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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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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大國的興衰   
  本書論述的是近現代(即文藝復興之後)的國家或國際力量,追述和闡明了自西歐建立「新君主國」和全球性跨洋國家系統以來,五個世紀中各大國的相互關係與興亡盛衰。毋庸贅言,這將涉及大量戰爭,特別是那些對國際秩序有巨大影響的、由大國聯盟進行的大規模長期戰爭。但是,這又不完全是一部軍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經濟史,本書重點是描繪國際體系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   
  因此,本書副標題所講的「軍事衝突」,總是與「經濟變化」聯繫起來考查(原書副標題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這一時期,任何大國的勝利或崩潰,一般地都是其武裝部隊長期作戰的結果;但也不僅如此,它也是各國在戰時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國可用於生產的經濟資源的結果。進一步說,從歷史背景上看,也是由於在實際衝突發生以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家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致。有鑒於此,本書認為,研究和平時期大國地位如何持續變化,同研究它在戰時如何打仗一樣重要。   
  這裡提出的論點將在本書正文中詳細分析,但也可概述如下: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可使一國比另一國得到更大的優勢。例如,公元1500年以後問世的帆動力遠洋炮艦和大西洋貿易的繁榮,就使歐洲各國受益不同,一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比另一些國家快得多。同樣,後來開發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炭和金屬資源,大大增強了一些國家的力量。一些國家的生產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較容易地在平時承受大規模擴軍備戰的負擔,能在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陸軍和艦隊。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但財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會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消了。如果這個國家正處於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困境將變得更加嚴重。自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和目前的美國等第一流強國的興衰史表明,在國家的生產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從長期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   
  本書論及的「大國興衰」情況,可簡單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論述為以後各章奠定了基礎,即考查公元1500年前後的世界形勢,分析明代中國、奧斯曼帝國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脈莫臥兒帝國、俄國、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和中西歐諸國這些當時的「權勢中心」的長處和弱點。16世紀初期,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但是,東方帝國中的一些國家與歐洲各國相比,儘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但它們都深受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後果之害。這些中央集權制政府都要求其國民統一信仰和實踐,不僅要信奉一個官方國教,而且在商業活動和武器發展等領域都是如此。在歐洲由於沒有東方式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王國和城邦之間爭戰不已,這就推動人們經常尋求軍事變革。軍事變革又有力地推動了在競爭、積極進取的環境中出現的科學技術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歐洲社會碰到的變革的障礙很少,很順利地進入了持續向上的螺旋式的經濟發展,增強了軍事效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因素就使歐洲社會走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前列。   
  科技的進步和軍事的競爭推動著歐洲各國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讓、各顯其能的方式向前發展。儘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個敵對國家中,有一個國家因擁有充足的資源而脫穎而出,超出其他國家,控制整個歐洲大陸。在公元1500年以後的大約150年中,西班牙和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王朝——宗教聯盟就企圖這麼做,而歐洲其他強國則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爭當霸主」的活動。這在第二章中有詳細闡述。本書各章在論及一流強國的長處和弱點時,都進行比較分析,即放在影響整個西方社會的經濟和科技變化這個更廣闊的背景下進行分析,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一時期多次戰爭所造成的後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們儘管擁有大量資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使地盤擴展過大,戰線拉得過長,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經濟基礎無法支持過於龐大的軍隊。其他歐洲大國在這些長期戰爭中也損失巨大,但它們想方設法地(雖很勉強)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資資源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平衡。   
  第三章的內容是發生於1660—1815年的大國之爭,但這些戰爭很難輕易地概括為一個大集團與許多對手之間的鬥爭。在這個紛亂動盪的時期,西班牙、荷蘭等以前的一流強國正淪為二流國家;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這5個主要大國脫穎而出,逐漸主宰了18世紀歐洲的外交,並進行了一系列長期的聯盟(這些聯盟的成員變化很快)戰爭。在這一時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後來又由拿破侖統治的法國,比歷史上任何國家都更接近於控制整個歐洲。但是,它的努力總是由於其他強國組成的聯盟反對而無法實現,至少是功敗垂成。由於到18世紀初期供養龐大的常備軍和國家艦隊耗資巨大,能夠建立先進的銀行借貸系統的國家(如英國)比金融系統落後的對手,享有多方面的優勢。但是,地理位置這一因素,在決定大國在許多變幻莫測的爭鬥中的命運方面,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到了1815年,俄國和英國這兩個「側翼」國家已變得十分重要。兩國既可隨時參與中西歐各國的鬥爭,又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而不易受這些鬥爭的影響。此外,進入18世紀後,它們都在確保歐洲大陸均勢的情況下,開始向歐洲以外的地區擴張。最後一點是,在18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挫敗拿破侖統治歐洲的企圖。   
  在1815年以後的100年中,顯著的差別是,長期的聯盟戰爭完全絕跡。在歐洲形成的戰略均勢,得到了「協調的歐洲」各大國的支持,因為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或試圖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後的數十年中,各國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國內動亂,並在本國所在的大陸不斷進行領土擴張(如俄國和美國)。這種相對穩定的國際形勢,不僅使英國這個在海軍力量、殖民地和商業貿易等方面的全球強國發展到頂峰,而且由於良性的相互影響,還有利於它壟斷以蒸汽為動力的工業生產。然而,19世紀下半葉,其他一些地區和國家也開始實現工業化。這使國際力量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舊有的一流強國,而有利於那些既有資源,又善於組織利用新生產工具和新技術的國家。在這一時期發生的幾場重要戰爭(如在某種程度上的克里米亞戰爭,尤其是美國內戰和普法戰爭等)表明,一些國家之所以在戰爭中失敗,是由於它們未能實現軍事系統的現代化,沒有基礎穩固的基本工業設施,來支持其龐大的軍隊和製造正在改變戰爭性質、造價昂貴、結構複雜的武器裝備。   
  因此,進入20世紀後,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各國國力的增長速度快慢不同,國際系統與50年前相比變得更加動盪,更為複雜。其主要表現是:第一,1880年後,世界列強為了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開了瘋狂的競爭,它們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掠奪財富,另一方面是怕相形見絀;第二,各國在陸地和海洋競相加強軍備;第三,各國政府為了尋求盟友,準備戰爭,在和平時期便紛紛建立固定的軍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個時期內,除了各國為殖民地問題爭吵不休和發生了多次國際危機外,每十年統計一次的經濟力量增長指數表明: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一變化不利於已持續三個世紀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法國、奧匈帝國和剛剛統一的意大利等傳統歐洲強國儘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競賽中卻逐漸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橫跨大陸的美國和俄國(這個沙皇國家的生產效率較低)則脫穎而出。在西歐各國中,可能只有德國有足夠的力量躋身於未來世界強國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長,只想稱霸東亞。毫無疑問,所有這些變化將給大英帝國帶來難以克服的巨大困難。現在,英國確實已經感到比半個世紀之前更難保衛其全球利益了。   
  雖然1900年以後的50年的主要發展可視為兩極世界的形成時期,但一些「中等」國家(在第五、六章中將談到)卻多次陷入危機,整個體制的變動也絕非一帆風順。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規模戰役,卻顯示出德意志帝國比沙皇俄國具有某些優勢,因為德國的工業生產組織有序,全國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國雖然加快了現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後。可是,在戰爭的頭幾個月,德國儘管在東線取得了勝利,在西線卻遭到失敗,且其盟國在意大利、巴爾幹和近東戰區也連連敗北。由於後來美國出兵,特別是提供經濟援助,西方盟國終於擁有戰勝其敵對聯盟的資源。但是,對所有參戰國來說,這都是一場使人精疲力竭的戰爭。奧匈帝國從地球上消失,俄國發生了革命,德國戰敗,法國、意大利和英國也為爭取勝利遭受慘重的犧牲。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國,前者進一步加強了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後者到1918年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世界頭等強國。   
  1919年後,美國迅速從國外撤軍,布爾什維克掌權後俄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使國際體制與基本的經濟現實之間變得很不協調,其程度甚於本書論及的五個世紀的任何時候。戰後,英國和法國的實力雖已削弱,但仍然是國際外交活動的中心。但是,它們的地位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國等軍國主義化了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t)國家的挑戰。德國在歐洲稱霸的野心遠甚於1914年。從本質上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家,而斯大林的俄國也正在迅速發展成為工業超級大國。所以,「修正主義」的「中等」強國遇到的難題是,如果它們不想被美蘇兩個大陸強國超過,就必須迅速對外擴張。對原有的中等強國來說,它們的難處在於,如應付德國和日本的挑戰,它們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跌宕起伏,卻肯定了人們對國力衰微的擔心。軸心國在戰爭初期取得了輝煌勝利,但最終無法克服生產資源比1914—1918年戰爭時更為不足的弱點。它們確實做到的一點是,佔領了法國,削弱了英國,爾後即被同盟國的優勢兵力所打敗。1943年,人們在數十年前預測的兩極世界終於來臨,軍事力量對比再次變得與全球經濟資源佈局相一致。   
  本書最後兩章涉及的時代是兩極世界時期。這一時期,在經濟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世界的確分為兩極。兩極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現是多次出現冷戰危機。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屬於獨特類型國家的地位,由於出現了核武器及其遠程投射系統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強。這說明,目前的戰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於20世紀初期,更不用說19世紀初了。   
  儘管如此,大國興衰的進程仍未停止。當然,各大國力量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各不相同。這不僅使全球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也逐漸影響到政治和軍事力量對比。從軍事上看,美國和蘇聯從60年代至80年代始終是一流強國。由於兩國領導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樣站在極端的立場解釋國際問題,它們之間的對抗必然導致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這是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間,世界生產能力對比的變化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快。在1945年後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業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所佔的比例很小,此後卻不斷增大。歐洲各國也治癒了戰爭創傷,成立了歐洲共同體,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集團。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以驚人的速度前進。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快,據測算,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蘇聯。相比之下,美國和蘇聯經濟增長速度卻慢得多,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財富在世界上所佔的比例自60年代以來便急劇下降。因此,撇開所有的小國不算,只從經濟指數上看,多極世界已經再次變為現實,這是不言而喻的。鑒於本書主要探討戰略與經濟的相互影響,用最後一章既論述目前各大國軍事力量對比與生產能力對比之間的不協調性,又指出中國、日本、歐洲共同體、蘇聯、美國這當代五大政治經濟「力量中心」所面臨的問題和機會,看來是適宜的。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處理好國家擁有的手段與國家目標的關係這一自古有之的難題。大國興衰的歷史絕不會到此結束。   
  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極廣,不同的讀者將出於不同的目的閱讀此書,這是顯而易見的。一些讀者將得到他們希望得到的內容:既概括又相當詳細地評述過去五個世紀的大國政治、經濟和技術的變化對各大國地位的影響,以及平時與戰時戰略和經濟的相互作用。鑒於本書書名所限,筆者既不論及小國,也不談小國之間的戰爭。同樣由於書名所限,本書論述歐洲的筆墨頗多,特別是在中間幾章。但是,對於這一課題的專著來說,這是很自然的。   
  對其他讀者來說,特別是對目前對總結「世界體系」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戰爭發生規律十分感興趣的政治社會學家來說,本書可能不盡如人意。為避免誤解,在此必須澄清一點,即本書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經濟發展週期與大規模(或全面)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此外,本書也未詳細探討戰爭起因的一般理論,以及是否由於大國的盛衰才爆發戰爭。同時,這也不是一部闡述帝國理論、帝國統治的影響(如邁克爾·多伊爾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國》一書中闡述的那樣)或帝國統治是否有助於加強國力的專著。最後,本書也不打算提出關於哪種社會形態和政府組成形式在戰時能最有效地利用資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論。   
  另一方面,本書彙集的大量資料無疑可供有關學者用來進行上述歸納與概括。但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政治社會學家)在總結一般性理論時遇到的問題是,過去的史料浩如煙海,它們無法據此得出「確實」科學的結論。因此,雖然我們可將某些戰爭(如1939年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歸結於決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但這一結論無助於解釋始於1776年的美國革命戰爭、1792年的法國革命戰爭和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同樣,儘管我們可以指出,1914年的奧匈帝國是一個「衰落」大國引發大規模戰爭的良好範例,但「興起的」大國德國和俄國在致使戰爭爆發方面也同樣起了關鍵作用。對此,戰爭理論家們又如何解釋呢?所以,各種有關帝國好壞、帝國控制是否受可測量的「力量/距離」比值制約的一般性理論,由於所依據的史料不同,對同一問題可能做出時而肯定、時而否定這樣毫無意義的回答。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不管上述理論,只是觀察一下過去500年的「大國興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認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個別例外的情況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例如,我們發現在綜合經濟力量和生產能力對比的變化與國際系統中各大國的地位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兩個最好的例證是:16世紀以後世界貿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漸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歐,1890年後的幾十年中世界工業品集中產地又由西歐慢慢移向其他地區。這兩個例子都說明,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著新大國的崛起。這些新大國總有一天會對世界軍事形勢和各國領土狀況施加決定性影響。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全球生產的重要力量向「環太平洋地區」轉移,不只是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原因就在這裡。   
  同樣,歷史事實還表明,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或世界性帝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繫。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龐大的軍隊離不開經濟資源;第二,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繫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國商業理論家馮·霍尼希寫道:「一個國家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   
  在本書各章中,這種觀點將多次被證實。18世紀中葉的荷蘭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時它已不再是一個強國,因為鄰國法國和英國比它擁有更多的力量和財富。1914年的法國無疑比1850年的法國強大,但與強大得多的德國比較,法國就顯得遜色,因此,它決不會由於自己比過去強大而感到慰藉。與鼎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相比,英國現在擁有的財富要多得多,其武裝力量的武器裝備的威力也大得多。但這些已毫無意義,因為它的產品產量已由占世界總產量的25%下降到約3%。如果一個國家比鄰國強大,它的日子就好過;如果一個國家比鄰國弱小,它就會遇到麻煩。   
  但這並不是說,一個國家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增減將同步進行。從本書提供的大部分歷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升降曲線與軍事影響升降曲線之間,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時間滯差」。同樣,這一點也是不難理解的。一個經濟正在迅速發展的國家(如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90年代的美國和今天的日本)總希望自己越來越富,而不希望將巨資用於軍備。半個世紀之後,國家的投資重點就可能發生變化。以前的經濟發展造成的後果之一是,海外義務增多(因為要依賴國外市場、原料、軍事聯盟,可能還有基地和殖民地)。現在,其他或敵對國家在經濟方面則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並同樣希望擴大在國外的影響。因此,世界上的競爭愈演愈烈,市場股票的價值不斷下跌;悲觀主義的觀察家談論衰退,愛國的政治家號召「復興」。   
  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以比兩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然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這僅僅是因為其他國家發展得更快,正變得更加強大。西班牙帝國在紛亂的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軍費,要比16世紀80年代卡斯蒂利亞經濟繁榮時期多得多。愛德華統治時,英國在1910年的國防開支,也比1865年帕麥斯頓去世時英國經濟處於鼎盛期時多得多。難道1910年的英國人感到更安全嗎?目前,美國和蘇聯似乎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在以後還要論述。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使自己的處境更為困難。   
  從本書論及的500年歷史中,還可以得出另一個普遍適用的結論,即為爭奪歐洲或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大規模聯盟戰爭的最終結局,與雙方動員的生產資源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反對西班牙-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拿破侖戰爭等18世紀大規模衝突,以及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了這一點。一場令人煩惱的長期戰爭是檢驗雙方力量的試金石。隨著戰爭的進行,交戰各方資源的多少將起越來越大的作用。不過,我們應該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錯誤的經濟決定論的羅網。儘管本書作者對追溯500年世界事務的「主要發展趨勢」興趣頗濃,但並不是說,經濟決定一切,各國的成功與失敗都出於經濟原因。大量事實證明,還有其他多種原因,譬如地理位置、軍事組織、民族士氣、聯盟體系等許多因素都可以對各國的國力起制約作用。例如,在18世紀,荷蘭「聯合省」是歐洲最富裕的地區,而俄國則最窮。可是,荷蘭卻衰敗了,俄國卻興起了。個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戰技能(16世紀的西班牙步兵團和20世紀的德國步兵都很善戰),都是決定戰鬥、戰役勝負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爭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於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艦長們過去常說的那樣。本書述及的許多事實都將證明,這個重要意見雖然具有諷刺意味,卻是正確的。正因為五個世紀以來大國的國力與經濟力量相輔相成,弄清目前經濟與技術發展趨勢對當前力量對比可能產生的影響才有意義。這並不否認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人必須在既可提供機遇又可限制機遇的歷史環境中創造歷史。   
  一篇較早論述本書探討的問題的論文,是普魯士著名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1833年發表的評論「諸大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蘭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情況,並試圖說明為什麼一些國家崛起後又逐漸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結尾,他分析了當時的世界形勢,以及法國發動拿破侖戰爭想稱霸歐洲的企圖失敗後發生的國際事件。在審視各大國的「前途」時,出於歷史學家的職業習慣,他也踏入了預測未來這一無法確知的領域。   
  寫一篇論述「諸大國」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寫一本關於「諸大國」的書則是另一回事。我原來的打算是,寫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書,因為我認為,讓讀者瞭解(可能只瞭解一些)有關各大國不斷變化的發展速度的背景知識,或各大國面臨的地緣戰略問題就夠了。當我開始寄出本書的前幾章徵求意見,或與有關學者談論本書的主題時,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測錯了。讀者需要更多的、更詳細的背景知識,因為他們得不到有關各大國經濟和軍事力量對比不斷變化的參考材料。正是由於經濟歷史學家和軍事歷史學家都尚未涉足這一領域,這方面的資料才較少。如果說在書中加進詳細的背景知識材料有道理的話,那麼這樣做就是填補了大國興衰史中一個重要空白。   
  出版說明   
  《大國的興衰》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撰寫的《大國的興衰》,是一部廣泛論述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歷史的學術巨著。自1987年問世後,震盪美國政界、學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是一部頗有爭議的暢銷書。   
  我國求實出版社1988年首次引進《大國的興衰》中文版。其間,書稿翻譯由陳景彪組織,軍事科學院外軍部、中國社科院學世界歷史研究所、中央黨校歷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外交學院的研究員合作進行。為了保存學術資料,以及對歷史進行深刻的回顧,對未來作出更具責任感和科學準確的預測,時隔十七載,我們期與國內讀者重溫這部經典著作。   
  此次再版,根據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為底本進行校對。譯者重新做了全面修訂,更正了原譯文中一些紕漏,並新增了若干註釋。因本書撰成於20世紀80年代,作者視線難免具有時代局限性。書中使用的「蘇聯」「南朝鮮」等表述,以及一些觀點和判斷已經不符合當下的歷史情境,如第八章第五節《矛盾重重的蘇聯》。為了保持著作的原貌,我們未予改動,在此略向讀者說明。   
  作者對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尚存有曲解。我們不認同作者在《大國的興衰》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實踐的偏激立場,因此做了一定的刪節,但書中一定仍有許多不妥之處,希望讀者以批判和獨立思考的態度閱讀此書。   
  作為出版者,我們盼望讀者惠予指正。如果您閱讀本書有何感想,歡迎通過電子郵件寄給我們。(郵箱:icpc@95777sina.net)   
  作者簡介   
  ◎   
  保羅·肯尼迪(1945-),英格蘭人,曾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皇家歷史學會會長。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重點研究和講授當代戰略和國際關係,是多所大學的客座研究員和客座教授,榮膺迪爾沃恩稱號。曾撰寫和編輯過10本有關海軍史、帝國主義、英德關係、戰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內容簡介   
  ◎   
  這是一部廣泛論述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歷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來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強調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力量是軍事實力的後盾。大國興起,起於經濟和科技發達,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強盛和對外征戰擴張;大國之衰,衰於國際生產力重心轉移,過度侵略擴張並造成經濟和科技相對衰退落後。   
  本書視野開闊,資料豐富,論證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後,震盪美國政界、學界,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是一部頗有爭議的暢銷書。   
  《大國的興衰》   
  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中國能否在21世紀實現偉大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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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素來有天下主義的抱負,他並不孜孜於追求中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也不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但是,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是現實主義者多過理想主義者。國際政治領域的現實主義反對政治一體化,滿足於現在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堅持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們在理論上和政治上保持強勢,世界聯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會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就要準備好有朝一日擔當「最後的大國」的歷史責任。   
  如果中國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後的大國,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崛起」,而且是一種「復興」。中國與英國和美國不同,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曾經有過多次的沉淪與復興。中國最近的一次沉淪不過是19世紀的事。中國最近一輪的復興,也不是21世紀才提上議事日程,而是過去一個世紀艱苦卓絕努力的延續。        
推薦序:最後的大國   
  王之明 博士   
  保羅·肯尼迪的這本書總結了公元1500年以來大國興衰的歷史,並對「今後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預言。他認為:第一,在最近的將來,沒有任何國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組成的「五頭政治」中去(基辛格則認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構成「六頭政治」),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將是最後的大國。第二,就五國而言,世界生產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經從蘇聯和美國,也開始從歐洲經濟共同體,向有利於日本和中國的方向傾向。雖然中國還落後於日本,但是它發展得最快。第三,中國經受了長期的艱難困苦,它的現任領導人看來正在實現一個宏偉的、思想連貫和富於遠見的戰略,這方面將勝過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更不必說西歐了。這個戰略就是在國家主義的意識指導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實效的手段來竭力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最後,保羅·肯尼迪強調說,儘管中國此刻正壓縮軍備開支,但它無意於將來仍然在戰略上「無足輕重」;相反,中國越是以柯爾培爾式的國家主義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就越是意味著要搞軍備擴張基礎上的強權政治。「這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當中國準備在21世紀「和平崛起」之際,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一書,顯然是很值得國人一讀而再讀的。        
一、大國的涵義   
  學者對於大國的定義,雖然說五花八門,但大體上可以歸為兩類。   
  一類指向普通大國。譬如《管子》一書提出「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當代中國學者也認為:「大國一般土地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與小國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強、戰爭潛力雄厚、迴旋餘地大等有利條件,有利於支持長期戰爭。」日本學者山本宣吉說:「大國從其意義上來說,是只考慮本國目的(比如經濟發展、就業、物價穩定等),為了實現這些目的,而採用某些財政、金融政策的國家。」他強調的是大國具有制定和執行獨立經濟政策的能力。「『大國』即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不接受來自他國的影響(政策效應),相反,本身的行動、政策反而給予他國以極大影響。」而小國則只能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成為大國的附庸。   
  另一類指向霸權大國、統治大國或者說領導大國。德國歷史學家蘭克在1833年發表的《列強論》一文中,提出「大國」的定義是:一個大國「必須能夠與其他所有聯合起來的大國相抗衡。」根據英國學者懷特的定義,「統治大國」是「擁有超過全部競爭對手之和的力量的國家,無論遇到對手怎樣組合發起進攻,都能從容不迫地策劃戰爭的國家。」當今美國的軍事預算,超過排在它後面二十個國家的總和,當然夠得上懷特所謂「統治大國」的標準。喬治·莫德爾斯基則認為,世界大國是世界的主導經濟國,是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連接點。世界大國主導經濟不僅規模(GN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NP)高,而且意味著在技術創新的條件下主導性產業部分生產旺盛,並能積極參加世界經濟,有足夠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額財力。在制定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的規則上起決定作用。〔1〕莫德爾斯基所講的世界大國與懷特所講的「統治大國」具有同樣的含義,也可以稱之為世界領導大國。本文所要討論的「最後的大國」,主要不是指普通大國,而是指世界領導大國。   
  區域性大國與全球性大國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紀,世界上只有區域性大國,而沒有全球性大國。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黃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時期的區域性大國。公元紀年開端的時候,歐亞大陸東西兩側分別是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二者之間是過去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的幾個繼承者。公元1500年前後的非西方世界,保羅·肯尼迪所說的各個「權力中心」包括:明帝國、奧斯曼帝國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脈莫臥兒帝國、莫斯科大公國、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   
  明帝國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與其周邊國家共同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東亞秩序,即以中華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作為朝貢的前提,是朝貢國以接受中國對當地國王的承認並加以冊封,在國王交替之際以及慶慰謝恩等等之機去中國朝見;是以舉行圍繞臣服於中央政權的各種活動,作為維繫其與中國的關係的基本方式。根據《萬曆明會典》,朝貢國分類如下:「東南夷」(上)包括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爪哇等18國,「東南夷」(下)包括蘇祿國、滿剌加、錫蘭等44國,「北狄」包括韃靼部的8個部分,「東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個部分,「西戎」(上)包括西域38國在內的58國,西戎(下)包括吐蕃部14國。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說法,中國主導下的東亞「朝貢秩序」有三個特點:(一)由宗主國中國提供國際性安全保障,朝貢國因而不必保持常設性軍事力量,這意味著區域內部的糾紛不必訴諸武力解決;(二)朝貢體系所保護的交易實行「無關稅」特別恩典,為外部世界提供了極富魅力的商業機會;(三)朝貢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國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質的文化;對於朝貢國來說,意味著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為朝貢國,就會在朝貢體系中與其他的朝貢地域發生接觸,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事實上充當著異質要素之間交流的媒介。〔2〕東亞「朝貢體系」是當時世界上覆蓋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結構最穩定的區域性國際體系。   
  西方世界興起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先後成為大國,但後來降為二流國家。與此同時,五個主要國家(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卻逐漸嶄露頭角,控制了18世紀歐洲的外交和戰爭,其中穿插著各種迅速變化的結盟。   
  工業革命後,隨著輪船、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和電報、無線電等通訊工具的發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速,一些區域性大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由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歐洲國家的生產力率先突飛猛進,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國全都是來自歐洲。到19、20世紀之交,以美西戰爭和日清日俄戰爭為標誌,美國和日本這兩個非歐洲國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國的行列。1900年,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日本、俄國、美國聯合出兵中國,佔領北京。這八個國家可以算是當時的世界大國。   
  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結局導致大國格局的變化。幾個歐洲國家一直保持著大國的交椅,但總的變化趨勢是權力逐漸向非歐洲國家轉移。一戰後成立了國際聯盟,英、法、意、日為行政院常務理事國;美國是國際聯盟的發起國,卻受到國內孤立主義的牽制而退出了;蘇俄和德國則被排除在國際聯盟之外。到30年代,美、蘇、德三國的經濟實力,分別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後面的英、法等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顯然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德國和蘇聯一簽訂秘密條約,第二次世界大戰馬上就爆發了。二戰後成立了聯合國,由戰勝國美國、蘇聯、英國、中國、法國擔任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最近,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國際上的熱門話題,日本、德國、印度、巴西成為「增常」候補國,這反映出冷戰結束後大國格局的新趨勢。   
  進入21世紀後,印度已經成為公認的世界大國。它不僅是核國家和遠程導彈國家,而且正在迅速發展「深藍」海軍。它在厄瓜多爾與中國爭奪石油資源,它的軟件和低端信息服務正在進軍全球市場。巴西成為世界大國的最新候補者,不僅因為它是世界面積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夠與中國合作生產支線飛機搶佔這一領域的國際市場;更因為它是潛在的「世界糧倉」,同時亞馬遜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對於今後全人類的生態環境和生活質量關係巨大。到本世紀下半葉,任何單一歐洲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都會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羅斯拋在後面,只有歐洲聯盟作為一個整體,才能與美國和中國相抗衡。   
  世界領導國與最後的大國   
  在工業化時代,世界領導國必須是擁有海上霸權的國家,只有像蘇聯那樣橫跨歐亞兩大洲的巨無霸國家可以作為一個例外。在核時代,世界領導國所增添的必要條件是擁有核霸權與空間霸權。到了信息時代,擁有信息霸權自然成為世界領導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19世紀的世界領導國是英國。在英國達到鼎盛時期的1860年前後,其生鐵產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產量占世界的50%,消費的原棉占世界原棉產量的50%;其現代工業的生產能力相當於世界的40%-50%或者歐洲的55%-60%;其人均工業化水平是法國和美國的3倍,是中國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國始終保持著相當於他國海軍兩倍以上的強大海軍,而其實際戰鬥力有時可能超過任何別的三支海軍或四支海軍,基本上相當於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軍實力的總和。懸掛英國國旗的商船隊占世界商船隊的三分之一強,而且這個比例還在不斷增加。大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它的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大洲。倫敦是世界貿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聞中心。   
  根據保羅·肯尼迪的看法,20世紀的基調是「兩極世界」,也就是說有兩個世界領導國。雖然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在19世紀末已經超過了英國,但20世紀初的世界領導國仍然是英國一家。作為一戰後國際秩序基石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美國發起建立的,但它迫於國內壓力而把其主導權又交還給了英國。在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美、英、日、法、意簽訂《關於限制海軍軍備的條約》,規定五國主力艦總噸位的比例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國的日內瓦海軍會議上,美國想把華盛頓會議規定的5︰5︰3的比例運用於輔助艦隻,英國堅決反對,它要保持一支在總噸位上仍然超過美國的英國艦隊。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國再次召開海軍會議,最後於4月22日簽署了《倫敦海軍公約》,規定英美日3國的戰列艦比例5︰5︰3;驅逐艦的比例為5︰5︰3.5;在潛水艇方面則完全平等。英國最終同意美國海軍與自己平起平坐,是對雙頭領導格局的無奈的承認。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丘吉爾在德黑蘭和雅爾塔兩次「三巨頭會議」中的尷尬地位是英國霸權隕落的標誌。戰後的世界領導國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1972年5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和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簽署了《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臨時協定》和《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將兩國的進攻性戰略武器和反導系統限定在一個大致相等的水平,這可以說是對「兩極世界」的一種法律確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擁有可以相互毀滅對方的核武器,代表著兩個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領導著兩個國際聯盟或者說「陣營」,並在「第三世界」中劃分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兩極世界」的冷戰格局——輔之以邊緣地帶的局部熱戰,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   
  「東歐劇變」之後,蘇聯自身解體,其前盟國陸續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兩極世界」變成了「一超多強」的新格局。從現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國將是唯一的世界領導國,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的問題是,到本世紀下半葉,誰會是最後的大國?   
  所謂「最後的大國」,就是說,人類歷史上最後的以國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國家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所擁有的巨大力量,最終是要移交給超國家的全球性機構的。在西方,康德、馬克思、威爾遜是這樣一種人類共同體願景的代言人。在中國,康有為、梁啟超、李大釗都曾表達過對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啟超說:「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之一語,已成為過去之信條,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質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漸成為『國際化』也,疇昔人類利害之衝突為縱斷線,今後人類利害之衝突為橫切線,而國家調護獎借之力乃強半失其效能。人類之相率以自庇於國家以上之團體,有固然矣。」〔3〕李大釗說:「我們可以斷言現在的世界已是聯邦的世界,將來的聯邦必是世界的聯邦。」「為應世界的生活的必要,這國際組織、世界組織,是刻不容緩了。只要平和會議變成了世界的議會,仲裁裁判變成了世界的法庭,國際警察如能實現,再變成了世界的行政機關,那時世界的聯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測,這世界聯邦進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廣大民族眾雜的國家,自己先改成聯邦;(二)美洲各國組成全美聯邦,歐洲各國組成全歐聯邦,亞洲各國組成全亞聯邦;(三)合美、歐、亞三洲組成世界聯邦;(四)合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4〕   
  從「聯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聯邦」,理所當然,勢在必行,但誰也說不好究竟會在哪年哪月實現這一願景。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是人們無法否認和拒絕的現實,總的來說它有利於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僅僅依靠市場無法解決國家間消費和福利不平等加劇的問題。在一國範圍內,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國家來平衡和制約市場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現在還沒有一個類似的機制。首先,依靠發達國家的慈善行為不是長久之計。近年來,發達國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積極性下降了,過去定下的援助指標遲遲不能兌現,因為它們對無償援助能否有效發揮作用產生了疑慮,是不是過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類獨裁者的腰包,而沒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災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發達國家現有的全部債務,勢必影響到國際銀行家未來對這些國家的貸款。其次,依靠發展中國家的某些國際「獨行俠」行俠仗義、劫富濟貧就更不現實了,難道可以設想用恐怖主義的綁票方法來實現財富轉移和國際正義嗎?真正的出路在於建構超國家的民主政治機制,實現在全球範圍內的公共財政再分配。所以說,推動全球政治一體化進程,對資本所主導的經濟一體化進行規範和制約,最終建立世界聯盟和世界政府,是實現全球正義、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體化進程的快慢不同,「誰是最後的大國」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國是最後的大國,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國和中國是最後的大國,在雙頭領導格局下籌設超國家機構。第三,中國是最後的大國,在中國的主導下組成世界聯邦。   
  中國人素來有天下主義的抱負,他們並不孜孜於追求中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也不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但是,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是現實主義者多過理想主義者。國際政治領域的現實主義反對政治一體化,滿足於現在的國際無政府狀態,堅持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們在理論上和政治上保持強勢,世界聯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會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就要準備好有朝一日擔當「最後的大國」的歷史責任。        
二、大國悲喜劇   
  所謂「大國的悲劇」,主要不是說幾乎所有的區域性和全球性「霸權國家」最終都會失去霸權(美國是否也會如此尚待觀察),而是說所有向世界領導國挑戰的新興大國無一例外地失敗了。所謂「大國的喜劇」,是指作為先前世界領導國的追隨者和主要夥伴,則有機會成為新的世界領導國。中國作為21世紀的新興大國,應當認真地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   
  世界秩序的挑戰者   
  基辛格提出兩個國際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個是穩定性體系,第二個是革命性體系。基辛格說,取得穩定並非產生於對和平的追求,而是產生於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穩定型國際體系的特點是,國家行為者都對外交政策的手段與目標持有一致的看法,這種看法奠定各國國內政治結構的基礎。假如某個秩序中的一個大國強烈不滿,力圖改變現狀,這種秩序便是革命型的,當國內的結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合法性概念差異甚大時,政治家們雖然仍能舉行會晤,但由於他們已經失去共同語言,其爭論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體制內調解分歧,而是涉及到這一體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並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識形態的信奉者。當世界革命的狂熱鼓吹者托洛茨基擔任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時,由於蘇俄國家自身尚未鞏固,當時並不真正具有在國際體系中掀起一場革命的實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把俄羅斯國家利益置於第三國際世界革命意識形態之上的斯大林成為蘇聯的領導者後,卻和希特勒聯手充當了凡爾賽體制的顛覆者。   
  在20世紀,德國、日本、蘇聯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個主要挑戰者,也是失敗者。   
  德國與美國不同,當它的經濟總量超過英國後,立刻向後者的世界領導權發起挑戰,謀求建立與英國艦隊規模相等的海軍,在世界範圍內爭搶殖民地;依靠強大陸軍打破歐洲均勢,建立說一不二、不容英國插手的獨霸地位。德國咄咄逼人的挑戰終於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前期還有俄國)的聯合力量打敗後,德國的軍人、政客、知識分子和民眾普遍不能接受強加給德國的凡爾賽條約,最終導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再次成為挑戰世界秩序的失敗者。   
  兩次大戰間的世界秩序可以稱作「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德國主要挑戰其中的凡爾賽體系,日本則是挑戰其中的華盛頓體系。日本明治維新後,首先要挑戰的是在東亞已經持續上千年的「中華秩序」。它通過甲午之戰打敗了清帝國,為建立自己的區域性霸權排除了首要的障礙。但是西方列強不允許它在中國取得獨佔地位,先是「三國干涉還遼」,即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於1895年4月23日分別向日本政府遞交了內容相同的聲明,「勸告」日本放棄它根據《馬關條約》所得到的遼東半島,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棄對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條件是向中國增索賠款三千萬兩。然後就是華盛頓體系。華盛頓會議的兩個主要文件都是針對日本的,「九國公約」(全稱為《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行政自主與門戶開放,不允許日本把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勢力範圍;「五國海軍條約」規定英、美、日主力艦總噸位的比例為5︰5︰3,把日本釘死在二等海軍強國的位置。東亞和太平洋區域在英美雙頭領導格局中是屬於美國的管轄範圍,日本打破華盛頓體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對中國的侵略,就是挑戰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領導權——日本當時的口號是「打倒白種人的霸權」,建立「東亞新秩序」——所以當美國動真格的,以石油禁運懲罰日本侵華時,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強不干預的情況下打敗了清帝國,在締結「日英同盟」的情況下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又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奪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和勢力範圍;而這一次它聯合其他挑戰者(德國、意大利),顛覆既定的世界秩序,卻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把前面幾次戰爭的戰利品(台灣、朝鮮、旅順、南滿鐵路、太平洋島嶼)也統統賠了出來。   
  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還是世界秩序》中認為,在二戰後的全球範圍內,有三個秩序結構:(一)審時度勢的秩序,這就是由兩個超級大國逐漸形成和發展了的博弈規則;(二)聯合國;(三)經濟秩序,包括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C)即後來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6〕我們可以分別稱之為雅爾塔體制、敦巴頓橡膠園體制(聯合國憲章草案是由美英蘇三國代表和美英蘇中四國代表分別在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膠園舉行會議擬定的)和佈雷頓森林體制。雅爾塔體制是軍事實力的直接反映,蘇聯只是在這個範圍內取得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聯合國範圍內,蘇聯早期處於非常孤立的境地,只有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少數幾個夥伴。在經濟領域中,美元是硬通貨,在蘇聯陣營中同樣是香餑餑,而盧布是軟通貨,只能作為經互惠國家的結算貨幣。因此嚴格地說,冷戰時期的「兩極世界」並非「雙頭領導格局」,而只是核毀滅前景下並不對稱的恐怖平衡;蘇聯也不具有世界領導國的心態,而是繼續扮演其挑戰者、革命者的角色。保羅·肯尼迪認為,大國所追求的偉業具有三重性,即同時要實現三項目的:為國家利益提供軍事安全(或者可供選擇的可行的安全);滿足老百姓的經濟需求;保證經濟增長。其中最後一項,無論對於提供當前所需的大炮和黃油這個積極的目的,還是對於防止相對經濟下降以免損害人民未來的軍事與經濟安全這個消極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在防務、消費和投資這三個領域相互競爭的需求中沒有大致的平衡,一個大國就不可能長久地保持它的地位。〔7〕他實際上已經預言了蘇聯的最後失敗——不能滿足老百姓的經濟需求和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僅靠增加核導彈、核潛艇、航空母艦和坦克的數量,是不足以保持世界領導權的。   
  喬治·莫德爾斯基的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將世界領導者與挑戰者關係的研究從一個世紀延伸到五個世紀。該理論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政治中先後出現過四個領導者,即佔有壓倒性的洲際「權勢投射能力」並多少主持規定世界政治基本規範的國家,它們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另一方面,在這五個世紀裡與世界領導者對應,先後出現過若干力圖奪取世界頭號權勢地位並且改變國際體制基本規範的挑戰者,它們是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路易十四法國,18和19世紀之交的拿破侖法國,20世紀的威廉二世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莫德爾斯基從上述世界「領導者—挑戰者」的歷史圖式中總結出三條規律性的東西:第一,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第二,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夥伴,而領導地位的交替無不是正在衰落的領導者最終將此地位「禪讓」給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戰者的合作者一般將隨挑戰者的失敗而遭遇厄運,而世界領導者的夥伴儘管會由於自己的從屬地位受損,但同時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領導者的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甚或有機會後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並且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改革國際體制。從長遠的觀點看,它們是以局部的、暫時的代價換取更廣泛、更經久的利益。〔8〕   
  領導權的禪讓   
  世界領導權的和平禪讓,歷史上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20世紀從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美國究竟採取了哪些戰略,使自己順利地成為新的世界領導國?時殷弘在總結了美國的歷史經驗後,提出了可供中國參考的三大戰略:自助、不出頭、搭車。〔9〕   
  「第一是傳統國際政治理論中的所謂『自助』(self-help),亦即從國際無政府狀態這一大前提出發,依靠自身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努力來保障安全、獨立與強大,特別是依靠增強軍事和經濟實力,聯合其他受到同類外部威脅,爭取造就或維持足以扶弱抑強的國際均勢。」所謂「自助」,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10〕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國防建設,「在國民經濟不斷發展基礎上,改善武器裝備,加速國防現代化」。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擾,專心致志地搞自己的改革和建設,穩步增加綜合國力。   
  「第二是所謂『不出頭』(hiding),它例如體現在美國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之中,近幾年來我國的『韜光養晦』外交也含有這個意思。」1982年6月29日鄧小平會見馬耳他總理明托夫時,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國能成為不結盟運動的精神領袖,鄧小平說:這我不贊成。千萬不要想當什麼頭。到1990年,鄧小平舊話重提:「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11〕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出頭的做法應當成為中國的榜樣。美國在19世紀末已經具有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實力,但它不出頭。美國參戰是決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勝敗的關鍵,威爾遜總統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者,但美國人民還是決定不出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國還是大規模地削減了軍事力量,從世界各地(包括歐洲、中國、朝鮮)收縮回撤。只是在蘇聯大肆擴張,歐洲落下鐵幕,西柏林遭圍困,希臘、土耳其、伊朗瀕危,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才義無返顧地出頭了。   
  「第三是歷史上由來已久,但遲至近年才由西方國際政治學界予以理論探究的『搭車』(bandwagoning)戰略。這一戰略是從國際權勢分佈的等級結構出發,以減小自己的某些行動自由為代價,與一流大國及其國際體制合作,爭取其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同時減少甚或消除來自該大國及其國際體制的威脅。」「搭車」就意味著不能「拆台」,不能再像毛澤東那樣熱烈地期待世界「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中國需要一種「審時度勢的秩序」,即類似於雅爾塔體制的與中國日益增長的國力相稱的大國間(主要是中美間)的「博弈規則」,消除由於無法預計中國未來的行為方式而產生的「中國威脅論」;同時應當全面地參與和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敦巴頓橡膠園體制和佈雷頓森林體制。G8組織如果邀請中國參加,中國不應當拒絕。中國還要爭取像韓國一樣成為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為了充分發揮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不在劣勢資源上追加無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國今後需要逐步把糧食和其他農林產品的自給率降下來,把能源和礦產品的進口依賴率提上去。屆時,中國的外交心態將會接近現在的日本與韓國,把保障中東、中亞石油天然氣產地和國際航道、管道途經國的和平與穩定作為外交的主要任務。   
  21世紀已經不是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權更多的是一種「公共財」而不是世界領導國攫取一己私利的工具。世界警察和普通警察一樣,既要奉公守法,工資也不比別人拿得多,還要面對更多的安全風險。當今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令人羨慕,世界大家庭眾口難調,每個人都既要用你,又要罵你,還不許你拍屁股走人。即使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了美國,也不要急於當「老大」,因為人均國民收入還差得遠呢,拒絕的理由很充分。即使老的世界領導國將來主動請中國出山,就像當年的英國請美國參加一戰和二戰,現在的美國請日本海外出兵及擔任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至少也要等到「三顧茅廬」之後再做定奪。        
三、大國的復興   
  如果中國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後的大國,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崛起」,而且是一種「復興」。中國與英國和美國不同,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曾經有過多次的沉淪與復興。中國最近的一次沉淪不過是19世紀的事。根據保羅·肯尼迪引用的貝羅克的數據,在1800年的世界工業生產中,中國占三分之一的份額。根據麥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總量中,中國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國的總和26.6%還要多。直到中國向日本割讓台灣的1895年,中國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國取代。〔12〕中國最近一輪的復興,也不是21世紀才提上議事日程,而是過去一個世紀艱苦卓絕努力的延續。   
  谷底與波峰   
  中國的復興,絕不是一帆風順的,過去的一個世紀是這樣,將來的一個世紀也會是這樣。在20世紀的中國復興出現過三波浪潮,現在仍處於第三波浪潮的上升階段。相應地,便有三個谷底——1900年、1933年、1976年,和兩個波峰——1922年、1945年。   
  1900年是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之年。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1901年《辛丑條約》,中國割地、賠款、謝罪、允許外國軍隊在首都駐紮,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降到最低點,「亡國、滅種、滅教」成為一種普遍的憂患。   
  憂患促振作。1901年1月29日,清廷發佈「變法」上諭,表示要更法令、破錮習、求振作、議更張,實行「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發佈「預備立憲詔」。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又稱《九年籌備清單》)。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一年後在近代以來首次成為戰勝國。1922年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自主,日本交還威海衛租借地並撤出山東,修改不平等條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一戰結束前後的幾年,中國現代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學術思想空前繁榮,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外蒙古也由獨立改回到自治。這是第一波浪潮的高峰。   
  由於美國不參加國際聯盟,「英國再也不肯充當『世界警察』」(博納·勞語),〔13〕「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蘇俄、日本積極插手中國事務,煽動、支持內戰和武裝割據,並對中國新疆和東北進行赤裸裸的侵略。到1933年,中國再一次落入谷底。這一年元旦,日本關東軍在一手炮製了「滿洲國」之後,開始進犯山海關。3月初,日軍侵佔熱河,並繼續進犯長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5月下旬,日軍突破灤河,攻陷冀東22縣,直接威脅平津。與此同時,在中國南方還有兩個打出旗號的獨立政權——福建的「中華共和國」和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沒有打出旗號的割據當局——以胡漢民為首的「新國民黨」所領導的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此外,在西南、西北和華北各省,還有一些中央政府實際上無法控制的地方軍閥。在蔣記國民黨內部,「力行社—復興社」與CC係爭權奪利,鬧得烏煙瘴氣,法西斯主義日益成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中國經濟受到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多元化的學術、教育、文化開始受到官方強制推行的「黨義」和「黨化教育」的摧殘。   
  復興的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到來。1936年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中國各黨各派團結的黏合劑。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中國作為ABCD(美國、英國、中國、荷蘭)聯盟成員,與日本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爭。1943年,蔣介石和羅斯福、丘吉爾舉行了開羅會議。在敦巴頓橡膠園會議上,羅斯福對中國代表顧維鈞說:「就人口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就領土而言,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綜觀中國歷史,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張將中國列為「負責維持和平的四大國之一」,即所謂「四警察」之一。在羅斯福的東亞新秩序構想中是「以中國取代日本」的,美國國務卿赫爾赫爾說得很清楚:「日本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失去作為一個東方大國的資格,唯一真正的東方大國就是中國了……因此,如果要確保遠東穩定的話,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國為中心來進行。」〔14〕日本投降後,中國收復了東北和台灣。1945年10月,美國以公文形式致電國民政府,約請中國派一支5萬人的軍隊協助美軍佔領日本,國民政府指定第67師赴日擔任中國佔領軍。1946年6月初,國民政府國防部發佈命令,佔領軍先遣隊進駐日本;6月中旬,先遣隊由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率領抵達日本。可惜的是,半個月後中國大規模內戰就揭開了帷幕,第67師沒能去成日本,於8月下旬被粟裕領導的新四軍部隊殲滅在蘇中戰場。〔15〕建立赫爾所說的「以中國為中心」的遠東秩序的機會轉瞬即逝,中美在朝鮮半島刀兵相見後,日本作為美國的新夥伴趁機再次崛起。   
  我們把1976年定為20世紀的第三個谷底。日本的軍力和現代工業生產能力雖然早就領先於中國,但它的國民生產總值一直沒有趕上中國。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國內戰剛剛結束的1950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關係顛倒了過來,日本的GDP達到了中國的1.14倍。日本的GDP超過中國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達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國農村改革取得顯著成效的1983年,中國的GDP重新超過了日本。〔16〕低谷不僅體現在在中日GDP總量對比中,也體現在大陸台灣人均GDP對比中。從1820年共同的起點出發,到1992年,台灣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領先國家的差距縮小了近一倍,大陸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領先國家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間,台灣與大陸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擴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會更大。   
  顧准生前曾向吳敬璉預言中國的「神武景氣」。他去世不久,這一景氣就來臨了。從1978年算起,中國復興的第三個上升期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年,遠遠超過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個世紀的歷史總成績   
  大國的復興,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事,但是中國就做到了。因此,我們不應當妄自菲薄。1922年的時候,梁啟超就說過:「我們這十歲大的中華民國,雖然目前像是多災多難,但他的稟賦原來是很雄厚的,他的環境又不是和他不適,他這幾年來的發育已經可觀,難道還怕他會養不活不成,養活成了還怕沒有出息嗎?只求國民別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別要把志氣衰頹下去,將來在全人類文化上,大事業正多著哩。」〔17〕   
  在20世紀初,世界上有五個多民族、多宗教的龐大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印度帝國和大清帝國。俄羅斯帝國經歷了兩起兩落,最終瓦解為近20個主權國家,現在俄羅斯聯邦的經濟排名已經落後於韓國。奧匈帝國也已經瓦解為好些個國家,其中有的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後來還經歷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垮得更徹底,殘留的土耳其國已經退縮在小亞細亞半島上,在歐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印度文化源遠流長,而19世紀的印度帝國則是英國殖民化的產物,隨著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國立刻分崩離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錫蘭(斯里蘭卡)各自立國,東巴後來又與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國。一個世紀後,中國是上述帝國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國家。   
  當代世界大國至少要具備四個方面的條件:眾多高素質的人口,遼闊廣袤的疆域,強大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以及所謂的「軟權力」。   
  梁啟超說:「我國民能擔歷爾許艱瘁,自擴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業本身論,其為一種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種事業,在人類史上有價值否耶?質言之,對於人類全體進化之貢獻,能認為一種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類進化大勢,皆由分而趨合,我國民已將全人類四分之一合為一體,為將來大同世界預築一極強之基礎,其價值一也。凡大事業必由大國民創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諸史跡,未始或忒。我國民植基既廣厚,將來發攄必洪大,其價值二也。」〔18〕在20世紀,中國首先扭轉了人口增長停滯不前的局面,然後又實現了有計劃控制人口的目標,從而處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口態勢:既能享有人口眾多帶來的好處,又能享有人口增長模式從高增長向零增長轉換帶來的好處。1997年,中國勞動力占總人口比例為56%,這在國際標準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齡結構中高比例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和相對低比例的孩子與老人(發達國家一般老齡人口比例偏高,發展中國家一般兒童比例偏高),呈極有利於經濟迅速增長型結構。人口學家預測,中國15—59歲人口增加的趨勢會一直延續到21世紀20年代。〔19〕   
  富有潛力的大國必須是洲際性的大陸國家,例如俄羅斯、美國和中國,而不能是大陸邊緣性國家和島嶼國家,例如法國、英國和日本。現在中國的陸地領土面積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於存在魁北克獨立的可能性,屆時加拿大將會失去世界第二領土大國的座位),而且大大縮小了與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羅斯聯邦比前蘇聯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一)。對於中國在20世紀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並收回了上個世紀割讓的部分失地——台灣、旅順、香港、澳門——這一歷史性成績,中國人自己以往沒能給予足夠的評價。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首先,在20世紀能夠取得如此成績的國家不說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少見的。英國不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國,連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丟掉了很大一部分領土,日本仍在為收復北方四島而奔波。其次,中國不同於日本、朝鮮,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國家,漢、唐、元帝國全盛時期疆域雖然達到過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續的統治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中國現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礎,然而滿清對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統治方式不同於對漢族地區的統治方式。這些地方歸理藩院管轄,但理藩院還負責處理周邊其他屬國的事務,因此,中國對漢族地區和中國東北以外地方的領土主權尚未完全確立。進入民國以後,經過長期的、艱苦的外交和軍事努力,中國政府才將清帝國絕大部分的疆域最終繼承下來,使之成為新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由於外患內亂連綿不斷,正正經經發展經濟的年頭並不是很多。一戰期間及二十年代初有幾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有幾年,被稱為民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1949年以後的七八年大陸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形勢不錯,隨後就被「大躍進」和「文革」打斷。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態勢最好的一個時期。只要堅持市場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還可能持續很多年。   
  柯偉林說:「先是國民黨的中國,後是共產黨的中國,是東西洋最新式警察訓練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個妥當的詞。」「商保格最近通過『把軍人召回來』而重新解讀中國政治史的成就證明了:內部或外部的安全問題總是中共的政治議程的首選;軍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職』在中共黨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政中起到核心作用;軍方的價值觀念如何從眾多觀念中擠出來而成為政治運動的源泉;經濟的優先項目又是怎樣在國防戰略基礎上制訂。所有這些亦完全適用於國民黨政權,它將一個我所稱之為『民族安全的國政』遺贈給共產黨人,包括一個首先是為國防的龐大國有工業部門和軍事—經濟一體化力量的創造性。」〔20〕在20世紀,軍事現代化一直是中國現代化的領頭羊。   
  一個世紀以前,利瑪竇帶來的《幾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臘科學成就在中國還很少有人能夠鑒賞領會,近代科學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幾乎完全沒有進入中國士大夫階層的視野。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科技體系,培養了一支龐大的科技隊伍,也取得了一批達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約瑟夫·奈在《注定領導:美國力量變化了的特性》一書中是這樣界定軟權力的: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羅致行為能力」。一般來講,軟權力發揮作用依靠的是說服別人跟進、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擁有巨大的軟力量的國家主導下的國際規則、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李光耀指出:在當今時代,軟功夫即文化影響力,在國際事務中變得與硬功夫同等重要。軟功夫只有在其他國家羨慕並想趕超那個國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時才能獲得。而在其他國家這樣做之前,該國的文明必須首先被視為優越,它還必須是開放的,樂於接納而慷慨大方,使人們容易接觸其中的知識和文化。〔21〕在前現代的一千幾百年裡,中國對於周邊國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實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軟權力即優越文明的吸引力。進入20世紀後,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削弱了,但並沒有馬上消失,儘管日本企圖以「皇道樂土」的理念來構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但它在硬實力方面的優勢並不能完全抵消中國傳統具有的以及新近獲得的軟權力。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對於周邊國家具有道義上的感召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於與中國處於類似境遇國家的知識分子具有理論上的吸引力。在朝鮮和越南,都有以中國國民黨為楷模建立起來並受其指導和援助的政黨。在中共取得政權後,斯大林曾同意讓中共多關照一下亞洲各國共產黨的事務,也就是說,將其劃為中共的勢力範圍。一度在東南亞各國頗有影響的共產黨,華人在其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國作為自己的理論來源和後勤基地。朝鮮、越南、日本的共產黨,也曾在中蘇兩黨的理論論戰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風雲激盪的60年代,毛主義的影響力更遠播至歐美國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國家。   
  一種能夠「說服別人跟進、效仿」的社會制度或文明,其優越性是不能單純以某些靜態指標來描述的,例如年產多少噸鋼,人均擁有汽車或報紙的數量,恩格爾係數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對各種外界衝擊時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系統的長期穩定性,自我調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識創新、制度創新的強度與頻率。如何恢復和擴大中國的軟權力,是中國要成為最後的大國有待解決的一個課題。        
四、21世紀的中國   
  中國的復興,是另闢蹊徑,走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復古」、「崇儒」;還是繼承上個世紀幾代先輩的事業,繼續走現代化之路;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選擇。我們認為,21世紀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世紀,在基本實現「追趕現代化」目標——競爭性民主、市場經濟以及包括大眾消費和福利國家的富裕社會——的基礎上,還要和發達國家一起「繼續現代化」。   
  我們把中國在21世紀的任務分為四個方面:制度接軌、社會轉型、全球運籌、文明再造。當然,許多事情將會交錯進行,但大致上有一個先後次序,每一個階段都要有工作重心與階段性成果。   
  制度接軌:推進民主化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標誌中國的經濟體制基本上實現了「與世界接軌」,開始步入市場經濟國家的行列。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包括混合經濟所有制、大眾消費、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國,這三個支柱都還沒有健全:混合經濟所有制中國有經濟的比重太大而民營經濟則還不足;佔人口多數的農民還沒有經過城市化加入到大眾消費的行列;公共財政剛剛起步,財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會保障甚至還不能覆蓋城市居民,更何談全體國民。因此,距離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中國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儘管如此,就制度接軌的兩大任務——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而言,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在前者而在後者。對於中國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順利前進,世人大多持觀望態度,還存在許多懷疑和阻力。陳曉律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必須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這個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應該使中國的發展「有法可依」,即圍繞憲法做文章,使中國不僅有一部治理內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確定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定位。〔22〕所謂「大國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憂慮——21世紀中國究竟是憲政民主大國還是軍國主義大國,是國際秩序挑戰者還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流砥柱?   
