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本 加入收藏

快速搜索

搜索項:

關鍵字:

本周熱門小說

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1-歷史的壞脾氣

TXT 全文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歷史的壞脾氣》堪稱去年暢銷書市場上的「黑馬」,作者張鳴繼續「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寫就《歷史的底稿》。晚近中國,即從帝制崩潰到現代中國初立這一段,是中國歷史上危機與生機並存的歲月。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和清理,是今日知識分子關注的課題之一。
  在書中,作者以其一貫的風趣,把晚清到民國有爭議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個兒講來:講風流政客陳公博、警察頭子趙秉鈞,講當年的有志青年在時局變幻中紛紛成了爭權力搶地盤的軍閥……也講文人與革命、詩、酒、女人的故事,講「歷史的進化課」,講「朝堂上的變戲法」,既有政治遊戲與生機,也有將相文人的風流與輕狂,自然,也少不了「歷史的壞脾氣」在現實生活中的映照。







 
「五四」傳統與軍閥餘蔭
  「五四」時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最耀眼的歲月。引進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賽兩先生,還上大街遊行,抗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的分贓,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接著就是「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最後是有了共產黨。毛澤東總是說「五四」的好話,因為他自以為是「五四」精神的守護神;蔣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壞話,因為在他看來,「五四」教壞了一代青年,毛澤東就是這青年之一。自延安時期以來,我們每年都要發揚一下「五四」精神,大會開完了開小會。雖然多數時候「賽先生」總是排在上首,但從來也沒有把「德先生」丟下不管。多少年了,無論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覺得「五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五四」是現代史的開端,而在其他一些學術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樣足得嚇人。好像後面的歷史都是從這裡發端,後面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還原到「五四」的原點,什麼「救亡與啟蒙」,什麼全盤西化,什麼唯科學主義,什麼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主義。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為「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種精神象徵。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後,儘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裡,「閥閱」好像還是挺中性的,只是「門閥」才有點貶義),軍閥、學閥、財閥、黨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為人鄙夷的,因為這些人手裡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為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為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的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鐵石,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上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在這裡,我所要說的並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為對後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數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做秀,一邊作「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珍年也想讓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一本。那個掘了西太后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更不能作「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帶的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裡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上還有一張經常會神靈附體的「口」,孫殿英發佈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麼大。

  做事不那麼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並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效果卻更好。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麼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乾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體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後,每人發給受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是用水龍頭洗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軍」。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自己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等。村閭長都是省裡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的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的團長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的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化。

  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後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後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詞,到現在還在使用;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於動盪的前現代國家裡,後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盪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地活躍。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儘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於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濫。 






 
北京兵變與袁世凱
  1912年2月的一個晚上,商家雲集的北京城東安門一帶,突然槍聲大作,人聲喧嚷,向來還算安分的北洋大兵不知從哪兒一擁而出,一廂放槍,一廂亂搶東西。自打八國聯軍以來,北京人多時沒見過這個陣勢,一時哭爹喊娘,東躲西奔,像滾水澆在了螞蟻窩上。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齊如山(戲劇藝術家,後來以幫助梅蘭芳戲劇改革而聞名)倒是不怕,身著西裝,站在大街上看了一個晚上的熱鬧。大兵們不僅沒有動他一根汗毛,而且還不斷地向他「咨詢」。一會兒,一群兵拿著搶來的壽衣問他是不是綢子;一會兒,一夥人捧了一堆化銀子用的小碗,問他是什麼玩意。一夥大兵拿來一堆紙條,當被告知不過是輓聯時,連連大呼晦氣;搶著了貂褂的大兵們,當被證實所獲最值錢的時候,一齊歡天喜地,大叫沒白來(見《齊如山回憶錄》)。近代史上著名的北洋軍曹錕第三師的北京兵變,在一個看客眼裡,就是這麼一幅畫面。顯然,不像後來的軍閥大兵,兵變和搶劫已經是家常便飯,畢竟是清朝花大筆銀子、袁世凱下大力氣按照普魯士陸軍模式訓練出來的軍隊,第一次集體搶劫還真有點「棒槌」(外行),需要不時地求教於街頭的「顧問」(齊如山語)。

  兵變是袁世凱的傑作。在袁世凱如約逼清帝退位之後,南京的革命黨人也如約把臨時大總統讓了出來。可屁股尚未離開總統椅子的孫中山還有點放心不下,不僅急火火地炮製了一個「臨時約法」,而且還想出了一個定都南京的辦法來約束這個世之梟雄。為了讓生米變成熟飯,他派出了以蔡元培為首的使團前來迎請袁世凱南下就職。袁世凱當然不肯就範,離開自家的老巢到革命黨的勢力範圍去,但又不想公開說不,於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這麼一齣戲。不過,雖然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北洋軍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宮保、今天的袁大總統馬首是瞻,但這種縱兵在大街上搶劫的事,還就是外號曹三傻子的曹錕才肯干(曹錕能從保定街頭一個什麼也不是的布販子,混成堂堂師長,靠的就是這股絕對服從的傻勁)。從此以後,曹錕的第三師以堂堂嫡系國軍之身長時間背上了惡名,直到他的後任吳佩孚接手之後,花了很大力氣才得以洗刷,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北京兵變搶了上千家的店舖,更把南方的使團嚇得半死(使團住的地方,槍聲尤其密),一個個倉皇從窗戶跳出,在牆根底下蹲了半宿。兵變的政治效應立竿見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穩。受了驚嚇的南方使團也領教了北洋軍的厲害,只好作罷。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最後的一點約束,就這樣被消解得乾乾淨淨。

  不消說,袁世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誰來寫歷史,都繞不過他去。不過,他也是近代歷史上挨罵挨得最多的統治者;同為挨罵的主兒,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遺老遺少不會罵,蔣介石至少國民黨人不會罵,只有他袁世凱,清朝的遺老遺少罵,孫中山和身後的國民黨罵,康梁黨人罵,共產黨自然也罵,甚至連他遺下的軍閥子孫想要表白自己的時候都罵。海峽兩岸的「正史」對歷史的表述常常是紅白各異,只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裡是統一的,都是白的。雖然,近來對袁世凱的評價逐漸客觀起來,說好話的人也有了。不過,在我看來,老袁的鼻子白,別人塗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沒把事情做好也不無關係,換言之,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他沒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中心人物,沒有完成或者推進這個轉型。雖然客觀地說,從清末到民初,袁世凱為中國的制度轉型做了不少事情,從軍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著力不少,史跡猶在,可是偏偏在轉型的關鍵環節,卻沒有做好,身敗名裂自家也難辭其咎。從某種程度上講,剛剛提到的北京兵變裡,就有他失敗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玩軍人干政的遊戲。

  以馬上得天下,在政治制度轉換時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國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國的克倫威爾、美國的華盛頓,都有武夫的面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塊天地。袁世凱憑軍人力量起家,以當時情勢論,非如此也難以服人,多舞弄幾下東洋刀,原也無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玩搶帽子遊戲,讓北洋諸將打打停停,一會兒通電誓死捍衛君主立憲,一會兒嚷著堅決擁護共和體制,已經是在借軍人玩權術,但還可以勉強算是奪權之際的戰術變通。可是到了大總統已經到手的時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卻玩兵變的損招,說明袁世凱不僅不是當時國人所稱許的中國第一華盛頓和世界第二華盛頓,連傳統王朝的開國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

  對於國家體制而言,軍人從來都是雙刃劍,成事亦可,敗事更易,現代的民主國家如此,古代的帝制中國也如此。所以,人們往往採用各種制度性的防範機制,最大限度地遏制軍事力量在政治體制上的作用,盡可能減少或者壓制軍人在政壇上的發言權。西方現代制度是文官治軍、軍人中立、軍人不干政原則,而古代中國的制度安排,用西漢的一位高陽酒徒的話來說,就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謂提倡文治,以文制武,建構禮制框架。在禮制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邊緣化。幾乎每個傳統王朝的皇帝都知道,儘管政權沒有武人不行,但對王朝最致命的威脅,恰也來自於自己麾下的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後的情勢而言,袁世凱不想去南方就職,只要明地堅持不去,隨便找點什麼理由都無不可。革命黨人實際上是拿他沒辦法的,否則也不會因區區一次兵變而全面讓步。其實,如果革命黨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會把總統讓出去的,現在大頭已經讓步,小的方面自然也就不好堅持了。可是,自以為聰明的袁世凱卻偏偏選擇了最下三濫的對策,唆使軍隊鬧兵變,由此產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僅讓軍人直接干預國政,而且採取了最不該採取的手段——兵變。要知道,無論什麼時候,兵變都是歷代統治者最大的忌諱,是對統治的最大威脅,在某種程度上,比農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萬不得已,在上面的人不敢輕易走這一步。更為可怕的是,允許軍人以兵變的方式干政,就意味著手段的起碼行為規則的底線被突破,以後軍人什麼都可以干了(趙匡胤陳橋兵變,那是奪取政權的不得已,玩過之後,隨即就是杯酒釋兵權,在制度上將推他上台的武人限制得死死的,否則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時期所有的君主一樣,在下一次兵變中,被同一夥武人玩下去。袁世凱玩了兵變,卻玩不了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古人的下場好)。

  自曹錕北京兵變之後,袁世凱經歷了短暫的凱歌行進的興奮,北洋大兵不僅幫他掃蕩了南方的革命黨勢力,逼得孫中山、黃興等人再一次流亡海外,而且和警察流氓一起,包圍國會,斷水絕糧,逼得國會議員們把袁世凱選成正式大總統。可惜蜜月不旋踵就過去了,驕兵悍將們很快就找到了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和五代軍閥前輩的感覺,不聽命令,侵奪行政權力成為家常便飯,連兵變也很快變得司空見慣了。從北京兵變以後,大兵們燒殺搶掠,技藝日益嫻熟,不再需要「顧問」指點,如果齊如山這樣西裝革履的人還敢往前湊和,那麼恐怕連衣服都會被剝了去。散在各處的督軍和師長們,都成了據地自雄的土皇帝,袁世凱雖然貴為大總統,卻誰也指使不動。各省上解中央的款項越來越少,軍頭們甚至連海關的解款都敢劫了自己花。到了這個時候,醒過味來的袁世凱一迭連聲地唱起軍人不干政的高調,並且策劃廢督,可惜已經晚了,對於做了督軍的昔日俯首帖耳的部下,他哪一個都不敢動,也動不得。在怎麼著都沒轍的情況下,出主意的謀士和袁世凱自己一起懷念起昔日君主的威勢,於是大家像演戲似的演出了洪憲帝制,各種帝制請願團,從乞丐到妓女,像農民鬧社火似的出現在北京街頭。不知是袁的手下蒙了他,還是他自己情願被蒙,總之袁世凱「順應民意」做了皇帝,結果卻是給各式各樣的反袁勢力一個合適的借口。蔡鍔反袁的大旗一舉,散在各地的北洋將領們,不僅不幫忙滅火,隔岸觀火者有之,暗中助敵者有之,宣佈獨立者更廣而有之,直害得袁世凱坐在家裡天天聽噩耗,直到害病歸西。

  袁世凱逼清廷退位的時候,很多人都罵他是曹操,遺老遺少不用說,據馮玉祥說,連北洋軍中也有這種議論。當然,他們所說的曹操,主要是《三國演義》上的形象。不過,如果指好行詐術這一點,袁世凱的確有點曹操的味道,只不過曹操玩的是天子,而袁世凱玩的是軍人。曾經擔任過袁世凱外交秘書的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他的回憶錄裡曾經記錄過他和袁世凱的一段談話。袁世凱問他,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顧回答說,共和的意思是公眾的國家。袁世凱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當中國女僕打掃屋子時,把垃圾倒在大街上,所關心的只是屋子的清潔,大街上髒不髒她不管;顧說這是因為人民缺乏教育,他們的本性是愛好自由的,只是不知道如何去獲得自由,那就應該由政府來制訂法律、制度來推動民主制度的發展。袁世凱表示,那可能需要幾個世紀。因此,顧維鈞認為,袁世凱雖然貴為總統,卻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共和國,什麼叫做民主政治(見《顧維鈞回憶錄》)。其實,袁世凱也算不上是一個合格的傳統政治家,他不知道,無論何種政體,玩軍人干政都跟玩火差不多,最後這把火不僅燒掉了袁家的洪憲皇帝,連袁大總統的椅子也烤焦了。

  在西太后臨死前,時人評價晚清人物,說袁世凱是有術無學,以後事觀之,不可謂言之不預。 






 
袁世凱的「選舉」
  「選舉」這個詞,在中國古代指的是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到了近代,由於日本人的摻和,才變成了今天這種投票選領導人的意思。所以,當西方政治意義上的選舉在中國落地的時候,大家一時間都不習慣,選舉人怯怯的,被選舉人慌慌的。1913年10月6日,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民國第一個正式總統,就是這個樣子。

  其時也,袁世凱已經打垮了國民黨的武裝反抗,勢力達到頂峰,除了少數國民黨精英之外,全國上下,無不視袁世凱為收拾殘局,使中國導向安定的惟一強人。後來袁世凱稱帝時的反袁英雄蔡鍔、梁啟超等人,此時都在為袁甘效犬馬。國會中,雖然國民黨議員近半數,但民初的國民黨原本就是為了選舉而拼湊起來的雜燴,真正對袁世凱有點想法的死硬分子,此時死的死,逃的逃,逮的逮,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之輩,心裡早就對袁世凱服軟了。服軟的標誌是國會的程序改變,按西方的規矩,國會應該是先制憲(制定一部憲法),後選總統,斷沒有顛倒過來的道理。但袁世凱為了早點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非要先選總統後制憲,國會居然答應了,為了選總統,先炮製出一個本應屬於憲法一部分的「大總統選舉法」,投票通過。選舉按照袁世凱的意願進行,而且幾乎等於是沒有競爭對手,按道理,到了這個份上,袁世凱對總統的歸屬應該放心了,可是,不。

  1913年10月6日這天早上,國會兩院議員們的屁股剛剛在椅子上坐下,就發現國會外面來了黑壓壓一大群人,把國會大樓圍得水洩不通。來的人號稱「公民團」,個個進退有據,號令嚴整,腰板筆直,分明是換了便裝的軍警。「公民團」的人數,據當事人說,有幾千或上萬。人雖多,但大家嚷出來的卻是一樣的話,那就是:如果今天之內議會不將國民期望的總統選出來,就別打算離開國會半步。就這樣,在「公民團」的重重包圍中,議員們開始投票選總統,第一輪,袁世凱沒有達到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數,第二輪還是如此,不得已要投第三輪。這時候,天色已晚,議員們一天滴水未進,渴餓難捱,最後實在撐不住了,總算是把袁世凱選成了總統。當他們被放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了。

  事後研究表明,依袁世凱當時的實力和威望,如果不派「公民團」來霸王硬上弓,估計他老兄第一輪就當選了。「公民團」的強買強賣,反而激怒了部分議員,於是故意搗亂,才要投上三輪(在大家感到很不舒服的情況下,最後還是妥協了,可見沒有什麼人真的想和袁世凱過不去)。不過,儘管如此,就算袁世凱事先已經知道大家會選他,他還是會派「公民團」的,因為操控選舉是每個獨裁者或者有心要獨裁者的習慣。不操控就不能安心,哪怕操控的手段笨得像蠻牛,哪怕留下千古罵名。

  好在,袁世凱以後的統治者學得聰明了,這種牛不喝水強按頭的把戲很少玩了。段祺瑞是從議員選舉開始操控,選出來的議員大部分都在他的俱樂部裡吃喝玩樂領補貼。曹錕則買選票,每票5000大洋。 






 
買個總統當當
  曹錕是北洋軍閥將領中的憨包,投軍前在保定府當閒人,人稱曹三傻子,發跡之後,沒人當面叫他傻子了,但背後還是當他是傻子。不過,傻人從來有傻福,此公不僅在袁世凱麾下的時候一路官運亨通,升到師長之後,雖然自己百無一能,手下偏有一個能征善戰的吳佩孚;兩次軍閥大戰,居然連勝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張作霖,獨自控制了北京政府。勢大權大之後,人難免有非分之想,要當總統。按說曹三傻子閒人出身,偶爾出門販點布,基本上是胸無點墨;投軍後雖然被袁主公送到軍校鍍過幾天金,但提起讀書寫字依舊頭痛,據說平時動筆的話,只有一筆「虎」字寫得還說得過去。以如此文化狀況做總統,在他之前,中國還沒有先例,漫說別人看了不像,就是他自己的部下,也大有不以為然的。

  不過,傻人多有股癡勁,一旦迷上了什麼,不弄到手就很難歇下。據說當年曹錕之所以投軍,就是因為跟著花轎,盯著人家新娘子傻癡癡地看,惹惱了有勢力的新郎家要辦他,才一溜煙跑的。而眼下的曹大帥,迷總統比當年迷新娘子還甚,所以,這事還非辦不可。可是,總統是要選的,袁世凱有本事派軍警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不把自己選出來就不讓議員吃飯。段祺瑞可以包辦一次國會選舉,再由自己人組成的國會選出符合自己心意的總統。現在輪到曹錕,他既沒有袁世凱硬幹的魄力,也沒有段祺瑞操縱選舉的能力,於是只剩下一條路:買。

  是啊,可以買東西、買人、買官,為什麼就不可以買總統?手下聞風而動,分設幾個聯絡處,明碼標價收買選票,凡是前來開會的每人500大洋,開會並同意投曹錕票的每人5000大洋(個別重要人物價要高些),所付支票,上面加蓋經辦人的名章,銀行見章付款。幸好此時的國會議員,都是民國元年選出的,中間幾經周折,不僅任期早過,而且意志已衰,大多見錢眼開。所以,重賞之下,大多欣然前來投票,曹家付出了500多張支票,屆時得了480票,超過總票數的3/4,得以當選(有幾十人拿了錢溜了,有一個人還將支票拍照登報,硬是要出曹錕的醜),總統買到了。

  民國以前,中國人本不懂什麼叫選舉,有本事問津最高統治者的人,也都是馬上得天下。可是如今制度上共和了,皇帝沒有了,大家不好意思讓手下的武夫們將自家抬上寶座去,不得不指望國會來選。選可是選,但沒有人能真正對選舉放得下心,私下操縱是免不了的,操縱之外甚至還不放心,於是為求雙保險用邪招。相比之下,曹錕的賄選,比起袁世凱派軍警將議員包圍在國會不管飯還是要好一點。有人拿了錢不投票,曹大總統也沒有把他們怎麼樣。當時曹錕的親信王坦就說,花錢買總統當,比要錢得個貪污的名聲臭一生強得多,也比那個拿著槍把子命令選舉的人強得多。

  其實,曹錕賄選,在當時是公開進行的,跟買珠寶首飾和蘿蔔白菜沒有什麼分別,也並沒有在中國引起什麼大的波動,只有上海這種風氣較開的地方,才會有一些學生和知識分子有點激動。真正感到不滿的是西方的媒體,正是他們的鼓噪,才使得中國的國會變成了「豬仔國會」,議員成了「豬仔議員」(「豬仔」一詞,本無此特殊含義)。 






 
軍漢「韓青天」
  古代,地方上沒有專門司法官,地方長官的主要政務之一就是審案子。因此,傳統戲劇演清官,少不了開堂審案:大堂之上,手持殺威棒的衙役站立兩旁,一臉鐵青,殺氣騰騰;青天大老爺案頭高坐,蟒袍玉帶,威嚴赫赫;原告被告則跪在下面,委委瑣瑣,哆哆嗦嗦。清官如果出行,也是八抬大轎,王朝、馬漢、張龍、趙虎之流前呼後擁,威風八面,而且免不了有人攔駕告狀,青天大老爺走一路斷(案)一路。

  進入民國之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小角色,軍漢居多。這些軍漢們,多是不通文墨的粗人,佔了某個地方,除了時不時地火並開戰,平日政務最喜歡做的事情,居然是坐堂審案。有的人甚至搶來戲班裡的戲裝,把自己扮成清官的模樣,蟒袍而皂靴地前去斷案。

  韓復矩的名聲不好,因為抗戰時不戰而棄山東,而且還被藝人們編了段子說他不學無術,關公戰秦瓊。可是當年韓做山東王的時候,卻有「韓青天」的名頭。是真青天還是假青天不說,此公喜歡升堂斷案可是不假。韓復矩主政山東前後將近七年,別的事情都可以不做,但只要他有功夫,山東的獄案他必定要親自審理的,有時候還要巡行地方,一個縣一個縣地一路審過去。

  韓復矩審案跟戲裡的包公、狄公之類的人物差不多,只是王朝、馬漢換了衛兵馬弁,衙役改了手持大刀的執法隊。被審的嫌疑人,一個一個地過堂,審問,上刑,打板子或者軍棍。韓復矩審案,法律是根本沾不上的,全憑他自己的判斷。雖說比《水滸》上李逵斷案好一點,但基本上也屬於任性胡來。明白的時候,還有點常識;糊塗的時候,常識都沒有了。如果趕上心情不好,就該著下面跪著的人晦氣,無論情由,不死也是重刑。有一陣兒,韓復矩特別相信自己的相術,審訊「人犯」的時候,一句話不說,只盯著人看,看著看著,右手一揮,執法隊就把這人拉出去槍斃;左手一揮,這人就無罪釋放。當然,這種審案方式有時也會弄出一些戲劇性的效果來。比如,有次把前來送公文的人也當成「人犯」,一揮手給斃掉了,這是悲劇。有的時候抓來共產黨人,如果審訊過程中,這人骨頭特硬,堅貞不屈,任你怎麼大刑伺候,死活就是不招,韓復矩欽佩這人骨頭硬,是條漢子,結果很可能是無罪釋放;相反,如果一上刑就熬不住招了,韓會特別鄙夷,往往將之拉出去斃了。這種情況,是喜劇。凡出現這種情況,都是國民黨的特務機關最頭痛的時候。

  明白的人都說,古代所謂的清官,其實都是酷吏,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裡,只列「酷吏傳」,不設「清官」一項。不過,對於老百姓來說,由於酷吏殺的大多為官人,不管是否濫殺,大家還是喜歡,而且在不斷的喜歡中,炮製出更加合乎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來,借這種虛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壓抑的心境。做了軍閥、統治一方的軍漢們,其實個個都是戲裡清官的「追星族」,不管他們實際的統治如何亂七八糟、橫暴專制,但有意無意都喜歡模仿清官,既模仿清官斷案時的威風,也傚法清官斷案時的專斷。也許,在他們心目中,他們這樣做,就是在為民做主,主持公道,也沒準潛意識裡就是想做個清官,但是這種司法過程(如果還算是司法的話)的實際運作給社會帶來的,往往是真正的災難。 






 
「臭棋簍子」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軍閥中的大人物,僅次於袁世凱。當年袁世凱麾下有三員大將,人稱北洋三傑:龍、虎、狗,分別是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其中,數段祺瑞在歷史上的風頭最勁。

  跟大多數軍閥嗜財如命不同,段祺瑞不愛錢。為官多年,在清朝時就已經做到了一品大員,進入民國,當過陸軍總長、內閣總理甚至中華民國的臨時執政,可一點積蓄也沒有。一大家子人,從來不置產業,下野之後住的房子都是別人送的。不過,無論是台上還是台下,他卻從來沒缺過錢花,需要的時候,一紙二寸半的條子,到金城、鹽業銀行,就可以取個幾百上千的,既不需要存折,也無需擔保。段祺瑞也不好色,幾乎沒有什麼緋聞,偶爾吃吃花酒,多半是不得已的應酬。此公平生只有兩好,一是玩政治,二是下圍棋。

  那個時代的高級官員,能下幾手棋的人不少,但癡迷到段某人這般地步的卻少。此公只要有點閒空,十有八九是在棋桌旁。上門來的客人,只要會下,就必然要陪他下幾盤。平時公館裡養幾個清客,專門陪他下棋,每月從陸軍部裡支薪水。曾經掃蕩日本棋壇的大師吳清源,據說當年就是段公館裡年紀最小的清客,吳清源東渡日本學棋,也有段祺瑞的支持。

  不過,段祺瑞雖然嗜棋如命,但水平卻一般,說他是「臭棋簍子」也不過分,稍有點功底的人,就可以把他殺得大敗。可是礙於他的地位,一般沒有人敢這麼幹的,況且,上門來都是有求於他的,陪輸兩盤本是理所應當。然而,段某人棋雖然下得臭,但如果對方故意相讓被他看出來,他是不幹的。所以,既要讓他贏,又要不露痕跡,非頂尖高手辦不來,那些清客都有這個本事,每盤棋都下得看起來驚心動魄,難解難分,最後總是讓段祺瑞贏上那麼一目半目的。

  段祺瑞是個相當自負的人,脾氣倔強,其特殊的圍棋生涯無疑使他的這種性格得到了強化,自以為天分不錯,手段很高,至少在中國無人能出其右。古人認為圍棋是參合天地、運籌帷幄的玩意,段祺瑞也是這樣想的,所以,他下圍棋,實際上跟他玩政治是相通的。自然,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也相當地自負。

  段祺瑞是個武人,玩的政治都是軍人政治,當總理、搞議會、做臨時執政,都離不開槍桿子。可是儘管還喝過一年德國的洋墨水,他的軍事才能卻實在不敢恭維,戎馬一生沒打過像樣的仗。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跟革命黨人打,算是打贏了,沒他什麼事。討伐張勳,五千辮子軍他用了十多萬兵馬,勝之未免不武。接下來直皖大戰,他麾下的皖系兵多槍好,光大炮就比直系多三分之一,而且士兵發雙餉,上陣有麵包西瓜吃,但一個星期下來,稀里嘩啦就敗了。軍事上不行,政治上就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東西了,當總理時跟總統鬧府院之爭,當執政(等於是總統)時卻鬧出了「三·一八慘案」,灰頭土臉地退出了歷史舞台,最後得靠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養著。此公玩政治跟他下圍棋的感覺一樣,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許,正是圍棋上的常勝,害了他。

