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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作品集:失敗者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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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授權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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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2日 星期日  

 儲安平與「黨天下」(節錄)
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
巨石下的堅韌與頑強
背叛,還是歸順?——從《上海寶貝》看殖民地性格
國共紛爭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
解放台灣與國共秘談1949-1966
失敗者的勝利——讀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奉旨造反義和團
《長江長江》成書經過
三峽工程蠹蟲
1993年度戈德曼環境獎獲獎詞

 
怪老天爺還是怪自己——就1998年長江大水訪防洪專家陸欽侃 
 
 
 
 
 
 

三峽高壩永不可修——訪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
如此民主決策——訪全國人大常委黃順興
只有實事求是才成其為科學家——訪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郭來喜
三峽文物古跡告急——訪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
再訪俞偉超
關於三峽工程有關問題致人大的信
在三峽築壩,有功還是有罪
災難性的政治工程
分文不發目的何在
長江的人禍
忍對黃河哭禹功
在權與筆的護衛下:評盧躍剛《大國寡民》
從小說看土改——張愛玲的《秧歌》在大陸
「歷史」包裹著的宣傳——電影《鴉片戰爭》心解
《中華英烈》與一九八六
從小書到大書 從大書到小書——讀《永玉三記》
與黨保持一致
為什麼依舊討厭陳水扁
我的四個父親
「東方紅」始末



戴晴授權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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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與「黨天下」(節錄)




  戴晴 

  在1957年春天的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分別會見各界人士。在與新聞、出版界人談話的時候,他老人家突然轉向光明日報的代表,問道:是不是共產黨員?那次出席談話的是總編輯常芝青,他站起來,說:是,是共產黨員。毛澤東說: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此時是3月10日。

  考慮到毛澤東是偉大領袖的同時還是偉大的謀略家這一事實[1],很難斷言他那時究竟是確實不知道光明日報由誰人主編,還是明知故問。因為,第一,光明日報向來就不曾由非共產黨人士編過,後離任的前兩屆主編胡愈之與邵宗漢,都是身份不常而不是從未公開的CP;第二,早在9個月前,在他《論十大關係》講話之後,中宣部就已經在緊鑼密鼓地活動著,為光明日報物色總編輯。在這個講話裡,毛澤東已經預見到一年後的局面:

  現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對我們還有很多意見。……形式上沒有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實際上,這些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對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要改善。我們要讓民主黨派人士,談出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有理,不管誰說的,我們都接受。

  要說話,總得有塊地盤(大眾傳播媒介)。那時還沒有《世界經濟導報》,也沒有《現代人報》,不知誰首先想到了光明日報[2],而且是非共產黨員辦的光明日報,於是開始物色主角。本來;第四屆總編輯的第一人選是徐鑄成。當時,這位倔脾氣的老報人正經歷著他那份緣抗日而創刊的文匯報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偽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國民黨停的,這在前一節已經說到;第三次停在柯慶施手裡,時間是1955年,公諸於世的名義是「自動」。

  1956年夏,徐鑄成正帶著他文匯報的原班人馬,北上首都,在與柳湜、葉聖陶(這兩位是當時的教育部長)和諧的合作中,輕輕鬆鬆地編著一張週二報紙《教師報》。姚溱找到他。

  「喂,心情怎麼樣?」這位當年的宣傳部副部長問。 
  「很好,很愜意。你瞧,住在鄉下,有一部小車,沒事就到處玩玩。」 
  「嘿,昧心之論!你這人一輩子辦報,現在一周兩張的專業報紙,你過得了癮、安得了心?」 
  「的確安心。既然說了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文匯報停就停吧。現在教師報對我不錯,就安心在這裡做了。」

  姚溱不再與他打迂迴,單刀直入解釋形勢:光明日報決定完全交給民主黨派,章伯鈞仍任社長,常芝青撤離,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總編輯。面對這足夠誠懇的交底,徐鑄成也以實言相告:

  「做事總要有一個班底,不能一人唱獨腳戲。現在我的人馬都在教師報,讓我光身一人去上任,這台戲唱不了。」一再謝絕。 
  「好,那就不勉強了。」姚溱說。

  徐鑄成拒絕了,中宣部開始進行第二人選方案。這次是喬木出馬,親自登門徵求儲安平的意見。

  雖然又同齡又是小同鄉,與他這位被封過三次的同行比,儲安平是「嫩」多了。英國派頭的他不認「班底」說,也不以「上無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戰」為然,那是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有政協嗎?有憲法嗎?他只認Fairy Play。他不用拉攏誰,也不用提防誰,包括,比如說,常芝青。後面我們將會看到,這種天真,令人心惻。

  在談話中,喬木特別提到《觀察》,提到他成功地編這本刊物的時候,聯繫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希望將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還要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喬木接著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邀些來幫忙。

  雖然出自Prf.Laschi之門,安平畢竟是中國人。他潛在的虛榮心、他對「三顧茅廬」之恩德的顧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後實質上的不得志,都決定了他的欣然受命。喬木接著的作法也是頗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島去度蜜月(此時正值他鰥居10年之後的第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採訪寫完,上任的事以後再說。」喬木親切囑咐。

  他去了,並在海濱寫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鈞的信,稱經「各民主黨派公推」,請他出任光報總編。他於是也一本正經地復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這「公推」顯然不過走走形式而已——中國八大民主黨派近40年歷史,類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這次,應該說,「策劃」與「走」的雙方,都沒有絲毫惡意,雖然這已成的局面並不是人人都滿意的——這點,儲安平當時就有了察覺:

  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並不歡迎我作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過去太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

  讀者在這裡可將儲與胡、章二人的親疏作一個比較。遺憾的是,在後來的鬥爭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章羅聯盟骨幹分子」。

  1957年初,按照喬木「聯絡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從他後來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鑄成。

  當時,文匯報奉中宣部之命復刊已近半年,那場著名的關於電影的爭論,正鬧得火熱。當時,宣傳工作會議雖然還未召開,「雙百」的提法已經傳下來。徐鑄成很興奮,但也有不少疑慮。兩名小同鄉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覆切磋這8個字的含義。此時正主持著一張報的徐鑄成處處顯得比較保守,而即將接手另一份大報的儲則「冒」得多了。他不同意「爭鳴」只限於學術界,覺得應該擴展到政治領域,鼓勵大家多講話。他斷言:「百家爭鳴是全面的,電影討論只是一個局部。如果電影都不能談,還談什麼百家爭鳴?」

  讀者在前面已經知道儲安平辦觀察的勁頭,對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說定覺毫不足奇。有趣的是直到30年後,在1986年一次軟科學的閉幕式上,當一位開明的中共高級幹部將此觀點再度明確提出時,與會群眾竟欣喜若狂,於是引出鄭重的否定與又一次的再否定,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當時,儲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傳開,原光華同學決定聚會作東請他。據趙家璧回憶:晚飯約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這位老學友才匆匆趕到。坐定之後,沒吃幾樣菜,就被一部小車接走了——其紅火與煞有介事至此。

  幾乎與此同時,在1957年那乍暖還寒的季節,毛澤東為說服黨內接受「雙百」的「親蒞巡說」,也正在緊張運行中……

  先是在9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而且開宗明義就談到今天誰都不大敢碰的「言論自由」: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得讓人家講話。我可以批評他,他也可以批評我,這就是言論自由。有人間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如果馬克思主義被批評得倒,也該倒,證明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接著和文藝界人士談話。當時有一種風氣,一篇文章的好壞,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頭」對這篇東西的態度。在那次會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對陳其通等四小「左」的態度。毛澤東的反應乾脆利落:

  說我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說是要放的麼!

  當時顯得最為開明的康生立刻為這句話作註:「這是他們對『雙百』政策有懷疑。陳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適合他們的胃口。」

  在與新聞出版界談過話之後,又會見高等院校校長,開場第一句話即為:馬列主義從來就是主張百家爭鳴的。

  這位巡說人接著去了天津,這次是對黨員幹部:

  對百家爭鳴沒有信心,對百花齊放怕放出毒來。我看完全不是這樣。若採取壓服的辦法,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一樣不可以批評的,只要誰願意批評。什麼人怕批評呢?就是蔣介石那樣的黨,蔣介石那樣的法西斯主義。

  三天之後,老人家又到了上海。這裡有他的好學生柯慶施。而且下面這番話,就是在柯慶施主持的會上講的:

  同知識分子問題、科學藝術問題有密切的聯繫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的問題。關於這個方針,我們還需要在黨內作許多宣傳解釋工作。有些同志覺得這個方針太危險了。百花齊放,放出些鬼來怎麼辦?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民主黨派有什麼資格和我們長期共存?還是短期共存吧!」「我監督你,我還用你監督呀?你民主黨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這些意見都是反對我主張收。中央認為主張收的意見是不對的。……不但在純粹的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應該讓他們自由說話。

  接下去到了南京,會見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的黨員幹部。此時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變成了一個遊說先生,一路來到處講一點話。」

  沒有誰能否認,在這一連串的會晤中,毛澤東雄才大略、博聞強記、風趣幽默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至於與會的大多數,如果不看他們畢恭畢敬的迎送,不聽他們當時報以的掌聲,僅從他們四個月之後的作為來反觀,當時多半只有跟著傻聽傻樂的份。

  與這輕鬆融洽的氣氛相對照,對人民日報的批評顯得分外嚴厲。除了上文所引「死人辦報」外,還有:

  宣傳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宣傳會議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裡有鬼。鬼在什麼地方?……省委書記會上為什麼聽錯了?這叫「各取所需」。最近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中央開了很多會議,你們參加了,不寫,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如果繼續這樣,你們就不必來開會了,誰寫文章叫誰來參加會。

  在這一陣緊似一陣的批評中,毛澤東提到了光明日報:

  對當前政治情況的討論,光明日報連發了幾篇,都是當前重要的政治情況(如「為放而拿」),這些情況編輯部應該討論。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徐鑄成朝見毛澤東時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開頭所說的那次會見。這次沒有儲安平,但常芝青與鄧拓都在場,顯得特別受冷落。那次會見,徐鑄成遲到了。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聽到康生的介紹,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你們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烏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別的報紙。」

  當時徐鑄成正被上海市委「反擊」得心灰意冷,聽到主席的這番讚賞,「我心中翻起熱流,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這時康生宣佈,有什麼問題要主席回答的,請提出來。

  徐鑄成趕緊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結:「宣傳雙百,心中無數,抓緊一點還是松一點,該怎樣掌握,請主席指示。」

  讀者此刻應該注意的是,毛澤東曾經考慮到「鳴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鑄成此時根本沒有觸及,更不必說提出諸如民眾對權力機關的監督與批評等等了。他只是向黨中央主席請教,如何更好地宣傳中共的方針。

  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只講了一番片面性的問題。在說到魯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後,突然說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較少。」那時姚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的一名幹事,在座的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但這位小姚不但被特別指定到北京參加會議,還受到這樣的當眾稱讚,足見毛澤東要培養自己得心應手的理論家的心願在那時就埋下了。歷史已經證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後來的每個關鍵時刻,都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徐捨不得放過機會,仍舊追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說的不對慢慢再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他在這裡並不敢強調嚴正的批評(如馬寅初的「人口說」)對黨對國之寶貴,只問說錯了能不能不壓,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領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徐依舊不放心,舉出因電影討論而遭圍攻的實例,追問:「請問主席,這時我們應該怎麼應付?」

  徐鑄成不愧老資格報人。他的這個問題之足夠咄咄逼人,不在語氣,而在回答者無法用含混的語言大而化之。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問住,他在幾乎不能迴避的時候還是避開了:

  「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批評及反批評的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叫辯證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對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鑄成還能說什麼呢?他於是點頭稱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預告了共產黨的整風:「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毛澤東下面的一番話很難不令人感動。他誠懇地交底,說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談話,本來在心裡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說說的必要。」他承認共產黨的拿手好戲是打仗、專政,「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研都是這樣,現在是外行領導內行。」他並且囑咐:「開會的時候,就是要黨內黨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這不可能不給人以黨內黨外不分彼此親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澤東落下了他這場偉大的戰略佈署中最後的也是最濃重的一筆。

  那是「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親自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大家幫助黨整風。他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向自然宣戰。」他還著重號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衛生等部門的官僚主義,並責成專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專門開會徵求意見。

  這次時間地點選得可謂匠心獨具:春天已經到了,第二天就要過節,伴著巨大的紅燈籠,被告知以「階級鬥爭結束」:想來也只有在這樣的氣氛中,毛主席才會親切地使用這樣的字眼——這字眼後來傳到我們主人公耳中,又從他口裡說出來,成了十惡不赦、萬劫不復的罪行: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五·一」節之後,再未見毛澤東出來。用今天的眼光看,頗似臨戰前短暫的寂靜。

  ※※※※※

  1957年4月1日,儲安平正式上任。完成這一形式的,正是對他「不好拒絕」的章伯鈞。請看他自己的回憶: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報,到了報社,各部主任都在歡迎我們。章伯鈞說:「我把儲安平同志帶來了,他是一個作家,增加了光明日報很大的力量。」停了兩三分鐘,他又和別人閒聊了幾句,坐了五六分鐘,他就先走了。

  接著當然是新任總編致辭。儲安平此時拋卻了1946年辦《觀察》時的作派,不再強調自由、民主、進步、理性。他開場的一番話至今光明日報的老職工都記得:

  「我到這裡來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台。」他們還記得,在後來的編輯部大會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以後若是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

  他開始上班了。那時,共產黨支部在光明日報的活動是地下的,組織生活總是在下班後進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組織生活在報社內完全公開。4月9日,儲安平回娘家一般地參加了民盟支部的組織生活,還發表了講話:

  4月1日來時,心情很平靜而從容。和大家相處如家人感覺。為什麼?是否胸有成竹?是否有大政方針?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卻什麼也沒有。只準備和大家商量。受黨的教育要表現在行動中,並需以誠意待人,向人學習。

  在講了對這張即將接手的報紙的印象之後,他又說了一番其實不該在這種場合說的話,後來都成了揪住他打個不停的辮子。不能說他對這種「受命於非常時刻」之凶險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但對凶險將來自何處顯然估計錯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無困難,這是規律。民主黨派多,一定要挨罵。我們要估計到這些困難,做得盡力,罵也不怕。辦報就在風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實,風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氣。

  接著,他開始一一拜望各民主黨派的宣傳部長和大學裡的著名教授。前者屬於例行公務,如民進的馮賓符,農工的嚴信民,民盟的羅隆基、薩空了,民革的王崑崙等等。後者當然都是一些聲氣相通者,包括數十年舊遊:袁翰青、金克木、楊人楩、費孝通、錢偉長、彭子岡、王恆守等等。這些人後來當然也一個不漏地同時被激發起來,又同時遭到反擊。就在這前後,他開始與編輯部的同人交談——在不到三周的時間內,他「見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個別談的」。雖然這在後來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倆,企圖從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這個環節上來拉攏、收買青年,篡奪黨的領導,為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準備著後備力量」,不過,這種幹勁,在光報創始至今的十多位總編輯中是絕無僅有的——當然,這也有說道,「反革命熱情高漲」云云。漢語的遣詞與思維邏輯到了這個份上,真該是「無聲勝有聲」了。

  當時,常芝青還未撤出,作為原任,儲安平對他起碼在表面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長章伯鈞匯報工作,就是在與常及總編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並取得一致意見之後。但此時他一定感到當初勇氣十足的單槍匹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這感覺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產黨這種宏大的氣勢面前,他的班子有點力不從心,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也是他後來最大的罪狀之一——「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黨)鼓勵大家鳴放,而光明日報在鳴放的報道上落在後面,」費孝通當時是這樣描述他的:「很起勁,把光明日報看成他辦的企業」。

  他開始拉人。首先盯住的當然是大公報,他就商於常芝青,能否在保證光明日報領導層有4名共產黨員的前提下,請王芸生在這要緊的時刻幫一把。然後是親自出動拉人,為光報拉有學問、有能力、有影響,還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與費孝通——他這時肯定已經完全忘掉費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復刊的《觀察》上發的那一串既無學問也無色彩,而且自己決不會將其選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給人看的人。他向他們交待政策——「政策」是儲安平之流說了算的麼?這實在滑稽,也實在堪憐——拉稿,責備費先生不該把《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那樣的好稿給了人民而不給光明。他計劃給費專辟一個專欄,甚至要將費調到光明日報社,已到問費一個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報缺乏筆政人才,羅隆基向他推薦陳新桂,說這是民盟總部幹部中理論水平比較高的一位。儲進一步打問此人為人作風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羅隆基說:「這一點要說清楚,陳這個人很直爽,有話就當面說,不顧別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這種特色(或稱缺點)儲安平絕對不在乎的,但章伯鈞不同意,只得作罷。後來事態發展證明,陳新桂確是一名幹才。他的言論與態度,僅從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僅次於章乃器。反擊時那些常用的詞對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給他套上一頂無可無不可的帽子「荒謬絕倫」。

  他還曾與章伯鈞多次權衡,能不能在社委會之下設個常委會,要麼多設幾名副社長?他還想成立社委會的顧問團和編輯部顧問組……儘管時刻想著「分寸」,想著各種勢力的協調——這實在夠累人的,而我們中國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這上面了——他的急切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簡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說,幸運的是),他的這些想頭,沒有一個兌現,包括他帶著幾乎孩童般的快樂執意要發表的錢偉長夫人與周培源夫人推薦來的一篇小品文《公開徵求拼音專家,請將左文譯成拼音文字》[3]。儲安平直到辭職的時候,還是單槍匹馬一人。

  5月7日,在向章社長作了全面匯報的基礎上,他第一次在編輯部全體大會上公開他的改進報紙工作的幾點意見。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式下要更進一步把光明日報辦成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報紙。

  怎麼辦?他提出雙軌。一方面團結、組織和聯繫全社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黨派成員的意見和要求。他認為,「光明日報應該成為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要創造條件主動組織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進行監督」。佈置要聞部的工作時,他要求他們多「搞人民生活(物價等)問題的報道,要主動去發掘,體現政治監督,代表普通百姓講話」。或許是在與高級編輯人員談心時,他曾發表過「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矛盾,那就是報紙要登,黨和政府不許登」一類評述。可以認為有所指,也可以認為是一般議論,到後來都被原封揭發出來,令與會者個個義憤填膺。

  對他的辦報方針的批判是嚴厲的,已沒有絲毫可回護的餘地:全盤否定黨的領導下的成就,懷著重大陰謀,實踐一套完整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辦報路線。至於雙軌,那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他要搞的當然是單軌,是脫離了社會主義軌道的另一條軌道。

  應該說,儲安平提出的種種方針,不會是他信口開河,老實講也沒有多麼了不起的獨創性,其內核,主要來自中共中央統戰部在4月裡召開的第七次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李維漢明確提出,「貫徹『放』的方針,鼓勵黨外人士唱對台戲」——後來這一精神衍化為讓光明日報與人民日報唱對台戲。李維漢做人一生唯謹,很難想像這種字眼會由他首創。遍查文獻,終於找到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過,這種嚴肅又戲諺的話,還是出自毛澤東。但李維漢的態度是明朗而堅決的,他堅信「對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一個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黨派在憲法賦與的權利義務範圍之內,享有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僅是黨的政策要求,而且是憲法賦與的權利。」而且,作為一種信條——如果不說是策略的話——從理論上講,他也並沒有改過口。不僅在1957年4月間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憶錄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為漢語的無比豐富以及多義性,上面的一段話,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的。

  接手光報,儲安平最拿不出辦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論;對此,他曾向各民主黨派宣傳部門徹底交底:

  就現在情況來看寫社論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光明日報過去的社論,一種是數條,四平八穩;再一種是說共產黨的好話,歌功頌德。批評監督的社論沒有,要寫批評監督的社論,必須社務委員會支持。光明日報的婆婆多,八個民主黨派是八個婆婆,民主黨派有幾百個中央委員,是幾百個婆婆,一個婆婆一個看法,就很困難。因此,必須社委會授權。在沒有授權之前,只能用個人名義寫這方面的文章。

  此外,對於始自延安新華日報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憚其迂的「問題寫作」,也成了他「改進」的目標之一。對於報紙通過「搞問題」而指導工作,他並不是不知道,但他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已有所不同。特別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後,鼓勵大家獨立思考,對報紙指導工作的要求已經減少了。」他對報紙的理解是:「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對於重大問題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他的底氣似乎太足了點:「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著!」

  那麼,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認為「(共產)黨是我的後台」了呢?應該說並不是。筆者甚至傾向於認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誰的言行不認為「黨是我的後台」吠比如讀者諸君正在讀著的這篇文章的寫作與發表,就是「黨是後台」的直接結果。問題黨不是一個人;就算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總有不止一篇白紙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儲安平太相信黨對他作為一個囫圇個的、有思維與創造能力的活人來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記有人或許還會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師傅,還有他在國民黨裡的私人朋友。以此來對儲安平的智力水準下判斷是不公正的。他太著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許並不是這樣,他其實已經把所有的一切都考慮進去了。但他答應下來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顧不得那許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報的短短70天中,這種情緒也沒打算隱瞞,幾乎所有的人都記得他說的那番頗帶了一點感情的話:

  光明日報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辦,這句話說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麼樣,看看我到什麼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進。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風浪,擔一擔斤兩。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

  共產黨向全社會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風,是在5月1日,即毛澤東天安門城樓座談會的第二天。也正是從這一天起,被偉大領袖和中共的誠意所感動,覺得再沉默就太大大對不起黨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包括他們之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開始正式鳴放。

  頭幾天,大家不怎麼想動;或者說,還不知該怎麼動;要是對中華文明的路數比較熟悉,就知道,這是大伙正不約而同地按照中國的老例,先看看再說。真正著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為對幫助黨整風負有重責的人,如儲安平、欽本立等。為發動鳴放,或者換句話說,為了「把報紙引向資產階級方向」,他們真是煞費苦心。儲安平「最惡毒的」九大城市座談會的主意,就是在這絕境中逼出來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開始召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開座談會,各部門、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檔次遞降地依樣召開,請大家幫助黨整風。一開始;當然還是啟發,鼓勵;漸漸地,有人發言了;漸漸地,發言愈加尖銳起來;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則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雖然後來儲安平遭到眾口一詞的指斥,說什麼「惡毒」他登什麼。這實在有點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論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達這一原則。某些重要的反駁意見,如馬寅初認為「高小吠應該設黨委,沒有黨委書記我這個校長沒辦法做」這類言論,他都照登。

  今天的讀者大約只知1957年有右派卻不大知道他們怎麼個「右」法。擇其要而述之:

  1.黨委治校抑或校委會(教授)治校(黃藥眠); 
  2.共產黨內的宗派主義作風(章乃器); 
  3.民主黨派參加協商應有名有實(羅隆基);
  4.文教界共產黨員負責人不稱職[4](陳銘樞); 
  5.共產黨以黨代政,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黃紹竑);黨政不分,中央是根(楊玉清) 
  6.共產黨員的特權思想(李伯球);黨員特權造成黨與非黨之間的牆與溝(龍雲、張雲川); 
  7.人民代表大會與政協制度需要改造(葉篤義); 
  8.三大主義(官僚、教條、宗派)限制新聞自由(張友鸞);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質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與自由(章伯鈞); 
  10.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應是政治設計院(章伯鈞——這話最初是毛澤東講的); 
  11.群眾鳴放得越徹底,黨的威信就越高,把鳴放重點放到基層去(王造時); 
  12.成立平反委員會(羅隆基——他作此語的出發點是懷疑現有的黨政機構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學學生); 
  14.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套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榮子正); 
  15.我們對當前經濟科學的意見。這是陳振漢等六位經濟學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認真討論之後準備上呈的,事後對他們進行的概括性批判為:「會上六人都發表了意見,污蔑當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教條主義、國家經濟工作中有很大的缺點錯誤卻不准公開討論。企圖用資產階級觀點來指導國家的經濟建設,說政府應該吸取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來制定政策,制定經濟政策時應請經濟學家參加設計,政策制定後應公開討論監督。」(陳振漢、徐毓楠等) 
  16.共產黨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群眾不敢信任共產黨,因為他們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若你們再不爭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路,總有那麼一天了。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大家也不會賣國(葛佩琦——這就是後來被概括的「要殺共產黨」的那段話的原版);
  17.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定息不是剝削。(章乃器); 
  18.黨天下: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儲安平); 
  ……

  儲安平的這個發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統戰部座談會閉幕的前夕了。儲安平自己交待: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我31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儘管儲安平是一個風頭很健的人,筆者依舊傾向於相信他確實直到5月31日還不想到會上去說話——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無話可說。但當一頂頂高帽送到頭上,一聲聲懇摯的要求送進耳廓,他讓步了。而他一旦決定講,就想博個滿堂彩。用後來章伯鈞的評價,就是「現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說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車、幹部、房子之類,能談大問題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會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讀的發言稿,這稿還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並特別注有「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稿」,「希用原題、原文勿刪」字樣的一份交報館直接發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現了。會上即博得一片喝彩,會下更盛傳不衰。大家都記得馬寅初當時即用手拍著椅背,連稱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見報的同時,中央台全文廣播。他以少有的親切對孩子們說,「來,聽聽,這是爸爸昨天在會上的發言。」他不知道的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那篇給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已發下半個月,此時正是文中早已點明的「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

  頂點在哪兒呢?至今未見任何權威性的文獻加以說明。若將隨後批判的火力的強弱,及對人頭處理的寬嚴作參考,高潮應是那個與治蝗蟲的農藥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即6位教授在6月6日應章伯鈞之邀緊急聚會,討論鳴放形勢。對照他們當時所懷有的悃誠,和後來對他們的解釋,只能說,「足令歷史帶淚看」。章伯鈞先介紹學校的局面,請大家研究民盟在運動中應該如何工作。費孝通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情緒激烈,情況十分嚴重。老師若去給學生領頭,事情就鬧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倫認為形勢一觸即發,共產黨大意不得。錢偉長特別指出學生在到處找領袖,期望著教授們站出來說話……他們決定這時候一定得出來,不能讓共產黨進退不得,要幫助真正繼承了列寧衣缽的「毛公」,要幫助共產黨穩住局面。

  此時,距《人民日報》那篇晴空驚雷般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的發表只有2天……他們怎麼會料到,毛澤東對「六六六」的理解竟是這樣: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李維漢去世前的一段回憶,或許可以部分解釋這一局面形成的過程: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發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

  在這場較量中,很值得共產黨驕傲的,是那段幾乎每個中國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語錄——「陽謀」;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

  這確是事實。毛澤東的警告在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

  但怎麼解釋4月30日天安門城樓上的座談會呢?怎麼解釋那幾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的談笑呢?從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個月,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或者不過什麼觸動,使他一下子暴躁起來,而釀成這半個世紀都未必緩得過勁來的悲劇呢?

  李維漢這樣回憶在5月10日前後「向主席匯報」的情景:

  ……及至聽到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

  怎麼估計羅隆基這幾句話對毛澤東的傷害也不過分。這傷害不僅僅在於諸如誰打天下、誰坐天下,交椅怎麼擺等等要命的問題,而在於它是一個舊傷疤,傷害一直可以追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候[5]。更不可以忽略的是,這傷害也不是一人一時所能加予的,張國燾、羅章龍、王明、張聞天,也許還有別的人,總之,一批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沒準都讓他十分不舒服過,特別在他們還沒領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時候。當然,當他們在他的智慧下活動的時候,他可以稱讚,甚至尊重他們;要是想反,他就要讓他們看看,究竟誰「大」,誰「小」;誰真有學問,誰「書讀得越多越蠢」。對這批衣冠楚楚,滿口洋文,愛洗澡、愛吃藥的秀才們隨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來,拎起來再打下去,可以說是偉大領袖終生樂此不疲的遊戲。

  5月上、中旬,相當一批親隨已經窺知了毛澤東的意圖。黨內文章一下達,高級幹部們心裡都有了數。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於是東施效顰,也殘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級知識分子」來。比如人民日報依舊在發社論:《繼續爭鳴,結合整風》;如不但統戰部的座談會仍舊開,新聞界等在16日之前還新召開了會議;如幾次三番催促儲安平之流發言;甚至擔心右派品種不齊,有意製造一些。請看李維漢的回憶: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了北京的吳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

  但當時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幹確實有意保護一批人,究竟是有組織的佈置,還只是出於他們個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學界盛傳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身邊的大秘書,「文化革命」剛剛開始就自殺了——特別著急,急得火燒火燎。一再提醒他30年代就認識相知的老友曾彥修,讓他快快閉嘴,不過曾彥修對此予以否認。他清楚記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過激鳴放」把他嚇壞了,比如「到人事科搶檔案」、「到天安門示威」等等。他覺得沒有辦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於田家英,問能不能把他從這裡調開。田的回答是:「你膽子太小了,要放手發動群眾,根本還沒有發動起來嘛!」他又去找當時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長陳克寒,陳也說:「沒發動起來!真有什麼事也沒什麼不得了,怕什麼?!」曾彥修記得很清楚,這時確實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彥修認為,或許大家把田家英類似傳說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頭上,那次是對張聞天;時間是在2年之後的廬山會議上。那次,田家英與胡喬木苦苦勸說張聞天不要發言,張還是發了,從容而坦蕩。當然,這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柯慶施此時心情可能相當複雜。他特別關照文匯報,凡是北京方面來的給人戴帽子的稿,都要事先與他通氣。那位老黃牛一般只知幹活、不善言詞的文匯老人嚴寶禮的名字就是北京點了而由柯慶施勾掉的。這一義舉,並不表明柯慶施對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與作用有什麼與毛澤東不同的見解;如果非說有,也只在用語方面有了一點突破。他獨到的評價是:中國知識分子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自我檢查,還常常會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

  李維漢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談會開始於五月中旬,這時,中央要反右的方針在我腦子裡已經清楚了。當時鬍子嬰從西北視察回來,在會上講了上海一批工廠搬遷西北,辦得不好。黃炎培從外地考察回來,也講了一篇類似的話。我看到如果讓他這樣講下去,將來要劃為右派不好辦,就宣佈休息,請孫起孟去做黃炎培的工作,保護了他。

  不會有人出來保護儲安平的。《這是為什麼》中的一句話:——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下,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已經規定了他此後無可更改的被批鬥的地位。社論發表的當天下午一時半,儲安平辭去光明日報總編輯職務。這時候,他那「經民主黨派一致推舉」的可愛形象已不復存在。史良當天即就「黨天下」稿向她認為應負有責任的章伯鈞興師問罪。章伯鈞此時對儲安平的瞭解顯然比兩個月前勉強接受他的時候多了一點。他的回答是:

  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6]來,盧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才有定評。

  接著,6月9日,儲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問到「打算如何就『黨天下』問題寫檢討」的時候,儲的回答是:「可以寫,檢討自己對『知無不言』是有界限的這一點認識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說了。」袁說,如果這樣,你還是別檢討了。

  11月,人民日報點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動向」。費孝通去看儲。此時,本文男主人公的「心氣兒」似乎還很足。費孝通回憶:

  談到「黨天下」的發言,他拿出一疊信來,說許多人支持他的發言,表示頗有群眾,並談及要一個民主黨派的副主席才能當光明日報的總編輯。

  要他再當總編輯,就得選他當副主席。這次不是真心要辭職。

  筆者接觸到這份文獻時,很是吃了一驚。直到那時,儲安平引以為恨的,不是別的,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黨派,不能把已經開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還不知道,這股「氣兒」,無論出於無知,還是信念,或是別的什麼,總之,只要你是活在那個時候中國的這塊土地上的,就得給你洩洩。

  6月上旬以後,所有儲安平與之沾邊的機構,開始或分別,或聯合對他進行批判: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報支部(6月11日),接著是社務委員會(6月15日),然後是民革和民盟的聯合大會,再後是九三的常委會(6月21日)。

  7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專門聲討右派分子。儲安平此時已不能不「向人民投降」,並以此為題作了一個4000字的發言。用今天的標準看,雖不十分誠懇,把自己罵得確是夠慘的了。而且這檢討是他主動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特別看重他自己的人民代表資格。但在別的會上——或者說在別的氣氛或情緒下——就不是如此了。據他的同人對他的描述:

  ……不顧會上許多同志揭發的大量事實,儲安平的發言都是捧著一份過去他在別的會上交待時準備好的書面材料,照本宣讀,且只談光明日報的具體業務,避免回答政治問題。

  這時還是夏天,到了冬天,作為收尾,九三學社與光明日報聯合舉行了千人批判大會。那次,專門請了中央黨校馬列主義水平高的孫定國同志作重點發言。在孫的發言面前,「儲安平理屈詞窮,不得不向人民低頭認罪。」

  讀者或許有興趣知道一下「章羅同盟」。它屬於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儲安平被說成是該盟重要成員。據千家駒回憶:

  毛澤東認為「右派」的猖狂進攻,以中國民主同盟與農工民主黨表現最為惡劣,「其源蓋出於章(伯鈞)羅(隆基)聯盟」雲。「章羅聯盟」這個毛澤東欽定的罪案,其實完全是一場冤案,真可以說是千古奇冤!章伯鈞與羅隆基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們兩人都很熟,與章伯鈞的來往尤為密切。凡是對民盟內部歷史稍有所知的人,誰都知道章羅兩人在民盟內部極不相能,互相水火。

  反右鬥爭以知識分子為重點,羅隆基是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劃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於章伯鈞,他自命為「左派」,在整風初期,他沒有發表什麼實質性的言論,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為了要使章伯鈞上鉤,特地多開了幾次政協座談會,一定要章伯鈞發言,章伯鈞就拋出了「政治設計院」的謬論。這一下就被抓住辮子。「章羅聯盟」的名詞是毛澤東定的,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要取而代之!

  這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決定中,體現了「重證據、重調查研究」這一科學精神,只因「真理標準討論」那時尚未真正滲進這一領域,故言語之間不免還有「凡是」味道:

  「章羅同盟」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在向黨瘋狂進攻中是互相響應的,都是企圖在我國建立資本主義國家。但沒有發現二人在組織上共同策劃、進行陰謀活動的事實。

  反右鬥爭的最強音是毛澤東本人發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他……作了《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報告……

  ……這一百天,時間有很大變化。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覺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當大的提高。 
  ……

  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

  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後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

  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

  ……

  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樑上君子」。

  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

  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後也是要受整的。

  從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裡「七上八下」的知識分子們,包括後來被劃的與未被劃的,總之在前一段有翹尾巴之嫌者,開始努力表現,以實際行動求自保。筆者在這裡已不忍心摘錄所有這些學者、教授、名流們橫七豎八的相互揭發、質問、攻訐……像在一片巨大的、四周圍滿了觀眾的沼澤中,他們踩別人的時候,對自己的上升都懷著一絲希望,殊不知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一同沉沒。他們的表現沒能爭得站在堅實地面上的人一援手,只給自己留下永遠不可告人的悔恨。

  這是一個屍橫遍野的戰場。中國的文化人在這裡寫下他們最悲慘也是最恥辱的一頁。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譯,即「靈魂」。耆那教名詞。分受物質束縛的和不受物質束縛的(即解脫的)兩種。受物質束縛的「命」,又區分為動的和靜的兩種。前者存在於動物、人等有生命體中,後者存在於地、水、火、風等無生命體中。

  ——《宗教詞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隻身踏步,踱到廠橋棉花胡同。那天天氣很好,胡同裡也打掃得乾乾淨淨。

  他緩步走著,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幾乎悄沒聲兒的腳步。自從1953年與毛澤東當眾發生激烈爭執以來,這位對人生抱著熾熱而又冷峻態度的哲人,整日價以「學習」為業,他畫卯的地方乾脆就叫:學習委員會」。

  他是去看儲安平的。他們二人曾為同道——鼓吹已成陳跡的第三條道路;他曾冷眼看這小伙子瀟灑地周旋於政界與學界之中,也見過他如何正在興頭上被兜頭潑上一瓢冷水。如今他又去看他,這幾乎小他20歲的昔日聞人已匿跡很久了。

  他來到甲12號門旁,敲門,無人應。再敲,依舊無人應。如是者四。換了任何一個人,此時都會轉身走掉了,不巧訪者恰是不達目的不肯輕易放棄努力的梁先生,於是又這麼週而復始地敲了下去。

  門終於開了。高大、清瘦、幾乎面無血色的儲安平出現在門口爾到20多年的老友,他沒有一絲熱烈的表示,只說了一句:「不想見人,叫門是從來不應的。」

  客人被讓進一個不算寬敞的獨院,三間正屋、兩間廂房。令這位老北京驚訝不止的是,牆邊拴著一隻羊。

  家中靜悄悄的,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書和字典攤在桌子上,不見報紙,不見雜誌,只有一幀他自己年輕時候的照片,孤零零掛在牆上。他們坐下來,東拉西扯,可惜梁先生在1987年回答筆者的追問的時候,具體內容都不大想得起來了,只記得儲安平最後送給他一套完整的《觀察》:

  「再也沒有湊得這麼齊的一套了。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後的一套。」儲說。

  當時,梁漱溟只感到某種「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書、萌生出一個好念頭要迫不及待地告訴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沒想到這或許是一種沉甸甸的托付;也沒深究,這閉門養羊的漢子為什麼對自己一生中僅有的那閃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戀。他收下了,想著「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門聲驚起之後,眼見這老友的珍物,與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來的全部古玩字畫,一同焚於紅衛兵點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許就在那個、或者和那個同樣躁動的深夜,儲安平正擠上一路又一路公共汽車——或許他沒有乘車,而是一路踩著新從樹上飄下的落葉——來到京西青龍橋邊。那發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運河),正在兩堤的夾擁中汩汩淌過。

  ※※※※※

  九三學社。坐落在西四頒賞胡同,門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還有人走出走進,「西糾」(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學習當年老八路,號上了他們的房子。這裡現在是西糾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轟走了,只留下幾個人值班。

  十一時,電話鈴突然響起。留守的李義拿起聽筒,對方是頤和園派出所:

  「有個儲安平,是你們九三的吧?」

  「是,怎麼回事?」

  「打算自殺哪。現在人在我們這兒,快來領回去吧!」

  當時機關正有一部車。請示了西糾之後,在一名小將的監督下,忙驅車趕往發事地。在派出所設備簡單的小屋裡,李義看見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頭坐著,上下透濕,腳邊汪了一窪水。

  「在橋頭轉悠半天了,我們一直盯著他。這不,剛跳下去,就救上來了。」民警說著,口氣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齊胸……夠冷的,快回去吧:」

  李義幾乎認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剝光了示眾一般,流貫在這位前總編輯全身的,是一種絕望的畏葸與沮喪。這怎麼能是人稱「小大英」[7]的儲安平呢?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這副樣子呀!

  作為「大」右派,九三給了儲安平盡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費,沒有懲罰性勞動,也沒有點卯般的例行訓斥。當然,他要求工作,要求過不止一次。每每聽到又有給右派摘帽的文件下發時,也曾打探過自己被摘的可能性[8]。雖然次次都遭到拒絕,但卻從未失去過外表的平靜。在這期間,孫承沛曾出面聯繫商務印書館,問能不能拿些書稿請儲安平校。商務欣然應允,雙方合作很融洽。儲安平得到報酬後,鄭重地交到九三總部。他認為,他已經從機關領到生活費,這筆錢不可再收[9]。但他很少笑,李義甚至想不出微笑著的儲安平是一副什麼樣子。他給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種尊嚴,哪怕讓人覺得疏遠。至於北京話所謂的「心氣兒」,李義不認為這前途並不樂觀的著名右派已經沒了,因為在1961年紀念七一的時候,儲居然還冒出了這麼一句:「四十週年紀念灰溜溜的,共產黨沒把國家搞好。」

  「上車吧!」李義說。路上,儲安平一句話也沒有講,即使當車子開進城,李義歎著氣說:「你這是幹什麼呀?不該想不開嘛!」的時候,紅衛兵小將也一路向他宣傳黨的政策:「每個人都在大風大浪中經受考驗,黨會給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學社已是11:00。院角廚房邊上有間小南屋,平日沒人,燒鍋爐的有時住住,紅衛兵們沒看上,那時正空著。

  「就先在這兒住下吧。」李義說。

  這時管事的一位女性副處長也來了。對於此人,別人說起她來不怎麼叫名字,而是稱某某的夫人,我們在這裡權且稱她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幹部到儲家去給他取衣服。那人去了,一進門,滿滿一院子紅衛兵,屋裡屋外抄得亂七八糟。

  「你們這麼些人在這兒幹什麼?」那幹部問。當時能以這樣的口氣向小將作這種內容的提問,俗稱「吃了豹子膽」。

  「我們在等儲安平,他現在在哪兒?」

  「在我們機關,他自殺了……」

  「死啦?!」

  「沒有,跳下去了。水太淺……」

  小將們一陣大笑。笑畢問明他的身份和來意即幫著找襯衣內褲,還有大衣。把他送出門,為首的一個問:「我們還等他嗎?」

  「這我可不知道。誰讓你們來的問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門,把衣物遞進去。「謝謝。」儲安平說。這是那夜他說的唯一一句話。

  他們不知道,儲安平其實死過,短暫的死,如果我們把大腦的思維活動的中止稱作「死」的話。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術而被「施用悶藥」。就在他的思維即將終止,亦即「死」即將來臨的時候,他曾有過十分清晰的感受,並且立即用文字記錄下來,希望「能夠成為醫學心理學家或普通心理學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絕不會想到,40年後,後人會反覆推敲他這篇即興紀實,以對他的「失蹤」給出一個論斷:

  ……大約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時,我便開始感覺到一點一點「黑」起來。這情景很難描寫……我的感覺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彷彿走入了非洲的一個大森林(實際上我並無走入非洲森林的經驗,此處亦是一種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經在新聞片中看到過納粹罪犯被施絞刑的情形。在這時,這個記憶驟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種聯想作用。無論是從我的思想或是從我的過去而言,我原無將我自己和那些納粹要犯聯想到一起的可能。這個聯想的發生,雖然是由於我看過那張新聞片的關係,而形成這個聯想的中心則為「權力」一事。無論在當時或者現在事後的分析,這種聯想顯然並不牽涉到任何道德上的問題,或者政治上的成敗的問題(政治上的成敗本是相對的)。這個聯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說,那批曾經赫赫一時有大權力的人物,這時竟毫無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於他人掌中,而將在頃刻之間結束其生命。我們平時,憑這支千鈞之筆,發揮我們的理想,陳述我們的抱負,替一切受難的人們呼籲,抨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掃蕩各式各類的人渣,保持有一個雖然飄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堅硬卻勝過鋼鐵的意志,而在這時,整個的生命(包括寄托在這個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權威、品格),都操之於他人,一切聽人擺佈,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將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機會,心裡充分感覺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種情形下,亦不能自已地發出一種對於人生的輕微的感傷!

  從這裡看出,儲安平對於死的最大的恐懼是在不受物質束縛(即解脫的)那部分。他幾乎壓根沒想到喉管折裂、頸動脈阻斷,沒想到斷氣前可怖的痙攣與抽搐。他對死的恐懼在於精神與意志尚存,而居然無所寄附。那麼,當即使生命依舊存在卻無可寄附的時候,這生命還可貴麼?這死還可懼麼?

  在我當時的心理上,一方面佔據著由於有如上述有關「權力」一端而進發出來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時聯想到一切被迫即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而迸發一種深沉的同情。我所謂「一切被迫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所指範圍權廣,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見解不同而被處死刑的那些人們。罪犯罪犯,原都由於現代社會的罪惡;而由於政治上的鬥爭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開或不公開的處死,更是人類社會裡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當他們從囚房提到刑場,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時,沒有人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究為如何,而他們自己顯然也不再獲有機會向他人報告他當時的心理。無論電刑、絞刑,或執行槍決,行刑的本身雖只是一剎那之時,而自囚房至刑場這一段,總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像的路程。當我被悶藥的藥性一秒鐘一秒鐘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時,我深深體會到那些不幸的人們的內心的悲哀。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不是留戀他們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們竟活生生的被人強制結束他們的生命。無論他們是否熱淚盈眶,他們的悲哀終是一種綿綿無盡期的悲哀。

  在1966年,當他一步步向青龍橋走去的時候,感受肯定已與此時不同。他或許已經不認為「哀莫大於心死」,而是「哀莫大於心不死」了。

  我說我當時有一種「輕微的感傷」,這感傷是屬於人性的感傷!……一切引起聯想的,都是一種屬於人性的聯想,而非利害的聯想。最明顯的就是關於我的孩子。我是一個離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愛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識禮,年齡雖小而已表現一種善於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則天資穎慧,聰明玲瓏,具有一種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觸便會喜歡他的魔力。我非常愛他們。可是這個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

  有關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項,在當時曾經佔據過我的心靈,就是關於國家的前途。我當時曾經確切的感到,萬一我此去一悶不醒,最後使我不能「瞑目」的,實莫過於今日我們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軌道一點。因之我在事後感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憂國之士,我認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間年老壽終者,實不失為一種人生大福。因為那時抗戰終獲勝利,政協亦慶成功,而為日後發生的種種糾紛與悲觀,尚未顯露。在那時死去,可謂心情寧靜,無所遺憾。到現在,假如我們竟然因病身故,實有死不瞑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時不過一介報人。到了1966年,不但連這小小報人也已不是,還背負著即使心靈足夠粗礪,也不可能不時時感到的恥辱。這他在1957年就當眾招認過:「當全國對我進行嚴厲的批判、我開始看到我自己錯誤的時候,我內心感到無比沉痛,感到無地自容。每天郵差同志送報紙信件到我門口,我自己都沒有臉到門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醫生的時候,我都不敢講我姓儲,深恐醫生懷疑我就是那個右派分子儲安平。」這抽緊的心可以說一刻也沒有舒緩過。那麼,到底是什麼支持著,又讓他活了將近10年卻在最後一刻終於支持不住了呢?我們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對國家前途尚存的期望,和由於預感到這人類大悲劇的即將來臨而生的絕望。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講,還有自1947年以來就有的對「受物質束縛的命」之終結的坦然:

  我終於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我的知覺了,就像一個小孩在哼著山歌時忽然睡了一樣。

  但他失敗了,當青龍橋民警行使公務,將他從水中拽出的時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到「永久的安寧」,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還想到了什麼?有沒有類似張東蓀教授在監獄裡自盡前用雙手拉住套在頸上的繩子一類的行為——並非智力活動的結果而只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他又被扯回人間,當他在九三學社小南屋溫暖乾燥的角落裡蜷起來的時候,是不是實際上已向「生物習性」讓步?

  第二天,他交了檢討書(自殺經過及對這一錯誤的認識),向紅衛兵和九三值班人員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這裡」,並要求把一批銀行存單交社機關保管。

  前邊已經說過,儲安平在銀錢上是十分精細、精確,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兩任妻子都沒有管過他的錢,他的兒子因為不願開口向他要零用錢(以免受辱),十幾里路步行上學,以省下車錢買些少年人渴望的雜物;而在高中畢業以後,為盡早經濟獨立,大學也不肯考——這又傷了他的心,儲安平的兒子居然不念大學!

  不知他當時準備交到社裡的錢是個什麼數,這對他是很重要的,因為可能包括《觀察》解散時,流落到國境以外的股東們的股金(董事會決定交他保管),還有國家收購他一所大房子(現阜內魯迅博物館)的報酬。他曾去找過他的次子,請他保管,這個被深深傷害過的孩子一口拒絕了。至於A夫人,當然不會接受,就算她有這份俠義心腸或說對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願擔這種責任:想留在這裡,把機關和紅衛兵司令部當作避風港麼……

  她如實向統戰部匯報了。當時在那裡主管工作的,想來既不是李維漢,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復是明確而堅決的:「儲安平,大右派,保護起來,不合適。放到社會上經受鍛煉。」A夫人將這一決定向儲安平作了口頭傳達。

  如果在這前後發生的另一個細節不是這樣而是別樣,我們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寫:儲安平的小兒子剛剛來過,他給父親送來了簡單的行李。儘管苦苦的哀求轉達了,這名年輕的音樂學院鋼琴系(而非作曲系,因為父親的政治問題)教師還是拒絕見他。

  這最後的打擊是沉重的。或者換句話說,他此時已經受不住哪怕輕微的一擊——特別是來自他最愛的人。

  他不能怪他們,他的妻和四個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對他們的愛是放在對自己的鍾愛之下的,並且包含了太多的訓導與功利——正常的男子不會這樣作丈夫與父親。

  這裡當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屆夫人,雖然他與她的戀愛曾鬧得沸沸揚揚,以至引出那麼多社會譏評與長者干預。但她既然是為他的名聲與地位而來,自然會隨著他名聲地位的喪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長子。他幾乎沒有扶養過他。這個沒有受足教育就參加了志願軍的少年,得到的贈言是:「初中文化,參軍最合適。沒本事,就保衛祖國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報與父親斷絕了關係,比章伯鈞的兒子還要早。

  他的女兒是愛他的。這個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儲家最進步、最不帶任何批判地熱愛新中國的一個,但在父親的問題上,她的表現最「右」,就是不貼大字報、不在會上表態,清隊的時候堅決拒絕發言。出事的前兩天,她還打發丈夫把新培育出的無子西瓜給父親送去……可惜儲安平是個重男輕女的典型,對新生的女嬰,他居然說過「弄死得了」一類的話。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經很遠很遠了……

  他把行李卷捲好,面對著一張張寫滿了懺悔及懇請組織保護的認罪書,坐在那裡發呆。

  A夫人的聲音傳了進來,「轟出去,一定得把他轟出去!」說得又清脆又利索,他聽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夾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陽光明媚。他跨過那扇曾經那麼意氣風發地進進出出的小門(他曾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還曾任機關報《社訊》的主編),朝那滿是黃軍裝、紅袖標與銅扣寬皮帶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當兒,A夫人即用電話把她自己的這一讓階級敵人到大風大浪中去經受考驗的革命行動通知了不知什麼人。

  接著,發生了我們在本文最前邊描述過的那一幕。也就是說,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後……

  抄他家的有兩類人,分屬北京4中、91中,可能還有別的什麼中或小。第一類是政治性掃蕩:這傢伙可是紅太陽親自點了名的階級敵人;第二類顯然比較看重經濟問題,他們從另一個敵人,家住地安門的郭牧師處發現他存在他那裡的存單,他們或許是這樣想的:好傢伙,自己手裡還不知攥著多少呢!

  他的失蹤幾天之後才被發現。報上去,報上去,先是「文革」領導小組的暴怒:「出逃!查!」接著周恩來知道了。由若干名軍人組成了一個調查組,整整找了近2年。雖然作了死亡結論,雖然銀行也已同意親屬出示證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為,「查無人、死無屍!」也許……也許有一天……他還頂著右派帽子哪!

  他們有許許多多話要告訴他,他們想讓他知道他離去後的一切:工人對解放軍的大規模武鬥、英雄紀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們似乎更應該向他祝賀,他走得好,走得乾淨,走得是時候。伴著他離去的,雖然沒有眼淚,沒有哀樂,也沒有反覆推敲過的悼詞,可他是挺著腰板,站著走的。他走的時候是個人,而不是一塊招人疼、招人愛,卻是想怎揉就怎麼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釗到香港。在那裡,他讀到一首感懷詩,那是一名老報人寫的,講他自己1957年的一場夢。在這夢境裡,宜興出生的一名報人蹈海而亡,章士釗慨道:鑄成殆將不免矣!

  但徐鑄成活著,到今沉靜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們忘了,儲安平也是宜興人,他也主編過報紙——70天。

  或許,這飄泊無所的靈魂為潮白河所拒,卻為大海容納了?

  願他安息。

  1988.10

  (選自《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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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




  戴晴 

  編者註:本文略有刪節,特此致歉。

  一百年了,中國有了多少變化?一百年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做了什麼?

  (一)

  二十世紀不屬於中國人。曾驕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範的中國人,在這一百年間,遭受的是無盡的磨難與屈辱。那癥結不在外部,不在於它的統治者最常說的「帝國主義強權的覬覦與欺壓」。過錯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識分子的見識與作為,又是癥結中之癥結。

  中國近代化的發端,主導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製造精良的大船,其遠航的目的不是貿易,而是「遠播皇威」,可見意念的悖晦。中國近代化(包括現代化)發端於睜開眼睛看世界。這看的結果是比。其實「比」本是中國皇帝的日常功課,否則也不會有那本最著名的大書《資治通鑒》。但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統治者不得不開始了另一種比:不再就自己的國力、武力和政治經濟制度與數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縱的比較,而是與船堅炮利、繁榮富庶的外部西方國家橫著比。

  比的結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進增補(洋務派);不料性急的「新黨」(當時最激進的知識分子)等不得這一努力的成果順序引發出自我變革的社會因素(實際上已經開始)即匆匆上陣,推行通盤政治改制。這就是上世紀末的文式維新(康有為變法)和本世紀初的武式建國(辛亥革命)。然而,就在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現代社會的種子的時候,更焦躁的「革命黨」(新一波激進知識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條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馬列主義」,一而再地以武力爭奪霸權,建立起以「民國」和「共和國」為包裝的專制統治——與兩千年前專制的中央帝國相比較,實貌離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識與學位的知識分子紛紛入仕,黨治在中國覆蓋了二十世紀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灣另議)。

  (二)

  畢竟,與武裝奪權、武力維持的政治過程相並行,有人更多地著眼於社會而非僅僅權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氣息的知識分子,一直努力從底層著手,辦實業、辦學校、辦報紙、建社團,力圖在中國創造新的環境、新的觀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為中國的現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兩個偶然的因素,扭轉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識分子本來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異族」統治;二是二戰期間的異族(日本)入侵。於是,對異族的爭權和抵抗,變成了中國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著社會改造工作的知識分子,或在戰爭與匱乏中失去繼續工作的條件,或主動放下手頭「不急」的專業,為「驅逐靼虜」、「收復失地」而投身輔佐政治強人——不惜違背自己關於自由、人權、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中國戰亂不斷;下半葉,「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它以標榜「解放」開始(「解放全中國」;「解放軍」等),而貫穿始終的,卻是如中世紀般對人性、人權和人的創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與扼殺。由於當政的黨(甚至其領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軍隊和警察、控制了國家的資源和對外聯繫渠道,控制了教育和傳媒,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做「黨和國家」的工具與喉舌,已經沒有第二條路。這情況,在70年代末的改革之後,稍有改進。其改進的程度與執政的共產黨將原先絕對獨攬的社會資源和嚴格控制下的公民權利返還給社會的程度相當。

  (三)

  1984年的「十一」,就在20世紀快要進入它的尾聲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遊行隊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橫幅「小平您好」,讚揚這名專權改革者所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績:農民耕種土地的自主權的部分恢復,撤除階級成分劃下的政治歧視和壓迫,為政治運動受難者恢復名譽等。鼓勵他在此基礎上再往前走,真正實踐最初對社會許諾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過去。我們今天已經看到的是,在毛式社會主義中國的底子上,鄧作為繼承人,似乎什麼都能改,甚至「姓資姓社」都無所謂,惟獨「不能有(思想與言論的)自由」,這人類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黨內人士享受了片刻的1978年的「議論自由」之後,鄧的決定是:對他所設計的改革,只「摸著石頭過河」,無論其理論、方法、步驟,還是對變動著社會成分,一律「不討論」。儘管如此,對社會有限的權利返還,還是給了民間(包括知識分子)一絲生機。然而,這類不夠成熟的社會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強硬的當權者和激進的革命者手中斷送。籍著對1989年社會抗議行動的鎮壓,十年間艱難地成長起來的現代中國不可或缺的現代社會萌芽,特別是獨立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發言的陣地,遭到全面清剿。兩年之後,這名以開闢中國的新時代自命的獨裁者,在其衰朽之年親自南下,希圖挽救他親手設計的「經濟改革一花獨放」的改革大業,卻為中國的現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難於克服的障礙。權力化的資本和市場毒化了中國現代社會可能的生長點。就在外國資本與集權政治聯手,將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妖嬈商家婦的時候,她的結局,似乎不出兩類:經濟上去了,社會法西斯化;經濟上不去,社會動亂。當然還有一個與世紀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國際干預與共管。

  (四)

  於是,人們會問,對本民族的現代化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知識分子,究竟幹什麼去了。

  「讀書好學」本是中國傳統;一百年來,愛國的、願為祖國繁榮出錢出力的中國知識人更是遍佈世界。但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無論有多少軍隊、多少高科技和先進武器,甚至有多麼高的GNP和外匯存底,如果生活在這土地上的人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沒有權利對現存社會進行嚴正批評,沒有一批以意志獨立與言論尊嚴作為自己終身職志的理想家,以及獨立於強權(黨和政府)的法律對他們的保護,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就只能是獨裁者手中的玩物:先進的武器、金錢盟友、輝煌的(同時也是災難性的)大工程、和隨手揀起來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國的知識人,恰如有著諸般顯赫名頭的伏爾肯(Vulcan)們,依舊只是黨的工具。

  中國有句老話,「百無一用是書生」。它萌於軍事強權左右社會的中古時代,並再度為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所處的地位所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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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下的堅韌與頑強




  戴晴 

  他走了,這位有著堅貞的理想和非凡的記憶力的世紀老人,這位在巨石之下頑強存活,從而標揚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靜靜地歸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親——那裡有他貞淑的妻、嬌憨的兒子,和他傾心相與的老友;那裡不再有強權與傾扎,和隨之而來的冷落、誣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時最繁茂年華的牢獄。

  生於1900年的鄭超麟先生經歷了王朝的衰亡,經歷了共和與共產理想的萌生、奮揚與鼎盛——只是這鼎盛已不屬於他:不論是安享論資排輩的權勢與榮華,還是鑄就並維持著它的基本理念與風格。他絕不俯就,也絕不氣餒,只靜靜地活著、靜靜地審視,然後靜靜地、心平氣和地述說。不負於他的老友的是,他終於等到了一個又一個年代,在這些個年代裡,過去所有的爭辯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為他是贏家,大贏家:他沒有錯;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認過錯,即使在常人絕對難於忍受的磨難與難於抵禦的誘惑面前。

  最大的遺憾是,他沒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萬字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沒有發表過)。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後幾個小時到達上海,他最初奮戰與最後蟄居其間的大都。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他、更為後世所有不願再迷惘於冠冕堂皇的謊言中的人編就的。繁華火暴、大紫大紅的出版界不認這部書,正如繁華火暴、大紫大紅的世界不留意這株頑強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這部書裡,有一篇寫到他青年時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親。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們在國民黨牢獄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我看見了傅大慶。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經被共產黨開除了。我因托派活動罪被國民黨逮捕,關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決。我住在「人字間」,這條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進來一個犯人,是從廣州押來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見了,嚇了一跳,原來是傅大慶。他看著走來走去的犯人,一個都不認識,忽然看到了我,馬上走近我,悄悄地說:他有事情要報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經不是共產黨員。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訴他:我是托派。我答應了他,他就說給我聽。 原來,他是在印度加爾各答辦英文報紙,報館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國,要押到南京受審。他在廣州看守所中遇見胡志明,胡請他設法通知中共中央營救他,傅大慶要我將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義不容辭,尤其因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麼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龍華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夠傳達消息。但哪一個政治犯是支部負責人呢?在「人字間」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認識二個人:陳為人,關向應。我考慮結果,認為三條弄裡的總負責人是陳為人。我直接找他,我說:剛才解來的犯人名傅大慶,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話要報告中央,我現在要告訴你。陳為人立即嚴肅起來,不說一句話,聽我說下去。我把傅大慶的話一字不漏地說給他聽。他咬緊牙關聽我說完,仍舊不說一名話。我明白,我的目的達到了。

   在談到這最後一次見面時,鄭伯伯告訴我一個他沒有寫進文章的「題外的細節」:

  1970年代末,在他獲釋後翻檢檔案資料時,發現一個文件,確切地說是一份報告,當時獄中的黨組織向獄外領導的報告。他們報告說:「關政委的身份已經暴露,估計是監獄內的托派所為。」不知這份報告與胡志明那份哪個在先,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機密會不慎被當事人在幾十年後讀到。當然,後來由於發現了關向應一案的叛賣者另有其人,才未見殘忍的懲罰,比方說像當年對付顧順章一家那樣,落到他們這些被認為「比公開的敵人還要險惡的」前同志的頭上。

   聽到這裡,我不禁黯然神傷。同樣身處獄中、面臨處決危險的父親和鄭伯伯,不但不去顧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沒有顧及「前同志」由黨性包裹著的戒心與提防,以及這戒心與提防後面的殺機。他們一心做所謂黨員該做的事:搭救「領導者」。其所為,恐怕與長征時用擔架抬著紅軍要人和他們的太太、而完全不顧自己餓死累死的戰士沒什麼兩樣——當然鄭伯伯、我的父親、還有那些戰士們在當時都不知道他們拚死保護的要人們後來的所為,以及他們的「後世同志們」今天的貪婪與腐敗。

   鄭伯伯去了。沒有黨旗覆蓋,沒有大人物蒞臨。然而,正因為有了他這樣的無產階級戰士,世人才能從早期理想者的胸懷、而非今日官員的大話與奢靡中,窺見共產主義的光輝;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卻了無生趣是正宗中共黨史,有了一絲生動可信。‥

  

  199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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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還是歸順?——從《上海寶貝》看殖民地性格




  戴晴 

  《上海寶貝》給炒得沸沸揚揚已經有些日子了,連總書記都從旁幫了一把。罵的多,誇獎的也不少。罵就不去說它了,譽者則多持「對主體文化背叛」論。

  一聲「上海寶貝」打動不了我這樣的糟糠老朽。但老雖老,只要有熱鬧就忍不住湊上去看個究竟的惡習,還是逼得我把它從網上「載」下(捨不得家中的書架空間,也捨不得花去那份茶錢),拉雜讀了一通。讀畢不禁啞然失笑——不是笑著者,人家足夠真誠,廁所裡的事都合盤托出了;也不是笑奉命「嗅黃」之打手,只看那吆喝著虛晃一陣的架勢,就知道「孰個親、孰個疏、孰個乖、孰個乍毛」,人家當局心裡明鏡兒一般。我笑的是那批經綸滿腹的論者。「主體文化」,您以為今天什麼年代?連小孩子都知道「長大了要當老闆」,只有政府裡那幫白吃(納稅人錢糧)才滿天價叫「四個堅持」——奔錢找樂子,這才是今日中國之主體。對此主體,寶貝們實在是趨奉得淋漓盡致。遺憾的是,著者的筆觸只在「樂子」上濃抹淡描,卻略去了至關重要的「奔」,而與讀者,包括絕無資格踏上寶貝們美麗新世界的勞苦大眾,切切相關的,恰是這「奔」的方式。從這點看,著者對自己順應主體的描摹,又是很機巧、很懂得逡避的。

  上海是十九世紀中期首批在槍口下闢為商阜的城鎮之一。乾隆年間洋人禮貌前來要求平等交流的局面已然不再。從踏上外灘第一步,洋人在上海就天然高出一頭,包括他們帶來的全套硬、軟件:洋樓、洋行、洋裝、洋噱頭、洋式消遣,以及讓非租界人艷羨的富庶與安全,當然還有推動了中國近、現代化的洋規矩和洋式思維。所有這全套的「洋」都要有當地人檔次不等的服務(和後來的介入、獨立執掌),上海人無以逃遁地浸潤在這仰視、平視、俯視;馴順、利用、欺詐的複雜環境中。一茬又一茬頑強地出現在上海土地上的錚錚硬漢可見史載,但不可否認地,一百五十年過去,當人口在這繁華旖旎大都從數萬增長到上千萬時,那精明乖巧、趨利避害、小天地裡得享樂盡享樂的殖民地性格,在並非全面殖民地的上海,已從勉為其難變為順應、變為習慣、變為性情、變為遺傳基因。

  「寶貝」們如今的表現,並不具什麼新意。如果說1950年代以來共產黨的又拘又壓、外加送頂高帽之後的盤剝,讓上海性格或收斂、或轉型了一陣子,一旦這「新形態殖民」(好八連不是洋人,但人家有槍,代表的是優你一頭的無產階級)放開手,老租界醉生夢死情調剎那間油然煥發。不同的是,和三、四十年代比,洋人不再是從前的洋人,洋派也已不再是原先的洋派。今日上海寶貝不再穿著長袍跳華爾茲,在人家洋人已經有了亨利。米勒、有了麥當娜的年月,趨洋壯膽也另具形態——恣睢與不知恥的「上海寶貝」應運而生。著者幾度宣稱她對亨利·米勒的心儀,卻忽略了這名反叛的放蕩大師與他們致命區別:米勒藐視名牌和以名牌控制世界的資本。上海寶貝對種類東西不僅孜孜以求更須時時炫耀,露出了殖民地版放蕩的馬腳。

  殖民地與非殖民地民眾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前者清楚知道自己不是這方土地的主人,知道自己在重大的公眾事務上沒責任,也沒有置嘴的權利。不錯,開明的殖民者會賞給治下順民一些日常生活的富足安定,但崇辱生死的大事自有人替你拿主意,您就乖乖地(或漠漠然地)活著吧。對自由、平等、權利等等,得西方文明之先的殖民地順民怎麼會沒有感覺?但活躍在他們思維裡的,只能是那根游動著的、不至激怒主人、不可逾越的線。他們是以數代累積的體驗來把握自己的。殖民地人在襁褓裡就須學會對強權不招惹——先是父親,然後是幼稚園老師、班主任、管片民警、書記主任(近年來是老闆),以及所有具象與抽像權勢者。他們幾乎失去了享受寬廣領域裡精神生活的願望,只習慣在逼仄的空間玩細膩玩恣意——具體到當代寶貝們,就是在共產黨讓出來的空間裡擺出似是而非的洋派頭。

  這幸福中的苦澀「寶貝」們自己並非全然懵無所知。譬如她無意間甩出的對一個女人裝束的評議:「她的童花頭……咖啡色的眼影……酒紅色的唇膏……精緻剪裁的亮色衣裙……海外的生活風氣鼓勵她們這樣隆重地修飾自我以彌補華人種族向來被主流社會輕視的邊緣地位」——真是一筆就點出了上海(還有香港)如此看重衣裝的「內裡虛」。就我閱讀所及,寧可餓死也不肯住進租界的人是有的。兩位,他們是陳寅恪與黃炎培。

  昨天看新聞,見成都一些「經營性」酒吧,顧客多為未成年人,而以14歲左右的少女為多。看著那三三兩兩圍坐桌邊吞雲吐霧的瘦小身軀,不由得歎了口氣:都做著夢吶,盼著哪天走來一個有大套房和海外匯款美少年,或是有鼓囊囊的錢包的帥洋人(「傢伙」大得嚇人之美妙她們可能還不懂)把她帶走……難怪《上海寶貝》在這個城市加印(或盜印)數十萬冊。




國共紛爭(上)



                           戴晴(作者惠寄)

   

  ◎寫在前面

  將來獲准公佈的史料一定會證明,台灣的總統李登輝在他任期的後兩年,在非
常脆弱、極須所有中國人悉心呵護的兩岸政局裡,處心積慮地做了什麼。作為局外
觀察者,我們只感到,在1999年,本來有著很令人鼓舞前景的兩岸關係走向,怎麼
突然顯得有點蹊蹺、也有點似曾相識——與那過去並不太久(1920-1966)的兩黨
間的合合分分與恩恩怨怨。正是在這樣的疑惑中,冒昧提筆為一家電台寫下一系列
有關這段歷史的故事,供與我有著同樣的疑惑與擔憂的同胞對照、思索。筆者記者
出身,雖然有過書寫「歷史紀實」的經歷,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準確可靠,但那敘
事的方式卻是夾敘夾議「話說」式的。也就是說,在這從頭至尾覆蓋約半個世紀的
敘述中,雖然沒有主觀虛構,但也沒有如學術文章般博引旁證、孤證存疑和出處注
釋。

  之所以斗膽將中國現代化路途上這最重要的一段以說故事的辦法匆匆講來,主
要因為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對我從小接受的灌輸發生極為巨大的衝擊——那套我們在
膩煩透頂的同時,也無處不懷著疑慮的灌輸。當零星出現的文章終於使那積年疑慮
一點點豁然開朗時,那醒悟的快樂真是無以言喻。接著忍不住想做的,就是與同為
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邊的朋友轉述,然後,電台的聽眾。

  故事是興致勃勃地講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來「商榷」、批判是一定
的。在這裡可以懇切奉告的是,無論有多少麻煩,那史實,我敢說不會有太大出入。
當然這都是對大量沒有時間翻閱學者專著和原始材料,只隨便聽聽而得出一個粗略
概念的聽眾而言。願意在這一領地扎扎實實作點文章的人,這裡的「話說」只能算
術開個頭,有意進一步研究的讀者可讀楊天石、楊奎松、高華、林孟熹等專門家的
文章。而筆者的「話說」,也正是讀他們和大批別的親歷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結果。
說對了,謝謝他們卓有成效的勞動;說的不對的地方,屬於筆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
失。

  讓我們共同借了然「史實」而獲得「史識」,從而對如今政客們的表演多幾分
「冷眼」,以撫慰無緒與無助的「焦心」。


  ◎◎國共紛爭的往事


  在20世紀,國民黨與共產黨,作為中國這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兩股主導
政治勢力,你死我活地或對罵、或對打、或暗中較勁,整整斗了七十多年——佔了
這漫長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紀就要過去,兩大勢力依舊積不相能。如果僅就意識形態分歧打打嘴仗
也就罷了,但兩邊都在給外國軍火販子大送其錢,購買無疑正是針對對方的殺傷力
極大的武器。

  因為斗的時間太長了,中國人幾乎已經忘記問一問,這「國共」是誰呀?憑什
麼我交稅供他們鬥來鬥去?他們怎麼鬥和鬥成什麼結果,和我有什麼關聯?他們或
打或和,我有沒有權利過問和怎麼過問?

