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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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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鐵面皇帝,雷霆行動   
  雍正帝之死距今已有270年了,在這段由古代社會向近現代社會突飛猛進的時光裡,雖然風雨如晦,雖然大江奔流,雖然人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人們還是撇不開他,忘不了他。他不是那種引不起別人興趣的人,不是那種讓人看過多少次都留不下一點印象的人。他是一位乾綱獨斷的大改革家,是一位敢於碰硬的勇士。 被稱為「第一個重要的美國理論家」詹姆斯?麥迪遜認為利益集團是「為某種共同的利益的衝動所驅使而聯合起來的一些公民,不管他們佔全部公民的多數或少數」。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勇敢地向一些利益集團發起了進攻。   
  雍正帝當時所處的客觀條件為他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當時吏治堪憂,貪風日盛的時代太需要這樣一位鐵腕人物振綱除弊了。而雍正帝的銳意進取、不向權貴低頭和為民謀利的戰鬥精神與品質,使改革得以實現。雍正帝很有才華,又有政治鬥爭經驗,他清醒地認識到在前進的道路上要克服什麼樣的障礙,所以他大膽地向八阿哥黨、十四阿哥黨以及年羹堯集團等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在掃除外圍的障礙後,雍正帝又勇敢地向腐敗的吏治開炮了,在對科甲朋黨進行打擊時,雍正帝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表明了他為澄清吏治、醫治痼疾的決心。雍正帝在打擊各個黨團的同時還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了清查虧空、取締陋規等多項工作,使得當時的皇弟權臣們不得不或通過「拍賣」自家的財產或通過借債以補償帝國的虧空。 雍正帝從當時的實際出發,還向那些阻礙社會發展的利益集團發起進攻。他整飭了腐敗的吏治,開創了一代清廉之風。「雍正一朝,無官不清」也許就是對雍正帝吏治改革的最好評價。   
  電視劇《康熙大帝》裡康熙帝對雍正帝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無剛骨不立,朕就取你這一長處。」儘管這段畫面曾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但每次看到這裡,總有一種血脈賁張的感覺。也曾聽說過這樣的關於雍正帝的事情:當年全國發大水,餓死了不少人,當時朝廷打開糧倉,煮粥以賑濟災民,但許多官員在糧食上做文章,沒有按既定的份量發放,以致發給災民的粥都清如白水,幾無米粒。雍正帝視察時發現這種情況,當即大怒,並說出了「浮筷落人頭」這句話。意思是:若是將筷子插在盛粥的大木桶裡,筷子要是站不住浮起來,就表示負責賑災的官員在米上做了文章,要被殺頭。後來那些官員即使自己吃不飽也不敢怠慢民眾,雍正帝向這些腐敗的官員敲響了警鐘。   
  雍正帝提出的社會改革的內容以及他改革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調節、緩和了社會矛盾,造成那個時代的比較清明的政治,促成國力的強盛和多民族國家的融合與鞏固,發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並為乾隆時期的鼎盛準備了更充分的條件,促進了清代社會的持續發展。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雍正帝是敢做敢為、奮發有為的,是對歷史發展做出了貢獻的君王,是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業,在歷史教科書上應當佔有重要的一頁。   
  企業家、社會學家 黨書國   
  2006年5月1日        
前言   
  歷史的天空,還原一個被妖魔化的帝王   
  在清朝十二帝中,雍正帝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極具爭議、極具才華、極具膽識的帝王,是一個在大清歷史上備受關注的皇帝。他登上皇帝寶座後對他不利的流言即不斷發生: 「謀父」、「篡位」、「逼母」、「殺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好諛」、「任佞」,這就是當時人們對雍正帝的評價。真實的情況是不是這樣呢?答案是否定的。   
  作為封建社會一名優秀的改革家,雍正帝登基後,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於他的改革,清朝皇帝、官員及中外學者對他的評價是多角度的,是從他一生行事的各個方面去考察的,認識也不一致,有批評,有褒揚,有的批評多於讚許,有的則肯定重於否定。嘉慶帝對乃祖的政治作了如下的概括:「世宗整綱飭紀,立政明倫」,把改革作為雍正一朝政治總綱予以稱道。清代社會史研究者馮爾康教授認為雍正帝敢於「振數百年頹風」,革舊除弊,是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進者,明確地認為雍正帝是有成就的改革家。   
  對雍正帝改革持批評態度的人,則大多數是著眼於雍正帝的為人,對他的改革雖也有所注意,但僅把它置於次要地位,從而降低了雍正帝改革的歷史意義。事實上,雍正帝作為封建王朝的一個皇帝,我們評價他的功過是非,著眼點不應是其倫理道德,而應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來看待其改革,關鍵要看他對中國歷史、對人類文明做出了哪些貢獻。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會發展出現停滯的形勢下登上歷史舞台的,複雜的社會矛盾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負和才幹的機會。他有步驟地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高瞻遠矚,又惟日孜孜,勵精圖治,短短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康熙、乾隆兩朝的歷史地位已為世人公認,即「康乾盛世」,但在「康乾盛世」輝煌的背後,雍正帝是功不可沒的,他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為後代的乾隆盛世打下了紮實雄厚的基礎,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   
  雍正帝的主要功績有:   
  整頓吏治。雍正帝即位之初,吏治廢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舉國上下大規模地開展了清查虧空、設立會考府、實行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製度和取締陋規等多項工作,由於他態度堅決,措施得力,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在短時間內即得到了明顯改善,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的情況大有好轉。旅日華人學者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飭,清廷恐早衰亡。」「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帝治國的公正評價。   
  改土歸流。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雍正朝前實行土司制度,土司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對屬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制度嚴重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帝全面實行「改土歸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少數民族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措施,削弱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人民的負擔,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攤丁入畝。這是一項重大的財稅改革,即將人丁應納丁銀按照土地數量平均分配到田賦之中,不再按人頭徵稅。「攤丁入畝」政策從雍正元年以後在各地陸續推行,大約經歷了百餘年時間才最終完成。「攤丁入畝」制度的推行,其積極作用不僅僅在於簡化稅收標準,減輕勞動者的經濟負擔,而且在於以法律手段正式廢除了限制人口流動的人丁賦役,使勞動者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減輕。   
  推行密折制度。密是機密,折就是將奏文寫在折疊的白紙上,外面加上封套。以前的正式公文批轉手續繁複,且經多人傳閱,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密折則是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密折是君臣間的私人聯繫方式,具有個人的高度私密性。密折主要是揭發一些貪官污吏的不法行為以及反映民情動向等,這些秘事只有皇帝一人知道,從而達到使官員們相互監督、彼此牽制的境況,人人自危,嚴防了官欲的惡性膨脹和腐敗行為的發生。   
  除上述幾項重大的改革舉措外,雍正帝還制定了其他一系列有利於國計民生、影響深遠的政策。包括:廢除賤籍,老農頂戴,八旗改制,修改大清律例以及西北用兵,平定青海,鎮壓西藏貴族的叛亂,加強對喀爾喀蒙古各部的統治和管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成了吏治的相對澄清、國力的昌盛和國家政局的穩定,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融合。   
  雍正帝在清代歷史乃至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都佔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實事求是地評議雍正帝改革的一生,應該說他是一個勇於改革、奮發有為、勵精圖治的封建君主,是一個把皇位當作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的改革家,是一個不為權勢、名利和女人而勤政的工作狂,他是在我國封建社會晚期為國家為民族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傑出歷史人物。   
  本書參考了大量史實,全面系統地評述了雍正帝作為改革家的一生。我們希望能為讀者提供權威的導向,使讀者從全新的視角深入瞭解這位披著神秘面紗的鐵面皇帝。   
  梅朝榮   
  2006.5        
第一章 儲位之爭,胤得勝   
  在康熙帝執政時期,雍親王胤只是一名普通的皇子,既不像二阿哥(太子)那樣有天字第一號的皇家集團的支持,也不像大阿哥有大學士明珠那樣的大官僚集團的支持,他也不具有議政大臣、歷任兵部和戶部尚書馬齊支持的八阿哥那樣的實力。不過雍親王做事審慎,注重方法、策略,並採納謀士戴鐸的建議,在與眾位兄弟進行的儲位角逐戰中,韜光養晦,既使兄弟間的關係較為融洽,並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同時還在康熙帝那裡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好感,這為他成為皇儲候選人奠定了基礎。與其他兄弟咄咄逼人的氣勢不同,雍親王不動聲色,隱而不露,最終成就大業。   
  習文尚武,平凡經歷   
  康熙帝一生有三十五個兒子,載入序齒的就有二十四個,雍正帝是康熙帝的第十一個兒子,由於有的皇子夭折,所以雍正帝是序齒的第四個皇子。雍正帝生於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康熙帝為他取名「胤禛」。當時皇子的起名,由專管皇室事務的宗人府官員事先擬出幾個名字,交給皇帝選定,康熙帝選定了「胤禛」。這個名字當然很有講究,「胤」字是康熙帝給兒子取名定的排行字,凡他的兒子名字中的第一個字必須用「胤」字,「胤」字的意思是子孫相承續,是繼嗣,康熙帝用這個字給兒子起名,是希望子孫眾多,代代相傳。「禛」 (音zhen真)字按照漢朝人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就是「以真受福」的意思。康熙帝取這個字,是希望這個兒子對上天、祖宗和父皇真誠,以此得到福佑。   
  胤禛的生母烏雅氏,是滿洲正黃旗人,生胤禛時尚是普通宮女,第二年被封為德嬪,康熙帝的第十四子胤也為她所生。胤禛不是由生母撫養長大,而是由養母佟佳氏撫養長大的。佟佳氏出生於清初十分顯赫的佟氏大家庭,她的姑母是康熙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清朝的開國元勳佟圖賴的女兒。佟佳氏的父親佟國維官至一等公,又是康熙帝的舅舅,康熙帝將佟佳氏從貴妃一直封到皇貴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佟佳氏去世的前一天,又冊封為孝懿仁皇后。由於佟佳氏生前無子,僅有的一女也早逝,所以說佟佳氏在撫養胤禛時對胤禛應該是不錯的。   
  胤禛在少年時期即受過很好的教育。因為康熙帝很重視對皇子們的教育,除給他們配備高水平的先生外,還建立了一套嚴密的皇子教育制度,並時常親自打聽皇子們特別是太子的學習成長情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剛滿六歲(虛歲,文中的年齡都是虛歲)的胤禛正式上學,進入宮中專門為皇子們開設的尚書房讀書。他們學習的課程很多,語言學方面有滿文、漢文和蒙古文,世界觀、人生觀方面有儒家的經典著作和史書,還有騎射、游泳等實際操作課,內容相當豐富,體現出滿族統治者的特點,即在重視漢族文化以外,還注意接受滿族文化相傳承的滿族尚武的特點。這樣文武並重,兼備滿、漢、蒙古各族文化,才有利於清朝皇帝統治這個多民族的國家。   
  康熙帝對皇子們的教育不僅體現在書本上和書房裡,而且還經常把他們帶出宮外,到社會中去參加各種實踐。年幼的胤禛即有機會廣泛接觸社會,年輕時已走遍了半個中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年僅九歲的胤禛第一次隨康熙帝出宮,同行的有太子二阿哥胤礽(音reng仍)、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音zhi只)。他們遠離皇宮,隨同父皇康熙帝到塞外參加打獵活動。這時的胤禛已經懂得了康熙帝打獵的雙重作用:一是穩定蒙古。自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台灣後,當時國家不穩定的因素凸現於北方,新疆的準噶爾蒙古部落勢力日益增大,並有可能進入外蒙古,破壞蒙古地區的穩定。康熙帝帶領皇子們去打獵,屆時召見蒙古王公參加,以增近雙方的感情,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二是保持滿洲的尚武進取精神。在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大規模的圍獵就是軍事演習,在圍捕群獸的同時,可以訓練八旗兵的騎射和協同作戰能力。當然康熙帝讓皇子們參加打獵的目的,是希望他們不忘滿人騎射的本色,保持強壯的體格和勇猛的精神。胤禛即位後,雖然因為政務繁忙而沒再參加打獵活動,但他強壯的體格和旺盛的工作精力和早年康熙帝帶領他們出巡打獵的體能訓練是分不開的。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親征噶爾丹,命皇子參與軍事,胤禛奉命掌管正紅旗大營,同時出征的還有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八阿哥胤(音si 祀)。這一次統兵出征,諸皇子其實並沒有真正參與作戰,康熙帝只不過是讓諸皇子歷練一下,得到一些軍事經驗而已。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帝帶領胤禛、十三阿哥胤祥視察永定河治理工程,駐宛平縣榆岱。胤禛在檢查中發現木樁短小,質量不合格,馬上報告父皇,要求返工。這說明胤禛觀察力很強,辦事很精細。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已二十四歲。他與太子胤礽、十三阿哥胤祥隨駕朝聖中國佛教第一名山五台山。胤禛後崇佛,可能與這次五台山朝聖有關。   
  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廢太子事件以前的胤禛,即三十歲以前的皇四子,他並沒有得到康熙帝的特別恩寵,他在尚書房讀書以及隨父出巡,只是享有和其他阿哥一樣的待遇。這段時期的胤禛,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皇子。   
  在隨父巡遊中,胤禛瞭解了各地的吏治民情,目睹了康熙帝處理政事的情景,獲得了官場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增長了見識。所以,巡遊四方是年輕的胤禛向社會學習的好方式。這對他日後參與皇位的爭奪和繼位後的治理,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八面玲瓏,以退為進   
  胤禛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活動,是在第一次廢太子事件中。   
  康熙十四年(1675年)時,三藩變亂,政局不穩,康熙帝為安定人心,鞏固清朝政權,決定學習漢人立嫡長子為太子的習慣。因長子胤禔為庶妃所生,被排除在外。這樣,太子的桂冠就落在了未滿兩歲的次子、孝誠仁皇后所生的胤礽頭上。   
  孝誠仁皇后生前很得康熙帝寵愛,生下胤礽不久就去世了。康熙帝大概是愛屋及烏,所以對當時這個惟一的嫡子很寵愛。康熙帝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栽培不遺餘力。在康熙帝和各位師傅的精心教育下,胤礽八歲時就能背誦《四書》,並能左右開弓,康熙帝表彰他說:「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為了鍛煉他的政治才幹,在他十多歲時,康熙帝就讓他參與朝廷部分政務,康熙帝三次親征噶爾丹,都讓他坐鎮京師,代皇帝處理國家大事。   
  由於康熙帝對太子格外重視,一部分王公大臣自然會依附在胤礽的身邊,希望將來能靠太子飛黃騰達。因此,太子的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政治小集團,名副其實的「太子黨」。這個太子黨的中心人物是索額圖。他是胤礽生母孝誠仁皇后的親叔父,康熙八年(1669年)出任大學士,二十五年(1686年)改任領侍衛內大臣,是康熙帝的重臣。   
  太子黨極力推動胤礽早日登位好撈取政治好處,再加上胤礽本人也對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不滿,竟說:「古今天下,豈有四十年太子乎?」希望繼承皇位之心溢於言表。康熙帝為保護帝位,對太子黨的活動理所當然地不能容忍,但為了不使事態擴大,康熙帝於三十六年(1697年)征討噶爾丹回到京城附近時,下令處死不聽諭旨、私自在皇太子處行走的內廷人員,四十二年(1703年),以索額圖「議論國事」為罪名,將他囚禁致死,但絲毫不涉及太子本身。   
  在這種情況下,胤礽卻絲毫沒有悔改之心,反而更加猖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胤礽在侍從康熙帝巡遊的時候,他還敢勒索地方,把蒙古進貢的馬匹掠為己有。而且,胤礽還不知克制,屢屢責打王公貴族。有一次,他當著康熙帝的面,把師傅徐元夢(協辦大學士)推到水中。當時,康熙帝看得一清二楚,但不想在眾人面前給他難堪,就忍住了沒有處罰他。當然,康熙帝對胤礽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當胤礽的活動進一步涉及到康熙帝本人時,康熙帝終於動手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帝作出了廢黜太子的決定,並迅速付諸實行。促成康熙帝下決心的是兩件事:當時康熙帝帶領胤礽、胤禔及幾位小皇子返京途中,隨行的皇十八子胤(音jie介)身患重病,胤礽卻幸災樂禍,康熙帝以兄友之義責備他,他不思悔改,反而暴怒;第二件事是,在出巡塞外時,侍行的太子胤礽每天夜晚都圍著康熙帝的帳篷轉,從縫隙窺視裡面的動靜。康熙帝為預防政變,晝夜警戒不得安寧。迫於形勢,康熙帝在路上就把胤礽索禁起來,回到京城即舉行告天儀式,正式宣佈廢黜胤礽。   
  太子被廢,眾阿哥紛紛開始競爭儲位。大阿哥胤禔投靠胤,結為一黨,想擁立胤的人實在不少。十四阿哥胤則與九阿哥胤結為一夥,勢力也不小。眾兄弟之間,爾虞我詐,相互傾軋。在這一非常時期,胤禛八面玲瓏,一直以一副中立面孔活動在政治舞台上。他既不攻擊兄弟、不結派,也不落井下石,甚至還幫助眾位兄弟,為兄弟們說情,表現出一副不得罪任何人的憨厚模樣。   
  先說對被廢太子胤礽,在眾人都落井下石的時候,胤禛卻「十分著急,想要救他」。康熙帝讓胤禛對胤礽加以監管,胤禛卻設法奏請解掉了胤礽脖子上的鎖鏈。胤礽在危難時刻得此相助,自然打心底裡感激。胤禛之所以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太子被廢後,胤禔、胤的地位明顯地超於眾兄弟,胤禛很清楚,新儲君還輪不到他,而他和胤禔、胤等人關係一般,太子換人,對於他來說換等於不換,並沒什麼好處;若太子復立成功,反而會借此增加實力,因此才為胤礽說話。不過,胤禛也不得罪八阿哥胤和十四阿哥胤兩伙人,與他們分別維護了良好的關係,不時往來。   
  在康熙帝面前,胤禛也頻頻為兄弟們說好話。康熙帝曾說,胤禛「為諸阿哥陳奏之事甚多」。當胤禛被封為貝勒,而胤、胤等人封為貝子時,胤禛為此啟奏,說都是一般兄弟,胤等人爵位卻低,願意降低世爵以提高他們,使兄弟們地位相當。類似這樣的事,胤禛做過不少,他總是替弟兄們說好話,在別人有需要時即給予支持。因此,激烈爭奪儲位相互敵視的兄弟們都對他懷有某些好感,至少沒有把他作為對手。   
  在太子第一次被廢的宮廷鬥爭中,胤禛八面玲瓏、以退為進,制定了處理兄弟關係的策略,以爭取兄弟們的好感和支持,建立、擴大了自己的力量。他雖然對皇位火熱渴求,手段卻十分高明。他靠著自己的韜晦之術,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表現出不平凡的政治活動才能。   
  兩度廢儲,兄弟蕭牆   
  康熙帝廢太子胤礽後,出現了不可遏制的諸皇子爭奪儲位的混亂局面,此時如果不迅速再立太子,激烈的爭鬥將會愈演愈烈,而且這種混亂的局面也不符合人們已經養成的國有儲君的習慣要求,這就決定了康熙帝必須再立皇儲。至於人選,康熙帝都不滿意。儘管胤有才能,年齡身份也合適,但康熙帝不能容忍胤禔、胤等人的鑽營,害怕出現另一個「太子黨」;立胤以外的人,不符眾望,諸皇子也不會服氣。康熙帝想來想去,認為只有把原來的太子抬出來才是最好的辦法。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距第一次廢黜太子後六個月,康熙帝復立胤礽。但是在復立後,胤礽並沒有改惡從善,反而迅速糾集黨羽,擴充勢力,很快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親貴大臣。他照舊驕奢淫逸,常派家奴到各省富饒地區勒索貢物和美女。對胤礽的不法行為,康熙帝從穩定社會的大計出發一再遷就,但太子依然故我。終於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忍無可忍的康熙帝下令審問太子黨諸人。一年後,頒諭宣佈胤礽罪狀,再次加以廢黜。   
  胤礽第二次被廢後,儲位角逐曾一度達到白熱化的狀態。康熙帝剛作出廢黜皇太子的決定,皇長子胤禔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想取而代之登上皇太子的寶座。   
  胤禔當時已經36歲了,但因為不是正宮娘娘所生,所以沒能當上太子。在康熙早年,他也有一個強大的後盾———大學士明珠。明珠是胤禔的舅舅,他心裡一直不服氣胤礽當太子,就聯合大學士余國柱和部裡的幾個尚書,同太子黨對著幹。康熙帝很快發現了他的行跡,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朋黨罪把明珠一夥人給罷了官。胤禔因此倒了這個大後台,也失去了康熙帝對他的賞識和信任。   
  但是胤禔並不善罷甘休,他表面上遵從父命,但內心裡對太子的地位十分覬覦,與太子暗中作對,並從中挑撥康熙帝與太子之間的關係。   
  胤礽在第一次被廢之後,康熙帝指定胤禔護駕;拘禁胤礽以後又叫他監管胤礽的所作所為。這一安排使胤禔誤以為自己已經時來運轉,所以他曾悄悄地向康熙帝表示:假如父皇想讓胤礽死掉,又怕天下人說閒話,下不了手,他可以出面動手,這樣父皇就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了。身為兄長,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殺死兄弟!康熙帝聽後驚詫不已。這個散發著血腥味兒的計劃,深深刺激著康熙帝已受傷的神經。康熙帝當即識破了他的詭計,也看透了他的心狠手辣,當眾指責他「秉性躁急愚頑,豈可立為皇太子」。胤禔見立儲無望,遂找道士出謀劃策施行巫術,以期捲土重來,事洩後被康熙帝圈禁高牆。   
  胤禔爭奪太子位無望後,就極力推薦和他關係不錯的八阿哥胤作太子。胤的生母良妃衛氏地位十分低下,不太受康熙帝的重視。與胤禔謀奪嗣位的殺氣騰騰相反,胤以仁愛好禮出名,很得人心,在兄弟和皇族王公大臣中有很多擁護者,如皇九子胤、十子胤、十四子胤等。康熙帝的哥哥裕親王福全也稱讚他「有才有德」。胤自己謀奪嗣位之心也溢於言表,他曾借眾人保舉他的事試探地問康熙帝:我該怎麼辦?要不然我就裝病,免得再有保舉的事發生。他希望康熙帝能承認這種推舉的事實。   
  儘管有很多人為胤進言,但胤卻並不太討康熙帝的喜歡。因為康熙帝覺得他雖然有才幹,可是太有野心,心眼又多,陰險無比。康熙帝將胤與被廢的胤礽作了比較:「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胤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百倍於二阿哥也。」康熙帝甚至擔心他逼宮篡位,說他「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康熙帝曾明確讓胤死了這個心思,說他「系辛者庫賤籍之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聽信相面人張明德之言,大背臣道,僱人謀殺胤礽,與亂臣賊子結成黨羽,密行險奸,因不得立為皇太子恨朕入骨,此人之險百倍於二阿哥也」。並宣稱「朕與胤父子之恩絕矣」!胤謀奪嗣位無望,不免怨恨父皇,使父子間的感情出現了裂痕,快到了反目的地步。一次,康熙帝出塞狩獵回京,胤不但不恭迎,反而派太監送去兩隻快要死的鷹,以表示對父皇狩獵之事的藐視,康熙帝非常生氣,大罵胤不孝不義。   
  就在胤上躥下跳的時候,康熙帝的第三子胤祉也跳了出來。與胤禔、胤礽、胤等人與康熙帝的緊張關係不同,胤祉和康熙帝的關係較為融洽。在第一次廢太子後,康熙帝看到自己多年培養的太子如此悖逆,恥笑於天下,悔愧交加,有病也不醫治。胤祉多方勸解,康熙帝方才同意治療。胤祉又多次將康熙帝請到他的花園,讓康熙帝感受天倫之樂,消解心中的苦悶。康熙帝傚法漢人太子制,重視嫡長,現在老二被廢,老大被圈禁,作為老三,其地位自然擺到了前面,他又早封王爵,對嗣位也有所企求。他特意從江南武進縣請來一位精通天文星占的人,將他請到府裡奉為上客,想瞭解一下自己是否有龍飛九五的可能。康熙帝雖然對這個兒子很喜愛,但認為他缺乏統領全局的才能,所以並沒有表現出要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於他的意思。   
  在哥哥們紛紛為爭奪儲位而大動干戈時,十四阿哥胤也不甘示弱。胤的生母為德妃烏雅氏,他本是雍正帝的同母兄弟,可是在康熙末年宮中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這親兄弟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胤與皇八子胤很說得來,稱得上情投意合。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因奪嫡而被鎖拿時,胤拚命保胤,並說:「八阿哥無此心。」當時把康熙帝氣得火冒三丈,抽出佩刀要當場殺死胤。隨著時間的推移,胤離太子的寶座愈來愈遠,而胤的集團活躍起來,他開始積極謀取儲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廣泛聯絡士人,如接見大學士李光地的門人翰林院編修陳萬策時,「待以高座,呼以先生。」李光地是理學名臣,康熙帝在建儲問題上多次徵求他的意見,胤企圖通過與陳、李聯繫,以此博得士人的好感,為自己提高聲譽。   
  恰在這時,西北戰事的發展,給了胤在政治上大顯身手的機會。胤被康熙帝任命為大將軍,帶兵出征西北。在西北戰場上,他繼續招賢納士,對自己的前途多方經營。但胤遠處西北,對他立為太子有所不利,胤禛曾說康熙帝年歲已高,不可能立遠離身邊的胤,不能說沒有道理。   
  總之,胤是一位較有才幹、積極謀取儲位的皇子,他頗得康熙帝的寵愛,有可能成為皇儲。   
  康熙帝效仿漢人實行的明立太子制度,明確杜絕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但隨著胤礽的兩次被廢,太子之位懸虛,又給其他皇子們帶來了希望,他們不甘心自己的現有地位,蠢蠢欲動,開始角逐。這裡面有八皇子胤、三皇子胤祉、十四皇子胤,當然四皇子胤禛也不例外,紛紛跳將出來,正如《紅樓夢》所言,「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個個不甘於寂寞。   
  韜光養晦,密謀儲位   
  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後,康熙帝就不再預立皇儲,大臣有為建儲而向他進言的,多受處分。康熙帝也知道不立皇儲的弊端,但立了之後,勢必又要分削自己的權力,萬一再出現一個胤礽這樣的皇太子,怎麼受得了?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使康熙帝十分苦惱。老年人常有這樣一種矛盾心理:擔心自己時刻會死去,卻又自以為還能活幾年,表現在具體事情上就是能拖則拖。    
  儲位空虛多達十年之久,必然造成諸皇子之間的結黨蓄謀,爾虞我詐。爭奪儲位的事也牽動著胤禛的每一根神經,他為自己的未來而奮鬥,進行著有綱領有計劃的經營。他的方針、策略見於戴鐸(胤禛的一個幕友、心腹)寫給他的書啟。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戴鐸在書啟中,首先分析了政治形勢,明確了胤禛的奮鬥目標。戴鐸深知胤礽再廢儲位未定之時,諸皇子爭奪激烈,誰活動有力,誰就有可能獲勝,這時是「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時,因此一定要參加競爭,爭取不世之榮。方針確立之後,就要有行之有效的策略。戴鐸提出:一是要想方設法,取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寵愛,但做到這一點並非像在普通人家裡那樣容易。戴鐸說:要討得父皇的喜愛,對父皇要誠孝,還要適當展露才華。不露才華,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過露所長,同樣會引起父皇疑忌。胤就是因為在父皇面前表現得過於聰明而見棄。二要以已廢太子凌虐昆季為戒,妥善處理好弟兄關係。戴鐸說兄弟少了容易相處,兄弟多了則難相處。大家愛好各有不同,容易爭強好勝,搞好關係甚難。所以要想辦法使有才者不以自己為忌,而無才者以自己為依靠,使兄弟們依附在自己的周圍。三要勤勉敬業。凡是父皇交辦的事情,都應竭盡全力去辦好,既使父皇滿意,也使朝臣口碑相傳。四要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帝就此曾經批評過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康熙帝說:現在我已經二十多歲了,請您開恩將諭旨內「喜怒不定」四字,不要記載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諭:「此語不必記載!」即位後的雍正帝曾對大臣說:「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胤禛繼位後,做「戒急用忍」銘牌,為座右銘,用以警示。五要加緊聯絡百官,尤其是康熙帝的親信重臣,對地位較低的近侍和漢人官員也不要放過。   
  胤禛對戴鐸的建議十分重視,把它看成是「金石」之言,但因時機尚未成熟,只說「汝但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語言,切不可動,慎之,慎之」。此後,他即以戴鐸為他出的一整套主意行事,努力爭取儲位。   
  首先,胤禛開始千方百計招攬人馬,構築自己的力量。封建官僚在為官場盡職的同時,熱衷於為主子利益服務。這些人有掌管西北前線兵權的川陝總督年羹堯,有統管京師警衛事務的步軍統領兼理藩院尚書隆科多以及大學士魏經國、沈廷玉、博爾多等,這些人踏踏實實地為胤禛幹活,對日後胤禛順利登基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招攬人才的過程中,胤禛有一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如在招攬禮部侍郎蔡珽時,先派馬爾齊哈前往拜見,蔡珽以身為學士不便前來王府為由拒絕。後來胤禛又命四川巡撫年羹堯代表自己前往就請,蔡珽仍不就招。直到後來蔡珽被任命為四川總督,到熱河行宮辭謝康熙帝時,當時胤禛也住在熱河,最後還是由年羹堯的兒子年熙帶著他拜謁了胤禛。   
  在儲位之爭中,胤禛為了保護自己,不致成為權力爭端中的靶子被人先行打倒,表現出一副淡泊超然的樣子,公開聲稱自己是「天下第一閒人」。還特地編了一本《悅心集》,其中收錄了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桃花源記》,劉禹錫的《陋室銘》,歐陽修的《歸田錄》等詩文,以表明自己歸隱山林、讀書賦閒的心志。他要借此告訴人們:他對「頭戴天平冠,身穿袞龍袍」的那些俗套毫無興趣,他更不會去處心積慮地爭奪儲位。   
  在這一時期,胤禛還與僧徒往來,還捐資建設寺宇。他自稱「破塵居士」、「圓明居士」,常常在圓明園舉行法會,大做佛事,邀請各地高僧探討佛學,還寫了《和碩雍親王圓明居士語錄》、《圓明百問》等佛學書籍。由於這些經歷,他對佛經教義多有心得,做了皇帝以後,仍與佛教極為親近,以野僧自命。   
  胤禛的表現,有人說這是他在行韜晦之計,在倣傚劉備防備曹操時在菜園裡種菜一樣,深藏不露,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胤禛謀求太子之位之心,是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廢太子事件後開始有的,到胤礽的第二次被廢後才開始積極經營,但當時的形勢對胤禛並不利。論人氣、聲望,八阿哥胤高居其上;論與父皇關係的親近,三阿哥胤祉也在他之上;論才幹和受康熙帝的寵信,十四阿哥胤亦佔優勢。不過胤禛做事審慎,注重方針、策略,在兄弟們的嗣位角逐中,異軍突起,後發制人。   
  交流感情,奠定勝局   
  戴鐸曾經給胤禛出主意,其中有一條就是要博得康熙帝的寵愛,那麼,在人才濟濟的皇子中,胤禛到底是利用什麼手段來博得康熙帝的寵愛的呢?   
  首先,就是上節提到的與眾兄弟間圓融的關係。在康熙朝諸皇子爭奪儲位的權力角逐中,就有不少皇子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胤礽見弟弟病重便幸災樂禍,以致康熙帝惱他不孝不悌;胤禔則對胤礽暗藏殺機。在他們身上,胤禛吸取了深刻的教訓,與眾兄弟和睦相處,時常在康熙帝面前說他們的好話,從而一步步取得了康熙帝的寵信。   
  其次,在胤禛身上,體現了雷厲風行、法紀嚴明的治政作風,這一點不但一團和氣的三阿哥胤祉欠缺,即使別的皇子也有所不及。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康熙帝出巡歸途中,康熙帝責備同行的鄂倫岱結黨,鄂倫岱則以國戚自居,渾然不懼。胤禛在一旁道:「此等悖逆的人,何必留他屢次惹父皇懊惱。亂臣賊子,自有國法懲治,若交與兒臣,定將他即時殺了。」康熙年間,不法賄賂的事情也很常見,太監曹之璜曾向官員索要銀兩,而且追打抬夫,致使一位宮女的棺材掉落在地上。當時,胤禛奉命審理此案,他針對太監們較為普遍的依仗權勢索賄和為非作歹的情況,主張嚴懲示眾。他以大不敬罪將曹之璜定為斬刑,監候待決。通過這兩件事,胤禛給康熙帝留下了威猛的印象。康熙帝是個英武和仁慈兼有的皇帝,因此他既不滿意過於仁弱的胤祉,也不滿過於狠辣的胤,胤禛在這一點上恰恰取得了康熙帝的寵愛。   
  再次,康熙帝與胤禛的父子感情,也時有交流,日益融洽。康熙帝年邁時發生了胤礽的兩廢和諸皇子立黨爭位,不顧骨肉手足之情等一連串事件,他心力交瘁,得了重病。而當時爭奪儲位的嚴酷性,使得大臣們不敢去探視、問安和延醫治療;而諸皇子爭奪儲位遭到康熙帝的斥責和懲處,使得父子關係甚為緊張。只有胤禛和胤祉不斷問安,並勸父皇延醫治病。康熙帝在當時因種種原因成了被眾人「敬而遠之」的「孤家寡人」,得到胤禛和胤祉二子的關懷感到格外寬慰,於是聽了他們的勸說,延醫治療,使病情好轉了很多。   
  康熙帝晚年因諸皇子爭奪儲位天倫之樂大減,胤禛和胤祉經常請父親到花園散心,康熙帝先後共駕臨胤祉的花園十八次,到胤禛的圓明園十一次。這種恩榮是別的皇子所享受不到的。事實上,胤禛的舉措相當成功。康熙帝在這前後多次表揚了他,如說他「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情懇切,可謂誠孝」。還說,皇子間勢成水火者有之,不顧君臣之義者有之,而惟四阿哥知大體,為兄弟們說好話,「為諸阿哥陳奏之事甚多」。並傳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礽時,並無一人為之陳奏,惟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在朕前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康熙帝對兒子的褒獎有此語言和程度者並不多見。   
  胤禛還為康熙帝引見了他的四兒子弘歷,也即後來的乾隆皇帝。弘歷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 他從小勤於學習,聰敏過人,自幼便不同於一般孩童。他第一次見康熙帝時,就自覺地跪下來說:「孫兒弘歷給爺爺磕頭,恭請萬福金安。」康熙帝很喜歡他,命送至宮中養育,給以皇子的待遇和教育。不久又隨從康熙帝至熱河,住在避暑山莊內。康熙帝臨幸獅子園,弘歷侍從回家,康熙帝傳見他的生母鈕祜(音hu戶)祿氏,連連稱她是「有福之人」。一時祖孫三代、公公兒媳之間,關係融洽,尚有點天倫之樂。康熙帝還給胤禛親書「五福堂」匾額,胤禛把它高懸在雍親王府後室。    
  康熙帝對孫子弘歷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情。有一次,康熙帝帶弘歷去打獵,康熙帝當場射殺了一頭狗熊。當時,康熙帝要弘歷再補一槍,槍響之後,倒地的黑熊卻突然躍起,向弘歷撲來,在這種危急時刻,少年弘歷卻不慌不懼,靈活地躲開了狗熊的致命一擊。隨後,由爺爺康熙帝補了一槍,弘歷才得以脫險。這件事發生後,康熙帝更喜愛這個孫子了。他據此認為弘歷小小年紀能臨危不懼,將來必有一番作為。   
  有種說法認為康熙帝之所以傳位給胤禛,就是因為看中了弘歷,想讓他日後管理大清江山。這個觀點,有一些材料可以充分說明。《清高宗實錄》卷一說,乾隆繼位是「聖祖深愛神知,默定於前;世宗垂裕谷詒,周注於後」。這也說明康熙帝生前已預定將位傳給雍正帝,而最終要由弘歷繼承皇位。其實,乾隆帝本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在一首詩的自注中寫道:「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臨幸觀花,慈顏有懌,因於燕喜之次,以予名奏聞,愛撫備至,是為承恩之始。仰惟付託之重,默契聖心,投艱遺大,似即肇基於此。」這種說法,在當時統治階級上層中間流傳較廣。這很明確地說明,康熙帝是有意讓弘歷當皇帝的。但孫承祖位,前無先例,所以康熙帝欲傳皇位於弘歷,必先傳位於其父胤禛。   
  康熙晚年,胤禛年富力強,才能得到了顯示,兄弟間的關係處理得也比較妥當,並擁有了一個具有一定實力的勢力集團。特別是在康熙帝那裡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好感,這就為胤禛成為皇儲候選人並成功地登上皇位奠定了基礎。   
  胤登基,改元雍正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暢春園傳出噩耗:康熙帝駕崩!在一片哀悼聲中,雍親王胤禛被宣佈為新君,至此,喧鬧十餘年的儲位之爭,終於有了結果。但眾位皇子、王宮大臣的懷疑也相繼而出,康熙帝之死成了一樁宮廷疑案。   
  康熙帝是壽終正寢的嗎?官書沒有說明其死前的詳細病情和病因,只是說他十月二十一日往北京南郊的南苑打獵,十一月初七日身體欠安,到西部暢春園養病,初九日身體不爽,命胤禛代他到南郊行冬至祀天大禮。以後的四天裡,還自稱「朕體稍愈」,但到十三日,康熙帝病情加重,當夜駕崩。提督步軍統領隆科多立即向胤禛傳達康熙帝的遺言,要胤禛繼承皇位。當天夜裡,用鑾輿載運著康熙帝的遺體,回到大內乾清宮,胤禛先回到宮內準備迎接先皇遺體。   
  十九日,新皇帝遣官告祭天壇、太廟和社稷壇。同日京城九門開禁。二十日,新皇帝正式登基,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賀。頒布即位詔書,宣佈新皇帝的施政綱領。同時改年號為「雍正」,「雍正」是雍親王得位正、為君正的意思。按照慣例,自第二年開始實行,時下仍沿用康熙年號。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初二,雍正帝親自將停放在景山的康熙帝靈柩送到遵化(今河北遵化)山陵,安放在享堂內,一切按禮儀進行。到九月,雍正帝再次前往遵化,將康熙帝梓宮(中國古代帝王、皇后所用以梓木製作的棺材)安置到地宮內,確定康熙帝陵墓名為「景陵」。至此康熙帝的葬禮全部完成。古人有入土為安的說法,康熙帝葬禮的成功完結,標誌著康熙舊王朝的結束,雍正新王朝開始了。   
  雍正帝雖然成功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但由於康熙朝太子幾立幾廢,更由於康熙帝的幾個皇子骨肉相爭由來已久,自胤禛登極之日起直到今天,對他繼位的合法性一直議論叢生,一共有三種說法:遺詔繼位說、改詔篡位說和無詔奪位說。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胤禛改詔篡位之說,說康熙帝的遺詔是「皇位傳十四子胤禎」(胤原名胤禎),胤禛把遺詔中的「十」字改為「於」字,「禎」字易作「禛」,使遺詔變成「皇位傳於四子胤禛」。但事實上,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按照清代文書制度,書寫皇子,一定要在前面冠以「皇」字,違錯不得。說「皇位傳十四子」,「十四子」之前沒有「皇」字,不合清制;如前面加個皇字,則原文應為「皇位傳皇十四子」,在這種情況下將「十」字改為「於」,遺詔就變為「皇位傳皇於四子」,這就不可理解了。另外,傳位給誰應用「於」字,而在清代,「於」和「於」並不通用,事關國本的詔書,在關鍵字上寫別字,容易暴露作偽者的馬腳,胤禛應該考慮得到,不至於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可以看出,篡改遺詔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事實上,胤禛正常即位有康熙帝的遺旨為證。《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重,召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貝勒胤、皇九子貝子胤、皇十二子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諭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康熙帝死後不久,社會上還流傳著雍正帝「謀父奪位」的風言。說康熙帝病重時,雍正帝進了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胤禛就登了位」。這是說,康熙帝是胤禛進參湯下毒藥死的。   
  另據目睹當時情況的意大利籍傳教士馬國賢記載:康熙帝死前夕,有號呼痛苦之聲———有人據此認為,康熙帝很可能為雍正帝謀害而死的。如果聯想到遠在西北的胤即將班師回京一節,雍正帝趁父皇患病而施毒,進而搶先登位,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但到後來,人們發現雍正帝「謀父」的傳言是不成立的。像康熙帝那樣坐了60年天下的皇帝,一飯一菜、一湯一茶入口都要經過極其嚴格的查驗,何況在滿朝官員注意力集中的時刻,為康熙帝進湯,能下藥謀害,根本是不可思議的。   
  更何況康熙帝是不喝參湯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織造曹寅病重,蘇州織造李煦上折請求御賜藥劑,其中有人參,康熙帝諭:「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說:「南人最好服參,北人於參不合,朕從前不輕用藥,恐與病不投,無益有損。」康熙帝首先認為用參「傷人」,再認為北方人尤其「於參不合」,所以他根本就不食人參,如何肯服參湯?即使要藥死他,熟悉他生活習慣的兒子,也不會愚蠢到在他不肯吃的東西中下毒。皇帝的習慣在宮中就是制度,誰又敢違反皇帝至關生死的習慣與制度而能為皇帝進參湯呢?   