  時殷弘認為:中國「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變自己是中國力量的主要來源,改變自己也是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方式。」「一個健全的戰略是積極主動而非消極反應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來確定朝什麼方向改變之外,關鍵的問題在於要有簡明確鑿的國家目標和堅定不二的政治決心。」〔23〕堅定地宣佈民主化的目標,是中國明確「大國定位」,消除「中國威脅論」的不二法門。   
  如果說中國加入WTO是在市場經濟制度方面與世界接軌的標誌,正式批准聯合國《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據此修改憲法及修訂相關的憲法性法律,全面貫徹落實兩個人權公約所規定的各項公民權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與世界接軌的象徵。   
  社會轉型:實現城市化   
  現代化或者更確切地說「追趕現代化」的標準是什麼?國際上比較常用的是英格爾斯提出的社會現代化指標體系,包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服務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非農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識字人口的比重、適齡青年中大學生的比重、每名醫生服務的人數、平均預期壽命、嬰兒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如果要從中找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   
  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1995年中國人均GNP為620美元,城市化率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間的11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42.5%;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NP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50.8%;中國城市化水平對世界標準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個百分點之間。〔24〕   
  平均每年提升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使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最終達到70%—75%,是21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主題,其他的國家發展目標都要緊緊圍繞這一主題。也就是說,從現在起還要增加8億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進城農民轉變為市民,這是世界史上規模空前的社會轉型。只要在今後幾十年中始終強勁地推動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間持續保持6%—10%的經濟高增長率。   
  除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外,「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採取政策來直接限制大城市的發展。」〔25〕而中國在否定「文革」時期的極端反城市化方針後,仍然不肯放棄對大城市發展的嚴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兩次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上確認的中國城市發展基本方針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規劃法》將上述方針修改為「國家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這一傳統的思路必須改變。   
  國際經驗證明,城市尤其是規模較大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從而帶來更高的規模收益、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強的科技進步動力和更大的經濟擴散效應。就佔用土地資源而言,按人均佔有的建成區(指公用設施達到的建築密集區域)面積計算,我國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佔地是200萬人以上大城市的兩倍,建制鎮人均佔地是後者的三倍多。過度發展小城鎮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而土地資源非常稀缺的國家來說,代價非常巨大。我國2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高達45%,而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發展較大城市將意味著第三產業的重大發展和就業機會的大量增加。   
  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經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發展方針:(1)合理發展大城市,強化集聚和輻射功能,提高城市現代化水平。放鬆對大城市發展的人為限制,從適度擴張規模、加強基礎建設、強化現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來加快大城市的發展,以充分發揮其作為中心城市的主導作用。(2)積極培育發展中等城市,擴大人口、產業及生產要素集聚規模。重點培育現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層次,擴大規模,有的可培育成為大城市;同時著力培育一批具備條件的小城市成長為中等城市。(3)擇優加強小城鎮的建設,加快實現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高、從分散建設到集中建設轉變。〔26〕   
  從全國範圍來說,還應當重視大都市帶或者叫都市連綿區的建設。在21世紀的中國,第一步是建設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和遼中南四個已經初步成型的都市連綿區,然後在山東濟南青島間、福建沿海以及歐亞大陸橋、長江、京廣線、京九線沿線建設新的都市連綿區。為此,必須加速建設沿海、沿江以及「幾縱幾橫」的鐵路和高速公路,構建未來大都市帶的骨架。到21世紀中葉,將會出現一二十個千萬人級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萬,我們應當對此預作籌劃。   
  中國的城市化必須是高質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說,要以中產階級作為市民的主體,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環境、社會秩序和獨特的城市風格、人文品位;防止環境污染、兩極分化、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和黑社會。   
  全球運籌:邁向一體化   
  中國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實現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後,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於天下事。屆時,中國的國際目標與價值理想,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世界的面貌和人類的走向。   
  21世紀是人類通過經濟和政治一體化進程走向全球共同體最為關鍵的一個世紀。一體化與非一體化、反一體化,將是本世紀的世界主要矛盾。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澳、新、韓國等OECD國家)是全球一體化的推動力量,實際上新加坡和台灣地區、香港地區也應包括在內。拉美國家、東盟國家、南亞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是全球一體化的追隨者與「搭便車」者。站在全球一體化對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蘭教國家和一部分獨聯體國家,還有一個很大的未定數就是中國。   
  在發達國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聲音。在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綠黨領導人納德和改革黨領導人布坎南可以說是代表反全球化運動左右兩翼的候選人,但他們獲得的選票加起來尚不足全體選票的5%。迄今為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反對全球一體化最堅決的力量。本·拉登之類的極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義手段濫殺無辜,鼓吹和實施對西方的所謂「聖戰」。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向蘇聯「一邊倒」、六十年代對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蘇共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印度總理尼赫魯,打倒「帝修反」,「掃除一切害人蟲」)、七十年代反蘇「一條線」之後,八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從熱衷「四海翻騰、五洲震盪」轉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從國際主義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義堡壘退縮。「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千萬不要當頭」,「韜光養晦,善於守拙」,這些主張與「貓論」、「摸論」是完全一致的,有利於長期動亂後的休養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紀,參與還是反對全球一體化,是中國必須做出的一個決斷。   
  在經濟上參與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對一體化,鼓吹「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IPA體制)」,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因為全球經濟一體化如果不輔之以政治一體化,就會變成單純的「跨國公司化」,受到最大傷害的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和社會弱勢群體。從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就出現過類似今天所說的經濟全球化現象的事態,卡爾·波拉尼曾把1914年稱作是「市場體制達到最高潮的時期」,但是在沒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約的情況下,緊接著便爆發了世界大戰。中國實行「不結盟」政策,本來是要在國際上「少樹敵」,但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卻與美國和OECD陣營建立「由強大的聯盟和機構組成的國際體系」的戰略目標處於對立狀態。   
  研究國際政治與外交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戰略性大思路和理論背景的支撐。中國如果想在21世紀下半葉崛起為最後的大國,就必須從大處著眼,在世界秩序、區域統合、文明對話、全球聯邦等方面改變舊思路,樹立新觀念。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對外貿、外資依存度的提高,國人逐漸感覺到,美國股市、中東油價、東南亞金融危機,全都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21世紀的國家安全,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安全、國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經濟安全、環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僅意味著更多的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而且要為全球社會建立一整套能夠有效運轉的規則與制度體系,以促進人員交往、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中國應更加積極參與現有國際規則,融入現存國際體。對於現有國際規則中不盡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參加進去,才能從內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說,中國要「學會做國際體系內合法的忠誠反對派」。能不能建立對世界秩序、世界體制、世界市場的信任感,關係到21世紀中國發展的全局戰略。   
  現在世界上有三大經濟區域——歐洲、北美和東亞,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芒德爾甚至預言未來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在三大經濟區域中,歐洲已經建立了歐洲聯盟,北美已經建立了自由貿易區,只有東亞還沒有出現經濟和政治的統合。本來,這種尷尬局面是不應當出現的。在一千幾百年的東亞歷史上,中國曾長期是區域體系的主導者,日本、朝鮮、東南亞國家、中亞國家都是該體系的參與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於中國的遲鈍、蹣跚,才給日本造成了機會,使人口僅為中國十分之一、面積僅為中國幾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夠與中國平起平坐,甚至後來居上。隨著中國在經濟上的起飛,東亞的力量對比正在出現新的格局。對於近來朝野呼應、互相激盪的反日情緒與舉動,中國學界表現出冷靜反思與高度警惕的態度。更有不少學者頂風而上,大膽提出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議建設「中日韓經濟合作體」。〔27〕張蘊嶺進而認為,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應該是建立「東亞共同體」。〔28〕錢文榮、余永定、趙春明、閻學通等在「清華—環球論壇」座談時指出:亞太經合組織(APEC)長期保持論壇性質,它發揮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們不能害怕機制化。東亞區域化誰來領導?如果中國人感到自己實力不夠,不想當頭,又不放心讓日本人當頭,解決方法是把韓國人拉進來,模仿歐洲「法德英三駕馬車」模式,形成「中日韓三駕馬車」,可以輪流坐莊。〔29〕首先擺平東北亞國家的關係,再把東南亞國家和中亞國家包括進來就很容易了。   
  區域統合包括經濟合作、文化交流、集體安全和政治一體四個組成部分。談到東亞政治一體化,從眼下形勢看起來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顧歐洲一體化的成功經驗,或許能夠給人們一些信心。在二戰硝煙瀰漫的1943年,後來被譽為「歐洲之父」的讓·莫內在提交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歐洲各國如果只是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強權政治和經濟保護主義就會重新抬頭,歐洲就無和平可言。」「歐洲繁榮與必不可少的社會發展意味著歐洲各國應該成為一個聯邦,或是一個『歐洲實體』,使歐洲成為一個共同的經濟單位。」〔30〕從最初的呼籲到世紀末的歐元誕生和歐盟內部多數表決機制確立,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如果我們從現在就開始認真籌劃東亞政治一體化,誰說不能在半個世紀之後看到亞盟與歐盟在歐亞大陸兩端遙相呼應呢?東亞統合的實現,將會大大增強中國和整個東亞在全球一體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中國與東北和東南面國家的關係,可以視為東亞文明、漢字文化圈的「家務事」,日本文明、朝鮮文明、越南文明等都是傳統東亞文明的子文明、亞文明;中國與西南和西北面國家的關係,則涉及與世界其他幾大文明——印度文明、俄羅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對話。中國與印度、俄羅斯的關係正在快速改善。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關係則處在一個岔路口,面臨三種可能的選擇:一是與西方文明、俄羅斯文明、印度文明攜手,對擴張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構成四面圍堵的態勢;二是建立一個「德黑蘭—伊斯蘭堡—北京軸心」,據塞繆爾·亨廷頓說,「至90年代中期,一個近乎事實上的聯盟已經在這三個國家中間存在,該聯盟的基礎是反對西方、在安全問題上對印度的關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31〕三是作為當下世界主要矛盾——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對抗和衝突——的中間人和調解者,積極推動世界各大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往。我們主張第三種選擇。一方面是考慮到世界石油資源開發的兩大中心——波斯灣地區和新興的裡海—中亞地區均位於伊斯蘭文明地帶,中國必須增進與伊斯蘭國家的友好關係,以保障與國防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石油安全;另一方面,與伊斯蘭國家保持友誼還關係到中國西部地區的穩定與民族團結。   
  在聯合國的基礎上建設全球聯邦,是人們可以想像的最簡便、最可行的選擇。根據歐洲一體化的經驗,聯合國改組的關鍵是從「政府間國際組織」逐步轉型為「超國家的聯邦式全球共同體」。聯邦制是一種使共同體的統一和權力與各組成邦的權利相互協調的政治設計,它要求建立聯邦機構並把各組成邦的部分主權向這種機構轉移。在建設歐洲聯盟的進程中,曾經出現過憲法式聯邦主義與職能式聯邦主義之爭。事實上,二者相輔相成,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本著職能式聯邦主義的精神,建設全球聯邦要從經濟、文化、科技、生態、環境、婦女、兒童、糧農、海事各專門領域入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專門的國際組織進行有力度的調整,使締約方認真履行其承擔和義務,使這些組織具有更為嚴格的紀律規範和工作效率。本著憲法式聯邦主義的精神,就應直指主權問題的核心——政治與安全領域,按照國際民主原則改造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大會要轉變為全球聯邦的雛形,首先就要改革它的表決機制。聯合國大會現在實行每國一票制,不分超級大國還是彈丸島國,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決議對各國沒有約束力。而安理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具有實際效能的國際組織,都是實行加權表決制。所謂加權表決制是指依據一定標準,如成員國人口、對組織貢獻大小、責任大小、利害關係等因素賦予國家投票權的一種表決制度。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目前在聯合國大會上只有0.5%的投票權,而人口總數與中國相當的一批小國,卻掌握了超過50%的投票權;美國長期承擔聯合國25%的會費,同樣只有一票表決權;在這種情況下,大國當然不會同意向聯合國大會「轉移主權」。實行加權表決制後,聯合國大會才有可能從一個國際論壇轉變為類似歐洲理事會的「共同主權」的擁有者。擬議中的安理會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據新的國際形勢適當增加成員國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從五大國「一致通過制」改為安理會「有效多數制」。   
  實現「加權表決制」和「有效多數制」後,下一步的聯合國改革必須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礎上進行,並且是具有「憲法式聯邦主義」特徵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現有的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全部整合到聯合國的系統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選出類似於歐洲議會的聯合國議會;再次是把聯合國會費改為一種全球稅收制度,並由聯合國議會全權支配;第四是成立類似於歐盟委員會的聯合國委員會,作為聯合國立法的執行機構,其委員名額雖然要按地區與國家來分配,但已經不屬於各成員國的派出代表,而是聯合國秘書長那樣的聯合國公務員;第五是成立聯合國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聯合國軍和聯合國警察機構;最後是正名,聯合國改稱世界聯盟、全球聯邦或者地球合眾國,等等。   
  文明再造:共創新生活   
  中國的GDP總量——無論是按名義匯率計算還是按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計算——無疑可以在21世紀前半葉超過美國,但人均GDP水平趕上美國,按照最樂觀的估計,也要等到21世紀末了。即使人均GDP超過了美國,也不等於文明水平就領先於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經高於美國,但是目前日本的經濟與社會都陷於停滯狀態,而美國則被公認為是新經濟與知識社會的策源地。丹尼爾·貝爾指出:在後工業社會,「理論知識正日益發展成一個社會的戰略源泉,即中軸原理。而大學、研究機構和知識部門等彙集和充實理論知識的場所則成了未來社會的中軸結構。」「文化已成為我們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過了技術本身;而且上述文化衝動力已經獲得合法的地位,社會不再像過去那樣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規範、肯定其道德與哲學傳統並以此來衡量、(通常是)非難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擔負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變成了一種合理合法的、對新事物永無休止的探索活動。」〔32〕   
  李慎之指出:即使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達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國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陳寅恪所說「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然而在他看來,這卻是「決難必也」。〔33〕據吳宓日記所記陳寅恪的言論:「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34〕晚清以來,朝野的一個共同傾向是強調「學要有用」,而所謂「有用」意味著能夠指導或至少支持當時中國面臨的中外「商戰」和「兵戰」,用更傳統的術語說也就是要落實在「送窮」和「退虜」這類「物質」層面之上。1905年,康有為自戊戌出亡遊歷亞歐美八年後,寫出《物質救國論》這一反思性著作,貫穿全書的是一種物質富而後可文明的觀念:「以農立國」的「中國古教」雖「教化」可美,但「不開新物質則無由比歐美文物」;當時要救國、要「富強」、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於其所謂「物質學」。這種趨勢後來發展到「今天下競為物質之學」(顧頡剛1915年語)的程度。〔35〕康有為的「物質救國」論,對20世紀中國思想影響極深。但是這一思路過於「希慕富貴」,「而乏精深遠大之思」。   
  現在中國人已經普遍認識到科學的重要性,因而有「科技興國」、「科教興國」口號的提出;但是科學發展需要有一個人文學術的背景,人文學術的核心是哲學上的創造性思維,則尚未被更多的人所瞭解。如果沒有哲學的突破、人文學術的繁榮、基礎科學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在21世紀仍將處在世界文明的邊緣。而要取得學術上的成就,沒有什麼捷徑可走,只有「學而後創」,先「銜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創新和突破。   
  認為中國可以撇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休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弗雷格、胡塞爾、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直接從孔子、老子、墨子開啟出21世紀的學術新路,是一種文化自戀式的烏托邦幻想。王國維早就「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中西兩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國學叢刊」序》)「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論近年之學術界》)。〔36〕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不首先學習、「拿來」、融會中西兩學的精華,光是胡思亂想是沒有絲毫用處的;跟在古人、外國人後面亦步亦趨,不開動自己的腦筋思考新形勢、解決新問題,也是沒有出息的。西方社會現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機與難題,不是一切都堪稱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漲的「現代性」反思,意味著文藝復興後的「理性」權威受到了嚴峻挑戰。   
  所謂「共同的人性」包括三個層面:生物性、社會性、個體性,與此相對應,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產生了生態問題,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產生了世態問題,在個人精神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中產生了心態問題。以往的人文學術集中關注的是人的社會性和世態問題。譬如作為政治哲學基礎的社會契約論,作為經濟學基礎的社會分工論,以及馬克思的經典論述:「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像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37〕正是在世態領域中,理性主義大顯身手,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謂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社會的說法。   
  然而,如果生態和心態問題得不到解決,將會影響到人類在處理世態問題方面已經取得的歷史性成果。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的蔓延與惡化,勢必對全球反貧困鬥爭與爭取全球平等產生不利影響;認同政治的崛起,已經對自由民主主義和全球政治一體化提出了挑戰。面對21世紀的這些全球性問題,不能坐等他人去為我們尋覓答案,中國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眾應當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共同努力,一起開創人類新生活。胡適曾號召「再造文明」,他當時的意思是再造中國文明;今天我們接過他的旗幟,則是要沿著繼續現代化和反思現代化的路徑,再造一個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樣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適所說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錯的:「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38〕   
  我們確信中國人在21世紀能夠為世界文明的創新與再造做出較大的貢獻,不是因為相信在中國文明的元典中能夠找到實現「天人合一」的密鑰;甚至也不是因為如張光直所說,中國「有傳統的二十四史和近年來逐漸累積的史前史這一筆龐大的本錢」,「這批代表廣大地域、悠長時間的大筆史料中,一定會蘊藏著對人類文化、社會發展程序、發展規律,有重大啟示作用、甚至證實價值的寶貴資料」;〔39〕而是依據中國幾千年來持續不斷地克服生存危機、創造和改造文明這一富於活力的歷史傳統,以及接近人類全體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數。賈雷德·戴蒙德對歐亞大陸、美洲大陸、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進行人類學研究後指出,文明的創造和進步與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開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為舜堯,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開放條件下,在擺脫了專制和貧困的束縛後,十幾億中國人沒有理由不在文化創新上有突出表現。文化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如發明新材料)、社會技術創新(如有利於城市交通的基礎設施)以及各種社會創新——市場創新(如租賃)、管理創新(如靈活時間工作制)、政治創新(如首腦會議)等,〔41〕處於最核心地位的則是人文學術與基礎科學研究的創新。   
  學術創新是不可能預先制定出多少年計劃的,更遑論組織什麼國家級學術創新「工程」。人們只能在保護學術自由外在環境與建立學術共同體內在秩序的基礎上,通過長期的學術積累與傳承,期待可能出現的突破。   
  我們雖然無法預測中國學術在未來一百年將會走過怎樣的路徑,但還是不禁要描繪21世紀末可能出現的理想圖景:幾十萬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中國的高等學府求學,世界頂尖學者競相申請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進行學術交流、開辦講座,各國政界、工商界領袖以獲得中國大學授予的名譽學位為莫大榮幸……21世紀中國真正強盛的標誌不是航空母艦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揚威,而是孔子所說的「近者說(悅),遠者來」(《論語·子路》)。   
  參考書目   
  〔1〕轉引自趙英:《大國天命——大國利益與大國戰略》,經濟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30—40頁。   
  〔3〕梁啟超:《國際聯盟論序》,載《飲冰室合集》,4,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五,41頁。   
  〔4〕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載高瑞泉選編:《向著新的理想世界——李大釗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180—181頁。   
  〔5〕參見詹姆斯·多爾蒂等:《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頁。   
  〔6〕參見金應忠等:《國際關係理論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頁。   
  〔7〕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譯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4、545頁。   
  〔8〕參見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2—3頁。   
  〔9〕同上。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21頁。   
  〔11〕同上,363頁。   
  〔12〕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參見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國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556頁。   
  〔14〕轉引自趙志輝:《也談開羅會議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兼與時殷弘和陶文釗同志商榷》,載北京:《世界歷史》,2000年第2期,90-95頁。   
  〔15〕參見劉作奎:《中國佔領軍沒去日本》,載2002年8月19日《環球時報》。   
  〔16〕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根據125-132頁表C—16a、C—16e計算。   
  〔17〕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載《飲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頁。   
  〔18〕梁啟超:《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載《飲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頁。   
  〔19〕參見托馬斯·G.羅斯基:《中國:充分就業前景展望》,載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頁;張翼:《中國當前的人口態勢》,載1999年5月14日《中國經濟時報》。   
  〔20〕柯偉林:《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7年第12月號(總第44期),42—43頁。   
  〔21〕參見龐中英:《國際關係中的軟力量及其它》,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頁;倪峰:《美國「軟實力」策略為何得手》,載1999年6月30日《中國改革報》。   
  〔22〕陳曉律:《中國大國定位的起點》,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23〕時殷弘等:《21世紀前期中國國際態度、外交哲學和根本戰略思考》,載北京:《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參見張忠法等:《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的新形勢》,載2000年9月13日《中國經濟時報》。   
  〔25〕卡洛·M.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五卷,上冊,二十世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79—80頁。   
  〔26〕浙江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城市化》課題組:《關於推進城市化進程中的行政區劃問題研究》,載「中評網」網站。   
  〔27〕池元吉等:《建設「中日韓經濟合作體」的必要性及建議》,載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1期,33—37頁。   
  〔28〕張蘊嶺:《關於推進東亞合作的若干戰略構想》,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29〕宋念申:《東亞能否走到一起》,載2000年12月22日《環球日報》。   
  〔30〕轉引自黃正柏:《戰後歐洲聯合中「聯邦主義」思潮的初步考察》,載北京:《世界歷史》,2000年第5期,2—12頁。   
  〔31〕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267頁。   
  〔32〕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27—34頁;《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79頁。   
  〔33〕李慎之:《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載「思想的境界」網站。   
  〔34〕參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9頁。   
  〔35〕參見羅志田:《物質與文質:中國文化之世紀反思》,載「思想的境界」網站,原載《光明日報》。   
  〔36〕姚淦銘等編:《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頁;第三卷,39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頁。   
  〔3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558頁。   
  〔39〕轉引自龍西江:《中國文明的當代貢獻》,載北京:《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108—110頁。   
  〔40〕參見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爾夫岡·查普夫:《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8年版,22頁。        
第一部分 16世紀初期   
  正文《大國的興衰》(第一至三章),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儘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許多學者當作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線,這個時候歐洲的居民們絕對看不出他們的大陸即將統治其餘的大部分地球。當時人們對東方偉大文明的知識是支離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這些知識主要來源於旅行者的故事,他們在重述這些故事時常常添油加醋。儘管如此,許多人對擁有神話般的財富和龐大軍隊的廣袤的東方帝國的想像,還是相當準確的。當初次接觸這些社會時,它們必定顯得比西歐的人民和國家得天獨厚。的確,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經濟活動中心同這些社會比較,歐洲的相對弱勢就比其實力更加明顯。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區,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印度和中國對它們在這兩方面的地位都引以為自豪。從地緣政治學方面講,歐洲「大陸」的形狀隱含著困難和危險,它的北部和西部與冰天雪地和大海相連,東面容易招致頻繁的陸路入侵,而南面則易受到戰略包圍。在1500年及以前很長時間和在這以後,這些都不是抽像的想像。僅僅8年以前,西班牙最後一個穆斯林地區格拉納達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貝拉的軍隊投降,但這僅表示地區性戰役的結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軍隊之間更大規模戰爭的結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動,仍然籠罩著大部分西方世界,這一事件似乎孕育著更多的東西,因為它絕不表明奧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進的極限。到該世紀末,他們已奪取了希臘和伊奧尼亞群島、波斯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半島其他大部分地區。到16世紀20年代,情況變得更糟,當時可怕的土耳其軍隊迫近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南部,奧斯曼的戰船襲擊意大利港口,教皇開始擔心羅馬可能很快就會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運。   
  雖然這些威脅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蘇丹及其繼任者們新領導的一個整體性大戰略的一部分,但歐洲人的反應是分散的、時斷時續的。不像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也不像莫臥兒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各部分都承認一個世俗領袖或宗教領袖的統一歐洲。不,歐洲是一些小王國和公國、邊境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在西方出現了一些比較強大的君主國,主要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但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國內緊張狀態,而且每個國家都把其他國家看成競爭對手,而不是反對伊斯蘭世界的盟國。   
  同亞洲的偉大文明比較起來,也不能說歐洲在文化、數學、工程學或者航海和其他技術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總之,歐洲文化和科學遺產的相當大一部分是從伊斯蘭世界「借用」來的,恰如穆斯林社會幾百年裡通過通商、征伐和殖民從中國借用一樣。回顧歷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紀末,歐洲在貿易和技術方面的發展加快了。然而,或許最恰當的一般評價應是:在這前後每個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處在大致相似的發展階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個領域先進一些,而在別的領域卻要落後一些。奧斯曼帝國、明朝時期的中國,稍後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的北印度和歐洲國家體系及其俄國人旁支,在技術上,因而也在軍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會先進得多。雖然這意味著1500年的歐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實力中心之一,但絕對看不出有一天它將出現在頂峰。因此在研究歐洲興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和弱點。        
一 明代中國   
  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文明更發達,更先進。它有眾多的人口(在15世紀有1億~1.3億人口,而歐洲當時只有5 000萬~5 500萬人),有燦爛的文化,有特別肥沃的土壤以及從11世紀起就由一個傑出的運河系統連結起來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並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統一的、等級制的行政機構,這些使中國社會富於經驗,具有一種凝聚力,使外國來訪者羨慕不已。的確,這個文明受到蒙古遊牧部落的嚴重破壞,並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後被蒙古人統治著。但是,中國慣於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後者同化,當1368年出現的明朝重新統一帝國並最後打敗蒙古人的時候,許多舊的制度和知識都保留下來。   
  對於受教尊重「西方」科學的讀者來說,中國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必定是其技術上的早熟。中國11世紀就出現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書籍。商業和工業受到開鑿運河和人口壓力的促進,同樣很發達。中國的城市要比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產大約12.5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製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生產數字要比700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產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家,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統治。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瞭解以後,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向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了。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後來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了征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戰船隊,裝備發射投擲機械。14世紀初期,沿海穀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 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後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隻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並為中國國家帶來收入,因為國家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徵收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征,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錫蘭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面他們向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面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帶著長頸鹿從東非返回,以取悅中國皇帝;另一艘船帶回了一個錫蘭首領,因他極不明智,竟不承認天子的最高權力(但是應當指出,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告訴我們的關於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 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向休達〔2〕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征是這條航線的最後一次,3年以後一項皇帝詔書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後一項專門敕令竟禁止保存兩桅以上的船舶。此後船隊船員受雇於大運河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儘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誠然,這項決定有一種似乎有理的戰略原因。帝國北部邊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脅,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或許是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無論如何,中國嘗試過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擴張被證明是徒勞的,而且代價很高。但當後來收縮海軍的弊端已經顯露出來以後,看來仍未重新考慮過這個頗為有理的論據。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3〕。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覆出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達官貴人們推理說,陸上防禦就夠了,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臣民所進行的一切海上貿易不是都沒有禁止嗎?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費和其他起抑製作用的因素外,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孔子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這一保守性在明朝時期因對蒙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變化不滿而加強了。在這種復辟氣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創造基於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孔子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而軍隊只有在擔心發生蠻族入侵或內亂時才有必要。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累、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了這些權貴士大夫,幾乎如同他們激起了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並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通過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來干涉個別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裡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制。   
  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大量技術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建了中國萬里長城,發展了運河系統、制鐵業和御用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上奏皇帝說,這些都是必須的。但這些事業才剛剛開始就受到忽視。運河聽任淤塞,軍隊經常缺乏新的裝備,天文儀器(約建於1090年)缺乏管理,鐵工場被廢棄。這些不僅僅對經濟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印刷僅限於學術著作,沒有用於廣泛傳播實際知識,更很少用於社會批評。紙幣的使用被中止。中國城市從來也不容許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沒有真正意義的中國自治市民;一旦皇宮遷址,帝都亦隨之遷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勵,商人和其他企業家就不能興旺起來。即使那些發了財的人也寧可把錢用於購置土地和興辦教育,而不情願投資發展基礎工業。同樣,禁止海外貿易和海洋漁業,更消除了刺激經濟持續發展的另一潛在因素。儘管在以後幾個世紀裡,受官方控制的(雖然無疑會有許多逃避監督的)與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奢侈品貿易之類的對外貿易還是存在。   
  結果,明王朝時期的中國與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來,活力和進取精神都大為遜色。明朝時期農業技術的確有所改進,但即使這種比較集約化的農業和對邊沿土地的開發利用也很難跟上人口增長的步伐;中國的人口增長僅僅受到馬爾薩斯所說的瘟疫、洪水、戰爭等方式的制約,而這些災害是很難預測的。甚至1644年以後滿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這種持續的相對衰落。   
  一個最後的細節可以概括這段歷史。1736年,即(英國)亞伯拉罕·達比在科爾布魯克德爾的鐵工場開始出名的時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風爐和煉焦爐已被完全廢棄了。而這些爐子的規模在征服者於哈斯丁斯登陸〔4〕以前就已經很大了。這下子它們要等到20世紀才會重新恢復生產。        
二 穆斯林世界   
  還在16世紀初第一批歐洲航海家訪問中國的時候,雖然對它的面積、人口和財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許已經看出這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那時對奧斯曼帝國當然還不能這樣說,它當時正處在擴張的中間階段,由於離基督教世界的後院比較近,因此對後者更具有威脅性。從更大的歷史和地理背景來看,大概可以這樣說,事實上穆斯林國家在16世紀就形成了世界事務中發展最迅速的力量。不僅奧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進,而且波斯的薩非王朝也正經歷著國力和文化的復興,特別是在伊斯邁爾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時代;一系列強大的穆斯林汗國仍然控制著經喀什噶爾和吐魯番到中國的古代絲綢之路,這與諸如博爾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圖等一系列西非伊斯蘭國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國在16世紀早期就被穆斯林勢力推翻了;而喀布爾國王巴布爾則從西北部通過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於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雖然最初對印度的統治並不穩固,但後來巴布爾的孫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順利地鞏固了這個帝國,他開創了西起俾路支東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國。在整個17世紀,阿克巴的繼任者們繼續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馬拉特人推進,這正好是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從海上侵入印度半島的時候,然而後者的規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發展的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還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與之比較起來,基督教傳教團的勸教活動就顯得黯然失色了。   
  但對近代早期歐洲來說,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戰,當然是奧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們難以對付的軍隊和那個時代最好的圍城訓練。還在16世紀初以前,他們的領地已從克里米亞(在那裡他們竄犯了熱那亞人的商業據點)和愛琴海(在那裡他們夷平了威尼斯帝國)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奧斯曼軍隊奪取了大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們用土耳其火槍摧毀了馬穆魯克軍隊。這樣,他們在封鎖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後,溯尼羅河而上並通過紅海推進到印度洋,在那裡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這也煩擾了伊比利亞船員的話,那麼同土耳其軍隊給東歐和南歐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較起來,簡直算不了什麼。土耳其人已經佔有了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並在瓦拉幾亞和整個黑海沿岸有決定性影響;但在向南攻擊埃及和阿拉伯以後,在蘇裡曼時期(1520—1566年)對歐洲的壓力重新開始。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強大的東方堡壘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優勢軍隊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戰役之後受到蹂躪,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爾在巴尼伯德獲得勝利的一年,通過這一勝利他建立了莫臥兒帝國。是否整個歐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圍了維也納,在有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那時陣線已在匈牙利北部穩定下來,神聖羅馬帝國從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構成經常的危險並施加從來不能完全忽視的軍事壓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們再度包圍了維也納。   
  奧斯曼海軍的擴張在很多方面幾乎同樣令人驚恐。土耳其人像中國的忽必烈汗一樣,發展海軍只是為了攻下四面環海的敵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這種情況,穆罕默德蘇丹曾用大戰船和幾百艘小船對其進行封鎖,協助1453年的攻城。此後強大的戰船隊曾被用於橫穿黑海的戰役,用於往南向敘利亞和埃及推進,以及為控制愛琴群島、羅得島、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而同威尼斯發生的一系列衝突。在16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威尼斯、熱那亞和哈布斯堡的戰船隊都避免與奧斯曼的海上勢力接近;但到該世紀中葉,穆斯林的海軍在整個北非沿海都很活躍,他們常常襲擊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並且最後於1570—1571年攻佔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戰鬥發生才受阻止步。   
  當然奧斯曼帝國不僅僅是一部軍事機器、一個從事征討的上層人物集團(像中國的滿人)。奧斯曼人在比羅馬帝國還大的一塊地區和許多臣屬民族中,確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語言的統一。1500年以前的幾個世紀中,伊斯蘭世界在文化和技術上都領先於歐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設備好,並有排水系統,而且其中很多城市還有大學、圖書館和極其壯麗的清真寺。在數學、製圖學、醫學以及科學和工業的許多其他方面(磨坊、鑄炮、燈塔、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領先地位。奧斯曼從巴爾幹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來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誠的、統一的軍隊。對其他種族的寬容使許多天才的希臘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為蘇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圍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鑄炮人。在像蘇裡曼一世這樣的成功領袖的領導下,一個強大的官僚階層管理著1 400萬居民,而這時西班牙人只有500萬人,英格蘭僅僅250萬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時期擁有50萬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歐洲城市都大。   
  然而奧斯曼土耳其人也開始踉踉蹌蹌,轉向內戰,最後失去支配世界的機會,雖然這種明顯的衰落比明王朝極其類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一過程是早期土耳其勝利的必然結果:奧斯曼軍隊雖然管理良好,或許可以維持一條很長的邊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錢的代價,很難繼續擴張;而且奧斯曼帝國主義與後來的西班牙、荷蘭和英國帝國主義不同,沒有順便帶來許多經濟利益。到16世紀下半葉,奧斯曼帝國已有跡象表明,它在戰略上戰線拉得過長:一支龐大的陸軍駐紮在中歐,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在作戰,一些部隊在北非、愛琴群島、塞浦路斯和紅海作戰,而堅守克里米亞以防正在興起的俄國勢力則需要援軍。由於先以伊拉克而後以波斯為基地的什葉派,向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遜尼派在行為與教義兩方面發起挑戰而使穆斯林世界發生分裂,即使在近東也沒有一個平靜的側翼。有時局勢像當時德意志的宗教鬥爭一樣嚴重,蘇丹只有靠用武力壓服什葉派異端,才能維持其統治。然而在邊界那邊阿撥斯大王統治下的波斯什葉派王國,已完全準備好與歐洲國家聯合反對奧斯曼人,就像法國曾與「異教」的土耳其人聯合反對神聖羅馬帝國一樣。奧斯曼帝國與這一系列敵人作戰,需要傑出的領袖來維持其發展,遺憾的是1566年以後,相繼有13個無能的蘇丹進行統治。   
  但外部敵人和個人的弱點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整個制度像中國明朝的制度一樣,越來越多地受到專制集權和對創見、異端和商業的極端保守態度的影響。一個愚蠢的蘇丹可以使奧斯曼帝國陷於癱瘓,而一個教皇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對全歐洲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由於缺乏來自上面的明確指令,官僚體系的各個分支變得麻木僵化,它們對一切變故持保守態度,從而窒息了新鮮事物。由於1550年以後沒有擴張領土和隨之而來的戰利品,不滿的軍隊轉而進行內部劫掠。商人和企業家(差不多都是外國人)早先曾受到鼓勵,現在發現自己遭到不曾預料到的徵稅和對財產的非法沒收。越來越高的苛捐雜稅使商業凋敝,城鎮人口減少。也許農民受害最大,他們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隨著局勢的惡化,文職官員也開始掠奪,他們索取賄賂和沒收貨物儲備。由於戰爭花費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戰爭期間喪失了亞洲的貿易,政府更加拚命地搜羅新的財源,這必然會給那些營私舞弊的收稅人更大的權力。   
