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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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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自述:學問人生 作者: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生於山東臨清,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語系,翌年作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授,歷任北大副校長、南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對印度古代語言、印度古典文學、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關係等方面有精深研究,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羅摩衍那安探》、《<大唐西域記>今譯》等論著及《沙恭達羅》、《五卷書》、《羅摩衍那》等譯著行世。 
  本書摭取先生多部自傳精華。這是作者首次在家鄉的出版社出版文集,這也是目前國內惟一經作者授權的版本。先生文淵德溥,素為中外專家、後學敬仰。此番推出總結文集,可謂國學大量一次精神的還鄉。   
山東友誼出版社 出版                
  先生自述 清代殘影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20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21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20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20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兒時的事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飽過。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裡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裡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裡,兩個毛頭小伙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裡,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 
  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裡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兒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 
  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裡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裡,餵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裡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寧大嬸和寧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裡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裡,瞅著我吃,眼裡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裡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捨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惟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裡,這意味著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迴盪在我耳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離開故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的。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裡,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 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   
  動盪的濟南   
  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來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惟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一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做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裡看,在被窩裡用手電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陞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唸書。這裡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國文教員王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唸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裡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是全校惟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亂,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五卅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   
  一年的亡國奴生活   
  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惟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裡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裡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絕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裡扎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扎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扎皮帶了。他堅決不信。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裡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   
  我的新生   
  1929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是全省惟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 
  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黨」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裡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就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六十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忿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不算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 
  在這一年裡,我的心鏡照出來的彷彿是我的新生。   
  魚與熊掌   
  1930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平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彷彿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年,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精神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彷彿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干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萬里投荒第二人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拚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 
  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裡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六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五十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裡的負擔就能夠大大地減輕。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裡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裡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兌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裡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裡,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 
  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 
  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留德十年(1)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艷,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裡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裡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裡彷徨起來。 
  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歎,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裡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麵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像個謎。 
  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唸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乘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朗恩口試俄文的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飢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迴盪,形成了獨特的合奏。 
  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裡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絕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蔑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留德十年(2)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彷彿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六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裡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淒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裡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裡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個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裡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留學德國已十霜,歸心日夜憶舊邦,無端越境入瑞士,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十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遊子還鄉   
  1945年10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裡待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裡呆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裡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十一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三十五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受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元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的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裡便暖乎乎的,彷彿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中進化的規律。1949年春,北京終於解放了。 
  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舊社會與新社會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三十八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 
  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我不瞭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彷彿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聲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復,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三十年。   
  政治運動(1)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揀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揀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政治運動(2)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惟我獨馬,惟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五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於,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社教運動   
  據我看,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裡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裡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裡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裡。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於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台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 
  這種變態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著後台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裡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裡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裡,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像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裡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最後信念   
  我在20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過七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裡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復,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珵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20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裡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傚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1993年2月17日     
  先生生平   
  我的童年(1)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裡去揀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裡煮水,醃鹹菜,什麼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裡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裡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天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裡去拾麥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揀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裡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麼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麼《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麼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裡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字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的童年(2)   
  我在故鄉只待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歷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裡會是什麼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裡哭著醒來。儘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裡學習。老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唸書。這個地方在舊城牆裡面,街名叫陞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裡,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裡面有一段課文,叫做《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麼能說人話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 
  於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於是定為高一。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於是定為初三。為了一個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校靠近南圩子牆,校園很空闊,樹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並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遊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後來我才瞭解,無非是想讓小學生規規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個古怪的字,小孩子誰也不懂,結果形同虛設,多此一舉。 
  我「循規蹈矩」了沒有呢?大概是沒有。我們有一個珠算教員,眼睛長得凸了出來,我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shao qianr (濟南話,意思是知了)。他對待學生特別蠻橫。打算盤,錯一個數,打一板子。打算盤錯上十個八個數,甚至上百數,是很難避免的。我們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誰一嘀咕:「我們架(小學生的行話,意思是趕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這一群十歲左右的小孩子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課時,我們把教桌弄翻,然後一起離開教室,躲在假山背後。我們自己認為這個錦囊妙計實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這位教員將無顏見人,非捲鋪蓋回家不可。然而我們班上出了「叛徒」,雖然只有幾個人,他們想拍老師的馬屁,沒有離開教室。這一來,大大長了老師的氣焰,他知道自己還有「群眾」,於是威風大振,把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陣,我們每個人的手都腫得像發面饅頭。然而沒有一個人掉淚。我以後每次想到這一件事,覺得很可以寫進我的「優勝紀略」中去。「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如果當時就有那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創造了這兩句口號,那該有多麼好呀! 
  談到學習,我記得在三年之內,我曾考過兩個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兩個乙等第一,總起來看,屬於上等;但是並不拔尖。實際上,我當時並不用功,玩的時候多,唸書的時候少。我們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歲,好像已經很成熟了,死記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皺著眉頭,不見笑容,也不同我們打鬧。我從來就是少無大志,一點也不想爭那個狀元。但是我對我這一位老學長並無敬意,還有點瞧不起的意思,覺得他是非我族類。 
  我雖然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看小說。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說叫做「閒書」,閒書是不許我看的。在家裡的時候,我書桌下面有一個盛白面的大缸,上面蓋著一個用高粱稈編成的「蓋墊」(濟南話)。我坐在桌旁,桌上擺著《四書》,我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舊小說。《紅樓夢》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奧妙,黛玉整天價哭哭啼啼,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餘的書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進來,我就連忙掀起蓋墊,把閒書往裡一丟,嘴巴裡念起「子曰」、「詩雲」來。   
  我的童年(3)   
  到了學校裡,用不著防備什麼,一放學,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後,或者一個蓋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閒書,狼吞虎嚥似地大看起來。常常是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有時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他們的姓名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自己當然也希望成為那樣的英雄。有一回,一個小朋友告訴我,把右手五個指頭往大米缸裡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幾百次,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後,再換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終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能夠戳斷樹木。我頗想有一個鐵砂掌,信以為真,猛練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了,鮮血直流。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遂停止不練。 
  學習英文,也是從這個小學開始的。當時對我來說,外語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我認為,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對於我就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萬沒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竟然唾手可得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學習的機會是怎麼來的。大概是有一位教員會一點英文,他答應晚上教一點,可能還要收點學費。總之,一個業餘英文學習班很快就組成了,參加的大概有十幾個孩子。究竟學了多久,我已經記不清楚,時候好像不太長,學的東西也不太多,二十六個字母以後,學了一些單詞。我當時有一個非常傷腦筋的問題:為什麼「是」和「有」,算是動詞,它們一點也不動嘛?當時老師答不上來;到了中學,英文老師也答不上來。當年用「動詞」來譯英文的verb的人,大概不會想到他這個譯名惹下的禍根吧。 
  每次回憶學習英文的情景時,我眼前總有一團零亂的花影,是絳紫色的芍葯花。原來在校長辦公室前的院子裡有幾個花畦,春天一到,芍葯盛開,都是絳紫色的花朵。白天走過那裡,紫花綠葉,極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課結束後,再走過那個院子,紫花與綠花化成一個顏色,朦朦朧朧的一堆一團,因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還知道它們的顏色。但夜晚眼前卻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點花香而已。這一幅情景伴隨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學習英文,這一幅美妙無比的情景就浮現到眼前來,帶給我無量的幸福與快樂。 
  然而時光像流水一般飛逝,轉瞬三年已過:我小學該畢業了,我要告別這一個美麗的校園了。我十三歲那一年,考上了城裡的正誼中學。我本來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學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總覺得自己這一塊料份量不夠,還是考與「爛育英」齊名的「破正誼」吧。我上面說到我幼無大志,這又是一個證明。正誼雖「破」,風景卻美。背靠大明湖,萬頃葦綠,十里荷香,不啻人間樂園。然而到了這裡,我算是已經越過了童年,不管正誼的學習生活多麼美妙,我也只好擱筆,且聽下回分解了。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麼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麼玩具,自己把細鐵條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接受外面信息,僅憑五官。什麼電視機、收錄機,連影都沒有。我小時連電影也沒有看過,其餘概可想見了。 
  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麵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凌。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舊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雲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麼不全面,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麼拙笨,就是上面寫出來的那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1986年6月6日   
  日本人之心   
  今年5月,我應邀訪問日本,曾在早稻田大學講演過一次。題目是日本主人出的,叫做「東洋之心」。由於自己水平低,又是臨時抱佛腳,從理論上來看,講演內容確實是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在參觀日本名勝古跡過程中,也就是說,在實踐方面,我深有體會,好像是摸到了日本人之心。下面就寫兩件小事。   
  詩仙堂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名字,我們的日程安排上也沒有。我們從京都到嵐山的路上,汽車忽然在一座園子門前停了下來,主人說,這裡是有名的詩仙堂。 
  大門是用竹竿編成的,門旁立著一塊石碑,上面鐫著三個漢字:詩仙堂。門上有匾,橫書三個漢字:小有洞。我們一下子彷彿回到了祖國,在江南蘇州一帶訪問一座名園。我們到日本以後,從來沒有置身異域的感覺。今天來到這裡,心理距離更消泯得無影無蹤了。 
  進門是石階,階盡處是木頭結構的房子,同日本其他地方的房子差不多。整個園子並不大,但是房屋整潔,結構緊湊;庭院中有小橋流水,通幽曲徑,枝頭繁花,水中漣漪,林中鳥鳴,幽篁蟬聲,一下子把我們帶進了一個清幽的仙境。 
  小園中的一切更加深了我們在門前所得的印象:整個園子泛溢著濃烈的中國風味。我們到處看到漢字匾額,堂名、軒名、樓名,無一不是漢字,什麼嘯月樓,什麼殘月軒,什麼躍軒,什麼老梅關,對我們說來,無一不親切、熟悉,心中油然升起故園之情。 
  園子的創建人是四百多年前天正十一年,公歷1583年誕生的石川丈山。他是著名的文人和書法家,受過很深的中國文化的熏陶,能寫漢詩。這是他晚年隱居的地方。根據寬永二十年,公歷1643年,林羅山所撰的《詩仙堂記》,石川早歲入仕,五十六歲時,辭官建詩仙堂,「而後丈人不出,而善仕老母以養之,游事藝陽者有年矣。至於杯圈口澤之氣存焉,拋毛義之檄,乃來洛陽,相攸於台麓一乘寺邊,伐惡木,奧草,疏沮洳,搜剔山腳,新肯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輩之小影於壁上,寫其詩各一首於側,號曰詩仙堂。」這就是詩仙堂的來源。三十六詩人以宋代陳與義為首,其下是宋黃庭堅、宋歐陽修、宋梅堯臣、宋林逋、唐寒山、唐杜牧、唐李賀、唐劉禹錫、唐韓愈、唐韋應物、唐儲光羲、唐高適、唐王維、唐李白、唐杜審言、晉謝靈運、漢蘇武、晉陶潛、宋鮑照、唐陳子昂、唐杜甫、唐孟浩然、唐岑參、唐王昌齡、唐劉長卿、唐柳宗元、唐白居易、唐盧同、唐李商隱、唐靈徹、宋邵雍、宋蘇舜欽、宋蘇軾、宋陳師道、宋曾幾。選擇的標準看來並不明確,其中有隱逸詩,有僧人詩,有儒家詩,有官吏詩,花樣頗多,總的傾向是符合石川那種隱逸的心情的。三十六詩仙都是中國著名的詩人,可見中國詩歌對他影響之大,也可見他沉浸於中國文化之深。在詩仙堂中其他的軒堂裡,還可以看到石川手書的《朱子家訓》、「福祿壽」三個大字,還有「既飽」兩個大漢字。石川深通漢詩,酷愛中國儒家思想。從詩仙堂整個氣氛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文化瞭解之深、熱愛之切。我相信,今天來這裡參觀的中國人,誰都會萌發親切溫暖之感,自然而然地想到中日兩國文化關係之源遠流長,兩國人民友誼之既深且厚。回天無方,縮地有術,詩仙堂彷彿一下子把我帶回了祖國,不禁發思古之幽情了。 
  但是,一轉瞬間,我卻發現,不管詩仙堂怎樣觸動了我的心,真正震動我的靈魂的還不是詩仙堂本身,而是一群年紀不過十四五歲的女中學生,她們都穿著整整齊齊的中學生制服,樸素大方,神態自若。我不大瞭解日本中學生的情況。據說一放暑假,男女中小學生都一律外出旅行,到祖國各地參觀,認識祖國。我這次訪日,大概正值放暑假,我在所有我經過的車站上,都看到成群結隊的小學生,坐在地上,或者站在那裡,等候火車,活潑而不喧鬧,整齊而不死板,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詩仙堂裡,我們也遇到了他們。因為看慣了,最初我並沒有怎麼介意。但是,我一抬頭,卻看到一個女孩子對著我們微笑。我也報之以微笑。沒想到,她竟走上前來,同我握手。我不懂日本話;我猜想,日本中學生都學習英語,便用英語試探著同她搭話: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I do.」 
  「How do you do?」 
  「Well,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e are travell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May I ask,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她說了一個日本名字,我沒有聽清楚,也沒有再去追問。因為,我覺得,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區區姓名是無所謂的。只要我知道,我眼前站著的是一個日本少女,這也就足夠足夠了。 
  我們站在那裡交談了幾句,這一個小女孩,還有她的那一群小夥伴,個個笑容滿面,無拘無束,眼睛裡流露出一縷天真無邪的光輝,彷彿一無恐懼,二無疑慮,大大方方,坦坦蕩蕩,似乎眼前站的不是一個異域之人,而是自己的親人。我們彷彿早就熟識了,這一次是久別重逢。我相信,這一群小女孩中沒有哪一個曾來過中國,她們為什麼對中國不感到陌生呢?難道說這一所到處洋溢著中國文化芳香的詩仙堂在無形中,在潛移默化中起了作用,讓中日兩國人民之心更容易接近嗎?我無法回答。按年齡來說,我比她們大好幾倍,而且交流思想用的還是第三國的語言。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能成為我們互相理解的障礙。到了現在,我才彷彿真正觸摸到了日本人之心,比我在早稻田大學講演時對東洋之心瞭解得深刻多了,具體多了。我感到無比的欣慰。「同是東洋地上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連今後能不能再會面,我也沒有很去關心。日本的少女成千上萬,哪一個都能代表日本人之心,又何必刻舟求劍,一定要記住這一個少女呢?   
  箱 根(1)   
  箱根算是我的舊遊之地。上一次來到這裡,只住了一夜,因而對箱根只留下了一個朦朧的印象;雖然朦朧,卻是非常美的;也可以說,唯其朦朧,所以才美。 
  我們到達飯店的時候,天已經晚下來了。我們會見了主人室伏佑厚的夫人千津子,他的大女兒厚子和外孫女朋子。我抱起了小朋子,這一位剛會說話的小女孩偎依在我的懷裡,並不認生。室伏先生早就對我說,要我為朋子祝福,現在算是祝福了。室伏先生說,朋子這個名字來源於「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一句話。這一家人對中國感情之深厚概可想見了。他們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友誼的種子。室伏先生自己訪問中國已達數十次,女婿三友量順博士和二女兒法子也常奔波於兩國之間,在學術界和經濟界縮緊友誼的紐帶。同這樣一家人在一起,我們感到異常的溫暖,不是很自然的嗎? 
  晚飯以後,我們走出旅館,到外面湖濱上散步。此時萬籟俱寂,月色迷縷縷的白雲像柳絮一般緩緩飄來,彷彿伸手就能抓到一把。路旁的綠草和綠色灌木,頭頂上的綠樹,在白天,一定是匯成了瀰漫天地的綠色;此時,在月光和電燈光下,在白雲的障蔽中,綠色轉黑,只能感到是綠色,眼睛卻看不出是綠來了,只閃出一片黑油油的青光。茫茫的蘆湖變成了一團暗影,湖上和岸邊,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就因為不清楚,我的幻想反而更有了馳騁的餘地。我可以幻想這裡是人間仙境,我可以幻想這裡是蓬萊三山。我可以幻想這,我可以幻想那,越幻想越美妙,越美妙越幻想,到了最後,我自己也糊塗起來:我是在人間嗎?不,不!這裡絕非人間;我是在天堂樂園嗎?不,不!這裡也絕非天堂樂園。人間天上都不能如此美妙絕倫。我現在所在的地方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人間仙境了。 
  夜裡我做了一個仙境的夢。第二天,我們沒能看到蘆湖的真面目,就匆匆離開。只有這一個仙境的夢伴隨著我,一轉眼就是幾年。 
  現在我又來到了箱根。 
  邀請我的還是同一個主人:室伏佑厚先生。他同法子小姐和女婿三友量順先生親自陪我們乘汽車來到這裡。上一次同來的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元博士也趕來聚會。室伏夫人和長女厚子、外孫女朋子都來了。朋子長大了幾歲,反而有點靦腆起來;她又有了一個小妹妹,活潑可愛,滿臉淘氣的神情。我們在王子飯店裡熱熱鬧鬧地吃了一頓十分豐盛的晚餐,很晚才回到臥室。這一夜,我又做了一個仙境的夢。 
  第二天,一大早晨,我就一個人走出了旅館的圓廳,走到蘆湖岸邊,想看一看上一次沒能看到的蘆湖真面目。我腦海中的那一個在迷月色下的人間仙境一般的蘆湖不見了——那一個蘆湖是十分美妙絕倫的。現在展現在我眼前的蘆湖,山清水秀,空翠彌天;失掉了那朦朧迷幻的美,卻增添了真實澄澈的美——這一個蘆湖同樣是十分美妙絕倫的。哪一個蘆湖更美呢?我說不出,也用不著說出,我強烈地愛上了兩個蘆湖。 
  又過了一天的早晨,我又到蘆湖岸邊散步,這一次不是我孤身一人,主人室伏佑厚先生、法子小姐和三友量順先生都陪來了。以前我沒能真正認識蘆湖,「不識蘆湖真面目,只緣身在此湖中」。今天,我站在湖邊上,彷彿是脫離開了蘆湖,我想仔仔細細地認識一番。但是湖上雲煙繚繞,真面目仍然無法辨認。我且同主人父女在湖邊草地上漫步吧! 