  事實上,康熙帝是久病纏身,患了重感冒,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加之高齡體虛,還可能引起併發症,因而導致死亡。   
  一些推理還可補充雍正帝是合法繼位的。在康熙帝彌留之日,《清聖祖實錄》說胤禛奉召至暢春園,三次面見父皇,康熙帝告訴他病勢轉重。他在齋戒期間,負有祭天重任,如果不是特地召喚,是不能離開齋所的,否則,他到暢春園就違背了皇帝旨意,就會遭到譴責和驅逐。可見,他多次見到康熙帝,說明他的到來必為康熙帝所召。而這時的非常召見,當有特殊使命。   
  總而言之,根據可考的史料分析,雍正帝是於父皇壽終正寢後正常而合法地即位的。對此,清代官書眾口一詞,都是一個口徑。後世有人依據雍正帝的氣質、才幹、品格、年齡以及他多年隱蔽性經營的特點;康熙帝對雍正帝的認識和父子感情基礎,當時諸子爭儲互鬥的背景以及康熙帝臨終前遺命的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認為雍正帝根據康熙帝「倉促之間二言而定大計」是合法繼位的,是可信的。        
第二章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做英明睿智皇帝的接班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為國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勳,兒子繼位後,在改革父皇的成法上就會有顧慮,以免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下千古罵名。清世宗雍正帝卻沒有因父皇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喪失進取之心,他要以獨立的思考和銳意進取的改革行為證明他的不同凡響。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抒發了「雍正改革,政治一新」的抱負,勇敢地向各種各樣的官僚集團發起了進攻。雍正帝決心刷新吏治,剔除康熙朝既成的貪墨之風,變寬為嚴,於是,一個清明的吏治環境出現了。   
  繼位之初,矛盾尖銳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會發展出現停滯的形勢下登上歷史舞台的。當時的社會矛盾異常激烈,這種狀況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負和才幹的機會。他有步驟地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高瞻遠矚,又惟日孜孜,勵精圖治,在他當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    
  康熙帝以聰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為國家為民族創建了從衰敗到鼎盛的偉業,他一生除鰲拜、平三蕃、視察黃河、疏通漕運、任用良將、東收台灣、北定疆界,等於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現出一個大政治家的銳氣和進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漸趨保守,與早年積極進取的精神相比,相當程度地失去了變革現實的銳氣。再加上身體虛弱,皇子們的儲位之爭耗費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漸失去了蓬勃的朝氣。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對大臣們說:「今天下太平無事,以不生事為貴。興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 康熙帝於五十六年(1717年)進一步說:做君主的準則,就是要安靜不生事,不要標新立異以為能出奇績,也不要誇誇其談,博取虛名。由此可見,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識的左右,開始自滿於以往的業績,變得安於現狀、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了。康熙帝開始逃避現實,反對改革,對社會現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心裡清楚,表面上裝作什麼也看不見。但弊端和矛盾卻是客觀存在的,大清帝國實際上已陷入了政治腐敗和權力爭鬥的嚴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積弊顯現出來,社會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黨鬥爭。帝皇之家從來都免不了朋黨之爭,兄弟傾軋。康熙晚年,皇子之間儲位爭奪,以及索額圖、大學士明珠等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互相交織。此外,朝臣中有滿人和漢人的矛盾,滿人歧視漢人,大學士一定要以滿人做「首輔」(首領);各部尚書雖然滿人、漢人都有,但滿人「行走」在前,漢官在後;官缺分出旗缺、漢缺,滿人少,得缺容易;同時皇帝經常表彰滿人淳樸,指責漢人奸猾,勢必造成滿漢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立,因而在政事處置上各持己見,維護本民族人員的利益,這就是「滿洲大臣一議,漢大臣一議」,互不讓步。   
  其次是階級矛盾加劇。康熙初年,由於滿漢官員貪贓枉法,侵漁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極」,因而康熙帝特別注重整頓吏治。他認為,要治理國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於康熙帝晚年放鬆了對封建官僚的約束,各種嚴酷的剝削便開始了,農民與官僚集團的矛盾也隨之產生。比如附加稅耗羨,康熙帝原來並不許徵收,「州縣官克取耗羨、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報者,皆革職提問,徇縱不參之督撫革職」。但由於康熙朝俸祿較低,各級官僚最終還是將目光瞄準在對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閩總督興永朝奏稱:「若斷絕外官耗羨,則外任實不能度日。」結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們妥協,同意加收耗羨。   
  州縣官徵收耗羨,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則用於送禮。州縣官要向上司送規禮,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禮,這成了當時官場上的不成文制度。州縣官為了確保個人用度和這些官場常例,重視徵收耗羨銀的程度比徵收正額錢糧的還要高,還要嚴厲。同時還會把徵收到的正額錢糧,挪作他用,嚴重地影響了國家財政的收支平衡,情況最嚴重時戶部庫裡只有八百萬兩銀子貯存。康熙帝看到這種現象,於五十九年(1720年)說各省的錢糧虧空太多了,不夠開支。這種情況使得社會矛盾越來越複雜,以皇帝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團之間也發生了矛盾。與康熙初年相比,官場濫征耗羨,吏治不清已成為康熙帝晚年所面臨的嚴重問題。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會矛盾加劇。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後,康熙帝調兵遣將,開銷較大,西北前線人民負擔顯著增加。部分軍士不願出征,相繼逃亡,清政府嚴行懲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鮮使臣李仿、李大成等歸國報告,說他們在路上看到檻車裡載有很多男人和婦女,這些人是不願意西征的人及他們的妻子,是被流放到瀋陽或寧古塔去的。他們還說過去所經之地,見「人物甚盛,關門填咽」的繁榮景象,如今「關外人家多有撤毀處,關內人物頗稀疏,馬畜甚貴,或騎牝騾而行,蓋以征討西之故,如是凋弊雲耳」。   
  雖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決策是正確的,但過度的戰爭已經嚴重地破壞了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並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發展,雖然不是什麼大蕭條,但和康熙朝君臣口頭稱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遠。   
  由此可見,康熙朝晚期,各種社會矛盾紛至沓來,亟待解決。正緣於此,繼康熙帝之後掌握帝國命運的雍正帝,將怎樣治理這個經濟嚴重衰退的國家,可以說關係到整個清王朝在中國的國運興衰。高唱頌歌、粉飾太平的做法是逃避現實的懦弱行為,諱疾忌醫、不許人開口的態度則是自取滅亡之道,只有勇於正視自身弱點的人才具備成功者的素質,只有勇於改正自身缺點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講,雍正帝是另一類偉大的政治家,他對中國歷史所做出的功績,殊不弱於父皇康熙帝。   
  高瞻遠矚,積極進取   
  做英明皇帝的兒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為國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勳,兒子繼位後,就不得不忠實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個千古罵名,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無用的兒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陰影下,循規蹈矩,絲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無所作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沒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喪失進取之心,他要以獨立的思考和行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作為一個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贏得了極大讚譽的「聖主」康熙帝的兒子,改革父親的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就含有否定父親的含義,對雍正帝來說,這是一個挑戰和考驗。在世人心裡,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為國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勳,儘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畢竟功大於過。對雍正帝來說,實行改革無疑會有一種心理壓力。雍正帝也曾經過思想鬥爭,最後還是尊重現實,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在寢宮養心殿西暖閣掛有他親自書寫的一副對聯「願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這是他政治思想的最好註解。   
  雍正帝把他和父皇康熙帝作了一個比較,說他事事不如其父,惟獨在官風民情上比乃父知道得多。他認為康熙帝八歲即位,深居宮中,很難瞭解真實情況。他說:對下面情況的瞭解,朕是親身經歷得到的。朕為雍親王多年,凡是臣下結黨施行奸計,互相拉關係,相互徇情辦事,對皇上、對上司欺詐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當面順從,背後另干一套,各種惡劣風習,都不能逃過朕的眼睛,朕都知道這些弊病了。朕對於下情的透徹瞭解,和歷史上從藩王當上皇帝的人來比較,比如漢文帝等人,朕的見聞,要比他們多得多。   
  可見,雍正帝對他在當雍親王時的經歷頗為自負,這不是自我吹噓,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時期奉旨處理過一些政事,雖然這些政事不多,但他對當時國庫虧空、錢糧短缺的情況非常留意,因而當他形成了興利除弊的思想後,面對千頭萬緒的政治局面,知道如何入手。   
  在改革的過程中,雍正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輿論制約,但是雍正帝都能夠難中取易,險中取勝,只要認準一件事,他都會當仁不讓,下定決心去做,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他勇敢地向千百年來形成的積習挑戰,宣佈剔除吏治不清、科舉腐敗的惡習,創造太平盛世。他的振新,同康熙帝晚年的不生事形成鮮明對照,標誌著雍正新朝,在政治上必有一番改革。   
  雍正帝之所以能從一個毫不起眼的皇子一躍成為執掌大清江山的天子,在於他不僅有積極進取和鍥而不捨的精神,更有高瞻遠矚的魄力。為了保證其政治綱領的實施,他把封建主義的皇權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我們不妨追溯一下清代的政體沿革:努爾哈赤時,大臣們比皇帝有權,一切重大的事件須先由王大臣會議受理,再呈報努爾哈赤。皇太極時設立文館來分散王大臣的權力,文館的職掌是內三院,包括秘書院、弘文院和國史院。順治晚期,改三院為內閣,設滿漢大學士各二人,稱宰輔。鰲拜為了專權,又把內閣改回內三院。康熙帝從鰲拜的專權中總結出一條經驗:「大權旁落,很少有不失敗的。」所以,他力主「天下大權,惟一人操之」,以加強君主集權。「願以一人治天下,不為天下奉一人」,則從字裡行間極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對集權的渴望。為了加強皇權,雍正帝成立了軍機處,最終,實現了雍正帝「願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皇權的加強在一定條件下,對國家統一、政治的清明確有其積極的意義。   
  「人治」是雍正帝統治思想的內核。它強調一是要有一個好皇帝;二是皇帝要會用人。好皇帝的標準是四個字:勵精圖治。這樣才能避免唐、明朝時的宦官專權,杜絕朋黨之爭。「人治」還需要有一支在勵精圖治的君主指導下的良好的官僚隊伍。除此之外,關鍵在於有好的施政方針。雍正帝把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對下層的老百姓給予了很多的關懷與照顧。   
  總之,雍正帝是一位積極進取、勇於革新的君王,他並沒有盲目崇拜父皇康熙帝,而是敢於改正前朝的失誤,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是一種超越。   
  抒發抱負,政治一新   
  雍正帝即位之初,對他的政治即有一個總的要求,就是「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即要隨著新朝的開始,剔除前朝積弊,在政治上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形成國富民殷的盛況。雍正帝不僅看到了康熙朝的問題,而且深知其淵源,絕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稱:「朕欲澄清吏治,艾安民生,故於公私毀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   
  在「振數百年頹風」思想的指引下,雍正帝進行了一系列的弊政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整頓吏治。即位伊始,為懲治腐敗,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全國上下大規模地開展了清查虧空、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製度和取締陋規等工作。由於他態度堅決, 措施得力, 清政府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官吏貪污、吏治敗壞的情況大有好轉。   
  第二,廢除賤籍。大家知道印度古代有賤民,清朝雍正王朝之前也有賤民。明朝以降戶口有軍籍,有民籍,有賤籍。民籍就是士農工商,賤籍就是賤民,不屬於士農工商,他們不能讀書,不能參加科舉考試,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變,身份地位相當低下。賤籍據說從宋朝以來就延續下來了,他們只能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雍正帝先後下令取消賤籍,讓他們編為民籍,這是社會的一大進步。豁賤為良涉及到的人雖然不是太多,但是在歷史上是有其積極的進步意義的。   
  第三,改土歸流。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省少數民族地區,在雍正朝以前主要由世襲土司進行管轄。儘管此前已有「改土歸流」的舉措,但雍正帝卻全面推行了「改土歸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區分別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制,同內地大體一樣。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政策,削弱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人民的負擔,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   
  第四,攤丁入畝。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帝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畝」,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是典型的「殺富濟貧」。這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   
  第五,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會破壞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力;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既定的政策。所以雍正帝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不僅包括朝廷中的拉幫結派,也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對於科甲朋黨,雍正帝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表明他為澄清吏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第六,整飭官衙書吏。封建政治制度造就了一批把持政務的書吏,大小機關的文書處理和檔案保管權力都控制在書吏手裡。由於文書的處理大權在書吏手中,所以書吏隊伍是賢是奸,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吏治行政。還是在當親王期間,胤禛對官衙書吏的弊端就已經相當清楚。尤其是康熙帝晚年實施「政寬事省」、「無為而治」政策,各級官僚大多作威作福、腐化愚昧、不視政事,只依靠幕友和書吏辦事,以致吏治廢弛敗壞,各衙門書吏竟敢公然盜取、改易、焚燬檔案文件。對書吏隊伍中的這種腐敗情弊,胤禛看在眼裡,恨在心裡。登基後,雍正帝馬上提出了整飭官衙書吏的革新思想,他對書吏管束嚴格,為剷除書吏隊伍中敲詐勒索和舞文弄法之積弊,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舉措。   
  第七,狠剎攤派之風。雍正帝剛登基的時候,地方攤派積弊花樣繁多,有大吏示禁而屬員陽奉陰違者;有大吏故縱而有司公然橫行者;甚至有在百姓交納正項錢糧時,官吏即將擬派之費預行扣去,先私而後公者。攤派已經成為吏治清廉民生樂業的一大禍害。雍正帝對此看得很透徹,在他即位後的一兩年內就接連頒發「諭禁數條」的革新思想,並且懲處了一批妄行攤派的官員。雍正帝認為,如果想要徹底消除攤派之風,從根本上說,必須造就新一代廉潔的官吏隊伍。   
  總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處於承上啟下的歷史時期。雍正帝既繼承了康熙帝的歷史遺產,又糾正了康熙帝晚年的弊政;同時雍正帝的許多措施,也為後來乾隆時期的強盛奠定了基礎。   
  務實求真,從嚴治國   
  雍正帝一生以務實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實際而不應該有虛念,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剛一即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地懲治與清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無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折,少則一二十件,多則三四十件,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他的批語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還要多。今天,在留存下來的清宮檔案中,就有數以萬計的雍正帝批過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務實的作風。具體地說,雍正帝的務實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奏報(奏折)「只可信一半」。   
  虛假不實的奏報,在封建官場上比比皆是。因為有那麼一批所謂巧於仕宦的官員,往往能通過弄虛作假吹拍彈唱阿諛奉承而獲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賞識,並從中撈到好處。然而,這一套在以務實精神治天下興邦國的雍正帝那裡,卻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場上曾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文武百官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的整頓,情況已經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帝毫不客氣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絕不放過浮誇粉飾的奏報。   
  對於大臣奏折中的浮誇成分,雍正帝總是毫不客氣地明確指出,並進行尖銳批評。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撫石文焯奏報說,全省各州縣的蝗蟲災害已撲滅十之八九。雍正帝通過查問河南的其他官員,察覺到石文焯的奏報不是實情,於是尖銳地批評石文焯說:如果不是你在欺騙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屬欺騙了!可是,這個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調任甘肅巡撫之後,依舊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肅大旱,七月下了一場小雨,石文焯趕緊奏報說:已是豐收在望,這都是皇上敬天愛民的結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煩,揮筆批道:「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言,朕實厭觀。」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視台灣的監察御史索琳上折說:台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昇平。看了這一言過其實的奏報,雍正帝警告說: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讚、套文陋習,萬不可法」。   
  厭惡沒事找事地奏報。   
  奏折是君臣之間溝通情況,上傳下達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員的奏折,都是派專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宮大門。因此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與財力支持的。一個官員,一年究竟應該奏報幾次合適呢?雍正帝在給寧夏道員鄂昌的一條朱批中曾這樣明確指示:遇有應該呈報的事情,就是在一個月內上奏幾次也是應該的;如果沒有什麼可奏報的,哪怕是幾年沒有折子送來,朕也不會怪罪你的。他反覆強調:「只務實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員無事找事,頻繁上奏,用意是與皇上聯絡特殊感情,向皇上討好,雍正帝對這種懷有投機心理的官員常常予以斥責。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廣東巡撫年羹堯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後發現,折內所談之事早就上報各部了,於是批道:已經報到部裡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廣東省內沒事可報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這麼遠的路途,專門派人送來這等無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為一個務實的皇帝,常常訓導臣工要靈活用諭,因時因事貫徹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強調處理政務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當」。雍正帝甚至要求內外大吏,不要因欽發諭旨而影響了自己的主見,這點他在給湖北巡撫馬會伯的一件朱諭上說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諭,皆因人因事,權宜而發,有合於彼而不合於此,有可行於此而不可行於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隨朕一時諭他人之諭,來惑自己主見」,並進而指出,只有秉公報國,才會有「根本主見」。雍正帝早就發現,有些地方官員凡事都要請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臉色說話,聽皇上的口氣行事,沒有明確指令寧可等待也不動手。對於這種現象,雍正帝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實際是在推卸責任,為自己留後路,是在為自己做官。   
  主張務實的政治,反對沽名釣譽。   
  雍正帝在繼位一週年的時候,告誡臣下說: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腳踏實地去辦事,做實事,而不是耍花招,講空洞的好聽的話,去博取一個虛假的美名。朕自從登基以來,時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樂業的事,不是為圖好名聲。雍正帝對官場中流行的追求名實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滿,一針見血地指明官員講的「實」是個人的「貨財」,而不是國計民生的「實」;官員講的「名」,是官爵,是釣譽,而不是由於實心從政而應得的美名。他反對不顧民生吏治的「名實兼收」和官員的沽名釣譽。這對當今的社會是很有警示意義的。   
  報喜更要報憂。   
  封建官場一般存在著報喜不報憂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認識到這種現象不利於瞭解真實的情況。因此,雍正帝反覆告誡內外百官,務必據實上奏言事,萬萬不可隱飾,並且對報喜亦報憂敢講逆耳忠言者多加褒獎。   
  雍正執政期間,署理四川陝西兩省軍政要務的總督岳鍾琪,就因為「報憂」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誇獎。雍正三年(1725年),岳鍾琪將川陝兩省亂攤亂派的名目進行綜合,發現共有三十多項,他把這一情況如實奏報朝廷。雍正帝稱讚岳鍾琪毫不護短,一片苦心,硃筆批示「此奏甚屬公誠」。雍正帝還指出,不但四川、陝西有亂攤亂派的現象,其他各省都一樣。隨後,雍正帝選派一大批官員調往四川、陝西,讓岳鍾琪堅決果斷地替換各府州縣的不法貪官。   
  坦然承認「朕不知」。   
  雍正帝作為一國之君,對自己不很瞭解難以決斷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認,而不輕下結論草率頒諭。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關料理台灣事務的奏折,他看後認為「其中多有可取之處」,但他並沒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輕易頒旨。雍正帝把這件奏折轉給福建總督滿保,讓他與提督、總兵等經辦台灣事務的官員共同商討,選擇其中可行的去辦。    
  不掩飾「朕之過」。   
  雍正帝曾多次頒發諭旨,要求身邊大臣看見「朕的過錯」直接指出,「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寫一份奏折,專門給皇上挑錯,並交代說:挑的錯哪怕是不太合適,朕也不會怪罪,但若是瞻前顧後用一些空話來搪塞,卻是萬萬不可的。有一個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統領軍隊,後來發現周英這個人能力不行,辦事浮躁;地方官員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對身邊大臣說:派周英到西藏,屬於用人不當,這是我用人上的錯誤。雍正帝的難能可貴之處,不僅在於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錯誤,尤其在於一旦發現錯誤,他能夠公開承認並立即加以改正。   
  縱觀雍正帝執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國家方面的的確確是一個務實的君主。雍正帝的務實,不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國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當突出的。清史學者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雍正帝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對懲治腐敗弊症、振作朝綱、整頓吏治是一劑切中要害的良藥;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帝后期遺留下來的弊端,緩和了社會矛盾,推動了清王朝的發展。        
第三章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雍正帝的即位是激烈皇權之爭的結果。為了社會的穩定以及改革的順利進行,雍正帝必須將阻礙改革的其他各種力量除掉,必須將威脅、動搖自己地位的人員除掉。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將目光瞄準了懷有二心的八阿哥黨,接著重點打擊了與他勢不兩立的十四阿哥胤的黨團。在鞏固好戰鬥成果後,雍正帝又將打擊重點放在了科甲朋黨上。「要削弱強勁的對手,必須發展壯大自己;發展壯大自己,等於削弱對手。」雍正帝   
  拉攏允,離間朋黨   
  雍正帝登上皇帝的寶座後,有很多人不服氣,尤其是和他爭奪帝位的兄弟們。雍正帝對這些人及其黨羽進行了嚴厲打擊,這是他鞏固政權地位、樹立君權絕對統治威力的措施。   
  雍正帝的第一個目標是允(在康熙時代,皇子們的名字第一個字都是「胤」字,雍正帝即位後,為了避諱,那些皇兄皇弟們就都改「胤」為「允」了),雍正帝明白:允有心機、有才識,善於籠絡人才和收買人心,是允、允禔集團的核心人物,在眾位兄弟和滿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聲望。他是威脅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按常理推算,雍正帝即位後,應該立即處置允,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帝非但沒有處置他,反而任用了允以及他的追隨者馬齊。康熙帝駕崩後的第二天,他就任命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四人為總理事務大臣。總理大臣位尊權重,毫無疑問應當是雍正王朝的核心人物。   
  雍正帝不但優待允,優待他的跟隨者,同時也優待他的親屬。允的兒子弘旺被封為貝勒,在諸皇侄中地位和榮譽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外所僅有的一個。允的母舅噶達渾原為賤籍,康熙朝時噶達渾被流放,雍正帝將他賤籍削去,將他放為一般旗民,並賞世襲佐領銜。允一黨的人也得以加官晉爵,如佛格被任命為刑部尚書,阿靈阿之子阿爾松阿也被任用為刑部尚書,佟吉圖被提升為山東按察使,蘇努晉爵為貝勒,等等。   
  雍正帝這樣做,真的想重用允嗎?答案是否定的,這是他深謀遠慮的一種鬥爭手段。從即位那天起,雍正帝就感到以允為首的異己兄弟不會善罷甘休,這些人會互相勾結,與自己唱對台戲,不可須臾小視。雍正帝的辦法是拉打結合,離散其中的骨幹分子。   
  雍正帝之所以對允採取拉攏的策略,首先是因為允的能量最大,在諸兄弟中最有才能和號召力,是反對派的首領,不可能輕易被扳倒。作為一位新君,他還沒有樹立威信,在這時貿然發動對自家兄弟的打擊,一不小心就可能斷送自己的錦繡前程,雍正帝自然不會涉此風險。相反,在政權還不穩固的時候,抓住允,給他和他的一部分同夥加官晉爵,就可以把他們緊緊地套在自己駕馭的馬車上,使其不能脫纓。他真正的目的是對反對派分化瓦解,使他們不可能集合在允的門下來反對自己。其次,雍正帝考慮到允有謀反的心理,可以先給予其思寵,然後再逐步控制他。試想,允是總理事務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處於代表皇帝發表詔旨,處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繼續進行非法活動,雍正帝有親信年羹堯、隆科多等執掌內外軍政大權,可以隨時對其施以打擊。雍正帝還想利用允當總理事務大臣工作中的失誤以及非分的活動,給他羅織罪名,到時候置他於死地。對這一點,允心裡也是有數的,身為兄弟,他很瞭解雍正帝的政治主張和治政作風,明白雍正帝遲早要整治他。不過,允確實是個富有機權的人,有時他對雍正帝交辦的事,善則歸己,惡則歸君,從而博得寬大美名,故意讓雍正帝承受苛刻惡名。有時,他故意把事情辦錯,甚至寫奏折時字跡潦草,以激雍正帝之怒,怒必殺人,殺戮顯著,則眾心離散,「伊便可希圖僥倖成事」。可以說,雍正帝對允是做到了先禮後兵的,籠絡一手不見成果,接著就會採取重懲手段。他對不肯服己的人,反擊起來不會手軟。   
  即位初期,雍正帝把兄弟中的允抬得很高,這或是他先抬後打的鬥爭策略,或是他登基不久不好施行強硬手段而採取的措施,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從中都可以看出雍正帝高明的政治韜略。   
  重點打擊,同胞允   
  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是與四阿哥胤禛競爭皇位最主要的對手,他不但得到了康熙帝的寵信,而且得到了諸多皇兄皇弟以及大臣們的支持。雍正帝即位之際,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著兵權,即位後雍正帝即把允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在處理允的問題上,雍正帝採取了先下手為強的智謀。   
  胤與胤禛是同胞兄弟,但為了爭奪儲位,這對親兄弟勢不兩立,成為對頭冤家。胤倚靠父皇晚年對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離京師太遠,信息不暢,便和胤、胤等人密切勾結。他對胤說:「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須時常給我信兒。」表面上是在關心父皇,真正的用意是為他通風報信。在胤出征西北出任撫遠大將軍時,胤、胤就支持他出面來奪位,當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為皇太子。」胤在西北招賢納士,網羅黨羽,隨時準備登基當皇帝。   
  康熙帝崩逝後,雍正帝下令說:父皇的喪事,若允不能親臨,恐怕內心不安。因此,還是讓他急速回京吧。從表面上看,雍正帝這段話是為允著想,實際上是在削奪其兵權。在調回允的同時,雍正帝隨即命輔國公延信趕赴甘州軍營,接管了允的帥印,並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協助延信處理西北軍務。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七日,胤回到京城,他赴康熙帝靈柩前哭拜,當時,雍正帝也在那裡。看見哥哥當了皇帝,胤萬分憤慨,本來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想不到今日卻屈為臣下。但畢竟君臣有禮,允勉強地遠遠地給自己的對頭哥哥叩了頭,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賀。雍正帝為了表示自己氣度寬宏,大度能忍,於是便向前去遷就他,但他還是不動彈。蒙古侍衛拉錫眼見如此下去兄弟勢將反目,連忙上前拉住允,想讓允拜見雍正帝,然而允並不領情,還在雍正帝面前告狀:我是皇上親弟,拉錫是擄獲來的下賤之人,如果我有什麼不是之處,求皇上處分;我如果沒有不是之處,請皇上速將無禮拉錫正法,以正國體。   
  從表面上看,允是在攻擊拉錫,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了雍正帝。雍正帝看到允惱羞成怒,無理取鬧,當面指責他心高氣傲,決心打擊他的氣焰,削去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靈樞至遵化縣景陵享殿,並於此時傳旨訓誡允,允仍不服氣。允生怕把事情鬧大了,使允的處境更加為難,就命他跪著接受,允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畢後,雍正帝返駕回京,而留下允看守景陵,並諭令副將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寢,除有重大的事情外,都不准他去,這實際上就是把他軟禁起來了。雍正帝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允和允徹底地分開,不再讓他們有任何聯繫,更不許他們商議對策,從而使他們處於被動地位。   
  雍正帝即位後,其母德妃晉陞為皇太后,擬為「仁壽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後,雍正帝看在母親面上,封允為郡王,但仍將他軟禁在景陵。至此,允的勢力被徹底粉碎了。不久,允的福晉故去,雍正帝指定葬地,允以風水不好表示不滿,又是經過允的勸說,他才勉強接受這塊葬地。   
  總的來說,雍正帝對待允,採取的是一種柔中見剛、剛中見狠的手段,並因此控制了局勢,逐漸佔據了主動地位。雍正帝封允為郡王,一方面是看母后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以此來掩蓋他打擊同胞兄弟的事實,他要讓滿朝文武官員覺得,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為維護國家法度才對允進行打擊的。再說允,雍正帝曾經屢次給他台階下,但允仍居功自傲,不思悔改。雍正帝作為一國之君,皇權是不容褻瀆的,因此,他不顧手足之情,決意要拘禁允。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允被撤回京城,雍正帝以「不能悔悟,又造大逆之言,遙惑眾聽」等罪名,將允禁錮於景山壽皇殿,直到雍正帝駕崩。乾隆帝登基之後,允獲釋,並於乾隆二年(1737年)封為輔國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元月晉封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復封恂郡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病逝,加「勤」,稱恂勤郡王。   
  對待允和允,雍正帝持不同的態度。雍正帝重用允,是把他套在自己駕馭的馬車上,讓其不可脫韁。他是集團的首領,影響大,抓住他,就易穩固他的集團,使他們不至於起來造反。允也是首領,因他在康熙晚年呼聲遠遠高於允,雍正帝即位之初,他的影響力也比允大,號召力強,雍正帝對他不能優待,否則人們可以乘機向他靠攏,會使他發展勢力,不好收拾,故應以打擊為妙。   
  懲治允,孤立允   
  雍正帝對允採取重點打擊的手段,對允也是不講情面的。雍正帝覺得允 「文才武略,一無可取」,是乃父「不足數計之子」,但允是允最忠實的追隨者,因此,雍正帝決定用打擊允的方式來孤立允。   
  允雖然「文才武略,一無可取」,但他過去曾經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沒收了權臣明珠家庭的數百萬家產,他的太監何玉柱被派去關東私挖人參販賣,又在天津開辦木行。所以,在諸皇子中,允最富有。同時,允是個「好酒色,圖受用」的人,他兩次派心腹太監到蘇州、揚州購買「良家兒女」,供自己享用。這樣一個花花太歲,康熙帝從來都看不上他,長時間不予其晉封爵位。在康熙朝後期,允心裡很明白皇位與自己無緣,便採取了講求實際的做法,支持八阿哥允,以便在將來得到更多的權力,用來維持自己淫逸的生活。允和允的府邸只有一牆之隔,他的家財是允集團進行活動的重要經濟來源。   
  雍正帝登基後,允大失所望,其不滿情緒和對雍正帝的抗拒不禮態度甚至比允更為突出。據《清世宗錄》記載:康熙帝仙逝時,雍正帝在哀痛哭泣,允卻突然跑到雍正帝面前,傲慢無禮地在康熙帝的屍體前對坐著,沒有一點做臣子的禮節。在靈前舉哀時,允卻一滴眼淚也沒有,當雍正帝責問他時,他卻公然與雍正帝爭辯。可以說,允的種種無禮行為也是招致雍正帝憎惡他的一個主要原因。   
  另外,允的生母宜妃也為雍正帝所厭棄。早在康熙帝死訊傳出之時,允的生母宜妃正在病中,聽後從病榻直奔靈堂,她原本受康熙帝寵愛,一向高傲慣了,慌亂之際沒來得及細想,便冒失地跑在雍正帝的生母德妃之前。此時的胤禛已受遺詔,即將是一朝新君,雖然德妃的地位以前不高,此時身份卻已大不相同,可宜妃卻沒有顧及到此節,這使雍正帝很不高興。這也就罷了。讓雍正帝更為惱怒的是,她見到雍正帝時,也不顧他已經是當今皇上,還不識時務地擺出一副母妃的架子。雍正帝知道允並不像允那麼有號召力,也知道允鬧不出什麼事來,便對他的生母宜妃採取了打擊的態度。由於對她本人不便制裁,於是就在她的下人身上做文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以她的親信太監張起用違禁做買賣為口實,下令將其發往土兒魯耕種土地。雍正帝在命令裡還說,如果他不願前往邊地,就讓他立即自盡,但在其死後,仍要將其骨頭送往被發遣地去。由此可見,雍正帝對允的母親的確不客氣,當然這也是要給允一個下馬威。   
  雍正帝在打擊了允母親的下人後,又轉向了允的下人。就在同月,雍正帝將允的太監張盡忠發往雲南邊地當差,另一太監何玉柱則被發往黑龍江給窮披甲人(長白山蠻族)為奴,並沒收他們的全部家產,雍正帝還下令將為允料理家務的禮科給事中秦道然逮捕。雍正帝說他依恃允的勢力為非作歹,家中積累了許多非分之財,要他拿出十萬兩銀子到甘肅去充當軍餉。雍正帝這樣做,是為了給允好看,先打擊他的爪牙,最終再制服他。   
  過了不久,雍正帝就把矛頭指向了允本人。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雍正帝以允從前線回來軍中需人為名,命允前往西大通(今青海大通縣東南)效力。允知道這是發配他,推說等過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再走,後來又推托說送了陵寢再啟程,雍正帝不許他有任何延宕,毫不客氣地迫令速行。被迫無奈,允只得上路。雍正帝之所以要發配允,根本目的是分離心懷嫉恨的允一黨,使他們不能密切交往。   
  允抵達西大通後,年羹堯秉承雍正帝的旨意,將西大通內居民遷出,並加派兵丁監視允,實際上是將他囚禁了。允一再奏請還朝,雍正帝不予理睬,不允許他回京。作為曾經的皇子,允知道自己被流放、監禁,內心很氣憤,他不甘心這樣等死,就採取秘密的方式與允等人進行通信。與此同時,允還暗中招兵買馬,擴張勢力。允的這些秘密活動,不僅一點作用都沒起到,反而成了雍正帝懲治他的有力證據。因為雍正帝早有安排,早就特別指示年羹堯,要他隨時注意士兵的動態,不要讓允把他們收買了去。   
  允收買人心的本領的確很高。據說從前有個山西窮民流落京城,允便派太監給了他十兩銀子,收為心腹。那人後來得知允被發往西大通幽禁,很是焦急,不遠千里找到允居所,投遞書帖,說:「願輔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欲糾合山陝兵民,以救恩主。」可見,允在民間也收買了民心。到西大通後,允繼續多方收買人心,對當地百姓不敲詐不勒索,買東西如數給錢;對屬下人也很客氣,常常跟隨從說,是他連累了他們,如果能把隨從弄回京城,過一天平安日子,自己就是死也是甘心的。因此,人們都很感激他,說允是個好心人。允只擁有貝子爵位,可大家都叫他九王爺。雍正帝得知這些情況後,怕允在西大通生事,便派都統楚宗去約束他。可是,允並不按禮出迎接旨,聲言:「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是出家離世之人,有何亂行之處?」面對允的所作所為,雍正帝十分惱怒,於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以「違抗軍法」的罪名將他的貝子爵革除,不久給允定罪,送往直隸(舊名,相當於今河北省),加以械鎖,後允以「腹疾卒於幽所」。   
  對待允和允,雍正帝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一個是極力拉攏,一個則是沉重打擊。其實,雍正帝用的是殺雞給猴看的連環套,即懲治允的太監是給允顏色看,發配允是給允看。雍正帝的真正目的是瓦解強敵,鞏固自己的皇權。   
  其他兄弟,拉打結合   
  雍正帝除了打擊允、允外,還對參與過爭鬥的其他兄弟,根據情況區別對待,有打有拉。   
  雍正帝很討厭敦郡王允。允也是允集團的支持者,他和允一樣,也極力反對雍正帝上台,所以,雍正帝對他也採取了嚴厲打擊的態度。   
  對於允,雍正帝用了一種奇特的辦法懲治他。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藏語音譯,意為「尊勝」)呼圖克圖到京師拜祭康熙帝靈堂,不久得病去世。雍正帝命允護送他的靈柩回喀爾喀,允不願離京,先是以無力準備馬匹行李為借口,拒不從命。但雍正帝知道他家資富有,擁有上百萬銀錢之多,所以,容不得允裝窮撒謊。無奈,允只得悻悻上路,但剛走到張家口外,就不肯再走,宣稱雍正帝叫他回京,於是在張家口停留。原來,允是個十足的貴胄子弟,受不得嚴酷饑寒之苦,又自度「雍正新君」是在明使暗罰,必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不願再向荒漠行進。雍正帝知道允與允是一黨,於是把這件事推給了允,讓他做出處理。允先是提議,允不得逗留不前,並責罰不加諫阻的隨行人員額爾金。雍正帝對此提議表示不滿,認為允既然不肯再走,何必非要他去呢?額爾金的話他本來就聽不進去,懲罰額爾金有什麼用?命再議。最後,允以革去允郡王爵位奏上。這期間,雍正帝一直在等允臣服請罪,可對方卻杳無音訊,不理不睬。最後,雍正帝當機立斷,命令允革去允的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抄沒家產。   
  雍正帝並沒有直接打擊允,而是借允之手懲治允———也就是說,如果允袒護允,必然會招致雍正帝的打擊;而在另一層面,允提議懲治允,讓旁人認為允的獲罪是允一手造成的。雍正帝懲治允同樣利用了殺雞給猴看的計謀,允、允集團的那些核心人物,就再也不敢盲目追隨他們的首領了。   
  為了徹底孤立主敵,雍正帝接著剝奪了總理正白旗及鑲黃旗軍務的允祧和總理正藍旗軍務的允祐的兵權。但與懲治允的手段不同,雍正帝這一次採取了打拉結合的手段。在解除此二人軍權的同時,為了拉攏他們,曾將允祧由貝子提升為履郡王以示恩寵。但允祧不知感激,結果不久即被雍正帝以「不知感激效力」為名革去了王爵,仍命他在「固山貝子一職上行走」。相反,允祐看出了雍正帝的「良苦用心」,馬上與允、允脫離了關係。雍正帝明白允祐已經悔改,便稱讚他「安分守己,敬順小心」,並將他加封為親王。   
  三阿哥允祉也受到了雍正帝的沉重打擊。允祉一直以來以學問文采見長。在康熙晚年的儲位鬥爭中,允祉活動不太明顯。但在太子允礽被廢、大阿哥允禔被禁後,他以「年長居首,也以儲君自命」。雍正帝認為允祉的勢力在蒙養齋修書處,即位不到一個月,就向該處人員動手了。雍正帝首先打擊的是蒙養齋學士陳夢雷,陳夢雷被指為耿精忠叛逆案從犯,當年,皇考聖祖對他從寬處理,命他在修書處行走,然而他不思改過,不法甚多。為了對他進行懲戒,雍正帝將他以及他的兒子發往遠邊從軍。刑部尚書陶賴、張廷樞執行諭旨不堅決,將陳夢雷的兩個兒子私自釋放了,雍正帝即把他們降職。雍正帝打擊允祉的手下,目的是為了限制允祉勢力的發展。   
  對於大阿哥允禔,雍正帝仍然如康熙帝時一樣嚴行囚禁。   
  對廢太子允礽,雍正帝認為他已構不成對自己的嚴重威脅,何況他對允礽不是非常憎恨,畢竟他曾經與允礽的兄弟情分還過得去,如今更沒有必要斬草除根。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去世,雍正帝將他按親王禮埋葬,並追封他為和碩理親王。雍正帝對他的子孫也格外恩典,封允礽的兒子弘皙為郡王,將允礽在東宮時所有的金銀、服飾以及家奴、官屬都賞給了他。   
  十三阿哥允祥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助手,他始終是和雍正帝一條心的。雍正帝一登基,就封他為怡親王、總理事務大臣,主管戶部等事。允祥的確沒有辜負雍正帝的期望,對雍正帝忠心耿耿,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議。他勤於政事,不居功自傲,在雍正帝的治政中,特別是在整頓吏治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因病去世,雍正帝非常傷心,親臨奠祭,並且將他的名字中的「允」字改回為「胤」,以表示對他的懷念。   
  從雍正帝處理兄弟們的態度上來看,雍正帝絕非傳說中的不顧手足之情,他並沒有採取一味打擊的政策,而是採用了拉打結合的政策,這也是封建君王集權主義思想的表現,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地位。歷史上的每一個皇帝有其寬仁的一面,也必有其嚴厲的一面,否則就很難穩定民心,一統江山。   
  允集團,徹底根除   
  允未遂大志,對雍正帝的籠絡手段根本不以為然。他剛封為廉親王時就對前來慶賀的人說:「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誅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他的嫡福晉說得更乾脆:「有何可賀?恐不能保持首領耳。」雍正帝即位後,允一刻也沒有停止企圖搞垮新政權的陰謀活動。他利用職務之便,給雍正帝製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對此,雍正帝考慮到允的黨羽很多,並沒有立刻採取手段,而當他解決了允的心腹後,就向允集團發動了猛烈的進攻。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雍正帝對允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這以前,對他也有過指責,如雍正帝在處理允的問題上,也不斷給允出難題,找岔子,並公開指責他,但這還不是專門針對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七日,雍正帝則專為處理允而告諭諸大臣,說: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來,朕的無知兄弟結黨妄行,惹得父皇晚年無比憂憤,肌體清瘦,血氣衰耗。朕即位後,不究允從前之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封他為親王,委任以總理事務。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為重,猶以同輩諸兄弟允、允為伊出力之故,懷挾私心。由此觀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雍正帝還說:「如此肆事悖亂,幹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容,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這一諭旨,實際上是把自己打算懲罰允的態度告訴了諸大臣。   
  雍正帝首先對允集團的外圍進行打擊,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蘇努、勒什亨父子袒護允、允等人,以久懷擾亂國家之心為由,革去蘇努的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領,發遣他與其諸子同往右衛居住。隨後,雍正帝又斥責允黨人七十、馬爾齊哈、阿爾松阿,說他們都是允的朋黨,又說:「允至今與朕結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使眾心離散,希因擾亂國家耳。」當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職務,查抄其家產。六月二十一日,又將七十及其妻子發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龍江依蘭縣)。   
  在消除了允集團的外圍後,雍正帝逐步轉向允集團的內部人員。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見諸王宗室,譴責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結為朋黨,欲成大事」,這就將他們進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譴責:「要結人心」、「欲收眾人之心」、「欲以惡名加之朕躬」。隨後,雍正帝又發出上諭宣佈:「若有歸附允結為朋黨者,即為叛國之人,必加以重罪,決不姑貸,亦斷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經難逃雍正帝的懲罰,自然也就不敢再歸附於允了。可見,雍正帝對朋黨的打擊確實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於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對付年羹堯和隆科多,所以對允等人採取了緩兵之計,只是不斷譴責他們,為他們羅織罪狀,以便為最後處理他們尋找最佳時機———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策略。正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譴責允黨人,說貝子允外表忠厚善良而內心卻狡猾奸詐,縱使其下人騷擾民間;說允在祈禱疏文中,把「雍正新君」寫入,犯大不敬之條;還責備允黨人鄂倫諾,說他與阿爾松阿二人是允黨人的首領,罪大惡極,朕即位後,命他為領侍衛內大臣、都統,他也毫無感激之心;朕讓阿爾松阿轉交他御紙,他當眾扔在地上,犯大不敬之條。這三件事公佈於天下後,為下一步打擊允做好了鋪墊。   
  雍正三年末至四年初,政局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年羹堯被處死;國家財政狀況從嚴重的危機窘境中擺脫出來;西北邊疆無大戰事,這三大心腹之患的緩解,標誌著雍正帝的皇位基本穩固。另一方面,多年來允一夥的敵對情緒有增無減,雍正帝已不能再容忍下去,於是,一場嚴厲的打擊便不可避免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雍正帝發出長篇諭旨,揭露允、允等人的往事、近事,發動了強大的輿論攻勢;並將有關允的康熙帝諭旨包括康熙帝曾說過「朕與允父子之恩絕矣」的諭旨盡行發出。同時,於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將允的黃帶子褫去,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二月,允被降為民王,交所屬旗稽查,隨後被囚禁在宗人府,不久又被圈禁高牆,只有兩名太監隨侍在身邊。三月,允自請改名為「阿其那」(滿語,「狗」的意思,也有一些專家認為是「不要臉」的意思)。   
  雍正帝在懲罰允的同時,當然也不會放過他的黨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黃帶子時,也撤去了允的黃帶子。四月,雍正帝將允由青海押解回京,並令自改其名為「塞思黑」(滿語,「豬」的意思,也有一些專家認為是「不要臉」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條。 六月,允被押往直隸監禁。據史料記載,允被監禁在築以高牆的三間小屋內,院子四周由官兵晝夜輪班看守,允飲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軟禁的宗室貴族那樣可以享受較好的生活待遇。當時正值酷暑季節,過慣了養尊處優貴族生活的允適應不了這種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時,允結束了一生,時年四十三歲。   
  對於政敵允一夥,雍正帝最初使用各個擊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黨羽,避免了一場箭在弦上的皇族內亂。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時,雍正帝見自己的根基已經基本穩固,才變換了策略,由守勢轉為攻勢,將允集團一網打盡。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結合策略,體現了雍正帝的政治謀略。   
  朋黨二字,萬世之禍   
  雍正帝自身是靠朋黨起家,也親眼目睹並親身參與了康熙晚年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九王奪嫡政治鬥爭,他對朋黨的力量和弊害因而知之甚稔,所以才下定決心打擊朋黨。在當時,除允、允一夥外,朋黨聲勢最大的就是年羹堯,這一黨雖不與雍正帝為敵,但他們的存在確實妨礙了雍正帝種種政策措施的落實和執政的公平。所以,雍正帝即位不久就搬掉了年羹堯,年羹堯倒台後,朋黨自潰。雍正四年,雍正帝徹底根除了允、允、年羹堯等朋黨集團,反對朋黨的鬥爭宣告結束。然而沒過多久,又出現了直隸總督李紱彈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的案子,這標誌著雍正朝新一輪清除朋黨的開始,即反對科甲朋黨的鬥爭。   
  所謂科甲朋黨,是指科舉出身的官員們拉幫結派,互相袒護,儼然成黨。其中最為典型的做法就是投拜門生,即和前輩拉關係以及和同一年考上進士的人拉關係。   
  在康熙晚年,由於康熙帝推行寬仁政策,再加上康熙帝喜歡結交文人,對讀書人採取了尊重、優待的政策,時間一久,致使讀書人結交成風,特別是科舉官員之間,徇私瞻顧現象日益嚴重,這給國家的長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隱患。雍正帝在目睹這種世風滋長的情況後,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大膽指出:「朋黨之禍,最為無恥。」一些士大夫歷觀古今,也以黨庇為非,如詩人王士稹 (1634~1711年)常說:「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   
  科舉制下的師生關係,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師生關係。應試考生被哪個主考官錄取,即為哪個主考官的門生。如此一來,鄉試就有鄉試的老師和門生,會試也有會試的老師和門生。主考閱卷時,因考卷都採用封帖,閱卷時看不到人名,所以主考官並不知每卷考生都有誰。成績公佈後,所選中的考生都註明何處取中,如禮部試及第,便以主考官房號註明如「禮部一房」、「禮部二房」,這時老師和門生才得以相認。考試之後,被取中的考生需要到閱卷的主考官那兒拜門生,認老師,懷有感恩之意,歷代積習成風,由此演化出很多歪風邪氣,至明清尤甚。但凡主考官,無不希望將來能得門生幫扶;而幾乎所有門生,也都希望能通過老師在科場中買通關節,以科舉得中。雍正帝在即位前,就對科舉制下的結黨之風感到不滿,下決心要清除這種陋習。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長蘆巡鹽御史莽鵠立立折請禁止官員投拜門生。他說:「臣見鑽營附勢之徒,廣通聲氣,投拜門生,未中者遇科場則求關節,已仕者遇計典則圖薦舉,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師生,遂成膠漆,求分說情,每至以直為曲,偏徇庇護。罔顧法紀……有無厭之輩,一遇門生升授外職,老師、世兄以及同年故舊,或親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豐』。在門生情不能卻,送往迎來,周旋應接,非剝削民脂,即挪移正項,窮員虧空,從此漸多,倘稍為拒卻,人皆鄙笑,指為刻薄寡情。」在這裡,莽鵠立指出官員挪移虧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應付打「秋風」(指古時候假借名義向別人索取錢財),這就和雍正帝的整頓吏治聯繫起來了。   
  雍正帝本來就很痛恨科甲朋黨,現在莽鵠立又說出了充分的理由,心裡自然很高興,為此朱批道:「師生黨比之風,朕所深惡,此奏甚屬得理,與朕意合。」他立即下令,命九卿會議,採納莽鵠立的建議,禁止內外官員投拜門生與打秋風。自此,雍正帝拉開了整頓科甲朋黨的序幕。   
  雍正帝懲治科甲朋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他非常厭惡沽名釣譽之輩,楊名時因貪圖名聲,雍正帝就罰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責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而苟且因循,置國家之事於度外」。又如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在參劾河南巡撫田文鏡之後,雍正帝隨即就指出謝濟世參劾的目的是:「不過欲使天下督撫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眾人之虛譽,保一己身家,而不為國家實心效力。」由此可見,雍正帝之所以懲治他們,是因為他們不務實政,不辦實事,只知因循守舊,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從以上的幾個原因可以看出,在打擊科甲朋黨一事上,雍正帝的基本出發點是正確的,從抓綱治國的意義上說,尚不失為一種高瞻遠矚的舉措,他的本意是為了使國家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而且他的這個舉措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第四章 整頓吏治,整飭財政   
  整頓吏治,整飭財政   
  康熙帝晚年受「無為」思想的影響,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吏治鬆弛,貪污腐敗已然成風。即位後,為懲治貪墨成風的吏治,整肅官員們不顧王朝的前途與命運,通過廢弛政務法紀、貪污冒餉等行動來滿足個人或利益集團私利的行為,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舉國上下大規模地開展了清查虧空、推行耗羨歸公、實行養廉銀製度和取締陋規等多項針對大利益官僚集團的工作。由於他態度堅決,措施得力,使得一度廢弛的朝政得以整頓,從而建立起一個獨具革新特色、辦事雷厲風行的新型政府。在整頓吏治的過程中,雍正帝乾綱獨斷、事必躬親,其人其治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不愧為一位勇於革新、勤於理政的傑出政治家。   
  清查虧空,設會考府   
  康熙帝親手創造了一個「太平盛世」,但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吏治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地方紳衿魚肉百姓,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時為雍親王的胤禛對此情形已瞭若指掌。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說「近日道府州縣虧空爭糧者正復不少」,有的多至數十萬。他將其視為「負國營私」的大惡,決心要徹底革除這種現象。   
  封建專制時代的皇帝即位時,為表慶賀,經常要大赦天下,也即足頒恩詔,對國內各地實行一些惠民政策,或釋放囚犯,或赦免錢糧,雍正帝也不例外。但當雍正帝看到恩詔中將豁免官員虧空一條列入時,大為不滿,認為這樣做會助長貪官們的僥倖心理,若新君以此籠絡人心,以後官吏侵吞錢糧的事就杜絕不了。雍正帝當即命令撤銷這一條,並將清理虧空作為他即位後的首要任務之一。   
  雍正帝即位一個月後就給戶部下達了全面清查的上諭。他說各地出現的錢糧虧空現象,不是受上司的勒索,就是自身的侵佔,這都是違法的行徑。在先,皇考聖祖皇帝寬宏仁慈,未能將贓官明正法典;一些勒令追補虧空的措施,也不過是虛應而已,虧欠現象依然照舊,國庫因此而空虛。一旦地方有事,急需開支,拿什麼去應付?此事關係非淺,因而要徹底清查。隨後,雍正帝還特地部署了各地清查的方針、政策和注意事項:「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期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決不寬貸……」   
  雍正帝又說:「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己者,確審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隱,或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即如山東藩庫虧空至數十萬,雖以俸工補足為名,實不能不取之民間額外加派,山東如此,他省可知,此朕所斷斷不能姑容者。」    
  即是說,在清查虧空中,除了懲罰勒索者以及挪移者本人外,假如有誰在清查中徇私舞弊,包庇縱容,萬一被我查訪到或被監察官員舉報後證實,將連同該省的總督、巡撫一併治罪。比如山東省,以前查明的虧空有數十萬兩,雖然現在名義上用官員的俸祿補足了,其實我也知道這中間有不少巧取豪奪、亂收費亂攤派的事情。山東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對此,我是萬萬不會姑息容忍的。   
  雍正帝勒限三年,三年時間很快就過去了。總的說來,清查的成就比追補兌現的成就更為顯著。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清查和追補工作做得較好的直隸總督李維鈞報告清查出虧欠銀41萬兩,至報告時已追補完成20萬兩,完成追補近50%。   
  其他各省拖欠未完者也有,雍正帝不得不將勒限再延長三年:「凡各省虧空未經補完者,再限三年,寬至雍正七年,務須一一清楚,如屆期再不全無,定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如有實在不能依限之處,著該督撫奏聞請旨。」   
  第二個「三年計劃」完成得如何呢?以對浙江錢糧的追補為例,雍正帝派性桂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會同督撫李衛協力辦理,查核清楚,將積欠分年追補。雍正五年(1727年)、六年(1728年)兩年,每年追補15萬兩,到七年(1729年)已將雍正三年至五年未完的賦銀77萬兩追補了40萬兩,其餘的也可在規定期限內完成。雍正帝對此表示滿意。   
  為了順利完成清查虧空的任務,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四日,雍正帝發出了在中央設立會考府的上諭。所謂會考府,就是為清查政府虧空,打擊官吏貪污舞弊現象而專門設立的一個官吏審查機構,其職責相當於現代的中央審計署。   
  雍正帝宣佈此後一應錢糧奏銷事務,無論哪一個部門,都由新設立的會考府清厘「出入之數」,都要由怡親王允祥、舅舅隆科多(隆科多是雍正帝養母佟佳氏的兄弟,所以,雍正帝與隆科多本屬外甥與舅舅的關係,但皇帝承認不承認、叫與不叫卻是另一回事。雍正帝甘當小輩,尊稱他為舅舅,這本來已經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了,雍正帝卻叫下人都尊稱隆科多為舅舅,這更是一種特殊的榮譽)、大學上白潢、尚書朱軾會同辦理。這樣就把奏銷大權由原先的各部院收歸中央,使得官員們想做手腳也不容易了。   
  為了能使清查政策很好地落實,雍正帝還特別對怡親王允祥強調,要嚴格執行清查政策,不得有所鬆懈。雍正帝告誡允祥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親自查。」雍正帝一再表示他對貪污等現象絕不寬容,至此,一場從上到下、由內到外,懲辦貪官、清理虧空的活動迅速大規模開展起來。   
  會考府設立不到三年,辦理部院錢糧奏銷事件550件,其中駁回改正的有96件,占所辦事件的17.5%。戶部庫存白銀,經怡親王允祥查出虧空共250萬兩,雍正帝立即命戶部歷任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員及部吏均攤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現任戶部官員彌補。   
  在清查虧空中,難免會涉及到貴族和高級官僚,對此,雍正帝一樣不手軟。不論何人,決不寬貸。一些王公貴戚、達官顯宦不得不通過典賣家產用來賠償虧空。康熙帝的十二皇子履郡王允祹曾經主管過內務府事務,雍正帝追查他的虧空,他沒有辦法補齊,最後只好將家用的器皿擺到大街上出賣,以便湊錢補空。康熙帝的十皇子敦郡王允也因賠銀數萬兩,還不夠數,被雍正帝抄了家產。內務府官員李英貴夥同張鼎鼐等人冒支正項錢糧100餘萬兩,由於沒錢補足,雍正帝也毫不留情地抄了他們的家。   
  為了不使雍正帝失望,允祥嚴格執行雍正帝下達的政策,對達官貴人毫不留情。於是,人們便責怪他,說他過於苛刻,過於殘忍。雍正帝聽到後,說這不關允祥的事,進行嚴查是朕的旨意。雍正帝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達官貴人看到皇帝出頭替允祥撐腰,即使心裡有怨也不敢再說,會考府的工作因此得以順利進行,達官貴人收斂了很多,中央各部的舞弊現象由此得到有效控制。     
  在中央清查工作展開的同時,地方清查也普遍開展起來。雍正元年(1723年),被革職查封家產的有湖廣佈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江南糧道李玉堂等人。   
  雍正帝反對貪墨的工作僅僅開展了五年,國庫儲銀就由康熙六十一年的八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更重要的是,社會風氣改變了,「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帝治理腐敗的肯定。   
  推行廉政,提倡節儉   
  雍正帝認為:「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他反覆強調,官吏的操守如何,是國家行政的根本,「吏治不清,民何由安。」為此,雍正帝大力提倡「廉潔愛民,奉公盡職」。   
  雍正帝還認為,一個人只有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為此,雍正帝告誡官員:「以循良為楷模,以貪墨為鑒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大本。故凡居官者,必當端其操守以為根本,乃可以為良吏。」   
  雍正帝所推行的廉政,是針對康熙朝後期官場的種種時弊而發的。晚年康熙帝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訓,政寬事省,君主無所作為,官吏因循弄法,吏治敗壞。尤其是上下貪污賄賂成風,內外大小官吏或根據酬賄之輕重,補授好壞之官缺;或虛名冒餉,侵漁剋扣;亦有大員子弟冒請軍功,無功受祿。種種情弊,不一而足。雍正帝即位後決定整飭官吏,推行廉政。   
  雍正帝首先嚴厲懲辦了一批貪贓枉法的官員。以年羹堯為例,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銀錢之多。除他的親信外,誰想弄個一官半職,都要給他進獻厚禮,有的一次送銀多達二萬餘兩。僅僅人事安排一項,年羹堯最多的一次就收受了四十多萬兩白銀,那時一品大員一年的俸祿才一百八十兩銀子,這些賄賂可抵得上一萬個八品官一年的收入!年羹堯這個「西北王」已儼然成為西北黑、白兩道中神通廣大、一手遮天、惡霸一方的大幫主。雍正帝調查清楚後,即對年羹堯進行了嚴厲懲辦,同時也給其他官員敲響了警鐘。   
  雍正帝對於貪官是毫不手軟,而對於清廉剛正的官員則是倍加愛惜。河南大員田文鏡剷除貪官,果斷堅決,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有人給他開列了十大罪狀。雍正帝經過核實後,將誣告者治罪,下令田文鏡官升兩級。並且在田文鏡的奏折上,表揚他「為國忠誠」,並好言安慰田文鏡說:「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氣量窄小。」浙江總督李衛以嚴猛廉潔著稱,雍正帝曾賜他御書「公勤廉干」匾額一方。李衛不苟同於官場積習,無所瞻顧,不徇私情,不避權貴,得罪了不少大員,這些人串通告狀。雍正帝心中有數,指出:李衛粗率狂縱,人所共知,但他卻是剛正之人,「朕取其操守廉潔,勇於任事。以挽回瞻顧因循,視國政為膜外之頹風耳!」    
  雍正帝雖然很重用清官,但他對清官也會作具體分析。他說:當官的若不幹事或者幹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過是個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隸吳橋知縣常三樂,廉潔安分,也沒有什麼過錯,但是他膽小軟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決,工作難有起色。直隸巡撫李維鈞要把常三樂從縣令職位上調開,吏部卻認為常三樂沒有什麼劣跡而不予批准。雍正帝知道這件事後,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樂當官軟弱,實屬失職,應當免去官職。由此可見,雍正帝不僅要求官員們清廉剛正,而且要有真實的才幹。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隊伍,雍正帝還命令文武百官薦舉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須為官清廉,但同時也反對某些官員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釣譽。為此,他指出:「取所當取不傷乎廉,用所當用不涉乎濫。固不可削以困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   
  這就是說:做官的取自己應當取的錢財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應用當用的錢物不能算是濫用。所以,既不要剝削老百姓,也不要偽飾清廉而沽名釣譽。   
  在官場上,確實存在著沽名釣譽的現象。清朝曾經流行著這樣一個術語「名實兼收」。對此,雍正帝進行了入木三分地分析:「所謂名者,官爵也;所謂實者,貨財也。」他進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雲名實兼收。」即:這些名實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誠,操守看上去廉潔無私,實際上卻是善於鑽營者。他們對應盡的民生職責並不經心,專以逢迎上司為能,甚至暗通關節,私受請托,巧吞錢財,很是神通廣大。結果,既撈到了實惠,又博得了美名,可謂名利雙收。   
  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號召群臣提倡節儉。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燒豆筋、炒豆芽等幾個簡單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飯。掉一個飯粒都要撿起來吃掉,未動的菜則回鍋熱熱下頓再吃。連李衛都感歎皇帝太「寒磣」,雍正帝則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進?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啊!」雍正帝從未去過承德避暑山莊,也沒到江南做過巡幸活動。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謁祖陵時,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過多的臨時設施,稍有花銷,就認為是過奢之舉。此外,他對群臣進獻的稀世珍寶也大不以為然,反倒認為:「行一利民之政,勝於獻稀世之珍也;薦一可用之才,勝於貢連城之寶也。」   
  雍正帝明確指出:「世人無不以奢為恥,以勤儉為美德,若諸臣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儉乎?」即:世人都反對驕奢淫逸,都把勤儉當作美德。假如群臣反過來都以奢侈為時尚,那又怎麼去教導百姓們提倡節儉呢?   
