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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學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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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最少的領導是好領導
  本書開卷評說帝王學,要講的就是兩個字:「君道。」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怎麼做好領導,怎麼管好你的一畝三分地。我們先概括地說,識大體,棄細務,此乃君道,也是每一個管理者都應把握的基本原則。做領導的人,絕不能事必躬親,要做到「以不能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古往今來的例子都告訴我們:這樣的領導往往做不了什麼大事。

  君道,是作為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必須通曉、掌握的根本原則。把我們審視的目光投回古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帝王也是一個管理者,只不過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團體,而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不過,關於怎麼做帝王的一些原則、方法,則同樣可以推而廣之地運用到對現代社會普通公司、團體及社區的管理中去。

  從中國歷史的先例中,正反兩面的例子都數不勝數。在兩千多年前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在這方面的才能就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他的漢軍中,制定大政方針和戰略思想的有張良;負責經濟規劃,在戰時及時解決軍需問題的有蕭何;而聲稱自己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則是最高軍事指揮者,負責南征北戰;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噲也屢次救過劉邦的性命——正是這些英雄各盡所能,成就了劉邦的「無能」之功。劉邦他可以什麼都不會,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這是領導者成功的必備素質。而反觀聲稱「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的楚霸王項羽一方:謀略他信不過范增,以致在鴻門宴上猶柔寡斷,縱虎歸山,放了劉邦,最終釀成大患;帶兵打仗,他又信不過手下的眾多大將,總是身先士卒,親冒矢石,總給人一種要與將士爭功的感覺——另一方面,脾氣暴躁的他倒是也能體恤士卒,遇有傷病員,在難過之餘,他甚至還會黯然流淚,並親自給他們送飯、喂湯。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打了勝仗、該封賞功臣的時候,項羽卻對封王的大印愛惜不已,直到把「圓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給人家。因為項羽這樣不愛惜人才,韓信、陳平這樣的大人物才會離開他投靠劉邦。長此以往,項羽身邊就沒什麼人才了,所以我們說,他這個「老闆」做得很不合格——你項羽腦子裡整天考慮的不是該怎樣壯大、充實自己的團隊,要麼是婆婆媽媽的,要麼是幹出坑殺秦國二十萬降卒這樣的蠢事,因此,當時人稱他這樣做為「婦人之仁」,而他最後的下場也很慘,不得不自刎於烏江邊上。因此,項羽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學的意義了——宋朝女詩人李清照說「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也是在抒發這種美學理想,在她眼裡,項羽是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但是卻不適合做萬乘之尊的皇帝。

  關於這樣的道理,古人說過的話都值得我們在這裡再瞭解一遍——春秋時的先哲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而戰國時的大儒荀子的說法則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此外,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麼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

  那麼,這三個先賢是怎麼知道這個秘訣的呢?他們身為一代大哲,對歷史可謂爛熟於胸——他們只要想想堯、舜是怎樣做天下之主的,就會明白了:

  在堯為帝王的時代,舜為司徒,契(商的始祖)為司馬,禹(夏的始祖)為司空,後稷(周的始祖)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化用於作戰的野獸……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地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各自都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並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而堯則憑借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天下,達到大治。

  前面我們提到,漢高祖劉邦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經說:「說到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我們看,這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調和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則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這就是「以不能為能」的秘訣所在。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種無形的、不可捉摸的東西——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萬物的主宰;那些讓人無法輕易看見其淵源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時敲鼓,那「咚咚」的聲音不屬於五音中的一種,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會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人君者,必須嚴守這一準則,而在具體部門負責、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員、老闆們也必須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什麼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屬於自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做好。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在他寫的《淮南子》裡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而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時著名的相馬師與御車能手);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不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極大。」這就是說,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像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統治者就不是這樣做的,他們往往事無鉅細,凡事都要親自做才放心,因此不會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賢人。反過來,做領導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麼有本事的人就會討厭他,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功名、事業受到損害,其所管理的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社會都會出現危機,這樣的領導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殘酷的現實無情淘汰。

  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和屍佼在他們所寫的《申子》和《屍子》中也對這一道理進行過深入的探討。《申子》裡說:「人君應當知曉他治國的最高原則,群臣應當知道自己所該負的職責。說話算數,說了就辦,是各級官員的事,並不是帝王必須遵循的原則。」《屍子》裡則說:「舉薦賢能是各級官員的功績,善用賢能才是帝王的功績。」

  將歷史的眼光拉回現代,如果以解放戰爭為例子,這一古老的原則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最終的勝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問題,但也不排除雙方最高統帥部指揮謀略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軍這一方,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只決定戰略方針,卻不對具體的戰役做戰術干涉,而是放手讓陳毅、粟裕、劉伯承、鄧小平、彭德懷、徐向前、林彪、聶榮臻等將帥在華東、中原、西北、東北各地自主或協同作戰,毛澤東那氣勢磅礡的指揮將本節所論述的領導原則體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在佔據道義陣地的前提下,毛澤東統帥有方,所以取得了節節勝利。相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最高統帥部,卻經常干涉各個戰區以及各場戰役的戰役、戰術佈署,老蔣動輒親自飛臨前線指揮,結果,他的「聰明才智」始終挽救不了「黨國」的頹勢,在他的「瞎指揮」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最後不得不逃到孤島台灣,偏安一隅。

  上面說的是一國的領導應該如何行事,而小到一個社區、團體,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例如,某民辦報業機構,初創時期在招募員工時可謂千挑萬選,整個團隊也稱得上是兵強馬壯。可是,企業經歷了一段初始的亢奮後,緊接著面臨的卻是一片蕭條慘局。至於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這家報社的總編不識大體,做不好領導。據說,他總是搶著幹記者、編輯們該干的活兒,弄得手下人無所事事。反過來,他對手下人的「無能」總是表示不滿,動輒訓斥員工。結果可想而知,最後整個單位上下是怨聲載道,大家都說,「他願意幹讓他一個幹好了」。接著,眾人紛紛辭職,各自走散了,這個單位也垮了。熟悉職場生活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在當代中國社會屢見不鮮。

  在起用人才上是這樣,在對待財富的問題上,道理也一樣。從前商湯、周武消滅了夏桀、紂王,一旦擁有了夏、商兩朝的全部財產,就把土地、財寶封賞給有功的大臣,舉國上下沒有不歡天喜地、心悅誠服的。用亡國者的財產賞賜功臣,整個國家的臣民都會爭相效命,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做法。

  荀子說:「能修明禮教的,可以為帝王;會鞏固統治的,國家就強大;善於籠絡人心的,社會就穩定;只知道搜刮民財的,必然亡國。所以,推行王道的國家是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國家則有能力讓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殘喘的國家只會讓當官的富有;而將要滅亡的國家,統治者知道大難就要臨頭,於是開始拚命想把財富統統據為已有,這時就會出現私人的庫房、箱櫃塞滿金銀財寶的現象。這種情況,叫做當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處漏水』。」

  荀子又說:「當皇帝的不談論自己有多少財產,地方諸侯不應過於在乎自己的利益,當官的不應計較自身的得失。」

  從前,周厲王愛財,因而親近當時建議他搞國家專賣的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難道周朝的王室要傾覆了嗎?榮夷公這種人,利慾熏心,不知大難就要臨頭了,你為什麼要親近他?利益,是世上萬物自然產生出來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載的公共財產,有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圖獨佔它,那可就後患無窮了!天地萬物是天下眾生的共同財富,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取他的生存所需,怎麼能獨自佔有呢?如果有誰執意要這樣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將大難臨頭,榮夷公用這種方法來引導國王,這樣還能長久得了嗎?」

  後來,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預料,周厲王在逼迫得國民們只能「道路以目」之後,激起了「國人暴動」,隨後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戰國時,魏文侯的倉庫發生了火災。在古代,發生火災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著上天的懲罰。於是,他趕緊身穿白衣離開正殿,以示哀痛。大臣們也都哭起來。這時,公子成父卻走進來祝賀道:「我聽說天子把整個國家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諸侯把自己的領地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你現在把國家的財富都儲藏在國庫裡,顯然藏得不是地方,這種藏法,不發生火災也要發生人患。現在火災發生了,不過,幸虧沒有發生更可怕的人患,這不也挺好嗎?」

  孔子曾經說:「老百姓富裕了,做國王的能不同他們一起富裕嗎?」因此說,聖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諸侯,用他的財物賞賜功臣,不和老百姓爭奪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原則——那就是把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當做自己的來支配使用。

  「破財消災」的通俗道理,在這裡成為一條深刻的「君道」——為人君者不應太注重瑣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領導權力」這一關鍵性的東西,對人對事對錢財,何不放開一些呢?

  因此,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論是管理一個國家,還是管理一個部門,都應「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權術,用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恩賜下屬,這樣領導者的位子才能坐穩。上面所引述的《國語》中關於周厲王親近榮夷公、好「專利」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厲王和榮夷公不聽芮良夫的勸阻,結果三年後,國人放逐了周厲王,周王室從此衰微。聯繫到現實,我們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很懂這個道理,他們把能不能使中國老百姓富裕起來看成是關係到黨和國家興亡的大問題,這是非常富有遠見的。在經濟生活中,生意人有這樣一句口頭禪,叫做「有錢大家賺」,而實際上許多人並不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其實,只有做到「有錢大家賺」,你才有錢賺,不讓大家賺,你也沒錢賺——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運用不是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是真正的大智慧。

  總而言之,設立官位,分配職務,委派任命官員,監督他們完成任務;喜歡運籌謀略而不知倦怠,有寬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獲得大眾的擁戴;善於解決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隱患——這些都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治國大道。能做到這一點,文武百官就會對他既畏懼又愛戴,這就是帝王成就一統大業的根本所在。 






 
挖掘人才的優點
  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就該懂得這個道理。善用人的長處,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務。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處理瑣碎小事時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錯;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宏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無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即帝王統治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迂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奢侈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入膏肓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裡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個道理。

  從前,商朝賢相伊尹在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膂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春秋時,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即法官)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張良的師父黃石公說:「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裡這樣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會存在長短不同的現象,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

  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曹操後來也是這麼做的,他的用人觀可以總結為: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來,如果當年劉邦讓韓信當謀士,讓叔孫通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這一原則,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晉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

  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應該高;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應該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秦朝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侍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籠絡人才。」諸葛亮所做的這些總結,就是用人的藝術。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為這一標準有它的合理之處,無論怎麼說,品德總是用人的第一標準。但是,「第一」並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論,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長處,或者是選拔任用了有德而無才的人,對任何一項事業都是有害的。正是針對這種傳統的偏頗,曹操矯枉過正,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主張。雖然這個主張有些偏激,但卻極有啟發性。

  《帝王學》的作者趙蕤引用了曹操的話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他這番話意思是說,蘇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國遊說秦惠王,出謀劃策讓他去統一天下;當他遊說失敗後,又轉而到秦國的敵人那一方去遊說——先是去燕國說服燕文侯,繼而又說服了趙、齊、韓、魏、楚等國,身掛六國相印。像這種兩頭賣好的人,可說是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是,他卻可以使六國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六國也的確平安了數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蘇秦,那麼弱小的燕國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魚肉了。

  還有陳平,他年輕的時候便是個游手好閒的人,甚至連老婆都討不到,據說他甚至還有與嫂子通姦、收受賄賂的劣跡。當時正逢亂世,他先投奔項羽,項羽很器重他,他後來官至都尉。再後來,他又因與劉邦作戰失敗,怕被項羽殺掉而投奔了劉邦。可見,他也是一個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難能可貴的是,劉邦並沒有因此而小看陳平,相反卻比項羽還重用他。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許多奇謀妙計都出自陳平,並且在劉邦死後,陳平協助周勃誅滅諸呂,進一步鞏固了漢王朝的基業。可以說,在用人這一點上,人沒有好壞,只有短長。正如黃石公所說的那樣,如果用得適當,連貪圖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發揮出他的作用。

  孟嘗君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孟嘗君田文在齊國的時候,養士三千,什麼樣的人他都願意招徠,曾有門客對他這種做法表示反對,責怪他說他不該什麼人都收留。不過孟嘗君並沒有聽這個門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嘗君被困秦國,在他試圖逃出城的時候,他的門客中有善於學狗鑽牆洞的,這個人鑽出牆外,偷到了通行證;還有一個門客善於學雞鳴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雞都開始鳴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塗地打開了城門。最終,在這個節骨眼上,孟嘗君靠著「雞鳴狗盜」的人才逃過一劫。所以說,在善於使用人才的領導中,誰更會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無所長」的人,誰就可以做到更勝一籌,「泰山不擇細壤,故能成其大」,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火眼金睛鑒英才
  人與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賢愚。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之大,足以成為人與動物的首要區別——我們從來無法從動物中找到差異像人與人之間那麼大的,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麼,在芸芸眾生中,何為聖人,何為智者,何為英雄,何為豪傑,何為儒、法、術、道嗎?知道了各類人等的確切定義,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該做一個怎樣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麼樣的人。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重大差異,所以帝王學才堪稱一門高深的學問,管理人也成為世界上最難的事之一,沒有一定經驗積累和天賦的人,是做不了這樣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國家成就一統天下之基業的資本,沒有比辨別人才之高下,並量才使用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這一點上做得成功,那身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顯得耳聰目明,日子又過得安閒自在。

  孔子說:「人分五個層次:庸人、士人、君子、聖人、賢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這五類人,那麼長治久安的統治藝術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稱作「庸人」的,內心深處沒有任何嚴肅慎重的信念,做事馬馬虎虎,有頭無尾,為人處事從不善始善終,滿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獨沒有品學兼優的高人。他們不是扎扎實實地安身立命,老老實實地做事做人,而是見小利忘大義,自己總是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迷戀於聲色犬馬,隨波逐流,自制力差,總是把持不住自己——總而言之,有諸如此類表現的,就是沒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稱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則,雖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來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雖不能把各種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稱道之處。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點,就務必要徹底明瞭;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張的,就務必中肯簡要;他所完成的事業不一定很多、很偉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務必要明白為什麼。他的思想非常明確,言語扼要得當,做事有理有據,猶如人的形體一樣和諧統一,這樣的話,此人就是一個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獨立的知識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難改變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貴了,也看不出富貴的生活對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貧賤了,也不會對他造成什麼壞的影響——這就是士人,亦即知識分子的主要特點。

  「君子」的特徵是說話一定誠實守信,心中對人不存忌恨。秉性仁義但從不向人炫耀,通情達理,明智豁達,但說話從不武斷。他們行為一貫,守道不渝,自強不息。在別人看來,他們顯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並無特別出眾之處,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趕上他們,卻很難做到。這才是真正的君子。

  對於什麼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讓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讓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讓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為恥辱,不以被誣陷為恥辱;以不講信義為恥辱,不以不被別人信任為恥辱;以無能為恥辱,不以不被任用為恥辱。不被榮譽所引誘,不因誹謗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約束自己,這就叫君子。」

  「賢人」的主要特徵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他們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他們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而所謂「聖人」,則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間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的境界,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無阻。他們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們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瞭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裡。所以,只有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才是聖人。這樣的人,古往今來也只有那麼幾個。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並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清高脫俗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與憤世疾俗者的做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做;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退讓,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做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喜歡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在朝廷裡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只求無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閒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納,做一些諸如『黑熊吊頸』、『飛鳥展翅』之類的肢體運動,只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無處不安適悠閒,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淡無慾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某位英雄豪傑做了這樣那樣的事。但是,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本有名的專講謀略的書,叫《玉鈐經》(亦即《素書》),據說是張良的老師黃石公寫的。這本書中對所謂的「英雄豪傑」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鑒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系,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屬的舉動,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疑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貪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總之,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制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其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范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率,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面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鄭國的子產、魏國的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但是,世間萬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上述各種類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宏大量,喜歡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時譏刺苛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面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制,垂范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其所做的學問叫「儒學」,漢代儒生如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只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總之,中國古往今來的人才,其類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範圍內了。身為部門領導的讀者可以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將人才用到最適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語》裡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瞭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品質的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官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孔子在這裡所說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們要對人才品行的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識才是一門需要領導者兼具相關經驗和專門知識的大學問,歷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識才上就佔得了先機。 






 
除了會識才,還要會用才
  造器盡其材,用人適其性。用一種人才,便成就一種事業。趙王用趙括而亡國,諸葛亮用馬謖而前功盡棄,這些血的教訓足以提醒我們對用人的重視。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無法盛下斗中的東西一樣,盛不下就會溢出來,溢出來就全浪費了。用了不該用的人,怎麼能沒有危險呢?傅玄說:「品評人才可分九類:一是有德行的,這類人可用來作為政權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讓他們來推究事物變化的規律;三是政務之才,可以讓他們從事政治體制的運作;四是學問之才,可以讓他們搞學術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統帥軍隊;六是理農之才,可以讓他們指導農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製作器具;八是經商之才,可以用他們來振興國家經濟;九是辯才,可以發揮他們諷諫和議政的長處。」這樣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湯的輔相伊尹說:「如果心智能與天道相通,能不斷地順應事物的變化,瞭解萬物發展的情況,言論足以用來調合陰陽,正確地核准四時,掌握風調雨順的規律。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職責是不懈地研究社會和自然的發展規律。」

  對於相當於三公的宰相的職責,西漢時的陳平說得更明白。當年漢文帝問陳平:「你所負責的都是些什麼事情?」陳平說:「陛下不嫌我愚鈍,讓我當宰相。當宰相的任務就是,對上輔佐皇上,調理陰陽;對下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對外鎮撫四方,對內團結民眾,並且要讓各級官吏各盡其職。」漢文帝誇獎他說:「講得好!」

  漢代魏相(宣帝時為御史大夫)曾上書說:「我知道《周易》中講過:『天地協調,所以日月運行正常,四時相宜;聖明的君臣統治天下配合協調,少有嚴刑峻法但百姓悅服。』大地運行,生於陰陽消長。陰陽的規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責任,不能互相沖犯。賢明的君王謹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則並尊養人才,所以設立柔順如月的宰相,以順應四時,掌管政務。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則,遵順陰陽的變化規律,就使日月光明,風調雨順,寒暑適宜。這三者秩序相得,就會使天災不作,百姓康樂富足。這就是為什麼要順理陰陽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書?洪範》中講得很明白。不違背一年四季的農作節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環節疏通,能把廢棄不用的東西變成財富,這樣的人要推舉他做九卿(相當於現在各部委的部長)。所以,九卿的職責在於全國文明道德的建設。通達人情事故,作風正派,瞭解稅收的關卡,充實國家的府庫,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職責是以仁愛之心對待民眾。諸葛亮的主薄楊顒說:「坐而論道的是三公,去具體貫徹執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顏直諫,沒有奸詐之心,大公無私,講話、做事符合國家法規,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職責是常行仁義。道、德、仁、義確立之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節」之風的,可以擔任君王的老師,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負責司法工作,「術家」可以作為智囊團,善於評論和研究儒學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師,會寫文章的可以讓他去研究歷史,至於有「驍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讓他帶兵打仗。

  姜太公說:「嘴裡嘮嘮叨叨,不乾不淨,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讓眾人討厭,這種人可以讓他管理街區,盤查壞人,發現災禍;愛管雜事,晚睡早起,任勞任怨,這種人只能當妻子兒女的頭兒;見面就問長問短,什麼事都要指指劃劃,平時實際上言語很少,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花,這種人只能做十個人的小頭目;整天憂心忡忡的,一副嚴肅認真的樣子,不聽勸說,好用刑罰和殺戮,刑必見血,六親不認,這種人可以統率一百人;爭辯起來總想壓倒別人,遇到壞人壞事就用刑罰來懲治,總想使一群人統一起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千人;外表很謙卑,話偶爾說一句,知道人的饑飽、勞累還是輕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萬人;謹小慎微,日勝一日,親近賢能的人,又能獻計獻策,能讓人懂得何為氣節,說話不傲慢,忠心耿耿,這種人是十萬人的將領;溫柔敦厚有長者之風,用心專一,遇到賢能的人就舉薦,依法辦事,這種人是百萬人的將領;功勳卓著,威名遠揚,即便出入豪門大戶,但百姓也願親近他,誠信寬懷,對治理天下很有見識,既能傚法前人的偉大事業,也能補救敗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兒女一般,這種人是英雄的首領、天下的主人。」

  《玉鈐經》上說:「大將雖以周詳穩重為貴,但是不可以猶豫不決;雖以多方瞭解情況為能,但不能顧忌太多,患得患失。」這可說是評論將領之最精妙的言論。

  真正可以稱得上是「英雄」的人物,應該具有哪些素質呢?聰明出眾,叫做「英」;膽力過人,叫做「雄」。這是對「英雄」所做的大體上的區分。聰明,是英才本來就應有的稟賦,但是英才倘若沒有雄才的膽力,其主張就不能推行;膽力,也是雄才本來就應有的素質,但是如果沒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辦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謀劃,但憑其洞察力卻看不出行動的契機,這樣的人只能坐而論道,不可以讓他們去具體處理某事;假如能謀劃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沒有勇氣實行,這樣的人就只能處理日常工作,不能應付突然變故;如果是力氣過人,但沒有勇氣實行,就只可以作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為開路的先鋒;再者,如果力氣過人,且也有勇氣實行,但其智慧不能預謀事變,那麼這樣的人就只可以作為先鋒,不能作統帥。一定要能謀劃在先,明察在後,行動果斷,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英才——漢初的股肱之臣張良就是這樣。氣力過人,又有勇氣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雄才——聲稱自己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就是這樣。綜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兩種素質,那就能夠掌管天下,漢高祖劉邦和楚霸王項羽就是這樣的人——至於這兩個人為何前者成功,後者失敗,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項羽失敗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稟賦。

  量才用人也存在著一個辯證法:一方面,用什麼人關係著事業的成敗,正如《帝王學》的作者趙蕤所說的「欲觀其亡,必由其下。」紙上談兵,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都是這方面有名的歷史故事——趙王用了不該用的書獃子趙括,結果被秦將白起坑卒四十萬;諸葛亮用了不該用的馬謖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動完全失敗,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計」來救急。

  反過來從另一方面講,君主、主將或主管者是什麼樣的人,也決定了他會用什麼人,於是,這也決定了他的成功或失敗。正如孫武所說的那樣:「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吾以此知勝之謂也。」項羽、袁紹之所以失敗,劉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於此。

