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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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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華民族,猶如一部神秘莫測、亙古久遠的童話,兩大文明的源頭——黃河和長江就穿過它的腹地,滔滔不息,奔流入海,哺育了燦爛輝煌的五千年華夏文明。而在這五千年以外呢?當我們的目光穿越五千年甚至幾萬、幾百萬年的光陰,回到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沿著考古學家的足跡,我們看到,祖先們創造的遠古中華文明猶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的百花園中怒放。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延綿至今的文明。但在國外學術界,一些人出於各種原因,或宣揚中華文明外來說,或貶低中華文明的發展水平和成就,或對我國夏代及其以前的歷史傳說的真實性抱著極端懷疑的態度,否認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認為我國的歷史只能從商代開始計算。

  我們中華民族燦爛的史前文明呢?被他們一筆抹掉了。

  20世紀初,正當人類起源「非洲論」成了無可爭議的論斷的時候,我國的考古學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了。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們不願遺漏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細枝末節,在龐大的版圖上搜索著任何一個有關古人類起源的信息。首先是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發現,隨後是藍田人、元謀人遺址等舊石器時代遺址相繼被發現,把中華民族的歷史推進到了170萬年以前。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開始被歐美知識界所關注。

  我國的史前時期,即有正式歷史記載之前中國境內人的發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關三皇五帝的傳說史,直到最後建立夏朝。這時期時間的跨度最大,從約200萬年前到公元前21世紀。

  我國的史前文化遺址按照年代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及夏商周的「青銅器時代」。雲南元謀直立人大約生活在距今170萬年左右,曾被譽為我國最早的直立人。近幾年,考古學家又在海河流域的泥河灣盆地發現了距今200多萬年的人類遺址,把我國的人類歷史再次向前推進了幾十萬年。大約在一萬年前左右,古人類社會進入了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階段,母系氏族社會漸漸瓦解,父系氏族社會確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

  隨著社會進程的推移,大河中下游地區成為人口聚居區,關中平原、河東盆地則形成了華夏部落群,我們神話傳說中的炎帝、黃帝、蚩尤走上了歷史的舞台,並在這裡上演了一段段美麗的神話,堯、舜、禹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向奴隸社會過渡的階段,隨著夏朝的建立,史前時期也宣告結束了,中國進入了古代文明時代。

  我國的史前文明延續了200多萬年,先民們憑藉著自己的經驗和智慧創造了偉大的原始文化。目前已發現舊石器古人類遺跡三四百處,遍佈祖國25個省、市;新石器時代遺址更已達到了六千多處,這些發現糾正了對我國文明史存在的各種偏見,盛及一時的人類起源「非洲論」不攻自破。

  改革開放的20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以及東北地區的石器時代遺址也相繼被發現,出土了大量的珍貴遺物,對於我們研究史前各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狀況以及探討我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過程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另外,夏商周時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業作坊也被發現和大規模發掘,夏商周時期的歷史及其文明的發展脈絡也漸漸清晰,為研究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體制、工藝技術、宗教信仰、社會結構等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國有史可考的文明史一再被提前。

  本書也是按照上述的年代分期進行闡述的,區域範圍包括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海河流域、東北地區以及珠江流域等其他地區。由於篇幅限制,本書只挑選了31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址,通過考古學家對這些史前文化遺址的發掘,將考古的真相娓娓道來,把曾經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層層揭開,全方位地展示了古人類創造的歷史、文化、藝術和科學成就,以及他們留給我們的難解迷團,更由此提示了華夏文明的根基所在。

  然而我們所講述的,不過是我們先祖所創造的燦爛文化的一小部分,因為有更多的人類遺址還等待著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東方文化悠久的傳統和深邃的內涵,也必將由考古學家們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闡發出來。


黃土層下的萬年回溯——藍田猿人文遺址

  遺址名稱:藍田猿人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陝西省藍田縣洩湖鎮陳家窩村、藍田縣九間房鄉公王嶺

  發現及發掘時間:1963年,陳家窩遺址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工作人員發現並發掘,次年,公王嶺遺址面世。

  距今歷史:陳家窩地點距今65萬年左右,公王嶺地點距今110-115萬年左右。

  考古地位:我國三大猿人遺址之一,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藍田猿人化石是亞洲北部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把人類活動的時間上溯了五六十萬年,填補了人類進化史上的一個缺環。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舊石器時代早期,從母系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階段。

  藍田縣南傍秦嶺,北臨漏河,是我國古代文化發源地之一,曾為十多個朝代的京畿之地及古代中國南北交通要道,在更早的110-115萬年前,這裡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猶如當今長江以南地區,正是這樣的藍田,孕育了我們中華文明最古老輝煌的文化。藍田猿人的發現,豐富了人類的物質文化記錄,也提供了黃河流域古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佐證。

  考古發現過程

  上個世紀的20年代,國內外考古界把目光聚集在周口店龍骨山,在這裡工作過的考古學家卻意識到,要弄清北京人的來龍去脈、生存狀況等諸多問題,就必須要走出龍骨山。1929年的春天,在周口店進行過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楊鍾健等趕赴陝北、山西、內蒙古,對這一帶的黃土層展開了大規模的調查,雖然他們並沒有發現藍田,卻由此揭開了藍田考古的序幕。

  1963年夏,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派考察隊到藍田尋找化石,考察隊由張玉萍、黃萬波帶領。結果在藍田洩湖鎮陳家窩村厚30米左右的紅土層底部,發現一個老年女性的下頜骨化石,這是繼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之後,在中國土地上發現的又一處重要的早期人類化石,一起出土的還有翁氏野兔等一批溫帶草原的齧齒類動物化石,以及北豺、虎、葛氏斑鹿等動物化石。消息一經傳出立刻轟動了學術界。

  1964年春,受全國地層委員會委託,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負責組織一次「藍田大會戰」——由全國12個科研、生產系統和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幾十名科研人員組成的多支野外考察隊奔赴藍田,由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統一率領,對盆地內和周邊地區的新生代地層開展了大規模的綜合考察工作,希望能在這裡獲得新的發現。

  5月的一天,考察隊的一個小分隊準備到藍田北嶺的三官廟地區去考察,因為當地老鄉曾傳說該地出現過「龍骨」。 但天公不作美,考察隊走到半路就被大雨阻攔住了,隊員們只好去公王嶺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裡避雨。當地的老鄉們聽說有考察隊要來挖「龍骨」,立刻主動找到了考察隊,並告訴他們一個重要的消息:在東山(公王嶺)上也有「龍骨」。

  對於「龍骨」考察隊員們並不陌生,在中國,許多古人類化石的發現是由「龍骨」引起的,甲骨文的發現也是如此。可實際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龍」,所謂的「龍骨」就是脊椎動物化石,特別是以哺乳動物骨骼為最多,其中有象、犀、馬、牛、羊、豬、鹿等,「龍齒」就是這些動物的牙齒。「龍骨」在我國早年的收購站和中藥店非常走俏,實際上他們所收購和賣出的「龍骨」都是遠古動物化石。

  「龍骨」對於考古隊員具有重要的意義,於是他們當即決定改變原來的路線,首先去公王嶺考察。第二天,考察隊的幾個人便來到了公王嶺上,公王嶺在藍田縣城東南17公里,是一個小土崗,前臨灞河,後依秦嶺,其前緣高出當地河床大約100米。

  在公王嶺確實有許多「龍骨」,經過進一步的考察,隊員們發現,公王嶺的地層相當完整,在俯視河谷的斷面上,可以看見三個互相疊壓的地層,在黃土層中有厚約30米的礫石層,上面覆蓋著厚約30米的「紅色土」,紅色土的下部夾有兩層埋藏土,這些土層年代久遠,地層一層疊一層,幾乎每層都有能夠鑒定地質年代的各種各樣的古動物化石,由於許多地段層暴露出地面1300米高,這就為隊員們提供了難得的考察場所。

  但考古發掘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許多化石都被包裹在堅硬的鈣質結核裡,這種化石很軟,但是圍巖卻十分堅硬,給發掘和修理工作帶了不少困難,由於經驗不足,很多化石都沒有完好取出。當賈蘭坡知道了這些情況後,就把發掘技術十分嫻熟的技工武英調來公王嶺,武英也不負重望,就是他首先發現了藍田猿人的遺跡。

  5月22日,武英從一塊堅硬的鈣質結核中發現一顆牙齒,它當時只露出一半,後來在發掘時又裂開了,另一半還包裹在結核裡,一時無法確定它是人類的還是普通靈長類動物的牙齒。那幾天武英牙病發作,但當晚他強忍著疼痛,在燈下一點點地剔除那半顆牙齒牙面上的膠結物。當兩個清理好的半顆牙齒合到一起時,一顆完整的人牙出現在人們面前。發掘工作的這一重大突破讓隊員們興奮異常,一個月來的疲勞、辛苦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第二天,武英冒雨趕赴縣城向大隊部匯報,見到賈蘭坡後,武英從懷裡掏出一個紙包。這個紙包不大,但包裝紙竟用了十多層,賈蘭坡是一位和化石打了幾十年交道的老科學家,武英遞上的這個特殊對待的紙包令他意識到裡面的內容絕非尋常,隨著包裝紙被一層又一層地打開,他的兩隻手禁不住顫抖了起來。最後一層終於打開了,賈蘭坡一看,激動得一下子大聲叫了起來:「人牙!」大隊部其他同志立即圍攏過來,共同慶祝這一重大發現。當夜,賈老拿出他珍藏的關中佳釀西鳳酒犒賞大家。

  有了這個發現,考察隊員們的工作熱情一下子高漲起來。為了精心尋找,隊員們把在公王嶺發掘出的40多個大大小小的化石堆積物套箱,運回北京。發現人牙下方的那塊重約800多公斤的套箱受到特別關注,由青年技工李功卓在柴鳳岐師傅指導下運回。陸續剝離出來的化石有劍齒虎、熊、三門馬、貘、大角鹿和麗牛等,就是不見人們渴望的人類化石。10月9日,從剩下洗臉盆大小的堆積物裡修出一顆人牙,這是一個好兆頭,李功卓再接再厲,沉著細緻繼續剝離,10月12日上午,轟動世界的藍田直立人頭骨終於亮相了。

  1964年11月3日,中國科學院宣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科技人員在陝西省藍田縣發現一個猿人頭蓋骨化石,死者為女性,年齡約30歲。頭蓋骨枕部寬闊而圓鈍,輪廓是楔形,頭骨壁板厚,前額低而寬平,眉脊粗壯,眼眶略呈方形,鼻子短而扁,頜部前伸,牙齒粗大,齒冠粗短,吻部向前突出,表現出較為原始的形態。顱內耳高7l毫米,腦量僅有789毫升,低於北京猿人的平均腦量(1000毫升),更低於現代人的腦容量(1400毫升),是比北京猿人還古老的猿人化石,與印尼爪哇人相當。

  爪哇猿人是荷蘭人類學家於1891年在印度尼西亞中部州特裡尼爾地方發現的,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猿人化石。地質年代屬更新世中期。所發現的化石有頭蓋骨一具、臼齒二枚、左側股骨一根。形態特徵是:顱骨低平,最寬處接近顱底;額骨傾斜,眉脊呈屋簷狀;腦容量約900毫升。我國的藍田猿人腦容量甚至要低於印尼爪哇人,藍田猿人是我國發現的第二個猿人頭蓋骨,也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之一。目前,世界上發現猿人頭蓋骨的僅有中國、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坦桑尼亞等少數幾個國家,而中國發現的頭蓋骨化石就有藍田人、北京人等幾處。

  我國第一個猿人頭蓋骨是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下落不明。因此,1964年發現的藍田猿人頭蓋骨彌足珍貴。猿人化石由於發現於藍田縣,屬於亞州人種,按照國際科學記名慣例,定為直立人藍田亞種,通常稱為藍田猿人或藍田人。迄今為止,公王嶺藍田直立人仍保持著亞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類化石的紀錄。 

  除藍田猿人頭骨化石外,藍田猿人遺址主要出土的都是一些粗石器,1964年後,對藍田猿人遺址再也沒有進行過二次發掘。

  2001年3月,藍田猿人遺址文管所在建造第四紀地層藍田猿人頭骨化石出土剖面保護廳時,發現了4件舊石器。這4件石器又把古人類生活的年代提早了10多萬年。

  這批舊石器距藍田猿人化石發現地約11米,其中3件系用乳白色石英巖礫石打制而成。乳白色石英巖質地堅硬,但石質硬脆,器形並不十分標準,與元謀人使用的石英岩石器非常近似。在打制方法上,較藍田猿人打制和使用的舊石器更為粗糙。

  經過專家研究鑒定,這批舊石器的出土地層,在第四紀早更新世的頂部,所以這些石器的地質年代應該在132.7萬年以上,同時也不排除其地質年代更老一些的可能性,由此專家推斷:如果這批舊石器是藍田人使用過的,說明藍田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已有132.7萬年以上歷史;反之則表明在藍田人生活之前,這裡已有過古人類活動。

  藍田猿人的發現,增加了對古人類地理分佈範圍的認識,豐富了人類發展物質文化的記錄,填補了人類進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為這裡遠古流傳的女媧煉石補天摶土造人神話增添了一段科學補注。

  藍田猿人文化遺址的出土文物

  藍田猿人遺址主要出土的文物就是古人類及伴生的動物化,製作粗糙的舊石器等。

  陳家窩出土的下頜骨化石屬於一位老年女性個體,比較完整,其特徵是具有多的頦孔,有明顯的聯合部突起和聯合棘。

  公王嶺的猿人頭骨由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大部分上頜骨和附在它上面的第二、第三臼齒,以及一些零星碎塊組成。經過研究,為30歲左右的女性,頭骨壁極厚,額部明顯後斜,前額低平,沒有額竇,眶上圓孔碩大粗壯,在眼眶上方幾乎形成一條橫行的眉峭。圓枕兩側向外延展,向後明顯縮窄。頭骨高度較小,腦容量為778毫升。

  復原後的藍田猿人頭骨傾斜並有明顯的頦三角,從整體看比北京人和陳家窩出土的下頜骨化石都要原始,儘管如此,由於他們的主要特徵所顯示的階段性相似,故可定為同一類型。

  藍田人遺址出土文物主要為舊石器,共發現200多件,石器種類有大尖狀器、大型多邊砍斫器、中小型多邊砍斫器和單邊砍斫器,還有刮削器和石球等。

  大尖狀器,斷面呈三角形,也稱三稜尖狀器。這種石器用於挖掘和撕裂,在以後的黃河流域舊石器文化晚期遺址中屢有出土,而在這些舊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藍田猿人的手斧了,因為在藍田手斧出土以前,考古學家把這種石器視為歐洲舊石器早期文化的特色,手斧在亞洲東部的出現使得學術界感到困惑。它們究竟是遠古文化交流的結果呢,還是藍田猿人的獨立發明,至今仍是個不解之謎。

  出土的石器中比較有特色的是用脈石英打製的盤狀器,這種盤狀器很可能用於割裂和刮削,它中心凸起,周圍成刃,直徑約10厘米,有明顯長期使用的痕跡。這種盤狀器在黃河流域舊石器晚期遺址中也有發現。

  遺址中出土的石球則是狩獵工具,不過,我們不清楚它的使用方式。除上述幾種外,還有砍砸器、刮削器等與北京猿人相似的工具,但器形大得多,更顯得粗笨。

  藍田猿人製造石器採用的材料,多為脈石英、石英巖、礫石,石器加工技術粗糙,有單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規整,對原料的利用率也較低,製造石器的技術較差,他們只會用錘擊方式製造工具,器物以單面加工為主,對較大的石塊進行撞擊後,再經過第二步加工的較少,製作得相當粗糙,器形尚不規整,石器類型不多,往往一物多用,這些表明當時的石器製作技術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藍田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總量多達1200多件,專家經過研究認為,與藍田人伴生的動物群有41種,有三門馬、大熊貓、鼢鼠、李氏野豬、葛氏斑鹿、中國鬣狗、東方劍齒象、劍齒虎、爪獸、碩彌猴和兔等,有明顯的南方動物群色彩,於是,他們被科研工作者命名為「藍田公王嶺動物群」。根據出土的動物化石與古土壤分析,表明藍田猿人的生活環境是一個氣候比較溫暖、濕潤的森林草原地,根據動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層判斷,年代應屬中更新世早期。

  這些珍貴的史前文物為研究古氣候、古動物、人類進化史提供了詳實的資料,被國際考古界譽為20世紀60年代考古重大發現。

  藍田猿人文化遺址的現狀

  藍田猿人化石是亞洲北部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藍田猿人文化遺址也就成為了我國著名的三大猿人遺址之一。自藍田猿人文化遺址面世以來,陝西省藍田縣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縣城成了大批國內外考古專家嚮往的寶地,藍田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研究古人類文化的重要資料。

  為了保護好藍田猿人文化遺址,1974-1978年間,藍田縣政府在公王嶺建成了第一座藍田遺址出土文物展廳,作為一個臨時的遺址保護單位被確定了下來。

  在藍田縣政府的批准支持下,1979年組建了藍田猿人遺址文管所,為股組級全民事業單位。建所以來該遺址得到了妥善保護,接待了一大批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以及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學者,為考古科學考察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基地,更成為一個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科普知識教育的最佳場所。

  藍田猿人遺址紀念碑亭建在藍田縣東灞河邊公王嶺的山腰間。這是一座飛簷高翹,精緻玲瓏,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六角碑亭。亭內豎立著藍田猿人化石出土紀念碑,碑頭雕刻藍田猿人的復原胸像,碑身下面鐫刻「藍田猿人頭蓋骨化石出土處」,背面有郭沫若為紀念藍田猿人發現書寫的題詞。 

  以紀念碑為中心,周圍環繞文物陳列室與附屬設施。文物陳列室是跨度7間,寬28米,呈歇山頂外貌的仿古建築,建在青磚砌就的台基上,形成房廊與台室高下隨峰巒地勢伸延的完整建設群。依山坡而建的猿人展廳有亭、殿、花園等,整個遺址顯得落落大方、錯落有致。

  1982年國務院公佈藍田猿人遺址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藍田猿人的發現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項重大發現之一、陝西省20世紀十項重大事件之一。

  作為人類文明的發祥地的藍田猿人遺址是值得自豪的,但貧窮使它一直難以擺脫冷清的命運。從1997年至2002年,遺址平均每年的門票收入不足8000元。遺址的「新生代地層剖面保護廳」的建築底部已經出現裂縫,表明整個展廳在隨地基下陷。但因為維護修繕經費來源相當困難,所以進一步整體加固等工作遲遲未決。

  為解決這些問題,保護古人類文化遺址,藍田縣政府加大了資金的支持,按照嚴格保護、統一管理、合理開發、永續利用的原則,加大了對猿人遺址的保護與開發,力求改變猿人遺址捉襟見肘的面貌。為了尋找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縣政府制訂了詳細的發展規劃,加大對藍田猿人遺址的宣傳策劃包裝力度。藍田縣將按照藍田旅遊總體規劃,不斷挖掘藍田猿人的歷史內涵,科學包裝猿人遺址項目,演繹以山地、森林、草地、狩獵為特色的「猿人情景生活園」,吸引遊客,讓人們在文物旅遊中增長知識。

  藍田縣正在為申請將藍田猿人遺址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而積極準備,爭取國際援助資金投入,進一步改善遺址基礎設施。

  遠在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在藍田這塊襟山帶河、蒼翠蔥籠的地區,用簡陋粗糙的工具與大自然進行艱苦的鬥爭,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生活,推動著人類的發展,社會的前進。100萬年後,先民們創造出的文化已經深埋地下,但他們利用勤勞和智慧創造出的文化卻仍然吸引著我們,吸引著大批的中外學者前往考察研究,藍田為人類的進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珍貴的資料,而考古學家也將通過進一步的發掘研究讓藍田更加輝煌。   


飄揚在汾渭間的文化紐帶——山西襄汾丁村遺址

  遺址名稱:山西襄汾丁村遺址

  發掘地點:山西省襄汾縣城南5公里丁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52年秋發現,1954年9月,由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帶隊,對丁村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1976年以後,對丁村遺址又進行了幾次規模較大的發掘。

  距今歷史: 2-12萬年

  考古地位:丁村遺址填補了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化石和文化的缺環,為瞭解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處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為早期智人文化階段,是黃河中下游、汾渭地塹文化體系的傳統紐帶,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省襄汾縣城南5公里,有一個叫丁村的小村子,它位於同蒲鐵路東側,東依塔山,西傍汾水,與著名的丁村民宅文化遺址同處一地。就是在這裡,發現了舉世矚目的丁村人遺址,讓10多萬年前的丁村人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考古發現過程

  丁村位於汾河岸邊,這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燦爛的中華文明也在這裡留下了它的足跡。

  1952年,臨汾和侯馬飛機場準備擴建,可大量的建築用沙愁壞了施工人員,經過苦苦地尋找,他們看中了丁村的一片沙礫地,這一年的秋天,一個專為機場建築用沙的取沙場在丁村的斷崖溝壑中開闢出來,就在這裡,發掘出了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址丁村。

  在丁村挖沙的過程中,奇怪的現象接二連三地發生,巨大的骨骼碎片、牙齒、腿骨,還有一些黑色的有稜有角有刃的石片子隨著工人的鐵鏟陸續出土,這些都是些什麼東西,工人們當然不清楚,但大家的心裡都不免生出疑問。尤其是挖到的那些骨骼化石,被人當做「龍骨」去賣,曲裡村的一位農民一次就賣過30多塊錢,如此下去,後來那3枚驚世的牙齒也可能被挖走,被賣掉。

  所幸,這事讓挖沙的總指揮鄭懷禮知道了,並引起了他的注意。鄭懷禮曾擔任過文聯主席,文革後還恢復了傳統戲曲劇本創作,正是他對文化的熱愛,使他能對出土的文物產生特別的敏感,當他聽說了挖出「龍骨」的事情,立刻到沙場去現場勘察,並將沙場的化石收集起來,逐級上報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是他的行動使得丁村的骨化石有幸進入北京的研究所。

  不久,山西省文管會派專家下鄉調查。專家來到丁村後,馬上深入到當地群眾當中去瞭解情況,並到工地現場去勘察,結果驚人的發現在短短數天內就出現了。他們收集到一對長達1.1米的原始牛角化石和兩具象的下頜骨化石,並在沙礫中找到了若干破碎的石片和帶稜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沖磨而成的。

  為了認真研究這處遺址的價值,專家帶走了收集到的這些化石標本,趕到省城去做仔細的研究,可一年下來,分析結果卻不甚明顯。於是,這批標本輾轉運到了北京,並最終到了賈蘭坡、裴文中等國內一流的化石和古生物專家的手裡,他們馬上召集會議對這些標本進行了「會診」。經過初步的觀察研究,專家們認為:這些石片和石球,人工的痕跡很清楚,石片上雖然沒有第二步加工,但是有清楚的檯面和打擊出來的半錐體,檯面和破裂面的交角保持著大角度,石片肥厚,石球的稜角也具有打製的斑痕,可以判定它們是舊石器時代的遺物。

  當時,舊石器時代的地點在我國發現的不多,並且這還是解放後我國發現的第一處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因此更顯得丁村發現的重要,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遂決定對丁村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1954年9-11月,由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帶隊,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為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襄汾縣文教局組成了發掘隊,隊員包括裴文中、周明鎮、吳汝康等我國著名的學者專家,在北起史村(今襄汾縣城)南至柴莊火車站,南北長11公里、寬5公里的範圍內進行了為期52天的調查發掘。

  發掘隊9月22日開進丁村,當日即到丁村以南瞭解情況,並在村南約半公里的沙丘中揀到一些石器和化石碎片。9月25日,正式開始試掘,通過試掘,不僅對地層有了詳細的瞭解,同時又掌握了地層中所含化石的石器分佈情況。

  試掘之後,賈蘭坡將發掘隊分成幾個小分隊,在不同地點同時進行發掘。10月15日,從丁村考古發掘現場傳來喜訊,一枚古人類的右上內側門齒出土了,3日後,在距這枚門齒1米遠的地方又出現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齒。半個月後,又一枚右上側門齒出現了,連續發現的三顆牙齒讓考古隊員雀躍起來,同樣也震驚了全世界。

  這三枚牙齒發現後,全國著名考古學家紛紛雲集丁村,現場參觀考察。這3枚牙齒就這樣走出了汾河邊上的荒灘,伴隨考古學家一同來到了北京的實驗室。

  緊張的測試研究很快有了結論:這三顆牙齒分別是右上內側門齒、右上外側門齒和右下第二臼齒。雖然只有三顆牙齒,但在當時是我國首次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根據三顆牙齒的大小、形狀、顏色、磨蝕程度以及出土時的距離判斷,它們同屬於一個十二三歲的兒童個體。

  隨後,在一面汾河水侵蝕而成的峭壁上,考古隊員在礫石層中找到了許多動物化石。在礫石層上約1米的地方,發現一具犀牛骨架,它背向汾河側臥著,除一條後腿脫離身軀,離得較遠以外,其他部分幾乎都完整地相連著。

  11月12日止,發掘工作結束了,這52天裡,考古隊員的足跡踏遍了汾河東岸的土地,挖掘的石製品2005件,哺乳動物化石27種,魚類化石5種,其中最重要的發現當然就是那3顆人牙化石。

  根據這些化石的特徵和地層堆積的情況判斷,含化石及石器砂礫地質時代為上更新世下部,距今約有10多萬年之久。

  在丁村遺址和丁村人發現之前,我國大陸上,僅在北京周口店、內蒙薩拉烏蘇和寧夏水洞溝等少數幾處發現舊石器時代早期和晚期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至於中期的人類化石和文物尚屬空白。同樣,在我國境內發現的古人類化石也只有屬於直立人階段的中國猿人和屬於晚期智人階段的河套人和山頂洞人,而早期智人階段的化石的發現還是一個缺環。而丁村遺址的發現填補了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化石和文化的缺環,是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在古人類學和考古學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1958年,在對丁村出土的化石與石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賈蘭坡和裴文中先生編著了《山西襄汾縣丁村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對1954年發現的石製品、人類化石、動物化石以及丁村一帶的地質地貌作了全面總結和系統研究,確立了「丁村文化」,吳汝康根據牙齒化石的形態特徵確定「丁村人」為早期智人階段的化石。這以後,丁村這個曾經偏僻的村落,便馳名中外,成為考古界關注的中心。儘管後來發現許多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址和與之相對應的早期智人化石,丁村文化和「丁村人」還是最早填補這一空白的文化和人類化石。

  然而,丁村遺址發現的文化遺存還不僅僅限於舊石器時代中期。1976-1980年間的第二次發掘證明了這一點。1976年,「文革」剛剛結束,壓抑了許久的學術界突然地歡騰起來,丁村這個中國最早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自然引起了考古學家的關注,對丁村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第二次的調查發掘意義重大,它證明丁村遺址不僅僅只是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而是一個涵蓋早、中、晚三期,文化性質一脈相承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群。

  1979,考古人員在丁村村西汾河東岸又發現與1954年性質相同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兩處,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了丁村遺址的早期遺存。

  丁村遺址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發現於汾河東岸柴莊以北的白馬西溝和縣城附近的解村西溝、南寨塌河崖、上莊溝等地點。其文化層為紅色土相夾的砂及礫石層,與石製品共生的動物化石發現的很少。根據地貌地層判斷,地質時代應該為中更新世晚期。從石製品的器類、形態以及打制技術來看,它們與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丁村文化不僅性質相通,而且有著清楚的傳承關係。

  為了深入系統地研究丁村文化,1994年又對丁村遺址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發掘。這次在汾河東岸又發現含有細石器的文化遺存一處,這些新的發現說明,丁村遺址已不是僅限於1954年汾河東岸的單一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而是擴及汾河兩岸、地點達27個、時代跨越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遺址群。

  同年,著名學者王建等人對1976-1980年期間丁村遺址群範圍內調查發掘的資料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研究,一個新的丁村文化誕生了。

  丁村文化早段,即丁村遺址群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其地質時代屬晚更新世早期。出土的石製品一般較為粗大,石核、石片佔絕大多數,石器以石片石器為主,與1954年所獲石製品性質大致相同,但是有些石器的名稱有了新的發展變化。

  丁村文化晚段,即丁村遺址群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由地層和地貌部位以及文化遺物認定,其地質時代為晚更新世晚期。經碳14年代測定為距今26400±800年。這是我國目前測年最早的細石器文化遺存。1994年在丁村附近汾河東岸也發現了同樣石器性質相同的文化遺存,進一步擴大了丁村文化晚段的分佈範圍。

  丁村文化晚段的石製品由兩種成分構成。一種是沿襲丁村文化傳統的粗大石器,一種是以燧石為主要原料製作的典型細石器。這些石器的器類組合、形制特點都與下川文化極為相似,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石器的打制風格和器物組合與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同時也融入了典型的細石器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對於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質的認定,應該是區別於早中段的走向更高層次的丁村文化或者稱為「新丁村文化」。

  丁村遺址的發現使我國的舊石器考古工作由北京周口店轉向了更為廣闊的中華大地。丁村遺址發掘之後,山西成了中國舊石器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地區。截至目前為止,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現了許多與丁村文化相關的古文化遺存,山西境內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地點達300餘處,這些都與丁村遺址的首次發掘分不開。

  在整個汾河流域,幾乎都有丁村文化的蹤跡可尋,相繼發現的丁村文化遺址地點的地質時代與丁村遺址群不相上下,在文化遺物方面又與丁村石器風貌一致或器型相似,說明丁村文化在汾河流域有著較為廣泛的分佈。

  在黃河中下游的晉、陝、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也發現了幾處地質時代比丁村文化早或相當於丁村文化早段的遺存。時代最早的是西侯度遺址,其次是地質時代屬中更新世早期的匿河遺址、藍田公王嶺遺址、三門峽水溝和會興溝石器地點等。這些遺址或地點發現的石器雖然比丁村文化中的石器原始古拙,但其器類和打制特點,尤其是三稜大尖狀器和厚大尖狀器,與丁村文化者極為相似或相近。

  三稜大尖狀器和厚大尖狀器雖為丁村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如果把它與上述遺址或地點中的這類石器依次排列,可以發現它們除共同保持了厚大和三稜的特點外,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著由粗到精的變化。三稜大尖狀器和厚大尖狀器作為黃河中下游、汾渭地塹這一文化體系的傳統紐帶,將上述遺址或地點緊密地連繫在一起。丁村文化作為這個一脈相承的區域文化體系中的關鍵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襄汾丁村遺址出土文物

  丁村遺址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就是1954年出土的3枚丁村人的牙齒化石,這三顆牙齒是當時我國首次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從牙齒的大小、形狀、腐蝕和石化程度相似以及發現間距之近,可以確定它們是屬於一個12-13歲的兒童個體的。其齒冠和齒根的尺寸比北京猿人的同型牙齒細小,下第二臼齒的嚼咬面的模式比現代人複雜得多,但在許多細節上與現代人接近,表明丁村人是介於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在人類發展史上屬於早期智人階段的一種人類。丁村人上門齒的齒面和北京猿人的一樣,都呈明顯的鏟形,這是現代黃種人上門齒常具有的性質,表明他們與白種人的關係較遠,而接近於現代黃種人。

  1976年山西省文物部門又在丁村發現幼兒頂骨化石一塊。其骨壁較薄,後緣和上緣骨縫的鋸齒保存完好。顱內矢狀竇溝和腦動脈溝都很明顯。後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著此個體生前有印加骨,說明丁村人與北京人及蒙古人種的親緣關係。據吳新智研究新發現的幼兒頂骨化石與1954年發現的牙齒化石一樣,在人類發展史上屬早期智人階段。

  在丁村人生存的時代,丁村一帶生長生活著茂盛的動植物,河湖沼澤裡是繁盛的香蒲、黑三稜、澤瀉等水生植物,水邊大片的草地上就是蒿、藜、野菊等旱生草本植物,距離教遠的東山坡上長著許多落葉闊葉樹木,種類十分豐富,有櫟樹、榆樹、樺樹等等。

  所以,在丁村遺址出土的動植物化石是十分豐富的,從丁村遺址中出土的大量動物化石來看,與丁村人同生的動物種類十分多,這些動物主要有慣於在森林中活動的獾、狐、貉、野豬和熊,還有經常在森林和草原過渡地帶活動的赤鹿、斑鹿、河套大角鹿、野牛、原始牛和大象,在寬闊的草原上活動著的野馬、野驢和舉步安詳的披毛犀。

  就連在丁村一帶的河裡也生活著很多動物,這些河又大又深,河水清澈見底,於是水中生存的鯉魚體長竟然達到70厘米,甚至還有體長1米以上的青魚、鯇魚和體長1.5米的鯰魚。

  考古學家通過對出土化石進行統計,確定在遠古丁村,和丁村人同生的哺乳動物就達28種,魚類共有5種,此外還有30種軟體動物。

  在丁村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經過研究發現,這些石製品絕大部分以角頁岩為原料。據統計,1954年調查發掘所獲的2005件石製品中角頁岩佔了94.7%,角頁岩是一種灰黑色變質岩,質地均勻,產於丁村以東7公里的低山基巖上。角頁岩礫石在汾河東岸的各條沖溝中都可見到,在地層中也較常見,這為丁村人打制石器提供了優質豐富的原料。在丁村出土的石器中,以燧石、石灰岩、綠色頁岩、砂岩、石英和閃長巖為原料的特別少。

  丁村人的石製品一般都較大,可分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類。這些石製品雖然都埋藏於汾河的砂礫層中,有一部分石器有被水沖磨的痕跡,但大部分還保留著較為鋒利的稜角,證明丁村人就在附近就地取材製作石器。即使有的石器被河水搬運過,距離也不會太遠。

  丁村人製作石製品的方法也比較簡單,首先從大石核上打下石片,然後再把大石片加工成各種各樣的石器。丁村的石器類型有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單邊形器、多邊形器、三稜大尖狀器、鶴嘴形尖狀器、小尖狀器和刮削器。這些石器有的適用於砍伐樹木,有的可做挖掘的工具。

  在丁村遺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中最為特殊,它就是三稜大尖狀器。這種類型的石器首次發現於丁村,所以又稱它為丁村尖狀器。這類石器多數是用大厚石片加工而成,器身一端為截面呈等腰或等邊三角形的三稜狀器尖,另一端為厚鈍的手握部分;器身的加工多由石片破裂面向背面修制。

  丁村發現的石器中還有一種較為特殊,就是石球,它也是最先在丁村遺址出土,如今在華北地區的許多遺址中都能見到,說明它在舊石器時代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丁村的石球一般在300-500克之間,與丁村遺址中的其他石球不同,這些石球大多數不用角頁岩打製,而是用質地較軟的石灰岩、閃長巖製成。可見這些石球不是用來砸擊硬東西的。通過考古學家的研究分析,石球是一種打獵的武器,或是倆倆成對地用皮條鏈起來當作飛石索纏繞動物的四肢,或是單個投擲打擊獵物。

  從丁村石器的類型來看,丁村人過著既採集又狩獵的集體生活,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苦,小伙子們用石球追獵大獸,老少和婦女們用三稜大尖狀器挖掘植物塊根,他們只能平均分配勞動產品來勉強滿足最迫切的需要。

  山西襄汾遺址現狀

  丁村,汾河邊上的一個名不經傳的小村子,卻因為發現了古老的「丁村人」而著稱於世。經過先後進行過幾次階段性的調查發掘,發現分屬於舊石器時代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20餘處,對研究我國的舊時期時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1961年,丁村遺址被國務院首批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襄汾縣沒有足夠的資金建立丁村遺址博物館,1984年秋,縣政府籌建了丁村民俗博物館,1985年11月10日開館。丁村民俗博物館位於襄汾縣城南5公里丁村附近的汾河兩岸,系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主要展出的是丁村四十餘間明清民宅,也就是在這裡,丁村遺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向遊人展出而大放光彩。

  在丁村民俗博物館,陳列著丁村遺址的動物化石和石器。其中,有3.5米的古象門齒化石,也有方塊犀牛角、排列整齊的馬牙……這些都說明,丁村在舊石器時代曾經生長著犀牛、野馬、大象等野生動物,同時,也說明了古人類在大自然中所處的位置。

  但是,村民的生存和文物的保護存在著一些衝突。丁村文化遺址在經歷自然剝蝕後,又遭受人為嚴重破壞。近年來,附近農民在此肆意掏挖,致使遺址坍塌嚴重,到處千瘡百孔。甚至有農民在遺址發現地沙礫石層中不斷盜挖蚌和其他化石,用來製作家畜飼料。

  目前,臨汾地區已經同襄汾縣協商,準備共同保護、開發、利用丁村遺址,襄汾縣有關部門已經認識到丁村文物缺乏保護的現狀,正在積極有效地保護文物、利用文物,堅決制止農民挖沙取土和盜挖遺址內的各種化石,並在群眾中廣泛開展保護文物的宣傳教育。最近,保護丁村文物的規劃已經出台。

  丁村遺址博物館的建設也正在籌建當中,館址在景區入口東南方向150米,佔地40畝,展廳總建築面積8000平方米,預計總投資2500萬元人民幣,項目建設期2年。建成後的丁村遺址博物館將以丁村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的萬餘件文物和襄汾縣文物局、丁村民俗博物館收藏的二萬餘件各類文物為展出主體,全方位地展現悠遠綿長的丁村文化。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鄂爾多斯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鄂爾多斯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薩拉烏蘇河畔的邵家溝灣、范家溝灣等八個地點

  發現及發掘時間:1922年由法國人類學家發現並發掘,50年代後我國學者開始了對其的調查發掘工作。

  距今歷史:7萬年

  考古地位:中國境內第一個發掘的舊石器遺址,是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以蒙古文化為主體,融合吸收了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成果,文化面貌十分獨特。

  薩拉烏蘇,蒙語的意思是黃色的水,由此可知這裡的河水終年渾黃;在河的兩岸長滿了搖曳多姿的紅柳,所以人們也稱這條河為「紅柳河」。這條河流一帶,曾經是古老而燦爛的鄂爾多斯文明——薩拉烏蘇文化的發祥地。

  考古發現過程

  鄂爾多斯高原是黃河環抱的一塊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縱橫。這一地區,秦漢時稱「河南地」、「新秦中」, 15世紀中葉,蒙古鄂爾多斯部開始駐牧於此,故又稱之為鄂爾多斯地區、鄂爾多斯高原。

  薩拉烏蘇河在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流過,向北進入鄂爾多斯東南角的毛烏素窪地。在那裡,它猶如一條生猛的游龍,蜿蜒曲折地穿行於茫茫沙海之中。所經之處,切割出七八十米的深谷,又在身後留下一片又一片串珠狀的綠洲,正是這裡孕生了偉大的鄂爾多斯文化。

  在歐洲,科學家和詩人向來對遙遠而神秘的亞洲充滿幻想,他們認為許多世界難題的答案應該到這塊古老的大陸尋找,甚至在20世紀初,西方流行著「亞洲是人類的搖籃」的假說。在我國著名的北京人發現以前,國際上很多人類學家先後來到中國,尋找先祖的蹤跡。

  1903年,一位在北京行醫的德國人哈貝爾回國時隨身帶了一包從中藥店買來的「龍骨」,抵達德國後把它交給著名古生物學家施洛塞爾,結果施洛塞爾在這些化石中發現了一顆「類人猿」牙齒,這顆牙齒預示著在中國有可能找到人類化石。很快的,西方人類學家湧入了這片埋藏著巨大秘密的土地。

  1922年,桑志華到達陝北靖邊,然後沿薩拉烏蘇河向北進入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考察。薩拉烏蘇河發源於陝北黃土高原,彎彎曲曲地穿過毛烏素沙漠,形成了許多串珠狀的溝灣,是村莊、農田聚集的地方。桑志華在當地蒙古族人旺楚克的幫助下,很快便採集到許多哺乳動物化石,其中有些是保存完整的披毛犀和水牛骨架。

  第二年7月,著名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加入到了考察工作中來,他和桑志華風塵僕僕地再次來到薩拉烏蘇河谷。這次桑志華仍舊找到了旺楚克,根據他提供的線索,這兩位科學家在薩拉烏蘇河邊的邵家溝灣發掘了一處化石聚集地。結果不僅收穫大量動物化石,還意外地發現早期人類留在宿營地的豐富的石器、骨角器和用火遺跡。

  更令他們驚喜的是,在帶回整理的羚羊牙齒標本中,他們發現了一顆人牙,興奮之餘,兩個人趕快找到了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經過步達生的研究表明,這是一顆人類牙齒,為上左側門齒恆齒,年齡在7至8歲之間。1927年,三個人在此基礎上,宣佈薩拉烏蘇人牙是「亞洲迄今已知第一件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並稱之為「鄂爾多斯人」牙。

  40年代以後,我國的石器時代考古學家也開始關注鄂爾多斯地區。1956-1960年間,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的考古學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薩拉烏蘇河一帶調查發掘。他從薩拉烏蘇河范家溝灣一帶的堆積物中找到了一件人類頂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後經我國古人類學家吳汝康研究,認為鄂爾多斯人可能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另外,汪宇平還後在此採集了80多件石製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動物骨頭,發現了一些燒骨和炭屑。

  60年代以來,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裴文中、賈蘭坡多次組織考古隊來到鄂爾多斯薩拉烏蘇河一帶進行綜合考察,陸續發現了一些人類化石與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 

  經科學界研究初步認定:鄂爾多斯人的體制特徵接近於現代人,但還保留著某些較現代人原始的特點,它在人類的進化階段屬於晚期智人。經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實驗室測定,鄂爾多斯人的年代為距今35000多年,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1979-1980年,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的考古學家董光榮來到了薩拉烏蘇地區,在這裡發現了4件人類化石和200餘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隨出土的還有古人類用火的遺址及一些動物化石。20世紀90年代末通過多種現代科學技術方法測定,4件人類化石的原生地層地質年代為7-14萬年前,從而將原來早期發現的「鄂爾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萬年前大大提前。

  「薩拉烏蘇文化遺址」分佈在薩拉烏蘇河上游約34公里長的狹長地域內,主要由邵家溝灣、范家溝灣、清水溝灣、嘀哨溝灣、楊樹溝灣、楊四溝灣、米浪溝灣、三岔溝灣八個地點組成。這一遺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歷史價值、科研價值和文化價值,在東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影響力,被認為是目前國內僅次於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重要古人類文化遺址。

  鄂爾多斯人生活復原圖

  古代鄂爾多斯地區,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環繞,水草豐美,氣候濕潤,資源富集,是人類生存的理想家園。鄂爾多斯人是一群體質上和現代人已經沒有太大差別的晚期智人,他們的食物來源以狩獵為主,獵殺對像主要是羚羊。在遺址出土的大量獸骨中,羚羊的肢骨、下頜骨等比例最大。

  鄂爾多斯人居住在河湖邊上,為他們獵殺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眾多的草食動物為了飲水不得不來到河、湖邊上,尾隨而來的鄂爾多斯人充分利用地形來獵殺他們。他們依靠群體的力量把這些前來飲水的動物驅趕到湖裡、河裡,讓它們無法脫身,這種方法輕易就可以捕獲到大型的獵物。

  鄂爾多斯人已經會製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獵的武器。除羚羊外,他們還捕殺野馬、野驢、鹿,甚至還包括體態龐大的披毛犀。從這些動物的化石來看,無一不帶有人工砸擊、切刮的痕跡,清楚地表明鄂爾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獵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烏素窪地缺少合適的石頭,工匠們必須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採集小卵石,並用這些小石頭做打制石器。由於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們對來之不易的原料特別珍惜,工作時特別認真,並努力做到物盡其用。

  鄂爾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習慣。在薩拉烏蘇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遺址,遺址附近還有很多燒焦的獸骨碎屑。這一發現說明鄂爾多斯人已經懂得利用火來燒烤獵物,並且還非常懂得開發能源,即利用吃剩的獸骨充當燃料維持營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僅寒風刺骨,而且不遠處閃爍著狼群凶狠的目光,傳來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勞累了一天的人們不僅可以吃得飽,還可以有個溫暖而安寧住處。

  鄂爾多斯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鄂爾多斯高原上的薩拉烏蘇遺址是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學領域內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迄今為止共發現了人類化石、石器化石等遺物380多種,還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動物化石及鳥類化石等45個種類。

  遺址出土的「鄂爾多斯人」牙,是中國境內發現的第一件有準確出土地點和地層紀錄的人類化石。「鄂爾多斯人」的體質特徵屬於人類進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階段,中國專家認為它更可能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 

  薩拉烏蘇河畔還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鑽具、邊刮器、凹缺器、鋸齒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來處理獵物的工具。薩拉烏蘇石器的尺寸特別小,長度一般不超過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內,最大的兩件也不過7厘米左右。像這樣小的石器,很難想像在和野獸搏鬥時能夠發揮威力。目前,在薩拉烏蘇沒有發現打獵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斷的鹿角。前者看來是採集植物塊根和挖洞捕鼠時使用的挖掘工具,後者則是用來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隨的手錘。和石器一樣,它們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經過多位專家的測定,薩拉烏蘇遺址的年代不晚於距今7萬年,是現代人多地區起源說的重要證據。除此以外,薩拉烏蘇遺址還被認為在地質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價值。

  鄂爾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鄂爾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這樣的特徵。鄂爾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匯合與交融;是以蒙古文化為主體,融合吸收了漢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無數悲喜,承載著不同朝代、不同國家的綿延起伏。 

  「鄂爾多斯人」牙齒的發現揭開了鄂爾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僅是中國出土的第一件有準確出土地點和地層的人類化石,同時揭開了中國乃至亞洲古人類考古研究的第一頁。

  朱開溝文化遺址位於鄂爾多斯地區的四道柳川與束會川之間、伊金霍洛旗納林塔鄉境內,發端於4200年前新石器龍山時代晚期,延續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續約1000年。朱開溝文化遺址縱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總面積達50萬平方米。朱開溝文化內涵豐富,歷史跨度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爾多斯文化,中經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又下啟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先河,是鄂爾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十分發達,是我國北方遊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見證。鄂爾多斯青銅文化起源於商代,鼎盛於春秋、戰國,衰落於西漢。其實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均出土過具有濃郁北方遊牧民族文化特徵的青銅器和金銀製品,但以在鄂爾多斯地區分佈最集中,出土數量最多,故命名為「鄂爾多斯青銅器」。 

  鄂爾多斯地區還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棲息地和活動搖籃之一。匈奴文化是鄂爾多斯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匈奴文化遺存主要有青銅器、青銅飾牌、銅鏡、鐵器、陶器、漢字瓦當、官印及金、銀、玉、瑪瑙、琉璃等物品,內容豐富,數量之多,工藝之精,均屬罕見。出土的鄂爾多斯青銅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隻匈奴金冠,證明了鄂爾多斯是匈奴活動和棲息的重要領地。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既有對周圍地區諸文化的吸收,也有對周圍地區諸文化的影響。當今的學者,正是通過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對馳騁在中國古代北方歷史長卷中那些遊牧民族的意識形態、社會生活、文化藝術有了具體的認識和瞭解,也為以遊牧文化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佐證,可以說它是北方遊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見證。 

  據歷史記載,匈奴分為南北二部之後,南匈奴入塞,在鄂爾多斯地區居住百餘年,共傳19代單于。北匈奴西遷,馳騁於歐亞草原,推動了歐洲古代史的發展。歷史證明,匈奴民族對於鄂爾多斯的開發,對於豐富我國的古代文化寶庫,對於溝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貢獻。 

  魏晉南北朝時期,邊疆各民族與中原地區的接觸日益頻繁,出現了北方各民族紛紛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的局面。此時的匈奴人大多集中於鄂爾多斯東南部地區。而早先居於漠北的鮮卑族佔據了鄂爾多斯大部地區。到了公元407年,鎮守朔方的鐵弗部在鄂爾多斯建立了大夏國,並在此興建了大夏國都。

  鄂爾多斯是生態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獨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態風貌形成了鮮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個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統一,展示給我們一個豐富獨特的鄂爾多斯文化。

  獨特的古代鄂爾多斯民俗

  鄂爾多斯的婚禮習俗集鄂爾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樂、舞蹈、服飾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產生於蒙古遠古時代,形成於成吉思汗時期,是我國少數民族中頗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禮之一。 

  鄂爾多斯婚禮依舊保留著男到女家娶親的習俗。結婚時,男家要在附近另設一座披紅掛綠的蒙古包,作為新房。新郎換上嶄新的裝束,準備去迎親;新娘則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內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來。

  迎親一般在傍晚,新郎身著紅綢長袍,腰束金黃寬帶,腳登高統馬靴,在領頭人、祝頌人的陪同下揚鞭策馬向新娘家馳去。 

  傳統禮節裡迎親隊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騎馬繞跑一周,然後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許久的親友立刻迎上來,裝作拒娶的樣子,還用一條條絲帶將迎親者擋住,這叫「綵帶隔門」。

  進包後,新娘家舉行盛宴招待迎親的人,歌聲不絕,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離開家時往往淚如雨下,似乎很傷心。這其實是鄂爾多斯婚禮中的「哭嫁」習俗。這時新郎就要「搶親」,陪親的姑娘則假意將新娘保護起來,場面十分熱鬧。 

  新娘到了男方家裡還要舉行「跳火」儀式,進入蒙古包,婆婆揭開兒媳婦的蒙頭紗,然後贈送禮品,並給新娘起新的名字,接著全羊席開始,持續到天明。 

  蠻漢調也鄂爾多斯高原上的民間藝術精品。在鄂爾多斯的文化藝術殿堂中,有很多被人們傳誦的經典,其中在鄂爾多斯准格爾山區土生土長的蒙古族和漢族群眾共同傳唱的蠻漢調是鄂爾多斯高原文化的產物。 

  千百年來,鄂爾多斯人民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燦爛的民族、地域文化,並且以其特有的功能價值,豐富和發展著各種門類藝術,蠻漢調就是鄂爾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個寵兒。 

  鄂爾多斯高原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的風水寶地,突厥、匈奴、黨項等部落都曾經先後駐牧於這塊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間傳統音樂文化與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為蠻漢調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蠻漢調既體現了鄂爾多斯蒙古族的傳統的「短調」歌曲的特點,同時又融入了准格爾漢族人民的鄉音土語,形成了獨特藝術風格。 

  1996年准格爾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蠻漢調之鄉」。隨著時代的發展,蠻漢調的演唱群體越來越龐大,已經成為鄂爾多斯高原准格爾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鄂爾多斯文化遺址現狀

  鄂爾多斯高原上的薩拉烏蘇遺址作為中國境內第一個發掘的舊石器遺址,正式揭開了中國舊石器考古的歷史。

  1992年7月1日,薩拉烏蘇文化遺址被列為內蒙古自治區烏審旗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5月28日列為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6月25日,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根據薩拉烏蘇遺址開發保護的需要,烏審旗成立了「薩拉烏蘇」遺址開發領導小組和文化產業開發協調領導小組,把文化產業納入經濟和社會總體發展規劃。投資1500萬元修通了「薩拉烏蘇」遺址旅遊專線,興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館,並特邀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家對「薩拉烏蘇」遺址進行實地考察後進行了全面規劃。

  2005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針對薩拉烏蘇遺址的保護進行了專門調查研究,並出台了詳細的保護規劃。保護規劃主要分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薩拉烏蘇河沖刷;三是遷移遺址範圍內的400多居民,防止人為破壞;四是做一個地質剖面,並建成一處地質博物館。規劃中的保護工作正在進行,預計到2010年完成,總投資額約9600萬元。 

  目前,「薩拉烏蘇」遺址雕塑及標誌性大門正在建設當中,地質公園也已初具規模,投資千萬元的文化中心也將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誤譯的「鄂爾多斯文化」

  鄂爾多斯文化起初被稱為「河套文化」,源於最初發現的那顆鄂爾多斯人牙。這顆著名的鄂爾多斯人牙發現於1923年,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對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於1927年在發表論文中稱它為「鄂爾多斯人牙」。後來,因漢譯將「ados」誤譯成「河套」,於是,「河套人」成了中國化石人類家族裡的一員。其實,位於內蒙古中部陰山南麓黃河河谷裡的河套平原與鄂爾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發現80週年學術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考古專家提出,「河套人」理應正名為「鄂爾多斯人」,「河套文化」也應更名為「鄂爾多斯文化」,即「薩拉烏蘇文化」。   


中華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仰韶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仰韶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河南省澠池縣城北9公里處的仰韶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20年發現,次年首次發掘;1951年和1980年對該遺址又先後進行了兩次發掘與研究工作。

  距今歷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國最早發掘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它的發現為人們揭示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黃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國近代考古學也由此開端。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文化面貌與表現風格十分複雜,可分為半坡、史家、廟底溝、大河林、後崗等多種類型。

  仰韶村遺址座落在澠池縣韶山腳下三面環水的台地上,這裡氣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這樣的環境孕生了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早在20世紀初,考古學家們就試圖穿過這片神秘的氤氳,穿越6000年的時光,來到仰韶尋找華夏先民的足跡,為我們揭開6000年前的秘密。

  考古發現過程

  黃河流域是人類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很早以來就被國內外的考古界所關注,當世界各地大都還處在蒙昧狀態的時候,我們勤勞勇敢的祖先就在這塊廣闊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種,勞動生息,創造了燦爛奪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稱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一直活躍在20世紀初的中國考古界,對於任何可能發現古人類化石的線索都不放過。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訴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過古生物化石,憑著職業的敏感,一個多月後,安特生來到了河南省澠池縣,立刻投入到了採集古脊椎動物化石的勘測中。

  這次的勘測收穫並不大,但安特生並沒有放棄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劉長山去河南仰韶村採集古生物化石,正是這次調查之旅拉開了仰韶遺址發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區鬧旱災,農民們生活十分艱難,突然聽說京城來人出高價錢買些破石器,村民們樂壞了,紛紛把那些耕地時翻出的石頭賣給了劉長山。看著搜集來的石器,劉長山欣喜若狂,一再請求當地農民帶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這片祖先居住過的廢墟上,劉長山首次發現了陶器的碎片,這一發現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親自實地採集石器和陶片,幾天下來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劉長山帶著他採集到的各種磨製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這麼多的石斧、石鐮、石刀、陶片非常震驚,並推斷仰韶村是一處龐大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文化層堆積一定十分豐富,立刻決定親自到仰韶村考察證實。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來到澠池縣,並立刻奔往仰韶村對遺址進行試掘。當時正下著細雨,泥濘的道路十分難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霧中仍然處處留意,時時下馬細心觀察地形的差異和變化,此時他已經將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業中。

  這次安特聲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採集、收購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並初步調查了已知的範圍、地層及遺物的出露情況,確定仰韶遺址分佈在仰韶東溝和西溝之間的南北長900米、東西寬300米的沖溝內,為正式的發掘做好了鋪墊。

  經過北洋政府農商部和地質調查所的批准,並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帶領的發掘隊伍來到仰韶村,對仰韶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參加這次發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還有安特生邀請的骨骸專家布萊克博士,地質所古生物學名譽技師斯坦斯基博士兩名外國人以及我國地質所的袁復禮、陳德廣等學者。

  發掘工作從10月27日開始,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帳篷,架起了行軍床,點著汽燈、馬燈,夜以繼日地工作,結果就在這塊長900餘米,寬300餘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土層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於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圖案,為整個中國歷史塗上了絢麗的色彩,舉世聞名的仰韶村遺址就這樣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這次發掘在當地被傳為美談,安特生的到來給封閉的仰韶村民帶來了少有的快樂。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搖留聲機放在所住農家小院的門前「唱洋戲」,還經常為村民拍照,給小孩散發糖果,並對當地的天井窯院、農民犁地、放羊趕車等生產、生活場景進行寫生,村民們對安特生的考古隊也是極盡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許多趣話。

