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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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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小引
作者: 陳平原

  小引 

  --陳平原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有幸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邀請,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從事研究。此前此後,也曾多次訪問日本,但都不像這一次悠遊自在。無論是在家唸書,還是出外玩耍,全都興之所致,隨意揮灑。回國後,寫了若干隨筆,集成一個小冊子,那就是1996年由遼寧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閱讀日本》。 

  "日本"不是我的專門研究對象,但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對於每一個中國或日本的知識分子來說,都是無法迴避的。記得原東京女子大學教授伊籐虎丸先生說過:中日之間,"友誼"容易,"理解"很難。意思是說,沒有"理解之同情"或"同情之理解",只是因應政治局勢的需要唱高調,那樣的"友誼"不可靠。在不斷的"乾杯"背後,潛伏著國家利益、文化差異,以及歷史記憶等,所有這些,都不應該被忽視或刻意抹煞。在這方面,政府的立場、專家的論述以及大眾的趣味,三者之間犬牙交錯,關係十分微妙。 

  作為業餘愛好者,我之談論日本,確實只是"印象"而已。此類文章,不同於專家之學,只求生動、真切,而不可能全面、深刻。於是,文字之外,借助圖像,力圖做到"圖文並茂"。當初連載於《東方》雜誌,確實配了好些精心搜集的插圖,效果很不錯。可結集成書時,為了叢書體例的統一,只好忍痛將圖像刪去。這回的"改頭換面",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截取自認比較有心得的前兩輯棗"東遊小記"和"閱讀日本",(註:由於篇幅所限,刪去了"東遊小記"中"東京之'行'"和"新年音樂會"兩篇。)捨棄關係較為疏遠的"東京讀書記"和"結緣小集";二是配上大量相關圖片。 

  十年前的舊書,得以翻新出奇,心裡蠻高興的。更何況,新版之兼及圖文,接近我原先的設想。原書寫成於中日關係良好的年代,不免更多地看到現代日本光明的一面。十年後的今天,對明治以降日本的歷史與文化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我仍不改初衷。就像初版"後記"所說的,作為一個對異文化有濃厚興趣的讀書人(而非專家),我更多關注如何向對方學習,而不是療救人家的疾病。 

  2005年10月6日於哈佛燕京 

  序 

  --夏曉虹 

  讀書人真是不可救藥,"周遊日本"最終變成了"閱讀日本",而且讀後有感,寫成文字,結集成書,這確是平原君一貫的作風。我不知道,假如在一個世紀前,我看到的會不會是"竹枝詞"一類的紀事詩,當年出遊日本的文人學者,沒少為我們留下這些東西。如今,我們還可以借助黃遵憲等人的詩作,探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曾經給予中國怎樣的衝擊。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必須即席賦詩的時代已經過去,若要說清楚對於異國的感受,我覺得散文還是好過詩歌。黃遵憲之所以只能以《日本雜事詩》為《日本國志》的副產品恐怕原因也在此。 

  據說,地球正在變小。"地球村"的說法使遠隔重洋的國家都成了我們的近鄰,傳播媒介的進步,更讓我們打開電視機,便可"目游"全球。古語所謂"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好像確已成為現實。如此說來,瞭解他國在今日並非難事。但這其中不無誤會。距離感的接近其實只令我們對別國平添了一份親近,以為在地球上任何一處發生的事情,都非與己無關。而對植根於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深處的文化基因,書本和畫面原有力不能及之處。更何況,個人的體會乃是人生經驗的一部分,非足履其地,親接其人,不會有真感動。儘管臨行前購買了許多介紹日本文化思想以及風土人情的書籍以備查考,平原君顯然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與心智。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個能寫好多本書的大題目,不必我說,也非我所能道。平原君從一些小開口進入,借談日本,反省中國,屬於他的別有會心,有此書在,也無須我饒舌。既然"閱讀日本"無論大題小題均可不作,只有另尋門徑。好在我本與平原君同行,且嗜游勝於善讀,故而對於"周遊日本"的話題尚可發言,正不妨權充導遊,以明行蹤。 

  差不多一個世紀前到過日本的康有為有一方長文別章,在其門人友生的回憶文章中常見提起:"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歷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里。"不說氣魄,單是行跡,便令我輩望塵莫及。"歷遍四洲"不易做到,追蹤前賢,經一國,游四島,應可實現,誰知還是功虧一簣。雖有大半載的光陰,四國卻只在新幹線的高速列車上,隔著車窗,隱沒在瀨戶大橋的另一端,引人遐想。即便如此,我們的遊興之高,已使日本友人驚歎不已。 

  說是同行,我實比平原君遲到三個月。當我取道香港抵達東京時,節令已進入冬季。大約是東京僅見的窗外那株紅楓也不再能堅持,三兩日後,葉片便黃萎凋落。整個冬天,只得蟄伏東京,在市內各處遊蕩。好在學會乘車,可以看地圖認道路,穿行小巷,尋找僻寺,遊走大街,領略繁華,原也樂趣無窮。東京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一流大都市,國際化程度自是極高。聖誕節銀座高雅精緻的櫥窗藝術,表參道學自巴黎的聖誕燈樹,靜靜等待參觀西方印象派畫展見首不見尾的長龍隊伍,為迎接新年而舉辦的幾十場爆滿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演出,都是在日本其它各處無法得見的景象。依靠熱心朋友的指點,我們有幸一一領會。不過,即使在東京,日本的傳統仍未被國際化淹沒。印象派繪畫之外,此時最多參觀的便是浮世繪畫展,特別對《名所江戶百景》的作者安籐廣重尤有好感。原先在國內難以接受的相撲,易地東京卻有了新體認,每年照例舉辦的新年後開始的大相撲初場及四季重大賽事,竟成為收看最多的電視節目。而大有贏得力士最高級別"橫綱"之稱的,反是來自美國、入籍日本的曙。所謂"越是民族化,越是國際化",在此似乎也得到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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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序
作者: 陳平原

  進入三月,梅花初綻,預示著春季的來臨,我們的株守東京也告結束。第一次遠足,便是去以觀梅聞名的水戶。日本人的酷愛自然,也許因了高度現代化都市生活的阻隔,而更形強烈。電視中日日報道梅花又開幾分的訊息,使東京後樂園中的遊人陡增。花瓣微張的梅枝,已牽惹得遊客駐足不去;幾株散漫開放的野花,竟也被精心地以竹絲圈起。待到得見水戶偕樂園沿水漫山紅白紛呈的梅林,千姿百態,不修邊幅,不禁為其蓬勃的生氣而傾倒,東京園林的精緻中所透現的雕琢實無法與之相比。 

  三月底,在伊豆半島突見櫻花,又是另一番情致。只因此地較東京偏南,兼之海風和暖,花期先在此登陸。不過,伊豆更讓人著迷的還是山嵐海色與舞女走過的天城隧道,散落平川的櫻樹倒也無意爭奇。此後,好像成心追隨櫻花線(櫻花在各地的開放,一時間成為電視關注的焦點),從伊豆到東京,一直尋跡至札幌,半個日本的櫻花盡收眼底。此中,最為壯觀的究屬東京,上野公園、千鳥之淵與多摩川邊如雲如霞的櫻花與如癡如醉的賞花人,夜以繼日地互相廝守,自花開到花落,使得恭敬有禮的日本人,在這幾日間忽爾脫略形跡,縱情飲樂,迥異平常。 

  身居東京,橫濱、鐮倉只算近在肘腋,可小小不言。伊豆途中,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朋友以"不到長城非好漢"解"不到日光,莫說最好"的日語俗諺,倒勾起了我們對日光山的好奇心。一百多年前,王韜東遊至此,寫下一篇《游晃日乘序》,極力描摹山水之勝及日友護送登山的盛情,成為其扶桑之行結束時最精彩的一筆。而此游的發生,即是因聞說該處"土木丹青之盛,窮工極美,甲於天下","西人來日東者,無不往游日光,否則以為闕典"(《扶桑遊記》卷下),可見"最好"之說由來已久。百年過後,東照宮仍是那般巍峨壯麗(或許更加修飾一新),華嚴瀑仍是那般氣勢磅礡(其實因巖崩高度已略有減損),中禪湖仍是那般煙波浩渺(不知面積比前如何),連一路開車送我們登山、觀瀑、遊湖,直至天黑盡方抵達其長野山中的別墅款待我們住宿的日本朋友,也是那般周到熱心。 

  按照預訂計劃,五月初,便當由東京轉移至京都。但不過十日,我們又沿新幹線原路返回,且更驅向東北,目的地是北海道的札幌。大約一國之中,北方人總較南方人顯得豪爽,風光也自不同。而北海道的開發不過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所取法的美國得克薩斯州城鎮格局與建築風格,使得北海道大學中兩行茂盛沖天的白楊樹,竟成為札幌的代表物。港口城市小樽,也以厚實堅固的石頭倉庫構成獨特的地方景觀。這多少給我們留下一些荒野的氣氛,並感覺其中充盈著活力與沛然不可御的氣勢。北海道大學也不例外,校園裡大面積的丘陵綠地,在日本當真是首屈一指,對於一個島國來說顯得頗為奢侈。更引人入勝的是夜幕降臨以後,草地上便聚集著一叢叢的人群,燒起成吉思汗火鍋,歡呼痛飲,烤羊肉的香味瀰漫在空氣中,處處可聞。我們無緣加入這些快樂的人群,卻沒有錯過品嚐美味的機會。在札幌啤酒廠附設的啤酒園裡,大塊吃肉的同時,我們也暢快地大口喝著泡沫四溢的新鮮啤酒。熱情的日本北大的老師,還領我們見識了如同家庭般親切隨便的小酒館。 

  作為一次難得的經歷,北海道之行在交通工具的選擇上也不同尋常。日本國土不算大,新幹線列車的運行速度又極高,被稱作"寢台列車"的夜間火車只在很少的線路開行。乘此種車去札幌的一段路程,成為我們整個日本漫遊中最闊綽的旅行。從仙台上車,坐的是帶有電視機與桌、櫃的頭等車廂,但這仍然不能使我安睡,火車車輪碾壓鐵軌的雜音一如往常。回程改乘輪船,從小樽出發,走日本海。一路觀日落日出、海浪海島,否則歪倒床上看電視錄相,雖三十餘小時,亦不難過。 

  從京都去北海道,魯迅留學過的仙台本為路經,自不可不游。將魯迅上課的教室、借宿的民房以及各處建立的紀念碑一覽無餘之後,心心唸唸便只在松島。早已聽不只一位日本友人朗誦過俳聖松尾芭蕉的一首名作,若譯成漢文,不過是翻來覆去的幾句:"啊!松島!啊!啊!松島!!"據說,當年芭蕉目睹松島,心中生大感動,所有的語言都顯得貧乏無味,不足以傳美景於萬一,便只能反覆詠歎其名,使此作在俳句體中別具一格。乘船遊行在數以百計綠意蔥蘢卻又姿容各異的大、小島嶼之間,立足岸邊遠眺這星羅棋布、總名"松島"的海上奇觀,所能作的便是頻頻舉起照相機與攝像機,感謝自然造化的神奇與人類文明的創造。 

  松島以其美貌,入選"日本三景"之一。既得其一,便思佔全,免得辜負了好山水、好時機。北上之後,南下已很便捷。6月下旬,即使是海洋性氣候的日本,天氣也夠炎熱,此時向南,頗有苦中作樂的意味。在前往九州的路上,我們照例沿途遊觀。而橫豎說來,廣島都是最重要的一站。 

  歷史上軍國主義勢力的集結地,使廣島在歷次對華戰爭中均充當了橋頭堡;原子彈的爆炸,又讓人們在面對廢墟時心情複雜。與殘酷的戰爭景象相對照,廣島市附近的宮島則提供了美妙的人文與自然景觀。宮島的山光海色固然佳勝,不過,若沒有嚴島神社,其能否入選"三景"大成同題。讀《平家物語》時,對歷史上曾經叱吒一時的平清盛家族所信奉的嚴島神社留有深刻的印象。舉行大戰的前夕,到這裡祭拜守護神的儀式總給我以悲壯感。而遠遠從海上看到藏在海灣深處的這組紅色建築的第一眼,便證實了我的感覺準確無誤。嚴島神社不像一般的神院寺廟建於平穩的陸地,偏偏選址在海灘。來時雖已落潮,但留在巍峨的神社大門附近的水跡,令人自然生出浪擊底部支柱、整個神社浮動海面的遐思。最近一次颶風造成的若干殿宇傾覆的後果,至今尚未消除乾淨。無法把握的不安定狀態,與迅速覆滅的平家的命運一樣,為壯觀的嚴島神社塗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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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九州之行
作者: 陳平原

  彷彿由此設定了基調,悲壯成為我們九州之行的總體感覺。當然,在長崎建造的海外最大的孔廟中,徘徊於七十二賢人的石像群間,引發的只是自豪感。而在佐世保的山巔眺望煙雨朦朧的九十九島,下山行經日本最大的美國軍事基地;游長崎而品嚐那首著名的歌《長崎今日又下雨》的況味(初聽此曲的日語歌詞,是在札幌的小酒館),瞻仰將近四個世紀前為基督教而流血的二十六聖人殉教紀念青銅像;在驕陽似火的日子,登上為消耗各地諸侯實力而修建的堅固的熊本城,憑弔烽煙遍地的古戰場遺跡;於阿蘇山火山博物館觀看在此地無數次上演的火山噴發、熔岩溢淌的場景,遊目火山地區長流不斷的河水、綠草茵茵的牧場;漫步福岡市區,邂逅抗擊元軍的歷史遺存……幾乎每一空間與時間裡,充塞胸中的都是既悲且壯的旋律。九州不愧為日本勇士的出產地,連至今盛行不衰的相撲運動,獲勝的大力士們也仍以到熊本的吉田司家領取證書為榮典。 

  除了東京,在日逗留期間居住最長的地方便數京都了。正好趕上百年難遇的平安建都一千二百週年,各類慶祝活動競相開場。能樂演出、插花展覽、茶道表演一時紛集,雖無法細細品味,卻足大飽眼福。散佈京都各處大大小小古老的寺院,自有一種擋不住的誘惑,我們也如同所有的國外遊客,一邊抱怨著門票的昂貴(一般五百日元即相當於人民幣近五十元一張票),一邊仍不自禁地進出。為配合建都紀念,例行的城市遊行娛樂活動"三大祭"也準備得格外賣力。兩年前的十月來京都,機緣恰好,觀看過以追溯歷史為主題的"時代祭"。剩缺的兩次,便要靠此行補完。五月舉行的"葵祭",系由春季祈求豐年的儀式演化而來,尚顯得頗為簡樸。七月進行的"祗園祭",在神社排練,歷時既久,人們的熱情也更高。十六日晚間,如潮水般的人流,擁聚在四條烏丸的大街上觀看高大的花車。次日,填街塞巷的人群又鵠立於烈日下,等候一輛輛裝飾繁華、名目繁多的花車在器樂的吹打聲中通過京都的主要路口。這項活動最能顯示寺院神社在京都市民生活中的地位,其所以為"三大祭"之首,道理或許也在此。 

  而在等待"祗園祭"的間歇,我們終於不負此行,抽空圓了"三景"之夢。安排行程的京都大學朋友,先引領我們遊覽國外來客極少觀光卻很古樸有味的出石小城,繼而乘旅遊車沿丹後半島欣賞海礁斷崖與下層置船上層住家的舟屋,終點站便是赫赫有名的天橋立。與宮島的得益於人工建造的嚴島神社不同,天橋立純然以自然力取勝。特殊的港灣走向與潮汐作用,使泥沙反覆衝擊形成為一道天然的長堤。除去一段小小的缺口以鐵橋填補,天橋立渾然一體的結構橫亙海灣,猶如一條縱貫兩岸的天生橋樑。從船艙裡賞玩海上落虹,踏足在這帶狹長而堅實的土地上,登臨山頂遠眺封鎖海灣的堤防,我們從各個角度把天橋立看了個夠。 

  應該感謝日本的習俗,喜用"三"這個數目字,而不是如同中國的偏好"八大"與"十全",我們才得以毫無遺憾地佔盡日本的美景。其它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名勝也不在少,"三名園"中水戶的偕樂園與岡山的後樂園,"三名城"中的大阪城與熊本城,"三大建設奇跡"中的新幹線與津輕海峽的海底隧道,我們均曾身臨其地。我不敢說在日本讀了幾本書,倒確實是走了萬里路。所經歷的名山勝水、市景鄉風,足以讓我感覺良好。 

  不過,平原君日本歸來,寫下了近十萬字的閱讀筆記,我則只在東京與京都分別郵寄過兩則應命短文,真令我這位與平原君結伴的遊客愧煞。好在此為後話,出遊的當時,我可是樂不思其它。 

  平原君囑我寫一兩萬字的長序,以充("充"與"光"形近)篇幅,誰知長行短說,五千多字便已打發掉"周遊日本"這個大題目,實在太沒本事。 

  夏曉虹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自日歸來後一年 

  上篇東遊小記 

  窗外的風景 

  獨在異鄉為異客,最重要的欣賞對像莫過於"窗外的風景"。畢竟不能整天逛公園或參觀博物館,大部分時間必須坐在書桌前。日本的房間朝陽台一面大都安著落地窗,大概是為了便於"借景"。倘若對面除了水泥建築一無所有,那該多掃興! 

  到達"新家"已是半夜,不辨東西南北。第二天醒來,急忙拉開窗簾,觀賞那一幅屬於我的風景。真沒想到,眼前居然出現一片小樹林!不是東京街頭常見的側身牆角的盆景式小松樹,而是自然生長的柿子樹,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株。在臨近我家陽台的地方,還有一株枝葉茂盛的小楓樹。家在四樓,樹在坡上,坐在窗口望去,剛好是小樹林最富表情的上半身。東京市內地皮昂貴,除了專門設立的公園,難得有如此空地。 

  轉一大圈回來,終於弄清小樹林的來歷。我的新家背靠東京大學醫學研究所,研究所的樓房四周都有林木,尤以我所面對的西北角最為蒼翠。周圍是庫房,人跡罕至,一條小路穿過柿子林。地下都是落葉,穿行時必須撥開擋路的橫枝,還得當心隨時騰起的烏鴉。研究所有十幾棟樓房,也有一座近乎荒蕪的小庭園,路邊或大樹下擺著若干發霉的木椅子。大概這裡的研究人員工作太拚命,沒有閒暇到室外來休息。敬佩之餘不免覺得有點可惜,這麼好的風景不該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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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窗外的風景
作者: 陳平原

  於是,每當夕陽西下,便獨自一人在園子裡散步。深秋的太陽不曬人,偶爾也到園子裡讀書。只是空地畢竟不大,一下飛鳥,一下汽車,再加行人匆匆的步伐,還有不時隨風飄來的酒精味,在在都提醒你此地不是讀書處。當然也怨自己"定力"不足,否則該像曾國藩說的,"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 

  剛到時柿子還是青的,不知不覺竟逐漸變紅。這時烏鴉開始猖狂起來,越來越讓我感覺不能容忍--可又拿它沒辦法。光顧窗外柿子樹的烏鴉們,大概住在離此地只有百米遠的自然教育園,那裡有大片的樹林,是各種鳥類的天堂。柿子青時烏鴉也來走動,好像挺規矩的;柿子紅了,烏鴉可就不客氣啦,光天化日之下"大開殺戒",看得我都驚心動魄。十幾隻烏鴉直撲柿子林,專揀紅柿子啄,叼住了就往回飛;過一會又捲土重來。最氣人的是,萬一啄落了,烏鴉絕不下地揀,而是另攀新枝。紅柿子再多,也經不起它們從早啄到晚,從晚啄到早。好在烏鴉很有分寸,絕不啄食半生不熟者。每天早上起來,發現柿子紅了一批,到了下午,那些紅點又都消失了。渾身漆黑的烏鴉叼著圓圓的紅柿子從眼前掠過,這景象固然好看;只是本想有一天綠葉落盡,剩下滿樹紅果蔚為壯觀,就因為烏鴉搗蛋,看來是沒指望了。事後想想,也怪自己自作多情。柿子本無主,烏鴉啄食干我何事?總不能以破壞我家風景治其罪! 

