳統的文學態度,僅僅把它視為純正的文章,不見得非要與應該敘述的事實有什麼關聯,然後品味其中的言外之意。否則,其二,他就必須要求文字與思想更為接近,要求一個新的文學標準,用一種更能表現人們的生活與思想的語言來寫作。換言之,他必須把這拖沓冗長的表達方式的氾濫,更多地看作一種源於文學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惡行。但他也必須相信,只有剔除這種文學上的惡行,才能清除掉政治上的惡行。

  1原文如此。 
 


 
文學革命
 
  確實需要進行一場文學革命,這場革命在1917年終於爆發了,由胡適博士和陳獨秀領導,主張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當然,在此之前已經有過幾場革命。唐朝的韓愈就反對過五六世紀的績麗文風,提倡使用簡明的文體,恢復一種更理智的文學標準,使我們能夠看到一些可讀性較強的散文。但這卻使我們回到了周代的早期文學,仍然是正統的觀點;它僅僅是模仿古人,這件工作並不容易,韓愈之後,文學風尚時而模仿周代,時而模仿秦漢。當韓愈自己也足以被稱作古人的時候,唐代也變成在不同時期供人模仿的盛世了。宋人模仿唐人,明清作家模仿唐宋。這樣,文學風尚就成了各種模仿之間的競爭了。

  只是到了16世紀末期,才忽然崛起了一位人物,宣佈「今人寫今語」,表現出一種徹底的歷史眼光,頗有遠見卓識。這個人就是袁中郎,此外還有他的兩個兄弟。袁中郎敢於以俗語尋常語入文。他提倡的文體曾蔚然成風,有一群追隨者,自成一派,這就是有名的「公安派」(公安是袁的家鄉)。

  正是他曾致力於把散文從當時刻板浮誇的格局中解放出來。正是他曾說過,寫文章只須「信腕信口」,也正是他盡力主張作家要有個人風格,相信文學只是「獨抒性靈」,而性靈是一定不能受到壓抑的。

  然而,常語、俗語的運用,不久就遭到正統的御用批評家的竭力反對。

  在所有的文學史書中,袁中郎都被斥為「輕薄」、「粗俗」、「不正統」。

  直到1934年,這位個人風格的奠基人才被人們從部分或完全埋沒中拯救出來。不過,即使是袁中郎,也沒有勇氣和膽識去提倡「白話」的使用,或者在寫作中滲入方言土語。倒是那些通俗小說的作家,放棄了一切追名逐利的企圖,被迫用白話寫作,以求得大眾能夠讀懂,是他們在活的語言中奠定了文學的基礎。所以,當胡適博士提倡使用白話的運動展開之時,其準備工作已經由1000年以前的小說家為他完全做好了,這也是他反覆強調的。凡是用新的方式寫作的人,都已經有了第一流的佯板。這樣,僅三四年光景,白話文運動就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文學革命之後,出現了兩大變化。其一,出現並形成了一種有個人特點,無拘無束的寫作風格,以同氏兄弟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樹人(魯迅)。值得注意的是,周樹人受公安派影響極深。變化之二是:「漢語的歐化」,兼有句法和詞彙兩者,前者看上去是愚蠢的,而後者則是不可避免的。西方術語的引進是很自然的,因為舊的術語已不足以表達現代的概念。這一變化始於19世紀90年代的梁啟超。但在1917年之後卻愈演愈烈。人們對西方事物已有深刻的癬好,而漢語的歐化可以說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癖好。不過這種引進的文風離漢語太遠,因而無法長久。這種情形在翻譯國外著作中尤為惡劣,它使得所著的東西不僅荒謬,而且使中國的一般讀者無法讀懂。

  這實在應歸罪子翻譯者,因為他們井沒有完全掌握那種外國語言,未能理解整句的含義,故而不得不逐字硬譯(NotreDame de Paris《巴黎聖母院》實際上曾被譯為《吾之巴黎妻室》)。請再設想一下,如果將英語先行詞後面的長定語(現代漢語中無此格式)翻譯成漢語,先來上整整幾行一連串的修飾語,然後再出現中心詞,當是何等怪誕模樣!有一些變化顯然是進步的,比如鬆散結構的引進。以往不可能將「如果」從句放在主句之後(我不去了,如果下雨的話),而現在卻可以這樣做了。這使散文變得更為流暢、更為靈活。

  中國的散文有一個偉大的未來。它很快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的散文在表現力和優美上相匹敵。最好的現代英語散文之所以出類拔萃,是由於它健康地融台了來自日常英語的既具體又形象的詞彙和出自羅馬傳統的意義更確切並兼有書卷氣的詞彙。這樣一種書面語言認為「新聞嗅覺」、「知識網」、「語言的漂流」、「乘著勝利的潮流前進」、「魯依。喬治與保守黨調情」等表達方式是優秀的、標準的語言,那麼,這種書面語就會成為一種雄渾的文學語言的媒介。錯誤的文學標準將清除諸如「嗅覺」、「網」、「漂流」、「潮流」、「調情」等詞語,強迫代之以「欣賞」、「積累」、「傾向」、「前進」等等。語言的活力即刻失去。在漢語中具體與抽像兩大類詞語相當豐富。漢語的基本構造完全是具體的並非抽像的,像盎格魯一薩克遜語一樣。而經典文學的傳統留給我們的詞彙,則更偏重藻飾,詞義也更精確,與英語中的羅馬語部分相類似,如果有一位真正的文學巨匠將這兩個因素融合在一起,那麼他就會造就出一種具有最大的表現力,最優美的散文來。 
 


 
詩歌
 
  平心而論,詩歌對我們生活結構的滲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認為的那樣是既對之感興趣卻又無所謂的東西。如上所述,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是詩人,或者裝出一副詩人的模樣,而且一個學者的選集中有一半內容是詩歌。自唐朝以來,中國科舉考試在測驗重要的文學能力時,總是包括詩歌創作在內。甚至家有才女正待出閣的父母,有時是才女本人,在擇婿時也要求對方能夠寫一手好詩。階下囚經常因為能夠寫幾首好詩而為掌握他生殺大權的人所賞識,並且重新獲得自由或受到特殊禮遇。詩歌被視為最高的文學成就,被當作測試一個人文學技能的最為可信、最為便捷的方法。

  中國的繪畫與詩歌緊密相聯,在神韻和技巧上,即使不是完全一致,也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說宗教對人類心靈起著一種淨化作用,使人對宇宙、對人生產生一種神秘感和美感,對自己的同類或其他生物表示體貼的憐憫,那麼依著者之見,詩歌在中國已經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無非是一種靈感,一種活躍著的情緒。中國人在他們的宗教裡沒有發現這種靈感和活躍情緒,那些宗教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黑暗的生活之上點綴著的漂亮補釘,是與疾病和死亡聯繫在一起的。但他們在詩歌中發現了這種靈感和活躍情緒。

  詩歌教會了中國人一種生活觀念,通過諺語和詩卷深切地滲入社會,給予他們一種悲天憫人的意識,使他們對大自然寄予無限的深情,並用一種藝術的眼光來看待人生。詩歌通過對大自然的感情,醫治人們心靈的創痛;詩歌通過享受簡樸生活的教育,為中國文明保持了聖潔的理想。它時而訴諸於浪漫主義,使人們超然於這個辛勤勞作和單調無聊的世界之上,獲得一種感情的昇華,時而又訴諸於人們悲傷、屈從、克制等感情,通過悲愁的藝術反照來淨化人們的心靈。它教會他們靜聽雨打芭蕉的聲音,欣賞村舍炊煙縷縷升起並與依戀於山腰的晚霞融為一體的景色,它教人們對鄉間小徑上的朵朵雪白的百合要親切、要溫柔,它使人們在杜鵑的啼唱中體會到思念遊子之情。

  它教會人們用一種憐愛之心對待採茶女和採桑女、被幽禁被遺棄的戀人、那些兒子遠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親,以及那些飽受戰火創傷的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它教會了人們用泛神論的精神和自然融為一體,春則覺醒而歡悅;夏則在小憩中聆聽蟬的歡鳴,感受時光的有形流逝;秋則悲悼落葉;冬則「雪中尋詩」。在這個意義上,應該把詩歌稱作中國人的宗教。我幾乎認為,假如沒有詩歌——生活習慣的詩和可見於文字的詩——中國人就無法倖存至今。

  不過,要是沒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國的詩歌也不會在中國人的生活中獲得這麼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國人的藝術與文學天才,使他們用充滿激情的具體形象進行思維,尤工於渲染氣氛,非常適合於作詩。他們頗具特色的濃縮、暗示、聯想、昇華和專注的天才不適合於創作具有古典束縛的散文,反而可以輕而易舉地創作詩歌。如果像伯特蘭。羅素所言:「藝術上他們追求高雅,生活上他們講究情理。」那麼,中國人長於詩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中國詩歌精巧,從不冗長,從來沒有極大的偉力,但於創作完美的感傷的瑰寶、構勒神妙的情景卻十分合適。它的節奏美使它充滿了活力,它的神韻使它通篇生輝。

  中國思想的大趨勢,使詩歌創作成為文學藝術活動中最榮耀的事情。中國的教育著重培養通才,中國的學術研究也著重於各種知識的融會貫通。像考古學那樣十分專門化的科學很少,而中國的考古學家也總是保持著人之常情,能夠對家庭生活和院中梨樹發生興趣,詩歌恰恰是需要一般性的綜合力才可造就的產品。換言之,它需要人們有一種視生活為一個整體的能力。凡弱於分析的,必然強於綜合。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緣由。詩歌基本上是飾以情感的思想,而中國人又總是用感情來思維,很少用理性去分析。無怪乎中國人把腹部看作一切知識和學問的貯藏所。這一點可見於這樣一些說法:「一肚子文章」、「滿腹經綸」等等。現在,西方心理學家已經證明腹部是貯藏情感的地方。由於沒有人可以完全不用情感來思維,所以我傾向於相信人們是用腹部和腦袋同時思考的。思考時情感越多,肚腸對一個人的思想所負的責任就越大。伊莎多拉。鄧肯說女子的思想起源於腹部爾後逐漸向上運動,而男子的思想則起源於腦袋而逐漸向下運動,我看中國人就是這種情況。這也正與著者關於中國人心靈女性化的理論(第三章)相吻合。英語中說一個人在思考如何作文時用「搜索腦筋」,而漢語裡形容尋找詩文佳句則用「搜刮枯腸」。詩人蘇東坡曾經在飯後問他的三位愛妾他肚子裡裝的是什麼。最聰明的一位叫朝雲,她回答說滿肚儘是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國人之所以能寫出優秀的詩歌,是因為他們用肚腸來思考的。

  另外,漢語與詩歌之間也有關聯。詩歌需要清新、活躍、利落,漢語恰好清新、活躍、利落。詩歌需要運用暗示,而漢語裡充滿意在言外的縮略語。

  詩歌需用具體形象來表達意思,而漢語中表達形象的詞則多得數不勝數。最後,漢語具有分明的四聲,且缺乏末尾輔音,讀起來聲調鏗鏘,洪亮可唱,殊非那些缺乏四聲的語言之可比擬。中國的詩歌格律是基於調值的平衡之上的,就像英語的詩歌基於重音之上一樣。四聲分成兩組:一種是「軟」聲調(稱為平聲),幽長游越;另一種是「硬」聲調(稱為仄聲),包括上聲、去聲和入聲。人聲在理論上是以p 、t 、k 結尾的,已經在現代國語中消失了,中國人要自己的耳朵訓練有素,使之有節奏感,能夠辨別平厭的交替。這種聲調的節奏甚至可見於散文佳品之中,這一點也恰好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散文

  的「可吟唱性」。任何人,只要有耳朵,就可以從約翰。拉斯金和沃爾特。佩特的散文中感受到這種聲調的節奏。只要觀察和對比一下拉斯金文章中用諸如「I 」「m 」「n 」「ng」等「流音」結尾的詞語與用諸如「p 」「t 」「k 」

  等爆發音結尾的詞語,就會發現這種聲調的節奏分析起來並不難。

  在唐代的詩中,這種交替是十分複雜的,就像下面的「常式」一樣:。ii)( 8. 7.)( 6. 5.)( . 4 3. )( 2. )( . 1韻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韻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韻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韻腳仄仄平平仄仄平韻腳平平仄仄仄平平每句第四個音節之後都有一個停頓。每兩句自成一聯,中間兩聯必須完全對仗。也就是說,句中每一個字都要在聲調和意義上與另一句相對應的字吻合。要弄清這種交替,最容易的辦法就是設想兩個人正在對話,每人說一行。把每一行的前四個音節和後三個音節作為兩個不同的單元,代之以兩個英語詞語,結果就是下面這個模式:

  (A )Ah,Yes ?

  (B )But ,NO?

  (A )But ,Yes !

  (B )Ah,N0!

  (A )Ah,Yes ?

  (B )But ,NO?

  (A )But ,YeS !

  (B )Ah,N0!

  請注意,第二個對話人總是與第一個對話人相對抗,而第一個對話人則總是在自己詩行的第一個單元中沿用第二個對話人在上一行第一單元中的平仄聲調(即諸多「Ah」和「But 」)但在第二單元則要有所變化。感歎號和問號只表示兩種不同的「Yes 」和「No」。請注意,除了第一聯的第二單元之外,其餘各個單元在聲調上都是對仗的。

  但是,我們對中國詩歌內在的技巧和精神比它的格律更為感興趣。是什麼內在技巧使之具有美的神秘境界的呢?它是如何為普通的山山水水罩上了一層迷人的面紗,造就一種神秘的氣氛,又是如何用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幅真切動人的畫面,並滲進詩人情緒的呢?詩人是如何選擇整理素材,如何把自己的精神傳達給這些材料,使之充滿韻律的活力呢?中國的詩歌與繪畫又是怎樣合一的呢?為什麼中國的詩人即畫家,畫家即詩人?

  1瓦格納(RichardWa8ner ,1813—1883)。德國偉大的作曲家、指揮家。

  令人驚歎的是,中國詩歌極富立體感,在技巧上與繪畫的關係甚密。這在景物透視上尤為明顯,這裡中國詩與中國畫幾乎合而為一了。讓我們從透視說起。為什麼當我們讀李白(701 —762 )的詩——

  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時,我們會粗略地得出一幅畫面,得出一個人高騎馬背,走在危聳的高山小徑的印象呢?這些詞語看上去簡短、犀利而無甚大義,但讀者稍作想像之後,就會發現這些詞語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圖畫,有如畫家在畫布上所創作的那樣。它們通過近景中的某些實物(「人面」與「馬頭」)去襯托遠景,從而掩蓋著一種透視的技巧。如果我們完全拋開一個人在高山之上這樣的詩情不談,我們就會覺得,在詩人眼裡這樣的風景就是一幅平面圖畫。讀者就像真的從一幅繪畫或風景照上看到的那樣,山頂看上去從人的面龐升起,雲朵正停留在遠處的什麼地方,它的輪廓為馬頭所阻斷。如果詩人不是騎在馬背上,如果雲朵不是停留在遠處一個較低的什麼地方,這樣的描寫顯然就是不可能的了。於是,讀者便不得不把自己想像為騎在馬背上,走在高高的山路上,採取與詩人相同的角度去觀賞風景。

  這樣,通過透視的手法,這些文字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用其他辦法所不能獲得的生動鮮明的形象。雖不能說中國詩人在有意識地運用這種技巧、這種理論,但無論如何他們已經發現了這一技巧本身。例證成百上千。王維(699 —759 )這位或許可稱為中國最大的描摹詩人曾用這種技巧寫過:山中一夜雨,樹梢百重泉。

  當然,要想像出「樹枝上的泉水」確實要花一番功夫;然而,正因為這種景象之難得,只有在高山峽谷的一夜大雨之後,在遠處形成了無數的小瀑布,而這些高山峽谷又出現在近處的樹叢之上時才會得到。正因為如此,讀者才可能得到這樣一幅清新的畫面。正如李白的那個例子所揭示的一樣,所謂藝術就是選擇近景,襯以遠景,如雲朵、瀑布、山峰和銀河,而後把他們畫在同一個平面上。於是劉禹錫(772 —842 )這樣寫道: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這種描摹的技巧達到了完美的程度:山峰看起來只是牆頭上的幾個「點」,給人一種立體感和距離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能夠理解李笠翁(17世紀)在一部戲劇作品中所云:己觀山上畫再看畫中山詩入的眼睛就是畫家的眼睛,詩畫合一。

  如果我們不僅考慮到詩歌與繪畫在技巧上的相似,而且考慮到二者在主題上的相似,考慮到不少繪畫取村於詩歌這一事實,那麼詩歌與繪畫的密切關係就顯得更為自然、更為明顯了。畫家作畫到未了,總是在畫端那個中國畫典型的空白處題上一首詩。這在下面有關繪畫的章節中還要詳述。但這一密切關係又導致了中國詩歌的另一特點,即印象主義技巧。這種技巧給人一系列的印象,生動而又難忘。它給人留下的是一種風韻,一種無法確切表達的感覺。它喚起讀者的思索,但又不給他問題的答案。中國詩歌在出神入化、啟發聯想和藝術含蓄上達到了完美的境地。詩人並不試因說出他要說的全部意思,他的工作只是用乾淨利落的幾筆畫出一個大概。

  於是,湧現了一大批田園派詩人,他們擅長風景畫,擅長使用印象技巧。

  這批田園詩人有陶淵明(372 —627 )、謝靈運(385 —433 ?)、王維(699 —759 )和韋應物(737 —786 )等,但這種技巧卻是中國詩人廣泛運用的。王維(或許稱王摩詰更有名),曾被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人,因為王維本人還是個畫家。他的《輛川集》收的全是田園詩。像下面這首詩歌只有受到中國繪畫精神的啟發才能寫出: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流瀉;跳波自相濺,白蟹驚復下。

  ——《樂家瀨》這兒我們探討一下啟發聯想問題。現代西方一些畫家試圖表現「日光移上階梯的聲響」,但沒有成功,中國畫家卻用啟發聯想的手法,部分地克服了這種藝術局限,這的確是詩歌藝術發展的結果。人們可以真的用暗示手法畫出聲音和氣味,一位中國畫家可以畫出寺廟的鐘聲卻根本不在畫布上畫出大鐘,但可能僅僅畫出綠樹掩映中的寺廟頂部,以及大人小孩聽到鐘聲後的反映。有趣的是中國詩人暗示氣味的方法,這種手法正適用於對事物的描繪。

  這樣,一位中國詩人描寫野外的香味時寫道。

  踏花歸來馬蹄香沒有比在馬蹄旁畫上幾隻翩翩起舞的蝴蝶更容易的了,中國畫家就是這麼處理的。運用同樣的暗示技巧,詩人劉禹錫這樣描寫宮女的香味: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蜒飛上玉搔頭。

  這些詩句使讀者聯想到玉簪和宮女自己的艷麗和香味,這種艷麗和香味甚至使蜻蜒都產生錯覺,不辨真偽。

  這種暗示型的印象派技巧,引發出了一種含蓄地表達思想與感情的所謂象徵性思維。詩人自己的觀點,不是用冗長的陳述,而是創造一種氣氛,引導讀者自己去思索、去聯想。這些思想捉摸不定,而促發這些思想的景物又是那麼清晰生動,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如畫的風景被用來暗示某些思想,就像瓦格納1的歌劇用絃樂暗示人物的出場一樣。從邏輯上說,景物與人的內心思想並無多大關聯,但是從象徵和情感意義上來說,是有聯繫的。古老的《詩經》中就有「興」的手法,即感發興起之意。比如唐詩中,朝代的衰落就用了各種象徵的手法,而下提及思想本身。於是,韋莊在《金陵圖》一詩中就這樣歌詠南京逝去的榮耀: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

  宮牆周圍延綿十里的柳堤,足以引起作者的同代人對陳後主昔時盛況的回憶,而「無情柳」的提及恰好在人間的盛衰變遷與自然界的安詳寧靜之間造成鮮明的對比。元稹(779 —831 )在表達自己對唐明皇與楊貴妃昔日榮耀的傷感時,運用了同樣的技巧。他只描繪出一幅幾個青絲發白的宮女在一片舊宮頹址上閒談的圖畫,而絕不會去詳述她們談話的內容: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運用同樣的方法,劉禹錫吟詠了烏衣巷的衰敗。烏衣巷一度是王謝1兩巨室的府第: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把人類的行為、品質和感情賦予自然物體。

  1王謝,指晉相王導、謝安。

  這不是通過直接的人格化,而是通過靈巧的隱喻來表現,比如「閒花」、「悲風」、「怒雀」等等。隱喻本身無關緊要,這種詩歌的意義在於詩人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詩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與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間的歡樂與悲傷,這一點在上述例證中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

  十里長的歡快翠綠的柳樹被視為「無情」,因為它們已經將不該忘卻的陳後主忘卻,官們也沒有分擔它們應該分擔的詩人深切的傷感與哀痛。

  有一次,我同一位詩人朋友共行。我們的汽車駛到一個偏僻的山腳下,那兒有一所孤零零的村舍,房門緊閉,門前有一株桃樹孤獨地開放著滿樹的花朵,顯然把自己的芬芳枉費在一片荒野。我至今記得朋友在小本子裡寫下的一首詩,最後兩句是:田家夫婦忙衣食,門外桃花厭寂寥。

  詩的成功在於桃樹具有詩的感情,會對「寂寥」厭煩不已,這很接近於泛神論。這樣的技巧,或者說態度,在中國一切優秀的詩歌中都極為普遍。比如李白的絕妙詩篇中有一首詩是這樣開頭的: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

  還有一首最有名的《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飲,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

  這遠非一個簡單的比喻所能解釋,這是一種詩的信仰,亦即天人合一的信仰,使生活本身與人類情感共振。

  這種泛神論或視自然為同類的感情流露,在杜甫的《漫興》一詩中最為明顯。它成功地展示了一個人格化的自然,對它的不幸寄予無限的同情,與它接觸會感到無限的歡欣,最後又融為一體。這是起首的四句:眠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其中,「無賴」、「丁寧」、「語」等詞語,間接地把人類的品質賦予了春天和鶯鳥。接著又對昨夜暴風雨提出控訴,因為它對院內的桃李樹濫施「淫威」: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斷數枝花!

  對樹木的慈悲在最後一節再次出現:隔戶楊柳弱嫋嫋,恰如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折斷最長條。

  還有,柳樹歡快地隨風起舞被視為顛狂,盛開的桃花不經意地掉落幾朵到流水之中,漫無目的地隨波遠去,被視為輕薄的女子,這是第五節:腸斷江春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這種泛神論的世界觀有時會融化在一種與爬蟲飛蛾接觸時產生的極端歡樂之中,如壯詩的第三節所描繪的那樣。但我們也可以從宋代詩人中找到一個例證,葉李在《暮春即事》1中寫道: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人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1據考,本詩出於宋代詩人葉采之手,林誤。

  這種世界觀的主觀性,加上對飛禽走獸的無限憐憫之情,使杜甫能夠吟出「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這樣的詩句。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國詩歌最為有趣的地方——體恤,把鷺鳥的爪子稱作「拳」,這已不僅是一種文學上的隱喻,作者把自己與這些生物等同了起來,他很可能自己也有握緊拳頭的感覺,並希望讀者來與他分享這種情感上的體察與悟性。這兒看不到科學家毫釐不爽的細緻觀察,而只是詩人出於愛心的敏銳感覺,像情人的眼睛一樣敏銳,像母親的直覺一般可靠而正確。這種體恤,與大千世界共享人類情感,無生物體在詩中變為有生物體,苔蘚得以「攀登」門前的石階,草色可以「走入」窗簾。這種詩的幻覺正因為是一種幻覺才被中國人直覺地感受到,它如此頻繁地出現,以致構成了中國詩歌的本質。比擬不復為比擬,而成為詩的真實。一個人總得或多或少地融化迸自然並被陶醉才能寫出下列吟詠荷花的詩句。下面這首詩使人想起海涅:水清蓮媚兩相向,鏡裡見愁愁更紅;秋羅拂水碎光動,露重花多香不銷。

  我們已經介紹了中國人詩歌技巧的兩個方面——情與景的處理,這使得我們能夠理解中國詩歌的精神及其在我們民族文化上的價值。這種文化上的價值分為兩大類,與中國詩歌的兩大類相符:(1 )豪放詩,亦即浪漫、放縱、無所顧忌、放縱情感的詩歌,表達對社會束縛的反抗,教誨人們去博愛自然;(2 )婉約詩,遵守藝術的限制,仁慈、順從、怨而不怒,教誨人們知足常樂,熱愛眾生,尤其憐憫貧困受迫的人,並且厭惡戰爭。

  第一類詩人可以包括屈原(公元前343 —前290 ),田園詩人陶淵明、謝靈運、王維、孟浩然(689 —740 )、瘋僧寒山(公元900 年左右)。第二類包括以杜甫為代表的一些人,有壯牧(803 —852 )、白居易(772 —846 )、元稹,以及中國最偉大的女詩人李清照(1081—1141?)。當然,不可能有嚴格的劃分。此外還可以有第三類,即多愁善感的詩人,如李賀(李長吉,790 —816 )、李商隱(813 —858 )及其同時代的溫庭筠和陳後主(553 —604 )、納蘭性德(滿族人,1655—1685),他們多以愛情詩著名。

  第一類詩人的最好代表是李白。社甫曾經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國行吟詩人中的王子,酣歌縱酒,敬畏官場,與月為伴,酷愛山川,並且總是壯志滿懷: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

  李白的浪漫主義以他的死——醉後伸手去撈水中之月,跌落水中——而告終。好極了,穩重而無動干衷的中國人有時竟會到水中撈取月影,從而詩一般浪漫地死去!

  中國人熱愛大自然,這種熱愛構成了他們生命的詩歌,這種熱愛又從他

  們充盈的心靈流露到文學上去,這很不錯。這種熱愛教會中國人去熱愛花鳥,這種對花鳥的熱愛比其他民族也要普遍得多。我曾經看到一群中國人在圍觀一隻籠中之鳥並興奮異常,頗有些孩子氣,性情也變得好了起來。他們都感到了自己的放浪,打破了陌生人之間的樊籬,這也只是因為有一件共同愛好的客體存在,才能成為可能。對田園生活的崇尚渲染了整個中國文化,今天的官員和學者談及「歸田」,總認為它是上策,是生活的所有可能性中最為風雅、最為老練之舉。這種時尚如此之風靡,以至即使是最為窮凶極惡的政客也要假裝自己具有李白那樣的浪漫本性。事實上,我覺得他可能也真會有這樣的感情,因為他畢竟是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知道生活的價值。

  每當深夜,他推窗凝望滿天墾斗之時,幼時學過的詩句便會湧上心頭: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

  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祈禱。

  第二類詩人的最好代表是壯甫,他具有一種無聲的幽默,一種謹飭,一種對窮人、對被壓迫的人們的憐憫,還有對戰爭不可遏制的痛恨。

  中國有像杜甫和白居易那樣的詩人,他們用美來表現我們的悲哀,使我們對人類產生一種同情心,這也很不錯。杜甫生於一個政治混亂、盜匪蜂起、戰亂頻仍、四處饑饉的時代,就像我們現在的時代一樣,他寫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相似的調子,可見於謝枋得的《蠶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

  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請注意中國詩歌的獨特的結尾,詩人不是提煉出一種社會思想,而是滿足於描繪出一幅圖畫。即使在當時,這首詩與一般的中國詩歌相比,已經不免太有點反叛的昧道了。通常的調子是悲哀和順從、忍耐,像杜甫的許多詩作一樣,描述戰爭給人民造成的災難。《石壕吏》就是極好的一例:暮投石壕材,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己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來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位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就是中國詩歌中頗具特色的謹飭藝術和傷感情調,它描繪了一幅圖畫,表達了一種傷感,其餘的都留給讀者自己去想像了。 
 


 
戲劇
 
  中國的戲劇處在傳統文學與近似於西方人士所謂意象文學這二者之間。

  後者包括戲劇和小說,它們用的是白話文或者方言,因而最少受傳統標準的束縛,並且不斷地獲益於這個自由,不斷地求得發展。由於中國戲劇的語言多是韻文,因而被認為是一種高於小說的文學,幾乎與唐詩平起平坐。文人學士如果被人知道在創作戲劇,也不像被人知道在寫小說那樣感到羞愧。總的來說,戲劇作者不像小說作者那樣需要隱姓埋名,也不至受到小說作者所受到的非議。

  下面我們將討論意象文學究竟是如何不斷發展著它的美,它的重要性,如何以其本身的價值為現代所認可,以及如何對人們產生一種傳統文學從未能夠產生過的影響。

  中國戲劇具備一種複雜的特徵,這使它有了自己獨特的結構方式並對公眾產生巨大影響。中國的戲劇是由歌唱和日常口語中的對話結合而成的。這種對話通常很容易為大眾所理解,唱詞則帶有明顯的詩的特徵。於是中國戲劇在本質上與英國傳統戲劇截然不同,歌曲時時出現,比對白更顯重要。自然,喜劇中對白較多,而悲劇或者涉及愛情悲歡離合的戲劇則常常爆發出歌唱。實際上,根據中國戲迷們的觀點,去戲院主要是去聽歌唱,而不是去看表演。人們常去「聽」戲,而不怎麼說去「看」戲。看來漢語的「戲」字,譯為英語的drama (戲劇)容易引起誤解,不如譯作opera (歌劇)。

  只有明白了中國的「戲」是歌劇的一種形式,才能真正理解它所以能如此吸引大眾的原因,才能理解它奇特的構成方式。戲劇的吸引力——尤其是現代英國戲劇——基於理解,而歌曲卻是以色彩、聲音、氣氛和情緒的組合來造就藝術效果。戲劇的表現手段是口頭語言,而歌劇卻是音樂和歌唱。戲劇的觀眾希望瞭解劇情,並為戲劇角色的衝突、出人意料的發展和新奇的表演而感到喜悅;而歌劇的觀眾之所以去度過劇場之夜,卻是為了讓音樂、色彩和歌曲來麻木自己的理智,撫慰自己的感官。

  這就是為何大多數的戲劇演出不值得看第二遍,然而人們卻能把一個歌劇看上五十遍而欣賞興致絲毫不減,中國戲劇就是如此。在所謂的「京戲」

  中近一百出這樣的歌劇,能夠一遍又一遍地反覆上演,並且能久演不衰。觀眾總是在精彩的高難度唱段之後大鼓其掌,喝彩叫「好」。於是,音樂成了中國歌劇的靈魂,動作只不過是演唱者技藝的一種輔助手段,正如動作是西方歌劇主要女演員的輔助物一樣。

  於是,中國的觀眾從「唱」與「做」兩個角度來評價演員。然而這種所謂「做」常常純粹是一種技術性動作,由一些表達感情的慣常範式所組成;在西方,女歌劇演員們使自己的胸部並不優雅地劇烈起伏,這常使我們感到震驚;在東方,演員則用水袖佯擦無淚的眼睛,這也常使西方人感到荒唐可笑。如果演員體態優美,聲音悅耳,那未這點小小的演技就足以使觀眾大感滿足。如果再演得好一些,每一個姿勢都會被認為是優美的,每一個亮相都會成為完美的舞台造型。從這個意義上說,梅蘭芳在美國大受歡迎便不足為怪,儘管他的歌唱有多少是作為歌唱被欣賞的尚成問題。人們驚異干他優美的身段、優雅的姿態、白淨的手指、長長的黑眉、女性化的步履、傳情的眼神,以及所有偽裝的性吸引力。他也正是用這些來贏得中國觀眾,獲得極大讚賞。像這樣一位偉大的藝術家所造就的吸引力是廣泛的,這是一種態勢語言,同音樂和舞蹈一樣具有國際性。如果說到現代意義上的表演,那未梅蘭芳尚需好好跟諾馬。希勒(Norma Shearer )或者魯思。查特頓( Ruth Chatterton)從頭學起。他划槳的動作以及舉鞭以示騎在馬背上的演出,與

  筆者五歲的小女兒玩騎馬遊戲時將竹竿拖曳於兩腿之間的動作,簡直毫無二致。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元雜劇以及元代以後雜劇的構成,就會發現同西方戲劇一樣:情節通常毫不足信,對話也無關緊要,而演唱卻佔據中心地位。實際的演出常常是歌劇中流行唱段的集錦,而不是一出全劇。西方的音樂會也經常採用同樣的方式,造就一台歌劇選段的薈萃。觀眾對故事情節瞭如指掌,他們是從慣常的臉譜和服裝上而不是從對白的內容上辨認出各個不同的角色。從尚存的名家劇作中,我們發現起初的元雜劇通常是一個戲包含四折,當然也有不少例外。每一出的演唱總是按照一定的曲調,這些曲牌都是十分有名的。對話毫不重要,許多現存的版本中根本沒有對話,這也許是因為對話部分在當時就是即興表演吧!

  在所謂的「北曲」中,一折戲是由一人主唱到底的,儘管在其他演員的動作和對話相配合(這種限制或許是由於演唱人才較為缺乏的緣故吧)。「南戲」沒有這樣嚴格的限制,因而自由發揮的餘地要大得多,這就逐步發展到明代的傳奇。這時,戲的長度(如同英國戲劇的「幕」)已不復為四折,一折中也可插進不同的曲牌,幾位演員可以輪唱,也可以合唱。曲調也與北曲不同,抑揚相錯,並且可以換韻。

  北曲以《西廂記》、《漢宮秋》(描寫昭君出塞的故事)為代表,南戲以《拜月亭》和《琵琶記》為代表。《西廂記》儘管有20折,卻是嚴格地排成五本,每本4 折。

  中國歌劇有一點不同:西方的歌劇是上層階級的專利品,有錢有勢的人常常是為炫耀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者社交而進出劇院,而不是真的去欣賞音樂。中國的歌劇則是勞苦大眾的精神食糧,它比任何其他藝術形式更加深入地滲透到人們的心靈。設想一個民族,它的大眾把《湯豪捨》(Tannhliuser )、《特裡斯坦與依索爾得》(Tristan undlsolde )和《皮納福》(PinafOre)

  這樣的曲子爛熟於心,任何空閒時刻都在大街小巷裡津津有味地哼唱,你就會對中國歌劇與中國民眾之間的關係得出一個生動的畫面形象。有一種具有特殊癖好的中國人,西方人並不瞭解,這些人被稱作戲迷,人們常常可以在舊北京的街頭看到下層社會近乎發狂的戲迷,他們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卻還大唱其《空城計》,且擺手作勢,扮演那位了不起的諸葛亮。

  外國來訪者常常震懾於中國軍事題材戲劇的鑼鼓樂器那震耳欲聾的聲響,以及男演員刺激神經的假聲,然而中國人卻顯然非此不可。這大體上要歸因於中國人的神經,不過這種說法又有一個反證:美國人所醉心的薩克斯管以及其他樂器奏出的爵土音樂,每每使中國紳士的神經忍受不了。這或許只是個適應問題,不過喧天的鑼鼓聲和假聲的起源也只有考慮到中國戲劇的場景才會明白。

  舊時中國較好的劇場是建造在一個大院裡,就像伊麗莎白時代的劇場那樣。然而一般的劇場大致上只是一個臨時的木架,高高地搭於露天,有時也搭在大道中央,演出結束,即刻拆除。有這樣一個露天的劇場,演員們不得不高聲喊喝,以蓋過小販的吐喝,剃頭匠們的音叉,麥芽糖小販的小堂鑼,男女老幼的呼叫和狗的吠聲。在這種喧嚷的環境下,非得一種保持在很強音高上的尖細假聲才能讓人聽見,這一點誰都可以親身體驗一下。鑼鼓也被用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通常演出之前先敲一陣鑼鼓,響聲相隔一英里地都聽得見,於是起到了與街頭電影招貼同樣的功效。當在現代劇場裡演出的時候,

  音量確實可怕,但中國人不知怎的倒也習慣了,正像美國人適應了爵士音樂一樣。他們熱衷於這種喧響,並從中尋求一種「刺激」。時間將會使這一切煙消雲散,中國戲劇在現代劇院上演時,最終會變得淡雅和「文明」起來。

  從純文學的觀點來看,中國戲劇作品中詩化的內容所包含的力度和美感遠勝於唐詩。我深信,儘管唐詩十分可愛,然而中國某些最偉大的詩篇還得到戲劇和小調中去尋找,因為古典詩歌總是遵循思想和文體的某種傳統模式,它具備一種優雅精緻的技巧,然而缺乏崇高、有力而豐富多彩的內容。

  如果一個人讀了古典詩歌轉而去讀劇本裡的曲詞(如上所述,中國戲劇基本上是詩的集合),那未他的感覺就像先觀賞一柬精美的瓶花再去遊園一樣,感到後者遠勝於前者:新鮮、豐富、多樣。

  中國的詩歌是精巧的,卻從來不很長,從來沒有巨大的力量。出於簡練的需要,敘述和描寫常被限制在一定的字數內。然而劇中曲詞所涉及的範圍和文體卻大不相同了:它所使用的詞語會被御用文人斥為庸俗。劇中人形象一出現,即需要戲劇場面,這就要求廣泛的文學表現力,這顯然不是詩歌力所能及的。人類的情感上升到了一種為絕句律詩所難以達到的高度。由於以白話人詩,打破了文言的束縛,因而獲得了以往所完全難以想像的自由、自然與雄渾。這種語言直接取村於人們的日常口語,然後由作者加工成美的語言;這裡作者不受傳統標準的束縛,單憑自己對聲韻節奏的藝術感知行文。

  有些元劇大家採用方言土語,也取得了無以倫比的美,這種美是難以譯為現代漢語或任何一種外國語的。下面便是一例:我這裡穩丕丕土坑上迷颶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來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娑,沒索的摸。你早則醒來了也麼哥!你早則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馬致遠《黃粱夢》曲詞的作者不得不努力適應戲劇曲調的需要,但句子畢竟可以長一些,也可插入多餘的音節,韻腳也較寬,較適合於曲詞所使用的方言。起源於歌行井用之於曲調中的宋詞已獲得了一種韻律的自由,這種自由已經使得詞的格律可長可短,以便和口語而不是書面語的韻律相一致。戲劇曲詞的韻律就更加解放。這裡我將《西廂記》(中國文學第一流的作品)中描寫女主人公鶯鶯的美麗的幾段摘出,看其韻律的不規則程度。

  未語人前先靦腆,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下面描寫的是她轉身時的美:偏,宜帖翠花鈿。只見他宮樣眉兒新月偃,斜侵入鬢雲邊。

  下面是描寫她的行走:恰便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千般裊娜,萬般椅旎,似垂柳晚風前。

  有意思的是,中國戲劇中曲詞和音樂的韻律與西方詩歌與音樂中規則的韻律不同。沒有理由說每隔二三行用一次韻的基本韻律,就不可以用在某些英語的律詩中。宋詞和元雜劇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其中韻律的調製不是兩句或三句一押韻,並且一韻到底,而是三三兩兩地錯開。這種用韻方式值得某些素養較好的英國詩人借鑒和嘗試一下。

  由於具有很強的大眾性,戲劇在中國取得的地位,已經與它在理想國裡的邏輯地位不相上下。除了教會中國人熱愛音樂之外,它還通過眾多的戲劇角色來贏得男女老少的心靈與想像力,教給人行〕(其中90%以上是文盲)

  驚奇然而又很具體的歷史知識、民間傳說和歷史的、文學的傳統,因而,對歷史人物栩栩如生的概念,任何一個老媽子都比我強得多,諸如關羽、劉備、曹操、薛仁貴、薛丁山、楊貴妃等等,她都瞭如指掌。而我本人卻因為自幼受教會教育,觀劇受約束,只是從冰冷的歷史書上獲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瞭解。我在13歲之前就知道了約書亞的喇叭吹倒耶利哥的城牆,但直到30歲才知道孟姜女尋夫哭倒萬里長城的故事。這樣的無知在中國大眾裡是少見的。

  戲劇不僅僅給人們帶來通俗化的歷史和音樂,它的同樣重要的文化功能還在於教會了人們區別善惡的道德標準。實際上,所有典型的中國標準,比如忠臣、孝子、勇士、賢妻、貞女和伶俐女僕等等,都反映在目前上演的劇目中。在劇中人物身上,他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所喜歡的和厭惡的人;在觀劇的同時,他們也深深地陷入了道德與良心的沉思。曹操的奸詐、閔損的孝順、文君的浪漫、鶯鶯的癡情、楊貴妃的豪奢、秦檜的賣國、嚴嵩的貪婪殘暴、諸葛亮的智謀、張飛的暴躁、目蓮宗教意味的聖潔,都在人們心目中同倫理道德的傳統聯為一體,成為中國人評判善惡之舉的具體觀念。

  下面我們引《琵琶記》的故事,來說明戲劇在總體上對於中國大眾道德的影響。作為這類故事的一個代表作,它是一個直接宣揚家庭的節孝,從而贏得了大眾喜好的故事。它的傑出並不意味著它遵守了現代意識上的戲劇觀念,如一致性等等,它包含42出,情節延續數年。它沒有像《牡丹亭》那樣的絢麗想像,沒有《西廂記》那樣優美的曲同,也沒有《長生殿》那樣的強烈感情。但《琵琶記》仍以自己宣揚家庭恩愛忠貞而取勝,從而在中國人的心靈裡找到了溫暖的地位,它的影響是十分典型的。

  故事講漢代有位聰明的學者叫蔡伯喈,由於雙親年事已高,因而拋卻了仕途的打算,安心居家侍奉父母。他剛剛娶親,妻子叫趙五娘。戲開始於他們的一次家宴,場景是春季的庭院。當時正值皇帝張榜科舉,地方官吏把蔡伯哈的名字報了上去。這意味著要遠赴京城,並且一去多年,忠孝難以雙全,愛情也要經受磨難。他父親出於一種自我犧牲精神,鼓勵兒子前去趕考,而他母親則出於人之常情,拚命反對。最後,蔡伯喈還是不得已把雙親托付給新婚妻子和一位叫張太公的好友,自己上了路。

  蔡伯喈考試獲得了成功,成了狀元,麻煩也接踵而至:牛丞相有個漂亮聰慧的獨生女兒,視若掌上明珠。蔡伯喈被迫入贅牛府,面對新婚之夜的良辰美景,他想了起趙五娘。牛小姐得知此事,準備與父親商議讓他回鄉省親,但牛丞相十分惱怒,毫無商量餘地。