  國共並非生來就是死對頭。在推翻軍閥專制、重建民主共和國,即所謂「反帝
反封建」的鬥爭中,還曾是並肩戰鬥、不分彼此的兄弟。就兩黨的終極目標而言,
似乎也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的現代化、造福中國民眾之類。無庸諱言,「共產主義」
作為一種理念,近十年來已經遭到相當多的人的擯棄,但「中共」不但是中國土地
上的一個客觀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來,隨著「同志」二字在社會上越來越「
背時」,很多本屬於它的命根子的東西,如階級與階級鬥爭;禁絕私有財產與資本;
不准雇工「剝削」等,也已經快要成為歷史遺跡。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共還有什麼
好鬥的呢?或者換句話說,還有什麼談不攏的呢?

  現在國共新的一輪會談又已經開始:平平和和地開了場,正緩緩地向縱深和高
潮推進。在「非我族類」的老外、或相當一批不諳世故的年輕一代看來,他們又碰
杯又聽戲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與F—16都不是買到家裡供著好看的。

  十幾年前,當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第一次到大陸採訪時,海峽兩邊的同行相
互間諄諄告誡的,是「萬不可使兩岸民眾的平安幸福,變成政客爭鬥的籌碼」——
更況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時,永遠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國人來調停的中
國也失去了大國的威儀與底蘊。不必說年年有貧民與災民等待國際救援,就說數十
萬有幸到世界各處走走住住的幸運兒,還有誰拿得出不說漢唐、哪怕明代中國人面
對「蠻夷」時那樣的尊嚴、那樣的氣概?

  在未來的世紀裡,中國的這兩大勢力——它們目前還對平民百姓的生存禍福起
著主導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勢態,甩脫沉重歷史包袱,不再以政
治孝子自居,岌岌於「繼承毛主席或蔣總統的遺志」之類,開拓出一個具有新思路、
新視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並不僅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
的事。

  明瞭「國共」究竟怎麼回事,明瞭他們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爭鬥的原委,明瞭這
爭鬥裡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無謂的可避免與可調和的糾紛;以及,在哪些
關鍵時刻,由於什麼樣的失誤,使中國人喪失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又在哪些歷史關
頭,發生了什麼樣的力量上、甚至情緒上的失衡,使得本來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
轉直下又落到令國人百姓膽戰心驚、萬念俱灰的境地……。

  國共紛爭的故事已經過了好幾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
日發黃的案卷,聽聽當年密藏著不可對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後兩黨會談的或喜眉笑
眼地握手、或立目橫眉對罵裡,早已將政客們的行止瞭然於胸聽眾朋友會說,瞧瞧,
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樣麼?□


  01毛澤東的自由觀


  據報載,毛澤東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國〈新聞週刊〉列為本世紀具
有最大影響的兩名中國人。這實在非常有趣。因為,如果不問所謂「豐功偉績」,
只就內心所崇奉的政治與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權等等而言,這兩位所代
表的,恰成兩端——以強權剝奪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或者,為保有內心的尊嚴與自
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澤東對中國的大影響,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國
人會承認——當然不會是「大救星」、「締造者」等等。那麼,他究竟是一個什麼
樣的人呢?某些至關重要的內心理念,一旦掌了權,會不會在具體決策上發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說,毛澤東到底是怎麼看待自由?非常幸運的是,他年輕時
和一個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對話留了下來。1921年的中國,「共產主義」並不如後
來那樣,成了寫進法令章程、並不時掛在穿著藍制服的億萬中國人嘴邊的八股。那
時候,「共產主義」還是一種紙面上的美麗述說。當時,毛澤東有一個好朋友,即
與他聯手創辦「新民學會」的蕭瑜。毛勸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並通過革命
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蕭瑜當時對俄國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間於是有了一場
爭辯——

  蕭認為,革命如一輛兩個輪子的車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輪子,車子就會倒下並
且寸步難移。這兩個輪子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蕭瑜說他「反對資本主義,並且完
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產主義的統治,這輛車就失去自由之
輪」;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毛認為靠「提倡自由而達成理想」無非癡人說夢,他說,
即使只有一隻輪子,只要有足夠的力,照樣能使革命的車子向前:「這種維持一個
輪子的力,正是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這種力量,這就意味
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實力就是不斷地保持這種力量。」蕭不同意這種
說法,認為最應珍惜的,是「經過幾百年的鬥爭流血,中國人所獲得的一定程度的
自由」。他認為「如此辛勤得來的寶貝東西,必須加以悉心守衛。」毛反駁他說,
「實行共產主義,並不是說人民就沒有自由啦。」但蕭當時好像就預見到了1949年
之後的「毛澤東時代」,他說:「自由有好多種。人類所嚮往的自由與豬所享受的
自由全然不同。豬也有自由,只限於豬欄之內,直到被宰殺。共產主義國家所給予
人民的自由,只是豬的自由。」毛當即舉出「法」這一利器。他爭辯說:「群眾必
須受法律控制,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必須自我犧牲以
成全國家利益。」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他不過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時候,「法」在
他的心目中,並不是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約,已經定型為「上而治人者」
的「籠頭與鞭子」。蕭瑜反對他的這一見解,雖然他那時不可能預見到「解放戰爭」
、大躍進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據原理,對沒有限制的權力作出了解釋:「國家的權
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個人只是蒼蠅或螞蟻。如果國家命令某些人去
殺死國內的另一些人,他們必須照辦。如果國家要人民吃少一點,人民就必須吃少
點。如果國家要人民死,就死。與國家相比,個人就根本不成為東西。」毛認為國
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爭辯說,「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行一種新民主。」蕭當
時不可能想像出這「新民主」就是後來毛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
制」,他只好以俄國為例:「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來說,與其說是新民主,不如說是
新極權更為恰當!今天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比中國歷代最暴虐的皇帝還不如。」
毛爭辯道:「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問題,而是身為領袖者是否有魄力的問題。」接
著抒發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領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可能推行他們的計劃。
領袖的權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計劃實現。為了改革國家,有一些人必須犧牲。」我
們現在已經知道,他後來確實就是這麼作的,不必說政治對手和底層百姓,就連他
的戰友們,也一個個給犧牲掉了。蕭說:「我不同意犧牲某一部分人以幫助另一部
分人的原則。更不同意犧牲每一個人以使未來的世代獲得一種虛無飄渺的遠景。」
毛反駁說:「如果我們斤斤計較這些小事情,社會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會實現的!
 」蕭說:「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進入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心滿意足了。」具有
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則說:「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
希望明天就達到目的。」

  三十年之後,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但給中國百姓帶來的又是什麼呢?


  02老漁洋裡2號——從根上就不正


  論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澤東、張國燾、陳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開的那次
「全國一大」作為共產黨的初創。似乎是,一批先進的、覺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
定出綱領章程,選出了自己的總書記。

  要真是這樣倒好了。

  中國這株千年老樹不是抽不出枝椏,但自由、人權、民主等絢爛之花,起碼自
那時以來,不過是從外邊摘下,擺在那裡或讚歎不已、或評頭品足的。1921年的中
共「一大」,應該說,聚到一起的青年,還沒有像它已經奪得全國政權、特別是改
革後的今天那樣,明著暗著、或多或少出於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
之時,中共目前最要命的問題,比如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執政黨與它治下的百姓的
關係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歲的中共,剛剛召開了它的十五大。每次會議,包括萬分緊急的「八七
會議」,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這不過是做給外人和普通黨員看的。實際上,
次次代表大會,在正式宣佈開會的那一刻,所有棘手問題早已經在下邊爭論完畢;
種種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經作出;連「即將選出」的人都已經坐在
了主席台適當的地方。比如共產黨歷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
「籌備」了好些年頭,直到毛澤東認為他有了足夠把握絕對控制一切的時候。	

  那麼「一大」是由誰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來,學者們一直在探討,清末民初以來,好好的一場思想啟蒙,也就是常
說的「五·四」運動,怎麼剛剛開了一個頭,教育普及、產業開發都還處於極其艱
難的開創階段,一個不僅紀律嚴苛、思想統一,還以階級鬥爭為號召的黨就建起來
了。這個中國千年宗法社會全套家當的承接者宣稱信奉共產主義、以馬列為師,算
是站到了當時潮頭之上。但組建共產黨究竟為什麼?若說為了中國最為迫切的均貧
富和現代化,換句話說,為促進社會安定繁榮、培育社會成員的自由精神與獨立意
志等等,考察共產黨的宗旨和後來的作為,似乎一條條都與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馳,
怎麼回事呢?

  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再往前從根子上作點探究。

  「一大」召開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說法,已經有若干個「共產主義小組」
分別在北方和南方活動,鼓動者是當時具有相當威望的學者李大釗和陳獨秀。一直
處於中央集權與儒家思想雙重桎梏下的中國究竟要什麼,李陳二位不會一無所知;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起了作用,使他們脫出了當時相當活躍的思想學術界,作出成
立中國共產黨這一偏狹激烈、卻看來「能成大事」的抉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一次不大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發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
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漁洋裡2號聚會。

  「五四」運動之後,遭到逮捕又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於1920年2月間避難上
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漁洋裡2號的公館裡。常常去那裡談天的,是當時一批思
想先潮人物,包括後來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
而後脫黨又慘遭軍閥殺害的李漢俊;正在上海編輯著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三大副刊之
一的張東蓀;還有後來在「新中國」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
為當漢奸而被處決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墳、至今仍是謎一樣的「大少爺」
沈玄盧等。這一批後來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漁洋裡,正如中國
任何時代(當然不包括中共統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不過在熱切地
討論問題:有爭論和分歧,但只限於思想和言論。

  就在這時,俄國人維金斯基夫婦到來了。

  他是拿了李大釗的介紹信去見陳獨秀的,名義是蘇聯《生活報》記者。他先是
觀察大家,而後介入討論,提出關於整合三大報(《新青年》、《星期評論》、《
時事新報》)等等設想。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只是後來回想起來才弄清楚的是:
這名蘇共黨員一直在作無形引導,並逐漸把「自己」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認為:中
國現在的新思潮,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
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遂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
第二,沒有組織。作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卻一點都沒有。這樣是絕不能
推動中國革命的。他的結論是:必須組黨,具體說,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想法一出,大家幾乎一致贊同。後來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當時很激動,
說幹就幹,立即幫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他的這一態度事後被孫中山罵了
一頓,戴只好表示以後「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贊助,現在暫時退出」。)《時事新報》
主編張東蓀是當時唯一一名堅決反對者。這位後來先是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旋而
又成階下囚的哲學家堅持認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學術研究;他反對組黨,更反對
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實行階級鬥爭。這種「消極撤火」的態度在當時的那個場合無疑
於背叛,當然沒人理他。老漁洋裡2號這一聚談場所從此讓給了堅定分子,後來干
脆轉租給共產國際遠東部——這時大家才弄清維金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攜帶著第
三國際的命令和經費,到中國來組建支部的。

  這次聚會之後,《共產黨》月刊開始秘密發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
毛澤東等摸索改造舊中國的青年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中國共產黨,從根上就不正,恐怕難於諱言吧。


  03 兩個主義


  已經離任的最後一屆港督彭定康說到亞洲危機與中國改革的關係時,有一番精
彩論述。他認為,中國如果再不進行政治改革、讓民眾有機會「透透氣」的話,經
濟改革已經很難再上一個台階。他說:「我就不信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能那麼含混
不清地並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聽到這話,我們會聯想到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片肅殺中,為
挽救他瀕危的改革,說的另外一句與肥彭的意見相反的話。他說:「只要維持經濟
增長,管它姓『資』還是姓『社』。」(後來又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
了他這兩句話,1992年之後,一片片農田被開發商「圈」起;一座座豪華大廈拔地
而起;鄧家的和別家的共產黨員們也都不失時機地富了起來……,終於到了今天—
—貧富懸殊、環境破壞、貪贓橫行、道德淪喪。它們姓「資」還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義與信仰本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與一個社區的——這是人類自
共同生存、相互影響與相互制約以來,最主要的經驗與教訓。這並存是有條件的,
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一切制度與規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與
遵守這些制度規章的人們的生活態度。於是我們知道,原來老鄧的「先富起來」和
「姓『資』姓『社』」裡邊少了東西:他的「資」是只有由社會主義權力轉化出來
的資本,而沒有監督資本發生、維持資本運作的自由與法制精神。也正是在這裡,
肥彭給出了他否定的結論。

  這又使我們想到了1924—27年間,理想與信念不同的國共兩黨的合與分——它
們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利用對方、壯大自己(這無可非
議);但在它們決定分的時候,缺乏現代社會與現代政黨意識、一味置對方於死地
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

  孫中山去世不久,一批從一開始就與共產主義積不相能、被史家稱為國民黨中
「極右派」的人,曾繼「彈劾共產黨」之後,再提出召開會議,由多數決議,將共
產黨清除出去。無論他們如何事先密謀、如何「總理屍骨未寒」就動起手來,其做
法平心而論都沒有什麼不正當;甚至可以說,雖然脫胎於同一個中國社會,卻比較
懂得,共存於世的兩黨,無論合作還是競爭,包括最後破裂,都要有規矩。可惜當
時共產黨和國際代表運用計謀,使「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詞) 會議沒有
開成——光明正大地解決紛爭遂成泡影。

  接著,戴季陶開始發表被說成是「總理去世之後跳出來從理論上反共」的文章。
戴氏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等在今天看來,固然算不上什麼著作,但他「有
話公開說」的做法是光明的。共產黨在當時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寶「打倒土豪劣
紳」論證為「三民主義」的組成部分,並為兩黨所採納,也能服人,包括令後人欽
佩——可惜未見嚴肅的、達到學術水準的討論。也可以說,以知識人為主體的共產
黨,並沒有將自己當時最擅長的理論探討發揮出來。緊接著,中山艦事件爆發。這
本來是一件算不上策劃周密的事端製造,可惜兩黨內部的主要派系,對那類「該出
手時就出手」的流氓(蔣介石)同樣敬畏,都不敢不引為同盟軍,不但裝作視而不
見,還繼續加強對他的支持來討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變成檯面上不作爭論(
理論探討),台底下倒動作起來。我們後來一直奉為瑰寶的「痞子運動」經策動,
在農村迅猛發展起來。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見有學者對澎湃、韋昌輝、???等進行
比較研究。

  回想「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歷史,共產黨究竟作了什麼,使得國民黨不但
非把它排擠出去,還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呢?從新發掘出的歷史案卷裡,我們知道,
「友好」、「合作」,甚至「服從領導」、高喊萬歲,都是權謀。中共從來沒有放
棄過列寧主義,即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在中華民族處在
最危機的1938年,被說成太右傾、太靠攏國民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王明,
心裡真實的念頭,仍舊是「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將來的國共關
系破裂,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裂,使國民黨內革命分子到我們領導下,使右派最後
滾出去。」

  看來,如果並存的、共赴大業的政治勢力領袖人物如此不具現代政黨的風範,
任何屬於權宜之計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惡分


  人們一般以為,國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識形態——在一系列政治觀念上的根本沖
突。這其實是官方史家的欽定說法。不管這一說法可以舉出多少以後的紛爭加以認
定,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1926年,在親密合作了五年之後,這兩個名聲不相上下的
激進革命黨突然反目。

  原因其實很簡單:到了1926年,國民黨已不再需要共產黨員為他打場子、做苦
工了。這個一直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黨,不但規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
還與北方強國蘇聯有了正式和穩當的政府間的聯絡。不過,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
產黨人在國民黨裡僅僅做苦工也就罷了;事實是,這批激進學生出身的理想青年,
對國民黨的介入不僅越來越深,掌管的部門也越來越多,影響與威望快要到一發而
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國民黨內的左派進一步與共產黨聯手,恐怕就沒有以軍事
領袖為頭目的蔣介石「右派」們什麼事了。

  蔣介石日本武備學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對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與
我們後來所熟知的「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那樣:製造一個事端,然後
對當事者栽贓——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有了「證據」,將共產黨排擠出
去的「整理黨務案」順理成章出台,蔣介石從此大權獨攬。蔣在國民黨內的反對派
當然不會完全同意——我們以後會看到,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隨著兩黨內
部的不同意見——作為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的一部分,他沒有對自己的「同志」讓步,
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絕,以達到同時剷除內憂與外患的目的。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堪與八九「六·四」比醜的「四·一二」屠殺:蔣介石槍口
對著的,不是對方的槍口,而是天真地幫他、信賴他、歡迎他的人(筆者在這裡想
特別強調的,此類場合的犧牲者極少政治領袖)。此時與共產黨決裂的,不過是國
民黨中的右派。左派由於痛恨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繼續與共產黨合作。小說
家茅盾對這一時期作了生動的描繪:浪漫的革命黨人——他們多半都在共產黨裡,
國民黨人反倒顯得務實和服從——前程渺茫與彷徨無依,不知該死還是該活,該愛
還是該恨。

  好在這樣的日子只延續了三個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頭目是汪精衛—
—也公開宣佈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汪精衛雖然後來以「漢奸」之名被釘牢在歷史的
恥辱柱上,但他確曾是孫中山最信賴的助手,在當時也極孚眾望。但剛剛和陳獨秀
作了「聯合宣言」,怎麼說翻臉就翻臉?此外,共產黨就那麼沒有腦子麼?給人家
幫忙就那麼死心塌地,連同伴的鮮血都不能讓他們醒悟?

  當然不是這樣。所有這些變故的根子都在兩黨(特別是共產黨的)的太上皇:
第三國際。

  共產黨的成立,來自國際命令;表面給國民黨打工,藉機發展壯大自己,也來
自國際命令;大屠殺之後,與國民黨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樣是國際的命令——當時
共產黨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連最後的幾支學生隊的槍都交出去了。為了爭取最後
一個「友好軍閥」吳佩孚的同情,在那裡當秘書的共產黨員鄧小平可是一點後來的
氣派都不敢有……但所有這些委曲求全在國際的又一個命令裡化為灰燼。7月14日,
莫斯科突然來了訓令: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右傾投降的機會主義作鬥爭,自己
成立五萬紅軍,並設立革命法庭審判反動的國民黨。更為奇特的是,這個本來對黨
內的訓令,竟糊里糊塗地交到了汪精衛手上。

  所有這些,加上左派將領唐生智、張發奎的最終掉頭而去,共產黨已經沒有別
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斷,被後世史家讚美為「歷史上光輝一頁」的「八一」南昌
起義,絕沒有那麼豪邁從容。待到兩黨都有了軍隊之後,投入150萬兵力的「中央
蘇區圍剿反圍剿」登場,終於把宋代昌盛繁華的江西,殺得半個世紀都緩不過來。
□


  05 南昌起義


  近年來,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談論毛澤東的功過。不少人持這樣的觀點:老毛
再禍國殃民,敢於和洋老闆第三國際頂一頂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戰爭;
比如後來的連珠炮般的《十評》……。這樣說未嘗不可,但忽略了一個史實:在
1927年7月底緊急時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違抗」第三國際命令的,不是
毛澤東,而是後來以威望高權勢大、卻表現得特別謙和忍讓的周恩來。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義。

  御用史家有時候也真夠可憐的:既要討好當前大權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敵和
盟友按「既定方針」塗抹;又要照顧到當時實際發生的事情,太離譜總說不過去。
「八一」南昌起義就讓他們為難了好幾十年。

  當時中共的領導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緊急時刻由國際突然「宣
布」的,共有五位: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這是自中國共產
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了以學識和膽識而居於領袖地位的「老頭子」陳獨秀。接著,
曾經嚴厲斥責「極右派蔣介石」,並且還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最後宣
布分共——中國的所謂「大革命」宣告失敗。後人或許以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嘛,
分手就分手,各自繼續努力不就得了?但我們從史料上知道,政客們並不作如是想:
三天之後,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當時國際的原則作出決定:對國民黨再不能以委
屈求容納;以當時手裡僅有的部隊,暴動。

  所謂手中僅有的堪稱正式部隊者,其實就是張發奎第四軍下邊的一個師——葉
挺師。師長葉挺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剛從北伐途中緊急調回保衛武漢。作為具有
常識的軍人,葉挺是不同意這麼幹的。剩下的所謂賀龍部隊,今天我們已經知道,
實際上是一支很難說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湊起來的雜牌軍。正是這樣的根底,
決定了賀龍對南昌暴動的態度:堅定積極地支持。他從而榮任總指揮。

  南昌暴動的領導者是領受了國際指示的共產黨,即周恩來為首領的「前敵委員
會」。它成立於7月26日,即起義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揮者已經潛入南昌、起義
總指揮部已經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
張國燾)又帶來國際命令:「不要蠻幹,停止一切行動。」三十歲的周恩來再有涵
養、再知道國際的利害,這命令也難於服從了。終於,到了8月1日,所謂「全殲國
民黨守敵,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爆發。

  後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詞語再輝煌;後世御用藝術家對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
(我們都記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軍衣、臂系紅布條的青年軍人圍著馬燈策劃的
油畫);後來發展起來的百萬大軍再為自己的這「第一槍」而驕傲,都無法掩蓋以
流血的方式來解決意識形態紛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事實上,對生命的無視立刻就
開始了:南昌起義軍一路南行,戰士和下級指揮官幾乎犧牲殆盡,高級指揮官活了
下來的四處逃遁,最後,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同時發動的幾個暴動的殘存人馬,
以當時盤踞在井岡山的山大王為依靠,鐵下心來以武裝割據的辦法求得政治上的發
展。

  從此,曾經是親密革命戰友的國共雙方,成了各自「鋼槍在手」的夙敵。中國
也開始了史家所稱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雙方動用的兵力是
150萬,到了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有了飛機和大炮的情況下,雙
方動員了800萬兵力。如今海峽兩岸已經各自有了導彈、原子彈乃至中子彈,我們
平民百姓所面對的究竟是死傷無算並徒遭外人恥笑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還
是高水準的、以國計民生為前提的「第三次國共和談」呢?□


  06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又要到了。據說目前軍營裡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則有一支長
唱不衰的「主打」歌,開頭的一句就是「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當年
所有的人都跟著唱,包括筆者本人,卻沒有人想到問一問,井岡山時期打的旗子上,
有「八一」字樣麼?「八一」與井岡山究竟什麼關係?文革時候的紅衛兵為什麼打
出「滅八一、樹井岡」的口號,最終沒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麼?

  槍桿子是共產黨的命——這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命題。但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有
文字記載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處巴黎的蔡和森寫來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澤
東都主張並身體力行漸進的社會改革;抗戰勝利前夕,這位有了百萬正規武裝的革
命領袖仍公開宣稱,共產黨希望通過對掌權的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來改造社會——
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謊話,因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確曾打算先
幫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至於收拾資產階級,那是以後的事——至於「以後」到什麼
年月,倒是從來沒有說清過(已經知道的事實是,50年代把正牌資產階級收拾了一
陣之後,90年代正忙著從共黨權力圈子中分櫱出土造資產階級來。)但在槍桿子上,
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和湖南學生毛澤東一開始是玩不過上
海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的,何況還有共產國際為了蘇聯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身為政黨而拿起槍,本不合現代社會規矩。但是在只有武力才有發言權的近代
中國,共產黨被逼到了「我不殺你一準被你殺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
—這就是幾乎已經叨念爛了的1927年「八一起義」的故事。從那時起(其實用不著
從那時,中國自有民國幾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一直攪成一團,從沒有
分清楚過,只看1949年開國時,「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們怎麼一攬子全進了中央
人民政府。毛澤東先是拿到軍權,然後才是黨權和他頂不在行的行政權——而那命
根子軍權,1935年之後就沒有放過。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鄧小平「退休」了好幾次,
最後遲遲讓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軍委主席。總之,正如眼下國人所說的:「什麼
時候黨指揮過槍?從來都是槍指揮黨——而後是指揮國家」。今日江澤民班子破天
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軍人(也沒有軍人出身的和與軍隊有著深厚淵源的人),
不知這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繼承了宗法社會全部觀念,且民族危難頻乃的近代中國,軍人,
從本質上看,那大致的兩類還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職業軍人和暴動領袖。前者如蔡
鍔、葉挺、劉伯承;後者如張作霖、高崗、王震。職業軍人最基本的條件是現代軍
校出身,絕無終生干政的愛好;後者則尊奉中國數千年來天經地義的「老子打天下
坐天下」模式。

  熟讀《資治通鑒》的毛澤東,玩弄起僚臣來,可謂游刃有餘。與當年廉坡藺相
如故事如出一輒,50年代初,高崗口口聲聲「咱們老紅軍受壓」,對劉、周、鄧一
幫讀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毛不念陝北收留的舊恩,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迎頭
給他一棒。但讀書人,特別動不動就強調民主、法制與現代化的同志們,對毛澤東
骨子裡以共產為名義而行的集權統治而言,其實是比高崗輩危險得多的敵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批評「暴君」,一息自由民主
氣息從鐵幕後透出。多年追附驥尾的中共該怎麼辦?不說幾十年來事事仰承鼻息,
那「暴君」模式,也帶著全部中國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現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個
自己就「修」起來了!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以蘇為鑒」,把延安整風時候的文件
再拿出來學習——後來發展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傾」。對政權
的強大支柱軍隊呢?是絕不觸動,還是藉機修理一番?

  作為標準的職業軍人,劉伯承1949年以來,雖然名義上也有黨內的位置,但他
顯然沒有干政野心,一心想做的,還是軍隊建設。具體說,就是軍隊的專業化與現
代化。而專業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單單裝備上「鳥槍換炮」即了事,而是一系列的
建軍原則、條例條令,包括與「支部建在連上」等井岡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單一首
長制」、「軍內政治機構壓縮和政工人員的改行」等等。

  始於1956年,到1958年終於推到前台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表面上看沒
有反右反右傾等那麼轟轟烈烈——甚至至今沒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為史家提起,
但從原理上、從打擊的對象上分析,對中國未來的損害,則不在其他政治運動之下。
因為,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打擊的實際上是劉伯承、
蕭克、李達等具有職業軍人傾向的高級將領,從而使得「槍/黨集權」到了和平時
期仍可一如既往。鬥爭總要有口實,這不難,沿用延安時打擊讀書人的「照搬教科
書、馬列教條和軍事學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於此道的康生無此威望,靠誰呢?

  當時彭德懷正在國防部長任上。從井岡山時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
是黨內共識。所以,責無旁貸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軍內教條主義」給解決了,
罪名是「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這種工作
對立起來,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

  建軍節仍定在八月一日,這無甚大礙,因為中共內部南昌起義派職業軍人,在
與「打江山坐江山」暴動領袖並肩戰鬥數十年後,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現代化正規化
意念,在迎頭棒喝之下已抬不起頭。其結局是,一批軍校包括黃埔軍校出身的上將
受到嚴厲批判;蕭克李達調離軍隊;劉伯承辭去職務,從此三緘其口。

  雖然也進過軍校、但不屬於八一南昌起義群的彭德懷出頭做下此事,最大的可
能是出於對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系嫉恨和自身不具現代意識。直到被折磨至死,
這位以正派敢言、關心民瘼而贏得中共人物群裡最佳形象的彭德懷,看來依舊沒有
弄清老毛讓他下手這件事的要害。因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來的他誠懇地
請他的侄子所轉達的對他整過的蕭克的道歉,說的不過是:「1958年的事,讓你們
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
年代,是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有可能把話說透的。
   

  07八一宣言出籠


  一般人都以為,1936年的聖誕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因為在那一天,急
匆匆地趕往西安的蔣宋美齡得到了她的聖誕禮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總司令蔣
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楊貴妃「侍兒扶起嬌無力」的華清池已有兩個禮拜。這就是在當
時就已經震驚中外,直到今天仍舊是一個歷史大謎的「西安事變」。

  這件聖誕禮物好歸好,卻是附有條件的,即「禮物」本人對「停戰議和、聯合
抗日、釋放政治犯」的允諾——也就是說,自1927年對共產黨開了殺戒之後,蔣總
裁不曾間斷的圍剿與追殲,此時須告一段落,大家先聯手對付日本侵略者。

  這樁事變由於經過詭秘、主人公命運多蹇,加之各方當事人長達半個世紀的三
緘其口,特別是國共雙方而今又處於新一輪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數十年來各路史家
全力追蹤的一個重頭故事。

  1935年,法西斯在歐洲崛起,日本在中國也步步進逼。奉行「先攘內而後安外」
的蔣介石,苦纏7年,小小的共產黨依然沒有滅掉,而華北眼看著快成為第二個東
北。在當時的局面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說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強,可
以有三種選擇: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

  從共產黨方面說,當然希望是第一種。1935年11月剛到陝北,就發出了《為日
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
蔣介石而血戰」。但希望歸希望,具體如何操作,還要相機行事。1936年他們遇到
的機會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

  幾乎就在同時,自己的上司「第三國際」所附著的蘇聯當局也決不願意失掉已
經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同盟軍。無論從什麼角度考慮,共產黨都難於
再「死硬」下去。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這一年裡,共產
黨「靈活地」轉向,走完了反蔣、逼蔣和聯蔣抗日這三大步。

  蔣介石呢?難道在1936年前後,作為全國「領袖」的他就那麼固執、簡單,完
全不懂平息國內紛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會給自己帶來的好處?這就是我們今
天要講一講的,幾乎與西安事變同時發生的另一樁促使國共合作的努力。

  原來,在1927年因「清共」而與蘇聯鬧翻的國民黨,由於「九一八」侵華事變
的發生,已經在1932年與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到了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入侵一
步步緊逼,再投入大股軍隊「安內」已難以為繼。國民政府不得不調整策略,作出
「政治解決紅軍」的決定。怎麼政治解決?蔣介石想走一條便捷的路,於1935年底
請蘇聯出面幫忙。

  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在那時,與正艱難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紅軍早就失去了聯繫;
更不知道(或者說,雖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蘇聯的「兄弟黨聯
絡部」的第三國際,此時已經更換了領導、改變了自己在中國的策略:這就是,中
共必須收斂階級鬥爭鋒芒,努力靠攏蔣介石政府,開闢反法西斯的中國戰場,以牽
制日本對自己(蘇聯)的威脅。

  由於失去了與境內中共的聯絡,這一「新精神」的執行者只能是設在莫斯科的、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了。沒和國內聯絡,也沒有開會,王明,和三十年代初
無條件執行國際極「左」命令一樣,立即向右轉,按照國際精神起草了那份後來名
聲大躁的共產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對此,御用史家
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細節」,而只將「偉大意義」寫進教科書。似乎是:長
征途中,共產黨不計較國軍的圍追堵截,一心積極呼籲抗日。

  王明的這份宣言比他失了聯絡的陝北同志那份大罵蔣介石的宣言其實還早三個
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時候,正乒乒乓乓放槍打炮的國共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它。


  08 共產黨的兩條船


  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發表之後,被鄧文儀在共產國際的文件中看
到了。他是國民政府駐蘇聯武官,王明中山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帶著這個關於共產
黨重大轉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報告。蔣看到機會來了,提出兩項要求,試探蘇
聯:1有沒有可能簽訂中蘇軍事互助協定;2有沒有可能協助中國政府實現國家統
一,也就是說,解決共產黨問題。

  試探氣球發出之後,第二年一月,鄧文儀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學,要求
會面。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只請中間人轉話:「經開會研究並取得國際同意」,
決定由「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的潘漢年出面見他。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潘漢年的
故事,這位綽號「小開」,看上去文質彬彬、風流蘊籍的書生,其實是一位忠勇堅
強、機智練達的共產理想主義者,最後——在七十年代末——慘死在自己為之貢獻
終生的政權的監獄中。那時,他正在莫斯科,是遵義會議後,由新的中央所派遣,
假裝販賣大煙土,轉道香港來到莫斯科與國際建立聯絡的。

  1936年1月,潘鄧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見了面。雙方表示了共同抗戰的願望,
並決定不提歷史舊賬。王明接著出場,鄧文儀向他進一步說明「中國需要80個師抗
日,但軍隊都集中在圍剿紅軍上,怎麼行」;疑心重重的王明問的是:日本宣傳「
佔領中國領土其實為了反蘇反共,蔣也一直巴望日蘇戰爭爆發」,對此怎麼理解?
還有,我們共產黨如何相信國民黨會不打我們而抗日呢?

  後世論者雖然對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譏評,但他那時的猜測並非沒有道理,因為
就在鄧文儀與他商談的同時,蔣介石已經直接致信蘇聯政府,要求由蘇聯向共產黨
施加壓力,使朱毛紅軍服從政府,交換條件是「蘇聯即可得到國民黨政府這一真正
同盟者」。就在鄧文儀發回電報說「準備與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一同回南京,聯絡
國內的中共中央,最後進行正式談判」時,蔣的態度突然變了,原來他所做的試探
有了回音,蘇聯對國共紛爭的表態是:「這是中國內政,蔣介石應按照這意思自己
去同紅軍談判。」顯然不打算幫這個忙。蔣介石不僅大失所望而且頓生猜忌,剿共
於是繼續緊鑼密鼓進行。我們從教科書裡邊熟知的陝北英雄劉志丹就是在這時候戰
死的。

  1936年8月,潘漢年回到了保安(那時候還沒有「革命聖地延安」),向張聞
天、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全盤匯報,包括與陳立夫的接觸。張少帥在那個時候有所
不知的是,就在9月間他與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談判、真心相信共產黨會幫他,甚至
打算改信共產主義的前後,毛澤東已有「親筆信與密碼」帶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
變前一、兩個月,一紙《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也被秘密帶到上海,通過宋慶齡、
救國會,轉張沖、陳立夫,與政府進行「初步談判」。

  幸而當時因為國民黨的「條件過高」,談判沒有成功。否則背著政府與共軍有
了如此秘密往來的張學良,等不到他發動西安事變,就會給拘禁起來了。


  09 瓦窯堡會議


  西安事變的所謂「和平解決」,並沒有使當權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把兵力用到
抵抗日本侵略軍上。為了維持「九一八」之後日中雙方暫時穩定的局面,不「激怒」
日本人,當局甚至不惜對要求抗戰的「七君子」以「危害國民」的罪名定罪——在
那樣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這時,在「西安事變」大約半年之後,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
對蔣介石說來,共產黨的篡權無疑比異族入侵嚴重得多,但「先安內後攘外」已完
全沒有可能,只好正式宣佈全面抗戰——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對共產黨說來最為
要緊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承認陝甘寧邊區。

  三十五年之後,到了1973年,當日本緊隨美國恢復對中國的正式邦交,並就侵
華戰爭表示歉意時,八十歲的毛澤東居然回答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否則還有
中國共產黨嗎」。

  我們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軍是以「尋找失蹤士兵」為借口而炮轟
蘆溝橋的。這不是偶然的處置失當,而是和「皇姑屯炸彈」、「九一八」一樣,是
一莊經過精心策劃而挑起的事端。問題於是變成,日軍本部為什麼要這麼作:為什
麼不早不晚,單單選在1937年7月把中國戰事擴大。

  在毛澤東表示了感謝之後,根據當時的報道,日方相當拘謹,不知這「偉大領
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根本沒敢接話頭。直到今天,也沒有誰就新公佈的史料,
對這一個關乎數千萬人生命的大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不過,對毛澤東這一說法加以證實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就是,以一個行
動完成之後誰人從中獲益,來判斷行動的初始目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給出的數字,
1936年10月,紅軍結束長征、三大主力會師時,人員不足4萬人;到了1940年,已
是50萬;1945年時,80萬;待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
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了120萬——「全面抗
戰」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產黨,還給了它發展壯大的機會與
極為珍貴的政治「合法性」——毛澤東沒有說錯。

  讀者朋友這時可能感到不解:戰爭,按照一般常識,是要消耗、減員的,八年
抗戰下來,人馬怎麼反倒多了?對此,共產黨歷來有它的解釋:「我們的事業是正
義的。而正義的事業:得道多助!」——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翻開歷
史檔案,就會找到比這類「響亮口號」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

  原來,在1935年12月,紅軍到達陝北不久,曾召開後來史稱「瓦窯堡會議」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的政治口號是:「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
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共恢復了已經斷了將近兩
年的電訊聯繫。那時,第三國際自己剛剛開過「結成廣泛反法西斯戰線」的會,得
知這一口號後大吃一驚,立即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產黨必須廢止公開
反蔣的口號,應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蔣派當作自己的統戰對象。

  但那時陝北的共軍正與前來圍剿他們的東北軍(非嫡系)秘密拉關係,這命令
究竟是服從呢還是不服從?幸虧當時電訊聯絡雖然恢復,但其功效和今日的電話、
電傳、互聯網全不可比擬,「執不執行」和「怎麼執行」就那麼拖了下來,直到「
西安事變」發生。

  「西安事變」的後果之一,是擁護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唯一領袖:紅軍被編為
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了國軍的指揮體系。這時候,擺在剛剛獲贈一座延安城、驚
魂初定的共產黨面前的,是怎麼服從這個明知是「死敵」但確實已經認頭了的「領
袖」。

  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閃著不大願意深入討論的「洛川會議」。


  10洛川會議前的周恩來


  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
但很少有人將他與職業軍人聯繫到一起。

  其實在國共破裂、重打鼓另開張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
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軍
事(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在陳毅匯報之
後,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
是周恩來——這又是後世御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
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軍委,黨不要直接指揮軍
隊,軍事工作交給軍部指揮即可。至於黨麼,「只能通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
——這顯然與毛澤東首創、八十年來當作中共法寶的「黨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黨史說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
期,周依舊作為常委主持軍事。後來共產黨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準備遷往根據
地,周恩來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後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
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要負責人。這
局面一直到1935年1月,所謂「挽救了黨和紅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黨史範本所說,總書記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
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黨內並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
揮權,當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張國燾的位置難於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
政委。他一點都沒有抵抗,由此可見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才之過人處。但他並不
好過,證據就是,幾乎從不生病的周恩來大病一場,病到幾乎喪命。究其原因,恐
怕不是沒吃沒喝、環境過於惡劣,而是精神上的打擊——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
措,這是他看得比護養身體重要得多的事。

  到陝西之後,發生過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周恩來指揮的抗
日東征。在他的主持下,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
「南京政府諸公」。但這不過牛刀小試,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並找到自己的價值,
是與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後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
恩來在20多年之後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淚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找
到了自己在毛澤東的共產黨裡邊的位置。

  因為我們後邊要談的「洛川會議」還沒有召開,外人仍以為他軍權在握。比如
1936年4月,當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與國民黨談判時,陳立夫說的就是:「你我
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面談。」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閻錫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
第二戰區寫「作戰計劃」,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後,他奉派駐武
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新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常常是全副披掛,
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於
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勢和氣氛下召開的。


  11 洛川會議


  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在那年
的7月17日,在與周小舟等五個人談話時,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話。當時,毛剛剛收
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相當不平靜地講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
月發生在陝北的那檔子事——史書上記載的洛川會議。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懷的「歷
史賬」。他說:在中共性命交關的歷史時刻,彭德懷所領導的「華北軍分會,不同
意中央的游擊戰方針」。毛的用意,是要讓周小舟他們知道,彭在歷史上是反過自
己的,不要站到這人一邊。

  在中共黨內,誰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會議上的「彭反毛」,究
竟是怎麼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變」,開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局面——國民黨不可再打共產
黨,而是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這一局面,不僅使共產黨免去遭國軍軍事圍剿之苦,
政治上也完全站穩了。但這「戰」究竟怎麼抗法,怎麼才能使得共產黨既得一個愛
國好名聲,又不至於把自己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一點點力量在戰場上拼掉?共產黨
將領們的意見,就相當不一致了。

  當時,延安向「蔣委員長」呈報抗戰力量四萬八千人,其實實際作戰部隊不過
三萬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認兩萬。那時正值「七七事變」剛剛發生,政府一再催促,
命令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前線,接受閻錫山指揮。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一次次
從南京來電,代為催促。

  雖然到了1959年,堅持有話就直說的張聞天也被打入「彭德懷集團」,但在
1937年,這位當時的總書記,與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也認為應當立足於日軍大
大殺傷國軍之後,自己坐收「抗日成果」。於是,對於政府的「電令」,總以種種
借口推托。

  但形勢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已經無法再拖。怎麼辦?大家都
記得毛澤東那時候有兩頂軍帽:八路軍的一頂;紅軍的一頂,那頂有著紅五星的灰
帽子卻是無論如何捨不得丟下的。雖然口口聲聲「擁護蔣委員長」,八路軍三個師
的指揮權,也是絕不能輕易交出的。他提議將各地將領召回,舉行黨的會議,確定
軍隊開赴前線的對策。地點就選在紅軍指揮部所在地洛川縣南90里的一個村莊——
此時是1937年8月22日。

  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歷史上並不像對
遵義會議那樣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
度面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
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作為今後的借鑒。類似這樣的剝離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
比方說,我們大家都熟悉周恩來在1950年代初所說過的那段話。當時,他為了幫同
推動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極為誠懇地談到「革命如何選擇了」「在重
大歷史關頭總是正確的」毛澤東。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已經具有非常高的聲
望的周總理,在說這一段話時,不知有沒有將洛川會議包括進去。因為,我們今天
已經知道,不但在這次會議之前的數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澤
東;在長征後的這個洛川會議上,作為「長征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的周,最後失
掉了他「軍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由於為人的清正和後來所遭受
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
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裡,不乏對於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
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
日後的史書裡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
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
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麼,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
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
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
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
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至於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
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
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於八路軍的,要以各種借口予
以推托。」

  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
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最高「軍事三人組」
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
後對毛澤東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
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有利時可
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
了我們努力抗戰。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只能意會,
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派顯然不利。毛於是
建議休會三天。在這三天一里,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
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
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後,正式發佈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
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

  會後,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後
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擔心他按自己
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
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個師都穩在游擊狀態。

  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面對的——他去了
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幹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
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只藉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
這場簡直成了日後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讓意志堅定的毛改主意。
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
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後世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
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
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


  12張學良申請入黨


  我們已經知道,尚在人世的張少帥,已經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紐約的哥倫比亞
大學。不知在這份由主(GOD)指點他「說出該說的話,而不說不該說的話」的珍
貴史料中,有沒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間通過當時延安方面的聯絡員劉鼎向中共和
第三國際表達的「加入共產黨」、「接受中共訓練」的要求。

  這一說法在大陸的「中共黨史圈」其實已經流傳多年,只因種種「統戰考慮」,
而使御用史家們不得秉筆直書,於是大家也多把它歸入「危言聳聽」之類。近年來,
由於大量蘇共檔案解秘,中共這邊也在無形之中鬆了一點口。本來只覺神秘詭譎、
險象迭起的西安事變,由於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諸於世,終於漸漸離開了對
峙雙方的叱罵,離開了當代武俠迷們的「連本說部」,離開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
的哀史,回到後人、特別是後世政治家們應當了然、並從中獲得「史實與史識」的
原本面目中。

  張少帥的要求入黨,著實把半年前還罵他「賣國將軍」(見毛澤東1935年底致
楊虎城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蔣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領導人嚇了一跳。但
經過慎重的、特別是反覆的利害權衡之後,還是由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親自起草了
一封向莫斯科請示的密電(1936年7 月2 日)——歷史要告訴我們的,恰恰就在這
裡。

  人們早已熟知的是,張少帥瞞著「大老闆」蔣介石(張自己用語)與中共「勾
搭」,始於事變前一年彭德懷攻心術:在對少帥的69軍攻堅不下之際,改變策略,
圍城斷糧的同時,開始向那些失了家園的東北老少哥們兒喊話。早有聯共特別是聯
蘇之心的少帥(當然雙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這一攻心戰當作試探氣球
接上了手。隨後,越來越貼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場,雙方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聯繫。
最終的高潮當然要到年底才發生,但為這高潮推波助瀾,也就是說,令少帥下了決
心、定了方向、還要「大膽地往前走」的,則是半年以前這個嚇人的媚眼——要求
參加共產黨。

  悲劇式地從顛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張少帥六十年來已經成
為重情義的兩岸國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和毛澤東、蔣介石、
周恩來一樣,他也是軍閥、也是政客,無論個性上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與我們百姓,
即有著基本權利的自然法人有關的,只是他們的政治行為。於是,我們不得不深究
一番,張少帥的想入共產黨,恐怕不是如劉鼎報告所稱:他「不僅深覺人類的善惡,
深覺人群中孰優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會有極良好之制度」這種「優美的共
產天性」;也不僅僅出於此地官方史家常拿來當靈丹妙藥使的「周恩來的個人魅力」
;也不全因為他在歐洲的時候心儀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產黨與
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觀當時國內外局勢:兩廣事變發生;大批非蔣門嫡系者正
躍躍欲試;中共更明白許諾他以「國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這都不錯,
然而最重要的,是當時出現的另一個情況:外蒙古居然不顧什麼中國不中國,單獨
與蘇聯簽了約。

  張少帥1929年在中東路問題上曾表現得很有氣節(那次共產黨可是大丟其人),
後來又與法西斯交好,實在相當開罪老蘇;蘇聯對他也曾假以辭色,這都是人所共
知的事實。對少帥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麼依舊擁戴「大老闆」,包括按照他
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終還要靠蘇聯。這也就是為什麼他
第一次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會堂作徹夜長談時,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蘇聯的態度。

  想來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勢的鼓舞下,這名按照大陸今日標準尚屬「青年
俊傑」的少帥,是太過相信中共對他的許諾,也太過相信中共、蘇共間的「鐵」交
情了。最後的結果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他渴想並且具體籌劃了好幾年、關乎他一生
大業的舉措,為蘇共給中共一紙沒商量的電報擊個粉碎。除此而外,近年來北京這
邊其實還流傳著的另一則有待證實的傳聞:

  「少帥伴同後來將他監禁終生的蔣介石登上飛機旋梯。匆匆趕到機場的周恩來
跑上前去喊道:『就這麼走麼?蔣這人可是從來不講信義的!』張回頭望了望這位
八個月來與他一直『感情極好』,『初次見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張本人語)
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說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講信義的是中共。』」

  令我們後人不禁感傷的是,他在講這句話時,怕還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進行的
另一場「勾搭」:就在他與中共關係最熱最鐵的8月間,毛澤東把正在西安與政府
談判的代表潘漢年召回,將自己的「親筆信與密電碼」送到南京,緊接著還起草了
《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如果此情他在當就已獲知,還會有4個月後的西安事
變麼?

  在軍閥與政客間,除了冷冷的實力較量和利益交換,有什麼信義可講?這本是
世界有史以來,每一頁上都書寫著的血淋淋的事實。而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與政客,
種種惡行之上,還加上極具實利主義的對外國強權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
為民族英雄的蔣、毛輩(他們的故事以後還會再講)。

未完,接下一部分
      




國共紛爭(下)



                       戴晴(作者惠寄)
   

  13 「片面抗戰」和「全面抗戰」


  洛川會議之後,就在共產黨的將領們對毛澤東的策略似懂非懂之時,王明帶著
國際的命令「從天而降」——乘著當時延安沒有多少人見過的蘇聯飛機,轉道新疆
回來了。

  那時的局勢是,國際迫切希望開闢中國戰場,以牽制日軍北進,打破法西斯東
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局面。更具體地說,在王明這位中共駐國際代表回國前,斯大林
曾親自約見他,明確提出「共產黨人不要害怕會被淹沒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汪洋大海
裡」;國際還明確指示,與政府的合作,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
線」。簡直句句與毛在洛川會議之後勉強推行的既定方針——「抗日打政治仗,軍
事上保存實力」相矛盾。

  但自己同志相見,總有一番親熱。在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張聞天首先介紹了
這名「青年俊傑」對黨的貢獻,毛澤東接著致歡迎詞《引水思源》——歡迎那個無
論過去、還是當時都令他切齒的傢伙:「歡迎從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
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機組),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即王明夫婦、康生夫婦和
陳雲)。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今天陳紹禹同志乘飛機從天上回來,豈不
就是『喜從天降』? 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引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
其本源是什麼呢? 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
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有是誰掘出來的呢? 那正是我們今晚熱烈歡迎的王明
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引水思源』,今日統一戰線的成就,王明同志
應居首功。」

  以這種語氣與格調說話,在毛澤東是十分罕見的,可能出於對國際支援的感戴,
也可能出於當時對自己地位的估量。王明則意氣飛揚,在傳達了國際「聖旨」之餘,
以「熟悉莫斯科意圖」之姿態,對黨內政策以及全國政策提出了批評。據那時既擁
戴毛、又想努力抗日殺敵的彭德懷回憶:「會議時間很長,好像是快天明才散會。
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

  會後,王明志得意滿地率中共代表團到武漢,發表熱情洋溢的「時局宣言」。
對洛川會議消極怠工的周恩來,此時態度積極起來,弄得後世毛派御用史家不得不
為他寫上這樣一筆:對抗日與民主的關係,周恩來「一度有過不正確的認識,附和
過王明對中央的批評;對保衛武漢和發展華中游擊隊問題,與王明看法接近……」。

  對王明喬模喬樣靠攏政府奉命抗戰,毛澤東是如此形容的:「梳妝打扮送上門
去,蔣介石則『一個耳光打出來』」。此話與事實接近的程度,後人各有評說,但
毛澤東的又恨又酸,並非沒有緣故。王明乘著有國際又有政府勢頭,要求召開沒有
將領們列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史稱「十二月會議」。在這次「反洛川會議精神」
的會議上,「多數領導人都檢討了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誇大了右傾的
危險』,認為『王明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很好』」等等。張聞天甚至承認說:這些錯
誤,我與毛是要負責的。」

  據李維漢回憶,從王明歸來算起,「約半年時間內,毛澤東又處在少數甚至孤
立的地位。」毛自己也說:「當時,我是孤立的。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
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對此等「原則問題」的堅持,確實「在危機時刻挽救了黨」,只是國與共之間
的仇恨,卻是結得更緊了。


  14毛澤東與美帝


  「美中兩大國」聯手共榮,並對世界事務發生影響。這類前景,是毛澤東當年
在夢裡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幾年,這美夢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繼任」
手裡實現了。當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關係今天究竟會是什麼樣也還
難說。

  生活在共產黨治下的普通中國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幾乎沒有通過自己的感受
認識美國和美國政府的餘地。從1948年一連數篇聲色具厲的「新華社發言人」(其
實就是毛澤東本人)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起,美國
政府(或稱「華爾街大老闆」)就已經被釘在了「中國人民的死敵」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麼?又為什麼會是如此呢?

  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一貫以強硬的反帝姿態著稱。這一姿態在抗日戰爭期間更成
了全民一致的立場。珍珠港事件後,國人見到的多是政府方面與盟軍的交好;至於
中共,百姓們的感覺,似乎小日本剛給打跑,大規模的反美浪潮已經在其地下黨的
策動下成功展開,然後就是一連串的斥罵:「山姆大叔」、「紙老虎」……不一而
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於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相異,一向積不相能、勢同水火。
毛澤東則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立場上,對其口誅筆伐。

  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毛澤東成了共產黨領袖之後,曾經有交過兩名美國朋友:斯諾與斯特朗(他
們是傳達他的聲音的記者,屬於「美國人民」);那麼,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潛入
北京之前,他與美國政府方面的人有沒有過火氣不是那麼大的交往呢?

  有過,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還沒有發生,赫爾利大使也還沒有到任,盟國希望盡快
結束戰爭,美軍第一次派了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毛澤東於是平生第一次有機會
與觀察組中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史迪威將軍參謀部的顧問謝偉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長談。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距日本無條件投降還有一年。雖然毛與謝都不可能知
道原子彈的投放會產生那樣速決的效果,但對法西斯必敗、盟國必勝,都已看作不
爭的事實。於是,勝利之後中國會是一個什麼格局,美國在這一格局中將起到的至
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毛澤東考慮的頭號問題。

  在我們閱讀謝偉思當年就他與毛澤東數次會晤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時,簡
直不敢相信,毛這位「寧折不彎」的革命家曾有過如此明智靈活的姿態;更為可驚
的是,如果今天中國地下民運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據地,外加一批因下崗、受氣而聚
集到他們身邊的工農隊伍的話,毛主席當年的這番言辭,是可以原封不動地為他們
所用的。

  由於是第一次與美國官方人士接觸,毛「擔心(對方)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
特別想弄清「美國的對華政策究竟怎樣」,具體說,「美國是否真正關心民主?關
心世界前途?關心(一黨專制的)中國政府(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具有的合法
性」。他對謝偉思說,「蔣介石處於必須聽命於美國的境地」,「對付他的唯一辦
法就是強硬到底」,「對待蔣,只能根據你們自己的條件和他講友好。他必定會屈
服於持續的、強大的和統一的壓力。不要放鬆你們的目的,要不斷敲打他」——這
姿態、這語氣,與當前中國流亡民運領袖們的談話簡直如出一轍。

  毛澤東當時最關心的,是美國究竟怎麼看待自己,「共產黨是不是積極抗日?
是不是爭取民主?美國有沒有可能支持中共?」,並「歷數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不
得人心」,質問「難道美國將繼續承認並支持一個只能與過去北洋政府相比的、無
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嗎?」當謝偉思解釋「背著被承認的政府,進行支持
反對黨的活動不可取」,還會觸到「干涉另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敏感問題」時,毛
認為,「促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這不是干涉。它將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歡
迎,因為他們要求民主。」

  最後,談話落到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這名後來以「
最具民族氣節」而著稱於世的領袖「擔心,一但日本投降,蔣介石就會打進來,問
(美國)能否在延安設領事館;如果不行,美軍觀察組能否不撤離。」。

  毛澤東所取的這一向「帝國主義」靠攏的姿態,在當時,並不像後來江青彈鋼
琴、鄧小平戴牛仔帽、江澤民唱《我的心肝兒肉(My Tender Love)》那麼具有順
應政治大氣候的瀟灑。為取得全黨諒解,「偉大領袖」一面親自動筆為《解放日報》
社論定調:《歡迎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戰友們》;一面發出一份題為《關於外事工作》
的黨內文件,展望將來與美國進行軍事、政治、文化、宗教、經濟上的全面合作—
—因為與後來所唱調子的絕然不同,這份文件至今未見在中國公開宣揚;甚至不惜
在一段時間將延安對外英文廣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為kong chan 
tang這種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稱謂。

  謝偉思當時就看出,這一明白無誤的靠攏美國傾向是出於「十分現實的種種原
因」,而當後來的現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期望發展的時候,以上姿態霎時間雲消霧
散,換成了對蘇聯的「一面倒」,再後來就是韓戰越戰、「頭號敵人」不離口,直
到三十年後在護士的攙扶下與尼克松會面。	

  在中美關係經過半個世紀的曲折後再度有望納入正軌的時刻,回過頭來看看毛
澤東當時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對「原則」的玩弄,從而研究一下意識形態衝突與現
實利益考慮如何此起彼伏,或許不失為一件有意思的事。


  15重慶談判


  據稱,八十高齡的汪道涵先生在訪問歐洲之後,如果身體精神俱佳,會在今年
春末夏初的時候,到台灣作實質性訪問。沒有人敢於預言這次訪問的成果——倒是
有分析家說過「不會有什麼成果」。因為在中國,兵刃相見的雙方,歷來只看重實
力,「協議」之類紙面上的東西,不過暫時穩住局面的謀略,只有傻蛋和呆子才把
它看成對自己的行為的約束。更不要說眼下兩邊正在實力上較勁:就算不看外交上
的互挖牆角、圍追堵截,購置置對方於死地的武器——戰鬥機呀、核潛艇呀——也
正做得紅火。

  這樣的局面下,汪辜二位謙謙長者能談什麼呢?或許有人會說,實力人物就在
他們背後。而且,就世界大勢而言,除了軍火商和在大國之間撈好處毫無信義可言
的芝麻小國,也都希望中國人能坐下來談。

  其實,假若「談和」一事不是出自「和」的本意,不是出自為百姓著想,而是
為事態所逼不得不談,但心裡想的仍是自己怎麼佔便宜然後滅了對方,就算是實力
人物親自出場,就算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就算有更大的勢力在後邊推動,依舊不會
有任何成果。

  五十四年前那次著名的蔣介石毛澤東重慶談判,就是最好的說明。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放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14日日本宣佈無條
件投降。就在14日這一天,以及接下來的一個多禮拜之內,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
毛澤東到重慶去作「和平談判」。

  局面變得如此之快,毛澤東完全沒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產黨召開的將毛奉為絕對權威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還
在分析中國戰場的形勢,打算以東北為依托,在對日作戰敵後大反攻的最後一年裡
求它個紮實的大發展。他沒想到日本人投降得這麼快;更沒有想到,已經掌握著
100萬軍隊的朱德總司令,於蘇軍出兵第二天對自己地盤所發佈的反攻命令,竟被
蔣介石粗暴否定,說中共軍隊只能「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而美
國總統杜魯門也發佈受降日本的第一號總命令,公開支持蔣介石。

  雖然蔣介石發來了「和談」電報,毛澤東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
公開號召:「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通告全
黨:蔣介石請毛主席前往重慶,「完全是欺騙」;這位七大新當選的主席,還以黨
中央的名義,批准了一項華中局報來的「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在這項計劃裡,
他提議「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策應,並調派新四軍部隊
入城援助」。不僅如此,他還發電報到華北,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迅速布
置(北平、天津等)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配合軍隊奪取這些大城市——而當時
美國正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武器,打算搶先佔領。

  他當時之所以如此作,寶是押在蘇聯身上,認定蘇聯會與美國在中國劃分勢力,
分別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像他常說的那樣:「國共反映美蘇」。對於《雅爾
塔協議》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還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蔣介石已經發出了兩封電報的情況下,
還打算據蘇軍進展情況,從華北、熱河等地抽調武裝力量,限期開赴東北,「乘紅
軍進佔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慶——在接到23日那封邀請電報的第三天,在美國駐華大使赫
爾利的保證與陪伴下——這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重慶和平談判。


  16 談判失敗


  後世御用史家給毛的這一決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辭:高瞻遠矚、寬宏大量、
智勇雙全、以大局為重等等,卻一直沒有提及毛澤東硬著頭皮上陣去會他的死對頭
的難言之隱:原來是斯大林按照他剛剛簽了字的《雅爾塔協議》和《中蘇友好條約》
,對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發了令,異乎尋常地使用嚴肅冷漠的『俄共(布)
』的名義,堅持要他到重慶去會蔣介石。

  畢竟是毛澤東——越是困局越冷靜,順局反而忘乎所以。臨行的前一天,他再
度召集他的黨內同志開會,決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說,「我們只能承認這個
現實」。又說,出於無奈,看樣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了,即在中國
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
而他心裡的夢,《將革命進行到底》說得清清楚楚,依舊是通過武力,百分之百地
奪權、掌權。

  在這樣的心態與文化慣力之下,有可能和談麼?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還有共產黨內最擅長外事的周恩來、王若飛等三人,
在一再聲言保證他們的安全的美國駐華大赫爾利的陪同下,飛到了重慶。

  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談到,毛澤東如何在抗戰的初期就說服了他的同志,通過
抗日這一大形勢,把自己的力量擴大了100倍。而國民黨,據何應欽統計:「在八
年抗戰期間,與日軍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38931次,斃傷
日軍276280人……」;話是這麼說了,但在美國人眼中,幾乎被美國所提供的大量
槍炮「壓趴下」的國民黨軍隊,同樣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盡量少同日本人交戰,以留
待戰爭結束後對付中共。

  現在,雙方要坐下「和談」了。

  被政府起碼圍剿了十五年的「共匪頭目」的到達,在重慶引起極大的轟動。雖
然依舊對蔣介石不懷一絲信任,不認為和談會有任何成果,但對自己的文才頗為自
信的毛澤東,樂得順水推舟,借此機會包裝、宣傳自己,並作上層統戰——事實也
證明了他的成功。因為自此之後,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當
然是在他的這些新交的朋友的幫助下、並且具有用到今天還不見褪色的共產黨特色)
,「專制獨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對手蔣介石的頭上。

  他在重慶呆了五十天,據說跟蔣介石討論和平、民主、團結,討論公民的言論、
信仰與集會結社自由,也討論將來聯合政府的構成——直到最後一天,在歡送會上
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這五十天,毛澤東真可說是費盡了心力,因為他回到延安
就病了,而且著實病得不輕。但和談的實際成果差不多等於零,因為這是被美蘇兩
強按著腦袋談的,心中「武裝解決」的疙瘩沒有絲毫鬆動,一碰到軍事問題立刻就
崩。

  當時民社黨在重慶的領導人蔣勻田先生記述了他與毛澤東在重慶的一次見面。

  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慶之後的一個月。在他的心目中,與國民黨內政學系
有相當淵源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還有份量。毛澤東鄭重向蔣勻田通報說:「
和國民黨的談判已經失敗了」。蔣問他失敗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回答說:「與國民
黨相約彼此保守秘密,不過蔣先生既然代表一個有歷史的政黨,我不應當向你保守
秘密,希望我們共同保守秘密。」

  原來,在幾省幾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的人選分配上,以及軍隊數量比
例、受降地區劃分上,「談來談去談不通,現在已成僵局。」蔣勻田當即問毛澤東,
「有沒有談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說沒有。蔣反問道,「毛先生剛剛下飛機的
時候,不是明說要和當局談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嗎,怎麼不談這一正題,反而商量
起地盤分配、軍隊比例來了?」毛回答說這是「當局要先從小處入手」。聽到這裡,
作為在野黨的領袖人物蔣勻田說:「從我們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談『成功』了,
反倒是失敗。這是因為,和談而只見兩黨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麼呢?」

  令我們閱讀史料的人感到驚奇的是,蔣勻田這樣說了,毛居然不以為忤,反倒
很鄭重地問:「依民社黨的意見如何才是呀?」蔣勻田鄭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
制度的問題解決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憲法之下進行政治上的競爭,安排並存
的勢力。否則,今天表面談妥,明天一個小紛爭又打了起來,遭殃的還是百姓。」

  果然,兩位大人物這廂談著,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沒有停:9月17日,蔣介石秘
密發出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剿匪手冊》;10月17日,毛澤東返回延安不久,據解放
軍總部宣稱,國民黨在日本投降後已經搶去為共軍搶先佔領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
消息更為血腥:圍剿解放區的「閻西山進犯軍」35000人被共軍殲滅。

  這就是半個世紀前兩邊實力人物的「和談」。    

  17軍隊國家化


  1999年春天,大陸的代表已經到了台灣。看來,汪道涵的7月之行,如果沒有
什麼戲劇性的變化,已是指日可待。對於與中共政權修好,台灣開出的條件是「經
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可謂情理具在、擲地有聲。但說到這三項
標準的達成,就有文章可做了。因為,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都有一個過程,可
以說,自鄧小平改革以來,中國就在不斷地在「化」著,只不過時快時慢、時冷時
熱,還沒有「化」到火候罷了。惟獨「軍隊國家化」是硬指標,可以說,「化」了
就是「化」了,沒什麼可討價還價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從屠殺的血泊中站起
來,開始握住槍稈子,又一次次在血泊中耀武揚威「凡七十年」的中共說來,這一
「化」可是性命攸關、非同小可。

  但這並不是說,在這七十年間,中共軍隊就絲毫沒有過被「國家化」掉的可能。
那機遇出現在1946年,在抗戰結束之後、在國民政府為獲得美援而被迫接受美國建
議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當口。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就在毛澤東為蘇聯所迫,頭戴那頂剛剛借來的遮陽帽,懷
著「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情到重慶與蔣介石作「和平談判」的時候,就已經說:看
樣子中共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
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所謂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也即蘇聯
當時期望於中共的「學習法共的經驗」,關鍵的關鍵就是照法國那樣軍隊國家化。
這條道路,根據當時周恩來向自己的黨內同志所介紹的,就是:法國共產黨當時認
為,如果堅持與資產階級打內戰,必敗無疑,已有的政治資本也要賠掉。從而同意
將本黨掌管的軍隊交出,編入國防軍。法共依舊存在,以在野黨資格進入政府。

  毛說這話的時間是1945年8月底。50天之後他回到延安。在暫時休戰基礎上、
由全國各黨派、各勢力共同協商而定下的《和平建國綱領》於第二年一月中旬出台。
但摩擦已經發生,這就是為什麼與此同時還進行著那場有名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
爾主持的雙方「停戰談判」。到了政協綱領出台之時,全國範圍內的停戰也達成了。
這真是我們中國人一百年來見到的最好的、沒有戰事的日子。當時不但全國人民歡
欣鼓舞,以為多年盼望的和平與民主終於到來,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有了在新的
形勢下,接受已有現實的準備。這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佈的一則指示
——當然,是在「毛澤東同志生病期間,劉少奇主持工作」的時候發出的。

  在這則指示裡,共產黨宣佈:「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
「我黨即將參加政府」,我們的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
整編後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軍隊
的直接領導(在幾個月之後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命令。」

  歷史研究本來忌說「如果……」。但是,一旦得知共產黨,這個一向以「小米
加步槍,打出人民的天下」為傲的黨,還曾有過這樣的考慮,不禁令讀史的人一再
想說「如果」:如果當年軍隊國家化諸項真的實現了,就不會有緊接著的「東北民
主聯軍」(其實就是共產黨緊急集結到那裡的部隊)進佔秀水河之戰;不會有國民
黨大怒,決心在東北開仗;不會有中共接下來的大反攻和長達四年、枉死數百萬人
的內戰;也不會有後來的「新中國」,包括它對「階級異己份子」的壓迫、對有良
知的知識分子的剿滅、和60年代初造成平民死亡超過歷次戰爭的「天災」了——當
然也不會有今天再起的海峽兩岸重開談判與軍備競賽。

  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的黨史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則指示,不知道在形勢
逼迫下、在當權的一方以和緩的態度對待在野政治力量時,有可能出現令平民百姓
欣慰的局面。後人所知道的——從而也被教導著與熏染著的——永遠是政客的空頭
許諾,以及「槍稈子裡邊出政權」,「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
不能交出去。」


  18校場口


  中共確曾有過的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考慮,可惜只是「歷史之一瞬」。因為,不
過十天之後,在毛澤東的病勢稍稍緩解,能勉力扶杖參加中央的會議之後,雖然不
十分明確,但顯然於心不甘地表達了他這樣的一個見解:「我們與法國不同」;「
美蔣要以統一消滅我們,我們要逃脫」。

  參加會的人不置可否。因為,促使作出這一決定的,除了毛澤東本人那常人難
以企及的堅忍,以及大獨裁者所獨有的那類除了自己的目標,一切都可以不顧的寡
情鮮恥之外,當時的局面和政治氣氛也佔著很大比重。也就是說,毛澤東再固執,
如果「造英雄」的局勢不給他提供機會,他也只有空懷一腔激憤。

  這機會竟是如此容易地送到了他的面前——還是由他的夙敵:國民黨中的強硬
派白送給他的。

  原來,當時在國民黨裡,也和任何政黨一樣,大致有態度比較溫和、主張民主
建國、願意與民間勢力包括共產黨談判的鴿派(政學系);和堅決反共、主張以強
硬手段解決對方的鷹派(以中統系統為主)。當國民政府在美國的推動下,與在野
各黨、共產黨及無黨派人士,就戰後局勢進行政治協商,取得初步成功之後,鷹派
恐慌起來,很怕自己的黨內對手在未來的聯合政府裡佔上風。

  就在政協閉幕不久,當共產黨正猶豫著,打算交出軍隊、進入聯合政府的當口,
陳立夫等忽然借「蘇聯在東北的利益」作文章,攪起一場反蘇——當然同時也反共
——的事端,即史稱「校場口事件」。這位CC頭目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在他的
指揮下,只在重慶街頭打傷幾個文化人,燒掉幾間房子,卻將美、蘇、國、共數方
共同艱難維護著的脆弱平衡驟然打破。,其時間與空間上的影響力實在是那批街頭
流氓始料所未及。

  原來,有《雅爾塔協議》和與國民政府簽定的《中蘇友好條約》的約束,在東
北的蘇聯紅軍,雖然就其政治傾向而言,願意幫共產黨,但在實際做法上,還是很
有顧忌,從而也就相當克制。「校場口事件」和這一事件之後關內的大規模反蘇運
動,再加上美英單方面公佈了原本為秘約的《雅爾塔協議》,使得蘇聯的態度一下
子強硬起來。它一反過去處處約制八路軍的姿態,反過來催促中共將更多的主力部
隊速速調派,以便乘自己撤退之機,將政權交給中共。

  令人難於想像的是,就在周恩來和劉少奇這樣的共產黨頭面人物——他們一個
在重慶一線談判,一個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都認為在東北只要通過調停和談判,
使共產黨取得一定的合法地位,即可適可而止的時候,蘇聯卻一再催促增兵,質問
「為什麼對美國如此客氣」,鼓勵中共放手大打,答應將已在自己手裡包括萬挺以
上的輕、重機關鎗和上千門各種火炮的日本倉庫過手,以使中共全面接防東北。

  蘇聯的這一態度,對抱病參加東北局勢策劃的毛澤東說來,不啻一劑強心針。
類似「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越多越好,
不惜重大傷亡」等指示,一一飛向東北前線。

  戰爭絞肉機轉動起來,中國的資源損耗在血海之中。在這過程中,也曾有過毛
澤東力不從心,從而重提停戰、要求談判的時候,卻遭到了蔣介石的堅決拒絕——
這寧波人和他的湘潭敵手一樣剛愎自用,一心只想全贏,最後幾乎全輸。

  剿滅「共匪」就那麼義正詞嚴麼?不過兩個月前,在政協會議上,燕大教授張
東蓀在談到軍隊國家化的時候說:「人民太苦了。抗戰結束了,要這些軍隊幹什麼?
我們要大裁軍,全國軍隊同時公平整編,以後軍隊要成為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
但國防軍只屬於民主政府,只有黨軍才如此有興趣於意識形態戰。這話毛是不聽的,
蔣當然也不聽。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黨軍和派軍,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整整打了三十多年,
包括抗日戰爭期間都在相互打。到了21世紀,還要隔著海峽打麼?


