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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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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大家說廣東:廣東九章  作者:黃樹森主編                       
   《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什麼》精選名家筆下有關廣東、廣東人、廣東事的散文、圖畫,分門別類地把它們編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小單元之前綴以「編者題記」,表達編者的理解與看法。 
  選編都偏重於某些方面,或文學,或風物,或民俗,或泛文化,《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什麼》則力圖全面地展現廣東,包括山川、地理、民族、民系、歷史、人物、信仰、方言、風俗、飲食、服飾等。入選的散文,多數采自公開出版物,也有未被充分關注的資料,以及部分新發現的文字,搜羅之廣之富於此可見。該書的文本以獨特的展現給廣東文化以全新的闡釋。    
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                 
  曾鎮南:《廣東九章》披覽之餘   
  曾鎮南 
  這幾天,《廣東九章》一直放在我的案頭展讀。這雖然是一個文章選本,卻有很強的吸引力,使我一口氣從頭翻到尾,真是不忍釋卷。披覽之餘,我有這樣一個總的觀感:這是一部有著強烈的時代精神的省區鄉土教科書,又是一部有鮮明主題的地方文獻選萃。同時,它又具有某種省情區貌概覽性質的小百科全書的作用。在一定的意義上,它還可以被視為省區性的袖珍的歷史寶典、宏論美文選集、旅遊文化讀本等等。總之,這是一部有靈魂、有個性、有深度的關於廣東的文選。它別具一格,別開生面,新意撲面,所以很快吸引了我。 
  這裡,我想簡要談談這個特別的文章選本的幾個特點。 
  一、這是一個有靈魂的選本,不是常見的那種拼湊而成的文章彙編。魯迅曾說過:「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廣東九章》的選者,可說是眼光如炬的。他們站在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潮流的前頭,懷著時代前驅者的熱情和對本省鄉土的愛,如數家珍,如簡沙金,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時論美文中,取精用宏,多方採擷,才編成這樣一部文獻性與現實感平衡,博雅與通俗並重的選本。 
  二、這是一個有自主創新意識的選本,表現出多方面的創造性。《廣東九章》的書名既得風雅之旨,讓人想起韶樂九章、屈賦九章、八卦九章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名目;又有開宗名義之效,昭示這是一部經典大家論廣東的分為九章的書。九個章的題目,極具匠心。前四章為「潛伏的爭議結」、「奇崛的生態圈」、「文化的基因譜」、「潮流的風向標」,在在揭示廣東這個近代以來得改革、開放時代風氣之先,各種社會思潮交匯激盪的歷史地理平台的獨特秉賦。一篇篇宏論名文,有如從這一歷史地理平台上浩蕩流過的時代潮飛揚出的簇簇浪花。後四章「耀眼的星光道」「激盪的正氣歌」「絢麗的風俗圖」「山水的映像志」,則集中而有層次地顯現廣東文化上、精神上,自然風貌上的軟實力。一篇篇記述名人名山名水的美文,像排列有序的珍珠熠熠生輝,盡顯廣東鍾靈毓秀,物華天寶的人文底蘊。結章為「世紀的魚行」,收錄廣東歷史上敢為天下先,敢與世俗異的改革者的聲音,提攝全書的精魂,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所選文章,除原原本本展示其歷史原貌之外,編者大膽地鉤玄提要,探幽索賾,把文章精華之處特別框出,並予以要言不煩的評點。這些地方,最能見出選者的獨具只眼。 
  序言與後記,也是嚴肅鄭重,文采斐然之作。對於把讀者引入書中堂廡,瞭解成書由來,有很大作用。 
  這樣看來,這個選本不僅有新銳的靈魂,而且有創新的體制,像一個精神健旺,血肉豐盈,四肢勻稱的人,站在我們面前。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個選本,無意中是勾畫出了前進的、有力的、智慧的廣東人的靈魂和體魄的。 
  三、這是一個起著文化積累作用,有保存價值的,可以流傳的選本。 
  魯迅說過:「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冊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廣東九章》共選入文章82篇,大部分確當得起經典大家之作,即使當作一般的文獻、文章選本看,也是很充實、很豐富,值得寶愛珍藏的。這裡有古代文獻的鉤輯,也有近現代文章的裒集。有像魯迅《中山大學開學致語》那樣精煉雋永的短制,也有像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那樣視通古今,神貫中外的宏篇長論,更有潘光旦以其雅馴優美的譯筆為之增輝的美國學者亨丁頓的《北中國與南中國》。這樣的好文章在書裡是不勝枚舉的。   
  張夢陽:《廣東九章》三題(1)   
  張夢陽 
  一、廣東----這一片神奇的土地 
  作家梁曉聲的成名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刻,是他後來的眾多作品無法比擬的。那位北大荒美麗的副指導員,亭亭玉立,像一支挺拔的小白樺,偷唱「十八歲的哥哥惦記著小英蓮」這支當時禁唱的歌,還跳起了墨西哥民間舞,被人發現後卻不承認。綽號「摩爾人」的鐵匠王志剛,魁梧健壯,給人以意志堅強、力大無窮的印象。為全連探出了一條「鬼沼」的路,全連人馬平安地到達了荒原。大家沒有找到「摩爾人」,只發現了他的血跡斑斑的衣片,一柄大斧和三隻死狼…… 
  多少年來,這片處於中國最北端的神奇的土地,常入我夢。 
  而讀過廣東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圖文並茂的煌煌大書----黃樹森先生主編的《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什麼》之後,我夢中出現的神奇的土地,從最北端移至最南頭----廣東、嶺南、珠江、瘴癘之畏途、奇珍之產地、革命的策源地、舊勢力、保守派群情洶洶的中心、海洋文明與海洋世紀的最先感應區、種種新氣象與種種腐敗風……無論新舊好壞都由此開風氣之先…… 
  廣東----確實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難怪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驚呼:「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地點在近距離和遠距離的形勢上比廣州更優越。」 
  二、地奇與人奇 
  地傑人靈。有了地理上的優勢,出現了靈傑的人才,反過來又促進了地方的獨領風騷。 
  人的因素第一。《廣東九章》突出了人。 
  黃樹森先生協同劉衛國、周松芳、於愛成三位博士,在廣東人民出版社金炳亮總編輯、黃彥輝副社長、陳娟責任編輯等等鼎力支持下,從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獻、著述文章中,篩選過濾,選輯中外古今粵籍和非粵籍經典大家對廣東的經典之論,乃至於非議之論,批判之論。然後結構統緒,統稱之為:《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什麼》,使讀者「認識一個地方(廣東),熟知一種人(廣東人),品嚐一種文化(廣東文化)」。而歸根結底,在讀者心目中是浮現出了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人」—— 
  漢唐以降,被朝庭貶到嶺南的一大批傑出文人,韓愈、蘇軾、秦觀、米芾、李綱、楊萬里、劉克莊……攜佛教東來的印度達摩禪師,西學東漸的代表人物利瑪竇,中國留學生「第一品牌」的容閎,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這不朽詩篇的文天祥,金戈鐵馬的袁崇煥督師,威震海疆的關天培提督,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巡撫,以及林則徐的銷煙壯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碧血丹心,周敦頤、朱熹、陳白沙、湛若水的哲理探求,鄭觀應、洪仁軒、康有為、梁啟超的歷史反思,黃飛鴻的冠世武功,冼星海的怒吼黃河,粵劇皇后紅線女的悠揚歌聲,嶺南畫派大師關山月的雄渾柔美,以致當代改革開放的敢上浪尖的風流人物……真是雕塑出一幅幅英雄群像。 
  這也令我想起了自己親身接觸的廣東人物,一聽發言就敢約大型書稿《中國魯迅學通史》的廣東教育出版社編審盧家明,敢負責任、立即拍板支持的盧錫明社長、曾憲志總編輯,和兢兢業業做好每一個環節的編輯、校對們……第一卷校核完畢,18天之後,家明利用到北戴河開會、在北京倒車的機會,把裝幀精美的大書像變戲法一樣送到我眼前的情景,都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不得不歎服廣東人的魄力和效率! 
  廣東人,真是不簡單! 
  三、想寫一部《嶺南文學史》 
  2004年1月赴廣州參加《中國魯迅學通史》獲獎座談會,與黃樹森、盧家明先生面晤聚餐,開懷暢飲,親切放談。家明奉盧社之命,要我策劃選題。看到黃先生瀟灑之風姿,我忽然想到一個題目:《嶺南文學史》----以隨筆式的詩性文字描述嶺南自古至今的文學發展史。讀了《廣東九章》之後,這種想法更其強烈了。   
  張夢陽:《廣東九章》三題(2)   
  是的。廣東的文學真是燦若星河,且不說古代,就從近現代說起,打出「詩界革命」大旗的黃遵憲,新派武俠小說界的大俠金庸、梁羽生,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秦牧的哲理散文,歐陽山的《三家巷》,高行健的現代小說和理論,自古延續至今的粵東詩風……怪不得京都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黃修己、王富仁、劉納、朱壽桐等等紛紛南下!而目前活躍於京城的中國現代文學學人楊義、陳平原、溫儒敏等等,又多是粵籍!如以嶺南畫派式的柔細、舒展、從容之筆,娓娓寫來,該是多麼誘人? 
  如寫,也像《廣東九章》那樣,傚法屈賦的九章體,架構九編,編下分九章,章下分九節,九九九下來,共八十一章,七百二十九節。 
  鳴呼,吾能寫出乎?年過花甲,諸事纏身,恐難如願。 
  而廣東嶺南,人才濟濟,定會有才人寫出也! 
  吾心安矣。   
  郭冰茹:廣東文化的生動書寫   
  ——讀黃樹森主編之《廣東九章》郭冰茹(中山大學中文系)對於一個移民廣州,又以閱讀為職業的人來說,廣州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城市。愛她是因為她寬容,開放,即使你不會說廣州話,甚至聽不利落廣州話,你仍然可以在這座城市裡若無其事地生存。恨她是因為她太現實,太緊張,大街小巷裡的滾滾車輪讓你沒工夫停下匆匆的腳步,潛心去品味積澱在這片古老土地上的深厚底蘊。這也許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異口同聲地說廣東是經濟大省,卻同時也是文化沙漠的原因。然而,新近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黃樹森先生主編的《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什麼》卻為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學習和工作著的人提供了一個瞭解廣東,瞭解廣東文化的契機。 
  誠如編者所言,「博洽群籍、縱考今古」方選輯成了這本《廣東九章》,選本從選自《漢書》的趙佗《報文帝書》這一目前所能看到的嶺南最早的文獻,到節選於2004年香港《港人》雜誌上何博傳《珠三角與長三角優劣論》,文獻縱橫二千多年;從書、序、傳記、現代散文隨筆到民歌、俗語、演講辭、學術論文,涉及諸多個文體,文獻涉獵之博令人稱道。而面對這卷帙浩繁的文獻材料,面對經典大家或褒或貶得不同言辭,編者的態度又是公允而客觀的,選本即收錄了梁啟超、孫中山、陳寅恪等人對廣東的讚譽,也不諱言蘇曼殊、胡適、鍾敬文等對廣東的微詞,文獻編選之兼容也令人感佩。更具匠心的是編者往往根據文章的內容隨感而發,看似信手拈來,隻言片語,卻體現出他們對廣東文化的認同、理解和反思。例如在輯錄魯迅《中山大學開學致語》時,編者寫道:「魯迅指出,革命的後方便成為懶人享福的地方,真是一針見血。廣東在20世紀初期的革命年代曾經生氣勃勃,但後來就逐漸落伍了。廣東在20世紀末期的改革年代曾經奮發有力,但後來會不會變承懶人享福的地方呢?魯迅的警告值得廣東深思。」 
  《廣東九章》涉及的內容十分龐雜,這不僅因為這片土地本身就是立體的,多維的,眾說紛紜的,而且也因為經典大家為廣東留下的文字也是個人性的,是他們對廣東、廣東人、廣東精神、廣東文化的自我感悟。因而面對這些文字,編者首先依據自己對廣東文化的感受和理解,將他們分門別類至於九個話題之下:如充滿爭議的廣東映像、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獨步中原的千古文章、引領時代的潮流先鋒、風範垂成的文化名人、慷慨多氣的革命精神、傳奇驚艷的舊日時尚、清麗俊秀山水風光、以及生猛鮮活的經濟走勢等諸多方面。然後附以作者簡介、相關註釋、經典章句摘錄、編輯隨手點評,這樣的編輯方式不僅補充了背景知識,增強讀者對文章的瞭解,而且拓展了全書的信息量。除此之外,《廣東九章》還附上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照片,有作家像、風物照、影印的繪畫、磚雕、出入文物、作家手記、出版物、地圖、郵票、廣告畫、印章等等,圖文並茂,成為對廣東文化最好的讀解。 
  時下,很多學者都指出廣東需要認真考慮自身的文化建設,廣東人也在為把廣東建設成文化大省而努力,《廣東九章》作為廣東文化的生動書寫正是這條建設之路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步。   
  李鳳亮:廣東的自信與自省(1)   
  李鳳亮(暨南大學中文系)魯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引來描述今日南粵,問「廣東人失去自信力了嗎?」,大體也是可以的。為何要這樣說呢?這十年來,我參加了廣東大大小小幾十場研討會,很多研討最後都會歸結到一個問題:有無嶺南文化;如果有,價值何在?這個「偽問題」其實不難回答,我感興趣的是這種反思背後的心理背景。換句話說,這種文化焦慮感反映出廣東人的文化自信心有所不足。而在我看來,廣東人這種文化自信的弱化,主要尚不是因為自身有什麼薄弱,而是來自一種中原文化的歧視與擠壓。除了古來即有的蠻荒、瘴癘印象,近三十年來,廣東(連帶香港)更常被指責為「文化沙漠」。文化有趣味之別,而無高低之分,因此我向來對「文化沙漠」這樣的字眼十分反感。細細分析這種「中原文化中心論」,不難發現它的核心,正是儒家「重義輕利」的念頭——一個人富了,他必定「不仁」;一個地方富裕了,肯定與文化「絕緣」。這種想法看來可笑,但時至今日,卻還很有市場。廣東的「文化人」(包括不少外地來廣東的「新客家」)這些年來一直在糾正人們的這種誤解。當我在新年之際拿到黃樹森先生主編的《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什麼》時,我覺得這種糾正誤解的努力躍升到了一個很堅實的平台。 
  廣東人其實不乏自信。這種自信,是建立在對當下生活務實的認知與傾情的投入之中的,這種認知與投入,我稱之為「現實倫理」。廣東人日子過得好(當然也還有窮鄉僻壤),這本身沒什麼錯。假如一個人因為日子過得清貧便說自己有文化,像孔乙己那樣說自己「君子固窮」,那我認為不是變態,便是虛偽。廣東人的財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雙手打拼來的。在廣東文化的「三元結構」中,廣府人的「馬死落地行」、潮汕人的「愛拼才會贏」,都是地道的南粵精神的寫照,映照出嶺南人的「雄強」;而客家人的「寧丟祖宗田,不丟祖宗言」,雖不是廣東本土的,卻也打上了深深的嶺南印記。廣東人的自信,還建立在一種開放的心態上。走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人,會一致感到最不排外的可能就是廣州。雖然廣東話叫人頭疼,但廣東人其實不難相處;雖然工作在廣東時有壓力,但生活中處處又流淌著輕鬆;廣東老闆有時寧願聘用「有料」的外鄉人,也不用自己的親戚,這也反映出一種基於「現實倫理」之上的開放心態。務實、雄強、博大,這確是廣東人的性格,也造就了廣東人有史以來的許多慷慨悲歌。從《廣東九章》一書的章節名稱,你就能猜想廣東人的豐富故事——「奇崛的生態圈」、「文化的基因譜」、「潮流的風向標」、「耀眼的星光道」、「浩蕩的正氣歌」……其中文人墨客、達官智者們對廣東文化的言說,構成了一幅有意味的「雜談圖」。有意思的是,這些經典大家,有許多不是廣東人,他們對廣東的言說、命名與定位,彌補了廣東人自身「命名能力」的欠缺。唉,這就是廣東人,會生孩子,卻不善於取名字。這也或許正是人們說廣東人缺少文化的因由之一呢。 
  跟時下各地出版的本地文化志不同,《廣東九章》一書的編者在飽含著對廣東文化的感情之餘,很大程度上恪守著一種中立的、學理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書中,即是一種「文化的自省」。此書的第一章,命名為「潛伏的爭議結」,收錄了蘇曼殊、魯迅、胡適、陳寅恪、余秋雨、龍應台等人對廣東的「另類解讀」,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魯迅的《中山大學開學致語》。當潘光旦對廣東人「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發有為」時,魯迅卻擔心「革命的後方便成為懶人享福的地方」。廣東人的「奮發有為」,在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批近代史人物身上,在掘「第一桶金」的改革開放弄潮兒身上;但魯迅的擔心不只在20世紀20年代的廣東,即便在當下,也還有振聾發聵之義。小富即安的自足、習於坐地經商的狹隘、偏好眼前與當下的短視、重視短平快的弊病、忽視深度模式的隱憂,這些不正是魯迅所焦慮的「懶人享福」!不過這些也正在改變,有一個例子為證:過去廣東人讀書,讀到大學就可以了,保送研究生也不去,趕快找工搵食要緊;現在不一樣了,廣東人也愛讀書,還愛把子孫送出洋去留學。這裡面的憂慮意識,不也是廣東文化自省的一種表現麼?   