  東京上空飛翔的鳥,最多的莫過於鴿子和烏鴉。鴿子招人喜歡,公園裡,廣場上,隨時可見遊客在給食。也許正因為養尊處優,不免"目中無人",不時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讓自以為是的"施捨者"感覺沒趣。烏鴉則討人嫌,不但沒人給食,連可能享用的剩餘飯菜都被用網罩住。理由據說是因為烏鴉吃相不大文雅,經常弄髒街道。照我觀察,受寵的鴿子固然活得很好,被冷落的烏鴉照樣叫得也挺歡,似乎沒有一點"心理不平衡"。 

  那天陽台上飛來一隻鴿子,與我隔著玻璃對視。尊貴的鴿子居然光臨寒舍,讓我受寵若驚,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覺。那鴿子不知為何驚魂未定,我起身它便飛走,我落座它才回來。總不能讓客人乾坐著,找了些餅乾和切碎了的蘋果放在陽台上。可惜鴿子不見了,大概仍對我不放心。好吧,讓你安心享用,我上東大讀書去。晚上回來,陽台上果然空無一物。此後一個多星期,剛好每天出門,早上"道別"時,都不忘在陽台上放置食物。照樣是打開落地窗便驚飛,不過我相信那高傲的鴿子會回來享用我為它準備的午餐。 

  天氣漸冷,開始設想在陽台一側的壁洞裡為我的小客人建一個窩。星期天不出門,躲在窗簾後面,觀看客人如何用餐。沒想到鴿子一去不回頭,趕來聚餐的是兩隻烏鴉!難怪人說東京的烏鴉特聰明。 

  鴿子好幾天不露面,不知是生病了,還是賭氣。正掛念著,那舊相識翩然而至,而且還帶了個新夥伴,在陽台上鬧得挺歡。這次再也不孝敬食物,免得人家嫌"俗氣"。鴿子鬧了一陣就走了,而且再也沒回來。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初它來見我,只因同是"獨在異鄉為異客";一旦找到女(男)友,必然棄我而去。這麼說來,鳥也講義氣。只可惜我不是公冶長,聽不懂其臨別贈言。 

  屈指算來,妻子也將來日團聚了。窗外的柿子林已經落葉,只剩下枝頭幾顆烏鴉無法下嘴的紅柿在隨風擺動。現在最擔心的是牆角的楓樹,照時令早該紅透了。若如是,妻子到時,那信中常提及的"窗外的風景"便一無可觀了。暗暗祈禱,希望這楓樹頂住日緊的寒風。觀紅葉的熱潮已經過去,東京街頭的楓樹紛紛落葉,每天從學校回來,直為我窗外的楓樹驕傲。 

  不知是"心誠則靈",還是地氣的關係,已經是十二月中旬了,窗外的楓葉才開始變紅。 

  明天妻子就要到了,不知她對這窗外的一樹紅霞有何感想。 

  東京的古寺 

  對於考古學家來說,東京沒有"古寺"。東京的寺廟本來不少,可經歷江戶時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本世紀的關東大地震和美軍大轟炸,難得一見百年以上的建築。即便不計較多次的翻修與遷移,江戶開府至今不到四百年,東京的寺廟能"古"到哪裡去(《淺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紀中葉,可屢建屢燒,目前的本堂是一九五八年落成的)?難怪許多到過京都、奈良的遊客,對東京的寺廟不屑一顧。半個多世紀前和哲郎記錄遊覽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禮》,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圖錄《古寺巡禮》,也以京都、奈良兩地為主。手中有一冊角川書店編的《圖錄日本美術》,收錄並簡介被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的雕刻、繪畫、工藝、建築,是我遊覽古寺或博物館時必帶的"指南";其中十六世紀以前部分基本與東京無緣。 

  談論考古和藝術,"時間"具有絕對的價值。一千多年前的佛像,不管多麼粗糙,只要能流傳至今,便有驚心動魄的魅力。"文物"之所以顯得"古雅",小半賴人力,大半靠天工。不必"嗜古之士",一般人都會對此類能引發思古之幽情的"文物"感興趣。在這一點上,東京是貧乏的--博物館自然除外。對於曾經在長安城根揀過秦磚漢瓦,或者在西域路上遭遇"秦時明月漢時關"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感覺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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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東京的古寺
作者: 陳平原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不從"考古"而從"歷史",不從"藝術"而從"人情"來品讀,東京其實不乏值得一遊的"古寺"。歎息東京"古寺不古"者,大概忘了歷史時間的相對性。倘若東京的古寺能幫助我進入歷史,閱讀我所希望瞭解的江戶文化,那又何必過分計較其年齡?今日的東京,到處是高樓大廈,想追尋江戶時代的面影,還真的只能借助這些不太古老的寺廟。"江戶東京博物館"固然讓我動心,也給了我許多有關"江戶"的知識;可我更願意在香煙繚繞的寺廟邊,撫摸長滿青苔的石碑,似乎只有那樣才能真正感覺到"歷史"的存在。 

  當初不大滿足於"博物館文化",主要是考慮到其中凝聚了太多的專家的理性思考,一切都解釋得清清楚楚,限制了自家想像力的發揮。野外作業有驚險,有失敗,也有意料不到的"發現"--在專家或許不算什麼,在我卻可以陶醉好幾天。精鶩八極,神遊四海,尚友古人……一覺醒來,眼前依然是東京的高樓大廈。既不感傷,也無驚喜,對自己笑一笑,上圖書館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這裡的陷阱:東京的"野外"其實一點也不"野",我的作業對象並非"原初狀態"。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戰爭的破壞,還有重建時整理者有意無意的"歪曲"。常會詫異江戶人為何不講禮節亂擱石碑,事後想想,可笑的其實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為真"--呈現在我面前的並非"真正的歷史"。明白了這一點,"古寺巡禮"時便有了雙重的考據任務: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對古人的理解。帶上一冊"江戶古地圖"(此類圖書甚多),還有安籐廣重的"名所江戶百景",在東京街頭散步,不時會有莫名其妙的歎息或微笑。 

  相對於觀賞國寶級文物時的"焚香頂禮",摩挲路邊飽經滄桑的石燈籠或者街角略為殘缺的地藏菩薩,心情輕鬆自由多了。沒那麼多謙恭,也沒那麼多虔誠,用一種通達而又略帶感傷的眼光來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維自然活躍些。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古今對話中,"藝術美"逐漸為"人情美"所取代。所謂"線條"、"結構"、"韻律"等的思慮,實在抵擋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碼在東京的寺廟裡是如此。比如,位於目黑的大圓寺裡,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牆角的大樹底下"乘涼"。此乃中國的行路神,在日本則專管兒童和愛情,故刻成男女合體"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這一對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兒女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法力,一瞬間竟把我"鎮住了"。無暇借問作者是誰,也不想考據創作年代,只是隱隱約約感覺到這充滿稚氣的神像裡,蘊含著對世俗人生的熱愛,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讚歎的日本之"人情美"。 

  東京寺廟之所以讓我流連忘返,很大程度正是這種充溢其間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淺草寺、增上寺,還是我居住的白金台附近的若干"無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這一點,這正是收藏豐富的博物館所不具備的。參加過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見識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認對日本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這大概是我逛寺廟的最大收穫吧! 

  木屐 

  小時候不喜歡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無法快跑或者蹦跳,玩遊戲時總吃虧。 

  上學了,按規定不能打赤腳,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溝踩田埂,穿鞋實在不方便。把鞋帶一結,掛在書包上,光著腳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爾也把鞋掛在脖子上,但那必須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學校門口,擦擦腳,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來。 

  十五歲那年當了"知青",來到一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的小山村,終於體會到木屐的好處。村裡的水溝不大通暢,加上母豬率領小豬東遊西蕩(肉豬可圈而母豬必須放養),一到雨天街上豬屎和著稀泥,只有穿著木屐才能安然無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裡十點以後,周圍靜悄悄的。巷口傳來木屐聲,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來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清脆又悠揚。失眠時,數著遠處夜行人的木屐聲,也能漸漸沉入夢鄉。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別木屐。擠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木屐實在不方便;住樓房深夜踱步,樓下肯定抗議。當然也有"從眾"的壓力,不敢過於"招搖"。已經隱去了的記憶,讀黃遵憲和周作人關於日本"下馱"的描述,才重新恢復過來。此次東渡,很想聽聽東京街頭的木屐聲。順便理解黃、週二人之爭議。 

  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述及"聲聲響畫廊邊,羅襪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兀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織蒲為苴,皆無牆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綆或紉蒲繫於頭。必兩指間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兩歧。 

  據黃氏考證,此乃中國古制,與其時尚流行於南方的木屐樣式不同。周作人讚賞黃氏的觀察,不過認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廣東用皮條絡住腳背的還要好"。吾鄉與黃氏家鄉相鄰,風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見。穿木屐到底是夾著還是套著方便,很大程度是習慣使然。周作人將其歸結為中國女子裹腳故腳指互疊不能銜梁,未免牽強。不同於黃遵憲的風俗介紹,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很能體現其個人趣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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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木屐
作者: 陳平原

  去年夏間我往東京去,特地到大震災時沒有毀壞的本鄉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國大學前面一帶去散步,看看舊書店和地攤,很是自在,若是穿著洋服就覺得拘束,特別是那麼大熱天。 

  那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鄉東大附近舊書店仍在,可難得見到穿和服著木屐的讀書人,更不要說"曳杖"了。 

  偶然在校園裡見到一位著木屐的學生,看他上身西裝,下身牛仔褲,肩上的書包前後晃蕩,再配以踉蹌的腳步,實在有點滑稽。那學生大概自覺很好玩,一路左右顧盼;我則從這頗具反諷意味的摹仿中,意識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後初晴,我從東大回家,忽聞前方有念佛聲。轉過街角,見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趕路。伴隨著鼓聲和念佛聲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聲。大概出於苦行的考慮,天寒地凍仍不著襪。平日走路已屬"匆匆"的我,趕上著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著鼓點,跟在僧人後面念佛,直到實在跟不上才想起應該回家了。 

  於是,站在路邊,目送漸漸遠去的僧人,還有那木屐聲…… 

  "初詣" 

  剛剛忙過聖誕節,車廂裡、車站外又貼滿"初詣"的精美廣告。明明是漢字,可就是不明白其意思。讀了說明,方才知道指的是新年的第一次參拜。"初"字好懂,"詣"字從顏師古注《漢書》到新版《辭海》,都只作"至"解,最多有往候之意,而不曾引申為拜神祈福。雖說"初詣"乃日本人創造的詞彙,但與中國人之"燒頭香"習俗大同小異。據說每年初一到初三,日本有一半以上的人參拜神社和佛寺。很想入鄉隨俗,體驗日本人的宗教熱情,也為自己祈祈福。 

  聽完新年音樂會,還不到凌晨一點。拿來音樂廳提供的附近有名神社和佛寺的地圖,略為商量,選中了日枝神社和增上寺,取其歷史悠久且類型不同。 

  說是"附近",步行也得半個小時。好在路上並不寂寞,盡可跟著人潮流動。位於千代田區永田町的日枝神社,江戶時代以山王祭聞名天下,原有被指定為國寶的桃山建築樣式的華麗社殿,戰爭時燒燬了。現在的神殿為鋼筋水泥結構,想來無甚可觀。神社建在百米高的山崖上,盤旋而上的石階兩邊掛滿紅燈籠,走近了方知是各種小吃攤。這景象十分親切,一如吾鄉之廟會。望著手持破魔矢、捧著達摩像來回湧動的人群,聽著四周不絕於耳的歡聲笑語,實在無心考察神社的建築風格。 

  正殿前面排長隊等著敲鐘奉納禱告神靈,一派莊嚴肅穆;旁邊是著白衣的巫女在神樂的伴奏下起舞,為送來破魔矢者行法事。我對神社的規矩不甚瞭然,不敢貿然參拜,只是默默欣賞。臨時搭起的棚子裡,參拜者依次品嚐屠蘇酒,這我倒不妨參加。新正時節,飲屠蘇以防病驅邪,這習俗大概起源於漢代,起碼《荊楚歲時記》中就有記載。王安石《元日》詩中提及的爆竹、春聯和屠蘇,在吾鄉潮州只留下前兩種;沒想到在東京補上了"春風送暖入屠蘇"。屠蘇酒以白朮、桔梗、山椒、大黃等中藥浸泡而成,或甜或苦可以自己調節。神社的屠蘇味道欠佳,遠不如我後來在伊籐先生家所飲用的香醇。 

  飲過屠蘇,自認百病俱除妖魔不入,雄赳赳來到平日不大敢光臨的神簽桌前,呈上一百日元,開始傾聽神靈的聲音。真掃興,我得到的是末吉,妻子得到的也是末吉,而且兩張神簽一模一樣。大年初一,神社和寺廟都沒有凶簽,末吉便是最沒運氣的了。唯一的安慰是,這下子夫婦總算真的"同命運"了。同行的尾崎君也是末吉,不過籤文比我們的略好些。西川君則得了個大吉,笑得合不攏嘴,真令人妒忌。回家查查日本歷書出版協會推薦的《平成六年神宮館家庭歷》,果然我今年有"前厄"。書上註明避地東方即可,正好我旅居東京,不免暗自慶幸。誰知"在劫難逃",半月後便傳來北京家中被小偷光顧的消息。讓我大失所望的不只是北京的小偷,也包括東京的神靈。當初見籤文不好,我見寺就進見佛就拜,誰知一點效果也沒有。後經高人指點,我才恍然大悟:事關主權,東京的神靈不管北京的小偷。 

  從日枝神社轉到港區芝公園的增上寺,已是凌晨兩點。此寺創建於室町時代,江戶時為德川家的菩提寺,供有六代將軍的靈廟。曾來此參觀過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的三門,反倒怠慢了大雄寶殿。這次以拜佛為主,連庭園帶大門全都忽略不計。可惜佛像太小,大殿中間又用繩子圍起來,大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勢。倒是讓人奉納的"錢箱"特別大,大約長十米,寬五米。尾崎君勸我別大驚小怪,說是還有比這更大的。不知是夜深遊人倦呢,還是日本人更喜歡神社,反正大雄寶殿裡奉納者不多。 

  聽說歷年初詣人數,以明治神宮為最多。看來還有"更上一層樓"的必要。回家好好睡一覺,下午再趕一次熱鬧。 

  果然名不虛傳,明治神宮裡人山人海,遠非日枝神社和增上寺可比。二十米寬的表參道擠滿了人,如此龐大的縱隊竟一望不到頭。路邊巨大的電視顯示屏播放著神宮裡正舉行的儀式,維持秩序的警察不時發佈"建議",參拜者慢慢向前挪動。真的是"別無選擇",就這麼一條參拜之路。古人禮佛需"焚香沐浴",今人一切從簡,刪去繁文縟節的同時,也丟棄了必不可少的"虔誠"與"恭敬"。如今被迫排長隊,正好借此"修心養性",培養出一點參拜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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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煙雨佛寺
作者: 陳平原

  沒有人爭先恐後,也沒有人大聲喧嘩,保持一定的距離,挪兩步,停十分鐘。老人多一臉嚴肅,年輕人則小聲說笑。和妻子討論旁邊少女的服飾,評判周圍幾件和服的色彩構成,不知不覺已挪到了大門邊。一看表,總共花了一個小時。進了門不等於就能"登堂入室",除非你願意花大錢請神官做法事,否則就只能在大殿外"奉納"了。周圍人都在準備硬幣,等著挪到大殿前時來個"天女散花"。往年經濟狀況好時,撒十元、百元的硬幣,也有撒千元、萬元的紙幣;今年則多挑一元、十元的撒,有個千八百元就能出手滿堂彩。 

  隨人流湧到大殿前,撒錢、拍掌、禱告;又隨人流湧到東門外。以為還有什麼精彩的儀式,發現人群已經開始散去,方知參拜已告完成。接下來的節目是花錢買法物。二三十個攤位圍成一大圈,兜售破魔矢、繪馬和福袋。福袋形狀一樣,可顏色和功用大不相同。自認沒有陞官發財的希望,挑了那種專保"身心健康"的。把不到半個巴掌大的福袋揣進大衣口袋那一瞬間,心裡感覺踏實多了。 

  回到神宮的入口處,0041電話局正在做廣告,提供免費國際電話。給北京的親友拜個年,順便說說我們的"初詣"。還沒等我把什麼叫"初詣"解釋清楚,規定的三分鐘時間已經到了。 

  【附記】 

  據NHK報道,今年初一至初三,全日本共有八千五百四十四萬人次參加"初詣",其中參拜明治神宮的有三百四十八萬人次。 

  煙雨佛寺 

  吾鄉潮州有座開元寺,顧名思義,是唐代開元年間敕建的。小時候聽了一腦子關於開元寺和韓愈的傳說,也隱隱約約記得那四大金剛的尊容。文化大革命毀佛驅僧時,我不在潮州,無緣目睹。只是在我插隊的山村附近,有位被迫還俗的僧人,暇來與他"閒坐說玄宗"。那時開元寺已改為文化館,既無佛像也無香火,大雄寶殿被用來辦階級鬥爭展覽,各個配殿也都派上用場,我就曾在觀音堂裡參加過縣裡組織的乒乓球賽。八十年代重修開元寺,我恰好又出外唸書,無法躬逢盛典。雖說此後每次回家鄉,都不忘上開元寺走走,但已經沒了兒時的那種神秘感與神聖感。坐在菩提樹下,望著香火日盛的大雄寶殿,抹不掉當初荒涼的記憶,實在難以參悟。 

  明知"文革"中各寺廟的境遇大同小異,但沒有切身體驗,游五台山或洛陽白馬寺時,便更多注意佛像之莊嚴。俗話說:遠來的和尚會唸經;還應該加一句:遠去的寺廟會顯靈。道理其實一樣。只有"出凡",才能"入聖";對於太熟悉的和尚與太親近的寺廟,很容易發現法衣底下的"世俗相"。常人不覺,轉而寄希望於陌生的"遠方"。我也喜歡遠方的寺廟,與其說出於信仰,不如說是想借此瞭解此地的歷史、文化與藝術。 

  有幸到日本來"遊學",感覺就像掛單的和尚一樣,無拘無束到處遊蕩,但仍以佛寺為主。閱讀古代及近世日本的最佳途徑,除了博物館,就是佛寺。日本的"國寶"和"文化財"多集中在寺院,其中雕刻佔了九成,建築佔了六成。經歷了明治初年的排佛毀釋以及神道的迅速崛起,佛教在當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經不起主導作用。即便如此,日本寺廟之多仍然令人歎為觀止。據說單東京一地,大大小小的寺廟就有兩千多座,我遊覽過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忽憶及唐人杜牧的《江南春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歷來注家多喜歡在"四百八十寺"上做文章,強調此詩主旨為諷誡朝廷之大建佛寺糜費錢財。我卻對"煙雨"二字感興趣,總覺得這裡面有一種說不出的朦朧美。此次東遊,更證實了我的直覺:寺廟的魅力離不開"煙雨"。對於真正的信徒來說,進寺廟自是不必考慮"陰晴圓缺";可像我這樣缺乏堅定信仰的人,往往需要外緣來接引,這時"煙雨"便起了很大作用。 

  煙霧繚繞的大雄寶殿,與微風細雨中的石塔,同樣給人暫時脫離塵世的感覺。"煙"好燒而"雨"難求,因而,我更喜歡後者。 

  下雨了,如果記得帶雨傘,我會順路拜訪寺廟,或者就在路邊站一會,聆聽斷斷續續隨風飄來的念佛聲。和尚所禮何佛所念何經與我無干,我只是欣賞這種"幽玄"的情調。此時路上行人稀少,寺廟益顯淒清,大都會的喧囂暫時隱去,心境格外澄明。遠觀佛寺,若有若無,若隱若現,平添幾分神秘的意味,不若麗日中天時的"造作"。東京的寺廟大都為戰後所重建,且因地皮昂貴而縮小規模或乾脆改為樓房,外觀上遠不及奈良、京都的古寺有魅力。只有在虛無飄緲的煙雨狀態下,可以忽略新寺廟造型上的缺陷,而專注於隱隱傳來的梵鐘。 

  當然,如果忘記帶雨傘,或者雨如傾盆,那還是趕快回家好。 

  踏雪訪梅 

  昨夜大雪,電視報道東京附近若干高速公路關閉,鐵路上發生撞車事件。今早起床,撩開窗簾,但見白皚皚一片。對面樓頂積雪十幾厘米厚,路邊欄杆懸著的雪掛也有手掌寬。忽憶起半月前游附近寺廟,似乎在那裡見過一株寒梅,今日說不定已悄然開放。東京不乏賞梅的好去處,旅遊書上多有介紹;可我更願意拜訪"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的"隱士",何況還有踏雪之"雅趣"。只可惜當初沒在意,記不得此梅隱居何寺。好在那幾個寺廟相距不遠,不妨逐家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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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踏雪訪梅
作者: 陳平原

  說來慚愧,雖然念過不少詠梅詩詞,可"踏雪訪梅"這還是第一次。粵東平原氣候溫和,不適於寒梅的生長。小時候,每當憶及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陸游的"月中疏影雪中香,只為無言更斷腸"時,腦海裡浮現的卻是家鄉常見的"桃紅李白"。學畫時,我的梅花總顯得過於肥大,無論如何出不來"冰清玉潔"的感覺。直到負笈廣州,方才見到"眾裡覓它千百度"的梅林。只是廣州四季如春,有"梅"無"雪"。十年前初到北國,最為激動的"事件"便是終於見到真正的"雪花紛飛"。此後,每當窗外潔白一片,我便"踏雪"去也。遺憾的是,北京有"雪",卻又無"梅"。 