  19毛澤東為什麼和在什麼時候決定向蘇聯「一面倒」


  眼下四十歲左右的大陸中國人,對「蘇聯老大哥」和「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
恐怕都還有相當深的印象。總的說來,由共產國際動議、具體策劃創建、並一直受
到它的資助的中共,自然而然應該「一面倒」。但我們又知道,由於國民政府當年
所具有的「合法性」,以及外部世界對它的認可(並非由於辛亥暴動而在於它與清
廷的議和),1949年以前,蘇聯並不希望中共公開這一親密關係。從中共的一方講,
也絕對夠不上請旌表水準的死心塌地。比如1944年,當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時,毛
澤東就曾熱切地希望向山姆大叔靠攏。那麼,從「傾心相與」的1944年,到罵不絕
口的1948年,究竟什麼因素起了變化?

  應該說,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中共核心對美國與蘇聯的好惡或許尚在伯仲
之間,這是因為,表面上看來,這二強都「一碗水端平」地力主中國不可打內戰,
而中共原本對自己人蘇聯的期望要高得多。校場口事件之後,蘇聯雖然與國府交惡,
對中共和已經取得黨內權威的毛澤東也沒有太熱乎。這是因為,第一它自己在歐洲
和南斯拉夫問題上正焦頭爛額;第二它不願意讓西方和國民黨覺得自己是中共的大
哥;第三對中共和毛那根深蒂固的藐視與戒心(「農民起義頭目」、「游擊隊長」,
不能讀原著馬列,也未必如王明般言聽計從)並沒有消除。這就是為什麼從1947年
中共準備和國民黨決一死戰(並確認一定打贏)之後,毛澤東三次熱切要求秘密赴
莫斯科,「就政治、軍事、經濟等重要問題向聯共(布)中央同志請教」,而三次
遭到拒絕。在這期間,中共雖然軍事上節節獲勝,但心裡仍有不少惶惑:除了拿不
准怎麼對付曾經幫同合作反蔣的資產階級外,對自己反覆蠻幹過的「土地國有化」
和完全沒門的工業與金融管理,也想當面請教(起碼探出口風),而首要中之首要,
則是蘇聯的物資支援,特別是那三億美圓貸款。

  很快地,到了1949年。在北平已經丟失、南京上海也危在旦夕時,南京政府又
搖起橄欖枝,即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戰犯求和」。斯大林不想再擔一次「不許(
中共)革命」的埋怨(讀者應該記得,上一次是他逼毛到重慶去談判),終於於該
年一月底派要員米高揚到西柏坡去見「中國同志」。為期8天全面、深入也相當坦
率的意見交換之後(如米問中共,斯大林這回給他們出的破壞和談的陰招兒是不是
走漏出去了?中共也直接問米,為什麼在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靜觀局勢發展未採取行
動時,唯蘇聯大使館跟隨國民政府搬到廣州),毛澤東在兩個日夜折磨他的問題上
有了底,第一莫斯科對共產黨在中國武裝奪權的肯定;第二對他本人是中國革命領
袖的肯定。有了這兩條在胸,雖比終日揣揣然(這樣的日子毛忍受了多少年!只從
他不管形勢多緊急險惡,都絕對親自控制對「遠方」的聯絡即可知)要好得多,但
還不足以使他在戰後世界新格局建立的過程中,走上「一邊倒」這類成熟政治家原
則上不取的地步。

  後來發生了什麼,讓他下了這樣的決心?

  當時,更具體說,在南京攻克之後的五、六月間,有兩個人物——兩個處在對
立的營壘卻都不希望見到中國被孤立在世界之外的人物——周恩來和司徒雷登(我
們都知道他那時雖然已經不是駐華大使,但仍是桃李滿「國共」的傳教士教育家)
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不使中美間游絲般的聯絡一下子斷個乾淨,周恩來幾乎
在南京一攻克,就派司徒的高足黃華進駐這前國都,還安了個「中共南京軍管會外
僑事物處主任」的名目,以便與恩師正式聯絡;而司徒也正通過燕京大學教授張東
蓀,還有一個主動請纓的陳銘樞等,努力瞭解新政權對中美關係的態度和高層接觸
的可能。

  事實上,在積極地活動著的雙方的後邊,都有著強大的、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
制約力量。中共方面是反帝、滅資喊了幾十年的「左」;美國方面是在國會很有勢
力的麥卡錫潮流。雙方數渠道幾經接觸,包括小心翼翼的探詢、解釋、預測和討價
還價,最後找到一個好借口:6月24日,請這位燕京創始人像往年那樣回北平學校
過生日。

  這確實是一個借口,因為黃華前往「拜望司徒雷登,轉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訊
息:如果司徒希望訪問燕京大學,則毛、周歡迎他來北平」時候,已經是那生日之
後的四天6月28日。但就在這時,一個令中共意外的局面發生:本來取主動態度的
美國突然躊躇不前、司徒對這個他所盼望的結果的回應也相當低調。他回答說:他
「雖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無可能。而且像他那樣的『衰弱老人』長途乘坐火車
太過勞累。」但正如我們今天通過閱讀歷史文獻已經瞭然的,這並不是他本人的態
度,因為在他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中,他說的是:「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
解,並增強中共內自由派反蘇分子的力量。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唯一的機會與中共
首腦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冒險精
神的象徵,顯示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並使今後中美關係獲益。」

  和後來中共常常表現出的強硬態度不同,為挽回局面,黃華再一次表示誠意,
說「所有鐵路可以供他使用」,甚至司徒要乘坐自己的飛機,也可以安排——我們
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所盡的最大的努力。

  當時最為焦急的人是以私人秘書身份為司徒操持一切的傅涇波(傅出身滿族破
落貴胄家族,曾是燕京品學兼優的窮學生,對澱積千年的中國高層政治運作具天生
感悟)。他得到黃華答覆後,勸司徒雷登先斬後奏、立即動身。耿介的司徒罵他「
小玩鬧」,隨即按部就班報告請示。他心裡有數:會見周恩來的指示本來自美國。
他沒有考慮到政局的瞬息萬變。如果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不是艾奇遜,而是別的有擔
當的勢力人物,批復可能會如司徒所期待地適時到達。無奈艾奇遜不敢擅自做主,
將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拿到國會去討論,回復到達:乾乾脆脆的「不許可」,並命
令他立返華盛頓。

  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熱臉貼到冷屁股上」,這是放到誰身上都覺萬分屈辱與
惱火的事,何況正經歷著「天翻地覆慨而慷」、已經拿穩了蘇聯不會換馬、對老美
扶持自由派早已瞧在眼裡記在心裡、好不容易有條件地向黨內溫和派讓了一小步的
毛澤東。用不著等到7月2日傅涇波將美國的這一決定正式轉告黃華,毛澤東已於三
天前在他載入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裡,決絕地為新中國外交定了向:「必
須一邊倒」,「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當美國一個月後發佈了那
份《中美關係白皮書》之後,由偉大領袖親自撰寫的氣勢恢弘的「五評」隨即出台。
中美關係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兩年後,朝鮮戰爭爆發;二十年後——越戰。二十
三年後——尼克松訪華。毛澤東那時連路都走不穩了,卻迫不及待地要親自到機場
去接。

  雖然他的子女都說俄文,毛澤東終生學英文而不碰俄文,並堅持用西方訓練的
私人醫生(即後來寫了回憶錄的李志綏)。「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在他心裡究竟
是怎樣的呢?


  20專制腐敗


  「克林頓即將訪華,中美關係將開始新篇章」,成了20世紀末中共的的口頭禪。
因為與頭號強國老美聯袂而特別感到風光,對中國首腦人物說來,這不是第一次。
對史料作過稍微瀏覽的人可能都記得那張照片:身披黑色斗篷的蔣介石微笑著,作
為四大強國領袖之一,與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並排坐在陽光下。當然,以人口
和埋在地底下的資源,再加上上千年的燦爛文明而論,中國當仁不讓。但以實際國
力、特別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質量而論,老蔣當時不會不心虛吧?

  其實當時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這頂桂冠是羅斯福力排眾議,硬送給蔣介石的。
他之所以要這麼做,倒不在於美麗的蔣夫人有多麼大的魅力,而在於當年的這位美
國總統真心誠意期望二戰盡快結束,而後,一個親美的、由穩定負責的民主政府治
理的中國出現在東方。問題是,怎麼統一,和統一成什麼樣子。

  用中共當時的話說,「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堅持著華北、華中和華南
三條戰線。他們已經建立起15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了9000萬居民。130萬在華
日、偽軍中,我們正抗擊著110萬(佔六分之五),國民黨軍隊只對抗20萬人(六
分之一)」。這一數字固然帶有我們相當熟悉的宣傳味道,但中共作為抗日的一支
力量,卻是不容忽視的。

  如何迫使日軍早日徹底投降,即使在美國總部,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是將
武器裝備分別提供給國共雙方;一是只給政府,由政府決定給不給它轄下的中共軍
隊。前一種意見從邏輯上看本來不錯,無奈當時世界正處在兩大意識形態瓜分全球
和恐共反共勃興期,很少有人會對扶持共產黨的軍隊投贊成票。羅斯福於是召回謝
偉思、召回史迪威,並以蒙古、東北等利益換得了蘇聯不支持中共的許諾,把寶押
在了「國父傳人」蔣介石身上。蔣這方面,當然也信誓旦旦,許諾改革開放、許諾
反腐倡廉、許諾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民主政體……。

  如果一切都像設想的那樣,當然皆大歡喜,美國總統為中國安排的美好前景也
即刻可告實現。不料事情的發展竟完全成了另一個樣子:沒有得到美國裝備、還被
蘇聯貶為「並不是組織嚴密的無產階級政黨,只是一群心懷不滿的農民」的中共,
從此大發奮,不但從蔣介石手裡奪走了美國禮物、還逼蘇聯認了錯,並在以一己之
力將中國統一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獲得曾經無視它並背棄它的「老大哥」
在軍事和工業上「慷慨」援助。不過五年,一切都與不能說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
羅斯福總統當年的設想相違。

  問題出在哪裡?

  歷史本來不興說「如果當時……」,但若「從史實求史識」(陳寅恪語)角度
看,如果當時羅斯福沒有順應「把共產主義扼殺在搖籃裡」這一勢頭,而是採納了
謝偉思和幾乎全體駐華使館外交官的建議,與中共保持交往,使中共的軍事實力大
到在蔣介石看來不敢貿然發動內戰的地步;然後由於雙方力量——特別與外界交往
的機會——不那麼懸殊,真正的、容納了各派政治勢力的民主聯合政府說不定有希
望誕生,中美關係不會落到五十年代初的地步,韓戰越戰或許根本不會發生……

  今天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已經證明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二十世紀的人
類。但當時連一座稍稍像樣的城市都沒有的中共怎麼就沒被扼殺掉;相反,不但獲
得了美援、還接收了幾乎全部日偽物資的國民黨政府,怎麼竟在頃刻間垮掉,快得
連想扶它一把都沒有地方下手。

  沒有得到美國支援的中共得到了中國。其主要原因,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勝利,
而是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以及使這腐敗一茬茬滋生卻得不到扼制的獨裁政體。一個
政權的獨裁與腐敗,不但與「主義」沒有多大干係,也難於得救於外部資助。毋寧
說,如果一個機體不慎而結上了獨裁這樣的毒瘤,營養越盛,滋長越快,直到整個
徹底毀掉。

  與羅斯福相比,克林頓今天面對的中國,就專制與腐敗而言,與四十年前相比,
有沒有質的不同呢?


  21解放台灣


  克林頓來中國,最感失落的,想來莫過於台灣當局了。北京的觥籌交錯、握手
言歡倒還在其次,口口聲聲恪守三協定,大陸對台灣動手屬於內部事務,即使有幾
個F-16戰鬥飛行隊在手,其內心之惶然恐怕也不下於1950年。

  中共直到今天也不放棄動武之說;而且,和台灣當局一樣,也真的在給外國軍
火販子送錢。究竟是出於那放不下來的大架勢,還是軍方想乘機多得撥款,或者別
的什麼,包括「拯救海峽那邊的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都是表面上政客們玩的「
花活」。到底打還是不打,應該說,和50年前一樣,最終還是實力與世界政治格局
起作用。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國民政府稱為「土共」的人民解放軍,認為戰略
決戰時機已經成熟,準備開始數百萬國人相互大殘殺的時刻。然後,正如我們現在
已經知道的,滾雪球般地滾進了數百萬「翻身農民」和「投誠義軍」的「人民武裝」
,在戰火和劫掠之下變為赤貧萬里的大地上揮戈南下,終於被擋在了大海邊,包括
那支操著綿軟的山西話、準備派往台灣接收、而最終擱淺在福建的工作隊。

  與老蔣有著深仇大恨,並自認為代表了正義與民眾的毛澤東,真想一傢伙打過
去呀!不僅想,當時還真的伸著手指頭在福建的金門島和浙江登步島試了一下。慘
重的損失終於使毛明白,道義上不堪一擊的老蔣得到了大海的庇護;而戰勝大海,
光靠宣傳隊編歌騙農民已經不夠,要靠實打實的艦艇飛機;而艦艇飛機後面的是技
術與錢;技術與錢從哪裡來?只有蘇聯老大哥;這個忙老大哥肯不肯幫?幫與不幫
取決於什麼?這正是近年才昭彰於世的、半個世紀前的那場政客交易。

  由於歷史文獻,特別是前蘇聯文獻解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社會主義大
家庭在亞洲有大小兩個兄弟,中國和北朝鮮。它們的領袖毛澤東和金日成,就成為
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絕對不落人後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樣的名義「被壓迫
人民盼望統一」。當時二人實力都不夠,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海軍與空軍;北朝鮮
更糟,罈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過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還沒怎麼打過大仗。

  條件雖差,雄心不減,而且雙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於是也就把後
援、包括外交、資金技術乃至實際參戰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蘇聯身上。中共這邊,「
百萬雄師過大江」不過兩個月,已經派劉少奇秘密訪蘇,向斯大林稟報自己1950年
進攻台灣的計劃,要求支援200架飛機並培訓飛行員,還試探著問能否在作戰時直
接派遣蘇聯空軍和海軍。斯大林只答應了第一項,對第二項則堅決回絕。除了買賣
上的考慮之外,最主要的顧忌是《雅爾塔協定》,也就是說,如果自己首先毀約,
美國定將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

  幾乎就在同時,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幾乎一樣。只不過
這名對蘇聯更為依賴、更為惟命是從、討要起來也更為直接的前游擊隊員,還有一
個二哥中共——可以仗著大哥之命,也可以仗著中國人即使褲帶緊到最後一個洞眼
也要保住面子與「前宗主國」驕傲稟性,死乞活討,做為依靠的後備方案。	

  如果不是美國在1950年初突然宣佈它「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
包括建立軍事基地」;「美國的安全線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斯大林是不
會同意中共用他提供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億美元貸款中的一半,來購買海
軍設備的;也不可能主動會知金日成,批准他那個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還迫在
眉睫的「統一朝鮮三階段計劃」的。

  金日成極度興奮。開戰前6周,他按照大哥蘇聯的要求親赴北京,來向二哥通
報。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灣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蹺,立刻中斷會面,直接向蘇聯大
使館求證。得到肯定的答覆後,由於受到經濟與意識形態雙重制約,沮喪又氣悶的
毛不敢也沒可能說聲「不」,中國就這樣捲進了朝鮮戰爭。

  事情的結局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戰禍,急需恢復生息的中國,
掏空了國力在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以維持直到今天還是家族統治與糧食定量供應
的北朝鮮政權。與「紙老虎」美帝打了個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毛的虛榮心,
可台灣呢?1953年,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斯大林死後,毛終於可以恨恨地罵他犯了「
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而他一生中兩件大事中做夢做得最長
的一件——解放台灣耽誤掉,則直到臨終輾轉病榻之際,還在念念不忘。(沒有被
「解放」掉的台灣,二十世紀末期實現了繁榮,二十一世紀開頭實現了民主,讀史
的人怎能不說「幸虧當初……」——作者2000年6月補記)

  歷史螺旋式重複,將不僅海峽兩邊、還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人,又推到一個與
半個世紀前何其相似的時刻。雖然江澤民就集數職一身而言,絕類毛澤東,但五十
年後的今天,雙方拼打,用的已經不再是三八大蓋和手榴彈。希望「不放棄武力」
的說道,只不過是這位毛鄧之後第三代領袖繼承衣缽的一個擺設,一時還找不到地
方扔。至於借了錢中國人互打,還要靠掙了錢的外國人來協調與說合,怎麼說也是
民族大恥辱,切盼台上政客們明鑒。」


  22 國共秘密談判(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國共雙方有沒有過通過和談解決爭端的努力
呢?

  我們通過前面的故事已經知道,國共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固然有意識形
態方面的緣故,更主要的,還是雙方背後「洋後台」的態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經令美國朝野完全失望的情況下,杜
魯門發表「公開拋棄台灣」的聲明。毛澤東大為鼓舞,一方面鼓勵張治中「為爭取
和平解放台灣」「努力工作、刻意經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7月對台灣用兵。不
料既野心勃勃又膽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顧地挑起了韓戰,迫使美國再度介入。在
麥帥發佈了《在亞洲遏止共產黨擴張的戰略計劃》之後,毛澤東也扔掉了他溫文爾
雅的那一手,聲稱為了「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
解放台灣』的口號」。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這年秋天,北京開始炮擊金門,兩
邊關係徹底鬧僵。

  在中國經歷了「建國初期」相對說來比較好的日子之後,不但以斡旋和談判見
長,與對方政要更有著盤根錯節的袍澤關係的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試著提出「以
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條件是「美國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後來給無數
人上了當的「知識分子的春天」裡,不但周恩來頻頻傳話給過去的「老人兒」:「
省親會友、參觀學習、投向祖國……一律歡迎」;毛澤東也大度地表示:「愛國不
分先後」、「來去自由」。為了方便與台灣當局作具體商談,中共中央設立了對台
辦公室,由周恩來負責。

  1956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一位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
先生。周主動提出,國共「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繼而,在9月間中共中
央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裡正式發表:「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
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
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了之後。」並在以後會見記者時,一再說「
蔣是有貢獻的。若回來,會安排高於部長的職位。」

  應該說,此時國共雙方後邊,都沒有「更多地想著自己的利益與標準」的洋大
人,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事情的時刻,正要到來。更為湊巧的是,就在當了總理的
周恩來稱讚他二十年代的校長的時候,蔣介石不知是出於他軍事家「知己知彼百戰
不殆」,或是什麼人的勸說,也正派人到大陸探風。他選的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宋
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軍的戰犯囚徒,他的湖南老鄉李維漢正身任統戰要
職,另一名老鄉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簡直就為了和國民黨拉關係而在北京養著。

  1957年4月,宋委員先由香港到廣州,然後乘火車到北京。他當天就和只剩下
「美食家」頭銜的唐生明吃了飯,第三天見了政府總理和統戰部長。這回雙方已經
沒有棘手的軍隊和地盤問題。北京於是從政治角度提出「五條」:(1)兩黨通過
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4)國民黨派人到
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5)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台灣海峽。

  簡直就是四十年後香港回歸和眼下兩岸談判的藍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
此行可能達成的成就。在餘下的幾天裡,他在北京參觀、遊覽、探望已經特赦的弟
弟——感受到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僅有的那幾個月寬鬆活躍的氣氛。

  國共秘密談判(二)

  不但蔣介石派到大陸的立法委員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負此行,北京方面也做
出了同樣的估計。在四月間歡迎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毛澤東毫無避諱地
談到了「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沒有如此簡單。五月份,在宋宜山興沖沖回到香港,就自己這次「受
命大陸行」寫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並立即呈送蔣介石之後,萬萬想不到
的是,主動派他前去的老總統閱後竟然大不悅:不但對北京方面的「五項」完全不
做回應,更傳話叫宋不必再回台灣了。更為不巧的是,幾乎在同時,北京開始了那
場被後人稱為「荒謬絕倫、形同自殺行為」的「反右」,氣氛已經完全不對。

  但政治對手的這次失誤,卻給了蔣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
八大上言之鑿鑿,全部否定北京這回對他回應的誠意,說是:「統戰陰謀」,重新
提出「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並立即與美國在海峽舉
行軍事演習。

  人類的經驗證明,無論是人與人,還是黨與黨,抑或國與國之間,禮讓固然能
換得禮讓,衝動更容易激起衝動。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國援助的F-100型戰鬥機
抵達台灣,台灣軍隊集結金門馬祖,拉開佔據大陸的架勢。北京立即回應:從8月
到10月炮擊金門,共發炮彈四十七萬五千發——「海峽危機」時期開始。打炮之後,
毛澤東再作姿態,甩開他聲情並茂之筆,撰寫《國防部長一告、再告台灣同胞書》,
呼籲「和為上」,提醒對方「提防美國人」。到了這年秋末,美國和台灣在隆隆炮
聲中放棄了以武力保衛金馬政策,國民黨通過《策動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提出
「以主義光復大陸」。

  毛澤東在晚年曾經說,他一生有兩個夢,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灣。事實確實
如他所說:「海峽危機」沒過去兩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綱四目」的對台政策。所
謂一綱,即「和平統一」之綱;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項」,更接近毛澤
東的性格特色:(1)台灣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
都尊重蔣介石的意見;(2)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
由中央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造可以從緩,一定等到時機成熟後,尊重蔣介石
的意見,協商決定後實行;(4)雙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員,不做破壞雙方團結的
事情。

  對此,蔣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為毛澤東「尊重的同鄉兼老友」、
自1949年以來一直都在共產黨手裡封存著,要到時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釗,兩
度赴香港主動聯絡,甚至老死是地,蔣介石都沒有搭理。

  這年,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已年屆古稀。作為同樣懷著獨霸中國、從而得以比肩
於中國歷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領袖,不可能不懷著同樣心病,無時不將「統一大業」
放在心上。雖然有此共同之處,四十年的積怨畢竟太深。這一命題,或許要留給他
們各自的接班人了。

  國共秘密談判(三)

  到了60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台灣已經實際執掌政務,而1965年7月,原國民政
府代總統李宗仁落葉歸根般地回到大陸。也許他傳過去了什麼信息,也許他的行止
觸動了海峽那邊一班人的什麼情懷,總之,就在這年夏天,據說,十年前曾經受周
恩來之托向台灣傳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蔣經國由香港秘密接
到了台灣。

  曹先生當時也已經不年輕了。據文章說,他見過蔣經國後,於10月間趕到了北
京。當時北京雖然正熱熱鬧鬧地開著全運會,討論著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政治火藥
的味道其實已經從幾個文人的筆端散發出來。而毛澤東也已經在會上問出「如果中
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種咄咄逼人的問題。

  曹聚仁並不知道這些。據說他先在北京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返回台灣復
命。三天後,在蔣經國的陪伴下,蔣介石秘密接見了曹。據一位名叫陳敦德的作者
披露,這次會見只有三人在場,曹傳達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後,與蔣氏父子共同擬
出一份似乎是綜合了雙方意見的「六項條件」——應該說,這六條相當荒謬,無論
口氣、用語,包括條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們共同審視兩岸和談的可能
性的當口,權且把這份可能最後由曹先生本人或後人轉述的內情開列出來,供諸位
參考鑒別。這1965年的「六條」是這樣的:(1)蔣介石協同舊部回大陸,可以定
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
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湯沐邑」三個字的使用太不倫不類,蔣介石似乎不
至於將自己認作受毛澤東賜予的前朝遺族)。(2)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
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
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之後再行磋商。(其實那時,台灣完成土地
改革已經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
濟援助;財政上若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大陸當時剛剛由三
年經濟困難時期恢復過來,似無此能力,更況且台灣並未出現財政困難)(4)台
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金門地區,三
個師駐守台灣。(5)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自由市,並為雙方緩衝與聯絡地區。該
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人選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資格應為陸軍中將,
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台灣現任文武官員官階、待遇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
提高、不降低。

  據文章披露,會見之後,曹聚仁老先生很是興奮,只等北京認可後,即正式派
人北上赴大陸了。不料1966年6月,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對台工作
停頓。而對台灣方面說來,似乎又是一次「以主義光復大陸」的機會。似曾相識的
強大政治攻勢再度發起:「大陸政權分崩離析」、「反毛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逆」
……。海峽兩岸進入新的一輪冷戰與抗衡。

  待到緩和的聲音重新發出時,已是1980年代初。從葉劍英委員長發佈九條《告
台灣同胞書》,又是20年過去了。在大陸的改革已經快把共產黨弄得空俱其名,而
台灣的國民黨也已經不再能夠獨裁的情況下,這延續了七十多年國共仇恨,難道還
解不開嗎?過去結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難道還要向毛澤東、蔣介石那樣,把兩邊
中國人的性命、財富、安寧、尊嚴,當作自己的籌碼來耍弄嗎?      

││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



                        戴晴(作者惠寄)

                節選自《國共紛爭》,由編者做了刪節,特此致歉。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放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14日日本宣佈無條
件投降。就在14日這一天,以及接下來的一個多禮拜之內,蔣介石連續三次,電邀
毛澤東到重慶去作「和平談判」。

  局面變得如此之快,毛澤東完全沒有料到。

  就在那年4月共產黨召開的將毛奉為絕對權威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還
在分析中國戰場的形勢,打算以東北為依托,在對日作戰敵後大反攻的最後一年裡
求它個紮實的大發展。他沒想到日本人投降得這麼快;更沒有想到,已經掌握著
100萬軍隊的朱德總司令,於蘇軍出兵第二天對自己地盤所發佈的反攻命令,竟被
蔣介石粗暴否定,說中共軍隊只能「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而美
國總統杜魯門也發佈受降日本的第一號總命令,公開支持蔣介石。

  雖然蔣介石發來了「和談」電報,毛澤東是不打算理它的。除了再一次在延安
公開號召:「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通告全
黨:蔣介石請毛主席前往重慶,「完全是欺騙」;這位七大新當選的主席,還以黨
中央的名義,批准了一項華中局報來的「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在這項計劃裡,
他提議「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策應,並調派新四軍部隊
入城援助」。不僅如此,他還發電報到華北,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迅速布
置(北平、天津等)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配合軍隊奪取這些大城市——而當時
美國正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武器,打算搶先佔領。

  他當時之所以如此作,寶是押在蘇聯身上,認定蘇聯會與美國在中國劃分勢力,
分別支持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像他常說的那樣:「國共反映美蘇」。對於《雅爾
塔協議》和宋子文的莫斯科之行,還都不十分清楚。

  正因為他作如是想,到了8月20日,在蔣介石已經發出了兩封電報的情況下,
還打算據蘇軍進展情況,從華北、熱河等地抽調武裝力量,限期開赴東北,「乘紅
軍進佔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

  但他居然去了重慶——在接到23日那封邀請電報的第三天,在美國駐華大使赫
爾利的保證與陪伴下——這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重慶和平談判。

  後世御用史家給毛的這一決定套上了一大堆溢美之辭:高瞻遠矚、寬宏大量、
智勇雙全、以大局為重等等,卻一直沒有提及毛澤東硬著頭皮上陣去會他的死對頭
的難言之隱:原來是斯大林按照他剛剛簽了字的《雅爾塔協議》和《中蘇友好條約》
,對他「一手扶植」的小兄弟中共發了令,異乎尋常地使用嚴肅冷漠的『俄共(布)
』的名義,堅持要他到重慶去會蔣介石。

  畢竟是毛澤東——越是困局越冷靜,順局反而忘乎所以。臨行的前一天,他再
度召集他的黨內同志開會,決定果子再苦也得吞下去。他說,「我們只能承認這個
現實」。又說,出於無奈,看樣子中共也只有「走法國共產黨的路」了,即在中國
建立一個「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大家「到那邊去作官」。
而他心裡的夢,《將革命進行到底》說得清清楚楚,依舊是通過武力,百分之百地
奪權、掌權。

  在這樣的心態與文化慣力之下,有可能和談麼?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還有共產黨內最擅長外事的周恩來、王若飛等三人,
在一再聲言保證他們的安全的美國駐華大赫爾利的陪同下,飛到了重慶。

  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談到,毛澤東如何在抗戰的初期就說服了他的同志,通過
抗日這一大形勢,把自己的力量擴大了100倍。而國民黨,據何應欽統計:「在八
年抗戰期間,與日軍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38931次,斃傷
日軍276280人……」;話是這麼說了,但在美國人眼中,幾乎被美國所提供的大量
槍炮「壓趴下」的國民黨軍隊,同樣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盡量少同日本人交戰,以留
待戰爭結束後對付中共。

  現在,雙方要坐下「和談」了。

  被政府起碼圍剿了十五年的「共匪頭目」的到達,在重慶引起極大的轟動。雖
然依舊對蔣介石不懷一絲信任,不認為和談會有任何成果,但對自己的文才頗為自
信的毛澤東,樂得順水推舟,借此機會包裝、宣傳自己,並作上層統戰——事實也
證明了他的成功。因為自此之後,直到他在北平的中南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當
然是在他的這些新交的朋友的幫助下、並且具有用到今天還不見褪色的共產黨特色)
,「專制獨裁不民主」的帽子一直牢牢地戴在對手蔣介石的頭上。

  他在重慶呆了五十天,據說跟蔣介石討論和平、民主、團結,討論公民的言論、
信仰與集會結社自由,也討論將來聯合政府的構成——直到最後一天,在歡送會上
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這五十天,毛澤東真可說是費盡了心力,因為他回到延安
就病了,而且著實病得不輕。但和談的實際成果差不多等於零,因為這是被美蘇兩
強按著腦袋談的,心中「武裝解決」的疙瘩沒有絲毫鬆動,一碰到軍事問題立刻就
崩。

  當時民社黨在重慶的領導人蔣勻田先生記述了他與毛澤東在重慶的一次見面。

  這天是9月25日,毛到重慶之後的一個月。在他的心目中,與國民黨內政學系
有相當淵源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還有份量。毛澤東鄭重向蔣勻田通報說:「
和國民黨的談判已經失敗了」。蔣問他失敗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回答說:「與國民
黨相約彼此保守秘密,不過蔣先生既然代表一個有歷史的政黨,我不應當向你保守
秘密,希望我們共同保守秘密。」

  原來,在幾省幾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的人選分配上,以及軍隊數量比
例、受降地區劃分上,「談來談去談不通,現在已成僵局。」蔣勻田當即問毛澤東,
「有沒有談到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毛說沒有。蔣反問道,「毛先生剛剛下飛機的
時候,不是明說要和當局談建立民主制度的問題嗎,怎麼不談這一正題,反而商量
起地盤分配、軍隊比例來了?」毛回答說這是「當局要先從小處入手」。聽到這裡,
作為在野黨的領袖人物蔣勻田說:「從我們人民的眼中看,就算是談『成功』了,
反倒是失敗。這是因為,和談而只見兩黨瓜分利益,人民能得到什麼呢?」

  令我們閱讀史料的人感到驚奇的是,蔣勻田這樣說了,毛居然不以為忤,反倒
很鄭重地問:「依民社黨的意見如何才是呀?」蔣勻田鄭重表示,「只有建立民主
制度的問題解決了,才有可能在共同信守的憲法之下進行政治上的競爭,安排並存
的勢力。否則,今天表面談妥,明天一個小紛爭又打了起來,遭殃的還是百姓。」

  果然,兩位大人物這廂談著,底下的磨擦一刻也沒有停:9月17日,蔣介石秘
密發出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剿匪手冊》;10月17日,毛澤東返回延安不久,據解放
軍總部宣稱,國民黨在日本投降後已經搶去為共軍搶先佔領的31座城市;第二天的
消息更為血腥:圍剿解放區的「閻西山進犯軍」35000人被共軍殲滅。

  這就是半個世紀前兩邊實力人物的「和談」。
   
    

││


解放台灣與國共密談1949-1966



                         戴晴(作者惠寄)
   
編者註:本文節選自戴晴新作《國共紛爭》,標題為編者所加,局部有刪節。特此致歉。

  50年前的今天,正是被正宗的國民政府稱為「土共」的人民解放軍,認為戰略
決戰時機已經成熟,準備開始數百萬國人相互大殘殺的時刻。然後,正如我們現在
已經知道的,滾雪球般地滾進了數百萬「翻身農民」和「投誠義軍」的「人民武裝」
,在戰火和劫掠之下變為赤貧萬里的大地上揮戈南下,終於被擋在了大海邊,包括
那支操著綿軟的山西話、準備派往台灣接收、而最終擱淺在福建的工作隊。

  與老蔣有著深仇大恨,並自認為代表了正義與民眾的毛澤東,真想一傢伙打過
去呀!不僅想,當時還真的伸著手指頭在福建的金門島和浙江登步島試了一下。慘
重的損失終於使毛明白,道義上不堪一擊的老蔣得到了大海的庇護;而戰勝大海,
光靠宣傳隊編歌騙農民已經不夠,要靠實打實的艦艇飛機;而艦艇飛機後面的是技
術與錢;技術與錢從哪裡來?只有蘇聯老大哥;這個忙老大哥肯不肯幫?幫與不幫
取決於什麼?這正是近年才昭彰於世的、半個世紀前的那場政客交易。

  由於歷史文獻,特別是前蘇聯文獻解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社會主義大
家庭在亞洲有大小兩個兄弟,中國和北朝鮮。它們的領袖毛澤東和金日成,就成為
本民族之雄主而言,是絕對不落人後的——二人用的居然也是同樣的名義「被壓迫
人民盼望統一」。當時二人實力都不夠,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海軍與空軍;北朝鮮
更糟,罈子罐子加在一起,也不過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還沒怎麼打過大仗。

  條件雖差,雄心不減,而且雙方都知道斯大林世界格局的野心,於是也就把後
援、包括外交、資金技術乃至實際參戰的期望寄托在大哥蘇聯身上。中共這邊,「
百萬雄師過大江」不過兩個月,已經派劉少奇秘密訪蘇,向斯大林稟報自己1950年
進攻台灣的計劃,要求支援200架飛機並培訓飛行員,還試探著問能否在作戰時直
接派遣蘇聯空軍和海軍。斯大林只答應了第一項,對第二項則堅決回絕。除了買賣
上的考慮之外,最主要的顧忌是《雅爾塔協定》,也就是說,如果自己首先毀約,
美國定將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

  幾乎就在同時,金日成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得到的回答也幾乎一樣。只不過
這名對蘇聯更為依賴、更為惟命是從、討要起來也更為直接的前游擊隊員,還有一
個二哥中共——可以仗著大哥之命,也可以仗著中國人即使褲帶緊到最後一個洞眼
也要保住面子與「前宗主國」驕傲稟性,死乞活討,做為依靠的後備方案。	

  如果不是美國在1950年初突然宣佈它「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
包括建立軍事基地」;「美國的安全線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斯大林是不
會同意中共用他提供給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億美元貸款中的一半,來購買海
軍設備的;也不可能主動會知金日成,批准他那個既莽撞又野心勃勃,而且還迫在
眉睫的「統一朝鮮三階段計劃」的。

  金日成極度興奮。開戰前6周,他按照大哥蘇聯的要求親赴北京,來向二哥通
報。正打算集中全力解放台灣的毛敏感到事情蹊蹺,立刻中斷會面,直接向蘇聯大
使館求證。得到肯定的答覆後,由於受到經濟與意識形態雙重制約,沮喪又氣悶的
毛不敢也沒可能說聲「不」,中國就這樣捲進了朝鮮戰爭。

  事情的結局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戰禍,急需恢復生息的中國,
掏空了國力在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以維持直到今天還是家族統治與糧食定量供應
的北朝鮮政權。與「紙老虎」美帝打了個平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毛的虛榮心,
可台灣呢?1953年,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斯大林死後,毛終於可以恨恨地罵他犯了「
一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的錯了」;而他一生中兩件大事中做夢做得最長
的一件——解放台灣耽誤掉,則直到臨終輾轉病榻之際,還在念念不忘。

  歷史螺旋式重複,將不僅海峽兩邊、還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人,又推到一個與
半個世紀前何其相似的時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國共雙方有沒有過通過和談解決爭端的努力
呢?

  我們通過前面的故事已經知道,國共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固然有意識形
態方面的緣故,更主要的,還是雙方背後「洋後台」的態度。

  49年底、50年初,在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經令美國朝野完全失望的情況下,杜
魯門發表「公開拋棄台灣」的聲明。毛澤東大為鼓舞,一方面鼓勵張治中「為爭取
和平解放台灣」「努力工作、刻意經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7月對台灣用兵。不
料既野心勃勃又膽大包天的金日成不管不顧地挑起了韓戰,迫使美國再度介入。在
麥帥發佈了《在亞洲遏止共產黨擴張的戰略計劃》之後,毛澤東也扔掉了他溫文爾
雅的那一手,聲稱為了「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
解放台灣』的口號」。這是1950年的夏天。到了這年秋天,北京開始炮擊金門,兩
邊關係徹底鬧僵。

  在中國經歷了「建國初期」相對說來比較好的日子之後,不但以斡旋和談判見
長,與對方政要更有著盤根錯節的袍澤關係的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試著提出「以
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條件是「美國不干涉」。到了1956年,也即後來給無數
人上了當的「知識分子的春天」裡,不但周恩來頻頻傳話給過去的「老人兒」:「
省親會友、參觀學習、投向祖國……一律歡迎」;毛澤東也大度地表示:「愛國不
分先後」、「來去自由」。為了方便與台灣當局作具體商談,中共中央設立了對台
辦公室,由周恩來負責。

  1956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一位當時居住在香港的三十年代文化人曹聚仁
先生。周主動提出,國共「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繼而,在9月間中共中
央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裡正式發表:「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
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
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了之後。」並在以後會見記者時,一再說「
蔣是有貢獻的。若回來,會安排高於部長的職位。」

  應該說,此時國共雙方後邊,都沒有「更多地想著自己的利益與標準」的洋大
人,中國人自己解決自己事情的時刻,正要到來。更為湊巧的是,就在當了總理的
周恩來稱讚他二十年代的校長的時候,蔣介石不知是出於他軍事家「知己知彼百戰
不殆」,或是什麼人的勸說,也正派人到大陸探風。他選的是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宋
宜山:宋的弟弟宋希濂曾是解放軍的戰犯囚徒,他的湖南老鄉李維漢正身任統戰要
職,另一名老鄉唐生智胞弟唐生明簡直就為了和國民黨拉關係而在北京養著。

  1957年4月,宋委員先由香港到廣州,然後乘火車到北京。他當天就和只剩下
「美食家」頭銜的唐生明吃了飯,第三天見了政府總理和統戰部長。這回雙方已經
沒有棘手的軍隊和地盤問題。北京於是從政治角度提出「五條」:(1)兩黨通過
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
(3)台灣地區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共產黨不派人前往干預;(4)國民黨派人到
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5)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台灣海峽。

  簡直就是四十年後香港回歸和眼下兩岸談判的藍本。宋宜山似乎感受到了自己
此行可能達成的成就。在餘下的幾天裡,他在北京參觀、遊覽、探望已經特赦的弟
弟——感受到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僅有的那幾個月寬鬆活躍的氣氛。  

  不但蔣介石派到大陸的立法委員宋宜山感到自己可能不負此行,北京方面也做
出了同樣的估計。在四月間歡迎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的宴會上,毛澤東毫無避諱地
談到了「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合作。」

  可惜事情沒有如此簡單。五月份,在宋宜山興沖沖回到香港,就自己這次「受
命大陸行」寫出一份長達一萬五千字的報告,並立即呈送蔣介石之後,萬萬想不到
的是,主動派他前去的老總統閱後竟然大不悅:不但對北京方面的「五項」完全不
做回應,更傳話叫宋不必再回台灣了。更為不巧的是,幾乎在同時,北京開始了那
場被後人稱為「荒謬絕倫、形同自殺行為」的「反右」,氣氛已經完全不對。

  但政治對手的這次失誤,卻給了蔣介石以希望。1957年10月,蔣介石在國民黨
八大上言之鑿鑿,全部否定北京這回對他回應的誠意,說是:「統戰陰謀」,重新
提出「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消滅匪寇、完成革命大計」,並立即與美國在海峽舉
行軍事演習。

  人類的經驗證明,無論是人與人,還是黨與黨,抑或國與國之間,禮讓固然能
換得禮讓,衝動更容易激起衝動。1958年夏天,第一批美國援助的F-100型戰鬥機
抵達台灣,台灣軍隊集結金門馬祖,拉開佔據大陸的架勢。北京立即回應:從8月
到10月炮擊金門,共發炮彈四十七萬五千發——「海峽危機」時期開始。打炮之後,
毛澤東再作姿態,甩開他聲情並茂之筆,撰寫《國防部長一告、再告台灣同胞書》,
呼籲「和為上」,提醒對方「提防美國人」。到了這年秋末,美國和台灣在隆隆炮
聲中放棄了以武力保衛金馬政策,國民黨通過《策動大陸反共革命運動案》,提出
「以主義光復大陸」。

  毛澤東在晚年曾經說,他一生有兩個夢,一是文革;一是解放台灣。事實確實
如他所說:「海峽危機」沒過去兩年,他再度提出了「一綱四目」的對台政策。所
謂一綱,即「和平統一」之綱;而「四目」,比起1956年的「五項」,更接近毛澤
東的性格特色:(1)台灣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當地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
都尊重蔣介石的意見;(2)所有軍政費用和經濟建設一切費用的不足部分,全部
由中央撥付;(3)台灣的社會改造可以從緩,一定等到時機成熟後,尊重蔣介石
的意見,協商決定後實行;(4)雙方互相不派遣特工人員,不做破壞雙方團結
的事情。

  對此,蔣介石不予理睬。1962年4月和6月,作為毛澤東「尊重的同鄉兼老友」、
自1949年以來一直都在共產黨手裡封存著,要到時候才「以堪大用」的章士釗,兩
度赴香港主動聯絡,甚至老死是地,蔣介石都沒有搭理。

  這年,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已年屆古稀。作為同樣懷著獨霸中國、從而得以比肩
於中國歷代著名皇帝的革命領袖,不可能不懷著同樣心病,無時不將「統一大業」
放在心上。雖然有此共同之處,四十年的積怨畢竟太深。這一命題,或許要留給他
們各自的接班人了。  

  到了60年代中期,蔣經國在台灣已經實際執掌政務,而1965年7月,原國民政
府代總統李宗仁落葉歸根般地回到大陸。也許他傳過去了什麼信息,也許他的行止
觸動了海峽那邊一班人的什麼情懷,總之,就在這年夏天,據說,十年前曾經受周
恩來之托向台灣傳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回音的曹聚仁,再度被蔣經國由香港秘密接
到了台灣。

  曹先生當時也已經不年輕了。據文章說,他見過蔣經國後,於10月間趕到了北
京。當時北京雖然正熱熱鬧鬧地開著全運會,討論著國民經濟長遠規劃,政治火藥
的味道其實已經從幾個文人的筆端散發出來。而毛澤東也已經在會上問出「如果中
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這種咄咄逼人的問題。

  曹聚仁並不知道這些。據說他先在北京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返回台灣復
命。三天後,在蔣經國的陪伴下,蔣介石秘密接見了曹。據一位名叫陳敦德的作者
披露,這次會見只有三人在場,曹傳達了北京方面的信息之後,與蔣氏父子共同擬
出一份似乎是綜合了雙方意見的「六項條件」——應該說,這六條相當荒謬,無論
口氣、用語,包括條件本身,都十分可疑。今天,在我們共同審視兩岸和談的可能
性的當口,權且把這份可能最後由曹先生本人或後人轉述的內情開列出來,供諸位
參考鑒別。這1965年的「六條」是這樣的:(1)蔣介石協同舊部回大陸,可以定
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
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湯沐邑」三個字的使用太不倫不類,蔣介石似乎不
至於將自己認作受毛澤東賜予的前朝遺族)。(2)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
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
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之後再行磋商。(其實那時,台灣完成土地
改革已經十多年,北京方面不可能不知道)(3)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
濟援助;財政上若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大陸當時剛剛由三
年經濟困難時期恢復過來,似無此能力,更況且台灣並未出現財政困難)(4)台
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金門地區,三
個師駐守台灣。(5)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自由市,並為雙方緩衝與聯絡地區。該
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人選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資格應為陸軍中將,
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台灣現任文武官員官階、待遇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
提高、不降低。

  據文章披露,會見之後,曹聚仁老先生很是興奮,只等北京認可後,即正式派
人北上赴大陸了。不料1966年6月,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北京對台工作
停頓。而對台灣方面說來,似乎又是一次「以主義光復大陸」的機會。似曾相識的
強大政治攻勢再度發起:「大陸政權分崩離析」、「反毛力量聯合起來共同討逆」
……。海峽兩岸進入新的一輪冷戰與抗衡。

  待到緩和的聲音重新發出時,已是1980年代初。從葉劍英委員長發佈九條《告
台灣同胞書》,又是20年過去了。在大陸的改革已經快把共產黨弄得空俱其名,而
台灣的國民黨也已經不再能夠獨裁的情況下,這延續了七十多年國共仇恨,難道還
解不開嗎?過去結了仇的政客的接班人,難道還要向毛澤東、蔣介石那樣,把兩邊
中國人的性命、財富、安寧、尊嚴,當作自己的籌碼來耍弄嗎?     
    



失敗者的勝利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讀茨威格《異端的權利》

  差不多可以說這是他最後一部著作了。逝於1942年的茨威格雖然接著又寫了回
憶錄式的《昨天的世界》,寫了一篇約4萬字的《象棋的故事》,還有那封平靜得
令人窒息的遺書,但帶著明晰的觀念與創作的熱望,不僅從自己的記憶與情感中搜
尋,還需四處奔波、查找史料、辨析雜亂無章的原始素材,再以此為據進行艱苦的
勞作,這確實差不多是最後一次了。

  《異端的權利——卡斯特裡奧反對加爾文》對中國讀者說來是陌生的。如果有
100萬讀中文譯本的青年和不再是青年的人知道《陌生女人的來信》、知道《看不
見的收藏》、知道《人類星光璀璨時》,他們之中可能找不出10個人能說出卡斯特
利奧和他的生平與著作。當然這裡邊會有上萬人多多少少知道加爾文,看過那幅有
名的兩個胖子一個瘦子的宗教改革者油畫,但他的性情、他的嗜好呢? 他熱情還是
冷漠? 寬厚還是刻薄? 愛不愛醇酒婦人? 迷不迷森林與海,還有孩子和狗? 也許學
者們認為這一切與歷史進程毫不相干,恰如心跳與排泄,這檔子每個人與生俱來又
相攜逝去的那回子事,沒人會感興趣——除了他的老婆。當然如果這人是領袖或者
活佛,則又當別論。在史學家眼中,後人所關心的,只是業績! 業績!

  但虛構小說家們不是這樣。他們只重心靈,特別是心靈中的隱秘。他們寫王公
貴族、姦夫姘婦,寫窮鄉僻壤的農夫和他們的雞鴨……顯赫家族引不起他們的敬畏,
他們東挪西借地隨意編派,根本不在乎這個或者那個朝代。

  同樣是在描寫人類! 讀者已經那麼習慣於這種分界,甚至在我們背著手坐在課
桌後邊的時候,老師與教科書就為我們規定好了:文與史。但茨威格顯然成心與這
一分類作對。他在他無懈可擊的歷史敘述中,剖出了那真名實姓、進行著確曾發生
過的行為和主人公最不為人所知的本性。這種剖析是驚心動魄的,甚於我們看到一
頭猛獅分泌為獵物所誘出的涎水。

  如果不讀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加爾文在我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輝幻像:
改革家、反封建鬥士。他站在歷史的一個階梯上,與無數長袍長髯的偉人排在一起。
如果不讀茨威格,我怎麼也不能那麼明白地知道,就是這個因懷有理想而受迫害、
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鄉的新興資產階級,一旦登上權力的寶座,對那些曾是、甚
至依舊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會表現出那樣的常人難以置信的專橫、殘忍與卑劣。
這些人根本沒有絲毫覬覦他的權勢的念頭,不過想就幾個純學術問題與他商榷——
貨真價實的商榷,因為文稿是在未發表之前,就寄給了「親愛的兄弟」敬請指正的。

  可憐的塞維特斯(通譯為塞爾維特)是死定了。加爾文甚至在以殘酷迫害異端著
稱的蘇黎世等四個宗教團體都拒絕對這有學問的醫生處以極刑的情況下,甚至當這
「衣衫襤褸、鬍鬚紊亂、面容骯髒瘦削」的神學家、生物學家願意以「人對人、基
督徒對基督徒」的方式與這位權傾一時的論爭敵手和解的時候,仍然得不到加爾文
絲毫的憐憫。他要求這囚人的,是精神與信念上的屈服。這對常人說來真是一點也
不難,不幸塞維斯特選擇以精神自由為終極目標,於是這要求就顯得過分了一點。
他拒絕了,堅決拒絕,明知前景是「即將被文火烤成一攤膠狀物」——他寧願受半
小時極大的痛苦贏得烈士的桂冠,而將徹底野蠻主義這一恥辱的標籤永遠貼在加爾
文身上。」

  故事到此並沒有完。如果說,加爾文以為他的在肉體上消滅異端足以從精神上
鞏固他個人獨裁的話,他對於人類對人道與自由的嚮往以及他們為之奮鬥的勇氣就
太低估了。塞維斯特的慘死,使另一名具有獨立人格的思想家,當時正靜靜地做著
學問的卡斯特利奧,「從書頁中抬起頭來」。平靜、謙和,然而卻是堅忍不拔地投
入對思想專制的鬥爭。在觀點上,他與塞維斯特並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
塞的《基督教的復興》說;但他站出來了,不顧自己「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無足
輕重」,只不過是一個「靠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所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的窮
學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權」,向不可冒犯的權勢宣戰。這場鬥爭的結果是,當他
在世的時候,「在加爾文勢力所及,營業印刷商沒有人膽敢出版卡斯特利奧的書」;
而隨後,「對他著作的審查制度,持續了幾十年和幾百年」。

  其實卡斯特利奧完全可以三緘其口,如果這樣,他會安穩地度過一生,並向世
界貢獻上優秀的法語及拉丁語《聖經》;而歷史依舊向前行進,200年和350年後照
樣會有伏爾泰抗議卡拉斯案、左拉抗議德雷福;中國的聞一多也照樣會拍案而起,
藐視獨裁者的子彈……但他選擇了長達十年的幾乎見不到任何希望的抗爭。沒有任
何有權勢的人或者公眾的愛戴作依靠,押在勝負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奧用生命爭取的命題實在平凡又平凡,就
象蒸汽能驅動輪機,電腦能進行運算一樣天經地義:

  尋求真理並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
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為這一命題而犧牲的人,恐怕不會少於世界大戰吧?

  《異端的權利》完成於1936年,正是希特勒當上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意氣
飛揚地在鮮花與歡呼聲中吞併了奧地利和蘇台德區的時候。正是在此時,不具一槍
一卒的作家茨威格宣稱:

  我們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 它眼裡只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
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
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
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原載北京《世界文學》1987年
      
 



奉旨造反義和團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除了那一堆「一」字輩的公共假日(五一、六一、七一、
八一、十一),還有幾個總要被有關人士想起來並紀念一番的特別日子,比如文藝
圈紀念《講話》,也就是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作的那場把他們由自由戰士變為黨的
工具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統戰的對象們,特別是反蔣的國民黨元老新進,
則紀念共產黨也認可的辛亥暴動;對所謂「義和團運動」,好像沒有找到有頭有臉
的拳民後裔,佛道釋三家也都不肯沾邊,而農民暴動和共產黨可是有割不斷的天然
血緣,史學界遂受命挑頭主持這「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的紀念。

    那正日子的選定與主題「反帝愛國」頗為相合。一百年前的6 月13日,是拳民
最意氣風發的日子。雖說一年以前他們就接受了朝廷的好意,在新巡撫關照下,把
原先的「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但一直到了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拳眾
們才真正露臉:一向禁衛森嚴的九城向這些紅布包頭、紅布兜肚的粗漢們全面開放,
任憑他們到處設壇作法,操刀執杖,喊打喊殺,出入王府官邸,擔當教師爺和門房
大爺,白米白銀一批批賞下來……最後,在清廷正規部隊配合下,拳民們「奉旨造
反」,以圍攻使館震驚世界。

    五個禮拜之後,不過兩萬名拼湊起來的正規作戰部隊(史稱八國聯軍),就把
他們(拳民加清軍)解決掉了。老佛爺車駕匆匆西去,留下零星清軍和拳民與洋人
巷戰,留下北京城的平民去承受敵軍的報復性洗劫。他們大都是山東河北貧苦農民
:天旱、糧食歉收,求告無門;教堂和教民在鄉里趾高氣揚,讓他們一百個氣不憤
……。這些本來都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橫死於槍炮之下。小朝廷是搬到西安去了,
他們的生計誰管?

    滿人入關建立清王朝,至此已130 年。自乾隆朝錯過了願意和中國平等往來、
互換有無的英國特使之後,槍口下的明征暗搶激出了一批「師夷長技」的洋務派。
這批重臣大員守著祖宗的「體」(意識形態),事事「官督」(以中央集權壓制民
間),社會變革效率之低、負面效應之大,貪污腐敗不可遏制,終於使實力不足而
激進有餘的文化人成了氣候,這就是我們熟悉的戊戌變法。對文人的鎮壓有何難哉?
何況還一箭雙鵰,也給了緩慢的、一進三退的洋務派(既拳民口中的「二鬼子」、
「三鬼子」)好看。從鎮壓中撈到好處的是那些頑固守舊派。他們「萬歲不離口」,
只用洋貨不尿洋人、公幹無能,私撈卻是行家——國家經濟怎麼能不崩潰、百姓怎
麼能不貧極而反?而偏狹、無知的最高統治者,竟幻想依仗暴民而洩憤——發洩她
對洋人之恨:他們竟敢給向她絕對權威挑戰的成年皇上撐腰!

    庚子一戰,清王朝是完了。義和團卻被戴上「反帝愛國」的堂皇冠冕,作為近
代革命譜繫上正宗的人民英雄,歆受著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其合法性支撐的政
權的供奉。不知北京的史學界今年如何紀念「義和團運動」100 週年。80週年時候
曾有過紀念,那時歷史學家黎澍還在世。他出席了,對「義和團」卻隻字未提。在
這一符號還有其可資利用的價值的時候,在學術自由還遙遙無期的時候,他選擇
「王顧而言他」。我推想,即使如此,他也是很痛苦的。因為,不過一年前(1979
年),他剛剛說過:建國30年來,歷史學已經淪為強權的奴僕。

      
 



《長江長江》成書經過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由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發出的反對三峽工程興建的聲音,自八十年代中第五次
上馬高潮迫近時,大約只公開或半公開吼出來過三次。

    一次是至今列為機密的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關於三峽工程問題的調查報告——
《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再一個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兩本專業性很強的書:
《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第三次就是我們那本
薄薄的、由九十二歲的前中央政府資源安置委員會委員長孫越歧老題寫書名,十多
名北京大報記者聯手採寫的《長江長江》了。

    大陸新聞本從屬於宣傳;而宣傳自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出「槍桿子、筆桿子,
干革命靠這兩桿子」這一原理之後,就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裡了——這已是常識。
令海內外所有愛國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可以牢牢掌握「只要光輝燦爛的共產主
義而不要腐朽衰敗的資本主義」;你可以牢牢掌握「黨和她的領導歷來偉大光榮正
確」;你可以牢牢掌握「昨天是唇齒相依的戰友,今天是犯我邊疆的死敵,明天是
親密的貿易夥伴」……這些,老百姓心裡都有數,不說就是了。

    但假若僅僅是學術問題,而且並不是牽涉到人心、人性、平等、自由等等惱人
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問題,而是一項工程,一項生怕您中共一不小心會像嬴政楊
廣一樣幹件亡黨亡國的大傻事的工程,對這種論證,「牢牢掌握」的人還是不讓,
真有點豈有此理了。

    這項工程提出,已經近七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正第六次向「立即開工」逼
進。如果說以前的些微反對之聲早已一次次被政治運動封殺了的話,到了改革開放
意興正濃的彼時,又有人站出來了,這就是著名的由孫越歧帶隊的全國政協經濟建
設組所作的為時三十八天的調查。平均年齡七十二歲、一個個全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們帶著滿肚子意見和建議風塵僕僕地回來了,卻沒有一家綜合性的、發行量比較大
的報紙對他們的見解作一點哪怕是最基本的公正客觀報道。

    不巧的是,該組的副組長是我母親的老友,是我曾經跟在屁股後邊喊叔叔的人。
「牢牢掌握」既然不肯,他只好請她發話把女兒調去採訪他們。

    我的母親從不對我要求什麼。一但她打來電話,並且稱我為「戴晴」,準是她
那備受磨難卻依然勇氣十足的共產主義信念又發動了。  我到政協禮堂去了。他們
正式的調查匯報正要在那裡作出。我以為找錯了地方,因為,諾大的政協一層會議
廳只在前幾排正中坐了不到一百名聽眾。我徑直走過去坐在一旁。作為會議主持人
的林華叔叔看見了我,在他的開場白裡加了一句:「今天的大會有光明日報記者到
場!」話音一落,聽眾突然鼓起掌來——這真讓我大吃一驚。跑新聞的同行都知道,
對於各大會議,當記者的能想辦法混進去,佔個有利位置,不被趕出來就很好了。
什麼時候享受過如此禮遇?當然後來我才明白這恰是有意封鎖的結果。

    我那時對三峽工程一無所知,僅憑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識,覺得他們講的不無
道理。但我僅僅就職於一家報紙,既不掌握版面,也無採訪派遣權。我能作的只是
回報社找到總編室主任,問他如此重大的事為什麼不派記者。他說上邊有「精神」。
瞭解大陸政治運作的人都明白,對「精神」這種事,權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乾瞪眼
的份兒。我能作的也就是對他講了我的見解,請他以後在對工程作正面報道時「悠
著點」。他什麼都清楚,而且以後也確實盡量作了。我們的這一努力在聲勢浩大的
「正面」推進中,當然微乎其微。

    這次只是「奉母命」。我依舊忙自己的事,不認為我的工作與三峽工程有什麼
特別的關係,直到一九八八年秋。

    那時,香港文化界正忙著歡迎分別代表海峽兩岸的兩顆良心在彼地相會,我在
被邀之列。第二次讓我驚異的是,在大陸不見有多少普通人關注的三峽工程,在香
港各報的版面上卻是如火如荼,這很讓我這個北京人覺得自己對於大事的漠然真是
丟人。但我依舊不知道我能為三峽作什麼。如果沒有新結交的香港友人在我開完會
回北京之後,依舊不依不饒,不停地將有關三峽報道的剪報源源寄來,弄得我火燒
火燎,坐臥不寧,可能依舊沒什麼。我只盼與此工程有關的我的同業,如各報的科
學版呀、時事新聞刊物呀等等能有點作為,但報面上還是只見官調高唱。

    那條消息終於出來了——也是在港報上見到:如果一切順利,按早建方案,三
峽工程「將於1989年開工」!

    再忙,再不懂,再無直接工作關係,也不再能構成一個有著起碼良心的中國報
人坐視不問的理由。我狠狠心,開始「管閒事」了。

    現在有不少中外報刊把我稱作「環境人士」,真是慚愧得緊。當然,對這一崇
高事業心儀已久,但我們在1988年底到1989年初在三峽工程上所作的,其實僅僅本
著記者的敬業心,為大陸在有關國計民生的決策程序上,作一點對有限言論自由的
推進。

    鄧小平說過: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這樣就可
以避免犯大的錯誤;有了小的錯誤,也能及時總結糾正。

    趙紫陽說過: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即使處在權威決策的專制體制下,也總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於是我們所作的
第一件事是把專家們在學術上的見解轉譯為普通百姓能聽得明白的話;第二件事是
找個地方把它發出去。

    第一件事不難。我雖然不能一個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採訪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
報告上簽字的十名專家,但改革開放已十年,相當一批優秀的記者已經擺脫只聽命
於自己的上司,心甘情願作喉舌的心態。我們可以合作,我們齊動手,可以在一周
內推出十篇訪談錄,但發表在哪裡呢?

    對控制最嚴的報紙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時《世界經濟導報》還沒有停刊,
或許有可能發一期專號?我與張偉國很認真地籌劃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
——這是同人間的不同意見,沒有官方插手。

    報紙不行,刊物呢?《了望》之屬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據稱思想解放的是《
新觀察》,但他們幾期已漲稿,能不能發個增刊?不行,因為必須上報特批,不但
時間來不及,也肯定批不下來。《自然辯證法雜誌》呢?科學院主管,但新任院長
據說屬絕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忠厚長者。《群言》?《華人世界》?……記得還問
了好幾家,全部理由充足地婉拒,共產黨真是偉大得滴水不漏。

    我那時差不多快氣瘋了,忽然想起一份新創刊不久而且一直向我索稿的山東雜
志《科技企業家》。立刻聯繫,編輯部非常興奮,馬上派人來京參加我們正在進行
中的經濟學家座談,敲定三天後,即舊歷大年初一那天,他們再派人來京取稿。為
趕排趕印,來人不出車站立刻搭回頭車返濟南。而且,他們不但不要我們的錢,還
願支付一點我們在北京的活動開支。

    真是喜出望外!

    我送他們下樓,走到樓梯口,那編輯停了步,欲言又止。我的心快停跳了。一
再追問,方知他們還須我們的幫助夠,能否想辦法得到國家科協的同意——因為按
照「牢牢掌握」,這是他們主管的主管的主管。我硬著頭皮說了聲沒問題,心想周
培源老是前科協主席,一本科學雜誌按照現領袖的較新指示發一期利國利民的專輯,
難道還作不了主不成?沒想到事情辦到這一步還是翻了船。原來這家刊物的在京聯
絡主管不敢只請示科協前主席而忽略剛剛到任的現主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
兼愛國政治家、中共的新鮮血液錢學森先生。錢先生的答覆是:「戴晴什麼人?她
插手的事我們不要理。」  錢主席不願沾我的邊,這心情我太理解了。但他說不知
我何許人,似乎顯得有點矯情。因為就在不過兩三年前,我還作為故屬(他當七機
部副部長時我是該部技術員,文化革命時曾是他所靠近的那一派的幹員),對他作
過一次專門拜望。就如每次與偉人所作的聰明睿智之談一樣,有著一位鋼琴家夫人,
並且常常在琴聲中思考科學與政治問題的錢老,問我最喜歡貝多芬的第幾交響樂。
我那時正傻呼呼地在文化界生拼硬撞,於是說「第五」。錢先生臉上展現出天堂般
的微笑:

    「不,第九。這是他最高的成就——人與人之間的諒解、和洽與友愛。」  我
茅塞頓開。不幸到1989年方知,這精神祇在老貝的音樂中,哪怕聽者不但領略深透
還愛得要命。於是,只剩下出書這條路。

    問了北京的幾家,包括有眼光、有胸懷,不時賠錢出好書的幾位和只要能賺錢
什麼都出的幾位,都被婉拒。絕望之中,就如上蒼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四十年代末即參加了「革命」的許大姐是全國最有見解、
最肯為作品與作者作出個人犧牲的資深編輯,當時正代表貴州社在京組織另一套書
稿。至為關鍵的是——「牢牢掌握」終於也有了一個小砂眼兒小漏洞——她有權在
出版社審批的同時給我們一個書號。

    開印。

    這就是那本《長江  長江》了。文化界、新聞界(包括外國、港台駐京記者)
義買籌資、出版界朋友義務幫忙,終於趕在政協、人大開會之前發行,直送委員們
下塌的賓館小賣部!  我們印了五千冊,貴州社隨即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但
他們只賣了兩萬本,「平暴」即發生。剩下三萬,作為「為動亂與暴亂作輿論準備」,
奉旨銷毀。三聯書店緊接著出了港版,更名為《三峽工程是否應興建》。1991年,
上馬之風又起,台北新地社印了台版,用原書名。

    與官方主辦的聲勢浩大的「正面報道」相比,我們的努力也許小得可憐。無論
將來宏偉壯麗的大壩將滔滔江水攔腰截住時,有人在觥籌交錯之際講講這蚍蜉撼樹
的小插曲,還是幾十年之後工程師們為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淤沙傷透了腦筋,而跌足
長歎「早就有人說過」,都已無關緊要。

    我們只是一批敬業的新聞從業者,我們盡力在需要的時候作了我們該作的事。

    1993

      
 



三峽工程蠹蟲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近日來,貪官現形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共產黨自己也喊出了「黨內不許他們
有藏身之地」(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這標題一出,見者無不啞然失笑:那貪官
不藏在有權、有槍、有銀行、有報紙電台、有老戰友老同志網的黨裡,又藏在哪兒?
只看對貪官的處置,種種關係擺平之後,第一個出來莊嚴發佈消息、將那人送上萬
劫不復之途的,必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而放在第一位讓他痛失的,就是他
的黨籍。檢察院的立案逮捕都在其次。

    果然,繼揪出廈門華遠走私和那個成姓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之後,爆出了三峽工
程的兩個蠹蟲金文昭(音)和戴蘭生(音)。前者負責三峽工程移民,貪了至少¥
10億;後者負責大壩工程,數額也不比他的同僚少。當然,這錢若與三峽工程總投
資(¥2000-6000 億)相比,不過百分之一,離偉大領袖毛主席常說的成績錯誤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之比,還差著十倍吶!