  我們邊走邊談,蘆湖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散策綠草地,悠然見蘆湖。我好幾次都有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感覺。我們走過兩棵松樹,樣子非常像黃山的迎客松。我告訴主人,我想為它取名迎客松。主人微笑首肯,認為這是一個好名字。他望著茫茫的湖水,告訴我說,在黃昏時分,湖上會落滿了野鴨子。現在是早晨,鴨子都飛到山林裡面去了,我們一隻也看不到。話音未落,湖上雲氣轉淡,在伸入水中的木橋頭上,落著一隻野鴨子。此時晨風微拂,寂無人聲,彷彿在整個宇宙這一隻野鴨子是惟一活著的東西。我們都大喜過望,輕手輕腳地走上木橋。從遠處看到野鴨子屁股下面有一個白白的東西。我們一走近,野鴨子展翅飛走,白白的東西就拿在我們手中,原來是一個圓圓的鴨蛋。我們都非常興奮,回看那一隻野鴨已經飛入白雲中,繞了幾個圈子,落到湖對岸的綠樹林裡,從此就無影無蹤了。 
  當我們從浮橋上走回岸邊的時候,有四個老年的日本婦女正踏上浮橋。我們打一個招呼,就各走各的路了。此時,湖水依然茫茫渺渺,白雲依然忽濃忽淡。大概因為時間還很早,湖上一隻船都沒有。岸邊綠草如茵,花木扶疏,我心頭不禁湧現出來了一句詩:「宮花寂寞紅。」這裡的花也有類似的情況:園花寂寞紅。除了湖水拍岸的聲音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我們幾個人好像成了主宰宇宙沉浮的主人。我心裡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滋味,有點失神落魄了。猛回頭,才發現室伏先生沒有跟上我們,他站在浮橋上,正同那幾個老婦人聊天。過了一會兒,他終於同那四個婦女一齊朝我們走來。室伏先生把她們一一介紹給我,原來她們都是退休的女教師,現在來箱根旅遊。她們每個人都拿出了小本本,讓我寫幾個字。我自然而然地想到那兩句著名的古詩: 
  海內存知己   
  箱 根(2)   
  天涯若比鄰於是我就把這兩句詩寫在每人的小本本上,合拍了一張照片,又客套了幾句,就分手了。 
  我原以為這不過是萍水相逢,雖然感人,但卻短暫,沒有十分去留意。但是,我回國以後不久就接到一封日本來信,署名的就是那四位日本退休女教師。又過了不久,一盒裝潢十分雅致漂亮的日本橫濱名產小點心寄到我手中。我真正感動極了,這真是大大地出我意料。我現在把她們的信抄在下面,以志雪泥鴻爪:季羨林先生:前些日子有幸在箱根王子飯店見到您,並承先生賜字,一起合影留念,不勝感激。我將萬分珍視這次意想不到的初次會面。 
  從室伏那兒得知先生在貴國擔任著重要的工作。望多多保重身體,並祝先生取得更大的成績。 
  昨天我給先生寄去了橫濱傳統的點心——喜樂煎餅,請先生和各位品嚐,如能合先生口味,將不勝欣慰。 
  請向擔任翻譯的女士問候。 
  四年前我曾去貴國作過一次愉快的旅行,在北京住了三天,在大同住了三天。 
  我思念中國,懷念和易近人的先生,並期待著能與先生再次見面。懷此心情給您寫了這封信。 
  歸山綾子6月28日(李強譯)信寫得樸素無華,卻充滿了感情。我立刻寫了封回信:歸山綾子女士並其他諸位女士:大札奉悉,賜寄橫濱名產喜樂煎餅,也已收到,感荷無量。 
  箱根邂逅諸位女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將永遠憶念難忘。從你們身上可以看到中日人民之間的友誼確實是根深蒂固,源遠流長。我們兩國人民一定能世世代代永遠友好下去。 
  敬請暑安季羨林1986年7月12日這確實是一件小事,前後不過半個小時。在人生的長河中,這不過是一個漣漪,一個小水泡。然而它顯然深深地印在四位日本普通婦女的記憶中;通過她們的來信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借用佛家的說法,這叫做緣分。緣分一詞似乎有點迷信。如果我們換一個詞兒,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當了。緣分也罷,偶然性也罷,其背後都有其必然性,這就是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深情厚誼,這是幾千年中形成的一種情誼,不會因個別小事而被抹掉。 
  嗚呼,吾老矣!但自認還是老而不朽。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我對日本沒有什麼研究,又由於過去的個人經歷,對日本決沒有什麼好感。經過最近幾年同日本朋友的來往,又兩度訪問日本,我徹底改變了看法,而且也逐漸改變了感情。通過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人的交往,又邂逅遇到了這樣四位日本婦女,我現在真彷彿看到了日本人之心。我希望,而且相信,中日兩國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對方的心。世世代代永遠友好下去這一句大家熟悉的話將不僅僅是一句口號了。我馨香祝之。 
  1986年7月28日晨廬山   
  我的中學時代(1)   
  初中時期 
  我幼無大志,自謂不過是一隻燕雀,不敢懷「鴻鵠之志」。小學畢業時是1923年,我十二歲。當時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赫赫有名,為眾人所艷羨追逐的地方,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敢報考正誼中學,這所學校綽號不佳,「破正誼」,與「爛育英」相映成雙。 
  可這個「破」學校入學考試居然敢考英文,我「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頗好,因此,我被錄取為不是一年級新生,而是一年半級,只需念兩年半初中即可畢業。 
  破正誼確實有點「破」,首先是教員水平不高。有一個教生物的教員把「玫瑰」讀為jiu kuai,可見一斑。但也並非全破。校長鞠思敏先生是山東教育界的老前輩,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氣節,遠近傳揚。他生活極為儉樸,布衣粗食,不改其樂。他立下了一條規定:每週一早晨上課前,召集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上,聽他講話。他講的都是為人處世、愛國愛鄉的大道理,從不間斷。我認為,在潛移默化中對學生會有良好的影響。 
  教員也不全是jiu kuai先生,其中也間有飽學之土。有一個姓杜的國文教員,年紀相當老了。由於肚子特大,同學們送他一個綽號「杜大肚子」,名字反隱而不彰了。他很有學問,對古文,甚至「選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我曾膽大妄為,寫過一篇類似駢體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蠅頭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給的批語是:「欲作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可憐我當時只有十三四歲,讀書不多,腹笥瘠薄,哪裡記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員,名叫鄭又橋,是江浙一帶的人,英文水平極高。他改學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據學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寫一篇。這情況只出現在英文水平高的學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給他們以簡練揣摩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讀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泰西五十軼事》、《納氏文法》等等。 
  我從小學到初中,不是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考試從來沒有得過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間。我也根本沒有獨佔鰲頭的慾望。到了正誼以後,此地的環境更給我提供了最佳遊樂的場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內清溪流貫,綠楊垂蔭。校後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邊荷塘星羅棋布,蘆葦青翠茂密,水中多魚蝦、青蛙,正是我戲樂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飯,家裡窮,每天只給銅元數枚,作午餐費。我以一個銅板買鍋餅一塊,一個銅板買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腦,站在擔旁,倉猝食之,然後飛奔到校後湖濱去釣蝦,釣青蛙。蝦是齊白石筆下的那一種,有兩個長夾,但蝦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葦稈挑逗,蝦就張開一隻夾,把葦稈夾住,任升提出水面,決不放鬆。釣青蛙也極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針敲彎,抓一隻蒼蠅,穿在上面,向著蹲坐在荷葉上的青蛙,來回抖動,青蛙食性一起,跳起來猛吞針上的蒼蠅,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於這種遊戲,其樂融融。至於考個甲等、乙等,則於我如浮雲,「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對我的要求卻是很嚴格的。正誼有一位教高年級國文的教員,叫徐(或許)什麼齋,對古文很有造詣。他在課餘辦了一個講習班,專講《左傳》、《戰國策》、《史記》一類的古籍,每月收幾塊錢的學費,學習時間是在下午4點下課以後。叔父要我也報了名。每天正課完畢以後,再上一兩個小時的課,學習上面說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現在已經記不清楚,究竟學習了多長的時間,好像時間不是太長。有多少收穫,也說不清楚了。 
  當時,濟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馮鵬展先生,老家廣東,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幾個中學裡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創辦的尚實英文學社授課。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兩進院的大房子裡,學社就設在前院幾間屋子裡,另外還請了兩位教員,一位是陳鶴巢先生,一位是紐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時~9時來學社上課。當時正流行diagram(圖解)式的英文教學法,我們學習英文也使用這種方法,覺得頗為新鮮。學社每月收學費大洋三元,學生有幾十人之多。我大概在這裡學習了兩三年,收穫相信是有的。 
  就這樣,雖然我自己在學習上並不勤奮,然而,為環境所迫,反正是夠忙的。每天從正誼回到家中,匆匆吃過晚飯,又趕回城裡學英文。當時只有十三四歲,精力旺盛到超過需要。在一天奔波之餘,每天晚9點下課後,還不趕緊回家,而是在燈火通明的十里長街上,看看商店的櫥窗,慢騰騰地走回家。雖然囊中無錢,看了琳琅滿目的商品,也能過一過「眼癮」,飽一飽眼福。 
  叔父顯然認為,這樣對我的學習壓力還不夠大,必須再加點碼。他親自為我選了一些篇古文,講宋明理學的居多,親手用毛筆正楷抄成一本書,名之曰《課侄選文》,有空閒時,親口給我講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要說我真感興趣,那是謊話。這些文章對我來說,遠遠比不上叔父稱之為「閒書」的那一批《彭公案》、《濟公傳》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窩裡用手電筒來偷看這些書。   
  我的中學時代(2)   
  我在正誼中學讀了兩年半書就畢業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主觀上並不勤奮,客觀上又非勤奮不可;從來不想爭上游,實際上卻從未淪為下游。最後離開了我的大蝦和青蛙,我畢業了。 
  我告別了我青少年時期的一個頗為值得懷念的階段,更上一層樓,走上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當年我15歲,時間是1926年。   
  高中時代(1)   
  初中讀了兩年半,畢業正在春季。沒有辦法,我只能就近讀正誼高中。年級變了,上課的地址沒有變,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彰,以書法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志,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捨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佈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灩,蛙鳴塘內,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讚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可見他對北園的感受。我在這裡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可是我親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後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於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於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所以學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書經》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並沒有什麼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面提到的「大清國」,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學」,可能相當於後來的訓育主任,他經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並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學生們背後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只因他人長得過於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做「X亙」,X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伙食由學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生。因為要同奸商鬥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幹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裡偷肉,負責人必須夜裡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伙食質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麼「緋聞」一類的流言。「劉禿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治學生,胡蘿蔔與大棒並舉,拉攏與表揚齊發。除了我們三班因細故「架」走了一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生什麼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傑,頗出了一些學習優良的學生。 
  至於我自己,上面已經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志」,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裡,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第一張桌子,標誌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並不難,只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後」,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練,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於英文,由於我在上面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 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並非什麼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裡得來的靈感,他規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者,卻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七分。於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面,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已經佚失,只有扇面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於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決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面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C.O.D.)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願意說謊話,我絕不是什麼英雄,「懷有大志」,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高中時代(2)   
  時間到了1928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佔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只好留下,當了一年的准亡國奴。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裡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惟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面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家珍,個個都認識。現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麼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儘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麼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麼?「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後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於故鄉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這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誇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後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19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麼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麼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1998年8月25日寫完   
  賦得永久的悔(1)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麼心甘情願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裡;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歷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裡。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凶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只好到別人家的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飢。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鄉離井,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裡,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麼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決不會結親。她家裡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有閒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路。這個五里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裡,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裡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裡,鄉里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彷彿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歷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個謎恐怕要成為永恆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復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只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麼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裡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裡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面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只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嚥。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裡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麼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裡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了,總還會剩下那麼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決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面,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賦得永久的悔(2)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裡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裡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嘗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裡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幾個制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裡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捨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銹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儘管我只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裡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餵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裡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裡,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裡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裡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裡,自己餵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裡賴著吃黃面糕。黃面糕是用黃米面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面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面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麼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只呆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面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面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裡面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志,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像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麼名譽,什麼地位,什麼幸福,什麼尊榮,都比不上呆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1994年3月5日     
  遊子之心   
  留德十年   
  哥 廷 根 
  我於1935年10月31日,從柏林到了哥廷根。原來只打算住兩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住的時間之長,在我的一生中,僅次於濟南和北京,成為我的第二故鄉。 
  哥廷根是一個小城,人口只有十萬,而流轉遷移的大學生有時會到二三萬人,是一個典型的大學城。大學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德國學術史和文學史上許多顯赫的名字,都與這所大學有關。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處都是。讓你一進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氣和學術氣,彷彿是一個學術樂園,文化淨土。 
  哥廷根素以風景秀麗聞名全德。東面山林密佈,一年四季,綠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綠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綠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熱,從來沒遇到過大風。既無扇子,也無蚊帳,蒼蠅、蚊子成了稀有動物,跳蚤、臭蟲更是聞所未聞。街道潔淨得邪性,你躺在馬路上打滾,絕不會沾上任何一點塵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為家常便飯。在城區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紀的建築,至少四五層。人們置身其中,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去。古代的城牆仍然保留著,上面長滿了參天的橡樹。我在清華唸書時,喜歡讀德國短命抒情詩人荷爾德林(Hlderlin)的詩歌,他似乎非常喜歡橡樹,詩中經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終不知道,橡樹是什麼樣子。今天於無意中遇之,喜不自勝。此後,我常常到古城牆上來散步,在橡樹的濃蔭裡,四面寂無人聲,我一個人靜坐沉思,成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詩意的一件事,至今憶念難忘。 
  我初到哥廷根時,人地生疏。老學長樂森先生到車站去接我,並且給我安排好了住房。房東姓歐樸爾(Oppe1),老夫婦倆,只有一個兒子。兒子大了,到外城去上大學,就把他住的房間租給我。男房東是市政府的一個工程師,一個典型的德國人,老實得連話都不大肯說。女房東大約有五十來歲,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家庭婦女,受過中等教育,能欣賞德國文學,喜歡德國古典音樂,趣味偏於保守,一提到爵士樂,就滿臉鄙夷的神氣,冷笑不止。她有德國婦女的一切優點:善良,正直,能體貼人,有同情心。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之處,比如,她有一個最好的朋友,一個寡婦,兩個人經常來往。有一回,她這位女友看到她新買的一頂帽子,喜歡得不得了,想照樣買上一頂,她就大為不滿,對我講了她對這位女友的許多不滿意的話。原來西方婦女——在某些方面,男人也一樣——絕對不允許別人戴同樣的帽子,穿同樣的衣服。這一點我們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從這裡可以看出,我這位女房東小市民習氣頗濃。然而,瑕不掩瑜,她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好的婦女之一,善良得像慈母一般。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只有一對老夫婦的德國家庭裡住了下來,同兩位老人晨昏相聚,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一住就是十年,沒有搬過一次家。我在這裡先交代這個家庭的一般情況,細節以後還要談到。 
  我初到哥廷根時的心情怎樣呢?為了真實起見,我抄一段我到哥廷根後第二天的日記: 
  終於又來到哥廷根了。這以後,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裡會有一段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歡做夢的,而且我還自己把夢塗上種種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國來的夢,德國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國。我幻想德國有金黃色的陽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終於把夢捉住了,我到了德國。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虛。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夢浮起來。我夢想,我在哥廷根,在這比較長一點的安定的生活裡,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現在又終於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夢。其實又有誰能知道呢? 
  1935年11月1日   
  哥廷根(1)   
  從上一段日記裡可以看出,我當時眼前仍然是一片迷茫,還沒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而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學習。這條道路,我已經走了將近六十年,今後還將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時候。 
  這條道路同哥廷根大學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在這裡要講講大學。 
  我在上面已經對大學介紹了幾句,因為,要想介紹哥廷根,就必須介紹大學。我們甚至可以說,哥廷根之所以成為哥廷根,就是因為有這一所大學。這所大學創建於中世紀,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是歐洲較為古老的大學之一。它共有五個學院:哲學院、理學院、法學院、神學院、醫學院。一直沒有一座統一的建築,沒有一座統一的大樓。各個學院分佈在全城各個角落,研究所更是分散得很,許多大街小巷,都有大學的研究所。學生宿舍更沒有大規模的。小部分學生住在各自的學生會中,絕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中。行政中心叫Aula,樓下是教學和行政部門,樓上是哥廷根科學院。文法學科上課的地方有兩個:一個叫大講堂(Auditorium),一個叫研究班大樓(Seminargebude)。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課的男女大學生。熙熙攘攘,煞是熱鬧。 
  在歷史上,大學出過許多名人。德國最偉大的數學家高斯(Gauss),就是這個大學的教授。在高斯以後,這裡還出過許多大數學家。從19世紀末起,一直到我去的時候,這裡公認是世界數學中心。當時當代最偉大的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雖已退休,但還健在。他對中國學生特別友好。我曾在一家書店裡遇到過他,他走上前來,跟我打招呼。除了數學以外,理科學科中的物理、化學、天文、氣象、地質等,教授陣容都極強大。有幾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這裡任教。蜚聲全球的化學家A.溫道斯(Windaus)就是其中之一。 
  文科教授的陣容,同樣也是強大的。在德國文學史和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格林兄弟,都在哥廷根大學呆過。他們的童話流行全世界,在中國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他們的大字典,一百多年以後才由許多德國專家編纂完成,成為德國語言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哥廷根大學文理科的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在這樣一座面積雖不大但對我這樣一個異域青年來說仍然像迷宮一樣的大學城裡,要想找到有關的機構,找到上課的地方,實際上是並不容易的。如果沒有人協助、引路,那就會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到了這樣一個引路人,這就是章用。章用的父親是鼎鼎大名的「老虎總長」章士釗。外祖父是在朝鮮統兵抗日的吳長慶。母親是吳弱男,曾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名字見於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總之,他出身於世家大族,書香名門。但卻同我在柏林見到的那些「衙內」完全不同,一點紈褲習氣也沒有。他毋寧說是有點孤高自賞,一身書生氣。他家學淵源,對中國古典文獻有湛深造詣,能寫古文,做舊詩。卻偏又喜愛數學,於是來到了哥廷根這個世界數學中心,讀博士學位。我到的時候,他已經在這裡住了五六年,老母吳弱男陪兒子住在這裡。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本來只有三四人。章用脾氣孤傲,不同他們來往。我因從小喜好雜學,讀過不少的中國古典詩詞,對文學、藝術、宗教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樂森先生介紹我認識了章用,經過幾次短暫的談話,簡直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情投意合。他也許認為我同那些言語乏味,面目可憎的中國留學生迥乎不同,所以立即垂青,心心相印。他贈過一首詩:空谷足音一識君相期詩伯苦相薰體裁新舊同嘗試胎息中西沐見聞胸宿賦才徠物與氣噓大筆發清芬千金敝帚孰輕重後世憑猜定小文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裡面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裡,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只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裡,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只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麼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系,就入哪個;願意改系,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麼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只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系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瞭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麼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干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做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只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Ewiger 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哥廷根(2)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麼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范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麼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 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裡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創建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裡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 Kielhom)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裡,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裡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裡希·呂德斯(Heinrich L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雖然年輕,已經在世界梵文學界頗有名聲。可是選梵文課的卻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外國人。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他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4點才下課。這就是我梵文學習的開始。研究所有一個小圖書館,冊數不到一萬,然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是應有盡有。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冊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彙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齊全的,因為有的雜誌非常冷僻,到大圖書館都不一定能查到。在臨街的一面牆上,在鏡框裡貼著德國梵文學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從中可見德國梵學之盛。這是德國學術界十分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從此就天天到這個研究所來。 
  我從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懷念母親   
  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 
  我對這兩個母親懷著同樣崇高的敬意和同樣真摯的愛慕。 
  我六歲離開我的生母,到城裡去住。中間曾回故鄉兩次,都是奔喪,只在母親身邊呆了幾天,仍然回到城裡。最後一別八年,在我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母親棄養,只活了四十多歲。我痛哭了幾年,食不下嚥,寢不安席。我真想隨母親於地下。我的願望沒能實現。從此我就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一個缺少母愛的孩子,是靈魂不全的人。我懷著不全的靈魂,抱終天之恨。一想到母親,就淚流不止,數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國,來到哥廷根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為什麼,母親頻來入夢。 
  我的祖國母親,我這是第一次離開她。離開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個月,不知道是為什麼,我這個母親也頻來入夢。 
  為了保存當時真實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當時的感情,我現在不加敘述,不作描繪,只從初到哥廷根的日記中摘抄幾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面就黑起來了。我覺得這黃昏的時候最有意思。我不開燈,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漸漸織上天空,織上對面的屋頂。一切都沉在朦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靜到不能再沉靜的氛圍裡,活動起來。這活動是輕微的,我簡直不知道有這樣的活動。我想到故鄉,故鄉里的老朋友,心裡有點酸酸的,有點淒涼。然而這淒涼卻並不同普通的淒涼一樣,是甜蜜的,濃濃的,有說不出的味道,濃濃地糊在心頭。 
  11月18日 
  從好幾天以前,房東太太就向我說,她的兒子今天家來,從學校回家來,她高興得不得了。……但兒子只是不來,她的神色有點沮喪。她又說,晚上還有一趟車,說不定他會來的。我看了她的神氣,想到自己的在故鄉地下臥著的母親,我真想哭!我現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親都是一樣的! 
