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國史十六講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中國人起源於非洲嗎?
  ——「夏娃理論」質疑人類的起源是史前史首先要面臨的問題。神話和傳說、宗教和科學對此有五花八門的解釋。

  基督教的《聖經》宣稱,上帝創造了人類,即亞當和夏娃。還說,上帝創造了人類後,人類都講同一種語言,後來人們通力協作,在巴比倫平原建造「通天塔」。上帝發現人類聯合起來的力量很可怕,於是使用壓力把人類分散於世界各地,並且讓他們講不同的語言,阻止他們互相溝通。

  中國古代則有所謂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的傳說。在人類還沒有出現以前,天和地連在一起,一片混沌。某一天,盤古突然醒來,用大板斧開天闢地,他的氣息化作風和雲,聲音變成雷電,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頭髮鬍子化作星星。盤古開天闢地後,大地荒無人煙,天神女媧在清澈的水池邊用黃泥做成一個泥娃娃,泥娃娃變成了活生生的人,於是造出了許多男人、女人。這位人類之母還為男人和女人建立婚姻關係,生兒育女。

  這當然是荒誕不經的神話。

  近代以來,古人類學、考古學的研究,使我們對於古人類的起源,有了比較科學的認識:由猿到人,經歷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過程。就中國而言,已知的「直立人」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等;已知的「早期智人」有: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許家窯人、馬壩人等;已知的「晚期智人」(現代人類)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等,這些構成了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

  然而,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單一起源論」,近來呼聲很高。他們根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提出一種假設: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這就是所謂「夏娃理論」。這種「夏娃理論」認為,目前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某一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後代,這個非洲女性祖先被稱為「夏娃」。「夏娃」的後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歐洲、亞洲原先的早期智人並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及其全球合作夥伴,2001年在美國《科學》雜誌上披露他們對一萬二千條染色體的研究結果,在東亞人身上發現了七萬九千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遺傳標記。這一課題組負責人金力認為,這是目前支持「東亞人非洲起源說」的有力證據,它進一步表明,來源於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來居住在亞洲的古人類。他們推論,東亞人的祖先大約是在六萬年前從非洲到達東南亞一帶,然後向北遷移至中國。

  這種「夏娃理論」遭到中國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質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吳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而來的,並非來自非洲。此外,中國的直立人與智人的舊石器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前後連續性,根本沒有出現過由於人類滅絕而導致的文化中斷,根本不存在外來文化大規模取代原有文化的跡象。因此說非洲人取代中國大地上的早期智人而成為中國人的祖先的推論是難以成立的。

  2002年,中國科學家對具有解剖學上現代人特徵的柳江人進行重新測定,得到的結論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約七萬年至十三萬年之間的華南地區,用有力的實證反駁了中國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觀點。這一發現,顛覆了美國《科學》雜誌2001年5月刊登的論文的說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黃慰文認為,用基因研究結果推測人類進化的過程,無論如何是間接的,而來自化石的證據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測定,直接證明了在七萬年至十三萬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經生活在華南地區,不可能是在這之後才從非洲遷移而來。

  古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大地上幾十個地點發現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構成了一條完整的中國古人類進化鏈,證明了中國古人類有著明顯的體質特徵的連續性。因此可以說,中國人的主體是東亞大陸的土著居民。

  其實,在國際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的產生,除了「單一起源論」,還有「多區起源論」。這種學說認為,地球上各地區的現代人類是從各地區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都是相對獨立起源的,締造各種文明的古人類,理所當然應該是多元的——多區起源的。

  看來,甚囂塵上的「人類起源非洲說」,日益面臨「多區起源論」的挑戰。千萬不要被聳人聽聞的新論、眼花繚亂的宣傳,迷惑了視線。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迄今為止,非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歷史最為久遠。目前國際學術界較為普遍的看法是:大約距今七百萬年以前的非洲,開始出現了人的系統和猿的系統的分離;大約在距今二百五十萬年以前,在非洲誕生了最早的人類——「能人」;大約在距今二百萬年以前,地球上出現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亞洲都有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確實,這一問題不僅學術界高度關注,而且新聞界也極為敏感,經常有最新研究成果在報端披露,並且配上奪人眼球的標題。以《文匯報》為例,2002年7月12日以引人注目的標題報道:「人類祖先在乍得?——最新發現的頭骨化石可能揭示謎底」。該文報道,在非洲中部的乍得,發現了被命名為「圖邁」的頭骨化石,科學家斷定它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頭骨化石。權威的《自然》雜誌對此作這樣的評論:在人類進化史上,一千萬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類;五百萬年前有了原始人類的留世記錄。在史前考古中,一千萬年至五百萬年之間,人類的始祖與猿分離,這一演進過程的物證卻少而又少。「圖邁」的發現,彌補了「缺失的一環」。但是也有科學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圖邁」不僅不能填補「缺失的一環」,反而能夠說明原始人類演進的多樣化。人類的進化並非只是一個單向的階梯,而可能展示出「茂密的圖譜」。

  有意思的是,2002年10月9日《文匯報》報道「我科學家運用先進方法測定柳江人生存年代」的消息,用醒目的標題寫道:「中國人遠祖更可能在中國——這一結論使現代東亞人『非洲起源』說受到挑戰」。該報道援引我國科學家的判斷,中國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是二百萬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在中國出土的各時期的古人類化石都有共同特徵,如鏟形門齒、長方形眼眶、扁平的臉等,這表明至少在二百萬年以來,中國人的進化是連續不斷的。

  新聞界的高度關注,使這個離我們遙遠而枯燥的話題,透露出新鮮的活力。歷史誘人的魅力,以這樣的方式顯露無遺,我們真的需要對歷史刮目相看了。 






 
解讀「封建」的本意
  ——兼論「公社」、「井田」及其影響周朝建立以後,為了穩定新征服的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封建」。所謂「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國,其中少數是異姓諸侯,多數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諸侯,目的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諸侯構築一道屏障,來捍衛周天子的中央權威。

  這就是當時所謂「封建」。

  歐洲中世紀有「feudal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詞,譯作封建制度、封建主義。於是「封建」的含義發生了異化,現今人們習以為常地說「封建社會」時,已經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與歐洲的feudalism時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後的四五個世紀。秦朝以後的中國,很難說是feudalism時代。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部落時代,(二)封建時代,(三)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封邦建國」既是鞏固和擴大周朝統治的手段,又是貴族內部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方式。雖然以姬姓貴族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國之中姬姓佔有五十三個之多,但是為了穩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個異姓諸侯。一方面是為了安撫這些有功或有傳統勢力的異姓貴族,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異姓諸侯作為姬姓諸侯的屏障,控制戎狄蠻夷部落,擴大周朝的統治區域。

  既然「封建」是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它必須符合「禮」的規範。周天子的封建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禮」,以顯示天子(即王)與諸侯邦國的聯繫。在太廟進行的策命禮儀,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向諸侯授予冊封文書,然後由主管國土和人民的大臣向諸侯「授土」、「授民」,意味著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了諸侯,周天子通過諸侯對那些地區實行間接的統治。周天子有權對諸侯邦國進行巡狩、賞罰;諸侯國有義務向周天子述職,並向周天子繳納貢賦;當諸侯邦國受到外來侵略或發生內訌時,周天子要給予保護或調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卿、大夫,叫做「立家」。這樣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狀的封建體制: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與姬姓諸侯這一體系而言,封建與宗法有著密切關係。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國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與血緣上的大宗,緊密結合,成為「封建」的精髓。

  政治與血緣的結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實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授土授民給卿、大夫叫做「立家」,因此對於士、庶民而言,就有「國」與「家」的對立,他們把自己的宗族稱為「家」,只知效忠於「家」,而不知效忠於「國」。這種離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點,導致分裂割據,與中央分庭抗禮。春秋戰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封建的本質是分地分民,與它相聯繫的,必然是一種領主式的土地關係,具體表現為農村公社與井田。

  西周時的「邑」、「裡」,就是農村公社。邑、裡奉祀社神的地方稱為「社」,於是乎邑、裡也稱為「社」。它們又與井田相關聯,《周禮》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表明農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

  農村公社的特點,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根據民族學家的調查,20世紀初的西雙版納傣族中還保留著農村公社的遺存,與遠古時期的情況極為相似。從《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據後人的追述,農村公社的氣息是相當濃厚的。由儒家倫理培育出來的政治家、思想家,對它推崇備至,奉為理想主義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時代,農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經分崩離析,這使他耿耿於懷。所以當一些國君向他徵求治國方略時,他總是說,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就是說,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復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關於井田制度有這樣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農田劃分成為棋盤狀,每家農民必須優先共同耕種「公田」,然後才可以耕種自家的「私田」。由於每家農民擁有同等數量的「私田」,所以過著沒有貧富分化的和諧生活。

  領主土地關係的特徵,是農奴無償地替領主代耕公田,然後才可以把自己那塊份地(私田)上的收穫歸於己有。這種方式當時叫做「藉」或「助」。《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氏、穀梁、公羊三家的註釋都說,在此之前沒有「稅畝」(徵收土地稅)這種方式,而是「藉而不稅」。所謂「藉」,就是「借民力而耕公田」。由於這種方式愈來愈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周宣王即位以後,宣佈「不藉千畝」,「初稅畝」這種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制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後來商鞅變法,廢除井田制,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

  後世儒家學者鑒於土地私有造成的貧富分化,對已經消失的農村公社充滿嚮往、羨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韓嬰《韓詩外傳》對公社有許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組織生產之外,還保留著「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體主義互助習尚,「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於儒家學者對農村公社與井田制度的理想主義回憶。

  這種理想主義與秦漢以來的小農經濟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農經濟是以土地私有為前提的,必然伴隨土地買賣、兼併,以及貧富兩極分化。首先發難的是儒家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深為不滿,認為這是商鞅廢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後遺症。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藥方,就是恢復井田制度。鑒於井田制度一時難以恢復,他提出一個折中主義的方案——「限田」,目的在於「塞兼併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過一定數量,貧窮者不至於沒有土地。在土地可以買賣的時代,「限田」不過是儒家的平均主義理想而已,根本無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帶有農業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顯示了儒家那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政治的致命傷。他頒布的「王田令」,是以讚美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公社與井田為出發點的,主張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周禮》的井田制度模式,實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看似很「革命」的主張,其實是歷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買賣,是企圖以國家行政手段向經濟發號施令,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因此遭到全社會的一致反對。連農民也不買帳,這是為什麼?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私有田產成為「國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並未使後世的政治家引以為戒。

  有宋一代,小農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而來的兼併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為是「田制不立」的結果。於是乎,恢復井田制度的議論如沉渣泛起一般,幾乎連綿不斷。即使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對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與宋神宗議政時,建議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稅法」,似乎是這一主張的第一步。看來王安石與王莽是頗有一些共鳴之處的。新儒學大師朱熹也不見得高明,也主張恢復井田制度。他說:「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謂「田盡歸官」,就是實行土地國有;所謂「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於口頭議論,要雷厲風行地實施。

  為什麼人們的改革思路始終離不開井田制度,公社的幽靈如此難以擺脫?實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農」問題尖銳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現。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針對「三農」問題的癥結——地權不均,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如果不為尊者諱,實事求是分析的話,其中頗有一些問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以土地國有代替土地私有為前提的。極而言之,在孫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是合二而一的。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表的黨義第四條中,就有「主張土地國有」的規定。胡漢民在《民報》第三號,發表黨義六條說明,把土地國有與古代的井田制度相比擬。這種解釋有沒有違背孫中山的原意呢?沒有。

  孫中山曾多次從不同角度闡述他的平均地權思想,對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給予高度評價。他說:

  ——「平均地權者,即井田之遺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滯而不可復用,則唯有師其意而已」;

  ——「中國古時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權的用意是一樣的」;

  ——「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麼東西。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過這項主義了。像周朝所實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

  孫中山以明白無誤的語言告訴人們,他的平均地權,他的民生主義,只不過是古已有之的井田制度的再版,因為兩者「用意是一樣的」。令人驚訝的是,他把民生主義與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王安石的「新法」,排在一個行列裡。從中人們不難看出某種一脈相承的傳統思想:對公社與井田的讚美與懷戀。公社與井田,以及恢復公社與井田的嘗試,竟然成為「平均地權」的出發點,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老子與《道德經》、道家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國人。他曾經擔任周朝的史官——「守藏室之史」,負責管理藏書,因此見聞廣博,熟悉典章制度。據說孔子還屈尊向他請教「周禮」,可見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由於對周朝喪失信心,對世事感到厭倦,便西行出關,到西部山中尋求清靜解脫。

  他應關令尹之請,把他的思想寫成《道德經》(即《老子》)。這篇文字簡略含義晦澀的文章,充滿了神秘的色彩。開篇第一句話就令人費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以言說出來的道,不是亙古不變的道;凡是可以標注出來的名,不是亙古不變的名。他不但把「道」說得盡善盡美,而且把遠古先民的原始生活理想化。他認為,用結繩記事而不是用文字,那種極樂無知的生活遠比現在美好。他針對當時社會變革的「有為」,鼓吹「無為」,即無所作為。他認為任何社會進步都會招致禍亂,生產發展會增長人們的貪慾,而貪慾是爭鬥的根源;文化提高會增長人們的智慧,而智慧是爭鬥的工具。因此他主張回到沒有文明的時代,回到渾渾噩噩的「小國寡民」世界,回到「老死不相往來」的「無為」狀態。這顯然是一種對現實絕望的復古主義。

  胡適1954年在台灣大學演講,認為老子提倡的是「無政府主義」。他說,老子主張「天道」,就是「無為而無不為」。老子認為用不著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無為、放任、不干涉,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政治理想;有政府等於沒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無為而治。顯然,老子對於當時的政府很不滿意,所以說了這樣的話:「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意思是說,人民之所以飢餓,是因為政府徵稅太多,所以飢餓;人民之所以難統治,是因為政府太想有所作為,所以難統治。

  令人驚歎的是,這種消極無為的思想,用一種充滿哲學思辨的方式陳述出來,閃爍著炫目的火花。他指出,世上的萬事萬物都是對立統一的,如正與奇、福與禍、剛與柔、強與弱、多與少、上與下、先與後、實與虛、智與愚、巧與拙。矛盾的雙方是對立的,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這就是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也就是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西方哲學的熱門話題:「世界從何而來?」老子的《道德經》有這樣精彩的解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老子看來,「無」比「有」更加根本,「無」是天下萬物的根源,「無」就是他反覆論述的「道」。

  老子說:「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有一種在天地之前生成的東西,它寂然不動,寥然空虛;它獨一無二,自古至今不改變,流行於萬物而不倦怠;它產生天下一切,可以做天下一切之母。這就是「道」。被他闡述得如此深奧莫測的「道」,給中國傳統文化帶來深遠影響,因此後人把他創立的學派稱為道家。

  比老子晚200年的莊子,發揮老子的思想,後人並稱他們為「老莊」,成為道家的二巨頭。莊子,名周,在宋國做過漆園吏,拒絕楚莊王的聘請,過著隱居生活。他把老子的深奧哲理用生動的寓言表述出來,率性、適己、汪洋恣肆。他認為,「道」是宇宙萬物之源,世上本無事物,由道派生出天地、帝王,派生出一切事物,以及它們的真偽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世俗的見解,如儒家、墨家所宣揚的是非,都只是相對的是非,相對的是非不能作為絕對判斷的標準。「道」是變幻不定的,分什麼彼此,分什麼是非?不如渾渾沌沌,一切聽其自然。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主張無己、無名、無功,甚至忘記自身的存在,達到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的境界,也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無差別境界」。

  具體到對於歷史的看法,莊子和老子一樣,都有一種今不如昔的史觀。莊子說:黃帝治理天下,「使民心一」;堯治理天下,「使民心親」;舜治理天下,「使民心競」;禹治理天下,「使民心變」,結果導致「天下大駭」。在他看來,夏禹時代顯然比不上黃帝時代,也比不上堯舜時代。

  不過莊子自有他的魅力,道家學說的相對性、神秘性,在他那裡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例子是,莊子夢為蝴蝶,醒來後,竟然不知自己是夢為蝴蝶的莊子,還是夢為莊子的蝴蝶?