  通過對發掘出土文物的系統整理,安特生撰寫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這是關於仰韶村遺址的最初報道。袁復禮還測量繪製了中國考古學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遺址地形圖」。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將首次發現古文化遺存的地名命名為該文化的名稱,從此,一種在澠池縣仰韶村首次發現的以彩陶為主要標誌的遠古文化系統便被稱之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發現,揭開了我國原始社會考古研究的第一頁,填補了中國遠古文化發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遺址發掘之前,一些外國學者或傳教士曾經宣揚中國文化西來說,認為中國沒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沒有自己的石器時代,後來的中國文化乃至人種都是從西方傳播過來的。仰韶村遺址的發掘,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不但有石器時代的遺存,而且還相當發達,這在學術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遺址被發現後,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高度重視,為了進一步瞭解該遺址的文化內涵、來龍去脈,1951年6月,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河南調查團夏鼐等專家學者對澠池仰韶村遺址再次進行了發掘。

  7月2日發掘工作正式開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積層最豐富的地方,開了一條長20米、寬2米的探溝,發現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紅陶瓶、灰褐陶鼎等,還發現了龍山式的黑陶、壓印方格紋灰陶、藍紋陶、灰繩紋鬲、陶杯等。通過這次發掘,確定了遺址的性質,證明該遺址是一處包含仰韶和龍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觀點風行一時,蘇聯考古學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淵源歸結到烏克蘭的特裡波列文化和中亞細亞的安諾文化。國內的學者堅決地站了出來,以鐵的事實對其進行了強有力的駁斥。

  這次大辯論,又一次引起世界範圍的仰韶熱。從此大批的國內外學者到仰韶參觀和考察,考古學界開始醞釀對仰韶遺址的第三次發掘。

  第三次發掘是在1980-1981年間進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澠池縣文化館共同主持。這次發掘進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遺址的淵源,證實了該遺址含有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四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係,強有力地否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並為研究我國社會發展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仰韶村遺址發現以來的80多年裡,考古學家在黃河流域的其他地區,又陸續發現了同樣性質的村落遺址1000多處。按照考古學的慣例,它們統稱被為「仰韶文化」,主要分佈在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陝西,這些文化遺址中有很多考古發現,如陶器製造、紡織、繪畫、雕塑、文字、曆法、宮室營建等等,同文獻記載中炎帝黃帝時代的創造發明相吻合。這對我國繼完成夏、商、周斷代研究後開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義重大。可以說,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將從仰韶文化遺址中找到源頭。

  仰韶人生活復原圖

  仰韶村位於澠池縣城北韶山腳下,距縣城9公里。遺址北依韶峰,三面環水,風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們祖先狩獵、漁牧、定居的理想場所,7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在這裡長久地過著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農業生產主要是集體勞作,他們用木鋤或石製的斧、刀、鋤、鏟進行開荒和播種,種植的作物以粟為主。由於生產工具的粗糙,勞動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對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當洪水、乾旱來臨時,他們只能束手就範,所以為了生存,先民們除了農耕以外,還必須靠狩獵和捕魚來維持生計。

  狩獵在新石器時代是一項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們居住的村落附近就會有一個較好的狩獵和捕魚的場所。壯年的男人為了捕獲野獸,必須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深山野林中同兇猛的野獸進行殊死搏鬥。集體圍獵是他們對付大型野獸的唯一方式,他們必須依靠集體協作才有可能戰勝野獸生存下去,否則就會遭到猛獸的攻擊身受重傷或死亡,仰韶人集體圍獵的場面十分激烈和悲壯。

  那時的仰韶人已經會製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製作陶器,中期開始出現輪制陶器。

  陶器是一種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後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裝飾,然後經過火的燒焙,形成堅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飪器、飲食器等。

  製作小型器物時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條盤製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後用木片、印石等將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後用含鐵或錳的礦物顏料圖繪紋樣。有些在繪製前先加一層白色陶衣,使顏色能夠更為亮麗,然後放進窯裡燒製。

  仰韶人把陶窯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窯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於累積火候使達到一定的溫度以燒造陶器。史前時期的陶窯建立在村落的附近,兩三座成一組,三五個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將陶放在地上起火燒製,並沒有建窯,至今如此,可見史前時期仰韶人制陶的講究及技術的進步。

  仰韶人製作的陶器以紅陶為主,器形有盆、缽、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繪,有的陶器上面還繪有魚、人面等圖案。仰韶人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通過對自然界細緻的觀察,感受和體會到了自然物的節奏、形體、色彩之美,然後把在採集、漁獵、農耕等生活中接觸到的魚、蛙、鹿、鳥、花、葉等通過綜合和概括創造出了彩陶的紋繪藝術,豐富多彩,優美實用。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由此可見仰韶人已經有了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

  仰韶人起初沒有固定的村落,但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尤其是農業的出現,便迫使人們必須走出山洞,到平原和丘陵地帶去創造一種更適合他們生存的田園式的定居生活。這個時候,仰韶人就來到了河流兩岸,居住在近水的高台地上,那裡土地肥沃易於種植和養殖。

  仰韶人居住的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佈局,一般分為居住區、公共墓地和窯場三部分。在居住區往往能發現建築遺存,雖然建築技術還不十分發達,但卻具有開天闢地的創世之功。

  從發掘資料看,仰韶人已經由穴居發展到半穴居,然後才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房屋建築。那時候的房屋異常簡陋,但人們從穴居地下走了出來,這無疑又是人類發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飛躍。

  發掘的建築遺跡表明,仰韶人的房屋分為地上建築和半穴居建築兩種,而且地面建築已經很普遍,可以看出當時的建築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主,後期以方形多間為主。房屋的牆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裡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牆的外部多被裹草後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

  那些圓形的或方形的房子四周已經有了木骨泥牆,這是地面建築關鍵性的技術。一般房間內都有四根或六根中柱,中間有火塘,出口有高門檻,屋內的地基壓得都比較堅實。

  就這樣,6000年前的仰韶人在自己安置的天地裡,安靜地走過了無數個日日夜夜,創造出了豐富而優美的仰韶文明,顯示出了自己獨特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仰韶文化以黃河中游為中心,南達湖北,北抵內蒙,是黃河流域非常強大的一種遠古文化。仰韶文化的發現,宣佈了「中國無石器時代文化」論調的徹底破產,因而仰韶文化遺址被中外考古界譽為「文化聖地」。

  仰韶文化遺址從發現至今共經過三次有計劃的發掘,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用於農耕的石器有斧、鏟、鑿、錛等工具;用於狩獵的有石鏃、彈丸、石餅等;用於紡織的有線墜、紡輪、骨針、骨錐等。當時人們的生活用具均為陶質,有陶鼎、罐、碗、盆、缽、杯、甕、缸等。

  陶器的出現以及大量被使用,表示新石器時代人類智能的提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可用以貯存農業生產的穀物,烹飪味美的食物,陶器變化多端的優美造型和裝飾更滿足了人類審美需求的天性。史前時期陶器的製作及使用是世界各地共通的現象,各個文化生產的陶器都有其特色,而且不乏精美器皿的生產。

  在這些陶製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數精美的彩陶,所以一度以「彩陶文化」泛指中原地區這一時期的原始文化。彩陶,是新石器時代最富有藝術性的美術作品,開創了中華民族綿綿不斷的繪畫藝術的先聲,為後世提供了一份最古老的民族優秀文化遺產。

  彩陶利用赤鐵礦粉和氧化錳作顏料,使用類似毛筆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繪各種圖案,入窯火燒後,在橙紅的底色上,呈現出黑、紅、白等顏色的圖案。仰韶彩陶的紋飾有寬帶紋、網紋、花瓣紋、魚紋、弦紋和幾何圖形紋等。這些紋飾,充分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和對生活美的追求。彩陶紋飾的特點是密集,以線為主且粗細變化不大。用線的曲直表現動靜,以線的方向變化表現旋轉。這時期旋動的紋樣,由於線的密集和加粗,動感特別有力,粗壯而渾厚,像黃河漩渦,因而也稱為渦紋。這種動的紋樣,往往配以規則的水平線,以靜襯動。而且還常常用大的圓點壓在線上,這是以前的彩陶紋樣上所少有的,使流動感的線條中出現凝凍的效果,有相對靜止的感覺,這樣顯得動中有靜,增加了紋樣的節奏美。

  自1912年仰韶村出土彩陶後,甘肅、青海、陝西、寧夏、河南、河北、山西、山東、江蘇、四川、湖北等省區均陸續出土,它們分別屬於不同的文化類型。其中彩陶文化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半坡型,發現於西安的半坡村及臨潼、寶雞、渭南等地;一是廟底溝型,發現於河南陝縣的廟底溝等地。半坡型彩陶有陶盆、陶罐、陶壺,等等。製作者在這些陶器上描繪出各種紋飾,如幾何圖形、人面紋、魚紋、鳥紋、蛙紋、鹿紋及花葉紋,等等,形態別緻,富有生活氣息。豐富多樣的彩陶紋飾,反映了它已初步具有對比調和,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與濃郁的民族風格,體現了當時勞動者淳樸、健康的審美情趣,以及人們對美的認識和追求。

  五千年前的盛水器皿彩陶缽是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是當時盛水的器皿。大口便於注挹,鼓肩深腹既增大了容量,又防止了濺溢,平底則便於安穩的放置。這種造型極具實用意義,同時也顯示出優雅之態,並為彩繪圖案的佈局埋下了伏筆。由於口部內斂而形成肩部外鼓,將觀者的視線吸引在口肩部位,所以彩繪圖案的主題部分便集中於此。形態與裝飾的結合,也體現出設計的獨到之處。

  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顴魚石釜圖》,堪稱原始藝術的瑰寶:一隻身軀健美的老顴,從河中叼起了一條魚,河岸上則有以木棒為柄的石釜。作者以敏銳的觀察力和卓越的表現力,描繪了先民們的早期生活,在我國工藝美術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在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三組蚌砌圖案,可能是一大型祭祀活動的遺跡。該遺址中墳墓主人的右側有一龍,左側一虎。龍、虎皆為蚌砌成的圖案。遺址中還有一淺穴,穴中有蚌砌的龍、虎、鹿、蜘蛛等;鹿臥龍背上,蜘蛛與鹿之間,置一精緻的石斧。淺穴南 25 米處發現第三組蚌圖,為一人騎於龍背,龍昂首長頸,舒身高足,作騰飛狀。虎在龍之北這三組蚌圖反映出墓主人乘龍馭虎,升空飛天的慾望。有人把西水坡的蚌龍圖稱為「中華第一龍」,這很明顯是一祭祀遺址。

  仰韶文化中已出現了文明的要素。繼仰韶村文化遺址後,在其他仰韶文化類別的遺址中發現大量的銅、城堡等文明社會標誌的文物。姜寨遺址中出土一萬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半圓形的銅片一枚,經化驗,銅占 65% ,鋅占 25% ,余為少量的錫、鋁、硫、鐵等,屬於黃銅。仰韶文化姜寨遺址除發現黃銅片,還有黃銅管,其時代約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 

  仰韶文化遺址現狀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影響最大的一種原始文化,它縱橫二千里,綿延數千年,在世界範圍內來說,也是首屈一指的。1961年,仰韶村遺址被確定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幾十年來,為了守護好像征中華民族遠古文明的這塊聖土,當地政府在國家、省、市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下,在遺址保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面大力宣傳文物保護法規,並結合當地實際,制定了《澠池縣仰韶文化遺址保護管理辦法》,使遺址保護工作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多方籌措資金1000多萬元,在仰韶村遺址上修建了斷壁保護室、文物陳列室,整修了道路並完善了各項保護設施,從而為該遺址的保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1985年11月6日,由河南省考古學會組織召開的仰韶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仰韶村遺址所在地澠池縣舉行。全國11 個省市的研究石器時代的學者、教授和文物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確立了仰韶文化在中國史前研究中的價值,認為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中國原始社會研究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2001年是仰韶村遺址發現80週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門峽市政府在澠池主辦了「仰韶文化發現80週年紀念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對仰韶文化進一步深入研究。

  2002年,澠池縣博物館落成,以「華夏文化曙光」為主題的博物館以陳列仰韶文化發掘文物為主,集中展示了歷年來澠池及周邊地區的重大考古成就。

  仰韶文化以其堂堂正正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大放異彩。仰韶村古文化遺址也從此馳名中外,成為中外史學界、考古學界嚮往的古文化「聖地」。   


凝聚在彩陶上的輝煌——半坡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半坡遺址

  發掘地點:西安以東約6公里,河東岸的半坡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該遺址1953年春發現,發掘延續近4年時間(1954年9月-1957年夏季)。

  距今歷史:5600-67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國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會遺址,也是黃河流域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遺址。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繼承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遍佈陝西各他,尤以關中比較密集。

  半坡遺址的發掘,是我國首次對一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進行大面積的揭露,並且確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類型,學術上稱它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這為研究中國黃河流域原始氏族社會的性質、聚落佈局、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資料。

  考古發現過程

  陝西省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悠久的歷史,給陝西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歷史文物。也許是不經意間,就會給細心的人們帶來許多重要的發現。

  1953年春,西安東郊半坡村,國家投資的灞橋火力發電廠專用鐵路路基工程正在緊張施工。推土機推過,人們看到了一幕令人驚奇的場面:大量石製工具和人的遺骨出土,還發現了不少彩色的陶器。這就是日後被稱為仰韶文化典型標誌的西安半坡遺址。

  施工單位迅速向文物主管部門匯報了情況,文物專家聞訊前往工地。在工地,專家們收集了已被發現的所有石器和陶器,並進行了仔細鑒定。結果表明,石器為人工磨製,種類有石鏟、石斧、石鋤、砍伐器等,初步判斷應屬於新石器時代。陶器都是彩陶,彩陶上的圖案符合陝西、河南等地已有大量發現的仰韶文化類型。最後,專家初步認定,這應該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遺址,具有重大的發掘價值。

  經過精心準備,195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開始對半坡遺址進行考古挖掘。在接下去的4年裡,經過5次大規模的發掘,一個塵封6000多年的完整母系氏族部落遺址赫然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中外學術界為之震動。

  發掘後的半坡遺址現存面積約5萬平方米,一共分居住區、制陶區和墓葬區3個部分。考古學家根據出土的文物,用科學嚴謹的方法,向我們生動地展現了6000多年前,處於母系氏族社會鼎盛時期的半坡先民們的生活情景。

  半坡人生活復原場景

  半坡的時代是一個女人地位高於男人的時代。女人掌管著農業,在生產中起主要作用,她們是氏族的管理者。在她們的管理下,先祖創造著人類社會的第一個階段——母系氏族社會。

  距今六千多年前,渭河的支流河水畔,有一座古老的氏族部落——半坡。這裡東依白鹿終南山,可常年進山打獵;北邊是開闊的平原地帶,適合於發展農業;河之水流經這裡,為半坡人提供了大量的水產資源,也是一個絕佳的捕魚場所。經過考古專家測定和實物分析,半坡村當時是處於亞熱帶氣候條件下,氣候溫暖而濕潤,終年綠樹蔥籠,很適合人類的發展。

  這個半坡部落已經有人口400-600人,在當時的社會來看,已經是一個頗具規模的部落聚集地。半坡人的「村莊」被一條大圍溝分成三部分。溝東是制陶區,北面是集體墓地,大圍溝圍住的,則是居住區。

  一座面積約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個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廣場。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築,是大家舉行集會、商討事務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領及一些老幼都住在這兒。大房子與所處的廣場,是整個居住區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佈著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間的門都朝著大房子而開,分區、佈局極有章法,其建築形式也體現著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發展過程。小房子裡住著過婚姻生活的婦女以及不確定來訪的其他氏族男子,當然,也會有男女相對穩定的對偶婚,但絕不同於後來的一夫一妻制,子女仍舊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考古學家還在半坡發掘出了近萬件生產和生活工具,就其種類看可以分為農具、獵具、漁具、炊具、食具、紡織具;就其材料看可分為石質、陶質和骨質。從這些出土的工具來看,半坡人不僅從事農耕、漁獵、採集等,同時還要進行制陶、紡織、工具製造等生產活動來維持生存。

  春天,半坡人用石斧、砍伐石器砍倒樹木,芟除雜草,並放火焚燒地面的殘餘物,再用石鏟翻掘土地,石鋤和尖木棒挖穴種粟。到了秋天,半坡人用石鐮或陶鐮收穫莊稼,把糧食儲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如果需要食用這些糧食,就把它們用石磨盤、石磨棒脫皮碾碎。在遺址中就出土了半坡人盛粟的罐和粟腐朽後的遺物,證明半坡人學會了栽培粟。

  在村子的中間,還有一個保存火種、吃「大鍋飯」的地方。這些火種在一個很大的連灶坑中,由橢圓和圓形兩部分組成,中間相距1米,火道相通。兩個灶的側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堅硬的紅燒土層,因為這裡被長期使用才流下了這樣的痕跡。這些遺跡彷彿使人們看到一幅畫面,展現了半坡人日出共同勞動、日落圍著篝火唱歌跳舞的原始社會的生活場景。

  從出土的許多石或骨的箭頭來看,半坡人已學會使用弓箭,並大量馴養了狗。「農閒」的時候,男人們帶著馴養的狗去樹林裡打獵。女人們則會到野外採集植物的果實,或者到河邊用自己發明的漁叉、魚鉤甚至漁網捕魚和螺螄。被馴養的豬悠閒地在圈欄裡閒逛。姑娘們用部落人發明的尖底瓶沉入河裡汲水。

  半坡人是出色的匠人,會製作各種有用的陶器。在半坡社會中,陶器的使用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製作技術上也已經採用了模製法和泥條盤築法。在半坡時代的後期,半坡人逐漸以慢輪修整器口器形,使器形更加規整。半坡人的陶器主要用於生活用具,他們已經製作出了做飯用的陶甑。這種陶甑與我們現在人的蒸鍋在原理上並無區別。

  半坡人已經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追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從出土的陶器上,我們還看到,他們有了抽像的刻畫符號。陶器太單調了,於是他們在上面印一些類似麻袋或粗布的紋路。他們具備了原始的數列和多邊形的概念;他們製作了最古老的樂器陶塤,閒暇時來上一曲。彩陶上畫著游動的魚,奔馳的鹿,這是漁獵的寫照;陶器外壁有圖案逼真的抽像畫,筆劃流利疏朗,顯然具有裝飾的作用,這就是工藝品了;他們還在陶器上刻畫上自己崇拜的圖案,例如人面魚紋圖案,人面塗彩,口部銜魚,三角頭飾,或許這就是半坡氏族的圖騰或族徽。所有這些,在6000年後,都成為文物重見天日。

  初步的「紡織」已經在進行,天冷的時候,大家穿著麻線般粗的纖維御寒;天熱時,我們的先民們更多的是光著黝黑的脊樑,把蓬亂的頭髮用精心磨製的骨笄別在頭上。

  原始部落的大家庭生活是溫馨的,也是時刻受到外界威脅的。野獸、自然災害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災禍,時刻威脅著半坡人的生活。為了抵禦野獸和災害,半坡人修建了大型的防禦工事——圍繞半坡村落的大圍溝。這個大圍溝寬7-8米,深5-6米,底徑1-3米,全長300多米。溝的內沿高出外沿約1米多,靠居住區的溝壁坡度很大,外壁則接近陡直。這顯然是挖溝時有意為之的。夏雨時節,村落積水可以疏導到大圍溝中去;而遇到有野獸襲擊或外族侵襲時,大圍溝便成了第一道防護的屏障,這堪稱後世城壕的先驅。

  大圍溝,起初應是為了防禦敵人進攻、野獸侵襲、洪水氾濫等重大災難或災害而修建起來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自然災害和氏族矛盾的不斷增加,人們的防禦意識也隨之不斷提高。在這樣強烈的保衛家園的意識支配下,後來的人們更是不斷創新,圍溝漸漸地被高大的夯土城壕所取代。再往後,人們就地挖土,既築了牆又建成了壕溝,並在壕溝裡注水,形成護城河,從而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防禦體系。大圍溝讓半坡人有了遠離外部危險世界的安全感。對此,至今無法解釋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沒有運輸工具,只有簡單石製和骨制挖掘工具的半坡時期,是如何完成的?有人計算了一下,整個大圍溝的廢土量,放到今天,用能拉3立方米土的卡車去運輸,也需要來回3600多趟。

  半坡人是否和其他部落發生過戰爭一直是學術界爭議的一個問題。也許,村落和村落、氏族和氏族之間也會爭奪獵物,也會有矛盾和衝突。

  大圍溝的北面是墓葬區,這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墓中死者一般都頭部向西,以單人葬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甕棺葬。在半坡人的喪葬習俗中,對兒童的喪葬習慣十分特別。半坡兒童大多不葬於公共墓地內,而是置於甕棺內,考古學稱之為甕棺葬,從而形成了半坡人的一大特色。由於當時自然條件很差,人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加之疾病流行,兒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兒童夭折後,大人先在房屋附近地上挖個坑,放個大陶甕或罐,把孩子屍體放在裡面,上面蓋個陶缽或陶盆,並在當中鑿個洞,可能是供死者靈魂出入的通道。較大的孩子則用兩個陶甕對起來埋。孩子埋葬在房屋附近,這充分表達了父母對子女的眷戀之情。半坡出土的兒童甕棺共有73個。

  半坡遺址的出土文物

  半坡遺址現存面積約5萬平方米,發掘遺址面積1萬平方米,共發現房屋遺址46座,圈欄2座,儲藏物品的地窖200多個,各類墓葬250座,燒陶窯址6座,以及大量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約近萬件文物。

  半坡的彩陶幾乎就是半坡文化的代言,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人面魚紋盆。古代的藝術品,人面魚紋是半坡彩陶畫的典型作品,這一生動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豐富的藝術想像力。人面魚紋線條明快,人頭像的頭頂有三角形的髮髻,兩嘴角邊各銜一條小魚。此圖反映了半坡人和魚之間的密切關係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圖騰。

  塤是半坡出土的比較有特色的陶製品。塤是最古老的樂器,具有典型的仰韶文化特點。塤的起源與先民的勞動生產活動有關。最初可能是先民們模仿鳥獸叫聲而製作的,用以誘捕獵物。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被當成單純的樂器,並逐漸增加按音孔,發展成可以吹奏曲調的旋律樂器。中國音樂學院曹正教授自本世紀30年代即製作仿古陶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79年以來,天津音樂學院陳重教授改進研製成九孔陶塤。九孔紫砂陶塤已在民族樂隊中較普遍使用。中央民族樂團杜次文曾用此樂器在多國公開演奏,贏得廣泛的讚譽。賈平凹在作品《廢都》中也曾有描述。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點的陶器之一,是當時比較先進的一種汲水工具。它的巧妙之處在於運用了重心原理,具體方法是在雙耳上繫上繩子,由於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觸水面就自動傾斜,灌滿水後又因為重心移動而自然豎起。用它盛水還有兩大特點,一是便於手提與肩背,二是口小,灌滿水後從河邊到居住區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這也許是重心原理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應用了。

  陶甑。古代的蒸鍋。先民們通過長期的實踐發現水蒸汽可以熟食,於是製作了陶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利用蒸汽的範例。

  半坡彩陶紋飾的藝術成就非常高。比較常見的有較多的動物圖像,描繪了奔趨的鹿、爬行的龜和佇立的鳥。這些「繪畫作品」有的豐富生動,有的神秘難測,有的則圖案化,多繪在盆、缽、罐、細頸壺上,多繪在小口器肩,腹和口部,直口器多繪在外壁或口緣外側,大口器多繪於器內壁。多見黑彩,還有少量紅彩。這些象徵圖案同史前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形態生動的動植物紋樣是農耕和漁獵生活的反映。

  半坡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紋是魚類紋,數量最多,並貫穿於半坡類型文化的始終。半坡早期彩陶上魚類紋的形象較寫實,常見的是單獨的魚紋,多為平展的側面形象,以直線造型,比例雖較準確,然略顯平板。到了半坡文化的中期,彩陶上的魚紋已經富於變化,造型以直線與弧線相結合,圓點、弧線和弧邊三角穿插運用,故使魚紋顯得活潑靈動。紋樣格式除平展式外,還出現了迴旋、蹦躍等姿態。甘肅王家陰窪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環繞腹部畫著4條不同姿態的游魚,或舒展平泳,或俯衝疾下,或相對背向地屈身蹦騰,構圖活潑,堪稱原始繪畫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單獨魚紋,採取了誇張變形的藝術處理。魚紋頭部的變化最大,突出表現了張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魚紋變成上下對稱的式樣,而且魚紋用弧條形統一造型,趨於幾何形化,富有裝飾性。

  人面紋也是半坡類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種具有特色的紋樣。甘肅省正寧縣宮家川就出土了一種在瓶腹上滿繪著人面圖像的葫蘆形瓶。人面獠牙突露,雙目眥睜,威武猛厲,表現出超人的勇力。

  半坡早期的彩陶上,還有魚與人面相結合的奇特形象,比較常見的有人嘴兩旁各銜一魚,人嘴外廓與魚頭構成共魚形;另外還有在魚紋頭部圓框中填入適合形的人面圖像。這種魚與人面相結合的形象,人和魚互相寄寓,又互相轉借,意味著人和魚是交融的共同體,被人格化了的魚類圖像和各式魚類圖紋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圖騰,具有氏族保護神的性質。

  除了動物造型彩陶外,半坡還出土了大量的幾何紋缽,繪有大量幾何圖案,有三角形,方格紋、編織紋等,這類圖案多在缽、罐、盆、壺類器皿外璧上部,許多缽類器口緣外側繪黑色寬帶紋,部分大口淺腹器皿的彩陶圖案多繪在內壁上,小口器的圖案則繪在口唇和肩腹部,這些部位多是容易看得見的地方,多數圖案清晰,筆畫疏朗,這些幾何圖案中,三角紋可能是由魚紋圖案變化而來,波折紋則可以看作是山或水的寫意。

  半坡人頭像復原

  半坡人的頭像復原問題也是現代人比較關心的問題。2004年,6500年前的「半坡人」被趙成文教授成功復原的消息在考古界傳得沸沸揚揚,被復原的半坡人頭像也成為一些地方科普教育的材料。

  這個被復原的「半坡人」是一個男性,長方形「國」字臉、濃眉、眉梢外翹、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樑,容貌非常英武。但經過考古學家的最後核實,這個「半坡人」並不是生活在6500年前的「半坡人」,而是同一時期的「姜寨人」。主持復原工作的是中國刑警學院的趙成文教授,但由於他弄錯了「底版」,所以復原成功的人為「姜寨人」。

  趙成文在頭像復原方面頗負盛名,早年就曾成功復原過馬王堆漢墓女屍辛追夫人和「樓蘭美女」,有中國「警界神探、古屍復原大師」之美譽。因此很多人對復原的「半坡人」深信不疑。

  趙成文專門將其選擇復原的顱骨照片和復原成功後的「半坡人」(男性)照片寄給半坡博物館留念,但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看了顱骨照片以後都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張照片中的顱骨不是半坡遺址出土的。為此他們專門找到趙成文拍攝過的圖冊進行核對,發現這張照片上的顱骨原來出自姜寨遺址,是姜寨遺址第一期文化中第177號墓主人的顱骨。正是由於把照片弄錯了,所以復原成功的人是「姜寨人」,而不是「半坡人」。

  上個世紀60年代,中科院也曾對「半坡人」頭像(女性)進行過復原,在短暫展出後「束之高閣」,遺憾的是,中科院版的「半坡人」形象僅存留在學術圈內,社會上鮮為人知。至今未公開亮相。可能受當時技術條件限制,當時復原的頭像較為粗糙。此後,「半坡人」再也沒有進行過嚴謹的、科學的復原。

  半坡遺址的現狀

  西安半坡遺址是我國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會遺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屬於仰韶文化。

  1956年3月,當時主管文教工作的陳毅元帥視察了半坡遺址,當他看到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時,不禁感慨萬千。回到住處,陳毅元帥即興賦詩一首,題為《半坡村訪古》:「半坡村是原人居,彩陶紛陳世所稀。絕無甲骨方塊字,七千年前往可稽。」

  陳毅元帥在第二天就向中央發電報,建議撥款30萬元人民幣修建半坡博物館。1958年4月,中國第一座遺址性博物館在西安的河東岸建成。1961年,它被列入中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58年,文物保護部門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建立了我國第一座史前遺址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博物館的大門裝飾十分具有原始村落風格,魚池中聳立著正在汲水的半坡姑娘的石雕,大廳正面為郭沫若先生題寫的「半坡遺址」四個遒勁雋美的大字。走在半坡博物館,使人們產生一種回歸自然、回歸歷史、回歸藝術的真情實感。

  半坡博物館陳列展覽面積約4500平方米,分出土文物陳列、遺址大廳和輔助陳列三部分。出土文物陳列由第一展室和第二展室組成,主要展出半坡遺址和姜寨遺址出土的原始先民使用過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藝術品等,包括石斧、石鏟、石刀、刮削器、敲砸器、箭頭、磨盤、紡綸、骨錐、骨刀、骨針、魚鉤、魚叉、陶缽、陶盆、陶碗、陶罐、陶甑以及尖底瓶等,此外還有陶哨、人頭、鳥頭、獸頭等藝術品和一些裝飾品,在半坡遺址出土的22種刻劃符號也展示在陳列室中;遺址大廳是就地發現、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過的一部分,面積約3000平方米,包括半坡先民居住過的房屋,使用過的窖穴、陶窯、墓葬等先民遺跡,生動而具體地展現了我們祖先開拓史前文明的艱難足跡;輔助陳列有第三、第四兩個展室,主要舉辦一些與史前學相關的專題性展覽。這些融知識性、趣味性和藝術性為一體的展覽受到了中外遊客的廣泛稱讚和歡迎。

  西安半坡博物館1958年4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迄今已接待中外遊客2000多萬人次。

  半坡母系氏族村是半坡博物館陳列的有機延伸。它以積極保護遺址為前提,依據考古發掘資料,將珍貴的遺產從地下搬到地上,立體地再現人類母系氏族社會。它豐富博物館的內涵,弘揚華夏悠久文化歷史,薈萃了黃河流域史前藝術、風俗人情、民居田園的生活。它發揮了文物的優勢,集科研、考古、教學、旅遊、娛樂於一體,被中外遊客譽為「華夏第一村」。

  1996年半坡博物館被確定為全國一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之一,1997年西安市政府將半坡博物館評定為「西安旅遊十大景」之一,半坡遺址為國務院頒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最早的人類指紋

  1988年,中國刑警學院痕跡檢驗專家趙成文在西安講學時,到半坡遺址進行考察。遺址現場有許多罈罈罐罐的碎陶片,這在外行人眼裡是不值一看的,但趙成文卻對那些罈罈罐罐情有獨鍾。經過一番仔細的觀察後,趙成文發現其中有4個陶罐的碎片上似乎有人類的指紋,輕輕刷掉陶片上面的灰塵和泥土,其中一個陶片上,清晰地露出了一個6000多年前的制陶人左手大拇指的立體指紋。隨後,趙成文與遺址的主管部門進行了交涉,將指紋拍了照片,並製成指紋模型帶回瀋陽研究。

  那是一個細小的指紋,借助放大鏡的幫助,可以發現上面的一些汗孔。指紋很細小,可能因為制陶者是女人或是10多歲的兒童,不過指紋上顯示的信息表明,這個指紋的汗孔比現代人的要大和密,而且指紋也比現代人密一些。現代人的指紋線是每一厘米有17條左右的紋,而陶片上的指紋則有19條之多。儘管有這些細小的差別,但總體上這個指紋與現代人的差別不大,這說明人類在6000多年前,已進化到與現代人差不多的生理情況,只是有文字的文明史短了一些,沒有對這個時期的社會情況有所反映。   


遠古人的高品質時尚生活——大汶口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大汶口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山東省泰安市郊區大汶口鎮

  發現及發掘時間:1959年發現並發掘

  距今歷史:4600-6100年前後

  考古地位: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發現,否定了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流行學術界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二元對立學說,使對中國文明起源進程的研究又前進了一大步。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為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已經由母系氏族社會進入到父系氏族社會,其陶器文化十分發達,為龍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時代後期父系氏族社會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區為中心,東起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東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蘇淮北一帶,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這類遺存的發現,大汶口文化的發現,將龍山文化的歷史又向前推進了兩千多年。

  考古發現過程

  大汶口的發現十分偶然,當時的考古界並沒有把山東地區作為考古發掘的重點對象,而把目光聚集在廣大的中原地區,可1959年的發現,把一個名叫大汶口的文明突然呈現在考古學家的面前。

  那是5月的一天,鐵道部門在修築京滬鐵路時,在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區大汶口鎮發現了很多陶器碎片,看上去年代十分久遠。鐵道部門雖然不清楚這些碎片是不是文物,卻也不敢耽擱,立刻把情況報告給文物部門。很快,山東省文管處的考古學家們趕到了,並對現場進行了保護和考察,認定大汶口是新石器時代遺跡,並立刻決定對這裡進行大規模的發掘。

  經過磋商,山東省文管處制訂出了詳細的發掘方案,正式的發掘工作於同年6月開始了。首掘地點選在汶河南岸的寧陽縣堡頭村西,考古學家們發現這處遺址內涵非常豐富,有墓葬群、房址、窯址等,同時還發現有氏族社會的公共墓地。這次發掘共揭露面積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隨葬品2100餘件,屬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從出土的隨葬品來看,當時的貧富差距已經十分懸殊,其中一座大墓的女性墓主全身都掛滿了裝飾品。她頭上有象牙梳,手上有指環,左腕戴著一隻玉臂環,頸部戴著大理石和松綠石串起的裝飾品。此外,還有大量的隨葬陶器、雕花象牙筒、豬頭骨等。相比之下小墓的隨葬品極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有一個紡輪、一把蚌鐮、一件陶鼎等。

  考古發現,大汶口人喜歡用豬頭骨或下顎骨陪葬,以此作為死者生前的財產的象徵。清理的大墓中,多者用六十多個,少的只用一、二個。

  1974年和1978年,在汶河北岸又先後進行了兩次發掘,揭露面積1800平方米,發現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餘個,發掘出了不少的陶、石、骨、牙、蚌等質料精美的隨葬器皿。主要遺存的年代屬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經過三次大規模的發掘,目前已經初步確定了大汶口遺址的範圍。遺址東起寧陽縣的堡頭村,西南部為汶河所淹沒,西北至汶河北岸衛家莊村南,東北角靠近大汶口鎮,現存面積82.5萬平方米。大汶河自東向西,把遺跡分割為南北兩部分。三次發掘證明,大汶口遺址包括大汶口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遺存,以翔實資料揭示原始社會解體、階級社會產生的全過程。

  通過對這些墓葬群的發掘和出土的大量隨葬品的研究論證,文物、考古工作專家認為,大汶口遺址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文化特點,隨之將其命名為「大汶口文化」。

  大約從80年代初到現在,大汶口文化的新發現進一步增多,研究工作也穩步向縱深發展。此後,相繼在古黃河三角洲廣闊的地域內發現同一類型的遺跡兩百多處,包括山東省的兗州王因、鄒縣野縣、膠縣三里河、諸城呈子等。另外,在江蘇、安徽、河南等省也相繼發現了大汶口文化遺址,均以大汶口文化遺跡命名,由此可見大汶口文化分佈範圍廣闊,影響也十分深遠。在這些新發現的遺址當中,經過發掘的也有50多處。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使黃河下游原始文化的歷史,由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證明龍山文化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大汶口不僅為山東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考古學家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史前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內涵十分豐富,不僅有造型美觀的陶器,如背壺、鏤孔豆、高柄杯、彩陶豆,還有大量磨製精細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遺存也同樣展示了大汶口時期燦爛的建築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負盛名的,以手制為主,個別的利用慢輪,對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進行修整,所以製作器物不夠規整。出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陶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屬1974年出土的八角紋彩陶豆。八角紋彩陶豆為泥質紅陶,微斂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為白衣,上面繪著豎線紋和圓弧紋,圖案設計簡潔新穎,彩繪線條剛勁流暢,裝飾色彩鮮明絢麗,風格獨特。

  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八角星紋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畫了4個對稱的八角星紋,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無邊的概念,表現出先人對世界的認識和對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這種八角星紋圖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顯特點。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較為發達。與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紅二色為主,有黑、赭、紅、白等多種顏色,紋樣的種類也很豐富,多用波折紋、方格紋,稍後出現紅色圓點彩繪。大汶口彩陶的圖案佈局合理、線條流暢,據推斷應是專門的陶器製作部門生產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於燒造技術的改進使燒成溫度和燒成環境都得到了改善,這時期陶器以大鏤孔花紋陶器為精品。這一時期開始使用慢輪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提升和保證了產品的質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籃紋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籃紋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數量已經減少,並開始流行螺旋紋。

  在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轉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種新的制陶原料——高嶺土燒製成的,用這種材料可以燒成質地堅硬、胎壁薄勻、色澤明麗的白色、黃色、粉紅色細砂陶,統稱為白陶。白陶的燒製溫度需要達到1200℃以上,燒成的器物輕薄而堅硬。這種陶窯的結構合理,一直為後人延續採用,龍山文化聞名遐邇的蛋殼陶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

  大汶口遺址還出土了仿動物造型的陶制工藝美術品,中期所生產的獸形提梁器堪稱工藝美術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體光滑,有角有稜,刀口鋒利,大多選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紋巖等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規整,器類、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現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緻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為主要裝飾手法,如邳縣大墩子遺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劉林遺址有刻有豬頭紋樣的牙質飾物,有的獐牙鉤形器的器柄刻有纖細的花紋。到了中晚期,鑲嵌工藝、透雕技術還有剔地手法都相繼成熟起來。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齒象牙梳、花瓣紋象牙筒和鑲嵌綠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制骨工藝的精品。

  大汶口人生活復原圖

  早在3000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在泰山南麓大汶河兩岸定居,大汶河橫貫東西,良好的農業環境使大汶口人在這裡創造了燦爛的文化。

  農業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經濟活動,在這漫長的1500年裡,農業生產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起初,大汶口人的農具類型十分簡單,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鏟。可隨著耕作實踐的增長,農具數量、種類都開始增加,製作較為精緻,石器多經磨光,刃部鋒利,有的還穿孔,用肩的工具開始流行,這是為綁縛於木柄上,提高生產效率。

  大汶口人種植的穀物主要是粟,這是黃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種植的一種穀物。由於自然環境優越,糧食產量很高,當時的糧食儲備已經達到一定的數量。這就助長了大汶口人飲酒的習氣。在大汶口時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這是一種飲酒器,它在所有遺物中所佔的比例高達40%以上,尚酒風俗可見一斑。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餘糧食的豐富和農業生產的發達。

  大汶口的手工業已經十分發達,其中以制陶業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還是手工製作陶器,陶器種類也不多,造型簡單。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輪制技術,採用輪制技術燒出的陶器多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經會使用快輪生產大件陶器。

  快輪的發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結晶,快輪陶車由輪盤和輪軸組成,使用時,要由一人轉動輪盤,並使其急速旋轉,另一人則借助陶輪轉動形成的離心力,配以雙手靈巧的動作,將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轉陶車制坯,數量多,質量也好。燒製技術也有提高。這時的大汶口人已經擴大了窯室,縮小了火口,使熱力分佈更加均勻,並採用了高溫下嚴密封窯技術,使陶土中的鐵元素得以還原,有的還在陶土中摻過炭,因此燒成的陶器多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業發展迅速,除制陶業外,制石製玉業、制骨制牙業、建築、紡織和木材加工等行業也十分發達,並且出現了社會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經十分明確,這從男女兩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隨葬器物表現出來的。男性墓中多數隨葬石斧、石鑿等生產工具和石鉞一類的武器,而紡輪這一類紡織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發現。並且男尊女卑的風氣也逐漸形成,大量出土豬下頜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幾乎沒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內的隨葬品整體上要比女性的高級一些。

  隨著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產品的交換也日益頻繁。制陶業的發展,表現出商品化的趨勢。制陶技術的提高,陶器的規格形態都進一步固定,生產效率也大大進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過大量的「明器」,這種器物沒有實用功能,製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個體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應該是在專門的生產單位生產出來的。

  晚期在山東東南地區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當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個,而在其他地區卻只有高等級的墓葬中才有一兩個。這似可說明,當時這一類比較特殊的產品,主要在山東東部生產,但產品的流通則十分廣闊,遍佈整個山東半島。

  大汶口人的家畜飼養業十分發達,種類有豬、狗、牛、羊、雞等。豬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來源,大汶口人對豬的偏愛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以豬隨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財富的一種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豬隨葬,隨葬方式一般是用豬的下頜或是豬頭來作為豬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徵。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個墓隨葬豬頭達到了14個;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個墓隨葬豬下頜骨達到37個。通過與其他隨葬器物的組合比較,可以發現,隨葬豬骨的數量和其他遺物的數量、質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經進入劃分階層的社會,貧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漁業在大汶口人看來是農業、家畜飼養業的有益補充。捕撈對像主要是魚類和蚌、貝類。在沿海和沿湖地區,漁獵生產活動是以捕撈為主和狩獵為輔。當時的大汶口人製作了各種骨質的魚鏢、魚鉤以及陶網墜等,大汶口人不僅捕魚撈蝦,也能捕獵大型的水生動物,在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超過20個個體的揚子鱷殘骸就是證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還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個圓形或長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礎上再建一部分牆。整個村落有規劃,房子之間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經具有比較高的建築設計和技術水準。後來,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現了地面建築。開始出現挖牆基槽,在槽內栽埋木柱的建築方法。這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在大汶口文化遺址曾出土過3件陶質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門,三面有窗,攢尖式的屋頂。這就為復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樣式提供了證據。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築為主,地面式建築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長方形居多,出現多間相連的平房,圓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還出現了類似文字的圖像符號。這些符號一般都刻在陶質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於缸的口部,也有的刻於靠近缸底的腹部。這種個體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級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認為是一種祭祀禮器。經過研究發現,這些符號都是單個出現的,出現頻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學家釋為「旦」的太陽和山字形圖案組成的符號,很多符號的分佈範圍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勢力所在,在長江下游以及整個東部沿海地區都有零星發現。由於山東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數量和種類最為豐富,專家們都認為這類「早期文字符號」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創造使用,以後隨著文化的交流和傳播到其他地區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長方形土坑墓為主。單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並且還有相當數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現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從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數量逐漸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則漸衰至無。棺槨一類的葬具也逐漸增多,墓葬的等級差異逐漸顯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現。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種稱為「龜甲器」的特殊器物,這種器物將龜腹甲相組合,內部有數量不一的小石子。對這類器物的功能,研究者們有很多的推測:有的稱其為「響器」,即巫師在進行巫術活動時手中所持的法器,隨巫術舞蹈搖動而發出聲響來配合施法;也有的認為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據搖動後小石子的數量來判定是非、預知未來。儘管我們無法獲知這類龜甲器的真實功用,但對龜甲的特殊認識以及相隨出土的鱷魚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當時活躍的巫師活動。

  大汶口文化遺址現狀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為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對研究史前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1977年,山東省政府公佈大汶口文化遺址為全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又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為開發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衛駕莊70多歲的老人盧繼超聯合當地17位村民,籌集資金達64萬餘元,籌建了一個「大汶口文化遺址博物館」,展館很小,卻填補了遺址開發的空白。他們把從民間收集來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鑒別、整理,重新陳列布展,豐富、充實、完善了博物館。

  1994年,大汶口鎮政府投資13萬元,興建了一處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館,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風貌;1998年,鎮政府又投資60萬元建起大汶口陶藝研究中心,生產的仿古陶器暢銷全國。該旅遊區每年接待遊客3萬人次,年均利稅12萬元,促進了大汶口文化和當地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

  為了更好的保護大汶口文化遺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鎮總體規劃》,將大汶口文化遺址保護區分為遺址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建設控制地帶三部分。其中重點保護區以保護單位標誌碑為基點,總面積約達83萬平方米,在重點保護區不准進行其他工程建設及深挖。一般保護區從重點保護區的外緣線外擴170米,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內,不得進行其他建設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遷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設特殊需要,必須按法定程序履行報批手續。建設控制地帶從一般保護區的外緣線各外擴100米的範圍內,在這一範圍內不准修建兩層以上的建築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築物或構築物不得破壞文物保護單位的環境風貌,其設計方案應根據文物保護單位的級別,經同級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同意後,報城鄉建設規劃部門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遺址的保護已經日趨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時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變形的習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發現很大比例的人骨沒有門齒或側門齒。考古學家據此推測,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後拔除門齒,並非死後才被拔掉。對於現在的人來講,沒有門牙是一件很醜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們帶動的這種風俗甚至持續了很長時間。在《高僧傳》中都曾記載北朝時有一個叫「習鑿齒」的人,與名僧道安有過「普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的精彩應對,可見「鑿齒」之風多麼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很多人骨都有頭骨枕部人工變形的特徵。這種特徵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長一段時間有意壓迫頭部的結果,有數例在變形處置有小石球或陶球,變形當是由於長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腦袋」為美的奇異風尚。   


「中國考古第一案」——龍山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龍山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首次發掘地為山東省章丘市龍山鎮城子崖,此後在黃河中下游發現龍山文化遺址1000多處,發掘60多處。

  發現及發掘時間:1928年首次發現於山東章丘縣龍山鎮城子崖,隨後的發掘工作陸續展開,迄今為止僅黃河中游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已發現和發掘幾千處。

  距今歷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和龍山文化的確認,使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攻自破,有力的證明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輝煌。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龍山文化屬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私有財產已經出現,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它繼承大汶口文化因素發展起來,其後的二里頭文化是繼承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的。

  山東歷城龍山鎮(今屬章丘市)有一處被村民稱為「城子崖」的地方,後來經考古學家考證,這是一處史前文化遺址,即龍山文化遺址。隨後,我國對於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工作大規模展開,迄今為止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掘的龍山文化遺址已達上千座,而龍山鎮的「城子崖」因其獨特而大放異彩。

  考古發現過程

  龍山鎮城子崖遺址位於章丘市龍山鎮境內,是一處高出平地3-5米的長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當地村民稱之為「城子崖」。龍山文化的發現要追溯到考古學剛剛引入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僅28歲的吳金鼎準備去漢文化平陵古城去進行考古調查,那時他還是北京清華學校人類學專業二年級的學生。平陵在山東章丘龍山東北,早在春秋時期就是一個重要的城邑。到漢代,因長安附近也有個平陵,所以這裡就改名叫「東平陵」,是濟南王國的都城。

  吳金鼎到達平陵後,登上一個高埠東眺,一個小城狀台城進入了他的視野,一問才知道「城子崖」,當地人俗稱「鴨鵝城」。這個城子崖讓吳金鼎莫名的激動起來,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斷崖上,火燒的痕跡十分明顯,仔細一瞧,還有陶井、貝殼和動物的骨頭。吳金鼎隨手挖了幾下,竟挖出兩枚骨錐,而且製作特別粗糙,一個想法湧上了吳金鼎的腦海:它們是遠古遺物。經過認真的勘察,吳金鼎又發現了大量的陶片、貝殼、獸骨,卻不見有金屬、瓷器碎片,於是吳金鼎斷定這是一處遠古文化遺址。

  同年7月31日,吳金鼎再次到城子崖,這次他從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隻完整的石斧。緊接著他又先後兩次來到龍山,並在遺址深處挖掘出了一種從沒見過的漆黑發亮的陶片。

  吳金鼎很快就將自己的發現報告給他的老師李濟先生。李濟素有「中國考古學奠基人」的美譽,畢業於著名的哈佛大學,當時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發掘工作,但殷墟發掘因故暫停,便計劃到臨淄的齊國故城開展工作。他在吳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進行了考察,當那些陶片、貝殼、獸骨躍入他的視野後,他立刻決定要在這裡開展進一步的發掘工作。

  隨後,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聯合組建了「山東古跡研究會」,並於1930年11月對城子崖進行了首次挖掘。就這樣,城子崖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後,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卜骨,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居多。城子崖的黑陶質地細緻,有的厚度僅1-2毫米,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關注。

  1931年,為了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料,在考古學家梁思永的主持下,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第二次挖掘,這次發掘正式確認城子崖為一處以黑陶器為特點的新石器時代的遺留。

  從兩次挖掘情況來看,城子崖遺址的文化層堆積很厚,一般為四米左右,最厚可達六米以上。從文化層可分兩層,上層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銅器,其中陶器以灰陶為主,所以專家把上層稱為「灰陶文化期」。下層厚三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因這一層出土的黑陶居多,便稱為「黑陶文化層」。

  下層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黑陶器皿,大都製作精良,「黑如漆、亮如鏡、薄如殼、聲如磬」的蛋殼黑陶,更是稀世珍品,這種黑陶新文化距今約4600年左右,與我國西部發現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城子崖遺址便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塊聖地。1990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

  城子崖遺址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產生後由中國學者發現、發掘的第一個史前時代遺址,發掘中首次運用了考古地層學的理論和方法,並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城子崖》。城子崖的獨立發掘對後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

  城子崖遺址由於發現在龍山鎮,故被命名為「龍山文化」。龍山文化在以後的數十年裡成為了山東地區史前研究的一個重點,而龍山文化這個名稱,後來更是成為了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國原始文化的代名詞。城子崖遺址的發掘不僅發現了龍山文化,也揭示了我國歷史上的一個新篇章,即龍山時代。這一重大發現為探索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線索,也指出了方向,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偏見。

  吳金鼎發現龍山鎮的城子崖遺址後不久,考古學家又在山東東部沿海地區發現了多處龍山文化遺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日照兩城鎮,被稱為「一級龍山文化遺址」和「中心聚落即都城」。日照兩城遺址是我國近代考古學家王獻唐於1934年發現的,1936由梁思永等主持發掘,共發掘了五十多座墓葬,隨葬品特別豐富。後來經中美聯合調查組仔細考察證實,日照兩城遺址中心區面積達100萬平方米,全部面積約在200萬平方米之內,其文化內涵相當豐富,對於瞭解龍山文化的總體概貌,確立其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參考價值。

  解放以後,山東地區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對於龍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積累的基礎上不斷的深入。自1984年以來,壽光邊線王,章丘城子崖,臨淄田旺,鄒平丁公,陽谷景陽崗、王莊、皇姑塚,茌平教場鋪、大尉、尚莊,東阿王集及日照丹士村都發現了龍山文化古城。目前,龍山文化遺址的總數量已經超過了1000多座,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就有60多處,龍山城的陸續發現,以及文字和銅器的出土,更是將龍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龍山城址的大小從數萬平方米到35平方米不等,一般周圍都有城牆、城濠圍繞,有些城內還發現有夯土台基。鄒平西公古城內還出土了具有辭章性的陶文。在這些龍山城內也發現了大批的墓葬,從墓葬出土的陪葬品來看,這時絕大多數居民已淪為窮人。濰坊呈子發掘的87座龍山文化墓葬中,沒有和很少隨葬品的墓多達71座,占總數的74%,其中身無一物的竟有54座。而富人墓中不僅有眾多精美的陶器,還有代表財產的豬下頜骨和玉、骨裝飾品。這時的龍山時代已經出現了國家,社會步入了文明時代。

  雖然龍山文化遺址已經發現1000多座,但各地龍山文化的面貌、來源並不相同,一般區分為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山西陶寺類型等幾大類。其中山東龍山文化作為龍山文化的主要分佈地區,以造型精美、漆黑透亮的黑陶和蛋殼陶著稱,成為龍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支。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和龍山文化的確認,使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攻自破,有力的證明了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輝煌。

  龍山人生活復原圖

  龍山人分佈在今山東全境、河南大部、陝西南部與山西西南一帶。龍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繼續,龍山人相較仰韶人來說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龍山人已經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定居時期,穩定的定居生活構成了龍山人農業生產大力發展的前提。龍山人農業的發達主要表現在農具種類和比例的變化上。生產工具中,石、骨、蚌類的農具特別多,而且種類也十分豐富多樣,特別是石鐮和石刀的出現,形態大小都和現在當地人使用的鐵製工具十分相似,正是這樣先進的生產工具使龍山人創造了輝煌的農業文化。釀酒也是龍山人掌握的一項新技術,並且發明了各種各樣的儲酒飲酒器具,豐富了龍山人的精神生活。

  龍山人的家畜飼養業十分發達,同時漁獵活動也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一定比重。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動物和魚類骨骼以及漁獵工具,尤其是位於魯東南沿海地區的龍山遺址,漁獵類遺存特別豐富,說明龍山人會依據環境的不同選擇不同的生存方式。

  農業的發展和技術的提高,也促進了社會的分化和勞動力的剩餘,龍山人的手工業生產十分發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製造業的高超成就。

  龍山文化的制陶工藝已經發展得十分合理,能夠根據不同的功能來配製不同的陶土原料,並使用拼接技術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堅固。原始的陶器成形技術為手制,用泥條盤築法,其器胎較厚重,表面亦少光亮。後來龍山人發明旋轉的陶輪,由慢輪修整過渡到快輪成形。陶輪普遍採用後,便出現薄陶器,多灰黑陶,流行於中原和南方,彩陶便衰落下去。龍山人也對陶窯進行改進,並掌握了封窯技術,使工藝有了極大的提高。

  龍山人製作黑陶的技術堪稱一絕,是繼半坡彩陶後中國新石器時代制陶業出現的一個高峰。其造型較仰韶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從生活實用出發,設計新穎巧妙,講求實效,且更具美感。黑陶的製作是龍山人的偉大發明,就是在器物燒成的最後一個階段,從窯頂徐徐加水,使木炭熄滅,產生濃煙,有意讓煙燻黑,從而形成黑色陶器。

  與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較,龍山人房屋面積有所縮小。但這時的某些聚落已擴大為城市。建築除半地穴外,還出現了地面房屋。龍山人已經有了室內裝修的意識,建築的室內地面與牆面都被塗以白粉,以使室內整潔明亮。在龍山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夯土城堡,例如河南安陽的後崗古城,殘長七十餘米;河南淮陽平糧台的正方形城址,面積有五萬多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崗,面積共一萬平方米;山東章丘城子崖,面積達二十萬平方米,是現今所見龍山文化最大的城址。

  中國在5400多年前已有骨卜的習慣,但在龍山人生活的年代,骨卜才真正普遍起來。用骨占卜不是容易的事,非一般人所能施行,因此龍山人對巫的權威十分推崇。龍山人已經有了大型的祭祀活動,在龍山文化陶寺遺址中,蒙了鱷魚皮的鼉鼓和大型石磬等樂器一起出土,這些都是祭祀活動中的重器,一直到商代西北崗的王陵中,都還有這種成組的鼉鼓特磬出土。從社會形態看,龍山人所在的社會已經進入父權制社會,私有財產已經出現,開始跨入階級社會門檻。

  龍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龍山文化起初叫「黑陶文化」,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於在城子崖發現了大量的黑陶和蛋殼黑陶,所以考古學家們給了它起了個名字「黑陶文化」。龍山文化是後來的命名,由此可見黑陶之於龍山的重要性。

  山東龍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種較之彩陶更加豐富,亦漸規整。主要有罐、盆、鬲、豆、杯、鼎等。黑陶的裝飾極簡樸,除早期採用泥條盤築法而留有編織紋、籃紋、繩紋及某些以鏤空的手法雕鏤出的花紋外,一般不重裝飾,而是以器體造型的豐富多變和設計新穎巧妙取勝。山東龍山文化黑陶在輪制過程中,在器體上留下了許多意外的凹凸線條,也具有一種韻律美。

  在城子崖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舉世聞名的蛋殼黑陶杯。這件比較完整的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處僅0.2毫米,整個黑陶杯重量不足50克。考古專家們形容它為:「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殼,掂之飄忽若無,敲之錚錚有聲。」就是這件蛋殼黑陶杯被世界考古界譽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緻之製作」。

  在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炊具中,獨具特色的要屬鬲了。鬲是在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空心三足,其中足底的中間是空的,這樣能夠在煮水和食物時縮短炊煮時間。而鬲的造型也十分優美,3只豐滿的袋足顯得尤為穩定和勻稱,穩重中含有一種靈活輕快的韻味。

  的造型可能受鳥類的啟示,很像一隻伸著長喙的鳥,也有3只豐滿的袋足穩定而立,然在形體結構上與鬲有所不同,它一側鳥喙式長流向上、向外伸展,顯得非常活潑、靈巧,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於握持和提取,又便於傾倒,成為黑陶工藝的傑出代表,體現了山東龍山文化的發達水平和制陶匠師高超的設計能力。其他像杯、豆、簋等器物的設計製作亦頗具匠心,器物各部件比彩陶要豐富多樣。

  在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銅冶製品,在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曾出土了兩件黃銅錐形器,楊家圈遺址也出土過1件銅條和一些銅渣,臨沂大范莊遺址甚至還出土了銅製工具,這說明龍山時期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正處與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

  龍山文化類型遺址還保留有很多古城址,近年來一些古城址和古城牆頻頻被發現。這些建築普遍採用了挖槽築牆技術,在我國建築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1984年在壽光縣邊線王村發現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兩處,大城面積約5.7萬平方米,呈抹角方形,小城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兩座城的格局已經十分成熟。小城在大城之內,居中偏南,四邊城牆之中部各有一道門,門寬約10米。大城址距今約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約3900年左右。

  在山東城子崖博物館有一段古城牆遺址,經考古專家們研究推斷,復原後的這段城牆高約10米,城牆寬13-15米,南北長450米,東西寬390米,城址呈長方形,總面積17.55萬平方米。這段古城牆是原始人用堆築的方法築起的。首先是清挖地基,然後聚土,再用木塊、石塊夯築而成的。城子崖遺址所保存的這段城牆,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城牆。

  城子崖之謎

  作為黃河流域新時期時代文明的代表,龍山文化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那發達的建築文明,高超的手工業技術,同時留給我們的還有許多未解之謎。

  被世界考古界譽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緻之製作」的蛋殼黑陶杯說明龍山人製作陶器的技術已經相當純熟。蛋殼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殼,掂之飄忽若無,敲之錚錚有聲」,面對著如此精緻的文物,考古學家們心裡的疑問也隨之產生。

  蛋殼黑陶杯是從龍山文化層裡出土的,已經有著4000多年的歷史,身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人到底是如何製作出這樣的驚世之作呢?是用手工捏製出來的,還是輪轉拉制而成?