  11月20日 
  我現在還真是想家,想故國,想故國裡的朋友。我有時簡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發上,聽風聲在窗外過路。風裡夾著雨。天色陰得如黑夜。心裡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國了。 
  12月6日 
  近幾天來,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覺得二年太長;同時,在這裡無論衣食住行哪一方面都感到不舒服,所以這二年簡直似乎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下來了。 
  從初到哥廷根的日記裡,我暫時引用這幾段。實際上,類似的地方還有不少,從這幾段中也可見一斑了。總之,我不想在國外呆。一想到我的母親和祖國母親,就心潮騰湧,惶惶不可終日,留在國外的念頭連影兒都沒有。幾個月以後,在1936年7月11日,我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尋夢》。開頭一段是: 
  夜裡夢到母親,我哭著醒來。醒來再想捉住這夢的時候,夢卻早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下面描繪在夢裡見到母親的情景。最後一段是: 
  天哪!連一個清清楚楚的夢都不給我嗎?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裡,幻出母親的面影。 
  我在國內的時候,只懷念,也只有可能懷念一個母親。現在到國外來了,在我的懷念中就增添了一個祖國母親。這種懷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時候,異常強烈。以後也沒有斷過。對這兩位母親的懷念,一直伴隨著我度過了在德國的十年,在歐洲的十一年。   
  二年生活(1)   
  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訂的合同,規定學習期限為兩年。我原來也只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只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制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制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只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制度還沒有實行,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裡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面飯館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麼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6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只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面。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面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里。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面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閒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只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繫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系和副系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系。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裡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斗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麼?」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裡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麼,就說是什麼。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麼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兒,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回頭來談我的副系問題。我堅決不選漢學,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麼選什麼呢?我考慮過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後來,又考慮過阿拉伯文。我還真下工夫學了一年阿拉伯文。後來,又覺得不妥,決定放棄。最後選定了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只學一門俄文。我又加學了南斯拉夫文。從此天下大定。   
  二年生活(2)   
  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裡面。從那以後,我每天到研究所來,學習一整天。主要精力當然是用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只有我一個學生。大概從第三學期開始,來了兩個德國學生:一個是歷史系學生,一個是一位鄉村牧師。前者在我來哥廷根以前已經跟西克教授學習過幾個學期。等到我第二學年開始時,他來參加,沒有另外開班,就在一個班上。我最初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是老學生了。然而,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學習頗為吃力。儘管他在中學時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對付這個語法規則煩瑣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卻束手無策。在課堂上,只要老師一問,他就眼睛發直,口發呆,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他始終沒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沒有跳過龍門。 
  我自己學習梵文,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一種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我當然會感到困難。但是,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學習,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這二年內,我曾多次暗表決心:一定要跳過這個龍門。   
  章用一家(1)   
  我上面屢次提到章用,對他的家世也做了一點簡要的介紹,現在集中談他的一家。 
  章士釗下台以後,夫婦倆帶著三個兒子,到歐洲來留學,就定居在哥廷根。後來章士釗先回國,大兒子章可轉赴意大利去就學,三兒子章因到英國去唸書。只有二兒子章用留在哥廷根,陪伴母親。我到哥廷根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母子在這裡已經住了幾年了。 
  他們租了一層樓,是在一座小洋樓的頂層,下面兩層德國房東自己住。男房東一臉橫肉,從來不見笑容,是一個令人見而生厭的人。他有一個退休的老母親,看樣子有七八十歲了,老態龍鍾,路都走不全,孤身一人,住在二樓的一間小房子裡。母子不在一起吃飯。我拜訪章用時,有時候看到她的臥室門外地上擺著一份極其粗糲的飯菜,一點熱氣都沒有。用中國話說就是「連狗都不吃的」。男房東確實養著一條大狼狗。他這條狗不但不吃這樣的飯,據說非吃牛肉不行。牛肉吃多了,患了胃病,還要請狗大夫會診。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我到章家去,一連幾天,看到同一份飯擺在房門口,清冷,寂寞,在等候著老太太享用。可惜這時候她大概連床都起不來了。 
  這是順便提到的閒話,還是談主題吧。 
  章老太太(我同龍丕炎管她叫「章伯母」)是英國留學生,英文蠻好的。她當孫中山的秘書,據說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國,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英國人的傲慢與偏見,她樣樣俱全。對英文的崇拜,也決不下於英國人。英國人常以英文自傲。他們認為,口叼雪茄煙而能運用自如的語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國家中,最不肯學外國語言的人,就是英國人。而其他國家的人則必須以學習英文為神聖職責。在這方面,章伯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她來德國幾年,連一句「早安」、「晚安」都不會說。她每天必須出去買東西。無論有多大本領,多少偏見,她反正無法讓德國店員都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無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買什麼東西,先找出英文,下面跟著就是德文,只需用手指頭一指,店員就明白了。要買三個或者三斤,再伸出三個手指頭。於是這一個買賣活動立即完成,不費吹灰之力,皆大歡喜。 
  她不肯說德國話,當然更不肯認德國字,德國的花體字母更成了她的眼中釘,這種字母與英法德等國通用的拉丁字母不同,認起來比較麻煩。法西斯銳意提倡花體字,以表示自己德意志超於一切的愛國主義。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這種字母。因此,章伯母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再加上,她識別方向記憶街名的能力低到驚人的水平。在哥廷根住了幾年,依然不辨東西南北。有幾次出門,走路比較遠了一點,結果是找不回家來。 
  章伯母就是這樣一個人。她雖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卻幼稚而單純,似乎有點不失其赤子之心。在別的方面也有同樣的表現,她出身名門大族,自己是留英學生,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嫁的丈夫又是北洋政府的總長,很自然地養成一種惡性發展的門第優越感。別人也許有這種優越感,但總是想方設法來掩蔽起來,也許還做出一點謙恭下士的偽裝。章伯母不懂這一套,她認為自己是「官家」,我們都是「民家」,官民懸隔,有如天壤,涇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開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如何,你們民家又如何如何。」態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們聽了,最初是吃一大驚,繼之是覺得可笑。有時候也來點惡作劇,故意提高了聲音說:「你們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飯,用茶杯喝茶嗎?」她絲毫也覺察不出我們的用心,繼續「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這方面,她已修煉得超凡入聖,我輩凡人實在是束手無策。 
  她兒子章用是很聰明的人,對自己母親這種舉動當然是看不慣的。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他從不打斷母親的話。但是從他那緊蹙的眉頭來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經常好像是在考慮什麼問題,也許是數學問題,也許是什麼別的東西。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親閒聊。老太太獨處危樓,舉目無親,沒有任何德國朋友,沒有人可以說話,一定是寂寞得難以忍耐。所以一見我們這些「民家」,便喜笑顏開,嘴裡連連說著:「我告訴你一件大事!」連氣都喘不上來。她所說「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話總說不完。但是她一不讀書,二不看報,可談的話題實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話過後,就談章士釗。談章士釗同她結婚時的情景。章士釗當了大官,但是對待妻子,總以西方禮節為準。上汽車給她開車門,走路挽著她的胳臂,而且滿嘴喊Darling(親愛的)不止。她自己如坐雲端,認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婦女。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她忽然發現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於是立刻從九天之上的雲端墜了下來。適逢章士釗也下了台,於是夫婦同兒子們來到了哥廷根。 
  她談的有關章士釗的情況,遠遠不止這一點。為了為賢者諱,我在這裡就講這一些。在將近二年的時間內,她講丈夫的故事,不知講了多少遍,有時候繪形繪聲,講得瑣細生動之至。這對章用當然更是刺激。他雖然照常是沉默不語,然而眉頭卻蹙得更加厲害了。 
  就這樣,章伯母歡迎我們到她家去,我自己也願意去看一看這一位簡單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聽他談一些問題。他母親說,我一去,章用就好像變了一個人,臉上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這時,老太太顯然也高興了起來,立刻拿點心,沏龍井茶,還多半要留我吃飯,嘴裡一方面講章士釗,一方面忙前忙後,忙得不可開交。我同章用談論什麼問題,也談得興致正濃。有幾次,在這樣談話的間隙中,忽然聽到樓外雷聲如擂鼓。從樓頂上的小玻璃窗子裡看出去,天空陰雲翻滾,東面山上的叢林被亂雲封住,迷成一片,頗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們談興不減,稍一注意,就聽到大雨敲窗的聲音。   
  章用一家(2)   
  這樣美好的時光並不很長,可能只有1936年一個夏天。一轉到1937年,章家的國內經濟來源出了問題,無力供給在德、英、意三個國家的孩子讀書和生活。他們決定,章用先回國去探聽探聽。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此時,我同龍丕炎就承擔了照看老太太的責任。我們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裡一起吃午飯。每天見面時,老太太照例氣喘吁吁地說:「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我們知道,沒有什麼大事。吃過午飯,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後來,章用從國內來了信: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章用不能回來了,要老太太也立刻回國。我們於是又幫她退房子,收拾東西,辦護照,買車船票,忙成一團。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還並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們幫她挑選「標準相」,回國後好送給新聞記者。 
  老太太終於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長達六七年的生活也終於結束了。章用在德國苦讀了六七年,最終也沒有能再回德國來,沒有能取得博士學位。從此以後,我同他們母子都沒有能再見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學教書,抗戰軍興,到處播遷,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寫詩。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盡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只剩下我這個受他重托的人還活在人間。綜觀章用一生,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落落寡合的人,一個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這個同他僅僅有一年多交誼的人,看做自己惟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現在茫茫人世,芸芸眾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了。我愈來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懸隔,欲哭無淚,「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恐怕我要抱恨終天了。悲夫!   
  漢學研究所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換期滿了,是我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然而,國內「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佔領,我斷了退路,就同發生了關係。 
  這個所的歷史,我不清楚,我從來也沒有想去研究過。漢學雖然也屬於東方學的範疇,但並不在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內,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座大樓裡面。樓前有一個大草坪,蓋滿綠草,有許多株參天的古橡樹。整個建築顯得古穆堂皇,頗有一點氣派。一進樓門,有極其寬敞高大的過廳,樓梯也是極寬極高,是用木頭建成的。這裡不見什麼人,但是打掃得也是油光珵亮。研究所在二樓,有七八間大房子,一間所長辦公室,一間課堂,其餘全是藏書室和閱覽室。這裡藏書之富頗令我吃驚。在這幾間大房子裡,書架從地板一直高達天花板,全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中國書和日本出版的漢籍,佔絕大多數,也有幾架西文書。裡面頗有一些 珍貴的古本,我記得有幾種明版的小說,即使放在國內圖書館中,也得算做善本書。其中是否有海內孤本,因為我對此道並非行家裡手,不敢亂說。這些書是怎樣到哥廷根來的,我也沒有打聽。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帶回去的。 
  所長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教授,是蘇台德人,在感情上與其說他是德國人,毋寧說他是捷克人。他反對法西斯,自是意內事。我到哥廷根後不久,章用就帶我來看過哈隆。在過去二年內,我們有一些來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裡,他主動跟我談這個問題,問我願意不願意留下。我已是有家歸不得,正愁沒有辦法。他的建議自然使我喜出望外,於是交換期一滿,我立即受命為漢文講師。原來我到漢學研究所來是做客,現在我也算是這裡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為人親切和藹,比我約長二十多歲。我到研究所後,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韋伯樓去學習,我的據點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當了講師,就有授課的任務,授課地點就在漢學研究所內,我到這裡來的機會就多了起來,同哈隆和他夫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我們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說是忘年交吧。哈隆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漢學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他對中國古代文獻,比如《老子》、《莊子》之類,是有很高的造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頗有一些極其精闢的見解。他對古代西域史地鑽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士林。他非常關心圖書室的建設。聞名歐洲的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不收藏漢文典籍,所有的漢文書都集中在漢學研究所內。購買漢文書籍的錢好像也由他來支配。我曾經替他寫過不少的信,給中國北平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許多舊書店,訂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也確實源源不斷地越過千山萬水,寄到研究所內。我曾特別從國內訂購虎皮宣,給這些線裝書寫好書籤,貼在上面。結果是整架的藍封套上都貼上了黃色小條,黃藍相映,閃出了異樣的光芒,給這個研究所增添了無量光彩。 
  因為哈隆教授在國際漢學界廣有名聲,他同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有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裡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鬱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淡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轉眼,時間已經到了1939年。 
  在這以前的兩年內,德國的鄰國,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種奇特的病,稱之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沒有學過醫,不敢亂說。到了此時,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就連篇累牘地報道,德國的東西南北四鄰中有一個鄰居迫害德國人了,挑起爭端了,進行挑釁了,說得聲淚俱下,氣貫長虹。德國人心激動起來了,全國沸騰了。但是接著來的是德國出兵鎮壓別人,佔領了鄰居的領土,他們把這種行動叫做「抵抗」,到鄰居家裡去「抵抗」。德國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這就是他們新聞政策的靈魂。連我最初都有點相信,德國人不必說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國的某一個鄰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種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國人聰明絕世,在政治上卻幼稚天真如兒童。他們照例又激動起來了,全國又沸騰起來了。結果又有一個鄰國倒了霉。 
  我預感到情況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了。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是正確的。 
  1939年9月1日,德國的東鄰波蘭犯了上面說的那種怪「病」,德國「被迫」出兵「抵抗」,沒有用很多的時間,波蘭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國被德軍佔領。如此接二連三,許多鄰國的「病」都被德國治好,國土被他們佔領。等到法國的馬其諾防線被突破,德軍進佔巴黎以後,德國的四鄰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預感,德國又要尋找新的病人了。這個病人不是別的國家,只能是蘇聯。 
  事實證明,我的預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來,女房東就告訴我,德國同蘇聯已經開了火。我的日記上寫道:「這一著早就料到,卻沒想到這樣快。」這本來應該說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國人誰也不緊張。原因大概是,最近幾年來,幾乎每年兩次出現這樣的事,「司空見慣渾無事」了。我當然更不會緊張。前兩天約好同德國朋友蘋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遊,照行不誤。整整一天,我們乘車坐船,幾次渡過小河,在曠野綠林中,步行了幾十公里,唱歌,拉手風琴,野餐,玩了個不亦樂乎,盡歡而歸,在燈火管制、街燈盡熄的情況下,在黑暗中摸索著走回了家。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德國朋友來說,今天早晨德蘇宣戰的消息,給我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剛三歲,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後來讀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看到戰火蔓延之廣,雙方搏鬥之激烈,傷亡人數之多,財產損失之重,我總想像,這樣大的大事開始時一定是驚天地,泣鬼神,上至三十三天,下達十八層地獄,無不震動,無不驚恐,才合乎情理。現在,我竟有幸親身經歷了規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大得多、時間要長得多、傷亡要重得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戲,開端竟是這樣平淡無奇。事後追思,真頗有點失望不過癮的感覺了。 
  然而怪事還在後面。 
  戰爭既已打響,不管人們多麼淡漠,總希望聽到進一步的消息:是前進了呢?是後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沒有。23日沒有,24日沒有,25日沒有,26日沒有,27日仍然沒有。到了28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東戰線的消息,一點都不肯定。我猜想,大概德軍不十分得手。」隱含幸災樂禍之意。然而,在整整沉默了一個禮拜之後,到了又一個禮拜日29日,廣播卻突如其來地活潑,一個早晨就播送了八個「特別廣播」:德軍已在蘇聯境內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個「特別廣播」報告一個重大勝利。一直表現淡漠的德國人,震動起來了,他們如瘋似的,山呼「萬歲」。而我則氣得內心暴跳如雷。一聽特別廣播,神經就極度緊張,渾身發抖,沒有辦法,就用雙手堵住耳朵,心裡數著一、二、三、四等等,數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廣播恐已結束;然而一鬆手,廣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時我心中熱血沸騰,直衝腦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30日的日記裡寫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會進瘋人院。」 
  我的失眠症從此進入嚴重的階段了。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1)   
  精神是苦悶的,形勢是嚴峻的;但是我的學業仍然照常進行。 
  在我選定的三個系裡,學習都算是順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學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講梵文語法,第二學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羅傳》,接著讀迦梨陀娑的《雲使》等。從第五學期起,就進入真正的Seminar(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戲,他的老師H·呂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這方面的權威。第六學期開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定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動詞變化。我從此就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啃那厚厚的三大冊《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我的教授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西克教授真正是誨人不倦,第一次上課他就對我鄭重宣佈:他要把自己畢生最專長的學問,統統地毫無保留地全部傳授給我,一個是《梨俱吠陀》,一個是印度古典語法《大疏》,一個是《十王子傳》,最後是吐火羅文,他是讀通了吐火羅文的世界大師。就這樣,在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期間,我就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課。學習是順利的。 