  看起來,身居高位的人,可千萬別把自己那點玩意上的勝利看得太重。 






 
「三不知將軍」和他的詩
  1925年到1926年,是張宗昌最牛的年月。多年寄人籬下的他,終於佔據了山東和河北、江蘇的一部,成為國內最有實力的軍閥之一。張宗昌的得勢,令北方數省的土匪流寇歡欣鼓舞,紛紛前去投靠,害得張宗昌的部隊番號一會兒一變,越變越誇張,不長時間,十幾路軍就出來了,更加坐實了張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槍的傳言。

  在中國近代上千個大小軍閥中,張宗昌要算名聲最差的一位,文化程度最低,沒上過一天學,人稱「三不知將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所謂的「不知」,實際上講他這三樣東西特別多。第一個「不知」,前面講過,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太多,全憑投靠者自己報數,報一千增加一個團,報一萬增加一個師,部隊總是在擴軍,確實沒法統計得清。第二個「不知」也是貨真價實,張宗昌的統治,是天底下最不講規矩的統治,各種捐稅和攤派,幾乎無日無之,搜刮之酷烈,無人能及,而且沒有其他軍閥或多或少都要顧及的鄉土情誼,對自己的家鄉也一樣下黑手。過去相聲界諷刺韓復矩的事情,實際上都是張宗昌的原型(作為河北人的韓復矩,對山東倒還有幾分憐惜)。除了搜刮以外,張宗昌還有一大宗來錢的路,就是公開地走私、販毒,其實這種事每個軍閥都要沾,但都沒有他張宗昌幹得這樣肆無忌憚。同樣精於此道的小軍閥孫殿英是個N姓家奴,跟誰都跟不長,就覺得跟張宗昌舒心。第三個「不知」自然也不是人家冤枉他,張宗昌的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個小老婆。張宗昌隨身「攜帶」的小老婆就很多,據說是「八國聯軍」,有好幾個國家的。此公走到哪裡都樂意將他的姨太太隊伍帶著,甚至出入外國使館也不例外,一隊馬弁和一隊姨太太,這是上過外國報紙的。除此以外,他老先生走到哪裡都要逛窯子,看上哪個窯姐就帶出去給他做老婆,租間房子塞進窯姐,外面掛上「張公館」的牌子,再派上個衛兵,他張宗昌就算又多了一位姨太太。不過,幾天以後,這個姨太太就被忘記了,衛兵開溜,姨太太再做馮婦,重操舊業。此地的閒漢再逛窯子,總會叫:走,跟張宗昌老婆睡覺去!這話傳到張宗昌的耳朵裡,他也就一笑置之。

  張宗昌雖說混,但能在那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裡嶄露頭角,卻也不是沒有他的過人之處。頭一條,有點歪心計。張宗昌治軍是一筆糊塗賬,士兵既無訓練,也無紀律可言,但他看準了那個年月中國軍人都被洋人打怕了,看到高個子藍眼睛的白人兵就打哆嗦。所以,趁俄國革命,東北充斥了流亡的白俄之際,他收編了一萬多白俄兵,每仗都令這些白俄打前鋒,其他軍閥的士兵,碰上這些喪家的洋鬼子也照樣腳軟。所以張宗昌就總是贏,從東北一直打回自己的老家山東。其次是有點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洋學堂出身的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顯然,這種急智,還得配上過人的厚臉皮才行。

  這樣一位大字不識一個,粗鄙而且流氓到了家的軍閥,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做過詩,而且還出過詩集,你信嗎?別忙著搖頭,這是真的,謂予不信,先抄幾首在下面:

  其一 笑劉邦

  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

  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

  (筆者註: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

  其二 俺也寫個大風歌

  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

  (筆者註: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王狀元的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一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其三 游泰山

  遠看泰山黑糊糊,上頭細來下頭粗。

  如把泰山倒過來,下頭細來上頭粗。

  (筆者註:此詩最合古人張打油風格,但有抄襲之嫌。)

  其四 天上閃電

  忽見天上一火鏈,好像玉皇要抽煙。

  如果玉皇不抽煙,為何又是一火鏈。

  (筆者註:只有煙鬼才有如此想像力。)

  據有關人士考證,在1925年張宗昌統治山東期間,曾經花重金,請出清末最後一科的狀元王壽彭做山東教育廳長,並拜王為師,讓這位狀元公教他做詩,結果是出了一本詩集《效坤詩鈔》(效坤為張宗昌的字),分贈友好。這位狀元據說本來不該是第一,只因殿試的時候正好趕上西太后的生日,主事的人為了拍老佛爺的馬屁,故意將個叫壽彭(壽比彭祖)的人提到前面,好讓老佛爺第一眼就看見吉利的字眼,龍心大悅。按說,雖然清朝最後一科考的是策論,但混到了狀元,帖試詩總是做得的,不知怎麼,這位王狀元待到教學生的時候,居然一色的薛蟠體。其實,就是不做這番考證,看著這薛蟠體的「詩」,讀者大概也能相信,我們的張效帥,的確做過詩的。

  其實,張宗昌當時不僅做過詩,而且還印刷出版過《十三經》。據看過張版《十三經》的印刷業人士說,那是歷史上印刷和裝幀都最好的《十三經》。在大印《十三經》的同時,張宗昌還讓王狀元整頓山東的教育,在學校裡提倡尊孔讀經,規定學校裡必須設經學課,說是要挽回道德人心。看來,我們的張效帥跟薛蟠確有不同,做詩不是和妓女戲子逗著玩,主要是為了偃武修文。

  耀夠了武的有權有力者,總是免不了要弄點文。從小的方面講,是他們總以為自家應該能文,甚至做詩。隋煬帝不是說過,就是跟士大夫們比詩才,他也應該做皇帝的。從大的方面講,修文是為了更好地統治,畢竟,在中國這個「詩之國」裡,修文或者能文的統治者,總是可以獲得更多的統治合法性。因為「文」在古意裡,也包含道德,修文也意味著以德治國,退一萬步說,至少讓眾多的文人士大夫心裡感到踏實——哦,原來上頭的跟我們有同好!明朝的永樂皇帝朱棣奪了侄子的鳥位,殺夠了人(對建文的忠臣夷十族),於是有了《永樂大典》。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清朝有了《古今圖書集成》,有了《四庫全書》。當然,到這個時候就用得著文人了,於是皇帝身邊圍了一群能文能詩的「上行走」,有權的大臣身邊有能文能詩的清客,大家都圍著一個中心詩酒唱和。傳到我們的張宗昌了,身邊來了一個狀元公王壽彭,於是大家都不再稍遜風騷,不僅書編出來了,而且有詩傳世。只是當年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四萬多首(寫了可能有上十萬),而張宗昌才薄薄的一小冊,難怪康乾盛世總是那麼讓人看好,說也不夠,寫也不夠,演也不夠。

  有權的人只要肯寫,肯定會有人叫好,而且是轟然叫好,就像《紅樓夢》裡大觀園剛建好,寶玉題詩的時候賈政的清客所做的那樣,叫好必然搔到癢處。乾隆文思泉湧,逢事必詩的時候,自是喝彩聲一片;當年張宗昌寫出詩的時候,據說也反響異常,王壽彭就捻著鬍子擊節讚賞,還為之一一潤色——估計是改錯字。大家一叫好,能夠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也就難了,用不了多長時間,皇帝或者准皇帝都變了詩人,以為自己就是此中高手,再下去,天下的詩文好壞優劣,也都待皇帝的金口玉牙來評判了。於是,文網張開了,文字獄出來了。張宗昌雖然在寫詩方面略遜於前朝的皇帝,但以言罪人的政績,卻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他和他昔日的主公張作霖,殺記者都有那麼兩下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武夫在忙於戰事的時候,對那些亂嚼舌頭的新派記者倒還能容忍,一旦開始吟詩作賦,偃武修文了,新派知識分子的腦袋也就有麻煩了。

  清朝有人因寫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之句,丟了腦袋,那是冤枉的。我想,如果不是冤枉的,用來寫成匾,掛在康熙、乾隆老兒的以及張宗昌的書房裡,那該多好! 






 
孫殿英和他的「麻將相術」
  在近代的中國軍閥中,孫殿英是個小角色,手下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兩三萬人槍,不過,他的名氣卻和實力不成比例,大得很。那多半是因為此公指揮軍隊掘了清東陵,把西太后從棺材里拉了出來,將隨葬的財寶洗劫一空。孫殿英此舉,除了將溥儀趕出宮的馮玉祥別有用心地說他是革命行為之外,招來罵聲一片。以「國軍」軍長身份去盜墓,無論怎麼說都忒不像話。

  其實,此公本來就是個流氓,當年在豫西起家的時候,就盜墓打劫、販毒走私、包娼包賭都幹過,跟各路毒販子和流氓都有交情。在他的軍閥生涯中,有奶便是娘,誰的旗號都打過,但據他自己說,還是跟張宗昌的時候最愜意,估計是臭味相投,倆流氓碰到一塊了。從1922年起家,到1947年栽在共產黨的手裡,孫殿英足足混了25年,其軍閥壽命超過了大多數他跟過的人。其秘訣,用他的話來說,就在於他有一套過人的「麻將相術」(不是麻衣相術)。

  孫殿英大字不識一個,但賭技非凡,凡是賭的招數,他都會,於麻將最有心得。擲骰子可以隨心所欲,想要幾點是幾點,從不失手;麻將往桌上一擺,都用不著用手摸,馬上知道各家都有什麼牌。下回香港再拍什麼賭王的電影或者電視劇,實在應該以此公為藍本才是。孫殿英的辦公桌上,沒有文房四寶,也沒有手槍匕首,一年到頭,總是擺著各種各樣的麻將牌,從竹木的到象牙的都有。此公抽足了大煙,有事沒事就拿手摩挲著消遣,就像老葛朗台摸錢似的。一般人賭技高是為了贏錢,但是孫殿英不是,人家自有別的來錢的道。他玩麻將,就是為了交際和相人。

  用他的話來說,人在麻將桌上是最能看出秉性愛好來的。一圈麻將打下來,人是什麼德行,愛好什麼,吃哪口兒,弱點是什麼,全都一目瞭然。反正不論是敵是友、上司下屬、三教九流,孫殿英跟他們的交往過程都離不了麻將。飯後煙余,幾圈下來,對方還蒙在鼓裡,孫殿英可已是知己知彼了。這樣一來,後面的事情就好辦了,只要用得著,人家好什麼給什麼就是,反正餘下來的招數肯定招招衝著癢處下傢伙,不著道的少。所以,無論是北洋時期的河南督軍趙倜,還是狗肉將軍張宗昌,以及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甚至蔣介石和日本人,任憑他壞事做盡,還都能讓他平平安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應該說,孫殿英的相術是靈驗的,用不著去驗證史料,只要我們費點心觀察一下牌桌上各色人等的表現,也就一目瞭然了。平常的時候,人人都有假面,可一坐到牌桌前,就不由自主地原形畢露,動作加手勢將內心暴露得乾乾淨淨,連流口水挖鼻孔這種不雅的小動作都不會去掩飾。

  孫殿英玩麻將,不僅有相術,而且還有哲學,在他看來,政治跟賭博是一樣的,無非就是把錢收進來,再把錢散出去。收得多,散得開,是玩大政治的;收得少,散得不開,就只好玩點小的。有沒有道理呢?讀者諸公自己琢磨吧。 






 
「馬桶將軍」的用人術
  王懷慶是北洋軍中老資格的將軍,像曹錕、吳佩孚等人還在家鄉吃老米的時候,他已經是北洋軍的協統(旅長)了。雖然此公長期以來位不過師長,但由於多年擔任北京衛戍部隊的首長,民國風雲,什麼事都趕上過,所以在民國史上還算有點知名度。北洋諸將很多都有外號,有好聽點的,像吳佩孚叫「秀才將軍」,馮玉祥叫「基督將軍」,也有難聽的,比如唐生智叫「和尚將軍」,孫殿英叫「盜墓將軍」,曹瑛叫「茶壺將軍」(茶壺即妓院之雜役),王懷慶就屬於有不雅的外號的一位,人稱「馬桶將軍」。

  「馬桶將軍」跟馬桶的確有親和力,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槍可以,沒有馬桶不行,一具漆紅燙金上面寫著斗大的「王」字的馬桶總是不離左右。辦公桌後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馬桶,辦公就在馬桶上公幹。行軍打仗,得有一個班左右的人馬抬著馬桶隨行。只要看到那只碩大而且鮮艷的馬桶,人們就知道這是誰的隊伍了。攻山頭的時候,他的士兵打著上書「王」字的大旗往上衝,他坐在「王」字的馬桶上督戰,風景好得緊。

  王懷慶喜愛馬桶,是因為有便秘的毛病呢還是嗜臭如蘭,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此公在他的部下和北洋圈子裡,並不像他心愛的馬桶那樣臭。王懷慶從1905年當協統(旅長)開始,到1924年隨著直系軍閥的倒台而下野(屬於跟錯了人,非統馭無方也),在北洋高層混了近二十年,大旗不倒,比起他那些三五年就樹倒猢猻散的同行來,簡直可以稱之為「長壽將軍」了。這一點,說實在的,跟他的用人不無關係。

  王懷慶的用人之術,說起來其實也簡單,就是非老實人不用,挑兵不要市井之輩,越是山鄉的農民越受歡迎,要腳上有屎,手上有繭。這一點似乎跟曾國藩練湘軍有點相似,其實不然,當年曾國藩雖然重鄉農,是用書生帶鄉農,而人家「馬桶將軍」,卻根本不要書生。進入民國之後,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一天天多了起來,其中不乏喝過洋墨水的,但王懷慶一個也不收,說是不好管也不好用,他提拔的人,無論張三李四,都是穿了軍裝的鄉農。不管多麼膿包,只要滿足一個條件就行,就是所有的軍官都得無條件地忍受他的打罵。王懷慶每當要提拔某個人的時候,往往會無緣無故地當眾將此人痛罵折辱甚至給一通拳腳,如果此人逆來順受,唾面自乾,那麼第二天委任狀就到了。時間一長,這個套路部下都摸熟了,只要誰哪天無故挨了打罵,其他的同僚就會趕緊讓他請客,因為接下來人家就升了。

  在北洋軍閥時期倒戈、背叛隨處可見的情形下,王大將軍的部隊確實像他心愛的馬桶一樣,固若金湯,不僅沒有倒戈的,連搗亂的都沒有。只不過,這種軍隊是不能打仗的,充其量只配在北京城裡給達官貴人看家護院,連看家護院也沒有看好,因為當時的北京治安也不怎麼樣。

  穩定和效率是一對矛盾,如果過於追求穩定,結果自己所在的系統很可能就會變成一隻大而無當的馬桶,裡面還斷不了有味兒。 






 
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個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隨著舉國上下向西方學習,佛教大有倒運之勢。西學東漸的副產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雖然佛教當年也從西邊來的,但在新的形勢面前,已經變成東方的迷信,不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國的士紳也多拿它當禍國害民的累贅,闢佛的理學傳統,在西學的接濟下格外地強勁。打戊戌維新開頭,新政變本加厲,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只要是辦學堂、開工廠,首先要拿佛寺開刀,全國上下,佛教廟產被侵奪者不知凡幾,被迫還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幾。達官貴人,即使有心對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開說話。

  不想十幾二十年過去,事情突然轉了過來。世上有錢有勢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們,不知怎麼一來,對佛教又感興趣了。和尚和居士,升為貴人的座上客,喇嘛與活佛,翻作武夫的帳中賓。大小法會東南西北一個勁地開,有求陞官的,也有求發財的,更有求保命的。顯然是軍閥混戰,命運多舛,大家不得不臨時抱佛腳,管不管用暫且不說,至少能讓自家的心裡少點不安。

  不過,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僅僅充當武夫和貴人們的心理安慰劑,總是要將光芒溢出來點,照到本來不該到的地方。湖南這個近代出兵出將最多,仗也打得沒完沒了的地方,武夫們爭錢、爭地、爭女人、爭煙土,在用槍、用炮、用光洋、用煙土打仗都分不出勝負的時候,突然之間忽發奇想,比鬥起佛法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上個世紀20年代初,湖南的督軍是趙恆惕。但是湖南這個南北衝突的四戰之地,一向派系紛紜,大大小小十幾個軍閥,誰都沒太把督軍放在眼裡,對趙恆惕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出身保定軍校的唐生智。自從直系吳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係爭天下去了之後,唐生智就佔據著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買馬,大力擴充實力,隱隱然有問鼎長沙之意。趙恆惕看在眼裡,心裡著急,但又沒有膽子撤了唐的職務或者乾脆派兵去打,最後花重金從康邊請來了白喇嘛,在長沙開大光明法會,一方面打著為全湘祈福的名義收買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攏湘中其他佞佛的軍人,給唐生智好看。當然,如果佛真的發了慈悲,讓唐生智從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過了。

  主公在長沙開法會,唐生智當然不會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過,唐畢竟佔的是相對貧瘠而且久經戰亂的湘南,迅猛的擴軍已經耗盡了財力,花不起錢請一個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來跟趙恆惕對抗。但是法畢竟還是要鬥的,不鬥的話,也許他的部隊明天就會士氣瓦解,為眾多參加大光明法會的群狼所吞噬。這時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顧伯敘頂上用了。他們的主意是,乾脆令他的部隊全體受戒,變成一支佛軍,在深度上下功夫。為此,唐生智和顧伯敘兩個,不辭辛苦地一個營一個營地走,所到之處大治佛堂,全體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頂禮,由顧伯敘摩頂受傳戒,受戒儀式完了,每人發給「受戒證章」一枚,一面書「佛」字,一面書所受的五戒,同時,由唐生智演講佛法真義,說三身佛的含義是,清淨為法身,慈悲為報身,忠義為應身。不用說,忠義是最關鍵的「佛性」。

  還別說,雖然受戒之後,這群武夫該殺人還殺人,但凝聚力還硬是強了不少,在日後的競爭中,還真的就是唐生智佔了上風。

  不知道釋迦牟尼在西邊的極樂世界裡,會作何想。 






 
各大馬路巡閱使
  中國從來就不缺乏撈錢的官,但是純粹為了撈錢而做官的人,其實也不多。因為多數的官大小還算是個讀書人,即使談不上修齊治平,也多少得講究一點面子。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末年,這種人不知怎麼猛然多了起來,先是蜂擁而至的捐班,然後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滿清的大王朝變成龜縮在紫禁城內的小王朝,武人變成最有權勢的猛人,我們稱之為北洋軍閥。

  我曾經說過,跟梁山好漢一樣,北洋軍閥大多數都有外號,有一個人的外號很特別,叫做「各大馬路巡閱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老班底,但卻既不驍勇也不善戰,只因為老實聽話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凱將黎元洪從湖北的地盤上騙走,到北京做光桿副總統之後,王占元就一直佔著湖北,由護軍使而督軍而兩湖巡閱使(轄湖南、湖北,但實際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佔據要衝,而且還有一個全國最大的兵工廠(漢陽兵工廠),卻在全國的政局變幻中無所作為。不打算問鼎北京也就罷了,連個地區霸主也不想做,一門心思穩坐武漢三鎮刮地皮。那個時候武漢在全國的商業地位與現在不同,不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羅斯,南通廣州,坐著就能發財。

  王占元雖得地利,撈錢卻撈得不高明。一般來講,那年月做軍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盤變成軍閥之後,往往會對兵客氣得多。因為在軍閥混戰、競爭加劇的環境中,兵是他們賴以佔地盤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寧虧老百姓,不虧一個兵,差不多是軍閥們的信條。某些特別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吳佩孚和馮玉祥,甚至寧可讓自己和家人過著比較清貧的生活,也要盡可能地多養兵,養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僅老百姓和商家的錢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誤,害得手下的士兵總是鬧兵變。在1920年代,全國數湖北兵變鬧得最厲害,連外國人都看不過去,老是提抗議。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響到他的實力。1921年,他的近鄰也是他名義上管轄的地段上的湖南人,開始打他的主意,一連串凌厲的攻勢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剛剛打敗皖系軍閥、風頭正勁的吳佩孚求救,結果是為了拒狼,接來了狼外婆,沒奈何,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還好,王大巡閱使事先已經將大部分刮來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轉移到了天津外國租界,雖然變成了光桿司令,但錢還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後,隨即置辦產業,一時間,天津租界各大馬路上,遍佈王家的店舖和房產。王占元從此不問政事,專心經營,天天掛著一長串鑰匙,巡行在各大馬路之間,因此人送外號:各大馬路巡閱使。

  清末民初,是個傳統意識形態墜落,而新的意識形態又沒有能建立的年月。原來的道德追求隨著王朝和天下的覆滅而七零八落,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在民族國家的痛苦建設中確立起來,國家狀況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擇手段地弄錢,成為許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選擇,也是他們心理最後的依靠。為了能夠盡快盡可能多地弄到錢,他們可以向進城挑糞的農民要捐,可以把田賦預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牆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裡。有了錢,就趕緊存到租界的外國銀行,即使這些銀行不給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費也在所不惜。他們看不到中國的前途,也不想做點什麼來為自己的祖國爭取一個好一點的未來,所作所為,只是在準備後事:一旦國家崩盤,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國。 






 
神仙治軍
  說到民國時的四川軍閥,不能不提到劉湘這個人。劉湘其人據說很木訥,土得掉渣,不僅沒有開過洋葷,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叔劉文輝那樣出身日本士官學校,而且連個四川的速成軍官學堂幾乎都念不下來,還是靠了老師的格外開恩,才得以畢業,挎上了東洋刀。川人從來勇於內鬥,四川軍閥自蔡鍔討袁始,就打個沒完。雖然開始打的時候像演川戲,開仗之時總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攜幼前來觀戰,但打到後來,也是刀刀見血,槍槍死人。不過命運好像特別垂青劉湘這個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夠得上國家級的牛人,竟統統敗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劉存厚、楊森、鄧錫侯,甚至連他吃過日本生魚片的小叔,也在一場大戰之後,退到了西康。可以說,自袁世凱以來,在成都這個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穩的,還是劉湘。

  說到劉湘的成功,有一個人不能不說,此人姓劉,名從雲,川人稱為劉神仙。他的出名因兩樣東西,一是創立了一個名叫孔孟道的教門(可能是一貫道的一個變種),道徒甚眾;二是扶乩請神據說格外靈驗。民國是個各種黑社會組織公開化的時代,各種秘密宗教紛紛登台,敢創教的人,多少得有點「法術」,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氣功治病。劉從雲恰恰在兩方面都有點名氣,所以,自1925年開門,道徒就擠破門,劉湘也是在這一時期入的教。

  當時,劉湘已經是四川王了,投到劉神仙門下,完全是因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後,劉從雲事實上成了劉湘的軍師,所有的軍政要事,都要經神仙通過乩盤來決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術,還是他閱歷豐富,見機得准,或者是他門徒眾多,耳目廣,信息特靈,反正劉從雲的乩語很是靈驗,至少在劉湘那裡比較靈,說這個事能成,八九不離,說這事不成,就是大費周章。特別是劉從雲還成功地預測過一次以楊森為首的若干川軍將領對劉湘的挑戰,使得劉湘佔得先機,大獲全勝。

  不過,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餘,也難免有忘形的時候。很快,在以劉湘為首的四川軍政要員的追捧下,劉神仙不再安於神仙府裡的研究「預測學」,要直接插手軍政事務了。先是編練了一支「神軍」,一個師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組成,槍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練刀槍不入的法術,跟義和團似的,惹得外面都傳說劉湘有陸海空神四軍。在圍攻川陝紅軍的的時候,劉湘對劉從雲的迷信達到了極點,居然讓他當了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統一指揮六路圍剿大軍作戰。當劉神仙身穿道袍,手執拂塵,將乩盤並扶乩的童子搬進指揮部之後,不僅讓各級將領向他叩頭,害得向來不信教的楊森老大委屈,而且總是拿乩語當軍令,出發要良辰,開仗要吉日,行軍路線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軍大吉」的方向。當然,軍事地圖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時部隊居然走到了懸崖絕路上。顯然,這樣的總指揮是不可能不打敗仗的。六路圍攻一敗塗地,劉神仙也只好夾起乩盤走人。

  但願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記住當年劉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時候。幾年前就老是聽說哪個哪個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經高人指點,修了條本來可修可不修的路,蓋了座可蓋可不蓋的樓,甚至改了本來不該改的大門,結果官運亨通。開始還有點不信,架不住總是類似的消息傳來,有的還見了報,最後,發現連自己認識的一些官員,也攪在找高人、占卜、改動外部環境以求陞官發財的三步曲裡,不由你不信。

  人有沒有命運?人的命運能不能靠當事人弄點小花招就變得面目皆非?說不好。不過,這「高人指點」的事倒是讓我想起,在不太遠的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個故事。1930年代,統治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心高志廣,對屈居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這時候高人出現了,告訴陳濟棠,如果把你家祖墳遷個好地方,肯定不會屈居人下。見陳動了心,高人進一步支招,說是洪秀全家的祖墳風水特好。於是,南天王一聲令下,洪家的祖墳動遷,陳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鵲巢鳩佔。遷了祖墳之後,效果如何,史無記載,但至少陳濟棠沒有陞官是可以肯定的。

  時間到了1936年,得到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慫恿,和祖墳搬家雙重鼓舞的陳濟棠,在準備公開反蔣,但又舉棋不定的時候,又想起了高人。於是請高人扶乩,請神說話,忙活半天,得乩語四個字:機不可失。於是乎南天王心雄膽壯,打出反蔣大旗,興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動,陳濟棠賴以自豪的廣東空軍,一股腦兒反出南天,飛到了南京;接下來,他名下的陸軍也相繼離散,南天王變成孤家寡人,只好夾起細軟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這個時候,陳濟棠才悟到,原來「機不可失」的意思是:飛機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為什麼不早說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黃鶴。其實就是找到高人也沒有用,人家會說,天機不可預洩。

  又過了幾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飛機來香港接知名人士,名單中就有陳濟棠。大概是老蔣擔心陳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對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領會姨夫的心機,硬是把上了飛機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來——因為飛機要運她的狗,德國黑貝。唉,如果當初不聽高人指點,南天王何至於命不如狗。