    讓我們感興趣的是,67歲的金文昭,大字不識幾個,1992年還在鄭州附近一個
小水庫上當差,怎麼不過八年間,就撈了這麼一大筆。當然,是黨給了他一切:從
把他招到解放軍這個大熔爐裡培養,到被視察首長(當時的水利部副部長李伯寧)
一眼相中,到得到國家和工程領導人(前湖北省長,後國家計委主任郭樹言)的賞
識,到三大國有銀行(國行、建行、工商行)隨叫隨到、直到落入警察之手。這時
出面保釋他的,還是國家機關(國務院三建委移民局)。

    但中國共產黨黨員六千萬,並非個個都如此官符如火兼財運亨通。金文昭戴蘭
生輩的好運,主要是跟對了人,進而佔據要津。讓他們放開膽子大貪特貪的三峽工
程,不但「標誌了社會主義無比優越」,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敬愛的小平
同志」關切的工程,是絕對不許懷疑、不許批評,也不許不支持、不理睬的——更
何況支持理睬(說白了就是撥款)送的是國家的錢,而獲得金戴輩的進貢,恐怕就
不止幾枚鑽戒、幾套住房、幾部轎車了。

    記得1980年代中,以全國政協科技組為中堅的反建派虎虎有生氣,到1989年春,
國務院不得不宣佈對三峽工程的擱置。「六四」鎮壓,為這工程套上了政治正確的
光環——而光環之下,當然就是金文昭戴蘭生輩的天堂了。記得當時反建派領袖人
物之一林華曾說,知道為什麼他們(即錢正英李伯寧等)拼了命也要把三峽工程推
上去麼?工程還沒有開始,三個億已經花掉了。有了工程,這三個億融在幾百億總
投資裡誰也不會注意;要是上不了,他們就準備著向監察部門解釋這筆錢的去向吧。

    「六四」之後,反建派給打得七零八落。到了九十年代,其作為已僅限於給最
高當局上書,還有就是聯絡世界上的環境組織,防止國際資金輸向三峽工程了。記
得筆者正為自己的毫無作為沮喪壓抑之際,一位水電系統知情人打氣說:「他們鬧
什麼,不就鬧錢麼?沒錢了還有什麼鬧的?」他的這番話,這回剛好為貪污巨款的
金戴輩的嘍囉所證實——三峽工程經濟發展公司鄭州分公司總頭對這一原則的表述
是:「是個人都想著從這個工程裡弄錢。」

    大家都知道三峽工程是個釣魚工程,它的總投資已經從開頭的380 億(1980年
代動議時),漲到570 億(1992年人大通過),再漲到750 億(1993),960 億
(1994到美國化募),2000億(1996年),以及,「業內人士」傳說中的,工程總
管在1997年向當時主管財金的朱副總理招認的6000億。不知那位總管有沒有把他麾
下正肥嘟嘟地咕容著大蠹小蠹們的「好處」打進工程預算,照金文昭戴蘭生們這種
偷法,一萬億也怕打不住吧?

    今年春天「兩會」召開的時候,53位專家學人再度孜孜矻矻上書,懇請三峽工
程當局貫徹當年人大通過的議案,初期按156 米低蓄水位運行,以「驗證泥沙淤積,
緩解移民困難」。在他們的呼籲中,沒有說三峽工程當局為什麼要違背議案這麼幹,
也沒有提到更早的另外兩次對國務院(1989)和人大(1992)決定的違背。「大上
快上」三峽工程。

    金文昭戴蘭生貪污行賄攜款捲逃案發,真相終於大白:工程有多大,錢就有多
多,進度有多快,進帳就有多旺。弄錢,當然是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麼。三峽工程
幾千個億呀!怎麼能不大干快上呢?□

      
 



1993年度戈德曼環境獎獲獎詞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當全人類都在重新思索並且積極調整人與地球、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時候,共產
主義為中國製造了一批學力不足卻權力膨脹的怪物。當這方土地還沒有從1950年代
的大興水利、大煉鋼鐵——這兩項政治運動以砍伐森林為主要物質支援——所造成
的環境破壞緩過氣來的時候,這類人又調動一切手段,以舊有的政治觀念和體制為
依托,執意在長江上築一個將進一步導致生態破壞和社會災難的超大型水壩。

    他們遵奉「政治第一」,打算以此告訴全世界,「站了起來的中國人」的無所
不能;  他們遵奉「經濟發展第一」,以「人定勝天」的愚狂,肆無忌憚的向自然
索取。其實,一個有尊嚴、有自信的民族用不著炫示、逞強;  而有遠慮、懂得節
制才可稱得上新世紀人。

    我們早已吃夠了政治第一的苦頭,稍不當心,還要再吃經濟第一的苦頭。就算
你是從無畏忌的共產主義者,就算你足具「中國特色」,也不可以如此咄咄逼天—
—除非你打算在毀掉你自己的同時,也毀掉你的鄰居和你的子孫。

    在我們的國歌裡有這樣一句話: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它曾經意
味著法西斯對中國的鯨吞;  今天,我們依然不能不說: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
的時候」,它無疑意味著經濟的飛快增長對生態環境的威脅。

    1940年代,我們與你們曾結為聯盟,共同面對法西斯的毒焰;  今天,具有仁
厚的愛心與世界胸懷的人,再一次把關切的目光投向需要聲援、需要幫助、需要連
手行動的地方。這是對中國所有環保工作者和為自身生存環境而憂心如焚的普通民
眾的支援。我在這裡謹代表他們,向……,……  致以真誠的敬意。

    這筆錢將捐給中國大陸一家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用來編製《中國環境年度報
告》。

    (1993年4 月20日  於舊金山)

    新聞發佈會上的講話

    有一件事情我無論如何也弄不懂,為什麼一批著了迷的三峽工程上馬派,為了
取得有限的水電能,非要在一條橫貫中國的命脈大江的干流上築一座據稱世界第一
的大壩——根本不顧她擔負著繁重的航運任務、不顧她因水土流失一年多似一年的
泥沙、不顧她壩體之上100 公里內生活著的一億農業人口;

    更讓我弄不懂的是,為什麼這座據稱好得不得了的、「無可替代」的宏偉工程,
居然不敢在全國民眾間、哪怕僅在學術界展開平等的公開的討論。當我和我的新聞
界的朋友們搶在他們匆匆動手前,將持不同意見的專家們的見解集成一本書,義賣
籌款推向社會的時候,竟在「六、四」鎮壓之後,被勒令化漿並禁止再版銷售至今。

    罪名是:  「為這場動亂和暴亂作輿論準備」!

    中國古代哲人說過: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說的是把人民的嘴堵起來,比用築
大壩攔洪的辦法治水為害更甚。4000年過去了,這話在今天還是像在告誡後世掌權
者:  讓百姓暢所欲言,讓江河奔騰不息。

    我不掌權,我只能用我的口、我的筆,捍衛我的同胞保護這條珍貴的大江和她
美麗的峽谷的權利。

    (1993年4 月20日  於舊金山)

      
 

 
怪老天爺還是怪自己
就1998年長江大水訪防洪專家陸欽侃



戴晴
  陸欽侃:水利水電與防洪專家,1913年生,1936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土木系,1947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碩士,曾供職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參加1946年資源委員會派赴美國墾務局的三峽工程研究工作。1949年後一直從事水利水電規劃,曾任水利電力部規劃局副總工程師。1988年參加三峽工程專題論證,任防洪組顧問,是該組兩位拒絕在當時論證結論上簽字的專家之一(另一位是已故的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咨詢方宗岱)。
  ○ 問   ▲ 答
  ○ 今年長江大水,險象迭起,「歷史最高水位」、「百年不遇」等說法不一而足。請問依照科學的描述,這回的洪水到底有多大?
  ▲對今年洪水,可從選定測點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警戒水位的天數來判斷。對長江中下游平原而言,我們所選的代表性測點是上游宜昌、中游漢口和下游大通。今年長江的洪水與1954年相似,即上、中、下游都發生大水。但是,若以宜昌、漢口和大通這三個測點上的數據來衡量,今年長江全江洪水來量,比1954年小。這是1954年和今年正式公佈的數字:
  最大流量(立方米每秒)最高水位(米)超警戒水位(8月17日止天數)
  1954年1998年1954年1998年1954年1998年
宜昌668006360055.7354.502828
漢口761007120029.7329.435451
大通926008210016.6416.316253

  ○ 1954年大洪水後,對長江防洪作過什麼安排?
  ▲ 在1980年,水利部曾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召開了長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談會,經討論研究後,向國務院上報一份《關於長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報告》。 這份報告提出「從實際情況出發,長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務是,遇1954年同樣嚴重的洪水,確保重點堤防安全,努力減少淹沒損失」。
  ○  作了什麼具體安排呢?
  ▲當時擬訂出的主要措施有:
  1.培修鞏固堤防,盡快做到長江干流防禦水位比1954年實際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擴大洪水洩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0米;城陵磯由33.95米提高到34.4米;漢口維持29.73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為10.58米;上海定為5.1米。對其他堤防,由各省分別制定標準。
  2.落實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額洪水。要求荊江分洪區、洞庭湖區、洪湖區、武漢附近區和湖口附近區,共分洪500億立方米。
  3.停止圍墾湖泊。
  4.整治河道擴大滯洪能力。
  5.加強防汛。
    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內安排長江中下游防洪工程34項,需投資48億元。由水利部掌握安排10億元。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今年的洪水雖大,不但仍小於1954年類型洪水,且仍處於1980年由政府組織專家鄭重提出的長江中下游防洪標準即 「遇1954年同樣嚴重的洪水」以內。如果當年所部署的防洪工程如期完成的話,今年的嚴重災害是可以減免的。
  ▲是這樣。
  ○但今年入夏以來沿長江看到的情況,似乎不是這樣。 
  ▲1980年所提「近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至今已十八年。《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規劃》所安排的荊江大堤、武漢市堤、無為大堤、同馬大堤、江西沿江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護岸培修,洪道整治工程,至今尚未切實完成。結果堤防大量出現險情,甚至決口,主要是沒有認真及時加固。
  ○及時加固就行了麼?據說沿江土堤年久失修,處處「跑冒滴漏」?
  ▲年久並不是問題,主要是失修——沒有按照標準認真進行加固。國外如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歐洲的多瑙河,築堤防洪的歷史都很長;遇到大洪水時,也都是依靠堤防作為防洪的根本措施。
  ○確實沒有聽說過人家一遇大水就動員若干萬人上堤搶險:恐怕不是廣大軍民不夠愛國愛家鄉,而是堤壩比較堅固。是否我國堤防技術不夠?
  ▲我國在技術上可以修建高達100多米的土壩,長期擋水不會滲漏垮壩。至於幾十米甚至只有一、二十米高的堤防,為保衛人民、城鎮、工礦企業、交通設施和農村的安全,也應當按標準認真加固。
  ○實在不懂完全可操作的規劃竟無端拖下來。記得1988年關於《三峽工程防洪論證報告》中,也提到了這一計劃。在對比不同的防洪措施時,還具體談到「近期安排了荊江大堤加固等18項工程,由中央投資15億元。從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資3.99億元,有12項工程陸續開工」,看來這項計劃確實執行了一段時間。可接著又說:「由於投資不足,建設進程有些推遲。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設任務,還需籌集相當數量的投資,進行艱巨的工作。」 後來怎麼樣了呢?有沒有籌集到資金?有沒有繼續工作?
  ▲實際情況是,按照1980年所提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部署,據1987年調查湘、鄂、贛、皖四省上報,整個堤防體系達到規劃要求,尚需投資63.4億元;分蓄洪區安全建設尚需投資45億元,合計100多億元。 
  ○是不是後來國務院對這一計劃改變了態度,有了新的打算?
  ▲我理解並沒有。因為1990年7月,姚依林副總理在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結束時還說: 「長江自1954年以來已有三十多年沒有發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測風雲,要居安思危,早籌良策。當前要繼續抓緊1980年平原防洪方案的各項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設,請國家計委、財政部給予重點支持,水利部會同沿江各省抓緊組織實施,加快建設步伐。」
  ○果然一語成讖。我的印象,第二年1991年淮河、太湖大洪水,也包括長江中下游,造成大型災害。應當是一次警告了吧?
  ▲豈止一次警告。到1995年大水時,長江干堤曾發生險情2562處;1996年大水時,再度暴露堤身未達標,以及堤質的諸多隱患;今年大水時,又發生滲漏、管漏、塌坡、涵閘等幾千處險情,甚至決口成災。這都是堤防質量沒有認真加固存在的問題。平常時間掉以輕心,洪水來臨緊急搶險,既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又難以達到質量要求,汛後還要重修,既不經濟,又不合理。
  ○堤防出現險情的並不限於長江……
  ▲我國其他河流也存在這個問題。主要是水利部門的主導思想,幾十年來一直重水庫,輕堤防;重建設,輕維護;平常不認真加固堤防,等到大洪水時才臨時防汛,上堤搶險。如不改變觀念,以後遇大洪水還將造成巨大災害。
  ○但100多億總不是個小數,恐怕正是「有些推遲」的關鍵所在。
  ▲100億元與洪災損失相比,恰恰是個小數。這筆錢不肯花,那就看看不花的結果:近年來長江中下游發生多次大水災,1995年五省統計洪澇受災面積6916萬畝,成災4381萬畝,受災人口7489萬人。死亡1302人,直接經濟損失592億元;1996年中下游六、七月份(未包括五、八月)受災面積7305萬畝,受災人口7000多萬人,直接經濟損失700億元;這兩年洪水都比1954年小,但受災耕地和人口都比1954年大。今年的洪災損失具體數字還未見公佈,估計總不在千億元之下。這三年長江中下游洪災損失共達二千餘億元,還給沿江人民群眾造成巨大痛苦,甚至人身喪失,以及許多間接損失。
  ○合起來也超過2000億元了,這正是三峽工程當局公佈的對這一工程的總投資——其實我們知道,正如中國其他釣魚工程一樣,這一數目是絕對打不住的。三峽建設總公司的負責人至今還在強調:「如果三峽工程建成了,可以把長江上游洪峰水量攔蓄在水庫內,減少長江上游洪水下洩流量,對保證長江中下遊人民安全度汛有很重要的作用……」
  ▲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但作用究竟有多大,讓我們看看具體數字:長江的洪水量很大,三峽水庫僅能控制上游來水,對中遊湖南的湘資沅澧水、湖北的漢江、江西的贛撫信饒修水等支流洪水難以控制。1954年洪水6—8月三個月長江上中游八里江以上干支流來水總量達6570億立方米。其中,上游宜昌來水2976億立方米,占45%; 中游諸大支流來水3594立方米。這是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的三峽工程得以控制的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三峽水庫庫容相對較小,對減輕中下游洪災是有限的。
  ○對於這一事實,堅持以三峽大庫防洪者怎麼說?
  ▲  有人主張以水庫蓄存基流——這只是想當然,哪裡有那麼大的庫容? 還有一種想法是措峰:初步設計審定的以枝城控制,三峽水庫可攔洪95億立方米,但中下游還要分蓄洪400餘億立方米。如果考慮湖南四水進行預報措峰,以城陵磯控制,三峽水庫可攔洪183億立方米,中下游還要分蓄洪300億立方米。在這樣的局面下,沿江堤防還將維持高水位。
  ○如果不靠三峽水庫蓄洪,保護中下游有什麼有效辦法嗎?
  ▲我們已經知道,1954年洪水潰口分洪成災水量是1023億立方米。在中下游平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實現後,可增加下洩洪水約500億立方米;利用分蓄洪區滯洪,可以解決約500億立方米。
  ○這就是說,三峽工程對減輕長江中下游洪災作用有限?
  ▲是的。對長江中下游當地暴雨造成的澇災,三峽水庫也是無能為力的。今年長江洪水比1954年還小些,上游來水也不大,就算三峽水庫已經建成,可攔洪減少中下游洪災損失也不可能很多。所以說,加固加高堤防的作用還是主要的。
  ○雖然上、中、下游三個測點知道今年洪水沒有超過1954年,但有些河段如沙市、監利、城陵磯、九江、湖口等處洪水水位逼高,還是達到以至超過歷史最高水位。堤壩在這裡潰決,照樣釀成災害。為什麼總體來水不大,卻沿江險情頻頻?
  ▲洪水位逼高是泥沙淤積和盲目圍墾造成的後果。長江泥沙增長,導致河床和湖泊淤積,壅高了洪水位。而泥沙增長的直接原因乃是水土流失: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不斷減少,上游流域水土流失面積,五十年代初為29.95萬平方公里,1985年增至35.2萬平方公里,達三峽以上流域面積的35%。
  ○三分之一強的土地隨水流衝下!連通支流、並一直起到干流分洪作用的湖泊呢?
  ▲長江中下游兩岸原有大量湖泊,1954年通江湖泊共計15329平方公里,至1980年,僅存6605平方公里,減少了8724平方公里。湖北省的洪湖、西涼湖、東西湖等不少通江湖泊的湖口被堵,與長江不相通了。湖南省的洞庭湖區和江西省的鄱陽湖區,都新增不少圍垸。減少了湖泊原有滯洪容量,對洪水位逼高的影響更明顯。湖泊盲目圍墾逼高洪水位,這是人為的增加洪水威脅。
  ○報載「一位防汛幹部對暴洪災害的反思,不要把責任都推給老天爺」;江澤民主席也批示「今年大災以後,建議很好總結一下中國水利建設。」陸先生,今天是您85歲的生日,作為一生都在思索中國江河治理與防洪的專家,面對今年這樣由於主管官員失職而造成的全民大搶險,從而促使決策者再度反思的局面,您有什麼建議?
  ▲希望國務院明瞭,切實做好平原防洪工程,是減輕長江洪災作用較大和比較現實的方案。建議國務院下決心,給予必要的投資,責成水利部門,將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工程限期完成。對規劃內容,沿江防禦水位等,根據新情況作適當修改。特別對於防洪的基本武器堤防,需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切實加固。同時加快流域上的水土保持工作;控制湖泊圍墾:已定較大分蓄洪區需建閘控制分洪,並作好安全設施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對於得不償失的一些圍垸堅決退田還湖。
 
 



三峽高壩永不可修




                   ——訪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

                              戴晴

  黃萬里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東川沙人,1932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
學,畢業後曾擔任橋樑工程師,兩年後赴美國進修,曾就讀於康乃爾大學(獲碩士
學位)、愛荷華大學、伊力諾伊大學,是該校獲得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名中國人。
曾在北美大陸驅車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並在TVA(田納西流域管理
局)工作。1937年回國,任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 半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赴
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師,測量隊長,步行3000公里,查勘閩江、烏江、嘉陵江,直
到抗戰勝利。1947年,任甘肅水利局長。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1年,
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兩年後,轉清華大學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問: 眾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門峽工程論證時唯一的一位主張大壩根本不可
修建的反對者。目前在對三峽工程的論證上,您又是唯一持這一主張的專家。請問
您是不是一概反對在大自然賜予我們的河流上建壩? 
  答:不是的。作為水利工程師,我至今也不否認以適當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
止洪災的同時,應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運、發電的潛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
設計,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眼光和胸襟,設計者本
人也應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質、地貌常識。具體到黃河和長江,我堅持認為,凡在
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比如三門峽和三峽。

  問: 什麼叫淤積河段? 黃河的淤積段不是在下游的沖積平原,也就是俗稱的
「黃泛區」嗎? 三門峽不能算是淤積河段吧? 
  答:三門峽情況複雜,它從孟津以上,也是沖刷的,只有在三門峽那個地方,
河底凸起一片基巖,所謂「三門」,歷史上有名的秦國和晉國打仗,就是在那個地
方,這是黃河中游沖刷段裡邊插進的一個淤積段,是一個極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
時候,大家都不去細究,修水利的工程師也不懂這個道理,以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
做好,黃河就不會有泥沙衝下來了。論證三門峽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主張根本不
修,另有一位溫工程師主張修小一點的低壩。後來大家堅持,我只好建議壩體下面
的施工洞留著不要堵。這是因為黃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
的。留洞排沙的意見本來是全體同意的,但後來還是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把洞堵死
了,造成兩年之後上游淤積和後來的改建。 

  問:長江三峽河段的淤積類型與黃河有什麼不同嗎? 凡是淤積河段都不能築
壩嗎?
  答:長江流域在重慶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氣候關係,雨量充沛。這些水份在
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後,尚有多餘,勢必向地勢低窪處傾瀉,這就是盆地中的千
萬條溪流和它們會聚而成的長江上游支流。幾十萬年以來,它們一直在沖刷地層構
造質,對底層挖,掏,侵蝕,河道不斷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
麗的河流峽谷。火成岩石子和風化而成的泥砂隨水流而下,流域地貌決定了刷下來
的石子和風化泥砂全通過重慶、宜昌落到東部大陸架,沿著斜面鋪下去,滑到幾公
裡深的海底,後來的泥沙覆在上邊,經過幾十萬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沖積平原,
養活了那裡5億人口。這就是為什麼四川盆地從來沒有淤過。長江在宜昌以上各支
流及重慶以上干流是屬於減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質全是礫卵石夾粗沙,
大水的時候往下衝,且只有三峽這一條路出去。大壩造起來,一下堵死,石頭是一
塊都出不去的。
  但並不是沖涮段一概不能建壩,如大渡河上的龔嘴水庫就很好。大渡河雖流域
小,但水量大。龔嘴壩修了16年之後,被河水沖下來的石頭淤滿。雖然水庫的防洪
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壩,照樣發電。 所以,上遊山區,河流沒有航道的需要,又
不會損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過德國人考慮得更多一點,他們只修小
壩,壩下都留一個大洞,將來把石子送出去。這些壩,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發電,
可以調節洪水,還可以灌溉。  
  目前的爭論是這些石頭究竟有還是沒有? 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動? 長辦把可躍
可懸的泥沙作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動——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所作的動床
模型試驗,是沒有意義的。根據水文地理學基本原理(地貌地質形成原理),可以分
析出:這一面積上的石頭都要下來,而且數量可觀。這是基本知識,我就是從這裡
推斷的。更況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當過兩年測量隊長,親眼見過河中的石頭在動。

  問:這些隨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礫可以測出麼? 其構成和數量隨什麼而變? 
  答:在上游是測得到的。比方說,龔嘴水庫運作16年之後堵起來,就可以算出
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衝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經測出來每年200萬方。各
個支流加起來,就是衝到三峽段的總量。原則上,淤積河段不能加,因為中間會停
下來;沖刷河段可以加,可以從上游小流域的實測資料按流域面積比例綜合起來,
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輸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約為1億噸/年。

  問: 那麼多技術人員研究了幾十年,難道一直沒有從水文地貌角度考慮問題?
  答:這正是我們人類自以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後,面對河流山川所經歷的教訓。
80多年以前,一位美國工程師說過,築壩這種事,決策人要有兩種本領,一是懂水
利工程,知道造壩條件、水流條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壩修
成之後對環境的作用。只有兩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劃對江河大動干戈的工
程。基於此,他正式向美國政府提出報告。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修造TVA的時候,不
再倚重只會修壩的工程專家薩凡奇,而啟用了以前曾經在俄亥俄邁阿密河作防洪、
灌溉等綜合流域規劃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愛荷華大學的教授
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們都是科學家。那時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對水電工
程師不滿意,說他們常犯錯誤; 而具體作工程的人也對科學家不滿,說他們不能
解決實際問題。那時還沒有一個人兩方面都學。
  我是1934年到美國的,以一名有了兩年實踐經驗的鐵路橋樑工程師的身份,先
在康乃爾大學,後到愛荷華大學和伊力諾伊工程學院,攻讀天文、氣象、地貌,在
這個基礎之上才能看清楚該不該建壩和在哪裡建。水利工程師並不一定要成為水文
地理專家,但有了這個基礎,問題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說,任何工程都
有總體的考慮和具體的實施,必須先有前者才能談的上干下面的。

  問: 但在三峽工程的論證過程中,也啟用了不少具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他
們的學養難道對工程的技術關鍵沒有起到作用? 
  答:不應該讓科學家「下放」到技術層面來判斷具體的工程問題,應該讓工程
技術人員知道如何使用科學界的研究成果。讓一名水文地貌科學家去決定一個水利
工程的壩址,是過於難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師懂得必須的水文地貌,不算
苛求。科學家應該在自己的範疇裡,按照自己的理論走向,對自然界最根本的問題
和運行規律提出見解。至於應用,是工程師領悟了他的理論之後,就具體操作找出
辦法。我過去當右派的時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論」,講的就是這二者的關係。毛澤
東40年代不是提出「理論聯繫實際」嗎,說光背誦條文沒有用,山溝裡的馬列主義
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50年代,針對一批不學無術者,在這一「教導」之下,
把「實際」搬出來為自己理論上的無知作擋箭牌,我說,「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
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35年過去了,對長江泥沙的見解和估算,還是這個問
題。

  問: 長江三峽段有那麼多峽谷,壩址偏偏選在三斗坪,不會僅僅為了將來2公
里長的大壩的雄偉壯觀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從經濟的觀點出發,都希望壩體越短越好,否則為什麼常
在峽谷築壩呢——這叫做充分利用峽谷效用。現在,在三斗坪築壩,像是把峽谷效
用倒著用:壩前只有500到1000米,壩倒有2000米長,2公里的壩拖著一條600公里
的長辮子。這種水庫,從來沒有見過。之所以選在這裡,長辦不願明講,其實是出
於不得已,因為三峽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崗岩。但他們忘記了,巖基之上還
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時候須全部掏掉,憑空增加對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
大壩,不經濟之極。再加上百萬移民。一個工程,光移民就占總預算的1/3,沒聽
說過。我算了一下,幾個因素加起來,在這裡建壩發電的成本是同樣功能的電站的
7倍! 真可謂荒謬設計第一,不經濟第一。 你看烏江電站,窄窄的河道上一個拱壩,
洪水從上面泛過去,電廠在壩的肚子裡,三個功能合一。還有北京的官廳水庫,壩
體只有100米寬,上邊一個大肚子。當然這個大肚子現在已經淤掉了一半,防洪效
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經效命40年了。

  問:如果按照現在通過的175米方案,開始蓄水後多久上游就會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長江和黃河不同。目前黃河的淤頭已經越過長安到了咸陽,
只有遇到上游陡處,爬不上去了才會停止。長江的沖刷段是陡的,本來淤積上不去。
但是,當水流變緩,卵石停在重慶,就像是在那裡新修了一個壩,淤積於是成為可
能。除非你把重慶段河床放低,讓它像廣闊無際的大海一樣,但這誰能辦到? 當
然這淤積向上爬爬不遠,爬到平衡坡降與陡坡相交時,就會停止。但已經抬高了江
津、合川洪水位,使那裡氾濫頻繁。應該說損害不了四川1/5的面積,但就這1/5,
已經了不得了。
  最嚴重的問題是,從蓄水開始,不出10年,重慶港就會堵塞。為了上游航運,
只有炸掉大壩。但兩邊高峽,炸掉的東西從哪兒走? 只有運到平坦的地方去扔,
這花費就太大了。東邊土地淹沒、西邊河川江津破壞、溝通外界的航運交通堵塞,
平白受這麼大的損失,四川人不鬧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運動,正是地方利
益受到損害,才誘發了辛亥革命。

  問:但目前正在積極推進的三峽工程有可能中止麼? 可行性方案作了那麼些
年,準備工作也作了不少,這時候停止,是不是意味著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費?   
  答:我的觀點和很多人不一樣,他們有的說早一點、晚一點,或者考慮國家經
濟實力,我則認為凡是淤積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壩;沖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須
不是航道、沒有土地淹沒的。長江三峽段,黃金水道,兩邊有50萬畝農田,100多
萬人口,還是淤積河段,在這裡修壩,這個玩笑是開不得的。不幸的是,這番道理,
就是在我們學校,向我的學生講,也未必能被接受,因為已經作了那麼久,又拿了
人家的錢,總要想方設法為自己的工作辯護。三峽工程我以前沒有想過,以為絕對
不會有人蠢到會去修它。到了1986年,開始討論了,我才在《科技導報》上談了我
的見解,正式宣佈了絕對不能修的觀點。自那時起,我一直希望公開辯論,把道理
講明。孫中山可以倡議,毛澤東可以作詩,我們技術人員是負有責任的,但至今沒
有得到過一次機會。
  三峽工程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工,壩還沒有修,已經動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
一些遷移,高處種了一些樹,造了一些橋,沒有什麼害處。就算將來三峽工程不修
了,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損失掉。當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損失。

      
 



如此民主決策




                   ——對黃順興的採訪

                          戴晴


  黃順興,農業及環境保護專家,1923年生,台灣樟化人。1942年畢業於日本農
業高等學校畜牧專業,1964至1969年任民選縣長,自1972至1980年任民選立法委員。
1980年創辦《生活與環境》月刊,1988年以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

  主要著作:環球之旅、歷史的證言、台灣農業的前途、看大陸(1990)、走不完
的路、北京見聞錄(1993)。

  ▲作為農業專家和環境保護學者,您1985年轉道日本回來的時候,是否注意到
大陸生態環境所面臨的危機?是否瞭解三峽工程對環境的危害?
  □幾乎40年,台灣民眾對大陸情況處於消息關閉和封鎖狀態。對大陸的情況,
老實講是不清楚的。我記得當時所得到的消息只是兩個極端:一面是國民黨的反共
宣傳——赤匪青面獠牙、百姓水深火熱;一面是來自左傾激進青年的暗道傳聞——
人類理想的社會、美妙的人間天堂。沒有人提到環境問題。正如當年台灣,在只求
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大部分人對於環境根本沒有想到,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說,不敢
指出單純追求增長的行為對環境所造成的必然的破壞。後來,到美國參加一個芝加
哥東亞學術中心主辦的環境研討會,遇到留美台灣教授林俊義,他向我談到大陸這
方面的問題好像很嚴重,這是1985年7、8月間。我感到心焦,引起想親自到大陸看
看的念頭。農業和環境保護原是我的本行,所以一回來,立刻看出了問題。

  ▲就居住而言,大陸離您很遙遠,森林消失、河流乾涸,對您本人的日常生活
並沒有直接影響,為什麼這個問題讓您那麼關切?
  □環境問題是人類的問題,地球的問題,不僅僅屬於哪個地區哪個國家,它是
沒有國境的。更何況我是中國人,大陸是我的祖國的一部分,無論離開多久,總是
息息相通。

  ▲記得您剛回來,喘息甫定,就開始了到各處的考察。什麼時候開始關注三峽
工程的?
  □不多久吧。那時論證已經開始,人代會和政協會都在爭論上還是不上的問題,
我為了弄清真相,就開始收集資料。

  ▲您當時的感覺是什麼?是不是覺得這是一個為中國人民爭光的偉大豪邁的工
程?
  □正因為這種空泛的「偉大」、「豪邁」,才越發糟糕。所謂「大」,不管是
非洲的阿斯旺壩,還是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工程,凡事涉地球上的大河大川,都不可
輕舉妄動。它們是地球的動脈,一條河川從形成、固定,到維持,要歷經幾億年。
中國人口如此密集,核電站也好、河流上的大壩工程也好,一旦為害,非同小可。
對這類「大」動作,我原則上根本反對。一個國家,經濟要發展,這誰都知道。但
發展經濟,第一,是不是非要那麼多的電能?第二,有沒有替代方案。第三,就算
無可替代,也必須把對環境對人類的局限放在第一位考慮。三峽工程當然也不能脫
離這三層考慮。

  ▲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對於您迫切關注的問題,有關各個專
業部門,包括人大機關、水利部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等,有沒有提供條件,幫
您進一步瞭解和調查研究?據說在開會前曾經有一個強調人大常委三峽工程考查團。
您對三峽工程的關注人所共知,您有沒有參加這次考察?
  □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決定作這樣一個考察。直到他們從三峽回來,
向報界發表完全支持三峽工程早上快上,我才從電視上看到。我問幾位一直關心這
一工程的常委,都說並沒有得到通知。我於是馬上打電話問秘書處這是怎麼回事。
他們怎麼說呢?他們說,我們猜想你身體不好,就沒有通知你。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吱吱晤晤講不出來。後來我聽說,去的人是經過挑選的,多數是外行,自然不
會提出反對意見。

  ▲到了開會的時候呢,即1992年那次人大,那可是將通過三峽工程《決議案》
列入程序的。這回總應該協助您瞭解全面情況了吧?
  □不但沒有,還製造重重阻礙,連最基本的論證資料也不肯提供。本來,大陸
幾十年來上馬的工程不下千百萬,小至啤酒廠,大至核能發電站,也有投資幾十億
上百億的,都不曾如此鄭重「通過」,為什麼偏偏把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來表決?這本身就有問題。到了會上,發現為達到通過的目的,他們想方設法。
我找到秘書處,問他,你們準備的成套的力促上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沒有
另一方面的意見?我兩面都想瞭解。他說台灣團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給你。我
說:你們做正面推動性宣傳,花那麼大的氣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幾公斤;而不同
意見,只薄薄的幾小冊,怎麼就不能發給每人一套?三峽工程的決議案要在大會上
表決,不瞭解全面情況,怎麼發表意見?也許有人願意放棄權利,我不,我要我的
一份,你想辦法給我找來。我知道意見提歸提,他們完全可能不理睬。所以,開會
之前,我就在家中將10本負面材料複印好幾份,發給希望知道全面情況的代表,如
在南京天文台工作的台灣代表劉彩品等。不過到後來在會上,秘書組還是給了我一
份反對方意見,說「黃老,這是特別給你的。」我說「我不要特別,瞭解全面情況
是每個代表的基本權利。」

  ▲沒有文字資料,不同的聲音有沒有可能聽到呢,比如請持有不同意見的專家
到會介紹?
  □到小組來說明的,有水利部和長江辦的那一夥人,當然全是促進派,哪有持
不同意見的?台灣團提問的代表不多,反對意見也有,比如上海港務局副局長范增
盛代表就提到,一旦三峽水壩建成後,由於生態變化,長江口一帶的積砂問題會很
嚴重;還有三峽船隻過閘時間拖長等等問題。南京天文台劉彩品代表也提到了科學
論證資料不足、論爭不予公開和預算不符合事實等問題。我將所讀過的論證資料加
以綜合後,加上我自己的見解,向他們提出質疑,包括工程預算570億的問題。我
詰問:為什麼不計利息?若計入,總數是多少?另外,流砂疏導和淤積估算不清楚,
為什麼不能採納替代方案?水庫壽命、地震、戰爭、天災人禍發生時的對策,以及
稀有物種滅絕、歷史文物淹沒,這些問題,我都曾在小組會上提問。對此,他們全
都推給長江辦主任作答。有的根本答不出來,如預算、籌款渠道等問題;有的答非
所問,只將他們的提案重複一遍了事;有的乾脆明說不敢作答。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想獲得大會通過嗎? 但像您這樣提問並且付諸實際行動的,
在代表中不佔多數吧?
  □是這樣。在小組討論階段,我盡量和別的代表聯繫,動員起一切可能的因素,
想讓盡量多的代表在表決前知道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材料,大會不下發,我想,
那我就個別送吧。沒想到送也送不成,因為大會封鎖,不同地區的代表之間不準直
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團的秘書處。但一到那裡,就如泥牛入海,對方根本不
可能收到。

  ▲這真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因為,儘管鄧小平說過,字體(黑)為避免犯錯
誤,應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趙紫陽在位的時候說得更明確:字體(黑)重
大的問題須經人民討論。抽像的「人民」畢竟好糊弄,但這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啊。
這時候,您對於以合法手段,使大部分代表知道實際存在的對於三峽工程的不同意
見,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要是從前,確實也就是這樣了。但在我剛當常委的頭兩年,曾通過人大常委
秘書局,提出過好多意見,包括在第二次常委會上提出的允許記者進入大會會場采
訪。那次我說:「人大號稱最高權力機關,類似現代國家的國會,國會怎麼可以不
許記者進會採訪?國會討論的情況怎麼可以不馬上傳播出去與大眾見面?外面的意
見怎麼可以不迅速返回來?如果這些都沒有,怎麼能具代表性?要建立這樣一個循
環,媒體上的記者是少不了的。世界上無論那個國家,包括獨裁的蔣介石政府都有,
為什麼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反而沒有?」那時是趙紫陽主事,他是主張人民代表機構
透明化的。萬里那時也開明,意見就是由他轉達的。後來,好了,從第三次,開放
了記者室,挑選了五、六個吧,副總編之類。休息的時候,一個記者走到我的座位
邊。他問可不可以和我談一談。我問是不是採訪,能不能報導?他說不能,雖然有
幾家報紙可以派員列席(不是採訪),發稿還是大會統一。我說,如果這樣,我沒有
必要和你談,咱們只做朋友好不好。他說,我和你談的,雖然不能公開發表,但我
可以寫《內參》。我問《內參》是什麼,他說那可重要了,頭頭們看的,別人想看
都看不到。我說:「我是人民,人民是最高的,為人民服務,重要的是外參,而不
是內參。對不起,我不接受這種採訪。」

  ▲您的這個建議後來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後來又有過別的建議嗎?
  □那就是1989年通過的《議事規則》了。全國人大本來沒有大會發言這一項,
我提出,不管小組討論怎麼樣,大會是全體代表溝通的最後一個機會,這個權利不
可被剝奪。記得那時我一再堅持,有幾位委員也明白表態贊同。那年趙紫陽還沒有
下台,最後終於通過了。

  ▲這個《議事規則》在以後的大會上起作用了吧,比如1992年3月那次表決三
峽工提案的時候。那一次,您是怎麼運作的?
  □人大《議事規則》第54條規定:想在大會上發言的代表,須事前向大會秘書
處登記,大會主席即應安排發言。臨時動念者,經大會主席許可始得發言。代表第
一次發言時間10分鐘;第二次5分鐘。你一定已經注意到了,這條規定是很具體的,
只要代表事先登記,大會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絕,只有臨時要求發言者,主席才
有迴旋權力。我那此既然已經決心在大會上發言,3月31日便向大會秘書處登記了。
按照規定,對於能否發言,根本無需懷疑。儘管如此,我還是作了最壞的打算,准
備好重要的材料赴會。

  ▲在會上一切進展順利嗎?
  □那天,我看第一案、第二案已經過了,下面就是三峽工程的表決,就開始噴
藥——你知道我是有病的人,胸腔裡裝著心臟起搏器,情緒激動是很危險的,提前
三分鐘噴,可管半小時。果然,表決開始,我登記了的發言沒有被安排。我在座位
上舉起手,要求即席發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還是站了起來,下定決心發表自己
的意見。這時,突然聽到台灣記者喊:「沒有聲音了!沒有聲音了!」,一開始我還
沒有反映過來,後來才明白,原來整個會議大廳的音響系統,一剎那間通通切斷,
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個麥克風還工作。你堂堂一個人大,怎麼敢這樣——將電源
關閉,動用技術手段來壓制代表行使權利。我決定退席抗議,離開座位,走到休息
廳。記者圍上來,我事先雖然沒有料想到關閉擴音器這一粗暴作法,畢竟有所準備,
於是當場把材料散發給他們,同時對他們做了補充說明,等於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

  ▲究竟為什麼呢?您不就是從為國家、為民眾的角度,提醒政府動手幹這麼大
的工程要慎重嗎?
  □我也想不通。一屆政府,一個代表國家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而且還在
全國、全世界的矚目之下,為封鎖一個代表的發言,怎麼到了不惜公然違憲的程度。
我想,可能有那麼一批人,已經頭腦發熱到三峽工程非通過不行、就怕我的發言給
這通過造成哪怕一點點干擾的程度。我又想,動機如果純正,為了國家人民,聽聽
大家意見,有什麼不可以呢?沒有必要這樣嘛! 更況且,學者們提到的不過是方方
面面的技術問題,你如果在這方面有把握,為什麼不敢讓人家說呢?

  ▲問題就在這裡了:恐怕即使在技術上,他們也是沒有把握的。
  □沒有把握又要強行通過,目的是什麼呢,不就是要把責任推給全國嗎——這
是你人大通過了的! 為什麼要推?沒有把握。這幾樁事情都是連帶的。不過話又說
回來,這責任你推得掉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樁事,都是要向歷史交代的。

  ▲後來,聽說您在激憤之中作了一個決定?
  □對,就在外邊休息廳。記者們圍上來,有人提問,他說:「這人大常委,你
明年還想幹嗎?」我說:「怎麼幹!?我現在就不想幹了!」話一出口,突然想到他
是話中有話呀,反問他:「你是哪家報社?」他不講。我估計是新華社的。

  ▲您自己當眾這樣宣佈,對有些人說來真可謂正中下懷,但真正底層百姓大家
覺得特別可惜。當時是不是氣話?
  □不是氣話,我早就不想幹了,本來已辭了好幾次。

  ▲您是只是覺得字體(黑)這次中共做得太過分了,還是對這個制度從根本上失
望了?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灰心了。憑我一個人,就是再干50年,還是這樣。我個
人再努力,碰來碰去,全碰在體制問題上,而這樣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努力解決
得了的。我覺得不該再在這裡耽誤下去。我今年70歲,也該從公務生活上退下來了。
本想等到滿屆,也就是今年,再順理成章地退。現在提前說出去,也並不僅僅是氣
憤。

  ▲現在《關於三峽工程的決議》已經通過,據報紙宣傳,正拚命趕工。您對三
峽工程前景有什麼估計呢?
  □中國的環境形勢非常危險,三峽工程不過其中一個,比這嚴重的工程都在推
進、發展、惡化,再不緊急著手補救,將來後悔就晚了。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人口負
擔過重,從這裡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和災禍,讓你一時無法收拾。更嚴重的是,人
口多的同時,素質越來越低:而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樣的人民就
產生了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再有,體制是關鍵。沒有法制,沒有監督,會將中華
民族置於死地。
  至於三峽工程,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出現了一個小小的變化:我看到6
月份《人民日報》一篇報導,對三斗坪移民的採訪;還有《都市青年報》一篇《三
峽移民資金變成招待費》,披露不少問題。又如三峽工程中的一項工程,據說全年
應撥款8000萬,到了6月底,才到位1000萬,成了「糧秣未到,兵馬已先行」,仗
怎麼打?按理,他們既然冒天下大不韙開工,無論大肆吹噓,還是印鈔票,應該是
全力支援才對,但在李鵬病了之後,這兩種情形出現了,依我看不是偶然的。輿論
控制如此嚴密,也知道全世界有那麼多華人在反對,一直緊緊盯著,消息怎麼會「
漏」出來?列入計劃而錢不到位,究竟是故意還是不得已?我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信息,也許正意味著權力機構內部的某種變化。另一條,你有沒有注意到,本來要
對外發行三峽債券,又停下來了。行不通的原因何在?債券一旦出售,所有的債權
人都有權瞭解他所付了錢的那樁事的全面情況,這時,想要摀住反對的聲音就更困
難了。而有了這個聲音,民眾就更不敢去買,成了惡性循環。台灣的一些只要有錢
賺,什麼都不顧的公司,想插進來,考慮到反對的聲音,有些躊躇,包括我的直接
告誡:「罪惡的錢不要賺,更不要說還賺不到」。籌錢的渠道不暢,起碼可以阻擋
它一段時間,我們就更有時間將一切講明。所以,你問對這一工程的前瞻如何,我
的回答是,或許還有一線希望。如果當政者比較明智、比較實事求是;管財經的人,
不冒險,你拆你的爛污,我卻要顧到我這一屆的政績,不擦你的屁股,這樣,1000
萬,不死不活,讓你幹,輿論越來越不利於你,到時候停頓,還來得及。如果三峽
工程的不撥款和真實消息的走漏,是這一個圈圈中的一環的話,最終將這一災難制
止,我看還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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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實事求是才成其為科學家




              ——訪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郭來喜

                             戴晴

  郭來喜
  地理學家。 1934年生,河南上蔡人,1956年南京大學地理系畢業,1959—1960
年進修於莫斯科大學。現任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地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
國地理學會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 雲南地理研究所的所長。
  雲南省勞動模範,全國先進生產者。

  主要著作:
  論文二百多篇,散見於各種學術刊物
  《貧困,人類面臨的問題》(1992)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黃金海岸開發研究》(1994) 科學出版社

  □ 眾所周知,您是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412位專家中極為難得的沒有簽字同意
的9位專家中的一個。作為一名地理學家,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 參加三峽工程的論證是從86年開始的。那次有50個學會推舉100位代表,我
是中國地理學會兩個代表中的一個,參加綜合經濟評價組,還有一位參加水庫淹沒
損失組。應該說,我從小就對三峽有興趣,也很希望毛主席說的「高峽出平湖」能
夠實現。所以,參加論證的時候抱著的,是希望三峽工程能上的心願。但是從1986
年到1990年,前後親身參加論證五年。我的感受是,對三峽工程瞭解得越深入,發
現裡面的問題越多。

  □ 你第一次就自己的看法發表見解是什麼時候? 

  ▲ 那是1988年10月16日在綜合經濟評價組的專家論證會上。這是我第一次就
這個問題發言,提出「三峽工程不可不上,三峽工程不可早上」。我的論點是,作
為大壩電站,三峽的位置特別好: 在中國的腹地,對華中華東的水利電力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所以那時我感覺是,三峽工程上還是要上的,但工程涉及的問題實在太
複雜了,土石方開掘填築量超過一億立米@混凝土2586萬立米的大壩世界第一,70
萬千瓦的單機發電機世界第一,五級船閘、外加將萬噸提升113米的升船機世界第
一,移民規模世界第一……,不僅大,技術難度也很高,我一直提醒論證領導小組:
 「話不要說得太滿,技術並沒有過關」。所以,我的感覺,對這事必須如周總理
生前所說的,「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要謹慎又謹慎,小心又小心。不出問題則
已,一但出了問題,它的效益全完了不說,後患無窮。

  □ 你們那時這可算是孤立的少數。但那四百多位呢? 總不能說他們的簽字同
意沒有一點道理吧? 

  ▲ 我聽了很多參加論證的的水利部門專家的講話,第一,覺得他們是站在本
部門本單位的立場,而不是站在一個更高的更廣的視野來考慮問題的; 第二是過分
強調三峽工程的優點,而把一些難題淡化,甚至忽略不計。對於這樣大的一個工程,
這不是科學態度。中國建國以來,垮壩的事件出了好多次了。我是河南人,「75·
8」事件(板橋垮壩事件),一個6億立方米的小壩垮掉就是幾十萬人葬身魚腹,教訓
太大了。三峽工程多少? 220億立米!要出了問題,那就不是幾十萬人的問題了。
再一點就是感覺三峽工程涉及的問題實在太複雜,從流域開發的模式來說,雖沒有
一定之規,但世界上的大河工程,多是先上後下,先支後干。比如蘇聯的勒拿河、
鄂畢河,美國的田納西河、科羅拉多河,都是。所以我提出「先上後下,先支後干,
擇優而上」的原則。 

  □ 但不管怎麼說,花上幾百億,造一座破世界記錄的上千萬千瓦的電站,外
加防洪航運效益,確實極具誘惑力。

  ▲ 三峽工程論證時把很多問題縮小了。比如投資估算,從初期的200多億、
360億,到89年的570億、92年的750億和94年的960億……誰也說不準是多少。當然
物價有變動,可是基建費遠遠超過了當初的估算,而且還有很多費用沒有計入工程
估算。我隨便舉個例子,比如現在國務院提倡對口支援,一個省支援一個縣,還有
很多大企業去支援庫區貧困縣等。雲南玉溪煙廠支援萬縣,幾千萬元投進去了; 浙
江的娃哈哈集團,也投進了上千萬; 上海支援,北京支援……這些都沒有打入總預
算中。我認為對一個工程如此特殊對待,與別人不處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三峽工
程和別的水電工程投入產出就沒有可比性了。把別家的算得很全,自己的算得很小,
很多支出又不打在裡邊,科學性就很差了。

  □ 但光看這幾個錢,胸懷是不是不夠寬廣? 作為「站起來的中國人的象徵」,
從孫中山到毛、鄧,都希望這幾個第一能夠實現。

  ▲ 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個人感覺,三峽是個政治工程而不是經濟工程,所以
有些話就不大好說。如果作一個政治工程,作為國家需要,振奮民族精神,鼓足干
勁等等,那另當別論。但具體問題,如剛才說過的,是迴避不了的。當時有一種議
論,說是我們已經等了30年,耽誤了30年了; 甚至說耽誤了70年了。我覺得這話很
不科學,30多年前中國沒有那麼大國力,也承受不了; 70年前兵荒馬亂,更談不上。
就是到現在,技術問題也還是沒有解決。所以話這麼說,是不是有一種以勢壓人的
意思? 

  □ 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據我最近兩年的調查,對三門峽工程的決策,在相當
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左右。但還是有人講真話,科學家、工程師們……

  ▲ 在國務院最後一次召開的三峽論證會上,我有三個發言。作為一名科學工
作者,我要講自己認為應當講的話,不可計較個人得失,也不能怕冒風險。在科學
問題上,如果加進其他考慮而不再實事求是,就不成其為科學家,也對不起自己的
良心。這幾次講話,招來了不少帽子,主要是李伯寧。他在中南海點了我的名字,
不止我一個,還有一大堆人。

  □ 李本人是專家麼? 這類點名是不是在論證會上? 

  ▲ 其實論證會,後來我才知道,都是有目的、精心安排的。1990年7月國務院
開的那次,在會下,就有好幾位做我的工作,希望我簽字投贊成票。我知道,從水
利部門講,葛洲壩工程結束後幾萬工程技術人員,加上十幾萬家屬,有一個去向安
排的問題,建三峽工程他們有很多設施可以利用,以安定生活。從這方面講我也很
同情他們,希望他們有好日子過。但從全國來講,這幾萬人十幾萬人畢竟是個小數,
所以不能以此為出發點,去論證那些大話的正確性。我決定在會上發表自己的見解,
並且按照規定報名大會發言。
  我是7月6號報名的,稿子也早就交出去了,卻給安排在7月11號。為什麼? 我
估計這裡邊有名堂——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要留出時間,組織幾個人針對我的觀
點進行批判……

  □ 你肯定被打得落花流水了——起碼在當時那個場合? 

  ▲ 沒那麼容易吧。11號,我上台發言。我說,6號報名要講的那個題目,已經
有了文字稿,大家以後可以看,我就不再念了。昨天晚上一夜沒有睡,出於民族責
任心,把許多問題重新思考,又寫了一篇,現在講我的新觀點。

  □ 你這不是叫人難堪嗎,那預備好了的批判稿還用不用了? 

  ▲ 照樣用。三個專家按計劃批判我原來的那篇,其中一篇叫《答郭來喜》,
從機械方面,包括船閘、發電機製造: 回顧從建國初期的幾百千瓦到幾萬直到三十
萬千發電機組製造的歷史,說機械製造是有保證的——其實我知道,這個項目的攻
關課題組才剛剛成立。

  □ 但這算不上上綱上線的點名,哪怕有隱瞞、有虛報,說的也都是技術問題。

  ▲ 你別急呀。接著就是李伯寧的了。他先表揚了一大堆人,都是贊成三峽工
程的。他的觀點無非是「凡贊成三峽就是愛國」,言下之意不贊成就是不愛國,也
不管這些贊成的觀點站得住腳站不住腳,話說得是不是出了格。比如其中一位說到
「要消滅自然災害」,我問他「自然災害是消滅得了的嗎? 地震你能消滅嗎? 颱風
你能消滅嗎? 只能說抗災防災減災。」像這樣的話難道不是反科學!只因為贊成三
峽工程,就把它抬那麼高? 另外有一個專家講,華東又缺油又缺煤,所以必須修建
三峽工程來支持它。我說華東是缺煤; 但石油,不講陸上的,海上油田就有重大發
現,那是不是華東啊? 這些例子他們很難駁斥我。他們必竟是水利部門,希望上大
型工程,可以理解,但是要以理服人。
  李伯寧還說贊成與不贊成的兩派是我人為製造的。其實贊成或不贊成,早上、
緩上、不上的意見,都是客觀存在的。這種講話,大有文革中打棍子之勢,我非常
反感。於是,他講過之後,我連夜又寫了一個發言。這次沒讓我講。我把它交給大
會秘書組,說給我印出來。我在那裡留給了李伯寧一句話: 在愛國問題上我可以跟
你開展競賽,別看你是老革命。

  □ 這是第二次了。1992年人大通過那一回,你有沒有發表意見? 

  ▲ 那是1992年3月25號。從廣播裡聽到鄒家華副總理代表國務院作了關於三峽
工程的報告,我就連夜寫了一封信。首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通過三峽工程,
從體制上講就有問題。一個水電工程為什麼要拿到人大會上來討論? 三峽工程可以
人大討論,京九南昆鐵路為什麼不拿來討論? 那也是幾百個億的項目。這就開了一
個先例,以某種手段來對付有爭議的重大經濟決策。人大代表就是一屆,他舉手同
意,以後的責任誰來負? 更況且代表來自各行各業,一般都不瞭解情況。你讓他表
態,他怎麼表態? 尤其是大會不提供另一方面的意見,也不給出其他可供參考的方
案,他們聽到的只是一面之辭。

  □ 你的信是直接寄給大會的嗎? 代表們是不是像「正面材料」一樣人手一份? 
 
  ▲ 我寫的信,題目叫「關於三峽工程建設的十個問題」,先是傳真給委員長
萬里,請他轉。後來又複印了若幹份用特快專遞分送到幾十個代表團去。我在信的
開頭說: 作為一名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多年的科技工作者,鄭重而又懇切地籲請各位
代表,對這項舉世罕見的超大型工程,從嚴審查把關。可惜的是,這信印雖然發了,
但是很受局限。後來知道有幾個代表看到了,有位院士說,郭來喜是一個真正的科
學家,敢講真話。我提的十個問題,這幾年看來還是經得起事實考驗的。有些問題
更嚴重了。

  □ 據我所知,和黃河上的三門峽工程一樣,他們拿出的第一條理由就是中下
游防洪,你的信對這個問題是不是有所觸及? 

  ▲ 這正是我所提到的第一個問題: 如何正確評估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對
1870年型洪水而言,三峽工程221·5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只相當於58小時的流量;
 如果上游的暴雨與中下游地區重合,仍會有較大的洪水危害,因此不能把三峽工
程的防洪效益過分誇大。至於1991年華東特大洪水,它與長江中上游來水是沒有多
大關係的,不應作為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

  □ 這200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有保障嗎? 當年三門峽工程360億立方米庫容中
也有80億立方米作為防洪預留,可是還沒等洪水來到,甚至水庫還沒有建好,庫尾
淤積已經使得使得原先設計難以實現。這情形會不會發生在三峽工程上? 據說「蓄
清排渾」的運用可以解決這一難題? 

  ▲ 所有的人都知道,長江泥沙的高峰和最大的洪水量是同時出現的,這時你
到底是出於防洪而攔還是為減少泥沙而排洪? 即使通過大壩底孔加大排沙量,這個
長達600多公里的峽谷型水庫,怎麼能使上中段泥沙通過排沙孔下洩而減少有效庫
容內的淤積? 美國科羅拉多河的米德湖水庫就有這方面的慘痛教訓,而它的水庫長
只不過177公里,僅相當於三峽水庫的29·5%,年輸沙量也只有1·9億立方米,只
相當於三峽水庫來沙量的35·2%。實際運行結果,泥沙並不沉積在設計者所主張的
死庫容內,而是沉積在有效庫容中,使庫尾嚴重淤積。只因可科拉多河沒有通航功
能,這現象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

  □ 說到庫尾淤積,三門峽工程是開工不到兩年渭洛河口就塞上了,三峽呢? 
對1981年四川大水大家還都記憶猶新,三峽工程的庫尾淤積對這一類型的洪水的防
止會有什麼影響? 

  ▲ 三峽水庫建成後,達到正常蓄水高程,河流侵蝕基面抬高,水流必然減慢,
影響洪水下洩,延長滯洪時間,肯定會加重上游地區的防洪負擔。更況且,水庫運
行若干年後,如遇百年一遇洪水,重慶朝天門水位可達202米,比現在的情形高出7·
7米,這在人口稠密的四川盆地的長江兩岸又需增加多少移民和損失?! 特別在論證
報告中已明確寫到: 「變動回水區和壩區的泥沙,淤積問題已有模型試驗成果,但
如何治理,特別是重慶港區水域的治理問題,尚缺少試驗研究成果」,這就是說,
水庫變動區的礙航、庫尾淤積有可能使重慶以上的長江、嘉陵江形成攔門沙而礙航
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1990年7月6日下午4時許,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三
峽工程展覽室,三峽工程籌建處哈總工程師私下和其密友交談時也不得不承認這點,
並且說錢正英部長不讓談這個問題,怕影響論證。 

  □ 一般人,我想也包括在人大通過時投贊成票的代表的印象是,恰如鄒家華
的報告裡說的,「三峽工程建成後,將改善通航條件,為繁榮長江航運事業創造條
件」,難道這些晦暗之處連他也是瞞著的麼? 

  ▲ 也不是這麼絕對。論證報告裡就有: 「三峽水庫的調度運用涉及個各方面,
防洪、發電、航運都有各自的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許多航運
專家都認為,如果三峽水庫經常運用於攔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峽電站承擔調峰任務
太重,都將嚴重影響三峽工程通航條件,使航運效益受到損害。」重要的是,這些
結論是專家組的意見,不是哪個人的見解。只講表面的巨大效益,不談其內在的矛
盾,給人以什麼都好的錯覺,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還不必說,三峽工程施工斷航
其間,四川每年上千萬噸的貨物出入,採用什麼辦法加以補救? 靠現有的鐵路、公
路能承擔多少運量? 要增加多少投資與運行費用? 

  □ 但鄒家華報告特別強調的是「巨大的發電效益」,說是相當於14座火電站,
每年能節煤5000萬噸……

  ▲ 三峽工程能節省,難道興建別的水電站,發出同樣的電力就不是節省了? 
用這樣的語言論述三峽工程的巨大效益豈不是毫無意義? 更不能忽視的是這個工程
的移民。三峽地區本來人地矛盾就非常突出,113萬移民「就地後靠」,在坡陡、
地薄、缺水、海拔高處就地安置,能不惡化環境,加重水土流失嗎? 北京師範大學
環境研究所對三峽庫區開縣移民環境容量做了系統研究,他們認為開縣「人口多、
耕地少,環境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環境人口容量所剩無幾,甚至有超載現象。
三峽工程的修建,土地淹沒,城鎮遷建等勢必造成更緊張的人地關係,環境將遭到
進一步破壞,以致走上惡性循環的軌道。」本來庫區就是個耕地不足的貧困地區,
淹沒的都是沿江的肥沃良田好土。在減少了42萬畝地之後的土地,反而又能承受更
大的荷載,還不惡化生態環境,這能令人信服嗎? 

  □ 似乎是,三峽工程的效益實在太大,太具誘惑、太迷人了。據我看到的史
料,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裡邊,似乎只有朱德一人一直沒有贊成。到了1963年,毛
主席自己也表示「我也不想幹了」。對這項工程利弊的估計……

  ▲ 三峽工程利弊俱在。誰都知道,水庫將使庫區水位抬高,地下水位上升,
將使本已發育的塌方、滑坡、泥石流災害加重,使老滑坡復活,巖崩加劇(庫區沿
岸共有滑坡塌崩270處; 庫區有泥石流271處,其中99處在長江沿岸,每年泥石流物
質共1000萬立方米,新灘、鏈子崖巖體規模大,存在壩後壩的危險。這一地區污染
已經相當嚴重,建庫後,流速減慢,水體富養化擴散稀釋能力減弱,將更加重水體
污染; 影響四大家魚繁殖、中下游平原區土壤潛育化、沼澤化都會加重,包括長江
海水入侵將嚴重影響已經發生地基沉降的上海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沒有弄清。
僅論其巨大效益,不談其負效應和預防對策,能說是合理的嗎? 

  □ 你的信裡有沒有提到造價? 三門峽和葛洲壩的「釣魚」特色令人難忘。三
峽工程呢? 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若是在中國經濟艱難轉型的今天也「釣」起來,可真
是讓人吃不消了。

  □ 三峽工程總造價靜態投資570億元(1990年價格)有誰擔保不是釣魚工程? 開
工之後再追加投資,誰敢說不給? 上不去,下不來,怎麼辦?  

  三峽工程的巨大效益誰也不否認,問題是利在明處,弊在暗處,現在只講利不
論弊,難倒是唯物的嗎? 澳星升空失敗應從中引出教訓來。我們不要經濟一好轉,
頭腦就發熱。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立於不敗。也只有實事求是,才成其為科學家。

      
 



三峽文物古跡告急




               ——訪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

                            戴晴
  俞偉超 
  考古學家,楚文化及秦漢史研究學者。1933年生,江蘇江陰人,1954年北京大
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1961年獲該校該系碩士,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
古系。現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博物館學會常務理事,楚文化研究會理事
長,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主要考古發掘成果

  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
  陝西周原召陳村(西周)
  青海循化蘇志村(卡約文化)
  湖北沙市周良玉橋(新石器—戰國)
  湖北江陵紀南城(戰國郢都)
  湖北宜昌縣朝天嘴(新石器)

  主要著作

  《三門峽漕運遺跡》(1959);
  《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1985);
  《中國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1989)


  ▲ 大家都知道,長江三峽一帶有大量文化遺存,三峽工程對珍貴文物古跡的
淹沒令人心焦。在對這項工程進行論證的412位專家中,沒有社會學家、沒有文化
人類學家,也沒有考古學家——這簡直匪夷所思。現在這項工程實際上已經正式開
工了,文物古跡怎麼辦呢? 

  □ 論證的時候是沒有考古學家在場,但在今年年初,三建委(長江三峽建設委
員會)辦公室和國家文物局還是指定了兩個單位承擔三峽水庫區的文物保護規劃的
制定工作。一個是我們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個是中國文物研究所。地面以下的古跡
由我們來作,地上的古跡由他們負責。成立規劃小組,讓我當組長。從去年11月起,
開始安排規劃的調查工作,動員了全國28個學術單位投入。目前,對三峽淹沒地區
地上地下的文物古跡,我們大致都有了數。先由這20幾個單位分別制定本單位的考
查規劃,然後再歸成一個總的,形成文字,明年6月交給長委會。

  ▲ 「大致都有了數」指的什麼? 難道過去沒數麼,或是有了新發現、新認識? 

  □ 這幾十年,一直是國家文物部門撥點錢,搞些發掘,設些管理所,作些修
繕,著幾個幹部管理起來,適當地維修一下,賣點門票。幾十年來苦苦撐持,還不
錯。現在情況緊急了,不能再有先放放,等有了餘力再好好作的想法。

  現在有了明確認識的,地上,屬於世界級的文物的,在三峽地區,明白知道一
處: 白鶴梁石魚枯水題刻,時間是唐朝中晚期之後。再一處是重慶朝天門下邊的靈
石,也是枯水題刻,比白鶴梁還要早。枯水題刻這類古跡是世界上沒有的,《全唐
文》等書收錄的記載,最早的是從東漢到晉,以後還有許多唐代的。再一處是雲陽
張飛廟附近的龍脊石,也是枯水題刻。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屈原祠,這其實是現代
建築,80年代才建,但表達了群眾的感情。此外,張飛廟是清代的,很完整。還有
涪陵的石寶寨,建築不是很古,明清時候的塔,但風景太好了,是三峽最美的一處。
這些,隨著工程的進展,將全部淹掉。最突出的還有一處: 在巫山縣大寧河上游的
大昌鎮明清民居一條街,這是三峽裡邊最好、最集中的一批民居,樸素古老,非常
好,我們希望拆遷保護。

  ▲ 地面以下的呢? 

  □ 現在,有幾個極重要的線索弄清楚了。以前作了二、三十年工作,直到通
過去年11月以來的調查,才最後明確了幾個重要的認識: 

  1 我們都知道大溪文化,這是5000—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文明,最初發
現地點就在巫山縣。一、二十年以來,我們一直希望知道大溪文化西限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說,再往西是什麼文化? 始終不明確。這次搞清楚了,西限就是巫山縣的大
溪。你到過三峽,應該記得,大溪一帶比較平坦,再往西就是瞿塘峽。瞿塘峽很短
也很陡,裡邊住不了什麼人。一出瞿塘峽,就是另外一個文化。這一文化現在還沒
有名稱,準備明、後年給它命名。這樣,把三峽中新石器時代各時期文化分佈的關
系弄清楚了。

  另外,搞舊石器時期的,在三峽裡邊找到了好幾十個地點,幾萬年以前舊石器
時代中晚期的遺址,準確數字還沒有報上來,超過……,這都是過去一直不清楚的。
現在,已經比較清楚知道,三峽裡邊舊石器的中晚期有很多遺存疑存,甚至找到了
當時舊石器製作地點。到了五、六千年以前的農業文化和捕撈文化,直至江漢平原,
是一個文化體系; 瞿塘峽以西則和川東甚至川北的文化是一個體系; 找到了這兩大
文化的界限。這是極難得的。

  2 另一個重要之點是所謂巴蜀文化。過去一直以為,三峽就只是巴文化,從
70年代晚期以來,開始重視,湖北作得比較多,主要在西陵峽一帶。到了巫峽往上,
就瞭解得很不夠。特別是,它的中心在什麼地方。過去曾找了100多處,有的是很
小的遺址。但一個文化總有中心,但在什麼地方? 現在找到了: 一處是在巫山大寧
河上游的河邊,叫雙堰塘,相當於早期巴人的遺址,有10萬平方米,其大無比。最
奇怪的是,這遺址在河灘地上,而當地的水位常有很大變化,過去我們無論如何不
會相信會在這裡,雖然就在它的附近,在離雙堰塘只有5、6公里的地方,出過很大
的,相當於商代的、80多公分高的大銅尊,跟四川三星堆的銅器一模一樣。現在基
本可以確定,雙堰塘是青銅時代巴文化的一個中心。

  第二,在雲陽李家壩找到一處也是早期巴文化遺址,5萬平方米。約在4000年
前,和中原文化相比,相當於夏代前後。巴人早期遺址很多,就在西陵峽裡。再晚
一點,相當於商代的時候,中心遷移到了巫峽一帶,到了四川境內。現在見到三處
最大的遺址: 除上述的雙堰塘外,一處便是雲陽李家壩; 還有一處巴人的中心是 
忠縣 井溝遺址群; 再往晚,是涪陵的小田溪遺址,相當於戰國末到秦朝前後,已
發現了巴人王族的墓地。

  按書上記載,巴人起源在五落鍾離山,在長江支流清江流域。通過這一次的調
查,三峽巴人文化的重要地點都清楚了,它的中心現在也找到了,就是從巫山到雲
陽一帶: 巴人從湖北省長陽的清江流域起源,後來中心向西遷移。原因很簡單,因
為那時湖北境內的楚人已經發達起來,她再往東進不行了,被逼著往西退,以捕魚
打獵為生。

  ▲ 它們是不是屬於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 白鶴梁早已是。其他的,因為直到這一次才徹底弄清,正準備報批。考古
學界的通識,一個文化最初的發現地本身就應該保護,像保護國家級文物一樣。

  40多年來,國家級的文物保護單位共發佈了三批,第四批正在考慮之中。三峽
區域的這四、五處,國務院還沒有最後批。目前的困難是,批過之後,你就得保護。
如果考慮到保護不了,連我都建議,乾脆別批了。你批成國家級,明天就淹掉,何
必? 當然工作我們會照樣做。

  ▲ 這麼珍貴的遺跡,只有淹掉這一個前景? 那「國家級保護」豈不成了一句
空話? 「工作照樣作」,怎麼作? 

  □ 我來告訴你怎麼作。我們自去年11月開始制定規劃。定規劃是需要經費的,
跟三建委談了多次,答應給1000萬,但到現在為止,長委只撥給我們200萬。28個
單位,同時在三峽開展工作,最多同一天200多專業人員同時作業。比如中國科學
院的古脊椎與古人類動物研究所,一次下到三峽40多人,是1949年建所以來最大規
模的一次野外作業,而我總共才給他們30萬元,僱船、僱人,怎麼夠? 有的大學老
師下去,只能住6塊錢一天的旅館,工作非常困難。但幾個月下來,20幾個單位的
調查基本上已經作完了,人家是自己墊錢作的,現在向我要錢,我只好以個人名義
簽字向故宮借了200萬,其實這錢長委是有的,我不明白為什麼就是不給我們。

  ▲ 據我所知,三峽工程庫區文物保護是沒有專門撥款的。如果非要用,就從
移民費裡擠。只不知這是不是大型水利工程的通例? 

  □ 國際慣例,文物保護占總投資的3%—5%。8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專家曾和
他們一同工作過,就有這樣的說法。當時總的預算是570億,國家文物局按這個比
例作了一個估算,大約17億多,長委也承認這個提法是有根據的。兩年前,全國人
大通過建設三峽水庫時,工程總預算已經到了1200億,這按慣例,應是40到50億。

  ▲ 這筆錢得到確認了麼? 