  一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另一個副系是斯拉夫語言學,我也照常上課,這些課也都是順利的。 
  專就博士論文而論,這是學位考試至關重要的一項工作。教授看學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過論文。德國大學對論文要求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已經呆了六七年,學位始終拿不到,關鍵就在於論文。章用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姓葉的留學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運。我的論文,題目定下來以後,我積極寫作,到了1940年,已經基本寫好。瓦爾德施米特從軍期間,西克也對我加以指導。瓦爾德施米特回家休假,我就把論文送給他看。我自己不會打字,幫我打字的是邁耶(Meyer)家的大女兒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孩子。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為梵文字母拉丁文轉寫,符號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須坐在旁邊,才不致出錯。9月13日,論文打完。事前已經得到瓦爾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論文交給文學院長戴希格雷貝爾(Deiehgrber)教授。德國規矩,院長安排口試的日期,而院長則由最年輕的正教授來擔任。戴希格雷貝爾是希臘文、拉丁文教授,是剛被提升為正教授的。按規矩本應該三個系同時口試。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爾(Roeder)卻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試時,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語言學,英文以後再補。我這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早晨5點就醒來。心裡只是想到口試,再也睡不著7點起來,吃過早點,又胡亂看了一陣書,心裡極慌。 
  9點半到大學辦公處去。走在路上,像待決的囚徒。10點多開始口試。Prof.Waldschmidt(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先問,只有Prof.Deichgrber(戴希格雷貝爾教授)坐在旁邊。Prof.Braun(布勞恩教授)隨後才去。主科進行得異常順利。但當Prof.Braun開始問的時候,他讓我預備的全沒問到。我心裡大慌。他的問題極簡單,簡直都是常識。但我還不能思維,頗呈慌張之像。 
  12點下來,心裡極難過。此時,及格不及格倒不成問題了。 
  我考試考了一輩子,沒想到在這最後一次考試時,自己竟會這樣慌張。第二天的日記: 
  心緒極亂。自己的論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認為極好,就連Prof.Krause也認為難得,滿以為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考試;但昨天俄文口試實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問,問的全非我所預備的。到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極難過。 
  這可以說是昨天情緒的餘波。但是當天晚上: 
  7點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請我過節(羨林按:指聖誕節)。飄著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裡只是想到昨天考試的結果,我一定要問他一問。一進門,他就向我恭喜,說我的論文是sehr gut(優),印度學(Ihdologie)sehr gut,斯拉夫語言也是sehr gut。這實在出我意料,心裡對Prof.Braun發生了無窮的感激。 
  他的兒子先拉提琴,隨後吃飯。吃完把聖誕樹上的蠟燭都點上,喝酒,吃點心,胡亂談一氣。10點半回家,心裡仍然想到考試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爾教授病癒出院,補英文口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也參加了,我又得了一個sehr gut。連論文加口試,共得了四個sehr gut。我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告慰我親愛的祖國,也可以告慰母親在天之靈了。博士考試一幕就此結束。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當時頗引起了一點轟動。轟動主要來自Prof.Krause(克勞澤教授)。他是一位蜚聲世界的比較語言學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雙目失明,但有驚人的記憶力,過耳不忘,像照相機那樣準確無誤。他能掌握幾十種古今的語言,北歐幾種語言,他都能說。上課前,只需別人給他念一遍講稿,他就能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講上兩個小時。他也跟西克教授學過吐火羅語,他的大著(《西吐火羅語語法》)被公認為能夠跟西克、西格靈(Siegling)、舒爾策(Schulze)的吐火羅語語法媲美。他對我的博士論文中關於語尾-mathe的一段附錄,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因為據說在古希臘文中有類似的語尾,這種偶合對研究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有突破性的意義。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記中有下列一段話: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2)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賀我的考試,又說:Prof.Krause對我的論文讚不絕口,關於Endungmatha(動詞語尾matha)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立刻抄了出來,說不定從這裡還可以得到有趣的發明。這些話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我雖然也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這樣一來,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關於口試和論文,就寫這樣多。因為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所以寫多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捫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有時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時候又遠在天邊,可望而不可即。有時候熠熠閃光,有時候又晦暗不明。這使得我時而興會淋漓,時而又垂頭喪氣。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現在多年的夙願終於實現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國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歸。適逢1942年德國政府承認了南京漢奸汪記政府,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被迫撤離,撤到瑞士去。我經過仔細考慮,決定離開德國,先到瑞士去,從那裡再設法回國。我的初中同班同學張天麟那時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決心既下,就到我認識的師友家去辭行。大家當然都覺得很可惋惜,我心裡也充滿了離情別緒。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女房東。此時男房東已經故去,兒子結了婚,住在另外一個城市裡。我是她身邊惟一的一個親人,她是拿我當兒子來看待的。回憶起來她丈夫逝世的那一個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門找醫生,回家後又伴她守屍的。如今我一旦離開,五間房子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慼慼慘慘,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聽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聲痛哭。我一想到相處七年,風雨同舟,一旦訣別,何日再見?也不禁熱淚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後,才知道,到瑞士去並不那麼容易。即便到了那裡,也難以立即回國。看來只能留在德國了。此時戰爭已經持續了三年。雖然小的轟炸已經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規模的猛烈的轟炸,還沒有開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還平平靜靜。大街上仍然是車水馬龍,行人熙攘,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訪了大教育心理學家施普蘭格爾(E.Spranger)。又到普魯士科學院去訪問西克靈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讀通了吐火羅文。我讀他的書已經有些年頭了,只是從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樸老實,木訥寡言。在戰爭聲中仍然伏案苦讀,是一個典型的德國學者。就這樣,我在柏林住了幾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時間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東彷彿憑空揀了一隻金鳳凰,喜出望外。我也彷彿有遊子還家的感覺。回國既已無望,我只好隨遇而安,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同德國共存亡,同女房東共休戚了。 
  我又恢復了七年來的刻板單調的生活。每天在家裡吃過早點,就到高斯-韋伯樓梵文研究所去,在那裡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飯照例在外面飯館子裡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現在已經不再是學生,辦完了退學手續,專任教員了。我不需要再到處跑著去上課,只是有時到漢學研究所去給德國學生上課。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讀書和寫作上。我繼續鑽研佛教混合梵語,沿著我的博士論文所開闢的道路前進。除了肚子餓和間或有的空襲外,生活極有規律,極為平靜。研究所對面就是大學圖書館,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時甚至極為稀奇古怪的參考書,這裡幾乎都有,真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寫作的環境。因此,我的寫作成果是極為可觀的。在博士後的五年內,我寫了幾篇相當長的論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自謂每一篇都有新的創見;直到今天,已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還不斷有人引用。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 
  日子雖然過得順利,平靜。但也不能說,一點波折都沒有。德國法西斯政府承認了汪偽政府,這就影響到我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護照到了期,到哪裡去請求延長呢?這個護照算是哪一個國家的使館簽發的呢?這是一個事關重大又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同張維等幾個還留在哥廷根的中國留學生,嚴肅地商議了一下,決意到警察局去宣佈自己為無國籍者。這在國際法上是可以允許的。所謂「無國籍者」就是對任何國家都沒有任何義務,但同時也不受任何國家的保護。其中是有一點風險的,然而事已至此,只好走這一步了。從此我們就變成了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的人,看上去非常自由自在,然而任何人都能傷害它。   
  完成學業 嘗試回國(3)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人傷害我們。在轟炸和飢餓的交相壓迫下,我的日子過得還算是平靜的。我每天又機械地走過那些我已經走了七年的街道,我熟悉每一座房子,熟悉每一棵樹。即使閉上眼睛,我也決不會走錯了路。但是,一到禮拜天,就來了我難過的日子。我仍然習慣於一大清早就到席勒草坪去,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個方向轉。席勒草坪風光如故,面貌未改,仍然是綠樹四合,芳草含翠。但是,此時我卻是形單影隻,當年那幾個每週必碰頭的中國朋友,都已是天各一方,世事兩茫茫了。 
  我感到淒清與孤獨。   
  我的老師們(1)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 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裡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裡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裡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週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師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並不清楚。到他家裡,只見到老伴一人,是一個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麼親眷,從來沒有見過。看來是一個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儘管老夫婦情好極篤,相依為命。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早越過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他對我傳授知識的情況,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下面還要講到。在這裡我只講我們師徒二人相互間感情深厚的一些情況。為了存真起見,我仍然把我當時的一些日記,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買了一張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對著自己。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他簡直有父親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裡就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拚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點半出來,到Prof.Sieg家裡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長已答應。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這位老人家,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 
  原來他發現我生活太清苦,親自找文學院長,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實我的薪水是足夠用的,只因我枵腹買書,所以就顯得清苦了。   
  我的老師們(2)   
  1941年,我一度想設法離開德國回國。我在10月29日的日記裡寫道: 
  11點半,Prof.Sieg去上課。下了課後,我同他談到我要離開德國,他立刻興奮起來,臉也紅了,說話也有點震顫了。他說,他預備將來替我找一個固定的位置,好讓我繼續在德國住下去,萬沒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設法同Rektor(大學校長)說,讓我得到津貼,好出去休養一下。他簡直要流淚的樣子。我本來心裡還有點遲疑,現在又動搖起來了。一離開德國,誰知道哪一年再能回來,能不能回來?這位像自己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容易動感情。現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場。 
  像這樣的情況,日記裡還有一些,我不再抄錄了。僅僅這三則,我覺得,已經完全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了。還有一些情況,我在下面談吐火羅文的學習時再談,這裡暫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師是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布勞恩(Braun)。他父親生前在萊比錫大學擔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他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能流利地說許多斯拉夫語。我見他時,他年紀還輕,還不是講座教授。由於年齡關係,他也被征從軍。但根本沒有上過前線,只是擔任翻譯,是最高級的翻譯。蘇聯一些高級將領被德軍俘虜,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要親自審訊,想從中挖取超級秘密。擔任翻譯的就是布勞恩教授,其任務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高興同我閒聊他當翻譯時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軍和蘇軍內部最高領導層的真實情況。他幾次對我說,蘇軍的大炮特別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是德國方面從來沒有透露過的極端機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輕的夫人,兩個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亞斯,約有五六歲,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歲。斯蒂芬對我特別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從遠處飛跑過來,撲到我的懷裡。他母親教導我說:「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上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兒!」教授夫人很和氣,好像有點愣頭愣腦,說話直爽,但有時候沒有譜兒。 
  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鐘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裡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面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於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著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 C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裡,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麼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麼到家,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只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的老師們(3)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 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裡就不一一敘述了。   
  學習吐火羅文(1)   
  我在上面曾講到偶然性,我也經常想到偶然性。一個人一生中不能沒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 
  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我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什麼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麼多課程,學了那麼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時候我覺得過了頭),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是絕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卻是大事,絕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了,絕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講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西克出來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戲統統傳給我。他早已越過古稀之年,難道他不知道教書的辛苦嗎?難道他不知道在家裡頤養天年會更舒服嗎?但又為什麼這樣自找苦吃呢?我猜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絕學傳授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讓印度學和吐火羅學在中國生根開花。難道這裡面還有一些極「左」的先生們所說的什麼侵略的險惡用心嗎?中國佛教史上有不少傳法、傳授衣缽的佳話,什麼半夜裡秘密傳授,什麼有其他弟子嫉妒,等等,我當時都沒有碰到,大概是因為時移事遷今非昔比了吧。倒是最近我碰到了一件類似這樣的事情。說來話長,不講也罷。 
  總之,西克教授提出了要教我吐火羅文,絲毫沒有徵詢意見的意味,他也不留給我任何考慮的餘地。他提出了意見,立刻安排時間,馬上就要上課。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動了,除了感激之外,還能有什麼話說呢?我下定決心,擴大自己的攤子,「捨命陪君子」了。 
  能夠到哥廷根來跟這一位世界權威學習吐火羅文,是世界上許多學者的共同願望。多少人因為得不到這樣的機會而自怨自艾。我現在是近水樓台,是為許多人所艷羨的。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是不學,實在是難以理解的。正在西克給我開課的時候,比利時的一位治赫梯文的專家沃爾特·古勿勒(Walter Couvreur)來到哥廷根,想從西克教授治吐火羅文。時機正好,於是一個吐火羅文特別班就開辦起來了。大學的課程表上並沒有這樣一門課,而且只有兩個學生,還都是外國人,真是一個特別班。可是西克並不馬虎。以他那耄耋之年,每週有幾次從城東的家中穿過全城,走到高斯-韋伯樓來上課,精神矍鑠,腰板挺直,不拿手杖,不戴眼鏡,他本身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走這樣遠的路,卻從來沒有人陪他。他無兒無女,家裡沒有人陪,學校裡當然更不管這些事。尊老的概念,在西方的國家,幾乎根本沒有。西方社會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個人對社會有用,他就有價值;一旦沒用,價值立消。沒有人認為其中有什麼不妥之處。因此西克教授對自己的處境也就安之若素,處之泰然了。 
  吐火羅文殘卷只有中國新疆才有。原來世界上沒有人懂這種語言,是西克和西克靈在比較語言學家W·舒爾策(W.Schulzs)幫助下,讀通了的。他們三人合著的吐火羅語語法,蜚聲全球士林,是這門新學問的經典著作。但是,這一部長達五百一十八頁的煌煌巨著,卻絕非一般的入門之書,而是異常難讀的。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艱險複雜,歧路極多,沒有人引導,自己想鑽進去,是極為困難的。讀通這一種語言的大師,當然就是最理想的引路人。西克教吐火羅文,用的也是德國的傳統方法,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他根本不講解語法,而是從直接讀原文開始。我們一起頭就讀他同他的夥伴西克靈共同轉寫成拉丁字母、連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羅文殘卷——西克經常稱之為「精製品」(Prachtstck)的《福力太子因緣經》。我們自己在下面翻讀文法,查索引,譯生詞;到了課堂上,我同古勿勒輪流譯成德文,西克加以糾正。這工作是異常艱苦的。原文殘卷殘缺不全,沒有一頁是完整的,連一行完整的都沒有,雖然是「精製品」,也只是相對而言,這裡缺幾個字,那裡缺幾個音節。不補足就摳不出意思,而補足也只能是以意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結果是西克先生講的多,我們講的少。讀貝葉殘卷,補足所缺的單詞兒或者音節,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羅文課堂上學到的。我學習的興趣日益濃烈,每週兩次上課,我不但不以為苦,有時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我回憶當時的情景,總是同積雪載途的漫長的冬天聯繫起來。有一天,下課以後,黃昏已經提前降臨到人間,因為天陰,又由於燈火管制,大街上已經完全陷入一團黑暗中。我扶著老人走下樓梯,走出大門。十里長街積雪已深,闃無一人。周圍靜得令人發怵,腳下響起了我們踏雪的聲音,眼中閃耀著積雪的銀光。好像宇宙間就只剩下我們師徒二人。我怕老師摔倒,緊緊地扶住了他,就這樣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憶值得回憶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這一件小事卻牢牢地印在我的記憶裡。每一回憶就感到一陣淒清中的溫暖,成為我回憶的「保留節目」。然而至今已時移境遷,當時認為是細微小事,今生今世卻絕無可能重演了。   
  學習吐火羅文(2)   
  同這一件小事相聯的,還有一件小事。哥廷根大學的教授們有一個頗為古老的傳統:星期六下午,約上二三同好,到山上林中去散步,邊走邊談,談的也多半是學術問題;有時候也有爭論,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此時大自然的旖旎風光,在這些教授心目中早已不復存在了,他們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學問。不管怎樣,這些教授在林中漫遊倦了,也許找一個咖啡館,坐下喝點什麼,吃點什麼。然後興盡回城。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山下散步,逢巧遇到西克先生和其他幾位教授正要上山。我連忙向他們致敬。西克先生立刻把我叫到眼前,向其他幾位介紹說:「他剛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是最優等。」言下頗有點得意之色。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點學習成績,實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這樣讚譽,真使我不安了。中國唐詩中楊敬之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說項」傳為美談,不意於萬里之外的異域見之。除了砥礪之外,我還有什麼好說呢? 