  應當說,雍正帝的確是一位膽識皆備、辦事雷厲風行的皇帝。他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他在位十三年,勵精圖治,在施政的各個方面實行了獨具特色的改革,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他堅決打擊貪污腐敗行為,力倡廉政,整飭吏治等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王朝後期遺留下的虛詐不實的官場弊端,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打響了第一炮,為乾隆初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嚴懲貪吏,雷厲風行   
  雍正帝在清查虧空的活動中查出了一大批貪官污吏。為了肅清吏治,辟一朝清廉之風,罷官、抄家,是雍正帝對貪官們採取的嚴厲懲戒措施。   
  雍正帝採取的罷官策略是針對所謂「留任補虧」的,這也是歷朝歷代的老辦法,即查出虧空後,勒令該官在限期內補齊。但是,有哪個貪官會從自己身上挖肉下來填補虧空呢?他們的常用手段就是加緊盤剝百姓,正所謂「不取於民,將從何出?」結果,國庫是充盈了,百姓卻大吃苦頭。雍正帝要改革,是既要國富,也要民強,不能讓貪官污吏分文不損,平民百姓加重負擔。因此,他的對策是先罷官,後索賠。凡是貪官,一經被人告發,就要革職離任,不許再像以前那樣可以留任以彌補虧空。如果已經清還完畢,尚可為官者,由吏部奏請。   
  雍正帝嚴厲打擊貪官方針的實行,使得被罷官的人很多。雍正三年(1725年),湖南巡撫魏廷珍上奏報稱:該省官員被參劾的已有大半,如再查出舞弊問題,將繼續糾參。雍正十年(1732年),直隸總督李衛報告說,全省府廳州縣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無幾。官員的頻繁更換,原因之一是被撤職的人太多了。   
  與罷官同樣重要的手段是抄家。貪官一經揭發,雍正帝為使他們退出贓銀,保證國庫無損,主要採取抄家籍沒的手段,這一招當然有效。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採納了通政司官員錢以塏的建議:虧空官員一經查出,一面嚴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員,將其家產查封,家人監控,追索已變賣的財物,杜絕其轉移藏匿贓銀的可能。贓官們的罪行一經核實,就把他的家底抄個乾淨,連他們的親戚、子弟的家也不放過。雍正帝下令:「絲毫看不得向日情面、眾從請托,務必嚴加議處。追到水盡山窮處,畢竟叫他子孫做個窮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國一片抄家聲,雍正帝也得了個「抄家皇帝」的封號。這固然表明了一部分人對雍正帝經常抄家舉動的不滿,但也表明用抄家作為對付贓官手段的行之有效。對人們的攻擊和輿論的不滿,雍正帝似乎並不在乎,把它們看成是阿其那(允)、塞思黑(允)等人蠱惑人心的狂悖之語。有時也為自己小小地辯解一下,說明抄家的必要:「若又聽其以貪婪橫取之貲( 音zi資)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沒家產乏例,是以朕將奇貪極酷之吏,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   
  上有政策,貪官們便下有對策。對策之一是轉移財產。說到轉移財產,舅舅隆科多可謂是未雨綢繆,領先一步。他早就為自己留下預後之策,不等雍正帝對他下手,早就把財產分藏到京郊西山寺廟中和京城的親友家中。貪官們的第二個對策是財產代賠。在清查虧空的過程中,有地方官和百姓代為清償的。對策之三是借挪移來掩蓋侵欺。所謂挪移,是指因公挪用,因為公務常常有迫不得已的情況,比如緊急救災、臨時招待等等;侵欺則是貪污。兩種情況都可能造成虧空。但是二者性質有所不同,所以雍正帝在處分上也區別對待。一般來說,挪移是輕罪,侵欺是重罪。貪官們的這一對策是巧立名目、避重就輕,企圖達到瞞天過海、渾水摸魚的目的。對策之四是畏罪自殺。捨一己之命,力保萬貫不義之財。   
  貪官有對策,而雍正帝更是先研究可能出現的對策,再制訂政策,顯然比貪官們技高一籌。     
  第一,命令親戚幫助賠償。這主要是針對財產轉移提出的政策。雍正帝曾明確指出:有的犯官把贓銀藏在宗族親友之家,這些人平時也有分用贓物的,現在一定要他們幫助清償贓銀,同時也命令抄沒這些人的家產。由於辦法畢竟太狠,在抓不住實據的情況下打擊有失準頭而且株連太廣,因此在實行了四年之後,雍正帝也覺得此法有些過分,將它廢除了。從這方面也看出雍正帝是一個有錯即改、實事求是的好皇帝。   
  第二,禁止代賠。就當時的情況來說,由交情好的官員代自己先行賠償,本來也沒什麼不行。然而做官的人人都想著佔便宜,誰肯吃虧,代人賠了銀子,事後難免肉痛,就有可能從百姓身上侵漁獵取,尋求補償,巧借名目令地方百姓替官還債的情況多半又要發生。而且,獲救的官員對出錢代賠的同仁必然感激涕零,這樣又容易形成蛇鼠一窩,結成官場的朋黨。雖然從財政上都能使國庫虧空得以補充,但雍正帝的目的不僅在於補充財政虧空,還要杜絕官場陋習,不能顧此失彼,這便是雍正帝不許代賠的用意所在。從這裡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深謀遠慮與高瞻遠矚。   
  第三,挪移之罰,先於侵欺。 這一措施的實施,使得違規官員沒有辦法避重就輕。按常理,清查虧空,應當先抓貪污腐敗,然後解決挪移問題,而雍正帝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規定在清查中,無論是侵欺還是挪移都要據實清查,而在追補賠償之中,則不管是侵欺發生在前,還是挪移發生在前,都要先將挪移的虧空先補足,然後再賠償侵欺的部分。雍正帝此計看似不合情理,實則高明。因為他早就看到了從前清查虧空的種種舞弊現象,貪官們偷奸取巧,將侵欺報作挪移,避重就輕,希望得以免罪。雍正帝對這種避重就輕的把戲早已瞭如指掌,他揭露這些貪官說:「借挪移之名,以掩蓋其侵欺之實,至於萬難掩飾,則以多者為挪移,少者為侵欺,為脫其量罪。似此相習成風,以致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亦不過以挪移結案,不致傷及性命,皆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雍正帝的這個辦法一出台,就把許多貪官打了個措手不及,把他們的後路一下子給堵死了。這也是非常情況下的非常策略。事實上,在打擊貪官清查虧空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之後,雍正帝就逐漸恢復了往日先查侵欺再追挪移的成法了。    
  第四,對畏罪自殺的官員加重處理。貪官們常常以為自己身死就會一了百了,可是,在雍正時代,雍正帝是不會放過這些死了的貪官的。雍正四年(1726年),廣東道員李濱、福建道員陶范,均因貪污、受賄、虧空案被參而畏罪自殺。雍正帝說:這是贓官「料必以官職家財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賴,留貲財為子孫之計」。意思是這些傢伙自知罪大惡極自身難保,就想以死抵賴,犧牲性命保住財產,讓子孫後代享用。為使他們的狡計落空,雍正帝令督撫將犯官「嫡親子弟並家人等」嚴加審訊,「所有贓款著落追賠」。   
  雍正帝對貪官的查處,貫徹於他的整個執政歷程中,並非虎頭蛇尾或轟一陣子就收攤。雍正帝認為若是查一陣子就停下來,還不如不查,因為這樣的話,被查的滿腹不平,往往會「反攻倒算」;新上任的會在任期內大撈一把,吏治會更壞。當然,由於雍正帝抓住不放,到後來貪官自然是少了,但歷年都有被罰、被辦的貪官公之於世,如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學政俞宏圖因貪污納賄罪被斬首示眾。   
  官場從來就是一潭「混水」,為了保護自己的皇位,歷代一些皇帝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雍正帝則顯得格外地雷厲風行,甚至顯得狠了一點。但在貪墨成風的年代,不下這樣一個狠心,就剎不住貪污腐敗之風。事實證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策,確實沉重地打擊了貪官污吏,不僅充盈了國庫,而且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耗羨歸公,彌補虧空   
  清理錢糧虧空,除了採用抄家的辦法,讓貪官的家人、親友吐出來彌補外,它的另一個途徑,則是用耗羨銀來逐年彌補。   
  耗羨的徵收和使用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相沿數百年的一項弊政。所謂耗羨,又叫火耗,是指在徵收正項賦稅錢糧之外的附加稅。這種任意加賦的做法,既助長了官吏的腐化,也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雍正帝即位前,對耗羨以及與它相聯繫的差徭和濫征濫派,早就看在眼裡。即位後的新年元旦,雍正帝在給各個地方的文告中說:「今錢糧耗羨,日漸加增,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朘(音juan娟)削何堪。至州縣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資,供官司奴隸之用。」雍正帝又說:父皇在世時,有人請加耗羨以補虧空,先帝未允,如今耗羨斷不能加。由此可見,雍正帝在考慮既要削減耗羨又要用耗羨銀清償虧空的辦法。   
  康熙年間,已經有人提出了耗羨部分歸公的意見,但由於耗羨歸公影響了官僚集團的利益,考慮到必將引起大部分官員的反對,影響朝中穩定,康熙帝並沒有批准實行。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湖廣總督楊宗仁再次提出耗羨歸公的問題。他奏稱:地方上的公事開銷,都是地方勒派百姓供應,不如令州縣官在原有耗羨銀內節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庫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耗羨本來是地方官私征私用,即如康熙帝所說是地方官的私事,楊宗仁要他們拿出一小部分歸省裡,作為公用,實際上是提出了具有耗羨歸公意義的建議。雍正帝對楊宗仁的意見給予了肯定,表示甚為滿意。同年,山西巡撫諾岷因該省耗羨問題比較嚴重,要求將山西各州縣全年所得的耗羨銀通通上交布政司庫,一部分給各官作養廉銀。這是當初最全面實行耗羨歸公的辦法。   
  雍正二年(1724年)初,河南巡撫石文焯折奏:該省共有耗羨銀四十萬兩,給全省各官養廉銀若干,各項雜用公費若干,下余十五六萬兩解存藩庫,彌補虧空。由於辦公費用都出在耗羨內,所以不用再從百姓身上打主意了。他的這一措施也是耗羨歸公的辦法。以前,雍正帝不太器重石文焯,認為他虛浮,看到這個奏折後,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說:「此奏才見著實,非從前泛泛浮詞可比。封疆大吏,原應如此通盤合算。如何抵項,如何補苴,若干作為養廉,若干作為公用,說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誤,朕自然批個是字。」就這樣,在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下,山西、河南兩省率先實行耗羨歸公的改革。   
  雍正帝想在全國推廣山西、河南的辦法,然而又覺得難以把握,於是,他命令九卿會議討論,把各自的意見奏報。結果有很多官員對此不贊成,內閣也做出了禁止提解耗羨的條奏。理由有三條:第一,耗羨是州縣應該得到的,上級不應該干涉,更不應該全部收走。第二,把不是正稅的耗羨也當作正稅徵收,讓人覺得有增加賦稅的感覺。第三,督撫公開允許州縣徵收耗羨,使屬於私征性質的耗羨變成了合法,這是允許屬下貪婪,而不是鼓勵、教育屬下。    
  內閣的這個奏議發出後,山西布政使高成齡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奏折中針對朝官們的理由一一析辯道:「州縣官私征耗羨,以補官俸不足;上司沒有耗羨,又不能枵腹辦事,不得已就得向州縣官要禮節常例,結果則還是出在耗羨項上,不如將之公開合法化,全省徵收,給各官養廉銀,形成定例,這樣上司也不能再勒索屬員,也省得州縣官借口苛征裡甲。」即:州縣官通過私征耗羨,用來彌補自己俸祿的不足。但是,他們的上司不能直接收取耗羨,又不能空著肚子辦事,必然要接受下面州縣官所送的四時節禮,這禮還不是一樣也出在耗羨項上?不如由全省徵收耗羨,再由上司發給下屬各官養廉銀。這樣做,上司就不能繼續勒索屬員,也免得州縣官員有借口去苛征鄉里。他又說:「耗羨歸公,不是增加耗羨,而是要比原來徵收的成數還要少征,況且耗羨歸公,多征也不歸州縣,誰還濫加成數。」即:耗羨歸公,不是再增加耗羨,而是比原來徵收的總數還要少。況且,耗羨歸公,多征又不歸地方來支配,這樣,上司也不再勒索下屬,州縣官也不會再找借口向民間徵收苛捐雜稅。他還說:大臣收節禮,甚至接受賄賂,這不是鼓勵、教育屬員的方法。不如公開地分配養廉銀,共受皇上的恩賜。   
  高成齡針對當時耗羨濫征的實際情況,講解了耗羨歸公的種種好處。他指出,九卿所說看似有理,光明正大,既不增加百姓負擔,又能讓州縣官員滿意,而實際上是沽名釣譽,說得好聽,聽任州縣官員狂收濫派,不講做官的法規,不管百姓的死活,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只能維持舊日的弊端。   
  關於高成齡的反駁意見,雍正帝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為了保證意見的公允,雍正帝又把問題交給總理事務的王大臣以及九卿、詹事、科道各級官員討論,並且一再要求他們討論時應「平心靜氣,虛公執正,確議具奏」,同時警告他們,如果是心懷不軌或者意氣用事的話,那麼在這件事上,將有人要遭殃。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在這件事上是支持高成齡的。朝中大臣已意識到這不是一件小事,必須慎重商議。但由於這件事涉及到內外官員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人們自身的政治觀念,所以反對的人依然很多。不但私下反對者比比皆是,而且還有不少人公開上疏駁斥,他們認為諾岷和高成齡的辦法將會給今後官員的日常公務造成麻煩。來自山西省內的反對呼聲也很高,持改革意見的山西官員勢單力薄,感到壓力十分大,政策的實行也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雍正帝實行了「必有一二獲罪之人」的諭令,將持反對意見的劉燦調走,並革去其弟劉煜、劉煙的舉人功名。   
  見到如此情形,有人提議「耗羨歸公」先在山西試行一段時間,看效果怎樣後再推廣到各地。對這種意見,雍正帝給予駁斥,他說:「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為可行,則可通之於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於山西。」他這樣講,表明推行耗羨歸公的決心不可動搖,不讓臣下再猶豫。這種明確的態度雖然顯得武斷,但也成為了他行使政治權威的前提。由於雍正帝看到大臣們的意見始終得不到統一,長期爭吵下去將於事無益,雍正帝便做出了實行耗羨歸公政策的決斷。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六日,雍正帝發出上諭,首先批評了官員們的目光短淺,不懂得耗羨歸公的重要意義。他說:「高成齡提解耗羨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亦屬平心靜氣,但所見淺小,與朕意未合。」接著又歷數了耗羨歸屬地方的許多禍害。他說:「 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各色繁多,故州縣有所借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願查參,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   
  顯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雍正帝站得高看得遠,比高成齡更深入。他認識到私征耗羨恰是造成下級營私、上級容隱、吏治不清的原因之一。上級一旦得到下級的實惠,必然會對下級的種種貪婪違法做法有所保留,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長此以往,下級也必定有恃無恐,慾壑難填。這樣吏治之敗壞只會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所以應當全力消除這種弊端。實行耗羨歸公,首先就有利於澄清吏治,而並非像內閣大臣們所說的那樣是鼓勵屬員貪婪。   
  山西最先推行耗羨歸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羨率就由原來佔正稅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山東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羨率高達80%,農民負擔相當沉重,後來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後又降至16%。河南同山東一樣,原來的耗羨高達正賦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實行耗羨歸公後,一下子降到了13%。其他大多數地區一般在5%~15%,耗羨率均較低。   
  耗羨歸公之後,收入由政府統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為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地方虧空,三是彌補國家虧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實施的耗羨歸公這一舉措,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首先,耗羨歸公扭轉了康熙王朝後期濫征加派的歪風,澄清了吏治。耗羨歸公後,由於中央把各省徵收的耗羨銀從過去的暗取變為明收,並使數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從而使康熙末年以來的濫征加派之風得到明顯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耗羨歸公後,中央政府每年都從耗羨中提取相當一部分用來填補國庫虧空,從而確保了國家財政的穩步增長。據統計,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國庫存銀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萬兩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萬兩。   
  再次,加強了中央集權。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轉歸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義統一撥付,或作為地方官員的養廉銀,或用於地方的辦公開支,或用於彌補地方虧空,或用於賠補國庫虧空,使地方政府徵收耗羨的收支活動處於中央財政直接、全面的監控之下,有助於防止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坐收坐支,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了中央財政的集中統一。   
  實行耗羨歸公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耗羨歸公後,各省耗羨率一般在10%~15%之間,所收耗羨量比以往州縣私征時減少了許多,人民的負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所以說耗羨歸公既養了官,又安了民。   
  總的來說,耗羨歸公是雍正年間推行的一項賦稅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國力充盈,從而為後來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設養廉銀,杜貪賄行   
  在實行耗羨歸公以後,大部分的耗羨銀用在了補償地方錢糧虧空的方面。後來,在虧空基本上被補足後,部分耗羨銀就被轉到了地方官員的養廉銀上。   
  所謂「養廉銀」,是指給官員生活、辦公的補助費,以此幫助他們解決生活、辦公中的實際問題,體現皇恩,從而在使他們的基本願望得到滿足的條件下不貪污,保持廉潔奉公。   
  「養廉銀」制度是基於清朝官吏俸祿比較微薄這一事實而實行的。清朝在京官員每年的俸銀,一品官為180兩,二品官為150兩,三品官為130兩,四品官為105兩,五品官為80兩,六品官為60兩,七品官為45兩,八品官為40兩,正九品官為33兩l錢,從九品官為31兩5錢。另外,還按每兩俸銀給祿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銀同於在京文官,但沒有祿米;武官俸銀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祿也只不過180兩銀子。每年發這一點俸銀,不足以維持官員正常的生活,因此才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征耗羨的現象,並由此引發了徇私舞弊、吏治敗壞的局面。   
  當時,官員們貪污的手法多種多樣,舉不勝舉。在訴訟中收取一定的賄賂是官吏主要的財源之一,民間所講的「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這在名義上是屬於非法的。耗羨私征也是地方官吏的另一額外財源,是一項半合法的收入。康熙帝曾對河南巡撫鹿韋占說過:「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為生。如州縣官每兩稅銀只取一分耗羨,此外不取,便稱好官。若一概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   
  耗羨歸公後,等於切斷了地方官員的一條財路,而如果皇帝又沒有增加俸祿,要想讓他們正常生活,又要廉潔奉公,地方官員肯定會另謀他策。針對官吏們的實際情況,雍正帝指出:「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這就是說,雍正帝並不要官吏們空著肚子辦事,而是要他們有合乎自己身份地位的經濟收入。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為對官員們的高額補助,但官員們必須為官廉潔、杜絕貪污。於是,雍正帝決定把收取的耗羨一部分拿出來用來提高官員的生活,定期給他們發放一定量的養廉銀,以求從根子上解決官吏腐敗的問題。   
  不難體會,作為一朝新君,雍正常為當朝臣子們想得的確周到。在皇帝下面當差,若日子過得很清貧,不但失了臣子體面,就是皇上臉上也掛不住。這正是雍正帝的洞悉人情之處和為政風格,他凡事不搞理想化、口號化,而是從現實情況設身處地地打算,連臣子們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極度重視,這也正是雍正帝善於駕馭臣下的韜略。   
  隨著各地錢糧虧空逐漸得以彌補清楚,徵收上來的耗羨主要是留作地方公用和留給官員作養廉之費,養廉銀的發放數目主要依據官職的高低來確定,各省之間,由於政務繁簡及賦稅多少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別。另外,在這一過程中,雍正帝也逐步將養廉銀的發放規範化、制度化了。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各省官員的養廉銀數大致有了定額,同他們的俸祿相比,高出十幾倍至一百多倍,可以說是相當優厚的。例如,原總督的薪俸僅為180兩左右,其養廉銀則高達15000~30000兩不等。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等省總督的養廉銀達到20000兩,比180兩的年俸高出100倍以上;江南總督的養廉銀更是達到了30000兩;最少的如福建、浙江、四川總督的養廉銀也有13000兩,其中大多數總督養廉銀在15000~18000兩之間。從二品的巡撫,養廉銀也高達10000~15000兩。正四品的知府,多者達到6000兩,少的也有1000兩。七品的知縣,多的有2000~3000兩,少的也有500~600兩。與微薄的俸銀相比,養廉銀大大增加了官吏們的收入。   
  養廉銀的發放讓地方官吏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相比之下,京官的俸祿低微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了。對於這個問題,雍正帝也做了全面的考慮:如果京官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京官仍然會向地方官吏索要,地方官吏也一定會向京官送禮,這樣,養廉問題就不會有根本的扭轉。雍正帝顧慮及此,於六年(1728年)下令,給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侍郎發雙俸,新增的這一份叫「恩俸」。兼管部務的大學士也得雙份俸銀和祿米。在京的品級較低的漢族官員,原先每年只領祿米十二石,大多不夠家屬食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令按照漢官俸銀數目多寡相應發放祿米,使他們不至花大價錢到市場上購買,後又給他們增加俸銀祿米。這樣,京官的困難也基本得到了解決,再沒有人對耗羨歸公一事評頭論足了。   
  耗羨歸公除了用於彌補虧空、發放養廉銀之外,還用作地方上的辦公費用,這一點在最早實行耗羨歸公時就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提出來了。他說:「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費,即可用耗羨銀支應。」 當時的湖廣總督楊宗仁解釋說,徵收的耗羨一部分用來「充一切公事之費」,這樣,就把每年的辦公費用正式列入了政府計劃之中。雍正帝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並做出了總結:「將經年費用之款項、衙門事務之繁簡,儀定公費,派給養廉,俾公事與私用,鹹足取資。」意思是把地方政府的辦公費也列為耗羨中的重要開支。   
  由於耗羨銀是按地定稅的一定比例徵收的,而地定稅基本上固定不變,耗羨銀因此也就相對固定下來。同時,地方官員的養廉銀和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因依照實際需要來確定,因此上下浮動不大,一般都比較穩定。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自己的收入以及使用都比較固定,計劃的因素加強了,基本上也維持了收支的平衡。由此可見,核定辦公費用的意義並不只在於防止貪污,澄清吏治。它更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從固定辦公費用開始,一種數字化的精確的政府管理思維開始萌芽。較之以往粗放式的政府管理,辦公費用固定化是政府在財政管理上的進步,也是對地方行政管理的一大促進。   
  養廉銀製度的實施,對當時社會有明顯的積極意義。首先,養廉銀的設置是封建國家和各級官吏在經濟鬥爭中矛盾協調的產物,使用權既收歸國家,又適當地照顧了官僚們的經濟利益。其次,養廉銀的設置是清朝特有的防止官吏貪污的一種經濟手段。該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吏治有了好轉,對清初因低俸而形成的腐敗現象有所遏制。雍正帝曾說過:「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眾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寬宥之初心矣。」再次,養廉銀製度的實施相對地減輕了百姓負擔,對整飭吏治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有利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有利於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理。   
  取締規禮,禁收雜費   
  雍正帝在實行清查虧空、推行廉政、嚴懲貪官、耗羨歸公、實施養廉銀製度的同時,還對官場中請客送禮、亂收雜費等陳規陋習進行了整頓。    
  官場上的送禮之風,可謂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從其作用來看,送禮既可拉近雙方的距離,增進感情,又可滿足雙方的需求,彼此都甘之如飴。在養廉銀製度實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屬,必須按陋規依照四時時節向上司送上一定數量的禮金。若上司本人身兼數職,下屬就必須同時奉上幾份禮物。送禮成了定規定制,自然就成了官員們發財的門路,官員貪贓枉法也由此而更盛。   
  雍正帝對此早已深知,雍正元年即派人對山東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山東巡撫黃炳每年收規禮多達11萬兩,其中包括節壽禮,兩司茨余(即布政使、按察使交的耗羨銀)、錢糧規禮、驛道規禮、糧道規禮等等,可謂名目繁多。而巡撫一年的正項俸銀只有130兩,祿米130斛,可見他的貪污是非常大的。假如這一陋規不被革除,勢必會對當時所推行的改革造成不良影響,所以,雍正帝決定革除這一陋規。   
  雍正帝於元年(1723年)發出上諭,禁止官吏接受下級官員的饋贈,但由於官員們的俸銀普遍比較低,仍是屢禁不止。實行了養廉銀製度之後,雍正帝自然有了大力禁止的理由。雍正帝發佈上諭:此後絕不允許中央官員對地方、上級官員對下級收受規禮,違者嚴懲。在雍正帝的指導下,一些得力寵臣也開始致力於破除陋規。   
  做得最突出的當屬河南巡撫石文焯。石文焯在計議耗羨歸公時,考慮到如果規禮不除,州縣官為應付規禮,還會在耗羨外再行加派以奉獻上司,為防止這種事情發生,石文焯就將巡撫衙門內「所有司道規禮,府州縣節禮,及通省上下各衙門一切節壽規禮,盡行革除」。田文鏡繼任後,繼續堅持這些規定,他不僅自己點滴不要,手下屬員、家人差役等人也絕不許收受些許,如有發覺,即行嚴治。河南有一些特產,如開封府的綾、緞、綢,歸德府的木瓜、棗、牡丹,水田州縣的大米,附山州縣的木炭、獸皮、兔、鹿等,以前,上司強令該地方官吏交納,成為定例。田文鏡到任後,一概不收,並在全省範圍內嚴厲禁止地方官向上司交納特產。   
  陳規陋習一旦形成,就不可能一下子根除。儘管雍正帝下了諭旨,但還是沒能徹底根除這種陋習。有的官員希望博得上司的賞識和提拔,仍保留著送禮的習慣;有的上司養成了收禮的習慣,很難適應無人送禮的情狀,便暗示下屬官員莫失禮效,有禮照收不誤。這種情況雖屬個別,但肯定是存在的。雍正帝並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既然決定要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徹底。凡被參劾、查知收規禮的官員,雍正帝下旨懲罰,輕則罰款,重則罷官、拘禁,給行賄受賄者以沉重打擊。   
  山東省的情況最為嚴重,儘管雍正帝屢屢下旨,仍有再犯之官。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派升任河東總督的田文鏡去嚴行查禁。田文鏡到達山東後雷厲風行地進行清查,對前任巡撫黃炳、蒲台知縣朱成元等人的收受陋規案情嚴行審理,一一參革了他們。此後,官吏們都意識到了雍正帝的做事風格,送禮和收禮的陋習漸漸變少了。   
  在取締地方陋規的同時,雍正帝還加強了對中央官員的約束。雍正帝心裡很明白,地方陋規與朝中陋規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朝中官員要收規禮,地方官員便只好向下面收規禮。因此,要想徹底根除陋規,只有追本溯源,從最高層根除才行。以前,戶部在向地方徵收錢糧時,每一千兩稅銀中要加派「余平銀」(指剩餘在銀秤上的,其實就是給主管官員的孝敬銀子)25兩、飯銀7兩。雍正帝意識到這是滋生腐敗的一個源頭,因此在繼位之初就下令減去「余平銀」的十分之一。耗羨歸公後,怡親王允祥建議取消收納繳銀時的「余平銀」,並同時杜絕地方官短交(少交)或以「潮銀」(即含銀量少,成色不足的紋銀)抵充足色紋銀的行為。雍正帝覺得這個辦法能有效地制止朝中官員和地方官員私分國家錢糧的圖謀,立即予以批准。   
  在破除了朝中的加派之風後,雍正帝又把眼光盯在「部費」上。所謂「部費」就是指各衙門在向吏部陳奏各項事務時,如果不繳納一定的禮金,吏部就不予批准實行。新設立的會考府,本是清理虧空的部門,但有一些人也暗中收取這種「部費」。針對這種情況,雍正帝於十二年(1734年)十月諭告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嚴厲禁止賄賂京官。至此,官場送禮之風才被有效地扼制住。   
  以上破除陋規的行動,是在實行養廉銀製度的基礎上進行的。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官員發財,但他不允許官員損公肥私和額外發財。養廉銀製度的實施從根本上肅殺了官場的陳規陋習,整頓了吏治。   
  濫設名目、強收雜費,這是歷朝貪官污吏慣用的發財之道,這種事情在雍正帝即位前是很突出的。雍正帝很清楚濫設名目、強收雜費會給老百姓帶來很大的負擔,而且會造成吏治不清。在進行各項改革的同時,雍正帝把嚴禁地方官員亂收雜費作為整頓吏治的內容之一,最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古以來,行政性收費一直是五花八門,名目繁多,又因為缺乏規範和有效的監督,亂收費、濫收費的現象便相伴而生,從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痼疾。到明代,全國的苛捐雜稅已不下千種,百姓怨聲載道。即使在收費情況相對較好的康熙王朝,康熙帝也曾直言不諱:地方的「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   
  亂收雜費現象的制度成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財權與事權不統一。最典型的是明清時期,當時實行高度集權的統收統支管理體制,一方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按時足額完成朝廷下達的賦稅任務,另一方面本應由中央財政包攬的事務卻要地方政府負擔支出,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稅外收費來彌補。二是吏治腐敗,官吏的行為無監督制約機制。典型例證是清朝初期一些特權部門以特殊需要為由,提出某些額外加徵稅費的要求,得到朝廷允許。口子一開,賦外之賦、差外之差、稅外之稅的現象越來越多,其中多數成為官員的生財之道。   
  針對以上兩個原因,雍正帝都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一是加強了對中央官員的約束,從而減輕了地方政府的賦稅任務;二是整頓吏治。在這一方面,雍正帝可謂下足了功夫,同時也取得了鮮明的效果。   
  地方雜費有不少是相沿成習的。例如,有車輛出口,需要到奉天府衙門領取照票,出門時要驗票,一輛小車收銀兩1.6錢,一輛大車收銀兩3.2錢,這樣一年能收銀子1700兩左右,這些銀兩都被府尹、書吏和查驗官員等分掉。另外,出口的豬牛羊按每口0.3錢收費,這一條陋規已經成為定例,沒有人敢出來反抗。由於貪官污吏的勒索,商人們為了不做虧本買賣,不得不提高出口貨物的物價,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巡察奉天的御史釋迦保對這件事早有耳聞,他經過調查後,立即向雍正帝奏報,雍正帝下令嚴行查禁。最後,釋迦保遵奉諭旨,立即將車輛及豬牛羊出口收費項目盡行革除,不許再索取分文,違者重罰。雍正帝對他的做法很滿意,並給予了一定的獎勵。   
  雍正二年(1724年),有人參奏直隸通州金盞河附近的真武廟和娘娘廟的僧人,對入廟進香的民人竟也「掛號取稅」。雍正帝聽後十分生氣,立即命直隸巡撫李維鈞查明處理。經過李維鈞的詳細調查,這些寺廟雖然沒有「掛號取稅」之事,但的確有僧人在廟內掛匾通名,為進廟之人料理禮拜事宜,然後收取高額香資酬謝,李維鈞當即傳令禁止。雍正帝對他的做法頗感滿意,誇讚他處理得很及時。   
  為了徹底根除收費名目,雍正帝在各地都建立了相應的制度。例如,江蘇省揚州府儀征縣,從明朝開始,凡是商人販運鹽引,都要用該縣印信釘封,把它作為沿途稽查的憑證。到了清朝,商人在赴縣衙鈐印時,先按舊例每鹽引交銀3厘,此為歸公引費,另外再加收2厘,為官役飯食費。鹽商在縣衙交銀鈐印後,還必須經過駐在儀征專司鹽務的掣鹽衙門驗發蓋印。商人們心裡都清楚這是勒索,但因為怕拖延時間,耽誤運送,不得不忍氣吞聲地交費。   
  在查清這件事後,雍正帝認為鹽商赴縣鈐印封引,徒滋紛擾,無益稽查,如果免去這一周折,亂收費現象就會自動取消,商運也可避免阻滯。於是,雍正帝下令鹽運歸鹽政衙門負責,沒有必要用該縣印信釘封,這就在根本上杜絕了對鹽商亂收費的現象。   
  雍正帝的取締規禮、嚴禁亂收雜費制度的出台,是對整頓吏治的細枝末節的修補,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清朝的吏治,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第五章 重農務本,裕國安民   
  重農務本,裕國安民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這是歷史上所有政治家都通曉的道理,而雍正帝則在此基礎上又將農民的地位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雍正帝看來,農民對國家的貢獻不僅工、商者不及,而且不賢良的士大夫也不及。為示獎掖,他授予勤勞儉樸且有能力的農民八品頂戴。這一改革舉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它絕不顯得荒謬。雍正帝借用此舉不僅獎勵了農民勤懇的作為,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且倡導了淳樸的民風,維護了大多數貧苦農民的利益,這在當時的社會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識和革新精神。   
  四民之業, 農為最貴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農業大國,歷代封建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農業的生產和發展,雍正帝也繼承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農本思想,他將封建帝王對農業的重視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見的高度。雍正帝認為: 「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農、工、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他十分清楚作為最主要的生產部門———農業的重要作用性,同時也為當時出現的人口繁多、墾田有限、糧食不足等問題感到擔憂。為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雍正帝採取了許多大膽的措施,其中有沿襲前人的,也有自己的創見。   
  雍正帝執政伊始就說:「稼穡為生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兼收倍獲,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寧止,治不可得。」他這些話的意思是說:莊稼是生命的關鍵,農業是君主們按天意養活百姓、安邦定國的根本之所在,離開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蒼之命,指點老百姓種田養家,以使國家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農務本、裕國安民的重要治國方略,倡導「導民務農為第一要政」。一句話,就是把「農業」放在國家眾多事務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農業是國家強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問題是發展農業,只有發展農業才能裕民強國。   
  他諭令地方文武官員,凡有關農業問題,事無大小,都要隨時奏報。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為例,該月全國各地官員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關於雨水、糧價、年景收成、水旱蝗災、墾田治河等農業方面內容的,對此雍正帝一一審閱批復。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蘇州、杭州、江寧三地織造,將當地的陰晴、雨水、風向等情況逐日記錄,月底彙集成該月「晴雨錄」,於下月初一日呈報皇上,以便雍正帝瞭解地方詳細的氣象情況。三地織造官員雖迭有更換,但具報「晴雨錄」這一法定的公務終雍正一朝也未間斷。凡地方官員調補赴任,或欽差大員外出辦案,沿途各地年成米價諸情,均須認真採訪呈報,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還常常根據農業生產時節,告誡官員進行防範。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過內閣大學士傳諭山東巡撫岳涪,詳談了蝗蟲的產生與預防問題,命他嚴防蝗災。雍正十年(1732年)春,鑒於雨雪欠缺,雍正帝諭令各省督撫大員:「地方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隱飾等弊,一經訪聞,必當嚴處。」   
  雍正帝每當得到地方風調雨順、災除年豐的消息,總是欣悅不已,喜形於色,常在此類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額覽焉」這樣的批語。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東巡撫黃炳奏稱,山東濟南等六府秋禾暢茂,官民鼓舞歡欣,謹採取雙穗瑞谷,轉達進呈。雍正帝高興地批道:「今歲四省之豐收,實出望外,朕不勝慶幸之至。」   
  在有關農業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對官員籠統含糊乃至虛假不實的奏報。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頒諭:「向來各省督撫奏報年歲收成,皆雲幾分至幾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別清楚,未免矇混,此後須細加分別,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幾,八分者居十之幾,照此類推,據實奏報,使朕可以詳悉收成分數。」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總兵范毓奇為邀皇上歡心,虛報地方「甘霖大沛,萬姓歡騰」,雍正帝嚴厲斥責他:「似此粉飾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誠實,則汝為負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閏五月,江西巡撫謝曼有兩個折子,一個說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個說麥收情況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細看過批復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調,麥收分數何得薄減?二者必有一不實處,明白回奏。」從中可看出雍正帝實事求是的態度。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農業大國,所以發展農業是國事的重中之重。而作為一個封建帝王,能在當政的十三年間,始終不渝地自覺堅持「」的重農方針,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而且雍正帝為了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只是沿襲前朝的農業方面的經驗,而且還通過嘗試做出了許多大膽的改良工作,其創新精神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這也可能是雍正時期農業之所以如此繁榮的原因吧。   
  言傳身教,行耕禮   
  雍正帝知道身教勝於言教,榜樣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別是領導的模範帶頭作用是最能帶動群眾,影響部下的,它能勝過世界上任何最動聽最美麗的說教。雍正帝就曾親自扶犁耕地,親自割禾播種———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禮。行耕耤禮,是以農為邦本的觀念和政策的表現形式,它起源於農本思想,同時也是對傳說中的虞舜躬耕於歷山的效仿。行耕耤禮始於周朝,當時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時則不再舉行耕耤禮,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對與苦勸,認為這會使「國將不國」。漢文帝劉恆是歷史上賢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視耕耤禮,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其開耤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意思是農業是天下的本業,朕要親自耕種,以給宗廟祖宗奉上豐盛的五穀。雍正帝在春耕伊始,親自下鋤開犁,以顯示他對農業的重視。   
  隨著國家疆域的擴大、人口的增多,國事必然一朝多於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後,政務繁雜的帝王不可能再像傳說中當年的虞舜那樣親自墾田。儘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設有耤田,春耕伊始親自開犁,以示注重農功,勸率百姓力田務本。他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農事惟邦本,先民履畝東。翠華臨廣陌,彩軛駕春風。禮備明神路,年期率土豐。勸耕時廑慮,何敢惜勞躬。」這是雍正帝親耕耤田有感而作,詩中繼承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農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對農業作為本業的重視。   
  耤田和先農壇原來設於首都,雍正帝於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縣設立先農壇,也就是開出一塊耕地,準備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舉行耕耤禮,意思是讓他們知道「敬天勤民」,學習注重農功的精神,使官員「存重農課稼之心」,農民「無苟安怠惰之習」。他這樣做,不但是為了讓地方官吏通過勞動瞭解種田人的辛苦,以培養他們敬天愛民的精神,同時也是為了使他們瞭解農事,少犯些盲目指揮的錯誤。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貫徹執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開始舉行耕耤禮。州縣的耤田只有四畝九分,但要種好這點田,必須瞭解天時氣節、土地肥瘠、農業生產等其他一些情況,可以以此指導全州縣的生產,所以仍然有一定意義。在實行得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顯地促進了農業生產。河南松江府有這樣的民謠:「雨過番灣滑大堤,先農壇下看扶犁。爭傳野老榮冠帶,到處撐獻早□泥。」這表明推行耕耤禮和老農頂戴政策後,農民的生產熱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儘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遠,地方上還是有些封建官僚陽奉陰違,表面上響應雍正帝「行耕耤禮」的號召,背地裡卻對此大不以為然。針對這一狀況,雍正帝保持和發揚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較真」勁兒,行鐵腕政治,力挫愚頑。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臨桂縣知縣楊詢朋將耤田荒蕪,致使顆粒無收。雍正帝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下令革除楊詢朋的職務,並罰他在該縣耕田十年。這一做法堪稱高絕:你不是不肯耕種耤田嗎?你不是總想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嗎?那好,就罰你老老實實做十年農夫,看你還捨不捨得把你的官老爺架子放下來。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總督李衛參奏永康知縣陳桂搞的「耤田典禮」草率了事而不合規定,為此,雍正帝也將陳桂革職查辦。也就是說,就算你耕種耤田了,馬馬虎虎敷衍塞責也不行,也同樣要受到處罰。   
  表面上看,雍正帝對這些官員的處罰有些過分,但實際上他這樣做卻有其高明之處。俗話說,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個地方官吏,如果連幾畝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乾脆就免其官職,以防因一人無能而連累一方百姓的情況出現。   
  雍正帝的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現了許多懂得如何指導農業生產,以田為本,下力氣抓農業生產的勤政官吏。在這些官員的帶動下,地方各層次的人都把農業擺在第一位,當時的農業發展出現了良好的勢頭。國力日漸昌隆,步入了一個政治清明、百姓樂業的太平盛世。   
  改革創新,老農頂戴   
  廣大的農民是支撐封建帝國的基礎,只有他們的辛苦勞作,才能保證舉國上下人民的豐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們卻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一直飽受上層社會的層層剝削和壓迫,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一直延續了幾千年。雍正帝在執政期間,為改善農民的這種狀況採取了很多別出心裁的做法。他抓農業有許多措施,其中創造性的措施是鼓勵農民勤勞耕作,獎勵農民中的勞動模範,授予老農頂戴則是頗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事件、歷史趣聞。   
  雍正帝曾說:「農人辛苦勞作以供租賦,不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農民的作用和地位。在這句話裡,他把農民高高抬了起來,認為農民把辛勤勞動的成果供給政府稅賦,支持國家,這樣巨大的貢獻非但工商業者無法比擬,就是那些不賢能的官僚也無法跟農民的貢獻相比。雍正帝認為:官員能配朝廷的頂戴,農民為什麼就不能有頂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縣官員,每年必須在各鄉中選擇一兩個勤勞儉樸又沒有過失的老年農民,授予他們八品頂戴,以示獎勵。   
  花翎、頂戴(也作頂帶)本來是清代官員區別等級的帽飾。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雙眼、單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貴。花翎一般只賞給朝廷加恩的貴族與高級大臣;頂戴,夠品級的官員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頂珠的色質區別,所以頂戴以紅寶石、珊瑚、藍寶石、青寶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別。皇帝有時對次一等的官員賞以較高級的頂戴,例如從一品的總督,賞加一品頂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時皇帝還把某品頂戴賞給無官的人,作為一種嘉獎。雍正帝賞給老農頂戴的做法就是這樣。   
  八品頂戴,相當於縣丞的級別。一個老農民在封建社會能得到八品頂戴,的確了不得,足見雍正帝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   
  推選活動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舉行一次,每鄉之中選出一二名,老農的八品頂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選出的「老農頂戴」,都要披彩掛紅,成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在歷史上傳為佳話。幾十歲的老農民帶上皇帝欽加的官銜頂戴,在鄉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這對發展農業、鼓勵農民認真務農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雍正帝雖居深宮,卻能體察民間疾苦,賢明待人,並勇開先河,讓田間辛苦勞作的農民也當當官,破除古代官農不平等的等級區別,真可謂吏治開明之君。同時,他重視農業和推崇農民的做法也頗值得當代人引以為鑒。   