  請看莊子的名言: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該來之時,人們應時而生;該去之時,人們順理逝去。人們的生死順時應勢,就不會因此而忽喜忽悲。)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天無所作為才清高,地無所作為才寧靜。)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我哪裡懂得貪生不是迷惑呢?我哪裡懂得畏死不如後生之視死如歸呢?……人生活在天地之間,就像白馬飛馳著越過一條縫隙,轉瞬即逝。)

  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後來被道教推崇為教主,因此,後世把道家與道教混為一談。其實,兩者之間不啻天壤之別。 






 
劉邦:庶民皇帝,布衣將相
  項羽和劉邦聯手推翻了秦朝,在爭奪天下的鬥爭中,一個以悲劇告終,一個以喜劇收場,正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兩個本沒有什麼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記》中留下了詩歌,不過一個抒發的是失敗的無奈,另一個抒發的是勝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劉邦大舉進攻,並約韓信、彭越會師。項羽兵敗,退至垓下,落入漢軍的包圍圈。夜深人靜,漢軍中高唱楚軍士兵家鄉的民謠。項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無法入眠,起身飲酒,陪伴他的是寵姬虞美人,還有一匹名叫「騅」的駿馬。這位末路英雄面對絕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項羽反覆高歌自己即興創作的詩篇,虞美人在旁應和,淒慘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淚下。走投無路的項羽,率八百騎兵突圍,在烏江自刎。

  劉邦打敗了項羽,又平定了異姓諸侯王的叛亂,建立大漢帝國已成定局。志得意滿的他路過家鄉沛縣,邀請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聯歡。酒酣氣益振,劉邦手舞足蹈,敲打樂器,仰天長嘯: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建立的漢朝,最大的貢獻就是「漢承秦制」。也就是說,他雖然推翻了秦朝,卻繼承並維護了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他接受了皇帝稱號,皇帝之下設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統郡、縣、鄉、亭、裡,與秦制完全一樣。郡有郡守(後更名為太守)、郡尉等,分別掌管政治、軍事、監察之權。縣分大小,萬戶以上設縣令,萬戶以下設縣長,下設丞、尉,分別掌管文書、治安之權。基層組織是裡,十里為亭,有亭長;十亭為鄉,有三老(掌管教化)、嗇夫(掌管訴訟、收稅)、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漢高祖劉邦在繼承秦的郡縣制時,猶豫不決,進兩步退一步,在郡縣制與封建制之間採取折中主義。他在推行郡縣制的同時,部分恢復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異姓諸侯王、同姓諸侯王。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從客觀上看,當時恢復封建制的呼聲一時甚囂塵上。秦統一後,以郡縣制取代了封建制,確立了以皇帝制度為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但是基礎並不牢固,法律秩序與政治制度並未深入人心,被打敗的六國仍擁有各自的傳統勢力。如果說項羽的恢復封建制,是迎合六國貴族復辟的願望,那麼劉邦的封建異姓諸侯王則是迫於形勢,出於無奈。他為了利用各種勢力,擊敗項羽,封建了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韓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後改稱長沙王)吳芮。這種妥協,埋下了分裂的潛在危險。在消滅了異姓諸侯王以後,又封建了九個同姓諸侯王:燕、代、齊、趙、梁、吳、楚、淮南、淮陽。原因在於錯誤地總結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以為是廢除了封建制,「孤立而亡」。希望同姓諸侯王起到「屏藩」作用,使皇帝不至於「孤立」。他在封建同姓諸侯王時宣佈:「非劉氏而立,天下共擊之。」其目的顯然想仰仗劉氏宗室的血緣關係,構築皇權的屏障。然而事與願違,效果適得其反。這些王國封地大,權力重,儼然獨立王國。郡縣制與封建制同時並存,形成奇特的「郡國制」。這種一國兩制,是歷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了懲罰,同姓諸侯王聯手反叛中央,發動了「吳楚七國之亂」。

  劉邦建立的漢朝,開創了一個新局面:庶民皇帝,布衣將相。

  劉邦曾任沛縣的一個亭長,秦制十里一亭,設亭長,掌治安警衛、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滿的農民擔任,相當於現今一個行政村的村長。這種低賤的身份,使他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庶民皇帝。他手下的大臣,除了張良是韓國丞相之子,張蒼是秦朝的御史,叔孫通是秦朝的博士,其餘都是一介平民,即所謂布衣。蕭何是沛縣的小吏,曹參是沛縣的牢頭禁子,王陵、陸賈是所謂「白徒」(平民),等而下之,樊噲是殺狗的屠夫,周勃是為人操辦喪事的吹鼓手,灌嬰是一個絲織品小販,婁敬是一個車伕,彭越、黥布則是盜賊出身。這些人在開國以後,都當上了將軍、丞相級別的官僚,所以被稱為「布衣將相」。這是在秦漢之際社會大動亂中形成的大變局,貴族世家紛紛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平民布衣成為舞台的主角。這種「庶民皇帝,布衣將相」格局,對漢朝的政治產生了巨大影響。

  劉邦鑒於秦朝以嚴刑峻法治國,過於苛暴,當然不會繼續採用法家理論。那麼是否會傾向於儒家理論呢?也不會。出身低賤的他,憑借武力打天下,一向對高談闊論的儒家嗤之以鼻,常罵儒生是「豎儒」、「腐儒」。秦末高陽儒生酈食其懷才不遇,托沛公(劉邦)麾下騎士引薦,騎士對他說,沛公不喜歡儒生,有戴著儒生高帽子的來客,沛公就把他的高帽子解下來,在裡面小便。對儒生蔑視到這種程度,酈食其還是要去謁見。劉邦召見酈食其時,正坐在床邊讓兩個婢女為他洗腳,極為倨傲不恭。打敗項羽後,劉邦說,打天下哪裡用得著腐儒!透露了他始終瞧不起儒生的原因。不過他身邊還是有幾個並不死守教條頗知變通的儒生,如陸賈、叔孫通之流。

  劉邦當了皇帝後,陸賈經常在他面前稱讚儒家的《詩》、《書》,劉邦以為陸賈不瞭解形勢,對他說,我的天下是在馬上打下來的,那裡用得著《詩》、《書》!陸賈申辯說,在馬上打天下,難道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天下嗎?劉邦以為他說得有理,就叫他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陸賈寫成《新語》十二篇,說秦朝專任刑法是它迅速滅亡的主因,因而主張,以「教化」勸善,以「法令」誅惡,實行「無為」政治:穩定得像沒有什麼事那樣,安靜得像沒有喧鬧聲那樣,有官府而不擾民像沒有官吏那樣,各村各戶過著恬靜的生活像沒有什麼人那樣。劉邦對此十分欣賞。

  漢朝建立伊始,庶民皇帝和布衣將相雖然進入巍峨的宮殿,卻不懂得君臣禮儀。他們起自民間底層,無拘無束慣了,常在大殿上飲酒喧嘩,拔劍擊柱,使得劉邦感到「威重不行」,沒有皇帝的威嚴和架勢。叔孫通是一個頗知變通的儒生,對劉邦說,儒者雖然難與進取,卻可以守成。他為此專門制訂了一套兼采周禮與秦儀的宮廷朝儀制度,實施以後效果很好。劉邦第一次領略了作為皇帝的威風凜凜,不無得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劉邦需要一套兼容道、法、儒各家之長的治國理論,黃老之學適逢其會。黃老之學原本是齊國稷下學宮的一個學派,是以道家為主兼有法、儒的復合思想。這個學派主張,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禮並用,達到「清靜無為」的境界。這種「無為而治」,反映了人民厭惡暴政,渴望寧靜安定的願望。劉邦之所以欣賞陸賈的「無為」主張,原因就在於此。劉邦起於社會底層,制訂政策注重符合實際情況。他的主要助手、丞相蕭何,依然保持先前縣衙小吏的作風,不受傳統禮制的束縛,制訂法律、政策都從實際出發。

  推行黃老思想的著名人物曹參,同樣是縣衙小吏出身。漢初他在齊國輔佐劉邦的長子齊王時,得到專門研究黃老之學的蓋公的真傳:「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他在齊國做了九年丞相,實行無為而治的結果,齊國大治,政績在各諸侯國中名列第一。丞相蕭何死後,他被調到中央繼任丞相,把「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奉為宗旨,實行「無為而治」。曹參向惠帝解釋「無為而治」的緣由,問:「陛下比高皇帝如何?」惠帝說:「我哪可比高皇帝!」又問:「陛下看我比蕭何哪個能幹?」惠帝說:「你似乎不及蕭何。」曹參說:「陛下說的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蕭何,我們謹守他們的成規,無為而治豈不很好?」惠帝說:「很好。」這就是《史記》所說的「蕭規曹隨」、「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也是當時民謠所說:「蕭何為法,講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無為而治,並非無所作為,而是遵照漢高祖、蕭何制訂的政策,繼續照辦,不作更張。

  高祖死後,惠帝即位,實權操在呂後手中,繼續實行無為而治。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帝時期依然如此。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屠夫出身的陳平長期擔任丞相,崇尚黃老之術,文帝的皇后竇氏也喜歡黃老之學,甚至強令其子(包括後來的景帝)研讀黃老學派的著作。在文帝與竇氏熏陶下的景帝,繼續採用黃老之學,寬鬆刑法,精簡官吏,輕徭薄賦,提倡農桑。不過也稍有變化,兼采若干法家學說,他所信任的大臣晁錯,就主張以法治國。景帝批准了御史大夫晁錯的「削藩」主張——削弱同姓諸侯王權力。結果,早有謀反企圖的吳王劉濞,聯合其他六個諸侯王,起兵反叛,打出的旗號就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

  以黃老思想為指導的無為而治,締造了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現了空前富庶的景象。「吳楚七國之亂」結束了無為而治,接下來是漢武帝大展宏圖的時代。 






 
漢武帝:大漢帝國的威儀
  漢武帝劉徹是秦始皇以後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創建、漢高祖重建的帝國體制進一步強化、完善,使大漢帝國盡顯其威儀,並且走向了頂峰。

  漢武帝為了提高皇帝的威權,雙管齊下。一方面,有意削弱丞相的職權,擴大太尉的職權,把太尉改為大司馬,又加上大將軍的稱號,大司馬大將軍分割了丞相的軍權。另一方面,建立宮廷決策班子,任命一些高級侍從(侍中、給事中),可以直接與皇帝討論國家大政方針;還起用高級宦官擔任中書,掌管尚書之職——出納章奏,掌握機要。於是形成宮內的決策班子,稱為「中朝」或「內朝」,使得以丞相為首的中央政府機構——「外朝」,淪為執行一般政務的行政機構。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創建刺史制度。全國分為十三部,由皇帝向每一部派遣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負責監察地方。這種監察權,包括視察政治狀況,決定官員的任免升降,平反冤假錯案,監察郡國一級長官與地方豪強。西漢有一百零八個郡國一級政區,由中央直接管理似乎鞭長莫及,刺史部的建立解決了這一難題。刺史部就是一個監察區,負責監察若干郡國。然而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祿僅六百石,而郡國守相俸祿二千石,以小制大,用小官來監察大官,可謂一舉兩得:既防止監察區成為變相的一級行政區,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軍權,改變軍隊分散於全國各地而首都內外沒有重兵的狀況,設立中央常備兵。先是設立期門軍、羽林軍,選拔隴西、天水等六郡所謂「良家子」,訓練成為精銳部隊;以後又訓練陣亡將士子弟,稱為「羽林孤兒」,很有戰鬥力。中央常備軍的建立,對於帝國體制具有重要意義,它是歷代王朝「內重外輕」(重中央輕地方)兵制的開創。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財政,任命理財家桑弘羊主管財政,進行改革。首先是「鹽鐵官營」,把生產與銷售鹽鐵的權利收歸國家壟斷,打擊操縱鹽鐵經營的地方豪強勢力。其次是「平准均輸」。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長安設置平准官,按照價格波動,收購或拋售貨物,調解供需,控制市場。均輸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調節各地運往首都的物資,以保證軍需供給,都市消費,倉庫積儲。平准均輸政策打擊了奸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既維護了民眾利益,又加強了中央集權國家的財政基礎。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位的半個多世紀,使泱泱大漢登上了頂峰,帝國已強大到足以向邊陲地區及亞洲腹地不斷地發動軍事遠征。向西南遠征的結果,在雲南和四川設立了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對南越的遠征,把中華帝國的版圖擴大到越南的北部,漢朝在這片地區建立了九個郡;向東北遠征的結果,在朝鮮半島設立了四個郡。很長一段時間裡,集中兵力在北方與西北方。從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將李廣、衛青、霍去病的指揮下,向經常騷擾中原的遊牧民族匈奴發起攻勢,不久在西北邊陲設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

  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完成了探索中亞的史詩般功業。張騫的第一次出使旨在聯合在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夾擊匈奴,第二次出使旨在聯合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夾擊匈奴,目的都是「斷匈奴右臂」。張騫歸國後向漢武帝報告了在西域的見聞,關於中亞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包括少許有關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線等情況,也提到中國絲綢出口的最西面的目的地——羅馬帝國,這是中國首次得到關於羅馬帝國的消息。今人仍可從《史記·大宛列傳》看到當時的盛況。

  從當時的首都長安向西,前往河西走廊,再由武威經張掖、酒泉,到達敦煌。從敦煌西行,經玉門關、陽關往西的商路有兩條:一條是南道——從鄯善沿南山(崑崙山)北麓至莎車,西越蔥嶺(帕米爾),到達大月氏、安息諸國,再西去可以抵達大秦(羅馬帝國);另一條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過蔥嶺的北部,向西可以到達大宛、康居、奄蔡諸國,再往西可以抵達大秦。這就是彪炳於史冊的絲綢之路。

  西域的開通,使絲綢之路在全球歷史上聲名遠揚。中國的使臣和商人到達奄蔡(今裡海東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條支、黎靬(地中海東岸)。中亞、西亞各國的使節和商人來到中國。中國的精美絲綢由中亞、西亞運到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元老院議員和貴族夫人的珍貴服裝面料。羅馬人當時僅僅知道中國是絲綢的產地,因此把中國稱為Seres,即拉丁語的「絲綢」。但是,安息和中亞各國都極力想維持各自在絲綢之路中的利益,不願意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直接接觸。 






 
失蹤的羅馬軍團
  墨菲《亞洲史》寫道:「於是,中國和羅馬這兩個在領土大小、發展水平、國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國,除旅行者講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瞭解。如果中國人與羅馬或印度帝國及其先進文明有過接觸,他們很可能在這種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一種不同的更開放的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與中國一樣,羅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規劃完善的城市,在擴張主義的世界性體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與自己帝國邊境的『野蠻人』進行鬥爭。三國之中,漢帝國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儘管它的文化發展水平和技術成熟程度也許與古印度和羅馬相當。」墨菲還指出,在中亞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兩岸,漢朝軍隊擊潰了包括一些僱傭軍的匈奴聯軍。根據中國史書記載,這些僱傭軍可能是羅馬帝國派來的援軍,因此中國人也許看到過羅馬士兵——用盾牌交搭頭上以避箭矢的龜甲形連環盾編隊,這可能是中華帝國與羅馬帝國唯一一次直接接觸。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歷史之謎。據說,公元前53年,古羅馬「三巨頭」之一的克拉蘇率領大軍東征安息,在卡萊爾(今敘利亞的帕提亞)遭到安息軍隊圍殲,統帥克拉蘇陣亡,羅馬軍團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克拉蘇的長子率領第一軍團六千餘人突圍,以後卻神秘地失蹤了,成為羅馬史上的一樁懸案。

  經過中外學者的研究,這批古羅馬人後來在中國西北建立了一個城市——驪靬。有的學者在《漢書·陳湯傳》中發現,公元前36年,西漢王朝的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率領四萬將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單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僱傭軍,其獨特的陣法、戰法帶有古羅馬軍隊的特色。這支軍隊可能就是失蹤的羅馬第一軍團。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河西地區突然出現了一個叫做「驪靬」的縣,修建了驪靬城堡。這可以在《後漢書》中找到佐證:「漢初設驪靬縣,取國名為縣。」驪靬是漢朝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所謂「取國名為縣」,就是用羅馬國名為縣名。失蹤的羅馬第一軍團的後裔,以後就在這裡繁衍生息。

  驪靬古城位於今甘肅省永昌縣,現在只留下一些遺跡。據考古學家研究,驪靬遺址的古城牆是「重木城」——城牆外加固重木,這種防禦方式是古羅馬所獨有的。當地的村民帶有歐洲人的體格特徵:個子高大,眼窩深陷,頭髮呈棕色,皮膚呈深紅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羅馬人的鬥牛遺風。

  這一驪靬之謎,如果得到證實,可以再現二千年前世界上東西方兩個帝國之間的密切關係,再現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對話,讓歷史的魅力顯露得淋漓盡致。不過一些學者認為,要解開這一謎團,歷史依據尚嫌不足。我們不妨寄希望於未來。 






 
古文經學與王莽「托古改制」
  比數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經學向政治的滲透,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漢元帝雖然多才多藝,精通書法、音樂,會作曲、演奏樂器,但毫無政治才幹。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經學家。朝廷上討論大政方針,處理軍國大事時,無論皇帝還是大臣,只會引用儒家經典語錄,來判斷是非曲直,根本不從實際出發進行決策。漢成帝更加沉迷於經學,任用劉向整理儒家經典,就是突出表現。他一味按照儒家經典的教導來包裝自己,儀容端莊,不左顧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氣象,卻不知如何執政。當大臣們引用儒家經典語錄,批評他作為皇帝的「失德」時,儘管內心不以為然,還是不得不屈從於經學,誠懇地接受,以顯示納諫的雅量。

  如此眾多的人在經學中討生活,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經學內部的學派之爭。這就是所謂今文經學(經今文學)與古文經學(經古文學)持續不斷的爭論。

  何謂今文經學(經今文學)?原先五經博士講解儒家經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書寫的。漢武帝所立的「五經」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家,由於當時通行全國,沒有必要特別標明「今文」的名稱。

  何謂古文經學(經古文學)?所謂古文,是指戰國時代東方地區的文字,漢代已經不通行。這些古文書寫的儒家經典文本,大體是漢武帝末年魯共王為了擴建王府,拆毀孔子故宅,在孔府牆壁中發現了一批「古文經」,即古文《尚書》、《禮記》、《論語》等。孔子的後代孔安國向漢武帝敬獻這批「古文經」,希望把它們也列為太學的欽定教材。從事校勘古籍的經學家劉歆,向漢哀帝提出,應該把「古文經」立於學官,作為太學的教材,引起了一場爭論,使得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對立,勢如壁壘。今文經學始終佔據上風,可以在官方的學校裡正式傳授,古文經學只能在民間私人傳授。

  令人難以預料的是,處在劣勢的古文經學,被王莽利用來篡奪漢室政權,成為其進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漢武帝,轟轟烈烈的一生以悲劇告終,征伐匈奴的慘敗,國內的饑饉動亂,使他處在內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懺悔痛恨中度過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別了他統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漢帝國。此後的漢昭帝、漢宣帝還算稱職,能夠維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後的繼承人每況愈下,相繼即位的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終於導致外戚在宮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漸擴大,王莽篡奪政權就是這種形勢的產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來源於漢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憑借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掌握宮廷大權。他從步入政壇到當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時間。這一段歷史,在東漢官方的《漢書》裡,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寫成亂臣賊子,他在篡漢前所做的好事被寫成虛偽做作、收買人心。其實王莽深受儒學熏陶,很注意「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處處以周公為榜樣。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夠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續,那麼對他的評價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

  王莽的悲劇在於,過分迷戀於已經風靡一時的儒家經學,企圖用儒家經學重建一個理想世界。漢朝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十分嚴峻地擺在他面前,為了擺脫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這種改革的著眼點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被史家稱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論根據就是一部儒家經典《周禮》。《周禮》一書是周朝制度的彙編,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親自編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戰國時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個經學家,對經學十分癡迷,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為他提供經學顧問的是西漢末年的經學大師劉向的兒子,後來成為新朝「國師公」的劉歆。還在平帝時代,王莽就支持劉歆,把古文經立於學官,設立古文經學博士。王莽篡漢後,劉歆成為四輔臣之一,以「國師公」的身份,用古文經學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於今文經學的理論,用來「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傚法孔子,事事處處學習周公,把周公視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顯得迂腐不堪,與時代格格不入。看來他完全忘記了當年漢宣帝對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的教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時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來治理漢朝,未免過於迂腐、背時。