  古人云,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其實,一個家族,一個團體,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話需要修正一下,實際上不是聽於神,是聽於「高人」。 






 
別個世界裡的第一夫人
  宋美齡走了,享年106歲。在世界二戰期間的風雲人物中,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整整比別人遲了二三十年。俗話說,蓋棺定論,然而對於宋美齡來說,在她沒有告別這個世界之前,歷史對於她的「論」其實早就已經定了。正如她自稱「蔣宋美齡」一樣,她的功過事實上是跟她的夫君蔣介石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給宋美齡的唁電中所強調的,堅持抗戰和堅持一個中國的兩點,用來讚揚蔣介石其實亦無不可。

  作為當年中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曾經有過無限的風光,美國人稱之為「亞洲第一夫人」,她委實當之無愧。當年,她發動「夫人外交」攻勢,以她攝人心魄的風姿和演講,迷倒了不知多少美國人,為處於艱難抗戰中的中國爭取到了寶貴的援助。來華參戰的美國軍人,凡是見過第一夫人的,無不為之傾倒。在華的美國軍人,無論是陳納德天上的飛虎隊,還是史迪威印緬戰場上的陸軍別動隊,均堪稱是全美國二戰中最勇敢、戰績最顯赫的軍人,由於歐美特有的崇拜夫人的傳統,所以這種勇敢和戰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跟宋美齡不無關係。不僅如此,在西安事變中,宋美齡力壓國民黨高層力主討伐的呼聲,親自犯險進入西安,對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起了積極作用。其勇氣和見識,絕非一個普通的貴婦人所能望其項背。在中國抗戰獨立支撐的年月,在國際法西斯陣營擴張勢頭猖獗,國民政府內部高層分裂的年月,在推動國民政府堅持抗戰,並且最後站對隊方面,應該說宋美齡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凡是見識過宋美齡的人,都對她的能幹留下深刻的印象。儘管是中國第一夫人,但宋美齡從來就沒有想到專門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剛與蔣介石結婚不久,鬧著要做事,蔣讓她去管北伐軍的遺族學校。她沒有嫌這個事情小,把個小小遺族學校管得井井有條。美國人來參觀,說它是「東方第一新興學校」。此後,無論是參與政務,還是參與婦女界活動,都有聲有色。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由於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摻和,才避免了淪為一場霉味過重的復古運動的命運。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幹的第一夫人,就像她的這個頭銜一樣,其實並不屬於她身處的這個世界。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宋美齡等於是「皇后」,她的行為方式應該是這樣的:或者像唐朝的長孫皇后那樣,躲在丈夫的身後,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或者像武則天一樣,憑借丈夫的權力飛揚跋扈。無論採用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至少要聚斂一些財富,爭取生個兒子,或者抱養一個。然而,這一切距離宋美齡是太遠了,宋美齡出身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家庭,從小就在美國生活和受教育,讀的是威斯裡女子學院這種很貴族化的學校,飽浸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她的優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幹,更像是美國式的,不怎麼「中國」。她的英語無論說和寫,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連她的思維方式都是英語的。儘管貴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卻還是歐美化的中國人,連打電話都用英語,給接線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說英語的人看她,和她看人家,都顯得那麼地順眼、和諧。抗戰前和抗戰期間,作為中國最高統帥的夫人,她自己或者陪同蔣介石,從慰問傷兵到視察前線,沒少在軍隊裡轉。幾乎個個精通英語的空軍,對第一夫人的感情之深,都恨不得為她去死;然而在陸軍裡,我們卻找不到這樣的人。一位美國的傳記作家寫道:在宋美齡和蔣介石結婚以後,「美麗的新娘子伴隨著總司令轉戰各地。車站、農宅、臨時屋都曾是他們的落腳處,不過有件特別的事情,那就是不論到了多麼惡劣、簡陋的地方,委員長夫人對她所素持的乾淨標準絲毫也不肯打一點折扣。每到一個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務必直到看起來纖塵不染後才肯罷手。當然,漂亮的窗簾和芬芳的鮮花是絕對不可免的。」顯然,對於當時中國的老百姓來說,第一夫人典雅、高貴、整潔、魅力四射,但絕對談不上親切、可近。

  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儘管政見不同,宋美齡和宋慶齡之間,感情一直是非常好的。不論宋慶齡多麼令蔣介石頭痛,雙方如何仇視,宋美齡卻一直竭力維持著她和宋慶齡之間正常而且算得上親密的姐妹關係。無論宋慶齡與蔣介石關係惡化到了什麼地步,宋美齡都絕不允許蔣介石的特務碰她姐姐一根毫毛。為此,她不僅三番幾次正色告知蔣介石,而且親自出面警告戴笠。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宋美齡給宋慶齡的信,依舊款款情深:「最近,我們都經常想起你,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們知道你在中國的生活一定很艱苦,希望你能平安、順利。」這不是說宋美齡沒有立場,親情高於一切,而是一種中國人難以理解的美國作派的體現——政治和家庭分開,意識形態的歧見跟家庭親情是兩回事,絕不往一塊摻和。

  在解放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宋美齡用牛奶洗澡的傳說,在解放區到處流傳,以至於到了我能懂事的時候,大人們還這樣說。這個傳說雖然表面上是對宋美齡的一種醜化或者詆毀,但也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隔膜和對立。

  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結合,固然還算是琴瑟和諧,但事實上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在宋美齡的朋友圈子裡,無論是歐美的友人,還是國內的「歐美同學會」,對傳統理學味道十足的蔣介石並不欣賞,甚至還說三道四。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對這些人自然也是若即若離。我們不知道,到了台灣之後,這些自由知識分子在遭到國民黨整肅的時候,宋美齡會是個什麼心情?然而,事實上不管她的心情如何,已經深入她骨髓的美國老式的中產階級生活作派,都只能讓她繼續扮演夫唱婦隨的角色,絕不可能允許夫妻關係的任何裂痕暴露出來。

  1927年她和蔣介石的結合,使頗有理學氣味的蔣介石入了基督教,但是多年來,她並沒有將蔣介石變成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雖然到了台灣之後,蔣對基督教感情日深,但更多地只是求助基督的庇佑。可以說,到死,蔣介石依然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專制強人。在蔣介石的棺材裡,宋美齡放入了四本書,一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本《聖經》、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唐詩,西方基督教的書佔了一半。也許,這樣的陪葬品,只是代表了宋美齡的一種願望。

  事實上,宋美齡雖然身在中國的土地上,卻一直是在另一個世界裡——一個典雅、美國老式中產階級的世界。儘管我們把她列為「四大家族」中的一分子,然而報上說,她死後的遺產只有12萬美金,她惟一的房產在上海。可以說直到死,她都維持了一個老式的美國中產階級的財產水平。 






 
總理縣長唐紹儀
  總理是指國家內閣總理,縣長是指廣東省中山縣的縣長,在這個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先做總理,後當縣長,兩個職位之中,官小的比官大的幹得更有興致,此公就是唐紹儀。

  唐紹儀本是農家子,按道理很難出頭,可是人家命好,趕上了曾國藩派容閎組織幼童公派留學美國。大江南北,士紳人家子弟打死也不肯去,最後不得不便宜了風氣已開的廣東人,唐紹儀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叫詹天祐。

  幼童留學事業後來因國內頑固派的反對而提前中斷,回國的唐紹儀好一段時間都鬱鬱不得志,有幸的是,很快他就跟袁世凱結識,從此成為袁的智囊之一。晚清最後十幾年,唐這種有著幾乎是最早的留洋經歷的人物特別吃香,又加上袁世凱的援引,唐逐漸竄升為方面大員,成為晚清的重要人物。

  辛亥革命起,隨著袁世凱的復出,唐紹儀被委以重任,擔任南北談判代表;談判成功,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唐紹儀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我們知道,當初孫中山當大總統的時候,採用的是美國的總統制,不設總理,由總統直接統轄內閣。在交權前夕,為了限制袁世凱,臨時起意把政府改成內閣制。顯然,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不可能入其彀中。這樣一來,唐紹儀這個內閣總理注定是要不討好的。可悲的是,受過美國教育的唐紹儀,當時卻並不明白自己的命運,反而很認真地要負起責任內閣的責任來。結果不問可知,不僅責任內閣搞不下去,袁唐之間多年的交情也完了,唐紹儀只得不告而別,悄然失蹤,從此離開了政治舞台。其時,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

  在接下來的歲月裡,唐紹儀基本上變成了政壇的點綴和看客,看人起高樓,看人屋宇塌,多數時間在家鄉隱居。直到1931年,國門上的五色旗已經換了青天白日旗若干年後,蟄居多年的他突然拇指大動,出任起家鄉香山縣(時已改為中山縣)的縣長。古稀之年的唐紹儀做起七品芝麻官來,跟當年做巡撫、尚書和總理一樣,雄圖大志,有板有眼,絕不糊弄。在不到四年的功夫裡,他四處化緣,修馬路,建醫院,把自家的花園改建成城市公園,對市民開放,甚至還野心勃勃地想在中山縣的海岸上建成一個大海港。至今中山還流傳著他的逸事,說他修馬路的時候,碰到土地公公擋路,民工不敢動,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頭,然後讓民工下手。馬路修好之後,下水道的井蓋老是被偷,於是他下令在井蓋上鑄上「盜買與盜賣,均罰五十元;報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賞」字樣,後來就沒有人偷了。

  唐紹儀以做過總理的身份去當縣長,在民國時期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倒是中共建國後,此事入了毛澤東的法眼,他幾次公開引用這個例子,教育幹部要能上能下。其實,跟今天我們通常的看法不一樣,當年的唐紹儀,並不會認為以做過高官的身份再當芝麻官,是屈尊。實際上,唐紹儀晚年一直是在家鄉做鄉紳,出任縣長,不過是鄉紳為自己家鄉做事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只是在做事,或者比較方便地做事,算不上是做官。在那個年代或者更早,這樣的人其實是很多的,凡是退休回家的士大夫,總要為桑梓謀點福利,否則就不配做鄉紳。儘管唐紹儀喝過洋墨水,但畢竟沒有脫出傳統士大夫的積習,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順人章士釗
  一個人活在世上,不順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華的話來說,就是長時間的痛苦中間夾雜著瞬間的快樂。大概只要某人快樂之間的間隔稍微短一點,大家就會認為他命很好了。不過,這個世界上,事情總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數人埋頭苦熬的時候,總有那麼一些人,不知道什麼原因,能在各種環境和條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們要談到的章士釗,就是這樣一位。

  章士釗剛出道的時候,運氣並不太好,趕時髦棄文從武,不過進了江南陸師學堂,如果一直學下來,日後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備學堂。不過還好,章士釗很快就脫離那個培養兵頭的地方,掉過來棄武從文,接手辦《蘇報》;當惹出事來,明明他是主編,最後倒是鄒容和章太炎兩個進了監獄,前者還死在了獄中,他卻平安無事。這裡就有點運氣了。

  章士釗真正的時來運轉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學期間。到日本後,原來的熱血憤青章士釗不再熱心革命,改埋頭讀書了,連同盟會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張繼這些昔日的朋友,怎麼勸都不行,沒辦法,有人出主意說章士釗很喜歡一個新近來日本的美女,而這個美女恰好很傾向革命,不如讓她去勸勸試試。這個美女名叫吳弱男,是當年淮軍名將吳長慶的嫡孫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吳保初的掌上明珠。結果呢,美女吳弱男去勸了,沒有勸動,反而把自己搭了進去了,從此,吳弱男成了章士釗的枕邊人。

  革命黨賠了夫人,章士釗抱得美人歸。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好事,對章士釗來說,卻是一個命運的關鍵性轉折。吳家在當時的中國可是非同小可,李鴻章、吳長慶和袁甲三原本同屬淮系,而吳長慶又是袁世凱的恩公,所以吳家跟清末民初勢力最大的北洋系關係甚深。無怪乎吳弱男張口閉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在那個時候,吳家的確屬於中國最有權勢的「貴族」,要不吳保初怎麼能入選四大公子呢。有了如此美人相伴,章士釗從此變了模樣,過去那個當過私塾先生的湖南窮小子,開始躋身於上流社會。無論辦雜誌、辦學校還是做官僚,都帶著三分貴族氣。軍閥、政客、革命黨甚至青紅幫,都對他高看一眼,給官,給面子,給大頭(光洋);請飯,請花酒,請留洋(歐洲)。歐洲遊學當時是費用最昂貴的,人家章士釗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還帶著家眷、僕人,而且據說還擁有整屋子的社會主義的德文書(陳西瀅語)。

  章士釗日子過得順,不僅是命好,識時務,關鍵是性格上順。歷史上此公作金剛怒目狀只有兩次:一次是在編《蘇報》的時候,那時還是「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裡做老虎總長,鎮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潮,撤魯迅的職。除此以外,跟誰都混得不錯。章士釗自己說,平生見過最難交的人有三個,其中一個是陳獨秀,可是章士釗還是跟陳獨秀交上了。平心而論,章士釗是講交情的,為人並不勢利,但他比一般人講得柔,講得順,無怪乎能討那麼難討喜歡的人喜歡。

  性格決定命運,信夫! 






 
簧聲戲影裡的西太后
  1901年的中國,曾經出現過這麼一幅圖景,作為佔領者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一天被一群中國商人請去聽京戲。在咚咚嗆嗆的皮簧聲中,老瓦如坐針氈,頭痛欲裂,好不容易捱了一個鐘點,總算找了個借口「得脫苦海」。與此同時,被瓦德西趕到西安的西太后,卻是個既要食有肉,又要居有竹(絲竹)的戲迷,一天沒有戲看,就悶得難受。打和挨打的雙方總算都在中國的土地上,看了一回我們的國粹京劇。

  對於西太后葉赫那拉氏,眼下的評價,總算是呈現了一點歷史的複雜性,有點毀譽不一了。熒屏上的形象越來越正點,從相貌到行為一概如此,而網上卻依然以罵為主,兼說別樣。不過,在我看來,關於西太后的評價無論怎樣毀譽不定,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京劇如果沒有這個老太婆,肯定難以有今天第一國粹的地位。

  西太后是京劇的知音,正是由於她堅定的支持,原來上不得檯面的亂彈才得以成為壓倒所有其他戲曲形式的京劇。對於戲劇,她喜歡花部的亂彈二簧戲,有意抬花抑雅,而且不滿足於宮裡太監的演出,打破常規,大量地將外間優秀的二簧伶人召進宮來大演其戲。那個時代出名的藝人,譚鑫培、陳德霖、楊小樓、孫菊仙、王瑤卿等人,都受到過她的賞識,不僅每有賞賜(甚至還給官爵),令太監伶人看得眼紅,而且對這些「戲子」相當優容。在這些京劇名角面前,她的確稱得上是和藹可親的「老佛爺」,傳說中的西太后如何如何的寡恩刻薄,其實大多是沒影的事兒。即使是那些藝人解放後寫成的回憶,也往往透著對老佛爺的喜愛。當然,在那個時候,京劇界對西太后也是投桃報李,幾乎所有劇目裡的太后都是正面形象,最過分的是《法門寺》,不僅太后光彩照人,連太后身邊的太監也順便沾光成了好人。

  西太后還是個懂戲的超級「票友」,晚清吃過洋麵包的宮廷女官德齡告訴我們,西太后經常興致勃勃地給她們講戲劇故事,在看戲的時候也不肯安靜,不斷地將各種演戲的軼事和規矩說給身邊的人聽。事實上,京劇發展過程中非常關鍵的一步,就是在西太后的鼓勵下完成的。在開始的時候,京劇演出比較粗糙,工唱的行當只管捧著肚子唱,工做的行當就只管翻跟頭打把式;後來有「通天教主」稱號的王瑤卿首先開始改革,將表演動作融進了演唱當中,「演得跟真事似的」。在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中,西太后說話了,「王大演得好」(王瑤卿行大)。譚鑫培的唱腔也與傳統不合,但西太后卻喜歡,給了他「叫天」的讚譽。從此以後,京劇進入了一個生旦同挑大樑的新階段。

  西太后懂戲,也入戲。此人雖然粗通文墨,掌權之後也找過幾個老儒給她講點經史,但真正的教育卻是戲劇給的。晚清時節,京劇雖然已經進入宮廷,但畢竟是來自民間的亂彈,不惟用詞鄙俚,思想內容也相當混亂。固然不乏忠孝仁義的鼓吹,但來自遊民的江湖義氣與恩怨分明的意識也相當明顯。不僅如此,過去的京劇對帝王時常會有點不敬,總是批評他們聽小老婆的話,忘恩負義,濫殺功臣,針對的大抵是朱元璋,屎盆子卻都扣在比較遠久的劉秀頭上。對於清朝第一大戲迷西太后來說,戲的情節和內容不可能不影響到她的思想和行為。雖然總的說來,西太后還算是個頭腦清醒的統治者,為政大體上中規中矩,但卻也時不時地發點「京劇脾氣」。

  一個官聲很是不怎麼樣,又貪又蠢的小小知府吳棠,只因為在西太后扶父之柩歸葬的落難之際,誤送了一筆饋贈給她,待到昔日的待選秀女成了太后,吳棠就開始官運亨通,位極人臣,不管犯了多大的錯,任誰也參不倒。八國聯軍打上門來,老太婆落荒而逃,一口氣跑了幾百里,連口水都喝不上;兵荒馬亂之際,懷來縣令吳永好歹總算準備了一鍋稀粥,讓老太婆喝得舒心,於是也成了一個參不倒的人物。接下來,來自廣西的岑春□,脾氣壞得要命,逮誰得罪誰,只因為在西太后逃亡途中第一個帶兵前來護駕,也因此而官運大好,甚至連朝廷份量最重的慶親王奕和袁世凱聯合參奏,都沒能動得了他的烏紗。在有恩報恩的同時,西太后對待功臣也相當地富有人情味,所謂的中興名臣,無論以後的作為如何,都會頂著一堆官爵頭銜終老,臨了的謚號還會給找個最美好的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自不必說,連沈葆禎、袁甲三之輩也同等待遇。中興名臣中,遭際最差的是郭嵩燾,出使西方後,再也沒有被起用。但他的倒霉主要怪他第一個吃禁果,以翰林出身的身份跑到了洋鬼子的地方做事,以至於官場輿論說他去「事鬼」,意思是伺候鬼子。西太后待他的不好,也不過就是沒有很快再用他而已。

  查一查二十四史,善待功臣的皇帝當然也有過幾個,但是對臣子報恩的帝王卻幾乎沒有。從理論上講,皇帝實際上沒有什麼恩人,所有人對他好都是應該的。即使所謂對他有恩的功臣,以後如果犯了錯或者不合皇帝的意,那麼也一樣是要受到懲罰的,否則就不足以維持朝廷的綱紀。只有民間的戲曲裡,才會按農民的思路,編出一些抨擊帝王負恩的故事。顯然,西太后的這些作為是上了京劇故事的當。

  反過來,對於那些她認為負了她的人,西太后也決不吝惜報復的手段。在西太后眼裡,最大的負心人就是戊戌以後的光緒皇帝。對於這個她從小拉扯大的皇帝,她理所當然地認為有說不盡的恩義。戊戌事變,西太后不僅將譚嗣同圖謀借兵圍頤和園的事算在光緒頭上,而且更加惱怒他居然陷她於不得不完全交出權力的窘境,逼得她發動不得人心的政變,重新拿回權力。在西太后謀求廢掉光緒,遭到地方督撫和洋人的反對而無法實現之後,身為皇帝的光緒就成了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不僅衣食不周,而且得不時地忍受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連宮裡經常性的演戲活動,也成了西太后折磨光緒的最好方式。戊戌政變之後,宮裡最愛演的戲是《天雷報》,這是一出養子得中狀元之後,不認養父母,最後遭到雷劈的戲。這齣戲此時在宮裡演出的時候,西太后特意要求加到五個雷公和電母,狠狠地劈那不孝子,同時將不孝子換成小花臉,一副小丑模樣。面對這樣一出明擺著是譏諷的戲,光緒必須得陪著西太后從頭到尾地看,一邊看,還要一邊發表意見,痛罵自己。對光緒的怨恨,西太后至死未消。在1908年的農曆六月二十六日,光緒37歲生日的前一天,西太后特意安排在皇帝的「萬壽節」前夕,演出三國戲《連營寨》。這齣戲演的是劉備為關羽和張飛報仇,興師伐吳,最後失敗的故事。戲裡劉備是主角,有一段哭祭關羽和張飛的戲,滿台白盔白甲白旗號,氣氛極其壓抑。其實,平時在宮廷演戲也是很講究吉祥的,而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後五」的慶賀期內,演這種哭靈戲,無疑是一種別有用心的詛咒。此時的光緒已經病入膏肓,經這番刺激,幾個月後便撒手歸西。而連續拉了幾個月稀的西太后,卻終於熬過了比她年輕三十幾歲的光緒,在光緒死後第二天才嚥了最後一口氣。

  西太后對於珍妃的處置,也很具有京劇的味道。開始她討厭珍妃,其實主要是因為擔心皇帝受小老婆的蠱惑,所以屢屢裁抑珍妃。戊戌政變以後,舊恨又添了新仇,恨屋及烏,結果是珍妃進了冷宮。甚至在八國聯軍打來她要逃跑之際,也沒忘了把珍妃從冷宮裡提出來,塞進井裡。在她的心裡,也許珍妃就是戲裡經常演的那種挑唆皇帝幹壞事的「西宮娘娘」。

  恩怨分明作為一個人的性情來說,也許算不上什麼大的缺點,但作為最高統治者,如此行事未免就有意氣用事之嫌。再加上作為貴婦人,西太后本身就有一些貪圖享樂、貪財好貨的積習,從孫殿英的盜掘看,她要算清朝帝后中陪葬最厚的一位。而且喜歡虛榮,講究排場,宮裡一日不熱鬧就難受,晚年還特喜歡擺出姿勢讓外國人給她拍照。幾項加起來,使得這個以一般標準看起來還說得過去的掌權的老太太,作為政治家,評分難免要打些折扣,種種毛病導致她在權力上總是看不開。比如說,在甲午戰後,她明明知道清朝不變法,祖宗江山是保不住的,但是一旦變法危及到她的權力,她還是不顧江山社稷的安危,在頑固派的擁戴下,再次出山,毀滅了正在進行的改革。接下來,又在一連串向後轉的動作中,與西方發生了劇烈衝突。當聞說西方要威脅她的權威,讓她交出權力給光緒的時候,竟然置國家民族安危於不顧,冒險利用義和團,圍攻各國使館,與所有西方國家開戰,結果使國家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之中。順便說一句,西太后之所以能夠最終相信義和團具有刀槍不入的法術,與她看了太多的神怪戲也不無關係,義和團的法術,也往往跟戲劇裡的神怪人物糾扯不清,兩下在意識的表層出現了某種契合。

  自電視劇《走向共和》播出以後,有關西太后的評價問題再次成為某些人們議論的熱點。說實話,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女性統治者,歷史的評價往往趨於苛刻,弄不好就落得「牝雞司晨」之誚。如果拋去這種對於女人的偏見,我認為,作為晚清最後歲月的統治者,應該說西太后做得還差強人意,至少比她死要面子甘做鴕鳥的夫君咸豐要強,比她那個十五六歲還讀不成句的紈褲兒子同治更是強到不可以道里計。但是,作為一個在中國的歷史轉折關頭居於最高位的人物,她沒能推動這個轉折的完成,無論如何都算是大節有虧。

  可惜的是,西太后所鍾愛的京劇,並沒有給過她這方面的啟示。 






 
西太后、義和團和公使夫人
  西太后、義和團與外國公使夫人,是三個不能同時相容的東西。西太后信任義和團之時,就是公使夫人們受難之日,在義和團和清軍圍攻使館的槍炮聲裡,夫人們不惟提心吊膽,有的還丟了丈夫,有的受了傷。反過來,當西太后跟公使夫人握手言歡的時候,義和團就被鎮壓得嗚呼哀哉,沒死的不是逃奔他鄉,就是改換門庭做了洋教的教民,而教民恰是當年他們拼了命要殺的主兒。

  按常理,西太后跟義和團與公使夫人都應該搭不上界。於前者,清朝的政治文化多少有點理學的味道,對於義和團這種「怪力亂神」的東西,向來是排斥的,斷沒有沆瀣一氣的道理。於後者,西太后雖然不像她老公咸豐那樣看見老外就頭痛,但對洋鬼子也沒有太多的好感。在庚子之前,總理衙門擬好的接見外國公使的章程,也是只見公使不見夫人,所以,做太后的單獨接見公使夫人好像只有一次。說實在的,作為一個挑剔的老太婆,對於那些穿著怪裡怪氣的公使夫人,不可能有多大的興趣。

  西太后與義和團扯上瓜葛,說起來還是戊戌變法惹的禍。出於對失去權力的擔心,西太后出手鎮壓了維新派,然後就只能被守舊派牽著鼻子走。西太后發動政變之後也並不想盡廢新政,但人家告訴她,不廢新政,則訓政(即西太后再度直接掌權)無由。於是有些她本來同意的新政也一股腦全廢了,只剩下一個京師大學堂沒動,實際上也停了沒辦。可是,一旦得勢,守舊派的腳步就不可能停下來,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後走得更遠,直到回到封閉狀態去。這樣一來,難免要惹得西方列強不樂意,中西關係在平穩多年之後出現了緊張,下層反洋人的運動受到了官方的鼓勵,變得異常活躍。守舊派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跟外國人抗衡,這時開始主張借助「民氣」,其實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義和團之類民間團體刀槍不入的「神術」,相信借助義和團刀槍不入之術,就可以抵禦洋人的堅船利炮。為了讓西太后堅定地做他們的「首領」,守舊派還不斷地給西太后拱火,甚至不惜偽造列強要求西太后交權給光緒的「照會」。

  儘管西太后對外國人干涉他們的「家事」十分惱怒,但對於義和團的神術能不能靠得住,還是心存疑慮。這個時候,宮裡宮外已經把義和團大師兄的超人功夫傳得跟真事一樣,西太后還是派了兩個她認為信得過的軍機大臣,剛毅和趙舒翹,前往駐紮在涿州的義和團,看一看團民刀槍不入法術的真假。按說,這兩位都在刑部幹過,剛毅還曾是刑部秋審處的「八大聖人」之一,向有公正剛直之名,理當具有較強的判斷力和辨識能力。可是,也許是剛毅他們本身就傾向守舊派,眼睛出了問題,也許是義和團大師兄袒著肚子,拿火槍啪啪地朝上著傢伙,表現特別出色,最後兩人回去匯報,居然言之鑿鑿地認為,刀槍不入確有其事(也有一說是,趙舒翹還有所懷疑,但在剛毅的堅持下,沒有說真話)。結果自然是很可怕的,清政府由此發佈了自近代以來第一份「宣戰詔書」,向來連一國都打不贏的大清,居然向所有的西方列強宣戰。

  還沒等八國聯軍打到門口,西太后實際上已經明白她是上了剛毅、趙舒翹加義和團的當。在經過了顛沛流離跑到西安之後,她總算明白了外國人其實並不真的在意誰是這個國家的頭,以及這個頭是公是母。在徹底明白也徹底服氣之後,西太后對於西方表現出了出奇的熱情。原來死活看不上眼的外國公使夫人,在回京以後,竟然頻繁地成為西太后的座上客。據經常出入宮廷的美國女醫生赫德蘭夫人說,西太后往往給予這些公使夫人過高的禮遇,往往是公使夫人落座之後,光緒皇帝才能坐下,而且還欠著半個屁股。西太后不僅讓皇帝對這些過去看不上的外國娘們降尊紆貴,自己的架子也放下了許多,時常拉住這些洋女人的手噓寒問暖,讓人感到眼前就是一個慈祥的中國老太婆。赫德蘭夫人是這樣描寫在公使夫人面前的西太后的:「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國公使夫人的覲見時,這位非同尋常的女人才會表現出她的機智,她的女人味兒,和她作為女主人的吸引力與魅力。她與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關切地噓寒問暖;她也抱怨天氣的炎熱或寒冷;如果茶點不合我們的口味,她會非常著急。她十分真誠地說,能和我們見面是她的一種福氣。她還有辦法讓每一位客人都為她著迷,即使她們以前對她存有偏見。她對每一個客人都很關照,這也充分表現了她作為一朝之主的能力。」(I·T·赫德蘭:《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有的時候,這些不諳宮廷禮儀的洋女人忍不住亂摸亂動,甚至抄點什麼走;吃飯的時候,面對盛宴,有人居然挑三揀四,說些難聽的話。西太后也真像個佛爺似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果人家主動要禮物,自然也是盡量滿足。一次,據說一位非常尊貴的公使夫人,居然看上了老佛爺用的碗(那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寶貝),跟西太后討要,西太后說這是用過的,就不給了,按中國人的習慣,送禮送雙,可以給你另外兩個這樣的碗。

  跟外國公使夫人打交道,義和團的話題雖然尷尬,但有時候還是逃不掉。有一次,西太后發現一個公使夫人佩戴著勳章,就問這個東西的來由。公使夫人答道,這個勳章是因為我在義和團圍攻使館的時候受傷,我們國家獎給我的。西太后馬上雙手握著這位夫人的手,似乎顯得很激動地說:「對那次動亂中所發生的事我深表遺憾,義和團匪民一度勢力蓋過朝廷,更有甚者,他們竟然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的城牆上,這類事情以後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如果赫德蘭夫人所記錄的西太后這段話屬實的話,西太后當然是在撒謊。那時候,在北京的義和團根本就沒有什麼大炮,更別提架在紫禁城牆上了。當時的義和團勢力雖大,但並沒有真正成為北京城的主人,西太后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沒有她的支持,義和團根本成不了那麼大的氣候。不過,事過境遷,不把屎盆子扣在義和團頭上,老佛爺怎麼下台?