  李鳳亮:廣東的自信與自省(2)   
  無自信,不足以自立;無自省,不足以長久。《廣東九章》一書為廣東文化尋找了自信,也生發了自省,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確可當作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一部廣東文化經典讀物。我注意到,此書已被廣東幾所大學列為學生的鄉土教育讀本。事實上,它不僅能讓讀者「認識一個地方(廣東),熟知一種人(廣東人),品嚐一種文化(廣東文化)」,而且放眼開來,它也堪稱當代中國與傳統的一本「文化啟示錄」。   
  范若丁:晶體的廣東文化形態(1)   
  范若丁 
  我認為,廣東文化形態呈晶體,是一個多面構造,正因為多面,所以才璀璨絢麗。 
  近日,由黃樹森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廣東九章——經典大家為廣東說了什麼》一書(下稱《九章》),通過粵籍和非粵籍的經典大家們留下的文章,為我們描繪了這塊伏臥在南海之濱的寶石般的晶體。 
  《九章》博洽群籍,縱考今古,從一代帝王趙佗的《報文帝書》,到現代女作家三毛因在廣州買了把老茶壺而喜不自勝寫出的《廣東來的老茶壺》;從蘇曼殊批評「廣東人有天然媚外性質」的《嗚呼廣東人》,到孫中山讚揚「吾粵之所以為全國重者,……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的《留別粵中父老昆弟書》;從鍾敬文怨歎「為什麼偏偏生長在這文化落後、蠻僚舊邦的嶺南呢」的《荔枝》,到陳寅恪預言「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的《致陳垣信》,不管說好道壞,不論褒揚眨斥,不管是經典之論,抑或非議之論,批判之論,凡見性文字,悉數收入,並就其內容的側重,將全書分為九章。海納百川而大,大氣磅礡,餘韻悠揚,讀後深感這是一部有氣勢有氣度有氣韻的好書。 
  無疑,編者希圖這部書能為廣東在「全球化視野下的歷史審視與現實定位」提供參考,所以書中包羅各家之言,兩千多年的廣東文化史綿延其中。廣東文化的發展同中原文化分不開,同海外文化也分不開。背依黃土地,面對藍海洋,在南北文化之間,在黃藍文化之間,廣東人堅守、開拓與堅持著自己的精神訴求,創造了一種有鮮明特色的富有活力的文化。古代,嶺南是一個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被中原人稱之謂的「蠻荒之地」,但正是這些中原人,或因征伐或因戰亂或因流徙的逐步南遷,逐步改變了「蠻荒之地」的面貌。這些南來的中原人,除戌邊士卒外,大都是文化層次較高的士人及士族,也就是說他們帶到嶺南來的是中原較高層次的文明。地理之便,又使廣東人最早走向海洋,最先吸取外國文化。人們說林則緒是站在廣東第一個放眼世界的人,容閎是開創中國官費留學的人,只能是就近代而言,廣東人早已成千累萬地飄洋過海,並將國外的熏陶帶回國內。廣東文化是由多元素組成的,它的精義是開放、包容與融合,在長期的歷史變遷中,櫛風沐雨,熔鐵鑠金,陶冶錘煉而成。但就廣東人的性格、精神和價值觀而言,也有排他和保守的一面。勿庸諱言,廣東人中有先行革命,以身許國的孫中山、陸浩東,也有崇洋媚外者;有潘光旦看到的「奮發有為」者,也有魯迅感覺到的「懶人享富」者,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不足為奇。經典大家們各說各看的側面,各談各的感受,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可厚非,也正是廣東文化晶體形態多個菱面的反射。 
  所以,我說廣東文化形態是晶體的。它不是扁平體,因為它不是簡單而原始的;它不是正方體,因為它不是平穩而厚重的;它不是圓柱體,因為它不是渾然而粗笨的,風雲際會,它成了一塊懸掛在天地間的寶石。 
  經典大家們給廣東文化唱了許多讚歌,也唱了許多諷喻之歌;說了廣東人許多好話,也說了不少不太入耳的話,值得深思。廣東人與廣東文化的務實精神值得肯定,但過多地偏重於實用和尊崇世俗,影響了文化精神的提升與競進。小獲輒止,小功即驕,是開放與守舊進行長期拉鋸戰的結果。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誓要統一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而他原本最信任的軍事助手陳炯明卻要實行聯省自治,甘願偏安一隅,反對北伐。開放改革以來,廣東一些人乘風氣之先,探身商海,但小富即安,終不能在時代風雲中獨領風騷。整個社會也表現出一不種底氣不足的浮躁,缺乏深沉與靜氣,難有大成。我想,我們的弱點我們應該承認,不巧辯,不護短,才利於勵精圖治,開創新業。 
  《九章》裡不乏岐見的經典大家們對廣東文化的根的理解卻是相同的。廣東文化的根在哪裡?在黃河文化。不論廣東文化受了多少地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黃河文化的基因仍然因因相襲,代代相傳。這個脈絡在《九章》中是清晰的,在許多廣東人的腦子裡是明確的。從任囂、趙佗、馬援們帶領的將士拓邊,一直到南北朝、宋末、明末為避戰亂的北人南遷,綿綿道路上的足跡,都牽動著黃河文化的血脈。上世紀90年代,一次我到潮州出差,與一位當地領導閒談,我問潮州人是從哪裡來的,他笑說:「是從你們家鄉河南來的。」我不太相信,他又說「不僅廣府人、客家人是從中原來的,我們潮州人也是從中原來的,而且來得還要早。潮州人是在東晉時期由中原南遷的。」為了證實他的話,他說到如今潮州人還保留為死者「過黃河」的風俗。頭七要為死者舉辦「過黃河」的儀式,不到黃河心不死,「過了黃河」才是魂歸故鄉!這位當地領導的話,令我砰然心動。   
  范若丁:晶體的廣東文化形態(2)   
  《九章》收輯這麼多經典大家關於廣東的作品和言論,實屬不易。但不知為什麼不將郁達夫收進去。郁達夫於1926年3月同郭沫若、王獨清一起來到廣東中山大學教書,郭沫若於當年6月即參加了北伐軍,郁達夫一直授課至12月15日始離去。魯迅在他離去一個月後到廣州。這幾位大家,郁達夫在廣州居留時間最長,並且寫了《勞生日記》、《廣州事情》涉及廣東風俗及政局的文章,不知為何不予收入。建議編者在該書再版時考慮收進。另一個建議是:可考慮編一部反映解放後五十餘年廣東發展變化的文集,作為《九章》的續篇,名《九歌》可乎? 
  2006年2月15日   
  編者簡介   
  主編黃樹森,1935年生,湖北省武漢市人。文學評論家。1959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任《作品》編輯組長、編委,《現代人報》副主輯,文學理論刊物《當代文壇報》副總主編、主編,編審。現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全國文學創作廣東中心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山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兼職研究員,中國文聯第六、七次文代會代表。著有《題材縱橫談》、《手記·叩問》等。其中,關於題材的四個基本規律論文,獲廣東省首屆文藝評論獎;主編大型理論書鏈《叩問嶺南》獲1996年廣東省魯迅文藝獎。提出了題材主客觀論、新時期以來的嶺南新文化是「吸吮了市場經濟元陽所爆發的新文化相變,密集著現代文明因子新派生的新文化建構」、「叩問嶺南,就是叩問中國當代新文化」等理論,理論專著《手記·叩問》獲2003年廣東五個一工程獎、2003年廣東省優秀圖書獎。並於1978年,最早撰文否定"文藝黑線論"的理論。其後,首次引進白先勇的小說和香港新派武俠小說,1997年首次提出文藝評論的"物化"可操作性的理論觀點。 
  副主編劉衛國,男,1970年出生於湖北省荊門市。1988年至1992年就讀於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獲法學學士學位。1992年至1995年就讀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起任教於中山大學中文系,2005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學術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各種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多篇,出版有著作《文人心靈的歷史回聲》(與人合著,第一作者,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即將出版。 
  副主編周松芳,男,1969年生,湖南人。中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導師為著名學者黃天驥教授。學位論文《劉基研究》被答辯主席、南京師大大特聘教授鍾振振先生譽為他「近20年看過的一百多部博士論文中第一流的論文」。目前,該論文已高票入選廣東優秀社科基金嶺南博士文庫,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來研究嶺南文化,在多家報刊開設專欄,發表各類文章百餘篇,編輯出版《名家評說〈白門柳〉》,為《廣東電視劇精品集成》(八卷本)特邀文字撰稿人。現為廣東文藝批評家協會會員。 
  副主編於愛成,筆名於今,1970年10月生於中國山東,副研究員,副編審,民俗學博士,文化學者。先後任職於廣東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深圳特區報社、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現任深圳市作家協會秘書長。著有《狂歡季節》、《文學的文化闡釋》、《從流行音樂看中國》(韓文版)等專著。榮獲魯迅文藝獎等多個獎項。     
  廣東九章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1)   
  在中國,也許很難再找到一個地方,像廣東這樣充滿爭議。不僅普羅大眾意見紛紜,就是經典大家也看法各異。這些意見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已經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爭議結。 
  孫中山指出,「吾粵之所以為全國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進取心之堅強;不在物質之進步,而在人民愛國心之勇猛」。蘇曼殊卻批評「廣東人有天然媚外的性質」。潘光旦表示「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發有為」,魯迅卻擔心「革命的後方便成為懶人享福的地方」。林語堂發現「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胡適卻感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陳寅恪預言「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鍾敬文卻埋怨「為什麼偏偏生長在這文化落後、蠻僚舊邦的嶺南呢」。梁啟超讚美「中國人中最具美質者,唯廣東人為最」,陳公博卻揭露「廣東的空氣,充滿嫖賭及勢利發財的空氣」。 
  這些爭議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但似乎離今天又並不遙遠。從「歷史」中,我們似乎讀到了「現在」。廣東人確實是「奮發有為」的,廣東在20世紀末打造出中國的經濟奇跡,但是,「小富即安」的心理滿足、靠租賃度日的興旺發達、遍佈城鄉的「二世祖」現象;習慣於坐地經商、血緣經商,疏離實業和團隊的狹隘務實觀念;偏好於眼前發展,鄙薄務虛和長遠考慮的日常性短視思維,是否也潛伏著魯迅所擔心的「懶人享福」的危機?「廣東言西學最早」,廣東的學術思想在19世紀曾經走在全國前列,但是進入20世紀後,廣東似乎跟不上新文化的步伐。胡適的感慨並非無的放矢。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一代大儒陳寅恪曾經在廣東身上寄予成為全國學術中心的殷切期望,但是,這一願景似乎至今沒有實現。廣東能否擔起這一期望?廣東應該怎樣建設自己的學術文化?廣東曾經得時代風氣之先,但是,廣東似乎又有點像「穿堂風」,這風最後都吹向了別的地方,難道廣東文化的功效,真的像余秋雨所形容的「早茶和花市」一樣,只滿足日常性和季節性的消耗? 
  不信青史盡成灰,這些話題的反思、探究、延伸,難道在今天沒有鮮活的、補偏救弊的當代意義嗎? 
  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龍應台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於台灣高雄,1974年獲得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曾在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大學和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任教。她的《野火集》、《龍應台評小說》等著作曾多次再版,被餘光中稱之為「龍捲風」。近年來她又接連推出了《人在歐洲》、《百年思索》等作品,深受讀者歡迎。 
  1 
  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 
  為了求效率,車子永遠走在高架橋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國為了急切地與國際接軌,總是採取最劇烈的開刀方式,對準老城區一刀切下,開腸破肚。於是走在城市內的交通動脈上,望出車窗,看見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紅磚老樓,拆得殘垣斷壁的庭院,半截橫樑,幾根危柱,滿地狼藉,有如未清理過的帶血跡的手術現場,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決一樣,噴在牆頭。 
  有的城市,我會暗暗決定,再也不回來。有的,那二十分鐘的敘述留下幾個難忘的片段,記在心裡,還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駛過的手術現場,瞥見一點點「手術前」的滄桑的美貌:一條樹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態嫵媚的老樓,半邊隱約的飛簷塔影,一個長滿青苔水藻的斑駁碼頭。吉光片羽掠過,但是心裡知道:我要回頭,要單獨地、專注地回頭來認識這個城市。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2)   
  廣州,就在這個必須「回頭」的名單上。 
  2 
  1月21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覺沉靜,是個「出走」的好天。對一個持台灣護照的人而言,隨興「出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隨便在地球儀上挑出一個城市來,多半需要辦簽證,這一個念頭,足以冷卻掉任何想「出走」的衝動。 
  拿好台胞證,「出走」第一站是灣仔的中國旅行社,辦簽證。 
  第一次辦的時候,別人只需要等個十分鐘,我卻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去問那坐在櫃檯裡的小姐怎麼回事,她斜斜地睨著我,似笑非笑地說,「那你當然要等囉,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嗎?」她的坦白讓我吃了一驚。 
  每次來都要等得比別人長,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見我來,還說「請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樣子。坐下來,透過玻璃看著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靜;但是在玻璃內與玻璃外之間,隱藏著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深得聽不見一點回音。 
  3 
  火車緩緩開動,一個半小時的車程,足夠溫習一下自己對廣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趙佗在廣州建宮殿、蘇東坡在廣州欣賞寺廟、洪秀全在廣州拜上帝、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課、梁啟超在廣州寫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廣州開會、蔣介石在廣州練軍、陳寅恪在廣州寫《柳如是別傳》、魯迅在廣州開書店、郁達夫在廣州飲茶…… 
  一番胡思亂想,火車快進東站,才開始翻開手邊的旅遊小冊: 
  光孝寺:唐儀鳳元年(676年),禪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開創佛教禪宗南宗之先河。 
  我嚇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風動幡動的哲學辯論,菩提樹下的剃度,竟是在廣州嗎?為何在歷次的廣州行中,無人提及?再看下一則: 
  華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達摩乘舟至廣州,在此登岸,並建茅舍。 
  只有短短兩行字,卻重如千鈞,我心跳得厲害。曾經在西安碑林看明朝瘋癲和尚畫的《達摩東渡圖》,也約略記得《祖堂集》(952年)裡敘述的梁武帝和達摩對話的機鋒: 
  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廊然無聖。帝曰:對聯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自登九五以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師曰:無功德。…… 
  菩提達摩與政治人物話不投機,北上黃河,面壁九年,然後有慧可的「斷臂立雪」的傳奇。《楞伽師資記》裡慧可的話曾經令我徹夜清醒,難以入睡: 
  吾本發心時,截一臂,從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覺雪過於膝,以求無上道。 
  原來達摩一葦渡江,禪宗初始之處,也在廣州,為何無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華林寺,我邊念著名字,邊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車,踏進廣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帶點霧意,好像那江水還沒醒過來。我放棄早餐,背起背包奔出愛群酒店。站在長堤大馬路斑馬線上,車輛不讓人,根本過不了街。轉身將背包裡的地圖取出,決定了路線: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築群,再回頭沿海珠路往北走。 
  過了馬路,將地圖放回背包,發現背包的拉鏈大大地打開,裡面是空的。我停下腳步,看看周邊的人,一個乞討的孩子,三個發廣告傳單的青年,藥店前倚著閒閒的店員,幾個過路的男女。這是一個城市的街景,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 
  我幾乎是踩著雲霧走回酒店的,心裡想的是:台灣護照、台胞證、香港出入境許可、香港身份證、台灣身份證、德國出入境許可、德國和台灣駕照、不同銀行的信用卡……都沒有了。而且,我身無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過無數國界和邊境的人,馬上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是一個失去了身份證明的人。 
  要是哪一個朋友在此刻出現,我一定抱頭痛哭給他看。 
  兩個基層警員倒是五分鐘之內就來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個警員卻花了九十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三百來個字,抄下我已經寫下的失竊項目。我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繫;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像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3)   
  九十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台胞證。其他的,都別想了。 
  上午十一點,到了出入境管理處。空空的大樓,這是星期六。一個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個電話機旁。窗子開著,冷風呼呼吹進來,他看起來凍得發抖。 
  顯然只是個接電話的人,值班的官員不在。他撥通了值班官員的電話,然後將話筒交給我,我開始解釋自己的困境:證件全沒了,明天必須回到香港,請問怎麼處理? 