  □ 最近的情況,口頭傳達給我們了: 整個移民經費400億,這400億劃撥給湖
北,四川兩個省來管,整個文物調查、保護、遷移都在裡面了。而且口頭上講,文
物保護費用,不能再考慮什麼比例,頂多4—5個億,以後十幾年,就是這些錢,還
要簽合同,簽了合同才可以給你錢。到現在,保護規劃制定是靠借錢來作的。

  ▲ 400億里拿出4—5個億,只是1%到1.25%,你們的工作怎麼鋪開呢? 要知道,
阿斯旺水庫的一處神廟遷移,就用了4000萬美金。

  □   我是非常希望呼籲這個事情。最近我們在北京開了一個會,請一些沒有
直接投入三峽工作的專家也一起來聽聽匯報,想辦法。整個數字是1000多處,現在
只能選作,看有多少錢。當然也還有一個問題: 即使有了錢,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也組織不起有足夠專業知識的人來承擔這種工作。

  比如雙堰塘,10萬平方米作多少年? 按照常規,以現有的人力和財力,要好幾
十年。但我們只能在10年中作出來,因為10年之後就淹掉了。上百年的工作,逼得
我們在10年裡完成,需要用更集中的人力、更充裕的經費、還要有比較現代化的手
段。就說雙堰塘和李家壩這些遺址,我和地球物理所商量,明年以後首先搞物探,
我看過德國人對許多遺址,例如特洛伊古城,不動地面,利用物探,街道都探測出
來了。把古代城址分佈大致清楚了,就可以有選擇有目的地發掘——我們應該這樣,
否則作不過來。

  ▲ 假設物探結果出來了,將最珍貴的東西挖掘和遷移,不要白白淹掉,時間
來得及嗎?  

  □ 絕對不夠,我們只能犧牲,不可能全部發掘——沒有一個國家的考古力量
敢於承擔10年裡邊做這樣大面積的工作——只能爭取損失減到比較小的限度。這還
僅僅是一處,類似雙郾塘這樣的遺址有多少? 光巴人的就有一百幾十處。楚人活動
範圍最西的點是雲陽,這是楚文化的邊緣,所以雲陽的楚文化遺址是非挖不可的。
不僅僅因為楚文化重要,這是它最西的遺址,作為定點的,你必須作它。現在都找
到了,和書中的記載一模一樣: 位置、規模……怎麼能白白淹掉? 

  ▲ 這是地下發掘保存,地上的呢,立刻著手沒有問題吧? 

  □ 古建方面共有三個的重點項目: 白鶴梁、石寶寨、張飛廟。如果只有5個億,
白鶴梁的保護是完全沒有辦法的。白鶴梁不可能遷,若還想看到,只有建一個水下
博物館。這還是李鐵映同志在進餐當中提出來的。如果現在不肯花錢,它將永無天
日。再過一百年在到水庫下面去建,投資要大得多。現在已經委託天津大學作方案
設計。

  最早的枯水題刻,朝天門靈石,這是世界極文物,也已經從文獻資料上查到了。
關鍵的難度在於,它是在航道上,要潛水作業,必須停止航運,動一下,就是錢。
初步估算,要建白鶴梁的水下博物館,需一個億左右。

  對於古建築的保護,有兩種辦法,一是修一個圍壩,圍起來。這時要考慮的是,
該址會不會滑坡,還有水的浸蝕。實在不能就地保護,就遷走。把一個塔遷到新址,
技術上沒問題,建築是原物,但相同的風光山水,是不可能再現的了。

  ▲ 民俗方面呢,專家們一般把它稱作「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 就算沒有三峽工程,民俗的保存已岌岌可危。就說大昌鎮,那些民居為私
人所有,沒有當作文物,想拆想賣,私人的事。僅僅一年,破壞速度極快。其實如
果政府有錢,最簡單的辦法,我先把你買下來……

  ▲ 光買下一條街恐怕不夠,他們的活動,也應作民俗記錄吧?

  □ 這你就太學究氣。對於長江建設部門,文物保護,你有了物我才保護,民
俗我不管。記錄可以,屬於科學研究、文化建設,地方政府出錢,我只承擔淹沒破
壞的部分。

  ▲ 這個道理說不通: 你的水庫工程淹沒了我的家鄉,改變了當地居民的生態
環境文化環境……

  □ 他會說: 那是我淹掉的麼? 你不是物,怎麼要我承擔。我也承認該保護,
可以,你地方政府從文化活動裡開支。

  ▲ 我們中國政府一直持這樣的態度麼,1949年以來在這塊遍地文物的土地上
修了那麼多水利工程? 

  □ 50年代,我曾經從事三門峽工程的文物保護。當時也調動了幾十個單位,
黃委會、水利部明確表態,你要多少錢給多少錢。經費沒有問題。記得當時配合基
建挖墓葬,我負責的一個工地,每月經費開支9000元,每張單據我簽字,不必討價
還價,這筆錢在三門峽總預算裡是有比例有位置的。這是由於,第一,當時體制上
學蘇聯,如此對待文物,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國際慣例。第二,50年代,國家的領導
人,從毛到周,到郭沫若,對於把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在什麼位置,是有認識的。

  今天,修這麼大的一個水利工程,我不說水利部門完全沒有認識到,只是份量
太輕。說句帶點情緒的話,我的感覺,現在似乎是,我就是有了錢也不給你,拖到
最後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當面給他提出來: 你是不是打的這個主意!
 ? 

  ▲ 古代文明實際屬於全人類,若非框限在中華文明,也屬於全體中國人。如
果錢上有困難,能不能爭取海外的力量的合作,包括台港,和別的住在外邊的中國
人? 

  □  我們專業工作者認為,可以搞些國際協作,不僅資金,人力上也可以得到
一些國際支持,我們不是沒有過這方面的考慮。最近,三建委辦公室幾次跟我們口
頭講,不要外國的人,不要海外的錢。前些日子美國一家報上登了宜昌博物館的情
況,上面還來質問我們:「為什麼要跟外國人講這些? 」我們說,不是我們,是宜
昌博物館自己講的。他跟我講的是: 「三峽水庫我們自己都建得了,文物保護我們
還沒有錢嗎? 文物保護不起,修什麼三峽水庫?」。他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
而是三建委的基本態度: 「跟海外合作,你們別開口。你們要謹慎,沒有我們的批
准,你們不能談合作問題。」

  ▲ 如果大壩方案作些修改,比如壩高從18米減小到150米,從文物保護的角度
……

  □ 損失會減少。

  ▲ 如果工程推後,比方說,放到21世紀20年代,能不能給文物工作者比較從
容的時間把不能不作的搶下來? 

  □ 那當然好,我們太高興了。 

  ▲ 其實不僅文物保護,僅從工程本身著眼,考慮到國家現在處在轉型期,情
勢很緊張,很多人建議,就算一定要上,能不能放到21世紀手頭寬裕一點的時候,
技術成熟一點的時候……

  □ 因為我投入這項工作,知道一點它的情況——從我們來說,絕對希望這樣。
但對主管者說來,難度在於移民。開工越晚,移民越增加。現在國務院已經決定了
移民費用劃撥到兩個省,中央不再管。之所以不敢採納這麼多合理的建議,拚命朝
前趕,我猜,一個原因,再過10年,被迫遷移的人口要從現在的100萬再增加幾十
萬。那麼窮,還非得干,不是沒有難處。我去看過移民點,生活太困難了。新的城
址,長委會都沒有統籌考慮過,很多都是滑坡地。這事你全怪長委會也不合適: 規
劃還沒到,縣裡已經動手,大量的錢已經投了。還有各縣的征地,100萬農民是個
難題,當地政府都很害怕。但另一方面,真正到農民手裡的錢,還不知給剋扣掉多
少了。

  ▲ 1992年人大通過三峽工程議案的時候,曾有兩個附加條款: 一是發現問題
必須解決問題,才能上; 二是選擇適當時機上。 而且,當時通過的是將三峽工程
列入「十年規劃」,並不是「八五計劃」。現在置這幾項不顧,搶著上。從文物古
跡保護遷移的角度,能不能說發現了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就實際上已經正式
開工了? 是適當時機嗎? 

  □ 僅僅從文物角度考慮,希望推遲,放慢一點,我們的時間不夠。

  ▲ 你們的難處提出後,三建委有沒有拿出讓你們覺得滿意的解決方案? 

  □ 應該說是基本沒有。目前,為了保護好三峽文物,我們先定規劃,這是從
1949年以來,我們投入力量、動員單位最多的一次: 28個學術單位,中國考古界最
有力量的機構。但到現在為止,只給了我們200萬,這是事實,是三建委辦公室開
了會,責成撥出1000萬規劃費都有了,他就是不給。他們說合同簽了之後,我們可
以分期付款。

  這不過是個規劃。我和國家文物局講,缺個幾十萬、一百萬,你別爭,貼也貼
了,我們保護不在這幾十萬、一百萬,關鍵是把規劃制定好。如錢不到位,我們定
不出規劃,最後時間到了,有了錢,也沒有辦法搶救了。最近知道的消息是給5個
億,如果確定是5億,我們就只能根據這個數目確定作哪些事,與真正該做的比,
比例相當小。

  ▲ 從事歷史研究和考古40多年,對於今天這個局面,你有什麼感受和期望?  

  □ 我覺得,經過40年的積累,中國今天的考古力量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基礎。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有可能把三峽的文物保護工作做好。說到願望,作為一名考
古工作者和制定保護遷移規劃的負責人,第一,我希望三峽工程建設的最高領導三
建委一定要把保護文物的事情落實,按照國際慣例行事。第二,政治上的問題,為
了保護三峽的文物,可以爭取一些國際支持。從財力到人力。我個人其實是個民族
自尊心比較強的人,我不願意在這上面損失中國的臉面。現在,世界上對人類的理
解超過了從前,與50年前比,進步太大了。今天,全世界的,特別是科學家,都已
經認識到,僅僅為了本民族的利益,也不可以只注重本民族的發展。我們應該理解
這一潮流,在文物保護上爭取一些國際合作。這麼做,不能說中國政府無能保護,
恰恰說明中國政府重視。這個觀念,希望主事者能轉變一下。這是上對祖宗、下對
子孫的大事。

  ▲ 最後想核實一個傳聞。聽說你已經被看做北京僅有的幾個「老頑固」之一,
你的緊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已經把整整一層樓租出去搞銷售活動去了,你還
一直頂著,堅持歷史博物館不提門票? 看人家大把大把進鈔票,你有沒有一點心動?
 
  □ 要是非這樣的話,我只能辭職。但我今天已經有點做不到了。我最近簽字
同意普通票價從1元漲到5元。本來我說3塊錢我同意,5塊錢我嫌高,最後還是沒有
堅持住,只保住學生票價1塊錢。我最近說,國家向老百姓收了稅,要有回饋。國
家博物館就是對老百姓的回饋。

                                                 1994年7月

      
 



再訪俞偉超




                            戴晴

  □ 上一次採訪時,您曾對我講,對三峽文物古跡保護遷移的調查規劃,學者
們從前年11月起,一直在「借貸運行」。現在三峽工程正式開工已8個月,這項規
劃進展得怎麼樣了? 答應你們的錢到位了嗎?

  ▲ 為規劃所進行的三峽地區地上文物古建和地下考古的調查,從93年11月開
始部署,全國20多個最主要的學術單位,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有
北大、清華、天大等等,都去了。我是1994年3月被正式任命為規劃組長的,一上
來就和三建委談規劃經費。接下來的情況你知道了,一直未給,直到去年4月,那
時距正式開工不過半年,就在這地方,我請來了三峽建設委員會移民局,還有湖北、
四川的移民局,開了幾次會。到了今年的4月31號,開工已經又快半年的時候,我
才和三建委移民局,外加湖北、四川兩省饑民局草簽了一個合同。 5月上旬,規劃
經費已按照合同下發。

  □ 真是謝天謝地,看來三建委的移民主管,也就是文物搶救的主管李伯寧先
生和他的繼任唐章輝先生,以他們所在的位置和所擔負的責任來看,終於具有了應
具的人文知識,知道這樁事馬虎不得了。  

  ▲ 你這麼看? 讓我來告訴你。去年4月開始談經費,直到今年兩會前,錢一直
沒有到手。今年4月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會前,我
們召集一個匯報會,向有關的學術界和一些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報告三峽文物保護
規劃進展情況。報告完畢,大家紛紛指責我們,有的說: 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你
們竟然默默地幹,為什麼不敢向三建委、國務院喊得更厲害? 有的說: 92年人大通
過三峽工程預算的時候,怎麼沒有把文物保護經費計算進去 ……

  兩會期間,人大一個提案,政協一個提案,新聞界也寫了幾份內參和公開報導,
呼籲: 第一,文物保護的規劃經費須迅速落實; 第二,這項經費數目不合理; 第三,
這樣的事應由中央統籌安排,不要交給兩個省。北京圖書館館長任繼愈,還以個人
名義給鄒家華寫了一封信,並在人大期間口頭同他談,提出文物保護費用不能放在
移民費裡,應單獨列項。我本人也給鄒家華寫了信,只談一件事: 規劃經費再不落
實,工作幹不下去了。這樣,鄒有了一個批示,批給郭樹言,郭再往下批。最後下
了命令: 限定4月底以前一定要落實。所以說,這筆規劃費,是在大家的呼籲幫助
下,在工程正式開工半年後才交到我們手裡的。

  □ 但實際上你們的工作已經差不多快完成了吧。也就是說,現在應該已經掌
握了一個必須保護遷移的大數了吧。

  ▲ 今年8月底至10月底,22個縣的規劃上送; 12月底兩個省的規劃完成; 到明
年3月,總規劃完成,共25本。至於究竟有多少,據我們現在調查下來,是1270處(
見【附】)。 

  □ 問題是,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在三峽工程分階段水位上揚之前,有哪些
是必須搶先發掘或遷移,若搶不下來一定愧對子孫、也愧對世界的呢? 

  ▲ 總數加在一起——我昨天開會還說,我們給出的數字,不要太隨便,寧可
稍微壓一點,把似是而非的去掉——400-500個左右吧,這是沒有問題必須保護的。
淹沒區,地上建築,不加遷移的話,全部被毀掉; 地下遺址,水一淹,基本被毀掉。
所以,有50多處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必須盡量發掘,因為太珍貴了,它將回答這一地
區一、二十萬年以來到萬年以前人類的活動、分佈及石器製造工藝的問題。雙堰塘、
李家壩等數處巴人中心遺址,也都必須全面發掘。再就是古代墓葬群,《水經注》
有記載的雲陽故陵楚墓,必須發掘保護起來吧。還有好多處地面文物: 漢代的無銘
闕、丁房闕; 明代的石寶寨; 巫山大昌鎮和姊歸新灘明清民居群; 當然還有摩崖石
刻,從隋到清都有。世界獨一無二的白鶴梁枯水題刻,最引人矚目,穩妥的辦法是
建一個水下博物館。從技術上說,中國可以作,現在委託天津大學在作規劃設計,
初步估計是一個多億,而意大利的水下博物館大概是一個多億美元。如果不建,以
後它就處在80—100米的水下,再也看不見了。清代的雲陽張飛廟,由於當地群眾
呼聲高,也會遷移保護。

  應該說,建國40多年來,文物保護積累不少經驗,考古發掘與研究,已有相當
實力。但中國「文物富庶區」實在太多了! 地形複雜、交通閉塞的三峽地區,一直
沒有投入力量。這一回,經過這一年的調查規劃,對這一區域內文物古跡的重要性,
就算不能說徹底,也有了相當基本的認識。我認為,國家應集中最主要的經費和人
力,一刀切下來,把基本的東西保住,總算留下一點東西。其餘的就算淹掉,也管
不了那麼多了。

  □ 問題是這一刀切在哪裡,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經費? 我記得1991年水利
部的長江規劃委員會曾經給出過一個數字: 三峽工程共淹沒文物古跡60—70處,估
計¥6000萬就夠了。這數字還有效麼? 

  ▲ 這是水利部長江規劃委員會1990年提出的,不知道他按什麼算的。94年11
月,國務院開了會,文物費用從400億移民費裡出,估列了一個數字,3個億左右,
這個數目是作數的。

  □ 不可能吧? 我們上次談到的,如果水庫選址在文明發達的地方,文物保護
遷移費大約是總投資的3%到5%。以三峽的歷史積澱,有足夠的資格引用這一比例。
那麼按照總預算的保守估計1200億,算下來應是40—50億,怎麼才3個億?! 北京的
中央美術學院加上附近一些建築遷移費就是10個億! 三峽3個億,這不是開玩笑嗎! 
你簽字了? 

  ▲ 這是白紙黑字的正式文件——在去年年底三峽工程水庫移民補償總投資測
算報告中,專業項目改建、復建補償投資中的第10項給出的數字。但我可以給你介
紹一個情況: 就在草簽的前幾天,我的對方是是三峽工程當局的一位負責人。我對
他說,今天我們兩人談話,沒有別人,你自己說,三峽工程移民費400億夠不夠? 
他不說話,光笑。

  我說: 雖然國務院召開的會議形成了文件,但我知道400億對你說來絕對不夠。
從400億里邊出3個億給我,我告訴你,同樣不夠! 不同的是,400億不夠你不怕,
因為100萬農民會喊; 而我這裡死人不能喊。

  他說: 你看,國務院規定搞限額、作規劃,這件事情我不好講話,也沒有力量
講這個話。現在是我們移民局和你們文保小組簽字,這個數是限額,我不能說可以
突破。

  我說: 我跟你講,我們是學術界。能拿出多少錢,是政府的事; 實際需要多少,
我得如實告訴你。作為學術工作者,我要對我的工作負責,不能為上項目,看政府
肯拿出多少錢,我就說需要多少。現在我能說的是,文保3個億是絕對不夠的,這
個字我不能簽。

  他說: 如果上級部門要求你必須簽,你怎麼辦。我說很好辦,我辭職,你找別
人。最後他說,這樣吧,我們達成一個諒解,兩句話: 盡量在限額裡作,超出限額,
可以提出。所以,我簽署的合同裡有「根據實際需要提出保護經費」這樣的話。

  □ 有沒有說允許超出的幅度?

  ▲ 沒有,需要多少就是多少。現在有了作規劃的經費,到明年初,規劃的大
致輪廓就能全部交出,國務院還要請其他部門的人來審核、討論通過——我估計政
府所能撥出的經費與我們的實際需要會差得比較遠。我們跟長委會有一個大的有關
文物保護的爭執,我曾對他們三峽工程部門講,若問我們的意見,不建不動,我們
損失最小; 建了動了,我盡量搶救。這不是向你爭多少錢的問題,即使你的錢提供
得相當充分,也只是爭取多搶救個百分之一、二十的問題,大部分搶不下來。到這
時候,如果工程還非得作下去,文物也要保護到一定程度,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呼
吁國際支援了。

  □ 問題是工程現在已經開始了。先期動手和與工程同步推進,就文物保護而
言,是不是有很大區別? 

  ▲ 文物發掘不是挖白薯,挖出來就行,需要科學記錄、科學清理。目前的情
況是,即使有了經費,也肯定不夠,損失是百分之百的。我們盡可能把損失降到比
較小的程度,這就是說,能搶下來的,盡量搶; 最理想的,也就是目前探明的百分
之一、二十吧。

  □ 能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嗎? 埃及阿斯旺工程的文物古跡保護拆遷的國際
合作,不就是通過這一機構組織實施的嗎? 

  ▲ 現在不能提阿斯旺,一提,三建委就說:「我們和它不一樣」。不知為什麼,
他們非常不願談國際支援。他們說:「有關海外支援,我們沒有開口,你不能開。
這權在我們,三峽工程不像別處,你文物局也沒有權。」目前是兩個問題,一經費、
二人力,從這兩方面,我們都應呼籲國際支援。就算最後政府給了錢,我們要在這
麼短的時間完成這麼大量的工作,就算把全國文物考古的人力集合起來,也沒有可
能。

  從實際情況出發,可分兩步。第一步,中國人的世界,港澳台,去年11月,我
和國家文物局的張德勤到台灣,作為中國博物館界代表團,他團長我副團長。他說,
這部分你來講,我說: 三峽的文物保護,如果台灣的考古力量願意來,中央研究院、
台灣大學、還有台中的自然博物館,有考古力量的,我們都接受。當然,工作經費
得自己提供。出土的文物,相同的,兩件以上,一家可以拿一份——這個話是正式
講的,不管怎麼樣,張是國家文物局局長。後來,我在香港見到許卓雲先生,他的
情緒很激烈,他小的時候去過三峽,他會在蓋地基金會呼籲一下。 

  □ 港澳台以外的華人地區呢,比如新加坡? 

  ▲ 這個話我們沒有講。我現在希望組織一個三峽文物保護基金會,可以是非
政府的,根據我這些年的經歷觀察,工作不一定比政府作得少。對此,我希望政府
方面能同意。三峽工程完工已是21世紀,按照人們的文化水準、道德觀念來說,應
該能從經濟上人力上得到一定支持,。當然,人家投入了經費和人力,你要給人家
一點榮譽。更何況這是對整個人類古代文化的認識,又不是國家機密,哪國學者研
究都是好的,不要懷著過分狹隘的民族情緒。

  除了一般意義的搶救保留,今天我們在三峽工程這個機會當中研究古代文化,
我特別希望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和國際接軌。今天中國人文科學方面與國際的距離,
在國內,很多人的認識是不充分的,包括有些領導同志。他不知道,一個國家,不
是技術發達就能自立,沒有人文方面的支撐,社會治理不好,經濟發展最終也會受
阻。就國際範圍而言,六十年代以後,古代文化的研究愈來愈深刻,包括人類學、
考古學,我們必須接軌,不接軌,會越來越落後。

  □ 你的這個想法恐怕很難為人所接受吧? 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研究,失去
它應有的地位,在中國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 通過對三峽文物的搶救,往前邁一步,有這個可能。舉例說,古代很有名
的一個文化,與今天還存活著的一個少數民族,有著血緣上的直接聯繫: 這就是古
代的巴人與今天的土家族。土家主要生活在三峽一帶,湖北、四川,還有湖南都有。
我希望把考古的研究跟民族、民俗學調查結合起來,對土家進行調查,做兩個比較:
 一是文化上的比較,三四千年前的遺跡與今天的日常生活的聯繫比較。二是,作
遺傳基因DNA的研究。80年代末以來,美國學者開始提出一個全新的看法,使150年
來形成的關於人類起源的概念,天下大亂。我們從三峽裡可以挖到漢代甚至西周的
巴人的墓葬,即幾千年以前巴人的骨骼; 與今天的土家族裡活著的人作基因比較研
究,將幾千年來的古文化和今天依舊存活著的後裔作連續性的比較研究,正是這一
學科的前沿方式。同一區域內存在著古代巴人的遺存和今天土家的情形,太特別、
太珍貴了。巴文化很有名,土家也是大民族。土家是巴人的後代,還是潘光旦先生
通過文獻研究,在50年代提出的。

  再就是歷史環境的考察。我已經和北京研究地理的學者聯繫,打算在三峽地區
作一個有人類以來的歷史地理環境的考察。這個考察可分兩個部分進行: 一是遺址
部分,瞭解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古代居民的生存環境; 二是單獨作一些自然地質
構造的剖面,先是沒有人的地方,然後,有人類的地方,看看發生了什麼變化,及
自然環境的變化與人類的活動有什麼相互關係。

  對我們幾代學人說來,三峽工程淹沒文物的搶救與研究,既一個艱巨的挑戰,
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和難於抵禦的誘惑。

【附錄】1271處必須保護的三峽文物 

總數 1271

地上 442    
                    古建築(含紀念建築)    229(其中7處必保)
                    橋樑                 65
                    石刻造像             117
                    其他                 31 

                    古生物化石           14 
                    舊石器               52
地下遺址
(含墓葬群)  829
                    新石器               85
                    巴、楚人             150(其中3處必全面發掘)
		    秦漢                 442
		    六朝                 31
		    隋唐                 7
		    宋元                 30
		    明清                 18
 
級別
                    已批准    國家級      1處 
                              省級       10處
                    報批中    國家級      8處 
                             省級        50處

      
 



關於三峽工程有關問題致人大的信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尊敬的楚莊委員並轉致各位有關委員、副委員長及委員長:

  最近看到一部由一位歐洲獨立製片人所製作的關於三峽工程的電視片[1],片
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記者:我還是想問這個問題,如果萬一(三峽工程)出了什麼事,誰來承擔責任
呢? 
  李伯寧[2]:萬一……不存在這個事兒。如果萬一出了問題,這當然是國家決
策的失誤了。
  三峽工程於1992年在國務院提案的基礎上獲人大七屆五次會議通過。也就是說,
七屆人大是這一工程的最後決策者。但人大,特別是參加投票表決的人大代表們,
是沒有可能就提案的技術細節親自進行調查的。他們投票時的依據,是那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所作的《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副總理所作
的《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的說明》,以及附在這兩個文件後面的
《提案說明附件》。而這三個文件的成文,責任者當是那時的職能部門。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公民,特別近年來直接為該工程付款的居民[3],
經過數年調查,發現三峽工程的主管機構(從籌備到論證到施工)和人員,在該工程
的重大問題上對人大作了有意的隱瞞。而當被問到責任由「誰來承擔」時,又將其
推給人大。在這種情況下,我願作為一名個人調查者,將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所獲
得的情況對人大作一如實反應,懇請人大組織調查,防止工程所造成禍患發生。

  (一) 總投資預算

  1995年秋,當三峽工程已經正式開工,從技術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轉時,三
建委副主任、三峽工程投資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總理對總投資的詢
問時,所報數額為¥6000億。而三年前,當該項工程提請人大通過時,所給出的數
額僅為「靜態投資¥570億元(1990年價格)」。
  主管人並非不知道,在90年代的中國,靜態投資是沒有意義的; 而早在80年代
後期,金融專家一再提醒「不可忽略物價上漲對總投資的影響; 不可將貸款利率忽
略不計」,且已經明白提出「¥5000億打不住」的警告。[4]
  為什麼在提請審議通過的文件中,只給出靜態投資,這是不是有意給代表一個
投資不大的印象? 對實際預算將達到¥6000億,有沒有隱瞞和謊報? 

  (二) 移民

  在1992年的《說明》中,關於工程移民,所給出的是1985年統計的淹沒地區人
口72萬5千5百人,對於工程最後完工時移民總數則絕口不提。據我最近調查所得到
的資料,在1991年11月6日一次內部的匯報會議上,主管移民工作的李伯寧說:「
按1985年至1990年19個縣市的實際情況統計,庫區人口每年增長21.93□……,如
按這五年的平均增長率來計算,到2008年直接淹沒人口已不是113.38萬人,而是
130.36萬人。如果……1993年進行施工準備,20年完成全部移民的規劃,到2012年,
在能夠控制的情況下,全部移民為131.44萬人」。到了1992年夏季,在國務院召開
的一次關於三峽移民問題的會議上,在內部給出移民「將有120萬以上」這一估計
之後,李伯寧關照在場人說:「你們不要公佈這個數字,現在我們只說100多萬」。
  其實,早在1986年12月2日,他就對下面的工作人員說過,「現在大家都把移
民問題作為三峽能不能上馬的關鍵問題,因此,我們提出的移民概算,也是決定三
峽命運的概算……如果仍按過去的老概念,提出一個大大的賠償帳本子來,那就會
把三峽嚇回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馬馬虎虎地提出一個不切實際的大帳來,這等
於給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提供一顆槍斃三峽工程的子彈。」
  三峽工程移民究竟有多少? 這其實不難計算:工程在1993年開始,按照目前
已認定方案的蓄水位,將在此高程以下之居民,再加上施工期人口增長(21.93□),
至2013年結束時,湖北移民將為26.5萬,四川移民約為172.4萬人,兩省總計移民
將超過198萬人。這還沒有將社會性人口增長和搬遷的二次移民考慮進去;還沒有
將175米到185米間可能臨時跑水的人算進去;還沒有將庫尾淤積壅高水位之後給
上游造成洪災的移民算進去。
  三文件所給的72.55萬是不是在明知不止此數的情況下有意給代表一個移民不
多的印象? 三峽工程移民到底有多少? 

  (三) 泥沙

  在提交人大的《說明附件》中,關於泥沙問題,特別重慶港淤積礙航問題,所
給的結論是:「採取……措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保證通航」。
  實際情況是,雖然關於泥沙的模型試驗一直在作,直到1988年7月, 在有關專
家的一再催促下,水電部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才不得不進行大洪水年的蓄洪試驗
研究。結果顯示:三峽水庫尾部將發生大量泥沙淤積,重慶主要的九龍坡港區主河
槽基本被淤死,碼頭前沿淤成很寬很高的邊灘,對航行條件和碼頭作業都非常不利;
嘉陵江口的沙壩及朝天門碼頭前沿的淤積更為惡化。但這一結論既沒有進入1988年
2月完成的泥沙論證報告中,也沒有向中國公眾和通過該項議案的七屆人大公佈。
1990年,政府部門中主管者(錢正英部長)動用行政權力,告誡知情者,不許談這個
問題,說是「怕影響論證」。[5]
  三門峽工程由於不肯重視科學家關於泥沙的告誡,開始蓄水不到兩年就不得不
因迅速漫延的庫尾淤積動手改建,盡量將攔在庫中的泥沙排下去,以解決除陝西段
的威脅。開管打動排沙排到今天(歷時34年)淤積還在抬高。在三峽工程上對淤積的
重大險情有意隱瞞,會不會導致類似黃河上的情況在長江出現?

  (四) 環境影響

  1984—1987年,在國家科委的協調支持下,一支包括38個單位600多人參加的
多學科、多專業的科技隊伍,全面系統地展開了《三峽工程對生態與環境的影響及
其對策》的研究,他們給出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是有利有弊,
正負效應值之比為1:80(180米方案),從生態與環境角度考慮,對工程應持十分慎
重的態度。
  由於對國家科委、國家計委、科學院的論證結論不滿意,1986年工程承接部門
原水利電力部重新組織論證,環境影響結論變為「有利有弊……只要思想重視,建
立相應的管理機構並給以必要的資金投入,採取治理措施,可以將不利因素減輕到
最低限度,不致影響三峽工程的可行性。」  給人大代表弊害程度不十分嚴重、有
能力解決的印象。
  這一結論的得出,依據是1991年補編的三峽工程環境影響報告書,即由中科院
環境評價部和長江水資源保護科研所聯合編製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
書》。在最後定稿階段,中科院和長江水研所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從原始數據使
用到結論,均存在分歧,不得不一段段分別闡述、分別具名。最後,這份報告書「
由水利部主持審閱,進行修改」,修改了什麼呢? 有證據證實, 主持者以篇幅過
大為由,將中科院的觀點根據自己的意見刪去,只保留其署名,《報告書》成了看
起來由兩家署名但只有一家觀點的文件。
  現《報告書》原稿仍存科學院,請人大調查水利部所做修改是否有意向人大隱
瞞了嚴重情節。
  三峽工程關乎百萬人命運,關乎中國繁華腹地的命運,關乎中國穩定。作為一
名調查者,既然已得到以上證據,不敢不向人大反應。我願進一步接受人大的詢問,
並提供全部原始素材和調查線索。

                                      原《光明日報》社記者
                                      現北京市居民
                                      戴  晴
                                      1996年7月10日    
  聯繫辦法:
  通信:北京郵政8731信箱(100080)
  ---------------------------------------------------------------

  [1] 《THE DAMMED》auther and director:LEO DE BOCK
  [2] 原水利部副部長、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國務院三峽地區開發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特邀顧問、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3] 自1992年以來,國家提高居民生活用電費,全部款項投入三峽工程建設。
  [4] 見《長江 長江》喬培新:〈三峽工程總投資概算打的埋伏太大〉貴州人
民出版社 1989。
  [5]  1990年7月6日下午4時許,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三峽工程展覽室,
三峽工程籌建處哈總工程師私下和其密友的交談。
  
      
 



在三峽築壩,有功還是有罪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1896年9 月,日本頒布《河流法》;  而同時,當局也正熱切地籌劃如何使用
戰爭賠款以準備下一次更大規模的戰爭[1] ;  百年之後,1996年9 月,在名古屋
一條美麗的河流以及那扼住清流咽喉的大壩前,日本一批覺醒者,發出了他們的《
21世紀宣言》。在這一宣言中,他們呼喊出日本人——或說全人類,在看到產業革
命所推進的繁華之下的全部危機之後,所應持有的哲學。

    就在這同一天,也是在一條曾經非常美麗的江上,中國人正日夜趕工。他們抓
緊這世紀之交的最後幾年,在這條6300公里長的大江中段最美麗的峽谷裡,建造起
一座據稱是融匯了人類所能達到最高技術水準的超大型水電站——長江三峽工程,
不顧這已是一條大量攜帶泥沙的河[2] 、一條承載著繁重交通負擔的河[3] 、一條
因森林遭濫伐而兩岸多滑坡的河、一條須養育四億人口已不堪重負的河。

    這是一項受到最廣泛批評的工程——除了抓住機會賺錢的公司和抓住錢炫耀技
術的工程師們而外。國際上,從草根組織到媒體,從銀行家到政府官員,由於有了
田納西、阿斯旺、依泰普,他們的態度可以想見;  有趣的是,在中國國內,竟也
一反往常一片「堅決擁護」,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這不同意見的表達首先出現在為當權的共產黨視為「助手與團結對像」的政協
委員們中間。他們當中不少人享受著共產黨賞賜的隆隆聲譽和相對較為優厚的生存
條件,多年來一直小心做人、本分自處,以此作為保障地位安妥的交換。此次對三
峽工程的不同意見,他們不但極具分寸感,且純粹從技術角度出發,將論爭局限在
科學範圍之內。

    在這樣的意見也難於表達的時候,獨立的民間出版物第一次出現。《長江  長
江》(日文版《三峽?  ?  》即來自此書)如果不看「前言後語」,也只是記者
們對上述人士技術性見解的通俗闡述。它的意義在於,新聞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喉
舌」的概念開始被突破,有著「官方記者」身份的「人」開始以自己的判斷為基礎
行事——「前言後語」當然另當別論,它明確提出了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兩名作者
1989年以來自然也被中國當局視為「持不同政見者」。

    上述兩類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中國雖然號稱「人民當家做主」,其權力機構也
以人民代表大會命名,但自1949年以來,這一機構從代表產生到具體運作,無一不
在共產黨的操作下。然而,到了1992年,在通過三峽工程議案時,竟出現的1/3 代
表未表同意。這又是一個突破:  它一方面表明了這一工程廣泛地不得人心,同時
也反映這樣一個現實:  全體人大代表心悅誠服地接受共產黨耳提面命的時代業已
結束。

    其實,就算在共產黨高層,僅從91年底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質詢和意見表達
來看,已與毛澤東時代有了相當的區別:  他們已不僅僅只在政治意義上大作文章,
而是考慮到了環境,考慮到了外部世界的意見,甚至考慮到了對不同意見的容納。

    至於他們的意見就其結果而言似乎並未奏效,或許可以看做是由毛所開創的黨
內獨裁的勢力,包括政治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依然相當強大,轉型尚須一定時間。

    三峽工程究竟是誰的工程?  誰將從中獲利,誰會受損?  為了一時一地的利
益,該不該付出環境的代價?  作出這樣決策的人,究竟是有功還是有罪? 70 年
來,在一個接一個獨裁者手中,它已是幾度上下;  最近十年來,公開的論爭和私
下的交易,更日趨白熱化。它早已不是一個水電工程,三峽工程在中國的強行推進
和開始萌動的抗爭,融進了20世紀末中國社會的全部特色:  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轉
型、民眾自主意識的覺醒、環境保護觀念的萌發……;  同樣,在她的外部,正當
《長良川宣言》所代表的對待世界與自然的哲學已然萌發的同時,不但國家之間還
囿於原有的政治格局,無顧忌地攫取與無止境地享樂也還沒有從主導人類行為的中
心地位退去。

    三峽工程正在這樣一個情勢中進入人們的視野。

    載日本《世界》雜誌 1996 年

    [1] 甲午戰爭賠款的使用分配:  擴充軍備費為2 億日元,而建設鋼鐵廠和擴
充鐵路、電報電話的費用為380 萬日元遠山茂樹《日本近現代史  (一)》p127

    [2] 1988年數據:  懸沙輸沙量為4.62億噸;  即1.31公斤/ 立方米,外加卵
石27.7萬噸;  粗砂石3 萬噸,居世界第四位

    [3] 預計2000年時下水過壩運量為1550萬噸

      
 



災難性的政治工程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三峽工程終於宣佈正式開工。

    幾年來,不少關心中國前途和命運、對災難性大壩也有所瞭解的朋友一直在問
:  「究竟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非要上這個工程不可?  他們,那些高層人物,
難道什麼都不知道?  」

    怎麼會不知道?  江澤民收到過多少封「友好人士」的婉勸信?  楊尚昆清楚
地表述過軍方的擔憂;  喬石一再提醒宣傳不可以一面倒,要允許不同意見發表,
還特別擔心把移民問題簡單化;  聰明肯學習的李瑞環對三峽工程的瞭解已相當細
致,已分別對防洪、移民、泥沙提出疑問;  主管組織人事的宋平竟然提到「泥沙
模型只定性是不夠的,要有定量分析」這樣很專業的見解;  丁關根擔心的是這樣
超大型的工程所需的強有力的領導班子;  就連李鵬也明白說國家的錢並不就是水
電部的錢,銀行賬面上的數字,也不就等於可調用資金。更不要說省長會議已經把
話放在那兒了:  不能為了這一個工程而擠各省項目。

    但三峽工程一直「宣傳一面倒」地獲得了人大的通過;  又違背人大決議,將
「列入十年規劃」強擠入「八五計劃」;  還不顧專家們就移民與泥沙這兩個幾乎
肯定要出事的方面的一再提醒;  更不管文物古跡工作者的近乎絕望的籲請,搶著、
趕著基礎開挖,宣佈了正式開工。

    中國不是正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並且打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嗎?  這種明擺
著的說不通的事,怎麼居然行得通?  三峽工程得以在一片反對聲中強行上馬,別
的都是次要的,「小平同志同意了的」,永遠在最關鍵的時刻起到關鍵作用。

    鄧小平為什麼同意?

    1980年,鄧小平要看看三峽,被招去陪伴的魏廷錚抓住機會報告三峽工程的好
處。在他的匯報裡,其實有一系列慣用的對首長的連哄帶騙與報喜不報憂。

    比如發電,他灌給鄧大人的是「2000多萬千瓦,效益很大,1100億度,合全國
上半年的全年發電量」,不提這是裝機容量還是實際出力;  也不說計算值是要隨
著水量的大小打很大的折扣的。對於丹江口水庫,他說「解除水患,糧、棉、魚連
年豐收」,不提污染、不提移民。至於船閘5000萬噸的通過能力,根本不解釋,這
是要將船都換成數千噸和萬噸大輪船,且在全年滿載通航條件下的計算值。生態變
化更敢打包票,使鄧得出「聽來問題也不大」的樂觀結論。

    但這些並不足以構成鄧的非幹不可之勢。直到最近他與趙紫陽就這項工程的一
段對答公諸於世,才知道事情的核心所在:

    這次視察之後,鄧即「建議紫陽同志,由國務院召開一次三峽專業會議。」科
委、建委、計委、科學院以及水利、電力等部門的專家投入工作,到了1986年,趙
紫陽向他匯報:

    「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  技術、經濟、政治。技術經濟問題都可以解
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一些反對的同志,並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有的主要是對
共產黨有意見。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1/3 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

    鄧小平的回答是:  「上有政治問題,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
大。" (《鄧小平與三峽工程》〈炎黃春秋〉94年第3 期)

    趙紫陽擔心的是執政的共產黨逆民意行事的危險。

    鄧小平覺得一旦共產黨下決心作什麼,而在七嘴八舌(或稱對絕對權力的制約
意識)面前服了軟,那才是大問題。這還是對內;  對外,就更不能屈服於帝國主
義份子了。

    讓中國普通百姓省出口糧,支援領袖的政治工程,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1993


      
 



分文不發目的何在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大家都知道,三峽工程會淹掉一批珍貴文物。政府當局,或者更確切地說,代
表政府具體負責的三建委(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李鵬)當局,打算怎麼處置
呢?

    新中國的官員們,先前的是比較熟悉革命,眼下的是比較熟悉工程技術。對文
物保護,除了它在旅遊和貿易上的小小功能而外,恐怕大都不甚了了。這就是為什
麼1988年底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錢正英)通過的《論證報告》,412
位專家中無一位文物考古專家、336 頁的洋洋報告中,文物只佔了1/3 頁; 1992 
年國務院提請人大審議興建議案時,對文物保護,在《總理講話》中李鵬隻字未提,
副總理鄒家華萬言《說明》中只有一句「對文物古跡要盡可能地搬遷和保護」,獲
得通過時當然也就沒有專門列項,只將世上獨一無二的枯水題刻、石寶寨、古墓葬
群等按其須「搬移」這一特徵而歸到了移民項下。所幸中國還有科學院、研究所和
數十所有聲望的大學。在三峽工程當局對此尚未列入日程——當然也就沒有錢——
的情況下,擠出自己本來就萬分拮据的科研費,於1993年底開始了規劃調查,也就
是說,先要弄清楚,三峽工程將要淹掉的,究竟有些什麼。

    當時,28所研究機構數百名科學家同時出發到現場,有的教師只住一天6 元錢
的旅店,其艱苦可想而知。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後來成立的文物保護規劃制定小
組組長俞偉超當時用自己的名義簽字畫押,借錢救急。

    這次摸底並一板一眼地制定出保護規劃,共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到了今年5 月,
規劃上交,只等中央有關部門盡快審批下來,以便著手工作,因為用當局的話說,
「雙喜臨門」(香港回歸、大壩截流)在即,壩前水位將達82.28 米,西邊的巴東
縣將達105 米(這一情況,三建委當局居然沒有向負責文物保護的機構通報!),
規劃中認定的130 多處文物點即將淹沒,搶救時間已剩下不到一年多一點了。

    令他們不解的是,日夜兼程地制定並送上的規劃,三個月過去,竟是毫無回音。
怎麼回事?

    有人猜測,這規劃是不是作得太大,花錢太多,讓政府為難了?  這話聽起來
讓人同情,但中國是一個文物大國,政府在這方面有責任而且也確實投入了力量。
怎奈以有限的財力人力,1949年以來,在陝西河南等「又多又好作」的地塊的發掘
只不過開了個頭,地勢險峻、交通閉塞的三峽地區根本還排不上號。這一回因工程
迫在眉睫,考古專家們覺得再困難也得上了。不料勘察下來,竟使考古界欣喜萬端。
這是由於,過去因為知之有限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的巴楚文明,地下探測結論既出,
呈現出一派輝煌。學者們不但探明了巴楚文化的交接處,還找到了巴文化的中心。
更有甚者,這數千年前巴人的後裔土家族,還極為興旺地生活在長江中游的支流上,
並產生了如沈從文、黃永玉這樣強悍的族人後裔。將對巴人的考古發掘與對今天的
土家民族、民俗研究聯繫起來,這是目前國際上考古學的前沿——世界上尚無這樣
現成的一個範例。

    三建委對此沒有足夠認識是可以諒解的,因為,在1992年《議案說明附件》給
出「古跡44處」時,集合了真正的專家、具有權威性的《規劃》還沒有作出來。但
今年給出的《規劃》是不是有點太過興奮、太本位?  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這樣。學
者們出於專業判斷,初步探明應該保護的共有1271項。考慮到實際予以保護的可能,
這次列入《規劃》的,只有他們認為應該作的1/10,如地下本應作829 處共2000萬
平米,他們忍痛只報了50處200 萬平米;  如按照世界水電工程通例,凡具有相當
文化容量的地區,文物保護經費應佔到總投資的3%—5%,這就是說,若按三峽工程
官方給出的1200億計,應為30—60億;  若按三建委的負責人去年回答朱熔基提問
時的6000億計,就是180 —300 億;  即使按照1992年通過的《議案》中的570 億
計,也有17—28億。在《規劃》中,他們非常克制地申請的是19個億。而考慮到95
年規劃組長俞偉超已得知國家只肯拿出3 個億這一現實,規劃決定只為1996年最急
迫的工作申請3 億中的1/10,即 3000 萬。這不能不說是非常通情達理、非常體諒
國家了吧。

    然而,據他們得到的回函,三建委移民局的答覆是:  一個錢也沒有!  這怎
麼可能呢?  千方百計探詢,方知《規劃》送上之後,當局曾努力找一些未介入該
項工作的專家,看能不能本著體諒政府的態度,刪掉一些文物項目。不料這一回,
竟連遭數度拒絕。最後,終於有一名畢業於民族學院的年輕的副教授脫穎而出,主
動致信當局,提出《規劃》沒有體現「重點保護」的原則,給了對文物保護「分文
沒有」的行為以學術性的理論依據。

    難怪56位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甚至包括前紅軍和前官員要緊急呼籲了。
他們眼看著自己的信由執政的共產黨的中央辦公廳蓋上「收文」章,又心急火撩地
等了10天,仍不見任何動靜。總書記連他們這批「國寶」都不打算理了麼?  這情
景該不會被處在一線、從而不得不常與三建委官員打交道的俞偉超「不幸而言中」
吧——去年,俞館長回答我的提問時說的是,「我的感覺,現在似乎是,我就是有
了錢也不給你,拖到最後你作不了了,我也就不必付了。我敢當面給他提出來:  
你是不是打的這個主意!?」

    政府不為專家們撥款,正有一批人不要政府的錢而幹得起勁呢——君不見在新
民諺「要得發,下三峽」的感召下,三峽地區的古墓盜掘與文物走私已日益猖獗。

    載《亞洲週刊》1997

      
 



長江的人禍




              ·戴 晴·

             ◆ (一)長江

  曾幾何時,萬里長江不知什麼叫水患。天有四時,水有大小。行走在億萬年
天然形成的河道間,浩浩長江有與它息息相通湖泊水系(洞庭、鄱陽、巢、太),
以及浩淼氤氳的古雲夢澤。它們游刃有餘地吞吐著或因天體運行、或因四時更迭
而時漲時落的江水。再大的來水也有去路。

  漸漸地,人們依水而居。先是砍樹,後是築堤——以人對土地的需求去改變
自然界的合理安排。到了明嘉靖,當大權在握的首揆張居正堵塞了最後一個穴口,
那道著名的捨南保北荊江大堤最後形成:長江從此沒有了雲夢澤,低於河床的江
漢平原一天比一天熙攘。

  漸漸地,依著這「一江清水」過活的人越聚越多,他們向森林要地、向沙洲
要地、向河道要地……為一己之存活,他們伐、他們墾;為了得到更多,他們相
互劫掠;到了最近的十五年裡,在看誰富得快的比賽中,沿江的中小工業,包括
新墾殖、擴大的市鎮比過去翻了幾番。

  森林消失導致水土流失。已故植物學家侯學煜說:「長江上游解放以來由於
毀林開荒,水土流失嚴重,現在西南森林覆蓋率已由五十年代的40—50%下降到
10%左右,四川盆地內僅剩4%,有的地方只有1%。」(《長江長江》);報告文
學作家金輝寫道:「1957年統計調查,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為22%,水土流失面
積36.38萬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積的22%;僅僅三十年後,到1986年,森林覆蓋率
就減少了一半多,僅剩10%,水土流失面積猛增一倍,達73.94萬平方公里,占流
域面積的41%」(《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

  根據中科院成都地理所統計:「在三十年代,四川全省僅有14個縣發生泥石
流;到50—60年代,先後有76個縣;到70年代增加到109個縣。最後反映到宜昌
站水文泥沙變化表上:由1950年平均含沙量0.9公斤公方,到1981年1.95公斤公
方」。按照水利水電專家方宗岱先生估算,長江年輸沙量已達6.81億噸。長江不
僅成了「第二條黃河」,也成了世界排名第四的攜沙大江。

  泥沙和墾殖徹底毀了湖泊的調適能力:「長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積在三十年間
減少了45.5%。以洞庭湖為例,其湖面已經從五十年代初的4300多平方公里縮小
到2600多平方公里,調汛能力從293億立方米衰減到174億立方米」(《中國改革
報》8月6日)。
  
  至此,我們已經看清四、五百年來,因不斷增多的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河流的
變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泥沙淤積——河床壅高和調蓄能力萎縮——一
年頻似一年的水患。這局面已難於改變,因為,眼下沿長江流域居住了全國人口
的三分之一,每平方公里達220人。他們辛勤恣睢,承擔著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
40%。

  就在這時,大水來了。


           ◆ (二) 洪水=洪災?

  這次長江水災,目前籠統的說法是「特大洪水」。雖然沿江幾乎所有觀測點
的水位都達到、超過、甚至大大超過歷史最高點,宜昌測點六次洪峰通過流量,
最大也只到64000立方米每秒,距「百年不遇」的80000立方米每秒,還差著一
萬多。雖然目前還沒有確切數據,說明干支流來水總量是否已經達到1954年水
准(4587億立方米),官方仍使用了「自1954年以來又一次全流域的大洪水」
這種表述(《致全國抗洪軍民的慰問電》)。那一年,有1032億立方米洪水超過
了堤防洩量,造成近2000萬人口和5000萬畝農田受災。

  為保自身的性命財產,人們根據來水的自然規律和必須保護不被洪水損毀的
物品的價值,確定究竟花多少代價來構建防護設施(注意此處所說的防護措施,
不僅包括堤壩,也包括與堤壩配合使用的蓄洪水庫、瀉洪渠道等等)。國際通例,
農田防護一般防50年一遇的洪水,再大就隨它淹掉算了;都市防50至100年一
遇。像日本那樣人口和高產業密集的國度,最淹不起,寧願多出資設計到200年
不遇;而財力雄厚的美國,有時設計到500年不遇。近年,一種新的的思路開始
流行,認為以高昂的代價作百年千年「遠慮」,實在不划算,很可能不奏效,還
會引發出意想不到的禍患。不如效仿古人:在準確的洪水預報下主動撤離,待水
回落之後再返回。這種辦法,本是我們的雲夢澤與沿江湖區先祖們最常用的辦法,
無奈到了今天,因利不相讓已極難在長江推行,除非到了不忍割捨即全線覆亡的
時刻,就比如這回第四次洪峰到來前夕為救武漢而對中游部分地區的採取的扒堤
分洪。

  洪水並非一定就意味著洪災。洪水再大,行洪安全而順暢,大家歡喜。一旦
水道上出了問題,哪怕來水夠不上檔次,一朝逸出,生命和財產頃刻喪失。這正
是1991年出現在江蘇、安徽的情形。洪水越出堤壩的形態不外乎漫堤與垮壩,
也就是說,在泥沙頂托的情形下,防護堤壩要麼不夠高,要麼不夠牢固。今年險
情頻出,這兩種情形都有:嘉魚是漫堤;九江是垮壩。問題於是從落雨、來水,
變為「目前長江干支流洩洪能力究竟有多大」?以及「不算最大的來水為什麼會
造成高出尋常的水位」?這局面是堤防設計的失誤,還是出現了什麼意外因素?


          ◆ (三)流產的全流域治水

  1954年大水令高層震驚,對毛澤東關於三峽工程的遊說從此由「發電」變
為「防洪」。不幸此後,水利系統先是捧著三門峽那個燙山芋;文革中又加上築
了炸、炸了築的葛洲壩。長江幾年沒出大險,但誰都知道不可掉以輕心。「1980
年趙紫陽曾作一批示:關於長江防洪,應切實加以研究,需要採取何種措施,應
加以部署,不能等待上三峽解決。據此,水利部召開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確
定平原防洪方案,提出加高加固堤防標準,並安排了各省的分洪蓄洪區。」(李
銳語,見《長江,長江》)

  這一意圖,在《三峽工程防洪論證報告》(1988)中也有明確記錄:

  「為進一步提高長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在1972和1980年先後召開的長江
中下游防洪座談會上,確定近期以預防1954年同樣嚴重的洪水為目標,採取兩
項主要措施:(1)加高加固堤防,適當提高長江中下游的防洪水位,增加河道
的排洪能力,各河段防洪水位和可增加的洩洪量;(2)在中下游安排一批分蓄
洪區。堤壩按要求加高加固後,遇1954年同等洪水,超額洪水量可由近700億立
方米減少到近500億立方米。」 「與此同時,要求停止圍墾湖泊,繼續有計劃地
整治下荊江河道,加強防汛工作」。
  「按此計劃,近期安排了荊江大堤加固等18項工程,由中央投資15億元,
從1981年起到1987年,已安排投資3.99億元,有12項工程陸續開工。」

  至此,我們知道,國家在1980年確定了一項長江中下游平原防洪規劃方案。
如果這項規劃所規定的措施,在1980至1990年間得以由專業隊伍從從容容、扎
實穩妥地完成,應該說,不但1991、1996下游、支流水患不會發生,這一回也
用不著百萬軍民齊上陣,靠緊急增援、以身體手臂,徹夜不眠、拼著性命執行江
主席的命令「死保」了。問題是,這一本應完成於1990年的規劃,至今停停打
打、不死不活——沒有誰將它明令取消,確切知道的只是,「到了1985年,當全
國政協調查組到沙市視察時,親見為加固大堤的四條進口挖泥船,竟有兩條調作
他用,其他兩條工作緩慢」(李銳)。

  出了什麼事?

  原來,「由於投資不足,建設進程有些推遲,要完成1980年提出的防洪建設
任務,還需要籌集相當數量的投資,進行艱巨的工作。」 (《三峽工程防洪論證
報告》)


          ◆ (四)天災歟? 人禍歟?

  15億元的資金籌集竟如此艱難,以至不得不停頓下來,個中要義,至今不
得而知。眾所周知的倒是,這一年,正是一批主事者力促三峽工程上馬的關鍵時
刻:如果有了1980年規劃方案解決中下游的防洪問題,還有理由催促中央批准
那「世界上最大的、有著不可替代的防洪功能的超大型工程」嗎?至於無限期推
遲1980年規劃方案的理由(投資艱難),只須將這兩者所耗投資作一個比較,就
不難都明瞭。

  1980年規劃方案當時預計15億元。從1985至1998,上億元的中央撥款,只有
到了今年8月初,當洪水已沿江肆虐,才一次撥款17億元(「水利基礎設施」)。
緊接著,在8月中旬第六次洪峰過後,再度「加大力度」,撥170億元。

  三峽工程呢?

  雖然李鵬前總理曾在討論該工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白告訴錢正英:「國
家的錢並不就是水電部的錢,銀行賬面上的數字,也不就等於可調用資金。」,但
這項最終將花去不下6000億元的世紀性里程碑,在1992至1997年間(一期工程),
已經用掉了大約1000億元;接下來的二期工程更是用錢的高峰,今年一年,就得
300億。

  艱難不艱難?

    今年三月,就在李鵬即將離開總理位置的時候,傾心傾力,再度為這個廣泛
受到批評的工程上加錢。據《中國信息報》3月17日報道:中央為支持重慶市經濟
發展,最近出台了11條優惠政策:

(1) 國家銀行貸款增長率比全國平均增長率高2-3個百分點;
(2) 外資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不佔國家計劃控制指標;
(3) 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重慶設立金融機構;
(4) 5年內,國家銀行給三峽庫區聯營企業專項貸款15億元,不受銀行取消信貸
      規模管理,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
(5) 三峽庫區基建專項貸款5億元,確定項目30個,國家計委已下達投資及信貸
      計劃4.12億元;
(6) 打破2003年,三峽庫區進口設備每年退稅$8500萬美元指標;
(7)「九五」期間三峽庫區水利專項補助每年7500萬元;
(8) 國家開發銀行對重慶市「九五」基建的交通、工業、重大項目承諾貸款達
      16億元;
(9) 安居工程貸款5億元;
(10)總理專項城市貸款拆遷安置款1億元;
(11)車船貸款1億元。

  如果說,這樣的優惠政策能不費絲毫周章下達貫徹,那平樸的、現在看起來
無疑是急需的1980年規劃方案有限的款項,怎麼就那麼艱難?

  八月份以來,政府一直在向大眾募捐。到昨天為止,已經募到了大約三億元。
看到大人孩子下崗工人殘疾者一張張往募捐箱裡塞錢,不禁黯然神傷:這些人都
是納稅人,也是多年來被強制接受僅夠餬口的低薪而自動為當局提供工業化基金
(包括毫不知情地以每月多交的電費充作「三峽建設基金每年20億元」)的職工。
所有這些本屬於他們的錢(包括他們的愛心)如果用得得當,生活在長江上、中、
下游和支流的平民,在1991、1996和今年的洪水季,本可平安度日,結果卻成
了我們看到的這一番景象。

  1959至1961年遍及全國的的大饑荒。據估計餓死的人,僅安徽一省,就達
數百萬人。官方維持「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說凡十數年,直到其始作俑者離
開人世、其「陰」威已不至於禍及不同意見者,說法才逐漸變為「七分天災三分
人禍」,和後來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據《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的作者
檢索縣志原始記載,從1959到1961,竟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全國性的「全年風
調雨順」。

  報載一名災區官員歎謂:「怪老天爺,還是怪自己?」這問題九江人其實已
經可以回答:只看他們那座剛剛花了一億元市政費修建的、在大水浸泡下可疑地
垮了的防護堤,就知可怕的不是水,而是貪官與奸商。

  那麼,我們本來期望見到的、確保長江全流域洪水安全下瀉的堅固堤壩與科
學的洩洪道,快20年了,竟還沒有出現,為什麼?

      
 



忍對黃河哭禹功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 晴

                              僅將此文獻給
                    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的、已經過世的
                       方宗岱、張壽蔭等各位工程師
                               和尚在世的
                         黃萬里教授、溫善章工程師。

  (一) 黃河
  (二) 鯀和禹
  (三) 三門峽
  (四) 在黃河築壩——近代黃河治理
  (五) 三門峽工程——「黃河清」
  (六) 學有專長的人們
  (七) 被迫改建
  (八) 教訓
  (九) 三門峽工程與三峽工程

  

  五、 三門峽工程——「黃河清」

  1949年8月,共和國成立前夕,一份《治理黃河初步意見》,交到了華北人民
政府主席董必武手中。起草者有兩位,其一為當時的黃河研究組,後來升格為黃委
會的一把手王化雲。王同志終身以「治黃專家」立世——當然將這批好大喜功的浪
漫家稱作「三門峽災難工程的始作俑者」,也未嘗不可。報告提出:解除下游洪
水為患的辦法,是「選擇適當地點建造水庫」。在哪裡造呢,當時他的見解是「陝
縣到孟津間最適當的地區,這裡可築壩的地點有三處:三門峽、八里胡同和小浪
底」。這一建議,後來稱為水利界三門峽工程上馬第一波。

  1950年春天,新升格的黃委會再度組織勘察,吳以學等參加勘察的工程師認為:
 「八里胡同和小浪底初期開發價值不大,三門峽水庫淹沒人口近百萬,是值得重
視的問題。」[1]

  這年夏天,水利部長傅作義率隊赴蘇考查,隨員中有蘇聯專家,有副部長張含
英,也有後來在長江三峽工程的推動上起了關鍵作用的張光斗.。考查歸來,1951
年1月,傅部長就水利工作向政務院報告。可以看出,在他的報告裡,雖然務實精
神尚占主導,但似乎方方面面都要照顧到。考慮到他所處的政治地位,持這樣的態
度是不足為奇的:

  黃河在最近幾年內,仍應加強護岸和堤防工事勘測和準備潼關孟津間的水庫工
程,修建支流攔洪攔沙水庫,並結合農林計劃積極進行干、支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這顯然氣魄不大。但在干流上建水庫,就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技術條件,均有
困難,於是轉向支流解決問題。以王化雲為主的黃委會到中游調查,認為「支流太
多,攔洪機遇也不可靠,且花錢多,效益少」[2],又把希望轉向干流,問題是找
一個容量足夠大的地方。於是,一個比美國人雷巴德中將的《初步報告》氣魄大得
多的計劃提出來了:

  1 眩目的綜合效益——「以防洪、發電結合灌溉為開發目的」;

  2 規模宏偉——蓄水位350米;並且「蓄水攔沙」。

  初看之下,因泥沙淤積帶給下游的水患可迎刃而解,但沙攔下之後,要有地方
裝,裝在那裡? 只有找大水庫,三門峽又被提出。有了大庫當然就有了大水電的誘
惑,燃料工業部門於是從水電開發的角度予以支持。

  前面提到過的黃委會主任王化雲和負責水電的人,再加上兩位「老大哥」,一
同上路,勘察三門峽。這時已是1952年春,大批蘇聯人開始踏上這塊飄著新的五星
紅旗的國土。30多年來,他們在廣袤的西伯利亞大江大河上築壩發電玩兒順了手[3]
,就雄心與氣勢而言,與黃委會一拍即合。三門峽高壩方案再次提出——這回是
360米了,再加上大庫容攔沙。穩健派捨不得黃河流域的耕地,提出這一方案「淹
沒損失太大」,又是相持不下。三門峽工程的第二波上馬熱告終。

  讀者在這裡頂好記住「高蓄水位」、「綜合開發」和「攔沙」這幾個概念,它
們在後面將不斷出現,是幾十年對黃河的折磨與侵害上,最為關鍵的。

  沒過半年,也即1952年10月,偉大領袖親自到河南視察黃河[4]。當時,雖然
第二波三門峽工程上馬熱暫告停息,黃委會也把邙山方案放到了第一位,但這個非
「綜合開發」,只有滯洪效益的小庫方案顯然不帶勁。就在這次,王化雲親自向毛
澤東匯報。正如歷史地位幾與毛澤東比肩的鄧小平1980年視察長江時,魏廷錚主管
對他的陪同與匯報一樣,這回也是一連串慣用的對首長的連哄帶騙與報喜不報憂。
毛當時固然懷著發電灌溉綜合利用的浪漫理想,但作為農家出身的領袖大當家,對
淹沒搬遷還是有顧忌的,一再詢問黃河歸故道之後已安瀾6年,能不能用堤、埽的
辦法固堤防洪。黨內專家王化雲的回答是:

  這不是根本的辦法,如遇異常洪水,還有相當大的危險。

  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堤埽擋不住。

  毛問到泥沙的時候,得到的回答也是:

  在西北高原發動群眾開展水土保持工作。

  擬在黃河的上中下遊興建一系列的水利水電工程,根除水害,開發水利,使黃
河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如果黃河干流30個電站都修起來,總庫容約在2000億到3000億立方米,這樣算
個總賬,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庫,也可以用300年。

  準備將來從通天河引長江水入黃河,以補給西北、華北水源的不足。[5]

  這首高壩大庫暢想曲真正投了這位浪漫氣質的詩人獨裁者的脾氣。三峽工程的
黨內專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當時的情景:

  「南水北調? 毛澤東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災,北方乾旱得冒煙,若把南水
引向北方,豈不兩全齊美? 好! 這個主意好! 」[6]

  與鄧小平一樣,毛那次也沒有當場拍板,只說了一句怎麼檢驗都屬於真理的話:

  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

  什麼叫辦好? 激穩雙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穩健派不具「革命豪情」這種當
時無往而不勝之利器,只有在錢上把關。鄧子恢學孫悟空,給為白骨精所迷的當代
唐僧畫了一個圈:5億元撥款,5萬移民,不能再多。但這點錢是造不起大庫的,
「防洪怎麼辦?」浪漫派問,「決口改道威脅與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
麼辦? 這樣的提問和斷言確實夠嚇人。用當時的總理周恩來的話說,好像是「不建
三門峽,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鄧子恢只好親自懇求毛澤東:

  關於當前防洪臨時措施,我意亦可大體定奪,第一個五年,先修芝川、邙山兩
個水庫,渡過五年十年,我們國家即將有辦法來解決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問題。

  這話毛聽來不會很入耳,但也沒有理由立刻駁回。上馬第三波停在了這裡。

  正在僵持不下之際,北邊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誼之手——156項重點援建項
目出台,黃河流域規劃列在其中。由中國政府聘請的黃河規劃蘇聯專家組一行7人,
1954年1月到達北京。

  這回,鄧子恢沒詞兒了。領導人,再加上中蘇兩國專家所組成的120人的黃河
考查團再度出發,1954年2月到6月,從劉家峽直到河口,進行了大規模的查勘。

  蘇聯專家竭力推薦三門峽方案,認為「三門峽是一個難得的好壩址」。在專家
組長科洛略夫眼中,綜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總結發言中說:

  從邙山到龍門我們看過的全部壩址中,必須承認三門峽壩址是最好的一個。任
何其他壩址都不能代替三門峽使下游獲得那樣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門峽那樣綜合
地解決防洪、灌溉、發電等方面的問題。

  至於淹沒損失,他似乎並不怎麼動心,他說:

  想找一個既不遷移人口,而又能保證調節洪水的水庫,這是不能實現的幻想、
空想,沒有必要去研究。為了調節洪水,需要足夠的水庫容積;但為了獲得必要的
庫容,就免不了淹沒和遷移。任何一個壩址,無論是邙山、無論是三門峽或其他壩
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須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區別僅在於壩址的技術質量
和水利樞紐的造價。[8]

  讀者可能還記得,三門峽高壩大庫將近四年的幾上幾下,穩健派最後的王牌是
捨不得「八百里秦川」。連地球那一端的美國人都認為「在三門峽建庫發電,潼關
以上農田淹沒損失太大,是日後無法彌補的」,「用淹沒換取庫容」,明顯不符合
中國國情。用當時水電總局副局長,後來長江上的三峽工程最主要的反對者李銳的
話說,是「他淹得起,我們淹不起」。但蘇聯人那時在中國的氣勢,未曾經過的人
是難於想像的。於是,這句「老大哥箴言」,對三門峽工程的決策發生了決定性的
影響。

  其實,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師輩,原蘇聯水利科學研究院院長、著名泥沙
專家康恰洛夫就說過:

  你們中國為治理黃河聘任專家,找錯了門兒,找到電站工業部,派給你們一個
水工專家。科洛略夫對河流一竅不通,僅就工程角度考慮,無法理解河流,將複雜
的問題簡單化了。對於黃河這條世界上變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們這些老頭
兒全搬過去,一時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頭才怪。[9]

  他認為,一門心思高庫大壩發電,不僅對中國,對蘇聯也是一樣,淹沒了最富
饒的土地,造成農田的匱乏。河流的全流域開發治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
能設想畢其功於一役。

  可惜這一見解,當時沒能也以「老大哥」意見的方式傳到中國。

  1954年4月,國家計委決定,將臨時性的黃河研究組正式改為國家建制的黃河
規劃委員會,在蘇聯專家組的指導下,編製黃河流域規劃:《黃河綜合利用規劃
技術經濟報告》;中央決定將三門峽樞紐大壩和水電站委託蘇聯設計。年底,該《
規劃報告》出台,僅用了8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報告裡,選定三門峽水利樞紐為黃河綜合利用的第一期重點工程:蓄
水位350米,總庫容360億立米;

  主要任務:

  1 將黃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為8000立方米/秒;這樣,黃
河洪水的災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黃河下游的洪水威脅自然解除;(讀者在這裡應已
注意到這一運用與日本方案的區別:下洩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著對下游不致決
口的水量的推算:這一數字越小,水庫容量就應越大;壩就應越高。究竟日本人
用的數據對,還是中共浪漫派的對? 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  

  2 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洩清水,實現「黃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3 調節黃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萬畝,遠景灌溉7500萬畝。

  4 裝機90萬千瓦,年發電量46億度。

  5 改善下游航運。

  結論:巨大的綜合效益。

  但是,有兩個嚴重問題,是該《規劃報告》難於迴避的:

  1 水庫將淹沒農田207萬畝,移民60萬。 

  2 泥沙淤積。雖然預留攔沙庫容147億立方米(總庫容的2/5),若不計上游的
減沙效益,水庫壽命只有25—30年。(讀者可能還記得王化雲拍胸脯的保證是300年)

  這個由計算而得出的數目觸目驚心。25—30年後,黃河在三門峽處梗阻,怎麼
能說得過去? 問題於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結局的「上游減沙效益」上。

  但如何減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給出的藥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
效,直接關係著三門峽工程的能否上馬和怎麼上。於是,在向蘇方提出的《技術任
務書》裡,關於泥沙,中方給出的數據是:到1967年,來沙可減少到50%;而到水
利樞紐運用了50年之後的末期,可減少100%[10]。

  不知草擬和批准這一任務的人,對自己當年的豪邁到如此程度有沒有一點反省。
有趣的是,這「青出於藍」的氣概連他們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蘇聯專家就此提
出修改意見:「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計得低些,是比較審慎的」。然後小學生做算
術題般地將1967年來沙改為「減少20%,50年末期減少50%」。[11]

  如果讀者有機會到豫、魯一帶旅行,不難見到今天的,也就是從那時算起40年
之後的黃河。一年大部份時間裡,在大片乾涸的河灘間,重濁的黃流在緩緩地爬動
——黃河已經變成一條季節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間,已斷流19次。[12]

  鄧子恢再捨不得百萬畝耕地,此時也已無能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國務院,
在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
的綜合規劃報告》。那時沒有電子計票機,《報告》經全體人大代表舉手一致通過。
就像今天的三峽工程給世界的震驚一樣,用周恩來總理的話說,「作了那麼一個世
界性的報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沒多久,鄧子恢,這個中共黨內不合時宜的
務實的人,則被認為「犯了政治性錯誤」,成了合作化問題上著名的「小腳女人」,
從此失去了對重大問題、包括三門峽工程上的發言權。

  接著,中共中央決定將三門峽工程委託給蘇聯電站部·水電設計院·列寧格勒
分院設計。在中方提出的設計任務書裡,要求:「為延長水庫壽命,三門峽水庫
蓄水位在黃河規劃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間,每隔5米研究一個方案;為保證
下游防洪安全,三門峽允許洩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並考慮了
擴大灌溉面積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蘇聯根據《任務書》的要求,完成了《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要點》
。考慮到50年之後的灌溉和發電要求,他們建議水庫的正常水位為360米;如果希
望壽命為100年,水位當為370米。

  1956年7月,國家建委審查同意了蘇聯的360米方案。它意味著:淹沒333萬畝,
移民90萬。對此,陝西省是難於接受的。我們後來讀到的周恩來出面苦勸陝西「五
老七賢」,說明「淹一家救萬家」,要求他們顧全大局作奉獻,就是在這前後。關
於這點,上面提到過的中國水利界鼻祖李儀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長李賦都晚年
回憶道:

  一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遷就了周恩來和李葆華(當時的水電部副部長)。1955年,
李葆華每天纏著我,賦都,你不表態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賢要靠他帶頭)弄成這個樣
子,西北局罵我一輩子。真是罪有應得。[14]

  但歡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雖然對蘇方的設計要到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
1957)的2月才在北京審查,三門峽工程局不但已經成立,更迫不及待地於1956年9
月就已派團訪蘇「學習蘇聯水電建設的全面經驗」(局長張鐵錚語)了。團內秘書王
庭濟32年之後這樣描述:

  當時是何等興奮與激動,真是躊躇滿志、豪情滿懷。誰也不顧家,不考慮愛人
怎麼辦,想的是我們將親手建成我國第一座百米大壩、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水電站…
…[15]

  就在這一片興奮與騷動之中,站出了兩名書生。他們不具黨派背景,也沒有任
何政治衝動。他們只是科學家、工程師,是誠實的、肯用功的、對自己的專業和國
家有責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當盛年,是著名學府的教授;另一名剛從學校畢業,
那時才25歲。

  他們不同意在三門峽建壩,不同意高壩。他們平靜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學術見解,
交到掌握著百姓命運的決策人手裡。今天回過頭來看,他們當時對三門峽工程的批
評意見,幾乎絲毫不爽的成了這日後多災多難、狼狽不堪的工程之讖語。他們的意
見當時沒有人聽;他們學術的與為人的價值,事後也不為身居要位的鑽謀者所重。
1991年筆者與他們見面時,不但他們的職位,與30多年前無大差別;他們在自己更
深厚的學養的基礎上所做出的新的呼籲,竟依舊無人理會。

  一位是黃萬里教授,一位是溫善章工程師。
    

  

  七、被迫改建

  開工一年後,土石方已開挖600萬立米,混凝土已澆灌3萬立米,由於陝西省「
極力反對,雖然定下來了,仍要求翻案」[16],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
動災難性的大躍進而青史留名的成都會議之後,周恩來趕到正在施工的三門峽工地。

  平心而論,他是來召開現場會議、作調和工作的。在那個「火熱的年代」,反
「反冒進」正箭在弦上,但還須照顧幾億人吃飯穿衣,周恩來處境可謂「唯煎(艱)」
。他怎麼會不懂陝西人所持的立場與立論! 但那是什麼時候?!完全沒譜兒的夢[
17]還要硬上,何況人大已經通過了的三門峽這種偉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
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換實質」:工程不變,只將具體運作改變。也就是說,大壩
按蘇聯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討論。換句話說,一旦蓄水,到底能容
忍淹掉多少地、搬遷多少人,總有個商量餘地。

  隨他一道露面的,還有兩位:彭德懷與習仲勳。誰都知道這兩人對西北局的
影響力。他們同意了,陝西省就不好再說什麼了。

  周恩來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使後人得以窺見他當時兩難的心境[18],偶然被記錄
下來的,只是這樣的一個場面:

  4月21日下午,我們幾個工作人員正在佈置會場,懸掛圖表,突然,總理隻身
走進了會議室,……在一張表明水庫正常高水位分別為360、350、340米的方案時,
各項水庫參數和工程特性的圖表前,總理站住了。 

  「為什麼沒有335米方案?」(讀者可能還記得,這是溫善章的低壩方案)

  「335米的庫容太小了。」工地上負責接待的工程師答。

  「你們就知道大。」周恩來說[19]。

  據確切的記載,直到1964年,這位鞠躬盡瘁的總理才明確承認「規劃的時候,
對一個最難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夠」[20]。而在五八年的現場會上,他只是一
再強調「要聽取反面意見」;「有意識地要樹立對立面」;也居然真的從政治上
保護有不同意見的人:「存在著困難,敢於反映,敢於說出來……不是反對建設社
會主義,而是在建設的前提下,爭論如何建法,那是允許爭論的。」[21]這似乎不
能簡單地看做讓陝西人放膽說話來出出氣了事——當時陝西省委書記、民政廳長、
農林廳長,還有河南、山西省長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據的反對意見,煞
一煞無所顧忌的頭腦發熱風。

  據在場的人回憶,1958年的這次現場會爭論熱烈,陝西人「發表了慷慨激昂的
講話」;從可以查到的文獻看,周恩來確實盡力維護:為把水位降下來,當時真
是半米半米地爭,只望少淹點耕地、少遷移些人口。

  習仲勳這回像他歷來一樣,扮演的是「聽中央招呼的陝西人」的角色。他的態
度是:「同意按360米設計,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總這回有點
像被臨時拉來當差的,只大而化之地應主持人之請講了些「從六億人口出發,對六
億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話,還以他歷來的風格,就移民補償不夠和新建
辦公大樓提出批評,說是「缺乏群眾觀點」。倒是他最後的一句結語,似乎帶出了
些情緒——對剛剛過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後到來的反右傾。他說的是:「我這只是
意見,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語言,還是狗屁,要大家來鑒別。」[22]

  最後定盤子的,是周恩來的總結。他一共談了12個問題,語氣之間,幾乎遮掩
不住的,是對浪漫派總體性的無奈、遷就,以及在具體處置上的爭奪——典型的周
恩來風格。

  當時迫在眉睫的問題其實只有兩個:一是壩到底築到多高、水蓄到多高——
這直接牽涉到淹沒和遷移人口;二是洩水深孔孔底高程——這牽涉到能把多少泥沙
衝出去。周恩來在他的總結裡最後爭取到的是:

  按360米設計,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這意味著並不否定360米的浪
漫精神,但以當時的現實,只能作到340米。

  想來浪漫派當時一定提出「特大洪水」來證明340米不夠用,周說的是:

  我說控制在340的意見,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過340,因為根據計算是可能的。
…蘇聯設計按350米施工,他把那個壩頂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沒有必要。因為不
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險係數,還有萬年一遇的保險係數,就是說太保險了,我想沒有
必要。[23]

  他把移民線定在了338.5米,就是「遷移30多萬人,陝西是23到24萬這樣一個
數目」。(讀者可能記得350米是43.7萬,360米是73.5萬;後來實際數目是41萬)

  至於美妙的「綜合利用」和「黃河清」怎麼辦呢,周說的是:

  我們修建三門峽水庫的目標要明確起來。我們總要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點一致
吧。三門峽的今天還是防洪為主,其他為輔。今天,我只講今天,明天再說。[24]

  洩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設計是320米。周恩來提出降低,與蘇方「還可以
繼續爭一爭,看是不是還能改到300,因為總是降低一點,使泥沙可以多衝出去一
點。」[25]

  浪漫家當時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對泥沙的神效。周恩來對此,據當時的記載,
「潑了冷水」。那時是1958年,正處在反右之後的大躍進的興頭上,保守、穩妥與
反革命幾乎成了同義語。周恩來為自己當時所採取的這個姿態的解說是:「如果
我估計保守了,我甘願做愉快的右派。」對於浪漫家們令人感動的想到什麼都敢幹,
周是以替他們找台階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說:

  有些問題我們能夠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後人會替我們解決的,總是一代勝
過一代。我們不可能為後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給他們造成阻礙,有助於他們
前進。[26]

  這次降溫在三門峽工程史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僅是降降溫、避免更大的
損害而已。他所規定的「設計水位,確保西安,不能損害西安」,沒有根本遏制住
那時即將沸騰的激情,當然對隨後到來的自然的懲罰,也不曾有足夠的估計。

  「振奮人心」的消息頻頻傳來:           

  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完成對黃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壩築到了340米,已能夠攔洪!