  跟外國公使夫人的接觸,也導致了西太后自身的某些變化。在晚清最後的幾年裡,西太后對所有的西方事物都表現出了特別的興趣,汽車坐得,望遠鏡望得。現在西太后留下來的許多照片,包括擺拍出來的許多「藝術照」(比如她扮觀音,李蓮英扮韋馱的那張),都是這時候的產品。西太后還在美國公使夫人的勸說下,同意把自己的畫像送往聖路易斯博覽會展覽,因為公使夫人說,各國首相的畫像都在那兒展出。為此,西太后請外國畫師一連畫了幾個月的像。

  當然,西太后跟那些「洋鬼子」婦女也有些小小的抵牾,比如說,她很看不上外國婦女束胸的習慣,背後總是出言不遜,並且始終堅持自己的滿人服裝連同她六英吋高的滿式高跟鞋是世界上最好的服飾。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西太后跟公使夫人的合影,依然一邊是滿族桶式的旗袍,一邊是束胸的西式長裙。

  在西太后跟外國公使夫人打得火熱之際,朝廷的新政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幾年前的守舊派首領,如今變成了改革的當家人,只是變革的方案,卻是抄人家康、梁的。不過抄歸抄,康、梁卻不能平反。不僅不能平反,連看到康、梁的名字,西太后都要神經過敏。開經濟特科,第一名梁士詒,只因為有人說他的名字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字祖詒),就被西太后刷掉。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氣,都是對這老外的,而對中國人,她卻「墨索里尼」,總是有理,鎮壓改革是對的,開歷史倒車也沒錯,後來改革更是對的。活生生造出了一個歷史的大彆扭,不為別的,只因為自己的臉面。

  對於一個垂了近五十年的簾、操縱了兩任兒皇帝、安排了一任孫皇帝的人來說,臉皮的確是很金貴。不過,在她和她的臉皮進了棺材以後,大清的氣數也就盡了。 






 
「官屠」刀鈍
  清末官場上據傳有三屠,張之洞為「士屠」,袁世凱為「民屠」,岑春□為「官屠」。張之洞得名大概是因為他主張廢科舉,斷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凱則是因為鎮壓義和團,殺了不少大師兄、二師兄之類的團民;而岑春□的「官屠」之名,卻是從他立志整頓吏治這兒來的。

  岑春□的發跡是因為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西太后老佛爺倉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將,餐風露宿,擔驚受怕,在這緊要關頭,第一個趕來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有岑帶來的千把兵馬,不管頂用與否,老佛爺總算心裡踏實了許多。從此以後,當時還是個按察使的岑春□,深受老佛爺的寵信,一路官運亨通。在朝中與瞿鴻、肅王結為一黨,跟袁世凱和慶王、張百熙對抗。這個少數民族出身的新貴,得意之後,發誓要澄清吏治,自從當了兩廣總督,隨即刮起了一場肅貪風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參劾。行動之鹵莽,手法之草率,舉國震驚。岑的下屬更是膽戰心驚,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紀,吏治之濫,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貪污腐敗已經成為官場普遍的問題,原先制約腐敗的監察系統也已經失靈,而且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密折制度也無形作廢,滿朝文武,沒有人會為了貪污去上奏折打小報告。嚴格地說,朝廷所有的官都是買來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個好缺,也非花錢打點不可。想當官的人們,光花錢買官還不行,還要買缺,買了缺之後,想要早點做上官,還得買排隊優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於各級官吏都是買的,大家都需要早點收回成本,盡快贏利,因此對下屬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種「敬」,花樣出新,刮來的地皮雖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來打點上司,一層一層供上去,直到中央。這個時節,官員更換的週期也在縮短,凡是好一點的缺,輪換的頻率都非常高,有時一年不到就得換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氣還喘不勻就要張羅撈銀子,否則離任的時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時候許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貸買的官。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肅清貪污,整頓吏治,不從制度的根本著手,無論採用什麼手段,基本上都是無效的。不過,就現實而言,貪還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時期,如果不反貪,改革很可能會變質,只是在反的同時,制度建設要跟上。客觀地說,個別封疆大吏的肅貪行為,對於所屬地方的「官場投資人」來說,的確是一場災難,一場跟別的地方比較起來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災,無怪乎人們要稱岑春□為「官屠」。儘管如此,岑的反貪還是具有正當性。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岑的反貪,也是反給朝中的慶王奕看的,因為這個奕貪財好貨,已經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貪,實際上是間接打擊朝中的對手。不過,畢竟刀是直接砍到兩廣的地方官頭上,真正痛的,還是這些人。

  以往,一上來就宣稱要整肅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實很多,不過這種宣稱多是博取名聲的一種手段,頂多三板斧下去,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將反貪作為貪的手段,一嚇唬,孝敬就送上來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訣,說是對下屬得連罵帶嚇唬,一罵則皮袍人參來,二罵則珠玉鑽石來。像岑春□這樣來真的人當然也不是沒有過,不過,大家可以利用各種關係,採用各種手段,最後使得最高層對他的印象變壞,讓他即使不鋃鐺入獄,也要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個深受戲劇「毒害」的女強人,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對岑春□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時半會兒難以消除。反對岑的人,無論是捅出經濟問題,還是桃色新聞,估計對「聖眷」太隆的岑春□,都無可奈何。

  「官屠」不走(當然死了更好),官難不已,怎麼辦呢?於是利害相關的人,大家湊錢,在香港開出賞格,有能使岑屠離開兩廣者,賞港幣百萬(那時錢很值錢,百萬已經不是小數目)。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辦法。當時,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緒,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雖然朝廷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業,但好記仇的西太后,卻一股腦地將戊戌以來所受的磨難和委屈,都算在康、梁頭上,硬是對他們不依不饒。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為首的保皇黨人,則在海外一個勁地詆毀西太后,鼓吹把權力交給光緒,聲聲都觸到了西太后的痛處,反過來更令這暮年的老太婆難以容忍。

  於是,政治問題成為倒岑的突破口。雖然岑春□跟保皇黨人素無瓜葛,但製造出他們之間的「聯繫」倒也不是沒有辦法。有人取來梁啟超和麥夢華(保皇黨另一個中堅人物)的照片,翻拍後與岑春□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麥二人旁立,合成一張,然後將之流傳到社會上。那個時候,照相術傳入中國不久,人們對這種移花接木的把戲還不瞭解,於是海內哄傳,報刊紛紛刊載,成為一時的大新聞。自然,西太后老佛爺最終也知道了此事,而且親眼看到了那張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實行新政以來,明明是在翻戊戌的舊賬,雖然老佛爺不承認,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黨人,對於新政也不免有些牽掛,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來往的,也大有人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保皇黨人也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新政的設計和實施。五大臣出國考察立憲,最後的考察報告據說就是梁啟超做的。對於這些事,西太后雖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來在歷史上就欠著賬,已經行將就木的她,實在是沒有精力也沒有可能全然肅清康、梁的影響,所以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換一個角度說,西太后與光緒皇帝是政敵,雖然光緒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沒有把握讓這個三十多歲的人死在自己這個七十多歲的人前面,別人的預期是什麼,不問可知。所以,人們為了「後那拉氏時代」的前程著想,跟保皇黨或者說跟光緒套套關係,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於有這種「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與梁啟超、麥夢華的「合影」之後,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發怒。西太后也許可以不認真追究別的人與康、梁不清不白,但決不允許自己信任的人與政敵有牽連。於是,岑春□被一紙上諭開缺晉京。

  後來,雖然岑春□最終還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爺眼裡,畢竟有了一點疑慮的陰影。隆隆的「聖眷」風光不再,岑春□的反貪風暴就此風止雲散,巨貪奕和袁世凱一直得

  勢到了西太后歸西。畢竟在西太后眼裡,政治立場上的問題,要比貪點錢財嚴重得多,貪財的人,忠誠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鈍了,最歡喜的當然是兩廣的地方官。大家又歡天喜地,付了一百萬港幣,該幹什麼幹什麼去了。全國的官員也都鬆了一口氣,安定團結的局面繼續維持。可是,不知不覺地,新政,靠著腐敗官員操作的新政,卻越來越不成樣子,到處民怨沸騰。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後一點統治的合法性依據也丟掉了,沒有幾年,大龍旗就變了顏色。 






 
康熙的才學
  康熙皇帝玄燁,至少在眼下,要算是皇帝中最有知名度的一位。他日益飆升的名氣,顯然和政界、學界以及娛樂圈的追捧不無關係。「康熙來了」,不僅是香港鳳凰衛視的一個娛樂節目,也幾乎成了近來人們打開電視時的第一感覺。

  只要跟娛樂圈沾了邊,名氣大的人不一定聲譽好,可人家康熙不然,硬是名氣大,而且聲譽佳。大家七手八腳,直到將他老人家捧成了「千古一帝」,似乎還沒有歇手的可能。關鍵是,捧的人裡不光是娛樂圈的「娛編」、「娛導」、「娛藝」加「娛記」,學界也相當積極。在這些學者眼裡,康熙的文治武功無不登峰造極,武能打仗而且打獵(用鳥銃,一槍一隻大狗熊),文能做詩為文,無論詩詞歌賦,古體近體,樣樣精通。據說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人家還學貫中西,於西方的天文地理、數學歷算甚至音樂繪畫,無一不能。

  中國的大人物頭上,都免不了有光環。康熙是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皇帝,還是未成年人的時候,就幹了件擒拿權臣鰲拜的大事,以後一系列文治武功,包子上的褶,全露在外面,叫人不說好也難。神話從康熙還活著的時候就開始傳,越傳越神,害得末帝溥儀經過勞改營改造了多年之後,卻還相信太和殿前的銅鶴腿上的凹印,是跟隨康熙南巡時被這位聖祖皇帝一箭誤傷的。

  康熙喜歡跟西洋人打交道,西方的傳教士一個接一個收用,洋鼻煙、洋鐘表,外加洋藥和洋樂器都大量地收藏。不過,西方的洋和尚雖然很得恩寵,卻出家人不打誑語,硬是不肯加入滿人和漢人關於康熙的神話合唱。曾經在康熙身邊服務了13年的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在他的回憶錄裡透露了不少有關康熙的內幕消息,其中有段是這樣說的:「皇上認為自己是個大音樂家,同時還是一個更好的數學家。但是儘管他在科學和其他一般認識上的趣味都不錯,他對音樂卻一竅不通,對數學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裡都放了音叉或古鋼琴,可無論是他自己,還是他的妃子們,都不會彈奏。有時候皇上的某一個手指確實觸摸了鍵盤,就已經足夠讓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經常見證的那樣。」說這話的洋人,是康熙在西學方面的老師,對自己學生的學業狀況,應該是清楚的。

  僅僅因為某個手指觸到了琴鍵,就會被奉承為音樂家,時間長了,自己也糊塗了,以為自己就是音樂家。這種現象,屬於典型的「中國製造」。世間所傳康熙的數學造詣,估計比音樂狀況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連歷史學家在內,許多人仍然像相信康熙能用原始的鳥銃,將一頭碩大的黑熊或者老虎一槍斃命一樣,相信康熙那無所不知的學問,尤其是西學造詣。看來,不管時代變了多少,人們習慣圍繞著猛人製造神話的傳統卻並沒有變,只要某個猛人還說得過去,我們就不吝惜將所有美好的東西加到他們的頭上,活生生變出光環來;如果不幸自己所處的時代實在沒有像樣的猛人,那麼拾點古人之餘唾捧捧古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記得《世說新語》上有一則南朝故事,說是某名士棋藝特高,偏皇帝也是個棋迷,硬是居心叵測地找來該名士,讓他說天下誰的棋藝高,名士答曰:陛下皇帝裡第一,微臣臣子裡第一。眼下,我看我們用不著追求實事求是,只要恢復到該名士的境界,就已經足矣。 






 
雍正的天真
  自從某專吃清史飯的大作家將作品改編成電視劇以來,清朝入關以來的第三個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裡的老太太並她們手裡牽著的小孫子,都知道咱大清國有一個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來耐不住電視劇的冗長加嘮叨,所以儘管《雍正王朝》幾番熱播,我卻始終沒有看過。不過,雖然眼睛沒看電視,卻依然逃不脫雍正的陰影,因為總是有人來問,雍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是不是像電視劇裡說的那樣好。

  說實在的,雍正是個什麼東西,我現在也說不好。此公在歷史上的名聲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夾在兩個名聲過大也過好的皇帝之間,想不灰頭土臉都難。雖然某作家給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過來。此公沒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樣興趣廣泛,也沒有他兒子乾隆那樣詩興泉湧,只有一筆字據說還說得過去(我見過的,無疑比到處題字的乾隆強多了),當政時間不長,又沒有多少可說的事情。不過,在我看來,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來,這個人多少有點怪,讓後人面對他的時候總忍不住想說點什麼,卻往往說不出什麼來。

  正是這個雍正,登基做皇帝,空著正殿乾清宮不住,非要搬到偏殿養心殿忍著,弄得皇宮的政治地理大亂,大家都找不著北。

  雍正在位的時候,組成了一個機要的秘書班子——軍機處,在他以後,軍機處取代內閣成為國家的核心決策機關。但是,雍正有秘書卻不愛用,總是自己親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長,口吻就像個愛嘮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勞有多大,讓他抓住點小毛病就嗦個沒完,非讓你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將自己批倒批臭而後止。

  批奏折批得長,不見得天天都那麼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頓飯都要吐出來好幾次。所以,雍正也有閒功夫看看戲。看戲可是看戲,別的皇帝看過也就罷了,頂多當時一喜或者一悲,高興了賞幾兩銀子給扮戲的太監,不高興了賞他們一頓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這樣,看戲都能看出一段軼事來。說是一次他看《繡襦記·打子》,此劇是明人根據唐代傳奇《李娃傳》改編的,說的是名門公子鄭元和名妓李亞仙的愛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擔任常州刺史的鄭父,看到兒子因迷戀娼家最後流落街頭,靠為人唱輓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兒子的情節。這段戲讓雍正十分高興,尤其喜歡扮演鄭父的小太監(大概更多地是喜歡這種賈政似的人物),於是把他叫到身邊賞飯。在吃飯的時候,小太監一時忘情,順口問了一句,現在的常州刺史是誰?雍正陡然翻轉臉皮,勃然大怒,說你這優伶賤輩,怎麼敢問國家的名器?當場下令將小太監杖斃廊下。

  雍正不獨性格乖戾,行事還有點天真。從來歷史上輪到爭位的時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殘都是免不了的事。勝利者對付政敵,或殺或坑都是應有之意,別人其實也說不出什麼更多的來。君不見,李世民殺了兩個兄弟,逼他父親讓了位,最後還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對付他的兩個爭位的兄弟,也不殺也不坑,卻封他們為「阿其那」(豬)、「塞思黑」(狗)。殊不知,這樣的封法細究起來卻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豬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親呢?

  這還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為是的糗事,要算對曾靜案的處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個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靜,是個屢試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遺臣呂留良詩文的影響,銳意反清。一日,不知從哪裡聽說現任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於是讓他的弟子張熙前去投書,勸說岳反清。結果不問可知,即使岳鍾琪跟曾靜一樣有華夷情結,也斷然不會為了一個岳武穆的遙遠虛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險。於是,這個送上門去的「反革命小集團」被連窩端掉,聖眷正隆的岳鍾琪以誘捕曾靜洗清了自己。

  無論在哪個朝代,出幾個謀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況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雖然過了百十年,鄉下的迂儒硬是堅持「民族大義」和華夷之辨,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過這次情況大有不同,在查抄出來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傳雍正爭奪皇位的內容,說他如何謀父、逼母、弒兄、屠弟,以及貪財、好殺、淫色,等等,幾乎跟當年的隋煬帝楊廣差不多。

  這樣一來,曾靜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對異族統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針對雍正個人的謀反行為,這樣的逆案無疑更容易引起龍顏大怒。曾靜等人被逮到京後,實際上是雍正親自操縱案件的審理,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當時的上諭中,窺見雍正的恨恨連聲之態。按照傳統時代的常理,對於這樣一個策動大臣謀反,並對現任皇帝進行惡毒攻擊的「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凌遲處死並夷之九族本是應有之意,只有這樣,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馬屁的臣子們之氣於萬一。可是,雍正對曾靜案的處理,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將審訊曾靜的記錄整理成冊,並在前面加上了長長的按語(上諭),起名為《大義覺迷錄》。只是這個審訊記錄過於整齊,明顯透著點「做」的意思。儘管雍正對曾靜等人的「謠言」十分惱怒,認為自己連做夢都想不到,屬於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會,但在上諭中還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論證自己對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順,對兄弟如何地仁至義盡,總之是將曾靜等人私下散佈的所有對他不利的言語,一一詳加駁斥。而且「審訊記錄」更是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先由審官按雍正的旨意質問,再由曾靜作答,讓曾靜在稍做一點解釋之後,將自己罵得狗血淋頭,從而反證他散佈的有關雍正爭位的種種言語是如何地荒誕不經。《大義覺迷錄》印行之後,發往各個府州縣,每個學宮都備一冊,成為學子們的必讀書。

  與此同時,雍正還下令在曾靜的家鄉湖南成立觀風俗使衙門,將曾靜、張熙釋放,派到觀風俗使衙門效力,曾靜倒也是個可人,十分配合,不僅自願到各地宣講雍正皇帝的「聖德」,而且還寫了一篇《歸仁說》,表達自己誠心懺悔之意。

  雍正這麼做的意圖,事後看來應該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靜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圖感化頑愚(像某作家說的那樣)。因為這個案件涉及到那麼多攻擊他私德的謠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個辯白的機會,否則心中的惡氣無論如何也出不來,所以就頗費心思地設計了這樣一種處理方式。《大義覺迷錄》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辯駁,一種最後將對方徹底而且無條件駁倒的辯駁。讓曾靜等人自己下去痛罵自己,現身說法,對皇帝的清譽而言,顯然比殺了他們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為聰明而且急於刷洗自己的雍正,卻忽視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說是黑箱政治,上層的事情,既無必要,也無可能昭示於公眾。儘管小道消息可以傳得滿天飛,但一般不允許有關部門出來解釋澄清;時間長了,自然大家對所有的事都糊里糊塗,將信將疑。這種狀況,在多數情況下反而有利於政治的操控。雍正為了把自己刷洗乾淨,將最隱秘的宮廷鬥爭抖落出來,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個保密等級,結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許多原來不知道這些謠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過於整齊的「辯駁書」,實際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樣具有說服力,說不定副作用更大。因為雍正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政治黑幕化的傳統,人們還是按照以往的慣例來分析判斷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著字裡行間,尋找微言大義,捕風捉影,發揮想像。事情的結果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諸帝中,關於雍正的傳言和非議是最多的。

  雍正的兒子乾隆是個聰明人,他上台之後,馬上下令將曾靜、張熙等人處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義覺迷錄》,加以銷毀,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則嚴加懲處。

  如此說來,雍正作為皇帝,倒是有幾分天真之處,只是這種天真並不可愛。 






 
《三國演義》與隆科多的晦氣
  雍正的繼位問題,歷來是史家爭訟的焦點,雖然近來認為雍正繼位合法的一派佔了上風,但堅持篡位說的人也並沒有偃旗息鼓。不過,無論說正說反,隆科多的作用卻是公認的。作為老皇帝康熙嚥氣前守在身邊的惟一大臣,對於皇位的繼承,不說一言九鼎,至少是相當關鍵的。也就是說,無論繼承問題雍親王作弊還是沒作弊,隆科多都是繞不過去的關口。而隆科多,恰是雍親王胤名份上的舅舅,京中兵權在握的步兵統領。

  當然,隆科多也因此得到了回報,不僅封官進爵,榮及子孫,而且得以總理朝政,兼管理藩院,雙眼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跟嫡親皇家宗室一個待遇;尤其是隆科多還以武人身份,被委以意識形態看門人的重任,擔任《聖祖實錄》《大清會典》的總裁,以及負責監修《明史》。在剛剛即位的那年,雍正對隆科多張口必稱舅舅,甚至在奏折上也直書「舅舅隆科多」,一點也不擔心不成體統。

  可惜,這天大的富貴來得快,去得也快。隆科多的雙眼花翎剛戴上未滿一年,即雍正三年,就遭到了雍正帶頭發起的大批判,眾臣子口誅筆伐的結果,就是一致要求加以嚴懲。總算皇帝網開一面,沒有一擼到底,可從此日子不好過了。沒幾天就因家奴的一點小事,再次遭到更加嚴厲的批判,眾官僚們一共給這位當年的大功臣羅列了四十一條大罪,堅決要求將之斬首抄家。這次,皇帝再次表現出仁慈,只給「舅舅隆科多」在圓明園暢春園外搭了三間棚子,將他「永遠圈禁」。不久(雍正六年),受不了饑寒之苦的隆科多就翹了辮子。

  隆科多之死,是否是雍正的過河拆橋,兔子逮到了殺狗,我們且不管它。有意思的是,隆科多的罪狀之中,有一條排在前面的大罪是,自比諸葛亮——居然奏稱康熙雍正交班之際,他是「白帝城受命」。

  在我修習清史的過程中,感觸非常深的一點是,《三國演義》這樣的通俗小說,對於滿人的影響之大不容小視。翻閱清朝入關前的《實錄》,你會發現它們居然像是連環畫,畫得跟晚明的繡像小說一個模子。漢文化首先影響或者叫征服滿人的,其實就是那些稗官小說、戲曲唱詞,而正統的四書五經,則要排得很靠後。小說中,影響最大的還是要數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滿人即使不識漢字,也對桃園結義、火燒赤壁這樣的故事瞭如指掌。據說,有位滿人大員被任命為荊州將軍,回家一臉愁容,說是荊州連關聖人都守不住,叫我去可怎麼是好。實際上,關羽這個在歷史上本不起眼的人物,也恰是托了演義的福,被滿人追捧,居然在清朝地位直線攀升,變成了武聖,隱隱然跟孔夫子相提並論。

  我相信,隆科多自比諸葛亮,說什麼白帝城托孤云云,其實無非是表白自己對皇家的忠誠,潛台詞無非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字,否則,他斷然不會在奏折裡如是說。顯然,舅舅隆科多也是個《三國演義》的熱心讀者。可是,熱心表白的隆科多卻忘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還有另外一個潛台詞,那就是,被托的「孤」是小說上稱為阿斗的那個人,而阿斗則不僅是小說上的飯桶,而且已經成為民間飯桶草包的代名詞。