  考古專家為了解開這個謎團,專門模擬了當時所處的環境,仿製了當時的一切工具,想盡了一切辦法,終究沒能燒出蛋殼黑陶。還有專家提出,別說模擬當時的環境進行燒製,就是利用現代的一切科學技術手段,也無法克隆出這樣的蛋殼黑陶杯。

  龍山文化留給考古學家的難題還不只這一個,更讓考古界爭論不休的是關於城子崖城牆夾縫中商代消失的問題。

  山東城子崖博物館有一段古城牆遺址,是目前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城牆,這段土牆明顯地分為三個層次,就在這三個層次中,考古學家們發現了歷史的斷裂。

  這段古城牆最下面的土牆顏色為深灰色,就是距今46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土牆。再往上,土牆的顏色變淡了,成了黃褐色,就是後來的岳石文化時期的古城牆,在這一段古城牆明顯變得窄了,說明築牆的方法也改變了,由簡單的堆築變成版築。城牆的功能也發生了變化,主要作用便是防禦了。接下來是春秋時期的城牆遺址。

  這段牆向我們展示了夏代之前、夏代以及東周時期的歷史。但處在夏、周之間的商代卻沒有任何標誌性的文物出現。商代在這裡,彷彿奇跡般地消失了。

  難道,在商代,地處城子崖的古城成了空城?至今考古學家也沒有找到答案。

  龍山文化遺址現狀

  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這其中又屬山東地區的黑陶文化最為典型。

  1961年,龍山遺址的首掘地城子崖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經有關部門批准,籌劃建立城子崖遺址博物館,博物館位於章丘市龍山鎮政府西1公里處,於1994年9月正式落成開放。

  城子崖遺址博物館設計獨特,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築專家揚洪勳為城子崖量身訂做,仿照原始社會土城之建築風格建造,是全國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築博物館。

  博物館共有三個展廳,展出了龍山鎮及附近出土的數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西河遺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遺址出土的文物和東平陵遺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遺址博物館是濟南市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1994年成為山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龍山文化的考古發掘,至今仍保持著中國考古界的幾項「吉尼斯」紀錄:第一次把地層學的理論引進到田野考古發掘中來;第一次發現了龍山文化城址;第一次發現了龍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

  目前,已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址已經多達上千處,已發掘60多處,對於強大的龍山文化來說,還有更多的遺址等待考古學家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場漫長的尋夏之旅——二里頭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二里頭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河南省偃師市西南約9公里二里頭村西南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59年,同年秋首掘。此後對該遺址的發掘陸續進行,多達數十次,目前仍在繼續。

  距今歷史:距今3700年至4100年

  考古地位:二里頭遺址是一處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夏都邑廢墟,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為研究中國歷史早期國家的出現及其特點,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資料。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處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青銅器時代的早期。為夏代中晚期文化,一直延續到商早期。

  河南偃師境內有一個著名的洛陽盆地,盆地內是廣袤的平原,自古被認為是「天下之中」,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頭遺址就坐落於盆地內的古伊洛河北岸,幾十年來,眾多的中國乃至東亞「之最」在這裡揭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最早的鑄銅作坊……

  考古發現過程

  上個世紀中期,我國的考古學迅速發展,甲骨文和安陽殷墟的發現和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對商以前的夏朝,考古發掘卻遲遲沒有提供其存在的證據。有外國學者提出疑問——中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夏朝?

  翻開我國古代史籍,上面有夏王朝的明確記載,更有至今膾炙人口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傳說。但夏朝究竟在哪裡?難道僅僅是個傳說?中國學者不甘心夏朝的歷史就這樣被否定,一場漫長的尋夏之旅就此展開。

  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史學界就有學者運用文獻資料來考訂夏代都邑,但卻無法有效辨認出夏王朝的物質遺存特徵。於是學者們開始嘗試運用考古學方法探討古史,即在文獻大致限定的地域範圍內去尋找夏文化。

  到了五十年代,中國各主要地域考古學文化體系相繼建立,有關研究不斷深入。考古學家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獻中有關夏代的記載,發現先秦文獻中關於夏代並包含有地名的史料不到七十條。經過對這些材料的縝密的考證,他發現夏人的活動範圍並不大,雖然史料涉及到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但與夏代重大史實有關的主要地點,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兩處,應該縮小範圍,集中精力在這兩個圈裡搜索。

  但以當時考古界的人力來看,仍舊很難進行全方位的考察。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再次打開文獻,有關夏代的隻言片語在他眼前跳動著,當他看到「伊洛竭而夏亡」這句話時,腦子裡突然靈光一閃,意識到夏的都城就在古伊洛河畔的洛陽地區。就這樣,查找範圍縮小了,真正的尋找夏代古都的歷程開始了。

  1959年的4月14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華從北京動身,經鄭州達登封。根據歷史記載,他們來到登封、禹縣一帶進行夏文化的調查。就憑著「伊洛竭而夏亡」這句話,他徒步在數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尋覓。

  數月間,徐旭生幾乎踏遍了伊洛平原,卻一直沒有找到有價值的發現。正所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天途經偃師二里頭,一位農民見他在地上看來看去,便問他是不是掉了什麼東西。徐旭生樂呵呵地說掉了一座城。沒想這位農民一聽也樂了,趕忙將他領到村東水塘邊。徐旭生一看,塘壁上佈滿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嘩啦嘩啦往下掉!這真是意外之喜。

  二里頭遺址四周環山,中間為一個狹長的盆地,遺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間的夾河灘上面。這裡地勢平坦,自然環境十分優越。興奮之餘,徐旭生馬上展開發掘調查,結果竟然發現這片遺址上密佈著宮牆、居住址、道路、鑄銅遺址、陶窯墓葬等重要遺跡,甚至還有屬於貴族才能使用的銅器、玉器、卜骨。這些遺存都在啟示著他,二里頭遺址決不是一般的村落遺存,而是一處曾經擁有過輝煌歷史的都邑廢墟。

  1959年開始調查夏墟時,徐旭生已近70歲。他外出做調查時,隨身總是背著一小卷行李,每到一地都借當地政府機關、學校的空房作為臨時的住處。白天在外面做調查,經常誤了吃飯時間,他就到附近小飯鋪裡買紅薯饃充飢。一次在偃師境內調查二里頭遺址時,忽然下起大雨來,暴雨如注,道路泥濘。大家都勸他到老鄉家避避雨,可徐旭生卻堅持頂著雨把調查做完。等他們走了四五公里泥濘的土路回到住所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

  在徐旭生調查的基礎上,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隊前往二里頭複查,確認這裡是一處大型遺址,面積約4平方公里,立刻決定對二里頭開展正式發掘。發掘工作是在這年11月進行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學家殷瑋璋為領隊,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大面積的鑽探發掘。

  驚人的發現很快就來了,12月的一天,考古隊在遺址中部發掘出了一座宮殿基址,這座宮殿基址總面積在1萬平方米以上。他們在基址西北角沿著台基的邊沿開了一條探溝,很快,在耕土層下發現了擾動過的夯土塊,再向下挖,他們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關的地層。夯土基址上面圓形的小夯窩清晰可辨,從地層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鄭州商代城址的年代還要早。

  1960年,正值國家經濟形勢嚴峻的時刻,發掘者們只能靠薯葉和青菜來充飢。12月的河南已經十分寒冷,時常會有下雪的天氣,考古隊員們就在冰天雪地裡進行發掘,條件十分艱苦,但是大家心裡始終是熱乎乎的,因為他們找到了這個年代最早的、規模巨大的宮殿遺址,這一發現,像一支興奮劑,讓大家不知疲憊地埋頭苦幹著。

  二里頭遺址就像一個發掘不盡的寶藏,從1960至1964年間,考古隊在二里頭遺址共進行了8次發掘,僅出土的陶器就包括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類型特點。當時,一部分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劃分為介於龍山文化和鄭州二里岡商文化之間的一種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運動,二里頭髮掘工作暫停,直到1972年秋季才得以恢復。

  政治運動的幾年中,參加發掘的考古學家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二里頭,工作恢復後立刻投入到緊張的發掘中來。1974-1977年,二里頭考古隊相繼發現了兩處大型宮殿遺址,為我國古代建築及繪畫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到了八十年代,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1980年,在二里頭發現了大型的鑄銅遺址,出土的既有鑄銅遺跡,又有鑄銅遺物,如陶范、坩鍋、爐壁、爐渣及小件銅器等等。這對於研究夏商青銅文明的源流和發展十分有意義。同時發掘出制骨業的遺跡、遺物,清理了大批的墓葬,墓葬的隨葬品非常豐富,大量的銅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貴文物出土。

  八十年代以後,考古學家陸續在二里頭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群、宮牆、居住址等遺跡,以及貴族使用的銅器、玉器、漆器、陶瓷器等,這些遺存啟示人們,二里頭遺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遺存,而是一處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都邑廢墟。

  通過對出土文物的年代測定,專家推斷,二里頭文化的年代應該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40年,它在同類的文化遺址中最有代表性,所以這類文化遺址被命名為二里頭文化。發掘者和研究者們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屬於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二里頭文化的末段,則進入商早期範圍。

  目前對的發掘工作還在進行,由於二里頭遺址總面積近400萬平方米,所以目前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還不到整個遺址面積的百分之五,核心區的宮殿群也才剛剛露出「冰山一角」。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頭將像二十世紀的殷墟一樣,引領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歷史發展到二里頭時期,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建築業都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銅器以及宮殿基址,但對於二里頭文明來說,最璀璨的部分莫過於它發達的青銅冶鑄業了。目前在二里頭遺址已發現有萬餘平方米的鑄銅遺址,從出土的一些銅渣、坩鍋殘片、陶范殘片等可以看出,二里頭的冶鑄已分化為專門的手工業部門。冶金專家曾用電子探針檢測過一件銅爵,得知含銅92%,錫7%,是地地道道的青銅。

  出土的青銅器種類比較豐富,有鼎、鈴、牌等,這些青銅器造型簡單,質樸無紋,器壁較薄,顯示出早期階段的特點。另外遺址中還出土了空心青銅器物,說明這一時期已經掌握了內外合范技術。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以爵為代表,雖然二里頭出土的爵還不足十件,但在鑄造史上卻極為重要。爵的特點是流和尾細長,器壁也比較薄,高度都在20厘米以下。爵的體型分長體束腰式,長體分段式和短體束模式等幾種,二里頭的青銅爵是純粹的實用器。二里頭青銅器一般無紋飾,但有些爵的杯體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圓釘形狀的紋飾,雖然二里頭文化青銅禮器上未見動物形紋飾,但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戈的內部,已有變形的動物紋飾,因而不能排除青銅禮器上出現動物紋的可能。

  青銅不僅用來製作高貴的禮器,還用來製作武器,其殺傷力遠遠高於以往的石製武器。除銅戈、矛等外,還發現多種銅鏃,即銅箭頭,這被認為是一種消耗性武器。從鑄造簡單的兵器、工具到鑄造容器,在技術上是一個飛躍。一方面表明人們對戰爭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表明青銅鑄造業的一定規模。

  二里頭的玉器製作精美,甚至有琮、圭、璋等玉禮器,出土的玉器上大多帶有紋飾,其中以夔龍紋、饕餮獸面紋最為奇特,開啟了中國美術史的先河。

  2004年,在二里頭還出土了一條綠松石龍,這件龍形器放置於墓主人的身上,與骨架相比略有傾斜。這件龍形器是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全器整體保存較好,圖案清晰可辨,僅局部石片有所鬆動甚至散亂。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動,色彩絢麗。龍身長64.5厘米,中部最寬處4厘米。龍頭置於由綠松石片黏嵌而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綠松石拼合出有層次的圖案,多處有由龍頭伸出的弧線,另外還拼嵌出圓孔的弧形紋樣。

  這一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見,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與科學價值,堪稱國寶。

  二里頭出土的陶器以灰色為主,多拍印繩紋裝飾,流行雞冠耳飾和花邊口沿,模仿繩索的箍狀泥條堆紋比較發達。炊具以底部塗泥的夾砂圜底罐和鼎為主。出土的供貴族使用的白陶和施釉陶器,代表了當時制陶工藝的最高水平。二里頭文化藝術品多見陶塑,有蛤蟆、羊、龜、龍、魚等造型,陶刻有人像、蛇紋、魚紋等圖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殘片上刻有兩條龍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飾有鱗片。在二里頭出土的陶器上,偶而遺留有刻劃符號,目前發現的刻劃符號達幾十種,其中有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專家認為此無疑是中國早期的文字。

  二里頭遺址出土相當數量的海貝、蚌貝、骨貝、石貝、銅貝,除用作裝飾外,有的可能充當貨幣的職能。

  在二里頭發現的大型宮殿建築遺址是目前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整體略呈方形,長寬各約一百米,表面有許多排列有序的柱子洞。據專家研究,這些柱子洞是夯土台基、廊廡的建築群遺跡。從已發掘的部分來看,二里頭時期的宮殿建築已經初具規模。二里頭遺址還出現了由大道和小路構成的道路網,輻射面積可達12萬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陽皂角樹遺址發掘出土的1塊陶盆殘片上發現表現車轅、軸和車輪形象的刻劃符號,初步釋為「車」字。

  二里頭的建築

  二里頭建築在我國古代的建築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目前二里頭遺址的規模與佈局已經大體被掌握。

  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平方公里,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佈,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遺址的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高地,這裡分佈著宮殿基址群、鑄銅作坊遺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遺存。遺址的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

  夏代的宮殿建築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整個建築一般包括殿堂、庭院、圍牆與廊廡等幾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殿堂為整個建築的中心,位置在建築群的北部,它與南大門之間構成了廣闊的庭院,形成了我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基本式樣。這樣的建築格局非常適合集會、祭祀、行禮與發佈政令等大規模的集體活動。

  二里頭文化的宮殿遺址共有二處,從中可以看見夏代宮殿建築的規模和體系。

  一號宮殿遺址是1974年發現的,為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體略呈正方形,東西長約108米,南北寬約100米,總面積約1萬平方米。這座台基基本上是坐北朝南,高出當時的地面約0.8米,四周邊緣為緩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體系的建築群,包括堂、廡、門、庭等建築單體。

  建築群的主體是一座殿堂,從整體上看,這座殿堂位於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圍的台基面,並且在底部鋪墊有三層鵝卵石,顯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根據殘留的簷柱洞和柱礎石判斷,這座殿堂是面闊八間,進深三間雙開間的建築,並且是四坡出簷式的屋頂,當時還沒有瓦,因此屋頂應是用茅草加以覆蓋。

  大門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闊八間的牌坊式建築。從殿堂到南大門是平整寬闊的空地,應是一片庭院,殿堂與庭院被一組完整的廊廡建築所包圍。其中西面廊廡是外面起牆,裡面立柱,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兩面的廊廡是中間起牆,兩面立柱,是兩面坡的形式。

  二號宮殿發現於1977年,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門以及廊廡組成,在殿堂與北牆之間還建有一座大墓。二號宮殿的基址小於一號宮殿的基址,其東西約為58米,南北約為72米。二號宮殿的建築格局與樣式,根據現存的牆基、簷柱洞和柱礎石來看,與一號宮殿基本相同。

  兩座宮殿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發掘證明,一號宮殿東北部的廊廡建築中還開有後門,而二號宮殿基址剛好坐落在一號宮殿基址的東北方150米左右,顯然,它們應該共同構成為一組宮殿建築群。如此龐大的宮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頭文化遺址應是夏王朝某一時期的王都所在。

  二里頭的民居建築樣式則比較簡單,主要有三種類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地起建式。這種建築都有夯土台基,房屋為土木結構,比較寬敞,個別達到80多平方米,是一種從地面上建立起來的比較寬敞的房子。有的房子內部還設有瓢形燒灶,建築結構也是以木架為骨,草泥為皮。

  民居的另外一種樣式是半地穴式,這種建築以較為垂直的坑壁作為牆壁,南邊進門處挖有台階和走廊,靠近北壁有橢圓形的火坑。一般面積不超過10平方米,比較簡陋。和半地穴式比起來更為簡陋的就是窯洞式建築了,這種房屋是選擇斷崖或溝崖經過修整後掏挖而成,面積一般在4平方米左右。

  從民居不同的建築樣式和規模來看,當時的社會貧富分化已經十分嚴重,經濟條件和政治地位對平民的影響已經非常深遠。

  二里頭文化的性質及其與夏的關係

  目前,二里頭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陝西省東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發現。現根據資料可以分為豫西地區的二里頭類型、晉西南地區的東下馮類型、冀南豫北地區的豫東類型、豫南地區的下王崗類型,在這其中豫西地區二里頭文化遺址數量最多,於是,二里頭遺址就被當作這一時期的典型遺址,並作為這類文化的代表被考古界確定下來。

  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體系確定以後,學術界就開始對展開討論。爭論的內容是二里頭究竟是夏代的一處都邑,還是湯滅夏後建立的都城西亳,有一部分學者持第二種觀點,認為二里頭實際上是湯都西亳。學術界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了長期激烈的爭論,兩派學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竟成了一樁考古界的著名懸案。

  直到1983年偃師屍鄉溝商城的發現,才為解決二里頭遺址的文化性質提供了一把開門鑰匙。

  屍鄉溝商城遺址因與《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屍鄉條班固自註:「屍鄉,成湯所都」相和,所以「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替代了「二里頭遺址為湯都西亳」的觀點,並最終被確證為湯都西亳。西亳的始建被認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標,因此二里頭遺址應為夏王朝的一處都邑。

  1999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在河南鄭州、偃師組織召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學研討會」,與會多數學者在參觀比較相鄰不遠的二里頭遺址和偃師商城出土遺物之後,基本認同「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學術觀點。於是中國古代文明也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作為都邑的二里頭遺址的發現,以及二里頭文化被推定為夏文化,使得我國史學界原本就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始於夏代的學者,找到了考古學上的依據,這也成為目前我國學術界一種較為普遍的看法,即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在考古學上為二里頭文化時期,在歷史朝代上為夏代。

  由於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所以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遺存就被作為夏文化的特徵來描述。二里頭文化的發現驗證了中國史書上最早的「三代」之說,中國的西周、東周,夏和商的記載基本都是信史,為下個世紀的學者們修建了一條伸向遠古的、長達千餘年的陸橋。新時代的考古學家將在這些發現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索夏及更古時期文明起源的秘密。

  二里頭文化遺址現狀

  由於二里頭文化遺址總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包括二里頭及其附近7個村子的所有耕地,所以無法實施封閉保護。目前,遺址內的耕地半年交給農民耕種,並規定犁田不准深過30厘米,以免損害土層下的遺址;另外半年由考古隊進行發掘研究。

  雖然對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但發掘面積還不到整個遺址的百分之五,核心區的宮殿群也才剛剛露出「冰山一角」,發掘研究工作仍十分艱巨。

  1981年,二里頭文化遺址被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保護二里頭文化遺址,發揚二里頭文化,洛陽市已經擬建「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具體工作正在進行中。   


千年宮殿群的復出——鄭州商城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鄭州商城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鄭州市老城區周圍

  發現及發掘時間:1950年發現,1951年開始發掘,目前發掘工作仍在繼續。

  距今歷史:3620年左右

  考古地位:該遺址為盤庚遷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補了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開闊了視野,也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處於商代早期的二里崗文化期,其青銅器文化十分發達。

  鄭州商城遺址位於鄭州老城區周圍,即今管城回族區的大部、伊多水區的南部,是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市遺址,距今已有三千五百餘年的歷史。還是在50多年前,一位小學教師與商代古城不期而遇,從此遙遠的古都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考古發現過程

  商城的發現是從一個小學教師開始的。鄭州市南學街小學教師韓維周,因為喜愛古跡,就經常到鄭州城外施工現場去搞調查。1950年的秋天,韓維周再次來到鄭州城南二里崗一帶察看,結果發現了一些繩紋陶片和磨光石器。酷愛考古學的韓維周意識到這些前所未見的東西非同尋常,立刻拿到文物部門進行鑒定,結果,這些繩紋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確定為商代遺物。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無意中撩開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紗,立刻引起了考古專家的注意。

  1951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調查發掘團,來到鄭州對該遺址進行調查,他們根據採集到的標本,進一步推斷這裡為重要的商代遺址,時代要比安陽殷墟更早。這一重大發現,立刻引起國內考古界的重視和一片嘩然。

  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還沒有正式的考古機構。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全國第一屆考古人員訓練班,經過3個多月的培訓後,全體師生分批到鄭州、洛陽兩地進行實習。鄭州實習分隊,以二里崗遺址為重點進行了試探性的發掘。自此以後,鄭州商代遺址考古發掘緩緩拉開了序幕。

  為配合鄭州二里崗的興建工程,1953年秋,鄭州市文管會再次對商城遺址進行發掘,鑽探出古代墓葬445座,後經發掘得知其中絕大部分為戰國墓。考古學家安金槐將這批墓葬遺址資料進行了整理,並編寫出《鄭州二里崗》一書。

  1954年春,鄭州市城市基本建設工程全面開展,考古學家安金槐帶領鄭州市文管會的工作人員在二里崗一帶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工作。這次他們發現遺址地下存在著密集的商代墓葬群,共清理出的商代墓上百座,但絕大多數是小型土坑墓,極個別為中型墓。在這些規模較大些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隨葬品,包括銅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隨著鄭州市城市建設工程的大規模展開,1955年秋,鄭州市開始在商代遺址東北部較高地帶挖掘一條東西向的壕溝,鋪設地下污水管道。在此以前,群眾在該土崗周圍取土時,曾暴露過一些商代的墓葬。河南省文物部門聽說此事後,立刻趕到施工現場,經過與城建部門交涉,決定暫時停工,等待考古部門鑽探後再行施工。

  考古學家安金槐率領考古隊,在這裡進行了緊張的考古發掘。幾天下來,雖然沒有太大的收穫,但時常能夠發現商代二里崗時期的文化遺跡,令考古隊感到十分振奮。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著,他清理完墓底,拿起鐵鍬向下試探,但是土質很硬,像是經過夯打一樣,這一現象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覺。

  中國古代的建築方式多採用夯築,亦稱「版築」,所以當安金槐看到夯土層的時候,馬上意識到,這裡不是夯土牆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隨著考古隊員的進一步清理,夯土層的分佈狀況也逐漸清晰,但讓安金槐不解的是,他們始終都沒有挖到夯土的邊緣。

  為了探明情況,安金槐又在東、西、南、北四面開出探溝,並在南、北探溝中找到了夯土層的盡頭,寬20多米,但東、西兩面的夯土仍然不見邊緣。大家在一起反覆推論和探討,最後認定夯土層可能是商代二里崗期一座大墓中的填土。

  為了弄清楚大墓的輪廓,考古隊沿著夯土層繼續發掘,可夯土層似乎沒有盡頭一樣,繼續向西北和東南兩個方向不斷地延伸,一直挖了五六十米,但是還沒有找到它的盡頭。當時已發掘的長度已經遠遠超過武官村大墓的長度,疑問不斷的湧上考古隊員的心頭,這些不斷延伸的夯土層似乎帶著巨大的秘密,在地下向著未知的遠方延伸。

  考古學家安金槐著急了,這夯土層的秘密整日在他腦裡盤旋,為了揭開謎底,1956年年初,安金槐組織發掘力量,以白家莊附近的商代夯土為起點,沿著夯土層的走向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考古鑽探。

  經過無數個日夜的勘探,夯土層的走向漸漸清晰,它的一端由白家莊沿城東路西側向南延伸,與鄭州老城東城牆的夯土連在一起;另一端從白家莊西側向西延伸,又沿杜嶺街東側折而向南,與鄭州老城西城牆內的夯土相接。這四面相連接的夯土,組成了一座規模巨大的近似長方形的城垣。發掘者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這是一座古城。從1952年至1955年在這裡發掘的青銅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和四處墓群等重要遺跡,正是分佈在這座古城外附近一帶。於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商代城垣開始展現在世人面前。

  鄭州商城的發掘工作正待進一步展開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鄭州商城的發掘也被迫告一段落。直到1971年,考古學家安金槐才有機會回到鄭州,他再度組織文物工作隊的全部人力,準備展開一次大規模的鄭州商城考古發掘。

  1973年,為了尋找鄭州商代宮殿遺跡,考古隊在鄭州商城內展開了全面的考古鑽探與試掘。他們在城東北部發現了許多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築基址。其中有多處規模宏大,不同於一般的建築房基,被確定為宮殿基址所在地。

  到1979年,考古隊在鄭州商城內相繼發現宮殿基址20多處,宮殿區的範圍不斷擴大,約占城內總面積的一半。通過發掘探明,城址東北部的宮殿區建築物分佈密集,已形成規模宏大,結構複雜的宮殿建築群。其中較有特色的一處宮殿遺址,東西長65米,南北寬13.6米。根據柱槽可復原成一座帶有迴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築,這種建築風格和《考古工記》載的「內有九室,九賓居之;外有九室,九師朝焉」的建築相似。

  在宮殿建築區內還出土了不少製作精美的工藝珍品,這些都是在鄭州商城之外的發掘中少見的。因此可以斷定鄭州商城東北部,就是商代二里崗時期王室貴族的宮殿區。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鄭州商城外城郭的發現,把鄭州商城考古推向了歷史的高峰。1986年6月,鄭州市城建部門擬建設一座大型商場,按照慣例,建設前首先由文物考古部門進行文物勘探,結果發現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牆。這消息立刻引起鄭州商城工作站的重視,隨即組織人力對夯土牆進行瞭解剖性發掘,並驗證了外城牆的存在。在商城外圍,考古隊還發現了多處商代青銅冶煉、骨器製作、陶器製作的作坊遺址,並有大量的墓葬區;城池內外,還發現了青銅窖藏和祭祀場地。截至目前,商代遺址出土的文物數以萬計,其中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寶。

  鄭州商城復原圖

  鄭州商城的發掘,是一次宏偉的,曠日持久的考古活動,它的發掘與認識過程很可能比它最初興建時還要複雜。鄭州商城的探索,曾經歷了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老商城的輪廓一步步清晰,一個完整的商都遺址徐徐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鄭州商城的平面呈南北長方形,東城牆長約1700米,西城牆長約1870米。南城牆長約1700米,北城牆長約1690米,總計周長近7公里。地面城牆保存最高處有5米左右,最低處為1-2米,底部寬為20米。考古學家根據發掘資料研究,確認城牆高度復原約10米,頂部寬度約5米。

  《詩經·商頌》曾記載了當年商城城牆的壯麗雄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根據估算,鄭州商城共用夯土量達174萬立方米左右,即使每天有上萬名奴隸築城,也需要三四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個巨大的工程。

  考古學家還在四周城牆上發現11個缺口。這些缺口,推測可能與商代城門有關。城牆是用版築法分段分層夯築的。在每層夯土面上,佈滿了密集的圓形尖底或圓形圜底的夯窩,這是用成捆圓木棍作為夯具夯打的結果。目前鄭州商城的西牆和北牆西破壞較嚴重,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東牆和南牆的大部分還保留在地面之上。

  商城宮殿區基址發現於城址內東北部,總面積達375000平方米。在這一範圍內,先後發現20多處成組的或大型的商代夯土建築基址。其中的10號房基,現存南北長34米,東西寬10.6米,由十多層夯築硬土堆墊而成,在房基地坪上清理出7排用料礓石塊砸成的圓形柱礎或底部為堅硬平面的柱子洞。房基內還出土有銅簪、玉簪等,這些遺物在鄭州商城之外的發掘中基本不見,說明這裡居住的是大奴隸主貴族,是商代二里崗期奴隸主貴族們居住的宮殿建築基址群。考古學家根據發掘資料分析,這座大型宮殿應當有重簷,四周有寬大的迴廊,也可能是「堂」一類的建築。此外,在城內還發現一些形制較小的房屋基址,以及相當數量的商代遺存,這可能是一些平民居住區。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還證明,在鄭州商城的中部偏東、偏南、偏西處,也有較大的夯土建築基址。

  除宮殿基址外,最能反映當時文化面貌的,便是在城址周圍發現的鑄銅、制陶遺址、制骨作坊遺址和窖藏坑了。

  鑄銅作坊遺址發現兩處,一處在城址南牆外,發掘面積達1050平方米;另一處在城址北牆處,發掘面積275平方米。這兩處作坊遺址內,均發現有冶鑄工作面,地面上粘附一層含有銅渣的硬土。遺址內出土有殘坩堝、煉渣、紅燒土塊、木炭和數以千計的鑄造青銅器的陶范。當時的生產規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從陶范的器形看,製作的主要是生產工具,包括鑊、鏟、錛、刀、鑿、錐等,約佔一半以上。商代用陶范鑄造青銅器,已能鑄造高達一米的方鼎,也能鑄出精細繁複的花紋。當時已能用分鑄法鑄造各種禮器,其工藝技術已遠遠走在世界前列,燦爛輝煌的商代早期青銅文明正是由此孕育而生的。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三處青銅器窖藏,出土了大方鼎、大圓鼎等商代王室的重器,鑄藝精湛,紋飾繁褥,代表了商代二里崗期銅器的鑄造水平。

  制陶作坊遺址在城址西牆外,發掘面積達1400平方米,清理出14座排列有序的陶窯和小型房基。陶窯多為圓形,個別為橢圓形,陶窯分上下兩部分,上面是窯室,下面是火膛和火門,中間以帶圓孔的爐簞相隔,簞下有長方形土柱支撐,簞上放置陶坯,簞下可以燒火。陶窯和房基的附近,出土了數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等制陶工具,還出土了大量的殘陶器以及未經燒製的陶坯。這些陶器有模制、輪制和輪模合制等,表明輪制技術己被廣泛地採用。

  制骨作坊遺址位於城址北牆外,遺物極為豐富。在一個長方豎井形窖穴中,出土上千件成品和帶有印痕的骨料以及十餘塊磨製骨器用的礪石等。骨器的成品和半成品大多是骨簪和骨鏃,也有少數骨錐和骨針。由此可見這是一個以生產骨簪和骨鏃為主的作坊。骨料經鑒定,除牛骨、豬骨和鹿角外,半數以上是人骨。另外,在城址中部東側一條壕溝發現有商代遺棄的近百個帶有鋸痕的人頭骨與牛骨、豬骨堆在一起。在安陽殷墟曾發現過人頭骨刻辭,《戰國策》中曾有趙襄子用智伯的人頭作為飲器的記載。因此,壕溝內的人頭骨應是用來製作器具的。

  從鄭州商城已發掘的百餘座墓葬來看,似乎沒有集中的墓地,而是零星分佈在商城城垣以外。依據墓的形制、規模、隨葬品多少,大致可分為奴隸主貴族墓、平民墓和奴隸墓葬。奴隸主在墓中有珍貴的用品隨葬,並且還殉有奴隸;自由民墓室狹小,隨葬品只有少數幾件,而且多為生產工具;奴隸們則有的與豬狗同穴,有的被砍頭致死,身首異處,甚至粉身碎骨,慘不忍睹。這些充滿血腥的考古資料,為我們勾畫出一幅極為殘忍的奴隸社會面貌。

  鄭州商城文化遺址出土

  文物

  迄今為止已經在鄭州商城的城址內外共出土了數以萬計的文物,其中出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多,而且有很多珍品。

  在商城西牆外杜嶺土崗出土的兩件銅方鼎,通高分別為1米和0.87米,兩鼎東西並列,端正地放在一起。鼎的腹部分別飾以饕餮紋和乳丁紋,鼎足為圓柱形,飾饕餮紋和凸弦紋。兩鼎造型雄奇,製作精美,紋飾古樸,是我國青銅器中有代表性的傑作。從銅方鼎的形制和紋飾看,表明當時已掌握了冶煉銅礦、精工制范和澆注等鑄造技術,所以才能製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銅器。在年代上,「杜嶺方鼎」比安陽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要早,距今3400多年,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商代前期青銅器中罕見的重器。

  另在城址東南外側也出土了兩件大型銅方鼎和一件大型圓鼎。三處青銅窖藏坑的發現,出土的銅器之多,規模之大,器物之華美,令人歎為觀止。這些青銅重器,造型雄厚,紋飾華美,氣勢磅礡,再現了輝煌的商代青銅文明。

  二里崗時期的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崗上層尊、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玉器有青、白、淡黃和墨綠等色,光澤晶瑩,反映了制玉工藝有較高的水平。其中出土的玉璋,為淡青色,後部微殘缺,前部為斜刃,後部兩側有牙狀突起,安柄處鑽一圓孔。據《周禮·考工記》記載,最大的玉璋只有九寸,折合現在的尺寸不足30厘米,這件玉璋長66厘米,實為罕見。玉璋除用作六器之一外,還是天子巡狩的時候祭祀山川的器物,所祭的如果是山,禮畢就將玉璋埋在地下,如果是川,禮畢就將璋投到河裡。《周禮·典端》載:「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在城址內東北角的一個祭祀坑內,出土有一團極薄的金箔片,展開後卻是一件罕見的夔龍紋金葉,很可能是鑲嵌在某種漆器上的裝飾。這件純金飾物,做工精製,造型奇特,說明商代的工匠不但熟練掌握了高超的鑄銅技術,而且還掌握了黃金冶煉技術,並且已經能夠製作精美的藝術品。

  鄭州商城還出土了我國最早的瓷器原始青瓷尊,這件青瓷尊出土於城西牆外一座商代墓內,高27厘米,輪制,紋飾為席紋和籃紋,胎骨灰白,器表和器內通施光亮晶瑩的黃綠色釉,火候高,質地堅硬,叩之清脆悅耳。這件瓷器是我國最早的瓷器,它把我國生產瓷器的歷史向前推到距今3500年前。因此,它被譽為瓷的鼻祖。

  鄭州商城文化遺址現狀

  鄭州商城是迄今發現的我國商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鄭州商城自3600年前建城以來直至清末,除個別朝代外基本都以現存城牆遺址為基礎不斷的修復而加以使用,直至今日,它還位於鄭州的城市中心區,是一座持續使用三千多年的東方古城。雖然經歷了數千年風雨的侵蝕,周長近7公里的古城牆大部分還保留在地面上。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佈鄭州商城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近年來,鄭州市累計投入資金近4000萬元,對商城東城牆部分地段進行了成功的保護和環境改造。目前已拆除了商城遺址重點保護區內1.5萬多平方米的違章建築;清除了2萬立方米的各類垃圾;改造了600米長的東城牆外污水溝;興建了2.26萬平方米的商都文化廣場和4個綠化遊園;並對部分城牆實施立體綠化,使1700多米的城牆得到了較好的保護。

  但商城遺址保護重視程度仍然差強人意,人為地對城牆遺址進行的建設性破壞仍然時有發生。客觀上城市中心區的建設與商城遺址完全重疊,也使古城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000年,鄭州市政府頒布了《商城遺址保護管理辦法》。

  2004年,鄭州市投資5億元啟動商城博物苑建設工程,並對鄭州商城遺址進行分片保護整治,以探索城市型歷史遺址展示與整體開發的新模式。

  目前,對商城遺址的保護正逐步納入規範化、法制化的軌道之中。

  鄭州商代城址是哪個王的都城?

  鄭州商城的規模之大,內涵之豐富使人們確信它是一處以商代二里崗文化為主的商代城市遺址。然而,它是哪個王的都城?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人依據文獻中「帝仲丁遷於瞰」的記載,認為鄭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遷的瞰都;有人認為鄭州商城應為商代的第一個王商湯所建的亳都;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鄭州商城考古工地後,隨即題詩:「鄭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郭沫若認為鄭州商城可能是仲丁所遷的(+敖)都。幾種觀點相持不下,目前仍沒有統一的結論。不過,鄭州商城早於安陽殷墟,是商代的王都,這一點則是學術界所一致公認的。目前,鄭州商城遺址的發掘工作仍在繼續進行,我們相信,隨著鄭州商城考古發掘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必然還會有許多新的考古發現,向我們展示出這座古老城市更多的奧秘。   


一片甲古驚醒的神秘都城——殷墟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殷墟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小屯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08年發現,正式發掘於1928年,此後的發掘工作陸續展開,持續至今。

  距今歷史:3000多年前

  考古地位:殷墟是中國第一個有文獻記載並經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素有「中華第一都」之稱。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處於青銅器時代,已經由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是商代後期文化的寫照。

  河南安陽,一個神秘的地方,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頻頻吸引著世人的目光。正所謂「一片甲骨驚世界」,這片土地連同中國最古老的文字一起聞名世界。這個商代後期的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都城,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都城之一。這就是古老而神秘的都城——殷都!

  考古發現過程

  100多年前,河南安陽的小屯村有個名叫李成的剃頭匠,有一年夏天身上生了疥瘡,疼癢難耐,只好向村裡人求助。村民告訴他,自家田地的「白骨片」什麼病都治,李成就回家試了試,疼癢竟神奇地止住了,如此幾番,疥瘡竟不治而愈。李成是個有經濟頭腦的人,立刻抓住了這個生財之道,開始在田地裡收集白骨片,送到城裡的藥店去賣。

  李成收購販賣「龍骨」的生意越做越大,藥店老闆為了賺錢,又陸續把「龍骨」轉賣給各地的藥店。就這樣,大批「龍骨」進入了京城的各大藥店。

  最早發現甲骨文的學者是金石學家王懿榮。1899年秋,正是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王懿榮受命回鄉督辦團練,但因諸多困難,無功而返,眼看著國家處於敗亡邊緣,王懿榮病倒了。

  王懿榮服藥時,在一味名叫「龍骨」的藥材上發現了刻痕,引起了他的注意。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年代久遠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些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

  他對這批龍骨進行仔細研究後認為,它們並非什麼「龍」骨,而是幾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他從甲骨上的刻劃痕跡逐漸辨識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後又找出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由此肯定這是刻劃在獸骨上的古代文字,從此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轟動,文人學士和古董商人競相搜求。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並於1915年親自來到安陽小屯村進行土地勘察。這是甲骨學者第一次親臨安陽進行的土地勘察。

  這時的小屯村遺址已經遭到了大規模的破壞和盜掘,對甲骨及其他文物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而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先後持續了近30年之久。這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不滿,而國內有識之士為此更是憂心忡忡。為了使殷墟不再遭受破壞,他們東奔西走,四處呼籲,希望政府出面干預,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對其加以保護。

  在這種形勢下,1928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中專門下設考古所。考古組成立之初,便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殷墟遺址上,就這樣對殷墟的考古發掘拉開了序幕。為了盡早開展工作,1928年8月,史語所考古組委派董作賓為前鋒,先行到小屯考察,看是否還值得進行發掘。

  董作賓是河南南陽人。幾年前他曾帶學生到小屯做過多次調查,1928年,董作賓在好友陪同下再次來到小屯村,他親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因此斷定目前仍然有發掘的重大價值,而且「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

  中央研究院接到董作賓的報告後,也認為政府如不出面採集,「恐以後損失更大矣」。於是決定由史語所考古組負責,對殷墟進行全面調查與發掘。這次發掘由董作賓制定出了全面發掘計劃,連一些細節性的問題都考慮到了。在董作賓的積極倡導下,歷時70多年的殷墟大規模考古與發掘正式開始了。

  1928年10月13日,不是一個普通的日子,它早已載入了殷墟考古和中國考古學史的史冊。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直接領導下,董作賓又一次來到安陽,主持殷墟歷史上第一次科學發掘。

  第一次的發掘,重點放在尋找甲骨上。當時的中國考古剛剛起步,不僅設備簡陋,工作方法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的發掘範圍僅限於小屯村中和南北一塊不大的地域內。參加考古發掘的工作人員一共才6人,工人也只有15人,可以說僅僅是一次規模較大的試掘而已。這次共發掘了40個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積,掘獲石、蚌、龜、骨、貝、玉、銅、陶等器物近3000件,獲得甲骨854片,其中提字甲骨784片,這在很大程度上堅定了考古工作者繼續殷墟發掘的信心。

  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李濟從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被聘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繼續主持對殷墟的全面發掘。殷墟發掘的範圍不斷擴大,到1932年10月第七次殷墟發掘時,發掘範圍已經由殷墟擴大到殷墟以外,由小屯擴展到四盤磨、後岡、南霸台、王裕口和侯家莊等地。

  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史語所又進行了第八、九兩次發掘,均由董作賓主持。第九次發掘在洹河北岸侯家莊侯新文的地裡發掘出東西兩組居住基址,在基址中的灰坑底部意外地發現了「大龜七版」。

  侯家莊的發掘實屬意外收穫。侯家莊的地主侯新文看到別人在自家地裡挖出大批的財寶,不免心裡十分羨慕,1934年早春的一天,他帶著幾個要好的兄弟來到他家地裡,他們在地南頭開始挖掘,結果一整天下來只挖到30多塊帶字的甲骨。那時候甲骨已經賣不到好價錢,他一連跑了幾家古董店,沒有找到一家出價合適的店舖,讓侯新文失望透頂。

  這件事像笑話一樣在當地傳開了,卻被董作賓無意中聽到,於是派人充做古董商從侯新文手中買到一小塊有字骨版,拿回來詳加辨認。從字形、書體來看,這是一片商晚期的卜骨,這表明洹北有可能是和小屯一樣重要的一處遺址。考古組立即停止小屯的發掘工作,移師侯家莊。

  考古組把注意力集中到侯家莊西北岡的台地上。據當地農民傳說,有人從那裡不斷盜掘出許多青銅器、玉器和其他珍貴物品。所以發掘地點首先選擇在岡峰的制高點,分為東西兩區同時進行。在侯家莊考古隊發現了十分密集的墓葬群,這些大墓一般長100多米,深10米以上。只是這些大墓曾經多次遭到盜掘,墓內所剩無幾,但是仍有珍貴的青銅器、玉器、漆器出土。「大龜七版」就是在這裡出土的。

  「大龜七版」實際上是六塊腹甲和半個背甲,龜版上刻滿字跡。七版共有137條卜辭,分為祭祀、田獵、風雨……「大龜七版」的發現,非同一般,它對於判斷洹河北地遺址的性質、時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36年春季,西北岡王陵大墓發掘之後,史語所考古組繼續回到洹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這是他們第十三次在殷墟發掘,在這裡考古隊意外發現了一整窖穴的甲骨,在殷墟多年的發掘中,雖然有過「大龜四版」、「大龜七版」的重要發現,但是像這樣完整的,沒有盜擾和攪動過的整坑甲骨的發現還是首次。經考古學家辨識,這些甲骨是殷人後代廢棄的殷商檔案典冊。

  在1928年秋到1937年夏這10年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小屯村一帶共進行了15次考古發掘,不僅先後發現了總計24900多片甲骨,而且發現了商代後期的宮殿、宗廟遺址和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銅器、玉器、陶器,從物質文化上提供了殷墟為商代王都的證據。殷墟成為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又一次震動了中外學術界。

  新中國成立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組建了安陽工作站,並把工作站直接駐紮在小屯西地,此後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殷墟考古與發掘。

  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1976年春婦好墓的發掘,把殷墟考古推向了極致,使得近百年來轟轟烈烈的殷墟考古,又籠罩上一個巨大的光環。

  婦好墓位於小屯村西北的一片崗地上,現在的殷墟博物苑西南側。婦好墓的發現純屬偶然。1975年冬,安陽掀起平整土地的高潮,小屯村西北的一片高崗地,是小屯村的棉花田。崗地南部由於歷年農民取土而形成一面斷崖,斷崖高出周圍平地近1米,因此也被列入平整範圍。但是殷墟是國家重點保護區,所以任何建設工程都得向文物部門匯報後方能動工。當時在安陽工作站工作的陳志達和鄭振香夫婦負責這一工作,開始了對這片崗地的考古勘測。

  具體的鑽探工作由鄭振香主持,經過鑽探,在棉花地邊緣的耕土層下果然發現了殷代夯土層,崗地東部夯土較厚,往西漸薄。為了進一步瞭解遺址內涵,發掘隊在崗地東南邊進行了試掘,當揭去耕土層後,他們看到一座座夯土房基,但這時已經進入嚴冬,一夜之間大雪覆蓋了這片崗地,發掘被迫停止。

  1976年春天,考古隊揭開覆蓋的填土,繼續發掘這片建築基址。鄭振香清理一個灰坑時突然發現了一層紅色的夯土,而且土質堅硬,清理後竟然呈現出一個長方形夯土坑。鄭振香吩咐幾名有經驗的技術工人,從夯土的四周向下打探。當探到6米以下,已經接近潛水面時,土質變得又濕又黏,鄭振香囑咐工人和她一起輕輕地搖動探桿,慢慢向下擠壓,猛然間探桿下陷70厘米,出現了空頭,這時他們一鼓作氣又一用力,倏然又下陷約50厘米。再往下就探不動了,出現了硬底,根據經驗他們知道已經到底了,這時深度已達到8米。工人輕輕地拔出探鏟,令人們驚喜的是滿鏟都是濕漉漉的紅色漆皮。樣土被輕輕地從探鏟中擠壓出來,鄭振香用手小心翼翼地撥開泥土,一枚晶瑩剔透的玉墜,完好無損地帶著地下神秘的信息,率先來到人間。頓時工地上一片歡呼聲,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墓葬!」

  第二天,考古隊組織人馬全力以赴投入了發掘工作,發掘工作從開始就形勢喜人,他們不斷地在大墓填土中發現有遺物,越往下挖,遺物就越豐富,而且始終沒有發現盜洞,這種現象在殷墟實屬罕見。根據隨葬器物的規格,可以判斷出墓主的身份,應為王室成員。該墓共出土各種隨葬器物1928件,其中青銅器468件,以禮器和武器為主。特別重要的是隨葬的200多件青銅禮器和樂器上,絕大多數鑄有銘文,記述了墓主的身份。在這些銘文中出現最多的是「婦好」及「司母辛」字樣,根據甲骨文關於「婦好」的記載,考古學家們推斷墓主「婦好」應該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廟號為「司母辛」,因此這座墓被稱為「婦好墓」。

  近年來,對殷墟的發掘工作仍時有收穫,1991年秋,在花園莊東地又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可就在這2平方米的小坑中出土了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這說明該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族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

  經過這些發掘和調查,目前已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佈局。殷墟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

  殷都找到了,卻是一個廢墟,這正是殷墟遺址名稱的由來。這個曾經在世界上最為輝煌的城市在數千年前煙消雲滅,考古學家只能沿著它舊日的痕跡,一點點地將它的輝煌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殷都復原圖

  公元前十四世紀,商朝第二十位國王盤庚將其都城從「奄」,即現在的山東曲阜,搬遷到風景秀麗、土地肥沃的「殷」地,即現在的安陽小屯村一帶。直至商朝滅亡,「殷」作為商之首都,共經歷了八代十二王,歷時273年。後人稱這段歷史為殷朝,此地也被稱為殷都。殷都被西周廢棄之後,逐漸淪為廢墟,被人們冠以「殷墟」之名。

  從1928年至今的70餘年間,殷墟遺址的發掘工作陸續進行,時時有新的基址被發現。這些發現不斷改變著人們對殷——中國最古老都城的認識,昔日商代首都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對殷墟遺址面積的認定,從最初的約16平方公里擴大到24平方公里,現在這個數字已增加到30餘平方公里。從目前已知的情況看,整個國都佈局合理,沿洹河而建。殷墟東西延伸約6公里,南北寬約5公里,中心區域是宮殿區和王陵區,其外為居民區和手工業作坊區,再外則是墓葬區。宮殿區和王陵區均處在洹河南北兩塊高地上。王室作坊分佈於宗廟區周圍,呈衛星狀分佈著家族墓地以及其他邑落。

  殷都皇城南北長1000多米,東西寬600多米。在其中的宗廟宮殿區,發現並發掘出53座王宮建築基址,自北向南,分為甲、乙、丙三組。甲組為居室、宮殿建築,時代最早;乙組是宗廟性建築,時代次之;丙組是祭祀壇台,時代最晚。它的北、東兩面有洹水環流,西、南兩面為人工大壕溝,兩端與洹水相接,構成長方形的防禦帶。1989年,在附近又發現一處面積為5000平方米的大型宮殿基址,基址呈工字型,規模宏大,氣勢宏偉,這一發現,促使人們對殷王宮區的佈局作出新的思考。

  從小屯殷王宮區北渡洹河,到西岡,便是殷代王陵區。在這裡已經先後發掘十三座殷王大墓。每個陵佔地面積都很大,有的竟達1000多平方米。墓中有大量文物,司母戊大鼎就在這裡出土。每座墓的四周都有排列密集的用以祭祀祖先的人祭坑,共發現1400餘個。武官村大墓中殉人多達200多人,其中有墓主人的親屬、侍從、馭手、領班、奴隸等,按不同的身份,等級森嚴地排列在墓主人的四周,尊者近,卑者遠。

  殉葬的奴隸多是未成年的兒童,有的被砍頭或鋸手、足等,許多奴隸還帶有刑具,其狀況慘不忍睹。貴族墓內還隨葬有大量的珍貴文物,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墓中隨葬各種禮器、武器、車馬器、裝飾品等2000餘件,其中許多都是商代青銅器、玉器中的珍品。

  在王陵東區,有大型祭祀場,商王經常在這裡進行各種祭祀活動。經考古調查與發掘,共發現250座祭祀坑。在清理的191個坑中,殺殉奴隸有1178人。這些祭祀坑,大部分南向,少部分為東西向,共22組。同排坑之間的距離、方向、坑深和骨架數目,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洹河南,環繞王宮區外周,則有面積廣大的居民區和手工業作坊。鑄銅作坊遺址,最有名的是位於鐵路苗圃北地的鑄銅作坊,鑄銅、燒陶、制骨,被稱為商代的三大手工業。

  考古發掘證明,殷墟是一座佈局規整嚴謹的都城遺址,是高度發達的奴隸制社會的縮影。這座神秘而宏大的古老都城,構成了殷墟獨特的文化內涵,展現出這座殷商王都的宏大氣派。

  殷墟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殷墟是中國第一個有文獻記載並經甲骨文和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這裡出土了包括司母戊大方鼎在內的上萬件青銅器、玉石器、陶器、骨器等,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青銅器是殷墟出土文物中絢麗的文化瑰寶。我國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即在殷代。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無論是從數量上,外形上,還是從質量上講,都是不可比擬的,尤其是被譽為世界青銅器之冠的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不僅是當今世界上最大最重最古老的青銅器,也是全世界的藝術珍品。它鼎高1.33米,長1.1米,寬0.78米,重875公斤,除鼎身四面中央是無紋飾的長方形素面外,其餘各處皆有飾紋。在細密的雲雷紋之上,各部分主紋飾各具形態。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圍以饕餮作為主要紋飾,四面交接處,則飾以扉稜,扉稜之上為牛首,下為饕餮。鼎耳外廓有兩隻猛虎,虎口相對,中含人頭。耳側以魚紋為飾。四隻鼎足的紋飾也匠心獨具,在三道弦紋之上各施以獸面。鼎腹內壁鑄有銘文「司母戊」。據考證,司母戊鼎應是商王室重器。此鼎形制雄偉,是中國目前已發現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銅器。其造型、紋飾、工藝均達到極高水平,是商代青銅文化頂峰時期的代表作。

  在殷墟範圍內還出土了大量的青銅戈、鬲、爵、觚、盤、壺、車馬具等等。大到每件128公斤,小到1公斤以下,豐富之餘,不可勝數。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紋飾很發達,在藝術裝飾方面,同樣呈現出高峰。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紋飾種類繁多,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的獸面紋空前發展。這時裝飾特點是集群式的,以多種物象或作為主紋或作為附飾佈滿器身,甚至視線所不及之器物的底部也有裝飾,有的一件器上有十幾種動物紋。

  以表現手法而言,商代紋飾中的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底紋通常是繁密的細雷紋,與主紋構成了強烈的對比。紋飾主體用浮雕的現象很普遍。浮雕有圓渾和竣銳的兩類,渾圓的如婦好鼎和同墓出土的獸面紋鼎;峻銳的如婦好長方彝和司粵母方壺,有的浮雕表現為幾個層次,有一個層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這種層疊式的浮雕市肆稱之為「三層花」。

  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上已經刻有銘文,這些銘文大多是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徽記,以後加上甲乙等若干的被祭人稱,直至帝乙帝辛時代,才有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出現。所謂長銘文,也不過二三十字。從整體看,商代鑄銘的青銅器還不是多數,二三十字的只有十餘件。

  殷墟玉器是中國古代玉器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優良傳統,下啟西周玉器的先河,經200多年的生產實踐,提高了設計水平和雕琢技術,創作了很多精美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殷墟究竟出土過多少玉器,已難以考查。據不完全統計,截日至2000年,經考古發掘出土的玉器約有2300件左右。

  殷墟玉器的色澤瑰麗多彩,晶瑩光潤。以婦好墓的玉器為例,以深淺不同的綠色最多,黃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黃色的較少。多數雜有與主色相異的玉斑,純色的較少。殷墟玉器的質料,有新疆和田玉、透閃石軟玉、南陽玉、岫巖玉,還有河南密玉。其中以新疆和田玉佔多數,南陽玉和岫巖玉的數量很少。

  殷墟玉器的造型多樣化,在人物和動物的玉雕中尤為突出。婦好墓中出土了一件圓雕人像,作跽坐形,雙手撫膝,人體比例大致適當。它們面部表情不盡相同,髮辮、衣紋各有特點,精細入微。圓雕中的獸、畜、昆蟲形象逼真,有些還突出其外形的主要特點,如虎的利齒、象的長鼻、螳螂的刀足等,勾畫神似。對於龍、鳳等神話動物,造型和紋樣也很優美,多數浮雕的獸、禽設計成側視形,以作靜止狀態為多見。

  殷墟玉器的種類相當齊全,包括禮玉、儀仗性武器、工具、用具、裝飾品等,其中裝飾品數量最多,總數達千件以上,品種也較齊全,其中不少作品雕琢得相當出色,堪稱殷墟玉器中的精華。

  殷墟玉琮出土數量不多,從出土的實物看,這一時期琮的形體普遍較矮小,多光素無紋。玉琮切割規整,中孔較大,琮體較新石器時略薄。殷墟婦好墓曾出土了兩件有紋飾的玉琮,一件上下各飾一組弦紋,四角有凸稜,側面飾豎道弦紋,該造型很少見。