  對什葉派宗教挑戰的強烈反響,明顯地反映和預示著官方將對各種形式的自由思想採取強硬態度。印刷業遭到禁止,因為它或許會傳播危險的見解。經濟觀念仍很原始:進口西方商品是允許的,但出口被禁止;行會竭力阻止創新,阻止「資本主義」生產者興起的行為受到支持;宗教對商人的抨擊加強了。由於輕視歐洲人的思想和實踐,土耳其人拒絕採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們的人口遭受惡性傳染病的影響較大。在一次令人震驚的蒙昧主義的行動中,一支土耳其軍隊於1580年搗毀了一個國家天文台,他們聲稱是這個天文台引起了一場瘟疫。軍隊實際上成了保守主義的堡壘。儘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歐洲軍隊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時深受其苦,但他們自己現代化的步伐很慢。他們沒有用較輕的鑄鐵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敗以後,他們沒有建造更大的歐洲型艦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艦隊僅僅奉命停泊在紅海和波斯灣比較平靜的水域,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遠洋船的必要性。也許技術上的原因是一個因素,但文化和技術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對比起來,北非伊斯蘭教各國非正規的海盜船卻很快採用了裝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戰船)。   
  上述對保守主義的評論同樣、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適用於莫臥兒帝國。儘管這個帝國的絕對版圖正處於頂峰,並且有幾位皇帝具有軍事天才;儘管其宮殿富麗堂皇,其奢侈品的生產技術很高;儘管它甚至有一個複雜的銀行和信貸網,但這個帝國在骨子裡還是羸弱的。一個東征西討的穆斯林上層處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廣大赤貧農民群眾的頂端。在城鎮內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躍的市場,印度教實業家對製造業、商業和信貸業的態度,本可以使他們成為韋伯清教倫理的優秀典範。在變成英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以前,在企業家社會正準備經濟「起飛」的圖景下,在印度生活中還有一幅較為陰暗的圖畫,它顯現出許多固有的阻滯因素。絕對嚴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礙了現代化:齧齒動物和昆蟲不許殺害,因此大量糧食受到損失;處理垃圾和糞便的社會習俗造成總是不衛生的環境,成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種姓制度扼殺了創新精神,逐漸灌輸了教義,並限制了市場;而婆羅門祭司對印度地方統治者的影響說明這種蒙昧主義還起著極大作用。這裡存在著對任何激進變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會障礙。後來許多英國人最初(在印度)進行搶劫,而後試圖根據功利主義原則統治印度,最後卻懷著這樣一種心情離開:這個國家對他們仍然神秘莫測。這是不足為怪的。   
  但莫臥兒王朝的統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麗堂皇的王宮是窮奢極欲、揮霍浪費的中心,其揮霍的規模連凡爾賽宮的太陽王或許也認為有些過分。數以千計的僕從和食客,奢華的衣服、珠寶、嬪妃和奇珍異獸,大批的衛士,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奪機器才能支付。收稅官吏要向他們的主子繳納固定數目的款項,就得無情地掠奪農民和商人;無論收成和商業狀況如何,錢款都必須收進。除了起義以外,沒有憲法或其他東西可以阻止這種劫掠,所以當時稅收以「吃人」著稱就不奇怪了。因為每年的貢賦如此龐大,人民幾乎一無所獲。交通很少改善,沒有對付饑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機構,而這些災害當然是經常發生的。所有這些,相對說來,明王朝顯得寬厚多了,幾乎就算是進步了。看來莫臥兒帝國必定要衰落,因為它在南部要抗擊馬拉特人,北部要抗擊阿富汗人,最後還要對付東印度公司,它越來越難以支撐下去。實際上它衰落的內因大大多於外因。        
三 兩個特例:日本和俄國   
  到16世紀時,還有另外兩個國家雖然在版圖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王朝差得很遠,但已展現出政治統一和經濟發展的跡象。在遠東,日本在其巨大鄰國開始衰落的時候,正向前邁進。地理位置給了日本人最好的戰略財富(就像它給予英國人的一樣),因為島國地位可使它免遭陸上入侵,而中國就不具備這點。然而日本列島和亞洲大陸間的距離絕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從那個古老文明的國家借鑒來的。但當中國已由一個統一的官僚體系治理的時候,日本的政權還掌握在以氏族為基礎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卻無足輕重。14世紀存在過的中央集權統治被氏族間的頻繁爭鬥取而代之,這種爭鬥有如蘇格蘭氏族間的鬥爭。這並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環境,但也沒有阻礙大量的經濟活動。在海上同在陸上一樣,企業家要同軍閥和軍事冒險家競爭,軍閥和軍事冒險家們都要從東亞的海上貿易中抽取利潤。日本海盜沿著中國和朝鮮海岸進行掠奪。與此同時,其他日本人則歡迎與從西方來的葡萄牙和荷蘭訪問者交換貨物。基督教傳教團和歐洲貨物滲透到日本社會,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給自足的明帝國容易得多。   
  這種雖說動亂但還活躍的場面很快就因越來越多地使用進口的西方武器而改變了。像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樣,政權轉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資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帶滑膛槍、最重要的是帶大炮的軍人和集團手中。結果是在大軍閥豐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權鞏固起來。豐臣秀吉的雄心導致他兩次試圖征服朝鮮。當兩次征討失敗以後,豐臣秀吉於1598年死去,內亂再次威脅日本。但幾年之中全部政權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將軍手中。這次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不會被動搖了。   
  在許多方面,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紀在西方產生的「新君主制」的特點。重大的區別是幕府放棄海外擴張,實際是放棄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實質上的聯繫。1636年,遠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則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歐洲人的貿易僅限於停靠長崎港出島的特許荷蘭船。甚至還在這以前,實際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國的和本地的)都根據幕府的命令被殘忍地屠殺了。這些嚴厲措施背後的主要動機顯然是德川氏決心實現沒有爭議的控制,因而外國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潛在的顛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貴族也同樣被看成顛覆勢力,所以要求他們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們被允許住在自己莊園的6個月期間,他們的家屬得留在江戶(東京),實際上是被當作人質。   
  這種強制性的統一本身並沒有抑制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沒有阻礙取得傑出的藝術成就。全國性的和平有利於商業,城鎮和總人口都在增長,現金支付的發展使商人和銀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後者從未被容許獲得意大利、尼德蘭以及英國商人和銀行家所取得的社會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顯然還不能瞭解和採用別人發明的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樣,德川幕府故意選擇了與世隔絕的道路,只有個別例外。這也許並沒有阻礙日本本國的經濟活動,但它損害了日本國的相對實力。由於輕視經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慶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於主子的武士們過著刻板沉悶的生活。整個軍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當分艦隊司令培裡〔5〕的著名「黑船隊」於1853年來到的時候,驚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別無他法,只得同意美國人加煤和獲得其他便利的請求。   
  在政治統一和發展時期之初,俄國看來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遠離西方,這部分是因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為週期性地與立陶宛、波蘭、瑞典和奧斯曼帝國的軍事衝突中斷了已經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羅斯王室還是深受歐洲文明的影響,並且不僅僅是受俄國東正教的影響。其次,是從西方找到了俄國對付亞洲平原騎兵攻擊的最後解決方法,這就是滑膛槍和大炮。莫斯科用這些新式武器現在可自立為一個「火藥帝國」,從而進行擴張。由於瑞典人和波蘭人也擁有這種武器,向西攻擊是困難的,但利用這種軍事優勢向南部和東部的遊牧部落和汗國進行殖民擴張就變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國軍隊已到達裡海。伴隨這種軍事擴張而來的常常是探險家和拓荒者,他們不斷向烏拉爾山脈以東推進,通過西伯利亞,並在1638年前實際上抵達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險者和拓荒者的活動常使軍事擴張黯然失色。儘管有來之不易的對蒙古騎兵的軍事優勢,俄羅斯帝國的發展並非輕而易舉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內部紛爭和叛亂的可能性就越大。國內貴族也經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們的很多人以後也是如此。克里米亞的韃靼汗國仍然是一個強敵,它的軍隊於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並且直到18世紀仍保持獨立。來自西方的挑戰更具威脅性,例如波蘭人在1608到1613年之間曾佔領莫斯科。   
  俄國更深一層的弱點是,儘管它從西方有所借鑒,但在技術上仍然是落後的,在經濟上仍是不發達國家。氣候嚴寒、距離遙遠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嚴重的社會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軍事專制主義、東正教對教育的壟斷、官吏們貪贓枉法和缺乏預見性,以及農奴制度——這種制度使農業處於封建和停滯狀態。但儘管有這些相對落後性,儘管有種種挫折,俄國還是繼續進行擴張,把用於強制俄國人順從的軍事力量和獨裁統治強加給新的領土。在從西方借鑒足夠多的軍事實力使現存制度獲得維護的同時,任何西方社會和政治「現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顛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國的外國人被同本地人隔離開來,以免受到顛覆性影響。沙皇帝國與本章提到的其他專制國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續,總有一天會成長為世界強國。但是在1500年,甚至遲至1650年,許多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未必清楚這一點,他們對俄國統治者的瞭解可能並不比對傳說中的普雷斯特·約翰〔6〕瞭解的更多。        
四 「歐洲的奇跡」   
  在定居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分散的、相對說來缺乏經驗的民族中,發生了一場不可阻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這一過程使其在世界事務中穩固地成為商業和軍事先驅,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引起學者和其他評論家們的注意已達幾個世紀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僅僅是對有關知識作一綜述。但不管這個綜述是多麼粗略,它還是具有揭示滲透全書論據的主要線索的功能,即:有一種主要由經濟和技術進步所引起和驅動的機制,雖然這種發展總是同其他可變因素,例如社會結構、地理和偶然事件發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進程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質和長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換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變化;實力是一種相對的事物,只有通過各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經常比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當你觀看16世紀世界「實力中心」的地圖時,歐洲有一個特徵會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這並不是像中國在一個帝國崩潰之後和在其後繼王朝得以重新收緊中央集權政權的繩索以前的一個短時期內出現的偶發或短命的事態。歐洲在政治上總是四分五裂,儘管羅馬帝國做過最大的努力,他們的征服也未能超過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羅馬陷落後的1000年裡,主要政治權力單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穩步擴張比較起來,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個別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時期或東方基輔羅斯時期那樣政權的偶然集中,只是暫時的事情,會因統治者的更換、國內起義或外部入侵而隨即結束。   
  歐洲政治上的這種多樣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狀況造成的。這裡沒有騎兵帝國可以把它的快速動力強加其上的大平原;這裡也沒有像恆河、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黃河和長江周圍那樣廣闊而肥沃的流域可以為勤勞而易於征服的農民群眾提供糧食。歐洲的地形更為支離破碎,眾多的山脈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離開來;歐洲的氣候從北到南和從西到東有很大變化,這導致很多重要後果。首先,它使統一控制變得很困難,甚至強有力的、堅決果斷的軍閥也難以做到,這就減少了大陸遭受像蒙古遊牧部落那樣的外部勢力蹂躪的可能性。相反,這種多樣化的地形促進了分散政權的發展和繼續存在,地區王國、邊境貴族領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鎮聯盟構成了歐洲的政治地圖,羅馬陷落後任何時期繪製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   
  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造成了適於交換的不同產品,最後,隨著市場關係的發展,這些產品沿著河流或通過林間小道從一個村落區運送到另一個村落區。這種貿易的最主要特點或許是它主要由大宗貨物組成——木材、糧食、酒類、羊毛、鯡魚等等,它們是為了滿足歐洲15世紀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東方商隊貿易運輸的奢侈品。這裡地理又起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這些商品用水上運輸要經濟得多,而歐洲又有許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圍環海對至關重要的造船工業是又一種刺激,而到中世紀末期時,繁榮的海上貿易就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間進行。雖然這種貿易部分地被戰爭中斷,並受局部地區的災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它還是在繼續發展,促進著歐洲的繁榮,豐富其食物並導致建立新的財富中心,如漢莎諸城鎮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遠距離商品交易必然會促進國際範圍內的匯票、信貸制度和銀行業的發展。商業信貸、還有保險單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經濟形勢基本上是可預見的,而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幾乎都沒有享有過這種條件。   
  此外,因為許多貿易都是經過北海和比斯開灣波濤洶湧的海面運輸來進行,而且也因為遠洋漁業已成為營養和財富的一個重要來源,促使造船工業建造堅固(即使速度還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運載大量貨物並能利用風向航行。雖然在一個時期船隻加大了帆、桅桿和尾舵,因而變得更加靈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後來取代它們的船舶,可能沒有像定期往返於東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輕型船那樣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們將看到,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它們將具有特別的優勢。   
  這種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壓抑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後果,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是沒有辦法完全壓制這種經濟發展。這並不是說市場勢力的興起沒有使許多當權人物擔心。封建主們懷疑城市是異端的中心和農奴的避難所,經常試圖削減其特權。像其他地方一樣,商人常遭搶劫,他們的商品被盜,財產被佔。羅馬教皇對高利貸的看法,對贏利的中間人和放債人的厭惡,在許多方面與孔子學說發生了共鳴。但基本事實是,在歐洲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地阻止這種或那種貿易發展的統一政權;沒有一個中央政府由於它改變了發展的進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業的興起或衰落,曾經嚴重阻礙莫臥兒帝國經濟的稅收官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的全面的掠奪也沒有發生。舉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時代歐洲政治分裂的環境下,要使每個人都承認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劃分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範圍,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難想像禁止海外貿易的命令(如中國明朝和幕府時代的日本所頒布的)會取得什麼效果。   
  事實是,即使別人在掠奪和驅逐商人的時候,歐洲總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貴族願意容忍商人及其行為方式,而且如文獻所載,受壓迫的猶太商人、破了產的佛蘭芒紡織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諾教徒,遷移時都隨身帶著他們的專門技藝。一個萊茵蘭的男爵因對商旅過度徵稅而發現,商路改到別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飛了。一位賴債的君主,在面臨下一次戰爭威脅並急需資金去裝備他的陸軍和艦隊時,很難再借到一筆貸款。銀行家、軍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會的重要成員,而不是敲邊鼓的。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地、不平衡地與市場經濟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係,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國內秩序和非獨斷專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對外國人提供),並以稅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長的商業利潤的一部分。在亞當·斯密創造出準確詞句以前很久,西歐某些社會的統治者就已默認,「為了把一個國家從最低級的野蠻狀態發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輕稅和寬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麼了……」有時那些較少洞察力的領導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君主或法國一個偶爾上台的波旁國王,企圖殺掉下金蛋的鵝,但結果便是財富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實力的衰退。   
  可能導致政權中央集權化的唯一因素,是一個國家的火器技術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敵人都被壓垮或懾服。在15世紀歐洲經濟和技術發展速度加快的同時,大陸的人口從黑死病的打擊下剛剛恢復過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正在欣欣向榮,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從1450年至1600年這一相當長的時期內,「火藥帝國」在其他地方確立起來。俄羅斯、德川時期的日本和莫臥兒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們說明大國領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對手臣服,這樣的一些領袖的確能使大國改變形象。   
  此外,因為新的作戰技術較多地發生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而不是在別的地方,一項這樣的突破可能幫助某一個國家壓倒其競爭對手,這並非難以置信。已有跡象說明軍事實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隊(必要時由矛兵保護)結束了騎士以及隨其出征的訓練不良的封建民兵時代;但同樣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蘭這樣比較富裕的國家才能養得起由有名的僱傭兵隊長指揮的新式軍隊。其次,到大約1500年,法國和英國的國王已經在國內獲得大炮壟斷權,因而如有必要,能夠粉碎特別強大的臣屬,即便後者躲到城堡高牆後面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趨勢是否最終會導致更大的、橫跨歐洲的超國家的壟斷呢?這必定是1550年前後許多人提出的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當時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統治下發生了領土和軍隊的廣泛集中。   
  對哈布斯堡稱霸歐洲這一特別企圖及其失敗的詳細論述將在下一章進行。但這裡將它不可能把統一強加給整個歐洲大陸的較一般性原因,做一簡單說明。多個經濟和軍事實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為基本原因。沒有一個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國為維持均勢而進行干預的情況下加強自己;沒有一個「新君主政體」可以在不刺激競爭對手尋求補償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領地。到宗教改革順利地、確實地進行時,在傳統的均勢競爭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對抗,這就使政治集權的前景變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釋要深一步,畢竟競爭者和交戰集團之間存在著惡感這一簡單的事實,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見到,但並沒有妨礙最終的統一。歐洲的不同之處在於,每一支競爭力量都可以接觸新的軍事技術,所以沒有一個政權具有決定性的優勢。例如,瑞士軍隊和其他僱傭兵都準備為任何能夠付款的人效力。沒有獨一無二的生產弩機的中心或生產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銅炮或晚期較便宜的鑄鐵炮。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帶礦床的地方,如中歐、馬拉加、米蘭、列日,後來在瑞典生產。同樣,造船技術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各個港口的傳播,使一個國家極難壟斷海上實力,這必然有助於防止征服和消滅坐落在海那邊的武器生產競爭中心。   
  那麼,如果說歐洲分散的國家體系是集權化的巨大障礙,那就不是同義語的重複了。因為存在著許多競爭的政治實體,它們大多具有或能夠購買維護自己獨立的軍事手段,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稱霸大陸方面取得突破。雖然歐洲國家間這種相互競爭的作用,似乎可以說明缺乏統一的「火藥帝國」的原因,但乍看起來不能說明歐洲穩步興起而佔全球領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國家掌握的軍隊,用來同蘇丹的龐大軍隊和明帝國的眾多軍隊作戰,究竟是否會顯得太弱了呢?在16世紀早期甚至17世紀,在某些方面是這樣的;但在這後一時期,軍事實力的均勢迅速地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變化。為解釋這種變化,必須再次說明歐洲權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隨後在較大王國之間進行的原始形式的軍備競賽產生了什麼,最重要的是將要產生什麼。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有社會經濟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戰的軍隊不再由封建騎士及其侍從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長官監督的長矛兵、弩手和(側翼)騎兵組成,因此該城市會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實現所付金錢的價值,儘管僱傭兵隊長們耍盡花招,以免自己成為冗員;換句話說,城市需要能迅速取勝的那種武器和戰術,以使軍費降下來。同樣,既然法國15世紀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國性」軍隊,他們就急於看到這支力量產生決定性的結果。   
  根據同樣的理由,這種自由市場制度不僅迫使大量僱傭兵隊長為簽訂合同而進行競爭,也促進手工工匠和發明者改進他們的產品,以爭取新的訂貨。雖然武器的這種螺旋上升在15世紀早期的弩機和盔甲片生產中已經可以見到,但在以後50年該原則又擴大到火藥武器的實驗。這裡回顧一下以下事實是重要的:當最初使用大炮時,西方和亞洲在大炮的設計和效力方面都沒有多大差別。發射石球和產生轟然巨響的巨大炮管顯然看起來很了不起,並曾起過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於轟擊君士坦丁堡城牆的那種炮。然而,似乎只有歐洲才存在不斷在技術上進行改進的動力:在火藥粒方面,在用銅和錫合金鑄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樣強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彈的形狀及結構方面,在炮架和炮車方面。這一切極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機動性,給了這種武器的所有者摧毀最堅固堡壘的手段,用強大銅炮裝備起來的法軍1494年入侵意大利時,意大利城邦驚恐地領教了它們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發明家和有學問的人都被慫恿去設計某種能抵消這種大炮威力的東西(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時期列奧那多〔7〕的筆記裡就有一種機關鎗、原始坦克和蒸汽動力炮的草圖)。   
  這並不是說其他文明沒有改進他們早期的、構造簡單的武器。它們經常通過模仿歐洲樣式或說服歐洲來訪者(如在中國的耶穌會會員)出讓他們的專長,來進行改進。但因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壟斷權,而且俄國、日本和莫臥兒印度不久也取得了這種壟斷權,既然它們的政權已經確立起來,改進這種壟斷權的誘因就要小得多。中國人和日本人轉向閉關自守以後,就忽視了發展武器生產。伊斯蘭兵因固守傳統的作戰方式,對大炮的興趣比較冷淡,直到後來為時已晚,難以趕上歐洲的領先地位。面對不太發達的民族,俄國和莫臥兒軍隊的指揮官們沒有改進武器的迫切需要,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壓倒敵人的軍隊。正像在一般經濟領域一樣,歐洲在軍事技術這個特別領域受到繁榮武器貿易的刺激,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這種武器螺旋上升的兩個進一步後果需要在這裡提一下,一個後果是確保了歐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個後果是它最終獲得了海上霸權。第一個後果很簡單,可以簡單敘述。在1494年法國入侵後的1/4世紀以內,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發現,城牆以內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減少大炮轟擊的效果;當炮彈射進堅實的土堆時便失去對外牆的那種破壞作用。如果在各種這類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條深壕(後來又有一系列構造複雜的設防稜堡,滑膛槍和大炮可以從這裡發射交叉火力),它們就會形成圍城步兵幾乎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恢復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國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擁有建造和守衛這種綜合防禦體系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的城邦之安全。這也給了那些參與防禦土耳其人的軍隊一種優越性,如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衛部隊很快發現的那樣。首先它阻礙了歐洲一個傲慢強國對叛亂者和競爭者的輕易征服,這就像伴隨尼德蘭起義的持久包圍戰所證實的那樣。如果敵人有可以退守的堅固設防基地,在開闊戰場獲得的勝利就不能成為決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過火藥所取得的權威,在西方沒有被模仿,西方的特點仍舊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隨發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競賽。   
  海上「火藥革命」的影響甚至更為廣泛。以前,北歐、伊斯蘭世界和遠東在中世紀末期的造船和海軍裝備上實力相當。如果鄭和的遠航和土耳其艦隊在黑海和東地中海的迅速發展或許對1400年和1450年前後的觀察家有什麼暗示的話,那就是海運發展的未來在於這兩個強國。人們猜測,在有關製圖學、天文學以及羅盤、星象儀等儀器的運用這三方面他們很少區別。區別在於持續不變的組織。或者如瓊斯教授所說:「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亞人都能航行很遠的距離,但歐洲在合理地組織航行和在一個航程內開發資源的能力,卻比伊比利亞人給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對地理資料進行系統搜集,熱那亞商行多次想為大西洋探險提供資金,這種探險最終可能彌補失去黑海貿易的損失,以及再往北依次發展紐芬蘭的鱈魚漁場,這一切都說明一種向外發展的持續意願,這在這個時期的其他社會是不易見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許是船上武器裝備的不斷改善。在海戰極力模仿陸戰的時代,在帆船上安裝大炮是非常自然的發展。正像中世紀的城堡沿城牆和堡壘配置弓箭手以擊退包圍的軍隊一樣,熱那亞、威尼斯和阿拉貢的大商船也以弩機武裝起來,守在船頭船尾的「堡壘」中,以保衛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盜的侵犯。這會造成船員的嚴重傷亡,儘管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進攻者果真下了決心的話。   
  然而,一旦水手們領略到陸上大炮設計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即,新的銅炮要小得多,威力卻要大一些,對炮手的危險要比笨重的鍛鐵炮小),就會很快將這種武器裝在船上,儘管中國和西方的軍艦上已經裝上了石弩、投石機和其他類型的投擲器械。即使大炮已變得不那麼容易爆炸,對船員已不那麼危險,它們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假如使用威力較大的火藥,後坐力就會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會被反作用力彈回甲板,而且這種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別是在炮台上)裝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這時,歐洲堅固的、船殼略呈圓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優越性顯示出來,它們使在地中海、波羅的海和黑海等內海航行的窄條划槳單層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獨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國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見絀。它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用更大的舷炮開火,而使船保持穩定,當然事故還是不時發生;但人們很快認識到,把這種武器安置在船艦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時,這種輕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潛在威力就變得很強大。相形之下,輕便小船受到雙重劣勢的不利影響,攜帶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彈的損傷。   
  有必要強調「潛在威力」一詞,因為帶炮遠洋帆船的演進是一種緩慢而不平衡的發展。建造過許多混合型的艦船,有些裝有多根桅桿、多門大炮和多排的槳。16世紀在英吉利海峽仍能見到單層平底大帆船型的船隻,此外,有大量證據說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繼續使用這種船。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船航速較快,在近海操作比較靈便,因而比較容易用來與沿海陸地運輸相銜接,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些船要優於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遠海航行的船。   
  同樣,我們不能設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繞過好望角就立即開始了沒有爭議的西方制海權時代。歷史學家提到的「瓦斯科·達·伽馬時代」和「哥倫布時代」(即1500年以後300年或400年的歐洲霸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葡萄牙探險家在15世紀90年代以前或許已經抵達印度海岸,但他們的船舶仍然很少(經常只有300噸),而且並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裝備,當然不能同一個世紀後航行於這些水域的強大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實上葡萄牙人不能長期滲入紅海,也不能頻繁涉足中國,只是偶爾到過那裡;而在16世紀末期,他們的一些東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設想非歐洲的強國一見到西方的擴張主義就像一沓紙牌一樣倒塌了,那也是錯誤的。墨西哥、秘魯和新世界其他不太發達的社會在西班牙探險家登陸時,的確發生過這種情況。既然中國政府曾自動地忽視海上貿易,如果商業落入蠻人之手,它不會真正關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廈門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沒有攪擾北京的平靜,雖然這個商站對地方絲商和縱容它的行政官員們必定有利可圖。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當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個使團去日本抗議其驅逐外國人時,幾乎所有團員都被殺害;里斯本卻無法對其進行懲罰。最後,奧斯曼的海軍實力堅守著東地中海,而奧斯曼的陸軍實力仍然對中歐構成重大威脅。實際上,在16世紀,「對大多數歐洲政治家來說,丟失匈牙利比在東方建立工廠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對維也納的威脅要比他們自己在亞丁、果阿和馬六甲進行的挑釁重要得多;只有那些瀕臨大西洋的政府像它們後來的歷史學家一樣,可以忽視這一事實」。   
  無疑,遠距離武裝帆船的發展預示了歐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進。西方海軍強國利用這些艦船使自己處於一種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懾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實力攻擊的社會。葡萄牙人同他們的穆斯林敵人在印度洋上的頭幾次重大衝突,就使這一點清楚無疑。達·伽馬和阿布奎基在他們的航海日誌和報告中,描述了他們的戰艦如何衝殺和摧毀在馬拉巴爾海岸附近、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獨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輕型船組成的龐大艦隊,為自己開闢道路。無疑,他們在回憶中有所誇大,但讀這些航海日誌和報告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似乎一種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襲擊了它們不幸的敵人。葡萄牙船員遵循新的戰術,即「他們決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戰鬥」,他們在海上實際上是不可戰勝的。在陸上,如在亞丁、吉達、果阿和其他地方進行的激烈戰鬥(並偶爾戰敗)所表明的,情況全然不同。然而,這些西方入侵者的決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殘忍,到16世紀中葉,他們已經為自己開闢了從幾內亞灣到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要塞。雖然葡萄牙人從未能壟斷印度的香料貿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繼續經傳統渠道運到威尼斯),但他們也操縱了這種貿易的相當大一部分,並從他們爭奪帝國的早期領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處。   
  當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廣大陸上帝國內獲利的證據更多。西班牙遠征軍從伊斯帕尼奧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發,向大陸推進,於16世紀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魯。在幾十年內,這塊領地從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擴展到北部的裡奧格蘭德。西班牙大帆船沿著西海岸定期往返,與來自菲律賓群島的船相銜接,後者載來中國絲綢以交換秘魯的白銀。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國行政機構、建築教堂並經營牧場和礦山,明確表示要在那裡待下去。征服者通過開發這些領土上的自然資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勞動力,把源源不斷的糖、胭脂紅、皮革和其他商品運送回國。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礦中的白銀運送回國,該礦在100多年的時間裡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銀礦。這一切導致「跨越大西洋貿易的飛速增長,其貿易額在1510年和1550年之間增長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間又增長了2倍」。   
  因此,所有跡象表明,這個帝國主義企圖永遠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險家的行動與鄭和的短暫訪問不同,他們象徵著承擔改變該大陸政治和經濟平衡的使命。他們用艦載大炮和帶滑膛槍的士兵所作的正是這件事。回顧歷史時,有時似乎很難理解:一個像葡萄牙這樣人口和資源都很有限的國家,怎麼能航行如此之遠並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歐洲陸軍和海軍優勢的特殊情況下,這絕非不可能。這一步一經邁出,帝國的豐厚利潤以及獲取更多利潤的願望更加快了擴張的過程。   
  「歐洲擴張」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僅簡單提到。沒有對個人作用方面進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這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勵;造船工匠、武器製造者和學者們的天才;商人的進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參與遠航,沿途經受浩瀚大海、惡劣氣候、荒涼地形和殘暴敵人可能造成的種種艱難困苦的絕對勇氣。由於個人得失、國家榮譽、宗教狂熱,或許還有冒險意識等各種動機的結合,人們甘冒一切風險,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確冒了風險。對於歐洲征服者強加給他們在非洲、亞洲和美洲的犧牲者的可怕殘忍,一般很少敘及。如果說這些特點很少提及的話,是因為那時的許多社會都把這樣一些個人和集團推上前台:他們為把世界變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風險並願做任何事情。歐洲的船長、船員和探險家們最傑出的地方在於,他們擁有可以用來實現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們來自籠罩著競爭、冒險和企業家精神的一種政治環境。   
  歐洲擴張的好處是廣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促進已經存在的機制。雖然重點在於獲取金、銀等貴金屬和香料,但不管這些貴重物品多麼重要,也不能忽視歐洲海員橫跨大西洋以後大量湧進歐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價值。進入紐芬蘭漁場帶來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應,而且大西洋還提供了照明、潤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鯨魚油和海豹油。糖、靛藍、煙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樣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歐洲大陸總的財富和福利,當然,後來還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肉和棉花到來。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發現在幾十年內對增強大陸西部的繁榮和實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們無需過早談論後來19世紀的全球性世界經濟。像漁業這種大宗貿易在捕魚和銷售方面都需要僱傭大量人手,這進一步促進了市場經濟。而這一切對歐洲造船工業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應廠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倫敦、布里斯托爾、安特衛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許多港口周圍。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歐居民、而不僅是少數上層代表人物,對海外貿易成果發生了一種持續的物質興趣。   
  如果在這一個商品單子上再加上俄國向大陸發展的貿易,即從俄國運到西歐的毛皮、皮革、木材、麻、鹽和糧食,那麼學者就有理由把這描繪為一種「現代世界體系」的發端。開始時是許多單獨的擴張,它們確定不移地匯合為一個連鎖體:幾內亞沿岸的黃金和秘魯的白銀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於支付從東方來的香料和絲綢;俄國的冷杉和木材幫助它從英國採購鐵炮;糧食從波羅的海途經阿姆斯特丹運到地中海。這一切造成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歐洲的進一步擴張,帶來新的發現,因而帶來貿易機會,結果是額外的收穫,這又刺激了更大的擴張。這不一定就是一帆風順的,歐洲的大戰或內亂會急劇減少海外活動。但殖民強國幾乎從不放棄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內新的擴張浪潮和探險又會開始。如果已經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國家沒有開發它們佔有的陣地,畢竟還有別的國家想取而代之。   
  最後,這是為什麼這個機制如同以前一樣繼續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歐洲國家已經很尖銳的多重競爭,更發展到大洋彼岸的領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雖曾極力保住羅馬教皇分配給它們的對外部世界的壟斷地位,但它們簡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別是當人們認識到並不存在從歐洲通向中國的東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後。還在1560年以前,荷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的船隻已冒險穿越大西洋,稍後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國呢絨業的衰落和尼德蘭起義加快了這一過程。在國王和貴族的庇護下,在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大商人的資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義狂熱的推動下,新的商業和掠奪性遠征從西北歐出發,以獲取一份贓物。既然有獲得榮耀和財富、打擊競爭者和增進本國資源,以及把新的精神變成真誠信仰的前景,還可能有什麼相反的論據提出來反對進行這種冒險呢?   
  這種日益加劇的商業和殖民競爭的比較合理方面,是科學和技術知識的平行發展。無疑這一時期的許多進步都是軍備競賽和爭奪海外貿易的副產品,但其最終的好處卻超越了它們不光彩的起源。改進了的製圖學、航海圖、望遠鏡、氣壓計、海面高度儀和裝有平衡架的羅盤等新儀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於使海上旅行成為風險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莊稼和植物不僅帶來了更好的營養,也是對植物學和農業科學的一種促進。冶金技術以及實際上整個煉鐵工業取得迅速進展,深層採礦技術取得同樣進展。天文、醫學、物理和工程學也得益於日益加快的經濟步伐和科學價值的提高。富於探索精神的理性頭腦進行著更多的觀察、更多的實驗;而印刷業除了印製本國語的聖經和政治論文外,還傳播著這些發現。這種知識爆炸的積累性作用,支撐著歐洲技術優勢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優勢的進一步增強。甚至強有力的奧斯曼人,至少是他們前線的戰士和海員在16世紀末以前都感受到這方面的某種影響。對其他活力更差的社會來說,其影響就更為嚴重。不管亞洲某些國家是否起飛進入自發的商業和工業革命,它們會完全不受干擾這一點似乎很值得懷疑;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在比較先進的歐洲國家佔據了世界強權階梯的頂上幾級以後,其他社會是極難再攀登並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這樣說,這種困難是多方面的,因為向上攀登階梯不僅需要獲取歐洲的裝備甚至歐洲的技術,而且要全面借鑒使西方社會不同於其他一切社會的那些一般特徵。這意味著有一種市場經濟,即便不是亞當·斯密提出的那種程度的市場經濟,至少商人和企業家不會經常受到威懾、阻撓和掠奪。這同樣意味著要有一種權力中心的多元化,每個中心都應盡可能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以免出現一種強加的東方式專制制度的集權化前景,而創造出進步的刺激競爭的一切可能前景,儘管會有騷動,偶爾伴有殘忍。推而廣之,這種削弱經濟和政治的僵化會意味著同樣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統觀念,這是一種探索、爭論和實驗的自由,是信仰改進的可能性,是關心實際而不是抽像的事物,是一種蔑視達官貴人的信條、宗教教條和傳統民俗的理性主義。在多數情況下並不牽扯許多積極因素,而是阻礙經濟增長和政治多樣化障礙的減少。歐洲的最大優勢是它較少被其他文化所羈絆。   
  雖然不可能對此加以證明,人們會猜想,根據它固有的某種內部邏輯,這種種一般特徵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歐洲的優勢是經濟自由放任、政治和軍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動自由的一種結合,這些因素在經常的相互作用中產生了「歐洲的奇跡」。因為這種奇跡在歷史上是獨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組成部分,就可以在別的地方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在明代中國、中東和亞洲的穆斯林帝國或上面考查過的任何其他社會都不存在這種關鍵成分的融合,於是,當歐洲已發展為世界舞台的中心時,它們卻似乎仍停滯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譯者   
  〔2〕休達,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羅陀海峽東南的一個港口,屬西班牙。——審校者注   
  〔3〕 在16世紀90年代的一個短暫時期,有所恢復的中國沿海艦隊曾協助高麗人抵禦了日本人兩次入侵的嘗試。但即使明朝海軍的這部分殘餘力量隨後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諾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國哈斯丁斯登陸,後自立為英國國王。   
  〔5〕馬修·加爾佈雷斯·培裡(1794—1858),美國海軍准將,1853年率艦隊到達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艦隊到日本神奈川,強迫日本簽訂《日美和好條約》。   
  〔6〕普雷斯特·約翰,傳說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國王和牧師,據說曾統治遠東或非洲的某一王國。——審校者注   
  〔7〕列奧那多·達·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術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和哲學家。——審校者注   
  儘管科技的進步和軍事的競爭推動著歐洲各國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讓,各顯其能的方式向前發展,仍有可能有一個國家憑借充足的資源而脫穎而出,控制整個歐洲大陸。   
  歐洲能在經濟、軍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於16世紀歐洲內部的權力鬥爭。當時,在相互競爭的歐洲國家之中,誰能積累足夠的資源,超過和控制其他國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後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聯合體,幾乎成為歐洲政治和宗教勢力的主宰。這一囊括整個歐洲大陸的聯合體,是由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奧地利成員所統治的王國、公國及省份組成的。本章的中心內容為:敘述這場曠日持久的爭奪,以及在歐洲其他國家的聯合打擊之下,哈布斯堡欲為歐洲之王的野心最終破滅的歷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終於在《比利牛斯和約》〔1〕上認輸之時,歐洲已出現了政治多元體,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這個政治多元體,包含五六個主要國家,另有幾個小國。在這些主要國家之中,哪個在大國權力體系的變動中得利最多,將在下一章中敘述。到17世紀中葉,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沒有任何一個王朝-軍事集團有能力成為歐洲之王,而在此前幾十年,卻有幾次似乎像要出現歐洲之王。   
  在這一個半世紀裡,為爭霸歐洲而進行的戰爭,在錯綜複雜的程度和性質上均不同於1500年以前的戰爭。在此前100年內所發生的戰爭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國之間的衝突、英國和法國王室的爭鬥,以及條頓騎士對立陶宛和波蘭的戰爭,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證。而在16世紀開始後,這類傳統的地區性爭鬥,已被規模大得多的、為爭霸歐洲大陸而進行的戰爭所掩蓋和替代。        
第二部分 角逐的目標與紀年 一 角逐的目標與紀年   
  雖然任何捲入這場大規模鬥爭的國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歐洲戰爭升級和擴大範圍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導火線是1517年馬丁·路德對教皇專權的反抗。這為傳統的王朝鬥爭增加了凶險的新內容。由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對立面,即天主教對異教運動的反改革,都傾向於將歐洲南半部與北半部分開,把新興的、以城市為基礎的中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分開。在這一大分化及歸類中,當然會有不少例外情況。但基本的一點是,基督教社會分裂了,歐洲大陸有許多人被拉入了為教義而進行的超國界的鬥爭。直到17世紀中葉,當宗教戰爭的過火行為和徒勞無益使人們消極退縮下來時,他們才普遍地或許亦是勉強地承認對歐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後的戰爭更為廣泛和複雜的第二個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聯合體。該聯合體的領土,從直布羅陀到匈牙利,從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個網絡。歐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時代以後,再沒有過如此龐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於奧地利,這些統治者不斷地想方設法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雖然中世紀盛世以來,此一頭銜已大失實權,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發揮更大作用。   
  實際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過婚姻和繼承權來擴大領土的,這種做法舉世無雙。一個例證是,奧地利的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1477年通過這種做法一舉獲取勃艮第的富饒土地遺產,另取得尼德蘭。另一例證是,在1515年通過一紙婚約,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亞。雖然前者不在神聖羅馬帝國疆域內,且擁有相當多的自由權,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獲得橫跨中歐的大片土地。馬克西米利安影響最為深遠的王朝聯姻,是其子費利普娶西班牙國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已通過自己的聯姻把卡斯提爾和阿拉貢的領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聯為一體,這些婚姻的「遺產繼承人」是查理,即費利普和胡安娜的長子。他生於1500年,15歲時成為勃艮第大公;一年後成為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繼承祖父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業,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奧地利世襲領地的統治者。因此,他作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間退位時止,一直領有全部四份世襲領地(見地圖3)。1526年,無嗣的匈牙利國王路易在與土耳其人進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陣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王冠。   
  這些領地的多樣性及其分散狀況將在下面具體討論。哈布斯堡主權的狀況使人聯想到它絕不是亞洲式的真正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甚至在16世紀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奧地利的世襲地產和剛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亞行政管理權——親王主權交給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說,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認,西班牙和奧地利的世襲領地不可能由一個人有效地統治。儘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國家並不這樣看待哈布斯堡政權的大規模兼併。法蘭西瓦羅亞家族的國王們剛剛鞏固了在國內的地位,便急欲將其勢力侵入富饒的意大利半島,在他們看來,查理五世的產業包圍了法蘭西國家。不誇張地講,在以後的兩個世紀裡,法國在歐洲的目標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同樣,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長期以來一直就反對讓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實權。他們看到,查理五世由於新添領土而實力大增,他可能會運用這些資源推行自己的主張,因而不能不警覺。許多教皇也如此,儘管他們經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敵人戰鬥,但他們仍不願讓其權力擴大。   
  由於歐洲國家體系所固有的競爭機制,很難想像哈布斯堡王朝會不受挑戰。這種衝突的可能性與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糾紛相結合,就變成了曠日持久的、災難性的現實衝突。事實是,在一個半世紀裡,最為出色、最有權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衛天主教的最頑強的鬥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繼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國王費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費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結果,企圖把這個時期折磨歐洲大陸的競爭中的政治權力和宗教派系分離的想法全部落空。當時任何人都可以體會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紀40年代打垮德國新教王公,那將不僅是天主教信仰的勝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勢力的勝利。同樣情形還有,費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後鎮壓尼德蘭宗教動亂;1588年,西班牙艦隊入侵英格蘭。簡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競爭現在與宗教狂熱融為一體,使得人們不斷尋求戰爭,而在以往,他們是可以妥協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爭霸」這個標題,概括從1519年查理五世當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約》上認輸的整個時期,仍有些過分。顯然,他們的敵人確實認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絕對的控制權。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家弗蘭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傷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與壓迫」:   
  法蘭西已被顛覆,……葡萄牙也被篡奪,……低地國家遭戰火,……阿拉貢終難放過,……自由人淪為奴隸,印第安人悲慘啊!   