  何況王莽「托古改制」企圖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長期困擾社會的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及其所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無法用儒家經典的教條解決的問題。早在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就把當時出現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狀況,歸結為廢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結果。因而他的解決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復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於不合時宜早已退出歷史舞台,要恢復它無異於癡人說夢!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個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過一定數量。在土地私有化,並且可以自由買賣的時代,企圖「限民名田」,是經學家按照儒家教條炮製的平均主義空想,寫在紙面上很好看,根本無法實施,董仲舒不過是一陣空喊而已。哀帝的輔政大臣師丹,繼續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提出「限田」建議,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訂了「限田限奴婢」的具體條例,企圖限制人民佔有土地與奴婢的數量。在那個時代,土地與奴婢是權勢地位的象徵,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豈肯自動放棄土地與奴婢!師丹、孔光之流的「條例」,也是一陣空喊,引起了社會震動,終於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師丹更為雄心勃勃,不僅要「限田」,而且要恢復井田制。他在詔令中宣佈:「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復井田制,實行土地國有化;按照《周禮》記載的井田模式,把全國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過一百畝。這純粹是經師們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畝的標準平均分配土地,全國的土地根本不夠分配。更何況土地的私有和買賣,是當時蓬勃發展的小農經濟的基礎,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買賣,顯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會階層,包括農民的支持。三年後,王莽不得不承認土地國有化改革的失敗,承認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還按照《周禮》,企圖實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專職官員代表國家對工商業和物價進行控制,主要的經濟部門與物資由國家專營、專賣。結果是官商的弊端顯露無遺,把社會經濟搞得一團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佈廢除這項改革。至於按照《周禮》,恢復古代的貨幣、官制,弄得整個社會亂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鬧劇。

  王莽妄圖按照儒家經學重建一個「大同」世界,一勞永逸地解決社會問題。其初衷似乎無可厚非,關鍵在於向前看還是向後看?要解決社會問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結果,不但無助於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使社會瀕臨崩潰的邊緣,引來了綠林、赤眉起義,王莽的新朝僅僅存在了十幾年,就壽終正寢,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漢胡互化
  北方遊牧民族南下,進入漢族農業區,必然為先進的社會所同化,這就是所謂漢化。它當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漢化都是如此。

  從東漢初年南匈奴進入山西,到西晉初年匈奴部眾的南遷,持續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漢化。以至於匈奴人建立的政權,稱之為「漢」,是「十六國」之一。大約在曹操晚年,匈奴貴族因上代是漢朝皇帝的外孫,而改姓劉。漢國的建立者劉淵,在學習漢族傳統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師事著名經學家崔游,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其愛好《春秋左氏傳》。他能背誦孫、吳兵法,熟讀諸子百家以及《史記》、《漢書》,頗為自負,自命漢初辯士隨何、陸賈與名將周勃、灌嬰四人才幹集於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晉,為了爭取漢人的支持,宣稱自己是「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因此他立國號為「漢」,自稱漢王,追尊蜀漢後主劉禪為孝懷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權是漢朝宗室的延續。劉淵建立漢國後,任用他的經學老師崔游為御史大夫,東漢大儒盧植的曾孫盧志則被任命為其子劉聰的太師。由此不難看出,十六國的第一個政權的建立者——匈奴人劉淵——漢化程度之深。

  建立後趙國的羯族人石勒,漢化程度也很深。他認識到羯族力量有限,要鞏固後趙政權,必須爭取漢人合作,盡量利用漢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經史」的漢人張賓為謀主,言聽計從,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華族(漢人),派官員到各地勸課農桑。他不識字,卻喜歡聽人講經、誦讀史書,雖在戎馬倥傯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設立太學和郡國學,用儒家經學培養包括羯族將領子弟在內的人才,並且建立秀才、孝廉試經之制,用儒學選拔官員。

  氐族建立的前秦國的君主苻堅,重用漢族寒門士人王猛,按照漢法改革政治,發展經濟、文化,對王猛主張「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十分欣賞與支持。他廣修學宮,親臨太學考試學生經義優劣,獎勵儒生,爭取漢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對博士王寔說,朕一月之內三次親臨太學,發現人才,躬親獎勵。其目的在於,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我手裡失傳,是不是可以追上漢武帝、漢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撥亂,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漢武帝、漢光武帝不值得相提並論。

  這樣的事例可以舉出很多。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胡人漢化,中原的儒學起到了關鍵作用。魏晉南北朝史專家何茲全說:西晉末年,隨著士族上層的渡江南下,裝在他們頭腦裡的玄學也被帶過江去,原先影響甚微的經學士族留在北方,他們保持著漢朝經學重禮儀的傳統。而胡族政權武力佔據北方,要立國中原,必須熟悉儒學傳統,崇尚中原文化,以漢法治漢人。胡族君主與漢人士族在這種背景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學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與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總是雙向進行的,胡人漢化的同時,就是漢人胡化。所謂漢人胡化,是在長期的交流中,漢人在生產、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習俗。這種變化,從東漢末年已經開始,《後漢書·五行志》寫道:「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你看,皇帝對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興趣,包括胡人的服裝、胡人的帳篷、胡人的高足傢俱、胡人的飲食、胡人的樂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於皇帝的倡導,京都的達官貴人都競相倣傚,興起了漢人胡化的之風。這種風氣到五胡十六國時期達到高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發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漢人一向的習慣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盤腿坐,並無坐椅子、凳子的習慣。所以竹林七賢雙腳前伸的坐法被稱為「箕踞」,是極不恭敬的失禮舉動。胡人發明的座椅,被漢人稱為「胡床」,它還有這樣一些別稱:繩床、交椅、交床、逍遙座、折背樣、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廣為流行,促使高足傢俱的興起,終於改變了漢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筵席」一詞與席地而坐的習俗緊密相連,舉行宴會時,在地上鋪上大的「筵」,再鋪上小的「席」,作為座墊,中間有矮足的稱為幾、案的桌子。這種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韓國依然可以見到。胡床及高足傢俱流行後,人們不再席地而坐,宴飲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說法一直沿用下來,不過已經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國時期,隨著騎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與其有關的生產技術帶到了中原地區。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記載,牛、馬、騾、羊等牲畜的飼養、役使方法,獸醫術、相馬術,以及製作毛氈、奶酪、油酥的技術,逐步為漢人所接受。《齊民要術》還談到胡人的飲食習慣對漢人的影響,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餅、胡椒酒(篳撥酒)、胡飯、胡羹、羌煮等,看來中原地區的漢人已經把胡人的飲食習慣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採用燒烤獸肉、奶酪為飲料的胡人習俗。

  胡語、胡歌、胡樂、胡舞、胡戲的流行,給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漢人子弟以學習胡語為時髦之舉,久而久之,北方漢語中充斥了「胡虜」之音。胡樂對中原音樂的影響是深遠的,胡笳、羌笛、琵琶等樂器,隨著民族大遷徙,從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區傳入中原,使傳統音樂顯得更加豐富多彩。西晉後期,天竺國送給涼州刺史張軌樂工二十二人,樂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絃琴、銅鼓、皮鼓等,還帶來了天竺調等樂曲。前秦末年,呂光遠征西域,又獲得篳篥、腰鼓、答臘鼓,以及龜茲樂曲。

  我們不難從中窺知,當年中原胡歌、胡樂盛行的斑斕景象,漢胡互化的纍纍碩果。我們先人的這種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動。 






 
李世民與武則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無疑問是秦始皇、漢武帝以來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國的聲望是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不能講過頭。由於李世民是殺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倫理,因此即位後便致力於篡改國史,為自己辯護,御用文人把太原(晉陽)起兵時的李淵(李世民之父)寫成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李世民則成了唐朝的締造者。其實,李淵決不是庸碌之輩,而是一個有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開國君主。

  唐朝的締造者李淵出生於北方山西地區一個有著漢人與胡人混合血統的貴族之家,他是西魏貴族李虎之孫,本人又世襲唐國公,憑借自己的政治優勢,利用隋末的動亂形勢,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與西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西魏宇文泰創建府兵,最高長官有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隋朝締造者楊堅之父楊忠是十二大將軍之一,唐朝的締造者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國之一。而且宇文泰、楊忠、李虎透過突厥望族獨孤信維繫著一種聯姻關係:獨孤信的大女兒嫁給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兒嫁給了李虎之子李昺,七女兒嫁給了楊忠之子楊堅(即隋文帝)。李淵透過其母獨孤氏,與北周及隋兩家皇室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李淵取代隋,有如楊堅的取代北周,是貴族政治的產物。

  李淵世襲唐國公,任太原留守(指揮部設在晉陽),執掌軍政大權。大業十三年(617年),他見隋王朝已無可挽救,便率部從太原起兵,南下佔據長安及渭水一帶。這就是反對隋朝的關鍵之舉——太原起兵(或曰晉陽起兵)。為了掩人耳目,李淵暫時捧出隋煬帝的孫子作為傀儡,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則成為事實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煬帝被反隋武裝力量處死,李淵便正式稱帝,建立唐朝。說李世民是唐朝的締造者,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值得關注的另一點是,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淵的皇后竇氏生了四個兒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長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長安,協助父皇處理軍國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領兵出征在外。隨著李世民在征戰中屢建戰功,威望日益提高,與皇位的法定繼承者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鬥爭,日趨明朗化。在這場鬥爭中,四子齊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邊。

  李建成與李元吉企圖削奪李世民的兵權,唐高祖李淵同意這一預謀,但是由於軍事行動未停,暫時不便下手。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加劇了預謀活動,想以李元吉擔任出征元帥,削奪李世民的兵權。李世民獲悉後,與他的親密顧問、內兄(妻兄)長孫無忌等人商量,採取先發制人的對策,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李建成、李元吉,逼唐高祖李淵立自己為太子。這一事變充滿血腥,令人觸目驚心:李建成被李世民用弓箭射死,李元吉則死於埋伏;李世民連李建成、李元吉的兒子也不放過,一併殺死。在殺死了他的對手之後,到了葬禮的那天,李世民還假惺惺地在公眾面前,裝出一副哭得很傷心的樣子。兩個月之後,唐高祖被迫放棄皇位,李世民終於成了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唐高祖被尊為太上皇。李世民的上台充滿如此之多的陰謀和血腥,讓人心寒;然而唐太宗的御用文人千方百計地粉飾歷史,力圖掩蓋歷史的真相,關於玄武門之變便有了不同的說法。

  之所以講這些史實,意圖是辯證地看待那些傑出帝王,少一些形而上學,不要一說好就一切皆好。看到了李世民的另一面,並不影響我們對他的雄才大略的肯定。

  唐太宗即位後,果斷地採取與民休息、不得罪民眾的明智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他深知自己雖然貴為天子,卻並不可以為所欲為,道理就在於: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虛心聽取臣下的反對意見,也就是所謂善於納諫。他的謀士魏征是一個敢於不看皇帝臉色而講真話的大臣,提反對意見無所顧忌。唐太宗和魏征之間,一個虛懷博納,從諫如流;一個直言極諫,面折廷諍,形成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君臣關係和政治風氣。這大概就是被史家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出現的根本原因吧。

  君臣們同心同德締造的貞觀之治,確實大有可觀之處。

  一是完善三省六部制度。中央政府設立政事堂,作為宰相的議事機構,一切重大事務,都由政事堂會議討論,經皇帝批准後頒行。三省的首長——中書省的中書令、門下省的侍中、尚書省的左右僕射——都是宰相,此外,凡是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其他官員,如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也是宰相,人數多至一二十人。內籐湖南在《中國近世史》中談到唐朝三省制度時說:「中書省為天子的秘書官,司掌起草詔書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這些詔書的頒發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反駁的權力,若中書省起草的文稿有不當之處,門下省可以批駁,甚至將其封還。因此,中書省和門下省須在政事堂上達成協議才成。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議的執行機關。……當然,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的要員,皆系貴族出身,而貴族並不完全服從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對臣下的奏章批示時,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溫和,決不用命令的口吻。」錢穆在《國史新論》中縱論漢唐宰相制度的差異時也有類似的議論:「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布者,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畫一敕字,然後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省)審核裁定,送經皇帝畫敕後,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複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不能獨裁。」

  二是完善科舉制度。貞觀元年,唐太宗通過科舉考試選取才士,常舉科目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六科,明法、明書、明算是關於法律、書法、算學的專門科目,取士有限,而且難以進入政界;秀才科須博學的人才能應考,唐太宗時幾乎瀕於廢除;真正成為常舉科目的是明經與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帖經、經義及時務策;進士科主要考時務策、經義,唐高宗時加試雜文(詩賦),唐玄宗時改為考詩賦為主。進士科日益受到重視,大多數官員出身於進士科,因此當時的官員多擅長詩賦文章。貞觀晚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進士的進身之階,起到了推動作用。唐太宗在金殿端門看到新進士魚貫而出的盛況時,情不自禁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三是完善法制建設。唐太宗即位後,多次組織名臣研究立法,採納魏征的建議,確立寬仁、慎刑的宗旨。他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訂法律,寫成《唐律》(即《貞觀律》)五百條,涉及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等法律。唐高宗時,由長孫無忌領銜,對《唐律》條文加以註疏,編成《唐律疏議》十二篇三十卷。《唐律疏議》對當時的高句麗、日本、安南等國有重大影響,也是宋、明各朝法典的範本。

  唐律體現了唐太宗寬仁、慎刑的宗旨,以死刑條目為例,比前朝法律幾乎刪減了一半,也比號稱簡約的隋朝《開皇律》更為寬簡,把斬刑減為流刑的有92條,把流刑減為徒刑的有71條,還廢除了鞭背等酷刑以及斷趾等肉刑。斷獄律還規定,徒刑以上罪,斷案後,如果罪犯不服可以提出再審;死罪則必須經過「三復奏」,三日後才可以執行。法律的本意是為了制止犯罪,寬仁慎刑是一個很高的境界。據說,貞觀四年,判處死刑的全國總共才二十九人。法簡刑輕,成為太平盛世的標誌。貞觀一代,君臣上下守法成風,正如《貞觀政要》所說:「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

  晚年的唐太宗為接班人問題所苦惱,為了避免玄武門之變的悲劇重演,他以長子李承乾有「謀反」嫌疑,而廢掉了他的太子身份。四子魏王李泰有文學才華,深得唐太宗喜愛,但是由於他圖謀奪取太子地位,斷斷不能立為皇儲,否則將為後世所倣傚。儘管九子晉王李治軟弱無能,唐太宗還是選擇他作為接班人。這就是貞觀二十三年即位的唐高宗。

  唐太宗選擇優柔寡斷的唐高宗作為皇位繼承人,為武則天這位「鐵娘子」臨朝稱制,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她從幕後走向前台,行使皇帝的權力。這在當時政壇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代徐敬業寫的《討武氏檄》如此聲討武則天: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

  ——「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

  ——「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話語十分尖酸刻薄,但也並不全是誣陷不實之詞,武則天的品德操守與私生活確有不少令人非議之處。最受人非議的是「狐媚偏能惑主」——她成為唐太宗、唐高宗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貞觀十一年,十四歲的武則天成為唐太宗的才人(嬪妃)。唐太宗死,她依照慣例到感業寺削髮為尼,本應與世隔絕度過餘生。不料,她早已為唐高宗看中,即位不久,就召入宮中,成為他的昭儀(嬪妃)。一個女人能夠成為父子兩代皇帝的妻子,在中國歷史上恐怕絕無僅有,如果沒有「狐媚偏能惑主」的本領,斷然難以做到。此人不但狐媚,而且詭計多端,在與王皇后、蕭淑妃的爭寵鬥爭中,深得唐高宗寵信,儘管老臣長孫無忌、褚遂良極力反對,高宗還是冊封她為皇后。

  當上了皇后,高宗鑒於健康原因委託她處理朝政,於是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武則天對於大權在握的「二聖」地位並不滿足,他的目標是要當皇帝。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武則天所生長子),武則天不顧母子之情,用毒酒殺死李弘,改立次子李賢為太子。由於李賢有才幹又有文采,在士人中聲望很高,武則天恐怕難於控制,就找個借口把他廢為庶人,改立三子李顯為太子。高宗死,李顯即位(即唐中宗),武則天以皇太后的名義臨朝稱制,第二年就廢掉中宗,另立她所生的四子李旦為唐睿宗。武則天以「革命」、「維新」為旗號,借助佛教宣揚她受命於天,唆使一批人上表「勸進」。690年,武則天正式宣佈廢掉唐睿宗,改唐朝為周朝,自稱聖神皇帝,終於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女皇。問題不在於女人做皇帝,而在於她為此採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無怪乎《舊唐書·則天皇后紀》的評語,對她沒有一句好話,什麼「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引頸就誅」;「武後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

  當代的歷史學家卻顯得較為寬容。西方學者如此評價:武則天摧毀了她的主要反對派老貴族,為此她把首都東遷至洛陽,並從東部地區選用官吏,以制衡與李唐宗室休戚相關的西北士族的力量。她頒布《大雲經》,預言女皇是彌勒佛轉世,為她的皇位尋找合法依據。她雖然殘忍,卻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力卓異的統治者。中國學者則充分肯定武則天執政時期的積極貢獻,給她以全面的評價。她雖然一度篡奪了唐朝政權改為周朝,但貞觀之治仍得以延續,社會經濟是向上發展的。她的最大貢獻在於,順應歷史潮流,打擊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把政權向一般庶人開放。

  從李世民到武則天,唐朝的政治格局已經明朗化,儘管依然是貴族政治,但是東晉南朝的門閥士族的特權逐漸喪失,社會上重視門第郡望的傾向受到了遏制,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更加重視功臣良將,重視功名事業,顯現出一種新的氣象。 






 
盛唐氣象: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
  唐人既不是魏晉以前漢人的簡單延續,也不是胡族單向地融入漢族,而是漢胡互化產生的民族共同體。這個民族共同體在唐朝近三百年中,又繼續不斷地與域外、周邊的胡人,以及來唐的外國人融為一體,不斷汲取新鮮血液,因而更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以氣吞日月的磅礡聲勢,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刻意求新的獨創精神,締造出中華文明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

