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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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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國公私文物損失 
第1節 中日文化交流及其挫折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文化源遠流長。有文獻可考的兩國關係,至少已有21個世紀。在近代以前,在兩國交往中,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來,中日兩國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日本搞明治維新,西風東漸,「脫亞入歐」,全面學習西方,並走上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對日本文化發展有著重要影響的中國,卻遭到日本凶殘而野蠻的侵略。日本在對中國軍事侵略的同時,還大肆進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壞。綿延兩千餘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嚴重挫折,雖然這在整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暫的,但後果卻是慘痛的。總結和記取這段歷史,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中華文明對日本發展的影響   
  據考古學家分析,日本列島原與東亞大陸山水相連,是大陸突出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半島。大約一萬兩千年前,由於地球的一次劇烈變動,日本和大陸完全分離。在漫長的原始時代,日本文化開始萌芽。   
  大約公元前二百年前後,大批的漢人和朝鮮人移居日本。這些人被稱為「渡來人」,「秦漢歸化人」或「新漢人」。成書於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錄》記載,仁德天皇時,流徙在日本的秦人92部有18760人,賜首領姓秦酒公,分制置於適宜養蠶的地方。這是早期中國大陸向日本的移民。秦氏繁衍有很多子姓,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其發音全部相同,他們是中國人的血統,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據《姓氏錄》作者調查,日本京都市右京區有一個地名為「太秦」。如今在名古屋到神戶的高速公路上,還有一地名稱為「秦莊」等,皆系當時大陸移民的聚居地。2000年12月,筆者在日本熊本淺草進行學術交流時,日本一位姓金的議員告訴我,他的先輩是中國人,是唐代從大陸到朝鮮、日本北海道,又轉道南九州的。   
  在中華文化寶庫中,既記載著華夏的光輝史跡,又蘊積了友好鄰邦豐富的歷史資料。世界上最早用文字把日本歷史記載下來的應該是中國。戰國時代成書的《山海經》裡,就有關於日本的記載。其後,在《史記·秦始皇本記》中又記載了徐福攜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東渡日本的史事。至今日本九州還流傳徐福的許多歷史故事,供奉著祭祀的神廟,每50年大祭一次,1980年4月還舉行紀念徐福登陸2200週年的隆重祭奠。如今在熊本到長崎的高速公路旁,還建有祭祀徐福的神廟。   
  大陸人東渡給日本帶來了中國發達的文化。他們帶去了中國的水稻栽培、養蠶、制陶、冶鐵技術,也帶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會的發展。   
  在公元五世紀以前,日本古代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的傳入,極大地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並為後來的日本文字(假名)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中國古籍東傳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書面文獻《古事記》。該書記載了有《論語》10卷、《千字文》一卷送給日本天皇的史事。據考證,公元4世紀,中國的古籍已傳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聖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不僅深受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不少條文的遣詞造句直接來自中國的文獻典籍。中國文化以漢籍為載體,隨著中日間的人員交流而傳入日本。這種傳播的速度隨時間而越來越快。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漢字成為日本語言的記載符號。   
  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成為日本文化發展的營養素,乃至影響了日本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麵條、湯元、豆腐等是通過僧人傳入民眾的。奈良時期,中國的音樂歌舞——散樂傳入日本,與日本傳統歌舞結合,演變成「能樂」。書法等藝術也為日本人所喜愛和摩寫。中日兩國文化也有許多共同之處,當時都是農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響,都使用漢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節氣,甚至許多傳統節日也一樣。這些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   
  從公元645年起,日本進入「大化革新」時期,日本開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新政府效仿中國唐朝的長安,建造國都,公元710年遷國都於平京城(奈良)。全面引進唐朝的政治體制、法律、文化,「百事皆仿唐制」。連皇宮四周設12門,也是效仿中國建造的。隨著佛教影響的擴大,日本派人留學中國,又請中國揚州高僧鑒真和尚東渡傳授。許多有特色的寺廟和佛像面世。   
  以南京為例,分析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耐人尋味的。因為1937年12月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在製造血腥大屠殺的同時,又製造了一場「文化大屠殺」。而歷史上的南京,對日本的文化卻有著深遠的影響。南京是三國時期吳國的首都,並且是1700年前長江下游與海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港口,當時對日本有相當大的影響。古代日本人稱中國人為「秦人」、「漢人」外,更多的場合和更長的時間稱中國為吳國,稱中國人為吳人,稱中國話為吳音,稱中國人在日本的居留地為吳原。從中國傳過去的物品名稱往往都要在前面加上「吳」字,如「吳織」。「南京」在日語中也有著不同一般的意義,查閱《日本國語大辭典》的南京詞條,除表示中國城市南京外,還表示:中國人的別稱;從中國等外國來的輸入品、進口貨,稀奇可愛的東西等。在日語中,冠以「南京」詞頭的名稱則比比皆是:「南京燒」(中國瓷器)、「南京錢」(中國銅錢)、「南京口」(中國方言或南京方言)、「南京米」(中國或印度大米)、「南京錠」(洋鎖)等。日軍在被摧毀的南京中山門城牆上狂叫   
  ——采自《南京大屠殺圖集》據史料記載東晉安帝時(公元397年—418年),日本遣使來建康,以後又在公元412年、415年和430年,多次派人來建康學習南朝的紡織技術,現在作為日本民族服裝的和服在日語中又稱為「吳服」。南朝的建築技術傳至日本,在日本「飛鳥時代」(公元528—544年)一段時間中,日本重要建築大多採用六朝樣式,並特別採用「梁式」(梁為南朝的第三個朝代)一名,如今六朝樣式已成為日本「文化財」(歷史上文化活動的產物)和「國寶」(最高級的文物保護單位)。日本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朝建築技術的結晶。   
  在元代到過中國並史冊留名的日本僧人220人中,許多到過南京蔣山寺。他們學成回國,在京都開寺(公元1339年),仿南京鳳凰台,取山名為鳳凰山。明清時代更是日本南京交往的極盛時期。僅到南京謁見明太祖或拜訪天界寺者,留下姓名的日本僧人就有無我省吾等7人,在天界寺的日本留學僧椿庭海壽還擔任了明朝赴日使節的翻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頁。   
  千百年來,中日兩國的學者、僧侶、官員、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歷盡艱辛,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日本人以他們對於中國大陸文明的渴望,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向中國尋求知識。中國典籍文物傳入日本,從一個方面顯示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日本的漢學者大宮真人潛心研究楚辭屈賦,於1994年出版了《屈賦與日本公元前史》一書。他發現屈賦許多詞語的上古音與日本九州一些地名讀音相近,把這些成對應的地名按屈賦詩句的順序排列起來,地圖上竟然呈現為有序的行路圖。於是,他得出結論:屈原被放逐期間到過九州,《離騷》、《惜誦》、《抽思》、《懷沙》等作品既是作者憂思情感的抒發,也是他在日本經歷的記錄。此論新奇大膽,也是見仁見智。但從這有趣而富有想像力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對日本學者的影響之深。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挫折   
  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飄流到九州南面的種子島,日本人才知道白種人的來歷。明治維新後,日本文化也納入法西斯侵略文化體系。   
  然而,近代以來,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軍國主義也愈演愈烈。先是日本依其在中國的強權地位,對中國的文物典籍強行殺價「購買」。那時,他們雖心存劫奪,但還能演出「買賣」的場面。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日本全面滅亡中國的圖謀付諸實施,並發動了長達14年之久的侵華戰爭。日本軍國主義有計劃、有組織地對中國文物典籍進行洗劫,公然對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進行全面的破壞。        
第2節 中國文化受災區範圍   
  在日本發動的長達14年之久的侵華戰爭中,中國文化遭受一場大破壞、大浩劫。中國的國土一半被踐踏,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絕大部分被侵佔。1937年七七事變前,日本就強佔我國東北4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日軍全面侵華的八年中,我國長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戰禍,其戰區之廣,實屬驚人。戰後國民政府初步統計指出:   
  「自七七事變至武漢會戰為第一期,計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黃河流域察、綏、晉、冀、豫6省,中達長江流域蘇、浙、皖、鄂、贛5省,南及珠江流域粵、閩2省。經過劇戰的地方達256市縣。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國)32年7月6日,計時總達4年又8月。戰場仍以第一期被侵佔各省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戰縣數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計61縣。次則浙、鄂、粵、贛四省均在30處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約20處,其他皖、湘、蘇、閩、魯、綏、滇、冀8省則有15處至1處不等。合計15省295市縣。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敵後游擊為制敵有效戰術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據點經常皆在戰鬥中。概言之,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南京市內中山路用卡車、騾馬車、自行車,以及兒童車等裝載搶劫的財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聞社秘藏《不許可寫真集1》   
  山西境內不獨爭鬥頻繁,規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帶每為敵軍掃蕩中心。余若魯南、豫北、蘇北、淮東乃至地形複雜區域如蘇、浙、皖邊區,豫、鄂、皖邊區及太湖等處,亦為互爭之地。擇其較著者計有84市縣作過游擊戰場,計黃河流域50處,長江流域32處,珠江流域2處。   
  八年來全面曾蒙戰禍區域共467市縣。」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頁。   
  不過,「蒙受戰禍區域共467市縣」之說是不準確的。此數實際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計6年中我方蒙受戰禍的區域。抗戰時期,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韓啟桐就編製統計出抗戰6年中我國蒙遭戰禍區域為467市縣。這467市縣還不包括「七七事變」前陷敵的冀東21縣。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被佔的146座城市。   
  災區範圍並不僅僅是上述直接蒙遭戰爭侵害的地區,它還應包括未經戰事即告淪陷的地方及敵我兩軍交錯的地帶。就文化損失而言,它還應包括敵機深入中國腹地轟炸所造成的損失。韓啟桐統計出抗戰時期前6年被敵侵佔市縣城區(包括一度淪陷後又收復的地區在內),至少應在751處以上。如是,加上冀東21縣和豫湘桂戰役中被佔的146座城市,則八年抗戰中災區約有918市縣。   
  應該指出,此數是按國民政府當時行政區劃統計的。戰時中共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出於抗戰需要,在其統轄區又重新設置劃分縣治。戰後據中共不完全統計,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九百三十餘座城市被日軍佔領,佔全國城市總數的47%以上。其中被侵佔的大城市佔全國的80%以上。《中國的人權狀況》,載《光明日報》1991年11月2日。而據國民政府估計,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艱苦而漫長的歲月中,我國受害區域佔全亞洲淪陷地區的45%。   
  這一時期,雖然也有中國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掠奪的屈辱的象徵而進入日本的,源源流長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嚴重挫折。   
  在戰時,日本國內一大批日本中國學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識熏陶,自覺地充當戰爭的喉舌,他們從「學術研究」、「文獻處理」到「考古調查」,完全採取了帝國主義的強權形態,從而為謀求天皇政體的最高利益服務。   
  要摧毀一個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毀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毀支撐這個民族脊樑的東西,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從摧毀這個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開始。日本對中國文化侵略的目的,是為鞏固法西斯統治服務,為經濟掠奪服務,為擴大侵略戰爭服務的。   
  由於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特殊意義,因此,在侵華戰爭中,日本侵略者採用種種卑劣手段,甚至公然違反國際公法,大肆摧殘被佔國的文化遺存和教育設施,進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佔領台灣後,就大力開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灣殖民當局明令廢止中文,報刊只准用日文發行。同年9月,又根據近衛內閣「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使日本的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去。1932年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在文化方面,則明令日語為偽滿洲國「國語」,中文卻被稱為「滿文」。   
  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軍人甚至學者,自發地、有組織地進行文化侵略,轟炸、損毀古建築,焚燒、劫奪文物典籍,破壞中國原有的教育體制和設施,進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壞災難之重,規模之大,也為人類文明史所罕見。「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這些偽裝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統統暴露無遺。日軍對中國圖書典籍、古物古跡和教育事業的破壞,其性質遠遠超出一般戰爭意義上的理解。   
  從人類文化發展的表現形式來看,有實物和文獻的形式。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由於積累實踐經驗,保存有價值的材料,反映各種研究成果,不斷創造和發展了各種類型的知識體系。記載、反映這些知識的文化典籍和文物,構成一個民族的文化成果,並在民族發展中產生巨大的作用。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及所造成的損害,打斷和遲滯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來說,日本對中國的文化損害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   
  從廣義上講,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上講,特指精神財富,它主要包括文學、藝術、宗教、法律、思想道德、教育、科學等。文化就形態而言,有有形與無形之分。本書所作的文化損失研究,主要是從文化的有形損失即物化損失而展開的。   
  為了敘述和閱讀的方便,本書主要是按專題分述的。而專題分類也是相對的。文物是指歷代遺留下來的對研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有價值的實物。如與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關的、具有紀念意義和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遺址、紀念物等;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刻等;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舊圖書資料等。本書是將古建築損失、圖書典籍損失和文物損失作專題闡述的。內容上會有一些交叉。戰時圖書典籍之損失   
  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精神成果的東西,就是一個民族長期積累的文化典籍。   
  歷史上出現的記載文字的典冊,稱為典籍,也稱文獻,它兼有文書、檔案、書籍之意。人類有了文字以後,才能用文字記載知識和經驗,積累文化成果,從事文章和著作的編撰。我國文字起源可上溯到夏代,商代有了記載文字的實物。殷墟甲骨所記載的知識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是我國早期文字的主要載體。春秋戰國時期,圖書形制為竹木簡牘。不僅官府藏書,私家藏書也開始出現。宋代印刷術的發展促進了文化學術的繁榮。記載這些知識體系的文化典籍,構成一個民族的文化成果,並在民族發展中產生著巨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悠久燦爛的文化,依靠圖書文獻典籍作為主要媒體傳播於域外,對於人類文明的進程和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漢籍向日本的傳遞,無論其歷史的久遠,或是規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僅見的。它構成中日兩國獨特的文化關係。據日本史料記載,早在公元四世紀,漢籍就傳到日本。漢籍不僅對日本文字的產生和文化的發展有影響,而且對於日本社會生活發展的各個層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日本國人喜愛中國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國圖書典籍,這本無可厚非。然而,近代以來,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軍國主義愈演愈烈,日本先後單獨或夥同其他列強發動了四次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74年侵台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1931年至1945年的侵華戰爭,日本先是依其在中國的強權地位,對中國圖書文獻典籍強行殺價「購買」,如現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大量漢籍,是1907年僅以10萬元的價格而囊括江南的「十萬卷樓」和「守先閣」等處秘藏。進而,又以所謂「庚子賠款」在華購書。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華戰爭中,日本侵略軍則公然對中國的圖書文獻典籍進行大規模的破壞和全面洗劫。中國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難,蒙受巨大的損失。   
  我國戰時損失的各種統計工作,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就著手進行了。戰後國民政府要求各學校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按統一格式填寫上報因日軍破壞而蒙受物質損失的具體情況和確切數據。這些數據都是確實可靠的,戰後也曾向國際社會公佈過。本文著重就中國圖書典籍損失數字作一扼要的介紹。   
  一全面抗戰前的公共圖書損失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4個半月就佔領了整個東北三省。戰火禍及東北的圖書。1931年10月,日軍在哈爾濱市區開槍射擊,黑龍江省立圖書館西庫中彈起火,大火吞沒了整個書庫,許多從關內辛苦徵集得來的珍善本圖書被焚。   
  日本佔領東北後,搜繳與焚燬一切具有抗日愛國思想及有關中國歷史、中國地理的教科書。據偽文教部記載,僅1932年3月到7月的5個月中,焚燒書籍達650餘萬冊。據《滿洲年鑒》記載,1935年至1938年,禁止發行的報紙為7445份,扣壓56091份;禁止發行的雜誌為2315份,扣壓13644份;禁止發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冊,扣壓924852冊。王承禮主編:《中國東北淪陷14年史綱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頁。   
  1937年,「日滿文化協會」曾在日本東京影印瀋陽故宮崇謨閣《清實錄》,為掩蓋日軍在中國的侵略罪行,乃挖改實錄中他們認為有礙的字句,僅光緒二十年和二十一年這兩年的實錄就被山村勇造等挖改「一百六十處」之多,卜維義:《資料工作管窺》,載《瀋陽地方志通訊》1984年第4期。日軍的這一做法,顯然是想毀滅華夏文化,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使東北淪為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第3節 中國文化受災區範圍   
  1932年1月28日,位於淞滬地區的高校或遭炮火襲擊而毀,或為日軍佔領。此次遭受破壞的16所高校中,就有12所學校(除復旦大學圖書損失較小外)的圖書資料遭到了全部或部分的破壞。2月1日,商務印書館附設之東方圖書館除早年已存入銀行保險庫的圖書免遭焚燒外,其餘藏書46萬冊全部付之一炬。上海全部被焚燬破壞的書籍和資料總數當在七八十萬冊左右。損失嚴重的高校有:   
  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校舍全部被毀,圖書4萬冊(內有宋明善本)被毀;   
  國立暨南大學,校舍被毀,圖書損失頗多,其中「海外文化事業部」歷年積存的五百多種圖書雜誌等珍貴資料蕩然無存。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暨南校史1906—1949》,1983年版,第178頁。   
  私立持志學院及附屬中學,校舍大部被焚,圖書館版書33000餘冊(中文21000冊,外文12000冊)損失殆盡。朱慶祚:《上海圖書館事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   
  私立中國公學,校舍及圖書等全部被毀。   
  吳淞商船專科學校,校舍被毀,藏書損失過半。   
  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圖書的損失:該館善本書多為歷代珍本或抄本秘本,彌足珍貴,價值連城,且多出自國內著名藏書家,如會稽徐氏、長洲蔣氏、太倉顧氏、豐順丁氏、江陰繆氏等。該館總藏書488395冊,多數毀於日軍的炮火之中,這是中國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其中僅有1/7的藏書,因事前轉   
  創辦於光緒二十三年的我國歷史悠久的出版機構之一,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三二年被日軍炸毀。   
  ——采自日本《亞東印畫輯》   
  移得以倖存。東方圖書館是中國文化精華薈萃之地,五層大樓的書庫中藏有各類圖書近50萬冊。根據商務印書館1931年的書目統計,該館藏有中文書籍268萬冊,外文書8萬餘冊,圖表照片5000餘幅。特別珍貴的是,經史子集之善本書3745種35083冊。其中有宋版129種2514冊,元版179種3124冊,明版1449種15833冊,清版138種3037冊,抄本1460種7712冊,批校本288種2126冊,稿本71種354冊,雜本31種382冊。此外,剛購進的揚州何氏藏書40000餘冊,也同時遭毀。上述近8萬冊古籍善本,除5000冊一直寄存於金城銀行保險庫外,全部毀於一旦。東方圖書館善本室還藏有全國各省整套省志,計22省2641種25682冊,其中有元版本2種,明版本139種。除省志外,還藏有全國府廳州縣志1753種。該館還藏有極為珍貴的全套中外雜誌。如荷蘭出版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的《學報》、德國出版的《大亞洲》,以及《中國匯報》、《哲學評論》、《中國》等。國內著名的報刊雜誌有《時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益世報》、《新聞報》、《國聞週報》等。   
  據統計,東方圖書館共損失各類書463083冊。編譯所損失中文書3500部,外文書5250冊。《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毀記》,商務印書館善後辦事處編印,1932年7月版。轉引自張銓等著《日軍在上海的罪行與統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9頁。   
  日軍海軍陸軍戰隊在進攻閘北過程中將中國公私建築物徹底破壞。圖為商務印書館被破壞的情形   
  ——采自《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虛構派批判》(上海辭書出版社)   
  二八年抗戰期間的公共圖書損失   
  1937年的七七事變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已經開始,日軍又掀起了一浪破壞中國文化教育設施的狂潮。無論是滯留在淪陷區還是遷至內地的圖書館,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壞。遭受劫難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四種,有的甚至遭受兩種情形以上的破壞:(1)在當地毀於日軍炮火;(2)淪陷後遭日偽劫掠;(3)在轉遷徙途中受損;(4)遷移到大後方後再遭敵機轟炸。下面以時間為序、按區域記述公共圖書之損失。   
  1北京地區   
  七七事變後,在日軍佔領的八年間,北平被劫奪、焚燬的公私圖書達586428冊,其中公共圖書448957冊另5箱,私人書籍137471冊另4箱。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台灣)《近代史研究集刊》1985年6月,第14期,第342頁。各圖書館遭劫的具體情況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七七事變後,搶救出的圖書約有500餘箱。淪陷後日軍將館舍改為外科醫院,書庫成為手術室及藥庫,閱覽室成為病房。該校的圖書遭受兩次浩劫,一次是1937年日軍侵駐清華園後,把未及運走的約20餘萬冊圖書劫奪一空;另一次是1938年運存漢口繼又轉運至重慶北碚的圖書儀器400餘箱,戰時遭敵機轟炸,損失嚴重。1940年再次被炸,被炸毀的圖書計有中文書5838種10660冊,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書3288冊,期刊97種,計4904冊。在這些書刊中有極珍貴的善本中文書10074冊和西文書62冊。劫餘的圖書共23000餘冊,運至昆明。戰前館藏中外文圖書33萬餘冊,期刊合訂本3萬餘冊,戰後復原時僅收回中外文圖書165000餘冊,期刊合訂本2萬餘冊,損失達65%以上。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槁》,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4頁。但戰後《北平市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中,清華大學在北平淪陷時損失中西文書籍34900餘冊。差距所在,可能是內遷途中損失和在新校舍被炸損失數有關。如1940年6月24日,遭日機轟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遷藏重慶北碚的珍本古籍,其中包括杭州楊氏豐華堂原藏全部宋版書和大部分元版書。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原藏書20餘萬冊均落入敵手,1937年偽教育部取走政府公報248冊;次年偽新民會運走中文期刊2萬餘冊。後又取走黨義書126冊,未編俄文書3700餘冊,這些圖書後被敵憲兵隊變賣;1941年偽教育部再次檢查違禁書約3000冊予以沒收。《北京大學圖書館九十年記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   
  北平師範大學圖書館損失圖書32794冊,師大附中圖書館損失圖書2886冊,掛圖323幅。   
  私立民國大學圖書館,中外書籍及雜誌59836冊(內有極珍貴版本之圖書)被敵偽掠奪而去。   
  私立中國大學圖書館,損失圖書19535冊。   
  私立朝陽學院圖書館,損失圖書25110冊。   
  私立中法大學圖書館,損失圖書1996冊。   
  私立輔仁大學圖書館,損失中文圖書226冊、西文圖書18冊。   
  私立燕京大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軍佔領,圖書儀器遭受摧殘,戰後圖書大部分追回。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國立北京圖書館(北京文津街1號),接收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關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損失概況,1943年代理館長袁同禮呈文教育部指出:「鈞部所屬之京師圖書館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辦之北海圖書館合組而成。計京師圖書館藏書20萬冊,北海圖書館藏書10萬冊。自民國16年至26年6月底,歷年增益中外文圖書15萬冊,共45萬冊,此七七事變以前之大概情形也。職館所藏圖書,如善本部甲庫之宋元明舊扎,乙庫之清代精刻批校以及罕見之本,久津閣本四庫全書、敦煌唐人寫經以及內閣大庫明清圖,皆為國家珍寶,非僅能以貨幣價格估計。除宋元舊刊一部分於24年冬間運往上海妥慎保管,並於30年10月奉令運往美國,商妥該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訂有契約外,其餘北平全部館舍建築及設備未及運出之藏書於26年7月底北平失守後,悉數淪陷。分設之工程參考圖書館於26年12月亦隨首都之淪陷而全部損失。職館在長沙設立辦事處、積極進行復興工作。復派員在香港設立通訊處,徵集圖書,因運輸困難,大部分暫存該埠,30年12月,太平洋戰事爆發,此項圖書亦淪入敵手。先後淪陷損失,估計約值戰前國幣1000萬元,依照戰前匯率,折合美金約330萬元。至北平館舍建築及現存該館圖書將來敵軍撤退時,是否遭遇毀壞,未能預卜。其現存昆明重慶兩地圖書,將來運回北平,所需運輸費用,以及工作人員回平旅費,約需100萬元,依現時匯率折合美金5萬。」《國立北平圖書館損失概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宗號5,案卷號1632。   
  北平故宮博物院太廟圖書分館曾被日本憲兵兩次搜查,致被搬走、撕毀歷年新購之書籍雜誌多種。1938年6月被日本憲兵搬走書籍314冊、被撕毀書籍26冊,撕毀雜誌4131冊;1939年3月被日本憲兵搬走雜誌6551冊。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為函送本院歷次被敵軍征去銅鐵品清單及歷次被憲兵搬走撕毀書籍雜誌清單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2天津及華北其他地區   
  1937年7月23日,天津市立圖書館遭日機轟炸,炸毀館舍5間,損失圖書5萬餘冊、報刊五十多種。《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46年20卷1—3合期,第11頁。   
  1937年7月29日,日軍飛機轟炸南開大學,該校木齋圖書館被炸毀。之後,日軍又縱火焚燒教學樓、圖書館及師生住宅37棟,損失圖書近10萬冊,其中不少是珍善本,西文圖書45萬冊。《日軍毀掠南開暴行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頁。戰後,日本京都大學曾返還給南開大學圖書15566冊。   
  河北省立工學院圖書館(保定)此前有圖書2萬冊,戰後只收回4994冊,損失15000餘冊。   
  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圖書館(天津),共計損失中文圖書57000冊,其中外文圖書9000冊,中文期刊210種。   
  河北省立農學院圖書館(保定),戰時圖書7萬餘冊全部被毀。   
  國立河南大學,損失圖書15000冊。   
  私立齊魯大學,戰時被日軍焚燒損失的圖書計12萬餘冊。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第4節 中國文化受災區範圍   
  3華東地區   
  1937年8月,日軍開始對上海、南京等六十多城市狂轟濫炸,且有意識地以大學等教育文化設施為破壞目標,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機關和學校遭日機襲擊,其中遭全毀的占75%。現主要就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的損失作一概述。   
  上海的圖書館損失:   
  在空襲和炮火中,上海圖書損失嚴重。如於1936年9月開館的上海市立圖書館新館被炸。上海最大的區級圖書館南市區文廟圖書館書庫被炸毀,藏書5萬餘冊損失近3萬冊。上海商學院圖書館藏書兩萬餘冊,被敵炮火擊中,大部分書刊被毀。復旦大學仙舟圖書館藏書五萬餘冊,館舍被炮火擊毀,損失嚴重。《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8年13卷第6期,第6頁。   
  另外,上海法政學院損失中文圖書4575冊,西文圖書420冊,中西文雜誌1994冊。私立誠明學院損失圖書雜誌五萬四千餘冊。私立新華藝術專科學校館藏圖書全部被毀(內有不少古今書畫)。大夏大學、光華大學、上海醫學院、私立東南體育專科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等學校的圖書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毀。   
  戰後統計,八一三戰爭以前,上海有公共圖書館一百餘所,戰後尚存的較大圖書館僅十餘所,共劫走並燒燬圖書290441冊,其中私人書籍25726冊。   
  南京的圖書館損失:   
  戰前南京比較有規模的圖書館有中央圖書館、國學圖書館、中央大學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南京市立圖書館,以及國民政府、中央黨部所屬部會的圖書館,這些圖書館西撤時留有大量圖書多遭損毀劫掠。戰後統計,圖書損失初步調查就有書籍類,公共圖書406461冊另156箱1725種,私家53118冊另1790種840部59箱。具體情況如下:   
  中央圖書館於1933年籌建,抗戰初期尚在籌備期間,至1937年已有藏書15萬冊,由於日軍的侵略,本來選擇的263箱重要圖書,只運出130箱,1938年開始西遷,途經漢口、長沙、岳陽到四川重慶,初在重慶設辦事處,翌年3月又遷至江津白沙鎮,西遷時僅帶走圖書120箱計一萬多冊,其中存放朝天宮庫房的有4萬冊,戰後封存時只有3萬冊。王長喜:《抗戰勝利後金陵文物的封存與清理》,載《南京檔案》1994年第3期。存館本部的也多為敵劫。中央圖書館存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的善本典籍35萬餘冊,日軍佔領香港後,為日人竹籐峰治劫運日本,分藏於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及伊勢原等處(1946年追回)。該館所有國學書局刻片、版片150餘種七萬餘件全部遺失。   
  國學圖書館損失。該館位與南京清涼山麓的虎踞路龍蟠裡,最初為清道光兩江總督陶澍的惜陰書院。「惜陰」二字,原出自東晉陶侃「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陶侃以此自勉,也以此勵人。光緒年間,兩江總督端方就在南京龍蟠裡的「惜陰書院」的舊址,建造了前後二幢古式藏書樓,成為我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裡面有錢塘丁氏的「八千卷樓」藏書以及其他許多的珍貴版本。辛亥革命後,改為江南圖書館,1937年已有藏書24萬餘冊,日機轟炸時,倉促「選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裝110箱藏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分院地庫。地庫隱匿,日偽多次懸賞發掘,1940年2月敵偽衝破地庫,將該館善本移竺橋偽圖書館專門委員會開闢專庫貯藏,戰後封存接受,缺少善本書184部1643冊」。《省(江蘇)立國學圖書館呈報該館善本書損失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5。該館存清代江南各公署檔案6484宗及尚未整理者六十餘大簍,裝訂成冊的各種日報1894大冊又19束,被日軍作舊紙出售或焚燬。叢書及地方志,舟運蘇北興化的羅漢寺及北門外觀音閣,計3萬餘冊。興化藏書大部為日軍焚燬、劫掠,小部散失。戰後調查,該館損失圖書167923冊。被日軍劫走中國古文獻141種,其中元刊本30種,具體為:嚴紹:《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   
  四書通義大成周易本義尚書集傳儀禮圖(殘本)春秋左傳補注春秋師說漢隸分韻續資治通鑒松漠紀聞陸宣公奏儀揚子法言中說(元刊二種)傷寒百問歌圖繪寶鑒石屋和尚語錄頌風俗通義古今源流至論沖虛至德真經纂圖南華真經駱賓王文集王摩詰詩集王荊文公詩注范覽良文集白玉蟾上清集宋雪齋文集范德機詩集居稿古文苑唐詩鼓吹古樂府   
  鄰近夫子廟的南京市立圖書館毀於戰火,損失無算。   
  金陵大學圖書館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國古代農業與動植物書籍獨有珍奇。其中有日本、朝鮮刊本,也有元、明刊本、宋代殿本。這部分古籍被盜去不少。   