  雪仍在下,不過變得若有若無。風過處,抖落一樹梨花。撐著雨傘,朝最遠的常光寺走去,目的是一路包抄,保證不會錯過。 

  常光寺有"國史跡"--"福澤諭吉先生永眠之地"紀念碑,地圖上作了標示,很好找。寺不大,兩層樓房,乃戰後所建。上次已經偵查過了,除了福翁之碑,無古跡可尋。墓地靜悄悄,修剪過的矮樹叢上鋪著一層厚雪,墨綠色的碎葉綴著如此"飄逸"的白花,居然給人一種沉重的感覺。大概是看多了葬禮上的花圈,很容易由白花聯想到死亡的緣故。奇怪的是,牆角真的擺著四個挺厚實的花圈,這在東京的墓地裡很少見。走近一看,不禁啞然失笑:原來是寺僧廢棄的汽車輪胎,一夜大雪竟成了天然的"花圈"。 

  福翁墓前雪地上,已有兩行清晰的足跡。腳印頗為零碎,大概來訪者年紀不小。墓前供養的鮮花,本就以白色居多,一夜之間忽然"長大了";遠遠望去,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花。正在墓前合十,忽聞妻子驚歎,說是又發現了一處"古跡"。就在福翁墓的斜對面,有一座"幼稚捨創立者和田義郎碑",碑文乃福澤諭吉所撰。福翁不用漢文寫作,猜讀起來不免稍費工夫。以我的日語水平,見到複雜一點的句子就頭痛,碰上俳句或和歌則只有投降一路可走。 

  忽想起魯迅留學東京時,不知是否也有踏雪訪梅的雅興。之所以有此聯想,就因為《野草》中有一則,提及朔方的雪花"永遠如粉如沙",而江南雪則"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後者"隱約著的青春的消息",正是借此寒梅透露出來:"雪野中有血紅的寶珠山茶,白中隱青的單瓣梅花,深黃的磬口的蠟梅花;雪下面還有冷綠的雜草。"東京的氣候及生活習慣,近紹興而遠北京,想來其雪也是遠朔方而近江南。魯迅見此梅花點綴的東京雪景,是否也給予"滋潤美艷"的評價?我沒有在江南踏雪訪梅的機緣,正好借此行補讀魯迅先生的《雪》。 

  東京的寺廟門口多有應時的和歌或俳句,我大部分"熟視無睹"。沒想到今日隆崇院所書白隱禪師詩句,既好解又切題,似乎為我而設:"舊年寒苦梅,得雨一時開。"白隱乃江戶時代復興臨濟禪正宗的名僧,有《夜船閒話》、《槐安國語》等傳世,不知此詩句出自何集。隆崇院並無梅花,倒是有一尊延命地藏大菩薩銅像頗為可觀。此像已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原為紀念一心院專念寺某上人說法一萬回而造,一九二七年方才移居此寺。銅像本不算高大,加上座基也就四米左右;可周圍是墓地,菩薩身上又披著雪,靜穆中確有普渡眾生的慈悲在。此寺的僧人頗勤快,墓地裡幾條主要的小石徑已經打掃過了,而且路邊的雪堆也略作修飾,沒有突兀的感覺。儘管我更喜歡白茫茫一片因而顯得聖潔的墓地,但還是很感激寺僧的好意。 

  對面的清岸寺又是另一番景象。兩個少女正捧著小樹叢上的積雪,一邊說笑一邊打鬧,見遊人來便回屋裡去了。此地寺廟與民居雜處,沒有截然的分界;再說日本和尚允許娶妻育兒,寺廟有少女出入一點也不奇怪。我訪此寺,純粹為了那株兩百多歲的櫻花。時近立春,櫻花尚未甦醒,半截枯死的主幹上堆滿白雪,躍躍欲試的旁枝也鑲了一道白邊。倚著樹幹的,是一幢兩米高的石燈籠。東京隨處可見石燈籠,但要找古拙質樸且顯得很有年紀的也不太容易。關鍵是那象徵著歲月流逝的青苔,不大好偽造。或許是因為下半截有矮小的柏樹遮醜,上半身有蒼老的櫻花陪襯,再加上雪天雪地作背景,此君忽然"古雅"起來了--記得上次來訪時並無如此風韻。 

  就剩下離家最近的妙圓寺了,寒梅准在那兒!轉過幾道彎,遠遠望去,果然一樹紅梅,正傲雪怒放。沒有競爭對手,也沒有欣賞者,倚著佛寺,獨立寒風,自得其樂。數千朵小紅梅,頂著厚厚的白雪,顯得不勝嬌羞的樣子,讓人又愛又憐。眼中只有梅花,不免怠慢了雪地。下坡路滑,險些摔了一跤。為避"樂極生悲",只好謹慎著腳下。好在寒梅不會捨我而去,總能一步步接近…… 

  又是魯迅,不過這回是《在酒樓上》:"幾株老梅竟斗雪開著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為意;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裡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裡積雪的滋潤,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今日北京之飛雪迎春,並不總是如粉如沙、如煙如霧;未名湖邊紅男綠女的遊走嬉戲,更使得白茫茫的雪地充滿生機。久居燕園,本不以魯迅南雪北雪之說為意;直到目睹此紅梅之"傲慢",方才明白江南雪的"滋潤美艷",確有不可及處。只是陰差陽錯,我本南人,居然像魯迅所說的,用"北方的眼睛",來閱讀並驚歎"江南的雪";而且還必須借助此異國的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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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伊豆行
作者: 陳平原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初稿,歲末修訂 

  伊豆行 

  三日伊豆行,飽覽山光水色花香鳥語,也品嚐了名聞遐邇的海風和海味。可最讓我難忘的,卻是此行濃厚的文學色彩。開始以為是為了滿足主客的"雅興"而刻意安排,回家讀旅遊指南,方知此乃伊豆行的保留節目。以前也見過"文學之旅"的廣告,只是一笑置之;實地體驗,驚訝文學與旅遊相結合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竟如此之大。同行諸君互相笑謔,慶賀自家從事的工作不再毫無用處了。 

  明知帶文學名著遊山玩水顯得有點造作,我還是捨不得拉下川端康成。主人大概嫌我準備不足,釜屋君帶來了井基次郎,蘆田君則攜上松本清張。於是,旅途之夜,變成了日本文學"讀書會"。川端康成和井上靖二位因著作多有中譯本,客人也都拜讀過,這次就"免了"。看兩位教授講課的認真勁,似乎缺了這四家,游伊豆就不夠格似的。 

  原先並無遊覽熱海之計劃,是根據我的提議增加的。我之知道熱海大名,一因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裡坪內逍遙的畫贊《熱海遠望》,一因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要從熱海浴溫泉"的詩句。黃詩自註: 

  豆州熱海有溫泉,老樹參天,游者雲集。諸省郎吏,多盡室而行者。 

  其時熱海作為旅遊勝地已享盛名,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更因其交通便利,備受東京人的青睞。 

  從東京開車到熱海,不到兩個小時。已在伊豆半島中部的天城湯島町訂好旅舍,因而未能領略熱海的溫泉。在頗負盛名的人工沙灘散步,看小孩拾撿成人故意撒下的貝殼,十分感慨。大概這就是日本之所以為日本。中國的教科書開篇便是地大物博歷史悠久,而日本的教科書則強調資源不足危機四伏。在不太有利的自然環境中爭取盡可能大的生存空間,這種意識根深蒂固。去年秋天在神戶六甲山的回轉式展望台上觀風景,讚歎其人工島的巧奪天工,同行的日本友人馬上聲明: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不像中國"地大物博"。初來日本,看不慣其風景的人工化,以為未免"小家子氣"。逐漸理解這種古已有之的危機感,體貼其於有限中追求無限的心情,方能欣賞在人造沙灘上撒貝殼這樣不太自然,但又顯得相當優雅的行為。 

  正對著沙灘的廣場上有一棵"假作真來真亦假"的阿宮松,那是為了紀念明治作家尾崎紅葉的長篇小說《金色夜叉》而"創作"的。松樹的一側立著紅葉山人及其《金色夜叉》紀念碑,另一側則是小說中男女主人公貫一與阿宮的塑像。妻子不太願意在此塑像前留影,雖說是根據小說情節立像,可貫一踹阿宮的動作以及倒在地下的阿宮伸手哀告的神情,讓她不高興。好說歹說,才使其從"被踹"的感覺中走出來。妻子不算合格的女權主義者,尚有如此反應,想來此塑像日後必有厄運。 

  吃過熱海的蕎麥面,轉道修善寺町。此處溫泉也很有名,許多文化人來此療養兼創作,近日在東京舉行的"修善寺町所藏日本畫展",竟是此地一位旅店老闆結交畫家的"紀念品"。參拜過千年名剎修禪寺,也見識了已經接近絕跡的"混浴"--就在寺邊不遠的免費露天溫泉"獨鈷之湯"。面對著觀光圖上十幾個景點,舉手表決,居然一致同意就訪夏目漱石。此碑很不好找,在別墅區背面的小山坡上轉了大半天,未見明確標誌,只好柵欄邊停車。眼前是一條鋪滿松針和碎石的山路,半信半疑往前走,拐過兩道彎,三米多高的夏目詩碑赫然出現。一九一○年八、九月間,剛寫完《門》的夏目君因胃病到此地的菊屋旅店休養,其間病情加劇,直面死亡時頓悟生命的尊嚴,於九月二十九日作如下漢詩: 

  仰臥人如啞,默然看大空。 

  大空雲不動,終日杳相同。 

  夏目君的漢文及書畫修養甚深,見過其去世前不久書寫的此詩條幅,一手真草瀟灑飄逸。這四句詩近乎偈語,主要表達悟道的心境,非以文學性見長。據說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的創作風格頗有影響,故文學史家相當重視,我因不諳此道,不敢妄加評議。本以為路遠地偏,就我們能尋幽探勝;沒想到剛拍過照,又陸續來了兩三撥遊人。 

  車走西伊豆環山路,在達磨山頂觀看伊豆落日,別有一番滋味。 

  夜宿湯島天城,浴溫泉,聽釜屋先生講井基次郎的故事。當初井與川端同在湯島靜養兼寫作,二人過從甚密。前者的小說充滿孤獨與絕望,直面死亡且善用象徵手法,可惜三十二歲便英年早逝,故名聲遠不如後者顯赫。日本人似乎對"夭折"的藝術家格外感興趣,信濃速寫館專門收藏並展出"薄命畫家"作品,小樽文學館中則有許多"薄命詩人"的照片和手跡,參觀者除了人生無常的感慨外,大概還會平添一層"千古文章未盡才"的惆悵。我沒讀過井君的作品,無法判斷到底是其經歷,還是其小說讓世人如此感動。 

  第二天一早,沿著當年井拜訪川端必經的小路,來到其寄居的湯川屋。此旅店位於貓越川邊,終日得聞流水潺潺。老闆正在屋外鋸木頭,見有客人來訪,也只是微笑著點點頭。門口一塊"小小文學館"的木牌,樓裡則有一間專門收集井文學活動資料的展室,入室參觀者捐一百日元,作為每年舉行紀念活動的費用。上一代老闆與旅客井君略有交情,於是在井君去世後著意籌建此文學館。旅店旁邊山坡上,建有井基次郎文學碑,整塊山石上刻著他致川端信的手跡。四周的小樹和石階錯落有致,收拾得很整潔,好在並不顯得過於修飾。大概附近多溫泉的緣故,櫻花早開早謝。來時東京櫻花尚含苞待放,此地則連"落英繽紛"都已成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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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捫碑記
作者: 陳平原

  比起憂鬱且早逝的井君,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川端康成更為世人所稱道。川端君久負盛名的《伊豆舞女》寫作於此地,為整個伊豆半島的旅遊業作出巨大的貢獻。至今東京每天仍有多趟開往伊豆的"舞女號"列車,旅遊巴士上更不時掠過裝扮成"伊豆舞女"模樣的導遊小姐的倩影。最讓人拍案叫絕的宣傳品還是屬於此書的"發祥地":走在湯島街道上,忽然發現下水道的鐵蓋上居然鑄著《伊豆舞女》中的男女主人公。設計者大概缺乏想像力,讓舞女和學生整天與污水打交道,而且忍受車碾人踩,實在非我輩所能接受。 

  當年學生和舞女從湯島到下田經過的路,如今不再通行。承蘆田君雅意,開車繞一大圈,轉到已廢棄的天城隧道南口。在陰冷的隧道裡唱歌,回聲效果很好。遙想當初從這裡走過的文學人物(從抒情的《伊豆舞女》,到推理的《越天城》--松本清張此作未見中譯本,倒是其《砂器》早為國人所熟悉),不知可曾"引吭高歌"。隧道北口多有遊人走動,也立著幾塊說明性的木牌,當然不會忘記提醒此即大名鼎鼎的"舞女隧道"。只可惜木牌上沒有標明隧道長度,隨身攜帶的各種旅遊指南也都漏了這一筆,只好由我來補闕--踱了一遍,共六百五十步,約合四百五十米。 

  其實,在隧道懷古之前,我們還參觀了伊豆近代文學館。之所以倒過來講,純屬文人積習,為了"文氣"而犧牲"真實性"。文學館乃此次伊豆行的重點,很想將其作為"壓軸戲"來唱。只可惜貪玩,對花時費力的文字考據不大感興趣,只是走馬觀花一番。到過伊豆或寫過伊豆的知名作家實在太多,這裡展出的一百二十家幾乎囊括了大半部近代日本文學史。此館最可驕傲的,一是《伊豆舞女》的原稿以及六次改編成電影的相關資料,一是出生於此地的歷史小說家井上靖。剛好碰上了"井上靖與絲綢之路"專題展覽,拍拍披滿征塵的越野車,再觀賞那熟悉的西域風光,頗為親切。井上的小說多以古代中國為背景,我很喜歡;不想在此見到他"沼津"時代的家。在復原的建築物周圍徜徉了好一陣,聽水車,看浮雲,於寧靜中感覺生命的躍動。只是限於管理規則,未能"深入堂奧"--但願這不是對我輩讀者的暗示。 

  還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記,在文學館附設的餐廳用午餐,妻子要了一份名為"舞女"的套餐,又貴又不好。還是我出來主持公道:誰讓你吃的是"文學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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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捫碑記 

  研究文史者多喜歡讀碑,我也未能免俗。每次出外旅遊,讀古碑是主要節目。之所以強調"古碑",因今人之碑多粗製濫造,文既不雅,字又醜陋,再加立意卑俗,幾無可觀。這裡所說的"碑",既包括由帝王封禪祭天豎石稱碑發展而來的功德碑,也包括由宮室宗廟裡豎木稱碑發展而來的墓誌銘--後者更為我所看重。起碼從東漢蔡邕《郭有道碑》起,碑就有序有銘,而且立在墓上而不是放在墳中。雖說像劉勰所贊讓人"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的墓誌銘難得一見,讀讀同時代人略帶誇張的評價,順便欣賞古代的書法與石刻,也是一種兼及文史與藝術的享受。 

  沒想到訪學東瀛,還能繼續這種享受。最早提醒我注意東京的"古碑"的,是現任教京都大學的金文京先生。"古碑"其實不古,遠者三四百年,近的也就四五十載。不是說此後不立碑,而是或只刻名諱和生卒年月,或改立日文的歌碑、句碑。江戶和明治時代不少名人之墓,都有漢文撰寫的墓誌銘,是我閱讀這一段歷史的最佳教材。於是,天晴日好且有閒情逸致時,總不忘攜妻子游古寺,捫古碑。 

  說"捫碑",既寫意也寫實。歷經地震和戰火,現存的"古碑"並非原貌,或翻刻或移位。翻刻的容易辨認,移位的則必須發揮想像力,否則會驚訝東京的古墓老比例失調。又要保存古物,又要顧及寸土寸金的商業利益,於是有"縮碑"之說。大概現在的日本人很少光顧那些漢文撰寫的墓誌銘,因此常有碑背靠著圍牆或兩碑相距甚近以致不堪卒讀者。這個時候就只好"捫碑"了。新宿淨輪寺中江戶前期數學家關孝和之墓乃"都史跡",可碑陰靠牆,我只能摸出前後兩行,實在沒有體力讀完全文;目黑大聖院有大正年間移入的受幕府彈壓的切支丹T字形石燈籠,中間那幢兩側各刻一句七言漢詩,可因為旁邊兩幢夾得太近,摸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所言何志。 

  也有因流連忘返,不覺已是萬家燈火,只好改"讀碑"為"捫碑"的。"捫碑"雖"雅",可實在不方便。不到萬不得已,決不出此下策。倘若是自家的過失,不能怨天,不能怨地,也不能埋怨碑建得不合理,只好夫婦互相推卸責任了。 

  積習難改,除了"讀史",還想"品文"。這可就有點麻煩了。《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史才"不僅指敘事技巧,更兼"不偽飾"的史家精神;後者與墓誌銘專標祖宗盛德的文體特徵相左,頗難真正實行。古來為人撰墓誌銘者,絕少不"諛墓",故難得好文章。日本人自然也不例外。以提倡古文辭名世的荻生徂徠,其墓誌銘由居高位的弟子籐忠統撰寫,有傳有銘,可就是言之無物。端起架子歌功頌德,儘是"天降文運斯人云受"之類的套語,焉能有好文章?借鑒傳記手法,在列舉德行的同時刻劃人物,是墓誌銘成功的奧秘。澀谷祥雲寺的荒川顯德碑(岡崎壯撰),敘事之餘插入關於傳主相貌、舉止以及性情的描寫,最後來一句"夙能國風,晚年尤多佳詠",顯得搖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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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招魂
作者: 陳平原

  要說文章之美,我最喜歡的還是港區泉岳寺的《烈士喜劍碑》。撰者林長孺有《鶴灤文鈔》傳世,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將其列入"餘子文章亦擅場"。此碑收入文鈔時,評者多譽為奇文傳奇人的"必傳之作"。一句"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雲薩藩士,蓋奇節士也",省略了許多常見的廢話,且有撲朔迷離的神秘感。接著是喜劍如何辱罵國亡而"遊蕩不已"的大石良雄,聽說赤穗四十七義士復仇後,方知錯怪了忍辱負重的良雄,於是趕赴江戶,自刃於其墓前。整個敘述充滿戲劇性,筆法頗類太史公。讚歎過此"古之俠者"的"奇節",該輪到講建碑的經過了。本以為是強弩之末,沒想到還能如此出奇制勝: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恆喜談忠臣烈士事,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於泉岳寺,略紀事跡,以示後人。繼費金若干,來徵文於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頹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黃遵憲在開列一大串"以文名世"的古文家後,稱"東人天性善屬文",其中之佳作"不難攀躋中土"。此《烈士喜劍碑》大概可算一例。 

  不過,據明治三十一年出版的大橋義三所著《高名聞人東京古跡志》,喜劍雖隱身江湖,卻並非"不詳何許人",乃肥後細川家之浪人,本名大川源兵衛。想來當年確是失考,不會是林氏為作文而故弄玄虛,不然立碑時會引起公憤的。 

  大橋義三此書又名《古墓之露》,專門記載其時東京尚存的名人之墓,包括武臣、國學、儒家、俠客、經濟、醫術、俳諧、烈士、婦人等三百餘眾。此君趣味與我頗為相近,可惜不記碑文,而自撰的介紹文字又過於簡單。除了關於喜劍的考證,還有一則記載有趣,那就是將日本的"小說界泰斗曲亭馬琴",比諸中國的李笠翁和西洋的莎士比亞。 

  招魂 

  偶讀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第五號,得悉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中國駐日公使蔡鈞曾於東京九段阪之偕行社宴請中國留學生。兩百多"郁以山河故國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氣"的留學生與公使共享"團聚之樂",唯一的缺陷只是因此地乃日本陸軍軍官公所,不能允許龍旗飛揚。 

  讀完這篇《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總覺得氣悶。所謂"偕行",自是取意於《詩經·秦風·無衣》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句意。明明知道"偕行社"乃日本陸軍為紀念甲午戰勝中國之役而醵資興建,為何眾人仍能"其樂融融"?那時"排滿"一說尚未通行,總不能說戰敗的是"滿清"而不是"中國"?大概學子們一心效仿日本變法維新,只好不計前仇。此前康有為不也曾設想借兵日本匡扶光緒?可見那時中國讀書人對日本的感情相當複雜。甲午之戰固然警醒國人,但更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脆弱,無形中加劇了列強瓜分中國的步伐。正如阪本太郎所說的,此後,"清國就像一頭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獸一樣可憐"(《日本史概說》)。對於中國的近代化進程來說,那一仗其實是致命的:既堵死了中國在亞洲崛起所需要的國際空間,又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此後只能走政治革命一路。史家曾經慶幸"因禍得福",使得落後的中國快步進入社會主義。百年回首,塵埃落定,人們有理由思考"另一種可能性"。 