  當然,老農頂戴這官也不是好當的,雍正帝之所以授予他們頂戴,就是要在農民中樹立楷模,以便眾人倣傚,提高農民墾田耕種的積極性。同時,農官還有另外一項任務,那就是他們有責任用他們的先進經驗指導當地的農業生產,讓富民強國的政策得以貫徹。   
  無可否認,雍正帝的這一舉措的確是非常超前的,他所處的時代,是十八世紀初期,距今約有二百七八十年的歷史。但是,就是在那時,雍正帝就早早提出了農業生產中傳授技術、互相幫助示範效用的理念。   
  由於在具體的選拔過程中,發生了很多弊端,如許多被推舉上來的「老農」,並不是雍正帝理想中的老實厚道、確在耕作上有成績的「老農」,而且地方上某些鄉紳無賴,往往靠賄賂的方式就能得到這個頂戴,並借此大耍淫威,橫行鄉里。一些無賴鄉紳,竟借此自稱某縣「左堂」(所謂左堂,即縣太爺為右堂,自己為左堂,即與縣太爺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門、私設牢獄,以朝廷八品大員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檢(負責緝捕盜賊,維持本縣治安的小吏)、未入品的典吏(掌管縣裡監獄事務的小吏)服從他的命令。   
  發現這個問題後,雍正帝立即命令把那些靠矇混上來的農官革職,另選合適人選替補,並允許那些不法的農官及其舉薦官員自首,對拒不自首的則嚴懲不貸。同時,雍正帝在七年(1729年)後又把一年一選改為三年一選,以表示對此事的慎重。   
  從這件事上,讓人看出雍正帝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時糾正改革中出現的弊端。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承認錯誤的勇氣,而且還要有大膽改正錯誤的豪氣。   
  因地制宜,墾荒造田   
  墾荒造田是雍正帝發展農業的一個重要措施。雍正帝充分認識到人口增長快於耕地增長速度所帶來的「地少人多」的矛盾,他說:「良田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者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而解決「地少人多」的主要方法就是大力推廣和獎勵墾田行為,擴大耕地面積。他指出:「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耕種。」雍正帝曾屢次下達墾荒令督促百姓墾荒。   
  墾荒令下達後,各地陸續推行,而以田文鏡在河南實行得最為有力。據記載,他嚴飭墾荒,在雍正元年至雍正八年的八年時間裡,墾荒和自首的隱田共五萬四千一百頃,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墾荒和自首的隱田為十二萬六千九百頃。這就是說康熙年間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墾荒和自首的隱田近二千四百頃,雍正年間為六千七百多頃,後者比前者增長速度高出一點七八倍。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的稅田為六十二萬九千多頃,以雍正八年的首墾說法,它佔到墾田總數的百分之八點六,可見河南墾首田增加的速度快,幅度大。   
  雍正帝還組織了寧夏墾荒。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到寧夏察看河渠;三年,改寧夏左、右衛為寧夏府,下轄四縣;五年,增置新渠縣;七年(1729年),又設寶豐縣。設府添縣反映了寧夏地區農業的發展。雍正帝聽說寧夏若得水利,可墾地二萬餘頃,若每戶授田百畝,可安置幾千戶,因此特派大臣單疇書到寧與陝西總督、甘肅巡撫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墾種。雍正七年(1729年),單疇書死在寧夏工程上,雍正帝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寧夏原有大清、漢、唐三條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淺,雍正帝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開清惠農、昌滑二渠,工程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因雍正十年(1732年)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較多,顧不上寧夏河工,雍正帝遂撤回通智、史在甲,將有關事項交寧夏水利同知專管,即按常規進行。   
  在墾田方面,雍正帝還注意到四川的開發。當時四川仍處於地廣人稀的狀態,農民生產技術落後,雍正帝命地方官勸諭開墾,招聘湖廣、江西有經驗的老農教授土著居民墾荒的方法、給予老農衣糧,等到開墾有成效了,給以老農頂戴。雍正六年(1728年),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省民人數十萬進入四川,雍正帝命根據各地區外來人口的多寡,分給三四十畝、五六十畝不等的荒地,並給耕牛、種子以及口糧,妥善安置。   
  儘管雍正帝鼓勵百姓墾荒,然而墾荒是一個有著複雜牽涉的問題。土地國有自然是天經地義的,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地方官代天子治地方,儼然是土皇帝,土地國有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土地官有。農民報墾,要給地方官好處費,否則便難以報墾,有時墾荒甚至比買田還要貴。在這種情形下,百姓墾荒的積極性就受到了打壓,墾荒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是已墾荒地,農民也不願呈報而加以隱匿。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雍正帝下令,允許民人因地制宜,自墾自報,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撓。從前報墾,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帝命水田照舊,旱田推遲為十年,並著為定例。   
  然而在報墾荒田數目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地方官為了顯示政績而謊報墾田數字,「以虛糧累民」。有的則按現有耕田加賦,以多征之稅,虛報墾田。當王士俊接任河東總督後,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雍正帝在晚年也意識到了事情的乖張。他指出,地方上報墾荒,有的以多報少,有的以少報多,或將已墾之地重報,荒熟地畝不分,混行造報,要給予不同的處分。   
  為了解決新墾田地隱匿太甚、田土糾紛太多的問題,雍正帝決定採取清丈田畝的方法。清丈田畝,古已有之,但歷來難以真正實行。這是因為一旦清丈土地,必然觸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地主豪強和平民百姓都想將新增田地隱瞞下來,以逃避賦稅,所以不惜一切千方百計進行干擾和阻撓。   
  雍正帝對此早有預料,在四川清丈田畝之前,他曾說過:「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他並不想進行太大規模的社會變革,使社會出現動盪不安的局面,因而只是將清丈作為一種補救措施隨機應用。   
  雍正六年(1728年)時,雍正帝派刑科給事中高維新等去四川丈量新墾田地。但由於清丈官員藉機生財,受賄放賣,被當地不願清丈的豪強抓住了把柄,藉機反對。墊江、萬縣一千多人拉起旗幟,不許丈量;墊江、忠州等地楊成勳、王可久等人聚眾鬧事,意欲暴動,被地方官事前察覺,楊成勳見事敗露,懼罪自縊,同夥楊成魁等供稱此事起因於「戊申年(雍正六年)奉旨清丈民田」。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四川減少額糧較重的州縣田賦,這是針對清丈田畝過程中由於官吏的不法行為在民間引起牴觸情緒而採取的補救措施。   
  綜上所述,雍正帝在獎勵墾殖,發展農業上傾注了巨大心血。特別是在推行墾荒令的同時,能夠堅持到底,並能針對實行改革過程中的漏洞和錯誤及時加以補救和糾正,作為一代有創見的封建君主,他的功績將載入史冊,受到後人敬仰。   
  為民生利,興修水利   
  雍正帝為了增加民間的糧食生產,計劃在北方推廣水田種植。但由於北方人習慣種植靠天吃飯的旱田,因此要在北方推動水田種植,就必須鼓勵農民改進生產技術,用農藝技術帶動農產品增長幅度。根據當時北方的氣候條件,在北方種植一季水稻是可行的。但當時的北方農民中很少有人懂得種植水稻的方法。為此,雍正帝命怡親王允祥總理其事,建立營田四局,設置水利營田府,主抓此項工程。   
  水利營田府組建時,雍正帝派人從浙江招募了一批有經驗的老農擔任農藝師,具體教授耕種水田的方法,「浚疏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戽水之法」。 種植水田所需農具如水車、戽斗等,也都雇募浙江工匠製作,並組織當地人學習。經過三年的努力,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修築水田數千頃。據《清世宗實錄》記載,當時直隸共營造水田8287頃,而且新營水田全是「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畝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特別是牙山縣和天津營造的水田中,有的水稻「一莖三穗,或一莖雙穗」。   
  除了教授農民新的種植技術之外,水源供給也是水田種植成敗的關鍵因素,因而水利工程的興修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另一方面,由於北方地區尤其是直隸一帶經常鬧水災,興修水利工程也同時可以防止水災對人民生命財產以及農作物的侵害,所以說興修水利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雍正三年(1725年),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準備在保定挖溝渠、興水利,以便擴大水田種植面積。在得到李維鈞的奏報後,雍正帝當時沒有採納這一提議。因為雍正帝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君王,李維鈞在提出這一建議後,雍正帝立即指出:「此事必通盤將地之高下,水之去來,明白繪畫審視,斟酌而後可定。」這就是說,雍正帝贊成興修水利,但他不贊成李維鈞的盲目行動。他主張審慎,先作考察研究,以瞭解河水的來龍去脈,地勢高低,然後才能設計出最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預期效果。   
  由於雍正帝的審慎,李維鈞的建議當時未被採納。次年,直隸地區發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災。這一災難的發生,促使雍正帝下決心早日根除直隸地區的水患,當即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率員考察,經過他們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製成水域圖進呈。雍正帝見到水域圖後大為欣賞,讚揚他們「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面數十里之廣,俱身履其地,不憚頓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究竟委,相度周詳,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雍正帝通過這張水域圖看出新修直隸水利工程是切實可行的,於是立即拍板決定,即刻動手根除直隸水患。為此設立營田水利府,下轄四個營田局,委派允祥、朱軾總理其事,興辦直隸水利。   
  雍正帝的辦事作風多是雷厲風行的,為加快工程的進度,他接受了朱軾的三項建議:   
  民人自行營田,照畝積多寡,給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頂戴,鼓勵民人墾闢。這就是說,鼓勵私人參加這項工程,私人不但可以從興修水利中得到現實利益,同時,由於他們的突出貢獻,政府還可以獎給一定的官爵。這一計劃的被批准,可說是別出心裁,許多人因官爵的誘惑積極投入到這項工程中來了。   
  到水利府工程處效力的民人,視其包幹完成工程量的大小,錄用為不同職務的官員。官職的大小安排必須本著多勞多得的原則,只有貢獻更突出,才能做更大的官。這就杜絕了某些人投機取巧的路子,使人人奮勇,個個爭光。   
  降級、革職的官員赴工程處效力者,工成准予開復。也就是說,對於降級、降職的原政府官員,能到這裡來效力的,任務完成後可以官復原職。可謂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挖掘了興辦水利的社會潛力。   
  這些別具匠心的舉措,不但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勞動人民的積極性,還減輕了政府大量的財政負擔,緩解了政府當時財政支出的壓力。因此,雍正帝的這些舉措,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北方大面積推廣水稻栽培技術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這件事自雍正王朝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因為雍正帝的這一突出貢獻,才使世上有了黑龍江和天津小站等著名的稻米品牌。同時,推廣水田種植的做法,也給北方農業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加速了農業的發展步伐。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根除直隸地區的水患所進行的水利工程外,雍正帝還修築了浙江、江南海塘。從唐代起,東南沿海的海塘修築逐年增多,到了明代達到高潮。最為著名的就是首開先例的五代十國時吳越王錢謬在杭州修建海塘,築造海堤。當地人為了紀念他,將經過杭州流入東海的富春江下游入海處稱為錢塘江,並修建了潮王廟。到了明代,東南沿海各地著名的海堤海塘、沿海造田工程更是不可勝數。沿海水利工程建設,一直是以治潮為核心,以防止海上颶風、海嘯引起的大潮對沿海居民的損害,因而意義重大。宋人形容錢塘潮為「玉龍百萬」,既形象地概括了海潮的威勢,也體現了錢塘江大堤在抵抗海潮保護百姓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雍正元年,雍正帝指出康熙年間修築浙江海塘的官員沒有實力辦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遂於二年派吏部尚書朱軾往江浙會同江浙二省巡撫何天培、法海商議修治辦法。朱軾提出動用帑銀(官銀)十五萬兩築浙江海塘,十九萬兩築松江海塘,雍正帝予以批准。松江海塘開始修築的是土塘,但雍正帝認為土塘不牢固,東南是財賦重地,應確保萬全,因而改築石塘。後來又在石塘之外增修了貼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總督請將驟決不可緩待的工程先行搶修,隨後奏聞,雍正帝同意照辦。據史載:浙江、江南海塘修築期間,由於海潮無隙可入,反而增強了江北的壓力,一次海潮沖毀了北鹽場的范公堤,沿海二十九個鹽場被淹,溺死壯丁四萬九千餘人,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意外,不應被看作築修海塘牢固之過。   
  清朝歷任皇帝中,雍正帝可以說是對水利事業傾注了最大心血的一個皇帝。因為雍正帝知道水利事業「關係民生」,興修水利是關係國計民生的百年大計。在雍正帝的領導下,黃河、淮河、永定河、子牙河、衛河、澱河以及錢塘江等地的堤防都得以妥善地加固。   
  雍正帝抓水利事業,首先是抓管水利事業的人。雍正朝的治河能手稽曾筠始終受到雍正帝的信任並不斷得到重用。這裡特別應該提出的是雍正帝十分重視選拔優秀官員到治河現場實地學習,以培養治水人才。據記載: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就下令:「揀派部院官員,赴南河學習,期以三年。」反映了雍正帝對培養水利事業人才的重視。   
  其次,雍正帝重視水利事業的發展,還表現在對於重大水利工程他能果斷地從國庫中撥出巨款,只要工程需要,他不惜花費巨資。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他命內大臣海望、直隸總督李衛赴浙江查勘海塘。雍正帝指示李衛:「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廢帑千萬,不必惜。」自雍正三年(1725年),淮河水患不斷,為治理淮河,雍正帝一次從國庫中撥紋銀百萬兩用於治水,這反映了雍正帝對治河的重視。百萬兩在當時的財政開支中,雖然僅佔3%,但與明代萬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用於水利事業的費用總數也不過652萬兩相比,應該說還是很多的。   
  另外,雍正帝抓水利事業,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水利事業管理制度。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提出:明代治河專家潘季馴曾提出「每歲派夫加高堤身五寸的建議,前勒輔亦以為言,計歲費不過三四萬」,這一辦法很好。他令兩河總督討論此事,兩河總督認為「酌情緩急,分年輪流加倍,約歲需二萬餘金」,雍正帝批准了他們的請求。再比如,為了保證人民的安全,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始設黃、運兩岸守堤堡夫,每二里一堡,堡設夫二,住堤巡守,遠近互為聲援。」   
  康熙帝在位多年,平吳三桂,收復台灣,擊退沙俄,武功顯赫,卻始終未能治理好河堤,而雍正帝在短短幾年中,通過任用重臣,不惜花費巨資,就基本根除了直隸等地區的百年水患,其雷厲風行的作風和想造福於民的決心已為百姓所知,同時也必將受到後人的敬仰。   
  照顧糧作, 限制經作   
  自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棉麻種植以後,全國範圍內經濟作物的種植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盲目發展的趨勢。至清朝,這種情形得以相繼。雍正帝即位後,也面臨著較為嚴重的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爭田地奪勞力的矛盾,也就是說農業結構面臨著較嚴重的失衡。譬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廣西巡撫韓良輔報告說:廣東人多種龍眼、甘蔗、煙草、青靛,收入多,富有,但產米少,不夠食用,只得轉向廣西購買,而廣西產糧有限,無法滿足廣東需求,結果造成了兩廣糧荒。這就是典型的農業結構失衡的例子。   
  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爭田地的矛盾呢?雍正帝認為「民以食為天」,而土地「止有此數」,農業作物產量不能驟增。因此他下令各州縣官必須「率天下諸民竭為耕耘」,生產糧食,少種那些對國計民生無益的農作物。為此雍正帝採取了兩種措施:一是凡適合種糧食的地方,勸令農民生產糧食,不要種植經濟作物,尤其不要栽種煙草。在《大清會典事例》中,就記述了雍正帝在雍正五年(1727年)關於禁止種植煙草的諭旨。雍正帝認為:煙葉這東西對眾人的日常生活毫無裨益,而且要種植它,還必須選擇肥饒的良田,這樣對農業就更為不利,對百姓就更加有害,然而有的人卻只顧眼前的蠅頭小利,不從民眾要吃飯這個長遠之計去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如不給他們講道理,令其棄重就輕,必非情之所願,是很難辦到的。即使讓地方官對種煙者繩之以法,強行制止,恐怕也會滋生出一些事端來。因此,他主張要做好百姓的工作,講只有種植糧食才是事關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其他包括煙草則皆不足恃。二是在不適宜生產糧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勵種植各種物產。雍正二年,他要求在「捨旁田畔、荒山曠野,度量土宜,栽桑、棗粟、□桐以及樹木荊棘,以便飼蠶、食,做材術和薪炭」。五年(1727年)三月,他還說「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取利」,意思是說,在不適合種植糧食作物的地方可以種一些經濟作物來增加一些收入。   
  從雍正帝採取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帝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受到了農為邦本意識的影響,沒有從全國範圍內協調這種經濟結構,而是希望將問題於當地解決,這固然是局限於封建時代人們對經濟流通認識的落後,同時也是局限於當時的自然地理條件和人民總體消費水平較低而做出的決定。   
  可以說雍正帝當時首先照顧糧食生產是無法之法。在清朝,較低的生活水平和一部分地區不暢的交通狀況,使得國內各地之間的經濟交流受到阻礙。在這種情況下要取得全國範圍內產業結構的合理協調是無法辦到的,因而只能力求先確保百姓果腹,在當地解決當地問題,孤立地協調種植結構。顯然這種方法雖然不利於後世,但在雍正朝,卻是當時條件下的惟一出路。當然,這樣可能會使一部分地區糧食生產過剩,而另一部分地區又失去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優勢,對清代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不良影響。   
  實行社倉,節約糧食   
  提倡實行社倉,這是封建統治者實現救荒的辦法。早在隋唐時期,封建統治者便出台了較成熟的救荒措施———義倉。隋文帝楊堅首倡義倉,唐太宗李世民將之推廣,方法是政府代儲百姓豐年餘糧,以備荒年之用。當時吏治清明,貪賄現象較輕較少,李世民的一些大臣都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如魏征家無正堂,岑文本家無尺素,這種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風為義倉的實行提供了現實基礎,義倉中的糧食,官員不敢分毫動用。但事實上這種豐年積糧備荒年的倉儲辦法,早在宋代就由於吏治頹敗而難於實行,所以著名的老夫子朱熹雖大力提倡,卻一直難於實現。康熙帝執政時期但有官員建議推行義倉,康熙帝一概不准。有個姓張的戶部侍郎呼聲最為激烈,康熙帝就請他去實際體驗一下,讓他至山西身體力行,結果處處碰壁,張侍郎滿面羞愧,主動奏請作罷。   
  雍正帝同其父康熙帝對此事的態度大不一樣,他即位後不久,就諭令湖廣督撫楊宗仁等設立社倉。地方官員為了迎合他,強令百姓繳納倉糧,規定凡交正賦銀一兩的,外納社倉谷一石,並以存儲多少作為州縣官的考成,這等於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雍正帝於二年(1724年)提出明確的社倉辦理辦法:由民間承辦,不用官辦;官員只宜勸導舉行,不可強迫命令倉中存糧數目、出入辦法。同時確定管理獎懲辦法:倉糧由百姓捐輸,捐至十石給花紅,三十石以上掛匾,三百石以上的給八品頂戴;每社設正副社長,選擇人品端方家道殷實者充任,表現優秀者十年以上亦給八品頂戴;侵蝕倉糧的依法嚴辦;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鬥,若遇荒歉年頭,小歉減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   
  辦理社倉難於進行,雍正帝並非沒意識到。他知道富饒之家自有儲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會依賴倉谷,所以不願輸納;貧窮人家希望社倉辦好,然而卻無力納粟。百姓們為避免吃虧,也都不想繳納倉糧。官吏對有關考成的平倉尚有侵蝕挪用之弊,對不計考成的社倉更難望其用心辦好了。雍正帝並非不知道這個道理,只不過他個人富有挑戰精神,即使知道此事難以成功,還是要放手一試。這也說明他救荒心切,想造福於民。而且,社倉對於災年賑饑的確發揮著意想不到的效果。西北戰事驟起的時候,陝西總督岳鍾琪奉命設立社倉,採買穀麥近四十萬石,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說提倡實行社倉是雍正帝實現救荒的一個好辦法,那麼提倡節約糧食則是雍正帝另一項防患於未然的措施。雍正帝不僅深知「民以食為天」、「農為天下之本務」的道理,而且看到了人口日益增加而糧食產量有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問題。為此,他在採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增加糧食生產、慎重倉儲的同時,還特別強調愛惜和節約糧食。   
  雍正二年(1724年),他諭令膳房:「凡粥飯及餚饌等類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拋棄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貓犬,再不可用者則曬乾以飼禽鳥,斷不可拋棄。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數年之後,他得知膳房溝水內仍有倒掉的飯食,又訓誡膳房太監說:「膳房溝水內魁棄飯粒甚多。從前不時曉諭,爾等並不嚴飭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輕恕爾等,不單罰爾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錢糧而已。慎之!慎之!」    
  在這裡,雍正帝為節約糧食可謂費盡心思,從人食、貓食到鳥食,交代得清清楚楚。至高無上的封建皇帝,專門為剩粥剩飯的處理下一道特諭,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大概也絕無僅有。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他頒布長篇特諭,說:「夫米谷為養命之寶,既賴之以生,則當加以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眾,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慾。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眾乎?」為了打消人們「少食傷身」的顧慮,他說:「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他還用「天人感應」說訓誡縉紳百姓:「米谷乃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天心默佑,雨畸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萬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需用,既受上天之賜,若果加以愛惜,隨時撙節,則上天必頻頻賜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慾,暴殄天物,則必上干天怒,不蒙賜賚,而水旱災欞之事不免。其理豈或爽哉!」    
  雍正帝的近臣和寵臣張廷玉在《澄懷園語》中有如下記載:「世宗憲皇帝時,廷玉值內廷。上進膳,常承命侍食。見上於飯顆餅屑,未嘗費置纖毫。每燕見臣工,並以珍惜五穀,暴殄天物為戒。」雍正帝曾這樣說過:「朕生平愛惜米谷,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下無庚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他要求各地妥善保管糧食,特意給京師管理糧食的衙門書寫了一塊「慎儲九谷」的匾額,並題注曰:「三農生九谷,是惟民之天,生活之本。必高廩神倉儲積充裕,斯可以足國而阜民,其慎之。賜倉場衙門。」   
  綜上所述,雍正帝在要求官紳百姓愛惜、節約糧食的同時,能以身作則,身體力行,起模範帶頭作用可見一斑。從雍正帝這一作為看,我們就不會驚訝清朝曾擁有的康雍乾盛世。雍正帝的「崇儉而不奢」無疑值得後世之人效仿。        
第六章 攤丁入畝,士民當差   
  攤丁入畝,士民當差   
  雍正帝是一位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措施深入人心。同是為農民著想,積極推行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等新法,限制大地主、豪商、大官僚的特權,以緩和階級矛盾,發展生產,改變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王安石最終郁然病逝,然而,雍正帝卻成功了。雍正帝實行的「攤丁入畝」制度,將千百年來人們直接交納的人頭稅改為從土地稅中徵收,使貧窮農民不再有繳納人頭稅的義務,使有田有地的地主需要交納更多的土地稅,這是一個大膽的改革措施,改革的矛頭直指有田有地的地主階級,緩和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緊張關係,同時還發展了生產。在他的改革治理下,清朝的農業生產發展日新月異,國力也不斷強盛。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攤丁入畝,又叫攤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隨地起。它是把差徭(俗稱人頭稅)歸入田賦(俗稱土地稅)中,實行兩稅統一徵收,這種統一徵收的賦稅稱為地丁錢糧。   
  差徭和田賦是封建臣民對封建政府應盡的義務,歷朝以來都是分別徵收。由於差徭很重,無田的平民無力承擔,加之紳衿逃避差徭,造成了差徭不均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平民只能以隱匿人口來逃避差徭,封建政府的差徭徵收也無法得到保障。面對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差徭制度,雍正帝進行了全面改革,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   
  攤丁入畝制度在全國普遍推行是在雍正年間,但作為一項賦役改革,必然有它的社會要求和一系列的前驅活動。攤丁入畝制度是在明代的一條鞭法和康熙帝的「」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差徭和田賦,對農民來說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剝削,在未實行一條鞭法以前,差徭之中雖然有一部分攤派於田畝,但所佔比重很小。一條鞭法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差徭改革,也涉及田賦,其主要內容是「量地計丁,一概征銀,官為分解,雇役應付」。它把原來的多種賦役合在一起徵收,簡化了稅收手續;把人頭稅攤入到土地稅中徵收;它規定可以以銀代丁,即交了銀錢就可以不出丁役,由國家將收到的丁銀雇丁服役。實行一條鞭法後,丁銀由戶丁負擔的部分縮小,攤派於田畝的部分增大,國家徵收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攤丁入畝的性質。但它與攤丁入畝有著本質的區別,即田賦和丁銀仍然同時存在,丁銀並沒有被廢除,一個擁有千萬畝土地的大地主家裡有四口人,要交四個人的丁銀,而一畝地也沒有的平民家裡有四口人,也要交四個人的丁銀。因此,地少或無地的平民就會選擇逃亡或隱瞞人口來逃避差徭,一條鞭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清初,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使得各地人丁稅大減。清政府為了保證差徭的供應,就「以亡丁之差加入孑遺之民」中徵收,這樣貧苦農民更加無力承擔,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既保證清政府對差徭的徵用,又不過重地加重貧民的負擔,有些地區開始實行「丁隨糧行」、「以田載丁」等規定,即把丁銀攤入田賦中一起徵收。例如福建的龍溪、漳浦、海澄、詔安等縣,它們把缺額丁銀不是加在現有人丁身上,而是均攤於田土之上。山東濟寧直隸州也實行「以田載丁」的辦法,「必家有地畝,始編其丁,使丁繫於地,地出丁銀,無逃亡代賠之累,亦免小民偏累之苦」,這樣,「有地有丁,無地無丁,地多丁多,地少丁少,盡一均平」,避免了「派分裡甲之弊」和「開報不實之弊」、「別籍影射之弊」和「濫冒優免之弊」。這些辦法的試行,為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康熙年間,農民以小規模的運動表達了反對丁稅的強烈願望。浙江寧波農民提出了「隨地派丁」的主張,遭到富豪的反對,雙方相持不下,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鬥爭。浙江錢塘的農民,分為三種,有產業的稱為「鄉丁」,無產業的稱為「市丁」,外來流寓的稱為「光丁」,他們各自都要承擔丁徭。光丁無產應徭,承受不起,要求「從田起丁,人不納丁」,即計算賦稅時不要把人丁考慮在內。浙江地方官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貧民的鬥爭持續不斷。   
  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員的注意,他們主張改變徭法。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銀均入田稅的意見。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窮變通久之道」。反對丁隨糧辦的官員也十分多,歸善知縣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隨於糧,將使游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徭,攤丁入糧,使貧者躲過,讓富人代他們出丁銀,也是不公平的。他站在富人的立場,堅持丁糧分擔。   
  在意見不統一情況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頒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康熙帝在諭旨中指出:「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各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州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這條詔令開始在全國實行,均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數字征徭,此後新增人丁不再承擔丁徭。這項改革,為雍正帝實現攤丁入畝制度創造了條件,即清政府把全國的徵稅人口固定下來,實行攤丁入畝就有了固定的丁稅額,便於向田賦中歸加。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但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並不能解決賦徭不均的矛盾。它只承認今後滋生的人口不再徵收賦稅了,而現有人口還是要收稅的。貧苦農民現有的丁徭照樣交不出,逃稅現象依然存在,而且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由於人丁的生老病死和流動遷徙是不可避免的、是隨時變化的,如何在具體的民戶中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了;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不斷地重新計算每個人丁應擔負的丁銀額,這既是一項繁複而難度大的工作,也為官吏的貪贓舞弊提供了機會。   
  面對「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在實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一些地方官員不得不再次考慮賦役制度的改革問題,尋求落實丁銀的具體辦法。有的主張按土地徵收,有的則持反對意見。如御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就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問題,建議把丁銀總數統計明白,平均攤入到田畝中,按田畝徵收。福州人李光坡堅決反對,他認為按田畝派丁,各地田畝面積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如果依田糧派丁,則稅糧有輕有重,不可能不出現偏差。他還認為丁並於糧,實行長了,或許有人會認為有糧賦而沒有丁銀,就會添設丁課,形成加賦的大毛病。雖然他的態度有點頑固的傾向,但他確實提出了實行丁並於糧可能碰到的問題。   
  攤丁入畝制度經過長期激烈的討論,直到康熙帝辭世,是否實行攤丁入畝制度,還在爭論之中,雍正帝即位之初,就面臨著這個棘手的、但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攤丁入畝,普遍推行   
  雍正帝即位後,第一個觸及攤丁入畝問題的是山東巡撫黃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黃炳因境內各地連年遭遇旱災,民生艱難,奏請按地攤丁,以解民困。黃炳與學官盛楓等人有所不同,他身為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糧分征下貧民逃亡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有地則納丁銀,無地則去丁銀,使貧富負擔平均才是良政,因而主張丁銀攤入地畝徵收。雍正帝認為 「攤丁之議,關係甚重,豈可草率從事」,不但沒有採納黃炳的建議,反而責備他 「冒昧瀆陳」。儘管雍正帝駁回了黃炳的奏請,但他對各地賦役之重的狀況仍然作出了反應。六月十三日,雍正帝諭曰:「陝西、甘肅地丁銀每一錢額外加征三厘,每米一斗額外加征三合,本均作為備荒之用,然而無賑濟之實,著自雍正元年始,將額外加征米銀永行停止,舊欠亦悉予根除。」同月,又停征山東、山西、河南歷年帶徵舊欠錢糧,寬限一年。所有這些,既是雍正帝寬以待民的表現,又暴露出了原先陳舊傳統中丁銀分開稅制的弊端。   
  雍正元年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上疏雍正帝,要求在直隸州內將丁銀併入田畝之中徵收,認為這「實在是對貧民百姓大有益處」。李維鈞吸取了黃炳的教訓,他深知有力之家不樂意這樣辦,可能會出來阻撓;而戶部只知按陳規辦事,也不會同意,因此要求雍正帝「乾綱獨斷」,批准他在轄區內進行。雍正帝不再像對待黃炳那樣,而是對李維鈞的建議很重視,把他的奏折交給戶部及九卿、詹事、科道一起討論,並明確指出:「此事尚可少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雍正帝把丁歸田糧視為要事,主張小心處理,以期達到最好的效果。九月,戶部復議,同意李維鈞的主張。雍正帝還不放心,再次提出讓九卿復議。如此從元年六月黃炳提出,一直到十一月,雍正帝才正式批准。   
  自從雍正帝批准在直隸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各地普遍開始推行。雍正二年春天,黃炳開始在山東實行。同年十二月,雲南巡撫楊名時奏報他的轄區「子孫丁」的嚴重情況:有的人戶早已沒有半寸土地,人丁也不興旺,但丁役冊上有多人的丁役,歷代相傳,編審時也不予減除,使孤貧之丁承繼上輩的徭役。楊名時表示要改變這種不合理情形,向直隸學習,使丁從糧辦。雍正帝同意了他的要求。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陝西、浙江、甘肅也先後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五年(1727年),江蘇、安徽、江西相繼實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實行了。至此,絕大部分省份均先後在雍正年間實行了攤丁入畝制度。山西省和貴州省稍遲,是在乾隆年間開始實行的。盛京(今瀋陽)、吉林等地,最初因「戶籍無定」而未實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盛京實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吉林實行。   
  在實行攤丁入畝制度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並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各省都本著簡便、高效、靈活的原則,結合實際進行探索。多數地區均以縣為單位,把康熙五十年該縣的丁銀總數,按畝分攤到田賦中去,隨田賦一併徵收。具體辦法有兩種:一是將一州縣的丁銀平均攤入田賦中,即原來應納的田賦銀若干,再加納平均攤入的丁銀若干,由土地所有者統一完納。如直隸各州縣,每田賦銀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再如河南確山縣,每田賦銀一兩,攤派丁銀一分八厘。這種辦法,著眼於田賦,田賦多的,攤入的丁銀就多;田賦少的,攤入的丁銀就少。運用這種辦法的還有廣東、四川、直隸、福建、山東、雲南、河南、陝西、浙江、甘肅、江西、廣西、湖北、山西諸地。另一種是把一州縣的丁銀平均攤入到田畝之中。如安徽祁門縣每畝土地攤入丁銀一分六厘。這種辦法,是著眼於田畝,土地多的,攤入的就多;土地少的,攤入的就少。採用這種辦法的只有江蘇和安徽兩地。   
  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明朝一條鞭法的深化和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積極意義的重大改革,對清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一,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結束了清初賦役制度的混亂局面,保證了中央政府的錢糧收入,這是實行攤丁入畝制度最主要的目的。以田賦徵收數額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共收田賦銀24449724兩,糧4731400石。嘉慶十七年(1812年),共收田賦銀32845474兩,糧4356382石。按每石糧均折銀1兩計算,則嘉慶十七年所收田賦數額,較之康熙二十四年所收田賦數額增加了27.49%。   
  第二,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合理了稅負。按田畝多少來徵收所有賦稅,改變了原來丁、地分征帶來的賦役不均狀況,使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可以不負擔或少負擔賦稅,並把原來歸農民負擔的部分稅款轉攤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戶身上,這種損富益貧的政策保證了賦稅負擔的相對合理化和平均化。對這一點,雍正帝很清楚,他說「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縉紳富戶不便」。雍正帝的臣僚也明白,如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說:「丁銀歸並地畝,於窮黎有益。」可見,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是有意識地壓抑富戶,扶植貧民。    
  第三,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人民的負擔。因為這一制度的實施,使那些無地的貧民,不再繳納丁銀,地少丁多的貧困農戶的負擔就相應得到了減輕。   
  第四,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使得勞動人民和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有了一定的鬆弛。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之後,終於完成了賦役合併,解除了對貧民的差徭征發和丁銀負擔,統一了全國的賦稅制度,基本上廢止了人丁稅,大大鬆弛了封建人身依附關係,加快了人口的遷移和流動,為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第五,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活躍了經濟。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廢除了計丁徵稅制,取消了戶丁編審制,人民有了較多的職業選擇和遷移流動的自由,從而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繫,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與繁榮。   
  第六,實行攤丁入畝制度後,由於不再按照人丁來收稅,無地的農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樣為了逃稅而隱匿人口、四處逃亡了,這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第七,攤丁入畝制度的實施,還促進了人口的迅速發展。因為貧民百姓不必再承受人丁稅的負擔,生活壓力的減輕,使他們有了較大能力將子女養育成人。據史料記載,康熙五十年,全國人口數為123106620人,雍正元年為126631530人,雍正十二年則為132089660人。   
  總之,攤丁入畝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從康熙年間辯論要不要實行,到雍正年間普遍推行,再到乾隆年間在全國完全實現,中間經歷了半個世紀,這個過程表明,它的實現是鬥爭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雍正帝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雍正帝高瞻遠矚,果斷處事,在前朝的基礎上大膽改革、銳意進取,取得了不朽的業績,得到了世人的好評。   
  紳衿納稅,一體當差   
  清人入關之初,封建政府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依照官員的品級,優待或免除該戶官員一定量的丁役,以使他們成為清朝統治的忠實擁護者。此外,為了表示對讀書人的尊崇,清政府也免除了士人本身的差徭和一切雜辦。   
  在這種不成文的制度下,特權階級與民眾的對立就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之一。官紳戶族自己不出役夫、不服徭役,同時還把部分稅賦轉移到貧民百姓身上,以耗羨為例,地方官經常不是按田賦向地方紳衿徵收耗羨,而是把耗羨銀轉嫁到貧民身上,讓貧民承擔起本應由紳衿們承擔的額外負擔。如此懸殊的待遇差別,加上貧富分配的日益不公,使老百姓的心理無法獲得平衡,反對和敵意的心理日益嚴重,這樣勢必會激化社會矛盾,這也是康熙王朝末年民變和暴動日益頻繁的原因。   
  紳衿已經享有法定的豁免雜項差徭的權利,但是他們還不滿足,還謀求種種非法特權,其不法行徑多種多樣:出入官衙,包攬訟詞;欺壓小民,橫行鄉里;無視國法,抗交錢糧丁賦,或者將別人的土地掛在自己名下,免除雜役從中漁利等等。雍正帝對此十分痛恨:「種種卑污之事,難以悉數。」   
  紳衿的種種謀求非法權利的行為,既造成了平民與紳衿的對立,同時他們的不法行為也是產生吏治敗壞的一種社會因素,他們腐蝕各級官員,同時,他們的這種行為同政府的法令和權力也發生了衝突。封建國家要保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封建統治的穩定,就必須與不法紳衿作鬥爭。   
  雍正帝自然明白這一點,於是他在即位之初,就開始實行打擊劣紳貪官、進行耗羨歸公的改革。當時,田文鏡等地方官把這種弊端上報給中央,說:各府廳州縣的地方官「徵收錢糧,濫加耗羨,紳衿上役不令與民一體完納,任意減輕,而取償於百姓小戶」,這樣不僅減少了國庫收入、增加了人民負擔,同時使政府與人民的矛盾逐步變得尖銳。雍正帝抓住問題的癥結,把矛頭指向縉紳,希圖限制和剝奪他們的非法特權,使他們同平民一體當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下令革除「官戶」、「宦戶」、「儒戶」等名目,不給他們特權,讓他們與百姓一同交納錢糧和耗羨,一同當差服役。敢於違抗的紳衿,敢於隱瞞的地方官,一旦查出,即行重處。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紳衿勾結,特地告誡他們要認真落實這項政策:「稍有瞻顧,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參劾,或被旁人告發,查出必治以重罪。」過了兩年,雍正帝再次重申了紳衿只能免自己一人丁糧差役的政策,強調其子孫和家族成員不能減免。   
  地主紳衿從皇帝、政府那裡得到的特權,已相沿七八十年,現在新皇帝要予以剝奪,他們自然不會甘心。於是在實行士民一體當差的過程中,引發了一場場激烈的剝奪與反抗的鬥爭。   
  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是第一個響應士民一體當差的人,雍正元年(1723年),他貼出佈告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佈告剛一貼出,就引起了眾監生的不滿。恰好當時的縣學教官楊卓生向來和張可標不和,他借此機會煽動眾監生鬧事,控告張可標貪婪不法,反對這一政策的落實。雍正帝得知此事後,一方面命令河南巡撫石文焯調查張可標是否有貪婪不法的行徑,另一方面嚴厲懲處了楊卓生和領頭鬧事的學生,這才穩定了鞏縣的社會秩序,保住了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順利執行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這場鬥爭剛剛平息,另一場鬥爭又相繼發生。雍正二年(1724年),因為築黃河堤防需要動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綏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數量來出工的措施:每一百畝田出一個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紳衿也不例外。這個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為能有一百畝土地的人,幾乎全是地主和富戶,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個民工。但這個政策卻遭到了當地監生的反對。他們聲稱「徵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強烈要求唐綏祖維護他們的所謂特權。此後,封邱生員王遜、武生范瑚等人又攔截唐綏祖,強迫他取消實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綏祖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而使眾生員群情激憤。於是,他們決定以罷考的方式反對士民一體當差政策。同年五月,河南省舉行縣試,河南學政張廷璐奉旨到開封監考,封邱眾監生在考場上鬧事,武生范瑚把少數應試者的試卷搶去,當眾撕毀,以此表示對士民一體當差制度的抗議。事發後,河南總督田文鏡、巡撫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帝作了匯報,雍正帝下令嚴查、嚴辦,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爾松阿到河南審理此案。   
  田文鏡在審案的過程中表現得過於偏激,為了實現士民一體當差,他打擊科甲出身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力度稍稍過火,引起河南「讀書人」的反對,科甲出身的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以及欽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釣譽,尤其是陳時夏在審理此案時竟不坐堂,反而與諸監生座談,稱他們是年兄,求他們赴考。雍正帝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憤怒,把學政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為首鬧事的生員王遜、武生范瑚等人處斬,參與者都作了從重處罰。殺雞給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後的士民一體當差也就順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風潮中,田文鏡發現捐納貢生、監生參與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貢生、監生的陞遷革退需禮部批准,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於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變舊規的建議,請求把捐納貢監的人事權交給地方學政,與生員一樣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捐納貢生、監生凡涉及到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雍正帝還規定,監生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不法紳衿的種種特權行為對封建統治構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權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壞了三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實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權,打擊了紳衿的囂張氣焰,緩和了民人的對抗心理。士民一體當差影響很大,對士族的打擊效果最為顯著,是繼攤丁入畝改革之後,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項重大改革。   