  此外,科研文化單位的藏書損失也十分驚人: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損失中文書籍33319冊,西文書籍7923冊;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損失書籍40571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總理陵園內)損失中日文書籍58735冊,西文書2654冊;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圖書館,戰前館藏中西文圖書十萬餘冊,戰時除帶出數千冊外,均為日偽所掠,戰後收回2萬多冊。被搶的重要圖書就有1700冊,包括湖北官書局版之十三經註疏毛邊紙本王應腴玉海、古香齋本史記、汲古閣本漢書、竹簡齋本三國誌、掃葉山房本資治通鑒正續編、掃葉山房本子書33種,漢碑30種;   
  金陵大學圖書館戰時損失中文圖書21353冊,西文圖書4373冊,中西文雜誌合訂本73928冊。   
  國民政府文官處及各部會的圖書損失,估計不下60萬冊。如1946年11月1日國民政府考試院秘書處函件指出,「查本院圖書館抗戰前收藏圖書在10萬冊以上,二十六年政府西遷,因交通關係所有圖書並未遷移,本年復原,曾由南京區清理文物委員會發回圖書若干,但截至最近綜合仍不及原數五分之一,即收回圖書亦多殘缺不完,損失之巨概可想見」。如此考試院一處就損失8萬冊以上。內政部圖書館也損失圖書92146冊。國立編譯館圖書,「因前後二者相距之數目太遠,原始清冊或遭破壞,或遭銷毀,已無從查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5。然抗戰勝利後該館回遷時,因「怡康輪」於長江中失事,所載運之精要圖書37箱全遭損失。   
  南京的圖書損失究竟有多少?這恐怕已成為歷史之謎。其實,上述統計是極不完全的,統計在冊的公方損失為四十餘萬冊,但本文所列舉的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中山陵園、內政部、考試院所損失圖書的翔實可考數51萬冊,再加上南京各高校、國民政府部會、南京市立圖書館的損失數,結果必定驚人。   
  1937年10月12日,江陰縣南菁中學圖書館被炸,館藏清代著名學者王先謙的大量宋版珍貴圖書一萬多卷全部被焚燬。《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8年13卷,第4期,第20頁。   
  蘇州圖書館的損失,戰後檢點發現,圖書損失3038種,12798冊;雜誌期刊927種,15136冊;報紙合訂本26種1747冊;版本損失22種,18179片。此外,蘇州東吳大學校舍破壞嚴重,圖書散佚甚多。   
  私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原有圖書8萬冊,戰時損失過半。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勝字第4218部隊長田清清郎陸軍少佐在江蘇省嘉定縣外岡鎮,劫走地方志535種、《圖書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   
  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書有清朝文瀾閣四庫全書及許多善本書籍。1937年至1945年,該館為保存四庫全書,歷盡艱辛,遷徙於浙江、貴州、四川等省。因館舍被毀不能使用,藏於龍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報紙、合訂本雜誌等,多被盜賣,或散落於外省。該館損失國學書局版片十餘萬片。   
  國立浙江大學戰時先後六次遷移,損失圖書31880冊,期刊1000種3500卷。   
  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戰時圖書損失過半,1946年遷回杭州時只存7394冊。浙江省圖書館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圖書館志》,中國圖書出版社1994版。   
  私立之江文理學院圖書館,戰前中文圖書34354冊,西文圖書9248冊,戰時只運出西文圖書約1500冊,其餘圖書落入日軍手中。淪陷期間日軍將部分圖書移藏於上海亞洲文會圖書館,戰後學校才得以領回,其餘則不知下落。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浙江省嘉興圖書館規模不大,也被劫走古文獻274種,該館所藏稿本13種全被奪去。13種稿本名為:半間偶錄、石經閣日鈔、會同縣鄉土志、芷村手記、馮柳東詩稿、官同蘇館遺集、疑症匯纂、關岳事跡考、愫庵遺著五種、駢體通義、小暴書亭吟稿附焚余稿、古瓶小草、花土苴附小種字林柱銘。《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   
  安徽省立圖書館1935年已有藏書17657種,94515冊,包括本省方志八十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抗戰軍興,該館首將館藏善本圖書及線裝古籍三萬多冊運藏桐城羅家嶺,普通圖書四萬多冊運六安,撥給第一臨時中學使用。1938年6月,臨中遭日本飛機轟炸,圖書散毀殆盡。1940年安徽省立圖書館在立煌恢復,搜集皖北各地殘餘圖書,又從桐城羅家嶺藏書中選運一批善本及版本較好的圖書,館藏已達四萬多冊。1943年元旦,日軍入侵立煌,全部藏書毀於日軍之火。        
第5節 中國文化受災區範圍   
  4華南地區   
  1938年10月日軍登陸廣東,並佔領廣州。廣東省被日本劫持或毀於戰火的書籍,公藏624008冊,私藏13865冊。   
  廣州仲元圖書館藏書新舊藏書四萬餘冊,損失不少。景堂圖書館1934年藏書達42143冊,抗戰爆發,該館古籍遷運香港。香港淪陷,經費中斷,於1943年停館,圖書星散。惠陽豐湖圖書館,有藏書三萬餘冊。抗戰時該館被炸,惠州淪陷,藏書損失慘重。   
  抗戰開始,廣州中山圖書館預先將善本及重要資料四萬餘冊,疏散市郊龍歸鎮,後又運至廣西象縣。未運走的一般書刊近10萬冊被日軍囊括而去。館舍被日本海軍武官府霸佔。戰後,追回被日軍劫運香港圖書840冊。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戰前是國內藏書最多的大學圖書館,1938年有藏書35萬餘冊,其中有善本82639冊,另碑帖三萬餘幅。戰時圖書在搬遷中被劫,損失圖書雜誌二十多萬冊。梁山等編著:《中山大學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   
  私立嶺南大學圖書館,戰前藏書162693冊,有期刊4050種,報紙182種,廣州淪陷後遷香港、曲江、梅縣。戰後,圖書損失約3/10,香港淪陷後,該校貯存於香港中國文化研究室的書刊約11000冊,包括《大清實錄》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嶺南分校的善本書也失去6箱。   
  私立廣州大學圖書館,1935年有圖書40054冊,戰時只運出部分,其餘被敵偽掠奪,另有一部分萬餘冊圖書,在曲江淪陷時也散失殆盡。廣東省立圖書館運船被炸沉,損失15639冊。   
  1938年7月1日,汕頭遭敵機轟炸,市立圖書館損失40000餘冊。   
  1938年8月,廣西大學梧州校區被炸,損失書刊四萬多冊。   
  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1937年有藏書20多萬冊,1944年日軍侵入桂林,該館僅保存了重要的圖書70000餘冊,其餘20萬冊書刊均遭損失,館舍全部被焚燬。謝灼華:《中國的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頁。   
  香港的圖書損失。日軍侵華之時,人們認為香港安全,紛紛將貴重物品移入,圖書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軍南支那派遣軍特別調查班在日本諜報人員竹籐峰治指導下,查抄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班長肥田木指揮劫走該館所存圖書:中華圖書館協會210箱書、嶺南大學20箱、國立北平圖書館70箱又零散文獻3787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5箱、王重民東方學圖書3箱。香港遭劫奪的文獻中,有28種可謂「國寶」,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選》、《後漢書》、《禮記》、明寫本《永樂大典》數卷。1946年2月,在東京國會圖書館(原帝國圖書館)發現從香港劫來的圖書25000冊,在伊勢原鄉下一村長家中發現10000餘冊。   
  中山大學圖書館「總館香港存書凡25708冊,其中善本及志書各佔半數,另有碑帖3萬張為希世珍品。自離粵後,曾經數次電請運回內地,但以時間及經費關係,當局一再延誤,至香港淪陷後,遂遭損失」。《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從日本運回在港被劫書籍兩批,計劉文典教授之書籍646冊分裝3箱,嶺南大學書籍278冊、手冊400冊裝6箱。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興安輪從日本運回中山大學之歸還書籍594箱。《關於興安輪運回中山大學之歸還書籍缺少情形函請查照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7。   
  國立湖南大學圖書館,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飛機轟炸,該館所藏包括岳麓書院之宋元版本在內的圖書四萬八千餘冊一併被毀,其中有珍善本21000餘冊。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戰勝利)》,台灣楓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圖書館定王台館舍被炸起火,館藏5萬餘冊書刊和三十多種版本全部被毀。   
  在華中的武漢,國立武漢大學42080冊圖書雜誌於1940年3月4日遭日軍掠奪;武漢大學圖書西運宜昌時,木船被炸,141箱圖書沉入江底,在巴縣三峽觸礁,又損失20000餘冊;   
  私立武昌華中大學戰前圖書十餘萬冊,西遷時僅攜出萬餘冊,留武昌者悉為敵偽攫取;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學校西遷時留在漢口的22000多冊圖書全部散失;   
  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戰前圖書四萬五千餘冊,戰時只運走十之一二,餘者後毀於盟軍的空襲炸彈。   
  私立福建協和大學圖書館,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淪陷時圖書遭敵軍洗劫,無一倖存,另有文物3600餘件被劫,損失達三十多萬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廈門集美學校圖書館因敵機轟炸,書刊被焚30000餘冊。   
  5西南地區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於重慶。華北、華中、華南的大中學校紛紛內遷,散居於川、滇者數以百計。由於日軍曠日持久的戰略轟炸,許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壞。   
  1940年6月24日,清華大學寄存在重慶北一山洞內的224箱珍貴善本圖書被日機投下的炸彈擊中燒燬,只搶得殘卷一千餘冊。黃建國主編:《中國古代民藏書樓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48頁。   
  1940年7月4日,重慶大學圖書館館舍被炸,圖書大半毀損。1941年8月的兩次轟炸,中央大學損失圖書10萬餘冊。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被炸,損失不少書刊。此外,雲南大學、浙江大學、武昌文華圖書館專修學校等已內遷的高校都遭到日機轟炸。   
  由於日軍狂掠中國圖書,一時間中國教育用書都感困難,中國政府不得不籲請國際援助,對這類圖書日軍也予以攔截。1940年,日軍就在印度支那攔獲作為美國「援蔣物資」的圖書6000冊。   
  此外,1939年10月,甘肅省立圖書館被炸,損失圖書8000餘冊,期刊22萬冊,日報67萬份,珍貴的宋版《五經》、《四書》及明刻《甘肅通志》版片被焚85塊。   
  1938年7月,開封河南省立圖書館遭敵機轟炸,損失書刊15000冊、掛圖5000張、檔案300卷。《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頁。   
  6圖書西遷中的損失   
  戰時中國圖書西遷轉移中,因種種困難,途中損失不少。1937年,山東大學圖書在青島淪陷前西遷四川萬縣,因途中火車被炸,損失古籍善本10000冊以上;復旦大學圖書館西遷重慶時運出圖書365箱,遺失34箱;1938年春,廈門大學圖書遷移中,在汀江被洪水沖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學6次搬遷,250箱圖書損失近100箱。1939年2月4日,武漢大學圖書館用木船第二批運抵萬縣的圖書被炸,損失50多箱;廣東省立圖書館1944年疏散粵桂邊境時,運書船被擊沉,損失書刊15639冊;1939年河南大學圖書館遷信陽、嵩山等地途中,損失圖書60多箱;1944年春,南寧圖書館西遷百色山區,途中幾十個書箱掉下懸崖,損失書刊20000餘冊;1944年5月,廣西大學圖書西遷榕江,遭山洪衝擊,損失20000餘冊;唐山工學院圖書館遷徙途中,大批圖書散失。東北大學圖書館九一八事變前藏書十餘萬冊,南遷北平途中丟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時只剩六萬多冊,再遷陝西時運出近3萬冊,到陝西時只有兩萬冊,1939年遷四川三台時,全部書刊不足15萬冊。戰時估計,高等院校圖書西遷共運出圖書1107478冊,未遷出的仍有1923380冊。農偉雄、關健文:《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破壞》,《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3期。   
  7圖書館損失概況   
  中國的圖書館是日本侵略者破壞和劫掠的重要目標。日本侵略者從「一二八淞滬事變」起,就開始破壞圖書館。在這次事變中,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藏書四五十萬冊,「收藏之富,名聞海內外」,但在日機轟炸引起的火災中化為灰燼,僅有1/7的藏書,因事先轉移方得倖存。林爾蔚:《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載《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   
  1936年度到1946年度中國圖書館數年度圖書館數年度圖書館數1936—193718481942—194311351937—193811231943—19449401938—193911781944—19457061939—194010021945—19467041940—19418721946—19478311941—19421066   
  從上表可以看出全國圖書館事業受日本侵略者摧殘之嚴重。全國圖書館數量也從戰前的1848所減至戰爭結束時的704所,減少了62%。據台灣皮哲燕教授統計,戰前大學圖書館藏書約590萬冊,抗戰到1937年,損失圖書約280餘萬冊,可見損失之慘重。陳劍光、周文芳:《抗戰期間中國高校圖書館之損失》,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另有統計,抗戰時期,淪陷區和戰區共損失圖書館2118所,民眾教育館839所。損失藏書總數在1000萬冊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壞的圖書館43所,北平61所。謝灼華:《中國的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頁。   
  1946年11月,中國代表團遞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大會的一份材料說:戰前全國圖書館計有1848所,「抗戰發生,圖書館事業受影響最大,或被摧殘,或被掠奪……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圖書館,因戰事影響,損毀停頓者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倖存者亦均損失甚多。後雖逐漸恢復,據1943年之統計,全國亦僅有圖書館940所,約占戰前5086%」。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1937年以來的中國教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1695。   
  圖書館的破壞和圖書損失,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在長沙合辦臨時大學時,中外文圖書僅有6000冊,無法滿足教學需要,不得不與南遷長沙的北平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書籍管理部門商定供書辦法。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中外文圖書總數只有48000冊。        
第6節 中國民間藏書之損失   
  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圖書典籍豐富,民間收藏頗豐,尤以江南為甚。個人收藏,也為日偽奪取的目標。私家藏書如浙江海鹽、南潯、鎮江、蘇州等地,或被捆載而去,或失散無蹤。上海王綬珊的杭州九峰舊廬入藏地方志3000多種,吳興嘉業堂劉氏、常熟鐵琴銅劍樓、蘇州滂喜齋、天津木犀軒等著名私人藏書也都遭到劫掠。現以北平、浙江、江蘇等地為例,作簡要的介紹。   
  在北京,李鴻文被搶38000冊;李維界被奪走7000冊。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損失為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顧只身前往重慶,而留北平家中的書籍、古物悉被日軍所掠奪,損失計有:普通書及雜誌30000冊,明及清初善本書6000冊,抄本書500冊,小說唱本3000冊,史料500冊,稿本書300冊,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講義2箱。   
  1938年3月,濟南日本憲兵營接日本國內涵,查抄陳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國宋元古版書13種。   
  至於南京民間藏書損失之慘,已無法考證。試舉幾例,大石壩街50號老中醫石□軒家,「藏書豐富,聞名當代」,僅珍貴的宋版醫書就有十幾部,早年軍閥孫傳芳曾出價7萬銀元求購石家藏書,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軍劫去名貴書籍4大箱、字畫古玩兩千餘件。最後,整齊的三進宅院也被燒成廢墟。又如中華門外盧冀野先生(原名盧前,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委會秘書,曾任《中央日報》某副刊主編),「其住宅內所藏書籍不下數十萬卷多有舊籍,自其祖雲谷太史遺留者,悉為倭寇焚竊」。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頁。   
  教育工作者個人收藏圖書損失也為數不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南京市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記載,有金陵大學的王繩祖、李小緣、林尉人、范謙衷、倪青原、倪尚達、徐益棠、陳恭祿、陳納遜、高文、張濟華、崔毓俊、程淦藩、焦啟源、潘廷光;中央大學的戈宗瀚、李學清、朱浩然、艾偉、金毓黻、吳蘊瑞、吳世昌、胡小石、耿以禮、孫本文、許士騏、陳正祥、張貴永、趙廷炳、蔣志超、繆風林、肖孝嶸、龔啟昌;中央研究院及所屬所的汪敬熙、岑仲勉、周仁、徐豐彥、張香林、傅斯年、郭寶鈞、魯子惠;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的姚漁湘、徐文珊、秦鳳翔、盛學明、鄭瀚吾;國民政府文官處的陳名豫;中國農民銀行的梁慶椿、趙錫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曾昭燏;立法院的陳長衡;國民革命遺族學校的錢用和;合作事業管理局的壽勉成;中央圖書館的繆鎮落;國立音樂院的儲師竹;尚沒有標明單位、但有地址或沒有地址的吳慰祖、吳睿明、林本、俞厚田、俞熙祖、曾昭符、程式、楊世澤、趙廷為、楊琢如等68人的圖書古物損失。如金陵大學教師孫本文損失中文書4267冊,西文書800冊,倪青原損失中西文圖書8000餘冊(在金陵大學女生宿舍被劫),中央大學教師肖孝嶸損失圖書5000種,龔啟昌損失書1300餘冊。   
  文化名人鄭振鐸所藏3000冊元、明版書在香港遭劫。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從廣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經註疏》、《韓昌黎文集》、《歐陽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書11種。   
  承明清兩代江南私家藏書熾盛之風,民國時期浙江的私人藏書事業群星爭輝,收藏豐富,珍籍匯聚。日軍所到之處,則書樓毀塌、典籍湮沒。平湖葛氏守先閣藏書樓,抗日戰爭爆發時藏書已達十餘萬種、四十餘萬卷,其中包括宋、元刊本及海內孤本四千餘種,各地方志兩千餘種,宋元明清歷代名家書畫376軸。1937年11月日軍侵佔平湖時,先後三次縱火焚燒,藏書及金石書畫「劫前概未運出,盡為煨燼」。   
  龍游余氏寒柯堂,收藏其二十餘年搜羅的典籍十餘萬卷,其中僅浙江省各府縣鄉村新舊方志即達四百三十餘種。杭州淪陷時,藏書連同大量手稿被劫掠一空。其後,藏書主人余氏將藏書處改名為「劫餘書寮」以志哀仇,並將劫餘的八千餘卷殘籍缺典捐贈給家鄉龍游縣立圖書館。   
  諸暨陳氏授經堂,其藏書始於晚清,至民初鼎盛期已達30萬卷,諸暨淪陷後,授經堂所存10餘萬卷藏書遭日偽搶劫焚燬,十不存一。   
  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系近代中國著名藏書樓之一。30年代初該樓藏書開始散出,但抗戰前仍有十餘萬冊。南潯淪陷期間,該樓一度成為日軍駐所,後又遭日偽軍多次騷擾,盜匪幾番偷竊,損失不少。書樓主人劉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圖書館時提及:「嘉業藏書樓庋書十餘萬冊,以供專門學者參考研究。會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頓,藏書也散失一部分。」   
  杭州王氏東南藏書樓,藏書家王綬山不惜重金四處搜購,於1935、1936年托人在北平收集方志,「其選擇之精為全國藏書之最」。所藏1100種方志中,有一二十種抄本或孤本,彌足珍貴。杭州淪陷後,所藏皆遭日軍劫掠。   
  吳興周氏言言齋,建於上海閘北寓所的藏書處,以線裝古籍與西文書並重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書齋毀於戰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餘箱約3000種,西文圖書16櫥約5000冊。   
  浙江不少著名文學家、學者的個人藏書亦慘遭劫難。   
  郁達夫藏書損失。郁達夫的藏書生涯始於中學時代。杭州淪陷後,其藏書全部被劫掠一空。郁達夫痛惜不已,每每將藏書損失與老母及胞兄的慘死、愛妻的離異相提並論。在《圖書的慘劫》一文中,郁達夫寫道:「我個人之損失而論,在杭州風雨茅廬所藏之中國書籍,當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來,及至清末之類書。……風雨茅廬所藏書籍,除中國線裝古籍外,英德法日文書更有兩萬餘冊。」   
  豐子愷在桐鄉石門鎮緣緣堂藏書、茅盾在故鄉烏鎮藏書甚豐,也都毀於兵火。   
  上述列舉的浙江私家藏書的損失只是冰山一角。誠如郁達夫在《圖書的慘劫》中所言:「江浙兩省,小藏書家比別處更多。藏書及數萬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數十家以上,此次事起倉卒,大抵都不及搬走。這一筆文化損失的巨賬,恐怕要數百年後才算得清。」姜麗華、袁逸:《抗戰時期浙江私家藏書的損失》,《江西圖書館學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縣吳靖濤的「半野圓」藏書,元王衛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寶箋》木刻原版,城北關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語錄》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緒年間《沁洲復續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塊,華山老君堂、南裡一如寺分藏的折扇式古版大藏經,清代詩人王省三的《草根軒詩抄》木刻原版200餘塊及王氏「巨槐堂」藏書等,這些珍貴文物典籍,都被破壞無遺。   
  在廣州,私人藏書如南洲書樓徐信符的藏書,顒園陳協之的藏書,絕大部分沒有搬走。日軍搜括了顒園的書籍,其中有佛經一套達數十箱之多。陳伯衡的《粵東筆記》一書,為清代提學使李調之所著,十分珍貴,被日軍崛部春幌「借」去,屢索不還。   
  有價值的地方性歷史資料也會遭劫奪。如粵北乳源縣被佔後,清康熙26年張洗易編纂的《乳源縣志》被掠奪,致使中國國內失傳,1981年北京圖書館在日本發現此志,才從日本影印回來。官麗珍:《對和平與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軍侵粵述略》,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頁。        
第7節 戰時日軍對中國圖書的掠奪   
  掠奪中國圖書的組織機構   
  「同文同種」的日本侵略者,在為摧毀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而大肆毀滅中國文化的同時,還公然掠奪中國的珍貴的圖書典籍。日本掠奪中國圖書由來已久,早在1894年中日戰爭時,日本宮廷顧問九鬼隆一,為使日軍能從戰敗的中國奪取更多的文獻和文物,曾親自製定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   
  為了有效的對中國圖書進行掠奪,日軍曾組織專門機構。其主要有:   
  「滿鐵調查部」,主要搜集有關蘇共和中共的情報資料。以A級戰犯裡見蒲為首,至日本投降為止,該組織共「購買」、劫奪25萬冊有關共產黨及其活動的圖書。裡見蒲,1897年出生於福岡,1916年畢業於上海同文書院。後任天津日文報《京津日日》記者及主編。1928年改任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九一八事變後任關東軍第四課的宣傳工作,於1932年成立「滿洲國通信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的指揮下工作。日本投降後,在東京國際審判法庭上受審。專事搜集「散亂圖書」和文物的日軍特科科「圖書委員會」(1938年攝)   
  ——采自《南京百年風雲(1840—1949)》(南京出版社)   
  「滿洲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要活動於東北地區,任務是搜集各種中國古舊書。   
  「新民會」,1937年12月24日成立,主要活動在華北一帶。表面上是民間組織,實際是受日本特務機關控制與操縱,搜集有關抗日圖書文獻是其主要任務之一。   
  設在東京的「政治經濟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經濟方面的圖書。   
  日軍「中支(華中)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該機構於1937年12月13日成立。以「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等三個單位,由軍特務部主持下組成,故全稱「軍特務部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其任務是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即限定在華中地區,故冠有「中支」字樣日軍的特務部等單位為骨幹組成。   
  「學術資料接收委員會」,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為中心所組成。負責在南京、杭州等地學術標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   
  此外,還有軍方各種組織(如調查部、憲兵隊等)及私人劫奪中國圖書組織。胡發貴:《日軍侵華期間對中國圖書的劫掠》,載《民國春秋》1993年第6期。   
  圖書掠奪的個案——南京的圖書「整理」   
  日本對中國圖書的掠奪,是長期的、大規模的、有計劃和有組織的行為。研究日本對中國圖書的掠奪,意義十分重要。長期以來,中國學者大都根據國內的資料進行研究,缺乏加害方的資料,由於種種原因,如長達八年之久的戰亂,幾億人的流離顛沛,戰後內戰烽火又起,因此,圖書損失的調查和統計,難以全面而翔實。對於加害方的資料,知之甚少。   
  如關於日軍劫掠南京圖書文物的情況,是從日本東京一位77歲老人青木實於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報》刊登《日本侵略軍進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殺」》一篇回憶,才知道有這回事,我們甚至對這場浩劫的驚人數字產生懷疑。因此,運用加害方的資料進行確證,就十分必要。1985年,北京大學教授嚴紹在任日本國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期間,留意在日本的漢籍之考查,於1991年出版《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一書,該書第五章「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文獻典籍的劫奪」概要介紹了日本軍隊對南京的「文獻掃蕩」。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建民先生對此十分關注,並在國內介紹了他數度赴日訪問期間所目睹的若干圖書文獻資料,深化了對日軍圖書掠奪問題的研究。趙建民教授介紹的資料表明,中國圖書的巨大損失,完全是日本政府有計劃和有組織的行為,是其侵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綜合趙建民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以日軍掠奪南京的圖書之個案研究,揭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掠奪中國圖書的真相。   
  為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1937年12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中支(華中)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也稱「軍特務部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此外,還有以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為中心所組成的「學術資料接收委員會」負責在南京、杭州等地學術標本的接收和保存工作。1938年8月25日,在上海舉行的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的三省派出機關會議決定,上述機構解散,同時,於9月設立了「中支文化關係處理委員會」,並在其監督指導下設立了「中支圖書標本整理事務所」。因此,原來的「中支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的工作,即由「中支文化關係處理委員會」繼承,圖書整理等實務工作由「中支圖書標本整理事務所」承擔。   
  佔領南京後,「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受委員會」在日軍「通力合作下」,有計劃地開展「文化大劫掠」,搜尋鑒定珍善本,送往日本。1938年1月22日,9名文化特務從上海趕來南京,對南京七十多處可能有重要書籍和文獻的地方進行調查。3月6日至4月上旬,他們在日軍特務機關、憲兵的協助下,將搜掠來的散亂圖書文獻用卡車運往珠江路地質調查所內。地質調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層大樓,二百餘堆圖書像小山一樣,堆積至天花板。參加此次行動的有特工230人,士兵367人,苦力830人,動用卡車310輛次。然後,由專設的「圖書整理委員會」,從滿鐵株式會社、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調集了有圖書整理經驗者,加上東亞同文書院的5名學生,一行二十餘人在6月30日到達南京。從7月1日開始,至8月底結束,此次整理總共調集的整理員達1098人,軍隊士兵420人,苦力勞工1902人。經過兩次圖書整理,將60餘萬冊圖書,均按事先分類上架。直到1939年2月末,日本內閣的東亞研究所還派出後籐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員赴南京整理被劫圖書。《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頁。   
  日軍在文化掠奪的同時,於1939年9月成立編譯部,著手翻譯、整理工作,並編出一系列目錄,諸如「全國經濟委員會刊行目錄」、「中國經濟財政金融資料目錄」、「中國水利資料目錄」、「中國礦業資料目錄」、「中國公路資料目錄」等。他們文化掠奪的目的之一在於,掌握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等重要情況,為其佔領中國作戰略決策之依據。   
  對南京圖書整理和劫收後,寫就了一份《軍特務部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報告》。該《報告》中的第五部分《圖書整理報告》,詳細記述了圖書整理班子的組織、成員配備、所動員的兵力和苦力人數之眾,以及整個整理過程中的分類綱要、整理綱目、語種以及數量等。從中可知,「佔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在南京的成員即專家是: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岡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潔、外山八郎、菊地三芳等7人;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大家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實、奎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與謝野麟等10人;東亞同文書院的小竹文夫、福崎儀太郎、寺田儀三郎、大森毅、島善次朗、原光次等6人。此外,還有東亞同文書院學生野田久太郎、稻野達郎、市村克考、山元靜夫、松浦春男,以及臨時參加者合原忠。以上3團體共29人。   
  經整理後列出的分類主綱目共11類,具體開列為:   
  A洋書單行本,各類合計27740冊;另外歐文定期刊行物(裝訂本)計17549冊,未裝訂的定期出版物有:國際聯盟出版物1924冊、中國稅務出版物1027冊。   
  B.洋裝本,總計160869冊。計開:1總論6510冊;2精神科學18090冊3地理歷史12424冊;4政治外交18552冊;5法律12117冊;6經濟11126冊;7社會10587冊;8自然科學7701冊;9工學3861冊;十軍事6702冊;產業14560冊;交通906冊;美術音樂畫藝運動3202冊;語學3076冊;文學7660冊;萬有文庫19194冊;大學叢書1319冊;文化史叢書281冊。   
  C.定期刊行物(支那、日本刊行):1公報11829冊;2雜誌11872冊(支那雜誌約500種,日本雜誌約6500冊);3報紙,總數150餘種(其中支那報紙約130餘種,外文報紙15種);4報告書類,裝訂良好、已上排架的,約1050冊。以上所列的1234的各類定期刊行物,只是指已裝訂成冊的,尚不包括大量尚未裝訂的在內。   
  D.漢籍,因數量眾多,如按經、史、子、集四部,只能作出概數:經部3萬冊;史部12萬冊;子部5萬冊;集部10萬冊;合計30萬冊。當時,是按書目類、地理類、會典類、一般法律類、九通類、叢書類等,分別配列上架,為待後再作整理用,並列出了四部分類的子目。即:經部(易、書、詩、春秋、禮、考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傳記、史鈔、載記、時令、職官、政書、史評、地理、目錄);子部(儒、兵、法、農、醫、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類書、小說、釋、道);集部(辭、別集、德集、詩文評、詞曲),共計42項。   
  此外,尚有《清朝實錄》約3000冊、書畫軸物4箱、8000卷舊樓藏本等,還未列入分類。   
  E.雜誌:檔案類(含國民政府檔案、內政部檔案、全國經濟委員會檔案);特種出版物(全國經濟委員會刊行物)約80種、地質調查所的刊行物約40種。   
  中日學者研究得出,由25位專家負責清點分類出的圖書文獻計880399冊。其中古籍42萬冊,多為善本珍籍,有宋版本400餘種,有《清朝歷代皇帝實錄》3000多冊,10套完整的《古今圖書集成》。日本學者松本剛氏的統計數,參考了戰後中國政府遞交的《抗戰時期南京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南京一地被劫掠的圖書就超過了當時日本最大的帝國圖書館的85萬冊的藏書總量。   
  自1938年9月起,日本先後成立的東亞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帝大)、東亞經濟研究所(東京商大)、東亞風土病研究所(長崎醫大)、東亞圖書館、民族研究所等機構,它們以亞洲和中國為中心,對中國的古典和現代課題進行了專門研究,對瞭解中國的國情,建立殖民統治,確實發揮了作用。可見,對圖書的劫掠確實是日本領土掠奪的擴展,也是對其他民族的生命和財產掠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圖書整理報告》充分暴露了日本損人利己,滅他國而圖自強的侵略本質。2趙建民:《從「圖書整理報告」看侵華日軍對南京圖書的瘋狂掠奪》,載《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會論文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究竟有多少圖書古籍運回了日本國內,現在還無法作出精確的統計。1946年3月20日,盟軍最高司令部向日本終戰聯絡中央事務所發出命令,要求將公共搜集物及藏書的疏散、現在的位置及其狀態迅速向司令部報告。此命令列舉了從中國掠奪去的圖書收藏在宮城、宮內省(含宮內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館)、游就館(靖國神社)、東京科學博物館、東京美術學校、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錢幣博物館、書道博物館、帝國圖書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日比谷圖書館、東洋文庫、東方文化大學、大橋圖書館等17個單位。上述各單位究竟藏有多少戰時從中國劫掠的圖書,沒有日本政府配合查證,那將是個謎。但我們知道,戰後中國從帝國圖書館和伊勢原就追回從香港馮平山圖書館掠奪的珍貴圖書古籍35000冊。2   
  現在從東洋文庫一處,就可以看到中國圖書古籍在日本的驚人數量。東洋文庫位於東京文京區,與日本江戶時代的著名園林六義園相連。1917年,曾任中華民國袁世凱大總統府政治顧問的澳大利亞人喬治·歐內斯特·莫禮遜歸國,他把在北京等地收藏的大批珍貴中外書籍,轉賣給日本三菱財閥巨頭巖崎久彌。巖崎久彌建立東方學圖書館。1924年,便由他發起成立了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擴大收藏範圍。現在有藏書80餘萬冊。印象最深者為:   
  莫禮遜舊藏。有清朝各帝典籍及明清兩代官、私版文字、方言古籍500餘冊,17至19世紀以介紹中國為主的西文書籍、圖冊6000餘種約24000部。有1485年(明成化21年)出版的意大利文《馬可波羅遊記》。其中有300餘冊日俄戰爭期間交戰雙方對中國東北的地理山川、人文風俗的原始調查資料;   
  日本僧人河口慧海法師於民國年間,從中國西藏帶往日本的藏文文獻。刊刻印行年代均為元、明、清三朝,在藏學界有世界級精品之譽。其中大藏經達10373件,經外的政、史、文、醫、農等類文獻3100件。此外,1931年,日本浪人潛入西藏、蒙古,無償劫走西藏藏經丹珠爾一部103函,蒙經甘珠爾一部102函,蒙文佛經225種,母珠爾一部225函,並於1936年在上海劫走滿族鑲紅旗文書從雍正至清末的資料共2402函。《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頁。   
  抗戰前後由原北平國立圖書館等公私藏家搜羅去的宋、元、明等朝的珍稀版本300餘部。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各類書。難以釋懷的是,這裡有原江南陸氏「皕宋樓」所藏的罕見珍品。它於抗戰時期由日本版本學家島田翰斡旋,被陸氏後人賣給了三菱財閥。這批書經重新鑒定,有宋、元、明版各為約百餘部。與這批藏書先後流入日本,並形成為一大特色的是,它擁有的一批中國明清方志、叢書和家譜族譜。該文庫藏有中國各類方志、叢書四千餘種,家譜族譜八百六十餘種。方志幾乎包括當時中國所有的重要府縣。        
第8節 中國圖書損失統計概要   