  有一次,我發下宏願大誓,要給老人增加點營養,給老人一點歡悅。要想做到這一點,只有從自己的少得可憐的食品分配中硬擠。我大概有一兩個月沒有吃奶油,忘記了是從哪裡弄到的麵粉和貴似金蛋的雞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個最有名的糕點店裡,請他們烤一個蛋糕。這無疑是一件極其貴重的禮物,我像捧著一個寶盒一樣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裡。這顯然有點出他意料,他的雙手有點顫抖,叫來了老伴,共同接了過去,連「謝謝」二字都說不出來了。這當然會在我腹中飢餓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裡是愉快的,成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憶之一。 
  等到美國兵攻入哥廷根以後,炮聲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顆炮彈,是美軍從城西向城東放的。他的夫人告訴我,炮彈爆炸時,他正伏案讀有關吐火羅文的書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滿了一桌子,他奇跡般地竟然沒有受任何一點傷。我聽了以後,真不禁後怕起來了。然而對這一位把研讀吐火羅文置於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內心裡像大海波濤一樣洶湧澎湃起來。西克先生的個人成就,德國學者的輝煌成就,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從這一件小事中我們可以學習多少東西呢?同其他一些有關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樣,這一件也使我畢生難忘。 
  我拉拉雜雜地回憶了一些我學習吐火羅文的情況。我把這歸之於偶然性。這是對的,但還有點不夠全面。偶然性往往與必然性相結合。在這裡有沒有必然性呢?不管怎樣,我總是學了這一種語言,而且把學到的知識帶回到中國。儘管我始終沒有把吐火羅文當作主業,它只是我的副業,中間還由於種種原因我幾乎有三十年沒有搞,只是由於另外一個偶然性我才又重理舊業;但是,這一種語言的研究在中國畢竟算生了根,開花結果是必然的結果。一想到這一點,我對我這一位像祖父般的老師的懷念之情和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現在西克教授早已離開人世,我自己也年屆耄耋,能工作的日子有限了。但是,一想我的老師西克先生,我的幹勁就無限騰湧。中國的吐火羅學,再擴大一點說,中國的印度學,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奠了基。我們有一批朝氣蓬勃的中青年梵文學者,是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學生和學生的學生,當然也可以說是西克教授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學生的學生的學生。他們將肩負起繁榮這一門學問的重任,我深信不疑。一想到這一點,我雖老邁昏庸,又不禁有一股清新的朝氣湧上心頭。   
  別哥廷根(1)   
  是我要走的時候了。 
  是我離開德國的時候了。 
  是我離開哥廷根的時候了。 
  我在這座小城裡已經住了整整十年了。 
  中國古代俗語說: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這個樣子。當年佛祖規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樹下連住三宿,就會產生留戀之情。這對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戀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個俗人,從來也沒有想當和尚,不想修仙學道,不想涅,西天無分,東土有根。留戀就讓它留戀吧!但是留戀畢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個有國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時候了。 
  回憶十年前我初來時,如果有人告訴我:你必須在這裡住上五年,我一定會跳起來的:五年還了得呀!五年是一千八百多天呀!然而現在,不但過了五年,而且是五年的兩倍。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了不得。正如我在本書開頭時說的那樣,宛如一場縹緲的春夢,十年就飛去了。現在,如果有人告訴我:你必須在這裡再住上十年。我不但不會跳起來,而且會愉快地接受下來的。 
  然而我必須走了。 
  是我要走的時候了。 
  當時要想從德國回國,實際上只有一條路,就是通過瑞士,那裡有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館。張維和我於是就到處打聽到瑞士去的辦法。經多方探詢,聽說哥廷根有一家瑞士人。我們連忙專程拜訪,是一位家庭婦女模樣的中年婦人,人很和氣。但是,她告訴我們,入境簽證她管不了;要辦,只能到漢諾威(Hannover)去。張維和我於是又搭乘公共汽車,長驅百餘公里,趕到了這一地區的首府漢諾威。 
  漢諾威是附近最大最古的歷史名城。我久仰大名,只是從沒有來過。今天來到這裡,我真正大吃一驚:這還算是一座城市嗎?儘管從遠處看,仍然是高樓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卻只見廢墟。剩下沒有倒的一些斷壁頹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羅馬留下來的鬥獸場。馬路還是有的,不過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彈坑。汽車有的已經恢復了行駛,不過數目也不是太多。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馬路兩旁人行道上的情況。德國高樓建築的格局,各大城市幾乎都是一模一樣:不管樓高多少層,最下面總有一個地下室,是名副其實地建築在地下的。這裡不能住人。住在樓上的人每家分得一二間,在裡面貯存德國人每天必吃的土豆,以及蘋果、瓶裝的草莓醬、煤球、劈柴之類的東西。從來沒有想到還會有別的用途的。戰爭一爆發,最初德國老百姓輕信法西斯頭子的吹噓,認為英美飛機都是紙糊的,決不能飛越德國國境線這個雷池一步。大城市裡根本沒有修建真正的防空壕洞。後來,大出人們的意料,敵人紙糊的飛機變成鋼鐵的了,法西斯頭子們的吹噓變成了肥皂泡了。英美的炸彈就在自己頭上爆炸,不得已就逃入地下室躲避空襲。這當然無濟於事。英美的重磅炸彈有時候能穿透樓層,在地下室中向上爆炸。其結果可想而知。有時候份量稍輕的炸彈,在上面炸穿了一層兩層或多一點層的樓房,就地爆炸。地下室倖免於難,然而結果卻更可怕。上面的被炸的樓房倒塌下來,把地下室嚴密蓋住。活在裡面的人,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這是什麼滋味,我沒有親身經歷,不願瞎說。然而誰想到這一點,會不不寒而慄呢?最初大概還會有自己的親人費上九牛二虎的力量,費上不知多少天的努力,把地下室中受難者親屬的屍體挖掘出來,弄到墓地裡去埋掉。可是時間一久,轟炸一頻繁,原來在外面的親屬說不定自己也被埋在什麼地方的地下室,等待別人去挖屍體了。他們哪有可能來挖別人的屍體呢?但是,到了上墳的日子,倖存下來的少數人又不甘不給親人掃墓,而親人的墓地就是地下室。於是馬路兩旁高樓斷壁之下的地下室外垃圾堆旁,就擺滿了原來應該擺在墓地上的花圈。我們來到漢諾威看到的就是這些花圈,這種景像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瞭解了原因以後,我又感到十分吃驚,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據說地窖裡的老鼠,由於飽餐人肉,營養過分豐富,長到一尺多長。德國這樣一個優秀偉大的民族,竟落到這個下場。我心裡酸甜苦辣,萬感交集,真想到什麼地方去痛哭一場。 
  漢諾威的情況就是這個樣子。這當然是狂轟濫炸時「鋪地毯」的結果。但是,即使是地毯,也難免有點空隙。在這樣的空隙中還倖存下少數大樓,裡面還有房間勉強可以辦公。於是在城裡無房可住的人,晚上回到城外鄉鎮中的臨時住處,白天就進城來辦公。瑞士的駐漢諾威的代辦處也設在這樣一座樓房裡。我們穿過無數的斷壁殘垣,找到辦事處。因為我沒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請和批准,辦事處說無法給我簽發入境證。我算是空跑一趟。然而我卻不但不後悔,而且還有點高興;我於無意中得到一個機會,親眼看一看所謂轟炸究竟真實情況如何。不然的話,我白白在德國住了十年,也自命經歷過轟炸。哥廷根那一點轟炸,同漢諾威比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如沒能看到真正的轟炸,將會抱恨終生了。 
  漢諾威是這樣,其他比漢諾威更大的城市,比如柏林之類,被炸的情況略可推知。我後來聽說,在柏林一座大樓上面幾層被炸倒以後,塌了下來,把地下室嚴嚴實實地埋了起來。地下室中有人在黑暗中赤手扒碎磚石,走運扒通了牆壁,爬到鄰居的尚沒有被炸的地下室中,鑽了出來,重見天日。然而十個指頭的上半截都已磨掉,血肉模糊了。沒有這樣走運的,則是扒而無成,只有呼叫。外面的人明明聽到叫聲,然而堆積如山的磚瓦碎石,一時無法清除。只能忍心聽下去,最初叫聲還高,後來則逐漸微弱,幾天之後,一片寂靜,結果可知。親人們心裡是什麼滋味,他們是受到什麼折磨,人們能想下去嗎?有過這樣一場經歷,不入瘋人院,則入醫院。這樣慘絕人寰的悲劇是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自己親手釀成的。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別哥廷根(2)   
  聽到這些情況以後,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原來的柏林,十年前和三年前我到過的柏林。十年前不必說了,就是在三年前,柏林是個什麼樣子呀!當時戰爭雖然已經爆發,柏林也已有過空襲,但是還沒有被「鋪地毯」,市面上仍然是繁華的,人們熙攘往來,還頗有一點勁頭。然而轉瞬之間,就幾乎變成了一片廢墟。這變化真是太大了。現在讓我來描述這一個今昔對比的變化,我本非江郎,談不到才盡,不過現在更加窘迫而已。在苦思冥想之餘,我想出了一個偷巧的辦法。我想借用中國古代詞賦大家的文章,從中選出兩段,一表盛,一表衰,來做今昔對比。時隔將近兩千年,地距超過數萬里,情況當然是完全不一樣的。然而氣氛則是完全一致的,我現在迫切需要的正是描述這種氣氛。借古人的生花妙筆,抒我今日盛衰之感懷。能想出這樣移花接木的絕妙方法,我自己非常得意,不知是哪一路神仙在冥中點化,使我獲得「頓悟」,我真想五體投地虔誠膜拜了。是否有文抄公的嫌疑呢?不,決不。我是付出了勞動的,是我把舊酒裝在新瓶中的,我是偷之無愧的。 
  下面先抄一段左太沖《蜀都賦》: 
  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服靚妝。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 
  上面列舉了一些奇貨。從這短短的幾句引文裡,也可以看出蜀都的繁華。這種繁華的氣氛,同柏林留給我的印象是完全符合的。 
  我再從鮑明遠的《蕪城賦》裡引一段: 
  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途。壇羅虺域,階斗鼯。……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這裡寫的是一座蕪城,實際上鮑照是有所寄托的。被炸得一塌糊塗的柏林,從表面上來看,與此不大相同。然而人們從中得到的感受又何其相似!法西斯頭子們何嘗不想「萬祀而一君」。然而結果如何呢?所謂「第三帝國」被「瓜剖而豆分」了。現在人們在柏林看到的是斷壁頹垣,「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了。據德國朋友告訴我,不用說重建,就是清除現在的垃圾也要用上五十年的時間。德國人「凝思寂聽,心傷已摧」,不是很自然的嗎?我自己在德國住了這麼多年,看到眼前這種情況,我心裡是什麼滋味,也就概可想見了。 
  然而是我要走的時候了。 
  是我離開德國的時候了。 
  是我離開哥廷根的時候了。 
  我的真正的故鄉向我這遊子招手了。 
  一想到要走,我的離情別緒立刻就逗上心頭。我常對人說,哥廷根彷彿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這裡住了十年,時間之長,僅次於濟南和北京。這裡的每一座建築,每一條街,甚至一草一木,十年來和我同甘共苦,共同度過了將近四千個日日夜夜。我本來就喜歡它們的,現在一旦要離別,更覺得它們可親可愛了。哥廷根是個小城,全城每一個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跡,我彷彿踩過每一粒石頭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進進過。看到街上的每一個人都似曾相識。古城牆上高大的橡樹,席勒草坪中芊綿的綠草,俾斯麥塔高聳入雲的尖頂,大森林中驚逃的小鹿,初春從雪中探頭出來的雪鐘,晚秋群山頂上斑斕的紅葉,等等,這許許多多紛然雜陳的東西,無不牽動我的情思。至於那一所古老的大學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師,更讓我覺得難捨難分。最後但不是最小,還有我的女房東,現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處,多少風晨月夕,多少難以忘懷的往事,「當時只道是尋常」,現在卻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尋常了。 
  然而我必須走了。 
  我那真正的故鄉向我招手了。 
  我忽然想起了唐代詩人劉皂的《旅次朔方》那一首詩: 
  客舍并州數十霜 
  歸心日夜憶咸陽 
  無端又渡桑乾水 
  卻望并州是故鄉 
  別了,我的第二故鄉哥廷根! 
  別了,德國! 
  什麼時候我再能見到你們呢?   
  赴瑞士   
  我於1945年10月6日離開哥廷根,乘吉普車奔。 
  哪裡來的車呢?我在這裡要追溯一下這一段故事。我在上面幾次提到德國的交通已經完全被破壞,想到瑞士去,必須自己找車。我同張維於是又想到「盟軍」。此時美國駐軍還有一部分留在哥廷根,但是市政管理已經移交給英國。我們就去找所謂軍政府,見到英軍上尉沃特金斯(Watkins),他非常客氣,答應幫忙。我們定好10月6日啟程。到了這一天,來了一輛車,司機是一個法國人,一位美軍少校陪我們去。據他自己說,他是想借這個機會去游一遊瑞士。美國官兵只有在服役一定期間以後,才有權利到瑞士去逛,機會是並不很容易得到的。這位少校不想放棄這個機會,於是就同我們同行了。 
  離開哥廷根的共有六個中國人:張維一家三人,劉先志一家二人,加上我一人。 
  我們經過了一些緊張激動的場面,在車上安頓好,車子立即開動,駛上了舉世聞名的國家高速公路。我回頭看了哥廷根一眼,一句現成的唐詩立即從我嘴裡流出:「客樹回看成故鄉。」哥廷根的煙樹入目清新。但是汽車越開越快,終於變成了一團模糊的陰影,完全消逝不見了。 
  我此時心裡面已經完全沒有餘裕來醞釀離情別緒,公路兩旁的青山綠水吸引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德國全國樹木茂密,此時正是金秋天氣。雖經過六年的戰火,但山林樹木並沒有受到損失,依然蓊鬱茂盛。我以前在哥廷根每年都看到的斑斕繁複的秋林景色,如今依然呈現在我眼前,只不過隨著汽車的行進而時時變換,讓人看了怡情悅目。然而一旦進入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城市,則又是一片斷壁頹垣,讓人看了傷心慘目。這種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傷心的心情,如大海波濤,騰湧不定。我又信口吟出了兩句詩: 
  無情最是原上樹 
  依舊紅霞染霜天 
  從中可見我的心情之一斑。 
  因為我們離開哥廷根時已經快到中午了。我們的車子開到法蘭克福時,天已經晚下來了,我們只能在這裡住宿。也許陪我們的那位美軍少校一開始就打算在這裡過夜的,因為這裡是全德美軍總部所在地,食宿條件都非常有利。我們住在一家專門為美國軍官預備的旅館裡,名字叫四季旅館。旅館裡管事的美國人非常和氣,給我們安排了一頓多少年來沒有吃過的豐盛的晚餐,大快朵頤。要知道,此時我們都是無錢階級,美國鈔票我們沒有,德國鈔票好像已經作廢,我們是身無分文,而竟受到如此的優待,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美國人好動成性,活潑有餘,沉穩不足。這旅館裡也並不安靜。然而我們的心情是愉快的,過了一個非常舒適的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上車出發。我現在把1945年10月7日的日記抄在下面: 
  8點多開車,順著Reichsautobahn(國家公路)向南開。路上沒經過多少城市,連鄉村都很少。因為這條汽車路大半取直線。在Mannheim(曼海姆)城裡走迷了路,繞了半天彎子,才又開出城去。這座大城也只剩了斷瓦殘垣。從Heidelberg(海德堡)旁邊繞過,只看到遠處一片青山。走進法國佔領區,第一個令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汽車漸漸少了。法國兵裡面的真正法國人很少,大半是黑人,也有黃人。黃昏時候,到了德瑞邊境。通過法國檢查處,以為一帆風順。到了瑞士邊境,因為入境證成問題,交涉了半天,又回到德國Lnach(勒納赫),在一個專為法國軍官預備的旅館裡住下。 
  這就是我在德國境內最後一天的情況。滿以為「一帆風順」,實際上卻是一帆不順,在邊境上擱了淺,進退兩難,我們心裡之焦急,可以想見。 
  第二天早晨,我們又回到瑞士邊境,同中國駐瑞士使館以及我的初中同學張天麟通了電話。反正我們已經來到這裡,義無反顧,想反顧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雖無釜可破,無舟可沉,也只能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一戰,再沒有第二條出路了。我們總算走運,瑞士方面來了通知,放我們入境。我們這一群中國人當然興高采烈。但是陪我們來的美國少校和給我們開車的法國司機,卻無法進入瑞士。我們真覺得十分抱歉,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但又無能為力,只有把我們隨身攜帶的一些中國小玩意兒送給他們,作為紀念,希望今後能長相思、不相忘。我們自知這也不過是欺人之談。人生相逢,有時真像是浮萍與流水,稍縱即逝。我們同這一位美國朋友和法國朋友,相聚不過兩天,分手時頗有依依難捨之感,他們的面影會常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們終於告別了德國,進入了瑞士。   
  在弗裡堡(1)   
  弗裡堡(Fribourg) 
  對於瑞士,我真可以說是久仰久仰了。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看到了許多瑞士風景的照片或者圖畫。我大為吃驚,那裡的山色湖光,顏色奇麗,青紫相間,斑斕如畫,宛如閬苑仙境。我總懷疑,這些都是出自藝術家的創造,出自他們的幻想,世間根本不可能有這樣匪夷所思奇麗如幻的自然風光。 
  今天我真的親身來到了瑞士。初入境時,我只能坐在火車上,憑窗觀賞。我又一次大為吃驚,吃驚的是,我親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風光,其美妙、其神奇、其變幻莫測、其引人遐思,遠遠超過了我以前看到的照片或者圖畫。遠山如黛,山巔積雪如銀,倒影湖中,又氤氳成一團紫氣,再襯托上湖畔的濃碧,形成了一種神奇的仙境。我學了半輩子語言,說了半輩子話,讀了半輩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學的語言,我說的話,我讀的名著,哪一個也幫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繪眼前的美景,我說不出;我要用筆寫出眼前的美景,我寫不出。最後,萬不得已,我只能乞靈於《世說新語》中的人物,徒喚「奈何」了。我現在完全領悟到,這絕非出自藝術家的創造,出自他們的幻想。不但如此,我只能說,他們的創造遠遠不夠,他們的幻想也遠遠不足。中國古詩說:「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瑞士山水的意態又豈是人世間凡人藝術家所能表現出的呢?我現在完全不怪那些藝術家了。 
  離開哥廷根時,我挨餓挨怕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我的心情正是這樣。我把我保存的幾塊黑麵包,鄭重地帶在身上,以備路上不時之需。然而在路上雖然呆了兩天,麵包竟沒有用上。上了瑞士的火車,我覺得黑麵包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瑞士變成了它的「無用武之地」了,它沒法用武了。我想遵照我們的「國法」(中國的辦法也),從車窗裡丟出去,讓瑞士的螞蟻——不知道它們肯不肯吃這種東西?——去會餐吧!於是我一方面憑窗欣賞窗外的青山綠水,一方面又低頭看鐵路兩旁的地上,想找一個有點垃圾不太潔淨的地方,為我的麵包尋一個歸宿之地,但是,我找呀,看呀,看呀,找呀,從邊境直到瑞士首都伯爾尼,竟沒有找到哪怕是一片有點垃圾有點紙片的地方。我非常「失望」,也非常吃驚,手裡攥著那塊德國黑麵包,下了火車。 
  在車站上,有我的老朋友張天麟、牛西園和他們的小兒子張文,以及使館裡的什麼人,來迎接我們。我們到了張家,休息了一會兒,就到中國駐瑞士公使館去報到。見到了政務參贊王家鴻博士,他是留德老前輩,所以談話就比較融洽、投機。他把10月份的救濟費發給我們,談了談國內的情況。他大概同哥廷根那位姓張的一樣,身上有點藍氣。這與我們無關,我們不去管它。國民黨政府指令瑞士使館,竭盡全力,救濟淪落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其用意當然如司馬昭之心,人皆知之。這個我們也不去管它,我們是感激的。使館為了省錢,把我們介紹到離伯爾尼不遠的弗裡堡的一所天主教設立的公寓裡去住。對此我們也都沒有異議,反正能有地方住,我們就很滿足了。 
  當天晚上,我們就乘車來到弗裡堡。 
  我們住的公寓叫聖·朱斯坦公寓,已經有幾個中國學生住在這裡,都是老住戶。其中一位是天主教神甫,另外三位有的信天主教,有的也不信。他們幾位都到車站去迎接我們。從此我就在這裡做了幾個月的寓公。 
  弗裡堡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幾萬人,卻有一所頗為知名的天主教大學,還有一個藏書頗富的圖書館,也可以算是文化城了。瑞士是一個山國,弗裡堡更是山國中的一個山城。城裡面地勢還算是比較平坦,但是一出城,有的地方就有懸崖峭壁,有的高達幾十米或者更高。在相距幾十米上百米的兩個懸崖之間,往往修上一條鐵索橋,汽車和行人都能從上面通過。行人走動時,橋都搖搖晃晃,汽車走過,則全橋震動,大有地動山搖之勢。從橋上往下看,好像是從飛機上往下看一樣,令人頭昏目眩。 
  這地方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講法語的。但是我在農村裡看到一些古老的建築,雕刻在柱子或窗子上的卻是德文。我猜想,這地方原是德語區,後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說德語的人遷走了,說法語的人遷了進來。瑞士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官方語言就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三種。因此瑞士人多半都能掌握幾種語言。又因為瑞士是世界花園,是旅遊盛地,英文在這裡也流行。在首都伯爾尼大街上賣鮮花的老太婆也都能講幾種語言。這都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兒。 
  在我住的公寓裡,也能看出這種多語言、多民族的現象。公寓的老闆是講法語的沙裡愛神甫,而管理公寓的則是一位講德語的奧地利神甫。此人個子極高,很懂得幽默。一見面他就說:「年幼長身體的時候,偶一不小心,忘記了停止長,所以就長得這麼高!」在天主教裡面,男神甫有很大的自由,除了不許結婚以外,其他人世間的飲食娛樂,他都能享受,特別是酒,歐洲許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釀造極好的酒。相對之下,對於修女則頗多限制,行動有不少的不自由。 
  既然是天主教開辦的公寓,裡面有一些生活習慣頗帶宗教色彩。最突出的是每頓飯前必禱告。我非教徒,但必須吃飯。所以每次就餐前,吃飯的人都站在餐桌前,口中唸唸有詞。我不知道他們念的是什麼,但也只能奉陪肅立。好在時間極短,等教徒們感謝完了上帝,我這個非教徒也可以叨光狼吞虎嚥了。   
  在弗裡堡(2)   
  公寓老闆沙裡愛神甫大概很有點活動能力。我到後不久,他就被梵蒂岡教廷任命為瑞士三省大主教。為了求實存真起見,我現在把當時寫的日記摘抄幾段: 
  1945年11月21日 
  吃過早點就出去。因為今天是新主教Charriere(沙裡愛)就職的日子,在主教府前面站了半天,看到穿紅的主教們一個個上汽車走了。到百貨店去買了一隻小皮箱就回來。同馮、黃談了談。11點一同出去到城裡去看遊行。一直到12點才聽到遠處音樂響,不久就看到兵士和警察,後面跟著學生,一隊隊過了不知有多久。再後面是神甫、政府大員、各省主教。最後是教皇代表、沙主教,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平的喇嘛穿了彩色的衣服在跳舞捉鬼。快到1點,典禮才完成。 
  一個多月以後,在1945年12月25日,我又參觀了沙大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從那一天的日記中摘抄一段: 
  今天沙主教第一次主持大彌撒,我們到了St.Nicolas大教堂,裡面的人已經不少了。停了不久,儀式也就開始了。一群神父把沙主教接進去,奏樂,唱歌,磕頭,種種花樣。後來沙主教下了祭壇,到一個大籠子似的小屋子裡向信眾講道。講完,又上祭壇。大彌撒才真正開始,仍然是鞠躬,唱歌,磕頭,種種花樣,一直到11點半才完。 
  以上是我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瑞士天主教的一點具體的印象和回憶。在這以前或以後,我都同天主教沒有任何接觸。同住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一位田神甫,同我長談過幾次關於宗教信仰和上帝的問題,看樣子是想「發展」我入教。可惜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細胞,也可以說沒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辜負了他的一片美意。解放後,我在北京見到他,他已經脫下僧裝換俗裝,成家立業了。我們沒有再長談,沒有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不便問他。我只慨歎人生變化之劇烈了。 
  在弗裡堡我還有很多值得回憶的事,其中最突出的是認識了幾個德國和奧國學者,當然都是說德語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弗裡茨·克恩(Fritz Kern)教授。他原來是德國一所大學——記得是波恩大學——的歷史教授,思想進步,反對納粹,在祖國呆不下去了,被迫逃來瑞士。但是在這裡無法找到一個大學教席,瑞士又是米珠薪桂的地方,他的夫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到弗裡堡附近一個鄉村神甫家裡去當保姆。這位神甫脾氣極怪,又極壞,村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Tempate(暴風雨),具體形象地說明了他的特點,脾氣一發,簡直如暴風驟雨。在這樣一個主人家裡當保姆,會是什麼滋味,一想就會明白。然而為了餬口養家,在德國一般都不工作的教授夫人,到了瑞士,在人屋簷下,焉得不低頭,也只有忍辱吞聲了。教授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但是精力充沛,為人豪爽,充分表現出日耳曼人的特點。我們萍水相逢,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有一段時間,我們倆幾乎天天見面,共同翻譯《論語》和《中庸》。他有一個極其龐大的寫作計劃,要寫一部長達幾十卷的《世界歷史》,把中西各國的歷史、文化等等從比較歷史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探討一番。研究中國的經典也是為這個龐大計劃服務的。他的學風常常讓我想到德國歷史上那一些Universalgenie(多學科巨匠)。我有時候跟他開玩笑,說他幻想過多,他一笑置之。他有時候說我太Kritisch(批判嚴格),我當然也不以為忤。由此可見我們之間關係之融洽。他夫婦倆都非常關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國十年,沒有錢買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時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國買的大衣,既單薄,又破爛。他們譏笑稱之為Mna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給我縫補過幾次,還給我織過一件毛衣。這一切在我這個背鄉離井漂泊異域十年多的遊子心中產生什麼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著我再講了。在1945年11月20日的日記裡,有下面一段話: 
  Prof.Kern(克恩教授)勸我無論如何要留下。我同他認識才不久,但我們之間卻發生了幾乎超過師生以上的感情,對他不免留戀。他也捨不得我走。我只是多情善感,當然有痛苦。不知為什麼上天把我造成這樣一個人? 