  與此同時,趙五娘那兒的情形卻是每況愈下。全家靠趙五娘幫人做針線活維生,不幸又發生了一場大饑荒。幸好有義倉賑濟,趙五娘也得到了一份救濟糧,然而卻在半路上被人搶走。趙五娘痛不欲生,想投井自盡,但想到家中二老在她死後會失去依靠,因而放棄了輕生的念頭。她到蔡伯喈的朋友張太公那兒借了一把米回來給兩位老人做飯,而她自己只能在暗地裡用糟糠充飢。劇情發展到了人所公認的感人之處:出現她的一段獨唱,把丈夫喻為米,自己比作糠,米糠分離,夫妻兩地。

  不久兩位老人得知此事,頗為以前因飯食差而惱怒等感到慚愧,並求媳婦原諒。過了一段時間,蔡母病逝,蔡父也臥床不起。趙五娘侍奉老人,直至他離開人世。然後她剪下自己的頭髮賣錢以籌措喪葬之資。在她的好朋友張太公的幫助下,她親手為蔡父挖土築墳。由於勞累和飢餓,她昏倒在墳墓旁,夢見土地神憐憫她,派白猴、黑虎兩個精靈前來幫忙。她醒來時驚喜地發現墳墓已經築成,她將此事告訴了張太公。

  張太公於是勸她去京尋夫。她妝扮成尼姑,自描了一幅丈夫的畫像,身背一把琵琶,沿路乞討,往京城走去。歷經千辛萬苦,最後終於到達洛陽城。

  正好碰到一次佛教盛典,於是她便走到廟字前,把丈夫的畫像掛了出來。正好作為新郎的蔡伯喈來寺廟求佛保佑父母,認出自己的畫像,便把它帶了回去。第二天,趙五娘以乞求施捨的尼姑身份出現在牛府,不久便為牛小姐接受。牛小姐還巧妙地同趙五娘一起試探了丈夫,於是他們重新得到了團圓。

  故事結束時,他們全家得到了皇帝的「一門旌獎」,兩妻共事一夫。

  這裡包含了中國大眾戲劇的全部要素。故事所宣傳的崇高品質使該劇在中國大為流行,正像英國的讀者關心社會事件一樣。故事中有科舉,而科學是中國一切故事裡人物命運的轉折點。另外,故事還展現了一位賢妻良婦,兩位需要照顧的老人,一位患難之交一真正的朋友,一位不對情敵產生妒意的夫人,還有一個熱衷於權勢的高官。這就是灌輸給中國大眾的中國戲劇要索。《東行之路》(WayDown East )和《在山上》(Over theHill)兩片在中國大受歡迎,正是基於這些因素。這也表明中華民族是個多愁善感的民族,他們常常會為一個感傷的情節一掬同情之淚。 
 


 
小說
 
  從前,中國的小說家們總是害怕別人知道自己會墮落到去寫小說的地步。試以較為晚近的作品《野叟曝言》為例,該書的作者是18世紀的夏二銘,他能夠寫出較有獨創性的文章和優秀的詩篇,還寫過不少遊記、傳記等等,就像所有的正統文人那樣。這些作品都收在《浣玉軒集》,但他也寫了《野叟曝言》,這一點可以由收在集子裡的詩文來證實。然而1890年秋,他的一位孝順的曾孫為使夏名垂千古而重印《浣玉軒集》時,卻不敢或者不願,不管怎樣終究沒有把這部小說、這部無可辯駁的最佳作品列入文集。就連確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件工作也只是到了1917年才由胡適博士完成。曹至此才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白話散文家——至少是最偉大的白話散文家之一。我們至今不知道《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是誰,也搞不清楚《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施耐庵,還是羅貫中。

  《紅樓夢》的起首與收場,代表了這種對待小說的典型態度。有個道人發現一塊巨石,上面刻著一個故事。這塊巨石是女媧補天時僅剩的一塊。蝸皇氏當時只用了36500 塊巨石去補天上那個由「奧林匹亞」巨人惡戰所造成的大洞。此石高12丈,寬24丈。道人將這個故事從石頭上抄了下來,後來,

  故事到了曹雪芹手中。他修改了10年,五易其稿,分出章回,並題一首五言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故事結束時,一場最為深刻、最富有悲劇意味的人生活劇正在演出。主人公遁入空門,他那個曾給他帶來聰慧、使他堪以承愛情所帶來的痛苦的靈性,又回到了幾千年前女蝸補天未用之石那裡。這時,那位道人又出現了。據說這位道人又將這個增加了許多話頭的故事抄錄下來,並在某一夭來到作者的書房,示看抄本,並問作者何以認得賈雨村,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這位道人聽了之後仰天大笑,隨即把抄本擲在桌上,飄然而去。邊走邊說:「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據說後人看到這本傳奇之後,曾在上面題了四句詩: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

  但這些荒唐之言卻是那麼悲傷感人,真是一個絕妙的故事。由於這種文學是為快樂和自娛而作,它的創作便純粹出於一種真正的創作衝動,而非出於對名利的喜好。又由於它被排斥在正統文學圈子之外,故而可以不受那些經典的傳統標準的影響。但是,小說創作非但不能為作者帶來金錢和榮譽,反而會危及他的人身安全。

  在《水符傳》作者施耐庵的故鄉江陰1,至今流傳著一個故事,講作者如何擺脫《水滸傳》的創作所帶來的危險。據說施耐庵有先見之明,他寫了這部小說之後,就退居鄉村。拒絕為明朝服務。一天,皇帝與劉伯溫同來江陰。

  劉怕溫曾是施耐庵的同窗,那時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劉伯溫在施的桌子上看到了這部小說稿,發現了他超人的天才,於是暗起謀害之心。時值新朝代江山未嘗坐穩之際,而施耐庵的小說卻宣揚四海之內皆兄弟,包括盜賊在內,這顯然是極危險的思想。因此有一天,劉伯溫據此奏明天子,宣召施耐庵進京受訓。聖旨到達之際,施耐庵才發現手稿被盜,方知死期將至,於是從一位朋友那兒借來五百兩銀子去賄賂船工,要他盡量在船上拖延時間,推遲到京的日期。因此在去南京的途中,他迅速寫了一部奇幻的神怪小說《封神榜》(該書作者實則何人,至今不詳),以使皇帝相信他的瘋癲。在瘋癲的遮掩下,他得以死裡逃生。

  小說就這樣潛滋暗長著,像路邊的野花,只能對孤獨的路人投以一瞥,以朔取悅。它就像野花引人注目地生長在頑石絕隙之中,沒有人培植。它給予,但並不期望回報。它依靠的只是一種純粹的內在創作衝動。有時,這種花要隔上四分之一個世紀才開放一次,但這是何其芬芳的花朵啊!它的開放看起來恰好證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它耗盡生命之血盡情開放,然後凋謝。

  1江陰(Kiangyin),原文如此。

  一切優秀的故事和小說都是這樣起源的。塞萬提斯和薄伽丘寫小說,也都是出於純粹的創作快感。金錢與創作沒有必然聯繫。即使是現代,有了版稅版權的保障,金錢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再多的金錢也無法使一個不具創造能力的心靈講出一個動聽的故事來。安逸的生活為人們的創作提供了條件,卻並非決定性的條件。安逸生活本身不會創造出任何東西。金錢把查理。狄更斯送上了去美國的旅途,但金錢無法製造出《大衛。科彼菲爾》。我們的故事巨匠,像笛福、菲爾丁和施耐庵、曹雪芹,他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們有個故事要講,是因為他們生來就是講故事的人。造化把曹雪芹先生放在一個豪奢之家,廄而又使他窮愁潦倒,晚年變成了一個困苦的儒生,生活在一個破敗的茅舍之中。於是他就能像一個剛從夢中醒來的人那樣,把夢中的故事回憶起來。他在自己的想像中再現了這個夢境之後,便感到要迫不及待地把它落在紙上,我們隨即稱之為「文學」。

  筆者認為,《紅樓夢》無愧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畫,它深切而豐富的人性,它爐火純青的風格,使它當之無愧。它的人物生動形象使我們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還要真實,還要熟悉。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語言風格,我們能一一加以分辨。總之,優秀小說該具備的它都具備:它有驚人瑰麗的中國式亭台樓閣,有一個龐大的官宦之家,四個小姐和一個公子,他們正在長大成人。還有一些漂亮的、年齡相仿的表姐妹,過著善意的椰榆戲謔的快樂生活。一群十分迷人而聰明的婢女,有的工於心計,有的急躁真誠,有的則悄悄地愛上了自己的主人。一些僕人的妻子不忠實,常常牽涉進家庭中發生的小小嫉妒和流言之中。一位老爺常年出門在外為官,兩三個媳婦把家政家務管理得井然有序,其中最能幹、最有天賦、最饒舌、最受人愛戴的,是鳳姐,但她卻根本目不識丁。主人公寶玉正值青春年少,十分聰明,卻又總喜歡鑽在脂粉堆裡,正如書中所言,是被仙界遣送下凡歷劫,以參透情緣便是魔障的幻境,他像中國所有大家庭中獨嗣子那樣,頗受祖母這個家庭權威的過分寵愛,但他又極為害怕父親,十分受堂、表姐妹們的喜歡。幾個蟬女照顧著寶玉的衣食住行,甚至還通宵守護照看他的睡覺。他愛著表妹黛玉——這個寄居在大家庭裡的孤兒,害著肺病,靠喝燕窩湯度日。她的美貌和詩才都使別人大為遜色,但她卻太聰明了一點,以至不能像那些比她傻的人們一樣過幸福的生活。她用少女的純真和激情,熱烈地愛著寶玉。另一位是表姐寶釵,也愛著寶玉,但性情更為爽直,頭腦更為實際,被長輩視為更合格些的妻子。最後的一次欺騙行為是:幾位夫人在寶黛兩人全無知曉的情況下,籌辦了主玉與寶釵的婚禮。黛玉直到婚禮舉行前夕才得知此事,這個消息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陣之後就香消玉隕了。寶玉則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婚禮舉行的那個夜晚,才發現父母的騙局。於是他變得半癡半呆,魂不守舍,最後遁入空門。

  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一個大家庭興衰的過程之中,在故事的最後三分之一部分裡,家庭的災難接二連三地發生,使人大為驚訝,就像埃德加。愛倫。坡的小說《厄捨古屋的倒塌》所描繪的那樣。它快樂的全盛期已經過去,傾家蕩產的氣氛四處瀰散。我們聽到的不復為中秋月下酒宴上的歡笑聲,而是寂靜庭院中怨鬼的哭聲,漂亮的姑娘都已長大成人,並嫁到不同的人家。

  命運也各不相同。寶玉的貼身婢女們都被遣發殆盡,各自嫁人去了,其中最為忠實的晴委,帶著貞潔和真誠歸西。幻境消逝了。

  如果像中國的有些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紅樓夢》可以喪邦,那麼中國

  早就被毀掉了。黛玉和寶釵成了討整個民族喜歡的人,此外還有一些別的類型的人:急躁的晴雯、溫柔的襲人、浪漫的湘雲、賢淑的探春、饒舌的鳳姐和聰明的妙玉。她們性情各異,代表不同的類型,供讀者去選擇取捨。發現中國人脾性的最簡易的辦法,是問他在黛玉和寶鋇之間更喜歡哪個。如果喜歡黛玉,他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如果喜歡寶釵,他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如果他喜歡晴雯,他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優秀作家;如果他喜歡湘雲,他會同樣欣賞李白的詩篇。我本人喜歡探春,她兼有黛玉和寶釵的品質,幸福地締結了婚姻,成了一位好妻子。寶玉的性格十分懦弱,遠不足以成為年輕人崇拜的「英雄」。不過,無論喜歡與否,中國的男男女女,大部分都把這部小說讀了七八遍,一門學問也由此發展起來,稱為「紅學」。其學術地位的高貴與研究卷峨的浩繁完全可以與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評論著作相匹敵。

  從各方面講,《紅樓夢》都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國小說藝術的頂峰。但同時它也是一類小說的代表。簡單說來,小說可以根據其內容劃分為以下幾類,每類中著名的代表作附後:1.俠義小說:《水滸傳》2.神怪小說:《西遊記》3.歷史小說:《三國誌》4.愛情小說:《紅樓夢》5.淫穢小說:《金瓶梅》6.社會諷刺小說:《儒林外史》7.理想小說:《鏡花緣》8.社會現狀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當然,嚴格的劃分是困難的。比如《金瓶梅》雖有五分之四篇幅的淫穢描寫,但它卻是最好的社會現狀小說,它既無情又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幅丟姜眾生的畫像,描繪了鄉紳土豪的嘴臉,特別描繪了明代中國婦女的狀況。除了這些嚴格意義上的長篇小說之外,我們還應該提及其他各種各樣的大小故事。它們具有十分久遠的傳統,最好的代表作有《聊齋》和《今古奇觀》,後者是世代流傳的各種通俗故事的最佳集選本。

  我大致上以這些小說在公眾中的影響程度大小為它們排了隊。從街上那些「流通圖書館」圖書借閱的情況來看,最流行的小說,當首推冒險小說,漢語叫「俠義小說」。在一個俠義勇敢的舉動常被老師和家長所訓斥的社會裡,這種現象自然是很奇怪的,然而從心理上來解釋則一目瞭然。在中國,俠義的子孫常會使自己的家庭陷入與警察和地方官吏的麻煩和糾紛之中,故而常被趕出家門,流落下層社會。而行俠仗義之士,常常大具有公眾精神,一定要干預別人的事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於是被逐出社會,趕往「綠林」。

  因此,如果父母不把他們「擊碎」,他們就會擊碎這個家庭。這也是由於缺乏憲法保護的緣故。在一個正當行為得不到憲法保護的社會裡,一位執意要為社會上的窮苦人和被壓迫的人主持正義的俠客,就一定得是一位「硬派英雄」。顯然,那些安分守己地呆在家裡的人,呆在上流社會的人,是不配麻煩別人去「擊碎」的。於是,這些中國的「優秀公民」便十分欣賞綠林豪傑,就像無助的婦女欣賞臉龐黝黑、鬍子拉茬、胸毛蓬蓬的魁梧大漢一樣。有什麼比一個結核病人躺在床上看《水辯傳》,欣賞李這的力氣與業績更容易令人興奮和暢快的呢?應該記住,中國小說總是躺在床上讀的。

  奇幻小說或曰神怪小說,涉及到妖魔與神仙的鬥法,包羅了傳統民間故事的很大一部分。這種傳統與中國人的心靈非常接近。在《中國人的心靈》那章裡,筆者已經指出,在中國人的心靈中,超自然的東西總是與現實糾纏在一起的。《西遊記》曾由田。蒂莫西。裡查茲博士譯出一個輪廓,書名為「Amkiont OHeaven」(《天國求經記》),故事描述了玄奘法師去印度取經的業績以及途中所遭遇的危險。同行的還有三個極為可愛的半人半獸的人物: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這個故事並不是由作家首創,而是以民間的宗教傳說為依據寫成的。最為可愛、最討人喜歡的角色自然是孫悟空,他代表了人類精神中最頑皮的那一部分,永遠在做著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吃了天堂裡的禁桃,就像夏娃吃了伊甸園的蘋果一樣;他後來又像普羅米修斯那樣被鎖在大石底下達500 年。滿期之日,玄奘恰巧路過,將他解救出來。

  他需要一同上路,並擔負與各種妖魔鬼怪作戰的任務,以期將功折罪。但他惡作劇般的性格卻還保留著。這個人物的發展過程,正好代表著不甘約束的人類精神與神聖的行為規範之間的衝突。他頭上有一個鐵箍,每當他行為越軌,違反戒條時,玄樊就可以念緊箍咒,鐵箍就會縮緊,使他的腦袋疼痛難忍,幾欲爆裂。而豬八戒則代表人類的動物慾望,但這種慾望在宗教的旅程中逐漸得到遏制,得到淨化。所有這些慾望與誘惑所引起的衝突發生在如此奇怪的旅程中,由這樣一些並不完美但卻頗具人性的人物參加,於是便造就了一系列滑稽的情節和令人興奮的打鬥場面。打鬥時還借助於超自然的武器和魔力,孫悟空耳朵裡藏著一根小棒,可以隨心所欲地放大。他還具有拔下腿上的猴毛使之變成無數個小猴去騷擾敵人的能力。他還可以變成一隻水老鴉、一隻麻雀、一條魚兒或一座廟字——眼作窗,嘴作門,舌作佛像,時刻準備把踏入廟門的妖怪吞進肚裡。孫猴與妖怪的這種打鬥,互相都可以變化無定,追來逐去,上天入地或潛入水中。這種戰鬥,使所有的兒童和那些還沒有老到不欣賞米老鼠的成年人,都大感興趣。

  這種對神怪的喜好,不僅志怪小說裡有,還可見於其他各類小說,甚至諸如《野叟曝言》這樣的第一流作品的力量也都部分地被這種喜好沖淡了。

  這是一部描述冒險與夭倫之樂的小說。這種對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這樣的懸念故事遜色不少,使偵探小說的發展成為不可能,後者的原因當然還在於中國人科學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貧乏等等。因為當一個中國人死了的時候,通常的結論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國的偵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個法官,總是通過夢境來解決迷惑和謀殺,而下是運用福爾摩斯那樣的推理。

  在情節上,中國的小說則像D. H. 勞倫斯的小說那樣鬆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國的托爾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那樣冗長。中國小說與俄國小說的相似之處是十分明顯的,二者都使用極為現實主義的技巧,都十分愛好對細節的詳述,在敘述故事時,他們都不喜歡西歐長篇小說常有的那種主觀性。雖有絲絲人扣的心理描寫,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發揮一下自己的心理學知識,則很困難。小說的主要任務是講故事。《金瓶梅》在對純粹腐敗墮落行為所進行的詳盡描寫上,與《卡爾瑪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遜色。戀愛小說的情節通常都是最傑出的。社會現狀小說在近30年來很是時髦,但其情節鬆散,進而成為一系列互相沒有多少關聯的趣聞軼事,儘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說這種形式本身甚至都沒有出現,直到近十年來現代作家讀了原版的或翻譯的西方文學,試圖寫一些類似的東西之後,它才初露端倪。

  總之,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國生活的發展步伐。

  它規模宏大,錯綜複雜,從不急急匆匆。長篇小說生來就是給人消磨時光的,這一點是公認的。當作者有足夠的時間可供消磨,讀者又不急著去趕火車的時候,沒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寫完或讀完。中國的小說是要耐著性子慢慢讀的。

  路邊既有閒花草,誰管路人閒摘花? 
 


 
西方文學的影響
 
  當兩種文化相遇時,較為豐富的那種文化應該給予,另一個則應接納,這一點十分自然,也極其合乎邏輯。事實上,儘管令人難以置信,給予要比接納更為幸運。很明顯,中國近30年來在文學和思想上獲益非淺,這全得歸功於西方的影響。承認西方文學內容較為豐富,承認它整體上的優越性,這一點使得自詡為「文學國度」的中國大為震驚。約莫50年前,中國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歐洲的炮艇;約莫30年前,他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約莫20年前,他們發現西方居然還有十分優秀的文學,而現在不少人已經在慢慢地意識到西方甚至具備比他們自己更良好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行為風範。

  對於一個古老而又自傲的國度而言,這可實在使人難以接受,但是中國之大,已經大到可以接受任何東西的地步。無論如何,文學領域的變革已經到來。中國的文學在文體和內容上的深刻變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來的任何變化都要大。受外語的直接影響,白話本身成了文學的媒介;語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來的。詞彙大量增加,這意味著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無論是科學、哲學、藝術還是文學的概念都包括在內。

  這些概念通常比我們思維中的那些舊材料的概念、定義更完善、更精確。我們思維中這種原材料的增多,導致了文體的變革。文體的變革又現代化到舊文人難以辨認的地步,以至使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很難適應新的語言格式。如果讓他們為雜誌寫一篇在文體和內容上都能為人接受的文章,他會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諸如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等新的文學樣式已經出現,長篇小說的寫作技巧也大為改進。更為重要的是,那種在總體上與法國新古典學派觀點非常相似的中國舊文學批評標準現在已被拋棄(新古典主義曾使歐洲人在一個半世紀之中都沒有能夠欣賞莎士比亞)。代之而起的是更為新鮮、豐富和廣闊的文學觀念,這種觀念最終會使文學與生活高度和諧起來,使我們的思維更為精確,使我們的人生更為真誠。

  當然,給予比接納更為幸運。接納帶來了混亂。進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進步還常常是醜陋的。伴隨著年輕的中國那心靈的劇烈震盪,我們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歡悅的庸見。這個新舊選擇調整的任務殊非一個尋常的心靈所能承擔,而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又是極端地幼稚,脾性是那麼易變,觀念是那麼淺薄。理解;日東西是困難的,明白新東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許的浪漫主義,也有些許的自由主義;缺乏批判思維能力、缺乏心理穩定因素,對任何舊的東西,屬於中國所特有的東西,都感到很不耐煩;極端輕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尋最新的詩人,到保加利亞去搜尋最新的小說家;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時小心謹慎,極端敏感(這只能說明自己自信心的缺乏);有一點源於18世紀的理性主義,也有時時襲來的憂鬱和過度的熱情,年復一年的口號之爭就像狗在轉著圈咬自己的尾巴——這一切塑造了現代中國作品的特性。

  我們已經失卻了穩定而完整地看待生活的天賦。今天,文學被罩上了政治的雲彩,作家被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派捧著法西斯主義,一派捧著共產主義,各自以之為療救一切社會弊病的萬靈藥方。真正獨立思考的能力或許並不比舊中國的時候強多少。可儘管表面上思想已經得到了解放,以往類似歐洲中世紀「宗教法庭」那樣排斥異端的傳統所引起的極度不安的精神現在卻仍未能平息下來。這種不安只不過是由現代術語來描繪就是了。因為無論如何,中國人喜愛自由,就像喜愛一個外國淫婦一樣,毫無真情可言。這些都是轉折時代的醜惡特徵,會隨著時間而逐漸消失的,但那只是在中國成為一個政治上組織得很好的國度,人們的心靈也少了一些敏感的暇疵的時候。

  這一切變化部源於歐洲文學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並不局限於文學,因為中國一次就收穫了西方學術的各種成果,其中包括哲學、心理學、科學、技術、經濟學等方面,以及為現代批判性的文化所包容的一切其他東西。甚至於外國的兒童遊戲、歌曲和舞蹈,現在也正在介紹進來。在討論文學革命的時候,我們已經總結了外來文化在中國文學進步中的積極作用。這種影響的直接來源是歐洲文學的漢語譯作。看一看這些翻譯作品的範圍和內容,你將會發現這種影響的程度,並順便看到這種影響的類型。

  中文版的《1934年出版年鑒》中,有一個近23年來翻譯的詩歌、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目錄,這些作品出自26個國家的不同作者之手。這個目錄並不完備,但已很能說明問題。現在我們按照作者多寡,將這些國家排列如下:英國46人,法國38人,俄國36人,德國30人,日本30人,美國18人,意大利7 人,挪威6 人,波蘭5 人,西班牙4 人,匈牙利3 人,希臘3 人,非洲2 人,猶太人2 人,其餘瑞士、比利時、芬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拉脫維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敘利亞、波斯、印度和泰國各佔一人。

  翻譯過來的英國小說家主要有喬治。愛略特、菲爾丁、笛福(包括《摩爾。佛蘭德斯》)1、金斯萊、斯威夫特、哥爾斯密、勃朗特姐妹(包括《呼嘯山莊》和《維列特》)、司各特、康拉德、蓋斯凱爾夫人和狄更斯(《老古玩店》、《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董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爾貝》、《雙城記》、《聖誕頌歌》和《艱難時世》)。哈格德的作品通過林纖的翻譯,獲得了比在英國更高的聲譽。詩人主要有斯賓塞(《仙後》)、勃朗寧、彭斯、拜倫、雪萊、華滋華斯和歐內斯特。道森。莎士比亞的五部劇作也分別由不同的譯者譯出(《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第十二夜》、《亨利六世》和《羅密歐和朱麗葉》——從這個單子可以看出,孰譯孰不譯純屬偶然選擇)。戲劇方面的代表還有高爾斯華綏(七部)、庇耐羅、瓊斯、謝立丹(《造謠學校口和蕭伯納(《華倫夫人的職業》、《鰥夫的房產》、《風流男子》、《武器與人》、《人與超人》和《賣花女》)。

  愛爾蘭一派的代表是辛格和唐西尼。論說丈作家的代表是蘭姆、阿諾德。本涅特和馬克斯。比爾博姆。詹姆斯。巴裡和奧斯卡。王爾德受到了很大的關注;《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有兩個譯本,《莎樂美》有三個譯本;王爾德1本節所列外國文學人名書名,皆用現今通用的譯法,下同。

  的《陶連。格雷的畫像》和《慘痛的呼聲》也已譯出。H.G.威爾斯由多時間機器》、《布列脫林先生已把它看穿》以及《最先登上月球的人》而知名,尤以《世界史綱》著稱於世。托馬斯。哈代僅以小故事和詩歌著名,儘管他的名字為人所熟知。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則由於已故徐志摩的影響而十分出名。這張名單所包括的作者只限於有整本著作譯出的,當然也沒有包括其他領域的著作者,比如伯特蘭。羅素,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法國作家,有巴爾扎克、莫裡哀、莫泊桑(全部作品)、法朗士(9 部作品,其中《黛依絲》有兩個譯本)、紀德、伏爾泰(《老實人》)、盧梭(《懺悔錄》、《愛彌爾》)、左拉(其主要作品還未曾譯出)、戈蒂埃、福樓拜(《包法利夫人》有三個譯本,還有《薩朗波》和《一顆單純的心》)。

  大仲馬、小仲馬父子長期以來就很有名,尤以《茶花女》為中國人所喜愛。

  雨果的代表作品較多,有《海上勞工》、《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九三年》、《歐那尼》、《呂依。布拉斯》和《呂克萊斯。波基亞》。早期浪漫主義的代表有夏多布里昂(《阿達拉》和《瑞奈》)和皮納丹。德。聖一皮埃爾。都德的《薩福》和普雷沃的《曼儂。萊斯戈》當然十分令人愛不釋手。波特萊爾十分出名,羅斯唐的《西哈諾》也很有讀者。巴爾比斯有兩部小說翻譯了出來:《炮火》和《光明》。即使是羅曼。羅蘭蔚為大觀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譯本,此外還有他的《蒙特斯邦》、《皮埃爾和呂斯》和《愛與死的較量》。

  經典的德國文學當然是由歌德和席勒作代表。翻譯過來的作品有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兩個譯本),《哀格蒙特》、《克拉維果》、《施特拉》和《威廉。邁斯特》的一部分,還有席勒的《奧里昂姑娘》、《威廉。退爾》、《華倫斯但》和《強盜》。其餘尚有萊辛(《明娜。馮。巴爾赫姆》)、弗賴特格(《新聞記者》)、海涅《(歌集》的節選和《哈爾茨山遊記》)……特。拉。莫特。福凱的《渦堤孩》,以及施篤姆的《茵夢湖》(三種譯本)都十分流行。霍普特曼是由其《職工》、《紅公雞》、《獺皮》、《孤獨的人》和近作《索安那來的異教徒》(兩種譯本)著稱於世,而其《沉鍾》則一度成了一本雜誌的刊名。其餘尚有蘇德曼的《佐爾格太太》,更為現代的著作有韋德金德的《春回大地》和萊昂哈德。弗蘭克的《卡爾和安娜》。

  除了霍桑、斯陀夫人、歐文、馬克。吐溫和傑克。倫敦的一些翻譯作品之外,人們對美國文學的興趣一般放在較為現代的作品之上。最為著名的是厄普頓。辛克菜,其興盛與俄國共產主義文學潮流有關,他的著作有13部被譯成漢語,這裡還可以提一下邁克爾。戈爾德的一些短篇小說以及他的長篇小說《沒有錢的猶太人》。辛克萊。劉易士則是由《大街》為代表作,西奧多。德萊塞則是由一些短篇小說集為代表,儘管這兩人都十分出名。尤金。奧尼爾的兩個劇本(《天邊外》和《加勒比的月亮》)都已譯出。賽珍珠的《大地》有兩個中文譯本,她的《兒子們》以及其他短篇故事也已譯出。

  俄國文學的潮流於1927年前後捲入中國,那時正值南京政府成立,進行情黨,鎮壓共產主義運動之時。正如英國文學上的雅各賓主義成長之時,正是政治上的雅各賓主義宣告失敗之日,文學上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也是在國民革命勝利之後氾濫於中國的。青年人的巨大熱情,曾經有力地推動了1926-1927年的國民革命,並使之成為現實。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對青年運動的鎮壓,給這種熱情潑了冷水,使青年人失去了用武之地。於是他們便變得內向

  起來。一種強大的暗流逐漸得到發展,並隨著對現實不滿的情緒的增長而增長。

  因而,潮流轉了向。宣傳「革命文學」(與「普羅文學」同義)的號角被吹響了,並立刻得到眾多人們的響應。1917年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們一夜之間突然變得過時了,被慷慨地稱為「老人」。年輕的中國討厭他們了,要造他們的反了。那些最聰明的領袖們開始學習如何保持沉默,並開始收藏古董古璽。胡適仍在繼續奔走呼號,但人們對他的反映卻比較冷漠。他們需要一些激進得多的東西。周作人、郁達夫和《語絲》派作家都是些個人主義者,無法加入這個大眾行列。魯迅曾經戰鬥過,抵抗這股潮流僅一年,後來他自己也改變了立場。

  在1928—1929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長長短短有超過100 本的俄國文學作品,以狂熱的速度湧進中國的圖書市場。這時,國民政府才真正從夢中醒了過來。這些書籍的作者有:盧納察爾斯基、裡亞比丁斯基、米歇爾斯、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柯倫泰、希什科夫、羅曼諾夫、皮涅克、奧格涅夫、索斯諾夫斯基、沙基涅、雅科夫列夫、阿列克、塞。托爾斯泰、傑米多夫、愛倫堡、阿羅塞夫、巴別爾、卡薩特金、伊凡諾夫、伊娃、盧滋、桑尼卡夫、塞佛林娜、巴赫米大夫、費定、綏拉菲摩維奇、普裡希雯、謝苗諾夫、肖洛霍夫、尼。瓦、維塞裡、左琴科、特列季亞科夫、索保爾、科羅索夫、福爾曼諾夫,以及菲格涅爾。這裡我們當然還未曾提及革命前的「偉大的俄國人」,諸如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他們在這之前就為讀者所熟知了。契何夫的全部作品已被翻譯了過來;托爾斯泰的作品譯出的有20部,其中包括篇幅冗長的《戰爭與和平》(節譯)、《安娜。卡列妮娜》和《復活》。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受讀者青睞的作家(他的7 部作品,包括《罪與罰》均已譯出);屠格涅夫也早已為人們熟知(他的作品21部已譯出)。跨越兩個時代的高爾基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厄洛聖卡夫、安德列耶夫和阿爾志跋綏夫由於魯迅的影響也很受歡迎。作為一個狂熱追求俄國式東西的標誌,我們可以提及以下這個奇異的事實:那就是在100 多部革命後出版的作品中有23部有兩種以上譯本,由不同的公司幾乎是同時竟相出版發行,其中有四部同時有3 種譯本。在較為流行的作品中,也許應該提一下柯倫泰夫人的《紅色的愛)(2 種譯本),革拉特科夫的《水泥》(3 種譯本),奧格涅夫的《科斯佳。裡亞布采夫的日記》(3 種譯本),阿爾志跋綏夫的《薩寧》(3 種譯本),綏拉菲摩維奇和皮涅克的各種各樣的作品,西什科夫和伊凡諾夫的戲劇,以及盧那察爾斯基的評論文章。

  讓年輕的中國一次吃掉這麼多東西,看起來是多了一些,倘若產生消化不良倒也無可厚非。怪不得霍桑和阿納托爾。法朗士都已絕望地過時了。當局現在揉著自己的眼睛,想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並正試圖做著什麼。他們到底能做什麼,結局如何,無人能夠預料。新聞檢查容易實施,近來也已經付諸行動。難辦的是,怎樣才能使人們對現狀感到滿意,有三種途徑可達此目的。其一,謀些好差事給那些作家,這方法有時也挺管用的。其二,禁止那幫作家發洩憤滿之辭,這自然是愚蠢之舉。其三,把現狀改進得讓國家民族確實滿意,這僅僅靠新聞檢查部門是做不到的。中國人現在可分為樂觀主義者和悲觀主義者兩派,且後者居多數。除非是做大量建設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實實的設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維能力,否則光靠標語口號,靠華而不實的嘮嘮叨叨,是不會造就出一個新國家來的,無論它是共產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老一輩中國人想把中國拉回儒家學說的軌道上,包括對婦女的幽禁,對寡婦守節的崇拜等等,但這反而會使新一輩中國人冷漠反感。

  與此同時,那些共產黨的理想主義者,腋下挾著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蓄著蓬亂的頭髮,抽著俄國捲煙,不斷地攻擊這個,指責那個,也解救不了中國的苦難。文學這東西,依我看,仍舊是文人學士茶餘飯後的消遣,舊派也罷,新派也罷。 
 


 
第八章 藝術生活
 
 


 
藝術家
 
  依著者之見,在中國文明的一切範疇中,唯有藝術堪能對世界文化作出永久的貢獻。我想這一點當不會有激烈的爭論。儘管中國經驗主義的醫藥學給醫學上的研究和發現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天地,中國的科學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自命不凡。中國的哲學永遠也不會給西方留下一個持久的印象。因為中國哲學的中庸、克制以及和平主義都是由於體力衰弱這一條件所造成的,所以中國哲學將永遠不適合於西方人好鬥的性情和旺盛的活力。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的社會組織形式也永遠不會適合於西方。孔學過於刻板,道學過於冷漠,佛學過於消極,都不適合西方積極的世界觀。每天遣送人員去北極探險、征服宇宙或者打破速度紀錄的人們絕不會成為良好的佛教徒。我曾經看到一些歐洲的佛教僧侶。他們在一起講話時,聲音十分宏亮,感情十分激烈,無法抑制住心裡的騷動情緒。更有甚者,一位佛教僧侶,在痛斥西方的時候,願意讓天火和硫磺從夭而降,燒燬整個歐洲。當歐洲人披上袈裟,試圖表現為平和消極之時,他們就顯得荒唐可笑了。

  然而,如果把中國說成是連自己的藝術都不懂的國度也是不公平的。中國人心靈深處隱藏著的東西,只有通過它們在藝術中的反照才能被認識。因為像西拉諾1那樣,中國人心靈中極端敏銳、頗為精細的感情被多少有點不太討人喜歡的外表蒙蔽了。中國人毫無表情的面容後面,隱藏著一個深沉的情感主義;陰鬱的外表背後,包含著一顆無憂無慮的豪爽的心靈。那些黃色粗笨的手指塑造出了愉快而和諧的形象,高高的顴骨上的杏眼閃爍著和善的光芒,細想著絕美的畫面。從凌霄寶殿到學者的信箋,還有各式各樣的工藝品,中國的藝術展現出一種精美和諧的情調,中國藝術作品鶴立於人類最佳精神產品之林。

  1西拉諾(CyranodeBergetac):法國劇作家及詩人,羅斯丹所作同名詩劇的主人翁。  

  平靜與和諧是中國藝術的特徵,它們源於中國藝術家的心靈。中國的藝術家是這樣一些人:他們與自然和睦相處,不受社會枷鎖束縛和金錢的誘惑,他們的精神深深地沉浸在山水和其他自然物象之中。尤為要者,他們必須胸襟坦蕩,絕無絲毫邪念。因為我們堅信,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一定得是一個好人。他必須首先「堅其心志」或「曠其胸襟」,這主要是通過遊歷名山大川,凝神觀照,沉思冥想而達到的。這是中國畫家所必須經歷的嚴格訓練。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文徵明說過:「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一位中國藝術家必須融人類的最佳文化和自然的最佳精神於心底。中國最偉大的書法家和畫家之一董其昌在評論另一位畫家時曾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中國的藝術家學習繪畫時,並不是到房間裡剝光一個女人的衣服來研究其骨骼構造,也不像西方一些落後的藝術學校那樣(他們至今都這樣做),臨摹古希臘、古羅馬的造型做石音像。中國的藝術家是四處遊歷遍訪名山,如安徽的黃山、四川的峨嵋等等。

  中國藝術家如此隱逸山林,是有其重要原因的。首先,藝術家必須觀察自然界變化萬端的形象,包括昆蟲、草木、雲彩和瀑布,使之融人自己的腦海。藝術家要畫出它們,首先必須喜愛它們,與它們的精神息息相關,融為一體。他必須明瞭並熟悉自然界的萬端變化,必須明白同一棵樹在早晨與夜晚、明朗的白天與迷霧的清晨,影子和色彩是怎樣地不同。他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山上的雲彩是如何「盤巖繞峰」的。但是,比冷靜客觀的觀察更重要的是置身大自然中的精神洗禮。李日華(1565—1635)就是這樣描繪一位大畫家的精神洗禮的: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蒞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沱不顧。噫,此大癡之筆,所以沉鬱變化,幾與造物爭神奇哉!