  其實,有清一朝,做臣子而自比諸葛亮的不知有多少,但是惟獨真有托孤經歷的隆科多不能說,惟有攤上了一向神經過敏的雍正為皇帝的人不能說。所以說,不是舅舅隆科多真的不到一年就犯了四十一條該死的大罪,而是《三國演義》害了他。 






 
道光皇帝的考試規則
  清朝自雍正以後的皇位繼承製度,是所謂的「秘密建儲制」,即在老皇帝還活著的時候,秘密定下儲君人選,寫好密詔,藏在乾清宮的「正大光明」匾背後,等到老皇帝翹了辮子,再由輔政大臣當眾打開密詔宣讀。此法一向為史家所稱道,說它既讓諸皇子有盼頭,又弄不清到底是誰,及到宣佈,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擾康熙多年的繼承糾紛。不過,既然皇位的繼承是靠老皇帝拍腦袋定下的,那麼就免不了有人會打主意想要暗中影響老皇帝的腦袋。姑不論滿打滿算實行秘密建儲的只有三代,即雍正傳乾隆、嘉慶傳道光、道光傳咸豐——乾隆還活著的時候就把皇位傳給了兒子,自己當掌握實權的太上皇,所以說不上是秘密建儲,而咸豐只有一個獨子,繼承無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後,餘下的皇帝要誰當,統統由老佛爺西太后一個人說了算,全從她娘家妹子家裡找,繼承製度形同虛設——就是在實行秘密建儲的當口,也不難窺見諸皇子暗中爭奪的痕跡。

  有一個傳播甚廣、而且被記錄於《清史稿》的傳說,說是在道光立意建儲之前,在兩個人選中猶豫不定,一個是皇六子奕,一個是皇四子奕。就在這個當口,一次皇帝帶領眾皇子到南苑打獵。大家各逞手段,只見弓馬飛飛,鳥銃聲聲,飛禽一個接一個地栽到地上,走獸一個接一個地橫陳馬前。算下來,奕所獲最多,而奕則一無所獲。道光感到奇怪,就問為什麼。奕回答說,現在是春天,是鳥獸繁衍的時候,因此不忍殺生以干天和。道光「聞而大悅」,說,這真是皇帝說的話!於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後來的咸豐皇帝。

  看到這傳說的記載時,總覺得它似曾相識,彷彿在哪裡見過,仔細想了一下,原來《三國誌·魏志》裡有類似的故事。說的是魏文帝曹丕,還在他爹的魏王府裡做世子的時候,跟搶來的袁紹的兒媳婦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後,很快就喜新厭舊,藉故廢了甄氏,並殺了她,結果,連帶著原本該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來。這時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場圍獵,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馬張弓,母鹿應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馬前。

  曹丕大呼:「吾兒何不射之?」

  曹睿擲弓於地涕泣道:「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於是,曹丕感慨說:吾兒真仁慈之主也!最後,沒有了親娘的曹睿反而繼承了皇位,是為魏明帝。

  跟漢人皇帝走圍打獵只是消遣不同,滿人以騎射得天下,什麼傷天和呀,什麼仁慈呀,都是過去農業民族的漢人才講究的玩意。作為遊牧和遊獵民族,打獵殺生本是他們生存的必須,也是他們的傳統,或者說傳統優勢。換句話說,正是因為他們不講究漢人講究的東西,才奪了天下。當年明朝的軍隊就是因為在戰場上的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損兵折將,只能縮在紅夷大炮和厚厚的城牆後面,任憑人家在關內馳騁;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時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後,滿人雖然也講究文治,但對於武功一直在乎得緊。他們所謂的聖主康熙、乾隆,都特別擔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關之後接受漢化,丟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傳統,不僅經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則,縱馬持弓,習武相尚。對他們來說,圍獵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機會,也是校驗子弟騎射功夫的一種方式。雖然說皇帝圍獵的戰績,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裡面不免有摻假的成分。我們今天看到據說是康熙一鳥銃打死的碩大的黑熊,其實是事先捉到陷阱裡,餓得半死,及到皇帝來時才放出來的。但是這種對圍獵戰績的炫耀,卻是少數民族政權所特有的。如果漢人皇帝這麼幹的話,估計多半會引來一群諫臣苦苦勸諫,趕都趕不走,死後還會被別有用心的史家記上一筆,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樣。滿人雖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來,畢竟在武功上面沒那麼自信。在關外就已經進入大半個農耕狀態的滿人,對於漢文化有更大的親和力,一不小心,就會掉進漢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還不自知。雖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禮儀的講求,但如果沒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後面撐著,皇帝的龍廷還真就坐不踏實。所以說,上面講的南苑圍獵,本應是對皇子們的一場考試,自然是應該以多獲者為勝,而奕等於是交了白卷。然而,由於他的那番應對,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終的贏家。

  如果這個傳說是真的話,那麼肯定是作為現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試規則。也就是說,不像許多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由於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選擇他作為儲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原本當然的選擇應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當然,道光改規則也有他的道理。入關以來,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發糧發餉,不務他業,一門子只管習武。然而結果卻把昔日驍勇的八旗兵養成了除了玩什麼都不行的廢物,架鳥籠子滿世界遛的有之,捏著嗓子裝女聲學唱戲的有之,大男人學漢人婦女裹腳者亦有之,總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還在乾嘉之際,八旗兵的武功已經呈一塌糊塗之狀,拉不開弓的有,拉開了弓,射出的箭還沒到靶子就落下來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沒有,甚至還有上不去馬,甚至畏馬如虎的。當年十幾萬人就橫行天下的驍勇健兒,早已不知何處去了。川、鄂、豫幾省的白蓮教造反,在清初也相當於幾個毛賊,但卻剿了十來年也剿不乾淨。國家年年耗大筆的錢糧,養著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僅什麼用都沒有,還每每因不善計算陷入破產的境地,隔幾年就得皇帝掏銀子來為他們還債。幾任皇帝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沒有想過辦法挽回,旗務也整頓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實明擺著,原來依靠的,現在已經變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說什麼也靠不住了。既然原來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國的招數多少得變變了,漢人的規則也就越發凸顯了,漢人的份額也悄然增加了。於是,什麼圍獵啦,什麼木蘭秋啦,統統變成了走過場。不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顯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贏得了儲位之爭的勝利,而且即位之後的咸豐皇帝,也要高揚儒家道義,大批起用漢臣。他的親信肅順甚至公開貶斥滿人,說漢人行滿人不行,動輒對犯過的滿人高官痛下殺手。為史家所公認的同光以後的滿輕漢重的政治格局,其實在道光年間已經露出了端倪。

  據說,奕的這一招,是漢人師傅杜受田的主意。看來,杜師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規則的心思,才會出這種「交白卷」的險招。而貌似聰明的皇六子奕,既無高人指點,又沒有悟到情勢的轉變,一味逞強好勝,結果反而成為爭位的失敗者。歷史小說的高手高陽先生,曾經對奕的失敗十分惋惜,因為在他看來,這個皇帝若換成奕這個「鬼子六」來做的話,後來的中國也許會好些。跟高陽有同感的史家相當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義情緒的人,還把葉赫那拉氏的當權也歸咎於奕,甚至認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話,中國的現代化可能會順

  利得多。其實,就當時而言,真正高一籌的確實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夠聽杜師傅的話,而且付諸實踐,確有過人之處。繼位之後,大膽起用漢臣,鼓勵實學,在既有框架之內,他已經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爛攤子之上,應付來自內外兩面的危機。固然焦頭爛額,但畢竟沒有砸鍋,給清朝保持了一點元氣。如果我們要求道光和咸豐就能夠吸收西方文化,實行改革,顯然是一種苛求。事實上,只有經過了這種轉折性人物的悲劇性失敗,後來的執政者才有實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沒有人能夠做在他的選擇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這個人是皇帝。

  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在王朝裡,始終存在著滿漢雙軌的政治和雙軌的邏輯。皇帝靠向漢人的邏輯,實際上是緩慢的和一步步的,而且這個過程還可能出現反覆。不瞭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清朝的歷史。 






 
關於三個「猛人」的神話
  魯迅先生對歷史上有權勢的名人,有一種特殊的稱謂,據說是跟廣東人學來的,名之為「猛人」。但凡一個人成了猛人,就難免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總斷不了有某種不尋常的傳說故事相伴,傳著傳著,神話就出來了。

  關於曾國藩,有這樣一個傳說。說是有天曾國藩多喝了幾杯,上床歇息,侍女為他蓋被,猛地發現床上盤著一條巨大的蟒蛇,嚇得暈了過去,好像許仙見到喝了雄黃酒現了原形的白蛇。由此,人們傳說曾國藩是巨蟒變的。此說不光有說,而且有證據,曾國藩睡過的床上,每天早上都會留下許多皮屑,像是蛇蛻一般。因此,人們傳說曾國藩是神蟒入世為人,專為拯救大清江山來的。前一陣因高陽小說而大大走紅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也有跟曾國藩類似的傳說,說是他未發跡時,在一店舖裡做學徒,一天夜裡睡在櫃檯上,忽然覺得有動靜,急呼有賊,夥計們起來一看,地上倒著一人,抓起來一問,果然是個入戶竊賊,說是剛進得門來,突然紅光一現,發現櫃檯上有一金面神人,由此驚倒。因此,人傳胡為財神轉世,所以那麼有錢。

  如果說這兩個傳說還都屬於吹捧性神話,專為抬高猛人身份而造的,而下面一條屬於袁世凱的故事就有點不一樣了,雖然也是神話,但多少有幾分調侃的味道。故事說的是袁世凱當上總統之後,有一天內侍端著袁世凱心愛的茶杯(大概是古代名窯的)為他上茶,袁世凱因疲勞已經睡了,但內侍發現床上躺著的卻是一隻巨大的癩蛤蟆,驚嚇之餘,把袁世凱的寶貝茶杯摔在地上打碎了;袁世凱被驚醒,恢復了原狀,問是怎麼回事,內侍急中生智,答曰剛才看見了一條龍盤在床上,故爾驚掉了杯子。袁世凱聞言暗喜,不僅沒有追究內侍碎杯之過,反而賞了些錢,囑咐他千萬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訴別人。故事的暗示再明顯不過了:其實袁世凱只是一隻癩蛤蟆成精,但誤信了內侍的謊話,以為自己是真龍天子,就要當皇帝,結果弄砸了事情。

  三個傳說有點相似,都是主人公因睡覺現了原形,將無意中看見的人驚倒,屬於標準的中國式民間故事的類型。三者之中只有曾國藩的故事有一點「根據」:曾的確每天睡覺都要留下一些皮屑,因為此老患牛皮癬,而且非常嚴重,每晚非得若干婢女為他搔癢方能入睡(當然會有皮屑!)。看來編故事並不需要有根有影,有個模式,往上套就是。故事的來源是哪裡估計誰也說不清楚,可能是出於三位的身邊人,但更可能是老百姓中的好事之徒瞎編的。反正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是士大夫還是老百姓,都樂意信,更樂意傳。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著無數的類似的傳說,人們從不吝嗇將各種無稽之談放在他們關心的猛人身上,藉著這種神話和傳說,表達著他們的愛憎,也以此對歷史作出自己的解釋。造神,其實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點小小的習慣,只要有人「猛」起來了,就會有神話搭配給他,猛的時間越長,程度越烈,神話就越多,神得越邪乎。袁世凱的神話顯然是他倒台之後的產物,所以在肯定其「非常人」的身份之餘,還有了一點調侃和嘲弄。如果他老人家稱帝成功,那麼故事很可能就不是這個面目了。

  都說國人背後毀人功夫一流,其實,咱們捧人的功夫也是一流。 






 
可人張之洞
  在晚清重臣中,張之洞屬於跨世紀的人物,從19世紀活到了20世紀,因此有照片傳世,還不止一張。照片上的張之洞,是個一把鬍子的乾巴老頭,沒有什麼招人喜歡的地方,當然也沒有什麼討人嫌之處。說他是可人,當然不是因為長相,而是此老的為官之道。

  曾國藩說李鴻章拚命做官,俞樾拚命做學問,言外之意是李鴻章為官有道,會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張之洞比起來,其實李鴻章還真的差那麼一點。晚清時節,是洋人牛氣的時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議,交涉談判的時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輩子的名聲就完了。這種事,李鴻章拚命做官卻沒有躲開,背了多少年的「漢奸」罵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張之洞就不然,這種事,從來都沒沾過。做京官,屬於「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屬於能臣,有洋務之功,過了半個多世紀,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國人談判,不籤條約。

  晚清人說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岑春□不學無術。其實,張之洞有學也有術,而且其術道還挺深。同光之際,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稱「青牛」(時人以清流諧音喻此輩),經常激清揚濁,譏諷時政,抨擊權要,尤其好跟那些辦洋務的地方督撫為難。張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時候,向以敢諫聞名,號稱「牛角」,其戰鬥力可見一斑。可是,這個牛角卻並沒有因好頂人而丟了烏紗。1875年,四川東鄉縣知縣孫定揚違例暴斂,激起鄉民眾怒,進城申辯,而孫定揚反誣鄉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紅皂白率兵進剿,燒屋毀寨,殘殺無辜400餘人,釀成特大冤案。案發之後,由於事牽西太后特別寵信的吳棠(時為四川總督),任憑言官怎樣彈章交加,朝野上下鬧翻了天,連外國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張之洞出面,繞開吳棠,將直接責任人孫定揚頂罪,結果立竿見影,冤案按張之洞的建議得以昭雪。1880年,宮裡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嘩的事件,事情不大,卻關乎西太后老佛爺的臉面。說是一日西太后讓太監給她妹妹——醇親王的福晉送幾盒食物,可是送東西的太監沒按規矩攜帶腰牌,宮裡也沒有事先跟守門的護軍打招呼,結果護軍不放行,太監恃寵跟護軍吵了起來,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報告老佛爺說是護軍無禮,不僅不讓他出去,還砸了東西。西太后聞言大怒,立即下令罷免護軍都統,並將當值護軍交刑部拿問,將置重典。此事由於事關已經有點開始跋扈起來的太監,所以,朝廷自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以下,反應強烈,一致認為西太后處置不當,可是老佛爺就是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堅持非要那幾個可憐護軍的腦袋不行。最後還是張之洞出面,不像眾多諫官一上來就把矛頭指向太監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寵信宦官,人家從老佛爺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慶時林清事件為前鑒,說明宮門護衛制度嚴格的必要性。話說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爺不動心,最後護軍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監也受到了懲罰。以上面兩個例子看,這個青牛的牛角,不但沒有把人抵痛,有時還正好搔到癢處,無怪乎人家一直官運亨通。

  對於張之洞來說,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進入翰林之列,那麼為官第一階段的目標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聲,博取名聲在於敢說話,所以必須擠進清流中去。但博取名聲的時候,也不能忘記事功,否則博的就是空名。像吳可讀這種為了阻止西太后違規立光緒,以死犯諫的傻事,張之洞是絕對不會做的。當然,敢說話自然有風險,但後面的利益也大,關鍵在於怎麼操作。事實上,對張之洞來說,身家性命、身後名節和不朽功業,哪個都不能少。進言直諫,雖說是風險投資,但他卻可以將風險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這在於謀而後動的精細,在於審時度勢的眼力。張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不僅瞭解西太后的脾氣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進諫時不僅情理動人,還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處理方案,而不是像別人那樣總是斤斤於道德說教,耍大帽子壓人。

  外放之後,張之洞做官的目標從博取名聲切換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時的他同樣在乎自己的名聲,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歷史上,作為清廷的封疆大吏,張之洞的表現應該說很不錯,屬於想有作為,而且有了作為的官員,很快就成為史家所謂後期洋務派的領軍人物。但他在為國家和朝廷著想的同時,也一樣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於計算,即使天塌下來,他也不會被埋進去。在著名的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張之洞實際上是支持變法的,梁啟超以一介小小的舉人之身來見,他恨不得打開總督衙門的大門,鳴禮炮迎接。在他「中體西用」的旗幟下,「西用」的範圍實際上是個可以自如伸縮的大筐,所有變法的內容都可以裝進去,實際上維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沒有辦法反對。不過這種提法,卻讓西太后老佛爺聽了受用,為自己留足了後路。顯然,他不像康有為和梁啟超那樣天真,非要捧著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鬧變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間,他的態度總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變法的真正癥結,其實在於太后和皇帝之間的權力糾葛。因此,他不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楊銳送到北京,廁身四小軍機,力圖維護太后和皇帝之間的平衡,而且也沒有像比他低一級的同僚、湖南巡撫陳寶箴那樣,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裡,實心實意地投入變法,搞得動靜特別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發動政變,胡桃杏子一起數,將楊銳也一併殺掉之後,張之洞沒有受到任何牽累,依舊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為人詬病,但在這一點上看得卻很準:「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

  接下來,張之洞又親手撲滅了自立軍起義,將自己的另一個學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軟。不久,又在武昌識破導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緒案」,將有宮裡太監配合,長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緒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統治危機。然而,就在西太后連同所有的人都認為張之洞已經變成死心塌地的保後派的時候,北方鬧起了義和團,殺洋滅教,而西太后認為西方列強支持光緒,信了義和團的「神術」,憤而支持義和團,公然對所有列強宣戰。在這個興亡存續的關鍵時刻,他卻公然抗命,拉上劉坤一、李鴻章和袁世凱,跟各國的領事搞起了東南互保,跟老佛爺唱起了對台戲。有野史說抗命之時,幕僚草擬奏章上有這樣的話:臣職守東南,不敢奉詔。張之洞言道:這老寡婦得嚇她一下,改:臣坐擁東南,死不奉詔!不管這事真假,反正張之洞帶頭不理會老佛爺的「亂命」,一任「老寡婦」被八國聯軍蹂躪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如果老佛爺並光緒皇帝沒有逃出來,或者逃出來死在亂軍和義和團之手,那也只好讓她聽天由命了。

  在張之洞看來,站隊選擇西太后,是因為當時的朝廷實際上姓葉赫那拉,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選擇站在優勢者一邊。可是,如果朝廷當政者真的昏了頭,跟列強作對,屬於明顯的拿雞蛋往石頭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領兵出征和八國聯軍干的李秉衡一樣,在洋人的馬蹄下翹了辮子。這種事情,對於一世精明的張之洞來說,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幹的,到了這個地步,名節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時候沒有學吳可讀,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學李秉衡。

  張之洞的精明還體現在他的謹慎小心上,為官多年,他從來不肯弄險。有一則軼事很能說明問題,那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張之洞被調往京城,明擺著是入軍機,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沒有下來之前,他到了軍機處的台階前,任憑裡面的張百熙百般呼喚,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塊豆腐高的台階半步。原來,當年雍正設立這個機構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規矩,非軍機處的人,不論官銜多大,只要非請踏上軍機處的台階,一律殺頭。可是到了晚清,這個規矩早就沒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張之洞卻依舊如此較真,其謹慎非同一般。另外,雖然後世史家將張之洞劃歸洋務派或者地方實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來的一班兒跋扈的督撫還是很不一樣。雖然他的確坐擁東南,兵馬、人事、錢糧大權在握,辦工廠、練新軍都是大手筆。卻很少將他辦的事業,看成自己的夾袋中物。以練兵為例,雖然據說此公弱不禁風,騎馬閱兵還得兩個人扶著,但對於學習西方,實行軍事現代化卻情有獨鍾。編練完全洋式的新軍,他其實跟小站練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調離兩江總督任上,就將辛辛苦苦練成的自強軍留給了劉坤一(結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廣任上,又練成湖北常備軍(湖北新軍),1906年調京入軍機,再次交給別人統領。所以,我們在講到現代軍閥的時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張之洞卻不在其中。這裡面的緣故,很大程度上在於他的謹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歷史面前留下任何一點可能危及其名節的把柄,其用心跟撲滅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遣散湘軍是一樣的。忠於清朝是他精心維護的名節之重心,對於這一點,他實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點。用他自己的話打個比喻,在事功和名節面前,名節肯定是體,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為如此,做京官的時候,張之洞要做清流,儘管事實上沒有得罪人,反而因此獲得利益,但一定會博得「敢言」之名。這種名聲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剛正不阿,屬於忠臣之本。出來辦洋務,不論事情辦得多麼聲勢浩大,但對朝廷,卻決不有大的違拗,關鍵時刻,甚至不惜用變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節。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讓他白白去送死的關頭,那他還是會將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顯然,這是所有處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線。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對於會做官的人來說,無論這個體那個用,「體」弄到最後就是自己的軀殼,頂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軀殼。體就是體,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左師爺牛脾氣和樊總兵錯會意
  晚清人物,首推曾、胡、左、李。左宗棠是其中個性特殊的一位,不論當時還是後世,他的名頭都蓋不過曾國藩和胡林翼,還有人認為李鴻章其實也比他強,但是在他活著的時候,這些人其實都不在他眼裡。自比諸葛亮的他,一向以為今亮(即他自己)未必不如古亮(三國時的諸葛亮)。平心而論,左宗棠的確有那麼兩下子,治軍、打仗、辦洋務都像模像樣,而且膽略過人,一干所謂的同光中興名臣中,就他總是和外國人叫板,還出征新疆,打敗了阿古柏。

  有本事的人都牛。曾胡等人,在成名之前,都在官場上磨礪多年,所以涵養都好得不得了,即使牛,也是藏在裡面看不出來;左宗棠不同,僅僅以舉人之身就一下子陷在剿滅長毛的大業中,故爾不免鋒芒畢露,牛氣沖天。湖南是太平天國戰爭早期的戰略要地,而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卻是個婆婆媽媽的太平官,幸虧人家推薦了左宗棠做他的師爺,一干軍務要事全憑左師爺做主,他只管畫諾就是,總算沒有把省城長沙丟了。

  左師爺初臨大事,指揮若定,但牛脾氣卻也大得緊。所有決策,他一言九鼎,駱秉章連商量一下的餘地都沒有,只能百分之百聽他的。至於駱秉章麾下的將領,左師爺更是不在話下,統統只有聽喝的份。當時湖南有位總兵,名叫樊燮,自恃有戰功,見了左師爺而不拜,左師爺不高興了,喝道:武官見我都要請安,你為何不拜?樊總兵答道:武官雖微,但我也是朝廷二品大員,為何要拜一個未仕的舉人?左師爺聞言大怒,破口大罵:忘八蛋,滾出去!事後,左師爺立馬逼著駱秉章參了樊總兵一本,讓他回家吃老米去也。

  樊總兵受了這口鳥氣,怎生消得,發誓報仇,不過人家沒有僱人行刺,也沒有上京城挖門子走關係,心想左宗棠一個舉人,就敢如此對我,不就欺負我沒文化嗎?於是賣了田地,蓋了一幢小樓,花大價錢請來名師,把兩個兒子關在樓裡讀書;還讓兒子穿上女人衣服,把「忘八蛋,滾出去」刻成牌位,放在兒子的書房裡,說是考上秀才准去女裝外衣,考上舉人,跟左宗棠平級了,才可換上全套男人衣服。樊總兵的兩個兒子還真爭氣,步步登高,最後雙雙中了進士,其中弟弟樊增祥還進了翰林,成為晚清名噪一時的詩人。

  不過,對於左宗棠牛脾氣的來由,樊總兵其實是錯會意了。晚清是亂世,是武人出頭的時候,左師爺之所以如此的牛,不是因為他的舉人功名。天下舉人多了,即使在太平年景,有幾個敢給手握兵權的總兵大人氣受的?左師爺的牛氣關鍵在於人家有治軍用兵的韜略,在於駱秉章手裡的軍權(後來左宗棠獨當一面的時候,這樣的軍權他也有了)。讓兒子發憤讀書,中舉、成進士其實出不了他所受的鳥氣,人家左宗棠水漲船高,入相進軍機,一直到死都是那麼牛。其實還是因為他在治軍和用兵方面有本事,以及手裡軍事、財政和民政方面的權把子。樊家子弟在科舉的階梯上爬得再高,文名再盛,也爬不到當年的左師爺頭上。如此看來,樊總兵的氣算是白受了。 






 
左宗棠晚年的「罵人事業」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學問。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有三個是湖南人,自不消說。而學問也了不得,曾國藩是理學大師,慎獨功夫一流,而王運和左宗棠,擅長的則是帝王學。一身名士氣的王運沒有找到用武的機會,結果是在王看來學問並不太好的左出夠了風頭。

  帝王之學是佐人成帝王之術,大刀屠龍,權術之中裹挾著霸氣。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讓人受不了,幸虧趕上了長毛鬧事的年月,軍情緊急,人才難得,也因為碰上了脾氣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駱秉章,才讓他得以展露才華。建功立業之後,雖說此公脾氣大嘴巴臭,還不斷地弄點權術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謀深算的西太后和恭親王奕,鑒於督撫專權的現實,出於牽制曾、李等人的考慮,對這個攪屎棍特別地優容,使得他在眾人的詆毀聲中不斷地上升,不僅入相而且進過軍機處。要不是要樞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話和嘮叨,也許他會成為朝中最有權勢的中興名臣。

  然而,西征之後的左宗棠,雖然一直得到朝廷的優待,始終在肥缺要差上轉,卻再沒幹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業。無論在公堂還是私邸,此老惟一熱衷的事情,就是罵曾國藩。罵來罵去,就是那麼幾句車□轆話,無非是說曾國藩假道學,虛偽,可一張嘴,就是它。

  見武官的時候罵,直罵得眾將官耳朵出了繭子,非不得已不去見大帥;見文員的時候罵,直罵得下屬稟報事情都沒有機會;見外客還是罵,寒暄才畢,罵聲旋起,一直罵到日落西山,最後隨從不得已強行將茶杯塞進他的手裡,高叫:送客!才算關上了老人家的話龍頭(清朝官場的例行規矩,主人一端茶杯,即為送客之意,僕人馬上叫:送客)。期間,客人一句話也插不進去,客人來是幹什麼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僅如此,吃飯的時候要罵,人一入座就開始罵,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還言如泉湧,結果是每個人都沒吃好。睡覺之前也要罵,罵聲成了他自編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罵聲中進入夢鄉。