  可見我同他們感情之深。他們夫婦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人。我回國後還通過幾次信,後來就「世事兩茫茫」了。至今我每次想到他們,心裡就激動、懷念,又是快樂,又是痛苦,簡直是酸甜苦辣,說不清是什麼滋味了。 
  其次我想到的是幾位奧國學者W.施米特(Schmidt)、科伯斯(Koppers)等,都是天主教神甫。他們都是人類學家,是所謂維也納學派的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國很早被德國納粹吞併,為了躲避凶焰,他們逃來瑞士,在弗裡堡附近一個叫做弗魯瓦德維爾(Froideville)的小村裡建立了根據地,有一個藏書相當豐富的圖書館。這一學派的許多重要人物也都來這裡聚會,同時還接待外國學者,到這裡來從事研究工作。我於1945年10月23日首次見到克恩教授,是在聖·朱斯坦公寓的主任諾伊維爾特(Neuwirth)的一次宴會上。第二次見面就是兩天後在弗魯瓦德維爾的這個研究所裡。兩次都見到了科伯斯教授,第二次見到施米特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名叫沼澤。施米特曾在中國北京輔仁大學教過書,他好像是人類學維也納學派的首領,著作等身,對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在世界學人中廣有名聲。我同這些人來往,感覺最深刻的是他們雖是神甫,但並沒有「上帝氣」,研究其他宗教,也頗能持客觀態度。我以為,他們算得上學者。   
  在弗裡堡(3)   
  由於克恩教授的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瑞士銀行家兼學者的薩拉贊(Sarasin)。他是一位億萬富翁,但是頗愛學問,對印度學尤其感興趣,因此建立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印度學圖書館,歡迎學者使用他的圖書。大概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克恩教授介紹我去拜訪他。他住在巴塞爾,距弗裡堡頗遠。我輾轉搭車,到了巴塞爾,克恩教授在那裡等我。我們一同拜訪了薩拉贊,看了看他收藏的圖書。在世界花園中,有這樣一塊印度學的園地,頗為難得。他請我們喝茶,吃點心。然後告辭出來,到一個在中國住過多年的牧師名叫熱爾策(Gelzer)的家裡去,他請我們吃晚飯。離開他家時已經比較晚了,趕到車站,一打聽,知道此時沒有到弗裡堡的直達通車。我沒有法子,隨便登上了一輛車。反正瑞士是一個極小的國家,上哪一趟車都能到達目的地。但是,我初來乍到,對瑞士並不熟悉。上了車以後,我不辨南北東西,暈頭轉向。車窗外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但是,我知道,那些旖旎到神奇程度的山林湖泊,仍然是存在的,也許比白天更要美麗,只是人們看不到而已。車廂內則是燈火通明,笑語不絕。我自己彷彿變成了漫遊奇境的愛麗絲,不像是處在人的世界中。碰巧我鄰座有一位講德語的中年男子,我連他的姓名、國籍都沒有來得及詢問,便熱烈地交談起來:三言兩語,彷彿就成了朋友。不知怎麼一來,我就講到了弗裡堡的沙裡愛神甫已升任三省大主教。這一下子彷彿踏了我那新朋友的腳雞眼,他立刻興奮起來,自稱是新教徒,對天主教破口大罵,簡直是聲震車頂。我什麼教都不信,對天主教和新教更是一個局外人。我無從發表意見。他見我並不反對,於是更為興奮。火車在瑞士全國轉了大半夜之後,終於在弗裡堡站停了車。我不知道我那位新朋友是到哪裡去。他一定要跟我下車,走到一個旅館裡,硬是要請我喝酒。我不能喝酒,但是盛情難卻,陪他喝了幾杯,已經頗有醉意,腦袋裡糊里糊塗地不知怎樣回到了房間,納頭便睡。醒了一睜眼,「紅日已高三丈透」,我那位朋友彷彿是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消逝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回到了聖·朱斯坦公寓,回想夜間的經歷似有似無,似真似假,難道我是做了一個夢嗎?   
  同使館的鬥爭(1)   
  南京政府在瑞士設有公使館。當時最高級的駐外代表機構好像就是公使館。因為瑞士地處歐洲中心地帶,又沒有被捲入世界大戰,所以這裡的公使館儼然就成了歐洲的外交代表。南京政府爭取留學生回國,也就以瑞士作為集中地點。他們派來此地的外交人員級別也似乎特別高。駐瑞士使館的武官曾一度是蔣介石手下的所謂「十三太保」之一,後來成為台灣海軍總司令的顯要人物。 
  我們在瑞士打交道的就是這個公使館。 
  我們於10月9日到了瑞士,當晚就坐火車趕到弗裡堡。第二天又回到伯爾尼,晚上參加了使館舉行的所謂慶祝「雙十節」的宴會,到的留學生相當多,濟濟一堂,來自歐洲的許多國家,大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勢。我在飢餓地獄裡已經呆了不少年頭,乍吃這樣精美的中國飯菜,準備狼吞虎嚥,大大地干它一場。然而德國醫生告訴過我,人們餓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自己會失掉飽的感覺。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有不少人這樣撐死的。我記住了這些話,隨時警惕,不敢暢所欲吃。然而已經解饞不少了。 
  從這以後,我住在弗裡堡,不常到使館裡去。但是逐漸從老留學生嘴裡知道了使館內部的一些情況。內部人員之間有矛盾。在國民黨內部派系複雜的情況下,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是,使館又與留學生有矛盾。詳情不得而知,只聽說有一次一些留學生到使館裡去鬧,可能主要也是由於經濟問題。大概鬧得異常厲害,連電話線都剪斷了。使館裡一位秘書之類的官員,從樓上拿著手槍往下跑,連瑞士警察也被召喚來了。由於國際慣例,中國使館是屬於中國的,瑞士人不能隨便進去。因此請來的警察只能呆在館外作壁上觀,好像中國舊小說裡常講到的情況。這場搏鬥勝敗如何,我沒有興趣去仔細打聽。但是卻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我們於必要時何不也來倣傚一下呢? 
  這樣的時機果然來了。起因也是經濟問題。使館裡有一位參贊原是留德學生,對我們剛從德國來的幾位學生特別表示好感。他大概同公使有點矛盾,唯恐天下不亂,總想看公使的笑話。有一天他偷偷告訴我們,南京政府又匯來了幾十萬美元,專用做救濟留歐學生之用,慫恿我們趕快去要錢。我們年少氣盛,而且美元也決不會扎手,於是就到使館去了。最初我們還是非常有禮貌的,講話措辭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談到了我們去的主要目的:要錢。那位公使臉上就露出了許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辭。我在1945年11月17日的日記上寫了我對他的印象:「這位公使是琉璃蛋,不成問題,恐怕已經長出腿來了。虎文說他說話不用大腦。我說他難得糊塗。」這應該說不是好印象。他一支吾,我們就來了火氣。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國內已經匯來了美元,這一點我們完全知道,瞞也瞞不住。此時,他臉上勃然變色,似乎有點出汗的樣子,他下意識地拉開抽屜,斜著眼睛向裡面瞧。我猜想,抽屜裡不是藏的美鈔,就是藏的賬本。不管他瞧的是什麼,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後,他答應給我們美元。但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要告訴別的留學生,不要張揚。我們點頭稱是,拿了美鈔,一走出使館,我們逢人便說。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當時沒有仔細分析。說是惟恐天下不亂吧,有點過分。恐怕只是想搞一點小小的惡作劇,不讓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在瑞士期間,我聽了很多使館的故事或者傳說。有人告訴我,在一個瑞士人舉辦的什麼會上,中國公使被邀參加並且講話。按外交慣例,他應該用中文發言,讓譯員翻譯成德語或者法語,二者都是瑞士國語。但是,我們的公使大人,大概想露一手,親自用德文講話。如果講得好,講得得體,也未可厚非。可是他沒有準備好的講稿,德語又蹩腳。這樣必然會出洋相的。特別是他在講話中總是說「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大為驚愕。中國人士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後來恍然頓悟:我們公使大人是在把中國講話時一時想不起要講什麼話只好連聲說「這個,這個,這個……」翻譯成了德文。這樣的頓悟,西方人士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有的。中國人有福了。 
  我還聽人說,在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上,有一位使館裡的什麼官員,同我們一樣,鼻樑兒不高,卻偏喜歡學西方高鼻樑兒人士,戴卡鼻單面眼鏡,大概認為這樣才有風度。無奈上帝給中國人創造了低鼻樑兒,卡鼻眼鏡很難卡得住。於是這一位外交官只好皺起眉頭,才能勉強把眼鏡保留在鼻樑兒上。稍一疏忽,臉上一想露笑容,眼鏡立即從鼻樑兒上滑落。就這樣,整個晚上,這一位自命有風度的外交官,皺著眉頭,進退應對於穿筆挺的燕尾服的男士們和渾身珠光寶氣的女士們之間。真是難為了他!無獨有偶,在同一個招待會上,我們的武官,大概是什麼少將之類,把自己得到的一枚勳章別在軍服的胸前,以顯示威風。但是,這一枚小小的勳章偏不聽話,偏要搗蛋,總把背面翻轉向前。這當然會減少威風的份量,是我們的武官決不能允許的。於是,整個晚上,他就老注意這枚勳章,它一露出背面,他總是把它翻轉過來。我個人沒有這個眼福,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一幕精彩的表演。你試閉眼想上一想:在一個莊嚴隆重的外交招待會上,作為主人的官員和武官,一個緊皺眉頭,一個不停地翻轉勳章,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景象,你能不啞然失笑嗎?   
  同使館的鬥爭(2)   
  其餘的傳言還很多,我不再講述了。 
  我們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這樣一個使館。我真是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最重要的是,我們從中獲得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對付南京派出來的外交官,硬比軟更有效果。我們交涉從瑞士到法國去的用費和交通工具時,我們就應用了這個經驗,而且取得了成功。   
  從瑞士到法國馬賽   
  我們要求使館:我們人乘坐火車,而我們的行李則用載重汽車從瑞士運到法國馬賽。我們的條件一一實現。但是,我們的行李並不太多,裝上載重幾十噸重的大汽車,連一層都沒有擺滿,從遠處看,幾乎看不到上面有行李。空蕩蕩的,滑稽可笑。 
  然而我們卻管不了那樣多。行李一裝上車,我們就逍遙自在,乘火車到日內瓦玩了幾天,然後又上火車,駛向法國。時間是1946年2月2日,在過境的時候,海關檢查頗嚴,因為當時從瑞士偷運手錶到法國去,是極為賺錢的勾當。我們隨身攜帶的幾隻箱子,如果一一打開,慢慢騰騰地檢查,則「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連火車恐怕都要耽誤了。我們中間的一個人,在緊張忙亂中,糊里糊塗地從口袋裡摸出了一個瑞士法郎硬幣,只是一個法郎,不值幾個錢。我正大吃一驚地等待檢查員發火的時候,然而卻出現了奇跡,那個檢查員把那個瑞士法郎放入自己的口袋,在我們所有的箱子上用粉筆畫了一些「鬼畫符」,我們就通過了。 
  我是第一次到法國來,當然是耳目為之一新。到了終點站馬賽,我更注意到,這裡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法國這個國家種族歧視比英美要輕得多。我在德國十年,沒看見過一個德國婦女同一個黑人挽著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統治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沒有見過。現在來到馬賽,到處可以看到一對對的黑白夫婦,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躂。我的精神一恍惚,滿街都是梨花與黑炭的影像,黑白極其分明,我真是大開眼界了。法國人則是「司空見慣渾無事」,怡然自得。 
  我在這裡生平第一次見海。我常嘲笑自己:一個生在山東半島上、留洋十年而沒有見過海的人,我恐怕是獨一份兒了。現在我終於洗刷掉這個嘲笑,心裡異常興奮。而大海那種波濤洶湧、渾茫無際的形象,確使我振奮不已。「乾坤日夜浮」是杜甫描寫洞庭湖的詩句。這位大詩人大概也沒有見過海,否則他會把這樣雄渾的詩句保留給大海的。 
  我們拿著美軍在德國哥廷根開給我們的證明文件,到此地管理因戰爭而拋鄉離井的人們的辦事處去交涉。他們立刻給我們安排了住處,是一個大倉庫,雖簡陋但潔淨,飯食也還可以。最讓我們高興的是,管理人員全是德國戰俘,在說話方面再也不會發生Demaindeuxjours那樣的笑話了。 
  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我們要去找此地的南京派來的總領事館。我們同這一批人打交道,已經有了瑞士的經驗:硬比軟強。我們如法炮製,果然神效非凡。我們離開了大倉庫,搬進了一個旅館。我們要求乘船回國,而且一定要頭等艙。總領事條條答應,皆大歡喜。我們在馬賽從1946年2月2日住到2月8日。事情辦妥了,心情輕鬆了。我們天天到海邊上去玩,在大街上買橘子,吃小館,逍遙自在,快活似神仙。   
  船上生活(1)   
  我們終於在2月8日晚上上了船。船名叫Nea Hellas,排水量一萬七千噸,在當時算是很大的船。據說,這艘巨輪是英國所有,被法國租來運送法軍到越南去鎮壓當地的老百姓的。所以,船上的管理和駕駛人員全是英國人,而乘客則幾乎全是法國兵,穿便衣的乘客微乎其微,八名中國人在其中竟佔了很大的比例。我們分住在兩個房間裡。裡面的設備不能說是豪華,但是整潔、舒適,我們都很滿意。船上的飯是非常豐富而美好的,我在日記裡多次講到這一點。總之,上船以後,一切都比較順利。 
  但是也曾碰到過不順利的事情。有一天,我們在最高層的甲板上觀望海景。一位英國船員忽然走向我們,告訴我們說,只有頭等艙的旅客才能走上最高層。我們大吃一驚,彷彿當頭挨了一棒:「駐馬賽的中國總領事親口答應我們買頭等艙的船票的!」因為當時戰爭才結束不久,一切都未就緒,這一條船又是運兵的船,從船票上看不出等次。我們自認為是頭等艙乘客,實際上並不是。馬賽鬥爭我們自認為是勝利者,焉知那一位總領事是老狐狸,他輕而易舉地就把我們這些「勝利者」蒙騙了。我們又氣又笑,笑自己的幼稚,吃一塹,長一智,我們又增加了一番閱歷。但是,為了中國人的面子,最高層我們決不能不上。我們自己要掏錢改為頭等艙,目的就為了爭這一口氣。我們到船長辦公室去交涉。不知道是哪裡來的靈感,那位船長一笑,不要我們補錢,特批准我們能上最高層甲板,皆大歡喜。從此順順利利地在船上過了將近一個月。 
  但是,在順利中也不會沒有小小的麻煩。英國人是一個誠實嚴肅的民族,有過多的保守性,講究禮節。到船上餐廳裡去吃飯,特別是晚飯,必須穿上燕尾服。我們是一群窮學生,衣足蔽體而已,哪裡來的什麼這尾那尾的服裝。但是規定又必須遵守。我們沒有辦法,又跑了去找船長。他允許我們,只需穿著整潔,打好領帶,穿好皮鞋,就可以進餐廳了。我們感激他這一番盛情,「捨命陪君子」,盡上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為天氣還不太熱,穿上筆挺的西裝,把天花板上的通氣孔盡量轉向自己,筆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湯不出聲,刀叉不碰響,正正經經,規規矩矩,吃完一頓飯,已經是汗流浹背,筋疲力盡了,回到房間,連忙洗澡。這樣忍耐了一些時候。船一進入紅海,天氣熱得無法形容。穿著襯衫,不走不動,還是大汗直流,再想「捨命」也似乎無命可捨了。我們簡直視餐廳為畏途,不敢進去吃飯。我們於是同餐廳交涉,改在房中用餐。這個小小的磨難才算克服。 
  船上當然不全是磨難,令人愉快的事情還是很多很多的。首先是冷眼旁觀船上的法國兵。船上究竟有多少法國兵,我並不清楚,大概總有幾千人,而且男女都有,當然女兵在數目上遠遠少於男兵。法國人是一個愉快喜歡交際的民族。有人說,他們把心托在自己手上,隨時隨地交給對方。同他們打交道不像德國人和英國人那樣難。一見面,說不上三句話,似乎就成了老朋友。船上年輕的男女法國兵都是這樣。他們和她們都熱情活潑,逗人喜愛。他們之間,摟摟抱抱,打打鬧鬧,沒有人覺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們有時候會感到有點不方便。我們在甲板上散步,想讓海風吹上一吹,飽覽大海的夜景,這無疑也是一種難得的福氣。可是在比較黑暗的角落裡,有時候不小心會踩上躺在甲板上的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當然是一男一女。此時,我們實在覺得非常抱歉,非常尷尬。而被踩者卻大方得很,他們毫不在意,照躺不誤。我們只好加速邁步,逃回自己的房間。房間內燈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憶的斷片了。 
  我認識了一位法國青年軍官,不知道他的軍階。瘦的身材,清瘦的面孔,一副和氣的模樣。他能說英語,我們就有了共同的語言。我們經常在甲板上碰頭,交談,一起散步,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彼此沒有戒心,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他常常用輕蔑的口吻諷刺法國軍隊,說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對晚上我們碰到的情況,他並不隱諱,但也並不贊成。就這樣,我們在二十多天內,彷彿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真彷彿把托在手掌上的心交給我了,我感到非常愉快。 
  至於法國兵同英國船員之間的關係,我看是非常融洽的。他們怎樣接觸,我沒有看到,不敢瞎說。我親眼看到的事情也有一些,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法國兵與英國管理人員之間的拳擊比賽。這種比賽幾乎都放在晚上,在晚飯後,在輪船最前端的甲板上,擺下了戰場,離船舷只有一兩米遠。船舷下面幾十米的深處,浪花翻騰,洶湧澎湃之聲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難測,裡面魚龍水怪正在潛伏,它們聽到了船上的人聲,看到了反映在海面上的燈影,大驚失色,愈潛愈深了。船上則燈火通明,人聲鼎沸。英法兩國的棒小伙子正在揮拳對擊,龍騰虎躍,各不示弱。此時輪船仍然破浪前進,片刻不停。我們離開大陸百里千里,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似乎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我彷彿置身於一個童話和神話中,恍惚間又彷彿是在夢中,此情此景,無論如何也不像是在人間了。 
  我們的船還在紅海裡行駛。為什麼叫「紅海」呢?過去也曾有過這樣的疑問,但是沒有得到答案。這一次的航行卻於無意中把答案送給了我。2月19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船上生活(2)   
  今天天氣真熱,汗流不止。吃過午飯,想休息一會兒,但熱得躺不下。到最高層甲板上去看,遠處一片紅浪,像一條血線。海水本來是黑綠的,只有這一條特別紅,浪沖也衝不破。大概這就是「紅海」名字的來源。我們今天也看到飛魚。 
  我想,能親眼看到這一條紅線,是並不容易的。千里航程中只有幾米寬不知有多長的一條紅線,看到它是要有一點運氣的。如果我不適逢此時走上最高層甲板,是不會看到的。我自認為是一個極有運氣的人,簡直有點飄飄然了。 
  另外一件事證明我們全船的人都是有運氣的。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海上的水雷還沒有來得及清除多少,從地中海經過紅海到印度洋,到處都是這樣。我們這一艘船又是最早從歐洲開往亞洲的極少數的船之一。在我們這一條船之前,已經有幾條船觸雷沉沒了。這情況我們最初雖然並不完全知道,但也有所感覺。為什麼一開船我們就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習呢?為什麼我的日記中記載著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呢?其中必有原因。過馬六甲海峽以後,一天早晨,船長告訴大家,夜裡他一夜沒有合眼,這裡是水雷危險區,他生怕出什麼問題。現在好了,最危險的地區已經拋在後面了。從此以後,他可以安心睡覺了。我們聽了,都有點後怕。但是,後怕是幸福的;危險過了以後,才能有後怕。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 
  我們感到很幸福。 
  在洋溢著幸福感時,我們到了目的地:西貢。   
  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香港同南京政府的外交人員進行了「最後的鬥爭」以後,船票終於拿到手了。我們於1946年5月13日上了開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到祖國懷抱的最後的歷程,心裡很激動。 
  船非常小,大概還不到一千噸,設備簡陋到令人吃驚的程度。乘船回國的留學生中又增添了幾個新面孔,因此我們更不寂寞了。此外還有大約幾百個中國旅客擠在這一條小船上,根本談不到什麼舖位。在其他船上,統艙算是最低一級的。在這條船上,統艙之下還有甲板一級。到處都是包裹,有的整齊,有的凌亂,有的包裹裡還飄出了鹹魚的臭味。到處都是人,每個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搶佔地盤,有人出錢,就能得到。因此討價還價之聲,爭吵喧嘩之聲,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煙,統艙裡煙霧迷騰。這種煙霧,再混亂上人聲,形成了一團烏煙瘴氣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進所激起的海濤聲,同這大合唱,簡直像小巫見大巫,有時候連聽都聽不見了。 
  我們住在頭等艙和二等艙裡的幾個留學生,是船上的「特權階級」。不管外面多麼髒,多麼亂,只要把門一關,艙內還能保持乾淨和安靜。但是,有時我們也需要呼吸點新鮮空氣,此時,我們必須走到甲板上去,只需走幾步路就行。可這幾步路就成了一個艱難的歷程。在沙丁魚的人叢裡,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條路,是並不容易的。到了外面甲板上,我忽然在橫躺豎臥的人叢中發現了那一位同我們一起上船的比利時和法國留學女生。只見她此時緊閉雙眼,躺在那裡,不吃不喝,不轉不動。有人跨過她的身軀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覺;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臉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覺。連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著了呢?抑或是醒著呢?我不得而知。她就這樣一連躺了幾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驚不小。我知道,她是學數學的,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她的表情來看,我總疑心她當過修女。不管怎樣,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則她在船上的這一番工夫無論如何也是難以理解的。 
  我是一個俗人,心中沒有上帝。我不想躺在那裡,一動不動。我要活動,我要吃要喝,我還要想。在這時候,祖國就在我前面,我想了很多很多。將近十一年的異域流離的生活就要結束了。這十一年的經歷現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現在我的眼前,千頭萬緒的思緒一時逗上心頭。我多麼希望向祖國母親傾訴一番呀!但是,我能說些什麼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懷著一腔熱情,毅然去國,一是為了救國,二是為了鍍金。原定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能夠挺過來的。但是,我生不逢時,戰火連綿,兩年一下子變成了十一年。其間所遭遇的苦難與艱辛,挫折與委曲,現在連回想都不願意回想。試想一想,天天空著肚子,死神時時威脅著自己;英美的飛機無時不在頭頂上盤旋,死神的降臨只在分秒之間。遭萬劫而倖免,實九死而一生。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家中一點信息都沒有。親老、妻少、子幼。在故鄉的黃土堆裡躺著我的母親。她如有靈,怎能不為愛子擔心!所有這一切心靈感情上的磨難,我多麼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國母親傾訴一番。現在祖國就在眼前,傾訴的時間來到了。然而我能傾訴些什麼呢? 