  「今天是星期六,沒人上班。辦你這個,要好幾個部門的人,禮拜一再來。」 
  「對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電話裡的人很惱火,打斷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當憤怒地說,「你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給我說出來。」 
  我想說,您沒有權利要求我告訴您我為什麼一定得回去,這屬於一個公民的個人隱私;我想說,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政府是有義務為它的公民和訪客解決急難的;我想說,在一個法治的政府裡,所謂值班,就是您無論如何不能離開這個位子;我想說,您能不能不用這種惡劣的口氣和我說話…… 
  我都沒說,只是問他,「您不是值班嗎?」 
  「我沒要你跟我說話,」他說,「告訴你,我這是在為你服務,你搞清楚。你說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決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學有事。」 
  電話突然掛掉了。 
  那凍得手背發白的人問,「他說什麼,馬上來嗎?」 
  我搖頭,「不知道啊,他掛了電話。」 
  「喔———」他想了想,「那我幫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聽了一會兒,放下聽筒,說,「他去找人,要你等著。」 
  「是等十分鐘?還是一小時?還是三小時?還是……」 
  他似乎也很為難,然後再度勇敢地拿起話筒,「她問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講定一個時間?」 
  放下話筒,他說,「他也不知道,因為他要去找齊其他部門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得到人。」 
  看著他在冷風裡瑟縮的樣子,我說,「您實在應該穿著大衣坐在這裡,這兒太冷了。」他搖搖頭,說沒關係。 
  然後又拿起話筒,「小姐問能不能約個時間?」 
  聽了一會兒,他高興地說,「他會派一個人下來這裡收件,然後你下午四點再來取臨時台胞證。」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來收件,」我說,「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鐘以後,下來了一個小姑娘,來「收件」。 
  下午四點,準時回到大樓,還得等。極寬闊空蕩的大廳,沒有一張椅子。送來稿費救急的朋友問警衛,樓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衛懶得理,搖手表示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我走過去把警衛的椅子搬過來,有點生氣地對他說,「那麻煩您去搬幾張椅子過來讓我們坐著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洩氣地坐下。我幹嗎為難他?他不會知道,政府部門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大廳裡理所當然應該有椅子給市民坐。沒有椅子,他應該覺得抱歉。他的工資,都是市民繳的稅所發的。可是,如果他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們,還有長官的長官的長官們,都沒有這種意識,你要求他什麼呢? 
  四點二十分,有人出現了,拿著一本新的台胞證。「要收費,七十元。」 
  朋友從口袋裡掏出錢,她說,「不行啊,我不能收錢。得負責收錢的人來開收據收錢。」 
  「那──收錢的人在哪裡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搶下她手裡的證件就跑。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4)   
  5 
  有了台胞證,可以離開內地,但是不代表可以進入香港。 
  上了從廣州開往九龍的直通車。到了關卡,直接找香港海關的官員,解釋了狀況。他將我帶進一個辦公室,指著一張椅子,說:「請坐。」 
  這是星期天晚上八點半。另外幾個顯然也是入境手續有問題的人,正坐在一張長凳上等候,其中一個是非洲喀麥隆人,穿著拖鞋,露出所有的趾頭。 
  六個制服齊整的邊境官員正在忙碌。他們工作的神情專注,和同僚說話時,又顯得輕鬆愉快。一個女性官員甚至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時,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輕俏腳步。 
  不耐久坐,我不時站起來走動。麻煩的是,埋頭公文的公務員一抬頭,只要看見我站著,就會指著椅子,說:「你請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簽名。在九點半,我以一個准許我逗留七天的臨時入境許可進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駐香港的代表處,它的名字帶著歷史的荒謬性:中華旅行社。在台北申請護照,只要二十四小時,在香港,因為郵件的來往,最長需要二十天。台北辦事處的官員熱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們因為熟悉我而給予我的特別的信任;我不需要證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點半,到了香港入境處。抽了一個號碼,等候四十五分鐘,和官員面對面。 
  「辦理香港身份證,你需要香港入境證。」 
  「但是我的入境證被偷了。」 
  「那你就要辦理入境證。辦理入境證,需要台灣護照。」 
  「但是我的台灣護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師那裡公證,證明你的身份。律師給你一個公證身份,我們也可以給你入境證。」 
  我看著這位講話規規矩矩的女性公務員,說,「沒有身份證,沒有護照,請問,律師憑什麼給我證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當天的《蘋果日報》,大半版是龍應台失竊的消息,照片很大,還有「出事」地點的示意圖,看起來特別怵目驚心。 
  將報紙推進窗口,我說,「律師總不能憑《蘋果日報》來證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說,「對啊……」 
  這時,她的長官發現了我們的僵局,走過來,微笑著點點頭,說,「我知道你的特殊狀況,我們會特別處理,一定會幫你解決的……」 
  6 
  我決定不被小偷打敗。 
  廣州的老城區竟然還處處看得見歷史的年輪,洋溢著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幾個街廓全是五金業。鋼管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掛在牆板上,乍看之下像現代藝術。小鋼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時,彷彿貴族的珠寶箱子被不經意地打翻了。詩書路上看不見任何詩書,但是再走一段就發現整條街都是印刷業,也明白了「紙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發集中區,楊巷路一家連著一家的紐扣店、拉鏈店、皮帶店、花邊店。當一整個店裡都是拉鏈的時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鏈,鋪排開來,簡直就像一個現代美術館的主題特展。 
  夾著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樹,菩提樹掩映著一棟一棟的老樓。老樓或沒落褪色或殘敗頹廢,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牆、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輝映,老舊中反而更有一種成熟的滄桑的嫵媚。 
  廣州老城,有著法國印象派油畫的濃稠美感。 
  然後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漸漸暗下來,大殿裡亮起盈盈燈火,晚課的誦經聲,在鐘聲、鼓聲的節奏下,綿綿流進靜謐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樹,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樹的心形闊葉在風裡搖晃,一兩片隨風飄下,落在蒼青色的石階上。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本文選自:http://www.csuchen.de/bbs) 
  龍應台在《文化是什麼》中寫道: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的社會裡,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生命。   
  第一章 潛伏的爭議結(5)   
  廣州的治安需要改進。但更需要改進的,也許是各級部門「為人民服務」的意識。   
  第二章 奇崛的生態圈(1)   
  「五嶺北來峰在地,九州南盡水連天。」東西綿延千里,為鬱鬱蔥蔥的五嶺山脈隔出,像上弦新月,排列在山之南腰部,面臨浩瀚大海的那一片土地,就是廣東。上天賦予了廣東一個奇崛的生態圈。不過,要認識這一上天的恩賜,卻需要新的視野和新的地圖。 
  在中國歷來的「夏/夷」這樣的政治地理視野中,廣東乃是蠻荒之地。白居易對當時的廣東有這樣的描述:「蓊鬱三光晦,溫暾四七勻。陰晴變寒暑,昏曉錯星辰。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馴。……不凍貪泉暖,無霜毒草春。雲煙蟒蛇氣,刀劍鱷魚鱗。路足羈棲客,官多謫逐臣。」廣東在當時人們的想像中,完全是氣候惡劣、流放犯人的瘴癘之地。後來經過一代代廣東人胼手胝足的開發,嶺南的自然環境、與中原的交通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觀。蘇東坡貶謫到廣東時發現:「嶺南戶戶皆春色。」但廣東的地理位置在全國仍然顯得無足輕重。清末,廣東人梁啟超在考察「廣東之位置」時感慨道:「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崎嶇嶺表,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 
  要認識廣東的位置,需要換一種視野,換一幅地圖。「夏/夷」這樣的政治地圖,顯然是陳舊的地圖。廣東人鄭觀應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觀:「夫地球圓體,既無東西,何有中邊?同居覆載之中,奚必強分夷夏?」梁啟超發現,在全球視野內、在世界地圖上看廣東,廣東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因為廣東是中西海路通商的關鍵點,「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而法國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在考察世界各大城市特徵後指出:「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地點在近距離和遠距離的形勢上比廣州更優越。」 
  近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序幕的拉開,廣東在中西通商上的經濟地理位置凸現出來。隨之而來的是,廣東在中國的位置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正如梁啟超所預言的那樣,廣東非徒重於世界,抑且重於國中矣。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在考察中國現代史時,建立了認識中國的「沿海/內地」的理論框架。在他看來,中國的現代化,是沿海先行,逐步過渡到內地,在西風的吹拂下,沿海成為「新」中國,內地則是「老」中國。林語堂、亨丁頓則重建了「南方/北方」的理論框架。南北之分在中國由來已久,但以前南方與北方總是平分秋色,而且南方是不包括廣東的。而在新的「南方/北方」的視野中,對北方的批評多了,對南方尤其是廣東的褒獎多了。亨丁頓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大抵緯度數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的進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遜一籌。而在中國,人文狀況,卻是進步在南,而比較不進步在北。亨丁頓尤其褒獎了廣東,認為廣東人奮發有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林語堂對河北與江南各有褒貶,但對廣東則全是讚美之詞,認為「那裡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 
  帶著新的眼光在地圖上再看廣東,我們發現,廣東寄托了人們新的想像與希望,能給中國帶來新氣象的想像與希望。 
  南方與北方 
  ·林語堂 
  林語堂(1895—1976),福建龍溪人。現代著名作家。1919年赴美哈佛大學留學,1922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留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任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曾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1935年赴美,在美國用英文寫成《中國人》、《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1966年定居台灣。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1976年在香港逝世。 
  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像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於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於諾爾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只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抬頭,因而在專制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歷史上復遺傳下來一種寶貴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為簡單的方法,解決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困難,中國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困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歐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雲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於書寫之文字,此乃中國統一之顯見的標識。   
  第二章 奇崛的生態圈(2)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像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個不同,顯然有痕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來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那時立即可使吾們感覺,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於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筋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忭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於蒙古族的,而且比較聚居於上海附近之人民,腦筋來得保守,因為他們對於種族意識之衰頹,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產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於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盃,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鬥,呼媽媽而踣僕。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於韃靼民族盤踞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裡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鬥,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著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後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學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 
  (選自林語堂著:《中國人》,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林語堂對「北方」和「南方」人各有褒貶,但對廣東卻全是讚美之辭。 
  《中國人》是林語堂在西方文壇的成名之作,原書用英文寫成,原名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被譯為《吾國吾民》。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國文化為出發點,對中西文化作了廣泛深入的比較,旨在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使西方人能夠比較確切而客觀地瞭解中國。該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不小的轟動,曾被譯成多國文字,在西方廣為流傳。     
  廣東九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譜(1)   
  人文以化成。人與歷史俱逝,而文章長存,故曹丕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從文章之中,我們找尋嶺南文化的基因譜;從嶺南文化的基因譜中,我們找尋嶺南文明的演進軌跡。從嶺南文明的演進軌跡中,使我們知道,嶺南何以有今日,使我們預知,嶺南明天更輝煌。 
  「南越文章,以尉佗為始。」趙佗的《報文帝書》,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嶺南最早文獻,反映了嶺南早期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文章代盛,文宗代出。西漢楊孚為了反對朝廷向嶺南等地索取珍異之物,撰寫《南裔異物誌贊》,成為最早的嶺南著述。唐張九齡,嶺南第一進士,開創嶺南詩派,被張說譽為「後出詞人之冠」,李白、杜甫、王維極為推重。廣東文章,自此獨步中原,法傳千古。元末明初,孫等人結南園詩社,互相唱和,成為當時中國五大地域詩歌流派之一,並以群體的力量和影響,極大地推動粵詩和嶺南文化的發展,改變了此前粵人雖有大詩人,而一地文化風氣終難興盛的狀況;粵人文化心理,也因此改變,敢說「南園五先生」,「軼視吳中四傑遠甚」。明陳獻章,創白沙心學,為王陽明(守仁)前驅,是完成理學歷史轉折的關鍵人物,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嶺南學術,第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明末清初,又有「嶺南三大家」並起,足可與「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孽)相抗。清人洪亮吉說:「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嶺南文化以其僻處一隅,雖時有不逮風氣之嫌,也有靜處自守自得的好處,即是說它不會太追逐潮流,而堅守某種優良的文化品格,或有自出機杼的創造。陳白沙、湛若水是創造的代表。嶺南三子是堅守的代表。自此而後,經過阮元與張之洞先後十數載的督粵,兼之風雲際會,廣東文化,就漸漸走到全國前列了。 
  在嶺南文化的基因譜中,校庠、譜牒、師道,皆為薪火相傳之鏈接。鏈接之間,師道存焉,文化興焉。嶺南師風傳承,足堪千古者,先有張九齡與張說,後有區冊韓及陽山人趙德及潮人韓愈,南園五子與後五子,陳白沙與湛若水,嶺南三忠與嶺南三大家,康與梁,陳寅恪與劉節……其中最感人者,莫如湛若水之於陳獻章。湛氏宦游各地,每到一處,必建書院以祠先師,而在學術上,卻並不拘泥於先師。這種師道風範,足堪獨步千古。嶺南文化就在這些師道風範的典型之間承傳、發揚、繁榮。 
  嶺南文化,漸臻於盛,既有賴於自身積累的沉澱,亦有賴於他山之玉的攻錯。韓愈先貶陽山縣令,再貶潮州刺史,詩人不幸粵人幸,屈大均說:「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遊,而因以知名於世者……至今粵人以為榮。」有意思的是,韓愈本人言辭之中是瞧不起嶺南的。他為嶺南人做了些好事,僅僅因為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好官員而已。但嶺南人只記下他的好處,並將之無限發揚光大。這就是嶺南人的優點,這就是嶺南文化最優良的基因之一。對此,後來的蘇東坡非常羨慕,自認所作《潮州韓文公碑》將不朽,大約看到了粵人對韓愈持久的崇拜。幸運的是,嶺南人也這樣對待他。「自從坡公謫嶺南,天下誰敢輕惠州。」坡公的聲名與嶺南人的持久崇拜是相得益彰的。這種基因的優良,更表現為雷州人對一些文化過客的念念不忘,並為之建十賢祠以尊禮。文天祥說:「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如此,可以說廣東人是從善如攀,近乎偉大了。廣東地處僻遠,而能有今日的文化成就,良有以也。 
  雷州十賢堂記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端,又字履善,號文山,江西吉水人。年二十,舉進士第一(狀元),累遷湖南提刑、贛州知州。元兵入侵,勤王拜相,聲震中外。往使元營,被強留。逃出後繼續抗元,後被俘不屈而死。在獄中寫下的《正氣歌》,為千古絕唱,激勵著一代代中華民族有志之士。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准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院編修官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   
  第三章 文化的基因譜(2)   
  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袞鉞,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諜,訪耆老,顧瞻山川,惄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1}以至澹庵{2},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奸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予記。予不敏,敘其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飆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茢兮祓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眾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選自乾隆《廣東通志·藝文》)文化是要靠建設的。文化有時如雪泥鴻爪,稍有輕忽,則失之交臂,人民因此或受蒙昧之苦。雷州十賢祠,今日尚存。而這十賢之中,多數只是途經或短暫停留。但主政的官員和雷州人民,敏感地抓住了這相對於雷州來說稀有的資源,並把它無限放大(立祠的舉措及其效果)。就像一個流行歌星,比如說「超女」過境,會激起無數的狂熱,文化的魅力可不止於此,它能越千年而彌醇。湛江能成為廣東一方重鎮,恐怕不僅僅是因為它是現代意義上的大港口或者其他,文化的傳統,當是其靈魂吧。 
  2005年10月,順德發現文天祥後裔墓群。據考證,為避免滅族命運,文天祥長子景貴在新會崖山附近不知所終後,次子景宗舉家遷往與世疏離的順德馬崗島隱居。又新會崖山附近,新近也發現了文天祥的戰友、曾任南雄知州的溫文寧家族墓群。   
  第四章 潮流的風向標(1)   
  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淵源獨具的人文傳統,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在歐風美雨的吹拂下,廣東在近代中國成為時代潮流的「風向標」,第一次在中國歷史舞台上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中國傳統文化,在心理積澱和思維慣性上,患著一種頑症:僵化而不鮮活,封閉而不開放,復古而不創新,沉浸在天朝盛世的迷夢和幻想中而欠缺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這些頑症又如同重重迷霧,籠罩了整個中國。當西方正在一日千里地大步前進時,東方巨龍卻在沉沉入睡。 
  在廣東,由於「其民習與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又加之「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強、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因此,「廣東言西學最早」(梁啟超)。潮湧南海,風起廣東,一場熱帶風暴從廣東登陸,吹向中國內陸,它帶來的狂風暴雨,驅散了重重迷霧。它帶來的驚雷閃電,震醒了沉睡神州。 
  《時務報》、《知新報》、《嶺學報》的創辦,打開了國人的眼界。萬木草堂、廣雅書院、嶺東學堂的講授,傳播了新的知識。 
  廣東人容閎,以「從娃娃抓起」的遠見卓識,傳導「中國要正視世界」,要用西土文化「澆灌中土」並「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的理念,組織學童留美,但「北人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而正是這一批學童,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堅。 
  當中國人還沉浸在中興盛世的幻夢中時,廣東人鄭觀應最先喊出了「盛世危言」,提出了富國安民的自強之道。鄭觀應的大聲疾呼,深深影響了後來的一代偉人———毛澤東。 
  當中國人還頑固地保守著「祖宗之法」時,廣東人康有為卻感受到了新的風氣,他在家鄉的「思想騷動」奠定了一生的志業。維新變法的潮流也在廣東醞釀。 
  文學的新潮流也在廣東形成。廣東人黃小配敢於為「發逆」洪秀全寫演義,歌頌太平天國的嶄新氣象。廣東人黃遵憲倡導「我手寫我口」,以西學新名詞衝擊著古老的詩歌語法。梁啟超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拉開了現代文學革命的序幕。 
  風雲際會,廣東成了時代潮流的「風向標」。文化啟蒙的狂飆從廣東刮向內陸,東方巨龍擦亮了眼睛。一部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中國現代歷史由此展開了。 
  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 
  (1912年5月7日) 
  ·孫中山 
  孫中山 (1866—1925),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廣東香山人,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之後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1911年辛亥革命後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4年組織成立中華革命黨。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擔任總理。1921年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就任大總統。1925年3月12日,逝世於北京。 
  僕今日得貴校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欣謝! 