  其二,中國的繪畫總是坐在山頂上實地畫出來的,尤多描繪一些奇峰怪石,這是只有親眼目睹實物的人才會相信的景觀。隱居山林,旨在尋求自然的壯觀之景。一位中國藝術家到美國,就得先去亞利桑那州的大峽谷或落基山脈中的班夫鎮附近的山巒。來到這種壯麗的場景的人,他會不可避免地獲得精神上的昇華,與其身體的「昇華」同時出現。很奇怪,精神的昇華總是伴隨著人們身體所處位置的提高而來。而從五千英尺高度上看到的生活又總是如此不同。愛好騎馬的人常說他們一旦騎到馬背之上,就會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世界,我想可能確實如此。因此,隱逸山林同時也意味著尋求道德上的昇華,這是遊歷的最終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這樣,藝術家在飄飄欲仙的高度用平靜而廣博的精神俯瞰世界,他就會把這種精神融會貫通到他的繪畫中去。然後,他帶著這種純潔的精神回到都市生活中,並試圖把這種精神傳達給那些缺乏他那種經歷因此不如他幸運的人們。他的題材可以改變,但山脈的平靜精神卻始終保持著。當他覺得這種精神業已失去或者消耗殆盡的時候,他就再度遊歷,重受山中空氣的洗禮。

  正是這種平靜和諧的精神,這種對山中空氣(「山林氣」)的愛好,這種時常染上一些隱士的悠閒和孤獨感的精神和愛好,造就了中國各種藝術的特性,於是,其特性便不是超越自然,而是與自然相融合。 
 


 
中國書法
 
  一切藝術的問題都是韻律問題。所以,要弄懂中國的藝術,我們必須從中國人的韻律和藝術靈感的來源談起。我們承認韻律是普遍存在的,並非中國人的專利,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探索一個不同的側重點。在討論理想的中國婦女時,筆者已經指出,西方藝術總是到女性人體那裡尋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韻律,把女性當作靈感的來源。而中國的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則通常滿足於高興地賞玩一隻靖蜒、一隻青蛙、一隻蚱至或一塊嶙峋的怪石。由此看來,西方藝術的精神較為耽於聲色,較為熱情,較為充滿藝術家的自我;而中國藝術的精神則較為高雅,較為含蓄,較為和諧於自然。我們可以借用尼采的話來說明它們的不同,中國的藝術是太陽神的藝術,而西方藝術是酒神的藝術。這一巨大差別只有具備對韻律不同的理解與欣賞才能形成。無論在哪個國度,藝術問題總是韻律問題,這一點毫無疑問。但直到晚近,韻律才在西方藝術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在中國,韻律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

  很奇怪,這種對韻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國書法藝術中發展起來的。

  一幅寥寥幾筆畫出的頑石圖,掛在牆上,供人日夜觀賞。人們面對它沉思冥想,並得到一種奇異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種快感,就非懂得中國書法藝術的原則不可。學習書法藝術,實則學習形式與韻律的理論,由此可見書法在中國藝術中的重要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書法提供給了中國人民以基本的美學,中國人民就是通過書法才學會線條和形體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國書法及其藝術靈感,就無法談論中國的藝術。比方說,中國的建築,不管是牌樓、亭子還是廟宇,沒有任何一種建築的和諧感與形式美,不是導源於某種中國書法的風格。

  這樣,中國書法在世界藝術史上的地位實在是十分獨特的。毛筆使用起來比鋼筆更為精妙,更為敏感。由於毛筆的使用,書法便獲得了與繪畫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藝術地位。中國人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把繪畫和書法視為姐妹藝術,合稱為「書畫」,幾乎構成一個單獨的概念,總是被人們相提並論。假如要問二者之中哪一個得到了更多人的喜愛,回答毫無疑問是書法。於是,書法成了一門藝術。人們對之投以的滿腔熱忱和獻身精神,以及它豐富的傳統,人們對它的尊崇,這些都絲毫不亞於繪畫。書法標準與繪畫標準一樣嚴格,書法家高深的藝術造詣遠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如同其他領域的情形一樣。中國的大畫家,像董其昌、趙孟順等人,通常也都是大書法家。趙孟……(1254—1322)是最著名的中國畫家之一。他在談到自己的繪畫時說:「石如飛白木如篆,六法原與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

  在我看來,書法代表了韻律和構造最為抽像的原則,它與繪畫的關係,恰如純數學與工程學或天文學的關係。欣賞中國書法,是全然不顧其字面含義的,人們僅僅欣賞它的線條和構造。於是,在研習和欣賞這種線條的兢力和構造的優美之時,中國人就獲得了一種完全的自由,全神貫注於具體的形式,內容則撇開不管。繪畫總有一個客體要傳達,但一個寫得很好的字卻只傳達其本身線條和結構的美。在這絕對自由的天地裡,各種各樣的韻律都得到了嘗試,各種各樣的結構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國的毛筆使每一種韻律的表達成為可能。而中國字,儘管在理論上是方方正正的,實際上卻是由最為奇特的筆劃構成的,這就使得書法家不得不去設法解決那些干變萬化的結構問題。於是通過書法,中國的學者訓練了自己對各種美質的欣賞力,如線條上的剛勁、流暢、蘊蓄、精微、迅捷、優雅、雄壯、粗曠、謹嚴或灑脫,形式上的和諧、勻稱、對比、平衡、長短、緊密,有時甚至是懶懶散散或參差不齊的美。這樣,書法藝術給美學欣賞提供了一整套術語,我們可以把這些術語所代表的觀念看作中華民族美學觀念的基礎。

  由於這門藝術具有近2000年的歷史,且每位書法家都力圖用一種不同的韻律和結構來標新立異,這樣,在書法上,也許只有在書法上,我們才能夠看到中國人藝術心靈的極致。某些美學鑒賞範疇,如對參差不齊之美的尊崇,對那些乍看搖搖欲墜,細看則安如磐石的結構的尊崇,這些美學範疇會使西方人大為吃驚。如果他們卸道這些範疇在中國藝術的其他領域中並不容易看到,他們就更會驚歎不已。

  對西方來說,更有意義的事實是,書法不僅為中國藝術提供了美學鑒賞的基礎,而且代表了一種萬物有靈的原則。這種原則一經正確地領悟和運用,將碩果纍纍。如上所說,中國書法探索了每一種可能出現的韻律和形式,這是從大自然中捕捉藝術靈感的結果,尤其來自動物、植物——梅花的枝丫、

  搖曳著幾片殘葉的枯籐、斑豹的跳躍、猛虎的利爪、麋鹿的捷足、駿馬的道勁、熊羆的叢毛、白鸛的纖細,或者蒼老多皺的松枝。於是,凡自然界的種種韻律,無一不被中國書法家所模仿,並直接地或間接地形成了某種靈感,以造就某些特殊的「書體」。如果一位中國學者在一棵枯籐之上看到了某種美,它那不經意的雅致,可伸可縮的韌性,枝頭彎彎曲曲,幾片葉兒懸掛其上,漫不經心,卻又恰到好處,他就會把這種種的美融於自己的書法之中。

  如果另一位學者看到一棵松樹樹幹彎曲、樹枝下垂而不直立,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堅韌和力量,他也會將這種美融入自己的書法風格。於是,我們就有了「枯籐」和「勁松」的筆法。

  曾經有一位名僧兼書法家先前習書多年卻無長進。一天,他閒步於山徑之間,偶見兩條大蛇在爭鬥,各自伸長脖頸,頗有一股外柔內剛之勢。他猛然有所感悟,頓生靈感,回去後便練就了一種極有個性的書體,稱作「斗蛇」

  體,表現了蛇頸的伸展和彎曲。中國的「書聖」王羲之在談書法藝術時,也使用了自然界的意象: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每作一折,如屈折鋼鈞;每作一牽,如萬歲枯籐;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

  如欲通曉中國書法,必先仔細觀察蘊藏在每個動物體內的形態和韻律。

  每種動物都有其和諧優美之處,這是一種直接出自其生理機能,尤其是運動機能的和諧。一匹腿部多毛,軀幹高大的負重拉車之馬,有其獨特的美,正如一匹光滑靈巧的賽馬有其獨特的美一樣。這種和諧還存在於身體細長、蹦蹦跳跳、快速靈活的靈提犬身上,也存在於長毛的愛爾蘭■狗身上:它的頭和四肢在一起幾乎構成了一個方形物,極似中國書法中的「隸書」(流行於漢代,後由清代鄧石如發展成為一種藝術)。

  有一點很重要,需要注意。這些動植物的外形之所以美,是因為它們蘊藏著一種動勢。試想一枝盛開的梅花,具有多麼不經意的美麗和充滿藝術感的不規則變化!徹底而藝術化地領悟這種美,就等於領會了萬物有靈的內在原則,領悟了中國藝術。這枝梅花,即使花朵凋謝或被撥落,仍然美麗無比,因為它還活著,因為它表達了一種生的衝動。每一棵樹的外形都顯示了一種韻律,它源自某種生命的衝動,它要生長,要擁抱陽光,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平衡;它也源自抵禦風暴的必要。每一棵樹都是美的,因為它暗示了這些衝動,尤其是因為它暗示了一種朝某個方向的運動,一種向某個地方的延伸。

  它並沒有想美,它只是想生存,結果卻是極端的和諧與令人十分滿意的美。

  大自然給予靈猩犬以高度彎曲的身軀和一條連接身體與後腿的曲線,以使它跑起路來迅捷無比。除此之外,大自然並沒有人為地賜給它什麼抽像的美,這些器官之所以美,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某種速度,從這些和諧的器官中產生了一種和諧的形式。貓兒輕柔的舉動,導致了其柔軟的外形。即使是一隻固執地蹲伏在那裡的叭喇狗的線條,也能反映出它本身力大性猛的美。這樣,我們就解釋了自然界無窮無盡的形態,這些形態總是那麼和諧、那麼富有韻律,變化萬端,無以窮盡。換言之,自然界的美是動態的美,而非靜態的美。

  這種運動的美正是理解中國書法的鑰匙。中國書法的美在動在不靜,由於它表達了一種動態的美,它生存了下來,並且也同樣是千變萬化,不可勝數的。迅捷穩重的一筆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為它是速度和力量時象徵。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為任何更改都會帶來不和諧。這也就是為什麼書法作為一門藝術非常難學的原因。

  把中國書法的美歸結為萬物有靈原則,並非著者的獨創。漢語中的不少說法可資證明和參考,比如筆劃的「肉」、「骨」、「筋」等等。其哲理性內涵從未被有意識地揭示出來過。只有當我們想方設法使西方人理解中國書法時,我們才開始探索。王羲之曾從師的東晉女書法家衛夫人說道: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運動的動態原理生發出一種結構原理,這是理解中國書法的要旨。單純的平衡勻稱之美,絕不是美的最高形式。中國書法的原則之一,即方塊字絕不應該是真正的方塊,而應是一面高一面低,兩個對稱部分的大小和位置也不應該絕對相同。這條原則叫作「勢」,代表著一種衝力的美,結果,在這種藝術的范型中,我們有了不少看似不平衡,實際卻十分平衡的結構形態。

  這種衝力之美與純靜態之美的區別,有如一個人站立或靜坐之圖景,與揮舞高爾夫球棒或把足球猛一腳踢上天時的圖景的區別。又如一位女士把頭往後一仰的照片,要比她正視前方的照片動態感更強。所以中國字筆畫起端總是側向一方,這比平平地劃過去要藝術得多。這種結構的範例可見於《張猛龍碑》,其中字體似有倒塌之勢,卻又能很好地保持平衡。這種書體的現代範式可見於監察院長於右任的字,他個人有今日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自己高級書法家的名望。

  現代藝術正在探索各種韻律,試驗各種新的結構形式,但至今尚無所獲。

  它唯一的成功是給予我們一種逃避現實的印象。它最為明顯的特徵,不是努力撫慰我們的心靈,而是竭力刺激我們的感官,由於這一原因,對中國書法及其萬物有靈原則的研究,歸根結底也就是在萬物有靈或韻律活力的原則指導下,對自然界韻律所進行的再研究,它會為現代藝術開闢廣闊的前景。直線、平面和錐體的相互交錯和反覆運用,可以使我們激動不已,卻不具備生動活潑的美。正是這些平面、錐體、直線和曲線,看來已經使現代藝術家的才智衰竭了。何不回歸自然,向自然求救呢?看來有待於一些西方藝術家不畏艱險,開始用毛筆練習寫英語。練上10年之後,如果他天資聰慧,真正弄懂萬物有靈原則的話,他將可以用真正稱得上一門藝術的線條和形式在泰晤士廣場上書寫招牌和廣告牌。

  中國書法作為中國美學的基礎,其中的全部含義將在研究中國繪畫和建築時進一步看到。在中國繪畫的線條和構恩上,在中國建築的形式和結構上,我們將可以分辨出那些從中國書法發展起來的原則。正是這些韻律、形態、範圍等基本概念給予了中國藝術的各種門類,比如詩歌、繪畫、建築、瓷器和房屋修飾,以基本的精神體系。 
 


 
繪畫
 
  中國繪畫乃中國文化之花。它以其與西方繪畫遇然不同的、獨特的氣韻和基調著稱於世,這種不同有如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差別。不過,要把握

  這種差別並把它表述出來卻殊非易事。當然,中國繪畫的某些格調與氛圍也可見於西方繪畫,但本質上卻完全不同,表現手法也有很大差異。中國繪畫在材料上極為節省,其標誌為畫面上留有的不少空白。這種構恩的出發點在於取得畫面本身的和諧,結果造就出某種生動的氣韻。其運筆的大膽自如,給觀念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已經將材料進行了一番篩選和轉換,我們面前的圖畫已經消除了某些不恰當與不和諧的成分,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完滿的整體,十分忠實於生活,而又如此地與之不同。構圖更為清晰,材料的剔除更為嚴格,對比與濃縮的特徵更容易找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個物質現實,實際上就是當初呈現在藝術家面前的物質現實,與客觀現實不盡相同,卻又不失其基本的相似性和可理解性。它帶有主觀色彩,但並不像現代西方繪畫那樣強烈地表現藝術家的自我,也不像西方繪畫那樣不為大眾所理解。中國繪畫能使人獲得一種對事物的強烈的主觀印象,而無任何曲解之虞。它並不是試圖展現藝術家所看到的一切,而是把不少東西留給觀眾去想像,但也不是一些令人費解的幾何圖形。有時,中國繪畫對中介客體的關注十分強烈,畫面上只出現一枝梅花就算大功告成了。然而,儘管對物質現實的干預達到了如此程度,但繪畫本身卻不是藝術家自我的強烈表現,沒有給人以任何不愉快的感覺,反而使人感到一種與自然的極端和諧。

  這個效果是如何取得的,這種獨特的傳統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

  這種藝術傳統並非憑藉機遇或偶然發現而獲得的。我想,它的諸多特性可以極為合適地歸結為「抒情性」這一詞語,而這種抒情性則來自人類的某種精神和文化。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繪畫在神韻和技巧上與中國書法和中國詩歌是息息相通的。書法給它以技巧和基本的表現手法,從而決定了它未來的發展;而中國詩歌則賦予它神韻。在中國,詩歌、繪畫和書法是緊密相連的姐妹藝術。這樣,理解中國繪畫的最好方法,是研究那些對建立這個特殊的中國式傳統起到影響的諸因素。

  簡而言之,我們稱之為「抒情性」的這一特殊傳統,是兩種反對的結果。

  這兩種反對,現代西方繪畫界正在進行,而在中國繪畫史上,公元8 世紀就已經出現了。其一是反對將藝術家筆下的線條束縛在所畫客體上,其二是反對照相機式地再現物質現實。中國書法幫助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中國詩歌則幫助解決了第二個問題。研究一下這兩種反對,以及這種藝術傳統的起源,將會使我們瞭解中國繪畫何以會獲得今天這些特徵。

  中國繪畫的首要問題,也是一切繪畫的首要問題是:當顏料塗在畫布上,水墨施在絹帛上時,如何處理線條和筆畫?這是個純技術問題,亦即「筆觸」

  問題,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迴避。筆觸的運用將決定整幅作品的風格。如果線條只是用來機械地構勒繪畫對象,線條本身就沒有了自由,我們遲早會厭倦的。

  這也是我們在現代藝術中看到的反叛。在中國,這種反叛是由吳道子(約700—760 )倡導的,他通過畫筆的大膽而自由的運用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位藝術家不是節省線條,而是任其發揮。(我們將在中國建築中看到同樣的原則。)這樣,我們看到的不是顧愷之(346 —407 )死板而缺乏獨創性的,甚至多少像是用鋼筆畫出來的線條,我們看到的是由吳道子開創的所謂「藥菜條」,曲折粗細變化無窮,筆觸微妙,筆劃自然流暢。事實上,吳道於的學生張旭正是從他老師的繪畫中得到啟發,才創立了書法中的狂草。王維(摩詰,699 —759 )進一步發展和改進了繪畫中的筆觸,有時乾脆廢除了傳統的

  「白描」手法,結果被普遍認為是創立「南宗」的鼻祖。南宗畫派的深遠影響,我們不久就會看到。

  第二個問題,藝術家的個性應該如何投射到作品之中,使之堪以擔當藝術之名;超越單純的寫真手法,而又不放棄真實與和諧?這種對機械性地模仿現實的抵制也是所有現代藝術新潮流的起因。現代藝術可以說就是試圖逃避物質現實,試圖在作品中尋求表現藝術家自我的方法。中國藝術史上的同樣的變革是在公元8 世紀由新的學派帶來的。那時,人們就已經對照相機式地再現物質現實感到厭倦或不滿了。

  還是同樣的老問題:藝術家怎樣把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融於對像之中,而又不至於創作出怪誕的圖畫?這個問題在中國詩歌中早已解決。所謂變革只是對單純的精確和工匠式的瑣細而言。新舊兩種畫派的對比在這樣一個故事中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在唐明皇統治時期,宮牆上有兩幅四川風景畫,分別出自李思訓(651—716 )和吳道子之手。據說作為「北宗」大畫家的李思訓著色敷金,用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而吳道子則潑墨如雲,一天就完成了嘉陵江的全景,唐明皇贊曰:「李恩訓一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各盡其妙。」

  當這種反對瑣細工匠手法的變革到來之時,出現了王維。他本人也是第一流的山水畫家。他把中國詩歌的精神與技巧引人其中,有印象主義、抒情性、氣韻的強調以及泛神論。這樣看來,這位使中國繪畫人享盛譽的「南宗之祖」,是受了中國詩歌的熏陶的。

  按年代順序排列,中國繪畫的發展是這樣的:中國的藝術天才們看來是在公元4 、5 、6 世紀才開始意識到他們自身價值的。正是在這個時期,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才發展起來的。王羲之(321 —379 )出身於當時一家名門望族,成為「書聖」。隨後幾個世紀,由於佛學的影響,出現了大同和龍門的石刻。北魏發展了一種書體,現在稱為「魏碑」,就是那時碑文的拓片。這種書體將中國書法提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依著者之見,魏碑是書法史上最好的書體。它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書體,不僅美觀,而且集美、力、工三者於一體。這個時代的謝赫率先樹立了「氣韻生動」的原則。這個原則又成了此後1400年來一切中國繪畫的中心原則。

  然後是偉大的第8 世紀,由於某些原因——這些原因著者本人也講不太清楚——這個世紀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獨創性的時期,無論是繪畫、詩歌,還是散文創作,都是如此。不過,原因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幾個世紀,在當時的亂世之中,新血統得以混入。李白和王維都出生於中國西北部,那裡的人種混雜最為活躍,儘管我們缺乏更為確切的血統上的資料予以證明。

  無論如何,人類心靈變得更為自由,更具獨創性了。這個世紀湧現出了李白、杜甫等一大批第一流的詩人。繪畫上有李思訓、王維和吳道子,書法上有張旭的「草書」和顏真卿的「楷書」,散文則有韓愈,王維生於699 年,吳道子約700年,李白701 年,顏真卿708 年,杜甫712 年,韓愈768 年,白居易772 年,柳宗元773 年一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名家。這個世紀還產生了絕代佳人楊貴妃來陪伴皇帝,與詩人李白一起美飾朝廷。然而,這個時代卻也不是以和平見長。

  無論如何,「南宗」終究應運而生了。正是甫宗引起了我們最大的興趣,因為它最具中國特色。這種繪畫世稱「士夫畫」。到了11世紀,由於像蘇東坡(1035—1101)、米芾(105D一1107)及其兒子米友仁(1086—1165)等宋代學者的影響,這種繪畫變得更為簡樸,主觀性更力強烈。「士夫畫」又稱「文人畫」。蘇東坡甚至畫過一枝沒有節的竹子,有人問他何以至此,他答道:「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蘇東坡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尤工於畫竹,十分喜愛竹子,曾經講過:「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他畫的竹子,很像他的「醉書狂草」,潑墨如雲,不著色彩,他作畫的方式也是先吃飽喝足,進入醉態,然後飽蘸墨汁,隨興揮毫,或作書,或畫竹,或賦詩。有一次,他在這種狀態下,信筆在邀請他的主人家壁上題了一絕:「空腸得酒芒角生,肝肺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這兒,繪畫已不是「繪」,而是像寫字那樣地「寫」了。吳道子也是如此,經常在酒後或朋友舞劍之時激起靈感作畫,並把舞劍的節奏融人作品之中。很明顯,由於這種刺激轉瞬即逝,故而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寥寥幾筆揮就,否則,一會兒酒精的效果就消失殆盡了。

  然而,在這種酒興的背後,有一個絕妙的畫理。中國的畫家們遺留下了卷秩浩瀚,內容深奧的藝術批評論著。他們將「形」

  (物體的物理形狀)、「理」(內部的法則或精神)和「意」(藝術家本人的觀念)區別開來。「士夫畫」就是對被動的寫真手法的反抗。這種手法,古往今來例怔俯拾皆是。宋代學者尤重於「理」,即事物的內部精神。

  單純追求細節精確的繪畫是商業畫家們之所為,而真正稱得上是藝術的繪畫應該致力於表現精神。可見,問題並不僅僅是進入醉態就可以解決的。

  然而,這種繪畫不是專業藝術家所作,而是文人學士之所為,這一點很有深刻含義。正是這種業餘性質,使他們能夠用一種輕鬆愉快的精神去作畫。

  11世紀時,「士夫畫」始露端倪,被稱為「墨戲」。作畫是文人學士們娛樂消遣的手段,一如書法與繪畫的作用。他們沒有沉重的精神負擔,似乎文人學士們的書法已經很有造詣,還有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到其他藝術上去,以之為一種快樂而有趣的調劑。二者所使用的工具完全相同:同樣的立軸,同樣的筆墨,同樣的清水,一切都置於案頭,也不需要什麼調色板。米帝這個士夫畫的大家之一,有時甚至以一卷紙來代替畫筆,或用甘蔗渣和蓮梗代替。

  當靈感和腕底的魔力到來之際,對藝術家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使用的。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傳達基本韻律的藝術,其餘都在其次。今天甚至有用裸露的手指和靈活的舌尖作畫,蘸上墨汁塗於紙上的。繪畫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文人學士的消遣。

  這種遊戲的情緒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繪畫的某些特徵,這種特徵稱為「逸」,此詞最貼近的英譯為「fugitivenelss 」,即「即興」、「漂泊」等意,但同時也要有「浪漫主義」和「退隱精神」等意。李白的詩篇也正是用這種輕鬆愉快的浪漫主義特性著稱的。這種「逸」的特質被譽為士夫畫的最高標準,它來自遊戲精神。如同道學一般,它也是人類為逃避喧鬧塵世、獲得心靈自由而作出的一種努力。

  如果我們意識到文人學士的精神是如何被限制在道德與政治的框架內的,我們就可以容易地理解他們的這種願望了。士大夫們至少在繪畫上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恢復他們的自由的。元代大畫家倪雲林(1301—1374)

  就是以這種特性見長的,他說:「余之傀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他還說過:「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

  因此,我們應該在南宋水墨畫的人物和山水中看到中國書法的某些影響。首先,人們可以看到迅捷、有力、飽含韻律的筆觸。在松樹曲折的線條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書法中的曲線原則。董其昌說過,畫樹時每個線條都要有波折。王羲之在談書法時說過:「每作一筆波,須有三頓折。」董其昌還說過:「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人們還可以從所畫怪石的曲線中看到「飛白」的筆法,這種筆法是用余墨不多、較為乾燥的毛筆作畫,結果在線條的中央留有一些空白:我們在青籐纏繞的樹枝上看到了篆體的形狀。這是趙孟順透露給我們的秘訣。而且,空白地位的藝術性運用,也是書法上的一條重要原理。正如包慎伯所言,合適的空白佈置是書法的第一要旨。

  為求章法、空白等的得當,寧可犧牲形式上的對稱,像當代於右任的字那樣。

  在中國書法中,均衡與否無傷大雅,但章法、空白佈置有誤則無可饒恕,因為這足以證明此人書藝尚未成熟。

  人們可以進一步從中國繪畫構圖上簡單的協調一致中,看出毛筆的運用節奏,稱為「筆意」。「意」即藝術家心靈中的「觀念」。創作一幅中國畫即是「抒發自己的觀念」——「寫意」。藝術家在毛筆觸及紙張之前,心裡已經有了個明確的想法。他的所謂作畫,就是一步步地用筆劃將心中的想法畫出來。他不能容忍不相關的東西來破壞他完整的思維。他這兒加一條嫩枝,那兒添一片葉子,為的是使繪畫成為一個有機的、富有神韻的整體。他抒斧完了內心的基本觀念之後,就算大功告成了。因此,這幅畫便具有了生命力,因為它表達的觀念具有生命力。這就像閱讀一首美妙機智的短詩,話講完了,韻味還在,青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藝術家把這種技巧稱作「意在筆先,畫盡意在」。中國人是暗示藝術的行家裡手,講究「適可而止」。他們喜歡上好的香茗和檄欖,能夠帶來「回味」,這種回味要在茶喝完、橄欖嚼完幾分鐘之後才能感覺得到。這種繪畫技術所帶來的效果被稱為「空靈」,意借用經濟的設計表達出生動的形象。

  中國詩歌賦予中國繪畫以精神。我們在討論詩歌的時候已經指出,中國詩人兼畫家、畫家兼詩人的情形要比西方多。詩歌與繪畫同樣來源於人類的心靈,所以,兩者具有相同的精神與內在技巧,也是很自然的。我們已經看到了繪畫在透視方法上是如何影響詩歌的,因為詩人的眼睛也就是畫家的眼睛。但我們也將看到畫家的精神又是如何展現出一種同樣的印象主義,同樣的暗示手法,對捉摸不定的氣氛的同樣的渲染,同樣的與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泛神論,這些也正是詩歌的特徵。詩情與畫意常常是一回事,藝術家的心靈只要能抓住前者,並賦予它詩歌的形式,那麼他也可以稍事修養便把握後者,並用繪畫的形式將其表達出來。

  首先,我們來解釋一下困擾著西方人的透視問題。我們想再一次說明,中國繪畫應該被看作是在高山頂上完成的,從高處(比如離地6 千英尺的飛機上)俯瞰地面的事物,其透視效果必然與尋常的不同。當然,觀察點越高,會合到中心去的線條越少。這一點也明顯地受長方形的中國畫軸的影響。這種長方形要求在畫軸底部的近景與畫軸上方的地平線之間留有相當一段距離。

  同現代西方的畫家一樣,中國畫家所願意描繪的,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而是他們印象中的現實,因此採用了印象主義的技法。西方印象主義者的毛病是過於機敏,過於邏輯化。中國藝術家儘管也很有些狄創性,卻無法創造出藝術上的怪誕去驚嚇平民百姓。我們已經解釋過,中國印象主義的基礎在於「意在筆先」的理論。於是,繪畫的意義不在於物質現實,而在於藝術家對待現實的觀念。他們記著自己是在為周圍的人們作畫,因而各種觀念必須使他們能懂。他們受到了中庸之道的約束。於是,他們的印象主義也就成了合乎人性的印象主義。他們作畫的目的在於傳達一個完整的概念,並由此決定畫面上的孰取孰捨,結果造就出了「空靈」的特性。

  由於一個完整的觀念最為重要,藝術家就必須下最大的功失去獲取這種詩意般的東西。在宋代,皇家畫院曾設立了一種競爭性考試。在這裡,我們看到這種詩意觀念的考慮是如何壓倒其餘標準而居於首位的。那些表達了最完整、最出色的觀念的繪畫作品總是能夠贏得比賽,無一例外。而最出色的觀念又總是靠暗示手法予以表達。這已經成為一個明顯的特點。主題本身蘊合有足夠的詩意,因為它們總是從詩篇中摘錄下來的一句話。但是,藝術家的獨創性在於:在闡釋這句話時,要使用最巧妙的暗示手法。略舉幾例便夠了,宋徽宗統治時期,有一次考試的題目是這樣一句詩:「竹鎖橋邊賣酒家」。

  許多競爭者把酒家作為整幅畫的中心。不過,有一個人只畫了一座橋,旁邊一片竹林,竹林之中,隱約可見一個招牌,上寫一個「酒」字,畫面上根本沒有酒店出現,這幅畫奪冠的原因,在於它把酒店隱在想像之中。

  另有一個題目,是韋應物的一句詩:「野渡無人舟自橫」。詩人已經用了暗示手法,通過一隻被遺棄而隨波浮沉的小船來暗示出寂靜和荒涼的氣氛,但是畫家卻進一步運用了這種暗示手法。奪冠之作是通過這樣一種手法來表達寂靜與荒涼的:小船上棲息著一隻水鳥,另一隻正撲楞著翅膀飛向這隻船。這兩隻鳥兒,表明周圍杏無人跡。

  還有一幅圖畫旨在烘托朱門大戶的豪奢。一位西方現代畫家,出於對描摹現實的厭惡,也會同樣試圖暗示,但他可能畫一堆薩克斯管魔術般地穿過一隻盛有香擯酒的玻璃杯,杯子放在一個女人的胸部,女人胸部又隱藏在一隻露出四分之三的汽車輪子後面,汽車則正在掠過丘納德號船的煙囪,等等,等等。然而,中國的印象主義畫家只是畫上一座豪華的房屋作背景,大門半開半閉。一個女傭探出身來,倒出這個富人家滿籃子的精美食品,像鴨掌、荔枝、胡桃、棕子等等,這些東西都描畫得十分詳盡細緻。這裡看不到門內的盛宴,卻可以通過扔到垃圾堆裡的棄物去測度。於是,觀念就是一切,而作品的詩意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賴於這種觀念。它羞於直截了當的描繪,常常試圖暗示。中國藝術家的座右銘是:留出一點想像的餘地。

  然而,如果中國繪畫僅僅滿足於強調「觀念」這樣一個有關理念而非感情的問題,中國繪畫就會走進死胡同。因為一旦這樣,主要應該訴諸感情和感官的藝術就會墮落成為數學的遊戲或者邏輯的難題。理念無論多麼高明,技術無論多麼巧妙,都不會給我們帶來偉大的藝術,如果這些東西不能創造出一種氣氛,把我們帶人情感的共嗚之中的話。這一點在一切偉大的繪畫作品中都能體會到,無論是中國繪畫,還是西方繪畫。由此可見,情緒就是一切。兩隻棲息在小船上的水鳥,旨在暗示出附近沒有船工。而這一點又把我們帶進一種孤獨荒涼的情緒之中。否則,這幅畫便毫無意義可言了。為什麼這隻小船不順流泛彼而下呢?因為它只有橫在河心漂來蕩去,沒有人管,才會使我們產生一種荒涼感,才會觸動我們的情緒,這幅畫才會變得生動而富有意義。竹鎖橋邊的酒幡,如果不能使我們聯想起酒店裡的人們,時光慢慢地消磨,生活安寧,人們可以花整個下午議論漁翁的風濕病和皇后娘娘年輕時候的韻事——如果酒幡不能使我們聯想起這些,那麼它還有什麼價值呢?

  於是,情緒的喚起便是一切,無論繪畫還是詩歌均是如此,這又使我們想到「氣氛」問題,或稱「氣韻生動」的問題。這是1400年來中國繪畫的最高理想,由謝赫首創,其他畫家予以詳細的補充,並經過多少人反覆研討與爭論的。

  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的畫家並不企求單純的細節上的精確。蘇東坡說過:「論畫與形似,見與兒童鄰。」但是除了逼真之外,畫家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呢?繪畫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回答是,藝術家應該把景物的精神氣韻傳達給我們,以喚起我們情緒的共嗚。這就是中國藝術的最高目的和最高理想。

  我們仍然記得藝術家是如何每隔一段時間就去拜訪名山,在山林空氣中更新自己的精神,淨化積聚在自己胸中的都市思想和市郊熱情的灰塵。他登上最高峰去獲得道德和精神的昇華,櫛風沐雨,傾聽大海的濤聲。他一連幾天坐在荒山野石亂枝雜草之間,隱於竹林之中,以期吸收自然的精神和活力。他在與自然交流之後,又應將其所獲轉達給我們。在他的心靈與事物的神韻溝通之時,也使我們的心靈與事物的神韻相溝通,他還要重新為我們創作出一幅圖畫,滿載著情緒與情感,與大自然一樣變化萬端。他可能像米友仁那樣,為我們創作一幅山水畫,雲霧瀰漫,纏石繞樹,一切細節都沉浸在濕潤的氣氛之中。他或許會像倪雲林那樣,畫出秋天的荒羌,白茫茫一片,樹枝上只懸掛著幾片枯葉,展現出一派孤獨悲涼之景。在這種氣氛的偉力和這種總體韻律之下,一切細節都會被忘卻,只剩下中心情緒。這就是「氣韻生動,」

  ——中國藝術的最高理想,詩畫又一次合一了。

  這就是中國藝術的訊息,它教會我們去博愛自然,因為獨具特色,真正出類拔奉的中國繪畫正是那些描寫自然的山水畫。西方最好的風景畫,如柯羅1的作品,也給我們帶來了同樣的氣氛和對自然同樣的感情。

  但很可惜,中國在人物畫上落後了。人體被當作自然物體的點綴。如果說人們平時對女性人體的美還有點兒欣賞的話,在繪畫中這種欣賞卻無跡可求,顧愷之和仇十洲所畫的仕女給人們的暗示,並不在於女性肉體的美,而在於隨風飄蕩的線條的美。而這種對人體美(尤其是女性人體美)的崇拜,在我看來正是西方藝術最卓越的特徵。中西方藝術的最大差異,在於靈感來源的不同:東方人的靈感來自自然本身,西方人的靈感則來自女性人體。一幅女性人體畫被稱作《沉思》,一個赤裸的浴女畫被稱作《九月的清晨》,沒有比這更能震驚中國人的心靈了。時至今日,許多中國人仍舊無法接受西方文化中這樣一個事實:找一個活生生的「模特兒」,剝光了衣服站在人們面前,每天被盯著看上幾個小時,然後人們才可能學到一些繪畫的基本要領。

  當然,也有許多西方人士只願意把惠特勒1的油畫《母親》掛在壁爐架上去沉思,而不敢去沉思像《沉思》這樣的女性人體畫。今天,英美社會中還有不少人歉疚地告訴別人,屋內的法國繪畫在房子被租來時就是這樣裝飾著的;也有人說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置朋友送來的聖誕禮物——維納斯瓷像,他們在交談時總是避開這個題目,而僅僅稱這些東西為「藝術」,稱那些創作了這些作品的人為「瘋狂的藝術家」。儘管如此,事實上,正統的西方繪畫其起源和靈感還是要歸諸酒神狄俄尼索斯。看來,西方畫家離開了一個裸露或近乎裸露的人體,就不可能發現其他任何東西。中國畫家以一隻豐滿漂亮的鷓鴣作為春天的象徵,而西方畫家則通過一位舞蹈著的仙女來象徵春天,後面農牧之神緊緊相隨。中國畫家會對蟬翼的紋路、蟋蟀發達的肢體、蚱蜢和青蛙極感興趣,中國的文人學士每天對著牆上這些繪畫沉思,而西方畫家除了埃內爾2的《裡瑞斯》或《瑪大肋納》這樣的作品外,其他都不可能感到滿意。

  1柯羅(Cotot ,1796—187S),法國畫家。

  1惠特勒(whistlet,1834—1903),美國印象派畫家,版畫家。

  2埃內爾(Hennet,1829—1905),法國畫家。

  這種對人體的新發現是當今西方文化對中國最為有力的影響之一,因為它改變了藝術靈感的來源,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整個世界觀。歸根結蒂,這還應該說是希臘的影響。文藝復興帶來了對人體崇拜的復興,帶來了發自內心的宣言:生活是美的。中國傳統的一大部分,儘管沒有希臘的影響,也具備了足夠的人性。不過,公然宣稱人體是美的,這在中國卻至為罕見。然而,一旦我們睜開雙眼看到人體的美,我們就下會忘卻。這種對人體的發現和對女性人體的崇拜注定會成為來自西方的最為有力的影響,因為它與最強的人類本能中的一種聯繫在了一起,那就是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太陽神阿波羅的藝術在中國已經被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藝術所取代,傳統的中國藝術已不復在大部分普通學校,甚至不復在大部分藝術學校裡傳授了。他們也都從活的模特兒或古典(希臘和羅馬)的雕塑中學會了描摹女性的人體骨骼。不需要用柏拉圖的唯美主義來為裸體的崇拜作辯解,因為只有老朽的藝術家才會面對人體的美而無動於衷,只有他們才去找口實。對人體的崇拜是充滿肉感的,並且也需要如此。真正的歐洲藝術家並不否認,反而會公開宣稱這一事實。因而,對中國藝術也不能提出這樣的指責。無論人們是否情願,這種趨勢一經引入,便有一發而不可止的勢頭。 
 


 
建築
 
  大自然永遠是美的,但人類的建築通常卻並不美。原因是建築與繪畫不同,它通常並不試圖去模仿自然。建築原本是將石頭、磚塊和灰漿組合起來,給人以躲避風雨的場所。它的首要原則是實用,時至今日仍然基本如此。所以,最好的、最現代化的廠房、校舍、劇院、郵局、火車站和筆直的街道,其十足的醜陋使我們時時感到有必要逃避到鄉村裡去。因為自然與這些人類頭腦的產物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自然無限豐富,而我們的心智卻極端有限。

  最好的人類頭腦也只能依照傳統的模型造幾幢大樓,這兒一個圓形大廳,那兒一個三角屋頂。其他便無所作為了。最能給人留下印象的陵墓或紀念館也不能與樹木的天然造型相比,即使是與排列在我們主要街道兩側經過修剪並灑過防蟲藥水的樹木——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把它們種上的話——相比,也頗為遜色。大自然是多麼大膽!要是這些表面粗糙、形狀不一的樹木是人類建築師的作品,我們會把這個建築師送到瘋人院去。自然甚至還敢於把樹木繪成綠色,而我們卻害怕任何出格的東西,我們甚至於害怕色彩。於是,我們發明了「枯燥」這個詞來描寫自己的存在。

  為什麼我們竭盡一切心智,產品仍然無過於平頂的房屋、所謂現代化的人行道和筆直的街道這些令人壓抑的東西,使我們每年都要外出避夏呢?我們在建築上如此地不成功,是由於我們過於講求實用的緣故,但實用並不是藝術,目前的工業時代使這個情形更趨惡化,尤其是加固混凝土建築產生之後。這是工業化時代的標誌,將會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延續而延續。大部分混凝土建築甚至於忘記安上一個屋頂,因為屋頂沒有用處,他們如是說,一些人聲稱自己從紐約的摩天大樓看出令人振奮的美。也許確實如此,而我卻

  從未看出點什麼來。它們的美是黃金的美:它們之所以美,是因為它們是百萬巨款的標誌。它們表達了工業時代的精神。

  然而,由於我們每天要目睹自己建造的房屋,在裡面消磨掉大部分時光,由於糟糕的房屋會限制我們的生活方式,於是,人們自然就有美化這些房屋的要求。房屋對我們城鎮面貌的改變是十分微妙的。屋頂並不僅僅是躲避日曬雨淋的屋頂,而是影響我們對家的認識的東西。房門不僅僅是供走出走進的房門,而是引導我們進入人們家庭生活、瞭解其中奧秘的「開門咒」。總之,我們在叩一扇色彩單調的房門和一扇金環朱漆大門時的心境畢竟是不一佯的。

  問題是怎樣讓磚塊灰漿有一定的寓意,表達一定的美。我們如何賦予它一種精神,讓它對我們說話,就像歐洲大教堂被賦予一種精神,用一種無聲的語言向我們表達著一種巨大的美和崇高那樣。讓我們來看看中國最好的建築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中國建築看來是沿著一條與西方不同的道路在發展。它的主要傾向是尋求與自然的和諧,在許多方面,它都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從梅花枝頭獲得了靈感——首先變換到書法上的生動線條,而後變換到建築的線條和形態之中。不僅如此,中國建築還輔以象徵的意象。由於人們對泥土占卜(即抓一把泥土撒於地上,根據所成的形狀判斷吉凶)的普遍迷信,中國建築引進了泛神論的因素,迫使人們考慮房子周圍的風水。中國建築的基本精神是和平與知足,其最好的體現是私人的住宅與庭院建築,這種精神不像哥特式建築的尖頂那樣直指蒼天,而是環抱大地,自得其樂。

  哥特式大教堂暗示著精神與崇高,而中國的廟字宮殿則暗示著精神的安詳與寧靜。

  中國書法甚至對中國建築都產生了影響,這一點聽起來似乎很難置信,這種影響可見於構架的大膽應用,像柱子和屋頂,厭惡直線死線,這一點在傾斜屋頂的演變中,在廟字殿堂的形狀、比例、優雅、安詳等總體感覺上,顯得更為明顯。

  間架結構或露或藏,與繪畫中的「筆觸」問題極為相似。在繪畫中,輪廓線並不僅用來標誌事物的模樣和外形,而且表達了本身的大膽與自由,在中國建築中,情形也是如此。牆壁中的柱子或者屋頂下的大梁小椽,並不羞藏起來,反而坦誠地表露自己,讚美自己,從而成為建築物造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式建築中,整個框架是有意顯露給我們看的。我們就是喜歡看見這些標誌著建築基本格局的結構線條,就像我們喜歡看繪畫中富有韻律的輪廓線一樣。對我們來說,這些輪廓線代表著事物的本體與主旨。由於這個原因,木質框架總是顯露在房屋的牆壁後面,而且大梁和小椽在屋內屋外總可以看到。

  這都起因於一條著名的書法原則,即「間架」。一個字的諸多筆畫之中,我們總是選擇一個主要的橫筆或豎筆,或一個封口的方框,為其餘筆畫提供一個依靠。這一筆必須寫得有力,橫和豎要寫得較長一些,比其他筆畫更為明顯。有了這個主要筆畫作為依托,其餘筆畫就可以圍繞在它周圍或由此出發散開去。即使在群體建築的設計中,也有一個「軸線」原則,就像大部分中國字裡有軸線一樣。北平——舊北京,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的全城規劃,也有一條南北貫穿好幾英里的看不見的中軸線,從前門通過皇帝的寶座,一直貫穿到煤山的中心亭台,直至後面的鼓樓。在「中」或者「束」、「束」、「柬」、「律」、「乖」等字體中,這種中軸線是顯而易見的。

  比筆直的中軸線原則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弧形、波浪形或不規則的線條的應用,與直線相對映。這在中國式屋頂的構造上看得最為清楚。中國的每一座廟字、宮殿或宅第,在本質上總是由柱子的直線和屋頂的曲線組合對比而成。屋頂本身也是由屋脊的直線和往下的斜線組合對比而成的。這要歸功於我們的書法訓練。書法先生教導我們說,要有一條主線,不管是橫是直是斜,我們一定要使這條主線與它周圍的曲線或者輕柔的虛線相對比。屋脊有時還要飾以不同的物件來表現主題。只有通過這些線條的對比,柱子和牆壁的直線才能令人忍受。我們看一下中國廟字或住宅的最佳範例,就會發現裝飾的重點是屋頂而非柱子牆壁。後兩者通常不是處在最前端,比例上也比屋頂要小一些。

  傾斜的屋頂也許是中國建築最為明顯、最無與倫比的特徵。它的起源從未被確切地認識清楚過。有人設想與我們遊牧時代的茅草棚有關。但它與書法的關係卻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一個懂得中國書法要旨的人會看不出美妙的曲線原則。中國書法中,最大的困難是筆力,比如給一條完完全全筆直的線條注入力量就十分困難。另一方面,稍稍向任何一方傾斜一點,即刻就會有一種緊張感。只要看一看漢字中象徵屋頂的部首,看看它優美的曲線,就知道這並非著者的空想。 
 


 
官家令
 
  這三個字是「滿洲國」總理、著名書法家鄭孝胥所書。

  「官」與「家」兩字的頂部是漢字的部首,代表「屋頂」。請注意字中線條的傾斜狀態與中國式屋頂的彎曲效果。「令」字的頂部代表「人」,頗似屋頂上部的線條。也請注意彎曲的姿態與底部上翹的弧形。

  再請注意書法的結構原則是如何應用到中國建築上來的。請注意「官」字中有力的垂直線(柱子),與「屋頂」的弧形相對比。其他平行線則附著其上。請注意「家」字中間下垂的弧線,其他筆畫環繞於周圍,還有頂部的一點,奇妙地相互配合起來,以保持全字的平衡。

  我們對於富有韻律的線條、曲線或斷續線的喜愛,對筆直而死板的線條的厭惡,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從不建造類似古埃及方尖碑那樣醜陋的東西。

  一些現代中國建築師仿照西式建築,建造了一座頂塔狀的東西,稱作西湖博覽會紀念館,把它樹立在美麗的西子湖畔各種景致之中,猶如一個美人臉上的瘡疤,只要注目稍久,就會令人生厭,使人害眼病。

  打破筆直死板線條的方法很多,例子俯拾皆是。最好的、最具經典性的例子也許是設有欄杆的拱形橋。拱形橋是與自然和諧的,因為它是弧形的,設有欄杆的。它的彎形沒有布魯克林橋那麼長,欄杆也沒有它的鐵衍架那麼有用,但沒有人可以否認,儘管它標誌著較少的人類精巧,卻標誌著較多的美。還可以考慮一下塔的造型。它全部的美,在於它的輪廓被一節節突出的簷層所打破,尤其是上翹的棺角,頗似書法中的一捺。也請考慮一下北平天安門前一對獨特的大石柱。每根石柱的上端在水平方向都雕有波浪起伏的雲朵,其手法之大膽、形狀之獨特,即使在中國藝術中,也是亙古未有的,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引人注目呢?不管是什麼原因,石柱表面也是波浪起伏的。

  據說起伏的波浪代表雲彩,但這不過是將韻律引人石住表面的一種藝術上的托辭。孔廟前的石柱子上,也刻有兩條龍的圖案。由於龍體起伏不平的線條

  有助於打破僵硬的直線,於是就經常供裝飾之用,儘管它還有其象徵意義。

  我們在一切地方都試圖抓住並融合自然的天然規律,模仿其不規則性。

  其基本精神仍是書法中的泛靈論。為打破窗框線條的單調,我們在屋頂上使用了竹子形狀的綠色琉璃瓦。我們敢於用圓形、橢圓形和花瓶狀的門戶來打破筆直的牆壁的單調性。我們的窗戶,其形狀的多樣化,決不亞於西方糕點中蛋糕的花式,它們或模仿一片芭蕉葉,或模仿桃子的形狀,此外尚有兩片切開的瓜狀和扇形。李笠翁這位詩人、戲劇家和享樂主義者,引入了雕鏤嵌飾的窗戶和屏風:這種窗戶的外形通常是筆直的,裡面他引入了一種樹葉狀的雕樓,彷彿窗子裡面有一片活生生的樹葉橫跨其上。這種技巧還被應用到屏風、床架和其他形狀的物品上。最後,假山的使用也許是最好的一例,它可以說明我們是如何將自然的不規則線條引入人工建築中來的。

  換言之,在中國建築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建築師是如何用動植物的不規則外形來彌補直線單調的弊病的,這又使我們想到了象徵手法的運用。比如編幅的形狀經常供裝飾之用,這一方面是因為它彎彎的翅膀可用來設計不同的造型;但同時還因為「蝠」與「福」諧音。象徵是一種純樸稚氣的語言,這是每一個中國婦女和孩童都能懂得的東西。

  但是,象徵主義還有進一步的價值。它筆墨不多,卻包容了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的思索和夢想。它激發了我們的想像,使我們進入一種無言的思維境界,就像基督教的十字架和蘇維埃的錘子鐮刀。因為民族的這些思想過於博大精深,非語言所能表達。中國式的柱子以一種完美的直率與單純向上延升。

  當它到達頂端,消失在眾多的托架簷口和短柵之中時,我們希望一抬頭就能看到一對鴛鴦、一隻蚱蜢或一塊墨、一支毛筆。我們看到鴛鴦,它們總是出雙人對,生活在婚後的幸福之中,這時,我們常常會把思想轉到婦人的愛情之上。我們看到一塊墨、一枝筆,我們就會想到安靜書齋中的文人學士。於是,那些綠色、藍色和金黃色的小動物是蚱蜢、蟋蟀和鴛鴦;這就是這個世俗生活中,我們膽敢夢想的最大幸福。我們有時也畫風景,畫家庭生活的樂趣,因為這是中國繪畫的兩個永恆主題。

  龍是中國最為榮耀的動物,是皇帝的象徵,享有最好的一切。它在中國藝術中通常是供裝飾之用的,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它纏繞的軀體包含了一種完美的韻律,集美和力於一身。龍作為裝飾物,有其深刻的含義,並且具有漂亮的、總是可以用來打破單調性的爪子、雙角和鬍鬚。否則,我敢說,我們也可以用蛇來作裝飾。龍代表著來生來世,代表著我們先前提到的「逸」的原則,代表著偉大的道教智慧,因為它常常藏身於雲霧之間,偶而才露其全貌。這也是偉大的中國人的做法。中國人具有完美的智慧和力量,卻常常藏而不露。它可以棲身泥淖,也可以飛入雲端。它在泥淖之中,我們無法見其全貌,但當它上升之時,將震驚整個世界,就像諸葛亮那樣。中國的洪水爆發,總是由於龍的運動而引起的。有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它直衝天字,騰雲駕霧,夾雜著鳴雷閃電,掀翻屋頂,把古老的柏樹楊樹連根拔起。我們怎能不對龍這個力量與智慧的化身產生崇敬之情呢?