  同年9月,實行關閘蓄水攔沙! 

  就在這時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們的蘇聯老大哥又犯了一個錯誤:

  讀者可能還記得1957年6月,當黃萬里頂著新獲得的「右冠」離開討論會的時
候,最後說的是:「在壩底留有容量足夠大的洩水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
時重新在這裡開洞。」這一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同意,在國務院批准的初步設
計裡,也明明標有「壩底留洩水孔」,不要將河底12個施工導流底孔堵塞。然而,
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間,三門峽工程工地在清華大學張光斗教授的主持下,
對這12個導流底孔,竟全部按蘇聯設計,用混凝土堵塞。張教授後來貴為中國科學
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據說除了50年代的獅子灘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
程就是這一項了——雖然自1967年來正以每個導流底孔人民幣一千萬元的代價將它
們一一重新打通,這是後話。

  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百姓一批批離開先祖聚居的故鄉。1961年2月9日,當壩
前水位達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時候,泥沙淤積迅速發展;同時,原來設想
得比較簡單樂觀的遷移也遇到了困難[27],工程實際上已無法按原設想進展。各路
英雄爭論不休,拿不出個准主意。工程還在繼續。

  1961年4月,大壩築到了計劃高程353米。10個月後,62年2月,第一台15萬千
瓦機組試運轉,從表面看,工程建設按設計完成。被大壩攔阻的河水靜止下來,泥
沙沉到了庫底。沒了泥沙的河水從洩水孔流出,壩外實現了「黃河清」。

  報上照例大報喜,但主事的幾位,恐怕是怎麼也喜不起來的,因為,不但移民
的燃眉之急並未解決,在這自蓄水以來一年半的時間裡,十五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
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裡,把潼關河床抬高了4.5米。從秦嶺下來的清清的渭河(讀
者一定知道「涇渭分明」這個成語)本來流得好好的,此時已是「來水宣瀉不暢」,
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浸沒,老
百姓只見自己的土地年年減產,不知原因何在——他們的土地實則因為水庫蓄水已
鹽鹼化,甚至沼澤化。最瞞不住的事實是,由於泥沙淤積向上游延伸,「翹尾巴」
已威脅到以西安為中心的工業基地。

  1962年3月,水電部不得不在鄭州召開會議,將美妙的「黃河清」暫時放在一
邊,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由當初定的「攔蓄上游全部來沙」改為「滯洪排沙」。
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頭,披紅褂彩不足一個月的第一台15萬千瓦的發電機組
已無用武之地,拆遷到了丹江口電站。

  讀者這時應該注意到,三門峽工程到此時,只是運用方式作了一些變動,別的
已經建好的還捨不得動。大家後來把這一段稱做三門峽「從蓄水攔沙到滯洪排沙」
的第一期工程。這時是1962年3月。

  運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轉彎之後,淤積有所減緩,但因洩水底洞底檻高,洩流
量還是太小,「翹尾巴」淤積繼續向上游發展。陝西省的風格再高,對於「潼關河
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黃河淤積連鎖反應」[28],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陝西省代表提出,「擬請國務院從速制
定三門峽水庫近期運用原則及管理運用的具體方案,以減少庫區淤積,並保護335
米移民線以上的居民生產、生活、生命安全案」[29]。具體建議:壩前水位降到
315米以下,洩洪閘門全部開啟,增設洩洪排沙設施——換句話說,就是盡量讓黃
河照舊流! 

  直到今天,我們都可以從這裡感到陝西人的憤怒。他們是從根上反對三門峽工
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據:既然水土保持能解決泥沙,為什麼要三門峽
工程攔沙? 與今天四川省領導人對三峽工程的態度不同,陝西的父母官們,從1955
年到那時,態度不但明朗,可說相當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產黨獨特的哲理上(
「氣可鼓而不可洩」;「勁僅鼓『起』還不夠,要鼓『足』」)佔著上風,還有可
以調用全國資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對他們只一味搪塞、應付,勸誘他們作犧牲,
直到他們的犧牲已經大到傷及國家了。

  大會決議交水電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區研究辦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兩度在北京開「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誰都知道
問題嚴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黨內紅色專家」,哪條意見都不能扣上
「階級敵人破壞」,爭來爭去,總是議而不決。拖到第三個年頭,總淤積已經到了
50億噸,泥沙淤積的「翹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來一貫的顧全大局風範,陝西省這回直接找到毛澤東那裡。用官
方史家的話說,「毛主席對(在危難時刻收留供養他的)陝北人民特別有感情」。自
己坐了天下之後令他們受損,怎麼著也說不過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們的鼻
祖和靠山,事情弄成這樣,不由得很顯得有點氣急敗壞了。毛對周說的是:「三
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30]

  炸掉,有那麼便當麼? 周只有硬著頭皮補台。1964年12月,周恩來第三次視察
三門峽之後,回北京主持召開「治黃會議」。和1957年6月那次專家討論會相比,
這一回,除了「坐而論道」的教授工程師們,握有指揮權的「黨內專家」占更大比
例。

  周的觀點是:

  改建問題要下決心,要開始動工,不然,泥沙問題更不好解決。當然,有了改
建工程也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改建也是臨時性的,改建後,情形總會好些。當前關
鍵問題在泥沙。五年三門峽水庫就淤成這個樣子,如不改建,再過五年,淤滿後遇
上洪水,無疑將會對關中平原有很大影響。……三門峽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洩流排
沙能力,先解決庫區淤積的燃眉之急。[31]

  改建的目標基本上回到溫善章過去所提到的低壩方案,自然繞這個大彎子的損
失已無法追回,痛心這余,周說:「要登報聲明,他對了,我們錯了,給他恢復名
譽。」

  當時已從三門峽總工的位置調任華北水電學院院長的汪胡楨,對他在任時留下
的這一大爛攤子倒是一點愧疚都沒有,仍堅持認為「 『節節蓄水、分段攔泥』的
辦法是正確的,不同意改建三門峽樞紐」。[32]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觀點與黃萬里同,認為黃土下瀉乃黃河的必然趨勢,
絕非修建水工建築物等人力所能改變。他的觀點是:「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他不認為毛澤東在說氣話,力主炸掉大壩,最終進行人工改道。[33]

  主要的責任者、黃委會兼三門峽工程局副局長王化雲的態度,比起汪胡楨來,
稍強一點。這次,他將「水土保持」神話暫放一邊,改成了「上攔下排」,認為解
決庫區淤積,須靠上游修攔泥水庫,把泥沙攔在上游。王化雲的這一觀點,一直堅
持到80年代末。在紀念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30年的大會上,這位「年逾八旬的
治黃專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調,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所以水
土保持工作並沒有按照我們的意見實現」;而「政治環境——沿河的各級黨委在一
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進行治黃工作」,似乎成了三門峽這場爛仗的根本原因。他
後來不知怎麼又轉了向,認識到「黃河不可能變清」,還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為
「攔(攔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調(調水調沙)、排(排洪治沙)四個字」;具
體到黃河,應「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認識到」。但三門峽實際上已
經毀掉,他於是力主在三門峽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體現他的「四字方針」的高壩大
庫。[34]

  說得夠輕俏。就算暫且將環境的破壞放在一邊,這所有的錢難道會從天上掉下
來嗎? 憑空被剝奪而哭告無門的平頭百姓為此付出了多少? 

  當時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請了去。他主張「大放淤」:「 
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農田,以積極態度吃掉黃河的水和泥沙」。把黃河的洪
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35],這,恐怕又是另一極端的
浪漫主義了。 

  這兩招都救不了急。氣派相對較小的人提出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就在三門
峽大壩壩體上掏些洞,如果還不奏效,再在岸上想辦法,總之,千方百計把沙放下
去。這一提議,獲「絕大多數」同意,於是,大壩左岸增建兩條洩洪排沙隧洞,改
建四根引水發電鋼管,以此來加大洩流排沙能力的方案開始實施。讀者若嫌這些純
技術用語費解,可這樣理解:本來黃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間用「雄偉大
壩」給堵上了;堵上之後2年開始出事,4年後出了大事,但大壩已經坐那兒動不了
了,炸壩又難以接受,只好加管開洞,讓從正面堵住的沙和水,盡量從旁邊的又新
開出的隧洞和底下本來用來發電的管子流出去。

  這就是「兩洞四管」方案。這一方案的確立,被認為是敬愛的周總理「挽救了
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36]。但這是一個救急的方案,毫無浪漫可言。黃河長江的
兩位紅色專家都固執地難於忘情於他們宗旨相對立的「攔泥」和「放淤」,周恩來
只好決定他們分別「作規劃、搞試驗」。黃河這回可真是史無前例地熱鬧了:王
化雲在上游甘肅築壩攔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門峽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東開渠鋪沙。
幸虧文革開場,上下兩台戲收了鑼,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37]

  改建工程1965年開工,三年之後完成,被稱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時,當壩前
水位315米時,下洩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請讀者注意,這是
1957年給出的「下游安全洩量」的極限)。水庫的淤積減輕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
潼關以上,所謂「翹尾巴」淤積還在繼續。看來黃河並不打算因為中國人正忙著文
革而收斂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來分身乏術,只好委託河南省
革命委員會主任兼黃河防汛總指揮劉建勳外加副總理紀登奎,再度在三門峽主持召
開「四省及水電部參加的會議」。

  參加會的人都知道,兩洞四管解決不了問題,「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
再提,變成了「確保西安,確保下游」。氣魄不那麼雄偉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
徑流發電」得到確認。更具體地說,是期求當水位315米時,把水和沙往下排,將
洩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於下游安全還是不安全,此時已無人再提,只要
潼關別再「翹」就阿彌陀佛。

  這回的措施為:打開原1—8號施工導流底孔(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孔是12年前黃
萬里堅決請求保留,而後為張光斗按蘇聯設計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時,
將改建過的發電引水鋼管進口降低13米,「低水頭髮電」。這樣一來,大功率的水
輪發電機已派不上用場,只好用5萬千瓦的小機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到1973年12月,挖開了8個施工導流底孔,當
壩前水位為315米時,洩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運用原則變為「
蓄清排渾、調水調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邊還有兩條導管的三門峽大
壩的洩流排沙能力問題,算是暫時解決了。

  1978年底,五台發電機組全部投入運用,裝機容量為5×5=25萬千瓦(原設計是
14·5×8=116萬千瓦)。如果不把發電機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災難性運行計入[38],
三門峽工程總算穩在了這裡。那時,周恩來和毛澤東已相繼去世。為三門峽工程操
碎了心的總理過世前關於中國水利最後的一句話是:「三門峽改建成功的報導是
否屬實? 」[39]       

  事情並沒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鄧小平的改革時代,新成立的三門峽樞
紐水利管理局又面臨「洩流底孔、門槽嚴重磨損」的難題——大量挾沙的高速水流
從孔洞流過,怎麼能不磨損? 只好再修吧。「聰明勤勞的三門峽人」用「鋼疊梁圍
堰」的辦法,「對孔底進行逐個改造」,三年花費3000萬(大修、更改、基建),至
今尚未完成:1990年又打開了兩個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洩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
/秒。在一般年份庫區泥沙基本上達到了沖淤平衡。[40]

  但潼關河床尚未回復到原有高程,比建庫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
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
無家可歸。如遇特大洪水,庫區還將遭受更大災害。[41] 至於下游的淤積情況,
1985年丁六逸在《三門峽水庫及運用》中寫道:

  (改建後),由於這幾年水庫敞洩,小流量時庫水位很低,庫區沖刷後,形成小
水帶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積。至於三門峽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庫容損
失一半,曾幾何時掛在嘴上的綜合效益:發電,灌溉,航運(維持下游水深1米)全
都落了空。[42]

  如果讀者以為此時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話,又錯了。

  以上只是說明了三門峽大壩的建設和改建,還未談到那個最敏感從而也是最嚴
重的問題:水庫淹沒損失。最初按360米設計時,要淹沒耕地333萬畝,遷移90萬
人;後來,1958年,周恩來總理遏制住蘇式豪邁,將初期水位運用定為335米時,
還要淹沒耕地85·6萬畝,移民31·89萬人;後來,庫區塌岸發生,移民又增加了8·
49萬人,實際總數達40·38萬人(其中陝西省關中平原28·53萬人,占70·6%)。他
們當中,遷往寧夏、甘肅敦煌等偏遠地區的共3·99萬人,由於水土不服,曾多次
遷來遷去,現已大部遷回。由關中平原遷往山區旱垸、溝壑區的12·11萬人,也因
無法生產而遷回原地。[43]

  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帶的幾十萬人,20多年來毀家遠遷、困苦輾轉,
十幾、二十年下來,見自己原來的家園怎麼又沒有水了? 在原處由黃河泥沙新造出
來的田怎麼又讓大兵給佔了? 他們要求返回,要求部隊退還土地。

  1985年5月,中央決定(中發辦29號文),從部隊和地方國營農場退還30萬畝耕
地,給返遷移民,「其中80%為低窪鹽鹼地和河灘荒沙地,2萬畝被沖毀。15萬人中,
已遷9萬,尚有5萬特困戶待研究。」

  到1989年,國家再撥2億返遷15萬,不夠。陝西省提出「補充報告」,需國家
再補充提供3.233億。此時,三門峽水庫在陝西境內移民已達43萬人。

  到了這個份上,三門峽工程的任務變成:

  ……戰略思想,我們首先要抓緊進行改建,圍繞著進一步提高洩流排沙能力,
使有效庫容得以擴大,盡早完成打開兩個底孔的任務,繼續研究再打開最後兩個底
孔,……將來,在三門峽工程進一步改建後,終於做到庫區的淹沒機會和淹沒程度,
將與無庫自然情況無大區別。[44]

  改建後的三門峽努力要恢復的,是力求入庫泥沙全部下排,與最早興建三門峽
工程初衷「攔蓄上游全部來沙,下洩清水」完全南轅北轍。

  折騰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與財力,又回到了初始點:力爭變成
無庫自然情況! 下游淤積和防洪怎麼辦? 讀者讀到下面一段話時,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為黃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
脅越來越大,防洪形勢更加險峻……綜合效益……解決黃河洪水威脅顯得更為迫切
……[45]

  有點耳熟,是不是? 這不是在論述三門峽,而是浪漫派們新的矚意:三門峽
工程這時已不承擔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庫大壩,總庫容126·5億立方
米,據說能對黃河下游減淤20年左右,之後還要採取其他有效措施。[46]

  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麼,三門峽水庫怎麼擺呢? 特別考慮到當初把話說得如此滿。這區區小事是
難不倒不但掌握了含義豐富的漢語特別掌握了輿論宣傳工具的紅色專家的。三門峽
工程依舊偉大,因為它顯示了「黃河的造地功能」[47]——固然淹沒了土地,但由
於淤,又造出新地。當然還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來了美麗的白天鵝云云。

  1959年,三門峽截流剛完成的時候,全國主管水利的李葆華曾豪邁地說:

  水利建設是一項改造自然的偉大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億萬人民要從自然手
裡奪取主動權,使自己從自然的奴隸,變為自然的主人。……這個偉大的鬥爭,在
舊中國是無法設想的。但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高舉三面偉大紅
旗,大搞群眾運動,就一定能夠贏得勝利。[48]

  如果說,那時還不知道潼關淤積,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連續20年一個接一
個地掏洞和移民返遷,這番給自己鼓勁的話說說倒也罷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
在慶祝三門峽工程30歲生日的時候,赫然出現的是竟還是這樣的定評:

  30年,在歷史的長河裡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國的治黃史上,卻記
載著舉世矚目的功績。這30年,是開發黃河拚搏探索的30年,是興利除害、造福人
民的30年,也是治黃英雄戰天斗地、取得節節勝利的30年。在世界聞名的多泥沙河
流上築起高一百多米,長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壩,還是亙古以來的第一次。它像一座
水上長城,把奔騰咆哮的黃河攔腰截斷,向一條鋼鐵的鎖鏈,縛住了黃河的脖子,
使有史以來桀傲不馴危害人民的黃龍,乖乖聽從人民使喚,為社會主義建設造福。
[49]  

  這可真叫——共產黨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長敵人的威風,滅自己
的志氣」。

  八、教訓

  三門峽工程的成敗,在中國至今不容許公開切實討論。

  如果說,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各種「形而上」的緣故:體制、制
度、決策、運作程序、哲學觀及對生態資源的破壞等等,還是不「糾纏」為好;那
麼有形的損失呢? 總該可以開列出來吧。

  先看直接經濟損失:

  1高壩工程低壩運用,這意味著,僅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
力;

  2兩次改建,包括至今還在修補那些磨損的洞和水輪機的費用;

  3多淹沒的耕地和毀壞的耕地;

  4當時多遷移的30多萬人和後來返遷的15萬人;

  5水庫運用以來,由於河流自然狀況的改變,庫區包括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
兩岸的防洪設施、鹽鹼地治理,因塌岸、滑坡而必須修建的防護工程;

  6抬高水位引起的良田鹽鹼化而導致的減產;在「蓄水攔沙」時期,因下放清
水而沖刷了的下游生產堤內的良田;

  …… 

  這些,最保守的估計,不下百億。

  再看對環境的破壞:

  1 由於水庫周圍地下水位提高造成耕地鹽鹼化50多萬畝;

  2 由於水庫蓄水導致塌岸而損失的耕地;[50]

  3 毀掉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跡;

  還不必說時間上的失誤:如果將這些人力、物力、財力投到黃河下游的堤防
加固和其他有效的水利設施;投入到交通和通訊系統;投入到教育與文化設施;哪
怕僅僅投入到黃河上中下游的水土保持、植樹造林、防護與灌溉,全流域的情況也
不至於像今天這樣。

  那麼,為什麼呢? 究竟什麼使得一大群不能說不愛國、更不能說不具業務專長
的中國人跌了這麼大的一個跟頭?

  即使中國共產黨人,起初也並不就是這樣。 

  1951年水利部治理黃河的方針是「以整理下游河道及修護堤防為重點,包括培
修大堤、加強岸護、堵支塞串、固灘整險等工事,以宣洩較1949年更大洪水標準。」
[51]如果我們擔心這只是寫到正式文件裡的套話,1952年,周恩來致信毛劉朱陳等
黨內巨頭,關於治黃,也只是「滯洪、堤壩、灌溉」,所謂「積極慎重、穩步前進」
。[52]

  但是,正如上文所說,到了1955年,情況變了。對此,1964年,決定第一次改
建的時候,周恩來的解釋是:

  看來,1958年決定三門峽工程急了點。1955年人大報告黃河清把我壓的,1958
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頭腦發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視另一面,
不能辯證地看問題。原因就是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
當,關係擺不好。[53]

  為什麼會「急」? 頭腦為什麼會發熱? 「黃河清」怎麼會造成壓力? 為什麼在
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上,會「放的位置不恰當,關係擺不好」? 到底把什麼放得過
重而要犧牲掉其他?

  先看「急」。

  當時用來嚇唬周恩來、鄧子恢的,是「下游河道年年淤高」,「決口改道威脅
與日俱增」。剛從蘇聯回來的青年才俊沈崇剛引用的數據是「每年淤高0.17至0.23
米」,這意味著4至6年就是1米,「河南黃河段可能漫潰」,所以必須「立即」修
建三門峽水庫解決「防洪急務」。[54]

  這數字準確嗎? 

  溫善章1989年重新回顧時,給出如下估算:

  當時,甚或是現在,下游河道高出地面的程度,尚低於明清黃河故道3~4米;
洪水位超出兩岸地面的高度,比長江荊江段還低4~5米。如果以明清故道的高度,
作為決口改道危險的標準,現河道尚允許再淤一個時期。按當時的短期資料,下游
河道每年淤積4億噸,每淤高一米需要15年;達到明清故道的高度,尚需50~60年。
另外,即使達到明清故道的高度,按現代堤防、埽壩的抗洪能力和搶險水平看,也
不一定決口改道。[55]

  這是說,即使按照傳統思路,也沒有那麼急。至於就讓黃河做一條地上河;或
者如黃萬里所一貫主張,就讓它改道,以「分流淤灌」的辦法治黃,就更不是非築
高壩不可了。

  這是對泥沙淤積的估計。

  按照當時的思路,泥沙淤積的後果是改道。當黃河真的在下游改道時,損失究
竟有多大呢? 當時說的是:

  波及25萬平方公里的範圍,威脅著這一地區8000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一旦決口,將:

  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部署,同時幾年來治理海河的成果,也可能毀於一旦。
[56]

  看溫善章1989年計算:

  當時提出的下游決口改道氾濫25萬平方公里,是3000多年來歷次決口改道範圍
的迭加;而那8000萬人,當然也是在這個基數上算出來的了。事實上,黃河決口的
氾濫面積,與決口地點有關;加上50年代黃河下游已有的防洪能力,這種損失推算,
是被數倍誇大了。[57]

  為了不發生這樣的損失,必須不讓它決口;而不決口的唯一辦法,就是下游河
道不能再抬高;用水庫攔沙於是成了唯一的有效辦法——這是浪漫派「水庫工程必
須上」的主要依據。但多大的庫容量就足夠了? 

  本來,黃河下游河道的洩洪情況,……是不小於14000~15000立方米/秒。若
據此估算,按千年洪水標準,30~35億立米的庫容就夠了。但當時給出的黃河下游
的安全洩量是6000~8000立方米/秒,以此推斷必得一個90億立米的大庫。[58]

  於是,必須大上,並且盡快上。什麼地方足夠大,上起來不但最現成,且最具
戲劇性效果? 三門峽!

  但「上、快上與大上」不可能沒有弊害,當時難道沒有提到麼,比如良田淹沒,
為什麼不結合中國國情,將它看做是用什麼都換不回來的寶貴的資源喪失呢? 而對
於只能算作幻想——事實證明也正是幻想——的以水土保持減少來沙,為什麼會有
那麼不負責任的樂觀估計? 

  作為後世的觀察者,我不傾向於將他們這批五十年代的「三門峽迷」與1980年
代末那批力促在長江干流築壩的三峽「大庫迷」們等同,也就是說,認為他們也像
那些鄧小平時代的人一樣懷有對錢的享用與支配的渴望(我於1989年春親眼見到整
列地排在北京京西賓館院子裡的該工程籌備組的豪華進口車隊和他們在北京為自己
蓋的成片住房。按林華在1989年初的估計,工程尚未正式上馬,這類雜項已用去了
不下4個億),只說他們在可能達到的技術成就面前太執迷、太浪漫、太簡單。那麼
政府——或者說黨——的決策者呢,李葆華、鄧子恢、周恩來、劉少奇,還有大救
星毛主席,他們圖什麼? 

  據原水利部副部長,黃河三門峽工程局局長王化雲1987年說:「三門峽工程問
題,我們先後給毛主席匯報過四次,給周總理匯報過多次,給少奇和中央領導同志
都匯報過黃河的問題」。[59]我們當然可以追問他「你是怎麼匯報的」;或者不
加追問,對他這類紅色專家們事後為自己推托責任的這一貫作法取無可奈何態度。
但政府——或者說黨——由於政治運動與內部清肅不斷,以至造就出這樣一批不負
責任的只以諂上為事的浪漫家(鄧時代再加上貪官污吏),在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決
策上一錯再錯,把中國弄成今天這樣,就不由得人不問問,到底怎麼回事。只看三
門峽工程,周恩來說:

  現在看來三門峽工程上馬是急了一些,一些問題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瞭解得
不夠,研究得不透。沒有準備好,就發動了進攻,這一仗打到現在很被動。[60]

  這是實話,因為,我們在前文已經知道,在人類頭腦最熱的30年代,荷蘭人、
英國人、挪威人,治理黃河的野心也僅限於「削減洪水」;帶有明顯掠奪特色的日
本方案,也不敢不把「水庫不排沙,壽命短」;「 泥沙無法解決,全盤工程失敗」
說在前邊,而且謹慎地強調「分期開發」。美國人的認識就更透徹:對黃河而言,
就是「防洪」;而對中國,「耕地淹沒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根本否定在三門峽
築壩。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自己的非黨派專家在沒有政治壓力下的意見,更是紮實
可行:「在干流,只允許以防洪目的築低壩」。沒有誰敢於輕言「綜合效益」,更
沒有誰敢對「沙」誇下海口。怎麼到了50年代中期,事情就不一樣了?     

  1964年6月和12月,周說過這麼幾句話:

  三門峽工程我們打了無準備的仗。……建國後才五、六年就決定興建三門峽工
程,當時想要黃河清,志向很大,誇下了海口……[61]

  黃河清,出自童謠,下邊還有三個字:聖人出。翻開史書,「道裡小兒齊唱
……」是常常被看做一種神秘的朝代更迭的諭示的。中國人,不要說1950年代,就
是今天,整億的人也還生活在企盼明君的歷史陰影裡。在我們這個千年農業古國,
治水從來是明君的大業績,不但史不絕書,實在已經鐫刻在每個人的意識裡。

  但共產黨以推翻三座大山解救勞苦大眾起家,起碼在表面上,已不再有人把「
皇上」、「分封」掛在嘴邊。可是如果我們細細分析毛、週一班人包括汪東興、葉
子龍、胡喬木、張玉鳳輩的活動模式,看看上海、杭州、武漢等處的專用賓館,以
及彭德懷、陶鑄等重臣的謫貶、擢升方式,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朝廷[62]。毛澤東寫
過「東臨碣石」,寫過「數風流人物」,沒人會看不到那呼之欲出的帝王情懷。既
然事實上存在著潛在的人主臣民意識,當然也就有潛在的揣摩與阿諛,有拐彎抹角、
喬裝打扮的歌功頌聖。

  「黃河清」既成了一種標誌,為達成,從上到下所懷著的,其實是聖人出而天
下治那樣一種狂熱虔誠,當然使用的語言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而當全國的資源得以以計劃經濟的方式集中調用的時候,種種偉業自然就「
無往而不勝了」。

  毛的巡幸在古今中外首腦人物中,是很突出也很特別的。聯想到黃河與「秦皇、
漢武、唐宗、宋祖」的地理與精神聯繫,他住進中南海之後,「第一次出京巡視的
地方就是黃河」[63]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2年10月……(鐵路局副局長把省委書記、王化雲等)一行人領到車站內一間
房子休息,等待從東方駛來的列車。

  一支煙還沒抽完,耿副局長從外面跑進來,激動地說:「是毛主席來了! 毛
主席的專車馬上就要進站了! 」

  「是毛主席?!」大家也激動起來,王化雲慌忙整理了以下衣服,跟隨大家往站
台上跑,邊跑邊睜大眼睛朝東方張望。

  不一會兒,毛澤東的專車緩緩駛進站來……(第二天)太陽剛剛升起,紅彤彤的。
天蘭得透明,沒有一絲雲彩。……毛澤東身穿深灰色呢大衣,頭戴銀灰色幹部呢帽,
一身整整齊齊,領著幾位幹部向西北方向的一個小村莊走去。

  (談到黃河治理,方案、淹沒等,談到了三門峽水庫問題),王化雲介紹了有關
情況。…  「三門峽水庫能發多少電? 能灌溉多少地? 」毛澤東盯著他問。

  王化雲報告了當時規劃的數字。

  毛澤東點點頭:「如果把這個大庫修起來,就可以把幾千年來的黃河水患解
決啦,還能灌溉平原的農田幾千萬畝,發電一百萬千瓦,通行輪船也有了條件,是
可以研究的。」

  這點頭不過是說話時的一個姿勢,可能是習慣性動作,也可能是「哦,懂了」
的意思。無奈點的人非同小可,於是導致了王化雲三十四年後還在大會上報告說:
三門峽工程「毛主席點點頭」。[64]

  點頭歸點頭,真要讓他定盤,應該說,考慮還是多方面的。

  1957年1月,在研究中央與地方分權與管理體制改革的會上,毛注意到一味將
錢集中到中央「搞大工程」,比如三門峽、原子彈,是有礙於民生的。而民生問題,
建政多年還不見成效,是要引發政治反抗的。他說的是:「這筆錢不分,可能原
子能搞起來了,可能三門峽也有了,但是,也可能來一個匈牙利事件。」他當時沒
有對決策機制的反省,更沒有從人和自然的關係的高度思索,依然認為「站起來的
中國人民」——其實就是他自己——無所不能,認為「人定勝天」,只是覺察到對
下別刮得太狠,弄到天怒人怨難於收拾。

  但他對「水利」的迷信難於克制。他不知水利工程會造成水害,只渴望通過群
眾運動讓水利工程在全國「遍地開花」。毛對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判斷力無疑相當自
信,政治官吏必身兼水官對他說來也是天經地義。1958年成都會議時,偉大領袖在
「極左三魔頭」[65]之一、省委書記李井泉發言時的插話,令稍具常識(水利與哲
學)的人啼笑皆非:

  這裡是否有兩條路線的問題:一條多快好省,一條少慢差費。是否有? 明顯
地有。一為排(水)、大(型)、國(國家辦);一為蓄(水)、小(型)、群(群眾辦),這
不是兩條路線嗎? 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線,從大的出發,依靠國家,過去依靠國家
修了好多水庫。現在是以蓄為主、小型為主、群眾自辦為主……排、大、國與蓄、
小、群是對立的統一,蓄小群為主,當然也要排大國。三峽、三門峽只有國家力量
才行。[66]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無論「排大國」還是「蓄小群」,再加上大煉鋼鐵、以糧
為綱,到文化革命結束時,別的不說,全國的森林覆蓋率已損失70%以上。連錢正
英自己在199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8-1960年的大躍進時期,在水利工作中,提
出了以小型工程為主、以蓄水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的『三自方針』……存在嚴重
的片面性(即只蓄不排)……在水利建設中留下了許多後遺症,在有的地方,甚至水
利成了水害,例如在黃淮平原,曾造成嚴重的澇鹼災害和排水糾紛。」[67]她還沒
有說她自己手中的排大國所造成的災難。這許多損失,自閉於菊香書院的毛澤東不
可能知道,紅色專家為自身計也不敢對他說,起作用的,依舊是黃河清與毛聖人之
間不僅哲理,還包括情感上的聯繫:

  一次總理到三門峽工地,工程局黨委想請總理給大壩題個詞,紙筆都拿到了面
前。周恩來說:「這個詞我不能題,三門峽水利樞紐是個大工程,毛主席為它操
心最多,這個詞一定要等毛主席來題。」[68]

  只恨這「頌聖」工程太不爭氣。到了1964年,緊隨著「三面紅旗」的狂熱給中
國留下了太平年代千萬人餓死的空前記錄之後,人為的「黃河清」也已經快要把泥
沙引到西安。聖人呢? 毛澤東這時候說的「三門峽不行就把它炸掉。」語氣之間,
已經很有些嫌下屬低能的聖怨了。

  平心而論,「周恩來為三門峽操盡了心」,沒有錯。但他本質上是個政治家,
就算當著「人民的好總理」,只怕浮現在意識上的第一念頭,還是政治上的利害。
40年代中後期,當他「領導黃河堵口歸故鬥爭」時,「中心」就是「在政治與軍事
方面」;到了50年代,國體、威望、豪情,加之與蘇聯的關係、與毛這位雄猜之
主的關係,不可能不在一些猶豫著的、權衡著的環節起作用。否則怎麼解釋,為什
麼從50年代起,鄧子恢們的、黃萬里溫善章們的,包括陝西省的意見,就那麼聽不
進去。 

  當然不能說所有的人都懷有政客臣子情懷。中國人在屈辱之下生活得太久了,
五星紅旗一飄,涕淚滂沱之餘,覺得這麼好的國家和政體,難道還有什麼不能幹、
還有什麼幹不好麼? 李賦都的態度最具代表性。

  作為水利世家的後裔、現任治水官員,應該說,該懂的他都懂,卻在關鍵的時
刻,以專家的身份,支持政府決策者,支持「以水土保持減少泥沙」這種幻想。他
的思路是:

  解放初期我還不同意修三門峽水庫,等到農業合作化以後,有信心可以完成上
游水土保持工作減少泥沙,……用我們優越的制度來根治黃河。[69]

  應該說,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獨特見解。當時流行的觀念,用《黃河三門峽水
利樞紐工程》這類宣傳小冊子的話說,就是:

  三門峽工程的興修,說明為害千年、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們認為是不治之河
的黃河,即將為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所征服,又一次鮮明有力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
的無比優越性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人民的氣吞山河、征服自然的豪邁氣
概與巨大力量! 因此,它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

  籌碼下到了「優越的制度」和「巨大的政治意義」上,不能說是科學工作者的
嚴謹態度,更況且李賦都對「優越的制度」又瞭解多少? 只看後來「黃河清」主將
「黨內水利專家」王化雲怎麼看制度對他的幻想的保障:

  …我們的建設要一個很好的、安定團結的環境,可是五七年以後政治運動接連
不斷,先是五七年的抓右派,五九年的反右傾,以後搞『四清』, 『四清』以後
又進入文化大革命。我們沿河的各級黨委就是在這樣不安定的情況下進行治黃工作
的。[70]

  正所謂「成亦政治,敗亦政治」。

  共產黨政治起家。農民減租、工人增薪,都扯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不
來個大翻覆、大鬥爭,就是右傾投降。難道大慣了,斗慣了,政治慣了,不這樣,
就辜負了時代?

  對黃河,「培修大堤、加強護岸、堵支塞串、固灘整險」[71]是太不帶勁了,
要「治標輔助治本」;沒過兩年,這提法也太過小氣,要「根治」;但「根治」的
不過區區洪水,無法體現「偉大的時代、英雄的人民」,是「大大地荒廢了自然界
所賦予我們的資源」[72],頂好「綜合利用」,指標還不能定得太低;當黃河干流
上高屋建瓴、激動人心的360甚至370米方案出來之後,「氣可鼓而不可洩」,「快
上」成了第一要素。

  三門峽工程,不就這麼哄出來了麼? 

  「左」,自共產黨誕生、成長、建政以來,從未被認真清算過,特別是它的哲
學體系、思維定勢和政體支撐。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因為實在不能閉上眼睛假裝看
不見,而被標以「左」傾、定成死案的,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人。如果說李
立三所幹的那一場「一省數省」還算是帶有他本人性格與學養特色的話,瞿王兩人,
不過斯大林的棋子而已。 將「左」記在他們頭上,是替惹不起的大人物開脫,算
不上黨內嚴肅與平心靜氣的對「左」的探討與清算。

  從1935到1975,整整40年。在這對中國共產黨說來最重要的40年間,除了出於
謀略或者再幹下去飯就沒得吃了的時候,不得不稍微「右」一下之外,理想地、浪
漫地、無知地、蠻橫地、由於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從而變得實際上沒有制約地、將全
付精力與生命投入、一路「左」下去的,就是偉大領袖了。 而在中國舊的傳統文
化與新的共產文化背景下,混以強烈的民族情緒,再加上他個人的權勢、機謀和殘
忍,不會不裹脅著一整批忠忱的、阿諛的、有所求或有所懼的,包括更多的無可奈
何的中國人一道向「左」! 向「左」!! 向「左」!!! [73]

  三門峽工程不過是這「左」的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九、三門峽與三峽

  1994年11月,長江上的三峽工程宣佈正式開工,距黃河上的三門峽工程開工37
年。這兩項工程有沒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它們之間,有哪些異同呢? 

  它們都是在中國最重要的大河的干流上;

  都是破記錄的、舉世矚目的巨型工程;

  都在「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由頭都是「下游洪水災害」,都是「一旦發生特大洪水」,將「直接威脅多少
良田,多少人民生命財產」,都會「嚴重影響國民經濟」;

  都具有「巨大的綜合經濟社會效益」,都能發很多電,三門峽當時說「將佔全
國總發電量的三分之一」,三峽說「將占總量1/8」;

  都能發展航運,三門峽當時說「保證下游航運所需的水量」;三峽說「可使
萬噸船隊由武漢直達重慶」; 

  都要淹掉最肥沃的耕地和遷移令人咋舌的人口:三門峽41萬,三峽120萬; 

  都要毀掉作為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物古跡,三門峽是1000多年前的中原文明,
三峽是更早的巴楚文明;

  都是上游省不獲益,卻實實在在地將受到損害:三門峽是陝西,三峽是四川。
四川的人民代表和科學工作者也曾像陝西人一樣籲請、告誡,直到今天,他們的意
見,也如陝西當年的意見那樣,在沒有告急之前,當局只虛與委蛇,並無人真正理
會;

  兩個工程所面臨最大問題都是泥沙。三門峽庫尾淤積在西安,三峽在重慶;
它們都是省會,工業重鎮。重慶還是「黃金水道」(長江)的咽喉;

  如何對付泥沙,兩工程的主持人都誇下海口:三門峽說的是「水土保持」,
三峽說的是由三門峽工程取得了經驗的「蓄清排渾」水庫運用;

  都採用「逐步提高水位、分期移民」的辦法,其失誤在三門峽工程上已經得到
證明,但三峽工程還準備推行;

  都有過激烈爭論,反對派都是絕對少數,他們的言論都遭到封鎖,本人也都遭
排斥乃至打擊;

  都有頂尖權勢人物的「關心」,這「關心」都是工程推進的動力。三門峽是毛
澤東,三峽是鄧小平;

  都以獲得了人大的通過而標榜為「人民的決定」——仗聲威並最終逃避責任;
三門峽是真正的「全體一致熱烈通過」,三峽是在發動了輿論攻勢並做了手腳的情
況下以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獲得通過;

  都是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撥款支撐,也就是說,無論造成多大災難,從上
到下一系列責任主管的個人財產包括官聲官運都不會受到任何損失;

  都不見在論證過程中當局委託專家從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這
兩項巨大工程作出分析,沒有人對它們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後果作過預估;

  都是在基本數據甚至運用原則都沒有確定的情況下搶先開工;

  都使得撫育民族文化、激發創作熱誠的自然景像永遠失去,三門峽是氣派雄渾
的奇偉峭峻,三峽是無可言喻的蒼茫神秘;

  最後所花的錢都大大超出當初預算,三門峽大約增大了10倍;三峽按1986年的
360億到1995年的6000億,早已超出10倍——而1995不過是開工的第一個年頭。

  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不同,除了50年代的人的真誠純樸和90年代的人的刁猾
取巧而外——按照毛主席的好學生「人的因素第一」的原理,這一點是忽視不得的
——最主要的一點是:修建三門峽時,潼關的淤積還只是少數人的擔心;如今,這
已是不爭的事實。 

  兩項工程的掛帥人物都是所謂黨內紅色專家,他們都是以「左」傾學生而參加
「革命」,沒有受過正規的業務訓練,也沒有過以紮實的考績為標準的晉陞或淘汰
經歷。由於出身經歷的「紅」,他們沒有政治上的顧忌,在「左」的大背景下,不
但莽撞自信,且善於撩撥專制者的虛榮——或者說,他們的存在恰恰是專制者在水
利這一領域的需要。三門峽是王化雲,三峽是林一山。當然,他們都有留過洋的博
士作副手,以彰示決策的「科學性」;

  還有一個,一個極為偶然的共同點:這兩項工程都面對著一個最堅定的反對
者——黃萬里;都有一個反對高壩大庫而主張低壩小庫堅韌的建議者——溫善章。

  對這兩個工程,黃萬里教授都根本反對,認為早上晚上大上小上都不可以。闡
述對三門峽工程的反對意見時,他35歲;介入三峽爭論,75歲。 他一再請求闡述、
討論、辯論,主管三門峽工程的人不睬他,主管三峽工程的人也不睬他;他的《水
利科學論文集》,至今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機會,更遑論他充滿了豪情與哀歎的詩篇
——本文的標題就取自他自編自印,只能在友人之間散發的詩集《治水吟草》:

  自古長才難為用,

  孔丘汲汲屈原慟,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對黃河哭禹功。

  在三門峽工程上,溫善章不同意360米、350米方案,提出335米方案;對於三
峽工程,他也不同意目下不但已獲人大通過,而且正熱火朝天地施工的蓄水位175
米方案。他提出新160米方案。他的出發點和37年前一樣單純樸素:減少水庫對耕
地的淹沒,減少移民,合理解決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要求。

  黃萬里對三門峽工程所作的預言,一條接一條成為事實。三峽工程呢? 他的預
言是:

  凡在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

  三峽築壩的結果,礫卵石夾粗沙積在壩前,是一塊都出不去的。

  他提醒當局:對地方利益不能太忽視。他說:

  四川的保路運動誘發了辛亥革命。

  三門峽現在實際已不得不按溫善章1957年所主張的低壩方案運行。三峽工程呢?
 難道不到移民造反、重慶告急、航運中斷,就是不肯接受這類不夠宏偉、不夠浪
漫、花的錢也不夠氣派的建議麼? 

  黃萬里教授可能已看不到長江的梗阻;溫善章工程師呢,他還能等到為三峽工
程的錯誤決策寫《回顧與評價》嗎? 



					  1993年初稿於北京·鄭州            

					  1995年校定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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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黃河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 《三門峽水利樞紐運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 見王庭濟《1956年三門峽工程局訪蘇日記》(〈中國水利發展史料〉1989-
3):蘇聯人認為「任何河流上均可以修電站」,他們「新建電站41處,設計容量
約為1600萬千瓦」,「保持水電隊伍不散」。

  [4] 如果將純粹作為旅客而匆匆過黃河略去不計,這是這位湖南成長的偉大領
袖第三次親臨這條大河。第一次是1947年底從延安撤退途中,說到「沒有黃河,就
沒有我們這個民族啊! 」;第二次是1948年,隨中央機關乘木船東渡。就在那次,
他說了那句「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
個民族……」。第三次就是這一次了。這是他住進中南海後第一次出京視察。(見
林一山 楊馬恩林《功蓋大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5] 前揭書

  [6] 前揭書

  [7] 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 1991

  [8] 陳枝霖《三門峽工程的歷史回顧和國民經濟評價》 (《三門峽水利樞紐動
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9] 1992年對鄭州黃河委員會趙業安工程師的採訪。 

  [10]  1954年中方《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設計技術任務書》

  [11]  1954年蘇方《三門峽工程初步設計要點》

  [12] 凌志軍:〈從治黃看決策〉,《人民日報》1990年6月18日

  [13] 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 1991

  [14] 1992年對鄭州黃河委員會趙業安工程師的採訪。

  [15] 王庭濟:《訪蘇日記和記錄摘抄》〈中國水利發展史料〉1989-3 

  [16]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行文至此,作為作者,更關心
的其實是長江上的三峽工程開工一年之後四川省會持什麼態度。在1992年三峽工程
獲得通過的那次人大會議上,雷亨順、張仁梁、華德君等代表都嚴正地、正中要害
地提出了自己的憂慮,當然也如黃萬里、溫善章對三門峽的意見一樣,他們擲地有
聲的發言並無人理會。與當年陝西省不一樣,四川代表當中,擁護這一「偉大工程」
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錦、黃濟人、向德科等(見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簡報總56
號)。1995年底筆者從三峽地區調查返京途中,鄰座一名操川東口音的人對我說:
「我們重慶人恨死了蕭秧。這種官兒,為了自己的交椅,出賣四川的利益。」

  [17]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成都召開,制定出所謂「高指標
的第二本賬」,標誌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納入「大躍進」軌道。在這次會上,曾一本
正經地確定了「鋼指標在1年內提高到2500萬噸,4年內提高到6000萬噸,在不到三
年的時間內『超英趕美』」等等。(見《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8] 這時,距離反「反冒進」的八屆二中全會還有十多天。研究中華人民共
和國史的人都熟悉,周陳薄李四重臣全在這次會上作了檢討。出身世家、以翩翩貴
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靜就是在南寧會議上被嚇瘋的。周此時的心情
之緊張與壓抑,可見他的政治秘書范若愚的回憶《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人物〉
1986年第一期)。

  [19] 王庭濟《記周總理在三門峽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國水利發展史料〉
1991-3

  [20] 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21] 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22] 王庭濟《記周總理在三門峽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國水利發展史料〉
1991-3

  [23] 王庭濟《記周總理在三門峽召開的一次會議》。到了大約一個月後的中
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他已不能再這樣講話。那次,他說的是:「『反冒進』的錯誤
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於這些錯誤受到
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
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
……在這個嚴重的鬥爭面前,我開始覺醒……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
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上的發言》1958年5月)

  [24] 王庭濟《記周總理在三門峽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25]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26]  王庭濟《記周總理在三門峽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27] 李晨 蘭艷華在《三門峽水庫環境影響回顧與評價》中寫道:「三門峽水
庫以335米高程進行了移民……從1957所開始到1961年,移民基本結束,陝西省最
多,共移民19.64萬人,其中有10萬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產量低,年收
入公30-80元,且水源奇缺,須到3-4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陝西河南
兩省1957年遠遷至寧夏、甘肅邊遠地區3.93萬人,因生活貧困和不適應水土等原因,
經中央批准,1962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羅啟民 劉紅賓在《三門峽水庫移民總結》中寫道:「由於自然條件、勞動收
入、糧食產量等與庫區差異太大,移民自遷出起就不斷鬧返庫,且越演越烈,從個
人零星返為到有組織有計劃的返庫,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三站
峽樞紐運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8] 溫善章 《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29] 二屆人大三次會議(陝西省)148號提案

  [30] 曹應旺 《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31]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32]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 〈水電史料〉1990

  [33]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34] 王化雲 《從三門峽到黃河的治理》 (三門峽樞紐報 1987.5.30)

  [35]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36]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37] 這是對偉大領袖所盛讚的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的應和。

  [38] 關於三門峽電站的運行情況,李金先在《三門峽水電站運行情況調查》(
〈人民黃河〉1983年3月號)曾有具體描述:

  改建之後,1973年#4機組開始發電,至1978年,#3、#6、#2、#1、#5相繼投入。
每台運轉6086小時,年發電量8·75億度(原設計為13·1億度)。為什麼? 李金先認
為,由於多泥沙河流的汽蝕和磨損作用,停機頻繁、設備利用小時低、機組的大修
週期短、檢修時間長。據統計,各機組的總停機時間:

  #4—在七年半的時間裡為:23507小時;

  #3—在六年半的時間裡為:28800小時; 

  #2—在五年半的時間裡為:15484小時;

  #1—在三年半的時間裡為:10075小時;

  至1981年6月,五台機總停機時間為84019小時;1973—1979年,每台機組平均
年運行5474小時,佔全年小時數61%。

  對這幾台機組的經濟估評:共發電50·6億度,價值為3·39億元;而投資只
有2·26億元(不知是否將維修的財力和人力打進去),所以仍是——「效益顯著」。

  究竟應不應該在黃河中下游建站發電,只須將其與清水河中的\強調{廣西融江
麻西電站}作一比較:同一機型,同一家製造廠,麻西電站機組連續運用40000多
小時,累計發電15億度,大修時只有極其輕微的損壞。

  [39]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40] 見《中國水利報》1983年9月2日

  [41] 〈中國水利〉1992年4月 

  [42] 《人民黃河》 85年5月號

  [43] 《三門峽移民水庫農村移民補償標準調查報告》〈中國水利發電工程學
會·水庫經濟專業委員會〉(內部參閱) 1990

  [44] 馬福海《在紀念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30年大會上的講話》

  [45] 《黃河下游防洪減淤的最優方案——興建小浪底水庫》

  [46] 小浪底壩基為沙巖、黏土巖,基礎條件複雜,擬建土石壩高145米,於左
岸集中佈置了15條洩洪洞、排沙洞,還有發電引水洞和地下廠房,其中圍巖的穩定、
高速洪水沖擊、高含沙和高水頭水流對水工建築物包括閘門槽和水輪機的磨損,都
是尖端的技術難題。80年代圍繞小浪底水庫是否上馬又有過一次大爭論,水利水電
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謝家澤對小浪底的安全問題甚為擔心。

  [47] 馬福海《在紀念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30年大會上的講話》

  [48] 李葆華《高舉紅旗 大搞水利運動》

  [49] 馬福海《在紀念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建設30年大會上的講話》

  [50] 十多年前,羅啟民在《三門峽水庫的塌岸與防護》(〈人民黃河〉1983年
4月號)一文中,對塌岸情況有如下描述:

  1973年後,「蓄清排渾」運用,由於蓄洩變化,蓄水時,風浪的衝擊造成岸坡
坍塌;洩水時,不僅將塌岸的鬆散體帶走,而且能沖刷到老岸,造成新的不未定坡
岸。於是,上自潼關,下至三門峽,塌岸長201公里,最大日塌岸寬50米,最大每
米塌岸量1052立方米,最大塌岸寬281米。塌岸入庫的土方占淤積的16·2%。此外,
塌岸還毀壞耕地、村莊、設施,威脅生命。如:1979年10月9—19日,東古鐸大隊
(三門峽到潼關段):塌岸150米,塌毀耕地300多畝,揚水站(5萬元)塌入庫中。

  [51] 傅作義《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關於水利工作1950年的總結和1951年的方
針與任務》

  [52] 曹應旺《周恩來與治水》中央文獻 1991

  [53] 溫善章 《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54] 《三門峽樞紐討論會》《中國水利》1957年—8期

  [55]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56] 轉引自溫善章前揭書

  [57]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58]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59] 王化雲 《從三門峽到黃河治理》 (《三門峽樞紐報》 87/5/30)

  [60]  轉引自溫善章 《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61] 溫善章:《黃河三門峽工程回顧與評價》

  [62] 見李志綏《毛主席的私人醫生》 汪東興、葉子龍,在毛身邊勾留時間最
長的親隨,公開職務為中央警衛團長等;胡喬木,以毛的好惡為基準的理論與意識
形態隨侍;張玉鳳,由主席專列服務員升任機要秘書,隨侍達十多年。共產黨上層
幾乎無人不將他們看做太監總管與嬪妃。

  [63] 林一山《功蓋大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64] 林一山《功蓋大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65] 另兩位是柯慶施和王任重,這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深諳內情、飽嘗左
苦的前中共高幹們的概括。

  [66] 毛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

  [67] 錢正英 《中國水利的決策問題》1990

  [68]  王干國《親切的教導 難忘的懷念》〈水電史料〉1990

  [69] 《三門峽樞紐討論會》《中國水利》1957年—8期。但是,就在這年的6
月2日—3日,在河南省委召開省水利系統民主人士和無黨派人士開座談會上,黃河
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李賦都講的是:

  應建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動不動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說,河南排
水條件不好,不宜發展渠灌;但地下水豐富,宜於發展井灌。如果井灌條件好,甚
至可以不搞渠灌。他特別講到河南的灌溉和黃河的關係:「黃河治理好以後,能灌
溉4000萬畝地。但要利用黃河水,還得修渠修閘。假如一年打100萬眼井,就可以
澆灌3000萬畝,我們算一算,哪一個辦法來得快?

  假如只重視渠灌,先把漢水、黃水引來,還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鹼化。
對河南,他的原則:在山區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結合渠灌,河南人
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工作搞得好,三門峽工程壽命就會延長,搞不好,要不了
50年就垮了。主張井灌、發展山區小型水利工程。黃河治理工作非常複雜,遇到的
都是新問題。我們自己水平低,依靠蘇聯專家幫助解決,但也不能永遠依靠他們。
對黃河的研究工作重視不夠,遠落後與實際要求。」

  也是在同一次會上,河南省水利廳副廳長李葆和先生——不知李先生今天是否
還在世。如果已經辭世,僅以此作為作為對這位優秀人物的尊敬與紀念——說:
「水利部門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線,一條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
路線。」誰是這兩條路線的代表呢? 他說:「前者是黨的路線,但佔了下風;後者
和黨的路線相反,但佔了上風。」

  筆者1994年讀到這段37年前的文字時,反覆看了幾遍,懷疑報紙把大型、小型、
前者、後者排錯了地方。如果沒有排錯,不是李先生當時太客氣,就是1957年河南
的「黨」確實作風紮實、大得民心。他接著列舉事實,批評「和黨的路線相反」的
「有關領導部門的教條主義」:「全省一萬三千六百萬畝地,水災面積1500—2000
萬畝,洪水災害在其中不過占30%—40%。以40%計算,洪災面積不過800萬畝,
顆粒無收的只有400萬畝。教條主義者說,首先必須防洪治水,不治洪水什麼也搞
不成。於是,教條主義者以94%的人力和錢來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災害的面積只佔
整個耕地面積的3%,以90%多的人力和錢去作3%的工作。河南省幾年來搞了五個
大水庫,修了幾條大河道,但河道兩邊不挖支流,結果是『中間一道水,兩邊水汪
汪』,越修越壞。」

  他不同意「萬般皆下品,唯有水庫高」。他說:「全省10000多名水利幹部,
水土保持編製幹部不到40人,錢也不相稱,花30萬引黃水、長江水灌溉,不重視切
實可行的打井下泉:不但收效快、收益大、花錢少,也可少占甚至不佔土地。」
他熱情地建議說:「今後搞農田水利,國家只要在一畝地上投一塊錢,農民投三
塊錢,就可以實現水利化機械化了。」

  李先生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他上述的意見,當然屬於「右派言論」了。

  [70] 王化云:《從三門峽到黃河的治理》(三門峽樞紐報 1987/5/30)

  [71] 傅作義《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關於水利工作1950年的總結和1951年的方
針與任務》

  [72] 1949年11月接見解放區水利聯繫會議部份代表時的講話(曹應旺《周恩來
與治水》中央文獻 1991)

  [73] 這是筆者少年時,所有學校「推薦」朗讀的一首蘇聯當時最當紅的左派
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的代表作的標題,據說最為列寧所推許。

      
 



在權與筆的護衛下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評盧躍剛長篇社會紀實《大國寡民》

               戴 晴

  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用500頁的篇幅,
講了一個發生在陝西咸陽涇河邊、一個不很大的村莊裡的故事:丈夫打妻子,妻子
不堪忍受,逃跑、鬧離婚,男家不許女家不讓,最後丈夫下手將妻子毀容。

  這故事發生在十年前,聽上去似乎和成千上百類似的愛恨交織家庭劇沒什麼大
不同,但盧躍剛用了第一人稱,也就是說,他自己也進到了故事裡邊——不為敘述
方便,只因為這位以「死纏爛打活老虎」著稱的記者自己也捲進了直到今天還沒有
了結的兩樁案件中:一是須由檢查機關提起公訴的毀容犯罪:當時年方三十歲的武
芳被丈夫用稀硫酸燒得面容身體嚴重損傷[1];二是報道了該案的《中國青年報》
和該書作者,被施虐方控以「政治毀容」,成了一樁民事「誹謗」案的被告。

  這可有點不像是普通的家庭劇了。

  盧躍剛不得不走進那個小村莊、走進一級又一級武芳曾求告、哭訴過的衙門、
會見一個又一個盼他、懼他、恨他、願意幫他和打算看他笑話的人中間,開始了他
艱苦的、不無危險的調查。現在,他寫成了這部書,把一個他終於弄懂、並且以詳
實和無懈可擊的一手資料托起的故事呈現在我們面前。

  武芳本是一個勤快、爽朗、情感豐沛,不但讀過書、還生相當漂亮的姑娘,不
幸因為家裡窮,由父母做主嫁給了鄰村一個與她不大般配的王姓青年。婚後、特別
生下孩子之後,身處八十年代,已經打開了眼界的武芳,對這個沾染偷、賭、還常
常對她拳腳相加的丈夫已不堪忍受。故事由此發生:走避他鄉外出打工的武芳,被
兩名村幹部,動用了當地警察,開著村裡的汽車,一邊答應「保障人身安全」、「
給辦離婚」,一邊將她強行拉回,安置在後來的作案現場「接待站」,以便丈夫在
眾目睽睽之下再度「睡她」。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這已不像一般的村莊和一般的
家事糾紛處置了。

  武芳不服勸、也堅決不讓「睡」。幹部們退了出去,最後走的一個人口說著「
睡、睡」,熄掉了房間的燈,退到人頭攢動的院子,只留下手裡拿著一瓶酸的丈夫。
接著,他的一個兄弟和三個嫂子進到那黑了燈的房間,五個人七手八腳按住武芳的
手腳,扒下她的衣褲鞋襪,將硫酸撒向她的臉、耳、頭、胸、腹……。

  武芳被送進醫院。

  應該說,這起蓄意傷害犯罪儘管手段殘忍,案情並不複雜。任何具有基本法律
常識的人都明白,其關鍵在於:

  1)為什麼由村幹部出動將人拉回,有沒有蓄謀?

  2)丈夫為什麼要用酸,誰的主意?怎麼得到的?

  3)那已經構成共犯的兄弟和嫂子為什麼要在熄了燈之後魚貫進來?

  4)為什麼關燈,誰把燈關上的?

  應該說,這樁人證物證具在的傷害案,只消按照正常程序調查、並對主犯、從
犯和共謀犯提起公訴並判決即可,但事情的發展與人們按照常理所預料的完全不同。

  87天之後,武芳因為沒有錢繼續治療被院方抬回家。她得知,雖然丈夫還在拘
押中,那兄弟進去幾天已經放了;嫂子們沒事;公安局檢查院來過幾次,簡單問幾
句就再無下文。

  她等著,一年多過去,那把她騙回來的幹部、還有那拉燈的,毫毛未動;那提
供硫酸的兄弟已經在家娶親生子,案子大有不了了之的意思。

  武芳在醫院經過了四次大修補手術,母親說「芳兒像羊一樣,被人家活活地剝
了一層皮呀!」;她自己也哭求:「媽,你救我做啥哩!你救女兒是害女兒哩!」,
在醫院還一次次試圖自殺……然而這回,她不打算死了:

  她們(和她的母親、姐妹)跑遍了省市縣委和政府,跑遍了省市縣婦聯,跑遍
了各個新聞單位。她們喊冤,她們下跪,她們悲泣哀號以淚洗面。武芳已經沒有了
女人的顧忌。光給人看毀壞的臉還不夠,她掀起衣服,成百次地給人看頭部乳部腹
部慘不忍睹的創傷……。一個女人摘下頭罩,給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陌生人看膿
看血,掀起衣服給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陌生人看斑痕纍纍的胸膛,訴說、懇求、
哭泣、下跪……(《大國寡民》80頁)       

  三年之後,在咸陽市人大的干預下,公檢法的輪子轉了起來:主犯被處決,那
小兄弟判了十三年。行刑那天,村裡隆重開祭,同時對服刑犯的家屬優容。

  武芳在這個以「烽火」命名的村裡生活了八年,她瞭解自己的丈夫和那小兄弟,
他們都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借他八個膽也不敢干……」村民們說。這回那膽子
那裡來的呢——「那個拉燈的人」還絲毫未被觸動,案子並未了結。

  「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再次開始從鄉到縣、到市、到省、直到北京的上告,
死也要討回公道。

  《大國寡民》的作者就是這個時候被捲進來的。盧躍剛走到陝西、走到咸陽、
走到禮泉,查到了初始檔案記錄中那三個嫂子的證詞:

  當時在外面說話的人也比較多,不知誰說,「他三個嫂子來了。你進去幫你弟
把媳婦褲子脫了。」……一會兒,武芳住的那個房子燈滅了,我和我兩個嫂子先後
進去了。

  可見是受慫恿。慫恿者是誰?

  正服刑的從犯的妻子因村幹部對她的許諾並未兌現,已經委託律師對 「判刑
的事實不對,判刑太重」為丈夫申訴,她說:

  他哥給他要硫酸(沒有說明原因)。要硫酸後六天至七天,大隊把王茂新媳婦
(武芳)叫回來。

  (出事那天,三個嫂子和兄弟)不知道他哥拿硫酸。

  大約九至十時左右,王農業給我三個嫂子說,進去把武芳袱(關中方言,即褲
子)脫了去。(105)

  那麼,用酸燒的主意又是誰出的呢?