  諸君在此,莘莘濟濟,有緣同學,今我見之,頓觸少年時事。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得山同學。僅一年,又轉香港推[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苦難術。然繼思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惜當時附和者少,前後數年,得同心同行者不過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籌劃,日日進行。甲午中東之役後,政學各界人人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謀舉事於廣州,失敗後居外經營,屢蹶屢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漢起事,不半載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絕吾中國也。然則,功既成矣,吾從前之志願,豈遂達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惡劣政府之障礙物而已。以後建設,萬端待理。〈負責〉何人,則學生是也。   
  第四章 潮流的風向標(2)   
  凡國強弱,以學生程度為差。僕從前以致力革命,無暇向學讀書。行醫日只一兩時,而事革命者實七八時,而學業遂荒。沿至於今,歲不我與。今見學生,令人健羨,益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譬諸除道,僕則披荊斬棘也,諸君則駕梁砌石者也。是諸君責任,尤重於僕也。肩責之道若何,無他,勉術學問,琢磨道德,以引進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樂之而已。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僕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是則僕所厚望於諸君者。 
  (據上海《民立報》1912年5月14日《孫先生演說辭》)博濟醫院由美國傳教士伯駕醫師於1835年創辦,原名仁濟醫院,後更名為博濟醫院,取博施濟眾之意。1866年又設立博濟醫學堂,是我國最早創辦的西醫學校。1886年,年屆二十歲的孫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讀於博濟醫院,並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成為博濟醫院歷史中光輝的一頁。1935年,博濟醫院易名為「中山紀念博濟醫院」,1985年又易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2003年更名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廣東九章 第三部分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1)   
  與中原等文化開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廣東人才晚出。唐朝時張九齡以「後出詞人之冠」的實力,獨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與此同時,目不識丁的慧能,也憑著嶺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獨特智慧,領悟並開創中土佛學的新時代,為中華文化注入一脈清泉。 
  五百年後,余靖踵武前賢,後先輝映,贏得「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敗」的崇高聲譽。嗣續,南方以南廣州的崔與之,一代名臣,行事幹練,直言直諫,而非博時譽,非干仕祿,數辭宋理宗宰相之詔,足堪風範千古,是典型的嶺南求實傳統的體現,或者崔與之的風範,正是嶺南士人求真務實傳統的重要來源。 
  晚清以來,嶺南出現了一個人才高潮。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者亨丁頓曾經對1910年京城裡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單進行分析,他發現,在中國十八省所產生的人中,廣東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萬中出10.3人。而傳統的中原地區,河南1000萬人出7.1人,陝西出7.1人,山西出4.0人,直隸則為21.5人。當然,直隸的情況有些特殊,因為以北京為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麗。以至於阿諾德·湯因比說:「在今天,遠東社會最突出的代表,無疑是日本人和廣東人。」殊不知,在這些廣東人之中,有許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廣東的前賢。比如韓愈,比如蘇軾,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許多廣東之星,也正因為他們而升起。而許多廣東之星,又在他鄉的天空閃爍。不說政治與學術,就說電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至今還有多少人因瞻望而引頸。 
  憶冼星海 
  ·茅 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鴻,字雁冰。生於浙江桐鄉縣。現代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1920年任《小說月報》主編,1921年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曾擔任「左聯」執行書記。1938年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1949年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職務。有《茅盾全集》傳世。 
  和冼星海見面的時候,已經是在聽過他的作品(抗戰以後的作品)的演奏,並且是讀過了他那萬餘言的自傳(?)以後。(這篇文章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一個文藝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後寫的。) 
  那一次我所聽到的《黃河大合唱》,據說還是小規模的,然而參加合唱人數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訴我,曾經有過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揮是一位青年音樂家(恕我記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擔任魯藝音樂系的短短時期內訓練出來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訴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揮,這次的演奏當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實說,儘管「這是小規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揮,可是那一次的演奏還是十分美滿;———不,我應當承認,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裡抓,癢癢的又舒服又難受。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的好處在哪裡。可是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像靈魂洗過澡似的。 
  從那時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曾經想像他該是木刻家馬達(湊巧他也是廣東人)那樣一位魁梧奇偉,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們又告訴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歡說笑,話匣子一開就會滔滔不絕的。 
  我見過馬達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執筆沉思,大的斗篷顯得他頭部特小,兩眼瞇緊如一線。這人就是冼星海,這幅木刻就名為《冼星海作曲圖》。木刻很小,當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寫真」,而在表達冼星海作曲時的神韻。我對於這一幅木刻也頗愛好,雖然它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而這,直到我讀了冼星海的自傳,這才得了部分的滿足。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2)   
  從星海的生活經驗,我瞭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氣魄。做過飯店堂倌,咖啡館雜役,做過輪船上的鍋爐間的火夫,浴堂的打雜,也做過乞丐,———不,什麼都做過的一個人,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壓倒,雖有抱負只成為一場夢,又一是戰勝了生活,那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出萬丈光芒。「星海就是後一種人!」———我當時這樣想,彷彿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在西安,冼星海突然來訪我。 
  那時我正在候車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幾個月,即將經過新疆而赴蘇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自己通了姓名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呀,這就是冼星海麼!」我心裡這樣說,覺得很熟識,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見面,我總是拙於言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而在那時,我又忙於將這坐在我對面的人和馬達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較,也和我讀了他的自傳以後在想像中描繪出來的人作比較,我差不多連應有的寒暄也忘記了。然而星海卻滔滔不絕說起來了。他說他剛出來,就知道我進去了,而在我還沒到西安的時候就知道我要來了;他說起了他到蘇聯去的計劃,問起了新疆的情形,接著就講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我對於音樂的常識太差,靜聆他的議論(這是一邊講述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計劃,一邊又批評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將來致力的方向),實在不能贊一詞。豈但不能贊一詞而已,他的話我記也記不全呢。可是,他那種氣魄,卻又一次使我興奮鼓舞,和上回聽到《黃河大合唱》一樣。拿破侖說他的字典上沒有「難」這一字,我以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沒有這一個字。他說,他以後的十年中將以全力完成他這創作計劃;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因為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和偉大的魄力,並且因為他又是那樣好學深思,勇於經驗生活的各種方面,勤於收集各地民歌民謠的材料。他說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帶給他的一包陝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覺得還很不夠,還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卻不知弄到何處去了。他說他將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載,盡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謠,然後再去蘇聯。 
  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這未來的《民族交響樂》的一部分的計劃。他將從海陸空三方面來描寫我們祖國山河的美麗,雄偉與博大。他將以「獅子舞」、「劃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間的娛樂作為他這偉大創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徵」或「韻調」(我記不清他當時用了怎樣的字眼,我恐怕這兩個字眼都被我用錯了。當時他大概這樣描寫給我聽:首先,是讚美祖國河山的壯麗、雄偉,然後,獅子舞來了,開始是和平歡樂的人民的娛樂,———這裡要用民間「獅子舞」的音樂,隨後是獅子吼,祖國的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將從「獅子舞」、「劃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族形式的民間娛樂,來描寫祖國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預備在旅居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我這麼問他。「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那天我們的長談,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面,誰又料得到這就是最後一次啊!「要寫,還得回中國來!」這句話,今天還在我耳邊響,誰又料得到他不能回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寫這小文的時候還覺得我是在做噩夢。 
  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我半晌說不出話。 
  這樣一個人,怎麼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這樣想:當在國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萬里,且經受了生活的極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大概還覺得這一段「儻來」的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又將使他的創作增加了綺麗的色彩和聲調;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樂道這一番的遭遇,覺得何幸而有此罷?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開頭他就會講述這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要說,「我經過中亞細亞,步行過萬里,我看見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許多題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時間永遠不能磨滅我們在西安的一席長談給我的印象。   
  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3)   
  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具有偉大氣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遠坐在我對面,直到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只要我神智還沒昏迷,他永遠活著。 
  (選自《茅盾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冼星海(1905—1945),廣東番禺人。我國現代音樂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音樂家,被譽為「人民音樂家」。作有《黃河大合唱》、《到敵人後方去》、《太行山上》等名曲。因積勞成疾,於1945年逝世於蘇聯。1983年,政府為客死蘇聯38年的冼星海在廣州白雲山旁麓湖之畔營建了陵墓。   
  第六章 激盪的正氣歌(1)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中國歷史上的龍爭虎鬥大都在中原地帶上演,因此英雄豪傑大多出自燕趙。 
  這種情況在宋元易代之際有所改變。文天祥在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中發出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英雄浩氣從此迴盪嶺南。宋室覆亡後,懷有民族氣節的中原人紛紛南移到廣東,廣東成為接納中原移民的地方。明朝覆亡後,又有大量中原人士南遷廣東。他們大都是不願投降或為新朝所用的士家大族。他們,既可視為前朝遺民,也可視為中原移民。 
  移民的身份與遺民的思想,使廣東人逐漸形成「孤節苦勞,忠勇義烈」的新的族群精神。誠如吳道鎔在《勝朝遺民錄序》說:「夫粵人自好,天性然也,居常蹈利則若慚,赴義則若渴,其倡導也易為力,重以同志之羽翼,師友之講明,翕合類應,漸漬成俗。故宋崖山則安之亡也,烈士殉於前,遺黎慟於後矣。明之亡也,桂王西奔,吾粵倡義為牽綴之師,同志響應,其敗者沉身殞族,瀕九死而不悔;其存者間關奔走,亦至萬不可為而遯居窮山,或溷跡方外以終。余若一介草茅,抗節高蹈者,復所在而有,視宋之亡加烈火焉。凡此皆吾粵數百年醞釀潛蓄之正氣,不幸值世變而於諸君子一襮,皆積久而不可遏如此。」對此,晚清革命學者章太炎是有感觸的,他認為「粵中昔多志士」。 
  在晚清時代,廣東又向海外大量移民。革命和尚蘇曼殊曾以廣東人移居海外為例,痛斥廣東人不愛國,有「天然媚外之性質」。其實蘇曼殊自己也是廣東移民後代,他長年旅居日本,但他卻有愛國思想。所謂「天然媚外」,言之過甚。梁啟超對廣東海外移民的看法就與蘇曼殊不同,他認為:「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強、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故中國數年以來,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內地之民,視若無睹,而旅居外國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眥,痛心疾首,引國恥如己恥者,殆不乏人,然則欲驗中國人之果有愛國之心與否,當於廣東人驗之也。」在梁啟超眼裡,廣東人是最愛國的中國人。 
  在新的時代,「吾粵數百年來醞釀潛蓄之正氣」就演變成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壯烈殉國,廣州三元裡人民奮起抗英,革命黨人陸皓東在《被逮供詞》中豪邁宣稱「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正氣凜然。黃花崗烈士,以其碧血丹心,長留浩氣在人間。 
  於是,廣東成了中國近代歷史上革命的策源地。孫中山曾自豪地指出:「數國內革命之軍,敢死之士,殆往往有吾粵志士從事其間,奮其義憤。」無數廣東優秀兒女,慷慨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譜寫了激盪的英雄交響曲。 
  袁崇煥評傳 
  ·金 庸 
  金庸,原名查良鏞,生於1924年,浙江海寧人。曾就讀於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和上海東吳大學。1948年南下香港發展,做過記者、編輯,當過編劇、導演。金庸從1955年開始創作武俠小說,將武俠小說的思想和藝術水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其武俠小說風靡海內外,堪稱奇跡。 
  在距離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區之中,過去三百多年內出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係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廣東東莞縣的袁崇煥。 
  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裡比第斯、沙福克裡斯等人的悲劇。袁崇煥真像是一個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氣,和敵人作戰的勇氣,道德上的勇氣。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地顯得突出。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煥」,是火光,是明亮顯赫、光彩輝煌;「素」是直率的質樸,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揮灑自如的作風,的確是人如其名。這樣的性格,和他所生長的那不幸的時代構成了強烈的矛盾衝突。古希臘英雄拚命掙扎奮鬥,終於敵不過命運的力量而垮了下來。打擊袁崇煥的不是命運,而是時勢。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時勢也就是命運。像希臘史詩與悲劇中那些英雄們一樣,他轟轟烈烈地戰鬥了,但每一場戰鬥,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劇結局。   
  第六章 激盪的正氣歌(2)   
  希臘史詩《伊裡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眾天神拿了天秤來稱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淒愴之感。 
  歷史家評論袁崇煥,著眼點在於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歷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以為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對於滿洲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彩。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正如當年七國紛爭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荊軻、屈原、藺相如、廉頗、信陵君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歷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禎、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麼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將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將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將軍,忠耿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都沒什麼分別,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檜);憤怒不平的知識分子,領不到糧餉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飢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像的苦難。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不過小人物只是默默地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節選自金庸《碧血劍》中《袁崇煥評傳》,三聯書店1994年版) 
  梁啟超曾說:「天下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殊未有袁督師若者也。」 
  《明史》有《袁崇煥傳》,但袁崇煥的事跡,有許多人是通過金庸的《碧血劍》瞭解的。金庸後來又以史家筆法,撰有《袁崇煥評傳》,使讀者能更加準確瞭解袁的事跡。作為明末重要的軍事將領,袁崇煥是以儒進身,以進士起家,是標準的儒將。有論家以為,以文武全才的袁崇煥守東北,明室本可無甚大憂;大憂自殺袁崇煥始。對於這樣一位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臣,正史給予了其巨額的篇幅,實是廣東人民的光榮。 
  △375年前,一位曠世英雄在瀟瀟悲歌中,受凌遲之苦,慷慨就義,這次被清太宗皇太極稱之為「廣東蠻子」的明末抗清名將,督師薊遼,屢敗清兵,躊躇滿志的報國之心竟被皇帝疑忌,以通敵謀叛罪被冤殺———這位大英雄就是廣東名將袁崇煥。廣東古時候,僻處南陲,地方鄉賢,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的,袁崇煥是有史以來第一個。   
  第六章 激盪的正氣歌(3)   
  △曾在京滬一帶轟動一時的大型歷史京劇《袁崇煥》即將重返故里,該劇以「文化反省」的獨角,藝術真實地再現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忠君護主卻含冤而亡的人生悲歌,展示「雞鳴狗盜困死袁大將軍,布衣百姓昌死伸張正義」的精神力量。此劇雲集中國京劇界13位一流名角。袁崇煥由當紅老生名角於魁智主演,名旦李勝素在劇中出演袁妻,皇太極由著名裘派花臉孟廣祿擔綱。 
  △1962年,廣東李而已、呂玉郎、鄧松蔭、暨建夏也寫過粵劇《袁崇煥》,由於「史無前例」時刻到來,鄧因此被迫害致死(自殺);呂備受折磨,奄奄逝去;暨被返迫回鄉,不知所終;李被戴上「反動文人」帽子,1975年後才平反。 
  △東莞人袁崇煥曾這樣評論自己:「余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為子,妻駑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余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裡一個忘命之徒可也。」這些話,恰好把他矢志不移、誓不改悔、忘我為民眾而奮鬥的精神風貌和品格展示於世。 
  梁啟超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中指出:「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己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係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睹。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大弘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係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金庸在《碧血劍·後記》中指出:「《袁崇煥評傳》是我一個新的嘗試,目標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別人的話而寫歷史文學,同時自己並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觀的地位。這篇評傳的主要創見,是認為崇禎所以殺袁崇煥,根本原因並不是由於中了反間計,而是在於這兩個人性格的衝突。這一點,前人從未指出過。」     
  廣東九章 第四部分   
  第七章 絢麗的風俗圖(1)   
  「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蘇軾語)。如果說「基因譜」勾連了廣東社會發展內在時間之經,那麼「風俗圖」則貫通著經典與時尚,乃至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空間之緯。在今日世界裡,傳奇的東西,往往成為時尚。而有許多時尚的東西,卻是從傳統中來,尤其是在中國;這是以復古為革新(時尚)的中國文化和審美傳統所決定的。在日常生活中,稍稍用心的人都會發現,多年以前棄諸篋簍的舊裳瞬間不就成了時裝? 