  此代表日本之崛起與清國之沒落的"偕行社",在當年可能是領導潮流的時尚建築。夏目漱石就曾以古式燈塔邊蓋起"偕行社一般的新式磚瓦建築"這種不古不今的"滑稽"現象,作為現代日本的象徵(《三四郎》)。不想打聽此"新式磚瓦建築"到底毀於地震還是戰火,附近的靖國神社更能引起我對中日兩國之間百年恩怨的思考。 

  一八七九年王韜撰《扶桑遊記》,敘其遊覽為紀念"維新之際義士捐軀而殉國難者"詔築之"招魂社"--此即"靖國神社"的前身。那時中日之間尚無戰事,王氏對日人借招魂鼓民氣十分讚賞: 

  每逢設祭之日,角抵競馬,煙火雜沓,魚龍曼衍,極為熱鬧。此亦足以見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義之氣奮發而不能自已也。 

  倘能百年後故地重遊,王韜不知作何感想--反正我沒王君那麼超然,看到的不只是"忠義之氣",更包括"腥風血雨"。 

  走進仍是"樹木郁蔚蒼翠如幄"的靖國神社,心情格外沉重。平心而論,這是東京最為幽靜也最為肅穆的神社。倘若不認漢字也不懂歷史,純從觀光角度評判,此地不愧為"勝景"。可惜樹林裡到處懸掛的第幾師團第幾連隊的慰靈標誌,在在提醒我記起那場給亞洲各國帶來巨大災難的侵略戰爭。迫於外界的壓力以及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反省,神社的佈置已經相當收斂,陳列品的說明盡量採用低調;可這仍然改變不了其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嫌疑--這也是亞洲各國對日本官方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極為警惕的原因。 

  在日本,"靈魂信仰"古已有之,將死於非命的亡靈尊奉為神而祭祀之,這種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敵我,只要是死於戰亂的人,一律供養,以慰其亡靈。明治初年,這種想法依然流行,比如東京惠比壽附近的台雲寺中有座慰靈塔,便是祭祀"日清戰爭"中陣亡的中日兩國軍人。而靖國神社之突出"為國捐軀",使得這種"已在國民的宗教意識中扎根的慰靈傳統有了本質的改變"。此後,必須是效忠於天皇和大日本帝國的,才有資格享受祭祀。這種置幕府軍隊與外國士兵之死於不顧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崇拜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培養了民眾的"殘忍心"--很難說這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暴行沒有關係(參見村上重良《國家神道》第三章)。當年梁啟超等讚賞日本人之"祈戰死",只講激發"尚武精神",不問是否"慈悲為懷"。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對國民靈魂的扭曲與污染,並非只是日本獨有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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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湯島梅花
作者: 陳平原

  東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類和平"。不妨將此作為日本民族對於過去歷史的一種反省。這一國民心態在靖國神社裡也有所折射,那幾百隻專門餵養、定時診查的和平鴿,便是例證。冬日的午後,陽光照在稀疏的樹林間,雪白的和平鴿三五成群騰飛上下;潔淨的砂石地上,母親帶著小孩與鴿子嬉戲,父親在一旁錄相--但願孩子長大後能記得的,不只是"鴿子",更包括"和平"。 

  並非有心"參拜",故而旁門出入。轉到表參道,方才發現巨大的鳥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銅像。此君被譽為現代日本軍隊的創建者,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輔,實行軍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東京的"招魂社",正是其主持創建。記得夏目漱石小說《三四郎》中的原口先生不斷咒罵此銅像,說是"不如建造一座藝妓的銅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說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罵",很大程度因為他與銅像的製作者是"死對頭"。搬開歷史人物功過之爭,單從銅像藝術本身著眼,原口先生不該對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洋銅像"如此苛刻。夕陽餘暉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著草鞋,披羽織、戰袍,持望遠鏡,一臉剛毅,頗能體現那時"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銅像的長篇銘文出自明治維新的中堅,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條實美之手,漢文不錯,書法也甚佳--那畢竟是一個剛從"和魂漢才"轉為"和魂洋才"的時代。 

  湯島梅花 

  東京賞梅的去處很多,對我來說,最方便的莫過於東京大學附近的湯島天神。也正因為太方便了,總以為後會有期,不知不覺竟錯過了好時機:第一次拜訪時,"有女初長成";第二次則已是"半老徐娘"了。沒能見到其最為燦爛的"青春",總覺得遺憾。 

  閒來遐想,或許是菅原君洞察世態人情,故意不讓參拜者心滿意足。世人多對得不到的東西格外懷念,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覺將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為留下了"遺憾",湯島梅花給我的印象,反而比花開似錦、遊人如織的東京後樂園、水戶偕樂園還要美好。 

  湯島天神的梅花其實少得可憐,名為"梅園",也就十幾株。套用劉禹錫的《陋室銘》:花不在多,有"骨"則秀;園不在大,有"氣"則靈。"骨"乃虯蟠蒼勁,這點大概不會有太大的爭議;"氣"指人文氛圍,則不見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有人文精神滋潤的"自然"情有獨鍾,大概遠不只我一人;要不單從"風景"論,此園實在說不上出類拔萃。湯島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來源於神社祭祀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東大的魅力,此處成為高考學生祈禱的最佳場所。因而,即便說不上"談笑有鴻儒",起碼也是"往來無白丁"。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三)乃平安前期的文人學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後,日本國內天災不斷。人們相信這是菅原的幽靈在作怪,於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為"天滿大自在天神"。朝廷還賜他"火雷天神"封號,希望借其威力壓服雷神。中世以後,"火雷天神"逐漸演變成為專司文章、詩歌的"學問神"。荻生徂徠《菅廟》詩云:"菅公儒雅士,千歲事堪嗟";"忠冤尤霹靂,誠感唯梅花"。於"儒雅"、"霹靂"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產梅,七世紀前後方由中國傳入。《懷風藻》中已有詠梅詩,此後的儒者雅士吟詩作文時更離不開梅花。大概正因為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當屬此"儒雅"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學問神",周圍名勝自然都與學問有關。進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於梅園中央的《湯島神社一千年祭碑》。碑大而園小,有點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當初立碑時,神社與梅園的規模都遠比今天大。此漢文碑立於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選議員文科大學教授正四位勳三等文學博士重野安繹"撰寫。重野君號稱日本漢文第一,當年與黃遵憲頗多交往,黃氏《續懷人詩》中有一首是獻給他的: 

  得詩便付銅弦唱,對局何曾玉襪輸。 

  繞鬢青青好顏色,絕倫還似舊髯無。 

  黃氏自註:"東人稱君為三絕:一能詩,一善弈,一美髯也。"《續懷人詩》撰於出使新加坡時,所懷日人包括伊籐博文、本武揚、秋月種樹、宮島誠一郎等,半為官僚,半為文人,都是其使日時的好友。在東京遊覽名勝,常能見到黃遵憲及其友人的遺跡,故《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以及《人境廬詩草》都是我絕好的"旅遊指南"。此前此後來日的中國人,要不沒他的文名,要不沒他的地位,極少像他那樣所交多為"當世聞人"。甲午戰爭前,日本人普遍對中國仍心存敬畏,慕名結交者比比皆是。而這些明治時代的名人,其文章功業,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憑弔的"文物",這也是我訪古時總不忘攜上黃氏詩文的原因。 

  梅園裡還有一塊漢文碑,也是立於明治年間,刻的是菅家遣戒二則(後來在京都的北野天滿宮發現相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則曰: 

  凡國學所要,雖欲論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漢才,不能闕其閫奧矣。 

  日本古時崇拜中國,故以"和魂漢才"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學家佐久間象山在批判漢學空疏無用的同時,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明治以後,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隨之改為"和魂洋才"。《日本國志·學術志》中提及朝廷為保存漢學而倡"斯文會",《日本雜事詩》也對"抱遺編守祭器"的"漢學之士"深表同情。作為中國人,黃氏對日本的漢學由盛而衰大發感慨,其中包含"私心雜念"。想來當初立碑湯島的諸君,也不無借古諷今,對抗西學狂潮的意味。只是時過境遷,參拜者們大概不會注意到此中可能蘊涵的"苦心孤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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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神輿競演
作者: 陳平原

  《東京都歷史散步》一書提及湯島天神,介紹的是十七世紀中葉鑄造的銅製鳥居、十八世紀中葉所立"奇緣冰人石",以及為新派劇名家泉鏡花所建的筆塚。所有這些,對我來說沒有多少吸引力,反而是神社周圍懸掛的幾千塊繪馬,令我大開眼界。 

  遊覽各處神社時,我總是留心供祈禱者書寫心願的繪馬,希望借此瞭解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別的神社裡"寄進"的繪馬,所祈者五花八門;而湯島天神則清一色全是"學問"--除了升學,還是升學。日本人注重學歷,能否考取名牌大學乃生死攸關。故繪馬上所寫祈禱者的心願,不是考上大學,而是考取某大學的某專業。作為局外人,見到居然有人祈求菅公保佑其考取東京大學的"分子化學"或"天體物理"專業時,心裡總覺得好笑。菅原道真學問再大,畢竟是千年前的古人,能讀懂這些繪馬嗎? 

  祈求者一臉嚴肅,讓你實在笑不出聲來。久而久之,反被其虔誠所感動。 

  很想也買塊繪馬,只是不知道該求些什麼。早已過了考大學的年齡,生活瑣事又不好意思麻煩"儒雅"的菅原君。況且,日本的神是否管得了中國的事,沒把握。還是省點吧。 

  【附記】 

  偶讀周作人《自己的園地·和魂漢才》,其中提及菅原道真,從《民間信仰史》引錄其名言:"凡神國一世無窮之神妙,非他國之所得而窺知,漢土三代周公之聖經,雖然可學,但其革命之國風,所當深加思慮。"這話正是上述北野天滿宮和湯島天神所立"菅家遺戒"的第一則。要說"和魂漢才"的提法,還是第二則更直接些。 

  神輿競演 

  讀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認識》,深為其中的一句話所打動:"要瞭解日本,我想須要去瞭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應當是從宗教信仰入門。"認定從宗教入手,是理解一個民族心靈的最佳策略,這話今天看來平淡無奇。可周作人想強調的,其實不是這一"通則",而是日本人的崇拜儀式中往往顯出"神憑"或"神人和融"的狀態,可見真正"支配著全體國民的思想感情"的,是神道而不是外來的儒家、佛教或西洋科學。作為例證,周作人舉出抬神輿的壯丁"非意識的動著",腳步忽東忽西,忽輕忽重。 

  這話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以至一見第十九回"日本秋祭"的廣告,馬上趕往明治公園。到了那裡才弄明白,廣告上所說的"神輿競演",只限在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前面幾天只是一般的"廟會",對我來說沒有多大的吸引力。 

  連日秋雨,早上出門時天色不佳,陰沉沉的,真擔心又是空跑一趟。明治公園裡遊客不多,"演員"卻不少。十幾基神輿已經安然就座,廣場上來回穿梭的多為身著"半纏"的游神人。看台上擺著百十張椅子,大概因為天氣不好的原因,觀眾寥寥。十點整表演正式開始時,三分之二的椅子依然無主。先是童男童女的武藏國府太鼓,繼以武藏流的龍神太鼓,後者用各種誇張的造型擊鼓,再伴以人聲叱喝,挺有氣派。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其服飾:或黃衣紅袖黑字,頭紮白布;或黑衣紅袖白字,頭紮紅布,配上短褲和草鞋,顯得生氣勃勃。 

  不過,我還是更喜歡抬神輿者穿的"半纏",因其顯得隨意和自然,沒有"舞台化"的嫌疑。"半纏"乃江戶時代庶民穿的衣服,對襟,無領,長及膝蓋,穿時系以布腰帶。抬神輿者穿的"半纏",印有所屬的町會、神社或同好會的名稱和徽章,也有以江戶時代最領風騷的消防隊命名的。"半纏"的製作工藝和視覺效果都頗類貴州的蠟染,前胸後背圖案化的漢字尤其讓我感覺親切。進園時搖獎,很想得到懸著的那件"半纏",可惜陰差陽錯,只得了一袋文具。 

  神輿終於在鼓聲中出場了。沒有《江戶神輿春秋》等書所描述的作為前導的提燈、藝妓、神樂和歌踴,只有"光禿禿"的十幾基神輿。四根方形大木抬著一基鏤花著彩的神輿,幾十乃至上百名穿草鞋或只著襪子的抬神者,一邊叱喝一邊墊著碎步,有節奏地行進。四周圍著的同伴,手舞足蹈,吶喊助威,不時交替入陣。經過觀禮台時,隨領隊一聲令下,眾人將神輿舉過頭頂,然後歡呼而去。神輿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吾鄉賽神的經驗,競演時賽人也賽神。規模最大且最為金碧輝煌的神輿,屬於湘南連合神輿保存會。儘管觀眾對這基裝飾最漂亮的神輿報以特別熱烈的掌聲,我還是喜歡那些比較樸素的;或許是因"保存會"三字扎眼,總覺得其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宗教意味不足。 

  神輿原非神社專有,《平家物語》中便有山門僧眾抬神輿訴訟的描述。只是明治維新後神佛分離,神輿才歸神社的神官管理。江戶時代的祭祀儀式以山車為主,明治以後神輿才逐漸風光起來。體積龐大的山車行動不便,實難適應現代都市生活,大地震後便銷聲匿跡了。隨著神社地位的下降和世人宗教信仰的淡薄,至今仍活躍在東京街頭的"神輿",也越來越演變成一種民俗活動,少了柳田國男所說的"神輿發野"時的"神人和融"。到了必須組織"保存會"並發起"競演"時,這種儀式便免不了帶表演成分。 

  中午休息時,游神人散落在公園各處,有吃飯聊天的,有排隊搖獎的,也有嬉笑打鬧的。我則撫摸著停在一旁的神輿,鑒賞著頂上精美的鳳凰、四周的勾欄和鳥居,還有前後的朱雀玄武和左右的青龍白虎。拍一下懸在四角的風鐸缽,叮咚聲在微風中蕩漾。想像著當年游神人的神秘和迷狂,不禁惘然。 

  那邊樂聲又起,是泰國舞蹈團在輕歌曼舞。說好下午兩點神輿再次"競演",此前該是泰國歌舞的天下。沒想到神輿真的"發野"了,游神人提前出征,且多即興表演。這回神輿上站著一位略施粉黛的少女,口吹哨子,手揮紙扇,合著節奏前俯後仰,算是在指揮行動。神輿其實無待人指揮,不過有妙齡少女在架子上"舞蹈",總是添光彩。一位不夠兩位,兩位不夠三四位。只是架子上顛簸,一不留神就掉下來了。這下子可熱鬧了,十幾基神輿半競賽半自娛,越游越野,動作幅度越來越大,興奮的吆喝聲淹沒了舞台上的高音喇叭。如果不是偶見神情莊重的長者,單是那些似乎玩得挺開心的少男少女,實在無法想像這就是周作人所說的日本人熱烈而神秘的宗教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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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歷史文化散步
作者: 陳平原

  我認準了一基神輿,跟在後面,合著節奏,墊著碎步,慢慢行進,自認挺好玩的。很想擠進去肩一下神輿,切身體會游神的感覺。只是不知人家有無禁忌,而且如此瀟灑的"半纏"中雜進一個"牛仔",實在大煞風景。記得鄉下抬木頭時講究"合拍",生人不合拍很容易扭傷腰。想來抬神輿也必須訓練,否則很難做到齊心又齊步。 

  第二天到圖書館翻閱有關神輿的書籍,果然強調這種共同荷重的協調,代表了"和"之意義。要求游神人默想山崖端坐,險路夜行,處於一種"無我"或"無意識"狀態,方能揮灑自如。這幾種近年出版的書籍,不大談論神輿的宗教意味,而多在"下町情緒的象徵"或"人生的大感動"上做文章,正與我所理解的日漸民俗化的"神輿競演"相一致。 

  很遺憾沒能趕上淺草或湯島的神輿出巡,有神社和佛寺做背景,大概游神人和觀眾都會多幾分虔誠。不過,公園"競演"這一形式,倒是無意中凸顯了"神輿"在現代日本的真實處境。 

  歷史文化散步 

  剛到北大求學時,未名湖邊偶爾還能見到宗白華先生散步的背影。那時《美學散步》出版不久,其中許多雋言妙語,常被大學生們掛在嘴邊。正像宗先生所說的,"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動",可以偶爾在路旁折一支帶露的鮮花,也可以撿起別人棄之不顧的燕石。"散步者"悠然意遠而又怡然自足的生活態度,我輩後生其實只能心嚮往之。倘若只是鍛煉身體抑或瀏覽風景,這種"散步"不難;可真要像宗先生那樣,於一丘一壑、一花一鳥中發現無限,並藉以體驗生命、激情與詩意,如此"散步"則不易--不只需要閒心、悟性與幽情,還需要一定的生活經驗和歷史文化知識。這就難怪長者一般比少年更長於此道。 

  "散步者"之悠然,除得益於個人修養,更取決於客觀環境。雖有"大隱隱朝市"之類的說法,我還是很難想像一個人能在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狀態下悠然地散步。南朝劉孝威詩云:"神心重丘壑,散步懷漁樵。"可見,古來"散步",總是與幽靜的"丘壑"連在一起。現代社會日益都市化,即便在高樓大廈的夾縫中多保留幾個街心公園,也難得從容散步的心境。 

  到東京的第二天,在住處附近發現一塊刻著地圖的鋅板,上題"歷史文化之散步道"。此散步道從日比谷公園到目黑站,分為三段,共八公里長,地圖上標出了沿途的歷史遺跡和文化名勝。對於渴望瞭解東京歷史文化的我來說,這散步道實在太合適了。於是,上午唸書,下午攜妻子訪古。一座寺廟、半株古樹、幾塊殘碑,都能讓你流連忘返。真沒想到,繁華的大都市裡,居然隱藏著這麼多幽深的風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看來陶令的想法並非絕對不可能實現,高樓的陰影還在,可旁邊的寺廟竟寂靜得聽得到蟲鳴。東京有一千多座佛寺,旅遊者常去的不過一二十座,其餘的盡可作為尋幽探勝的好去處。除了寺廟,還有古道、建築、史跡等,如此漫遊,不啻於閱讀"歷史"。天性好奇,不習慣被人家牽著走,總覺得既是散步,就該自由自在。不時靈機一動,橫生枝節,八公里的散步道,竟走了六七天。 

  正慶幸走完了"歷史文化之散步道",目黑站旁邊的另一塊鋅板,讓我頓失遊興。那是從目黑到調布的"散步道",長約十二公里。這還不算,日比谷公園那邊也有新的散步道。後來才知道,東京此類"歷史文化之散步道"甚多,根本不可能一一拜訪。 

  東京人的生活節奏很快,地鐵站裡尚且一路小跑,實在難得悠閒的散步。設立"散步道",目的大概正是為了培養其對歷史文化的興趣。因為,就自然風景而言,東京沒什麼可誇口的;但如果希望瞭解江戶乃至日本的歷史文化,則東京大有可游之處。 

  其實不只是東京,各地都有類似的"散步道",只是標示的方法不一樣而已。好多旅遊圖冊上除了介紹名勝古跡外,還標明各景點之間步行所需的時間。就像快餐食品風行世界,步履匆匆的現代人大都只能滿足於"到此一遊"。"走馬"無法"觀花",坐在客車裡張大嘴巴聽導遊解說的遊客們,難得真正體味旅遊之趣。要求遊客下車,使用自己的雙腳和眼睛,在一種即便是短暫的"散步"狀態中冥會古今--這種設想不可謂不佳,只是實行起來不易。歷史文化之散步,除了需要"昂貴"的時間,還需要同樣得之不易的背景知識。看日本人捧著厚厚的"某某歷史散步"之類,在各名勝古跡按圖索驥,真不知道說什麼好。按理說,既是散步,就不該如此緊張;但現代人沒那份知識與才情,隨便走走固然瀟灑,很可能一無所獲。自然風光取其觸目驚心,越出乎意料越好;名勝古跡則必須事先預習,旅遊時方才能"精鶩八極神遊萬仞"。 

  在日本,觀光是一門重要產業,精美的旅遊指南隨處可見。東京、京都等大城市裡繁忙的地鐵或電車線路,甚至各自月出一刊,推薦本月"最佳散步道"。此類自由取用的廣告讀物,對引導遊客的去向起了很大作用。記得谷崎潤一郎的《漫話旅行》曾攻擊鐵道部和旅遊局的宣傳,使得名勝古跡成了城市的延伸,糟蹋了大好風光。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政治上的民主化與文化上的平民化,使得誰也無權壟斷知識,獨佔風月。要求雅趣者,只能人棄我取,因而也就更容易顯出手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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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客隨主便
作者: 陳平原