  然而,龍也不是純粹神話中或遠古時代的東西。對中國人來說,山川河流都是有生命的。在許多起伏的山脊上,我們看到了龍的脊背;當山脈逐漸下降,與平原或大海合為一體之時,我們便看到了龍的尾巴。這就是中國的泛神論和中國泥土占卜的基礎。因此,儘管泥土占卜是迷信,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它卻具有巨大的精神上的和建築學上的價值。相信這種迷信的人認為,

  只要把祖家的墳墓放在風水好的地方,從高山上俯視下面的龍山、獅山,就可以使子孫萬代交上好運,興旺發達。如果墳址和風水的確獨特,比方說有五龍五虎向祖宗墳墓表示敬意,那麼他的子孫裡就會出現一個開國帝王,或者至少一個丞相,這一點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這種迷信的基礎是對自然風景泛神論般的喜愛與欣賞,泥土占卜提高了我們對美的觀察力。於是,我們便力圖在山脈的線條中,在總的地貌中,看到我們曾經在動物身上發現的相同的氣韻,我們的觀察之所至,看到的自然都是活生生的。它那富有韻律的線條東西連綿,並聚集到某一點。而且,我們所看到的山川和總地貌的美,並不是靜止的、勻稱的美,而是動態的美。一個弧形受到欣賞,原因主要不在於它是個弧形,而在於它具有一個運動的姿態。一個雙曲線要比一個封閉的圓更受人們的欣賞。

  由此可見,從廣義上講,中國泥土占卜術的美學與中國建築學關係極大。

  它迫使人們去選擇建築物周圍適當的環境和風景。我有一位朋友,他們的祖墳旁邊有一個小池塘。這個小池塘被認為是吉利的,因為人們把它看作龍的眼睛。當池水乾枯之時,也正是這個家庭破財倒運之日。事實上,這個池塘處在墳墓之下。它的一面與墳墓有一段距離。從美學的角度而言,這個小池塘是。墳墓總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用一種美妙的方式將池塘與墳墓對稱起來,就像繪畫中的畫龍點睛一樣,使畫面栩栩如生。儘管這是迷信,並且家庭之間的世仇和家族之間的爭鬥往往也由此而引起,比如有人在別人的祖墳旁興建了一個建築物,從而阻斷了別人的風水,破壞了租墳或宗柯前完美的視野和韻律;或者是挖了溝渠,破壞了龍頸,從而破滅了這個家庭發跡的一切希望——儘管如此迷信,我還是在執著地想,泥土占卜學是否更多地豐富了我們的美學生活,而較少地妨礙我們對地質學的研究。

  中國建築最大、最重要的要求,是要與自然保持和諧。從某種意義上講,鑲嵌寶石的框子比寶石更重要。建築本身可以是完美的,但如果它與周圍的風景不協調,就會使我們有一種不愉快的感受,覺得這個建築在自作聰明,自我表白。我們覺得和諧被破壞了,因而稱之為不得體。最佳的建築總與周圍融成一體,成為其組成部分之一。這條原則被用來指導中國建築的一切造型。從駝峰狀拱起的小橋到寶塔、廟字和池塘邊的小亭子,無一例外,建築物的線條應該是平滑而又不突兀的。其屋頂應該靜靜地半掩半現在樹蔭之下,柔軟的枝條彷彿還在輕輕地撫摸著它的眉梢。中國的屋頂並不大張聲勢,也不用自己的手指指向蒼天。它只是面對著蒼天,無聲地表白著自己平和的心跡,謙遜地鞠著躬。它是我們人類居住處所的標誌。它保護著我們的居住地,從而也暗示著自己是多麼莊重有禮。所以,我們總是記著,在一切房屋之上安裝屋頂,不允許它們像現代混凝土房頂那樣不知羞恥地裸露著自身,並且一刻不停地瞅著天空。

  最好的建築是這樣的:我們居住其中,卻感覺不到自然在哪裡終了,藝術在哪裡開始。因此,色彩的使用就是十分重要的了。中國寺廟中赤褐色的院牆與旁邊紫色的山坡十分和諧,而它那被刷成綠色、普魯士藍、紫色或金黃色的屋頂,則與秋天的紅葉和蔚藍的天空交相輝映,給予我們一個和諧的整體。我們站著,遠遠地看去,歎之為美。 
 


 
第九章 人生的藝術
 
 


 
人生的樂趣
 
  我們只有知道一個國家人民主活的樂趣,才會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正如我們只有知道一個人怎樣利用閒暇時光,才會真正瞭解這個人一樣。只有當一個人歇下他手頭不得不於的事情,開始做他所喜歡做的事情時,他的個性才會顯露出來。只有當社會與公務的壓力消失,金錢、名譽和野心的刺激離去,精神可以隨心所欲地遊蕩之時,我們才會看到一個內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艱辛的,政治是骯髒的,商業是卑鄙的。因而,通過一個人的社會生活狀況去判斷一個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發現我們有不少政治上的惡棍在其他方面卻是十分可愛的人,許許多多無能而又誇誇其談的大學校長在家裡卻是絕頂的好人。同理,我認為玩耍時的中國人要比於正經事情時的中國人可愛得多。中國人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在社會上是幼稚的,但他們在閒暇時卻是最聰明最理智的,他們有著如此之多的閒暇和悠閒的樂趣,這有關他們生活的一章,就是為願意接近他們並與之共同生活的讀者而作的。這裡,中國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並且發揮得最好,因為只有在生活上他們才會顯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親切、友好與溫和。

  既然有了足夠的閒暇,中國人有什麼不能做呢?他們食蟹、品茗、嘗泉、唱戲、放風箏、踢毽子、比草的長勢、糊紙盒、猜謎、搓麻將、賭博、典當衣物、煨人參、看鬥雞、逗小孩、澆花、種菜、嫁接果樹、弈棋、沐浴、閒聊、蓄鳥、午睡、大吃二喝、行酒令、看手相、談狐狸精、聽戲、敲鑼打鼓、吹笛、練書法、嚼鴨腕、醃蘿蔔、轉胡桃、放鷹、喂鴿子、與裁縫吵架、去朝聖、拜訪寺廟、觀山、看賽舟、鬥牛、服春藥、抽鴉片、閒蕩街頭、看飛機、罵日本人、圍觀白人、感到納悶兒、批評政治家、念佛、練深呼吸、舉行佛教聚會、請教算命先生、捉蟋蟀、嗑瓜子、賭月餅、辦燈會、焚淨香、吃麵條、養瓶花、送禮祝壽、互相磕頭、生孩子、睡大覺。

  這是因為中國人總是那麼親切、和藹、活潑、愉快,那麼富有情趣,又是那麼會玩兒。儘管現代中國受過教育的人們總是脾氣很壞,悲觀厭世,失去了一切價值觀念,但大多數人還是保持著親切、和藹、活潑、愉快的性格,少數人還保持著自己的情趣和玩耍的技巧。這也是自然的,因為情趣來自傳統。人們被教會欣賞美的事物,不是通過書本,而是通過社會實例,通過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會裡的生活。工業時代人們的精神無論如何是醜陋的,而某些中國人的精神——他們把自己的社會傳統中一切美好的東西都拋棄掉,而瘋狂地去追求西方的東西,可自己又不具備西方的傳統,他們的精神更為醜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園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國式園林,卻為一個猶太人所擁有。所有的中國人都醉心於什麼網球場、幾何狀的花床、整齊的柵欄,修剪成圓形或圓錐形的樹木,以及按英語字母模樣栽培的花草。

  上海不是中國,但上海卻是現代中國往何處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們嘴裡留下了一股又昔又澀的味道,就像中國人用豬油做的西式奶油糕點那樣。它刺激了我們的神經,就像中國的樂隊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進,基督的士兵們」一樣。傳統和趣味需要時間來互相適應。

  古代的中國人是有他們自己的情趣的。我們可以從漂亮的古籍裝幀、精美的信箋、古老的瓷器、傑出的繪畫和一切未受現代影響的古玩中看到這些情趣的痕跡。人們在撫玩著漂亮的舊書、欣賞著文人的信箋時,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國人對優雅、和諧和悅目色彩的鑒賞力。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著鴨蛋青的長袍,女人穿紫紅色的衣裳,那時的雙緒也是真正的雙縐,上好的紅色印泥尚有市場。而現在整個絲綢工業部在最近宣告倒閉,因為人造絲是如此便宜,如此便於洗滌,32元錢一盎司的紅色印泥也沒有了市場,因為它已被橡皮圖章的紫色印油所取代。

  古代的親切和藹在中國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極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國人精神的產物,閒暇生活的樂趣是其永恆的主題。小品文的題材包括品茗的藝術,圖章的刻制及其工藝和石質的欣賞,盆花的栽培,還有如何照料蘭草,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謁古代美人的墳墓,月下賦詩,以及在高山上欣賞暴風雨——其風格總是那麼悠閒、親切而文雅,其誠摯謙遜猶如與密友在爐邊交談,其形散神聚猶如隱士的衣著,其筆鋒犀利而筆調柔和,猶如陳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著這樣一個人的精神:他對宇宙萬物和自己都十分滿意;他財產不多,情感卻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經驗和世俗的智慧,卻又非常幼稚;他有滿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對外部世界無動於衷;他有一種憤世嫉俗般的滿足,一種明智的無為;他熱愛簡樸而舒適的物質生活。這種溫和的精神在《水滸傳》的序言裡表述得最為明顯,這篇序文偽托給該書作者,實乃17世紀一位批評家金聖歎所作。這篇序文在風格和內容上都是中國小品文的最佳典範,讀起來像是一篇專論「悠閒安逸」的文章。使人感到驚訝的是,這篇文章競被用作小說的序言。

  在中國,人們對一切藝術的藝術,即生活的藝術,懂得很多。一個較為年輕的文明國家可能會致力於進步,然而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度,自然在人生的歷程上見多識廣,她所感興趣的只是如何過好生活。就中國而言,由於有了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把人當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類幸福當作一切知識的終結,於是,強調生活的藝術就是更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沒有人文主義,一個古老的文明也一定會有一個不同的價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麼是「持久的生活樂趣」,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東西,比如飲食、房屋、花園、女人和友誼。這就是生活的本質,這就是為什麼像巴黎和維也納這樣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廚師、上等的酒、漂亮的女人和美妙的音樂。人類的智慧發展到某個階段之後便感到無路可走了,於是便不願意再去研究什麼問題,而是像奧瑪。開陽那樣沉灑於世俗生活的樂趣之中了。於是,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樣像中國人那樣吃,如何像他們那樣享受生活,那未,在我們眼裡,這個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在李笠翁(17世紀)的著作中,有一個重要部分專門研究生活的樂趣,是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宅與庭園、屋內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的梳妝、美容、施粉黛、烹調的藝術和美食的導引,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制,疾病的防治,最後是從感覺上把藥物分成三類:「本性酷好之藥」、「其人急需之藥」和「一生鍾愛之藥」。這一章包含了比醫科大學的藥學課程更多的用藥知識。這個享樂主義的戲劇家和偉大的喜劇詩人,寫出了自己心中之言。我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他對生活藝術的透徹見解,這也是中國精神的本質。李笠翁在對花草樹木及其欣賞藝術作了認真細緻而充滿人情味的研究之後,對柳樹作了如下論述:

  柳貴乎垂,不垂則可無柳。柳條貴長,不長則無裊娜之致,徒垂無益也。此樹為納蟬之所,諸鳥亦集,長夏不寂寞,得時聞鼓吹者,是樹皆有功,而高柳為最。總之種樹非止娛目,兼為悅耳。目有時而不娛,以在臥榻之上也;耳則無時不悅。鳥聲之最可愛者,不在人之坐時,而偏在睡時。烏音宜曉聽,人皆知之;而其獨直於曉之故,人則未之察也。

  鳥之防七,無時不然。卯辰以後,是人皆起,人起而鳥不自安矣。慮患之念一生,雖欲鳴而不得,鳴亦必無好音,此其不宜於晝也。曉則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數亦寥寥,鳥無防患之心,自能畢其能事。且捫舌一夜,技癢於心,至此皆思調弄,所謂「不鳴則己,一鳴驚人」者是也,此其獨宜於曉也。莊子非魚,能知魚之樂;笠翁非鳥,能識鳥之情。凡屬鳴禽,皆當以予為知己。種樹之樂多端,而其不便於雅人者亦有一節:枝葉繁冗,不漏月光。隔婢娟而不使見者,此其無心之過,不足責也。然匪樹木無心,人無心耳。使於種植之初,預防及此,留一線之餘天,以待月輪出沒,則晝夜均受其利矣 .在婦女的服飾問題上,他也有自己明智的見解: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今試取鮮衣一襲,今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編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兒與面色為仇乎?……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粗者愈形其嬌。……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追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

  李笠翁接下去討論了黑色的偉大價值。這是他最喜歡的顏色,它是多麼適合於各種年齡、各種膚色,在窮人可以久穿而不顯其髒,在宮人則可在裡面穿著美麗的色彩,一旦有風乾吹,裡面的色彩便可顯露出來,留給人們很大的想像餘地。

  此外,在「睡」這一節裡,有一段漂亮的文字論述午睡的藝術。

  然而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啿此?況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眠,猶饑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有善於此者。午餐之後,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覓睡,覓睡得睡,其為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只有當人類瞭解並實行了李笠翁所描寫的那種睡眠的藝術,人類才可以說自己是真正開化的、文明的人類。 
 


 
住宅與庭園
 
  中國建築的某些原則,已經在前面「建築」一節中大致探討過了。不過,中國的住宅與庭園有其更為錯綜複雜的一面,值得引起特別的注意。與自然保持和諧的原則在這裡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因為在中國人的概念中,住宅與庭園是密不可分的,它們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可以從「園宅」

  一詞找到根據。一座住宅和一個庭園,如果還是一幢方方正正的建築,四周有一塊平整的網球場,那未,這所住宅和庭園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庭園」的「園」字在這兒並非指一塊草地或一些幾何形花床,而是指一塊能供種菜,種果樹,能坐在樹蔭下乘涼的地方。在中國人「家」的概念中,要有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塊放養家禽的場地,還有幾棵柿樹棗樹,都要安置在一個寬敞的空間裡。在古代的中國,正如在所有的農業文明國家一樣,由於有了一個寬敞的空間,住宅本身在園宅的總體設計中,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人類文明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使得空間這樣的東西變得非普通人所能擁有,所能享受了。我們已經走得很遠很遠了,以至於一個人只要擁有一畝像樣的草地,在其中挖一個五英尺見方的池塘,餵養幾條金魚,再堆上一座連螞蟻也只需五分鐘就能爬到頂的假山,只要有這些東西,他就沾沾自喜了。

  這就完全改變了我們對「家」的概念,再也沒有一塊空地供孩子們捉蟋蟀,以使他們即便全身弄髒也滿心歡喜。相反,我們的住宅實際上變成了鴿子窩,還美其名曰:「單元公寓」,我們所說的家也只是由一些電鈕、開關、衣櫥、橡皮墊子、鎖孔、電線以及防盜鈴所組成的東西。沒有閣樓,沒有灰塵,也沒有蜘蛛。我們大大地曲解了住宅這個概念,以至於一些西方人士會自傲於他們的睡床原來就是白天的沙發這一事實,並在親友面前誇耀,使大家對現代技術的文明程度感到驚異。現代精神上的家已被瓦解,因為物質上的家已經不復存在了,正如愛德華。薩丕爾1業已指出的那樣,人們搬進了三間一套的單元,奇怪為什麼老也不能把孩子們圈在家裡。

  1愛德華。薩丕爾(Edward Sapif,1884—1939)。美國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

  中國鄉村裡的普通窮人所擁有的空間也要比紐約的大學教授大得多。但中國人也有住在城市裡的,卻並非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巨大的庭園。所謂藝術,就是如何利用於中有限的東西而又能讓人類的想像力有發揮的餘地,以打破空白的牆壁和狹小的後花園的單調無味。《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18世紀末),在這本反映了中國文化最佳精神的小巧玲戲的書本裡為我們構畫出一個窮書生是如何想方設法要佈置一個漂亮的家的故事。從中國建築的不規則原理出發,我們以人類豐富的想像力發展了一種或藏而不露,或異軍突起的原則。它既可以使宮人家的別墅有無窮的變化,又可以使窮書生的住宅有變化的無窮。在《浮生六記》中,我們可以找到有關這個原理的重要論述。據作者說,我們只要遵照這個公式行事,就可以把一個即使是較為貧寒的書生的住宅佈置得美觀大方,令人滿意。這個原理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表示,即「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沈複寫道: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

  或掘地堆土成山,問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籐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籐蔓,欲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於培頭,如上有月台,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台級為床,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即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喬寓揚州時,曾仿比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廚灶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芸曾笑日:「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

  讓我們再往下看,這兩個天真的人物,一個是窮秀才,一個是他那富有藝術氣質的妻子,看他們是怎樣在貧困愁苦的生活中吮吸最後一滴幸福生活的甘露,卻又總是提心吊膽,唯恐為造物主所妒恨,唯恐自己的幸福生活不會長久:余掃墓山中,檢有巒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濕摟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窯長方盆疊起一峰,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懿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鶯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鶯蘿蔓延滿山,如籐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臼相間,神遊其中,如登篷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即此小經營,尚干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私人住宅與公共建築的區別,在於我們賦予它什麼風格與特點,在它身上花去了多少時間與心血。住宅的佈置與室內裝飾,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從建築師或第一流的公司那裡購到的,只有當閒情逸致和柔情蜜意存在之時,家居生活才能成為一種藝術和享受。無論沈復還是李笠翁,兩人對生活中的繁瑣小事,樁樁件件,都充滿憐愛之情,教給我們許多巧妙的技藝,如何栽花養草,如何佈置盆景,如何利用庭園,如何美飾姿容,以及如何安排窗戶的朝向,使你一推開窗戶就能看到一幅可以人畫的圖景。他們還教我們有關畫軸的懸掛和桌椅的陳設等知識。李笠翁還發明了一種暖椅,可供冬天用炭火烘烤暖足。我們在這兒顯然不可能詳細敘述這些內部陳設的所有細節,但可以總括一句,一切庭園和書齋的安置,瓶花的陳設,都以簡潔優雅為基本標準。許多文人書齋的位置都可以使人一推開窗就看到一個小巧清靜的庭園,洋溢著幽靜的氣氛。在小庭園的中央,矗立著兩三塊峭骨嶙峋、錯落有致的假山石,滿佈著海浪沖擊過的痕跡,或者看去就像珍奇的樹根化石。此外還有一小叢線條纖細的竹子,十分惹人喜愛。也許牆上還有一個扇形的窗戶,用竹子狀的琉璃瓦做框子,約略地暗示出窗外有麥田和農舍,有另一個世界存在。

  沈復為窮書生的狹小住宅設計所提出的,我們稱之為「異軍突起」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大戶人家的花園設計,英語的「garden」(花園)與漢語的「園」字,含義大相逕庭。

  「Garden」中要有一個草坪,有各種花卉,而這一切都過於整潔,過於拘謹,過於規範,不適合中國人的趣味。中國的「園」字給人的第一印象,

  首先是一個視野開闊的風景,安排巧妙,匠心獨運,也許要勝過天工,但仍保留著天然的韻味:有樹,有假山,有小橋,有流水,有輕舟,有一畦草地,還有幾株果樹和幾叢花卉。點綴在這自然風景中的一些人工建築、橋樑、亭台、彎彎曲曲的長廊、高低錯落的假山和流線形的飛簷,都完美地溶進了風景之中,與之渾然一體。沒有整齊的籬柵,沒有修剪成圓錐形或圓形的樹木,沒有對稱的大樹列隊街道兩旁,好似兩軍對峙一般,也沒有筆直的人行道——沒有這一切模式,沒有這一切把凡爾賽弄得讓中國人看上去很不順眼的、非常拙劣的因素。在中國的花園裡,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彎曲、參差、掩映和暗示。

  沒有一所中國的住宅容許外面的人從大鐵門縫裡看到屋前長長的車道,因為這與中國建築掩映的原則相悻。從大門往裡看,我們看到的或許是一座假山,裡面地域究竟多麼開闊,我們仍然一無所知。進門之後,我們被一步一步地帶入了一個個更為新奇、更為宏大的景觀中去,我們處在接連不斷的好奇與驚喜之中。這是因為我們要以小見大,以大見小。我們很少有一覽而得鳥瞰全景的可能,如果這樣的話,人們的想像就沒有發揮的餘地了。中國花園的特點是有意識的錯綜紛亂,僅此一點便使人感到這個庭院是無窮地大,至少要比實際的大一些。

  一個滿腹經綸而又家道殷厚的文人在設計他的花園時,甚至可以達到近乎宗教狂熱和神聖虔誠的意境。祁彪佳(1603—1645)的論述很有趣地表達了這種心境: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極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柑。予聽之漠然,以為意不及此。及以徘徊數回,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樹,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慮窮思,形諸夢寐。

  便有別辟之境地,若為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有家冗,皆於燈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得促之跬步,祁寒盛暑,體栗汗浹,不以為苦,雖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床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疤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囊中如洗。矛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為堂者二,為亭者三,為廊者四,為台與閣者二,為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庵類,而纖廣不一,其彤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

  與夫為橋、為榭、為徑、為峰、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如名流作文,不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

  和諧一致、參差不齊、出入意料、影影綽綽以及含蓄回味——這些是中國亭園設計的部分原理,也是中國其他藝術所遵崇的一貫原理。 
 


 
飲食
 
  你們吃什麼?常常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答之,凡是地球上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吃。忠於愛好,我們吃螃蟹:由於必要。我們又常吃草根,經濟上的需要是我們發明新食品之母,我們的人口大多,而饑荒又過於普遍,不得不吃可以到手的任何東西。於是,以下事實便非常合乎情理:在實實在在地品嚐了一切可吃的東西之後,像科學或醫學上的許多發現都是出於偶然

  一樣,我們也可能有意外的發現。比如,我們已經發現了一種具有神奇的滋補健身效用的人參,我本人願意用自己的親身體會來證明它是人類所知具有長效的最具滋養價值的補劑,它對身體的作用來得既緩慢又溫和。撇開這種在醫藥或烹任上都有重要意義的偶然發現不論,毋庸置疑,我們也是地球上唯一無所不吃的動物。只要我們的牙齒還沒掉光,我們就會繼續保持這個地位。也許有一天,牙科醫生會發現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具有最為堅固的優良牙齒。厥然我們有天賜的一口好牙,且又受著饑荒的逼迫,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可以在民族生活的某一夭發現炒甲蟲和油炸蜂蛹是美味佳餚。我們唯一沒有發現也不會去吃的食品是奶酪。蒙古人沒法開導我們去吃,歐洲人的勸說也未必見得會奏效。

  在食品問題上,運用邏輯推理是行不通的。吃什麼與不吃什麼,這完全取決於人們的偏見。大西洋兩岸,兩種水生貝殼都是很普遍的,一種是軟殼的蛤——海螂,另一種是可吃的貽貝類,紫殼菜。這兩種軟體動物生在大西洋兩岸,但種類相同。據查爾斯。湯森德博士的權威著作(載《科學學刊》(scientific MOnthly)1928.7)所述,歐洲興吃貽貝,而不興吃蛤子;在美洲,情形恰恰相反。湯森德博士還提到,比目魚在英格蘭和波士頓是以高昂的價格出售的,而紐芬蘭的鄉下人則認為這種東西「不宜食用」。我們像歐洲人一樣吃貽貝,像美國人一樣吃蛤子,但我們不會像美國人那樣生吃牡蠣。任何人都不能使我信服蛇肉的鮮美不亞於雞肉這一說法。我在中國生活了40年,一條蛇也沒有吃過,也沒有見過我的任何親友吃過。吃蛇肉的故事傳播起來要比吃雞肉的故事快得多,但事實上我們吃過的雞要比白人多且更有味。吃蛇肉對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是一件稀罕事兒。

  我們只能說,中國人的趣味十分廣泛,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可以從中國人的飯桌上取走任何品種的食物去品嚐而不必疑神疑鬼。饑荒是不會讓我們去挑肥揀瘦的,人們在飢餓的重壓之下,還有什麼東西不可以吃呢?沒有嘗過飢餓滋味的人是沒有權利橫加指責的。我們中還曾經有人在饑荒難熬之際烹食嬰孩呢——儘管這種情形極為罕見——不過,謝天謝地,我們還沒有像英國人吃牛肉那樣,把嬰孩生吞活嚼了!

  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要我們認真對待,那未,這樣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學識,而是「吃」。我們公開宣稱「吃」是人生為數不多的享受之一。

  這個態度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除非我們老老實實地對待這個問題,否則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把吃和烹調提高到藝術的境界上來。在歐洲,法國人和英國人各自代表了一種不同的飲食觀。法國人是放開肚皮大吃,英國人則是心中略有幾分愧意地吃。而中國的美食家在飽口福方面則傾向於法國人的態度。

  英國人不鄭重其事地對待飲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隨隨便便的事情,這種危險的態度可以在他們的國民生活中找到證據,如果他們知道食物的滋味,他們的語言中就會有表達這一含義的詞語,英語中原本沒有「cuisin」(烹飪)一詞,他們只有「cooking 」(燒煮);他們原本沒有恰當的詞語去稱呼「chef」(廚師),而是直截了當地稱之為「cook」(伙夫);他們原本也不說「menu」(菜餚),只是稱之為「dishes」(盤裝菜);他們原本也沒有一個詞語可以用來稱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氣地用童謠裡的話稱之為「Greedy Gut」(貪吃的肚子)。事實上,英國人並不承認他們自己有胃。除非胃部感到疼痛,否則他們是不會輕易在談話中提起的。結果,當

  法國人打著一種對英國人來說不太謙遜的手勢談起他們廚師的烹調時,英國人卻不敢冒著損害他們優美語言之險去談論他們的伙夫饒的飯菜。如果他被他的法國主人刨根究底地追問之後,他或許會從牙縫裡擠出一句:「布丁是極好的」,就矇混過關了。如果布丁好吃,那未必定有其好吃的理由,對於這些問題,英國人不屑一顧。英國人所感興趣的,是怎樣保持身體的健康與結實,比如多吃點保衛爾(BOvril)牛肉汁,從而抵抗感冒的侵襲,並節省醫藥費。

  然而,如果人們不願意就飲食問題進行討論和交換看法,他們就不可能去發展一個民族的技藝。學習怎樣吃的第一個要求是先就這個問題聊聊天。

  只有一個社會中有文化有教養的人們開始詢問他們的廚師的健康狀況,而不是寒暄天氣,這個社會裡的烹調藝術才會發展起來。未吃之前,先急切地盼望,熱烈地討論,然後再津津有味地吃。吃完之後,便爭相評論烹調的手藝如何,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地享受了吃的快樂。牧師可以在講壇上無所顧忌地斥責牛排味道難聞,而學者則可以像中國的文人那樣著書專論烹調藝術。在我們得到某種特殊的食品之前,便早就在想念它,在心裡盤算個不停,盼望著同我們最親近的朋友一起享受這種神秘的食品。我們這樣寫請柬:「我侄子從鎮江帶來了一些香醋和一隻老尤家的正宗南京板鴨。」或者這樣寫:「已是六月底了,如果你不來,那就要等到明年五月才能吃到另一條鯡魚了。」

  秋月遠未升起之前,像李笠翁這樣的風雅之士,就會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開始節省支出,準備選擇一個名勝古跡,邀請幾個友人在中秋朗月之下,或菊花叢中持蟹對飲。他將與知友商討如何弄到端方大守窖藏之酒。他將細細琢磨這些事情,好像英國人琢磨中彩的號碼一樣。只有採取這種精神,才能使我們的飲食問題達到藝術的水準。

  我們毫無愧色於我們的吃。我們有「東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國,「華茲華斯牛排」或「高爾斯華綏炸肉片」則是不可恩議的。華茲華斯高唱什麼「簡樸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但他竟然忽視了精美的食品,特別是像新鮮的竹筍和蘑菇,是簡樸的鄉村生活的真正歡樂之一。中國的詩人們具有較多功利主義的哲學思想。他們曾經坦率地歌詠本鄉的「鱸膾蓴羹」。這種思想被視為富有詩情畫意,所以在官吏上表告老還鄉之時常說他們「恩吳中藥羹」。這是最為優雅的辭令。確實,我們對故鄉的眷戀大半是因為留戀兒提時代盡情盡興的玩樂。美國人對山姆大叔的忠誠,實際是對美國炸麵餅圈的忠誠;德國人對祖國的忠誠實際上是對德國油炸發麵餅和果子蛋糕的忠誠。但美國人和法國人都不承認這一點。許多身居異國他鄉的美國人時常渴望故鄉的熏腿和香甜的紅薯,但他們不承認是這些東西勾起了他們對故鄉的思念,更不願意把它們寫進詩裡。

  我們中國人對待飲食的鄭重態度,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來,任何人翻開《紅樓夢》或者中國的其他小說,將會震驚於書中反覆出現、詳細描述的那些美味佳餚,比如黛玉的早餐和寶玉的夜點。鄭板橋在寫給他弟弟的信中,如此頌揚大米稀飯: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吸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

  總的來說,中國人領受食物像領受性、女人和生活一樣。沒有一個英國詩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寫一本有關烹調的書,他們認為這種書不屬於文學之列,只配讓蘇珊姨媽去嘗試一下。然而;偉大的戲曲家和詩人李笠翁卻並不以為寫一本有關蘑菇或者其他葷素食物烹調方法的書,會有損於自己的尊嚴。另外一位偉大的詩人和學者袁枚寫了厚厚的一本書,來論述烹任方法,並寫有一篇最為精采的短文描寫他的廚師。他描述他的廚師,就像亨利。詹姆斯描述他的英國大管家一樣,這也是一位頗有尊嚴,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又很有造詣的人。在所有的英國人中,H.G.威爾斯最有可能侯寫一篇同樣的文章,但是很明顯,他寫不出來。至於那些不如威爾斯博學多識的人,就更沒什麼指望了。法郎士1則是袁枚這種類型的作家,他也許會在緻密友的信中給我們留下炸牛排或炒蘑菇的菜譜,但我卻懷疑他是否能把它當作自己文學遺產的一部分傳給後人。

  1法朗士(Anato1eFrance,1844—24),法國小說家、諷刺家,曾獲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的烹任有兩點有別於西方:其一,我們吃東西是吃它的組織肌理,它給我們牙齒的鬆脆或富有彈性的感覺,以及它的色、香、味。李笠翁自稱為「蟹奴」,因為蟹集色、香、味三者於一身。所謂「組織肌理」的意思,很少有人領會;但是我們應該知道,竹筍之所以深受人們青睞,是因為嫩竹能給我們牙齒以一種細微的抵抗。品鑒竹筍也許是辨別滋味的最好一例。它不油膩,有一種神出鬼沒般難以捉摸的品質。不過,更重要的是,如果竹筍和肉煮在一起,會使肉味更加香濃,豬肉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會吸收肉的香味。這是中國烹任有別於西方的第二點,即味道的調和。整個中國烹任法,就是仰仗有各種品味的調和藝術。雖然中國人承認許多食物(像鮮魚)就得靠其本身的原汁烹煮,但總的來講,他們在將各種品味調和起來這方面,遠比西方人做得多,例如,如果你沒有吃過白菜煮雞,雞味滲進白菜裡,白菜味鑽進雞肉中,你不會知道白菜的美味。根據這個味道混合的原則,可以烹調出許多精美可口的混合菜餚來。像芹菜,可以失吃,也可以單炒。然而,如果中國人在西方人的宴會上看到菠菜、胡蘿蔔之類也被分別烹煮,而且與豬肉或燒鵝放在同一個盤子裡,他們未免會嘲笑這些野蠻人。

  中國人在繪畫和建築方面的分寸感是十分敏銳的,但在吃東西時,這種分寸感似乎都被拋在腦後了。他們一旦圍坐在飯桌前,就只管盡情地吃個痛快。任何大菜,如全鴨,往往是在上了十二三道菜之後才送上來。按道理,這一隻鴨子也就足夠人們飽飽地美餐一頓了。但他們何以在十二三道菜之後還能夠將它吃下去呢?這一方面是因為那些虛偽的客套,另一方面,在用膳的過程中,一道菜一道菜地慢慢送上來,在此期間,客人們要行各種酒令,或作詩填詞,這自然就拖長了時間,使胃中的食物有機會得到消化。中國政府官員的低效率,很有可能就是由於所有這些官老爺每晚都要不近人情地例行應酬三四個宴會所直接引起的。在這些宴會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食物是用來滋養他們的身體,其餘四分之三的食物只會戕害他們的身心健康,這就是富人反而多病的緣由。像肝病或腎病,當官員們感到有必要退出政治舞台,就在報上公佈這些疾病,作為最現成的托辭。

  儘管中國人有可能從西方人那裡學到許多如何恰如其分地安排宴會的理論和方法,但中國人卻在飲食方面也像在醫藥方面一樣,有許多有名的極好的菜譜可以教給西方人。像普通菜餚(如白菜和雞)的烹調,中國人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傳到西方去,如果西方人準備謙恭地學習的話。然而,在中國建造了幾艘精良的軍艦,有能力猛擊西方人的下巴之前,恐怕還做不到。但只有那時,西方人才會承認我們中國人是毋庸置疑的烹飪大家,比他們要強許多。不過,在那個時候到來之前就談論這件事,卻是白費口舌。在上海的租界裡有千百萬英國人,從未踏進中國的餐館,而中國人又拙於招徠顧客。我們從來不強行拯救那些不開口請求我們幫助的人。況且我們又沒有軍艦,即使有了軍艦,也不屑於駛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用槍將英國人或美國人射死,違背他們的意志,將他們送進天堂。

  至於各種飲料,我們生來就很有節制,只有茶是例外。由於酒類飲料較為缺乏,我們很少能在街上看到酒鬼。飲茶本身就是一門學問。有些人竟達到迷信茶的地步,有不少有關飲茶的專門書籍,正如有不少有關焚香、釀酒飲酒和房屋裝飾用石的書一樣。飲茶為整個國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它在這裡的作用,超過了任何一項同類型的人類發明。飲茶還促使茶館進入人們的生活,相當於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館。人們或者在家裡飲茶,或者去茶館飲茶;有自斟自飲的,也有與人共飲的;開會的時候喝茶,解決糾紛的時候也喝;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只要有一隻茶壺,中國人到哪兒都是快樂的。這是一個普遍的習慣,對身心沒有任何害處。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比如在我的家鄉,據傳說曾經有些人因為飲茶而傾家蕩產。這只可能是由於喝上好名貴的茶葉所致,但一般的茶葉是便宜的,而中國的一般茶葉也能好到可供一位王子去喝的地步。最好的茶葉是溫和而有「回味」的,這種回味在茶水喝下去一二分鐘之後,化學作用在唾液腺上發生之時就會產生。這樣的好茶喝下去之後會使每個人的情緒都為之一振,精神也會好起來。我毫不懷疑它具有使中國人延年益壽的作用,因為它有助於消化,使人心平氣和。

  奈葉和泉水的選擇,本身也是一種藝術。這裡我想舉17世紀初的一位學者張岱為例。他寫了文章談論他自己品嚐茶和泉水的藝術,從中可以看出,他是當時一位偉大而不可多得的行家:周墨農問余追閔漢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

  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姿一老。方敘語,遽起日:「杖忘某所。」又去。餘日:「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餘日:「客尚在耶,客在奚為者。」

  餘日:「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壚。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幾,荊溪壺成宜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嶺甚也!」汶水吐舌日:「奇!奇!」余問水何水,日:「惠水。」余又日:「莫紿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籍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邪?」又吐舌日:「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傾,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渝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餘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這種藝術現在幾乎失傳了,只有少數幾位古老藝術的愛好者和行家除外。過去,在中國火車上是很難嘗到好茶的,即使一等車廂也一樣,那兒只有或許是最不合我口味的李頓茶,而且還摻著牛奶和糖。李頓爵士來上海訪問時,受到當地一位富人的款待,他想喝一杯中國茶,卻不能如願。人家給他喝了李普頓茶,加奶,加糖。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很多,來說明中國人在他們清醒的時候是基本上知道如何生活的。生活的藝術是他們的第二本能,是他們的一種宗教。如果有誰說過中國文明是一種精神上的文明,那麼這個人就是一個謊言製造者。 
 


 
人生的歸宿
 
  總結了中國的藝術與生活之後,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的確是生活藝術的大家。他們孜孜以求於物質生活,熱忱決不下於西方,並且更為成熟,或許還更為深沉。在中國,精神的價值非但從未與物質的價值相分離,反而幫助人們盡情地享受自己命裡注定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具有一種快樂的心境和固執的幽默。一個不信教的人會對今生今世的世俗生活抱有異教徒般野蠻的熱忱,並且集物質與精神兩種價值於一身,這在基督徒是難以想像的。

  我們能夠同時生活在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不認為兩者一定會有什麼衝突。因為人類的精神是被用來美化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質,或許還能幫助生活克服感官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種種醜惡和痛苦,而不是用來逃避生活,或去找尋來生來世生活的意義。孔子在回答一位弟子有關死亡的問題時說:「未知生,焉知死?」表達了一種對於生命問題的庸常、具體而實用的態度,正是這種認識造就了我們現在國民生活的特徵和思考的特徵。

  這個立場為我們樹立了許多價值尺度,這種生活標準佔據了知識和人生的任何一個側面,它說明了我們之所以喜愛或憎惡某一事物的原因。這個生活標準已經融入我們的民族意識,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說明、界定或闡釋。

  我認為也正是這種主活標準促使我們在藝術、人生和文章中本能地懷疑都市文化,而崇尚田園理想;促使我們在理智的時刻厭惡宗教,玩玩佛學但從不完全接受其邏輯的結論:促使我們憎惡機械發明。正是這種對於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給予我們一種濃厚的庸常意識,不屑於萬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煩惱。它使我們能夠沉著地、完整地看待生活,並維繫固有的價值觀念。

  它也教會了我們一些簡單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樂趣、承認生活、承認性的差別、承認悲哀。它使我們注重這樣幾種尋常的優點:忍耐、勤勞、節儉、敦厚與和平主義。它使我們不至於發展一種異想夭開的理論,不至於成為自己智慧的奴隸。它給予我們一種價值觀,教會我們同時接受生活給予我們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它告訴人們:無論如何只有人類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識的最終目標。於是我們得以在命運的浮沉中調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這個行星之上。

  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在老人們看來,我們民族的過去以及變化萬端的現代生活,不少是淺薄的,也有不少確實觸及了生活的真諦。同任何一個老人一樣,我們對進步冷嘲熱諷,我們懶懶散散,我們不喜歡為一隻球在球場上爭逐,而喜歡饅步於柳堤之上,聽聽鳥兒的嗚唱和孩子們的笑語。生活是如此動盪不安,因而當我們知道真的有什麼令自己滿意的東西,我們就會抓住不放,就像黑暗的暴風雨之夜裡一位母親緊緊摟住懷中的嬰孩。我們對探險南極或者攀登喜馬拉雅山實在毫無興趣,一旦西方人這樣做,我們會問:「你這樣子的目的何在?你非穗到南極去尋找幸福嗎?」我們經常光顧影院劇場,然而內心深處卻認為現實生活中兒童的嬉笑也同樣能給我們帶來歡樂和幸福,決不亞於銀幕舞台上想像的產物。如此相比,我們便情願呆在家裡。

  我們不相信親吻自己的老婆必定索然無味,而別人的妻子僅僅因為是別人的妻子就顯得更加楚楚動人。我們在盪舟湖心之時並不渴望走到山腳下去,我們在山腳下時也並不企求翻越山頂。我們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須盡歡。