  偶然間,幾乎可說是途中邂逅,盧躍剛遇到了一個曾與那丈夫關在同一監號的
人,他告訴該書作者:

  王給我說,他估計他在「忙前忙後(關中方言,指麥收前後)就可回家」。聽
了這話後,我說,「你可能不的(得)回家。我在家聽人說,你把你妻子燒得很厲
害。」王說:「你有所不知,我的案子有王市長的兒子王農業給我辦哩。」我說:
「他為啥要給你辦哩?」王說:「我給你說了,你不要給別人說。事情是這樣的,
我妻子在家胡弄哩!我村幹部看不慣。我用硫酸燒我妻子是農業教我的辦法。我拿
不住,弄得厲害了,把事情弄大了。那一天用硫酸燒我妻子時,是農業拉滅了電燈
後我才實施的。此事發生後,農業給我說,讓我進監獄後不要怕,不要給人說有他,
他一定能把我在短時間(內)保出監。幾次我哥都給我捎過話。
  (《大國寡民》107頁)

  至此,一個名叫王農業的人:事前出主意、具體策劃、介入作案;不僅現場慫
恿、還於事後掩蓋等等,已經十分清楚。其實,用不著盧躍剛調查,案發不久武芳
在醫院第一次接受調查時,就告訴公安人員:「農業最後出去的,他拉的燈」;而
辦案人清清楚楚地說的是:「你再也不要提王農業,再提王農業,你的案子永遠結
不了。」(53)

  問題於是變成,這個王農業是誰。    

  1988年案發時,他是武芳嫁過去的咸陽市禮泉縣烽火村水泥廠廠長兼農工商總
公司經理;上屆陝西省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在《大國寡民》結稿時,正在活
動本屆省人大代表連任。毀容案發時,人們把他稱作「王市長的公子」——他的父
親那時正在咸陽市副市長任上。

  但區區一個三級市市長的公子,就得以如此一手遮天?

  這就是《大國寡民》要對我們說的最主要的話。    

  王農業之父王保京,是共和國的一面旗幟、一把「烽火」。據其自報,1946年
十五、六歲時就為「地下黨做工作」、49年當「支前小隊長」。已經查實的是:49
年當糧店小夥計時撒過歡迎共產黨的傳單,但隨即以「冒充公安」被拘留;雖然在
村裡名聲不好,但成分好、「對黨有感情」,有政治眼力。正如一名當地幹部所說:
「我們號召搞互助合作,他就辦互助合作社;我們號召學習文化,他就辦夜校;我
們號召科學種田,他就搞玉米生產……」,於是:農會主任而互助組長;而合作社
社長;而人民公社社長;連年獲豐產獎章、出席積極分子、勞模大會;上北京、上
莫斯科、見毛主席;第二、三、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代表;
行政和黨內職務升到了市一級;九十年代退休時還發出時代強音:「主動離職」,
以《赤子回歸黃土地》受到省黨報頭版頭條盛讚。

  這實在不大容易。誰都知道,共產黨建政五十年,連頂尖人物都「你方唱罷我
上場」;攀到國家領導人位置上的工農勞模,也不過風光一時。王保京這樣識不得
幾個字的人,靠什麼保持他不衰的記錄?《大國寡民》給出了答案:

  1952年,政府號召「豐產」,他找到縣長,誇口他能玉米畝產1200斤——這是
他「放開膽子按政策吹牛」邁出的第一步;

  1953年,由於工業化的推進,城市人口的膨脹(31.6%)與農村糧食徵收的增
長(8.9%)不成比例,政府出台搜刮農民的「統購統銷」、以及對該項措置予以組
織保障的《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這的決議》。王保京率先響應,「烽火農業生產
合作社」應運而生。

  大躍進的1958年,他帶頭放「衛星」:先是「畝產由三萬二」,隨後跟著形勢
長到了10萬斤、15萬斤、30萬斤,三個月後,這數字變成了畝產240萬斤,最後響
亮地喊出了那傳遍全國且記入歷史的著名口號:「人由多大膽,地由多大產」,並
以此掙得了「農民科學家」桂冠。

  本應反左最後變成「反右傾」的1959年,他叫出的是讓主導政治力量聽著熨貼
的「黨給我們繼續躍進的力量」;而到了1964年,在毛主席作了一點違心的檢討之
後,王保京在報上高呼的,與後來一路走紅直達副統帥位置的林彪如出一轍:「好
心辦壞事」、「成績是主要的」——在關鍵時刻對獨裁者充分體諒。

  1966年,「不興玩生產數字遊戲了,時興玩革命激情遊戲」,王保京先想成立
著名勞模造反組織,沒成氣候,但「學大寨」天賜良機是沒有錯過:烽火於是成了
陝西的「小大寨」。這昔日勞模抓住風潮,再度在文革中大紅大紫:那激情年代的
全套把式對王保京說來輕車熟路——學毛著、唱歌、獻詩、批鬥……包括把自己七
十多歲的小腳母親弄到場上打籃球、弄到台上表演《三個老婆批鄧》。政治壓倒一
切,王保京如魚得水,烽火的事業也達到了它的顛峰:

  誰都不敢說烽火一個不字,誰說了,就會大禍臨頭。反對烽火,反對王保京,
就是反對學大寨,就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誰支持烽火,誰吹捧王保
京,誰就當官。(278)

  待到文革結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開場,標誌著鄧小平時代
到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又閉幕,政治方向看看要轉。這時:

  倡導「實事求是」,清算「評法批儒批周公」運動,清算「批投降派」運動,
清算「農業學大寨」運動,清算「學小津莊」運動,清算極左思潮,上到「四人幫」
、下到烽火村,招招式式都是對著來的。……對烽火村的總清算要開始了。

  但畢竟到了改革年代,有了以「寧說九十九,不說一百一」的態度堅持清查的
人員。80年代初,總算初步查出王保京自五十年代以來怎麼隱瞞土地面積,怎麼虛
報糧棉產量,以及在積累政治資本的同時,又以此為資本向國家討要[2]。

  王保京這座謊言大廈還保得住嗎?

  儘管白紙黑字、人證物證俱在,媒體與權勢再度運作,1981-82年,不僅省報、
省委書記,就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包括《人民日報》總編輯都來過烽火。不
知這批「筆桿子」如何研究、請示、匯報,並在何種原則下最後定奪,結果是:

  全面肯定烽火50年代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成績,並妙筆生花,賦予烽火
這個老「典型」以「當代」意義。烽火又一次登峰造極。(322)

  到了1983年,在權與筆的護衛下,摞起來有一、二尺高的調查材料進了檔案館,
幾乎落到了與其他重大、生動的中國史料一樣沉睡的命運……「永久的勝利者」王
保京似乎已經不但篤定善終,鬧得好還能以此歷半個世紀而不衰的「輿論/權勢」
衣缽傳宗接代……。但中國畢竟到了一個新的關頭,中國村鎮畢竟吹進了些許清新
的風:烽火村的青年農婦武芳跳了出來——誰「勸」都不聽,一心爭自己的幸福與
自由。

  烽火黨支部副書記、王保京的「大內總管」王行興說過:「大家心裡有一桿秤
呢!輿論在人心裡呢!」,「烽火的事情並沒有了結,烽火這筆帳早晚要清算」(
330);王保京自己又何嘗不知,有了「農民」身份這張大牌,他用不著懼怕官場
上的政治對手;但那些知跟知底的本村農民——「他給(烽火村)帶來過榮譽和諸
多看得見摸得著得好處,……他們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小九九……如果這些人起來
和他作對,才是他真正的末日。」(327)

  武芳正是在這時候出現了。

  鄧小平改革以來,報告文學曾在禁錮的新聞與媚俗的文學間,試圖代底層民眾
發出一點聲音。八九年挫折過後,雖見悸悸之下或「打死老虎」,或溫軟、甜膩「
報告」頻頻出現,但這只是老的「專制/喉舌」時代的餘音。《大國寡民》才是今
日中國的代表之作,盧躍剛才是始於八十年代初的一小批探索者最終強壯成熟起來
的代表之人。

  一步步走進武芳故事的同時,《大國寡民》呈現給我們一份50年代至90年代對
王保京和烽火村的「媒體報道編年史」。在我們已略略知道了王保京父子的發跡「
德行」之後,這份浮誇與弄虛作假、當時政策要什麼就放膽吶喊什麼、充斥著諸如
「人民公社紅花怒放」、「黨旗飄飄烽火魂」、「黃土地上的三代勞模」、累計百
萬言的「喉舌」傑作,可稱作黨將傳媒視為統治利器,以及營造這一利器,即抽去
文化人的靈魂,將其工具化的碩果,也可以稱作中國文人——如果把周揚、鄧拓、
胡喬木等宣傳員和對他們或真或假表示折服的乖人算作是文化人的話——的奇恥大
辱。所有的人都熟知毛澤東的那句話:「槍桿子、筆桿子,干革命靠這兩桿子」;
如果有人對於靠「兩桿子」把「老蔣」趕到了海島,還懷著些許阿Q式的驕傲的話,
這回看看當政之後五十年,由這「兩桿子」造出的烽火典型和武芳案,不知還有什
麼話可說。

  這份編年史的學術價值,是怎麼評估也不會過分的。

  《大國寡民》給我們另一份沉甸甸的驚訝是,它發掘出了一封距烽火不過50公
裡的楊偉名等三名農民共產黨員在1962年寫給該黨的主席毛澤東、和他之下的各級
黨組織的信。這封信因受到毛的親口批評,成了嚴重的「徹頭徹尾的恢復資本主義
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中農出身、僅讀過幾年私塾和數年基層工作經歷的楊偉名
受到的批判與整肅可以想見,具體說,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

  與二戰之後其他國家,包括幾乎化為齏粉戰爭機器德國、日本相比,中國歷五
十年和平建設而匱乏如此,在外人眼裡,似乎這時期的中國人,必是一個個怯懦糊
塗、甘心供使役、受宰割。楊偉名這封以「一葉知秋」而載入史冊的信,不僅讓我
們知道了底層中國百姓所具有的智慧、胸襟與膽識,也知道了改變了中國命運與軌
道的所謂「鄧小平改革」,其基本原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為底層農民條分縷析
地論述;也知道如今出自當局之口那似乎天然合理的神話,如將所謂「養活十億人
口」視為自己一功、視為自身政權天然合法之依據等等,多麼不堪一擊:究竟誰養
活了誰,誰弄得大家餓飯,恐怕已經不是下崗工人要問的問題。楊偉名和他所經歷
的一起:通過合法渠道,平心靜氣放映情況、闡述根由而遭來自最高當局的有意壓
制,更使人了悟專制對獨立思想(包括這思想的載體,包括這載體並非「著名人士
「而不過田間一介農夫)摧毀的罪惡。

  如果沒有烽火黨支部副書記王行興那多達數十本、時間覆蓋近40年的日記,對
王保京現象的揭露恐怕會顯得比較概念、籠統。出乎常人的想像之外,這名看來似
乎屬於典型為虎作倀的「大內總管」,竟然廉恥尚存;對「壞事作盡」必遭報應,
也還心懷畏懼。當然,要是沒有陪著「農民科學家」讀大學的經歷,不知這崇拜權
勢的鄉下孩子王行興,會不會有延續數十年的內心掙扎;在對主子鞍前馬後伺候著
的時候,能不能不忘時刻「留個心眼兒」。「王行興日記」或許給我們些許信心:
一是為知識所打開的心靈之扉是合不上的;再有就是,聯想到已出版的李姓御醫手
記,今天那些在不同檔次上伺候著的角兒——他們真是多如過江之鯽、抓起錢來也
從不手軟——或許還有誰也心懷怵惕,並給後人留下證詞。

  在該書的後半部,王保京終於遇上了一個對頭。《大國寡民》給出了一名看起
來與武芳案沒有多大干係的人物郭裕祿:一樣的勞模、農民企業家和省委委員,只
不過有了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差」—— 新勞模郭裕祿出在改革時代。應該說,這
名王保京的剎星與他沒有現實利害衝突,這相隔不過十五里的兩個村莊的頭面人物
的差異,是生活在中共特別的政治體制下的農民為求生存(當然也包括求發達)的
兩種選擇:

  他是那種典型的「鄉村英雄」,沒有任何外援,竭盡其有限的自然資源和自身
潛能,靠著樸素農民在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下,在城鄉二元差距、農村政策扭曲、農
民受擠壓的情況下,圖生存、求發展的歷史。他信奉的原則是「只幹不說」……

  這樣的人、這樣的鄉村,直到八十年代、在「改革的大氣候」下,才真正活起
來、富裕起來。

  其實,不同品格導致不同命運,並非從王、郭二人開始:

  五十年代選擇合作化道路時,出現了金光耀所代表的「農民」和和王保京所代
表的「農民」的分野,金光耀被淘汰,王保京獨領風騷二十年;六十年代選擇人民
公社集體化,還是分田單干,出現了以楊偉名所代表的「農民」和王保京所代表的
「農民」的分野,楊偉名被淘汰;七十年代,特別是改革開放後,一場大吵架,郭
裕祿和王保京分野。(364)

  這回誰將被淘汰?       

  更有趣的是,在他所踐足的思想與政治領域,又趕上了改革時代,具有足夠的
實力與智慧農民郭裕祿不再「只幹不說」:既然給了他一個黨內職務,就算誰都不
說,他也得說,「一開(替王保京謀權謀利的)常委會,郭裕祿就把它搞砸」,鋒
芒所向,直指王保京為代表的、披掛著那個剛剛過去(甚至還沒有完全過去)的時
代的全部特色的惡風習、惡勢力。王保京和他的「關係網」(包括為他籠絡又靠他
邀功的筆桿子們)當然饒不了他,誣告、暗算等等不一而足。到了1996年底,省委
書記出面和稀泥;八個月後,這位將烽火總結為「一個好班子、一個好隊伍、一個
好帶頭人」的書記卸任,新一任書記到任。

  正可謂層層戰猶酣。

  隨著法制與公平競爭的確立,到了下個世紀,王保京們恐怕已經不是資產規模
達二億五千萬的郭裕祿的對手。這是這本書真正的光明的尾巴——況且不是硬加上
去的——也是有著無數弊病的鄧小平改革最立得住腳的地方。

  到《大國寡民》結稿時,作者被訴的「政治毀容」案裁定終止審理;烽火村硫
酸毀容案進入了司法複查卻查而不力。武芳呢?她好嗎?當地村民說的是,「武芳
是前世為烽火預備下的,事情沒辦完,她不會死」。(54)o

--------------------------------------------------------------
  [1]  武芳經搶救後大片顱骨燒傷外露,左眼失明,右眼幾乎失明,右耳燒成
一個「焦核」,乳房燒燬、右手殘疾(《大國寡民》48頁)

  [2] 據《大國寡民》給出的數據,烽火從1958到1995年,國家無償 「輸血」
現金、實物(靜態)[2],至少250萬人民幣;至於向財政、銀行、信用社的借款貸
款逾期不還的,至1997年,已累計2540萬元。(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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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看土改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張愛玲的《秧歌》在大陸

                             戴  晴 

  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簡稱,在中國,這無疑是現代化最主要的命題,不但與
「土裡刨食」的平頭百姓絲絲相牽,也與奪權而後掌權的共產黨的命運緊緊糾結在
一起。

  大陸生活在城裡的人與土改本沒有直接干係,原可以不知道。無奈共產黨看重
政治宣傳,看重「億萬人民同心同德」。於是,報章雜誌、電影歌舞輪番轟炸之外,
還有無孔不入的系統與部門傳達,終於把「這場偉大的運動」弄到無人不知的地步。
但正因為是宣傳,也可以說,反而沒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國是農業大國,毛澤東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沒有192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們
手執土槍梭標「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所有」[1],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紅色政權」
的得以生存。當然接下來土地政策在共產黨手裡一直變來變去,細細揣摩其脈絡,
似乎主要取決於在當時的局勢下,「紅色政權」是只須赤貧者效命即可(富裕者搶
了過後殺掉就算了);  還是須拉上地主富農們一同效力(如抗擊日寇)。鄧小平70
年代末歸位之後,所燒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還農民以對其所
耕種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權——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這些都是主題以外的話,這裡說的,是共產黨大範圍掌權之始,即40年代末和
50年代初的那場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場火熱的運動,用官方史家的話說,「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完成,是
建國初期中國人民在政治戰線和經濟戰線上的一個巨大的勝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
力……億萬翻身農民勁頭空前高漲」[2]。這話從那時就說,一直說到了今天——
當然先是黨報說,於是大家也就跟著說。但是,有沒有人不說,或者說出一番別的
景象、別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圖拉攏還是嚇唬,抑或是有恃無恐,當然也可能出於極為天真的驕傲,
當政的黨似乎沒有想將土改遮掩。只看當時留在大陸代表「言論、思想與良知」的
文人、學者、藝術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們,幾乎無一遺漏地被送
下鄉參加(或稱見習)土改,就是明證。他們回來也都真誠而得體地以此題材創作,
無法創作的,就具名寫下心得與感受,於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調。無由躬逢其
盛的我們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發豪情的這一茬子人,雖說得以如此
張揚地發揮著土改餘威,但除了油畫《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對土改實毫
無認識。

  直到1996年——偉大的土改運動之後大約半個世紀——我才從新近出版的兩本
薄薄的小書裡,見到一絲土改之端倪。這是兩位同為本世紀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
在中國成噸的土改報導、土改文學裡,她們的敘述只可稱滄海一粟,但僅這寥寥數
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這就是過世不久的張愛玲和尚輾轉於病榻的韋君宜。

  在中國,直到80年代中,50歲以下的人裡,除了專門的研究者,幾乎沒有人知
道張愛玲。然而,1989年之後,與相當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
作家一道,張愛玲悄然流布。這當然首先得益於讀者目睹坦克而後的信念崩潰,甚
於任何時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這時,我才第一次讀張愛玲。

  這位還沒有長大就已經成熟老到得讓人發怵的前輩作家令我傾倒。這,在我剛
一碰《金鎖記》、碰《姑姑語錄》等散文,就知道了。但這邊出版的多是選本,各
式各樣,就算把1990年的《草爐餅》、把《張愛玲蘇青對談》都收了進去的「文集」
,也未將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專家,二對張愛玲還沒有迷到隻言片字都要找來捉
摸一番的地步,對「全集」也就沒有過什麼渴望。加之這邊的研究者,包括被認為
相當非官方、且對張懷著親切的念想的人士,都無一例外地貶抑她到了香港之後的
作品,說是「壞作品」,是「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
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為她作傳的人竟指稱它們「是兩部思
想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題作文」(?!)[3]。但《秧歌》和《赤地之
戀》最終還是在她所述故事的發生地出現了——出現於大陸那場突然暴出的短暫的
張愛玲熱的當口。

  這「熱」當然是始自驚聞她離世的噩耗之後,波及了不下幾十家報章、雜誌和
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標出「全集」,且真的把這兩部作品也印出來並且從從容
容地賣了出去的,只有兩家:大連出版社和內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後者對原文略
略作了修改,如將張愛玲秉筆直書的陳毅二字改為□□等。

  《赤地之戀》講的是城裡的幹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則完全是土
改後的農村。她說的是一個距上海不遠的江浙一帶鄉下豐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
根是一個在張的筆下相當少見的美好青年: 勤勞、誠實、果敢、好學、友愛、克制,
恪守舊道德的同時勇於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壯俊美。他是翻身農民,不但分了地
還分了浮財,其生產力也被「極大地解放」著——他是勞動模範,地裡的收成是「
九擔谷」。他的人生願望非常簡單:供養妻子,使她不致離家遠赴上海幫傭。而供
養的標準,就是吃上干的飯而已。(九擔谷是900斤,對於金根這個三口之家,每天
應有2斤半米吃了)這一願望在書中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妻在離別兩年之後返家;一
次是新出閣的妹妹歸省。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義對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頓好好的飯,不要那稀里光當的東西,」他低聲向她說,「煮
得硬一點,我要那米一顆顆的數得出來。」(p.104) 

  他的妻子漫應之,結果端上桌的「仍舊是每天吃的那種薄粥,薄得發青;繩子
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裡面漂浮著」。她不是與小姑沒有感情,她怕小姑婆家以
為他們有得吃。

  即使這樣的飯,五歲的小女兒也總是纏著要吃;吃不上,就去偷看下鄉創作電
影的城裡同志吃,而為此一次次挨打。最後,到了故事的高潮,農民們不但要將收
成的一半交公糧、要按國家派定的價格賣餘糧、要忍受低價收購的蠶絲、茶葉、麻,
要自貼材料和功夫做軍鞋,要交錢買飛機大炮……到了他們盼著或許能吃上一口像
樣的飯的新年的時候,新的攤派又來了: 

  農會裡通過一項決議,各村都要去給四鄉的軍屬拜年,送年禮。每家攤派半隻
豬、四十斤年糕,上面掛著紅綠彩綢,由秧歌隊帶頭,吹吹打打送上門去。(p.109) 

  這麼作的理由是: 

  我們要把這件事當做一個任務來完成它。這實在是一個政治任務,有政治意義
的。人民解放軍的家屬,我們應該照顧的。沒有人民解放軍,你哪裡來的田地? 從
前的軍隊專門害老百姓,現在兩樣了,現在的軍隊是人民自己的軍隊。軍民一家人! 

  但「人民的軍隊」距喝著稀粥的村民們實在太遠了,局面於是變成沒有人願意、
也沒有人交納得起。「農會主任和他的妻——也就是婦聯主任——分別召集大會,
又去挨家訪問,個別說服,但仍舊毫無效力。王同志不得不一家家去催。」(p.109)
。這王同志是國家政權在這個村子的代表,打出的是「愛國」、「對政府的態度」
等等嚇人的名頭。但「勞動模範」金根仍一口咬定沒錢也沒糧:

  「王同志」,他大聲喊起來,「你出去問問大家,我們每天吃的都是些什麼東
西——米湯裡連一點米花都看不見! 饒這麼著,我們的米都已經快沒有了。眼看著
就要過年了,心裡就像滾油煎的一樣。」 (p.110)

  但王同志何等角色,錢最終還是被擠了出來,僅有的口糧也變作了慰問年糕。
到了日子,金根挑著磨好蒸就的年糕,隨著大隊村民,朝村公所走去,而餓得捨不
得離開年糕擔子的小姑娘緊跟在父親身後。就在那裡,事情發生了: 看秤的王同志,
不知是餘怒未熄還是實情就是如此,剛說了句「斤兩不足」,金根就嚷起來,別人
也都跟著嚷——翻身農民不僅勞動「勁頭」,他們的憤怒也「空前高漲」了。

  接下來的是,飢餓的農民喊著「借米過年」「什麼借不借,是我們自己的糧食!
 」擁到就設在村中的政府糧庫。忠於職守的王同志高喊著「人民財產動不得」,
在混亂中被打了一扁擔,情急之下(也許是訓練有素地)成了第一個向人群實彈射擊
的人。幾個村民喪命,金根受傷,他的小女兒在混亂中被踩死。

  故事的結局是:知道絕無活路的金根自裁。而王同志則敏感地察覺出這或許是
樁間諜案。就在他對鄉民動刑,以期擠出一套可信的口供時,糧庫失火了: 

  民兵們揮動著紅纓槍在那紅光裡衝過。內中有一個民兵堅持著說剛起火的時候,
他曾經看見一個女人在黑影裡奔跑,被他追著,一直把她趕到火裡去了。 (p.163)

  不用解說,沒有讀者會不知道,這就是金根年輕的妻。小說沒有寫王同志後來
究竟是得到了提升還是遭了裁撤,但讀者知道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嗜血惡魔,也不是
一顆獨篤定的沒有思索能力的螺絲釘。作為一名執政黨黨員、一名站在第一線為共
和國的鋼鐵廠、原子彈,或許還包括披掛著政治大義的堂館和別宮刮攬資金的鬥士,
王同志也是有點小小的腹誹的:

  他對於政府有些驚人的浪費的地方也覺得有些心悸。……他知道這些錢都是從
哪裡來的,因為是由他經手,非常吃力地從農民身上一點一滴搾來的。 (p.75)

  而就在他子彈出膛、眼見人倒下去、血流出來之後:  

  「我們失敗了,」他沉重地說。然後他又重複了一句,就像是他還是第一次說
這話,「我們失敗了。」

  「我們對自己的老百姓開槍。」王同志惘惘地說。  (p.139)   

  雖然這槍不是開在天安門廣場,不是開在全世界記者的攝像鏡頭前。   

  與《金鎖記》比,《秧歌》或許不是張愛玲最為得心應手之作。她自己就說過:
「文人該是園裡的一棵樹,天生在那裡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長,眼界越寬,看得
更遠,要往別處發展,也未嘗不可,風吹了種子,播送到遠方,另生出一棵樹,可
是那到底是很艱難的事。」[4]  鄉下的人和事對她說來是陌生的,寫起來當然艱
難。比如,她顯然沒有弄懂村裡的民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但艱難之下,為什麼
還要作呢,何不依舊只在上海燈火迷濛的老公館裡倘佯? 在《秧歌》的〈跋〉中,
她對此其實已經有了交代: 「裡邊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
。她相信她看到和聽到的這些事,因為她相信人,相信「說這些話的人,都是我確
實知道他們沒有說謊的習慣,也沒有說謊的理由」。不僅相信,明擺在那裡的饑荒
和對明擺著的事實撒謊,還有為什麼會有飢餓與為什麼會撒謊,著實令她不安。因
為,這樁樁瑣事與她得自大場合大渠道的大聲音大解說是太不同了,不由得使她「
無法忘記,放在心裡帶東帶西,」,並逼著她細細揣度她置身其中的新政權的本性。
這一切在心中「潛伏浸潤」久了,無由排遣,終於寫出。

  張是一個對大而無當的政治理念相當疏離的人,這從她對她的兩任丈夫的政治
傾向幾乎持視而不見的態度即可證之。她注重的只是各種各樣理念的行為結果,即
真的發生了什麼,以及人們出於人的本性對周邊發生的一切的反應。然而,再疏離,
最本質的東西並沒有從這名以細膩和鞭辟入裡而見長的小說家身上失掉——或曰整
風整掉或交心交掉——,諸如對美與醜的鑒別,對幼弱的同情,對惡勢力的憎惡等
等。而且,最重要的是,想騙她、或者讓她假裝天真地為政治大義哪怕稍微捧捧場,
怕都沒那麼容易,拿政協常委或者人大副委員長做餌也不成。

  對《秧歌》和《赤地之戀》藝術成就(或非成就)的討論可以暫置一旁。問題是,
另一種聲音終於發出來了,雖然遲了差不多半個世紀[5]。 

  《秧歌》畢竟是小說。通過小說瞭解人生、瞭解歷史,只能是間接的、感性的。
更何況還是一家之言,這一家又是從未到過鄉下的大小姐。不錯,張愛玲無法與土
生土長的浩然比,也無法與帶了任務走下去,本身就是「同志」,可以盡情調閱資
料的丁玲、周立波一干人比,當然更不能與喉舌們比。我們盡可以多聽聽,然後在
心裡對他們諸家做個比較。還好,就在文人與文學只能「緊緊地圍繞在黨的周圍」,
不甘與不擅圍繞者,就到一邊去弄風月,於是只能「常使讀者帶笑(嘲笑)看」的今
天,終於有學者走出來了。於是,科學地分析土改,分析它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
作用,已成為可能。最近已有地理歷史學家譚其鑲《日記摘編》已於今年發表(《
史學理論》96—2期),其主要部分,就是他的土改日記。此外,正有嚴肅熱誠,且
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社會學家,在有條不紊地就土改進行系列調查,立志將真實材
料搶救出來。我們不必惋歎《秧歌》的貢獻有限,尤其是,張愛玲若能讀到這批資
料,當不會太感寂寞——當她的一顆種子被風吹開去,在陌生的堅土上摸索著扎根
的時候。

  由於篇幅所限,這篇小文已不可能細述另一位作家韋君宜在她的《露沙的路》
中對土改驚心動魄的描述。與張不同,韋是老黨員、老革命,在中國的文壇一直享
有很高的聲譽。研究者與細心的讀者可能還記得她的《洗禮》和《母與子》,但不
知有沒有人指出過,在1995年出版的那本集諛詞之大全的《懷念喬木同志》中,她
是唯一一個說了一句「我在有些方面與他意見不同」的人。

  最後,不能不提到的兩個小地方是,在《秧歌》裡,張愛玲給一個最最不堪、
最最面目可憎者取的名字是李得勝——這是毛主席於1947年機智無畏地與胡宗南在
陝北捉迷藏的時候給自己取的化名,後來他的妻、女的名字也都是緣著這個姓取的
(李進、李敏、李納)。筆者傾向於《秧歌》的作者並不知這一切,壞蛋與偉人名字
相同,碰巧罷了。但還有一處,即這本《秧歌》的責任問題: 誰都知道,這小書不
賣猶可,只要一上市,接著來的,只能是遭批、遭禁、遭追究乃至懲處。誰來頂雷
呢? 作者如今已安坐天國興致盎然地在注視著,只好找編者。翻開書找找——責任
編輯: 李鵬。這回,再說「碰巧」,恐怕就太巧了吧! 

  行文至此,想到《秧歌》的種種好處,決定再買兩本送朋友。踱到街上,向書
攤小販打問,被問到的不是一臉茫然就是一臉惶然,當然詭秘者也有。我當即決定,
趕快回家把我的兩本密藏起來。走著走著,忽然又想到,這書從上市到今天,也快
有半年了吧,怎麼一點火藥味也沒有聞到呢,冷槍也未見放——如對付《雪白血紅》
的作者張正隆那樣。

  或許,正如策劃者當初所料:托了李鵬先生的大福?

註釋:
  [1] 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
  [2] 《凱歌行進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3] 分別見柯靈《遙寄張愛玲》和於青《張愛玲傳略》(《張愛玲文集》第四
卷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2)
  [4] 張愛玲:《寫什麼》
  [5] 最近有幸聽到一位在這邊正紅得炙手的也如張愛玲當年那麼年輕的女小說
家對社會人生創作等等所發的議論。當被問及作家的歷史責任感時,她笑起來,倩
兮盼兮間透出憐憫與鄙夷:「責任?那不是太低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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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包裹著的宣傳
——《鴉片戰爭》心解[1]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導演謝晉發願拍成「歷史巨片」的《鴉片戰爭》,趕在一九九七年「七·一」這個大日子前如期「獻禮」了。雖然沒有像《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夫唱婦隨》那樣被明確告喻為「主旋律影片」,但《鴉片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享受到了上述數片的待遇:公映前,審片領導點頭稱許;公映時,國內報紙好評如潮,雖然有千篇一律之嫌,倒也十分熱鬧。廣電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一齊關注,發出通知要求做好宣傳、發行、放映工作,以至於從一號到七號,筆者問了城北城西好幾家電影院,竟然任何一天的票都訂不到。訂票處開始以為又有公費請客的生意,等到弄清楚我們一共不過兩、三個人,便失去興趣:「七號以前都是包場。」說畢啪地一聲掛斷電話。
好不容易等到聲勢浩大的各項回歸慶典陸續收場,如筆者般自掏腰包的個人觀眾才得以到重新開放的電影院「後睹為快」。因為上座不足十分之一,電影院連冷氣都懶得開,觀眾們一邊欣賞這血火巨片,一邊辟辟啪啪趕蚊子。劇終散場,想想這十五塊錢花得實在冤枉——差不多是普通北京人一天的生活費!
掏錢買票的觀眾自然要問,一部「歷史巨片」應具備什麼因素?或者說,他們應該享受哪些服務?想來至少須有三點:
歷史大脈絡真實可信;
細節(包括人物)的藝術虛構成功;
藝術家們,當然主要是導演,特別是象該片導演這樣懷著「一種長久的民族感情變成了一筆沉重的藝術宿債」名導演,要有真誠的歷史反思來啟發觀眾。
下面僅以觀眾的感受,而非圈內捧場或各級宣傳部門的精神,來檢討這部影片。
(一) 電影的開頭
紫禁城暴雨如注,上諭討論「嚴禁鴉片吸食立斬」的廷寄紛紛發往各地疆臣,字幕打出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然後是林則徐一臉鄭重寫奏折的畫面,接著他厚重的畫外音響起:
「鴉片氾濫,已成天朝大患。臣以為,如再猶豫不決,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內無銀兩,外無兵防。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使我亡國滅種……。」
這個開頭頗具氣勢,大概可以震住不少觀眾,讓他們油然生起亡國之憂思。問題是,林則徐不可能在1838年7月時說出:「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使我亡國滅種」這樣的話。他要是有這份遠見,把外國人作為一個有意圖有能力亡我國滅我種的敵對力量來考慮,就不會在禁煙中犯下輕敵的錯誤(這個錯誤電影也是承認的)。甚至當時全清國上下究竟有沒有人有這份遠見,都是值得懷疑的。實際上,直到1842年戰爭已近尾聲,道光皇帝還在和文臣武將們琢磨:「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發財,抑或另有詭謀?」
再說,林則徐也相當不可能在奏折中使用「洋人」一詞。直到鴉片戰爭後又二十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大清國的咸豐皇帝拖妻帶子逃到熱河,讓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戰後通過條約規定,外國人才有幸被滿大人中性地稱為「洋人」。在此前的奏章諭旨和著述中,他們一概被斥為「蠻夷」。這決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用詞問題,而事關著天朝的體統,而體統——該片導演也在電影中承認——是天朝的君臣心目中頭等的大事。
還有「亡國滅種」,這無疑是近代中國令「無數革命先烈」最為痛心疾首的焦慮,以抗戰街頭宣傳起家的謝晉,對這一口號印象深刻也情有可原。但林則徐不是宣傳隊員,他不可能有這種值得尊敬的憂慮——「亡國滅種」之憂是直到甲午戰爭以後才被大清的官民士夫意識到、並且越來越經常地掛在嘴邊上的,那已經是鴉片戰爭以後五十年的事了。林則徐和所有參加禁煙大討論的大臣們最擔心的,是鴉片造成的銀荒,以及可能引發的社會動盪。對他那個時代的封建士大夫來說,外國人只是遙遠模糊、無關痛癢的事物,是作為奇聞異事載於典冊而聊備一觀的——「外國人顛覆天朝」是當時大清國的君臣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該片導演由不得林則徐按照歷史條件去思想和說話,他需要林則徐替自己說出「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使我亡國滅種」這句林則徐的《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上沒一點影子的遠見卓識,在把「洋人」刻畫為居心險惡的下毒者(而不僅僅是販毒者)的同時,鴉片戰爭便被渲染為一場保種保國的壯烈的衛國戰爭了。
問題是,鴉片戰爭是這樣一場戰爭嗎?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在整個戰爭期間,人民表現為漠不關心的旁觀,而負擔了抗戰全責的清國官兵,除了在拖拖拉拉向前線集結的路上忙於勒索民財和污辱婦女,搞得民怨沸騰,就是整隊整隊地逃跑,把一座座空城放棄給敵人,英勇作戰的場面屈指可數。
這是一幅滑稽卑瑣遠多於莊嚴壯烈的圖景,卻是當時的真實,也是中國悲劇之所在。這悲劇的責任者,不是被判絞監侯以謝天下的奕山奕經,也不是眼界有限的道光林則徐琦善,甚至也不是把鴉片運到天朝海岸的英國人——早在奕山奕經林則徐當道掌權之前,也早在鴉片侵蝕天朝的官員軍人之前,清朝的國力和精神就已經腐朽了。比如現在大家越來越熟悉的乾隆朝馬戛爾尼使團事件,當天朝的君臣對著夷人的擊燧槍和世界地圖吃吃發笑,在磕頭禮上爭國權、存國體時,天朝來自文化最深根脈的腐敗,已顯露盡然。在民族歧視、文網周密、官場腐敗、貧富分化等一系列政治和社會問題纏繞糾結的清朝,吸食鴉片只是諸種病態的表徵。是具有清醒自省的氣量,還是一古腦賴到外人頭上,是中國近代化的頭等命題。不幸謝晉拍電影向來不是為了自省。按照江總書記用好的作品鼓舞人的指示,合著高揚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主旋律的節拍,他把文明古國面對現代文明痛苦的調適過程,立場鮮明地處理為:「鴉片戰爭的是非清清楚楚地擺在歷史上,……英國人用炮轟我們怎麼行!善良的百姓能看不懂嗎?」「武器落後,仍不畏強暴,拚死血戰,這是很悲壯的行為。《鴉片戰爭》就是要宏揚一股民族的正氣。」
(二) 林則徐進京
要不要禁鴉片?雖然禁煙之明令早已在雍正初年頒布,百年來實際處於我們今天仍十分熟悉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狀態。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弛禁之議再度風起,雍正的曾孫道光對這個以退為進的法子一時也頗為心動——只要銀子不流到外洋,若干天朝棄民吸鴉片慢性自殺,在這個處處以省事省錢為要的小氣皇帝看來,無關大局。後來言官黃爵滋氣勢逼人提出用殺頭的辦法消滅鴉片的消費者,道光把這個問題交給方面大員公議。這一議又用了半年的時間,不以為然的還佔了大多數。議來議去,皇帝決定用非常手段(派一位欽差大臣)來執行常規性的禁煙政策(在廣東查禁鴉片)。欽差點了當朝最為清廉最有效率、且辦事徹底的湖廣總督林則徐,這說明拖拉敷衍幾十年的禁煙事業可能最終要較一較真兒了。於是乎官場震動,議論紛紜。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林則徐在和房師沈維矯(這位是史有確載的)告別時,談及未來的困境不禁淚下;他的好友,當時的名士、在中國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龔自珍,也送序為他擔憂、為他打氣。
不知導演為何斷然捨棄所有史實,重打鼓另開張,造出一個不存在的歷史人物:大煙鬼呂子方,據稱還兼為道光的開蒙老師(用水墨丹青和四書五經開蒙也夠特別的),和林則徐的「恩師」(蒙師?開筆師傅?房師?座主?情況不明),在這層關係之上,就演出一場「道光爺揮淚斬都講,呂子方慷慨祭大旗」的好戲。
大概在該片導演的概念中,皇帝麼,還不是想殺誰就殺誰,包括自己的老師,恰如後來的一整批軍閥包括蔣中正毛潤之之所為!可實際上皇帝在當時並沒有這麼大的自由,他要殺什麼人,用中國現下流行的話來說,也得「給個說法」。而在1838年以吸食鴉片來定罪殺人,恰恰就是朝廷上下不能接受的「說法」——實際上,這個問題正是林則徐進京前各省大員們討論的中心。在當時人看來,吸食鴉片是自害自身,無法與十惡(殺無赦的十項大罪)相提並論。如果吸食鴉片即罪當論死,那麼制販鴉片又當判何刑罰?再說當時全國的吸毒者多達數百萬,親友等相關之人更不計其數,對所有吸毒者判死刑勢將震動全國,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使道光大為震怒的莊親王奕和鎮國公溥喜吸食鴉片案,也不過著革去王爵,各罰應得養贍錢糧兩年。
導演抄襲「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劇老套,無非為達到如下效果:連大煙鬼都奮勇為禁煙作貢獻,觀眾心中難道不該升起一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好壞,全國人民共同抗擊洋鬼子的敵愾之氣嗎?!可惜在編造情節時,導演不僅超出了歷史的實在性,而且超出了歷史的可能性,結果這場搬演於勤政殿外的沉重肅穆的「斬馬謖」(明清以降,從沒有讓一個罪犯褻瀆過午門以內的土地),反而達到一場雜耍的效果。這「煙鬼要禁煙」和電影後半部分的「贓官能殺敵」,作為導演精心構想的重頭情節,堪稱該獻禮大片《鴉片戰爭》之雙璧。
(三)何「公子」善之
影片接著推出一個主要角色,禁煙大員、行商、英國鴉片販子、還有謝戲裡絕少不了的女主人公間的穿線人物——行商大少「何公子」。可惜這根線跟他要穿的任何一顆珠子都對不上眼。
根據行商制度,外商和他們的保商關係固定,就算更換保商,也超不出這十三行;同時,行商習慣上是子繼父業。也就是說,何敬容作顛地的保商已有多年,而何善之是何家已成年的繼承人,顛地對他一定非常熟悉,根本不可能把從他海裡撈上來之後對面不識,而讓他當水手刷甲板。
林則徐在廣州組織起的翻譯小組,「至少擁有四名翻譯,終日為他翻譯英文書報,他本人將這些情報採集成冊,以供參考。」其中有名可考的袁德輝和梁進德二人,都是傳教士的學生;還有一名華僑青年和一名去過印度的老人。而林則徐的夷務幕僚班子。包括了一批廣東地方上的精華人物。如副貢生梁廷,全憑自覺瞭解收集夷情,研究粵海關歷史,並為後世留下一部鴉片戰爭目擊記《夷氛聞記》。但是在電影中這些歷史人物的存在沒有任何痕跡,反而出來一位行商之子何善之,而且好像通廣東通中國只有這麼唯一一個夷務大腕,在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左右周旋。老爸做生意靠他,林大人與洋人鬥法靠他,琦大人談條件辦勞軍也靠他——身為鴉片走私要犯之子的事實,絲毫也動搖不了他在中英交涉中的重要地位。這位風流倜儻、一表人才、能說洋文、敢冒險出洋作生意賺大錢、能和官府打交道、還有心追隨下台的林則徐去搞搞學術研究的優秀青年,三分像謝晉熟悉的上海洋場小開(注意,這種人是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才出現的),七分像今天的「留學歸國人員」,這類超越歷史時空的傳奇人物恐怕只在廉價的肥皂劇裡才草草攢出吧。
為了加強何公子情節的戲劇性,謝晉還設計了一場洋美人劫法場,洋美人之父、大鴉片販子顛地衝出商館、從清失兵手中奪回女兒的「好看的戲」。導演大概忘記了,當時顛地已經被兩廣總督驅逐,林則徐到達後,又一再傳顛地問話。顛地自知處境不妙,一直躲在商館裡不敢露面。如果象電影中那樣,他衝出商館和清兵交手,清兵立刻可將他捉拿,完成大功一件。
通過電影琢磨一下謝晉腦中的藝術素材庫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鴉片戰爭》中金槍魚號上的鴉片交易一場(中國老頭子開箱驗貨,滿意以後,從自己船上搬來大箱的銀子,換走大箱的鴉片),頗具上海小菜市場上先嘗後買、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氣氛。可是作為自由貿易的老鼻祖,英國人早已發展出了一套非常方便、效率十足的交易方式。當時在廣州進行的鴉片交易程序,已不需要現銀——清代的銀錠由於成色份量不一,交易起來是很麻煩的——也不需要買賣雙方同時到場。港腳商人從印度運來鴉片,把貨卸在伶仃洋上的鴉片躉船上,中國的鴉片買主只需把銀子(通常是更為方便可靠的銀票)交到廣州洋商館,憑商館出具的執照,即可駕快蟹船在任何方便的時間,到躉船提貨。
(四)妓女蓉兒
以拍攝言情見長的謝晉,大概以為不在歷史和戰爭中加點桃色就不能看,不顧歷史學家的一再提醒,再度落入「妓女救國」之老窠臼。橫逆當前,推出一兩個大義凜然的奇女子——或犧牲了生命,或貢獻了身體(後者在強調貞潔的中國猶其刺激),在模糊了重大歷史課題、不必再費心反思積貧積弱的真實原因的同時,兼收壯烈淒美之效果,何樂而不為?庚子之變有賽金花,洪憲帝制時有小鳳仙,焉知鴉片戰爭中就沒有蓉兒!即使不見史載何妨編一個?倒是本篇對妓女蓉兒這一形象的「塑造」值得推敲。
謝晉是太想把他自己之所愛放到他的女主角身上了。《鴉片戰爭》中的妓女,其一要有純真愛情;其二賣淫是要被迫的;其三出身要有名堂,頂好再有點神秘色彩;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杜十娘、李寄和紅線的混合物,除了和公子相會後花園,還能直接手刃敵酋,比實有其人的賽金花和小鳳仙更上一層樓。
令人不解的是,爺爺是前御林軍高級軍官和隨乾隆爺開疆拓土的老英雄,孫女是有血性有膽量的女英雄,如此卓而不群的人物為了什麼了不得的隱情,竟甘心被一個行商攢在手心裡,忍受為奴作娼的命運。電影裡交待得語焉不詳,大概一心只想編得刺激的導演也想不出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
編得不能自圓其說的不止於此。以蓉兒勞軍的情節為例。英國艦隊長期游弋海上,給養不得不取自陸地,上岸抄掠中國鄉村的事發生過多起。琦善奉命撫夷以後,曾為英軍解決給養以示羈糜。但給養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極重視倫理和體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還根本沒有認輸投降只不過改剿為撫之時,以爵閣部堂之尊放為欽差大臣的琦善做出這等丟盡臉面的事,是絕對沒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婦,也是由佔領軍自行組織慰勞自己的軍隊的;德軍佔領法國,美軍佔領日本,當地妓女也是通過商業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著所謂的「穿鼻草約」這個把柄,就得革職拿問。
蓉兒沉海的情節也同樣令人難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開判處並公開執行的死刑,就不是無法無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對判處死刑極為慎重,三審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麼用「誤國賤女」這種不見於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說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為欽差大臣有專殺之威,也不會採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沒有這麼羅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於該片導演的審美意識裡。
(五)姚懷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國艦隊到達定海,要求守軍投降。定海縣令姚懷祥表示清軍根本不是對手,但還是決心抵抗到底。
用不了多少時間,英艦的大炮就解決了定海水師,總兵張朝發重傷撤退。失去防護的定海軍民紛紛逃散,英軍毫無傷亡地佔領了這座空城。姚懷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壯回來增援,見大勢已去,遂跳進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殺。
看來這種平樸沉重的史實不合導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羅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揚民族精神的宣傳大綱。於是,在電影中,英軍用大炮攻克定海變成了炮台或城樓上的肉搏,跳水池變成姚縣令向北叩首然後橫劍自刎,而目睹這一悲壯之舉的英軍個個面無人色……。
如果說從電影開頭一直到姚懷祥之死的一系列編造還可以用該片導演個人的藝術癖好來開脫,那麼姚懷祥自殺後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稱之為有意為之的欺騙宣傳了。這段字幕說:姚懷祥是在鴉片戰爭中自殺的第一個大清官員,在整個鴉片戰爭中有三百多名官員自殺殉職,而無一人投降!
不知《鴉片戰爭》的編導們自己有沒有勇氣承認,他們實在是在玩一場拼接術。不錯,是「無一投降」。這是因為大清的官員戰將望風而潰,還沒等打什麼硬仗,就沒命地逃到安全的後方去了。將「無一投降」與清軍兵敗如山倒的戰爭格局割裂開,再巧妙地與一場虛構的肉搏戰、一個改頭換面的壯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為渲染出這樣一個形象:鴉片戰爭是一場英勇無比的地獄之戰,弱小民族以大無畏的勇氣,把武器精良的強敵埋葬在血肉長城中。
鴉片戰爭中清軍不是沒有英勇戰鬥的表現,比如一年之後的第二次定海之戰,葛雲飛等三總兵戰死沙場。但更普遍的是吳淞、廈門之戰這種主帥棄職先逃、士兵跟著一哄而散的戰事,而且越是到戰爭的後期,在清軍對英軍的戰鬥力所知越多之後,這種不戰而潰的情況就越頻繁。當英軍危脅揚州時候,這個積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縉紳,決定還是出錢買命為好。
這算不算是一種投降行為呢?再說,即使投降了,又怎麼樣呢?在絕無勝算的情況下,開城出降還是人盡為戰,哪一種選擇更負責?這本是一個超越國籍和超越時代的爭論,我們今天只能說,應由每一地的人民和軍人、官吏,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形作出抉擇。但《鴉片戰爭》導演緊跟當局自「整風」「審干」之後鑄就的意識形態,自然要把投降視為罪惡,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當歷史人物沒有表現出該片導演需要的「武器落後還拚死血戰」的品質時,他就乾脆不拍!所以「謝版鴉片戰爭」到琦善革職就戛然而止,儘管這以後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戰爭打到底;奕山、奕經兩將軍又打了一年零八個月的仗(佔整個鴉片戰爭時間的三分之二),鴉片戰爭的大部分重要戰事都發生這後一階段。謝晉快刀斬亂麻,把這些丟盔御甲不給中國人長臉的事一筆勾銷——不過他倒底還不便把1841年的定海之戰移到1840年來,所以只好在姚懷祥之死的細節上作手腳。
(六) 關天培之死
關天培以相當於軍區司令的高級軍階而戰死在火線,在鴉片戰爭遭到慘敗之後,就特別為時人所樂道。各種記載中關天培戰死的情形頗有參差,傳奇色彩也極濃,如:
「關天培……死守虎門,請援不應,老僕勸退,關叱之去……炮台已陷,…關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
「關天培力竭,守禦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蓋去乎!…天培揮刀斫之,弁閃避,一彈當胸至,洞焉不倒。……夷見天培立如生,反駭而撲。……」
也有出自現場英國軍官的記述:
虎門戰後次日,關天培的家僕孫長慶,打著一面白旗來到英軍佔領的亞娘鞋山,請求運走關的屍體。鑒於日前英軍已指揮俘虜將屍體全部就地掩埋,不得不把許多屍體又重新挖掘出來,由孫長慶一一辨識。當悲痛失聲的老僕將屍體帶走的時候,碇泊近旁的伯蘭漢號軍艦指揮官,命令艦上小炮鳴放禮炮,「對一個勇敢的仇敵表示尊敬」。清楚完整,也很生動。
在電影中,史實清楚的「收屍」情節完全沒有採用,而「英國軍人看到關天培洞焉不倒的屍體反駭而撲」這樣的拔高和醜化,則進一步渲染為:
關天培坐在炮身上,向登上炮台的英軍勾勾手指頭,口稱「來呀來呀」(這個鏡頭大概出自擅拍金庸小說改編電影的香港導演之手),說著扣翻火盆,將事先堆放在大炮周圍的一桶桶火藥(不知攻堅戰中關天培哪來得這份功夫)炸響,關天培與英軍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是技不如人的戰士最壯烈最有價值的死法。當再沒有別的什麼戰術戰法可以誇口時,中國的藝術家們就只好讓我們的民族英雄一而再再而三地與敵同歸於盡,《林則徐》如此,《董存瑞》如此,《上甘嶺》如此,直到趕在《鴉片戰爭》頭裡大大地弘揚了一番藏族人民熱愛中華民族感情的《紅河谷》也是如此,而如謝晉這樣正在「創造新的巔峰,也可能是中國電影的巔峰」中國頭號大師,也不嫌重複地再來一遍。大約是還怕觀眾對這種血肉長城的戰術的威力理解不夠,轟地一響之後,導演又安排義律在軍艦上慨歎曰:「有這種氣概的民族是世界上任何炮艦也打不垮的!」
「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一位與洋務派論戰、到最後不得不靠裝病撤退的大學士倭仁唱過的這個高調,已被世人笑罵了近百年,不料在二十世紀末的上海,又得著謝晉這樣一位知己。
(七) 韓肇慶之死
影片中的水師副統領韓肇慶生的齷齪,死的光榮,體現了滿清官員「愛大清也愛銀子」的原理。根據這個讓人茅塞頓開的原理,編導先是讓林大人把鄧廷楨、關天培的受賄案證據銷毀,從而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形成了禁煙的統一戰線;接著讓披枷帶刑的韓肇慶,在最後的關頭,不計個人得失恩怨主動請戰,從炮台上踴身躍下,嗷嗷叫著衝向英軍——朴刀起處,蝟毛繞嘴的侵略者紛紛倒地(這個大鴉片鬼能力戰許久,大概是在請戰以前過足了癮)。一名「貪贓枉法、證據確鑿,不死不足以平民憤」的惡棍的靈魂於是得到昇華。
大清的官員因為腐敗丟了天下;國民黨的官員因腐敗丟了大陸;今天,共產黨對自己一整批不時用公款「為了革命」而放鬆放鬆的大小貪官正無計可施——也可以說,正緊握槍桿筆桿,站在貪官一方,令遭到盤剝與欺壓的百姓哀告無門。貪與反貪不僅在八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就是今天和明天,也依舊是這個一黨專制的國家繃得最緊的一根弦。在這樣關鍵的時候,電影編導挺身出來,通過自己的編造,對各個能量級的貪官們表現出寬諒與厚愛,兼為他們指出高揚民族大義、英勇反帝之生路,使得貪官們心領神會地團結在領導周圍,不僅吮吸民脂民膏的劣跡風吹無痕,還可建功立業,青史留名,究竟出於何種用心?
(八)高潮:林則徐和琦善預言未來
編導的又一得意之筆:蒼涼的海灘上,林則徐為琦善送行。這是編導安排的電影中兩個人第二次見面:第一次,琦善作為欽差到廣東,與摘了頂子的林則徐開會,就剿撫問題唇槍舌戰;這一次,林則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鎖拿進京。琦善說:你我雖都遭慘敗,你或許名垂千古,我將身敗名裂。林則徐說:虎門一戰,前景可知,中華怕要進入漫漫長夜無路可行。
這兩次會面可以說都於史無征,但在《鴉片戰爭》裡卻成為必需。林則徐和琦善的對面相逢,也就是林則徐路線和琦善路線的碰撞,其他人物情節都帖附在這林/琦二元對立之龍骨上。等到林路線和琦路線都慘敗之後,編導似乎認為鴉片戰爭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南京條約簽訂(用旁白說明),道光告廟,劇終。
三十六年前,電影《林則徐》把鴉片戰爭的歷史濃縮為琦善和林則徐兩條路線的鬥爭,道光依違於兩造之間;《鴉片戰爭》依舊把歷史濃縮為琦善和林則徐方略分歧,道光依違於兩造之間。只不過《林則徐》把剿定義為忠,把撫定義為奸,而《鴉片戰爭》把兩者都定義為動機良好的策略。《林則徐》裡邊是三元裡義民為代表的人民戰爭代替了官方抗戰,《鴉片戰爭》適應流行觀念,人民的代表變為妓女,妓女抗爭由於組織紀律性不強,自作主張壞了大事,被果斷地鎮壓了。
作為一部人物傳記片,《林則徐》路線鬥爭式的情節處理理所當然。可是準備「高屋建瓴地用現代歷史觀念來展示一百多年前的這場悲劇」、「客觀公正地詮釋那段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濃度上遠遠超過它(《林則徐》),從而使影片在內在力度飛躍幾個檔次,震撼中國,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詩式的巨製《鴉片戰爭》,如此圖示化就說不過去了。
《林則徐》強調林大人勤政愛民、對外強硬,本有歷史根據,還被認為有「高大全」之嫌;《鴉片戰爭》的編導讓林則徐預感到中華民族的黑暗時代的到來——先不說究竟什麼算是中國的黑暗時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閉腐朽,還是被外人硬敲開門的割地賠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專制之實的統治——只先順著導演的思路認定1840年以後就算進入了黑暗、1949年才迎來了光明,這拔高就更離譜了。歷史上的林則徐調到浙江協辦海防時仍是氣勢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繞了一大圈回到福建,還認為把洋鬼子趕出中國就上上大吉。林則徐的真實思想當然有局限性,可是這種局限不正是林則徐本人和中華民族的悲劇所在、也正是我們要深自反省的嗎?但是編導卻懶得、或者是沒有能力讓事實說話,他們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時代」、「井底之蛙」一類宣示性的語言來表達「必須改革開放」之類的空泛概念,顧不上這種語言與角色的時代,包括角色本人離得有多遠了。
(九) 結尾
電影的結尾,悲愴的音樂響起,字幕打出「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條約時代」,下面是從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條約的名字;然後是:「一百五十年後,中國收回了香港。」
這是該片導演為全片打上的句號,是他苦幹兩年要說的最要緊的話。
鴉片戰爭的全部災難就是割了香港嗎?換句話說,收回了香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災難歷史就劃上句號了嗎?也許對該片導演來說,一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如今,中國不僅有了鐵甲炮艦,還了有原子彈,還有了頭號列強都沒有的三峽工程,中國人民無疑「已經站起來了」。官方的《人民日報》在對《鴉片戰爭》進行報導時,不是也用「頭號黑體字」特別強調「一個民族只有興盛強大時,才敢於正視自己那段最屈辱的歷史」了嗎?然而字號再大、篇幅再長、用語再鏗鏘,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國民平均教育水準等一系列統計面前,說中國今天不屬尚待發展的第三世界國家吧?
幾個不平等條約就是「條約時代」的全部內涵嗎?這就得提醒導演,我們今天不仍在努力進入關貿總協定等契約之中嗎?就算依電影所說「條約時代到來」,僅指從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國割地賠款的條約,但今天已經明白知道的是,將這一時代與中國之前之後的「鎖國時代」、「聖喻時代」、「逐鹿時代」乃至「紅頭文件時代」相比,給中國的國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損害,並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鴉片戰爭的賠款,咸豐帝雖感手緊,庫裡總還剩了幾兩銀子。剿平了太平天國,天朝的財政才從黑字變成了紅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挖去了大批的銀子,可誰又說得清一次投入160萬兵力的「蔣馮閻大戰」、先後投入150萬兵力的「中央蘇區圍剿反圍剿」拉鋸戰、以及雙方投入800萬兵力、時間長達四年的「解放戰爭」花了多少錢呢?除了打仗,海軍軍費變成了頤和園的石舫、抗日的美援變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國的不動產,以及一個接一個開支浩大的錯誤決策工程,這些有中國特色的耗費都是條約的後果嗎?都是香港回歸所能了結的嗎?
(十) 導演謝晉
七月中旬,在回歸慶典和《鴉片戰爭》首輪公演兩周之後,作為宣傳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中央電視台對該片及時作後續報導。在摒除了可能搗亂的歷史學家後,十多位觀眾和電影藝術研究人員交口稱讚影片《鴉片戰爭》「讓我們瞭解了那段曲辱的歷史」,並受到預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謝晉拍攝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滿地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責任和黨交給他的任務。
謝晉執導生涯中風頭最健的時期,恰好重迭於全部「新中國」文化統制: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風,批《武訓傳》,反右……直到清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對一部又一部國產新片的勒令禁演。無論在哪個階段,謝都有佳作問世——他可以拿到執導權;他的電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榮獲獎);在當局管制與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時候,他可以打「擦邊球」;到了依舊文禁森嚴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的鄧時代,他更是如魚得水,又姓社又姓資。
隨著歲月流逝,在經過了從《紅色娘子軍》到《高山下的花環》等一系列「正反兩方面的教訓」之後,這位有才華、有熱情、有號召力、也極有心機的「黨的好幫手」(全國政協委員們的自稱),早已練成當代中國文藝界一隻敏感度最高的資深政治風向雞。
這一回,他看準了1997年7月1日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決定像斯通、斯皮爾伯格等人一樣「拍電影講政治」。對此,除了抽像的「藝術家要有赤子之心……對民族充滿責任感、憂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對這場戰爭、這段歷史的見解上,則不能任人「把一個偉大的文明置於極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揚一股民族的正氣」,這是因為,我們已是「一個興盛強大的民族」,已能夠壯起膽來「正視自己那段屈辱的歷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歸的巨大藝術工程」。
這是精神。底下的算盤是:「要不是97香港回歸,我們不會拍《鴉片戰爭》。電影要賠錢,公司要破產。97這個日子給我們省了500萬美元廣告費。」。對於執政黨狹隘霸道的文化政策從不見有任何建言的全國政協委員謝晉,突然記起了自己所具有的政治身份可佔便宜之處,打算在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作《迎接香港回歸的巨大藝術工程》的發言。由於「連續幾屆大會,謝晉都沒有在大會上發言。這次,謝晉決定發言」,令秘書處措手不及。據報道後來是看在「謝晉一臉孩子氣」,「謝晉的拗勁」的份上,該處最後還是打破原程序作了安排。會後,《鴉片戰爭》的新聞發佈會在人民大會堂雲南廳召開,出席發佈會的有:雷潔瓊、陳錫聯、洪學智、經叔平、鄧樸方……。在求見這些要人或者向他們求一幅題字可以明碼標價的當今中國,謝委員的這個新聞發佈會不僅省下一大筆場租,也當場拍出了集資的信譽擔保。不錯,《鴉片戰爭》聽起來是民間集資,但集資之完成是由當時仍在任上的四川省省長肖秧出面,「召來了成都匯通城市合作銀行總經理,面授機宜」……。對於身在草莽(商業化的文化市場)而心存魏闕的海派文人之精明的政治眼與生意眼,能不服嗎?「天才就是抓住機遇的能力,更何況是香港回歸。」
遺憾的是藝術不能只靠門檻精[2]2。
謝晉恐怕不會不明白,一部電影,如果「從一開始就牽動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得到政府各有關部門的重視與支持」,被上至總書記中宣部長,下至市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以及成串的中官小官,在中南海或其他老百姓只能從數仞宮牆外邊看看的地方接見,以示重視與支持,那是要拿出些什麼來交換的,比方說,思想獨立——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甚至已經成了《鴉片戰爭》的製片之一。
謝晉曾說,「我們要是有2000萬美元的投資,有一個好劇本,也可以拍出像《辛格勒名單》那樣十足現實主義的影片」;承認拍《鴉片戰爭》,是「接受了《辛格勒名單》的靈感」。有趣的是,即使在拍片的時候,他也不忘時時溫習當今關於「輿論導向」的指示,(為他拍攝該片作歷史性記載的人民日報記者寫道:「我意外地發現,在他隨身帶的帆布包裡,除了酒之外,還有一張刊登著江澤民總書記視察人民日報講話的報紙,他已經看了好幾遍。」)這可能正是今日中國政治大片的「社會主義特色」。於是,觀眾看到的《鴉片戰爭》,既要維持歷史片的形式以獲取「歷史」的說服力,又要借歷史的人物故事承載謝晉的(也即他所正確領會的黨的)觀念和教喻。那百年前的人物故事若是好用,就拿來用;不好用,不去理它;不夠的時候就放開膽子編。所以,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鴉片戰爭》無法「擔當起全面公正審視歷史」的重任。與中國今天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統領下的新聞、出版、文學、戲劇……一樣,它不過是以「歷史」為包裝的宣傳,不過錢花得多些、場面熱鬧些而已。 
解放思想禁錮,使得不僅71歲、得以與書記們首長們搭上話的謝晉,也讓那些沒門子或不屑鑽門子的、有著獨立見解和獨立風格的生機勃勃的年輕人,在法律的保護下,放手去想、去寫、去拍,以中國文化之悠久、所經受苦難之漫漫、包括今天豐富的現實,還愁沒有好作品嗎?□




[1] 文中引號中導演和他的工作班子的原話,引自郭偉成著《沉淪與覺醒——從鴉片戰爭到<鴉片戰爭>》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7年5月
[2] 完稿之際,又見有該片編劇發表的「嘔心瀝血」拍大片的記述,談到該片怎麼四次將稿送審(從中央到上海),怎麼每次都有具體的上百條的修改意見,參與者怎麼苦不堪言,有著怎麼樣的難言之隱……最後大家敬愛的「謝導」怎麼發了大脾氣:「難道我是賣國主義嗎!?」 讀畢該文,同在文化專制欺壓下的同情雖然也難免稍稍生出,但總的感覺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正如北京圈子裡同人所說:不是要趕時髦、撈政治資本麼?那還能要臉嗎?



《中華英烈》與一九八六




                            ·戴晴·

  「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題目,」看到的人都會說,「一本刊物跟一個年號怎麼
『與』起來了?」是這樣。但《中華英烈》與一九八六是不可分的。這倒不是因為
這是她創刊的一年,而在於,不談一九八六而光說《中華英烈》就不帶勁。

  很難說後世的中國史學家會怎麼看待一九八六。一九八六這四個字,會不會如
一八四○、一九一一、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六那樣,深深融進中國的歷史
與中國人的記憶。親身經歷過一九八六年的人,有誰會忘記它是怎樣地令人鼓舞、
振奮、緊迫、張惶、惱怒、惴惴不安與茫然不知所措呢?

  這當然都屬於同樣在一九八六年特別時興的「三論」所研究的課題之列。「三
論」在忽地一下子開了門的中國學界已經時興到如此程度:如果有誰纂出一篇千字
文而不來幾串信息基質、數論對策、內環境穩定場等等,就有被同人斥為老背晦的
危險——雖然只有「三論」而沒有計算機為伴,就算作者與讀者同入五里雲霧中,
依然有點過洋癮之嫌。

  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出現了《中華英烈》——

  當不僅責任田、時裝攤、副食鋪、旅館、化肥廠……連鋼鐵企業乃至鐵路都有
可能承包的時候;

  當愛慕孔方先生之風從沿海北漸,弄得將右手三個指頭撮在一起輕捻,同時神
秘地眨著眼睛,已經成了時髦的中國人標準手勢的時候;

  當居於領先地位的大、中、小型刊物的作者與編者已經不耐煩再說什麼夫妻之
愛、情侶之愛——這在八年前對中國人說來還是那樣新鮮,只要想想《愛情的位置》
那種小說在當時引起的轟動——而孜孜於陽萎、盜嫂、畸型戀、不開化戀與早戀…
…

  中國人在以就某種層次而言,連四十年代末都從未有過的速度改變著周圍,改
變著自己。誰也幫不上誰,誰也不想幫誰或者讓別人幫。跟不上的人只有目瞪口呆
的份,哪怕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同一張床上睡覺,或者受制於同樣的染色體。

  《中華英烈》出現在這時。

  我知道,心理學家能舉出無數實例論及「極致」對正常欣賞趣味的損害,論及
強制性勸導將誘發出的逆反心理。如果說,幾乎動員起全套最優秀演出與編導班底
的《中國革命之歌》,要靠共青團請客學生才去看,而《白髮魔女》卻在家家電影
院賣到最高票額,是一九八六年中國的一大悲劇的話,那麼製造悲劇的那隻手,徹
底倒掉了中國人的胃口的,恰恰是以那一整批油光水滑、容光煥發、從頭髮到腳趾
無一絲毛病、從生下來到死掉沒一毫差錯的樣板們為代表的高大形象。當相聲演員
已經用戰士的犧牲來作笑料——混身打得跟蜂窩煤似的:「班長,這是我最後的黨
費」,而觀眾也真的咧著嘴哈哈大笑起來,此時的中國人與半個世紀前沾著夏瑜的
血治肺病的老栓小栓們已沒了多大區別,誰造成的?