  節制紳衿,強化法治   
  雍正帝在實施士民一體當差制度的過程中,還採取了加強對紳衿管理的措施。主要表現在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嚴厲打擊紳衿的不法活動上。   
  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是限制紳衿特權的一項重要內容。紳衿包攬錢糧由來已久,他們替政府向本宗族、本鄉山民徵收錢糧,與官吏勾結,非法多征和私吞,同時又將宗族、姻親的田產掛在名下,借免役權獲得免役,從中漁取利潤。有些膽大的紳衿,還抗欠他們自身應該交納的丁賦。雍正帝定出懲罰事例:凡貢生、監生、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貪贓或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所謂「不應重律」,就是「不應為」律中之重者。清代對於「州縣自理」的案件,給以州縣地方官的最大刑罰權限就是「笞杖」。《大清律例》規定:「凡不應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它主要應用在討債、追租、回贖等「戶婚田土」一類場合)治罪。如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雍正帝便以這種辦法為依據,命嚴行查處。   
  雍正四年(1726年),貢生張鵬生把別人的錢糧攬在自己的納糧薄上拒不交納,雍正帝下旨責打四十大板,枷號三十日,發遣到黑龍江。五年,甘肅階州(今武都縣)出現了紳衿集體抗糧的事,護理巡撫印務的鍾保,以署理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之罪,題請革職。雍正帝未准,而說陳舜裔「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制官長為得計矣」。從事件本身來看,階州署理知州陳舜裔認真執行朝廷法令,催逼紳衿錢糧,地方紳衿卻因為私利群起鬧事,若以激變士民為由懲治陳舜裔,無疑是對冥頑紳衿的妥協,將更不利於錢糧的催征。鍾保對利害關係認識不足,雍正帝卻是非常明白的。雍正帝因鍾保糊塗,不能堅持朝廷立場,而責備他「沽名邀譽」,不要他辦理此事,指示特派主審官嚴加審訊抗糧紳衿。湖廣地區也不斷發生士民抗糧事件,安陸縣武生董建勳連年不交錢糧,當地將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   
  山東紳衿更是蠻橫,他們抗糧積習成風,甚至還引以為榮,曾流傳著一句「不欠錢糧,不成好漢」的俗語。雍正九年(1731年),山東上報的舉人、監生、秀才、貢生因欠糧稅要罷革的就有1497人之多。   
  江蘇紳衿積欠也很厲害。江蘇巡撫張楷向雍正帝報告說:從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的12年間,江蘇全省積欠的賦銀就達到881萬兩,接近江蘇三年的賦銀總數!雍正帝得知這件事後,十分惱怒,他認為這是江蘇省吏治腐敗、民風頹喪透頂的表現,於是下定決心,要對江蘇的士俗民風進行嚴厲整頓。雍正帝特派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帶領眾多的候補州縣官分赴江蘇各地進行清查。這些官員們到地方上任以後,強令欠戶務必要在短期之內還清多年所有積欠,還清的就在門口用紅筆寫明「清查」二字,不能還清的一律投入監牢,直到還清為止。   
  在這種政策下,江蘇省人心惶惶,監牢裡人滿為患,全省上下一片混亂。當然,這並不是雍正帝想要看到的,他的本意是收回積欠,充盈國庫,他所採取的手段是殺雞給猴看。此時,他覺得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於是就網開一面,下令暫時停征積欠,因為當前最重要的是穩定民心。   
  經過三年的調查發現,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之間,江蘇一共欠稅1010萬兩,其中,官貪民欠大約各佔一半。雍正帝下令,屬於貪官積欠的,務必在10年之內還清,如果是民間欠交的,順延在20年內還清。同時,雍正帝吸取了清查虧空的教訓,要求屬於官吏侵蝕的,只追究其個人責任,不得牽連其他人。   
  紳衿弄法,虐待佃戶,也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雍正帝對此也是深惡痛絕。雍正二年,廣西生員陳為翰踢死佃農何壯深後,陳為翰故意抵賴,聲稱是佃農先動手打的他。雍正帝知道這件事後,當即指出:佃戶必定不敢動手打生員,陳為翰必定是劣紳,並命令巡撫李紱詳細調查這件事。隨後,雍正帝又批示說:讀書人或地方紳衿如果仗勢倚財,隨便殺人,等於知法犯法,不應按一般失手傷人案處理,而應從嚴治罪。但刑部的法律中卻找不到這個條文,原來的規定與雍正帝的批示正好是相反的。雍正帝就讓九卿重新議定出關於讀書人「欺凌百姓」及欺凌佃戶如何從重治罪的法律條文。   
  條文出台後,雍正帝發現,這一做法,雖然維護了貧民百姓的合法權益,但由於這一法令中存在的片面性,導致了個別百姓借此要挾紳衿的不法現象。於是,雍正帝又進行了修改和完善,制定了專門的法律條款,即:一、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勘實後,鄉紳照違制律議處,監衿吏員革去衣頂職銜,照律治罪。二、凡地方官容忍不行查究,經上司題參,照循庇例議處;失於覺察,照例罰俸一年。三、凡紳衿如將佃戶婦女占為婢妾,皆革去衣頂職銜,按律治罪。地方官循縱肆虐者,照溺職例革職。不能詳查者,照不行查出例罰俸一年。該管上司循縱不行揭參,照不揭報劣員例議處。四、對於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照例責罪,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五、秀才、監生若擅責佃戶,除革去功名外,還要給予八十杖重責的處罰。雍正帝的以上舉措,意在說明佃農的法律地位同紳衿是平等的。   
  為了加強對紳衿的管理,雍正帝重新修訂並完善了相關的法律,對於違犯律法的紳衿毫不留情,糾正了紳衿的不良品行作風,保護了平民的利益,緩和了階級矛盾。雍正帝對貪官的查處,貫徹於他的整個執政歷程中,並非虎頭蛇尾。可以說,這是一項成功的事業,為同時進行的經濟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礎。這也是雍正王朝經濟相對發展、社會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七章 安民治民,維護皇權   
  安民治民,維護皇權   
  歷史上頗有建樹的皇帝,莫不把安民治民作為治國之本。雍正帝也不例外,在他執政期間,對部分「賤民」,雍正帝大膽地開豁其賤籍,使得這些人能更好地從事農業生產,同時鬆弛了這部分人對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雍正帝還十分重視正風俗、厚人倫的社會教化,對崇尚節儉、拾金不昧、樂善好施等行為予以推行與獎勵。雍正帝大力推行的安民治民的保甲制,既解決了人口編審問題,又解決了地方治安問題,具有一定的社會積極意義。可以說雍正帝是勇於改革並取得了相應成就的君王。   
  廣訓聖諭,教化民眾   
  雍正帝作為封建時代的皇帝,在統御萬民、自守帝業方面有著獨特的智慧。對民眾實行「教化」,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皇權,維持社會的穩定。   
  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頒行了《聖諭十六條》,其主要內容是:「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息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警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防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它的作用就是讓人民安分守己。雍正帝深知它的作用,說它「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雍正帝對此很重視,為了使人們看得更明白,雍正帝讓人對其逐條解釋,洋洋萬言,最後彙編成《聖諭廣訓》,於雍正二年(1724年)頒行天下。   
  為了切實發揮《聖諭廣訓》的作用,七年(1729年),雍正帝命在鄉村設立鄉約,凡大鄉大村,派約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約正由地方官於生員中挑選充當,政府酌量發給補貼,值月由耆民充任。他們備置兩種簿冊,一記民間「善行」,一記「過惡」,以便對民人進行表彰和規教。   
  雍正帝設立鄉約,主要目的是宣講《聖諭廣訓》。因此,各個地方對約正的宣講都非常重視,並且最大限度地將聖諭內容傳輸給民眾。值月宣讀,約正用通俗的語言解說,以使聽眾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問。講解完畢後進行善惡二冊的登記。在州縣,宣講較為鄭重,地方官和紳衿聚集於明倫堂,主講者在鼓聲中登台宣讀《聖諭廣訓》條文。在省會宣講,儀式是最隆重的,也最為複雜。首先在公堂設香案,文武官齊集,穿著蟒衣,行三跪九叩禮,禮畢赴宣講所,先由司禮生宣佈講解會議開始,宣講人到香案前跪拜畢,捧上諭登講台,由司教老人跪著宣讀,司禮生再宣佈開講,宣講人始行解說。在這個過程中,軍民必須全體站立、嚴肅諦聽。由此可見,雍正帝對於《聖諭廣訓》的宣傳力度之大,足以深入民眾的骨髓。   
  在宣講《聖諭廣訓》的過程中,雍正帝特別崇尚節儉。元年(1723年)八月,他訓諭百官:「國家欲安百姓,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就得崇尚節儉,禁止奢侈。」在他看來,只有崇尚節儉,才能使社會風俗敦厚,官民才會各守本分,社會秩序才能安定下來。   
  為了能使官員起到良好的帶頭作用,雍正帝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級規定戴素珠,穿馬褂,進膳食,用座褥,放引馬(高官大吏出行時前導的騎從)。他說大小官員有一定的品級,就有一定的服制,「所以重名器也」,「但近來多不按品級,隨便用素珠、踢纓、導馬,都是不應該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都察院嚴行查核,對違犯者即行參奏。」雍正帝規定,四品以上官員,彩禮首飾不能超過8件、食物不能超過10種,五品以下官員遞減。舉行婚禮,有品之官,只許用6個燈、12名鼓手,只能比一般平民多2個燈,2名鼓手。   
  關於喪葬和婚禮的儀禮,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間,雍正帝就要求喪葬「務從簡樸,毋得僭妄」,命九卿分別為滿漢職官和兵民制定婚喪禮儀。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對出殯作出補充規定,因有的地方軍民送葬前一天,聚集親友,設筵演戲,出殯時隊列前也演戲,對此,雍正帝嚴加禁止。五年,雍正帝說用金銀殉葬,對死者絲毫沒有好處,是極愚昧的行為,應當曉諭勸阻。   
  與此同時,雍正帝還提出了一系列的禁止措施,他尤其反對官員自設戲班,二年(1724年)十二月,他指責說:有的官員自設的戲班,用數約有二三十人,一年要開支幾千兩銀子,不但浪費了錢財,影響了公務,還造成了社會的奢靡之風,於是下令禁止督撫、提鎮、司道、府官家中設立戲班。雍正帝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宣傳和獎勵拾金不昧行為。雍正帝把這視為「盛世」的標誌,自稱是「風俗休美之明征,國家實在之祥瑞」。雍正五年(1727年),上駟院奏稱,役夫滿人六十一發現別人遺落元寶一個,呈報主官。雍正帝令即將此元寶賞賜,並在八旗中宣傳;六年,河南巡撫田文鏡奏稱,農夫瞿世在田間拾銀一百七十兩,交還原主,並拒收酬謝,他的妻子徐氏也有拾金不昧的精神,支持丈夫這樣做。田文靜覺得瞿世是很好的宣傳典型,便賞給他白銀五十兩,並且送「士女淳良」匾額,在縣中立碑。田文靜在給雍正帝的折子中頌揚道這是「聖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婦」。雍正帝又下令授予瞿世七品頂戴,加賞白銀一百兩。   
  過了一個月,田文鏡又報另一起不拾遺金的事件,商丘有一貧民陳懷金,拾到銀子24.8兩,交還失主,其作為一定是受了皇帝宣傳拾金不昧的影響才出現的。雍正帝借此發佈上諭,將之抬到「正人心,厚風俗」、「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的高度。此後,各省紛紛傚尤,川陝總督岳鍾琪報告綠營兵(主要是清軍入關後收編的明朝降軍和各省改編的隊伍,用綠色軍旗,故稱綠旗兵或綠營兵)兵丁劉子奮在張掖拾銀交給原主;鄂爾泰報稱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拾金不昧。雍正帝說這些事出在邊疆,更為可嘉,除賞給銀兩外,給予把總銜,遇缺撥補。直隸巡察御史鄂昌奏報文安縣織席民婦盧梁氏拾金不受謝,雍正帝命賞米、布和匾額。磁州(今河北磁縣)佃農楊進朝撿銀四十兩,送交地主,轉給失主,也按例給賞。   
  雍正帝的做法的確有效,在敦化移風易俗、提高社會風尚方面,無疑是有可取之處的。但由於自上而下各級官員對拾金不昧者給予大肆渲染,授予官職,給予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獎勵,導致出現了弄虛作假以騙取賞金的行為,而地方官吏也借此獵取聲名作為陞遷之道,到乾隆帝繼位,才制止了此類行徑。   
  樂善好施也是雍正帝實行道德教化的一個方面。他號召百官在各處興辦福利事業,把自己多餘的錢財捐助給無力生活的人。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在北京彰義門外建普濟堂,收養社會上無依無靠的老人、無以為生的病人,由國庫撥款作每年的經費,每月派大臣去視察。雍正帝還擴充了北京廣渠門內的育嬰堂,把它交由順天府尹負責,除政府撥錢外,京中貴族、官僚、士人和有錢人也紛紛加以資助,收養棄嬰。在雍正帝的帶領下,一些地方官、士紳、大商人紛紛效仿,建設各種善堂。江西新城知縣邵鴻元建成普濟堂,山東淄川知縣和紳士買地、捐田,也設置了普濟堂。江蘇蘇州府創建錫類堂,為貧弱死者收屍。松江府南匯縣紳士朱日成等興辦育嬰堂。雍正帝為了使更多的人發揚樂善好施的好風尚,他還對捐資多的人給予物質和政治嘉獎。雍正帝還曾多次發表上諭,說「孔子講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實現孔子講的「大道」。   
  雍正帝崇尚節儉,尊崇儒術,向民眾大力宣傳《聖諭廣訓》,鼓勵民眾樂善好施,興辦福利事業,實行道德教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社會風氣,使得一些官僚、地主、大商人能夠把剝削人民的錢財拿出一小部分來解決少數人的吃飯問題和其他問題,緩和了貧富對立、農民和封建上層對立的關係;在民間還出現了路不拾遺的典型。以教化而使民順,使雍正朝的政治漸趨清明。   
  開豁賤籍,立為良戶   
  在清代康熙王朝以前統治的民戶中,有類別各異的「賤民」,他們分佈於各地,從事著為人所不齒的職業。「賤民」在明代或更早的時期即已形成,歷代相沿不改。雍正帝在執政期間,對部分「賤民」,開豁其賤籍,變為一般平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賤民」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奴婢,其數量是相當大的,清兵入關時,滿族社會已擁有奴隸200萬甚至200萬人以上,康熙帝進行過壯丁「開戶」和「出旗為民」,豁免了部分奴隸,但進行得很不徹底,奴隸的數量還是很大。第二類是佃僕,也就是地主、富戶、官僚等家庭以契約合同雇的家庭僕人、僕戶。他們的身份比奴婢身份稍高一點,但人身關係也部分隸屬主人,也是 「賤民」。第三類是社會上未被承認的一般平民,包括樂戶、丐戶、惰民、(音d□n蛋)戶、世僕、伴當等等。第四類是雇工人。這四類人同屬「賤民」等級, 無社會地位,人身受到歧視。但這四類「賤民」的等級又不完全相同。奴婢的社會地位最低,他們是賤民的最低等第。他們不能與「良民」通婚,他們的子女也為「賤民」;佃僕和主人也存在著人身隸屬關係,他們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連穿戴都不能與「良民」一致,要穿有「賤民」標誌的衣服、鞋子。他們和奴婢有所不同:佃僕為主人服役是按條文規定的,而奴婢是無條件的,佃僕的人身只是部分隸屬主人,佃僕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等。樂戶、丐戶、惰民、戶等雖無固定主人,但其法律地位基本上與佃僕相同。雇工人在契約規定的期間內和主人存在著人身隸屬關係,契約結束,和原主人的隸屬關係也結束。確切些說,雇工人應屬於良民與賤民之間的一個等級。雍正帝執政期間,所解放的賤民基本上是第二類與第三類,即佃僕、樂戶、丐戶等。   
  雍正帝以仁義治國,而賤民政策恰恰與仁義不符,況且此項政策也是使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於是雍正帝決定予以清除。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監察御史年熙上書請除豁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山西、陝西樂戶的祖先,是明朝永樂皇帝奪取天下時,堅決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永樂帝登基後,除加害這些政敵本人外,還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她們想脫離卑賤處境,但因身陷樂籍,政府不准,而且地方上的紳衿惡霸也以她們為蹂躪對象,也不容她們跳出火坑。年羹堯之子年熙在奏疏中說她們是忠義之士的後代,沉淪至此,無由自新,請求雍正帝開豁她們的賤籍,准許她們改業從良。   
  雍正帝看到奏折後,很是贊同,於是令禮部議行。王大臣們秉從旨意,說「壓良為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為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就批准山、陝樂戶改賤從良,於元年(1723年)四月發出第一道「豁賤為良」的諭旨 。雍正帝在下令開豁樂戶賤籍的同時,又令各省檢查,如發現本地也存在類似樂戶的賤民,也准許他們出賤為良。   
  元年七月,兩浙(浙東、浙西的合稱,即今浙江省)巡鹽御史噶爾泰上奏折請求除豁浙江紹興府惰民(惰民,不是指乞丐,乞丐本是良民,因破產、災荒而只得以乞食為生,乞丐之中當然也有惰民存在,而惰民是宋代罪人的後代,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丐籍。惰民的身份極其低下,不得列於士農工商四民之中,不得列入民籍,甚至不能穿著四民的服裝。他們只能從事為士農工商所不屑的服務性行業,男子只許以捕蛙、逐鬼、賣餅為業,婦女或說媒,或依隨良家娶嫁,為人髻冠梳發、穿珠花,或走市巷,成為私娼。可見,惰民同樂戶一樣,毫無政治權利,沒有人格尊嚴,是受侮辱和壓迫的人群。   
  噶爾泰在奏折中請求給惰民自新之路,雍正帝命禮部議奏,禮部的部分大臣認為捕蛙、賣餅、說媒等是惰民養家餬口的職業,假如消除其籍,就是不許他們再做這些事,他們反倒無以為生了,不同意消除其籍。雍正帝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認為除籍是好事,能恢復惰民應有的地位和尊嚴。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給禮部官員分析當時的形勢,這些王公大臣也就不再反對了。雍正帝於是令惰民消籍為良。   
  雍正帝在執政期間,還解放了戶。戶亦稱烏戶、龍戶、獺戶等,他們主要集中在廣東沿海、沿江,常年生活在船上,以捕魚、水運為生。戶地位卑賤,不能登岸居住。戶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漂泊。七年(1729年)五月,雍正帝瞭解到這一情況後,上諭廣東督撫,說「聞粵東地方,有一種民戶名為戶,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船。粵民視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以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   
  雍正帝指出,陸地居住的廣東人將居船的戶視為賤民,這是不合理、不公道的,應該盡快給他們立好良民戶口,讓他們上岸落戶居住,誰也不得歧視他們。並令地方官解決他們的定居、耕種等困難,使他們安居樂業。在廣東戶豁賤為良的同時,江蘇有名的「九姓漁戶」也享受同等待遇。九姓漁戶據傳是陳友諒部屬李、袁、林、錢、何、葉、許、陳、孫九姓的後人。朱元璋建國後把他們列為賤籍,他們多在江蘇常熟、昭文地區的湖泊中打魚,常年居住在船上,四季不能登陸,生活異常困苦,雍正帝也下令免去了他們的賤籍,同廣東戶一樣,命令地方官給予安置。   
  關於佃僕,即所謂「佃田之僕」,他們對主人來說,具有雙重身份:既屬租佃主人的佃戶,又是田主的奴僕,和主人存在著嚴格的主從關係。這種佃僕制,在清代許多地區都存在,各地對他們的稱謂也不盡相同。如安徽省稱之為伴當、世僕、細民、莊奴;廣東稱之為佃僕、佃童、世僕;湖北稱佃僕;此外還有住佃、莊佃、火佃、莊僕、屋僕、地僕、山僕等稱謂。佃僕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世代為地主做佃戶的;有被欺壓、勒迫而為佃僕的;有的是欠了地主的借貸無法償還淪為佃僕的,等等。佃僕需為主戶服役,甚至還會遭受主戶鞭打。主僕之分承襲前代,茫然無考。雍正帝認為,這是相沿之惡習,並無上下之分,應開豁為良,命當地督撫查明具奏。安徽巡撫魏廷珍奏請:「嗣後紳衿之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應聽從伊主役使;即已贖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存主僕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應照旗人開戶之例,豁免為良;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僕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議,一批佃僕被除為良民。   
  賤民制度,是遺留了幾百年的歷史問題。歷代封建統治者在維護封建等級制的同時,因不敢過分觸動等級制的尊嚴,因此即使想解決他們的問題,也都是小範圍小規模地點滴「施恩」,不敢大刀闊斧地予以豁免。在這個問題上,雍正帝慨然而為,乾綱獨斷,氣魄為歷代君主所無。   
  同時,雍正帝採取開賤為良的措施,使賤民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而具有極高的社會意義。首先,在剔除封建社會中的奴隸制殘餘方面向前邁了一大步,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其次,它解除了不合理的法律禁令,是賤民獲得解放的開始。說得具體一點就是,賤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條件申請改業從良,就可以按良民的方式生活,一定時期後還可以出仕。如果在與平民發生糾紛時,可以以良人的身份出庭,擺脫了以前那種因是賤民而遭受不應有的歧視和打擊的現象。再次,由於豁賤為良,賤民們近百年來內心的積鬱得到了舒解,奴性消減了,為田主服役的時間減少了,從而刺激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最後,開豁部分賤民的賤籍,解除對他們人身的束縛,這適應了封建社會晚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人身依附關係逐漸削弱的歷史趨勢。   
  推行保甲,約束民眾   
  保甲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長期延續的一種社會統治手段,它是歷代統治者對地方施行統治與管理的常用辦法。它的最本質特徵是以「戶」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漢代的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百家為「裡」;唐朝時四家為「鄰」,五鄰為「保」,百戶為「裡」;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提出了十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元朝又出現了「甲」,以二十戶為一甲,設甲生。到了清朝,終於形成了與民國時期十進位的保甲制極為相似的「牌甲制」,以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王朝對全國的嚴密控制。保甲是國家以民眾居住地為基礎,令其按一定規則組織起來的自己管理自己的治安教化組織。   
  但在雍正朝實行的保甲法有其特殊意義。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頒布《聖諭廣訓》,其中第十五條為「聯保甲以弭盜賊」,他說安民之道在於消弭「盜賊」,而治賊的最有效辦法是實行保甲制,讓民眾互相監察,使奸匪不容窩藏。對此,清代詞人、散文家張惠言(1761~1802年)說:「保甲之法,原為保安富戶起見。」一語道破雍正帝推行保甲之心。   
  清初實行戶口登記,以戶為單位,記注丁口、籍貫、職業。丁口,是政府征發徭役的根據;籍貫關係到人們讀書、應試、做官等權利事務;職業,有的不能隨意改變。由於民戶的人口、家庭都在不斷地變化著,戶籍調查和登記工作就得不斷進行,每隔三年、最多五年就要在全國普查一次。稽查戶口時尤其重視核實丁口,所以叫做「編審壯丁」。在編審之年,各省在年終都要將核實的丁口情況報告給戶部,如果違限不報,經管官員就要照違限例議處。可見編審戶口,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務。   
  但當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之後,編審壯丁的必要性就大大減弱了。全國的丁銀已根據康熙五十年的總數固定下來,全部攤入土地之中進行徵收,不必再考慮人口的增減問題,政府對人口的調查和控制,與徵收賦稅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了。而且,每次普查人口,都要興師動眾,花費大量的人力,另外還需要一定的經費,購買紙墨、登記造冊、報部,而這些費用又要向民眾攤派,這些麻煩事成了官民的一項很重的負擔。   
  這個問題最早被直隸總督李紱發現,在直隸實行攤丁入畝二三年後,李紱就認為編審制度是多餘的,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向雍正帝上奏:「直隸丁銀業已照糧均攤,是以編丁之增損與一定之丁銀全無關涉」。他要求停止編審,同時要求實行新的辦法,他認為保甲法既能清查戶口,又能稽查遊民,比編審更好,因此建議嚴飭地方官推行保甲。於編排保甲時逐戶清查實在人丁,自十五歲以上毋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送布政司,匯齊另造總冊,具題進呈御覽。   
  雍正帝看到奏折後,很是高興,因為他早有這種想法,只是沒有落實到行動上。在李紱上奏前半個月,他還發佈了實行保甲法上諭。他指責地方官把保甲當作陳規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針對村落零散、沿海、少數民族地區不宜實行保甲法的特點,指出數家亦可編為一甲,漢化程度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編為齊民。他怕地方官依然不賣力奉行,命相關部門制定了相應的獎懲條令。李紱恰在這個節骨眼上上疏,因此雍正帝對這份奏折倍加重視,詳細披閱,認為所議「甚近情理」。雍正帝詳細寫出自己的意見,交給廷臣商討,廣泛徵求意見。七月,吏部遵照雍正帝的指示,議定出了保甲條例:(1)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頭;十牌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正。(2)畸零村莊、「熟苗」、「熟僮」(靠近漢族的苗民、僮民),一體編入保甲。(3)地方官不賣力奉行,按情節分別議處。(4)建立民間獎懲辦法,對違犯保甲條令的人,若行告發,按被揭發的人數給獎;若為隱匿,予以杖責。雍正帝批准這一條例,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內執行完畢。   
  編審停止後的保甲法與從前的有本質上的不同,此時的保甲法既包含了戶籍調查、登記,又是地方進行治理的方法和手段。自此以後,各省基本上不再搞戶口的編審工作,保甲法的實施佔據了地方管理的突出地位,把推行保甲制度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田文鏡就是一個模範疆吏。雍正三年(1725年),田文鏡抓了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項,要求各州縣做好選擇捕役、嚴查窩家、訓練民壯、查察寺廟飯店等項事務。四年,他以保甲推行狀況衡量屬員優劣,唐縣知縣周瑤「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縱賊」,並且「諸務廢弛」,田文鏡就把他參劾。固始縣縣丞程秉禮署理光山縣及息縣知縣事,「奉行保甲極其謹嚴」,又能革除地方積弊,田文鏡就把他舉薦,提升為唐縣令。田文鏡還稱讚老城知縣高鏜「稽察保甲,亦無盜案」。田文鏡的捕務、民壯、保甲相結合的辦法,浙江總督李衛也在推行。   
  保甲法的實行,也解決了對棚民的安置和管理問題。攤丁入畝後,人頭稅不再徵收,對戶口的約束力減輕,一部分在本籍無業的農民,便開始到異地謀生,或開山種地,或做雇工,因為他們搭棚居住,所以被稱作「棚民」,實指流民。他們多生活在丘陵地帶,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陝西、四川等省,居山區者較多。由於生活沒有著落,遷徙不定,部分人靠偷盜來維持生活,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有的地方甚至發生過武裝起義,引起統治者的高度注意。許多地方官向上級反映,流動人口在地方危害極大,要求上級妥善處理。雍正二年(1724年),戶部尚書張廷玉上奏,說浙、贛的一些搶掠事件,是棚民煽惑愚俗,應設法安置。雍正帝下發諭旨,讓官員提出意見。三年,兩江總督查弼納、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奏處置浙、閩、贛三省棚民辦法。四年,雍正帝下令用保甲法處理,即按戶將棚民編審入冊,租地的山主、雇工的僱主,都要對棚民進行擔保;願入籍的棚民一經獲准,即與土著一體當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參加文武生的考試。雍正帝的這一條令剛一頒發,各地督撫紛紛開始落實。李衛和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嚴格執行條令,把浙江棚民很好地控制起來了,社會治安也得到了改善。   
  雍正帝推行保甲制度,是在攤丁入畝新形勢下對人民進行的約束,既解決了人口編審問題,又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安置和管理問題,加強了地方治安管理,穩固了社會秩序,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第八章 八旗改制,滿漢一理   
  八旗改制,滿漢一理   
  作為一名改革家,雍正帝「整數百年頹風」大手筆的改革還表現在對八旗的改制方面。八旗軍的軍功使得它在清初的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隨著朝廷事務的增多、八旗旗主、管主對權力的追逐,八旗軍成了皇權直接管轄不到的地方,驕縱、腐敗惡習日益滋生,皇族之積弊痼習也越來越顯著。雍正帝即位後即向旗主、管主這樣的貴族集團開刀,他整頓旗務,健全規章,削弱旗主特權,同時他還採取措施解決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清厘積弊的改革,擴大了皇帝對八旗的控制權和八旗軍對皇帝的向心力。   
  削奪特權,加強控制   
  八旗制度是滿族的社會組織形式,也是清王朝的重要政治制度。八旗制度最初具有軍事、生產和行政三方面的職能,對早期滿族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它是由滿洲開國皇帝努爾哈赤於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創立,初建時設四旗:黃旗、白旗、紅旗、藍旗。1614年因「歸服益廣」將四旗改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並增設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合稱八旗,統率滿、蒙、漢族軍隊。   
  各旗旗主是一個旗的首長,擁有很高的權力,與旗下有著嚴格的主從關係,旗下隸屬於旗主,與皇帝是間接關係。即使是皇帝要調用旗下民眾,也必須通過旗主,各旗內親王、貝勒、貝子均為世襲。八旗的所有權,更多的是屬於旗主。換一種說法,就是旗下有兩個主人,一個是旗主,一個是皇帝。就實質來說,八旗旗主的這種特權是和傳統的封建中央集權相衝突的。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皇帝要直接掌管旗民,加強皇權;然而旗主要維持對旗下的所有權,從而導致旗主的這種特權與皇權的矛盾日益尖銳。   
  雍正帝實行八旗改制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雍正帝與以前帝王相比,在八旗中的勢力十分微弱,幾乎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他在即位前,僅有藩邸所在鑲白旗,按規定另有「滿洲佐領(清代八旗組織基本單位名稱)六,蒙古、漢軍佐領各三」,一共十二個佐領,約佔八旗佐領總數的百分之一左右。原本屬於皇帝的上三旗,或由兄弟代管,或被豪族控制,如不改變這種狀況,皇帝的指令就很難得到認真貫徹。如果說雍正帝以前諸帝都是先在旗內居於絕對優勢、在得到普遍擁戴之後才登上皇帝寶座的,那麼,雍正帝則必須於即位之後,借助皇權,鞏固自己的力量。   
  在雍正帝執政以前,清政府就有過削弱旗主權力的行為。早自清太宗皇太極即位以來,諸王和旗主的權力就不斷受到抑制,皇權不斷得到加強。清太宗將八旗分為兩等: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有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歸天子自將。剩下的五個旗定為下五旗。在康熙帝統治後期,以原有都統、副都統「起家微賤,專意循庇,耽於安逸,曠廢公務」為由,指定皇七子胤祐管理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旗務;皇十子胤管理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事務;皇十二子胤祹管理正白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事務。康熙帝派皇子管理旗務,兼任都統,意在削弱該旗王公之權,使該旗進一步直屬皇帝統轄。   
  雍正帝即位後,對這種局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他看來,這些兄弟們受皇考之命管旗,與自己又是兄弟輩分,如果長期延續,必然會被認為是新的旗主,這樣一來就會對維護專制皇權極端不利,必須改變現狀。為了徹底削弱八旗旗主的權力,雍正帝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改變文字,從意識形態上革除旗主的痕跡。八旗都統,清文為「固山額真」, 「額真」滿語意為「主」。雍正元年,給事中碩塞奏稱:八旗都統在滿語中稱固山額真,「額真二字,關係重大,非臣下所可濫用,請予修改,以定名分。」雍正帝採納了這個建議,下令將固山額真改為固山昂邦。「昂邦」是滿語「臣」的意思,「固山昂邦」即「旗的大臣」,這樣一改,就明確了君臣主僕名分,只有皇帝一人可以稱為「主」,即使是一旗之主,和皇帝的關係也是臣子和君王的關係。各旗雖各有旗主,各旗之人只知有君上,不知有旗主。   
  在雍正帝即位的第十天,就全面撤換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都統:以鑲紅旗滿洲副都統馬爾薩署理正黃旗滿洲都統;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伊都善署理正黃旗蒙古都統;鑾儀使李木火署理正黃旗漢軍都統。對其他各旗都統,也都逐步進行了撤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初九日,以領侍衛內大臣公鄂倫岱為正藍旗漢軍都統,十五日,升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拉錫為正白旗蒙古都統;署鑲白旗護軍統領音德為正藍旗滿洲都統。翌日,升三等侍衛觀音保為正白旗漢軍都統。因為正藍旗蒙古都統並非允祐兼任,所以並沒有撤換。對於鑲黃旗和正白旗滿洲都統的撤換,時間持續稍微長了一些,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十九日,才以裕親王保泰署理鑲黃旗滿洲都統。大約在此前後,任命貝勒滿都護署理正白旗滿洲都統。至此,允、允祐、允祹所管的旗務全部撤換,雍正帝進一步加強了皇權。   
  關於對下五旗的旗務管理,雍正帝承襲其父遺策,任用自己的親信兄弟和王公管理下五旗的旗務,即所謂管主。如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用原來署理正黃旗漢軍都統的順承郡王錫保署理鑲藍旗滿洲都統。五年九月,又署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又如,雍正四年九月,以康親王崇安署理鑲紅旗漢軍都統。翌年三月,又命其兼理正紅旗漢軍都統。同年五月,又署理正藍旗三旗事務。上述各旗都有都統,之所以還任命諸王監管,是由於當時懲治不法王公,剝奪其所屬佐領,八旗正處於分化和改組時期。以諸王監管旗務,憑其地位和影響,有一定威懾作用。   
  由於監管旗務的諸王地位身份崇高,權位也很大,仍然影響著皇帝對八旗直接行使權力。再加上旗內管主與都統等官員職權難分,往往產生摩擦,未免耽誤公事。於是,雍正帝下決心要進一步削奪旗主的權力。雍正六年(1728年),減少各旗管主,取消崇安、錫保及信郡王德昭等人管理旗務。七年,雍正帝命莊親王允祿管理鑲白旗滿洲都統。九年,改命莊親王允祿管理正紅旗滿洲都統事務。十年,用平郡王福彭管理鑲藍旗滿洲都統事務。   
  允祿、福彭身為親王、郡王,現在被任命管理都統事務,這已經與原來管旗務的性質大不相同。管旗務是八旗都統的「太上皇」,是管主,都統得惟命是從,而管理都統事務,本身相當於都統,或是兼職都統。也就是說,允祿現在已不是管主,而是被降為一旗長官了,大大削弱了其自主的權力。當然,這不是允祿個人的榮辱問題,因為他長期受雍正帝信任,後來為乾隆顧命大臣之一,他的出任管理都統事務,表明皇子、親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的被取消,八旗已經直接為皇帝控制。   
  至此,清代管理八旗事務人員經過了三個階段的變化:旗主———管主———都統,從形式上看,他們都在管理旗務,但有本質的不同。旗主是世襲王權,旗主與旗民的關係是主從關係;管主代替旗主,削弱了旗主的勢力,其職務是皇帝臨時指派的,不能世襲,與所屬旗人自然就沒有主僕關係可言了;管理都統事務的雖然都是王公,職責都是掌管 「八旗之政令,稽其戶口,經其教養,序其官爵,簡其軍賦」,是八旗的軍政長官,是一種職務,由皇帝臨時任命,不能世襲,與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關係,而不是主從關係。這三個階段中,每一個階段的變化,都是旗內主從關係的減弱,是皇權在八旗內強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滿族集團內部權力逐漸集中的表現。   
  其次,雍正帝還在八旗內改革選官制度,加強對八旗旗主的控制。在清朝,官員的缺額向來分為旗缺、翼缺和公缺多種。旗缺是指某一官職依照慣例只能由某旗人員充任;八旗又分左右兩翼,這是努爾哈赤初建八旗時因分列不同而形成的定例。翼缺是專屬於某一翼的人員的官缺;公缺則是所有八旗子弟均可擔任。旗缺、翼缺有一定的檢選限制,只能在某旗某翼內進行揀選,旗主、管主可以把持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團結自固,但在八個旗內,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轉較快,有的則較遲滯,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雍正帝即位後,對八旗內部缺職的補授也進行了更改。如對原來下五旗王公所謂公中佐領之缺,只在該王屬下揀選的定規,雍正帝予以更改。雍正帝認為這樣選擇範圍太小,不易得到合適的人選,命於該旗中挑選官員引見補授。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以銓法劃一為由,將原為旗缺、翼缺的各堂主事、郎中、員外郎、內閣中書、監察御史、給事中、工部造庫郎中等都改為公缺。這樣一來,管旗諸主對旗內官員的部分任免權就消失了,雍正帝進一步弱化了八旗旗主的政治勢力。    
  隨著清朝封建制度的成熟,旗主的特權最終成為不適應時代的贅疣,為了擺脫其對中央統治的不利影響,雍正帝加強了對八旗的控制權,限制並剝奪原旗主的種種特權,從此八旗主子只有皇帝一人。這是雍正帝加強君主專制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   
  改善關係,訂立制度   
  雍正帝削奪八旗特權,除了削奪旗主特權外,還表現在削弱王公與屬下私屬關係上,這就將整頓旗務與打擊朋黨、整頓吏治聯繫在了一起,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實在是一舉數得。    
  雍正帝即位之前,八旗旗主勢力逐漸衰微,已無力與皇權抗衡,但他們還保留著一些特權,如在下五旗中,旗下與管主的隸屬關係依然存在。由於下五旗諸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與允、允集團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對雍正帝並非心悅誠服,這是雍正帝所不能容忍的。   
  雍正帝即位後,首先收回了王公任用屬下的權力,隔斷了王公大臣之間的聯繫。雍正王朝以前,旗人奉本旗主為主是天經地義的,旗主要求旗民為奴也是無可厚非的。任何一個旗民都是旗主的僕人,可以隨意使用,也可以任意處罰。雍正帝要鞏固皇權,要改善這種毫無人格尊嚴的隸屬關係,自然不允許這種狀況存在,對此,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帝規定,禁止王公在所屬佐領內濫派差役,只許挑選人員充任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不許兼管家務,若用作包衣官職,或令跟隨子侄,都要列名請旨,並且要知會該旗都統,由都統復奏。十月,雍正帝又降諭:自今以後,凡沒有封號的諸王、貝勒等,即直呼其名。   
  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規定不許下五旗王公聽信讒言,將屬下妄加殘害,或借端送刑部治罪,若有此種情況,則將這些被害者撤離原主門下。同時規定,王公屬下有被問罪發遣的,不許發往該王公打牲處所,免得他們發生聯繫,屬下也不得私自回到該王公門上,這樣就意味著王公不許包庇屬人。政府懲治王公屬下,不容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其屬下,政府不容其肆惡。既不許包庇,又不許妄加殘害,在削弱王公權力的同時,也削弱了佐領內的向心力,完全擺脫了舊有的主屬關係。   
  同年,雍正帝還更定了王公擁有的護軍、領催、馬甲數。如親王擁有護軍、領催四十名,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擁有護軍、領催三十名,馬甲一百二十名;貝勒擁有護軍、領催十六名,馬甲八十名;貝子擁有護軍、領催十六名,馬甲六十四名;鎮國公擁有護軍、領催十二名,馬甲四十八名;輔國公擁有護軍、領催八名,馬甲三十二名。從總體上看,比原來的數目減少了。雍正帝還於同年下令,諸王所屬佐領,凡移出的,其內人員不得再與舊主往來,否則從重治罪。雍正帝這樣做,目的有二,一是減少王公擁有的護軍數量,使王公不能對舊部再發生影響,以至於聚眾抗上。二是限制王公與舊屬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分化八旗集團勢力。   
  與此同時,雍正帝還規定,諸王不得任意擾累旗分佐領。雍正帝執政之前,諸王擔任旗主時,與屬下旗分佐領有較強的隸屬關係。改革以後,諸王早已不任旗主,但傳統的習慣勢力猶在。並且,諸王往往是旗中輩分最高的長者,有些旗分佐領原本即是從其附屬佐領分出,這都使舊有關係一時難以擺脫。雍正帝認為「下五旗諸王,將所屬旗分佐領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過失,輒行鎖禁,籍沒家產,任意擾累」,此風如任其發展,「則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因而於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十八日降諭規定,旗下官員、兵丁,不得繼續在諸王、阿哥門下看守行走。「且旗下官員亦不敷用,著撥回旗下當差行走」。   
  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與屬下的私屬關係,有著深遠的意義。雍正帝將整頓旗務與打擊朋黨聯繫在一起,既削奪了八旗集團的勢力,又削弱了朋黨集團的勢力。這樣就逐步廢除了王公貴族享有的特權,同時又大大加強了皇帝的權威。   
  此外,雍正帝還嚴禁下五旗諸王勒索外吏。雍正帝認為,諸王門下人等一旦出任外吏,便成為皇帝手下的政府官員,其身份地位應與原來有所不同。因此,既不許旗主役使其子弟,也不許對其本人分外苛求、「肆意貪索」。他於即位前夕即降諭宣稱:「下五旗諸王屬下人內,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州牧、縣令以上,該王輒將其子弟挑為包衣佐領下官,及哈哈珠子、執事人,使令者甚眾,嗣後著停止挑選。其現在行走入內,系伊父兄未任以前挑選者,令其照常行走;若系伊父兄既任以後挑選者,俱著查明撤回。或有過犯該王特欲挑選之人,著該王將情由奏明再行挑選。」元年(1723年)六月二十九日,又指出:「凡旗員為外吏者,每為該旅都統、參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索勒重賄方肯出結咨部。及得缺後,復遣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時受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喜喪等事,緩急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下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勒取,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求,種種勒索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蹶饋送,不能潔己自好。凡虧空公帑罹罪罷黜者,多由於此。」   
  在這段話中,雍正帝指出,下五旗諸王不體恤在外省做官的門下,向這些門下過分勒取錢財,或縱容管事人員向他們大肆搜求。為了除此弊端,他一方面允許這些被革職的官員上告,同時為了消除這些官員不敢上告的心理,准予他們封章密參。次年,有人上告公爵星尼勒取屬人王承勳幾千兩銀子,雍正帝得知此事後,在上諭中說:星尼不過一個公爵,而王承勳不過一個州縣官,勒取數目便已達數千兩之多。如果主人是王爺,屬人為地方大員,則不知更要多少了。他就此事警告王公,若不悔改,必將旗內王府佐領下人「一概裁撤,永不敘用」。   
  嚴禁王公對屬下的勒索行為,這是將整頓旗務與整飭吏治聯繫在了一起。可見,在雍正帝即位之初,之所以要急於改革旗務,是和當時的政治實際密切相關的,在打擊朋黨的同時,又整飭了吏治,這些都是雍正帝即位後的當務之急,從這些舉措中足以看出雍正帝是一位睿智大帝。   
  整頓旗務,健全規章   
  雍正帝在削弱旗主權力、改變王公與屬下私人關係的同時,還整頓了八旗旗務,這表現在對八旗的機構、體制、工作作風等方面的改革上。   
  第一,創設八旗衙門,集體辦公。雍正王朝之前,八旗都統等官各自在家裡辦事,一應行文檔案堆貯家中,無人登記、管理,存在很大的積弊。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十五日,雍正帝諭令總理內務府事務的和碩莊親王允祿及內務府總管來保:「現今八旗並無公所衙門,爾等將官房內,揀皇城附近選擇八所,立為管旗大人公所,房舍亦不用甚寬大。」允祿等遵照皇帝旨意,創立八旗公所八處。即鑲黃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都統衙門,設於拐棒胡同;正黃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石虎胡同;正白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煙筒胡同;正紅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錦石坊街;鑲白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東單牌樓新開路胡同;鑲紅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石駙馬街南;正藍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崇文門內大街西堂子胡同;鑲藍旗三旗都統衙門,設於宣武門內塘子胡同東邊寬街地方。   
  都統衙門建立起來之後,各旗都統、副都統必須到衙門辦事。隨後,雍正帝又相繼設立了步軍統領、兩翼前鋒統領、各旗護軍統領衙門。雍正帝下令,他們必須要像一般官員一樣,到衙門辦公,不得以任何理由曠工誤事,有連續五天不赴衙辦公者,即另由皇帝派人署理,代行其職,這就相當於罷官免職。可以看出,雍正帝在這件事上,要求是非常嚴格的。   
  第二,嚴格要求當值官員盡職盡責。雍正帝發現,有些都統、副都統,憑自己資格老、功勞大,「於旗務並不辦理,唯以曾經效力為足倚恃」。因而雍正帝規定:「若有人擅自不來辦公,必將派人署理,代行旗幟。而且八旗輪流,各當值一日,處理日常公務。值日大臣職名,應提前開列具奏。」   
  除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等旗下大臣之外,雍正帝最重視的就是參領。參領為旗與佐領之間的機構———甲喇(八旗制中的某一級組織)之長,是僅次於旗下大臣的辦事之員,「所關最為緊要」,不僅管轄甲喇之事,而且副都統員缺一般都從參領中揀選補授,實系候補旗下大臣。所以,雍正帝於元年九月十月之間,一再諭令:「今觀旗務甚屬廢弛,嗣後參領一缺,揀選能人補用。」經過認真考察,「優者留用薦舉,劣者即行罷黜。」為了便於培養和提拔新生力量,雍正帝於參領、佐領中增設副職。最初每甲喇只設參領一員,因不敷用,始委署一員協理。十二月,諭令將委署參領改作副參領,秩為正五品,從兵丁出身的護軍校、驍騎校中揀選引冠補用。「若參領、副參領奉有差遣,其員缺應行委署者,奏聞委署。如此則責任專,而管轄得力,由兵丁出身者,其升轉之途亦不致壅滯,旗下既得人才,事務亦大有裨益。」   
  第三,創製八旗新例。八旗例則,年久失修,雍正帝即位後,雖然對旗制多有改革,但並未形成新例,旗員亦多不執行,因此無法律約束力,臣下處理事務散漫無羈、無所遵循。針對這種情況,雍正帝於三年令八旗大臣在原來的《現行則例》基礎上,根據現實八旗情形,命允祿、鄂爾泰等人分別編寫上奏,後編成了《八旗則例》《綠營則例》及《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議復》十二卷,《世宗憲皇帝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乾隆六年(1741年)告成的《中樞政考》三十二卷,也不是原來版本,而是經鄂爾泰等人奉雍正帝敕旨,另行纂修的。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倡議纂修《八旗通志》初集,命大學士鄂爾泰、尹泰等總裁其編修工作,此書經12年努力,到乾隆四年(1739年)成書。該書長達250卷,是全面記述八旗制度及八旗人物的巨型專著,為後世研究八旗制度的寶貴資料。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又修訂了《戶部則例》,例文規定:「八旗尺遇比丁之年,各該旗務將所有丁冊逐一嚴查,如有漏隱,即據實報出,補行造冊送部。如該旗不行詳查,經部查出,即交部查議。」此例文中的「送部」、「經部察出」,均指戶部而言。《戶部則例》與《大清律例》有所不同:《大清律例》是祖宗成法,具有嚴格的修律程序,而且涉及到吏、戶、禮、兵、刑、工各個方面,不可能根據變動的民事狀況及時地作出補充修訂,而《戶部則例》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民事行為,因而有可能及時地修訂、確認和調整新的民事法律關係。   