  在很大程度上,人生僅僅是一場鬧劇,有時最好站在一旁,觀之笑之,這比一味介人要強得多。同一個剛剛走出夢境的睡夢者一樣,我們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種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帶著昨日夢境中的浪漫色彩,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放棄那些捉摸不定、富有魅力卻又難以達到的目標,同時緊緊抓住僅有的幾件我們清楚會給自己帶來幸福的東西。我們常常喜歡回歸自然,以之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恆源泉。儘管喪失了進步與國力,我們還是能夠敞開窗戶欣賞金蟬的鳴聲和秋天的落葉,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們感到心滿意足。

  我們生活在民族生活的秋天,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為新秋精神所滲透:綠色錯落著金色、悲哀攪和著歡樂、希望混雜著回憶。這時,春天的單純已成記憶,夏日的繁茂已為微弱迴盪著的歌吟。我們看待人生,不是在謀劃怎樣發展,而是去考慮如何真正地活著;不是怎樣奮發勞作,而是如何珍惜現在的時光盡情享樂;不是如何充分發揮自己的精力,而是養精蓄銳以備冬天之不測。我們感到自己已經到達某個地方,安頓了下來,並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還感到已經獲得了某種東西,這與過去的榮華相比儘管微不足道,卻像是被剝奪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樣,仍然有些餘暉在繼續放光。

  我喜歡春天,可它過於稚嫩;我喜歡夏天,可它過於驕矜。因而我最喜歡秋天,喜歡它金黃的樹葉、圓潤的格調和斑斕的色彩。它帶著感傷,也帶著死亡的預兆。秋天的金碧輝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單純,也不是夏天的偉力,而是接近高邁之年的者成和良知——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這種「生也有涯」的感知與精深博大的經驗變幻出多種色彩的調和:綠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黃代表金玉的內容,紫色代表屈從與死亡。月光鈉灑其上,秋天便浮現出沉思而蒼白的神情;而當夕陽用絢麗的餘暉撫摸她面容的時候,她仍然能夠呈現出爽悅的歡笑。初秋時分,涼風瑟瑟,搖落枝叉間片片顫動著的樹葉,樹葉歡快地舞動著飄向大地。你真不知道這種落葉的歌吟是欣喜的歡唱還是離別的淚歌,因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鎮定、智慧、成熟。這種歌吟用微笑面對感傷的景象,讚許那種亢奮、敏銳而冷靜的神情,這種秋的精神曾經在辛棄疾的筆下表現得淋漓盡致: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第十章 中日戰爭之我見
 
 


 
一個民族的誕生
 
  中國有一個偉大的過去。縱觀中國的文明以及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會看到中國人某些顯赫的成就和昭著的失敗。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成敗得失,與其他文明相形之下,顯得尤為引人注目。在中國的古人眼裡,中國的文明不是一種文明,而是唯一的文明;而中國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是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人類心力所及的唯一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國」一詞,在古代課本裡意為世界的文明部分,餘者皆為蠻族。這倒並非夜郎自大,而是客觀事實:古代中國的四周確實為蠻族所包圍,人們不知道還有堪以與之媲美的文明存在。但是,現代知識的光柬揭示出它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種生活方式中的一種,並把它的美置於一個陌生的背景上,同時把它的陰暗面暴露無遺。面對科學進步、工業革命、意識混亂的整個世界,一些現代中國人感到無地自容,另一些卻在那兒夜郎自大。現代中國開始了思考,緩慢、艱難而又痛苦的思考,有時還帶著混亂的思緒,有時則閃現出庸常意識。現代中國的整個變遷過程,也就是整個民族緩慢、艱難而痛苦地進行思考的漫長歷程,中華民族開始考慮如何對待自身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偉大的時期,比如基督教的羅馬時代、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和英國的伊麗莎白時代,那時人們的心靈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人們的想像力得到了自由的馳騁,靈感得到了啟發。同這些偉大的歷史時期相比,中國也正是處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時期之中。四處流傳著各種有關新世界、新文明、新種族的傳說,說他們有望遠鏡和牧師、軍艦和大教堂、火車和公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照相機和報紙。這些傳說要比馬可。波羅帶回歐洲的關於震旦的故事,比哥倫布帶回的關於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許更為神奇;傳說中還有吃牛肉、全身散發著奶酪味道、胸毛長長的男人,以及長著藍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而也流傳著關於共和國、議會、憲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最後,還流傳著關於窮凶極惡的毀滅性武器,它們遠非中國的任何武器之所能匹敵。

  於是,中國這才第一次看到一個陌生的、新奇的文明,它與我們自己的文明截然不同,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是,中國人處在一種閉關自守的狀態,他們自給自足,無論經濟還是精神上都是如此。她地大物博,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並且對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抱著唯我獨尊的態度,這一切使得她只能十分緩慢地向西方學習。中國人把白人看作科學家——技師、士兵和傳教士,很少有人把白人看作新思想的教員。白人作為科學家才受到他們的欽佩,然而這裡的「科學家」主要是指那些會製作精美、新穎而雅觀的器械(比如手錶)的「科學家」。他們斜視那些好戰的士兵,卻又不敢去逗惹,有一點很難想像,白人會推翻他們的皇朝,而別人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明智的中國人十分藐視異教的傳教士,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道教和佛教裡也同樣具有不少美妙的奇跡、信仰療法、聖靈感孕、輪迴、升天以及天堂、地獄等等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白人到中國來對一向安分守己、謙恭禮讓、逆來順受的中國人宣揚所謂和平、謙卑和忍讓,實在有點荒謬。外國傳教士們每走一步都要炮艇來撐腰,則顯得更為可笑。

  然而,撇開其他不談,西方文明畢竟也是一種觀念體系,而觀念的力量遠勝於軍艦。當歐洲的軍艦進攻天津塘沽炮台1、1900年八國聯軍耀武揚威地走在北平街頭的同時,西方的觀念也正從根本上猛烈震撼著這個王朝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一如其他的文化變革時期,起領先帶頭作用的是知識分子。值得稱道的是,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之邦,在接受西方的工業成就之前,先去接受了西方的文化遺產。這種文化觀念的引進是如此重要,使得皇朝與文明面臨滅頂之災。

  本世紀初的「義和拳」運動和八國聯軍掠奪北平,恰巧也標誌著一個準確而方便的歷史里程碑。從此,西方的知識、思想和文學的滲入,逐漸成為一種堅強有力、不可間斷而又潛移默化的過程。10年之內,由於西方政治觀念的引進,皇朝宣告覆滅,共和國宣告成立,這個共和國作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沒有成功,然而這一點並沒什麼要緊,只有空想家才會指望它一次成功。

  要緊的是產生了一個嶄新的、進步的和好戰好鬥的文明,這種文明有著遇異的價值觀念,它向自己以前的文明進行了挑戰,並有吞併它的危險。義和團的失敗,則是加快了這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此外還有嚴夏翻譯了亞當。斯密1、約翰。斯圖爾特。米爾3和赫胥黎4等人的著作;林纖翻譯了查爾斯。狄更斯、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和柯南。道爾的小說;梁啟超鼓吹「自由」、「平等」,普及教育和議會政府;孫逸仙致力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新觀念的要旨是如此廣泛,不僅包括了各種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引進,還包括科舉制度的廢除,學府制度的改變,教育的內容和方法,知識的普及,學者地位的變動,書面語的改革,新鮮術語的引進,文體的革新,婦女的解放,對纏足和納妾的抨擊,孔學、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和鄉屬制度的崩潰;還包括與某些基本文化觀念的決裂,如長者和權威、面子、命運、恩寵、法律、特權和平等、政府設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及個人對社會的態度等等觀念。結果使新舊兩代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混亂。

  顧名思義,觀念衝突的時期也就是知識界騷動的時期。原有觀念一經崩潰,整個民族就開始了疑惑和思索。回顧四十年來的文化變遷,從激烈的自由主義到目空一切而又外強中乾的保守主義,從目前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到行將絕跡的篤信孔學的一代軍閥,人們會看到他們所持的觀點截然相反。如果把北平的老殭屍傀儡們——過去的軍閥齊燮元、安福政客王克敏和前任北平司法委員會委員長江朝宗、版本收藏家董康——與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裡的許多共產主義青年、與肩負來福槍和背包赤腳行軍的湖南女兵相比較,人們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他們的精神狀態就像他們的外表那樣截然不同。從思想陳腐的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就會陷入一片混亂,所以要設法使人們保持傳統——到具有民族意識和全球意識的生機勃勃的當代青年,在三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丫這樣一個轉變過程。

  1原文如此,一般稱「大沽炮台」。

  1正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建立者。

  3約翰。斯圖爾恃。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及經濟學家。

  4赫胥黎(Thomas Hetnry Haxley,1825—1895),英國博物學家,著有《進化論與倫理學》,林紓譯成中文後稱《天演論》。

  40年來,一個民族在形成,它最終從一個文明之中脫胎出來,故而此處「民族」一詞帶有一點淒婉的意味。中國過去是一種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從「民族」這個詞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只有中國才可以稱作一個民族,一個受過單一文化熏陶的同族人的政治集團,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學和某些共同的道德價值上的準則。然而,它不是一個由鐵路、收音機和宣傳機構組合在一起,並有良好裝備以進行侵略或抵禦外族入侵的好戰的民族。他們只是一群試圖終生享樂以盡天年的姜姜眾生,沒有人可以對他們這種權利表示懷疑。近十年來,所有的價值觀念都已傾覆,世界局勢一片混亂,不少詞語已不再是原來的意思,受尊敬的政治家也開始說假話;最為粗鄙的國度也可稱為「民族」,而渴望和平的開化的文明之邦也被迫武裝起來抵抗他國,否則就會有滅族之災;一個民族生存的權利是用槍炮的口徑和轟炸機的速度來衡量的;在這種時候,明智的人們就會質問:加人民族大家庭的好處何在?目前的中國則正被引進這樣一個民族大家庭裡,並且正在獲得一個位置。

  然而,中國之進入世界大家庭,並非像一個新發現的親戚那樣去興高采烈地訪問,也不是一種進入和平、繁榮、幸福的「烏托邦」的浪漫冒險,而是一個浪子回到了一群吵鬧哭叫的強盜兄弟之中。在家門口,他受到了劍拔鴛張的歡迎。他必須通過這道門,以獲得一席尊重與平等之地,才可以吃到自己那份肥嫩的牛肉。如果這個浪子這時犯了猶豫,手無寸鐵,臉色鐵青,後悔自己曾經有過回來的念頭,希望自己仍能呆在大家庭之外,留連於煙花柳巷,或者留在正遭受極度饑荒的土地上,用豬吃的谷糠填飽自己的肚皮,如果他這樣想,誰能責備他呢?他認為留連於煙花巷裡,也許要比家宴上為一隻肥嫩的牛犢爭來斗去明智得多,也文明得多。他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鼓起勇氣參加戰鬥,成為一個鬥士。唯有這個途徑,他才能贏得他強盜兄弟們的尊敬。更糟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在餐桌前好不容易才爭來的一席之地,回頭的浪子不得不繼續武裝自己。他坐在放著肥嫩牛犢的餐桌前,一手拿著叉子,一手緊握匕首。在這樣一個家庭裡進餐,捨此別無他途。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談論中國在這個激烈爭吵的「民族大家庭」中的出現。

  中國再生為現代民族的歷程,與其說是一場喜劇,不如說是一場悲劇。

  多少年來,在外族入侵面前,中國人感到手足無措;他們一直猶豫訪惶,企求同情,採取逃避戰術;請求別人做無效的調解;在別人失約之後氣得捶胸頓足;最後幻想破滅,不得不決定鼓足勇氣去面對這個家庭的新氣氛。只有這時,中國人才真正地發現了自己。只有地地道道的憤世嫉俗才能拯救得了中國人自己,教會他們如何自立於世,於是可以說,他們發展為現代民族的每一步都是由於一個幻想破滅的痛苦教訓所使然,起先是凡爾賽會議,然後是國聯,最後是同日本的你死我活的爭鬥,他們要麼被迫起來保衛自己,要麼滅亡。

  顯而易見,這個古老大國芸芸眾生的情性是驚人的,只有遭到外界的一連串打擊之後,他們才會有點進步。說句公道話,總的來說,中國並非主動選擇發展為一個現代民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1900年對北京的洗劫,迫使那些極端保守的人們讓位,使人們認識到必須進行一場勢在必行的改革,於是最終導致了1911年滿清王朝的覆滅。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上,中國被自己的同盟國出賣。這直接導致了學生運動,並且標誌著年青的中國開始直接參與國際事務,運動還使中國國民黨政府產生了新的活力,促使了南京政府的成立。緊接著的是國聯的背叛,這件事發生在1932年滿洲事件中。這進一步迫使中國人認識到最終必須依靠自己。正是自1932年起,中國人才開始積極行動起來準備進行民族自衛。並且還由於日本在1932—1937年的一連串騷擾,由於日本一步步地蠶食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中國人才受到警告,自己已經處於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於是他們的憤懣達到了頂點,最終產生了奮起抵抗的決心。全民族抗戰的基礎,普遍和深入的抗戰決心,都產生於1932年以後的那些年代,這一點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這些年月充滿了痛苦的憤懣和使人煩惱的幻滅;這也正是筆者當時寫作本書時的情緒。這些年月裡,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國最終走上了成為統一的現代國家之路,而日本卻千方百計加以阻撓;這些年月裡,即使是曾經隻身維護1933年的塘沽協定的和平主義者胡適,也變成了抵抗主義者;這些年月裡,中國共產黨也放棄了自己的計劃,以抗日為唯一的條件,與南京政府聯合起來了。

  1936年冬天的西安事變,是這些歲月的頂峰。最後,是日本的武裝侵略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在現代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像一個現代民族那樣同仇敵汽,奮起抵抗。於是,在這種血與火的洗禮中,一個現代中國誕生了。

  舊文化能拯救我們嗎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我們能否拯救舊文化,而是舊文化能否拯救我們。

  我們在遭受外界侵略時只有保存自身,才談得上保存自己的舊文化。

  中國除了現代化之外,別無他途。這個「現代化」是她被迫作出的選擇。

  如果她向西方學到的僅僅是和平的藝術,國民的良好教育,男女老幼更多的享樂,行之有效的防止飢餓、貧窮和洪水的辦法以及更多的圖書館、公園、博物館、正直的警察、廉潔的官員、公正的法官、睿智的學者;如果她僅僅是利用西方豐富的文化遺產來振興自己的文學,重新譜寫自己音樂的優美旋律,探索自己的藥理知識,並且也許已經對西方的科學和藝術有所貢獻;如果中國向西方學到的僅僅是這些,該有多好!即使中國僅僅向西方學了點淘金、鑽井、現代廣告、商業、工業和贏利,情勢也不會如此具有災難性。然而,西方是用兩隻手將禮物送來中國的:一隻手中是和平的藝術,另一手中是戰爭的藝術,中國不得不全部接納下來。中國的農民或許是通過飛掠他們田園狂轟濫炸的日本飛機才第一次看到西方文明的傳播,通過全副武裝的履帶坦克才第一次認識西方的機械。科學的先進意味著武器的精良,物理和化學的成就被芥子毒氣、達姆彈和長江上日本海軍的探照燈所證實。也許農夫的孩子會發誓要現代化,而婦女則面對被蹂躪的女兒和被刺刀挑過的嬰兒在混亂和恐怖中哭泣。他們不知道自己個人的不幸都源自遠方,那兒的人們為商業的貪婪支配著,而這種貪婪現在則降臨到他們的頭上,並且伴隨著令人毛骨悚然的阿提拉部落的野蠻與機械武器的結合。

  然而,現代化並不僅僅是將自己武裝起來,好戰並喪失人性。現代世界對中國的影響,當今的世界環境,使中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我們或許可以在這種變遷的利與弊的數量之間劃一個等號。

  中國要適應今日野蠻而好戰的世界,毫無疑問是個艱難的歷程。這無論對她的鄰邦還是對她本身,都不是吉兆。正如我並不認為在諸如德、意。日這些現代法西斯國家生活著的人們,會比16世紀的意大利人或者18世紀的

  中國人要幸福一丁點兒。就人類幸福的最終目的而言,進步的最終結果是零;就人類理想的尊嚴而言,最終結果是負值。在評定文明的時候,讓我們不要對人類生活的真正歸宿和理想視而不見。假設中國成為一個優秀而好戰的民族,並在戰後用精良的武器裝備了起來,卻繼續生活在一個烽火連天的世界裡,她仍將一無所獲。與手無寸鐵的、孤立主義的18世紀相比,她不會獲益更多。由武力贏得的尊重,會引起外部世界的一片喧囂。它助長了1914年德國和1937年日本那樣的傲慢態度,從內部腐蝕了國人的心靈,也必然會迫使這個民族去為一個未知的目標作出可怕的犧牲。迄今所知,無論是1914年的德國人,還是1937年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號召起來去為什麼而戰鬥、而犧牲。不少國家僅僅是為一個大寫的「勝利」而戰,而毀掉自己。戰爭瘋子的狂熱創造了一個7 個字母1的幻想,並使人們相信,這種幻想是值得為之賣命的。於是,母親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每一次勝利的背後都伴隨著無數個身穿喪眼的孤兒寡母的身影。日本人業已證明自己是很好的鬥士,然而俄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阿比西尼亞人、阿拉伯人、錫克教徒、土耳其人、印度人、黑人,以及現在的中國人也不例外。事情只是對高層次的好戰精神的適應而已,各個民族不久就會厭倦於好戰要求和軍事本領,整個世界也會厭倦於勝利的遊行示威和坦克、飛機的方陣,人們將不僅僅為顯示誰比誰勇敢,並且為顯示誰的武器更精良而戰。即使中國人證明自己是勇敢的戰士,他們所證明的內涵卻早已為阿拉伯人、黑人和印度人所證明。不過要想證明開化的人類不比非洲土著居民更低下一點,這簡直有點發瘋。中國人將要締造一支更為強大的軍隊,出於愛國,他們還要繳納更多的稅金,並且第一次自願服兵役。如果最後一個偉大的和平主義文化逐漸消失,變成一個效率極高的現代化軍營,那未,這個世界將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由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恰好發生在歐洲的動亂時期,可以預見,中國人出於對道德觀念的敏感,在某種程度上會像日本人一樣,對西方文化失去敬仰。這一切不僅是因為西方大國失之於正義的維護和條約的遵循,還因為歐洲本身道德的淪喪。在中國人眼裡,西方失去其聲譽,不僅僅是因為歐洲在遠東的災難性動亂中所持的冷漠態度,因為他們只關注和爭論商業的贏虧,並且因為中國人敏銳的眼光已經看到了歐洲人是如何對待歐洲人自己的。納粹德國傲慢、愚昧而迷信的雅利安主義——這很容易使人想起威爾霍姆。霍恩熱勒恩,以及法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棄之不顧,英國首相張伯倫用投機的信譽所贏得的投機的和平,墨索里尼的大儒主義在西班牙的得逞和英國的參與,還有國聯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對意大利的讓步。這些都為我們顯示了歐洲道德淪喪的破壞性畫面。這些畫面與公元前3 世紀中國的道德淪喪極其相似,大諸侯國把小諸侯國出賣給逐漸得勢的集權者秦始皇,同樣,戰國七雄中的六雄,把其他諸侯國的土地一點點地作為「和平的賄賂」拱手獻給其中一雄秦始皇。小諸侯國在尋求保護時也會有同樣的恐懼和猶豫,他們朝秦暮楚,對盟約同樣採取玩弄的態度,齊國出於自私的目的也曾同專制集權主義者統治下的秦王朝調情。這些工作都是由那些奢談渴望「和平」、「安全」、「正義」、「榮譽」的政治家們來進行的,直到這個集權國家把它們全部吞噬完畢。中國人民意識到,如果歐洲不願意為正1指「勝利」(Victory )。

  義而在西班牙作戰,那未,正義也難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擔當起解決國際事務的重任,因此,「現代化」一詞有個壞的氛圍,中國在引進現代化的時候,不得不把它整個地接受下來。現代世界是一個文化的統一體,也是經濟的統一體;神聖的條約原則,或者說世界事務中的力量原則也形成了一個疏而不漏的體系。

  然而,中國的現代化也預示著民眾的幸福。為了正確評價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一切,有必要瞭解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現代化是由報紙和收音機的傳播,以及與西方數不清的其他接觸所引起的勢在必行的過程,戰爭的風雲如何變幻也阻止不了這個過程,就連日本人對新生的中華民族也束手無策。

  中國今天的抵抗力量就是建立在這種新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由人民的現代化所導致的。何以歷史不會重演,中國不會被征服,反會同化其征服者,其原因不僅在於日本不是那些屬於其他世紀的滿族和蒙古族,而且在於中國已不復為一個古老的、一盤散沙似的古老民族那樣容易地為滿族和蒙古族所征服。目前的抗日基礎不是中國政府,也不是中國軍隊,而是中國人民。而今日之中國人民,在其性格、觀點、社會態度、大眾覺悟等方面,都殊非30年前之可比。

  事實上,我們願意保護自己的舊文化,而我們的舊文化卻不可能保護我們。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11世紀米芾精妙絕倫的繪畫和蘇東坡爐火純青的詩篇皆不足以阻止半世紀後金人對北部中國的入侵,宋徽宗的繪畫藝術也不能保障在他作為野蠻侵略者的人質時倖免於死。歷史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成熟的藝術和哲學非得要與一個民族政治上的繁榮保持一致。即便拿破侖仰慕歌德,並不意味著歌德的德國就不會淪陷在拿破侖的鐵蹄之下。歷史記載了粗俗野蠻的汪達爾人顛覆了開化或許可以說是頹廢的羅馬。19世紀西方對中國入侵之時,中國自身正值腐朽的週期。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述,18世紀乾隆皇帝統治下的昌盛之景已為昨日黃花。人口過剩和貧窮導致了此起彼伏的騷亂,19世紀50年代的太平天國席捲了半個中國,官場業已病人膏盲。一個世紀前乾隆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無論是在交通,在公眾事業還是人民的一般生活水準方面,都要比當時的英國強得多。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相比,中國已經是一派可憐景象了。她完完全全處於道德淪喪、經濟衰微的狀態。成立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繼承了這個遺產,舊的價值觀念剛剛消失,新的價值觀念還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統治崩潰之時,龐大的民國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倒,被軍閥割據和統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

  西方的民主統治者懼怕人民,中國君主制度下的軍閥統治者還敬畏皇帝,但是現在這些軍閥統治者既不必敬畏皇帝,也不必懼怕公眾輿論。如果日本像1915年提出「二十一條」時那樣置西方勢力於不顧,早在民國初期的10年內就對中國發起進攻,那未中國早就被征服了。

  回顧四十年來現代中國在精神上的變遷,你就不能對大眾覺悟所帶來的好處視而不見。用西方進步的尺度來衡量,下列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學校和學院的紛紛設立,書報發行量的穩步增長,公路和鐵路的飛速發展,婦女解放和婦女參與政治,統一的民族語言普遍流行,「釐金」稅的裁撤,財政金融的鞏固和加強,腐化墮落逐步得到剷除。最重要的是,人們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滿希望,不遺餘力,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北京政權與南京政府相比,在國家財政管理上的差別是再大不過的了。北京政權經常拖欠其官員、教師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卻能投資成千上萬到公眾建築、廣播電台、碼頭、衛生檢疫船、體操房、體育館、公路和鐵路,單是科學研究一項,每月就要投資10萬美元。

  這種進步無疑要歸功於存在了10年之久的穩定政府,但是歸根結蒂是得之於西方影響的滲入所給人的啟發。新一代受過西洋教育的金融家和大學教授取代了北京政權裡的舊式官吏。有一段時間,我能夠在南京內閣成員裡數出3 位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一個地理學教授,一個經濟學教授,兩人都曾留學德國;另一位專攻教育學的校長和教授,早年留學美國。嶄新的一代意味著嶄新的觀點,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要歸功於人的現代化,最終歸因於民國建立27年以來時間的流逝。

  人們完全意識到所謂進步或許不過是幻想而已。學院和學校的紛紛設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有了比過去受過更好教育的一代青年;婦女的解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姑娘們比古代幽居深閨的小姐要有出息;現代豪華的享受和娛樂,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男女青年就能比過去的人玩得更盡興;一個個豪富之家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它有權利瞧不起那些舊時期的達官貴人;新憲法禁止重婚,並不意味著那些驕奢的中國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樣擁有情婦;工廠的建立,並不意味著工人有比古代工匠更好的待遇,日子就能過得富裕一點。

  看來現代的工業主義會給人們帶來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總的來說,中國正經歷著一場社會變革,幾乎是剛剛開始邁開順應新潮流的步伐,貧窮隨處可見,農村一片混亂,廣大內地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不斷出現。這些都提醒我們,我們還遠未走出莽莽叢林。然而,如果中國想要變得現代化,她必須調整自己去適應現代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切內涵。我已經指出,中國的現代化絕不是去傻瓜的天堂度假。

  我大自信於中國的種族性格和民族遺產,所以並不擔心它們將來會失去。民族的遺產,不過是一套道德和心理素質的體系,是活著的、能動的東西,表現為在一個新環境下對生活的某種哲學態度和對生活的反應與貢獻,應該勇敢地站在這樣一個立場上:現代世界有一個精神體系,現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遺產。無論是科技、醫藥、哲學、藝術還是音樂等各方面,中國都不可能游離於全世界的共同遺產之外。她正是堅定不移地用現代文明來不斷地充實自己。不少人認為中國將由此而犧牲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遺產,這實在是個錯誤的觀念。相反,我認為現代化會把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驅向於更加新鮮和偉大的發明創造活動。坦率他說,在民族性格問題上,我並不焦慮。

  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都參加了現代科學文化的建設,卻並未失去其各自的民族性格,何以見得中國就非失去不可呢?不同的民族都為全世界共同遺產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比如德國在音樂和科學方面很有成就,法國在藝術和文學方面頗有造詣,英國在民主體制方面有其獨到之處,美國在科技的高度完善和大規模商業、企業效率的提高方面卓有成效,但這些貢獻都必須基於文化的統一之上。現代醫學既不是德國的,也不是法國的,更不是美國的,醫學科學只有一個。如果中國人的性格是一股生機勃勃的力量,那未,他們會用自己的力量來為知識的共同積累作貢獻,從而維護他們自身。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也就一文不值了。一個民族的性格僅僅意味著某種精神狀態,某種心理和道德上的財富,它們能夠在任何境況下顯示其自身。一個富有生機的民族精神應該促使人們去創造、去生產,它不應該被認為是一種死板的、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應該被塗上防腐劑保存起來的東西。一個民族的遺產並非博物館內收藏著的碎片。中國的歷史已經表明中國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尋常的生命力,任憑各個不同時代政治上的衝擊,它都沒有失去其自身的連續性。 
 


 
新民族主義
 
  然而,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問題不是這樣的進步和現代化在理論上合乎不合乎需要,因為如果中國想成功地使自己適應新的世界環境並倖存下來,那未現代化就勢在必行。目前的形勢使我們堅信今天最緊要的問題是:現代化是否已充分實行,以給我們的新民族主義注入內在的活力,以便去抑制、耗損、最終征服殘酷無情的日本戰爭機器。對中國來說,現在不是從女神那裡挑選聰明的禮物:和平或進步的時候。歐羅巴女神扔給舊中國的那些不祥的禮物也不是以這種簡單的形式出現的;她給中國一種選擇,要麼是和平十奴役,要麼是進步十戰爭。中國選擇了後者,即所謂新民族主義,這就是西方的禮物。

  新民族主義是來自現代世界的禮物,也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全民抗日,它與我們以往所知的愛國有所不同。確實,這種民族主義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保衛自己的家園免受外族侵略的古老的種族本能之上。這種本能,對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強烈自尊心的民族來說,自然更力強烈。然而,單是對自己的祖國或民族抱有一種單純的感情、單純的愛是不夠的。在歷史上,蒙古族和滿族入侵的時候,這種感情與愛井沒有能證明自己。愛國主義之於孤立主義的古代中國而言,是件奇怪的東西。中國是一個王國、一種文明、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熱愛中國就像是「熱愛文明」,「熱愛世界」,或者說熱愛當代美國人心目中所謂的這個稱作地球的行星。然而如果地球受到火星人的威脅,會有多少美國人會為愛這個世界而戰,或者甚至為愛這個文明而戰呢?可見,這種感情是何其單薄、模糊而又飄渺!

  光有那種古老民族的自負,很顯然是不夠的。如果中國獲勝——我相信她準能獲勝——那是因為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這種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已經震驚了世界,那些無知的人們仍然把民族精神看作一種內戰爭帶來的人為的產物,認為它缺乏根基,一旦外界的壓力被撤除,它就會煙消雲散得無跡可求。稍為正確一些的觀點是,這個新民族主義在戰爭面前正當上升趨勢,並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場惡夢,因而日本不得不在這個民族主義完全形成之前就搶先進攻,要不然它的大東亞帝國的美夢就會成為一枕黃粱。在1934—1935年間,這種新精神出場了,開始顯得黯然失色,後來便抹掉了暗淡的絕望。終於,一種民族自信的新精神誕生了。不過,只有在戰爭開始之後,這種新精神的內涵力量和新的結構才變得引人注目,震驚遺跡,當然最感震驚的還是日本人自己。

  如果今天我們看到中國抵抗的決心沒有被日本人精良的陸海空軍力量所摧毀,並且不可能被摧毀,這是因為大眾覺醒的無形力量所帶來的新民族主義的緣故。如果今天我們看到在外界壓力下,我們的團結一致變得更加緊密協調;如果我們看到蔣介石個人的死對頭,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把他們的全部武裝力量和資源都投入到這場戰爭中來,並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和他並肩戰鬥;如果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將軍們出於同樣的愛國動機支持蔣介石;如果我們看到大、中、小學的學生們都以各種形式投入了戰鬥;如果我們看到中國軍隊在各條戰線上頑強地抵抗著比自己強大得多的空軍、炮兵和坦克兵;如果我們看到後方人民的士氣——約翰。根瑟說這種士氣除了用「magnificent」(高漲,宏大)來形容外,再也找不到另一個詞;如果我們看到年輕的女大學生們領著千百個由戰爭造成的孤兒走上了揚於江上的汽船,為他們提供庇護所,而自己卻站在甲板上挨雨淋;如果我們看到中國的乞丐們把討來的錢投進獻金台上的錢箱裡作為戰爭捐款;如果我們看到為越冬的士兵和難民捐贈九百萬件棉背心的號召在幾天內就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原定計劃超額完成;如果我們看到難童們組織起來的劇團在全國各地巡迴演出,以喚起民眾進行抵抗;如果我們看到中國人民現在尊重士兵了;如果我們看到了這些,那末,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又成了既成事實,中國已經團結起來,有了統一的領導,堅強的決心,要共同戰鬥,直到最後的勝利,哪怕這個勝利要許多年之後才能到來。如果我們聽到人們眾口一辭他說他們親眼目睹在日用必需品極端匾乏、生活艱難困苦、個個家破人亡的情況下,難民中沒有一個人抱怨政府的抗戰政策,那未,我們就會明白抗戰的基礎在於人民,而不僅僅在於領導者。

  在這場漫長的抵抗戰爭中,我們可以預見到將會發生什麼。日本就像一輛新的Buick 汽車,它有極好的發動機,試圖穿越戈壁沙漠。這是一場在發動機與沙漠之間展開的競賽,這輛汽車能在沙子進入發動機使它陷於癱瘓之前到達那個遙遠的、永遠變幻莫測的終點嗎?是沙漠將毀壞汽車,還是汽車將征服沙漠呢?另外還應該考慮在內的是,這輛汽車出發時帶的汽油是有限的,所以為了到達假定的目的地,在汽油耗盡之前它要盡快向前推進。如果這輛汽車在到達目的地之後,還有最後一加侖汽油,日本就贏了。然而可能的情況是——在我看來必然會發生的是——日本的機器將繼續艱苦跋涉,只要能爬得動,它就會繼續前進。但最終這輛汽車還是會因為缺油而拋錨。美國的和英國的卡車會被叫來,把它拖回這段愚蠢旅行的起點,那時這輛汽車的擋泥板已經骯髒不堪,車軸已經斷裂,連發動機所需的潤滑油都沒有了。

  在這場沙漠競賽中一個更為奇特的因素是:無論何地都只能找到美國的加油站。也只有日本才完完全全是依靠美國的加油站來加油,來獲得自己的成功。日本不斷侮辱加油站的僱員,並且撞倒加油站的圍牆,但還是把美國汽油加到自己的機器裡了。而加油站的僱員也只是對日本人的無禮、對扔進自己眼裡的沙子隨便抱怨幾句,發幾句牢騷,但還是把汽油錢裝進口袋裡,聲稱還是生意最重要。什麼時候山姆大叔才能停止為贏利銷售汽油,像新英格蘭農夫那樣,拒絕與那些不考慮後果,而將別人籬笆撞倒的人打交道,只有時間才能證明。

  中國在戰鬥,她還將繼續戰鬥下去,她會備受戰爭創傷的折磨,但不會被打敗。中國現在最大的希望是有一位不近人情的、冷酷的、剛愎自用的領導,他知道這一切的一切,他把戰爭看作20輪比賽,知道只有那最後的一擊才是決定性的一擊,並作了相應的部署。最重要的不是中國內在的力量,而是熟悉這種力量並巧妙地加以運用。對抗戰本質的這種理解不僅通過報紙和電台的努力成了今日中國人民的共同特徵,而且也在指導總參謀部的戰略與戰術。

  只有當我們把日本軍隊趕出我們的國土,或者強迫他們撤離的時候,我們才得以重新思考所有這些文化的混亂到底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保存自己的舊文化。同時,我們要認識到不是我們的舊文化,而是機槍和手榴彈,才會拯救我們的民族。中國人不會再去接觸自己的舊文化,除非日本人停止談論什麼亞洲的「共同」文化,井把這種貨色扔回它應該呆的地方去。看來,聰明人不應該經常談論什麼民族文化,免得侵略者聽到之後,將它變為一個口頭禪,從而將它毀掉。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種特別的「英國」或「法國」的文化。然而當希特勒大談其「德國文化」、板垣大談其「亞洲文化」之時,人們即須提高警惕。一個德國人一聽到德國文化,馬上就會伸手拔槍;而當一個日本人提起亞洲文化,婦女們就會嚇得發抖並尖叫起來。 
 


 
醞釀中的風暴
 
  我在3 年前的1935年就看到了這一切,我看到未來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武裝戰爭,同時也看到中國通過這場戰爭也同樣會不可避免和不言自明地得到新生。因為現在堅強的抵抗基礎是牢固地扎根於1932年日本強佔滿洲之後的歲月裡,這一點十分明了。這種抵抗不是開戰後一夜之間的產物,不僅僅是由日本侵略者的種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暴行所引起的。應該說,日本對中國的不宣而戰,是始於1931年9 月18日。從那時起,一直烽火連天,未曾間斷。

  中華民族看來也算是較為「現代化」的,但是,直到他們被激怒並氣得跳起來,直到他們看到日本人在吃掉滿洲之後,仍然飢腸轆輛,胃口越來越大,並且已經在覬覦整個華北,直到此時,中國人抵抗日本的決心才具體起來,堅定起來,才真正深入人心。自1932年至抗戰的全面爆發是中國人憤怒到了極點的年代,也是日本人自己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精神大動員」,並將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之火和對日本仇恨的烈火煽得熊熊燃燒起來的年代。

  筆者認為,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在自己的版圖日益被蠶食鯨吞,光天化日之下成千上萬美元的日本貨在日本領事館的庇護下走私進中國之時,在跟隨日本軍隊之後的毒品交易卑鄙而又鬼鬼祟祟地進行之時,中國入感到極度的憤怒,而政府則因害怕鬧出事端而去拚命地壓制這種憤怒,不讓它發洩出來,但它必定會逐漸積聚成一股力量,最終爆發出來,吞沒任何在日本無休止的侵略面前採取不抵抗政策的政府。由於從1932—1936年的五年期間,人們內心普遍的民族恥辱和抗戰要求受到了壓抑,無法以任何明確的形式表達出來,以下這些相互交錯,相互激化的矛盾,便使得一種壓力持續增長:1.日本軍閥企圖分裂華北5省的罪惡陰謀對國人造成的巨大壓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國人民大眾和大部分政府官員日益增加的憤懣情緒和不斷高漲的抗日呼聲;3.國民政府為防止任何不測事件而對人民情緒的任何表露方式進行鎮壓,因為它正在作著抗戰的準備;在這種穩固而持續增長的壓力下,整個民族實際上已經怒不可遏,他們要氣「瘋了」。察哈爾一河北政權的黑暗陰謀籠罩著這兩個省份,政府方面態度曖昧不知何時何地才會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讓,這一切都使人沮喪,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順從人民大眾的抗戰要求,與日本決一雌雄,我們的民族才會恢復精神上的平衡。這場戰爭就會像一場風暴,一掃陰晦濁氣,讓人們能在清新的氣氛裡暢快地呼吸,儘管這是不平衡的氣氛。完全覺醒的人民,就能把從滿洲被蹂躪以來積聚已久的對侵略者的仇恨發洩出來,從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宣戰,從心理上講,是十分有利的。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槍未發就放棄長城以內北方省區——日本人可不會放鬆進攻——我們民族就會進入持久的壓抑狂狀態。事實證明,不管中國有無準備,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漲、如此強大,它席捲了阻擋它的一切事物,並且在西安差一點連蔣介石也吞沒掉。如果蔣介石不能夠向捕獲他的人證明自己有抵抗日本進一步入侵的誠意,他就不會被活著放出來。他的這種想法早已堅定、清晰地活躍在他的腦海裡,不過是他拒絕公開向人民宣佈罷了。

  這種形勢之下蔣介石的一個怪僻行為是他一方面積極準備作不可避免的戰鬥,一方面又在力爭取時間而拖延,整個民族則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是否有一個能給人以希望的領導。在南京,有一個遠東高明的棋手坐鎮,他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個高明的棋手是冷靜的棋手,這個異乎尋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來,我看著他出人頭地,走上了榮譽和權力的寶座,他有時會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謀深算、頑固不冥(很不像中國人的作風)。更有甚者,他也是一個採取行動,但從不把他的計劃公諸民眾的人。蔣的這種「慘無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就放棄整個滿洲時得到了證明,1932年他拒絕給上海的十九路軍提供援助也是一個明證。這時,日本人已公開挑戰。就人民看來,這時中國已經在抗擊日寇了。這種態度殊非像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之所能採取。

  如前所述,蔣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即使遭到整個民族的譴責,即使成為孤家寡人。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妥當,這不僅是指軍事訓練、軍事裝備方面,主要是中國尚未緊密團結起來。上海的戰爭爆發於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還在華中和華南攻打汪精衛、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還在華北攻打汪精衛、馮玉祥和閻錫山;在江西,他正在圍剿那裡的共產黨,而1933年圍剿又達到了頂峰。

  順便說一句,江西的共產黨早已向日本宣戰了,並且從1932年以來就在實際上與日軍作戰。日本想在中國「殲滅共產黨」,這也是蔣介石一心一意,堅定不移地正在進行的事。但是因為共產黨既想打敗日本又想打敗蔣介石,也因為蔣介石不允許日本打共產黨,所以日本就想打敗蔣介石,以便指揮蔣介石去打共產黨,它不讓蔣介石安寧,直到蔣不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的「紅色拿破侖」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戰爭開始了,日本很快就發現它的唯一目標是「摧毀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反日的,儘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會發現它將「打倒」蔣介石,因為蔣介石不但是反日的,還是親共的。

  然而,這場高級喜劇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外交官員中上演的同時——這場戲我們今後還會看到——中國人民正處在一種舉國失望乃至發狂的可怕氛圍之中。第一線希望1935年夏天才來到,日軍宣佈要摧垮蔣介石。對那時也正處於絕望的深淵的我來說,無疑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消息。此時日本在中國的軍國主義者們狂妄之至,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武官公開揚言,他奉命出使的這個友好政府的首腦應該被推翻。此後,華北日軍的權威人士多次發表公開談話,他們喜歡在報紙上露面,並極為坦率地向記者闡明日本的企圖。這些言論有兩個效果,卻都令人震驚:首先,蔣介石也是一個人,有著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慾。他尤其是一個天生的、勇敢的、戰鬥到底的勇士。日本公開挑明的敵意惹惱了他,就像波斯貓的毛被逆向搓撫了一樣;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對蔣介石的指責,反而立即為蔣開脫罪責了,在中國人民眼裡蔣介石不再有親日的嫌疑了。中國人民開始把他當作民族領袖而聚集在他周圍,這種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實現各自的目的,鬥爭了那麼長時間,這使中國人本能地意識到,凡是日本人說是有益於中國的必定有害於中國;反之,凡是日本人說是有害於中國的,必定有益於中國。因此,當日本人宣佈視蔣介石為中國人民的敵人時,中國人就感到他肯定是自己的救星。簡而言之,如果日本認為蔣是壞人,這就證明他是個好人。如果他不是為中國做事,日本人就不會企圖「打垮」他。

  1935年夏天,幾個有影響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這些聲明,使中國人民深信蔣介石正在準備抵抗,只不過是他不能講出來罷了。以往曾經非難和指責蔣介石的人也開始改變了他們對他的看法,齊心協力支持他。

  追溯到這之前的一年——1934年夏天,筆者在枯嶺寫本書時,就聽到了蔣要準備武裝抗日的傳言,心中不免產生許多疑竇。枯嶺附近的廬山,那個時候,有一個夏季軍事訓練團,從全國各地召來的軍官在這裡接受總司令親自指導的政治訓練,整個夏天,總司令每天都接連幾個小時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大講特講抵抗的必要性,裝備條件的懸殊,以及民族自己的準備。

  所有的官員都心悅誠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軍隊裡。不過,他們對自己的直接上司的忠誠也減少了。然而,除了這些軍訓團裡的講話之外——這些講話通常都是保密的,我沒有看到任何打算抵抗的具體跡象,給我的印象是總司令極其狡猾。他在日本問題上也是愛國的,這一點他竭力在我和中華民族面前掩飾。日本人揚言「蔣介石一定要推翻」,第一次使我確信蔣準備民族自衛、抵抗侵略的那些表白是真誠的,我的直覺沒有錯。

  由於蔣介石不在乎民眾是否知道他心裡想的是什麼,由於有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由於在日本與日俱增的奢求面前政府仍舊採取卑躬屈膝的對外政策,故而實際上一直到1935年夏天之後,人們才開始風傳蔣是在為抵抗作著準備。對此,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來表示相信或不相信。蔣介石過去在滿洲事件、上海戰爭和塘沽協定中採取了不抵抗政策,這一直對他很不利。

  但像我這樣略知一點內情——即民族自衛的準備正在進行——的人,認為他過去的罪孽都能得到寬恕,因為他不是從感傷的愛國角度出發,而是從軍事組織、交通或通訊設備、供給和照顧傷員的能力等方面來考慮的,這是要用客觀事實和具體數據來說話的,像一個軍人該做的那樣。用來說明他正在加強個人對全國的統治的事例,不僅有空軍的建立,還有其他一些具體事例,如乍浦海防工事的加固,高中和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為防止日本封鎖東海岸而不分晝夜地修建廣東到漢口的鐵路,對醫護人員的調查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我已經在私下寬恕了他。

  1935年8 月以來,這個人對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採取了頑固不化的態度,對此,本人仍然深為不滿。這種態度直到他在西安被綁架時才被迫有所鬆動。他到西安,本意是要加強那裡的剿共運動,他離開西安時,則已經相信了共產黨的誠意;共產黨本來可以在那裡要了他的命,但是他們卻力主將他釋放,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也感到,如果此時蔣介石繼續對日採取不抵抗主義,無窮的暴亂就會發生(就像1936年所發生的廣西反叛那樣),他就很難再將中國攏在一起,儘管他佔有軍事上的優勢。另一方面,抵制日本威脅的公眾情緒是如此熾熱,以致於只有通過在民族自衛中擔當領袖,他才能把他在中國的軍事統一變成真正的道德一統。我覺得,如果他能公開擔當這個重任,他就會成為人們衷心擁護的民族領袖,就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之一,當時的條件就是如此。但是,無論何時,只要他稍作猶豫,放棄了民族抵抗(這一點從他出了名的頑固和見識來看是不可能的),那末,整個民族就會聚集到那些繼續抗戰的將軍身邊。直到今天,事實仍然如此。我們大家也不例外,哪怕你是英雄也罷,普通百姓也罷;是被環境所支配的木偶也罷,控制局勢的人也罷。恰如中國格言所云,到什麼山頭唱什麼歌。

  同時,對於仍然懷疑蔣的愛國領導的中國人來說,戰前時代的中國確是一幅令人厭惡和失望的畫面。還要我來講講無恥、凶殘的日本侵略,以及中國方面同樣無恥的投降態度和對所有反日情緒的無恥鎮壓嗎?我是否應該從頭講講日本的卑鄙、不可忍受的傲慢,以及中國人難以容忍的恭順和屈從,乃至稍有些許自尊心的人們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條件?當日本浪人在北京的一個市場對婦女進行調戲和哄笑時,中國的丈夫們只能在旁觀看,束手無策,而此時的北京尚在中國控制之下,中日尚未交戰。難道這兩個民族不應該一決雌雄,結果使中國要麼保持一個平等的國家,要麼淪為日本的附庸國,中國政府是如何不惜實行最嚴格的新聞檢查並嚴格禁止示威遊行以壓制反日情緒的呢?儘管有著種種防備,學生的示威遊行還是爆發了,北京的警察竟然揮舞著大刀朝學生砍殺。是同樣的大刀,燕京的學生們曾經送給過去在長城上抵禦日本軍隊的第二十九師;還有,在寒鳳刺骨的天氣裡,警察們拿著消防水管朝示威遊行的學生身上澆涼水。1930年5 月,我目睹了成千上萬的北平學生的一次示威遊行,後來都血流滿面地坐在黃包車裡被拉回去。但是政府的新聞檢查是如此的嚴格,幾天之後我回到上海,發現上海的中國報紙沒有登出一條有關遊行示威的消息。回上海途中,在天津東站,我親眼看到日本貨物在光夭化日之下走私進來。大堆的日本棉花和食糖聳立在一個中國的火車站上,四五個日本人和朝鮮人兩腿叉開,穩穩地坐在板凳上,而中國的火車站的鐵路警察則只能兩眼瞪著看,敢怒不敢言,因為人家有治外法權!