  曾、左交惡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即使在今天也一時難以公斷。不過,兩人之爭,無非為了公事,彼此間並不存在什麼私怨。就當時公論,一般輿論還是傾向於曾者多,偏於左者少。畢竟,在左宗棠事業的關鍵處,曾國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顯然,於公於私,似乎左宗棠都沒有必要跟曾國藩糾纏不清,甚至在曾死後還罵個不休。過去史家論及此處,往往歸咎於左宗棠氣量窄,脾氣壞。其實,左宗棠罵曾國藩,雖然不乏嫉妒之意,因為朝野公論,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內心裡也未必會像他嘴上說的那樣,認為自己比曾強。晚清另一位大佬李鴻章晚年服了氣,承認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師(曾國藩)一個。左宗棠相反,不僅沒有服氣,嘴上還不停地罵,然而這個顯然過於反常的「罵人事業」,卻暴露了他內心的無比焦慮。他心裡明白,曾國藩是一座他無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他,斷然不可能像李鴻章那樣放出軟話。於是,惟一的出路就只有罵了。

  中國從來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間總是難以相能。曾、左、李之間,如果不是有個內修功夫好、識大體的曾國藩,晚清的中興也許未可知。什麼時候,像左宗棠這樣的人學會了妥協,學會了相讓,中國人就真的出息了。 






 
做皇帝的故事
  古代的時候,中國人想做皇帝的人很多,從農夫到將相都有。自從小亭長劉邦見了秦始皇說「大丈夫當如是焉」,和種地的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後,大家好像突然都醒過來了一樣,只要有點機會,就幻想著能當上皇帝。曹操掃平中原之後,很有點自負,說是如果沒有他的話,不知有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這話其實不假,黃巾餘黨不說,袁術家四世三公,深受漢室大恩,還不是私藏了傳國璽,一不留神就想當皇帝。而曹操自己也未必就心地純正,按陳琳的說法,此公屬於「閹豎遺丑」——宦官沒有割乾淨生下來的,門第雖然比袁家差得多,但他之所以沒有逼漢獻帝「禪讓」,只不過是因為時機還不成熟,怕孫權之流把他放在火爐上烤,只好自己做周文王,皇帝留給兒子做好了。明末清初的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引清兵入關做了貳臣;做了貳臣之後反而不安分起來,為了保住自己藩王的地位跟新主子鬧翻,打來打去,沒成氣候,眼看陽壽無多,臨死前也要過一把皇帝癮,在衡陽就地搭起竹棚,登基做起了皇帝,結果屁股沒坐熱就去見了地下的王——閻羅。

  農民自陳勝、吳廣之後,想做皇帝的人一直就不少。當然,有此非分之想的大多是那些不安分,又見過些世面,或者有點痞氣的人物。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時候,北方中國也是遍地烽火,大小股的農民起義到處都是,稱王稱帝者不知凡幾。不過多數的團伙都是從戲班子搶來戲衣,用唱戲的黃袍和王冠,裝備自己的皇帝,用戲裝的蟒袍玉帶、鎧甲硬靠,裝備文武大臣。然後跟吳三桂一樣,搭個大棚子就當是皇宮,然後就登基做皇帝。不過,這些草頭皇帝登基之後頭一項急務,都是大封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以便盡快享受美女環繞的艷福。至於到底能不能配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就要看這些起義者的實力,一般來說,十幾二十幾個總是找得到或者搶得到的。在這方面,他們顯然比不上同時代的洪秀全,人家一口氣大小老婆就娶了好幾百,害得他總是擺不平小老婆之間的關係,爭風吃醋鬧得天王府翻了天,往往不得不求助東王楊秀清假裝神靈附體,上帝下凡,為他處理家務事。

  不光亂世,農民爭著當皇帝,太平年景,偷著做皇帝的也不少。明清時節,宣稱具有無邊法力的民間教門很是不少,教首藉著三腳貓功夫的氣功,再加上一些從儒釋道那裡抄來、從戲詞裡躉來的貨色,一蒙就能蒙上一群人,給他上錢上貨,甚至貢獻女人,大家夜聚曉散,好不快活。他們中間的某些人,覺得做教首沒有做皇帝過癮,所以往往有利用教徒對自己的迷信,做起皇帝的,不敢公開搭棚子,就在自己家的土炕上穿著借來的戲衣「登基」。地方雖然窄點,但一樣不耽誤大封群臣,尤其不耽誤封自己的三宮六院。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年景稱王稱帝的人,往往只是自己過過皇帝癮,並不真的想打上金鑾殿,奪了鳥位。只是若讓真的皇帝知道了,還是一樣抓了砍頭——其實有點冤。

  在漢人文化圈裡,皇帝無疑是一個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窮鄉僻壤,愚夫愚婦,有誰能不知道皇帝呢?有個笑話說兩個農夫在田里割稻,累得不行,一個說,皇帝割稻肯定是用金鐮刀。另一個說,蠢貨,皇帝哪裡還用得著割稻,還不是在大樹下面,西瓜吃吃,蒲扇搖搖。其實,這只是笑話而已,人們編出來取笑農民的,當不得真。實際上哪個時代的農民,會一點都不知道皇帝是怎麼回事?自從有了戲曲之後,戲裡總是演帝王將相,即使在農村,年節農閒,也要唱大戲的。別的不曉得,誰還不知道做皇帝的高高在上,別人都要衝他磕頭,三呼萬歲,居有宮,出有輦,說話金口玉牙,讓誰死誰就活不了;最妙的是有許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來的。所以,凡是農民想要做皇帝,就比照著戲上的操練。

  當然,農民如果不滿足於做草頭王、野皇帝,而且真的得了天下,那就得講究一些了。當年從沛縣起義的劉邦,土的程度跟陳勝、吳廣也差不了多少,最多當過幾天「大隊幹部」,起義以後,事情還沒有眉目,就拚命地找女人、吃豬肉。英布來見,他一邊一個女人在給他洗腳,張嘴就是粗話,一點禮數都不講。看見儒生,更是不耐煩,搶過人家帽子就往裡撒尿,活脫脫一個鄉里的無賴。然而後來做了皇帝,發現跟原來的一幫屠狗殺豬的兄弟喝酒撒瘋不成體統,這就用得著儒生了。叔孫通為他制訂朝儀之後,宮裡殿外,兵衛齊列,鎧甲鮮明,旗幟飄飄,所有文武大臣排成兩列,天不亮就在宮外候著。贊禮官說聲「趨!」大家弓腰低頭,一溜小碎步向前;說聲「止!」則乖乖站著誰也不敢動。東向文,西向武,分兩列在殿前站好。於是皇帝乘輦駕臨,諸侯王、群臣按班次奉賀朝拜。禮畢,皇帝賜酒,酒過九巡,贊禮者高叫:「罷酒!」整個儀式過程,群臣無不戰戰兢兢,不敢稍稍違儀,有動作不合式的,朝堂上虎視眈眈的御史立刻就將他們帶走(估計沒什麼好果子吃)。朝禮罷,劉邦高興地說,我今日才嘗到了做皇帝的滋味啊。原來要過飯、當過和尚的朱元璋朱皇帝登基的時候,也一樣排場得了不得。先是郊天祭地,算是請示過天公地母,承認了他做皇帝的合法性;然後由丞相率領群臣,跪請朱皇帝龍椅就坐,朱皇帝扭捏半晌,總算坐進了椅子;再由丞相跪進袞冕,為他穿戴停當,再捧上玉璽,送到朱皇帝手中;接過玉璽之後,群臣立刻拜賀舞蹈,三呼萬歲,整個南京城鼓樂齊鳴,歡聲震天。接下來,換上皇帝新裝的朱元璋,由儀仗導引來到太廟,奉上寶冊,追尊他們朱家四代種田的祖宗為帝,告祭社稷;然後回到奉天殿,升御座,接受百官朝賀,大家如儀舞蹈,三呼萬歲。此時的朱元璋說沒說劉邦當年的那句話,於史無征,但心裡肯定受用極了。只有李自成沒有出息,打下了北京,佔了皇宮,卻在偏殿登基,果然沒幾天就丟了天下。

  可是,沒有受過皇帝文化熏陶的少數民族,在皇帝問題上有時候就難免有點糊塗。金朝的開山祖完顏阿骨打,打下燕京(遼人的南京),識趣的燕京人打起皇帝專用的黃蓋去迎接他;他說這東西只有一個,我們這麼多人,誰用?於是扔在一邊。將他迎進皇宮,請他坐龍椅,他還是說,就一把椅子,怎麼坐?於是跟同去的人一起坐在台階上。後來總算是可以坐龍椅了,但對於禮儀還是不明白。剛剛進入中原的女真人不呼萬歲,他們認為人不可能活一萬歲,極盡他們的想像,覺得活一百二十歲已經到頂了。所以,上朝的時候,他們就呼「一百二十歲」。其實不光剛進中原的女真人,就是已經接受了多年漢人統治的西南地區的苗人,也弄不懂皇帝的確切意思。清朝的時候,貴州的地方發現,苗人無論管多大的官,都叫「皇帝」,而北京城裡真正的皇帝,則被叫做「京裡老皇帝」。少數民族在皇帝問題上的糊塗,反襯出我們文化上皇權意識的強固。人家大人物都不明白的事情,我們小小百姓都門清。是文化上的先進呢,還是意味著別的什麼?

  歐洲直到現在,不少國家還存在王室,調查一下,希望王室繼續存在的西方人還正經不少,但真正具有皇權意識的還是我們。我們的皇權意識,不僅在於大家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蓋都有點軟,碰到稍微像樣一點的君主就會自動將權力交出,一任人家擺佈;還在於凡是有點權力就想像皇帝那樣行使,霸氣沖天;更在於想當皇帝的人太多,連再平常不過的老百姓有的也有這種幻想。這對於西方人來說,真是匪夷所思,拿破侖一世說過,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但他絕對不會說,不想當皇帝的人不是好的人。因為即使在一度皇權鼎盛的法國,像他那樣做皇帝夢而且還實現了的人也是鳳毛麟角。更妙的是,我們在還沒有當上的時候,攤上惡主了,抱怨固然要抱怨,但批判主子荒淫的時候,心裡其實酸酸的。如果一旦像孫猴子說的那樣,「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了,那麼臉變得比誰都快,享受起來比誰都迫不及待,恨不得一天享盡天下美味和美色。

  明朝的大儒王陽明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成者王侯敗者賊,其實帝王也是賊。 






 
有為政府的代價
  中國歷史上的昏君,其實不見得個個都是昏庸之輩。樂不思蜀的阿斗和「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畢竟是少數;其他即使如成天和嬪妃玩做買賣遊戲的南朝東昏侯、整日只知道做木匠活的明熹宗,其實也就是心思沒放到大事上去而已,要論智商,恐怕也未必很差。他們中間的某些人,恰恰是因為太聰明了,結果倒成了昏君,而且是比上面提到的諸公更有知名度的大個昏君,這個人就是隋煬帝楊廣。

  楊廣之聰明多才,恐怕放到中國歷史上所有明君行列中也不會遜色。他自己也認為,就算是跟士大夫們比才學,他也應該做皇帝的。話雖有點浮誇,但此公才學確實有,還在當皇子的時候,就跟士大夫詩賦唱和。從流傳下來的詩作來看,多少有點意思,至少不像現在名氣很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筆那麼俗氣。《隋書》上說他「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應當說有點道理。楊廣文才不錯,武功也有那麼點,隋平南陳,他是行軍元帥,北卻突厥,他還是出征的主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至少沒有給將士們添亂。即使是痛貶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認他「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可是,造化就是這樣弄人,被聰明所誤的人,在聰明人中十有八九,隋煬帝楊廣就是一個典型。

  如果不聰明而且多才,恐怕楊廣不會有那麼多的大手筆的動作,後來讓唐朝佔了那麼多年便宜。獨享制度之利的制度創製,多半出於這個被後人罵為「煬」的皇帝,特別著名的是科舉制度。正是這個制度,讓中國的帝制有了世界上最完備和發達的官僚結構,被後世史學家許倬雲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原色之一,讓法國著名的史學家布羅代爾驚歎,怎麼中國那麼原始的帝制,卻有了一個現代化的官僚制相伴。當然,調動幾百萬民工修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以及興百萬大軍屢次征伐遼東,也是他的大手筆。只是這樣的大手筆,最終讓他丟掉了江山社稷。

  歷史上沒有哪個皇帝像他那樣,做了如此多的遺惠後世的大動作,卻因此身死名裂的。不僅科舉制讓後來的皇帝把天下英雄盡數納入彀中,而且大運河也讓後來的王朝盡享漕運之利,然而他得到的只有千古的罵名(只有秦始皇有點類似,但秦的江山不是丟在他自己手裡,史家對他的評價有貶也有褒)。毋庸諱言,在當時,這些大手筆的施展對於社會生活的破壞是災難性的。中國雖然有著發達的商業,但卻從來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市場,發展出成型的商業社會,國家也沒有對應的制度和稅收策略;中國也不完全是一個內陸國家,但海洋經濟由於受到商業發展的限制,更是進不了國家戰略的視線。所以,歷代王朝都只能以小農經濟作為立國的基礎,而小農經濟是經不起國家大手筆動作的。修建東都和大運河,成百萬人耽誤農時,消耗儲備,一已為甚,何況再乎?農業民族,從本質上講是不宜擴張的,對外戰爭,最高的限度是防衛性的。以秦始皇這樣的雄才大略,挾滅六國之勢,擊走匈奴之後尚且得修長城,可見進攻態勢之不可取。百萬兵上陣遠征,百萬人沿途饋糧,幸而戰勝,尚且難以預後,何況戰敗!說到底,中國不是一個商業國度,可以方便地集中資源,也需要靠武力維持商路的暢通;中國也不是一個海洋國家,無視海洋的運輸之利,也想不到出海謀取更多的資源。在自己限定的框架裡,只能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否則就要出大麻煩。

  當然,在史家眼裡,這個亡國之君跟他的同類一樣,有著雪崩式的道德敗壞的經歷,矯情做假、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任用奸佞,等等。野史小說更是把楊廣說得像惡魔一般:弒父殺兄,淫母奸嫂,殺人取樂,甚至還近乎色情地描寫他坐著羊車在眾多宮姬住處之間遊走,為了能得到他的臨幸,宮姬們競相在門口堆滿羊愛吃的食物。儘管後者荒誕得有點像後現代先鋒派小說,但實際上兩者都是暗示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就在於隋煬帝的品質和道德的敗壞。事實上,隋煬帝的奢費並沒有耗盡國家的儲備,而使隋朝從倉儲之糧滿贏,到餓殍滿眼的轉換,恰是因為他動機看起來還不算壞的大手筆。

  「治大國若烹小鮮」這句格言,言外之意就是不能亂折騰、大折騰,老是翻鍋。老子的這句話自從兩千多年前說了以後,相信歷代稍微明智一點的君主,都是銘記在心的。至少在現在,我們還沒有資格忘了這句話。 






 
「胭脂虎」和夫人路線
  中國古代是典型的父權制的社會,男人怕老婆,原是要招笑的。但無論什麼時代,總免不了要出一大批怕老婆的典型,連貴為「天下之大父」的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否則,我們的笑話庫就要少很多材料了。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為最。大概是西晉末年,塞外的少數民族紛紛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後,他們沒有漢人那麼多的禮教講究,中原社會連同頗為得意的婦人之道,都被沖得七零八落,婦女們多少有點揚眉吐氣的感覺。我們的正史說,北朝嫁婦,先教使妒,說什麼也不許丈夫納妾,丈夫的家,至少要當一半多。接下來,隋朝楊家一統南北,據說是重光了漢家文物,但三從四德的婦道卻依然闕如。隋文帝楊堅,就有一位強悍的皇后獨孤氏,經常把楊堅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兩個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獨孤知道,馬上將兩個「狐狸精」逮去弄死。楊堅知道後,策馬狂奔,說是皇帝不做了,作離家出走之狀,結果被大臣拚命攔住,死拉活勸。眼見出走不成,楊堅長歎一聲: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據說,這就是漢語「自由」一詞的最早出典。

  進入唐朝之後,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個豆腐性的兒子李治,而偏又是這個兒子繼承了皇位。於是,皇帝懼內的故事在唐朝有了更輝煌的續篇。我們知道,在續篇中,李治賢內助表現得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僅管皇帝的後宮,而且大模大樣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連上朝都要並排坐,「朝中並稱二聖」。

  獨孤氏和武則天這兩位「母儀天下」的頂級河東獅吼,雖說碰倒醋缸的時候未免手辣心狠,但一個內部治理,一個內外兼治,把夫人政治搞得紅紅火火。以後人觀之,國家治理的效果還算不錯,至少王朝的政治並不因此而渾濁,國家上下也算太平。不過,夫人政治流風所及,大家群起傚法,固然使女界揚威,但也難免出點流弊。據《隋唐嘉話》載,楊弘武曾為唐高宗時的吏部尚書,在楊大人當家的任上,高宗發現,經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被授予官職。於是一次問楊尚書:某人為什麼要授某職?楊弘武回答說:我的老婆韋氏特別凶悍,昨天特意囑咐讓我給人家這個官職,我不敢不給,否則後患無窮。

  韋氏替老公選官,到底是收了人家錢財,還是為娘家的親戚辦事,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大正大光明是肯定了的。能把這種堅決執行夫人路線的事情跟皇帝坦白出來,不說明楊某人的膽量,只表明夫人政治的雌威,已經浸及「幹部隊伍」的選拔。露出來的有,不敢坦白如斯者不知凡幾。就在此事發生的同時代,「幹部隊伍」裡還有個陸慎言,在做尉氏縣令的時候,老婆朱氏,居然公開替他治理縣境,心貪手還黑,老百姓稱之為「胭脂虎」。

  唐以後,女人被逐漸興起的理學弄得灰頭土臉,夫人政治不得已轉入地下,除了個別命好的熬到太后資格的,基本不再敢公開干政。

  民國是個講女權的時代,頭面人物的夫人往往風頭很勁,像蔣夫人宋美齡、汪夫人陳璧君之類,拋頭露面的機會幾乎不讓夫君,夫人政治再次浮出水面。不過,這些光彩照人的夫人們,畢竟還沒有正式的行政職務,夫人政治還只是在枕邊和閨房之內起作用,跟隋唐時代差不多。夫人政治真正光大的時代是文革時期,那時候,被打倒的領導幹部非常多,而且變化也非常快,今為座上客,明為階下囚。凡是在台上的,幾乎都用自己的夫人做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或者乾脆自己的夫人走到台前,直接參與決策和政治操作。政治人物之間的惡鬥,也往往跟夫人之間的角逐或者撕打連在一起。

  女人當家好不好?這個問題顯然並不只有「牝雞司晨」這一種答案。古往今來,從平頭百姓到閥閱之家,再到皇宮那個巨大無比的大家,女人當家,當得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只是,人們要解決的是制度上對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者默許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不管有多大的不公平,不在其位的女性,最好還是不謀其政的好。否則固然不排除有干政幹得好的,但也更為徇私舞弊開了方便之門。

  事實上,哪個時代的男人們,對於抨擊女人干政從來都不遺餘力,但卻一直沒能將夫人路線的後門關上。政壇上走夫人路線,從來都是制度外的一條終南捷徑,什麼事情辦不明白了,或者要官要不到的時候,走走當政男人的夫人或者任何一個心愛女人的門路,都可以收到奇效。夫人路線只要走起來,就難免跟行賄受賄、買官鬻爵糾纏不清。大家都知道晚清的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最好的光景也只有一點小權。然而就是這麼一點小權,也有人惦記著走他身邊女人的路線。現在文學作品上極正面的珍妃,當時其實也替人吹過陞官的枕邊風。

  其實,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鑽,就會有人鑽。至於鑽什麼門路,本是個次一等的問題。除了夫人路線,還有親友路線、孌童路線,等等,都是可以走的。 






 
名人肚子的故事
  在中國歷史上,名人有肚子的不少。那個差點送了唐朝性命的胡將安祿山據說肚子很大,幾乎拖到了膝上,跟現在的很多美國大胖子一個水平。一次入朝,唐明皇跟他開玩笑,說,如許大的肚子,裡面裝的什麼東西?安祿山應聲答道:都是對陛下的忠心。宋朝的文人蘇軾蘇東坡肚子也大,在他還沒有徹底倒運、被發配到海南之前,有一次跟家中的歌妓飲酒,拍著自己的大肚皮,問歌妓們,說你們猜猜看,我這肚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大家有的猜是學問,有的猜是經綸,有的猜是智慧,可蘇東坡最喜歡的一個妓兒朝雲卻說,相公肚皮裡沒有別的,只有一肚皮的不合時宜。

  安祿山的一肚皮忠心,很快就露了餡。「漁陽鼙鼓動地來」,安祿山拖著他那大肚子,帶著精銳的親軍「曳落河」反上長安了。最後雖然沒有把唐朝江山推倒,卻也害得一直信任他的唐明皇丟了皇位,跑到了巴山蜀水吃老米。被安祿山認作乾娘的楊貴妃,遭際最慘,「婉轉蛾眉馬前死」,從此讓愛她的風流皇帝茶飯不寧。這還不算,看似鐵桶的唐朝江山從此風雨飄搖,一天不如一天。當然,安祿山自己也沒落個好。好像就是要印證一下他當年的話,造反了若干年後的安祿山被親信奴才在肚皮上捅了一刀,流出臭腸數鬥,死了。

  安祿山肚皮裡的忠心是假的,但蘇東坡肚皮裡的不合時宜倒是貨真價實。自從出道以來,雖然才高八斗,名震京師,但為官處事卻總是好唱反調。王安石變法的時候,他對改革提出質疑;到了舊黨復辟,司馬光主政了,他又反對盡廢新法。弄得兩面不討好,舊黨新黨都不待見。官越做越小,直至被發到煙瘴之地的海南,吃香蕉去也。

  古往今來,凡是自稱自己怎麼怎麼好的人都有些可疑,宣稱自己的忠心如何就更是靠不住。反過來,倒是那些總是唱反調,一肚皮不合時宜的人,很有可能是些真正值得信賴的,至少他不會是害人的傢伙。可是,古往今來,有點權勢的主兒,卻總是迷惑於某些人的自我表白。前車顛進去了,後車依然前進如故,等到明白了,什麼都晚了。世界上,像安祿山這樣,最後被人捅漏了肚皮的惡人惡報並不多,往往是惡人紛紛遂了好願,一個個把先前的表白對像當了墊腳石,發達去也。喜歡聽好話,不喜聞惡言,是人性的弱點。越是身居高位,其弱點就越是突出,不是他們不明白,而是他們不樂意明白。

  據說唐明皇逃到四川之後,一次說起他過去的這些臣子,誰好誰壞,一清二楚。旁邊的人忍不住問道:那陛下當初幹什麼去了?唐明皇一聲不響,只有歎氣。 






 
吃溺與排場
  做官就要有排場,古今一理。排場不動身是顯不出來的,只要官身一動,前呼後擁自是不在話下,接待的陣勢也是暴土揚塵,響遏行雲。古人說當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來時是驚天動地,到了以後是昏天黑地,老百姓是哭天喊地,走了以後大家歡天喜地。其實,出來行走的和接待的官兒們都知道,接待的排場,其實更多的只是虛榮,如果真講實惠,那麼把花的銀子直接給了出來走動的官豈不更好?然而,不。從來中國的官場都是精神、物質兩手抓,錢要,排場更得要。不然的話,這個官做得豈不是錦衣夜行,怎麼樣去耀祖光宗?

  不過,既然接待排場主要是滿足被接待者的精神享受,那麼,接待的時候形式肯定要重於內容。接待的規格越高,形式越是講究,從具體辦事人員到能見到高官面的地方官,層級越多,裡面的貓膩也就越多。不僅操辦接待的借被接待者的名義撈滿了荷包,而且被接待者,有時候也難免在至恭至敬的招待中吃了癟。清人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中,記載了一件據說是他的祖父親眼所見的事情。說是嘉慶初年(其時,乾隆尚在,雖為太上皇,但大權在握),福康安出巡。福康安據說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愛屋及烏,對這個一表人才的寶貝喜歡得了不得。自打生下來,好事都是他的,壞事都是別人的,幾件安邦定國的大功勞,雖然都是別人立的,但都歸在他的名下;官封到最大,爵也封到極頂,權傾朝野,在當時,其實比那個「天下第一貪」和還要神氣威風。所以,他的出行,自然也是轟轟烈烈的「四大天地」,沿途州縣極盡逢迎之能事,恨不得把官衙賣了也要把福王爺伺侯好。福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兒都要吃白肉片(即今天我們封為滿族宮廷菜的汆白肉)。這白肉片非得用精選全豬,整個放鍋裡慢慢煨熟,方才合適。一次,途經四川的一個驛站,上面早就吩咐廚子安排大鍋煮上全豬。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時候,廚子突然爬上大鍋,解開褲子就向鍋裡撒尿。旁邊的人大驚,廚子說,忘了買硝,只好拿這個頂了。

  故事的結尾是富有喜劇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過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後,居然感覺甚好,說是一路上也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賞了廚子一匹綢緞。

  後來福康安是否知道自己其實吃了廚子的尿?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古往今來的辦接待差的人們,心裡都知道,他們為官老爺安排的排場,有多少是蒙人的。

  吃了下人尿的故事,還會延續。 






 
一副急淚
  大權在握者總免不了有幾分橫勁,尤其是當他發現這個權力可以橫掃一切的時候。項羽說,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意思是顯擺不起來)。而對於某些官員來說,有權不耍橫,也是等於錦衣夜行。能頤使氣指,呵僕罵從,跺一跺腳,讓某個地方的地皮連同地上的人亂顫,而不跺腳的時候,周圍的人都仰著脖子看你,這才是做官的過癮處。至於人所共憤的貪污受賄什麼的,其實只是這種橫勁的自然延伸,權都來了,錢還遠嗎?很可能許多做官的開始並沒有有意要當一個貪官,權一大,橫起來,自然錢就飛來了,想不拿都難。

  在中國這個國家,產生權力的崇拜甚至迷信是難免的。君不見,福祿壽三星,除了壽星佬光頭,看不出身份外,剩下兩位都是官帽子,有位據說還是什麼「天官」(傳說的吏部尚書)。有錢能使鬼推磨,那是沒權的人才說的話,有權的人從來都信有權就有一切,錢算什麼「阿物」?不,西晉的大司徒王衍已經命名了:「阿堵物」。也許正因為有錢的不及有權的威風,所以人家司徒大老爺才硬是口不言錢。在中國,死了娘老子是需要有哭聲的,如果孝子們哭不出來的話,則需要花錢買,有專業的「哭喪人」可以替哭。可是碰上有權的橫主兒,這專業的「哭喪人」可就沒錢賺了,自有大批的下屬自動地來替哭。不僅官老爺的娘老子翹辮子會有人來哭,就是老爺的狗,不,愛犬死了,也一樣有人涕淚交加,昏迷氈塊。

  這種事情說起來似乎是噁心而且新鮮,但細究起來,實際上也是古人玩剩下的。南北朝時期,南齊最後一個皇帝東昏侯,就幹過這等事。一次,南朝小皇帝愛妃早早地歸了天,多情的皇帝下令朝中大臣一起前去送葬。可能是嫌現場哭聲不夠響亮,氣氛不夠悲慼,於是下詔,哭得哀痛者陞官三級。某官聞言放聲大哭,淚流滿面,涕塗一手加一地,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際,升了上去。完事後,有人不服,問這位:你哪兒來這副急淚?這位回答說:啊,我自哭我家亡妾耳!