  我不能像那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樣,躺在那裡死死不動。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滾的波濤,我心裡面翻滾得比大海還要厲害。我在歐洲時曾幾次幻想,當我見到祖國母親時,我一定跪下來吻她,撫摩她,讓熱淚流個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難,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陰影。在西貢時,我就斷斷續續從愛國的華僑口中聽了一些關於南京政府的情況。到了香港以後,聽的就更具體、更細緻了。在抗戰勝利以後,政府中的一些大員、中員和小員,靠裙帶,靠後台,靠關係,靠交情,靠拉攏,靠賄賂,乘上飛機,滿天飛著,到全國各地去「劫收」。他們「劫收」房子,「劫收」地產,「劫收」美元,「劫收」黃金,「劫收」物資,「劫收」倉庫,連小老婆姨太太也一併「劫收」,鬧得烏煙瘴氣,民怨沸騰。其骯髒程度,遠非《官場現形記》所能比擬。所謂「祖國」,本來含有兩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遠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應該愛的。但是這樣的人,我能愛嗎?我能對這樣一批人傾訴什麼呢?俗語說:「孩兒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貧。」我的娘一點也不醜。可是這一群「劫收」人員,你能說他們不醜嗎?你能不嫌他們嗎? 
  我心裡的矛盾就是這樣翻騰滾動。不知不覺,船就到了上海,時間是1946年5月19日。我在日記中寫道: 
  上海,這真是中國地方了。自己去國十一年,以前自己還想像再見祖國時的心情。現在真正地見了,但覺得異常陌生,一點溫熱的感覺都沒有。難道是自己變了麼?還是祖國變了呢? 
  我懷著矛盾的心情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心裡面喜怒哀樂,像是倒了醬缸一樣,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十年一覺歐洲夢, 
  贏得萬斛別離情。 
  祖國母親呀!不管怎樣,我這個海外遊子又回來了。 
  1991年5月11日寫畢     
  學術自述 
  1946年——1949年 
  我於1945年秋,在待了整整10年之後,從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機會回國;在瑞士Fribourg住了幾個月,於1946年春夏之交,經法國馬塞和越南西貢,又經香港,回到祖國。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當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津浦鐵路中斷,我有家難歸。當時我已經由恩師陳寅恪先生介紹,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和文學院院長湯錫予(用彤)先生接受,來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時候。我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自動化的Omega金錶。這在當時國內是十分珍貴、萬分難得的寶物。但因為受了點騙,只賣了十兩黃金。我將此錢的一部分換成了法幣,寄回濟南家中。家中經濟早已破產,靠擺小攤,賣炒花生、香煙、最便宜的糖果之類的東西,勉強餬口。對於此事,我內疚於心久矣。只是阻於戰火,被困異域。家中盼我歸來,如大旱之望雲霓。現在終於歷盡千辛萬苦回來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家中的雙親——叔父和嬸母,妻、兒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飯之用。住宿,在上海是睡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在南京是睡在長之國立編譯館的辦公桌上,白天在台城、玄武湖等處遊蕩。我出不起旅館費,我還沒有上任,根本拿不到工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無書可讀,無處可讀。我是多麼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啊!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一個夏天,一事無成。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古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我自己常常說,浪費時間,等於自殺。然而,我處在那種環境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真成了「坐宮」中的楊四郎。 
  我於1946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島,再轉火車,到了一別11年的故都北京。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尚能通車。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的有陰法魯教授等老朋友。汽車經過長安街,於時黃昏已過,路燈慘黃,落葉滿地,一片淒涼。我想到了唐詩「落葉滿長安」,這裡的「長安」,指的是「長安城」,今天的西安。我的「長安」是北京東西長安街。遊子歸來,古城依舊,而歲月流逝,青春難再。心中思緒萬端,悲喜交集。一轉瞬間,卻又感到彷彿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歎人生之無常,嗟命運之渺茫。過去11年的海外經歷,在腦海中層層湧現。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紅樓。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 
  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不管拿到什麼學位,最高只能定為副教授。清華大學沒有副教授這個職稱,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至少要等上幾年,看你的教書成績和學術水平,如夠格,即升為正教授。我能進入北大,已感莫大光榮,焉敢再巴蛇吞像有什麼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晉謁湯用彤先生。湯先生是佛學大師。他的那一部巨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集義理、詞章、考據於一體,蜚聲宇內,至今仍是此道楷模,無能望其項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身軀瘦長的老者;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他身著灰布長衫,圓口布鞋,面目祥和,嚴而不威,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過了至多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教授,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說不高興,那是過分矯情;要說自己感到真正夠格,那也很難說。我感愧有加,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不管怎樣,副教授時期之短,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   
  思想鬥爭   
  我在這裡講的「」,不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 is a 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之餘,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後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後,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一回到祖國,特別是在1947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12年的濟南以後,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實情況,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得多,我立即忍痛決定,不再返回歐洲。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我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必須承擔起來。我寫信給Haloun教授,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關歐洲的「思想鬥爭」,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鬥爭」又隨之而起。我既然下定決心,終生從事研究工作,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研究必有對象,可是我最心愛的對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對象在哪裡呢?我的興趣一向駁雜,對好多學問,我都有興趣。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只因有了困難,才產生了「思想鬥爭」。這個掂一掂,那個稱一稱,久久不能決定。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充足。離開了印度,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資料不夠充足,研究仍會遇到困難。我的考慮或者我的「思想鬥爭」,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鬥爭」沒有結果,就暫時先放一放吧。   
  終於找到了出路   
  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紅樓後面的北樓。校長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前的東廂房內,西廂房是秘書長辦公室。所謂「秘書長」,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長差不多,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秘書長以外,還有一位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副校長。全校有6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這樣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並不多,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嘴損的人所說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講堂,科長一操場。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但是,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前面,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放在我的研究室中。我瞭解到,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長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長毛子水先生的厚愛。現在我在日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中國的大學,至少是在北大,則是不見了。這樣做,對一個教授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方便。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教授的女兒,赫赫有名的馬玨的妹妹。 
  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卻如鳳毛麟角。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比較起來,稍有優越之處;但是,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可是這情況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前,我毫無所知。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但是同歐洲和日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真如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語。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如虎落平川、龍困沙灘,縱有一身武藝,卻無用武之地。我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卻是一籌莫展。我搞了一些翻譯工作,翻譯了馬克思論印度的幾篇論文,翻譯了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寫成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只完成了一本粗糙的譯稿,後來由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拿了去整理出版,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興趣之所在,不過略示一下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而已。 
  這遠遠不能滿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教員不過5人,學生人數更少。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裡就綽綽有餘。我開了一班梵文,學生只有3人。其餘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個學生也沒有。我「政務」清閒,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裡對面枯坐,既感到極不舒服,又感到百無聊賴。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學校也差不多,有一個教授會,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一點作用也不起的。 
  湯用彤先生正開一門新課《魏晉玄學》。我對湯先生的道德文章極為仰慕。他的著作雖已讀過,但是,我在清華從未聽過他的課,極以為憾。何況魏晉玄學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內第一人。課堂就在三樓上,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徵求了湯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課並沒有講義,他用口講,我用筆記,而且盡量記得詳細完整。他講了一年,我一堂課也沒有缺過。湯先生與胡適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懸河的人。但是他講得細密、周到,絲絲入扣,時有精闢的見解,如石破天驚,令人豁然開朗。我的筆記至今還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此外,我因為感到自己中國音韻學的知識欠缺,周祖謨先生適開此課,課堂也在三樓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聽。周先生比我年輕幾歲,當時可能還不是正教授。別人覺得奇怪,我則處之泰然。一個系主任教授隨班聽課,北大恐尚未有過,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者為師。在學問上論資排輩,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還沒有解開:舊業搞不成了,我何去何從?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閱書時,因為覺得有興趣,曾隨手從《大藏經》中,從那一大套筆記叢刊中,抄錄了一些有關中印關係史和德國人稱之為「比較文學史」(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的資料。當時我還並沒有想畢生從事中印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雖然在下意識中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國以後,儘管中國圖書館中關於印度和比較文學史的書籍極為匱乏,但是中國典籍則浩瀚無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史,至少中國這一邊的資料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這個課題至少還同印度沾邊,不致十年負笈,前功盡棄。我反覆思考,掂斤播兩,覺得這真是一個極為靈妙的主意。雖然我心中始終沒有忘記印度古代語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順應時勢,有多大碗吃多少飯了。 
  我終於找到了出路。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出路的軌跡……   
  出路的軌跡   
  對於一個搞學術研究的人來說,出路只能至少是主要表現在論文上。我檢查了一下從1946年到1949年所寫的文章,我必須根據論文實際寫作的情況,來探尋我那。有一點我必須首先在這裡說明白。我現在寫的是「學術自述」,而不是別的。什麼叫「學術」?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根據我自己的理解來決定去取。凡是文學創作,比如寫點散文什麼的,都不包括在內。連寫一些雜文一類的東西,也不包括在內。 
  就根據這個標準,我把這四年的回憶依照時間順序寫在下面。   
  1946年   
  這一年一大半是在旅途中度過,一直到年末,才算是得到了安定。但是,在車船倥傯中,竟然寫了一些文章,殊出我意料。但是,按照我在上面給「學術」下的定義,真正夠格的只有兩篇。 
  1.《一個故事的演變》這個故事流傳的時間極長,地域極廣。小學教科書裡面部用它來作教材。後來我在《梅詩話》裡又讀到了引用東坡詩注的一段話,講的也是這個故事。《詩話》引劉後村的詩:「辛苦謀身無甕算,慇勤娛耳有瓶聲。」「甕算」指的就是這個故事。江盈的《雪濤小說》中也有這個故事,內容大同而小異。印度《嘉言集》和《五卷書》中也找到了同樣的故事,內容請參閱我的原作,這裡不贅述。我只想指出一點,中國的那兩部書就是我在哥廷根讀到的。當時萬沒有想到,後來竟派上了用場。 
  2.《梵文〈五卷書〉——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話集》這一篇文章是根據德國「比較文學史」的創立者 Th.Benfey的關於《五卷書》的一篇長文介紹的。嚴格說起來,它不能算是一篇學術論文。但是,後來興起的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我認為,創始人不是別人,而正是Benfey。所以我把它列在這裡。   
  1947年   
  這一年文章的數量不算少,符合學術條件的有以下幾篇。 
  1.《一個流傳歐亞的笑話》 
  這也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比較文學史與民間文學有密切的聯繫,二者簡直可以成為一體。《五卷書》裡面的故事,我認為,基本上都屬於民間文學。普通老百姓創造故事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 
  這個笑話是我在德國聽到的。內容極簡單:一個白人與一個黑人同住旅舍中的一間屋內。夜裡,黑人把白人的臉用墨塗黑,偷了他的東西,溜之大吉。白人醒來,看到自己的東西都已不見,照了照鏡子,驚詫地說道:「原來黑人在這裡,可我到哪裡去了呢?」在哥廷根漢學研究所翻閱雜書時,讀到《續說郛》中收的劉元卿的《應諧錄》,發現裡面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笑話,只不過把黑人換成和尚而已。 
  2.《木師與畫師的故事》 
  這同樣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是中印兩國的民間故事流傳的一個例證。 
  3.《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上看寓言和童話》 
  這仍然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我徑直稱之為「比較文學」,由此可見我當時對「比較文學史」和「比較文學」的看法。 
  在這篇文章裡,我介紹了幾個跨越國界、流傳時間又極長的故事。第一個就是著名的「曹沖稱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見諸中國的正史《三國誌·魏志》中,它的真實性由此得到了加強。實則同樣內容只換了人名的故事,卻見於漢譯《大藏經》中。我介紹的第二個故事是狼與鶴的故事。這個故事見於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見於巴利文《本生經》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關於稱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傳說」中就有這個故事。請參閱陳寅恪先生的《三國誌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 
  在這篇文章裡,我討論寓言和童話起源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許多書中和論文中都曾談到過。從理論上來講,不外是一元產生論和多元產生論。我個人認為,多元產生是不能想像的。只有一元產生才是合情合理的。剩下的只有一元產生,也就是最初產生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域,然後向外輻射擴散。這一個國家或地域究竟在哪裡呢?恐怕不能籠而統之地說,所有的寓言和童話都產生在一個國家和地域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講大多數的寓言和童話都產生在一個國家和地域內,則是近情近理的。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個國家和地域究竟是哪一個呢?四方國家的學者談到的不出兩個:一個印度,一個希臘。他們的意思並不一致。據我的觀察,Wintemitz依違於印度、希臘之間。Benfey則說得清楚而堅定:「世界上一切童話和故事的老家是印度,一切寓言的老家是希臘。」他同樣依違於印希兩國之間,但把童話和寓言區分開來。這個區分是十分牽強的,因為二者從根本上是難以區分的,絕不是涇渭分明的。我個人則傾向於印度,因為印度的民族性極善幻想,有較其他民族豐富得多的、深邃得多的幻想力。魯迅先生在1926年寫成的《〈癡華〉題記》中一開頭就說:「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譯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我認為,魯迅的意見是根據事實立論,極可信賴。 
  4.《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 
  柳宗元的《黔之驢》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讀古文者恐怕沒有人不讀的。但是,迄今我還沒有見到有人探索這篇文章來源的文章。我個人提出了一個看法:它的來源也與印度有關。我在印度許多書中找到了類似的故事:《五卷書》第4卷,第7個故事;《嘉言集》中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可是,在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中有所暗示,完整的故事存在於《伊索寓言》中。在法國拉封丹的《寓言》中也有這個故事。可見這個故事,至少是它的母題,傳佈時間之長和地域之廣。   
  1948年   
  1.《〈儒林外史〉取材的來源》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雖然吳敬梓的書多有歷史事實的根據;但是,他是在寫小說,因此他從其他書中也抄來了一些材料。 
  2.《從中印文化關係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 
  這裡我明確地提出了中印文化關係,表示我正在尋求出路中的一些想法。 