  日本的走私犯在天津,曾在半夜裡把中國旅客從三等車廂裡趕下來,又把他們的貨物從窗口塞進去。中國的鐵路只得把他們的走私物品運往濟南,還要被罵為反日,「對中日合作沒有誠意」。中國的鐵道部曾經頒布過一道命令,不具備表明已經付過關稅的證明書的貨物,火車站一律不能接受托運。但是,日本領事館則宣佈,這樣做是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了。如果誰敢動日本和朝鮮走私犯一根汗毛,他就要承擔全部後果,從賠償到遭受軍事處罰。日本的軍艦已經把中國的海關小艇繳了械,並且嚴禁他們在山海關的水面上巡邏,山海關成了一隊隊日本汽艇和帆船卸貨的港口。中國海關的船隻與日本船隻相遇,都會被視為對日本旗的大不敬,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確實發生過一次。1935年中國海關的官方報告說,在僅僅9 個月內,華北的大量走私已使關稅直接收入的損失超過2500萬元中國貨幣。然而,關於這種大規模走私哪怕是隻言片語的報道或評論,在中國報紙上也是不許可的,儘管這種走私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直到倫敦和紐約的報紙紛紛報道詳情,中國報紙才開始有所披露。

  定縣(在北平附近)的一個中國鴉片商被逮捕,後來卻又不得不釋放,因為日本在京當局拍來了電報,日本遊客要去遊覽和視察清華大學和其他在北京、上海的大學圖書館,市政府會通知中國的學校當局把那些可能提到滿洲淪陷的大批現代歷史書籍藏起來或銷毀掉。兩則有關廣田的並無什麼惡意的幽默小品文,也從我的雜文集中被刪去,這樣,我的上海出版商才敢出版。

  我在上海的一家英丈週刊上發表的關於日本人不斷增加的影響,以及學習日語的明智,結果遭到了剛從日本歸來的外交部情報司的頭目的嚴厲警告,週刊的負責人不得不立刻連夜乘車到南京疏通關係,並發誓今後要規規矩矩。

  那些年裡,在上海的中國報紙上,我從未讀到過一篇涉及到日本的社論,談論日本是不允許的。《新生活週刊》發表了一篇來槁,把「滿洲國的皇帝」描繪作「傀儡之傀儡」,結果,上海的中國法院在日本的直接壓力下,判處壯經理14個月的監禁。事後,一位年輕的讀者讀到有個姓杜的人正好在這段時間裡死去了,便誤以為是那個愛國的杜經理,於是他悲痛得自殺了。復旦大學和上海其他大學發起了一次遊行示威,學生們要求乘坐火車到南京政府門口示威。但鐵路當局硬是不讓他們上火車。於是,學生們搶到了幾節車廂,機械系的學生駕駛著火車頭,但車到蘇州之後,中國當局扒了鐵道,強迫學生疏散,並返回上海。另一次本已準備好的上海大學生的示威遊行,又因中國憲兵闖入復旦的男女生宿舍抓走8 個學生而告夭折,那是在1936年3 月24日。次日,除英文報紙在頭版頭等刊登這個事件之外,中國報紙對此事只是一筆帶過,還刊登了新聞發佈中心發表的一篇淞滬警備司令的發言:少數共黨學生如此無視法紀,指揮總部的聯絡官員命令上述學校當局交出共黨不法分子,同時提醒那些好學生不要被共黨利用,勸說他們要專心讀書。近在1936年秋,8 個1很有聲望的中年編輯和律師沒有一個人有任何共產黨嫌疑,但全部在上海遭到逮捕和關押,罪名是公開組織反對日本侵略的團體。直到戰爭爆發才被釋放,因為其時孫逸仙夫人到法院抗議,要求同服愛國罪:「如愛國無罪,則應同享自由。」

  廣田及其繼承者們抨擊蔣介石和國民黨「挑起反日情緒」,這種指責的可笑與可悲性只有那些從開戰前的歲月過來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得到。1936年2 月20日南京發佈的禁止遊行示威的命令,立即扼殺了爆發於一月份的遍及全國的學生大規模反日聚會,命令包括下列四條:

  1.對任何擾亂社會秩序、煽動鬧事、破壞交通設施的企圖,任何危及民國安全的行動,治安軍隊和警察將使用武力或其他有效措施加以鎮壓。

  2.任何人若被發現以任何形式宣傳、鼓動他人從事上述犯罪行為的,無論是通過文字、圖畫、演講,還是任何其他形式,都將被當場逮捕,如有反抗,治安人員則可用武力或其他方式迫其就範。

  3.旨在擾亂社會安定和秩序、蠱惑人心的遊行集會,將由有關的治安軍隊或警察予以解散;遊行集會的首要分子以及任何拒不解散的人,都必須予以逮捕。

  4.任何人如若藏匿或收留上述條款中的違法分子,或幫助他們逃跑,將被逮捕。

  正是在這種所謂針對「危及國家安全罪」的「緊急狀態法」的庇護下,復旦的學生在法令頒布的第二個月便被合法地逮捕了。1936年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芝加哥大學版)一書的「新聞檢查」一節中不得不這樣寫道:新聞的例行檢查,意味著政府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受來自出版社或其他人們的「干擾」,從而行使國家的職責。當一個政府無論是軍事還是外交上都正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時候,人們當然就不在乎把他們的嘴巴閉上;然而,當政府節節敗退,屬於整個民族的版圖日漸減少,人民卻不能講話,新聞媒介的嘴巴也被封上了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聞長期受到檢查,結果自然是人民會普遍產生玩世不恭和沮喪情緒。統治者總是一再呼籲人民在民族危急關頭保持「鎮靜」。這在東方傳統裡是再貼切不過的字眼,但是當這種漂亮的「鎮靜」保持得太久了的時候,當人們感到自己什麼都不能做,什麼都不能說,國破家亡,自己卻於事無補時,這種「鎮靜」就與玩世不恭者的麻木不仁己相差無幾了。

  我還寫道:有一個事實是如何強調也不過分的:說今天的中國人還是30年前的中國人,這是謊話;僅僅因為在新聞媒介中,或者在公開活動中,看不到人們有任何反抗行為,儘管自己的國土一天天地被吞食掉,僅僅因為這一點就說中國人對國事「漠不關心」,這也不符合事實。

  事實上,任何一個不及蔣介石政府那麼「強大」的政府都不可能既將人民的抗日活動和抗日情緒壓制到這種地步,同時卻又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權,並生存了下來。成千累萬傲慢的日本士兵、海員、麻醉品商人,深入到了遠至四川那樣的內地鄉村,而那些歲月裡,除了滿洲之外,全國只有6 個日本人被殺死!這本身就是奇跡。僅看數據即可證明中國長城內的日本人與在滿洲的日本人相比,是受到了更好的保護,生命安全更有保障:前者在1936年的死亡率僅僅是後者的三百三十分之一,即便我們設想滿洲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版圖一樣大,這個數字也是驚人的!

  如果有什麼人能夠獲得「煽動」抗日的殊榮,那麼這個人肯定不是蔣介石的政府,這一點廣田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將簡單的事實公之於眾是令人痛苦的事情,然而卻也不無益處。情報司的頭目認為我在《中國新聞輿論史》一書裡陳述的事實真相是往中國人臉上抹黑,這個小官僚甚至還恐嚇我說,在我回國時不讓我下飛機。現在他應當感到高興,因為我這裡收集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用官方文件證明了的事實,來回答廣田的責難,國民黨應該被洗清一切煽動反日情緒的罪名。因為這種情緒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只能由日本人負責。民族抵抗的決心是深深地扎根在民眾心中的,而不是政府領導人為地煽動起來的。

  壓力、反壓力、爆發同時,在遠東大陸,三股歷史洪流正彙集一處,把中國和日本面對面撞在一起:其一,日本人正在長城內一步步無情地擴大佔領區,並公開宣稱華北五省為其直接的目標;其二,蔣和國民黨政府已為一個現代國家奠定了基礎,民族自衛也正在熱火朝天地準備著;其三,全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政府繼續採取投降主義和拖延抗戰的政策,群情激奮,一觸即發。以上三點僅僅是對當時所發生事情的一個大概總結。

  日本擴張被佔領土具體講來有下列事件:1931—1932年佔領滿洲;1933年強佔熱河;同年,《塘沽協定》的簽訂劃給日軍一個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裝區域;1933年天羽英二宣言稱「亞洲是亞洲人的」;1934—1935年日軍對察哈爾進行悄然無聲的武裝滲入;1935年在非武裝區域建立了冀東政府,其成員由日軍任命,同時日軍在向北平擴張;這個偽政權立即被用做大規模走私和毒品貿易的根據地,其中心設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5—1936年手腕憫熟的貨物走私價值已達千百萬元,這是在中國領土上公然違抗中國海關法的行為,1935—1936年華北日軍的大小將領公開宣稱一定要打倒蔣介石,要「對華北施行外科手術」;1935年廣田提出「三原則」(中國—日本—滿洲國相互提攜,中國放棄與西方列強的合作,中國放棄反臼政策);日本人實際上在控制著以宋哲元為首的半自治的河北一察哈爾議會,這是一個由蔣介石建立的,起臨時緩衝作用的議會;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幾個月,日本作了征服綏遠的嘗試;最後,日軍多次公開宣佈了土肥原等策劃的陰謀,要將「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東和山西)變為第二個滿洲國,並稱這是他們要立即實現的和不可改變的目標。接著便是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儘管日本所撒的謊都過於單純、過於幼稚而不能蒙騙世界,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日本沒有一個詭辯家、邏輯學家或者外交官能夠否認「中國—日本—滿洲國集團」意味著日本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滿洲國,這是再清楚再確切不過的事實。

  中國的新生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衛的準備在緊張地進行,具體講來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國家銀行的建成,中國財政的鞏固,銀元在向政府手裡集中並運往國外作為中國的儲備金;全國巨大的網狀公路建設的飛速發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聯接起來(1921年1185公里,1927年30000公里,1936年96345 公里);四條新的鐵路幹線和四條支線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廣東—漢口鐵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間進行的。

  工人們在手電筒的燈光下勞作,1936年該鐵路全線通車;隴海線延伸到西安,上海到西安有了快車,一條連接杭州與江西南昌的鐵路,穿山越嶺在一年半之內建成通車,乍浦、海州、南京防禦工事的加強,新建空軍的迅猛發展;從1936年開始,大中學生要在軍營接受3 個月的軍訓;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護工作的進行(1933年花費價值6890000 美元的中國貨幣,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體育館、體操房、圖書館、博物館的修建和一個耗資7000000 元修建在江灣的碼頭,戰爭爆發前剛剛竣工,在杭州的錢塘江上修建了雙層鋼橋,恰好在戰爭爆發前竣工,之後又被毀壞;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恢復計劃,特別是在江西;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強制實行保甲制度……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民決心與日寇決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一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受到相當一部分持有開明見解的日本人的歡迎,然而,這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從實質上講,卻對日本戰爭製造商們大東亞帝國的美夢造成直接威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增大,日本軍隊對本國外交官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對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於是1934—1937年中國人民緊張的準備工作實際是在爭時間搶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戰準備之前就被日本吞掉。事實上,從日本的角度講,戰爭應該再提前兩年開始,從中國角度講,應該再晚兩年。這就是這場戰爭陷入僵局的原因。但正是因為日本不給中國一個機會去繼續他們正常的發展和國內建設,而這時正是中國最終振作起來,走上進步的道路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對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強烈的。日本試圖「打倒蔣介石政府」就是在試圖破壞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做是一種道德的敗壞,甚至比毀約違約還有失道義。日本的所作所為,用英語的一句口頭語來講,是「不公道」的,它既不是英國的「費厄潑賴」,也不夠中國的「君子之風」,更談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雖然蔣介石在執行著一條比較「現實」的政策,一邊準備戰爭,一邊祈禱和平,期望中國能得到一個暫延的機會,以建成一個穩固團結的現代國家,雖然他使用了各種鎮壓手段防止公眾情緒的爆發,使自己,也使整個民族保持鎮靜,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決心和對蔣介石的華北政策的忿懣情緒,正在變得強大到足以改變蔣的意志的程度——須知,蔣是個非綁架不能使之變心的頑固分子。下面一點應該講清,華北的局勢在外國觀察家眼裡是醜惡可恥的,在中國人眼裡是丟臉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販賣毒品更丟臉、更可恥的,是日本軍隊要求在北平的國民黨黨部關門,這可是中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執政黨的黨部。然而,當局居然接受了這個要求,國民黨官員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爆發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最好的例子是發生在一個鐵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長之間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後者代表親日官員,我之所以在此大膽地舉這個例子,是因為那個副部長已經作古,並且即使譴責也還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這麼做,中國的小說家們也一定會這樣做的。這個副部長叫唐有壬,一個年輕的「小白臉」,是汪精衛的門徒與心腹。在汪精衛任外交部長時,混到了一個副部長的職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長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車去上海,向日本總領事館迷職。日本總領事館交給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利用他的權力使去美國從事小麥貸款談判現正在歸國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經日本時去一趟東京。然而這個宋子文卻拒絕這麼做,於是這個副部長也因為第一次就沒能完成所給予的任務,被日本總領事痛罵了一頓,儘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堅持每週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匯報。他所做的一切過於臭名昭著,就連滬寧鐵路線上的警察們都瞧不起這個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時,一個乘警彬彬有禮地問他,閣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來,就向汪精衛「哭訴」(正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那樣),抱怨乘警們缺乏禮貌,但是汪也無可奈何。這個事件雖不重大,但卻很有意義,就這樣結束了。

  通過這個事件,讀者似可明白,謀殺,包括謀殺唐有王,是民眾對政府中親日派憤感情緒的爆發。1935年國民黨召開大會,汪精衛站在照像機前在拍開幕式的照片,一個假扮攝影師的人在照相機黑色遮布後面,用左輪手槍對準他,然而槍打偏了。一個月後,那個唐副部長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裡時,在家門口的石階上被開槍打死。後來,又發生了楊永泰被謀殺的事件。這是北京當局一個精明能幹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進國民黨政府裡的。

  1936年發生了一系列暴亂事件,不斷促使政府考慮與日立即開戰,停止蔣決心進行到底的剿共戰爭。這些暴亂主要是8 月份廣西的叛亂和12月份西安事變,然而,這些反叛的動機無論多麼複雜,卻都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們才能感受到這些事件的全部含義。共產黨,還有張學良將軍,他們做事不計個人恩怨,而是從愛國主義出發,他們的誠意,早已得到證實,共產黨救了蔣的性命併力主將他釋放,這一點,使蔣本人也對共產黨的誠意確信無疑。那些在廣西反叛時懷疑李宗仁與白崇禧將軍要求與日開戰的誠意的人,也在戰爭爆發後被迫改變了看法。李、白兩人發誓要與蔣團結一致,全力支持蔣抵抗侵略者,他們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將軍的行為動機是出於個人的還是國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與日本立即交戰是否可行,這些都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全民族已經開始認識到進一步妥協退讓的危險性。他們看到日本的野心永無滿足之日,他們要征服中國的念頭,也永無剎車之時,而再出讓中國人的一寸土地也實在

  不能為一個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個民族已經到了決心不惜打一場大仗以抗擊日寇的緊要關頭。空氣中瀰漫著戰爭的氣息,蔣介石聞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澄清當前的形勢。

  這個問題原本是由遍及全國的學生遊行提出來卻又未能解決的,但是現在又由這些軍事家有力地擺在了政府面前。儘管國民黨政府仍在採取著一個比較溫和的對日政策,但它的實際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後都有所增加,這也是它受到人民擁護的明證。蔣介石以其堅定和異常精明的手腕處理了這些反叛。他變得漸漸成熟起來,較能克制自己。在處理廣西反叛時、他儼然變成一個政治家了。面對自己的反對者,他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卻遠遠超越了黨派或個人的範圍,因為在勝利的同時,他接受了對手的觀點:完全有必要制止進一步的入侵,要和日軍面對面作戰,儘管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佔劣勢的軍隊去同佔優勢的臼軍相撞,現在仍然能夠避免一場大戰。這一點,從蔣介石在1937年7 月蘆溝橋事變之後的整整一個月期間的猶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預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綏遠,當衝突真的到來時,南京在歷史上第一次動員它的軍事武裝力量去對抗日本的侵略。日本軍隊被趕出綏遠,中國人民振奮起來了。我仍然相信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安撫中國人民,他相信綏遠之爭不會引發一場大戰。但至少在表面上,他這樣做是完全順從了人民的意願。

  而只有服從人民的願望,他才能當統帥。他是一個偉人,天堂裡沒有抽像的原則要他去機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說成是看錯了時機。他新近採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回報;國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說的那樣,這些反叛澄清並加強了國民的對日態度,使他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這些應該起到的作用,那麼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說成是真正為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統一的戰線鋪平了道路。這在這場戰爭的歷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也是情節起伏跌宕、頗富戲劇性的事件。

  承認上述各點之後,我們就必須給予那位湮沒無聞的張學良將軍以充分的讚揚,因為他導致了這次事件的發生,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都完全出於愛國的而非個人的動機。在強迫蔣介石簽署統一戰線的協定,停止圍剿多少年來一直渴求建立統一戰線、渴求獲得與日本文戰的機會的共產黨(這些無效的圍剿於國家無補)這個問題上,張學良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呢?答案很清楚。

  統一戰線是中國形勢的邏輯發展,然而,沒有西安事變,它就不可能產生,中國也就不會作好抗戰的準備。蔣介石在西安被釋放標誌著國共兩黨重建友誼關係,共產黨許諾停止執行它的其他主張,條件只有一個,即南京答應抵抗日本,並且永遠不再將中國的一寸土地讓給日本。

  西安事變被證明是中國所有黨派和團體團結起來,跟在蔣介石後面,一致抗日的信號。於是,這樣一個循環完成了:它起始於1935年夏天日本譴責蔣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國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以他為民族領袖而告終。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國準備抵抗》,載《外交事務》1937年4 月,紐約)末尾警告說會有一個最後的爆發,人們會訴諸理智:「……最後,這就是中國,被一個她內心根本看不起的民族欺負了許多年,被弄得痛苦不堪,在對國際外交的幻想破滅之後變得冷酷起來,最後,終於獲得歸根結蒂要靠自己的教訓。站在民族的前列,終於調節到現代民族主義的調子之下,被侵略者的仇恨糾纏不休,然而最終被一種強烈的感情統一起來的,是一位意志堅走、詭計多端的現代政治家兼軍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往長期受中國政府的壓制,當它最終爆發時——如果日本人繼續施加壓力,它是會爆發的——那時全世界都將為之一震。這種爆發會產生比上海戰爭更為壯觀的結果。唯一的選擇是立即實行一條古老的哲學原理:「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筆者以較大的篇幅,努力勾勒出了中國抗戰的基礎,以及戰前那些年代各種力量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圖畫,目的是要表明,並使西方讀者能夠懂得震驚世界的中國抗戰之堅實的結構與內部的組織。我想要說明的是:首先,中國的抵抗力量是建立在1932—1937年之間而不是之後,中國在這麼多年期間,從日本人對我們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動員」中獲益非淺。如果日本沒有利用偽滿洲國表演了它的一貫伎倆,展示了它的真正企圖,如果中國決定在1931年就與日交戰,中國抗臼的基礎就不會那麼普遍和深入人心;其次,我想說明,戰爭是由於各種巨大歷史力量發生了衝突而引起的,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這種建設成了與日本向這個剛剛開始發育成長的現代統一國家發起進攻的計劃爭時間搶速度的競賽。第三,我希望說明抵抗的願望來自人民,這種志願迫使政府提前表態,提前行動,使它的拖延政策遭到失敗;第四,我想說明現代中國沒有民族敗落的必要條件,與宋明兩朝的末期不同。我指的是中國領導人之間微妙的傾軋與私下爭吵的情緒。

  這首先得歸諸蔣介石的領導,以及他那使其他黨派能夠對他誠實的、儘管是現實的、冷酷的愛國主義確信無疑的能力;其次,這一切還必須歸功於具有真誠的愛國主義和寬宏大量態度的廣西將軍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共產黨的領袖朱德、毛澤東等人。難道我還需要強調以下這個事實嗎:朱和毛在西安掌握了一個與之打了8 年仗並懸巨賞捉拿他們的人的性命,而他們還是寬宏大量,不記前嫌地將他釋放,因為他們相信,中國需要這個人來參加全民抗戰。領導人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攜手合作這一點,我認為是中國人精神復興的一個最好的標誌。相比於歷史上宋明兩朝未年中國君臣之間的微妙敵對而言,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當我看到中國因此團結起來的時候,我認為我的祖國已經度過了她在現代歷史上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

  蔣介石其人其謀研究一下蔣介石的心理當是十分有趣,然而這裡討論的只限於他在現今這場戰爭中的領導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戰勝了他的老對手,統一了中國,這並非易事。他比吳佩孚和袁世凱要摩登得多,這兩人沒有能夠在共和的旗幟下完成軍事統一中國的大業,但他卻做到了。他在1927年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向武漢政府挑戰,並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從而改變了國民黨歷史的整個進程。戰爭爆發前的11年間,他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約12次內戰,有時甚至是和強大的聯軍作戰,但他最後總是靠槍桿取得了勝利。

  他用智謀戰勝了他的政治對手和軍事敵手,使他們總是感到自己一錯再錯。

  他曾經收買或者出賣過不少將軍,並且善於臨時利用某些政治集團以達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與這樣一群魚龍混雜的政治家們打交道,進行最激烈的內部的明爭暗鬥,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惡勢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們剷除乾淨。他必須建設一個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權,儘管這個過渡時代所提供給他的僅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員。他與每一個朋友交戰,又與每個敵人重修舊好。他讓軍事上的敵手,被自己打敗的唐生智將軍,在自己的秘書處裡任職。唐生智後來雖曾反叛,最終卻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戰之後的一年半里,使中國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軍英雄們名譽掃地,他收買了與他交戰的軍閥手下的將軍們(無法收買的共產黨軍官們除外),他切斷真正強大的對手們在各地的聯繫,從而瓦解了他們的軍隊。他任性、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頑固、冷漠、殘酷、工於心計、狡詐、野心勃勃,並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幻想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幻想自己成為它的領袖,這兩個幻想同時出現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個人而言,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講演幾個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

  至於他的民族領導的地位,不管戰前戰後,我以為他都在十分危險的時期熟練地掌握著國家的航向,他也犯過致命的錯誤,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棄滿洲和1932年上海抗戰這兩件事情上表現出來的不近人情的內心冷漠,他是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反對聲中這樣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

  在1932年至1935年期間,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親日集團,向日本磕頭,他經常離開南京,盡量避免在談判中拋頭露面,他要麼呆在牯嶺,要麼與共產黨作戰,要麼坐飛機從這個省飛到那個省與任何他可以找的並且可以與之鬥爭的人和事作鬥爭,或者至少可以視查一下城市的供水裝置和河堤。

  這種花招玩的時間太長了,以至那時蔣介石返回南京進行一次飛行訪問也被視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惱怒至極,最後要求直接與蔣介石本人談判。

  這成為了他的殊榮,在江精衛被刺未遂之後,蔣介石重掌談判的大權,日本直接與蔣介石本人對話,這時,在中日談判中就增添了一個新的音符。在為期83天的談判中,從1936年的9 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個條件,中方就提出一個相反的條件作為交換。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間開闢飛機航班,中國的交換條件是要求日本飛機停止在中國領空的飛行;日本提出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外交部長則提出派遣部隊去消滅在滿洲的共產黨!在中日談判史上,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把自己置於與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們很可能會相信蔣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長達五六年,以便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憤懣情緒達到白熱化的程度。這種看法也許有其合理之處,因為那些年月裡的忍耐和屈服確實增強了中國人的反抗精神。是蔣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緒,然後才起來抵抗嗎?我個人以之為否。事實上,等待對中國有利。蔣介石確實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確信有各派領袖的廣泛支持,知道在與日本作戰的同時背後不會遭到暗算。這後一點,即內部分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日本人從發動對華戰爭的那天起就對此寄予希望。

  這一點已經被蔣像變戲法一樣地變掉了。

  我以為蔣介石利用汪精衛以及察哈爾一河北臨時議會與日本周旋的真正動機,是要在與日本開戰之前建立起中國的軍事力量,並且一心要消滅掉共產黨。現在得承認蔣介石有反共的情結,這是從與鮑羅廷共事以來就開始的。

  他認為自己能夠剿清共產黨。但他不能。於是,他剿共的決心就越大,直到這成為他的頑固成見。賄賂共產黨的官員已經證明是無效的。他花費了長達

  7 年之久的大好時光,枉費了相當一部分的國民收入,與共產黨打仗,進行了5 次圍剿,投入了越來越多的人力與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圍剿,他糾集了近100 萬軍隊,設立了封鎖線切斷了他們的鹽、食物和醫藥用品的來源。他「修建了數百英里的軍事公路,成千上萬的防禦工事,並用機槍和大炮把它們連接在一起,緩慢地進逼,縮小包圍圈。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這些是埃德加。斯諾在他引人入勝的長征故事(《紅星照耀中國》)中所描述的情況。他說,蔣介石「在蘇區周圍修建了一道『長城』,組成了一個逐漸縮小的堅固的包圍圈。」然而,他還是未能成功。共產黨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們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據地,卻集合了他們的全部人馬,男女老幼,黨員及非黨員,拆除了工廠的裝備,攜帶著他們的工業設備和軍事裝備,於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長征。他們突破了國民黨在西部的封鎖線,走出了幾乎是無法通過的貴州、雲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處的山區,歷時368 天,行程6 千英里(18088 裡),於1935年10月20日到達陝北。他們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戰,跨越了12個省,翻過了18座山脈(其中4 座是終年積雪的),強渡了24條河流,打垮了10個省的軍閥的圍殲部隊,然後在陝西安營紮寨,並且日趨強大起來,以至於在次年威脅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蔣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是一個超人之舉,全靠精神和士氣取勝。埃德加。斯諾說。此舉使得「漢尼拔1的翻越阿爾卑斯山看起來就像一次休假的遠足」。

  這就意味著,如果蔣介石打日本像打共產黨那樣倔強,如果中國的抗日游擊隊伍保持像紅軍那樣良好的士氣,這兩點似乎都沒有疑問,如果現在國共兩黨已經能把民族利益置於首位,這一點也無疑問,那麼日本將不是花費5 年或者7 年,而是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征服中國,與此同時,它的金融體制卻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緊張局勢。由共產黨(八路軍)領導和組織起來的抗日游擊隊在過去10年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的頑固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南京淪陷後,在漢口的中央政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已經準備去講和,只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但是我已經講過蔣介石「反共情結」的故事,這也是因為他在這些年月裡犯了一個政策上的錯誤,丟掉了在1935年與俄國結成穩定同盟的機會,這個同盟也許早就制止了這場戰爭。

  這場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戰決心是基於怎樣的一種個人見解,以及決定作出以後他的計劃和態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認為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當時形勢的。

  1937年7 月7 日蘆溝橋事變以後,蔣介石仍然猶豫彷徨,企圖避免一場大戰,這並不是因為他懦弱,而是因為他比任何別的中國人都清楚地知道這場爭鬥將意味著什麼。日本希望把這場戰爭看成是「局部戰爭」,這樣就可以很輕鬆地吞掉一個小軍閥,而不是同整個國民軍交戰,這樣,他們就可以聲明,派遣中央軍是對付日本的「敵對行動」。蔣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隊,只不過是為了騙騙中國人民,虛張聲勢,他命令他們絕對不抵抗,與此同時,1漢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 或182 ),迦太基統帥。曾於公元前218 年春率約6 萬軍隊遠征意大利。

  日本卻在之後的三個星期內在平津鐵路沿線,自由自在地調動軍隊、坦克和彈藥給養,而不受任何干擾,在所謂的「大戰」爆發之前,就已經在北平周圍三面挖了壕溝,修築了工事。蔣介石或許已經感到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軍捲入衝突。他在牯嶺召集了一個全體軍官的會議,但只是在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強烈要求,並得到他們的全力支持之後,才作出了最後的決定。也就是那時蔣介石在牯嶺才發表了1937年7 月16日曆史性的宣言,他在總體上肯定了抗戰的決心,要求日本軍隊撤至蘆溝橋事變以前的地方。然後他告誡國人這場戰爭的含義,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犧牲,並且戰爭一旦爆發,就沒有退縮或中途講和的可能性,否則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就將化為烏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體會到他這些話的要義所在。他選擇了戰爭,因為他現在對內部的團結處之泰然,因為日本把他逼到牆角無法動彈,但絕對不是因為他有軍事上已經可以與日本相匹敵的錯覺。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園殘遭劫掠、多少年漫長的抵抗,這些,他心中都有數。

  蔣介石在兩點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協約國。時至今日,蔣夫人憑著她的美國和基督教的教育對以下問題所感迷惑:西方列強對太平洋上發生的災難性的變化以及自己在遠東的利益上為什麼採取一種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對日本軍隊的恐懼為什麼如此之大,似乎日軍馬上就準備與所有的國家交戰?第二,他錯誤地估計了日本軍隊的紀律。這兩個錯誤的估計,使得在中國的戰爭變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這兩個錯誤在效果上卻又相互大體抵銷,因為日本軍隊的野蠻——偷竊、搶劫、掠奪、強姦——實際上促成了中國抗戰的巨大財富之一。如果蔣介石只失算一次,僅僅失去外援,那末紀律嚴明的日本佔領軍將是中國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災難。日本兵士攻佔城市的能力,與他們統治一個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識的缺乏形成鮮明對照。

  1937年8 月13日發生的上海抗戰,把這種衝突轉變成全民族的戰爭,這也許應該歸功於蔣,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軍則立即給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國的時候,沒有一個日本士兵被殺死,為他們入侵華北提供口實。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個日本兵士「失蹤」了。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7 月,在上海也有一個類似的日本水手失蹤事件,結果使全國上下驚恐萬狀。如果不是勤奮的中國警察全力搜尋,並找到了這個水手,發現他是因為患了梅毒而羞於返回戰艦的話,這個事件也許就會促使一場突然爆發的戰爭。日本人大失所望,那個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來,不再「失蹤」了。

  但是不久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帶著左輪手槍乘車去打高爾夫球,經過中國的虹橋機場被中國守軍開槍打死了,兩天之後,39艘日本軍艦駛入上海的黃浦江,要和平解決這一事件。8 月13日,中國空軍襲擊了日本軍艦。其餘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與蔣介石1937年7 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 日,漢口和廣州淪陷後所發表的宣言。在這個宣言裡,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最終會獲勝的因素,不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大堆動聽的言辭,而是因為這是一位將指揮這場戰爭到最後勝利的人所做的分析,這種分析是正確的。這項政策如果執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敗。這個民眾領袖在漢口淪陷後,在他的告同胞書中是這樣描繪他的長期抗戰策略的:

  第一,吾同胞須認識當前戰局之變化,與武漢得失之關係。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淺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部諸省,尤為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為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

  武漢地位,風在掩護我西部建設之準備與承接南北交通之運輸,故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北西南之建設。蓋唯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竣,而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要之物質,始得充實,而供給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東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於西部諸省,西部之開發,與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

  今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贛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後方之冀魯遼熱蔡綏蘇浙各幹線,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劃,配置適宜之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戰之戰略上言,亦不能斤斤於核心據點之保守,而反不注意發展全面之實力……

  今後武漢雖已被敵人佔領,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為空城。

  繼今以往,全面抗戰到處發展,真正戰爭從新開始,往昔敵軍本已深陷泥淖,無以自拔。今後又復步步荊棘,其必葬身無地矣。

  吾同胞須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決不可誤為戰爭之失利與退卻。蓋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應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從而益堅其自信。

  所謂一貫的方針者,一日持久抗戰,二日全面戰爭,三日爭取主動,以上三義,實為我克敵制勝之必要因素。

  抗戰發動之初,我中樞為保衛回家,已察知最後犧牲關頭己無可避免。故早已於西部奠立今日對敵持久抗戰之基礎。

  在戰事初發之時,中正在廬山講演即謂「戰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以我土地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豐,戰區面積愈大,我主動之地位愈堅,必使敵人進退動止,依於我之戰略,而陷於被動地位,而我之攻守取捨,則決不受制於敵。今後之軍事行動,已不復如在上海南京作戰時,因於地形與其他關係,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動之牽制。敵人無論如何進攻與封鎖,皆不能動搖吾人主動之方略與戰術,最後更為操勝。

  我國抗戰,絕非如普通歷史上兩國交綏爭雄圖霸之戰爭,故我之抗戰,實為民族戰爭,亦即為革命戰爭。革命戰爭者,非時間與空間所能限制,非財政經濟與交通上外來之阻難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氣與炸藥等一切武器之懸殊與傷亡犧牲之嚴重,更不因物質供給之缺乏而影響於作戰。即令武器經濟全無供給,海上交通全被封鎖,蓋民族革命之長期戰爭,未有不得到最後之勝利,而且於此次戰爭之過程中,益可證明敵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強,戰爭中傷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發展,以及我創造力與建設力之恢復,亦必愈速。

  這可真像個領袖應該說的話!事情的發展將會證明這些話的全部含義。

  下面這一點很有趣,通過上述聲明,我們看到在漢口撤退中,蔣介石命令中國軍隊全部撤離以執行他上述聲明中的政策並以辭職相威脅,這又一次證明他的冷酷無情和他的決心。一個月之前,八路軍還在反對這項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漢口,否則他們將脫離統一戰線,結果迫使蔣同意了這

  個要求。這種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內閣中的紛壇見解。可謂小巫見大巫。

  漢口的保衛,戰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進一步推進,並給日寇盡可能的重創,這是不無道理的。但是,蔣介石在此事中所採取的立場,表明了他在考慮有關抗戰的更重要一些的問題,表明了他固執的現實主義,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尋求的一場決戰,又要保持主動,迫使日本在有利於中國的地區作戰。

  如果有人拿出中國的地形圖來研究,他就會發現日本侵佔中國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 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區例外,日本軍隊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一直在經歷著最艱難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佔的地區有長江兩岸及其三角洲這樣一片狹長的地帶。安徽的淮河流域,蘇北以及河北和山東的黃河流域。

  在本書撰寫的過程中,仍然有兩個海拔低於100 米的地區未被日本佔領,九江南部的鄱陽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漢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區,接近湖南的長沙。在這些地區日本的侵略自然不會受到堅決的抵抗,這個地區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 英里到宜昌。並順著廣漢鐵路南延300 英里到衡陽,日本軍隊將可能佔領這些地區。其餘全是山區,蔣介石願意在那兒同日本作戰。

  從揚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陽,地形突然升高,這就是鄂西山區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廣漢鐵路的西面。換句話說,如果你拿支鉛筆把日本到1938年底為止所佔領的中國領土畫成一張地圖,就會發現這些地區恰好都處在海拔100 米以下,例外的情況下已提及。其餘的便類似山西的情況了。在那裡,日本2 萬人的整個師在4 個月內被中國游擊隊不知不覺地消耗殆盡,而沒有爽快地打過一仗。

  從1939年初開始,戰爭的基本特性將會改變,日本將要在佔領區打一場消耗性的防禦戰,並要極端艱難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國其他地區推進,中國要在各條戰線上,或者沒有戰線的戰線上,進行一場拉鋸性的攻防戰。中國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現在某一點上。這種情況再也不會出現。因為自然地形並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團的作戰力量將要分遣到全國各地,去選擇有利於自己的地形,牽制敵人,使他們到處應接不暇。然而在戰爭的頭一年半里,中國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為最佳的時間和地點發動進攻;與此同時,那些擴大了的被佔領區也為中國人提供了同樣眾多的可供選擇的進攻機會。總的來說,中國將保持進攻的主動性。這將成為中國抵抗戰爭的特性。 
 


 
為什麼日本必敗
 
  今天我們看到的武力較量,是兩個民族願望之間的衝突。日本的願望是征服,中國的願望是抵抗。由於這兩個願望都同樣強烈,由於日本人意志堅決,組織有素,而中國則要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戰,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縮和讓步。這樣一點是肯定的:中國的領導不會猶豫,中國的士氣也不會低落。因此,結果就成了日本的財政金融和中國的士氣之間的忍耐性的較量。不論哪一方,只要具備較為持久的力量,它就會勝利。日本表面上佔領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價,它在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的損失也就越大。假設中國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佔領了整個中國,僅僅是維持這種佔領,日本也會把自己置於死地。因為日本要設法補充並保持全部佔領區的100 多萬軍隊,在一個敵對的大陸上面對四萬萬敵視他們的人民。進行它只能進行的防禦戰。這個觀點當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之上的——中國的繼續抵抗、團結和高漲的士氣;日本無力鞏固其勝利,無力繼續搜刮中國的資源,以及財政的枯竭——但這些假設都是建立在鐵的客觀事實之上的。這就是日本為什麼必敗的原因。

  日本將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戰爭那場損失慘重的勝利之覆轍,最後不折不扣地崩潰,它比俄國還要渴望和平。最後被迫接受子虛烏有的勝利。在1905年那場戰爭結束之時,日本就像一隻好鬥的公雞,在勝利的剎那間高聲啼叫一番,而後就倒地而斃。日本梢疲力竭,甚至無力在和談中向俄國要求戰爭賠款。因為不然的話,俄國就會威脅說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時事評論員們對羅斯福總統說,讓日本從嘴裡吐出它的「勝利」果實滿洲,是「無法忘記的不公平」,這就是這種「不公平」背後的故事。另一個美國總統也許會強迫日本放棄中國,但他不會這麼做,也不能這麼做,除非日本處於日俄戰爭結束時那樣的經濟困境,現在需要中國人來創造這種困境,那時,美國和英國的干涉才會成為可能。

  著者無意再深入探討日本的財政、中國士氣的高漲、中國游擊隊的抵抗,以及日本「佔領區」實況等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始終勝利的基本條件。日本財政的衰微和羞於見人的黃金儲備,是聰明的西方人士眾所周知的事。集權主義的措施只是對國內的財政有利,並不能改變日本需要繼續用黃金和萎縮了的出口貿易來支付必須從國外進口的軍用和商用原材料這樣一個事實,集權主義也無法把一個國家的外貿從戰爭所造成的災難之中拯救出來。