  殷墟出土的陶器數量與種類都很多,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灰塤。灰塤是我國最早的吹奏樂器之一,灰陶塤以出自安陽殷墟的陶塤為藍本。古書曾記:「伏羲氏灼土為塤」,說明這種陶土燒製的樂器出現在三皇五帝那遙遠的年代。殷墟出土的塤呈倒置的螺形,頂端有一圓形吹口,為五音孔塤,近低處一面有倒品字形音孔3個,另一方面有左右對稱的音孔2個,一大一小,形制相同,均作平底,經測音,可發11個音,從測音結果看,可以吹出七聲音階,已有若干音階與調式,製造也已趨向規格化,可能已有標準音或絕對音高的概念。音色蒼涼憂鬱,如泣如訴。這種中國特有的閉口氣振樂器,保存了一個古老的音響世界,引導人們走入一個蒼茫悲愴的意境之中。

  殷墟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始末

  1937年3月至6月的第15次發掘結束之後,僅隔18天,「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隨著華北地區的淪陷,地處河南安陽的殷墟亦無法倖免,殷墟的考古發掘工作被迫停止。

  日本的侵略戰爭給殷墟帶來了沉重的災難。1938年春,日本慶義應塾大學文學部組織了北支學術調查團,曾由大山柏率領來安陽考古。同年秋,東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巖間德也等人曾來安陽侯家莊考察發掘。1940年至1941年,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師曾來安陽發掘。1942年至1943年,駐河南的日本軍隊也曾利用奸匪大事盜挖,將出土的大批文物都運往日本。

  殷墟遭受的浩劫還不僅於此,當地的一些不法之徒也乘機暗地盜挖,企圖發一筆國難財。

  日軍佔領安陽後,侯家莊西北岡上的大片柏樹林被日軍砍伐殆盡。這一帶有殷代王陵的傳聞一直在民間流傳,趁著混亂的時世,當地不法之徒的盜掘黑手很快地伸向了這塊土地。

  1939年,一件無價珍寶被掘盜者發現了。當地農民吳玉瑤約了幾個村民在自家的田地裡挖寶,結果發現了一隻器體巨大的銅質方鼎。只從其初露的鼎耳上看,這件方鼎就不同一般,這令盜掘者欣喜若狂,發大財的機會終於來了!但鼎的形體龐大,要挖出十分困難,而此時天色漸明,這些人只得重新掩埋,作好標識,相約明日再來挖掘。經過幾番折騰,這隻大鼎的真面目大致顯現在人們面前,它的巨大讓在場的所有人無比震驚,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任憑人們左搖右晃,猛拉死拽,大鼎卻根本不動分毫。在各種辦法想盡仍不見效後,他們只得鋸下一隻鼎耳而結束,這件稀世寶鼎此後被重新埋入地下。幾位掘盜者相約決不洩漏秘密,等待恰當時機,繼續他們的發財夢。

  但不知是誰洩露了秘密,農民挖出大鼎的事情還是傳了出去,後來竟讓日本侵略軍聽到了一些風聲。日本侵略軍派人到村中尋訪,還派遣了大約一個連的士兵在殷墟上找來找去,企圖探尋寶鼎的下落。幾位盜掘者雖然都想發財,卻不願中國的寶物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他們很好的堅守了秘密,還拒絕了日本人出價70萬元的誘惑。但他們擔心日軍找不到寶鼎會進行報復,只好忍痛割愛,將另外一隻鼎交了過去,才得以矇混過關。大方鼎從此一睡7年。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這座寶鼎才被挖掘出來,得以重見天日。但圍繞其歸屬又發生糾紛,人們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結果鬧到了當時的安陽縣政府。政府官員聽說有此國寶,立即力排眾議,將此鼎收歸國有。

  司母戊大方鼎不僅是殷墟考古史,也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它不僅反映出殷商時代冶鑄青銅的高超技藝,也為我國古老、燦爛的文明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殷墟甲骨文

  安陽的名字,是和「甲骨文的故鄉」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而卻是以「龍骨」的方式走進人們視野的。

  安陽出土的「龍骨」其實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在科學不發達的商代,人們普遍比較迷信,從商王到平民的一切活動,都是依靠上蒼的意志來行事的。在商王宮廷裡有一位地們極高的占卜官,他平時準備好一些烏龜的腹甲、牛、羊、豬的肩胛骨。每當商王要決定一項活動、或詢問一件事情,他即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鑿上幾個洞。然後用燃燒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溫度,甲或骨即隨著「卜」的一聲響爆開一些裂縫。占卜官就根據這些縫的深淺或走向來判斷上蒼的意志,並向國王報告。國王據此來決定一切行動。占卜後,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內容和結果刻在卜兆的近處,這就是卜辭。刻有卜辭的甲骨被當做檔案資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傳於後世。

  甲骨文發現的故事,後來被人們稱為「一片甲骨驚世界」的奇跡,在中國和世界考古史上寫下了帶有傳奇性的篇章。

  甲骨文的內容十分廣泛,明確記載了商王室的活動和當時的經濟社會生活情況。如祭祀、年成、戰爭、獵游、王事以及年月、風雨、陰晴、疾病、王室生育等等。有的還記載著起居、幻夢等生活瑣事。因此,甲骨文的大量發現,不僅標誌著中國有了將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而且為我們研究商朝的歷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

  半個多世紀以來,殷墟出土的帶字甲骨共約16萬片之多,其中有的完整,有的只是沒有文字記載的碎塊。據統計,所有這些甲骨上的各種文字總計為四千多個,其中經過學者們考證研究的約三千個,在這三千餘字裡面,學者們釋讀一致的是一千多字。這些文字中已經出現了會意、形聲、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具備了後來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通過釋讀甲骨文,人們已經可以大致瞭解有關商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況了。

  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先後流散到12個國家和地區。世界上許多博物館都以收藏有中國的甲骨文而榮耀。甲骨文的發現同流沙墜簡、敦煌寫經、內閣大庫檔案並列為「四大發現」,蔚然形成了幾種舉世矚目的新學問,改變了學術界的面貌。現在,研究甲骨文歷史、結構、含義及其書法的學者越來越多,而安陽則成了這門學科的研究交流基地。研究甲骨文最早的專著是1903年出版的劉鄂的《鐵雲藏龜》。隨著甲骨著錄的出版,甲骨文研究也接踵而至。

  1904年,甲骨文研究著作——《契文舉例》由孫詒讓寫成,並於1917年正式出版。這是中國甲骨史上的「開山」之作,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和極大的勇氣。正因為如此,孫詒讓也就成為進入甲骨學研究領域的第一個學者。

  迄今為止國內外所出甲骨著錄近百種,刊布了近10萬片甲骨,約佔全部15萬片甲骨的三分之二左右,有的甲骨資料尚未公佈。將已經發表的甲骨資料盡可能地集中起來,將沒有公佈的資料盡可能地公佈出來,就成為甲骨學研究中一項迫切的任務。為此,從1978年10月至1982年12月,一部由郭沫若任主編,由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陸續出版。它不是過去甲骨著錄匯總,而是從過去著錄中選其有價值者,並增加尚未公佈的新資料編輯而成。《甲骨文合集》共收錄甲骨41956片,約佔全部15萬片甲骨的四分之一。

  殷墟文化遺址現狀

  安陽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著名中國歷史考古學家郭沫若寫詩讚譽「洹水安陽名不虛,三千年前是帝都」。殷都安陽被公認為中華第一古都。目前對殷墟的考古發掘仍在繼續,新的發現層出不窮,而奇跡總是在人們不曾預想中出現,在和平年代裡,人們再也不必擔心殷墟遭到破壞。

  1961年3月4日,殷墟文化遺址被國務院核定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殷墟博物苑位於安陽市西北郊小屯,因其坐落在「殷墟宮殿區」而命名。殷墟宮殿區馳名中外,在世界文明古國中佔有重要地位。據考古專家評價,殷墟「發掘著一個典型的奴隸社會」。殷商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三個要素」,「是一個燦爛的中國文明」。

  殷墟博物苑猶如一座展示華夏歷史瑰寶的藝術殿堂,它給人以古代文明的陶冶和啟迪。它是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地,甲骨文發祥地,又是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之一和首批全國旅遊景區全國青年文明號,屬歷史遺址類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5年,在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又建起了殷墟博物館,司母戊大方鼎、婦好墓三聯飌以及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發掘的500多件在殷墟出土的國寶級精品文物陳列在館內。殷墟博物館由中國建築設計院設計,為地下一層建築。建築面積3535平方米,展廳面積2354平方米,包括展廳、文物庫房、研究室、報告廳等設施。從建築設計平面上看,新的博物館酷似甲骨文的「洹」字,即取依附洹河之意,象徵洹水在孕育商代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建築全部修建於地表之下,地表植被覆蓋,繼續維持殷墟遺址的原有面貌。

  目前殷墟文化遺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正在進行中。殷墟的發現和研究,為正史和補史提供了許多實物資料,將我國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代。殷墟的遺跡和遺物,在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學者稱道殷墟為「中國考古學的發祥地」、「甲骨文的故鄉」、「奴隸社會的縮影」。

  中國的第一位女將軍婦好

  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約100米處發現了一座未經破壞的殷代墓室。根據墓中銅器銘文,參照甲骨卜辭中有關記載,確認此墓主便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婦好是我國史載的第一位女將軍,相傳婦好武藝高強,並善於帶兵。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後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獨立的小國,立下了赫赫戰功。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方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由於積勞成疾,婦好先於武丁而逝。痛苦不已的國王破例把妻子婦好安葬在了自己治理朝政的宮殿區裡,以便時時祭奠。正因為葬在了宮殿區,婦好墓是唯一沒有被盜的墓,而且從中出土的文物最多,可以想見武丁對她的寵愛。婦好不愧是中國古代婦女中的一位傳奇式人物。   


涇渭之間的東方「特洛伊」——周原與豐鎬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周原遺址、豐鎬遺址

  發掘地點:周原遺址的發掘地點為陝西省鳳翔、岐山、扶風、武功4縣;豐鎬兩京遺址的發掘地點在西安市西南灃河兩岸。

  發現及發掘時間:周原遺址自漢朝起就出土了很多文物,對它的正式發掘始於1949年,第一次大規模的發掘則是在1976年;豐鎬遺址發現於1933年,正式發掘開始於1951年,此後的50多年內發掘工作基本沒有中斷。

  距今歷史:周原與豐鎬遺址距今均為3000多年

  考古地位:對探討西周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當時的生產生活情況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尤其是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及甲骨文,大量的文字資料使學者對周朝的考證更加科學可信。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周原與豐鎬文化遺址是西周時期遺址,為青銅器時代文化,已經進入階級社會。

  西周是個讓人著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經過半個世紀的考古追尋,依舊充滿變數。從周原,到豐鎬,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們歷次遷都,考古學家們也在追尋著先人的足跡一路踏訪而來。一路上,燦爛的西周文化讓我們唏噓不已,3000年前的文明就這樣慢慢展現在我們眼前。

  考古發現過程

  根據《詩經》記載,涇渭之間土地肥美,周人的祖先,便在此間輾轉遷徒,辟草萊,作畎畝,起宮室,攻城略地,成就大業。於是,像西方的考古學家捧著《荷馬史詩》尋找特洛伊一樣,我國學者按照《詩經》的記載,來到涇渭之間,尋找起周人的足跡。

  周原遺址考古發現過程

  1.

  周原地處陝西關中盆地西部的寶雞一帶,是周人的發祥地,遺留有大量大型宮殿、宗廟遺址及眾多王室、貴族的祖塋。由於西週末年政治經濟中心東遷,眾多王室、貴族為避戰亂,多將青銅禮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帶形成了大規模的青銅器窖藏群,世人便給了它一個好聽的稱譽:青銅器之鄉。

  早在西漢時期,生活在周原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就發現了埋藏在地下的西周銅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銅器,例如大豐簋、大小孟鼎等都在周原相繼出土。但缺乏連貫、詳細的記載,失群的青銅器比比皆是。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在周原遺址的任家村,一個叫任致遠的農民在村南的土壕裡挖出了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青銅器達120多件,著名的毛公鼎、大小克鼎和衛鼎等均出土於此。扶風縣任家村地處古周原的中心地區,地上地下文物遺存特別豐富。千百年來,村民們在生產勞動中常常會挖出寶物來,在這一帶廣為流傳著挖寶、藏寶的許多故事,任致遠的發現便成了鐵證。

  1940年,任致遠的孫子挖出了各類寶貝多達170多件,再次引起轟動。由於文物商販、土匪多次來村侵擾,致使寶物下落不明。曾有考古工作者試圖尋找這些寶物的下落,但在與村民談到寶物的相關故事時村民們滔滔不絕,一提到藏寶及下落時,村民們便迴避或說不清楚了。

  周原地區的盜掘、私藏、買賣之風的盛行,引起了陝西省文管會的重視,從1949年正式開始,文物主管部門開始了對周原遺址的調查和發掘。

  1957年岐山董家村出土一窯青銅器共37件,青銅器上的銘文記載了西周中期有關征伐、租田、訴訟等事。1974年在扶風縣黃堆雲塘村又發現一批青銅器,徵集到七件青銅器,其中的師魏鼎腹內銘文19行,每行19字,銘文內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

  1975年在岐山縣董家村又發現一處青銅器窖藏,清理出銅器37件,製作時代從周穆王到宣王時期。其中有30件鑄有銘文,銘文記載著西周中晚期以物換田、土地交換、林場易主、訴訟判決、賞賜判決、賞賜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土地制度、階級關係等多方面情況,其中出土的碳叵銘文,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篇訴訟判決書,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重要資料。

  對周原遺址第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是在1976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考古單位聯合組成的周原考古隊,對周原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經過兩年時間,召陳村和鳳雛村旁邊兩處大型建築基地基址被發掘,這組建築基址隨後經過測定,大約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屬於周人的宗廟建築。在岐山縣發現了鳳雛西周宮室建築基址並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餘字;在扶風縣一次出土青銅重器103件,成為當時轟動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

  周原文物出土的消息,吸引了許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紛至沓來對周原進行學術考察和研究,專家們逐步把目標鎖定在歧山北麓以扶風縣法門寺為中心的數十平方公里的區域。他們把這一代遺存比較集中的地方稱為周原遺址。他們認為這一帶應該具有很大程度作為都邑的可能性。這以後的幾十年裡,對周原遺址的發掘一直沒有間斷。

  199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學、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組成了周原考古隊,對周原遺址再次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並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2003年1月19日,在周原保護區範圍內的眉縣楊家村,5位農民在村北坡取土時發現了青銅器窖藏,他們立即報告文物部門並妥善保護現場。經文物部門發掘清理,共出土青銅器27件且均有銘文,銘文總字數達4048字,內容涉及西周11代12王,並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與其對應關係。同年,周原考古隊在扶風縣李家村發掘一處西周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個西周時期,對西周歷史文化及鑄銅工藝研究等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2003年是收穫頗豐的一年,轟動考古界的周公廟遺址也在這一年被發現。周公廟是周原的一部分,位於今岐山縣城西北7.5公里的鳳凰山南麓,總面積61萬多平方米。2003年12月,北京大學副教授徐天進在周公廟附近進行田野考古調查時,發現了兩片有刻辭的西周卜甲,共有文字55字。這個重大發現立即引起學術界高度關注。在國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導下,陝西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學聯合組成了周公廟考古隊,對這一帶進行考古調查、鑽探和搶救性發掘,第二年5月7日下午,周公廟考古隊成員、北京大學副教授雷興山在周公廟東邊一座山樑上考查時,發現了具有4條墓道的西周墓。經過大規模勘探,鑽探出大型墓葬19座,這座墓地成為目前所知周代的最高等級的大型墓地。

  在這處新發現的大型墓地外圍,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大型西周夯土城牆,總長達1500餘米,分佈在墓地的東、北、西三面,個別地方發現城牆的殘存部分高出原地面2米多。

  周公廟遺址是周人發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大型墓地的發現將為尋找和確認西周王陵、西周都城等提供重要的考古資料。迄今發現的諸多跡象表明,周公廟遺址很可能是周公的采邑。就其多處發現甲骨而言,很可能成為「西周的殷墟」,對研究中華文明史、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等具有無法估量的價值。

  周公廟遺址大型墓葬群尚未正式發掘。目前考古調查和鑽探才進行了已知面積的三分之一,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將會有更多、更重要的發現面世。

  豐鎬遺址考古發現過程

  2.

  豐鎬是繼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後所建的都城,位於陝西省長安縣內,它從公元前十一世紀的武王滅殷開始,直到平王東遷洛邑,其間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從上世紀30年開始中國考古人就從理論論證和實地考察兩方面開始了尋找先周都邑的漫長探索。1933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先對豐鎬遺址進行了調查。

  解放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陝西省的考古部門對灃河兩岸進行了多次的調查和發掘。1957年,在張家坡發現殉葬車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其中保存較完整的一座為長方形,長5.6米,寬3.4米,深約2米,內有並列的二車六馬和一個殉葬的奴隸。其中有駕四馬作戰用的戌車,和駕二馬乘坐用的軺車。戌車駕馬全部以青銅為飾,軺車駕馬大部用海貝填飾,工藝考究,造型精美。車系木質,有木轅一根,馬駕兩旁,稱為獨轅馬車。從發掘出來的車馬及裝飾品來看,說明三千年前的金屬工、木工、皮革等手工業已相當發達。遺址中還發現有許多窖藏,出土器具100餘件,其銘文記載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實。1961年在灃西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銅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銅器,其中有銘文的32件。

  從1977年到1984年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隊在陝西省長安縣客省莊發掘了四處夯土建築基址,還在其周圍探出了十處夯土基址,其中一處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發掘的鳳雛甲組基址和召陳三號建築基址面積還要大,總面積達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號基址附近還發現排水設施。

  1983-1984年間,考古隊在鎬京遺址內的官莊村、斗門鎮、下泉村磚廠及花樓子發現西周建築基址10餘處,其中位於花樓子的五號宮室建築基址規模宏大,錯落有致。1992年又在灃西馬王村發現了西周陶窯,手工業作坊是城市遺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對瞭解灃西遺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義。

  周原遺址建築復原

  周原與豐鎬遺址建築復原圖

  1.

  在對周原與豐鎬遺址的發掘中,建築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遺跡,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基址雖然沒有幾千年前的建築宏偉壯觀,但在這些基址上復原後的建築群,仍能讓我們領略到古代建築師們精湛的技藝。

  周原遺址的建築群分區很明顯,經考古發掘查明,今岐山縣賀家村、禮村是密集的西周墓葬區,鳳雛村周圍是西周宮殿建築群遺址區;扶風縣支塘村是西周制骨作坊遺址,任家、召李家是西周平民住宅和制陶作坊遺址,齊鎮東是西周制銅作坊區,召陳村北直至下樊村是大型的西周中、晚期建築群區。

  1976年對岐山京當鳳雛村西周甲乙兩組官室建築基址和扶風法門召陳村西周大型建築基址的發掘清理,使我們瞭解到西周宮殿建築的大致情況。

  鳳雛甲組建築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築,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始建年代在武王滅商之前,廢棄年代約在西周晚年,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築屬文獻記載的「茅茨土階」,佈局規整對稱。房基南北長45.2米,東西寬約32.5米,建築面積約為1469平方米,整體建築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門廳、中院、前堂、東西小院和後室、過廊、東西廂房、排水設施等組成。

  門廳部分由西塾、門道和東塾組成。中院東西長18.5米,南北寬12米,東西兩邊各有兩個側階,分別通往東西廂房前的迴廊。中院北邊設三個台階,前堂也就是大殿為該建築群的主體,從柱礎石排列看,應面闊6間,每間寬3米,進深6米。後院由西小院、過廊和東小院組成。東西小院面積各約63平方米,各有一個台階通向後室前的迴廊。

  後室共5間,東西排列,面朝南,面寬23米,進深3.1米。東西廂房位於門廳、庭院、前堂、後室的兩側,南北排列,左右對稱,每側廂房各有8間,前簷牆都帶有迴廊。

  這些建築群的排水設施共有兩個,一是在東門房下部設一條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順水道排向前;一是在後院中的東西小院之間的過廊下部用石塊疊砌水道,再加上東廂房下部有一條陰溝,使院內的積水通過此水道和陰溝排往東邊的大水溝。

  鳳雛甲組建築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時的建築水平已非一般。房屋的隔牆,大部分用黃土以圓夯頭分層夯築,牆身有一定收分,牆體厚度不一,說明周人對牆體的選擇是按實際用途。牆面和室內地面均用黃土、細砂、白灰攪拌的「三合土」塗抹,使之光滑堅硬。在房頂的屋脊和天溝處使用板瓦覆蓋,又在較重要台基的邊緣處用土坯疊砌。這是我國古代建築中用瓦和土坯的較早範例之一。

  扶風召陳建築群址,目前已發掘面積約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層房基2處,上層房基13處,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風雛甲組基址一樣也是由多組建築組成的建築群,前後左右對稱,佈局規整,也屬於「茅茨土階」,但它規模、體量更大,所以其構架可能更複雜。其中一個房基長22米,寬13.4米,東西兩側中間略凹,使建築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個台階,南面三個,其餘三面各兩個,台基四周設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質應屬西周中、晚期建築的一座大型王宮。

  以上兩組大型建築基址均由單組建築組成群體,而且從構造上看已非雛形,而是相當成熟。這就糾正了以前認為我國群體建築始於秦漢的論點。建築中大量用瓦的事實,也把我國建築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時代。兩處大型建築基址的發掘,為我們進一步瞭解西周的宮室佈局提供了證據。

  除鳳雛和召陳兩組大型建築基址外,在禮村和齊家村也發現了建築基址,但規模要小的多,且禮村的屬土窖式房屋遺址。

  豐鎬遺址建築復原

  2.

  西周的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宏大、佈局整齊的城市,豐、鎬二京相距甚近,實際上一橋相通,是一個城市的兩個不同功能的分區,完全可以以豐鎬相稱。

  豐鎬都城建有宗廟、宮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築,以周天子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統治集團在這些地方舉行冊命、慶功、賞罰、祭祀、出征等活動。關於豐鎬的平面佈局文獻記載十分具體,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城市平面佈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記載,它一直指導著中國都城的平面佈局,被視作中國都城平面佈局的經典。據《周禮·考工記》記載,當時的都城方九里,每邊辟三門,城內縱橫各九條街,王宮居中,左為祖廟,右為社壇,前為朝堂,後為街市,提出了城市佈局的一般參考原則,可見在當時,城市的佈局就已經有了一定的規劃思想,佈局規整有序。

  經過考古考證,豐鎬遺址中心區域面積約15平方公里,已發現大型夯土基址約30多處,這些基址往往數座連成群,雖然目前尚無文字資料可證明他們是周代的宮殿、宗廟等建築,但可以肯定這裡是貴族統治階級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築基址。

  目前發現的最大的西周宮殿基址是1983年發現的花樓五號宮室建築基址,這處基制址規模宏大,佈局錯落有致。其總長59米,寬23米,面積1357平方米。主體宮室建築面積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體建築和南北對稱的附屬建築、夯土牆及牆基組成。它建築在一高約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體部位高達5米左右。五號建築被認為是天子的宮殿,建築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毀於公元前841年的「國人暴動」或西週末年的犬戎之亂。它與西距53米並且同處於東西平行線上的四號建築似乎組成建築群組,因為四號建築探出了象徵大型宮室建築的大型石柱礎,兩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聯繫。這些建築群屋頂施瓦,有較完善的排水設施。

  在長安縣客省莊發掘的四號基址也是一處高級貴族的建築,其規模宏大,與過去在灃西發現的深土窯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鮮明對比。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和出土陶器判斷,其年代始建於西周早期的後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毀於西周晚期的前段。

  豐鎬兩京一帶還有供天子漁獵遊玩的苑囿。詩經記載豐鎬有「靈囿」,苑內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內有水泊,名「靈池」,池邊飛鳥叢集,池中游魚競躍。豐鎬遺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還記載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漁獵的情景。靈囿內還建有「靈台」,台高6米,周圍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築。

  只是在當時的西周都城,這種高台建築都是奴隸主統治階級的居住之地,普通貧民只能棲身於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濕、陰暗。在豐鎬遺址中發現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窯式和半地穴式兩種,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豐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規模宏大、佈局整齊的大城市,開創了中國城市平面佈局方整、寬暢、宏偉的先河,一直是後來城市總體佈局的楷模。但遺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還沒有找到有關豐鎬二京城牆的跡象。

  周原與豐鎬遺址出土文物

  豐鎬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許多青銅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種飾物,其中以青銅器數量最多,價值最高。如張家坡一處窖藏出土了53件銅器,其中有銘文的32件;馬王村一處窖藏有銅器25件,其中有銘文的10件。雖然豐鎬遺址出土的青銅器質量較高,但和「青銅器之鄉」周原遺址比較而言,豐鎬的青銅器就略顯遜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銅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銅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實用器,也有粗劣簡單的明器。從窖藏青銅器來看,當時手工業的分工較細,青銅鑄造業尤為發達。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物不僅造型精美,紋飾華麗,許多還鑄有銘文,為我們提供了研究西周社會的珍貴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銅器風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廟重器和實用寶器,莊嚴、凝重、紋飾精美,鑄造得富麗堂皇,有很多長篇銘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豐簋等。目前周原發現的青銅器窖藏有68處之多。

  1850年在岐山縣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於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銘文鑄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毛公鼎銘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國君文王武王的豐功偉績,感歎現時的不安寧,接著敘述宣王冊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內外事務,擁有宣佈王命的大權。宣王一再教導毛公要勤政愛民,修身養德,並賜給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勵。毛公將此事鑄於鼎上,以資紀念。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構勻稱準確,線條遒勁穩健,佈局妥帖,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階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銅器多造型渾厚,紋飾繁縟精美,充分表現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創造力。這批青銅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豐器、牆器、慶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牆盤銘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銘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歷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績,還記述了史牆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牆之子痰,共七代,這就為西周銅器斷代提供了珍貴的研究資料。

  到了西周中後期,青銅器紋飾變化很大,刪繁就簡,陸續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紋飾,保留下來的傳統紋飾,在此時發生劇烈的變形,如獸面紋,獸體變形紋之類,產生了一些新的紋飾,如波曲紋之類。西周晚期的青銅器無論形制和紋飾都比較簡單,出現少量新的器形,但整體的變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還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發掘鳳雛甲組建築基址西廂房第二號房基時,發掘了兩個窖穴,兩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經過修整,鑽鑿有方孔和圓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計字903個,合文12個。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數字的,最多的達三十餘字。

  目前發現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內容廣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時期多方面的情況。如反映周與當時殷朝關係、周與其他諸國關係等。

  甲骨中還出土了一定數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數和偶數排列組成卦畫,是我國後來盛行的陰陽八卦的淵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藝術十分精湛,它細如髮絲,剛勁有力、刀法嫻熟,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清楚,是我國微雕藝術的最高成就,從而使我國的微雕藝術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約三千一百年。

  歷史上的周原與豐、鎬

  周人是一個與神話和傳說息息相關的民族。他們的祖先是後稷,傳說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跡後懷孕生下的。

  後稷對耕種有著天生的興趣和才能,耕種的穀物繁茂、收成好,還教會了其他人耕作,並且開闢了以穀物祭祀上帝的傳統,帶著周人進入到農耕文明時代。

  大約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於不堪少數民族的騷擾,周人在首領古公父的帶領下,從「豳」(今天的陝西彬縣一帶)出發,來到了位於今天岐山縣箭括嶺下的平原地區——周原。

  對於這一歷史事件,《詩經》上有詳細的記載:「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一天天強大昌盛起來。經過近百年生息,開始了滅商的大業。這時的商紂王荒淫無度、敗壞朝綱,而周人的領袖「西伯侯」姬昌對有才能者十分敬重,於是不少才幹卓著的人投奔周國,其中就有頗富傳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據《詩經》的記載,3000多年前的歷史漸漸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在滅掉了位於灃河流域的崇國後,姬昌根據姜子牙的建議,在灃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豐京。約公元前11世紀,姬昌把都城從岐邑遷於豐京。姬昌病故後,武王即位後,準備伐商,並在灃河以東建鎬京。

  據記載,武王伐紂是在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統率兵車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聯合一些軍隊,討伐紂王,雙方軍隊會戰於牧野。商軍大敗,紂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陝西臨潼零口發現的西周青銅器利簋銘文上也有記載,具體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隨後,周武王在鎬京宣佈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諸侯,設立禮制,建宗立廟,開創了西周初年的興盛。

  由此,豐鎬二京開了建都的先河。成為西周王朝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的豐鎬二京,近300年間並行不廢,經歷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開創了一個以血緣和軍事為紐帶的封邦建國體制,到成王和康王時期,中國歷史上迎來了第一個盛世。

  周原與豐鎬遺址現狀

  周代是我國古代文明達到繁榮昌盛的時期,周文化對於中國封建社會乃至中國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更使中華文明未曾中斷地傳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銅器造型精美華麗,銘文記載了西周王朝及方國的一些重要史實,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學術價值。

  為了保護周原文化遺址,1976年國家文物局在周原遺址召開了一次現場會議,就周原遺址的保護問題進行了磋商。1979年春,國家文物局又於扶風召開了一次古建專家會議,研究如何保護岐山鳳雛村周初甲組宮殿基址和扶風召陳村西周巨型建築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風兩個文物管理所,負責保護周原遺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於技術、財力等條件限制,周原遺址及文物的保護、研究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周原遺址面積大,遺址保護範圍內村莊密佈,居民眾多,文物保護與群眾生產生活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部分遺址已經遭到人為破壞。同時,地方財力有限,可以用於文物方面的經費比較緊張,許多文物只能擱置庫房,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掘。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98年,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建成,這是中國第一座青銅器專題博物館。該博物館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銅器5740餘件組。但其中拿出來陳列的僅629件組,其餘的都存放在庫房。由於缺少足夠的資金,各項本應開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還由一些小型博物館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風博物館,以及鳳翔、岐山、陳倉、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寶雞市政府正在積極籌建中國青銅器博物院,中國青銅器博物院的建設將以政府投入為主,以寶雞青銅器博物館為龍頭,但又不單是一座博物館,而是一個園林式的人文景區。這裡將匯聚寶雞各地出土的青銅器珍品及館藏青銅器珍品,建成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青銅器博物院。

  豐鎬遺址的地面建築除靈台台基外,其餘已蕩然無存。但大量的調查和考古發掘又為人們瞭解豐鎬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因而吸引著許多遊客前往參觀、考察。1961年國務院公佈豐鎬遺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目前,為了保護豐鎬文化遺址,西安市政府劃定保護區25平方公里,修整豐鎬車馬坑博物館,開闢宮殿遺址和墓葬遺址等。在嚴格保護豐鎬遺址的基礎上,適當發展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的經濟,做到保護和開發利用相結合。遺址保護區周邊規劃100米寬城市綠化隔離帶,大遺址範圍內的新農村建設將相對集中,建築風貌將與古遺址相協調,大遺址環境影響區範圍內禁止建設污染環境的產業。

  三千年分離終相聚

  這個故事發生在周原遺址出土的三件青銅器上。1961年,齊家村的農民種田時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銅器,它的名稱叫周我父簋。在中國的周朝,像這種青銅簋都應該有蓋子,但這三件簋卻都沒有蓋子。文物管理人員知道,要找到蓋子猶如大海撈針一般,所以並沒寄希望能夠找到它們。可23年後,奇跡出現了,就好像這些簋在召喚它們的蓋子一樣。

  1983年春天,一個青銅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帶蓋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卻多出來三件簋的蓋子,對比當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銘文相同,剛好合適,3000年前的東西分離,終於破鏡重圓。   


水東西的王室二都——東周都城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東周都城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洛陽市東部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28年,我國考古學家於1949年開始發掘,目前發掘工作仍在陸續進行中。

  距今歷史:2000多年

  考古地位:對東周考古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對研究東周時期的社會形態、墓葬形制、結構具有重大意義。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進入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文化發達,與西周文化一脈相承。

  王城與成周是西周的東都和東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陽市及其東的遠郊區。據《尚書·洛誥》記載:洛邑(即王城)在水之西;成周在水之東。今水在洛陽市東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體可定。建國以來對東周都城遺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確定了東周王城、東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東周王城遺址,目前已經基本弄清了它的歷史面貌。

  考古發現過程

  東周都城遺址的發現還得從洛陽市孟津縣平樂鎮一個名為金村的小村子說起。金村有金龍溪水常年不斷,打井應該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事實卻恰恰相反。據說,在金村打井,打六七米深水就很旺,但奇怪的是當天水旺,第二天就可能滴水全無;當天井水伸手可及,第二天就可能水落三四米;當天井中水深不足一米,第二天就可能從井口往外溢水。當地人稱之問「串井」。

  為何金村會有這種現象呢?謎底直到1928年才被揭開。

  1928年夏秋之際,大雨多日不停,村東的農田忽然塌陷,露出一個大洞。村民進洞探奇,發現了編鐘,這才知道下面是古墓。原來,這一帶是東周王陵和貴族墓地,墓中陪葬了無數青銅禮器。這些文物雖歷經千年,仍完好如初。編鐘等樂器仍可演奏,聲音洪亮,音律動聽。每逢雷雨天氣,雷聲和古樂器振動的頻率一致,於是便有了天上地下的共鳴現象。百姓不知其中緣由,傳說這是「龍脈」在跳。

  金村的「串井」現象正是由於金村地下古墓很多,影響了地下水的分佈。金村古墓重見天日後,立刻遭到了一場浩劫。

  住在開封的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和美國人華爾納聽聞金村發現古墓,聞訊而來,脅迫當地農民挖掘。

  從1928年至1932年的六年間,他們荷槍守衛,搭棚立灶,共掘開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數千件,大部分被運往國外賣掉。

  據不完全統計,金村古墓被盜文物至今流散在十多個國家的數十個城市。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資料,編成了《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一書。僅書中記載就有238件,都是我國古代工藝品傑作和稀世珍品。

  為了保護文物,新中國成立後,洛陽地區的科學考古工作迅速開展起來。30多年來,曾經多次進行發掘,其重點在尋找周的都城,並初步確定東周成周城的位置應在漢魏洛陽城遺址附近。

  50年代初,在今洛陽火車站西南發現了漢河南縣城。據《詩·王風譜》等史書記載,漢河南縣即周王城。以此為線索,考古工作者終於在漢河南縣城的外圍又找到一座春秋時期的古城。1954年,考古工作者對王城遺址進行了發掘,通過發掘可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築城的年代不晚於春秋中葉,西漢後開始廢棄。最早的夯土城垣寬5米左右,後來經過多次修補、增築,牆體加厚至10米以上。西南、西北、東北三個城角,以及長2890米的北城牆,保存都比較完好,唯東南角已被洛河沖毀。北牆之外還發現有深5米左右的護城壕溝。城郭周長約15公里,與文獻記載大體相符。城中部偏西南的位置,堆積著大量破碎磚瓦礫石,結合文獻自量,說明這一帶很可能是王城的宮殿區。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陽中州路發掘出260座東周墓葬。這260座墓葬,根據隨葬陶器的形制和組合,可以分為七期,從春秋早期一直延續到戰國晚期,縱貫整個東周時代。從這些墓葬出土的隨葬品來看,反映出東周王室在戰國時期衰微至極,名存實亡的歷史事實。1957年,考古隊在王城中的小屯東北發現4座相毗連的甲字形大墓,這些墓葬都帶有墓道,在墓道兩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繪痕跡,為紅、黑、黃、白四種顏色組成的圖案;出土的隨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書「天子」二字,顯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貴。

  自1973年以來,在洛陽老城以北,北窯村西、河兩岸發現了一處頗具規模的鑄銅作坊遺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業發展水平。遺址面積近20餘萬平方米,發現的重要遺跡有房基、燒窯、灰坑和百餘座殷遺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銅爐壁殘塊,同時還有少量的車馬器和兵器。從陶范的結構成分分析,當時制陶的工藝過程相當複雜。研究表明,這裡是一處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處官營鑄銅手工業作坊,其規模之大,品種之豐富,在所發現的西周青銅作坊遺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現已探明,洛陽市澗河以東的王城公園一帶,是東周時期王城的所在地。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對東周王城的內涵和佈局已基本瞭解。東周王城平面近於方形,南北長約3700米,東西寬約2890米。除東南部因地勢低窪未發現城牆遺跡以外,其餘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護城壕。

  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天子之乘」的發現。2002年7月,在新近開工修建的洛陽「河洛文化廣場」工地,考古工作者發現了397座東周墓葬和18座車馬坑,這是洛陽50年來考古發現的車馬坑之總和。其中最大的車馬坑長42米,寬7.2米,清理出兩排排列有序的車馬,規模之顯赫,令人歎為觀止。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可以確認,這座車馬坑當屬目前全國僅見的東周時期規格最高的大型車馬坑。令人興奮的是,在這裡發掘出了由6匹駿馬駕馭的「天子之乘」,對研究東周歷史和探索東周王室墓地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接連不斷的考古發現與眾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們展示了兩周時期王室都城與文化的繁榮和豐富多彩,它是我國早期文明發展的重要體現。從這裡,我們不僅可以領略到東周的輝煌文明,同時還可以尋出中華早期文明發展的軌跡。

  東周都城遺址出土文物

  從著錄以及考古發掘的青銅器來看,洛陽一帶是出土青銅器較多的地區之一,而且多為青銅禮器。另外也有不少較為罕見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帶流觶、雙面人座器、獸面紋方座簋、人形車轄等。其中比較有特色的是洛陽金村東周墓出土的金銀錯狩獵紋銅鏡。銅鏡上飾有騎士博虎圖案,這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人物鏡。

  金銀錯狩獵紋銅鏡為圓形,直徑17.5厘米,小圓紐,座外飾一周凹面形寬帶。其外側弦紋圈上向外等距飾以3個銀色扁葉紋。紐座之外,飾以六組金銀錯紋飾。其中三組為錯金的渦紋,還有三組不同紋飾,尤以騎士博虎圖最為著名。畫面右側是一武士頭戴插兩根羽毛的冠帽,身披鎧甲,左手執韁,右手持劍,蹲在披甲的戰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側的立虎作欲噬狀,全身飾以鱗紋;第二組為二獸相鬥圖;第三組是一隻蹲立於扁葉之上,展翅欲飛的鳳鳥。三組紋飾皆嵌以金銀絲。鏡緣為金黃色卷緣。

  該銅鏡原存日本東京細川侯爵家,現藏日本永青文庫。金銀錯狩獵紋銅鏡是經過特殊製作工藝加工而成的銅鏡,它不僅質地精良,而且銅鏡鑄好後又經過特殊的加工——錯嵌金銀,這是其他地區所不及的,反映出該地區有較高的水平。

  出於王城東北部的「繁陽之金」劍和「吳王夫差之元用」劍也十分著名,有二者可見吳楚之物流轉周王室的情況。比較著名的青銅器還有「馬羌」鐘,尤其是鍾上銘文十分寶貴,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晉伐齊入長城之事。方國器物彙集王城,周天子以「天子之乘」仍具有君臨天下的威儀,這些發現都證實了兩周時期「天下共主」這一傳統觀念所佔據的主流地位。

  此外,都城遺址還出土了很多青瓷,堪稱為中國已發現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北窯西周墓出土的玉器達200多件,種類豐富,其中以璋、璧、璜、圭為代表。禮玉佔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禮玉在西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金屬鑄幣的出現是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誌。它與當時商品經濟的繁榮和鑄造手工業的發達密切相關。

  70年代洛陽附近發現了三批空首幣,分別是1970年在洛陽南35公里伊川縣富留店村挖出一甕空首幣753枚;1971年在洛陽西30公里的新安縣牛丈村發現401枚空首幣;另一處是在洛陽北孟津縣後海資村出土的72枚空首幣,是馬坡村群眾捐獻的,合計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可分為大型平肩空首幣、斜肩空首幣、小型平肩空首幣三類,年代為春秋時期。這三批空首幣有明確的出土地點,為研究我國貨幣史提供了科學資料,貨幣上的文字又為研究我國古代貨幣文字提供了許多新資料。這三處出土地點均在洛陽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當與洛陽是當時繁榮的商業城市有關。

  80年代在洛陽地區發掘的東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貨幣,同時出土有組合關係的陶器,為洛陽地區先秦貨幣的斷代提供了依據。

  東周王城建築遺址復原圖

  東周王城位於今河南省洛陽市洛河和澗河(古名「彀水」)交匯處,城址平面呈不規則的方形,築城年代在春秋中葉以前,戰國及秦漢疊加修補,西漢後期逐漸荒廢,隋末毀。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王城的城牆為夯土版築,目前保存比較完好的是北城牆,全長2890米。西城牆較曲折,北段位於澗河以東,南段位於澗河以西,中間斷開,應當是被澗河水沖毀的。東、南城牆大部分殘損。在北牆外還發現了深5米左右護城壕溝,在緊貼牆根之北1米左右還發現陶水管一段,直徑約20厘米左右,管口沿城牆稍向外斜行,通往城外壕溝,當為排水設施。從以上設施可以看出,當時的城市建築已經十分發達。

  城址西南為宮殿區。在今小屯村東南和瞿家屯一帶,發現大片夯土遺跡,並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當堆積,應為宮殿建築群所在。《國語·周語》曾記載:「轂洛鬥將毀王宮」,此處正好位於轂洛交匯處,所以很可能是王城的宮殿區。

  王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高級名城,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流城市。它的建築規模,據《元康地道記》載「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城呈長方形狀。

  內部建築佈局,據《郡國志》和《考工記圖》載,城郭四面各有三門,共十二門。城門有三條道,道寬十二步,規定男子走左邊,女子走右邊,車輛走中間。城內有經緯道各九條,王城築在中央大道上。

  宮南有五門,宮內有六寢,前為路寢,下余五個總稱為燕寢。東北一寢春天住,東南一寢夏天住,西北兩寢秋冬住,中央一寢夏末住。王宮左有宗廟祖堂,右有社稷神壇,前有朝會群臣的殿廳,後有商業交易的市場。即所謂「前朝後市,左神右社」。城內近郊設有禱祭天地的明堂,並由斗拱、壁畫等裝飾得異常華麗。上古時代一個王城的建築,規模之宏大,佈局之合理,排列之井然,節奏之明晰,開創了當時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跡。

  城址的南部為東周時的糧倉所在。城址北部為手工業區。尤其是西北部發現大面積窯場。窯場附近發現戰國時期灰坑88個,陶窯15座,水井3眼,房子1座,出土以陶器為主的大批遺物。據文化堆積及包含物推測,窯場始建於戰國中晚期,延至西漢初年以後廢棄。窯場東南發現了骨器場,西南發現石場,窯場西南方發現制銅器的陶范,范上附煉渣。

  王城的建築,對中國後世的城郭建築、宮殿建築、宗廟建築以及陵墓建築等,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秦代的咸陽、漢唐的長安、宋代的開封、明清的北京等,皆可看出這種中華傳統建築的藝術美。這種建築藝術的美學風格,是理性精神與浪漫情調的結合,宗教膜拜與人文世俗的結合。

  洛邑與王城、成周的關係

  洛邑被稱為「天下之中」,自然地理條件優越,所以被選為控制東方的政治、軍事中心。《左傳》桓公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1963年在寶雞發現的何尊銘文上記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人民。』」由此可知武王時就很想營建東都洛邑。東都的建成是在周成王時,《史記·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

  當時在洛陽建成了兩座城: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是諸侯朝見國王、居住西周貴族的地方,其址在今王城公園一帶。成周是駐防軍隊,安置殷民的地方。其址在今白馬寺東南。從此,西周有兩座都城。西方的鎬京稱為宗周,東部為洛邑。西周自成王始,諸王均來成周居住、施政。洛、鎬二都均設有中央最高官署卿事寮,周公居洛,召公居鎬。周公死後,他的兒子君陳又承襲周公的職位,繼續鎮守在這裡。洛陽作為西周的東都城,從成王五年至平王二年,歷時262年。

  西周為犬戎所滅後,周平王於公元前770年從鎬京東遷到洛邑,居於王城。從此西周結束,東周開始。

  東周時期,洛陽仍有兩座城:一為王城,周公所建。時為周王所居。一為成周,武王所建,周公復營,時為軍事要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為了避王子朝之亂,從王城遷都至成周,位於今白馬寺東,即以後的漢洛陽,兩城相距30里,至慎靚王共十世。因成周在洛水之陽,改稱洛陽。公元前510年,晉人率諸侯修成周城,因周王居此,此處便成為都城。這段史實在《史記·周本紀》中有記載:「敬王元年,晉人人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於周,子朝為臣,諸侯城周。」

  成周作為首都,從敬王開始,經十世,至戰國時周赧王(公元前314至公元前256)又遷回王城。

  關於洛邑與王城、成周的關係,至今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說法。一種說法認為洛邑城包括王城與成周,一種認為洛邑即王城,也有說法認為成周改名為王城,還有說法認為洛邑即成周。一般學術界採用的說法是洛邑即王城。

  洛邑與成周文化遺址現狀

  東周王城遺址,因為地處市區,遺址的絕大部分被建築物覆蓋。為了保護文化遺址,洛陽市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物按照專家論證的意見,得到了妥善保護。

  洛陽市王城公園始建於1955年,因座落在東周王城遺址上而得名,是河南省最大的綜合性公園。

  王城公園位於洛陽市中心,佔地約39.77公頃,集牡丹文化與歷史文化、人文園林與自然園林為一體,形成了獨特的「周鼎雄踞」、「河圖洛書」、「靚思飛瀑」、「鳳闕迎轂」等王城景觀。在公園內的歷史文化區展示有河圖洛書碑、根在河洛碑、紀勝柱、周鼎、九鼎壁、朱雀闕、周王城地面模擬圖、韶樂台、東周故事牆等。王城遺址,記錄著歷代洛邑之興廢,見證著重大的歷史事件,彰華夏之文明,無不張揚著「王」氣。

  2002年,洛陽市興建河洛文化廣場,在規劃區域內相繼發現東周等時期墓葬397座,其中車馬坑18座。為了保護文化遺址,洛陽市政府對地下人防工程原建設方案前後進行了3次大的修改,為突出廣場的東周文化特色,把城市中心廣場的名稱由原來的河洛文化廣場改名為王城文化廣場。?

  洛陽周王城車馬坑博物館就位於洛陽市中心東周王城文化廣場上。展出主體為原址的東周時期大型車馬坑,是一個以「王城·王陵·王器」為主題的專題博物館。

  博物館佔地1700多平方米,對東周王城作了詳細的介紹,對東周王城的概括,以考古實測圖為背景,以考古發現為依據,標明了城區內各個功能區的部位。

  博物館同時還展示了幾件陶質建築材料,介紹了東周王陵考古的探索與發現,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周王朝的恢弘氣勢,博物館還用模型展示了位於洛陽市二十七中內的「亞」字形天子大墓、西小屯「甲」字形積石積炭墓和復原展示的解放路大型器物陪葬等重要遺跡。同時展出的還有一些珍貴的東周文物,有青銅列鼎、鈁壺、盂、車馬器、夾層鏡,彩繪鼎、豆、壺,玉龍、玉璧,空首幣等。   


人類童年的搖籃——雲南元謀人遺址

  遺址名稱:元謀人遺址

  發掘地點:雲南省元謀縣的上那蚌村、竹棚村及小河村等地

  發現及發掘時間:正式發現於1965年5月1日,1973年冬首次進行了大規模發掘,此後的發掘工作一直進行。

  距今歷史:元謀人距今170萬年,在附近出土的東方人距今210萬年,蝴蝶臘瑪古猿距今400萬年。

  考古地位:迄今所知中國境內年代最早的直立人發現遺址,雲南元謀因此享有「人類童年搖籃」之美譽。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是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人類發展、演化的重要地區。

  雲南省境內約有6%為山間盆地,在這些盆地的地層中保存了氣候環境變遷的信息,更蘊藏著寶貴的動植物化石,是考古學家眼中的「聚寶盆」。元謀盆地就是這樣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在這塊土地上,「元謀人」沉睡了170萬年,40多年前的一個偉大發現,揭開了古人類研究史上嶄新的一頁。

  考古發現過程

  上世紀20年代以來,考古學家來到雲南尋找古代的人類,他們活動的地點當然都是一些繁盛的盆地,而在這眾多的「聚寶盆」中,專家們最青睞的就是位於昆明西北大約110公里的元謀盆地。

  「元謀」,傣語是「飛騰的駿馬」的意思。這個南北狹長的盆地是雲南中部高原上海拔最低的盆地,它周圍高山的海拔約為2500米,而盆地內地面平均海拔僅為l100米,縱貫盆地的龍川江自南向北匯入著名的長江上游支流金沙江。

  元謀盆地屬於南亞熱帶氣候,雨季受印度洋西南季風影響,雨量充沛。根據對地層裡出土動植物化石的研究,元謀盆地從距今100萬年到500萬年的氣候變遷與東非大裂谷相似,經歷過從溫暖、濕潤到變涼、變干的過程。兩地雖然相距遙遠,但卻具有相似的地質與環境變遷背景,同樣適合於早期人類進化。

  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科學界組織中亞考察團赴蒙古高原考察,以尋找遠古人類的祖先。在去蒙古之前,他們於1926年冬至1927年春來到元謀盆地進行短期考察。在那裡,他們未能找到人類的祖先,但發現一些時代比較晚的史前遺物。這些材料現在保存在紐約國家自然博物館。

  到了30至40年代,美國古生物學家在元謀盆地發現了早更新世動物群化石,使元謀盆地成為南亞重要的早更新世河湖地層的標準剖面所在地。可惜的是,他們還是沒有遇見古老的人類化石或文化遺物。

  我國學者對雲南的考察也在同一時期開始了。1937年春天,中國地質調查所派遣卞美年和賈蘭坡去雲南開展調查,他們把這次行動戲稱為「攔路打劫」。到達雲南之後,他們首先在昆明附近開展調查,在山洞裡發現一些動物化石和舊石器,雖然未能「劫」到北京人和爪哇人的先輩,但已經感覺到了遠古人類的氣息。正當他們準備擴大雲南的考察成果時,新任務傳達下來了,要他們回北京進行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掘。

  在這次「攔路打劫」過去將近30年後,地質學家錢方的發現如「一石驚起千層浪」,使元謀真正地走入了考古學家的視野。

  1965年初,為配合四川攀枝花地區的建設和成昆鐵路的勘察設計,在中國地質科學院黃汲清教授的部署下,組織了一個西南地區的新構造研究組。這個研究組由地質研究所的錢方、趙國光、浦慶余和王德山四人組成。四人在出發前經過收集資料和研究分析後認為,在擬開展的工作地區中,元謀盆地是首選。於是,3月下旬他們在組長趙國光的帶領下,從北京經由昆明來到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謀縣。

  當時元謀縣交通閉塞,僅有一條土公路與昆明相連,汽車要開兩天。整個元謀縣內除一趟班車外,只有一輛汽車——醫院救護車。所以在日常勘測時,地質隊的隊員們只能靠兩條腿跑,一般每天要跑四五十里路。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找到了已經有170萬年歷史的元謀人的蹤跡。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他們經常要向當地老鄉打聽情況。有一天老鄉告訴他們,上那蚌村附近「龍骨」很多,傳說有十條龍死後埋在那裡,所以叫它「十龍口」。地質隊的隊員立刻趕往那裡,展開踏勘和調查訪問。幾天下來,他們確認上那蚌村這一帶地層出露好,化石多,構造現象清楚,因此,決定把這裡作為工作重點。

  他們住在一位當地老鄉家,由於勘測任務繁重、時間緊,他們不得不爭分奪秒地開展工作。有時地質隊員們清晨就出發了,天黑才回到住地,餓了就吃幾口帶的饅頭,渴了就喝幾口泉水。

  5月1日是勞動節,是法定的節假日,可地質隊員仍把它當工作日對待。這天一早,錢方、浦慶余和王德山這幾個年輕人帶上地質錘、小鏟和裝化石的書包,趕往勘測點工作了。元謀盆地受盆地氣候和西南季風氣候的影響,才4、5月份就悶熱難當。這天天氣晴朗,三人分頭在一個個小土包上,一條條溝溝坎坎裡搜索化石,不一會兒就汗流浹背,但幾個人收穫了不少化石,最多的是雲南馬牙、鹿牙和破碎的鹿角、牛牙,也有少許象牙及齧齒類的牙床,還有一些動物肢骨。每當找到這些化石,他們都用預先準備好的棉紙把它包好,化石比較集中的地方還給它編上號碼,並將化石所在的層位記錄清楚。一天下來,三個人的書包都是滿滿的了。

  下午5點左右,錢方在距上那蚌村西北800米的一個土包下,發現了幾顆半露出地面的雲南馬化石,在這幾顆化石旁邊還有一些類似牙齒的化石。由於這些化石大部分埋在土中,表面只露出一些痕跡,還無法做出辨別。錢方用地質錘的尖端,小心翼翼地進行挖掘,一枚化石漸漸地露出地表,挖出後仔細觀察,應該是人牙!帶著興奮的心情,錢方在這顆牙齒的出土處繼續尋找新的化石,很快又挖出一顆。經過比較,這兩顆牙齒似乎是兩枚上兩側門齒,一左一右,他把牙齒化石捧在手中,如獲至寶。這時浦慶余和王德山兩人也先後來到這裡,當他們看到這兩顆淺灰白色的、石化程度很深的牙齒化石,非常興奮,也認為這應該是猿人的牙齒。幾個人又在這小土包周圍尋找化石,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人類或猿類化石材料,但可惜的是只找到其他一些哺乳動物化石碎片和牙齒化石。天已經漸漸黑了下來,又開始下起雨,他們只得回到上那蚌村住地。

  回到住地,三個人馬上取出這兩顆門齒化石,仔細地琢磨起來。他們翻開書本找出「北京人」的門齒素描圖跟這兩顆門齒進行對比,甚至張開嘴將這對門齒和自己的門齒進行比較,結果一致認為這對門齒很可能是猿人的門齒。可沒一會疑問又來了,這對門齒比現代人的門齒要粗大,會不會是巨猿的門齒?由於他們不是古人類研究專家,所以當時無法對這對門齒得出一個較肯定的結論。但大家一致認為這是兩顆非常有價值的門齒化石,便把它用棉花包好,裝在一個帶有玻璃蓋的方紙盒裡,準備帶回北京請有關專家作詳細的研究和鑒定。

  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回到發現牙齒的小土包,進行了搜索和簡單挖掘,結果找到了幾顆馬牙、牛牙、鹿角和一些化石碎片,但再沒有找到其他的人類化石。

  回到北京後,他們專門向有關專家匯報了這兩顆牙齒的發現情況,並提出了初步的看法。經過中國地質博物館胡承志的初步研究鑒定,認為基本形態可以與北京人同類牙齒相比較,故被定為直立人種中的一個亞種,並以發現這一化石產地的元謀縣城命名,定為「直立人·元謀亞種」,簡稱為「元謀人」。這是我國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層中發現的古人類化石。

  1972年2月22日,新華社報道了這一重要發現和初步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內外科學界的極大關注。元謀人的故鄉吸引著中國和世界古人類學家紛紛來這裡考察研究,圍繞元謀人開展了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元謀這個人類文明的孕育地,也在默默地等待人們進一步揭示它的奧秘。

  第二年的冬天,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雲南省博物館、元謀縣文化館等單位組成發掘隊,對元謀人遺址及元謀盆地進行多學科科學考查和發掘工作,在該地點同層位內找到刮削石器3件,有人工痕跡的石塊3件,地表採集到石器10件,石料均為石英巖,不過,最讓考古隊員興奮的就是炭屑的發現了。