  另外,從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們還可以認識到這樣兩個道理:第一,「婦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國時郭嘉論曹操對袁紹有十勝,袁紹則有十敗,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勝敗。郭嘉說袁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說袁紹這種仁愛是短淺的、沒有胸懷的,因為他愛的範圍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愛並不是從普天下的所有人出發,他沒有博愛天下的氣魄和勇氣,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類似的話,韓信在評論項羽時也說起過:「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賞,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韓信說這話的意思是,項羽對人很有禮貌,很慈善,總是好言好語,遇到有人病了,還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東西分給他。可是,當遇到該封賞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時,他卻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捨得交出去。單從他「恭敬慈愛」、「泣涕分食飲」這點看,項羽的確有仁愛之心;可要是從他「玩印不予」這點看,卻是十足的小家子氣。所以,他和袁紹有同樣的毛病——「婦人之仁」,結果都失敗了,遺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就應當有博愛天下的胸懷,而且也應該有容納天下苦困的氣魄。目光總盯在一時、一地、一二人身上,這樣的人是成不了氣候的。

  第二、傳統包袱太重,對事業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論袁紹之所以失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傳統包袱太重了。袁紹有「累世之資」,出身名門望族,這樣的世家子弟辦起事來,因門第的傳統而處處講規矩,繁文縟節很多,什麼事都要先拿出個架子。結果是,既違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親和,又影響了辦事效率。他為人處事的風格遠遠不如曹操「體任自然」來得好,曹操那種直截了當的作風既順應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辦事效率,所以,曹操勝利了,袁紹失敗了。

  一般說來,傳統是一種財富,它給後人提供了辦事的豐富經驗和教訓。但是,倘若這個包袱過重,就會束縛人的手腳,限制了人的創造和發展,於是,好東西就會變成壞東西。再比如,春秋時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鮮明地佐證了這一點:宋楚兩國交戰時,宋軍在河岸擺好陣勢時,楚軍正在渡河。宋軍將領要求攻擊敵人,宋襄公卻背上了貴族「公平競爭」的思想包袱,要等楚軍過河並且擺好陣勢後再交戰。結果,穩定下來的楚軍將宋軍打得大敗,這一戰例也貽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與金的對抗中,宋人也是由於有前人的傳統而十分講規矩,凡事都要朝臣們商量好再做出決斷,可是,正是這規矩害了宋人。據說,當宋廷聽說金兵已南下時,就馬上商議對策,可沒等他們商議出個結果來,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闖過了基本上沒設防的黃河「天險」。金兵過了黃河,幾天之內就直搗汴京,兵臨城下。其實,當時金兵人數只有六萬,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馬總共有二十萬左右,但是懦弱的宋欽宗竟然不讓勤王軍隊攻擊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們認為滿足了金人的要求,他們就會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趕回各路勤王兵馬後,金兵殺了個「回馬槍」,又趕回來一舉滅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見,拘泥於傳統的辦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淺啊!北宋滅亡時,國勢雖然已經衰弱,但是並非沒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結果導致了玉石俱焚的慘劇上演,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令人感歎。 






 
知人才能善任
  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是恰當用人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然而,「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句話旨在說明知人之難。怎樣才能既知其人,又知其心,古人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本節對這些經驗又做了系統的歸納,想研究帝王學,就不可不細細揣摩下面的內容:

  領導將帥的原則是,一定要瞭解手下英雄的內心世界。然而,瞭解人是不容易,這是一種很耗費心智的活動。漢光武帝劉秀是很善於聽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卻被龐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將士的高手,還是給張逸騙了。這是什麼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現象相似但實質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上去很聰明,但他們其實並不聰明;而愚蠢得可愛的人看上去像正人君子,但他們其實不是君子;魯莽的人似乎很勇敢,但他們的品性其實稱不上「勇敢」。縱觀中國歷史上的亡國之君,他們大多給人一種頗有智慧的印象,亡國之臣也往往表現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混雜在禾苗裡的莠子在幼苗時期與禾苗幾乎沒有區別;黑牛長上黃色的花紋,也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澤像玉的石頭很容易與玉石混淆。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亂真的情況。什麼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藝,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會露餡;銳意進取的人似乎精誠專一,可是這種人的熱情不會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實際上只能添麻煩;動不動答應給人這樣那樣的好處的人好像樂於施惠,但是這種人常常說了不算;當面百依百順的人貌似忠誠,然而這種人大多是陽奉陰違之輩。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現象。

  當然,也有似非而是的情況:大政治家看似奸詐,卻是能成就大事業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癡愚,然而其內心卻一片空明,聰明蓋世;博愛的人看似虛幻,其心胸實際上非常寬厚充實;正直無私的忠言雖然聽了讓人不高興,但其情感卻是出自一片至誠。人世間諸如此類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現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誰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說:「人心比山川還要險惡,知人比知天還難。天還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個個都好像很老實,但內心世界卻包得嚴嚴實實,深藏不露,誰又能究其底裡呢!有的人外貌溫厚和善,行為卻驕橫傲慢,非利不為;有的貌似長者,其實是小人;有的外貌圓滑,內心剛直;有的看似堅貞,實際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可他的內心卻總是焦躁不安。」

  姜太公說:「人有看似莊重而實際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溫柔敦厚卻做盜賊的;有外表對你恭恭敬敬,可心裡卻在詛咒你,對你十分蔑視的;有貌似專心致志實則心猿意馬的;有表面風風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開交,實際上一事無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斷而實際上猶豫不決的;有貌似稀里糊塗、懵懵懂懂,反倒忠誠老實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辦事卻有實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內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別人的。有的人無所不能,無所不通,天下人卻看不起他,只有聖人非常推崇他。一般人不能真正瞭解他,只有非常有見識的人,才會看清其真面目。」凡此種種,都是人的外貌和內心不統一的複雜現象。這是人世間最複雜的事物,沒有大智慧的人,是處理不好這樣的人與事的,這也是我們在這裡研究的「帝王學」的精妙所在。

  南北朝時的政論家桓范說:「如果賢惠和癡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莧菜那樣容易區別,那還有什麼不好辨認的呢?可是賢惠和愚劣卻像莠與禾苗一樣,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難辦了。」戰國時的哲學家楊朱在《法言》中說:有人問到知人之難時說:「人和人的區別如果像泰山與螞蟻,河海與小水窪一樣,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區別大聖與大奸,就太難了!嗚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現象辨別清楚後,才可以說知人不難的話!」

  知人是合理用人的先決條件,陶朱公派幼子救兄就是典型的用人例證。我們現在姑且把它複述出來,或許會對今人有所啟發: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以後,功成身退,轉而經商。後來輾轉來到陶地,自稱朱公,人們都稱他為「陶朱公」。這個陶朱公後來成了大富翁。後來,他的二兒子因殺人被囚禁在楚國。陶朱公想用金錢贖回二兒子的性命,於是決定派小兒子帶豐厚的錢財去楚國辦理這件事。長子聽說後,堅決要求父親派他去,他說:「我是長子,現在二弟有難,父親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這不是說明我不孝順嗎?」他同時還聲稱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自殺。陶朱公的老伴也說:「現在你派小兒子去,還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卻先喪了長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長子去辦這件事,並寫了一封信讓他帶給以前的好友莊生,交代說:「你一到之後,就把錢給莊生,一切聽從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麼處理此事。」

  長子到楚國後,發現莊生家徒四壁,院內雜草叢生,按照父親的囑咐,他把錢和信交給了莊生。莊生說:「你可以趕快離開了,即使你弟弟出來了,也不要問其中的原委。」但長子告別後並未回家,而是避開莊生去賄賂其他權貴。莊生雖然窮困,但卻非常廉直,楚國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賄賂,他並不想接受,只準備在事成之後再還給他,所以那些錢財他絲毫未動。陶朱公長子不知原委,以為莊生無足輕重。

  莊生向楚王進諫,說某某星宿相犯,這時楚國不利,只有廣施恩德才能消災。楚王聽了莊生的建議,命人封存府庫,實行大赦。陶朱公的長子聽說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會出獄,而給莊生的金銀就浪費了,於是又去見莊生,向莊生要回了錢財,並感到暗自慶幸。莊生覺得自己被一個小孩子欺騙了,很是惱怒,又進宮見楚王說:「我以前說過星宿相犯之事,大王準備修德回報。現在我聽說富翁陶朱公的兒子在楚殺人被囚,他家裡拿了很多錢財賄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並不是為體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於陶朱公兒子的緣故才大赦啊。」楚王於是下令先殺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後再實行大赦。結果,陶朱公的長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屍骨回家。

  長子回家後,陶朱公大笑說:「我早就知道他一定會殺死他弟弟的!他並非不愛弟弟,只是因為他年少時就與我一起謀生,所以吝惜錢財,而小兒子一出生就見我十分富有,所以自幼輕視錢財,揮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兒子去辦這件事,就是因為他捨得花錢啊。」

  知人難,但不是不能知。古人對如何徹底瞭解一個人,總結出許多非常實用的方法,下面就是介紹和歸納。

  如果想知道一個人語言的表達能力,可以向他隱晦含糊地突然提出某些問題,然後看他怎麼解釋;要觀察一個人的應變能力,可以出其不意地連連追問他,直到對方無言以對;與人背地裡策劃某些秘密,可以發現一個人是否誠實;直來直去地提問,往往能看出一個人的品德如何;讓人外出辦理有關錢財的事,就能考驗出他是否廉潔——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把錢財交給他,由他支配,可以觀察出他是否仁義;或者,讓他面臨有利可圖的事情,從他處理事情的方式也可以看出他是否廉潔;用女色試探,可以觀察出一個人的貞操,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個淫亂的人;要想知道一個人有沒有勇氣,可以把事情的困難告訴他,看他有何反應;突然告訴一個人危險就在其身邊,這樣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勇氣;讓一個人喝醉了酒,能看出他的定力,可以看出他會不會酒後亂性。

  《莊子》說:「派人到遙遠的地方辦事能知道一個人有沒有貳心;而在跟前辦事則能觀察出他是否盡職。還有一種說法是近在身邊與他親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個輕薄無儀的人;一個勁讓人做繁雜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沒有臨煩不亂的才能,或者說調理繁雜事務的本事;突然向一個人提問可以觀察其機智,或者與之共同策劃一事,以考察他的智力。姜太公說過,有連續不斷之應變能力的人是有謀略的人。此外,還可以用倉猝間和一個人做約定的辦法來觀察他是否守信用。姜太公還說,辦事過程中不向你隱瞞消息,就可以稱作有信用。使一群人雜然而處,看某個人的神色變化,就能發現其人的種種隱情;或者讓人隨便看各種各樣的東西,可以觀察出他對什麼事情是堅持不變的。」

  《呂氏春秋》裡說:「仕途順利時看他所尊敬的人是誰;顯達的時候看他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在一個人青雲直上時要看他提拔的是些什麼人;富裕的時候要看他所撫養的對象,或者看他幫助些什麼人。姜太公說,富貴了仍然那麼樸素誠懇,就叫做仁。聽其言,觀其行,可以知道一個人是否仁善;看一個人經常接近些什麼人與物,就能知道他的愛好;或者通過觀察一個人的居室,就能大致估計出他的親朋好友是些什麼人,志向如何;經常接近一個人,要體味他說話的真義,是否談論仁義道德;一個人倒霉、窮困時要看他不喜歡什麼東西,或者看他不敢做的是什麼,以及會不會做壞事;貧賤時要看他不愛做什麼事,這樣就能看出他有沒有骨氣;在一個人高興時要考察他是否有自制力或者是否輕佻;在他快樂時要考察他的嗜好是什麼或是否儉樸;讓人發怒可以考驗他的本性優劣,或者用仇人觸怒他,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個記仇的人;讓人悲傷能知道一個人是否仁愛,因為宅心仁厚的人見別人悲哀也會與之同哀;艱難困苦可以考驗一個人的志氣或是否有隨遇而安的修養。」

  《人物誌》裡說:「從小聰慧的人,在小時候就能有所表現。所以說,文才本於辭藻豐富,辯才始於口齒伶俐,仁愛出於慈善憐恤,好施生於大方,謹慎生於畏懼,廉潔起自不拿別人的東西。」壯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潔實幹,勤懇敬業,大公無私;老年人,要看他是否思慮慎重,各方面都衰退了,身體精力都不濟了,是否還要拚命掙扎;父子之間,看他們是否慈愛、孝順;兄弟之間,看他們是否和睦友善;鄰里之間,看他們是否講信義;君臣之間,看君主是否仁愛,大臣是否忠誠。」姜太公說:「給他權力但不變心的才是忠。」這些用以識別人的方法叫「觀誠」。

  傅玄說:「知人的難處,最難的是辨別真偽。如果一個人的修養是源於道家,他就會言談自然,崇尚玄妙虛無;如果是出自儒家,一開口就是禮儀制度,崇尚公平正直;如果是出自縱橫家,就好談論權力、機變,崇尚改革、變法。諸子百家各有不同的追求,各有不同的長處。分辨他們的不同,這不是我們所說的知人之難。當一個人靜默不動的時候,怎樣才能知道他將如何行動?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怎能知道他真正想說的是什麼?在他從政的時候,會做出怎樣的業績?在他賦閒的時候,他的學識如何?這四種情況雖然各不相同,仔細觀察,總能發現他們的不同。所以這也不是我們所說的難處。

  「我們所說的難處是,有的人說起話來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陰謀奸詐找理論根據。看風使舵,八面玲瓏,受了侮辱卻標榜自己如何如何品德高尚;貪得無厭卻滿口清正廉潔;殘害眾生卻偏說自己多麼仁慈;怯懦無能卻說自己英勇非凡;為人奸詐卻要信誓旦旦;淫蕩好色偏偏裝出堅貞不二的樣子。凡此種種的偽君子,都有一套以假亂真的技巧,會花樣翻新地迷惑人們的視聽。這在普通百姓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情,然而對於當權者來說,卻是最為痛恨、忌諱的。有德行的人,力求使自己的心靈純潔虛靈,虛心平和地待人,任憑外界人慾橫流,但永不動搖端方正直的立身總則。明白了這些,才算明白了最正確的觀察人的方法。百家九流,都有他們一貫堅持的原則。內心有了正確的觀察人的方法,對外堅持原則,那些千方百計偽裝自己的奸險小人就無處藏身了。空頭高調誰也會唱,但只要以實踐檢驗其實質,那麼是非正誤馬上就暴露無遺了。」

  因此,韓非子說:「在人們都睡著的時候,就無法分辨誰是盲人;當人們都不說話的時候,就無法知道誰是啞巴。醒了之後讓他們看東西,提出問題讓他們回答,啞巴和盲人就無法隱瞞了。僅僅是看口齒、觀毛色,即使是最優秀的伯樂也看不出哪個是好馬,只要讓馬駕車奔駛,就是不善相馬的奴僕也能辨別是好馬還是駑馬。從一把寶劍表面的顏色和鑄鍛的紋理去鑒定,就是善觀劍的歐冶子也未必知道好壞,只要在地上宰狗殺馬,水裡斬截蛟龍,即使是蠢人也能分辨劍的優劣。由此可見,能夠明白通過實踐考查事情、人物的真偽,是最高明的方法。」

  古人知人有理論,也有實踐。據說,北宋名相呂蒙正就是一位善於察士知人的人。呂蒙正做宰相後,朝中有人想巴結他,自稱家中有祖傳古鏡一面,可照見百里之外的東西。呂蒙正一聽這種論調,就知道此人在瞎吹牛,是個騙子,但他並沒有當即動怒,而是很幽默地說:「我的臉面不過碟子大小,何必要一面能照百里的鏡子呢?」

  還有一次,皇帝想派人出使朔方,下令中書省選擇能擔當此任的人。呂蒙正很快便送上人選姓名,但皇帝沒有答應,命他再議。第二天皇帝又問了三次,呂蒙正依然如故,三次推薦的都是同一個人。皇帝很是生氣,便責問他:「卿為何如此固執?」

  呂蒙正不加思索地回答:「非臣固執,大概是陛下沒有深思。」並肯定地說:「臣知道此人可以擔當出使大任,別的人趕不上他。臣不想以諂媚來討好皇上,以免誤國。」

  在他的堅持下,皇帝終於任用了呂蒙正推舉的人選,後來果然很稱職。

  宋真宗景德年間,呂蒙正告老還鄉,真宗曾前後兩次到過他的家鄉親自探望他。皇帝問他:「卿的兒子中有誰可以擔當大任?」

  呂蒙正回答說:「我的幾個兒子都不中用,只有侄兒呂夷簡現任穎州推官,卻是個宰相之才。」後來,呂夷簡因此知名,並受到重用。

  史載呂蒙正的朋友富言想求呂蒙正推薦一下自己的兒子,呂蒙正同意了,要求見一見他的兒子。第一次見到那個孩子時,呂蒙正竟大吃一驚:「此兒將來名位不亞於我,而功勳業績更在我之上。」於是,就把這個孩子留在了身邊讀書。這個孩子是什麼人物呢?他其實就是北宋時兩度入相、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富弼。從上述這些事例中,呂蒙正可以說是一個知人有道的人。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關於「知人」的事例與道理數不勝數,只要用心去把握,並在實踐中提高自己的能力,作為領導者的知人水平就會逐漸提升。 






 
明主相人術
  為了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古代中國的智慧謀略長河中就產生了「相人術」這樣的支流。曾幾何時,相人術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歸入「封建迷信」中去,被斥為所謂的「傳統文化糟粕」,這確實有點冤枉。以相人術鑒別人的道理,恰於中醫的原理差不多,那是一種經驗的總結: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在察人識人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這些經驗往往是從對人的外貌舉止的觀察中得出的——這方面又恰如中醫中的「望聞問切」,所以不能忽視,更不能將其徹底否定。本節旨在從源遠流長的相人術中摘取實用而合理的經驗,並分類予以概述。清末儒將曾國藩結合他閱人無數的實踐和兩千多年的相術理論,總結出兩句經典性的相人總則,可作為本節的提要:

  端莊厚重、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心存濟物是富相。

  一個人在關鍵時刻能不能做出決斷,往往表示他是不是一個能成就大事的人,即所謂「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基於這樣的原則評價人,再兼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萬無一失的相人判斷。

  《相經》上說:「一個人的貴賤取決於骨骼,而壽命的長短則取決於其精神氣質的虛實……人活的是一口氣,凡呼吸勻長緩慢的人壽命都長,相反則壽短。骨骼堅硬的人壽長,但一生歡樂少;骨骼柔軟的人壽短,但一生都會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傳》中的一些故事,可以作為以神情舉止來預測其命運的參考和例證。

  魯國的襄仲出使齊國,回國後說:「我在齊國聽說他們準備來吃我國的小麥,依我看他們做不到。齊王說話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臧文仲說過:『做國王的說話支吾含糊,就快死了。』」不久後,齊王果然死了。

  鄭悼公前往晉國拜謝結盟成功。在舉行授受玉璧的禮儀時,兩國地位相等,東道國的君主應站在兩楹柱之間的正堂,為客的一方則應站在東面楹柱的西邊。不料,鄭悼公卻快步走到了東邊。晉大夫貞伯見此情形後說:「鄭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拋棄自己!他目光流散,腳步匆匆,不安於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後來,鄭悼公真的死在當年六月。

  公元前578年春,周簡王命令劉康公和成肅公會合晉厲公去攻打秦國。成肅公在土地神廟中接受祭肉時,態度很不恭敬。劉康公說:「我聽說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氣而降生,這就是命。因此產生了行為、禮義和威儀的準則,為的是鞏固這命。能遵守這些準則並維護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祿,否則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對待這些準則總是很勤謹,老百姓也是盡力而為。勤謹莫過於恭敬,盡力莫過於老實。恭敬在於供奉神靈,盡力在於安守本分。國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戰。祭禮時供獻熟肉和作戰前接受生肉的儀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環節。現在成肅公那麼懈怠,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國了吧?」當年五月,成肅公果然死在了一個叫做「瑕」的地方(今湖北隨縣境內)。

  晉平公寵幸程鄭,讓他擔任下軍的輸佐。鄭國負責外交的官員公孫揮出使晉國,程鄭問他:「請問怎樣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孫揮回答不上來。回國後對然明講起這件事,然明說:「程鄭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貴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職,不會沒有辦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麼好問的?身居高位而求下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但程鄭不是那樣的人,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使他逃跑的挑戰了吧?要不然就是他有老疑慮別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擔心自己隨時會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鄭果真死了。

  周景王派單成公到戚邑去會見韓宣子。單成公目光低垂,言語遲緩。叔向說:「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會見諸侯時進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會,腰帶的結子要打在前面。會見和上朝時所說的話,一定要讓大家都聽到,這是為讓講的事明明白白,有條有理。目光不能超出腰帶結和衣領之間,這是為了讓容貌端莊。用語言明確自己所說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強它,喪失了這些準則就會有損形象。現在成公作為周王的特派長官,在朝會中傳達周王的命令時,目光高不過腰帶的部位,聲音傳不出一步遠,神情萎靡不振,言語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無法讓人敬重,言語不清就無法讓人遵從。這都表明他已經沒有守護身體的生氣了。」單公果然就死在當年的冬天。

  宋元公宴請魯國大夫叔孫昭子,酒喝得很快樂,兩人說話中間又哭了起來。當時樂祁陪宴,退下來後對別人說:「國君和叔孫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聽說,該悲哀的時候卻快樂,或者該快樂的時候卻悲哀,都是喪失心智的表現。清爽的心智才有魂魄,現在他們的魂魄都不在了,怎麼能長久得了?」就在這一年,叔孫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繼去世。

  邾隱公前往魯國朝見魯定公,隱公拿著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臉向上仰。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臉向下俯。如果按照禮儀觀察他們,這兩位國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徵兆。臉仰得高,是驕傲的表現;身體俯得低,是衰頹的標誌。驕傲近於昏亂,衰頹近於疾病。魯國的大臣看到這種情況後表示很擔心:「我們國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後來,魯定公真的死在這一年。

  魯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魯國放回了被俘的邾隱公。衛出公與吳國在魯國的鄖邑(今山東莒縣南)會見,吳國人包圍了衛出公住宿的地方。子貢向吳太宰嚭求情,吳國人這才放了衛出公。不料,這個衛出公回國後竟然開始學著說吳語。他的公子年齡尚小,但是卻有自己的見解:「君王你一定將不免於災禍了,恐怕要死在吳國吧?你被人家抓起來關在那裡,還要喜歡人家的語言,說明追隨人家的志向是很堅定的了!」後來,衛出公終於死在他國。

  魯襄公按楚國宮殿的風格建築宮室,穆叔說:「《尚書?太誓》中說:『人們所慾望的,上天必定聽從它。』大王是想到楚國去了吧,所以才修建這楚式宮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國,也一定會死在這宮殿裡。」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這座宮殿裡。