  儘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誇誇其談,偶爾提到「世界君主」,但從沒有一個像拿破侖或希特勒那樣有意識、有計劃地控制歐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聯姻和繼承權屬於幸運,最多不過是出於靈感,尚無證據說明是一個長期的領土擴張計劃。在有些情況下,哈布斯堡統治者是受到挑釁,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國對意大利北部頻繁的進攻。16世紀40年代以後,在地中海地區,西班牙及其帝國的部隊因不斷遭受復興起來的伊斯蘭國家的進攻而處於守勢。   
  無論如何,事實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統治者達到他們有限的、地區性的目標,甚至是防禦性的目標,歐洲霸權就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奧斯曼帝國將被擋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國內部異教派將被壓制下去,尼德蘭起義將被撲滅;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友好政權會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納維亞、波蘭、莫斯科公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殘餘領土不服從哈布斯堡政權。同時還有反宗教改革的勝利。雖然如此,那時的歐洲與明代中國所達到的統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塵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兩個中心(馬德里和維也納)所主張的政治和宗教原則,將嚴重侵蝕歐洲大陸的多元性,而長期以來,這種多元性正是歐洲最重要的特點。   
  在此簡要分析上述一個半世紀的戰爭年表,對現代讀者來說,引人注目的不是各個戰役的名稱和結果(如帕維亞、呂岑等),而是這些衝突所拖延的時間。與土耳其的戰爭拖了幾十年;西班牙從16世紀60年代到1648年鎮壓尼德蘭起義,其間只有一小段間歇,史稱「八十年戰爭」;由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為一方、以敵對國家不斷組成的聯盟為另一方的範圍廣泛的衝突,從1618年拖到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平協定,則被人們稱為「三十年戰爭」。在這種衝突中,每個國家承受一年復一年、十年復十年的戰爭負擔的相對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時期,發生了一場「軍事革命」,改變了戰鬥的性質,使以後戰爭耗費猛增,支撐戰爭的物質與財政的重要性更為突出。這個變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點,下面很快就要討論到。但在我們對事件進行簡略的描述之前,也應該知道,16世紀20年代的軍事衝突,比17世紀30年代的軍事衝突,無論在投入的人力,還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規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戰爭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饒而脆弱的城邦國家已遭致法國君主的入侵。同樣可以預料的是,它們也促使各種競爭勢力(西班牙、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於英格蘭)組成聯盟,逼迫法國人後退。1519年,正當西班牙和法國還在為後者對米蘭的權力爭執時,傳來了消息:查理五世當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並繼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奧地利的遺產。於是,野心勃勃的法蘭西國王弗蘭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勁敵有如此之多的頭銜,就極力在意大利本土並沿勃艮第邊境、西班牙和南尼德蘭挑起一系列反對活動。弗蘭西斯一世進入意大利的結果是,在帕維亞戰役中兵敗就擒。不到4年,這位法國君主又率軍開赴意大利,同樣被哈布斯堡軍隊挫敗。儘管弗蘭西斯在1529年的康佈雷條約上再一次宣佈放棄對意大利的權利,但是在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與查理五世為這些領地進行戰爭。   
  由於法蘭西與哈布斯堡的領土、實力大不一樣,按說查理五世不難擋住法國的擴張。但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繼了很多其他敵人,因而使這項使命難以完成。其中最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們在16世紀20年代擴張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圍了維也納),並對意大利構成海上威脅;此外,他們與北非海盜勾結,襲擊西班牙海岸。更為嚴重的是,奧斯曼帝國與弗蘭西斯一世達成默契,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聖聯盟:1542年,法國和奧斯曼的艦隊聯合進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這裡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對舊秩序的挑戰得到新教公國同盟的支持。考慮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難,就不奇怪為什麼他到16世紀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對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戰。查理五世的行動,開始十分成功,特別是在米爾貝格戰役(1547)中擊敗由新教公國指揮的軍隊。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國權威一擴大,查理五世的競爭者就立刻緊張起來,於是德意志內部的公國、土耳其人、法蘭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於教皇,全都力圖削弱他的勢力。1552年,法軍開進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國,這些新教國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權傾向。這一點在暫時結束德國宗教戰爭的奧格斯堡和約(1555)和結束法、西衝突的卡托·坎佈雷奇條約(1559)上都得到承認。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這一點。他在1555年把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讓給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將西班牙王位讓給兒子費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說此後奧地利和西班牙的兩個支系仍然密切相關,那麼,其情形恰如歷史學家馬瑪泰所言:從此,猶如帝國紋章上的黑色雙頭鷹,哈布斯堡擁有兩個頭,一個在維也納,一個在馬德里;一個窺視東方,一個窺視西方。   
  正當東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繼人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領地上享受相對和平的時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進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統治者費利普卻十分不幸。北非海盜進攻葡萄牙和卡斯提爾海岸,土耳其人隨後開始重新爭奪地中海。結果,西班牙不得不與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進行大規模的新戰爭,從1560年出征傑爾巴,經1565年在馬耳他的搏鬥,1571年勒班陀戰役,以及各有勝負的突尼斯爭奪戰,直至1581年方實現最後的停戰。與此同時,費利普的宗教褊狹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賦稅使尼德蘭的哈布斯堡屬民由憤憤不滿變成公開起義。16世紀60年代中期,尼德蘭的西班牙政權崩潰,導致阿爾巴公爵率軍北上,實行軍事專制。這反而導致四面環海,易於防衛,由荷蘭和西蘭島所組成的荷蘭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國、法國和北德意志對西班牙人所懷意圖的不安。1580年當費利普二世兼併鄰國葡萄牙連同它的殖民地和艦隊時,英國人更加心慌意亂。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強化(或擴展)權力的所有企圖一樣,其結果只能是他們的眾多競爭對手覺得有責任進行干預,以防止權力平衡過於失調。到16世紀80年代,原本是荷蘭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統治的地方性起義,已經擴展成一場新的國際鬥爭。在尼德蘭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續不斷,毫無驚人結果。海峽彼岸的英格蘭,伊麗莎白一世頂住內部對其權威的所有挑戰(不論支持來自西班牙還是教皇),堅定地向荷蘭起義者提供軍事援助。在法國,君主政權的削弱導致一場激烈的宗教內戰,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與其對手——受伊麗莎白和荷蘭人支持的胡格諾派拚死相爭。在海上,荷蘭、英國的私掠船則切斷西班牙對尼德蘭的補給線,並將戰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這場鬥爭的某些階段,特別是16世紀80年代後期和16世紀90年代初期,聲勢浩大的西班牙戰役看來就要勝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軍隊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戰;另一支軍隊在帕爾馬公爵出色指揮下由北方進軍巴黎。儘管有這樣的壓力,反西班牙的部隊還是頂住了。法蘭西王冠的競爭者、頗具魅力的法國胡格諾教徒、納瓦爾的亨利,為了爭取對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歸屬上靈活到可從新教徒轉信天主教;然後,又領導越來越多的法蘭西民眾去反對入侵的西班牙人和聲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韋爾芬和平協議》達成,正值西班牙國王費利普二世去世,馬德里同意放棄對法蘭西的一切干涉。到這個時候,伊麗莎白的英國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的兩次入侵均遭慘敗,在愛爾蘭挑動天主教起義的企圖也破滅了,伊麗莎白的軍隊穩固地重新征服了愛爾蘭。1604年費利普二世和伊麗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蘭妥協言和。又經過5年,直到1609年,馬德里才與荷蘭起義者停戰,談判和平協議。雖然在此之前,局勢早已清楚:無論是從海上,還是經由莫裡斯指揮的戰鬥力極強的荷蘭軍隊堅守的拿騷陸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權都無法擊潰尼德蘭。法蘭西、英格蘭和尼德蘭聯合省這三個國家繼續存在,而每個國家都有潛力干擾哈布斯堡家族未來統治的事實,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歐洲是由眾多國家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個霸主。   
  這一時期震撼歐洲的第三次大交戰發生在1618年以後,德意志身遭重創。僅僅因為魯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削弱和他個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對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脅(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紀後期才倖免於一場全面的教派戰爭。然而,在德意志團結一致的表象背後,敵對的天主教和新教勢力都在想方設法加強自己的實力,削弱敵方的力量。17世紀初,福音派聯盟(建於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於1609年)的鬥爭加劇。況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堅決支持他們在奧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聯盟的首領,即帕拉泰恩·弗萊德裡克第四選侯與英格蘭和尼德蘭都有關係,於是,歐洲多數國家都加入各自陣線,似乎準備為他們的政治、宗教矛盾決一死戰。   
  1618年波希米亞的新教集團反對新的天主教統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義,為另一輪殘酷的宗教戰爭,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的爆發提供了所需的導火索。鬥爭開始,皇帝的軍隊進展順利,斯帕諾拉率領的西班牙哈布斯堡軍隊有效地支援了他們。然而結果卻是,一群成分複雜的宗教和世俗軍事力量捲入衝突,於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變力量對比的方向。荷蘭人在1621年終止了與西班牙在1609年達成的停戰,開進萊茵蘭與斯帕諾拉的軍隊對抗。1626年,一支丹麥軍隊在它的君主克裡斯琴四世的率領下,從北方進攻德意志。在幕後,頗具影響力的法國政治家、紅衣主教黎塞留想盡一切辦法給哈布斯堡家族製造麻煩。不過,這些軍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紀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權勢的副官華倫斯坦簡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權的政府強加到德意志身上,其範圍甚至遠及北部波羅的海沿岸。   
  帝國政權的迅速強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眾多仇敵更加奮力地與之拚搏。17世紀30年代初期,最堅決果敢的人當屬引人注目、有影響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訓練有素的軍隊挺進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衝入萊茵蘭和巴伐利亞。雖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呂岑戰役中陣亡,但絕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對德意志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或者說,抵消這場戰爭的巨大規模。反之,到1634年,費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華不凡的首相奧裡瓦列斯公爵所率領的西班牙人,決定給他們的奧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們派往萊茵蘭的、以紅衣主教茵凡特為主將的軍隊,反而促使黎塞留決定法國直接捲入,於1653年命令軍隊在多處跨過邊界。多年以來,法蘭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聯盟的默契的、間接的領袖,向所有反帝國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貼。現在衝突已公開,每個聯盟開始動員更多的軍隊、武器、錢財。講話的語言也相應地變得更加強硬。奧裡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進攻法國的計劃時曾寫道:「要麼喪失一切,要麼使卡斯提爾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蘭西這樣一個大國是哈布斯堡的軍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軍隊剛剛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長戰線,橫跨歐洲。瑞典和德意志軍隊在北方進逼帝國軍隊。荷蘭和法國「鉗住」西屬尼德蘭。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義使一部分西班牙軍隊和物資不得不源源不斷地從北歐轉移到本土,儘管這些兵力和資源還不足以重新統一這個半島。實際上,同時發生的加泰羅尼亞人的起義受到法國人熱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紀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蘭遠征艦隊襲擊巴西、安哥拉和錫蘭,將衝突轉變成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第一次全球性戰爭。如果說尼德蘭在後幾項活動中獲得好處,那麼,其他交戰國這時大都因多年的軍事活動而損失慘重。17世紀40年代的軍隊比30年代要少些,各國政府的財政應急措施更加不顧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議日趨猛烈。然而,正因為這是一場相互牽連的鬥爭,參加的任何一方都難於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國家要是知道瑞典也願停戰回家,他們就會退出。奧裡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與法國談判停火,但後者不肯拋棄荷蘭。不同級別的秘密談判與各條戰線上的軍事行動在同時並進,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說,再打一次勝仗就能加強自己在總體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戰爭」的結局並不乾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與荷蘭和解,承認後者的完全獨立,不過是為了剝奪法國的一個盟友。法蘭西與哈布斯堡的鬥爭仍在繼續。同年,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終於給德意志帶來平靜時,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衝突。餘下的純粹是法、西衝突。《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使個別國家和統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認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宗教與政治的均勢,確認帝國權威的局限性。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蘭西留下來進行一場民族戰爭,而與宗教毫無關係。黎塞留的繼承人、法國首相馬扎林清楚地證實了這一點。1655年,他與克倫威爾的新教英國結盟,打擊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談。《比利牛斯和約》(1659)的條款並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與自己的勁敵和解,足以說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歐洲喪失了優勢。費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戰爭目標」只是保全伊比利亞半島的統一,甚至這個目標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棄。因為那時葡萄牙的獨立已獲得正式承認。歐洲大陸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著查理五世1519年繼位時的大致狀況,儘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紀末仍需為它最初過分的戰略擴張付出代價,遭受更多的起義和領土損失的折磨(見地圖4)。        
二 實力與弱點   
  哈布斯堡家族為什麼會失敗?這個問題如此複雜,過程又如此漫長,看來很難用個人因素來解釋,比如說魯道夫二世皇帝的瘋狂,或者西班牙費利普三世的無能。也很難說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員們特別無能,看看同時代法國和英國許多君主的失敗,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貪贓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積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質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費解。   
  查理五世繼承了四個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爾、阿拉貢、勃艮第和奧地利,後來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亞、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時間裡甚至還得到英格蘭的王冠。這些王朝事件的發生,加上同時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與掠奪——都給哈布斯堡家族帶來了其他歐洲國家所不能比擬的財富和資源。   
  儘管現有統計數字有許多漏洞和不精確之處,那個時期的人口數字又不那麼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統治的領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歐洲人口的1/4,是不會大錯的。然而,這些概略的總數〔2〕比起這些地區的財富並不那麼重要,這裡的王朝遺產看似得天獨厚、非常富饒。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項主要的財政來源,另有一些小項進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爾遺產。此地由王室直接統治,議會和教會把各種定期的捐稅讓給王室(營業稅、宗教財產「十字軍稅」)。此外,歐洲的兩個貿易區——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國家——的商業財富和流動資本能夠提供相當多的資金。第4項來源,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重要,即來自美洲國家的收入。在美洲開採白銀和黃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稅」,加上營業稅、關稅,以及教會的徵收,使得新世界為西班牙國王們提供了大筆紅利,不僅是直接的,還有間接的,因為流進私人手裡的美洲財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蘭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於這些個人或公司交納越來越重的國稅,而且在緊急情況下,君主還可以向銀行家大量借款,因為運送白銀的船隊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債務。哈布斯堡家族領土內擁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業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衛普的那些富商巨賈,也應算作一種優勢,這是第5項主要財政來源。舉例來說,這項來源肯定比來自德意志的賦稅更容易到手,因為德意志國會裡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門口時,才肯投票給皇帝撥款。   
  封建社會末期,騎士們已不可能再履行個人的軍事服務(至少多數國家如此),沿海城鎮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對一個交戰國家來說,擁有現金和可靠的信貸是絕對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場經濟的限度內購到必要的船隻、海軍設備、武器和食品來裝備一支隨時可以出戰的艦隊;只有相當頻繁地向自己的軍隊提供給養和薪餉才能避免發生嘩變,從而把軍人的能量指向敵人。再說,此一時期雖是人們稱之為西歐「民族國家」的產生時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國僱傭軍來加強軍事力量。這一點哈布斯堡家族又佔了便宜,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從意大利、低地國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蘭德軍就是由6個主要民族構成的,都相當忠實於天主教的事業,但需要按時付薪。說到海軍,哈布斯堡的遺產可以組建一群五花八門的艦隊,例如在費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軍艦、熱那亞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數量龐大的葡萄牙艦隊,都可壯大卡斯提爾和阿拉貢的艦隊。   
  不過,在這140年裡,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軍事優勢恐怕是西班牙訓練的步兵。卡斯提爾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氛圍造就了一個理想的招兵場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兒「當兵是一種合乎時尚而又有利可圖的行業,不僅對紳士而言如此,而且對全體人民亦然」。況且,那位「偉大的上尉」貢薩洛·德·科爾多瓦在16世紀初期對步兵的編制進行了改組,從那時起直到「三十年戰爭」中期,西班牙的「三重軍」是歐洲戰場上最具戰鬥力的軍隊。每團3 000人,槍兵、劍兵和火繩鉤槍兵編製在一起,訓練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運用這種兵團掃蕩了無數敵人,大大降低了法國騎兵和瑞士槍兵方陣的名聲和戰鬥力。一直到訥德林根戰役(1634),茵凡特紅衣主教的步兵還頂住了瑞士軍隊的15次強大攻勢,然後,就像惠靈頓的軍隊在滑鐵盧戰場上那樣,堅定地向前推進,粉碎敵人。在羅克魯瓦(1643),西班牙人雖被法軍包圍,仍然戰鬥至死,這當然是哈布斯堡大廈中最堅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軍力直到17世紀中葉才明顯地出現裂痕,那時的軍隊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愛爾蘭的僱傭軍組成,來自卡斯提爾的武士已大大減少。   
  儘管擁有上述優勢,但西班牙-奧地利王朝同盟卻絕不可能取勝。這是由於它的財政和軍事資源雖然在當時的人看來極其雄厚,卻從沒有滿足過要求。這個致命的缺陷來源於三個始終相互作用的因素。從廣義上講,它為研究軍事衝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個因素,前面已簡略地提過,即近代歐洲早期的「軍事革命」,亦即約16世紀20年代以後的150年裡,戰爭的規模、費用以及組織劇烈膨脹,這種變化本身是由幾種交錯因素造成的,有戰術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騎兵控制戰場的格局受到打擊,打擊首先來自瑞士槍兵,然後是操長槍、劍、弩和火繩槍的混合部隊,這意味著一個軍隊最大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圖」的發展更加強了這個結論,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級複雜的城防梭堡系統。部署這樣一個防衛系統或者圍困它都需要數目龐大的軍隊。當然,在一場大戰役中,一個有組織能力的指揮官同樣能很好地部署相當數量的騎兵和炮兵,但這兩種部隊畢竟不像步兵團隊那樣無處不在。因此,並不是國家削弱它們的騎兵力量,而是步兵在軍隊中的比例顯著增加;步兵的裝備和給養都比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別是因為歐洲的人口在增長。當然,這些因素極大地增強了對政府組織工作的壓力,但不會壓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體系,正如軍隊人員的大量增加並不一定能使一個將領喪失指揮能力一樣,只要他的軍隊有一個出色的指揮機構,且受過良好訓練就足矣。   
  西班牙帝國的軍隊也許為「軍事革命」的實現提供了最好的榜樣。正如研究它的歷史學家所說,1529年以前,法國和西班牙在爭奪意大利的鬥爭中,「沒有證據說明任何一方使用3萬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僅在倫巴底一地就徵集6萬人,保衛新佔領的米蘭,併入侵法國的普羅旺斯。1552年,為同時從所有戰線進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蘭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蘭徵兵10.9萬人,又從倫巴底徵兵2.4萬人,此外,還有從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來的兵。這樣,皇帝指揮下的、因而也是他供養的軍隊一定有15萬人左右。這種上升趨勢仍在繼續。1574年,僅西班牙的佛蘭德軍就有8.6萬人。而僅僅半個世紀以後,費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稱,他在1625年指揮的軍隊不下3萬人。在所有這些軍隊中,真正增長的部分是步兵,特別是槍兵。   
  在陸上所發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規模發生了。海上貿易(特別是漂洋過海的貿易)的擴大,貿易國艦隊在英吉利海峽、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競爭,北非海盜船和奧斯曼大型帆船艦隊構成的威脅,都與新的造船技術相互作用,使得艦船造得越來越大,裝備越來越先進。那個時代,戰艦和商船並無明顯界限,一定規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裝配槍炮,以對付海盜和其他掠奪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軍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佔有一定數量的正規海軍,形成一個核心。戰時,武裝的商船、三桅軍艦以及二桅小型艦隻可向這個核心集中靠攏。英格蘭的亨利八世尤為支持這個方案,而查理五世卻不願自建海軍,他更傾向於徵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領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單甲板大帆艦。費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著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壓力,不可能享受這種奢侈,他不得不出錢在巴塞羅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實施一個龐大的造船計劃;到1574年,他供養了146只大帆船,幾乎是十幾年前的3倍。以後10年裡,大西洋爆發的戰爭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確保通往西印度群島(1580年葡萄牙被吞併以後)和東印度群島的海路,保護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國的襲擊,以及把侵略軍送往不列顛,這一切,都急需遠洋艦隊。1604年英西簽訂和約後,西班牙仍需一支龐大艦隊,用以抵禦荷蘭人的海上進攻,保衛同佛蘭德的交通。而且,天長日久、時光飛逝,這些戰艦的裝備越來越多,費用也越來越昂貴。   
  正是這種螺旋式上升的戰爭費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權的真正弱點。普遍的通貨膨脹使得食品價格從1500年到1630年上漲4倍,工業品價格上升2倍,這對政府的財政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陸軍和海軍兩倍、三倍地擴充規模,更是火上加油。結果,哈布斯堡家族總是不斷地為具有償付能力而掙扎。16世紀40年代,在對付了阿爾及爾、法國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種種戰役之後,查理五世發現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開銷,他的賦稅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給了銀行家。只有採取斷然措施,沒收西印度群島的財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幣,才能找到金錢,支撐對付新教王公的戰爭。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萬達卡,約為皇帝當時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為奇的是,他被迫不斷地舉借新債,但是條件越來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銀行家徵收的利息卻越來越高,於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來償付以往債務的利息。查理退位時,留給費利普二世的國債已約有2 000萬達卡。   
  費利普還承繼了同法國的戰爭,而這場戰爭的花費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佈破產,當時,像富傑爾那樣的大銀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夠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國也被迫宣告破產,這是1559年雙方同意在沙托·坎佈雷齊和談的主要原因。緊接著,費利普馬上要對付強大的土耳其敵軍,20年的地中海戰爭,對格林納達摩爾人的戰役,在荷蘭、法國北部和英吉利海峽的錯綜複雜的軍事行動逼迫王室尋求一切可能的收入來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間賦稅增加了2倍,而費利普二世僅在1556—1573年間就增稅1倍,到他統治的末年,幾乎又翻了一番。   
  費利普的開支更大,在勒班陀戰役中,據估計維持基督教艦隊和士兵的費用每年需要超出400萬達卡,雖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擔了一大部分。佛蘭德軍的費用到16世紀70年代已十分龐大,而且總是不能按期支付,結果激起軍隊暴動。1557年,費利普停止向熱那亞銀行家償還利息後,形勢更趨惡化。雖然來自美洲礦產收入的猛增,暫時緩解了王室的財政和信用危機,16世紀80年代,每年約有200萬達卡,而大約40年前只有1/10的樣子;但是,1588年的無敵艦隊的花費竟達1 000萬達卡,而它的悲慘命運,不僅僅是一場海軍災難,也是王室財政的災難。1596年,費利普以空前的額數大借公債之後,再一次拒付。兩年後,他去世的時候,總債務高達1億達卡。這筆巨債的利息差不多等於全部賦稅的2/3。儘管西班牙很快與法、英兩國達成和議,但與荷蘭的戰爭仍然繼續艱苦地進行著,直到1609年,才實現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變並進一步瓦解而緊急促成的。   
  在以後幾年的和平時期,西班牙政府的開支沒有實質性減少。先暫且不談巨額利息問題,僅地中海局勢的持續緊張,就需要大筆經費以修築一個沿海防禦工事;地域遼闊的西班牙海岸屢遭私掠船的搶劫,也需要在菲律賓、加勒比以及公海艦隊上花費相當大的防禦費用。1610年以後,歐洲的停火局面並沒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領袖們考慮減少軍費開支。1618年爆發的三十年戰爭不過將一場冷戰變為熱戰,使越來越多的西班牙軍隊和錢財流入佛蘭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這一時期在歐洲的最初勝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禦,很大程度上與其從新世界運來的金錠、銀錠的顯著增加相吻合,並受它的支持。但出於同樣的原因,1626年以後財政收入減少,翌年宣告破產,1628年荷蘭人劫持運銀艦隊的驚人之舉(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萬達卡之多),使得戰爭努力中止了一段時間。儘管德意志與皇帝結盟,但其收入卻絕對難以彌補西班牙的虧空(除去華倫斯坦當權的那段時間)。   
  這就是後來30年西班牙應付戰爭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債款湊到一起,加上新稅,並利用任何來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場重要的軍事行動,諸如,茵凡特紅衣主教在1634—1635年對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財力的戰爭總是最終侵蝕掉這些短期收入,不出幾年財政狀況就更加惡化。17世紀40年代在加泰羅尼亞人和葡萄牙人的起義之後,來自美洲的財富大大減少,一個長期的、緩慢的衰落已經不可避免。縱使一個國家擁有極好的士兵,一旦由一個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來管理,還能指望有什麼好結果嗎?   
  西班牙和奧地利失敗的第二個主要原因從以上簡述中已不難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對付的敵人太多了,要防衛的陣線太多了。雖說西班牙軍隊在戰場上很堅強,但把他們分散到國內守備,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陸和荷蘭,就力不從心、難於勝任了。正像3個世紀以後的英帝國一樣,哈布斯堡集團把分佈廣泛的領土糅合在一起,是一個政治王朝的驚人絕技,需要極大的物質來源和心計維持其運轉。這種情況是歷史上戰略過分擴張的最大例證之一;佔領廣大領土,代價就是樹立眾多的仇敵,同時代的奧斯曼帝國也背著同樣包袱。   
  與此相關的是哈布斯堡戰爭年表這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歐洲衝突頻頻爆發,其費用對每個社會都是難於承受的負擔。但是,所有其他國家,法國、英國、瑞典,甚至奧斯曼帝國,都享有一段和平與恢復的時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別是西班牙,總是不停地從對付一個敵人的鬥爭轉向對付另一個敵人的鬥爭。剛剛與法國媾和,接著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戰;地中海停戰,接著就是大西洋上的廣泛衝突和西北歐戰爭。在某些困難時期,西班牙帝國同時三面受敵,而敵人即使沒有軍事援助,也有意識地在外交和商業上相互支援。用當時人的話來說,西班牙像一隻掉在坑裡的大熊,比任何一條進攻它的狗都強大,然而,它終究敵不過所有的對手,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精疲力竭。   
  那麼,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脫這種惡性循環呢?歷史學家指出了長期分散力量的狀況,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繼承人應制定一套清楚明確的優先防禦計劃。這就暗示了某些地區是可以放棄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區呢?   
  回過頭來反思,人們可以說奧地利,特別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聰明一點就不會隨著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勢力向前推進,因為這樣做得不償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強大的軍隊,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傾向、法國人的詭計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驕橫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維也納150英里,哈布斯堡的軍隊就不能減少。對西班牙政府來說,它不能讓奧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國人和路德派手裡,也不能讓他們落入土耳其人手裡,因為這對西班牙自己在歐洲的地位至關重要。不過,奧地利似乎並沒有這麼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後,帝國目睹馬德里在西歐和海上作戰時,並未感到有義務幫忙;而西班牙意識到這個更高的利益,總是願為帝國效忠。此種不同感覺和義務所造成的長遠結果很有意思。17世紀中葉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歐洲的失敗與它內部的問題和相對的經濟衰退有明顯的關係;它在各個方面過於疲勞之後,現在心臟衰弱了。而哈布斯堡的奧地利,雖然沒有擊退德意志的新教主義,卻在王朝土地上(奧地利、波希米亞等)達到一種權力的鞏固,在這個廣闊的領地上,隨著後來建立起一支職業常備軍,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紀最後幾十年有能力再度成為歐洲大國,而此時西班牙的國勢卻更趨衰微。然而,到了那個階段,奧地利的元氣復甦對馬德里的政治家們已談不上什麼安慰了,他們感覺要到別處尋找盟友了。   
  人們很容易看到為什麼新世界的領土對西班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區。在一個多世紀裡,它們如期補充西班牙的財富,以及軍事力量。沒有這些補充,哈布斯堡家族的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繼續維持。甚至當英國人和荷蘭人進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帝國,致使海外的艦隊和防禦工事費用越來越膨脹時,西班牙王室從這些領土獲取的直接和間接收益仍然相當可觀,放棄這種好處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值得考慮的還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佛蘭德的領地。關於這兩個地方,從意大利撤軍這件事本身就顯得不妙。16世紀前半葉,法國已想到要填補這塊霸權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財富為自己的目標服務,這當然要傷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紀後半葉,意大利實際上是西班牙抵禦奧斯曼向西擴張的屏障。土耳其人對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羅馬的攻擊也是對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擊,失去意大利將會是一個戰略上的嚴重倒退,那樣一來,西班牙就得把越來越多的金錢用於海岸防禦和大帆船艦隊的建造上,而這些活動在費利普二世統治下的早期已經佔了更大一部分預算。因此,利用現存力量保衛地中海的中段在軍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敵人於一定距離之外;另一個有利點在於,這場戰爭的費用將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領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擔。而從這條戰線撤退就將無利可圖,其潛在危險更不在話下。   
  如此權衡以後,尼德蘭就是哈布斯堡可以減少損失的唯一地區了,而且歸根到底,佛蘭德軍在對荷蘭的「八年戰爭中的費用支出極其驚人,大大超過了其他任何戰線」。這是由於地形複雜、防禦工事先進的原故。甚至當「三十年戰爭」進入高峰期,用在佛蘭德駐軍身上的金錢,仍相當於德意志駐軍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參議員評論說:「荷蘭的戰爭是毀滅這個王國的禍害。」事實上,從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蘭軍用財庫輸送21 800萬達卡,這比王室從印度群島得到的總數12 100萬達卡要多得多。從戰略上講,佛蘭德的防禦也更加困難;海路經常處在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蘭艦隊司令特隆普擊潰一支裝載增援部隊的西班牙艦隊就是明證。但是,從倫巴第經瑞士山谷或薩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國東部邊境,到萊茵河下游的這條「西班牙路」,也有幾處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難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價來力圖控制處於漫長交通線頂端的兩百萬頑固的尼德蘭人嗎?為什麼不能像卡斯蒂利亞擔負著沉重稅務的國會代表們狡猾地指出的那樣,讓那些反叛者在異教中墮落呢?上帝肯定會懲罰他們,西班牙用不著再擔這副擔子了。   
  儘管反對從那個戰區撤出帝國軍隊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說服那些埋怨浪費資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佔領佛蘭德,它就會落到法國或聯合省手裡,從而加強哈布斯堡那兩個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力量和威信;這種念頭是西班牙決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對他們說來,「威望」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其二,費利普四世和他的顧問所提出的一個理由是,那個地區的對抗起碼能把敵軍的力量從敏感地區調開:「雖然我們在尼德蘭進行的戰爭耗盡了我們的國庫,迫使我們舉債,但也把我們的敵人調到了那些地區,否則,肯定會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區發生戰爭。」最後,是「多米諾骨牌理論」,如果丟失尼德蘭,那麼,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這類小領地,甚至於意大利都會相繼失去。這當然只是些假設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們在布魯塞爾的軍事指揮官已看到一個相互關聯的戰略整體,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體就會隨之動搖。   
  首要的危險(在1635年危機中人們這樣解釋)是來自對倫巴底、尼德蘭和德意志的威脅。三處中任何一方的失敗都是對王國的致命打擊。如果在這些地方的失敗是一次大失敗,王國的其餘部分就會土崩瓦解;因為德意志完了,接著就會是意大利和尼德蘭,尼德蘭之後就是美洲;倫巴底之後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這個邏輯,把自己拖進一場廣泛持久的消耗戰,或拖到勝利的到來,或等到和平妥協的實現,或使整個體系衰竭崩潰。   
  不斷開戰的巨額費用以及不願放棄四大戰場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國的野心是肯定實現不了的。而且,還有另外一個聯繫緊密、證據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沒有把可利用的資源有效地利用起來,其經濟上的愚蠢導致權力的腐敗。   
  外國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費利普二世的帝國視為律令嚴明的整體,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它不過是一片分散的領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權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沒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機構(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實際聯繫是君主本人。這裡缺乏一個使人產生整體感的機構,統治者可能從來就沒有視察過整個國家,國王很難從他的一部分領土籌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納稅人情願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艦隊,但一想到要用錢支持西班牙在尼德蘭的戰爭就怒氣衝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衛新世界的意義,但對德意志的戰爭毫無熱情。這種強烈的地方主義助長並反映在各地緊抓著自己的財政權上。例如,西西里的領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賦稅的做法,於1516年和1517年起來反抗西班牙總督;西西里既窮又有無政府傾向,並有一個議會,當然不能為哈布斯堡的整體防衛利益作出多大貢獻。在那不勒斯王國和新佔領的米蘭,迫於馬德里的壓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籌集新款項所遇到的立法障礙較少,因此兩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時期提供相當的財政援助,但實際上在為保住米蘭而進行的戰爭和反土耳其的戰爭中,錢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為了守住地中海這個「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數百萬達卡,以補充從當地徵得的款項。「三十年戰爭」期間,這種模式被顛倒過來,意大利納稅人資助在尼德蘭和德意志的戰爭。不過,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很難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領地對公共基金所作的貢獻,會大大超過他們為自己的防禦而從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蘭當然是帝國總收入更大的耗費之地。查理五世統治初期,國會提供的稅款不斷增加,儘管總要為數字討價還價,並堅持要承認他們的特權。到了這個皇帝的晚年,他們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進行戰爭而需要頻繁地拿出額外款項而憤怒,這與宗教不滿情緒和商業上的困難結合起來,產生了普遍的反對西班牙統治的情緒。到1565年,低地國家的國債達1 000萬佛羅林,債務加上一般行政費用已超過賦稅,於是西班牙就得彌補這個差額。又經過馬德里的十年瞎指揮,地方性反感演變成公開暴動,尼德蘭成為帝國資源的一大漏洞,6.5萬人以上的佛蘭德軍在一個又一個十年裡消耗著西班牙政府總支出的1/4。   
  但是,在動員資源方面最慘重的失敗發生在西班牙本土。那裡,王室的財政權實際上極其有限,阿拉貢的三塊領地(阿拉貢、卡泰羅尼亞和瓦倫西亞)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稅務制度,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結果,國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來自王室的財產,額外的款項既數目微少,又很不情願。例如,費利普四世這樣不顧一切的統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羅尼亞為派到那裡保衛西班牙前線的軍隊撥款時,結果只是引起一場歷時經久的著名暴動。葡萄牙雖然從1580年直到1640年起義時期被接管,但在財政上完全自治,從不為哈布斯堡的整個利益提供定期款項。剩下的卡斯提爾是西班牙稅務體系中的真正「奶牛」,儘管這裡的巴斯克諸省也都是免稅的。鄉紳們在卡斯提爾議會中擁有強有力的代表,通常很願意為他們免交的稅款投票。況且,1/10的營業稅、關稅這類正常賦稅,加上服務稅(議會特批)、食品稅(也是議會特批)以及各種教會攤派等(這些都是主要的額外賦稅),很容易傷害商業、物品交換和窮人,因而造成普遍貧困化和不滿,致使人口下降(通過向國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銀的流入給西班牙王室帶來大量的額外收入之前(大約為16世紀60年代至17世紀30年代後期),哈布斯堡的戰爭費用主要由卡斯提爾的農民和商人承擔;即使是白銀流入的高峰期,王室從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從卡斯提爾及其600萬居民中搾取的1/4到1/3。除非將捐稅負擔較平均地分攤給整個王國,換言之,就是分攤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領土,否則,僅靠卡斯提爾來維持那個時代壓死人的軍事開支,確實是杯水車薪。   
  在剝削卡斯提爾納稅人時所採用的經濟倒退手段,使得這種不合比例的情況更趨嚴重。這個王國的社會思潮從來就不利於商業,但是在16世紀初期,那裡有過相對的經濟繁榮、人口增長,並出現一些重要的工業。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來和哈布斯堡的頻繁戰爭,刺激了西班牙社會的許多軍事部門而減弱了商業成分。這個社會存在的經濟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會有俸聖職或買一份小貴族的特權是明智的。這裡長期缺乏熟練的手工業工人,例如在武器製造業,勞動力的流動和就業的靈活性受到行會的阻礙。甚至農業的發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會,即麥斯塔的特權的妨害,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國到處放牧。由於16世紀前半葉西班牙人口的增長,導致進口更多的糧食。因為麥斯塔為這些放牧權付出的錢進入王室金庫,而要廢除這種做法就會激怒王室的一些強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沒有可能改變這種制度。最後,雖然存在一些顯著的例外,如從事羊毛貿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魯伊茲,以及塞維利亞地區,但卡斯提爾的經濟整個來說還是大量依靠進口外國工業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別是熱那亞、葡萄牙和佛蘭德企業家提供的服務。它也依靠荷蘭人,即使是在敵對期間:「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貨物都是荷蘭船運來的」,讓這個國家的最大敵人佔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維持貿易平衡,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再出口來自美洲的金銀。   