  1974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們像往常一樣緊張有序地工作著,忽然,不知是誰喊了一聲:「快看,是炭屑!」大家立刻扔下手裡的活圍上前去,經過研究後初步認定是炭屑遺存。經過深入發掘,炭屑遺存越來越多,最讓考古隊員興奮的是炭屑與哺乳動物化石「共生」的現象,發現有炭屑的地方就能找到動物化石,有動物化石的地方大都也能找到炭屑。是自然火還是人工用火的遺跡?考古隊員們苦苦思索,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根據地層來看,這裡是靠近湖邊的淺水地區,粘土層中常夾有礫石,哺乳動物化石上常有豪豬咬啃的痕跡等等,說明這裡不是遠古人類的住地。那這些炭屑是哪兒來的?考古隊員在發現炭屑的附近展開了調查,認定這些炭屑不是火堆原處的灰燼,而是從附近岸上被雨水沖下來的,說明元謀人的居住地距這裡並不遠。

  「用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用火使人類支配了一種自然力,是人類文化上的巨大進步。看來元謀人不僅製造和使用石器,很可能已經會用火了。

  1984年12月中旬,北京自然博物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單位又在該遺址南偏東300米處,比牙齒化石出土層稍高的地層內發掘到元謀人脛骨化石一段,尖狀骨器1件,有人工痕跡的骨頭2件。

  兩年後,元謀縣又有了新的重大發現。這些新發現為人類的演化發展提供了珍貴的化石資料。1986年10月5日,元謀縣物茂中學初一學生、彝族姑娘李自秀在竹棚村西偏南約1公里的豹子洞箐發現了重要化石。她和她的舅舅一起,將80公斤重的化石扛到昆明,交給了雲南省地質礦產研究所工程師。工程師當即從化石中挑出了一顆人類牙齒,經考證,這顆牙齒距今約210萬年,專家將這一人類命名為「東方人」。

  為了進一步考古發掘,這一年的12月,雲南省成立元謀古人類考古聯合發掘隊先後分別對豹子洞箐進行了6次試掘和發掘工作,在該地區共獲古猿牙齒化石67枚,以及上千件約40個種類的三趾馬動物群化石標本。與此同時,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雲南省地質科學研究所等單位,初步對豹子洞箐地區完成了地層劃分、年代測定樣品的採集等工作。經初步研究,這些古猿化石可分為兩大類型,即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其時代為上新世,距今約400萬年。

  元謀古猿化石的發現,填補了我國上新世該類型古猿化石材料的空白。同時,對研究人類起源與演化及其地理分佈,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物茂鄉的發現並沒有就此停止,1987年1月中旬,李雲芬、李自秀母女倆按元謀人陳列館安排,在物茂鄉小河蝴蝶梁子採集化石時發現一件古猿左上頜骨化石、單枚牙齒化石21枚。3月,由雲南省博物館、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元謀人陳列館組成的元謀古人類聯合考古發掘隊,對小河地區進行正式發掘。考古隊員陸續又在元謀縣小河村地區的蝴蝶梁子出土了比「東方人」更早的人類化石,距今約270萬年。化石中有一段左股骨,比現代人的略粗,從這段股骨可判斷,當時的人類己能直立行走。專家將這一人類命名為「蝴蝶臘瑪古猿」,認為「蝴蝶臘瑪古猿」是東方人的直系祖先。這個結論將中華民族史推前了100萬年。發掘工作一直持續到1990年,先後發掘共7次,共獲元謀古猿頭骨1件,上頜骨4件,下頜骨7件,單枚牙齒1093枚,以及大批哺乳動物化石標本。經初步研究,這批古猿化石和竹棚村豹子洞箐遺址出土的古猿化石一樣,屬於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兩大類型,其時代均為上新世,距今約400萬年。

  我國西南地區,尤其是雲南地區,是我國迄今所知最早的人類發展、演化的重要地區。考古學家還認為,「元謀人」北上越過金沙江,到甘肅、青海成為古羌戎人,繼續往東北越過白令海峽進入美洲,成為印第安人的祖先。

  元謀人遺址出土文物

  石器是人類遠古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工具的製作標誌著人具備了自覺的能動性,並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在元謀人遺址中先後出土的石製品共7件,在地表還採集到10件石器,人工痕跡清楚。原料為脈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們和人牙雖不居於同一水平面上,但層位大致相同,距離又不遠,應是元謀人製作和使用的。有些加工較為精細,其中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等,這說明元謀人已經開始製造工具。根據已發現的細石器材料看,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們被認為是用來加工箭竿、骨針之類的器具的,這證明當時人類的狩獵活動已很發達。

  在元謀化石層出土了大量的碳屑,這表明元謀人在當時已學會用火了,元謀人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用火人。發現的炭屑多摻雜在粘土和粉砂質粘土中,少量在礫石凸鏡體裡。炭屑大致分為3層,每層間距30-50厘米,最大的炭屑直徑可達15毫米,而且常常和哺乳動物化石伴生。此外還發現兩塊黑色的骨頭,經鑒定可能是被燒過的。研究者認為,這些是當時人類用火的痕跡。這一發現,如確係人工用火證據,則把人類用火的歷史大大提前。

  與元謀人共生的哺乳動物化石,有泥河灣劍齒虎、桑氏縞鬣狗、雲南馬、爪蹄獸、中國犀、山西軸鹿等29種,絕滅種數占總數的84%。動物群中在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這表明元謀人的生存時代不會晚於早更新世。有人根據動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認為當時的自然環境呈森林草原景觀,氣候比現在涼爽。

  元謀人化石包括兩枚上內側門齒,一左一右,屬於同一成年人個體。齒冠保存完整,齒根末梢殘缺,表面有碎小裂紋,裂紋中填有褐色粘土。這兩枚牙齒很粗壯,唇面比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複雜,具有明顯的原始性質,被命名為「元謀直立人」,俗稱「元謀人」。

  另外,在元謀遺址還發現了比元謀人更加古老的「東方人」,以及距今有400萬年之久的「蝴蝶臘瑪古猿」化石。

  元謀人文化遺址現狀

  元謀人化石的發現與研究,將我國人類歷史推前了100多萬年,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早期類型直立人的代表,因此雲南的元謀有「人類童年搖籃」之美譽。

  1982年2月23日,該遺址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元謀縣人民政府在縣城中心修建了「元謀人陳列館」,同年9月建成,由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題寫了館名。陳列館建築面積2000平方米,採用宮廷式仿古建築形式營造,莊嚴古樸。

  陳列館展廳分三個部分,主要陳列有珍貴的元謀猿人化石,元謀人製造和使用的骨器、石器,以及同年代的雲南馬、劍齒象、劍齒虎等40多種哺乳動物化石。同時陳列的還有元謀縣境內出土的約400萬年前的古猿頭骨、頜骨、單枚齒列牙齒化石,三趾馬、古乳齒象、劍齒虎頭骨等50餘種哺乳動物化石。陳列的方式十分獨特、新穎,反映出人類社會史前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詳細介紹了人類起源與發展的簡史,系統地展示了原始人類的進化環節。目前,「元謀人」陳列館被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人類的第一個化學發現

  人類的第一個化學發現是什麼?答案是對火的認識和利用。火產生的方法很多,比如火山爆發、雷電襲擊、隕石落地等都可能產生火。元謀人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漸接觸到火,並且慢慢瞭解到火可以帶來光明、取暖御寒、燒烤食物、驅走野獸。於是,他們開始了對火的利用。元謀人的火種都是從野火中引來的,並且努力維持火種,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的炭屑和被火燒過的動物骨骼,距今已經有170多萬年,這是已知的人類最早的用火遺跡。火的使用使人類自身的體質和大腦得到進一步進化,從而最終把人和動物分開,使我國古老的猿人慢慢開始了向現代人的轉化。   


湖底淤泥中的驚世文明——跨湖橋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跨湖橋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城廂鎮湘湖村跨湖橋

  發現及發掘時間:1990年發現並首掘,2001年進行第二次發掘,此後發掘工作持續至今。

  距今歷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內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為探討長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關係提供了重要線索,也為研究當時整個長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後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其器物特徵不同於長江下游地區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獨立的文化類型。

  浙江省跨湖橋遺址位於杭州市蕭山區西南約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錢塘江與浦陽江流經這裡。遺址及周圍地區是古湘湖,現已大部分淤積,正是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護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橋遺址發現以來卻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橋文化才作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種獨立的文化類型被考古界所確認。

  考古發現過程

  跨湖橋遺址處在舊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紀初,湘湖就已經名存實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來形成的淤泥,成為製造磚塊的優質原料,淤泥保護了跨湖橋文化,也同樣使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嚴重的災難。

  1970年前後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聽到一個消息:杭州磚瓦廠要在冷飯灘附近設立一個新的取土點。消息一傳開,湘湖村村民連夜突擊,圍堤抽水,搶佔陣地。當時冷飯灘一帶屬於無法正常耕種的沼澤地帶,取土的第一步必須圍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磚瓦廠誕生了,這就是後來的蕭山城廂磚瓦廠,挖土製磚的人們便在不知不覺中蠶食舊湘湖底下的這座文化寶庫。

  跨湖橋真的是河姆渡的「後輩」?參加跨湖橋遺址發掘的工作人員不願意相信。但由於第一次發掘出土的文物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跨湖橋遺址重要性的認識,研究工作未能進一步深入,跨湖橋遺址就在這些懷疑中被「冷凍」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幾年間,跨湖橋遺址第一次發掘現場已遭到破壞,考古學家再也難以找回這一遠古人類的居住區。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浦陽江流域進行新石器時代遺址專題調查,調查步驟是從上游往下遊走,跨湖橋是調查的最後一站。12月20日,考古調查隊來到跨湖橋進行試掘,沒有新發現。幾天後,根據當地民工的指引,轉移到取土坑東部繼續探掘,終於發現了文化層堆積。這時,這一地帶已經被列入磚廠冬天的取土計劃,為了保護遺址,考古隊馬上決定再一次進行搶救性發掘。

  這次發掘於2001年5月正式開始,發掘的面積並不大,僅為350平方米左右,卻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復原器近150餘件。出土器物形態及其組合迥異於河姆渡、羅家角等附近地區發現的早期文化遺址,可明確為一個新的、獨立的考古學文化類型。

  為了再次給跨湖橋的文物測定確切年代,考古隊把取到的標本送到北京大學等5個不同的權威機構進行科學測定,測出的數據達28個之多。得到的結論卻是驚人的一致,這些科學研究無可辯駁地說明,跨湖橋文化距今為7000至8000年。「冷凍」了十年的跨湖橋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併入選了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次發掘還傳出一個「垃圾堆裡撿珍寶」的美談,因為這次發掘挖出了一個遠古垃圾場,而品種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傳遞古人生活、生產、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載體。古人往往將村落臨水的濕地當作傾倒垃圾的場所,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結果,再次證明了這點。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遺棄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丟棄的已不能使用的生產工具……

  但跨湖橋文化卻不能理解為僅僅是古人遺棄的垃圾,跨湖橋遺址在第一次發掘中,就已發現了建築遺跡和多處房屋遺跡。更為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兩座貯藏窖,裡面貯滿了橡子,這是古人貯藏的食物。顯然,第一次考古發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橋人的居住區。?結合前後兩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橋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遺址。

  這次發掘的結果使跨湖橋遺址作為獨立的文化類型引起國內專家的極大興趣,為了補充更多的資料,同時也是為了搶救地下文物不受進一步破壞,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了對跨湖橋遺址的第三次發掘。

  由於跨湖橋遺址被破壞嚴重,第三次開挖的探方大多處在遺址的破壞邊緣,所以大都不完整,實際發掘面積約350平方米。但就在這裡,卻「駛出」了人類最古老的獨木船。

  考古工作人員以前就聽村民說在這一帶發現過木船,跨湖橋的發現者鄭苗也曾報告發現過「小船」,但在前兩次發掘中並沒有發現古船。跨湖橋真的有古船嗎?考古隊暗暗地把尋找古船的蹤跡作為這次發掘的目標之一。

  最早發現古船的蛛絲馬跡是在11月11日,當時考古人員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階,在地下第9文化層裡,突然發現了一個木製品,形狀看起來很像是木船的一個角。一下子,在場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奮起來,似乎重大的發現立刻就要揭曉一般。隨著清理面積的擴大,獨木舟的一個凹面顯露出來。因為早就相信這裡有古船,這個發現讓現場的考古隊員興奮異常:「我們發現了獨木舟!」

  經過不斷發掘,在相臨的三個探方里都發現了船身。獨木舟的船頭直到19日才被發現,由於當時船身中段還埋在一個隔梁裡,而且船寬度不一,所以還以為這是兩條各長2米多的獨木舟。21日,考古隊員打掉了中間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現在今人面前,而且長達5.6米。在這條獨木舟的兩側,還發現了許多木棍,專家推測這些木棍是用來固定或支撐獨木舟的,並推測這裡是一個獨木舟的生產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學家再次對跨湖橋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發掘從2002年發現的遺址東側開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隻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員希望通過對跨湖橋遺址的深入發掘,更全面地瞭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橋遺址文化。

  目前,對於跨湖橋遺址的發掘仍在有序進行。

  跨湖橋遺址出土文物

  跨湖橋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還在遺址中發現了灰坑、黃土台、殘存牆體等建築遺跡。由此,專家確認跨湖橋遺址是一處內涵豐富、文化面貌獨特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

  在出土的文物當中,陶器最為精緻和獨特,其製作的精緻程度要高於河姆渡時期,除器形規整勻薄外,主要指彩陶與黑光陶工藝。彩陶保存的鮮艷程度十分好,而且發現的完整器物較多,彩陶的分佈位置及組合形態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飾分為厚彩和薄彩兩種,都施於均勻細膩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於圈足盤的內壁,有紅、黃、黑等色,從口沿向內垂掛的環帶紋、半月紋最為普遍。另外,還有一些雙腹盤從上到下分層設組,各有題材,十分講究,專家推測這類器物不是實用器皿,而已經被充任禮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於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頸、圈足盤的圈足等位置。彩紋一般為以圓形鏤孔為中心的放射線,肩頸部位多以組合紋飾出現,其中「太陽」紋引人注目。在手法上,點彩別具個性,往往與條紋、波浪紋相配合。厚彩材質似乎加了某種作為粘合劑的泥料,脫落後留下的乳白色痕跡仍舊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見於豆、罐兩類器物。浙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質黑皮陶,初見很容易相混,其實胎質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澤也是不一樣的。跨湖橋出土的這種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紅內黑的器物,如缽類器,內壁十分光亮,為江南其它考古學文化所不見。專家推斷,這些黑光陶除了應用還原焰燒造技術外,還經過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見周正的弦紋、稜紋,分明使用了輪制技術。考古界一直認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輪修正術,跨湖橋出土的陶器卻把這一時間推進了1000年。

  跨湖橋陶器的群組合也十分新穎。從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缽、豆、甑幾種,但形態卻完全是新的。如缽型釜、扁腹雙耳罐、盅型缽、雙腹豆。而且紋飾也愈加豐富與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紋的出現,在以往的浙江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這種紋飾從未出現過,但在跨湖橋遺址卻出土了相當的數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還有藍紋、篦紋、指甲紋、戳印紋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圓形等鏤空形式。

  出土的有機質遺物中,骨器數量不少,包括耜、鏢、鏃、哨、針、緯刀、簪、雙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復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動物的肩胛骨製作,端部有圓型插孔用以裝柄,經研究發現成孔方式是用火燙灼後再行挖鑿的。另外還有很多用動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製精緻。出土的一件骨針長9厘米,最大徑不足2毫米,孔徑不足1毫米。同時還出土了緯刀、雙尖叉等紡織工具。

  跨湖橋的動物群比河姆渡遺址簡單,從出土的動物遺骨來看,包括鹿、豬、牛、狗、獾、鷹、鱷和豚等。豬、牛等動物的牙齒磨損度普遍較高,這是跨湖橋人肉食大多來自狩獵的證據,因為老邁的動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為捕殺對象。說明狩獵在跨湖橋時期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橋遺址還出土了很多木槳,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滿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數量最多的是木錐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間稍粗,一端平頭,另一端尖;另一種木錐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還出土了數件木「簪」。

  遺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錛、鑿,還見有極少量的鏃、石片形刀、石杵、磨盤等。石質多為青灰色的硬質沉積岩,附近地區無法找到這種巖材,應該從遠方交換得來。

  充滿疑團的跨湖橋

  2002年3月27日,來自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的20餘位專家會聚蕭山,針對跨湖橋文化類型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面對著疑團重重的跨湖橋文化,許多在場的專家學者禁不住發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歎。

  1.高超的彩陶製作技術

  跨湖橋文化是一種高齡文化,它的稻作農具骨耜,在製作上十分粗糙,遠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細,出土的大量獸骨也表明古跨湖橋人還是以狩獵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橋人卻掌握了高超的陶器製作技術,特別是通體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與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著某種聯繫。難怪當初會有專家認為跨湖橋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後輩,至今專家們也無法解釋跨湖橋文化遺存中的這種「青春色彩」。

  2.骨針和蠶絲線

  在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中,還出土了不少負載重要信息的寶貴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針。這枚骨針針眼相當細小,即使採用今天的棉紗線或滌綸線,要穿過這個小針眼也不容易。那麼,古人究竟用的是什麼線?當時不可能有棉紗線或滌綸線,要穿過這麼細小的針眼,只能使我們想到了蠶絲線。難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橋人已經在接觸蠶桑了?考古學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3.使用中藥的祖先

  跨湖橋遺址中還有一個小陶釜,底部有煙火熏燒的痕跡,釜內有一捆植物莖枝,共約30餘根,長度在5至8厘米之間。由於陶釜已燒裂,古人將其丟棄了。陶釜內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關注的重點,他們推測這捆植物是遠古的中草藥,遂將標本送往藥品檢驗所進行檢測。但由於標本的有機質不足,難以確定其具體的藥性和名稱,只能定為「莖枝類」。雖然至今也無法確定是什麼中草藥,但這一考古新發現對研究我國中草藥的起源,尤其是煎藥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4.黏合劑

  細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時,還意外地發現一塊黑光陶片上有修補的痕跡,但是,目前還不清楚古人是用什麼黏合劑來修補陶器的。

  5.跨湖橋的毀滅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跨湖橋文化是突然之間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濱文化作為跨湖橋文化繼承者的證據不足,這種文化缺環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謎。

  有很多專家認為,跨湖橋文化的毀滅,最可信的推斷就是毀於海水侵襲。據地質水文資料載,從全新世初期開始,東海大陸架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海侵,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達到高峰,包括會稽山脈在內的寧紹平原周圍地區,淪為一片淺海。這次大規模的水淹對跨湖橋文化的前途帶來了根本性的影響,錢塘江、浦陽江氾濫更加速了這一帶環境的惡化,今日兇猛的錢江大潮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結合歷史記載來看,今天會稽一帶的自然環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歷史條件,如果這段神話是史實,那麼跨湖橋遺址大約不幸落在治水無為的鯀的時代,治水的失敗就是跨湖橋遺址結局的寫照。

  跨湖橋文化的難解迷團給江南沿海一帶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個個新的課題,只有等待著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進一步深入,讓這些迷團大白於天下。

  跨湖橋之最

  1.弓鑽取火

  跨湖橋遺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狀的木器、石器,這些器具的本來面貌是怎樣的?跨湖橋人到底將文明推進到什麼程度?經過對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學家做出了解答。

  據考古資料顯示,一萬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可能掌握了鑽木取火技術,但遺址中並沒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經考古學家考證是弓鑽取火的工具,說明跨湖橋人已經掌握了人工取火技術。

  通常一個弓鑽是由鑽柄、鑽身、鑽頭和弓等部件組成,從跨湖橋文化遺址發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來,弓鑽的主要部件已經具備——從弓鑽的組成看,骨制復合器就充當鑽柄。

  在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的復合器由動物骨頭做成,因為被長期使用,其表面表現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漿狀。木質管形器是鑽身,木錐則充當鑽頭,尖端有黑色炭化現象,炭化稍上方有一個「小台階」,這是為了防止木錐尖端無限制往下鑽取。

  這些工具拼接起來就成為弓鑽,然後在木塊裡加入引火物質,再配上一個用木條做的帶繩索弓弦的弓,將繩索繞在轉桿上,將弓來回拉動,就能取得火苗了。

  2.慢輪制陶術

  跨湖橋遺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罐口的7條環狀平行弦紋。這些環狀平行弦紋到底是用什麼技術製作出來的,一直是個謎。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一個木質陶輪底座出現在考古學家的面前,這個木質陶輪底座不僅解開了環樁平行弦紋的謎底,更由此證實了跨湖橋人已經掌握了慢輪制陶的技術。

  黑光陶器的弦紋就是用陶輪修整技術加工成的。製作黑光陶時,只要將未干的陶胎置於陶輪的轉盤上,並仔細對中,用一手轉動轉盤,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觸要修整的胎體,經過多次轉動後,就可以在胎體上留下所需的環狀弦紋了。

  陶輪的出現是制陶業的一場革命,以往陶器製作都是用泥條盤築,然後通過手工捏拍製作而成。這樣製作出來的陶器不夠圓,厚度不均勻。而慢輪制陶技術使得陶器形狀更好,厚度均勻,弦紋則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觀。之後,在慢輪制陶技術上發展起來的快輪制陶技術則更先進,它曾製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殼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發現於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橋文化遺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說,其間經過近5000年的勞動探索,先民們終於發明了慢輪制陶技術。

  據考古資料認定,世界最早的陶輪出現於西亞兩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國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遺址已經發現了陶輪加工特徵,但沒有發現陶輪。而此次跨湖橋文化遺址發現木質陶輪底座,也就證實了中國的陶輪技術先於西亞兩河流域2000多年。

  3.海水制鹽

  在研究跨湖橋「黑光陶」黑亮之謎時,專家發現8000年前湘湖人已會海水制鹽。

  考古學家在對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內部化學成分進行測試時發現,被測陶片基本是夾碳陶,而且氧化鉀和氯化鈉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鉀並不完全來源於陶器的胎土,還來源於草木灰。同時,黑光陶表面氯化鈉含量最高達1.83%。這些鹽和氧化鉀經過一系列化學反應後,形成鈉鉀鋁硅酸鹽玻璃相,從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這些鹽是從哪裡的來的?實驗數據表明,通常海水的食鹽含量是大大低於黑光陶表面所測出的食鹽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斷,古人制黑光陶時應該是有意識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鹽法製作出來的原始食鹽。同時,古人還在制陶實踐中逐漸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鹽和黃鐵礦作泥釉的制陶工藝。

  4.最早的獨木舟

  在跨湖橋遺址還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獨木舟。這只獨木舟出土時船頭朝東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狹長,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為磚瓦廠取土而被截掉。船現長5.6米,船身最寬處為53厘米,船體深20厘米,船幫有部分被損壞,因而寬窄不一。考古專家依據古船出土的地層年代,推斷出獨木舟的「年齡」約為7600到7700歲。

  跨湖橋的這條獨木舟的發現,把迄今發現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蘇武進曾發現距今2000多年的獨木舟,這條獨木舟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遺址也曾出土過7000年前的船槳,以及可沖氣浮於水面的獸皮,但並沒有發現木船的整體。從世界範圍來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陽船」,距今約5000年。在英國約克郡曾經出土過距今達9500年的船槳,但並沒有發現整船。跨湖橋古船的發現,把全國紀錄和世界紀錄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稱一個飛躍。

  5.我國最早的稻物遺存

  在跨湖橋遺址中還出土了農用工具骨耜,這些骨耜使考古學家開始關注跨湖橋的農業遺存。

  為了深入瞭解跨湖橋是否開始種植水稻的問題,研究人員對跨湖橋遺址進行了植物硅酸體分析和植物遺存調查。植物硅酸體分析結果顯示,除第11層外,其他各層都有來自稻葉片運動細胞的遺存,並且形狀較大,與現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遺存調查顯示,湖橋遺址中有大量的稻穀、米和穀殼等古稻遺存中,谷粒型與現代栽培稻的秈稻相似。研究結果表明,跨湖橋遺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體。雖然,跨湖橋人以狩獵為主,並沒有創造河姆渡人那樣輝煌的農業文明,但他們已經掌握了水稻種植技術。

  跨湖橋遺址現狀

  跨湖橋遺址是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內涵特殊,不同於以往確立的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濱文化體系,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1999年跨湖橋遺址被蕭山市人民政府公佈為文物保護點。

  為了保護跨湖橋遺址,2001年,蕭山區政府禁止當地磚瓦廠在遺址範圍內取土。第二年蕭山區人民政府又下達文件要求當地磚瓦廠停產,在遺址範圍內取土二十多年的蕭山城廂磚瓦廠也在停產之列。2003年,蕭山區政府在遺址現場設立了值班人員。

  跨湖橋遺址獨木舟及相關遺跡的保護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04年10月召開了有全國及省、市有關專家參加的獨木舟保護方案論證會,通過了《跨湖橋獨木舟遺跡原址保護可行性方案》,各項保護工作正有序進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橋遺址考古學術研究會」上,來自著名權威機構的35位專家學者一致認為,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新穎獨特,其器物群基本組合、制陶技術、彩陶風格等不同於浙江境內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將跨湖橋遺址視為一個單獨的文化類型,這意味著「跨湖橋文化」作為一個全新概念,成了中國考古界的一個共識,與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馬家濱文化等全國數十個考古文化概念並駕齊驅。跨湖橋文化的命名,不僅是蕭山歷史文化悠久的實證,也給江南沿海一帶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是中國考古學中一個嶄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橋遺址陳列館建設工程也於2005年12月18日開工,建築面積700平方米,位於湘湖旅遊度假區內,並於2006年4月20日正式對外開放,館內集中展示跨湖橋出土的珍貴文物,是蕭山8000年歷史的縮影。

  館中的陳列廳分為三部分,第一展廳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缽、盤、豆等陶器為主,並展示部分牛、鹿、狗等獸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陽紋彩陶和黑光陶陳列其中。第二展廳展出的有獨木舟以及船槳、禾科類紡織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緻優美。影視廳播放的是全面介紹跨湖橋遺址考古過程及其意義的紀錄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橋人類製造獨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養的家豬骨骼、種植的稻穀的場面。

  目前,蕭山區委、區政府決定結合湘湖開發,在跨湖橋建立遺址公園,並為跨湖橋遺址積極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湖底淤泥中的驚世文明

  最早走近跨湖橋遺址的是杭州磚瓦廠的一位廠醫,名叫陳中緘。陳醫生多年來養成了一種習慣,那就是巡視湘湖一帶磚瓦廠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這些土坑裡找到一些被路人視作破爛,他卻稱為文物的東西。隨著揀到的「破爛」越來越多,陳中緘把情況報告了縣文物主管部門,卻沒有得到回應。

  真正讓跨湖橋遺址走進考古學家視線內的是一個叫鄭苗的學生。鄭苗家在湘湖邊,從小學開始他就對這些出土物感興趣,看到一些精緻奇特的,便揀回家裡。就這樣,鄭苗一直到上大學還保留著收集古物的習慣。由於在學校他多少接觸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識,意識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貴文物,就把他的發現告訴了老師。

  1990年5月30日,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接到浙江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的電話,告知有同學在城廂的挖土現場發現了文物,這個同學就是鄭苗。文管會的工作人員立刻趕到學校,看到了鄭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員在鄭苗的帶領下來到城廂磚瓦廠的取土現場。現場一片狼籍,隨處可以見到陶片、獸骨。憑著職業的敏感,他們馬上發現了掛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層堆積。

  跨湖橋遺址在遲到近20年後,終於被正式發現,而此時,該遺址已歷經20年的取土。為了搶救文物,文管會在取得磚瓦廠的支持、配合後,決定進行考古發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蕭山博物館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地處杭州蕭山湘湖之濱的跨湖橋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這次發掘的總面積為330平方米,除發現建築遺跡、房屋遺跡外,還發現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於遺址深埋於古瀉湖底部,長期的浸水環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絕作用,一些有機骨質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來。

  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員極大關注的就是彩陶。當時發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隊員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時發現的。從此跨湖橋遺址發現太陽紋彩陶的話題在浙江考古圈中流傳開來。因為在浙江乃至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極為罕見,河姆渡遺址只發現過三片,而且無論是用彩還是圖案均很生澀。從跨湖橋出土的彩陶來看,跨湖橋時期彩陶的製作工藝遠比河姆渡成熟先進。

  這些文物讓考古學家們興奮不已,為弄清遺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將出土的木塊送到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進行年代測定,經測定得知跨湖橋遺址的年代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間。

  結論出來後,很多專家都表示懷疑。在浙江有南北兩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兩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歷史。新發現的跨湖橋遺址雖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濱文化都早,但在文化類型上卻不像是二者的源頭。那麼跨湖橋文化與河姆渡、馬家濱文化到底是什麼關係?由於跨湖橋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製作技術上的「成熟進步」,並且明顯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進得多,於是專家推測:跨湖橋文化遺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並且年代與河姆渡文化晚期相當。   


水稻發源地「羅家谷」——馬家濱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馬家濱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嘉興市南湖鄉天帶橋村馬家濱;嘉興市桐鄉縣羅家角等

  發現及發掘時間:1956年發現羅家角遺址,但並未發掘;1959年春發現南湖鄉馬家濱遺址,並於3月首次發掘。此後在長江流域陸續發現和發掘大量馬家濱文化類型遺址。

  距今歷史:7170年左右

  考古地位:馬家濱文化代表著長江下游、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新時期時代中期以血緣為紐帶的母系氏族社會文化,是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發源,其後續文化為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三者形成了一脈相承的區系文化特色。

  江南文化的源頭在哪裡?多年來,人們一直眾說紛紜。其實,只要稍加考證與研究,便不難發現,江南文化的源頭就在嘉興,即馬家濱文化。江南文化源頭,之所以多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首先在於對江南地域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源頭便也論說紛紜。

  考古發現過程

  按照以往的學術慣例,各種遺址文化大多是以首次發現及發掘地命名的。但馬家濱文化卻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它的首次發現地並不是馬家濱,而是在嘉興市桐鄉縣一個叫羅家角的地方。

  桐鄉縣地處杭嘉湖平原中部,羅家角在縣西石門鎮的東北約2公里的地方。遺址北臨大運河,南依羅家角村,有小河自羅家角村流過,向北注入運河。遺址四周全為崗地,中部也有崗地將其分隔成兩塊水田。

  1956年,當地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熱火朝天地搞生產,結果農民們在羅家角的水田里挖出了大批獸骨和陶片。當地農民沒有看過動物遺骨,但聽說過「龍骨」可以入藥的事情,便紛紛將其拿到中藥鋪出售。結果「龍骨」越掘越多,中藥鋪不收購了,農民就轉賣給廢品收購站。最後是收購站向文物部門反映,才使羅家角遺址出現在考古學家的視野裡。

  10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人前往桐鄉縣羅家角調查,採集到石器、陶器、獸骨等若干,確定羅家角為新石器時代遺址。由於當時人力不夠,對這一文化遺存也並不瞭解,認為沒有太大的發掘價值,只是加以保護。1961年,羅家角遺址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羅家角遺址就這樣沉寂了下來,歷史的風霜湮沒了曾經燦爛輝煌的遠古文明,如果不是1959年馬家濱驚世駭俗的重大發現,也許美麗的太湖流域還背著那「古來是蠻夷之地」的名聲。

  馬家濱坐落在嘉興市城南7公里的南湖鄉天帶橋村,東北面臨九里港,西至墳屋濱,南為馬家濱,是一個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春,嘉興南湖鄉天帶橋大隊馬家濱村在漚肥挖坑中發現大量獸骨和古代遺物,趕緊報告了文物部門,得到了很大的重視。同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委員會與浙江省博物館、杭州大學歷史系、杭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等6個單位組成考古隊來此進行了發掘,出土骨器53件、石器12件,同時還出土了很多玉器、陶器和獸骨。

  這次發掘坑位於遺址中部,總計2l3平方米。遺址的文化堆積層分為兩層,上層以灰黑色粘土為主,並有紅燒土層和淤泥層,出土有獸骨、石錛、礪石、骨鏃和各種質地的陶片,還有建築遺跡;下層含有大量腐爛的獸骨碎片,另外還有骨鏃、骨錐、骨針、骨鑿以及石斧、礪石和陶片等。

  考古學家還在這裡發現了長方形房屋遺跡。這座房子南北7米,東西3米,門朝東。室內是經過加工的黃綠色土面,還有帶樹枝和蘆葦痕跡的紅燒土塊堆積。下層中的居所較簡陋,房基為橢圓形凹坑,還發現了碳化圓角菱,與現在的南湖菱相仿。經測定,馬家濱文化的年代距今約為7170年左右,甚至比先於發掘的河姆渡遺址年代還略早一些。

  最讓人震驚的發現是位於上下層交接處的墓葬,共出土了30具人骨架。這些骨架埋葬密集、重疊,南北向放置,其中6具身旁有隨葬品,生產工具置於腰部,裝飾品置於頭部,陶器位置不一。遺憾的是,當地農民害怕這些骨架給他們帶來晦氣,半夜起來把這些「馬家濱人」偷偷搗毀丟到河濱裡去了。

  馬家濱的遺憾還不止於此。發掘馬家濱遺址時,考古人員還沒認識到這是一處史前文化遺址,而是把它作為「吳越古戰場」來認識、考證的。發掘前就已經探明馬家濱遺址有15000多平方米,由於條件限制只發掘了213平方米。後來由於考古隊員吃住問題難以解決,對馬家濱遺址的發掘工作只好中止。

  197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吳汝祚先生首次提出了馬家濱文化的命名。1977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學術討論會上,著名的考古學家夏鼐根據長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這一劃時代的論點,並確認以嘉興馬家濱遺址為代表的馬家濱文化是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從此,馬家濱文化正式定名。它的首次發現地羅家角遺址也於1979年開始了第一次發掘。

  1979年11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為配合羅家角農田基本建設,經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隊對羅家角遺址進行了局部發掘。這次發掘開探方41個,發掘總面積為1338平方米,出土的完整器物達794件,同時還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獸骨以及稻穀等植物遺存。

  羅家角的遺址分4個文化層,都屬馬家濱文化,代表了馬家濱文化的若干個不同發展階段,豐富了馬家濱文化的內涵。羅家角遺址的發掘,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農耕史代表團專程到羅家角遺址考察馬家濱文化;1989年,日本東亞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團也來到羅家角遺址進行考察,並認為羅家角遺址發掘出土的稻穀,證明中國的長江流域是日本栽培水稻的發源地之一。在日本出版的有關馬家濱文化的書刊都把羅家角寫成「羅家谷」,就是因為羅家角是水稻的發源地的緣故。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對馬家濱文化遺址的發掘及研究逐步深化,浙江一帶的馬家濱遺址像雨後春筍一樣層出不窮。1981年3月,考古隊對餘杭吳家埠遺址進行發掘;5月,嘉興平湖大墳塘遺址出土泥質喇叭形紅陶豆、腰沿釜、豬鼻形支座等,為馬家濱文化堆積層;10月,對餘杭吳家埠遺址進行發掘,清理馬家濱文化時期墓葬7座。

  1984年1月,嘉興博物館與上海自然博物館及常州、蘇州、無錫、湖州市博物館聯合在嘉興舉辦「太湖流域古人類、古遺址、古文化展覽」,並召開學術討論會,將太湖流域作為一個單獨的區系類型文化提出。到目前為止,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共發現了20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馬家濱遺址出土文物

  馬家濱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十分豐富,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復原的石、骨、木陶器物,其中石器包括石斧、石錛、石紡輪等,陶器有釜、盆、盤、缽、豆、鼎、碗、壺、紡輪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

  馬家濱的陶器獨具特色,分為三期。早期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紅陶為主,陶器成形基本採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紋飾較少,主要紋飾有弦紋、繩紋、劃紡、附加堆紋及鏤孔等,器型以釜為主。馬家濱出土的黑陶中有一件鏤空黑衣陶壺十分精緻,此陶壺器表施黑陶衣,撇口,短粗頸,折肩折底,圈足高而外撇,通體鏤空裝飾。此件鏤空黑衣陶壺是馬家濱文化的象徵器。

  馬家濱文化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仍有一定數量的灰黑陶和灰紅陶,以素面的為多,繩紋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為主。同時還出現了少量的鼎和較多的豆,還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的陶器以夾砂紅陶和泥質紅衣陶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馬家濱文化最獨特的是一種「腰沿釜」,鼎足一般為扁平或鏟形,甚至有的鼎足為魚鰭形。以腰沿釜為代表的馬家濱文化陶器,體型大,器形多,已出現了三足器和袋足器。

  羅家角遺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也尤為引人在注意。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據當今科學分析,製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嶺土,高嶺土由於鐵含量低而鋁含量高,較紅、灰陶耐得起高溫。白陶燒成後外型潔白美觀,堅硬耐用,人們對高嶺土的認識和使用,為後來瓷器的發明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馬家濱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龍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從製作工藝和焙制方法上看,馬家濱的陶器是由手工捏制,泥條盤築,輪盤旋制逐步發展起來的。焙制方式的演變則更加漫長,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圍上柴火燒製,但溫度不高,難以焙制大的器皿。後來逐步形成陶窯。據考古學家推測,羅家角白陶應該是輪制的,否則不會這樣光滑、均勻。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爐灶式。可見馬家濱人的生產力水平比同時代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馬家濱、羅家角遺址還出土了很多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錛和角骨制耜、鑿、錐和網墜等生產工具,說明當時的先民已經用磨製石器和骨角器開墾農田、栽種水稻、飼養家畜等。農業經濟是馬家濱時期主要的經濟生活,特別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是水稻種植的一大發展。為適應當地自然環境,漁獵經濟在馬家濱人的生活中也佔有一定地位。

  草鞋山遺址還出土了三塊炭化了的紡織品殘片,經過科學分析,這種織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緯線起花的羅紋編織,說明編織工藝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水平,是迄今為止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織物標本之一。這說明馬家濱人不再是赤身裸體,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

  從出土的遺跡看,地面木構建築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表現出一種與黃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態。

  馬家濱之最

  馬家濱文化的「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示了長江下游的遠古文明,打破了古代文明起源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逐漸向四周輻射的「一元」說,並創造了很多堪稱「之最」的輝煌文化。

  1.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在羅家角遺址曾出土了156粒稻穀,經科學鑒定是距今7040左右的人工栽培秈稻和粳稻。這些稻穀顆粒較河姆渡遺址發現的略小,和現代栽培稻秈亞種的硅酸體十分相近。

  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國家有泰國、印度尼西亞,但其栽培年限不到6000年。日本發現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約3200年,都比羅家角的水稻遺存晚了許多年。應該說嘉興市是迄今所知我國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2.最早的織物標本

  在羅家角遺址和最近發掘的宜興駱駝墩遺址都發現了不少陶紡輪,專家考證後認為是是馬家濱人用於紡織的工具。因紡織品是有機物,要保存六七千年非常困難,但在一些馬家濱文化遺址出土了紡織品實物,有力地證明了馬家濱人已經掌握了紡織技術,穿上了衣服。

  草鞋山遺址出土的三塊炭化了的紡織品殘片,說明了馬家濱人編織工藝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水平。這三塊紡織品殘片是迄今為止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織物標本之一。

  3.全國領先的生產生活工具

  馬家濱人在其他許多領域也都處於領先水平。石器的製作已基本定型且大多磨製平整,並普遍使用了管鑽法的鑽孔技術。對石刀的使用馬家濱人也遠比河姆渡人先進。

  從交通工具上看,馬家濱文化遺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槳,同時還出土了形體碩大的木櫓,說明馬家濱人已能駕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飼養、捕魚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馬家濱文化也有其進步的一面。如邱城遺址下層發現的遺物中,有陶網墜等捕魚工具,而在河姆渡遺址兩期發掘所出土的七千件遺物中卻未見一件網墜等捕魚工具,僅發現兩件魚叉,這可能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都說明當時的馬家濱在工具的製作上已經處於全國領先水平。

  江南古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源頭應該是哪一種文化呢?答案只能是馬家濱文化。

  太湖地區耜耕農業的出現,以馬家濱文化為最早,較河姆渡遺址發現稻穀的年代還要略早一些。馬家濱文化遺址不僅有相當多的稻穀遺存,更重要的是還發現了水稻田。這些水稻田都分佈在地勢低窪的原生土上,包括草鞋山遺址的44塊,綽墩遺址的46塊,共計90塊。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統,可分為以水井和水塘兩種灌溉系統,後者既可通過水口灌溉,又可排水。

  馬家濱文化之後的崧澤文化時期,發現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時期,這種石犁已經得到改進提高,器體得以增大,並廣泛地應用到農業生產當中,犁耕農業發展起來。良渚文化發達的犁耕農業並不是良渚人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在馬家濱耜耕農業的基礎上,不斷總結提高發展而來的。

  馬家濱、崧澤、良渚三個文化前後相繼,一脈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內研究工作上,由於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製作精緻、紋飾新穎的玉器,促使了學者們對良渚玉器展開了較深入的研究。研究發現,良渚發達的玉器文明正是在馬家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進步得來的。

  禮制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而良渚文化禮制的出現,與馬家濱文化的喪葬習俗有很大的關係關。馬家濱文化遺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為主,這是葬俗上的一個主要特點。隨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食器以豆為多,也有用罐、盆、杯。馬家濱文化的喪葬習俗,隨著社會的發展,到崧澤文化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逐漸向禮制—方面靠近,演變到良渚文化時期出現了禮制。

  馬家濱文化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巫術活動。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勻,造型規整,器表壓印凸起的弦紋、勾連紋、曲折紋、菱形紋、月牙紋等組合成的圖案。這樣的白陶豆,與馬家濱人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顯的區別,專家推測是與巫術活動有關的一種用器。由此可見,馬家濱時期人們的巫術活動是相當盛行的,直到東周時南方的幾個主要的國家,如陳、楚、吳、越等都十分盛行巫術,巫風的來源正是馬家濱。

  馬家濱文化遺址現狀

  馬家濱文化遺址與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一脈相承,它的發現,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重視,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目前發現馬家濱文化類型遺址已達200多處,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

  1961年,羅家角遺址被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7月16日,國務院將羅家角遺址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佈。

  羅家角遺址的發掘證明了馬家濱文化在我國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也雄辯地說明了嘉興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創造,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羅家角遺址的發掘已載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1990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確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1989年,馬家濱文化遺址被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和嘉興市人民政府在嘉興聯合舉辦紀念馬家濱遺址考古發掘40週年座談會,確立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脈絡為:馬家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同時,在嘉興博物館開展了「馬家濱考古標本展」。

  但馬家濱遺址發掘後並未在社會上產生普遍影響,目前仍有很多人認為馬家濱文化晚於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博物館史前文化陳列中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介紹,但卻沒有馬家濱文化的陳列內容。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嘉興市委、市政府把宣傳、弘揚馬家濱文化列入了議事日程。浙江省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始重視馬家濱文化的歷史地位,大力支持嘉興建設馬家濱文化遺址公園,興建馬家濱博物館。規劃中的馬家濱文化遺址公園概念設計已經完成,並於2004年3月,嘉興馬家濱遺址公園規劃啟動,由中國美院風景建築設計研究院設計。

  2004年4月,為紀念嘉興馬家濱遺址發現45週年,嘉興市文化部門出版了《馬家濱文化》一書,填補了馬家濱文化專著的空白。馬家濱文化,作為古代太湖文化的搖籃,隨著考古發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將繼續展現給我們更多有關「江南之源」的寶貴資料。   


耜耕農業的世界顛峰——河姆渡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河姆渡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浙江省余姚市羅江鄉河姆渡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73年發現並首次發掘,1977年進行第二次發掘。

  距今歷史:6500-70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之一,其發達的農業文化,為研究古代農業文明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與馬家濱同屬於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但目前未發現其後繼文化。

  杭州灣寧紹平原的南緣有一處十分著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它就是河姆渡。河姆渡遺址的南面是連綿逶迤的四明山麓,北面是一片平疇,西南就是碧波蕩漾的姚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在這樣一個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生息、繁衍,並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後來,河姆渡突然地消失了,直到1973年那場驚世的發現,河姆渡才走進了我們的視野。

  考古發現過程

  世界上的許多重大發現都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的,河姆渡遺址也不例外。

  1973年,我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為發展農業提出了「以糧為綱」的口號。河姆渡村所在的羅江公社地勢低窪,洪澇災害頻頻發生。為了使境內地勢低窪的稻田旱澇保收,獲得穩定高產,村裡決定對姚江邊上一座舊排澇站進行改造。

  排澇站需要安裝大功率的水泵,所以地基一定要挖到生土層。這項工程從6月下旬開工,計劃在9月投入使用。開工沒幾天,挖土的工人就遇到了困難,因為泥土中混有很多石頭、瓦片甚至骨頭。羅江公社負責人羅春華到工地檢查工程進展情況時,工人就把情況向他作了匯報。

  羅春華曾經在浙江大學進修過,對文物有一定瞭解。他認真地查看了挖出來的破罐、碎盤,意識到這些很可能是古代的器物,很快把情況報告給了縣文化站。為了避免文物流失,羅春華還把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器物集中保管起來。

  經過調查,工作人員認定這裡是一處含量非常豐富、年代相當古老的文化遺址,立即要求暫停施工,保護現場。

  第三天,浙江省文管會工作人員王士倫來到工地,立刻就被出土的精美器物驚呆了。王士倫認為這是浙江省境內最為古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當即攜帶許多實物標本和動物骨骼,返回杭州做匯報。第四天,省博物館派出一支專家小分隊到河姆渡進行搶救發掘和試掘。一個舉世矚目的遺址就這樣被發現了。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河姆渡遺址的正式發掘拉開帷幕,重大發現陸續面世。首先,工作人員在探方里發現了一些木頭,上面有人為加工過的痕跡,專家推斷這是一口水井的井架。經過進一步發掘,驗證了推斷的正確性,並確定水井深為1.4米。

  在商周時期的金文中,「井」字中間有一點,與井的構造十分相似,四排木頭相交搭成井架,中間的一點為汲水之處。由於這口水井的出現,考古人員推測,這一帶很可能是古人類居住的村落。

  緊接著,考古人員在探方中挖掘出11座墓葬和3個灰坑,還有大量的陶片、石器。這個文化層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灰黑色夾砂和夾碳的陶器,這些陶器的質地比較粗糙,從表面留下的痕跡,專家判斷它們應該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來的。

  當考古人員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時,在黑褐色的土層中閃出一些金黃色小顆粒,但很快就變成泥土的顏色。考古人員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東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穀!這些稻穀在與空氣接觸之前,還保持著原來黃燦燦的顏色。難道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人就開始種植水稻了嗎?

  工作人員把河姆渡出土的稻穀和人工栽培稻穀、野生稻穀放在一起進行了比較。結果是:野生稻穀顆粒瘦而長,人工栽培稻穀要比野生稻穀的顆粒寬將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穀顆粒更接近人工栽培稻。

  不斷有稻穀被發掘出來,如此大量的囤積,為考古人員提供了重要證據,六千年前居住在這裡的古人類已熟練掌握水稻種植技術。那麼他們是如何種植水稻的呢?考古人員在泥土中發現了許多骨制的東西揭開了謎底,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產工具——骨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們呈現出這樣一個事實: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脫離了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進入了耜耕農業階段。

  接下來的發現更讓人費解。考古人員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還發現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樁。據當地人傳說,這裡以前是海灣,所以這些木板和木樁很可能是當年的木船。地質探測的結果也證明,遠古時代,這裡果真是海灣。但這些木板是當年的木船嗎?那麼在這些木板旁邊為什麼會有大量囤積的稻穀呢?而周圍的墓葬又該怎麼樣解釋呢?

  帶著這些謎團,考古人員繼續向下挖掘,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些木樁和木板的兩端,居然出現了榫卯的痕跡。考古學家斷定,這些木板和木樁和木船沒有關係。以往的考古發掘證據表明,人類發展到了青銅時代,出現了金屬工具,才會出現榫卯。而河姆渡人生活的那個年代比青銅時代早了兩千多年,根本不可能有金屬工具,這些木頭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來的?

  發掘工作中的新問題不斷出現,而謎底也常常隨著進一步的發掘而陸續解開。考古人員在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石器工具,河姆渡人正是用這些石製的鋒利工具去加工木材,至今這些工具仍舊十分鋒利。在遺址中出土的蘆葦編織的蓆子也引起了考古人員的極大關注,這些葦編與今天當地葦編的圖案及編製方法幾乎完全一樣,專家推斷,這些葦編在當時很可能是鋪在屋頂上用來遮風擋雨的,也可以作為蓆子鋪在房屋地面上,還能作為房屋之間的隔斷。於是,考古人員將這些木板、木樁及木構件、蘆葦蓆子進行復原,一件震驚世界的發現展現在人們面前,那就是凝聚了河姆渡人智慧結晶的干欄式建築。

  接連不斷的新發現向考古工作者透露出這樣的喜訊:這是浙江境內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碳十四的測定也證實了考古學家的推斷,河姆渡遺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歷史。

  1977年「文革」結束,全國的考古工作者都憋足了一股勁,想要好好地大幹一場。因此,河姆渡遺址發掘的報批手續之快,發掘面積之廣,參加人數之多,到現場專家之眾,大概都是史無前例的。發掘工作於1977年10月8日至次年1月28日進行的,地點選在河姆渡村東北隅水渠兩側。為了做好發掘工作,寧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遺址發掘領導小組,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嚴文明親臨現場指導,古建築專家楊鴻勳等在現場分析木結構房屋遺跡和地質情況。

  這次發掘歷時112天,共布探方20個,揭露面積2000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質等各類文物達4700多件,其中墓中隨葬品42件,還有大片的木結構干欄式建築遺跡和大面積的稻穀堆積層,以及大量的動植物遺存。墓葬中還出土了數十具河姆渡人遺骸,他們或仰身直肢或側身屈肢,少數保存完好。據出土骨骼分析,這些河姆渡人曾患嚴重脊椎骨變形、增生等疾病,應該是長期從事繁重體力勞動所致。

  河姆渡如一座藏品極為豐富的地下博物館,形象地展示了南方遠古先民生產、生活的真實情景。河姆渡遺址的發現,令長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內外學界的重視,中國古文明的另一個源頭從此進入了研究者的視線。

  河姆渡遺址出土文物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文物內涵豐富,具有十分鮮明的區域特徵,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夾炭黑陶為主,少量為加砂、泥質灰陶,均為手制。器型有釜、罐、杯、盤、缽等,陶器表面常有繩紋、刻劃紋。陶器上刻畫的圖案寫實性強,手法誇張,想像豐富,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例如雙燕比翼齊飛,小狗飽食後小息等。

  出土陶器的經典之作是著名的豬紋陶。豬紋陶出土於1973年,通體由炭黑色的陶製成。陶體呈長方形,但四角都具有一定的弧度,底是平的,兩個長的邊壁上各刻有一條豬紋,雖然線條較為簡單,但形態卻非常逼真。

  這件陶器的胎質較疏鬆,器壁較厚,還處於陶器製作的原始階段。豬的頭部向前伸而且稍微有點低垂,豬的嘴很長,雙目圓睜著,好似在尋覓食物。豬的身上還刻有簡單的圓圈和葉子似的花紋,脊背上的鬃毛簇立著。從整體上看這頭豬形狀更像野豬,只是比野豬要溫順些,介於野豬和家豬之間。從這件豬紋來看,河姆渡時期的豬偏瘦、偏小,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食物不足,人們不等豬長大就宰殺造成的。

  從這件豬紋黑陶缽我們可以瞭解到7000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開始進入了定居生活,也反映了當時河姆渡的畜牧業水平,對研究豬的進化具有極高的價值。

  河姆渡人已經有了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原始藝術已達到一定水平。在河姆渡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玉製作的裝飾品,而玦、璜、管、珠、環等飾品大多用玉和瑩石製成,開創了用玉之風的先河。河姆渡人並不滿足於對這種裝飾類物品的追求,他們還發明了吹奏、打擊樂器的發明,在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擊樂器有骨哨、陶損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達5孔,音樂工作者以此仿製的雞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聲音階。

  河姆渡出土的雕刻藝術品也相當講究,用料有象牙、骨、木等,設計奇巧,寓意更是十分深奧。最為神秘的就是一件神秘的雙鳥朝陽紋象牙蝶形器,它是經過加工的象牙,部分已殘缺,外形像一隻展翅的蝴蝶。牙雕長16厘米,寬5.9厘米。牙雕體的正面刻有精美圖像,正中為光芒四射的太陽,用五個同心圓表示日面,園心附近有一個圓點,位置在日中稍微偏左。這件象牙雕刻的時間,據推算大約距今6000至6700年。

  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太陽崇拜的圖形。太陽外側為一對昂首相望的鳥,鳥羽下垂,與太陽下方水面波浪相接。這幅圖像表示,旭日從海上噴薄而出,群鳥飛而相迎,代表古越族人民歡欣鼓舞,迎接初升太陽的情景。這是一件象徵著古越族興旺發達美好前景的聖物。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是對生殖崇拜的象徵。雖然很難判斷這個圖案的含意,但無論如何這是出現在荒蠻時期的一件精美藝術品。

  河姆渡遺址還出土了一件漆碗,說明我們的祖先已經掌握了髹漆工藝。?這件漆碗,胎為木質,器呈橢圓瓜稜狀,斂口,底有圈足。器壁外表有薄薄一層紅色塗料,微有光澤。這種朱紅色塗料經裂解後,塗氯化納鹽片,用紅外光譜分析,其光譜圖和馬王堆漢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譜圖相似。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經學會了縫紉,出土的縫紉工具主要有骨針、細小的骨錐、管狀針及小石錛等,縫紉、紡織、編織,河姆渡人的技術已經比較嫻熟,類似機件在太平洋沿岸也曾發現,而在時間上則要晚兩三千年。

  河姆渡之最

  1973年,河姆渡文明重現世間,立即震驚了華夏,震驚了世界。河姆渡先民的智慧與成就,為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添上了最輝煌的一筆。

  1.世界最發達的耜耕農業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勢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僅1米左右,這裡生長著茂密的森林,氣候溫暖濕潤,是動植物的天堂,僅出土的動物遺骸就達61種。河姆渡遺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質結構,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遺址的西部緊臨江邊有一座海拔僅9米左右、面積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當時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東面和北面。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這裡最先成為陸地,當周邊還是一片淺海時,河姆渡已是一塊「風水寶地」了。每當洪水過後,這裡都是最早露出陸地,並迅速變成綠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優勢,在這裡棲息、繁衍,並創造了長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農業文化。

  原始農業是從採集發展而來,原始居民在年復一年的採集果實的過程中逐漸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長規律,把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產生了原始農業。河姆渡人種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並創造了當時的世界上最發達的耜耕農業。

  栽培水稻在先後兩次大規模考古發掘中均有發現,其谷粒外形、顆粒大小已接近於現代栽培稻,粒重遠遠超過野生稻,經鑒定大部分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少部分屬粳稻。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穀和穀殼,換算出稻穀應當在12噸以上。出土的稻穀數量之大,保存之好,不僅堪稱全國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遺址中也是十分罕見的。河姆渡栽培稻較傳說神農植稻早2000年,比泰國奴奴克塔遺址出土稻穀早數百年,填補新石器時代考古「有粳無秈」空白。

  河姆渡的農具也十分先進,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現代的掀或鏟,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遺址共出土骨耜170餘件。骨耜大部分取材於大型偶蹄哺乳動物的肩胛骨。骨耜使用時安裝豎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與骨耜的淺槽吻合,同時在上端綁定木柄,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在浙江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彌足珍貴的骨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令人稱奇的是在它上面還殘留著一圈當時纏縛的葛籐,以及嵌於其中的木片。由於長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損嚴重,特別是中間作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蝕破損尤甚。

  從國內外有關骨耜的考古發現來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製作最精,而且數量也最多,堪稱世界第一。

  稻穀和骨耜的發現,生動地告訴我們:當時先民們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種,就是用骨耜這種農具進行耕作。他們手執耒耜,開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他們還用動物肋骨製作了一大批勞動工具,如磨成鋸齒狀的骨鐮、中耕農具鶴頂鋤和穀物加工工具木杵等。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河姆渡人已經脫離了「刀耕火種」的落後狀態,發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產工具、普遍種植水稻的階段。農業已成為河姆渡人當時主要的生產活動,它的稻作農業耕作形態堪稱世界上最為先進發達的耜耕農業。

  但是,根據考古資料顯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產主要在湖濱的低窪地利用自然水源進行灌溉培育,農業的好壞完全取決於自然條件。風調雨順時收穫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澇或乾旱,很有可能就會顆粒無收。而河姆渡遺址背山面水、土地狹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災。據《河姆渡遺址考古發掘報告》描述,河姆渡遺址經常遭受水災,給水稻生產帶來嚴重威脅。因此,河姆渡人產生了原始的對太陽神的崇拜,實際上是祈盼農業豐收。河姆渡人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去精心製作「雙鳥朝陽」象牙雕刻蝶形器,正是把它作為太陽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

  世界最早的木槳

  2.