  晉厲公派郤犨送孫林父去衛國和他見面。衛定公宴請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衛國大夫寧子說:「苦成叔要滅亡了吧?古時候設置宴席,是為了觀察威儀和思慮禍福。所以《詩經》中有詩說:『牛角杯彎彎,香甜的酒綿軟。彼此交往謙恭溫和,種種幸福自然光臨。』現在他這麼傲慢,這是要自取滅亡了!」過了三年,郤氏滅亡。

  公元前552年,數國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陽境內)相會的時候,齊莊公和衛國國君公孫剽的態度都不恭敬。叔向說:「這兩個國君必定不免於災禍了!會見和朝見,是禮儀的經緯。禮儀,是政治的車輛;政治,是身體的守衛。怠慢了禮儀,政治上就會有過失;政治上有了過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這兩國必定要發生禍亂。」四年後,齊國發生了弒君事件,接著,衛國的公孫剽也被殺害。以上這些發生在春秋時代的真實的歷史事例,都說明了人的內心靈氣的徵兆一定會通過形容相貌、言談舉止表現出來,從而可以作為預測一個人命運的依據。上述事例,大體上可以說明這一道理。

  十九世紀著名的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曾經說過:「一個人過了四十歲,就要為自己的長相負責。」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根據筆者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說,人的內心活動與實際生活對人的相貌有著很大的影響。相應地,我們也可以從一個人的相貌大體判斷他的身份與經歷。看過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的讀者可能都很熟悉這樣一個情節:福爾摩斯在看了一個退伍老兵一眼後,立刻就猜出了他的重大經歷:在阿富汗當過兵,參加過兩次重大戰役,腿上受過傷,退伍後做煙草生意……在驚訝的同時,我們可以發現,「相人」是一門高深但決不是沒有根據的學問,是有規律可循也是可以通過實踐掌握的。如果一個領導不會觀察細節,不會「以小見大」,無法從一個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言談舉止上去分辨下屬的品性,那麼他的工作肯定會遇到挫折,這樣的領導也很難說是合格的領導。 






 
欲成一流事業,必求一流人才
  著名導演馮小剛拍攝的喜劇電影《天下無賊》中的「賊頭」胡黎說過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21世紀什麼最重要?人才!」雖然這句話看上去是在搞笑,但實則以喜劇的形式道出了一條千古帝王學的真理——人才永遠是帝王成就事業的最重要因素。自古以來,人才難得,欲成就一等事業,必得一等人才。中國歷史上前有齊桓公見稷之誠,後有劉備三顧茅廬之志,總之,這些歷史事例都告訴我們:人才可得,事業可成。

  黃石公說:「從前太平的時候,諸侯有兩支軍隊,方伯有三軍,天子有六軍。世道混亂就會發生叛逆,王恩枯竭後諸侯就結盟、立誓,相互征伐。當政治力量勢均力敵,無法一決高下的時候,爭霸的雙方才會招攬天下的英雄。所以說,得到人才國家就會興盛,失去人才國家就會衰亡。那怎麼知道是這樣呢?」下面我們看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例。

  從前,齊桓公去見一個叫稷的小吏,一天去了三次也沒有見到,侍從阻止他,桓公說:「有才能的人輕視爵位、俸祿,當然也要輕視他們的君王;君王如果輕視霸主,自然也會輕視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輕視爵位和俸祿,我難道敢輕視霸主嗎?」就這樣,齊桓公去了五次才見到稷。

  《尚書》上說:「能得到賢人並拜他為師的人,可以稱王天下。」為什麼這樣說呢?齊宣王召見顏觸時說:「顏觸你到前面來。」不料顏觸也針鋒相對地說:「大王你到前面來。」顏觸到前面去表明他是為權勢,齊宣王到前面去則說明他禮賢下士。宣王一見顏觸對自己持如此的態度,就變了臉,說:「是君王尊貴呢,還是士人尊貴?」顏觸說:「從前秦國攻打齊國的時候,曾經下過一道命令:有誰敢去柳下季的墳墓五十步之內打柴、採摘的,一律處死,不予赦免。並且還下過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齊王人頭的,封他為萬戶侯,賞賜黃金二萬兩。由此看來,活著的大王的人頭,還不如一個死士的墳墓。」宣王於是被說服,拜顏觸為師。

  當時,宣王身邊的人說:「我們大王擁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鐘,四面八方,沒有敢不服從的。現在名聲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裡去幹活;等而次之的則住在邊遠偏僻的地方,做閭裡、巷口的看門人。士人的低賤,真是到了極點啦!你還傲慢什麼?」

  顏觸說:「從前禹的時候,有諸侯萬國。舜是從一個農民發展起來,成為天子的。到了湯的時候,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南面稱王的還傳不到四代。這難道不是由於不重視士人造成的嗎?諸侯漸漸地被殺戮,消滅,等到國破家亡之時,就是想做閭裡、巷口的看門人,也不可能了。《易經》上不是說過,有些人『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應的德才嗎?』所以,帝王不做踏踏實實的工作而喜歡弄虛作假、標榜虛名的,國家會日益衰弱;沒有德操卻祈望享福的,必然會遭到窮困窘迫的下場;沒有功勞卻享受俸祿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受災殃。所以說,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業;誇誇其談而無實際行動的人,終究不能實現其理想。這都是愛虛名、好浮誇而無治國愛民的實際行動的人必然會有的下場。所以堯有九個幫手,舜有七個諍友,禹有五個丞相,湯有三個輔佐。自古至今,得不到賢德之士的輔佐而能建功立業的人,從未有過。因此,君王不應以經常向人求教為恥辱,不應以向別人學習為慚愧,只有將自己的姿態放低,才可以實現他的理想。」

  老子說:「縱然尊貴,必須以卑賤為根本;縱然高峻,必須以低下為基礎。所以,君王、諸侯要自稱『孤』、『寡』、『不谷』。所謂『孤、寡』,就是卑賤的意思,而君王們用以自稱,難道這不是在表示他們謙居人下並尊重士人嗎?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稱他們為明主,就是因為他們懂得賢士的可貴啊!」

  俗語說:「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馬不一定非要騏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無須他多麼賢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貴,只要她貞節就行。」為什麼這麼說呢?淳於髡對齊宣王說:「從前的人喜歡馬,大王也喜歡馬;從前的人喜歡美味,大王也喜歡美味;從前的人喜歡美女,大王也喜歡美女;從前的人喜歡士人,大王卻偏不喜歡。」

  齊宣王說:「國家沒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會喜歡他們。」

  淳於髡說:「從前有驊騮、騏驥,現在沒有,大王從眾多的馬中挑選好馬,這說明大王是喜歡馬的;從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盤,現在沒有,大王從眾多美味中挑選佳餚,這說明大王是喜歡美味的;從前有毛嬙、西施,現在沒有,大王就從眾多美女中挑選麗人,這說明大王是喜歡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堯舜禹湯時的賢士出現,才去愛惜,那麼堯舜禹湯的賢士也就不會喜歡大王了。」

  魯仲連對孟嘗君說:「你說你重視人才,其實不是。」孟嘗君說:「那是因為我沒有得到人才的緣故。」魯仲連說:「你馬廄中有上百匹好馬,沒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繡衣、吃精料的,難道都是千里駒?後宮中的十個妃子,沒有不身穿綾羅綢緞,吃美味佳餚的,難道其中有毛嬙、西施?美女、駿馬要用現在的,而人才為什麼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說,你說你重視人才,其實不是。」

  張敞在《與朱邑書》中說:「對饑人來說,糟糠都是美味;對飽人來說,美味都讓人厭食,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有』還是『沒有』。從前陳平雖然很賢德,有才能,但必須通過魏無知才能進入朝廷;韓信雖然有奇才,但必須在投靠蕭何後才會被信任。所以,每個有才能的人想要發達,都有個時機問題。如果等有像伊尹、呂望一樣的人來推薦你所需要的人才,那麼這些人才就無須通過你進身了。」

  《淮南子》說:「等有腰裊、飛兔這樣的駿馬才駕車,那世上就沒車可乘;等有西施、洛神這樣的美女才納妃,那終身別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時的英才出現而能獲取的人,才會憑借現有的人才去使用他們。」俗語說:「美玉做的船和槳,沒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沒有發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實事的人,不是撥亂匡時的人才。溫文爾雅而無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誠信、聰慧的輔佐。」何以見得?魏無知把陳平推薦給漢王劉邦,漢王任用了陳平。周勃和灌嬰說:「陳平和他嫂子私通,還接受過賄賂。」漢王責備魏無知,魏無知回答說:「我所說的是才能;陛下你聽說的是品行。現在即便有如尾生一樣堅守信約的好人,卻對勝負的命運一無所益,陛下能靠這樣的人打江山嗎?現在楚漢相爭,我舉薦人,只考慮到他的計謀是否確實對國家有好處而已。陳平與嫂子私通,接受賄賂,這是事實,但我們又何必因此而懷疑他的才能呢?」漢王說:「說得好。」

  黃石公說:「品行高潔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祿打動;堅守節操的人,不能用刑罰逼迫。招引品行高潔的人,要以禮相待;招引堅守節操的人,要能有助於實現他的理想。」為什麼呢?郭隗勸燕昭王納賢的例子就是明證。

  郭隗說:「為帝王者與老師相處,為君主者與朋友相處,稱霸者與臣子相處,亡國者與僕役相處。曲意順從,虛心求教,才能百倍於自己的人才都會前來;求賢不持久,求教沒恆心,就只會得到才能十倍於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動前來,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與自己相仿的人;頤指氣使,只能得到奴僕,而暴戾恣睢,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黃石公說:「士人所依附的是禮義,為之而死的是賞賜。把禮義和賞賜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你所需要的人才就會到來。」為什麼這樣說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禮,田子方不還禮,太子很不高興,對田子方說:「不知道是貧賤的人傲慢呢,還是高貴的人傲慢?」田子方說:「當然是貧賤的人傲慢啦!高貴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會失去國家,大夫傲慢就會葬送封地,貧賤的人卻沒什麼可丟失的。不順心了穿上鞋就走,沒什麼可留戀的,到哪兒還不是一樣的貧賤?」

  《論語》中說:「眼力一樣的人才能看見同樣的東西,聽力一樣的人才能聽見同樣的聲音。同心同德的人才會相親相愛。聲音的頻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會互相呼應。」韓非子說:「志趣相同才會彼此欣賞,志趣不同就會互相排斥。」怎麼才能證明這一點呢?

  楚襄王問宋玉說:「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夠好嗎?為什麼大家都不欽佩你呢?」

  宋玉回答說:「鳥中有鳳凰,魚中有巨鯨。鳳凰一飛,衝上九萬里雲霄,翱翔於清空之中,那籠中的鵪鶉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鯨魚早發崑崙,晚宿孟津,水溝裡的小魚,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單是鳥中有鳳,魚中有鯨,士人中也有與鳳和鯨一樣的人啊。聖人心志瑰偉,超然獨處,世俗之人,又怎會瞭解我的所作所為呢?」

  我們可以這樣來討論這一問題:世間的善惡,是不容易瞭解的。如果不是聰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與惡的界限的。為什麼呢?文章被軍人武夫恥笑,不一定就不好,但如果被揚雄、司馬遷所恥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紂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須要是被堯、舜否定,那樣才算是真的愚蠢。世俗的譭謗與讚譽不值得相信。人們常說:夜裡不出門,怎知有夜行人?姜太公說:「智慧與眾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師;技藝與眾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匠人。」

  老子說:「凡夫俗子聽到『大道』時,就會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說,常人所嘲笑的,正是聖人所重視的。根據我們對古往今來的歷史故事的考察,這是千真萬確的。

  《論語》中說:「擁有國家的君王,不能說全國沒有深謀遠慮的臣子,整個朝廷沒有計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於君王能不能精明、審慎地發現人才。」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前的漢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採納陳恢的計謀,就攻下了南陽;不採用婁敬的計策,就被困於平城。廣武君,是足智多謀的人,韓信採納他的計策,就把燕、齊攻下了;陳余不用他的計策,泜水之戰就失敗了。由此看來,不能說事情成功的有出謀劃策之士,失敗的就沒有深謀遠慮之臣。虞公不採用宮之奇的意見,被晉所滅;仇由不聽赤章的話,被智氏所滅。秦國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之戰秦國的失敗;趙括母親的苦勸,也不能挽回長平之戰趙國的慘敗。這都是由於當權者聽取意見時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說,只要在高位者善聽善察,天下的忠臣謀士遍地皆是。

  從另一方面來看,天下如果沒有災難發生,有賢德的人也無處施展才能。老子說:「大道敗壞,然後才有仁義產生;國家昏亂,然後才有忠臣出現。」《淮南子》說:「一個人在沒有業績的時候就想瞭解他的才能,只有堯對舜才能做到;功業建立之後才瞭解他的才能,這是市井之人瞭解舜的途徑。」

  由此可以推斷,如果商朝沒有鳴條打敗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為陪臣陪嫁到有莘國;如果周朝沒有牧野之戰的勝利,太公就只能是一個在渭水河畔釣魚的人,那樣他們怎麼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將其功勳記載在國家檔案中呢?所以說,賢能與不賢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賞識,則是機遇。

  黃石公說:「網羅英雄豪傑,敵國就會勢窮力竭。英雄豪傑是國家的棟樑;有教養的國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棟樑之材和民眾的擁載,國家的政策才會得以貫徹執行,人民群眾也不會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後才會明哲。對於帝王來說,這是最困難的事情。 






 
有好制度才有優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賢能的臣子,必須輔之以完善的管理體制,才會有政治的清明。國家如此,機關如此,企業如此,任何一個「治人」或「人治」的單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從理論上來講,都是得到有賢德之人才就興盛,否則就失敗。所以我們首先簡要地討論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論述政權的本體了。

  古代設立帝王的原因,不是為了滿足他們的貪慾,而是因為社會上的人總是強大的欺壓弱小的,狡詐的欺侮老實的,因此才設立天子來管理他們,好讓天下公平合理,萬眾一心。然而,天子一人無論多麼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設立三公九卿和各級官吏來輔佐他。因為風俗與中原不同的偏遠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澤,所以設立諸侯來治理、教化他們。所以說,這種用教化來統治的方法是由來已久的。為什麼這樣說呢?管仲說:「使國家處於不被傾覆的穩固狀態,是因為有了道德。」

  周武王問鬻子(音yu,名熊,西周時有熊家族首領,其曾孫熊繹楚國始祖):「我希望守住基業就一定成功,想獲得就一定到手,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鬻子回答說:「攻與守的道理相同,和睦與嚴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業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嚴苛,嚴苛不能像和睦那樣使國家穩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來進取而嚴苛不能,用嚴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樣容易獲得成功。諸侯發佈政令,能對人民公正,是『文政』;對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禮,是文禮;斷案用刑,以仁義待人,就是『文誅』。以這三種政策作為國策,並作為基本理論統一國民的思想,守業不存,進取不得,這樣的情況從古至今還未曾聽說過。」

  戰國時的法家屍佼在其所著的《屍子》一書中說:「德,是天地萬物生生不息的象徵;義,是天地萬物和諧融洽的象徵;禮,是天地萬物井然有序的象徵。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質相統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學生尹文子說:「人無廉恥就無法管理,不懂禮義就不能實行法治。法律能殺人,但不能使人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可以懲罰盜賊,但不能使人知廉恥。明君在上,應將善惡美醜明明白白地顯示給人民大眾,用批評和表揚來引導人民,親近賢人並提拔他,蔑視小人並黜退他。不隨便動用刑法,同時要修明禮義,任用賢能。」又說:「仁義並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處,但只要使某一個人得到好處,人民大眾就會追隨跟從;殘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個人,人民大眾就會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實施或者廢除,不能不反覆考慮,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從這些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終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權力在皇帝手中,設立內閣的作用只是作為皇帝的個人顧問,並且六部的權力也比較弱。明太祖創立這套體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國家所有權力於一身,大到國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納入皇帝的操控範圍內。我們需要瞭解,在洪武和永樂兩朝,這個嚴酷的制度對於整飭國家事務,是頗有效果的。但是,那樣的高壓政治畢竟不是國家統治的常態。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統治的時候,因為當時明朝文官治國的思想開始逐漸濃厚,具體的行政權開始向內閣和六部轉移,皇帝那事必躬親的無上權力開始逐漸萎縮。必須承認,這樣的演變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個國家在實現穩定之後的官員們的訴求,並不是因為皇帝昏庸、懶惰才導致的。在這一時期,明朝的文官體制開始逐漸成型。

  在這種體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員敢於犯顏直諫,敢於用禮儀道德的大義束縛皇帝,以近代學者辜鴻銘所說的「道德憲法」來約束皇帝,對皇權形成了掣肘,所以,他們能爭取到越來越大的權力。至於皇帝,他不可能一個人就能管理全國的政務,所以需要依賴內閣和六部大臣來幫助自己具體執行政治決定,皇帝也確實需要依賴大臣們給自己做參謀。

  到了弘治年間,文官體制更趨成熟,這種情況就已經是皇帝沒有辦法控制的了。皇帝雖然是國家統治權力的來源和象徵,但他們做任何事情都已經沒有辦法自作主張了。比如說,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實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權力意識大增的大臣們全體表示反對,說那樣太浪費了,而且會擾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無可奈何。至於嘉靖年間的「大禮儀」和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則更是明朝中後期歷史的兩大事件,對整個王朝統治的走勢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制度的力量在官員們前仆後繼的苦諫下顯得巨大無比。此時,明朝的皇帝們已經變成了退居幕後的國家最高統治者,行政權已經幾乎完全落在了內閣和六部大臣的手裡。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苦於要不回自己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行政權力,只能逐漸退居深宮,避開大臣們來做最高的決議人。當然,這兩個皇帝動輒十數年不上朝,則不是大臣們希望看到的事。不過,在這樣的時期,整個國家名臣輩出,學術思想也空前繁榮。君王無能或者懶惰的時候,國家往往人才輩出,這是歷史跟人們開的大玩笑。

  說遠一點,我們再看看後來的清朝。同樣,皇帝一個人不足以全理國家事務,但是他們死守著手中的權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漢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給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懶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別的好詞了。我們拿為很多人喜歡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據他們二人的所作所為看,這兩個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歷史名聲則有著雲泥之差!其實,兩個人都是好玩好色、寵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數遠多於正德,他的寵臣和珅搜刮的錢財遠勝於正德帝寵信的太監劉瑾。即便可以說乾隆比正德在執政能力上有高明的地方,但是明清的體制不同,正德皇帝手下有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在幫他,因此正德在治國方面不比乾隆差,他身後的嘉靖、隆慶皇帝統治期間,明朝的國勢到達巔峰。

  也許,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區別僅在於,正德南巡的時候,百官諫止,大臣們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嘩然,區區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變成皇帝和大臣爭奪權力的政治鬥爭。那麼,在乾隆統治的時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嗎?歷史上,乾隆南巡的時候,朝廷內外的文武百官們(其實是「奴才」們)想的是怎麼樣爭取做個皇帝南巡的隨從,以接近皇上,討得歡心,遑論進諫了。乾隆駕崩後,從他的兒子嘉慶皇帝起,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大清朝的國力可謂是江河日下,扼殺人才的制度使得整個神州大地呈現出一片「萬馬齊喑」的慘淡局面。壞制度的巨大負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證明。

  總之,由於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項政治規定上已經接近於近代,在此前的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哪個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後萎縮到那麼小的範圍,連立太子都身不由己,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而到了滿清時期,異族統治下皇權的畸形強大是中國在滿清時代落後於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對於他統治下的朝廷有個評價,就是「本朝無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麼大的政績,身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偉,他手下的大臣不過是給他跑腿辦事的。其實,清朝大臣的能力並不見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於體制不同,一旦「萬馬齊喑」的局面出現,那麼有多少人才也都會被制度扼殺掉了。所以,作為現代的領導者,必須要注意審視、反思自己單位制度上存在的問題,否則,不僅招不來人才,即使人才來了,也會被浪費掉,最終導致本單位的事業與利益受損。 






 
領導要提高自身修養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佈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歷史上稱伏羲、女蝸、神農為「三皇」。「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勞,君臣謙讓,他們的美德,無形中變成了老百姓的行動,百姓當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麼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曆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稱「黃帝」。顓頊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曆法,崇拜山川之神,並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塋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帝嚳(ku)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曆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地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也顯得高尚。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像神明一樣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隨他,像禾苗企盼雲雨一樣仰望他。那時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虞舜為領袖時,多麼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麼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揭露,他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後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像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麼三王(夏禹、商湯和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這道理可以用兩個人的話來證明:

  韓信曾經說:「項羽所過之處,殺人放火,恣意殘害生靈,老百姓不順從他,就用暴力劫持。這是以勢壓人,名義上是稱霸天下,實際上喪失了人心。他的所謂『強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諸葛亮在勸說孫權聯劉(備)抗曹(操)的時候說:「荊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於大軍壓境,並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只要命令猛將與劉豫州(劉備)同心協力,合力破操,一定能勝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敵人的攻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領導,往往是傑出的「心理學大師」。

  制定方針策略以防衰敗,為政清明,國防鞏固,然而並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義的規範,進退有序,那樣也可以達到美好而無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過三代明王,開創大業,文采風貌雖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盪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週三代就這樣因循反覆,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滅再生火一樣,繞了一個歷史的大圈。因時制宜,救弊補偏,這就是三王的治國之術。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左傳》中記載:公元前633年,楚成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晉國告急。晉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晉國的名將先軫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必分兵援救,那麼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於是,晉國在被廬這個地方舉行大規模閱兵,按大國編製組建三軍。經過商量,任命大夫郤縠為元帥,統帥中軍。

  晉文公一回國就致力於訓練民眾。次年,文公想使用他們,子犯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麼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於是,晉文公加強外交活動,護送周襄王回國復位。回國後他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逐漸關心生產,安於生計。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麼是信,而且還沒有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於是晉文公又征伐了一個叫做「原」的小國,約定三天內攻不下來就撤兵。三日後,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里,向國內外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影響下,晉國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全國形成了普遍講信譽的好風氣。

  於是,晉文公說:「現在總可以了吧?」子犯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於是,文公用大規模的閱兵來表現禮儀之威嚴,設置執法官來管理官員。這樣一來,人民開始習慣於服從命令,不再有疑慮。直到這時,晉文公才開始使用他們。城濮一戰,迫使楚國撤兵谷邑,解了宋國之圍,晉文公一戰而稱霸諸侯,這都是晉文公聽從子犯的教導,善於用仁德教化的結果。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國的一面。

  所以說,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正確的方針是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即便是聖人執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統治,從而導致國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這個標準,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個就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總之,統治的規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強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鎮壓,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殺。到了最後這一步,就不為王者所贊同了。

  所以,唐太宗時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雖然可以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這就是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有人問他:「你所說的五霸之道我已聽明白了,敢問漢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都是崛起於鄉間,平定了天下戰亂,開創了帝王大業。劉邦豁達大度,劉秀謹慎細心,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所以能收拾殘局,保護人才,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就其濟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較,誰優誰劣呢?」

  昔日漢室初興,劉邦因殘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誅滅項羽,一統天下,光宗耀祖,功勳可比湯武,偉業流傳子孫。他是帝王中的元勳,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聲、品行畢竟不那麼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後,果然讓兇惡的呂後肆無忌憚地幹盡殘酷暴虐的壞事。他的愛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餵上啞藥,扔在廁所中,稱為「人彘」;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劉如意也被幽禁,最後遭到毒殺。劉邦死後,他的親生骨肉連連遭受屠殺,呂氏家族獨攬朝綱,國家政權幾乎被呂氏篡奪。上述種種,難道不是劉邦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嗎?