  戰時對圖書損失的初步估算。1938年8月6日,夏頌明所作的報告估計,「以藏書的數量而論,南京53所圖書館除去10所不詳外,其餘43所共藏書1712238冊,平均每館約藏4萬冊。上面所列我國一年來損失的圖書館計共2166所,即使每館藏書僅及南京每館藏書平均數的十分之一——4000冊計算,2166所即達8664000冊巨」。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抗戰一年來圖書館的損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報告,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在1000萬冊以上。1940年3月,美國在華人士考察後出版了《日本在中國的文化侵略》一書,指出中國的圖書損失在1500萬冊以上。(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JAPANS CULTURAL AGGRESSION IN CHINA》,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946年,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認為,從七七事變起,東南各省圖書館損失書刊在1000萬冊以上。當時的估算,將留置在淪陷區而未及搬遷後方的圖書均歸入損失。   
  中國戰後對圖書損失經過調查和統計,於1946年編製《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查證了全國除西藏、雲南、貴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國的圖書損失為:公方2253252冊另5360種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冊另18315種168箱1215部。由於種種原因,上述調查和統計是不完全的。現將三市六省的圖書損失列表如下:省、市公共圖書損失(冊)私家圖書損失(冊)南京88646153118北京448957137471上海26471525726江蘇6185170419浙江3940031213湖南222769077湖北10486793917福建96833576廣東62400813865   
  資料來源:《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頁。   
  由上表可見,三市六省的公私圖書損失就達2984750冊。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數字部分來源於《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部分采自日本檔案和日本學者的研究。如南京公共圖書損失886461冊,是日本學者松本剛氏的統計數,他參考了戰後中國政府遞交的《抗戰時期南京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而中國政府遞交關於南京公共圖書損失數為406461冊。這或許是松本剛氏計算有誤所致。日本所歸還的中國圖書,僅佔中國戰時損失圖書的529%。「歸還之書籍共計158863冊。其中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先後分兩次空運船運回國,其餘多為普通書籍。我國在戰時損失之書籍,據國內調查,不下300萬冊。」中華民國駐日本代表團:《在日辦理賠償歸還工作綜述》,載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頁。   
  綜上可見,觸目驚心的圖書損失,絕不能理解為是一般戰爭中對文化財產的破壞。日本的破壞和貪婪,是有其險惡用心的。從中國掠奪圖書就是為其進行對外戰爭和建立殖民統治服務的,是妄圖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個重要措施。從長遠來看,日本在中國的圖書劫掠,就是要毀我中國文化,滅我中華民族。根據1946年6月統計而未發表的《全國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戰時財產損失數量統計》顯示,圖書共計損失72951388冊。這龐大的數字是否包括了教科書的損失,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圖書損失外,圖書館館藏舊檔案、政府部門因戰爭無法運走的檔案,也損失驚人。如前所述,中國政府留南京的許多文檔被劫被焚,清涼山省立國學圖書館藏大量清季檔案被日軍燒燬。又如因日軍進攻山西省,省府將明清以來檔案裝五十餘卡車,存太原城東山溝一土窯中。太原淪陷前,擔心落入敵手,除從中運出兩卡車分藏臨汾、隰縣兩處,其餘燃燒三十多堆炭,讓檢查人員燒了一個星期,全成灰燼。運出的兩卡車,戰後也片紙無存。   
  戰時古建築之損毀   
  古建築是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年代比較久遠的建築物。本章所指古建築,大凡為清末以前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建築物。我國古建築種類十分廣泛,舉凡宮殿、寺廟、道觀、祠堂、陵墓、碑塔、城牆、堡壘、炮台、園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壇、別墅、驛站、碼頭、烽火台等實用性、觀賞性、紀念性的場所及其附屬物,與重大歷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關的建築物,以及風格獨特的民居等都屬於古建築範疇。本章將古跡也歸入古建築的範圍。中國是具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文化遺存深厚。雖歷經滄桑,迭有興廢,但直到抗戰爆發前,中國古建築無論種類,還是數量仍十分豐富。   
  古建築作為人類歷史的見證,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實物資料,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由於古建築是不可再生的,不可複製,理應得到全人類的廣泛尊重和保護。根據海牙陸戰法規慣例第27條規定,一切有關文化方面,如宗教、美術、學術及古物的機關與財產,如不作為軍事用途,交戰國必須盡力保全,不得施以破壞。即使1940年8月至10月的「不列顛之戰」,德國空軍猛襲英國重工業區和雷達站,最多時德國空軍一次便派出千餘架飛機,從倫敦直炸到英格蘭,但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在內的著名古建築則完好無損。又如1944年盟軍對德國大舉轟炸,科隆幾乎夷為平地,然而有數百年歷史的雙尖塔科隆大教堂則安然屹立。   
  然而,在日本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中,中國古建築或因轟炸、焚燒所致,或為日軍搶劫、肆意搗毀,或被改作軍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難。本章在揭露日軍採用種種手段破壞中國古建築的同時,對受害最深地區的慘狀和典型案例作簡要的介紹。   
  一古建築損毀概況   
  1轟炸和炮擊所造成的損失   
  日軍對中國各類城市的反覆空襲,以及在逼近某一城市時施以猛烈的炮火攻擊,各地城牆及標誌性建築便成為日軍攻擊的目標。現舉數例:   
  全面抗戰在北京打響後,北京盧溝橋地區的古建築受損首當其衝。盧溝橋始建於公元1189年,在中國建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盧溝曉月」為金代「燕京八景」之一。盧溝橋以東200米即為宛平城,原名拱極城。該城修建於明崇禎十三(1640)年,是當時全國最小的城池。宛平城建有高大的城牆、堅固的城堡、威嚴的城門。該地區雖然地域狹小,但古寺廟眾多,除城牆等高大建築外,較為著名的古建築有:宛平城東門外北側的龍王廟,南側的藥王廟,盧溝橋南側的河神廟,西側的大王廟,北側的迥神廟以及宛平城內的興龍寺、觀音庵、城隍廟、馬神廟、九神廟等數十處。這些建築大多修建於明代及清朝前期。1937年7月,日軍大舉進攻盧溝橋和宛平城,除盧溝橋受損較小外,該地區有數十處古建築被毀。   
  1937年11月28日,日軍炮擊常州城區,打掉了文筆塔頂的銅葫蘆,塔身中彈起火,塔內樓梯、柱樑及外邊的飛簷全部焚燬。天寧寺的觀音殿被飛來的炮彈炸毀。   
  1937年11月28日清晨,6架日本飛機沿鎮江都天廟到河濱公園的運河轟炸,都天廟前的石牌坊被炸倒,南門越城被炸毀。   
  1937年12月8日,日軍飛機轟炸和炮擊鎮江焦山,海西庵中彈燃燒,鶴壽堂、枕江閣、伊樓等相繼毀於炮火。   
  1937年12月初,日軍飛機對南京城區實施狂轟濫炸,並對南京各類建築物施以猛烈的炮擊,南京古城牆遭受的破壞不堪目睹。明朝初年修建的磚石城牆堪稱世界第一,因日軍炮火摧殘,中華門城堡箭樓、光華門城牆、中華門城牆大部分被毀,所剩古城牆約二十公里,大多也傷痕纍纍。   
  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佔南京中華門,圖為被日軍炮火摧毀的南京中華門城堡箭樓   
  ——采自新華社藏片   
  位於南京南郊南朝陳武帝萬安陵前的石麒麟,也橫遭日軍炮火攻擊,這一公元六世紀的石刻藝術瑰寶被摧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頁。具有歷史蘊涵的重要橋樑如文德橋、利涉橋、淮清橋、大中橋、九龍橋、毛公渡橋等或被炸或被焚。   
  1938年農曆8月14日,日軍派重型轟炸機轟炸北京雲居寺,有一千兩百多年歷史的古寺被夷為平地,僅剩下唐代的石浮屠和遼代的北壓經塔。   
  1938年4月22日,日機三架轟炸江蘇宜興張渚,將當地重要古跡城隍廟後宮夷為平地。   
  1938年5月24日,日機在江蘇寶應黎城鎮上空投彈,清朝建築衡陽司官廳被炸毀。   
  1938年7月6日,三架日機空襲漢陽,對漢陽名勝古琴台俯衝投彈四枚,「該建築前半部炸毀,所珍藏的古文物,頃刻化為灰燼」。   
  在廣東,同年2月14日,多架日軍飛機先後竄至廣東省花縣,名勝古跡孔廟、關岳廟、宋大夫祠等都被炸毀。3月27日,日機炸毀了廣州楊箕村龍潭古廟。6月26日,炸毀了韶關關帝樓。農曆六月三十日,炸毀了明代建築曲江三界廟。10月2日,日本飛機轟炸紫金縣城,將太歲廟夷為平地。抗戰8年,僅粵東豐順一縣因日機轟炸廟宇損失一項就達6878萬元。官麗珍:《對和平與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軍侵粵述略》,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頁。   
  1939年4月28日和6月9日,日機空襲廣東興寧,尊經閣、文昌祠、大成殿、崇聖祠等建築被毀。   
  1937年11月至1941年6月,日軍飛機先後38次1700餘架(次)對甘肅各地特別是古城蘭州進行大規模轟炸,炸毀各類建築十餘萬間,數十處古代建築葬身火海。如1937年11月30日,日機二十餘架空襲西安,有四座清真寺被毀。《侵華日軍暴行總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3頁。   
  萬里長城迭經日軍炮火攻擊,在喜峰口、忻口等處已是千瘡百孔。日軍盤踞期間僅山西省方山、襄坦、汾陽三縣即有279處頗具價值的古代建築被燒燬。戴雄:《侵華日軍對中國古建築的毀損》,載《民國檔案》2000年第3期。   
  1940年1月17日,日本飛機轟炸泰州城,北山寺二殿被炸毀,光孝寺二殿被炸壞,永寧寺亦被毀。   
  1940年2月,日機九架空襲老河口機場,市內十餘處遭轟炸,房屋損失不計其數,始建於唐代的古剎寶麟寺也於此次空襲中被炸成廢墟。   
  1942年5月4日,日本飛機各27架先後兩次空襲雲南保山縣城,整個城區房倒屋塌,烈焰熊熊,眾多古建築被炸毀,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築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廢墟。        
第9節 中國圖書損失統計概要   
  在內蒙古,日本飛機炸毀了達拉特旗的壽旨召,轟炸並破壞了營盤召、釋尼召、樹林召和准格爾旗的新召等著名召廟。   
  千年書院被摧毀。湖南大學,位於寬闊清澈的湘江西岸,坐落在風景秀麗的岳麓山麓。它的前身是聞名遐邇的岳麓書院。岳麓書院由漳州太守朱洞創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公元976年),為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歷經北宋、元、明、清等朝代,至1903年,晚清政府實行「新政」,將岳麓書院改為湖南高等學堂。1938年4月11日,午後2時左右,27架日機由北而南呼嘯著闖入長沙,逕直飛往岳麓山上空,盤旋,俯衝,投彈。湖南大學校區內,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湖南大學有珍藏典籍的傳統,從書院的御書樓到藏書樓,到圖書館,歷經千年,綿延不斷,藏書十分豐富。其中不乏歷朝經典、珍本、善本、孤本。1933年11月竣工落成的新圖書館,藏書量在全國圖書館中屈指可數。可是,這樣一座圖書館,霎時變成了一片廢墟。   
  在湖南大學遭到毀滅性轟炸的同時,岳麓山風景區的名勝古跡雲麓宮、自卑亭等處也遭到了日機的嚴重破壞。後來,愛晚亭、白鶴泉的遮亭、古麓山寺的前殿、雲麓宮殿宇神像碑刻等,先後被日軍所毀。   
  千年重鎮成廢墟。衡陽,地處湘江中游西岸,南嶽衡山南麓,粵漢、湘桂鐵路在這裡交會,水陸交通十分便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這裡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就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這裡,他們利用空中優勢,妄圖控制這個戰略要地。1937年9月,日機首次空襲衡陽,以後不斷轟炸多達一百多次。一個繁華的古城被炸成一片焦土。   
  1939年4月6日,日機18架竄入衡陽上空,分批輪番轟炸。從11點多鐘一直炸到黃昏。大半個城區被毀、長約兩華里的長街全部化為灰燼,停泊在萬壽宮河面的木船、木排全被燒燬。據統計,這一次全城燒燬房兩千餘幢。當時冒著濃煙趕往災區採訪的《大公報》記者寫道:「但見折椽斷柱,裂壁斷垣,凡所經歷,觸目酸心;而殘墟餘燼之中,我受創同胞之血肉模糊,屍體焦灸,尤屬慘不忍睹!」無家可歸的難民,「在夕陽西下,暮煙四起的傍晚,有成幹上萬的人群在尋覓棲身之處,只是找不著」。他們能到哪兒去找呢?他們的家「已變成了焦土」,「只有暮後的黑神,給他們一群一群遮蓋著」。   
  衡陽市繁華區中山北路被炸後的斷垣殘壁。   
  ——新華通訊社藏片   
  1940年8月10日,一場更大的災難又降臨在衡陽人的頭上。日軍出動90架飛機,對衡陽實施毀滅性轟炸,把三年來對衡陽的空襲推到了頂點。三個多小時內,在衡陽城裡投下了七百多枚炸彈和燃燒彈。熊熊大火,燃燒了數日。從南正街到九門外的五里長街,變成了一條大火龍,學前街、鐵爐門河街、康湘門河街、泥灣河街,只剩下斷壁殘垣。江東岸,日機投下了幾十枚重磅炸彈,整條馬路全被炸毀,所有的居民住房和店舖都毀於一炬。   
  1944年4月,日軍發動了號稱「一號作戰」的「豫湘桂戰役」,並進攻衡陽。據戰後統計,衡陽市五萬多棟房屋被毀,完整存在的僅有5棟,尚能住人的也不過60棟,其餘幾乎全部被毀。1946年衡陽市參議會議長楊曉麓在致國民政府關於請建衡陽抗戰紀念城的呈文中所說,「比諸德之漢堡,尚有過無不及之處」。美國總統代表哈里遜在視察了市區之後說,衡陽「災情慘重,甲於全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日軍侵華罪行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6頁。衡陽的古建築劫數難逃。   
  2焚燬所造成的損失   
  在焚燬所造成的中國古建築損失中,當以戰爭初期為禍最深。日軍每攻佔一地,必縱火焚燒各類建築,古建築也不能免。現舉數例如下:   
  1937年10月2日起,數日之內日軍燒燬山西省寧武縣8座古代寺廟。山西崞縣一千餘間古廟亦被燒燬。   
  1937年11月9日,日軍自京杭運河北上入侵吳江盛澤地區,焚燬了歷史悠久的蠶花殿、圓明寺。   
  1937年11月25日,日軍攻佔江蘇無錫,自次日起,日軍四處放火,大火延燒十餘日,燒燬工廠廠房18537間、商店店房54268間、機關、團體、醫院、善堂用房1626間、校舍8614間,「祠堂,名勝建築2105間」以及「名勝古跡場所保留的文物都毀於大火」。江蘇《無錫文史資料》第4輯,第93頁。   
  1937年冬,日軍在常州鄉郊放火燒掉了始建於明代的通乙觀(小茅山)內的三茅殿、靈官殿等10間,以及東缶殿以南的房屋。   
  1937年12月1日,日軍在丹陽皇塘鎮燒燬平房356間、樓房21間。其中古廟宇一座9間,公房祠堂(荊大宗祠、元五公、十三公、啟佑祠)計平房134間,樓房11間。   
  1937年12日,鎮江焦山淪入敵手,日軍在法堂放火,方丈樓、石肯堂付之一炬。駐碧山庵日軍,夜間以天寒烤火,至天明竟縱火而焚之,由是松寥閣、水晶庵等處亦遭焚如。焦山定慧寺被燒燬古建築119間。鎮江淪陷後,竹林寺、鶴林寺、招隱寺、甘露寺等廟宇也被燒。   
  丹徒東鄉的張王廟、愣儼禪寺、東嶽廟三大寺院,為名勝古跡,為敵所毀。尤其是愣儼禪寺,規模很大,寺中有被稱為「萬里長江第一塔」的明朝崇禎時建的報恩塔,1938年春的一天,日軍因追逐、搜尋躲在寺中的婦女不成,惱怒的日軍便在寺中放火,大火三日不絕,這座明代古建築化作灰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實行滅絕人性的焚燒和屠殺政策,南京的古建築也遭受空前的劫難,古城牆三分之一被毀。夫子廟之欞星門、大成殿與所有配殿、樓閣、靜海寺、朝天宮等遭到破壞,南郊牛首山歷代寺廟與滿山古樹,九龍橋、長干橋、賽虹橋、白鷺洲公園被炸毀,著名園林愚園之清遠堂、春暉堂、水石居、無隱精舍、分蔭軒、松顏館、渡鶴橋、棲雲閣等36景被毀滅,以及秦淮一帶大片明清民居和古井等在日軍侵犯和佔領期間淪為廢墟。抗戰期間南京地區古建築至少有數百處被日軍破壞。季士家、韓品崢:《金陵勝跡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1938年2月2日,日軍在上海青浦地區燒殺,著名的元代古建築頤浩古寺被燒燬。上海市青浦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浦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532頁。9月1日傍晚,日軍殺氣騰騰地開進江蘇省句容縣元符萬寧宮,放火燒燬三清殿和西齋院許多樓宇。10月6日,日軍再次竄到茅山道院殺人放火,「從乾元觀開始,先燒松風閣和宰相堂,後燒殿宇和住房」,次日凌晨,日軍兵分兩路,「一路燒仁佑觀和德佐觀,另一路燒玉晨觀和白雲觀」,經日軍連日焚燒,天下聞名的茅山道院基本毀滅。   
  1938年3月19日,日軍侵佔如皋城,縱火燒掉北門外將軍廟一帶的建築,如城有名的古建築文峰閣被毀。一個月後,東門外僧廟菩提捨,系如皋名剎之一,廟中有珍貴的唐塑佛像,也被付之一炬。南門外地藏廟(即大覺庵)同時被毀。   
  1938年,日軍在河北阜平縣燒燬了著名古寺普佑寺。   
  1939年1月1日,日軍在山西稷山縱火焚燒民房和古建築,富麗堂皇的五龍宮頓成灰燼。   
  1939月4月,日軍侵佔山西省沁縣縣城,這座具有2600年歷史的古城蒙受空前浩劫。4月19日,日軍在沁縣縣城放火,城中古代建築非毀即損。日軍侵佔期間,該縣被故意毀壞的明代以前較為著名的古代寺廟庵觀就有:北魏時期的喬村永泰寺、開村普興寺,唐代的南景圓通寺、仁勝廣濟寺、福村法雲寺、松交大悲寺,宋代的烏蘇大明寺、龍門山柏林寺、北河大覺寺、鳳凰山隆福寺、南陳洪濟寺、窯上普淨禪院、山西光明寺、城關天靈寺、故縣明星寺,金代的北漳延壽寺、北寺上靈感寺、羊莊福興寺,元代的端村永慶寺、雲夢山白鹿寺、花山靜業庵、康公延慶寺、南裡一如寺、城關元妙觀、堯山聖明寺、冊村福嚴寺、庶紀集賢觀,明代煙立福興寺、楊安隆興寺、青修崇興寺、蟠龍山洪廂寺、景村天靈寺、徐村無量寺、南泉太虛觀、良基白衣庵、段柳永興庵、南關廣生禪院、南仁仁壽寺、北漳石佛寺等竟達36處之多!清代建築亦鮮有倖存者!據調查,該縣七十餘所古寺廟庵祠被焚燬或拆了當柴燒的,就達44座之多。《沁縣文史資料》,轉引自《侵華日本暴行行總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71頁。   
  山西沁縣被毀的古建築中,伏牛山的龍泉神廟被毀,令人痛心。龍泉神廟自唐宋以來不斷修葺,巍巍古寺,隱於古松蒼柏、茂峰崖澗之中,前後四進,古色古香,正殿、後殿、西樓、鼓樓、橋樓、穿雲樓、破霧樓、八角樓、道士院等二百五十餘間,間間宏偉,處處古樸,塑像、雕刻、彩畫、祭器佈滿殿樓。龍泉神廟為上黨遊覽勝地。然而,1939年6月8日,日軍掃蕩時,先炮轟,後火焚,龍泉神廟的全部建築化為灰燼。        
第10節 中國圖書損失統計概要   
  介休縣綿山「雲峰古寺」被日軍焚燬後的慘狀   
  ——采自《侵華日軍在山西的暴行》(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在介休、靈石和沁原三縣交界處的綿山,又名介山,相傳春秋時晉臣介子推曾隱居於此。綿山的主建築抱腹崖雲峰寺建於唐代,建築群巍峨壯觀,奇特無比,寺外石級長梯直通山門,抗戰前,每奉農曆三月十五至四月十五,舉行盛大廟會,遠近數十縣,前來朝山拜佛者絡繹不絕。1940年1月10日,日軍在該寺捕捉隱藏的抗日戰士後,用燃燒彈點燃焚燒,火苗衝起三十餘丈,把抱腹崖頂的石頭都烤落下來,寺內銅鐘也被燒化。大雄寶殿、千佛殿、子孫殿、介雲祠、老君堂、伽蘭殿等十餘處精美的古代建築,泥佛神像,以及許多珍貴的匾額、楹聯、繪畫、墨跡等都化為灰燼。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侵華日軍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頁。   
  1939年8月28日,日軍血洗江蘇連雲港花果山,著名古剎三元宮被焚。該古剎以三元宮為主體,計有南天門、武聖廟、九龍廟、茶庵、靈觀殿、自在天、長生庵、烏雲閣、大悲庵、屏竹社、團圓宮、海天洞、藝松堂、玉皇宮等13處房屋,形成有175間殿宇的建築群,經日軍的三次放火焚燒,除靈觀殿尚未燒掉,其他都毀於大火。三元宮和各廟中供奉的精緻木雕三元大帝(堯、舜、禹)、十八羅漢等上百尊佛像,以及珍藏的佛經千卷,也被烈火吞沒。江蘇:《連雲港文史資料》第4輯,1986年。   
  1939年12月15日,日軍在江蘇省揚州地區大肆縱火,著名古建築金壽公所葬身火海。該公所位於江蘇揚州市泰興口岸鎮西北福星橋東側,建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公所西南有大門樓3座,門樓上均鑲嵌石浮雕,房屋基礎用4米長原木夯打梅花樁。正房、大廳均系九架樑翻捲結構形式,四周迴廊,均雕樑畫棟,正屋內牆繪有彩色壁畫,該建築群計有各類房屋一百一十餘間。日軍在泰興地區搶劫屠殺之餘,復以大火焚燒,金壽公所不復存在。   
  1940年5月9日,新安鎮日偽軍突然襲擊新沂五華頂,把五華頂上的古寺——全潮律院付之一炬。古寺在新沂是首屈一指的梵王宮殿,光緒年間,掛單僧人經常有五六百人之多。火從大雄寶殿放起,一步樓、藏經樓、方丈、祖堂、板堂、腰殿、東西配殿、前事禪房、香積廚等隨之起火。廟中幾十棵合抱的古柏,也著起火來,火光燭天。殿宇僧寮盡成瓦礫,文物經典化作灰燼。毀於這次兵火的,還有宿邑名士徐用錫(翰林)、臧錫略、張鶴舫等人在一步樓上書寫的墨跡;有石濤和尚的四幅山水,這更是無價之寶;有慈禧欽賜的半部《藏經》;有大雄寶殿上的三世佛,丈六金身,妙相莊嚴。   
  1941年5月,日軍第二次入侵惠州,放火燒燬了西湖周圍的名勝,如棲禪寺、永富寺、元廟觀等古跡。   
  1941年8月,日軍在江蘇東台白駒燒燬廟宇165間。   
  1943年3月10日,日軍進攻湖南省華容縣南山,將有2000年歷史的大禹殿和文昌閣燒成了一片廢墟。   
  1945年2月13日,日軍第五師團阪田旅團侵犯廣東始興地區,日軍百餘人火燒東湖平窖背大圍樓。大圍樓建於清乾隆年間,年代久遠,規模宏偉。日軍用幾十桶火藥點燒,燒了一個通宵。日軍撤出後,在村民的盡力搶救下,仍被燒燬房子30多間,圍樓四周走廊、樓梯、炮樓全部燒燬。   
  日軍在淪陷區掃蕩、清鄉,許多頗具價值的古建築也因此遭殃。如日軍盤踞山西方山期間,就有76座古寺廟遭焚燬。   
  在焚燬中國古代建築的背後,往往有日軍不可告人的企圖。伴隨日軍佔領或掃蕩而來的必然是瘋狂地搶劫,中國古建築中往往附有價值連城的文物,日軍受其貪慾驅使,四處搶劫,搜括中國文物,為掩蓋其搶劫中國文物罪惡行徑,在大肆搶劫之餘,復將古建築或文物收藏所付之一炬,日軍對內蒙古召廟王愛召古建築的毀壞便是一例。內蒙古召廟王愛召,是我國著名的古代建築,是鄂爾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宗教與文化中心。該廟氣勢恢弘,整個建築吸取漢、藏各族寺廟之精華,佔地約50畝,廟亭259間,正殿49間,正獨瓜(蒙語,意為法輪殿)81間。兩旁建有鐘鼓樓,山門口有四大天王殿,北面有十殿閻君。正殿後面有喇嘛塔3座。院牆外建有9座大廟,內供奉伊克昭盟七族祖先等共13座塔墳,各塔墳大小不一,形式各異,全部採用銀質建造,並鍍金裱。此外,廟中還存有吉農漢使用過的銀製鍍金的馬鞍和弓箭。1941年2月9日(農曆正月十四),日軍鐵蹄踏進王愛召,瘋狂搜索各種文物,經日軍三天洗劫,嵌有寶石的釋加牟尼銀質佛像,珍貴的經卷,銀製鍍金的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掛、地毯等被搶劫一空。為了掩蓋其搶劫王愛召的罪行,18日清晨,日軍在召廟各建築物上澆灑汽油,堆遍乾柴,進行焚燒。這座我國內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中心,中華瑰寶遂成一片廢墟。孟國祥、喻德文:《中國抗戰損失與戰後索賠始末》,安徽人民出版杜1995年版,第108頁。   
  為防止日本人慫恿德王盜取成吉思汗陵寢,中國國民政府決定於1939年6月8日起移陵。同年7月1日,運抵甘肅榆中興隆山。   
  3拆毀或改作軍用所致損失   
  日本侵略者在焚燒、轟炸中國建築物的同時,常常將一些較大型的古建築物拆毀或改作軍用。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持久,日軍源源不斷地從日本本土及其殖民地入侵中國,日軍對兵站、機場、醫院及輜重、糧秣存放場所等需求急劇增長。於是,中國為數眾多的宮殿、廟宇、祠堂等古建築和學校校舍也成為日軍強佔的目標,日軍佔據這些建築後,往往對其結構進行破壞或改造,日軍撤走時或加以毀壞。   
  1938年11月,日軍侵犯湖南陸城,將當地久負盛名的古建築拆毀。   
  1939年3月,日軍第16師團第18聯隊入侵湖北鍾祥郢中鎮,在這「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鎮上大拆民房,大毀文物,使這個小鎮成了堆堆廢墟」。   
  日軍將中國大型古建築改作軍用的作法屢見不鮮。在南京,日軍佔據和平門(神策門)後,將其甕城改為汽油庫。中央博物院被日軍佔領,作為防空司令部駐地,一些院廈被任意拆毀和改建。   
  1937年7月27日,日軍飛機猛烈轟炸北京南郊大興縣團河行宮。團河行宮是清乾隆年間在北京名苑「南海子」裡修建的四座行宮中最豪華的一座,它彙集了中國古代園林建築藝術的精華,在歷代帝王行宮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而且保存基本完好。行宮佔地約兩平方公里,四周築有土山。宮中分東西兩湖,中間有橋樑相連,宮門三楹,內有前殿、後殿和配殿,宮中別宇、亭台眾多。在各宮堂之間,共有遊廊124間,雕樑畫棟,金碧輝煌。1937年7月,日軍第20師團之一部在空軍支援下向團河方向行進。行宮在飽受戰火摧殘後被日軍侵佔,宮中所有文物被洗劫一空。1942年,日軍為修南苑飛機場,便將團河行宮完全拆毀。   
  古老曲江城樓的劫難。清代以前,荊州城雄踞江渚,故而西有安瀾門,南有曲江樓。其時登城放目,但見「孤峰煙中落,長江天際來」,山川競秀,美不勝收。曲江樓建於宋代,其後數百年間,城垣幾度毀於兵火,又幾度重築,城上古物蕩然,惟曲江樓倖存下來。曲江樓飛簷流丹,翼然欲舉,雖不及唐代樓徽的浪漫誇飾,卻極盡宋代建築的典雅俊逸。登高覽勝,可見白帆點點浮天際,落霞曼曼染巷裡,遠疇近陌,一覽無餘,荒村野樹,星羅棋布,俯仰之間頓覺胸襟一亮,心曠神怡。1940年6月8日,日軍自襄北南踐,荊沙淪陷。日軍為修建兵營,公然拆毀二十餘處名勝古跡。曲江樓也未能逃過一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日軍侵華罪行紀實》,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頁。   
  1941年春,日軍為在荊州修建飛機場,拆毀了具有1500年歷史的承天寺。   
  位於江蘇呂四鎮南市的靈佑侯(原名土地堂),重建於1763年,有殿堂等45間,供奉佛祖及土地像,為呂四鎮著名的大廟之一。1943年,該廟被日軍拆毀。呂四鎮最大的廟宇城隍廟,創於明代,有五百多年歷史,殿堂住房108間,佔地二十多畝,四周有圍牆,三個廟門並排,「佛殿軒敞,梵宇沉沉,香煙復郁,鳥語聲聲」的這樣一座古廟,戰時被日軍拆毀72間。建於1874年的慧海寺,1941年被拆。日軍為修據點,1944年拆毀建於1881年的娘娘廟。建於1877年的鎮安寺,1943年為日偽拆毀。        
第11節 古建築損失的調查與統計   
  1946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基本完成文物損失調查工作,最終形成《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該文件列舉了除東北、台灣和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以外,全國各地文物損失情形,其中古跡被毀741處(公705處,私36處)。   
  與圖書古籍、文物珍寶的損失統計相比,古建築損毀統計明顯失之偏少。如日軍轟炸、焚燒、屠殺和搶劫最為嚴重的南京市竟無一處古建築損失統計!所列江蘇省古跡損失為119間,而這119間也僅為鎮江焦山定慧寺一處的損失。而溧陽一縣據1992年所修之縣志統計,其被毀古建築即達497處之多,其重要者如文廟、文昌廟、史侯廟、二員烈廟、張巡廟、浣紗廟(內有戲樓一座,宮殿一座)、文昌閣、太白樓、魯仙宮、坎離宮、文武殿、鄔公寺、三皇寺、吳公祠、尚公祠、昭公祠、尊經閣、史玉陽公祠、明倫堂、書院等。《溧陽縣志》,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頁。江蘇宜興被日軍毀壞的古建築如龍池澄光寺、磐山崇恩寺、邑城東門外中隱寺、南門顯親寺和城南南嶽寺等幾十座庵觀寺廟,總計毀房就達1500餘間。   
  相對於中原地區而言,長江以南的古跡要少得多。江蘇江南地區古建築損毀就如此之眾,則中原地區的損失當可以想見。關於寺廟、碑塔、廬墓之破壞,則以山西、山東、河南為最烈。山東之章邱、高密、海陽、鄒平、蒙陰、平陰、菏澤、沂水、濟寧、郯城等地,可謂寺無廟不毀,最著名者為各處孔子廟,或將禮器、樂器損毀,或將房舍拆除。高密之晏子像、菏澤之僧格林沁像、郯城之孝昌碑和郯子墓,沂水之古塔毀損殆盡。山西之太原、河津、解縣各地之佛教、道教廟宇,如純陽宮、菩薩廟、大佛寺、三清殿,其他神廟諸如城隍廟、文廟、娘娘廟、大禹廟、關帝廟等,非被劫掠,即被炸毀、拆除。河南安陽之玄廟觀和諸葛廬所有的古物、古跡、建築,分別於1938年春及1945年2月被毀;洛陽龍門、鞏縣石窟寺,於1944年部分被毀;泌陽縣古跡5處,於1941年2月被毀。開封、鄭州等地,也有不少損失。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台灣)《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   
  關於古建築之損毀,從戰後六十年來各地有關古建築損失資料可以發現,日軍侵犯過的市縣,古建築損失少則幾處、幾十處,多則數百處,而損失在十處以下的縣市為數較少。八年抗戰中日軍侵佔過近千個縣市,加上被日軍侵佔的東北廣大地區以及遭受日軍飛機轟炸的四川、陝西、寧夏、青海等省,全國遭日軍侵犯過的縣市和歷史名鎮當在數千以上,其古建築、古跡損毀數大大超過741處。當然,古建築、古跡損毀數的多少,也與其劃分計算的標準有關。   
  日軍大規模破壞古建築和古跡,顯然是處心積慮摧毀中國的歷史傳統及根植於人心的信仰和倫理觀念。戰時中國文物損失   
  文物是文化的結晶,是文化的延續,也是一個民族精神的延續。保護文物,就是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國土喪失了,可以奪回來,文物損失了無法挽回。然而,文物又是人類智慧的凝聚,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它從不同的側面和領域反映歷史上人們的各種社會實踐活動,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實物資料。因而,文物又不僅僅屬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屬於全世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因此,必須得到全人類的廣泛尊重和保護。為保護文物,近代國際戰爭法規都有明確的規定。   
  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創造出了古代人類最高的文明成果,為後世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文物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文物所包含的種類很多,如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字畫、圖書典籍、標本、古物等。   
  日本侵略者搶劫和破壞中國文物,有計劃和有規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其時,日本宮廷顧問九鬼隆一就親手制訂「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掠奪中國文物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1900年8月,八國聯軍侵佔北京,燒殺劫掠,搶走大量文物,僅日本聯隊長栗屋大佐除搶銀元寶、銀塊外、還掠走文徵明繪畫1卷,明代銅製香爐1個,玉器10件,及香爐、手箱等。莊建平主編:《國恥事典》,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1902年至1914年間,日本侵略者曾先後三次派遣以淨土宗本願寺派第22世門主(住持)大谷光瑞為首的中亞西亞探險隊,深入中國境內,從事名為考古,實為盜竊歷史文物的活動。大谷光瑞等人在中國西部地區先後竊取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其中較突出的是9具人體標本(木乃伊)和5塊方磚形彩墨書墓誌銘(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間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媧交身)圖」。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盜運到日本的京都恩賜博物館。   
  1911年,日本海軍旅順鎮守府司令長官富岡定恭,把中國東北地區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順黃金山麓的「鴻臚井」刻石,盜藏於日本宮內省帝室博物館。「鴻臚井」刻石是關於唐朝與渤海關係的一件珍貴信物,說明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顧明義等主編:《日本侵佔旅大40年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頁。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東北,扶植傀儡溥儀建立偽滿洲國。日軍為霸佔東北,極為關注所謂「滿蒙問題」,竟以「保護為名」派憲兵闖進瀋陽故宮,掠走清代文溯閣的《四庫全書》。日本投降後,由蘇聯接收,才歸還我國。《四庫全書的命運》,《人民日報》1958年1月31日。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軍掠奪、摧殘中國文物進入有計劃和有組織的階段。日軍師團一級一般專門配備「文物搜集員」,這些人大多受過專門訓練,具有一定的文物專業知識。日本政府還不時派遣所謂「考察團」分赴各區,對散落各處或一時難以判明其價值的文物、書刊等進行搜索和甄別,確定有一定價值後,或運回日本,或予以毀壞。本章對戰時文物損失的情況作一概述。為便於深入研究起見,本書對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圖書類損失另辟專章敘述。   
  一橫遭摧殘的公共文物   
  1937年,日軍自踏上中國領土之日起,就轟炸中國文化機關,搶劫中國文物,直至日軍戰敗投降,其以轟炸、焚燒、搶奪為主要手段的破壞中國文物的罪惡活動一刻也未停止過。戰時中國公私文物損失十分驚人。   
  全面抗戰爆發前,全國比較有影響的博物館37家。戰事起後,故宮博物館所藏之文物珍品多遷至四川、貴州各地保藏。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也遷四川李莊繼續籌備。但各省設立的博物館則以戰事影響,或遷移,或停辦。如廣西省立博物館三度改名,文物四度遷移,損失嚴重。1944年全國僅存博物館18家,較戰前減少一半以上。其他如附設於學校或圖書館中的博物館則有四分之三被毀。   
  文物、古物的損失十分嚴重,僅江浙滬一帶,就有多家博物館被毀。上海博物館於八一三事變中為日機所炸毀。日軍佔領上海後,破壞和掠奪文物書畫之事時有發生。1942年8月,同文書院的日人鈴木率領二十餘人前往上海世界學校,破門窗而入,企圖將藏書和樂器運走。該校存有古樂器二百餘件,中國經史子集數千部,名人書畫數百件,外文書籍數千冊,如果上述文物被劫,將是重大損失。後經多方交涉,才未被運走。日本侵略者還大肆掠奪檔案史料文獻。據《申報》報道,1940年12月20日,日軍用斧頭劈開房門,將上海市財政局檔案強行搶走。同月30日,又劫走上海市公用局檔案12箱。齊衛平等:《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   
  日軍佔領南通後,對南通博物苑肆意破壞,一次日軍竟槍殺苑內珍禽白鶴煮以下酒,陳列室和文物也遭破壞。戰後,苑內一片頹垣破壁,陳列品僅剩少數鳥獸標本。   
  江蘇無錫縣立博物館有金石、雕刻、書畫等各類文物,兩千多件文物於1939年11月被日軍洗劫一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文物、標本被日軍多次「光顧」,歷史文化部損失尤多。此外,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文物、標本多次遭到日偽劫掠,歷史文化部損失最多。   
  1938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南陽,河南省圖書館運藏該地的部分圖書、文征明書畫及明代地圖兩箱被炸毀。   
  曾被日偽從故宮劫走的銅缸   
  ——采自《中國抗日戰爭圖志》(廣東旅遊出版社)        
第12節 古建築損失的調查與統計   
  河南省立博物館被日軍占駐,館內文物、設施遭到破壞,日軍強索暗劫,文物和拓片碑刻被掠奪難以數計。在搜刮金屬為日軍製造軍火的「獻金運動」中,該館被日軍東第2935部隊野津敏迫獻鐵炮7尊;被東第2935部隊兵器部陸軍兵技曹長保刈實迫獻鐵炮36尊;被開封市偽政府迫獻銅鐘1個;被開封日本陸軍聯絡部迫獻銅炮2尊,銅雲牌、銅鍋、銅爐、鐵鼎各1個,古錢3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南開大學被日軍摧毀之後,學校原有大鐘寺贈送的一口大鐘,重18000斤,鐘面刻有全部《金剛經》,是罕見的歷史文物,也被日軍拉走,熔做槍炮子彈。   
  1938年7月6日,日軍飛機轟炸漢陽古琴台,所珍藏的古文物,頃刻化為灰燼。同年9月,日軍先後兩次侵犯山東牟平縣城,將大型建築燒燬,大批圖書檔案化為灰燼。   
  1939年6月23日,日軍連續兩日轟炸湖南湘陰縣城,千年歷史古鎮,被炸成了瓦礫場,眾多文物葬身火海。   
  山西文物損失,為數不少。如沁縣樊村南裡地段上的一塊巨大隕石,棟村出土的金屬佛像(高3尺許),也被日軍劫運回國。   
  1941年2月9日,日軍闖入內蒙古召廟王愛召,瘋狂搜索珍貴文物,經日軍三天洗劫,召廟內嵌有寶石的釋迦牟尼銀質佛像、珍貴的經卷、銀質鍍金馬鞍、弓箭,以及各式壁掛、地毯等被搶劫一空。   
  1942年5月4日,日機先後兩批轟炸雲南保山縣城,保岫公園的中山禮堂、圖書館、閱報亭均被炸毀,嵌於壁間和展列於入口處的歷代石碑無一完整,太保山麓元代建築法明寺內所保存的文物毀壞嚴重。   
  1939年,日軍侵佔海南崖州古城的觀音閣,後為田中商社株式會社所用。閣中有一口大銅鐘,鑄於唐代,是珍貴的歷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會社用卡車把這口銅鐘運往榆林港而潛移東京。廣東西江肇慶七星巖、德慶悅城龍母廟等風景勝地,被盜走一批文物。廣東名硯也損失不少。   
  1944年洛陽淪陷後,日本人盜走了龍門賓陽洞的四個菩薩頭及賓陽南洞的二力士像。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軍在華北屢次向各機關及商民徵集銅鐵料,僅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內搜刮金缸金屑和銅鐵器等就劫得二百二十餘噸。1945年12月7日,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報告,「案查本院被徵用之銅品2095市斤外,計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此外,尚有歷史博物館銅炮3尊,本院之銅缸及歷史博物館之銅炮系由北支派遣軍甲第1400部隊河野中佐於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運協和醫院,該部隊過磅後,運赴東車站,聞系裝車運往朝鮮。本院之銅炮和銅燈亭由偽市政府工務局專員齊昌復、職員張伯齊偕同昭和通商株式會社(在本朝陽滿內北小街)日人佐倉於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來院啟運。據聞系運往北新橋北支工廠」。《為函達本院被敵軍徵取銅品之經過情形請轉行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設法追究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歷次被敵軍徵用鐵、銅品清單   
  銅品品名起運年月日件數原存放地重量(市斤)搬運部隊運往地點廢銅1933年1月6日故宮博物院2095甲第1854部隊朝鮮銅缸33年6月19日66故宮博物院83677強第1400部隊朝鮮殘破銅燈亭1934年6月22日91故宮博物院10862強金品獻納委員會北平北支工廠銅炮1933年6月19日3歷史博物館5514第1400部隊朝鮮銅炮1934年6月22日1故宮博物院金品獻納委員會北平北支工廠   
  以上銅品共計重量102148市斤又9兩合5107噸強。   
  鐵品鐵炮1934年4月15日1369歷史博物館443160強甲第1800部隊北平北支工廠   
  以上鐵品計重量合22158噸強。《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為函送本院歷次被敵軍征去銅鐵品清單及歷次被憲兵搬走撕毀書籍雜誌清單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日軍搜刮軍用物資,對公園也不放過。1924年,馮玉祥在北京中山公園石牌坊(今「保衛和平」石坊)北邊,為辛亥革命灤州起義烈士王金銘、施從雲樹立銅像2具。1941年,日軍強迫獻銅,即將2座銅像搶走。   