  《中華英烈》正出在這時。

  曾與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與氫彈之父特勒親密共事的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也即
我們通常所謂的標準資產階級學者戴森,懷著純真的欽敬與友愛,回想起他少年時
候同為富裕家庭出生、才華出眾、通體詩人氣質,卻獻身於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事業
的朋友:

  弗蘭克是作為英國的聯絡官,與保加利亞抵抗運動取得聯繫,一九四四年被空
投到德國佔領的南斯拉夫。

  半年之後:

  六月十日左右,在利特科沃的假審判之後,弗蘭克·湯普森少校就被處死了。
他大約被關了十天。和他一起被處死的有另外四名官員:一名美國人、一名塞爾維
亞人和兩名保加利亞人。還有八名別的犯人。

  在村公所裡,很匆忙地舉行了一次公開的「審判」。村公所裡擠滿了旁觀者。
目擊者看見弗蘭克背靠柱子坐著,在用煙斗抽煙,當問到他的時候,他操著一口地
道的保加利亞語,根本不需要翻譯,這使每個人都感到驚奇。他被問道:「你是英
國人,憑什麼權力到我們國家來發動反對我們的戰爭?」弗蘭克少校答道,「我來
到這裡是因為這次戰爭的規模遠遠超出了一國反對另一國的鬥爭。現在世界上最大
的事情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你難道不知道持你這種觀點的人是要槍斃的?
」「我已準備為自由而獻身,有保加利亞的愛國者和我一起獻身,我感到自豪。」
……

  就我而言,這是少數的、看過一遍就再也忘不掉的文字之一。捫心自問,之所
以如此為它所激動,恐怕主要因為某些高尚純淨的情操,某些因為常被無恥之徒掛
在嘴邊而失了光澤的聖潔的理想,某些為官場劣跡所浸染,弄到連自己都懷疑起來
的原則,終因在一個不同膚色、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經歷、不同的世界
觀與不同的行為準則的人身上得到共鳴而格外明亮起來。我不信中國人會被深深的
苦難與淺薄的福利所麻痺,會打算忘掉聞一多的無畏、忘掉李大釗的從容、忘掉陳
毅的磊落、忘掉差不多一文不名的堯茂書隻身跳進漩渦向長江挑戰的豪邁。

  《中華英烈》於是在此時出現。

  已故的周恩來總理說過:「如果我寫一本書,我就要寫我犯過的錯誤。」這句
話不知說於何時,也不知有沒有特指,當然更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考據出在這之前或
是之後,他是否受到過這個念頭的鼓舞與折磨。可以告慰的是,也許,他想做的事,
在他溘然長逝之後,由他的繼任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九七八年以來,全國的知
識界與准知識界,無論是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八
十歲還是九十歲,無論是受過打擊還是打擊過別人的人,都懷著難於言喻的酸甜苦
辣,注視著一張張發黃的紙頭從卷宗裡抽出,化作家人重聚的熱淚和對不復再來的
歲月的歎息。當二十八歲的司機在追悼會上吃驚地望著「胡風同志」的橫標,怎麼
也不能使自己相信這接受祭奠的主人就是「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陰謀家的時候,
中國人其實都已經知道,繁榮強大的中國,離不開聰明熱忱的人民;而聰明熱忱的
人民是一定要瞭解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歷史的真實的——用數學的語言,後者是前者
的完全必要條件,歷史與現實不容它有絲毫的因循。

  於是,有了《中華英烈》。

  《中華英烈》得以在一九八六年這樣的時代問世,是因為我與我的同志者始終
信守著的是,熱血與正氣從來不曾也永遠不會在中國人身上泯滅。我們不打算只是
嘖嘖讚歎索爾茲伯裡的《長征》。我們不信,中國的事,包括我們自己父兄的事,
只能由或將繼續只由與中國文化如此隔膜、對中國風情如此陌生、甚至連中文都不
懂的人來寫。我們不信感動讀者的只有被窩裡的喁喁私話。健全與健康的人一定更
為它所激勵——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進程。

  這就是一九八六年出世的《中華英烈》。

 
      
 



從小書到大書 從大書到小書




                         ——讀《永玉三記》

                          ·戴晴·


  人類世界真是難於捉摸。

  外星人或是天上的眾神看我們——看這個被五分之一氧和五分之四氮包裹著的
大圓球上熙來攘往的胎生哺乳雙足無毛動物,和我們看螞蟻搬家或是蝗蟲過境可能
沒什麼兩樣。我們在螞蟻和蝗蟲裡找不到待衛長和排頭兵,他們在這數十億芸芸眾
生裡也一定分辨不出成吉思汗、愷撒、瓦特和愛因斯坦,更不知道當這個或那個出
類拔萃的小人兒,在他們的機體把碳水化合物變成紅血球可以攜帶的養分,又在大
腦皮層的左側顳葉或中央前回流竄一通之後,會出現怎樣改動教科書和地圖的推理、
假說、雄圖、偉業。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終將失去鎖鏈,得到整個世界;列寧則以
為這一勝利可以首先在一國和多國取得;毛澤東更制定出了如果這個國家並沒有很
多大工業和產業工人,十之八九都是窮得叮響的小生產者的時候,就應該採取農村
包圍城市的戰略才最對路。他們想了,說了,寫出來,領著別人做並且成功。以後,
在東半球的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年輕的、飄著紅旗的、蔑視一切不平等
條約的國家。但是,誰能想到,也就在這裡,卻又出現了種種反常:既有下野的皇
帝誠惶誠恐地懺悔;昔日的戰犯能改造成古道熱腸的友好使者;又有功勳卓著的元
帥卻棄置在無人問津的山溝溝……!

  這兒有過「五·四」,也有過「四·五」,有過「一·二九」,也有過「八·
一八」;真是世事紛紜。有些也許本可刷新一代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的運動,卻像
在大象身上輕搔幾下,沒有能一下子避免和改變一些反常現象。這個慣聽《七俠五
義》和《封神榜》,看夠《秦香蓮》和《楊家將》的民族,雖然造出了導彈和衛星,
消滅了娼妓,還奪回一大堆金牌,但在意念上、在感知上,總象多點什麼又缺點什
麼……就像邪火還未退盡就用上了十全大補;就像一個心急的油漆匠,基底還未干
透、表面也沒砂光,就急遽地挑著最光鮮的顏色往上抹……這是怎樣的國土呢?她
建樹著又破壞著、創造著又束縛著、培育著又戕害著……是不是造物在這塊土地上
潑下的珍奇(人,資源)太濫、太慷慨,才暴殄得這樣不經心?但無可搖撼地存在著,
在兵燹、瘟疫、災荒、錯誤路線下都咬牙挺住,看看瀕臨絕境又奇跡般地起死回生
的,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的民族潛在的勢能。

  乾隆向服游江南返。聞一畫人以此為題畫之不休,召之來問曰:「聯游聯的,
你嚷什麼?」畫人曰:「靠皇上賞飯吃。」乾隆曰:「好!了做我的太監吧!」

  伯樂破行,少壯見問安。「夫子何為哉?」答曰:「相馬所致。」問曰:「相
馬夫子之道,何淒楚若是?」曰:「相一良馬。」問曰:「良馬豈不佳乎?」答曰:
「佳固佳,一牽上台階,即狠狠給老子幾腳!」

  畫家出生的時候,黃埔軍校已經開學。他無由刺殺巡撫,也不必為倒袁亡命國
外。天下動亂的當兒,他正在長身體、打根基、閱歷人世、拜師交遊;祖國安定了,
他的盛年開始了。

  並非「正經寫書的」黃永玉、蜷伏罐中,將他在有窗和沒窗的房子裡,或「無
聊煩悶之餘」,或「興致」之所至,「瞎編」出來的好幾百篇感喟——對桌椅、對
蟲豸、對跛行的伯樂、對失鱗的龍——增補刪削、加畫、付印,又照出了這你與我
都生於斯、混跡於斯、啜於斯的世間的什麼呢?我是個不甚懂畫、卻每有畫展總想
去碰碰運氣的人。畢加索也好,傅抱石也好,星星們也好,在我心中並沒有那麼分
明的、從別人那兒躉來的優劣高下的定見。我只希望有那麼一個場面、一個身姿、
一個眼神,甚至一片色彩、一根線條,能使我陡地感到些什麼或回想起什麼。我也
許會開心地大笑,也許會很難過,也許會癢癢地想說什麼又說不出,只願不會走出
展廳什麼也留不下。

  記得大約十年前,作為前紅衛兵,在「以鮮血和生命」正經八板地關心了一番
國家大事之後,正不知是冷漠還是熱切地等著看這齣戲怎麼收場,況且,那時候人
們正壓著咚咚的心跳,私下傳著一幅據說專門回答這個問題的寶光寺的對聯:

  世外人法無定法從此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就在這時,在美術館偏廳的黑畫展上,我見到了那只無與倫比的貓頭鷹。畫幅
不大,掛得也很偏,我卻木在那兒好一陣子。接著,現在想想實在傻氣的是,突然
轉身跑掉,跑到動物園——鐵籠裡那隻鳥兒真夠捧場的,正像畫中它的同類一模一
樣地用一隻大圓眼睛視而不見地瞪著我。這實在令人悚然。記得當時腦子裡好像飛
快地閃過無數念頭,譬如拍張照片貼在畫展的批判詞下邊或寄一張給王曼恬等等,
但這些當然都沒有做。不過,這就足夠了,作者與讀者,無論是作文,還是作畫、
作詩、作曲……重要的是,我們足踏在同一塊土地上,呼吸著污染程度差不多的空
氣,大家上街都擠公共汽車,買東西都挨售貨員的白眼。我們都熱愛過、奉獻過、
期待過,被無端咬一口、踢一腳、撂個跟頭,爬起來舔舔傷再去熱愛、奉獻、期待
……像他的先輩沈先生一樣,畫家扔下他的小書,離開夢牽魂縈的故鄉,跑出去,
跑向遼闊的天地,去翻閱社會人生這一本大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四十年過去了,這是一本有著那麼多甘美清醇,又著實苦澀難嚥的東西。但成長
而且強健起來的作者顯然有比他的表叔更結實的腸胃和執拗的脾氣。他不動聲色地
嚼,嚼,嚼,也許崩碎過牙齒,也許劃傷過食道,但他不但啃下了,還將這一本大
書,又縮成三冊雖然可以放在案頭枕邊,卻沉甸甸地壓在讀者的思索上的小書。魯
迅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初初看去,《
三記》令人捧腹,但這顯然不是卜勞恩式的。卜勞恩讓人笑得像一匹在草地上打滾
的小馬;《三記》的妙處卻在牽著你一層一層想個不住。你也許會笑,也許咧著的
嘴還沒合上,眉頭已經打皺,直覺得一股酸澀翻上心口。

  一猴自萬牲園逸出返歸出貯存巖,群猴圍而搜之曰:「奇哉,竟無虱,恐非族
類!」猴聞之懼然,哀告曰:「無虱非余所願,人使之然也。借數顆以資繁殖可乎?
」眾皆曰:「不可」

  桌子有點不穩,連找原因的膽量都沒有麼?不致於一味因四條腿就自慚形穢了
三條腿的鼎,最後為了看齊,竟搞得自己什麼也不是吧!一心嚮往與同族歡聚的猴
子逃出萬牲園的時候,怎麼也沒料到會因為身上少只虱子而被視為異類從而加以冷
冷的排斥的吧。對緊箍咒上癮是有科學依據的,屬於深刺激在大腦皮層上的殘留。
對大聖的「不時敲打敲打」已由心理層次進入生理層次。

  沒有鮮麗的羽與悅耳的歌,而且只在不為人知的黑夜裡賣力氣幹活的鴟,是無
由榮享小籠子、小簾子、小食盆,並且跟著說一聲「老韓好人」的。還好,只有鴨
子才勸他著書立說。

  害肝病(或稱全無心肝)的畫家的貪婪無恥,令人不寒而慄,而且這一切會發生
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龍的卜知埋在黑墨中的心機,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作者在
這裡不忍了。生活中的結局往往這樣:「……(畫家)攜酒於海濱召龍,龍哪裡會設
防,至而笑曰:『只鱗片甲,何勞君恂恂殷殷至此。』」三巡過,陳屍沙灘,昔日
五色斑斕鱗,陡然間變作青灰,畫家拈起一片,反覆詰研掌中,頹然擲地,以足兒
踐曰:『早知如此……』」

  …………

  鴟夜除鼠。鴨勸基著韋書立說,或回憶錄,或公開日記以偉後世。鴟曰:「得
矣!我不出一聲已挨罵千年,白紙黑字,那還了得」

  為《三記》,無論寫什麼,評也好,感也好,介紹也好,無疑是極不智的。這
是一部只存在於你和作者之間,甚至一旦得到了,就只屬於你個人所有的、流動於
你各個神經末梢的,具有物質性卻又無形無態的一種感知。就像波、就像能、就像
萬有引力。無需別人插手。但這確應是給孩子們看的書。它的純樸、深邃,它透剔
的理趣和活潑潑的直覺,它毫無雕琢地直抒胸臆,即使在「正經寫書」人的浩繁卷
帙中,不也顯得那麼寥寥麼?孩子們那愛美的真率的心會與作者相通。說不定若干
年之後,面對著「×處長」或是「×主任」的暴怒,那讀過《三記》的孩子會高興
地想:

  「蚊子這傢伙真是斗膽……」

                                      一九八四、十、北京


      
 



與黨保持一致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晴

    1949年之後的中國有一句最常用的話,叫做「與黨保持一致」,說得具體一點,
就是「個人服從集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雖然信奉「君子不黨」者
會感到無法忍受。但如果一批人好的是「團結就是力量」,願意結黨一致行動,局
外人倒也不必苛責。問題是,中國是一個一黨專制、黨內獨裁的國家,「與黨保持
一致」這一原則,就像金角大王的幌金繩一樣伸縮由心:那保持一致的範圍,可擴
大到全體公民;而保持一致的對象,又可換為黨內某個人或某個利益集團,特別在
所謂「具有偉大的政治意義」的事情上。

    三峽工程是這一原則伸縮變化的典型。對這項會造成環境和社會災難的工程,
敢於不與「偉大領袖」保持一致的,在50年代只有李銳等數人(他們也已為此付出
了幾十年遭整肅的代價);到80年代,在「改革與思想解放」的鼓舞下,出來表述
自己意見的已是整整一批人,領頭的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鼓舞」
二字,也就是說,一旦來自黨的鼓舞消失,在黨性範圍內有限自由動作的人也就縮
了回去。記得89年鎮壓之後,原先義正詞嚴地向三峽工程主管人發問的反對派核心
人物之一林華(老共產黨員,原國家經委副主任)立刻不再出聲。理由是「黨已經
作出了決定。」

    那麼,在曾經由黨決策的工程就要對我們岌岌可危的生存環境發生不可逆轉影
響時,要不要、又如何與黨保持一致呢?

    我們都知道,在毛澤東50年代想給神女一個驚喜的時候,大家腦子裡還沒有諸
如崩塌、污染、物種滅絕等概念。到八十年代重提三峽工程的時候,這種「改天換
地」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已經擺到絕對不容忽視的地位。當時受委託進行可行性研究
的三大重鎮:國家經委、國家計委、中國科學院給出的結論,都是負面的。科學院
《生態與環境影響的論證報告》更是以科學家的誠實道出「三峽工程對生態與環境
的影響是弊遠大於利。就生態與環境方面而言,工程興建所付出的代價巨大」這樣
的結論。

    正因為有如此強大的反對聲音,國務院才在1989年春天作出「五年之內不提三
峽工程」的決定。不料「六四」坦克一過,對三峽工程的不同意見也歸於剿滅之列,
「早上快上」呼聲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推動下再起。原先的可行性結論顯得太不「與
黨保持一致」,工程承建者水利部攬過了對可行性重新研究、重新結論的權力,表
面上邀請科學院重新作過,最後偷梁換柱地給出了「利大於弊」的相反結論。從那
時起直到兩年前國務院換屆,對三峽工程的批評(包括對事實的披露),已消聲匿
跡。不僅政府的環保部門三緘其口,就連民間環保組織也自覺保持沉默——當然也
未見他們如當年錢學森「論證」糧食畝產那樣的支持緊跟。記得1997年前後,突然
一則《中國環境報》(英文電訊)的消息說,國務院環保局認為該工程對環境有很
大負面影響。境外大嘩,該部門立刻否認,並嚴辦了那名說漏了嘴的記者。

    但紙裡包不住火。由納稅人供養的政府官員並非個個尸位素餐,「與黨保持一
致」也可以擴展為與國家人民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終於,在三峽工程施工高峰期,
國家環保總局《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公報·2000》出台。在這份也是由政
府部門發佈的公報裡,出現了與「政治掛帥」(當然政治大帽子底下不妨盡情貪、
占、撈掛帥)者不同的聲音:

    「由於人為活動影響,庫區一些珍稀水禽已成為短暫停留的旅鳥」;

    「庫區農村能源短缺,薪炭林面積和薪柴量持續下降,水土流失嚴重」;

    「庫區崩塌、滑坡等地質災害增多,經濟損失較大」;

    「庫區船舶污染事故和傾倒垃圾行為時有發生,對江水造成的污染嚴重」;

    「庫區污染治理緩慢,特別是城市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建設嚴重滯後,幾
乎所有污水均直排長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大部分垃圾向長江傾倒或堆棄在江邊,
給大壩蓄水後的庫區水質帶來重大隱患。」

    此類見解並不陌生。十一年來署名和不署名的科學家、工程師一直沒有停止過
類似的、包括更為嚴重急切的呼籲;而且,平心而論,對政府環保職能部門而言,
這也是他們一貫的見解。監測公報的公佈,熟悉中國政治運作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到
要害:不是他們有了新的意見,而是他們一貫的意見被允許公開發佈了。這意味著
什麼?

    看來,一直一手遮天的三建委當局恐怕對這份公報再不能像對待外國環境組織
和國內的進言者那樣充耳不聞了吧?聞了之後怎麼樣呢——移民搬遷不到六分之一,
崩塌滑坡已經如此,後邊還怎麼移?每年數億噸的入庫垃圾(包括有毒的廢礦、醫
院)處理還是不處理,錢又從哪裡出?朱鎔基以總理身份過問三峽工程以來,每提
出一個問題:國際監理、文物、移民、貪污腐敗,靠工程撈名撈錢的主兒都軟磨硬
頂,這回,按照開發大西部(重慶一直宣稱自己屬於此列)資源環境領先的原則,
想對策吧!

    希望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此舉,預兆著  「與黨保持一致」的新氣象。

      
 



為什麼依舊討厭陳水扁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戴 晴
  

  大家都在等「5·20」這個日子。除了看這邊的強權如何給自己的大話收場,
也想看看爭選票的陳水扁和爭得了選票的陳水扁究竟「有種」還是沒種、究竟真誠
還是虛偽、究竟是政客還是政治家。

  就職演講很漂亮。可以說,這演講如果由宋楚喻或許信良來發表,也是大致如
此吧。那大體相同的言辭(和言辭後邊表達的深遠意義),如果出自前面兩位之口,
我這樣的大陸人可能會感到溫暖、會為之激動甚至自豪——因為世界上畢竟有一部
分歷2000年專制之苦的中國人通過和平與法制的路徑走向了民主社會,證明了中國
人不是天生的專制奴隸……但是,當這漂亮話從靠高喊台獨而一路拼打出來的陳水
扁之口發出,就讓人——確切地說,讓我這樣的中國人——相當不舒服。

  首先那句「各位親愛的海內外同胞」。不知這「同胞」裡有沒有我,看起來沒
有。而突然間我與《漢聲》、與《天下》、與慈濟功德會及高雄環保鬥士們就這麼
隔離了,很是不習慣也很難捨;接著陳總統提到的「前仆後繼無畏犧牲的民主前輩
們」,也不知有沒有殷海光、雷震,有沒有傅斯年、張君勱,有沒有黃炎培、羅隆
基。如果有人罵我別這麼小心眼,那麼當他提到「推動(台灣)民主改革」之光榮
的時候,為什麼只有「李登輝先生過去十二年主政期間卓越政績」,卻沒有了以專
制而結束專制、首開黨禁報禁的蔣經國?那潛台詞是不是將李登輝推上「台灣民主
之父」寶座墊底?

  總統接著冒出「台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接軌」論。我不知道他所謂的「本
土文化」是什麼,高山原住民文化?福建漳州泉州文化?荷據時期和日據時期的「
福爾摩沙」文化?反抗國民黨專制腐敗的「二二八」精神?讓我弄不明白的是,就
在此時此刻,用方塊漢字起草這篇演講稿、用閩腔國語演說的陳總統,從哪裡和從
什麼時候與華人文化斷了路?如此矯情,想撇清的又是什麼?

  再往下讀,那要撇的就不難發現了,原來「因為長期的隔離,使得雙方(大陸
人和台灣人)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是,現今中國人無日
無時不在與之抗爭的黨指揮槍、言論控制、四個堅持……都是我們志願的選擇和發
展,而在民主的征途上先走了一步的台灣只有客客氣氣地劃出「陽關道」與「獨木
橋」。好,既然如此,你就別再說什麼「華人社會的里程碑」,別再引用孔孟,因
為我們聽眾真是很難弄明白,當你把這叫做「中國人的智慧」的時候,指的是對方
還是也包括了你自己。

  如此表裡不一、如此前倨而後恭,從好的方面看似乎是在運用政治智慧、不輕
捋虎鬚,給台灣以安定平和,但高風亮節政治家的變通與委瑣政客的翻臉是有質的
區別的。「當不當中國人」成了陳水扁想怎麼翻就怎麼翻的一張牌,而翻的原則和
時機,只看權柄操作的需要。

  這「翻」沒法不讓人聯想起日本的「脫亞論」和「興亞論」。脫亞論把中國人、
朝鮮人、南洋人貶為劣等而它大日本卓然獨立;興亞論則一次次用來為掠奪鄰國制
造借口。兩論看來相抵牾,實互為表裡。陳水扁今天又玩起了這一手,大概是從恩
師×××郎(李登輝的日本名字)那裡繼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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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個父親




               ·戴 晴·

  我一直認為我沒有父親,而一個女孩子沒有父親是很殘酷的。現在,當他們一
一離開人世之後,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
——我的生父、養父、繼父,還有公爹。

  嚴格地說,我沒有叫過他們,沒有像別的女孩子一樣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帶
著全部的愛與信賴大聲地喊過「爸爸」——對生父可能喊過,但他離開的時候我還
不滿三歲,從小小的、細嫩的喉嚨裡呼出的「爸爸」二字,對他說來或許很愜意,
但對我說來可能完全是無意義的喃喃兒語。所以,嚴格地說,我從沒有叫過他們。

  葉劍英元帥,我原是遵奉著當時流行的風習,喊過他「葉爸爸」的。但大約在
我10歲的時候,他聽煩了:「爸爸就是爸爸,什麼葉不葉的。」從此,我也就隨
著他的親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當然,總是在不得不叫的時候,才吞著聲音含含糊
糊地喊一聲。而當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著某種優勢,且在優
勢之餘又有了點沾光的嫌疑的時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員長」或「副主席
」代之。到了他已經去世一週年,我寫悼念文章時,則只呼以「葉伯伯」,雖然我
一次也沒有這樣叫過他。

  對我的繼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時候,曾被他領著玩過,並不知那時
他和母親的關係。待他正式與母親結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學生。我一直強迫自己
去愛他、尊重他,但直到他離世,我們,他的親生的與非親生的孩子們,甚至包括
我的母親,對他都並不瞭解——直到我開始寫作,開始細細揣摩他們這一代人,這
些抱著純真的理想,於30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國知識人。但他對我的瞭解顯然
要早得多——當然是出於只有他那類人才具有的極單純的判斷。他離世前對母親說
:「小慶1有一顆金子的心……。」那時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採訪,這是在我已
經無法回應他的時候,媽媽才告訴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監獄裡的時候離世的。他一反中共黨內知識分子多年養就的克
制,在醫院對他報了病危之後,提出一定要見我一面。這在任何時候幾乎都是不可
能的,因為我那時是秦城的「未決政治犯」。但他以一名瀕死的人的權利,固執地
一再請求。這次,居然勝利了——他幾乎輸了一生,卻贏了這最後的一次。怎麼回
事?要知道,他的職位並不高,也不具種種嚇人的「海外關係」,更沒有托門子。
或許,一種永恆的人類同情心終於戰勝了政治偏見?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我握著他那已
經瘦得變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顧忌兒媳與公爹間禮數的距離,把它貼到我滿是
淚水的臉上。我仍舊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著我的孩子的輩份叫他:

  「爺爺……」

  我的公爹沒有理會我的淚水,我覺得他甚至沒有看我,但他開口說話了,微弱
、斷續卻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擁在他那間病室的每一個人:奶奶、我的丈夫、醫
生、護士、醫院保衛部門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監獄跟來的人,都聽見了——

  「咱們……頂得住。」

  那時是1989年底,「六·四」之後的恐怖與壓抑一點也沒有減輕。他開口
說話了,他拼出最後的一點力氣把我叫來就為跟我說這最後的一句話。我感到一種
父愛的熱潮向我湧來,感受到一個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愛:可依憑、可
信賴、可以毫無戒備地沉浸其中的莊嚴的父愛。

  我數十年的渴望有了歸結,我數十年的孤苦無依得到了補償!

  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有誰的父親能在這樣的時刻如此堅強仁慈,誰的父
親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時候這樣無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著窗外鉛色的天,和在天的襯托下顫慄在寒風中的樹枝,兒時的事一樁樁在
腦海中閃過。是啊,我怎麼沒有父親呢,我有四位父親!


            〔一〕我的生父 傅大慶

  生父犧牲的時候,比我現在年輕。他是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人員被日本憲兵
隊秘密處決的——也許是秘密解押。將近半個世紀了,這一細節至今無從得到證實
。

  我完全不記得他了,但據母親講,他是很愛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歡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媽媽說。

  1941年末,他們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幫閒教授的身份周
旋於漢奸、政客當中。我想他那時一定是非常緊張、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說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媽媽說。

  他的未了之願一定很多,但起碼這一遺願是實現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像地
說,不少藏著、掖著的苟且之事總讓我瞧破;具體說,我也已經見過好幾篇文章這
樣描繪它。

  我的從無做官願望的這一特質可能就來自他——如果愛憎與判斷力也能遺傳的
話。他是在1919年因和陳獨秀通信,而後進了這名總書記辦的漁陽裡俄語專修
館,並於1921年派往蘇聯,成為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一期學員的「黨的骨幹」。
但是,直到20年之後接受了那麼艱巨與危險的任務2,並且面臨早已預料的犧牲
時,他在黨內也沒有任何職務。

  他是一個聰明過人的人。據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有很好
的英文底子。從蘇聯回來之後,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黃埔軍校聽過他作翻譯的人講
了這樣一個「可驚」的事實:他一個人在台上,先將鮑羅廷的俄文譯成國語,又將
國語譯成廣東官話,然後再照樣譯過去。據李菊生3說,當他自己在馬來西亞做學
生運動時,父親是當地地下共產黨的負責人,想來他是懂馬來文的了。據媽媽說,
在重慶時,一批海南同志來找他,他與他們一直咕噥著她一個字也聽不懂的一種話
——想來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別的是他與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
頑固的保光緒派,出於聯姻名門之固癖而把我的母親嫁到湖南曾家。無奈母親那時
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數年後又攜這樣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歸省,外
祖父的怒氣可想而知。但事情後來竟朝著人們預料的反面發展,這保皇老人不但接
納了他,居然還有一首七律寫到他們翁婿間的關係:

             敢道滹沱麥汴香,
             臣慚倉卒帝難忘。
             艱難險阻親嘗盡,
             天使他年晉國強。
             藹藹蒼松伴紫芝,
             頜眉妙墨出瑤池。
             朽株新被祥風拂,
             一夕青回兩鬢絲。

               廣謀賢甥正 馮恕

  親友們吟詠玩味之餘,一直以為這是馬列主義的偉力:我的共產黨父親以主義
征服了頑固的岳丈。直到去年,當父親的傳記作者召集家族座談會廣泛徵集信息時
,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對他認可,是因為他能直接閱讀藏經—
—老人只認藏喇嘛,其他所有漢傳佛教高僧在他眼裡都是野和尚。

  所有這些,他什麼時候學的呢?或者說,以他的天份,幾乎不用下功夫學?他
們那一批共產黨人都是這樣的麼?

  在日本憲兵隊的監獄裡,他受了很重的刑——這是我的有充分依據的估計。因
為,媽媽作為從犯,又有孕在身,還被抽打、灌涼水、過電——我的妹妹生下來的
時候,小身子上一塊紫一塊青——對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時節,他的感受一定非常複雜。

  在重慶遇到媽媽的時候,他已經40歲,朋友之間有「王老五」之稱。他們閃
電般地結合,政治,也就是說,黨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應酬,搜
集情報,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時候的人,大概將生死看得很輕。翻看他們留下來的
隻言片語,我的感覺,在接受這個安排定了的命運的時候,他好像是樂呵呵的。1
941年元旦,他們在著名的曾家巖50號行婚禮。在那方輾轉保存下來的喜幛上
,有一首「新郎自題」,向他美滿婚姻的牽線人致謝:

             郎才女貌兩相忘,
             贏得傾心是慶璋,
             絕俗文章師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強。

  這是父親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跡,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與才氣。在那首打油
詩旁邊,是葉參謀長的批語:

             好不要臉!

  但也不是所有的與宴者都如此頑皮。『胡公』周恩來的題辭是:

             形式與內容統一,
             大璋和大慶同心。

  他的賢妻給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經驗:

             相愛合作,
             善處始終。

  喜宴結束了,他們結為夫妻。到了年底,帶著嬰兒(我)北上赴死。在他們的
情感生活裡,老實講,媽媽是很委屈的。父親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甚至沒有心思
顧到妻兒。這一切,當然,同為CP的母親都以「革命」的名義容忍諒解了。在他
們已經落到日本人手裡,已經不可免地面臨他們最後的時刻的時候,他想到了什麼
?

  那時,他和媽媽分別關在同一個筒子最頭上的和最後一間牢房。牢飯,發霉的
雜米和臭了的菜葉,對孕婦也一樣。一次,獄卒遞過碗來,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
又指指那飯。媽媽接過去,急急扒了幾口,發現碗底下埋著兩塊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媽媽差點呼出來。沒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終
於有了位置,終於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個在如此不堪的景況下悄悄長著的小生命
。可是,不是有點晚了麼?媽媽此時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澀的。

  最後一次,壓在飯下邊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張字條。雖然都在獄中,他似乎
比媽媽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結局,同時也預感到了自己的。他寫到了理想,寫到了勝
利,他還寫到了——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自己和家庭,向黨提出屬於
他個人的要求:「請轉告組織,把我們的孩子送到蘇聯學習。」

  20年後,當我已經大學畢業,媽媽在偶然之間提起這一節的時候,我不禁黯
然神傷。我的無畏獻身的父親,在這裡犯下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
太光明了。他到蘇聯的時候,那裡正是「餓鄉」,他顯然不是想讓他的孩子去享庸
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麗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個有黨支
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擴大會議這種種鳥事的地方實現平等、自由、無剝削、無傾
軋,要經過多少污泥濁水、殊死抗爭4。

  他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太單純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爭官。但他應該明白
,如果你不是官,沒有黨內職務,你就不要寄希望於只有官兒們才可能獲得的一切
5。

  他也許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臨終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
來,只在那活人覺得需要張揚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為他們正享用的事業獻身的
時候。當然人世間也許不這麼勢利,也會有人,包括相當志得意滿的人偶爾也唸唸
舊情,但他不應忽略的是,必須立足於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傷害——當然,在
他的願望被冷冷拒絕的時候6,人已經死了,已無所謂傷害不傷害;而且,他的孩
子雖然未能如他所願去蘇聯,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無論從真正的學識人品
,還是社會的承認,他的三個沒什麼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點一滴扎
實努力之外沒別的出路,最後也都不遜於那些有資格去蘇聯受教育的同齡人。這,
想來,可以稍稍慰他於九泉之下了。

  因為從事的工作屬超級機密的緣故吧,雖然我們姐弟作為烈士子女由「組織」
扶養到十八歲,他的名字和事情絕對不許提。媽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包括她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當做「叛徒」揪斗的時候,直到1980年。一天,她打電話
給我:

  「爸爸的事讓說了……」她裝做很平靜,可是我感覺得出——父親犧牲40年
了,她已將近七十歲!

  後來,她不知道從那裡打聽到,有人在編一部《烈士傳》,於是起念,希望父
親的名字能夠列進去。我不知這想頭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聞不問來洩她的氣
。她最後還是下了決心,決定給父親的顯赫老友寫信:聶榮臻,鄧穎超,還有誰誰
,希望他們就入《傳》這事,為父親的身份做個證明。信發出去了,她等著,一周
、兩周,一月、兩月……

  媽媽曾很瀟灑。1950年初,當她被告知傅大慶的孩子均作為烈士子女由國
家撫養的時候,她聲言自己有工作能力,願共同承擔。後來,在她的動員之下,舅
舅們不但獻出了外公那所數房聚居的大宅,還將堪稱國寶的古玉「召工刀」、「周
公髮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獻給故宮博物院7,弄得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徐冰親自
到我們家來致謝。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飾細軟,她也一樣不要。她和我的繼父一直在東北工作
。1960年,媽媽終於回到北京。我記得第一次造訪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
真是大吃一驚。媽媽不是個講排場的人,這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我萬萬沒有料到,
她的家會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對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與
王震那種出身赤貧,嚮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腳桿子可能完全不同
。也許正是這種巨大的共同事業上的成就所襯托的個人的清貧,才會使她得到真正
精神上的滿足。那就堅持下去嘛,這回,何苦呢?

  她等著,沒有回音。信不會收不到,她寄的掛號。或許人家太忙?不會——他
們不但都已離休,還都保留著自己一應俱全的「辦公室」。忘記了?也不大可能。
因為,除了老年人其實有更清晰的早年記憶這一一般規律而外,鄧媽媽曾於197
0年末在一瞥間將我認出,她脫口說的是:「和大璋當年一模一樣。」

  事情明擺著,他們不回答,是因為不願或者不屑回答——雖然媽媽在信裡既沒
有要求房子,也沒有懇請安置子女;我那時也還沒有被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
人物」這類帽子。
  她希望最後能為亡夫作點什麼。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兒也沒有睬她。


  父親幾乎沒有遺物。他們的曾家巖喜幛,是母親的一位非共產黨的女友,千辛
萬苦保存了幾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輾轉交還給她的。他曾做過生活書店的編輯,
生前被他的同志們稱為「文章高手」。身後留下的,只有一部譯著:克勞塞維茨的
《戰爭論》。
    




            〔二〕我的義父 葉劍英

  我本不願,或許也不該寫我的義父,因為他在歷史上名頭似乎已被鎖定,不但
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釘釘的文件,還有官辦的傳記組。有關他的每一個字都要遷就
不可冒犯的正史,鬧得不好,還會撞上不知什麼人的實際利益。同樣沾不得的是他
的一批不但出類拔萃,並且已經動輒左右市場、左右他人的命運的子侄;外加成打
的一提起他就要頓足、就要落淚的戰友與部下……我想,就算他們對他有著深切的
瞭解——我認為並不大有——可能也只願他高高懸在天上,做一顆萬人仰視的遙遠
的星。

  當然,做星沒有什麼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畢生的努力,也不過是一方
倏乎間即消逝於無際宇宙的隕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人,一個才智出眾,卻處處容
讓;充滿溫情,又時時克制;有著細膩的感受,內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
,原想退步抽身,卻總被捲進殘忍格鬥的漩渦中心;常常被認為超乎尋常地沉著機
警,還大玩過幾次權術,卻是一個對政治極端厭倦的人。

  我還不到5歲即被他收養。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當然出於對父親的友情
,另一方面,也因為他身邊正有一個比我稍大一點的女兒,而這女孩的母親,當時
沒有、後來也未能和他們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像那位瑞士作家筆下的小海蒂一
樣,成了30年後以凌子而蜚聲影壇的他的親生女兒的玩伴。

  當我漸漸長大,學會了觀察人生,特別在我已經成了一名作家的時候,我忽然
悟出,原來一個凜凜偉丈夫——更不要說還是一位元帥,對婦人和孩子能懷有那樣
的耐性和醇醇溫情。當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瑣、無能的男子,越愛向婦人孩子
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長到10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
後,又告離異。這時,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個孩子:三名處在最討人嫌的年
齡的少年和三名幼兒(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經手收下的一個與他完全無關的「love
 child」)。不難想像,對一個獨身男人說來,是一幅多麼可怕的情景,而
他處之泰然,帶著這半打嫡系部隊,外加保姆警衛司機正好湊成一個班,唱歌、跳
舞、打獵、釣魚……很難想像哪一個中國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沒有一個孩子感到
家長的威嚴:他所暗示的標準過於寬厚,我們事事自己拿主意,沒有來自家庭的管
束,甚至沒有建議。這寬厚與他所能提供的保護與給養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國那
時候那種酷烈與貧困的大環境中的一個小天地:無憂無慮,自由自在8。這本是一
個正常國家每個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賜的一份,不幸在中國成了特權。所幸
當時與這項特權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國那種心態的開放和對知識的渴求,而不
是如今天這般攫取財富的渴想和機會,我們——起碼我和凌子——從而得以有了一
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視自由與正義高於一切的內心準則
。這就是為什麼凌子在1966年成為民眾中最先覺悟的頂尖人物之一9,也是為
什麼我會在八十年代寫出這些「不討好」的作品,和以後的種種遭際。

  那段時間我們玩得真是開心。而那一時期,直到最近反覆研摩共和國史才知道
,正是他們一批所謂「元勳」被毛澤東無端猜忌,離開了他有著深厚根基的南方,
隻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賦閒。「削藩」這套把戲,從史書上看,常
令胸懷大志者煩悶暴躁,我卻沒有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不但不煩不躁,現在回想起
來,他竟從不「走動走動」——這是幾乎每個在政壇上混的人都不得不為之的。他
究竟是等待著還是隱忍著,或是以天生的淡泊來對待紛爭?總之,他是那麼安於被
誤會,被擱置十,直到局勢真正需要他:一舉擒獲「四人幫」,推出鄧小平。

  他是一個業餘科學愛好者,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對科學懷有
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種地方,他曾把他的寶貝女兒牛妞,
也就是凌子,交給馬海德醫生作牛痘實驗;到了五十年代,他的愛好又得以升級:
我對導彈的最初的認識就來自他的親口詮釋。一天,那時我剛讀初中,他請才從美
國歸來的錢學森夫婦吃飯。客人未到之前,他極為高興地以幾個孩子為對象,講這
馬上來的人有多麼了不起,是「研究一種能追著飛機飛的炸彈的」。要不是凌子的
堅決抵制,他恐怕會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進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但後來我棄工
從文,他倒也沒說什麼。在我跑去告訴他:「我現在乘飛機飛來飛去,住大飯店、
出國,都不是因為爸爸的關係,而是我自己掙來的。」他也由衷高興。當然他也沒
有見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們學到哪怕不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一兩手本事;
而當他們不是這樣的時候,也未見他厲聲斥責,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傷心;最
後,沒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義「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責備總是向他的親情之愛讓
步。

  最近,我有機會反覆揣摩共產黨從建黨到奪得政權這30年間的歷史,在重重
的政治煙幕中找尋合乎邏輯的歷史印跡。無論對誰,這都不是件輕鬆活兒,對我尤
其如此——因為我的義父混跡其間。我懷著學人絕不應該有的關切與忐忑,在一部
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廢話間,找尋他有沒有如他的同夥那樣或踴躍、或無奈地欺上壓
下、賣友求榮,努力發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說,1935年那封電報,
究竟收到過沒有(編者注1);1940年,新四軍與日軍大本營,到底有沒有直
接聯繫;1966年秋,他焦慮地為毛澤東到國外購置尼龍避彈衣(編者注2),
而轉眼間,又因發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貫穿其中的,究竟是什麼。我發現,他
從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變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給人方便、放人一
條生路的態度——但以不開罪毛澤東為限。他的主調是溫和,而這溫和,究竟是出
自快樂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還是因為看了太多的慘烈?他不是個憨人,
他非常聰明,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壇惡濁如此,生逢一連串詭詐矯情的「路線
鬥爭」,他只是不做幫兇,努力不廁身其間而已□。毛澤東晚年給他的評語是「呂
端大事不糊塗」。我體會,這不糊塗的第一要旨,是篤信「只要有這人(毛)在,
一切反抗只是自取滅亡」。

  1983年,我寫重慶易幟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殺的時候,他還健在。那次,他
不僅詳盡,簡直興致盎然地給我講述「軍統特務案」中他所經手的細節。到我開始
寫歷史紀實,他已離世。對我說來,最覺後悔的是,與他廝守有年,竟一次也沒有
就重大歷史疑點向他求證。

  我和他從來沒有親近過。他順口將我稱作「女兒」,很耐心地給我改詩□,都
不意味著他曾很關注我的成長。家裡增加個把孩子,在他說來不算什麼事,我也從
來不曾有過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遠遠地望著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隨著地位增高,他變得越來越傷感,
越來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盡頭的那幾年,似乎是,他漫長生命當中每一個
片段,都在他的記憶裡活了起來,彈撥起當年壯懷激烈戎馬倥傯而來不及體味的一
切。到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為了「謀」個什麼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終於得以只生活
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親,終於得以去看他。那場面令人淒然
——似乎誰都有話要說,而誰都說不出,只「執手相看淚眼」。他們想到了什麼?
他們是不是在無聲中交流著當年為了「革命」而輕易地拋下的屬於人的可懷戀的一
切?就是這時,他顫抖著為我的生父題寫了那四個字:「義無反顧」。放下筆,已
是淚流滿面。

  世間流傳著不少有關他的緋聞,傳到我耳朵裡的時候,已近天方夜譚。如果有
人嫌世上千萬種言情小說還不夠,有興致再加上幾種口述本,也沒有誰阻止得了—
—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離譜離得厲害。善於寫詞的毛澤東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
最鍾愛的卻是北宋詞人辛稼軒。為什麼?他沒說過,我也沒聽見誰問過他。有著極
高的才具與抱負的辛棄疾四十二歲就已被閒置,一腔鬱憤怎麼個去處?政治上失意
,人生價值並沒有貶低。於是,我們終於知道,寫出「醉裡挑燈看劍」這種典型軍
事政治家豪邁句子的詞人,能對一片山、一叢樹,對農人的辛勞、孩子的嬌憨,有
如此細膩的感受,對女性的愛戀也會如此明艷哀傷。他呢?辛稼軒寫道:「知我者
,二三子」,他不是麼?對於居處佈置,他沒有特別的口味。走到哪裡都不變的,
只有那幀掛在床前的母親的像;還有《稼軒詞》,永遠在手邊。

  他或許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但那結局在常人看來,也許稍嫌寂寞了
一點。這個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也一直為她們所眷愛和景仰的人,在他「
輝煌地」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沒有一名愛過他和被他愛過的女子被允許守在「身
」邊。他的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的四任夫人,還有在他五十歲上鰥居以後的
30多年的歲月裡,曾比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當時她們七人全在
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認為我有一個幸福的童年。我覺得世上最殘忍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個做母親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人家去寄養。孩子不像成人,家庭幾乎就是
他的一切。他還太小,家裡得不到的,沒有能力到社會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
是親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這裡,我不能保證,我對他們能像對
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樣,一樣到連孩子本人都察覺不出來。

  他沒有當面誇過我——也沒有罵過。後來我知道,他對別人說過我愛看書,可
能我老是泡在他的書房的緣故。但有一句評語被我聽到了,還不只一次:「養不馴
。」


            (三)我的繼父 唐海

  我的繼父初初看去是一個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裡,只有
當訊號過分強烈時,他才回到世俗中來。而他一回來,立刻就給出自己的結論。

  他是1936屆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當時的中央政府就職,只因一個偶
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軍用機場等候他所托運的技術物資,左等右等
不來,最後被告知因艙位緊張未能啟運。而就在這時,他一眼瞥見飛機上正往下卸
的達官貴人的保姆和嬰兒車。就這麼一怒之下,他決定革命了。而那時革命似乎只
有一個去處——延安。因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溝裡為毛澤東作翻譯,也是中央研
究院少數幾個又學通了一門俄文的人。斗王實味,不知他是否在場;從已發表的資
料看,「坦白」和「搶救」的時候,他已被發到了綏德,就在那裡被關進監牢,罪
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過吻」。後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讀到這裡都不禁莞爾,
但他已經嚇瘋了。在此後的大約40年,他沒有離開過「冬眠靈」。

  抗戰勝利前夕,延安開始給被「冤屈」的同志甄別。打的時候就稀里糊塗,甄
別的時候清楚得了嗎?毛澤東說:「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自
己到前線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
民黨去,怕什麼呀!」他去了東北,緊隨在接收地盤的大部隊之後。他沒有離開共
產黨,到死都守著他年輕時候的夢——不僅守著夢,還像所有得到了「黨的寬大」
的人一樣,懷了一腔感激和對未來的憧憬。

  他和母親就是在那裡遇見的,在那片寒冷荒蕪的富庶之地。他是工業部化工局
的技術處長兼計劃處長;她是該局合成煉油廠副廠長。這可能是我的繼父一生最愉
快的時間,因為「前線」需要汽油,沒有人會在這個當口整他們。那幾年,他的從
油母頁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議得以充分的發揮;他還是當時少有的能與蘇聯專家直接
交談的主管幹部。我的母親是一個太愛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識和談吐迷住了。看
他實在太邋遢,那樣風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親把自己心愛的細亞麻布床
單親自為他鋪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種情感傳達,沒想到再見面時,那床單已被撕
成一片片包在腳上了。

  「建國」了,像他這種從延安「煉」出來的技術人才,應該是共產黨的寶貝了
吧?不料他因為太懂技術,又不加掩飾地把他懂得的說了出來,竟得罪了不那麼懂
技術卻很懂政治的「泥腳桿子」。從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運動
,他所在的石油系統揪出來斗的,一定是他。到了50年代末,他已被貶到大慶,
貶為一個幾乎沒有人知道的部屬「安達石油學院」,任職副院長。他一點也不覺得
有傷自尊心,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認定非把這所學院辦好不可,
起碼辦得如他母校一般,成為全國一流的工科大學。他親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數
學和英語,訓斥他認為不稱職的教師和不用功的學生,親手佈置圖書館和實驗室□
。就在學校開始有起色,學生們開始愛上他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和每次一
樣,他又被當作靶子拋了出來。他在延安整風期間落下的精神病從沒有過徹底治療
,二十幾年來一次次犯。這回,當我的弟弟聞訊到安達去接他的時候,他正跪在零
下30°的雪地裡,雙手和耳朵上凍起血泡,口裡喃喃叨念著延安的認罪詞。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沒有學可教了,想到大
慶油田那麼好的地質條件,卻因出水過早而有20%的原油「窩」在井裡而廢掉,
實在可惜。他認為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簡單地平均分佈所致。他列出公式,計算並
且繪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佈圖。他致信有關部門,沒有人理他,更沒有人撥給他
一口井作實驗。從1966年到1976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鐵匠鋪裡轉,交
了一批圍著帆布圍裙的白鐵工師傅朋友。他們按他的口述給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
模型,從此,家裡丟滿了他的「實驗器皿」:洋鐵皮盒、洋鐵皮管和泡沫塑料塊,
本已擁擠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慶油田出油率的實驗場地,家中定量供應的
食油成了他的實驗材料。

  待到他認為這項實驗已經有了結論,卻見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時候
,一句話也沒說,把「場地」草草收拾掉,開始一頁接一頁背鄭易裡的《英漢詞典
》。詞典背完了,還能做什麼呢?他又投入一項新的純理論研究:質疑愛因斯坦的
《狹義相對論》。他把他的構想向我解釋,其鄭重與熱切就像是接受一項國家研究
項目。從此,家裡滿是他的計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寫在小學生練習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這種境界中,人會有什麼特別需求。他不斷向母親討酒喝、討煙
抽,而媽媽也像所有的妻子一樣,扣住不給。他於是自己到小鋪買,媽媽又扣他的
零用錢。他於是以他能得到的一點點錢,買最下等的,身上永遠散發出劣煙劣酒的
臭氣。一次,我四歲女兒發現她屋形小撲滿突然之間空了。問到他頭上,當外公的
開心大笑起來:「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錢!」

  他不像父親,不像家長,社會上的事他都不甚瞭然。他只像是家裡的一個不挑
剔的大孩子,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有一回,他不無驚惶地提著一支不是盒裝而是筒
裝的鞋油問媽媽:
  「楊潔,現在的牙膏怎麼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論和技術世界裡,即使和家裡人,好像也沒有多少話說。他的
夥伴只剩下3歲到6歲的孫輩,1968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
把她叫做「鳥兒」,她的牙牙兒語在他聽來就是如此,而這對他也就夠了。

  他的孩子那時是十多歲的少年,他的學問和為人距他們的理解力太遠,他的怪
誕卻已到了他們容忍的極限。弟妹們不但不和他親熱,反而將他們的愛與依戀轉向
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給他買酒,並且坐下來陪他喝一小杯。這時,即便
他沒有發病,也會大睜著充滿血絲的眼睛對我說:「小慶,我一定好好學習馬列主
義,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會像王實味一樣去做特務。」這可能正是我寫王實味
的最初動因——我想要知道,王實味到底怎麼了,能把一個優秀如我的繼父的人嚇
成這樣。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出版時,高興地題辭送給母親,完全忘記了他是母親的配偶
。對此他絲毫不計較,他讀完了全書,隨即把他最喜歡的《後記》譯成英文送給我
。1982年,他的小女兒,我的小妹妹,在24歲上患絕症離世,我們全家陷在
悲慟中無以自拔,身為父親的他卻像是淡淡地沒有這回事。不過數月後,他突然一
句話沒有就去了,這時我們才知道他心裡的創痛,不會與人分擔,只能自己默默承
受的創痛。

  我的繼父是一個心思與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親近的人,都忽
略了他。沒想到的是,他的死訊傳到安達,竟有那麼多多年以前挨過他的罵的學生
為他哭。我一次次買了送給他的酒,還一瓶瓶地排在櫃子裡。每憶及攔住不讓他喝
的情景,媽媽都唏噓不已。母親整理他的手稿,數百頁精密的計算之後,赫然出現
的是這樣一個結尾:

  這篇論文從1966年開始寫作,直到1982年,前後寫了16年才寫到現
在這個樣子。
  我感謝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尤其是《兩論》對我的啟發;我感謝周恩來總理對
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謝葉帥對我的挽救,並且把我調到了北京這一科學中心,並且
指示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群眾路線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進行工作;鄧帥明確指出
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命題,給了我對這篇論文的正確性以充
分信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萬歲!革命先
烈萬歲!
                  1983年2月2日 早春氣息之夜

  我們終於知道,那場紅色風暴來臨的時候,他所受到的驚嚇:他逃進愛因斯坦
,將學術視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們終於知道,延安那一擊,給他的戕害之難於復
合。掌權的大人物為著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語,已經融進他的生命,直到死
的一刻。

  「可憐死了,可憐死了……」媽媽說,哽噎著。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據說已經用在新油井開發上。他的對《狹義相對論》的辨詰
至今沒有一個人能看懂。如果這份心血不能當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個因「早年革
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場新的、令他顫慄不已的年代裡的一個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當我作為新娘被帶去見公公的時候,他正關在「牛棚」裡。那是1967年,
我和我的丈夫剛從文革初期的衝動中醒過神。我不記得此前是否打聽過王德嘉的家
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過的事。

  他獨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鋪上,頭髮鬍子都很長,看上去就像一名山野道
人。我們被帶進去的時候,他只淡淡地點了點頭,連我的名字都沒有問。三人(我
們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後,王德嘉開始向他宣講形勢:毛主席的指示,山河
一片大好,云云。他靜靜地聽,眼珠都沒怎麼動。這樣大約講了半個小時,王德嘉
回過頭對那看守說:「下邊,我們要談點家裡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著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動一下。王德嘉歎了一口氣,回過頭開講家
族豆腐賬: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個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剛剛起身出
門那一刻,我看見我公公那雙藏在一堆毛髮當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邊一蓬胡
須正當中,也咧出一個笑縫。他仍然沒有說話,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單,示意我
們向下看。我們伏下身,只見鋪板下邊,一簇簇吊著——糖果、糕餅和香腸。

  門一響,看守方便回來了。王德嘉重新開始向他宣講如何正確對待群眾,如何
正確對待自己。他靜靜地聽著,就像我們剛進來時一模一樣。

  後來,文革結束了,大家都開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個正常生活下的好兒媳
。我們拚命趕工作,好像要把十年荒廢的歲月搶回來。我不善理財、不知孝敬,不
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時成年累月不登門。公公本是個講究家規的人,但都原諒,似
乎是,只要「孩子肯上進」,又有過「牛棚」那一面,怎樣都可以。

  1989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後診斷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卻十分平
靜。他是個懂醫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無望,只為這是我們大家,特別是奶
奶的切盼,於是忍著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嘗試種種莫名其妙的新藥,還一一向我們
解說種種治療方案。

  「六·四」之後,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裡有了什麼稀奇古怪的好
吃的東西。那次,他已經瘦得讓人不忍抬眼正視。對我的退黨,他什麼也沒說,只
問了一句:「還做過別的嗎?」我一一稟告之後,他點點頭,依舊什麼也沒說。

  在牢裡,我以為,再也見不到我的公公了。沒想到,他提出臨終的請求——

  在醫院保衛部的監視和監獄方的監押下,我來到他彌留的床邊。

  我拉著他的手,哭著:「爺爺,我第一次見你,是你在坐牢;你這次見我,又
是我在坐牢。當時,我不信你坐牢是因為做了壞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沒做一
件壞事……」

  就是在這時候,他說的那句話:「咱們……頂得住。」

  我說:「爺爺,你也一定要頂住。你最愛喝我燒的湯,你要等著我,等我回家
燒給你喝……」

  他點點頭。

  過了一會兒,他似乎有話要說。我俯過身去,那聲音輕得只有我能聽見:「回
去看《李將軍列傳》,這是我最愛的一篇。」我連連點頭。其實我何須看,我早就
背下來了: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家無餘財,終生不得封侯。

  最後,在這名鏖戰終生的將軍已年過花甲的時候,與敵酋單于遭遇,本以為可
以最後效命國家,不意又為以裙帶而高位者別遣,使他最後失去了「居前,先死於
陣」的機會。不死於疆場,竟受辱於刀筆之吏麼?李將軍從容引頸自刎。

  我的公公為什麼在這一刻特特囑我讀這篇?

  他也是1936年的大學生,北平中國大學文科。共產黨建政之後,他傾注全
力於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機構。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長成,一批重大成果
正呼之欲出。他對他的部屬「省約文書籍事」,「寬緩不苛」,「乏絕之處見水,
士卒不盡飲,他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他不嘗食」。然而,像李廣一樣,沒等他以
他的才識而非攀援小技在事業上一搏,竟被閒置,一擱就是20年。不覺之間,已
屆大限。他一生中,擔當時間最長的職務是「政委」,雖然直接過問業務,但在一
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時間端正路線、開會、背誦主義教條,最後覺得心靈相通的
,竟是漢代李將軍。

  這是他要我讀的麼?

  醫生、我的婆婆,都催我離開,因為他的心臟再經不起任何輕微的情緒波動。
我伏在床邊不肯走,他們把我拉起來。我說:「爺爺,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
我現在給你鞠個躬吧,爺爺——」

  我站在床邊,深深彎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靈的敬禮。我曾在黎
澍先生靈前這樣深深致禮,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曾有過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
躺在病榻上,沒有看我,也沒有動。

  我果然沒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後。他是在異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離去
的:他切囑我的婆婆,絕對不許開官方主辦的追悼會,不要官方悼詞,不要通知任
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將軍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終也逃不出他們的掌握的,是刀
筆吏!

  52年前,他從家裡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講「階級」和「鬥爭
」;此刻,他只要家裡的人在他身邊,只要親人們送他走。

  他棄學出逃的時候,頂著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時候,切囑要一身
素白,只著一套白色學生裝。

  他不戴帽子。半個世紀,他看夠了「帽子」。他讓他一頭銀髮自由地披著。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診斷書拿到不久,就寫了一首《自挽
詩》:

             是非功過兩茫茫,
             死後何須論短長。
             平生不問毀與譽,
             捫心無愧自蹈揚。
             結髮上陣書生氣,
             此際只餘臭皮囊。
             白衣裹身悄然去,
             燕山深處是吾鄉。

  他不願去八寶山,我們將他葬在西山一座平民公墓中。這詩,王德嘉謄清之後
,就鐫在那方漢白玉碑上。

  我的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都已經去了。我現在真的沒有
了父親。
  我領略過父愛麼?

  小的時候,我做過一個夢。在那夢裡,不知誰,也不知在怎樣的一個情景下,
總之有人確切告訴我:

  「你的父親麼,就在那兒……」

  我朝他所指望去,就在那張我平常睡的、空無一物的大床下,有一隻空火柴盒
,一隻早期北京人用的那種薄薄的、火柴還沒有用完就會破損掉的火柴盒。

  我爬到床下,把它拿出來,小心翼翼地放在手上。後來的細節記不清了,似乎
是高山峻嶺,深澗大河……我們——我,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妹妹——護著那小小
的火柴盒,生怕一個閃失,它會丟了,永遠丟了,再也找不回來。

  這夢一次一次重複,每次醒來,都心跳不止。父親是誰?他還在嗎?在哪兒?
我不知該怎麼辦。我希望在夢裡見到父親,想知道父親的確切樣子;又怕這夢,怕
這夢裡永無了結的疑惑和惶恐——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確切睡在我
的旁邊。這夢魘終於去了,關於父親的夢魘。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弟子,也
許他們會告訴我,這是你對父愛的渴想,獲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惶恐
。

  是這樣麼?

  我清楚記得第一次,可能也是在弗洛依德的書中,讀到「審父」二字時所受到
的驚嚇。我呆住了——審父?父親難道可以審麼?

  現在我的父親都已去了。他們可能很英勇、很顯赫、很茫然,也可能因為走在
「六·四」那種時刻,而滿懷鬱憤。所有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們可能並不確切
了然曾為人父而活在世上,而「為人父」又是一件多麼沉重莊嚴的事。他們不可能
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小心珍藏深埋著的片片溫暖的同時,已然在理念上接受「
審父」的全部哲學涵義。

  我—在—審—父,對此不無驕傲,也不無痛苦——在我的共產黨父親們一一離
世後;

  我—在—審—父,當「父親」所代表的已不僅是個體的血緣承襲和信從依賴,
更代表了男權社會的全部現存觀念和權威;

  我—在—審—父,對「以共產主義為名義所進行的統治」窮追猛打。這是一個
時代,一種強權,當中國人醒了,成長了,不再幼弱無識地對「大救星」緊隨緊偎
;

  我—在—審—父,以民族的名義,以百姓的名義,以戰死的士兵、餓死的農夫
、屈死的詩人名義,以被偷盜的真誠和被誘姦的理想的名義,以被活活剝奪的富農
和資本家的名義。
  我在審父,支持這審判的,有閱讀、有訪問、有無時無日看著的和想著的一切
。最重要的,卻是父親們留給我的一份終生擺脫不掉的精神遺產——只有早期共產
黨人才有的那一縷清澈的理念:大同。

  清澈的理念已如清澈的河流一般,在世上越來越少。

  我對它無比珍愛。


                 1989年4月初稿於北京秦城監獄
                 1994年4月定稿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原文註釋:

1 這是我的乳名,因為生在重慶,父親又名「大慶」之故。

2 1941年,延安共產黨中央與「遠方」的聯絡漸疏,第三國際要中共幫它建
立自己的設於敵後的電台,父親冒死赴北平。

3 1960年代香港新華社社長。

4 但戈爾巴喬夫畢竟出現了,雖然已出現在他所期望的40年之後,所做的還是
在修正他的無產階級前輩。當代最讓我傾心的政治家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為他遇到
的每一個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獄中,我唯一一次聽新聞而落淚,就是戈爾巴喬夫對
頓巴斯礦工說:「我知道,你們罷工,是因為對改革盼望得太切。」 我這樣為蘇
聯的改革成功祈禱,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還有一條就是為我的父親——我不忍他
的企盼落空。

5 共產黨向來看重黨內位置,不但以其高低來決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讀文件)的
標準,誰當死誰不當死也據此而定。1927年3月,瞿秋白為黨內新貴。得知國
民黨即將血洗上海的消息後,黨緊急通知並克服種種困難,將其妻楊之華接到武漢
。1931年,瞿在黨內大勢已去。當中共中央遷往江西蘇區時,他本可留在上海
與魯迅「並肩戰鬥在文藝戰線」,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無的「教育委員」。
他曾苦苦請求攜妻同往,不獲批准。1934年10月長征前夕,明知將他留在江
西極端危險,且帶著他也不是什麼難事(王稼祥、聶榮臻、毛澤東包括毛一次次懷
孕流產的妻子都是乘擔架長征的),仍決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逮捕。

6 媽媽因臨產逃過了日本憲兵隊撤退前的處決。1946年,國共合作,部分共
產黨人返回北平。她一接上黨的關係,立即轉述亡夫的請求。組織的答覆是:全國
就要解放了,我們自己將有很好的學校,孩子不必送出去了。

7 當時他們兄妹還得到一張中央人民政府的褒獎狀:「河北省大興縣馮大生、馮
大可、馮大申、馮克柔、馮徽之、馮德符、馮士行先生等,秉先人馮公度先生遺志
,將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硯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圖書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冊,捐
獻人民政府,化私為公,殊堪嘉尚,特此褒揚,此狀。」簽發人是文化部部長沈雁
冰,副部長周揚、丁西林。

8 我在不少懷念文章中讀到當幹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經地教導他們的子女,心中
不禁悶笑:不知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戲,還是寫懷念錄的孩子向讀者作戲。從葉劍
英的口裡,我沒有聽過一句革命大話。不過,他常常喜歡拿些他覺得或重要、或有
趣的文件讓我們看。神色之間,似乎是:「對你們,無疑玩兒是正經。但玩兒過之
後,不妨翻翻。」

9 她那時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領袖之一,而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徹底批判毛
、劉精心營造的政治禁固的覺醒者。沒有這個層次上的覺醒與批判,不可能有今天
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可惜這個道理和這段歷史,至今未見清晰的敘述。(編者注3
)

十 當時他最喜歡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從瀋陽帶回來的,好像還是
老式的78轉的唱片,回來就讓我們聽。他沒有解說,只告訴我們這是一首古廟裡
保存下來的曲子,用一種不很常見的、叫做「雙管」的民間樂器奏出。這曲子他常
在他的臥室裡放,放到我們不但記住了它的每一個小節,還到了簡直不能再聽別的
樂器演奏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後來的以四管交響樂隊演奏的《東方紅》當中的那
一段。《江河水》當然後來也成了我最愛的曲子,無論走到多遠,一聽這曲子,就
替中國和中國人流眼淚,並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這動因,
直到最近聽宋飛的演奏,聽《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時,把雙管撕心裂肺的哀號弱化
,才隱約悟出他深藏在內心的悲涼,悲涼中的堅忍,以及強忍之後的鎮定。他是廣
東人,輕俏綿軟的廣東音樂也聽,還能自己以彈風琴的方式用鋼琴自伴自唱昆曲「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但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湊趣的場合。真正打動他的
,恐怕還是北方那種粗礪荒漠。這或許與他其實不是廣東人,而是客家人,有著真
正歷經千辛萬苦、一路從北方為自己拼出一條生路的祖先有關?

□ 五十年代,他與歷史學家吳□有著很輕鬆自然的友誼,十三陵剛剛開掘,吳就
領著他,當然還有我們一大堆累贅,順著梯子爬下去看。最近讀書,看到他在廣州
期間曾盡力照顧絕無一絲阿諛的陳寅恪,心裡更覺溫暖。

□ 我14歲的時候,由學校組織到郊區植樹,曾寫一首「鼓動詞」:

            清平樂 《植樹》

             三月薰風
             吹遍禿山頂
             揮鎬植樹林
             石硬心更硬

  這黑板報稿放在我自己的桌上,不幸被他看見(他經常「主動巡視」每個孩子
的房間)。他找到我說:「三月吹的不是薰風。詞對形式要求很嚴,不可以隨便增
減字句。」

□ 他們兄弟二人先後從上海交大畢業。弟弟唐有祺赴美習化學,畢業於加州理工
學院兩次諾貝爾獎得主鮑林教授門下,現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教授。


□ 最近聽到他的老友(現在已是他的親家)臧福錄教授講他們當年同在大慶石油
學院時,他的「濫用職權」:學校是經常開那種煩死人的政治動員大會的。他是校
領導,當然得坐在主席台上。對此,我的繼父難於忍受。他的解決辦法是,常把當
教師的臧福錄也叫到主席台上,兩人悄聲討論化工熱力學。

□ Michael Zhu 摘於《明報月刊》 一九九五年一月號

【編者注】

1.中共黨史載,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為首的四方面軍曾有一封密電
,要將毛澤東為首的一方面軍「解決」掉。此電報被葉劍英交給中央,使一方面軍
得以逃脫,從而「挽救了黨中央和紅軍」。然而徐向前元帥等原四方面軍領導人,
卻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否認有這麼一封電報。

2.文革開始時曾有廣泛流傳的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可以活到150歲以上,林
副主席可以活到100歲,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

3.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最初為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東方紅」的學生領袖朱成
昭所領導,葉向真(即凌子,當時丈夫為鋼琴家劉詩昆)為首都藝術院校造反派的
頭頭。首都三司為批鬥彭德懷將他從四川押到北京,由朱成昭等「審訊」,朱等聽
了彭關於黨內鬥爭、廬山會議的「交代」,轉而同情彭德懷,後來「墮落為反革命
分子」。朱同葉向真曾企圖雙雙外逃,被周恩來派人在邊境截回。朱從此不知所終
,葉在父蔭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賓領導,成為後來的「五大學生領袖」
之一。


      
 

《東方紅》始末
特別感謝作者戴晴女士寄來本文



歌曲《東方紅》,半個世紀來,已經成為毛澤東的專用讚頌詩。整整五代,十幾億大陸中國人,從出生到離世,無不被這支歌包裹:或被感動、或遭折磨。其實大多數人已經不被感動或者折磨,他們早已在無盡的刮噪中麻木了。至於外國人,要麼對中國歌曲一無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個政黨,要取得勝利,離不開政治宣教和鼓動,唱歌是諸般方法中最省錢省力的一種,這是常識。《東方紅》旋律無懈可擊:完整、優美且極易上口,原因非常簡單:它來自民間,經受了時間的反覆錘煉。
優美的民間小調變成官方頌歌絕非偶然,概括地說:「延安整風的偉大勝利」。劉熾,「土共」裡邊最有才華的作曲家,《東方紅》首演指揮,正是這一過程的親歷者。 
1937年,他當小演員的紅軍劇社裡有幾位老民間藝人,其中一位名方憲章,一直在黃河兩岸賣藝,肚子裡裝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當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紀。到了1938年,國共合作抗戰,需要鼓動士氣,詩人安波走捷徑,順手為它填了新詞: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我顧不上。
主角依舊是三哥哥,只是情長換成了氣壯,在當年那樣的氣氛中,很快流行開來。
後來,我們知道,共產黨內召開了一連串的生死攸關的會,到了1943年,終於確定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一名小學教師,迎合政治需要,為這首已經不少並非鄉下人都會哼的歌填了新詞: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這叫「緊跟形勢」。大陸的文化人都知道這句話的份量:跟對了,跟到了節骨眼兒上,一出小戲、一首鼓動詞、一個曲子、一篇小說,夠吃一輩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華,也只有安於寂寞了。這位教師本應為此而發達的,不料他不會宣傳自己,又碰上共產黨特別喜歡標榜「勞動人民創造一切」,這回這「緊跟」的榮耀就落到了一個名叫李有源的也會唱兩句曲兒的「勞模」身上。
撇開這樁版權公案不提,由於得風氣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樣的氣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來,有人續上大生產的內容,有人續上民主聯軍的內容。
到了1945年秋,日軍投降,毛蔣兩個死對頭剝開一切偽裝,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刻終於到來。毛澤東的威望此時更是非同小可。出於大的政治形勢的需要,專業的文工團體奉命將這首歌加以完整,成為後人熟悉的三大段,並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僅有意而且強大無比的推動:印歌書、灌唱片、編入教材、宣傳鼓動。這一推動,到了黨已經有權行使政府的一切職能之後,就更加無孔不入。20年之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歌已經不是人人會唱、人人愛唱的問題,實在到了沒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響樂隊的伴奏下,偉大領袖從容地揮巨手的畫面已堪稱現代造神典範;而「在莊嚴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成了官方套話中用得最頻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這個份上,套用一句偉大領袖自己愛說的話: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轉化了」。
目睹這支歌從小曲到神頌的全過程的劉熾後來說:文革中「《東方紅》和《國際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後邊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心想:這不是矛盾嗎? 但那個年代誰敢吭聲? 」 黨改造了民歌——同時也將純樸健康的人,變成「戰勝敵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個政黨和它的領袖真的「愛人民」,真想「為人民謀幸福」,他就該想想,男女老少、士農工商,整天泡在大標語大口號裡「為政治服務」,有什麼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還有人在唱《東方紅》,只不過將歌詞中的句號換成問號,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莊嚴: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哎喲喲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輩歌詞拓展者的腳步,一批小痞子也「緊跟形勢」,順手填新詞兒,只不過唱的是他們自己的領袖罷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國出了個鄧開拓。
他讓人們富起來,嗨喲嗨喲,他叫大夥兒各顧各。
唱歸唱,政壇人物,特別以個人功業為目標的政客,總難以永恆。無論經過怎樣的窮竭心計、金戈鐵馬,真正活在人們心裡的,還是那活潑潑、熱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補記:
查找資料翻舊報紙,又發現1949年2月2日《人民日報》(石家莊版)
1
東方紅 太陽升
立功英雄模範真光榮
勿驕勿躁積極干
呼——
繼續競賽大生產。
2
搞競賽 大生產
英雄要帶著群眾干
工作辦法要改善
呼——
競賽任務提前完。
3
提高覺悟 虛心學習
不講怪話不調皮
上級號召要做好
呼——
爭取下次立功勞。




[1] 當時,「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開始確立;《毛澤東選集》開始出版,毛澤東個人在黨的最高級會議上有了最後的決定權;劉少奇王稼祥等連連發表讚頌文章, 就連王明博古也開始使用「學習毛澤東」、「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這類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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