  嶺南遠在天邊,人事多有傳奇。嶺南許多舊日時尚,由於地理阻隔,未能廣被遠播;置諸今日,誰保不是時尚中的時尚?比如屈大均說,明清時期的廣州女子,是如何地迷戀素馨花這種天然裝飾。而這種時尚,在很早以前,在許多地方,都曾風靡過。比如說,西漢初期大臣陸賈來到廣州,就像驚艷於羌族的「天仙妹妹」一樣驚艷於頭戴素馨花的南粵姑娘;明代中期大文豪楊慎,初到雲南,也為以素馨為妝的滇中少女沉迷不已。比如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的《牡丹亭》狀寫廣東一帶超越生死的愛情故事,是傳奇中的國色天香,花中之後,引爆了白先勇古典美學的現代審視,策劃和改編成青春版《牡丹亭》,在兩岸四地轟動一時。再如,粵語民歌,向來不登大雅之堂;流行音樂之都香港,也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始有初步的氣象。可曾幾何時,內地半句粵語不懂的歌迷們,都在哼香港小調!如果大家知道招子庸的故事,就會相信,粵語歌曲的流行,數百年前的乾隆年間就已定調。當時招氏北上趕考,落第之後,一曲自創的俚俗的《點算好》,聽得一眾同病相憐者淚流滿面。招子庸,就像今日的黃霑———子庸考進士,黃霑讀博士,同為風雅之士,願為流行就俗。而一曲《頂硬上》號子,啟動著冼星海一生的天才迸發。 
  文化是一種傳統。然而,大道見於日用,文化必須就俗。傳統文化的流行,時尚的復活,正是文化的偉大功用。吾粵子弟,本與黃霑為後進,敢期子庸是前身,行動起來,發掘傳統時尚,復活歷史經典。 
  廣東來的老茶壺 
  ·三 毛 
  三毛,真名陳平。1943年3月26日生,浙江人。以浪漫神奇的沙漠故事感染和影響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台灣著名女作家。著有《撒哈拉的故事》、《夢裡花落知多少》等。 
  最有趣的一趟短旅,最短的。星期六下午兩點一刻抵達香港,星期天下午就回台灣,那時在教書,星期一有課,我不願請假,也沒有必要特別去調課,回來就是了。 
  是香港廣播電台邀我去錄音的,我的答應去,裡面暗藏著私心———去了可以看見金庸夫婦還有倪匡。電台說,抵達的晚上要請客,要些什麼朋友趁此機會見見面呢?我不敢說他們請得到金庸,可是就算電台不請,正好自己跑去找查先生反倒容易些。他一定管我一場好飯。 
  金庸———查先生,是我生命中另一位恩重如山的人。這場結緣的經過,因為未得查先生同意,寫稿時夜已深了,不好打電話去吵擾,就此略過。讓我放在心靈的深處每日感恩就是。 
  話說電台邀我去做訪問,以為只是訪一場,覺得又有飛機坐、又有旅館招待、又有好酒好菜好朋友,真是值得去的。 
  沒有想到抵達機場,獻花完畢之後,以為可以直赴旅館休息打扮再工作,沒想到就在那半天;包括吃晚飯的時間在內,電台給我預排了結結實實六個不同單元的節目,叫我全上。 
  可怕的不是英文訪問,怕的是那個比法文還要難的廣東話。 
  飯局上和查先生夫婦、倪匡匆匆一見,就接著再做另外四場訪問。香港人工作起來好似搶人命,可是,做得真真紮實,包括「脫口秀」。 
  我原先只是打算去香港玩玩的,沒想到第一個下午到深夜,都沒給人喘口氣的機會。 
  第二天我起了個早,穿上牛仔褲就想溜到古董街上去。我下樓,交出鑰匙給旅館,提起背包正想開溜,兩個女記者不知什麼時候就像衛士一樣的把我夾在中間了。   
  第七章 絢麗的風俗圖(2)   
  「不行,一定不行,你們不是香港電台的。只有一個早晨了,我去『行街』,請給我一點點自由。」說著說著就想哭出來了。最恨他人不給自由,而我,好似從來沒有去妨礙過任何人的自由,這很不公平。 
  「只要一小時。」她們笑著笑著,看了也怪可憫的,因為那是一個星期天,她們可以休息的,卻為了我。「一小時也不行,對不起。」說完我就跑。 
  她們擠進我的車子裡來,一個拿照相機,一個拿錄音機。我不講話,沉著臉。 
  就在那條古董街上,我走來走去看東西,身後就甩不掉這兩個為了工作的她們。 
  捉迷藏一樣很不好玩,看老東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錯過了。眼看甩不掉這兩個女孩,我乾脆就在一家店門口的石階上坐了下來,剛點上一根煙,她們馬上來拍照。 
  我把煙往背後一藏,臉偏了過去,就在轉臉的那一恍惚裡,突然看見坐著的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著一隻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飽了的大茶壺。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隻好銅茶壺,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來往店裡去找主人,用廣東話問他那把茶壺賣不賣。他聽不懂我說什麼,我改口說華語,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來。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會看上這種東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嗎? 
  講起價格,老闆沉吟了一下,我猜這個壺是沒有人要的,他心裡看人討價。他看看我,那麼一副牛仔褲的裝扮,也許起了一些慈心,他說:「四十塊。」 
  四十塊港紙在當時才合兩百多塊台幣,我不買它還去買什麼古玉嗎?以我的身份,買這種價格的東西叫做「正好」。那兩個記者突然被我接納了,我提著一把烏黑的大壺,就對著相機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們追,我不會坐下來,如果不是你們拍我抽煙,我不會轉過臉去,如果不轉身,這個茶壺就給它錯過了。多謝你們,真的,好多謝呀———我們現在就坐在石階上開始錄音好不好?」我一口氣的說,全是廣東腔的華語。 
  那天黃昏,我回到了台灣,自己坐上中興號由桃園往台北開,想到海關先生吃了一驚的口吻———「這是什麼東西?好髒呀———」我禁不住笑了起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買一瓶擦銅油。 
  (選自《三毛散文全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版)   
  第八章 山水的映像志(1)   
  山水之美,繫乎文章。尤其在古代,人的出遊半徑很小,沒有比較,文人的一支筆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自古名山僧佔多,而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廣東地處僻遠,除羅浮山以道教聖地聞名,引起文人追捧,形成聚名效應;其他山水,往往等到廣東文化相對發達以後,才漸有聲名。這其中,除了發現,還有創造與建構。 
  歷代名家對廣東山水進行了精彩的描述。他們以精煉優美的語言,概括每處風景的特徵,至今使人想望而如置目前,激起人們對嶺南風光的自賞情懷。 
  沈佺期是武則天時期著名的宮廷詩人,與宋之問齊名,並稱「沈宋」。他的《峽山賦》是對清遠中宿峽、飛來峽一帶風光的描述,也是較早對嶺南風光有如此精美描述的成功之作。沈氏是六朝詩風、文風向初盛唐轉變的重要人物。這篇賦也非常有時代特色。抒情小賦,亦詩亦文,駢驪色彩較重,讀來朗朗上口。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是一種文化表現。《燕喜亭記》以韓愈及其朋友弘中對連州燕喜亭的喜愛,影響及於當地士民,以為家鄉山水甲於天下,正是文化之妙。今日山水名勝,多有以人文而勝。在山水旅遊日益發達的今天,如何處理山水與文化的關係,既是有司之事,也是每一個旅遊者的文化素質的反映。 
  羅浮天下名山,古來記述頗多。屈大均文章,既述其歷史、傳說,又描其態勢、雲霧、洞天、泉瀑、古跡,間引史事、詩文,信筆拈來,淵雅從容,仿若羅浮之性情。 
  廣州石門貪泉,是自然景觀人文名勝的一個典範。貪否在人而不在泉,故西晉著名的清官吳隱之南下廣州為太守時,飲後賦詩說:「石門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由於這個故事,以及吳隱之的風範,此後,貪泉故事及貪泉文化,漸成廣州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表徵。關於貪泉的文章,汗牛充棟。陳璉的《石門貪泉記》,以鄉人身份為之,較諸傳聞感慨之作,更入人心。屈大均則以為貪否繫於法與人:法網疏則官吏貪;廣東以貪泉著名,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廣東的吏治歷史,尤其「貪泉為吾粵大患,飲者自陸大夫始」,精警非常。附錄《晉書·吳隱之傳》則是為了說明「貪泉」故事的人文歷史背景。這對今日的廉政文化建設,乃至人格砥礪,都有建設性的作用。 
  在這種山水的歷史與文化影像中,我們今天如何附麗山水,增益廣東山水的文化品格?這不是山的問題,不是水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嶺南是禪的故鄉,嶺南山水,經過歷史文化的觀照,經過南粵兒女的附麗,相信會漸次抵達三種禪宗境界:首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後,「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花 城 
  ·秦 牧 
  秦牧(1919—1992),原名林覺夫,廣東澄海人。現代作家。尤以散文著稱於文壇。 
  一年一度的廣州年宵花市,素來膾炙人口。這些年常常有人從北方不遠千里而來,瞧一瞧南國花市的盛況。還常常可以見到好些國際友人,也陶醉在這東方的節日情調中,和中國朋友一起選購著鮮花。往年的花市已經夠盛大了,今年這個花海又湧起了一個新的高潮。因為農村人民公社化以後,花木的生產增加了,今年春節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後的第一個春節,廣州去年有累萬的家庭婦女和街坊居民投入了生產和其他的勞動隊伍。加上今年黨和政府進一步安排群眾的節日生活,花木供應空前多了,買花的人也空前多了,除原來的幾個年宵花市之外,又開闢了新的花市。如果把幾個花市的長度累加起來,「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虛傳了。在花市開始以前,站在珠江岸上眺望那條浩浩蕩蕩、作為全省三十六條內河航道樞紐的珠江,但見在各式各樣的樓船汽輪當中,還錯雜著一艘艘載滿鮮花盆栽的木船,它們來自順德、高要、清遠、四會等縣,載來了南國初春的氣息和農民群眾的心意。「多好多美的花!」「今年花的品種可多啦!」江岸上的人們不禁嘖嘖稱賞。廣州有個文化公園,園裡今年也佈置了一個大規模的「迎春會」,花匠們用鮮艷的盆花堆砌出「江山如此多嬌」的大花字,除了各種色彩繽紛的名花瓜果外,還陳列著一株花朵灼灼、樹冠直徑達一丈許的大桃樹。這一切,都顯示出今年廣州的花市是不平常的。   
  第八章 山水的映像志(2)   
  人們常常有這麼一種體驗:碰到熱鬧和奇特的場面,心裡面就像被一根鵝羽撩撥著似的,有一種癢癢麻麻的感覺。總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形容出來。對於廣州的年宵花市,我就常常有這樣的衝動。雖然過去我已經描述過它們了,但是今年,徜徉在這個特別巨大的花海中,我又湧起這樣的慾望了。 
  農曆過年的各種風習,是我們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形成的。我們現在有些過年風俗,一直可以追溯到一兩千年前的史跡中去。這一切,是和許多的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巧匠絕技和群眾的美學觀念密切聯繫起來的。在中國的年節中,有的是要踏青的,有的是要划船的,有的是要趕會的……這和外國的什麼點燈節、潑水節一樣,都各各有它們的生活意義和詩情畫意。過年的時候,一向我們各地的花樣可多啦:貼春聯、掛年畫、耍獅子、玩龍燈、跑旱船、放花炮……人人穿上整潔衣服,頭面一新,男人都理了發,婦女都修整了辮髻,大姑娘還扎上了花飾。那「糖瓜祭灶,新年來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兒要一頂新氈帽」的北方俗諺,多少描述了這種氣氛。這難道只是歡樂歡樂,玩兒玩兒而已麼?難道我們從這隆重的節日情調中不還可以領略到我們民族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千百年來人們熱烈嚮往美好未來的心境麼?在舊時代苦難的日子裡,自然勞動人民不是都能歡樂地過年,但是貧苦的農戶,也要設法購張年畫,貼對門聯;年輕的閨女也總是要在辮梢扎朵絨花,在窗欞上貼張大紅剪紙,這就更足以想見無論在怎樣困苦中,人們對於幸福生活的強烈的憧憬。在新的時代,農曆過年中那種深刻體現舊社會烙印的習俗被革除了,賭博、酗酒,向舞龍燈的人投擲燃燒的爆竹,千奇百怪的禁忌,這一類的事情沒有了,那些耍猴子的鳳陽人、跑江湖扎紙花的石門人,那些搖著串上銅錢的冬青樹枝的乞丐,以及號稱從五台山峨眉山下來化緣的行腳僧人不見了。而一些美好的習俗被發揚光大起來,一些古老的風習被賦予了嶄新的內容。現在我們也燃放爆竹,但是誰想到那和「驅儺」之類的迷信有什麼牽連呢!現在我們也貼春聯,但是有誰想到「歲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黨勁沖天」,「躍馬橫刀,萬眾一心驅窮白;飛花點翠,六億雙手繡山河」之類的春聯,和古代的用桃木符辟邪有什麼可以相提並論之處呢!古老的節日在新時代裡是充滿青春的光輝了。 
  這正是我們熱愛那些古老而又新鮮的年節風習的原因。「風生白下千林暗,霧塞蒼天百卉殫」的日子過去了,大地的花卉越種越美,人們怎能不熱愛這個風光旖旎的南國花市,怎能不從這個盛大的花市享受著生活的溫馨呢! 
  而南方的人們也真會安排,他們選擇年宵逛花市這個節目作為過年生活裡的一個高潮。太陽的熱力是厲害的,在南方最熱的海南島上,有一些像菠蘿蜜之類的果樹,根部也可以伸出地面結出果子來;有一些樹木,鋸斷了用來做木樁,插在地裡卻又能長出嫩芽。在這樣的地帶,就正像昔人詠月季花的詩所說的:「花謝花開無日了,春來春去不相關。」早在春節到來之前一個月,你在郊外已經可以到處見到樹上掛著一串串鮮艷的花朵了。而在年宵花市中,經過花農和園藝師們的努力,更是人工奪了天工,四時的花卉,除了夏天的荷花石榴等不能見到外,其他各種各樣的花幾乎都出現了。牡丹、吊鐘、水仙、大麗、梅花、菊花、山茶、墨冬……春秋冬三季的鮮花都擠在一起啦! 
  廣州今年最大的花市設在太平路,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十三行」一帶,花棚有點像馬戲的看棚,一層一層銜接而上。那裡各個公社、園藝場、植物園的旗幟飄揚,賣花的漢子們笑著高聲報價。燈色花光,一片錦繡。我約略計算了一下花的種類,今年總在一百種上下。望著那一片花海,端詳著那發著香氣、輕輕顫動和舒展著葉芽和花瓣的植物中的珍品,你會禁不住讚歎,人們選擇和佈置這麼一個場面來作為迎春的高潮,真是匠心獨運!那千千萬萬朵笑臉迎人的鮮花,彷彿正在用清脆細碎的聲音在淺笑低語:「春來了!春來了!」買了花的人把花樹舉在頭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彷彿又變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南國的人們也真懂得欣賞這些春天的使者。大伙不但欣賞花朵,還欣賞綠葉和鮮果。那像繁星似的金桔、四季桔、吉慶果之類的盆果,更是人們所歡迎的。但在這個特殊的、春節黎明即散的市集中,又彷彿一切事物都和花發生了聯繫。魚攤上的金魚,使人想起了水中的鮮花;海產攤上的貝殼和珊瑚,使人想起了海中的鮮花;至於古玩架上那些寶藍、均紅、天青、粉采之類的瓷器和歷代書畫,又使人想起古代人們的巧手塑造出來的另一種永不凋謝的花朵了。   
  第八章 山水的映像志(3)   
  廣州的花市上,吊鐘、桃花、牡丹、水仙等是特別吸引人的花卉。尤其是這南方特有的吊鐘,我覺得應該著重地提它一筆。這是一種先開花後發葉的多年生灌木。花蕾未開時被鱗狀的厚殼包裹著,開花時鱗苞裡就吊下了一個個粉紅色的小鍾狀的花朵。通常一個鱗苞裡有七八朵,也有個別多到十多朵的。聽朝鮮的貴賓說,這種花在朝鮮也被認為珍品。牡丹被人譽為花王,但南國花市上的牡丹大抵光禿禿不見葉子,真是「臥叢無力含醉妝」。唯獨這吊鐘顯示著異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裡不僅能夠開花,還能夠發葉。這些小鍾兒狀的花朵,一簇簇迎風搖曳,使人就像聽到了大地回春的鈴鈴鈴的鐘聲。 
  花市盤桓,令人撩起一種對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們和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東西異常水乳交融。就正像北京人逛廠甸、上海人逛城隍廟、蘇州人逛玄妙觀所獲得的那種特別親切的感受一樣。看著繁花錦繡,賞著奼紫嫣紅,想起這種一日之間廣州忽然變成了一座「花城」,幾乎全城的人都出來深夜賞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 
  在舊時代綿長的歷史中,能夠買花的只是少數的人,現在一個紡織女工從花市舉一株桃花回家,一個鋼鐵工人買一盆金桔托在頭上,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了。聽著賣花和買花的勞動者互相探詢春訊,笑語聲喧,令人深深體味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歡樂。 
  在這個花市裡,也使人想到人類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牡丹本來是太行山的一種荒山小樹,水仙本來是我國東南沼澤地帶的一種野生植物,經過千百代人們的加工培養,竟使得它們變成了「國色天香」和「凌波仙子」!在野生狀態時,菊花只能開著銅錢似的小花,雞冠花更像是狗尾草似的,但是經過花農的悉心培養,人工的世代選擇,它們竟變成這樣豐腴艷麗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生活的真理不正是這樣麼! 
  在這個花市裡,你也不禁會想到各地的勞動人民共同創造歷史文明的豐功偉績。這裡有來自福建的水仙,來自山東的牡丹,來自全國各省各地的名花異卉,還有本源出自印度的大麗,出自法國的猩紅玫瑰,出自馬來亞的含笑,出自撒哈拉沙漠地區的許多仙人掌科植物。各方的溪澗匯成了河流,各地勞動人民的創造匯成了燦爛的文明,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市集中不也讓人充分感受到這一點麼! 
  你在這裡也不能不驚歎群眾審美的眼力。一盆花果,群眾大抵能夠一致指出它們的優點和缺點。在這種品評中,我們不也可以領略到好些美學的道理麼! 