  140年戰爭造成的可怕巨額費用,就這樣強加到一個在經濟上無力承擔的社會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們沒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徵集賦稅,只得求助於各種權宜之計,這樣做短期內方便,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卻極其有害。稅額以各種方式不斷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擔負的人的肩上,而總是要傷害商業。一個急於得到現款的政府出售各種特權、專利和榮譽。一種形式簡陋的赤字財政發展起來了,一方面以卡斯提爾將來的賦稅和美洲財富作抵押,大量向銀行家借款;一方面發放帶利息的政府債券,這反過來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貿易和工業的資金。而政府的債務政策總是採用過一天算一天的方式,從來沒有謹慎的限制,也沒有一種由中央銀行可能施加的控制來制約。甚至在查理五世統治的後期,政府的賦稅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賦稅的65%要用來償付已經發出的債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轉讓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尋找額外收入和新稅。例如,銀幣就一再用銅幣維隆來替代,實行貶值。有的時候,政府乾脆扣押運給私人的美洲白銀,強迫貨主接受債券作為補償。還有些時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國王們宣佈他們自己暫時破產,停止償付利息。如果說這種行為經常毀掉金融家族本身,那麼也肯定降低了馬德里將來的信用。   
  雖說這些歲月裡打擊卡斯提爾經濟的某些因素不是人為的,它們卻因人為的愚蠢而更具破壞力。17世紀初期造成農村人口稅減的瘟疫是不可預料的,它們加劇了別的因素——橫徵暴斂的租稅、麥斯塔的所作所為以及軍役,這些因素已經侵害了農業。美洲白銀的流入肯定會造成經濟問題(特別是價格上漲),那時的社會卻沒有對付這個問題的經驗,但西班牙通行的條件意味著這種現象對生產者階級的危害超過非生產階級,白銀很容易從塞維利亞流出,迅速流入外國銀行家和軍火商手裡,結果,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財富在王室手裡不是用來造成「穩定的財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說,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貴重金屬,對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澆在屋頂上,澆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問題是,沒有認識到保存一個強大的軍事機器的經濟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採取錯誤的決策:驅趕猶太人,後來是驅趕摩爾人;中斷與外國大學的聯繫;政府指示比斯開造船廠集中生產大型戰船,而幾乎完全排斥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賣專利權、限制了貿易;對羊毛出口課以重稅,使其在國外市場上失去競爭力;西班牙各王國之間的內部關卡有害於商業,造成物價上漲。所有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決策,這些決策從長遠來看,嚴重影響了西班牙給自己規定的在歐洲(以及歐洲以外)事務中扮演的重要的軍事角色的能力。雖然西班牙大國的衰落直到17世紀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來,但其原因早在幾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三 國際較量   
  強調哈布斯堡的失敗是重要的,但這個失敗也是相對的。不研究其他歐洲大國的經歷而就此駐筆,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論證的,戰爭「是16世紀國家所面臨的最最嚴峻的考驗」。軍事技術的變化使得軍隊大規模擴張,而幾乎同時發展起來的大規模的海軍衝突,給西方有組織的社會增加了巨大的新壓力。每個參戰國都要學會怎樣組織一個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機構來對付這場「軍事革命」,而且,同樣重要的是,要尋求新辦法來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戰爭費用。哈布斯堡統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壓力可能是不同尋常的,因為他們的軍隊作戰年頭最長;但是,如表1所示,監督和供養大量的武裝部隊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它們當中的很多國家看來比西班牙帝國佔有的資源要少得多,它們是怎樣應付這個考驗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長   
  這個簡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頑強最有威脅性的敵人——奧斯曼帝國,主要是由於它的長處和弱點已在前一章討論過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員不得不對付的許多問題和缺陷,看起來類似於費利普二世及其繼承人所遇到的,戰略擴張過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資源,為了宗教的正統或軍事威望而壓制商人的企業家精神。俄國和普魯士的狀況也被省略了,因為它們成為歐洲政治強國的時代尚未到來。還有波蘭-立陶宛,雖然領土廣大,但由於民族分散和封建主義的桎梏(農奴制、落後的經濟、選舉君主制,「一種貴族無政府狀況,即俗話所說的政治無能」),妨礙它起步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因此,這裡要討論的國家是法國、英國這種「新君主國」,以及瑞典和聯合省這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因為法國將最終取代西班牙成為最大的軍事強國,歷史學家們很自然地要強調前者的許多長處。但是,因此而把法國佔優勢的日期提前就錯了;在本章討論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法國看起來(實際上也如此)比它南邊的鄰國弱得多。在百年戰爭後的幾十年中,面對英格蘭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併入法國,徵收直接稅(特別是人頭稅)而不向議會申請的習慣,新國務大臣們的穩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擁有一支強大的炮兵輜重隊的「王家軍隊」的存在,都使法蘭西似乎要成為一個成功的、統一的、封建後期的王國。然而這個體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戰爭不僅一再顯示,法國想在那個半島爭取努力的舉動是多麼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聯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價也極其昂貴:在致命的1557年,不僅哈布斯堡家族,法國王室也宣告破產。早在那次崩潰之前,儘管人頭稅和間接稅如鹽稅和關稅都提高了,法國王室依然從金融家那裡以高利(10%—16%)舉借重債,而且採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權宜之計,如賣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國,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國,宗教競爭和大貴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場血腥的、長期的內戰。1560年以後的法蘭西不僅談不上是一個國際事務中的強國,而且有可能變為歐洲的新鬥雞場,說不定會像尼德蘭和德意志那樣,按照宗教邊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納瓦雷的亨利繼承法國王位,成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後,他的對內妥協、對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況得以好轉。他在1598年與馬德里簽訂的和約非常有利於法國保持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那是一個被內戰、盜匪、昂貴的物價、毫無規律的貿易和農業嚴重削弱的國家,加上其支離破碎的財務制度。1596年國家債務幾乎達到3億里弗爾,那年3 100萬里弗爾的賦稅有4/5已經派了用場,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法國是一個正在恢復的社會。但是,它的自然資源比較豐富,其人口有1 600萬,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蘭的4倍。雖然在都市化、商業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蘭、北意大利和倫敦地區,但它的農業是多樣的、健康的,通常總有剩餘食品。法蘭西潛在的財富在17世紀初明顯地表現出來,那時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薩利管理經濟和國家財政,薩利除了出賣世襲官爵並向其徵稅外,沒有增加什麼新的財務手段;他只是對稅收機構進行全面整頓,清除了數千名非法的自稱免稅的人,恢復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國債的利息。1600年以後的幾年之內,國家預算已達到平衡,先是薩利,後來則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爾貝爾想出各種辦法支持工業和農業:降低人頭稅、造橋、修路、開鑿運河,以利物資的運輸;鼓勵紡織工業,建立王室工廠,去生產奢侈品替代進口貨等。並非所有這些措施都能滿足人們的期望,但比起費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卻是出色之舉。   
  很難說,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殺,這些恢復工作是否還會繼續。很明顯,這個「新君主國」沒有一個能在沒有適當的領導的情況下正常運行,從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紀30年代黎塞留鞏固王權的這段時間裡,法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胡格諾教徒的不滿以及貴族的陰謀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為歐洲大國的能力。而且,當法國終於公開加入三十年戰爭的時候,它並不像某些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是一個統一的、健康的國家,而是一個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國家。貴族的陰謀活動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間達到高潮;農民、城市失業工人以及胡格諾教徒的起義,加上地方官僚對議事進行的阻礙,全都妨害政府機構行使正常職能;人口普遍下降,氣候惡化,農業減產,以及那個時期似乎擾亂歐洲許多地方的發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響了它的經濟,使之難以支撐一場大的戰爭。   
  因此,從1635年之後,法國的稅收不得不以各種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減的人頭稅增長到如此之多,以至於到1643年時,年收益已經加倍。即使這樣仍不足以彌補反對哈布斯堡的戰爭費用,直接的軍事負擔是支持一支15萬人的軍隊,另有給盟國的津貼。1643年是法國在羅克魯瓦對西班牙戰爭的大勝之年,政府的開支幾乎是收入的兩倍,黎塞留的繼承人馬扎林陷入絕境,只好加緊出售政府官爵,更加嚴格控制人頭稅,而這兩項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義從拒絕納稅開始,反對馬扎林的新財政措施並非偶然。這類動亂迅速導致政府失去信用和無可奈何地宣佈破產。   
  結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的法西11年戰爭中,兩個對手就像被打得昏頭昏腦的拳擊手一樣,在幾乎耗盡體力的情況下,互相緊緊地抓住對方,而不能將另一方打倒。雙方都遭受國內起義、普遍貧困化和厭戰情緒的折磨,都處於財政崩潰的邊緣。誠然,在東居昂和蒂雷納這樣的將領和勒·泰利埃這樣的軍事改革家指導下,法國軍隊逐漸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軍由於陸戰的需要,很快解體。而這個國家仍需要鞏固的經濟基礎。結果,法國人的好運到來,英國在克倫威爾統治下重振海軍和陸軍,選擇時機加入衝突,終於使天平轉向不利於倒霉的西班牙。此後簽訂的《比利牛斯和約》與其說象徵著法蘭西的偉大,不如說象徵著它那過分擴張的南方鄰國的相對衰落,西班牙此時只是在憑借極其頑強的精神而進行戰鬥了。   
  換句話說,每個歐洲國家都有其優勢和弱點,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點壓倒長處。這點適用於處在西邊和北邊的「側翼」國——英國和瑞典,它們的干涉在幾個關鍵時刻有助於打擊哈布斯堡的野心。在這140年裡,比方說,英國站在那裡保持中立,裝備好以待大陸上的衝突的情況是幾乎沒有的。玫瑰戰爭以後英國元氣恢復的關鍵在於,亨利七世著力於國內穩定和緊縮財政開支,至少是在1492年與法國達成和議後,都鐸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減自己的開銷,還清債務,鼓勵羊毛貿易和漁業,普遍地鼓勵商業,為這個飽受內戰和動亂之苦的國家提供了一個急需的休養生息的空間;農業的自然高產,與低地國家進行的繁榮的布匹貿易,擴大利用富饒的沿海漁場,熱鬧不凡的沿海貿易都起了作用。在國家財政方面,這位國王收復王室土地,接管原屬於反叛者和王位競爭者的財產,與貿易繁榮帶來的關稅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個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財政穩定並不就等於擁有權力。比起法國和西班牙的眾多人口,英格蘭和威爾士的300萬—400萬居民並不算多。這個國家的財政機構和商業基礎設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國家還很粗糙,儘管在都鐸世紀裡工業有相當的發展。在軍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穩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軍隊,並禁止大權貴的私人軍隊(除少數例外);正當法國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變軍事衝突的性質和規模的時期,英國除了「國王衛隊」和某些守備部隊以外,沒有正規的常備軍。結果,都鐸王朝初期的武裝力量仍沿用傳統武器(大弓、長柄矛)裝備,用傳統方式徵集(郡民兵、志願「聯隊」等等)。然而,這種落後狀況並不能阻止他的繼承人亨利八世對蘇格蘭人發動戰爭,或妨礙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對法國進行干涉,因為英國國王可以從德意志僱傭大量「現代」軍隊——槍兵、火繩鉤槍兵和重騎兵。   
  雖說這兩次早期在法國的軍事行動以及後來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國入侵沒有以軍事慘劇告終,雖說他們真的經常迫使法國君主收買這些搗亂的英國進攻者,但這些軍事行動確實造成災難性的財政後果。1513年在內閣財政部70萬英鎊的總支出中,有63.2萬英鎊用來支付士兵薪餉、軍需、戰船和其他軍事費用。〔4〕亨利七世積累的庫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後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爾西因採取強迫借債、「王稅」以及其他武斷方式籌款而引起普遍不滿。只是16世紀30年代托瑪斯·克倫威爾奪取教會地產才使財政情況緩和;實際上,英國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規模軍事防衛項目的建設成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峽和蘇格蘭邊境的要塞、皇家海軍新造的大軍艦、對愛爾蘭起義的鎮壓等。但是,16世紀40年代對法國、對蘇格蘭的災難性戰爭用掉了213.5萬英鎊,約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這就迫使國王的大臣們採用最不擇手段的權宜之計:低價出售宗教財產,捏造罪名沒收貴族產業,一再強行借債,貨幣大貶值,最後是求助於富傑爾斯和其他外國銀行家。1550年同法國和解也就成了一個瀕於破產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這一切都表明,16世紀前半葉的英國實力非常有限。它是一個相對單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雖然在邊境地區和愛爾蘭差得多,並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資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於亨利八世的興趣,英國在防禦方面很強,擁有一些現代堡壘、炮兵、船塢、相當可觀的軍火工業,以及一支裝備精良的海軍。不過,陸軍的質量不高,又受財政限制,不可能進行一場大戰。當伊麗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時,她的謹慎足以使她認識到這些局限性,並在不超過這些限度的情形下達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後的危險年代,當反宗教改革達到高峰,西班牙軍隊活躍在尼德蘭時,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任務。因為伊麗莎白的國家不是任何一個真正的歐洲「超級大國」的對手,她想辦法通過外交保持英國的獨立,甚至當英西關係惡化時,她將對付費利普二世的「冷戰」施行於海上,這樣做至少是便宜的,偶爾還可得利。雖然需要為保住蘇格蘭和愛爾蘭兩翼提供款項,在16世紀70年代需要支援荷蘭起義者,伊麗莎白和她的大臣們還是在她執政的前25年成功地積累了一筆相當可觀的餘款,這筆款項的積累恰逢時機,當1585年決定派遣一支由萊斯特指揮的遠征軍去尼德蘭時,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筆「戰爭基金」。   
  1585年以後與西班牙的衝突,給伊麗莎白政府加上戰略和財政的雙重負擔。海軍領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慮英國應採取的最佳戰略時,敦促女王採用攔截西班牙的白銀貿易的政策,進攻敵人的沿海和殖民地。總之,就是利用海上優勢打一場實惠的戰爭——這是一個在理論上很誘人的建議,雖然在實踐中很難實行,但是還需要將部隊送到尼德蘭和法國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軍隊作戰的部隊。採用這個戰略並非出於熱愛荷蘭反抗者或者法國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麗莎白所解釋的:「法國末日到來之時,亦正是英國行將滅亡之日」,因而保持歐洲「均勢」至關重要,必要的話就進行實際干涉;這種「對大陸的義務」持續到17世紀初,至少是以個人的形式,因為當遠征部隊在1594年併入聯合省的軍隊時,很多英國部隊留了下來。   
  英國一方面在陸地上阻礙費利普二世的計劃,一方面在海上干擾他的帝國,這種雙重作用為維持歐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戰是個很大的壓力。1586年送往尼德蘭的經費總數超過10萬英鎊,1587年為17.5萬英鎊,每年相當於當年總支出的一半;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那年,給英國艦隊的撥款超過15萬英鎊。結果,伊麗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紀80年代末期相當於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個十年裡,王室每年耗費35萬英鎊以上,女王統治的最後4年裡,愛爾蘭戰爭將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萬英鎊以上。政府想盡一切辦法從其他來源籌款,如拍賣王室地產、出賣專利,但還是無濟於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議院開會,請求額外撥款。總共200萬英鎊左右的款子終於批撥出來,英國政府既沒有宣佈破產,也沒有拒付軍隊的薪餉,足以證明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們的技巧與謹慎。戰爭年代考驗了這整個制度,給第一位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留下債務,使他和他的繼承者處於依賴一個不信任的下議院和一個提心吊膽的倫敦金融市場的地位。   
  這裡沒有篇幅探討王室和議會之間越來越深刻的衝突,這個衝突在1603年以後的40年裡居英國政治的統治地位,而財政又是衝突中心。英國軍隊在17世紀20年代對歐洲大戰的不適當的、偶爾的干涉雖然花錢不少,對三十年戰爭的進程卻影響甚微。在此期間,英國的貿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財富都增長了,但沒有國內的和諧,上述條件都不能為國家權力提供一個堅固的基礎;實際上,關於「船款」稅這類在理論上可以加強國家武裝力量的爭吵,很快導致了王室同議會的一場內戰,必將削弱英國在17世紀4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對歐洲政治的作用。當英國重新出現的時候,是在一場激烈的貿易戰中向荷蘭人挑戰(1652—1654年),這裡不管交戰者的目標何在,對整個歐洲均勢的作用不大。   
  克倫威爾的英國在17世紀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屆政府更為成功地扮演了大國角色,從內戰中產生的新軍,終於消除了英國軍隊和它的歐洲夥伴之間存在的傳統差距。按照拿騷的莫裡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現代方法組織和訓練出來的英國軍隊,經過多年戰爭磨煉,紀律嚴明,(一般)按期領餉,能夠對歐洲的均勢發生作用,這已為1658年在迪訥戰場上擊敗西班牙軍隊所證實。不僅如此,共和國的海軍在那個時代更為先進。下議院寵愛它,因為它在內戰中一般是宣佈反對查理一世的。艦隊在17世紀40年代後期經歷了一場更新,規模擴大一倍多,從39艘戰艦(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資和條件改善了,船塢和後勤支援改進了,所有這些款項都由一個深信利益和權力是同步的下議院按期投票批准。這也正恰到好處,因為海軍在對荷蘭的第一戰中就碰上同樣的勁旅——指揮官特隆普和德·呂伊特,是同布萊克和基克一樣出色的將領。當1655年以後對西班牙帝國進行作戰時,無怪乎戰果纍纍:佔領阿卡迪亞(新斯科捨),在伊斯帕尼奧拉一場慘敗後佔領牙買加,1656年奪取西班牙的部分財寶艦隊,1657年封鎖加的斯並在聖克魯斯消滅西班牙艦隊。   
  英國軍隊終於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結束同法國的戰爭,但這個成就並非沒有國內的壓力。在1655年以後的歲月裡,有利可圖的西班牙貿易讓給了中立的荷蘭人,敵人的私掠船沿著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線掠奪了不少英國商船。最重要的是,負擔一支多至7萬人的陸軍和龐大的海軍是耗資巨大的;有一種估計認為,1657年英國政府支出的287.8萬英鎊中,有190萬鎊用於陸軍,74.2萬鎊用於海軍。捐稅制定了,在史無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徵收著,但對於一個花費「相當於查理一世時代的4倍」的政府還是不夠,而在英國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時的支出「就被認為令人難以容忍了」。債務不斷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餉推遲發放。西班牙戰爭這幾年無疑增加了公眾對克倫威爾統治的不滿,使得大多數商人階級懇求和平。當然,英國並沒有被這場衝突完全摧毀,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樣長期地爭奪大國霸權,那肯定就會毀滅了。英國內陸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加上來自殖民地和航運的利潤,開始造就一個堅固的經濟基礎,使倫敦政府在將來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可以依賴。確切地說,因為英國和尼德蘭聯合省已經建立了有效的市場經濟,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長結合起來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國家的軍事努力同鼓勵國民財富增長這二者之間保持平衡,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在護國時期結束的時候,這個平衡變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們把英國的興起與另一個「側翼」國瑞典相比較,在國家管理方面的這個嚴重教訓就更清楚了。在整個16世紀,這個北方王國的形勢都不太妙。呂卑克和(特別是)丹麥擋住了它自由進入西歐的通道,東側不斷地同俄國發生戰爭,與波蘭的關係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維持生存已夠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戰爭中慘敗於丹麥,預示著這個國家的命運是衰落而不是擴張,而且還將遭遇內部分裂之苦。這種分裂是立憲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結果是肯定了貴族的廣泛特權。但是瑞典最大的弱點是它的經濟基礎。它的廣大領土多是北極圈內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農民大多自給自足,占它90萬人口的95%;加上芬蘭,大約有125萬人,比許多意大利的城市國家都要小。城鎮和工業太少了,「中產階級」簡直談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勞務仍是主要的交換形式。因此,年輕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時,瑞典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只不過是一個侏儒。   
  兩個因素——一個外部的、一個內部的,促使瑞典從這個不景氣的基礎上迅速成長起來。首要的因素是外國企業家,特別是荷蘭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華隆人〔5〕,在他們看來,瑞典是一個有前途的「未發展」國家,有豐富的原料如木材、鐵礦和銅礦。這些外國企業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爾,他不僅賣給瑞典人成品和買走礦石,而且時間長了,還建立了木材廠、鑄造廠和工廠,向國王貸款,把瑞典人拉進主要以阿姆斯特丹為基地的商業「世界體系」。這個國家很快就變成了歐洲最大的鐵和銅的生產地,而這些東西的出口又帶進大量外匯,很快就有助於建設武裝部隊。而且瑞典在軍備上也變得自給自足,這種少有的特長還得感謝外國的投資和技術。   
  內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實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國庫、稅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這個時期變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領域,而且這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貴族從派系鬥爭中引開,讓他們為國家服務。宗教團結鞏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來都在發揮職能。在這些堅實的基礎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軍用來保護海岸線不受丹麥人和波蘭敵手的侵犯,保證瑞典軍隊安全通過波羅的海。最重要的是,這位國王的名聲來自他的軍事改革;他以徵兵制為基礎發展了國家常備軍,用新式戰術訓練部隊,改進騎兵,引進機動的輕炮兵,最後,他的指導給部隊帶來紀律和高昂的士氣。當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開進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運動時,他指揮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戰鬥部隊。   
  這種優勢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歐洲戰爭比起瑞典早期經歷過的任何一場對鄰國的地區性戰爭,規模都大得多,代價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揮著一支4.2萬人的軍隊;12個月以後,那個數字翻了一番;在決定命運的呂岑戰役之前,他的軍隊膨脹到15萬人。瑞典軍隊在主要戰鬥中構成精銳部隊,也用來把守戰略要地,但沒有足夠的人力組成那樣龐大的軍隊;實際上,那15萬的「瑞典軍隊」中有4/5是外國僱傭軍,蘇格蘭人、英國人、德意志人,他們的花費是極其昂貴的。早在17世紀20年代對波蘭的戰爭就使瑞典的國家財政感到緊張,而德意志的戰爭更加費錢。然而瑞典人卻出色地想出辦法讓別人為戰爭付錢。外國人的資助,特別是法國人的資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補償一小部分開銷。真正的來源是德意志本身;各個公國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資助這一事業;如果是敵對的就得拿出贖金,以避免搶劫。另外,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龐大軍隊從他們駐紮的領土上索取駐地、食品和飼料。其實這個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華倫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資助」的政策養活了一支10萬人以上的帝國軍隊。但這裡的關鍵是,並不是瑞典人出錢在1630年到1648年這一時期用這支大軍幫助打擊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亞議和談判的那個月,瑞典軍隊還在搶掠波希米亞;而它要求一大筆「賠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當的。   
  雖然這是瑞典人的一個驚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對瑞典在歐洲的地位有一種幻覺。它的強大的戰爭機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軍隊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須搶劫,否則部隊就會嘩變,那對德意志更有害。當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錢供養海軍,保持國內防禦,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區的軍隊;像其他國家一樣,它消耗了政府的財政,導致不顧一切地向貴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賦稅,因而減少了長期的收入。「三十年戰爭」也奪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極其沉重的稅收壓在農民身上。加之,瑞典的軍事勝利給它帶來好幾塊波羅的海對岸的領地——愛沙尼亞、利沃尼亞、不來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亞——應當承認它們帶來商業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時期維持它們,在戰時保衛它們免入嫉妒的敵人之手,這樣給瑞典政府造成的費用大大超過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進行的大規模戰爭。   
  甚至到1648年以後瑞典仍舊是一個相當強大的國家,但只是屬於地區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時,有人爭論說它在波羅的海舞台上處於高峰,成功地擋住丹麥人,頂住了波蘭、俄國和興起的普魯士政權。在查理十一世時轉向絕對專制的做法,擴大了王室的財權,有可能維持一支和平時期的龐大常備軍。不過,這些都是在瑞典逐漸從一流國家下降時用來加強自己的措施。用羅伯特教授的話說: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瑞典沉湎在勝利之中,被戰利品所膨脹;查理十一世把她帶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線之下,制定適合她的資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給她以實行這些政策的裝備,為她準備了符合二等強國的身份和尊嚴的前途。   
  這些成就並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歐洲範圍內它們的意義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羅的海的權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麥、波蘭以及勃蘭登堡所依賴的權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紀後半葉是受法國、荷蘭,甚至英國(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影響和「操縱」的,手段是財政補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則是一支荷蘭艦隊。最後,當瑞典在這場外交大戰中不再能被稱為「傀儡」國家的時候,比起西方興起的強國,它仍然是一個經濟侏儒,總要依靠它們的補貼。在1700年前後,它的外貿不過是聯合省或英國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開支大概只有法國的1/50。在這個不堅實的物質基礎上,又沒有可能獲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儘管有令人羨慕的社會和政治穩定性,卻再沒有機會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統治下所取得的短期軍事優勢。事實上,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它始終要抓緊防備,想辦法阻止普魯士從南方、俄羅斯從東部的進攻。   
  最後一個例子是這個時期的荷蘭政權,它與瑞典形成鮮明的對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亂局面中產生的國家,是由7個各不相同的省份組成的集團,這些省份以不規則的邊界與哈布斯堡所屬尼德蘭的其餘部分分割開來,只是一個大王朝帝國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領土都很有限,但迅速變成了歐洲內外的一大強國,並持續幾乎一個世紀。它與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是,有一個共和式的、寡頭政治形式的政府,雖然這點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點是,它的力量的基礎牢固地建立在貿易、工業和金融領域。它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軍事強國,至少在防禦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紀後期英國的海軍興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強國。但這些武裝力量的表現只是荷蘭的力量和影響的結果,而不是本質。   
  當然,在他們暴動的早期,這7萬餘荷蘭暴動者在歐洲事務中沒起什麼作用,實際上幾十年後他們才把自己看成一個單獨的國家,到17世紀初期邊界才形成。所謂尼德蘭的起義一開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這其中不同的社會集團和地區互相爭鬥,同時也反對他們的哈布斯堡統治者,有時也與哈布斯堡妥協,在16世紀80年代就有好幾次。當帕爾瑪公爵為西班牙收復領土進行卓越的指揮時,他幾乎看到了勝利。要不是來自英國和其他新教國家的補貼和援助,要不是進口了大量的英國槍炮,要不是西班牙軍隊被頻繁地調往法國,暴動在那時可能就被鎮壓下去了。由於港口和船塢幾乎全都在起義者手裡,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權,帕爾瑪只能用慢速的、陸上包圍的作戰法,一旦他得到命令把軍隊開往法國,這種作戰就失去了力量。   
  於是到了16世紀90年代,聯合省留存下來了,而且有可能奪回東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鎮。到這一階段,它的軍隊也已訓練有素,由拿騷的莫裡斯指揮,他的戰術發明和利用沼澤地作戰的本領使他成為當時最好的指揮官之一。稱之為荷蘭軍隊是不恰當的:在1600年它有43個英國人聯隊,32個法國人聯隊,20個蘇格蘭人聯隊,11個華龍人聯隊,9個德意志人聯隊,只有7個荷蘭人聯隊。儘管民族大混雜(但並非不典型),莫裡斯卻把它鑄成一個一致的、標準的整體。毫無疑問,荷蘭政府的財政能支持幫助他完成這個任務,他的軍隊比歐洲大部分軍隊更能按期得到薪餉,正如政府一貫為支持強大的海軍而提供經費一樣。   
  誇大荷蘭共和國的財富和財政穩定,或者說它能輕鬆地支付這場長期衝突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在它的早期階段。在聯合省的東部和南部,戰爭造成相當大的破壞,貿易損失,人口下降,甚至繁榮的荷蘭省也感到稅收太重;1579年它要為戰爭拿出96萬佛羅林,1595年幾乎達550萬佛羅林。到17世紀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費用升到1 000萬佛羅林,很多人擔心,這場戰爭不用堅持多久就會造成財政困難。荷蘭的幸運在於遭受損失更大的西班牙的經濟,以及與其相應的、供養愛鬧事的佛蘭德軍的能力,終於迫使馬德里同意1609年的停火。   
  戰爭考驗了荷蘭的資源,但並沒有耗盡他們。實際情況是,從16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發展迅速,當政府像所有的參戰國那樣需要向金融市場借債時,它有一個牢固的基礎。經濟繁榮的一個明顯原因是,人口增長與擺脫哈布斯堡統治以後的更旺盛的進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長率外,還有來自南邊或歐洲其他地區的好幾萬(或許幾十萬)難民。看起來很清楚,這些移民大都是技術工人、教師、手藝人和資本家,有很多東西可以貢獻。1576年西班牙軍隊攻陷安特衛普,這給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機會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起作用,而荷蘭人確實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機發展貿易。他們控制有利的鯡魚貿易,開墾海田,都增加了資源。他們的大型貿易船隊,特別是那種簡單結實的貨船,到1600年包攬了歐洲大部分運輸業,木材、糧食、布匹、鹽、鯡魚,由荷蘭船隻通過每條水路運輸。促使他們的英國盟友和荷蘭卡爾文派牧師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願意把這類物資運給他們的死敵西班牙,只要利潤超過風險。國內進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爾夫特和萊登等地的各行各業「加工」。主要的工業有「糖加工、冶金、蒸餾、釀造、制煙、繅絲、制陶、玻璃、軍工、印刷、造紙」,不用驚訝,到1622年,荷蘭的67萬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鎮裡。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與之相比都顯得落後了。   
  荷蘭經濟的另外兩個方面也增強了它的軍事實力。其一是海外擴張。雖然這項貿易與歐洲水域低級的但大宗的買賣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國的另一項來源。「從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東印度群島,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權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圍,亞馬孫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帶都建立了工廠和貿易站。」聯合省和英國一樣,在經濟活動從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漸轉移的過程中得到了好處,而這個轉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間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開始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後來就給那些更有能力從全球商業獲利的政權以強大的刺激。   
  第二個特點是阿姆斯特丹成長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是這個共和國充當歐洲的船運商、交換人和商品經濟人的必然結果。金融家和機構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轉移款項,給匯票記賬和結算,發行債券),與威尼斯和熱那亞等地已實行的做法沒有什麼不同。但它反映出聯合王國的貿易財富規模更大,可靠性更強,特別是因為主要投資者是政府的一部分,願意想辦法保持貨幣可靠、有保證的信譽和定期償還債務的原則。這樣的結果是,總是有錢借給政府,這使荷蘭共和國比它的敵人具有無可估量的優勢;由於它的信用好,還債及時,總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優惠的條件借到錢。這在17世紀是個主要優勢,實際上任何時候都是如此。   
  1621年與西班牙再次開戰以後,這種能夠輕易舉債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為武裝力量的費用不斷上升,從1 340萬佛羅林(1622年)增至1 880萬佛羅林(1640年)。即使對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這也是一筆巨款,特別是因為荷蘭的海外貿易因戰爭而受損失,或者是直接損失,或者是貿易轉入中立國手中。因此,盡可能讓公共貸款支持大部分戰爭費用在政治上容易些。雖然這是造成公債猛增——荷蘭省在1651年的債務為1.53億佛羅林——這個國家的經濟活力以及對償付利息的謹慎態度意味著信用體系從沒有過垮台的危險。雖然它顯示了即使富國也在軍事支出面前的退縮,它也證實了,戰爭勝利,取決於各方錢包的大小,而荷蘭總能比其他國家耗得長久。        
四 戰爭、金錢和民族國家   
  現在讓我們概括一下本章的結論。1450年後進行的戰爭與「民族國家的誕生」密切相關。15世紀後期到17世紀後期這段時間,大多數歐洲國家經歷了政治和軍事權力實現中央集權的過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當地王公或一個商業寡頭政體之下),伴隨著國家稅收權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稅的官僚機器也複雜多了,不像過去那樣,國王們是「自己過自己的」,國家的軍隊則靠封建徵募。   
  歐洲民族國家的這種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經濟變化已經破壞了不少舊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會集團不得不通過新形式的合同和義務來互相聯繫。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會按統治者的宗教偏愛而劃分,把世俗和宗教權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擴大至整個民族。拉丁語衰落了,政治家、律師、官僚和詩人越來越多地使用地方語言,也推動了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為廣泛的物資交換,印刷術的發明,超越大洋的地理發現等等,使人們不僅知道有其他種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種不同的語言、趣味、文化習慣和宗教。在這種環境下,無怪乎當時的許多哲學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國家當作公民社會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認為民族國家的權力應該加強,它的利益應該保衛,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管他們享受的是哪種憲法形式,都應該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諧地工作。   
  但是,戰爭以及戰爭的結果推動「民族建設」的緊迫而持續的壓力,遠遠超過這些哲學思考和緩慢進化的社會潮流,軍事實力使得許多歐洲王朝可以鎮住他們本國的大亨,保證政治一致性和權威(雖然經常要向貴族妥協)。軍事因素,或者確切地說,地理戰略因素,有助於形成這些新的民族國家的地理邊界,同時頻繁的戰爭誘導民族意識——至少是以消極的形式——也就是說讓英國人學會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麥人,荷蘭反叛者恨他們從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戰爭,特別是有利於步兵的那些費錢的防禦工事和艦隊發展的那些新技術,迫使參戰國家花費比以前更多的費用,在收入中找出相應的數目。所有關於早期近代歐洲政治花費的普遍增加,關於新的稅收組織,關於國王與各集團之間的關係在改變的議論,不提到軍事衝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像的空論。在伊麗莎白的英格蘭或者費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後幾年裡,政府全部開銷的3/4用於戰爭,或者用於償還上次戰爭欠下的債務。陸軍和海軍行動並不一定總是新的民族國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這些國家最費錢最緊迫的行動。   
  不過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紀,徵收賦稅、支持軍隊、裝備艦隊、發佈命令、指揮軍事戰役這類行動,比如說,就像1944年諾曼底登陸那樣進行,那就錯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的,早期近代歐洲的軍事機器是笨拙低效率的。在這個期間徵集和控制一支軍隊是一樁困難之極的事業;衣衫襤褸的部隊,運輸問題,不標準化的武器,這些都是令大多數指揮官感到絕望的問題。即使有足夠的款項用於軍事目的,貪污和浪費又要拿走一部分。   
  因而武裝力量並不是一個國家的可預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大隊人馬由於後勤供給短缺,或更嚴重的是缺乏薪餉而失去控制,是屢見不鮮的。佛蘭德軍在1572年到1607年之間至少發生了46次嘩變,同樣的,其他勁旅亦然,雖然不那麼頻繁,例如,在德意志的瑞典軍隊和克倫威爾的新軍,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惡地評論道:   
  歷史上由於匱乏和混亂而自我毀掉的軍隊,比毀於敵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親眼看見了,在我的任期內開始進行的所有行動,都因為這個原因而不能完成。   
  這個薪餉和供給的問題從所有方面影響軍事行動。有位歷史學家證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驚人機動性,並不是像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軍事戰略計劃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為他們的龐大軍隊尋找食品和飼料。早在拿破侖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揮官們就已知道,一支軍隊吃飽了肚子才能前進。   
  但是這些物質條件的限制也適用於國家政權,特別是在為戰爭籌款的問題上。這個時期的國家不管多麼繁榮,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為這場漫長衝突的費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麼樣的新稅,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間總有一個差距,只能靠貸款來彌補上,或者從私人銀行家如富傑爾斯那裡去借,或者像後來那樣,從一個經營政府債券的正式組織的金融市場去借。不過,螺旋式上升的費用迫使君主拒付債務,貶值貨幣,或者試圖採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結果帶來急功近利,但造成長期損害,這樣的事例亦是屢見不鮮的。正如他們的指揮官拚命想辦法維持軍隊秩序,餵飽戰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過著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糾纏著要議會批准更多的額外賦稅、強迫富人和教會「捐贈」、與銀行家和軍火商討價還價、劫掠外國財寶貨船、迴避眾多的債權人等等,這就是那些年代裡統治者和他們的官僚被迫從事的差不多是經常性的活動。   
  因此,本章的論點並不是說,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沒有做出其他大國幹得很漂亮的事情。這裡並沒有出現驚人的對照,成功和失敗僅僅是用很小的差別來決定的。所有的國家,包括聯合省,都由於軍事和海軍戰役造成的不斷的資源損耗而處於嚴重壓力之下。所有的國家都經歷了財政困難、軍隊嘩變、供給不足、國內反對增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年代經受的不如說是耐受力的鬥爭,把參戰國逼得越來越接近財窮力竭。到了「三十年戰爭」的最後10年,很明顯,雙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華倫斯坦指揮的那樣規模的軍隊,因為各方都確確實實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勝利只是模糊的、相對的。他們在維持物質基礎與軍事實力的平衡上,幹得恰好比對手哈布斯堡強了一點點。至少有些勝利者看到了在一場長期鬥爭中,國家的財富資源應該小心使用,而不是亂用。他們也可能承認,不管是多麼勉強地承認,商人、製造商、農夫與騎兵軍官以及槍兵對他們來說一樣重要。但是,他們對此的理解超過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靈頓公爵後來的話說,這是一個「要命的勢均力敵的事」。大多數大型鬥爭都是如此。   
  【注】   
  〔1〕《比利牛斯和約》即結束法國和西班牙戰爭(1635—1695年)的條約。——譯者注。   
  〔2〕大約占1600年歐洲10 500萬人口中的2 500萬。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國15—17世紀設在威斯敏斯特宮內的法庭,以濫刑專斷著稱於世。——審校者注   
  〔4〕我的同事羅伯特·阿史頓教授提醒我說,在這整個時期裡任何公佈的英國(或許還有其他國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義上的;官吏減去的數目,賄賂、貪污、記賬混亂等使公佈的給陸軍和海軍的「分配額」大大降低。同樣,國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達君主手裡。因此這裡提供的統計數字是示意性的,而並非權威性的。   
  〔5〕華隆人,居住在比利時南部、東南部及附近的法國境內。——審校者注   
  最初由路易十四,後來又由拿破侖統治的法國,比歷史上任何國家都更接近於控制整個歐洲。   
  《比利牛斯和約》的簽訂,當然並沒有結束歐洲列強之間的你爭我奪,也沒有改變他們通過戰爭消除爭端的積習。但在1660年以後一個半世紀裡進行的國際紛爭,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與前一個世紀是不同的,這些變化本身反映了國際政治演進中的一個階段。   
  1660年以後,列強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徵是歐洲列國之間名副其實的多極政體的形成,各國不再為跨國利益、宗教信仰而戰了,他們對戰爭或和平的決斷,越來越多地受「國家利益」所左右。這一變化當然不是轉瞬之間完成的,也不是絕對的。1660年以前,歐洲各國的活動當然也考慮到它們的世俗利益,同時宗教偏見仍然給18世紀的許多國際糾紛火上加油。1519—1659年,時代的主要特點是奧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權軸心國同新教國家及法國作戰,不過這一特徵現在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暫多變的、鬆散得多的聯盟體系。各國在一場戰爭中曾是對手,而在下場戰爭中又經常成為盟友。這說明它們在決定政策時首先考慮的是現實政治,而不是虔誠信仰的宗教信念。   
  對於這樣一個反覆無常、多極的體系來說,外交和戰爭上的風雲變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一些國家崛起,另一些國家衰落,這不是什麼新鮮事,而是各個時代所共有的現象,這使該體系更加複雜化。從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國攫取最高權力,到1815年拿破侖·波拿巴滑鐵盧戰敗投降,在這一個半世紀的國際對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國家(奧斯曼帝國、西班牙、荷蘭、瑞典)淪為二等國家,波蘭也跟著黯然失色。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對其世襲領地進行各種各樣的疆域和結構調整後,勉強保持了一流大國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蘭登堡-普魯士邁出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後,也躋身一流大國之列。為了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在西部,1660年後法國迅速擴張其軍事力量,在許多觀察家看來,其軍事力量幾乎同半個世紀前哈布斯堡的軍事力量不相上下。僅僅由於法國的海上與大陸上的鄰國在一系列曠日持久的戰爭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結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國控制西歐的力量。但在拿破侖時期,法國重整軍備,取得了一系列高盧式的軍事勝利,只是因為另外四大強國的聯盟才功敗垂成。即使在1815年戰敗之際,法國仍不失為主要國家中的一員。當18世紀開始時,在歐洲的中心地帶,西部的法國與東部的兩個德意志國家,即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帝國之間,緩慢形成了一個大體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在這個世紀裡,在大國體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是發生在歐洲的側翼,甚至更遠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歐國家一步一步地把他們在熱帶地區,特別是印度和東印度、南部非洲乃至遠及澳大利亞的一小塊的、不穩定的領地擴展成大片領地。在這些殖民國家中幹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國。英國國內局勢自從1688年威廉和瑪麗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後已「穩定」下來,於是又開始按部就班地發揮伊麗莎白時期作為歐洲最強大海洋帝國的潛力了。即使是18世紀70年代失去其對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個獨立的、有強大防衛能力和可觀的經濟實力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出現,也只是暫時地阻止了英國影響在全球的增長。可以與之相比的是俄國取得的成就,在整個18世紀,它向東、向南擴張,跨過亞細亞大草原。而且英、俄兩國雖然坐落在歐洲東西兩個邊緣,但都對中歐的命運極感興趣。英國捲入德意志事務是因為它同漢諾威有王朝間的聯繫(從1714年喬治一世繼位起),而俄國則決心要在其鄰國波蘭的命運問題上發號施令。從宏觀上說,倫敦和聖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歐洲大陸建立一種均勢,並願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換句話說,歐洲列強體系開始變成五大國——法國、哈布斯堡帝國、普魯士、英國和俄國——以及一些諸如薩伏依一類的小國和像西班牙那樣正在衰落的國家的體系。   