  抗戰初期,中國考古機構的文物多數西遷,留在原地的部分,很難得以保全。如北平研究院發掘陝西寶雞鬥雞台所獲文物分存北平、陝西兩處,北平部分被日偽移到午門歷史博物館,結果被盜走三百多件,而藏陝西的文物因陝西考古會房屋被日本飛機轟炸,損失不少。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不久北京大學文學院為日軍所駐,1937年10月,該院隔壁之國學研究所遭襲。戰後,北京大學校產保管委員會致函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辦公處:「北京大學研究所前被敵人佔用。敵人橋川時雄及栗田等侵越監管。勝利後本會派員點查損失文物極多。」並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為日人佔據期間遺失物品要目》,清單如下:   
  金石古物類古錢206件銅矛2件古銅鏡14件天馬葡萄鏡,位至三公鏡,李儒起造方鏡,夏津縣官造鏡上方鏡,三羊鏡,見日之光鏡,白虎在右鏡,家堂富貴鏡,及其他漢宋鏡古銅印7件張未央印,封丘縣印,騎部曲將印,西夏文印2件,金正大印,交汀縣僧會司印金類車飾6匣孟津出土之車器400餘件封泥48件甲骨20餘片金石拓片類風堂拓片千餘件內有龍門石刻造像全部拓片   
  北平碑誌百餘件   
  文獻類   
  明永樂大學士湖廣總督進祠臣獻頌1件   
  明兵部提行稿三百餘件   
  清多爾袞命多鐸取南京滿文詔書1件   
  順治五年十一月初八冬至祀天恩詔1件   
  又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擒斬鄭成功懸賞詔1件   
  又敕諭6件順治二年七月九年四月八日十四年二月   
  十八年二月三日   
  康熙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移住乾清宮詔1件   
  康熙間敕諭4件元年四年三月八月廿年六月   
  貢表12件內有暹羅國王鄭明表   
  賀表12件李鴻章左宗棠表   
  謝表5件平西王奏表1件   
  太平天國收據1件拳匪降壇1件   
  大明通行寶鈔6件兵部詔款1件   
  順治題本1件   
  新疆地圖1幅   
  其他地圖10餘幅《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為日人佔據期間遺失物品要目》,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國立北平研究院損失。該院原址有4處: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條,西四所;東皇城根42號;三貝子花園陸謨克堂;滄子河觀象台。七七事變後分別為敵軍及偽機關佔用。圖書儀器除大部於七七事變前及已運至上海昆明外,其不及運出之圖書儀器古物傢俱等為15個偽機關所瓜分。圖書一萬餘冊,也被偽機關所瓜分。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存於北平並由王振鐸保管文物,計書籍拓本字畫類、器物類共88件,書籍多乾隆刊本,器具多繡花屏風,宋、清瓷器及洪憲茶蓋碗,原由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淪陷後被劫。        
第13節 古建築損失的調查與統計   
  據1945年8月31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致國民政府教育部呈文所附《我國歷年被日本掠奪文物清冊》記載,日本公開收藏掠奪來的中國文物的公私機關即有東京帝室博物館、東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御影嘉納白鶴美術館、東京細川侯爵府、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東京大倉集古館、關東廳博物館、伊勢征古館等63家,其中比較著名的文物即有□氏編鐘、戰國式銅壺、殷墟出土的白陶、彩陶、居庸關石刻等各種文物501類,日本公私收藏者收藏的大量文物,實為「我國家博物館……無上妙品」。   
  南京文物損失。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佔六朝古都南京,在進行滅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同時,日軍又開始了瘋狂的「文化大屠殺」,僅圖書、文物方面,日本當局先後指使三百三十多名日本專家,動用日本士兵三百六十餘人,中國勞工八百三十餘人,卡車310輛次,進行大肆搶劫。為支撐侵略戰爭的需要,日軍大肆搶劫銅、鐵等戰略物資。他們將南京「僧寺之大鐘鐵鼎」也用車運至日本。「同文同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字畫古物、經像法器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入侵中國後他們就瘋狂地掠奪中國文物。普德寺的500鐵羅漢,在日軍侵華期間,3尊被盜運往日本,後代之泥塑。當時在南京的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於1938年3月編著的《戰爭意味著什麼——日軍在中國的暴行》一書中以自己的親身見聞揭露道,日軍在南京的瘋狂搶劫,從城外到城內,從城內各角落搶到難民區,凡日軍所到之處,無地不搶,從12月中旬到翌年2月中旬,長達兩個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佔領的或未經佔領的,大的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1938年2月,國際救濟委員會委託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史邁士(S.C.S mythe)主持歷時3個月的對南京災情的調查,其結果表明,南京住戶損失:52%由於縱火,33%為日軍搶劫所致,而市區損失63%由於搶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內大部分房屋,甚至在燒燬之前,已經被徹底地、有組織地搜掠了裡面財物,而實際倖存下來未毀的11%,也毫無例外地闖進士兵,遭到同樣的洗劫」,「字畫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成了他們掠劫的對象」。在這場大規模的洗劫活動中,文化古物在劫難逃。   
  中國難民郭岐在《陷都血淚錄》中寫道,仇英的山水畫,趙子昂的馬,董仲舒、陸潤序的字畫,岳飛的親筆題字,八大山人的字畫,古版《西廂》,古官宦的瓷器及歷代的各種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傳世之寶,如今散亂於市,遭日軍搜羅劫掠。日軍在南京分散的搶劫每日每時都在發生。據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淺海一男揭露道,某報記者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時就懷抱著各式各樣的中國傳統工藝品。   
  日軍不僅在佔領區搶,還到英國、美國、德國等國使館區的「安全區」搶。安全區內一位美國僑民訴說,12月16日,日本兵闖進英國使館搶劫,連中國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贈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樹屏風架也搶走了。使館內外交官將所見所聞的日軍在使館區的暴行,逐一記錄,向日本外交當局抗議。這些揭露日軍暴行的抗議材料,1939年編印成《南京安全區檔案》。其中也有日軍搶劫中國文物的記錄:   
  「第87件,12月29日,北陰陽營47號,一天內被日本兵洗劫7次,很多文物全被搶走。」   
  「第166件,12月27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闖入寧海路33號……搶走了貴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驚人,其準確數量無法統計,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例中窺見一斑,南京庫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運出16681箱,城陷時存京庫未及運出者2953箱,分藏於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國立美術館。1938年6月,日軍特務打開575箱,清點文物數為8096件。抗戰勝利後,從敵偽手中只接受回文物2776箱。《接管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概況》,載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解放》,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頁。   
  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損失古物1679種。如由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崗34號所藏者,計古物類86件又一箱,書籍類55件又2櫃,及古服飾衣物等被日軍搜掠一空。其中書籍以湖北官書局和金陵官書局刻本及碑帖、法帖和各種拓本為多,古物有南齊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齊塔內出),山西趙城縣佛寺壁畫四塊,乾隆五彩瓷籩豆等八件,同治五采瓷蓋碗20件,及古墨硯、對聯、字畫等。另有書籍兩箱,運至越南海防,因滇越路被炸斷,1941年日軍侵據越南時,也被搶走。   
  日軍還進入寧海路8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宿舍,搶去書籍、古物、字畫甚多。其中古物玉器金石,約五十餘種。包括星雲鏡5面、蟠螭鏡3面、菱花鏡3面、宋鏡4面、玉質素壁一具、玉璜玉珩10個、銅質漢印3方、銅質六朝印5方、銅質唐印5方、石質虎符1個。銅器部分有夔鳳紋尊1個、夔龍紋角尊1個、青銅劍一柄、青銅戈4具、青銅帶鉤2具。該校另存於南京陰陽營23號的古文字、經典、器物等,計有殷墟龜甲獸骨文字183片,原為劉鐵雲藏物,極為珍貴。另有敦煌千佛洞唐人寫四分戒經一卷(長丈餘,裝成卷軸),壁畫天女像一幅、緙絲山水畫一幅、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及不少山水畫,以及周伯矩郎、唐獅子、宣德爐等著名文物盡為日軍劫走。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載台灣《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輯。   
  國學圖書館損失字畫、古玩計472件。   
  中國農村建設社損失古物407件,銀幣等1728種。   
  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拓片損失更無法統計,所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陶器,大部分留存南京,日軍劫得後竟然用箱裝陶器、標本墊鋪路基。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軍都要劫走。甚至連朝天宮屋脊上的建築裝飾物「吻鴟」也被拆運日本。吻鴟,也稱鴟尾,是安裝在屋脊兩端,用來「禁壓火災」的。此種裝飾起源於六朝東晉時,後傳入日本。唐代鑒真和尚傳到日本的那對鴟尾,至今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兩端的一件還是原物,在日本被視為國寶。而比日本「國寶」還古老得多的朝天宮鴟尾被拆走,除了文化掠奪,還能有何種解釋!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頁。   
  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本佔領軍對存放於南京的故宮文物進行「清理」,參加人員有日軍司令部人員、招聘專業人員和辦事員等一百二十多人,日軍士兵405人,對2272箱文物進行「清點、整理」,內中包括玉碟、紅檔、實錄541箱、普通檔案1271箱、圖書類475箱、地圖類15箱,其他25箱。其中重要者有清實錄、聖訓、玉雕300件,御筆、書畫34件,玉、象牙、珊瑚、硯墨。陶瓷器、銅器317件,御案、御璽11件,以及頤和園部分文物99件,計761件,其他如檔案、器具、兵器、圖書、綢緞、首飾等不計其數。戴雄:《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載《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   
  其實,被日軍當局「整理」過的遺留南京的故宮文物中價值連城者遠非這區區七百餘件,僅字畫方面如「蘭亭人柱帖」、「唐太宗御筆」、「宋徽宗御筆牡丹」、宋徽宗御筆荔枝山雀圖真跡」、「馬遠江山萬里圖」、「蘇東坡墨跡」、「宋·劉松年群仙圖」、「米芾尺續」、「御臨爭座帖(顏真卿)」等等。上述這些都是日本當局「整理」時留下的部分文物目錄。   
  日軍佔領後,將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所存的清季江南各公署檔案6484宗與未及整理的六十餘大簍,或作廢紙處理,或乾脆付之一炬。   
  日軍佔領南京期間,毀壞古建築數百處,對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陳列的明清天文儀器大肆破壞,其中明制三件、清制二件。明制三件為渾天儀、簡儀和圭表,均系明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所造。渾儀是用來測量星體在天空中位置和運動規律的儀器;簡儀則是渾儀改進型,不僅操作簡便,測量精度更加準確;圭表乃圭與表的合稱,用於測量日影長度的變化,確定一年四時八節的準確日期,從而制定出合乎天時並能指導農業生產的曆法。明制渾儀、簡儀和圭表至清時仍保存完好。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德軍搶走明制渾儀和四件清制天文儀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收回德軍搶走的天文儀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不斷進逼華北,為保證國家珍貴文物的安全,中央研究院奉命將北平古觀象台明清天文儀器運抵南京,陳列於紫金山天文台。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後,上述天文儀器落入日軍之手,「儀器受損嚴重,許多零部件損失殆盡,渾儀、簡儀龍角、龍爪多處破損」。季士家、韓品崢主編:《金陵勝跡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南京市抗戰期間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統計,南京地區戰時文物損失,查明有據者至少有古字畫兩萬八千餘件、古玩七千三百餘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上述文物雖不能斷定多少為日本侵略者所劫奪,但確實是因為戰爭而造成了損失。《南京市抗戰期間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710。        
第14節 重要文物的失蹤或毀損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失蹤,造成世界科學史上的重大損失。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亞種」,1921—1923年發掘於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鎮西的龍骨山,1927年開始系統發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歷史考古學家裴文中教授首先發現了第一個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頭骨,這一重大發現震動了整個國際學術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類研究史上的重大發現,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成為舉世公認的瑰寶。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北京人遺址被迫停止發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轉存於北平協和醫院實驗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北平協和醫院將「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國海軍代為運出,後來傳說該文物在秦皇島附近遭日軍截奪。從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抗戰勝利後,雖經國民政府及民間組織多方查找,最終也一無所獲。關於「北京人」失蹤之迷,本書將專章討論。   
  廬山標本化石損失。戰後,據廬山森林植物園負責人榮仁昌函報,「以廬山植物園植物標本圖書79大箱、及中央研究院奇珍圖書及岩石標本一批約200箱,均為日軍運走,擬懇查明當日駐牯日軍長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96。   
  中央研究院殷墟古物、拓片、書籍損失未列詳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損失1052箱標本,內有考古組的人獸骨、陶片等珍貴標本954箱。   
  1945年11月11日,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接受保管員夏緯琨呈報該所損失,「查靜生生物研究所建立於中華民國17年,以調查研究中國動物植物,發揚中國學術為宗旨,為一純粹學術機關。歷年搜集動物標本三十餘萬件,植物標本約22萬號,多系罕見品種,購置圖書十餘萬卷,歐美雜誌三百餘種,尤多絕版文獻。傢俱儀器設備完善,樓房建築宏壯,開闢以來,成績卓著,研究工作,世界馳名。不幸於民國30年12月8日被日軍第1855部隊所屬之篠田部隊強行佔據,索取建築圖案及一切物品清冊,並將原有職員一律解散以蠻橫之日軍進住所內秘密行動,不知作何陰謀。4年之間該所設備破壞不堪。日本投降消息傳來之後,該罪首篠田統將其陰謀證據及文件焚燒數日,畏罪潛逃,僅留兵役數人打掃房屋。職於上月17日奉令接受檢查,結果損失奇重。」《教育部平津特派員辦公處關於各機關學校賠償損失往來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   
  清廢帝溥儀被趕出故宮時帶走的大量珍貴文物,其下落是我國文物史上的又一不解之謎。1924年12月24日,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宮,溥儀隨從帶走大量所謂「私人財產」,其中包括經過精心挑選的眾多國家級文物。溥儀出宮後,躲進日本公使館。1925年2月,溥儀秘密潛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內設立「行宮」,僅密藏在日租界張園內的故宮文物和珠寶即達七十多箱。戰後,溥儀自己提供的材料承認,從宮中盜出的文物,「記得的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夏珪及馬麟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的作品;古版書籍方面,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都被我盜運來了。運出的總數大約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這批東西移到天津,後來賣了幾十件。偽滿成立後,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又把這批珍品全部運到東北,日本投降後,就不知下落了」。   
  1931年11月10日,溥儀在日本人的策劃下秘密逃往東北。1932年,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將存放在天津靜園的部分書法名畫、宋元善本、珠寶玉翠約70箱運至長春偽宮內,書畫木箱存放偽宮東院圖書樓樓下東間,小金庫18個存緝熙樓客廳,內有6匣裝漢玉一百餘件,余則為古玩金飾。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當時偽滿都城新京(今長春)一片混亂,轉移各種物資準備最後逃亡。在溥儀倉促出逃的三天兩夜裡,溥儀指使隨從將原故宮文物和後來搜括來的大批珍貴珠寶裝載七十多輛汽車,其中有價值連城的頂珠冠、鑲金貓眼石墜、清代龍袍等,溥儀的嬪妃們也收拾數十箱寶物首飾。8月11日,幾輛日本軍車滿載文物珠寶而去,偽滿皇宮小白樓剩下一些文物被毀損,字畫被警衛偽宮的偽軍哄搶。有個叫金香蕙的士兵,一人就掠奪書畫三十餘卷。有些墨寶在爭搶中被撕殘。如范仲庵親筆《二札帖》,被殘而為二,元人楊桓、趙孟頫等三家合書的《尚書·無逸篇》,在爭搶中一分為三。   
  1945年8月13日,溥儀在一群日軍護衛下,逃進通化大栗子溝,在大栗子溝停留期間,變賣、散失不少珍品。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民間發現唐人韓干的《神駿圖》、宋人趙伯駒《蓮舟新月圖》、明劉鋒的《羅漢圖》等卷。不忍言說的是,散在民間的珍貴字畫有的因被埋藏地下而腐壞,有的付之薪火。楊仁愷:《國寶沉浮錄(增訂本)》,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頁。   
  溥儀最後挑出一些體積較小的文物繼續隨日軍逃跑,後被蘇聯紅軍俘虜。溥儀隨身攜帶的468件故宮文物最後回歸祖國。1946年2月13日,平津區副代表王世襄呈報「滿洲偽宮佚出賞溥傑之書畫1000餘件,請派員密查收歸國」。1946年7月,追回了溥儀在天津的部分文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5。遺散的國寶,有很多通過各種渠道流到國外,僅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就藏有17件。其中,有北宋郭熙的《樹色平遠圖》、米芾的《吳江舟中詩》、南宋江參的《林巒積翠圖》。還有不少文物則不知所蹤。        
第15節 私家文物慘遭蹂躪   
  中國是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文物收藏歷史悠久,歷朝歷代都有大量收藏場所:皇家或私人文物收藏所,以及貴族苑囿。到宋代,搜求古物與古物鑒賞之風大盛。皇室建有稽古閣、博古閣、尚古閣,同時還出現了歐陽修、趙明誠等著名收藏家,以及《考古圖》、《宜和博物圖》、《集古錄》、《金石錄》等文物著述,極大地推動了私人文物的收藏。清代文物收藏鑒賞之風更盛,並湧現出一大批著名收藏鑒定家,中小收藏家更數不勝數。到民國時期,雖經戰亂和社會動盪,但文物收藏仍為官宦、文人之時尚。即使一般居民家大多也擁有一兩件諸如古幣、瓷碗、花瓶、傢俱等文物。   
  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禍及私家文物。如在1932年日軍製造的一二八事變中,原中華民國農礦部部長易培基,就損失「書籍207箱,內有宋元本7種,精抄本40餘種,明刻本450餘種,殿本50餘種,碑帖1300餘種,內有明拓20餘種,故宮銅器拓片200餘種;瓷器7箱,內有明瓷及乾嘉瓷40餘件;銅器30餘件,內有楚宮鍾及漢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權4件;石器13件,內有漢石經13方,魏唐墓誌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內有明嘉靖大瓶4、屏風2,嘉靖小瓶6、小盒2……以上各項盡成灰燼」。《浙江省立圖書館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2年4月。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英文專家周越然,時任教育部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的劉士木等的私藏,也在劫難中化為烏有。   
  抗戰八年期間,由於日軍搶奪、盜竊,私人文物收藏者和普通居民所保存的文物也蒙受空前的劫難。   
  1937年11月14日,日軍佔據江蘇太倉縣城,「城中金銀珠寶,字畫古玩,被掠一空」。11月19日,蘇州淪陷。日軍入城後大肆搶劫、放火,華中派遣軍最高指揮官、南京大屠殺元兇松井石根大將在蘇州地區搶到一份古物字畫目錄後便指使爪牙按圖索驥,一一加以搶劫,劫奪之餘,實施縱火,蘇州城內許多文物連同古建築一起葬身火海。《蘇州市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頁。   
  同年12月,江陰要塞失陷。日軍進入城內以後,肆意縱火淫掠,以至城廂夜間到處火光灼天,錢財、字畫及文物被掠一空。   
  1938年4月8日,日軍谷國元治郎部一千餘人入侵山西襄垣縣城後大肆搶劫,「唐代古屏兩對和金佛、玉塔、古畫」等眾多文物被搶奪。政協山西省委員會文史委員會辦公室:《山西文史資料》第56輯,第94頁。   
  1938年5月11日,日軍在廈門地區,「進入民居搶劫財物古玩字畫,一見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11月8日,日軍侵犯湖南臨湘陸城,搶劫並拆毀古建築觀音閣,而城內藏書最多為葛、易、教、丁、吳數家書樓,各有典籍累千冊。其中善本書不少,還有海內孤本。名人手跡以及名貴文物,這些在日軍鐵蹄之下被付之一炬。   
  1938年6月,日軍土肥原賢二所屬合井部隊在開封查抄馮翰飛住宅,劫走《吳道之山水》立軸一幅、宋畫《兒童戲水圖》立軸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軸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軸一幅。《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頁。   
  1944年1月17日,日軍兵分三路衝入廣東南雄縣城,將廣東省銀行、南雄縣銀行、粵光茶樓、麗華金鋪、南華旅店、雄華書局、保行鐘錶店、元亨利布店內的財物及古玩、字畫等「盡劫一空」。同年秋,日軍侵犯廣東懷集,大肆搶劫財物,「圖書、古玩損失2210千元」。   
  南京民間私家收藏被劫不可勝計。如陸禹雲先生「半生喜著古錢,精鑒別,所藏不下萬金之價值。此錢在倉促間未攜出,悉被賊劫」。吳蘊偉損失古物93件,龔啟昌損失古物200件、字畫300件,肖孝嶸損失字畫27件、古物44件。1945年5月,日軍中支那派遣軍鏡字第6806部隊樓井信二,從原教育部官員王鯤楚家中,劫走鄭板橋書屏4幅、鄭板橋中堂花卉1幅及曾國藩所書對聯2幅。   
  杭州王鯤徙收藏甚豐,僅著名文物就有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秦鏡、漢鏡、端硯、香爐等多件在日軍佔領期間被洗劫。   
  福州左賦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   
  桐鄉範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細瓷花瓶、瓷佛、朱紅碗、陶器、古錢等四五十種。   
  至於學者被掠奪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為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顧頡剛前往重慶,而留在北平的書籍、字畫、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奪。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幀、古錢650枚、古鏡3個、石刀2柄、古經2卷。王聿均:《戰時日軍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台灣《近代史百年集刊》第14輯。中央大學教授金毓黻損失字畫60幅、古物112件,金陵大學崔敏俊損失古物85件,趙廷炳損失古物34件,胡小石損失字畫206幅(在金大圖書館被損),碑帖3000種、古物900件。   
  私家文物損失除私人收藏家外,更多的應屬普通民眾家庭存留的如器皿、傢俱、錢幣、香爐、金銀首飾等古物,而這類文物往往作為普通物品使用,申報損失時也僅僅作為一般財產。如日軍侵佔浙江東陽期間毀壞傢俱六萬五千餘件。浙江吉安戰時損失傢俱農具三十五萬二千二百餘件,廣東三水被日軍掠奪雜物110019件,山西保德縣損失首飾4137件、傢俱農具271490件,日軍盤踞山西柳林期間搶劫金銀35447兩、貴重器物716件,山西方山有16990件傢俱被毀,日軍在河南輝縣掠奪金屬101萬公斤,山東樂陵縣有3360733件傢俱被毀壞,1624757件金銀首飾遭劫掠,山東寧津縣損失各類首飾92808件,山西原平縣遭日軍搶劫的金銀珠寶及貴重物品折價2454900銀元。全國各地此類損失比比皆是,其中,也會有相當數量的文物。戴雄:《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載《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        
第16節 盜掘式考古之破壞   
  考古發掘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科學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進行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努力,通過科學發掘和對地層學、類型學等進行研究,揭示發掘對像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徵、性質及其經濟、文化特點,以及當時社會發展階段和文明發展歷程。在淪陷區,一些日本考古學者無視中國主權,對中國各地墓葬、遺址進行劫掠式考古調查和發掘。   
  早在日本佔領大連時,東亞考古學會、滿鐵會社、滿蒙文化協會等對大連地區的主要歷史遺址,進行發掘與掠奪。1927年他們發掘了貔子窩先史遺址。1928年「調查」了漢代牧羊城址。1931年發掘了營城子漢墓,臨摹了古墳壁畫,收羅了許多文物。〔日〕春山秀夫:《滿洲之文化》,1943年版,第196頁。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內宏為首的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發掘隊,發掘渤海上京龍泉府的宮殿遺址。此次共發掘宮殿址6處、寺廟殿堂址1處、門址2處、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兩處亭榭址、1處殿址及外城牆垣,獲得了大批珍貴的渤海遺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隊還對我國遼代遺址進行發掘,在遼祖阿保機寢陵等地發掘的珍貴文物,如阿保機夫婦的玉冊殘簡,也被盜運東京。   
  1937年,鳥山喜一調查了吉林延吉地區的渤海時期城址和其他遺跡,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發掘吉林琿春的八連城的3處宮殿址。1942年春、1942年7月,鳥山喜一、駒井和愛等又對八連城進行盜掘,這使保存狀況不佳的八連城址遭到很大破壞。1943年,又發掘了吉林和龍的西古城。渤海國遺跡,特別是都城址,如東京城(上京)、八連城(東京)、西古城(中京)的宮殿址都被發掘了。朱國忱、朱威:《渤海遺跡》,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長廣敏雄等,開始對中國南北響堂山、龍門石窟進行調查。結果,他們從中國陸續取回了有關龍門、雲岡的石窟資料5600件,石刻資料8000件,數量之巨,實屬驚人。這些文物,現在仍保存在該所東洋文獻中心。他們曾因此獲得1952年日本學士院「恩賜賞」。此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中國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從羅振玉處購買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劉鐵雲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與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頁。   
  1938年,原田淑人等調查了北魏平城遺址。1940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日本東亞文化協會在華北活動,由原田淑人主持發掘了邯鄲趙王城遺址。1940至1941年,關野雄調查了齊國故城遺址及滕、薛二國故城遺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發掘了曲阜漢魯靈光遺址、商都殷墟遺址等。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高井冬二等人則在北平周口店遺址發掘。一些日本人還在大同等地對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關於山東曲阜縣漢靈光殿遺址被盜掘,1949年6月23日,行政院賠償委員會電告,「關於山東曲阜縣附近漢靈光殿遺址被發掘古物案,茲據駐日代表團電陳交涉歸還經過情形略以准照盟總復函開,該項古物現存東京大學(即東京帝大)正研擬報告已成百分之八十,得明年12月可成。為文化事業計,擬請暫由東京帝大學保管,待報告完畢即應歸還等語,查該項古物原系攫得資料理應令日方立即歸還,惟鑒於各方面現實情形擬准許日方展現至明年一月歸還,屆時並繳納報告50份,以備我學術界參考等情相應電請查照核覆等由。」《關於日人在山東曲阜縣漢靈光殿遺址盜掘之古物即應歸還之文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1。   
  這些考古發掘,是在別國土地上掠奪歷史文化財富,他們只注重搜尋文物精品,對發掘工作的嚴肅性與科學性、文物的安全性及發掘對像(遺址)的完整性等完全不予重視,也不會嚴格採用國際考古發掘慣用的探方或探溝法。這些盜掘考古,不僅掠奪了中國的文物,而且也嚴重地破壞了遺跡。   
  從戰後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調查所作的《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副本一)的部分統計,便可窺日本劫掠式考古所致損失之一斑。《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1939年3月13日製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910。   
  物主名稱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數被掠經過、備考國有徐寧周妻張氏墓表延昌4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20年賈買苟妻索氏墓表延昌22年賈買苟墓表延昌26年4月郭恩子墓表延昌29年11月記崇慶墓表延昌32年閏正月殘墓表延昌32年2月鞠孝嵩妻張氏墓表延昌40年閏3月續表物主名稱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數被掠經過、備考侯慶伯墓表延壽11年5月侯君夫人張氏墓誌儀鳳□年12月17日張君夫人毛氏墓誌龍翔2年11月鞠孝嵩墓表延和9年正月孫仁德等殘造像年月缺康居士繕經記殘石中有武後制字上14種皆太谷光瑞在高昌故址盜掘之品白鶴觀殘碑(行書)成殘石六太谷氏在濟木薩北四十里盜掘所得房山刻經殘石貞觀8年□月乙卯朔15日巳□太谷氏自河北省盜走居雍關刻經殘字4行,存全字8,半字3太谷氏自河北省盜走司馬溫公告身1件民18年日本古物商人江籐濤雄盜買,現存日本侯爵細川立友漢熹平石經殘石1件(400餘字)由某氏盜買,現存日本國有銅盉壺商代3件,2件獸把參考日本商會中國歷代太醫院物銅人俞穴像宋代額題「天聖5年10月制」庚子之役被掠去,現藏日本帝室博物館遼寧海城縣三覺寺石獅1對,高丈數尺甲午之役被掠去,現立於東京博物館前熱和省文廟周銅彝器10件民24年被駐熱和行宮日本司令官盜運日本清雍和宮人面蟠龍雷紋鼓(銅器)1件庚子之役後被掠去,現藏京都佳友二成氏家屋續表物主名稱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數被掠經過、備考國有羊頭窪先史居住址調查(民22年5月)資料現存日本京都帝大文學部考古學教室顧鄉屯舊石文化遺址調查(民22年6月)資料現存日本,巖波書店出有「滿蒙學術調查團報告書」6冊熱河省新石器文化調查(民26年8月)同上紅山後石銅過渡期古墓住址調查(民23年6月)部分資料在日本京都帝大考古學教室,東考古學會曾刊「紅山後」一書間島古跡調查(民26年)石器時代資料在京都帝大文學部,偽文教部古跡「間島省古跡調查報告書」一冊熱河省灤平附近古跡調查(民26年6月)主要新石器時代同上,刊「熱河灤平縣附近遺跡」一書延吉小營子新石古墓調查(民27年)部分資料存朝鮮京城帝大法文學部,偽滿文教部古跡保存協會曾刊「延吉小營子遺跡調查報告書」一冊遼永慶陵調查(民27年7月)資料在京都帝大文學部考古學教室,請與四村實造接洽收回吉林市附近古跡調查(民29年)主要渤海國物資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學部撫順縣高句麗新城調查(民29年9月)資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學部考古學教室遼陽市漢墓調查(民32年9月)資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學部考古學教室,請與負責人駒井和愛收回旅順營城子積石古   
  墓調查(民33年8月)黑陶時代部分資料存京城帝大籐田亮策處續表物主名稱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數被掠經過、備考遼陽市壁畫古墓調查(民31年)資料存東京帝大法文學部考古學教室,報告書原稿請駒井和愛交還琿春半拉城(渤海東京龍泉府址)調查(民31年3月)遼陽市林產化學會社附近壁畫漢墓調查(民32年3月)資料明器部分存東京帝大文學部考古學教室,請與駒井和愛交涉遼陽州城址調查(民32年5月)資料存東方文化學院島田正郎所,又報告書原稿一併收回和龍縣西古城子(渤海中京顯德府址)(民34年4月)資料存京城帝大,請與島山熹一交涉追回        
第17節 文化珍寶大遷徙   
  1籌備南遷,首遷京滬   
  1931年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三省以後,又虎視華北,北京已處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為了不讓文物淪入日本人手中,當時的國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搶運文物計劃,決定轉移故宮及北平文化珍寶的決定。北平故宮博物院決定先將最珍貴的古物、文物裝箱,準備南遷。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及時買來木箱、棉花、稻草、紙張、繩子、釘子等用品。經過一段裝箱實踐,採取以棉花墊底、隔離,用紙包好,包與包之間再用稻草、棉花隔開,四周塞嚴,上下墊滿,最後釘好箱子加封。古物館除留下陳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參觀,其餘從庫房內的文物裝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選,歷時一年多。   
  1933年初,長城抗戰開始,日軍攻佔熱河,平津地區面臨直接威脅。2月6日,這一天揭開了人類藝術史上罕見的藝術大遷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裝上兩列火車南行,由故宮博物院秘書處秘書吳瀛為押運總負責。3月15日,故宮博物院又開始裝運第二批箱子。同時幫助頤和園鑒定並代運文物。至5月15日共裝運五批。故宮博物院三館一處共計13491箱。其他各機關文物裝箱數:古物陳列所5415箱,頤和園640箱,國子監(石鼓)11箱,共計6066箱。總計19557箱。這些箱子裡裝有242592件中國古代藝術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來的6411幅書法和繪畫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銅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時期的瓷器。這是一批價值無法估量的稀世之寶,是中華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國古代藝術的代表作。當這精選的24萬多件國寶離開北京的時候,無論是計劃的制訂者,還是組織者、執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萬里,許多藝術珍品60餘年仍不還。   
  鑒於南京沒有庫房,國民政府決定將南遷文物暫存上海,在南京選定地點修建庫房。1934年12月,王世傑理事在故宮博物院第四次常務理事會議上,提議把南京朝天宮一地全部劃歸故宮博物院,作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築倉庫地點。朝天宮庫房建築延至1936年3月開工,8月竣工。   
  滿載國寶的6列火車離開北京後,經平漢、隴海、津浦、京滬鐵路運往上海,將國寶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裡。1935年6月,曾從中精選出80箱,赴英國舉辦了一次中國藝術展覽。1936年底,由於中日關係更趨緊張,故宮博物院遂將上海的文物珍寶陸續運存南京朝天宮地庫的新庫房。   
  2為避戰禍,再遷西南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八一三上海烽煙又起,南京的機場和軍工廠連遭日軍飛機的轟炸,南京危在旦夕,轉移國寶又迫在眉睫。於是,來自北京的國寶,連同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餘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遷路。從南京運出的文物計16699箱,其中內政部古物陳列所佔5303箱,其餘均屬北平故宮博物院藏品。《內政部關於戰區內古物文獻移轉情況的報告》,1940年7月。載《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二),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頁。   