  河姆渡地處江南濱海平原,氣候溫暖,降水充沛。遺址周圍湖泊沼澤遍佈,河流縱橫交錯,有著遼闊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已有的考古發現及研究證實,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濱文化是長江下游南岸兩個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而又平行發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錢塘江水和波濤洶湧的杭州灣並沒有阻礙這兩支近鄰文化間的文化交流,而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的發明就成了他們交流的前提。

  在河姆渡遺址共出土了6支木質船槳和1只陶舟,槳柄和槳葉用同一塊原木削制而成,長63-92厘米,木柄上刻著各種斜線組成的圖案,精細美觀,槳葉呈柳葉狀,阻力很小,大小和形狀跟現代遊船的划槳很接近。7000年前的木槳,不但在我國是首次發現,而且在世界上也屬首例。

  同一遺址還出土了一隻陶舟。該舟長7.7厘米,高3厘米,寬2.8厘米。陶舟兩端有小孔,可以繫纜,全舟下半部的弧形,輪廓自然流暢,可以減少水的阻力。木槳和陶舟的出土,否定了國外一些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沒有獨木舟的觀點。雖然河姆渡尚未發現完整的獨木舟,但從遺址出土的獨木舟的遺骸、木槳,可推知河姆渡先民能夠製造出較為先進的獨木舟。

  3.古井的發明者

  考古學家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很多重要的古遺跡,而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構淺水井,距今已有5600餘年,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水井。

  這口井的井口為方形,邊長約2米。據考古學家的復原推測,水井遺跡的周圍都是黑色淤土層,井旁一角放置幾塊平整的大石塊,所以這口井是選擇了低窪處開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樁木,組成了一個方形的樁木牆,然後再將排樁內的泥土挖去。為了防止排樁向裡傾倒,再在排樁上部套一個方木框。排樁之上平臥十六根長圓木,很可能是構成井口井架或為了加固井口而設置的構件。井底距當時井口地表深約1.4米。考古學家還在水井外圍發現了一圈呈圓形分佈的柵欄樁,又在井內發現輻射狀的小長圓木構件和葦席殘片等,據此推測水井上當蓋有簡單的井亨。這個比較完整和高級的水井,是我國發現的屬於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農業定居的社會經濟生活是完全相應的。歷史傳說中的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就是這個時代的標誌。

  《周易》記載「木上有水,井」,千百年來人們百思不得解:井怎麼會是木上有水呢?正是這口方形木構井的發現,才使這千古之謎徹底揭開。也許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帶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澇常使水渾濁而不能飲用,木井的構築使先民飲到了潔淨的水。由此可見,古井是先人淨化水、講究飲水衛生的傑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國象形文字中還大致有跡象可錄。金文中的井字,有時也寫作「井」字,在井字中間增加了一點,井干是四面橫直相交之形,而中間的一點則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區別於捕獸用的陷阱之井。可見,象形文字也反映了歷史上事物的微妙差異。

  水井的發明,是人類與大自然鬥爭的一次重大勝利。自從發明水井以後,人們可以在遠離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開闢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戰勝乾旱的威脅,對於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無疑問,水井的發明在人類文明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原始社會的建築師

  河姆渡遺址河流沼澤密佈,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採用半地穴式建築解決居住問題,於是河姆渡人發揮聰明才智,開創了人類居住方式的驚人之舉——干欄式建築。

  干欄式建築是一種以樁木為基礎,構成高於地面的基座,再用樁柱綁紮立柱、架樑、蓋頂的半樓式建築,是巢居的繼承和發展。干欄式建築的功能十分強大,首先可以避免野獸的襲擊,一般性洪澇對其生命安全也不構成災害,另外還可以脫離潮濕的地面。「干欄式」建築是我國南方傳統木構建築的祖源,至今華南有些地區仍存在。

  發明和創造干欄式建築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經歷過好幾個階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樹上構巢,緊接著發展到在相鄰的三、四棵樹上架屋,直到最後才有了現在我們熟知的干欄式建築。

  河姆渡遺址木結構技術已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其干欄式房屋的建築工藝已經十分科學。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選擇上。根據河姆渡遺址第一次考古發掘的建築遺跡平面圖分析,3幢建築均呈西北——東南的走向。這樣建築的朝向與現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選擇有很大差別,對采光、通風、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很高,這種建築方式與其豐富的生產、生活經驗成反差。可經過仔細考證研究,卻發現,這種安排十分合理。

  當時的建築還未開窗,而門的位置與傣族的干欄式建築一樣是開在山牆面的,具有出入、通風、采光、排除煙塵的諸多功用。干欄式建築呈西北——東南走向,門的朝向向南偏東10度左右,這個朝向在江浙地區冬季日照時間最長而夏季最短,避開了夏季的炎熱,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時間。所以對長坡簷,無窗戶的干欄式建築,這個朝向選擇是非常符合實際的。迄今當地的建築仍繼承了這個合理的朝向選擇,門戶向南偏東5-10度是最好的朝向。當然這是通過實踐和生活積累得來的。

  干欄式帶來的建築困難比一般地面建築大得多。萬丈高樓平地起,建築能否成功,基礎是關鍵,干欄式建築顯得尤為重要。河姆渡的建築基礎樁木有圓樁、方樁、板樁之分,各種形式木樁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狀或刃狀,用打入法處理。接下去架設地梁。從上面基礎工程看,開工前需要對建築負荷有個計算,以決定用材的規格和數量。然後根據建築面積,室內分隔要求,在現場放樣。最後選擇座標,以保證木樁的平行垂直,保證下步的樑柱安裝工程。

  在河姆渡遺址干欄式建築遺跡中,最有影響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帶榫卯的木構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術,把我國應用榫印技術的歷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沒有金屬工具的生產條件下。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創造了多達十餘種形式的榫卯,令人驚歎不已。這種木結構建築設計之科學,規模之宏大,不僅為我國所罕見,也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的傑作,被考古學家稱之為7000年前的奇跡。

  河姆渡的建築師已經有了室內裝修的意識,居宅是人類生活、生產、社交的重要場所,也是裝修方面的重點。由於石質生產工具的制約,當時的地板比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從出土的「人」字形土塊看,室內坐臥處重要區域的地板曾經用泥土抹平,然後鋪上葦席,使得這些部位比較平整,容易打掃乾淨,有利於休息。此外根據建築學家分析,建築遺跡中顯露出當時室外留有1米多寬的走廊,從出土的直板欄干卯孔看,走廊外側還安裝著欄杆。

  在室內裝修中,他們還著意進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構件,馬鞍形五葉紋陶塊可能是室內懸掛於門框或中柱上的藝術品。居宅裝飾中最突出的是豎立於屋脊上的鳥形器,它們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製作,正面刻有鳥和太陽的紋飾,頂端兩旁有穿孔,用於穿引細繩把鳥形器與木棒綁紮起來,再把木棒綁紮在脊樑上。許多學者認為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鳥形器可以和銅屋模上的立鳥聯繫起來,反映古越人愛鳥、崇鳥的習俗。總之這些藝術品表現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裝修提高到了藝術的階段。

  由於干欄式建築適應江南地區多雨、潮濕的自然環境,還具有防蛇蟲猛獸和飼養家畜、堆放雜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歷數千年不衰。繼河姆渡遺址以後,考古工作者在江蘇吳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吳興錢山漾、廣東高要縣茅崗及湖北蘄春縣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橋等遺址中都發現干欄式建築的遺跡。干欄式建築直接啟示了樓閣的發明,並利用了下部空間,最終導致閣樓與二層樓房的形成。

  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處氏族聚落生活遺址,其發展的軌跡是兩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學家並沒有發現他們延續下來的證據,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種種猜測。

  1998年的一次洪災,給研究者帶來靈感。他們對河姆渡周邊地理環境作了長達3年的調查,發現幾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彎處,都有大洪水沖刷的痕跡。

  研究人員發現,河姆渡遺址地層的堆積表明河姆渡文化時期至少發生過兩次特大洪水。分別發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後。第二次洪水不僅淹沒了河姆渡人的家園,還使「工」字形高地被衝出一個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東流的劇變。

  於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開始遭受洪水的威脅,變成一片水鄉澤國,祖先賴以為生的水稻連遭淹沒,甚至顆粒無收。於是先人開始大規模遷徙,離開了生息兩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遷徙到哪裡去了?考古學家一直苦苦追尋,卻沒有答案。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考古學家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幾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對於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經復原測量鑒定,河姆人頭骨均為長顱類型,顱骨的高度大於寬度。鼻骨寬而且平,齒槽突頜,上齒槽弓狹長,缺乏顎圓枕和下頜圓枕。頭骨眉弓不特別粗壯,眉間不突出,鼻根凹淺平,眶角較鈍,顴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種形態特徵。根據兩個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脛骨長度推算,身高分別為162厘米、170厘米,均屬中等身材。

  復原後的河姆渡人與蒙古人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至今考古界也無法確定二者之間的關係。

  河姆渡文化遺址現狀

  河姆渡遺址蘊含著巨大的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被學術界公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國務院公佈河姆渡遺址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1986年開始,浙江省、寧波市和余姚市三級政府共同出資,實施河姆渡遺址的保護、建設工程。

  首先劃定遺址4萬平方米的保護範圍和3.5平方公里的建設控制地帶;搬遷疊壓在遺址上的全部農民住宅和3家鄉辦工廠企業;遷移渡口南岸的採石場等,避免遺址內人為的破壞。

  1991年,開始興建河姆渡遺址博物館,並於1993年5月12日落成開放,江澤民總書記親筆題寫了「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館名。博物館由文物陳列館和發掘現場館兩部分組成。文物陳列館緊鄰遺址西側,主體建築面積3200平方米,由6幢用連廊相接的建築構成。建築造型根據河姆渡7000年前干欄式建築風格而設計,象徵著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術,並配以土紅色波紋陶瓦,古樸而富有野趣。序廳高18米,屋面形似一隻展翅飛翔的大鳥,表現河姆渡先民崇鳥、愛鳥習俗,整座建築古樸、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遺址經過兩次局部發掘,已經開挖了2800平方米,僅佔全部面積的7%。目前,有關部門正準備對河姆渡遺址做第三次考古發掘,並在那裡再建一座發掘現場的紀念館和原始部落村。隨著遺址的進一步發掘,必將發現更加豐富的文化內容,也一定會有更多的驚世發現在等待著考古學家的發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遺址的發現,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近幾年來,己有二十多個國家、地區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官員前來考察。2001年經國家文物權威部門評選,河姆渡遺址被列入「中國二十世紀百項重大考古大發現」名單。   


太湖地區的文明紐帶——崧澤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崧澤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上海市青浦城區東4公里處

  發現及發掘時間:1957年發現,並陸續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第一次大規模發掘是在1961年,此後崧澤文化遺址的發掘一直有序進行。

  距今歷史:4900-5800年

  考古地位:是太湖地區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為聯接馬家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重要環節。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文化類型,它前承嘉興馬家濱文化,後接餘杭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區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環節。

  崧澤古文化遺址位於青浦城區東約四公里處,地勢低平,海拔僅3.03米。村北首有一土墩,高4米,長闊各90米,俗稱假山墩,相傳這裡為古代葬地。清光緒《青浦縣志》有「晉左將軍袁山崧墓在崧澤鎮後」的記載,正是這句記載,引領著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拉開了崧澤考古的序幕。

  考古發現過程

  中國的考古工作者歷來就有捧著史卷找遺址的作風,當年殷墟遺址就是這樣被發現的。上海的考古工作者也承襲了這一作風,當他們在《青浦縣志》上發現「晉左將軍袁山崧墓在崧澤鎮後」的記載後,憑著對古遺跡的敏感,開始把目光投向了崧澤這片神奇的土地。

  1957年,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在青浦縣進行考古調查,在假山墩採集到數片新石器時代夾砂紅陶和泥質灰陶片,這一發現引起了考古學家的注意。

  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飼養場的同志在村北農田發現了一些鹿角、陶片及石器,經上海文管會鑒定,為一處古文化遺址。1960年冬對假山墩遺址進行試掘,面積44平方米。在發掘的探方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包括一個灰坑和一座墓葬,以及大量夾砂紅陶、泥質紅陶和灰黑陶片。

  對假山墩遺址第一次有計劃的發掘是在1961年5月21日進行的。這次發掘揭露面積457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1974至1976年又進行了一次發掘,揭露面積202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時代墓葬46座。

  通過幾次發掘,考古學家對崧澤文化有了較深入的瞭解。崧澤文化的堆積層主要分上下兩層。上層為居住堆積層,出土的典型器物為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動物骨骼、植物種子等,為馬家濱文化晚期類型,距今約6000年。下層是一處墓地,隨葬器物少,一般只有1至3件。有的墓葬甚至沒有隨葬品。

  1982年,全國考古學家在杭州舉行中國考古學會年會,崧澤文化被認為是上海地區6000年前馬家濱文化的延伸,並下啟距今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同時,崧澤文化還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響,與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聯繫,因此考古界確定崧澤文化為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

  最能讓崧澤考古引起世人矚目的就是2004年「上海第一人」的出土。

  2004年2月到4月,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在對崧澤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時,首次發現了6000多年以前的建築遺跡,清理出7座墓葬,填補了上海地區這一時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就是在這些整理出來的墓葬中,「上海第一人」面世了。

  那是在3月31日的下午,考古隊隊員陳傑在清理探方,突然在土中顯露出人頭骨的一小部分,他立刻驚喜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考古隊負責人,當時就有人猜測這是上海最老的老祖宗,全場都跟著沸騰起來了。

  有了這個重大發現,考古清理的過程就停了下來,發現頭骨的地方被遮蓋保護起來。經過周密的安排,4月8日終於將頭骨全部清理了出來。出土時,頭骨的的上下頜牙齒看上去都是完好的,但由於歷史太久,上頜齒已經全部風化,出土後的頭骨已經沒有了上頜齒。

  在這次發掘中,還發現了比良渚文化早1000多年的祭壇,也是太湖地區最早的人工堆築祭壇。在祭壇北部分佈著同時期的建築遺址,形制較完整的有1座,房址平面呈圓形,外圈柱洞15個。房內地面硬實,面積約5.5平方米,據專家分析,這些房子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和祭壇密切相關的。

  同時出土的還有一批石器、骨器等。其中石斧雙面管鑽穿孔。過去一直認為管鑽穿孔技術出現在崧澤文化晚期,此斧的發現,將這一技術提前了1000多年。

  崧澤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繼浙江河姆渡和江蘇馬家濱之後,崧澤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尤其在玉器方面,顯示了長江下游地區玉文化發展的強勁勢頭。

  崧澤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並不多,品種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環、珠、墜等器形出現,器物也更加精緻。崧澤晚期出土了較大型的玉鐲、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這些玉器器形規整,器表光潔,打磨精緻,鑽孔熟練。在崧澤文化時期,女性佩帶這種玉璜和玉鐲成為一種風氣。

  崧澤玉器在產品造型上富於變化,如同一處出土的三件玉琀,樣式各不相同,一件是淡綠色,圓餅形,一側穿一個小孔;另一件同是淡綠色,卻做成了璧形;還有一件是墨綠色,雞心形,中間穿一個孔長達4.2厘米。崧澤遺址出土的玉璜數量較多,這些單璜被當作項飾,製作精細的玉璜受到社會重視並開始具有一定的禮儀性質。玉璜的使用者多為身份較高的權貴階層,為後世中國玉文化、「德佩」等觀念和習俗奠定了基礎。

  出土的陶器以灰黑色為主,基本上用泥條盤疊加輪修的方法製成。崧澤的陶鼎較具特色,器型以深腹釜形為主,也有少量罐形和盆形的。陶鼎多是扁鏟形或凹弧形。崧澤的陶豆大多為淺盆形,豆把的樣式很多,有高把的、低把的,還有是多節形。陶豆的紋飾主要是弦紋和圓形、三角形組成的鏤孔為主,也有再加壓劃紋和彩繪的。

  崧澤的陶器藝術品十分特別,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隻上有紅彩的陶塑小豬。這隻小豬圓咕隆咚,肥頭肥腦,雙眼鼓突,吻部前拱,腹圓鼓下墜,四腿短短,野豬的特徵幾乎蕩然無存,是一隻已被馴化、圈養的家豬。這只陶豬的出土,將人類馴化豬的歷史向前推到距今6000多年之前。家豬在原始人生活中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是人類肉食的重要來源,也是人們征服自然的象徵。憨態可掬的家豬具有一種古樸美,因而其形象常常出現在原始藝術中。

  出土的石器數量也比較多,其中石斧多為磨製石斧,斧身厚實,雙面管鑽對鑽穿孔,刃口鋒利。出土的石錛比較短小,並出現弧背。從出土的石器來看,崧澤時期已經出現了管鑽穿孔技術,這一技術在良渚文化時得到了普遍應用。

  在崧澤古文化遺址的上層還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瓷器,它色彩青綠、敞口坦腹,內壁佈滿旋紋的瓷器,反映出我國當時的勞動人民對瓷器的製造已有了相當高的水平。

  崧澤遺址共發現136座墓葬。葬式是將人體平放在地上,堆土掩埋,一般都是頭向東南,仰身直肢。在身體周圍擺放著隨葬品,主要是生前使用的石器和陶器。另外,也有些口內放有玉琀,頸部佩帶玉璜,手臂上有玉鐲,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貧富分化。崧澤人的墓葬方式與北方黃河流域挖土坑埋葬的習俗有明顯不同,葬式包括直肢葬、俯身葬。在崧澤遺址還發現了祭壇遺跡,祭壇形狀是東西窄、南北寬,現存面積超過230平方米,這是太湖地區最早的人工堆築的祭壇。

  崧澤人生活復原圖

  5000年前的崧澤地處海濱,東臨大海,西和南是丘陵山地,大部為沼澤地帶,自然環境有利於早期崧澤人的定居生活。崧澤人的茅舍村落聚集在較為高爽的高阜處,在村落周圍,人們已經墾植了小塊水稻田。崧澤文化延續約900年,是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要生產的原始文化。

  水稻是崧澤人主要種植的作物。人們將居住地周圍的小塊田地平整為栽植水稻的田塊,經過長期的培植已有兩種不同的稻種,即粳稻和秈稻,並能按照不同生長期分別栽種。崧澤人已經製造各種生產工具,包括收穫後或播種前用來鋤耕整地用的石錛、石斧,以及脫粒和去穀殼時使用的石塊或陶拍。崧澤人還發明了我國最早的石犁。

  崧澤人對生產、生活用具的改革創新,成效顯著,標誌著崧澤農業率先進入犁耕階段。石犁的出現說明崧澤文化農業生產水平比馬家濱文化進步,而石犁到後來成為良渚文化的主要農業生產工具。

  崧澤人製作石器的石料來源於崧澤附近幾公里至數十公里的範圍內,以火山噴發形成的沉凝灰巖類為主。這種沉凝灰巖質地緻密、堅硬,崧澤人經過打制、切割、磨製、鑽孔等多道工序把它們製作成斧、錛、鑿、鏃等多種石器。崧澤人也較多地使用骨質生產工具,用動物的肢骨、獠牙劈、削、磨製成器,用於射獵、切割、縫紉等生產活動

  這個時期,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陶器製作技術大幅度提高,崧澤人掌握了慢輪修整技術,並趨向專業化。陶器造型多樣,樸素美觀,紋飾主要採用壓劃和鏤刻的方式。崧澤陶器代表了我國新石器時代一種成熟且極具特色的制陶工藝水平,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審美情趣。

  漁獵也是崧澤文化時期人類的生產活動之一。崧澤人附近的水域中有魚、蝦、龜、鱉等水產食品,人們就在紡輪中間插上樹枝木桿,用植物纖維或動物毛捻線結網漁獵。大型動物水牛等棲息水邊,有時也會被崧澤人多所獵食。

  在湖沼的周圍或沿海的土地上,生長著茂密的蘆葦、雜草,湖沼間土崗上生長著桑、柳、榆等樹木,野禽、獐、四不像等棲居奔竄其間,他們是冬季草枯時崧澤人主要的獵食對象。稍遠處林邊草地梅花鹿成群,平時崧澤人就對這些動物進行大規模的獵殺。不過,危險也時時不在威脅著崧澤人,在常綠闊葉和落葉闊葉樹木混交的林間,時常有等待覓食的老虎等猛獸,所以崧澤人仍需群居生活,共同對抗來自各個方面的危險。

  崧澤文化遺址現狀

  崧澤文化作為太湖地區典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聯接馬家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重要環節,具有重大的學術研究意義。1959年崧澤村古文化遺址列為青浦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青浦博物館建於1958年10月,博物館佔地積22.4畝,建築面積9000平方米。博物館展廳的陳列面積為3000餘平方米,是一個現代化的綜合性歷史博物館。崧澤文化作為「上海古代文明之源」,出土的文物都陳列在這裡,並建立完善了青浦區文物庫房的保管制度,有效地保護了出土文物。

  青浦縣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建立了文物保護網絡,發展到目前已形成三級保護組織,現全區設有11個文物保護小組、54名文物保護員,負責日常保護監管責任。

  2003年,經上海市發展計劃委員會批准立項,崧澤遺址博物館著手籌建。崧澤遺址博物館是上海市重要文化建設項目。博物館就建於遺址原址上,項目佔地33畝,北起滬青平公路,南至崧澤小學,東至距油墩港120米處的村民住宅,西到油墩港,共分北陳列區和南遺址兩大部分,建築面積約1500平方米。項目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青浦區人民政府共同籌資建設。   


玉器文化的顛峰——良渚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良渚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浙江省餘杭區良渚、安溪、瓶窯三鎮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36年,並於同年進行發掘,此後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發掘。

  距今歷史:4200-5300年

  考古地位: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為研究長江下游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良渚文化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繼承崧澤文化發展而來,但是去向不明,與後來的吳越文化之間有一段認識上的空白,目前學術界尚有爭議。

  60多年前,浙江省杭州灣的一個小鎮——良渚,引起世人矚目。一個曾經燦爛輝煌千年的遠古文化,一個消失了數千年而無任何歷史記載的遠古文化,由中國考古學家的雙手發掘出來了,這就是當今享譽中外的良渚文化。

  考古發現過程

  「良渚」在宋代被稱作「梁渚裡」,到了清代,才改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則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樣,是一個「美麗的小洲」。

  清末之際,良渚及周邊地區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廣泛流傳。到了民國時期,良渚一帶的農民為利所驅,盜挖古玉成風,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民間。正是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來幾位學者,為良渚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作出了嘗試。其中,復旦大學的何天行在良渚採集和購買了很多陶器和石器,並於1937年4月出版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先河。

  但何天行等人的發現都是零星的採集品,而且數量很少,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其成就與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學田野發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施昕更是浙江餘杭鎮人,是西湖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是他真正把良渚文化展現在了世人面前。

  施昕更從小生長在良渚,對當地農民的「盜玉」、「掘玉」有深刻印象,於是產生了回老家調查的想法。

  1936年6月,施昕更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調查,但毫無收穫。一個月後,施昕更再回良渚進行調查。6月的野外考古十分艱苦,由於疲勞過度施昕更幾次暈倒,幸好被村民發現及時送回家裡。施昕更並沒有因此放棄調查工作,病好後又回到鄉間田野,尋找先民蹤跡。

  正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1936年的11月3日的下午,施昕更在朱村兜附近發現了幾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的發現讓施昕更興奮了很久,這說明良渚地區的確埋有重要的文化遺藏。

  1936年12月,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遺址的首次發掘,也是江南地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對良渚的發掘陸續進行了3次,積聚了一批實物資料,但當時的施昕更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獨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為龍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發掘報告《良渚》出版了,年輕的施昕更作為良渚文化研究的開拓者留在了良渚的史冊上。

  《良渚》的發表,使這個美麗的名字進入了中國學術界的視野,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關注起良渚,對良渚文化遺址的發掘也逐漸展開。尤其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環太湖的考古工作陸續展開,良渚遺址像雨後春筍般鑽出地面,它豐富的遺址內涵和文物,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陣良渚風。

  1959年12月,考古界專家夏鼐先生在長江文物考古隊隊長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從那時候開始在學界得到了公認。經測定,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到5000年。

  60年代後期開始,太湖地區變得沉寂了,直到1973年夏天,蘇州附近一個叫草鞋山的遺址重新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草鞋山位於唯亭鎮陽澄湖南岸,發現於1956年。當地磚瓦廠在取土時發現了珍貴的玉琮和玉璧,立刻報告給上級文物部門。江蘇省文物部門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刻來這裡進行了文物普查,並確認這裡是一處良渚文化遺址。

  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對草鞋山遺址組織了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面積550平方米,直到第二年初結束。這次發掘初步弄清了草鞋山疊壓文化層的關係,發現墓葬70座,出土了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錛、玉璜、玉墜飾以及各種陶器。

  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再次來到草鞋山進行發掘,當地政府又調派了六七十位農民參加發掘。他們白天在工地發掘,晚上開會討論,學員們夜晚和雨天聽課記筆記,偶爾還有假日,生活緊張而又富於情趣。

  6月下旬,各個探方已經發掘到水位以下,為了排除積水,不時要開溝挖坑,工地上多次發生塌方。6月26號中午,位於最高處的一個探方再次發生塌方,在清理過程中,竟然在土堆裡斜躺著一件六節玉琮,大家立即興奮起來,反覆在附近尋找新的線索。

  7月1日,是個難得的好天氣。開工後一個小時,重大的收穫就接踵而來。當考古隊員們看到大件玉璧、玉琮與帶蓋的大陶鼎、細刻花紋的貫耳壺躺在一起時,高興得跳了起來,一個良渚大墓漸漸展現在他們面前。這個墓葬內涵豐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璧、琮、斧、鉞等玉器,對於研究良渚文化的內涵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20世紀70年代,餘杭縣長命鄉的一個農民在農田翻地時,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經過文物部門鑒定,這個農民挖出來的古玉,是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員沿著這個線索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叫反山的地方。說它是山,不過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個大土堆,可經過勘察發現,這個土堆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築的熟土堆。考古人員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1986年是良渚遺址發現50週年,就是在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組成的挖掘小組進入反山工地進行發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隊員們不得不暫停工作,結果這場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終於雨過天晴,考古隊再次回到墓坑邊上進行清理工作,重大發現從這一天開始接連出現。一名考古隊員在坑下清理墓葬時,突然在泥土中發現了一個帶有溫潤光澤的綠色器物,全場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過去。隨著工作人員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漸漸出現在人們面前,而且還是一件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琮中,像這麼大、這麼精美的玉琮從沒有見過,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緊接著,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這個玉琮重達6.5公斤,被稱為玉琮王。這個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別豐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這些玉器從頭到腳圍繞著墓主人,擺放十分講究,似乎在表達著某種信仰和理念。

  反山遺址的發掘收穫頗豐,共發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組)的隨葬品,特別是一大批精美絕倫的玉器,完全超過了以往發現的規格。甚至有專家推測,反山是一處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來的十年裡,常州、蘇州、上海一帶,一座座「山」、「墩」被發現,原來它們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個個大墓打開了,同樣的玉器,甚至更加精緻、數量更多。不僅僅是這些精緻的手工藝品令人矚目,隨著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的工作,考古學家們發現,原來有些「山」是人工堆築起來的,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驚。

  以今天的建築技術,要堆築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時日,在幾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費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築起這樣的「山」,由此可以推斷,這時的良渚社會已經有了強大而集中的權力。

  1987年的春天,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考古學家們發掘了與反山遺址僅僅相距5公里的瑤山遺址。在這裡發現的是一處良渚文化的祭壇遺跡和11座墓葬。祭壇檯面平緩,構築規整,發現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壇上,分成東西向的南北兩排,排列十分整齊。這個祭壇墓地的時代與反山大致相當,出土物品的規格也與反山類似。反山和瑤山的發現令良渚文化成為了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對象。

  也許是歷史特別垂青於良渚故地的人們,到了20世紀90年代前後,良渚文化研究進入了高潮。繼浙江反山、瑤山等遺址發現後,上海福泉山、江蘇花廳、趙陵山等遺址也先後發掘,重大的發現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在海內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熱,至今方興未艾。

  90年代末,江陰高城墩良渚文化遺址發掘,出土了一批墓葬與數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考古專家學者紛至沓來,並根據出土文物推定江陰在良渚時代是江蘇省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

  隨著一系列的發現,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5000年前的太湖地區,著名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遺址群考察時,曾經感慨的稱其為「古杭州」。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良渚,這個美麗又充滿神秘氣息的名字,曾經在5000年前創造了一段令人驚歎的古代文化,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豐富,製作技藝精湛,是我國文化中的瑰寶。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種類。玉琮是一種內圓外方的筒形玉器,為我國古代重要禮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發達,出土與傳世的數量很多。玉琮的玉材為江浙一帶的透閃石質玉石,質地不純,以青色居多,部分黃色,土浸後呈霧狀乳白色。少數玉琮也呈圓筒狀,多製成規整的內圓外方形。琮體切割規整,中孔為管鑽對穿而成,中接處常留有兩層。

  良渚玉琮的形體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紋飾十分特別,多為獸面紋。紋飾以四角線為中心,分成四組,隨著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紋飾分組飾於琮上。部分玉琮在主體獸面紋外,還用細陰紋刻細「神人」圖形和雲雷紋。反山遺址出土的神獸紋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節,為現今所見最大的玉琮,被稱為琮王。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較大,一般直徑在1尺左右,製作不夠規整,璧體往往厚薄不勻,有的表面留有鋸痕。玉璧的特徵是外緣薄,內緣厚,中央孔徑較小。打孔有對鑽、單面鑽兩種。玉璧大多素面無紋,打磨較光亮。

  良渚玉鉞也很負盛名,目前所見最大的玉鉞,也是唯一一個有紋飾的玉鉞就是在良渚出土的。這件玉鉞於1986年6月在反山遺址被發現,整個玉鉞全部用采自同一塊白色帶紫赫斑的軟玉製成,玉外觀形體為扁平狀,呈「鳳」字形。兩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淺浮雕加陰文細刻琢成神人獸面圖像,下角均有鳥紋,其紋樣均與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鉞的表面拋光精緻,光潔閃亮。良渚文化玉鉞上雕琢的文飾,僅此一件,為同類器物中罕見的精品。

  良渚人製作玉器的工藝十分發達,玉器的加工是一個複雜而多工序的勞動過程,因此,玉器是手工業專門化以後的產物。良渚時期的玉器製作者必須從事單一的玉器加工製作,其生活資料則需要廣大社會群體為其提供。同時,玉器器形比較規範,圖案花紋雕琢規範,體現其製作過程中腦力勞動成分的增加,出現相對獨立於簡單體力勞動的趨勢,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差別已經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紋飾十分精細。在良渚遺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論是玉璧、玉琮,還是玉鉞,都雕有一個神秘的圖案,即神徽圖案。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應該與良渚人的祭祀活動相關。

  在近幾年的考古發掘中,多次發現了良渚文化的祭壇。祭壇是用來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發現的大量墓葬可見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據推測,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師。巫師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徵,他們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行使著至高無上的權利。在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劃著「神徽」和獸面紋。

  對於「神徽」圖案,研究者在識讀時將它分作上、下兩部分,上部是帶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則是獸形,具體講多認其為虎形。這一圖案被認為具有鮮明的宗教象徵性,表現了一個巫師騎著虎在天上飛行的樣子,也就是所謂「御虎躋」的寫照。虎是巫師通天的坐騎,圖案兩邊的鳥紋常常被認為是助巫師升天的夥伴。有研究者認為,這一圖案的象徵意義說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種「薩滿崇拜」的巫術信仰,而這一信仰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於墓葬,從不同墓葬出土數量的不同,可以看出當時的的良渚已經出現了私有制,貧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貴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種類達20餘種,主要有琮、璧、鉞、錐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紡輪、圓牌飾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圍的小墓中,隨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單件錐形器等,幾乎沒有貴族墓中所見的其他玉器種類。這些差別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製度的等級差別,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會形態已經發生變革,以用玉製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係。良渚文化的用玉製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係。以用玉製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良渚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種適應江南水田耕作條件的特定農具,其前鋒有尖角,兩腰微微弧出,中心帶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連續翻土,與以往的農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進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還發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鐮等分工極細的農具。良渚人採用斜把破土器、石犁開墾土地,撒上種子,然後用石耘田器除草,稻穀成熟後,再用石鐮收割。從這些出土的農用工具來看,良渚文化時期的農業已經十分發達。

  良渚文化之謎

  隨著考古發現的深入,一個問題明確地擺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對於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後神秘失蹤;還有學者認為是當時的特大洪災使良渚人舉族皆滅;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遷移學說。

  一部分考古學家認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長江流域發生了持續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災難,良渚文化的種種設施頃刻間便被摧滅了,良渚人失去了繼續生存的外部條件,於是舉族向山東遷移。

  黃帝、炎帝的擴張打破了良渚人的寧靜,被後代稱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與進入山東的炎帝發生了戰爭,並將炎帝打得一敗塗地。黃帝也隨後與良渚人發生了戰爭,良渚人起初連連告捷,但最終,黃帝聯絡了商人將蚩尤徹底打敗。

  這個在古籍中出現的「傳說」近年來屢屢被考古資料所證實,良渚文化對中原文化的諸多影響似乎也可以從這種推測中得到解釋。

  在良渚發掘出來的玉器上,有一個神秘圖案反覆出現,形態像一尊英武的戰神。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歷史了?神秘的「戰神」圖案又隱含著什麼深意?

  考古學家開始實地調查,隨著研究的深入,「戰神」圖案之謎漸漸破解。玉器上威風凜凜的「戰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傳說中的蚩尤。蚩尤出現在距今四五千年的傳說中,他可能是「良渚」這個地方的戰鬥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遺址中出土的石鉞非常發達,手執石鉞的人往往是軍事領袖,這說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權威,喜歡戰鬥。傳說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領叫九黎的大部落聯盟,這個部族的分佈範圍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強悍的良渚人應該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們信奉鳥、獸,因而有了鳥、獸圖騰。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圖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鳥、獸,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種圖騰。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聯盟。

  良渚玉器的製作工藝也十分令考古學家不解。良渚玉器製作工藝十分複雜,包括切割、鑽孔、刻紋與打磨,玉是堅硬緻密的物質,製作玉器必須採用琢磨技術,但一般認為良渚時期冶煉技術尚未出現,因而製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們無盡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國專家曾斷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經過我國考古專家不懈的探索與考古資料的不斷完善,近年來一些有關良渚玉器製作方法的推測不斷湧現。但令專家們無法解釋的是,他們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製作方法多次試驗,但仍無法完成極少量相同於良渚玉器的製作。專家推測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須要用金屬作為鑽器高速旋轉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說,良渚時期已經有了冶煉技術,後來隨著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而失傳,但這種假說找不到任何實物依據。良渚玉器到底是如何製成?只有等待著發掘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來考證。

  良渚文化遺址現狀

  良渚文化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被國家文物局列為全國大遺址保護項目,浙江省政府將其列為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內容,並將「良渚遺址保護與開發」列入城市建設十大工程。

  1994年,由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館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館落成開放。博物館佔地12.88畝,建築面積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氣息與現代建築的恢宏氣勢。主樓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館內設一個序廳三個展廳,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餘件(組),是唯一的一座良渚文化專題博物館。良渚文化博物館現已被列為餘杭市、杭州市和浙江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並被十多個中小學校列為德育教育基地。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佈了《良渚遺址群保護規劃》,將良渚遺址的保護納入法制化道路。由於104國道穿過良渚遺址,對遺址環境造成了不良影響,1997年,浙江省交通廳決定將國道南移,繞開良渚遺址區,並於1999年2月23日竣工。

  由於良渚遺址分佈面積近40平方公里,面大點多、遺存密集而有規律,良渚遺址的保護仍是個難題。良渚、瓶窯地處經濟快速發展地帶,要使遺址在城市發展進程中不受破壞,更是一項極為困難而艱巨的任務。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劃定良渚、瓶窯兩鎮242平方公里區域為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確立了「以保護為目的,以開發為手段,以適度開發實現真正保護」的工作思路,標誌著一種全新的保護模式進入實踐,由此拉開了良渚遺址保護嶄新的一頁。

  良渚遺址區北側的天目山餘脈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石材,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石礦開採業在當地興盛。為了保護良渚遺址,2000年10月,瑤山遺址附近的6家石礦首先完成關停,至2002年10月底,遺址區附近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礦安溪石料一廠完成關停。

  隨著反山、瑤山、匯觀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學術界對良渚文化和良渚遺址的認識不斷深入,為了更好地凸顯良渚遺址的地位和價值,浙江省將良渚國家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上日程。目前,遺址公園已進入規劃階段,擬建的良渚國家遺址公園將有機連接莫角山、反山、匯觀山、瑤山、塘山等著名良渚文化遺址,通過遺址現場的剖面展示、復原展示等形式,形成一個點線面結合的大眾化的良渚文化認知體系。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三星堆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三星堆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廣漢城西鴨子河畔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29年,首次發掘於1934年,此後對三星堆文化遺址的發掘研究持續數十年。

  距今歷史:2800-4800年

  考古地位:三星堆文化遺址曾為古蜀國都邑所在地,出土的大量器物為研究古蜀歷史及古代祭祀提供了大量資料,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跡」。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該遺址發源及後繼文化不明朗,文化延續時間近2000年,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發展至商末周初,是古蜀王國統治和宗教祭祀活動的中心。

  歷史悠久的三星堆遺址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城西南興鎮,遺址分佈範圍達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遺址是四川境內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純屬偶然,但對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研究卻數十年持續不斷,也給人們留下一串串難解的千古之謎。

  考古及發現過程

  三星堆位於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沖積扇上,北臨沱江支流湔江,當地人俗稱其為鴨子河。傳說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湔江邊上,就成了平原上的三座黃土堆。這三座黃土堆猶如一條直線上分佈的三顆金星,故稱三星堆。與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處弧形台地月亮灣,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就從這裡開始。

  1929年早春的一個下午,農民燕青寶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結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趕緊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燕道誠。第二天,燕道誠率領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來,拿到房中清點。共有璧、璋、釧、珠、刀、斧及玉料共幾百件。在坑底還有一個用石板蓋著的小石槽,裡面裝著五個玉琮。就這樣,燕道誠家一次偶然的勞作,拉開了隱藏在歷史舞台深處的古蜀王國的帷幕。

  燕道誠知道這是一批古物,但家裡有吃有穿,也沒有想到拿去變賣。倒是一些朋友,到鄉下他家做客時,他會拿出來,讓大家鑒賞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開口索要,他也會很大方地饋贈幾件。

  轉眼四年過去了,直到燕道誠將一件玉琮送給當地駐軍的團長,才引起了古董商們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搶手貨。燕家挖到寶貝的消息迅速傳開了。

  很快,消息就傳到了華西大學,美國人葛維漢當時正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當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幾件玉器後,一個強烈的預感產生了:月亮灣一帶是一處重要的古文化遺產。

  1934年的春天,葛維漢組建起了一支考古發掘隊,在軍隊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發掘開始了。這次發掘地點位於燕道誠家院子旁,在長12米的探溝內,他們發現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殘片,共計600餘件。但是這一次他們和僅僅600米外的三星堆遺址擦肩而過。雖然這次發掘並沒有找到三星堆,卻由此拉開了對三星堆長達半個世紀的發掘研究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考古學家數次來到三星堆、月亮灣一帶進行考古調查,並認為三星堆一帶存在著古文化遺產。但由於種種原因發掘工作遲遲沒有提上日程。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灣一帶搭建起了大型的磚瓦工廠,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遺址遭受破壞。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開始了面積為1200平方米的搶救性發掘。

  經過一年發掘,共出土陶、石器數百件,並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個、墓葬4處。這是一次真正科學的發掘,儘管沒有發現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遺跡足以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兩年後,國家文物局決定對三星堆撥專款專項考古發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儘管斷斷續續,但是一直沒有放棄。

  1986年,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陳德安、陳顯丹帶領下對三星堆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工作,發掘採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將殘存的三星堆進行了大面積揭露,發掘總面積達到1300多平方。共發現9座房基、101個灰坑、10萬多塊陶片和500餘件銅、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鳥頭陶勺柄製作十分精美。這些出土的文物既有與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顯的地方文化風格,它濃郁的地方風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線索。考古發掘在臨近夏天的時候暫時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隊員們撤回成都休整。

  好像上天專門與考古工作者開玩笑,考古隊離開沒幾天,三星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發現終於在人們的期盼中出現了,而首先見證這一重大發現的不是考古隊員,而是磚瓦廠的工人。

  7月18日,磚瓦廠工人楊遠洪、劉光才正挖土方時,只聽得「砰」的一聲脆響,撿起來一看,原來是一根長40厘米的玉器。考古隊隊長陳德安聞訊趕到現場,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斷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內心又有著抑制不住的興奮,他有一個強烈的預感,一個期盼多年的夙願,一個震驚世界的發現馬上就要誕生了。於是當機立斷,立即指揮封閉現場,一邊報告省文管會,一邊簡單部署之後,迅速召集考古隊員進行緊急搶救性發掘。

  考古隊員們連續奮戰了七天七夜,重大發現由此開始接連不斷,共發現兩座商代大型祭祀坑,坑內出土的文物大多帶有象徵意義,被賦予了較多的神秘色彩。這些文物包括雕有人和動物圖案的純金卷包的金杖,還有與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銅頭像和黃金面罩、青銅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銅和玉製禮器。

  考古工作者根據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很快推斷出這兩個坑的年代分別為公元前14世紀和公元前11世紀左右。

  這次發掘發現的文物震驚了世界。英國《獨立報》撰文說三星堆的發現比有名的中國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奇怪的是,這些器物或被損毀或被火燒過,並有許多牛、羊、蚌殼以及人骨渣。從燒得發白的骨渣情況來看,這些動物經過了放血的過程。也許,這些跡象和當時人們的宗教祭祀禮儀是有關係的。

  1989年,四川考古部門對三星堆進行解剖,證明三星堆是由人工夯築而成;1990年,發掘東城牆局部並獲確認,同時發現3000多年前的土坯磚;1992年,試掘西城牆並獲確認;1994年,發現並發掘南城牆。至此,確證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東、西、南被三面城牆包圍,北以鴨子河為天然屏障,其面積超過3平方公里,這樣大的古城在中國同時期文化中也是罕見的。

  三堆土實際是這個千年古都的南城牆,城牆上有兩個缺口,因年代久遠,城牆坍塌剝蝕而成。三星堆的實體已在七八十年代燒磚瓦的熱潮中夷為平地。而僅存的半個堆也是在1986年磚廠取土中發現兩個祭祀後停止挖土才保存下來。

  考古發掘還顯示出,在三星堆城牆兩側分佈有密集的居住遺址,在遺址群中也發現有眾多的房屋建築基址,表明這裡曾長期有大量先民居住。這些房屋建築具有比較濃郁的古蜀地域特色,顯示了當時建築技術的發達。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說明,這裡作為古蜀時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當長的繁榮昌盛的社會生活,後來由於某種我們尚不清楚的變故,致使這段輝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沒。

  經考古發掘證實,三星堆遺址文化距今2800-4800年,延續時間近2000年,該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發展至商末周初,曾為古蜀國都邑所在地,其影響之大、價值之高,堪稱世界文化遺產。

  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種類繁多,其中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造像十分珍貴。這些青銅造像鑄造精美,形態各異,按其造型,可以劃分為青銅人像、青銅人頭像、青銅人面像、青銅獸面像以及眾多的青銅鑄造的飛禽走獸。

  二號坑出土的大型青銅立人像,通高2.6米,重達180公斤,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銅造像,該銅像採用分段澆鑄法嵌鑄而成,身體中空,分人像和底座兩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頭戴華美的冠冕,上有太陽圖案,身著龍紋左衽長襟衣,佩戴方格紋帶飾,粗眉大眼,雙手誇張地抱握成環狀,腳戴足鐲,赤足站立在雙層方座之上。給人以高貴雍容、生動精美之感,特別是炯炯的大眼和堅毅的闊嘴顯得氣質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響的身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觀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雙手大得出奇,顯然是做了故意的誇張放大,雙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應當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測,已經遺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雙手所執何物,費人猜思。一般認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於一體的最具權威性的領袖,是神權與王權最高權力的象徵。

  在一號祭祀坑還出土了一根精緻的金杖,金杖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系用純金箔包捲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長達46厘米的精美紋飾圖案,平雕的人面、鳥、魚等圖案,十分精細。對於整個圖案的內涵,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有認為是魚鳧氏的遺存,有認為描述的是魚鳧族敗亡的故事,還有認為魚、鳥即鱉靈與杜宇的象徵等。關於金杖的性質,也有各種推測,有認為是權杖,是由最高統治者執掌的王權和神權的象徵,還有認為是巫祝之類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認為金杖就是權杖。金杖上的圖案內涵,既有族屬意識的象徵含義,也有對當時蜀人社會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審美觀念的綜合反映。其畫面內容顯然與當時古蜀王國盛行的太陽神話和漁獵活動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器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種類多樣。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遺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於禮儀和宗教祭祀活動之中,這一點具體形象地表現在祭山圖和執璋人像上面。

  在二號祭祀坑出土的一件邊璋的器身上,兩麵線刻有兩幅「祭山圖」,每幅分上下兩組,每組圖最下面一層為兩座神山,山腰兩側各插一璋。此璋為牙璋,它被單獨放置於祭祀場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鮮明的祭祀性質。三星堆遺址採集的一件跪祭小銅人像,雙手捧著一隻「牙璋」,器形與「祭山圖」上的璋大體相同。這兩件圖像說明三星堆時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進行祭祀活動的。

  三星堆古城內外有許多製作玉石器並遺存下來大量半成品的遺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當地製作的,玉料來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區為主,也有一些來自遠方的玉料,已經出現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玉器加工業。三星堆遺址的不同地點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玉石製作地。根據玉器的質地和玉料的狀態分析,這些玉器原料主要來自距三星堆遺址不遠的西部山區。根據三星堆玉石器的數量、品種、使用範圍、加工技術、原料產地等情況綜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業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

  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中還有大量的海貝,共包括四種類別。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最早的貨幣也是海貝,其使用單位為「朋」。三星堆遺址出土海貝「數以千計」,其種類則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漢雲南各地的用貝品種。三星堆雖處內陸盆地,但在商代,與中原有東北商道相通,與雲南有西南商道相連,因而三星堆海貝極有可能是通過這兩條商道引入海貝的。引入地區包括台灣、海南島、南沙群島在內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客商帶來了作為商品與貨幣的海貝,並影響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貝作為商品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貨幣。

  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三星堆驚人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兩個祭祀坑的相繼發掘,終於揭開了千百年來籠罩在古蜀歷史上的神秘面紗,使我們看到了湮沒達數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國的真實面目,展現了遠在4000年以前的三星堆人的雄偉神聖的祭祀文化。

  1.神樹崇拜

  對「樹」的崇拜,在三星堆時期表現得極為生動而具體。大約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們進行了一項偉大的工程,複雜的項目中包括製造許多顆青銅樹,耗資之大足以傷及國力。三星堆的人們相信他們祭祀的場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當神聖的樹木聳立起來的時候,膜拜的人們實現了天與地的溝通。

  目前在祭祀坑中發現的6株青銅神樹,神樹形態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總體上均呈現為下端有雲山狀基座、主幹挺拔直達樹巔、9條樹枝分成3層彎曲下垂,樹上有立鳥、飛龍、仙果、光環、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特殊的社會意義。

  最高的一株約4米,三道如同根狀的斜撐扶持著樹幹的底部。樹幹筆直,套有三層樹枝,每一層三根枝條,全樹共有九根樹枝。所有的樹枝都柔和下垂。枝條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鏤空花紋的小圓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隻昂首翹尾的小鳥;枝頭有包裹在一長一短兩個鏤空樹葉內的尖桃形果實。在每層三根枝條中,都有一根分出兩條長枝。在樹幹的一側有四個橫向的短梁,將一條身體倒垂的龍固定在樹幹上。

  三星堆的二號銅樹僅保留著下半段,整體形態不明,下面為一圓盤底座。三條象徵樹根的斜撐之間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雙手前伸,似乎原先拿著什麼東西。能夠復原的樹幹每層伸出三根樹枝。它的枝頭有一長一短葉片包裹的花蕾,其後套有小圓圈,與一號大銅樹基本相同;但枝條的主體外張並且上翹,鳥歇息在枝頭花蕾的葉片上,這卻不同於一號大銅樹。

  這兩顆大銅樹體量巨大,尤其是一號大銅樹上還有龍盤繞,它們應當不是普通的樹木,而是具有某種神性的神樹。現在的疑問是,如此巨大的青銅神樹會由於重心的上移而傾斜,青銅神樹如果全部按原型組裝豎立起來,原來的三足底座根本無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測這棵青銅神樹應該是為一次大型祭祀而臨時鑄成,而不是作為長期陳列而設置的。

  用青銅鑄造許多顆帶有神意的樹木在當時是要下很大的決心的,因為那是一項十分龐大複雜的製造過程。

  從青銅神樹的鑄造過程來看,三星堆的工匠們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手段,目的彷彿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禮器。但是,當時的工匠們在製造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後即將被焚燒、損毀和掩埋嗎?如果知道,卻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於對任何一個細節都孜孜不倦?

  也許,神樹的製造者認為「製造和完成」並不是最終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終極儀式「徹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三星堆神樹群體造型之優美、內涵之豐富、體態之碩大、時代之久遠,大大超過各地發現的表現樹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時期古蜀國的原始宗教體系中,它可能處於連接人與神、天與地的中心環節,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充分體現了古蜀的神樹崇拜和太陽崇拜觀念。

  2.太陽及鳥類崇拜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陽的特徵直接表現在青銅器物上。三星堆二號器物坑中,有一種類似車輪的圓形銅器。輪形銅器是象徵著太陽的太陽輪。英國學者羅森認為,輪形器是常設在神廟中的神器,或者是用於某種祭祀儀式,釘掛在某種物體上,作為太陽的象徵接受人們的頂禮膜拜。

  而對太陽最敏感的莫過於鳥禽類,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銅神樹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銅鳥。這些鳥好像是依照統一的規格鑄造出來的,表明它們擔負的是同一個明確的使命。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記述了十個太陽都由鳥來背負著上升或下沉。不過,三星堆一號神樹上的鳥卻為九隻。另外一隻哪去了呢?日本學者布川寬先生結合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內容認為,根據太陽的運行規則,值班的太陽已經出發,所以扶桑上只有九個太陽,樹木頂上就沒有了那一隻鳥。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林巳乃夫通過觀察青銅神樹的枝葉與鳥,聯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為璋的器物。並認為璋的功能與背負太陽的鳥之間有一個隱秘的關係。

  這件璋的頂部雕出了一隻鳥,其形態好像是棲息在璋的窪刃上。林巳乃夫認為,在三星堆,作為太陽之神的鳥相互交替,每天有一隻繞天巡行,而璋則是它們停歇的樹木。觀察二號坑出土的小銅人捧璋而跪的姿態,恐怕就是呼籲光明與火的太陽神讓自己在此棲息,並祈願太陽神的賜福。

  三星堆人相信他們的圖騰祖先與鳥有關,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銅獸面具,五官非常特殊,兩隻凸顯的眼睛直徑13.5厘米,長度達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稱其為凸目面像。有學者認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鳥的形象。縱目面具實際上是人鳥合體的一種正式表現形式。古蜀國的第二代王叫魚鳧。鳧就是鳥,具體指的是水上的魚鷹。古人相信,人和圖騰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三星堆遺址和古蜀文明的關係

  古文獻記載中的古蜀歷史,從蜀山氏、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到杜宇、鱉靈,都顯示出比較濃郁的神話傳說色彩,特別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歷史,更是籠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霧之中。李白在《蜀道難》中說:「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四萬八千歲當然是一種文學的誇張,但也透露了古蜀歷史的邈茫和久遠。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文獻記載中的古蜀歷史提供了重要物證,直觀地展現了數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燦爛輝煌。表明傳說中的古蜀王朝是並非子虛烏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時期乃至更早的時代確實存在著繁榮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國。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經出現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寶墩村文化和魚鳧村文化為代表,已被發現的古城共6座。當魚鳧村古城崛起以後,三星堆古城也隨之發展起來。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遺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城垣面積達350萬平方米以上。那時,有一支掌握了青銅冶鑄技術和具有較高玉石器加工工藝的外來人群來到了成都平原,他們被三星堆人所接受並形成了某種聯盟。

  三星堆古國在這個新加盟的族群的協助下,最終毀滅了魚鳧村古國,成為了整個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

  但目前發現的三星堆文化古城究竟是古蜀哪個時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個古蜀王的遺存?由於歷史文獻記載的簡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個謎。

  根據《華陽國志·蜀志》關於「魚鳧王田於湔山」的記載,可知古蜀魚鳧時代已進入農耕,到杜宇教民務農的時代,蜀地農業已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都已相當繁榮發達,成都平原這時已經出現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學者認為,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早商時期蜀都城牆,很可能是魚鳧王統一蜀國後所築。三星堆遺址和兩個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與魚鳧氏有關的歷史文化信息。

  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來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營建於魚鳧時代,並成為杜宇時代的重要城邑,後來由於政權變更和都邑的遷徙而被開明時代所廢棄。

  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當時蜀人社會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審美觀念等多方面的情況。比如三星堆燦爛的青銅文化,即反映出當時古蜀王國已經擁有高超複雜的製造技術和繁榮強大的生產能力,具有明確的社會分工和明顯的階層分化,帶有巫術色彩的祭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三星堆古城正是古蜀王國統治和宗教祭祀活動的中心。

  三星堆遺址的七大千古之謎

  三星堆遺址考古的重大發現,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撥開迷霧見太陽,澄清了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起到了證史、補史和創史的作用。與此同時,也給人們留下一串串難解的千古之謎。

  第一謎,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目前有其來源與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關、與川東鄂西史前文化有關、與山東龍山文化有關等看法,即人們認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彼此融合的產物,是多種文化交互影響的結果。但究竟來自何方?

  第二謎,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目前有氐羌說、濮人說、巴人說、東夷說、越人說等不同看法。多數學者認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與三星堆關係密切,其主體居民可能是來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謎,三星堆古蜀國的政權性質及宗教形態如何?三星堆古蜀國是一個附屬於中原王朝的部落軍事聯盟,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已建立起統一王朝的早期國家?其宗教形態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還是神靈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謎,三星堆青銅器群高超的青銅器冶煉技術及青銅文化是如何產生的?是蜀地獨自產生發展起來的,還是受中原文化、荊楚文化或西亞、東南亞等外來文化影響的產物?