  唐朝前期充滿了文化寬容氣概,跨越國界的貿易遠遠超過了漢朝的盛況,與周邊或遠方國家的文化交流也躍上了新高度,表現出對外來文明異乎尋常的歡迎與接納。唐文化特別是盛唐文化的繁榮昌盛,仰賴於一種積極的文化政策——立足於我、夷為我用,這是必須以充分的自信心為底蘊的。伊佩霞《劍橋插圖中國史》指出:「與20世紀前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相比(除了20世紀),初唐和中唐時的中國人自信心最強,最願意接受不同的新鮮事物。或許是因為來自異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國同波斯以東的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了聯繫,或許是因為當時很多士族豪門為胡人後裔,或許是因為中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鎮守絲綢之路,保證了商旅暢通無阻……總之,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非常願意向世界敞開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優秀的東西。」

  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廣度與深度,在這方面,以樂舞、服飾的引進與更新最為突出。

  唐初的祖孝孫把南樂與北曲融為一體,協調「吳楚之音」和「周齊之音」,其成果就是《大唐雅樂》。這是對於傳統音樂的整理與融合。唐太宗平定高昌,引進高昌樂,豐富了唐的「十部樂」。其中燕樂、清商樂是傳統的雅樂、古樂,其餘如龜茲樂、天竺樂、西涼樂、高昌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麗樂都是從邊疆或域外引進的。例如:開盛唐音樂風氣之先的《秦王破陣樂》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特色,奏樂時,「擂大鼓,雜以龜茲之樂,聲震百里,動盪山嶽」,這種氣勢,是先前的雅樂所不具備的。

  唐玄宗是一個音樂皇帝,元稹、白居易都推崇他「雅好度曲」,是出色的作曲家,一生作曲無數。他嗜好樂舞大曲、法曲,善於吸收來自西域的胡樂,稱為「胡部新聲」,加速了華夷音樂的滲透與融合,特別是胡音唐化的步伐。唐玄宗完成了佛曲的改造,發展為舞曲,使胡音一躍而為純粹的唐舞,千古傳頌的《霓裳羽衣曲》便是其代表作。它源於印度佛曲《婆羅門曲》,唐玄宗立足於傳統的清商樂,對原曲進行改編,形成了唐樂舞的傑作——《霓裳羽衣曲》。它描寫仙女奔向人間的瞬間,把天上與人間、神話與現實融為一體,創造了格調極美的意境。

  如果說從《婆羅門曲》到《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的創作,那麼,從樂曲發展為舞蹈則要歸功於楊貴妃。據專家研究,楊貴妃是《霓裳羽衣曲》的編舞者。舞姿極為優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這樣描繪他的觀感:

  飄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

  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裙時雲欲生。

  煙蛾斂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情。

  傳說楊貴妃的侍女張雲容「善為霓裳舞」,楊貴妃極為欣賞,贈詩一首: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裡。

  輕雲嶺下乍搖風,嫩柳池塘初拂水。

  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絲毫看不到《婆羅門曲》的痕跡了。

  當時盛行來自西域的「胡舞」,舞步輕快,旋律活潑,在都城長安風靡一時。出於西域的「胡旋舞」,以快速旋轉而著稱。楊貴妃、安祿山都擅跳此舞。安祿山是個大胖子,體重三百多斤,腹垂過膝,跳起胡旋舞來,動作敏捷有如旋風。白居易《胡旋女》寫到由於楊貴妃與安祿山的帶頭,京城人人跳胡旋舞的景象: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從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跳胡旋舞的場景,給人一種親臨現場的感受。敦煌壁畫記錄了大量樂舞場景,相當多的部分是從國外傳入的,如220窟的樂舞是「阿彌陀淨土變」,其中的胡騰舞來自中亞,天女們佩瓔珞、纏飄帶,上身半裸,微扭腰身,舞姿婀娜曼妙。敦煌壁畫所顯示的樂器達四十多種,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彈撥樂器、拉絃樂器門類齊全,琵琶、阮鹹、箜篌、篳篥、塤、羯鼓、答臘鼓等,大多從西域等地傳入。

  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引領時代潮流,當時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風盛行,胡樂、胡舞以外,首推胡妝。正如元稹詩所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漢人婦女倣傚胡人婦女的服裝與裝扮,成為時髦風尚。

  大將高仙芝遠征中亞,帶回當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來。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褲,腳登「小頭鞋履」,於是窄口褲、小頭鞋履成為流行式樣。「小頭鞋履窄衣裳」,在當時號稱「天寶末年時世妝」,風行一時。一般貴族與士民都競相倣傚,「好為胡婦及胡帽」。

  更進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國化。文獻記載,楊貴妃有「鴛鴦並頭錦褲襪」,又名「藕覆」,是最為時髦的打扮,類似今日的連褲襪。一時間,從上到下,新潮服飾大為流行。楊貴妃喜歡「披紫綃」,其姐姐虢國夫人愛穿「羅帔衫」,都是袒肩露頸的寬鬆服裝,完全擯棄了初唐宮人遮蓋全身的裝束之風,使中原服飾趨向開放。

  外來文化從各個方面影響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長安的東市和西市,以及城中開闊地和指定劇場,中外藝人,表演戲劇、滑稽劇和其他娛樂節目。時髦婦女誇耀她們別出心裁的衣裳和髮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歡的消遣之一是從波斯傳來的馬球,流傳下來描繪馬球遊戲的畫作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從中亞各國以及日本、高麗來的使臣、商賈和香客,促進了人們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瞭解。來自這些遙遠地區的物品——馬匹、珠寶、樂器和織物——激起了宮廷和京城貴族無窮的興趣。外來文化對中國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臻於完美的銀製品,就設計和做工而言,頗有波斯風格。從印度、波斯和中亞傳入的新樂器、新曲調,使中國音樂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種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為我所用的胸襟與氣度,是唐朝有別於其他朝代的高明之處。正如魯迅所說:「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地唾棄」;「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決不介懷」。

  盛唐社會的自由開放、放任自流,藝壇的思想奔湧、百花齊放,培育了一大批藝術天才,這個時期的詩歌、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都是空前絕後的,它們交相輝映,勾勒出美妙絕倫的盛唐氣象。

  唐朝是古典詩歌的繁榮時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條就是進士科考試詩賦,這就意味著作詩成為獲取功名的捷徑。唐高宗時,進士科加試的「雜文」,就是詩賦,為擅長寫詩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時,明確了詩賦試與策論試、經義試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詩賦取士更見推重,唐玄宗時進士及第而位極卿相者,如蘇頲、張說、張嘉貞、張九齡等,都精於詩賦。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官僚中詩人多如牛毛,為歷代所罕見。清朝康熙年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編輯《全唐詩》,收集詩作四萬八千九百多首,作者達二千三百多人,說它空前絕後,也不算太過分。

  書法在這個時代也登上了藝術的高峰。初唐書壇極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筆法,出現了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從師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勵人們學習王羲之的書體,簡化筆畫,書寫省力,使「王書」從藝術鑒賞品,普及於政府文牘部門,進而流佈於市井社會。到了盛唐,書法為之一變。顏真卿的書法方正雄健,渾厚莊嚴,一掃初唐的娟媚風氣,創造了與盛唐氣象相適應的新書體,不僅終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為以後歷代奉為正統書體。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天寶初年,唐朝傾全力對付吐蕃,分不出兵力來對付東北邊疆的奚、契丹,於是起用蕃將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兩年後,安祿山兼任范陽節度使,七年後又兼任河東節度使,成為統率二十萬精兵的邊鎮統帥,東北、華北最大的軍閥,與西北軍閥哥舒翰遙相呼應,雄鎮一方。

  安祿山是混血胡人,父親是康姓粟特族人,母親是突厥族人,因母親改嫁安姓突厥人,改姓安。這個出身行伍的大老粗,精通陞官的訣竅:賄賂與獻媚。賄賂李林甫,巴結楊貴妃,博得唐玄宗的寵信。在這方面,這個混血胡人很有手腕。

  ——他善於獻忠心以取媚於皇帝。此人身材高大而肥胖,腹垂過膝,唐玄宗開玩笑地問他:你這個胡人,肚子裡有什麼東西,大到如此程度。安祿山當然不會放過獻媚的機會,巧妙地回答:沒有多餘的東西,只有赤膽忠心而已。如此赤裸裸地阿諛奉承,唐玄宗居然沒有看穿他的虛情假意。

  ——為了獲得唐玄宗的寵信,安祿山在楊貴妃身上下功夫。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五歲的安祿山竟然拜二十九歲的楊貴妃為「養母」,進出宮廷都以楊貴妃的「養兒」(義子)自居。這是安祿山極為高明的一手,他深知貴妃受皇上無比寵愛,走夫人路線,是最有效的捷徑。

  ——東北邊疆的奚、契丹經常叛亂,唐玄宗束手無策,安祿山出兵平定了奚、契丹,使唐玄宗喜出望外,多次嘉獎,稱讚他是「萬里長城」。自稱「年事漸高」的唐玄宗為了追求逍遙,一手把朝廷政務交給宰相,一手把邊防軍務交給邊將。在李林甫、楊國忠獲寵的同時,安祿山也獲得特殊的寵信。在唐玄宗心目中,這個胡人邊將的地位與宰相不相上下,可以從邊關來到京都,出入宮禁。

  安祿山「外若癡直,內實狡黠」,是一個野心家。他一身兼任三鎮節度使,又帶有尚書左僕射、驃騎大將軍的頭銜,管轄東北、華北地區,號稱「兵雄天下」。天寶初年,三鎮總兵力已經有十八萬,當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時,兵力可能已經超過二十萬,當時中央直轄軍不過十萬而已。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力量對比,一旦與中央分庭抗禮,後果將不堪設想。

  當時人已經有所察覺,他們指出,安祿山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日增驕恣」,「包藏禍心,將生逆節」,意思是他將要反叛。事實正是如此。他積極囤貯武器、馬匹、糧草,還訓練了一支私家武裝,絕對效忠於他個人。李林甫死後,安祿山加緊了反叛的步伐。

  可悲的是,唐玄宗對安祿山依然深信不疑。楊國忠多次向唐玄宗指出,安祿山必反,唐玄宗根本不信。就在安祿山反叛前幾個月,唐玄宗還派官員帶親筆書信給安祿山,說朕已經為你修建溫泉,十月間,朕在華清宮接待你。好昏庸的快活天子,大禍臨頭還渾然不覺,竟然邀請安祿山來華清宮同洗溫泉浴。

  唐玄宗等來的不是來洗溫泉浴的安祿山,而是舉起反叛旗幟的安祿山。

  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策略以來,歷代的野心家都把「清君側」奉為至寶,作為反叛的遮羞布。安祿山也不例外,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當他在薊城(今北京西南)南郊誓師時,為反叛打出的幌子就是「奉密詔討楊國忠」,起兵「平禍亂」。似乎他不但不反對皇帝,而且是接到了皇帝的秘密詔書,命他發兵討伐楊國忠。事實完全不是如此。特地修建溫泉湯池要為安祿山洗塵的唐玄宗,接到安祿山反叛的消息,既震驚又憤怒,立即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就地防禦;緊接著任命他的第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率領大軍東征平叛。

  白居易《長恨歌》寫道:「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緊急戰報打破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歌舞昇平。形勢急轉直下,兵敗如山倒。叛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節節勝利,只用了短短的三十四天,就從范陽打到洛陽,東都洛陽遭受一百幾十年來未有的浩劫。守衛洛陽的封常清,駐屯陝州的高仙芝一起退守潼關。唐玄宗輕信監軍太監的誣告,以「失律喪師」罪,在潼關處死高仙芝、封常清。臨陣斬帥的嚴重失誤,是平叛戰爭的不祥之兆。

  次年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大燕,把天寶十五年改為聖武元年,一派改朝換代的架勢。這一下叛亂謀反的面目大暴露,先前所謂「奉密詔討楊國忠」的幌子,完全是騙人的。

  這時的形勢對安祿山十分不利。第一,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在河北聯絡各地忠義之士,抗擊叛軍,騷擾洛陽與范陽之間的交通,給安祿山帶來了後顧之憂。第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兼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奉朝廷調遣,在平叛戰爭中取勝,切斷安祿山大本營洛陽與根據地范陽之間的通道。第三,唐玄宗任命哥舒翰為統帥,鎮守潼關。哥舒翰也是胡人,此時身兼河西、隴右節度使,威名顯赫,而且與安祿山素有宿怨,由他鎮守潼關,足以與安祿山相抗衡。

  然而,唐玄宗指揮失誤,導致滿盤皆輸。他想盡快平定叛亂,命令堅守潼關的哥舒翰,從潼關出兵進攻洛陽,並且要各路兵馬圍攻洛陽。在當時形勢下,堅守潼關是上策,可保長安無虞。在河北戰場的郭子儀、李光弼向皇帝指出,如果從潼關出兵,有戰必敗,潼關失守,京師長安危急,天下之亂就不可平了。唐玄宗拒不接受。楊國忠對哥舒翰有所猜忌,極力慫恿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關東征。

  這一錯誤決策,無異於自投羅網,二十萬大軍一戰即潰,哥舒翰逃回潼關時,被部將抓獲,獻給叛軍。一向瞧不起安祿山的哥舒翰,在洛陽向被他罵為「野狐」的安祿山投降。

  潼關陷落,長安失去屏障,唐玄宗於六月十三日逃離長安。次日中午抵達馬嵬驛,皇帝的扈從部隊發動兵變,殺死奸相楊國忠,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監高力士在佛堂縊死楊貴妃。當時唐玄宗已七十二歲,楊貴妃才三十八歲。舊史家渲染楊貴妃是敗壞朝政的禍水,意在為唐玄宗開脫,其實形勢發展到這一地步,完全是唐玄宗的責任。在馬嵬驛的楊貴妃墓地,不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題字,共同的主題就是替楊貴妃鳴冤叫屈,多少反映了一點與正史不同的民間意識。

  太子李亨看到人心所向,和執意向西逃跑的父皇分道揚鑣,在太監李輔國的扈從下,奔向朔方節度使所在地靈武,並且在那裡登上皇帝寶座(即唐肅宗),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郭子儀、李光弼率領五萬軍隊從河北趕赴靈武,河西、北庭、安西節度使也派兵前來會合。形勢有了明顯的轉機。叛軍內部則明爭暗鬥,分崩離析。安慶緒殺死父親安祿山,搶得皇帝寶座,卻只知縱酒享樂。唐軍乘機反攻,收復淪陷一年多的長安,繼而收復洛陽。

  此後安史之亂進入另一個階段,它的主角就是留守范陽的安祿山的部將史思明。他不願受安慶緒節制,率八萬軍隊向朝廷投降,出任范陽節度使。時隔半年,史思明反叛,與在鄴城(今河南安陽)的安慶緒遙相呼應。唐軍包圍鄴城,安慶緒以出讓皇位作為交換條件,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解鄴城之圍後,設計殺死安慶緒,留下兒子史朝義留守鄴城,自己引兵北還,在范陽自稱大燕皇帝,並且在半年以後再度攻陷洛陽。唐朝方面再度陷入被動局面。正在此時,叛軍內訌,史朝義殺死父親史思明。唐軍乘機收復洛陽,史朝義逃往范陽,遭到守軍拒絕,走投無路,自縊而死。

  長達七年零三個月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

  安史之亂是開元、天寶時期腐敗政治導致的後果。唐肅宗、唐代宗都積極鼓勵叛軍自動投降,准許他們繼續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與其說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亂,還不如說是以妥協方式結束叛亂。這種妥協的代價是高昂的,它使全國處於混亂多事和分裂割據的狀態之中。 






 
傳統農業的新發展與商業革命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指出,北宋以前人口增長緩慢,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人口六千餘萬,此後由於分裂和戰亂,人口總數幾起幾落,到唐朝人口峰值階段的天寶十四年(755年)約有七千餘萬。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宋初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四十萬。此後的一百餘年,人口迅速增長,到12世紀初(即北宋末年)進入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等範圍內,總人口達到一億四千萬。

  人口增長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傳統農業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新發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相應增加。如果說,各類耕地的開墾,例如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圍田、湖田等的出現,是一種外延式的發展;那麼,南方地區講究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經營,便是更為重要的內涵式發展。根據日本學者天野元之助的研究,作為主要糧食作物的水稻,在這一時期不僅種植地區擴大,而且耕作技術與經營方式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早稻優良品種占城稻,在宋初從越南引進以後,經過一百多年的推廣,到南宋時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種植。有些地區,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區分,水稻栽培技術有了明顯的提高。

  其二是,原先水稻栽培採取粗放的直播法,這一時期把直播法改造成為移植法,也就是說,過去把稻種直接撒播到田里,現在先把稻種在秧田上培育,然後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陳敷《農書》專門記述了秧田的修治技術,不少地區還發明了插秧工具——秧馬。

  其三是,對於水稻栽培的各個環節都講究精耕細作:秋收後的耕田,務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鬆細碎;春耕時再三耕、耙,使土細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鋤草,有了耘爪、耘蕩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車、桔槔之外,出現了效率更大的龍骨車(翻車、踏車),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

  集約化經營的結果,是水稻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當時人說,在兩浙路一帶,上等水稻田一畝,可以收穫稻穀五六石,約為750斤至900斤之間,是相當高的產量。

  另外有兩點也頗值得注意。一是江南麥作的推廣與稻麥二熟制的形成,標誌農業生產水平的一大進步。與此相呼應的是,水稻種植由南向北推廣。二是由於商品經濟向農村的滲透,農村中開始出現專門種植經濟作物——蠶桑、茶葉、蔬菜、漆樹、花卉、果樹、甘蔗——的專業戶,從事個體小商品生產。最突出的是,蠶桑區農家的蠶桑絲織經營,開始從家庭副業中獨立出來,形成專業化生產。陳敷《農書》說,湖州地區農家「唯藉蠶辦生事」,表明蠶桑經營已經成為他們的主業。

  傳統農業的新發展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導致「商業革命」較早的出現,成為宋朝歷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這是西方漢學家的看法。他們把宋朝的轉折點稱為一次「復興」,或一次「商業革命」。

  費正清和賴肖爾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關於宋朝的第六章第四節的標題就是「商業革命」四個字。他們寫道,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斯塔夫裡阿諾斯(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在「宋朝的黃金時代」的標題下寫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意義。

  這種對歷史的解讀方式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是言之有據的。

  如果對宋朝的首都東京(開封)與唐朝的首都長安加以分析比較,就可以發現唐宋之間的巨大社會變革,也可以從這個中原大都市中看到商業革命的真實狀況。

  唐朝的長安是一個棋盤狀的封閉結構,縱橫相交的街道形成許多由圍牆封閉起來的居民區——「坊」,商業區也封閉在「坊」的區域內,這就是東市與西市。這種封閉性結構在宋朝的開封被打破了。日本學者加籐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楊寬在《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進一步指出,這種變革在五代至宋初逐步顯現,隨著開封的繁榮,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