  新例中的條款對旗民要求甚為嚴格。例如,條例要求旗民重視有關服飾、用具之定例。雍正帝於元年五月初六,諭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衙門、都察院衙門嚴行稽查,如有服飾、用具不按品級、不遵定例者,即行指參。又如對八旗都統等官要求不得對屬下和外吏進行任何私自科派,有犯者按「作弊治罪」。其他八旗官員,都有明律相治。對居鄉旗人如皇莊莊頭、內府莊頭及居住旗地的一般旗人,都有嚴律約束。   
  新例與舊例有本質的不同,即新例具有法律效力。為了使八旗旗民認真貫徹新例,雍正帝首先進行了大力宣傳。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他要求八旗都統如果發現定制之內及條奏准行事件有不便施行者,可將不便施行之故聲明具奏,以便諭令停止;如有沒有不便施行之處,且又已經傳示眾人,則「必須實力奉行」。在進行大力宣傳後,雍正帝要求嚴格落實法律,嚴厲打擊不法旗人。在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諭令八旗都統及內務府總管等、內府莊頭及鄉居統一旗人,「有窩藏逃盜在家者,地方官差役搜捕,有抗拒者,即將窩家一併拿究」。為懲治不法旗人,有司於雍正二年在京城八門各設旗人監獄,犯罪的旗人照例關押、監禁。雍正帝還於四年(1726年)八月決定:「旗人犯軍流等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雍正五年,又設立重、輕和犯婦三大監牢,足以看出雍正帝對旗人的管理已經甚為嚴格。   
  第四,開設宗學。宗學是民間同一宗族之內為教育本宗族子弟而設立的學校。二年間,雍正帝下令設立宗學,按八旗的左右兩翼各設一所宗學,招收宗室子弟入學學習。宗學學習滿文、漢文,演習騎射,由政府按月發放銀米紙筆。雍正帝每年親派大臣考試,按成績優劣給以獎懲。至雍正七年(1729年),由於宗學不能容納所有愛新覺羅氏子弟,又予各旗設覺羅學,招收覺羅子弟學習文化、騎射。雍正帝這樣做,目的有二,一是八旗子弟年深日久享受特權,滋長了驕奢之風氣,所以設學教育後代,「鼓舞作興,循循善誘」,方能使後代「改過遷善,望其有成」。二是宗室中一些人員各懷私心,互相傾軋,把骨肉視為仇敵;更嚴重的是,他們「要結朋黨,專事專營」,為改變這種惡習,須從教育開始。可見,雍正帝之所以興辦宗學,是為了消除八旗後患,預防宗室朋黨的再起。   
  為了解決八旗的種種痼疾,雍正帝對旗務進行了嚴格的整頓,健全了規章制度,約束了八旗旗民。整頓旗務,既鞏固了皇權,打擊了朋黨,同時,又防止了盜賊的橫行,提高了滿人的文化素質。這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也是文化上的勝利。   
  採取措施,解決生計   
  由於八旗兵丁在為滿洲統治者打天下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在1644年清人入關後,順治帝對旗人實行「恩養」政策,宣佈永遠免征八旗人的差徭、糧草、布匹,從此只承擔兵役,給予八旗人種種特權,讓他們為官做宦,享受衣食無憂的生活。   
  為了解決旗人生計,保證置辦軍械馬匹的開支,入關之初,清廷圈占京畿方圓259公里內18萬餘頃漢民土地分給入關旗人,並且禁止旗民交產,《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戶部》曾明確規定「八旗地畝原系旗人產業,不准典賣與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由於八旗兵丁經常出兵在外,後又建立起俸餉制度,此時的旗人根本不存在生計問題。至康熙王朝,八旗生計問題已相當嚴重,甚至發生了旗人無法生活下去,隱瞞身份冒充民人賣身為奴的事件。這種情況表明,旗人生計問題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由於人口增殖,官職、軍職額缺有限,旗地不僅未增,還逐步變為民田;再加上清政府把八旗兵視為「國之根本」,只准他們以「騎射為業」,不准從事其他任何行業的生產勞作,這些都是導致旗人生計惡化的原因。當國家財力允許時,「恩養」這些旗人還算可以。而當國家財力有限、旗人人口不斷增加、旗地變賣租賃情況嚴重、八旗官兵腐敗日甚的情況下,八旗生計問題就越來越棘手。   
  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康熙帝曾從國庫拿出銀錢5415000餘兩,平均旗人每戶獲賞銀數百兩,但無濟於事,很快旗人將其揮霍得蕩然無存。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發庫銀6554000餘兩,也同先前一樣,旗人很快將其揮霍一空。雍正帝即位後,為了鞏固八旗軍民這一清朝政府的統治磐石,採取了種種措施維持旗人的生活,希冀八旗軍不致為生活問題而減威。雍正帝首先告誡旗人「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他下令嚴禁旗人酗酒、鬥雞。到十二年(1734年),他就此事說「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多斗奢靡相尚者」,命八旗都統務必加強教育。這些禁令,主要是進行教育,收效甚微。有的旗員仍偷賣旗甲祿米,以便繼續追求玩樂。五年(1727年),順承郡王錫保奏報,賈富成私自偷買旗軍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貸。雍正帝命他加以追查,將賈富成所買旗甲祿米及高利貸本利銀追出,賞給破獲此案的官兵。雍正帝一方面嚴令追查偷賣偷買旗甲祿米的事情,一方面又在京倉附近設立八旗米局二十四個,在通州倉附近設兩處米局,專門稽查八旗祿米的買賣情況,查堵漏洞。   
  在雍正帝告誡旗人要「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對旗人加強教育的同時,雍正帝對旗人還採取了必要的體恤政策。雍正元年,發內帑銀(即內庫銀)80萬兩,分給各旗,作為官兵婚嫁喪葬的費用,這算是雍正帝給他們的臨時性的生活補助。雍正元年四月,又命發內庫銀90萬兩,分發八旗,令旗人以此為本,開展營運生息。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外省駐防賞銀生息,並以息銀救濟兵丁。   
  以上採取的種種措施,只能解決旗人眼前的飢渴,並不能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雍正帝又探索了解決八旗軍民生計的新途徑,主要有試行井田、增設養育兵、清理開戶人及出旗為民等項措施。   
  大禹治天下時曾實行過井田制,但是在春秋時代這種制度被廢棄了,到戰國時已經不復存在。其後兩千多年間,我國歷史上雖有過屯田,但都沒有出現過恢復和試行井田制的君王,雍正帝是真正實行井田制的君王。雍正二年(1724年),根據戶部侍郎塞德的建議,雍正帝令撥京城以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縣官田200餘頃,作為井田,把京城中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無業八旗旗人派去耕種。當時派去的旗人是滿洲50戶,蒙古10戶,漢軍(皇太極時曾設滿八旗、漢八旗、蒙八旗三種八旗)40戶,共100戶。每處井田均為公田在內,私田在外,中間百畝為公田,旗人共同耕種公田。同時又給每戶土地12畝,作室廬場圃之用,官給蓋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給每戶發銀50兩,購置耕牛、農具、種子。私田收入全部歸耕種者所有,公田三年內不繳糧,三年後收入全部歸公。為了更好地辦理此事,雍正帝還設置了井田管理處,派建議人塞德前往料理。雍正帝推行井田制,希望以此來發展旗人產業,改變旗人長期以來脫離農業生產的現象。   
  雍正帝提出的方案固然很好,實行起來卻異常困難。井田制在旗人中間實行以後,願意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年),雍正帝下諭:那些沒有產業,游手好閒的旗人,依靠親戚為生,使好人受累,而他們卻為非作惡,應強迫他們遷往井田處耕種;那些犯了枷號鞭責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應罰往井田處耕種。以後,又把獲罪的侍郎哲逼、尚書石文焯等先後強行發往井田處效力。   
  雍正帝實行井田制十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關於失敗的原因,歷史上說法頗多,概括地講,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雍正帝的主觀願望不符合客觀實際。一部分旗人因長期脫離生產,早已成為四體不勤的寄生蟲,要他們改變習性和生活習慣,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們耕種井田,只能勞而無功。其次,雍正帝自始至終把井田務農看成是一種懲罰,被派遣者當然視為畏途,裹足不前。再次,實行井田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簡單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賦稅制度等相關,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後,在沒有經歷社會革命的情況下,實行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井田制,即使是在一片國有土地上實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圍下,它也不可能長期存在,必然會出現將井田私租出賣的現象。   
  增設養育兵是雍正帝解決八旗生計的第二個措施。養育兵也即今天的預備役兵種。雍正帝於二年(1724年)正月向八旗都統發佈了設立養育兵的諭旨。即:「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人等,俱經累世效力,現今承平既久,滿洲戶口滋盛,余丁繁多,而護軍、馬甲,額設有定,是以不能披甲之閒散滿洲,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朕每加憫念,將如何施恩俾得資生之處,再四籌度,並無長策。若欲增編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若不給與錢糧養贍,伊等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共選取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訓練藝業,所選人等,每月給與錢糧三兩……」   
  八旗都統遵旨議定後,即著手選拔、組織訓練。他們在選拔時,一是考慮品質較好、有一定騎射功底,是「實系貧乏」的旗人。訓練任務由八旗都統派員管理,五日之內要練習步射一次,十日之內要舉行騎射一次。優劣分別記錄在案,以待有兵員缺出,由教養兵補充。這次一共增設教養兵五千一百二十人。增設教養兵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既解決了部分旗人的生計問題,又能源源不斷地為八旗補充訓練有素的馬甲(馬兵)與護軍。   
  清理開戶人是雍正帝為解決八旗生計所採取的一項最重要的措施,它與豁賤為良有一定聯繫。開戶人主要是立有軍功的奴僕,依法從原主戶檔分出另立戶檔者;此外,還有被原主收為養子而分產開戶者;亦有系籍名設法贖身私入民籍,查出後令其歸旗,在原主佐領下作為開戶者。與豁賤為良所不同的是,另立戶頭的開戶人的身份反比未立戶頭前降低了。雍正帝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從解決八旗生計角度考慮。   
  雍正帝認為八旗生計問題主要是滿洲人的生計問題,而開戶人絕大多數原本是漢人,因原是滿人奴僕,敞開戶便成了滿洲(滿洲作民族名稱解釋時是滿族的舊稱)。大批開戶漢人混入滿洲,佐領下滿洲人少者,恐怕因此而裁去佐領職務,因將戶下滿洲及家生子、開戶人載入令戶滿洲冊內,令充前鋒、護軍,對此,雍正帝沒有表示不滿。但是很多佐領卻以此來掩護,將養為子嗣的漢人載入滿洲冊內,令補前鋒、護軍。前鋒、護軍歷來是滿洲八旗骨幹,不僅地位重要,且收入較高,月餉四兩,歲米四十八斛。而步兵月餉僅一兩五錢,歲米十四斛。在大批滿洲正身旗人無差可補、淪為閒散、靠救濟過活的情況下,雍正帝是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存在的。雍正帝於七年(1729年)降旨,禁止派遣開戶人充當前鋒、護軍。將這些漢人從旗籍戶口中清查出去,由八旗旗人來充當他們的空缺,雍正帝認為,這是解決八旗生計的好措施。   
  還有一項措施就是允許部分旗人出旗為民,這項措施並非始於雍正帝,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特准鑲紅旗護軍厄爾庫家奴李殿機及其妻肖氏出旗為民。不過,在雍正朝之前,實際出旗者並不多。到雍正時期,實行這樣的措施是為了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於是較多的旗人都出旗為民了。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允許內務府中的「分檔漢人」出旗為民,八旗內部的奴僕,通過正當手段贖身,自立民戶,雍正帝也予以承認;旗人的養子、養子的後代,也可以開戶為民;初開戶人及奴僕之外,漢軍閒散人丁也准許出旗為民。雍正後期,由於西北用兵,大量奴僕、養子、開戶人和漢軍閒散被調往前線參戰,或挑選額外兵,另設營制,教習訓練,準備參戰,所以出旗為民的步伐大為放緩。   
  總的來說,雍正帝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雖然對部分旗人有所幫助,但是由於旗人養尊處優已經形成一種習慣,斗靡奢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再加上一些措施只是治標不治本,所以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八旗子弟的生計問題,也不可能改變旗人的狀況。但是,正是有了雍正帝的這些改革措施作為鋪墊,乾隆帝才可以在此基礎上大刀闊斧地深入開展改革。   
  協調關係,防滿漢化   
  自1644年清兵入關建立起全國性政權後,滿漢矛盾便成為糾纏清朝近三百年歷史的解不開的死結。以邊地的少數民族統治中原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華夷之辯」思想的頑強抵抗;加之滿族權貴汲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從強迫漢人改變服制剃髮留辮開始,刻意維護滿人的民族特徵與特權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對立情緒。清人入關後,如何協調滿漢文化關係,成為執政者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雍正帝也不例外,他在執政期間一直都在尋找解決滿漢矛盾的辦法。   
  雍正帝處理滿漢關係的原則,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是適當調節滿漢矛盾,打擊恣意壓迫漢人的不法旗人,重用漢人中有才能的人士。二是以八旗滿洲為立國之本,保護它,維持八旗子弟生計和特權地位,防止滿人漢化。   
  直隸旗地多,人也多,旗人依恃特權,欺壓漢民,造成嚴重的旗漢衝突。雍正元年(1723年),直隸巡撫李維鈞密奏房山縣莊頭李信與宛平縣莊頭索保住勾結作惡的罪行,他說李信等獨霸房山縣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搶去,為其拉石料出售;放高利貸,拿百姓房產作抵押,不能償還的,勒逼人妻、子、女為奴;強佔房山、宛平縣民間婦女多人為妾;打死人命。他們的不法行為「以致宣化府士民罷市」。雍正帝痛恨莊頭作惡,見奏即指示李維鈞將李信等嚴審究擬,「以示懲創,以舒暢小民怨抑之氣」。李維鈞是漢人,若對旗人依法懲治,勢必引起王公的反對,會被安上漢人反對旗人的罪名。雍正帝給李維鈞做主,警告貴族不得對他陷害,以便他順利處置不法旗人。李維鈞得到雍正帝的支持,嚴打直隸旗人的不法行為,先後鎮壓了房山莊頭李信、宛平縣莊頭索保住、寶坻縣莊頭焦國棟、靜海縣莊頭李大權等旗人惡霸。   
  除了莊頭,雍正帝對莊頭以外的凶橫旗人,也從嚴懲辦。康熙朝後期,許二倚仗自己的旗人身份,率眾打死民人劉國玉,但他最後獲得了赦免恩詔。即位後,雍正帝欲立許二殺人之罪。雍正帝說許二倚仗旗人身份犯罪,實屬可惡,不可赦免,仍應按原罪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雍正四年(1726年),直隸總督李紱奏報,鑲黃旗滿人王三格,以內務府倉官為名,在滿城縣毆打佃農,佔據民田,受害人上告,他以反民聚眾鬧事為理由,反告漢民,造成冤獄。雍正帝看完奏折後,非常憤怒,令立即革除王三格倉官一職,詔令直隸總督逮捕嚴審。雍正五年(1727年),直隸順義縣旗人方冬魁,在酒館中見到張四,因張四沒給他讓座,於是動手打人,激怒張四,張四將他打死。民人打死旗人,這算是重案了。直隸總督宜兆熊承審,擬將張四定為絞監候罪,雍正帝得知後,認為事情先出在旗人方冬魁欺壓平民之上,因此不同意批張四死罪,僅執行了枷號輕刑。雍正帝做出這樣的處理,雖然和法律不相符合,但這是懲辦不法旗人、平服漢人憤怒的一項很好的措施。   
  雍正王朝以前,旗人與漢人在處刑上有所不同,漢人如果犯流徙罪,要照律充發,旗人則可改為枷號、杖責結案,這實際上是對旗人的特殊照顧。四年(1726年),雍正帝認為這項準則對漢民不公平,於是命大學士、八旗都統及滿洲、漢軍中的九卿共同商議旗人漢民是否應該實行統一的刑律。經過商議,大學士等認為這項準則雖然不好,但又不能改變。因為滿人缺乏謀求生活的經驗,發遣難於圖存。雍正帝認為大學士的提議有道理,因此在法令上維持了舊例,但他對不法旗人的嚴厲打擊,在一定程度上,的確緩和了滿、漢矛盾。   
  在旗民欺壓漢民的同時,旗人官員對漢人官員也持傲視的態度,這是由清朝的職官制度造成的。對此,雍正帝宣稱:「朕即位以來,視滿漢臣工均為一體。」又聲言:「朕待臣下至公至平,從無一毫偏向,惟視其人如何耳。」   
  清朝用人,原有資格、出身的規定,旗、漢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級的官員中,滿員地位高於漢員,所以滿人一定要居首行走。雍正帝在執政期間,任用官員從實際出發,注重操守才識與實際需要,而不拘泥於已有成例。五年(1727年),雍正帝規定,大學士主事者以滿人中居首的充任,其餘大學士的行走秩序不必分別滿漢,要依補授時間排列名次,由皇帝臨時決定。雍正帝不拘滿漢界限,諭命將兼管吏部、戶部事務的漢人大學士張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位兼管部務的滿人公爵傅爾丹之上。張廷玉與滿員孫柱同為大學士,雍正帝也讓張廷玉走在前面。張廷玉心有悸忖,提出讓滿員前行,雍正帝不同意,讓他「安心居前」。漢員勵廷儀任刑部尚書多年,其屬滿員侍郎海壽升任尚書,按規定超居其上,雍正帝為表示對勵廷儀的重視,命他行走在前。   
  雍正年間,署理四川陝西兩省軍政要務的總督岳鍾琪,也是一個漢人,但他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嘉獎。雍正四年(1726年),陝西三邊地方的駐防軍隊出缺,在陝省一時又沒有合適人選,岳鍾琪上奏說,四川武職官員中多有屢經戰陣堪任要職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調用官員,所以不敢越例提請。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並說如「部議不准,朕可特旨允行」,給予岳鍾琪很大的自主權。另外,漢人楊文乾為廣東巡撫,廣東省的滿洲高級官員聯合起來排擠他,陷害他。雍正帝知道後,站在楊文乾一邊,嚴厲訓斥滿員,說滿漢官員,只要能竭忠盡力,即是國家良材。那些包藏私心,陷害別人之徒,無論他是滿洲、漢軍、漢人,都不能讓他們的奸謀得逞。   
  雍正帝重用漢人,一方面是為了協調滿漢矛盾,一方面是為了選拔有真實才幹的人才。他曾對地方上的總督、巡撫大員反覆強調,要大膽選用有才幹的人,不能循規蹈矩。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如果遇到有作為的賢能之員,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資歷升轉。對寵臣田文鏡也談到:朕從來用人,不是全看資格,有時即使官階級別懸殊,也是無妨的。更對廣東總督郝玉麟講,在用人問題上,「萬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雍正帝為了調解滿漢矛盾,不僅嚴厲打擊了不法旗人,還重用了漢人,這似乎是採取了有利於漢人的措施,但從鞏固其統治地位出發,雍正帝最終還是執行了清朝統治者既有的依靠滿洲、團結漢人的方針,他還是把滿洲旗人作為清朝政權的最核心人物。雍正帝即位不久,在召見八旗大臣時宣稱:「八旗滿洲為我朝根本,根本一定要牢固,為此要根據滿洲現存問題,逐一解決,限諸臣於三年之內,將一切廢弛陋習,悉行整飭,其各實心任事,訓練騎射,整齊器械,教以生理,有頑劣者,即懲之以法。」為了不動搖國之根本,雍正帝還注意防止滿人漢化,他從多方面深入抓起。   
  首先,雍正帝為了防止滿人漢化,保持滿洲騎射的習俗,經常在關外舉行圍獵。圍場內射獸兵丁因射獸而傷民人致死的情況很多,「刑律於此事向無專條」,圍場依照兵部「畋獵例」的規定,「傷人者分別鞭責,追銀給付被射之家」。其次,雍正帝致力於防止滿人的漢化,在語言上倍加注意。他說「滿洲舊習最重學習清語」,「八旗兵丁學習清語最為緊要」。六年(1728年),雍正帝發現侍衛護軍廢棄滿語不講,用漢話互相調笑,於是指示他們專心學習滿語。十一年(1733年)又下令,凡是侍衛護軍,只許說滿語,不許講漢話。再次,雍正帝禁止滿漢通婚。清朝的「滿漢不通婚」流傳甚廣,而且執行嚴格,有時候甚至為此而將違者殺頭。由於滿人散居各地,經常和漢人雜居,滿漢通婚是不可避免的,對此,雍正帝採取了禁止的政策。蔡良赴任福州將軍之前,雍正帝要求他嚴行禁絕滿漢通婚。蔡良至閩,查明有二百一十四名旗人娶漢人為妻,有兩名旗人嫁於漢人。雍正帝下令:「既往者不究,將來者當加嚴禁。」雍正帝為防止滿人漢化,採取了嚴厲措施,直到清朝中後期,滿人才被漢化。   
  雍正帝為協調滿漢關係所採取的措施,我們應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待。首先,他嚴厲打擊不法旗人、重用漢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滿漢矛盾,同時也有利於他選拔優秀人才。其次,當時漢族文明程度高於滿族,滿人雖居統治地位,然而漢化卻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雍正帝不允許滿人使用漢族語言,不允許滿漢通婚,防止滿人漢化,這不利於民族大融合,違背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當然,他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民族文化,使滿族文化在歷史發展的潮流中不被淹沒,從這一點上說,雍正帝的做法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第九章 改土歸流,平定西南   
  改土歸流,平定西南   
  雍正帝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大改革家,從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他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刷新政治,整綱飭紀。在雍正帝執政期間,強橫的土司是西南邊陲穩定的最大隱患,廢除造成西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土司制度成了執政的當務之急,對此,雍正進行了大手筆的改革,對橫行西南的少數民族中的利益集團土司土捨予以沉重打擊,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克服了西南地區自元明以來因推行土司制帶來的政令不一的弊病。歷史上,只是在雍正帝手中,改土歸流才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改革。雍正帝的改革決心、改革力度由此可見一斑。   
  羈縻政策,土司形成   
  雲南、貴州、廣西以及同它們臨近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居住著許多的少數民族,僅就貴州苗族而言,就有紅苗、黑苗、青苗、白苗、花苗之多,它們的服飾腰帶不同,生活習俗各異,各據一方,各自為政。這些地區經濟上非常落後,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很疏遠。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對它們的管理實行的是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授予各族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原有地區和人民的一種政治制度。土司管轄該地民人,他們的承繼行世襲法,然需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內部自行徵納賦役,僅向中央進貢少許銀物;土司自定成文的或(和)不成文的法令,對屬民生殺予奪,中央政府概不過問,在這裡實現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還有一些少數民族,連中央政府承認的土司也沒有,只受該族頭人的統治(即土捨制),但它們往往受鄰近的土司控制。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司制度淵源很早。遠在漢武帝時,當時漢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設置了郡縣,但限於各少數民族內部的具體情況,委派前往的漢族太守、縣令對各少數民族無法進行直接的統治,於是就不能不對這些地區中原來的少數民族首領加以利用。漢代曾先後封了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轂王、句町侯等等,使其仍按原來自己民族內部的方式,管理自己原來管理的地方和人民,隸屬於漢王朝。這些接受漢王朝封號的少數民族首領,就成了漢王朝在西南地區的「土官土吏」。所以,土司制度實質上也就是羈縻(「羈縻」是我國古代歷代中央王朝對周邊民族所採取的傳統民族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統治者對少數民族實行間接管轄的一種政策,即只要首領稱藩,不改變其原有的制度及統治者的權威)之治,這自兩漢至明代的文獻記錄中,也都無不稱利用「土官土吏」對西南各少數民族進行統治為「羈縻」,這種政策被稱為「羈縻政策」。   
  自漢以後,很多朝代都沿用這一政策。南北朝時全國趨於分裂,西南地區也不例外,在部分少數民族地區,有左郡左縣、僚郡俚郡等。唐宋時期,南詔和大理國的統治者在雲南及其附近地區進行相對割據,但有「羈縻」州縣和土州土縣以及峒等設置,多任當地的少數民族首領為土官土吏,只是沒有統一西南加以全面推廣而成為完備的土司制度而已。    
  元朝統一西南後,終於給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全面推行創造了條件。當時,由於元統治者需要通過土司統治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因而給予土司很多特權。土司實行世襲制,自行徵納賦稅,對屬民有生殺予奪之權,因而土司在相當程度上是一批割據者。在這些統治地區,往往只有形式上的中原王朝,而實質體現的卻是土司的意志,具有十分強烈的奴隸制色彩。土司們權力本來就很大,由於天高皇帝遠,他們更可以恣意橫行,對土民任意使役,任意殺戮。不僅如此,土司之間還經常發生征戰,起因也往往只是為了爭奪土地、屬民或者牲畜。在這些半開化地區,朝廷駐兵很少,有時也只能任他們自相殘殺。   
  明代在元代土司制度初具規模的基礎上,已形成為完整的土司制度。在西南各少數民族首領歸附的前提下,王朝先後就少數民族首領原來所轄的地區建政,他們的子孫一般也不調離其轄地,並授予他們各種官職,給以符印。他們通常都世襲職位。讓原來的土司繼續統治原有的轄區和屬民,不改變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及一切文化習俗。但也規定他們應遵守王朝為管理他們而制訂的法規條例,如他們承襲九品官階以上的必須由行省勘合,然後要親自進京朝貢,最後必須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有權力直接或通過行省對他們進行考核、升降、遷調和罷免;他們必須按規定定期或不定期向行省或朝廷承擔各種經濟義務,其武裝力量也須聽從朝廷的調動,若有犯法或彼此之間發生爭執,也須聽從朝廷的判決或仲裁。   
  土司、土捨都是割據者,只是實力大小有所不同,而中央要加強對他們轄區的統治,這就形成了土司、土捨與中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明朝時,土司還發動過對中央的戰爭,清朝雖無這種事,但是土司、土捨到鄰近州縣搶劫、屠殺漢民的事卻屢有發生,於是出現了雙重矛盾:一是土司屬民與漢民對立,土司屬民往往成群結伙騷擾漢民,有的在夜間乘人不備,焚屋屠戮;二則他們又害怕漢民,一離開村寨,就怕被漢人追殺。土民、漢民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土司制度造成的。到雍正帝統治時期,由於弊端的積累,暴露得就更清楚了。   
  土司、土捨和頭人對屬民任情役使,賦稅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他們掠奪的比向中央上貢的要多很多倍。如雲南鎮沅土知府刀瀚,於雍正初年起每年向朝廷進貢銀三十六兩、米一百石,而向土民徵收的銀子高達二千三百四十八兩、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強征的比上貢的多幾十倍。   
  再者,土司恣意虐殺屬民,對犯其法而被殺害者的家屬,要征二十四兩、六十兩不等的銀子,還名之曰「墊刀銀」,實乃兇惡至極、慘無人道。屬民們對土司無官民之禮,而有萬世奴僕之勢,子女財帛總非本人自有,他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土司的。   
  還有,土司之間的戰爭,常年不斷,世代為仇。如廣西隆州古隆地方土司王尚氏等,與貴州普安州地方的土司阿九等爭奪歪染、烏捨、壩犁、魯磉等寨,常年刀光劍影。雍正二年(1724年)時上告官府,因事涉兩省,地方官互相推諉,到雍正四年(1726年)還沒有得到審理解決。湖南永順地方的諸土捨,也是如此相互仇殺,經年不斷。   
  這些情況自然嚴重地妨害了國家的統一,造成政府與土司分立的局面,土司所屬之地成為國中之國;而且由於土司制的奴隸性質,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社會的進步,使這些地區長期得不到足夠的開發,始終是蠻夷煙瘴之地;同時,土司制不但危害本地的安定,也破壞漢民和少數民族的交流與合作,使它們彼此仇視,是民族矛盾的製造者之一,對民族大融合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明朝以降,中央政府就決定取消土司世襲制,並在條件成熟的地區,設置府廳州縣等地方政權,派遣一定時間進行調換的流官前往治理,這就是改土歸流。這種辦法,明朝和清初只是偶或實行,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仍然保留著土司制度。隨著清朝對邊遠地區政治、經濟統治的加強,中央政府再也不允許在自己的版圖內存在許多不聽號令、不服管束的獨立王國,各族人民也愈加要求掙脫落後、殘酷的土司制的壓迫。   
  雍正帝在帝位坐穩之後,將目光放在了對「土司制度」的改革上,並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籌劃。   
  用鄂爾泰,改土歸流   
  對土司制度造成的這些危害,清初諸帝都瞭然於胸,他們深知改土歸流的必要性。之所以遲遲不對土司制度大肆開刀,不僅在於土司制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而且土司們的勢力也十分強大。他們富埒王侯,奴隸成群,擁有士兵。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不可小覷。因此要革除土司制,必須具備兩個現實條件:一是土司制引起本族人和漢人的公憤,自覺反抗,方可藉機削弱;二是朝廷力量足夠強大,使土司不敢作亂,即使作亂也可一舉蕩平。   
  雍正帝即位不久,幕客蘭鼎先就曾建議削奪土司:依據土司犯罪輕重,削減他的村落裡數,若罪行嚴重,則奪其位,將地方歸流官治理。不便改土歸流之處,可將大土司除去,將領地分散於諸子弟,眾建土司,以弱其勢。面對這一提議,一開始時雍正帝認為條件尚未具備、時機尚未成熟,因而不敢貿然行事。   
  二年(1724年)五月,他諭示四川、陝西、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為不忍。」在這裡,雍正帝還只是提出問題,尚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案,僅要求封疆大吏對土司加強管轄。而在事實上,加強管轄並沒什麼用,土司有兵有錢,他們並不怕朝廷大官,表面上以禮相待,暗地裡該怎麼幹還怎麼幹。官員們明明知道這些,卻往往束手無策,除非挑起兵端,但若挑起兵端,那就不是一家土司的事了,而是向所有土司發起挑戰,這個問題誰都不能不予以考慮。   
  這種社會現實幾乎成了歷代封建皇帝們的心病,雍正帝對此也一樣是耿耿於懷。他明白,惟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沿用明朝的「改土歸流」制度。但是明朝的「改土歸流」並不徹底,早在明朝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經在雲貴地區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當時著名的「奢香案」就是在改土歸流的背景下發生的:有個流官欲一舉清除土司制度,向少數民族挑釁,將當地土司之妻奢香剝衣鞭打,結果土民入京上告,朱元璋將那官員殺了。明朝的改土歸流在洪武和永樂年間,實行得較成功,但碰到的阻力也不少,由於朝廷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向土司妥協,尤其是需要通過土司統治少數民族人民,因而一直到清初,土司制度仍頑固存在,使得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區域政令不靈,難以實行有效管治。   
  鑒於此,儘管有很多封疆大吏奏請改土歸流,雍正帝起初仍不想輕舉妄動,而以「柔遠之道,安邊為要,萬萬不可貪利圖功,輕啟釁端」以及「開疆拓土,好大喜功之念,絲毫不可存於胸中」為由,一一駁回。   
  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此時雍正帝的統治地位漸趨穩固,朝廷官員的凝聚力也已經加強,雍正帝便開始考慮改土歸流問題了,而此時貴州剛好發生了長寨事件。這年,雲貴總督高其倬在貴州貴陽府廣順州長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營房,遭到土司武力反對。高其倬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問題的嚴重性。這時,鄂爾泰正好出任雲南巡撫,到任就遇上這件棘手的事情。鄂爾泰看到事態嚴重,認為必須用兵,「窮究到底,殺一儆百,使不敢再犯」。於是他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歸流的建議。奏折要點是:   
  第一,闡明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的必要性。土司相殺相劫,「漢民被其摧殘,夷人受其荼毒,此邊疆大害,必當解決者。」辦法就是盡快實行改土歸流,「將富強橫暴者漸次禽拿,怯懦昏庸者漸次改置」。否則,不過是「臨事治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擬議改流的方針和方法。「改流之法,計禽為上策,兵剿為下策;命自投獻為上策,勒命投獻為下策。」對於投獻者,「但收其田賦,稽其戶口,仍量予養贍,授以職銜冠帶終身,以示鼓勵。」至於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專恃武力,爭取波及面小,盡量減少阻力,以便迅速奏效。   
  第三,任事大吏必秉公奮力才能達到目的。因為變革土司這樣的舊制,困難很大,又有失敗的可能。如果失敗,主辦人將受到輿論的譴責和行政的制裁。要取得好的效果,主辦人必須殫精竭慮,勤奮不懈,「稍有瞻顧,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這就要求任事大吏要不計較個人得失,實心實力地去行事。   
  鄂爾泰在奏折中闡述了改土歸流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以及推行這一政策的戰略方針和具體措施。雍正帝看了折本後十分高興,當眾稱讚鄂爾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並全部批准了這個奏折,勉勵他盡快實行,並說「事定之時,應具體題奏,當以軍功賞敘」。   
  雍正帝最終同意並支持鄂爾泰的改土歸流政策,主要是出於以下考慮:   
  政治上,要削弱或削除地方割據勢力,鞏固中央集權。在軍事上,可以進而控制西南地區,鞏固國防。鄂爾泰認為「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貴州地方土司勢力最強,拿下最強的,其他就容易了。在經濟上,清政府可從西南各省獲得更多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清政府要通過改土歸流,興辦學校,發展生產,促進西南邊緣之地人民的安定和進步,同時也讓當地人民懂得君臣之禮、順逆之義,以保證社會的穩定。   
  鄂爾泰認為,即使費時十年乃至二十年之久,「但能成事,實雲貴永遠之利也。」正因為鄂爾泰把改土歸流的目的、意義、方法等籌劃得詳細縝密,再加上雍正帝早就想按中央政府的政策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人事諸多方面的統一治理,雍正帝才表現出了由「駁回」到「稱讚」的巨大反差,同意鄂爾泰的計劃。改土歸流是雍正朝的一件大事,在這項地方制度的變革中,鄂爾泰充當了主要角色,由關鍵時刻的上疏,制定改流方略,到具體去實施,經歷多年。   
  至此,儘管朝中仍然有反對「改土歸流」的保守論,但雍正帝堅定地站在了改革派一邊,大力支持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據清史專家李世愉先生考證:「土司制度建立以來,直到雍正帝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前,卻長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土司之患也長期沒有徹底解決。」而雍正帝無疑拉開了整個清代歷史進程的強制性改革的帷幕。   
  用兵西南,降伏土司   
  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接受聖命,進行改土歸流。雍正帝授鄂爾泰雲貴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又把廣西劃歸雲貴總督管理,這樣鄂爾泰管轄了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六年(1728年),雍正帝又破格授予鄂爾泰三省總督銜。   
  鄂爾泰受命後沒有辜負雍正帝的厚望,他全面瞭解三省情況,認真研究各地的特點,上奏請求改土歸流應分輕重緩急實行。雍正帝對鄂爾泰無限信任,對鄂爾泰所奏一一照準,並說:「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實不煩朕南顧之懷也。」 雍正帝批示讓他放手去幹,不必要處處請示,這就更增加了鄂爾泰的信心。正是這種君臣間的充分信賴,西南改土歸流工作才能得以大力推行。   
  自古以來,少數民族對抗朝廷有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大兵一至就逃,逃不掉就降。中原統治者為了收買人心,往往衝破寨子後安撫一番便撤兵而去,而大軍一走,他們故態重萌,不久又起來造反,朝廷無奈,只得再次征剿。如此反覆幾遭之後,朝廷雖取得了勝利,但大軍來來去去,損耗著實不小。雲南貴州的土司也是如此。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鄂爾泰下令對向官兵挑釁的廣順州長寨用兵,並親到長寨巡查指揮,臨機決斷。鄂爾泰對長寨的用兵是雍正朝大規模改土歸流的開端。長寨地區的土司十分兇惡,官兵進攻,土司挾眾抵抗。官兵攻入長寨,焚燒了他們的寨巢,但首逆逃走。鄂爾泰命總兵石禮哈揮兵挺進,對抵抗的土司大小首領盡行斬殺,大獲全勝。隨後鄂爾泰便在這裡設立保甲,鞏固奪得之地,設立長寨廳(今長順縣),以此地為據點向四外擴展,招服了永寧、永安、安順生苗(所謂生苗,相對於熟苗而言。當時漢人將較開化、掌握了農業技術或較靠近漢人居住區的苗民稱熟苗,而生苗則指那些由於居住偏遠、尚處於文明入口處的苗民。他們不一定是苗族,也包括其他不為漢人熟知的少數民族)1398座村寨,廣順、定番、鎮寧生苗680餘寨。   
  鄂爾泰接著集中兵力,向黔東苗嶺山脈和清江、都江流域進兵。這一帶,俗稱苗疆,其四周3000餘里,有寨1300餘座。左有清江可達於楚,右有都江可通於粵,左州(現左縣)據其中央,群寨環於四周,地勢險峻而重要。此地是生苗會聚之處,盛行蠱術、巫術和毒藥,他們所用的武器均染劇毒,以蛇毒最為普遍,也有蜈蚣毒、蠍毒等,殺傷力很大。在苗民中,最為神秘的則要數蠱術,據說這是一種將毒術和巫術結合起來的殺人辦法,漢人稱之為「降頭術」。當時的漢人,最怕的就是生苗。鄂爾泰在描述苗疆情況時說:「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群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   
  可是這一地區的安定對於鞏固清政府在西南的統治與溝通南北交通都有重要意義,為了開江路通黔粵,必須對此地生苗用兵進剿。進剿生苗可以說十分艱險,再加上地勢險峻,就更需要系統專業的作戰技術,鄂爾泰為此制定了「清理黔東南土民問題,重點在都勻府,其次是黎平府,復次為鎮遠」的方針。   
  鄂爾泰向雍正帝推薦了張廣泗,張廣泗原為黎平知府,不但熟悉貴州地形,而且對苗民的習慣特性也知之甚詳,雍正帝用張廣泗為貴州按察使。張廣泗率兵深入黎平府古州地區的古州江流域、都勻府丹江地區小丹江流域和八寨等地區,以武力討平了抵抗清軍的苗寨,隨後一面招撫,一面用兵,在黎平府設古州鎮,在都勻府八寨、丹江、鎮遠府之清水江設協營。待這些地區穩定以後,他又開闢了通向湘南、廣樂的水陸交通,在這些地方設置官廳,派出同知,辦理民政,並在各地設關駐兵。   
  雲南的土司勢力也很大,特別是烏蒙、東川、鎮雄三土府,土司統治地域十分遼闊。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也曾對東川府改土歸流,然而土司勢力分毫未損,流官上任有名無實,改土毫無成效。雍正四年(1726年),鄂爾泰奏請東川歸滇,標示著三土府歸流的開始。雍正帝批准後,鄂爾泰派劉起元屯兵東川,將巧家等六營地方,統統劃歸流官管轄。一切土目,盡行更撤。   
  同年冬天,鄂爾泰因烏蒙土知府祿萬鍾攻掠東川府,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助紂為虐,遂命游擊哈元生率軍討伐,在四川軍隊配合下,哈元生大獲全勝,於是在其地改設烏蒙府(後改稱昭通府)和鍍雄州(今鎮雄縣)。雍正帝為獎勵哈元生,命鄂爾泰以副將或參將提用。後來哈元生在多處立功,幾年間升至雲南提督。   
  隨後,改土歸流進入滇南的鎮沅,鎮沅是傣族居住區,這裡的土知府刀瀚、沾益土知州安於蕃是一夥「勢重地廣」的「積惡土官」,鄂爾泰發兵擒拿了刀瀚、安於蕃,在其轄地分設鎮沅州(今鎮沅縣)、沾益州(今沾益縣)。   
  雍正五年(1727年),廣西泗城土知府岑映宸自恃力量較強,聚兵四千,耀武於南盤江以北地區,企圖對抗改土。當他聽到烏蒙改土歸流的消息後遂撤兵斂跡。鄂爾泰巡察到貴州南部安籠鎮,準備對他進剿,岑映宸乞降,鄂爾泰於是把南盤江以北劃歸貴州省,設立永豐州(後改稱貞豐州,今貞豐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又改泗城為府(治所為今凌雲縣)。這時梧州、柳州、慶遠等地土民,為反對土捨的酷虐,「爭備糧請兵」,極大地推動了廣西改土歸流政策的推行。   
  四川涼山是彝民集居的地區,寧遠、峨邊、馬邊、雷波等處山巒連綿,彝民在此勞動、生息。而彝民深受土司的迫害,好田好土為土官、土司佔有,彝民多被逼居深山僻谷中居住,生活悲慘,類於野獸。清政府在雲貴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也派兵深入彝民區,在沙馬、雷波、吞都、黃螂而達建昌這廣袤千餘里的地區,建置營汛、革除土司、派駐流官,普遍設置府廳州縣制。   
  與雲貴廣西接界的湖南、湖北等省的土司、土捨的改土歸流進展比較順利。這裡比較接近內地,與地方政府的聯繫也較多,土民漢民交往密切,土司的勢力也較小。從前,這裡還曾有過一段「土流共治」的歷史,所以相對於其他偏遠省份來說,改土歸流相對容易一些。當時湖廣有四大土司,容美土司在鄂西,永順、保靖、桑植三土司在湘西,當雲貴等地改土歸流的消息傳來時,給他們事先敲響了警鐘。雍正六年(1728年),桑植、保靖二處土民控告土司向國棟、彭鉀彬,湖南巡撫王國棟為此興師問罪。這時,處於此二土司之間的永順土司彭肇槐自知難以逆潮流而動,便採取了積極配合的態度,自動申請改流。清政府在他管轄的地區設永順府和桑植、保靖二縣,這兩縣歸該府轄治。與永順府臨近的湖北容美土司田曼如心裡害怕,假裝歸順,而實際上依舊實行殘酷的統治,私征虐民,土民不堪其暴,相繼逃亡。雍正帝宣他進京詢問,他害怕被殺頭,拒不應召,雍正帝於是命鄂爾泰派兵進剿。當大兵壓境之後,田曼如眾叛親離,最後自縊身亡,清政府把他管轄的地區改設鶴峰州(今鶴峰縣)。雍正十二年(1734年),忠峒、金洞、忠路等十五家土司見勢不妙,齊集武昌,自動懇請改土歸流。清政府遂在施南土司處設宣恩縣,管轄金洞、忠峒等土司。到雍正十三年,兩湖土司大都自動投獻要求改流,使這裡的土司制度基本宣告結束。   
  雍正八年 (1730年),鄂爾泰在雲、貴邊界築橋,是年為庚戌年,雍正帝遂命名「庚戌橋」,以紀念鄂爾泰推行改流政策的功績,這一年可視為改流基本成功的一年。   
  在改土歸流中,發揮作用的官吏首推鄂爾泰,次為哈元生、張廣泗等。九年(1731年),雍正帝頒詔封鄂爾泰為軍機大臣、大學士,賞賜伯爵。對哈元生不秩拔擢,召見時解衣賜之,命其為軍機大臣。把張廣泗由知府提升為巡撫。   
  雍正帝的這一論功行賞及拔擢政策,激勵大臣們發揮能動作用,在改土歸流中人人爭立功勳。從其對臣下充分信賴,不秩拔擢來看,不失為一個領導高手、英明帝王,無怪乎雍正王朝會人才輩出,世人矚目了。   
  善後開發,興修水利   
  歷史上的歷次農民大起義,都是農民在走投無路之下發生的。大澤鄉起義,是必死的九百人孤注一擲;隋末六十四路煙塵,是因隋煬帝的奢侈將人民推入火坑而燃起;元末的大災荒,導致了紅巾遍地;明末饑荒,有的人甚至靠觀音土充飢,餓殍滿地,不得已之下,身為農民的李自成丟下鋤頭,拿起刀槍。這些事實提示了統治者:要想弓弦不斷,弓就不能拉得太圓;要想人們不反,壓迫就不能太狠;而要統治長久,就要使人民能吃飽飯,甚至能過上好日子。少數民族的人民也不例外。   
  有鑒於此,在改土之後,雍正帝將開發新改流地區作為善後工作的一大重點。   
  西南土地廣袤、地形複雜,各民族的習俗差別很大,一下子改派滿漢流官,難以適應這些地區的複雜形勢,對當地的土官打擊面也會很大,因此善後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做好土官的安置工作。   
  雍正帝曾諭令,如何處理當地土司、土官,完全根據他們的態度而定。對那些自動繳印,主動要求改流的,可以重新授給他守備、千總、把總之職,並可以世襲,讓他們照樣做官,為清政府的統治服務。前面提到的永順土司彭肇槐主動改流,雍正帝授給他參將之職,世襲拖沙喇哈番,賞銀一萬兩。其他歸降土司都授給了千總、把總職。   
  另有一大批土官及其家屬,在當地無法讓其繼續為官,有的是土民對他們很是反感,還有的是他們的地方力量還很強大,留他們做官或留在原地都易出問題,雍正帝就下令把他們遷往遠處地區安置。這些土司、土官被安排到安徽、江蘇、江西的最多,浙江、河南、陝西、廣東、盛京(現瀋陽)等地也有。雍正帝要求給他們較為優厚的生活待遇,讓地方官盡量照顧他們。多數土司、土官的遠遷、安置都還好,少數地區因地方官吏安排有問題,使土司逃走了,雍正帝對當地地方官嚴厲批評,讓他們設法找回這些土司,再行妥善安排。   
  對那些始終抗拒改土、罪行深重的土司、土官,雍正帝則給予嚴厲打擊,從重治罪。雲南鎮沅土知府刀瀚、貴州薛世乾都因平日惡行昭著,又一直對抗官兵,改土之後把他們處死或終身監禁,土地財產等全部沒收,當地土民皆同聲稱讚。   
  在革除了土司之後,新任的流官就對安定改土歸流地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派去有能力、忠誠可靠、肯吃苦、清正廉明者。雍正帝對此十分清楚,他在諭旨中寫道:「凡屬番夷苗裸雜處省份,若能使文武弁員清正自持,絲毫不敢不利於彼,可保無一事也。此乃探本尋源上策,當竭力勉此。」   
  改土歸流後,烏蒙地區總兵劉起元恣為貪虐,私派公費,侵欺糧餉,引起了當地少數民族人民的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烏蒙土司利用民怨進行了叛亂。鄂爾泰針對流官為政苛猛的問題,也在奏折上感慨萬分地說:「欲使人民相安感戴,實不在法而在人,得人之難,難於任事。」因此,雍正帝和鄂爾泰一方面加強對流官的選任,一方面又加強對流宮的監督和考察,一旦發現有不利於地方安定的流官就撤換和治罪。由於雍正帝、鄂爾泰君臣二人的努力,改土歸流地區的第一任流官基本上是清廉的,對安定地方、發展地方的生產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為了減輕土民的負擔,雍正帝對改流之後的西南地區統一賦稅,對那些生活較內地農民貧困的地區,則採取了輕收賦稅的政策。土司統治時,不僅賦稅很高,而且是高得離譜、名目繁多,土司對土民隨意徵收,什麼「火坑錢」、「煙火錢」、「鋤頭錢」,直至將土民剝削得一無所有仍不罷休。改土歸流後,土司的特權被革除殆盡,被解放的土民則只需向官府交納賦稅。清政府命以原定貢額為準,並令土民各報田產,然後仿照內地的「攤丁入畝」辦法計畝徵糧,改變了土民受盤剝的狀況。永順地區廢除攤派後,每年征秋糧銀二百八十兩,比起土司的任意征派,減少為不及原來十分之一的額數。私自征派則由於土司特權的消失或衰微,也被廢除。改流后土民所受的剝削要比改流前輕得多,提高了土民的生產積極性,對西南地區的開發起到了促進作用。   
  同時,為了發展生產,清政府在改土歸流之後又興修水利,造蓄水田。如雲南昭通府在改流之後,興修水利十項:新澤壩、利濟河十八道壩、冷水河壩、新澤溝、天梯溝、月方塘、省耕塘、二道溝、三道溝、八仙海渠。這些渠道新修之後,可以灌溉土地兩萬畝之多。雲南全省改土歸流後興建的水利事業達七十項之多,還設置了水利專官,這些專職官員從同知、通判、縣丞到典史、吏目凡十餘級。   
  西南的少數民族千百年來一直生活在一個比較落後的環境裡,這是由於西南山深林密,交通不便,隔絕了它們與外界的接觸聯繫。同時統治者所施行的民族壓迫政策,使少數民族與漢族產生了隔膜,使它們接觸不到新鮮的的東西。既然要統治西南土民,鞏固改土成果,必要的一條就是將少數民族人民向中原朝廷拉近,使它們和內地不斷交流,以達到一定程度上的同化和理解。為此,發展交通就成了當務之急。   
  西南地區交通條件自古就很差,由於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當地交通發展極為緩慢。為了彌補由於山地連綿所造成的不便,雍正帝指示在發展西南交通時,要充分利用當地多大江大河的特點,水陸並重地進行通盤思考。   
  清政府大力開發新改流區的水陸交通。水路的開通,以清江、都江以及溝通滇粵的土黃一代河道最為重要。清江原來「舟楫不通」,自貴州都勻至湖南黔陽600餘公里的清江長期淤塞不通。雍正七年(1729年)開浚後,舟楫往返,千里無阻。雍正九年,古州等處平定後,又修通了都江。都江的修理甚是困難,數百里之內儘是險磧、怪石、莽林和淺灘。修通之後,上自都勻府三腳屯,下至黎平府諸葛營,「舟楫郵遞,往來如駛」,有「水道康莊」之美稱。土黃一代河道,是溝通滇粵的重要河道,上至土黃,下達廣西百色的河道,全長350餘公里,雍正帝撥款6200餘兩,專門開通此路。此路之開,「可以直達兩粵,旁通黔楚」,並「可省數百里之旱路」,十分便捷。   
  在陸路方面,雍正帝批准在改流後開通新路,如貴州黎平府苗民歸附後,清政府即令苗民修路。另一方面,則是打通原有舊路。這些舊路改流前被一些土司長期隔絕,以憑險自固,土司廢除後,清政府就致力於打通這些年久失修的道路。如貴州烏蒙府道路,改流前被祿氏土府阻斷,以致自中原入滇須由黔中取道曲靖。改流後打通這條道路北可達四川,東可達貴州,成為八滇要道。開發水陸交通的舉措使道路暢通,加快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交流,社會的進步。   
  改土歸流後,雍正帝採取了一系列的善後措施,一方面安頓了土司的生活,加強了對流官的管理,鞏固了邊防,另一方面大力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改善交通,減輕土民的賦稅,使他們從土司弊政下得以解脫出來。   
  建設農業,發展文化   
  興修水利,改善交通的目就是為了發展生產。改流前,土司佔有大量耕地,而土民只有少量貧瘠不堪的零星土地。改流後,清政府將原來土司佔有的大量土地,除留少部分給土司外,其餘大部分都由官府加以沒收,有的賜給官吏,有的歸還農民,有的地方像湖南的龍州,貴州的興義等地,還任民占田。清政府還允許土民按價贖回土司強行買去的土地。   
  另一方面,清政府還在西南地區開展丈量土地活動,鼓勵土民屯田墾荒。對土司強佔、戰爭破壞的土地,清政府都讓原主認領,無人認領的,招農開墾。如鶴峰州規定:凡逾期不開墾者,原荒地即按無主荒地處理,招農來墾。如原主人阻攔,即按律處置。對大量無主荒蕪的田地,或多年不種的生荒地,官府分配給土民種子、耕牛、房屋,或者給以銀兩,鼓勵墾種,這更加激發了土民發展生產的熱情。東川府劃歸雲南後,鄂爾泰捐銀三千兩,買水牛一百頭,蓋房六百間,分配給來墾荒種地的人。新墾的土地,一般是水田6年、旱田10年起科,這一措施使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又上了一個台階。   