  歷史文化散步之最大特點,莫過於將眼前的風景與古時的場面相重疊,在思接千古的同時,超越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因而,此類"散步"或多或少帶有"懷舊"的意味。能被後人記憶的"千古",必然或波瀾壯闊或神秘幽深。只是具體到每個散步者,不可能直接面對古人,只能借助於傳世的文獻。這就決定了散步者的所思所感,很大程度受制於其接受的歷史文獻。平日讀書有限,不免常常臨時抱佛腳。倒是國木田獨步的《武藏野》早有譯本,給了我明治時代東京的最初印象。此次東遊,距獨步開始描述武藏野風光正好九十八載。說來真是巧合,我在東京散步的季節,與獨步一樣,也是自初秋至翌年的春天;獨步隱居的澀谷,離我寄宿的白金很近,常有順路拜訪的機會。百年滄桑,昔日東京郊外的"詩趣",如今安在?很希望能像獨步那樣,"漫步於原野,徘徊於林中"。世田谷、小金井、新宿、白金……那些熟悉的地名還在,澀谷的道玄阪與目黑的行人阪也都"別來無恙",只是沒了林間的小徑以及遍地的萱草。在獨步留下足跡的這片"昔日的原野"散步時,總忘不了《武藏野》中那段令人心醉的描述: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擔心會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條道路上信步走去,到處都有值得你看,值得你聽,或是值得你感動的事物。只有在這千百條縱橫貫通的小徑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領會到武藏野的美。不論是春、夏、秋、冬,還是清晨、白晝、傍晚、深夜,不論是在月下、雪中、風前,或是在下霧、結霜、飄雨以至秋雨綿綿的時候,只要在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隨意地左轉右彎,那末,到處都有著足以給我們滿足的事物。(此處借用金福的譯文) 

  很難說武藏野的變遷是禍是福,"大都市"對田園風光的吞噬,非獨東京然。讓我感慨不已的,並非幾乎不可阻擋的都市化進程,而是現代人感覺的日漸遲鈍以及趣味的日漸粗俗。都市自有都市的美,只是難得有獨步那樣詩意的眼光。 

  散步者的被感動,固然與外界的刺激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個人一時一地的心境。到過許多號稱"日本第一"的名勝,可要說印象深刻,還屬出石之行。從京都乘山陰線北行兩個多小時,在豐岡市轉汽車再東行一小時,方才來到出石古城。此地現為兵庫縣出石郡出石町,人口不過兩萬;但中世時卻因迅速崛起的山名時義一族六分天下得其一,且與織田信長"逐鹿中原"而名垂青史。站在有子山上的出石城遺址,俯瞰今日平靜的小鎮,想像五百年前的刀光劍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小城遊客甚少,但觀光中心、旅遊手冊、名所標誌,加上佛殿神社以及美術館和史料館,應有盡有。如果單從旅遊業角度考慮,如此鋪排必定賠錢;想來當地居民並非純為招徠顧客,而是願意生活在這麼一種歷史文化氛圍中。在古風猶存的街道漫步,拍拍因風吹雨淋而變得黝黑的木板房,摸摸路邊長滿青苔的石燈籠,聞聞仍在飄香的酒藏,再敲敲經王寺裡寂寞的梵鐘,一切都顯得那麼熟悉,那麼親切,彷彿回到了我的家。"回家的感覺真好"--儘管我從未在類似的古城長期居住過,但那一瞬間的感覺是如此真實,以至我忘記了這是一座異國的小鎮。 

  出石行乃平田君所設計,我事先沒有閱讀相關資料,訪古時不免有所遺漏。散步者對歷史文化的特殊興趣,別人是無法取代的。回到家中,翻閱在小城書店買的《出石歷史散步》,發現此地出過兩位我很感興趣的人物:一位是明治時代的思想家,東京帝國大學第一任校長加籐弘之;另一位是江戶中期高僧,對佛法與劍法都有精湛研究的澤庵和尚。前者的出生地就在經王寺旁邊,自然不會被忽略;後者晚年隱居的宗鏡寺藏在山腳,竟失之交臂,實在可惜。 

  不管在東京為荻生徂徠和福澤諭吉掃墓,還是騎單車在京都市內轉悠,尋訪羅振玉、王國維遺跡,我都是有備而去,因此不會空手而歸,多少總有點收穫。在小地方旅遊可就沒這個便利,猛然間撞到一處古跡,根本來不及查書,那時只能靠平日的積累。正因為近乎"考試",反倒有一種特殊的韻味。 

  陰雨連綿的初夏,我與妻子趕往長崎縣的佐世保市觀光。接車的松岡君塞過來一疊旅遊手冊並徵求意見,對此地一無所知的我們則宣稱"客隨主便"。於是,半個小時後,我們來到了弓張岳展望台上。其時風雨飄搖,視線大受限制。主人不斷地表示歉意,說是晴天時可清晰地看到左邊的九十九島和右邊的平戶市。我到過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能想像得到九十九島的景色;倒是這不在旅遊計劃中因而也毫無瞭解的"平戶",讓我浮想聯翩。 

  首先浮現在腦海的,是一塊我從未見過的石碑,以及蘇曼殊的一首七絕:"行人遙指鄭公石,沙白松青夕照邊;極目神州余子盡,袈裟和淚伏碑前。"此絕句題為《謁平戶延平誕生處》,第一次聽先師黃海章先生含著老淚吟誦,頗受震撼。我對平戶的瞭解,除了延平郡王鄭成功誕生於此,再就是元朝舟師之折戟沉沙。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範文虎、阿塔海奉命將兵十萬,以戰船九百征日,在此地遇風暴全軍覆沒。晚清來日的中國文人,不管是使東大臣何如璋,還是一介書生黃慶澄,船泊平戶時都喜歡憑弔古戰場;可惜《使東述略》和《東遊日記》均只作考證而不發議論,無法窺見其真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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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從東京到江戶
作者: 陳平原

  輪到我來發懷古之幽思,中日間又多了幾重恩怨。昨晚還在廣島的和平公園徘徊,轉眼間變成遠眺平戶古戰場,幾百年歷史風雲湧來眼底,讓人不知如何評說才好。本是悠閒的散步,沒想到竟變得如此沉重。看來,"歷史文化散步"也有不盡如人意處;尤其是當你想"萬慮皆忘"時,過多的歷史感會攪得你不得安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於京西蔚秀園 

  從東京到江戶 

  "從江戶到東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戲,事實上圖書館裡確有不少以此為題的學術著作。"從東京到江戶"則不符合歷史時間,只有像我這樣熱心而又固執的遊客,才會如此閱讀日本這部大書。"倒著讀"似乎名不正言不順,但本來就不是專家,沒必要故作深沉,盡可憑興趣隨便翻翻,說不定還有"千慮一得"的時候。 

  "江戶"位於隅田川匯入東京灣處,因此而得名。雖說考古學家將最初的"東京人"溯源到幾萬年前,可江戶作為一個重要城市登上歷史舞台,卻只能從慶長八年(一六○三)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將軍並在此地設立幕府開始。此後兩個半世紀,江戶一直是日本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江戶改稱東京,雖無遷都之詔,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中國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駐節的地點是"東京"而不是"江戶"。中國人對"蕞爾小國"的鄰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維新"而不是"封建割據"。此後百年,中日兩國恩怨甚多,不管出於何種目的,中國人關注的始終是維新以後的日本。因而,"東京"之大名如雷貫耳,"江戶"則逐漸消失在歷史深處。 

  也有幾個例外,比如黃遵憲、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對"江戶"大有好感。黃氏駐日時接觸的多為幕府舊臣或日漸衰微的儒學家,對新政之崇拜西洋頗有微辭,對幕府之"深仁厚澤"相當讚賞。這種對"江戶"及主政兩百餘年的德川氏的懷戀,《日本雜事詩》中時有流露。章氏幾次流寓東京,最長時達五年之久,詩文中屢屢提及的卻是"江戶"。太炎先生好古,讀古書,寫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當年中國人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錢恂在東京街上欣賞店舖招牌之文句字體,"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而這種"唐代遺風",正隨西化狂潮而逐漸失落,我相信這也是章氏留戀江戶的原因。 

  近年周作人的隨筆大受歡迎,其喜歡江戶文化也就變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為人提及的《日本論》值得介紹。此前談論日本的,多強調明治維新的偉大意義,戴氏則提醒大家不要"忘卻德川時代三百年的治績":"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單從革命無法"輸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競爭,很難充分說明幕府統治的合理性。不過,不再將"開國"作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確有遠見。 

  幾年前初渡扶桑,因來去匆匆,像絕大部分遊客一樣,我只看到了繁華的大都市"東京"。這回有機會在大街小巷轉悠,慢慢品味,感覺上越來越接近"江戶",或者說,越來越體會到現代日本人及其生活裡殘存的"江戶情調"。說實話,我很喜歡這種"情調";但限於學識,無法把它準確表達出來。還是談談個人的遊歷吧。 

  登上位於新宿的東京都廳頂樓,俯瞰陽光下車水馬龍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飯店的旋轉酒吧,觀賞遠比星空燦爛的都市夜景,不只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這是日本人學習西方一個半世紀的結晶。這話裡充滿自豪,但也夾雜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觸,你會驚訝不斷"拿來"、"拿來"的日本人,骨子裡相當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明治初年的"鹿鳴館文化",只不過曇花一現;善於學習的日本人,始終沒有"全盤西化"--尤其是在思維、感覺與趣味方面。三千寺廟與神社,無數江戶食品與習俗,還有仍很活躍的相撲與歌舞伎,在在提醒你這是在東京而不是紐約或巴黎。有發展旅遊業或者提倡愛國主義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歡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裡聊天,到小巷深處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夠感覺到這一點。 

  除了日常生活,我對江戶歷史與文化的瞭解,一半得益於博物館,一半得益於墓地。 

  先從博物館說起。東京可看的美術館、博物館很多,晚清來日的中國人已很有慨歎:同是學習西方,國人為何不大注重這些"沒有圍牆的學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參觀博物館的熱情也仍在中國人之上。這似乎不能完全用經濟發展狀況來解釋。 

  東京最讓我留戀的博物館,是位於隅田川畔兩國橋邊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騰出這麼一大塊地建造不能來錢的博物館,這對於習慣精打細算的日本人來說,實在不容易。初見此將近兩萬平方米的江戶東京廣場,我的第一感覺竟是"過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撐著船型大屋頂,並把博物館分成上下兩截。下面是放映廳、辦公室以及舉行特別展覽的地方,上面則是收藏庫、圖書館以及常設展覽室。這是一個集展覽與研究為一體的博物館,不過從印刷精美、價格昂貴的"綜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調動了一大批知名學者與作家。乘自動樓梯來到第六層,展現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戶時代復原的日本橋。橋兩側有山車、戲院、商店、民居、報社等實物或複製的模型五十多件,並借此分割成若干展區。像浮世繪、歌舞伎、產業革命、明治建築等,雖也有相當出色的表現,但不如專業展覽館詳細,且平日裡不乏鑒賞的機會;最讓我感興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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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江戶建築
作者: 陳平原

  建築是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審美趣味的,可惜經過江戶三大火事、關東大地震以及美軍轟炸,目前東京城裡,很難看到真正的"江戶建築"。每當面對精心保護的江戶時代的殘垣斷壁時,腦海裡總會浮現那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可每一回的想像都不一樣,而且場景支離破碎,無論如何組織不成一幅完整的畫面。觀賞著博物館裡眾多的江戶圖屏風以及地圖、模型,對照往日訪古時自家的想像,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對的,但更多的是離譜的發揮--後者更讓我和我的朋友開心。 

  第五層是展覽的主體,包括江戶和東京兩部分。我對江戶救火的組織及工具、出版物的生產與流通、商店招牌的字體、市民的旅遊路線等都很有興趣。說實話,我對江戶的瞭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於此博物館以及"深川江戶資料館"。 

  後者也在隅田川邊,不過不大好找,我們是倒了幾次車,又問了幾回路,方纔如願以償。博物館乃東京都所設,資料館則屬於江東區--可這並不說明後者水平一定"降一級"。對於希望瞭解江戶市民日常生活的人來說,後者或許更有用。按照歷史資料,復原幕末深川佐賀町橋邊的部分建築,包括民居、商店、倉庫、舂米屋、船宿、觀火台,以及路邊的柳樹和茶水攤,儼然是一個完整的小社區。屋裡生活設施(包括鍋碗瓢盆、柴米油鹽)一應俱全,參觀者可以登堂入室,東摸摸,西看看。讓觀眾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比隔著玻璃望親切多了。明知不可能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佇立其間,還是油然而生一種歷史感。展覽不大,但做得很認真,看得出是專家的手筆。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戶村",名聲和規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戶村街上,看眾多打扮整齊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藝妓、假水戶黃門為你"裝模作樣",三千日元的門票不能說太貴,可就是感覺沒多大意思,還不如面對一塊殘碑自由想像時有趣。 

  東京的殘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廟的墓地裡,那是我瞭解江戶歷史文化的另一個好去處。冬日的午後,踏著殘雪,在寂靜的寺廟周圍漫步,是我和妻子東京游的主要節目。平日總是事先閱讀有關資料,設計遊覽路線,力求少走彎路。那天靈機一動,突然出擊,說是去找找當年章太炎借住並為魯迅等人講課的民報社遺址,順便看看明治小說家尾崎紅葉舊居跡。那一帶是舊城區,街道東歪西斜,不大規整,再加上沒有其他地方常見的旅遊標誌,居然讓我們迷了路。走出東西線的神樂阪站,夫婦倆就開始鬧彆扭,"方向"、"路線"之爭持久不懈。後來乾脆響應政府的號召,也來個"不爭論",順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結果呢,想看的沒看到,沒想看的倒見到了。用中國的老話說,這叫"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回家一合計,一下午逛了三處名勝,全與江戶的風流人物有關。或許是蒼天有靈,故意布下迷魂陣,將我們從"明治"引導向"江戶"也未可知。 

  在小巷裡遊蕩,一邊欣賞路邊風景,一邊互相埋怨。忽然感覺"有情況",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塊空地,並且用圍牆圈起來?仔細搜索,銹跡斑斑的鐵門邊立著牌子,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國史跡"林氏墓地"。自林羅山以儒學佐德川家康建霸業以來,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學政,顯赫非止一時。一世羅山墓原在上野,三世鳳岡時賜地於此,於是改葬。墓地裡現有墓碑八十餘基,一律儒葬,異於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據說此地原是丘壑幽遠,老樹蒼鬱,想來風水不錯。只是明治以後,儒學衰落,墓地也就日漸縮小,如今佔地不過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十一月初旬的"文化財保護周"時開放,平時參觀必須提前申請。像我們這樣的不速之客,只能從門縫和小窗窺探。這樣也好,保留一點神秘感,也便於發揮想像力。樹蔭下光線不好,再加上沒帶望遠鏡,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題辭。 

  江戶前期數學家關孝和的墓碑同樣看不清,不過那是另一種情況。離林氏墓地不遠。有一座規模很小的淨輪寺,寺裡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跡關孝和墓。關氏生於一六四二年,卒於一七○八年,天文歷算,莫不精通,時稱"算聖",撰著數十,門人數百。現有的墓碑雖說也古色古香,卻是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復刻的。正面碑文與眾不同,居然夾著"贈從四位時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顯得不倫不類。其餘三面刻著寬政年間撰寫的墓誌,可惜碑背貼著牆,根本無法識讀。看看開頭,再讀讀結尾,中間部分隨遊人自由發揮。如此理解,倒也別具一格。當初沒想到這一步,還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轉到宗參寺時,天已漸黑,趕緊尋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國史跡",不可不訪。山鹿素行(一六二二--一六八五)乃江戶前期著名的儒學家和兵學家,與後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關係。碑文已經看不清了,只覺得墓前那對延寶年間的石燈籠古拙可愛,再就是所謂"乃木遺愛之梅"已經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寫著,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將,生前私淑素行,死後其門人將其喜愛的梅花移植於此。可乃木死去已經八十多年,"老梅"為何竟如此纖細瘦弱?想來必是後世的好事者補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該如此含糊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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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節:文學碑
作者: 陳平原

  一下午閒逛,居然邂逅江戶前期儒學、數學、兵學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這一回經驗,在東京訪古,不再周密計劃,而是更多"靈機一動"。當然,這麼一來,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車票錢。 

  不同於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於新興商業中心上海,兩百年前的江戶,政治經濟同步發展,雅俗文化日漸融合,其獨特的魅力令我陶醉。離開東京前一天,和妻子專門乘地鐵趕到淺草寺附近吾妻橋,在隅田公園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靜地流淌,夕陽下波光明滅,但與周圍劍拔弩張的建築物與霓虹燈相比,還是顯得含蓄樸素多了。大概是閱歷太多,隅田川不會輕易激動。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納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癡男怨女金戈鐵馬,也才能留下無邊無際的懷念與遐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傍晚完稿於蔚秀園。時感冒未癒,文思困頓,如此短文竟寫了五天,慚愧之至。 

  文學碑 

  東瀛訪學,常常碰到這樣的提問:中日兩國文學的最大差異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其實無法回答,只是為了不讓提問者太掃興,偶爾也搪塞幾句。比如說文學之有用與無用,便是一個可以即席發揮的話題。後來乾脆避實就虛,就從不講"文章救國"的日本反而大建"文學碑"說起。不懂比較文學,直到今天也沒弄清什麼是"最大差異"。不過,關於"文學碑"的感觸卻是真實的。 

  都說日本人講實用、重功利,缺乏理論興趣與超越意識,這話或許沒錯。可在日本旅遊,觀賞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文學碑,你又隱隱約約感覺到其內心深處超越世俗生活的強烈願望。自古以來,文學在日本基本上"無用";但或許正是這種不大介入現實政治生活因而無用(相對於中國文人而言),使得文學保持某種獨立性與超越性。世人對作家的推崇,除了一般意義上的名人崇拜外,還包含了對另一種更具審美意味的生活方式的嚮往。褒獎詩人,不排除附庸風雅或出於發展旅遊業的考慮;但文學碑多而政治家的功德碑少,還是頗能說明一個民族的趣味的。 

  日本朋友說,立文學碑是從中國學來的,因為中國人將文章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我很懷疑這種說法。在中國,有"文廟"("廟"自然比"碑"更有氣魄),但只屬於孔子一人;有"文塚"("塚"上不妨有"銘"),但那只是如唐人劉蛻"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想來想去,找不到專為紀念詩人文學成就而立的碑。碑之為制,古已有之,頗受歷代撰文、辨體者重視。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中有一段話專講"碑文",值得一引: 

  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風土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類)漸闕而後為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如此瑣碎的分類,尚且沒有"文學之碑"。不知是中國的詩人過於自信,真的認定"紙墨之壽壽於金石"呢,還是"不朽之盛事"云云,乃文人之聊以自慰。為什麼文人非托"古跡",即因"功德",方才能在碑林覓得立錐之地?真不明白中國人到底是否真的重視文學。 

  那麼遍地"文學碑"的日本,文學就備受恩寵了嗎?不敢說。只是作為一個旅遊者(慚愧得很,不敢冒充專家),文學碑的設立,為我的閱讀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出遊,訪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項目。當時沉湎懷古,不曾認真考察文學碑的建制;等到落筆為文,眼前晃動的只是幾個印象格外深刻的場景。就從這幾個場景說起吧。 

  上大學那陣子,無產階級文學吃香,小林多喜二(一九○三--一九三三)是我閱讀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文系的課程裡,外國文學本就不太重要;輪到日本,就只剩下《源氏物語》和小林君了。那時候國門剛剛重新打開,外國文學譯本不多,能找到的都讀。何況小林的《蟹工船》、《在外地主》、《黨生活者》等,還是課程規定的必讀書。物換星移,如今的大學生當然不會再把小林當作日本文學的代表;只是偶爾聽到有人用輕蔑的語氣談論小林君時,心裡總是感覺不舒服。小林的文學成就不高,這我早就明白;讓我敬佩的是其作為知識者的道德勇氣。在我看來,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功過,與小林君為反抗統治者壓迫而獻身,兩者不是一回事。後者並不因為時世變遷而喪失其光輝。旅居東京時,曾到過拷打小林君致死的築地警察署遺址憑弔。北海道之行,自然更少不了拜訪小林就讀並開始文學創作的小樽高等商業學校,因為聽說那裡有一塊小林的文學碑。 

  從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乘快車到小樽,只需四十分鐘。那是一個海港城市,面向日本海,明治十三年(一八八○)開通日本第三條鐵路後,成為北海道開拓物資的集散地以及商業中心。當年曾經領盡風騷的銀行街建築以及運河邊的石造倉庫群,如今已成為觀光者流連的歷史遺跡。旅遊指南上沒有忘記提醒大家,後者正是《蟹工船》裡所描寫的制缶工場。客運碼頭邊,有一家酒館,乾脆就叫做"蟹工船"。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小樽人畢竟沒有忘記小林。小樽文學館的印章上,鐫刻的正是小林及其同學伊籐整的畫像,展品也以這兩位小說家的著述和生平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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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節:門前冷落車馬稀
作者: 陳平原