  為什麼這些實力明顯不相等的國家,特別是5個大國能夠保持(或加入)這樣一個國家「大聯盟」呢?純粹從軍事上加以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例如,人們很難相信這段時期內大國的興衰主要歸因於陸軍和海軍技術更新,比如說一國比另一國獲益更大的技術更新〔1〕。當然,在武器裝備上是有許多小的改進:如燧發槍(帶槍刺)在戰場上取代了長矛;炮兵更加機動靈活了,特別是繼18世紀60年代由法國的格裡博瓦發明新式大炮以後;被稱作加農炮的一種口徑大、炮管短的海軍艦炮(最初由蘇格蘭的加農公司於18世紀70年代末製造)提高了戰艦的摧毀能力。戰術思想也得到改進,在人口和農業生產穩步增長的背景下,組建更加龐大的軍事單位(師、軍)成為可能,到18世紀末,肥沃的農田可以輕而易舉地供養師、軍這類龐大的軍事單位。然而,公平地說,1815年威靈頓的大軍同1710年馬爾巴勒的大軍並無多大差別,而納爾遜的艦隊也不比迎戰路易十四戰艦的艦隊在技術上先進多少。   
  事實上,由於國家力量的增強,18世紀發生在陸軍和海軍領域最重大的變化,大概要數組織上的變化了。這一變化的典型毫無疑問非路易十四的法國(1661—1715年)莫屬了。他的大臣們柯爾培爾、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國內加強王權,在國外為國王增添光榮。法國建立了陸軍部,由其行政長官來檢查部隊的資金籌措、供給和組織,馬蒂奈作為總監製定了訓練和軍紀的新條令,在陸上新建了各式各樣的軍營、醫院、閱兵場和彈藥庫,以維持太陽王的龐大陸軍,並在海上組建了一個集中指揮的龐大艦隊。所有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國家起而傚尤。國家對軍隊的壟斷並使其官僚化,顯然是「立國」的中心部分。其發展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進程,這是由於國家權力的擴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會使軍隊有一定程度的常備性,這在一個世紀以前是沒有過的。現在不僅有「職業性」的「常備」軍和「皇家」海軍,還有更加發達的軍事學院、軍營、船塢等基礎設施以及管理它們的行政長官。現在,權力是國家的權力,無論它表現為東歐開明的專制政體、英國的議會制還是稍後大革命中法國的民眾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國家可以很快地模仿這些組織機構上的改進(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後短短的幾十年中對俄國軍隊進行的改革),而在沒有維持大國地位的保證時,這些國家自己也會對其組織機構再進行改革。   
  比起用純粹軍事上的發展進步來解釋1660—1815年間大國的力量對比來說,另外兩個因素:財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為重要。這兩個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把它們合起來看,就可能對這個時期多次戰爭造成的、乍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敗模式產生清楚一些的認識。        
第三部分 金融革命一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藝復興時期的王公們已清楚地認識到為國家創收的生產性經濟基礎和財政的重要性。18世紀舊君主政體興起,他們擁有龐大的軍隊和眾多戰艦組成的艦隊。這些又促使政府發展經濟,增強籌措和管理有關資金的財政機構。不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間的7場大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是持久戰。因而勝利總是屬於更有能力保持信譽、持續獲得給養的大國,確切地說由於英國同法國都有盟國,勝利常常屬於大國的聯盟。事實上,這種聯盟之間的戰爭只增加了戰爭的持久性,因為交戰一方若資源耗盡,還可以向更強大的盟國尋求貸款和支援以維持作戰。在這種花費巨大和耗竭資源的戰爭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錢,錢,更多的錢」。正是這種需要成了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所謂「財政革命」的背景。當時一些西歐國家為支付其戰爭費用,發展了一套複雜的銀行和信貸系統。   
  的確,這個時期的財政變化還有第二位的、非軍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幣的長期匱乏,特別是1693年葡屬巴西發現金礦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紀,歐洲同東方的貿易越發展,越有更多的白銀為支付貿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幣。此外,歐洲貿易的增長,特別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產品貿易的持續增長,加之永久性貿易中心代替中世紀歐洲的季節性交易市場,使財務結算的規則性和可靠性增強。這就大大增加了匯票和信用票證的使用。特別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還有倫敦、里昂、法蘭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現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經銷人、金匠(他們經常放債)、證券經紀人,以及數目日益增加的聯合股份公司的經紀人。這些金融業者和錢莊採用文藝復興時期在意大利已經出現的金融業習慣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撐著近代早期世界經濟的國家的和國際的信貸體制。   
  但是,還是戰爭給予歐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動。如果說費利普二世時期和拿破侖時期財政負擔只是程度上的差別的話,那麼這種差別也是相當可觀的。在16世紀打一場戰爭只要幾百萬英鎊,到了17世紀末,打一場戰爭要幾千萬英鎊;而在拿破侖戰爭末期,主要交戰國的開支有時一年就達上億英鎊。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大國間這些曠日持久、此起彼伏的衝突對西方商業和工業的發展是否利大於弊,這是永遠也不可能滿意地加以解決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決於你是否以長期戰爭前後的相對繁榮和實力作參照,竭力估算出一個國家的絕對增長。有一點很清楚,即使在18世紀中稱得上最繁榮、最「現代化」的國家,全靠其平時的正常收入也不夠支付它在這個時期所進行的戰爭。事情遠未到此為止,大幅度地提高稅收,即使有現成的機構去徵收,也很可能觸發國內的動亂。這正是所有政權都為之提心吊膽的事情,特別是在同時面臨外國挑戰者的時候。   
  其結果是,各國政府為戰爭籌措足夠資金的唯一辦法就是借款,即通過出售債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辦法是向那些借錢給國家的人出售償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長期公債券。有了資金來源的保障之後,官員們就有能力支付軍火商、供應給養的商人、造船主以及軍隊的官兵們。從許多方面來說,這種一邊大量借錢,一邊大量花錢的雙向體制就像是一個風箱,給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族國家本身的發展吹風打氣。   
  不論對後世的人來說這是多麼自然的事情,還是有必要強調這個體制的成功仰仗的兩個關鍵因素:足夠有效的籌措貸款的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維持政府的「信譽」。在這兩個方面,聯合省都做得很出色。這倒沒什麼奇怪的,荷蘭的商人們是政府的組成部分,他們希望像管理一家聯合股份公司一樣,用同樣不打折扣的財政原理來管理國家。因而為政府開支定期地高效率徵收賦稅的荷蘭三級議會,能夠將利率定得很低,從而降低償債額,這是很恰當的。這一體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動極大地加強了,它很快就使聯合省獲得了清算債券、貼現和提供貸款的國際聲譽。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種格局和一種氣氛,在這種格局內有固定利息的長期國家貸款便被視為家常便飯一類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為荷蘭剩餘資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國的公司投資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國政府認購各式各樣的債券,特別是在戰爭期間。   
  這裡沒有必要研究這些活動對聯合省經濟的影響,雖然那是明擺著的。如果首先沒有一個繁榮的商業和生產基礎作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會成為大陸的金融中心。此外,應該看到遠期的影響也許是不利的,因為源源不斷的政府貸款的收益使聯合省的經濟越來越脫離生產性經濟而變成一種高利貸式的經濟。它的銀行家們不大情願冒風險將資金投入18世紀末大規模的工業建設項目。輕易即可籌借貸款最終使荷蘭政府背上巨大的債務包袱,而靠消費稅來償付又使其工資和物價上漲,結果使荷蘭商品失去競爭力。   
  對我們所討論的目的更為重要的,倒是荷蘭在認購外國政府債券時,對他們顧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滿不在乎,更關心的倒是它們財政上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把荷蘭給俄國、西班牙、奧地利、波蘭和瑞典等歐洲列國所定的貸款條件視為一種尺度,用它來評定各國經濟潛力、它們給銀行家們提供的抵押、它們償付利息和貼水的記錄、最後是它們在群雄混戰中取勝的前景。這樣,波蘭政府債券在18世紀末的暴跌,以及與之相反的奧地利幾十年來常被忽視的非同一般的資信能力,就反映出這些國家不同的耐久力。   
  但是,財政實力和強權政治之間這種至關重要的關係的典型例子,要算這一時期兩個最大的冤家對頭英國和法國。由於他們之間衝突的結局影響著整個歐洲的均勢,所以值得對他們的經歷進行深入的探討。有一種觀點認為,18世紀的大不列顛顯示了堅強和勢不可摧的商業與工業力量的增長,顯示出不可動搖的財政信譽以及一個可變的、向上流動的社會結構,與之比較起來,舊制度的法國則是建立在窮兵黷武、經濟落後和等級制度森嚴的一盤散沙之上,這種陳舊的觀點看來是站不住腳的。在某些方面,法國賦稅制度比起英國來,稅率遞減不那麼嚴重。另一方面,儘管它在一些重要項目上落後,如煤的蘊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紀時法國的經濟仍呈現出向工業革命「起飛」的現象。它的軍火生產是十分可觀的,它還擁有許多熟練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業家。比起它的海島鄰國來,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規模的農業,因而更富足。法國政府的收入和軍隊的數量使任何一個西歐對手都相形見絀。同威斯敏斯特的政黨政治相比,其統治經濟制度似乎賦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預見性。因此,18世紀的英國人在注視海峽對岸時,更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國家的相對劣勢而不是實力。   
  儘管如此,英國體制在財政領域還是擁有關鍵的優勢。這在戰時增強了它的國力,在平時加強了它政治的穩定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不錯,雖然它總的賦稅制度比法國來說稅率遞減得更大,這就是說更加依賴於間接稅而不是直接稅,但由於這種獨一無二的特色似乎使公眾對它的不滿不那麼強烈。比如說,在英國沒有法國那樣大批的包稅人、收稅官和其他中間人。英國的許多稅是「無形的」(對幾種基本產品的消費稅),或看上去只損害外國人的利益(關稅)。它國內沒有通行稅。法國的商人們對國內的通行稅深惡痛絕,它阻礙了國內商業的發展。英國的土地稅在18世紀是主要的直接稅,不允許有特殊的豁免,同時對社會的大部分人來說也是「無形的」。這些不同形式的捐稅由選舉出來的議會加以討論,然後授權徵收。儘管議會有種種缺陷,看來還是要比法國的舊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國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國,當注意到這一要點時,這個島國的居民情願並且能夠相應地多交納一些捐稅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後,雖然很難用統計數字來證明,人們卻可以論證英國較輕的直接稅負擔不僅增加了社會中小康人家的儲蓄傾向(這樣在平時就積累起投資的資金),而且也為戰時積聚了可徵稅的大量財富,戰時英國就開徵了更高額的土地稅和在1799年開徵直接稅,以應付國家緊急需要。這樣,到了拿破侖戰爭時期,儘管人口還不到法國的一半,英國每年從賦稅籌集的收入第一次超過了比它大的鄰國。   
  然而,不論上述成就是多麼了不起,其重要性比起英法兩國在公共信貸制度上更重大的差別來,也就黯然失色了。事實上,在18世紀絕大部分戰爭時期,在為額外的戰爭開支所另外籌措的款項中,幾乎有3/4來自借款。英國在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佔有決定性的優勢。首先是體制性結構的演進容許高效率地籌措到長期貸款,而同時負責定期償付由此產生的債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創建的英格蘭銀行(最初作為戰爭中的應急措施)和稍後對國債的調整,以及債券交易的興旺和「鄉村銀行」的發展,這兩個方面為政府和商人獲得資金開闢了財源。在一個硬幣匱乏的時代,形形色色紙幣的發行在沒有引發通貨膨脹和導致信譽下降的情況下,帶來了極大的好處。但是,如果國家的證券沒有歷屆議會及其徵收附加稅的權力作擔保;如果沒有從沃爾波爾到小皮特的歷屆政府殫精竭慮使銀行家們和公眾相信他們毫無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準則行事,是「節儉」的政府;如果沒有商業和工業的持續發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提供了關稅和消費稅收入的同步增長的話,那麼這場「金融革命」就很難成功。只要皇家海軍保護著英國的海外貿易並扼制住敵人,即使戰爭也未能阻止這種增長。英國的「信譽」就是建立在這種牢固的基礎上的,儘管有早期的動盪,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對,以及近乎金融災難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產。英國的歷史學家們曾評論道,「儘管在處理英國公共財政時弊病百出,但是在該世紀後一段時期,英國比起任何其他歐洲國家來說,都更加守信譽,更加有效率。」   
  其結果不僅令利率穩步下降,〔2〕而且使英國政府債券對外國投資者,特別是對荷蘭人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場上進行定期的英國政府債券交易,成為聯繫英荷兩國貿易和金融關係的重要部分,並對兩國的經濟都帶來巨大影響。在「強權政治」的條件下,它的價值在於:儘管反對法國的盟國荷蘭已變成左右為難的中立國,聯合省的資金卻能屢次為英國進行戰爭輸血打氣。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獨立戰爭是英國陸軍、海軍、外交和貿易的弱點都暴露無遺的一次衝突,因而它的資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有在這次戰爭時期,荷蘭資金的流入才趨於枯竭,即使倫敦準備提供更高的利率也無濟於事了。可是到了1780年,當荷蘭加入法國一方對英作戰時,英國政府發現它自己的經濟實力和國內可供使用的資金與往昔大不相同,國內投資者幾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國舉借戰債能力的絕對數額及其最終成績可歸納為表2:   
  表2.英國戰爭時期的支出和收入(1688—1875年)   
  (單位:英鎊)   
  這些數字的戰略意義在於英國能夠「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財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隻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會付諸東流」。儘管許多英國評論家在整個18世紀一提到英國債務的龐大數額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就談虎色變,但事實上(用主教柏克利的話來說)信貸是「英國對法國的首要優勢」。最後,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別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產,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這又使英國增加了一項對法國的優勢。   
  為什麼法國未能傚法英國的這些習慣做法,現在看來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法國沒有一個合適的公共財政體系。從中世紀以來,法蘭西王國的財政活動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僧侶、地方顯貴以及越來越多的包稅人把持。他們為國王徵收捐稅,督辦王室專賣,作為回報,他們從中獲得一部分收益,並同時以很高的利率貸款給法國政府,從中獲得預期的收入。在這種制度下,不僅徵收煙草稅和鹽稅的包稅商貪污受賄,就是那些徵收人頭稅之類直接稅的教區收稅員、地方收稅官和地區收稅官也都是假公濟私。他們每一個人在將錢交給上一級機關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折扣」,每個人還獲取當初為購買官職所付代價的5%的利息。更有許多高官顯貴被控告在將其徵收的錢款上交王室財庫前,直接將一部分錢付給政府承包商或作為他們的佣金。這些人也向國王放款取利。   
  這樣一個鬆散、隨意湊合的機構從骨子裡就是腐敗的,納稅人的許多錢財結果都落入私人的腰包。有時,特別是在戰爭結束之後,也發起對這些理財的人進行一番清查,致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支付「賠償」或接受低一些的利率,但這樣的舉動僅僅是姿態而已。一位歷史學家爭辯道,「真正的病根在於這個制度本身。」這種低效率的第二個後果是,至少到18世紀70年代內克改革之前,法國人都沒有一個全國性賬目核算的總體意識,沒有支出與收入的年度賬目,對財政赤字也認為無關緊要。只要能為其軍隊和宮廷的眼前急需搞到錢,國債的步步上升對國王來說是無足輕重的。   
  儘管早先的斯圖亞特王朝也表現出與此類似的漫不經心,但到18世紀前英國就實行了一套由議會控制國家財政的體系,使英國在爭霸鬥爭中佔有很大優勢。英國政府的開支和國債增長並沒有損害(也許實際是促進了)英國在商業和工業領域的投資,而法國在多數情況下似乎是鼓勵那些有剩餘資金的人去收買官職或年金,而不是鼓勵他們將錢投到生產中去,這種情況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有時也的確有人試圖為法國建立一個國家銀行,以便有效地管理債務,並提供低息貸款。但這些設想總是遭到那些在現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對。因而法國的財政政策,如果它真配這個稱呼的話,始終是顧頭不顧尾。   
  法國商業的發展在許多方面也受到困擾。例如,比較一下法國港口城市拉羅捨爾是在何種不利情況下同英國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競爭的,倒是很有意思。所有三個城市都躍躍欲試,要在18世紀「大西洋經濟」騰飛裡一顯身手,而拉羅捨爾地理位置優良,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島的三角貿易線上。可悲的是,雖然商人有這樣的熱望,法國的拉羅捨爾卻不時地遭到國王的掠奪。他「對金錢貪得無厭,冷酷無情地搜刮新的更多的收入來源」。大量「沉重的、不平等的及橫徵暴斂的直接和間接的商業稅」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賣官鬻爵使地方資金不能用於商業投資,而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又加劇了這種趨勢。專利公司限制了進取精神。更有甚者,儘管國王強迫拉羅捨爾在18世紀60年代建造了一個耗資巨大的大軍火庫(否則拿走全城的所有收入!),但戰爭真的來臨時,法國卻將其置之不用。由於通常法國政府將其目標放在陸上而不是海上,同處於優勢的英國皇家海軍頻繁作戰給拉羅捨爾帶來災難性後果。它眼睜睜地看著它的商船被擄掠,賺錢的奴隸貿易被中斷,它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的海外市場喪失殆盡。所有這一切還都發生在海上保險費暴漲並開徵緊急稅的時候。法國政府還常常感到不得不允許其海外殖民者在戰時用中立船貿易,這好似致命一擊,使得這些市場在和約締結時更難恢復元氣。對比之下,大西洋上的英國經濟在整個18世紀都在穩步地發展。如果說有什麼在戰時(儘管有法國私掠船的襲擾)從掌握權力又獲得利潤的英國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好處的話,那就是貿易與海外領地,它們是不可分割的。   
  法國財政不健全的最大惡果,是戰時它的陸軍和海軍的浴血奮戰在許多方面都成為徒勞了。由於制度的低效率和不可靠性,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獲得給養,如海軍儲備,而軍火商們往往又比他們同英國或荷蘭海軍部訂合同時開價更高。對法國君主政權來說,在戰時籌措大筆資金往往是最頭痛的事,儘管到18世紀70到80年代它已經越來越依賴荷蘭的資金了。由於它貨幣幣值長期浮動、部分賴債以及它對短期或長期債券持有人的種種蠻橫無理的做法,使金融家們對法國要求收取比英國或許多其他歐洲國家都高得多的利息,而借貸無門的法國也只好同意。〔3〕然而即使法國情願接受這些苛刻的條件,波旁王朝還是無法籌措到足夠的資金去支持它在持久戰中的軍事行動。   
  最能說明法國這種弱點的時期,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年代。對於英國來說,這不是一場光彩的戰爭。它喪失了最大的一塊殖民地,眼看著國債上升到2.2億英鎊。但由於這些錢主要是以3%的低利率借來的,因而每年償還借款的總額只有733萬英鎊。這場戰爭對法國的實際損耗要少得多。不管怎麼說,法國只是到戰爭進行到了一半時才參加進去,而且還是在內克平衡國家預算的努力之後。同時,這一次法國不必部署一支龐大的陸軍。但是,這場戰爭花費了法國至少10億列弗爾。幾乎所有這些錢都是以英國政府所借貸款至少兩倍的利率借來的短期貸款。兩國為償還債務,都耗費了各自國家年支出的一半。但是在1783年之後,英國立即著手採取一系列措施(建立一種統一收入基金「償債基金」,改善政府賬目)以穩定債務總額,加強其資信能力。這大概是小皮特最輝煌的成就,相反,法國方面每年都發行大量新的債券以籌款。這是因為「正常」收入即使在平時也不敷支出,隨著赤字年年增長,法國政府的信譽進一步削弱。   
  令人吃驚的統計結果顯示,到18世紀80年代末期,法國國債數額顯示幾乎達到英國的水平,近2.15億英鎊,但它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國的2倍,即1 400萬英鎊。更糟的是,法國歷任財政大臣試圖徵收新稅的努力都遭到公眾頑強的抵制。是加隆提出的導致召開顯貴會議的賦稅改革議案、反對最高法院的動議、國庫停止償付債務以及隨後(1614年以來的第一次)於1789年召集的三級會議,終於觸發了法國舊制度的最終崩潰。國家失去償付能力和革命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在嗣後的危機年代裡,法國政府愈加增發鈔票(1789年發行1億列弗爾,1790年發行2億列弗爾)。這種手段被制憲會議的應急措施所取代。它沒收了教會的地產,按其估計價值發行紙幣。所有這一切導致了更嚴重的通貨膨脹,而1792年作出打仗的決定更是雪上加霜。雖然以後國庫內部進行的行政改革和革命政權瞭解真相的決心,的確穩固地建立了一個類似於英國及其他國家的、統一的、官僚化的稅務機構。但持續到1815年的國內動亂和過度的對外侵略擴張,導致法國經濟越來越遠地落到它主要對手的後面。   
  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家們都被如何增加稅收,以支付正在進行的和以前進行的戰爭所困擾。即使在和平時期,維持其軍隊也要耗費國家財政支出的40%—50%,而在戰時,國家支出總額遠遠超過平時,軍費要占總支出的80%甚至90%。不論各國政體如何,不論是君主獨裁帝國、有限君主政體,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整個歐洲無一例外都面臨著同樣的難題。在每一輪戰爭之後(特別是在1714年和1763年以後),大多數國家都極度渴望喘息一下,從精疲力竭的經濟中恢復過來,騰出手來對付因戰爭和苛捐雜稅常常導致的國內不滿。但是,歐洲列國制度的競爭性和利己主義本性意味著長期的和平是稀有的。因此,在幾年之內,各國又在為新的大戰作準備。但是如果連歐洲最富強的三個大國,法國、荷蘭和英國都不堪這樣的財政重負,更窮的國家又怎麼能擔負得起呢?   
  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簡單的——他們負擔不起。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雖然能夠從王室領地和專賣公司中取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如果不靠三種「特殊」的收入來源,即掠奪薩克森和梅克倫堡這樣的鄰國,以及在1757年後從它富裕的盟邦英國那裡得到津貼,也應付不了奧地利王位爭奪戰和七年戰爭的巨大開銷。對於效率不高、權力分散的哈布斯堡帝國來說,支付戰爭費用更是一個大問題。很難相信在俄國和西班牙情況會好多少。對這兩個國家來說,除了進一步壓搾農民和貧窮的中產階級外,開源增收是沒什麼指望的。由於舊制度下的許多階層(例如匈牙利的貴族,西班牙的僧侶)都要求免稅,即使發明了巧妙的間接稅、貨幣貶值和印刷紙幣,也還是難以在和平時期供養分工複雜的軍隊和宮廷。所以戰爭的爆發就迫使各國採取特殊的財政措施以應付國家的緊急需要。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增加對西歐金融市場的依賴,或者是更加依賴倫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濟。這些錢便可用於收買僱傭兵和軍需品。「沒有錢,就沒有瑞士僱傭兵」可能曾是文藝復興時期王公們的一個口號,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侖時代,這仍是生活中無法迴避的基本現實。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決定列國在18世紀各場戰爭中命運的總是財政因素。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僅此一點並不能阻止聯合省從一個主要大國的地位跌落下來。相反,俄國雖然經濟落後,政府資金相對匱乏,但該國在歐洲事務中發揮的影響和實力卻與日俱增。要解釋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給予第二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地理對國家戰略的影響——給予同樣的重視。        
二 地緣政治   
  由於歐洲列強政治固有的競爭性,以及貫穿於整個18世紀各國之間同盟關係的不斷變動,敵對國家常常從一場衝突到另一場衝突時遇到截然不同的情況,有時是極為變幻莫測的命運。秘密條約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強之間組合的不斷變化。由此引起歐洲均勢、陸軍和海軍兩個方面的力量對比的動盪變化。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國極大地依賴其外交家的聰明才智,更不用說武裝部隊的效能了。同時它還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這裡所說的地理因素不僅包括一個國家的氣候、原料、農業生產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儘管這些因素對一國的全面繁榮強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個國家在這些多邊戰爭中所處的戰略位置這樣一個關鍵問題。某一特定國家是否能將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條戰線,還是不得不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它是同弱小國家接壤呢,還是同強國接壤?它主要是陸上大國呢,還是海上大國?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一切又給它帶來何種有利因素,何種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戰爭的話,能否輕易地從一場中歐大戰中脫身?它能否從海外獲得額外的資源?   
  聯合省在這個時代的國運興衰是說明地理因素對政治產生影響的一個極好的例子。在17世紀初期,它具備了國家發展的許多要素,諸如國內經濟繁榮,社會穩定,陸軍訓練有素,海軍實力雄厚,而它的地理位置當時也看不出對它有何不利之處。恰恰相反,縱橫交錯的河網為它對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瀕臨北海,又為它利用富饒的鯡魚資源提供了通路。但一個世紀之後,荷蘭面對幾個強敵,卻在保衛自己的困境中掙扎。自從克倫威爾的英國和柯爾培爾的法國採取重商主義政策後,荷蘭的商業和航運就受到了打擊。不論特隆普和德·呂泰爾那樣的指揮官戰術指揮才能多麼傑出,在對英國的海戰中,荷蘭商人或者不得不闖過兩翼受敵的英吉利海峽,或者不得不兜個大圈子,繞過波濤洶湧的蘇格蘭,而這條路線(像他們捕撈鯡魚一樣),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擊。盛行的西風助了英國海軍將領們一臂之力,而荷蘭沿岸的淺海,限制了荷蘭戰艦的吃水深度,從而限制了戰艦的噸位和火力。同樣,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貿易也越來越暴露在不列顛海軍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羅的海的轉口貿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樣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對手所削弱。儘管荷蘭可以暫時派一支龐大的艦隊前往受到威脅的某地重振雄風,但它對長久維持遠海的廣泛而脆弱的利益還是束手無策。   
  從17世紀60年代起,荷蘭在陸上的弱點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法國的威脅之下,這使荷蘭處境更加艱難。由於這一威脅比一個世紀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脅要大得多,荷蘭被迫擴充自己的陸軍(到1693年實力為93 000人),並將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邊界的要塞中去。這從兩方面耗盡了荷蘭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錢用於軍事開支,從而造成戰債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費稅和工資,削弱了本國商業的長遠競爭力。荷蘭在戰爭時期遭受大量的人員損失,而在整個這一時期,荷蘭人口反常地停滯在200萬人上。由於這個緣故,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2—1713年)期間接踵而至的戰鬥中,當馬爾伯勒執意派遣英荷聯軍對法國的正面防線發動浴血進攻而造成人員的慘重損失時,荷蘭人理所當然地感到驚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締造的英荷聯盟同時起了雙重作用,它既挽救了聯合省,同時又是促成它作為一個獨立大國衰落的重要因素。這同兩百餘年後的「租借法」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轍。它們既挽救又削弱了當時在馬爾伯勒的後裔溫斯頓·丘吉爾領導下為生存而戰的不列顛帝國。在1688年和1748年之間對法國的數次戰爭中,荷蘭都感到資源不足。這對它意味著必須把防務開支的3/4用於陸軍,因而忽視了艦隊。而英國卻在海上和殖民活動中佔了越來越多的份額,並從中撈取越來越多的商業利益。簡言之,當倫敦和布里斯托爾的商人們興旺發達起來時,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們卻倒了大霉。由於英國不顧荷蘭要保持同法國商業聯繫的意願,在戰爭期間經常竭力阻止同法國的一切貿易往來,就使荷蘭商人損失更大。這也反映出聯合省在整個這一時期是多麼深地捲入(因而更加依賴)對外貿易和金融往來。而英國的經濟相對來說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戰爭時期聯合省宣佈保持中立,也沒有幫它多少忙。因為驕橫的皇家海軍拒絕承認「自由商船,自由貨物」的原則,決意要封鎖法國,阻止其用中立國船隻進行海外貿易。英荷兩國在1759年間就這一問題所發生的外交糾紛,在美國獨立戰爭初期又多次發生,並最終導致兩國1780年以後的公開衝突。這些衝突絲毫無助於英國或荷蘭的海上貿易。直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荷蘭人發現他們自己愈加陷進英法兩國的夾縫中間,受到普遍賴債的損失,受國內分裂的影響,同時,在它既無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處的世界競爭中,丟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貿易。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強幹以及對「剩餘資本」的依賴也是無力回天的。   
  與此相類似,法國在更大程度上由於它是海陸混合型國家而在18世紀吃盡了苦頭。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於大陸上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要用於海上和進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統治初期,戰略上這種顧此失彼的情況還不是很明顯。法國的力量堅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質力量上:廣袤又比較單一的領土、自給自足的農業以及約2 000萬的人口,這允許路易十四把他的大軍從1659年的3萬人增加到1666年的9.7萬人,進而擴充到1710年的35萬人。太陽王外交政策的目標也是建立在歐洲大陸傳統之上的:通過在南部打擊西班牙,向北向東奪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擊的聯繫地帶以及德意志的領土弗朗什-孔戴、洛林、阿爾薩斯、盧森堡和南尼德蘭,從而進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當時由於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奧地利忙於應付來自土耳其的威脅,而英國起初保持著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贏得20年的勝利。但是好景不長,法國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國的不安。   
  法國戰略上的問題在於,儘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強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麼有利於進行決定性的對外征服戰役:它在各個方向上都受到阻礙,部分是一些大國已有的領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礙。例如,進攻尼德蘭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佔有),就要進行艱苦的戰鬥通過佈滿要塞和河流的地區,這不僅要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擊,而且會招致聯合省和英國的反應。法國進攻德意志領土的道路也是荊棘叢生:雖然可以輕而易舉地突破邊界防線,但法軍的交通線卻要長得多,同時還要面對不可避免的敵國同盟,即奧地利人、荷蘭人、英國人(特別是從1714年漢諾威選帝侯繼承英國王位後),還有普魯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18世紀中葉,當法國想要挑選出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國家奧地利或是普魯士作盟國時,這一聯盟的必然結果便是另一個德意志大國站到法國的對立面,並且更為重要的是,後者將竭盡全力爭取英國和俄國的支持,以便挫敗法國的企圖。   
  不僅如此,法國同海上大國進行的每一場戰爭,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從大陸上分散開去,這樣就使其在大陸上進行的戰爭更難取得勝利。一方面要在佛蘭德、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峽、西印度群島、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戰,法國在這兩個戰略抉擇之間搖擺不定,經常導致它「兩頭落空」。雖然法國歷屆政府從來也不情願在財政上做出向英國皇家海軍優勢挑戰所必須的最大努力〔4〕,但還是要撥出一部分資金給海軍。如果法國是一個單一的內陸國家,這筆錢原本可以用來加強其陸軍的。只有在1778—1783年的戰爭中,法國支持美國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時又放棄了對德意志的任何軍事行動,法國才得以羞辱它的英國對手。而在其他所有戰爭中,法國從來沒有能夠在戰略上集中於一點,結果飽受損失。   
  總之,舊制度的法國領土廣大,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一直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要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它的實力又不夠充實,管理國家的效率也不夠高。它在大陸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牽制,因而不可能戰勝由於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敵國聯盟。法國的所作所為,加強了而不是打亂了歐洲列強的多極體系。只有當大革命改變了它的國力,而後被雄才偉略的拿破侖恰當地動用起來以後,法國才得以讓歐洲大陸在一段時間裡對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暫時的。任何軍事天才都無法保證法國對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說俄國和英國了。   
  在幾條戰線上同時面對幾個潛在的勁敵,這個地理戰略上的問題並非只困擾著法國。不同的只是因為法國自己反覆的侵略和長期沒有一個確定的方向,使這個問題更為嚴重罷了。這一時期的兩個德意志大國,哈布斯堡帝國和勃蘭登堡-普魯士也因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處理同樣棘手的問題。對於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來說,這並非什麼新鮮事務。他們管轄的形狀極不規則的領土聯合體(奧地利、波希米亞、西裡西亞、摩拉維亞、匈牙利、米蘭、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後的尼德蘭南部,參看地圖5),再加上其他強國同這些領土所處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國的遺產,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軍事上使盡渾身解數。若要擴大這份遺產就需要更多的聰明才智或者還需要吉星高照,也許兩者都不可缺少。   
  這樣,雖然同土耳其的幾次戰爭(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顯示出哈布斯堡的軍隊全面加強了在巴爾幹的地位,但同日趨沒落的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也耗盡了維也納在這些時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說,當1683年土耳其人兵臨帝國首都城下時,利奧波德一世不得不對法國保持中立,雖然就在同一年發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併」阿爾薩斯和盧森堡的挑釁事件。在九年戰爭(1689—1697年)和稍後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1702—1713年)時期,由於維也納在此以前已經成為強大反法聯盟的一員,它此時顧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麼顯著。但即使在這一時期,這個矛盾也並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對外既要在歐洲保護其總體利益,在普魯士崛起之後又要在德意志內部特別加以防範。18世紀晚期的許多戰爭對哈布斯堡王朝來說都更加變幻莫測。至少從1740年普魯士奪走西裡西亞省之後,維也納在制定其外交和軍事政策時總得用一隻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變得空前複雜:要在德意志內部阻止普魯士的崛起,奧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國的援助,並更經常地在東方請求俄國的幫助。但是法國本身也是靠不住的,還時常需要英奧聯盟加以鉗制(例如1744—1748年間)。此外,俄國的步步崛起也是一個新的麻煩,特別是當沙皇的擴張威脅到立足於巴爾幹領土的奧斯曼人的時候,因為維也納也覬覦著這片土地。最後,當拿破侖帝國的挑釁威脅到歐洲所有其他列強的生存時,哈布斯堡帝國為了同法國霸權作鬥爭,除了參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強大同盟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奧地利的弱點,在18世紀初反對路易十四的同盟戰爭和18世紀末反對波拿巴的同盟戰爭中,也許反而不如在這之間的那些戰爭衝突中暴露得更充分。特別是1740年以後針對普魯士的長期戰爭最能說明問題,它向人們表明:雖然這一時期在哈布斯堡領土上進行了軍事、財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維也納仍不能戰勝另一個比它小的德意志國家,後者在軍隊、收入籌集和官僚機構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國家,法國、英國和俄國的意圖也越來越清楚,它們既不希望奧地利消滅普魯士,也不希望普魯士吞併奧地利。從更大的歐洲範圍來講,哈布斯堡帝國已降為準一流大國,這種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當然還沒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類國家的地位,並且避免了落在波蘭頭上的命運。但是,由於它權力分散,民族眾多,經濟落後,維也納歷屆政府要把它變成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宏偉藍圖一次次地成為泡影。然而,要說奧地利已進入窮途末路還為時過早。正如奧爾溫·赫夫頓所說,「奧地利帝國堅持拒絕趁機解散(對一些人來說簡直是違反常理)。」這說明它仍然具有潛在力量。每一次災難後,接踵而來的就是又一輪改革,即所謂「重建」。儘管維也納在著手進行改革時總是困難重重,但帝國仍然擁有相當可觀的潛力。每一個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歷史學者,對於1792—1815年近24年間面對法蘭西帝國勢不可擋的大軍時,奧地利的軍事抵抗所顯示出的頑強,都會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釋。   
  普魯士的情形,在地理戰略上同奧地利十分類似,儘管他們國內情形大不相同。普魯士的迅速崛起並成為北部德意志最強大王國的原因是盡人皆知的,這裡只需要列舉一下:大選帝侯(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領袖的組織和軍事天才;由容克貴族充當軍官、花掉國家賦稅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戰的普魯士大軍;建立在規模廣大的王室產業以及政府對工商業的鼓勵基礎上的相對的財政穩定;僱傭外籍士兵,任用外國企業家;以及在軍需總監領導下聞名於世的普魯士官僚機構。而且,普魯士生逢其時,正趕上瑞典的崩潰和動亂不安,混亂而衰微的波蘭被瓜分豆剖,而維也納在18世紀初的幾十年中又被一場場戰爭和哈布斯堡帝國王位繼承問題攪得狼狽不堪,這些都是的的確確的。因此,如果普魯士國王們能抓住良機的話,實際上有許多絕妙機會在等著他們。不僅如此,在填補1770年後北歐出現的「權力真空」時,普魯士還從它與其他大國所處的相對地理位置上獲益匪淺。俄國本身的崛起,有助於牽制(或削弱)瑞典、波蘭和奧斯曼帝國。而法國又遠在西方,通常構不成致命的威脅。事實上,法國有時還可以作為普魯士反對奧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國大舉入侵德意志的話,法國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漢諾威(因而還有英國),可能還有荷蘭以及普魯士的反抗。最後,如果這一聯盟失敗,普魯士比其他國家更容易同法國握手言和。對於柏林來說,反法聯盟有時是有用的,但並非必須參加。   
  普魯士的早期國王們擁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種種有利條件,他們縱橫捭闔,得心應手。奪取被一些人稱之為東部工業區的西裡西亞,極大地增強了普魯士的軍事經濟實力。但是當外交關係不再那麼有利時,當腓特烈大帝強大的鄰國決心對他的狡詐進行懲罰時,普魯士在歐洲事務中實際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圖和人口的弱點在七年戰爭中就暴露出來了。僅僅由於普魯士國王及其訓練有素的軍隊不屈不撓的努力,加上他的敵人之間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對可怕的「包圍」得以僥倖逃脫覆滅的危險。但是這場戰爭使普魯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損失慘重,加上18世紀70年代以後它的軍隊故步自封,逐漸僵化,柏林根本無力抵抗以後來自俄國的外交壓力,更不用說抵抗1806年拿破侖的大膽攻擊了。即使晚些時候由沙恩霍爾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軍事改革家領導的重建工作,也無法掩蓋其1813—1815年間仍然虛弱的國力。軍事上,它那時已經處在俄國的下風。經濟上嚴重依賴來自盟國供款者英國的津貼。它獨自還是對付不了法國。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國像奧地利一樣,在一流大國的行列間排在末席,並且一直到18世紀60年代工業和軍事變革以前都是如此。   
  與上述國家比較起來,兩個遙遠的大國,俄國和美國,相對說來固若金湯。它們沒有18世紀困擾中歐國家的戰略上兩面臨敵的困難。的確,這兩個未來的超級大國都有一條「支離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無論美國穿越阿勒格尼山脈和大平原的擴張,還是俄國跨過亞細亞平原的擴張,都沒有遇到軍事上發達的國家對其後方基地造成威脅。它們各自在同西歐打交道時,都享有相對單一「戰線」這樣一個優勢。它們誰都可以向一些已確立其地位的大國挑戰或者至少造成一種牽制。同時兩國由於遠離歐洲戰場,仍可以安享免遭攻擊的地位。   
  當然,談到1660年到1815年這樣漫長的一段時期,應該強調美國和俄國的影響在這一時期末比這一時期初更加明顯。實際上,在17世紀60和70年代,歐洲人的「美洲」不過是一些孤立的沿海定居點。而彼得大帝統治(1689—1725年)之前的莫斯科公國,幾乎是同樣遙遠,甚至更加落後。在貿易上,兩者都是「不發達」國家,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產國,都是從英國和聯合省採購工業品的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與其說美洲大陸是一個實力因素,毋寧說它自己是列國角逐的對象。是英國在七年戰爭結束時(1763年)壓倒一切的勝利改變了這種情況。這次戰爭的結果使法國被趕出新斯科捨和加拿大,西班牙被趕出新佛羅里達。一旦消除了以前促使他們效忠於威斯敏斯特的外國威脅,美洲的殖民者們這時就可以堅持認為,他們同英國僅僅是一種名義上的聯繫,如果哪個帝國政府以某種原因否認這一點,就會招致叛亂。更何況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迅速發展壯大起來。在這以前,它的200萬人口每30年翻一番;它們向西擴展,經濟上欣欣向榮,而且有自給自足的糧食和其他許多商品。正像英國人在以後7年付出大量代價才發現的那樣,這意味著叛亂各州僅靠海戰實際上是攻不破的,而靠從遙遙3000英里以外的本土島嶼調運陸軍,也不可能降服這塊大陸。   
  在一個時期內,一個獨立美國的存在,對世界力量變化模式的歷史產生了兩大主要後果。其一是,從1783年以後,在歐洲以外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生產、財富,最終是軍事實力的中心。它對全球的實力對比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其他歐洲以外的國家(經濟上正在沒落的)如中國和印度是不能發揮這種影響的。早在18世紀中葉以前,美洲殖民地就已在海上貿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並開始蹣跚地步入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根據一些材料,這個新獨立的國家在1776年已生產出比整個大不列顛還要多的生鐵和鐵錠。這以後「產量增長了近50倍,以致到1830年美國已成為世界上發達國家中的第六大工業國」。這樣的增長速度毫不奇怪。早在18世紀90年代就有觀察家預言,美國在下一個世紀裡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二個後果感覺到的時間要快得多,特別是英國,一個潛在的勁敵出現在英國大西洋的對面,威脅著英國的加拿大和西印第屬地。英國在歐洲政治中作為「側翼」大國的作用受到影響。當然,這個問題並不常常出現。由於距離遙遠,加上美國的孤立主義,倫敦並不需要像維也納看待土耳其人或稍後對待俄國人那樣認真地看待美國人。然而,1779〔5〕—1783年和1812—1814年兩次戰爭的經驗教訓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一個敵對的美國在它背後,英國是多麼難以全力從事歐洲的爭奪。   
  沙皇俄國的崛起對國際力量對比有更直接的影響。俄國在波爾塔瓦(1709年)大敗瑞典人,使其他大國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此之前遙遠而有點野蠻的莫斯科公國,決心在歐洲事務中佔一席之地。第一個野心勃勃的沙皇彼得大帝迅速建立起一支海軍以鞏固其在波羅的海的新立足點(卡累利阿、愛沙尼亞、利沃尼亞)。瑞典人為避免被這個東方巨人所蹂躪,急忙向英國皇家海軍求援。但實際上,受害最大的是土耳其人和波蘭人。到1796年葉卡捷琳娜女皇去世前,她又為已經十分龐大的帝國增加了20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俄國軍隊偶爾向西方的侵略似乎更令人側目而視。俄國軍隊在七年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殘暴和可怕的頑強,以及1760年他們對柏林的暫時佔領,極大地改變了腓特烈大帝對其鄰國的看法。40年之後,俄國軍隊在蘇沃洛夫將軍的率領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中(1798—1802年)積極參加了意大利戰役和阿爾卑斯戰役。這次遠距離作戰是1812年到1814年之間俄國軍隊不屈不撓地從莫斯科向巴黎推進的先聲。   
  準確評定俄國在18世紀的地位是很困難的。它的軍隊人數常常超過法國,而且在重要的工業品生產(紡織、煉鐵)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它是任何敵國,至少是來自西部的敵國很難征服、或許根本不可能征服的國家。而俄國作為一個「火藥帝國」的地位使它得以打敗東方的遊牧部落,從而獲取更多的人力、原料和可耕地資源,這必然會增強它在列強中的地位。在政府的指導下,俄國顯然決心全力實現現代化,儘管這一政策取得的進展和成就往往被誇大了。落後的現象仍然比比皆是:驚人的貧困和野蠻、極低的人均收入、閉塞的交通、惡劣的氣候、落後的技術和教育,更不用說羅曼諾夫王朝許多人反動無能的品格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葉卡捷琳娜,在處理經濟和財政事務時也沒有多大作為。   
  儘管如此,18世紀時歐洲軍事組織和技術的相對停滯使得俄國(通過借鑒外國的長處)趕上並超過資源缺乏的國家。俄國人口眾多這一原始優勢只是到了下一個世紀工業革命改變了戰爭的規模和速度時才被削弱。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儘管有上面提到的種種缺陷,俄國軍隊有時還是一支強大的進攻力量。國家財政的大部分(也許有3/4)撥給了軍隊,而一般士兵又都吃苦耐勞,這樣,俄國的軍隊才得以發動遠距離作戰。而這樣的戰役是18世紀其他多數國家的軍隊所不能發動的。不錯,俄國的後勤供應經常都跟不上需求(劣等的馬匹、低效的供應系統、不稱職的軍官),不能獨自進行大規模作戰。而1813—1814年向法國的進軍全靠著通過「友邦」的領土和英國的大筆資助。但這些偶爾的作戰行動足以給俄國一個令人生畏的名聲,甚至早在七年戰爭前它就在一些歐洲會議中佔據了一個重要地位。人們看到,在大戰略方面,還有另一個大國可以引入歐洲均勢中來,因而有助於保證挫敗這一時期法國主宰歐洲大陸的圖謀。   
  18世紀初的作家們,如德·托克維爾論證說,俄國和美國似乎是「上帝意志選定出來支配半個地球命運的」,但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仍然通常是指遙遠的未來。在1660年到1815年這一時期,取得最決定性進展,最終把法國從最強大國家之一的地位上趕下來的,是海上大國大不列顛,而不是這些陸上大國。這裡地理因素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雖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英國所處的有利位置,在近一個世紀前馬漢的經典著作《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0年)一書中就得到描述:   
  ……如果一個國家佔有這樣的地利,使它既不必在陸上保衛自己,也不可能存有從陸上擴張其領土野心,那麼,同一個擁有陸上疆界的國家相比,由於它的目標是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佔有一種優勢。   