  另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是,日本對鐵路沿線地區控制無力,在所謂「佔領省份」鐵路沿線的軍隊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個山東和河北的農村,還看不到日本軍隊的影子,那兒是由中國的國民政府加以統治和管轄的。其縣吏和省官是由國民政府委派的,他們在山東和河北的權威,實際上比戰爭爆發之前還要穩固。中國人還是繼續收稅,開辦郵局和銀行,由鄉村合作社統營各種農產品;北平傀儡政府派來的人一到鄉村就被暗殺;八路軍在農民中組織的完整的偵察系統,使漢奸們不可能滲透到農村中來;游擊活動頻仍於北平、濟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國的游擊隊在日本守護的鐵路上跨來跨去;一批批的「滿洲國」軍隊以及駐紮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裝起來的中國和平保衛團開了小差。鐵道時常被扒掉,日本軍人彼截,日本人的前衛部隊被一批批地消滅掉。中國的游擊隊穿上了被俘日軍的服裝,他們三分之一的軍火要從日本人手上奪得。在這種情形下,河北、山東、山西的日本人從來不敢冒險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動。在石家莊這個京漢線和石太線的重要樞紐,日本佔領已這一年半之久,現在他們不得不在夜間退到只佔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盤固守,而雲集在郊區的游擊隊則夜襲進城,獲得他們的糧食供應,與被佔領區三分之二的老百姓親熱一晚,然後在黎明時分悄然而逝。

  最終結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佔領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裡的日軍提心吊膽地守衛著。城裡大部分是非老即窮,無力逃跑的人。這樣的城市毫無貿易或商業開發的可能。事實上,每多佔領一個城市,就意味著日軍要增加一份守衛的負擔,要進一步擴展其單薄而危險的交通線,並在其不斷增加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費上再加一個項目。

  現在日本人必須承認對他們的仇視和恐懼是非常普遍的。他們的野蠻、傲慢和不道德,使單純無辜的人民蒙受災難,使得中國所有的城市和鄉村的人們在日軍到來之前就遠走他鄉,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樣,就是給他們獎賞也沒人肯回去。在這一群群現代化的野蠻人到來之前,有5000萬中國城鄉居民大規模地離鄉背井,拋棄了房屋和財產去逃難,這是日軍所作所為的最好註解,日軍官兵的洗動、掠奪和強姦所獲得的個人利益,使得日本作為國家不可能從佔領區獲利。在戰爭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剝削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被動的抵制,有被佔領區人民的極端貧窮,還有不安全的形勢。

  日本人強姦中國婦女,槍殺市民,把戰俘關在封閉的草棚裡或者乾脆在他們的頭上潑灑汽油燒死,挑殺嬰兒,圍捕年輕人,溺殺難民,沉沒漁船,大規模轟炸城市,這些令人難以想像,令人髮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國的觀察家們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報道。對這些事實1,我們如果能變得麻木無情一點,就可以從長遠一些的觀點來看問題,把它們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為只有這樣,中國各階層的人民才能團結起來,增強抵抗的決心。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沒有一個民族或者國家曾經像日本對中國那樣以如此之大的規模,將一個鄰國的人民無例外地置於一個更凶殘、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敗壞的統治之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歐反華信條之果,這種信條有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殘酷是不會也不可能罷休的。對我這樣一個生長在廈門的人來說,童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領事館對由日本臣民在那個港口過去30年間所開設的鴉片煙館、賭場和妓院的庇護。無論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敗壞,還是他們墮落到低於一個真正偉大的民族的道德水準,我都絲毫不會驚奇。當一個民族利用治外法權這個特權,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勵大批的兵痞用一隊隊的大汽艇、登陸坦克、卡車,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走私,並給予直接而明確的領事保護時,這種走私就再也不能說成是個別人的行為,這個民族已經墮落到了幹一些真正的一流強國所不恥於幹的事情。

  1原註:參見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歷史性著作《戰爭意味著什麼:日本在中國的恐怖》。

  日本今天的這些暴行和卑劣行徑是與他們戰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徑相輔相成的,並且都源於同一個種族性格。在承認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羨慕的性格特徵的同時,我也得不無遺憾地承認他們某些令人厭惡的「卑劣」的品質,這是我綜合多年來各種印象之後所下的結論;這一點,一個誠實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會認可的。

  我並不想在這兒奢談日本人的種族特性,我僅僅是指出日本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達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卻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說,就遠比英國人低。我想要說的是,日本對待中國大眾的行為特點是不會改變的。東京的日本當局於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個窘境:知道這種野蠻行為會繼續下去而無可奈何,卻又希望這種野蠻行徑所產生的壓力會迫使中國人變得道德敗壞,以至放棄抵抗。當然,結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絕承認日本是中國反日運動的教父,拒絕承認中國人都有權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對華政策所主張的東西,我不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傳的結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歐反華信條之果,這種信條有時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日本的高傲和殘酷是不會也不可能罷休的。對我這樣一個生長在廈門的人來說,童年時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領事館對由日本臣民在那個港口過去30年間所開設的鴉片煙館、賭場和妓院的庇護。無論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敗壞,還是他們墮落到低於一個真正偉大的民

  族的道德水準,我都絲毫不會驚奇。當一個民族利用治外法權這個特權,有組織、有計劃地鼓勵大批的兵痞用一隊隊的大汽艇、登陸坦克、卡車,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走私,並給予直接而明確的領事保護時,這種走私就再也不能說成是個別人的行為,這個民族已經墮落到了幹一些真正的一流強國所不恥於幹的事情。日本今天的這些暴行和卑劣行徑是與他們戰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徑相輔相成的,並且都源於同一個種族性格。在承認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羨慕的性格特徵的同時,我也得不無遺憾地承認他們某些令人厭惡的「卑劣」的品質,這是我綜合多年來各種印象之後所下的結論;這一點,一個誠實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會認可的。

  我並不想在這兒奢談日本人的種族特性,我僅僅是指出日本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達到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卻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說,就遠比英國人低。我想要說的是,日本對待中國大眾的行為特點是不會改變的。東京的日本當局於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個窘境:知道這種野蠻行為會繼續下去而無可奈何,卻又希望這種野蠻行徑所產生的壓力會迫使中國人變得道德敗壞,以至放棄抵抗。當然,結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絕承認日本是中國反日運動的教父,拒絕承認中國人都有權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對華政策所主張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日本人缺乏敏銳的辨別力呢,還是缺乏幽默感。日本人不能或者不願意承認中國人非常英勇地保衛上海是因為每個中國士兵都憎恨日本人;在日本人中流傳著的故事是:中國士兵即使在敵人的飛機、坦克、大炮的攻擊之下也不臨陣脫逃,僅僅是因為蔣介石在他們背後安置了督戰隊,如果他們企圖退卻,就要遭到蔣的機槍掃射。真正的原因——儘管這些解釋也許有些悲傷——是中國士兵們的背後都站著他們被蹂躪過的姐妹們、母親們、妻子們和被殺害的嬰孩們的幽靈,是這個在激勵著他們去繼續戰鬥。這一大群被蹂躪的妻子和被殺害的嬰孩的幽靈將隨著戰爭的繼續而增多,並且不論中國士兵走到哪兒都緊緊跟隨。因此,如果日本戰爭機器的目的是轟炸、殺害、強姦中國人,以使他們熱愛日本,那末,日本的戰爭機器將不得不殺掉4萬萬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的、具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日本煞費苦心地渴望撲滅這種反日情緒,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對付此事的認真態度,使得此事更具戲劇性。看來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有些東西即便是炮艦或轟炸機也不能撲滅的。日本的轟炸機也不能轟炸掉作用與反作用的自然規律的存在。

  在今天日本陸軍和海軍的頭上,徘徊著致命的幽靈,一個民族命裡注定要去完成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並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毀滅它自己。日本人過於堅定,過於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棄靠轟炸、殘殺、蹂躪中國而使其拋棄反日態度這樣一個喪失理智的使命,並且不到她把自己弄得實在精疲力竭的時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盡的時候,不會停止這些行動,何其可悲!

  「噢,人們什麼都敢做!什麼都可以做!人們每天都在做些什麼!卻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可見,前途是毫無疑問的。從1939年起,中日戰爭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的抵抗力量將分散在各條戰線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點,在未來的長時期中,抗日戰場上不會有什麼壯觀的戰爭,但卻更有效果。日本將要保衛更多以往曾由中國人保衛的地區,日本在中國土地上的部隊很快就必須超過100 萬,僅僅是維持這100 萬士兵的消耗,就會使日本在一年之內財政全面匱乏,從現在算起,至少還要有半年的時間日本人才會意識到蔣所提出的長期抗戰的全部本質。到1939年晚些時候,日本人所面臨的破產會迫使他們去尋求和解。但是,這一天的到來會伴隨著太平洋力量的干預。到1980年,日本就會忘記所有這一切,並會談論美國總統強迫它吐出其「勝利」果實的「不公平」。對日本民族來說,即使在1940年,這也是一個多麼值得深思的問題啊!

  民眾對他們領袖的無知得付出多大代價!有時候,僅僅是消息靈通一點,就是一項偉大的品質!在7 月「蘆溝橋事變」的前幾個星期,全面戰爭開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從東京發出的登在《紐約時代週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報道。這篇簡短的報道說,日本的一些軍國主義者向他們的政府保證,蔣介石的抵抗之談只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而中國的團結也仍然是騙人的把戲,經不起日本的攻擊。但在同一天,一位剛從中國回國不久的外交官則警告那些領導,說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國家,事變的惡化將意味著毀滅性的大戰。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戰爭開始後不久寫的(發表於《亞洲雜誌》)那樣,「用中國話來說,日本是『騎虎難下』,既下不來,又不知如何繼續走下去,焦慮萬分。但它又不得不繼續『騎下去』。日本實際上陷入了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與此同時也巴望著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當它在考慮蔣介石關於抵抗的談話時,錯誤地估計為『虛張聲勢』。其次,它錯誤地估計了中國團結的力量。第三,它還錯誤地認為,向中國的婦女和兒童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就會嚇倒中國人,而不是使中國的抵抗力量更加強大。因此,如果日本的發言人下次聲稱只有他們才瞭解中國人,而西方人則不行,我們只要指出這個事實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誡道「我不得不假設一場持續多年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將出現徹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們面前是一場要打一兩年的戰爭,唯一肯定的事,是兩個民族都將毀滅」。日本軍隊具有勇氣和進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諒的缺點,他們對中國可悲地無知。孔子曰:「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很明顯,孔子作為一個君子,將會從心底裡憎惡今天的日本軍隊。孔夫子的反日態度由他的信徒子貢的進一步陳述確定下來:「惡激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篇第十七)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 月30日《紐約時代雜誌》),我曾經寫道:「中國戰鬥到底的決心將促成一個僵局,我相信這是唯一確定的結果……在這場戰爭的末了,中國將遭到破壞,而日本則會虛弱得變成二流強國。當日本接受了來自第三者顧面子的調停而被迫停止侵略的時候,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將被用來參加完成國家民族恢復的艱巨任務。這場戰爭的影響,在以後的幾十年都能感覺到。」 
 


 
中國未來的道路
 
  人類的一切生活無不蒙上自己過去的陰影,並把現在的陰影投給未來。

  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一個人所做壞事的影響比他的生命還要長久。這場戰爭的幽靈,將徘徊在東方的大地上,在今後幾十年內都會給中國和日本投下陰影。

  這場戰爭最終會給中日雙方帶來不少大傷腦筋的問題。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將有許多麻煩需要解決——國際貿易中斷

  之後的麻煩、國際信譽的喪失、財政的枯竭、通貨膨脹、工業軍事化造成的失調、賣不出去的債券、消費開支的上漲,以及戰爭所造就的大批野蠻和慘絕人寰的歸國士兵。日本將會在各方面都受到它自己的軍國主義者們瘋狂冒險所造成的後果的懲罰。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將覆滅,中國也不可能強求日本支付戰爭賠款以補償它給這個和平安寧的鄰國所造成的災難,如此而已。日本停止入侵,就已構成了它自己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但是因為日本海軍仍舊未受攻擊,中國現在也沒有得到外援,以建立起強大的空軍從而與日本繼續打下去,戰爭的結果也就只能如此了。

  日本精疲力竭或者幾乎精疲力竭之時,太平洋力量的干涉是肯定的,這是由自私的經濟利益所決定的,事實上僅僅依靠經濟和外交上的壓力,各民主勢力就能夠使破產的日本接受和平,或者進一步,只需給俄國熊一個信號,讓它撲向日本,並與之配合默契,大功也就合成了。然而由於這樣做並不符合資本主義列強的本性,所以極不可能,除非俄國熊自己決定去進攻日本。

  可能的情況是「太平洋力量」將稍稍提高自己的嗓門,而日本外交官將把自己的聲音降得柔和一些。與此同時,美國的公眾現在既然已經不再擔心和搖搖欲墜的日本作戰了,並且不再認為日本佔領中國和俄國之時會與美國交戰,他們已從這種荒唐的恐懼中解脫出來,於是美國政府將仍然踏著忸忸怩怩的步伐與「太平洋力量」保持「同步行動」,不偏不倚地來加強東方的和平了。儘管英美的聯合行動有實力作後盾,是可能代中國要求賠償的,然而,美國的冷漠態度將決定它不會使用武力來達到這一目的。「太平洋力量」所感興趣的,首先在於門戶開放政策和《華盛頓公約》的各項原則的重申,其次在於限制日本的陸海軍力量。這是消滅太平洋上一個對手的絕好機會!著者並非暗示說美國對中國缺乏友好和同情,我的見解是建立在鐵的事實之上的:任何國家關於「國際友誼」的談論只不過是一種外交辭令,一切國際外交都不是基於感情,而是出於各種利益上的爭鬥或聯合。

  然而,在明智的外交官看來,中國以及其他「太平洋力量」民族,將從日本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和平利益出發,去修復那個無論何時都能用戰爭來吞噬掉日本人民本身及其鄰國的日本政治憲法上嚴重而致命的缺陷,堅決要求日本在憲法上削弱軍方的勢力,消滅超級內閣、超級議會和超級法律特權,要求恢復日本的真正民主。在這場災難性的戰爭終了之時,提出這樣的要求將很可能與已經存在於日本議會中的情緒不謀而合,並將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傾覆。日本人民應該受到保護,以免受他們自己國家那些嗜血的戰爭狂和急功好利的軍國主義者之害,民主力量必須在日本有所加強。

  如果我能夠自行其道,我要強調以下「三原則」作為公平合理的和平的依據:(1 )日本必須放棄「反共產國際」的協定,而中國將和日本「合作」共同消滅日本法西斯。

  (2 )必須廢除日本陸軍和海軍的超級內閣、超級議會和超級法律特權,日本要在其他國家的幫助下建成真正的民主國家。

  (3 )日本必須放棄其反華政策,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主權。

  這些都像廣田的三原則一樣動聽,只是在內容上少了些邪惡和偽善,筆者也很願意成為我國軍事家們精練的代言人。如果不會破壞美麗的「三原則」,我將加上第四點:(4 )門戶開放政策將在中國保持下去,而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以及各項特殊權利和要求必須予以廢除。

  關於中國戰後的對外關係,我堅信將出現一種各民族間的友愛、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全新氣氛,一種中國通過自己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贏得的新氣氛。實際上,中國將結束自19世紀與西方關係密切之後所打的第一次勝仗。

  這是本世紀唯一的一次沒有喪失尊嚴的戰爭。不過,正如日本將是一個困頓不堪的失敗者,中國同樣也將是一個困頓不堪的勝利者,眨巴著眼睛、步履踉蹌、衣衫襤樓、氣喘吁吁地歡呼勝利。可以肯定,這裡有一種心靈深處的歡欣,一種保住了國土不受敵人霸佔的喜悅。但是,在被毀壞的耶路撒冷的廢墟上,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勝利的歡欣與民族解放的喜悅多少會被借債的必要而沖淡。偉大的民主國家們將會運用經濟這一武器,來維護他們在中國的權益。屆時,骯髒的鈔票將會成為遠東國際友誼最大的紐帶。

  那時,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以及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將會十分有趣而值得一觀。但從總體看,我必須說,雙方的態度都將更為健康。在中國方面將會有一種重新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這種自豪感同時被中國人傳統的理智和克制以及所講的借債的必要所沖談一些。在外國人方面,將會有一種熱望保持舊日某種特權的態度,同時也被一種真摯的友好所沖淡。中國為她自己的成功而歡欣鼓舞,民主國家們為太平洋對手的衰弱而對中國感激不盡,雙方都將充滿了寬宏大量的精神,因為幸福和感恩的人們有資本寬宏大量。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是為了民族獨立和解放而戰,也是不可避免地為一個更偉大的目標而戰。她勢將改變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力量平衡。

  中國和日本被迫進入財政崩潰的境地,也會造成一種新的形勢,那就是英、法、美和蘇聯的漁利。

  我不敢苟同於中國外交官所謂中國是為神聖盟約的原則而戰的觀點;中國是在為比這更基本的東西而戰,即保衛自己的家園,保衛民族生存的權利。

  在這10年中,無論美國、英國、法國,還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力量,沒有任何一方願意為正義的神聖原則或盟約的尊嚴而戰;所以,為什麼要期待冥頑不化的中國異教徒為一種理想化的原則而戰呢?更何況據我所知,這種理想化的原則並不存在,除非在天堂;但是那個虛無縹緲的天堂誰也沒見過。如果傻里傻氣的中國人一開始就為白裡安- 凱洛格條約或《華盛頓條約》的神聖性而戰,並在幾個月裡就發現其他簽約國家使我們失望,難道他們會繼續戰鬥而不盡早放棄堂。吉訶德式的努力嗎?

  儘管我不同意關於中國加入這場戰爭的動機的說法,但我並不否認它實際上的含義和結果。不管中國願意與否,她都將單槍匹馬地作戰,不僅為神聖盟約的道義,而且也為全體太平洋力量所熱切渴望的許多東西而戰。事實上,中國如果說不是出於本意,將為防止東方喪心病狂的法西斯主義的氾濫而戰,她將為摧毀一個潛在的下一次歐洲戰爭中德國與意大利的強有力的同盟而戰。她將戰鬥並挫敗可怕而龐大的日本土地上帝國產生的可能性。否則,這樣一個帝國會用它永不枯竭的人力物力威脅世界和平和國際貿易。事實上,她將為保護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者而戰。這些美國人一年前還迫切希望把棉花賣給日本,好永遠搞垮日本的棉花貿易。她將阻止日本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自足的強國。她將有效地阻止日本向菲律賓、印度支那、暹羅,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等地推進。一言以蔽之,她將不無譏諷地為反對「亞洲人之亞洲」這一主張的實現而戰,並把世界從真正的「黃禍」中拯救出來,這種「黃禍」正在對全世界進行著軍事和商業的侵略。她也將阻止日本的瘋狂排外和排斥白種人的情緒,她將削弱並拖垮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強大的對手,並且打敗一個戰爭期間無惡不作,據我所知最受美國人民深惡痛絕的民族。她將會順便為美國人民節約幾百萬美元的重新裝備費。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民主力量在戰後以感激和慷慨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原因。民主力量決不願意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大打出手,他們將會高興地發現門戶還開著。因而,他們對門內的主人至少要更客氣一些。

  主人會同樣地客氣嗎?他們會不得不這樣做的。西方外交官們的談話會充滿「繁榮昌盛」、「前程似錦」等等溢美之辭,中國人也會以一些漂亮的廢話作答。但要緊的是,他們將會上門借錢給你,而繁榮昌盛、前程似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國貿易,不值得外國人為之爭鬥的貿易,將會變成一個沒有任何風險的非常賺錢的買賣。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國士兵和年輕好鬥的黨人,不可能學日本的樣子,時時地對外國人蠻橫逞兇來宣洩他們新發現的自豪感。中國人與生俱來的遇事忍耐的品質又會出現。可以相信,蔣介石會制止任何對有財力的借貸者的粗魯行為。至少中國人不會用機槍掃射英國大使的轎車,不會擊沉揚子江上的美英炮艦,不會用腳去踏穿著緊身短襯褲的美國婦女,不會打美國領事館官員的耳光,不會把美國國旗扯下來扔進黃浦江,不會用刺刀去刺保護中國婦女的法國牧師,不會要求外國記者在上海外白渡橋中國警衛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煙,儘管人們期望中國人會做出這些粗暴無禮的排外主義和反歐主義的行為,但即使「義和拳」也沒有完全做到。1900年「義和拳」的排外主義已成為一種敵視中國的一成不變的標籤,並為西方公眾所接受,這些西方人沒有意識到近40年來中國人的民族驕傲已經被徹底摧毀,這種榮譽已經傳給了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齊格菲1、裘利斯。凱撒(1 )和太陽女神的後代們。

  1齊格菲(Siegfried )一譯為西格夫裡特,德國十三世紀初民間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的英雄,相傳以龍血沐浴後,全身刀槍不入。

  此外,人們應該充分認識到,一個人降臨此世,造物主必定會賦予他一定量的人類憎惡。這個數額因人而異,但不能超過他的心理負荷。只有那些心理變態的個人或民族才會恨所有的人,中國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實在就沒剩多少憎恨去恨別人——無論是白種人、黑人還是褐色人種,我相信現在中國人就總體而言都認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認為其他民族起碼是他們的同類。難民營裡的白人醫生、護士以及傳教女士的工作使這種對比更趨明顯。那些曾經在東方受到譭謗的白人僑民在這次戰爭中至少已經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他們是為了他們國內的美國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這些商人卻在咒罵他們,要他們撤出中國。哦,西方人能夠體會到中國人的受寵若驚這種偉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質嗎?美國紅十字會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他們原本可以給予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和孤兒們以同情,可以為將來美國的在華貿易贏得中國成千上萬人的友善。這種疏忽是無可原諒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國醫生和護士在各地護理中國婦女兒童的情景,在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可以構成一幅令人難以忘懷的畫面,而不是現在這樣為數不多、孤零零的幾個形象。但是,日本決不會要美國紅十字會插手它在東方的事務。因此,我只是推測,而不作解釋,對這種公認的失誤作解釋不是我的責任。據我所知,美國紅十字會為救濟中國,正「準備接受捐獻」,不過,當積極活躍的美國精神變為消極被動,且什麼事也不樂意干的時候,我就知道準是有什麼地方出了些差錯。

  然而,事實上中國將在外國人的幫助下與日本作戰,並在他們的干預下實現和平,儘管中國是單槍匹馬地和日本打仗。這會有助於減輕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滅感,這些都是由於西方列強在戰爭開始的一年半內未能履行條約賦予他們的義務而造成的。可是,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隨著日本和西方貿易利益的衝突,由於日本向華南推進而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激烈,由於戰爭趨勢日益明朗化,中國抵抗不會失敗,日本無法勝利,來自法國、英國、美國的援助也會日趨重要。由於日本在逐漸衰敗下去,英美的態度也會逐漸強硬起來。無形的聯合抵制,嚴格地控制日本信貸,禁運物質,經濟上的報復行為,官方的舉動,都將逐步升級,直到主動干預的時機到來。這種反應自然會促進中外友善。一般的結果是,西方人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將會很快被廢除,而《華盛頓公約》的偉大原則將得到維護,中國將在外國資金的幫助下繼續進行自1937年7 月由於戰爭爆發而被迫中斷的民族復興和重建。

  中國的內部政體將會由國共兩黨的爭鬥,或者說由蔣介石與八路軍將領朱德、毛澤東之間的爭鬥引出一個折衷的結果,中國文化傳統的遇事忍耐的寬廣基礎,將會促成一個介於獨裁統治和共產主義之間的政治折衷,將產生一個有中國自身特色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種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廣泛深入的鬥爭中,中國將傾向於民主主義。

  極大的可能是傾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強有力的獨裁統治,但這種獨裁又有別於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權主義。蔣介石的個人聲望通過他在這場戰爭中的無畏而英明的領導將變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將領導一群龐大的追隨者並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將不僅僅是印度的甘地那樣的道德上的獨裁者。他沒有拋棄,並且將來也不會拋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主張。但是他將以中國的方式控制整個中國政府,雙手緊握軍事、財政和政治大權,在中國民主政體的框架中取得實際上的個人統治。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的重振所面臨的緊急問題同樣需要權力的高度集中。你會聽到許多關於「三年計劃」或者「五年計劃」的說法。中國的環境和民族傳統不會允許蔣介石宣佈自己為中國的「獨裁者」,而他也不會那樣做,但是一個人沒有那樣的頭銜也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領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馬薩裡克1。蔣介石已經表現出來的一些品質,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國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獨裁。事實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決意奪權時老練成熟得多。獨裁統治畢竟只是政府的一種極端形式,而中國人是何其痛恨極端!沒有一個中國的政府領導人支持法西斯主義或獨裁統治;而蔣介石周圍將是這樣一些反對獨裁的人,他要同他們一道工作。他的權勢已如此顯赫,他沒有必要去違抗民意,實行法西斯統治,從而動搖自己的領導。

  1馬薩裡克(T. G. Masaryk ,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1928一 1935 )。

  另一方面,共產黨青年和八路軍領導的力量正在增長。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和中國抗日游擊隊伍活動範圍的擴大,左翼人士將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勢,並將強大到足以讓蔣介石注意他們的要求。朱德和毛澤東也會變得中國化、老練和狡黠起來,並避免走極端,而是致力於妥協和解嗎?答案是他們已經如此這般地做了。知曉朱德和毛澤東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絕不是狂熱分子。他們宣佈不僅在戰爭期間,而且在戰後重新建設時期都願意和國民黨合作。這一宣佈意義重大,而且共產黨領導人從不食言。就今天所處的形勢而言,左翼人士已經放棄他們那獨特的沒收地主財產的共產主義綱領,而採取民主的立場,打算以一個合法政黨的身份,在民主體制下開展工作。他們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已經認識到蔣介石的領導對中國這代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們已經接受了這個領導。他們處在反對黨的地位上,自然會贊成反對黨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權利——換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以及批評國民黨的權利,這也是他們一貫明確的主張。正是由於這個左翼團體的存在才會阻止國民黨步步陷入一黨統治,這個團體會變得非常強大而不可忽視。他們的游擊隊在抗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實際上贏得了一半的戰爭,所以人們都不會容忍蔣介石發起另一場反共運動,而蔣介石則太聰明了,他不會去冒這個險。最終的結果將會是左翼集團將形成一股健康的勢力,以保證民主政體和機制不受任何一黨專制的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將變成一種能代表普通百姓、農民、勞工的力量,強迫國民黨重視鄉村的重新建設,這也正是中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也將通過戰爭給農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經驗、訓練和技能,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把農民武裝起來,教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進行自己的戰爭。

  鄉村組織機構內部將會發生一個變化,他們將學到,政府是服務於大眾的機構,而不同於舊的官場。游擊區鄉村人民的政治素質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這些使我們面臨這樣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將成為中國民主政體的基石。我們即將看到的逐漸在中華民國形成的這種民主體制,將有別於美國的民主體制。正如美國的民主體制不同於英法一樣。中國人知道如何制訂各項制度以適應自身特點以及思考方式。人們無法事先言中政府將採取何種形式,使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機構,各種代表制度都有何權利等等。用任何一個西方的模式來判斷中國民主的進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膚淺的。與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來,並不能保證一個民主體制不墮落到財閥統治。因此,即使是美國憲法也必須遵循《獨立宣言》的原則以及人類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們必須把民主作為一種手段與民主自身作為目的這二者區分開來,必須把民主的機構與民主的精神區分開來。在中國,西方的民主機構將與古老的民主精神結合起來,這種精神與中國一樣古老。民主政府的機構將是新的,而人類自由、寬厚、民主,政府以為民造福為己任,這些觀點廣泛的基礎卻與《孟子》和《書經》這些最古老的孔學五經一樣的古老。這也同中國史學家的理論一佯古老:根據《書經》所述,一個朝代當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對人民施行暴政,它就會失去委託的權利,人民有權利起來反抗,所以在中國,共和政府的新機構將是這種新民主中最不討人喜歡的一面。甚至也許會有高尚體面的中國紳士毫不謙虛地叫他們的選民選他,所有的候選人將會忘記一旦當選,他們會多麼不稱職。我真害怕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在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27年裡,我從未看到此類事情的發生。任何

  事情都是通過幕後的操縱和私下的賄賂而成功的。做得既體面又高尚。中國的議員很可能仍是被三顧茅廬之後才肯去任職,去「精忠報國」。然而,除了那些知識學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為偉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員之外,人們看到今天「參政會」中有來自各階層的代表。這個議會在戰爭開始後進行了第一次會議,標誌著國民黨將政府還給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農民和勞工的代表在議會中將如何行使他們的權力。所有那些遊說、黨派政治和撈取選票時的醜惡特徵以及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權利的深刻教訓,中國人民都將慢慢學到。

  然後重要的是,人民已經有了明顯的西方意義上的那種覺悟,在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公眾輿論。戰爭對整個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階層人民都積極參加到保衛國家的戰鬥中來,這些都將進一步加強並深化這個有組織的公共輿論。民主,歸根結蒂也要依靠這種輿論。在憲法的指導下,現代的公眾輿論,比起過去老百姓賴以向皇帝申訴的什麼「民聲」、「言路」等等會得到更好的組織和保護,而這種「民聲」、「言路」則曾經是古代中國的廉潔政府向人民「開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對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執行下去,將會使人們的心理和公眾態度有根本改變,並使消極冷漠的中國人轉變成在社會和政治上都積極上進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國人「冷漠」的根源時特地指出來的那樣。坦率他說,4 萬萬溫順的中國人學著「趾高氣揚」和「堅持自己的權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懼。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國哲學家會理智地防止這個民族不加思索地闖入行為和意識上的極端。自由主義不會在西方消亡,也不會在中國消亡。這一點我深信不疑。畢竟中國人的人道主義和理智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財富。正是由於這種精神才使得蔣介石不像歐洲的獨裁者那樣地獨裁,這種精神又保證了專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於中國人民,便注定要失敗。

  正是這種精神削弱了古老的、專橫的君主統治,使中國人不可能視皇帝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個朝代裡我們已經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腦袋,這使我們無法相信他們是神話中太陽女神的後裔。正是這種精神使我們賦予諸神以人性,同他們開玩笑,認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會太神。公元5 世紀的一個民間故事,講述了一個農夫和雷神的爭論。當雷神的霹靂快要擊到他時,他把雷神說服了。原來雷神並不知道實情,上了蛇精的當,對農夫產生了偏見。是蛇精吃掉了農夫飯籃裡的食物——一個十分憨厚勤懇的農夫的飯籃——然後那蛇精才被農夫打敗的。雷神認為自己「無理」,就轉而將蛇精擊死在洞穴裡。正是這種精神便使中華民族不可能因為政治學教授說了句「皇帝是國家的器官而非國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發生在東京的事情那樣。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中國的君王們被奪去了皇冠,中國的暴君被推翻,中國的英雄被拉下了馬。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中國人在看到在267 萬3 千平方英里的滿洲1讓給日本之後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貪得無厭,他們才終於被迫奮起作戰,正是由於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起而譴責納粹德國政權迫害那些沒有保護的婦女和兒童,並且強迫他們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亂負責,賠償損失。這種精神也使得中國人懷疑歐洲文明是否還存在。

  人文主義和理性精神與幽默感和平衡感有關,並會排除各種各樣的狂熱。中國的文明、個人和公眾生活過去都以這種理性為基礎。我們可以肯定,1原文如此。此處林以「滿洲」代指「日本佔領區」。

  中國必將消除一切狂熱,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東西。 
 


 
譯後記
 
  林語堂這個名字,對我們來說,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卻不知道他還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學者。人們不僅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並且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語言學家和幽默大師。

  林語堂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兒,一向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為座右銘,他於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龍溪縣一個傳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學於廈門尋源書院和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來比錫大學,分別獲碩士與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和廈門大學,並在國內外創辦和編輯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後,他一直客居美國,1966年到台灣定居,1969年當選為台灣國際筆會會長,1975年4 月被國際筆會維也納第四十屆大會推選為副會長,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一。1976年3 月26日,他病逝於香港。林語堂先生一生著譯頗豐,有散文、小說、政論、詞典、教科書等。他的著作,在東西方都極受歡迎,曾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以至現今美國大的圖書館幾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國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該書是應美國紐約莊台(John Day)公司之約,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廬山附近的牯嶺用英語寫就的, 1935 年由雷諾與希師閣( Reynal &Hitchcock )公司出版。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國文化為出發點,對中西文化作了廣泛深入的比較,旨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使西方人能夠比較確切而客觀地瞭解中國。

  該書出版之後,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被推崇備至。1936年,英國倫敦威廉。海涅曼(Wiliiam Heinemann )公司再版,以後曾被譯成俄語、日語、瑞典語等多種文字出版。據譯者所知,中譯本有1936年上海西風社出版的黃嘉德所譯《吾國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聞出版社出版的鄭陀所譯《吾國與吾民》,可惜一般已極難看到。

  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該書的修訂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記錄了作者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的思考,關於舊文化能否拯救中國,關於為什麼日本必敗,關於中國未來的道路……

  歷史經過了半個世紀的落差,今日之中國已不復為林語堂先生筆下的中國,今日之中國人民也不復為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尤其是社會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現實永遠給人以現實主義的教育,半個世紀之後的中國人繼續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著深刻的反思。他們在思考些什麼?他們又發現了什麼呢?

  朝花夕拾,我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譯介本書,旨在引起人們進一步的思索,幫助他們更好地反思傳統,反思自我,而不是簡單地去接受或批評書中的片言隻語,相信他們也不會那麼做的。

  本書由兩人合譯,根據1939年版譯出。翻譯工作採取每人各譯半部,然後互校的辦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東譯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譯出初稿。之後相互校改,最後由沈益洪進行總體文字修飾,整理成稿。為了適應當代讀者的需要,譯文采用現今通用的語體文,力求明白曉暢而又生動活潑。書中腳注,除註明外,均為譯者所加。原書附錄中有「中國的朝代」和「中國人名的拼寫和發音」,對國內讀者參考價值不大,故而略去,本書內容橫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譯時糾正了原書的一些訛誤,並已在腳注中加以說明,然而限於學識,譯文中乖謬之處想必還會有。真誠地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借此機會,向關心、支持和幫助本書翻譯、出版工作的朋友們表示由衷的謝意!尤其應該感謝曾在河北師範大學外語系工作的外籍教師Eva Richter 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釋疑;感謝上海圖書館、上海檔案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等單位不少同志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謝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國同志為本書出版所作的努力。

  譯者1988年1 月於石家莊一上海 
 


 
1994年版譯者附記
 
  《中國人》一書,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後,在讀書界頗受好評,報紙、雜誌、電台等各有介紹和評論,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間仍不易購得。現改由學林出版社增加內容,出全譯本。借此機會,向讀者說明一下來龍去脈。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報》就在頭版刊登此書即將譯就的消息,並作了簡要介紹。那時,我還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郝志東在河北師範大學外語系作講師。出書前夕,《浙江新書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紹推薦。《中國人》出,引起廣泛注意,書評見於《文學報》、《解放日報》、《文匯讀書週報》和《書林》、《讀書》等報刊,它們分別從文學、文化、反思、幽默、「國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義的探討。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今晚八點半」節目也作了介紹。1988年第四屆文匯書展中,本書榮列暢銷書榜首。上海《青年報》又於1990年3 月16日刊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陳伯海先生的《導讀書單》,導語十分簡潔:「作為中國人當然要瞭解我們自己。這本書不是理論專著,但很有思想,文筆也好。」

  幾年來,大陸出版林語堂散文、小說等不下10種。此情此景,不亞於此書1935年在美國引起的轟動。這一切自然是因為林語堂,但更是因為中國和中國人。半個多世紀前,林語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預言,此書會「激怒不少闡釋中國的作家,特別是自己的同胞們和偉大的愛國者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事實正如他的頂見。直到80年代,仍不乏聲色俱厲的批評。這不幸應驗了一句古希臘諺語:大書大難。那末,究竟是什麼激怒了他們呢?主要是林語堂筆下所描述的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他對中國社會、政治、歷史等問題的一些看法。由於林語堂本身的複雜性和讀者個體的差異性,此書直到如今,仍被誤讀。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條:誤讀之一是所謂的「歷史循環論」。這是指「新血統的混入」一節中林語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論述,講中國和平與動亂的循環週期:「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為每800 年為一單位的周則。」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變化之後得出的結論,林語堂也認為這種週期性的確是精確得「驚人」,令人「『不可思議」。林語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這樣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來更好他說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部分原因在於不斷同化外來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闡明不同週期內相同時期文學藝術上的一些共同特點。這種理論用來總結歷史,總結過去(主要指漫長的封建社會),可以看作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家之言。如果用來指導未來,當然很有問題(因為一切理論都是對已往經驗的總結),好在李、林二先生均無此意。

  這裡,林語堂側重的是民族、種族、文化,而非階級問題。的確,這種一家之言忽視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恐怕不能據此得出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宣揚歷史循環論,用來否定階級和階級鬥爭,為他的中國無階級論尋找理論根據這樣匆忙的結論。

  誤讀之二是所謂「中國無階級論」。在「文化的穩定性」一節中,林語堂說,除了穩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因為科舉制度使人們可以從寒門走向權勢和名利,從而「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

  週期性的補充「。而且由於人們對田園理想的崇尚,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往往在下台之後便返歸自然了。實際上,」沒有固定的階級「並不等於沒有階級,雖然它們之間只差一步之遙。在」社會等級「一節中,林語堂又指出,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一個是非衙門階級,前者可以為所欲為,後者則須納稅守法。衙門階級好比榕樹。非衙門階級則好比土地,熔樹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語堂的階級感情還很分明!可見,在林語堂眼裡,非但有階級,還有粗略的階級劃分,只是其內部成員不固定,有階級轉變。可惜的是,林語堂忽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大陣營中大部分固定的內部成員,及其相互之間固定的、長州的矛盾。

  誤讀之三,認為林語堂筆下的「吾國」既然是一個沒有固定階級的國家,那未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抽像的人。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語堂所認為的「中國無固定階級」是指某一階級之中內部人員的不固定,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衙門階級」和「非衙門階級」作為階級是固定存在著、對立著的。如果分析中國人的性格,先把階級劃分開來,然後依照階級的不同刻畫出性格的不同,當然是可行的。但這不應該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學家可以把人的氣質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和憂鬱質一樣,中國人與外國人總還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語堂先生是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他非得介紹中國人性格的一般特點。於是,他另闢蹊徑,把中國人的性格歸納為這樣八條:老成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猾、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這些特點歸納得是否合理正確,當然可以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些特點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國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門階級也罷,非衙門階級也罷。林語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國人的共同特點作了一個歸納。這種分析方法看來還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價值的。

  誤讀之四,認為林語堂先生在描述中國人的這些性格時「以偏蓋全」。

  事實上對於那些敢作敢為、品格高尚的中國人,林語堂也不無溢美之辭。他們中有邵飄萍和林白水,兩人均因抨擊那些製造「三。一八」慘案的北洋軍閥而慘遭殺害。邵飄萍還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先驅,中共早期秘密黨員,當時的《京報》社長。受林語堂稱讚的還有國共兩黨的高級領導,尤其是朱德和毛澤東。在「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裡,林語堂盛讚他們,認為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出於國家與民族之大義,不計蔣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將其釋放,實在是寬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語堂還在書中多次稱讚「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以及充滿愛國熱情,一心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目前台灣流行的譯本,沒有這一章。因此,說林語堂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沒有考慮到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觀的。

  誤讀之五,認為林語堂用大量篇幅描繪中國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國落後的根源歸之於中國人的民族特性。這其實也不確切。關於中國落後的根源,林語堂似乎並未明確指出過,但他確實提到「忍耐」是由於社會不重視個人價值,「消極避世」是由於民權。沒有憲法保障。在「仁政」一節中,林語堂對比了韓非子的法治與儒家的「仁政」,認為中國之患在於缺乏法律制度,民權得不到保障,貪官污吏得不到懲處。他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林語堂的頭腦還不至於簡單到只抨擊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程度。至於

  說林語堂分析中國人性格上的某些弱點,進而為帝國主義侵略找借口,則更有失偏頗,落後就要挨打,落後是內因,我們有必要分析內因。事實上,在「中日戰爭之我見」這一章裡,林語堂先生用大量篇幅義憤填膺地譴責了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

  誤讀之六,實際上是一個總結,認為林語堂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立場。

  魯迅在《與斯諾談話》中說:「即便是林語堂,也不能劃歸為資產階級作家,他更多地是屬於舊式經院派的文學傳統,而不是現代資產階級的觀念,前者產生於封建主義的背景之下,而後者實際上是他冷嘲熱諷的對象。」令人欣喜的是,我們今天終於注意到魯迅先生這段話、終於可以平心論林語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個多世紀以來,「吾國」與「吾民」都有了極大的變化。儘管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幾十年之間就徹底改變,然而敢作敢為的人畢竟多起來了,他們是中國的脊樑。大多數青年人不再像林語堂先生描寫的那樣,無法對足球、汽車、登山、探險北極等感興趣。相反,我們有了南極考察,有了長江飄流,有了林語堂先生當時無法想像的許許多多。林語堂先生所呼籲的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大大發揚起來了。當然,這並不表明那些從封建社會長期積澱下來的內向性格、保守觀念和落後的思維方式等惰性力業已絕跡。重讀《中國人》,我們可以警醒,可以意識到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這洋讀來,《中國人》仍具有現實意義。

  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提到:「本書最後一章我誠懇而痛心地批評我國的缺點,後來的版本取消了這一章,代之以中日戰爭爆發的評論,頗受讀者的歡迎。」這「最後一章」,是指1935年版裡的「收場語」,包括「人生的歸宿」、「中華民國的真相」、「領袖人才的要求」和「吾們的出路」

  四節。其中「人生的歸宿」並未取消。其餘三節,表達了林語堂的政治觀,其中多憤激之辭,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毀譽不一,多為肚人垢病,但作為過去時代的文本,充分反映出林語堂的心路歷程。我們找到了1938年鄭陀的譯本,尚差強人意,故只在文字上作了極少改動。此次出版,附在書後,以求完整。舊瓶舊酒、物從其類,此外。我們按音序重新編製了「索引」,一併附在書後,以便讀者查閱。順便說一句,這是一項十分艱辛枯燥但極有意義的工作。

  我譯《中國人》,固然希望人們對林語堂有一個全面客觀歷史的評價,但意不在林語堂,而在於中國,在於中國人。是以近年來一直關注中國——愛屋及烏,也一直關注中國學的進展。中國在改革,在邁向現代化和21世紀。

  我不禁想起少時讀過的《科學家談21世紀》。撫今思昔,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我當然也會寫出譯出關於中國的新作,比如《中國口號大觀》,比如《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又比如《費正清看中國》世事滄桑,本書另一譯者郝志東已於1988年夏赴美留學。本文的不少觀點是我們當初共同討論的結果。台灣詩人和作家餘光中說過:「在中國,你僅是7 萬萬分之一的中國,天災,你可以怨中國的天。人禍,你可以罵中國的人。軍閥,漢好,政客,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你可以一個挨一個的罵下去,直罵到你的老師,父親,母親。當你不在中國,你便成為全部的中國,鴉片戰爭以來。所有的國恥全部貼在你臉上。」想必志東兄更有感受。其實。

  作為一個中國人,即使身在中國,一想到中國,你也會不禁有此感受。

  這又使我想起林語堂同時代人聞一多先生的《一句話》: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這話叫我今天怎樣說?