  這種變革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中有著巨大的意義,它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把商業活動從封閉的「坊」中解放出來,擴散到大街小巷的沿線,形成了近代都市商業街的雛形,為都市商業拓展了新空間,也為都市增添了繁華的商業氣息與市井色彩。於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觀:政府宣佈取消對於夜市的禁令,商業活動不再有時間限制,開封城內十字大街有所謂「鬼市」——通宵達旦的商業街;馬行街北至新封丘門大街,夜市營業到三更,而五更時分又再開張;至於「耍弄去處」(娛樂場所),營業「通宵不絕」。

  開封城的街巷結構截然不同於長安,他的四條御街與東西南北四個城門相連,此外還有東西向的橫街,以及南北向的直街,互相連通成街巷網絡,把商業區與居民區交織在一起。在許多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有繁華的「街市」,行市、酒樓、茶坊、食店、瓦子(娛樂場所)等連成一片,形成摩肩接踵、晝夜喧闐的商業長廊。最為熱鬧的是以北面御街為中心的街市,從宮城南門(宣德門)東去,有東西向的潘樓街、土市子,南面是界身巷,潘樓街既有集市性質的潘樓酒店,又有金銀彩帛的交易所,還有最大的娛樂場所桑家瓦子。北面的馬行街,既有馬市(交易馬匹的市場),又有莊樓、楊樓等酒樓,還有大小貨行、醫行、藥行。再往北的新封丘門大街,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飲食店。

  在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面前,一切文字記載都相形見絀。這幅長卷以寫實的手法記錄了東京開封的街市繁榮景象。畫卷從東水門外虹橋以東的田園開始,向西是汴河上的市橋及周圍的街市、城門口的街市、十字街頭的街市。張擇端畫了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房屋樓閣一百多間、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蔚為壯觀,令人目不暇接。畫面上有滿載貨物的駱駝隊正在向東出城,城門內不遠處有一座三層樓房——孫家正店(酒樓),門前有綵樓歡門,十分富麗堂皇。街道兩旁隨處可見各類商店的招牌幌子:「王家羅錦匹帛鋪」、「劉家上色沉檀棟香」、「劉三叔精裝字畫」、「孫羊店」之類絲綢店、香藥店、裱畫店、飲食店,以及豪華的招商旅館——「久住王員外家」。

  當時開封以經商為業的有二萬多戶,其中六百四十家資本雄厚的商戶,分別屬於一百六十行,囊括米、鹽、茶等各類商品貿易。號稱「正店」的大酒樓有七十二家,兼具飲食與商品交易的多種功能,作為商人驗看商品質量、商定價格、簽訂契約的場所。此外還有三千家稱為「腳店」的小酒樓。酒樓、茶坊適應商業大潮,與娛樂場所瓦子,都通宵營業,有「應招女郎」——「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簷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有「陪酒女郎」——「為酒客換酒斟酒」;有「賣唱女郎」——叫做「扎客」或「打酒坐」。顯示了開封迥然有別於昔日長安的新潮特色。

  開封城位於汴水(汴河)兩岸,汴水北通黃河,南通淮河、長江,因此開封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食、沿海各地的水產、遼與西夏的牛羊,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酒、果品、茶、絲絹、紙、書籍,還有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聞遐邇的東京相國寺的廟會集市,各地來的商品琳琅滿目,大山門內出賣飛禽走獸;第二座山門內出賣各種雜貨;廣場上出賣家用器物,有蒲盒、簟席、屏幃、鞍轡、弓箭、時果、臘脯等;近大殿處,出賣老字號名牌產品:王道人蜜餞、趙文秀筆、潘谷墨;兩廊出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首飾、帕頭帽子等;大殿後、資聖閣前出賣書籍、古玩、圖畫、土產、香藥之類。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商業氣息的濃厚,表明這一時期的商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據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說,當時中國的商品交換的價值,合計相當於1500萬至1800萬盎司黃金,折合成現在的價值,約合60億至70億美元。如此龐大的商品流通量,在當時世界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在這種情況下,金屬貨幣已難以適應商品的巨額流通,銅錢、鐵錢體積大、份量重,對於長途販運或巨額批發貿易,十分不便。於是貨幣發生了突破性變革——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宋真宗時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戶富商聯手發行一種錢券,稱為「交子」,是由商業信用關係孕育出來的紙質貨幣。宋仁宗時期,政府從商人那裡收回了發行紙幣的權利,在益州設立「交子務」(按:「務」是機構名稱),負責印刷、發行交子。這種政府發行的紙幣,面額固定,蓋有官印;用戶以現錢換取紙幣時,要把商業字號登記在冊,兌現時按字號銷賬,以防偽造。隨著這種紙幣的流通範圍日益擴大,中央政府在首都開封設置交子務,負責面向全國的發行事宜。南宋時,紙幣逐漸成為主要貨幣,有四川的錢引、湖廣的會子、

  兩淮的交子、東南的會子。所謂「會子」,原先叫做「便錢會子」,「便錢」即匯兌,「便錢會子」就是匯票、支票之類的票據,大約在12世紀中葉,發展為兼有流通職能的紙幣。

  紙幣的出現,在商業和金融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估價都不嫌過分。在歐洲,瑞典是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時間在1661年,比中國紙幣的出現晚了六百多年。 






 
朱熹新儒學:從「偽學」到官學
  理學家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用它來評價朱熹學說,是最為恰當不過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寧宗時代。紹興十八年(1148年)考取進士,此後擔任過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儒學。他向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系,後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是儒學更新運動在學術上的總結。國際學術界認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學說,即所謂「朱子學」,從14世紀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15世紀影響朝鮮,16世紀影響日本,17世紀開始引起歐洲的注意,17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西方漢學家認為,朱熹的方法論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論,他對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擬。

  朱熹的一生,始終從事著書與講學。他的著述極為豐富,《四書集注》等幾十種著作大多保存了下來;他的書信、題跋、奏疏、雜文合編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講學語錄,被編為《朱子語類》140卷。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培養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後世的敬仰,思想學說長期流傳,滲透於社會的每個角落。

  朱熹認定宇宙間有一定不變之「理」,從「理」與「氣」的關係上探討關於天地萬物的哲學意義。他認為「理」先於「氣」,「氣」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該事物最完全的形式與標準;萬物有萬理,萬理的總和就是「太極」。要瞭解「太極」,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多窮一物之理,就能夠多瞭解事物之理的全體。在《朱子語類》中記錄了他與學生關於理與氣的討論,雖然抽像,卻不乏興味。下面引用幾段來加以欣賞:

  ——學生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之理總名否?」朱熹答:「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學生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此天地……」

  ——學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朱熹答:「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學生問:「理在先,氣在後?」朱熹答:「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學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裡。」

  看來朱熹關於理與氣的學說奧妙無窮,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讀方式,但是切不可簡單化地說,這就是「客觀唯心主義」。新近出版的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說得比較好:理先氣後,是朱子哲學的核心問題。它有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早年認為理氣無先後,以後認為從邏輯推論,理在氣先。朱子的理氣學說,論證宇宙本體與萬物之性的同一性,論證本原和派生的關係,論證普遍規律與具體規律的關係,論證理與事物的關係。

  朱熹並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淵博的學識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素養。日本學者山田慶兒通過宇宙學、天文學、氣象學方面的考察後發現,朱子學體系的主要構成具有鮮明的古希臘哲學中的自然學性質。確實如此,他從高山上殘留的螺蚌殼論證此處原先曾經是海洋,由於地質變遷才隆起為陸地。三百年以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也提出了與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並非上述深奧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上自國家的皇帝下至各個家庭的百姓,構建一套周密的社會秩序。他關注社會基層民眾的日常言行、所作所為,希望從基層著手,改變家族與村落,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因此他重視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編著《四書集注》,用理學思想重新解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他編著《小學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他編著《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為規範。例如:

  ——穿衣:要頸緊、腰緊、腳緊;

  ——說話:凡為人子弟必須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端正身體面對書冊,詳緩看字;

  ——飲食:在長輩面前,必須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

  這些規矩在今天的年輕一代「新新人類」看來,似乎過於迂腐、過於苛刻,其實不然。按照朱熹的邏輯,如果連日常生活細節中的良好習慣都難以養成,那麼就談不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朱熹為什麼要強調「持敬」、「涵養」工夫了。他所說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風度得到整肅,要排除雜念,外貌與內心做到表裡如一、整齊嚴肅,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他有一句名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說,待人接物必須恭恭敬敬、畏畏謹謹、收斂身心,不要放縱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講究「修身」,那麼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也就距離不遠了。

  然而,朱熹這樣一位道德學問令人敬仰的大師,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淒涼。當權派出於政治考慮,把他的學說誣蔑為「偽學」,給予嚴厲的打壓、禁錮,成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屢見不鮮,它並非學派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手段。在南宋這個內外交困的時代,學術就更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紹興年間,就有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程學、洛學,原因就是他們反對「和議」(實即投降),誣蔑這些學派為「專門曲學」,極力主張朝廷應該「力加禁絕」。可見禁錮學派並非學派門戶之爭,而是明火執仗的政治鬥爭。

  對朱熹的禁錮也是如此。因為他主張「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頓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達到「復中原,滅仇虜」的目的。也因為他抨擊當時朝廷的腐敗政治,得罪了當權派。朱熹疾惡如仇,曾經連上六本奏疏彈劾貪贓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親、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書鄭丙攻擊朱熹,說什麼「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輕信此言,「道學」從此成為一個政治罪狀,貽禍於世。宋寧宗即位後,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引起專擅朝政的韓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學」之名打擊,以後又感到「道學」二字不足以構成罪狀,索性把朱熹的道學誣蔑為「偽學」。朝廷大臣忌憚社會輿論,不敢過分譴責朱熹。韓侂胄的親信、監察御史沈繼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狀」——霸佔已故友人的家財、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後,政壇上對朱熹的攻擊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書要求處死朱熹。

  在政治高壓下,朱熹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認罪,無奈地承認強加的罪狀:「私故人之財」、「納其尼女」。為了顯示認罪態度的誠懇,他說出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他的門生朋友惶惶不可終日,特立獨行者隱居於山間林下;見風使舵者改換門庭,從此不再進入朱熹家門;更有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顯示自己並非朱熹一黨。結果當局還是羅織了一個五十九人的「偽學逆黨」,朱熹便是這個「偽學逆黨」的首領,令人啼笑皆非!

  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獨、淒涼的病榻上與世長辭。朝廷提心吊膽,如臨大敵,嚴加防範,唯恐他的門生在悼念的時候,「妄談時人短長,謬議時政得失」。

  這場冤案,九年之後終於得到昭雪。朝廷為朱熹恢復名譽,追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他的學說不再是「偽學」,他的門生朋友不再是「逆黨」。寶慶三年(1227年),宋理宗發佈詔書,追贈朱熹為太師、信國公,鑒於他的《四書集注》「有補治道」,提倡學習《四書集注》。此後朱熹學說作為官方學說,成為聲譽隆盛的顯學,流傳數百年而不衰。

  此一時,彼一時,簡直是天壤之別,正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變化之劇烈令人難以置信。政治對於學術的干預,莫此為甚! 






 
盛極一時的東西方交往
  大蒙古國橫跨亞歐大陸,東起太平洋,西至波羅的海,南臨波斯灣,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無阻地直達各地,東西方交往盛極一時。

  1245年,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派遣天主教聖方濟各會創建人普蘭諾·卡爾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大主教帶著教皇致蒙古大汗的書信,出使蒙古。然後帶著蒙古大汗貴由致教皇的書信,向教皇覆命。這份書信的原件,現在還保存在梵蒂岡的檔案中,用波斯文書寫,上面蓋著蒙古大汗的印章。這恐怕算得上是東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國書原件,彌足珍貴。

  1253年,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派遣聖方濟各會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宮謁見蒙哥大汗,然後帶著蒙哥給路易九世的國書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寫了出使報告《東方行紀》,成為瞭解13世紀蒙古的紀實文獻。

  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指出,蒙古帝國使得許多區域性文明發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觸,而在此之前,這些文明在其發展中很少把它們聯繫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時代的其他文明,它們與同時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過傳導性的歐亞大地被潛在地聯繫在一起。在談到上述歐洲使節訪問蒙古之後,湯因比說,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歐亞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團,其文化上的作用遠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東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響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Polo)。1260年前後,尼哥羅·波羅兄弟來到欽察汗國的都城薩萊、不花剌(今烏茲別克的布哈拉)經商,以後跟隨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開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委託他們出使羅馬教廷。1271年,馬可·波羅跟隨尼哥羅兄弟前往蒙古覆命,沿著絲綢之路東行,到達蒙古的上都開平,以後僑居中國十七年。

  馬可·波羅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職,遊歷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濟南、揚州、杭州、福州、泉州,對所見所聞作了生動的記錄。馬可·波羅一行憑借大汗發給的銀質通行證,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證。他的遊記同其他中世紀傳說一樣,有著一些奇異的故事,歐洲人認為他把元朝中國的遼闊和繁華渲染得太過分,以為是在吹牛。當懺悔牧師在他臨死時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謊言時,馬可·波羅回答說:我還沒有講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馬可·波羅確實是在記錄他的所見所聞,經過專家們的考證,他的記錄基本屬實。例如,13世紀末他來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時,不禁讚歎為「世界最名貴富麗之城」。當時南宋剛滅亡不久,劫後餘生的杭州,依然人口眾多,產業發達,市面繁榮。馬可·波羅寫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條,每街有房屋一萬」;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無數」;

  ——「上述十市,周圍建有高屋,屋之下則為商店,零售各種貨物,其中有香料、首飾、珠寶」。

  正是由於他的記載在歐洲的傳播,致使杭州這座花園城市聞名於世。其他的中國見聞記錄也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實況。例如,關於忽必烈時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物產商業等,都帶有很強的寫實性。馬可·波羅稱中國為「契丹」,稱南方的漢人為「蠻子」,稱北京為「可汗的大都」,稱杭州為南方漢人的「行在」,所有這些稱呼,都帶有宋末元初的時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國的大汗阿魯渾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請求續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為了穩妥起見,忽必烈命令馬可·波羅隨同伊利汗國的使者一起,護送闊闊真公主去伊利汗國。他們一行於1291年初從泉州啟程,1293年到達伊利汗國。馬可·波羅完成任務後,從那裡動身回國,1295年抵達威尼斯。

  不久,馬可·波羅在熱那亞與威尼斯的戰爭中被俘,在獄中講述他遊歷東方的見聞,被同獄的小說家記錄成書,書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譯本以馮承鈞翻譯的《馬可·波羅行紀》流行最廣,中國讀者通過這本書,看到了13世紀中國生動活潑的各個側面。

  然而,馬可·波羅時代歐洲人對於他「百萬牛皮」的成見,至今仍然沒有消除。1981年,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Wood)女士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表示質疑。1995年,她的著作《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在英國出版,進一步論證她的觀點。她的結論是: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任何接近中國的地方,在歷史上不朽的《馬可·波羅行紀》完全是杜撰之作。她的這種見解,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也得到幾位研究中世紀史的專家的支持。

  中國的元史專家楊志玖首先表示異議,針對伍芳思在《泰晤士報》上的文章,他在《環球》雜誌1982年第10期發表文章予以回應。他指出,中國歷史書籍中確實沒有發現馬可·波羅的名字,但是並不是沒有一些可供考證的資料。例如,伊利汗阿魯渾的妃子死後,派遣三位使臣到大都,請忽必烈大汗賜給他一個與王妃同族的女子為妃。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闊闊真公主許配給他,三位使臣邀請馬可·波羅護送,從海路回國。這些在《經世大典》中有明確的記載,人名、時間都和馬可·波羅所說相符。伊利汗國歷史學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也有相同的記載。這決非偶然的巧合,表明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此外,《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到鎮江附近有兩所基督教教堂,在瓜洲附近的長江中的寺院,即著名的金山寺,都可以在《至順鎮江志》中得到印證。這些目擊的記錄,決不是「沒有到過中國」的人可以「杜撰」得出來的。又如,《馬可·波羅行紀》有一章專講元朝的紙幣,說它通行全國,信用程度之高,「竟與純金無異」,「偽造者處極刑」。這點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寶鈔」的銅版所證實,銅版正中刻有「偽造者處死」五個大字。

  1997年,楊志玖針對伍芳思的著作,在《歷史研究》雜誌上發表論文——《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的回答》,全面論述了他的觀點:伍芳思雖多方論證,但說服力不強,《馬可·波羅行紀》中確有一些錯誤誇張甚至虛構之處,但準確可考之處也不少,若非親見便難以解釋。

  以後有的中國專家為此寫了專著,全面反駁伍芳思的結論。現在看來,說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顯然過於武斷,難以令人置信。

  元朝的東西交流,除了頻繁的陸上交通之外,海上交通也十分發達。蒙古重視色目人的政策,促進了阿拉伯商人渡海東來,東西方貿易日趨繁榮。當時的泉州港,與阿拉伯世界的巴格達港,遙遙相對,成為世界上最繁華的商港。泉州外國商船雲集,號稱「番舶之饒,雜貨山積」。在泉州經商的阿拉伯人蒲壽庚最為有名,世代經營海上貿易,南宋末年曾經出任主管泉州對外貿易的職務——提舉市舶使;投降元朝後,先後出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負責與海外各國的通商事宜。此後蒲壽庚父子從事海外貿易達三十年,富甲東南,成為傳奇人物。泉州也因海外貿易的發達,吸引各國商人前來居住,城南的「番坊」是各國商人、教士居住區,阿拉伯僑民數以萬計。他們中許多人與當地人通婚,死後安葬在那裡。今日泉州一帶蒲、丁、郭等姓,就是當年阿拉伯人的後裔。 






 
靖難之役與建文帝生死之謎
  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個兒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當上皇帝後,生怕那些開國元勳「尾大不掉」,將長子立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餘二十三個兒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晉王朱、寧王朱權等率兵駐守北方,抵禦蒙古;周王朱、齊王朱榑等駐於內地各省,監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規定,如遇奸臣專權,藩王可以聲討奸臣,甚至可以發兵「清君側」。他的本意是企圖用皇室親戚來維護皇權,殊不知事與願違。