  總之,徜徉在這個花海中,常常使你思索起來,感受到許多尋常的道理中新鮮的涵義。十一年來我養成了一個癖好,年年都要到花市去擠一擠,這正是其中的一個理由了。 
  我們讚美英勇的鬥爭和艱苦的勞動,也讚美由此而獲得的幸福生活。因此,花市歸來,像喝酒微醉似的,我拉拉扯扯寫下這麼一些話。讓遠地的人們也來分享我們的歡樂。 
  1961年2月,廣州 
  (選自秦牧《長河浪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廣東九章 第五部分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   
  管理學有「魚效應」一說,魚販在長途販魚時,都要在魚器裡放幾尾魚。因為魚生猛鮮活,不時地攪動折騰,這樣就使其他的魚不至於「由昏睡入死滅」。 
  廣東在中國,就很像這條魚。「生猛鮮活」正是廣東的特徵。生猛鮮活的廣東不時給中國社會造成衝擊和震撼,使古老的中國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1956年,吳有恆最早批評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理論;卓炯最早提出「商品經濟」理論,經濟學界有「北孫(冶方)南卓(炯)」之說。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迅速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內地人往往將其理解為政策的優惠。其實,當時整個中國沿海都在開放,但只有廣東很好地抓住了這一機會。易中天曾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份,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著的是那只「閉著的眼」,福建人看著的是那只「睜著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只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後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稱廣東為「社會主義第一小龍」。德國前總理施羅德說:廣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電機。 
  廣東能夠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是有著文化上的原因的。中國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廣東人容國團曾說:「人生能有幾回搏?」這句話正是「廣東精神」的一種體現。在廣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現拚搏精神的話,比如「擒青」、「搞掂」、「頂硬上」、「不要講耶穌」,甚至「搏曬老命」。有此精神,故廣州人不怕「食頭箸」,也就是「敢為天下先」。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經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精神。許多內地人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廣東人連想也不去想就做了。等到內地人醒悟過來,也照著廣東經驗來做時,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計。 
  關注、總結這激活振興中國社會的第一條魚,展示其歷史,探究其未來,已經變得十分必要和急切。廣東能否繼續保持領先優勢?廣東如何尋找新的增長點?也許我們會從有識之士的探討中得到某些啟示。 
  讀城記·廣州市 
  ·易中天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長沙人,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有《〈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藝術人類學》以及「易中天隨筆體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系列」四種:《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讀城記》和《品人錄》。 
  廣州是市。 
  廣州市很活很活。 
  廣州的活力讓人驚異。 
  用「生猛鮮活」四個字來概括廣州,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這些個性和風格雖然不能測定和量化,卻可以體會和玩味,也大體上可以用幾個字來描述和傳達,儘管不一定準確。廣州的個性和風格當然也不例外。如果說,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致」,廈門的風格是「美麗溫馨」,成都的風格是「灑脫閒適」,那麼,廣州的風格就是「生猛鮮活」。 
  廣州是一個不知疲倦、沒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無論你在什麼時候(白天還是晚上)、從什麼方位(空中還是陸地)進入廣州,都立即能觸摸到它跳動的脈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機。這種「生猛鮮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亂跳地投入到廣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廣州的人常常會睡不著,尤其是逛過夜市之後。廣州的夜生活是那樣地豐富,能睡得著的人是很少的。 
  廣州確實是一個「不夜城」。它似乎並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別人需要睡眠時(比方說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鮮活」。因此,當歷史在中原大地上演著一幕一幕威武雄壯的話劇時,它多少有點顯得默默無聞。但,如果歷史想要抽空打個盹,廣州便會活躍起來。由是之故,「生猛鮮活」的廣州似乎只屬於中國的近現代。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2)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差不多有半數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歷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儘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還是一個極不起眼的邊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過是一個「超級大鎮」而已。然而,隨著古老的中國開始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只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當上海成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陳舊落伍時,廣州卻重新顯示出它的「生猛鮮活」,而且勢頭正猛方興未艾。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儘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面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歷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顯然,要瞭解這個地區活力的秘密,還得從廣州讀起。 
  更何況,廣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說! 
  那麼,讓我們走進廣州。 
  一、怪異的城市 
  在中國,也許沒有哪個城市,會更像廣州這樣讓一個外地人感到怪異。 
  乘火車從北京南下,一路上你會經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莊、邯鄲、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等。這些城市多半不會使你感到奇異陌生,因為它們實在是大同小異。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飲食略有差異外,街道、建築、綠化、店面、商品、服務設施和新聞傳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堅持自己狹隘的地方文化習慣,那麼,你其實是很容易被這些城市認同的。 
  然而廣州卻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進廣州,感覺往往都很強烈。第一是眼花繚亂,第二是暈頭轉向,第三是不得要領,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於你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何況廣州人的容貌是那樣的獨特,衣著是那樣的怪異,行色又是那樣匆匆,上前問路,會不會碰釘子? 
  當然,最困難的還是語言。廣州話雖然被稱作「白話」,然而一點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更難懂的是閩南話)。內地人稱之為「鳥語」,並說廣州的特點就是「鳥語花香」。語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廣州最感隔膜之處。因為語言不但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個人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個人,如果被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包圍,他心裡是不會自在的。幸虧只是「鳥語」,如果是「狼嚎」,那還得了。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差不多有半數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歷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儘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還是一個極不起眼的邊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過是一個「超級大鎮」而已。然而,隨著古老的中國開始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只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當上海成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陳舊落伍時,廣州卻重新顯示出它的「生猛鮮活」,而且勢頭正猛方興未艾。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儘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面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歷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顯然,要瞭解這個地區活力的秘密,還得從廣州讀起。 
  更何況,廣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說! 
  那麼,讓我們走進廣州。 
  一、怪異的城市 
  在中國,也許沒有哪個城市,會更像廣州這樣讓一個外地人感到怪異。 
  乘火車從北京南下,一路上你會經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莊、邯鄲、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等。這些城市多半不會使你感到奇異陌生,因為它們實在是大同小異。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飲食略有差異外,街道、建築、綠化、店面、商品、服務設施和新聞傳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堅持自己狹隘的地方文化習慣,那麼,你其實是很容易被這些城市認同的。 
  然而廣州卻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進廣州,感覺往往都很強烈。第一是眼花繚亂,第二是暈頭轉向,第三是不得要領,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於你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何況廣州人的容貌是那樣的獨特,衣著是那樣的怪異,行色又是那樣匆匆,上前問路,會不會碰釘子? 
  當然,最困難的還是語言。廣州話雖然被稱作「白話」,然而一點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更難懂的是閩南話)。內地人稱之為「鳥語」,並說廣州的特點就是「鳥語花香」。語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廣州最感隔膜之處。因為語言不但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個人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個人,如果被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包圍,他心裡是不會自在的。幸虧只是「鳥語」,如果是「狼嚎」,那還得了。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3)   
  廣州話聽不懂,廣州字也看不懂(儘管據說那也是「漢字」)。你能認出諸如「嘸」、「」、「」,見過「」、「叻」、「」之類的字就算你認識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詞。比方說,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麼意思,你當然也許會懂得什麼是「巴士」,什麼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卻不一定懂得「的士夠格」(決非出租車很夠規格的意思)。至於其他那些「士」,比如什麼「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貼士」、「曬士」(士多,買香煙、水果、罐頭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的士夠格,唱片夜總會或有小型樂隊伴奏的夜總會。多士,烤麵包片。卡士,演員表。菲士,面子。波士,老闆。甫士,明信片。貼士,小費。曬士,尺寸。)之類,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骨」。前些年,廣州滿街都是「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現在不大能看見了),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廣州滿街都是骨科大夫,卻又不明白療傷正骨為什麼會「立等可取」,而廣州的骨傷又為什麼那麼多?其實所謂「骨」,不過就是給裁好的衣料鎖邊,當然「立等可取」;而所謂「又靚又平」,則是「價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廣州人偏偏不按國內通行的方式來說、來寫,結果弄得外地人在廣州便變成了「識字的文盲」。聽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塗)啦」。 
  結果,一個外地人到了廣州,往往會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們的菜譜:豬手煲、牛腩粉、雲吞麵、魚生粥,這算是最大眾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領。至於「蠔油」、「焗」、「」之類,外地人更不知是怎麼回事,因而常常會面對菜譜目瞪口呆,半天點不出一道菜來。有人曾在服務員的誘導下點了「牛奶」,結果端上來的卻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裡還再敢問津「瀨尿蝦」。 
  更為狼狽的是,外地人到了廣州,甚至可能連廁所也上不成。因為廣州廁所上寫的是「男界」、「女界」。所謂「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還是「禁止男人進入的界限」, 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覷,不敢擅入。 
  於是,外地人就會納悶:我還在中國嗎? 
  當然是在中國,只不過有些特別罷了。 
  的確,包括廣州在內,遠離中央政權的嶺南,歷來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話說「千里同風不同俗」,廣東卻是連「風」也不同的。大庾、騎田、萌諸、都龐、越城這「五嶺」把北方吹來的風擋得嚴嚴實實,而南海的風又吹不過五嶺。於是嶺南嶺北,便既不同風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種」。嶺南人顴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膚色較深,與北方人在體質上確有較明顯的區別。再加上語言不通,衣食甚異,這就難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粵土,便會有身在異域的怪異之感。 
  於是,在中原文化被視為華夏正宗的時代,嶺南文化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族文化」,嶺南人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野之人」。直到現在,不少北方人還把廣東人視為茹毛飲血的吃人生番,因為據說他們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離吃人也不太遠。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長蟲(蛇)、吃蛤蟆(青蛙)、吃螞蚱(實為禾蟲)、吃蟑螂(名曰龍虱,實為水蟑螂),吃貓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種北方人不吃的東西。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廣東人視為怪異而與之劃清界限。據說,當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時,弘忍便曾因他是「嶺南人」而不肯收留,說:「汝是嶺南人,怎生作佛?」誰知慧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一句話,說得湖北人(一說江西人)弘忍暗自心驚,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缽也傳給了他。 
  慧能無疑是使北方人對嶺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禪宗衣缽後,連夜逃出湖北,回到嶺南,隱居十幾年,後來才在廣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脫穎而出,正式剃度受戒為僧,以後又到廣東曹溪開山傳教。不過,慧能開創的禪宗南宗雖然遠播中土,風靡華夏,成為中國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嶺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臉,但他傳播的,卻並不是嶺南文化。佛教和禪宗的主張,是「眾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麼會有「地域文化」的特徵?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們到中原去傳教時,說的一定不是「嶺南話」。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4)   
  嶺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軍雖然是T恤衫、牛仔褲、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櫃等新潮商品,但讓文化人最感切膚之痛的還是那鋪天蓋地的粵語。今天,在中國一切追求「新潮」、「時髦」的地方,包括某些邊遠的城鎮,飯店改「酒樓」(同時特別註明「廣東名廚主理」),理髮店改「髮廊」(同時特別註明「特聘廣州名美容師」)已成為一時之風尚。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樓裡,不管飯桌上擺的是不是「正宗粵菜」,人們都會生硬地扣指為謝,或大叫買單。「打的」早已是通用語言,「鐳射」、「菲林」、「派對」、「拍拖」等粵語音譯或廣東土著名詞也頗為流行。一些內地傳媒也開始頻繁使用「爆棚」、「搶眼」之類的字眼,並以不使用為落伍、為土氣。至於「芝士圈」、「曲奇餅」之類大人們不知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為「中國小皇帝」們的愛物。 
  一句話,過去的怪異,已變成今日之時髦。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行動。如今,廣州人或廣東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來越成為內地人們的倣傚對象。人們倣傚廣州人大興土木地裝修自己的住房,用電瓦罐煲湯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膽和蛇血泡進酒裡生吞,大大地抬起了當地的蛇價。這些生活方式當然並不一定都是從廣州人那裡學來的,但廣州的生活方式無疑是他們的「正宗」。總之人們的「活法」開始與前不同。除學會了喝早茶和過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說「哇」外,也學會了炒股票、炒期貨、炒「樓花」和「炒更」,自然也學會了「跳槽」,「炒」老闆的「魷魚」和被老闆「炒魷魚」,或把當國家公務員稱為「給政府打工」(廣州人自己則稱之為「打阿爺工」)。顯然,廣州文化或以廣州為代表的廣東文化對內地的影響已遠遠不止於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響到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勢頭比當年上海文化之影響內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說,上海人曾在全國造就了許許多多「小上海」,那麼,廣東人卻似乎要把全國都變成「大廣州」。 
  似乎誰也無法否認,廣州和廣東文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生猛鮮活」也最強勢的地域文化。 
  但顯然,它又遠非是「地域」的。 
  以「擋不住的誘惑」風靡全國的廣州和廣東文化,其真正魅力無疑在於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們爭相學說粵語,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粵語有多麼好聽;人們爭相請吃海鮮,也並非因為大家都覺得海鮮好吃,何況內地酒樓的海鮮也未必生猛。人們以此為時尚,完全因為這個地區在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成了國人羨慕的「首富之區」,這才使他們那怪異的生活方式和名詞術語沾光變成了時髦。因此,是改革開放成全了廣州廣東,而不是廣州廣東成就了改革開放。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廣州仍將只不過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南國都市,頂多和武漢、成都、西安、鄭州、南京、瀋陽平起平坐罷了,儘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粵菜和好聽的廣東音樂。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們當回事。 
  現在可就不一樣,普天之下,真是何處不在粵語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們對於有著經濟優勢的地域及其文化總是羨慕的,而文化的傳播和接受又總是從表層的模仿開始的。當我們學著廣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聲地歡呼「哇」時,我們不是在學廣州,而是在學「先進」。似乎只要兩指在桌上輕輕一扣,就成了服務員不敢慢待的廣東「大款」,也就加入了現代化的潮流。看來,一種文化要想讓人刮目相看、趨之若鶩,就得有經濟實力作堅強後盾;而粵語文化的大舉北伐並大獲成功,則又首先因為這個地區經濟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開放在廣東首先獲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講話中曾感慨系之地說,當年沒有選擇上海辦經濟特區是一大失誤。其實,這不但是時勢所使然,也是地勢所使然,甚至可以說是「別無選擇」。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只有廣東,才擔當得起這一偉大實驗的責任,也才有可能使這一實驗大告成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的。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全面啟動改革的進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鋪開的只有農村的改革,而可以並應該對外開放的也只有廣東、福建兩個省份。這兩個位於東南沿海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省份,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一旦失敗也不會影響大局,繼續閉關自守卻既不現實,也甚為可惜:港澳台的經濟繁榮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棄與之合作的機會,放棄對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利用,也等於錯失良機。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5)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廣東闖出了發達和繁榮,福建則要相對滯後一點。比如同期成為特區的廈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廈門卻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獲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灣對廈門的作用和影響遠不如香港之於深圳外,廣東有廣州而福州遠不能和廣州相比,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惜,這個因素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事實上,如果沒有廣州,僅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會如此成功。因為特區的成功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廣東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廣州來創造和代表的。這是廣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處。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並不代表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它們有許多並不屬於這些文化個性的東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於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的,甚至還有某些牴觸之處(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歡上海人)。廣州卻是深深植根於廣東文化的。廣東人現在可以不喜歡廣州這個城市(太髒太擠太嘈雜),卻不會不喜歡廣州文化。事實上,廣州代表的,是廣東文化中現在看來比較優秀和先進的東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這些東西卻有不少要靠廈門而不是福州來代表。可以說,正是廣州,以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為整個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廣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讀。 
  廣州,是連接過去(化外之地)和現在(經濟特區)的中介點。 
  因此,儘管它的「生猛鮮活」是屬於現在時的,它的故事卻必須從古代說起。 
  二、天高皇帝遠 
  廣州,從來就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無論中央政府是在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或者北京,廣州都是一個邊遠的、偏僻的、鞭長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鎮。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規格,它顯然只能屬於最遠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長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嶺之隔,足以讓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視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歎,然而從長安到成都,實在比到廣州近得多,所以古人從未有過「粵道難」的說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到過廣州,也不大想到廣州。事實上,「蠻煙瘴雨」的嶺南,歷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紀清廷官方規定的標準行程,從北京到廣州驛站,竟要56天(加急為27天),則對於所謂「天高皇帝遠」,便會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想想看吧,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差」,多少事情做不下來? 
  廣州距離中央政權既然有這樣遠的路程,那麼,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廣州,在事實上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習慣了中央政府這種態度的廣州人,當然也早就學會了「看一隻眼不看另一隻眼」,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斬後奏,甚至斬而不奏。 
  這種文化心理習慣在改革開放時期就表現為這樣一個「廣東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只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份,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著的是那只「閉著的眼」,福建人看著的是那只「睜著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只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後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看來,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廣州離「皇帝」很遠,離「外面的世界」卻很近。 
  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番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番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番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6)   
  不過那時的中國,的的確確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遠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優越,尤其對於那時來華的「白蠻、赤蠻、大石、骨唐、崑崙」等國,就更是如此。總之,廣州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國文化的優越感為「底氣」的。這也是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廣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而上海則是在「一張白紙」的情況下開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紀初,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已大不如上海:廣州進出口的噸位數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則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雖在廣州之後,卻比廣州「徹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車伕一類「苦力」說「洋涇濱英語」外,一般來說只要肯學,英語說得都很好。廣州人卻喜歡把外來語言「本土化」,發明出諸如「打的」、「打波」之類「中外合資」的詞語,或諸如「佳士得」、「迷你」、「鐳射」之類中文色彩極濃的譯名。廣州給人的怪異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些話語的「不倫不類」引起的。 
  但這對於廣州人卻很正常。廣州人的「文化政策」,歷來就是「立足本土,兼收並容,合理改造,為我所用」。比方說,他們也用漢字,卻堅持讀粵音。當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他們是連「國語」都學不會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明了一大堆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的「漢字」。廣州人對待中原文化的態度尚且如此,逞論其他? 