  西遷文物分水陸三路運往西南大後方。   
  北平故宮博物院決定,將曾於1936年參加赴倫敦展覽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鐵皮箱運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遷文物80餘箱由招商局「建國輪」運達漢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長沙。船先到武昌,然後轉汽車抵長沙。押運人員與湖南大學商定,將文物貯存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馬衡院長曾計劃在湖南大學圖書館附近的山邊,開一個山洞來貯存文物。但不久長沙即遭空襲。國民政府認為文物不能在長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後方遷運,故宮博物院準備將文物遷至貴陽。文物離開長沙一個月後,日軍飛機便轟炸長沙,炸毀了湖南大學圖書館。   
  由於湘西一帶時有土匪搶劫,國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繞道桂林,並由湖南公路局派10輛汽車裝運。到廣西邊境後,由廣西公路局派卡車接運。到貴州邊境,再換貴州公路局車輛。1938年1月,車到貴陽,把文物存放在城裡六廣門內一個花園。為防空襲,1939年2月改運偏遠的安順,又將這批文物存入貴州安順的華嚴洞,並成立故宮博物院安順辦事處。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計有秦漢古劍等珍貴文物118件也移藏華嚴洞。對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舒楚石函告,「奉令監同故宮及本所文物運湘存儲,以時局關係,復由長沙經桂移黔,近因避寇機空襲,由貴陽運存貴州安順縣華嚴洞,此地不虞轟炸,並有滇黔綏靖主任公署派兵一連駐守」。《為奉令將經管南京古物保存所運黔物品點交貴州教育廳代為保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6。於是,這批國寶在這個山洞裡沉睡了6年。   
  陸路文物(加上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622箱)7288箱,於11月10日分三批從南京由火車運出。行車路線是北走長江,往寶雞,並自寶雞,再以卡車護運,經漢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宮博物院之莊尚嚴、那志良協同搶運。這是三條西遷路線中最艱苦的一趟旅行。火車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但未造成損失。第二天到鄭州後,又遭敵特放火破壞,幸虧車站人員及時讓車從大火中開出。當南京陷落時,專列已駛抵寶雞。在寶雞火車站卸車時,由於難民潮湧,秩序混亂,撞車事故時有發生,部分文物被震毀。這批文物運四川時值早春,秦嶺經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經搶修才於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當時從寶雞到漢中只能用卡車運送。以一卡車裝20箱計,往返三百多次,從寶雞到漢中,直線距離一百多公里,他們卻費時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運到漢中,暫存文廟。1938年6月28日,押車衛士隨身攜帶的手榴彈不慎爆炸,炸毀文物4箱。在漢中立足未穩,當地的飛機場就受到日本飛機的轟炸。不久,轉移的命令又傳下來,要乘汽車間越秦嶺山脈。運輸隊不敢怠慢,馬不停蹄地向四川進發。四川公路局派出5輛汽車接運,5月26日開出首批車。他們走的正是唐代大詩人李白當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由於車輛少(後減至2輛),路基、橋樑不好,且管理不善,滿載國寶的汽車隊在蜿蜒崎嶇的蜀道上艱難緩行,直到1939年3月,費時10個月才告完成。陸路文物運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從成都運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個古廟裡。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那志良:《故宮文物疏散到後方》(一)台灣《傳記文學》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險為夷。   
  在陸路裝運文物去西安、寶雞的同時,也裝船從水路運往漢口,然後從宜昌到重慶,最後遷至樂山。從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兩批西上,由楊師庚及中英文教會部分職員暨故宮吳玉璋等協同搶運。水路文物搬遷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於危難之際,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中,冒著生命危險,親自護送這批文物至抗戰大後方。杭夫人回憶道:「上船的時候,因為難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後只好用吊繩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輪」、英商「黃埔輪」載運9250箱先後運抵漢口,在漢口碼頭卸船時破損瓷器類文物一箱,所有文物暫存於英商和平洋行倉庫。因武漢地區籠罩著戰爭陰雲,國民政府向重慶轉移,為確保安全,存漢口文物不得不倉促運往宜昌,後又分批運抵重慶。   
  首批運達重慶的文物存放於四川禁煙局倉庫。1938年2月23日,該倉庫嚴重坍毀,壓損文物7箱。後在重慶南岸沙坪壩建倉庫貯存。上述文物歷經磨難,不斷輾轉於途,曾先後存放在王家沱、羊角灘、陝西街余家巷等處,由於倉庫簡陋、儲存條件惡劣,部分文物發生霉變,其中一箱殿本圖書集成徹底毀損。1939年以後,國民政府戰時首都重慶屢遭日軍飛機空襲,存放於重慶的故宮文物只得再度搬移,決定選取樂山為這批國寶最後的避難所。途經宜賓轉運樂山安谷場,在轉運途中,數箱文物失手墜地、滑落水中,數艘裝運文物貨船迭遇觸礁、船艙進水沒及雙腳,遭受雨淋等現象也有發生。但是,由於樂山地處岷江中游,運送國寶的輪船到了宜賓就開不上去了。1939年5月底前,這批文物從重慶運抵宜賓,其間,故宮博物院職員朱學侃晚察看艙位大小時,失足跌入未蓋的艙口內,重傷身亡,是為保存文物獻身的第一人。從宜賓到樂山的水路運輸比較困難,每年只有6、7、8這三個月可以行船,水運從8月中旬開始至9月中旬,總算平安運抵樂山,馬衡院長為此致書慰問工作人員說:「自瀘州被炸(九月十一日),憂心如焚,數夜不眠,得來電,知兄大功告成,急囑廚房備酒,痛飲數杯。」在樂山成立了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運抵樂山後,儲存條件惡劣,常遭白蟻危害和倉庫滲漏,部分文物損毀嚴重。   
  因日本飛機轟炸,1939年6月,中央博物院移存重慶的文物分3批遷往昆明,小部分存四川樂山。1940年8月,日機轟炸昆明。於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再遷四川南溪李莊鎮。   
  3抗戰勝利,文物東歸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西遷文物首先集中重慶,然後運返南京,在運回南京途中,不時發生撞車、顛覆、遇雨、落水等事故,嚴重受損文物達120餘箱。曾濤:《國寶大遷徙》,載《揚子晚報》1995年8月27日。   
  文物東歸又涉過千山萬水,經歷諸多困難。如為將西遷的四庫全書運回杭州,不僅費時費力,還遇到不少險阻。1946年春,內政部警察總隊長任建鵬率押運車輛6部,從重慶赴貴陽搶運四庫全書之大部。1946年6月2日,任建鵬途中報告遭遇:「此次押運四庫全書,自渝至衡曾渡江3次,以軍車過多,故每次渡江,均須二三日,聞至杭尚須四番渡江,(以原橋均因戰事炸毀)時日恐更須拖延,原預計一月,恐難以到達,5月30日向邵陽出發,下午1時過赤水鋪東約二公里,發現股匪約二十餘名,攜帶手槍十餘支,正搶劫築衡客車一輛。當匪見職車開至,乃舉槍射擊。當時為自衛計,即令押車警士予以還擊,相持1時許,始將車保護行過該處。」《有關運送四庫全書的函電和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50。四庫全書是1772—1790年間由乾隆御定編纂的一部大百科全書式的叢書,它收錄我國18世紀後期以前的圖書3503種,成書之後共36315冊,約997億字,共230萬頁。該書按照古代傳統分類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故稱四庫全書。全書當時共用毛筆抄了7部,用香楠木匣裝存。分藏北京紫禁城皇宮之文淵閣、圓明園之文源閣、熱河行宮之文津閣、奉天行宮(今瀋陽)之文溯閣、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和杭州孤山聖因寺的文瀾閣。揚州所藏毀於太平天國戰火,鎮江所藏毀於1842年英軍進攻鎮江,圓明園所藏毀於英法聯軍侵華,瀋陽文溯閣所藏當時落入日軍之手。而杭州所藏在太平天國第二次攻佔時散失,1880年重修文瀾閣時,陸續收集一些和補抄了殘缺部分,到1925年,這部書才大體上補齊,實屬不易。因此,戰時保存杭州文瀾閣所藏,具有特別的意義。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抗戰期間以及戰後,中國文物精品,經歷了空前的劫難,先後南運、西遷、東歸,歷時15年,行程十餘萬里。可見,物力、心力損失之巨大。   
  至1946年3月底,經過各地查報和綜合,民國政府教育部編製的《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按地區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蘇、河南、湖南、湖北、陝西、東北、安徽、河北、福建、廣東及香港、廣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個省、市、區,分別記述其圖書、文物、字畫碑帖、古跡古建築等的被掠奪和破壞的情況。該目錄所列戰時中國被劫、遭毀公私文物,查明有據者計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失蹤之謎   
  一「北京人」的發現及其價值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標本,在抗戰時期不知流落何處,這是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損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當年「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者、著名歷史考古學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報發表《「北京人」在哪裡》一文,他感慨道,這是一個謎!也許不久即可解答,也許永遠不能解答。戰後60年來,中國人民一直在關注和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1998年8月,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等14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發出倡議信——《讓我們繼續尋找『北京人』》,認為「對中國科學家來說,有這樣一件事始終不能忘懷」,並希望「在本世紀結束前,大家攜起手來,做一次全人類共同的尋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個謎。為便於國人瞭解這一失蹤事件的來龍去脈,現綜合有關資料,進行追蹤。   
  裴文中抱著經石膏加固後包裹好的頭骨準備運往北京   
  ——采自《縱橫》(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國猿人北京種的俗稱,也稱「直立北京人亞種」。它生存於第四紀初期,距今約有數十萬年。按照形態上說,它介於現代人與猿過渡的一種原始人類,與現代人的關係十分密切。龍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縣周口店鎮的一座石灰岩小山。採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發現化石。老百姓將此山稱之為「龍骨」,並將它們賣給中藥鋪。1918年,來華擔任礦政顧問的瑞典人安特生來到龍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發掘的化石中有一顆人類的牙齒,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開始系統發掘,然而,接下來幾年的發掘,並無重要發現,安特生等人便離開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時許,太陽將要落山,在昏暗的燭光下,有人大叫:「這是什麼?人頭!」主持發掘的專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將這個保存完整的猿人頭骨取出。裴文中當時欣喜若狂,用他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單包裹著這珍貴的頭蓋骨,冒著嚴寒,護送到北京城。當時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動,目光集中於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張臉。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發現和研究表明,「北京人」會使用火,對石器工具加工技術有了改善,穴居,會採集和狩獵,有相當程度的社會適應性,平均腦量1059毫升(現代人為1400毫升),肢骨比頭骨進步。它代表了「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為「從猿到人」學說的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這一古人類研究史上的重大發現,引起了全世界學術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便成為世界人類學的寶庫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搖籃。1987年12月11日,該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清單。   
  鑒於中國猿人研究的重要性,當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決定,在地質調查所內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負責在周口店發掘中國猿人的工作,並在中國境內從事有脊椎動物化石及古人類化石的採集和研究。美國方面的有關人士也予以關心,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經費上給予資助。中方與該董事會簽訂合同,其中規定:研究室的經費由董事會補助;所採集的一切標本,為中國國家財產,永遠保存在中國,不許運到國外,標本也包括中國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會推舉一位人類學家,擔任中國猿人的研究,並為研究室名譽主任,中國委派一位地質學家擔任地質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並任研究室副主任。擔任中國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為美籍科學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協和醫學校解剖系的教授。經過十數年的發掘,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共發現了中國猿人的頭骨7個,下顎骨12個,牙齒數十枚,體骨10餘件。這些標本都存放在協和醫學校解剖系辦公室的兩個保險櫃內。魏氏研究的時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輕易取出真標本,也不輕易示人。七七事變後,曾兩次送到花旗銀行的保險庫,以防萬一。《中央地質調查所檢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國劫走經過及有關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4。        
第18節 「北京人」的轉運及失蹤   
  1937年日軍侵佔北平時,「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協和醫學校。隨著戰爭的持久,太平洋風雲日緊,美日關係惡化,中國方面擔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問題。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質調查所副所長尹贊勳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現存協和之猿人標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運至西南安全地帶為妥。若有特別困難不能南運,亦應設法托美國友人運往美國學術機關暫存,一俟和平恢復,再行運回。請兄轉為面商關係人員決定方針,俾至必要時間,即可實行」。《尹贊勳致裴文中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灝致函北平協和醫院院長胡頓(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將「北京人」化石轉運美國。1941年4月17日,胡頓復函翁文灝,認為「企圖將這批化石轉移出北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理由是,地方當局和海關必定會直接插手檢查所有這類物品的進出。這批科學物品是民國政府的財產,將它們運出中國或日本佔領區很易遭到被沒收的危險」。「由於這批標本的所有權歸中華民國政府,想求助美國政府某些部門將它們轉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國官方同意轉移,駐華使館也不敢承擔違反日偽政府及海關法規的責任。」胡頓及一些顧問主張存放原地,「即便將來形勢惡化,這批標本也不可能受損,沒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損。它們沒有出售價值,最壞的情況莫過於不再在北京(或中國)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館罷了」。《胡頓致翁文灝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國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灝,陳述沒有將化石隨身帶到美國的理由:在海關發現,肯定被沒收;不能讓這珍貴的物品在這危險的時刻暴露在一次沒有護航的航行中。「讓化石原物放在它現在的位置即北京協和醫學校解剖系大樓內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險櫃中是明智之舉」,「在可能危及化石標本的情況下,最好什麼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灝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28(16),卷134。   
  但據裴文中戰後回憶,1941年初,日美關係緊張,美國大使館勸告美國僑民離華。魏敦瑞決定於4月份回美國,在紐約天然博物院繼續研究,希望將中國猿人標本帶到美國去。離開中國前,魏和裴文中曾兩次到美國大使館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國政府允許之前,美方不便單獨行動。   
  1941年8月間,翁文灝代表中國,與美國駐華大使詹森交涉,請他設法將中國猿人標本由北平協和醫學校取出,運存美國,戰後再運回本國。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電北平,令他們照辦。   
  據當時最後接觸化石的中方人員胡承志戰後報告,在珍珠港事變前,大約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間,北平協和醫學校總務長博文(Bowen)匆匆來到實驗室,要求胡承志速將「北京人」等裝好,要在極秘密之下送到他辦公室。「余當時將早經備妥之木箱拿出應用,並將房門鎖住後裝箱。該二箱均為白木箱。」「至裝箱之情形,頗為華貴。先將骨骼用擦顯微鏡頭用之細綿紙包好,再用軟紙包著,然後再裹以潔白醫用吸水棉花後,用粉蓮紙包上,再用醫用細紗布多層包在外面,裝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滿,小木箱內周圍六面由具有彈性之黃色瓦□紙數層包好,一一裝入大箱內,用木絲填裝。」兩木箱書以CadⅠ和CadⅡ。兩箱內骨骼化石數為:「北京人」頭骨5個,頭骨片5片,牙齒約130枚,下顎骨約10個,上顎骨1個,及其餘零星碎塊之肢體骨等,約數十塊;上洞史前人頭骨3個,未成年頭骨1個,肢體骨十餘個,牙齒數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裝箱完畢,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車親自押送至博文先生辦公室,當面交彼。彼即立刻將兩箱送到『F』樓下四號之保險室,過夜後即送至美大使館。珍珠港事變前,知道北京人裝出的有胡頓校長、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書)」。《胡承志報告「北京人」失蹤經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關於「北京人」化石失蹤之謎,有多種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國海軍代運出,傳說該文物在秦皇島附近遭日軍截奪;在天津調包,流落美國;埋藏在北京;沉沒在海中;在中國民間。現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有關檔案,裴文中先生與遺失事件相關人員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報附件,當事人的回憶,以及學者的研究作簡要的介紹,以期進一步探究真相。   
  關於「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國海軍代運出等情,有資料顯示,美國方面原計劃由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帶到美國。1941年12月4日,兩箱化石標本,連同美軍人員的行李27箱,由火車專列從北平運天津轉秦皇島,當時由菲利軍醫負責接管。當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內。當天,在天津還為海軍陸戰隊員舉行盛大告別會。不幸的是,來接美國陸戰隊的哈里遜總統號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馬尼拉赴秦皇島途中,即12月8日,為日本戰艦追捕,在長江口外觸礁沉沒。   
  「北京人」的運送,當時是悄悄進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軍驅散回非洲、原北平協和醫學校的負責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騰,在給翁文灝的信中指出,「北京人」頭骨原物等「原擬隨美國駐平海軍陸戰隊一道送往美國。日美開戰後不久,美國陸戰隊隊員在秦皇島當了俘虜。上面提到的化石與美國陸戰隊隊員在一起。這個情況我們是從一位陸戰隊隊員那裡得到的,這位接受委託的隊員在北京關押時恰好闌尾炎發作,在北平協和醫院作手術。他瞅準機會把消息透露給大夫。從此以後,我就不知道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騰教授對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裡遇到一些日本軍官,但沒被詢問。我判斷日本人完全清楚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協和醫學校,問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麼地方。我當然回答『不知道』。從這次談話中我判斷,『北京人』或許已被悄悄地運往日本了,所以並非每個對此關注的人都知道。或許它確實在秦皇島丟失了。」   
  佛騰在信中還談到日軍破壞的情況,「當日本憲兵隊要用洛克哈特大樓時,他們把地質調查所的物品和圖書統統裝上卡車運到城外空地給扔掉。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搶一空,他們認為這些東西也許值幾個錢。後來福格森博士還買了些上門叫賣的骨骸,……這就是您在任時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項研究工作的悲涼結局」。《佛騰致翁文灝函》1942年9月1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認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標本損失達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灝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國國務院和海軍部幫助追查。他還指出,「我們迄今尚未公佈這件事是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實,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來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兩周,被獲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佔協和醫院,立即派員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員將鐵櫃打開,檢視所有一切後進行封存,並派兵守護。過了幾天,日本佔領協和醫院的負責人田岡大尉和裴文中面談,追問中國猿人標本存放何處,並說明保險櫃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長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來到北京,組織周口店調查所,繼續開掘。高井帶了一名日本憲兵,向裴文中追問中國猿人的下落。由於化石標本裝運是悄悄進行的,裴文中並不知情,當然也就無從回答。   
  此時,在北京的日文報,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報刊,在重要新聞欄內發表這樣的新聞:長谷部言人發現中國猿人標本已被美國人偷去,協和解剖系保險櫃內的東西是假的,是石膏製作的模型。這種貴重的東西,原不許運至國外,但美國人不講信義,把它偷走了。也許長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沒有什麼成績,住了一個月,又回東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憲兵密探錠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確表示受日本軍部的命令,負責尋找中國猿人標本。錠者繁晴連續在3天內質詢了全體有關人員。特別是博文因此被日本憲兵隊囚禁了五天,追問沒有結果。裴文中認為,日本軍方插手此事,是因為長谷部言人在東京運動了要人,令日本軍部找到「北京人」化石。軍部認為錠者繁晴很能幹,而讓他承辦此事。《裴文中關於「北京人」化石標本被劫及失蹤經過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間,忽然有消息說「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並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別其真偽,但很快又讓她回來了,說天津發現的東西與中國猿人無關。從那以後,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沒有提起「北京人」這件事。據此,裴文中戰時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經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第19節 戰後追尋「北京人」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及民間組織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後於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質調查所原所長翁文灝和現任所長李春昱,稱「猿人標本前曾裝二大箱交美國大使館,惟未能運出,戰爭即行爆發。一年後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來平,擬繼續研究曾找過胡頓問話未果。後日人至秦皇島、天津及北平各處尋找,謂未找見,此後亦再無人追究……胡頓等猜疑標本或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請准至秦皇島察訪……請赴日調查團注意中國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過紅十字機構轉信在美國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保管委員去尋求麥克阿瑟情報參謀的合作,並在《紐約時報》發表有關中國猿人標本失蹤的文章。   
  為了發動更多的人尋找失蹤的「北京人」,裴文中應《大公報》記者徐盈之請,撰寫《「北京人」在哪裡》一文,於12月在重慶、上海、天津三地發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報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時報路透社訊,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發現。聽到消息後,翁文灝於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國馬歇爾將軍,請求把「北京人」化石歸還中國,並隨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單。然而,空歡喜一場,實際上發現並歸還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層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發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無影蹤。《中國駐日代表團致盟軍總部備忘錄》1946年4月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375,卷846。   
  中國政府指令中國駐日代表團切實追尋,教育部並派「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專家李濟前往日本協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務省民間財產局給盟軍總部民間財產管理組的報告寫道:「本局調查顯示,a1941年12月在秦皇島及其周圍駐紮的日本部隊是第27師團之第15聯隊。由於有關材料丟失,該部隊人員姓名和現在的地址不詳。b未查清該部隊是否與『北京人』化石遺失案有關。c復原局對前華北派遣軍3位參謀中村由治(Yuji Nakamura)、塚本正代(Masayo Tsukamoto)、島貫竹三(Takeji Shimanuki)進行過詢問,沒有獲得任何與化石骨骸遺失案有關的情況。d遺憾的是,根據現有情況無法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1948年12月6日,裴文中給李春昱寫信,對尋找「北京人」茫茫而無結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弟前於李濟之先生赴東京之時,曾函他,請詢問高井冬二和長谷部言人,因他二人尋找之時,距遺失之時甚近,且曾詢問在豐台集中營之美軍陸戰隊官兵,更加利用日軍軍力尋找,當有所知。然而據李先生到平時雲,美軍總部以不知二人下落為辭,竟求與二人一見而不可得。現高井冬二仍在東京帝大地質系任助教,豈能以不知下落回答之」。「日方之復函,謂曾詢問日軍中之在秦皇島者,彼等當不知之,即知之亦否認之。故弟認為,關鍵仍在東京之盟軍總部。如詢問高井和長谷部及當時之日憲兵『錠者繁晴』,更為有力,且可得確實消息。」裴文中「對化石之下落推測,則為日人所得(即長谷部),因何以彼於尋找後,即不再尋找?協和之胡頓,亦如此想法;惟博文則認為不可能。然無論如何,則詢問高井等,可得第一手資料,則無疑問。高井現對人表示(現弟之一學生在彼處讀書),曾尋找數月,毫無結果。純係搪塞之辭。我們應知者為:曾於何處、何人尋找過,所得結果如何?要他歷述所找之經歷,他不能否認沒有找過!」裴文中最後認為,「惟找到之希望甚微,我始終認為,關鍵在『盟總』」。《裴文中致李春昱函》1948年12月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375,卷846。   
  那麼,盟總和美國方面為何不熱心呢?我們可以作些推測,本書《戰後對被劫文物的查證和追索》一章,對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作了分析,由於冷戰局面的形成,美國要扶持日本,使之成為「東方反共產主義的橋頭堡」,這不能不影響到劫物歸還政策。但也不排除化石流入美國的可能。美國科學家和陸戰隊員畢竟是當事人,美方人員是化石在中國遺失的最後的見證人,對化石的去向是清楚的,至少,應該知道它是在何時何地丟失的。可迄今為止美方人士沒能提供化石遭劫的確切地點。為什麼不調查被俘的陸戰隊員,也不願中國方面會詢高井?   
  1951年,新中國成立的初期,曾尋找過「北京人」。七十年代,尋找「北京人」又成了熱門話題,有關「北京人」下落的書籍和報道不斷面世。        
第20節 「北京人」流落誰家   
  從時間上看,幾乎可以排除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運抵美國途中遺失說」。因為哈里遜總統號在馬尼拉赴秦皇島途中,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該船在長江口外觸礁沉沒,當然不可能將遠在秦皇島或天津的化石運出。但不排除中途藏匿的可能。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的一位古人類學家夏皮羅出版了《「北京人」》(Peking Man)一書,他認為在天津的地下室就被掉包了。   
  認為「北京人」在美國的也大有人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為打破中美長期敵對的堅冰,尼克松想找到「北京人」作為禮物送給中國,但沒有成功。隨尼克松訪華的嘉納斯懸賞5000美元尋找「北京人」,獲得的線索很多,但都不是要找的標本。一女士說自己藏有「北京人」,並約定和嘉納斯在帝國大廈102層樓見面,雙方如期而至。當該女士取出照片時,嘉納斯眼睛為之一亮,認為這簡直太棒了,這正是他最想見到的!接著討價還價,正談話間,看到有人拍照,該女士拿著包飛跑,嘉納斯沒能追上。1993年3月8日,美國海軍某部軍官、歷史學家布朗認為,「北京人」頭骨化石可能在紐約,並在《紐約郵報》上發佈消息,懸賞25萬美元尋找「北京人」頭骨化石。   
  「北京人」化石是否在日本呢?如果化石和美國陸戰隊隊員確實在秦皇島落入日軍手中,那麼可能性就在日本。如何理解戰時日本方面的搜尋呢,一種解釋是為了掩人耳目,一種解釋確實不在日本手中。還有一種說法是,裝中國猿人的兩個箱子,當時在秦皇島的庫房中,該庫房曾被日軍搶劫兩次,在戰亂中難保這兩個木箱不被日軍摧毀了,而日本方面還不知道。   
  戰後,也有人認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如博文等人就持這種觀點。長期研究「北京人」去向的中國學者、光明日報出版社社長李樹喜認為,化石在日本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其理由在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日兩國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術界都就頭蓋骨失蹤問題交換過意見,日本方面堅決否認在日本。」「從常理來推測,『北京人』頭蓋骨之所以珍貴,主要在於其研究上的重要價值,關注的人多才有意義。假如在日本,無論是在政府手中,還是在民間,都應該將它公佈出來,沒有秘而不宣的道理,這樣做沒有任何意義。」據李樹喜所說,著名人類學家賈蘭坡在世時曾說,他也不相信「北京人」頭蓋骨在日本。上述分析,也是有道理的。這和1941年胡頓反對將「北京人」化石運藏美國有相同之處。文物,是人類發展的見證,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應該得到保護,共享研究成果,而不能據為一己私有。然而,現實中還不能完全做到。戰時日本從中國掠奪大量文物,戰後日本方面不配合、並極力阻擾劫物歸還中國之事時有發生,這又如何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古生物學家周興國到東京舉辦「恐龍展」,他想進一步瞭解「北京人」的情況,要面見高井冬二,可高井冬二婉拒了見面的要求,並捎來一封信,信中否定化石到過日本,而斷言「由海上運到了美國」。周興國認為,相對於美國而言,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當時是侵略國,有很強的掠奪性。在二戰期間,日本人曾竊取過一具在爪哇發現的梭羅人頭骨化石,直到戰後才被追回。畢竟,它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局勢下發生的。   
  對「北京人」去向猜測種種,另有一說是,當時一個守護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總部與美國駐華大使館相通的便門口的衛兵,曾看到半夜有兩個人抬了一箱東西,埋在大使館門外十幾米的後院裡。這個衛兵推測,這一箱東西不能排除是「北京人」。該後院現在建成一個倉庫。對此,李樹喜認為,起初美國方面並不願代為保管,後來中美就保管頭蓋骨化石事宜達成官方協議才起運的,不存在私埋的可能性。   
  也有人認為遺失的頭蓋骨化石就在國內。對此,周口店古人類學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張雙權解釋道,經常有人打電話來說見過北京人頭蓋骨,但是進一步的追尋發現,99%都是子虛烏有,我們似乎都習慣了,但是每個線索我們都不會放過。也許,這1%就是希望。   
  1996年初,有一位日本人在臨終前對他的朋友嘉滕剛清說,據他所知,「北京人」頭蓋骨化石被埋在距北京城外東2公里的地方,在一棵松樹的樹幹上還作了記號。嘉滕剛清將此事告訴了好友仰木道之。仰木道之向中國方面提供了信息,引起了重視。1996年5月3日,各路專家商討對北京日壇公園「埋藏」地點的「地表探測」方案。以後,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進行兩次電震探測。6月3日上午,發掘正式開始。遺憾的是,近3個小時的發掘,依然一無所獲。曹家驤:《考古發現漫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在種種謎團無法解開的情況下,「北京人」頭蓋骨隨葬「阿波丸」一說,無疑又燃起大家的希望。這一說法是由上世紀70年代美國方面提供的資料率先披露的。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向中國方面通報了這一情況,並希望中美兩國共同打撈。「阿波丸」是日本的一艘萬噸級巨輪,1945年4月1日23時,返回日本途中在牛頭島海域遭到美國海軍重創,沉入我國領海,船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廚師下田勘太郎一人生還。有關資料曾表明,「阿波丸」號上裝有金錠40噸,白金12噸,未加工鑽石15萬克拉,工藝品40箱,錫3000噸,橡膠2000噸,鋁2000噸等。約值50億美元。遺失的「北京人」頭蓋骨也極有可能在這艘船上。當時,一些國家的打撈公司先後向中國政府提出合作打撈「阿波丸」的要求。在「阿波丸」沉沒三十多年後,我國於1977年初開始對其進行了打撈,在已經打撈的沉船所載的部分物品中,成功取回了3000噸錫錠,這說明美國方面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由於當時打撈技術條件的限制,潛水員只能下潛到水下50米左右,而「阿波丸」號的船底在水下70米,結果未能作全面打撈。但在「阿波丸」初步打撈中,竟然發現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鄭孝胥安葬時分贈後人的圓硯,硯上有「鄭公孝胥安葬紀念」字樣,而歷史記載「阿波丸」乘員全部是日本人。這說明,日本人搜羅攜帶了中國北方的文物寶器上了「阿波丸」,這也是「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的旁證。正因為此,一些研究者建議,有關部門應該對「阿波丸」號重新打撈。但這一推測也有疑點,如果日本人1941年已得到了「北京人」化石,為什麼不將化石直接運送日本,反而繞道東南亞,一直等到1945年才裝上「阿波丸」運往日本呢?   