  第五謎,三星堆古蜀國何以產生、持續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謎,出土上千件文物的兩個坑屬何年代及什麼性質?年代爭論有商代說、商末周初說、西周說、春秋戰國說等,性質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謎,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謎「巴蜀圖語」。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號是文字?是族徽?是圖畫?還是某種宗教符號?可以說,如果解開「巴蜀圖語」之謎,將極大促進三星堆之謎的破解。

  三星堆文化遺址現狀

  三星堆遺址考古的重大發現,揭開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國的面紗,將蜀國的歷史推前了兩千多年,填補了中國考古學、青銅文化、青銅藝術史上的諸多空白。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跡」。1988年1月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星堆博物館位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星堆遺址東北角,地處歷史文化名城廣漢城西鴨子河畔,於1997年10月落成開放。博物館主館的面積為7000平方米,共分四個不同類別的展廳,館內展廳面積4000平方米,展線長逾800米。展線以《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陳列》為主體內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遺址及遺址內一、二號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銅器等上千件珍貴文物。

  博物館自1997年10月建成開館以來,先後接待了國內外遊客200多萬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由於該博物館設計上的缺陷,致使三星堆博物館長期存在展廳狹窄、展線過短、展線不暢、展品密度太大等問題。2003年經國家文物局同意,決定修建三星堆博物館新展館。新展館已於2004年5月1日正式向遊人開放。

  三星堆新展館位於老館以東,主體建築面積為4200平方米,連同廣場、貴賓接待廳、服務大廳等附屬設施,博物館群的總面積已達到11000平方米,已躋身於全國大博物館行列。

  兩個展館在展品類型的設置也各有側重。新展館以玉石器、金器、陶器、神樹為主,綜合展示。老展館則為青銅器專館。陳列充分運用各種現代表現手法,通過精心的空間組合,力求在內容設計和藝術形式有所突破和創新,使三星堆這一大批精華薈萃的文化瑰寶在博物館得到充分的展示,文物內涵得到更深的發掘,從而使更多的觀眾熟悉中華歷史,熱愛中國文物。

  在三星堆大遺址的保護上,遺址區管委會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針,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實施遺址保護。自2001年以來,三星堆管委會先後投入了上千萬元對遺址進行有效保護,對遺址城牆、祭祀坑等重要遺跡地共420畝土地實行統征退耕,有效避免了農民長期耕種造成的破壞。同時,搬遷了遺跡區內的410座現代墳墓,最大程度的恢復了遺址原有的風貌。

  在保護好遺址的基礎上,三星堆遺址管理委員會還加快遺址區景點的建設。計劃開放西城牆、月亮灣——燕家院子、三星堆——祭祀坑三大遺址展示區。目前,三星堆遺址區保護與展示工程正在抓緊進行。建成後的三星堆古遺址文化旅遊區,將成為原始、古樸、自然、生態的具有國際旅遊精品地位的大遺址景區。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文物,在中國浩如煙海蔚為壯觀的文物群體中,屬最具歷史科學文化藝術價值,且最富觀賞性的文物群體之一。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國巡展,從1993年起,先後在瑞士、德國、英國、丹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等國展出,所到之處無不引起強烈震撼。   


復活的古蜀祭祀文化——金沙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金沙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2001年初發現並開始發掘,發掘工作一直持續至今。

  距今歷史:3000多年

  考古地位:是四川省繼廣漢三星堆之後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也是21世紀中國第一個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對研究古蜀國歷史和成都城市發展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器時代過渡階段,繼承三星堆遺址文化發展而來。

  三星堆遺址是四川境內目前所知一處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古蜀文化遺址。可是,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間就消失了,它似乎沒有來源也沒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議。多少年來,考古學家一直在尋找三星堆的去向,直到20年後,金沙遺址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遺址一經發現,專家們就意識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著密切關係……

  c.考古及發現過程

  金沙遺址位於成都市西郊蘇坡鄉金沙村,總面積在三平方公里以上,是一處地勢平坦、河流眾多的沖積平原。一條叫磨底河的小河由西向東流過,把遺址分為南北兩個部分。最初發現的象牙和玉器殘片就在磨底河南岸的金沙村出土。

  2001年2月8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王毅接到報告,民工在開挖蜀風花園大道工地時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東西和小玉片,可能跟三星堆有關係。王毅迅速安排考古所最優秀的專家組建了支考古隊,隨即進駐金沙進行發掘整理。根據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學家初步判定,金沙遺址的年代大約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也就是距今大約3000多年前。?

  為了便於查找,考古隊員把施工隊挖出來的泥土拿回去仔細清理,沒想到,就在這些泥土中竟然埋藏著1000多件珍貴的文物。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這裡的發現有著十分重要的考古學價值。

  考古隊員們陸續在金沙村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區發現了一些房屋、陶窯、灰坑和墓葬遺址,被判定是生活區和小型墓葬區。而位於磨底河北岸的黃忠村遺址,很有可能屬於宮殿區。顯而易見,金沙遺址曾是一處古代人群聚居的地方,有著嚴密的佈局和精心的設計。

  由於其他區域出土的文物有限,人們都把期望放在了金沙村的中心區域,考古人員清理完浮土後,按照正規的考古程序,小心地開掘探方。

  在最先出土的一個土坑裡,密集著各種金器、玉器、青銅器和象牙,器物堆積得雖然擁擠,但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著某種特別的次序安排。

  接下來,一個又一個的堆積坑出現了。有的堆滿了大大小小的石璧,有的裡面放著許多野豬獠牙、鹿角和少量的象牙、玉器、陶器等物品。經過研究專家認為,這裡是一個專門的祭祀區域。

  不久之後的一個發現更證明的專家的推斷。在金沙遺址的中心區域,考古隊發掘出了19具龜甲,它們並不是普通的動物骨頭,每塊龜甲上,都有燙燒後戳成的小孔,和殷墟甲骨十分相似,雖然在卜甲的背面沒有發現文字,但已足以說明它們是用來占卜的龜卜甲。

  在遙遠的古代,巫師們占卜時,常常會用燒紅的金屬棒在龜殼上燙燒,然後根據燙燒後的小孔邊緣的裂痕來確認凶吉,預測未來,而龜殼的大小往往代表了統治者的權勢。金沙發現的甲骨中有一塊長達59厘米的龜甲,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發現的最大的龜卜甲。這不僅表明當時祭祀者有著極高的地位,很有可能是國王,而且也有力地說明,遺址中心區是一個龐大的祭祀區。

  目前對金沙文化遺址的發掘仍在進行,整個遺址的發掘尚未進行過半,另外更多的發現仍在等待著我們,也將有更多的謎底將一步步揭開。

  金沙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金沙遺址目前已陸續出土金器、玉器、石器、青銅器、象牙器等珍貴文物1200餘件。從文物年代來看,絕大部分為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為春秋時期。從出土的文物看,金沙遺址毫無疑義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留下的遺址,而且這些人肯定是當時成都平原的最高統治者之一。

  在這批文物裡最著名的無疑是「太陽神鳥」金飾。「太陽神鳥」金飾是一件圓環形金箔,外徑12.5厘米,內徑5.29厘米,厚度僅0.02厘米,重量卻有20克。它看起來像一張工藝精美的剪紙藝術品,採用鏤空的表現形式,圖案分內外兩層,內層為12條弧形齒狀芒飾,按順時針方向旋轉。圖案的外層由4只首尾相接的飛鳥構成,飛行方向與內層圖案的旋轉方向相反。整個金飾的中心圖案很像一個噴射出12道光芒的太陽,於是專家將其命名為「太陽神鳥」。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已成為成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標誌。太陽神鳥反映了古蜀先民崇拜太陽,認為太陽有著萬物復甦的超自然力量的思想。

  金沙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璋、玉劍、玉戈等10多種、400餘件。其中一件堪稱「國寶」的翡翠綠玉琮高約22厘米,造型風格與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上面有極其精細的微雕,花紋細若髮絲。這是迄今為止四川地區最大的玉璧,大小超過了此前發現的國寶翡翠綠玉琮,專家認定該玉璧為國寶級文物,對研究古蜀王室演變及祭祀制度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件殘損的玉璧,上面陰刻著罕見的孔雀圖案,該玉璧雕刻之細膩,紋飾之豐富,堪稱一絕。

  金沙出土的玉器多是用來祭祀的禮器,在《周禮》記載的六種祭祀玉器中,金沙就發現了五種。金沙玉器與祭祀相關,也或者是特殊禮儀中王權的象徵,由此可知,金沙人對玉十分崇尚和尊重,也說明金沙文化和中原文化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質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對色彩、線條有很強的鑒賞力。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寫實風格,頭部卻鑿刻得有些誇張,尾巴別出心裁地由另一塊石料做成,用木屑與虎身膠合,靜態的石虎立即呈現出動感,由此可見金沙匠人的別具用心。

  目前金沙遺址出土的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龜等,是四川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其中一件「石跪坐人像」,其頭髮如流水般朝兩邊分開,辮子長及腰際,嘴唇和眼眶塗著黯紅色的硃砂,雙耳穿孔,兩手被牢牢地綁在身後。考古學家推測說,這有可能是3000年前的一個奴隸形象,這個形象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奴隸石雕彷彿一母同胞,其造型之生動逼真、刻畫之細膩入微反映出古蜀時期的石雕工藝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除上面提及的玉石器外,金器也是金沙遺址出土文物中較為引人注目的。遺址中出土了大量薄如蟬翼的金箔,它們被打造成形狀各異、寓意不同的器形,包括金面具、金帶、圓形金飾、喇叭形金飾、鳳凰圖案金飾等30多件。金沙出土的金面具與三星堆青銅面具在造型風格上十分相似,眼部鏤空,充滿了神秘感。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器,無論從用途上還是製作技藝上,都顯現出和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的文化內涵。

  出土的400多件青銅器也十分別緻,主要有銅立人像、銅瑗、銅戈、銅鈴等。出土的銅立人像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幾乎完全一致。此外,金沙遺址還出土了40餘件象牙器和大量陶器。

  金沙遺址再次證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時期便有了非常輝煌的青銅文明。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與黃河流域文化和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內在聯繫,再次證明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

  金沙人生活復原圖

  長久以來,考古學界以為當中原的人們過著富足和文明的生活時,古代蜀國仍舊一片荒涼,生活在這裡的人類還處在蒙昧的狀態。而金沙的發現為我們更準確和生動地描述了三千多年前古蜀人類的生活狀態。

  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處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動物生活其間,其中有一些兇猛的動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對象,捕獲大象的日子也許就是一個節日,人們將象牙獻給國王,當作祭祀品或者裝飾品。

  在金沙出土的象牙數量驚人,能夠像金沙人這樣奢侈地使用象牙,在古代中國是絕無僅有的。金沙出土的這些象牙尺寸都很大,明顯大於中國境內乃至亞洲境內現存象牙的尺寸。從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來看,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國的中原地區還有大象,甲骨文裡就有商王捕象的記錄,殷墟考古也發現了一些像的骨頭。

  不過,打獵已經不是這個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產糧食,他們處於先進的農耕文明狀態。

  在金沙遺址出土了農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辭下》中有「斫木為耜,揉木為耒」的記載,它是一種翻土用的農具,適用於稻作農業。成都平原地區的稻作農業歷史,經考古資料證明存在於4000多年前。耜的長度約1.42米,珍貴的原因是「木質器物,一般難以保存下來,在考古中極少發現」。耜的出土有力證明了金沙人的農業已經相對發達,安定的農耕生活使人們有很多的空餘時間從事手工業勞動,大量的陶器出現了。

  金沙人是製作陶器的能手,從器形種類來看,包括了各種炊器、食器、飲器、水器、酒器,還有大量的貯器。這些豐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當時金沙人飲食的多樣性。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釀酒活動的前提是有多餘的糧食,說明當時農產品的富餘。

  金沙人的陶器製作加工,已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行業,很多金沙人從事這種行業,並有比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製作的陶器大都為夾砂褐陶和灰陶,製作工藝以手工製作和慢輪加工為主,器形以實用為主,紋飾較少,素面居多。金沙遺址範圍內發現有多處窯址,均是小型饅頭形窯,每個陶窯的面積約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窯門、火膛、窯室組成。窯室多呈前低後高的斜坡狀。燒製時火焰由火膛進入圓形窯,對充分燃燒提高窯溫是比較有利的。

  金沙作為古蜀族商周時期的一處重要中心遺址,遺址發現的城市規模和佈局可以想像當時的繁榮情形。其中有大面積的居住區,有墓地,有宗教儀式活動區和大型的祭祀場所,還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燒製陶器的窯址。當時的社會已經有了一整套禮儀制度,統治階層通過神權和王權控制著整個王國。

  衣食富足的金沙人已經有了大規模的祭祀活動,其祭祀方式十分獨特,在國內外考古發現中十分罕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蜀先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

  金沙文化與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的關係

  在距金沙村6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個舉世聞名的考古發現——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裡出土了1700多件風格特異的文物,曾有一支神秘的種族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高度的文明。考古證據顯示,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間就消失了。它似乎沒有來源,也沒有去向,讓人感到無比的神秘和不可思議。

  有人說,是外族的入侵毀滅了三星堆,也有人認為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舉國外遷,但所有說法都沒有證據。多少年來,考古學家一直在尋找三星堆的去向。

  直到二十年後,金沙遺址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當金沙遺址第一批文物從泥土中被發掘清理出來時,考古學家們不約而同地驚歎:它們跟三星堆器物簡直太相像了。專家們立刻意識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著密切的關係。金沙遺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約500年左右,時間順序上這種銜接顯得順理成章。

  在金沙遺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銅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銅器。而當年在三星堆出土過一個高達2米多的青銅大立人。雖然高矮差別懸殊,但它們的造型極其相似,同樣的長衣,同樣的姿態,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著什麼東西。

  僅僅這兩個青銅立人,就足以說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間的深厚淵源。奇怪的是,揭示金沙與三星堆神秘關聯的各種文物,幾乎全部集中在4個主要發掘區中的一個,也就是位於金沙村的祭祀區。當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也讓人們迷惑不解,大量的象牙、青銅器堆積在一起,似乎是某種特別的儀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燒過的痕跡,有些則被人為地破壞過。金沙遺址中的青銅器也一樣,很多已經碎裂成殘片。

  在金沙遺址還發現了一些青銅神鳥,它們和三星堆神樹上的掛件極為相似。這個青銅小立人的下部,很明顯可以看出,它是插在某個大件物品上的。一些青銅器的殘片經過拼接復原後,整體尺寸至少超過30厘米。

  它與三星堆遺址的關係密切,其性質與三星堆遺址的性質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風格和紋飾特徵方面也與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金沙遺址的年代又略晚於三星堆遺址,這種種跡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種特殊的原因從廣漢突然消亡後,遷徙到了以金沙為中心的寬闊地帶,並在此延續和發展。可以說,金沙遺址是處於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於三星堆文化。

  之所以說它晚於三星堆文化,另一個依據是以出土文物的造型以及古蜀文化的整體流向來加以判斷的。從該遺址所出金器、玉器的製作水平分析,已明顯比三星堆時期成熟高超。此外從地域上講,古蜀文化的發展和遷徙規律,是從四周的山地逐漸向盆地中心聚攏,因此可以推斷,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之後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復活。

  不論這種猜想是否準確,金沙遺址的出土終於解開了一個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後,它並沒有從這塊土地上「蒸發」,而是悄然遷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繼續以其獨特的文化面貌發生發展著。

  當然,金沙遺址所顯現的文明特徵也有與三星堆文明不盡相同之處。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銅器見長,而金沙遺址是以玉器見長。大型玉琮的出現又叫人想起良渚文化,不過,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規律看,這些現象都是可以得到合理闡釋的,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長起來的,它必有內部和外部的推動力量。

  現在要對金沙遺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斷,看來還為時過早,因為整個遺址的發掘尚未進行過半,許多未知的文化因素尚未被揭示出來。我們無法預測這裡是否埋藏有類似三星堆青銅神樹和大立人像那麼巨型的古蜀時期青銅製品,這一切都只有依靠時間的推移,最終把結局呈現在關心和喜愛古蜀文化的人們面前。

  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金沙遺址出土了12件跪立石像,讓考古專家百思不得其解。這些跪立石像一絲不掛,男性身上也塗著艷麗的硃砂,雙手都被反縛在身後,手指大殘缺,有的為9根,有的7根,最少的只有5根。

  這些奇特的石像在考古界頓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中原地區的遠古遺址中,也時常有跪立玉像的出土,不同的是,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體,而且身份高貴。金沙出土的這種赤裸的石像在中原文明中從沒有發現過。

  專家們首先對石像的一絲不掛展開了研究。根據流傳的神話或傳說,古人只有在與神交流的時候才可能一絲不掛。因為在古人眼中,神靈是至高無上的,只有裸體面對神靈才是完全的崇敬。

  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人像也有裸體的,這是一個長相端莊的古蜀女人,上身赤裸,頭上頂著一隻龐大的尊。她被認為是一位專門為神靈服務的女人,並且,也是跪立的,很容易便使我們與金沙遺址的石像聯繫了起來。於是,考古學家推測,金沙石像可能與三星堆女人像一樣,都是奉獻給神靈的。

  接下來的問題又來了,既然要奉獻給神靈,為什麼要捆綁住身體呢?考古學家又進行了種種的推測。一種說法認為這些石像是金沙古國在戰爭中俘獲的戰俘,所以才被金沙人捆綁起來,扒光衣服。這些從石像的表情上也有所體現。他們大多表情痛苦不安,甚至誠惶誠恐。所以,金沙人雕刻這些石像也許是為了炫耀戰爭的勝利,這些石像被當作戰利品到處巡展。

  也有學者認為,這些石像是古蜀人祈雨的巫師。《呂氏春秋》中曾記載了一些上古先民獨特的祭祀方式,商王成湯的祭祀方式十分有代表性。

  成湯滅夏建立商朝後,便遇到了百年難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沒有落一滴雨,莊稼五年沒有收成。成湯在桑林中設立祭壇,他剃掉了自己的頭髮,把手反縛於背後,向天祈禱,瓢潑大雨這才傾盆而下。

  這段記載給考古學家很大的啟示。金沙石像也是剃了頭,雙手被縛,這和成湯的祭祀方式是一樣的。一邊是商朝尊貴的商王,一邊是金沙古國身份神秘的石像,這其中有什麼聯繫?

  在古蜀金沙,巫師是一個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職務,一個王國內部可能有許多巫師,有的是「大巫」,有的是「小巫」。一般來說,「大巫」在祭祀中處於中心地位,「小巫」協助「大巫」進行祭祀活動。考古學家認為,金沙石像有可能就是「小巫」。

  在祭祀,這些「小巫」通常跪立在地上,雙手被反綁,嘴裡發出奇異的聲音,臉上流露著虔誠和期盼的神情。在他們腳下,成千上萬的古蜀人仰視著他們與神靈的對話。

  在我們的閱讀習慣中,「跪」帶著濃厚的貶義味道。其實,在遠古時代,古人一直是跪立的。所以由此推測,這些石像為神職人員的可能性比較大。

  金沙文化遺址現狀

  金沙文化是一處十分獨特的文化類型,它的出現再次證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時期便有了非常輝煌的青銅文明,證明了中華文化是多元一體的。由於金沙遺址內涵豐富,分佈範圍比較廣泛,目前對金沙文化遺址的發掘還不到一半,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學家進行深入的發掘和研究。

  為了保護金沙遺址,成都市政府正在籌劃建立金沙遺址博物館。規劃中的博物館總建築面積為37895平方米,包括遺址館展示、陳列館展示、室外景觀展示三大部分。

  遺址館主要以發掘現場原生態保護展示為主,讓觀眾對金沙遺址和考古發掘本身產生真實的現場體驗;陳列館將以古蜀文化的發展脈絡為綱,時間跨度是從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室外景觀展示將通過相關雕塑、復原等景觀雕塑,從時空上延伸博物館陳列展示內容。博物館還將大量使用現代化技術,通過場景復原,營造出現場體驗感,原生態展示象牙挖掘過程。預計2006年年底,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館將全部建成並對外開放。

  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十分珍貴,如何保護挖掘後的象牙成了博物館的重要問題。為此,國家科技部已經將金沙遺址的象牙保護問題,列入國家級的重要課題進行專題研究,以確保文物在展館開放的同時得到安全的保護。

  目前,國家文物局已決定採用太陽神鳥圖案作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金沙太陽神鳥」圖案十分別緻,中心的太陽向四周噴射出十二道光芒,呈現出強烈的動感,象徵著光明、生命和永恆。環繞太陽飛翔的四隻神鳥,反映了先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體現了自由、美好、團結向上的寓意。   


從龍骨山走出的龍的傳人——北京人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

  發現及發掘時間:1921年發現,1927年起進行發掘。1929年12月2日,中國考古學者裴文中發掘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此後的發掘工作一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

  距今歷史:約20-70萬年

  考古地位:是世界上迄今為止人類化石材料最豐富、最生動,植物化石門類最齊全的古人類遺址。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舊石器時代早期,為古猿與智人之間的原始人類。

  北京人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距北京城約50公里。1929年,北京人走進了人們的視野,證實了70萬年前北京地區已有人類活動。北京人雖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直立人化石,但它的發現卻奠定了直立人在人類發展中的地位,是目前我國研究最深入的古人類遺址。

  考古發現過程

  在周口店西面有兩座東西並列的圓形小山,比較低的一座叫龍骨山。龍骨山南北長約220米,山頂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龍骨山下的壩兒河河床66米。龍骨山的北坡有一個很大的洞穴,根據堆積物的範圍估計,東西長約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這個洞穴就是發現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北京人的發現有些偶然。1918年,一位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外國人吉布,在北京周口店雞骨山採集到了一些化石,並把這些化石交給了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安特生是一位享有盛譽的地質學家,1914年受聘於我國商務部,負責查找礦源。

  安特生接到這些化石後,立刻趕到現場進行勘察。這裡出土的化石大多是一些鳥類化石,看起來和雞骨十分相像,怪不得當地人稱之為雞骨山。這次勘察並沒有發現人類化石,但從地層關係來看年代十分久遠。1921年,安特生和幾位助手再次來到「雞骨山」尋找化石。

  在那個年代,周口店一帶是偏遠的郊區,突然出現了幾個洋人,成了當地的大新聞,發掘現場經常有很多圍觀的人群,一邊看一邊七嘴八舌地議論。突然一個人站出來對他們說:「這裡挖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帶你們去個地方,那裡的龍骨有多又大。」

  這個地點在周口店火車站以西的龍骨山,就是後來名聞世界的北京猿人遺址。安特生跟隨老鄉來到這裡後,很快就發現了大量的大型動物化石。在堆積物裡,安特生還發現了幾塊白色石英碎片。石英的硬度很大,碎片的刃口也非常鋒利,十分適合用來做工具。根據地層關係,安特生斷定這些石英碎片是「外來之物」,很有可能是遠古人類的工具。

  此後,安特生安排助手在那裡進行了兩次小規模的試掘,發現的化石標本被運送回瑞典進行清理。1926年9月,清理出兩顆人牙的消息從瑞典傳到了北京,從此引發了對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

  龍骨山,地產權屬鴻豐煤廠,1929年由裴文中出面和鴻豐煤廠幾經交涉,最後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資4900元高價獲得了永租權。永租權的範圍包括整個的龍骨山和西小山頭的一半。對龍骨山的正式發掘於1927年4月16日開始。在龍骨山,有很多懸在半空中的危險角礫岩,所以發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這些危險的岩石炸下來。另外還要對遺址做系統調查、消除地面亂石堆,炸下來的角礫岩也要進行檢查。這些工作都完成後,就要對那些保存下來的原生洞穴堆積進行系統發掘了。

  1928年,裴文中加入到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中來,那時他剛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不久,年僅24歲。1929年,原周口店發掘工作的負責人進赴陝北一帶考察新生代地層,具體主持北京人遺址發掘工作的重任落到參加工作不到一年的裴文中身上。對於年輕的裴文中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挑戰,更是一次難得的機遇。

  裴文中主持考古隊在1927年和1928年發掘區的中間開始發掘,漸漸地,發掘的部分開始縮小,堆積的體積也漸漸地狹窄了。當發掘的地方窄到無可再窄,只能容得下幾個人發掘的空間時,忽又見到向南伸出一段空隙。這個小小的空隙,以後被稱為「猿人洞」。當初次見到這段空隙的時候,裴文中同一個工人一同下去作了詳細觀察,他們腰上繫好繩子,上面有些人拉著繩子的一頭,墜繩而下。洞內化石非常多,這些發現讓裴文中等人興奮異常。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發掘工作照常進行著。下午四點多鐘,已經日落西山,北風習習吹來,使人感覺寒冷。由於工作面小,運土的辦法是最原始的,用繩子一筐一筐地拉上來,然後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在接近收工的時候,突然,裴文中大聲叫起來:「這是什麼?是人頭!」

  「人頭」兩個字剛出口,發掘的幾個人就圍攏來伸頭向下觀望,為防止出現意外,大家決定當天晚上就把它挖出來。這個頭骨化石,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把周圍的土掏空,裴文中用撬棍輕輕地把它撬下來,頭骨的一部分雖然由於些微震動而破裂開來,但這並未使後來的研究受到任何影響,黏接後很完整。

  頭蓋骨挖出來很潮濕,一碰就碎,裴文中等人日以繼夜地生上火盆烘烤它,干了之後,又用水糊上幾層棉紙,厚厚的,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然後再放在火盆旁邊烤。裴文中看見外面的石膏既干又堅固了,就把它裹在行李中——用他的兩床舊棉被先包起來,外面再用褥子毯子與普通行李一樣捆好,1929年在12月6日,他把頭蓋骨送到北平地質所。當時參與這項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類學家步達生抱著這個頭蓋骨化石,激動地雙手顫抖,差一點將頭蓋骨掉到地上。當他緩過神來後,突然在頭蓋骨上親吻了三次。經研究,確認這是一個少年男性北京人的頭蓋骨。

  不久,發現第一個完整北京人頭蓋骨的消息,像一聲春雷震撼了學術界。全世界的史前學家、古人類學家以及對人類進化問題感興趣的人們,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龍骨山這個小小的地方來了。

  從1921年發現周口店北京人遺址以來,歷次的發掘工作僅注意於動物化石或人類化石的搜尋,而完全忽略了人類的文化遺存。1929年,考古工作者經常能從猿人洞內挖出一些似乎被燒過和被炭化的獸骨化石。發掘人員想,這會不會是北京猿人用火遺留下來的證據?但是當時由於學識和經驗不足,不敢肯定。那時法國是舊石器考古學最先進的國家,於是把一部分黑色的骨片送到巴黎鑒定。化驗的結果證實了這是人類用火活動的證據。由此,考古學家對遺址中的石器、燒骨和用火灰燼加大了研究,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北京人的研究納入考古學研究的範疇。

  1935年,裴文中赴法國留學深造,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賈蘭坡登上了主持周口店發掘工作的大舞台,並演出了發掘三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的世界人類史上的大劇目。

  193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猿人洞靠近北邊的洞壁處挖出一塊骨片。賈蘭坡見到碎骨片的形狀,立即意識到是人的頭蓋部分,細看是人的頂骨。他立即把出露頭蓋骨碎片附近大約6平方米的範圍作為特別區域,選了幾位發掘能手進行發掘。結果在半平方米的範圍內,就已經發現了大量的頭骨碎片,包括枕骨、眉骨、耳骨,都相繼露出來了。情況表明這是一個頭骨無疑。下午,從挖出上述頭蓋骨北1米、下半米的地方又發現了另外的一個頭蓋骨。保存的情況與前者相彷彿,也裂成多塊。

  11月26日,賈蘭坡發現了另一個北京人的頭蓋骨。這個頭蓋骨不像過去發現的那樣破碎,保存得比過去所有的都完整得多,連部分大孔、鼻骨和部分眼眶骨等都有。頭蓋骨也比較好修復,當天即把它修復完畢,連夜由賈蘭坡親自送回北平。至此,由賈蘭坡主持在12天內連續發現3個「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古人類學科學史上的永恆事實。

  周口店的發掘工作正在順利進行,重要材料不斷被發現,可到了1937年,周口店近旁驀地響起了盧溝橋事變的槍聲。它葬送了周口店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已經連續十年的發掘由於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而被迫於7月9日中斷。此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周口店,留守技工趙萬華、董仲元、蕭元昌被日軍殺死在房山縣城南門外。裴文中和賈蘭坡建在周口店的辦公室也全部被拆毀。研究工作人員撤回北平後,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內仍勉強維持工作。龍骨山這塊閃耀著古人類學聖潔光環的科學殿堂,一任日寇鐵蹄踐踏。

  北京解放後,在中財委和地質調查所領導下,由賈蘭坡和劉憲亭主持,於1949年9月27日重新開始了對龍骨山的發掘,發掘工作一直到1951年。1958年至1960年間接進行了發掘。

  1966年,在裴文中領導下又對龍骨山進行發掘。在發掘的同時,國家在龍骨山建立了「北京猿人遺址博物館」。

  十年動亂期間,龍骨山發掘工作停頓。

  解放後龍骨山最有代表性的發掘,非「新洞人」莫屬。新洞的發現得益於來北京串連的紅衛兵。當時正值1967年2月,幾名紅衛兵懷著敢想敢幹的好奇心到周口店遊玩。他們沿著發掘點北邊的石縫鑽入洞中,走過一條約3米寬的孔道,向前走了約10米遠,發現了一個深20米、寬10多米的洞穴,這個洞穴保存完好。這些青年人從洞中鑽出來後,便向有關部門匯報了洞中的情況,這個洞便是「新洞」。

  1973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的喬琪主持清理了新洞的堆積物。發現有一條很厚的灰燼層和一些動物化石,目前已知這些動物化石至少有33屬40種之多,同時還發現了石器以及燒過的石塊。令人高興的是,在灰燼層中,還發現一顆牙齒化石,這顆牙齒比「北京人」的牙齒進步,其時代介於「北京人」和「山頂洞人」之間。20世紀80年代用鈾系法測定洞中化石,得知「新洞人」當在距今四五萬年之間。

  從「新洞」中的灰燼層看,「新洞人」食肉居多,而且善於「燒烤」。結合解放前發現的磨製骨片,說明「新洞人」已經掌握了磨刮技術。這件磨製品,標誌一種新的磨製工藝技術的開端。這個時期,屬於原始群晚期向母系氏族的過渡時期。

  1978年以來,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主持下,由全國18個科研、教育和生產部門參加,加強了對北京猿人及遺址的綜合研究。北京人遺址成為目前我國研究最深入的一處古人類文化遺址。

  北京人及其生活狀況復原圖

  北京猿人時期周口店的自然環境與今日的變化不大,只是山體高差略小些,從拒馬河以東到房山城關一帶,是一片低丘寬谷,還沒有形成平原,氣溫屬於溫帶性質。北京人就在這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幾十萬年,創造了輝煌的猿人文化。

  北京人的身體各部發展非常均衡,四肢發展較進步,頭部比較落後。在四肢中,手的演化最進步,手腕的靈活程度和現代人的手腕很接近。頭蓋骨的主要特徵是頭蓋低平,前額後傾,眉脊粗大,左右兩個眉峭互相邊接在一起,向前突出,像房簷一樣遮蓋兩眼。腦容量小,平均數為1075毫升,大於類人猿和和爪哇直立猿人的平均數,但和現代人的腦容量比起來好相差約275毫升。吻部突出,下頦後縮,牙齒粗大,這些特徵都表明了北京人的原始性,和現代人仍舊有一定差距。

  北京人的體質形態比藍田人進步,其四肢骨的大小、形狀、比例和肌肉附著點基本上具有現代人的形式,身長約156厘米。人類學家根據已發現的遺骨對北京人的年齡進行過研究,研究結果是:死於約14歲以下的兒童占39.5%,死於約30歲以下的占7%,死於40-50歲之間的占7.9%,死於50-60歲之間的占2.6%。這說明北京人的生活很難苦,人類的生存能力低下,人的壽命較短。

  北京人使用的勞動工具主要是石器。砍砸器製作簡單,用鵝卵石的一面或兩面打出刃部,主要用於砍伐樹木,製作木棒和獵取野獸等。刮削器用大小石片做成,用來刮削獸皮,切割獸肉或修理木棒等。尖狀器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呈三角形用於割剝獸皮或採集植物根莖等。這些石器都是將天然石塊打製成的有刃石器,雖然製作簡單粗糙,但卻是經過人類思考而製成的,是真正進行勞動的標誌。

  北京人已經懂得用火,他們生活的猿人洞內火燒過的灰燼最厚處可達六米。鴿子堂是北京人「聚餐」的地方,這裡有很多燒烤食物的痕跡,灰燼、燒骨等堆積非常多。這時的北京人不僅會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識對火進行控制使用。有了火,他們可以熟食,縮短食物消化過程,利於攝取食物營養,促進體質的發展,尤其促進大腦的發展和健康。同時,北京人還用火驅逐野獸,增強自衛和狩獵能力。中外史學界一致公認,北京人遺址的用火遺跡,是世界上最早人類用火證明。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群居。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北京人不得不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生活在一起,過著群居生活。這種原始群,是人類最早的社會組織。在這個組織裡,北京人共同製造、使用工具,共同採集狩獵,共同享用勞動成果。採集和狩獵是北京人維持生活的主要手段,狩獵為他們提供了大批肉食。北京人除了能夠捕捉腫骨鹿、斑鹿、羚羊及其他小動物外,還能靠群體力量,捕獲象劍齒虎、犀牛、豹等兇猛的野獸。

  北京人周口店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北京人出土的化石材料十分豐富,尤其是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對於研究人類的發展進化過程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目前,在周口店發現的北京人化石材料包括完整或比較完整的頭蓋骨6具、頭蓋骨殘片9塊、面骨6塊、牙齒152個以及斷裂的股骨、脛骨、肱骨等,全部材料分屬於40多個不同年齡的男女個體,從幼兒到老年均有代表。

  1959年,根據出土的北京人頭骨,古人類學家復原了一具北京猿人中年女性頭像。這具頭像如今成為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形象大使」,標誌著我國從事古人類復原像研究工作的開端。

  在發現的北京人頭骨中,1929年裴文中發現的完整頭骨是最為珍貴的,被考古學界稱作科學之寶。令人遺憾的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停泊在珍珠港內的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與珍珠港相距萬里之遙的周口店也劫數難逃,保管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內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從此下落不明。現存惟一真標本是1966年從頂部堆積處發現的一個北京人頭蓋骨。

  北京猿人遺址共發現100多種動物化石,其中有90多種哺乳動物,包括54種大型哺乳動物,它們所代表的個體數量和層位分佈情況不同,有的差別懸殊,其中個體數量最多的,要數食肉類的中國鬣狗、偶蹄類的腫骨鹿和葛氏斑鹿,還有奇蹄類的周口店雙角犀和三門馬。根據這些化石的研究,北京猿人並非是洞穴唯一連續的居住者,中國鬣狗也曾在這裡安家。北京猿人遺址中的鳥類化石,共有62種1000件以上,這些鳥類化石大都經過火燒,說明鳥類也是北京猿人食物的來源之一。

  在北京猿人遺址發現的石器,原料主要是脈英石、水晶石和燧石打製的。方法是砸擊,北京猿人的工具以石片工具為主,多從背面加工。北京猿人遺址發現的石器數以萬計,遠遠超過其它同時期遺址。

  北京人文化遺址現狀

  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生活了幾十萬年的地方,是人類起源和發祥地之一,名聲十分顯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縱貫五六十萬年的史前人類活動遺跡和人類最早用火證據的遺址。在世界範圍內,直立人和智人演化與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遺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該遺址的發掘揭示了人類在東方大陸的起源,並為人類進化理論提供了堅實的證據,在生物學、歷史學和人類發展史研究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各級政府和部門對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發掘與保護十分重視。1953年,由中國科學院撥款,在北京人遺址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建立了300平方米的「中國猿人陳列館」,於同年9月21日正式對外開放。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全國最早建立的博物館之一。

  1972年,在遺址上又建成了一座北京猿人展覽館,面積達1000平方米。展出內容分6部分,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發現及發掘經過;北京人的體質特徵,根據北京猿人遺址出土的北京猿人骨骼化石,描摹出北京猿人相貌及四肢形態;北京猿人的行為,通過出土文物以及一幅幅畫面展示出北京猿人採集、狩獵以及用火等生活圖景;從地質科學角度,闡釋北京猿人所居住的洞穴形成及發育的過程;北京猿人生活時期的氣候和環境等。1994年,北京猿人展覽館改為北京猿人遺址博物館。

  198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清單」,這表明,北京猿人遺址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它是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具有世界意義」。第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保護考察團來中國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並於1991年正式頒發證書,把中國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等6處遺址列入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92年4月28日,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被北京市政府公佈為青少年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評為北京十大旅遊之最。1997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又將其列入全國100家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之一。為了保護北京人遺址,2002年8月,北京市政府與中科院簽署了《關於共建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協議》,決定「改變遺址現行管理體制,實行市院共建」。北京市負責遺址保護範圍及建設控制地帶的保護、建設、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中科院負責遺址的科研。

  對周口店遺址的發掘一直陸續進行,目前的周口店仍有很大的發掘潛力。2003年11月中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周口店猿人遺址博物館與法國電力公司合作,對龍骨山西坡進行了探測,探測結果顯示,周口店猿人遺址中很可能還有未被發現的古代化石,遺址發掘的潛力巨大。

  2004年7月,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加固保護工程正式啟動。

  目前,周口店遺址的價值得到了世界範圍內的廣泛認可。美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約翰·澳爾森說:「國際學術界認為,由於周口店能比亞洲、歐洲或非洲其他地點在有關更新世人類生活方式和環境方面提供更準確的圖式,所以它無疑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

  反穿褲子的魏敦瑞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外考古專家都在關注著北京人遺址的發掘進展,期盼著重大發現再次出現。結果,三個「北京人」頭蓋骨就在人們的希冀中來臨了。

  1936年11月,賈蘭坡在11天之內連續發現了三個「北京人」頭蓋骨,興奮之餘,他把頭蓋骨包了又包,裹了又裹,親自送回北京。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德國古人類學家魏敦瑞當時正在北京,賈蘭坡回來時他還在睡覺,當有人報告魏敦瑞這一消息時,他驚喜得一下子跳了起來,興奮之餘趕忙穿衣,結果竟連褲子都穿反了。出門後,大家見了他都禁不住笑了起來,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的疏忽。他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說:「對於這次偉大之收穫,我們不能不歸功於賈蘭坡。」   


盆地裡的古人類大聚集——泥河灣盆地遺址群

  遺址名稱:泥河灣遺址群,包括著名的許家窯文化遺址、小長梁文化遺址、馬圈溝遺址等早期文化遺存80多處。

  發掘地點:河北省張家口市陽原縣,東西長82公里、南北寬27公里的桑干河兩岸區域。

  發現及發掘時間:1921年首先被國外傳教士發現,解放後引起了我國考古工作者的關注,1965年我國學者第一次走進泥河灣進行考古。第一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是在1976年的許家窯遺址。

  距今歷史:1.17萬(虎頭梁遺址)-250萬年(小長梁遺址)

  考古地位:泥河灣不僅為探索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早期人類及文化的演變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證據,也為瞭解近200萬年來自然環境變遷規律提供了豐富的科學材料。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泥河灣遺址群涵括整個舊石器時代,其文化關係一脈相承,前後連貫,從最古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馬圈溝到新石器時代遺址,文化發展脈絡十分明晰。

  二十世紀初,人類起源「非洲論」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論斷,但仍有一些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關注著擁有幾千年文明史的神秘東方。隨著大清王朝的覆滅,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類學家湧入了這個充滿神秘的偉大國度,開始了他們尋訪古人類的歷程。泥河灣就是在這個時候被發現的。

  考古發現過程

  位於河北省陽原縣境內的泥河灣,是一個依山傍水、景色誘人、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在這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舊石器時代化石,從此泥河灣就成了舊石器考古學研究的代名詞,成為馳名中外的古人類、古地質、古生物學家探索尋根之聖地。

  對泥河灣的關注源於一名外國傳教士。1921年,在泥河灣附近矗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裡有一位很特別的神甫文森特,平時過著苦行僧的生活,對教友們隨和平易,愛問人們各種種樣的問題。他還有一個古怪的愛好,就是喜歡收藏一些人們看來既不值錢也不好看的骨頭、石塊之類的東西。在他極為簡陋的居室裡擺滿了各種動物遺骨、化石和石器。

  也就是在這一年,天津「北疆博物院」開始動工。為了搜集文物,博物院的倡導者,法國的考古學家桑志華寫了一封《向傳教士呼籲》的信中,他懇請在華北各地的天主教的傳教士們幫助補充標本。不久,文森特看到了這封《向傳教士呼籲》的信,立刻將收集來的動物化石送交給了桑志華,並引起了桑志華的興趣。

  此後的3年中,文森特走遍了化稍營、大田窪、石匣裡和深井一帶的坡溝山梁,在桑志華不間斷的書信指導下,採集到了許多有價值的化石,成為了一名業餘的考古學者。

  1923年5月,考古學家德日進應邀於來到天津,先後幾次與桑志華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他倆在薩拉烏蘇考察返回途中,會同美國地質學家巴爾博在泥河灣進行了短暫的地質考察。

  正是這次短暫的地質考察離開了泥河灣盆地科學研究的帷幕,從那一年起至今80餘年,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位專家、學者對泥河灣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在這片東西長82公里、南北寬27公里的桑干河兩岸區域內,發現了含有早期人類文化遺存的遺址80多處,出土了數萬件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幾乎記錄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發展演變的全部過程。

  1930年,德日進和皮孚陀在《泥河灣哺乳動物化石》專著中首次提出泥河灣盆地更新世初期有人類活動的可能性,並生動描繪出古人類生活的場景:在早更新世,三趾馬常來泥河灣飲水,泥河灣湖濱地帶有古人類在那裡出沒、狩獵和生活。

  1935年,在某一本法文雜誌上,考古學家步日耶進一步把想像的空間生動化,因為他在泥河灣發現了一件沉睡了許久的古人類「手斧」,還發現泥河灣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上有被石器砸擊過的痕跡。步日耶斷言:在泥河灣盆地曾經有過一種人類生存著,他們可能是中國猿人或者其它人類。但有科學家說這還需要進一步考證,那柄所謂的「手斧」只是一件形狀酷似天然的石塊,還不能證明有人類製造工具的痕跡。泥河灣遠古人類的存在與否便又成了懸而未決的疑案。

  解放以前泥河灣盆地的調查。研究工作,大都是由外國學者完成的,且多局限於第四紀生物地層學的研究,直到上世紀50至60年代,我國考古學家才走進了對泥河灣的考古行列。主持周口店北京人發掘的考古學家裴文中一直在尋找著北京人的去向,而最讓他關注的就是太行山山脈東麓一帶。於是,這個橫跨河北、山西兩省的泥河灣盆地進入了我國考古學家的視野。

  泥河灣盆地東端與北京距離大約150公里。從山西省呂梁山發源的桑干河自西南向東北貫穿大同盆地後進入泥河灣盆地,然後從東端的石匣裡切開盆地邊緣向南流出。沿途匯合了宣化、懷來、延慶幾個盆地的河流,成為了北京地區最大的河流——永定河。桑干河、永定河成為連接泥河灣盆地和包括周口店在內的京西地區的通道。

  1965年,為中國舊石器考古調查做出巨大貢獻的王擇義,帶領王向前、武文傑來到泥河灣,他們在盆地中部桑干河北岸的虎頭梁村找到了第一件舊石器。儘管這一發現與前人的願望還存在一定的距離,甚至與早更新世的三趾馬也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們畢竟率先叩開了追尋泥河灣盆地原始人類活動的大門。

  1972年,我國的考古工作者衛奇走進了泥河灣,發現了陽原縣東城鎮虎頭梁遺址。

  衛奇和泥河灣的緣分由來已久,早在大學地質系讀書時,泥河灣的故事就深深的影響著他。大學畢業後他來到中國科學院,專門從事古人類的考古和研究,桑干河成為衛奇破解懸案實現夢想的陣地,從此桑干河兩岸到處都留下他的足跡。但是古人類化石像幽靈一樣,似乎總在躲避著衛奇的追蹤,年復一年,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他在頑強地堅持著探尋。

  虎頭梁遺址位於虎頭梁村東南約800米處,是一處距今約1.17萬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1972年,衛奇和蓋培對這一遺址進行了發掘,發掘出以楔形石核和尖狀器為主的大量石器,還發現了古人使用過的灶坑。

  衛奇對泥河灣的關注並沒有就此結束,反而愈加迷戀上了泥河灣。一天,衛奇在藥品收購站意外得到一個線索:在許家窯,有人曾看到過類似人類頭蓋骨的化石。

  許家窯位於河北山西交匯處,這裡人煙稀少,臨近兩省的農民瘋狂搶挖「龍骨」,賣給藥品收購站賺錢。循著「龍骨」的線索,衛奇來到了許家窯。當他急匆匆地趕到當時的挖掘現場時。映入眼簾的除了一堆堆不能換錢的石頭,就是深溝大坑。

  來晚了,衛奇懊悔地坐在石堆上。不經意間他撫摩著手下的石塊,突然振奮起來。這不是普通的石頭,而是石球,是傳說中的古人類的投擲器——飛石索。有了這一線索,衛奇認定這裡也一定有古人類化石,發掘價值非常大。

  但是,當時的許家窯由於村民挖取「龍骨」,地層已經遭到破壞,想要找到古人類化石有如大海撈針。衛奇沒有放棄,他像就地打井般一鏟一鏟的挖,一點一點的找,終於17件古人類化石相繼出現。衛奇興奮地把這些發現拿給他的老師賈蘭坡教授。

  泥河灣遺址的發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74年秋,賈蘭坡利用短暫的時間在許家窯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極其豐富的石製品和哺乳動物化石。1976年春,對許家窯遺址的發掘取得了重大突破,除獲得萬餘件石製品。大批哺乳動物化石外,還找到了9件人類化石。賈蘭坡、衛奇根據最初的調查估計,許家窯遺址的年代為距今6萬至10萬年左右。

  隨後的幾年中,「許家窯人」的化石越來越多,包括頂骨、枕骨、顳骨以及上下頜骨等。這批人類化石十分耐人尋味,頭骨骨壁之厚、牙齒之碩大竟與北京人不相上下。但是,許家窯人的腦量比北京人的大,已經超出直立人而進入早期智人的水平。另外,許家窯人石器的工藝水平比北京人的高,但是兩者在技術和類型上存在密切的聯繫,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於是,賈蘭坡決定將遺址時代提前,國外的考古學家也曾就許家窯遺址的年代做過研究,並最終將遺址年代確定為距今50萬年前。

  許家窯文化和許家窯人的發現與研究,毫無疑問地被載入了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考古研究的史冊。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找到了一處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文化遺存,發現了至今仍然為數不多的晚期智人化石,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淵源的探索中,充當了過渡的橋樑。

  泥河灣考察更大的收穫是在盆地東端發現一批時代更早的文化遺址。

  1978年8月21日,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再次進入泥河灣盆地考察,並在陽原縣小長梁發現了很多用燧石、石英和火成岩等岩石、礦物打製的石器。這些石器都埋藏在地面以下67米深的湖相地層裡,人工痕跡清楚,製作精緻,而且數量很多。專家們命名它為小長梁遺址。

  這裡發現的石器共2000多件,同時還出土了若干打擊過的骨片,或留有刻劃痕跡的骨片以及吃剩丟棄下來的三趾馬、馬、羚羊、牛、鹿、象等動物的殘骨和牙齒。從考古學角度鑒定,石器與動物群的時代是一致的,也與泥河灣組地層的時代相同,確實比北京猿人的時代要早得多。

  從遺址出土物來看,在遠古時代,這裡一定有人類活動,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發現人類骨骼的化石。至於遺址的年代,經古地磁的測定,頂部為150萬年前,底部為300萬年前,所以,考古學家把遺址的層位定為243萬年-255萬年之間。這是目前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古人類文化的遺址,根據石器的分析,當時人類已有語言,不然技術傳授會有困難。

  自發現之日起,小長梁遺址就倍受學術界的關注,對中國早更新世的舊石器考古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帶動著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工作向縱深發展。此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灣盆地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從未間斷過。

  1981年,衛奇在小長梁東北方再次發現了一處遺址——東谷坨遺址。新遺址的石器埋藏在地面以下大約45米深處,附近有適於打制石器的岩層露頭,發掘出的石器數量多得驚人。第二年,我國女地質學家李華梅對東谷坨遺址進行年代測定,證明遺址的年代距今100萬年。後來,參加中美合作計劃的美國科學家重新對其年代進行測定,得出的結論和中國科學家的結論相同。

  1991年到1992年,泥河灣中美舊石器聯合考古項目啟動,它是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項目,由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美國加州大學及印第安那大學等共同合作,由此揭開了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考古研究新的一頁。泥河灣中美聯合考古隊在東谷蛇遺址的發掘,是改革開放以來經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項目,中美聯合對泥河灣的考古研究推動了中國考古與世界的接軌。

  20世紀最後10年,是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考古研究發展迅猛、成果薈萃的時期。這一階段的成就,除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泥河灣盆地舊石器考古的調查質掘和研究工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正當人們為東谷坨和小長梁的發現驚喜不已的時候,一個更加古老的遺址發掘和研究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它就是小長梁與東谷坨北面不遠的馬圈溝遺址。

  馬圈溝遺址位於陽原縣大田窪鄉岑家灣村西南,於1992年發現的。那年衛奇培養出來的農民技工白日有在馬圈溝發現了一根動物化石,成為發現馬圈溝遺址的重要線索。同年,河北省文物局由考古學者謝飛領隊,對馬圈溝進行了連續發掘。

  重大的發現是在2001年9月出現的,謝飛帶及其助手在馬圈溝進行探方清理,突然,幾十個大小不一的圓形痕跡出現了,經驗豐富的考查隊員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痕跡。這些奇特的圓形到底意味著什麼?

  挖掘一下子變得謹慎起來,土被一層層剝開,痕跡的形狀也清晰起來,專家通過地質層的年代和各種綜合分析做出了結論:這些圓痕是200萬年前大象的腳印。緊接著相鄰的探方又出現了令人震驚的發現,大量的象牙、象骨化石伴隨著散落的各種石器出現在人們面前。

  這是一個宏大的場面,像骨周圍散落著大量的石器,仔細觀察下發現他們擺放得井然有序,這似乎是一個有著特定意義的現場。像骨上清晰的刮痕和緊緊貼放在上面的刮削器,為學者們揭示真相提供了機會,這是古人類群食大象,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情景,這裡是200萬年前人古人類「餐桌」!這一結論讓在場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歡欣不已,馬圈溝遺址的發現對研究當時人類的行為提供了珍貴的科學資料。

  這次發掘發現了極為難得的人類餐食動物的場最,這麼完整的古人類行為遺跡,在目前全世界的舊石器考古發掘中也是極為罕見的。

  泥河灣的學術價值高不可測,它傳達給人類的文化信息,在亞洲、全國首屈一指,意義非常之深遠。隨著發掘工作的進展,不排除有人類遺骨的可能。如果這個預測成為現實的話,將有可能推翻此前所有關於人類起源的論斷,引起世界性的轟動。

  目前,對泥河灣遺址的發掘工作仍緊張有序地進行著,有更多的發現等待著考古學家去揭開。

  泥河灣盆地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在陽原的大地上,古人類、古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石片、石核等文物隨處可見,俯首可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裡是展示古人類活動的天然博物館。在近一個世紀裡,這裡出土的上萬件化石和石器製品,幾乎記錄著華北地區從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歷史。

  泥河灣出土了我國最早生產的陶器,其歷史距今已有1.17萬年的悠久歷史。這些最早的陶器出土於陽原縣泥河灣盆地虎頭梁遺址群中,下部細石器文化階段的堆積分上中下三層,出土的陶器主要集中在上層與中層。出土的夾砂黑褐陶片器形難辨,質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壓刮抹痕跡。有些陶片夾雜雲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陶胎較厚,燒成溫度不高,比較疏鬆,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煙炱,表面有細繩紋或植物頁莖的壓痕。最大的一件胎厚1-1.2厘米,從斷面看胎體中心黑兩側黃,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這些陶器是泥河灣人偉大的發明創造。我們祖先對粘土的認識由來已久,早在原始社會的生活中,祖先們是處處離不開粘土。泥河灣人發現被水浸濕後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曬乾後變得堅硬起來。同時,泥河灣人已經掌握了對火的利用和認識,他們發現曬乾的泥巴被火燒之後,變得更加結實、堅硬,而且可以防水,於是陶器就隨之而產生了。陶器的發明,它揭開了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做鬥爭的新的一頁,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人類生產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許家窯遺址是目前我國舊石器中期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文化遺物最為豐富、規模最大的遺址。目前發現古人類化石的頂骨11塊、枕骨2塊、左上頜骨1塊、單個牙齒2顆,代表10個男女老幼不同的個體。其體質特徵十分明顯,頭骨骨壁厚,頂骨內面腦膜中動脈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樣粗大和分叉簡單,枕骨圓枕不及北京猿人寬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頜較低而寬,牙齒粗大,齒冠嚼面比較複雜。許家窯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狀,又有接近現代人的特徵。

  許家窯出土哺乳類動物化石也比較豐富,共存的哺乳類動物化石有中華鼢鼠、似步氏田鼠、諾氏古象、野馬、披毛犀、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扭角羚羊、原始牛等約20多種。發掘出的動物骨骼數以噸計,但未見一具完整的個體,基本上是人們食肉後的拋棄物。這個時期,狩獵業非常發達,許家窯遺址中的馬牙,就代表了360多個個體,說明狩獵出現專業化的傾向,狩獵技術進一步提高。

  許家窯遺址中與古人化石共存的石器遺物也非常豐富,共出土石器3萬多件,還出土許多骨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狀器、雕刻器、小石鑽和小型砍砸器。石球極多,共有1000多件,重量80-2000克不等,球面勻稱滾圓,是重要的狩獵工具。刮削器形制遠比以前的複雜精巧。短頭圓形刮削器,刃部經過精細加工,已帶有細石器技術的部分風格,與後來發達的細石器有文化傳統上的密切關係,表明了我國細石器文化淵源久長,也表明這個時期經濟生活領域的較大發展。

  小長梁文化遺址也是泥河灣盆地重要的一處石器遺址,所出土的石器有1000多件,主要有四種類型,包括石片、石核、尖狀器、刮削器。在不同的區域,在很長時間內,石器的型式幾乎沒有變化。

  馬圈溝遺址也出土了大量的石核、石片、石錘、刮削器等石製品,另外還發現了古人類食用的象類、犀類、鹿類、馬類等動物遺骨800多件。

  馬圈溝的人類進餐遺跡面積約60平方米,遺址中陳列著一根粗大的象牙,旁邊散落著數根大象的肋骨,同時擺放著殘留的食物化石,在發掘探方的南部區域,散落著一組以象的骨骼為主,間有石製品、天然石塊遺物密集分佈區域。散落在遺址中間的石核、石片、刮削器等是「餐具」,發現的3件石錘是用來製造「餐具」的。在多數動物的遺骨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跡,其中一件燧石刮削器恰巧置於一條肋骨之上,展示出一幅形象的古人類刮骨食肉的場景。這組文化遺物的分佈狀態,揭示當時人類、石製品和動物遺骸間的內在聯繫,勾畫出遠古人類群體進食的場面,這種完整展示遠古人類生活場景的遺跡非常罕見,這一發現對研究當時人類的行為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學資料。   


獵馬人——許家窯人的狩獵文化

  「獵馬人」,是考古學家送給許家窯人的一個好聽的名字,原因起於他們高度發達的狩獵文化,而且,他們主要的狩獵對象就是馬。

  許家窯時期,正是泥河灣古湖大規模萎縮的階段。那時的氣候年平均溫度比現在稍低。冬季嚴寒,夏季涼爽,降水稀少、空氣乾燥,屬草原、灌木和森林相交混的地帶。許家窯地區的食肉動物很少,只有為數不多的狼與虎,因而草食動物得以大量繁殖,草地上多有很多馬群和羊群。與許家窯伴生的動物十分多,包括野驢、扭角羊、原始牛、大角鹿和野兔等,而在這些動物中,屬野馬最多。在遺址中就出土了4300多枚馬的牙齒,至少代表了210匹野馬。由此可見,野馬在當時的許家窯人一帶十分眾多。

  許家窯人的食物來源以狩獵為主,輔之以採集植物。兔、鼠一類的小動物也是許家窯人獵食的對象,但這些小動物或者跑跳速度快,或者善於鑽洞,往往使人束手無策。比較起來,獵取馬和羊一類的動物雖然困難一些,但收穫卻往往很大。於是,馬、驢、羊便成了許家窯人主要的獵食對象,學者們就送給許家窯人一個好聽的名字——獵馬人。

  許家窯遺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石球,說明獵馬人經常開展大規模的集體狩獵。他們事先大量製作飛石索、石球等武器,然後有計劃地組織很多人到野馬集中的地方進行突襲。許家窯人能夠識別每種動物的足跡、叫聲和習慣,也能夠從樹上的爪痕和地上的足跡發現動物的所在。他們的狩獵技能十分高超,特別是石球的使用令人歎為觀止。他們用野獸皮將石球包裹起來,並留下一段長長的獸皮作為鏈繩,像現代體育項目中的鏈球一樣,利用投擲出去的石球擊中動物的腿部,將其打斷或裹緊,使其失去奔跑能力,然後捕獲。許家窯人還經常將動物驅趕到湖邊泥潭裡,將其累垮後擒獲。

  然而,由於肉食動物的稀少,使得草食動物大量繁殖而失去節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這樣草地的破壞導致了草食動物的銳減,人類覓食的困境終於出現了。這時獵馬人的生活是艱難困苦的。他們不僅要與風、雪、雨、水、野獸作鬥爭,還遭受著疾病與飢餓的折磨。因此,死亡時刻在威脅著他們的生命。根據發掘出的獵馬人化石材料,從骨縫的癒合程度和牙齒萌出及磨損程度判斷,他們的壽命大都較短,平均年齡只有20歲左右。

  泥河灣盆地文化遺址現狀

  泥河灣遺址群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年度跨度大,幾乎覆蓋了舊石器時代的各個方面,已經出土的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有數萬件,全國25處一百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這裡就有21處。

  泥河灣的學術價值引起了地質、考古界的普遍關注,很多國外專家學者對泥河灣也寄予了極大的期望。1988年4月23日,應中科院邀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者前來考察,拉開了泥河灣開放的步伐。1990年,經國務院的批准,泥河灣中美合作舊石器考古項目拉開帷幕,成為建國以來的笫一個中外合作考古項目。到目前為止,泥河灣已接待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名學者和專家,發表了有關論文700多篇,泥河灣的歷史、科學、文化、旅遊、經濟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泥河灣遺址群的學術價值使它成為我國考古界的一顆明星,它的保護、開發和利用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199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將泥河灣一帶列為全省第一個省級地質遺址保護區;2000年泥河灣舊石器考古被評為中國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其中小長梁遺址作為人類活動最北端的見證和中華大地古人類早期發祥地之一,被鐫刻在北京中華世紀壇270米長的青銅甬道的第一個台階上。

  2001年泥河灣舊石器遺址群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7月,國務院批准河北省泥河灣省級地質遺址自然保護區晉陞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目前正在積極籌備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河北省市縣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乃至泥河灣盆地地域內的人民群眾,對泥河灣這一文化遺產保護,做了許多工作。為了保護好泥河灣盆地遺址,各級政府在泥河灣設置了文物保護範圍,修建了通往主要遺址區的道路5條,近40公里,構築了防護工程,結合退耕還林還草,核心區及道路兩旁綠化總計15000畝。2002年2月,河北省政府在陽原主持召開了泥河灣遺址群保護、開發和利用現場辦公會,確定了保護開發泥河灣的12項具體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建設泥河灣博物館。

  2006年,泥河灣博物館已經開土動工。建設中的泥河灣博物館位於張家口陽原縣新區府前街和西寧路交匯處,建設用地20畝,工程預算總投資3150萬元。

  泥河灣博物館擬用大階梯和塔的形式構成整體輪廓,體現泥河灣蒼涼、雄渾拙樸的地貌特色。主體由主展館和現場展館兩大部分組成,主展館共兩層,主要功能是對泥河灣遺址的復原和對出土文物的展出,現場展館主要是對重要的遺址現場進行保護和展示。博物館建築結構上由文物展示儲藏區、科研辦公區和培訓接待區三大塊組成。

  博物館建成後,總面積將達到4560平方米,其中展廳面積2173平方米,庫房面積850平方米,其他面積1537平方米,將滿足5萬餘件出土文物的陳列展示,規模在我國屬於中型博物館,並兼具保護收藏和科學教育功能。   


遼河流域的小龍骨山——金牛山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金牛山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遼寧省營口縣田屯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74年,並陸續進行了一系列發掘工作。1984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在此發現了重要的古人類化石。

  距今歷史:21-30萬年

  考古地位:金牛山猿人化石的豐富完整性史無前例,為瞭解直立人向智人過渡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填補了人類學發展系列上的重要缺環。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金牛山猿人頭骨化石形態比北京猿人頭骨為進步,與陝西大荔發現的早期智人頭骨更為接近。處於直立人向智人過渡時期。

  世界聞名的周口店龍骨山是發現北京猿人頭蓋骨的地方。然而,令人感興趣的是,遼河流域也發現了一個周口店,只不過它的名字叫金牛山。聽人說,一到吉慶的日子,山頂上就會有金牛出現。可是,村裡的人卻從沒有真正見到金牛,卻在二十世紀末的一天見到了28萬年前的祖先。

  考古發現過程:

  金牛山位於離營口縣遼河入海口20多公里的西田屯村,海拔69米,周長1240米,面積僅為0.3平方公里。就在這裡,一具保存較為完整的古人類化石重見天日。

  那是在1974年的5月,遼寧省營口市博物館進行文物普查,當營口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正在金牛山開山挖石,當地的一位農民拿來一塊石頭給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崔德文看,崔德文一下子怔住了,他如獲至寶地對其他人說,這正是我們要找的動物化石!