  其實,這也是「天高皇帝遠」所使然。 
  所謂「天高皇帝遠」,顯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須自力更生。所以,廣州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意識也就特別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廣州和嶺南人民正是靠著自己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自己闖開了一條生路,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獨創精神幾乎已成為他們的「文化無意識」。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廣州的文化,從飲食服飾、建築民居,到音樂美術、戲劇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與內地大相異趣。自唐以來,優秀的嶺南詩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而近代崛起的「嶺南畫派」,更是銳意革新,獨樹一幟。嶺南畫派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兼容西方攝影、透視等方法,終於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廣東音樂則在運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大膽採用外來樂器,於是便以其寬廣豐富的音域和優美嘹亮的音韻深得人們喜愛,享譽海內外。 
  實際上,即便廣州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相當隨意和注重個性。廣州菜餚、點心、粥面品種之多,堪稱中國之冠。除嶺南物產豐富、粵人注重飲食外,要求「吃出個性來」,也是原因之一。廣州人的穿著,更是五花八門。或講面料,或講款式,或講名牌,或講新潮,但更多的還是自己覺得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或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比如穿西裝不打領帶,穿皮鞋不穿襪子等(此為廣州與深圳之不同處)。相反,穿得過於一本正經,在廣州反倒會有怪異之感。一位廣州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西裝革履地走進來,大家便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改賣保險?」原來,在廣州,只有推銷員才會穿得一本正經,其他人都穿得隨隨便便。 
  反正,在廣州,衣食住行均不妨個性化。不過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總和內地不一樣。內地人穿中山裝軍便服時,廣州人則穿港式襯衫花衣服;內地人西裝領帶衣冠楚楚時,廣州人則把西裝當茄克穿;內地人早上吃稀飯饅頭時,廣州人則早上喝茶;內地人以「正宗粵菜生猛海鮮」為時尚時,他們卻對川菜湘菜東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得外地人一進廣州,就覺得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實說怪也不怪。廣州既然是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人來管他們和幫他們,他們當然就會按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說三道四。事實上,即便有「北佬」評頭論足,廣州人也既聽不到又聽不懂。即便聽到了聽懂了,也「沒什麼所謂」。廣州人不喜歡爭論而喜歡實幹,而且喜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幹。在廣州人看來,北京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都是「沒什麼所謂」的。或者借用一個哲學的說法,都是「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要說爭不出什麼名堂,即便爭得出,也沒什麼實際效益。既然如此,爭論它幹什麼?顯然,廣州人廣東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的原則是「不爭論」,而廣州人也好廣東人也好,都不喜歡爭論。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7)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廣州或廣東無思想。恰恰相反,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著「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命運前途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尋味的。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曰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或許就因為它「天高皇帝遠」! 
  廣州與內地城市之最大區別,也許還在於其經濟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地城市,基本上是出於兩種目的而建立的,這就是「政治」和「軍事」。主要出於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立的則叫「鎮」。鎮,有重壓、安定、抑制、鎮服和武力據守等意。所以,重要或險要的地方叫鎮,在這些地方設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鎮。鎮以軍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軍事,故北京是「城」,武漢是「鎮」。城講「文治」,鎮重「武備」,它們都不會把商業和商品生產放在首位。 
  廣州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儘管廣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別名,但廣州的城市性質,卻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鎮」,而是「市」。由於「天高皇帝遠」,也由於歷代王朝對廣州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廣州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走的是與內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它不像「城」或「鎮」那樣著重政治和軍事,卻頗為重視商業和商業性的農業、手工業。早在漢初,它就已是我國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至宋時,則已成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兩代,廣州作為我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農業、手工業基地,商品經濟和海洋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口增多,市場繁榮,與海外交往頻繁。據統計,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這90年間,外輪抵港多達5130艘。鴉片戰爭時,廣州的進出口噸位數達28萬噸(同期上海只有9萬噸)。海洋經濟帶來的商業氣息,給廣州和整個嶺南地區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經濟活力,造成了一種新的氣象。與之相對應,整個珠江三角洲「棄田築塘,廢稻種桑」,成為商業性農業生產基地;而廣州則成為商業性手工業的中心,並以工藝精美而著稱於世,有所謂「蘇州樣,廣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云:「呼郎早趁大岡墟,委理蠶縹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換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為例,是年北京70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28萬人,占總人口的40%。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市」?「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裡,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裡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總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裡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裡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8)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別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子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 
  三、廣州是個大市場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州是個大市場。 
  與上海一樣,廣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頭,甚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即便手上有一兩個小錢,也是買不到什麼東西的。那時,誰要想買點好東西,就得想辦法到上海或者廣州去。上海的好處是能買到國產的精品,廣州的好處則是能買到不多的一點新潮的進口貨,或者出口轉內銷的新產品,不過要用僑匯券或外匯券。外匯券是從1980年4月1日開始發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現在已成了一種收藏品。那時,外匯券可是寶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誼商店去買別人買不到的東西。不過,外地雖然也有友誼商店,東西卻沒有廣州的多;而在廣州,使用外匯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誼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廈也可以用。所以,外匯券真正的用武之地還是在廣州。1982年,廣州的親戚給了我們一點外匯券,我們捏在手裡半天不敢用,在廣州轉了好幾家商店,才給女兒買了一條裙子。總之,儘管上海和廣州都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購物天堂,但性質卻是不一樣的。上海更像一家自產自銷的工廠,南京路、淮海路什麼的不過是它的門市部;廣州則更像一個討價還價的市場,街面後的城市只不過是它的大庫房。 
  最能體現出這一微妙差異的是兩條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廣州的高第街。20世紀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廣州購物的人,尤其是打算買點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貨的人,幾乎都要到這兩條街上去逛一逛。但細心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國營的,高第街上的攤檔則基本是個體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國營工廠的產品,高第街上賣的卻不知是攤主們從哪裡倒來的「進口貨」。高第街是廣州一條商業街,早在清代就頗有名氣,當時主要經營日用品和工藝品,廣州的女人有事沒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顧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開放之初,它便更是領導著時尚領導著潮流,服務對象也不止於女人,還包括所有愛漂亮講時髦的小伙子。20世紀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640多個個體攤檔,出售各種新潮服裝和化妝品、小商品,甚至還有從海外帶來或走私進來的舊時裝。滿載著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馬哈」出出進進,而喇叭褲、牛仔褲、T恤衫、幸子衫等當時的時髦服裝,也就從這裡走向全國。可以這麼說,80年代初的中國人,是從高第街開始羞羞答答地改變著服飾,同時也悄悄地改變著生活觀念和人生態度的。 
  時過境遷,現在的高第街已不像當年那樣風光。因為在廣州,這樣的街已越來越多越來越好越來越專業化,比如上下九的扣子一條街,大新路的鞋子一條街,康泰路的建材一條街,大南路的鮮花一條街,以及天河電腦城和海印電器城等。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國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消費觀念和生活觀念也大不同於前。人們不再會去討論諸如「喇叭褲能否吹響『四化』的號角」之類的問題,牛仔褲和T恤衫也不再是「時髦女郎」或「問題青年」的專利。全國各地都有緊跟潮流的服裝市場,犯不著再到高第街來湊熱鬧。現在,來廣州的外地人多半要去的地方,是大沙頭海印橋下的電器城。這裡雲集了1000多家商舖,是國內最大的家用電器集散地。其特點是價格便宜,品種齊全,但凡你聽說過或想得到的家電,這裡都應有盡有,而且保證是最新潮的。國外最新的家電產品剛一推出,這裡就會立即上市。這也正是廣州作為一個大市場的特徵所在:反應敏捷,確保滿足消費的需求。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9)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市場,廣州不但有「新」,也有「舊」。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裡薈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眾多的名牌時裝專賣店,其佈局和氣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廣場或置地廣場。懷舊的人則不妨去上下九。那裡不但有永安百貨、廣州酒家、清平飯店和蓮香樓等老字號,也有眾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兩旁的老騎樓下走過,老廣州那親切質樸的平民氣息就會撲面而來。難怪這裡會闢為廣州第一條步行街。的確,走在這條街上,你能找回許多關於老廣州的記憶和感覺。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喝一次下午茶。 
  廣州不但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也是一個「吃東西的地方」,要不然怎麼說「食在廣州」。中國是一個飲食文化極為發達的國家,全國各地都有好吃的東西,並非只有廣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實上,除「食在廣州」外,也還有「吃在成都」、「吃在揚州」等說法。但在我看來,成都、揚州等和廣州相比,還要略遜一籌。這不僅因為廣州的菜餚和點心內容豐富、品種繁多、做工精美、品位極高;也不僅因為廣州人什麼都吃,———「草原吃羊,海濱吃蟹,廣州人吃崩了自然界」;還因為只有廣州,才二十四小時都在吃。 
  吃的節目是從早上6點來鐘的「飲早茶」開始的。別看這時天還沒有大亮,開設早茶的酒樓卻已人聲鼎沸。經過多年粵文化的普及,內地人都已知曉,所謂「飲早茶」並不是喝茶,或並不只是喝茶,而是吃點心,如蝦餃、鳳爪、腸粉、春卷、牛肉丸、馬蹄糕,還有豬肝粥、魚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種粥類和青菜。老廣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兩件歎早茶」的說法。歎,在粵語中是「享受一下」的意思。清早起來,在街上溜躂溜躂,然後走進酒樓,挑一張桌子坐定,即有小姐來上茶。再隨便要一兩樣點心,便可以邊吃邊聊直到早茶收檔,可真的稱得上是「歎世界」(享清福)。 
  早茶一般10點左右收檔。稍事整理後,午飯便開始。廣州人中午在外吃飯的不多,一般在單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當。因為下午還有事,所以中午飯吃得都比較快,也相對比較簡單。下午2點一過,午飯結束,下午茶又開始。下午茶的內容形式與早茶沒有什麼兩樣,熱衷者也多為老廣州人。不過據我觀察(不一定對),飲下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飲下午茶的則以老太太居多。大約因為老先生早上比較有閒(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較有空(早上要買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務的老太太,正可以在這時邀幾位老姐妹,一起來「傾偈」(聊天)。 
  午茶到下午5點便收檔,接著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廣州人吃得最講究最排場的一餐。因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唯有此時才可能相聚,而且時間有保證,能夠盡興,不至於被公務打擾。即便是應酬,也顯得有誠意。因此一到華燈初上,廣州的酒樓便人滿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則可能還要去飲晚茶。飲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這時都已吃完晚飯衝過涼,在家裡看電視或者搓麻將,他們沒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來應付晚茶,而對於精力充沛的中青年來說,真正的夜生活這時才開始。酒足飯飽之後,可以飲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鬆和休閒。朋友們正好促膝談心,亦不妨找一兩位小姐來隨便坐坐,便會覺得一天的勞累有了補償。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後,廣州人「食」夠了沒有。深夜,可以說才是「食在廣州」的高潮,廣州人稱之為「去宵夜」。廣州人原本就有過夜生活的習慣,近年來由於物質的豐富和收入的增加,夜宵的人越來越多,經營夜宵的食肆也越來越火爆。毗鄰海珠廣場的勝記大排檔、沙面的新荔枝灣、珠江北岸海印橋腳下的西貢漁港,都是夜宵的好去處。每到深夜時分,這裡便燈火輝煌,食客如雲,熱氣沸騰,構成獨特的「廣州風景」。夜宵一直要開到凌晨6點,接下來便是新一天的早茶。這種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餐飲接力賽,在內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見,而且不可思議。但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廣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佈廣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檔,最能代表廣州的城市風情。因此有人說,只有終日流連於這些地方的主兒,才能真正體會「食在廣州」的含義(《新週刊》1998年第5期安寧文)。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0)   
  還有一點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廣州」並不等於「食廣州」,而毋寧說是「食全國」甚至「食世界」。在廣州,只要有錢,沒有吃不到的東西。海南文昌雞、東北燉粉條、西安羊肉泡饃、成都酸菜魚之類自不必說,法國鵝肝、德國紅腸、韓國燒烤、日本刺身,也都絕對地道絕對正宗。廣州,就像是一座應有盡有的大酒樓。 
  其實,這正是市場的特點。 
  市場是幹什麼的?有人說市場就是花錢和賺錢的地方。這話並不全對。應該說,市場就是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讓一部分人心甘情願花錢,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賺錢的地方。因此,越是成熟的市場,就一定越能多層次全方位地滿足人們的需求。 
  廣州的好處也正在這裡。廣州允許「擺款」(鋪張),也寬容「孤寒」(吝嗇),而且擺能讓你擺個夠,省也能真讓你省下來。廣州有豪華氣派得讓一般人不敢擅入的大酒樓、時裝店、精品屋,也有遍地開花的攤點和大排檔。在廣州,花一萬塊錢買件衣服或者吃一頓不算什麼,只花十塊錢買件衣服或者吃一頓也很平常。那個在大排檔吃牛腩粉的可能剛做完一筆大生意,那個在街頭買削價商品的也可能剛花40萬買了一套房子。廣州允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許同一個人有不同的活法。 
  但有一點則大體上是共同的,即廣州人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不管怎樣「食」,歸根結底都是「食自己」。因此,倘若自己並無可「食」之處,那就誰也幫不了你啦!所以,比別的地方人愛吃會吃的廣州人,往往也比別的地方人肯做會做。的確,「市」上的人,要比「城」裡的人更懂得「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廣州人有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叫「搵食」,也就是「謀生」的意思。「搵」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對於他們來說,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須付出勞動、智慧和時間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為此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那麼,對不起,你就只好餓肚子、喝西北風,或者用廣州話說,只好「吊砂堡」。 
  所以,為了「搵食」,廣州人便不怕忙得「滿天神佛」。「滿天神佛」是廣州人的一句口頭禪,意思是不可開交、難以應付。但廣州人再忙,也不會說「忙死」。因為「忙」,原本為了「搵食」,為了活得更好,怎麼能說「死」?沒法子,只好拿神佛來開開心,放鬆放鬆,調劑調劑。不過,神佛也幫不了太多的忙。「搵食」,還得靠自己。 
  同樣,為了「搵食」,廣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時間也放進「鍋」裡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業餘兼職)。落班放工以後,再打一份工,掙一份錢,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過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講,「炒更」的過程,也就是品味時間價值的過程,同時也是品味自身價值的過程。所以不少的廣州人都樂此不疲。這實際上也是只有「市」上才有的文化奇觀,「城」裡的人往往連想也不敢想(現在自然都已「見賢思齊」了)。在這裡我們似乎又可以看出「城」與「市」的區別:「市」上的人要比「城」裡的人思想更活、膽子更大。你想想看,廣州人連時間都能「炒」,還有什麼不能「炒」?廣州人連「更」都能「吃」,還有什麼不能「吃」?但「炒更」也好,「炒」別的什麼也好,總歸是「食自己」。單憑這一點,「吃別人」的人,尤其是吃著公款還要學著廣州人在飯桌上扣指為謝以為擺譜的人,就沒有多少資格來教訓他們。 
  一個辛辛苦苦在廣州「搵食」的人,當然也有資格「食在廣州」。其實,廣州有那麼多的「食府」和「食客」,歸根結底,就因為廣州是「市」,廣州人的生活已經市場化商業化。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裡的人,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把時間都花費在做飯洗碗之類的事情上。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總是有限的,他們應該用於兩件事情,一是「搏」(拚搏),二是「歎」(享受)。實際上,廣州人走進酒樓,並不完全是為了享受,不少人也是為了生存。因為,「在廣州,茶樓酒肆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進茶樓酒肆,是無法融入廣州的商業社會的。許多信息是從飯桌上聽來的,而要做成生意,喝茶吃飯更是少不了的節曠」(《新週刊》1998年第5期周善文)。看來,吃飯有時也是找飯吃(「搵食」)。有多少人能夠「食谷種」(吃老本)?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1)   
  這就是廣州,這也就是「市」。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裡的人,自然會有些他人以為怪異的地方。 
  四、「市態」種種 
  「市態」?有沒有搞錯? 