  向當地人打聽小林文學碑,說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輛出租車(否則上得去下不來),沿著山路,轉到原小樽高等商業學校背後的山上。離文學碑幾百米處停著好些汽車,不過與小林無關。那裡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處,常有遊客光臨。也幸虧冷清,文學碑顯得莊嚴肅穆。絳紅色石頭砌成五六米高的兩面牆,像是一本打開的大書,也像緊閉著的監獄大門。左邊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頭像、碑名及題辭,右邊則在方形洞中嵌著青銅頭像,一臉剛毅,大概象徵著無產者。初夏時節的小樽,太陽不曬,碑後的白樺林嫩黃中夾著雪白,空氣中瀰漫著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遠處碧藍的日本海,遙想半個多世紀前,從這裡走過的文學青年。 

  司機告知,收費以小時計,還有剩餘時間可以訪問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才詩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館等地都有其歌碑,與其生前的窮愁潦倒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頭的小樽公園裡,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傷的城市,小樽人的歌聲蒼涼憂鬱。 

  與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圍著大群少女,正懷著甜甜的憂傷,擺著各種姿勢照像。 

  訪小林文學碑是蓄謀已久,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景都有心理準備,包括"門前冷落車馬稀"之尷尬,都在意料中。這樣的訪古,"也無風雨也無晴",基本上是圓夢或還願。我更喜歡意外的"發現",突然間面對一塊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學碑,需要調動一切積累,並向周圍的朋友請教,那既是懷古,也長知識。所謂寓學於游,借訪碑瞭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這種場面。但這樣有趣味、有性靈、有情致的機會其實不太多,要不作家太生僻,引不起興致;要不碑太俗,無法產生美感。對於訪古的人來說,碑的年代幾乎與其價值成正比。而我卻竟被荒山野嶺上一塊剛建的新碑迷住了,說來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還是先從我與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緣份"說起。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演講,曾談及現代人的"文"、"學"分離。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後一位學識淵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此前,曾在神保町買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講述的《新論語》,趕快取出拜讀。露伴受過系統的日本古典及漢學教育,其小說《風流佛像》、《五層塔》中剛強執拗的男主人公,與其說是張揚近代西方的個人主義,不如說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徹悟"。《新論語》中露伴訓解的是"為政"、"八佾"兩章,看他發揮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名言,實在有趣。不過也就是翻翻而已。對於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學"也無"思"。 

  那天與朋友開車游日光山,黃昏時候,來到櫪木縣與群馬縣交界處、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嶺。此地高寒,因冬季積雪而封閉的國道剛剛開通,路兩邊殘餘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讚歎著雪尚未化盡而墨綠的唐松已生氣盎然,忽見冷寂的路邊矗立著一座紀念碑,趕忙停車觀賞。約四米高兩米寬的原生石上刻著"幸田露伴文學碑"幾個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錄。讀了碑背的說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伴由日光經此地,寫作了充滿奇異幻想的小說《對髑髏》。片品村教育委員會於小說誕生百年之際,立碑紀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資訊之發達,手中剛出版的旅遊指南不該漏記,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級別不夠"。別人感覺如何不得而知,我對這塊碑很有好感。立意及製作工藝均不錯。更因其獨立天地間,山色蒼茫中自有一種大度與尊嚴,更使得荒無人煙的群山峻嶺頓添生氣。立碑者在旁邊還辟出一片空地,讓匆匆開車趕路的過客得以從容休息;至於能否領悟露伴文學的意境與情趣,那就得看個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除了專門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還有在名勝古跡,選擇與其相關的詩文片段立碑。這種文學碑數量甚多,不少變成高級的"景點說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東京淨閒寺裡的永井荷風詩碑。 

  永井荷風(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歡的日本作家,其《荷風隨筆》、《東京散策記》、《江戶藝術論》等經常出現在知堂文章裡。我對荷風瞭解不多,除了"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過目不忘,再就是他對浮世繪的讚歎,對已經逝去的江戶風情的迷戀,對花街柳巷的興趣--後兩者促成了《隅田川》、《墨東綺談》這兩部名著的創作。此次東遊,頗醉心於江戶的流風餘韻,多少次徘徊於隅田川邊。但我心裡非常明白,"往日風流"不可能再現,所謂的"鄉土藝術",很容易演變成為旅遊紀念品。 

  東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戶遺跡,唯一不能恢復的是"游廓"。昔日騷人墨客尋歡作樂的柳橋、新橋和吉原,是江戶作為繁華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場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開設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認的唯一"游廓",最盛時游女超過三千。三輪橋附近的淨閒寺,葬有江戶時代之遊女兩萬餘人,故諺曰:"生在苦界中,死於淨閒寺。" 

  說不清是出於旅遊者的好奇,還是喜談風月乃文人習氣,晚清以後來日的中國文人,像王韜那樣終日尋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詩文中故意牽涉一點異國青樓的卻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賣春法實施,結束了新吉原三百年繁華夢,到此一遊的雅士也就難得一見。如今的吉原,起碼從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異之處。我訪吉原那天,首先拜訪的是淨閒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為這樣走起來路順。寺廟在重修,大門緊閉,但遊客可從旁門出入。在臨時搭起的工棚邊轉來轉去,終於繞到寺後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圍是鬱鬱蔥蔥的樹木,加上細雨,陡然讓你覺得陰森森的。墓地中間是總靈塔,基部就刻著上引的諺語。一米多高的台基上,石蓮花托著墓碑,上刻"新吉原總靈塔"六字。塔前香煙裊裊,遊人奉獻的鮮花已經枯萎,只有慰靈的長木排不怕風雨,仍傲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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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節:西鄉銅像
作者: 陳平原

  引起我極大興趣的,是總靈塔對面立著永井荷風的詩碑和筆塚。詩錄自《偏奇館吟草》中的《震災》,並非專為此寺而作。據說荷風生前喜歡造訪淨閒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學歸來著意尋求"江戶趣味",荷風經常出入青樓,且與藝妓結婚,離婚,自是最有資格為游女寫悼亡詩者。日本文人歷來不太"道學",再加上江戶遊戲文學的傳統,置荷風詩及像於此,想來本人不會尷尬,遊客也覺得"當之無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於蔚秀園 

  【附記】 

  文章早就寫完,一直壓在箱底,不想拿出來發表,就因為述及露伴的文學碑時語焉不詳。手頭只有當初遊覽時拍的錄像,碑文一掃而過,無法釋讀。來訪的蘆田君自告奮勇,回日本後給片品村教育委員會打電話,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著《對髑髏》開篇的幾句話。現抄錄碑文大意如下: 

  俗話說,出門靠旅伴,處世靠人情,然而我卻從不知道那樣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給我述說了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說的故事,顯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鄉銅像 

  到過東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園;游上野公園的人,很少不瞻仰西鄉銅像。引起我對這座銅像的興趣的,並非其雕塑藝術,而是日本人對西鄉隆盛的評價, 

  春夏秋冬,陰晴圓缺,徘徊於西鄉銅像之下,觀察遊人的神情,至今未見抗議或深表懷疑者。想來大多數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見,視西鄉為"偉人"。至於其明治十年之舉兵反叛,碑文和旅遊指南上都用隱晦的語言一筆帶過。可我到過熊本城,也閱讀了不少關於西南戰役的資料,略為瞭解這日本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內戰之慘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間至今沒有為"叛亂"平反,可又努力為其首領西鄉隆盛開脫責任。西鄉兵敗自殺後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贈正三位;又過了四年,兩萬五千人集金修西鄉銅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對其"開國元勳"兼"叛軍首領"的態度竟如此豁達--當然也可以說"曖昧"。 

  相對來說,中國人對西鄉的態度,先貶後褒,從來都是立場堅定。閒來翻閱有關資料,隱隱約約感覺到,這種差異很可能正體現了中、日兩國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論》中,有一段話專論西鄉隆盛,對其"人格"的歷史作用推崇備至: 

  我們試把日本這幾十年的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 

  戴乃"日本通",此書又成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對西鄉如此讚揚一點也不稀奇。其實,在晚清的維新派或革命派的詩文中,西鄉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話來說,是條鐵骨錚錚的好漢。那時的中國人,關注的是明治維新,對西南戰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銅像已經矗立,中國人自然隨著日本的輿論轉向。要瞭解中國人對"功臣"舉兵"反叛"這一事件的真實感受,必須到銅像建立前在日中國人的詩文集中尋找。 

  說來真是巧合,西鄉舉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國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還因為戰事略為耽擱。正是這位大使先生,在《使東述略》中,為我們留下了中國人對西鄉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鄉隆盛者,薩人也,剛狠好兵。廢藩時,以勤王功擢陸軍大將。台番之役,西鄉實主其謀。役罷,議攻高麗,執政抑之。去官歸薩,設私學,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減賦鋤奸為名,倡亂鹿兒島,九州騷然。日本悉海陸軍赴討,閱八月始平其難,費幣至五千萬。頃國主下令減租,其事甚美。 

  這段話很符合何如璋這位翰林公兼欽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識背景。罵"寇首",斥"好兵",贊"減租",句句都是深明大義的儒生該說且能說的話。至於事件的敘述,大致不差,資料來源很可能是當地的華僑。其時何氏尚在長崎,未與當地官府接觸,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遞國書,不便私見"。我對平亂"費幣至五千萬"一句尤感興趣,想來敘述者和聽講者都對這條顯然是官方公佈的消息頗覺新奇。 

  筆者也有這種經驗。第一次見到接待某國總統共花去多少日元的報道,是在東京開往京都的新幹線上,記得那一瞬間我的驚愕。中國人更習慣於算無法用數目字表達的"政治賬",而不屑於如此"斤斤計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報,還是今天的《人民日報》,都沒有告訴納稅人政府首腦外事活動的費用,也沒有公佈過甲午海戰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錢。 

  不知是那時的大使文化修養高呢,還是公務不太繁忙,《使東述略》外,何如璋還撰有《使東雜詠》。其中詠及西鄉,仍是義正辭嚴: 

  征韓拂議逆心生,隅負真同蝸角爭。 

  壯士三千輕一死,鹿兒島漫比田橫。 

  唯一讓詩人感覺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賊人",也講"忠義",居然"敗時,其黨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兩年後,大名士王韜游東京。主人出示鹿兒島戰圖,觀西鄉排陣結壘之法,王氏則大講"順逆之勢殊",故賊軍不敵王師:"嗚呼!天下之梟雄渠帥,昧於大義,躬為叛逆,安有不底於亡哉!"幸虧那時的日本人不大曉得王韜君曾上書太平天國,否則怎麼向人家解釋,為何從"逆子"轉為"順民"?或許上書時太平天國已成氣候,大有新桃換舊符之勢,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則只有成敗,而無所謂順逆;西鄉的過失,只在於打了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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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節:忠臣賊子
作者: 陳平原

  那時的東京,"西鄉"是個熱門話題。不斷有人出示有關西鄉的文物;王韜也就不斷發表嚴正而又迂闊的評論。翻閱《扶桑遊記》中此類不著邊際的"高論",你會覺得中國的讀書人除了"深明大義",沒什麼別的見識。後人單讀王韜的遊記,也能感覺到其時的日本人對西鄉的態度相當複雜;而王氏不屑於去理解其中奧秘,只顧順著原來的思路作長歌: 

  功高賞薄尋常耳,何不角巾歸閭裡? 

  坐令一死鴻毛輕,昭代宏勳等流水。 

  直到有一天應谷干城中將之招,讀其詩,聽其言,王韜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當年決戰時官軍的主將,重修的熊本城裡建有其塑像。按中國人的思路,敵對雙方應是不共戴天,沒想到谷君言談之間,對西鄉不但沒有辱罵,反而頗多敬畏: 

  中將曾有詩詠西鄉云:"枉抗王師不顧身,多年功績委風塵。憐君末路違初志,春雨春風恨更新。"此吊西鄉之功而歎其不終,二十八字中,有無限感慨。聞之日人,西鄉亦足為近代梟雄,維新之建,多資指臂;其晚節末路,倒行逆施,蓋有其不得已者。故論者略其跡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這段話非常重要,起碼讓我們知道,戰事剛剛結束,京城中已有不少為西鄉開脫的言論。就連現任軍事首領,對叛軍頭目也頗多同情。也許正是這種"民心",使得政府必須用某種辦法為西鄉平反--建銅像而不談論西南戰役,應該說是一著高招。可惜王韜從谷干城詩中,只讀出政府的寬宏大量,因而其和詩仍是"忠臣賊子"黑白分明。 

  隨何如璋出使日本並在東京與王韜結為莫逆的黃遵憲,其《人境廬詩草》中也多處提及西鄉隆盛。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西鄉星歌》,一改何、王討逆之高調,將西鄉作為生不逢時的大英雄來歌詠。此長歌開篇奇崛,頓生滿紙風雲之氣: 

  人不能容此崎磊落之身,天尚與之發揚蹈厲之精神。除舊布新識君意,爛爛一星光照人。 

  詩前有小引,說明呼彗星為西鄉星,乃日人傳說;可據《左傳》"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來"識君意",明顯有為日後西鄉的舉兵反叛開脫之意,與王韜所複述的"略其跡而原其心"之說相通。長歌的最後四句,更是直接為西鄉這位失敗的大英雄招魂: 

  英雄萬事期一快,不復區區計成敗。 

  長星勸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曠世才。 

  這麼說來,國人也有不囿於"忠臣逆子"之成說者。但先別高興,現在通行的《人境廬詩草》中,此歌雖與其他在日所吟詩編在一處,卻系晚年歸鄉後補作。 

  黃君雖好學深思,初渡扶桑,其實也不理解日本人對待"叛軍首領"西鄉隆盛的態度為何如此"暖昧"。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宮島誠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黃遵憲等人作序的《養浩堂詩集》。出於對黃氏的尊敬,詩集中附有其零星評語,其中涉及西鄉一則耐人尋味。宮島在西鄉舉兵前曾和其詩,稱頌其"高尚之志",末語為:"若使此心長愛國,江湖何與廟堂殊?"西鄉兵敗自殺,宮島刊行集子時居然不刪不改;倒是黃遵憲看不過去,出來"主持正義": 

  西鄉此種人,豈能老田間者。其叛也,憤爵不平,英雄技癢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無所謂愛國。 

  從王韜的"功高賞薄",到黃遵憲的"憤爵不平",都是將西鄉舉兵歸結於個人恩怨。憑我閱讀《西鄉南洲遺訓》及其詩集的經驗,這種說法似乎很難成立。引兩首西鄉所吟漢詩,以見其志向之高大。兩首都是《失題》,前者見其王學根基,後者則是生平自述: 

  學文無主等癡人,認得天心志氣振。 

  百派紛紜亂如線,千秋不動一聲仁。 

  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愧磚全。 

  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 

  這種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許多毛病,但所爭不會只是爵位。時人之所以"略其跡而原其心",大概也正是基於這種想法,不願意相信西鄉會為了個人功名而不惜生靈塗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鄉的人如何借"原其心"為其辯解,西南戰役事實上不能不使得"生靈塗炭"。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當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識者是如何思考的?這種思考又如何影響大眾對西鄉的評價?這都是很有趣的問題,可惜我沒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挑選幾條史料作為思考的線索。 

  東京人對西鄉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對"江戶無血開城"的貢獻。今日東京有不少名勝,專門紀念東征軍參謀西鄉隆盛與幕府陸軍總裁勝海舟的這一歷史性會見。勝氏也因此成為西鄉的莫逆之交,並在其戰死兩年後,為其立詩碑於淨光寺。此詩碑據說至今仍在,可惜我沒能訪到。倒是在《西鄉南洲遺訓》的附錄裡,讀到一首勝海舟詠西鄉的五古,後半截可作為前引"略其跡而原其心"一說的最佳註腳: 

  只道自居正,豈意紊國紀? 

  不圖遭世變,甘受賊名訾。 

  笑擲此殘骸,以付數弟子。 

  毀譽皆皮相,誰能察微旨? 

  唯有精靈在,千載存知己。 

  先以"豈意"開脫,後有"微旨"墊底,即便"紊國紀",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鄉不以世人之"毀譽"為意,詩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載存知己"。與中國人講政治立場,動不動"大義滅親"不同,勝海舟以及上述的谷干城、宮島誠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與"叛軍首領"西鄉的友情。將"政見"與"友情"分開,更注重"心情的純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態",這種價值觀念使得西鄉兵敗後能夠很快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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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節:大義名分
作者: 陳平原

  "甘受賊名訾",既寫西鄉之獨立不懼,也隱約透出詩人對世人誣之以"賊名"的不滿。這倒使我想起另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樹對"朝敵"與"賊"的區分。西村的《賊說》發表於西鄉"謀反"前兩年,本與此事無關;但用來說明西鄉身後遭遇,似乎很合適。西村主要論述日本古來稱與天子爭權威或與政府為敵者為"朝敵",後世接受中國影響,方才給政敵冠以"賊"名。在西村看來,殺人越貨為民禍患者方可稱為"賊",至於"朝敵",只是說明其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本身並不構成道德評判。若以"朝敵"為"賊",則等於賦予政府絕對權威,拒絕任何來自民間的批評乃至挑戰。很長時間內,西村的"賊說"沒有能夠成為大多數日本人的常識;但知識分子開始考慮朝野間道德資源的分配,這總比只是抱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好些--後者實際上是對"權力"獨佔"價值"的默認。 

  沒有材料說明勝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賊說",不過不把與政府為敵的西鄉視為"賊",卻是確鑿無疑的。或許更能說明明治時代知識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澤諭吉對大義名分論的批判。西南戰役硝煙未散,福澤撰寫《丁丑公論》,直接針對的正是時人之以"國賊"罵西鄉。福澤強調,"忠誠"與"叛逆"並不具有先天的絕對價值,若以政府權威不可侵犯為第一準則,則明治維新建立起來的新政權也屬非法。應以是否"推進人民之幸福"為標準,衡量西鄉之舉兵,而不能只是斥責其反叛政府。福澤斷定今日之大罵"逆賊"者,假如西鄉成功,必定反過來為其高唱讚歌。說到底,"今日的所謂大義名分,無非只是默然順從政府而已"(參閱丸山真男《忠誠與叛逆》一文)。 

  福澤一生在野,著力於國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設,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右逢源的"騎牆"。明治初年,日本舉國上下奮發圖強,輿論界一片叫好聲。福澤則對引進西洋文明、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廉恥節義"之喪失,"抵抗精神"之日漸衰頹,以及"人民獨立風氣"之未能養成深為憂慮。反過來,像西鄉那樣具有獨立精神且堅韌不拔的理想主義者,確實值得欽佩。從發揚"民氣",拯救"士魂"角度,福澤甚至希望"出現第二個西鄉"。 

  將"民氣"與"士魂"的養成,置於一時一地政治決策之上,這才能理解日本人為何對西鄉要"略其跡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設與守護。就在上野公園西鄉銅像的旁邊,還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義隊墓所,那是為紀念一八六八年上野之役中抵抗官軍而死的彰義隊勇士所建。在東京訪古,經常見到江戶無血開城的紀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戰東征軍的彰義隊墓所。在日本人看來,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將軍德川慶喜的隱退,以及為避免生靈塗炭而下令放棄抵抗,乃是順應歷史潮流;而武士們不聽約束,在大勢已去的狀態下"以卵擊石",為注定滅亡的幕府奉獻其最後的忠誠,乃是堅守三河武士精神,兩者同樣值得尊敬。這種思路對於擅長分"順逆"、辨"正邪"、講究"大義名分"、主張"路線決定一切"的中國人來說,似乎有點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於京西蔚秀園 

  【附記】 

  據柳田國男稱,在日本,作為個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還必須是悲劇性死亡。而新政權為與政敵實現某種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過祭祀的方式,安撫失敗者的亡靈--也可以從這一角度解讀西鄉銅像。 

  開國紀念 

  在日本各地旅遊,經常可以看見有關開國的紀念物。日本人說"開國",並非指某一政權的建立,而是從此前的鎖國狀態中掙脫出來,加入國際社會。具體措施是通過與歐美各國簽訂條約,開港開市。德川幕府的鎖國令始於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傳播以及由政府壟斷情報和貿易。即使在鎖國狀態下,長崎仍對通信或通商的朝鮮、琉球、中國和荷蘭開放;因此,那裡遍地皆是的"西洋風景",其實與開國關係不大。倒是神戶的異人館、名古屋的明治村、橫濱的開港資料館,以及位於伊豆半島的豆州下田鄉土資料館,在在提醒你日本人對"開國"這一事件強烈而持久的興趣。 

  日本人講起開國,眉飛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維新的成功而忘記了當初的屈辱,甚至對佩裡(M.C.Perry)率軍艦來航感恩戴德;而中國人提及帝國主義入侵,則咬牙切齒,只有虎門禁煙、三元裡抗英,無所謂"開國紀念"。上世紀中葉,中日兩國開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強的挑戰,其間策略有異,效果不同,一直是專家學者研究的重大課題;但一般民眾心目中的開國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確實發人深思。 