  皇位理應由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繼承,朱標作為長子,早就被立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把長孫朱允炆立為皇儲。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長孫朱允炆即位。出生於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時已是一個英姿勃發的青年了,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卻缺少祖父與叔父們雄才大略的草莽習氣。他在位僅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趕下台,禍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種下的。

  朱元璋給兒子們封王建藩,並授予他們「清君側」特權的做法,同樣出身卑微的劉邦也採用過。劉邦建立漢朝後,立即分封同姓諸侯王,作為劉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諸侯王野心勃勃,與中央分庭抗禮。漢景帝接受晁錯的「削藩」主張,引來了藩王的反叛——吳楚七國之亂,他們的借口就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

  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建文帝即位後,那些分封於邊疆及內地的藩王們,根本不把這個年輕的侄皇帝放在眼裡,他們個個擁兵自重。建文帝時時感受到有著皇叔身份的藩王們的威脅,不得不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奪藩王的權力。藩王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發難,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訓」:如遇奸臣擅權,藩王可以發兵聲討,以「清君側」。於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發動了「靖難之役」,借口是「清君側」,其實是以聲討齊泰、黃子澄為名,矛頭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當時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說焚死,一說逃亡,究竟如何,眾說紛紜,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謎的由來。

  燕王朱棣為了奪取帝位,必須宣稱建文帝已經死亡,否則他就不可能稱帝。他在裝模作樣地多次拒絕大臣們的「勸進」之後,終於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這樣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擺脫嫌疑,首先必須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給建文帝應有的謚號,也不承認建文的年號,把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繼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繼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這樣,他成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第二年(1403年)改元為永樂元年。

  明成祖朱棣為了粉飾奪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蓋歷史真相,銷毀建文時期的政府檔案,禁止關於這一事件的一切記敘。光有掩蓋還不夠,必須篡改歷史。於是,這場政變被描繪成這樣:建文四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南京金川門,「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史家的春秋筆法已經顯露無遺,對朱允炆既不稱惠帝,也不稱建文帝,而徑直改稱「建文君」,以表示他並不是帝位的合法繼承人;因為無臉見人,才畏罪自殺。燕王朱棣則顯得高風亮節,捐棄前嫌,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無奈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這分明是史官的粉飾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無疑。事實上朱棣上台後,對建文帝的親信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展開了一場又一場大屠殺,被人稱為「瓜蔓抄」。其殘酷的程度可與乃父朱元璋懲處胡惟庸、藍玉黨案相媲美。

  明末文壇領袖錢謙益的《有學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譜序》,這樣寫道:他在史局(國史館)工作三十餘年,博覽群書,唯獨對於「建文遜國」(官方對於朱棣奪取帝位的一種標準宣傳口徑)一事,搞不清楚,而傷心落淚。原因有三:一是《實錄》無征,二是傳聞異辭,三是偽史雜出。因此他稱讚趙士□所編《建文年譜》,薈萃諸家記錄,再現真相,感人至深,「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可見從明初到明末,始終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謎。

  就連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傳》記載,朱棣懷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以尋訪仙人張邋遢(張三豐)為名,暗中偵查建文帝的蹤跡。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後,把打聽到的民間隱秘與傳聞,向皇帝報告,終於使他的懷疑冰釋。《明史·胡傳》如此寫道:「先,(胡)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太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經自焚而死,何必如此興師動眾呢?明清史專家孟森在《建文遜國事考》中說:如果建文帝已經自焚而死,「何必疑於人言,分遣胡、鄭和輩海內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餘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孫後代也認為建文帝的下落是個謎。明神宗朱翊鈞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詔為被殺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廟祭祀,並頒布《苗裔恤錄》,對他們的後裔給予撫恤。看來他對被明成祖趕下台的建文帝頗有一點追懷敬仰之情。萬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華殿與內閣大學士們談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個思慮已久的問題:聽說建文帝逃亡,不知真偽如何?再次提出了明朝的第一號無頭公案。內閣首輔張居正如實回答:我朝的國史沒有記載這件事,聽前朝故老相傳,說靖難之師進入南京城,建文帝化裝逃亡。到了正統年間,有一個老和尚在雲南驛站壁上題詩一首,有「淪落江湖數十秋」之句。御史召見此人詢問,老僧坐地不跪,說:我想葉落歸根。查驗後才知道是建文帝。張居正的這一說法,記載在《明神宗實錄》,與祝允明《野記》所說大體相同,可見在明中晚期,關於建文帝的下落已經不再忌諱,事實的真相逐漸明朗。

  看來,明人野史關於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記載,並非向壁虛構。不妨將其始末簡單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門失守,長吁短歎,想自殺以謝國人。翰林院編修程濟說,不如出走流亡。少監王鉞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個寶匣,並且交代說,如有大難,可以打開。眾人一起趕到奉先殿左側,打開這個紅色寶匣,但見裡面有度牒三張,分別寫著「應文」、「應能」、「應賢」,裡面還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銀元寶十錠。第一張「應文」度牒寫著:「應文從鬼門出,其餘人等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時分在神樂觀的西房會合。」程濟立即為皇上剃去頭髮,換上袈裟、僧帽、僧鞋。吳王教授楊應能表示願意剃度,隨帝流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說,臣名賢,無疑就是「應賢」,也剃度改裝隨從。當時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隨從流亡。建文帝說,這麼多人一起行動,勢必引起懷疑,決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門,在神樂觀乘船至太平門。少頃,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趕來。一行二十二人開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後互相以師弟稱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禮。兵部侍郎廖平建議,隨從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選沒有家室之累又有膂力五人足夠,其餘遙為應援。當場決定楊應能、葉希賢稱為比丘,程濟稱為道人,這三人左右不離建文帝;其餘六人往來道路,運送衣食。第一站來到吳江縣的史彬家中。八月十六日,建文帝與兩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餘人等星散。十月,來到襄陽的廖平家。獲悉跟蹤者也已到此,大家商議後便決定前往雲南。

  明成祖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前往西南地區,打著探尋道教宗師張三豐(即張邋遢)的幌子,其實是為了偵查建文帝的下落。消息傳來,建文帝決定遁跡深山。

  永樂八年三月,工部尚書嚴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義,至雲南秘密探訪建文帝的蹤跡。某一天,嚴震偶然在雲南道中遇到建文帝,兩人相對而泣。建文帝問他:你準備怎麼處置我?嚴震回答:皇上請便,臣自有辦法。夜間,嚴震自縊於驛站。建文帝見蹤跡暴露,再次躲進白龍山。

  長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憊,顏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但因害怕被發現,不敢出山覓食、求醫,狼狽到了極點。這時史彬等三人趕來,境況頓時改善。幾天後,三人離別,抱頭痛哭一場。建文帝交代,今後不必再來,一則道路艱險,二則關津盤查嚴密。

  永樂十年三四月間,一直隨從建文帝的楊應能、葉希賢相繼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賜名「應慧」。永樂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發作,程濟進城覓藥,才得痊癒。這使建文帝感到危機時時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經過,由程濟筆錄,寫成《從亡傳》,建文帝親筆寫了序言,命程濟藏於山巖中。此後幾年,建文帝奔走於雲南、貴州、四川之間。永樂十八年十月,在程濟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賦詩一首,其中兩句為:「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流露了他此時此地思念故國的複雜心情。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東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關切地問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說:近來強飯,精爽倍常。於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吳江史彬家中。這時史彬的從叔祖史弘從嘉興趕來,在客堂見到老和尚,問史彬:大師從何而來?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說: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認,史弘說我曾在東宮見到過,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實相告。史弘頓首後,哭泣著詢問近況。建文帝說:賴各位從亡者給我衣食,得以周旋於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今日想來,可以終老了吧!隨後在史弘的陪同下,遊覽天台山,到寧波渡蓮花洋。

  匆匆間,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後英宗即位。皇帝已經更換了好幾個。政治環境的變換,是他再現真身的時候了。正統五年(1430年),正在廣西的建文帝對程濟說,我決意東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經常詩性大發而賦詩,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人們常說,詩言志。從這些詩中,不難體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靈呼聲。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竊得建文帝的詩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裡,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為驚駭,馬上報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與建文帝一併逮捕,飛章報告朝廷。當朝皇帝下詔:押解回北京。皇帝命御史在宮廷中審訊,那和尚稱:年九十餘,且死,想葬於祖父陵墓旁。御史說:建文君生於洪武十年,現在是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後來查實得知,這和尚名叫楊應祥,鈞州白沙裡人。報告皇帝後,和尚被判處死刑,下錦衣衛監獄關押。建文帝此時把實情告訴了御史,御史秘密上報皇帝,皇帝派曾經服侍過建文帝的老太監吳亮探望虛實。建文帝見到吳亮,脫口而出:你難道不是吳亮?吳亮說:不是。建文帝糾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鵝,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裡拿著壺,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還說不是你!吳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腳趾有黑子,查看後果然,想不到幾十年後能夠見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視。於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宮中西內養老,宮中人都叫他「老佛」。壽終正寢後,葬於西山,不封不樹。因為很難給他一個名分,所以成為一座無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據傳聞描繪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生死之謎,在幾十年以後,終於有了一個真相大白的結果。

  由於建文時期的檔案史料已被銷毀,《明成祖實錄》又充滿謊言,已經難以核實其正確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學者頗多懷疑,例如萬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議》中就說:「明代野史之失實,無有如建文遜國一事。」乾隆時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紀,在寫了建文帝焚死之後,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團迷霧。因此現在要確切考證建文帝的下落,猶如霧裡探花,那只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創建,天啟五年(1625年)被政府當局禁毀,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反響,成為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推崇它的讚譽為文化盛舉,詆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與它同時代的人對它的看法已經十分歧異,到了清朝編纂《明史》時,關於它的追述已經不是原先的本來面目,以致影響了今日曆史學家對它的判斷與定位。

  晚近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有關條目寫道:「萬曆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與同鄉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而所謂「東林黨」則被解釋為「明後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定位為「評論時政」的「政治團體」,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之間劃上了等號。東林書院是一個「政治團體」嗎?東林書院是一個「黨」嗎?看來似乎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

  東林書院原本是宋儒楊時的講學場所。楊時師事二程(程頤、程顥),研究孔孟之道,告老致仕後,在無錫城東創辦東林書院,在此著書講學。元末時書院廢棄,成為寺廟。明朝成化年間(1465—1487年),無錫人邵寶試圖在此重建東林書院,沒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個東林書院,王陽明還為此寫了一篇《城南東林書院記》。楊時書院在城東弓河畔,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舊址重建東林書院後,城南東林書院逐漸荒落,無人知曉。幸虧康熙《東林書院志》的編者嚴□寫了《兩東林辨》,人們才知道曾經有過一個城南東林書院。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顧憲成,因議論「三王並封」以及會推閣員事宜,與內閣意見不合,被革職為民,回到家鄉無錫,他的兄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脫離官場回到無錫,與士子們一起講求學問,有意復興楊時的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得到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修復楊時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資重建精舍,這就是以後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號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能夠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虛己悚神,執經以聽」的東林書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麼呢?

  按照顧憲成、高攀龍的解釋,他們是想通過書院的講學,繼承儒家的正統學脈,糾正風靡一時的王陽明心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傾向,撥亂反正,回歸程朱理學。顧憲成在他的文集《涇皋藏稿》中,多次談到陽明學的流弊:「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也就是說,對儒學經典的解讀採取一種輕率、隨意的態度。因此他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明確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要點就是「尊經」——尊重儒學經典,以「孔子表彰六經,程朱表彰四書」為榜樣,意在糾正文人的不良學風——厭惡平淡,追求新奇,結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這種不良學風:「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從中不難看出,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的宗旨,在於正本清源,使士子們瞭解孔孟以來的儒學正統,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書院的講義——「東林商語」、「東林論學語」,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書院的日常功課及議論焦點,並不在政治,而在學術。它的影響巨大的講會,即每月一次的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會(春季或秋季),以往人們多誤解為政治性集會,其實不然。

  東林講會到底議論些什麼呢?「東林會約」有明確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很顯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讀《四書》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顧憲成為他的弟弟顧允成所寫的小傳中說,每年一次大會,每月一次小會,顧允成進入講堂,侃侃而談,遠必稱孔子孟子,近必稱周敦頤、程頤、程顥。如果有人發表「新奇險怪之說」,他立即臉色大變,堅決拒絕。

  你看,轟動全國的東林講會,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朝政,而是書生氣十足地研討《四書》的經義,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這種規矩,在顧憲成去世後,繼續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仍然堅持,在「東林會約」中再三強調:東林的教導原本出於程朱,以「窮理致知」為目的,對於儒學經典的研讀必須經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緣由是容易理解的。顧憲成與高攀龍等人罷官下野,對於政治紛爭久已厭倦,回歸故里,以創辦書院來寄托心志,只談學問,不談政治,似乎是他們發自內心的渴望。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皇帝的聖旨,任命他為南京光祿寺少卿,希望他出山為朝廷再度效力。顧憲成立即寫了辭呈,理由是他已經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態盡見」,並且早已不問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說,進入深山密林,遠離現實政治,是顧憲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對政治已經不感興趣,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他在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誠地吐露了這種心聲,表示專心辦好東林書院,優遊於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東林書院是他的「書生腐腸未斷處」,與同志一起切磋學問,聲譽漸旺,可以不虛此生了。一旦要我放棄,實在有所不忍。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現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寢,專注於詩書文字,「門以外黑白事寂置不問」,「應酬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

  這是他真實心態的流露,與高攀龍所說「當今之世乃擾攘之秋,只可閉門潛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龍對他的老師趙南星說,他已經處在「入山閉關」的狀態,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靜默就不能做學問,而且「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個閒人」。

  顧、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狀態主持東林書院,當然要把「莫談國是」作為「院規」。確實,東林書院的院規中有「九損」——禁絕九種不良習氣,明確告誡書院同仁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這就意味著,不得評論政府官員及地方政治。吳覲華遵循這一既定方針,重申書院規則時,特別強調以下兩條:其一是禁絕議論,「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其二是,不得把社會上「是非曲直、囂陵詬誶之言」帶到東林講會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飛書、揭帖、說單、訴辨之類」,帶進東林書院大門。

  凡此種種,都彰顯東林書院為學問而學問,遠離現實政治的標榜,沒有停留於口頭,而是付諸實踐了。近人不加細察,卻把它誤解成為一個議論政治的講壇、改革政治的團體。

  美國學者賀凱(CharlesO.Hucker)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說得好:「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美國學者費正清與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中論及東林書院時,寫道:東林書院「以一場道德的改革運動重新確立儒家行為的傳統準則」,「他們強調道德完善的極端重要性」。

  所謂重整道德,廣義地說,可以包括兩個層次:在朝為官,整頓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為民,整頓士子的學術道德。東林書院關注的當然是後者,通過講學來糾正瀰漫於社會的王學流弊,正如華允誼《東林續志序》所說,由於王陽明學說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學的正脈處於邊緣化狀態,顧憲成、高攀龍創復書院,闡釋儒學正脈,予以糾正。顧、高諸君子要撥亂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於道德」,改變「任心而廢學」、「任空而廢行」的空疏學風。他們把這種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東林書院中具體化了。

  東林書院那些謙謙君子們,以澄澈明淨的心境來對待他們視為靈魂寄托的學問功夫,用一種近乎宗教般虔誠的態度來對待講學。無怪乎吳覲華要說:「宗教者,奉涇陽(顧憲成)、啟新(錢一本)、景逸(高攀龍)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稱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東林非黨論
  晚明政治史上的「東林黨」,人們耳熟能詳,習以為常,很少有人反問一句:東林究竟是不是一個「黨」?是政黨還是朋黨?這並非故意聳人聽聞,而是以現代歷史學家的深邃目光追尋歷史的本來面目,歷史上真的存在過一個「東林黨」嗎?