  沒錯。廣州是「市」,廣州的「世態」,當然也就是「市態」。 
  「市態」的特點是商業性。 
  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費勁)、抵肚餓(挨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灑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著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裡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活該受窮)乃至「抵死」(該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由此可見一斑。 
  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還是「抵錫」。錫,也就是吻。都說愛情無價,廣州人偏偏說有。價值幾何?也就「一錫(吻)」而已。深深愛著你的人為你奉獻一切,盡心盡力,總該有所回報吧?拿什麼回報?黃金有價情無價,還是道一聲「抵錫」吧!輕輕的一個吻,比什麼東西和多少錢,都「抵」。正如饒原生所說:「愛的奉獻最需要愛的回報。」(《粵港口頭禪趣解》) 
  廣州人還有一個用得很多的詞,叫「睇數」。它的本義,是結賬、算賬,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後服務員來結算賬目。比方說,一個人小賺了一筆,高興了,要請朋友吃飯,便會說,呢餐我「睇數」!但是,一個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與戀人暗結珠胎,那麼,她的家人便會找到那男孩,說:你應該「睇數」的!這就看不懂,難道這種事情也要結賬?原來,這裡的「睇數」,是「負責」(當然也包括「認賬」)的意思。所以,廣州人如果要表示對某件事負責,便會說:「我睇數!」「負責」要用「買單」來表示,可見廣州之「世態」確實是「市態」。 
  當然,廣州人也不會什麼事情都「睇數」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飯吃完了,服務員把單拿來請你付賬,你當然要看看上面的數。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買單」才叫「睇數」。顯然,「睇數」不「睇數」,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睇數」;「唔抵」,當然也就不「睇數」。此外,也還要看自己有沒有能力「睇數」。沒有能力,卻隨隨便便表態「我睇數」,不是「戇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講」(空口說白話,說話不算數的人)。遇到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信以為真,還是自己設法去「買單」為好。 
  總之,「睇數」,是做人的準則,尤其是在一個講究信譽、看重合同、尊重契約的商業社會做人的準則。諸如此類表現商業社會性質的廣州方言還有許多。比方說,一個老姑娘,拖到三十出頭了,還沒有嫁人,便會被左鄰右舍三姑六婆說成是「賣剩蔗」。甘蔗被人挑來揀去,挑剩下了,當然不大容易再賣。其實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並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則這些左鄰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閒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再說,把「嫁人」說成是「賣甘蔗」,也甚為不妥。不過,這句話,倒是十足的「廣州話」。廣州四鄉盛產甘蔗,而廣州人又愛把什麼都說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許還是廣州人的道謝。廣州人道謝,叫「唔該」。如果要加重語氣,則再加一個「曬」字,叫「唔該曬」。它不但有「謝謝」、「多謝」的意思,還表示「請」、「勞駕」、「借光」、「對不起」等等。比如「唔該借歪喲」(勞駕請讓讓),或「還番枝筆畀你,唔該曬」(這枝筆還給你,多謝)。既然要勞駕別人幫忙,或謝謝別人的幫助,為什麼還要說別人「唔該」(不應該)?原來,「唔該」(不應該)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說,像我這樣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實在是「唔該」勞您老人家「大駕」,或「唔該」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顧的。不過,「唔該」歸「唔」,勞駕還得照舊勞駕。只不過自己得了實惠以後,道一聲「唔該曬」就好。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2)   
  顯然,這裡仍有某種商業氣息在裡面。因為所謂對方「唔該」(不該),其實是蓋因自己「唔抵」(不值)。雙方好像做了一筆不等價的買賣,當然要道謝。 
  請求幫助和表示感謝的人既然自己認為「唔該」(不該)或「唔抵」(不值),被感謝的人當然也不能表示受之無愧,而必須說「濕碎」或「濕濕碎」。濕,也就是「濕柴」,碎,當然是「零碎」。濕柴燒不著,零碎不足道,一聲「濕濕碎」,也就抵消了對方的歉意。這意思無非是說:我這一點點「小幫小忙」、「小思小惠」,實在「唔該」(不該)受此重謝。那意思,就好像只賣了一碗白粥卻收了十塊錢小費似的。這樣一來,雙方當然都很體面,也都很高興。所以,廣州人在要請別人幫忙或受惠於人時,總要說一聲「唔該曬」,而對方也多半會說「濕濕碎啦!」 
  這就頗有些像咱們「國語」中的「對不起」和「沒關係」。所謂「對」,就是「面對」。既然是面對,那就要有「面子」。沒有面子,就不能面對,也就會「錯過」或「耽誤」,這就是「錯誤」。所以,一個人,如果犯了錯誤,誤傷了別人的面子,就要說「對不起」。這意思是說,我原本也想「對」的,只是因為自己面子太小,想「對」而「對不起」。接受道歉的人當然不能公然承認對方的面子「對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說「沒關係」。也就是說,咱們根本就沒有「面對」過,哪裡存在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的事情?不過現在既然已經「對話」了,自然還是「對得起」。這樣一來,當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說法的共同特點,是貶低自己抬高對方。這也是咱們的「國風」,禮義之邦,抑己揚人。不過,「對不起」是貶低自己的「人格」,「唔該曬」和「濕濕碎」則是貶低自己的「價格」。因為所謂「濕柴」,原本是指國民黨政府垮台前發行的那種不值錢的「金圓券」,而「碎」則有「碎銀子」之意。廣州是「市」,當然說來說去,一不小心,就總會說到「錢」上去。 
  看來,廣州人和北方人一樣,也是要念「面子經」的。只不過,北方人的「面子經」,主要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廣州人的「面子經」,則更多了一些「經濟學」的內容。 
  廣州人的「面子」,有個洋名兒,叫「菲士」,亦即「face」(臉)。一個廣州人,是不可以沒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沒有臉一樣。穿名牌襯衣著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鏡,是為了「菲士」;把家裡裝修得像「星級賓館」,年節時婚禮上散發饋贈的「利市」(紅包)脹鼓鼓的,自然也是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睇(相親),或帶「小蜜」到咖啡廳「密斟」(密談),當然更要講究「菲士」:地點須是「五星級」,出入自然「打的」(有私家車則更好)。至於「家底」如何,則又另當別論。不管怎麼說,唔可以沒曬「菲士」的。 
  什麼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領導者、負責人、老闆、頭兒、上司。這些人,頤指氣使,說一不二,自然是派頭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況,廣州人的頭腦裡,既有傳統社會中的等級觀念,又有商業社會中的經濟意識,對於既有權又有錢的「波士」(老闆),當然至少是會客氣得很。 
  說起來,「波士」這個詞,倒也一語雙關,妙不可言。「波」這個詞,在廣州話中多半指「球」,比如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網球、羽毛球、康樂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睇波」,而球藝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則「波士」豈非就是「球人」?饒原生《粵港口頭禪趣解》一書說,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說,可能是因為老闆的大腹便便而對「波」(球)產生了聯想。這當然只不過是有意的「趣解」。因為「波士」是「boss」的音譯,意謂總經理、大老闆、資本家,波則是「ball」的音譯,不搭界的。 
  不過,把老闆(波士)看作「球場上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合適。因為商場如戰場,戰場亦如球場,都是群雄逐鹿心競力爭必須一「搏」的地方。同時,也正如饒原生所說,是「觀眾們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無妨視彼「波」為此「波」。況且,視商場或官場如球場,比起視之如戰場來,總多少要讓人覺得輕鬆一點。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3)   
  也許,這又體現了廣州文化的一個特點,強調意念作用,講究心理調節。它的一個極端的表現,就是所謂「意頭」。 
  廣州人的講究「意頭」,在外地人看來,幾乎到了「神經病」的地步。公司開張、兒女婚嫁固然要「擇吉」,便是隨便吃點什麼東西,也要講「意頭」。廣州菜餚五花八門、豐富多彩、數不勝數,「意頭」也就講究得無奇不有。比如,髮菜蠔豉叫「發財好市」,髮菜豬手叫「發財就手」,髮菜香菇叫「發財金錢」,這些菜在喜宴上特別受歡迎。至於豬舌諧音「賒」,豬肝諧音「干」(枯),絲瓜諧音「輸」,苦瓜有個「苦」字,當然叫不得,於是改叫「豬利」、「豬潤」、「勝瓜」、「涼瓜」。廣州姑娘愛吃一種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還以為是什麼進口新品種。及至拿來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廣州人一聽這話,立馬就會叫起來:「衰過你把口!乜『霉霉』聲。」 
  這就未免讓人有動輒得咎之虞。事實上,外地人到廣州,常常被告誡說話做事要注意「意頭」。比方說,朋友結婚,斷然不可送鍾(終)、梨(離)之類,否則你花了錢還不落好。於是外地人只好苦笑:這算什麼事吧!也有人說:投機心理嘛!還有人解嘲似的說:廣州人反正「投資」、「投機」分不清。他們既然要「投資」,就免不了會要「投機」啦! 
  對於廣州人這種講究「意頭」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張無妨寬容一點。好歹這種講究並沒有什麼惡意。關鍵在於講究者們自己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執迷不悟」的程度,當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達一種願望,說說而已,就沒有什麼非糾正不可的。當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為從人類學的角度講,這無非是一種「巫術遺風」。都什麼年頭了,還信巫術。 
  事實上,廣州人也並不認為「意頭」就是決定一切的。 
  廣州有這樣的話:「唔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運氣。如果只想碰運氣,那就會「望天打卦———沒著落」。「迷信」的廣州人,居然會說出這麼一句嘲諷算命先生的歇後語,想想真是好笑,卻也並非沒有道理。舊時廣州算命先生多,而廣州的天氣又多變。沒準那算命先生剛剛誇下海口,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就會把他澆成個落湯雞。於是乎,丟了飯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給老天爺算命。所以,當廣州人問起某件事是否落實時,往往就會詼諧地說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廣州人極其看重一個「搏」字。中國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就說過:「人生能有幾回搏?」這正是「廣州精神」的一種體現。廣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現這種拚搏精神的話,比如「照殺」、「擒青」、「搞掂」,甚至「搏曬老命」。「搏曬老命」當然是「拼了老命」,而「照殺」則是「下定決心」。比方說:「呢件事幾大都照殺」,就是「這件事無論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決心」要用「照殺」這樣「殺氣騰騰」的詞來表達,無非表示了一種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決心。有此決心,當然也就能把事情樣樣「搞掂」。為了「搞掂」,哪怕魯莽(擒青)一點,或被人視為「擒青」,也在所不惜。這是什麼精神?當然是拚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廣州人不怕「食頭箸」,也就是「敢為天下先」。事實上,廣州和整個廣東地區的經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敢於「食頭箸」的精神。許多內地人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廣州人和廣東人連想也不去想就做,等到內地人醒悟過來,也照著廣東經驗來做時,其差距已不可以道理計。這,便正是「市」優於「城」和「鎮」的地方。因為「市」是以經濟活動為命脈的,而任何一個所謂「經濟人」都明白,商戰有如藝術,最忌諱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跑。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勝利的桂冠永遠只屬於敢於「食頭箸」的人。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4)   
  廣州人敢於「食頭箸」,也敢「炒魷魚」。 
  炒魷魚,是粵港兩地的流行語,現在已為國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丟飯碗」。因為廣州人炒魷魚多為炒魷魚卷而非炒魷魚絲。精巧的刀功加熱油武火,魷魚片就會捲曲起來,頗似丟了飯碗捲鋪蓋走人之狀。不過我們說廣州人敢於「炒魷魚」,卻不是指老闆敢「解雇」,而是指員工敢「跳槽」———「炒」老闆或單位的「魷魚」。正如「個體戶」最早出現在廣州,「炒魷魚」也最早是在廣州成為風氣。當許多內地人還戀戀不捨於「大鍋飯」、「鐵飯碗」,不願告別「單位」,擔心可能「下崗」時,廣州人早就在「跳來跳去」。 在今日之廣州,至少有兩件事是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一是「炒更」,即業餘兼職;二是「跳槽」,即另謀高就。也許,除深圳這個經濟特區外,廣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間也是最大的。在廣州,換了職業換了單位,比換了老婆更不值得大驚小怪。沒有人會在乎你跳來跳去,也沒有人會指責你心無定性。對於生活在一個最大市場中的人來說,這和貨物的出出進進、商品的花樣翻新沒什麼兩樣,也和公司商店的關門開張一樣正常。 
  於是,我們在廣州看到的,便不僅是「怪異」,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徵。因為所謂「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為存在依據的地方,講究的就是一個「活」字。所謂「無商不活」,即此之謂。事實上,正是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造就了廣州的「生猛鮮活」;也正是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成就了廣州的「生猛鮮活」。請回想一下,在改革開放以前,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念以前,有誰感受到廣州的「生猛鮮活」,也就是感到怪異吧! 
  問題是,這種活力究竟能維持多久?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為廣州和廣東感到擔憂。 
  已經有人指出,廣州這個城市「總是起模範帶頭作用,而且每次都來勢兇猛,但往往都是虎頭蛇尾」(蕭森林《最說不清的城市:廣州》)。比如康梁維新和國民革命都是。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浩浩蕩蕩一路乘勝前進,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沒廣州什麼事。這當然與廣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有關———遠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豈能號令全國?但與廣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嘗無關。廣州的風格是「生猛鮮活」,而「生猛鮮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運動員並不適合跑馬拉松一樣。那麼,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國革命前列,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了個體戶、鄉鎮企業、「三來一補」和「先富起來」經驗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全面鋪開、上海和長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還能保持「生猛鮮活」的勢頭嗎?我們不免有杞人之憂。 
  有人認為,在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廣州和廣東作為「探險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作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將結束。廣東將歸於平靜和平常,廣州也將重新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話並不錯。自古以來,就有「風水輪流轉」的說法,何況是在這個「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時代?沒有哪個城市應該總是成為矚目的中心,廣州也一樣。但,每次都衝鋒陷陣在前的廣州,敢於「食頭箸」、敢為天下先的廣州,以自己上千年商業傳統為其他兄弟姐妹們「摸了石頭」的廣州,難道就該這樣悄然退場?她難道就不該在這個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時代,創造出一種更輝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們還想多說幾句。 
  五、多說幾句 
  廣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氣磅礡、燦爛輝煌,並不容易。 
  廣州廣東的崛起,無疑是一得天時(改革開放),二得地利(毗鄰香港),三得人和(廣東人原本就是「經濟人」),但自身的文化準備卻明顯不足。不得不承認,廣州文化也好,廣東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種褊狹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響太大(有所謂「香港打個噴嚏,廣州就會感冒」的說法)。香港雖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學術文化之微弱,也是不爭之事實。同樣,廣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氣,恐怕也是不爭之事實。隨便舉個例,一件名牌西裝,穿在廣州人身上,也許只能穿出闊氣;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養。穿衣尚且如此,更遑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文化的建設畢竟是一件需要長期積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鮮活」地一蹴而就。歷來只有經濟上的「暴發戶」,卻從來沒有文化上的「暴發戶」。但如果沒有文化的建設作後盾,則經濟上的「生猛鮮活」又能維持多久,也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   
  第九章 世紀的魚行(15)   
  看來,廣州是必須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設問題了。 
  城市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態。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未能很好解決。但它又不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上海的經驗就值得借鑒。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她的歷史雖然很短,卻能在經濟和文化兩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國政治學家所指出:「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白魯河,《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可見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並不矛盾,而唯其兩者並行,上海才成了眾所公認的「大上海」。 
  在某種意義上講,上海和廣州有許多相似之處。比方說,它們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說,都是靠經濟建設「起家」的。而且,老實說,廣州的文化條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畢竟是新興城市。偌大一個上海,什麼都不缺,卻難得找到歷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觀。在這方面,廣州比上海可就強得多。七星崗、五仙觀、越王墓、石門泉、光孝寺、六榕寺、懷聖寺、先賢墓、南海神廟、鎮海樓,廣州人說起來如數家珍。比起它們來,上海的城隍廟就太可憐。但是沒什麼家底的上海人卻比廣州人幹得出色,而廣州人的得意之筆則是把文化也變成了商業,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飲茶」。賞花和飲茶原本是廣東人的一種文化生活,但一進廣州,也就「入鄉隨俗」,變成了商業行為。這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它們還可以看作文化與商業相結合的成功範例。問題在於既然有本事把文化變成商業,那麼,也就應該有能力把商業也變成文化。苟且如此,則廣州的文化豈非也就不讓於上海?可惜並非如此。 
  也許秘密就在於上海是「灘」,是一個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沒有廣州那種根深蒂固的狹隘的地域文化偏見,也就能夠不但以政治上的寬鬆氛圍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寬鬆氛圍吸引全國各地的精英人才,從而創造出獨具一格又蔚為大觀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沒有什麼「鄉土觀念」,而只有「社區觀念」。「鄉土觀念」是對封閉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認同,「社區觀念」卻是對開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認同,這便正是上海人比廣州人棋高一著的地方。 
  確實,廣州文化建設的最大障礙,就是廣州人那種過分地以「純種廣東土著」為自豪的呆氣。我們不否認廣東人確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們畢竟在歷代王朝不那麼關心過問的情況下,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也確實在經濟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如果竟把這些成功歸功於自己鄉土的「風水」或「方言」,並自我陶醉到執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氣呆氣。可惜廣東人似乎確有些這種呆氣。據說他們當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國居留三代,還只會說一種被美國人譏為「破碎英語」的蹩腳英語,不會說甚至聽不懂國語,更不足為奇。這就與同為古代「百越文化區域」的福建廈門一帶以說普通話為有文化、有教養的標誌,實大相逕庭;也與廣州廣東地區將要爭取的歷史地位大相矛盾。因為如前所述,一個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與它的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語言的開放兼容程度。廣州要成為「大廣州」,就必須創造一個與這一歷史地位和光榮稱號相適應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這是廣州走向全國的前提條件,也是廣州容納全國尤其是容納全國精英人才的前提條件。更何況,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狹隘的地域文化偏見,又怎麼談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來? 
  因此我以為,廣州的文化建設,也許當從推行普通話開始。 
  「點睇」(你以為如何)? 
  (節選自易中天著:《讀城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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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九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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