  當然,馬漢的論點是以下面幾點作為假定條件的。第一,英國政府不必為其側翼分心。在英國征服愛爾蘭和頒布《蘇格蘭合併法》後,側翼基本上平安無事。有意思的是,倫敦對法國在凱爾特人居住的邊緣地區偶爾進行的騷擾活動看得十分嚴重。愛爾蘭人的起義比美洲殖民地的暴動離英國家門口近得多,雖然後者給英國造成戰略上的困難,但值得英國人慶幸的是,它的這一弱點從未被它的敵人很好地加以利用。   
  馬漢這段話的第二個假定條件是,海戰和海上實力有超過陸戰和陸上實力的地位。這是被稱之為「海軍第一主義」戰略學派堅信不移的信念。而1500年以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潮流似乎也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主要商路確定不移地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給在西印度群島、北美、印度次大陸和遠東的殖民地和商業冒險帶來了豐厚的利潤,這一切都有利於位於歐洲大陸西翼的國家。的確,還需要有一個認識到海上貿易重要性的政府,這個政府要樂於為一支大規模的作戰艦隊支付款項。在這種先決條件下,英國的政治精英們似乎還在18世紀以前就已經找到了促進國家財富和實力不斷增長的竅門。繁榮的海外貿易促進了英國經濟,刺激了航海業和造船業的發展,為國家財政提供了資金,同時它還是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線。殖民地不僅為英國製成品提供了出路,還為英國提供了許多原料來源,從寶貴的糖、煙草、白棉布到越來越重要的北美航海用品。而且皇家海軍為了英國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在和平時期確保對本國商人的尊重,在戰爭時期保護他們的貿易並攫取更多的殖民地領土。這樣,貿易、殖民地和海軍就組成了一個「良性三角」,它們之間互相作用,保證了英國的長期優勢。   
  雖然對英國崛起所作的這種解釋部分是站得住腳的,但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像許多重商主義著作一樣,馬漢的著作也傾向於過分強調英國的對外貿易而忽視國內生產的作用,特別是誇大了「殖民地」貿易的作用。在整個18世紀,英國的農業始終是它財富的基礎,而出口(它在國家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直到18世紀80年代以前也許還不到10%)則常常遭受外國強有力的競爭和關稅障礙,對於這一點,無論多麼強大的海軍力量都無濟於事。海軍第一主義所持的觀點也喜歡忘記如下事實,那就是英國同波羅的海、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區所進行的貿易,雖然比糖、香料和奴隸貿易增長要慢一些,但在經濟上仍然有很大的重要性〔6〕。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如果長期統治歐洲的話,就會像1806—1812年間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可能給英國製造業帶來沉重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對歐洲政治不聞不問,採取孤立主義政策,從經濟角度上講就是愚蠢的。   
  那些把眼光盯住西印度群島、加拿大和印度的人忽視了另外一點,那就是英國大戰略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大陸」因素。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英荷戰爭時期,同荷蘭進行純粹的海戰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英荷這兩個海上大國敵對的根源就是爭奪海上貿易。但是1688年光榮革命後,奧倫治的威廉登上了英國王位。此後,英國的戰略形勢發生了很大轉變。在1689年到1815年間發生的7次戰爭中,向英國利益發起挑戰的,是一個以陸地為基地的法國。確實,法國想把這場戰爭引向西半球,引向印度洋、埃及和其他地方,但這些戰鬥雖然對倫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至關重要,但絕沒有對英國的國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脅。只有當法國戰勝荷蘭、漢諾威和普魯士,使法國在中、西歐主宰一切,使它有足夠的時間積聚能夠威脅英國海上霸權地位的造船物資,只有出現這種前景時,才會產生對英國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所以,這些年間英國歷屆政府對歐洲大陸進行的軍事干涉絕不僅是因為威廉三世同聯合省之間的個人聯繫,或後來漢諾威王朝的紐帶關係。此外,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這個論據反映了伊麗莎白一世對西班牙的恐懼,那就是,英國為了保護自身的長遠利益,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侖)的野心,必須給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敵人以援助。根據這一觀點,「海上」和「大陸」戰略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紐卡斯爾公爵在1742年很明確地表述了這一戰略意圖的要旨:   
  一旦在大陸上消除了後顧之憂,法國就將會在海上超過我們。我一貫主張我們的海軍應當保護我們在歐洲大陸上的盟國,藉以牽制法國的力量,保證我們的海上優勢。   
  英國對於想「牽制法國力量」的國家的支持,主要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或者進行騷擾以牽制法軍,或派遣比較強大的遠征軍與英國當時的盟國並肩作戰。騷擾戰略所付的代價看來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愛,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時竟以失敗而告終(如1809年的對瓦爾克倫的遠征)。就人力和經費來說,供應一支大陸遠征軍的花費要大得多,但是,像馬爾伯勒和威靈頓將軍指揮的戰爭所展示的那樣,一支大陸遠征軍更有助於維持歐洲均勢。   
  英國採取的第二種方式是財政援助。或是出錢組織僱傭軍來同法國作戰,或是直接資助同盟國。例如,從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從英國得到多達675.1萬英鎊的資助。在拿破侖戰爭末期,英國財政援助的數額就更大了(例如,僅1813年它就給各盟國1 100萬英鎊,在整個戰爭中它提供了6 500萬英鎊的援助)。英國之所以能拿出這麼多錢來,主要是因為商業和貿易的日益增長帶來了豐厚的利潤,特別是有利可圖的海外市場的繁榮,容許英國政府以空前規模借債和徵稅,而不致使國家財政破產。所以,儘管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牽制干涉「法國力量」是非常花費錢財的,但它往往能保證法國無法對英國海上貿易發動持久的進攻,也無法控制歐洲大陸,這樣,它也就無法騰出手來對英國本島構成進攻性威脅。而這必然會使倫敦有可能籌集戰費並資助其同盟國。地理上的優越性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使英國得以實行其兩面戰略:「一面轉向歐洲大陸,調整均勢;另一面則指向大海,加強其制海權。」   
  只有掌握了上述的財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後,才能充分理解這一時期列強人口增長和陸軍/海軍力量增長的統計數字。(見表3、表4、表5)   
  表3.列強的人口(1700—1800年)   
  (單位:百萬人)   
  表4.陸軍規模(1690—1814年)   
  (單位:萬人)   
  表5.海軍規模(1689—1815年)   
  (主力艦數量)   
  熟悉統計的讀者都知道,對待這些粗略的數字應當極為謹慎。人口總數,特別是早期人口數,僅僅是推測出來的(拿俄國來說,人口數據的誤差可達幾百萬)。陸軍的規模變動很大,這主要取決於所選定的日期是一場特定戰爭的開頭、中期,還是在最高潮。而且總數中還常常包括大量僱傭軍(例如拿破侖的軍隊),甚至有被迫參戰的同盟國部隊。主力艦數量不能說明其戰備狀態,也不意味著它們配備有訓練有素的水兵。此外,統計數字並沒有把指揮才能和航海技術考慮在內,也沒有表明船員是否稱職或疏於職守,是否有愛國熱忱或怯懦膽小。儘管如此,上述數字至少還是粗略地反映了這一時期強權政治的主要趨向:在人口總數和陸軍規模上,法國和迎頭趕上的俄國名列榜首;英國的海上地位堅不可摧;普魯士趕上了西班牙、瑞典和聯合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統治時,法國擁有大量軍隊。在這近一個世紀期間,法國在這兩個人的統治下比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主宰歐洲。   
  然而,瞭解了這150年間列強爭霸中的財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後,人們就可以看到,必須進一步理解上述三個表格所勾畫的圖景。例如,在陸軍規模上,相對其他國家而言,聯合省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這種衰落並不表現在軍事財政方面,相反,在這方面,它在一個長時期裡,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國在軍事上相對弱小,這一特點掩蓋了它仍可以在戰略上極大地牽制對手的事實。上述數字同樣地低估了英國的軍事貢獻,因為1813—1814年它在維持自己的陸軍和擁有14萬人的海軍的同時,還資助了同盟國約10萬人的軍隊(1813年是45萬!)。相反,在分析陸軍規模時,在大部分戰爭中依靠外國財政資助的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帝國的實力往往是被誇大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國龐大的軍隊由於資金不足和地理戰略的障礙,戰鬥力較弱。俄國軍隊則因經濟落後和戰線太長而被削弱。當我們接下來研究這些戰爭本身時,應該記住各大國的實力和弱點。        
三 贏得戰爭(1660—1763)   
  當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對法國政府的全面控制時,歐洲的形勢特別有利於一個決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歐洲的國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勞民傷財地為恢復對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勞的努力。海峽對岸,查理三世的復辟王朝正竭力在國內站穩腳跟。在英國的貿易禁臠內,荷蘭人正垂涎欲滴。北方剛剛結束的一場大戰使得丹麥和瑞典大為削弱。在德國,新教王公們對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圖都持懷疑態度。維也納的帝國政府被匈牙利和特蘭西瓦尼亞以及稍後的奧斯曼帝國的復興弄得焦頭爛額。波蘭則為防範瑞典和俄國的掠奪者而日漸衰落。這樣,繼承黎塞留最好傳統的法國外交,就可以輕易地利用這種環境,它挑動葡萄牙人去反對西班牙人,挑動馬扎爾人、土耳其人和德國的王公們去反對奧地利,並挑動英國人反對荷蘭人,而同瑞士各州簽訂的1663年重要條約則加強了法國自己的地理(和招募軍隊的)地位。所有這一切給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時間以確立其絕對君主的地位,擺脫在上一世紀困擾法國政府的國內動亂。更重要的是,這一切給了柯爾培爾、勒泰利埃等國王重臣一個徹底整飭行政機構的絕好機會,他們為替太陽王取得榮耀而將財力大量用於陸軍和海軍。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統治初期試圖「修補」法國疆界就變得輕而易舉,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關係惡化並演變成公開衝突時(第二次英荷戰爭)。雖然法國信誓旦旦地保證支持聯合省,實際上它在海戰中的作用微乎其微,這時它卻騰出手來準備入侵仍虛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蘭。當法國於1667年5月最終揮兵入侵時,一個又一個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緊接著發生的事情,是這一時期外交關係迅速變化的一個典型。英荷兩國被雙方都無利可圖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並擔心法國的勃勃野心,便於7月在布列達簽訂和約。同時為了限制路易十四獲得太多好處,在瑞典參與下,英荷竭力對法西爭端進行「調停」。1668年的《亞琛和約》恰好達到這一目的,但其代價卻是激怒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決定報復他認定的實現其雄心壯志的主要障礙——聯合省。在隨後幾年中,當柯爾培爾對荷蘭進行關稅戰時,法國的陸軍和海軍都在秣馬厲兵。法國的秘密外交離間了英國和瑞典同聯合省的聯盟,安撫了奧地利和各德意志國家。到1672年,法國的戰爭機器由於有了英國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戰鬥準備。   
  儘管是倫敦最先向聯合省宣戰,但是英國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戰爭中表現消沉,在此毋須贅述。當在海上遇到多謀善斷的德·呂泰爾而遭挫折,無法在陸上有任何作為的時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國內越來越多的批評:政治腐敗,財政混亂,人們對於同一個像法國這樣的寡頭政治的天主教國家結盟極為反感。這些都使這場戰爭不得人心,並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戰爭。回過頭來看,它說明英國在斯圖亞特王朝最後幾個國王統治時,其政治、財政和行政管理是多麼不成熟和不穩定。然而,倫敦政府的改弦更張具有國際意義,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歐洲引起廣泛不安。在下一場戰爭期間,荷蘭的外交和津貼就爭取到了許多願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國作戰的同盟國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國、勃蘭登堡(於1675年在費爾柏林擊敗了法國僅剩的一個盟國瑞典)、丹麥、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國都捲入反對法國的戰爭。這個國家聯盟尚未強大到足以制服法國的地步,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僅有很少的陸軍,其側翼受到牽制,而且這個反法聯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領袖奧倫治的威廉統轄下的聯合省。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礙,法軍在萊茵蘭的戰線易受攻擊,而自己又面對各種敵人,這一切使得路易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在海上,存在著同樣的僵持局面。法國的海軍控制著地中海,荷蘭和丹麥的艦隊統轄著波羅的海,雙方都無法在西印度群島上佔壓倒優勢。在這場戰爭中,法國和荷蘭的對外貿易損失慘重,像英國那樣的中立國便趁機漁利。實際上,到1678年時,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階層催促政府同法國單獨講和,其必然結果是,德意志國家(依靠荷蘭的資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戰爭繼續下去。   
  儘管1678—1679年簽訂的《尼曼根條約》結束了公開衝突,但是路易十四擴展法國北部疆界的明顯意圖——他充當「歐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時期保持一支20萬大軍這一令人驚恐的事實,使德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都坐臥不安。這並非意味著立即重新開戰。荷蘭的商人寧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貿易,德意志的王公們像英格蘭的查理二世一樣都被巴黎的資助拴住了,而哈布斯堡帝國則在全力以赴地對付土耳其人。因此,當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衛其盧森堡領土免遭法國強佔時,它只能孤軍作戰,不免一敗。   
  然而,從1685年起,情況的變化開始不利於法國。法國鎮壓胡格諾教派震驚了新教徒的歐洲。在以後兩年之內,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維也納。此時的利奧波德皇帝隨著聲望的提高和軍力的強盛,終於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轉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國國王決定進攻德國,終將這場歐洲的「冷戰」變為「熱戰」。法國的舉動不僅激起大陸上的對手向它宣戰,而且還使奧倫治的威廉趁機溜過英吉利海峽,取代聲譽掃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英國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國孤軍同聯合省、德意志、英格蘭、哈布斯堡帝國、西班牙、薩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國家作戰。這個聯盟並非像它看上去那樣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實際是由英荷聯軍和德意志國家組成的。儘管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個鋌而走險的集團,但它們擁有足夠的決心、財源、陸軍和戰艦同太陽王的法國抗衡。10年以前,路易十四或許能夠取勝,但在柯爾培爾死後,法國的財政和貿易已不盡如人意,而且不論是陸軍還是海軍,雖然在數量上佔有壓倒優勢,但其裝備都不足以進行一場持久和遠距離的戰爭。迅速打敗一個主要同盟國家也許會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該選在哪兒呢?路易有沒有採取破釜沉舟行動的勇氣呢?在3年時間裡,路易都舉棋不定。1692年,當他終於聚集一支2.4萬人的入侵大軍橫渡英吉利海峽時,「海上大國」簡直是太強大了,它們在巴爾弗勒爾-拉豪格一舉粉碎了法國戰艦和駁船。   
  自1692年起,海上衝突對雙方都變成了一場針對貿易的、折磨人的破壞性戰爭。法國政府採取了一種襲擾貿易的戰略,鼓勵其私掠船掠奪英國和荷蘭的商船,同時它自己減少了給海軍戰艦的撥款。同盟國海軍方面則竭力對法國的貿易進行封鎖,增加對法國的經濟壓力,這樣就使荷蘭人放棄了同敵國貿易的習慣做法。雙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對方屈服,卻都增加了戰爭的經濟負擔,致使這場戰爭在商人和已連遭幾年歉收的農民中間十分不得人心。陸上戰役同樣耗費巨大,爭奪要塞和渡河的戰鬥進展緩慢:沃邦的要塞使法國實際上固若金湯,同樣的障礙也使法國難以輕而易舉地挺進荷蘭或巴列丁奈特。由於雙方在戰場上都保持著一支超過25萬人的大軍,即使對富裕國家來說,其開銷也是可觀的。雖然在歐洲以外也進行了戰鬥(西印度群島、紐芬蘭、阿卡迪亞、印度的本地治裡),但這些戰鬥的意義都不足以扭轉歐洲大陸及海上的基本均勢。這樣,到1696年,托利黨的鄉紳們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對苛捐雜稅怨聲載道,而法國則受饑荒的困擾。這樣,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達成妥協。   
  結果,《裡斯維克條約》(1697年)雖然允許路易保留早先奪取的一些邊境領土,但總的來說是恢復了原狀。雖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戰爭」的結果並非像當代批評家所說的那樣無足輕重。法國的野心顯然在大陸上受挫,其海上實力也削弱了。1688年光榮革命的成果得到了鞏固,英格蘭確保了它在愛爾蘭的側翼,強化了它的財政制度,重建了陸軍和海軍。同時,英國、荷蘭和德意志不讓法國進入佛蘭德和萊茵蘭的傳統形成了。這一切的代價儘管巨大,但歐洲的多極政治體系再次被肯定下來。   
  在厭戰情緒籠罩著歐洲大多數首都的情況下,重新燃起戰火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1700年當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給了路易十四的孫子時,太陽王把這看成是加強法國實力的理想機會。他不與潛在的敵人妥協,而以他孫子的名義迅速佔領了南尼德蘭,並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廣大帝國內為法國商人爭得了貿易專賣特許權。路易十四的種種挑釁行為,使英國和荷蘭極為震驚,促使他們為扼制路易的野心於1701年同奧地利一起進行了另一場同盟戰爭,這就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   
  同上次戰爭一樣,在這場戰爭中兩大集團的軍事力量和財政資源大致勢均力敵,這再一次說明:一方可以重創另一方,但無法制服對方。從某些方面看,與1689—1697年戰爭相比,路易在這場戰爭中的地位要穩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作路易十四的孫子——現在他們的費利浦五世的臣民。這樣一來,兩個「波旁國家」就可以在許多戰場上攜手合作了。從西班牙進口白銀就肯定使法國財政受益不淺。此外,法國還全力加強它的戰爭機器,有一個時期,它的軍隊達50萬人之多。而減輕了巴爾幹側翼憂患的奧地利人,在這次戰爭中發揮了比上次戰爭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斷的英國政府將大量國民資源投入這場戰爭。它以大量金錢資助德意志同盟國,保持著一支壓倒敵人的艦隊,還非同尋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統帥馬爾伯勒率領下的龐大的陸軍遠征軍。這支遠征軍由4萬到7萬英國人和僱傭兵組成,聯合超過10萬人且英勇善戰的荷蘭軍隊,以及同等規模的哈布斯堡大軍,以挫敗路易十四將其意志強加給歐洲的企圖。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大同盟可以使法國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這兩個王國疆域之外,戰局的確有利於盟國。馬爾伯勒公爵在布倫亨的大捷(1704年)重創了法國-巴伐利亞聯軍,使奧地利擺脫了法國入侵的威脅。稍後的拉米耶戰役(1706年)使英國-荷蘭聯軍佔領了南尼德蘭的大部,而在歐德納爾德之役(1708年)英荷聯軍則無情地制止了法軍收復南尼德蘭的努力。   
  在海上,自從非決定性的馬拉加之役(1704年)之後,皇家海軍和日趨衰落的荷蘭海軍已經找不到可與之作戰的敵主力艦隊了。它們充分顯示了優勢海軍力量的機動性。新的盟國葡萄牙從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時,里斯本又為英荷艦隊提供了一個海軍基地,而巴西則提供了黃金。盟國可以派遣軍隊遠征西半球,進攻法國在西印度群島和北美的領地,海軍的突擊分艦隊則可以追捕西班牙運送金銀的船隊。佔領直布羅陀,不僅使皇家海軍佔據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還分割了西班牙-法國的艦隊和海軍基地。英國艦隊確保了對米諾卡島和撒丁島的強佔,保護了薩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國的襲擊。當盟國轉入進攻時,英國艦隊則為入侵西班牙的大軍提供保護和支援,並為進攻土倫提供支持。   
  可是,盟國海軍的這種總體優勢並不能阻止法國重新進行商業襲擾。1708年皇家海軍被迫建立護航制度,以減少商船損失。正像英國的護衛艦無法阻止法國私掠船偷偷進出敦刻爾克和吉倫特一樣,它們也無法建立有效的貿易封鎖,因為那將意味著對整個法國和西班牙海岸線進行巡邏。儘管在1709年那個可怕的冬天,英國海軍在法國港口外捕獲了大量法國運糧船,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給自足的帝國屈服。   
  同盟國這支只能傷敵、不能斃敵的聯合力量的弱點,在同法國和西班牙的陸軍作戰時,暴露得更加明顯。到1709年時,同盟國的入侵大軍面對西班牙越來越猛烈的進攻,已無法守住所佔領土,只得在短暫地佔領馬德里之後撤退。   
  結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的和約條款載入了《烏特勒支和約》(1713年)和《拉施達特和約》(1714年)。總體來看,和約中的最大受益人毫無疑問是英國。儘管英國取得了直布羅陀、米諾卡、新斯科捨、紐芬蘭、哈得遜灣以及西屬新大陸的貿易特許權,它仍未忽視在歐洲的均勢。實際上,由11個單獨條約的體系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辦法,令人滿意而又巧妙地鞏固了歐洲的均勢。法蘭西與西班牙王國永遠分裂,而英國新教徒的王位繼承權得到正式承認。在西班牙遭受失敗的哈布斯堡帝國得到南尼德蘭和米蘭(這樣一來便加強了對法國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蘭保住了獨立地位,但聯合省再也不是一個強大的海軍和貿易大國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衛其南部邊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擴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終被徹底遏制。法蘭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戰爭消耗而受到懲罰,其結果之一是,政府債務總額增長7倍。在歐洲大陸,和約保證了大國之間的實力均勢,而在海上,英國獲得了主宰權。1714年,喬治登基後,重新掌權的輝格黨人便急於維護《烏特勒支和約》,並且在第二年不共戴天的敵人路易十四死後,居然願意同法國結盟,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這場半個世紀的戰爭中發生的西歐列國中實力的再分配,沒有東部發生的變化那樣富有戲劇性。東歐國家的邊界比西方更加變化不定。大量的領土不是控制在一個開明君主的正規軍手裡,而是掌握在邊境貴族、克羅地亞的非正規軍以及哥薩克軍隊手中。當東歐的民族國家彼此交戰的時候,它們常常是在很遠的距離作戰,並且為了實行某種重大戰略打擊的需要,它們還使用非正規軍、輕騎兵等等。與在低地國家進行的戰爭不一樣,這裡戰爭的勝敗會造成土地的大規模轉移,這一點更加劇了列強中一些國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國家的衰亡。例如,僅在這幾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後一次給維也納造成大規模的軍事威脅,但隨即他們又遭受失敗並衰落下去。奧地利、德意志和波蘭軍隊最新的強有力反擊不僅於1683年從土耳其圍城軍隊手中拯救了這座帝國城市,而且也導致擴大的神聖同盟進行範圍更大的戰鬥。在摩哈赤附近的大戰(1687年)之後,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徹底摧毀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軍隊因為在1689—1697年期間多次應召對法國作戰而使戰線鞏固下來了的話,那麼以後在薩拉姆開門(1691年)和孫托(1697年)再敗土耳其人,更鞏固了這種趨勢。只要奧地利能夠將其全部力量集中於巴爾幹戰線並有歐根親王那樣能幹的將領,哈布斯堡帝國現在就可以穩固地抵擋土耳其人了。雖然哈布斯堡王室還不能像西歐的君主那樣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國家,然而它作為未來歐洲大國之一的地位已經確立。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瑞典就不那麼幸運了。年輕的查理十二在1697年剛一登上瑞典王位,鄰國的掠奪本性便抬起頭來。丹麥、波蘭和俄國都對它們面前這個波羅的海帝國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們於1699年秋天商定,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瑞典。然而,戰爭一開始,瑞典的強大軍隊、國王的軍事才能以及英荷海軍的支援,彌補了它力量上的明顯不足。這3個因素合起來曾使查理一度給哥本哈根造成威脅,並於1700年8月迫使丹麥人退出戰爭。隨後,他把其軍隊運過波羅的海,在3個月之後取得納爾瓦大捷,大敗俄國人。查理在體驗了令人陶醉的戰鬥與征服的喜悅後,他把隨後的幾年用於征服波蘭,並向薩克森推進。   
  善於回顧過去的歷史學家認定查理十二將其注意力集中到波蘭和薩克森是不明智的,因為這使他的注意力離開了彼得大帝納爾瓦戰敗後在俄國強制推行的改革。在眾多的外國顧問輔助下,彼得大帝極力廣泛借鑒西方的軍事技術,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聖彼得堡的同樣魄力,組建了一支龐大的陸軍和海軍。當查理於1708年統率一支4萬人的大軍掉過頭來對付彼得的時候,也許已經為時太晚。雖然總的說來瑞典士兵在戰鬥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軍隊仍舊損失慘重,永遠也無法摧毀俄國的陸軍主力,而且落後的後勤保障還絆住了它的手腳。當查理揮師南進烏克蘭並在那裡度過1708—1709年的嚴冬時,這種困難就更加嚴重了。1709年7月,當大戰役在波爾塔瓦爆發的時候,俄國軍隊在人員數量和所處的防守陣地上都佔了很大優勢。這場大戰不僅使瑞典軍隊全軍覆沒,而且當查理隻身逃至土耳其並在那裡長期流亡時,瑞典家門口的敵人獲得了千載難逢的良機。1715年12月,當查理最後回到瑞典時,他在波羅的海沿岸的領土已喪失殆盡,芬蘭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國手中.   
  又經過數年征戰(查理十二在1718年同丹麥人的一場戰爭中陣亡),瑞典筋疲力盡,孤立無援,只好在1721年簽訂的《尼斯塔特和約》中承認失去其在波羅的海的大部分省份。這時的瑞典已降為二等國家,而俄國則上升為一流大國。彼得為紀念1721年對瑞典的勝利而自稱皇帝,這是非常自然的事。儘管沙皇的艦隊在以後衰落了,而且國家也極端落後,但它明確地顯示出,它像法國和英國一樣,「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大國獨立地發揮作用」。用狄西歐的話來說,在歐洲的東部和在西部一樣,現在出現了一個「同歐洲心臟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後英法之間持續了近20年的緩和保證了歐洲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這種總體均勢。在一場使其對外貿易大傷元氣並使國債大為增長(僅支付債款利息的數額就相當於國家的常年收入)的戰爭以後,法國特別需要喘息一下。此外,倫敦和巴黎的君主政體在其王位繼承問題上憂心忡忡,它們對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都極其不悅,並且發現在許多問題上兩國攜手合作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兩國共同動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進擴張政策。然而,到18世紀30年代,國際關係的模式再次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階段,法國人對同英國人的聯繫已不再那麼熱情,相反,他們試圖恢復其昔日歐洲主要大國的地位。如今,法國的王位繼承問題已得到解決,和平歲月促進了法國的繁榮,並使其海外貿易大為發展,從而向海上強國發出挑戰。當法國在其首相弗勒裡領導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關係並將外交活動擴展到東歐的時候,英國正在謹慎的孤立主義者渥爾波爾的領導下,竭力置身於歐洲大陸的事務之外。甚至當法國1733年進攻奧屬洛林和米蘭,進入萊茵蘭時,英國都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由於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渥爾波爾和驚慌失措的荷蘭人的任何援助,維也納被迫與巴黎談判,並於1738年同巴黎簽訂妥協性的和平條約。有了在西歐取得的軍事和外交勝利,有法西聯盟的支持,加上聯合省對法國心存畏懼,以及瑞典甚至奧地利對法國言聽計從,法國現在的聲望達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來的頂點。次年,當法國外交當局通過談判促成俄奧對奧斯曼帝國戰爭(1735—1739年)的結束,從而使這兩個東方君主國將奪取的領土歸還土耳其的時候,法國的聲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渥爾波爾領導下的英國政府無視發生在歐洲的這些事件,但商業利益集團和政治上的反對派,則越來越關心英國在西半球利潤豐厚的殖民地貿易和互相衝突的殖民者的擴張,為一場爭端提供了豐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渥爾波爾內閣勉強同意和西班牙開戰,作為結果而發生的英西戰爭,如果沒有法國決定給予西班牙各種形式的援助,特別是在加勒比海「界線以外」的援助,可能僅僅會是英國和西班牙之間在18世紀進行的一系列地區性戰爭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相比,波旁政權同英國在海上競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改善,特別是由於英國的陸軍和海軍裝備很不完備,不能像國內許多權威人士期望的那樣,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六世皇帝死後,瑪麗亞·特利薩繼承了王位。   
  腓特烈大帝利用這個時機於1740—1741年冬天奪取西裡西亞,這一連串的事件使歐洲局勢發生了很大改變,使英國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歐洲大陸。法國國內的反奧地利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抑制不住其反奧情緒,全力支持普魯士和巴伐利亞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遺產。但這必然導致英奧重新結盟,這給四面楚歌的瑪麗亞·特利薩帶來了巨大資助,英國人通過向奧地利人提供援助,通過調停使普魯士和薩克森暫時退出戰爭,通過1743年在德延根的軍事行動,英國政府為奧地利解了圍,保護了漢諾威,消除了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到1744年,英法的對抗演變為正式的戰爭,衝突更形激烈。法國大軍揮師北上,穿過奧屬尼德蘭的邊境要塞,直奔嚇得六神無主的荷蘭。在海上,皇家海軍由於沒有遇到波旁王朝艦隊的嚴重挑戰,對法國的貿易實行了越來越嚴厲的封鎖。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島,上溯聖勞倫斯河,在馬得拉斯周圍,沿著通向利凡特的商路,進攻和反攻連續不斷。1743年,普魯士重新對奧開戰,但兩年後,又被英國說服,再次退出了戰爭。英國的錢財資助可以用於維護奧地利的秩序,用於收買僱傭軍來保衛漢諾威,甚至還可用於僱傭一支俄國軍隊來守衛尼德蘭。用18世紀的標準來衡量,這樣打仗花費太大,許多英國人對日益增長的賦稅和增加了兩倍的國債抱怨不已。但是逐漸地,戰爭迫使比英國還要精疲力竭的法國尋求一種妥協性的和平。   
  上面曾討論過的兩個關鍵因素:地理因素和財政因素,終於迫使英國和法國政府簽訂了《亞琛和約》(1748年),以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到此時,荷蘭已處在法國大軍控制之下,但這能補償法國被英國日益加緊控制的海外貿易嗎?能補償法國主要殖民地的喪失嗎?相反,如果法國征服了低地國家,英國佔領聖勞倫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安松和霍克斯取得的海戰勝利又有什麼益處呢?結果,外交談判使得原狀全面恢復,僅以腓特烈征服西裡西亞作為一個重要的例外。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看來,亞琛和約實質上僅是一個停戰協定而不是一個持久的和平條約。它使瑪麗亞·特利薩急於報復普魯士,使法國考慮如何在陸上取勝的同時也在海上取勝,並使英國處心積慮地要在下一場戰爭中不僅將它的勁敵在海上和殖民地戰爭中徹底打敗,也要在大陸戰爭中把它徹底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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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殖民地,英國和法國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當地一些駐軍的援助)在18世紀50年代初,一再發生衝突。「停戰」一詞簡直是有名無實。這種棘手的軍事對抗對本國政府來說幾乎是無法控制的,更何況每一個國家本土都有一個「愛國者集團」,他們向政府施加壓力,使其支持本國殖民者,並助長這樣一種看法,即一場關係到你死我活的重大鬥爭正在進行中——這場鬥爭不僅是為了爭奪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區,而是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為了除歐洲以外的整個世界!到了1755年,在雙方都派出更多的援軍並使各自的海軍處於戰備狀態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為適應即將到來的又一場英法戰爭的前景而開始調整各自的戰略。對於當時已淪為二等國家的西班牙和聯合省來說,它們極為擔心自己的國家會葬身在這兩個西方大國的衝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雖然這對像荷蘭人那樣的商人來說是極為困難的。   
  然而,對於東部君主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來說,在18世紀50年代中期避開一場英法戰爭是不可能的。第一個原因是,儘管某些法國人鼓吹應該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傾向於通過進攻漢諾威來打擊英國,這是島國人戰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雖然這樣一來,法國不僅會使德意志各國發生驚慌,還會迫使英國人去尋找一個可以用金錢資助的盟國在大陸上扼製法國。第二個原因更為重要:奧地利橫下一條心,要從普魯士手中收復西裡西亞,而女皇伊麗莎白統治下的俄國也在尋機懲罰桀驁不馴、野心勃勃的腓特烈。這些大國各自都建立了一支龐大的軍隊(普魯士超過15萬人,奧地利近20萬人,俄國大約33萬人)並且都在籌劃出擊的時機,但是它們都得從西方爭取金錢資助以維持其軍隊的規模。最後,如果這些東部對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倫敦找到「搭檔」,那麼其他各方就會被迫加入對方陣營,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這樣看來,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從戰略上講似乎僅僅不過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國現在摒棄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奧地利和俄國陣營對普魯士作戰,而柏林則取代維也納,成了倫敦在大陸上的盟國。乍看起來,法-奧-俄同盟似乎佔了上風。從軍事角度上講,它比對手擁有決定性的優勢,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奪取的所有領土,坎伯蘭公爵指揮的英德聯軍已繳械投降,這使漢諾威以及普魯士本身都處於前途險惡的境地。米諾卡島已落入法軍之手,在更遙遠的戰場上,法國及其當地盟友們也取得了節節勝利。撕毀烏特勒支和約,對奧地利來說是撕毀亞琛和約,現在看來是唾手可得了。   
  這種情況沒有發生的原因,在於英-普聯盟在3個重要方面佔了優勢:領導才能,財政支撐能力,以及陸軍、海軍的戰略戰術。腓特烈的治國才能和軍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魯士舉國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於奪取軍事上的勝利這一目標,他在戰場上充分發揮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然而功勞或許應該主要歸於威廉·皮特,他畢竟不是獨裁君主,僅僅是政治家中的一員,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們,同變化不定的公眾和一個新登基的國王巧妙周旋,與此同時,他還要貫徹、實行一種有效的大戰略意圖。他所取得的成就無法簡單地用英國奪取的幾個產糖的島嶼或顛覆法國支持的幾個印度土邦王來衡量,因為如果英國的敵人佔領漢諾威和消滅了普魯士,所有這些都只能是暫時的。皮特逐漸地意識到,通向最後勝利的成功之路,在於用一項「大陸」戰略來彌補大家所熱心的「海上」戰略之不足,其條件是向腓特烈的軍隊提供大規模的資助,並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規模可觀的「警戒大軍」付款,以保護漢諾威並扼製法國。   
  但是這樣一種政策必然依賴於國家充足的資金來度過年復一年耗竭人力和資源的戰爭。腓特烈和他的稅收官們使盡渾身解數在普魯士募集資金,但是如果同英國相比,普魯士的實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國在大戰高潮時,擁有一支超過120艘主力艦的艦隊,軍需花名冊上有一支超過20萬人的軍隊(包括德意志僱傭軍),同時還為普魯士提供資助。實際上,七年戰爭花費了財政大約1.6億英鎊,其中6千萬英鎊(37%)是在金融市場上募集的。雖然國債的進一步增長引起了皮特同僚們的不安並導致他於1761年10月下台,但該國海外貿易卻在增長,使得關稅收入增加並促進了全國的繁榮。這是利潤轉化為實力、英國的海軍力量被用來(例如在西印度群島)保障國家利潤增長的一個極好例證。正如英國駐普魯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樣,「我們在做士兵之前必須先做商人……貿易和海軍力量互相依賴,而且……本國的真正資源財富仰仗於它的貿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戰國的經濟都在這場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即使在法國國內,法國首相舒瓦瑟爾也悲哀地承認:   
  在目前情況下的歐洲,決定大陸均勢的是殖民地貿易及海軍力量。像所有其他沒有貿易大國津貼就不能打仗的國家一樣,奧地利王室、俄羅斯王室和普魯士國王不過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聯盟所顯示的陸軍和海軍軍事藝術,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後,從以下幾方面體現出來。在海上,安松麾下龐大的皇家海軍逐步建立了對法國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鎖,並且還有餘力在土倫港外築起一道屏障,同時重新奪回在地中海的優勢地位。當艦隊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納真的進行交鋒的時候,霍克率領舉世無雙的艦隊在狂風暴雨中對康弗朗的艦隊窮追不捨,把它直逼進基伯龍海港。在這些戰鬥中英國海軍一再顯示出高超的航海技術。不僅如此,有全面後勤供應系統的英國海軍分艦隊,對法國進行了全天候的封鎖。英國的封鎖政策不僅扼制了法國大部分海上貿易,因而保護了英國的商業及其領土的安全,而且還阻止了法國向西印度群島、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夠的增援部隊。1759年是充滿奇跡的一年,法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後落入英國之手,這極大地鼓舞了英德聯軍在明登擊潰法國兩支大軍取得大捷。當西班牙1762年愚蠢地參戰時,同樣的命運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賓的殖民地頭上。   
  與此同時,勃蘭登堡王室也已經看到它自己的一份「奇跡」。在羅斯巴赫和勒森兩場大戰中,腓特烈不僅分別摧毀了一支法國大軍和一支奧地利大軍,而且還挫敗了這兩個國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圖。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爾高再次擊敗奧地利人後,維也納幾乎到了窮途末路。然而,單單這些戰役的代價,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魯士的大軍(僅在1759年就損失6萬士兵),而勁敵俄國卻已證明要強大得多,部分是因為伊麗莎白對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為同俄國大軍的每一次遭遇都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不過其他各交戰國都有同感,法國急於同現在也準備講和的英國達成妥協,但這時普魯士發現它還有足夠力量阻止奧地利人和俄國人前進,直到1762年伊麗莎白去世拯救了他們為止。伊麗莎白死後,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戰爭,這樣一來,不論奧地利還是法國,除了在恢復戰前歐洲態勢的基礎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結果。恢復歐洲戰前態勢實際上意味著那些要摧毀普魯士的國家的失敗。   
  在1762—1763年和解中獲利的顯然又是大不列顛。即使把奪取的各地領土交還給法國和西班牙以後,英國仍然在西印度群島和西非取得長足的進展。它基本上肅清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影響,最重要的是英國已成為北美大陸大部分地區的主宰。這樣,不列顛就佔有了比洛林、西裡西亞及大陸國家激烈爭奪的其他更遼闊、富饒的土地。此外,英國在歐洲範圍內扼制了法國外交和軍事上的野心,從而確保了總的均勢。相比之下,法國不僅在海外損失慘重,而且與1748年不同,它在歐洲本土也失敗了。事實上,法國陸軍在戰爭中毫無生機的表現,預示著歐洲的重心已經從西歐轉移到了東歐。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時,法國的意願受到普遍的忽視就證實了這一點。所有這一切正合英國各界的口味,他們對自己在歐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滿意足,因而不希望被捲進歐洲大陸去承擔義務。   
  四 贏得戰爭(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階段的鬥爭到來之前,有一段十幾年的「喘息時期」。這段時期對英國命運即將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提供了點滴暗示。七年戰爭使列強可徵稅的財力和社會結構緊張到了極點,以致大多數的領導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當時各國都在進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這場戰爭給普魯士帶來的損失(50萬人死亡,包括18萬士兵)所震驚,現在他寧肯過一種稍微平靜些的生活。哈布斯堡帝國的軍隊雖然在戰爭中損失了30萬人,但它本身在戰場上的表現並不太壞,可是,整個政府系統明顯需要變革,這些變革無疑會引起地方上的不滿(特別是在匈牙利人中間),並要耗費瑪麗亞·特利薩大臣的精力。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娜二世要處理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改革,還要鎮壓普加喬夫的起義(1773—1775年)。雖然這並沒有阻止俄國繼續向南擴張,也沒有阻止它吞併波蘭的種種陰謀活動,但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區性爭端,不可與七年戰爭中各國疲於應付的全歐大聯盟同日而語。東方君主們不再那麼重視他們同西方各君主政體之間的聯繫了。   
  在英國和法國,國內事務也佔據了中心地位。兩國國債可怕地增長,使它們都努力尋求開闢新的財源,並進行行政機構改革。這些努力造成的爭論為國王喬治三世同反對派之間已經緊張的關係火上加油,使法國國王同最高法院之間的矛盾更加惡化。英國政府忙於這些緊急事務,不可避免地對歐洲的外交政策比皮特時期更加沒有計劃性,更注意反省,英國同美國在稅收和實施貿易法令和航海法令的問題上日漸尖銳的爭執加強了這一趨勢。但在法國一方,外交政策事務並沒有完全被對國內事務的關注所壓倒,實際上,舒瓦瑟爾及其繼任者們對1763年法國的慘敗痛定思痛,正在為加強法國未來的地位而採取措施。雖然國家急需開源節流,法國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軍,同西班牙的「家族聯繫」也進一步加強了。的確,路易十五對舒瓦瑟爾在1770年圍繞福克蘭群島的衝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國打仗不以為然,因為在該處一場大國之間的戰爭只會造成財政上的災難。但是,法國仍然旗幟鮮明地反對英國並竭力從英國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點麻煩中獲取好處。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倫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間的爭吵變為公開的武裝衝突時,英國所處的地位在許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虛弱。造成這種結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歸結為個人素質。不論諾斯、謝爾本,還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國性的領導,也提不出一項首尾一致的大戰略。由於喬治三世的干預,由於圍繞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爭辯,政治派別的紛爭益發加劇,國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不列顛實力的兩大支柱:經濟和海軍,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戰爭中蓬勃發展的對外出口,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停滯了,在整個18世紀80年代,部分是由於殖民地的抵制,還由於同法國、西班牙和尼德蘭的衝突日益加劇,英國的對外出口實際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時期,皇家海軍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軍將領同建造軍艦的原木一樣沒有經過什麼風雨。當法國於1778年參戰時,英國決定放棄對法國的嚴密封鎖戰略。這雖然可能減少英軍戰艦的損失,但實際上英國卻拱手交出了制海權,向直布羅陀、西印度群島和北美沿岸派遣援軍並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國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阻止敵人派遣艦隊到那些遙遠的戰場去。等到1782年羅得尼取得聖徒島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羅陀之圍以後,皇家海軍便重振軍威,再次確定了它的制海權。此時北美洲的戰爭基本上已接近尾聲。   
  但是,即使皇家海軍裝備精良,英國的政治家們運籌得當,1776—1783年的戰爭還是包含了不列顛在18世紀進行的任何一次戰爭所未曾遇到過的兩個戰略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北美的起義一旦蔓延開來,英國軍隊要進行鎮壓,就得在離本土基地3 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進行大規模的「陸上」作戰。同倫敦早先的願望相反,僅靠海上的優勢並不能使基本上自給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儘管它可以明顯地阻礙殖民地從歐洲輸入武裝彈藥和補充兵員)。征服並防守整個美國的東部疆域對拿破侖的大軍來說也是一個困難的任務,更不用說18世紀70年代英國人率領的部隊了。遙遠的距離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遲緩,不僅阻礙了從倫敦甚至從紐約進行的戰略指揮,也加重了後勤保障的困難:「英國部隊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塊餅乾、每一個士兵、每一粒子彈,都要經過3 000英里的大洋運來。」雖然英國陸軍部作了重大改進,運輸船隻的缺乏和物資徵購的困難仍然十分嚴重。此外,殖民地是一個政治、軍事分散的社會,因而佔領一兩座城鎮並不能說明多大問題。只有當英國的正規軍佔領了出事的地區,英國政權才能勝利。而軍隊一旦撤出,起義者們就重新壓制忠於英國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屬加拿大尚需5萬英國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規模支援的話,那麼現在要重新恢復帝國的統治又需要多少英國士兵呢?15萬?也許25萬?一位歷史學家曾爭論說:「恢復英國在美國的權力,是用軍事手段無法解決的問題,無論軍事力量運用得多麼得當。」   
  英國大戰略中第二個前所未有的困難是,這一次英國是孤軍作戰,沒有一個願意牽制法國的歐洲夥伴幫助它。當然,在很大程度上這與其說是一個軍事上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外交上的問題。英國在1762年後同普魯士斷絕關係,對西班牙盛氣凌人,對像丹麥和聯合省這樣的中立國的航運業採取高壓手段,此外,它還未能取得俄國的支持,現在,英國正為上述所作所為付出代價。這樣,倫敦發現它自己不僅在歐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還要面對一個可疑的武裝中立聯盟(俄國、丹麥、葡萄牙)以及一個充滿敵意的聯合省。而這時,英國在對付北美的暴動和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方面已經是力不從心、疲於奔命了。然而,英國外交上的無能還遠不止此。如上所述,在18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東部各君主國已同西方分道揚鑣了。它們現在全神貫注於波蘭的前途、巴伐利亞的王位繼承問題以及同土耳其人的關係。如果有一個法國像在路易十四時代那樣,一心要成為「歐洲仲裁者」的話,這種分道揚鑣就不可能發生。但是法國的軍隊在「七年戰爭」之後已相對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沒有插手東歐的事務。這就使倫敦對1779年以後法國企圖的密切關注在它以前的盟國那裡找不到市場。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下的俄國人對英國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大不列顛沒有徹底被消滅的前景,即使他們也不會從中干涉。   
  最後,還有這樣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法國曾一度採納舒瓦瑟爾過去的論點,它頂住了進攻漢諾威或恐嚇荷蘭人的誘惑。同不列顛的戰爭只能在海外進行。這樣一來,就使英國傳統戰略的「海軍」力量同「大陸」力量脫節了。法國人破天荒地頭一次將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到海戰和殖民地戰爭上去了。   