  得到一塊動物化石並不能讓崔德文滿意,他順籐摸瓜,結果發現了4處動物化石地層。這一年秋天,由遼寧省博物館、市文化局、縣文化館組成的聯合發掘隊,對金牛山的兩個地點進行了3次發掘。

  1978年,營口市博物館又單獨進行了第4次發掘。4次發掘共發現石器30餘種,腫骨鹿、劍齒虎、變種狼等哺乳動物化石和爬行類、鳥類化石87種近千件,以及燒灰、燒骨遺址等。經考古工作者認定,這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址。

  發掘工作並沒有就此停止,到了1984年,考古學家又對金牛山進行了一次發掘,發現了20多萬年前的完整猿人頭骨化石以及猿人肋骨、脊椎骨、尺骨、腕骨等化石。因此,這座小山就被考古學家譽為小龍骨山。

  金牛山發掘出猿人頭骨化石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引起了在北京大學執教30多年的呂遵諤教授的注意。他正想為他的學生選擇一個合適的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實習地點,便專程來到金牛山。

  呂遵諤一踏上金牛山,便被這典型的猿人舊居深深吸引,他仔細觀看了金牛山發掘資料後,當即斷定金牛山洞穴堆積的性質、動物化石及它們所代表的時代等都很像北京周口店的龍骨山。

  經過分析,呂遵諤認為這裡發現人類化石的可能性極大。1984年9月16日,呂遵諤和他的學生開始了金牛山正式發掘,並於10月2日在一塊大石頭下面發現了一個完整的猿人頭骨化石,但它已破碎成數十片,而且化石很酥松。經過漫長的地質時期,它和石灰岩緊緊地粘在一起,想要把它取下來,實在困難得很。

  事有湊巧,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修復古器物的專家因公來瀋陽,在他們的幫助下,終於將這個頭骨取了出來。此刻,在地下沉睡了20餘萬年的遼河遠古祖先與現代人見面了。隨後,呂遵諤和他的學生們又在緊貼頭骨的西邊發現了兩個脊椎骨,在頭骨東面發現了一根完整的肋骨,一根尺骨和一根髖骨殘塊。

  過去,我國發現的屬於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有雲南的元謀人、陝西的藍田人、河北的北京人、湖北的鄖西人和鄖縣人、安徽的和縣人、遼寧的廟後山人、山東的沂源人等。這些人類化石多是頭蓋骨、下頜骨和零星的牙齒、鎖骨、月骨和殘缺的肱骨、股骨和脛骨。像金牛山猿人化石這樣豐富完整是沒有的,採用鈾系法測定,金牛山人骨出土堆積物的年齡為21-30萬年,在晚期北京猿人的時限範圍內。

  金牛山猿人化石的發現與發掘,是中國考古學上重要成果,它除材料豐富外,最大的特點是保存較完整。它的發現,不僅對研究猿人的體質特徵是極為珍貴的資料,還可以瞭解當時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對研究早期人類歷史有重大意義。同時,在人類學上對研究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轉變也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金牛山遺址出土文物

  金牛山出土的人類化石十分珍貴,包括一個中年男性頗為完整的頭骨和椎骨、肋骨、尺骨、髖骨等在內54件骨人類化石。這些重要標本,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十分珍奇的發現。其中頭骨部分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來的同時代最完整的人類頭骨化石。金牛山猿人頭骨化石的形態明顯比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頭骨為進步,化石顱骨厚度比大荔人薄得多,比大荔人更進步些。採用鈾系法測定人骨出土堆積物的年齡為21-30萬年,在晚期北京猿人的時限範圍內。

  賈蘭坡教授把這種原始與進步類型交叉存在的現象,稱之為「演化上的重疊現象」。即進步的金牛山人已經出現,晚期北京猿人成了遺老遺少。

  猿人怎樣向智人過渡,由於過去發現的材料太少,知道的還不清楚,因此,在人類演化的關鍵問題上還是一個空白。金牛山猿人可能處於這個轉變時期,對金牛山猿人化石的深入研究,可以使我們瞭解直立人向智人過渡的具體情況,從而填補並連接上人類學這一發展系列上的重要缺環。

  另外,在金牛山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同時出土的還有腫骨鹿、劍齒虎、變種狼等哺乳動物化石和爬行類、鳥類化石87種近千件,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古環境及地質的變遷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金牛山遺址現狀

  長期以來,世界範圍內屬於猿人階段的人類化石十分稀少,尤其是體骨化石更為罕見。人們對猿人體骨特徵的研究只能在極少的材料基礎上想像推測。而在金牛山古人類遺址中發現的金牛山古人類化石,有頭骨、椎骨、尺骨、掌骨、指骨五十餘件。對研究當時手足結構、靈活程度和行走步態,提供了珍貴材料,同時對研究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間的過渡有重要意義。

  1979年金牛山古人類遺址被遼寧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國務院將其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9年,營口市政府為了保護金牛山遺址,在遺址範圍內大規模修建了保護性圍牆。並與1992年組織建立了金牛山遺址陳列館等6項工程。

  1991年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技術研究所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對金牛山發掘地洞穴的洞頂和洞壁進行了加固和初步復原。2001年,金牛山遺址的發現被評為中國20世紀百項考古發現之一。

  目前,金牛山古人類遺址陳列館已經建成,陳列館內展示當時發揚出土的部分人體骨骼化石和當時的生存環境及生活場景。

  2004年11月,遼寧省加大了古生物化石的保護,《遼寧省古生物化石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正式出台,條例明確規定,對省級化石資源保護區採掘化石或者在省級化石資源保護區外採掘重點保護化石的,必須向省國土資源部門提交採掘方案,並由省國土資源部門組織化石專家進行評審,經省國土資源部門審核認定後,方可採掘化石。這項法規的出台,使金牛山遺址的保護有法可依,逐步完善。   


唯美時尚的洞居人——山頂洞人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山頂洞人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北京猿人洞上的山頂洞內

  發現及發掘時間:發現於1930年,1933-1934年由斐文中主持發掘。

  距今歷史:約18000年

  考古地位:是人類發展史上「新人階段」的代表者,對於研究北京猿人也具有重要意義。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為晚期智人的主要代表,處於猿人向人類演變的最後一個階段。

  大約在30萬年前後不久,龍骨山失去了往日的喧鬧,因為古老的北京人已經離開了這裡。於是龍骨山長時間地保持著一種「休眠」的狀態,這種「休眠」狀態一直持續到了大約3萬年前。一批相貌、身材與現代人沒有太大差別、可以說是已經「現代化」的早期人類來到這裡,他們在這裡安營紮寨,繁衍生息,創造了繁盛的史前文化,他們就是著名的山頂洞人。

  考古發現過程

  山頂洞人到達龍骨山的時候,「北京人之家」的巨大山洞幾乎完全坍塌,幽深的洞室幾乎被碎石和泥沙填滿了。幸好靠近山頂的地方還存留一個洞穴,山頂洞人就在這裡安了家。

  1930年的一天,為了查明周口店遺址的南部邊界,裴文中和其他考古人員一起清理山頂的浮土。在清理遺址發掘區的西南角時,一個被浮土掩蓋著的小洞口出現在了他們眼前。這個小洞口面朝北,裡面充滿了灰色的膠結物。在堆積的膠結物中,混雜著大量化石。

  考古人員對這些化石整理後發現,一個比北京猿人進化程度更高的新人種曾在這裡生活過,距今只有18000年的人類寄居地——山頂洞就這樣被發現了。周口店的考古又一次震驚了世界。

  為了進一步瞭解山頂洞人與北京人的關係,1933-1934年,考古隊集中力量對山頂洞進行了開掘。山頂洞文化的底層直接堆積在「北京人」遺址的文化層上。今天的山頂洞洞口並不是當年山頂洞人出入的地方,而是挖掘山洞時為方便運土而人工炸出來的洞口。

  山頂洞的洞口高4米,南北寬8米,共由四部分組成: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上室在洞穴的東半部,南北寬約8米,東西長約14米。在上室文化層中發現有嬰兒頭骨碎片、骨針、裝飾品和少量石器。在地面的中間發現一堆灰燼,底部的石鐘乳層面和洞壁的一部分被燒炙,說明上室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室」。

  通過洞穴中的灰燼遺跡,專家們得出結論,山頂洞人已經可以人工取火。從保存火種到人工取火,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恩格斯認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山頂洞人取火技術的發明和使用,將人類帶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洞東面的壁牆向西延伸,洞穴慢慢變窄,同時向下凹陷,形成一個深約8米的大坑,這就是被稱為「下室」的地方。在這裡發現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頭骨各一具,在老年頭骨的左側發現穿孔的介殼,穿孔的狐狸犬齒,在骨盆和股骨周圍找到赤鐵礦粉和赤鐵礦石。這些發現表明下室是一處公共墓地,也是至今所知國內這個時代唯一的墓葬遺存。

  考古工作者發現,山頂洞人遺骨排列基本整齊,周圍撒有赤鐵礦粉末,但這些遺骨發現有輕微破壞。但破壞程度並不是很嚴重,因為遺骨基本保持原來的連結狀態。

  下窨在下室深處,是一條南北長3米、東西寬約1米的裂隙。發現了許多完整的動物骨架。

  人們在山頂洞中還發掘出了大批異常完整的哺乳動物遺骸,其中數量較多的是各種年齡的虎的化石。學者們推測,人類佔據這個洞穴的時間不長,而老虎才可能是這個洞穴長期的主人。

  通過發掘,共獲得完整的頭骨3個,頭骨碎片、下頜骨、體骨和一些零星的牙齒。經過對這些化石的綜合研究,確認這些化石分別屬於8個男女老少不同的個體。由頭骨縫的癒合程度和牙齒的生長情況看,其中5個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壯年和超過60歲的老人。

  從頭骨和其他骨化石看,山頂洞人跟現代人在體質上已沒有大的區別。山頂洞人及其文化的發現,不僅使人類發展史上的「新人階段」在中國有了代表者,而且對於對比研究代表直立人階段的北京猿人,也具有直接的、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目前,對山頂洞遺址的發掘工作基本結束。

  山頂洞人生活復原圖

  山頂洞人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現在當地的情景相似。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廣闊的草原。虎、洞熊、狼、似鬃獵豹、果子狸和牛、羊等生存於其間。

  山頂洞人的體質已很進步,腦量已達1300-1500毫升,這些特徵和現代人一致。山頂洞人的身高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男性身高一達到1.74米,女性為1.59米。山頂洞人仍具有一些原始性質,他們頭骨粗壯,較長,屬長頭型;額部傾斜,眉弓發達,眼眶低矮,梨狀孔寬闊;下頜骨頦孔位置較低,且較靠後,頦部突度較小,按人類進化過程屬於晚期智人階段,為蒙古人種祖先。

  狩獵是山頂洞人主要的食物來源,他們獵取最多的是兔、赤鹿、斑鹿、野豬、羚羊、獾、狐狸等動物。令人驚奇的是,在山頂洞中竟然發現了鴕鳥和其他鳥類的化石,這說明山頂洞人有可能連天上飛的鳥都可以捉到,並把它們變成自己的「盤中餐」。

  山頂洞人已能捕撈水生動物,把生產活動範圍擴大至水域,這標誌著人類認識和利用自然界的能力的提高。遺址中發現的鯇魚、鯉科的大胸椎和尾椎化石說明了這一點。

  遠在一萬八千多年前的山頂洞人,己經有了美的觀念,己經會製作和佩帶裝飾品了。山頂洞人項鏈的原料是一些色彩各異的石珠、礫石、獸牙、魚骨和海蛻殼等,他們把這些漂亮的小玩意兒磨光、鑽孔,然後用繩子穿起來,一條項鏈就這樣做成了。山頂洞人還在繩子上和裝飾品的小孔中染了色。染料就是山頂洞附近的紅色石塊,就是現在的赤鐵礦。他們用石器把這種紅色的石塊刮磨成粉末,然後塗抹在需要染色的物品上。山頂洞人製成的項鏈,雖不能與現在的各種項鏈相媲美,卻也是十分漂亮的了。紅色的繩子,串連著潔白的石珠、獸牙和淡綠色的礫石。他們把這種項鏈佩帶在胸前,有時也會帶在手腕上。

  山頂洞人還長期佩帶獸牙,山頂洞小伙子赤裸著背脊,身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穿在一起的獸牙。這種獸牙項鏈很能表現出他的強悍,掛的獸牙越多越表明他的矯捷健壯,也更能說明他狩獵技術的高超,很能得到異性的青睞。他們佩帶的穿孔獸牙以猩、狐等小型食肉動物的犬齒最多,也有鹿類的大齒。

  山頂洞人也已經進入了原始的宗教信仰時期,他們將死者埋葬在下室就說明了這一點。山頂洞人的發現,為人類歷史研究添上了極為重要的一筆,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山頂洞遺址出土文物

  在山頂洞發掘出的化石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了山頂洞人文明水平的各類文化遺物,如裝飾品。

  山頂洞出土的裝飾品中,有穿孔小石珠、穿孔小礫石、穿孔海蚶殼、穿孔鯇魚眼上骨、穿孔獸牙和有刻溝的骨管等。遺址出土的穿孔小石珠一共有7顆,分佈在一個女性頭骨周圍的土層中,是這位女性的頭飾或項飾。石珠用白色石灰石製成,大小基本相同,表層都有塗過赤鐵礦紅色的痕跡。

  在山頂洞文化遺物中,石珠可以說是最能代表山頂洞人高超技術的一種飾物。穿孔石珠用白色石灰岩薄片製成,輪廓近似四方或多邊形,底面磨平。雖然山頂洞人已經對工具的利用較北京猿人發達,但出土的大量石器說明,他們主要的勞動工具仍是石器。穿孔小石珠就是利用石器鑽磨而成。他們先用尖狀器在小石塊上鑽制,鑽到一定程度,再從鑽孔的背面進行打磨,直到磨穿為止。

  另外還有一件鑽孔的礫石,製作十分精美。它是一塊蛋圓形的礫石,兩面扁平,非常像現代女性掛在脖子下的雞心形項鏈墜,可見山頂洞人在製作這件裝飾品時,在原材料選擇上肯定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這件古樸的飾品在剛被發掘出來時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幾乎到了「人見人愛」的境地。小石珠和鑽孔小礫石是代表山頂洞人石器工藝最高技術水平的製品。因為對石頭進行磨製和鑽孔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世界範圍來看,對石頭磨製和鑽孔是幾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才流行起來的工藝,而它在3萬年前的山頂洞遺址已經出現了。

  山頂洞的出土物中還有很多穿孔穿孔獸牙,有120多顆。其中又以獾牙最多,有60顆。其次是狐牙、鹿牙、黃鼠狼牙,最少的是老虎和野貓,各l顆。此外,還有2顆犬齒弄不清是哪種食肉類的。這些穿孔獸牙除了1顆虎的門齒和3顆鹿的門齒外,其餘全是犬齒。

  為什麼當時人們偏愛犬齒呢?考古學家賈蘭坡研究後認為,犬齒比其他牙齒的齒根長、齒腔大,容易穿孔,另外犬齒在齒列中數目最少,同時犬齒形狀美觀、尖銳有力,比其他牙齒更能顯示獵人的英雄氣概。

  山頂洞遺址還出土了一支磨光鹿角。有人猜測它們是當時巫師使用的魔杖,也有人認為這是投矛器,用它做依托,獵人們投擲尖端裝有石矛頭的標槍時可以成倍地提高有效射程。山頂洞的鹿角表面光滑,可能因為在地層里長期被化學侵蝕的緣故,看不出原來是否有圖案。

  大約在5萬午前的舊石器時代,人類就會製作和使用針了。這種針是用細骨製作的。山頂洞人遺址出土的一枚骨針,製作水平十分高,針長82毫米,直徑3毫米,比火柴棒咯粗,針身略彎,表面光滑,尖端很鋒利,針孔很清楚,是用尖利的器物挖出來的。遺憾的是,出土時針孔己損壞。據推測,山頂洞人用這種骨針來縫製簡單的皮衣。據專家分析,山頂洞人使用的線,極可能是鹿的韌帶。從一種稱為獰鹿的身上取下來的韌帶,可長達半米以上,又細又白,猶如生絲,用這種韌帶做線是很理想的。

  山頂洞出土的動物化石內容很豐富,脊椎動物化石共54種,絕滅動物只有洞熊、最後斑鬣狗和鴕鳥3種。哺乳類動物一共發現49種,包括最後鬣狗、野驢、□、斑鹿、馬鹿、羚羊、貉等中國北方常見動物,還有一批適應草原環境的齧齒類,如鼢鼠、倉鼠等。這些出土的動物化石對於判斷山頂洞人的時代、生態環境和生活情形有重要意義,遺址中有很多花面狸、獵豹和象等喜暖種類,說明山頂洞人生活的時期這一帶氣候比較溫和。

  遺址中還發現用鯇魚眼上骨鑽孔做成的垂飾和一些魚的脊椎。根據魚類學家研究,那件眼上骨和幾件脊椎骨屬於大鯇魚和大鯉魚。鯇魚生前的體長達80厘米,鯉魚也多半為大中型。大魚生存需要比較深和寬的水域,說明山頂洞時期這些帶不但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得多,而且草木茂盛,河湖充盈,一派生機。

  山頂洞之迷

  山頂洞遺址的發現給考古學家們帶來許多驚喜,同時也留下許多有待解開的謎團。

  1.舉橫越萬里的異族通婚

  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於1939年發表關於山頂洞人化石的研究報告。對於3個頭骨,他認為它們的結構特徵差別很顯著:老年男性頭骨在測量數據上很接近歐洲的克羅馬農人,但形態上又可以確定為原始的蒙古人種;兩具女性頭骨中那具中年的可能屬於今天生活在北極地區的愛斯基摩人,而青年的那具則與南太平洋島嶼上的密克羅尼西亞人相像,後兩者也是蒙古人種,但分別屬於不同的支系。魏敦瑞解釋這種不同種族組成一個家庭的現象是當時盛行不同人群的掠奪婚姻造成的。不過,在幾萬年前的交通條件下,這些相距遙遠的人們是怎樣走到一起來的呢?

  於是這位美國人類學家發揮了他超常的美國式想像力,他說,山頂洞中發現的人類化石代表了一個家庭,一位老人娶了一老一少兩位妻子。

  對於這樣一個可能是跨越洲際的婚戀事件,學者們沒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釋。

  我國的考古學家裴文中在1952年提出,山頂洞人時代人種尚未分化和定型,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個體之間的差別。後來,它們中一些人留在本地,逐漸形成了今天的蒙古人種,一些向北遷移並且最後定居在北極地區,成了今天的愛斯基摩人。另外還有一部分向東南遷徙到太平洋島嶼上,成了今天適應海洋生活的密克羅尼西亞人。

  人類學家吳新智也在1960年發表論文指出,魏敦瑞的一些測量數據不夠精確,造成3個頭骨之間的一些差異被誇大了。和裴文中一樣,吳新智主張3個頭骨的種種特徵實際上是處於形成中的蒙古人種變異範圍之內。

  實際上,在整個人類進化過程中,無論哪一時期、哪一地區都不存在「純之又純」的人種,今天生活在地球上各地的人群是人類經歷長期進化、遷移、交流和融合的產物。

  2.山頂洞人的墓地

  目前來看,在山頂洞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大約代表10個個體,包括不同的年齡段,從老年、壯年、青少年到幼兒都有,甚至包括一個新生嬰兒。上述化石並不是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其中在下室出土了3個頭骨和部分體骨。發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就提出了疑問,這些屍骨已經被擾亂過,但到底是誰擾亂了他們的遺故,目的又是什麼呢?上世紀60年代,學者們就開始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大規模的討論。有人認為是敵對的部落跑來「挖祖墳」,也有學者認為是鬣狗所為,與人無關,山頂洞不是出土過這種喜歡吃腐肉的「草原清道夫」的完整骨架嗎?我國考古界的權威賈蘭坡則認為「二次葬」比較可信。

  3.穿孔貝殼的來歷

  在山頂洞出土的裝飾品中還有三隻穿孔貝殼,經過鑒定它們不是淡水貝類而是生長在海水裡的海蚶。現在的山頂洞距離最近的渤海灣大約為165公里,山頂洞人不顧路途遙遠,親自到海邊採集貝殼的可能性不大。那麼,這些貝殼是從哪裡得來的呢?有專家認為,山頂洞時期已經出現了物品交換,這些貝殼就是山頂洞人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從生活在海邊的部落那裡交換來的。也有專家認為,是海陸變遷縮短了山頂洞與海洋的距離,使山頂洞人有機會採集這些貝殼。據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在末次冰期中的一個曖期,這時華北一些沿海地區曾經發生過不同程度的海侵現象。於是部分專家認為,當時的海平面大幅度上升,縮短了山頂洞與海邊的距離。不過,這些推測是否正確還有待於詳細的地質鑽探資料來證明。

  山頂洞人文化遺址現狀

  山頂洞人文化遺址位於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上,距市區50公里,是聞名世界的古人類遺址,素稱「北京人之家」。出土的化石及遺址已經構成了一個天然的生物史和人類史「博物館」。

  不過可惜的是,在山頂洞遺址中出土的8個山頂洞人的遺骨,已經在抗日戰爭期間和北京猿人化石一起丟失了,只留下3個完整的頭骨、幾個下頜骨以及少量其他骨骼的模型可供人們研究。

  目前這些模型展出在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

  近幾年,位於山頂洞遺址附近的爆破和火車震動的影響,對山頂洞遺址危害較大,這些震動有可能造成岩石從較陡的斜坡滑落,產生塌方。當年在遺址旁邊採石廠的爆破作業,對遺址也造成了比較大的損毀,而周圍水泥廠的粉塵所形成的酸雨更是直接侵蝕岩石。

  為了保護山頂洞遺址,2005年,北京市政府對動用了大量資金對山頂洞局部地段進行加固,為了防止雨水的腐蝕,在山頂洞遺址上設置一個鋼化玻璃罩當作防雨棚。目前,這些工程正在進行當中。   


來去無常的遠古人——東胡林墓葬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東胡林墓葬遺址

  發掘地點:北京門頭溝區東胡林村

  發現及發掘時間:1966年發現,正式發掘開始於1991年。

  距今歷史:9000-10000年

  考古地位:對於再現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特徵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東胡林遺址的發現填補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的一段空白,對人類尤其是北京人從山頂洞居住向平原居住發展提供了重大科研依據。

  東胡林位於北京市門頭溝區齋堂鎮東胡林村,處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東胡林背山而面水,避寒風而迎暖流,適合古人類生生不息。清水河的兩岸是綿延不斷的山丘,山丘下散佈著一些低矮的黃土檯子,就在這些黃土檯子裡,埋葬著距今約一萬年前的先人,他們被稱為「東胡林人」。

  考古發現過程

  在東胡林村,清水河安靜地向東蜿蜒而去,在不遠處匯入永定河。這是一處安靜了幾百年、上千年的小村落,可就在50年前,它開始被人們所關注,原因就是那著名的「東胡林人」。

  「東胡林人」第一次露出土層是在「文革」前,那是一次掘土造田時的偶然發現。四清運動中,北京市派了一支十多個人的四清工作隊,和東胡林村裡的生產隊社員共同勞動。那時的東胡林村共有4個生產隊,當時23歲的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學生郝守剛在第三生產隊負責青年團工作。

  1966年的3、4月份,天氣已開始轉暖,生產隊決定派18個人到村西山坡上挖黃土墊河灘造田地。正在人們幹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突然,在山坡的土牆下方幾十厘米處,一具無頭屍骨隨著人們的鐵鍬露出了地面。接著,他們又在相距5米遠的地方挖出了另一具屍骨,其中一具屍骨的手骨四周還有一厘米的小貝殼串成的手鐲、項鏈,在土裡埋藏的形狀也比較完整。

  當時大家誰都沒有在意這幾具屍骨,那時,在地裡挖出屍骨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所以他們胡亂地將這堆屍骨扔在一邊,又開始埋頭幹起了自己的活兒。

  但,這些屍骨的突然出現卻引起了郝守剛的注意,他在地質地理系讀書,多少懂得一些土層分佈的專業知識,於是,郝守剛初步斷定這是個古人類屍骨。為安全起見,他特意抱了幾捆玉米秸蓋在屍骨上保護,並立即報告給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有關專家很快就來到了現場進行勘察和發掘,並一致認為這一帶很可能是原始人生活的區域。研究發現,這3具遺骨中有2具是成年男性,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第3具遺體,她屬於一位16歲左右的少女。這位少女的屍骨在被挖出來時呈彎曲狀,腕部發現了用牛肋骨製成的骨團。這副手鐲比較完整,在被挖出來時還保持著圓圈兒的形狀,但搞不清楚它們是用什麼串起來的,原物可能是長短相間,因而顯得錯落有致。

  在少女的胸前,遺落有50多個小螺殼,就是郝守剛最初發現時所說的項鏈。螺殼大小勻稱,排列整齊有序,每個螺殼上都磨有小孔,看來這串螺殼是用繩子串連起來,掛在少女胸前的。這個墓葬中僅有的兩件裝飾品都佩戴在這位16歲的少女身上,一些專家據此認為,這一現象表明了當時人對婦女的尊敬,有可能是母系社會中女權制的一種體現。另一具較完整的是個小女孩,女孩手上還戴著骨鐲。

  正待人們進一步研究珍貴的骨骼之際,一場政治風潮席捲整個中國,這裡很長時間沒有再進行過深入的發掘。十年過去後,當人們打算對這些骨骼做深入研究時卻發現,出土的三具遠古的殘軀銹骨早已了無蹤跡。雖然屍骨已經不見了,但東胡林人墓葬地卻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很多的專家學者來到了東胡林,希望能在這裡再次發現點什麼,但卻一直沒有收穫。

  1995年5月的一天,當地農民在刨土時第二次挖出了「東胡林人」屍骨,郝守剛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趕到現場。遺憾的是,發掘出來的頭骨已經成了像鈕扣大小的碎塊,郝守剛心疼得不得了。為了證實東胡林人生活的年代,郝守剛還到美國對遺骨做了碳14鑒定,證實「東胡林人」生活在距今9000至10000年間,屬新石器時代。

  對東胡林的關注由此多了起來,東胡林墓葬往日的寧靜被打破了。在多次調查的基礎上,國家文物局批准,1999年,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聯合組成東胡林考古發掘隊,對東胡林進行一次大規發掘。

  2001年7月,東胡林考古發掘隊的發掘工作正式開始了,出土了一批重要的石器、陶器、骨器、人骨、螺殼、獸骨等,另外還發現了多處東胡林人的燒火遺跡。考古隊在這些遺存處採集到了豐富的木炭、土樣、骨骼、螺殼等。為測定年代、進行孢粉分析以及進行DNA研究提供了標本。

  2003年9月24日,考古發掘隊對「東胡林人」遺址又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挖掘。在不到40天的時間裡,人們相繼挖掘出了3個「灶坑」以及一些貝殼、陶片、動物的骨骼等一批重要文物。這次發掘最大的收穫是發現1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墓葬,出土了一具東胡林人的屍骨。

  這具屍骨是在發掘工作進入尾聲時發現的,考古隊的副領隊郁金城是最先發現者。10月19日下午,考古隊本打算按今年計劃進行最後階段的勘察,準備再尋找些石器。在挖掘時,郁金城突然發現了一塊腿骨。於是,他馬上調集人力對該地點進行擴方,尋找墓葬。第二天,一具完整的人骨終於出土了。

  這具屍骨身長約1.65米,頭部左眼眶略微有些破損,其他部位保存非常完好。令人驚異的是,在屍骨的口鼻之間還發現了一塊小拇指大小的玉製品,只是還搞不清楚這塊玉是否為裝飾品。在這具屍骨南側是已經清理好的3處用火遺跡,其中一處可明顯看出用石塊壘成且有火燒過的痕跡。

  挖掘區還出土了大量大小不一的石製品,旁邊還分佈有一些獸骨和獸牙。這說明1萬年前這裡還生長著大片茂密的森林,包括鹿在內的許多動物成群地出沒於此地。北京西部地區屬太行山餘脈,永定河、清水河等京城幾大水系都從此流過,優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環山聚水」的獨特生態氣候,非常適合古人類居住。那時的東胡林人已經離開了祖輩居住的山洞,開始在黃土坡上建造自己的房屋。

  東胡林發現完整屍骨的消息傳出後,國內大批考古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和古生物專家齊聚東胡林村,對這一重大考古發現進行了鑒定。東胡林村的新發現填補了我國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一段空白,對研究華北地區乃至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及其文化具有重大的意義。

  2005年9月至10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及東胡林考古隊,再度對東胡林遺址進行挖掘。10月10日,在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考古隊發現了一具身長一公尺多的人骨,很完整並且蜷曲著。根據勘定,考古隊確定這次發掘的是曲肢葬。在這座包錯比較完整的墓葬出土了很多小型磨製石器、螺殼項煉等陪葬品。在這次發掘中還首次發掘出赤鐵礦,這種物質是東胡林人早期用來染衣服或者染身體的顏料。

  目前,有關「東胡林人」的研究還在繼續,對東胡林村遺址的發掘,使得北京地區人類演化的版圖得以完善。從距今約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到距今1.8萬年左右的山頂洞人,再到距今1萬年的「東胡林人」,進化過程十分清晰明確,把北京乃至整個華北地區的人類演化史圖圓滿地描繪了出來。

  現在看來,「東胡林人」曾經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萬年前的東胡林人靜靜地躺在屬於自己的地層裡,似乎是在等待有那麼一天,他們從沉睡中醒來,向世人訴說這已經掩藏了萬餘年的滄海桑田。目前,東胡林村大部分地區被視為東胡林人遺址,而這裡有無古人類居住過的山洞、窯洞還有待發現。

  東胡林墓葬出土文物

  東胡林遺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2001和2003年先後對東胡林遺址進行發掘,出土的文化遺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蚌器、赤鐵礦顏料以及數量較多的鹿、豬等動物的骨骼等。

  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為主,包括石片、石核、砍砸器、尖狀器等,原料主要為凝灰巖、砂岩、頁岩、石英,大多取自就近的河灘。細石器有石核、石葉、雕刻器及數量較多的石屑,原料主要為燧石。磨製石器有磨製的小型石斧以及琢磨成型的石磨盤、石磨棒、小型石容器等。

  陶器均為夾砂陶,胎厚薄不一,以夾粗砂的厚胎陶數量為多。器表顏色不勻,以灰褐陶為多,多為素面,紋飾有繩紋、附加堆紋等。骨器有錐、魚鰾、骨梗刀等,骨梗刀製作較精,發現時仍有細石片嵌在骨柄槽中。蚌器主要是穿孔蚌飾。赤鐵礦顏料有的有明顯的研磨痕跡,並且在遺址中發現了用來研磨赤鐵礦顏料的磨石。

  遺址中共出土兩座新石器時代早期墓葬,墓葬保存完好,都是土坑豎穴墓。其中有一座葬式為屈肢葬。墓葬中還發掘出一具完整的東胡林人骨架,填補了華北一萬年前左右人類遺跡的空白,這一時代的完整古人骨架在華北是首次發現,對人類演化和人類分佈的研究十分重要。

  這些骨架的頸部及胸腹部發現有多枚穿孔小螺殼,應為墓主人生前佩掛之物,這種穿孔螺殼的裝飾品在很多東胡林人墓葬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磨光的小石斧。兩座墓葬的發現,不僅可以豐富對東胡林人埋葬習俗的認識,也為北京乃至華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學資料。

  在東胡林還出土了多處早期的燒火遺跡及打制石器等文化遺存,為尋找時代更早的古人類及其文化遺存提供了重要線索。

  東胡林的萬年謎團

  1.消失的大河

  1983年,一位叫劉德小的村民在村東頭的黃土台上開荒,一鎬下去覺得有東西嘩啦一聲響,刨出來一看,原來是個臉盆大小的貝殼。可能是他用力太大,這個貝殼的中間部位碎了。劉德小十分驚奇,在山坡上怎麼會有貝殼這種東西,於是,趕快把這個挖出來的大貝殼送到了區文物所。

  據考古專家推測,曾經有一條大河流經東胡林村,東胡林人的挖掘現場就在當時的河邊附近,而現在東胡林村的位置則是河底,但這條河流是什麼時候消失的,考古學家目前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

  2.來去無常的東胡林人

  作為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古人類,「東胡林人」究竟來自何方?專家們有許多的猜想:他們有可能是從北京的山頂洞人演變來的,也可能是從周邊地區遷移過來的。「東胡林人」與北京周口店人、山頂洞人究竟有什麼樣的歷史淵源,專家們也無法確定。

  東胡林人的離去也一樣充滿迷團。考古學家從幾次挖掘出土的殘骸分析,認為東胡林古人不是正常死亡。東胡林出土屍骨的殘骸部分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頭東腳西。

  東胡林人生存的一萬年前正好是地球上自然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遺址內的文化層有約一米厚的全新世早期含湖沼沉積的沖積層,這些沖積層是解開東胡林人離去原因的研究對象。東胡林人是否適應了這種巨變而得以存活?他們又是怎樣適應了這種氣候的?這些只有等考古發掘的進一步深入來獲取答案了。

  東胡林墓葬遺址現狀

  在中國華北地區發現的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為數很少,而這其中既發現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又發現火塘和墓葬的僅東胡林一處。東胡林遺址中的文化堆積十分完整,對於研究華北地區環境變遷以及人地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對東胡林遺址的保護卻並不完善,致使這個發掘了數年且有重要價值的遺址在日曬風吹雨淋下裸露著。

  2005年年底,首都博物館落成開館,新館總建築面積63390平方米,是目前國內同類建築中面積最大的。其中東胡林墓葬出土的項鏈、骨鐲等文物現均被首都博物館珍藏、展覽。

  目前,社會各界正在倡議建立東胡林遺址陳列館,作為研究和展示東胡林豐富古文化的重要場所,也可以成為科普和愛國主義教育的新基地,並且可以做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神秘恢弘的女神崇拜文化——紅山文化遺址

  遺址名稱: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

  發掘地點:遼寧省西部丘陵山區建平和凌源兩縣交界處

  發現及發掘時間:紅山文化發現於20世紀初,作為紅山文化重要遺址的牛河梁遺址發現於1981年,並於當年開始發掘。

  距今歷史:5000-6000年

  考古地位:把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從黃河流域擴大到燕山以北的西遼河流域,並將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對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產生巨大影響。

  文化類型及承繼關係:牛河梁遺址為紅山文化的重要類型,遺址範圍內的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塚群組成了一個獨立於居住區以外規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遺址群,是祭祀文化的典型。

  紅山文化的發現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但直到80年代初,遼寧省牛河梁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才徹底改變了紅山文化在史前文明史中的地位。大量的積石塚、重要的女神廟、神秘而又精緻的玉器隨著牛河梁的名字在考古界大放光彩。隨著發掘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唯玉獨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實的女神崇拜使紅山文化作為一出重頭戲在中華文明的起源中徐徐上演。

  考古發現過程

  紅山文化因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市的紅山而得名。紅山在蒙古語中為「烏蘭哈達」。烏蘭為赤色、紅色,哈達意即山峰,赤峰這個名字也是由此而來。最先來到紅山考察的是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他於1908年來到赤峰,調查了赤峰市北郊英金河畔的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但沒有對紅山遺址進行調查。1919年起,法國著名學者桑志華、德日進也在內蒙古東南部發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並對其中重要的紅山前遺址進行過調查。

  中國的學者也很早就加入到早期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工作中,1930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曾作過專門調查,在當時材料匱乏的情形下,他很有預見性的指出了西遼河南北之間的文化差異。50年代初,考古學家尹達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的時候,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將這類物質遺留單獨分列一章來討論,並且正式給它定名為「紅山文化」。從此,這一類史前遺存在研究長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動關係上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伊始,對紅山文化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廣泛展開。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師生進行,後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這一地區進行考古工作。

  到了60年代末期,經過多年的調查,紅山文化的範圍已經基本確定,所屬年代也基本推定為距今5000-6000年。這一時期,紅山文化同全國其他各地區的史前文化一樣,只是通過它的陶器群、房址、窯址給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對其文化發達程度和特殊性的認識是不全面的。

  直到1981年牛河梁文化遺址的發現,徹底改變了紅山文化在史前文明中的位置。

  牛河梁遺址坐落於遼寧省西部丘陵山區,位於建平和凌源兩縣的交界處。這一帶是歷代的交通要道,北京至瀋陽的鐵路和公路都在牛河梁地區通過。山區中有一座遼西名山努魯兒虎山,山谷間為綿長的山梁,因有大凌河支流牛兒河流過,所以這個山梁被稱為牛河梁。山梁不是小範圍的一兩個山頭,而是蔓延達10餘公里的多道山梁。牛河梁遺址的發掘點都坐落在這多道山梁的岡巒之巔。

  近幾十年以來,牛河梁地區一直有考古工作者的足跡。40年代,佟柱臣曾在這裡採集到彩陶;60年代這裡發現過漢代墩台;1979年還發掘出三官甸子玉器墓。但以往的每次發掘都是匆匆而過,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長期駐足。

  那是1981年4月,遼寧省的文物普查在建平縣境內進行。考古工作者得知牛河梁一帶經常有玉器出土,立刻趕到現場進行調查,並確認這裡為一處單純的紅山文化遺址。經過試掘,發現石棺墓一座,隨葬的玉器十分豐富,就此牛河梁遺址被正式被發現。

  1983年,考古學家孫守道和郭大順率隊在玉器出土地點進行正式發掘,確定墓葬為積石塚性質。從這一年開始,牛河梁的秘密一點點被發現,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女神廟。

  女神廟的發現十分偶然。那天傍晚,考古隊正打算結束工作拾掇物品下山。一位考古隊員收拾好東西後,來到旁邊的一處沖水溝邊小解。突然他發現腳下有一塊像石頭又不是石頭,像陶片又不是陶片的東西,他立刻彎腰拾起它。待他認真一看,心裡禁不住一陣狂跳,原來是一件人像雕塑的鼻子!他們馬上在附近開展了大規模的勘察,終於發現了轟動世界的牛河梁女神廟。

  女神廟遺址位於牛河梁第二道梁的最高處,海拔為671.3米,這道山梁明顯高於其他山梁,應該是牛河梁的主梁。在這裡,考古隊員發現了結構複雜內容豐富的女神廟建築群,把紅山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女神廟是整個建築群中保存較好的一座主體建築。廟為土木結構,完全不用石料,這和大量石灰岩構成的積石塚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表現出紅山人精神世界中的兩個不同側面。廟從平面上看,是個窄長形狀,南部一端有圓形的主室,兩側各有一個圓形的側室,北邊則是一個長方形房間。女神廟的牆面有很多層,是人工一層一層粘合而成。在牆上還有壁畫裝飾,有紅白兩色的幾何形回字圖案。廟內堆滿了遺物,除了坍塌的牆面,屋頂殘塊以外,就是大量的人物、動物塑像和陶質的祭祀用器。

  那具神秘的女神像發現於1984年10月31日。當女神像露出地面時,全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整個現場悄然無聲,只有小鏟和小刷子剝離泥土的聲音在沙沙響著。慢慢地,女神頭像完全顯露在大家面前,她的表情如此鎮定而坦然,似乎正帶著微笑注視著5000年後的人們,神秘而自信。

  更令人驚奇的是「中國金字塔」的發現。在牛河梁遺址群南部一個山崗上,考古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座類似積石塚的金字塔式建築,與山丘渾然一體,總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這處建築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建造十分考究,內部夯土,外部砌石,台體頂部有煉銅坩鍋等遺物發現,說明其文化內涵的複雜性。作為一座單體建築,它是至今發現的中國史前建築中規模最大的。

  1984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遺址旁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從目前的發掘情況來看,牛河梁遺址由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塚等16個地點組成,佔地約50平方公里。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引起了國內外考古界的高度重視,從此以後,紅山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有條不紊的進行著,紅山文化上演了中華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頭戲。

  牛河梁的壇廟塚

  「壇廟塚」三位一體的組合是牛河梁遺址群總體佈局的一大特點。不僅有塚壇結合,還有廟與墓的組合。

  塚,積石塚,顧名思義就是墓上積石,以前只在遼東半島發現過,其時間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這種積石塚規模大,形制規整,結構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關係也複雜而多樣。紅山文化的積石塚專門選擇在高度適中的岡丘頂部,一般為一岡一塚,也有一岡雙塚、一岡多塚的情況。

  在建造積石塚之前,要先把山頭進行平整,然後確定塚的四周壙界,壙內築墓。墓越大,下挖的墓壙就越深,然後在壙底砌築石棺。主要墓葬安置後,在墓群頂部先封土,再積石,最後用加工好的石塊砌築規整的塚界。塚界要按照由外向內層層起台階的趨勢堆砌,極像埃及的「金字塔」結構。塚上順石台階成排立置陶筒形器,初步形成塚的規模。

  積石塚所用石材主要是白色的硅質石灰岩。塚的形狀一般被砌為正方形、長方形或圓形。

  與積石塚密切相關的是祭壇,在紅山文化中,有一種祭壇的形式就是以塚為壇。由於紅山文化中的積石塚規模宏大,建築得寬敞又平坦,形狀有方有圓,而且大多氣勢宏偉,本身就具備祭壇的功能。所以,紅山文化時期,很多積石塚被用做祭壇。在中國史前時期,這種祭壇與墓地在一起的形式並不少見,但在良渚文化中出現過類似情況。

  另外,紅山文化時期還常常在塚的附近設立祭壇,其中以牛河梁第二地點的祭壇最為獨特。這個祭壇為圓形壇體,三重圓層層疊起。石料為紅色花崗岩,其砌法也和積石塚有很大不同,採用立置「石柵」式。石壇所處位置在諸塚的中心,並與主塚緊鄰,使這座祭壇處於十分顯要的中心位置。這樣,祭壇和積石塚有了一個固定的組合,祭壇在積石塚群中也處於一個與主塚相當的地位。

  由於紅山文化積石塚結構具有祭祀功能,那麼其祭祀對像應是墓主人,是對祖先亡靈的祭祀。但女神廟的祭祀對像則是祖先的偶像,與積石塚的祭祀功能存在差異。不僅於此,上古時代的宗廟同時具有政治中心的功能,是政權的象徵。

  紅山文化時期已有了天、地、人的觀念,還可以從牛河梁塚壇遺址的結構和祭祀功能找到進一步答案。在牛河粱遺址的建築規則中常可見到對「三」和方圓結合的運用。本來古人對數目「三」和方與圓在建築上的使用都是十分慎重的。牛河梁塚壇結合中的壇大都是圓形。牛河梁祭壇的三層圓結構,與它酷似的就是明清北京城天壇的圜丘,那是皇帝祭天的場所。牛河梁遺址中的祭壇建築更有方有圓,方圓結合,或前方後圓,或方圓依次疊置,基本上是下方上圓。有人認為這樣的建築佈局已是天圓地方觀念的反映。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

  女神頭像是牛河梁遺址最珍貴的出土的文物,它保存的完好程度、內容的豐富多彩,尤其是女神像的逼真和巨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女神頭像除了發頂部分、左耳、下唇有殘缺,面部整體得以完整保留。頭像長約22.5厘米,寬23.5厘米,塑泥為黃土質,黏性較大,摻草禾一類,未經燒製,內胎泥質較粗,捏塑的各部位則用細泥,外皮打磨光滑,顏面呈鮮紅色,唇部塗朱。頭的後半部分斷缺,但較平齊,推測當時是貼在牆上的。在頭後斷裂面的中部可見一豎立的木柱痕,直徑4厘米,由頸部直通到頭頂部,上有包紮禾草的痕跡。此即塑像時所用「骨架」。頭像看來具有典型蒙古人種的特徵,鼻樑低短、圓鼻頭、無鼻鉤、方圓形扁臉、顴骨突出、兩眼斜立。尖圓的下頜、圓潤的面部和小而纖細的耳部,又具女性的特徵。耳前鬢角明顯,鬢角部位塑有細而長的豎帶,應為與頭飾或帽飾一類有關的繫帶。雙眼內均嵌淡青色圓餅狀滑石質玉片為睛,玉片直徑2.5厘米,正面凸起,為睛面,經拋光,滑潤而有光澤,背面正中則琢出一細而短的玉釘,使整個睛體形如現代的圖釘,從而可以牢牢嵌進泥塑的眼眶內。雖然只餘頭部,卻可由此想見一個富於生命力的女神形象。

  從女神廟的出土遺物可以看出,紅山人有著女神崇拜的思想。在古代,女神象徵生命的繁衍和大地的收穫。作為一個民族生命力延續的象徵,在世界各地各原始部族中受到廣泛的崇拜。但在中國早期文化中,這種崇拜的證據卻不多見。

  女神廟還出土了珍貴的人物塑像,它們大部分是由較粗的泥土為胎捏制的,在外表塗抹細泥質,再打磨光滑而成,有的表面還塗朱或有彩繪。可以看出形狀的殘件大約有眼球、手部、上臂、肩部、乳房、腿部等,表現出明顯的女性特徵。通過分類,可以推測至少有7個不同的個體。

  泥塑動物大多殘損,能夠辨識出來的有龍形和鳥形兩種。龍形殘件分屬兩個個體,其中一個發現於主室堆積上部,龍頭向北正臥,眼睛為泥塑,身體巨大。鳥形的其實只是一對鳥爪,長度大約15厘米,但是指節分明,爪尖鋒利,造型十分生動,看來是一種大型的猛禽。

  紅山文化惟玉為葬,遺址中成組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在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只有江浙一帶的良渚文化堪與其媲美。

  紅山文化的玉器可分為三類,包括兵器、動物雕塑和一些被賦予一定意義的器物,如勾形玉珮、連環飾、琮、箍、璧、環、璜等。這些玉器已具備了夏商週三代文明中「禮」的雛形。

  牛河梁遺址墓葬隨葬玉器數量一般為三至五件,大型墓葬也只有七至九件,所知最多的一座墓為二十件。目前出土玉器數量並不多,如與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數量相比則要少得多。然而,紅山文化玉器種類之繁多,造型之多變,尤其是內涵之深奧,卻為其他史前文化所少見。在紅山文化墓葬裡,經常有出人意外的新造型、新題材出現。

  勾雲形玉珮是牛河梁遺址玉器中最常見、又具文化特徵的一個品類。它的造型和紋飾富於變化,但又萬變不離其宗,似鳥非鳥,似獸非獸。這類玉珮背面都有孔,但出土時卻是豎立放置,而且有孔的一面衝上。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它不是簡單的綴在衣物上,而是單獨存在,另有用途,可能是墓主人入土時手握權杖一類的端部。有考古學家認為它是紅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國」的徽幟,玉珮上急劇旋轉的渦形紋和勾雲紋體現了巫師在同至上神溝通時那種旋狂迷醉的感覺。

  玉龍顯然是紅山文化玉雕中最奪目的亮點,其獨特而精美的器形以及眾多的出土數量使它成為紅山文化出土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種類。同時,「龍的起源」這一流行多年的熱點問題又因紅山龍的出土而再度升溫。紅山文化中的玉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玉龍體形細瘦,有飄動的長鬃,主要呈C形;另一類則環體肥厚,首部碩大,有雙耳,吻部有皺紋,形象似豬,因而這類玉龍被稱為「豬龍」。

  以玉豬龍為代表的動物形玉器,還包括了龜和鳥兩類,這些是紅山玉器中內容豐富、製作技術很高的一類器物。不少器物背面有穿孔。從出土情況看,它們有特殊的功用,絕對不會是一般的裝飾物件。比如玉龜就常常是成對出土,分握於墓主人的兩手,可能具有某種神性的象徵。

  紅山文化冶玉的技術比較先進,製作頗費人工。一般將玉材切割成大致外形,然後通過再加工,將邊緣部分磨得圓鈍光滑。在裝飾藝術方面,紅山人對玉器表面的刻畫十分慎重,但對於刻畫動物形象時,總是在頭部、羽翅位置適度刻劃,然後是通體磨光。紅山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裝飾技法,是在玉器表面磨出很淺但寬窄深淺十分均勻並隨器物形態變化的淺溝紋。這種技法的難度大大高於一般的切割、刻畫、鑽孔和打磨,使玉器溫潤的特質得到了最大的體現。由於紅山文化玉器從器形到製作技法方面的這種種特點,使其在同時代的史前文化中成為姣姣者。

  對於研究者來講,紅山文化的價值卻不止於玉器。同時期一般墓葬中常見的石、陶、骨器等隨葬品在紅山文化的積石塚中基本不見。實際上,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和堆砌於塚四周的陶器也都製作精良。

  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非常特別,它們一般都擺在塚上,是一種紅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面會有黑色彩繪。特殊之處是這些陶器都沒有底部,然後它們被成排地豎立放置在塚周圍的一圈台階上。由於這種現象十分奇特,很多學者對這些有意擺放的陶器的功用作過討論。有人覺得是和墓葬祭祀有關的陶鼓;比較權威的認識是從力學角度分析得出的,認為它們起到保護塚頂和周圍石砌不至於坍塌的類似「壩」的作用。

  由於紅山文化遺址處於長城南北交匯的獨特位置,它的輝煌成就就更為發人深思,它那充滿神秘氣息的玉器,「唯玉獨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實的女神崇拜,構成了這個有5000年歷史的北方原始文化的立體形象。毫無疑問,紅山文化將是中國文明起源歷程中一個精彩的前奏。

  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現狀

  牛河粱遺址以其「中華文明發祥地、東方文明的曙光」的普遍價值,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1988年,牛河梁遺址被確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牛河梁遺址被世界遺產中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04年牛河粱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全國三十個大遺址之一重點保護。

  牛河梁遺址位於萬畝松林中,自然環境很好,但由於歷史原因,在50平方公里範圍內,一些採礦點和選礦廠的存在威脅著遺址安全。為加強保護,朝陽市決定對建平縣和凌源市境內遺址保護範圍內所有的碎石場和採礦點一律停產,企業建築物、構築物全部拆除,並搞好地貌恢復,嚴防死灰復燃。

  目前,牛河梁遺址正在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牛河梁遺址多年來一直按照申遺的標準在進行保護。朝陽市政府為了制止遺址範圍內的破壞文物等違法活動,發佈了《朝陽市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保護管理規定》和《關於保護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通告》。2002年7月,朝陽市政府還在遺址成立了公安值勤室。並對重點遺址點,如女神廟、2號積石塚、16號積石塚進行重點看護,24小時值班。

  2003年,遼寧省文化廳和朝陽市政府在北京召開了《牛河梁遺址保護規劃》專家論證會,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組討論並原則通過,並於2004年批准實施。

  過去,一直認為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是華夏歷史的源頭,紅山文化只是一個分支或者是一種長城南北「混合文化」。可是隨著紅山玉器的進一步考定,特別是牛河梁遺址的發現,把史前文化的研究重點由黃河流域向北轉移。紅山文化在我國文明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中華5000年文明發源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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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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