  「北京人」失蹤,不僅是中國,也是全世界、全人類不可估量的損失。解開「北京人」失蹤之謎,是中國乃至世界關心人類發展和學術進步的人們的願望。文物損失的調查與統計   
  抗戰期間,迭經日軍侵略炮火的摧殘、縱火焚燒和瘋狂掠奪,我國公私文物損失極為慘重。這些文物中,有典籍、字畫、珍寶、古玩、碑帖,更有價值連城、無法計價的文化古物。其品種數量之巨,在人類戰爭史上亦實為罕見。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和準備向日本索賠,中國政府開展了對抗戰時期各類損失的調查。其間,有專門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從事文物損失的查證和劫物的追索。調查統計的結果表明了日本軍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本質和凶殘。本章就文物損失調查,以及損失概況作簡要的敘述。        
第21節 文物損失調查的組織機構   
  盧溝橋事變後,為了以事實揭露日本侵華的野蠻罪行,國民政府教育部即著手對中國文教事業損失情況進行調查,至1937年10月,教育部所作的文化教育機關受災情形報告及資料中,列舉了開戰以來日軍對中國,特別是對上海地區文化機關破壞所致損失的情況。   
  為了清算日本侵略罪行,一俟戰爭結束即可向日本索賠,並「將此空前慘痛之事跡,翔實記載,昭告後世」,1938年11月,在重慶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黃炎培等人提出議案,建議國民政府從速設立抗戰公私損失調查委員會,「調查前方、後方、直接間接公私損失,填具表式,報告政府」。孟廣涵主編:《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頁。1939年7月,行政院制頒了《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及《調查須知》,通令中央各機關各省市縣政府分別調查具報,並指定國民政府主計處審核彙編所有材料。但由於戰事迅速蔓延,文化事業損失查報工作進展甚微。   
  由於文物的特殊性,戰時大都關注生命財產的損失。面對戰時我國古物的驚人損失,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研究戰爭損害的專家韓啟桐呼籲,「陷區古物如何徹底清查,實為我國損失調查重要問題之一,應從速慎籌計」。1943年10月14日,蔣介石手諭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國各種文化事業橫遭敵軍之摧殘,應於戰事結束時向敵提出賠償之要求,希即會同有關各機關共同組織一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一面搜集各種材料與證據,一面研擬具體辦法呈報為要」。《蔣介石關於組織對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的代電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580。   
  1943年12月29日,由顧毓琇約集楊雲竹(外交部)、張平群(行政院)、周還(司法行政部)、吳復林、蔣志澄(軍政部)等人在重慶教育部會商,會議認為,文物損失「原擬與敵軍罪行調查委員會並案辦理,嗣奉院長指示:敵軍罪行調查委員會之職掌與對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之任務各別,目前辦理步驟與將來提出之要求也各不相同,仍應分別組織」。為此,教育部設立「向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   
  1944年1月22日,蔣介石照準「向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併入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鑒於文物損失調查的專業性,1945年4月1日,教育部成立「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從事戰區和後方的文物保護工作,並為戰後文物調查預先準備。但直至戰事結束,國民政府教育部及有關部門對戰時文物的損失調查工作並無實質性進展。可見,戰時對被敵毀、留置陷區以及被日劫運日本的文物情況,並無詳細而準確的統計。   
  日本投降後,我國人民要求盡快追回被劫文物的呼聲十分強烈。1945年8月31日,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蔡邦華致函教育部,建議調查我國文化機關之損失以責令日本賠償。同年9月,四川省溫江縣臨時參議會電呈行政院「請索還被日掠奪之我國文物」。同月,張道藩向蔣介石提交《請組織清理日本掠奪中國文物委員會案》。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有關戰時文物損失調查工作才真正開始運轉。10月5日教育部「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擬具歸還劫物初步意見,其中提出「擬由本部派專員駐東京盟軍總部,協助調查我國文物被劫奪情形」。   
  為了適應戰後文物的接收,以及調查文物為敵劫奪或破壞所致損失的詳情,以備向日本搜尋和追償,1945年11月1日,行政院訓令教育部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改名為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該會分設建築、古物、圖書、美術四組。由軍政部、外交部、內政部各派代表一人,另有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北平研究院院長、國史館館長、中央圖書館館長,以及教育部部長特派的高級職員和聘請社會熱心美術保存古物的人士充任該會委員,主任委員杭立武,副主任委員李濟、梁思成,委員有馬衡、蔣復璁、袁同禮等18人組成。《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組織規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2。該會成立後,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文物損失調查工作。   
  原淪陷區為敵偽劫奪的大量文物,戰後為最先到達的軍隊和政權機關接收,並會同有關部門予以封存。由於多頭接受,不免混亂,極易散失。教育部擔心敵偽產業中之文物在接收時散失,遂於1945年12月27日呈請行政院會商軍委會分飭收復區軍政有關機關,將已經接收和尚未接收之敵偽圖書文物等一律通知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接收在案。行政院軍委會1946年1月30日訓令各有關機關,收復區敵產業應依法通知各該有關機關特派人員統籌處理,以免散失,而清權責。教育部為慎重起見,復於1月24日鑒呈主席,主席於1946年2月5日代電指復由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接收。《「接受敵偽文物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及有關接收圖書文物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583。   
  當時因交通未復,清理戰時文物委員會設立平津、武漢、粵港、東北、京滬五個調查區,浙、閩、皖、冀、豫、魯等省也先後成立辦事處,抽調各方面的文物專家,派赴實地訪察指導。於是,金毓黻調赴東北,徐玉森、蔣慰堂派往京滬,沈兼士、王世襄負責平津,簡又文負責港粵,郭子衡兼顧河南,傅振倫兼管山東,汪彤侯、程演生分別調查皖南、皖北。清理戰時文物委員會主要負責各地敵偽文物的封存清理,以及文物損失的調查和追償。   
  要搞清被劫文物和索賠,文物損失的調查至關重要。自1945年10月26日起,舉辦全國公私文物損失登記。「全國公私文物損失登記辦法」規定:(1)申請登記所稱文物包括一切具有歷史藝術價值之建築器物、圖書、美術品;(2)申請登記必須列表詳細說明文物名稱及其重要性、損失的時間地點及敵偽負責人姓名或機關部隊名稱,該文物目前下落等,附送文物照片或圖樣;(3)個人申請登記另須附送當地有關機關或團體之證明書;(4)登記時間於1945年12月底截止。《省市公私文物損失登記公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682。   
  教育部又於1945年12月養日041759號電開:「查歷年以來我國公私所藏文獻古物為敵人掠奪或損毀者甚眾,戰事現已勝利結束,亟應從速調查詳列清單以作將來同日本索賠之根據,仰於電到10日內遵辦具報為妥。」因時間緊迫,廣西、安徽、山東、江西等省登記時間暫緩到1946年3月底。        
第22節 文物損失查報概況   
  經清理戰時文物委員會和全國戰後的初步調查,大致掌握日本侵略給中國文物所造成的損失。   
  就博物館而言,抗戰前夕,全國博物院(館),除國立者外,其獨立設置及附屬於學校或圖書館者約80餘所,戰時大半被毀被劫,戰後雖積極恢復,為數尚不足四分之一。   
  古建築損失概要。寺廟、鑄像、鐘樓、碑塔、陵墓等的破壞損失也十分嚴重。統計在案的古跡損毀有741處。山東的章民、高密、海陽、鄒平、菏澤、沂水等地,均是無廟不毀。沂水古塔,摧毀殆盡。山西境內的純陽宮、大佛寺、三清店、關帝廟、大禹廟等寺院,非劫即毀。   
  在國內調查文物損失的過程中,初步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況。如原存於北京協和醫院實驗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在1942年日軍侵佔期間突然失蹤的情由;北平研究院發掘寶雞鬥雞台所獲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盜三百多件的情況;日偽從故宮博物院、河南博物館運走銅缸、銅炮、銅燈亭損失情況;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的珍本被劫運日本情況;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北平和南京兩批珍貴文物被劫情況等。   
  此外,還掌握了一些日本考古學者無視中國主權,大肆進行劫掠式發掘的情況。如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和東亞文化協會的原田淑人等發掘北魏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齊國故城、膝薛二國故城、曲阜漢魯靈光殿遺址、周口店和殷墟遺址,以及東京帝國大學在大同等地的發掘。僅在遼寧、吉林等地,就有為數達17起之多的盜掘。《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910。   
  封存和清理了日偽劫奪分藏的文物,追回部分散佚在中國和被日人藏匿的文物。如追回溥儀在天津的珍貴文物一千餘件;追繳在杭州被日人阪原道直劫藏的東周長方鼎,梁代觀音石造像、秦鏡、漢鏡、端硯等古物43件。   
  調查並統計出全國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尤其是上海、北平、浙江、江蘇、南京等重災區損失狀況。戰後統計,北平市損失公私書籍586萬冊,古物2800餘件,碑帖21萬餘件。上海市損失公共圖書約30萬冊。天津、濟南、杭州等地,約各10萬餘冊。據不完全統計,江蘇省公私文物損失為:書籍132270冊另3部,字畫984幅,碑帖642件,古物1334件,古跡119間,雜件3箱,共計135376件另119處3箱。《江蘇省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701。南京市的文物損失為:書籍公共部分406461冊156箱1725種。私人圖書53118冊1790種840部59箱,字畫7720件另6箱,碑帖3851件,古物26584件,儀器990件另63箱,標本20614件另1165箱,雜件648368件,合計1180982件另1449箱,按戰前價值估價為2330430元。《南京市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1710。南京市文物損失統計數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發掘所的古物、拓片、古籍損失,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考古組的人獸骨、陶片等標本954箱,因價值卓特而無法估列。   
  經過各地查報和綜合,民國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彙編了《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它先闡明中國損失的數量及其估計價格,然後按地區即分:南京、上海、浙江、江蘇、河南、湖南、湖北、陝西、東北、安徽、河北、福建、廣東及香港、廣西、江西、其他各省等共17個省、市、區,分別記述其圖書、文物、字畫碑帖、古跡古建築等的被掠奪和破壞的情況。該目錄所列戰時中國被劫遭毀公私文物,查明有據者計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為方便讀者明瞭和研究起見,將江蘇省及南京市的文物損失統計表也予以介紹。   
  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全5(2),卷913。   
  類別損失數量估計價值書籍公2253252冊另5360種411箱44538部3804014元私488856冊另18315種168箱1215部1204766元字畫公1554幅185490元私13612幅另16箱555035元碑帖公455件37135元私8922件170764元古物公17818件1035888元私8567件另2箱318246元古跡公705處1620600元私36處65000元儀器公5012件另63箱626658元私110件另3箱40025元標本公14582件另1204箱77369元私17904件15000元地圖公125件480元私56003件13926元藝術品公私2506件39721元續表類別損失數量估計價值雜件公648368件65429元私3箱10000元合計3607074件另741處1870箱9885546元        
第23節 對中國文物損失調查統計的分析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製的《我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凡例》,對調查統計的可靠性及估價等項作了說明:「一、本目所列材料,均系根據本會各區各省辦事處實地調查所得,以及公私機關個人申請登記,經本會嚴格審查之文物損失,其他不屬文物範圍,以及雖系文物而乏證件者,均經審閱後退回原處,或轉送教育部統計處,及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核辦;二、本目所列損失估價,系由本會延聘文物專家及業書肆及古玩者共同議定,均照失主原報價削減甚多,並遵行政院指示,各項損失估價,悉依戰前標準;三、本目僅列文物類別及損失估價而以地域分之,俾便查考與統計;四、本目根據本會辦理文物損失登記辦法第4條,專案呈報政府轉令日本賠償。」   
  從要求日本賠償中國文物損失角度觀察,所進行的調查登記工作是嚴謹負責的。由於下文涉及的種種原因,故而《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雖可視為極為珍貴的資料,但卻遠非是中國戰時文物損失的全部。中國戰時文物損失統計失之偏少。   
  戰時我國被劫被毀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據的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古物、儀器、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惟以公私收藏家對於文物損失之申報均不踴躍,此數未能盡括戰時實際之損失。」《第二次教育年鑒》,文海出版社,第1129頁,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編》。事實也正是如此:據《南京市抗戰時期公私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記載,南京地區各項公私文物損失約40000件,但在公私文物損失統計所涉及的字畫等七大類中,私人文物損失只有69人申報,而在文物雜件損失中其調查統計數據更令人震驚,竟無一人申報。如南京市公私文物損失統計中佔半數以上的雜件損失中,竟沒有一件為私家所報,在字畫等其他七類損失中,私家所報者也僅列王繩祖等69人;公私申報者盡系市區。而江蘇省全省文物損失統計更是離奇,全省查報的文物損失數量僅為135376件,其損失不足南京市區損失的七分之一。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所列,大多為公共文物損失數字。而在整個文物損失中,私人文物損失應占相當比重。   
  其實,私人收藏者乃至普通居民文物損失也有包含於傢俱、器物等雜件之中者。江蘇省溧陽縣在對大量被劫毀的雜件進行仔細清理,發現許多具有歷史藝術價值的文物,經認真辨認、清點和統計,抗戰期間全縣共有608389件文物、古玩、字畫被搶遭劫,戶均損失在十件以上。《溧陽縣志》,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719頁。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作為經濟發達、文人薈萃的六朝古都,其調查所得文物損失數只及經濟文化發展程度遠落後於南京的溧陽縣的十五分之一,實在讓人難以置信。而更有甚者,江蘇全省查報的文物損失數量遠低於其屬下的溧陽縣的文物損失數。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發源地之一的河北省,其古物損失登記數只有區區52件!戴雄:《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載《民國檔案》2003年第2期。        
第24節 影響文物損失查報的原因   
  國民政府教育部文物損失查報所得數字與實際狀況相去甚遠,還在於該項調查存有很大局限性所致。   
  其一,從地域上看,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查報範圍僅局限於國民黨統治區,統計資料只涉及全國部分地區。廣大的解放區、東北全境和港台地區未能涵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晉綏、冀熱遼、晉冀魯豫、山東、蘇皖、中原等七個解放區及東三省和港、澳、台等廣大地區並未涉及。上述地區人口眾多約佔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地域約占被日軍侵犯過的全國土地的一半以上,而該地區遭日軍侵佔時間最久、被日軍搶掠最烈。同時上述地區除港、澳、台外,大部地區自商代直至明清,中國歷代大的王朝大多建都於此,也是各封建王朝中央政權的主要統治區域。因此,這裡文物古跡集中而繁多。日軍對東北地區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解放區)的一切公私物品、建築設施肆意摧殘、瘋狂掠奪,各項損失極為嚴重。1946年6月30日,中國解放區救濟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向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提供的報告中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中原等七個解放區在抗戰八年中共損失傢俱、農具等各項物品222696081件,毀壞房屋19518708間,首飾寶物等損失約值217630萬美元。廣大解放區和東北地區的文物損失,必定為數不少。   
  人去樓空難以查報。日軍佔領期間,實行瘋狂的屠殺政策,很多居民被殺光,絕戶者乃至一村一莊、一街一巷比比皆是,文物損失無人知曉,更無法及時申報。   
  其二,從時間上看,日軍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大舉侵略中國,直至1945年8月戰敗投降,為禍14年之久,因在戰後賠償問題上,遠東委員會規定中國抗戰損失從1937年起算,所以教育部的文物損失調查是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調查起始時間,而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長達六年的時間內,日軍對東三省、上海、熱河、綏遠等廣大地區進犯和搶劫,必定會有文物損失。這在教育部文物損失調查數據中沒有得到反映。   
  登記時間倉促,很多損失未及申報。八年抗戰期間,人民顛沛流離,背井離鄉。據戰後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統計,戰時流亡民眾達95448771人。1945年底至1946年初,戰爭硝煙尚未散盡,各地盜匪猖獗,道路毀壞嚴重,交通工具奇缺,遠走他鄉的廣大民眾很難及時返回故里,加之難民居無定所,要按時申報文物損失,實屬困難。   
  文物損失調查手續過於繁瑣,要求過於苛刻。各地文物損失調查工作力量薄弱、資金嚴重不足,絕大多數地區只有一些表格供人們領取填報,甚至一些地區連調查表格也不能提供,通常情況下很少有人給予實際指導,文物損失查報工作難以徹底推進。而國民政府文物損失調查表格要求的嚴肅性,如不具備一定的文博知識或得到有關專業人士指導,恐難以完成。根據教育部文物損失調查工作的有關規定,在申報被劫文物損失時,不僅要填報受損文物的名稱,尚須提供文物照片、圖樣或票據,損失的時間、地點,更要填報文物遭損失時施暴者即日偽機關或部隊名稱、日偽負責人姓名以及文物目前下落等,並附有當地有關部門的證明。日軍入室搶劫,絕不可能開具收條,居民躲避尚恐不及,豈能強求日軍報告其部隊名稱和長官姓名。因而「公私收藏家對文物損失之申報均不踴躍」,乃至無人申報(詳見附表一)。        
第二部分 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損失 
 第25節 高校內遷及遭受轟炸所受損失   
  高等院校內遷及其損失   
  1937年7月前,中國計有專科以上學校108所,計大學42所,獨立學院34所,專科學校32所。大學分文、理、法、工、農、商、醫教育8個學院,凡具備3個以上學院者,即成為大學。但這3個學院必須包含理學院或農工商各學院之一,不足3個學院之學校,為獨立學院,得分兩科辦理。   
  抗戰前的中國,教育事業和經濟一樣,也十分落後。學校本來就不多,且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城市和東南沿海、沿江地區。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廣東7所,佔去一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先發動於我國文化名城北平,繼肇事於學校林立的淞滬,接著又深入長江和沿海一帶。在日軍挑起戰端,狂轟濫炸,掠奪焚燒的過程中,中國的高等學校遭到極大摧殘。南開的被毀,是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第一個損失最重的高等學府,初步統計財產損失300萬元(法幣),占當時全國高等學校全部戰爭損失的十分之一。南開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南開大學校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頁。根據當時教育部編定的《敵人摧殘我文化事業錄》載,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學被敵盤踞而未被轟炸外,三個月來全國計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敵人破壞,其中25所被迫停辦。   
  戰前,中國高校的佈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敵人攻擊。為保全中國文化教育計,將面臨被摧毀和被敵佔領利用危險的高等教育,盡力遷移就是惟一的選擇。有識之士在七七事變以前就已預料,戰火必將迅速向中國腹地蔓延。為謀學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設備,為延續中國的文化命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等,規定戰區學校處置辦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及專科以上學校為選擇比較安全地區以便轉移之準備,中小學也作了一定的安排。從1936年夏天及1937年春天起,中國華北和東南部的一些高等學校就開始籌劃內遷。戰事既起,華北、華中、華南的大中學校,紛紛西遷,流離轉徙,散居於川、滇者數以百計。   
  中國戰時高校內遷運動,歷時八年之久。1937年至1939年,就先後共有69所高校內遷。內遷的高校,有的是一步到位,直接抵達目的地,如中央大學。有的是隨著日軍侵略的擴大,戰區繼續擴張,而被迫不斷搬遷,如浙江大學在抗戰中遷校達六七次之多。也有辦學條件不具備而不斷遷移的,如江蘇醫政學院等。因戰時多種因素,高校內遷歷程中一些學校進行了整合。內遷各校雖路線、時間、地域差異而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內遷西南昆明地區、四川、西北地區和廣西、貴州等四個地區。本章在對高校內遷情況作概要敘述的基礎上,介紹高校遭轟炸慘狀及所受損失。   
  1高等院校內遷概況   
  (1)遷往西南昆明等地的院校   
  1937年七七事變起,華北的學校被迫向西和南流亡遷徙。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中堅。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1937年11月1日開始上課。迨上海南京失守,武漢震動,長沙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1938年4月26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5月4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1938年增設師範學院。1940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並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西南聯合大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中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是內遷最遠的學校。   
  內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即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的師生步行團到達昆明時,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街頭迎接,與步行團團長黃師岳握手。   
  ——采自《中國抗日戰爭圖志》(廣東旅遊出版社)   
  中山大學原名廣東大學,是孫中山於1924年創辦的一所多科性大學,1926年改名中山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山大學屢遭日本飛機轟炸,特別是1937年8、9、10三個月和1938年3、4、6三個月,中山大學校舍被敵機轟炸10餘次,投彈50餘枚,部分校舍被炸毀,死5人,傷10餘人,圖書儀器損失很多,學校被迫停課3周,文、法、理3學院一度遷入廣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課。梁山等編著:《中山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中山大學倉促西遷,最初擬遷往廣東西部的羅定,因日軍已侵佔廣東大部,遂於11月中旬,改遷廣西龍州,正往龍州途中,又奉命再遷雲南,定址澄江。一部分師生經廣州、澳門、汕頭等地,走香港經海防及河內入滇,共15批,750人;另一部分師生經由其他道路,約於1939年3月下旬到澄江。還有少數學生,輾轉沿連江西行,步行赴滇。   
  因倉促搬遷,中山大學的圖書、儀器設備損失很大,僅理、工、農、研各院,兩廣地質所、廣東通志館未能遷移而損失的圖書、儀器、標本、模型等就達604箱,圖書雜誌20多萬冊。《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頁。截至1939年2月底,各院系共到教職員245的人,學生1736人。學校於3月1日開學,共設文、法、理、工、農、醫、師範7個學院,並設有一個綜合研究院。校長為鄒魯,但他並未到校理事,代校長為許崇清。教師有音樂家馬思聰、經濟學家黃元彬、教育家崔載陽、文學家吳康、西醫內科專家葉少芙、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等。中山大學於1940年秋由雲南澄江遷回廣東坪石。   
  同濟大學前身是德國醫生於1907年在上海創辦的德文醫學堂,1912年增設工科後改名同濟醫工學堂,後經本國人接辦改為私立同濟醫工專門學校,1927年改為國立同濟大學。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同濟大學已成為一所具有醫、工、理三個學院的多學科大學。抗戰八年中6次遷校,輾轉於滬、浙、贛、湘、粵、桂、滇等省市。   
  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在戰事發生後也多次搬遷。1937年11月底,該校遷至錢江以南的諸暨,不久杭州淪陷,學校被迫改遷江西貴溪縣。1938年遷至湖南沅陵,與南遷的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合併,定名為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長沙大火後,湘域形勢吃緊,學校遷至昆明。1939年夏,又遷至滇池東岸安江村,借村中5座祠堂、廟宇為校舍。1940年秋,戰局發展一度危及昆明,學校又遷至四川璧山縣。1942年夏,又遷至重慶沙坪壩。自1937年11月至1946年秋,學校輾轉浙、贛、湘、黔、滇、川6省,行程6000公里,歷時9年。   
  這一時期遷滇的高等院校還有中法大學、華中大學、中正醫學院等校。   
  戰時遷入湖南的院校有國立商業專科學校、北平民國學院。   
  (2)遷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   
  抗日戰爭期間,由外地先後遷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計48所,占戰前國民黨統治區全部108所高等學校的44%。1937年至1939年,有31所高校(少數為分校)遷川。這些學校入川,主要通過三條途徑:一條由漢口溯長江而上,經宜昌,入夔門,過萬縣,再到重慶。水路入川較為近便,但船少客多,甚為艱難。第二條路從湖北過安康,入漢水,走漢中,取道川北。第三條路多為八一三事變後從上海來的,他們到漢口後溯湘江而南入湖南、廣西,從桂林經貴州入川。宋大魯、程世平:《抗戰時期遷川學校與四川文教事業》,載《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第53頁。   
  中央大學是內遷最迅速而完整的學校。該校前身為兩江師範學堂,建於1920年。歷經南京高等師範及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1932年羅家倫出任校長,使學校逐步發展為具有7個學院和37個系的多科性綜合大學。八·一三事變後,羅家倫函電催促正放暑假的學生返校。8月15日,羅家倫召集在校生於四牌樓大禮堂,他語氣沉重地說:「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爆發了,這場中日戰爭是關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場大戰;這個仗不打則已,一旦打起來,就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夠結束的。我們這一代人打不完這個仗,下一代人還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日軍被驅逐出我國國土、收復全部失地為止。」劉敬坤:《抗戰中的中央大學》,載《江蘇文史資料集粹》(教育卷),1995年版,第9頁。   
  早在1935年冀東事變時,學校總務處就打好550只大木箱,以備遷校之用。淞滬戰事爆發不久,羅家倫就派請教育學院教授王書林、法學院長馬洗繁、經濟系主任吳乾等分赴鄂湘川各處選擇地址,綜合各項報告考察結果以重慶大學地點為合宜。9月,羅家倫呈文教育部建議中央大學遷校疏散:   
  「自被空襲以來,家倫未當一日離校,以身殉職,理所當然。但考察客觀事實及為國家保全文化與維持教育事業之有效的繼續進行計,似不能不作遷移打算。其簡單理由為:   
  (一)不必將三千以上教職員學生置於易受及常受轟炸之地。   
  (二)不必將價值四五百萬之圖書、儀器置於同樣之境地。   
  (三)為教育效率計,應置文化訓練機關於較安全地點方能督促其加緊工作。」   
  羅家倫對選擇遷移地點和必須注重的各項作了安排。在淞滬中日大戰猶酣之時,提出搬遷在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學,有動搖人心之嫌,因此,需要膽識和勇氣。為表明心跡,他表示「至於家倫個人,擬於一切遷移手續辦完,如期開學後即將校務委託妥人暫代,請求允許赴淞滬前方軍中待命,以免學校安全與個人安全混為一談,轉增良心上之不安」,最後,他呼籲「為國家大學教育打算,為一未全摧毀之完整大學打算,甚至為樹立一後方技術訓練機關打算,甚願鈞部加以採納施行此種打算」。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呈教育部該校被炸情形及建議遷校疏散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7。結果,重慶大學理工學院建築和學生宿舍借與中央大學,可容學生600餘人;醫學院及牙醫專科學校因重慶大學無相同院系及教學設備,特商借成都華西大學開課;教育學院藝術科音樂組因原有教師外籍居多,不能隨同入川,加之各項設備無法搬動,決暫停辦一年,所有該組新舊各生准其轉學或借讀於國立音樂學院以及立案之公私立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講師因羅致匪易,除因事實困難不能赴蜀自動請辭者外,一律請其同往兼任教授講師,因其事實上無法兼顧一律解聘,助教及職員均經大事裁減,計裁去助教59人、職員83人;圖書、儀器凡可裝運者均盡量裝箱啟運入川,計共1900餘箱,10月初已有1700箱運存漢口。   
  1937年10月上旬,學校教職工開始遷徙。學校決定,學生和教師及家屬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各自設法購買船票,分散而行。最後一批學生於11月中旬到達重慶。12月1日,中央大學在重慶沙坪壩新址開學。   
  1941年8月,羅家倫調任他職,顧孟余繼任,後蔣介石、顧毓琇出任過該校校長。1945年8月,吳有訓任校長。1945年12月,該校全部搬回南京。        
第26節 高校內遷及遭受轟炸所受損失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遷。該校創立於1913年11月,由美國傳教會創辦,原名揚子江流域婦女聯合大學,1914年11月改名金陵女子大學。1928年由金女大首屆畢業生、留美博士吳貽芳為校長。1930年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英文、歷史、社會學、數理、化學、生物、體育、醫預科、國文等10個科系。抗日戰爭爆發後,分散在上海、武漢、成都三地辦學。1938年1月,集中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原址招生開學。《南京師範大學志(1902—1992)》,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金陵大學內遷。1937年全面抗戰隨即展開,首都南京各校相繼內遷。當時美國在中國有治外法權,金陵大學的西方人士對遷校無所謂。10月4日,該校在南京仍照常開學。但因局勢惡化,淞滬、蘇州、常熟先後淪陷,學校只得閉校停課。乃匆於11月25日,11月29日,12月3日,分批西遷。慌亂之中,教育部無法提供運輸工具。1937年11月19日,校長陳裕光致函教育部,「惟政府機關紛紛西移,交通工具一時不敷支配,致本校員生300餘人及全部設備均停滯校中。鈞部對於本校素極愛護,擬懇設法商撥船舶,俾能及早成行而免危及員生安全。苟鈞部未能設法,則懇轉呈軍事委員會或逕電鈞部發給放行護照二紙,俾本校自行覓得船舶時,沿途航駛不致發生困難」。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為本校遷蓉繼續上課擬懇鈞部商撥船舶不致困難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7。12月30日,校長陳裕光在漢口又求援於教育部,「在京人員業於上月杪陸續脫險到漢,並已先後轉宜虞輪赴蓉,籌備復課。圖書儀器亦由京運抵宜昌。刻下該埠交通擁擠,本校圖書儀器400餘箱約125噸及全部隨行員生300餘人,均無法再行西進。懇祈鈞部念國家培護高等教育之艱難,轉咨運輸各關係機關特予本校運輸便利」。歷近三月,經漢口、宜昌、萬縣、重慶而抵成都華西壩,承四川省政府及華西大學之協助與合作,理學院設於華西大學內。1938年3月1日正式開學。此時在校教職員共計145人,學生計387人。理學院之一部分為學生實習便利起見,移在重慶借用上清寺求精中學校舍上課,並逐漸發展成理學院事實上的分院。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私立金陵大學要覽及概況報告簡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藏,全5,卷2145。西遷中,師生經歷了精神和肉體的嚴峻考驗。第一批師生曾在輪船上4天4夜只吃兩頓飯,15天才走到重慶。   
  國立藥學專科學校的西遷。該校原設於南京白下路,校舍系租借而就。1937年9月2日,該校校長孟目的呈文教育部,「竊因國難嚴重,軍事緊急,首都為全國重心,自抗戰以來無日不為敵機襲擊。因之本校新生考試,舊生續學均受影響,長此以往則我國與國防至關重要之藥學教育將無由發展,茲為各學子免除失學計,擬懇鈞座准予暫遷武昌定期開學,謀救國之分工作長期之抵抗。」之所以選擇武昌,是考慮「武昌為全國中心,交通便利,若為教育輸取器材或補充後方勤務等在調動上俱亟易行,倘國難平服,順流而下指日返京,異時自無長途跋涉之虞也」。並申請遷移費5500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國立藥學專科學校關於遷校及校舍建築等問題呈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7。鑒於「前方救護工作端賴醫藥,方今抗戰伊始,而此項人才已大感缺乏即醫藥用品來源杜絕羅掘已空,不敷尚巨,故目前造就藥學人才較之平時更為重要,製造急需藥物尤為當今迫切事業。職校為惟一國立藥校,對於造就藥學人才職無旁貸」。於是,1937年9月10仍在南京繼續辦理招生事宜,同時派員赴武漢租賃房屋,著手將校址遷安全地帶。9月15日,校中應用家俱及儀器藥品,已裝箱搭楚英差船運赴武昌知關。   
  學校遷武漢歷時3月,教育部即於12月25日通知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以敵軍深入,勢將危及武漢,著即日遷渝開學,以免學業中輟,並著令陸軍衛生材料廠合作利用川省土產制備急需藥品以利長期抗戰」,於是,該在武漢舉行臨時考試後,公文、校具等裝箱啟運,各項手續結束後全體員生遂於1938年1月12日分批西上。因客運擁擠須在宜昌萬縣停留,故遲至2月10日除少數學生擬候差輪停滯中途外,均抵達重慶職校,借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部分校舍,於2月2日正式開學,並與陸軍衛生材料廠合作,落實學生分批前往實習。   
  1939年秋,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將校舍收回,藥學專科學校開學在即,便急租瓷器口黃葛坪一號民房,作臨時授課之用。當時,鑒於「一年合同行將期滿,續租每月租金五百元過高,且瓷鎮日漸繁榮,工廠林立,幾成軍事重鎮空襲之虞,在所難免,本校既永久留川,自應建築校舍,因提出第24次校務會議討論,結果鹹以疏散固有必要,但永久校舍與臨時校舍,性質不同,距離大學區過遠,參考書籍之借用,兼任教員之聘請,行將永感困難,為目前計,時間經濟亦均不許可,因議決遷附近江北縣地帶,現已在該縣石馬鄉覓得相當地點,計四十畝,環山依水,竹木叢生,可資空襲之掩護,且交通便利」,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5287。因而於暑假期中興建校舍,秋季開課。   
  武漢地區的高校內遷。1938年初,武漢的大學還沒有遷移。1938年2月21日,武昌中華大學還準時開課。北平的朝陽學院也在湖北沙市恢復。隨著日軍侵略的深入,武漢的大學也開始了搬遷。1938年4月31日,在校長王星拱的率領下,武漢大學被迫舉校西遷至四川樂山。武漢大學發端於1893年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1912年發展為國立武昌高師,1924年更名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1928年7月改建為國立武漢大學。戰時,該校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度過了8年。1946年10月,武漢大學回到武昌珞珈山。   
  1938年6月,武昌中華大學決定遷宜昌三斗坪,華中大學決定遷桂林,後遷西南。1939年春,武昌中華大學遷重慶南岸覺林寺旁。1941年11月3日,已經遷川的朝陽學院自成都再遷巴縣興隆場。   
  這一時期遷川的高校還有山東大學、東北大學、牙醫專科學校、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東吳大學法學院、中央工業職業學校、戲劇學校、光華大學成都分部、朝陽學院、山東醫學專科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復旦大學、蒙藏學校、北平師範大學勞作專修科、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齊魯大學、江蘇醫政學院、南通學院醫科、銘賢學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武昌藝術專科學校、吳淞商船學校、國立音樂院、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內遷及其分佈統計表》,1941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接著日軍侵佔東南亞國家,危及我國華南各省,迫使部分原設租界,或在淪陷區勉強維持的教會大學,以及原遷雲南等地的高校再次內遷。如上海交通大學、滬江大學、之江大學從上海租界遷往重慶;滯留北平的燕京大學遷到成都;遷到昆明的上海醫學院、同濟大學、國立藝專等校內遷四川;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上海法學院等也遷往四川。   
  (3)遷往西北地區的院校   
  東北大學內遷。該校創建於1923年,校址在瀋陽。張學良曾任校長。1931年該校成為有文、法、理、工、教育5個學院的綜合性大學。九一八事變後,瀋陽淪陷,學校遷入關內,11月在北平復課。1936年2月,工學院和補習班遷西安,成立西安分校,校址是前陝西農林職業專科學校。1937年5月,學校改稱國立東北大學,臧啟芳任校長。   
  七七事變爆發後,在北平的部分該校學生,流亡到後方;部分學生奔赴延安。1938年3月,東北大學遷往四川三台。以三台草堂寺等地為校舍,5月復課。不久工學院併入西北工學院,設文理學院、法商學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至1942年,學校共10個學系,教職員158人,學生649人。丘琴:《東北大學遷川記》,載《抗戰時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頁。1946年,東北大學遷回瀋陽,恢復了農學院。   