  然而,劉邦手下的猛將謀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為他能選任、重用他們,聽其言,觀其行,所以才會統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寶座。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高祖九世孫)繼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稟承了忠貞溫和的純正性格,遵循外修風度內修精神的要則,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華。聰睿豁達、博學多識、仁義智慧、開明寬容、慎重周密、樂施愛人,這些都構成了他的品道修養。他所處的時代,多災多難,無法無天,正值皇家氣數已盡、世道艱難之際。在這樣的時局下,他有如一聲春雷,聲勢雄壯地舉兵起事,組織武裝力量來抗擊強暴勢力,發動起義部隊掃蕩殘軍敗將。他的大軍還沒有從南京出發,王莽已經被洛陽的亂兵殺死。像劉秀這樣的人,心存安邦定國的大志,在勝券穩操以後才發動群眾,計劃謀略確定以後才採取軍事行動,所以他每次進軍都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發動每次戰役時他的軍隊都沒有臨陣脫逃的士兵。他用寬厚仁慈之心來團結群眾,以超常的德行使遠方的人才慕名而來。因此,竇融聞聽他的名聲就如影隨形般地追隨他,馬援第一次見面就讚歎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樣,他有使九代人親密和睦的聲譽;像羲皇一樣,他有高尚純樸的品質。他謙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有如周公一樣不辭勞苦地留心各種事務,像計時的儀表一樣勤快。所以論功勞,他的業績非同導常;論崇高,他的事跡不同凡響;論道德,從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論品行,也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劉秀所擁有的勢力並不大,文武輔臣也並不強,但是他最終做到了一統天下,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讓金石碑銘刻記他的光輝業績,詩書文獻記載他的偉大。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光武帝比漢高祖更偉大。

  生活在東漢末年的史學家荀悅寫道:「漢高祖劉邦出身於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劍而斬白蛇,歷經百戰,最後獲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堯那樣的人禪讓接位,也不是湯武所委任的那種高官,全憑自己奮鬥,有如龍從雲騰,虎挾風行,征亂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間,海內平定,於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寶座。自古以來,書籍所載,未曾有過。不是英雄豪傑,沒有寬容聖明的謀略,非天命所授,神負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勳?武王焚魚敬受大命,高祖揮劍斬白蛇後,就有神女化作老婦,哭訴說赤帝殺了她的兒子,預兆天命的事物雖然不同,但其道理卻是一樣的。」《尚書》裡也說:「上天的工作,要讓人來代替完成。」《周易》裡則說:「湯武革命,上順天心,下合民意。」這裡所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三國時的孔融說:「周武王從夏朝的開創者後稷到他那個時代,歷時十五代,卻只出現過白魚躍入舟中、赤鳥落在屋上的瑞祥。至於漢高祖,只因一人修積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揮劍斬白蛇,蛇母為之哭泣;兩入長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紂時,殺了紂王,懸頭示眾;高祖進入秦都長安時,卻赦免了二世的兒子子嬰,並放了他。所以說,周武王在寬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劉邦的功臣有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劉秀的輔佐是二十八將——鄧禹、關漢等,但二十八將怎能比得上三傑?然而劉邦的功臣在其強盛之際幾乎都被誅滅了,劉秀對他的功臣卻都給予了優厚的待遇,使他們安享榮華富貴。在這一點上,劉秀很值得稱頌,而對這兩個人取長補短地進行比較,還是次要的事情。」

  這樣來講,漢高祖戰勝秦國和項羽,開創漢朝基業,家族的地位和國策的創建,一直傳了十多代,雖然沒有走上王者之道,作為霸者的功德,也夠偉大了。建立了東漢政權的劉秀也是趁綠林、赤眉農民起義的混亂局面登上帝王寶座的。劉秀在年輕的時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麼驚人之處。他喜歡務農,性情溫和。他二十五歲時才去遊歷長安,聽說陰家有個名叫「麗華」的女子長得很漂亮,看到衛戍司令出行時聲勢顯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由此看來,他年輕時志向不過如此而已。

  當了皇帝後,劉秀還是那樣溫和寬厚。即位不久,他衣錦還鄉,同族的嬸子大娘議論說,他劉秀什麼都好,就是太溫和了些。劉秀聽了哈哈大笑,說:「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安撫戰亂中流散的平民,廢除擅殺奴僕不治罪的陳規,減刑輕稅,精減政府機構和冗員,招納、起用人才。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社會中,劉秀確實是一個開明、仁德的好皇帝。

  劉秀在位三十餘年,從不恣意放縱,豪華奢侈。他不喜歡飲酒,也不喜歡珍玩。在他臨終的遺詔中,他還說:「我無益百姓。喪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漢文帝)那樣,務從約省。刺史、俸祿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離開城郭,也不要派官員來弔唁。」

  劉秀常常表現出一種恢宏大度、平易謙和的雅量。劉秀的老同學嚴子陵自小有高名,劉秀對他很有好感。劉秀當了皇帝後,他隱名埋姓不願相見。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劉秀當天就親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來,也不說話。劉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著他的肚皮說:「哎,子陵,你不能幫幫我的忙?」嚴子陵還是不答應,過了好久,才睜開眼睛說:「人各有志,何必強求?」劉秀跟他談了好幾天,請他出來做官,他執意不從,後來隱居富春山。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毛澤東請好友柳亞子出山,柳想傚法嚴子陵。毛澤東為此賦詩:「莫道昆明湖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這裡說到的「富春江」,就是典出於此。

  劉秀對臣僚要求非常嚴格,對貪贓枉法行為決不寬容,甚至對皇親國戚一般也能理智對待,嚴加約束。他的大姐湖陽公主的奴僕有一次大白天行兇殺人後,躲在公主家中,官吏無法捕捉。洛陽縣令董宣聽說公主要出門,駕車的正是那個奴僕,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車子,當公主面將那個奴僕正法。公主立即回宮向劉秀告狀,劉秀大怒,把董宣召來,要打死他。董宣說:「請讓我說一句話再死。」劉秀說:「你想說什麼?」董宣說:「靠著陛下的聖明,漢朝才得到中興。現在放縱奴僕殺人,將怎麼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他說完便一頭撞到柱子上,頓時血流滿面。劉秀趕緊叫小太監抱住董宣,但要他給公主叩個頭,好讓她消消氣。董宣堅決不叩,劉秀就叫人按著脖子強叩。董宣兩手撐著地,就是不叩。湖陽公主不滿地說:「文叔(指劉秀)當老百姓的時候,經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門追捕。如今當了天子,都不能在一個縣令身上施加一些威嚴?」劉秀笑著說:「這就是天子與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劉秀不但沒有怪罪董宣,反而褒獎了他,給了他一個「強項令」(意為剛強而不肯低頭的縣令)的美名。事後,劉秀一直記著這個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於任上後,劉秀派專人去看望,見他家中一貧如洗,劉秀感慨他說:「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問題是,像劉秀這樣的好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國幾千的歷史,這樣的皇帝屈指可數。所以,現實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麼機制、制度才能保證每一個即位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都能成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總不能讓億萬百姓用生命和血肉為代價,千秋萬代地去碰運氣吧!

  有人問:「班固讚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讚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像疾風吹蕩草叢一樣,自然會國泰民安,這並不值得炫耀。至於漢高祖,登基之後,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做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於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那麼前者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讚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捨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於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並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入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採納。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後,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於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另一方面,漢文帝斷案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並不在於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儘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後,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後來又有人問虞世南:「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馭豪傑;在內政方面,他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顯得偉大。至於驕奢淫佚,殘暴肆虐,他也僅次於秦始皇。總之,漢武帝功勞有餘,德行不足。」

  東漢史家班固在《武帝贊》裡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於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曆法,規範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台,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後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繼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範,像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那以謙恭儉樸救助百姓的政策,那麼,就是《詩》《書》所稱讚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傑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德行,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也就是說,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風中長大的,其骨肉裡澱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叔、蔡叔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凶兆來,然後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櫃裡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塗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的父親漢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樣仁德,母親鉤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親邑姜那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傑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他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可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的金櫃,看了史官的記錄後才醒悟的。假如讓成王和昭帝都是從壯年才開始執政,換個時代,再換了輔臣,並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麼漢昭帝可稱讚的地方不見得會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傑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傑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做了種種意欲謀反的事,但昭帝沒有相信。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里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採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裡。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麼後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麼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雖然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採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講的。

  曹操的軍師郭嘉曾經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這裡是說法制運用得當的效果。

  《左傳》裡說:「政策寬鬆,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鬆,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裡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由此看來,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時機適宜,怎麼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於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鑽研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並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麼這樣說呢?東漢末哲學家徐干寫的《中論》講過:「如果一個帝王對於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塗,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這裡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於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辨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後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治亂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所該具備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於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於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像后羿一樣準確,書法像史籀一樣高明,對於治國來說也無濟於事。那些只能說是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怎麼做好帝王可沒有一點兒好處。南朝的陳後主、五代十國時期的後主李煜、北宋的亡國君主宋徽宗,這些人都是偉大的藝術家、詩人或者詞人,但是,他們的國家卻無一不是亡在他們對於所謂「藝術」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過於注意這些事物,就決不是國家的福音。

  西漢時,丞相匡衡在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裡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於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後,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什麼他前後會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後,稱能倨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成為歷史的垃圾,讓漢光武帝劉秀一下給掃清了。」

  班固說:「王莽出身國舅,最初紆尊降貴,凡事必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借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可以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帝之後,居於不該他佔據的地位,在其所面臨的局勢比夏桀、商紂王還要險惡時,王莽卻居然能若無其事地自命為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無天,荼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不久,人民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亂臣賊子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說王莽屬於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他就是那種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當垃圾來掃清的人。」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只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長大以後他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於周瑜,他策劃了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魯肅。魯子敬在給我的奏章裡說:『帝王興起之際,都要有所驅除,除去關羽無需顧忌。』我認為,這只不過是魯肅對內不能辦事、對外說大話的表現罷了。但我也原諒了他,沒有隨意責怪他。」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蓄。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白居易的這首有名的七律,道出了一個真理:只有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給一個人蓋棺論定,否則就會把周公當成篡權者,把王莽當作謙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傳,劉邦斬白蛇時,蛇曾對劉邦說:「你將廣有天下,貴為天子。但我決心跟你作對。你斬我頭,我鬧你頭;你斬我尾,我鬧你尾。」劉邦想了想,就把它攔腰斬斷。結果,大漢帝國的江山一頭一尾都沒有出亂子,而從中間橫插進一個為期十七年的新朝。傳說這個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條白蛇轉世。

  王莽長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兩眼血紅,聲音粗大沙啞。他雖身高馬大,卻愛穿高屐(就是高跟的鞋子),戴高帽子,挺胸昂首,遠遠地向下看左右兩邊。當時有個會相面的宦官說王莽「眼睛像貓頭鷹,嘴巴像老虎,所以能吃人,但將來也要被人吃掉」。王莽聽到後,殺了這個人,以後經常用雲母屏風遮掩自己,不是親近的人不讓人看見他。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親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輩的權勢,過著聲色犬馬的奢靡生活,整天只知道誇官鬥勝,而他卻孤苦伶仃,過著貧窮的生活。然而,他並來因此而垂頭喪氣,相反從小養成了折節求名、匿情釣譽的本事。長大後,為了讓伯父大將軍王鳳提拔自己,王鳳病重時,他主動悉心照料,親自嘗藥,故意弄得一連幾個月蓬頭垢面,衣不解帶。王鳳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動,臨死時請太后和成帝關照他,使他當上了黃門郎、射聲校尉。

  他對其他叔父也很孝順,同時百般慇勤地結交當世英豪,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說他的好話,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做事就越謹慎,待人也越謙虛。他還把皇帝賞賜的車馬衣物都送給賓客,甚至賣掉自己的財產賑濟窮人,家中一件多餘的東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權臣都願意和他交往。當權的人稱讚他,說客遊士們也到處宣傳他,此時,他的名聲甚至超過了他的幾個叔父。

  王莽善於臉不紅心不跳地弄虛作假。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馬王根在重病中推薦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見。此後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則,提倡儉樸,反對高官們驕奢淫逸的生活作風,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稅收入全部分給下層官吏和窮苦的讀書人。他母親患病,公卿列侯的夫人前來探視,王莽的夫人到大門外迎接,客人們看她穿得那麼寒酸,還以為是王莽家的粗使女僕,後來得知其是王夫人時,貴婦們一個個驚得發呆,都誇王莽是個清正廉潔的人。

  就在王莽為自己精心包裝的時候,漢成帝卻正在溫柔鄉中與飛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縱慾,全部朝政幾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地說:「武帝好神仙,求白雲鄉;我終老在這『溫柔鄉』足矣。」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他就喪命於這『溫柔鄉』了。哀帝即位後,外戚丁、傅兩家的勢力潮水般湧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現了波折,這時他採取韜晦之術,上書辭職,退居新野,閉門讀書,伺機東山再起。

  有一次,他的兒子殺了一名家奴,王莽大發雷霆,要他兒子自殺償命。在那混亂的世道,人們對王莽的舉動充滿好感,奉為楷模。王莽在新野韜光養晦的三年裡,上書為他鳴不平、要他重返朝綱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輿論的壓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這時,荒淫無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執掌人。他利用陰謀手段一一清除政敵,滿朝文武大臣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說話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麼欲求,稍稍暗示,他的黨羽就會奏明太后,而到時他又故意叩頭泣涕,再三辭讓。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這樣,王莽由黃門郎、射聲校尉、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大司馬、安漢公、宰衡攝皇帝,直到篡權成功,建立新朝。但是歷史在西漢末年推出這樣集偽善、奸詐、野心於一身的反面人物來,彷彿特意在為一個新時代的光明到來而濃濃地塗了一層陰影,為孕育一個聖明的君王而培植足夠多的「罪惡酵母」。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代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才說,「惡是歷史的動力」,因此,善惡之爭才會成為古今興亡故事的永恆題材。 






 
歷代帝王成敗原因淺析
  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值得稱道呢?

  虞世南說:「這二個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之業,使先王的功績發揚光大的人。中興之名相同,業績的內容卻不一樣。為什麼這樣說呢?劉秀借助處亂思治的民心,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於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遺業已很渺遠,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生於異鄉,沒有受過父輩的教誨,沒有強大、貼近的親人,生在背井離鄉的戰亂之中,流離失所,但是他能在艱辛坎坷的喪亂之際奮鬥,終於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君王,少康應為第一。」

  魏文帝的長孫、高貴鄉公曹髦曾經問朝臣荀顗:「夏商已經衰落,國王和丞相也都死絕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眾,復興了大禹的事業。漢高祖崛起民間,打敗了秦國和項羽,考究他們的功德,誰大誰小?」

  荀顗回答道:「創造與繼承,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不過是中興而已,與漢光武帝劉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於高祖劉邦,我以為更勝一等。」

  曹髦說:「少康在國破家亡之後淪落為諸侯的奴隸,然而他能廣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圖謀,最終還是消滅了過、戈兩個部落,恢復了大禹開創的基業,夏商的宗廟得以祭祀,祖先的遺產沒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這樣的功勳呢?而劉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勢,一舉取得政權。就他本人而言,為人之子,幾次危害到他的親人;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賢明的丞相;為人之父,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後,國家幾乎滅亡。如果與少康易時而處,他就未必能夠光復大禹的帝業了。由此推論,劉邦就該在少康之下了。」

  東漢衰落混亂,是由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凶殘的性格所至,可是誰的責任更大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胡作非為,在盛怒之下,與宦官密謀將其誅滅。可見桓帝很有些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由此看來,朝政動亂難道不是起因於漢桓帝嗎?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正是新的君王開天闢地之良機。』漢靈帝即位後,國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振興朝綱。可是靈帝重蹈覆轍,又讓宦官以『黨錮之禍』的罪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嚴重,終於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執掌帝王權柄的人,把整個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緣,他自己雖然只活了三十四歲,總算沒有死於非命,也夠他幸運的了。」

  漢桓帝曾經問侍從他的爰延:「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

  爰延回答道:「在漢朝帝王裡屬中等。」

  桓帝又問:「怎麼講?」

  爰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綱,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人們知道陛下既可以讓大臣行仁政,也可以讓其做惡事。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量只能飄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臣弘恭、石顯,到了東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又有單超、張讓干政,既然敗壞了倫常道德,皇室、國家的滅亡便無可避免了。漢朝到了這步田地,其禍根是一步步種下的。星星之火不滅,到了漸成燎原之勢時又有什麼辦法呢?可見,凡事只要一露頭,我們就得慎重對待。百代之後,都要引以為鑒啊!」

  古話說:「寒者易為衣,饑者易為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說:「國家富強,鄰國動亂,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機會。」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實是在為未來的明主開路啊!

  我國五千年風雲變幻的歷史長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則臭名昭著。以「成康、文景」為代表的「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後人稱譽,以「秦皇、漢武」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讚美,而西漢末年的漢桓帝、漢靈帝,已經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傾頹」的同義語。所以,撰寫《後漢書》的班固提出,後代的人要想治國安邦,就應該「究其終始強弱之變,以明鑒戒焉」。

  後世的志士仁人每當總結歷史的興衰,談到東漢末的漢桓帝和漢靈帝時,無不痛心疾首。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宋代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說:「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桓、靈二帝的劣跡太多,罄竹難書,但有兩點十分突出:一是對歷史遺害最大的「黨錮之禍」,另一個則是令人驚歎不已的標價賣官。

  所謂「黨錮之禍」,就是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全國性請願活動的鎮壓和屠殺。漢桓帝劉志即位時才十五歲,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權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個缺德無才的紈褲子弟,長得聳肩豎目,說話結結巴巴,從小架鷹鬥雞,無惡不作。在漢順帝年間,仗著姐姐梁皇后,世襲了其父梁商的大將軍爵位。在劉志即位之前,兩年之內死了三個皇帝(順帝劉保十一歲即位,在位十九年;沖帝劉炳,兩歲即位,僅僅做了五個月皇帝;質帝劉纘,八歲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殺)。漢王朝表面上掛的是劉記招牌,實際上卻是梁冀的私人財產。梁冀生活上驕奢淫逸,各地進貢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選剩後才給皇宮。他修建的府第園林,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他為了進行圍獵而占的良田綿延千里。他掌權二十多年,擁立三個皇帝,「窮極滿盛,威行內外」,有史以來,外戚中權勢還沒有超過他的。

  劉志雖然是個只知吃喝玩樂、對什麼事都不過問的兒皇帝,但到了三十歲那年,對梁冀的飛揚跋扈漸生不滿,便與單超、左館、徐璜、具瑗、唐衡五個宦官密謀,用御林軍剷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黨。粱冀被沒收家產時,財物達三十億錢,相當於全國租稅的一半!