  改土歸流之後,交通的發展以及土司制約的解除,使土民與內地人民的交流合作逐漸增多。通過西南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當地的農業生產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地方改變了過去刀耕火種的落後生產方式。當地流官還非常注意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使改流區少數民族人民的生產技術得以改造,作物收成有了保證,產量也有所提高。如鶴峰州知州毛竣德教民開池蓄糞之法,就是漢族的一項先進生產經驗。作為漢族流官,毛竣德還向當地少數民族宣傳種稻農事六則:一要高培田螣,二要開塘引流,三要多收草糞,四要石灰暖地,五要勤拔草稗,六要收攔牲畜。同時,一些新作物也開始向邊疆地區傳播,貴州的「新辟苗疆」過去不種小麥、高粱、谷子、黃豆、芝麻等作物,改流以後,政府勸種,到乾隆初年已「俱有收穫」。隨著農業的開發,與之密切相關的商業、手工業等也有了很大發展,農產品貿易、絲織業、棉紡業以及制茶業等逐步興起。制鐵、採礦、燒窯等業是漢族的強項,這些在當時比較先進的技術也在改流後相繼傳入少數民族地區並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雍正七年(1729年),貴州巡撫張廣泗奏報貴州「秋成十分豐熟」。雲南昭通府的景象也在平亂一年後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人描述說:「童叟忻忻,塵市攘攘,煙火萬象,吠鳴千里。」   
  改土歸流之後,隨著土民居住區與內地的政治、經濟聯繫的加強,少數民族區域在文化上也相應地得到了發展。雍正十二年(1734年),署理湖南巡撫鍾保以永順設府以來,「人文日盛」,奏請在府縣設學,府學設教授,額取文武童生各十二名,保靖等縣各設訓導,各取童生八名,另在府城建立考棚,雍正帝給予批准。次年,四川學政隋人鵬也以土民與漢民日趨接近,應鼓勵土民讀書,提出土民與漢民文武童生一體考試的請求,也獲得雍正帝的准許。   
  改流之前,少數民族子弟沒有讀書機會,更談不上參加科舉考試。土司們總希望土民世代無知無識,以便長久地把他們當牛做馬。改流之後,清政府在這裡普遍開設了學校。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條件尚不成熟的地方增設教職,專門管理當地入學之事,令欲入學者到附近府州縣學考試,同樣規定錄取名額。按照皇上諭旨,為了照顧少數民族,還放寬他們的入學標準,在貴州、湖南等地的府州縣學裡還專設苗民名額。雍正帝還批准給各州廳府縣科舉之名額,使少數民族人民也有做官的機會。在廣設儒學的同時,還在一些窮苦鄉村,設立了很多義學,使讀不起書的兒童有了讀書識字的機會,由州縣學中選擇老成謹慎、文品兼優的生員充當義學教師,並規定:「如訓迪有方,義學日盛,該生員准作貢生;各族子弟果能通曉文理即准應試,酌取入學。」   
  據史料記載:雲南通省改流後僅雍正朝就開設義學463處,改流區開設148處。其中曲靖府沾益州六處,宣威州八處,臨安府阿迷州六處,廣西府丘北八處,廣南府八處,元江府五處,新平縣五處,開化府文山縣十處,鎮沅府十處,恩樂縣六處,威遠廳十處,東川府二處,會澤縣六處,昭通府四處,恩安縣二處,鎮雄州五處,永善縣四處,大關廳三處,魯甸五處,普洱府六處,攸樂三處,思茅三處,大理府鄧川州五處,鶴慶府劍川州五處,維西五處,中甸四處,麗江府四處。貴州於雍正朝設義學24所,全部設在苗區。清政府在這些新改流區廣設學校和義學,不僅使一部分人有了讀書或入仕參政的機會,而且還使這些地方的教育面貌、文化水平也煥然一新。漢族一些先進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念、文化意識也逐漸影響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提高了西南少數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質。   
  在改流之後,改流區的封建陋習也得到了改善和革除。比如在改流前,容美土司統治下的土民因不堪其虐,又無處申訴,經常有人跳崖、投水,或自縊、自刎而死。改流之後首任知州毛竣德頒佈告示,禁止輕生自殺,並說:「時已改土歸流,命安惟律是遵……即或含冤負屈,稟官自有理論。」號召土民求助於王法。另外,還有禁止土司擅管地方、禁止仇殺、禁止搶掠人畜、禁止勒索商人財物、禁止殺牲畜等禁令出台。西南落後地區的仇殺、群鬥現象在改流之前非常嚴重,廣大貧苦農民為土司、土官所控制,成為他們仇殺的工具。改流後各地嚴禁群鬥,發現群鬥者嚴懲不貸。此後,群鬥的現象基本上被革除了。這些都有利於安定新改流區,鞏固改流成果,發展少數民族文化。   
  改土歸流後少數民族的一些落後習俗也有所革除。如永順府的「骨種之習」,即姑之女,必須嫁舅之子,此種陋習也在改流後即被禁止。少數民族地區的奴隸制度極其普遍、嚴重,改流後實行豁賤為良政策,改變了人身依附關係,提高了原來奴隸的身份,使這裡的生產關係得到部分調整。   
  雍正帝對於西南少數民族人民,從經濟、文化、習俗上都給予較寬鬆的條件,這使得西南的少數民族逐漸由不開化走向文明。雍正帝對西南地區的開發,無論是對於中國的歷史發展還是對於少數民族的社會進步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十章 用兵西北,經營青藏   
  用兵西北,經營青藏   
  雍正帝即位之初,青海、西藏邊疆一些部落野心家曾一度進犯內地。起初,為了鞏固帝位,雍正帝一時無暇顧及。在帝位穩固後,雍正帝當機立斷,立刻出兵,打擊了這些利益所得者,平定了叛亂。在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中,雍正帝運籌帷幄,積極進取,敢於面對挑戰,穩定了邊疆。在平定叛亂後,雍正帝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進行了大刀闊斧式的改革,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控制,整飭了少數民族內務,發展了當地農業。這也體現了雍正帝治理國家政務的果斷。   
  平青海區,整和碩特   
  通過少數民族首領控制那些邊遠地區,這種方式通行於唐、宋、明歷代。在控制西部和北部地區時,漢族統治者一向以羈縻州縣的措施為要點,一般不主張武力佔領。然而經過長時期的發展,由於武力牽制的相對不足,對這些地區缺乏制約力,一旦少數民族首領犯上作亂,統治者往往無法控制局面,最終形成戰亂。因此,這種羈縻措施已經逐漸落後於形勢,不符合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穩定,成為民族大融合過程中的消極因素。   
  明末,在我國西部、西北部的厄魯特蒙古四大部落中,準噶爾部是最為爭強好戰的部落,居住於青海的和碩特部次之。康熙年間,準噶爾汗噶爾丹作亂,不服從清朝管制,康熙帝曾三征噶爾丹,平定了叛亂。噶爾丹作亂時,其侄策妄阿拉布坦與舊臣七人亡命吐魯番,向清朝求援,康熙帝曾庇護過他。噶爾丹兵敗後,策妄阿拉布坦返回伊犁,繼承了汗位,並向清朝稱臣。因策妄阿拉布坦稱臣,又因西北曠遠,康熙帝便撤回西征軍隊。策妄阿拉布坦趁機兼併擄掠弱小,恢復元氣,又成了一個大部落,不久又吞併西域四部,自立為汗。   
  飛揚跋扈的策妄阿拉布坦此時已對清朝形成了巨大的威脅,因而康熙帝在兩次派遣使臣勸解無效的情況下,命十四皇子允為撫遠大將軍視師青海,平定了策妄阿拉布坦之亂。策妄阿拉布坦兵敗,原西藏地區的固始汗之孫羅卜藏丹津又因隨清軍討叛立功而得以強盛起來。其父達什巴圖曾被康熙帝封為親王。   
  羅卜藏丹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承襲和碩親王爵,他雖然是青海和碩特蒙古貴族中惟一的親王,爵高位崇,但他不滿足於僅僅管領青海一地,還想充當藏王,統治西藏,但清政府派兵入藏平定了準噶爾之亂後,青藏等地的形勢比較穩定,羅卜藏丹津暫時不敢輕舉妄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鎮守西寧的撫遠大將軍允回京奔喪,羅卜藏丹津認為有機可乘,「遣人到側亡(指策妄阿拉布坦)家,約伊發兵,同擾內地」,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貿然出兵助亂,卻慫恿、支持羅卜藏丹津叛清。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羅卜藏丹津脅迫青海諸台吉(明末清初玉樹地區各部頭人為青海蒙古和碩特部,贈爵為諸台吉)會盟察罕托羅海,「令各仍故號,不得復稱王、貝勒、公等爵」,並自稱達賴渾台吉,企圖統馭諸部台吉,公開發動了武裝叛亂。由於和碩特另一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等人堅決不從,羅卜藏丹津遂派兵大舉進攻,察罕丹津等人「倉卒不能抗」,逃往甘肅河州地區,雍正帝詔許其部眾入邊,予以安置。   
  針對羅卜藏丹津的叛亂,雍正帝作了兩手佈置。一方面派駐在西寧的侍郎常壽去羅卜藏丹津駐地沙拉圖,宣佈諭旨,令其「罷兵和睦」,「不從則懲治之」。另一方面,命川陝總督年羹堯辦理平叛軍務,準備用兵。   
  侍郎常壽至沙拉圖,宣佈了雍正帝旨意,說明若諸台吉不懸崖勒馬,將舉大兵來討伐。可是羅卜藏丹津早已認定了此刻是失不再來的良機,復興乃祖事業的慾望和初戰的勝利早已沖昏了他的頭腦,他表面上聲稱聽從勸告,而以親王察罕丹津、郡王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謀據唐古特,諸台吉不服詭稱,騙取常壽信任,將他誘至察罕托羅海,囚禁為質。   
  扣留常壽後,羅卜藏丹津愈益猖獗,於雍正元年十月(1723年11月)對西寧府周圍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鎮海堡與北川新城等地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年羹堯上奏折給雍正帝,匯報西寧附近的情況時說:「其圍南川、西川、北川也,每處有賊二三千人,以勢驅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燒燬民間積聚草谷,搶掠財物,其未受蹂躪者,西寧城外十餘里耳。」 可見西寧的周圍已遍地燃起叛亂的戰火。與此同時,羅卜藏丹津還勾結西寧附近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門汗等人,察罕諾門汗在青海是個「番夷信響」的宗教領袖,深得眾人信仰。他參與叛亂,叛軍一時勢力大增,「遠近風靡,遊牧番子、喇嘛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接著,郭隆寺、郭莽寺等寺院也相繼參加叛亂。「西寧數百里之內,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披甲執械,率其佃戶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搶擄焚燒,無所不至。」甘肅、西藏等地的藏人也紛紛附從為亂。羅卜藏丹津猖獗萬分,遂派兵進攻西寧。   
  雍正帝鑒於羅卜藏丹津不聽勸告,舉兵反叛,決定調集兩寧、松潘、甘州等處清軍,平定叛亂。雍正元年十月初,命由甘州進駐西寧的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負責組織指揮平叛事宜。諭令西北的平逆將軍延信,防邊理餉諸大臣,四川、陝西、雲南三省督撫提鎮,俱聽候年的調動,以統一行動。又任命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參贊軍務。   
  年羹堯剛到西寧時,清軍尚未齊集,叛軍「悉破傍城諸堡,移兵向城」。年羹堯一面指揮當地清軍在西寧外圍與叛軍作戰,一面加緊進行平叛部署:奏請授前鋒統領索丹、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參贊大臣;徵調川、陝漢、土官兵;令雲南提督郝玉麟、察木多總兵周瑛、副都統黑色、副將張成龍等率兵駐紮察木多(今西藏昌都)、黃勝關、巴塘、裡塘等處,以截斷叛軍入藏之路;令靖逆將軍富寧安派兵駐防吐魯番、噶斯等地,以防叛軍與準噶爾勾結;增加甘州、永昌、布隆吉爾(今甘肅安西布隆吉鄉)等地的防守兵力,以防叛軍內犯。   
  年羹堯佈置就緒後,下令進攻西寧周邊的鎮南、申中、南川、西川和北川歸德等地。這些地方的叛軍,大部分是青海西寧塔爾寺大喇嘛察罕諾門汗的黃教信徒,成分複雜,也未經過什麼正式軍事訓練,可以說是烏合之眾,因而在清軍的大反攻下一擊而潰。清軍先聲奪人,斷了羅卜藏丹津的羽翼,羅卜藏丹津這時方從復興元蒙政權的美夢之中醒過來,感到了恐懼,暗悔當初莽撞,乃送還使者常壽,請求罷兵。   
  雍正帝諭令年羹堯,表示堅持武力平叛,不許叛逆請和。十二月,蒙古原持觀望態度的諸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率脅從叛眾十餘萬投降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岳鍾琪又先後派兵平定了郭隆寺、郭莽寺、石門寺、奇嘉寺等寺喇嘛的叛亂,其中尤以攻打郭隆寺一役最為激烈。郭隆寺本為章嘉胡土克圖呼畢爾汗住持的寺院,屬下喇嘛與羅卜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關係密切,因而抵抗十分頑強。在岳鍾琪指揮下,清軍奮勇進擊,叛軍傷亡慘重。   
  此時,只剩下羅卜藏丹津尚負隅頑抗於烏蘭呼爾之柴達木。年羹堯與諸將商議進軍方略,擬調兵二萬餘,由西寧、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面會攻。岳鍾琪認為青海地區廣闊,敵軍尚不下十萬,若我軍深入敵分散誘我,擊此失彼,反而會四面受敵,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直搗敵巢。雍正帝考慮再三,認為岳鍾琪的方案可行,遂詔專任岳鍾琪,命他進軍。   
  二月初八日,岳鍾琪率軍進擊,追奔一晝夜,抵達敵巢。敵人尚在睡夢中,倉皇驚起敗逃。羅卜藏丹津衣著女裝,逃往準噶爾。岳鍾琪率兵窮追不捨,每天行程三百里,至桑洛海,路盡而還,俘獲羅卜藏丹津母親和妹妹,及阿拉克諾木齊、阿爾布坦溫布和藏巴札布等叛亂頭目。戰鬥自初八日開始到二十二日結束,歷時十五天,斬敵八萬,降眾數萬,獲駝、馬、牛、羊、器械、甲帳等不計其數,大獲全勝。雍正帝把這次戰役的勝利,視作「十年以來」從未所立的「奇功」。     
  三月初一日,軍隊凱旋。四月十二日,雍正帝命舉行獻俘儀式,祭告太廟、社稷、康熙帝景陵。並晉陞年羹堯為一等公,岳鍾琪為三等公,勒碑太學。還給年羹堯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襲,其父年遐齡如年羹堯爵,加太傅銜。   
  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的戰爭,從雍正元年十月清軍出塞算起,只有短短四五個月時間,如果從岳鍾琪率軍於二月初八日出日月山到二十二日羅卜藏丹津逃離柴達木,則「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為史冊所未有」。究其原因,除了平叛戰爭是維護和鞏固多民族國家統一的正義戰爭,得到各民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外,還在於戰爭指導的正確。第一,羅卜藏丹津叛亂之初,雍正帝先「遣人勸阻,令其和好」,同時指示川陝總督年羹堯,「軍務宜預先籌度」,做好武裝平叛的準備。這樣,當羅卜藏丹津拒絕清政府調解,堅持叛亂時,清軍出兵平叛,既爭取了人心,又不失戰機。第二,大將軍年羹堯正確籌劃,多方準備,切斷了羅卜藏丹津與西藏和碩特蒙古、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的聯繫,把叛亂限制在青海一地;第三,岳鍾琪知己知彼,指揮有方,在認真分析雙方情況的基礎上,制定出正確的作戰方案,做到了進兵神速,出敵不意,故能以少勝多。   
  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的戰役打得很是辛苦,但是由於官兵驍勇善戰,加上雍正帝的運籌帷幄,最終取得了勝利,加強了對青海的統治,維護了清政府的統一,加強了對中國西部地區的管理。   
  善後撫治,全面改革   
  青海戰亂頻頻,從噶爾丹到策妄阿拉布坦,再到羅卜藏丹津,充分證明了清朝對西部地區統治措施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這些都是由於清王朝在前期對青海的統治較為薄弱所造成的。平定青海的戰爭結束後,雍正帝立刻對青海進行了善後撫治,加強了對青海等地的政治控制,同時在經濟上也給予扶持。針對青海地區過去的種種狀況及將來,雍正帝決心改革統治西部的方針措施,既要節省兵力,又要以策萬全。   
  在平定青海的柴達木戰役之後,年羹堯就提出邊防事宜八條,其中主要內容有:   
  一、由於策妄阿拉布坦恭順清朝,遣使請降,請撤回大兵。選兵兩千駐巴裡坤,一千五百駐吐魯番,兩千駐哈密。   
  二、在布隆吉爾築置新城,駐兵五千,沙州等地也各設兵防守。駐軍由甘、涼、肅三路所屬軍隊派往。在駐防兵內,每營撥余丁兩百人,給予耕牛、種子、口糧,到赤金衛、柳溝所墾地,三年後計畝收糧充餉。   
  三、請移靖逆衛同知駐布隆吉爾處理民事,並增設衛守管理屯糧,在沙州設千總,專管屯務,歸肅州道管轄。   
  四、邊外既設駐防肅州鎮,只於口內分守,應汰兵八百,並令駐兵耕種,不應仍令遊牧生事。派遣大臣率員到布隆吉爾迤南山中分地居之,以使地界明析。   
  這些措施大多被雍正帝採納。不久,年羹堯派兵肅清叛匪餘部。平叛戰爭結束之後,年羹堯向雍正帝提出了《善後事宜十三條》和條奏《禁約青海十二事》,其中對青海的善後撫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年羹堯向雍正帝提出了對青海進行有效的管理如編戶齊民、定朝貢和互市制度、整飭喇嘛廟等等一系列措施。   
  雍正帝認為年羹堯條劃周詳,根據他的建議,又同眾臣討論,最後在青海地區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有:   
  一、大力整飭蒙古各部。對於青海和碩特蒙古諸部首領,根據他們在戰爭中的態度分別給以賞罰,恩威並施,以警戒其餘諸部。   
  二、對於青海地區的蒙古各部,仿照內蒙古實行札薩克制度,將青海蒙古各部編為二十九旗,每百戶編為一佐領,不滿百戶者編為半佐領,數個佐領編為一旗,即一札薩克。每旗旗長由部落首領即台吉擔任,每札薩克俱設協領、副協領、參領各一員,遊牧於青海的其他蒙古各部,也依此例編旗分為佐領,共有綽羅斯兩旗,土爾扈特四旗,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但這八旗不再如從前那樣隸屬和碩特,而是區劃出來直接聽命於中央政府,政治地位與和碩特相等。每年會盟一次是遊牧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定制,同時對促進本民族的進步和穩定也有積極作用。正緣於此,雍正帝尊重這一民族習慣,同意予以保留,但為使會盟不致成為反叛分子進行叛亂的工具,清政府將會盟劃歸政府管理,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從各旗選擇老成恭順者委充盟長,「如朝廷遣官敕往,不論秩崇卑,王公以下俱跑迎,有背貳者必懲。」各旗劃分地界,不得私占牧地和私自往來。這一禁約,表明了清政府在青海地區明確申明土地國有,並疏離了各部之間的關係,竭力避免分裂分子利用民族親緣的凝聚力培植反動勢力。   
  三、撫治藏民。青海、四川、甘肅、雲南等省境內的藏民,自明朝以來就不能撫治,「或歸喇嘛耕種,或屬青海納租」,他們也參加了羅卜藏丹津的叛亂。這時應乘平定叛亂之機,將他們收為編戶齊民,設立衛所,征其賦稅。另在一部分藏民中仍命土千戶、百戶、巡檢,歸原先設立的道、廳及新建的衛所管轄。他們所納錢糧,要少於原交給喇嘛寺和和碩特的額數,以示寬大。   
  四、改西寧衛為西寧府,下設西寧縣、碾伯縣(碾伯所改)、大通衛。築大通、白塔、永安三城,分設總兵、參將、游擊,屯兵駐守。設「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總理青海政務。   
  五、大力整頓青海各喇嘛寺院。西寧各寺,大者僧徒兩三千人,少者五六百人。叛亂中,這些人紛紛參與叛亂。現應限定寺廟規模,廟舍不超過二百楹,僧眾不超過三百人。由政府按人供給衣糧,禁止他們徵收賦稅。   
  六、因和碩特的統治區與達賴、班禪治區有交叉,故論及撫綏達賴、班禪辦法,每年賜達賴茶葉五千斤,班禪二千五百斤。過去藏人與內地貿易,達賴在叉木多、乍丫等處收「鞍租」,清朝在打箭爐收稅,自是定議兩處免收,以利貿易的發展。   
  七、通過派駐軍隊、修建城堡、設置衛所等措施,加強對青海、西藏的控制。如:自黃河入邊處至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榆林、莊浪、甘州的廣大地區,水草豐美,林麓茂密,宜在西寧的北川口外,至大通河、野馬河,到甘州扁都口外,修築邊牆、修建城堡,禁止蒙古人入內地遊牧。寧夏阿拉善地區險要萬分,應令額附郡王阿寶等整飭部屬,悉歸山後遊牧。並在大通河北設大通鎮總兵官,鹽池設副將,將鎮海營參將移駐西川口外丹噶爾寺,分別派置駐軍。西寧原有通判,改設同知。原屬河州的保安、歸德二堡,因靠近西寧,也改歸西寧管轄。由於新設鎮營,內地鎮營相應可以汰兵。如:陝西的富寧、寧夏,四川的重慶、川北諸鎮,宜歸並,裁汰。   
  八、在藏人居住區增設安西鎮,駐木鴉的革達地方;在理塘設副將,領兵一千二百名,鄂洛、巴塘、宗俄等地各設駐軍。   
  九、確立朝貢和互市制度。清朝前期,作為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碩特人對清廷朝貢並無定制。青海平叛後,雍正帝規定了和碩特人的朝貢制度。將和碩特二十一旗分為三部,每部三年一貢,九年一輪迴。朝貢的目的並不在於向他們進行物質攫取,而是以豐厚的回賜吸引和碩特人對清朝的仰賴。在互市制度方面,雍正帝規定和碩特與內地人的貿易在那拉薩拉(今日月山)地方實行,不得擅移,每年於二月、八月各舉行一次。對生活必需品,諸如茶、布、面等,則規定一年四季貿易,以滿足蒙古人民的生活所需。   
  十、發展農業生產,安定人民生活。在西寧與甘州、涼州之間,興辦屯田,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以安定當地蒙藏人民的生活。經濟的上升可以說是化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重要手段,生活水平上升了,人們的物質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滿足,社會秩序就會有保障,至少可以在表面上使矛盾得以緩解。正緣於這一認識,雍正帝對西部的開發與屯田投入了較大精力,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罪流人,盡行發往大通河、布隆吉爾等地墾種,給予種子、耕牛和土地,從事農墾,三年後起科,土地歸墾種者為永業。   
  通過這些措施,清政府圍繞加強對青海地區的統治這一中心目的,對青海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改革。開展屯田,興辦農業,和蒙古等進行朝貢互市等措施,都進一步促進了少數民族經濟的開發和民族的融合。而對一些區縣的劃分則使得清政府大大加強了對青海地區的直接控制。青海內部台吉的封建特權尚未喪失,喇嘛教寺院的宗教權威也仍保留,但它們已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勢力而存在,蒙古王公束縛於旗制之內,喇嘛寺院成為清政府統治蒙藏人民的工具,清中央政府對青海地區的統治大大加強了。   
  出兵西藏,剿滅亂黨   
  青海問題解決以後,清政府就把目光轉移到西藏問題上來。西藏地處祖國西南邊陲,和新疆、青海、四川、雲南等省相鄰。作為藏傳佛教的聖地,西藏是一個有著獨特風情和民風的地方。境內佛教勢力很大,各種教派紛呈。   
  早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西藏佛教派別中勢力最大的薩迦派(俗稱花教)教主薩迦班智達前往涼州(今甘肅武威)覲見元太宗孛兒只斤窩闊台的皇子闊端,議定了歸順蒙古帝國的條件及貢賦,自此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而在此之前西藏一直作為中原王朝藩國。由於在西藏歸順過程中所起到的推進作用,薩迦派從而得到了元朝統治者的恩寵。元朝統治者進入中原後,開始接觸盛行於中國的各種教派,在諸教派中,他們比較偏愛密宗佛教,於大都(今北京)興建了密宗佛教的大型寺宇萬安寺(今白塔寺前身)。薩迦班智達逝世後,其侄八思巴於元朝至元六年(1269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為「大寶法王」,意思是薩迦政權的創始人第一任薩迦法王。至此,西藏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以「僧人統國」為特點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   
  後來,元明統治者也都曾對西藏進行過有效的管轄。明末,蒙古人固始汗入藏,控制了西藏地方政權,使政教合一的局面得以改變。清初,皇太極曾和西藏汗及掌佛教大喇嘛有書信往來,固始汗也曾派人專程抵達盛京,覲見太宗,太宗優以厚禮。順治時,達賴喇嘛與清朝的關係又有新的進展。順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及班禪、固始汗代表至京拜謁順治帝,順治十年二月,達賴辭歸。四月,順治帝封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賜滿、漢、藏三種金冊、金印;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賜滿、漢、藏三種金冊、金印。這樣,正式確立了西藏對清廷的隸屬關係,在西藏形成了政教分治、蒙藏聯合的局面。清朝對西藏統治進一步加強了。   
  康熙年間,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叛亂,準噶爾蒙古軍入藏殺死了和碩特蒙古汗王拉藏汗,從而結束了青海和碩特蒙古對西藏的統治,此後及至策妄阿拉布坦被平定。為了加強對西藏的統治,康熙帝派滿洲、蒙古及綠營兵四千名駐藏,任命康濟鼐、阿爾布巴、隆布鼐三人為噶倫(舊指西藏地方政府長官),封康濟鼐、阿爾布巴為貝子,封隆布鼐為輔國公,後又增任頗羅鼐、扎爾鼐二人為噶倫,從而確定了五噶倫共管西藏的體制。同時冊封噶桑嘉措為「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以安定人心。此時的西藏,雖由五噶倫管理,但政權的性質仍是宗教政權,達賴仍是西藏的精神領袖。   
  雍正帝繼位後,於元年把留守駐藏的部隊撤回內地,只在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區昌都)留少量軍隊駐守,放寬了對西藏的控制。雍正五年,遂發生了阿爾布巴叛亂。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執政西藏的五噶倫內部矛盾逐漸尖銳起來,五名噶倫中,一派是後藏貴族康濟鼐和頗羅鼐,另一派是前藏貴族阿爾布巴、隆布鼐和扎爾鼐。七世達賴喇嘛的父親索南達結則站在前藏貴族一邊,兩派勢力中,前藏貴族勢力較大。   
  一開始,雙方雖有矛盾,尚能相安無事。隨著羅卜藏丹津叛亂被平定後,清廷令駐紮在阿里管理前藏事務的後藏貴族噶倫康濟鼐往阿里之際,把地方事務交由阿爾布巴辦理,事實上是將阿爾布巴置於康濟鼐之下,令康濟鼐兼督前後藏。這引起了阿爾布巴的不滿,他地位較康濟鼐高,實力比康濟鼐強,所以很不服氣這樣的安排。揚言道:我同康濟鼐的功績一樣,一樣為大皇帝所恩寵,名聲和地位也都一樣,如果要給佛爺當好差,要為藏民謀福與利,我可不能屈就地位。阿爾布巴與康濟鼐的裂痕由此加大。雍正四年春,欽差入藏抵達拉薩,宣佈西藏政務以康濟鼐為總理,阿爾布巴為協理。這越發引起了前藏貴族的不滿情緒,五噶倫矛盾公開,七世達賴之父索南達結對此也極為不平,與前藏貴族勾結在一起,這樣康濟鼐就被孤立起來了。   
  岳鍾琪和鄂齊、班第等返京後的奏報,使雍正帝對西藏的政局更加憂慮了。他擔心阿爾布巴等人既在藏生事,又與準噶爾部勾結,於是,他指示岳鍾琪「當預為留心」,「今無事之時當設如有事,預為籌劃」。與此同時,他還採納了鄂齊、班第關於將隆布鼐、扎爾鼐二人以噶倫原銜解任,使阿爾布巴孤掌難鳴而難以為亂的建議。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正式任命內閣學士僧格和副都統馬喇為駐藏大臣,赴藏宣佈諭旨,並調解西藏貴族之間的內部糾紛。   
  然而在駐藏大臣抵達之前,阿爾布巴已先行探出了朝廷動向。情況很明顯,局面對他是不利的,若靜待雍正帝聖旨到來,無異於坐以待斃。因而他決定先行剷除康濟鼐和頗羅鼐,以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清廷承認他的首席領導權。此時由於清廷在西藏駐軍已撤,阿爾布巴得以放手行動,遂於六月勾結隆布鼐等人,借眾噶倫議會之機,於大昭寺中將康濟鼐亂刀殺死,發動了武裝叛亂,接著派兵進攻頗羅鼐。   
  七月二十二日,僧格、馬喇到達距拉薩僅三日路程的色頂地方,阿爾布巴派人往迎,詭稱七月系「黑運月」,請他們八月再進拉薩,實則是想在這段時間內打敗頗羅鼐。八月初一日,僧格、馬喇一行抵達拉薩。阿爾布巴、索南達結等率手下官員親往十里外跪迎欽差。僧格、馬喇一面詢問康濟鼐被殺的原因,一面派人瞭解情況。七世達賴表明自己並未與謀,阿爾布巴則誣稱頗羅鼐是「反出達賴喇嘛黃教之人」,聲稱數日內即可將其打敗。但實際上,戰爭一直相持不下。   
  由於明確意識到阿爾布巴已經叛亂,雍正帝立即命陝西各路及四川、雲南的軍隊進入戰備狀態。這次叛亂雖不能說早在雍正帝預料之中,但他對此已早有心理準備:對叛亂分子,決不能妥協,若接受既成事實,無異於助長阿爾布巴等人的猖獗,那樣對西藏的控制將進入一個未知狀態。有鑒於此,雍正帝一開始便堅決認為:武力平叛是惟一正確的選擇。   
  岳鍾琪深知這場動亂的嚴重性,很快提出了自己的處置方案。他認為,阿爾布巴和佛父索南達結等人結成一黨,為自身權勢公然殺害朝廷命官康濟鼐,若不除此輩,後患無窮。他主張應於來年春暖時派遣大軍入藏,同時發兵征討準噶爾,一舉解決兩處問題,一勞永逸。是為上策。倘因阿爾布巴等未公開叛清,不當死罪,亦應解除其噶倫職務,令達賴喇嘛另擇人選,申報清政府任命。此為下策。但雲貴總督鄂爾泰卻對此持保留態度,提出了「以撫為上,剿殺次之;羈縻為上,駕馭次之」的策略。雍正帝既想一舉藉機解決西藏同題,又擔心阿爾布巴挾持達賴喇嘛逃往準噶爾,內心矛盾重重,決斷不下。雍正帝既不同意鄂爾泰的主張,又不便貿然出兵,遂下令陝、川、滇「各路兵馬停止,不必預備」。雍正帝命令岳鍾琪速派人前往拉薩,密告僧格、馬喇勿受阿爾布巴之惑,表明出偏袒頗羅鼐一方的態度。   
  十一月中旬,一個天賜良機出現了。阿爾布巴見清廷對此事動向不明,以為雍正帝對西藏局勢無法控制,只得默許,從心理上放鬆了對清廷的防範。而此時,他與頗羅鼐的戰事卻一直處於僵持局面,勝敗難決。如此下去,勢必使西藏局勢惡化,難以控制。無奈之下,他請清廷派兵入藏,征剿「反出黃教」的頗羅鼐。   
  雍正帝覽後喜不自勝,遂決定來年春天出兵西藏。恰值此時,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出兵就更無後顧之憂了。雍正帝抓住時機,經過充分準備之後,於六年(1728年)五月初,雍正帝令清軍取道八年前允入藏驅逐策妄阿拉布坦的路線,由西寧、打箭爐兩地兵分兩路,南北齊進,進入西藏。北路軍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柱率領,共八千四百人,南路軍由四川總兵周瑛率領,共四千人。接下來情況又發生了對清廷更為有利的變化。六月十五日,周瑛接到馬喇通知,得知頗羅鼐於五月二十六日佔領拉薩,擒獲了阿爾布巴,正等候清朝派官員入藏處理。八月一日,南北兩路會師進入拉薩,肅清了叛匪餘部,誅殺首惡阿爾布巴等人,清政府遂封頗羅鼐為貝子,代替康濟鼐,總管前後藏事務,還賜犒兵銀三萬兩,以示獎賞。西藏叛亂並沒費清廷太大力氣就宣告平定。   
  雍正帝用兵雖勢頭凌厲,但不可謂不謹慎。對於西藏的局勢,雍正帝早就有所預料,只是因為當時政局不穩,因此,雍正帝諸事謹慎,不敢大刀闊斧地用兵,而是全面統籌,縝密思考,以靜制動。等到佔據天時、地利、人和時,雍正帝當機立斷,迅速裁決,一舉剿滅了亂黨。也正是雍正帝的這種「穩中求勝」的用兵方式,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對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啟後的紐帶作用。   
  加強集權,有效控制   
  清朝經營西藏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時期:崇德(皇太極年號)、順治為開拓期,康熙、雍正為發展期,乾隆為鞏固期。   
  崇德年間,皇太極尚在瀋陽時,就曾與西藏固始汗有書信往來,固始汗也曾派使者至盛京覲見皇太極。及至順治九年(1645年),達賴喇嘛及班禪、固始汗代表至京拜謁順治帝。十年十二月,順治帝降旨冊封達賴和固始汗,承認臣服清朝的固始汗所建立的地方政權,並通過此地方政權實現對西藏的間接統治。這一時期,滿人剛剛入關,雖然已經佔據了中原大部領土,但在東南沿海和海外,尚存在明朝殘餘勢力。統一大業未完,顧此失彼,加之西藏曠遠,地勢險阻,因而順治帝雖然重視西藏,卻也難以實現對西藏的直接領導。這一時期的政策特點是羈縻,也可稱為羈縻時期。這一時期之所以冊封達賴,是在瞭解西藏地區的政治局面後,承認凌駕於其他佛學派別之上的黃教的領袖地位,但在政治形式上,卻執行「政教分立」的形式。這一政權形式後來為康熙、雍正兩朝所沿襲。直到乾隆時期,才根據實際情況重新恢復了「政教合一」的政局,正式授權七世達賴管理西藏行政,建立了噶廈(舊稱,指西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康熙朝,康熙帝為了限制達賴,又冊封了班禪,並在平定準噶爾後確立了五噶倫執政的政治形式。   
  從雍正帝出兵西藏,平定了阿爾布巴之亂開始,中央政府對西藏政策的羈縻性質日益減少,直轄性質逐漸加強。正如雍正帝在康乾盛世中所發揮的承前啟後作用一樣,他在西藏政策的執行上起到的也是重要的承前啟後作用。此時,不僅順治時期的對藏政策已遠遠落後,即使康熙朝的對藏政策,也被雍正帝逐步完善,這為乾隆時期西藏政教合一的確立鋪平了道路。因此,這三個時期中,真正對西藏進行實質性統治的,就是雍正朝了。雍正帝在平定了西藏叛亂之後,加強了對西藏的直接控制,變羈縻為近似於中央直轄的統治。這一點,對於整個中國歷史都至關重要。   
  雍正帝對西藏控制和管理的進一步加強,得益於對阿爾布巴叛亂的平定。通過進兵平叛,他首先認識到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抓住宗教這個根本,而要抓宗教,就要重視達賴喇嘛。清兵入藏平叛之前,七世達賴喇嘛正在後藏貴族的控制之下,達賴之父索南達結更是和阿爾布巴結成了死黨。所幸阿爾布巴由於頗羅鼐的牽制,未能挾持達賴外逃,事態不致惡化。   
  對此,雍正帝決定將七世達賴安置在安全範圍內,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七世達賴父子在清軍保護下離開拉薩,移到西康噶達(即康定西北泰寧)的惠遠寺,派兵一千八百護守,後準噶爾與清政府定界息兵後,雍正帝令人又把達賴護送回拉薩。後又在清軍保護下離開拉薩,移往理塘。達賴從此被清政府直接保護,這樣就避免了達賴和西藏共同為亂,也避免了達賴被挾持後社會不穩的狀況。理塘原歸屬前藏,六年,雍正帝下令在理塘、巴塘等地建立宣慰土司,劃歸四川管轄,同時又設維西、中甸二廳,劃歸雲南。後來,章嘉呼圖(活佛)以巴塘、理塘為六世達賴出生之地,請將該地仍屬前藏。而雍正帝的政治用意在於,將理塘作為監控西藏的一個外圍哨卡,同時較嚴密地控制西藏教王。因此,雍正帝對章嘉呼圖的請求當然不允。然而章嘉呼圖的理由很有力,前代教王的出生地,對於黃教來說確是非同小可。雍正帝為堵住章嘉呼圖的嘴,以理塘每年商稅銀五千兩賜之,章嘉呼圖得了實惠,也就不說什麼了。六世教王的生身之地,就這樣被雍正帝買了過來,管轄地仍歸四川轄屬。直到今天,川、滇二省的藏族地區仍沿襲著1728年清朝劃定的界限。   
  同時,雍正帝加強了對西藏政務的控制和管理,一方面將西藏政務委於頗羅鼐一人總理。當初將康濟鼐噶倫地位置於阿爾布巴之上,就是意欲以一人行政代替五噶倫。在西藏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五噶倫並立不利於西藏政務的處理,同時由於西藏曠遠,五噶倫的爭權奪利,更是將西藏拖入動亂泥潭的根源。相比之下,專任一人治藏,在行政體制上更趨於集權化,有利於清朝對西藏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雍正帝又作出了設立駐藏大臣這一意義重大的決定。雍正帝在西藏正式設立駐藏大臣辦事衙門,駐藏大臣分正、副二人,分駐前藏和後藏,協助頗羅鼐處理政務,並留清兵兩千駐守西藏。駐藏大臣是清朝政府的代表,是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聯繫的紐帶,這時的駐藏大臣主要是管理清軍、穩定政局,並協助地方政府處理政務。這與乾隆後期的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共管西藏政務制度不同,但卻是這一制度的開端。   
  通過達賴移居理塘、巴塘行政區的劃定,雍正帝一方面安定了人心,斷除了達賴和西藏共同為亂的隱患,明確了西藏地方的轄區範圍。在西藏迭經變亂後,雍正帝終於做出直接派遣常駐高級官員,建立辦事機構,駐守軍隊的果斷決定,從而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履政,進而密切了清朝與西藏的主屬關係,重新將西藏正式拉回到中原政權治下,也有利於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雍正帝在平叛後設置駐藏大臣,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這無疑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   
  擊準噶爾,劃西北界   
  清朝初年,居住在天山以北的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強盛起來,首領噶爾丹自稱可汗,吞併四鄰,橫掃漠北,並公然向康熙帝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意欲分庭抗禮。   
  康熙帝為消除噶爾丹之患,曾多次御駕親征,雖平息了噶爾丹之亂,但是仍然沒能遏制住準噶爾部的野心。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一直是個野心勃勃的大部族。要說明準噶爾的來歷,有必要回溯一下該部的歷史。元朝亡後,蒙古分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和厄魯特四衛拉蒙古。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是成吉思汗後裔;厄魯特四衛拉蒙古則居於西域,乃是元朝脫歡太師及明也先(蒙文稱額森)瓦剌可汗的後裔。厄魯特四衛拉蒙古這一部分為四大部,綽羅斯特居於伊犁,杜爾伯特居於額爾齊斯河岸,土爾扈特居於塔爾巴哈台,和碩特居於烏魯木齊。明末清初,和碩特固始汗統一了四大部,並奪取西藏,臣服於清。康熙帝執政期間,綽羅斯特渾台吉死,其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河拉布坦立;僧格之弟噶爾丹作亂,殺侄自立,自稱準噶爾汗。噶爾丹自稱準噶爾汗時,綽羅斯特部始稱準噶爾部。噶爾丹被平後,準噶爾部即落入索諾木拉布坦之弟策妄阿拉布坦掌握。   
  策妄阿拉布坦的權利慾不次於其叔噶爾丹,他無視清廷的存在,侵襲鄰境,吞併弱小,禍亂西域,使準噶爾部成為西域安定的最大威脅。雍正二年(1724年),羅卜藏丹津兵敗逃往準噶爾,為策妄阿拉布坦所接納。清政府遣使索取羅卜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拒不奉詔,但也不敢侵犯邊境,一時呈相峙狀態。清政府遂在哈密、巴裡坤、吐魯番及布隆吉河等地各留戍兵駐防。   
  早在清兵入藏平定阿爾布巴反叛之前,雍正帝一直對出兵與否難於決斷,不得已而採取了曖昧態度。用他的話說:「西藏、諄噶兒(準噶爾)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諸國,四十八旗、西海、哈兒咯(喀爾喀)等眾蒙古人心繫焉,雖在數千里之外而實為肘腋之患。諄噶兒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貳。此二處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所以聖祖明見事之始末利害,立意滅取諄噶兒、安定西藏者,聖知卓見,不得已必應舉者也。」   
  雍正帝對討伐準噶爾的重要性認識充分,認為準噶爾的問題與西藏緊密相連,準噶爾平定了,西藏也就安定;準噶爾不安定,西藏就不會安定;西藏不安定,蒙古、青海也會連帶出問題。這些地區是國家的隱患,與社稷民生休戚相關,所以必須借噶倫阿爾布巴事件,討伐準噶爾。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襲父職。此時,雍正帝實行的各項改革已初見成效,政局穩定,財力充足,也確有條件出兵了。雍正帝以為這是有利之機,決定用兵征討準噶爾部。   
  雍正帝開始籌劃用兵事宜,只同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岳鍾琪等極少數人密商,因事關錢糧,戶部尚書蔣廷錫時或參與商討此事。雍正帝取得了他們的支持,決定兵馬糧餉屯守進取的方略。   
  雍正帝備戰首先重視的是軍士的挑選和訓練。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帝密令河南、山東、山西三省督撫,在步兵內各揀選兩千人,他們不必擅長弓馬,但要能放鳥槍。預計第二年秋冬時差遣,為期約二十個月,並要三省督撫妥善安排應選兵丁的行裝和安家費用。   
  作為蒙古遊牧民族,準噶爾人長於騎術,騎兵精良,作戰速度迅捷,行動靈活。雍正帝懂得清兵要與準噶爾爭長,也必須要有強大的騎兵裝備。但西域曠遠,戈壁荒灘阻隔,自然環境惡劣,交通運輸不便,軍需糧草的供給就是個大問題。針對這一情況,雍正帝採納了岳鍾琪的車站方針:用長五尺、寬二尺的戰車,一人推輦,四人保護,即一車五人,五車一伍,伍五一乘,四乘一隊,十隊為一營,行軍時載軍糧軍衣,駐防時兼做營盤,戰場上衝鋒陷陣。   
  雍正七年(1729年)春夏之交,岳鍾琪密令四川松潘鎮總兵張元佐整飭馬步兵丁一千名,預備一切軍裝器械,聽候調遣。   
  經過兩年的準備,雍正帝命領侍衛內大臣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率兵32000餘人屯阿爾泰,出師北路;命川陝總督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率兵36000餘人屯巴裡坤,出師西路。西北兩路大軍於五月分途起程,雍正帝再征準噶爾部自此拉開了帷幕。   
  噶爾丹策零聞訊十分驚恐。這時,叛逃到準噶爾的羅卜藏丹津與其部屬想謀殺噶爾丹策零,事洩被殺,噶爾丹策零遂利用這一事件施緩兵之計,派遣特使赴京,聲稱已將羅卜藏丹津解送清廷,行至中途,因聽說清廷發兵,復回伊犁,「若天朝俯念愚昧,赦其已往,即將羅卜藏丹津解送。」雍正帝認為事情出現了轉機,噶爾丹策零可能會「一一聽命」,故於雍正八年五月決定「進兵之期暫緩一年」。他一面遣侍郎杭奕祿等往諭噶爾丹策零「請封號,所有屬下悉編旗分佐領」,一面召大將軍傅爾丹、岳鍾琪和參贊大臣陳泰、蘇圖回京議事,由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分管西、北兩路軍事。   
  噶爾丹策零當即乘岳鍾琪回京面承諭旨之際,進攻駐於科捨圖的清軍。科捨圖軍中無主將,由紀成斌、巴賽二人護理印務,分攝兩路軍事。紀成斌無備,噶爾丹策零乘虛大肆劫掠科捨圖牧場。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率兵二萬力戰,又得總兵張元佐來援,與噶爾丹策零血戰七晝夜,終於奪回大部分被擄駝馬。儘管如此,清兵損失仍很嚴重。   
  利捨圖遭襲,雍正帝對西路軍頗不信任,並及於岳鍾琪。岳鍾琪不久奏疏戰屯事宜,雍正帝不以為然。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命都統伊理布率兵2000往岳鍾琪部充為副將軍,開始對岳鍾琪實行挾制和監筧;五月,再派石雲倬為西路軍副將軍,進一步牽制岳鍾琪;又派滿人查郎阿署川陝總督,又專理西路後方軍需供應。到此為止,岳鍾琪的前軍和後路都被滿洲勢力包圍了。   
  九年(1731年)六月,噶爾丹策零探知西路軍牲畜缺乏,不能進擊,遣將率兵三萬進犯北路軍營。北路軍主帥傅爾丹聽信了敵方間諜的假情報,以為來人只有一千羸兵,遂令一萬餘人出戰,被敵軍誘到了和通綽爾,埋伏在此的兩萬多準噶爾騎兵傾巢而出,將傅爾丹的四千前鋒軍團團圍住。傅爾丹又派六千清兵支援,然而此時被圍清兵前鋒已潰,準噶爾軍轉過頭來便衝擊清軍大營,傅爾丹派索倫、科爾沁蒙古兵拒敵,科爾沁蒙古兵臨陣脫逃。此時虧得土默特蒙古兵英勇抵抗,準噶爾軍難當其鋒,被撕開一個缺口,但接下來的情況卻很糟糕,跟在蒙古兵後面的索倫兵見科爾沁兵跑了,土默特兵又消失在敵人陣中,以為蒙古兵敗,人心惶惶,大呼小叫,頓時軍心大亂,紛紛潰敗。在準噶爾軍圍擊之下,只逃出四千滿洲兵,回到了科布多。西路清軍至此已經軍心渙散,難於再戰了。   
  當傅爾丹失利於和通綽爾時,岳鍾琪請求督兵進攻烏魯木齊,以分敵勢。經雍正帝批准後,岳鍾琪由巴裡坤出發,越木壘,渡阿察,直抵額爾穆克河,分兵三路,進攻烏魯木齊。大獲全勝,殺敵甚眾,烏魯木齊附近敵人遂紛紛潰逃。   
  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噶爾丹策零侵擾哈密。當時岳鍾琪屯兵巴裡坤,因冬春積雪,不宜出戰,一直按兵未動,留意防守。得知準噶爾進攻哈密後,遂分兵截擊,並命石雲倬赴南山口等處切斷敵人後路。石雲倬對岳鍾琪的軍令不以為意,行軍遲緩,到達南山口時,被擊敗的準噶爾軍早已脫逃而去。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改組西路軍營統帥部,命查郎阿署理寧遠大將軍印務,調漢軍旗人、貴州巡撫張廣泗為副將軍,護軍統領阿思海為前鋒統領,管轄滿洲兵,侍郎武格為揚威將軍,統轄巴爾庫爾滿洲兵,副將軍劉世明統領巴爾庫爾綠旗兵,並命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   
  此時,噶爾丹策零親率大軍由北路大舉犯邊,振武將軍傅爾丹在烏孫珠勒迎戰,大敗而逃。準噶爾軍越過杭愛山,長驅直入,先後攻佔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喀爾喀等地,搶掠了喀爾喀策凌的子女及牲畜。策凌為和碩親王、額駙馬,聞報之後割發誓天,決定反擊。策凌親率二萬蒙古兵,半夜包圍毫無準備的準噶爾軍營,並會同順承郡王錫保夾攻敵人,揮軍斬殺敵人,敵人四處逃竄,被擊殺萬餘人。噶爾丹策零率殘部拚命逃跑,策凌緊追不放,並命人報知駐守拜達裡克城的綏遠將軍馬爾賽出兵截殺,誰料馬爾賽竟不出戰,擒獲噶爾丹策零的機會就這樣失去了。   
  戰爭勝利後,雍正帝大賞策凌,賜號超勇親王,授定邊左副將軍,屯兵科布多,經理軍務。雍正帝以貽誤軍機罪處斬馬爾賽、李軼於軍中,削傅爾丹公爵和官職,留軍營效力,又以錫保調遣失宜,怯懦畏葸,罷靖邊大將軍,派平郡王福彭為定邊大將軍。   
  噶爾丹策零大敗後,無力發動進攻,遂派人請和。雍正帝深感財政耗竭過甚,再打下去恐怕也無濟於事,於是決意議和。雍正十二年,派傅鼐、內閣學士阿克敦到準噶爾議和,並為喀爾喀蒙古與準噶爾蒙古劃分遊牧地,欲以阿爾泰山梁為分界線。策零要求以杭愛山為界,阿爾泰山為其牧地,後又派遣使者進京,改求以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為界。雍正帝命策凌與他商議,策凌同意以此為界,但要求準噶爾人不得越過阿爾泰山。雍正帝採納策凌意見,噶爾丹策零又不滿意,和談相持不決。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半年,鑒於雙方形勢有所緩和,雍正帝下令兩路撤兵,北路留蒙古兵、滿洲兵,築城於鄂爾昆河,屯田防秋;西路則用綠旗兵,駐哈密、巴裡坤。到乾隆四年(1739年),雙方幾經反覆,始達成協議,以阿爾泰山為界,準噶爾遊牧不得過界東,喀爾喀遊牧亦不得過界西,並答應雙方互市,允許噶爾丹策零派人進藏煎茶,但限制其人馬數量。   
  雍正帝此次用兵雖屢屢失敗,並且決策也有一定的失誤,然而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首先是扼制了準噶爾的發展壯大,使其不能干預喀爾喀、青海和碩特和西藏的事務;其次,震懾了噶爾丹策零,策零出兵喀爾喀,雖然勝利了,但最終退去,終不敢留在這裡,最後還得以阿爾泰山為界;第三,雍正帝在喀爾喀西北部設烏里雅蘇臺定邊左副將軍,轄治阿爾泰山東邊的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營造了科布多城,使喀爾喀人更加依賴於清朝政府,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車臣汗垂札卜請求給予俸祿,雍正帝欣然接受;第四,為乾隆時期最終解決準噶爾問題奠定了基礎。   
  清朝後期著名思想家魏源講到清朝經營西北、西藏問題時說,「聖祖墾之,世宗耨之,高宗獲之」,道出了康、雍、乾三代的各自貢獻,相當中肯。總之,雍正帝對西北邊疆的經營有其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一章 增強貿易,管理外交   
  增強貿易,管理外交   
  在對外政策上,雍正的改革是謹慎的。對於封建帝王來說,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證江山的穩固和人民的安定。而對外開放、對外開展貿易則容易導致社會動盪、民眾不安,不利於統治者的管理,為此,明朝的統治者和康熙朝以前的清帝都曾實行海禁,一度中斷了對外貿易往來。雍正帝即位後,審時度勢,斟酌再三,在一定範圍內解除了海禁,使得沿海民眾擺脫了流離失所的境遇,同時也增加了稅收,充盈了國庫。為了加強對外商的管理,雍正帝還制定了嚴格的外商管理措施,實行海關引水制度和稽查制度,同時逐步改善了與鄰國的外交關係。   
  商夷同制,鴉片禁行   
  雍正初年,清政府仍沿襲康熙末年的海禁政策,但是卻對廣州實行對外開放貿易的特殊政策。廣東歷來是外貿中心,明萬曆年間,代市舶司(掌管海外貿易的專司機構)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即有「廣東三十六行」之稱。   
  在對外貿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行商,又叫「洋商」、「官商」。行商是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行商在康熙年間組織公行,經過向政府申請,獲得允許後,負責對外商的貿易。雍正初年洋行名為「十三行」,「十三行」實際上並不只十三家,雍正王朝時就有四五十家,「十三行」作為當時中國惟一的對外貿易特區。朝廷對洋貨行商人的准入也作了嚴格的規定,必須是「身家殷實、貲財素裕」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十三行」,成為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   
  十三行被外國商人稱為清政府經營對外貿易的廣州制度,就貿易自由化來說,雖然有其壟斷保守的負面影響,但在當時中外商人彼此隔閡、語言不通以及外商不瞭解清政府管理對外貿易體制的情況下,廣州制度使行商成為中外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對於當時以廣州為中心市場的貿易全球化是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設置粵海關。粵海關的設立,標誌著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的市舶制度徹底結束。雍正年間,對外貿易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有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裡擁有通向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自清初第一次執行閉關政策後惟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   
  粵海關對外商船舶的管制也較市舶更為嚴格,且內容具體詳盡。凡外商船舶到粵,先泊澳門,經批准方許入海口,至虎門,經海關檢查,按例繳稅後,方可入黃埔泊位。同時規定對進出港外國商船實施「引水」(領港)制度,這是粵海關貫徹自主貿易的重要表現。雍正帝規定所有到達廣州的外國商船,一律令在黃埔停泊,後因距省城太近,於雍正十年(1732年)改在澳門停泊。對於船隻所帶炮位,由中國官方起卸保存,離去時始行發還;船到後,都由中國派兵看守,只許外商與中國的行商貿易,其水手只能在船上等候;外商將貨單交給行商,一切進出口報關運輸事宜,皆由行商包辦;由粵海關有關人員進行徵稅和查貨;與外商貿易無關的所有中國人,一律不許進入外商船隻;來自各國的船隊,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後,外商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月乘季風回歸。   
  除廣州之外,澳門也是當時清政府對外貿易的一個聚集地。因此,雍正帝對澳門的外商也進行了嚴格管理。康熙末年,康熙帝禁止中國人到南洋進行貿易,於是,居住澳門的西洋人把握住了做生意的機會,他們逐年添置船隻,擴大交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澳門的洋船已達二十五隻,居住西洋男女三千五百多人,清政府深感有必要加強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規定,澳門西洋人的船舶只限於現有的25只,不准再添造,防止其擴大貿易、招引西洋人來澳居住;無故來澳門的洋人,令其隨船離去,不許在當地居住;在澳門的西洋人要遵守清朝法令並向粵海關交納賦稅;清政府還在澳門設有駐軍,又在澳門通往內地的交通要道設立城池關卡,由都司、守備帶領兵丁駐防,四面安設炮台,不許西洋人隨便進入內地;雍正九年(1731年),於澳門前山寨設立縣丞衙門。這些都是雍正年間清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具體表現。   
  為使稅制規範化,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制定關稅稅則《比例稅冊》。貨分四大類:布匹織品、食物、器皿和雜貨。進出口關稅大體和前代類同,屬低稅政策。稅則雖粗糙,但大致勾畫了關稅稅則的輪廓,這也是超過歷代市舶管理的地方。   