  看來,自己死了親人,不管是娘老子還是愛子或者愛犬,真要是傷心還是自己哭好,別家的眼淚多半都靠不住。古語道,凡為官家,娘老子死了擠破門,自己死了沒人問。

  還別不信,不信試試,真死不行,裝一回也行。 






 
雞犬升天之後
  中國人中被傳為得道升天的人很多,劉安是其中最為奇特的一位。據說他上天之後捨不得家裡的雞犬,成天茶飯不寧。沒奈何,安排他上天的神仙又費心將他家的雞鴨鵝狗統統帶上天。另一種說法是劉安在將升未升之際,將丹藥撒在地上,結果家中的雞犬吃了也升了上去。按前一種說法,劉安不過是個「有道」的土佬;按後一種說法,劉安就是漢代那個風流儒雅的淮南王,好客,好書,也好神仙方術,但是還是沒有能逃脫宮廷鬥爭的牽累,死於非命。顯然,人們更喜歡的還是前一個劉安,雖然土得掉渣,但的確可愛煞人。人們說起「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語的時候,想到的多半是這個土佬劉安。只不過,後世的人們在引用這個成語的時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篡改了劉安同志的光輝事跡,每每用它比喻一個人做了官發了財,家人親戚統統跟著沾光的現象。

  在當下的語境裡,「雞犬升天」基本上屬於貶義,安到誰頭上,都跟罵差不多。不過,話又說回來,人們在說誰家雞犬升天的時候,其實話裡話外多少是有幾分艷羨,幾分醋意,比酸葡萄味還要重些。在一個以家庭或者家族為本位的古代社會裡,發達者照顧家族和親戚,本是理所應當之事。所以看見雞犬升天的事情,貶固然是要貶的,但骨子裡未必就不贊成,只要自家有機會,總是免不了要實踐一下雞犬升天的境界。只是在這個境界裡,發達者和他攀龍附鳳的親戚心境有所不同。想攀的人實踐雞犬升天的心情更迫切些,恨不得一步登天,而被攀的感覺相對複雜,一則有榮耀之感,二則有時也難免會被拖累得暗暗叫苦。我們自古以來推崇「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有光,親戚之間沾一點或者更多,好像歷來是理所應當的。如果有光不讓親戚沾,那倒是要有點勇氣,即使那些親戚並沒有跟你有難同當,甚至還落井下過石,到時候人家來沾光,似乎也沒什麼不應該的。顯然是只要一人得了道,那麼雞犬自然就會一擁而上,跟著升天去也。

  同樣的道理,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創業,共患難的時候,大家往往齊心合力(親戚自然不會沾邊),一到度過難關發達起來,輪到同享福了,卻往往會起了分歧,最後不鬧得烏眼雞似的你死我活,就算幸事。因為一旦有福可享了,各自的身邊就有各自的親戚了,雞犬來了,鵝鴨也來了。時間一長,原來的患難兄弟就分成各自的親戚集團,再在一起共事,想不起意見都難。

  魯迅在談到袁世凱的時候說過,中國的猛人身邊總有一批包圍者,事都壞在包圍者身上,圍垮了一個猛人,大家再圍另一個。其實,猛人最貼身的包圍者就是自己家的雞犬,比如袁世凱稱帝,那個連報紙(順天時報)都偽造好了送給他看的人,就是他的犬子袁克定。

  所以,中國人是相當聰明的,當年編這雞犬升天傳說的人,就已經知道這升天的結果好不了。所以,他們給劉安安排了一個啼笑皆非的結局,說是劉安升天以後,不諳禮數,「起坐不恭」,於是被人彈劾,要受懲罰,幸虧有人(仙)說情,才算放過,但仍然被安排去看廁所。有人知道這個結局之後,還寫詩質疑劉安:「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大概劉安上天以後,一群雞鴨鵝狗成天跟著,四處聒噪,四下方便,弄得天界大亂,噪音超標,衛生不達標,因此才會將劉安同志發到環衛部門去,讓他將功補過。劉安命運如此,那些跟上天的雞犬呢?書上沒說。不過,我想,既然連劉安都差點受到懲罰,免罰之後,還被打入另冊看廁所,這些惹禍了的雞犬,如果不趕緊逃下界來的話,那麼很可能要進仙人的廚房了。

  看來,從雞犬升天到任人唯親,再到家散人盡,這樣的三步曲從古時候就開始在演了。 






 
排名的重要性
  唐朝的安史之亂是每個讀過中學的人都知道的歷史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祿山和史思明。兩人均出於絲綢之路上的胡族,不僅好武,而且擅長經商,在喜好用胡人為將的唐朝,靠的是武功起家,但心機卻一點也不少。安祿山攀上「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楊貴妃,為此,老大不小的他居然拜楊貴妃為母。進宮來,故意做戲式的先拜貴妃,後拜皇帝,說是胡俗重母,其實是變著法地討皇帝的歡心。史思明沒有這等軟功夫,但也曾讓唐玄宗撫背長歎,感慨良多,大概是找了個機會讓皇帝看見了自己身上的傷痕。安、史在歷史上,屬於那種造反而沒有成功的人物,評價特次,所有的髒水都來了,給人印象是渾得要死。其實,這種能把唐朝從鼎盛一棍子打下來的人,就算是渾,也多少有點過人之處。

  安、史都是武夫和老粗,不過,老粗在唐朝那種遍地是詩的環境裡,也未必能耐得住。果然,當他們打兩都樹起大燕國號之後,居然也做起詩來了。說的是一日史思明在東都洛陽嘗了新摘下來的櫻桃,感覺甚好,忽然詩興大發,賦詩一首,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懷王是他的兒子史朝義,周贄據說是他兒子的老師)寫完之後,遍示群臣,左右群臣都說好。半晌,有一人嘟囔道,好是好,不過,要將第三句和第四句調一下,也許就合轍壓韻了。不想,史思明聽罷大怒,說:你胡說,怎麼能讓周贄壓在我的兒子之上呢!?此人腦袋是否因此丟了,書上沒講,估計沒有什麼好果子吃。

  很久以來,人們一直把史思明的這個逸聞當成笑話,其實,笑話固然是笑話,但其中未必沒有一點道理。史思明不肯改詩,裡面有個排名先後的問題,而所謂的排名,實質是個禮儀秩序的問題。要知道,此時的史思明既不是當年在邊境遊蕩的小卒,也不是玄宗手下總是生事的邊將。他已經打到長安,做了大燕國的柱石。昔日劉邦一介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小亭長,做了皇帝也知道禮儀的重要,何況安、史反的時候已經當了唐朝這麼多年的重臣,也不知隨班參見了多少次,豈有不知排名重要性的道理?從另一方面說,就算安祿山對此不明白,但安祿山手下,不乏文人學士,連當時名滿天下的大詩人王維,不也被他網羅在帳下,其中懂得朝廷禮儀的自然不在少數,自然要教會安、史點什麼,否則他們存在的價值何在?當年劉邦打天下的時候,儒生叔孫通百無一用,好不容易出個主意封六國,之後還被證明是餿的。結果到了天下已定的時候,當年的高陽酒徒搖身一變為制禮的博士,才有了用武之地。

  歷史告訴我們,不論是流氓還是草寇,登基做了皇帝,自然都要講禮儀、排班次。即使他不講,群臣也要勸他講或者說逼他講。禮儀的要緊處,就在於等級排名,在公共場合露面,文武兩班,班次森嚴,地位、官階、資格一路排下來,誰在先誰在後,半點也錯不得。禮是儀式,更是秩序,秩序就要講排名。不論排名,上下位置亂起來,天下也就亂了。做詩也要政治掛帥,你怎麼能讓人家把自己的兒子排在周贄的下面!

  不過,史思明畢竟還是個武夫,雖然對排名非常敏感,也粗知「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親自出面吟詩,大有偃武修文之勢。但卻不知道這種「建設」,其實是可以做假的,自己做不好詩,讓手下的文人代筆就是,當時沒人敢追究真假,後世則莫辨其真假,落到誰的名下就是誰的。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也是一介舞槍弄棒的武夫,可是人家傳下來的幾首詩,都合轍壓韻,中規中矩的,後世又有誰能說得清到底是誰的手筆?當然,現在我們這麼說,多少有點苛責人家史將軍的意思。人一旦做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能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就難了。史思明做了詩敢於遍示群臣,就說明人家覺得自己的詩做得好,不允許下面的人除了叫好之外,再說三道四,這也是一種自信,有了這種自信,當然也就不屑於勞人代筆了。 






 
尊嚴與權力
  在中國,一個人但凡有點權力,總是喜歡將權力延伸到原本不該進去的地方,損傷甚至乾脆打掉被管者的尊嚴,據說只有這樣,才算嘗到了權力的滋味。小時候,每當犯了錯誤又不肯輕易認賬時,老師往往會冷不防地在同班同學面前,將平時偵查到的你所有的隱私,一股腦公佈出來,讓你感覺被猛然剝成了一絲不掛似的示眾,恨無地縫可鑽。大了以後,發現當眾剝人衣服的事情仍然在繼續,只不過變成了「斗私批修」和批判會,不僅領導剝群眾剝,還要你自己剝。

  進入新時代,政治運動風光不再,可是權力依然威風八面,只要人家管著你,總是有辦法讓你時不時地嘗一嘗屈辱的滋味。公司發給員工薪水,本是勞動合同中的應有之意,但有些老闆就是喜歡把這個過程變成吃嗟來之食;上下級之間,本是一種工作關係,但在有些地方往往變成了主奴搭配。過去奴隸制的時候,主人只要求奴才服從,並不一定要求奴才用諛詞歌頌他們,可現在,下級不僅需要無條件地服從上級,而且還時常要忍受上級劈頭蓋臉的責罵,和向上級奉獻阿諛之詞。儘管多數領導未必不知道人家的好話不一定是真的,但多數人都愛這口,而且利用權力去要這口。從前,如果一個人不善逢迎,也許只是難以陞遷而已,現在如果拒絕逢迎上級,就有受到懲罰甚至丟掉飯碗的威脅。不過,事情總是平衡的。被下級馬屁拍足了的人,見到他的上級,也就是這麼拍,辱罵下級的主兒,碰見自己上級不順氣,同樣要被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回家找不著北。權力肆虐的地方,沒有人可以有尊嚴。

  無原則的吹捧和沒有道理的責罵,是一對伴生物,有權力的肆虐就有這種東西孳生。因為人們喜歡奴才,這種喜歡,有時候說起來好像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雖然人們大抵都知道奴才在使用效率上有點問題,除了拍馬沒有什麼本事,但在上面的人卻都以為奴才比較忠誠,用起來順手。北洋軍閥自袁世凱以下,對下屬都有一種不打不罵不陞遷的慣例,想要提拔某人,就無緣無故地賞之一通耳光外加辱及先人的臭罵,如果對方貼然接受,則視為「效忠檢驗」合格,不日即可加官了。然而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效忠檢驗是根本靠不住的,恰是那些任打任罵、無條件服從的人,在關鍵時刻都變成了倒戈將軍。

  可是,如果我們把北洋軍閥的故事,再搭配上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統統講給現在正在選擇接班人的當權者聽,有用嗎?沒有。他們依然會按照慣例和自己的感覺,在針對自己的拍馬比賽中選擇接班人。歷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人們往往不是一代一代地演著新鮮的故事,而是偏要把那些老掉牙的舊事,演了一遍又一遍。否則,司馬光老先生就用不著勞神費力去編《資治通鑒》給皇帝看了(其實編了也沒用,舊戲還是照樣演)。

  其實,權力的產生,是跟暴力和征服分不開的,而所謂的征服,當然不僅意味著肉體的控制,也意味著對被征服者精神的摧折。從某種意義上說,被征服者靈與肉的服從,意味著權力施用產生的效果。其屈服程度越高,權力的效果就越佳,從權力所有者的角度來說,其心理的滿足感也就越強。正因為如此,中國儘管有儒家學說「仁政」的影響,暴力的底色依然難以消褪,一不留神,暴君就冒出來了。在暴君的心理中,折辱人,打掉人的尊嚴,無疑是一種非常快意的事情。

  現在的世界,雖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卻依然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遺傳著。就像我們把某些具有專製作風的人說成是土皇帝一樣,程度不等的「暴君」實際上並沒有消失。更可怕的是,大量並沒有政治權力的普通人,也可能具有暴君的心理,他們對子女(可能以愛的名義)和對比他們更弱的人,也一樣折辱;他們痛恨甚至私下痛罵暴君,只是因為眼下沒有機會做暴君。所以,任何單位都會出現這樣的循環,當年被折辱的人,有朝一日上了台,不僅照抄他當年所痛恨的一切,而且還推陳出新,以青藍之姿,展現在昔日的同事面前。

  權力摧折人的尊嚴,最終傷害的是人的羞惡之心,人只有沒有了羞惡之心,才能做到對任何羞辱都貼然接受,到達「厚黑」的境地。歷史證明,這樣的人,混得好,但破壞性也是最大,什麼壞事惡事都可以做得出來。如果人人都沒有了尊嚴,那麼世界也就不像個人的世界了。 






 
財富,模糊的邊界
  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大約兩千多年吧,使用的貨幣是一種外圓內方的銅錢(可能從秦五銖就開始了)。將錢做成這副模樣,當然有澆鑄之後方便加工的意思,但也暗含著國人對宇宙的認識——天圓地方,從某種程度上說,一枚小小的銅錢,蘊涵了天地宇宙。晉人魯褒《錢神論》言道,「體圓應乾,孔方效地」,即此之謂也。不過,這樣一來雖然氣魄夠大,可也有麻煩,因為宇宙在中國人認識中還有另外一副模樣,那就是混沌,所以連帶著錢這種財富的表徵,也不免混沌起來。也就是說,財富的所有權含糊不清。

  就拿傳統的中國人認為最穩定的土地所有權來說,雖說早就有了土地的自由買賣,張家買李家的地,請來中人,寫好契約文書,方位標誌一清二楚,連一個壟溝都不錯,地契在誰那裡,地就是誰的,哪怕你多年不在,地還是你的。明清之際江南盛行永佃權,田地權(所有權)和田面權(使用權)分得清清楚楚,可以分別典賣,按說物權是清晰的了吧?可是且慢,一旦到了更高的政治層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真要是政府因「國家需要」看上了誰家的土地,那麼二話沒有,你就得讓出來。仁慈一點的還有點補償,橫的主兒,連象徵性的補償都沒有,好在這樣的事情並不太多。但是至少在理論上,古代中國的土地所有權是含糊的。

  連腳下最堅實的土地都如此,其他的財產的邊界就更糊塗。中國人一向號稱以農立國,但幾乎人人都愛經商,也會經商,富可敵國的巨賈自不消說,農夫村婦也斷不了推著挑著挽著籃子去趕集。掙來的錢雖然在一般情況下是自己的,但是如果倒霉趕上了貪虐的官兒和暴虐的皇帝,那可就說不定了。一個小小的芝麻官七品縣令,想要讓一個有錢的主兒傾家蕩產,從來就不是什麼難事,要不然怎麼會有「破家縣令」這個說法呢?秦漢時候皇帝一有急需,就拿有「市籍」的商人開刀,商人的錢就變成了國家的錢。

  後來「市籍」這種賤民稱號消失了,但商人地位依然不高,掙得的家產還是不保險。於是講究一點的,賺了銀子就去買地,讓自己變成地主,然後課子讀書,考試進入仕途;性急的乾脆大把銀子買個官當,直接混入捐班的行列。總之是讓自己或者子孫從鐵砧化為鐵錘,重則讓人家破家,輕則保自己的家。但是做了官就可以確保家產無憂嗎?好像也未必。政壇風雲,宦海沉浮,一不留神,罷官抄家也是司空見慣尋常事。石崇富甲天下,連皇帝幫著自己的舅家王愷跟他鬥富都鬥不過。他家的廁所裡花團錦繡,香氣撲鼻,有美婢24小時值班,高捧手紙伺候,害得客人進去以為誤闖了內室。結果呢?風向一變,照樣家產籍沒,身首異處,最心愛的歌妓綠珠也被連累得跳了樓。當然,如果都像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一樣(此公有鹽商的家庭底子),天天多磕頭少說話,安享富貴的可能性顯然要大一點,但同樣不等於進了保險箱。比如和吧,雖然已經被眼下的媒體炒成了天下第一巨貪,好像十惡不赦的樣子,其實此公八面玲瓏,不光只討乾隆皇帝的歡心。錢是撈了不少,不過大多出於人家的主動孝敬。然而,和多年攢下的家當,在他有生之年並沒有姓他鈕祜祿氏,而是被後來的皇帝嘉慶拿去了。原因呢,當然有十大罪狀,但真正的原由大概就像朱維錚先生說的,連年剿五省白蓮教起義,剿得國庫空虛,害得嘉慶心裡空落落的,只好來個「和跌倒,嘉慶吃飽」。其實也就是半飽,君不見,從此以後,嘉慶再也沒有像他爹一樣南巡找樂子了。

  最要命的是,相當多對私有財產的剝奪,都有著相當正當的理由。因為我們的文化裡有道德意味過於強大的「公」與「私」的概念。那個出過「何不食肉糜」笑話的昏君晉惠帝,聽見蝦蟆叫,問道:「為公乎,為私乎?」看來他並不是真的糊塗,王朝政治的要害就是這麼點事,無非是公乎私乎,公私要平衡了,國家也就太平了。只是平衡說說容易,做起來卻難。國家不言而喻地體現著「公」的一面,由公而剝奪私,即使手段不那麼光明,道理上也是可以說得過去的。有的時候,所有的鬼魅行徑,只要掛上了公的招牌,就可以堂皇地行來,官吏們假公濟私自然也就難免。可是說到底,哪個時代的「公」其實也摻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私」,皇帝以天下為家,天下也多少有皇家家產的意思。君不見,昔日的沛上無賴劉邦做了皇帝,就跟他老子吹牛,說是你從前老說我沒有我家老二能置家業,現在看誰掙的家業大?

  古往今來,老百姓都知道這個道理,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都認為那是劉家和李家的天下,也都認可劉家和李家對他們土地財產的徵用。只要這種事情別太頻繁,別太無度。當然,那些當官的更是認可來自皇權的「公」的肆虐,落難倒霉的時候,無論有多大的脾氣,都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家產被抄走。明朝萬曆年間有過不小的作為,也撈了不少錢財的張居正,得意的時候日食萬錢還說沒有下箸處,死後家產被抄,一家十幾口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裡活活餓死,竟沒有一個人有過衝出來想點辦法的念頭。

  其實,就是在私的領域,財產權也不那麼清楚。一個人只要有點出息,家族的負擔馬上加重,人人都認為可以沾上點光,手裡有點銀子,需要管的人就多。實際上,幾乎每個做官的,後面都要管一大家族的人(叫他們怎麼做清官!)。利益均沾的結果,財產權多少也就模糊了。

  中國有《易經》,總是變易,按老百姓的話說是「富不出三代」,用賈府裡小紅的話來說就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對於文學藝術可能倒是有點好處,不然《紅樓夢》怎麼出得來?可是這樣下去,社會的資產卻總是難以積累起來。西方的歷史短,但人家有幾百年歷史的資本家族,連日本也有三菱、三井這樣綿延幾百年的老商社。而我們的老字號,充其量也不過是賣賣鞋襪、烤鴨和剪刀的店舖。漢、唐、宋甚至明代都有過的大規模手工業工場,一個個都灰飛煙滅了。古羅馬多數時候也是帝制,不過《羅馬法》卻把物權界定得清清楚楚。羅馬皇帝可以砍大臣的頭,但想沒收財產可就難了。關鍵是,人家文藝復興接上古代的茬,由市民社會走向現代。而現在的我們偏偏要跟人家學,學了技術還要坐人家的板凳(入世),據說還要遵從人家的遊戲規則。可是,人家規則的基石就是物權,即私有財產權,我們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學得比較慢。 






 
中華帝國:制度的斷想
  在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的早期文明發展階段,地理和氣候條件,加上其他因素,容易產生較為發達的農耕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使得這兩個流域的居民在原始的部落階段就可以積累大量糧食和財富,同時也不得不依靠修築城池來保護他們的收穫和財富。興修水利的需要和抵禦周邊遊牧半遊牧群落的壓力,使得這些農耕部落趨向於聯合,或者以和平的方式,或者以戰爭的方式建立較大的王國。部落內部原來也許有過的民主形式,在越來越多的集權需要面前,逐漸喪失了。中國傳說和成文史,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的聖人和王權的歷史。但是,這種王權畢竟還達不到後來秦以後的程度,傳說的歷史姑且不論,至少,從記在甲骨、鐘鼎和竹簡上的歷史來看,說明中國曾經有過很長一段的封建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每個王朝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組成的,王只是諸多政治實體的共主,或者說是聯盟領袖。如果不是在西周轉入東周的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重大變異,也許封建的體制還會週而復始地循環一段時間。然而,西周的衰落並沒有導致某個強大的王國取而代之,而是進入漫長的諸侯之間內戰的時期。在諸侯爭雄的春秋時代,封建制原來賴以存在的基礎——宗法制被打破,各個政治實體在競爭中,表現出了過於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同一宗法血親系統內的爭奪和廝殺自然不可避免。在競爭中活下來的各個諸侯不再繼續向下分封,而轉向直接控制。因為來自自己內部的競爭並不亞於外部,在競爭中取代了諸侯的大夫,自然不會希望原來體現在他們宗主身上的悲劇重演。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非宗法、非宗教、絕對實利主義的文化成長了起來,誰對傳統拋棄得越徹底,對實利主義奉行得越透徹,誰就能在競爭中佔得先機。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實際上就是實利主義的角逐。當最終秦國脫穎而出,統一六國之後,一種新的帝國體制得到了確立。

  中國很早就確立了相當完善的官僚制。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國家實際已經進入了歐洲15、16世紀才出現的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態,形成了具有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有稅收和財政體系以及龐大的常備軍,甚至形成了歐洲到近代晚近才出現的文官選拔系統。相對於歐洲,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制度是「早熟」的。但是更可能的是,這種「早熟」的評判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暗含著以西方作為評價標準的意思。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制度跟中國的文化一樣,是按照自己的理路發展的。長期以來,雖然中西之間不能說沒有交流,但這種交流還遠遠達不到在制度文化層面上相互影響的地步。中國的制度幾千年來,一直走著自己的路。這條路,雖然不時地受到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干擾,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其他文化輸入,比如佛教文化的影響,但是它的發展卻一直在官僚制帝國的軌道上行進。不僅跟中世紀的西方,而且跟周邊的印度都非常地不同,甚至與一直跟我們學習的日本也很不一樣。

  從秦漢起,官僚體制就是中國制度的核心問題。而這個核心問題又可以分成兩個大的子問題。一是官僚的選拔問題,當時稱之為「選舉」。實際上,正如古往今來許多人指出的那樣,中國政治的中心可以歸結為選舉。通過選舉制度以及相應的文化,官員選拔的金字塔居然將整個社會聯結到了一起。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其活動和文化實際上都在圍繞著選舉進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也可以被稱為「選舉社會」。歷朝歷代都將選舉視為關係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顯然不是古人頭腦發昏,因為穩住了選舉,就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二是官僚體系內部的權力制衡。中國是個巨型的帝國,皇帝依靠對於他來說顯然有些過於龐大的官僚群來管理國家,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將是無法控制的。所以宏觀上有行政、監察與軍事上的三權分立,而微觀上有相權的分割以及每個部門的權限細分,與各個部門之間權限的模糊和相互滲透。

  雖然龐大的官僚金字塔是中國制度的基本特色,但中國的皇帝卻並不是像日本天皇那樣的虛擬君主,皇權的專制也是中國制度的特徵。皇權總是力圖要將官僚體系變成實現自己意志的工具,不斷強化自己的直接權力。從理論上講,秦漢以後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著本質的區別,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獨主,是國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皇帝的權力,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達到無限的,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的話(只要他不在乎丟掉祖宗的江山),其實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他。在歷朝歷代,皇帝總是試圖直接統領官僚體系,操控一切,不惜利用身邊的侍從機構,取代原本運轉良好的政府首腦機關。到了明清兩朝,皇帝甚至取消宰相制度,皇帝既做國家元首,又當政府首腦。然而,官僚制的本質規定相對而言是選賢與能的,著眼點是能力,而君主制的本質規定是世襲的,著眼點是血緣。對於如此龐大的集權帝國而言,事實上只有強調管理者的能力,才能保證帝國運轉的正常。君主制與官僚制是相伴而生的,誰也離不開誰。正如皇帝一意孤行會導致王朝崩潰一樣,從歷史上看,明朝廢相也付出了沉重的制度代價。