  桓帝出於對宦官的感激,單超五人都官封萬戶侯,朝政由外戚之手轉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勢力迅速澎漲。當時世人稱左悺為「左回天」(意思是說他權能回天),具及為「具獨坐」(意思是驕橫無比),徐磺為「徐臥虎」(意思是說他無人敢碰),唐衡為「唐雨墮」(意思是說他流毒遍天下,如雨墜一般密集)。那個時候,單超則已經死了。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們的義子、同宗及姻親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職,貪贓勒索,有如盜賊。如宦官侯覽,他本人霸佔百姓住宅達三百八十一所,良田萬畝,仿照皇宮修建十六座府第。他的哥哥侯參任益州刺史,專門誣陷富人入獄致死,然後沒收其財產,中飽私囊。徐璜的侄兒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設法出任下邳縣令,率吏卒入李宅搶走其姑娘,踐踏之後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內。不巧的是,徐宣的上司黃浮是個清官,接到訴狀,馬上將徐宣收監。他深知徐家權勢熏天,不顧僚屬勸阻,毅然說道:「徐宣這樣的國賊,非殺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願!」隨即依法處死了徐宣。宦官徐璜豈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洩私憤。桓帝只信宦官的話,下令將黃浮革職判刑。在這種局勢下,哪裡還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縱容下,宦官的氣焰更加囂張了。

  自從宦官專權後,除了以暴發戶的貪殘肆意掠奪外,他們還廣樹黨羽,安插親信,正常的選官和陞遷被破壞了。子弟為官,拿錢買官,人情送官,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讀書人拿不出巨款行賄宦官,就進身無門,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顯得同樣的渺茫與凋蔽,這就成了他們反抗宦官勢力的原動力。

  對於無權無勢的太學生來說,他們的武器就是口誅筆伐,依靠輿論抨擊時弊,褒貶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說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認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說「君子群而不黨」嗎?那你們就是「黨人」。雙方攻評,營壘分明,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宦官們有桓帝撐腰,作惡如故,橫行無忌。大將皇甫規平定羌人論功當封,宦官徐磺乘機勒索賄賂,遭到斷然拒絕。宦官便誣陷他不是打敗羌人,而是拿錢讓羌人投降,假冒軍功,下獄論罪。皇甫規理直氣壯:「說我拿錢誘羌人投降,如用私錢,我家中哪有那麼多錢?如用公款,帳簿上哪一筆錢花在什麼地方,就請查去!」結果查無實據,一些大臣和太學生就跑到宮門前喊冤示威,鬧得漢桓帝很不高興。

  公元159年,一向敢與宦官硬斗的司隸校尉李膺轉仕河南尹。一個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鄉,李膺發現他貪贓尤甚,不但攜回大批金銀財寶,甚至連郡府廁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帶回。李膺上書朝廷,認為應該對他嚴加制裁。誰知此人向宮中宦官行賄,不但安然無事,李膺反以誣陷之罪被革職判刑。由於陳蕃等大臣的營救,李膺好不容易才官復原職,但此人耿直的脾氣不改,不久又依法處決了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和宦官死黨張成的兒子。原來,張成從朝中得知皇帝要頒布大赦令,就教唆兒子趁機殺人,然後揚長而去。沒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顧一切地處死了犯人。於是,宦官們看準了機會,侯覽叫張成的門徒上書皇帝,誣告李膺收買太學生,互相串連,結成死黨,誹謗朝廷,製造動亂。

  漢桓帝平時對這些動不動就喜歡指手劃腳評議國是的學生們就看不順眼,這下可讓他有了把柄,於是下詔在全國各地通緝、追捕敢於反抗宦官的讀書人。恐怖氣氛籠罩全國,官吏趁機瞎抓濫捕,一個州郡被捕「黨人」多達百人。李膺等人看到這種局面,在獄中謊供許多宦官也是同黨。宦官們怕引火燒身,只好勸說桓帝赦免「黨人」,不再治罪,但「禁錮」終身,永遠不能當官。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是由桓帝開了口,到靈帝時演變為大屠殺的。

  漢靈帝即位時才十二歲,由桓帝的皇后竇太后臨朝稱制。太后之父竇武為大將軍,手執權柄。竇武雖以外戚掌權,但他為人清正,忌恨宦官濁亂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為,整頓朝綱,他的這一想法與陳蕃不謀而合。

  於是,兩人設計剷除宦官勢力,因謀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節、王甫、侯覽等號稱「十常侍」的宦官集團逐一捕殺,同時被誅殺滅族的朝臣甚多,被罷官回家的人也遍佈全國。宦官在宮廷鬥爭中大獲全勝,一下子有十七人封侯,他們眉飛色舞,彈冠相慶。可他們對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終不放心,因為讀書人把這些失敗的官僚當做英雄、領袖,聯合起來抨擊宦官,互相激勵,鬧得沸沸揚揚,與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對頭。宦官們一方面讓靈帝每次下詔重申「黨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緊製造借口,對「黨人」這根心頭之刺,必欲拔之而後快。

  公元169年,被譽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張儉擔任山陽郡(今山東巨野南)的東部督郵(郡守的輔佐官,掌督察所領縣違法之事),宦官侯覽的家正在他的管區裡。這一年侯覽喪母還家,不但為其母大起墳塋,而且預先為自己建造壽塚,規模宏大,殿堂高聳,因此毀人住宅,掘人墳園,奪人妻女,罪惡滔天。此外,他還先後建造住宅十六處,雕樑畫棟,樓閣相連,像皇宮一樣富麗堂皇,這在當時也是為國家王法所不允許的。張儉依法上奏朝廷,請求嚴懲侯覽。侯覽在宮中截扣了奏章,張儉一怒之下,派人平毀了侯家的墳塋,沒收了侯家的資產,又把侯家平日殺害百姓、奪人田宅之事寫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侯覽手中。他恨透了張儉,唆使一個與張儉有私仇的小人上書誣告張與同鄉二十四人結成朋黨,圖謀不軌。

  奏章這次很快就到了靈帝那裡,宦官曹節也趁機把上次禁錮的黨人李膺、杜密等人牽連進去,請求靈帝懲治天下所有的「鉤黨」。

  漢靈帝這時才十四歲,什麼也不懂,便問曹節:「什麼是鉤黨啊?」

  曹節說:「鉤黨就是黨人。」

  靈帝繼續問道:「黨人做了什麼事一定要殺啊?」

  曹節回答:「他們聚在一起想圖謀不軌。」

  靈帝又問:「什麼是不軌呀?」

  曹節說:「不軌就是要把皇帝推翻。」

  靈帝想了想,就糊里糊塗地同意了。

  逮捕黨人的詔書一下,各地的宦官死黨就聞風而動,監獄為之爆滿。李膺的朋友勸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說:「我已經六十多歲了,生死有命,還逃到哪兒去呢?」自己昂頭走進了監獄,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氣的官員和儒士,統統被宦官說鹹是黨人,殺的殺,關的關。有些人趁機公報私仇,陷害對方;有的官吏為邀功,故意搞擴大化,被流放、處死或免官禁錮的又有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個國家成了豺狼橫行的恐怖世界。

  趕走了「不識趣」的官僚士大夫,漢靈帝感到耳根清靜了,他可以縱情享樂,恣意斂財了。宦官們不但不會勸阻,還會幫他出主意,想盡花樣地搞聲色犬馬那一套,宦官們一門心思要讓靈帝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們也喜歡這樣的主子,只要你讓他享樂,你任人唯親也好,貪污受賄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萬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還會護著你呢。主縱奴惡,宦官及其黨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養子王吉二十九歲就出任沛國相,判案標新立異,要是窮人生了子女無力撫養,就把父母雙雙殺掉。凡被他處死的人,都分裂屍體陳列車上,標明「罪狀」,巡遊各縣示眾。夏天即使屍體腐爛了,也要用繩子把屍骨穿起來,不遊遍沛國全境不罷休。他當了五年官,竟然殺了一萬多人。

  漢靈帝使整個國家徹底垮掉的最「傑出」的一招就是明碼標價地賣官斂財。漢靈帝出身於亭侯之家,與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經過了一段「窮苦」生活。所以,身為帝王的他在怕窮之餘,就對金錢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嗜好——放在國庫裡的錢他覺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裡不可。他的母親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財迷,自從兒子成了皇帝,她不放過任何發財的機會。她讓漢靈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銀財寶,直接用車給她運回宮中。後來看油水搾得差不多了,她又給靈帝出了一個主意:公開標價賣官。

  元和元年(公元178年),官職交易所在西邸開張了,價碼是郡守級賣二千萬錢,縣令級四百萬錢。從此,大漢王朝的官就明碼標價地賣起來了。他們母子倆買賣做得還很靈活——有錢交現款,無錢可賒欠,到任後再加倍償還。肥瘦不同的官職,還可討價還價。開市大吉,生意興隆,漢靈帝母子倆笑逐顏開。買官的人也不會吃虧,到任之後,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漢靈帝他們才不管這些,他見買賣適銷對路,急忙擴大經營:朝中三公,一千萬錢一個,九卿五百萬錢,如果屬於按資歷本該提升的,出半價即可。後來,連禁衛軍的官職也上了市。到最後,除了皇帝之外,什麼官都可以買到。

  賣官的「國策」後來發展到官員調動、秀才授職都得到西邸講價交錢,然後才能走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人請求不再當官,卻被強行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馬直因清廉有名,被恩准特別「減價」至三百萬錢。接到詔書後,司馬直憤然說:「當官是為民作主,現在反而要盤剝百姓以滿足上司的私慾,於心何忍?」他想請病假,皇帝卻不准。上任途中,他寫了一篇批評時政的奏章,然後服毒自殺。

  漢靈帝對於用這種辦法搞來的錢財,生怕得而復失,於是把一部分錢存放在宦官親信的家裡,一部分拿回老家,變成不動產。總之,這些亡國昏君總以為國亡之後家尚可保,總要移國就家,準備亡國後回家好好享受。大哲人黑格爾說過這麼一句話:「人類惟一可以從歷史中真正學到並記住的是事情是,人類從歷史從學不到任何經驗或者教訓。」這句有點拗口的話,也一再被殘酷的歷史所證明——明朝末年,早已被如虎狼一般的官吏壓搾乾的百姓奮起反抗腐朽統治,流民起義遍佈全國。國家連年征戰,國庫早已空虛,明朝既沒有足夠的錢應付起義軍,也沒有餘力對付興起的滿洲勢力。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要求皇親國戚以及大臣們捐資救國,不料,應者寥寥。崇禎帝想從自己的岳父身上開刀,不料原本要求征銀五萬兩,最後只征到九千兩——即便是這九千兩銀子,裡面還有一半是皇后的私房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實,崇禎帝的個人小金庫裡白銀何止千萬兩!「上樑不正下樑歪」,皇帝自己都不願捐資救國,還能指望大臣們嗎?我們現在重讀這樣的歷史,也許會感慨,這樣的人不成為亡國之君,這樣的政權不滅亡,天理難容!

  漢靈帝這樣折騰國家,國家局勢淪落到了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術了。當時有這麼一首民謠唱道:「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這已經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天下蒼生「與日同亡」的誓死決心,席捲全國的黃巾大起義終於爆發了。

  自從漢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憑蜀地險要,孫權靠江淮堅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勢。這三個人都開創了帝王基業,建立了霸主宏圖。那麼,這三個人互相比較,到底孰優孰劣呢?

  虞世南說:「曹操的軍事謀略,幾乎無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國的基礎。雖身居朝廷相位,實懷雄才大略。然而他譎秘詭詐,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諱多,所以他殺害了伏皇后家族數百人;因意見不合便毒死他的謀士荀彧;因嫉恨不與之合作的孔融,便將其殺害;崔琰儀表堂堂,曾作為曹操的替身接見匈奴使者,事後他又覺得沒面子,也被他殺害;婁生只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被他砍頭;桓劭已經自首,跪下求饒,他說:『只要長跪不起,就可饒你不死。』最後還是被殺。曹操不講仁德,只用刑戮,可見他暴虐至極。然而,他閒談時卻好自比周文王,實際上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許劭給他的評價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話說得非常恰當。

  「劉備對四川的太守劉璋能以禮相待,委任諸葛亮為軍師從不懷疑,做君王的,這是最好的仁德表現。孔明是舉世聞名的奇才,可與輔佐成湯的伊尹、武王的呂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魚得水。只因國小兵弱,蜷縮在閉塞的蜀地,要同時分心對付魏、吳,與大國抗衡,顯得力不從心。假如與曹操易地而處,使劉備的遠大計謀得以施展,使關羽、張飛的英武得以發揮,把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麼,他的霸主之業必然成功。

  「孫權在其兄孫策奠定的基礎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憑借長江天險,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來,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國誌》的陳壽說:「劉備的智謀才幹,比不上曹操,所以開拓的區域也較狹窄。」晉朝的清官張輔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撥亂反正的帝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將相,僅憑自身一人英勇善戰是不行的。諸葛亮精通禮義,瞭解風雲變幻,算得上是輔佐一統天下的帝王之才。劉備沒有強大的實力,卻能讓諸葛亮鞠躬盡瘁;關羽、張飛都是豪傑,劉備卻能讓他們忠心耿耿為他效力,這說明劉備有獨特的本領。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光明正大的和陰險奸詐的人不會互相配合,才能出眾的和平庸愚蠢的人也不能互相合作。曹操即使在安全強盛之時,這些人也不會為他效力,更何況在危難之際呢。假如讓劉備擁有中原,他開創的基業將會與周王朝媲美,怎會僅僅得一個『二傑』(指劉與曹)的稱號呢。」

  曹丕曾經問吳國的使者趙咨:「吳王是怎樣的一位君主?」

  趙咨回答說:「是一位聰睿、明達、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

  曹丕問他有何具體表現,趙咨解釋道:『魯肅出身貧寒,他能起用,這證明他的聰睿;呂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撥,這證明他的明達;收留了你們的大將於禁而不加害,這證明他的仁慈;攻佔了荊州,但沒有發生激戰,這證明他的智慧;佔據三州,虎視天下,這證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這證明他的英略。」

  當年,孫策中箭受傷調養的時候,把弟弟孫權叫到床前說:「統率江東的千軍萬馬,在箭矢如雨的戰場上,當機立斷,與天下爭雄,你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你。」

  陳壽說:「孫權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計謀,像以前的越王勾踐一樣奇異,確是人中豪傑,所以他才能獨據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業。」

  晉宣帝司馬懿老謀深算,諸葛亮蓋世奇才,他們倆哪一個更高明?

  虞世南說:「司馬懿出身於世代儒家,參與建立魏國的政制,在世事危難之際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綱,文韜武略,實有可稱道的一面。然而這人好玩弄陰謀,做事不講仁義,猜疑妒忌,詭計多端。譬如他為讓魏明帝自取滅亡,故意裝病,河南尹李勝離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說胡話,裝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鬆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獄後,任由獄吏審訊拷打,最後連誅三族。像這類傷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來的。用這種虛情假義對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到中原地帶去會戰,以他的奸謀來對孔明的統帥有方,恐怕就不是對手了。」

  東吳時的張微在《默記》中談論到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的優劣時說:「漢朝滅亡,天下三分,這二人同時生活在風雲際會的時代,投靠了一方之主。孔明從蜀漢開始活動,地盤只有一個州,與大國相比,只佔九分之一,指揮著數萬軍隊,長馳於岐山一帶,意氣奮發,大有飲馬河、洛的壯志。司馬懿擁有天下十倍之地,仗著兼併的大軍,城壘堅固,部隊精銳,不敢斬將擒敵,卻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於五丈原,涼州、雍州(今陝甘寧一帶)的軍隊和武器裝備還在,戰爭繼續下去,誰勝誰負很明白。比起司馬懿來,孔明不是更高明嗎?」

  西晉前夕的景帝司馬師和他的弟弟文帝司馬昭,哪個比較賢明?

  魏明帝曹睿駕崩,立養子齊王曹芳,托咐曹爽與司馬懿輔佐曹芳。司馬懿殺了曹爽,大權獨攬。曹芳在位三年,司馬懿死,兒子司馬師被封為景王輔政,廢除曹芳,立曹丕的孫子曹髦。司馬師死後,他的弟弟司馬昭被封為文王,又代其兄輔政,殺了曹髦,立曹操的孫子曹奐。

  後來曹奐也被廢除,封為陳留王,他讓位給司馬炎,是為晉武帝,從此進入西晉時期。司馬炎稱帝即位後,滅了東吳,統一了天下。到了晉惠帝即位,天下大亂,開始了五胡入主中原的大動盪時代。

  虞世南對司馬昭兄弟的評價是:「唯有深邃,才能領悟胸懷天下的含義——夏侯玄就是這樣的人;唯有機謀,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馬師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知,有將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時期就要表現出來。在司馬懿誅滅曹爽的時候,司馬師鎮靜如常,其智慧謀略已很明顯了。揚州都督毋丘儉和刺史文欽舉兵討伐他的時候,被他打得全軍覆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氣概。雖然他在謀略上勝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衛王室;雖然威名震主,但為人臣子的名節無可指責;權勢顯赫但能善始善終。這就很值得讚美了。

  他的弟弟司馬昭繼承了大將軍的權柄以後,鎮壓了揚州都督諸葛誕;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帶的局勢;在西方,消滅了劉禪沒落的蜀漢。司馬昭部署軍政大事不失時機,一切以建功立業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後,他不是用其聰明才智竭力協助,他想學伊尹、周公,卻詆毀有學問、有聲望的人。他殺了曹髦,卻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門客成濟身上,自己給後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跡,最終還是成了歷史的罪人。這就是說,一個人的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

  干寶的《晉總論》說:「司馬懿以雄才宏量,順應時勢,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開始創業,使他能參與籌劃軍國大事,高明的謀略屢屢成功,終於投身於戎馬生涯,三代人馳騁疆場。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寬鬆容人,能聽取別人的意見;審時度勢,處理軍務能放開手;知人善任,能採納、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覆無常的孟達,平定遼東太守公孫淵的叛亂,消滅了與他同時受命輔政的曹爽,臨死前還殺了揚州都督王陵。屢次抵抗諸葛亮統率的大軍,還要對付東吳配合蜀軍的威脅。因此,老百姓一致讚揚他的才能,晉室一統天下的趨勢從司馬懿開始初步形成。

  「司馬師和司馬昭繼承了他創立的基業之後,內亂有夏侯玄、李豐,外亂有毋丘儉、文欽,這兩起反對他的圖謀雖然策劃周密,還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馬氏鎮壓了。江東一市雖然戰亂再起,但他們穩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們的圖謀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馬家族的基業更加鞏固。後來起用鄧艾、鍾會,長驅入蜀,迅速打敗了昏庸的劉禪,劉禪投降,東吳滅亡,建立了晉朝,統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過這段歷史,不得不相信。

  「司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尋常的委任,最後獲得軍政大權,到了司馬炎手裡,終於登上了帝王的寶座。

  「司馬炎仁德厚愛,勤儉節約,平和而不放縱,寬厚而有斷決,所以人人歌頌他們,說國家從此可以振興了。當時的形勢是四海歡欣,萬民擁戴,放舟三峽,馳馬桂陽,勞役不失時機,江浙都來歸順,剷平了吳、蜀的堡壘,打通與這兩處往來的交通障礙。在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書同文,車同軌,雖說不是圓滿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滿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可以稱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馬炎駕崩,皇陵的土還沒有干,國丈楊駿被殺,楊皇后被廢為庶人,朝中舊臣被誅滅的就有數十家。不久又發生了賈後假傳詔書讓楚王司馬瑋殺害太宰司馬亮的事件,事後楚王又被賈後以擅殺大臣的罪名誅滅。這樣殺來殺去,導致了一有危險,都沒有人幫助皇室子弟守護城池,而手足相殘的事卻年年發生。輔相沒有尊嚴,不受人敬重,被殺戮侮辱的災難卻隨時都會發生。全國山河沒有一座可保安穩的重鎮,雄關要道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荊州、揚州等地,繼而劉淵在山東、河北等地擾亂,也跟著割據為王,國家開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區就荒蕪成一片廢墟,西北方的胡人紛紛稱王稱霸,二代皇帝大權旁落,大好河山群龍元首。為什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只因為樹立的接班人權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臨終托附的重臣不是輔政的人才,國家的法紀不能貫徹實施,臨時拼湊的政策反倒頻頻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徑,就可知道禮教崩毀廢棄的根由;考究庾純、賈充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輔相的荒誕乖張;想想郭欽所出的計謀,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為什麼有機可乘;細看傅鹹的奏章和魯褒的《錢神論》,就可以知道行賄受賄、買官邀寵的明目張膽。民風國勢到了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將相,堅持禮義之治的君王,來治理這樣的國家,也無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僥倖出現這種奇跡,也只能在祭祀祖廟的時候看到,在季札聽音樂論興亡的時候見到,范燮也要為之請死,賈誼必然為之痛哭了,更何況,當時的皇帝司馬衷還是一個少有的白癡,這樣的帝王怎麼能面對這樣的局勢呢!然而,司馬家族耀眼的余焰還沒有熄滅,所以艱巨的使命又落在了東晉元帝司馬睿的身上。」

  封建社會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因為其政治機制的桎梏,既不可能像議會制那樣去選舉,也不可能像多黨制那樣去競爭,而只能在一個極其有限的圈子——皇室子孫中選擇,而且必須遵循老祖宗數千年不變的規矩:立長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這一原則執行起來往往變數很多,比方說,前任皇帝常常以遺詔的形式把他的寵姬或愛子欽定為接班人;或者皇帝斷子絕孫了,就只能從遠房同宗中找繼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綱被一權臣把持,那個實已虛設的兒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禪讓」。這樣一來,國家興亡,百姓苦樂就不是取決於什麼政治體制,而是決定於情節各不相同的爭權鬧劇了。

  晉惠帝司馬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晉惠帝是晉武帝司馬炎的次子。他從小生在宮中,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又不好讀書,十幾歲還不識字,只知尋歡作樂,別的什麼事情也不問,什麼都不懂。有一次,司馬衷在御花園玩,聽到一片蛤蟆叫聲,他問侍從:「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侍從聽了捧腹大笑,其中,有個機靈的人答道:「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災,百姓餓死不少,司馬衷竟然荒唐地說:「他們為什麼不吃肉末粥?」

  太子糊塗到如此程度,怎麼能處理國家大事?不少大臣為此憂慮,晉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儘管如此,司馬衷還是當了皇帝。究其實,根源還在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切身利益。看看這類歷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統治階級口頭上說得多麼漂亮,他們骨子裡是從來不把民眾、國家放在心上的。

  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臨終時都曾拉著他的手含淚囑咐他將來一定要把皇位傳給弟弟司馬攸。論才論德,司馬攸都是比較理想的接班人。史書說他「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朝野上下,他威望都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傳給兒子司馬衷。為此,朝中大巨與皇帝多次發生爭執,終究胳膊擰不過大腿,支持齊王司馬攸的大臣不是被貶官、免職、下獄,就是被活活氣死,連齊王自己最後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的所作所為,雖然引起朝臣的擔憂,但居心叵側的人巴不得武帝選白癡當太子,一旦白癡即位,他們就可以獨攬大權,隨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楊駿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年,五十四歲的晉武帝由於多年的荒淫縱慾,一病不起。他的岳父楊駿趁他病重,把原來宮中的侍從都換成了他的親信。皇后楊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時候請他讓楊駿一人輔政,武帝不知她在說些什麼,隨便點了點頭,楊芷立即矯命下達了詔書。

  武帝死後,司馬衷繼位,賈南風當上了皇后,楊芷成了皇太后,楊駿大權獨攬,惠帝成了傀儡,而賈南風卻沒撈到什麼好處。但她生來是一個凶狠毒辣的悍婦,她和幾個另有圖謀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氣,為爭奪最高統治權力,在宮廷中挑起了大規模而持久的互相殘殺。晉武帝屍骨未寒,她就立刻策劃、發動了一場宮廷政變,聯合汝南王司馬亮等人剿滅了楊駿家族,囚禁、餓死了楊芷。後來,死於這場政變的不下萬人。

  在剷除楊家勢力的行動中,楚王司馬瑋起了關鍵作用,但他沒有得到實惠。很多無功的人反倒加官進爵。但更主要的是賈南風本人也沒有得到好處。於是,她又叫白癡皇帝下命給司馬瑋,讓他進京討伐司馬亮,事成後又以擅殺之罪將司馬瑋和很多朝臣誅殺滅族。

  然而在這場濫殺濫捕的大混戰中,白癡皇帝司馬衷萬事不關心,不是去御花園聽蛤蟆叫,就是和宮女們嬉戲打鬧,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逍遙天子」。

  賈南風自己沒有生兒子,司馬衷只有一個兒子,並且是和一個才人生的。雖然父親是白癡,但這個孩子倒很聰明,有一次宮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觀望,這時,這個才五歲的孩子拉著他的衣襟說:「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武帝大喜,從此對這個孩子另眼相看。現在,賈南風怕白癡皇帝這個惟一的兒子繼承皇位,便用計殺害了這個孩子。她的這種滅絕人性的行徑引起了公憤,趙王、粱王和齊王(司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孫)率軍攻入後宮,將她殺死。從此,統治集團的內訌由宮廷擴展到整個社會。司馬懿的子孫們互相領兵殺來殺去,歷史上稱之為「八王之亂」。

  在戰亂中喪生的民眾有數十萬。歷史上有名的學者、科學家如陸機、陸雲等人也都在戰亂中喪命,真正有頭腦、有節操的如「竹林七賢」等不得不退隱山林,「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皇室的子孫們(司馬氏的皇子皇孫共約五十七人,僅司馬炎的兒子就有二十五人)在連綿不斷的骨肉相殘中亡滅殆盡。司馬家族從司馬懿起到愍帝司馬鄴,沒出五代人,平均壽命不足二十歲。

  白癡皇帝司馬衷從此有如喪家之犬,隨便那個人都可以挾持他東逃西竄,最後被他的堂兄弟用麵餅毒殺。司馬衷在位十六年,大權先是被外戚楊駿掌握,後又被賈南風劫奪,繼而八王爭權奪利,戰禍迭起,生靈塗炭,周邊各少數民族趁機深入中原參加內戰。《帝王學》的作者趙蕤把司馬哀的癡愚換了個高雅的說法曰:「蕩蕩之德」。

  白癡皇帝的滅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西晉王朝的大好河山在被司馬氏諸王糟踏之後,繼之闖入的是五頭猛獸——鮮卑、匈奴、羯、氐和羌,這五大民族打著各類旗號,一個個號稱「秦」、「齊」、「燕」、「趙」的王國先後在中原這塊水肥草美、物阜豐饒的大地上建立起來,肆無忌憚地橫衝直闖,燒殺洗劫。

  曹操為了劫奪大寶,苦心經營三十多年,誅殺漢室大臣、劉氏宗室多人,其政權維持不到百年;司馬氏慘淡經營也是三十年左右,也將曹氏宗人誅殺殆盡,政權都沒有維持到五十年,加上東晉(嚴格地說,東晉皇帝其實姓牛),前後也才共一百五十年。司馬家族自殺加上他殺,最後也宗脈凋零。讀史到此,不由不讓人發出「天道好還」、「善惡相因』的浩歎!