  3.《「貓名」寓言的演變》 
  這篇文章也屬於比較文學史的範圍。我先在明劉元卿的《應諧錄》中發現了「貓名」的寓言。這當然也是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圖書室中讀書的收穫。接著在日本的書中找到了這個寓言。最後,又在印度的許多書中找到了它,這些書包括《故事海》、《五卷書》、《說藪》等等。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同樣有這個故事。 
  4.《佛教對於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 
  這一篇文章屬於中印文化交流的範圍。 
  5.《論梵文的音譯》 
  這是我到北大後3年內寫得最長的一篇學術論文,是為紀念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校慶而做。當時北大教授寫了不少紀念論文,總名之曰「論文集」,實則都是單篇印行,沒有成「集」。 
  這篇論文討論的主要是利用佛典中漢文音譯梵文的現象來研究中國古音。鋼和泰(A.von Stal—Holstein)先生想用音譯來構擬中國古音,但必須兼通古代印度俗語才能做到。 
  梵文的頂音和在漢譯佛典中一般都是用舌上音知徹澄母的字來譯。多半用「吒」字,多半用「茶」字。但是在最古的譯本中卻用來母字來對梵文的和。這就有了問題,引起了幾位有名的音韻學家的討論和爭論。羅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陸志韋先生、汪榮寶先生等都發表了意見,意見頗不一致。我習慣於「在雜誌縫裡找文章」,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較滿意的正確的答案。 
  原來上述諸位先生僅僅從中國音韻學上著眼,沒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和在古代印度和中亞以及中國新疆地區演變的規律;沒有提綱,當然無法挈領。在古代印度和中亞一帶,有一個簡單明瞭的音變規律:>>>l。用這一條規律來解釋漢譯佛典中的音變現象,渙然冰釋。我在文章中舉了大量的例證,想反駁是不可能的。 
  羅常培先生對此文的評價是:「考證謹嚴,對斯學至有貢獻。」   
  1949年   
  《列子與佛典》 
  《列子》是一部偽造的書,這久成定論,無人反對。但是偽造的時間和人究竟是何時和何人,卻缺乏深入的探討。我在《列子》和竺法護譯的《生經》中都找到了《國王五人經》的故事,前者抄襲後者,決無可疑。《生經》譯出時間是能確定的,因此偽造《列子》的時間也就隨之而能確定。《生經》譯於西晉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書不會早於這一年。至於《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虛的張湛。 
  胡適之先生寫信給我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 
  出路主流中的一個小漩渦《浮屠與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沒有考慮吐火羅文的問題,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棄了。我偶然讀《胡適論學近著》,裡面有談到漢譯「浮屠」與「佛」字誰先誰後的文章,而且與陳援庵(垣)先生關於這個問題有所爭論,好像雙方都動了點感情。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想到吐火羅文ptkt這個詞,也寫作pttkt;這個詞是由兩部分或兩個字組成的,前一半是pt或ptt,後一半是kt。kt是「神」,舊譯「天」,pt或ptt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羅文寫法。中國過去有些人總以為Buddha的音譯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國古代漢譯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則後出,說前者不可能是後者的省略,毋寧說後者是前者的延伸。那麼,「佛」字應該說首先出於吐火羅文的pt,因為最初佛教並不是直接由印度傳來的,而是通過月支的媒介。在這樣的考慮下,我就寫成了這一篇論文《浮屠與佛》。文中也不是沒有困難。對應漢文「佛」字的應該是以濁音b開頭,而不是清音p。為此我還頗傷了一番腦筋,特別請周祖謨先生為我解決了這個問題。當時我眼界不寬,其實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到了幾十年以後,這個問題才終於得到了圓滿的解決,見下面回憶。 
  文章雖寫了,我卻並沒有自信。乘到清華園晉謁陳寅恪師之便,向他讀了一遍我的論文,他當時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並推薦給了當時學術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在第二十本上。   
  1950-956年(1)   
  陷入會議的漩渦中 
  1949年迎來了解放。當時我同北大絕大多數的教授一樣,眼前一下子充滿了光明,心情振奮,無與倫比。我覺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為兩段或者兩部分的話,現在是新的一段的開始。當時我只有38歲,還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鮮事物,並無困難。 
  我本來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際;又是一個上不得檯面的人。在大庭廣眾中、在盛大的宴會或招待會中,處在衣裝整潔、珠光寶氣的男女社交家或什麼交際花包圍之中,渾身緊張,侷促不安,恨不得找一個縫鑽入地中。看見有一些人應對進退,如魚得水,真讓我羨煞。但是命運或者機遇卻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進了社會活動的中心,甚至國際活動的領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來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處理系裡的工作。有一段時間,由於國家外交需要東方語言的人才,東語系成為全校最大的系。教員人數增加了10倍,學生人數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擴漲到了800人。我作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緊張,概可想見。另一方面,我又參加了教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並進一步參加了教職員聯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看來黨組織的意圖是成立全校的工會。但是,到了籌建教職員聯合會這個階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對同教職員聯合。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職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哪裡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這樣一來,豈不是顛倒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地位!這哪裡能行!在工人們眼中,這樣就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絕對不行的。幸而我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及時發了話:「大學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有了「上頭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頂。北大工會終於成立起來了。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是活躍分子。我擔任過北大工會組織部長、秘書長、沙灘分會主席,出城以後又擔任過工會主席。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多被批鬥了許多次。這是對我非聖無德行為的懲罰,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此是後話,暫且不談了。 
  當時北大常常請一些革命老前輩到沙灘民主廣場來做報告,對我們進行教育。陳毅元帥就曾來過,受到全校師生極其熱烈的歡迎。其次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揚同志的報告,記得不是在民主廣場,而是在一個禮堂中。他極有風趣地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他這一句話,從許多人口中都聽到過,它確實反映了實際情況。一直到今天,半個世紀快要過去了,情況一點沒有改變。有許多次領導上號召精簡會議,然而收效極微。暫時收斂,立即膨脹,成為一個極難治療的頑症。 
  學校秩序還沒有十分安定,中央領導立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 
  大家都知道,運動一來,首先就是開會;大會、小會、大會套小會,總而言之是會、會、會,會開得你筋疲力盡,一塌糊塗。在北大,在奉行極「左」路線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幾乎是人人過關。自我檢查,群眾評議。這種自我檢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別。校一級領導,以及少數同國民黨關係比較親密的教授們,自然必然是「大盆」。換言之,就是召開全校大會,向全校師生做自我檢查。檢查得深刻才能過關。深刻與否,全由群眾決定。一次過不了關,再來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檢查到聲淚俱下,打動了群眾的心,這個「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檢查稿上加上旁註:「哭!再哭!」成為一時的美談。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當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還不夠深重,地位也不夠高,只能湊合著洗一個「中盆」。檢查兩次就通過了。我檢查稿上沒有注上「哭!」我也沒有真哭,這樣通過,算是順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後,真頗覺得神清氣爽,心中極為振奮。我現在已經取得了資格,可以參加領導東語系的思想改造運動了;後來甚至於成了文、法兩個學院的領導小組組長。秘書或副組長是法學院院長秘書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黨員,是掌握實權的人物。這樣一來,我當然更加忙碌了,表現出來就是開會越來越多了。白天開會,晚上開會,天天開會。 
  我真正陷入了會議的漩渦裡了。 
  開了三四十年的會以後,我曾對人說過:我現在的專業是開會,專門化也是開會。可惜大學裡沒有開設「開會學」這一門課,如果開的話,我是最理想的主講教授。我對開會真正下了工夫,費了時間。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從大到小,從長到短,從校內到校外,從國內到國外,形式不同,內容各異,我都能應付裕如,如魚在水,提其綱而挈其領,鉤其要而探其玄,理論和實踐,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建立「開會學」博士點,我相信,我將是第一個合格的「博導」。 
  對1949年再做一點補充 
  在這一年,我寫了兩篇可以算是學術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與佛典》,上面已經談過。如果把1949年分為兩半的話,還有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屬於後一半,這篇文章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   
  1950-956年(2)new   
  在中國歷史上,為了迷惑和欺騙人民大眾,最高統治者皇帝——我看首先是他們那一批專會阿諛奉承的奴才們——想方設法,編造神話,增加自己的神秘性,以利於統治。他們往往首先從統治者的軀體上做文章,說他們生得怎樣怎樣與普通人不同,說他們是上天派下來專門做統治者的。這樣的例子極多,特別是對創業開國之主,更是如此。我在這裡只舉一個例子,以概其餘。《史記·高祖本紀》說:「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這一個地痞流氓出身的皇帝居然也有「異相」了。 
  這是佛教傳入前的情況,可以說是「土法」。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又來了「洋法」,當時應該說是「胡法」或者「海法」。《三國演義》這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中說,劉備「兩耳垂肩,雙手過膝」,表明他與普通人不同的貴相,這是一個開國英主不能不具備的。我們平常人只知道,豬才能「兩耳垂肩」,猿猴才能「雙手過膝」,世界上哪能有這樣的人呢?此即所謂「貴人福相」也。後來我又在許多正史裡發現了類似的情況。《三國誌·魏書·明帝紀》、《三國誌·蜀書·先主紀》、《晉書·武帝紀》、《陳書·高祖紀》、《陳書·宣帝紀》、《三國誌·魏書·太祖紀》、《北齊書·神武紀》、《周書·文帝紀》等等中都能夠找到。 
  這是什麼原因呢?上面提到的這一段歷史時期,正是印度佛教洶湧澎湃地向中國傳入時期,找影響來源,必然首先想到印度。當然,在中國古代類似的情況也是有的,但不這樣集中。 
  印度別的宗教先不談,只談佛教一家。他們認為,釋迦牟尼不是常人,而是一個「大人物」(mahpurua),「大人物」當然與平常人不同,他身體上有32「相」和80種「好」,「相」和「好」都指的是特異之處。「相」,在梵文中叫lakaa,「好」叫anuvyajana。一一列舉,過於煩瑣。只舉32相(Mahpurualakaa)中的幾相,給大家一點具體的印象。32相,各經排列順序不盡相同。按照《翻譯名義大集》的順序,第1相為「首具肉髻相」,第18相為「正立不屈手過去(膝)相」等等。再舉一個「好」的例子。第68「好」為「耳厚修長」等等。由此可見,劉備身上那兩個特異之處,原來都來自印度佛典。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正史上許多有為的帝王都具有異相,而異相又都與佛教有關,這一點用不著再論證了。我們常講「文化交流」,這當然是「交流」——在這裡表現為向一邊流——但是是否是「文化」,頗有點難說。我們應當把「文化交流」的含義擴大開來看,沒有必要在瑣事上糾纏。 
  在這裡,我想順便講一點想法。 
  關於文化交流的重大意義,我最近幾年在許多文章和發言中都曾強調過。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其對於兩國文化之促進作用,有目共睹。對於兩國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兩國學者都有各自的卓越貢獻,著述纍纍,成果輝煌。可能有人認為,我們研究得已經差不多了。實際上卻是遠遠不夠,廣度不夠,深度也不夠。我這一篇關於「大人相」的短文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從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來看,需要彌補之處還很多很多。特別是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正大力傳入這一段歷史上,疏漏之處就更多。我們兩國的有關學者千萬不要滿足於目前的成績,我們的道正遠,需要做的工作正多,我們要共同努力,庶不至於辜負歷史交給我們的任務。 
  批判的狂潮洶湧澎湃 
  當時流行最廣也最有權威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是鬥爭的。有人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總而言之,鬥,鬥,鬥,斗就是一切;批判是鬥爭的一種形式。有人連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綱到階級鬥爭。雖然還沒有像以後那樣昭告天下: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時時講,但是階級鬥爭的勢頭已頗可觀。並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同意這種觀點。我曾在一次報告會上親耳聽到陸定一,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說到當年江西蘇區的一件事。一個人在街上小便,被人抓住說:在街上小便,危害公眾衛生;危害公眾衛生,就是危害人民的性命;危害人民的性命,就是危害革命;危害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陸定一是反對這樣做的。可惜並不是每一個領導人都有這樣的認識。於是鬥爭之聲洋洋乎盈耳,滔滔者天下皆是矣。 
  有的領導人認為,階級鬥爭最集中的表現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而搞意識形態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鬥爭和批判的目標始終集中在知識分子身上。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每掀起一個批判的運動,總先找一個人,或一部書,或一個電影當作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都射向這個靶子。批判的過程是由小漸大,由近及遠,一直到全國學術界都參加進來。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隻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無中生有,越「左」越好,無限上綱,最後必須同封建思想、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想掛上鉤。「修正主義」這個詞,50年代前半期,似乎還不大習見。等到同蘇聯的關係鬧翻,這個詞才頻頻出現,因為中國認為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但是,究竟什麼叫真正的修正主義,我看,當時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習以為常,彼此糊塗,彼此心照不宣。   
  1950-956年(3)new   
  根據我的回憶——這種回憶我只能說大概是正確的,細節方面難免有點出入——最初被選中當靶子的是兩部影片:《武訓傳》和《早春二月》。批判的程序就是我上面講的那樣。 
  第一部被選中批判的電影是趙丹主演的《武訓傳》。這一部影片的罪名很大,很可怕。有人說,武訓是封建帝王的忠實走狗,為帝王的統治當幫兇,他那一套行乞的做法,比如趴在地上讓人騎在他背上,以求得幾文錢來辦學,等等,都是蒙蔽迷惑別人的。總之,武訓的目的是想延續封建帝王的罪惡統治,罪大惡極。趙丹的演技越超絕,起的作用也就越惡劣。對於這些刀筆吏式的指摘和譴責,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到了後來,這種指摘和譴責竟加到了歷代家喻戶曉、萬人爭頌的清官頭上,比如包拯、海瑞等等,他們都成了人民的罪人。因為他們的清廉緩和了人民與最高封建統治者皇帝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也就延長了封建帝王的統治。講「辯證法」講到這種程度,豈不大可哀哉! 
  還有一件與《武訓傳》有聯繫的極其重要的事件,必須在這裡講一講,這就是江青的「露崢嶸」。毛澤東對江青是非常瞭解的。據說他有意限制江青的活動,不讓她拋頭露面。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有好多年之久,一般老百姓還都不大知道江青。然而,有朝一日風雷動,江青乘批判《武訓傳》的機會,從多年的「韜光養晦」中脫穎而出,頓時成為令人矚目的人物,光芒四射,伏下了以後的禍機。原來毛澤東派江青赴山東武訓的老家堂邑去調查武訓的家世。箇中詳情,我們局外人是無法摸透的。也許因為江青原是電影演員,而《武訓傳》又是電影,所以就派她去調查了。所謂調查,其實是先有了結論的,只需使用演繹法,先有了公理,只需找到合乎這個公理的「事實」,加以羅織與歪曲,凡與此公理不合者一概在揚棄之列。這樣的「調查」,其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江青一行卻故作詭秘狀,費了很長的時間才大功告成。結果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達若干萬字的「調查報告」,把武訓打成了地主狗崽子、地痞流氓,民憤極大,罪大惡極。批判《武訓傳》,一萬個正確。從此,江青便也譽滿天下、名揚四海了。 
  總之,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鬧劇,而且埋下了極其危險的禍根。十幾年後出現的「文化大革命」,與此不無關係。 
  批判《早春二月》是在西四西大街一所大院子裡開始的。記得這是當時電影局(或另外別的名稱)所在之地。把一批文化界的人士邀請了去,先讓大家看電影,然後座談,並沒有什麼人告訴你葫蘆裡賣的或者想賣什麼藥,只是讓你隨心所欲地發表意見。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和欣賞水平都奇低——也許並不低,因為過了幾十年後,還是給《早春二月》平反了——我認為這部片子非常好,畫面美麗,人情味極濃。如果我發言的話,我一定會大大地讚美一番的。可惜,或者幸而,我臨時有事,提前離開會場,沒有發言。過了不久,有人告訴我,在那一天發言讚美者都必須「主動」寫文章,批判自己的發言,因為這一部電影被定為「壞片子」,是宣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我這一次幸逃劫難,然而我卻高興不起來。 
  批判之風一起,便決不會僅僅限於《武訓傳》,跟著來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我不知道為什麼首當其衝的竟是俞平伯的對《紅樓夢》的研究,我自己雖親自參加了這一場聲勢也頗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對幕後的活動並不清楚,估計也有安排,什麼人發動,然後分派任務,各守一方,各司其職。最後達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讓所謂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成為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經開始,便不會自動停下,它會像瓜蔓一樣,四出蔓延。大概是因為胡適也研究過《紅樓夢》,於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適身上。儘管他當時並不在大陸,而是在台灣或者美國。搞一個缺席批判,也無不可。許多學人一哄而起,對胡適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為他本人不在現場,人們批判起來,更用不著有什麼顧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樣,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刀筆羅織,無限上綱。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殺雞給猴看的鬧劇。這場批判後來又擴散開來,牽涉到了許多有影響有造詣的著名學者,但並沒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為,達到被批判的水平並不容易,必須有相當高的學術地位,才有入選資格。儘管如此,一部分自認為有候選資格者,心中總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我的學術研究 
  我在上面講到了批判和開會,批判除了寫文章以外,就是開會,開會與批判緊密相聯,於是無日不開會矣。詩人馮至套用李後主的詞,寫了兩句話:「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從中可見當時我們的心情。 
  我工作的單位是在學術界和教育界。可哪裡有時間來進行學術研究呢?這些我將在我的學術研究中逐年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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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人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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