  「黨」這個字,在現今國人的話語體系中的含義,主要指「政黨」。政黨是近代政治的產物,17世紀英國出現輝格黨、托利黨之前,並無政黨。就中國而言,1894年出現興中會之前,也無政黨之可言。中國古代史籍中常見的「黨」,是朋黨之「黨」,而非政黨之「黨」,例如東漢的「黨錮之禍」,晚唐的「牛李黨爭」,北宋的「新黨」、「舊黨」,南宋的「偽學逆黨」等,幾乎無一例外是朋黨或是被對立面誣陷為朋黨的。「東林黨」當然也是如此。漢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義,朋黨之「黨」,與政黨之「黨」,是同一個字。在英文中,政黨之「黨」是Parties,朋黨之「黨」是Factions,區分得一清二楚,決不至於把朋黨誤為政黨。

  《劍橋中國隋唐史》寫到「牛李黨爭」時指出:「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後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但決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政黨中的『黨』(Parties)」;「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都認為,如果准許在朝廷結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必然結果),那麼,人們所期待的能實現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損害」;「『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貶謫」。

  毫無疑問,史籍中所說的「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政黨。黃仁宇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寫到「東林書院和朋黨之爭」時,明確指出:「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系』、『宗派』或『幫伙』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開始時,『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這個稱號。」這是對於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後的準確表達。

  其實東林無所謂「黨」,「黨」是它的政敵強加的,東林諸君子並不自稱為「東林黨人」。道理是很顯然的,孔子在《論語》中教導他的弟子「君子群而不黨」,以繼承並發揚孔孟儒學正統為己任的東林諸君子,對此是深信不疑的,「結黨」是正直人士所不齒的,決不可能自誣為「黨」。正如《東林同難列傳》所說,顧、高諸君子在東林書院「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磨」,受到海內士大夫的敬仰,跟從的人日益增多,於是,「邪臣遂指之為門戶」。此處所謂「門戶」,按照當時人的習慣,是朋黨的同義語。《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裡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這就是東林書院被稱為「東林黨」的由來。

  李三才是萬曆後期官僚隊伍中少見的幹才,萬曆二十七年他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頗得人望。萬曆三十六年,內閣中朱賡病逝,李廷機又借口生病閉門不出,只剩下葉向高一人苦苦支撐,補充閣員便成為當務之急。此時李三才已經在漕運總督之外加上了戶部尚書、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頭銜,成為理想的候選人。當時政壇上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內閣權臣李廷機企圖阻止李三才入閣,指使其親信彈劾李三才貪、險、假、橫,給李三才勾畫一副貪官嘴臉,並且無中生有地說李三才「黨羽日甚」,一下子就把此事定位於「結黨」的層次上。御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在「結黨營私」上大做文章,影射李三才身後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是「藉道學為名」的,含沙射影地指向東林書院。書生氣十足的顧憲成寫信給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辯護。政敵們抓住把柄,攻擊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與李三才結成「東林黨」。

  在這場風潮中,御史徐兆魁表現得最為惡劣,多次在奏疏中誣陷東林書院與顧憲成,說什麼「今日天下大勢盡歸東林」,「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指北京),馳騖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奪之權盡歸其操縱」。為了搞臭「東林黨」,他肆意捏造東林書院「挾制有司,憑陵鄉曲」的罪狀,幾乎每一條都離奇得令人難以相信。例如:東林書院在滸墅關附近的小河向來往商船收稅,脅迫滸墅關的官吏以「修書院」的名義向東林書院送銀兩;又如:東林書院的成員到各地講學,動輒一百多人,要縣衙門迎接款待,每次耗費銀子二百兩上下;再如:東林書院的講會「雜以時事」,它的講義刊印出來,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須照辦。如此等等,都是信口雌黃編造出來的。

  這種不擇手段的攻擊引起了正直人士的憤怒,光祿寺丞吳炯對徐兆魁捏造的東林書院罪狀一一予以駁斥。他以確鑿的事實指出:滸墅關附近小河根本無法通行商船,只能通行小船,從來無稅;來參加東林講會的人都是自費,書院從未向滸墅關官吏索要銀兩;東林講會的經費都來自參會者捐資,從不接受縣衙資助;至於講會「雜以時事」云云,更為無稽之談,他說:「會中之規,每日輪客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所疑。講畢,童子歌詩一章,遂散。舉坐無嘩,並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關各邑之行事?」

  萬曆四十年五月,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與世長辭,觸發了正直人士為他辯護洗刷的激情。然而,此後對東林書院的攻擊愈演愈烈,誣蔑它是「遙制國是」的「黨」。以講學為宗旨的東林書院被看作一個「黨」,無異於重演南宋時禁錮朱熹辦書院講學的「偽學逆黨」之禁,是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點明了這一點:「偽學之禁,盛世不聞,僅於宋季見之」,並且憂心忡忡地指出:「偽學之禁網益密,宋之國祚亦不振」,提醒當權者深長思之。

  到了天啟初年,一些原先與東林書院有關的人士回到了政壇,把重整道德的精神帶到官場,與魏忠賢及其「閹黨」展開了殊死較量。魏忠賢之流把凡是反對「閹黨」專政的人一概斥為「東林黨」,把原本子虛烏有的「東林黨」當作一個組織實體,開出黑名單,重演一次「黨錮之禍」。

  魏忠賢的親信盧承欽編成《東林黨人榜》,開列「東林黨人」三百零九人,用奏疏的形式於天啟五年呈報朝廷,由專擅朝政的魏忠賢把它向全國公佈。其政治意圖十分明顯,一方面要證明「東林黨」是一個政治實體;另一方面示意政府部門按照這個名單清除異己勢力。

  與此同時,一貫與東林書院為敵的吏部尚書王紹徽,仿照《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名號,編了一本黑名單,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東林點將錄》。此後接二連三還有《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盜柄東林伙》等。

  值得注意的是,王紹徽在《東林點將錄》中,把李三才、葉向高列為「東林黨」的一、二號領袖:「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把李三才、葉向高作為「東林黨」的領袖,並非王紹徽的發明。萬曆四十二年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就揚言:十餘年來東林書院的不肖之徒,為了「號召徒黨」,「外資氣魄於李三才,內借威福於葉向高」。其實十分牽強附會。李三才本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東林」的一員,他公開聲明,東林是東林,李三才是李三才,兩者不可混為一談。至於葉向高,根本與東林毫不相干,他在政治上一向傾向於沈一貫的「浙黨」,按照當時的朋黨政治標準來劃線,「浙黨」是東林的對立面。由此可見,這個黑名單完全是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而炮製出來的,毫無事實根據。

  如果說李三才是「東林黨」的第一號人物,葉向高是「東林黨」的第二號人物,那麼按照黨同伐異的原則,他們二人理應密切配合。當李三才呼聲甚高時,葉向高為何不大力支持,援引他入閣,營造一個「東林內閣」,而是多次請求皇帝批准李三才辭職?當東林人士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葉向高很不以為然,主張由他出面調停,才可以避免大禍。魏忠賢早就對葉向高動輒掣肘有所不滿,礙於他的元老重臣身份,才讓他以辭職的體面方式下台,但是必須使他在政治上聲譽掃地,於是硬把他與李三才捆綁在一起,成為「東林黨」的領袖。

  1957年出版的《東林黨籍考》,依據《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所提供的名單,對所謂「東林黨人」逐個寫出小傳,卻並未考辨真假是非。既然此書名為「東林黨籍考」,顧名思義必須客觀地考辨哪些人不能列入「東林黨籍」,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份名單是魏忠賢為了打擊異己勢力而炮製出來的,事實真相並非如此。然而《東林黨籍考》上的第一、第二號人物依然是李三才、葉向高,其他人物也出於上述黑名單,該書的出版無異於肯定了《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的可信性,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

  《晉書·卻詵》說:「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對於晚明朋黨風潮中的「東林黨」,也應作如是觀。

  鑒於「東林黨」的稱呼容易產生誤解,不少學者在論述這段歷史時,不稱「東林黨」而稱「東林運動」,大概便是出於這種考慮。《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九章「隆慶和萬歷時期」,出於黃仁宇的手筆,在寫到「東林書院與朋黨之爭」時,措辭非常謹慎,特別避開「東林黨」的字樣,而採用「開創東林運動的人」、「東林運動的成員」之類說法。韓國漢城大學教授吳金成在《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講學運動即東林運動」,「所謂東林運動是通過講學所產生的鄉村評論和輿論集中為主的活動」。

  如此看來,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東林黨」提法,實在有改一改的必要了。 






 
「海禁」與「倭寇」
  明朝建立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與海外國家保持朝貢貿易關係外,其他民間海上私人貿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時期一再下令:「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外國互市」。明成祖永樂時期稍有鬆動,但依然把「海禁」政策當作不可違背的「祖訓」。此後,「海禁」政策時緊時松,總的趨勢是以「禁」為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伴隨著西方國家來到中國沿海,把中國捲入「全球化」貿易之中,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增長,「海禁」政策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

  當時的中國與海外各國維持著一種傳統的朝貢體制,明朝皇帝以「中央之國」的心態,把周邊各國都看作是它的藩屬,構成一種藩屬國向宗主國的朝貢關係。萬曆《明會典》關於「諸番國及四夷土官朝貢」事宜,有這樣的記載:

  東南夷:朝鮮、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占城(越南)、爪哇、蘇門答剌(印度尼西亞)、瑣裡、蘇祿(菲律賓)、古裡(印度)、滿剌加(馬來西亞)、榜葛剌(孟加拉)、錫蘭山(斯里蘭卡)、呂宋(菲律賓)、木骨都束(索馬裡)等;

  北狄:韃靼、瓦剌(蒙古)等;

  東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兒(維吾爾)、撒馬爾罕(中亞)、天方、默德那(阿拉伯)、烏思藏(吐蕃)等。

  朝貢的前提是,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在國王交替之際,以及慶慰謝恩典禮之際,必須派遣使節前往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稱為回賜)。這就是朝貢體制,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呈放射狀的,用朝貢—回賜方式維繫的國際關係。因此朝貢體制的政治意義是首要的,經濟意義是次要的。在朝貢中附帶進行一些貿易,稱為朝貢貿易,或者叫做貢舶貿易、勘合貿易。無非是兩種形式,其一是,隨同朝貢使節來到中國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貿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其二是,朝貢使節抵達北京後,隨行的商人可以在禮部接待外賓的會同館附近,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這些貿易都是朝貢體制的附屬部分。

  這種狀況顯然與當時已經初露端倪的「全球化」貿易格格不入。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專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指出,從14世紀至15世紀以來,亞洲區域內的貿易在逐步擴大,存在三個貿易圈:一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一個是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貿易圈,兩者之間還有以若干貿易中轉港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圈。新航路與新大陸發現以後,西方國家的商人為了購買亞洲的商品,攜帶大量白銀,也加入到這些貿易圈中來。因此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圈,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長期以來眾說紛紜的「倭寇」與海上走私貿易,放到這樣的背景下來考量,許多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

  日本與周邊其他國家一樣,與明朝維繫著朝貢貿易,朝貢船隊必須持有明朝禮部頒發的「勘合」(通行證),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上岸,再在安遠驛的嘉賓堂歇腳,一面上岸進行貿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許可。一旦獲得許可,使節一行攜帶國書、貢品以及攜帶的貨物,在明朝官員的護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師的會同館。在向朝廷遞交國書、貢獻方物後,攜帶的貨物可以在會同館附近進行交易,買入非違禁貨物。據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的研究,從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將近一個半世紀內,日本遣明使節所率領的船隊,共計十八批。由於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兩大集團在寧波發生「爭貢」事件,使朝貢貿易出現危機,成為「後期倭寇的發端」。

  寧波「爭貢」事件,給明朝內部主張嚴厲實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個口實:「禍起市舶」——禍根是由朝貢貿易引起的。禮部沒有權衡利弊得失,便貿然關閉寧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貢貿易。官方的合法貿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難以得到滿足,為海上走私貿易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根據《籌海圖編》記載,當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絲、絲綿、棉布、綿綢、錦繡、紅線、水銀、針、鐵鍋、瓷器、錢幣、藥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潤(例如生絲運抵日本後,價格高達十倍),對商人的誘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於是乎,嘉靖年間東南沿海私梟船主與土豪相結合,挾制官府,大張旗鼓地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海盜與沿海貧民也介入走私貿易隊伍,與之遙相呼應。由於他們與日本商人進行貿易,在遭到官府取締時,採取武裝對抗,被人們稱為「倭患」。 






 
「海禁」與「倭寇」
  人們對於「倭寇」一詞,容易望文生義,其實,所謂「倭寇」需要具體分析。《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倭寇」條說,倭寇是指「明(代)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云云,過於簡單化。根據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詞,最初出現於404年的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文」。它的含義是多種多樣的,有「高麗時代的倭寇」、「朝鮮時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還有「呂宋島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4世紀至15世紀的倭寇,以及16世紀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沿岸活動,是日本人與朝鮮人的聯合體;後者大部分是中國的海上走私貿易群體,日本人的數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國與日本》一書中,談到「後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時,強調以下兩點:一是後期倭寇的主體是中國的中小商人階層——由於合法的海外貿易遭到禁止,不得不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領導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廢止「禁海令」,追求貿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的首領。

  被稱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長期從事對日本的貿易。在遭到官軍圍剿之後,逃往日本薩摩的松浦津,以五島列島為根據地,還在平戶建造了第宅,擁有一支龐大的船隊,自稱「五峰船主」,又稱「淨海王」、「徽王」。他不時前往浙江、福建沿海,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他的隊伍中確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團僱傭的。正如王守稼《嘉靖時期的倭患》一文所說:「大量史料證明,歷史的真實情況似乎與以往流行的說法相反,嘉靖時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國海盜指揮,處於從屬、輔助的地位。」

  那麼,為什麼長期以來把「倭患」說成是日本海盜的入侵呢?原因是複雜的。一是其中確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謂「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製造混亂,以假亂真,保護自己;三是明朝平倭將領為了冒報戰功,虛張聲勢。無怪乎當時人說:「官兵利於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

  王直曾經向政府當局提出「開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貿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撫後所寫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廣東事例「通關納稅」,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那麼東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決。平倭總督胡宗憲表面上答應「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後,卻出爾反爾,於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鬧市,把王直斬首示眾。

  王直的死,並沒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了他的部下極大的怨恨和瘋狂的報復,「倭患」愈演愈烈,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

  在此之前,對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樞寫信給胡宗憲,分析了中外貿易的大勢,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海禁只能禁止中國百姓;第二,嘉靖年間的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的不合時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第三,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為寇」,次年「各業益之而為寇」,再次年「良戶復益之而為寇」。他對倭寇的分析洞若觀火,道出了事實真相。

  無獨有偶,稍後的謝傑在《虔台倭纂》一書中對倭寇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他認為,從海上貿易的視角看來,導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過嚴」。可謂言簡意賅,一針見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禍患始終存在。王直死後,徽商在海上依然相當活躍,後繼者有徐惟學、徐海,都被當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當時中日貿易的重要據點。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並非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爭,而是朝廷政策的轉換。隆慶元年(1567年),當局宣佈實施比較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許人民下海前往西洋、東洋貿易。既然民間海上貿易合法化,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以此為契機,東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貿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晚明的歷史大變局
  ——「全球化」貿易與白銀資本

  當代德國歷史學家耶格爾(FriedrichJaeger)在他的一本近著中意味深長地指出,歷史意識並非只瞄向過去,歷史恰恰是為了未來而回顧往事。「歷史」這個意義構造物,具有人的時間意識的雙重意向延伸,一是經歷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

  這種思路是具有啟發意義的。當代中國正處於新的歷史大變局之中,歷史學家理所當然要去關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歷史大變局。近年來,晚清史尤其是晚清的歷史大變局,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也許與此不無關係。

  歷史的大變局並非僅限於晚清,晚明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過。

  突然提出晚明的歷史大變局,並非故意聳人聽聞,而是希望人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回過頭去看一看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中葉的中國曾經發生的巨變,不僅對於重新評估晚明史,而且對於認識晚清史,都有莫大的好處。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陸,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這一標誌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並非毫無道理。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全球化」的初露端倪。從此,人們的活動不再局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發現的美洲。人們的視野與活動所及,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因此稱之為一個「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是毫不為過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出現的新事物,其實不然。美國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與約瑟夫·奈(JosephS.Nye)在他們的論著《全球化:來龍去脈》中,對「全球性因素」與「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歷史縱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處於洲際層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網絡狀態。這種聯繫是通過資本、商品、信息、觀念、人員、軍隊,以及與生態環境相關的物質的流動及其產生影響而實現的」;「我們認為,全球性因素是一種古已有之的現象。而全球化,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過程」。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末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此後世界市場從歐洲拓展到美洲、亞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間的經濟聯繫大大加強,國際貿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場雛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為這是初出茅廬者的一家之言,那麼不妨看一看權威的見解。當代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的一大貢獻就在於,它以一種歷史的深邃感闡述了「世界體系」的起源,即16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開始以西北歐為中心,形成「世界性經濟體系」,它是嶄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會體系」。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三卷中,闡述了「世界經濟」與「經濟世界」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世界經濟」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轉折點就是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由於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歐洲一鼓作氣地(或幾乎如此)挪動了自己的疆界,從而創造了奇跡」。

  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GunderFrank)震動國際學術界的著作《白銀資本》,其副標題就叫做《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而他所討論的時間段,恰恰是1500年至1800年。在他看來,1500年以後的幾個世紀已經有了「經濟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他比沃勒斯坦、布羅代爾更加明確地認定,從地理大發現到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已經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如果問題到此為止,那麼還不至於引起眾說紛紜的爭論。弗蘭克的創造性在於,突破歐洲中心論的窠臼,明白無誤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換言之,當時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中國。

  晚明中國:貿易順差與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在這個「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非洲好望角進入印度洋,佔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以後,從1524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葡萄牙人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以後,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經濟的重要商埠,成為晚明中國對外貿易

  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國在大航海時代與全球經濟發生關係的中介。它的意義,不僅對於葡萄牙,而且對於中國,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門從16世紀80年代進入了黃金時代,一躍而為葡萄牙與印度、中國、日本貿易航線的重要樞紐港口。以澳門為中心的幾條國際貿易航線第一次把中國商品運向全球各地。例如:澳門——馬六甲(馬來西亞)——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澳門——長崎(日本);澳門——馬尼拉(菲律賓)——阿卡普爾科(墨西哥);澳門——東南亞。澳門就這樣成為中國通向世界各國的航運中心,把中國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澳門的轉口貿易,把中國捲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使中國經濟首次面對全球(東半球與西半球)經濟的新格局。

  晚明歷史大變局的帷幕慢慢揭開。

  西班牙人的東來,大大拓展了這種歷史大變局的深度與廣度。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後,繞過美洲南端,進入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1580年以後,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這迥然不同於以往的海上絲綢之路,它不再局限於東北亞或東南亞,而是越過大半個地球,由亞洲通向美洲的遠程貿易。「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滿載中國商品,橫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這就是馳名於歷史的、持續了二百多年的溝通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易。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中國商品,特別是生絲與絲織品,在墨西哥、秘魯、巴拿馬、智利都成了搶手貨,並且直接導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蠶絲為原料的絲織業的衰落。1637年,墨西哥一家以中國生絲為原料的絲織廠擁有一萬四千名工人,由此可見運抵墨西哥的中國生絲數量是何等巨大!