  東晉自司馬睿之下,哪個皇帝比較賢明?

  虞世南說:「晉朝自遷都建康(今南京)以後,有勢力的大臣專權,皇位虛設,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帝王,王敦憑借豪門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礎,坐擁長江軍事重鎮的兵權,恃才自負,仗勢跋扈,一心想當皇帝。要不是司馬紹明斷,丞相王導忠誠,晉朝的皇位幾乎被王氏篡奪。可惜司馬紹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時間再長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備的名流,靠洛陽一帶流民的擁戴,趁稱帝的劉聰和羯族帝王石勒正處在衰弱之際,那麼收復中原並不困難。」

  東晉元帝司馬睿正趕上國家分裂,他乘機在建康創建基業,後晉明帝司馬紹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朝野,準備謀反,明帝與丞相王導、中書令溫嶠等決心征討王敦。後來,王敦兵敗而死。

  如依史籍載,東晉元帝司馬睿是司馬懿曾孫琅琊王司馬覲的兒子。其實司馬睿姓牛,並非司馬懿的後代。明代學者李贄在《藏書》中乾脆稱之為「南朝晉牛氏」。這一謎底說起來好笑:當年司馬懿在世的時候,社會上流傳著一本《玄石圖》,其中有「牛繼馬後」一句讖語,所以司馬懿對身邊姓牛的人都要設法剷除。他手下有一個大將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製的酒壺與之共飲。這酒壺設有機關,當自己喝的時候,可以倒出無毒的酒,而在給別人斟酒時就能倒出有毒的酒。他用這種辦法毒殺了牛金。可是誰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與王妃夏氏私通有子,這個私生子就是司馬睿。儘管司馬懿機關算盡,他創立的政權還是落在了姓牛的手裡。由此看來,人世間的事從來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總之,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難明。

  有人問:「桓玄有奇才遠謀,結果還是滅亡了,為什麼?」

  桓玄,字敬道,其父桓溫官拜大司馬。桓玄博學多才,以英雄豪傑自居,晉安帝司馬德宗時為丞相,封楚王,後強迫皇帝讓位。

  虞世南說:「做國王的要有虛懷若谷、容納萬物的氣量。要能像天地一樣寬廣,真誠的誓言必須兌現,然後百姓才會樂於擁護愛戴。可是桓玄這種人,只有淺薄的小聰明,沒有寬宏謙虛的高尚品德,正好趕上東晉末年天下大亂,皇室威不服眾,所以桓玄才能張牙舞爪地恣意妄為,僥倖行險,以圖一逞。當時正值劉裕雄發英姿、掃蕩群雄之際,桓玄最終被滅族身亡,這也是他應得的下場。」

  戰國時的楚大夫鬻權說:「發頒法策法令能為天下謀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親相愛,就是和;民眾不訴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滅禍國殃民的邪惡勢力,就是仁。仁與信,和與道,這是帝王的武器。」

  這樣看來,亂世英雄的浮淺智謀,是無助於得到民眾的擁護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劉裕滅了桓玄,又幫助東晉維持了數年殘破的江山,然後才稱帝。梁武帝時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這是怎麼回事?

  虞世南說:「魏武帝曹操是曹騰的孫子(曹騰是漢桓帝時的宦官,收夏侯嵩為養子,曹操是夏侯嵩的長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榮耀顯貴,三代人在漢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亂漢,操與山東豪雄趁機而起,消滅了罪魁禍首董卓,這也並非曹操一人的功勞。司馬懿歷任魏晉的將相,權傾朝綱,國家的興亡由他掌握,處在安全穩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詔書征伐、誅殺犯上作亂的人,他的權勢、地位,用『高山仰止』也不足以比喻。

  「劉裕就不一樣了,他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提劍首創大業,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殘喘的晉室。他所鎮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統率著一郡之兵,攻殺四川守將譙縱;西入長安,擒獲了後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峴山打敗了南燕慕容超;在嶺南,打敗佔據廣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斬首。帥旗所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觀其豁達恢宏,有漢高祖劉邦的風度,看他勝算在握,可與光武帝劉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時間太短,大志未酬,否則他的業績不可限量。這就是為什麼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的緣故。」

  裴子野說:「宋武帝劉裕劣跡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馬懿大。他從一個普通士兵起步,數次抗擊孫恩的烏合之眾;他振臂一呼,即摧毀了荊州、郢州桓玄牢不可破的軍事家族勢力:他雙管齊下,戰車長驅,山東一帶的軍事重鎮就蕩然無存;他又回戈直指江、湘,五嶺的大小山頭很快都被肅清;他命令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擊番禺,廣州遂被席捲;他起用資歷輕微的朱齡石,四川便被收復;羌人和匈奴人被他的軍威震攝,很快,南北雙方之間的攻守、君臣之勢就倒轉了過來;他親自督率氣吞萬里的大軍安定中原後,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這可以說是以仁義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還說:「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國破家亡的恥辱,身處戰亂之際,調兵遣將,未經浴血奮戰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繼而向全國發號施令,策劃統一大業,不到一年,逼晉安帝讓位,盜竊了國家權力。他自以為名望超過了漢高祖,功勳比得上曹操、司馬懿,就妄圖過過皇帝的癮,讓四海都來恭恭敬敬朝賀自己。到了他假傳聖旨封賞的王謐、桓謙,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鎮服群雄,王綏、謝混等較後發跡的相繼出人頭地,追隨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軍政部門的時候,老百姓為他得逞之迅速而驚駭不已,不得不屈服於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當時的劉裕才是丹徒縣的一介平民,參軍後上司讓他率領的不過數十人,後來糾集同盟,共謀起義,討伐桓玄,閃電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蕩清了建康,號令群雄,長驅江漢,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機就消滅了他,使瀕臨滅亡的晉室又得以苟延殘喘。自軒轅黃帝以來,還沒有像劉裕這樣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絕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東晉的氣數到了盡頭,怎麼能這樣呢?由此可知,當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能治理喪亂的王朝自然要興起。」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辛棄疾的這篇洋溢著愛國激情的華章,歌頌了幾位歷史人物的英雄業績,其中濃墨重彩刻寫的就是這位「寄奴」——劉裕。

  劉裕早年喪父,家境貧寒。青年時代曾揮汗躬耕於田野,上山砍柴,下澤捕魚,備嘗生活之艱辛,因此養成終生簡樸的習慣。他晚年當了皇帝,還在後宮獨闢一室,珍藏著他曾用過的農具。

  劉裕在東晉末年南北朝混戰之際,崛起於行武,終其一生,戎馬倥傯。這位靠戰爭登上皇位的農家子弟,胸有韜略,勇武善戰,確實充滿了「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氣概。在劉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個小頭目的時候,當時桓玄已經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對桓玄說:「我看劉裕龍行虎步,風度不凡,恐終不能為人下,不如早點除掉他。」

  桓玄說:「我剛剛平蕩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際,非劉裕無可用者。等關、河平定後,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時,一切都已經晚了。

  後來劉裕南征北戰,確實坐了天下,然而他為奪大室,為鞏固政權,殘殺了許多也許不該殺的人。明末進步思想家李贄每當評點歷史遇到濫殺無辜的人物時,總要在殺人的情節下加注一筆:「種毒了」或「又種毒了」,而到殺人者的子孫後來又被別人殺害的時候,他一定要照應一句:「毒發了!」

  公元410年,劉裕消滅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容超,送到建康將其斬首。燕都被破後,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餘人被斬殺,家屬一萬餘人沒為奴隸,燕都被夷為平地。隨後,他又以圖謀不軌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舉事的劉毅及其部屬謝琨等人。另一個當初與他起義的是諸葛長民。有一天,劉裕邀他暢談,當諸葛長民正為劉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時,伏在帳後的武士將他刺殺於座中。其他諸如盧循、譙縱等人,戰敗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屬、家族也被誅滅殆盡。

  公元418年,劉裕代晉稱帝前,萬事俱備,只因當時有一句讖語:「昌明(晉孝武帝司馬曜字昌明)之後有二帝。」他想在晉安帝司馬德宗之後再立一帝,以應「二帝」之讖。於是他派人縊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馬德文,一個月後又將其刺殺。

  一將功成萬骨枯。雖然不應否認劉裕在東晉和南北朝這一被學者稱為「一體化調節失靈」的混亂時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稱帝者竟達一百四十五人之中,確實是一位煢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諸般「毒種」。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後都一一有了毒「果」。

  宋孝武帝劉駿和明帝劉彧哪一個賢明?

  虞世南說:「這兩個皇帝的殘忍雖然表現不同,其本性卻是相同的。誅殺賢良,手足相殘,朝內沒有陳平、周勃那樣的丞相,外部沒有唇齒相依的睦鄰,把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這種昏庸無知的人,難怪能讓蕭道成趁國家破敗之機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國璽易手。這正如莊子所說,珍貴的東西,捆綁、封鎖得越牢,恰恰是為大盜提供『連鍋端』的方便。千思百慮,終歸還是失敗,千古為之長歎!至於權力的傾覆、淪喪,還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駿,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劉劭殺害文帝后,劉駿與他的主簿顏竣於江州起義,征討劉劭,打敗他後,將其父子梟首示眾。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後就把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全部殺害,而且又千方百計掩飾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騷亂。明帝駕崩,子劉昱即位,更加荒淫無道,最後被蕭道成殺死篡位,建國為齊。

  公元422年,南宋開國皇帝劉裕去世,長子劉義符繼位。雖然其父臨終時對他說:「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志。」然而,恰恰是這幾個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廢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殺其弟劉義真,然後迎立劉裕的三子劉義隆,是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擁立他的徐羨之、傅亮和謝晦等人一一誅殺,後來,名將檀道濟與其子十一人也一同被殺。

  劉義隆即位初,四弟劉義康曾與之共理朝綱,對鞏固劉宋政權貢獻頗大。他一直擔心劉義康要篡奪他的皇位,一待地位穩固,就賜藥毒死了這位皇弟。從此劉裕的「毒種」一發不可收拾,劉氏父子兄弟之間的殘殺連續不斷,終於導致了劉宋王朝的覆滅。

  公元453年,劉義隆被其長子劉邵殺害。當年,其三子劉駿以討伐弒君、弒父的劉邵、劉浚為名起兵,攻克建康後將其暴屍於市。劉駿即位後,因其父當年在考慮廢長立幼時沒選中他而是看重劉鑠,便遷怒於彼,將其毒死。後又殺叔父劉義宣、十弟劉渾、六弟劉誕。在攻克劉誕鎮守的廣陵(今揚州市)後,劉駿將城內士兵不論老少全部殺掉,並將死者的頭顱擺在石頭城南岸陳列觀賞。劉駿對父子兄弟如此,對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殺為一大快事。

  他的長子劉子業繼位後,因幼時不為父愛,一登上皇位便大肆報復,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誅滅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劉義恭全家。這位年僅十六歲的皇帝,因為看慣了他父親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殺大權,比其父更加凶殘。他殺了年僅七歲的弟弟劉子鸞兄妹三人後猶不罷手,還把其母殷貴妃從墳墓中挖出來侮辱。劉子業排列了一下劉氏接班表,發現繼位的不是長子,就是三子,於是為消除後患,毒死了三弟劉子勳。

  縱觀劉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劉裕以下,無一不是宮廷腥風瀰漫,歲歲骨肉相殘。八個皇帝,平均壽命不足二十四歲。這不能說不可悲啊!

  南北朝時齊國的建元(齊高帝蕭道成年號)至永明(齊武帝蕭賾年號)年間(公元429——493年),被稱為太平治世。真的是這麼回事嗎?

  虞世南說:「蕭道成是創業之主,知道稼穡艱難,而且自己生活儉樸清雅,衣食起居務求簡單樸素。齊武帝蕭賾則很重視後宮的華美,有失過度雕飾,但是他把一切政務都委託給少傅王儉,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儉草撰,都說禮教文化的興盛,就數永明年間,一致讚揚蕭賾的輔相用人得當。」

  孔子說到衛靈公的無道時,康子說:「這樣的國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說:「要是讓仲叔圉來管理外交,由祝駝管理宗廟祭典,由王孫賈統領軍隊,這樣,怎麼會亡呢?」這裡講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處。

  田單做齊國的宰相時,有一次過淄水,有老人淌水過河,被凍得打顫,田單解下皮衣給老人穿,引起了齊襄王的反感,說:「田單這樣施惠於人,是不是想奪取我的江山?不早些準備,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這裡講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壞處。

  正因為此,齊襄公才嫉恨齊國陳氏的廣施功德。晏子對齊襄王說:「從禮制上講,個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範圍,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濟私,這種行為必須制止。」

  齊襄公討厭田單施捨國人,有一個以串珠玉為生的匠人對他說:「大王不如表揚田單的慈善,下令說:『我擔心有人在挨餓,田單就收容饑民到府上;我擔心有人在挨凍,田單就脫下自己的皮衣給他們穿。他的這種行為使我很滿意。』田單做了這樣的好事,大王能表揚他,這樣一來,感激田單做好事,也就等於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謝你了。」從此以後,人們在街談巷議時都說:「田單所以會愛擁民眾,那是大王教導的結果呀!」

  由此看來,國王要想收回大臣們的權力和功德,應當像晏子和串珠人所說的那樣去做。

  以前,漢高祖病危,呂後問他身後誰當丞相合適,劉邦說:「曹參可以。」又問他曹參以後呢,他說:「王陵可以。但是王陵這人有些憨厚,陳平可以協助他。陳平這人智謀有餘,但是難以獨當大任。周勃寬厚穩重,但文化修養不足,然而能安定劉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讓他當太尉,掌握兵權。」

  宋高祖劉裕病重時,告誡太子劉義符:「將軍檀道濟雖有才幹,卻沒有遠大志向。徐羨之、傅亮按說沒有野心。謝晦常跟隨我南征北戰,頗知機變,將來有什麼變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調他到會稽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

  做君王的,在任賢用能的問題上應當像劉邦和劉裕這樣。

  南北朝時期的宋朝和齊朝,被廢的國王共有五人。這五個廢帝都很驕淫狂暴,彼此沒有什麼不同,有的被殺害,有的乾脆國破人亡。是不是他們本性凶頑,自取其禍,因而被上天拋棄,故意用他們來使國家滅亡呢?

  虞世南說:「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別,是因為各自稟受的氣質不同。

  「至於具有中庸修養的人,都是來源於培訓和學習。自宋王朝和齊王朝以來,負責培養太子的東宮裡的老師,都濫竽充數而已。高貴的人和低賤的人,由於禮教的原因,互相隔離,良好的教育沒有辦法得到,導師都是由職位決定,很少根據德才選拔。這五個後來做了國王的太子,生性平庸無奇,又沒有周公、召公一樣的導師來引導,良師益友的規勸他們聽不到,猥瑣狎邪的小人惡習他們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質地,生活在如此野蠻粗俗的環境中,其國破身亡的下場,是注定無可避免的了。」

  賈誼說過:「從前周成王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姜太公為太師。保的作用,就是保養好太子的身體;傅的作用,就是用仁義道德輔導太子;師的作用,就是用知識禮儀教育太子。這是三公的職責。此外,還設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師,分別負責太子的飲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學習的童年時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義、禮來培訓教育他,讓他離遠邪惡的小人,不讓他看到醜惡的行為,然後選擇天下端莊正直的人才,孝順父母師長、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聞廣見、有道德、懂權術的人跟隨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處。所以太子見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行為,聽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言談,行的是正道,因為前後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個人習慣了與正人君子相處,自己也會不知不覺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長在齊國的不能不使用齊國高雅的語言一樣;習慣了與奸邪小人相處,就像生長在楚國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國粗俗的語言一樣。

  「秦王讓趙高輔導太子胡亥學習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殺人、割鼻就是夷滅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練習射箭。忠言規勸的說是誹謗,為他深謀遠慮的說是妖言惑眾,把殺人當做割草玩一樣。難道胡亥天生性惡嗎?不是,是因為教導他的知識都不是正理。」

  晉惠帝的太子司馬遹犯了罪,校尉閻纂上書說:「我常常想,遹長期生活在深宮中,沉緬富貴尊榮,憑著先帝創造的條件,生活優越,父母嬌寵。為他選擇老師時,我見都是選自名門望族的富貴人家,很少有來自寒門的有學問、有情操的讀書人,或者有漢武帝做太子時衛綰、周文那樣的好老師和剛正不阿的汲黯、鄭莊那樣的好輔臣。這樣一來,太子遹就無法學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禮儀規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際方式與民眾平等相處。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知道貧賤之後方可做貴人。如今他自己毀了東宮,也傷了國家元氣,其所以到了這種的地步,不單單是太子的罪過。諸王子的導師、友人和來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門,和這些人相處,怎麼會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現在太子遹言語悖逆,接受懲罰的時候,仍然恪守做兒子的規矩,還可以考慮重選師傅,令其改過自新。選配遊藝談學方面的師友,應當是出身寒門,學問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經歷過艱難困苦而名聲、行為皆清廉正直的人,使之與太子相處、遊學,杜絕他與皇親國戚的紈褲子弟和輕薄賓客交往,只討論古今孝子如何事奉雙親、忠臣如何報效朝廷,以及知過即改的道理,使他聽到的都是為善之道。恐怕只有這樣,才是萬全之策。」

  由此看來,對太子的教育,必須選品學兼優的人擔任,這對於國家來說是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了。宋、齊二代的五個廢帝是指劉宋王朝的前廢帝劉子業,後廢帝劉昱;南齊鬱林王蕭鸞、東昏候蕭寶卷與齊和帝蕭寶融。這幾個皇位繼承人的共同特點是荒唐淫亂,嗜殺成性。比如,宋前廢帝劉子業,天塌下來他都不管,殺人之外就是醉生夢死,淫穢宮幃。他愛讓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宮脫得赤條條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隊粉團陣,再強令左右與之追逐作樂,如若不從,就殺其全家。又如後廢帝劉昱,殺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樂趣。他經常動用擊腦袋、錘陰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時一天受刑的就有數十人之多。他看到殺人後伏屍流血便十分開心,一天看不上這種種慘狀,就悶悶不樂。有一次,他用鐵錘把一個人的陰囊打破,身邊有人見此情景皺了一下眉頭,他發現後悖然大怒,讓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還有一次,他聞到身邊一侍從身上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種種,不勝贅述。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這些人不單是一個「沒有人君尊嚴」的問題,實際上其中大部分屬於精神錯亂型的人。比如齊東昏侯蕭寶卷,為了討愛妃的喜歡,把閱武堂改名為「芳樂苑」,並在裡面按市場的樣子建造店舖,自己打扮成商人大聲叫賣。他讓愛妃當市場總經理,自己當夥計。還在苑中開渠引水,在岸邊設立肉鋪,自己操刀賣肉,讓愛妃賣酒。當時有民謠唱道:「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這些身為九五至尊的人,行為乖張,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賭成癖,有的好偷,有的愛塗脂抹粉、身著女裝招搖過市,有的好花樣翻新地瞎折騰。總之,這些帝王的生活全部是烏煙瘴氣、不成體統。

  後人在考察這些亡國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時,看到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青少年時代的教育失誤。他們無一不是從小養尊處優,只知玩樂,有如白癡。為其選擇的師友都是名門望族的權責,加之大都是在殺人如麻的環境中長大,所以連起碼的做人規矩都不懂。然而由於封建社會「父傳子,家天下」的政治體制,國家最高權力的繼承人又只能在這極其有限的小圈子裡指定或選擇,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關係到國之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這裡作者提出的教訓雖然是針對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觀點對今人仍感困擾的子女教育亦不無啟迪。歸納古人有關教子經驗的總結,主要有三點:一是擇師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後尊。

  梁元帝蕭繹聰明博學,平定禍亂,最終還是國破家亡,為什麼?元帝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名繹,官拜荊州刺史,曾平定大將軍侯景的叛亂,以荊州為都城。西魏萬紐於謹入侵梁王朝,被俘後,於謹用土袋將其壓死。

  虞世南說:「梁元帝天資聰睿,書畫術數,無一不通,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他憑借順利的形勢討伐逆賊,雪洗梁簡文帝被殺的國恥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繼位,確有可稱道之處。然而在國難之後,創傷還沒有恢復的情況下,相信強敵西魏的甜心蜜語,因偏愛江漢而留戀不去,棄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發到偏遠的地方,人為地使手足成了仇敵,一旦有事,都在孤獨偏遠之地,不能與他分憂。結果是身亡國滅,生靈塗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棄,確實讓人歎惜。」