  1937年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令以西遷的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幹,設立西安臨時大學。不久,成立籌備委員會,聘任李書華(未到任)、徐誦明、李蒸、李書田、童冠賢、陳劍修、周伯敏(陝西省教育廳廳長)、臧啟芳、辛樹幟等為籌備委員。又指定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北平師範大學校長李蒸、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和教育部特派員陳劍修4人為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合組後,各校仍保持各自的特點。北平大學醫學院的部分師生在院長吳祥雲的率領下來到西安,10月下旬成立西安臨時大學醫學院。西安臨時大學於1937年11月開學,設6院、23系(醫學院不分系)。對內地及輾轉千里遷至內地的大批學校,日機仍經常襲擊,不予放過。1938年3月,日軍侵佔山西風陵渡,日機頻繁轟炸關中,西安常受敵機侵擾,西安臨時大學再遷往漢中。4月初,將校本部設在城固考院小學,在文廟、小西關外、古路壩設分院。1938年4月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令西安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1938年6月,教育部決定撤銷西北聯合大學,並要求在原來基礎上分別成立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學院、西北工學院、西北醫學院、西北農學院等五個獨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領導的國立院校。7月,在古路壩的工學院分出,與北平大學工學院、北洋工學院、私立焦作工學院(已遷至甘肅天水)和東北大學工學院(已在四川三台縣)合組國立西北工學院,校址在陝西城固縣,院長賴璉,抗戰勝利後遷至咸陽,即現在的西北工業大學。西安臨時大學醫學院抵達漢中後,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醫學校,1939年8月分出獨立,改稱國立西北醫學院,設於漢中市東南黃家坡。農學院與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併改稱國立西北農學院,在沔縣,戰後遷武功。原教育學院(由北平師範大學改組而成)獨立設置,改名國立西北師範學院,設11個專業,院長李蒸,1944年7月,該院遷至蘭州,後遷回北京。將原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兩院,連同法商學院共3院12系組建西北大學,校長胡庶華,1939年9月在陝西城固開課。1945年抗戰勝利後,該校即遷至西安。余篤信:《西北大學在城固》,載漢中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漢中》,1994年10月。   
  遷到陝西的還有私立山西川至醫專。   
  (4)遷往廣西、貴州等地的院校   
  遷往廣西的院校有浙江大學、中央國術體育專科學校、江蘇教育學院、無錫國學專科、廣東教育學院等院校。   
  浙江大學前身是「求是書院」,是清末杭州太守林啟於1897年創建的。1901年改名為浙江高等學校。1927年由蔡元培等倡議,將浙江工專、浙江農專分別改組為學院,合併成立「國立第三中山大學」。1928年正式改名為浙江大學,設有文、理、工、農、醫、法、師範7個學院。1937年11月,日軍在距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陸。浙大決定搬遷,竺可楨校長認為不要遷到內遷大學過於集中的大城市,而要搬到那些從未接觸大學生活的城鎮或農村,使大學的內遷與中國內地的開發得到結合。1938年至1939年,浙江大學在廣西宜山。浙大經6次搬遷到大西南。   
  遷往貴州的院校有大夏大學、湘雅醫學院、交大唐山工程學院等。   
  江蘇教育學院原設於無錫社橋,以養成民眾教育、農事教育服務人才為要務。1937年在炮火聲中開課。同年11月無錫岌岌可危,該院師生和部分設備匆匆離錫,間道西行,經蕪湖、漢口到長沙,借湖南農民教育館及福湘女中復課。1938年1月遷桂林,先借廣西大學文學院復課。1938年在七星附近建校舍4幢,借部分公屋和民房應用。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中統局關於江蘇教育學院概況的調查報告》,1940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937年9月20日,上海復旦大學、大夏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學四所私立大學決定在長沙、貴陽各設聯合臨時大學一所。10月12日,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一度聯合在廬山勘定校址,次年2月3日才在貴陽花溪建立永久校址。先前內遷雲南的中正醫學院1940年後又遷貴州。   
  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失利,法西斯陣線瀕臨崩潰,1944年春日軍垂死掙扎,孤注一擲,妄圖發動湘桂作戰及黔南戰役挽回敗局,迫使原內遷在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的部分高校再次內遷。1944年夏,之江文理學院、東亞體育專科學校、華僑工商學院、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東方語文專科學校遷往四川。廣西大學、桂林師範學院遷往貴州。        
第27節 高校內遷及遭受轟炸所受損失   
  (5)抗戰後就原省遷移的院校   
  在廣東,廣東省藝專、私立廣州大學等院校進入粵北和粵西山區,廣東的一些高校南下避亂於香港,或在香港設分校,香港淪陷後遷往廣東內陸,如嶺南大學和廣東國民大學青山分教處等,中山大學1940年由雲南遷回原省。在廣東省內遷移的還有省立文理學院、勷勤商學院。在浙江,有浙江醫藥專科;在江西,有江西工專、江西醫專;在湖北,有湖北農專;在湖南,有湖南大學;在福建,有廈門大學、福建醫學院、福建協和學院、福建學院、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在河南,有河南大學、河南水利專科等院校。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內遷及其分佈統計表》,1941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輾轉遷移,歷盡艱辛   
  抗日戰爭時期的高校內遷,西北達陝甘,西南及雲貴,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許多學校一遷再遷,顛沛不堪。師生在隨校內遷過程中,輾轉遷移,歷經磨難。   
  在長沙遭空襲後,1938年1月,長沙臨時大學決定內遷昆明。從長沙到昆明,既無直達鐵路可通,原來的簡陋公路汽車又不便通行。只有一條乘粵漢路火車到廣州,出香港,從海路取道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車到昆明。當時準備赴滇學生為820人,分成兩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身體較弱的師生及教職員眷屬,走上述這條路線;另一路組成「湘黔滇旅行團」,參加旅行團的學生244人,教師有聞一多等11人。2月20日,旅行團出發,幾天後到益陽,離船開始步行。渡沅水走常德、桃源。旅行團翻山越嶺,曉行夜宿,行路艱難。3月7日更被暴風雨雪困在沅陵。不久,過湘黔交界處的鰱魚鋪,走貴州玉屏、鎮遠,3月30日到貴陽。4月4日旅行團冒雨離貴陽,乃經安順、鎮寧等地,過勝景關入雲南境內,經曲靖、馬龍等地,4月28日至大板橋,然後到昆明。經過68天長途跋涉,行程3360華里,旅行團師生於4月末到達昆明。1938年4月2日,長沙臨時大學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頁。   
  江蘇省立醫政學院、南通學院醫科三遷西南。江蘇省立醫政學院成立於1934年9月,設鎮江北固山麓大教場,陳果夫(時任省政府主席)兼任院長,胡安定為教育長。招收衛生行政科、醫科、衛生教育科學員。抗戰爆發後,陳果夫辭去院長職,由胡定安繼任院長。11月23日學生乘船溯長江西遷抵漢,轉道長沙,再由長沙溯沅水直抵沅陵。抵湖南學生135人,運出圖書1200餘種,儀器標本2600餘件,藥品衛生材料2000餘份。當時借沅陵油漆職校校舍之一部,並臨時搭建草房,租用民房,匆匆開課。   
  南通學院醫科,1912年由張謇創設,初名南通醫學專門學校。1927年8月,改為南通醫科大學。1928年農、醫、紡織三科合組為南通大學,1930年改稱南通學院。抗戰爆發,南通醫科因靠近淞滬戰區而停課,師生於揚州改辦第七重傷醫院,救護前線轉來的受傷將士,後轉遷湖南衡陽並復課,由洪式閭主其事。   
  江蘇省立醫政學院和南通學院醫科在沅陵和衡陽復課後,因經費無著,同感艱困,分別多次請教育部救濟,教育部以統籌計,令兩院科合併。1938年8月9日,在沅陵合併改組為國立江蘇醫學院,改屬教育部領導,胡定安為院長。   
  國立江蘇醫學院成立不久,因長沙會戰,沅陵逼近前方,非安心教學之所,乃於11月24日遷院貴陽。設駐築辦事處於貴陽東門內灣弓街第12號。1939年1月25日臨時在貴陽達德學校校舍上課。苦無適當院舍,復作遷重慶之計,3月23日,院址勘定北碚,購北碚地方醫院為院舍。4月14日貴陽停課遷院。5月23日,在北碚開課。1940年6月24日,日本飛機二次炸碚,附屬醫院三等病房中彈被毀。1945年10月4日,接洽鎮江院址之接收與保管。1946年9月19日,學院從重慶北碚遷返鎮江原址復校。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教育部函復各方詢問及各類專科以上學校名單》,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2137。   
  同濟大學六次遷校。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同濟大學將學校原在吳淞的主要教學儀器和圖書等,分批搶運到上海市區,遷入地豐路靜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內)121號房。8月末,日本飛機轟炸吳淞地區,將學校的大禮堂、辦公室、工學院、理學院、電機館、解剖館、生理館、材料試驗室、實習工廠、圖書館及教授與學生宿舍等建築,盡數破壞。   
  1937年9月,學校決定暫遷浙江金華。10月20日,在金華正式上課。未及一月,日軍進犯杭州灣。11月,因日機不斷空襲金華,同濟決定第三次遷校,由金華遷江西贛州。1938年1月底在贛州開課。醫學院從上海遷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勢突變。同濟決定第四次遷校,新校址設在廣西賀縣的八步鎮。學生分兩路:一路從贛州過大庾嶺到韶關,然後乘火車到廣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廣西梧州,爾後背負行裝,翻山越嶺,步行幾百里到八步鎮;另一路從贛州步行至韶關,轉車去湖南衡陽,再到全縣,然後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樂,步行到八步鎮。行程兩個月。同學們忍受飢餓和疲勞,翻越荒無人煙的山嶺。同年12月,學校決定第五次內遷,校址設在雲南昆明。遷校分為兩路:一路是畢業班、女同學、患病學生和教職工乘汽車經柳州、南寧到龍州;另一路是男同學組織的步行隊,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後再步行至南寧,然後乘船到龍州。兩路人員在龍州集中後,再乘汽車經憑祥出鎮南關(今友誼關),至越南同登,經涼山、河內、老街至河口,進入雲南。1939年春節前分批到達昆明。政協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   
  1940年夏,日機施行「疲勞轟炸」,經常侵擾昆明,威脅師生安全,學校組成以周均時校長為主席的遷建委員會,決定第六次遷校,遷往四川南溪李莊。10月啟程,經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於山陡路險,行程艱難,裝運測量儀器的卡車在貴州威寧附近翻車。1941年3月,同濟才得以在南溪開課。   
  浙江大學在抗戰中多次搬遷,不得稍安,先後達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軍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該校先是分三批遷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淪陷,浙江大學又從建德分批入贛,剛到金華,遭遇敵機轟炸,火車停開,師生水陸兩路並進。步行師生,一路風雨兼程,有時遭遇敵機轟炸,白天走路,飢腸轆轆;有時晚間倒臥乾草中睡覺;坐敞車的學生,因夜間結霜,凍得渾身麻木。整個行程歷時25天,行走752公里,到達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遷泰和縣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軍侵佔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動,浙大被迫遷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學遷貴州安順,後學校決定先遷廣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為遷校奔忙的校長竺可楨,忽聞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繼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學校事務為重。教工、學生將26噸計300件行李裝船起運,航程艱難,貨船曾遭空襲,遇觸礁,歷經劫難才到宜山。另有400餘件圖書儀器當年夏啟運,1939年春,才抵達宜山。1938年10月底學校復課後受到瘧疾的威脅,僅兩個月患病者達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機18架.轟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燒夷彈、爆烈彈118枚,炸毀浙江大學之標營宿舍、禮堂、教室多間,彈坑直徑一丈五六左右。該年9月15日,又遭敵機轟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寧失陷,浙大決定遷往貴州遵義、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巒重疊,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艱難。旅途中有時連打地鋪的地方都沒有,竺可楨校長見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鋪讓給學生,自己悄悄地擠進汽車裡過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學在遵義開課,設文、工、理、農、師範5個學院,其中農學院、理學院、師範學院遷到湄潭,各院一年級也同時赴湄潭。浙大還設有永興、青巖分校。李華超等:《浙江大學在湄潭》,載《抗戰時地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頁。這樣,浙大師生經過三年顛沛流離,輾轉五省,終於在貴州找到一個立身之地。從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過了長達6年多的時間。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八年中八遷校址。先由廣州遷至廣西梧州,再遷籐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八遷羅定。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國立大學各項統計表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2048。   
  內遷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歷盡艱辛,一遷再遷。也有在內遷過程中,一直以演劇宣傳為主的,如國立藝專。國立藝專的前身——國立藝術院,創建於1928年,由蔡元培創辦,林風眠任院長,院址在杭州,設有繪畫、雕塑、圖案、音樂4系。1931年改名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1937年抗戰爆發後,西遷至湖南沅陵,與北平藝專合併,改名國立藝專。西遷途中,藝專師生組織「抗敵宣傳車」,每到一處,便及時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經過長途跋涉,國立藝專於1938年底到達昆明,校舍暫借昆華師範。1940年,藝專新增設的建築系併入西遷的國立中山大學。同年,國立藝專遷往四川壁山,校長幾次更換,最後由潘天壽主持。抗戰勝利後,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分別恢復原校,杭州藝專仍稱國立藝專。《國立藝專在昆明》,載《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頁。        
第28節 高校內遷及遭受轟炸所受損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學農學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內遷。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學大部已搬遷,校長羅家倫到南京三牌樓農學院實習農場和職工道別。羅走後,農場職工認為畜牧場的這些馬、牛、羊等都是飼養多年的良種家畜,決定把這些家畜、家禽搬遷到大後方去,並推舉王酉京為負責人。王酉京和職工們在行程中,有時還碰上國民黨軍隊的騷擾!經過在六安到葉家集之間十個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繼續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區因雨季來了只得繞路,有時走鄉間小道。經過千辛萬苦,歷時一年,於1938年11月上旬到重慶,僅剩有荷蘭種乳牛二十餘頭及少量家禽,進入沙坪壩中央大學畜牧場。羅家倫晚年回憶,當他看到這群中大畜牧場的家畜、家禽時,「就像看到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當我和這些南京的『故人』異地重逢時,心中一面喜悅,一面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感慨;不禁熱淚奪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護送家畜,被譽為學校的有功之臣。羅家倫:《逝者如斯夫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頁。   
  內遷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臨的是生活條件的艱苦,教學設備的簡陋。先後內遷四川的48所高校師生,多受國破家亡之痛和遠道遷徙之苦。初入川,多數學校只能借用舊廟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漢大學曾借用嘉定文廟、崇聖祠、三清觀、大佛寺等處;東北大學借用三台草堂寺等舊址,校舍很分散,學習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學、光華大學等校,雖建臨時校舍,卻因條件所限,一間宿舍住300人以上,鬧嚷擁擠,空氣混濁,很難安歇。江蘇醫學院、國立醫藥專科學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難多次搬遷。   
  西南聯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剛搬走的墳地上建成,房屋潮濕陰暗。雨季房屋漏水,學生要打傘睡覺。中山大學遷至雲南澄江後,部分學生住翠竹庵等處寺廟,學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簡易的校舍。廣西大學遷貴州榕江後,還在兩湖會館、江西會館、貴州會館及演武廳禮堂等館廟的大殿、戲台和酒樓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簡單的教室。   
  內遷學校教學設備簡陋,或因敵機轟炸,一路流離顛沛,圖書儀器無法運出,或損壞散失。西北聯合大學圖書館剛開館時,只有兩千多冊圖書,師生平均每人一冊。   
  各高校在內遷途中,因醫療條件差,師生發病率高。如內遷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根據1942年統計,每天有40人患瘧疾,而醫務所僅有10支奎寧。武漢大學學生死於地方病的達60人。一些極富才華的教授如黃方剛、吳其昌、蕭君絳等,因貧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聯合大學,據校醫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統計,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診者達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臟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頁。   
  院校師生在遷徙離亂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損害,更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文治在回憶內遷廣西情景時寫道:「余雇小艇四,與眷屬、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進、丹陽,飛鳥之音,照明之彈,吾民號哭流離之狀,震耳、劌目、怵心。抵京口,寓大華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輪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離愁萬端。過蕪湖夜,忽舟中人驚相語曰:鐵鳥在檣上迴旋矣!於是燈火盡息。數時始去。抵長沙未旬日,忽同人競相告曰:京口之大華、英公司德和俱被炸矣,死者約二千餘人。聞之惶駭。旋轉湘鄉……未幾,傷兵集湘鄉,不得已又遷桂。」   
  即便在省內遷移者,也是歷經磨難。如河南大學於1939年因開封淪陷,遷入伏牛山處的嵩縣縣城及嵩縣潭頭鎮。1944年5月,日軍陷洛陽後,校方疏於防範而沒有及時組織轉移,等到日軍到時才倉皇出走。5月15日,日軍逼近潭頭,大雨滂沱,山洪暴發,在急難擇路中,有5人遭遇日軍,當場中彈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覺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劉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盡。醫學院院長張靜吾被俘,其妻被殺害於楊坡嶺。農學院院長王直青等師生二十餘人被日軍關押,罰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長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傷。   
  3戰時對內遷高校損失的統計   
  1938年8月底,全國有25所高校關閉,繼續維持的83所中,37所遷入內地,15所在敵機轟炸中勉力支撐。全國原有大專教師7500多人,職工4300人,學生42000人,因戰爭而失學者超過2萬,佔了一半,失業的教職工也達2000人。據北京大學、北平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同濟大學、暨南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46所高校統計,師生死傷不知下落者108人,財產損失3360餘萬元。其中有些圖書儀器,可謂為價值連城。如南開大學關於華北經濟之研究資料、清華大學收集的中國近代史檔案、北京大學關於中國地質之資料,「均為極珍貴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錢數字為之表現」。毛磊等:《武漢抗戰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頁。   
  教育主管部門對西遷的69所高校財產損失進行調查。1939年據統計,這69所高校由於在西遷途中輾轉搬運,圖書設備損壞嚴重,直接財產損失22491867元。1940年,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中國季刊》上撰文稱,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國公立專科以上77所院校總損失達90451000元以上,國立23所院校共損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損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計損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者韓啟桐對高等院校財產損失進行分析研究,將南開大學損失數內的中學部分減去不計;補充了陳立夫報告中沒有的12所院校的損失,這12所院校為:東北大學、貴陽醫學院、福建學院、湘雅醫學院、戲劇專科學校、中央工業職業學校、華西大學、燕京大學、江蘇教育學院、山西醫學專科學校、大同大學及廣西大學;根據教育部1943年統計,對廈門大學、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東吳大學、上海商學院、民國學院、南通學院、廣東光華醫學院、音樂專科學校、同德醫學院及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等12校損失進行了修正;扣除校園土地價值部分,初步估計89所院校的損失為74750000元,即國立26所院校損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損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損失31080000元。韓啟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1937—1943)》,中華書局1946年版,第55頁。對照可以發現,韓啟桐的統計並沒有將1940年、1941年日軍對內地高校轟炸所致損失計算在內。   
  事實上,有些學校也作了西遷損失的調查和統計。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學統計,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學共計損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損失2999000元,設備損失1479500元,林場損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為查報抗戰損失金大與教育部的往來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學戰前每年預算100萬中國元計算,其損失相當於14年的預算。金陵大學戰前圖書已達317839冊,而據1938年5月31日的統計,僅剩16946冊,這裡面還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冊。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金大1926—1937學年度學校概況統計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國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敵要求賠償文化事業研究會」,專門從事文化教育事業損失調查統計工作,並形成了一些統計資料。但由於戰事仍未結束,統計局限於一時一地,無法完整地反映抗戰中高等院校損失的全貌。   
  抗戰勝利後,內遷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遷回原地,撇開物質和精神損害不論,這往返的搬遷費用就很驚人。1946年統計,專科以上學校間接損失中,遷移費為503 120 695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584。   
  戰後調查統計,1937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計有108校,七七事變後應戰時停頓及先後遷移後方者達2/3以上,其後陸續增設至1945年8月,共有專科以上學校142校,其中受戰事損失者共115校,占總校數80%以上,其未受損失者僅後方新設之少數學校。同上。        
第29節 高校遭轟炸慘狀及其損失   
  日本在全面侵華戰爭期間,以轟炸、縱火等種種暴虐、野蠻手段,極力毀滅中國大中小學校、科學研究機構、出版社、圖書館、博物館,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摧殘至為酷烈,給中華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創傷。中國的各級學校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所受損失極其嚴重,本節僅就戰時中國部分高校遭受空襲、轟炸所受損失作簡要的敘述。   
  1東南沿海沿江地區高校損失概況   
  中國戰時損失的各種統計數字,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就著手進行了。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開始對中國教育文化進行肆意破壞。1932年1月28日,密集滬市的各大學多遭劫難。事後,上海各大學聯合會主席、交通大學校長黎照表於4月10日致教育部報告稱:   
  「自日軍犯境,淞滬淪為戰區,所有各大學或遭炮火轟擊而毀壞無餘,或為敵軍所佔領,雖房屋僅存,而書籍木器供其炊薪。」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報戰事損失情形的有關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2。具體情況如下:   
  同濟大學位於吳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彈及炸彈轟毀,無一完整者。大禮堂被日飛機擲彈炸穿七個大洞,醫學院生理研究館、中學部、教室宿舍及新築將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飛機擲彈炸穿12個大洞,此外,被日軍炮彈攻穿與機槍打破之板壁窗戶尚不知其數。屋瓦橫飛,梁崩棟折,尤以附設工廠大部分竟至塌為瓦礫場。」   
  持志學院位於江灣水電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層樓教室、圖書館及辦公室,三層樓宿舍,全部被日軍機關鎗隊縱火焚燬。所有圖書(3萬冊)及運動器具、校具等,概遭焚燬。中學部此前即被日軍放火焚燒。   
  上海法學院位於江灣路。新建房屋為日軍縱火焚燒,經兩晝夜全部被毀。所有公私財產均付之一炬。   
  中國公學在台灣。校舍十分之六毀於炮火,校具、圖書、儀器及教職員、學生之行李書籍等,被焚燬損失慘重。   
  私立復旦大學位於江灣。學生損失慘重,約有1000人行李被劫,書籍被焚。其後日軍長久侵佔校舍,附中學生宿舍改作馬廄。其中簡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廢墟,圖書館藏書盡成灰燼。   
  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與復旦大學一牆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學樓、辦公樓及宿舍全部被毀。圖書4萬冊(內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報行政院秘書處《淞滬受災專科以上學校所報損失表》載,國立中央大學商學院、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國立暨南大學、國立同濟大學、國立勞動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私立復旦大學、私立大夏大學及附中、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院、私立上海法學院、私立持志學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軍侵滬之役中,所受直接、間接損失,總計7438187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報戰事損失情形的有關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2。事實上,此時上海全被日機炸毀的暨南大學大禮堂。   
  ——采自新生畫報號外《抗日畫報》第十號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戰火的破壞,佔全市總數的50%。   
  從七七事變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數月,日軍掀起破壞中國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機連續轟炸天津四小時,「其轟炸的目標集中在南開大學。這是因為日本軍隊認為南開大學是抗日運動的據點」。兩架日機飛到八里台南開大學上空投彈,至8月1日晨,「火猶未息」,南開「已成瓦礫場」。日軍將軍車開進學校,把尚未炸毀的樓房潑上汽油縱火燒燬。南開大學部的秀山堂、本齋圖書館、芝琴樓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樓,均被夷為平地;中學部的西樓、南樓和小學部的教學樓,也成了一片廢墟。《申報》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後,日軍又在上海挑起戰端。日機首先轟炸位於真如的暨南大學和東南醫學院,炸毀暨南大學的化學館、大禮堂、學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日軍飛機轟炸同濟大學,「校舍等各項建築均被破壞,所有校具等機械設備,亦均被炸毀無餘」。復旦大學體育館被夷為平地,子彬院(科學館)及學生宿舍等也被炸毀。日軍在上海破壞中國文化教育機關,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濟大學、上海法學院、吳淞商船學校、東南醫學院全部被毀;復旦大學、同德醫學院、持志學校大部被毀;暨南大學、大同大學、正風文學院等局部被毀;滬江大學、音樂專科學校、上海商學院、市立體育專科等校舍被日軍佔據。10月24日,日機轟炸大廈大學,「巍巍校舍,在日機轟炸與炮彈燒燬之下,多半成為灰燼」,「全部損失約在200萬元以上」。歐元懷:《抗戰期間大廈大學的苦鬥》,載《教育雜誌》第39編第4號。位於滬西梵王渡的聖約翰大學大部被炸毀。大同大學在南市淪陷後的大火中全部被毀。   
  由於日本飛機對上海夜以繼日的狂轟濫炸,遭日機襲擊的文教機關和學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學44所,中學27所,社會教育機關8處),其中全部被毀的占75%。在戰火中,上海社會局對文化教育事業遭受的損失作了初步調查,至1937年10月的三個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業損失達10942242元(國幣),其中高等院校損失6623159元,中等學校損失2199954元,小學校損失259129元,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等損失1860000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八一三」後上海教育文化機關遭受日軍破壞情形調查統計表》,1937年10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機首次轟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兩個月中,日機對中國61座城市實施了轟炸,「大部分空襲都以無防備的城市為對象,特別是有意識地以大學等文化教育設施為破壞目標」。〔澳〕哈羅德·約翰·廷伯利:《侵華日軍暴行錄》,馬慶平等譯,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頁。其中首都南京罹禍尤巨。日本軍方曾公佈如下數字,從戰爭開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軍飛機襲擊南京五十多次,出動飛機超過800架,投彈160多噸。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學遭日機三次襲擊。第一次為8月15日下午,敵機的機關鎗掃射圖書館及實驗學校各一次;第二次為19日下午,在大學本部投250公斤炸彈七枚;第三次為26日深夜。對此,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報告指出:   
  「竊查8月19日下午6時許,敵機進襲首都投擲炸彈。本校計共落彈七枚:一在圖書館後身距離建築僅丈許,一在牙醫學校後身;二在大禮堂後身,一在建造中之牙醫院與科學院館之間,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無機化學教室東邊。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屬實驗學校又著一彈。事後檢查計損失:(一)牙科學校(原昆蟲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毀;(三)無機化學教室著火被焚;(四)女生宿舍舊平房大部分炸毀;(五)大禮堂後牆炸穿數處,禮台部分全毀;(六)實驗學校辦公用平房炸毀兩邊。女生宿舍亦毀;(七)此外如圖書館、大禮堂、科學館南高院、生物館以及實驗學校各處教室之門窗玻璃、隔間木壁多被震毀;(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築牙醫院之廠方工人死五人。至於內部設備除化學教室內尚有一部分普通儀器藥品,臨時不及搶救外,因事前早有準備,所有重要圖書儀器文捲成績等項,均已轉運,故損失甚微。」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中央大學校長呈報該校8月19日、26日先後被炸損失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藏,全5,卷5287。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敵彈一枚,該建築之西北角被其炸毀牆壁,完全震塌,損毀較重,將來修復頗為困難。所幸原在內辦公人員已先一日轉移三牌樓農學院內辦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5287。   
  面對日機的狂轟濫炸、恣意摧毀中國各級學校及其他種文化機關之行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長蔡元培、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揭露日本破壞我國教育機關的罪行。聲明說:「北自北平,南至廣州,東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國教育機關被日方破壞者,大學、專門學校有23處,中學、小學則不可勝數……誠所謂中國30年建設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毀之有餘也。日方此種舉動,每以軍事必要為藉口,殊不知此種教育機關,分佈各地,往往距軍事區域非常遙遠,且絕與軍事無關。日人之蓄意破壞,殆即以其為教育機關而毀壞之,且毀壞之使其不能復興,此外皆屬遁辭耳。」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91頁。   
  1937年12月底,中國政府教育部對開戰以來中國教育機關所受中國教育機關被日軍破壞之區域、數目及其估計之損失作了初步的總結:   
  「自戰爭開始迄今三月有餘,日軍連續採取其一貫之殘酷行動,以大炮飛機摧毀我國各大學及專科學校。當撰寫此文時,我國專科以上學校之被全部摧毀,或局部摧毀者已達23所。此外尚有無數中小學及他種學校也遭同樣厄運。」   
  「日軍以炮火炸彈破壞中國教育機關而最使人注目者,厥為區域之廣闊。北至平津,南至廣州,東至上海,西至內地江西,各地學校校產、校舍及圖書儀器等設備,付諸一炬者為數甚大。日機轟炸實盡量以自其根據地所能達到之地點為惟一止境,彰彰明顯。   
  教育機關之被摧毀者,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國立同濟大學,暨南大學,私立大同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上海法學院,持志學院,東南醫學院,正凡文學院,國立上海商學院,同德醫學院,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吳淞商船專科學校,私立體育專科學校,共計14所學校,大多數均曾受日軍炮火多次摧毀,現所遺者,僅一片瓦礫而已。截至12月25日,上海共有27中學,44小學幾化為灰燼,此外,市立博物館、圖書館和體育館也均遭摧毀,而其他文化會社及與教育有關之機關,如商務印書館等,姑不具述。但教育文化機關所受物質損失估計非常困難,且正確之估計,在短期也非可能。在昆明的同濟大學學生同濟大學是戰時遷移地點最多的大學。從上海江灣至浙江金華、至江西贛州、至廣西八步,最後在昆明上課。這是該校學生和昆明各大學學生為抗戰獻金時的情形   
  ——采自《中國抗日戰爭圖志》(廣東旅遊出版社)   
  天津之私立南開大學,盡毀靡遺,其中學男子部與女子部及小學近全毀;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及河北省立工業學院之遭遇亦同。保定之河北省立醫學院及河北省立農學院也均受重大損失。北平及河北境內之專科以上學校物質損失雖不如上海及天津之各校,現在環境下,已失去中國教育上之效用。但在北平區域內,有專科以上學校14所,在河北區域內有8所,約佔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數五分之一。各該學校校舍,現已多數為日軍所強佔,充日軍營房,最顯著者如國立北京大學,及國立師範大學等。   
  日軍之殘酷行為並不限於上海及天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曾兩度被炸,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曾四遭日機襲擊,其實驗學校及小學幾乎全部被毀,該校牙醫專科學校亦為日機轟炸目標之一。遠在內地之南昌,亦有數校遭日機轟炸,及省立鄉村師範學校,省立醫學專科學校,省立第一中學及葆望女子中學。凡此諸校,均距離戰區至遠,且絕無借口涉及任何軍事目標之可能。        
第30節 高校遭轟炸慘狀及其損失   
  津滬橫被摧毀之學校及北平強被日軍佔據而失去教育效用之學校,內有全國學校之最優良者,不僅代表中國人民文化幸福之寄托所在,且代表中國樹立教育制度過程中數十年來,無數國人慘淡經營與努力之效果。如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設立於1898年,復旦大學設立於1905年,南開大學本部於1919年由前期之中學擴充而成,而就中若干學校,平昔所搜羅者頗多全世界最優秀之師資。各地被毀及被佔之專科以上學校約為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總數二分之一。此種學校在教育文化方面之損失,自不可以數計,且不能與其物質損失相比擬。各校校舍、校產設備及圖書館之損失,根據1935年之值估計損失約為國幣5700萬圓,國立中山大學尚不在內,其新校舍實值1000萬圓以上。各校受日軍直接間接行動之損失確數估計至為困難。」   
  教育部的報告還以事實揭露日軍的暴行是有計劃、有系統之破壞行為:   
  天津南開大學被日軍轟炸後情形   
  ——采自良友圖畫雜誌社《戰事畫刊》第七期   
  「中國被毀學校所受物質及人命之損失既如此重大與酷烈,然吾人設一思及日軍設施此種暴行之方式,則此種恐怖景象本身已屬無關重要。據可靠消息,日軍飛機師所攜帶地圖,顯將中央大學列為轟炸目標之一,該校之於8月15日、19日、28及9月25日四遭空襲者,其解釋均可由此項消息中探求之。該校迭遭多次空襲,日本機師自不能狡辯誤認該校為軍事機關。國立中山大學距離廣州市若干裡以外,自成一孤立地位,四周並無任何其他機關之房屋。上海許多學校也具有同樣情形,如國立同濟大學,在被轟炸時,距離軍事行動區域若干裡以外。凡此學校,均未為中國軍隊所佔。南昌被毀各校,實際上在戰區數千里外。根據此種事實,不能逃避下列結論:即中國教育機關之摧毀,實不外日軍有系統的計劃之一部分。   