  「馬尼拉大帆船」的貨源來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貿易港——月港(以後升格為海澄縣),由於它的繁榮,一直有「小蘇杭」的美譽。隨著貿易的發展,福建商人逐漸移居馬尼拉,專門從事貿易中介業以及其他工商業。因此史家評論說,馬尼拉不過是中國與美洲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馬尼拉大帆船」嚴格說來是運輸中國貨的大帆船。美國歷史學家蘇爾茲(WilliamLytleSchurz)在《馬尼拉大帆船》(TheManilaGalleon)中指出:「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論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

  稍後來到遠東的荷蘭人,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開商業競爭,1602年建立了統一的「聯合東印度公司」,這就是在遠東顯赫一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它把總部建在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而把目光盯住東南亞、日本和中國。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東方的商業大權幾乎為荷蘭人所獨佔,他們以馬來半島、爪哇、香料群島為基地,向中國和日本發展,台灣很快成為進口中國商品的固定貿易中轉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興的歐洲強國,在與中國的貿易中,無一例外地都處於貿易逆差之中,而中國始終處於貿易順差之中。由於這種貿易以中國的絲綢為主角,因此被西方學者概括為「絲——銀」對流。以葡萄牙而言,它從澳門運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國商品有生絲、絲織品、黃金、水銀、麝香、硃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數量最大的是生絲;而它從里斯本、果阿運回澳門的商品有白銀、胡椒、蘇木、檀香等,其中數量最大的是白銀。這些白銀是墨西哥、秘魯生產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運往塞維利亞、里斯本,再運往果阿。以至於當時的馬德里商人說,葡萄牙人從里斯本運往果阿的白銀幾乎全部經由澳門進入了中國。以西班牙而言,正如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所說:「美洲白銀1572年開始一次新的引流,馬尼拉大帆船橫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同菲律賓首都連接起來,運來的白銀被用於收集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高級棉布,以及寶石、珍珠等物。」

  這種結構性貿易逆差,所反映的決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貿易問題,而是貿易各方生產水平、經濟實力的體現。葡、西兩國及其殖民地無法用香料等初級產品與中國工藝精良的高級商品在貿易上達成平衡,必須支付巨額白銀貨幣。關於這一點,弗蘭克《白銀資本》說得最為深刻:「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他進一步發揮道:「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荷蘭)或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

  弗蘭克的這種大膽論斷,引起了外國學者和中國學者的異議。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當然可以繼續討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晚明歷史大變局的存在,以及中國在其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這種情況是和晚清歷史大變局截然不同的。

  不論你對此作何評價,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中國總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日本學者百瀨弘、美國學者艾維四(WilliamS.Atwell)等對此作過深入研究。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學者全漢升,他的論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明季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等,從大量第一手資料中提煉出結論:1571年至1821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4億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國。全氏的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布羅代爾說「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最近認為,美洲1571至1821年間生產的白銀至少有半數被運到中國,一去而不復返」,就是徵引全漢升的觀點。

  有鑒於此,弗蘭克對巨額白銀資本流入中國問題做了一個系統總結,他在《白銀資本》的第三章「資本周遊世界推動世界旋動」的第一節「世界貨幣的生產與交換」中,全面回顧了這一問題的研究狀況。關於本文探討的晚明時期,即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7000或10000噸。因此在那一百年間,中國通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較而言,弗蘭克的估計比全漢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過貿易的手段流入中國,足夠令人震驚了。

  這無論如何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

  這種輝煌出現在晚明時期,它以無可爭議的姿態顯示,以往的所謂定論——晚明時期中國經濟已經走上了下坡路,是多麼不堪一擊。

  由於中國出口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主要來自太湖流域,以及東南沿海地區,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毫無疑問刺激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市場機制的日益完備。全漢升不無感慨地說:「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其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榮的歷史。」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課題。近年來,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以及彭慕蘭(KennethPomeranz)《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就是為此而作出的努力,令人耳目一新。給人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以前,中國江南的經濟水平是領先於歐洲的,至少並不比歐洲落後。 






 
帝國的政治體制
  滿族建立的清朝,為了減少漢族的疑懼與隔閡,減少改朝換代的劇烈動盪,基本上沿用明朝的政治體制,給人一切照舊的延續感。中央政府仿照明朝制度,設置內閣、六部、都察院,以及通政司、國子監、大理寺、光祿寺、鴻臚寺等。吏、禮、兵、刑、戶、工六部的負責人,尚書滿漢各一員,左右侍郎也是滿漢各一員,意在滿漢官員互相牽制,但其職權比明朝有所削弱,無權決定大政方針,只限於辦理具體事務。都察院的負責人,左都御史滿漢各一員,左副都御史滿漢各二員,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外省總督、巡撫兼任,其職權也比明朝有所遜色,已經沒有封駁詔令、巡按各省的權力,僅限於稽查官府、糾察官員而已。

  地方政府機構基本上沿襲明制,分省、道、府(州)、縣四級。全國有十八個省和五個特別行政區。十八個省是: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五個特別行政區是:內蒙古、青海蒙古、喀爾喀蒙古、西藏、新疆。省的最高軍政長官是總督或巡撫,總督與巡撫在明朝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朝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長官。總督一般統轄兩個省的軍政與民政,也有單轄一省的(如四川、直隸)。巡撫只管轄一個省,他們與總督並沒有上下級關係,直接向皇帝負責,互相制衡。

  道的長官是道員(別稱道台),府的長官是知府,縣的長官是知縣。道下設直隸州、廳,與府平級;府下設州、廳,與縣平級。京師所在地順天府,盛京所在地奉天府,與省平級。盛京是清朝的發祥之地,定都北京後,盛京成為留都,設立內大臣一員、副都統二員,統轄東北地區。以後又把盛京總管改稱盛京昂邦章京、鎮守遼東等處將軍,此外增設寧古塔昂邦章京(後改為寧古塔將軍),統轄吉林、黑龍江地區。

  但是,它畢竟是滿族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滿族色彩,八旗制度與議政王大臣會議便是最突出的表現。

  八旗制度。滿族在關外的軍隊稱為八旗兵,它源於八旗制度。八旗是滿洲早期的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建立於努爾哈赤時期,它的編制大體如此:

  每三百人編為一個牛錄(牛錄即滿語「大箭」,漢語譯為佐領);

  五個牛錄編為一個甲喇(甲喇即滿語「隊」,漢語譯為參領);

  五個甲喇編為一個固山,每個固山各有黃、白、紅、藍旗幟為標誌,因此漢語把固山譯為旗。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藍旗,合起來就是八旗。

  也就是說,在每一個旗下面,有五個隊;每一個隊下面,有五個大箭。在這種嚴密的編制下的滿人,既是民,也是兵,所謂「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無事耕獵,有事徵調」,全民皆兵。每一個旗由一個滿洲貴族統領,稱為固山額真,譯成漢語就是旗主。以後在滿洲八旗之外,又有蒙古八旗、漢軍八旗,事實上已有二十四旗,仍然稱為八旗。編入八旗的人,稱為旗人或旗下人。

  順治以後,滿洲八旗中的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稱為「上三旗」,因為皇帝曾經是這三旗的旗主,所以號稱「天子自將」,皇帝的警衛部隊都由這三旗的子弟擔任。其他五旗則稱為「下五旗」。

  八旗有京營與駐防之分。所謂京營,又稱禁旅(中央禁軍),約有十二萬人。所謂駐防,即地方警衛部隊,負責地方鎮撫,由將軍、都統負責。將軍位高權重,可以監督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分別駐紮在江寧(南京)、杭州、廣州、荊州、成都、西安、寧夏、綏遠,部隊約有十萬人。

  天下太平以後,享樂腐化之風在八旗中盛行,八旗子弟游手好閒,不習武藝,戰鬥力急劇下降。順治皇帝在位的後期,就發現這種苗頭,他說,今日八旗人民懈怠於軍事,終於導致軍旅敗壞,沒有了先前的盛況。到了康熙時期「三藩之亂」爆發時,八旗兵已經毫無戰鬥力,只得依靠綠營兵。

  綠營兵是入關以後改編或新招的漢軍,因為軍旗為綠色,故稱綠營兵。在北京的巡捕營,隸屬於步軍統領,約有一萬人。在各省共有六十餘萬人,由各省的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統轄。平定「三藩之亂」時,朝廷調動了四十萬綠營兵,每次戰役都是綠營兵衝鋒在前,八旗兵在後跟進。

  議政王大臣會議。清朝雖然沿用明朝的內閣制度,表面上是最高行政機構,卻並無多大實權。有關軍國大事的決策權,由凌駕於內閣之上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操縱。

  議政王大臣會議,也稱國議,全由統率八旗的滿洲王公貴族組成。由於他們掌握兵權,由他們作出的決定,稱為議政王大臣決議,對皇帝也有約束力,內閣不過是執行議政王大臣決議的辦事機構而已。這種體制固然可以限制皇帝的獨裁,卻極容易滋生一些議政王大臣專權跋扈的傾向,事實上順治、康熙時代已經屢屢出現這種狀況。

  順治時代,由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佐年幼的小皇帝福臨。多爾袞運籌帷幄,位高權重,被尊稱為「皇父攝政王」,議政王大臣會議聽任他擺佈。所謂「皇父」云云,據鄭天挺的考證,並非皇帝父親的意思,而是滿洲舊俗的「親貴爵祿」。至於和「皇父」相關聯的「太后下嫁多爾袞」的傳說,被渲染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毫無根據的穿鑿附會之詞。對此,孟森已有精闢的考證。

  順治十八年(1661年),二十四歲的順治皇帝去世,臨死前留下遺詔,由四名元老重臣輔佐他的兒子玄燁(即康熙皇帝),朝廷大權操縱在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議政王大臣手中。索尼病死後,鰲拜誣告蘇克薩哈二十四條大罪,迫使皇帝下令處死蘇克薩哈。鰲拜終於大權獨攬,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裡。

  康熙八年(1669年),十六歲的康熙皇帝初露雄才大略,機智果斷地逮捕鰲拜,以三十條罪狀判處他死刑,鑒於他的戰功,減刑為禁錮終身。由於議政王大臣勢力強大,在剪除鰲拜及其黨羽以後,先後出現了索額圖、明珠專權的局面。這使得康熙皇帝深深感到,必須削弱議政王大臣的權力,加強皇權。於是,他在康熙十六年設立南書房,選擇人品與才學兼優的漢人官僚作為秘書班子,替皇帝批答奏折,起草諭旨。

  雍正皇帝即位以後,繼續削弱議政王大臣的權力,在宮內建立軍機房,選擇親信滿漢大臣參與機務,處理軍機大事。以後又把軍機房擴大為軍機處,直接聽從皇帝指揮,總攬全國軍政大權,成為最高決策機構。到了乾隆時代,徹底消除了八旗旗主幹政的權力,下令取消了議政王大臣會議。 






 
康熙的文治
  康熙皇帝是清朝最堪讚譽的賢明君主,武功與文治都無與倫比。平定三藩之亂(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叛亂);遏制沙皇俄國的擴張,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集團,使台灣回歸祖國;率領軍隊征討厄魯特蒙古的準噶爾部,擊敗它的首領葛爾丹。康熙皇帝武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幾件大事,彪炳於史冊而毫無愧色。

  更值得關注的是他的文治,令人刮目相看。在他的倡導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拾遺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九百卷的《全唐詩》等鴻篇巨製,並且企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他還豁達大度地派遣耶穌會士到全國各地測量,製作了中國第一部實測地圖《皇輿全覽圖》。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在他第五次南巡時,交待曹寅編輯、出版《全唐詩》的任務,這是他十分看重的大型文化工程項目,力圖在顯赫的武功之外,突顯自己的文治。曹寅正好是一個恰當的人選,他既是滿洲親信,又是一個在漢人文學圈內嶄露頭角的詩人,而且他先後擔任的江寧織造和兩淮巡鹽御史,都是肥缺,有足夠的財力資助這一文化工程。曹寅團結了一大批江南文人,在不到兩年時間裡,完成了收羅二千二百多詩人、四萬八千九百多詩作、篇幅達九百卷的《全唐詩》,為康熙的文治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文治的另一方面是對宋學的提倡。

  清朝文化中最鼎盛的部分,首先是以經學為中心的學術。這一時期經學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超過了兩漢以來的經學,經學研究擴展到一般學者中,使之成為一門學問,具有學術性,是兩漢經學所無法比擬的。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宋學成為主流,是一大特點,這與康熙皇帝的提倡有很大的關係。

  在康熙以前,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宋學,學者們一邊講學一邊鑽研宋學,繼承儒家正統學脈,閱讀經典原著,進行踏實的研究。到了康熙時代,學者們停止了浮而不實的講學(講會)活動,專心對儒學原典進行深度探究。孟森《明清史講義》中說,「聖祖尊宋學」,「欲集宋學之大成」,是切中肯綮的。江南名士徐乾學收集宋朝經學家著作,編成《通志堂經解》,就是集宋學之大成的嘗試。李光地、熊賜履都是以宋學名臣而得到康熙皇帝的寵信。他們著書立說,以尊程朱、崇正學、辨道統為己任。因為這個背景,康熙一朝,宋學名臣輩出,諸如陸隴其、湯斌、張伯行、於成龍、陳鵬年、趙申喬等人,不僅對於宋學的發揚光大有所貢獻,而且自身的道德、操守也成為一時的楷模。

  在清朝諸帝中,康熙最值得表彰的是他以一種海納百川的胸懷,充滿自信的心態,接納耶穌會士以及他們所帶來的西學。內籐湖南在《清朝史通論》中說:「康熙帝是個對西洋學術非常感興趣的人,又有統一各民族的雄心,因此,絕對不是只尊重中國學術的人,在尊重中國學術的同時,對西洋的學術也很尊重,大量地使用西洋人。」事實確實如此。

  耶穌會士南懷仁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是由於他在南懷仁身上看到了西洋人比中國人具有更精密的、實用的知識,因此要他製造新的天文觀測儀器;並且規定,以後的天文曆法工作,一定要由西洋人主要負責。在南懷仁的影響下,中國學者梅文鼎寫了《歷算全書》,成為中國人研究西洋數學的奠基之作。康熙本人在這方面不僅大力提倡,而且身體力行。在新舊曆法的爭論中,他為了判明其中的是非,破天荒地努力學習西洋數學。在第一歷史檔案館還保存了當年康熙的「算草」——演算數學的草稿紙,以及他使用過的三角尺、圓規、計算器。一個皇帝竟然如此認真學習西方的科學,是前所未有的,以後也不曾再有,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會對於康熙任用傳教士繪製中國地圖,感到意外了。以前的中國地圖缺乏地理學、測量學的支撐,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是十分奇怪的示意圖。傳教士用西洋的做法,測量土地的經緯度,確定城市的方位,用實地勘測的方法繪製的《皇輿全覽圖》,至今仍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中國和俄國的尼布楚條約談判,康熙皇帝任命內大臣索額圖為首席代表,同時委任傳教士徐日昇、張誠作為參謀官隨同前往。他們兩人的回憶錄,記載了這一段歷史,成為早期中俄關係史的珍貴文獻。

  康熙皇帝還大力支持西醫的傳入中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向他講解西洋科學知識,由於他的患病而中止,卻為白晉、張誠提供了向他講解西洋醫學知識的機會。康熙病癒後,仔細閱讀他們編譯的西醫講義,非常讚賞。他希望傳教士推薦西洋醫生前來中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他在給大學士明珠等人的諭旨中說,鑒於南懷仁年事已高,聽說澳門有同南懷仁一樣熟悉曆法的人才,希望你們會同禮部,請南懷仁推薦,同時推薦精通醫術的人才。

  南懷仁神甫察覺到這是一個傳教事業的契機。在利瑪竇以後,耶穌會士能夠得到朝廷重用,主要得益於他們在天文曆法方面的專長,參與曆法的修訂工作,清朝初年,湯若望神甫、南懷仁神甫接連擔任主管天文曆法的欽天監負責人。但是由於西洋天文學和中國天文學在理念方面的差距,使南懷仁感到,繼續向中國輸入西洋的天文歷算,可能會影響傳教事業。康熙皇帝對西洋醫學的興趣,使他預感到,派遣傳教士醫生可能是有助於傳教事業的最佳選擇。雙方的共同願望,促成了西學東漸的中心,由天文歷算轉向了醫學。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西醫進入中國的高潮。

  根據康熙皇帝的要求,精通醫術的傳教士陸續來到北京,進入宮廷。其中有頗受康熙器重的外科醫生兼藥劑師——法國耶穌會士樊繼訓(PierreFrapperie),康熙皇帝御醫、外科醫生——意大利耶穌會士何多敏(GiandomenicoParamino),宮廷藥劑師——葡萄牙耶穌會士魏哥兒(MiguelVieira),在京行醫三十二年的外科醫生——意大利修士羅懷中(GiovanniGiuseppedaCosta)等人。他們在中國的行醫活動,為西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局面。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功不可沒。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到了康熙後期,由於所謂「禮儀之爭」,顯示了中西文化之間的隔閡,使得傳教士的活動受到了障礙。康熙皇帝派遣耶穌會士白晉作為他的特使,隨同羅馬教皇特使鐸羅(deTournon)回到歐洲,解決禮儀糾紛,但是沒有成功。鐸羅代表教皇宣佈在教會中禁止中國的禮儀,使得雙方矛盾激化。清朝方面則採取了比較靈活務實的對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一道皇帝諭旨宣佈,西洋人必須領取內務府頒發的「印票」(執照)後,才可以在中國傳教,沒有領取「印票」的傳教士必須離開中國,但是具有西洋技藝的傳教士不在驅逐之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帝在接見福建的傳教士時,再次重申傳教士中的「會技藝人」不在驅逐之列。他還授意羅馬教皇派來的神甫,寫信給教皇: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無以圖報,今特求教皇選拔具有天文、律呂、算法、畫工、內科、外科等學問的傳教士,來中國效力。康熙皇帝在「禮儀之爭」日趨尖銳化的情況下,依然表現出一個大國君主的寬容風度,沒有盲目排外,為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精彩的一頁。

  康熙時代,西方傳教士受到了禮遇,得以深入宮廷,深入上層政壇。不僅如此,在皇帝多次南巡中,沿途都把會見天主教傳教士作為議事日程。傳教士普遍滿意於皇帝對他們的關注,皇帝給傳教士留下了令人喜愛的形象。耶穌會士白晉兩次受到接見,並且陪伴南巡,使他以後有機會向皇帝介紹歐洲的科學和醫學,對皇帝有了深切的瞭解。後來白晉寫了康熙皇帝的傳記,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傳教士們把中國的真實情況介紹給歐洲,使歐洲人對中國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在歐洲人心目中,中國是一個當時世界上最遼闊、最富饒,管理最完善,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包括萊布尼茨(1645—1716年)、伏爾泰(1694—1778年)、魁奈(1694—1774年),都受到了影響。給他們影響最深的是,清朝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擇最有教養的人為官,使中國因此而避免了歐洲世襲貴族政治的弊端。他們認為,中國更接近歐洲從未實現的柏拉圖理想——由哲學家皇帝統治的國家。西方古典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中,根據這些記載,對18世紀的中國作了這樣的評論:

  ——中國極其遼闊的國土,數量龐大的居民,氣候的多樣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同省份產品的多樣性,還有大部分省份之間利用水上運輸的方便交通,使得那個如此遼闊的國家,單靠自己的國內市場,就足以吸納極大量的商品,並容許甚為重要的勞動進一步細分工。中國的國內市場在規模上大概比歐洲所有各國加在一起的市場小不了多少。

  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奠定了清朝的盛世,無怪乎有的歷史學家把他與俄國的彼得大帝相比擬。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國史十六講>>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