  《淮南子》說:「仁和智,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愛人;智的意思是知人。愛人就不會採用暴虐的刑罰;知人就不會導致國家的混亂。這就是夏商週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種過人之處,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殺害,原因就在於他不愛人;齊王建有三種過人之處,仍然被秦人俘虜,餓死在共邑(今甘肅涇川北),原因就在於他不知賢任能。所以說,仁最關鍵的是愛人,智最關鍵的是知人,這二點不首先具備,即使明察聰慧,靈敏機智,還是不能避免國破家亡。」

  有人問:「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歲。假如壽命再長些,讓他充分發揮其軍事謀略,他一定能統一天下,成為一代明主嗎?」

  虞世南說:「周武帝驍勇無敵,果斷剛強,謀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氣能紆尊屈貴,領兵打仗號令嚴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踐和齊國大將穰苴都比不上。這都是勇猛的大將所應有的特徵,還不具備做皇帝的氣量。」

  由此看來,撥亂反正的領袖人物,首要的是應當收服將相之才以為己用,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單靠一人善戰去打天下。正因為此,劉向才說:「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藝,英勇善戰,能有多大益處呢?」

  歷史上許多皇帝的不幸不在於他們的個性,恰恰在於他們做了皇帝——把他們根本不會使用的最高權力給予了他們。權力,是一根其妙無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門超越世俗任何藝術的最高藝術。光有權力慾的人,很可能只成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須超越任何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歷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質如果放在適宜的領域,很可能會成為有益於國家、民族的專家、學者,然而歷史的誤會偏偏讓他們當了皇帝,結果給人民和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前面所說的梁元帝蕭繹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載蕭繹幼年聰睿俊朗,天姿英發,五歲即能口誦《曲禮》,六歲時為父皇作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成人後博覽群書,下筆成章,文不加點。軍旅書翰,策令詔誥,都是他自己親自揮毫,從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頗豐,先後撰寫編著《金樓秘訣》、《古今同姓名錄》、《江州記》等書籍四十二種,共七百多卷。他還精通書畫,自畫孔子像,並作贊語,自己書寫,世稱三絕。他如改行當藝術家,也許會名垂後世,然而作為皇帝,卻被後人當成了反面教員。

  遺憾的是,類似蕭繹的悲劇在中國後來的歷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煬帝且不說,宋徽宗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史載,宋徽宗趙佶天資甚高,可是他對皇室欽定的儒家經典和史書一概不感興趣,但對筆墨丹青、騎馬踢球卻樂此不疲。高俅就是因踢得一腳好球而受到他的寵幸,其後才日見重用的。

  趙佶對書畫的嗜好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在宮中專門設立了一個御前書畫所,由著名書法家米芾等人掌管,裡面收藏了數以千萬計的珍品,古代的鐘鼎有一萬餘件,全都是商周秦漢之物。在他貯藏文房四寶的大硯庫中,光端硯就有三千餘枚。他命人將歷代著名書畫家的資料加以整理,編寫成《宣和書畫譜》,為後世美術史研究留下了珍貴的史科。他還對所藏古代青銅器進行考證、鑒定,親自編撰了《宣和殿博古圖》。他決心要在繪畫領域「雄冠天下」,置朝政於腦後,用整整三年的功夫臨摹了宮中所藏的漢代毛延壽等三十七位名家的全部傳世佳作。在書畫造詣上,他也的確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體的「瘦金書」,不能不說是千古一絕。

  除花石奇物、園林鳥獸、書畫飲宴外,趙佶還有一好,即所謂「微服潛行」——偷偷溜出皇宮去逛妓院。雖然宮中嬪妃數以百計,但他為之傾倒的卻是青樓粉娃,特別是自從見到京師名妓白牡丹李師師後,趙佶簡直到了神魂顛倒、如醉如癡的地步。為此鬧得滿城風雨,京都嘩然。

  作為一國之主的皇帝到了這種地步,亡國喪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後將趙佶和他的兒子宋欽宗趙桓虜掠至金國都城大定府(令遼寧寧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虜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遷到韓州,金朝給他們撥了十五頃地,讓他們耕種自給,直到父子二人老死於此。

  如果說趙佶本應是個傑出的藝術家的話,那麼明嘉宗朱由校卻是一個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聰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愛搞土木建築和木工製作,全套木工活他無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極奇巧。凡是他見過的木器用具、亭台樓閣,一看便能製作。他酷愛營造,常在宮中親自動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鋸,興致盎然。可他又喜厭不恆,造好後只要有一點兒不順眼的地方就毀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毀,毀了造,忙得不亦樂乎,廢寢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長的是精緻的雕刻。他做的硯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絢麗,工極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裡,花鳥魚蟲、人物走獸無不栩栩如生。

  荒唐的朱由校沉緬於木工製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時三年也見不上他一面。明代為禍最烈的宦官魏忠賢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幹什麼傷天害理之事時,專揀他忙於木工活的時候去請示匯報,每次朱由校都極不耐煩地揮手說:「什麼都要我決定,要你幹嘛?你看著辦吧!」久而久之,明朝實際上成了魏忠賢的天下。諸如此類的可笑人物在我國的歷史上不勝枚舉。平心而論,也很難指責這些被強人所難地推上帝王寶座的人。如果讓他們自由選擇所喜愛的事業,也許都會成為有益於社會的人才,都會對人類的文明建設做出有益的貢獻。然而,歷史和體制都不允許這樣做。因此這種現象應該說是歷史的誤會,體制的悲劇。

  南北朝時北齊的文宣帝高洋沉緬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瘋狂錯亂的行為,連夏桀、紂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國富人豐,沒有引起國亂人亡,為什麼?齊文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的次子,逼後魏元善見禪讓而登基。

  虞世南說:「從前齊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禮義,為人倫道德所唾棄,可是他內政外交全權依靠管仲,結果還做了諸侯的盟主。齊宣帝高洋卑鄙污穢,殘忍暴虐,古今無比。他把國家政務統統交由宰相楊愔等人辦理,得以保護了國家和宗族的安全,這是因為他用人得當,所以沒有國破家亡。」

  殷商時代有三個大臣,夏禹的孫子太康在位時有五個弟弟,都是賢德的人,可是國家還是滅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廢墟,為什麼?

  鬻子說:「國王與臣民們一同治理國家,主觀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們有合乎正道的意見,他未必能採納;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決心講信用,但未必能付諸行動。虞公不聽宮之奇唇亡齒寒的忠言,晉國滅了虢國後,在回師的路上順便就把虞國滅了;仇由不聽赤章的意見,最終被智氏滅亡。天下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忠臣謀士,關鍵在於用與不用罷了。如果不用,最後將給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無窮禍患,到那時,正人君子也無法挽救敗局了。

  南北朝時的陳武帝陳霸先出身於平民百姓,最後開創了帝王大業,他可以與歷史上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陳武帝由於有奇才,有遠見,胸懷匡復大志,有如龍躍大海之中,豹騰峻嶺之上。他掃蕩了籠罩皇宮的陰雲,恢復了梁朝蕭氏的傳統皇權。在西部抗擊北周的軍隊,在北方打敗了北齊高歡的殘餘勢力,謀略宏偉遠大,政令法規又沒有什麼疏漏,實在是一位開創基業的好皇帝,撥亂反正的大英雄。雖然比起宋高祖劉裕來有所不及,但比起齊高帝蕭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楊堅由一個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權力,征服了西邊的蜀國,消滅了江南的陳國。

  隋文帝楊堅能與晉武帝司馬炎相比嗎?

  虞世南說:「隋文帝由於是周武帝於文邕的國丈,在北周衰弱之際,擔負著輔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馬,最後登位稱帝。他留心政治,凡有舉措,都歸功於皇恩,所以能安撫住新舊權貴,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內政和軍事兩方面的制度規劃,都有可觀的建樹。等到江淮一帶全部平走後,又統一了全國的文字和交通規則。當時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著太平。

  可是自從滅了金陵陳國後,他開始變得奢侈無度,雖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處理繁雜的國務了。珠寶玉石堆滿宮室,美女佳人充斥後院,為了構建仁壽宮,幾乎把國庫都耗盡了。這樣一來,黎民百姓給弄得財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產了。加之楊堅的猜忌心理日益嚴重,裝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來。他殺戮親生兒子的嬪妃,離間上相楊素的母親。獨孤皇后的異母弟獨孤陀用貓鬼巫蠱,詛咒皇后,秦王楊俊的妃子和楊秦的母親都受了牽連。朝綱因此紊亂,禮教因此衰亡。

  楊堅怕老婆是出名的,因此皇后獨孤氏干預國家大事,幾個皇子殺的殺,廢的廢,除滅無辜的,扶持自己寵愛的。廢太子楊勇為庶人,立楊廣為太子。功臣良將,也逐一被誅殺,所剩無幾。楊堅晚年的政治失誤比司馬炎多。建國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國,這是自取滅亡,豈是天意?」

  漢高祖想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叔孫通規諫說:「春秋時晉獻公因為寵愛驪姬要廢太子申生,立驪姬的兒子奚齊,齊國因此亂了數十年,為天下所恥笑。秦始皇因遲遲不立扶蘇,使趙高得以假傳聖旨立了胡亥,致使國家滅亡。這些教訓陛下都很清楚。現在陛下如果決心廢長子立少子,我願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頸血污地。」

  漢高祖趕忙改口說:「我只不過是開玩笑罷了。」

  叔孫通嚴肅地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搖,天下震動。怎麼能拿國家大事開玩笑呢?」漢高祖只好聽從了他的意見。

  袁紹喜歡他的小兒子袁尚,就把長子袁譚過繼給其兄,好讓次子接班。

  沮授進諫道:「人們說,萬人追逐一隻野兔,其中一人捕獲後,其餘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有了歸屬。再說,同年歲的,以賢為貴,品德相近,以長子為貴。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應當鑒取歷代成敗的經驗教訓;往後看,應當思量以逐免為喻的含義。假如固持已見,禍患就將因此而起了。」袁紹沒有聽從,後來袁氏兄弟果然結下了仇。

  所以說,立嫡長子為太子,是為了不使庶出的產生疑慮,有疑心就會有行動,同時立二人,就會發生爭奪。同時指定兩個兒子都是繼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亂子,不出亂子那是因為雙親健在。雙親主事不亂,雙親一死必亂。這是大有深意的。

  隋煬帝楊廣是一個歷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他擁有極端複雜的多重性格。常人很難想像,儒雅文明與殘暴好戰、賢良明智與無恥昏庸、極端現實與萬分浪漫、對妻子忠誠的摯愛與對女色貪婪的荒淫竟能統統在一個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這個對美好事物尤其是對美麗的女人有敏銳的審美感的鑒賞家,有成就的詩人,風韻獨特的散文家,總想用帶有強烈藝術性的政治個性來處理國家大事,但過分的個性色彩使他在歷史上既有建樹,又成了後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義語。無論是在正史、野史中,還是民間文學和傳說中,他向來被描寫成極端荒淫殘暴的典型的亡國之君。但是如果楊廣只是一個單純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給歷史的絕不會是那樣一幅錯綜複雜、悲喜交加的圖畫。

  其實,楊廣是一個很有創見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國家政權體制中的文職和武職的分離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務的長官,都是行政權、司法權和軍事權集於一身。楊廣在其父楊堅已經開始的改制的基礎上,把地方的軍事大權收歸中央。這項改革標誌著政府職能合理化和鞏固中央權力的組織化、制度化,從而起碼從體制上解決了歷來讓朝廷頭疼的軍閥割據這一難題。

  第二,他恢復、完善了由秦開創後被漢廢除的郡縣制,使中央集權制得以加強。

  第三,楊廣完善了科舉制,在他奪權繼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開設進士科考試,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試制度的保證。歷經唐宋元明清,科舉制度都沒有脫離楊廣所設計的窠臼。

  楊廣用寫詩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國家,用藝術家的思維去處理政務,用放蕩不羈的想像去駕駛權力,剛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導致滅亡,還會有什麼結果呢?

  有人說:「王道、霸道的主張,就照你說的辦好了。敢問人死後賜謚號,以及改用新的曆法,改變服裝顏色,從而使人耳目一新,這又表示什麼?」

  《帝王學》的作者趙子的回答是:古代確定謚號,是為警戒後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跡,給予一個有評價意義的名號。這對國王、對親屬,都不能有所隱諱。現在的臣僚們不管名實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貴偉大就行。古人實事求是的作風已經早就不存在了。

  從前季康子問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說:「天有五行,為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按時令交替變化,才滋育生成萬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來生長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來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換代時都要改變國號,以傚法五行。五行主神輪流主事,有始有終,相生相剋,這裡也有象徵的意思。因此生而為王的,死後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為金的正神),顓頊配水(玄冥為水的正神),黃帝配土(后土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號,對五行所象徵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顏色卻是火的顏色——赤色。因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與火的關係就像母與子的關係。

  夏代的後稷以金德稱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稱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應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為避諱土德的尚青。土德本應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為其餘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從木開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顏色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稱王,木生火,故尚赤。這就是三代服飾顏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漢初,賈誼認為漢應以土德稱王,因為五行的轉移,應依據相生相剋的法則。五行的代替,常根據金木水火土相剋的法則。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說漢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劉向父子認為帝王是從木德代表的震方即東方產生的,所以庖犧氏第一個受的是木德,其後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這樣的順序,數到漢代,應當是屬火德,所以漢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劉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統治權。上古時的共工,以水德夾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間,與秦朝是同樣的命運,因為處的位置不對,所以都命不長。

  在我看來,帝王的興起,各依其本源,在神農至舜的五帝之後,各有其承繼。怎麼知道的呢?漢是堯的後裔,堯以火德稱王,五行轉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漢朝,所以漢朝也是火德。袁紹當權時,耿包說:「赤色的火德已經衰盡,袁是舜的後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應進取。」這是因為他知道帝王的興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後各有承繼。秦是顓頊的後裔,顓頊應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按照這一法則推論,即使經歷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興亡衰敗了。

  要想做成大事,一定要有堅韌不拔的意志和一往無前的勇氣。面對困難,首先要沉著冷靜,臨危不亂,這樣才能讓你的部下有信心。毫不猶豫,當機立斷這才是領導者的大智慧,也是成事者必須具備的素質。

  唐高祖李淵有四個兒子:長子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四子齊王李元吉、三子李玄霸。李玄霸武藝高強,可惜英年早逝,一切軍務都由李世民負責,齊王李元吉輔助。李淵稱帝以後,按照長子為太子的慣例,封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李元吉因為受制於李世民,二人關係不和,就和李建成連成一氣,共同對付李世民。

  最初的時候,李世民的勢力並不是很強大,但是隨著各地的起義軍不斷的被他剿滅,他的左右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將,其中的佼佼者如: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恭、程知節(即程咬金)等。因為李世民的戰功卓著,所以威望很高,天下歸心。相比之下,太子李建成久居東宮,沒有出外領兵,無法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為此,不妨看看下面的大事年表——

  公元616年,李世民與突厥講和,時年十八歲;

  公元617年,李世民攻佔長安;

  公元618年,李世民平定隴西叛亂;

  公元620年,李世民平定劉武周,收降尉遲恭;

  公元621年,李世民擊敗竇建德並將其活捉,而後攻克洛陽,王世充投降;

  公元622年,李世民大破竇建德餘部,擊敗劉黑闥叛亂,劉黑闥跑到突厥躲避。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從公元616年到622年的六年中,李世民東征西討,幾乎整個李唐江山都是他一手打下來的,李淵只不過是坐享其成罷了。

  公元622年11月,劉黑闥不甘心失敗,糾集殘部想搶回自己原來的地盤。李建成聽了屬下魏徵的建議,主動請纓出戰,一則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二則可以籠絡人才。李建成領兵一到,劉黑闥的部隊一觸即潰,李建成得勝而歸。從此與李世民的鬥爭趨於白熱化。但是礙於李淵還是皇帝,雙方不好明爭,只能暗鬥。在這場兄弟間為了王權的鬥爭中,李世民充分展示了他果敢和狠辣的一面。

  公元624年,李元吉設宴請李淵、太子和李世民,其實是想藉機殺掉李世民,沒想到太子李建成怕李淵遷怒於他,廢了他的太子之位,臨時改變了主意,沒有動手。這件事沒有瞞得過李世民,李世民雖然有心爭奪皇位,但是因為李建成位居東宮已久,沒有大過,如果先下手,怕難以服眾,於是暗中和李建成較上了勁。

  李建成沒有殺掉李世民,心中耿耿於懷,也在暗中積蓄力量。他先私自招募了二千死士,讓他們作侍衛,同時推薦自己的心腹楊文干作慶州的總管,到時候好裡應外合,篡奪皇位。這年夏天,李建成趁李淵到外地避暑,自己留守長安的機會夥同楊文干謀反,不料李淵事先得到密報,軟禁了李建成,並命令李世民去討伐楊文干。臨行前李淵許諾,如果李世民平定了叛亂就立他為太子。不料,等李世民平叛歸來時,李淵卻改口說:「太子李建成經查沒有參與此事,我已經重重責備了他。他也表示要痛改前非,今後你們兄弟要和睦相處,不要傷了和氣。」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長孫無忌告訴他:太子和齊王買通了皇上的寵妃,早就把李建成給放了。李世民聽了,說:「我今天一聽到父皇說這件事就明白了。不過我們不能輕舉妄動,現在父皇向著他們,我們不能明著來。再說,他們不仁,我不能不義,先看看再說吧。」

  公元626年,太子派人送來書信請他過去吃飯。長孫無忌怕是太子擺下的「鴻門宴」,勸李世民不要去。李世民卻認為矛盾還沒有激化,又有李淵壓著,估計太子他們還不敢動手。於是動身來到東宮。李建成和李元吉見李世民來了,十分的熱情。酒席宴上,二人頻頻給李世民敬酒,李世民不好推辭,就多喝了幾杯。突然,李世民覺得一陣的頭暈目眩,不由得栽倒在地上。李建成和李元吉趕緊讓人把李世民抬到車上,送回秦王府。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昏迷了三天才醒過來。李淵知道此事後對李世民說:「既然建成不能容你,病好之後帶著你的人到洛陽去吧。」李世民知道這是讓他和李建成劃黃河為界分治,連忙拜謝。可等李世民康復,準備帶領部下到洛陽去的時候,李淵又改變主意不讓李世民去洛陽了。李世民知道這又是李建成他們搞的鬼,心想: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到時候可就怪不了我了。命令自己在各地的心腹,暗中招兵買馬,培植羽翼。

  李建成和李元吉聽說李世民沒有死,後悔當時沒有往酒裡多下點毒藥。他們知道李世民經過這件事以後,肯定會有所防範,再下手就難了。於是改變策略,不惜重金,想收買拉攏李世民手下的人。結果房玄齡、杜如晦把禮物原封不動送了回來,尉遲恭更是連禮物帶書信都交給了李世民。

  李建成見送去的禮物被退了回來,知道分化瓦解不成,就向李元吉問計。李元吉說:「大哥不必著急,我去見父皇,鼓動父皇不信任世民。世民征戰四方,手下大將眾多,父皇心中必有疑慮。我趁機讓父皇下旨降罪世民身邊的人,這樣就可以削弱他的勢力,讓他人心渙散,到時候我們再下手除掉他。」李建成點頭稱善。李元吉來見李淵,李淵果然上當,傳旨把尉遲恭打入天牢,準備斬首。

  李世民聽說尉遲恭被打入天牢,知道李建成他們已經動手了。自己趕緊去見李淵求情,李淵見李世民苦苦哀求,只好答應免去尉遲恭的官職,把他放了出來。李世民回到府中,召集眾人前來,不見房玄齡和杜如晦,一問才知道,李淵已經免了二人的官職,二人居家不出。大將程知節說:「皇上已經降旨,調知節為康州刺史,即日出京。知節誓死保衛秦王,不願出京,還請殿下早下決心。」李世民環顧左右,說道:「諸位忠心跟隨我,我感激不盡。只是現在還不到火候,諸位不要輕舉妄動,若有動靜我會通知大家的。」自己暗地裡派心腹人到各地,讓領兵在外的親信們做好準備。

  李建成和李元吉見李世民沒有什麼反應,準備動手殺他,只是尉遲恭等大將還在京城,一時不敢動手。正巧這時突厥軍隊大舉入侵,李建成提議讓李元吉前去征討,李元吉藉機要求李淵允許他調動秦王府中能征慣戰的兵馬,並封尉遲恭為先鋒。李淵同意了李元吉的請求。派人到秦王府調兵。

  李世民接到聖旨,知道到了該做決斷的時候了。殺太子,奪皇位可是非同小可,必須同心協力才行。為了摸清手下人的態度,李世民不動聲色,只等這些人說話。長孫無忌說:「殿下還是早做決斷吧,不然後悔就來不及了!」尉遲恭也說:「殿下,現在大禍就在眼前,當斷不斷,必受其亂啊!」這時,又有密探來報:太子和齊王密謀在昆明池埋伏武士,只等李世民為齊王送行時,除掉李世民,然後逼迫李淵退位,太子登基,齊王為皇太弟。長孫無忌趕緊說:「如此形勢,殿下必須先發制人,否則不可挽回。」尉遲恭和大將張公瑾也都隨聲附和。李世民見手下人都是一條心,說道:「好,既然諸位如此擁護於我,我也不會辜負諸位的。不過還要先稟告皇上,免得我們師出無名。」然後吩咐手下人去把房玄齡和杜如晦找來,自己進宮見李淵。李淵聽了他的話,說道:「明天朕再審問此事,你先回去吧。」李淵的寵妃知道了這件事,趕緊密報李建成和李元吉。李元吉擔心有危險,李建成卻認為李淵是向著他的,自己手裡又有兵馬,不用擔心。決定當晚就去見李淵,探聽虛實。

  李世民回到府中,手下人說,房玄齡和杜如晦說,他們已經是草民了,不敢違抗皇上的聖旨,來見秦王。李世民馬上解下寶劍,讓尉遲恭去請二人,並叮囑如果他們不來,就拿他們的人頭回來覆命。尉遲恭領命而去,房、杜二人見李世民已經下定決心,趕緊喬裝改扮,來到秦王府。李世民料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當夜就會進宮見李淵,馬上調兵遣將,埋伏在玄武門,只等二人到來。