  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你不信鐵樹開花也可,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那麼有一句話你聽著:猜得透火山的緘默?等火山忍不住了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不要發抖,伸舌頭,頓腳,突然青天裡一個霹靂等到青天裡一個霹靂爆一聲爆一聲:「咱們的中國!」「咱們的中國!」

  沈益洪1994年2 月18日於上海大學文學院康橋作坊 
 


 
索引
 
  巴比特,歐文,117 A 巴菜,詹姆斯爵士,66阿比西尼亞,345 白崇禧,352 ,357 ,369 ,373 ,378 阿里斯托芬,77白話,2311238 ,255 ,260 ,264 阿諾德,馬修,103 白裡安—凱洛格條約,395 埃莉斯,哈夫洛克,52,120,164白居易,165 ,252 ,254 ,294 愛情,161 —164 百忍,60~詩歌,163《拜月亭》,258 安徽,33,201 ,207 ,283 ,380 ,382 班禪喇嘛,130 安徽同鄉會,207 班昭,146 暗示,繪畫中的,297 《包公案》,272 ~,詩歌中的,247 包慎伯,296 奧地利文學的翻譯,275 包稅制,197 奧裡利厄斯,馬底斯,115 寶釵,269 奧瑪。開陽,77,142 ,316 寶玉,113 ,269 保定府,378保加利亞文學的翻譯,275 B 保甲制度,367 八股文,226 保羅神學,115 八路軍,377 、382 ,385 ,398 ,399 報紙,174 ,178 暴政,50纏足,170 —174鮑羅廷,38,376 長城,43,122 ,261 ,356 , 365北京,見「北平」「長期抗戰」,236 北京,大學, 174,349 長沙,283 北平(北京),43,44, 72 ,130 ,166 ,長生殿,262 207 ,306 ,308 ,339 —340 ,342 ,349 ,長征,376 360 ,361 ,366 ,378 ,385 唱,257 北曲,257 超脫老猾,56,59,64—69,78,88北魏,46, 131,293 超自然主義,114 ,117 ,270 筆記,79,99,224 ,225 陳獨秀,173 ,237 筆意,297 陳後主,46,253 比利時文學的翻譯,275 陳繼儒, 128避孕,174 陳圓四,166 表意文字,219 誠實,56波蘭文學的翻譯,275 程氏兄弟,131 波斯文學的翻譯,275 《承天寺夜遊》,76薄伽丘,134 吃人的禮教,148 ,173 部首,220 抽像名詞,93~95不可知論,115楚, 32 , 45 ,126 處女意識,159 c 傳教士,87,173 ,180

  蔡伯喈,262 ,263 傳說,129 蔡邕,見蔡伯喈創造性,89《蠶婦吟》,254春秋時期,45曹操,261 ,262 純樸,51,56,110 曹雪芹,264 , 265,267蓴菜條,292 察哈爾,343 ,366 慈善事業、181 、206 察哈爾—河北臨時議會,375 慈禧太后,150 ,151 察哈爾—河北政權,356 詞,35,260 ,261 ~與失敗,67,125 D ~與政府,213 韃靼人,43,48道理,100 大不列顛(英國),395 ,396 ,398 德國,72,345 ,395 大連,212 ~的食品,328 大同,293德國文化,354 《大學》,56德國文學的翻譯,275 ,277 ~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96德累斯頓畫廊,155 大運河,43等級,183 戴季陶,130 鄧肯,依莎多拉,158 ,242 黛玉,113 ,164 ,268 ,269 鄧石如2 ,88單音節,218 ,222 ,235 狄更斯,查爾斯,340 耽於聲色,56抵抗,347 黨錮,63第歐根尼,75盜竊癖,187 第五次圍剿,376 道德經,66,126 地,102 ,116 道德哲學,183 —185 地方富豪,198 道爾,柯南,340 丁伯雷,H ,J ,,386 道教(道家),50,66,68,96,115 ,定縣,361 123 —130 ,339 ,387 東方哲學,70道教的道觀,130 東京,369 ,387 ,403 ~的浪漫主義,125 東晉,46~的人生哲學,59董康,340 ~的田園哲學,124 董其昌,282 ,285 ,296 ~的遁世思想,126 董小宛,167 ~的神秘主義,63動的美,288 ~的詩歌,67動物外形,建築中的,308 ~與寬容,71~,書法中的,287 ~與西方,281 動物,與佛教,133 洞庭湖,383 法律保護,59,61,64,200 ,204 ,213 斗蛇體,287法庭,193 ,199 ,206 ,207 都市哲學,124 法西斯主義,121 ,274 ,395 ,399 獨立,274 翻譯,中文的,238 ,275 —280 ~,婦女的,152 ,157 凡爾賽條約,71,173 ,342 獨立宣言,401 反共,84杜(報人),362 反抗,42

  杜甫,79,250 ,251 ,252 ,254 ,294 反了,193 杜牧,165 ,252 ,167 泛神論,116 ,241 ,310 杜十娘,167 范仲淹,51肚子,和思想,242 方絢,172 妒婦津,149 方言,31段棋瑞,33,130 放任主義,125 ,126 段玉裁,226 非衙門階級,193 非洲文學的翻譯,275 E 菲律賓人,395 阿房宮,43飛白,296 峨嵋山,283 芬蘭文學的翻譯,275 俄國文學的翻譯,275 ,278 分,183恩惠,180 ,198 ,199 ,200 封建主義,121 兒童,157 《封神榜》,266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269 風景,252 ,300 二十一條,348 ~與繪畫,282馮小青,165 F 馮玉祥,33,357 法國,72,346 ,395 ,398 鳳姐,267 ,268~的食品,326 鳳陽,33~文學的翻譯,275 佛教,47,53,96,104 ,110 ,112 ,法家,209 115 ,119 ,123 ,130 —137 ,217 ,334 ,339 ~對藝術的影響,293 169 ,181 ~經典,131 ,132 ~解放,173 —175 ~廟字,130~競技,174 ~性道德,120 ~居喪期,146 ~與動物,133 ~離婚,168 —169~與西方,281 理想中的~,155 —158 ~作為一種精神發洩,137 ~詩人,160~作為一種哲學,131 ~束縛,144 —151 ~作為一種宗教,131 ~,西方的,174 佛印,132 ~,西方影響下的,173 夫子廟,165 ~,現代的,152 ,157 ,160 ,173 福建,193 —176 ~南部,15C ,170 ~學校,174 《浮生六記》,320 ~幽禁,134 ,156 服裝,85~與經濟壓力,174 ~,婦女的,156 ,317~與儒教,144 —148 ~,西方的,174 ~與藝術,155 ,156 ,290 ,302 ,弗洛伊德,120 303 腐敗,185 —193 ,199 ~在家裡,149 —155 父母政府,209 ~在行政機構,174

  賦,231 復旦,362 ,363 G 婦女,141 ,144 —175 ,316 改革,79,210~副刊,174 甘地,399 ~卑賤,150 甘肅,32,122 ~被納妾,168 —169 感恩,180 ,200 ~崇拜,114 感情,252 ~教育,158 —161 高本漢,99~結婚,145 ,150 —154 ,168 ,高度,與藝術,283 ,298 高級評論,99弓鞋,171哥倫布,338 拱形橋,307 歌德,347 共產黨,174 歌妓,165 ,166 ~,中國的,343 ,369 —371 ,374 歌劇,西方的,258 —377 ,398 ,400 歌曲,33—35共產主義,84,121 ,187 ,198 ,274 ,中國戲劇中的,256 277 ,398歌舞,174 辜鴻銘,70,186 戈壁沙漠,353 牯嶺,358 ,375 ,378 革命,文學的,237 ,275 孤兒院,207 革命家,84古樸,128 革命文學,278 古文經學,221 格律,242 顧橫波,167 個人政府,200 ,209 顧假之,292 ,301 個人主義,178 ,182 ,187 顧炎武,39,99,226 ,228 根室,約翰,352 故宮博物院,187 龔定宣,234 寡居,147 恭順,婦女的,146 掛閒職,186 公安派,237官員的腐敗,181 ,185 —193 ,213 公共管理制度,207 對官員的崇拜,192公民,213 官員飯食過量,331 公民意識,177 關羽,114 ,261 公平,206 觀念,繪畫中的,297 公孫龍,96廣東,32《公羊傳》,225 廣漢鐵路,359 ,366,383工匠,196 廣田,362 ,365 ,366 ,393 工業,314 廣西叛亂,360 ,369,370 工業化,121 ,304 廣州,130 ,379 ~與藝術,304 閨怨,163 歸有光,234 漢水流域,382 鬼神,103 ,124 ,125 ,129 漢語,地道的,222 貴州,376 漢話,91,242 ,218 —223 ,94,219 ,貴族(土豪劣紳),194 ,197221 , 232國,177 ~北方話,34國家,177 ~方言土語,233 ,237 ,238 ,

  國聯,342 ,346 256 ,260 國民黨,81,199 ,278 ,343 ,363 ,373 ,~口語,31,219 ,221 ,273 376 ,398 ,400 ~南方話,34~平均地權,79~書面語言,31,219 ~大會,369 ~文學語言94,95,219 ,221 —~政府,369 223 ,231 —232 國民革命(1926—7 ),174 ,278 ~與詩歌,242 國語,242 ~與思維,218 —223 翰林,227 H 杭州,130 ,367 哈特,羅伯特,23行會,181 海州,367 豪放詩,252 寒山,252 豪俠,62,180 韓非子78,96,183,209,211 ,213 ,河北,33,343 ,357 —366 ,382 ,385 214 河北一察哈爾議會,366 韓愈,95,104 ,147 ,237 ,294 河南,33函谷關,66,126 荷屬東印度(群島),395 涵養,71,72合作社,385 漢朝,33,48,63,96,129,146,156 和平主義,69—72漢官秋,258 和氣,74漢化,41和尚,134 漢口,32,377 ,379 ,380 ,382 和諧,藝術的,282 漢尼拔,377 赫胥黎,340 黑龍江,186 畫家,中國,282 衡陽,383 畫家兼學者,287 虹橋,379 淮海流域,382 《紅樓夢》,53,100 ,151 ,152 ,224 ,淮南子,96,129 264 ,267—269 ,328 環境,59《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340 《浣玉軒集》,264 紅學,269 「黃河保護方策」,217 侯朝宗,232 黃河流域,382 胡適博士,84,173 ,237 ,238 ,264 ,「黃禍」,189 ,396278,343 黃中起義,129湖北,382 黃粱夢,260 湖北人,32黃浦江,379 ,396 湖南,33,383 黃山,283 湖南女兵,340 《皇清經解》,227 湖南人,32徽宗皇帝,46,299 ,347滬寧線,369 回味,297 ,332 互惠主義,185 惠施,96滑稽,78繪畫,53,89,107 ,112 ,127 ,283 ,290 滑稽認識,對生活的,79—303 華北(中國北方),29—34,46,62,~的發展,293 366 ~的抒情性,292 北方話,32—34

  ~,西方的,290 北方音樂,32—34~,藝妓的,166 ~歷史,42—44~與詩歌,240 ,244 ,291 ~人,30,31,32,34,46~與書法,285 ,291 ~入侵,46婚禮,177 ~詩歌,32—34婚禮儀仗,80華盛頓條約,392 ,395 ,398婚前戀愛,102 華茲華斯,威廉,107 婚姻,145 ,150 —155 ~和家庭制度,154 ,169 ,181 間架,305 ~和納妾,168 簡樸,50,51,52,,56,110 ,117 ,127 ,~,在西方,169 128 ,200 活潑愉快,314 建築,54,292 ,303—312 ,319 火,102 ~,西方的,304 霍恩熱勒,威爾霍姆,346 ~,現代的,303 ~與工業化,304 J ~與色彩,311 基督教,112 ,113 ,115 ,116 ,338~與書法,285 ,304 ,305 ~與永生,110 ~與萬物有靈原則,308 ~倫理,115 ,116 ~與自然,303 ,308 ~在中國,68,101 ,112 ,131 ~中的象徵主義,309 嫉妒,婦女的,148 鍵身,129 吉爾伯特,羅德尼,24江朝宗,340濟南,361 ,385 江南,29—36計劃生育,174 ~的歷史,42—44技巧,玩的,314 ~的人民,31,32,34妓女,164 —170 ~的詩歌,33—36家庭生活,56,110 ~的音樂,33—36~完整,50,51,182 ~的語言,33—36~意識,177 ,190 江蘇,33,380 ,382 家庭制度,47,50,51,128 ,177 ,江西,121 ,357 ,367 ,376 ,380 180 ,185 江灣,367 ~對性格的影響,182 蔣介石,33,199 ,352 及後~和婚姻,145 ,154 ,169 ,181 ~夫人,378 ~和耐心,60矯揉造作的文字,222 ,236 ~和鄉村制度,206 教,184 ~作為社會單位,195 教會學校,81加爾文教,120 教育,88,179 ,185 ,195 ,241 ~,傳統的,118 精神健康,112 ~,婦女的,155 ,158 —161 經,122 ~,舊式的,229 經典主義,125 ~,西方的,88經籍,224 ~,現代的,229 經濟不平等,198 階級,48,193 —196 經濟壓力,59,148

  ~特權,191 景,252 節,119 《鏡花緣》,173 ,269 節儉,56酒,331節日,177 酒神的藝術,西方的,285 捷克斯洛伐克,346 ,399 ~,中國的,302 ~文學的翻譯,275 九江,382 《今古奇觀》,270 《九尾龜》,166 今文經學,221 居士,132 金,102 舉人,225 ,227 全國,47舉哀守節,126 ,146,173「金蓮」,171 劇場,中國的,256 金陵圖,248 ~噪音,258 ,259 《金瓶梅》,121 ,170 ,216 ,264 ,269 ,爵士音樂,259 272 軍閥,81,193 ,205 ,211 金聖歎,217 ,218 ,316 K 進步,334 進士,227 卡森教授,97晉代,32,48,62,129 ,131 ,147 ,159 凱撒,裘利斯,397 禁煙委員會,79康熙,53,172 近情,101 康有為,84「勁松」筆法,287 科舉制度,48,192 ,227 ,229 ,240 京漢線,385 科學,89,225 ,281 京戲,256 ~的缺乏,95—97科學方法,96「老佛爺」,130 《克拉麗莎。哈洛》,53老猾,64—69克雷孟梭,72老年,18,66,191 克制,110 老中國通,20空城計,258 老子,53,65,67,77,124 ,125 ,126 空靈,297 201 孔子(儒家),52,53,67,78,82,87,《樂家瀨》,247 111 ,113 ,128 ,144 ,182 ,183 ,184 ,雷神,402 —403 194 ,198 ,212 ,391 冷漠,56,60—64,88~的崇拜,114 ~的活命價值,61~的家族,195 離婚,168 孔學經典,45,220 釐金稅,348 ~政治思想家,214 黎元洪,65口語,219 ,221 ,222 《禮記》,145 ,201 ~作為文學媒介,237 ,273 禮節,126 ,129 叩頭,39禮俗,185 —190 枯籐筆法,287 李白,79,244 ,249 ,253 ,269 ,294 寬容,69,78 296狂草,294 ,396 李長吉(即李賀),252 框架,305

  李頓爵士,333 《癸已類稿》,101 李賀,252 李鴻章,39 L李景琳,33拉脫維亞文學的翻譯,275 李笠翁,107 ,173 ,234 ,246 ,308 ,蘭塞姆,阿瑟,20 316,317 ,322 ,328 ,329 浪漫的愛情,161 ,167 李普頓茶,333浪漫主義,125 ,240 ,296 李清照,160 ,252 懶稅,236 李日華,283 老成溫厚,55—58李汝珍,173 李商隱,252 劉伯玉,149 李思訓,293 ,294 劉伯溫,266 李四光,42劉伶,63李香君,166 ,167 ,232 劉向,146 李自成,166劉禹錫,245 , 247,248 李宗仁,352 ,357 ,369 ,370 ,373 ,378 柳,317 理,131 ,295 柳如是,166 ,167 理查茲博士,蒂莫西,270 柳宗元,294理想主義,65,66六朝,43,46理學,131 ,227 六雄,346 立憲派,84龍,309隸書,288 ,296 龍門,293 歷史,41—46—224 ,225 隴海線,33,367 ~,從經濟角度來看,65廬山,358 ~,從生物學角度解釋,65蘆溝橋366 ,370 ,377 —378 ,390 ~,戲劇中的,261 盧永祥,33~循環,42,43旅行,182 《中國新聞輿論史》,363 —364 旅遊欲,137 梁啟超,84,238 ,340 「綠林」,275 梁漱俱,127 魯迅(見周樹人)梁武帝,46鹿鍾鱗,33糧倉,207 陸九淵,131 《聊齋》,270 陸麗京,132 《聊齋誌異》,104 ,270 陸深,74列子,96《論語》,78,128 ,391 林白水,61《論語半月刊》,179 林紓,340 輪迴說,133 領導,88倫,191 劉備,261 倫理學,112 ,115 《論獨創之文》,217 ~的政府,340 羅貫中,264 滿族後裔,195 羅馬,338 ,347 漫興,250

  羅斯,A , E,,191 毛筆書法,285 羅斯福,西奧多,384 毛澤東,373 ,398 ,399 羅斯金,約翰,242 冒辟疆,166 ,167 羅素,伯特蘭,23,119 ,241 梅花,287 ,305 羅素夫人,74梅蘭芳,257 邏輯,90,99—101.美,106 ,286 裸體,174 ~的力量,288 ,289 洛神賦,149 ~與婦女幽禁,155 洛陽,236 ~與詩歌,244 美感,107 M 美國,395 ,397 麻將,178 ~的食品,328馬端臨,226 ~文學的翻譯,275 ,277 馬可。波羅,338 ~紅十字會,307 馬薩裡克,399 美學,中國的,290 馬湘蘭,166 門戶開放政策,392 ,394 ,396馬致遠,260 蒙古人(族),41,43,347 《賣花女》,123 蒙古王朝(元代),46,53,147 滿洲,355 ,356 ,362 ,365 ,374 —375 ,孟浩然,252 384 ,403 孟姜女,261 滿洲國,372 ,385 孟子,65,87,116 ,119 ,194 ,401滿洲人,31,48迷信,124 滿族,347 ~文字的力量,102 ,103 滿族王朝(清朝),43,47,53,84,米德爾馬契,100 133 , 165,172 ,224 ,226 ,340,354 1,米爾,約翰。斯圖爾特,340 ~的建立,166 米芾,294 ,295 ,347米友仁,294 ,301 木,102 彌勒佛,130 目連,262 面子180 ,199 ,201 ,203 妙峰山,137 N 妙玉,268 拿破侖,347 民歌,79納粹德國,346 ,403 民國,84納蘭性德,253 民間傳說,261 ,271 納妾,148 ,164 ,168 —170 ,174 民權,209 耐心(忍耐),56,57,59民主,368 ,350 ,398 —401 南昌,367 民族主義,121 ,189 南京,44,81,130 ,166 ,248 ,356 ,閔損,262362 ,363 ,366 ,368 ,310 ,373 ,375 ,明朝,33,43,53,132 ,148 ,156 ,165 , 377 166,168 ,258 ,269 ~政府,278 ,343 ,348 ~小說,79南斯拉夫文學的翻譯,275 名,183 南宋,35,46名分,183 南唐後主,46,171 名教,183 南戲,258

  命,131 南宗,292 —293 ,294 命運,198 ,199 ,202 男女同校,174摩斯,H ,B ,,24男性後裔,168 摩天大樓,304 內戰,44,72,81,205 ,235 墨戲,295 倪雲林,296 ,301 墨索里尼,346 ,398 尼采,126 墨子,96,120 尼姑,135 《牡丹亭》,262 泥土占卜,310 母權制,145 涅槃,110 ,120母性,157 寧波同鄉會,207 《暮春即事》,251 紐約《時代週刊》,390 ,391農民,195 —196 《品花寶鑒》,216 女鬼,104 平等, 190—193 《女誡》,146 ~,婦女的,152 ,157 女蝸,265 平和,藝術的,282 女性人體,155 ,156 ,284 ,301 —303 平津鐵路,378 女性,中國人的觀念,155 平聲,242~,西方人的觀念,155 鄱陽湖,382 女性化,中國人思維的,90—95,242 葡萄牙水手的故事,22挪威文學的翻譯,275 普陀山,137 懦弱,71,89諾拉,131Q 漆器,53 O齊格菲,397 歐化,漢語的,95,238 —239 齊國,346 歐洲的文學,275 齊燮元,33,340 ~的語言,218 齊王,194 ~的政治,85《齊物論》,98~和寬容,70祁彪佳,324 騎士精神,中國的,62,180 ,270 P 棄婦,164潘金蓮,170 氣,129 —130 沛縣,33氣韻,繪畫中的,300 佩特,沃爾特,242氣韻生動,294 ,300 ,301 烹任,327 謙恭,180 ,188 烹飪法,民族的,327—328 乾隆,53,172 ,224 ,347 烹調,327 錢塘江,367 《琵琶記》,258 ,262 《倩女離魂》,105 皮膚,40敲搾,186 —187 駢體,231 敲搾勒索,59橋,307 人口,16,46,59親切和藹,314 ,315 人民參政會,401 秦,122 人參,325 秦朝,43,221 人生的歸宿,110

  秦淮河,165 人生的樂趣,313 —319 秦檜,262 人生的意義,110 秦少游,165 人生的田園理想,49,124 ,127 秦始皇,122 ,129 ,221 ,346 人體,155 ,284 ,301 青年運動,278 ~,西方影響的,301 清朝,288 ~,在中國藝術中,302 清淡,63人文主義,68,82,109 —111 ,115 ,清華,375 117 ,191 ,316 清明節,137 人種學,31,46,52情,252 忍耐,41,335 情理,100,118日本法西斯主義者,393 情趣,中國人的,314 日本人,190 晴雯,268~海軍,379求婚,161 —164 ~,在滿洲,48仇十洲,156 ,301 ~,在中國,44,131 屈原,252 日本,190 ,345 拳術,129 ~文學的翻譯,275 權,122~政治,85群眾教育,179 日餓戰爭,384 裙帶關係,183 ,185 —190 日爾曼語言,219 《日知錄》,99 R榮譽,214 —215 熱河,186 ,343 ,380 儒家,125 仁慈,124 ,210 ,214 ~學者,147 《人間的愛和天上的愛》1117~哲學,56,96,112 《懦林外史》,202 ,269 桑格,瑪格麗特174 儒學,51,67,68,79,82,96,110 —色彩與建築,312 114 ,118 ,119 色情小說,216 ,269~吃人的禮教,173 沙和尚,271 ~的都市哲學,124 莎士比亞,威廉,151 ~的復興,210 ,280 山東,33,366 ,380 ,382 ,385 ~的古典主義,125 ~大盜,31~的禮節,126 ,129 山海關,361 ~的倫理,59山林氣,284 ~的名教,183 山水畫(風景畫),246 ,300 ,301 ~的社會制度,185 ~,西方的,301 ~與成功,67,125 山西,207 ,366 ,383 ,385 ~與恩惠,201 山,137—138 ,300 ,310 ~與婦女,144 —148 ~與藝術,282 ~與西方,281 陝西,73,376 袁鹹,63~樂曲,33瑞典文學的翻譯,275 商人,196 商山,166 S 商鞅,122

  薩丕爾,愛德華,320 《尚書》,119 三從,146 上帝的行為,117 三國,105 上海,81,130 ,212 ,333 ,361 —362 ,《三國誌》,269 368 ,385三民主義,79,399 ~的白渡橋,396 三位一體,陽性的,196 —199 ~戰爭,236 ,357 ,359 ,372 ,三位一體,陰性的,199 —206 374 ,379 ,387 —388 「三原則」,366 邵飄萍,61散文,230 —234 蛇精,403 ~的吟唱,231 ,242 社會,146 ,177 —215 ~等級,182 ,191 ,195 ,199 ,~的暗示,247202 ,203 ~,北方的,33—35~等級觀念,182 ,191 ,195 ,~,道教的,67 199,202 ,203 ~,泛神論的,116 ~服務,177 ,179 ~,婦女的,160~紀律,123 ~,感官的,171 ~教育,185 ~,豪放的,252 ~階級,193 —196 ~,南方的,33—35~生活,141 ,177 —215 ~,婉約的,252 ~頭腦的缺乏,177 —181 ~,藝妓的,160 ~行為,199 ~,印象主義技巧的,246 ~意識,189 ~,與美,244 ~哲學,178 ,183 ,204 ~,與漢語,242 社會主義,121 ~,與繪畫,240 ,244 ,297 ,301 深呼吸,130 ~,與情感,242 ,252 《申報》,62~,與移情,251 ,252 神化,114 ~,與藝妓,158 神秘主義,129 ~,與藝術天才,241 沈復,321 ,322 ,323 ~,與自然,240 生兒育女,157 ~,與宗教,240 生活的樂趣,313 —319 ~,韻律,261 ~的水準,73~,在戲劇中,259 ~的藝術,107 ,141 ,142 ,314 ~,在中國生活中,240 生活習慣,原始的,49《詩經》,78,144 ,145 ,248 生理學,102 ,129失敗主義,78生日,177 失業,186 生物學角度解釋歷史,從,65施耐庵,264 ,266 ,267 詩歌,46,89,107 ,112 ,127 ,128 ,實用價值,建築的,304217 ,239 —255 十九路軍,357 ,374 《十三經》,225 書籍,315 石崇, 148~的焚燒,221 《石壕吏》,254 ~的數目,224 石家莊,385 《書經》(《尚書》),119 ,401 石友三,357 書面語,31,219

  食,325 —333 書聖(見王羲之)

  食物,316 ,325 —333 書寫,中國字的,218 —223 ~,法國的,327 書信,學者的,79~,美國的,328 書院,230 ~,文學中的,328 ,329 贖罪說,116 ~,西方的,331 雙音節,222 ~,英國的,327 水,102 史密斯,阿瑟,41《水游傳》,52,53,62,224 ,264 ,266 史詩,53 269,270 ,316 室,108 ,141 ,150 —154 ,319 —325 水墨畫,296 士夫畫,295 水災,309 士紳階級,196 ,198 ~救濟,79勢,289 稅收,59,193 ,208 ,236 氏,145睡眠的藝術,318 抒情性,291 舜帝,128 書法,46,89,284 —290 ,293 《說文》,226 ~與動物外形,287 —288 斯大林,398 ~與泛靈淪,287 斯蒂文森,羅伯特。路易斯,66~與繪畫,285 ,287 斯密。亞當,340 ~與建築,285,304,305 斯諾,埃德加,340 ,376 ~與藝術,284 《思凡》,135 ~與植物外形,288 思維與語言,218 —223 ~與自然,287 司各特,瓦爾特爵士,340書畫,285 司馬遷,39,226 ,232 司馬溫公,104 死亡,110 ,111 ,112 ,125 T 寺廟,306 泰勒,格裡菲思,52四川,17太平天國,44,348 四德,146太平洋,378 四庫全書,224 ~的力量,390 ,392 四六體,46,231 太陽女神,397 ,402 淞滬警備司令,362 太陽神的藝術,中國,285 ,303 宋朝,33,47,131 ,170 ,224 ,294 ,太原,376 299 ,372 —373 貪污受賄,186 宋哲元,366 探春,268 宋子文,38,369 湯帝,119 蘇東坡,76,131 ,165 ,234 ,262 ,294 ,湯森德博士,查理, w,326 300 ,347 湯玉麟將軍,17,186 蘇格拉底,126 唐朝,32,48,105 ,129 ,147 ,166 ,蘇曼殊,44 171,224 ,237 蘇小小,166 唐詩,242 ,248 ,255 ,259 蘇州,362 唐高宗,60~歌曲,34唐明皇,248 ,293

  宿命論,561202唐生智,357 ,374 素食者,133 唐有王,368 隋朝,43,46,224 塘沽炮台,339 隨筆,79,99,l01 ,224 ,229 塘沽協定,343 ,359,365綏遠,343 ,366 ,370 ,380 陶瓷,63,127 孫傳芳,33陶淵明,78,232,246 ,252 孫悟空,271 特點,中國人的,25—28,37—41,孫逸仙(孫中山),39,81,84,340 , 55 ,56,190 ,282 ,314 399 特權,180 ,190 —193~夫人,363 體質特點,31—32,37—41,281 天安門,308 汪精衛,199 、357,368,375 《天國求經記》,270 旺達爾人,1347天津,339 ,361 ,366 ,385王朝,32天文,225 王充,232 天羽英二,366 王建,154 田園理想,49,124 ,127 王家,249 ~詩人,246 ,252 王克敏,340 ~哲學,49,124 ,127 王維,245 ,246 ,252 ,292 ,294 庭園,314 ,316 ,319 —325 王摩(見王維)

  同鄉觀念,206 ,207 王羲之,46,287 ,289 ,293 同音(形)異義字,219 王占元,186 頭髮,39輞川,262 透視,298 《輞川集》,246 ~,詩歌中的,244 威爾斯, H, G,329 圖書,中國的,224 韋斯特,梅,174 ~分類系統,224 韋應物,246 ,299 土肥原,366 偉大的否定,124 土匪,62,81,198,270偉大的肯定,124 土語(方言),231 ,238 ,256 ,260 ,264 魏朝,48,62 ,129 ,148 ,159 退化,36—4 「魏碑,293 托洛茨基,39魏後,145 衛夫人,289 W 溫庭筠,253 外交記者,235 文化,現代的,344 ~事務,372 ~與西方,281 外國租界,81,83~,中國的,25—28,36,45,52,婉約詩,25255—86,141 ,184 萬物有靈原則,中國藝術中的,287 ,文化的停滯,53 288,308 文化的同一性,31文化的穩定性,47—51對~的尊崇,234 文明(見」中國文化「)文徽明,282 文學,16,39,46,89,98,141 ,225 文字的迷信,102—103 ~革命,237 —239 ,275 沃斯通克拉夫特,瑪麗,115

  ~國度,88,273 巫術,121 ,129 ~激進主義,84,278 烏衣巷,243 ~濫用,234 —237 屋頂,306 文人的繪畫,294 無賴,210 ,214 ~批評,46,94,274 ,293 吳俊升將軍,186 ~史,45—47吳佩孚,33,373 洗煉的~風格,222 ,235 吳三桂將軍,166 ~遺產,218 吳道子,292 ,294 ,295 ~優勝者(狀元),192 武昌,201 ~語言,94,219 ,221 ,231 武漢政府,373 不同的~標準,216 —218 武後,105 觀念的~,216 —218 武士道,368 ,387 ~,古典的,30,230 五官,40~,漢譯西方的,275 —2s0 五經,228 ,401 ~,現代,273 —280 《五柳先生傳》,232 ~,想像的,53五倫,183 ,185 ,191,198~,幽默,78五四運動,173 ~與政治,234 —237 ,274 五行,102 ,129~,娛樂的,216 伍德海,H.G.w.,24~,源自抒情的,217 ,218 物,131 載道之文,216 ~中的變化,237-239 X ~中的田園理想,127 西安,356 ,359 ,366 —367 ,370-文藝復興(1916—17),84,173 ,278 373 ,376 文章,217,233,234 ~事變,369 西班牙,346 戲曲中的詩歌,259 西班牙文學的翻譯,275 夏二銘,264 西方文化,25—28,141 廈門,72,137 西方的婦女觀,155暹羅,395 ~的倫理學,115 暹羅文學的翻譯,275 ~的文化,27,141 鮮卑,46~的藝術,283 ,285 ,302 咸豐皇帝,151 ~的社會生活,83憲法,209 ~與忍耐,69憲法(法律)的保障,59,61,64,200 ,~與中國文化,282 213西湖,166 現代性,347 ~博覽會紀念館,307 現代化,中國的,84,339 ,347西化,121 ,343 現實主義,65,66,78,113 ,124 《西廂記》,258 ,260 ,262 囊陽,383 《西遊記》,53,269 ,270 湘雲,268 西藏,376 鄉村社會主義,208 希伯菜宗教,113 鄉村制度,181 ,206 —209 ~罪孽觀,115 想像的故事,53,104 ,217 ,255 ,270 希臘文化的翻譯,275 想像力,103 —108

  希臘的影響,藝術中的,303 象形文字,219 希特勒,72,354 ,398 象徵主義,248 襲人,268 ~,建築中的,309 媳婦,154 消極對抗,127 習俗,55—86,185 —190 蕭士瑋,107 戲劇,217 —255 —264 小調,259 ~與道德,262 小品文,315 ~與群眾,258 小說,54,78,112 ,134 ,216 ,238 ,264~,中國人生活中的,261 -272戲迷,258 ~的長度,272 世態~,269 性,131,144,302 狹義~,269 ~別,146 與蘇俄相同處,272 ~刺激,165 志怪~,270 《~的歷史》,174 小星伽,44~關係,130 ,145 ,157 孝,184 ~教育,174 《孝經》,182 ,184 ~倫理,120 孝順,184 ~平等,144 ,173 寫意,297 ~壓抑,164 ,165 寫作,漢語的,94,218 ~與宗教,134 —135 謝道韞,159 性格,中國人的,55—86謝坊得,254 性靈,238 謝赫,294 ,300 匈牙利文學的翻譯,275 謝家,249 秀才,227 謝靈運,246 ,252 徐州,33心,131《續皇清經解》,227 辛棄疾,336 敘利亞文學的翻譯,276 新民族主義,349—354 玄教,129 新娘,154 玄奘,271 新生活運動179 選集,224 ,233 《新生活週刊》,362 薛仁貴,261 新聞,178 薛濤,166 新聞檢查,280 薛丁山,261 新聞發佈中心,362 學府,227 —230 新血統的混入,41—47學生(生員、諸生),227 —228 ,367 信箋,282 ,315 學生運動(1919),173 行政,183,188,195 學術,223 —227 行政官員,198 對~的崇尚,223 幸福,74,117,128學問,西方的,88學問的尊重,對,88楊,愛德華,217 學校,181 ,207楊貴妃,170 ,248 ,261 ,294

  學者,39,195 ,217 楊水泰,369 ~的冷漠,62—64楊朱,120 ~的尊敬,對,87—88,191 ,196 揚子江(長江),32,33,352 ,382 ,396 ~教育,225 堯,119 ,128 ~學府,227 —230 耶穌,113 學者詩人,240 野蠻人(未開化民族),45《野叟曝言》,100 ,121 ,127 ,152 ,Y 264 ,271 衙門,192 葉斯帕森,91衙門階級,193 —194 一夫多妻制,170 鴉片,209 ,236 一夫一妻制,168 雅各賓主義,278 醫藥,102 ,129 ,225 ,316 雅利安主義,346 宜昌,383 「亞洲人之亞洲」,396 意大利文學的翻譯,275 《亞洲雜誌》,390 藝術,16,142 ,281 —312 顏之推,51~,發展,293 顏真卿,294 ~,佛教的影響,293 閻錫山,357 ~,酒神的,285 研究,學者的,224 —227 ~,女性形體的,155 ,156 ,284 ,嚴復,340 301 —303 嚴嵩,262 ~,批評,293 —295 演員,256 ~,太陽神的,285 諺語,60,65,74,93~,西方的,283 燕京,360 ~,西方影響的,301 洋涇濱英語,20,91~,希臘影響的,302—303 陽性的三位一體,196 —199 ~,現代的,290 陽性原則,129 ,144 ,146 ~,與自然,282 ,284 ,300 ,301 ~與書法,284 飲茶,142 ,331 ~與中國文明,281 隱居,126 ,127 ,296 ~與高度,283 ,298 印第安人,338~,韻律的,284 印度雕塑,47~中的情感,282 印度文學的翻譯,275 ~,中國的,333 印度支那,395 藝術傳統,291 印歐語系,219 藝術家,281 —284印刷,53意大利,338 —345 —346 ,395 印象主義的技巧,246 ,247-248 ,意象,92—95 298意義,生活的,109 ,332 —333 ~,西方的,298 ,299 《易經》(周易),131 ,144 ,227 ,251 英國,338 義和拳,396 ~的食物,327 義和拳起義,339 ~文學的翻譯,275 義理,131 ~語言,91—92逸,296 ,309 ~人,在中國,21

  異教徒,180 《英語的發展與結構》,91葉采,251 鶯鶯,260 ,262 因循守舊,56,57,82—86影星的影響,174 音樂,261 庸見,74,78,90,98,99,101 ,109 ,~,北方,33—35 113,117 ~,妓女的,165 —166 ~的宗教,101 ,109 ,t17 ~,南方,33—35《~的魔力》,118 ~,節奏,261 《永樂大典》,43,224 ~,中國戲劇中的,256 水樂皇帝,43,224 陰性的三位一體,199 —206 永生,110 ,112 ,124 ,125 陰性原則,129 ,130 ,144 ,146幽默,56,77—82吟唱,散文的,230 —231 ,242 ~在文學中,78飲,316 ,325 ,331 —333 悠閒,76,78,141 ,314 游擊隊,399 遠東,378 遊戲,中國的,177 《月下獨酌》,237 游泳,女子的,174 廣西,363 猶太人,河南的,48運動,129 ,177 猶太文學的翻譯,275 ~,女子的,174 有閒階級,195 韻律,261 友好稅,236 ~,建築中的,308 友誼,316 ~,藝術中的,284 於右任,290 ~,詩歌的,261 愚蠢,126 俞正燮,149 ,173 Z 宇宙學,129 《雜事秘辛》,156 語法,中國的,91雜誌,89語絲派,278 葬禮,80語文學,96仄,242 ,243 語言,歐洲的,218 曾國藩,33,39,51~,日爾曼的,219 曾子,182 ,184 ~,英語的,91,219 乍浦,359 ,367 語言組合,219 詹姆士,威廉,134 郁達夫,278 占星術,129 ,225 「寓禁於稅」,236 戰國,45,129 ,346 鴛鴦,309 戰國時期,45元曲,79,227 ,257 ,259 ,261 戰爭,44,72,204 ,235 元稹,248 ,252 《戰爭意味著什麼:日本園,323 在中國的恐怖》,386 園宅,319 章實齋,160 袁枚,160 ,173 ,198 ,234 ,329 漳泉同鄉會,207 袁世凱,33,39,373 漳州,193 袁中郎,127 ,234 ,238 ,239 張伯倫,346

  張岱,332 ~生活,177 —215 張發奎,357 ~哲學,65張飛,262 ~與文學,234 —237 張公藝,60政府,141 ,181 ,194 ,208 張競生,174 法治,122 ,207 ,209 ,210 張猛龍,286 放任主義,125 張旭,292 ,294 腐敗,185 —193 ,199 ,206 張學良,369 ,371 個人政權,122 ,200 ,209 張毅,193 面子政府,206 張之江,33仁人之治,122 ,187 ,201 ,209-張宗昌,33,210 215 朝雲,242 鄉村制度,206 —209 昭君,258 知,131 趙孟……,285 ,296 知足,56,73—77趙五娘,262 —263 直覺,90,101 —103 折福,51植物外形哲學,16,70,225 ,281 ~,建築中的,308 哲學博士,227 ~,書法中的,287 —288 哲學家,97治外法權,83浙江,33f380制度的缺乏,122 真理,98智力,87—90貞潔,147 中,306 貞潔寡婦,147 ,173 中國,119 ,338 鄭板橋,49,50,329 《中國出版年鑒》,275 鄭樵,39,226 中國,年輕的,274,278,279 ,343 正義,124 ,214 《中國每週評論》,387 政治腐敗,180,185—190 ,211 ,214 中國人的特點,40政治方案,80中國共產黨,84,398~歷史,30~海關,361 ~鐵道部,361 朱洪武,33~文明,333 朱駿聲,226~藝術,333 朱熹,511170,228 《~準備抵抗》,371 諸葛亮,258 ,262 ,309 ~字,219 —220 ,222 諸生,227 中和,119 豬八戒,271 中日關係,375竹林七賢,63~戰爭,84,337 —403 竹筍,330 中央政府,208 ,401 住宅,304 ,306 ,316 ,319 —325 中央軍,359 ~,現代的,320 中庸,120 ~,西方影響的,319 中庸之道,101 ,109 ,117 —123 ,133 ,專制獨裁,399298 莊子,77,96,98,127 ,217 忠貞,婦女的,147 《綴白裘》,135 種族的傳統,73,85涿縣,33

  ~的混合,41—47子路,87~的青年時期,52—54子貢,391 ~的區別,31子思,120 ~的生存,36,42,47《子夜歌》,34~的停滯,42,47自然,49,107 ,116 ,127 ~的退化,36~41~,熱的,56,253 ,301 ~的自豪,82~與建築,303 ,308 種族主義,在中國,84,85~與藝術,283 ,284 ,300 —301 周代,32,45,63,96,131 ,145 ,222 ,~與詩歌,240 ,251 —252237 ~與書法,287 《週期性的內部衝突,中國,42自然主義,116 ,125 周樹人,238 ,278 自我表現,婦女的,152 ,156 —157 周作人,238 ,278 自傳,39朱德,357 ,373 ,398 ,399 自由,274 《字林西報》,19走私,361 ,388宗教,103 ,111 —117 ,184 祖宗英靈,114 ~的缺乏,111 ,177 組織肌理,食物的,330 名教,183 醉書,294 ~與詩歌,240 《左傳》,145 ,232 ~與庸見,101 ,109 ,117 做,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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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與吾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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