  雖說同是內憂外患,同是被迫開港,可中日兩國歷史與現狀其實大有差異。表面上都是閉關,日本的鎖國以入國的統制為主,中國的海禁則主要是出口的統制;都有強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宣長等人提倡的日本主義,根本不能與古已有之的華夏中心意識相提並論;都面臨西方列強的巨大壓力,日本只是黑船的陰影,中國則是實際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割地賠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沒有淪為殖民地,日本因明治維新而逐漸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中國則歷經同治中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風浪,經濟發展始終不如人願。但所有這些,都還不能解釋何以兩種開國觀的差異竟如此之大。 

  異人館與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後的作品,雖也精彩,但沒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對幕末日本人如何接納強大的西方感興趣,因而也就對兩個"門前冷落車馬稀"的資料館更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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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開國紀念
作者: 陳平原

  冬日的下午,踏著積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橫濱街頭,指點著馬車道和日本大道兩旁殘留的明治建築,品味著一百多年前"文明開化"的流風餘韻。橫濱以開港而發展,也以開港而名揚天下。因此,游橫濱不能不看開港紀念館,開港廣場和開港資料館,其中最值得留連的還是資料館。這幢風格典雅的灰樓,建於一九三一年,原是英國領事館。中庭的玉蘭樹,據說是江戶時代的"老住戶",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親條約的簽訂。此"歷史見證人"的主幹焚於關東大地震,現在見到的是殘根長出來的新芽。 

  館裡收藏開港及橫濱城市發展的資料十多萬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種有關"黑船來航"的繪卷。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時,美國人佩裡率領東印度艦隊四艘塗成黑色的軍艦,抵達浦賀的海面,從此揭開了日本史新的一頁。我感興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態度,而是被"船堅炮利"驚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表達他們的見解。繪卷裡的"黑船"威風凜凜,沒有絲毫醜化的嫌疑,想來畫師落筆時充滿興奮與好奇。這還不算,畫面上的每艘船都註明船號、長度和寬度,以及所載大炮數目。不像是出於軍事目的,而是日本人普遍重實用,對奇器、奇術感興趣,才能創作並欣賞此等"正邪不分"的畫卷。據說,《望廈條約》簽字後,中國代表以仁義之師不需利器為由,拒絕對方贈送的火炮模型和軍事書籍;而據目睹日本開國的羅森記載,日美簽約後,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電話、照像機等各種"奇技淫巧"。中日兩國對待形而下的器物以及異文化的不同態度,直接影響了其開國的進程。 

  為紀念橫濱與上海結成友好城市二十週年,資料館裡正舉行"橫濱與上海--兩個開港城市的近代"專題展覽,這正是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覽由兩國學者共同操辦,其中數上海檔案館、上海歷史博物館藏品多質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長,港灣設施、貿易關稅、產業展開等專業性問題,明知十分重要,也只能"外行看熱鬧"。還是"橫濱居留地與上海租界"、"文化與情報"、"橫濱與上海之風俗"等,更接近我的趣味和知識背景。 

  作為非專業的讀者,徘徊展廳,接受的並非專家所構建的"完整的歷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及若干相當個人性的奇怪聯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改條約而取消橫濱居留地的同時,上海租界大擴張,並設置獨立的行政機構。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居留地的行政權,這與中國租界之形成獨立王國大不一樣。或許正因為日本人在居留地問題上所感受到的屈辱不太明顯,事過境遷,便主要將其作為"西方文明的窗口"來看待。 

  自認"苦大仇深"的中國人則沒有那麼大度,很難忘記曾經遭受的巨大創痛。一九○三年《蘇報》案中,章太炎因公使團拒絕將其引渡給清政府而得以從輕發落;可章氏並不領情,稱此為外人爭租界權力,與他的革命宗旨毫無關係(《獄中答〈新聞報〉》)。一九○四年梁啟超撰《治外法權與國民思想能力之關係》,許租界為"新思想輸入之孔道":"取數千年來思想界之束縛,以極短之日月而破壞之解放之,其食此諸地之賜者,不可謂不多也";同時也指出,此種租借來的自由削弱了"中國志士"的意志與能力。長期以來,國人只從帝國主義強權以及中華民族的屈辱這一特定角度來解讀租界,思路遠比章、梁等晚清學者狹隘。近年學界開始轉向,認真探討租界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複雜作用。但願不要一轉就轉過了頭,將其改寫成今日的"經濟特區"或時尚的"國際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塢木刻年畫《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一是比果的諷刺畫《發展之路》。前者的魅力,與其說來自中國年畫特有的線條與色彩,不如說來自風俗畫家對人情世態的敏感。面對四馬路上擁擠的馬車、人力車、自行車、雙人腳踏車、獨輪車,以及悠閒的行人和威風的轎子,瞬間的感覺是,此畫面比史家的千言萬語,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個華洋雜處古今並列的年代。說實話,以前看不起各種各樣的"勝景圖",總以為未免太俗氣,遠不如文人畫韻味深長。在閱讀日本的過程中,逐漸由"東京"進入"江戶",這其間安籐廣重等人的"勝景圖"起了很大的作用。此類風俗畫對於文化史研究的意義,似乎目前還沒有引起中國學界的充分重視。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來日的法國畫家,其發表於一八八八年的《發展之路》,簡直就像一則預言。畫面右邊是一著西裝騎自行車的日本人,自稱已經不再是亞洲人了;左邊瓜皮帽下露出長辮子的中國人,正悠閒地說著風涼話:看他走得那麼急,準得摔跤。後來的歷史證明,急於脫亞入歐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而只會說風涼話的中國人則再也悠閒不下去。當初的諷刺本就雙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讀出對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兩國政治、經濟狀況不同,但在謀求"發展"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換句話說,都急匆匆走在"發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因對"發展"缺乏足夠的熱情而受到歷史的懲罰;今非昔比,"發展"已經成了十二億中國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標。對經濟增長的期待,對現代化的迷信,對所謂"東方的崛起"的二十一世紀的嚮往,使得今日中國,對"發展"帶來的正面、負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認真的反省,陷入一種近乎盲目的樂觀。但願,這只是杞人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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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節:交價於官
作者: 陳平原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來到江戶灣。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簽約,開闢下田和箱館兩港。四月十五日佩裡乘旗艦波瓦坦號來到下田,六月簽訂補充條約後方才率艦隊離開。至此,日本開國已成定局。 

  一個半世紀後,車過下田港,朋友指點著屹立海岸的佩裡銅像以及上陸紀念碑。走進下田市裡規模不大卻很有特色的鄉土資料館,手裡的門票是當年的浮世繪"黑船波瓦坦號下田入港圖"。隨同佩裡第二次來航的,有一位名為羅森的中國人。其記錄此行的《日本日記》,初刊於一八五四年《遐邇貫珍》,十年前因收入"走向世界叢書"而廣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羅森像,是從江戶時代著名畫工鍬形赤子的《米利堅人應接之圖》中複製的。資料館裡也陳列著一幅複製的和畫羅森像,上題"羅森在下田町徘徊詢問物價高低圖"。畫面上瓜皮帽長辮子的羅森,一手撐黑雨傘,一手持紅包袱。此畫沒有註明繪製年代,看來並非近年補繪,可也不像當場寫真。此羅森多了一把鬍子,畫面的色彩對比那麼強烈,再加上"詢問物價高低"的說法,更像是事後根據有關資料追憶而成。《日本日記》中有一段話,自述下田購物,很可能正是此畫所本: 

  步至海旁,多見大鮑魚,是下田之土產也。回於町店買物,則以漆器、瓷器為佳。所揀物品,則書名於物上,記價,然後店人送到御用所,交價於官。 

  羅森生平至今不詳,但從日記中少記政治大事而多記土產物價,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從外交場合的羅森走到詢問物價的羅森,中間應該有學者的考證研究。正因為後者的判斷更準確,非當年千方百計請求和詩題扇(一月之間應邀題扇五百餘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斷為"事後追憶"。 

  資料館裡收集、陳列六幅早期的佩裡畫像,還有一幅以供對照的相片,讓人大開眼界。浮世繪畫家根據自己的想像,來為其時"如雷貫耳"的佩裡總督立像。有畫成妖魔鬼怪的,有畫成日本傳說中的天狗的,有畫成中國將軍的,也有畫成西鄉隆盛的;但很快地,佩裡的特徵逐漸顯示出來。可以將此作為日本人接受外來文化的"寓言"來閱讀;同樣需要經歷一個以自己的經驗(或稱"期待視野")來"誤讀"外來文化、並在此後的"對話"中不斷自我修正的過程,日本人的長處只是在於盡量縮短這個"過程"。 

  熟悉賽金花故事的,肯定會對下田的阿吉大感興趣。一八五六年,根據日美和親條約,美國在下田的玉泉寺開設了最初的領事館。第二年,為了使得"孤獨"的哈里斯總領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歲的阿吉被迫離別戀人而走入領事館。兩年後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聲中四處流浪;四十五歲時貧病交加淪為乞丐,四十八歲時投水自盡。據說在其投水處,現在立有碑記和供養菩薩,成了旅遊景點。如今的阿吉,已是文學家以及平民百姓茶餘酒後的絕好話題。念及此,我連前往憑弔的勇氣都沒有了。 

  資料館裡還有吉田松陰、佐久間象山、德川慶喜等人的紀念文物,比起這些影響日本開國進程的偉人來,阿吉實在太渺小了。可不知為什麼,走在夕陽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動著一幀幀褪色的舊照片,一個哀怨沉默的少女側影,始終疊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讓我再也沒有興致觀賞周圍的風景。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於京西蔚秀園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國人,不管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對日本的教育讚不絕口。一九○二年,吳汝綸在接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前,專程赴日考察學務;可吳氏尚未歸來,《欽定學堂章程》已經頒發,而章程又明顯受日本學制影響。也就是說,不待政府專門派人考察,國人對日本教育的瞭解已經相當充分。 

  其實,早在戊戌變法時,康有為便提出"遠法德國,近采日本,以定學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請開學校折》);梁啟超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時,更明言"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戊戌政變記》)。日本教育對中國近代學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這一點已屬常識。問題是當時的中國人,為什麼選擇日本而不是英美作為學習的榜樣?對此,學界有多種解釋。我想,最直接的刺激還是來自甲午戰敗。"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思路,已經從具體的船堅炮利,轉為抽像的教育文化。用康有為《請開學校折》中的話來說,便是: 

  近世日本勝我,亦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 

  康有為說這番話的時候,尚未踏出國門一步,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五年後張謇東遊,實地考察的結果,竟與康氏的意見不謀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東遊日記》)其時大談教育立國者,並非教育專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學者。翻閱清末大量關於教育的論述,你能明顯感覺到知識者的良知,以及救世濟民的熱情。 

  近日購得一九○一年創刊的《教育世界》數冊,閒來把玩,深為編者羅振玉《教育私議》的高瞻遠矚所感動。以二十世紀為"東西消長最大之時機",而成敗得失,"一決之於教育"。如此大膽立論,想來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誠如羅氏所言,以教育立國,"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矣。設想"教育果興,三十年間必為大東強國",依據的是"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的經驗;這比當初康有為"三年而立"的預言保守多了(《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可惜仍嫌過於樂觀。去年訪日,曾應《文》雜誌之邀討論中國的教育現狀,實在無法解釋清楚何以中國至今仍有兩億文盲。對於一個文盲比例高達六分之一的國度,如何稱雄於二十一世紀,我不能不有所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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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教育第一
作者: 陳平原

  《教育世界》以大量譯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書而聞名,第一冊《序例》後附有十一種"已譯成之書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澱舊書店覓得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此書原著者為日本文部省,譯者為"出洋學生編輯所",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年代印。書僅雙面五十頁,記錄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間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維新之初,固首在興教育"的決策,以及政府的各項具體措施,肯定讓那個時代的中國讀書人感慨不已。 

  明治時代的大教育家福澤諭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談到日本"文明開化"之所以能夠迅速展開時,將其歸因於多數士人之"無知":"日本士人的頭腦有如白紙,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斷實行,毫不猶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國士大夫,則各有其驕矜的看法,沒那麼容易被教誨(《福澤諭吉全集·緒言》)。以啟蒙的聲音過於嘈雜,或聽眾的立場過於堅定,似乎不足以說明何以在中國,"教育第一"始終只是一句口號。晚清以來,沒有人公開否認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樹人",對於習慣風雲變幻的政治家來說,遠不及"誰的國家"、"哪來的利益"更有切膚之感。不說特定年代對"教育救國論"的批判,就連知識者自身,也大都以只講教育不問政治為可恥。 

  或許因為我父母都是教師的緣故,總無法破除對教育的"迷信"。從下鄉當"孩子王"那天起,就命裡注定只能在校園裡徘徊。訪學日本,自然以大學校園為主要活動場所。東京大學一地金黃的銀杏,慶應義塾大學已經安靜了一個世紀的三田講堂,早稻田大學優雅的演劇博物館,都讓我流連忘返。可說實話,這些大學的輝煌歷史,早就目睹耳聞,親臨其境時並無多大的文化震撼。倒是在各地旅遊,猛然間與有關教育的遺跡相遇,驚喜之餘,會有一絲難言的隱痛。 

  讀過《福澤諭吉自傳》,最喜歡"緒方學塾的學風"一章,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那部輪流觀看的《日荷辭典》手抄本。去年十月,到大阪參加中國學年會,第一件事便是拜訪當年福澤就讀的適塾。 

  適塾為幕末著名蘭學家、醫學家和教育家緒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於天保九年(一八三八)所開辦,關閉於明治初年。據現存《姓名錄》,先後入門者達千人之眾。明治時代的風雲人物,多有出自適塾者,除福澤外,軍界有大村益次郎,外交界有大鳥圭介,最為本色當行的醫療衛生界(包括紅十字會)則有長與專齋、高村凌雲和佐野常民等。適塾之名揚天下,除了辦學者洪庵的學識過人外,更與日後學生的大有作為密不可分。當初是生以師貴,後來則是師以生尊--對於辦教育者,最大的樂趣莫過於出人才。只是何者為"人才",可能見仁見智。在日本,參觀過許多校史紀念館,誇耀的都是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等,未見以出總理、出部長為榮的。想來並非鄙薄官府,而是認定政學分途,政治家的成長主要不是得益於大學教育,大學也沒有必要辦成某一黨派的根據地。 

  作為"國史跡"兼"重要文化財"的適塾,乃一八四五年由緒方購得,本世紀七十年代照原樣拆散重修。如今,花兩百日元便可"登堂入室"。真佩服日本人對空間的利用,這座在日本開國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學校,實際佔地面積不到五百平方米。一樓除了教室、書齋、接待間、貯藏室和洪庵一家的住處,還有兩個小庭園和一口水井。二樓的學生宿舍裡,黝黑的木柱略顯殘缺,榻榻米上汗跡未消,油燈下那部珍貴的手抄本《日荷辭典》翻開著,只缺圈坐在四周的福澤們。似乎怕驚擾尚在唸書的古人,平日喜歡嘖嘖稱奇的日本遊客,到了此地也都一臉嚴肅;女孩子則捂著嘴巴,強嚥下那聲必不可少的"哇"。旁邊的小屋掛著許多照片和畫像,那便是適塾引以為傲的歷屆"名學生"。 

  北海道大學的前身札幌農學校也有自己的"名學生",那便是財政學家新渡戶稻三、宗教家內村鑒三、植物學家宮部金吾、文學家有島武郎。不過,農學校的首任校長克拉克博士(E.C.Clark)似乎廣為人知。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克拉克的臨別贈言"年輕人,要有雄心壯志"(Boys,beambitious!),仍迴盪在北海道乃至整個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時間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歸國),影響竟如此深遠,頗有點韓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農學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農業教育機構,聘請的初任校長又是原美國馬薩諸塞州立農業大學校長,隨著農學校的學生在北海道開拓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開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維新最少爭議的一大功績。在設置開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開拓使學校於東京,第六年移至札幌並定為農學校,這些舉措可作為日本教育立國的象徵--須知那時整個北海道的人口僅有十萬。百業待興,首先想到的是花大價錢請外國教頭,此事足見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第一。如今,佔全國面積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經成為日本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作為局外人,撫今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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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節:廁所文化
作者: 陳平原

  今年的暮春時節,依舊是落英繽紛。有幸來到日本的"北大"講學,而且就住在學校裡的克拉克會館,每天面對著克拉克銅像,不禁神往於那個開基立業、生機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綠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學校園,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遷建的。當初農學校舉行畢業典禮的演武場遺址,只留下一座被定為"重要文化財"的時鐘台。那機械傳動的大時鐘還在運轉,還在報時,還在提醒人們記往那個遙遠的過去。我訪鍾台那天,春雨瀟瀟,綠蔭中白牆紅瓦,再蒙上一層水氣,更顯得溫潤可愛。雨天游博物館,最大的遺憾是地上的污水跡。沒想到介紹農學校和時鐘台歷史的展廳一塵不染,就連入門處也乾乾爽爽。看著雨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欄杆的婦人們,我有點怨恨起日本人的"潔癖"來。事後方才得知,這些志願者希望用這種方式來守護鐘聲並觸摸歷史。若如是,還真令人感動。 

  從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遊,居然接連見到好幾處作為文物的明治學校遺址。熊本的洋學校建於明治四年,資歷比札幌農學校還老,可惜只辦了六年。不過,洋學校的學生德富蘇峰後來接辦大江義塾,門下又出了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我對九州的歷史文化知之甚少,參觀這兩處遺址純屬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園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閒,最合適的去處莫過於公園及旁邊的洋學校教師館。至於訪大江義塾跡,則是因讀洋學校的校史引起的興致。 

  遊覽心切,趕到洋學校教師館時,尚未開館。大概難得見到如此虔誠的遊客,正在打掃衛生的管理員決定提前開館,並熱心介紹。這下子可麻煩了,館裡始終只有我們兩個參觀者,不好意思匆匆走過場,於是足足在這幢兩層的洋式木樓滯留了一個多小時。日本的紀念館大都佈置得很認真,細看當然有好處;只是對於非專業的遊客來說,一個多小時未免太奢侈了。 

  同樣是沒趕上開館時間,長野的那一次可就沒這麼幸運了。從築摩山地的度假村開車回東京,路經中市,見到"國史跡舊中學校"標誌,自是希望"順手牽羊"。可惜時近黃昏,紀念館已經空無一人。日本人大多守規則,因此只在入口處橫一道矮矮的鐵鏈。實在捨不得這個機會,假裝不懂規矩,跨過去盡情遊覽。拜會了櫻花和枯籐,也見識了洋樓和大鐵門,可就是沒記住學校到底建於何時,有何功績。本以為既是"國史跡",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辭典就行了;沒想到翻遍各種有關教育的辭書,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為其立國之本的教育事業,修了多少紀念館,建了多少紀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於京西蔚秀園 

  "廁所文化" 

  寫下題目,自覺有點滑稽。年來"文化"成災,無物不以之為名,且大有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如今輪到我來湊熱鬧,竟然將其與人所不齒的"廁所"連在一起,實在不雅。可我並無調侃的意思,真的以為"廁所"裡有"文化"--準確地說,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習俗、審美趣味等),在廁所裡暴露無遺。 

  刺激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的,是一次偶然的對話。說起每個城市都有一種特殊的味道,當地人不覺,有經驗的遊客則一下飛機就能聞到。日本朋友說北京首都機場的味道是"大蒜",並問我對東京成田機場的感覺,我答以"廁所"。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對方頗為不悅,後來我才知道,幕末來日的西方人,正是以此攻擊日本人的"不文明"。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正熱衷於推銷其文化,沒想到被我揭了"傷疤"。 

  其實,我沒有那麼刻薄,說"廁所"指的不是臭味,而是香味。在日本,不管是機場、劇院,還是旅館、酒吧,廁所都非常潔淨,而且洋溢著一種濃郁的香味。這種香味很容易分辨,以至我不用看標誌也能找到廁所。主人一聽解釋,忙說"過獎過獎";其實我的話裡褒中有貶。以我迂腐的見解,過猶不及,廁所畢竟不是閨房,太香了讓人感覺不自然。 

  東京的雅敘園是專門舉行婚禮的大飯店,裝飾很華麗,最讓我驚歎的是廁所。除了必不可少的香味外,更因其小橋流水、修竹扶疏。關鍵時節,眼前掠過一倩影,不免膽顫心驚。據說,借"扶疏"的修竹作屏障,此創意得之於江戶時代的便所;不過既已置身於現代化大飯店,自是不能不著力"雅化"。此廁所大受讚揚,我卻甚不以為然,以為其俗在骨。我喜歡雖也修飾但不大誇張者,比如京都的"天喜":顧客酒足飯飽,穿上木屐,在因燈光昏暗而顯得有點幽深的小石板路上走十幾步,來到乾淨得不必要使用香料的便所,那裡甚至可以看得見星星、聽得見蟲鳴。 