  日軍所欲摧毀者,已竭盡其力為之。世人如當有對日軍之真實企圖與堅決目的表示疑義者,可用南開大學被毀之一例釋之。日軍之摧毀該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壞之工具,屬於機械的,人工的,如炸彈,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殘酷行為,曾經事先周密計劃。7月29日清晨,日軍開始炮擊該校圖書館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擊尤密,日軍並以飛機指示大炮轟炸地點,直視該校為一軍事堡壘。在此繼續不斷之猛烈炮火下,該校圖書館及其他主要建築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燼。次日下午,日機復前往轟炸該校中學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學。7月31日後,復派遣日鮮浪人多名,攜帶煤油前往該校,焚該校殘留部分。在該校全毀後,復搶學校之設備品及教職員與學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單就該校而論,其損失已達國幣數百萬元。南開之被毀,將使後世人常常回憶日軍毀文化機關而無顧忌之一種例證,且為日軍採取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方式摧毀能事之一例證。要之,日軍對於南開所摧毀之範圍,及所使用之方法,實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樣被毀各校之損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並可用以衡量日軍對於其他無數中國教育機關所能摧毀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學被日軍轟炸後情形   
  ——采自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日寇暴行實錄》   
  教育部的報告進而剖析日軍此舉的真實企圖與政策,「日軍對於中國各級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所施有計劃之廣大摧毀,僅有一種意義,即日軍指揮者意欲本其有計劃之企圖與政策,摧毀中國教育,使其幾無救展之可能,即復興亦須經過長久之時期。日軍摧毀中國教育文化機關之暴行僅可以此解釋之」。   
  「10月20日東京方面曾有一種因內心惶恐而發表之卑鄙報告,謂中國最高軍事領袖蔣委員長,因日機轟炸,致中國軍隊營房感覺缺乏,擬將各學校校舍改為軍用,並謂蔣委員長,經與學校當局詳密會商後決定對學校學生實施軍事訓練。末又稱,因中國學校實際上已改為軍事組織,故日本軍事當局可無須辨認學校與軍事機關區別,而日機對於中國任何學校均可施以轟炸。此種露骨論調,並無足驚異,因日軍從未承認此項區別;惟吾人所驚異者,即日軍除以極幼稚之遁詞狡稱中國軍隊缺乏營房,並與學校內實施軍事訓練外,現已公開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國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機關永久毀滅。   
  日本軍人及輿論久已認為中國在進行抗日陣線之組織,並認為中國學校系此種敵愾情緒之發源地。日軍之決心毀滅南開大學者,即因該校為反抗日軍侵略華北之輿論中心;日軍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徑消滅中國之知識與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華軍隊曾迭向全世界狡稱,彼之軍事行動乃對中國政府及其軍隊,非與中國人民為敵。惟自本年7月開戰以來,日軍行動已屢自證所言之偽誕,其尤為顯著而酷烈。戰爭繼續發展,勢將更有其他多數教育機關橫遭同樣厄運。日本此種行為,除演成大量物質損失及人命犧牲外,其意義實超越單純戰爭之性質。」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教育部草擬中日戰爭中日軍破壞中國教育機關之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來,部分高校損失舉要   
  中山大學損失。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山大學屢遭日本飛機轟炸,特別是1937年8、9、10三個月和1938年3、4、6三個月,中山大學校舍被敵機轟炸10餘次,投彈50餘枚,部分校舍被炸毀,死5人,傷十餘人,圖書儀器損失很多,學校被迫停課3周,文、法、理3學院一度遷入廣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課。梁山等編著:《中山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頁。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學代理校長金曾澄報告該校財產損失統計情形,「1938年10月底廣州淪陷損失校產及器材經於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號呈送各院部財產直接損失匯報表,其由港運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淪陷敵手,亦以列具詳細清單,在九龍淪陷器材並經造據清冊,附同統計表於1942年4月22日彙集呈送。計本校在抗戰期間直接損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損失總額系照當時國幣價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584。   
  廣州中山大學被日軍轟炸後情形   
  ——采自良友圖畫雜誌社《戰事畫刊》第五期湖南大學被日軍轟炸後起火   
  ——采自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日寇暴行實錄》1938年6月8日,廣州嶺南大學遭敵機轟炸,學校遂告關閉。   
  1938年8月11日,日機轟炸武昌華中大學,三幢教學大樓被夷為平地。死傷60餘人,正在武漢參加救亡活動的中山大學教授林誠厚也殉難。   
  湖南大學損失。1938年4月10日,日機27架空襲長沙,在岳麓山地區投彈1000餘枚,其中湖南大學被30餘枚炸彈襲擊,該校圖書館全部、科學館三分之一被毀,眾多珍貴書籍、標本及儀器設備等被炸毀。事發當日,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給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政治部等部委電文云:   
  「今日十四時半,敵機27架侵襲長沙上空,於岳麓山湖南大學投彈卅餘枚(內燃燒彈十餘枚),查湖大為本省最高學府,設備較善,敵人本其破壞文化機關及轟殺平民之一貫政策加以重大毀滅,此種暴行,實為文化惡魔,文(人)類公敵。」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湖南大學被日機轟炸情形及遷校舍建築、復原等問題的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學自治會4月12日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快郵代電」稱:在中國軍隊台兒莊大捷之後,日人「挾其報復心理,不問設防地帶與非設防地帶,文化慈善機關與非文化機關,肆意轟炸,罔惜人道。本大學既非軍事機關,亦無軍事機關,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時卅分,突有敵機27架,竄入本大學上空……事後調查,共投燒夷彈50餘枚,爆炸彈30餘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總計此次損失,其價值當在300萬元以上」。該校在這次空襲中,圖書館、第五學生宿舍全毀,科學館儀器損壞殆盡。學生死2人,工友死1人,員生傷約40人。湖南大學旋遷湘西辰溪,又遭日機兩次轟炸。校長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給教育部稱「本校西遷,費時九月,用款十萬,在辰開課。」可謂歷盡磨難。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湖南大學被日機轟炸情形及遷校舍建築、復原等問題的文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於電呈教育部,報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轟炸財產損失情形:「查本校長沙麓山校舍於去年3月3日遭受寇機轟炸損失奇重,業經呈奉鈞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號馬代電飭依照院頌表式將損詳情翔實填報等因,遵即轉飭長沙留守員遵照辦理,去後,旋據該員電報4月18日10時,又有敵機7架來山投彈30餘枚,轟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損失等情當即電示該員,依照前項辦法迅速照報,正擬辦間,復據電告,寇機9架,忽於5月7日午後分3次來襲,投重磅炸彈數十枚,一院及文廟全部被毀,損失較前兩次更大等情,前來比飭,一併匯報。茲據該員造具,各次共有損失報告單列,核查3月3日損失357000元,4月18日損失118000元,5月7日損失402600元,三次共計損失財產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歷史,經過若干人之經營,始能大具規模,奠定學府宏基,一旦損毀,幾無全瓦,殊堪痛恨。」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電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機轟炸財產損失報告清單請予備案並撥款修復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學對抗戰以來財產損失數目與復原經費作一統計,從中可見轟炸所造成的損失之巨:   
  「戰時損失:本校自抗戰以來,麓山方面先後被敵機轟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兩次。就戰時之物價估計,兩處損失,約計國幣100萬元左右,由長沙西遷辰奚,旅運各費,共計20餘萬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價與現時之物價相較,有超過數十倍或數百倍不等,就現值計算(照以前物價與現時物價普加20倍計算),共計損失國幣2400萬元之譜。   
  復原經費:本校麓山本部,經歷次轟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築,毀損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瘡,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資永久,而壯觀瞻。關於儀器、圖書、機械、材料,以及其他設備,歷次損毀甚多,均須盡量補充,俾資應用。將來由長沙遷回麓山本校,公物運輸,固由公款開支,而抗戰期間員工學生,含辛茹苦,共維大業,復原旅費,亦應由公家負擔,以示抗戰普天同慶之意。查復原經費內,計分三部分,(一)建築費共需國幣二萬萬一千萬元。(二)設備費共需國幣2700萬元。(三)旅運費共需國幣300萬元。以上戰時損失,與復原經費,共需國幣二萬萬六千四百萬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抗戰以來教育機關學校財產損失統計表及有關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2),卷584。        
第31節 「疲勞轟炸」造成的損失   
  「疲勞轟炸」,即日軍所說的「神經轟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間,日軍發動的對以重慶為重點的西南地區的轟炸。由於內遷聚集在這裡的高校較多,因而損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營參謀部下達了「345號大陸作戰令」,要求侵華空軍組織「航空進攻作戰」,矛頭直指中國戰時的政治軍事中心——重慶。作戰令要求空襲重慶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中樞機關,甚至直接襲擊市民,「給敵(中國)國民千萬極大的恐怖」,襲擾中國抗戰後方,使軍民喪失抗戰意志,生產生活難以為繼。1938年12月26日,22架日軍重型轟炸機,在陸軍航空兵團團長寺倉少將指揮下,自漢口直撲重慶,揭開了大空襲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時17分,45架日本中型轟炸機分兩批轟炸了重慶。5月3日晚6時許,又有27架飛機轟炸重慶,並投下燃燒彈。兩次轟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傷亡,在4日的轟炸中死亡即達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日軍發動了代號為「101」的更大規模空襲,空襲頻率加快,調集300多架飛機。從1940年5月18日當年的第一次轟炸,到9月20日之間,日軍飛機大規模出動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轟炸。日方公佈的資料顯示,出動飛機2023架次,投彈1404噸。可以推算,每次空襲,出動飛機近70架次,投彈22噸。8月19日和8月20日,轟炸達到高潮。19日出動飛機190架,第二天是170架。這年轟炸,不僅針對商業區、居民區,還對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復旦大學等教育設施、醫院進行了轟炸。   
  1941年夏季,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轟炸(代號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對重慶轟炸14次,出動飛機2389架次,投彈1500餘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襲,每次出動飛機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彈。8月7日後的一星期,轟炸「無六小時間隔」。   
  現將「疲勞轟炸」,特別是1941年轟炸所造成的損失作如下介紹:   
  (1)重慶地區高校所受損失   
  1940年5月20日,日機轟炸南鄭的同日,又在重慶肆虐。日機出動70架,將重慶市區變成火海,大火燃燒七八天之久。餘燼尚溫,日機又集中轟炸重慶的文教機構。5月29日,日機向沙坪壩重慶大學周圍投彈70餘枚;又炸北碚復旦大學,炸死教務長孫寒冰及職員、學生4人,傷4人。同日重慶沙磁區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被炸,死學生7人,傷數人。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專科以上學校呈報遭受日機轟炸損失情形的文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日軍飛機猛烈轟炸重慶大學和內遷的中央大學,兩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毀。   
  1941年7月5日,日軍轟炸重慶川東師範學校,該校大部分被毀。《檔案史料與研究》,1994第3期,第8頁。8月23日,日軍飛機再度空襲重慶沙壩學校區,各校均損失慘重。此外,西南聯大、復旦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北農學院、雲南大學等先後遭日本飛機轟炸,損失嚴重。   
  重慶大學的損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慶大學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洪元向教育部報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敵機常擾陪都師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損失慘重……茲查明8月10日敵機轟炸時,本校作育所中彈一枚,附近落彈一枚,炸毀辦公室一間,並震毀全部寢室、試金石及饒家院教職員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學院門首中彈2枚,該院一、二、三樓門窗牆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毀。饒家院教職員宿舍中彈一枚,炸毀捨屋10間,余均震壞。運動場中彈兩枚,試金室中彈一枚,附近落彈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彈一枚。前後中彈計有11枚之多炸毀大小房屋,震壞校舍校具按照?估計,修復校舍約需國幣545000元,添置校具約需國幣156800元,合計共需國幣70萬元。又查上述兩次轟炸時,教職員遭受損害者計有蔣梅笙等12人,據報損失各物約值國幣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國立重慶大學校長張洪元呈文教育部,匯報該校抗戰以來所受損失情形,「查抗戰期間,本校所受損失,關於儀器及化學藥品方面,計31年2月在仰光隨時測量儀器,電氣儀器,採礦冶金儀器,及其他化學藥品36箱,當時值20餘萬元。此項儀器、藥品繫於民國26、27年間向德商興華洋行訂購,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棧,嗣因歐戰發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經函托香港中央信託局代為交涉,始准提貨,不意30年4月,經憑財政部免費內運護照,由香港運抵仰光,承運之利安公司即倒閉,致未能賡續起運,時局吃緊,本校於41年2月電請中央信託局搶運,及中央電台住臘代表張慈涵就近協助,率以搶運不及時,全部損失,估計現值2000萬元。關於校舍方面,本校於29年5月29日被敵機轟炸,中彈50餘枚,工學院及教員院第3號樓房均被炸毀,行字齋、氣象台、繪圖室、農場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員院第1、2、3單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毀。理學院瓦及玻璃,亦均損壞。工學院儀器各系均有損壞,尤以電機系損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損失亦多,當時約值25萬,現值800萬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復遭轟炸,計10日體專科辦公室一間全毀,課堂寢捨多被震壞。21日饒家院教職員宿舍炸毀10餘間,余均震壞。理學院第一二三樓門窗牆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壞,當時估計約75萬,現值1200萬元,以上各項損失,合計現值約4000萬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584。   
  國立中央大學損失:   
  1941年10月29日,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顧孟余呈文教育部,並附損失清冊七本,統計了1940年8月兩次被炸所受損失,「案查本校於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兩次被敵機狂炸,損毀情形已經於8月29日及9月4日發電呈報在案,關於全校兩次被炸之損失,當即分別從事調查,茲將已調查完竣者,先行開列於後,計房屋675800元,圖書10萬冊7631元,材料62690元,車輛10萬元,用具22051076元。物品52077元,以上共計121800876元」。   
  1941年8月中央大學連續遭兩次轟炸,其被炸情形及損失為:   
  「茲查是日(28日)校區以內,共中炸彈23枚,計總辦公處前著重磅炸彈1枚,屋頂全部震壞。化學館航空系教室各著彈3枚,房屋全部炸毀。法學院、理學院、林學院辦公室教室及建築系教室均被波及,塌毀一部分;藝術系教室著彈2,屋頂門窗全部震壞。學生第四宿舍第六宿舍教職員飯廳及教職員第三宿舍各著1彈,屋頂門窗全部或一部被炸毀。開水房以及學生第二廚房各著彈2,房屋全部被炸毀。學生飯廳著1彈,屋頂門窗牆壁被炸一部分。第二教室、第十四教室各著1彈起火,全部焚燬。校門口著1彈,校傳達室電燈房警衛室及材料室震壞。第二防空洞頂上及第二球場各著1彈,尚無損失。惟並屋瓦被震落者計算在內,則全校房屋已無一完整,多被震壞,當時估計約75萬,現值1200萬元,以上各項損失,合計現值約4000萬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國立中央大學電呈該校八二八被炸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847。   
  「8月30日敵機襲渝,本校又遭轟炸,共著彈15枚:計警衛隊儲藏室、辦公室、本校材料室、汽車房,共著燃燒彈3枚,起火燃燒,儲藏室公物及材料,全部焚燬,損失甚重……圖書館、學生第四、第七宿舍、學生第一廚房、學生大飯廳,各著1彈,房屋炸毀或震壞一部分。工人廚房著1彈起火,幸即撲滅,教職員宿舍著彈2枚,房屋毀壞大半,教職員第三宿舍尚未修復,又落彈3枚,馬路側著1彈幸未炸發。」   
  1941年9月19日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呈報8月23日敵機轟炸損失:   
  「財產損失情形:查是日轟炸東山之敵機,共計九架,投擲燃燒彈及爆炸彈約百餘枚;在本校及其切近周圍區域,約有四五十枚,致月塘第一男生宿舍新建之樓房一棟,全被炸毀,經查原造價值約373625元,該宿舍其他部分屋頂之同被震毀者,估計原價約450元;又白塔街本校女生宿舍一部分被毀,並震壞門房及其他部分之屋頂,估計原價損失約270元;總計房屋損失共為原價445625元;該兩處一切應用公物,如寫字檯、自習桌椅均被炸毀,原置價值約共4038元。其中住宿學生之書籍衣物,盡被炸毀,損失情形至為慘痛。惟詳細數目,尚難作精確之估計,計損失較重者,女生有謝雲清等9人,男生有石真球等34人。至各教職員因職務關係,與個人經濟情形,不能遵令疏散移往鄉間,仍散居城市各處者,此次被炸,所住房屋,或被焚燒,或被炸毀,書籍衣物之損失,亦極慘重,當經詳細調查,計有倪德修等13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849。   
  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呈報該校磁器口附設實驗藥廠1941年8月23日被炸損失情形:   
  「本校磁器口附設實驗藥廠,於本月23日午後全部被炸。查是日敵機27架,於午後濫炸磁器口,投彈約100枚,本校附設藥廠四周,落彈數十枚,房屋全部震毀,所有一切原料成品玻璃儀器及各項生產器具等,共計損失約8萬餘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校長陳思義為呈報附設實驗藥廠被炸損失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849。        
第32節 「疲勞轟炸」造成的損失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1941年8月兩次被炸損失為:   
  「查本院於8月11日慘遭敵機轟炸投彈30餘枚,炸毀總辦公廳女生宿舍及作物組房屋各一部。復於23日向本院投彈數枚,幸落隙地但仍震壞房屋多處。是月30日復將本院男生宿舍、第四教職員宿舍及女生部澡堂炸毀各一部,並炸死工友楊精益一名,炸傷工友蔡子光一名。本院有財產損失統計已達126562元之多,員工財產損失統計已達34155元。現恢復建築之維修費應需52652490元,而賠償損失之購置費應需款123481元……」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顏歌呈報被炸損失及維修購置計劃仰祈鑒核惠撥巨款救濟員工損失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5,卷847。   
  (2)西北地區高校被炸損失   
  國立西北農學院1940年8月30日遭敵機轟炸。1941年8月又遭日機轟炸,此次轟炸財產損失為:   
  「查本院於本年8月5日上午8時30分被敵機7架轟炸,投彈20餘枚,本院大樓東北隅圖書館即印刷室附設高職辦公室合作社等處均中彈被毀,房屋門窗水管玻璃圖書儀器電料等損失約8萬餘元。訓育員王文英、一年級學生宋肅孟、投考高職學生張傑仁被炸殞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849。   
  甘肅省立甘肅學院院長宋恪呈報該院1941年8月被炸情形:「查8月31日,敵機襲蘭,本院竟遭慘炸,(當晚)……本院共落彈11枚,所幸師生工友盡皆無恙,惟交通部會計訓練班,借本院房屋辦理,死學生2人,炸毀教室2座,共計8間,辦公室3座,共15間,學生宿舍12間,貯藏室2間,此外大禮堂前簷全毀,圖書館南牆亦倒,防空洞一部亦遭塌陷,至實驗室及其他所有房屋,概受波及除門窗屋頂牆壁悉數破裂外,即什物器具亦大部損失,……恢復以前,最低估計,非15萬元莫辦,前請鈞部准撥救濟費5萬元,俾資補助一節,懇祈准予從速撥發。」《呈報本院被炸情形及修理開課經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案849。   
  1940年5月29日,國立西北醫學院向教育部報告:5月20日,日機襲南鄭,在該校上空投彈40餘枚,炸死教授兼教務主任楊其昌及兩名學生,該校損失慘重。《專科以上學校呈報遭受日機轟炸損失情形的文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國立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報告該校搬遷、被炸等各項損失為:「查本校原設遼寧瀋陽,九一八事變後,瀋陽校舍及各種設備均淪入敵手,約值過去之銀幣1070餘萬元。嗣於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復校,經過5年於之慘淡經營,粗具規模,26年七七事變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設備約值銀幣82萬元,亦均陷入敵手,27年春以敵機空襲頻繁,西安校舍密邇機場,無法繼續上課,乃遷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雖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損失,而遷費約值銀幣7萬元。在三台遭受敵機轟炸及歷年防空設備之損失約合銀幣5萬元。是本校在抗戰前後共計損失,約合銀幣1214萬餘元。」   
  1943年9月,國立西北工學院院長賴連向高等教育司報告該學院變遷及損失,該院繫於1938年秋奉令合併國立北洋工學院、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及私立焦作工學院改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於抗戰開始時由平津各地幾經南移,圖書儀器等物有未及搶運出險者,有既經搬運而於途中遺棄者損失甚巨。該院校等直接所受損失亦即本院間接之損失,迨至本院成立後數年來銳意經營而設備仍欠充實。緣抗戰中所遭損失有以致之茲經查明,圖書儀器損失現值亦即系本院於抗戰後期待復原所需用,計中英文圖書約值332000元,各工程學系儀器約320萬,總計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學院根據行政院政務處函「以聯合國訂立戰後救濟及復興協定,美國政府將於今秋召集會議討論一切,飭查明抗戰期間損失估計戰後復原費用分列清單具報,以便匯轉提案等由」,對抗戰以來學院損失進行調查,附清單二紙,「查本院圖書儀器機件等在焦作未淪陷前已運出一部分,展轉新鄉鄭州許昌西安天水南鄭等地,或被轟炸,或被顛覆,或經潮濕,或經散逸,損失較重。尚存國立西北工學院借用之數,其餘一部均屬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運出焦作即被淪陷,盡為敵有,留有房屋傢俱亦均為敵所毀沒。現查明,抗戰期間損失之現值約計美金174萬元,又以戰時教育計劃力量集中,奉令與國立西北工學院合併,戰後准予回焦作復校,將來圖書儀器之裝運及購置房屋傢俱之修理及建設需款甚巨,估計戰後復原需要之費用約計美金179萬元」。   
  (3)西南地區高校損失   
  西南聯合大學的損失:   
  日軍空襲昆明從1938年9月28日開始,持續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後隨著「飛虎隊」的投入戰鬥,空襲的威脅漸趨稀。敵機直接轟炸到聯大校舍的有兩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時左右,敵機27架飛入市區,投彈百餘枚。這次轟炸主要以聯大和離聯大較近的雲南大學為對象,俯衝投彈,聯大師範學院男生宿舍全毀,該院辦公處及教員宿舍也多震壞。該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華中學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數十彈,損毀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壞。此次轟炸中,清華大學在西倉坡設的辦事處也遭2枚落彈,屋頂遭到嚴重損壞。辦事處後院中用於存儲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彈震塌,兩名工友被埋在洞裡,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轟炸所致損失比上次更為嚴重。「本校於本月14日被敵機轟炸,校舍被毀,業於當日以急電呈報在案。茲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毀房屋64間,震壞房屋210餘間。計常務委員會,教訓總三處,事處出納2組,圖書庫全部毀壞。生物及地質實驗室各毀一所。此外各辦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毀或毀壞一二間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時價,損失35萬元,傢俱部分損失11萬元,電料等項損失15萬餘元,三共統計62萬元。圖書及儀器部分……不過22000餘元。又師範學院及附屬中小學系租借雲南省立工業職業學校校舍,此次被炸毀房屋89間,女生宿舍系租借昆華中學校舍,次此被炸,倒毀房屋48間,上述兩處被震毀者共約190餘間,倘照原樣修復,所費必更不貲,但即簡單修葺,俾可勉強應用亦需20餘萬元」。《西南聯大電呈被炸情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849。學校教室只好作為宿舍。   
  國立同濟大學代理校長周均時1941年8月30日報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時敵機狂炸宜賓,本院門診部後座中一彈,庫房膳食廚房炸塌,辦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壞,並震破窗戶多處,經於十二三日停診兩天加以整理。」同濟大學附設醫院門診部被炸,計六類別物品損失共33500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襲中,國立交通大學分校的損失,計屋瓦牆壁灰頂竹籬課桌方凳各項估計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協和大學校長林景潤1943年12月22日報告,該校財產間接損失,自1938年至1942年,計191920365元。又原復計劃必需費用,依照現值最低估計,需215萬元。   
  相比有形的損失,「疲勞轟炸」對市民和師生的精神摧殘更難以文字表述。時時響起的防空警報,使人聞之如驚弓之鳥,是人們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夢。人們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亂,飲食無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難時,在防空洞裡一躲就是2小時,最長達9小時,洞內人多空間狹小,空氣渾濁,潮濕難耐。時間一長,再有耐心的人都會煩躁不安。空襲對中國民眾是一種殘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慶校場口「大隧道慘案」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此次慘案中,共死992人(兒童151人),傷八千多人(重傷二百多人)。轟炸增加了物價上漲的速度,惡化了師生的生活狀況。跑警報也給人們的身心以很大的傷害。警報有3種,跑警報沒有准地點,漫山遍野。根據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1942年畢業生徐澤物統計,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預行警報95次,空襲警報72次,緊急警報52次。在這些警報中,自空襲至解除,共約300小時。警報聲聲,人心惶惶。文浩:《日軍空襲威脅下的西南聯大日常生活》,載《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4期。   
  應當指出是,在國土淪喪,敵機狂轟濫炸,中國教育機關備受摧殘的情況下,廣大教育工作者不辭千辛萬苦,大部分大專院校遷至大後方,堅持辦學,使中國的教育事業沒有中斷,這對於國民教育的維持,傳統文化的延續,現代知識的傳授,人民素質的提高,以及抗戰所需的技術人才和建設人才的培養,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第33節 淪陷區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日本在佔領區,以武力為後盾,日偽積極推行奴化教育,為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服務,對中國的教育事業造成巨大的破壞和摧殘,成為中國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頁。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對外侵略擴張罪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國」長遠國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比軍事侵略更深層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視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體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區對中國原有教育進行了毀滅性的破壞,實施奴化教育。偽滿洲國在國務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設教育司,後改設文教部,作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先後任文教部長官的有鄭孝胥等人,但實權在日人次長手裡。   
  1937年七七事變後,將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關內。首先,在各級偽政權中普遍設立了教育行政領導機構。1937年12月,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老牌親日漢奸湯爾和出任教育總長。1940年11月,湯病死後,周作人、蘇體仁、蘇剛、王克敏等先後充任此職。1938年3月,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長先後為陳則民、顧澄、趙正平。1940年3月,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教育部由趙正平、樊仲雲、戴英夫、李聖五等出掌部務。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積極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歐美先進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全國教育行政機構初步建立。大中小學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更為科學合理,崇尚科學文化知識漸成風氣。1937年7月,日軍大舉侵華,中國文化教育事業較為發達的江浙等地盡入敵手。佔領區內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機關被徹底出線。各級各類學校或為日軍焚燬,或為日軍佔用。日本佔領當局在淪陷區摧毀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的同時,大力破壞中國教育體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偽統治我國東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著重點,是廢除中國原有的教學秩序、內容和教材,代之以日偽的課程設置和教材,並竭力散佈殖民主義的教育觀點。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滿洲建國讀本》中狂妄的宣稱,「以大和民族的優秀的國民性和它的文化作為中心,結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設新的大陸文化」。偽滿教育司長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滿洲建國在文化上的意義》一書中更為露骨地說:「新滿洲國的文化的真髓,實際上是日本的文化。換句話說,是大陸版的日本文化建設。」王承禮主編:《中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綱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   
  1實行「新學制」,全面降低文化水準。   
  日偽於1937年在東北開始實行「新學制」,並逐漸推廣到關內。該學制的特點:   
  (1)縮短學制。在小學教育階段,仍採用四二制,頭四年初小改為「國民學校」,後二年高小改為「國民優級學校」。中學教育縮短為四年制,改名為「國民高等學校」。在高等教育階段,改為三年制,全部學程13年,比當時日本國內的學制縮短了整整5年。縮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學習年限,實際上是限制了中國青年學習文化科學知識。   
  (2)中等教育職業化。「新學制」廢除普通六年制中學,改為分科的四年制中學。男子國民高等學校(中學)分為農科、商科、工科、水產科、礦科等。以1940年的統計為例,在160所中學裡,農科占102所、商科34所、工科22所、水產科2所。可見,日本統治者實行中學職業教育,就是將教育任務定位於培養專供日本殖民主義者驅使的初等技術人才。學校的課程以理科為主。偽滿文教部次長田中義男曾說:「滿洲國的教育內容是以實業教育為主。」中小學「卻偏重於古代的課程,但是以六經為主,因為惟其六經才能使他們做聖人」。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4頁。   
  文化知識各科,盡量壓縮減少,所佔學時極少,卻大量增加為日本侵略者賣命的「勤勞奉仕」、「實務終日實習」、「體煉終日訓練」及軍訓等內容。   
  日偽控制的高等教育盡量壓縮能培育愛國精神的專業和科目。以東北為例,專科以上學校計大學13所,學院8所,養成所3個,共23校;其中公立者計20校,私立者3所;醫、工、農、師範科多,而少文科、理科,其為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更無疑義。   
  (3)學科混合,加強殖民思想教育。由於害怕學生可以從地理、歷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國的存在,敵偽將小學歷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為所謂「國民科」。後來乾脆取消「國民科」,改為奴化訓練的「建國建設」課。中學除灌輸奴化思想的「國民道德」課外,還將歷史地理合為「地歷」課。後「國民道德」也改為「建國精神」。所謂的「建國精神」,講的不外是「日滿一心一德」、「中日親邦」、「大東亞共榮圈」之類的東西。取消原國民黨政府頒布的「黨義課」,代之以宣傳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學中,實行「日滿共學制」。日本學生利用特權大量入學,占總學生數的55%以上,中國學生只佔39%。充分反映了偽滿教育的殖民性。建國大學兼收日、韓、台、滿(中國)、蒙、俄中學畢業生。日生必修漢語,其他學生必修日語。實施混合教育,以養成其所謂「建國精神」,用心至為惡毒。根據偽滿有關方面統計,1943年各大學在校學生只有6000餘人,教員1000人,而日本學生竟佔了55%。偽滿總務長官星野直樹在《教育之再認識》(1940年版)一書中得意揚揚地說,在中國東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過日本國內。他還說,在東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學」,「在滿洲國的日本人應該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時還應該認識到滿洲國是自己創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後負責人。」王承禮主編:《中國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綱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   
  降低東北民眾所受教育修有學問的水準,是日偽控制教育的目標之一。田村敏雄認為,「在滿洲,對於全體的觀念尚未徹底,也沒有推愛報國的觀念,試觀社會的意識狀態,愈是受過教育修有學問,推愛及物、謝恩天地的觀念也愈見淺薄。」〔日〕田村敏雄:《教育與經濟》,載《建國教育》第5卷第12號。   
  2在學校系統外,還設有進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機構。   
  如偽滿設立的王道書院、建國大學、大同大學等。建國大學和大同學院,直隸偽滿洲國的國務院,不歸「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轄。它們是專以培植高級漢奸的高等學府,同時又是製造種種殖民主義輿論的中心。日偽還特設了「大陸科學院」。建國大學成立於1938年5月,修業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謂「精神訓練」、「軍事訓練」、「武道訓練」和「作業訓練」。在後3年中,分為政治、經濟、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術論」、「民族協和論」、「東亞聯合及國際團體論」等課程則在必修之列。凡入學者一律公費,畢業後無條件地任為高等官。可以說,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攬的學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該校設有大學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內容,基本集中於所謂「建國精神」的研究。它有「建國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國土研究班」、「東亞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學研究班」及「共產主義批判研究班」等。〔日〕山根幸夫:《「滿洲」建國大學與日本》,載《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4期。所謂研究院,專門從事炮製殖民理論。一是用「獨立的新國家」的謬論,來掩蓋日本殖民統治的傀儡性;二是用所謂「新國家」實現了「王道樂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來掩蓋日軍刺刀林立的血腥統治;三是用「日滿不可分的關係」,來為日本侵略者吞併中國東北製造理論依據。這些顛倒黑白的謬論,就是要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要東北青年忘記自己的祖國。   
  在社會教育方面,在華北地區,日本佔領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會,面向社會推行以「反共興亞」為重心的教育。新民會在省、市、縣佔領區各地普遍設立新民學校、通俗講習所、新民教育館、新民茶社、新民問事處等組織機構,並廣泛利用電台、電影、標語、集會進行漢奸宣傳。從上到下,從學校到社會,建立一個廣泛深入的漢奸教育體系。   
  在華中,除官方教育機構外,汪偽政權運用大民會,以及名目繁多的民間教育團體,如中國教育建設協會等掛著民間協會招牌的奴化教育機構,以貫徹「和平反共建國」為己任。   
  在河南鄭州,日偽設立「中原自治學院」,挑選各縣青年,強迫受訓,3個月後分送各縣,擔任教育、宣傳等漢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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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劫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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