  果不出所料,當晚李建成和李元吉來到皇宮。眼看走近,李建成預感到不妙,撥馬就跑。李世民那裡肯放過,隨後緊迫。李建成也不說話,取出弓箭,連射了李世民三箭,都沒有射中。李世民反手一箭,正中李建成心口,結果了他的性命。李元吉想跑,被尉遲恭一箭射死。二人手下的兵將本來還負隅頑抗,看見二人已死,也都放下武器投降。李世民殺了太子和齊王以後,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逼李淵退位,自己登上了皇帝寶座。這就是歷史上的「玄武門之變」。

  政治鬥爭雖然不像兩軍對壘、將士廝殺那樣慘烈,但也是驚心動魄,一步棋走錯,就會全盤皆輸。從李世民爭奪皇位的整個過程來看,李世民可以說是步步為營,每一步棋都小心謹慎。在鬥爭的前期,李世民沉著冷靜,不管李建成他們如何折騰,自己按部就班,培植自己的勢力,很多重要城市的守將都是他的心腹,例如洛陽守將張亮,都是手握兵權的重量級人物。在鬥爭進行到白熱化的時候,他又當機立斷,發動「玄武門之變」,成功奪權。

  相比之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謀略上就差了很多,幾乎是把每一步行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連連失手的情況下,又鋌而走險,使出昏招,準備在李世民為李元吉送行時殺掉他,這正給李世民創造了好機會,他正愁出師無名,這樣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的。很多人都認為李世民雖然是有道明君,但他殺兄奪權的做法卻是很不光彩。其實不然,歷朝歷代,王權更替,很多都是伴隨著腥風血雨的,通過弒父、殺兄奪權的更是數不勝數。

  沉著冷靜,當機立斷這是古往今來成功者必備的素質。沉著冷靜,能讓你看清紛繁複雜的局勢,做出正確的分析;當機立斷,能使你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把命運把握在自己的手中。現代社會更是瞬息萬變,只有那些沉著冷靜,當機立斷的人,才能把握機會,走向成功。 






 
重視修身養性才能成大事
  孔子說過:「性相近,習相遠。」意思是說,人的嗜好、慾望從本性上來講,是相同的,只因為環境經歷、教育習染各不相同,所以每個人的個性、志趣才顯得千差萬別。總的來說,刻苦修煉、銳意進取的人,就志向遠大,奮發有為;追求物質享受、容易被周圍的環境影響的人,就意志軟弱,性情浮躁。所以聖人在教導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時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為,對給予他些什麼東西很慎重,對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節制。所以《左傳》中有句話說:「審察人的好惡,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於此了。」

  改造人性的辦法,關鍵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長處,克服自己的不足。總的原則是性格聰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聞的,要警惕把無知當高明;勇猛剛強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溫和的,要警惕對人對事優柔寡斷;恬靜從容的,要警惕錯過時機;心胸廣闊的,要警惕對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觀察,馬虎健忘。

  《人物誌》說:「嚴厲正直、剛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適合於做糾正失誤、整頓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過火、攻擊別人的短處、揭發別人的陰私之類的錯誤;堅強剛毅的人,其性格特點是凶狠強硬,很難與人和睦相處,在為人處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於太剛強而言談舉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認為柔順就是屈從,變本加厲地加強他的過火行為。所以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讓他處理具體事務。

  「性情溫柔隨和、安靜寬恕的人,優點是寬容大度,缺點是對人對事下不了決心;柔弱和順的人,遇事總是猶豫不決,處理問題抹不開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點,反而認為意氣奮發太傷人,對自己的不緊不慢心安理得。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做循規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難讓他裁決疑難問題;英雄驃悍、精力健旺的人,優點在於肝膽照人,性情剛烈,缺點在於不太顧忌別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後果;雄健驃悍的人總是意氣奮發,敢做敢當,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會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毀滅,反而把恭順有禮當做膽小怕事,做什麼事總要把自己的精力使盡才罷休。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辦充滿艱難險阻的事,很難讓他在情況惡劣的環境下,完成忍辱負重的任務。

  「精明能幹、慎密畏怯的人,很善於恭恭敬敬、兢兢業業地完成所負的使命,但缺點是疑慮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謹慎的人,瞻前顧後,顧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見義勇為的弱點,反而認為敢想敢於是胡鬧,結果加重了他的疑慮。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做繼業守成的工作,很難讓他開創局面,樹立榜樣;堅強猷勁、幹勁沖天的人,他的長處在於能起骨幹作用,缺點是頑固自信,剛愎自用凌厲勁直的人百折不撓,意志堅定,他不克服自己固執己見、用情執著的缺點,反而認為明辯是非是虛無空洞的作法,結果使他變得越來越一往無前,不改初衷。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做已經確立無誤的執法工作,不能讓他去團結群眾。

  「善於論證辯駁、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說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處是容易流於誇誇其談,不著邊際;博學善辯的人,說話條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很容易浮華不實、氾濫成災的習慣,反而認為鯁直是束縛人的枷鎖,結果使自己放任自流。這種人可以讓他去搞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不宜於讓他制定法規、條約;好善樂施、普濟博愛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難,缺點是容易良旁不分,當濫好人;襟懷坦白、交際廣泛的人,喜歡讓所有的人都寬裕融洽,他不戒備結交的人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反而認為性格堅貞是脾氣倔強,從而越來越擴大他糊里糊塗與人來往的範圍。這種人可以讓他去做群眾工作,很難讓他去糾正、處置不良的社會風氣。

  「清高耿介、廉潔奉公的人,具有艱苦節約、不為貧賤所移的優點,但是也有過分拘泥於小節、死板教條的局限鯁直倔強的人嫉惡如仇,不願隨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狹隘偏激、故步自封的缺點,反而認為廣交朋友有辱清名,結果使他變的越來越孤僻、拘謹。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完成無損人格、氣節的任務,不能讓他去做靈活變通的工作;注重行動、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處是好高騖遠,根基不穩;注重行動的人羨慕那些凡事能打頭領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過他們。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馬馬虎虎、得過且過的毛病,反而認為沉靜就是停滯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銳氣。這種人可以讓他開拓進取打先鋒,不適於從事打基礎、當後援的工作。

  「冷靜老練、機敏周密的人,對於細微奧秘的事情很精通,缺點在於遇事遲緩怯懦;性格沉靜的人,對什麼是都要反覆推敲,深思熟慮,他不克服自己由於冷靜沉著造成的貽誤良機,反而認為注重行動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頭畏尾說成是優點。這種人可以讓他做需要多動腦子的類似參謀的工作,很難交給他雷厲風行、捷足先登的任務;質樸坦率、一覽無餘的人,具有忠誠老實的品質,缺點是沒有城府,容易洩密;純樸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願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於性格樸實而形成的粗曠直露的缺點,反而認為講究謀略是一種荒誕的作法,為人處事一味坦誠相見。這種人可以去完成講求信義的任務,不能讓他做保密工作。

  「足智多謀、胸懷韜略的人,做事老謀深算,詭計多端,缺點是老奸巨滑,模稜兩可;滿腹機謀的人凡事都要審時度勢,把事情做得讓人人滿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計謀是否正當,反而認為坦誠是愚蠢的表現,只推崇自己的玄妙高明。這種人應當讓他去做揚善積德的事情,不能讓他做查處違法亂紀的工作。」

  上面列舉的這十二種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標準適度、德才兼備的人才。

  老子的學生尹文子對判斷一個人是否合乎中庸的品德,提出過這樣一個標準,他說:「總括人才的美德,應該具備『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個特徵。」所謂「心小」,意思是說性格要謹慎周密,在禍患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能考慮到預防的措施;災禍剛剛顯露出徵兆的時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備。最根本的對策是不放縱內心的慾望;所謂「志大」,是說立志要宏大,以實現天下大同、全人類共同富裕為己任,在錯綜複雜的是非風雲面前,堅持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的總則;所謂「智圓」,意思是說智慧要圓融無隙,像圓形球體一樣,處處融合,找不到起點和終點,但是能夠包容四方,沒有達不到的地方,又像地底深處的泉水,永遠不會枯竭;所謂「行方」,意思是說行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撓,純潔清白,有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在貧窮的煎熬下,決不改變情操,飛黃騰達了,又不被沖昏頭腦;所謂「能多」,意思是說才能要達到文武兼備,不論是在有所作為還是靜默孤獨的時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規範;所謂「事少」,是說善於把握事物的要領和關鍵,做到舉一發動全身,以一機治全局,以靜制動,以靜待躁。

  天道運行的規則永遠是物極必反,盈滿則虧。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聰明、大智慧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永遠處於虛靈愚蒙的心理狀態;要想保持多聞廣見、博學明辯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覺得永遠孤陋寡聞,才疏學淺;要想保持武勇剛毅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遠處在有所敬畏的狀態;要想保持富貴顯赫,廣有天下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享有的物質永遠有所節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內;要想兼濟天下,恩澤蒼生,就必須保持謙讓恭順的美德。這五條原則,就是從前賢明的君王所以能守衛天下的秘訣。

  《左傳》中有言道:「不首先製造混亂,不因富貴榮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權有勢胡作非為,不違背已經達成共識的協議,不傲慢無禮、目中無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報復惱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謀取,不仁義的不去觸及。」這九句話,就是古人賴以立身的原則。

  《玉鈐經》說:「一個人把自己的本事動不動顯示出來,只能證明這個人很淺薄;有了過錯自己還不知道,只能證明他智商低;執迷不悟、不知悔改的,注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遜、招人怨恨的,大禍就要臨頭;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拋棄他;文過飾非、挖空心思掩蓋過失的,定要滅亡;表面憤怒但沒有威懾力量的,將會受到侵犯;好糾集團伙、欺辱別人的,必定遭殃;殺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處境就危險了;對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怠慢,將會帶來凶險;與別人相處而貌合神離、陽奉陰違的,最後將被孤立;親信奸詐的人,疏遠忠實的朋友,這種人必然滅亡;聽信讒言、拋棄賢良的,這只能使自己處於昏庸無知、不明是非的狀態;暗地裡封官許願的,他的壽命不會長久;讓女子去拜見官員、辦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現淫亂;當官的部下暗中施惠於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辦法邀功請賞的,到頭來自己要下台;有名無實、假報功績的,經濟實力將會被逐漸耗損;肥了自己,剋扣下屬的,最終要被唾棄;給別人帶來微薄的好處就希望人家重重報答的,到頭來還是落空;獎賞有成績的人時忘掉了最下層的人也應受獎,否則以後人家就不會為你出力了;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險的;為了安排一個人而設立官位頭銜的,將會失敗;讓不仁不義的人出謀劃策,是非常危險的;密謀的事情洩露,肯定要失敗;向人民徵收的多,用之於民的少,這將導致民生調蔽。」凡此種種,都是帝王在提高自我修養時必須警覺的大道理。

  荀子說:「能說會做的是國寶,不會說會做的是國家的人才,會說不做的是國家的工具,而說得好聽,卻做得醜惡的人,則是國家的妖孽。」

  屍佼說:「心是身體的君主,天子把自己當作心,把天下當作身體,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諸侯把國家當作身體,把自己當作心,心不正,國家就要滅亡了。平民百姓的行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確,自身也就難保了。」

  所以,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說:「立德的根本沒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後才能身正,身正而後才能讓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後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後才國家正,國家正而後才天下正。反過來說,天下不正要從國家建設做起,國家不正要整頓朝綱,朝廷不正要整頓文武百官,左右不正,當皇帝的就要從加強自身修養做起,自身不正要從修心做起。修養的對象越切近,所帶來的影響、效果越久遠。大禹、成湯能責備自己,所以才國家興旺,顯得生氣勃勃。」這就是「正心」的意義。 






 
看你屬於哪種類型的領導
  分辨清楚六種類型的君主,就可以用來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過得失;總結出九種類型的國家風氣,就能鑒定一個國家興盛還是衰敗;探討四種亂國的表現,核定四種危國的徵兆,那麼治國安邦、撥亂反正的方針也就清楚了。

  東漢末史學家荀悅說:「天性仁慈,頭腦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舉措都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滿足自己的私慾,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主,王主具有先天的仁慈美德;能克制自己的私慾,性格寬厚,能身體力行,勤學好問,辦事遵循仁義的原則,不感情用事,這是『治主』——能帶來一個清明盛世的君主,治主的主要表現是克制情慾,忍痛割愛;勤政愛民,兢兢業業地保護先烈開創的基業,絲毫不敢荒淫懈怠,處理國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後私,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主,存主關鍵是奉行先主的傳統法規;性情狂悖,叛逆倫常,朝廷裡的奸邪爭權奪利,公私並行,政策的得失沒有什麼真正的理論標準做依據,這是『衰主』——走上窮途未路的君主;情慾壓倒了禮義,私利重於公益,國家制度超過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規,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主;親信、重用誣陷忠良的邪惡小人,排擠、打擊德才兼備的忠臣,放縱情慾,貪得元厭,不顧忌禮教法規,出入游幸放蕩,不受規章制度的約束,拿著國家的財物賞賜親信,超過了用在公共事業上的開支,一不高興就亂加刑罰,從不依據法律,文過飾非,有錯不改,忠誠的意見聽不到,敢於冒死直諫的大臣都要被殺掉,這是『亡主』——亡國的君主。」

  所以說,「王主」可以統一四海,使天下興盛太平;「治主」可以鞏固這種局面;「存主」可以保住江山;「衰主」如果國家不發生災難可以勉強保住安全,有難就危險了;「危主」沒有國難就謝天謝地了,有難必是亡國;「亡主」則必亡無疑了。

  「九風」是什麼意思呢?

  君臣之間親近有禮,文武百官雖有不同政見但仍然和睦相處,互相謙讓,不爭名奪利,勤勤懇懇為國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這是「理國之風」——國家大治的象徵。尹文子說:「上級領導不壓制下屬,下屬不冒犯上級,上下融洽,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無私。在這種風尚下,雖然經受艱難險阻的考驗,國家仍可堅如盤石,不會受到敵國的侵犯。這才是真正的天下大治」。

  禮教風尚不能統一,當官的不受敬重,基層官員攻擊國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議論紛紛,這是「衰國之風」——國家衰敗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雖然年邁還養著許多嬪妃,子孫不多,有勢力的宗族被疏遠,這是國家衰敗的表現。

  君臣互相爭榮譽,朝中大臣爭功勞,士大夫爭名聲,老百姓爭私利,這是「乖國之風」——眾叛親離的象徵。

  上層官員私慾氾濫,下層官員作惡多端,法規不穩定,政出多門,這是「亂國之風」——國家動亂的象徵。尹文子說:「國王寵幸大臣,大臣只愛君王,國家的法律廢弛,人慾橫流,這是亂國的表現」。

  把奢侈誤以為繁榮,把驕縱誤以為高貴,把自由散慢誤以為開明,遵守禮義的人被認為是頑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認為是故步自封,這是「荒國之風」——國家荒淫的象徵。晉代崇尚玄虛、輕浮,所以引起了五胡亂中華,就是歷史的明證。

  把苛捐雜稅當作精明,為國家服務是為了撈取好處,把宰割老百姓當作能耐,把溜鬚拍馬當作忠誠,這是「叛國之風」——國家叛亂的象徵。叔向說:「大臣只想著奉祿,就是不進忠言,親信的隨從怕得罪上司不敢說真活,下面的真實情況反映不到中央,這是最大的隱患。

  上下隔閡,內外猜疑,小官員爭著討上司的歡心,當大官的爭奪權力,這是「危國之風」——國家危亡的象徵。

  上級官員不深入基層瞭解情況,下面的群眾也不向上反映意見,老婆怎麼說就怎麼辦,國家的法律不執行,而是各搞各的,這是「亡國之風」——國家滅亡的象徵。尹文子說:「國家貧困衰弱,私人出現了富戶大家;國王的權力削弱,大臣的勢力增強,這就是亡國的徵兆;宮廷內沒有專寵一人的現象,朝廷裡沒有寵幸的弄臣,家族人丁興旺,長幼有序,這是國家昌盛繁榮的表志;農事活動適時,糧食儲存厚實,軍隊精銳,疆土治理得很好,這是強國的特徵。」

  尹文子又說:「動亂的國家看上去好像很熱鬧;安定的國家看上好像很空虛;滅亡的國家好像匾乏不足;圖存的國家好像過剩有餘。空虛不是沒有人,而是因為人人都在崗位上;熱鬧不是人丁多,而是因為都在追逐蠅頭小利;有餘不是財力富餘,而是因為寡慾少事;不足不是市場無貨,而是因為人們雖然收入少,但是各種稅賦卻很多。

  什麼是「四亂」呢?

  管仲說:「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這是家亂;庶子疑忌嫡子,這是宗亂;朝廷裡有疑忌宰相的大臣,這是國亂;任命的官員昏庸無能,這是眾亂。」所以說:「確立誰為天子時,不能引起各地諸侯的疑慮;分封王侯的時候,不能讓朝中大夫疑慮;立正妻的時候,不能讓妾疑忌;立嫡子的時候,不能讓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動,不分正偏、長幼就要爭鬥,沒有秩序就會互相傷害。因此把同一職務任命給兩個大臣,國家必然發生動亂,沒有發生動亂是因為國王還健在,依靠國王平息紛爭,大臣們有所畏懼,還不敢亂來。國王一死,必亂無疑。同時立兩個嫡子的情況也一樣。另外,大臣疑忌國王,沒有不危害國家的;庶子疑忌家長,沒有不危害家庭的。」

  什麼是「四危」呢?

  管仲又說:「國家的危險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國得不到群眾的擁護;二是大臣們不能同心協力;三是統帥軍隊的元帥不足以引起敵人的畏懼;四是人民不關心生產。這就是識別天下大亂或天下大治的標準。

  「凡是作為最高領導者的,法策、法規嚴明,賞罰必定兌現的,雖然不用多少宣傳口號,大勢所趨,國家自然能達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賞罰又不兌現的,即使天天發號召,也必然要大亂。」

  管仲說:「治國有三種武器,亂國有六種隱患。英明的國王如果能戰勝這六種隱患,掌握這三種武器,國家必然會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戰勝六種隱患,掌握三種武器,所以致使國家動亂。三種武器是什麼呢?一是號令,二是刑罰,三是俸祿和賞賜。什麼是六種隱患呢?一是親信,二是賓師(沒有官職而被國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賄的人,四是女色,五是善於鑽營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賞的人。三種武器有什麼功用呢?沒有號令不能驅使臣民;沒有刑罰不能在群眾中產生威攝力量;沒有賞祿不能鼓舞人效命。六種隱患為什麼會導致敗亡呢?這六種人雖然不服從法令也可以安然無恙,雖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網,雖然沒有功也可以發財致富。一個國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讓下邊的人服從號令;有違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沒有了尊嚴;有無功受祿的人,獎賞和薪水就不起作用。這樣一來,當國王就失去了坐穩江山的武器。

  因此可以說,體制、風尚構成了治理的格局,體制合理,順其自然,國家就不會發生動亂。相反,即使手忙腳亂,也不會治理好。堯舜垂拱,無為而治,都顯得雍容有餘,因為其體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馳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亂,因為其體制就是致亂的格局。

  商鞅說:「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國家的根本。上百個人追捕一隻野兔,不是因為一隻兔子可以變成一百個,而是由於兔子的所有權還沒有確定。賣兔子的人市場上到處都有,但是盜賊不敢隨便拿,因為歸誰所有已經明確。由此可以知道,確定名分(解決所有權),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名分不確定,所有權不明確,勢必要發生混亂。如果體制是治理的體制,想亂也亂不了。體制是混亂的體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亂的體制,越治越亂。是治理的體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聖人只治理具備治理體制的國家,不治理其體制就是動亂根源的國家。聖人為人民群眾制定法律,一定要讓老百姓對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所以在聖人建立的國家裡,沒有因犯法而被殺的。倒不是該殺不殺,而是因為人人守法,人人避禍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根本體制為基礎治國,所以才會出現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們說,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是在改造國家體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個人身上。所以英明的國家領導人反覆研究審視法律制度,而後頒布命令,天下就會實現大治。

  《左傳》說:「一個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必然會有許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預解釋說:「這裡的意思是變法頻繁。」

  總而言之,能夠匡扶世道人心、輔佐國家大政的權臣,務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敗的奧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亂的體制根源,通曉各級領導的任用和罷兔的規矩,再加上面臨紛繁複雜的時局而不迷惑,遇到疑難、棘手的問題能斷決——做為君王的輔相,古住今來,沒有不首先從這裡做起的。 






 
做一個成功的雜家
  諸子百家的智慧寶庫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百家爭鳴,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發點不同,得出的結論就相異。只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實客觀的結論。而作為領導者,必須對諸子百家的思想淵源和主要主張都有所涉獵,並且根據自己的需要予以取捨,只有這樣,才可以學到身為領導而需要學習的智慧,以讓自己在未來的決策中處於不敗之地。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志,《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麼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志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繫。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像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像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像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像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像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干擾牴觸,這叫輕漫,那麼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盪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臟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嚮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嚴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裡去調和情志;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志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嚴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污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嚴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淫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淫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洩,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

  范曄說:「鐘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鐘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只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心志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裡考察了夏、商、週三代禮制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制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面,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嚐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餚;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只鋪一塊不收邊的蓆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絃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制,這就是禮教維繫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制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面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裡很喜歡,可當我回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裡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裡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捨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必須端正名分。』因為世間凡事「名不正則言不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感到惋惜!」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制,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制,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傚法自然規律制定禮樂制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制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制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覲見的禮制。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淫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制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只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弒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侯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麼呢?」

  太史公說:「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裡,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週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只不過是記述歷史,並不是什麼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儒家的信徒在編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傚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譁眾取寵獨樹一幟的。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志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只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只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盪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歷、記載了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制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只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制於諸多忌諱,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捨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麼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牴觸,就要彼此發生震盪,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徵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游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麼災難的徵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徵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麼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污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麼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麼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還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置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麼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麼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只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洩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徵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焚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刮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東漢的 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徵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徵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像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91;,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只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麼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只是將來之吉祥的徵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只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復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復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彷彿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凶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像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麼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尚書?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東漢陳蕃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只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只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權限,誰也不准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份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只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制,只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裡,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像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回答說:「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的規矩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他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荀悅說:「世有三游,都是德之賊寇。一是遊俠,二是遊說,三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游』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乾二淨,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咨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捨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麼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只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會自然被淘汰。」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歷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歷史記錄。」

  尹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閒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范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慾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麼,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麼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只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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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學的智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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