  其結果是重大的。它還有力地駁斥了英國孤立主義分子的論點,他們認為不列顛島國最適合於打一場沒有大陸盟國和大陸戰鬥拖累的海上戰爭。在「七年戰爭」中,法國海軍一年僅得到3 000萬列佛爾的財政撥款,這是給法國陸軍撥款的1/5。從18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海軍的軍費預算穩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總額達到大約1.5億列佛爾,到1782年則達到了2億列佛爾。當法國參戰時,它擁有52艘主力艦,其中許多比同級的英國軍艦要大。這一數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還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艦的西班牙艦隊。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戰的戰艦組成的荷蘭艦隊。雖然英國皇家海軍仍然比它任何一個單獨的對手都要強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艦,1779年90艘),但現在它發現自己常常是寡不敵眾。1779年,英國皇家海軍竟然失去了對英吉利海峽的控制權。一場法國、西班牙的入侵看來完全可能發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領的英國艦隊同德格拉斯率領的法國艦隊在切薩皮克外的一場遭遇戰中,法國數量上的優勢使英國艦隊處於困境,從而導致了康華理在約克鎮兵敗投降,有效地結束了美國戰役。即使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規模擴大、敵人的規模縮小的時候(1782年英軍擁有95艘主力艦,法國是73艘,西班牙54艘,聯合省19艘),英國海軍所佔的優勢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務:保護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隊、定期地接濟直布羅陀、守衛波羅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艦隊以及為加勒比海的軍事行動提供支援。英國的海軍力量不再像以前戰爭中那樣天下無敵了,它的制海權只是暫時的,局限於某些地區。島國人的不幸處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國陸軍不在歐洲作戰這一事實有關。   
  事實上,到了1782年,為維持如此龐大的一支海軍而造成的財政壓力,已經損害了法國經濟並迫使法國做某些收縮。現在難以弄到船用物資,更嚴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國大臣擔心這場戰爭使法國過度地將精力和資源分散到歐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歐洲大陸發揮任何作用。政治上的這種考慮,加上同時害怕英國人和美國人很快會消除他們之間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結束戰鬥。經濟上,法國人的荷蘭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樣情況不妙。但是,雖然不列顛財政上的忍耐力要強一些,1782年以後出口顯著上升,皇家海軍的境況在逐漸改善,但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瀾,轉敗為勝,也不可能在眼見北美殖民地就要丟失的情況下,說服國內的各個政治派別支持這場戰爭。儘管在1783年凡爾賽和約中不列顛做出了讓步(米諾卡島、佛羅里達和多巴哥),這未必就是1763年英帝國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轉,法國人是可以說他們對一個獨立合眾國的建立及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擊應該感到心滿意足了,從巴黎的角度來看,雖然代價很大,但是在七年戰爭中被打破的戰略平衡如今已明顯恢復。   
  相比之下,1763年以後,幾十年期間,三大君主國的策略計謀並未嚴重改變東歐地區的戰略均勢。這主要是因為它們之間關係的三足鼎立的性質,不論柏林、維也納,還是更為躊躇滿志的聖彼得堡,都不想挑動另外兩個國家組成反對自己的聯盟,也不想捲入一場像七年戰爭那種規模的大戰。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1778—1779年)時,普魯士對奧地利的擴張企圖針鋒相對地進行了抵抗。這場戰爭的短暫而極其謹慎的交鋒,僅僅證實了它們普遍希望避免為一場大國爭鬥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因此要進一步獲取領土只能是各國進行外交「交易」的結果,這種交易是靠犧牲弱小國家,特別是波蘭的利益來實現的。波蘭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繼三次被瓜分。在以後的幾個階段,波蘭的命運越來越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即受葉卡捷琳娜二世鎮壓華沙「雅各賓黨人」的決心以及普魯士和奧地利為在西方反法戰爭失敗而在東方獲得補償的企圖的影響。然而,這三個國家對法國大革命的這種新的關注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三國相互對抗以及這些年間三個東歐國家彼此尋求勉強妥協的政策。   
  在這種三角關係的地理和外交範圍內,俄國的地位與奧地利和普魯士相比,繼續得到改善,這是不足為奇的。俄國儘管落後,但受到攻擊的威脅卻比它的兩個西方鄰國小,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都極力與令人畏懼的葉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蘭時,這種情況以及俄國歷來加強在波蘭身上的影響,保證了聖彼得堡取得了這個倒霉國家的最大一部分領土。此外,俄國在南方有一條開放的、支離破碎的邊界,它借此在18世紀70年代初奪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領土。1783年,俄國正式吞併了克里米亞;1792年,又奪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領土。所有這一切都證實了奧斯曼帝國戰鬥力的衰弱,同時也使奧地利和普魯士暗地裡憂心忡忡。另外一些國家(1788年時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領導下的英國)對俄國也同樣不放心。它們想盡辦法來挫敗俄國的擴張主義。但是,由於維也納和柏林急於逢迎聖彼得堡,西方大國又心有旁騖,無法在東歐發揮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國的國運得以日益興盛。   
  在這種局勢下,1792年以前約10年中,國際關係的格局幾乎沒有顯示出正在迫近的大變動跡象。這主要是因為大國間偶爾發生的爭端僅僅是互無聯繫的地區性事務,似乎並不存在對總體均勢的威脅。如果說東歐大國在忙於確定波蘭和奧斯曼帝國的未來,那麼歷來圍繞低地國家的命運和「競爭著的商業帝國」所進行的你爭我奪,卻佔據了西歐列強的注意力。英國和西班牙圍繞努科塔海峽的一場衝突(1790年)把兩國推向了戰爭邊緣,直到後來西班牙勉強屈服才算了結。英法兩國1783年以後各自都精疲力竭,它們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但是兩國的貿易競爭仍在繼續。在1787—1788年尼德蘭國內危機時期,武斷專橫的小皮特鼓動普魯士趁機率軍將尼德蘭的親法「愛國」派趕下台,這時,英法之間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無疑。   
  皮特內閣十分活躍的外交活動不僅反映了皮特本人的個性,也體現了自1783年受挫後,不列顛在大國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復。美國殖民地的丟失並沒有影響英國在大西洋的貿易。實際上,對美國的出口還在日益增長。英國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場比法國擁有的份額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國的商船隊在數量上增加了一倍還多。英國的工業革命正在發展,它受到本國和海外消費需求的刺激並得到大量新發明的推動。而且農業生產率與日益增長的人口對糧食的需求同步增加。皮特的財政改革改善了英國的財政狀況,恢復了它的信譽。而且海軍總是得到大量撥款。此時的皇家海軍戰艦如雲,指揮有方。有了這些堅強的後盾,英國政府深信,一旦國家利益需要時,英國就可以在海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然而,總的來說,白廳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領袖們卻並未預料到歐洲即將發生一場大國間的戰爭。   
  但是,為什麼歐洲沒有被一場全面衝突所震撼呢?最明顯的一個原因似乎在於法國日益惡化的處境。1783年勝利以後的幾年中,法國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鞏固,國內經濟,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島和利凡特的海外貿易也正迅速增長。然而,1778—1783年戰爭的絕對損失總額超過了法國在前三場戰爭中損失的總和,加之國家財政制度改革的失敗,與日益嚴重的政治不滿、經濟蕭條和社會混亂互相影響,使得法國舊制度信譽掃地。1787年以後,隨著國內危機加深,法國愈加無法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法國在尼德蘭的外交失敗,主要是因為法國政府意識到,在財政上它承擔不起對英國和普魯士的大戰,而法國議會對路易十六的宣戰權提出異議,則是法國在努科塔海峽爭議中撤回對西班牙支持的原因。總之,所有這一切都不能說明法國很快就會圖謀推翻歐洲的整個「舊秩序」。   
  於是,在20多年中耗費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精力的衝突,緩慢而又時起時伏地展開了。在巴士底獄陷落後的一段時期裡,法國人還只是關注國內鬥爭。儘管法國政治變得愈來愈激進,使得某些外國政府非常擔心。但是隨之發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動亂則表明,法國在歐洲強權政治體系中已變得無足輕重了。基於這個原因,直至1792年2月時,皮特還在謀求削減英國軍事開支。而在東歐,三大君主國更熱衷於瓜分波蘭。僅僅因為關於亡命者陰謀恢復波旁王朝的謠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國革命黨人在邊境地區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變和內部事變才逐步升級為戰爭。反法聯軍在越過法國邊境時行動遲緩,舉棋不定。反映出它們對這場戰爭的準備是多麼不充分。這種情況使革命黨人在瓦爾密的意外遭遇戰中(1792年9月)大獲全勝。只是到了第二年,當法軍的勝利威脅到萊茵蘭、低地國家和意大利,以及處死路易十六充分顯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極端共和主義傾向時,戰爭才在戰略和意識形態方面全面展開。除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帝國這兩個最初的交戰國外,現在,以不列顛和俄國為首的一系列國家,包括法國的所有鄰國,都加入到反法戰爭中來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慘敗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當時,這一結果卻是令人吃驚和沮喪的,這場戰爭中雙方力量的懸殊畢竟比以往所有戰爭中都大。在這一事件中,法國革命本身的原動力導致採取孤注一擲的措施——全民皆兵,並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同法國人數眾多的敵人戰鬥。此外,還如許多作者指出的那樣,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間,是法國軍隊進行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時期,諸如組織指揮、參謀計劃、炮兵的運用以及作戰戰術等等都進行了改革。戰爭爆發後,法國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掃除貴族對新思想的阻礙,使改革家獲得把自己的觀念付諸實施的機會(和人員)。在國內採用「總體戰」方法和在戰場上應用新戰術,是法國人新釋放出來的能力的反應,正像反法聯軍軍事行動的謹小慎微和猶豫不決是舊體制習慣的表徵一樣。法國人以受熱情激勵並冒長途跋涉和進攻策略風險的近65萬法國大軍,很快就佔領了鄰國領土,這意味著從此以後,維持這樣一支龐大軍隊的大部分負擔將落在法國邊境以外人民的身上,這必然會使法國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因此,任何國家要想阻擋法國人猛烈的擴張主義,就必須找到一條可行的途徑來對付這種打破常規的新作戰形式。這並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法軍在其早期將領杜穆裡埃將軍指揮下的作戰行動,甚至在拿破侖指揮下的規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劃的戰役,都暴露出在部隊組織、訓練以及後勤保障和交通聯絡方面的弱點。一支訓練有素的敵軍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這些弱點。但是這樣訓練有素的對手又在哪裡呢?反法聯軍年邁的將領們以及行動遲緩、受輜重拖累的部隊,在堅不可摧的法軍陣勢和蜂擁而上的士兵面前,戰術上極不得當。然而,真正的問題還在於法國的對手們缺少必要的政治協調和明確的戰略。很顯然,舊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勵它們的士兵和民眾。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後,當拿破侖的軍隊由「解放」轉為征服和掠奪的時候,他們才得以靠愛國主義來挫敗法國的霸權野心。   
  此外,在開始階段,同盟中沒有幾個國家認真對待法國的威脅,同盟各成員之間對其作戰目的和戰略缺乏總的協調。各成員國在向英國要求日益增多的財政資助時,同盟合作上的不穩固狀況便暴露無遺。首先,革命戰爭的前幾年正好與波蘭的滅亡巧合,並被其沖淡。葉卡捷琳娜二世雖然惡毒地咒罵法國大革命,但她更關心的是消滅波蘭的獨立,而不是出兵萊茵蘭。這使得已從早期西部戰役中清醒過來的焦急不安的普魯士政府,把越來越多的軍隊從萊茵河調至維斯杜拉河。普魯士的這一舉動又迫使奧地利在其北部邊境駐紮一支6萬人的大軍,以防俄國和普魯士向僅存的波蘭領土推進。1795年波蘭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被瓜分,可見,波蘭作為法國的盟友在滅亡時所起的作用比它作為一個現實而能動的國家更大。此時,普魯士已向法國求和,並將萊茵河左岸地區拱手交給了法國。這樣,就使德國處於左右為難的中立地位,從而讓法國能夠將其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多數弱小的德意志國家都倣傚普魯士的這種做法。尼德蘭被打敗,變成巴達維亞共和國。西班牙脫離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國結成的反對英國的聯盟中。   
  現在就只剩下薩丁-皮德蒙特,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侖打敗;時運不濟的哈布斯堡帝國在被趕出意大利大部以後,被迫簽訂《康坡福米奧和約》(1797年10月);此外就是不列顛。儘管小皮特有心倣傚其父親阻止法國的擴張,但是英國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決心和明確的戰略來進行這場戰爭。英國在1793—1795年間派往佛蘭德和荷蘭的遠征軍,在約克公爵的指揮下,既缺乏足夠的力量,又沒有高人一籌的作戰藝術來對付法國的軍隊,最終只能是大敗而歸,其殘部經不來梅撤回英國本土。此外就像在這前後經常發生的那樣,英國的大臣們(如鄧達斯和皮特)寧願採取「英國的作戰方式」——殖民戰爭、海上封鎖、襲擊敵人的海岸線,而不情願在大陸上進行任何大規模的戰鬥。在英國皇家海軍佔有絕對優勢,而其對手法國海軍兵力分散的情況下,這看來是一種頗有吸引力的簡單易行的選擇。但英軍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島的戰鬥中由於疾病流行而大量減員。這說明倫敦為其兵分多路的戰略付出了昂貴的代價:4萬人死亡,4萬人喪失戰鬥力,這一數字超過了英軍在西班牙半島戰爭中的傷亡總數,這些戰役還至少耗費了1 600萬英鎊。英國對歐洲以外戰區控制權的逐步加強或它對敦刻爾克和土倫採取的外圍作戰行動,能否抵償法國勢力在歐洲的日益增長,還頗值得懷疑。最後,普魯士和奧地利為維持其戰場上的軍隊,要求英國提供的援助數額驚人地增長,因此英國人不可能如數提供。換句話說,英國的戰略既無效果,又頗費錢財。而在1797年,英格蘭銀行停止支付現金,英國海軍在斯比特海德和諾爾兩地發生嘩變,這兩個事件動搖了、至少暫時地動搖了英國整個戰略體系的根基。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裡,精疲力竭的奧地利人終於向法國求和,並同其他國家一道接受了法國在西歐的主宰地位。   
  如果說英國無法在陸上打敗法國,那麼反過來法國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國的海上霸權。由於當地駐軍守衛森嚴以及氣候惡劣,法國早先幾次入侵愛爾蘭、襲擊英格蘭西海岸的企圖都無功而返。儘管英格蘭銀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現金造成了一時的恐慌,但英國的信貸系統仍很堅挺。西班牙和荷蘭加入法國一方作戰以後,英國在聖文森特角海面摧毀了西班牙艦隊(1797年2月),並在坎普頓給予荷蘭軍隊沉重打擊(1797年10月)。法國的新盟國還逐漸喪失了它們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群島、科倫坡、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這些殖民地現在又為英國的貿易提供了市場,為海軍分遣艦隊提供了新的基地。皮特及其大臣們不願按照法國提出的苛刻條件議和,他們決心同法國繼續決戰下去。隨著法國沿英吉利海峽集結部隊,對英國人來說,這場戰爭既是為了帝國的安全,也是為了民族的生存。為了支付這場戰爭,英國政府開徵了所得稅,並籌借了新的貸款。   
  在當時當地的條件下,法國和英國在以後20年的戰爭中,都面臨著重大的戰略抉擇。法國和英國就像一頭大象和一頭鯨魚,它們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都是龐然大物。但是英國靠扼制海上航路並不能獨自打破法國在歐洲的霸權,而拿破侖雖然在軍事上獨霸歐洲,卻也不能使英倫三島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不列顛依舊傲然獨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國家提供資助,供應軍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沒有把握讓其他的大陸國家永遠接受法國的統治,因為法國搶佔鄰國領土以及政治上對鄰國的欺凌激起後者極大的不滿。這顯然也是拿破侖的看法,他在1797年說:「讓我們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艦隊並摧毀英格蘭。一旦我們實現了這一點,整個歐洲就會匍匐在我們的腳下。」由於大陸上取得的軍事勝利還不足以制服英國人,所以法國就只有通過同英國人打一場成功的海上戰爭和一場貿易戰才能實現其目標。反過來也是這樣,既然英國皇家海軍的海上霸權也不足以使拿破侖低頭,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爭取同盟國,向拿破侖在陸上的統治地位發起挑戰。只要交戰一方控制著大陸,另一方霸佔著海洋,雙方就都會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這個平衡,雙方就都必須採用新的方法,尋求新的盟國。   
  拿破侖改變均勢的企圖非常大膽,也十分冒險: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國在地中海的虛弱地位,統率3.1萬人張帆渡海,入侵埃及。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置於可以扼制利凡特、奧斯曼帝國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幾乎與此同時,另一支遠征愛爾蘭的法國軍隊牽制了英國人。如果大獲全勝的話,法國人的每一次行動都會給英國已經搖搖欲墜的地位以沉重的打擊。但是入侵愛爾蘭的戰鬥行動規模太小,而且為時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國人的入侵就被擊退了。到此時整個歐洲都知道了納爾遜在阿布基爾擊潰法國艦隊和拿破侖隨後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國當初的擔心一點也沒錯,法國遭受的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國統治的國家放棄中立並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現在除了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國、奧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國一邊。它們一邊集結軍隊,一邊為爭取更多的援助而討價還價。法國在丟失了米諾卡島和馬耳他島以後,法軍在瑞士和意大利為奧俄聯軍所敗,拿破侖自己在地中海東部各國又一籌莫展,不能獲勝,法國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樣,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戰略基礎之上的。引人注目的是普魯士沒有參加這次同盟。因而反法聯軍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開闢一條戰線。那不勒斯國王過早發動的一次戰役遭致慘敗。準備不足的英俄聯軍對荷蘭的遠征因未能喚起當地居民反對法國統治,也不得不撤退。從這些失敗中,英國政府非但沒有得出在大陸上應擴大軍事行動規模的結論,反而退回到對敵人海岸線實施「襲擊」的傳統政策上去了。英國政府採取這種做法,是由於它清醒地認識到,徵集一支大軍到大陸上作戰將在財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難。但是,英國對貝勒島、費羅爾、加的斯和其他地區的小規模進攻,對實現戰略目的都沒有多大益處。更糟糕的是,奧地利人和俄國人在保衛瑞士的時候缺乏精誠合作的精神,因而俄軍被法軍趕過了東部山區。在這種情況下,沙皇對同盟國不再抱幻想,這種情緒進而轉化為對英國政策的懷疑。沙皇甚至情願同剛剛從埃及溜回法國的拿破侖休戰言和。俄軍一撤退,法軍的雷霆萬鈞之勢就全部衝向奧地利人。法軍在馬倫哥和霍施塔特(兩個戰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個月以後在霍亨林登大敗奧軍,再一次迫使維也納求和。到1801年,由於普魯士和荷蘭渾水摸魚,趁機征服了漢諾威,而西班牙則向葡萄牙發起進攻,英國人就像他們在3年前一樣,幾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歐,俄國、丹麥、瑞典和普魯士又聚到一起,組成一個新的武裝中立聯盟。   
  另一方面,在海戰和歐洲以外地區的戰役中,英國人又打得很不錯。英軍從法國人手裡奪回了馬耳他島,為皇家海軍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基地。丹麥艦隊,是新的武裝中立聯盟計劃將英國人趕出波羅的海的主力艦隊,它被皇家海軍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儘管沙皇保羅在此幾天前遇刺身亡已經意味著武裝中立聯盟的末日頃刻就會來臨)。在1801年3月這一個月裡,英軍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一支英國遠征軍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打敗法軍,這使法軍隨後全部撤出;在東部,英軍在印度消滅了由法國人支持的邁索爾的鐵普王朝,並乘勝在印度北部繼續擴大戰果;法國、荷蘭、丹麥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島的屬地也全都落入英國人之手。   
  但由於到1801年英國在大陸上沒有一個堅定不移的盟國,同時它也看不到同法國的戰爭即刻會有什麼結果,這使英國的許多政治家考慮同法國人握手言和的問題。英國國內厭戰言和的情緒,得到了商業界的鼎力支持。因為英國商人在地中海損失巨大,在波羅的海也遭到損失,雖然損失的程度輕一些。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問題辭職,加速了英國走向和談的步伐。根據拿破侖的盤算,一段時期的和平對法國不會有什麼損失:法國對其衛星國的影響將進一步加強;而英國肯定將不再被允許在這些地區享有以前的貿易和外交特權;散佈在各個港口的法國海軍可以集中起來,進行重建;法國的經濟可以在下一輪戰爭到來之前休養生息。有鑒於此,英國國內輿論對英國政府簽訂《亞眠和約》(1802年3月)並沒有進行過多批評,但當輿論注意到法國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國明爭暗鬥時,輿論的方向就逐漸轉變了。英國商業被拒之於歐洲許多地區之外。倫敦得到法國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蘭、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務。從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島,從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處都傳來法國人大搞陰謀詭計和法軍入侵的消息。這些信息,加上法國計劃大規模建造軍艦的事實,導致阿丁頓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拒絕將馬耳他歸還給法國,並終於在1803年5月,把一場同法國的冷戰變為熱戰。   
  1689—1815年進行的7場英法大戰的最後一輪戰爭持續了12年。這是所有英法戰爭中對雙方考驗最嚴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樣,交戰雙方各有長處與弱點。儘管英國艦隊有所裁減,但當戰爭再度開始時,皇家海軍的地位仍很牢固。英國強大的分遣艦隊在封鎖法國海岸的同時,皇家海軍有計劃地重新奪占法國海外帝國屬地及其衛星國。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以前,英軍佔領了法屬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聖盧西亞、多巴哥以及荷屬幾內亞,在印度取得了新的進展;1806年奪取好望角;1807年佔領法屬庫拉索島和丹麥的西印度群島;1808年佔領馬魯古群島的幾個島嶼;1809年佔領法屬圭亞那的卡宴、法屬圭亞那、聖多明各、塞內加爾以及馬提尼克島;1810年攻佔法屬瓜德多普島、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達;1811年攻佔爪哇。同以往一樣,這些事件對歐洲均勢並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它加強了不列顛對海外殖民地的統治,為過去一貫拒絕輸入安特衛普和萊戈恩的英國出口產品提供了新的「銷路」。在開戰初期,它還促使拿破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認真地考慮入侵英格蘭南部的問題。法國的布洛涅前面集結大軍,果敢堅強的皮特於1804年重返內閣。此時,英法雙方都準備著一場最後的決戰。   
  事實上,1805—1808年間的海上戰役和陸上戰役雖然有幾次有名的會戰,但雙方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略局限性仍再一次顯露出來。法軍數量上至少比英國大2倍,而且作戰經驗也比英軍豐富。但要想穩妥可靠地在英格蘭登陸,法軍還必須掌握制海權。從數量上講,法國海軍也有相當規模(大約70艘主力艦),這顯示了拿破侖可以調動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參戰時,西班牙海軍的加入(超過20艘主力艦)使法國海軍得到加強。但是,法西聯合艦隊分散在多個港口,若要彼此連結起來,就要冒同具有更豐富作戰經驗的皇家海軍遭遇的危險。1805年10月,法西聯合艦隊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中慘敗,這無情地證實了兩個海上對手之間的「質量差別」。然而,這場輝煌的勝利雖說保證了英倫三島的安全,但並未動搖拿破侖在歐洲的地位。正由於這個原因,皮特費盡心思要將俄國和奧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為此,皮特答應向俄奧兩國可投入對法戰鬥的人員提供每10萬人175萬英鎊的資助。但是拿破侖還在特拉法爾加海戰之前就已經把部隊從布洛涅調至多瑙河上游,在烏爾姆全殲了奧地利人,然後繼續揮師東進,於12月在奧斯特裡茨擊敗了8.5萬人的奧俄聯軍。在維也納無心戀戰,第三次請求講和的情況下,法國人可以再一次確立他們在意大利半島的控制權,並迫使奧俄聯軍從那裡倉皇撤退。   
  是否是這些失敗給了皮特沉重的打擊,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又當別論,但這些事實再一次證明,要打敗像拿破侖那樣的軍事天才是多麼困難。在隨後的幾年中,法國人在歐洲的統治的確達到了頂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於普魯士未參加而受到削弱。而這次,普魯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國宣戰,在一個月內就被打敗了。俄國頑強的龐大軍隊則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在數場血戰後,俄軍在弗裡德蘭(1807年6月)也遭到重創。根據該年簽訂的《提爾西特和約》的規定,普魯士實際上淪為法國的衛星國,而僥倖逃脫這一命運的俄國則同意停止與英國通商,並保證最終加入法國聯盟。隨著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併入「萊茵聯邦」,西部波蘭成了華沙公國,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國家對法國俯首稱臣,神聖羅馬帝國土崩瓦解,於是,從葡萄牙到瑞典,歐洲大陸上再也沒有獨立的國家了,也沒有英國的盟國了。這必然給拿破侖造成絕妙的機會以最有效的方法來摧毀這個「小店主的國家」:禁止英國向歐洲大陸的出口和打擊英國的經濟,禁止向英國皇家海軍提供原木、桅桿以及其他造船材料,與此同時,法國為了自己的目的則聚集這些原材料。這樣,在法國發動下一次直接進攻之前,英國就被間接地削弱了。由於不列顛的出口工業嚴重依賴歐洲市場,英國的艦隊全都依賴波羅的海生產的桅桿和達爾馬提亞的橡樹,所以這種威脅是頗為嚴重的。最後一關,出口收入下降,會使倫敦沒有足夠的資金向盟國提供援助和為自己的遠征軍購買物資。   
  因此,在這場戰爭中經濟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與一國的戰略聯繫在一起。自拿破侖在柏林/米蘭頒布《大陸封鎖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軍從莫斯科潰退,英法對統治權的爭奪處於白熱化時期。在此期間,這兩個對立系統的相對得失很值得進一步分析。在雙方都想從經濟上摧毀對方的情況下,任何重大弱點遲早都會顯露出來,並帶來強權政治的可怕後果。   
  毫無疑問,由於不列顛在那時極度依賴海外貿易,因而它在拿破侖強制推行貿易禁令的「大陸體系」面前顯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國和順應它的衛星國(如丹麥)發動的貿易戰,給英國的出口貿易造成了危機,積壓在倉庫裡的貨物堆積如山,倫敦碼頭堆滿了來自殖民地的產品。城市中存在的失業大軍以及鄉村的騷亂,增加了商人們的恐慌,促使許多經濟學家大聲疾呼和平。國家扶搖直上的債務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後,英國同美國關係惡化,對這個重要市場的出口急劇下降。此時,英國看來已承受不住經濟上的壓力了。   
  然而事實上,英國還是挺住了。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經濟壓力沒有長期和持久地發揮影響和作用。西班牙反對法國統治的革命緩解了英國1808年的經濟危機,而俄國同拿破侖的破裂則使英國貨物湧入波羅的海和北歐國家,減輕了1811—1812年的經濟蕭條。此外,在整個大陸封鎖時期,大量英國製成品和殖民地的轉口貨物在被收買的當地官員的默許下,走私到大陸。大陸走私給英國商人帶來巨額利潤。從德國的黑爾戈蘭島至希臘的薩洛尼卡,違禁商品通過曲折途徑被運送到急切的買主手中,就像後來在1812年英美戰爭期間這些貨物在加拿大和新西蘭之間往返運輸一樣。最後,英國的出口經濟還可以靠英國同那些未受「大陸體系」或美國的「不來往」政策影響的地區大量增長的貿易來維持。這些地區包括亞洲、非洲、西印度群島、拉丁美洲(儘管當地的西班牙總督極力禁止)以及近東。由於上述原因,儘管英國的貿易一個時期在某些市場被嚴重切斷了,但總的趨勢卻很清楚:英國產品出口總額從2 170萬英鎊(1794—1799年),增長至3 750萬英鎊(1804—1806年)及4 440萬英鎊(1814—1816年)。   
  英國經濟在外界壓力面前沒有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此時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這對拿破侖來說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兩個主要歷史事件以許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採購軍火刺激了鐵、鋼、煤和木材行業,國家的巨額開支(估計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9%)影響著金融業,而新出口市場的開闢則促進了某些工廠的生產,正像法國的「反封鎖」使其發生蕭條一樣。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英國經濟的增長,這是一個複雜而又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至今仍在對此進行研究。其中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以前有關英國工業化在那幾十年發展迅猛的概念是誇大其詞的。當然,有些事實還是明擺著的,在那一時期英國的經濟一直都在發展。生鐵產量在1788年僅有6.8萬噸,到1806年猛增到24.4萬噸,而且在1811年進一步增至32.5萬噸。戰前還幾乎是新行業的棉紡織工業,在以後20年中增長很快,越來越多地使用機器、蒸汽動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紡織產品成為不列顛最主要的出口貨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內陸碼頭、新開鑿的運河、新修的道路和鐵路改善了交通條件,進一步刺激了生產。如果不同法國打仗,這種經濟的迅速增長是否會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樣,事實仍然是,英國的生產率和財富依然在迅速增長,因而有助於承擔皮特及其後繼者為支付戰費而造成的重負。例如,關稅和消費稅收入,從1 350萬鎊(1793年)猛增至4 480萬鎊(1815年),而新徵收的所得稅和財產稅的收入,則從1799年的167萬鎊〔8〕增加到戰爭最後一年的1 460萬鎊。實際上,英國政府在1793—1815年間,從直接和間接稅中獲得了高達12.17億英鎊的收入,而且它還在保持其良好信譽的情況下,從金融市場繼續籌集了4.4億鎊的貸款。這使財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侖極為驚詫。在戰爭最後的關鍵幾年裡,英國政府每年借款超過2 500萬英鎊,使英國在資金上佔有決定性的優勢。誠然,英國人被課徵的捐稅超過了18世紀的官僚們可以想像的極限,而且國債幾乎增長了一倍,然而,新創造的財富能夠承擔得起這些負擔,儘管英國版圖較小,人口較少,但比拿破侖帝國更能承受戰爭的消耗。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1789—1815年間法國的經濟狀況,及其支撐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更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舊王朝的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動亂,無疑在一段時期內削弱了法國的經濟活力。另一方面,法國人民傾注於大革命的熱情以及為迎戰國外敵人而對國民資源進行的動員,使大炮、輕武器和其他軍事裝備的產量驚人地上升。軍火工業的增長反過來又刺激了鋼鐵和紡織工業的增長。此外,舊制度下阻礙經濟發展的一些障礙,如國內的關卡稅被掃除一空。而拿破侖的司法和行政改革為法國經濟向現代化邁進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長、國家支出的刺激、關稅保護的加強和某些新技術的應用,刺激了法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國時期恢復了君主制度的許多特點(例如,對私人銀行家的依賴),也沒有阻止法國經濟的增長勢頭。   
  但是,比起英國來,法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毫無疑問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國經濟中最大的一個部門農業沒有多少改進:封建領主被其農民所取代這件事本身並不是一場農業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揚的農業政策,如大力生產甜菜(用以取代英國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極其有限。落後的交通意味著農民仍被束縛於地方市場,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這些思想上守舊的條條框框還存在於新興工業部門。在那裡,例如在制鐵方面,機器的使用和大企業的建立還只是個別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法國經濟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這些進展是畸形的,是在戰爭和英國海上封鎖的影響下取得的。例如,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於「大陸體系」,它保持法國免遭佔有優勢的英國棉紡織工業的競爭(更不用說那些被法國的高關稅拒之門外的中立國和衛星國的競爭了)。同時,它還得益於國內市場的擴大,這是因為拿破侖對鄰國的征服,將「法國人」的數量從1789年的2 500萬人,增加到1810年的4 400萬人。但是,這些因素被原棉的匱乏和高昂的價格,以及從英格蘭引進新技術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總的來說,由於「大陸體系」的保護而避免了同國外的競爭,在戰爭結束時法國的工業明顯地處於缺乏競爭力的狀態。   
  英國的海上封鎖加劇了法國經濟向內向型轉變。法國經濟中的大西洋貿易部分,是18世紀增長最快的部門(和英國的情況一樣),也是法國工業化的關鍵催化劑,現在卻越來越受限於皇家海軍的封鎖。特別是聖多明各的丟失,對法國大西洋貿易是一個沉重打擊。法國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資也相繼喪失。1806年後,就連通過中立國船隻進行的貿易也被切斷了。波爾多港受到沉重打擊。南特港一本萬利的奴隸貿易幾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內地和意大利北部擁有替代貿易夥伴的馬賽,也眼看著它的工業產量從1789年到1813年降到原來的1/4。相反,法國北部和東部的一些地區,如阿爾薩斯的陸上貿易卻比較有保證。但是,即使這些地區以及該地區的居民,如種植葡萄的農民和棉紡工人,從受保護的環境中獲利匪淺,但對因經濟造成的總體影響還是不那麼令人滿意。大西洋上的貿易被「非工業化」了,同海外的聯繫大部分被切斷,法國經濟只好朝內面向農民,面向小城鎮的貿易,轉向地方化的、沒有競爭力的、規模相對說來較小的工業。   
  在經濟保守、有時是明顯停滯的狀況下,法國的財力居然能支撐它打幾十年的大國戰爭,這種能力更顯得了不起了。雖然18世紀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動員是一個現成的原因,但這還無法對拿破侖時代的情況作恰當解釋,當時法國需要供給一支超過50萬人的長期服役的軍隊(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萬新兵)。1807年軍事開支至少達4.62億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億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絕對無法對付如此龐大的支出。直接稅在國內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徵收,這是拿破侖恢復舊王朝對煙草、食鹽和其他商品徵收間接稅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論是直接稅、間接稅,還是各種印花稅和關稅,都無法消除每年數億法郎的財政赤字。的確,法蘭西銀行的建立,連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設施和機構使法國得以推行一項隱蔽的紙票政策,從而保住法國的財政信譽,儘管皇帝宣稱他對借貸深惡痛絕。即使這樣,財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額只能靠別的來源彌補。   
  實際上,拿破侖帝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奪來維持的,雖然掠奪的數額是無法計算的。在國內,開始沒收並拍賣被宣佈為「革命的敵人」的財產。當保衛革命的戰鬥將法國軍隊推進到鄰國領土時,似乎外國人就自然應該出錢供養法國軍隊了。簡言之,法國是靠以戰養戰。靠沒收戰敗國王室和封建貴族的財產,靠直接掠奪敵人的軍隊、要塞、博物館和資源寶藏,靠向敵人索取以金錢或實物支付的戰爭賠款,靠在衛星國領土上駐紮法國部隊並要它們為其部隊提供給養等等,拿破侖不僅滿足了巨大的軍事開支,而且實際上,他還為法國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當大的利潤。在法國鼎盛時期,拿破侖在這些特殊領地的行政長官們聚斂的財富數額相當可觀,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其衛星國和被征服國家的掠奪。例如,耶拿戰役後,普魯士不得不向法國支付3.11億法郎的賠款。這個數額相當於法國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戰敗後,哈布斯堡帝國都被迫割讓領土,並支付大筆戰爭賠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將約1/2的稅收拱手送給了法國。所有這些給法國帶來兩方面好處:將大部分法國軍隊駐紮在本土以外;同時使法國本土的納稅人免於承擔戰爭的全部費用。只要法國軍隊在其英明領袖的領導下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這一體系似乎就堅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經常自詡道:   
  我的權力仰賴於我的榮耀,而我取得的勝利則給我帶來了榮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榮耀和新的勝利來滋養我的權力,我的權力就會喪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麼,拿破侖是怎樣被打垮的呢?不列顛陸軍人員不足,完成不了這一大業。而法國在大陸上的任何一個對手,如果單獨向法國發動進攻,都注定要失敗。普魯士1806年不合時宜地參戰證明了這一點,雖然它沒有能阻止氣急敗壞的奧地利於1809年初重啟戰端。儘管奧地利在埃克繆爾和阿斯平之役中頑強奮戰,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損失,使維也納被迫再次求和,給法國及其盟國割讓更多的領土。法軍在戰勝了奧地利之後,旋即揮戈進入西班牙,鎮壓那裡的叛亂。似乎哪裡一出現對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會被鎮壓下去。儘管不列顛在海上對其敵人也同樣殘酷無情(不論是眼前的敵人還是潛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戰(1807年8月)。但是英國人仍然傾向於在小規模的襲擾中白白浪費掉它寶貴的戰爭資源,如英國對意大利南部的進攻,對布宜諾斯艾利斯不合時宜的進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軍損失慘重的瓦爾克倫戰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侖的體系看來無懈可擊的時候,法蘭西帝國的大廈開始出現第一個嚴重的裂縫。雖然法軍在戰場上取得了接二連三的勝利,但法軍在這些戰役中的傷亡也是巨大的——在埃盧戰役損失1.5萬人,在弗裡德蘭戰役損失1.2萬人,在巴伊倫有2.3萬人陣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傷亡人數高達4.4萬,另外在瓦格拉姆還有3萬人傷亡。久經沙場的部隊越來越少,至少在法國近衛軍以外的部隊中是這樣。例如,1809年擁有14.8萬人的日耳曼軍團(不包括近衛軍)中有4.7萬人是不夠年齡的壯丁。雖然像希特勒的軍隊一樣,拿破侖的軍隊中也有許多人來自被征服領土和衛星國,但是法國的人力資源自然在減少。而神秘莫測的沙皇仍然擁有巨大的人力儲備。甚至頑固而心存怨恨的奧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戰敗之後,仍然掌握著一支數量可觀的「死裡逃生的軍隊」。   
  此外,1808年冬拿破侖率兵進入西班牙並沒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樣就「解決」那場戰役。當他擊潰西班牙正規軍的時候,無意間促使當地人民同法軍展開游擊戰。這種打法更難於對付,並且還加重了法國後勤供應的困難。由於當地人民拒絕供應糧食,法軍更嚴重地依賴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補給線。此外,在開闢西班牙戰場、特別是葡萄牙戰場的時候,拿破侖無意間選擇了仍然謹小慎微的英國人可以直接同法軍作戰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英國人在初期還只是試探性地派出少量軍隊同法軍作戰,但隨後當他們看到威靈頓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當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島的地形和英國的制海權,以及最後運用人數日益增加的職業軍隊遏制並削弱法軍的勢頭時,他們的信心增強了。1810—1811年間,馬塞納的大軍在向里斯本枉費心機的進軍中,傷亡2.5萬人,最先表明,這顆「西班牙毒瘤」是沒法割除的,即使後來法國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萬人的軍隊,也無濟於事。   
  除去削弱法國,西班牙事件同時還從商業上及戰略上緩解了英國身上的負擔。在英法戰爭前的大部分時間裡,西班牙畢竟是站在法國一方作戰,這不僅從陸上威脅著直布羅陀,從海上威脅著英國海軍霸權地位(以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的方式),而且還影響到英國在比利牛斯半島、拉丁美洲以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出口市場。一個友好而不敵對的西班牙表明所有這些壓力已一去不復返。現在,當蘭開夏和米德蘭的產品重新回到它們過去的市場的時候,大陸體系給英國貿易造成的損失就極大地減輕了。到1810年,英國出口總額猛增到創紀錄的4 800萬英鎊(1808年是3 700萬鎊)。儘管這種緩解只是暫時的,而且日漸被法國封閉波羅的海以及英美兩國關於英國強制美籍水手參加英國海軍和封鎖大陸的爭端所造成的損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經足矣。在歐洲正要奮起反抗拿破侖的時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侖大陸以外的大敵。   
  實際上,拿破侖在歐洲的體系,是建立在一個矛盾體之上的。不論大革命在法國國內的是非曲直如何,一個宣稱自由、博愛、平等的國家,現在正在其皇帝的領導下,征服非法蘭西民族,在他們的領土上駐軍,沒收他們的貨物,損害他們的貿易,向他們索取巨額賠款,徵收重稅,並且還徵召他們的青年入伍。因為受害於拿破侖對英國展開的經濟戰的,不僅僅是波爾多和南特,而且還有阿姆斯特丹、漢堡和裡亞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對大陸體系下日益加強的控制怨聲載道。雖然很少有人敢於像西班牙人那樣拿起武器公開反抗,或者像俄國人在1810年10月那樣斷然退出給他們帶來極大損害的大陸體系,但是一旦拿破侖的大軍在莫斯科戰役慘遭失敗,一旦法國的西班牙軍團被趕回比利牛斯山以北,掙脫法國霸權枷鎖的機會終於就要到來了。到了這種時候,普魯士人、俄國人、瑞典人、奧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槍、皮靴和制服,當然還有金錢,這些都是英國人已經在向他們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東西。這樣,一方面是不列顛群島的安全和它的相對繁榮,另一方面是法國統治戰線過長及其日益貪婪的性質,兩個因素相互作用,終於開始推翻拿破侖帝國。   
  1815年維也納的最後解決辦法,並沒有像普魯士一度建議過的那樣,瓜分法國。但是和約確實用許多國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國包圍起來:北面是荷蘭王國,東南方是擴大了的薩丁王國(皮德蒙特),還有在萊茵蘭的普魯士。西班牙雖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領土完整得到大國的保證。勝利者們經過激烈的爭吵達成妥協,均勢思想在法國的東方也得到貫徹。由於奧地利的反對,普魯士吞併薩克森的企圖未能如願,作為代替辦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萊茵蘭等地的補償。由於奧地利在戰爭結束時僅保存了波蘭的加裡西亞地區,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東南部得到補償。俄國佔據大部分波蘭領土的要求雖然最終取得了列強的讓步,但是它主宰薩克森未來命運的野心卻遭到了列強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奧三國為了反對俄國吞併薩克森,險些結成三國同盟,這使俄國大為震動,很快就從對抗中退縮回去。看來,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被允許再像拿破侖那樣把其意志強加到歐洲其餘部分的頭上了。雖然1793—1815年間的事件並沒有消除歐洲各國自私自利的觀念,但是「遏制與相互補償」的雙重原則意味著任何國家想單方面獨霸歐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範圍的領土調整,也要得到歐洲協調體多數成員國的贊同。   
  然而,在談到歐洲「五角政治」的時候,應該牢記這五大國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同於1750年甚至1789年時的關係了。雖然俄國迅速崛起,但可以說拿破侖垮台後歐洲大陸仍然存在著基本上的均勢。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卻無均勢可言,英國近乎享有海軍實力的壟斷權。與此同時,英國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競爭對手的領先地位,又加強並鞏固了它的海上霸權。在許多地方,如印度,英國經濟的領先地位是它逐步進行軍事擴張和掠奪的結果。到18世紀末,英國的戰爭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動互相推動,終於把印度次大陸納入了純英國軌道。與此相似,法國大革命前,聖多明各在法國殖民地貿易中占3/4,英國對聖多明各的佔領到18世紀90年代為英國的貨物提供了一個重要市場,並為英國的轉口貿易提供了重要來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島、拉丁美洲、印度和東方的海外市場不僅比歐洲的貿易市場增長迅速,而且同這些地區的長途貿易,還給航運、商品交易、海事保險、票據結算和銀行活動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並刺激了這些行業的發展。倫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雖然近來有些文章對18世紀英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對外貿易在英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問題提出了疑問,但事實仍然是,海外擴張的確為英國攫取巨額新財富打開了可靠的通路,這是其他競爭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國人控制了歐洲絕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著海上航路和利潤豐厚的轉口貿易,在工業化進程中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國人現在是歐洲最富裕的民族了。讀者在下一章中將會看到,在下半個世紀裡,當不列顛在世界貿易格局中發展成為「超級優勢經濟」時,英國人將變得更加富有。雖然皮特和卡斯爾雷大肆鼓吹均勢原則,但他們只在歐洲大陸領土的安排上運用這一原則,而不把這一原則用於殖民地和貿易領域。   
  這一點並沒有使19世紀早期聰明的觀察家們吃驚。儘管拿破侖自視甚高,但有些時候也被不列顛攪得心神不寧,被它堅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權、銀行和信貸系統所困擾,並渴望親眼看到大英帝國土崩瓦解。毫無疑問,西班牙人、荷蘭人和其他目睹英國獨霸外部世界的人們,對英國都普遍懷有這種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國大軍在1812年剛剛被趕出俄國,庫圖佐夫將軍就想讓他的大軍停止西進。他曾說過,「取拿破侖而代之的不會是俄國或任何一個大陸國家,而將是已經控制了海洋的大國。這個大國的支配地位將令人不能容忍。」庫圖佐夫的這番話,不僅僅是說給他自己聽的,因為他懷疑徹底打垮拿破侖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戰爭的結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這一結果:拿破侖的自高自大、拒絕妥協,不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頭號敵人將從中取得最大的勝利。正如另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格納森諾將軍在他得出的苦澀結論中所說的那樣:   
  大不列顛從這個暴徒(拿破侖)那裡得到的好處要比它從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為正是拿破侖的所作所為,使英國變得更強大,更繁榮,更富有。英國是海洋的主人。不論在這一領域還是在世界貿易領域裡,現在都無人敢望其項背。   
  【注】   
  〔1〕例如,1860年後蒸汽機驅動戰艦的出現,使英國(英國有大量的煤)佔了法國(法國只有少許的煤)的上風。   
  〔2〕到奧地利王位繼承戰(1739—1749年)時,英國政府能夠以3%或4%的利率,也就是馬爾巴勒時期通行利率的一半,借到大批貸款。   
  〔3〕對比之下,在路易十四當政的早期,法國能以比斯圖亞特王朝、甚至威廉三世還低的利率借到貸款。   
  〔4〕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戰爭期間,法國用於海軍的撥款還不足其總支出的10%,而用於陸軍的撥款則占57%—65%(英國的相應數字是35%用於海軍,40%用於陸軍)。1760年,法國海軍得到的錢只及陸軍經費的1/4。即使有了錢,法國的地理位置意味著它在戰爭時期常常難以從波羅的海搞到維持其艦隊作戰能力的軍需品。   
  〔5〕這裡原文是「1779」,但北美獨立戰爭應為1776—1783年。——審校者注   
  〔6〕這裡且不說皇家海軍和商船賴以生存的波羅的海的造船用品的戰略重要性了。這種依賴性反映在英國艦隊經常受命前往波羅的海去維持該地的均勢,並保障木材和桅桿的自由輸出。   
  〔7〕阿喀琉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傳說他除腳踵外,全身刀槍不入。現西方人多以「阿喀琉斯之踵」形容一個人或國家的致命弱點。——審校者注   
  〔8〕原文為「1.67鎊」,但從前後文看,顯然是漏排了「million,百萬」一字。故譯為「167萬鎊」。——審校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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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興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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