  倘若不是像我這樣吹毛求疵,日本的廁所其實值得稱讚。受那場爭論的啟發,旅行時頗為注意各地的廁所,除了東京高尾山上寺廟外的一處,居然未見特別污穢者,聽說北海道還有專門評點本地各處廁所的書籍,可惜我沒見到。不過,確實發現好多公共廁所的建築風格很特別,看得出設計者挺用心。家用廁所裡層出不窮的各種小玩意,更是提醒你日本人在此"無關大局"的小事上所花的功夫。 

  記得夏目漱石曾將每日如廁作為人生一大樂趣,谷崎潤一郎則稱日式廁所為日本所有建築中最有情趣者,其《陰翳禮讚》中有這麼一段充滿詩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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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節:溝道不通
作者: 陳平原

  雖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錯,但日本式的廁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夠安寧休息。它必定離開母屋,設在濃樹綠蔭和苔色青青的隱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們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無邊的冥想,或者欣賞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谷崎君反對西洋廁所的鋪瓷磚、安抽水馬桶和淨化設備,以為在那樣通明透亮的地方解褲子,實在醜陋不堪,因而反過來故意渲染日式廁所的風雅與清幽。但谷崎君只說了廁所"雅"的一面,而不涉及其"俗"的一面,比如說如何處理雅人留下的不雅的排泄物,以及其先天具有的臭味。還有,對於沒有自家"庭院"和"綠樹濃蔭"的平民百姓來說,谷崎君的設計未免過於奢侈。東京的"深川江戶資料館"裡,有一座復原的江戶末期庶民的公共廁所,附在本造的母屋邊上,有頂蓋故能避風雨,有燈籠故不怕黑夜。雖說夠不上谷崎君的標準,但非常實用。對於擁有百萬人口的江戶城來說,處理年三百萬石的排泄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實在風雅不起來--達官貴人則又另當別論。 

  對比同時代北京的廁所,不難說明此等俗事之不易解決。孫殿起輯《北京風俗雜詠》中錄有褚維塏的《燕京雜詠》,其中一首云:"汾澮曾無惡可流,糞除塵穢滿街頭。年年二月春風路,人逐鮑魚過臭溝。"下有附註曰:"都城溝道不通,二三月間滿城開溝,將積年污穢戽街左,觸鼻欲嘔,幾不能出行一步。"闕名的《燕京雜記》說得更可怕: 

  京城二月淘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人多佩大黃、蒼朮以避之。正陽門外鮮魚口,其臭尤不可向邇,觸之至有病亡者。此處為屠宰市,經年積穢,郁深溝中,一朝洩發,故不可當也。 

  屠宰市的積穢尚情有可原,都城之所以溝道不通,主要在於平日裡一般居民付不起淘糞錢,"故當道中人率便溺,婦女輩復傾溺器於當衢"。居於荒山野嶺或者深宅大院,如廁當不成問題。可對於庶民來說,解決"臭氣四達",比強求"風雅"重要得多。 

  遺憾的是,此事大不雅,歷代文人避之惟恐不及,以至難得詳細的記載。讀書人很容易想到錢惟演的"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也不難記得歐陽修的"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歸田錄》),可很少人知道宋人廁所建築怎樣,味道如何。這也難怪,此事雖十分重要,確實無法歸類。"歲時風物"說不上,"禮儀職業"也無關,即使是有心人,也不知該如何記載。說起來和"衣食住行"中的"食"與"住"沾點邊(如今成套的住房或營業的酒館都必備廁所),可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箋》中並列溫閣、松軒、茶寮、藥室,就是不設廁所;至於清人袁枚的《隨園食單》,更不會考慮"吃喝"以後必不可少的"拉撒"。近人李家瑞編《北平風俗類征》,好不容易收錄了幾則關於廁所的文字;只是無法歸類,最後只能因其中一則提到僱人淘糞"必酬以一錢",勉強將其歸入"市肆"編。其實李先生心裡肯定明白,廁所並非完全服務於商業往來。 

  說來慚愧,我對於中國廁所的建築特色,至今仍很茫然,無法與谷崎君對談;至於對其除臭方法的最初瞭解,竟得之於一部大雅書。《世說新語》述石崇入廁,十餘婢侍列,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王敦不知公主廁所漆箱裡的干棗是用來塞鼻子的,竟"食遂至盡",鬧出大笑話。以干棗塞鼻,原料倒也不算太貴,就是感覺憋氣。至於"甲煎粉"、"沉香汁"為何物,我沒作考證,就怕弄明白了也買不起。不管怎麼說,我們的先人肯定也很重視如廁時的舒適感,只是因此事"不雅"而很少形諸筆墨,害得後人無從模仿或改進。此乃一大憾事。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廁所,是否比同時代的中國廁所優雅舒適,在找到確鑿證據以前,不敢妄下結論。倒是十六世紀來日的葡萄牙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一五三二--一五九七)所著《日歐比較文化》,讓我們知道那個時候日本的"廁所文化"。既然是比較,主要著眼於差異,凡事皆兩兩相對,不免略有誇張;不過據日譯本的註釋,所記也還大致屬實。略去歐洲人的習俗(讀者不難反推),日本人的特點是:廁所在房前,對誰都開放,蹲著大便;有人為買糞尿付出大米和錢;把人糞投入菜園當肥料。除了公共廁所不大普遍外,後三點與中國沒有任何差別。在很多偏遠的地方,人糞至今仍是菜園的主要肥料。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粵東農村插隊時,生產隊經常派人上城買人尿。至於"蹲著大便",更是無傷大雅,首先想起的例證是廢名《莫須有先生傳》中的名言:"腳踏雙磚之上,悠然見南山。" 

  把"大俗"和"大雅"湊合到一起,廢名此語略帶調侃的意味。周作人在《入廁讀書》中,曾抱怨北京那種"只有一個坑兩垛磚頭,雨淋風吹日曬全不管"的茅廁。此等去處,倘遇風雨,實在難以"悠然見南山"。箇中滋味,下過鄉插過隊的,大致都能領略。沒有屋頂的廁所,偶爾也有好處,比如"觀風景"。可比起日曬雨淋的不便來,這點"風雅"我寧肯犧牲。 

  谷崎君大概沒有真正在"粗野"的鄉間生活過,才會在《關於廁所》中提出如此過於"風雅"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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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重要文化財
作者: 陳平原

  總之,廁所最好盡量接近土地,設在親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叢中,可以一面仰視青天一面排泄。類似這樣粗野、原始的廁所,最叫人心情舒暢。 

  這樣"粗野、原始的廁所",我有幸光顧過,可惜心情不甚舒暢。小時候生活在大山腳下,那是一所農校的宿舍區,幾十家住戶,廁所則只有五六個位子,且頗為污穢。於是,每天清晨,我都跑到離宿舍區四五百米遠的竹林裡"方便"。竹林很大,可以不斷轉移,排泄物也自有野狗和屎殼螂來處理。如此"風雅"的去處,實有諸多不便。一怕風雨,二怕黑夜,三怕肚子不爭氣,四怕"莫道君行早"……每念及此,不敢隨便附和谷崎君的大雅主張,還是老老實實當我的"俗人"好。 

  其實,谷崎君也只是說著好玩,並沒真的希望恢復露天廁所;要不,就不該大談京都、奈良的寺廟裡那些古色古香、潔淨無瑕的廁所如何可愛。據我所知,那些廁所都有擋風避雨的設施。周作人的《入廁讀書》和《讀戒律》,均提及印度先賢十分周密地注意於人生各方面,包括入廁的各種規定,沒有故作姿態,全都入情入理。以前游寺廟時,只顧觀賞佛像之莊嚴,從沒想到注意其廁所。此次東遊,在京都的東福寺,第一次看到昔日"東司"之輝煌。東司也叫東淨,乃禪林東側的廁所。東福寺的東司建於室町時代(十五至十六世紀前期),現為國定的"重要文化財"。此東司長約三十米,寬約十米,其建築風格雖不如被定為國寶的三門華麗,卻也質樸中透出一種莊嚴。與周圍的三門、大殿、禪堂相比,一點也不覺得寒磣。如果不是特別說明,遊客大概很難想像,那麼漂亮的建築竟是和尚淨手之處。 

  《水滸傳》中大英雄魯智深,委身東京大相國寺,只當了個與"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並列的"管菜園的菜頭"。照知客的介紹,"菜頭"也罷,"淨頭"也罷,都是"末等職事"。"淨頭"職位雖低,工作卻甚為重要。想像施主正在大堂虔誠禮佛,忽從附近的東司飄來陣陣不雅的味道,該是多麼掃興,說不定大筆奉納就此落空。很想知道,古時的淨頭是如何"化俗為雅"的;幾十個位子的大廁可不是容易管理的。不知是出於保護的目的,還是沒人對此感興趣,東福寺的東司並不開放。我只好踮起腳尖,從窗戶往裡窺探。除了排列整齊的幾十個土坑外,就是一幅解釋性的繪畫。畫面上,如廁者之間沒有屏障,感覺似乎有點不對:精通人情物理的和尚,不該讓人們互相觀看排泄時的醜態。 

  回家翻書,果然不出我所料,《摩訶僧祗律·明威儀法之一》有云:"屋中應安隔,使兩不相見,邊安廁篦。"廁篦也叫"廁簡"、"廁籌",乃大便後用以拭穢之木竹小片。廁所邊上插著木竹小片,這情景我還依稀記得。能用自身經歷印證千年古書,真說不清應該是喜還是悲。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八時完稿於蔚秀園 

  【附記】 

  十年前在五台山買關於佛家戒律之書籍,被拒絕;理由是此等"內部文件",不賣給在家俗人。大約是五年前,在家鄉潮州開元寺,請到唐道宣律師刪定、近世高僧弘一法師手抄之《四分僧戒本》,自是大喜過望。寫完小文,忽憶及此書,取出翻閱,歎服佛家之體貼人情物理。規定"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不得淨水中大小便涕唾","不得立大小便",自是體現其"勿使餘人惱"之慈悲情懷;可接下來都有一句"除病,應當學",即特殊狀態下可以變通。僧人也是人,"慈悲"既及於俗人,當然也及於僧人,故不作"過甚之辭"。 

  後記 

  將社會與人生比作"大書",圖書館裡收藏的,也就只能定義為"小書"了。借"大書"參悟"小書",或者以"小書"品味"大書",此乃讀書人的常態。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或者"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常被世人掛在嘴上,真正落實起來卻不容易,弄不好大書、小書全耽誤。抱著名勝詞典,口中唸唸有詞的遊客,或者按圖索驥、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專家,我都深表欽佩,又都略感遺憾:其開口見喉嚨的觀賞思路,以及過分僵硬的閱讀姿態,都顯得不夠"優雅"與"灑脫"。 

  "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並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即便是擅長讀書者,也常有狀態欠佳的時候。我不大相信苟能立志,讀書便與"天時地利人和"無關的說法。在一個恰當的時空,碰到一個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閱讀對象,而且你有足夠的時間及知識準備來仔細品嚐,這樣的機遇並不常有。 

  作為"專家",我還會埋頭書海,皓首窮經;作為"遊客",我又常天涯海角,走馬觀花。後者太飄浮,前者太沉重,都不是理想的閱讀狀態。有時突發奇想,如果給我一年時間,允許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憑個人興趣讀書,那該多好!對於積蓄無多、當不起隱士的現代人來說,這一本來極為平常的閱讀方式,反而顯得有點近乎"奢侈"。 

  不過,老天不負有心人,機會終於還是來了。 

  在日一年,除了繼續專業研究,更多的時間和興趣集中在我所不熟悉的日本社會與文化。坐在東京街頭隨處可見的小酒館裡,與日本朋友暢談上下古今、"東西""南北";或者大太陽底下,與妻子騎單車在京都的大街小巷裡遊蕩,迷路時再掏出地圖確定方位,這種感覺真是好極了。就像鑽到鄰居的花園裡胡亂轉悠的小孩子一樣,出於好奇,也會偷摘一兩朵自家沒有的玫瑰,但不準備做植物學鑒定。不管此前還是此後,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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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節:附記
作者: 陳平原

  正因為連"日本學"的門檻在哪兒都不知道,也就沒有入門與否的焦慮。這是一次介乎"專家"與"遊客"之間的愉快的"閱讀"。或者說,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外行"在"看風景"。 

  "看風景"既是象徵,也是寫實。以我可憐的日語能力,對日本的閱讀,得益於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更得益於東西南北的旅行。面對古寺、紅梅,或者用漢字書寫且"猶存唐代遺風"的匾額(周作人《苦竹雜記·日本的衣食住》),真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可看著看著,"熟悉"的外觀漸漸退去,骨子裡的"陌生"讓我震驚。那些從書本上得來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話,以及初次訪問時的似曾相識感,似乎涵蓋不了眼前的風景。終於有一天,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並非每個中國人,都有談論日本的資格。日本對於我,就像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所描述的,也是"遙遠的國度"。 

  也正是這種"遙遠"的感覺,刺激了我閱讀的興趣。明白日本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複製品",我的"外行"身份也就不證自明。努力去體味、去鑒賞另一種文化,這既需要學識,更需要好奇心。學識我談不上,好奇心卻"大大的有"。明知永遠成不了日本學專家,還是津津有味地閱讀"日本"這本大書;如此如癡如醉,連我自己都覺得好笑。一開始還自我安慰:這種節外生枝的閱讀,對我的專業研究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做學問不就講究觸類旁通嗎?很快地,意識到不該如此"動機不純",乾脆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承認此乃"自己的園地",不必上稅,也就不必過分計較收成。 

  很高興自己沒有被專業化完全剝奪了對新鮮事物的興趣,還能為一本陌生的大書而激動,並且不計成本地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儘管從經濟學角度考慮,這絕對得不償失;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我願意"逸出常軌",為這一愉快但不明智的閱讀付出代價。 

  比起徑行獨往、無法無天的大俠來,我的"逸出常軌"實在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暫時的。就好像比賽中間的"暫停",只是為了讓運動員調整一下呼吸,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意義。回到國內,我又成了"專家",整日為承當的研究課題而埋頭書海,難得再有時間和心境顧及我的業餘愛好。很想把心中的風景完整地描畫出來,可惜時不我待,只好允許其"半路出家"。不像斷臂的維納斯女神塑像,這裡的殘缺,不具備古雅的韻味或神秘的美感,只證明作者的寫作缺乏恆心與連貫性。在對讀者表示歉意的同時,我暗暗下了決心……既然"決心"只是"暗下",又何必公諸於眾呢? 

  還必須說說"訓練有素",否則顯得不夠真誠。不同於一般遊客,我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畢竟有所瞭解,而我所關注的晚清以來中國文人在日足跡,更成了最好的導遊手冊。雖然此"訓練"非彼"訓練",我的專業知識基本無助於我對日本的瞭解,但我的專業訓練使得我比較容易進入"課題"。更重要的是,每當我欣賞一幅風景,或者閱讀一段史跡時,不自覺地,總是以我的知識背景為參照系。至於思考問題的方向,更是受制於當下的生存處境及精神需求。儘管我是日本學的外行,也充滿了兒童般的好奇心,卻並非天真純潔得如一張白紙。說到底,"前理解"決定了我的閱讀策略及方向。 

  這種解不開的"中國情結",使得眼前的問題與心中的困惑不斷對話,往往出現旁人難以理喻的"風雲突變"。說是在"閱讀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閱讀中國",這種視角的轉移,連我自己也無法準確把握。比如,我會在小酒館裡與日本朋友臉紅耳赤地辯論所謂"東方的崛起",或者有意挑起關於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話題,甚至選擇日本的劍豪與中國的俠客作為演講題目。當時的感覺似乎是"友情出演",事後方才明白乃"主動出擊"。為何有的話題我馬上插嘴,而且手舞足蹈,以求衝破隔閡;有的則老是聽不懂,即便聽懂了也無法進入最佳工作狀態。除了語言表達能力,還有閱讀趣味在作怪。 

  正是這種"問題意識",決定了這半部書稿之對待日本文化,注重體味而不是批評。得知我在撰寫訪日觀感,曾有朋友表示願意譯成日文發表,條件是"痛下針砭",以便警醒"狂傲的日本人"。我沒有採取這一策略,原因是意識到自己的閱讀,受制於"中國的"而不是"日本的"問題。借用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中語,我的寫作,"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在我看來,每個國家的知識者,都應該首先關注並鞭責本國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發展;學有餘力,方才"負有刺探別國弱點的使命"。我對日本的閱讀,帶有濃厚的中國問題意識,尚停留在借日本"閱讀中國"的水平,這也是我自居日本學"外行"的原因。另外,作為"旅人",心境超然,不同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國民",對異國生活及情調多取鑒賞態度。魯迅讚賞廚川白村懟本國世態"一一加以辛辣的攻擊和無所假借的批評",但也稱:"我先前寓居日本時,春天看看上野的櫻花,冬天曾往松島去看過松樹和雪,何嘗覺得有著者所數說似的那些可厭事。" 

  自忖沒有本事兼及中國與日本、大眾與專家,於是有了以上種種自我辯解。這種寫作策略,與當下本人的心境相通,沒必要另外去"深化主題"、"轉換視角",因而顯得相對輕鬆與灑脫,與前面提及的對優雅閱讀姿態的追求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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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節:後記
作者: 陳平原

  書名《閱讀日本》,本不該冒出第四輯所錄文章。與其費盡心機打圓場,不如老老實實承認:此乃不得已而為之。 

  雖說隨筆集不同於學術專著,不一定非繞著一個題目打轉不可;可沒能完成預訂計劃,心裡總不是滋味。 

  挑了幾篇題外之文,一來充篇幅,二來也可見筆者對於"文"與"學"關係的思考。對我來說,探討中國散文的藝術特徵及發展途徑,既是一個學術課題,也是一種自我訓練。但願題目的"學究氣",不至於嚇跑那些更欣賞"才情"、更追求"瀟灑"的朋友。 

  至於褒貶晚明小品、桐城文章,或者評述學者之文,並非拉大旗做虎皮,暗示自家文章"別有淵源"。我想,這點嫌疑總該可以避免的吧? 

  題為"結緣小集",自然是源於周作人的《結緣豆》。像《燕京歲時記》所述的,於佛誕日"煮豆微撒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為結緣",這種雅事如今難得一見;不過,學周氏以文代豆,與讀者結緣,倒是不妨試試。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七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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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
作 者 陳平原
書籍簡介 
  上世紀90年代初,陳平原教授和夫人夏曉虹教授旅日訪學。在學術研究的餘暇,作者遊覽了日本各地的風景,所到之處既有淺草寺,東福寺等文化古跡,也有東京的銀座和新年音樂會等時尚活動。作者在遊覽中有很多感觸,寫成了《東遊小記》和《閱讀日本》兩個散文集。本書以這兩個集子中的散文為內容,書中散文記載了作者在日本的遊歷。描寫生動傳神,如《踏雪訪梅》中對梅花的描寫。更重要的是,作者因其豐厚的學養,在感性描寫的同時,或感發,或評論,為文章增添了文化氣息,如對西鄉起義所做的論述深刻獨特……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第一部分:
第一次遠足,便是去以觀梅聞名的水戶。日本人的酷愛自然,也許因了高度現代化都市生活的阻隔,而更形強烈。電視中日日報道梅花又開幾分的訊息,使東京後樂園中的遊人陡增。花瓣微張的梅枝,已牽惹得遊客駐足不去;幾株散漫開放的野花,竟也被精心地以竹絲圈起。待到得見水戶偕樂園沿水漫山紅白紛呈的梅林,千姿百態,不修邊幅,不禁為其蓬勃的生氣而傾倒,東京園林的精緻中所透現的雕琢實無法與之相比。
第1節:小引

第2節:序

第3節:九州之行

第4節:窗外的風景

第5節:東京的古寺

第6節:木屐

第7節:煙雨佛寺

第8節:踏雪訪梅

第9節:伊豆行

第10節:捫碑記






2第二部分: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恆喜談忠臣烈士事,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於泉岳寺,略紀事跡,以示後人。繼費金若干,來徵文於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頹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
第11節:招魂

第12節:湯島梅花

第13節:神輿競演

第14節:歷史文化散步

第15節:客隨主便

第16節:從東京到江戶

第17節:江戶建築

第18節:文學碑

第19節:門前冷落車馬稀

第20節:西鄉銅像






3第三部分:
在日本各地旅遊,經常可以看見有關開國的紀念物。日本人說「開國」,並非指某一政權的建立,而是從此前的鎖國狀態中掙脫出來,加入國際社會。具體措施是通過與歐美各國簽訂條約,開港開市。德川幕府的鎖國令始於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傳播以及由政府壟斷情報和貿易。即使在鎖國狀態下,長崎仍對通信或通商的朝鮮、琉球、中國和荷蘭開放;因此,那裡遍地皆是的「西洋風景」,其實與開國關係不大。
第21節:忠臣賊子

第22節:大義名分

第23節:開國紀念

第24節:交價於官

第25節:教育第一

第26節:廁所文化

第27節:溝道不通

第28節:重要文化財

第29節:附記

第30節: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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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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