  在雍正帝執政期間,管理外商的官員往往大肆貪污。雍正三年(1725年),廣州巡撫楊文乾在行商中設立行頭,專用其中的六家壟斷與外商的貿易,並代替粵海關徵收關稅。關稅是清王朝重要的賦稅來源,為保證清廷的財政收入,清政府還規定了粵海關的關稅徵收定額和超額指標。當兩廣總督孔毓殉、廣東藩司常賚珣揭露楊文乾貪贓時,雍正帝很不以為然,大加保護。可是,後來的結果表明,楊文乾的確有貪污的行為。他在粵海關每年額定稅四萬兩之外,又以溢耗名義,多得十一萬兩。此外,還向行商勒索錢財,行商須按接洽的商船大小,包送楊文乾一萬、八千、六千或三千兩數額不等的銀子。對待貪官,雍正帝一向從嚴治罪,但惟獨對楊文乾,雍正帝認為貪點無妨,他還站在楊文乾的立場上,為他說話,以為這些事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而名實兼收。   
  雍正帝在管理外商上,處處以國體為重。而官吏借外商而獲暴利,也是有失國體的行為。可見,雍正帝在處理楊文乾這件事上,是有失考慮的。   
  雍正帝嚴格外商管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禁止鴉片貿易。鴉片的吸食在明末就已傳入我國,但由於當時價格昂貴,嘗試者人數極為有限。18世紀20年代,英國殖民主義者找到了一條發財之路,那就是向中國走私鴉片。當時的皇室認定西方貨物包含著誘惑,因而採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措施包括禁止以貨易貨的實施。當時的官員們卻隨心所欲地認可允許進口的貨物,且規定出口必須換回金銀。由於英國人非常喜歡中國的茶葉,商人們必須用現銀購買茶葉,在交易過程中會導致巨額逆差,而內地市場嚴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貿易額不足以彌補這個逆差。為了彌補這種逆差的商人們很快發現,官員們從不禁止進口鴉片。產於印度的鴉片有暴利可圖,官員們特別需要它來發財。中國雖然已經盛產罌粟,但國產鴉片質量卻無法與印度鴉片相比,何況國產鴉片遠不能滿足需求。正是這種廣泛的需求助長了鴉片貿易的擴展勢頭。   
  雍正帝敏銳地意識到鴉片的侵入禍國殃民,於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禁止鴉片貿易,對於從事鴉片貿易的人進行嚴厲處罰,處罰包括100軍棍、三個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處死。雍正帝禁止鴉片貿易,官員們都能較認真地執行。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國全身心致力於查處鴉片貿易,同年,他在商戶陳遠家中查獲鴉片三十三斤,擬以枷號充軍之罪,陳遠申冤,說這是藥用鴉片,不是鴉片煙,經巡撫劉世明交藥店鑒別,確係醫藥用品,尚未製成毒煙,因此將陳遠釋放,將鴉片貯存藩庫。通過這個案子,也可看出當時吸食者極少,所以連巡撫等人也無法識別鴉片煙為何物。   
  雍正帝在對外貿易的管理中,充分發揮了行商的重要作用,達到了以商制夷的目的,同時以官制商,官員通過徵收關稅協調管理貿易活動中的商人,同時也增加了財政收入。在限制外商的過程中,雍正帝所採取的某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意義。雍正帝對西洋人的活動非常警惕,極大地防止了侵略者和清政府內部一些腐敗分子的勾結,避免了社會動盪,保證了清朝統治的穩定。尤其嚴禁鴉片貿易更是很好地保護了國人,遏制了鴉片貿易蔓延的趨勢。所有這些措施既極大地促進了貿易的發展,同時也保證了清朝的安定。   
  廢弛海禁,對外開放   
  明朝時期,鑒於東南沿海倭患日益嚴重,為了更好地管制國民,明代曾長期實行「片板不許入海,寸貨不許入蕃」的海禁政策。清政府出於維護自己統治的需要,在初年實行了比明代更為嚴厲的海禁制度。   
  清廷正式全面推行海禁,是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當時的規定是:「海船除給有執照,許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兩桅以上大船,將違禁貨物出洋販往番國,並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圖利賣與番國,或將大船賃與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貨物者,皆交刑部分別治罪。」次年,又令沿海各省督撫申飭所轄文武官員「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並「不許片帆入口」,一度幾乎完全斷絕中外正常貿易往來,同時頒布了「遷海令」,在沿海製造無人區。   
  清初的海禁,特別是強迫遷海製造無人區的政策不僅妨礙了正常的海外貿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引發出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政府的稅收,因此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康熙帝親政以後,在沿海地區設置界柵,嚴禁人民「透越」,違者處死的規定在一些地方實際已有所鬆動,有的地方逐漸「開邊」、「展界」,允許內徙人民回鄉復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灣,東南各省疆吏乘機請開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以開海禁既「於閩粵邊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閩粵兵餉,以免腹地省分轉輸協濟之勞」,下令准許人們出海貿易。次年(1685年)宣佈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和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並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宜,從此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特別是和東南亞諸國往來貿易頻繁。但是不久,清政府發現,每年出海船隻千餘艘,「回來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終決定停止南洋貿易,不許人民繼續前往,此即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雖然允許中國商人到日本經商,即所謂「內地商船,東洋行走猶可」,還明確規定「至於外國商船,聽其自來」,不在禁止之內。   
  第二次海禁之後,沿海一部分出洋貿易的人失掉了往日的職業,無法生存。對於這一點,廣東、福建官員看得很清楚。雍正帝剛剛登基不久,兩廣總督孔毓珣上奏建議取消禁令,允許商人出海貿易。雍正帝交廷臣討論,隆科多堅決反對。雍正帝認為雙方的觀點都有道理,沒有決定。雍正二年,再次討論,廷議結論是仍然實行禁令,雍正帝此時也產生了傾向性於海禁的意見,他從封建統治者傳統的「重農抑末」的思想出發,錯誤地認為,解除出海禁令雖然可以解決部分人的衣食問題,卻不利發展農業和社會的穩定,他特別擔心居留海外的民眾歸來後會懷有不軌之心策動反叛。因此,他對孔毓珣說:「料理地方一切事宜,當於遠大處熟籌深計,凡出一令舉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無害方好,不可只顧目前小利,對將來有害。」又說:「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秋季遭遇大災,四年春天時青黃不接,各地出現搶劫米店等民眾運動,福建人民要求降低米價,巡撫毛文銓不允,憤怒的群眾打破巡撫轅門、砸爛了巡捕官的轎子。邵武府建寧、汀州、上杭等地都出現搶米、衝擊衙門、罷市等嚴重事件。四年,閩浙總督高其倬上奏,他認為福建地窄人稠,百姓無田可耕,以致很多人成為盜賊,要想彌盜,最好為他們籌劃謀生之路。開海禁,允許人民出海進行貿易,不失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個方法。海禁一開,富者為船主、商人,貧者當頭舵、水手,一艘船就可解決近百人的生路。有的人反對說:運米出口,中國糧食將更短缺。高其倬反駁說:怕開禁大米出口,食糧越發不夠,其實外洋產米地方甚多,糧食不會成為大宗出口物品。還有的人說:中國船隻出海,船隻多賣給了外國人。高其倬又反駁:外國人的船隻既大又先進,而中國的船隻小,外國人得了也沒有用。同年,福建巡撫毛文銓也上奏提出:「往年開洋之時,洋船到廈甚多,各省商客無不來廈貿易,稅課充溢」,「自禁海以來,稅課幾乎無收」,他建議開放海禁。   
  在沿海官員的一再請求之下,在沿海各地民變動亂的形勢下,雍正帝經過反覆權衡,於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原則上同意了解除海禁的建議,命內閣把康熙年間辦理外洋事務的成案編成《海洋事宜》發給高其倬,讓高其倬與福建巡撫常賚、廣東巡撫楊文乾會商辦法。   
  高其倬、常賚、楊文乾三人經過商議,首先向雍正帝提出了出海人的回歸問題。由於過去出海船隻中,多數人都不回歸。現在留在菲律賓的已有數千人,留在爪哇的已有幾萬人。因此,他們認為留居問題的解決,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國,所以開海禁著重考慮如何使出海的人員按時歸來。對此,他們提出兩項辦法。一是讓保甲出具擔保、地方官嚴格登記、同行的船隻互保、回歸時嚴格檢查人數、有不歸者治家屬和具保人之罪。二是指定出海地點,指定地點歸國,統一清點人數,辦理出海手續。   
  雍正帝認為,他們三人的最終目的是讓出海之人一定回來。而他自己則認為久離鄉井之人回來後,可能會影響地方治安。於是,他命他們再次商議。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賚、楊文乾三人會奏,堅持上年原議。雍正帝十分生氣,說他們膠執謬見,「惟恐內地人外出,設為種種嚴切科條,殊屬可笑,朕實不解。」最後,雍正帝說了自己的辦法,即規定出洋期限,對於逾期不歸的人,就認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憐憫,不許再回國,這樣就使那些想回來的人不敢滯留於外了。雍正帝把外出者的按期歸來與逾限歸來兩個問題綜合考慮,不像高其倬等主要考慮前一問題。   
  經過與閩、粵督撫和朝中一些大臣反覆商議,到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有司制定出出海貿易規則,大體內容是:一、船隻的出口與入口都應按規定期限辦理,出口船隻於每年四月提出申請,進口船隻於九月造報。二、對出口糧食作出嚴格限制,中等船隻可帶一二百石,大船只能帶三百石出海,不許多運。三、其他物品和商品運出多少,要登記清楚,不能任意運出。四、出海擔保,簽署具結,指定地點仍如初議。五、出口貨物要有所限制。如炮械、軍器、火藥、硝磺外,還有大米、豆麥以及紅黃色的綢緞等都不許出口。到雍正九年(1731年)又規定,鐵器也不准出口。   
  海禁開放之初,雍正帝嚴格執行出海貿易規則。五年十一月,高其倬上奏:水手手皮粗厚,羅紋不明,難於取得印結;船上的人出海,死亡率極高,所以具結人都不願擔保;出海人找不到具結人,船隻只好停泊在口岸,數月出不去,從而導致民變發生。高其倬請求雍正帝在具結方面加以變通,雍正帝不予批准,他下旨說,立法必行,不得變通,如果有人不遵守,採取強壓手段。   
  在雍正帝正式同意開放海禁之後,福建第一個取消了禁令,允許人們出海進行貿易。隨後,廣東也宣佈開禁。從雍正五年冬到六年秋,從廈門出口的福建商船共有21只,雍正六年七月底以前返回的商船有12只,載回大米11000多石,還載回燕窩、海參、蘇木、牛皮等物。   
  雍正七年(1729年),浙江總督李衛也申請開放浙江海禁,他說廣東、福建允許開禁了,與福建相臨的浙江,也受到影響,人民不得出海,也會有意見,甚或冒險違律出海,必出事端,既然出海於人民於國家有益無害,也請浙江照閩粵一體貿易。李衛的請求也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自此,東南廣東、福建、浙江各省開禁,民人可以出海進行貿易了。   
  在廢弛海禁問題上,儘管雍正帝有嚴格的限制條件,但畢竟是開了海禁。與康熙朝的海禁相比,在對外關係和對外貿易上前進了一步,是一項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明智行動。首先,擴大了民人謀生的手段,不僅解決了沿海各地缺糧的困難,也活躍了國內的經濟,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其次,有利於同南洋諸國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維持了中國同東南亞諸國的友好關係。   
  清朝是以少數民族君臨全國,「每以漢人為難治」,因此清政府最初實行了海禁。對於開放海禁,雍正帝當然也有不安和疑慮,相對來說,他還是能夠審時度勢,站在經濟發展、人民安樂的角度上全盤考慮問題的,體現出銳意進取的改革家的胸懷和氣魄。   
  穩定東南,友好往來   
  當東南省份開放後,清政府與東南亞諸國的交往日益頻繁,關係也更加友好,如當時的中越關係、中泰關係,以及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的關係都非常友好。   
  越南(也稱安南、交祉)是在中國宋朝時期獨立的,北宋神宗年間,越南曾經侵犯過當時中國的東南丘陵地區(現在的廣西一帶),遭受北宋的還擊,雙方展開了拉鋸戰,戰爭中雙方的傷亡都很大,戰鬥最後以越南向北宋臣服為條件而撤軍。元朝時期,元軍兩次進攻越南,都以失敗告終。元末明初,越南乘中國內亂,越過邊界二百餘里,佔領中國的祿州(今越南祿平縣)和西平州(今越南諒山),將國界從現越南諒山西南的鬼門關推進到今天的鎮南關(友誼關)附近,越南還佔領中國廣西思明府所屬的六縣(今越南脫浪縣等沿線中越邊界各縣)。明朝時期,越南趁中國從越南撤軍,還佔領中國雲南的寧遠州(今越南萊州及萊州以北地區)。明朝時期兩國的戰爭白熱化,雙方征戰長達29年。明朝後期,越南發生內亂,內亂的一方安南王將廣東的六峒地區(現廣西北侖河以北一直到廣西的江平)還給中國,在雲南方面,將蝴蝶、普園(中國雲南麻栗坡以北)歸還中國。   
  順治十七年(1660年),越南國王黎維棋曾遣使「奉表貢方物」。康熙五年(1666年),清王朝派遣內國史院侍讀學士程芳朝為冊封正使、禮部郎中張易賁為副使到越南冊封黎維禧為安南王,並賜鍍金駝紐銀印,此後越南三年一貢,通商互市,雙方關係比較密切。雍正九年(1731年),安南國王黎維祹死,次年,其子黎維祐遣使到清廷告哀。雍正十一年,清廷賜恤已故安南王祭文、銀、絹,並遣使冊封黎維祐為安南國王。   
  中國和越南的民間海上貿易,在明朝初年已不乏記載。十六世紀後半期,由於中國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廣南的發福地方,形成了一個專為中國貿易而設的市場,十七至十八世紀,這裡成為印度支那的一個商業中心。在雍正王朝時期,中越之間除了保持三年一貢的朝貢貿易外,民間貿易也很頻繁。從廣西龍州到越南的牧馬庸、驅驢庸,從雲南開化府的馬白關進入越南,以及從廣東的欽州到越南的江坪、芒街,兩國間都開展了良好的民間貿易。當然,這些都是小宗貿易。中國出口商品主要是布匹、綢緞、紙張、缸碗、煙、茶、藥材、瓷器和銅器等;進口商品有大米、檳榔、胡椒、燕窩、香料、籐黃、牛角以及黃金等。   
  雖然中越之間的貿易關係比較融洽,保持著友好往來,但關於領土的糾紛卻不斷發生。清朝初期,雲南建水縣外六猛(今中國的金平縣、越南的封土縣一直到越南萊州以北的地區)內附,也就是將雲南的寧遠州還給中國。康熙年間又發生了雲南開化府的牛羊、蝴蝶、普園三處糾紛,雍正帝睿智地處理了這一問題。   
  中國與泰國從古代開始就有友好交往,從未發生過戰爭和重大的武裝衝突。根據史書記載,早在西漢時,中國航船就到過泰國。阿瑜陀耶王朝即暹羅王朝統一泰國的時期是中泰關係史往來最為頻繁的時期。雍正年間,廣東澄海縣華富鄉人鄭鏞到泰國大城謀生,與暹女洛央結婚,生子鄭昭。鄭鏞死後,鄭昭被暹羅大臣昭彼耶郴克裡收為義子,長大時當御前侍衛,後擢升噠府太守。1764年,當暹羅國家遭受緬甸封建王朝軍隊侵略的時候,鄭昭率領暹羅軍民和華僑共同艱苦奮戰,至1767年趕走侵略軍,被擁戴為暹羅國王,建立吞武裡王朝。暹羅國王與清政府一直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在中泰友誼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章。   
  雍正時期,泰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夥伴是清政府。泰國的大米、香料等商品大量運至今北京一帶,雍正帝發佈了免除進口大米稅賦的上諭,並允許中國的生絲、瓷器等物,由泰國商人盡情選購,甚至於弓箭、紅銅、馬匹等禁品雍正帝也同意讓泰國的部分商人選購。民間對泰國的貿易量也很大,廣州、海南、汕頭、廈門、寧波、上海等地的商船去往泰國的,每年達幾十艘。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諸國也長期維持著友好關係。但是,自十六世紀起,這些國家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殖民主義者紛紛東來,這些國家相繼淪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殖民地。到雍正初年,這些國家已基本上斷絕了和中國的來往。但是,長期形成的經濟聯繫,卻不是殖民主義者所能阻止的。中國絲綢不僅為菲律賓人喜愛,而且通過菲律賓,遠銷到墨西哥,受到墨西哥人廣泛的歡迎。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民間貿易有增無減。在雍正五年(1727年)開放東南諸省後,中國和這些國家的民間貿易更加活躍,僅往菲律賓馬尼拉的中國民間商船,每年就達四五十艘,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珠寶和漆器等,商品到達馬尼拉後,西班牙商人成批收購,再經墨西哥轉口歐洲。與此同時,大批華人也移居這些國家,去印尼雅加達(時稱巴達維亞)的華人已過萬數,移居馬六甲的華人也有兩萬餘人,菲律賓的華人更達三四萬人之多。   
  雍正年間,中國與東南亞能保持友好往來關係,與雍正帝取消海禁、實行開放政策是密切相關的。當今東南亞、南洋諸國的華人眾多,與雍正朝的政策也有很大關係。大量華人移居這些國家,不僅改變了這些國家的人口結構,在這些國家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混合文化,同時也促進了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的繁榮,促進了中國和這些國家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中俄交涉,促進貿易   
  中國與俄羅斯最早的比較重要的接觸,應該是康熙年間的「雅克薩之戰」,這場戰爭最終以簽訂《尼布楚條約》告終。《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俄雙方通過和平談判而簽訂的邊界條約。   
  沙皇俄國早先並不和我國接壤。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沙俄才形成一個統一的封建農奴制國家。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沙俄派遣侵略軍,越過歐、亞兩洲交界的烏拉爾山,向亞洲擴張,將西伯利亞併入俄國版圖,從此便開始了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軍越過外興安嶺(俄語斯塔諾夫山脈,位於黑龍江以北),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燒燬村莊,殺掠人口,搶奪糧食和貂皮。他們在強佔中國領土尼布楚後,又於1650年侵佔了雅克薩。在邊疆人民奮起抵抗下,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復了雅克薩,並多次敦促沙俄進行談判,可是俄方卻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命清軍分水陸兩路圍攻雅克薩,在凌厲的攻勢面前,侵略軍被迫投降,答應撤退,但當清軍一離開,侵略軍又偷偷開進雅克薩城重建據點。次年,清軍再次圍攻雅克薩城,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侵略軍頭子托爾布津被擊斃,俄軍傷亡慘重,雅克薩城指日可下。當時,由於沙俄在西方同波蘭為爭奪烏克蘭進行了多年戰爭,和土耳其、瑞典的關係也很緊張;國內人民不斷起義,兵疲財乏,困難重重,沒有力量再派兵到遠離歐洲的黑龍江流域大規模作戰。沙俄政府為了緩和遠東方面的緊張局勢,確定了暫時避免同中國發生武裝衝突,設法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謀取商業利益的方針。所以,當它在雅克薩一帶受到沉重打擊後,一批俄國信使由文紐科夫和法沃羅夫率領,從莫斯科出發,星夜奔馳,於1686年11月來到北京,遞送沙皇給康熙帝的書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薩,等待戈洛文使團到達,進行談判。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清政府全權代表索額圖與沙俄代表戈洛文在中國尼布楚城進行了正式談判,於9月7日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規定兩國人民凡持有護照者,准許貿易往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根據這個原則,進一步規定:俄國商人每隔四年來北京通商一次。但是,沙俄卻一再違反這個規定,據統計,自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七年的22年間,俄國商隊到中國貿易就多達10次,每次商隊人數都超過規定的200人,有時甚至達800人。而且,有些私商並沒有合格證書,他們或者在西伯利亞的地方官那裡弄一張通行證,或者偽造證書,偷偷地來中國境內進行貿易。   
  俄國一方面積極通商,一方面對中國提出的劃定兩國北部邊界的建議卻遲遲不予答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敦促沙俄派使談判,指責沙皇為議定中俄喀爾喀蒙古地區邊界事,行文沙皇十餘年,至今未給答覆;在此期間,沙俄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引誘中國邊民,製造叛逃事件,同時支持準噶爾部叛亂。噶爾丹幾乎年年派使者前往俄國,乞求軍事援助,沙皇給予鼓勵和支持。噶爾丹更加大膽地在廣闊的草原上採取軍事行動,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喀爾喀蒙古。有鑒於此,清政府決定: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起,拒絕俄國商隊入境,斷絕中俄貿易。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沙皇和他的寵臣們獲得了巨額的利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沙皇直接組織的一個龐大的商隊,在北京以價值1000盧布的俄國貨物換來中國貨物,在莫斯科以6000盧布出售,一轉手間,獲得巨利。   
  在康熙帝拒絕貿易後,沙皇在經濟上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為了恢復中俄貿易,沙皇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特使伊茲瑪依洛夫來北京洽談。康熙五十九年,伊茲瑪依洛夫抵達北京,在北京的三個月期間,康熙帝先後接見他十餘次,康熙帝進一步提出了中俄邊界談判、交還逃到俄國的700名蒙古人等事情。依茲瑪依洛夫答應回國與沙皇稟報中俄邊界談判事宜,把索還逃人問題當即通知了俄國邊境長官,康熙帝也同意了恢復中俄貿易。事隔不久,康熙帝得知沙俄與準噶爾部往返密切,質問來華的商隊頭目郎克,郎克拒不答覆,康熙帝再次中斷了雙方的貿易關係。   
  雍正帝即位後,繼續執行康熙帝的拒絕對俄貿易的政策,拒絕同沙俄進行貿易往來。雍正元年(1723年),有一部分被清軍追剿的準噶爾叛亂分子逃亡俄國,清朝政府要求俄國交回逃人,未獲結果。為了恢復貿易,俄方任命郎克為俄方代表於雍正二年(1724年)同清政府商談中俄貿易問題。雍正帝派一等公、都統鄂倫岱、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前往中俄邊界,會見駐色楞格斯克(地名)負責對華事務俄國官員郎克,中方代表繼續要求俄國政府交回逃人,俄方代表不允,結果中方代表也拒絕了中俄貿易開通的請求。三年(1725年),沙皇彼得一世病死,他的妻子葉卡捷林娜一世繼位,她決定借自己即位和祝賀雍正帝登基的名義,向清政府派出正使薩瓦?務拉的思拉維赤伯爵,與中國談判兩國貿易和劃界問題。   
  薩瓦是俄國外交界和商界老手,在他出發之前,俄國外交部交給他45條訓令,商業部給他20條訓令,還有一些「秘密條款」。其使命包括:恢復商業貿易;與中方劃界,但一定不把戰略和經濟要地劃給中國;使沙俄主教在中國北京站住腳跟;探知中國軍事實力等。   
  雍正帝在得到俄國遣使通知後,於四年(1726年)正月命原理藩院尚書舅舅隆科多在察視阿爾泰山後,往喀爾喀蒙古邊境查看疆界,等候與俄國使臣談判。四年(1726年)夏,雙方代表在恰克圖會面,俄方代表薩瓦提出有祝賀清朝皇帝登基的使命,要求前往北京,中國代表允行。同年十月初八日,薩瓦經張家口到達北京,雍正帝命吏部尚書察畢那等與薩瓦會談。   
  中俄雙方在京談判30餘次,歷經半年之久,終於在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1727年4月1日)達成十條協議,接觸了邊界、商務、設立教堂等重要問題,但規定最終協議到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簽訂。同年六月,薩瓦到達布拉河,隆科多、策凌、四格、圖理琛與之繼續談判,清政府要求先劃定國界,後商談其他有關事項,沙俄堅持先商談其他事項,不考慮劃界問題,未獲協議。此時恰逢隆科多因私藏玉牒底本之事被揭發,雍正帝不顧中俄談判的重大關係,竟把他從談判桌上撤回治罪。策凌、四格、圖理琛繼續談判,最後清政府讓步,同意中俄國界由兩國代表在邊境商談劃定,原則上應先給俄國以貿易和宗教方面的權利。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爾河畔簽訂《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中俄在喀爾喀地區的疆界,俄國獲得了大片領土主權。隨後,中俄代表繼續談判,於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代表在恰克圖正式簽訂了《中俄恰克圖條約》。條約共有十一條,其基本內容是:邊界方面,中俄中段邊界照《布連斯奇條約》的規定:以恰克圖和鄂爾懷圖山之間的第一個鄂博(「鄂博」俗稱「敖包」,是「堆子」的意思。鄂博被一些少數民族視為保護神,系用5~6米長的松木桿子圍成)作為兩國邊界起點,東自額爾古納河(p239圖中「額爾古訥河」),西至沙畢納依嶺(即沙賓達巴哈)為界線,以南歸中國,以北歸俄國。貿易方面,俄商每三年來北京一次,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人,中國不收賦稅,同時允許俄商在兩國交界處進行零星貿易,這是後來中俄恰克圖互市的由來。宗教方面,東正教教士在華的居住權從此得以確立,除原住北京的東正教教士一人外,准許補遣教士三人,同時接受六名俄國學生來京學習滿、漢文。   
  對於雍正時期簽訂的《恰克圖條約》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應該從歷史角度出發,全面地進行分析。首先,條約簽訂後,兩國在語言文字、宗教、醫學、手工工藝、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交流都取得了重要進展,貿易呈現出了異常繁榮的景象。其次,《恰克圖條約》使俄國得到了領土,對俄國進一步侵佔蒙古地區的野心起到了一定的遏製作用。但由於清政府一再讓步,沙俄除將17世紀中葉以後侵佔的中國蒙古地區劃入俄國版圖外,還通過劃界佔取了貝加爾湖一帶和唐努烏梁海以北伊聶謝河(今葉尼塞河)上游地區大片中國領土。該約所涉及的邊界現大部分成為俄蒙邊界。再次,在貿易方面,俄國也取得了很大的利益,如1760年俄國從恰克圖收的關稅已佔俄國全國關稅收入的24%,1775年則佔其總關稅的38.5%,從而增強了沙俄的侵略實力。最後,從外交角度看,《恰克圖條約》是在中俄兩國平等談判的基礎上締結的,雙方各有所獲,但得失有所不同。中國得以劃定了北部邊界,減輕了後顧之憂,但不得不在貿易、宗教等方面對俄作出重大讓步;俄國達到了擴大對華通商、傳教的目的,但又不得不承諾恪守邊界條約,履行諸如不收留越境人犯、秉公辦理邊境事宜等項規定。雙方在後來的交涉中,都經常援引條約進行辯駁,條約成了雙方都希望維護的共同「法律依據」,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雙邊關係,從而為中俄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先決條件。        
第十二章 軍機要樞,行政改革   
  軍機要樞,行政改革   
  軍機處是雍正帝於雍正六年新設立的一個機構,當時清政府正在平定新疆、準噶爾的叛亂,為了更加及時有效地調用軍需物資,成立了「軍需房」,這就是軍機處的前身。叛亂平定後,軍需房保留下來並成為軍機處。儘管軍機處的設立是以雍正帝辦理軍機要務為契機的,但是軍機處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是清初滿族統治者由貴族分權向中央集權不斷演變的產物,是雍正帝向封建官僚集團發起的又一次進攻。軍機處的設立,加強了雍正帝對社會的統治,為迅速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經濟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初設軍機,有待完善   
  清朝初年,沿襲滿洲貴族議事的舊制,設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軍國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滿洲、蒙古都統俱為議政大臣,六部滿人尚書也參與會議,議政王大臣會議較前擴大。康熙帝親政後,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在宮內設置南書房,又名南齋,抽調自己親信的翰林官入房辦事,替他起草重要的上諭或傳達諭旨。這個機要班子的設立,實際上削弱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的權限,許多重大政務不再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許多重要的諭旨也不再交付內閣草擬。雍正帝登基後,為了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宮內設立了軍機處。軍機處取代了內閣、駕空了議政處,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首要樞廷,是輔助皇帝行使強權的有力工具,為政令的通暢順利執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關於軍機處的成立時間,史料上眾說紛紜,但它始於西北用兵之際是可以肯定的,確切時間當在雍正七年(1729年)對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用兵之時,由於議政王大臣都是世襲的貴族,沒有實際經驗,早已不熟悉軍國大事;又由於內閣在太和門外,離街市近,人員多,往返遞奏本章容易洩漏機密。所以,雍正帝下令把內閣中三四品以上人品端正、才思敏捷的大學士,由太和門外的內閣,調到隆宗門外(後又遷入隆宗門內靠北、乾清門外靠西的地方)來親承旨意,擬發諭旨。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公開向朝臣宣佈對西北用兵。六月,為辦理軍需,特派怡親王允祥、張廷玉、蔣廷錫主持其事,並為此發佈上諭:「兩路軍機,朕籌算者久矣。其軍需一應事宜,交與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為辦理」,開始正式建立軍機房。雍正八年(1730年),改名「辦理軍機事務處」,也即軍機處。   
  軍機處的地點,最初設在乾清門外,尋遷往門內,離雍正帝寢宮養心殿很近。據載,軍機處初創時只有幾間簡陋的木板房,乾隆初才改建為瓦房,但比起旁邊那些高大的殿閣,仍顯得很矮小,內部設置也很簡單。由於當初軍機處設置簡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人認為它是一個正式衙門。   
  軍機處的官職並不多,僅設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種職官。軍機大臣開始稱「辦理軍機大臣」,後來又改為「軍機處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簡稱「軍機大臣」,俗稱「大軍機」,雅稱「樞臣」。 軍機大臣是由皇帝從內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員中特旨挑選,或由軍機章京升任,也可由滿洲皇室親王選任,其名額沒有定數,人數的多少由皇帝一人決定。   
  從《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看,軍機大臣最初設了三人,即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後來逐漸增加,最多時達十一人。他們之間沒有隸屬關係,各自辦理皇帝交辦的機要事務,分別對皇帝一人負責。軍機大臣能文能武,出將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務,瞭解地方情況,又能指揮作戰,具有軍事經驗。如鄂爾泰出身進士,先後任佐領、廣西巡撫、雲貴廣西三省總督,雍正十年(1732年)任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進為軍機大臣。   
  軍機章京(滿語,意為「官」)是軍機大臣的下屬,俗稱「小軍機」,與「大軍機」相對。軍機章京也沒有定員,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等衙署中的中下級官員選任,負責公文收發及滿、漢、蒙古多種文字的翻譯等日常事務。   
  軍機處的官員沒有編製,簡放任免都在原單位,人數也視需要而定。軍機處要員能否入選,關鍵是看他們與皇帝的私人關係好壞。當時雍正帝最器重、最信任的軍機大臣除了與之關係密切的怡親王允祥外,還有大學士張廷玉、鄂爾泰、鑾儀使納親等,皇帝巡幸、謁陵、駐園時這些人無不跟隨其後。可見,雍正帝幾乎把軍機處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隨身物件,走到哪裡便帶到哪裡,說明軍機處在雍正帝心裡是十分重要的。   
  軍機處創建之初,既沒有正式衙門,也沒有印信。雍正十年(1732年)春天,雍正帝命大學士等議定軍機處印信,大學士等擬議印文為「辦理軍機印信」,經雍正帝批准,交禮部鑄造銀印。該印由內奏處保管,印匙則由領班軍機大臣隨身攜帶。另外還打製了鐫有「軍機處」三字的金牌,由值日章京佩帶。須用軍機處印信時,由值日章京憑金牌到內奏處領取印信,隨後,憑金牌向領班軍機大臣索取印匙,並在數人的監督下,才打開印匣取出印信。印信用完後,金牌要交給值班章京,印匙歸還領班軍機大臣,印信則要重新歸還內奏處。這一規章制度顯得有些繁瑣,但它的確是一套嚴密的管理模式。為了達到保密的目的,雍正帝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關於設立軍機處的理由,雍正帝曾對大學士說:「國家政治,皆皇考所遺。朕年尚壯,爾等大學士所應為之事,尚可勉為代理,爾等安樂怡養,心力無耗,得以延年益壽,是亦朕之惠也。」事實上,雍正帝倒不是怕辦事的人操心勞神,他建立軍機處是另有目的的。首先,雍正帝是從儲位之爭中衝殺出來的勝利者,雍正帝登基後,雖然對諸兄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懲治,但他們與官僚機構仍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議政處諸王大臣中仍可能有允等人的親信,雍正帝對此看得很透徹,但他又不能把所有的官僚機構統統推倒重來,如果那樣的話,就可能違背群情,不利於穩定。在經過反覆思考之後,雍正帝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建立一個由既有權柄又能服從他指揮的親信人員組成的新機構。其次,在即位之初,雍正帝雖然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但凡軍國大事,皆應集體討論定奪,最後由皇帝宣佈執行,雍正帝不可能隨心所欲獨斷專行地處理一些事。可見,雍正帝建立軍機處的目的是加強集權,達到百官隨之、一呼百應的效果。    
  軍機處設立之初,在各方面還不是很完善,從而使得一些目光短淺的人意識不到這個特殊機關的重要性。但在雍正帝心裡,軍機處並非臨時建立起來的小機構,而是從長遠利益出發而建立起來的重要機構。   
  事無大小,事必躬親   
  雍正帝在創建軍機處的同時,也明確了軍機處的主要工作職責。大致上可歸為三類,即不時應召商議軍機要務;面奉諭旨草擬文書;管理文書檔案。   
  不時召對商議軍機要務,是指參議國家各種政事事務,議題由雍正帝本人來決定,參議範圍很廣泛,有軍務、人事、典禮等等。讓軍機處參與議事,並不表示給了他們決定事務的職權,皇上只是通過參議向他們徵求意見,至於事情應如何決定,如何處理,諸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就無權過問或從中阻撓了。說得直白一些,當時的軍機處人員沒有固定職權,純屬顧問性質。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凌晨三時至五時,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就要進入值班房,早上,雍正帝召見他們。如果有緊急要務,也可能提前召見,甚至一日要接見多次。雍正初年,在軍機大臣中,張廷玉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寵臣之一,也是最忙碌的一位,有時一日召見多達十餘次,特別是在西北兩路用兵期間,入值自晨至暮,有時甚至要忙碌到一鼓、二鼓,直到鄂爾泰內召充任軍機大臣,張廷玉才稍微輕鬆一點。可見,勤政者並不是雍正帝一人。由於他們公務繁忙,雍正帝給了他們許多格外恩典,如每日入值的軍機大臣、章京飯食,都由膳房供給,滿漢章京散值後可以去方略館聚餐。這樣,他們就會更加盡心盡力地去做事。   
  在軍機處創辦初期,軍機處協助雍正帝辦理的頭等大事是西北兩路用兵。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劾副將軍石文焯縱敵,雍正帝命軍機大臣議奏。同年,西路軍大本營移駐穆壘,雍正帝選定六月初四日巳時啟行,於四月十三日命軍機大臣通知岳鍾琪:「將一應事宜預先留心備辦,但軍機切宜縝密,以防漏洩。」其他方面的軍政、八旗事務,往往也命軍機大臣辦理。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以山東登州是濱海重鎮,僅有六千兵丁駐防,不敷應對,命軍機大臣詳議是否需要增兵。由此可見,軍機處初創時的主要職責是在辦理戰爭、軍政和八旗事務上,體現了一個「軍」字。後來它已經將範圍擴大為所有機要政事了,連大學士、六部、九卿、督撫、將軍、提督、都統,甚至連學差、主考以及駐外使節的簡放都需要由軍機處開單請旨。   
  面奉諭旨草擬文書,這是軍機處的第二個工作職責,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職責。清代皇帝的詔令有數種,主要的是「旨」、「敕」、「上諭」三種。所謂旨,是指批答朝廷內外官員有關一般事務的題本的文書。所謂敕,是頒給各地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學政、總兵官、鈔關稅使的公文。這兩種公文原來均由內閣草擬,皇帝批准後發六科抄出,宣示有關衙門和官員執行,無多少機密可言。所謂上諭,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宣佈巡幸、謁陵、經筵、賑濟及侍郎、知府、總兵以上文武官員黜陟調補等事,也由內閣六科轉抄送發。這種上諭經手多人,幾乎無密可保,因此可稱為「明發上諭」。另外一種形式是 「告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不當者」,都屬於不便或不宜公開的內容。因此,在軍機處創建之後,這些事情由一名軍機大臣單獨面承皇上,擬寫公文,密封發出,稱「寄信上諭」。這種公文因不經內閣六科之手,而直接出自內廷,所以又稱廷寄。「寄信上諭」在雍正朝經張廷玉規劃,形成完備制度。凡發給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領隊大臣、總督、巡撫、學政的,叫「軍機大臣字寄」;凡發給鹽政、關差、布政使、按察使的,叫「軍機大臣傳諭」。字寄、傳諭封函表面都註明「某處某官開拆」,封口處鈐印軍機處印信後,交兵部捷報處發送,具體承擔遞送任務的是各地驛站。軍機處根據公文緊急程度,將遞送速度寫在函面,凡標「馬上飛遞」字樣的,皆要求日行三百里;遇到更緊急情況,則具體寫明行駛裡數,或四百里、五百里。   
  軍機處的第三個工作是為皇上管理文書檔案。官員的奏折,皇帝親自閱覽後,無論有朱批的還是沒有朱批的,都交給軍機處抄成副本,加以保存。雍正帝很重視軍機處文書檔案的管理工作,在軍機處內設立了清檔房、漢檔房,以分別管理滿、漢文的檔案。凡檔房收存的檔案都要逐件進行登記,名為「隨手登記檔」。凡經過皇帝朱批的奏折,由軍機大臣奏請另外繕寫一份,以備闕失;未經朱批的,以原折存案,每半月一包,按年月日順序歸檔。同時,軍機處還建立了定期清查軍機處檔案的制度,每次清查都建立有檔案清冊,並有折片數目、檔冊篇頁數目及清查檔案的記錄等。這種記錄工作全由軍機章京執筆,十分辛苦,他們所幹的工作頗類似於各部院吏員的活計。雍正帝之所以會這樣做,一是為了保存各種檔案,二是為了便於將來查尋各種資料。   
  軍機處官員的工作責任看似十分重大,其實沒有任何實權。在當時,所謂的「軍機處」實際上完全是雍正帝處理軍務的一個秘書班子。這個秘書班子的職責本來是由內閣、議政大臣完成的,雍正帝現在繞開了內閣和議政大臣,這樣,實際上就削弱、剝奪了內閣和議政大臣的權力。   
  惟賢與信,不問出身   
  雍正帝對軍機大臣的挑選標準與清朝末年的挑選標準根本不同。清末的軍機大臣地位顯赫,實為國家首相,握有軍政實權,如恭親王奕為軍機大臣最久,是清末權勢極重的首腦人物。而雍正朝的軍機大臣,所辦事務雖很重要,但本人卻無實際權力,僅僅是雍正帝的輔佐和推行集權統治的工具。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軍機處人員的具體情況———雍正帝曾先後任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鄂爾泰、馬爾賽,平郡王福彭,貴州提督哈元生,領侍衛內大臣馬蘭泰,兵部尚書性桂,內閣學士雙喜,理藩院侍郎班第,鑾儀使訥親,都統莽鵠立、豐盛額等為軍機大臣。又先後任命內閣侍讀學士舒赫德、蔣炳,兵部主事常鈞,庶吉士鄂容安,內閣中書柴潮生,翰林院張若靄等人為軍機章京。在軍機處人員中,允祥、張廷玉、蔣廷錫與雍正帝的關係就不必說了。   
  雍正朝的軍機處有一個規定,即不用親王入軍機,直至乾隆朝仍遵守這一成例。但惟獨怡親王允祥破例。在軍機處成立之初,允祥就被任為首席軍機大臣,雍正帝之所以任用他,是由允祥的性格決定的。   
  雍正帝即位後,一方面打擊政敵,一方面加緊培植發展自己的勢力。要培植自己的勢力,最好是在兄弟輩中找幾個對自己真心實意的阿哥。阿哥是皇子龍孫,所處的地位是其他大臣所無法比擬的,關鍵在於是否真心實意支持皇上。無奈境況淒涼,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等都是雍正帝的政敵,只有十三阿哥胤祥與之相交最厚。在爭奪皇位這場沒有硝煙的生死搏鬥中,胤祥始終堅定地站在四阿哥胤禛這邊,暗中幫助胤禛跟原太子黨、阿哥黨等政敵作殊死鬥爭。為此,他失寵於父皇,削爵圈禁,直到父皇去世前一直都生活在灰暗和痛苦之中。雍正帝上台之後,雲開日出,他被封為和碩怡親王,成為總理事務四大臣之一,最為皇兄雍正帝信賴。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又將總理戶部的大權交給他,並讓他主管錢糧奏銷的會考府事務。對於封建國家來說,掌管錢糧就是掌管實權。允祥沒有辜負皇兄期望,操縱財政大權,參與軍國大事,事事辦得井井有條。雍正七年(1729年),軍機處一成立,雍正帝就讓他充任首席軍機大臣。允祥的首要任務是為雍正帝傳旨,他以親王的身份替皇帝向百官傳達諭旨,這項任務極其重要,但歸根結底不過是個傳聲筒罷了。   
  在軍機處時間最久的軍機大臣要數張廷玉。他的性格和允祥的性格極為相似,他也是典型的只為雍正帝操勞具體事務,並無決策和施政大權。張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大學士張英的兒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進士,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雍正帝即位後,他先後做過禮部尚書、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後,他與鄂爾泰同為軍機大臣,曾先後纂《康熙帝》、《雍正帝實錄》,並充《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等總裁。   
  張廷玉在軍機處供職,不分白黑入值,常與雍正帝一道籌劃軍政大事,每日都要接受皇帝多次密諭和上呈多篇奏疏,忙著擬旨,替雍正帝看奏章、提意見。每次從軍機處走出至自己的公署,屬吏請求他指示和批閱文件的常達百餘人,一擁而上。他坐在轎子裡、入紫禁城騎馬,都要聽取匯報、處理事務,每天很晚回到家裡,草草用膳之後,趕快點起燈燭,繼續辦事,有時要干通宵,有時睡下想起某稿未妥,又得起來再改。雍正帝常說他「事務太多了,從早至晚,沒有片刻的閒空」。   
  張廷玉一生忙碌,都是在具體的事務堆中度過,而他自己卻沒有什麼思想,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雍正帝十分器重的大臣。因為雍正帝要的不是他的建樹,而是他的忠心不二,踏踏實實地完成皇帝交給的文字工作。   
  蔣廷錫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就擔任戶部尚書一職,協助允祥辦理財政問題,從那時起他就獲得了雍正帝的信任。馬爾賽曾被雍正帝任命為北路軍撫遠大將軍,早得眷寵。莽鵠立在雍正初年任長蘆鹽政時,受到雍正帝的賞識。哈元生在西南改土歸流行動中立有大功,雍正帝接見他時,曾解御衣以賜之,對其恩寵有加。訥親在雍正帝重病時,被任命為顧命大臣,由此可見雍正帝對他的信任之深。張若靄、鄂容安則分別為張廷玉、鄂爾泰之子。   
  由此看來,雍正帝所任命的這些軍機大臣,他們原來的官職相差懸殊,從正一品到從四品都有,這就表明,雍正帝在選拔軍機大臣時,官職不是必要的條件,而工作能力和與皇帝良好的私人關係才是最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雍正帝在用人一事上,既體現了「惟用親信」的思想,也體現了「不問出身,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人策略。同時,由這些親信負責軍國大事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即這些人絕對服從雍正帝,而又無政治野心、無權力慾望。作為軍機大臣,他們的職責多是從事議事、鑒述、傳達工作,雖有一定的權力,但卻主要是秉承雍正帝的旨意辦事,既沒有議政處的決議權,又沒有內閣的票擬權(票擬又稱為條旨,它是閣臣根據皇帝所示旨意草擬敕旨,或對各部門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見,供皇帝裁決參考,經批紅後頒示,因而具有相當的決策權力)。這樣一來,雍正帝就從最大限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   
  加強集權,提高效率   
  雍正帝設立的軍機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首先,軍機處是皇帝的集權工具。從明到清,廢除宰相制,皇權得到相應提高。清朝初年,多了一個「八爺議政制」,加上各旗旗主、管主都有一定實權,導致皇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因此為了加強集權,雍正帝設立了軍機處。正是看到軍機處能實現集權這一目的,所以雍正帝才進一步擴大其權力範圍,從而把自己推向了權力的金字塔頂峰。   
  其次,軍機處有高度的機密性。這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軍機處設在皇帝身邊,與朝臣百官相隔絕。 二是對印信管理極嚴。印信是機構的符號和象徵,是出門辦事的護身符和通行證。   
  還有,軍機處有很嚴格的紀律,雍正帝對軍機大臣的要求極為嚴格,要求他們時刻同自己保持聯繫,並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隨時應召入宮應付突發事件。軍機處像飄移的帳蓬一樣隨皇帝的行止而不斷改變,皇帝走到哪裡,軍機處就在哪裡。雍正帝每次議事,一般都是分批獨自會見一名軍機大臣,讓他們無拘無束地談自己對工作、對百官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觀色、去偽存真地選用人才。此外,軍機處要求所辦之事,不分大小,當日必須處理清楚,不許拖到來日,工作效率極高。   
  軍機處的設立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概括地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隨著軍機處的出現,整個國家的政治運作體制發生了巨大改變。由原來內閣承旨、六科封駁,公事用題本內閣承辦、私事用奏本直達御前的方式,改為皇帝親書諭旨或口授,軍機大臣承旨擬諭逕自廷寄各地的方式,使題本成為「例行公事」的具文,從而,原為王朝中樞的內閣成為有名無實的閒曹,大學士成為無公可辦的榮譽頭銜。   
  第二,削弱了當朝某些重要機構的職權。軍機大臣奉旨撰擬機要事務和西北用兵大事,這些工作本來是內閣票擬的內容。在軍機處成立以後,內閣這方面的權力就被剝奪了,內閣的兵部就只從事軍官的考核,稽查軍隊的員額和籍簿等工作,而這些都是日常的瑣碎事務,至於如用兵方略、軍政區劃等重要事情,內閣從此就無由問津了。這樣就大大地削弱了內閣的職權,從而加強了君主的專制權力。軍機處成立以前,機密軍務之商討,主要在議政處,由議政大臣完成。議政大臣,顧名思義就是要議政並提出相應的意見,而能夠在上層機構提出意見,這已經就是一種權力。軍機處設立後,商議軍機要務,雍正帝也不交給議政處的議政大臣了,軍機處所用的滿人軍機章京,絕大多數都是從議政處調來的,這樣就給它來了個釜底抽薪,議政處也名存實亡了。而軍機大臣們自身既沒有議決權,也沒有票擬權,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辦事,因此,即便他們再有雄心壯志,也無法成為與天子抗衡的「宰相」,軍機處也永遠不會變成尾大不掉的官僚機構。   
  第三,雍正帝通過軍機處和「廷寄」制度,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聯繫,使皇帝的旨意能暢通無阻地直達各部院和地方。上至六部、九卿及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至十八省,無事不綜匯;軍國大計,無事不總攬。雍正帝設立軍機處這一固定的班子,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因而在竭力加強皇權的同時,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皇帝的旨意能夠真正充分得以實現。   
  歷代帝王都希望加強集權,只是採取的手段有所不同。朱元璋日理萬機,忙不過來,就找了幾個大學士作顧問,然而這些顧問不是固定地在皇帝指導下處理政事,因此皇權是強化了,行政效率卻並不高;而雍正帝建立的軍機處,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提高了效率,使得皇權的加強能夠真正地充分地得到實現。軍機處是絕對軍權的有力支柱,皇帝們並不想取消它,反而會有意識地發展完善它,乾隆帝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時取消了議政王大臣會議,這說明軍機處已經形成了一代定制。   
  第四,加強了中央集權,維持了社會穩定。雍正帝在削弱乃至排除內閣與議政王大臣會議參與國家政務的決策權後,這些大權皆總匯於軍機處;而軍機處則牢牢地控制在雍正帝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權力皆由雍正帝自操,軍機處官員真正成了他的辦事人員。雍正帝惟恐軍機大臣「專擅」,設置層層警戒,軍機大臣無不小心謹慎,奉公守法。歷代曾屢屢出現的權臣專政、外戚專權、宦官干政等難以克服的政治弊端,自雍正帝設立軍機處以後,自行根絕。   
  總之,雍正帝設立的軍機處,建立了君主高度專制的運行機制,保證了中央集權,提高了行政效率,實行了政治上與思想上的「一元化」統治,維持了社會長期的穩定與統一,避免了政治動亂和社會騷動,讓百姓能夠持久地休養生息,推動社會向著繁榮穩定的方向前進。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雍正帝創設軍機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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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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