  君主制和官僚制雖然相互依存,但並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就沒有衝突和矛盾。中國的官僚雖然在現在看來好像是皇帝的僱員,但就古代社會而言,那時入仕的士大夫們卻並沒有今天人們在政府機關的感覺。誠然,官僚中不乏借官職謀飯碗的刀筆吏,但很多從小熟讀聖賢書的人,他們將修齊治平的理想寄托在仕途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仕途不過是他們藉以實現理想的工具。雖然,官僚制是皇權對士大夫的某種「贖買」,士大夫通過入仕,獲得地位、金錢和榮譽,維持他們體面的生活。但是,傳統時代的官僚體系不僅擔負著管理職能,而且還有對社會的教化功能,使社會生活符合王朝正統的道德倫理的要求,甚至使民眾對皇權產生一種類似宗教式的感情。只有這樣,在一個粗糙的農業社會裡,治理才有可能順利地實現。這種管理與教化的雙重職能,免不了會導致有人抱著致君王為堯舜的期望,指望成為帝王師,從而實現某種理想。在他們看來,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角,具有學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優越。因為是他們,而不是皇帝,承負著古代聖賢學說,是古聖賢的繼承人。結果,士大夫做官,往往僱員的感覺不強,反而把自己看成道德教化的體現,他們為民父母,是引導民眾走向道德正途的導師,而不僅僅是管理的機器。僱員和教化的兩種角色長期以來一直在打架。作為官員,實際上的主要任務是催科(徵糧、稅)和聽訟(司法審理),但為官的表面文章卻是讓他們愛民如子,倡導「無訟」。由教化導致的帝王師的感覺,使得官僚體系與皇帝之間的關係總是有點彆扭。直到清朝,皇帝才明確地將士大夫的野心壓下去,讓他們意識到,他們只是皇帝的僱員,既為皇帝管理民眾,也替皇帝教化民眾,皇帝甚至連教化的模本(聖諭寶訓)都做了出來,士大夫只管照本宣科就是。士大夫將精力轉向儒家經典辭章的考據,以及具體治理技術的追求(實學),但是並沒有真的完全放棄帝王師的理想,一有風吹草動,還有可能冒出來。即便沒有這種理想的追求,官僚體制自身也存在著自己的邏輯,不可能完全按君主的意志行事,否則這個體系將無法運轉。從某種意義上說,皇帝和官僚們一直在明裡暗裡地鬥法,此消彼長,集中體現在皇權與相權的爭鬥上。最後到了明朝,雖然皇權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而皇帝自身則因這個勝利,陷入了這樣的境地:或者非常勞累地日理萬機,還捉襟見肘,或者乾脆撒手不管,聽任宦官的擺佈。如果想過正常的生活,不是向官僚體系托付更多的權力,就得更多地依賴行政法規,因此付出了國家機器更加低效的代價。

  由於當時社會發展的狀況,國家不可能進行精密的管理,因此制度設置的本身就是粗獷的,在制度安排上預留了很多空隙,由官員自身的活動去填補,這樣才能保證制度的彈性,比較能夠適應變化。不僅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之間、下級部門和上級部門之間的關係不清晰,中樞決策機構的成員不固定,甚至決策機關在一個朝代之內也會發生變化。這個部門管那個部門的事情,這個官員管本來不該他管的事情,本來該負責的官員卻負不了責,這樣的現象屢見不鮮。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機構都在運轉,因為古代制度本身就有處理這種複雜關係的模糊機制,存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所謂的隱性制度,通過隱性制度的安排,實現政府機構的運轉。當然,隱性制度的存在,也會被官員用在為自己牟利的方面,不過這種應用,本身也是有限制的,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官僚內部的緊張。另一方面,雖然政府機構和官員之間關係充滿不確定性,但負責基本業務的屬吏和雜役卻基本穩定,他們之間自有一套處理問題的隱性規約,一是借此牟利(他們不是沒有薪俸就是薪俸過低),二是保證公務的運轉(不運轉他們就沒錢可撈)。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不是不能對農村社會實行軍國體制的管理,政權也不是不能下到縣以下。秦朝曾經有在縣以下設置有俸祿的鄉官的制度安排,不僅設置鄉官,而且實行鄉間的什伍編製,嚴厲推行連坐制。秦以後,這種鄉村管理體制,在歷史的某些階段,總是有復辟的嘗試。這樣的鄉村管理,其實,在短時間內,無論是對農民的管理控制,還是對賦稅的徵收,都有很好的效果,只是這種制度安排時間一長,就會暴露出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趨向,甚至達到王朝政府不堪承受的地步。所以,在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裡,不管統治者奉行什麼思想,主觀願望如何,對農村卻只能實行近似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鄉官逐漸變成差役,跑腿的,將空間留給鄉居的紳士和其他精英。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我們討論制度的時候,離不開「道」和「術」這兩個中國味道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可以是能意會的、蘊涵某種理想狀態的境界,術則是實現這種境界的途徑和方法。但是,具體落實到制度和政治操作上,道則意味著文治精神,它包括重文輕武,以文官治軍,推行道德教化,重視禮儀,維護倫理型的意識形態,等等;術則意味著權術,或者說權力技術,包括權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權力監督和權力運用的技術操控,等等。

  文治精神是自秦漢以來每個常態的王朝所必須具備的。道理很簡單,「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中國歷史上,企圖以武力的方式維持國家的王朝並不是沒有過,但沒有一個能長久。不斷充實的儒家理念也許對版圖的擴張用處不大,但對於維護一個分散宗法制的農業國度,卻有無窮的妙用。春秋戰國以降,雖然西周那種貴族式的完整的宗法結構被破壞了,但這種以血緣姓氏為軸心的父系宗法制的某些基本元素,卻隨著貴族社會的消亡而散落民間,成為小農生活共同體的黏合劑,再次形成平民意義上的宗法制。這種宗法制,由於沒有了過去那種嚴整的梯形樹根結構,我把它稱之為「分散宗法制」。由於這種「分散宗法制」的廣泛存在,當西漢初年漢武帝宣佈獨尊儒術的時候,從政、教兩方面對社會都是一種適應。當然,儒家倫理的推行,對宗法制也是一種促進,使得宗族向大型化的方向發展,導致貴族社會的再生。從東漢末年開始,官僚貴族化的傾向,以門閥的形式再現;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僚制已經籠罩在門閥政治的陰影之下。好在,在官僚制的自身規律作用下,貴族化的趨勢最終還是被遏制了。中國進入了長期而穩定的小農社會,分散宗法制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父子、長幼、尊卑、男女(有別)這樣的結構性概念,成為不可撼動的文化核心,支撐著中國社會的運行與再生。正因為如此,每個正常的統治者,都無一例外地不僅要將儒家倫理捧在頭頂,而且要貫徹到社會每一個層面。中國歷史上的幾百個皇帝中,不乏能文者,也不乏狂妄自大之徒,但社會卻始終只有一個主導意識形態,一個教主。關鍵的是,這個教主不是皇帝本人。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是在皇帝之上的,一旦動了這個東西,他和他的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就有了問題。

  當然,文治精神不僅僅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推行,還伴隨著國家政治以及社會活動的儀式化(禮儀化)。「天王聖明」的尊嚴,尊卑有序的秩序,權威的認同與服從,必須通過長時間的儀式的熏陶和演練,才能內化為人們的不自覺行為。歷代王朝對禮儀重視的程度不亞於財賦與軍隊。官僚體系中,負責禮儀的專門機構,只有增加的份,而沒有縮減的可能。官辦的學校教育,學禮一直都是主要的內容,以至於到後來,老百姓一致認為,上學就是達到「知書達禮」。近代中西大規模接觸之初,中國在馬戛爾尼使團來訪和1859年中外交涉中,所表現出對禮儀問題的過分反應,實際上不過是傳統文治精神的一種過度反彈。

  正因為有了意識形態的推行和禮儀化制度這兩個基本要素,古代制度呈現出文官第一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了。正如閻步克先生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自漢以後,儒生和文吏的結合,為官僚體系提供了成員。而事實上,在這個結合過程中,儒生的味道逐漸壓倒了文吏,以至於察舉制運行到後來,通經和達禮才是進入仕途的基本條件。再到後來,是官僚基本上就意味著也是士大夫,非正途(科舉)出身的人,按慣例總是被排除在士大夫的核心群體之外。至於官僚所需的操作技術,則由上不了台盤的吏和後來的幕僚承擔。

  不過,文官第一的制度面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就是軍事制度的安排。說實話,武裝力量無論如何都是國家的支撐性要素,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如此,古代中國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每個開國君主都是完全或者部分意義的武夫,西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炎總是強調自己家族的「諸生」出身,還被人嘲笑過。皇帝們對於軍權也從來都沒有放鬆過。兵者利器也,可是這利器是雙刃劍,能傷別人也能傷自己。對軍隊控制不當,輕則割據難制,重則起兵反叛。以暴制暴,採用武力控制的方式維持國家的秩序當然不是不可以,但這樣一來,難免傷及禮制和教化,建立不起皇帝和軍人之間的道德聯繫,即使是身邊的親衛軍也難保不有起叛心的一日。對於古代社會的政治制度,在效忠和效率之間,效忠總是第一位的。所以,擁有最可能顛覆皇權利器的軍人,是首先應該防範的。當然,軍人是不可靠的,文官也是不可靠的,但比較起來,還是軍人更具危險性,其實,文官與軍人的結合,是最危險的。所以,重文輕武,以文壓武政策的推行,效果是一石二鳥,既壓低了武人,又離間了文武,讓他們難以結合。

  文治精神到了這一步,已經進入了術的領地。古代制度安排上的權力制衡,也屬於術的層面,除了前面講過的文武制衡,還有行政與監察機構的制衡,行政機構之間的制衡,地方官員之間的制衡,以及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制衡,等等。實際上,古代政治中的權術還遠遠不止這些。可以說,當年韓非子列舉的那些駕御之術,在以後的歲月裡,不僅在君臣之間,而且在臣臣之間,年復一年地推陳出新地上演著。只不過,我們已經很難在制度的設置上看出痕跡了。

  中國古代制度闡釋方面最易被人忽視,同時也最曖昧不清的所在,應該是官僚機構,即所謂衙門的運作方式與內涵。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種形式的制度安排,最後都要通過衙門的運作才得以實現。衙門實際上是刀筆吏和衙役的空間,自唐朝以降,吏和衙役已經成為一個介於官民之間的特定群體。他們的政治地位不高,其中的衙役甚至被列為不得參加科舉的賤民行列,但是,他們才是政治運行不可或缺的人物。無論是中央機關還是基層的縣衙,沒有主官,政務不會停滯,而沒有了吏和役的奔波跑腿,那麼所有的事務都可能停擺。多少年來,這是一個變化最少的角落。無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幻,他們有著自己的規矩,按著自己做事常規行事。大一點的政治程序性的變化多少會導致他們行為的改變,但用不了多久,還有可能溜回舊日的軌道。當然,朝代的不同,皇帝的不同甚至於官僚個體的不同,是會影響到他們,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是政治操作層面中參與博弈的一方。

  制度從來就不是靜止的組織和框架,從來沒有動不得的「祖宗之法」,雖然保持穩定是中國古代制度的規定,但變化確是一直在進行之中。縱觀兩千年的官僚帝制,制度的改變總是從補充性變革到替代性變革,再到框架性改變。人們總是先在制度上打一塊補丁,然後再慢慢地讓補丁下面原來的機構失效,最後才取而代之。在中國,制度的慣性總是在發揮著作用,穩定畢竟是人們最為看重的政治目標,因此總是力圖避免因結構的動盪而導致整體的動盪。凡是氣魄大動作大的變法,往往難以成功,越到這個制度的成熟期,就越是這樣。

  中國現代意義的制度變革,比起我們的東亞近鄰日本來,發生的時間並不晚,但變革本身走的彎路,卻遠比我們已經意識到的多得多。清朝最終喪失了和平改制的時機,而辛亥革命後的制度變革,卻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跟社會格格不入。說實話,雖然現在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傳統和傳統制度已經沒有多少印象,但傳統制度的陰影還在遮蔽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政治行為。我們只有在向別人學習的同時,回顧自己,也許才能真的走出我們自己的中世紀。 






 
別把詩人的話當真
  詩人的話當不得真,據說這是古訓,說是唐朝一位詩人做詩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司見了,很是哀憐,說: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沒的事,我只是做詩而已。後人嘲笑這位仁兄,說:既然是做詩,何必把兄弟全搭上,為什麼不寫「嬌妻伴僧眠,美妾入禪房」?

  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拿詩人的話當真的。同樣是唐朝,唐宣宗時,令狐為相,推薦詩人李遠為杭州刺史。唐宣宗說,我聽說此人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這樣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嗎?令狐回答說,詩人的話,當不得真的。兩下僵持了半晌,最後唐宣宗說,先讓他上任幹著,緊看著點,以觀後效。乖乖,差點因為一句詩,丟了好大的一個肥缺。

  唐朝畢竟是唐朝,皇帝雖然把詩人的話當了真,也不過是擔心詩人光顧著下棋耽誤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樣了,王安石變法,大才子蘇軾寫了幾句詩發牢騷,結果被御史摘出,說他誹謗新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反對改革,於是逮捕下獄。好在宋朝祖制不殺大臣,蘇軾最終得以保全小命,發往遠惡潮濕的黃州做團練副使。詩人的話,撞到了政治的槍口上,終於惹出禍來。

  轉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興文字獄。不過,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識分子,上書寫什麼「生民作則」之類的話拍馬屁,不幸拍在了馬腿上。朱元璋用鳳陽話把「作則」誤會成了「作賊」,結果拍的人紛紛掉了腦袋。真格的詩人,因為做詩丟命的好像還沒有。大概是因為明朝採用特務統治,錦衣衛、東西廠特務密探神出鬼沒,詩人的詩興未免稍減,大家一哄而起寫小說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剛剛興完大獄,殺了宰相胡惟庸並三萬餘大小官員,廢了宰相,自己既當國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腦,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從翰林院找來幾個老儒,幫他處理公務。其中一個名叫錢宰,年事雖高,但辦事寫東西還算讓皇帝滿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寵愛的一個「秘書」。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見過皇帝,朱元璋說:你昨天做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你呀,何不改「嫌」為「憂」呢?老錢宰嚇得一個勁地磕頭,餘生估計一個字的詩也寫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進步了,自己就有愛詩如命的,像乾隆一個人做的詩傳下來的據說就有四萬餘首。不過他一愛詩不要緊,詩人的腦袋可就有點危險了,幾十上百的文字獄出來了,連「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的風月詩句,也被上綱上線為惡毒攻擊清朝皇帝的「盛世修書」。詩人的話,還就是被真真切切地當了真。

  詩人的話被當真,詩也就沒了。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金聖歎是明末清初江南有名的才子。不僅批點過《水滸傳》《西廂記》《三國演義》這樣的才子書,而且寫過《不亦快哉》這樣的妙文,今天讀了還令人忍俊不禁。不過,此人卻是因為「哭」而身陷大牢,進而丟了性命的。

  事情是這樣的,順治十七年,也就是這位傳說去了五台山出家的皇帝死的前一年,金聖歎所在的吳縣縣令催繳錢糧甚急,稍有拖延,則尺寬的毛竹片伺候,縣衙班房,天天哀聲一片,鮮血淋漓。雖然說,吳令所為,大體上不過是執行上級的指示——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對清朝征服的反抗行為,清朝規定,此地的錢糧徵收額要比他地高出幾倍到十數倍不等,但這位縣太爺在橫徵暴斂的同時,也沒忘了給自己多弄點外快,據說前腳徵糧,後腳有的就順到自己家去了。事有湊巧,就在縣太爺率領眾衙役大掄毛竹片正起勁的時候,順治皇帝翹了辮子。按規矩,各地官紳可以設皇帝的牌位前去哭,於是,吳縣的諸生,也就是那些見了縣太爺可以不下跪的秀才們,跑到文廟(孔廟)開哭。哭可是哭,大家在哭皇帝的同時,大罵縣太爺,這一罵,把個平日苦於征課的百姓也引來了,據說有千人之多,哭聲震天,罵聲也震天,街上甚至出現了揭貼(大字報)。

  這種惡毒攻擊領導的聚眾鬧事,馬上被縣太爺上報,巡撫朱國治正巧是個痛恨讀書人的殺手(正因為如此,才被派到文士多如牛毛的江南來),聞言大怒,立即派兵鎮壓,當即有11名諸生被抓,連夜刑訊,牽連甚眾,金聖歎也在其間。最後結案是「不問首從,一律處斬」,家產抄沒,妻子兒女流放黑龍江,不算流放瘐死的,死案者121人,吳縣像樣的文人消亡殆盡。

  說起來,哭廟事件,只是一個小小的「學生運動」,而且這種學生運動,至少在表面上是有著習俗上的合法性的。在案發之前,秀才們聚眾到文廟孔夫子牌位前抗議,是他們的習慣,也是他們的權利。儘管也有過秀才因此丟了頭銜的,但官方如此大動干戈,要了這麼多人的身家性命,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裡,有清朝當局作為異族統治者的敏感,有朱國治這種酷吏的陰狠,也有那位縣太爺出於擔心自家劣跡暴露的別有用心。然而興大獄的真正用意,實際上是拿金聖歎一干秀才的人頭,嚇唬江南所有對前朝懷有思念的士人,徹底剷除遍佈江南的文人結社(一結社,就難免說三道四,對政府不恭敬)。據說,吳縣的這種結社,金聖歎屬於領袖人物。滿清征服江南以來,雖然屢次下令嚴禁結社,但文人詩酒酬唱,由來已久,禁不勝禁,查無從查,現在正好有了這麼個機會,於是下了黑手。

  儘管如此,像這樣「排頭砍去」,按大清律也是沒有依據的,所以,結案實際上最後是把諸生竄入一件近期發生的海盜案,做成造反「逆案」,才遂了從朝中的執政諸公(當時康熙還沒有親政)到巡撫、知縣等諸位大佬的心願。

  在死亡面前,金聖歎依然保持了自己名士的風範,臨刑前留下一封家書,獄卒擔心裡面有誹謗不敬的話,將之呈送長官,官打開一看,裡面寫的是這樣一句話:「鹽菜與黃豆同吃,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吾死無恨焉。」

  官哭笑不得。 






 
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會」中人,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麼一點,越是有才華的人,危險似乎就越大。有人反過來說,這種危險其實成就了這些才氣亂冒者,讓他們寫出傳世的詩文,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受難的當口,當事人似乎沒有這樣自覺的受虐意識,幾乎沒有不想早點擺脫苦難、過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國文壇上,蘇軾幾乎就是才華的同義詞。雖然文人琴棋書畫都要弄一點,但在詩、詞、書、畫上都有成就的卻並不算多。就當時而言,蘇軾在歌伎舞兒中大紅大紫,哪個不唱蘇子瞻的詞?如果有幸運兒得到品題,自會身價百倍,纏頭不知要多得多少。蘇軾的詩詞歌賦值錢,書畫也寶貝,當時就能拿來換錢換物。有個朋友嗜羊肉,一饞了就找個借口到蘇軾那裡騙幅字,去換上幾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華橫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點多嘴的毛病。在政壇,則表現為對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議」乃至「橫議」,令當局者滿是不痛快。蘇軾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後,發福得緊,肚子很大,據說裡面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此公為官一生,始終不知道「站隊」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總有話說。朝廷不變法他不滿,變了法他更不滿(等到反對變法的一派上台,盡廢新法,他還是不滿意,當然這是後話了),攤上文字獄,委實也是「罪」有應得。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王安石變法」已經推行了十年。這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其是非功過,史家仍在聚訟不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由於變法本意就是強化行政干預的力度,因此給了官吏們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實行過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歡天喜地。這一年,蘇軾由杭州調任湖州知州。

  前面說過,對變法蘇軾是不滿意的,屬於經常說三道四的反對派。不過,跟大批因反對變法而遭到貶斥的官員不同,蘇東坡由於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魚米之鄉享福,這讓許多新黨人士很是不平。因為蘇軾「誹謗」新政的詩文的殺傷力,實際上並不弱於舊黨領袖司馬光的長篇奏折,用御史舒的話說,蘇軾譏諷新政的詩,「小則鏤版,大則刻石,流布中外,自以為能」,也就是說政治影響極壞,不動動他難以「平民憤」(應該是官憤)。所以,蘇軾在湖州任上屁股還沒有坐穩,御史老爺的彈章就接二連三地遞到了神宗皇帝的手裡。先是御史何正臣,繼而御史舒,再則御史台的領班御史中丞李定。

  於是,蘇軾被逮到了東京汴梁,關進御史台受審,人稱「烏台詩案」。典出於《漢書》朱博傳,漢朝的御史府柏樹森森,常有成群的野烏鴉棲居其上,朝出暮歸,人稱御史台為「烏台」(估計這裡也有罵御史們烏鴉嘴的意思)。蘇詩人進了烏台,嚴刑拷打倒是不多,不過審訊官們不是吃素的,晝夜連軸提審自是免不了,在觸及靈魂的同時,偶爾也要觸及一下皮肉。蘇軾在僅能容身的臨時牢房裡一直呆了4個月零12天,幾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寫過的所有可疑詩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參考書都不給,全要憑詩人的記憶)。一時間,蘇軾的詩幾乎成了今文經學家眼裡的《公羊傳》,御史老爺們拚命從裡面尋找微言大義,以便羅織蘇軾謗訕朝廷的罪名。說蘇軾誹謗新政已經遠遠不夠了,審訊者所想要的是將此獄鍛煉成誹謗皇帝的重罪。雖然宋朝祖制不殺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為此,蘇詩中所有涉及「龍」字的詩句,都被反覆追究,上掛下聯。審訊者的想像力居然大到這樣的程度,蘇軾有首詠老松的詩,其中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其實無非是說松樹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審訊的御史老爺卻認為這是影射,講蟄龍的實際用意就是蔑視「飛龍在天」的皇帝。當然,在尋找大罪名的同時,蘇的生活細節也沒有被放過,從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慣例。因此,連蘇軾借朋友的錢沒來得及還,托朋友裱畫沒有付費這樣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來,作為罪狀上報。

  因言得罪,株連必廣。蘇軾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平時詩酒唱和,魚雁往來,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幾。到了這時,凡是和蘇軾有過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歎晦氣,因為必須得交出蘇的詩文和書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過。一時間,翻箱倒篋,雞飛狗跳,眾文人被攪擾不說,還要被罰銅(俸)。連已經死去的歐陽修的家人也不能倖免,一樣要因老子與蘇軾的交往受到懲罰。身為駙馬的王詵和蘇軾的弟弟蘇轍,因與蘇軾的關係太深,有通風報信之嫌,因而被貶官。

  烏台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第一個文字獄,興獄者深文周納,必欲置蘇軾死地而後已。由於沒有先例,獄裡獄外,大家都不曉得結局將會如何,一時空氣相當緊張。蘇軾遭難,兒子蘇邁一直在外面為父親打探消息。蘇軾跟兒子約定,如果沒有什麼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魚。一次,蘇邁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為送飯,朋友好心,做了幾條魚送進去。蘇軾一見,以為自己難逃一死,不僅魚沒有吃,連絕命詩都做好了。當然,此案的結果並沒有這麼悲慘,皇帝最後否決了御史老爺給蘇軾定的最嚴重的罪名——針對皇帝的惡毒攻擊罪,僅僅以反對新政的罪名將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品級雖然降得不多,但從實權的富裕地區地方長官變成了虛銜的軍職,而且不許簽署公事,等於「掛」了起來。在黃州,蘇東坡很是閒了一陣,在四處閒逛,跟漁夫酒徒廝混之餘,還在江邊的東坡上開了一塊地,由此自命「東坡居士」,還燒出了著名的東坡肉。

  蘇東坡的牢獄之災,在文學史上一向是作為文人遭嫉的典型來解讀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蘇自走出巴山蜀水以來,文名滿天下,而蘇軾又是三蘇中的翹楚,早早地就接替歐陽修成為文壇領袖,遭人嫉恨,原是應有之意。更何況蘇軾一肚皮不合時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無遮攔,看不慣就說,交結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連一向穩重的理學大師程顥、程頤之輩都對蘇軾頗有微詞,嫌他「輕浮」。而且,文人相輕,並不只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縱,難免就會幹出些嫉賢妒能的事來。看過《夢溪筆談》的人,大多會認可作者沈括的才華與見識,但還在御史老爺們彈劾蘇軾之前,他擔任兩浙察訪使期間,在杭州與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交往甚密,臨走前特意向蘇討要了幾首近作,說是作為紀念,回過頭來卻詳加「註釋」附在考察報告裡,交給了皇帝。雖說沒有即時興起大獄,但對後來蘇軾的遭難,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鋪墊作用。對此蘇軾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謫居黃州時,愛妾朝雲為他生了個兒子,三朝洗,他給兒子做詩一首: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蘇軾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別人對他的嫉妒不無關係,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蘇軾固然恃才,但遠沒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換言之,他離一個狂士還有相當距離。朝中大佬,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賞其才華的也大有人在。烏台詩案案發,不僅舊黨人士連聲抗議,連偏向新黨的宰相吳充也勸神宗皇帝赦了蘇軾,甚至連王安石都表示不滿(王時已罷相,但新法依舊在推行),上書營救,新黨的另一中堅人物章也出來為蘇軾說話。其實神宗皇帝自己,對蘇軾也是相當賞識的。在此案之前,儘管明知道蘇軾反對他所鍾愛或者說迷信的變法,但依然優待這位才子,讓蘇軾在江南溫柔鄉里過了許多年倚紅偎綠、淺斟低唱的日子。實際上,導致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屬於新黨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討厭蘇軾反對變法,骨子裡則有公報私仇的因素,因為蘇軾曾經攻擊過李定不為母親服喪,這在那個時代的確過於有殺傷性;二是蘇軾利用詩歌對變法的冷嘲熱諷,的確讓迷戀變法的神宗頭痛,或者說,影響了變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問題,由來已久,惡性循環,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對於這一點,所謂的新舊黨人其實是有共識的。他們的分歧實際上在於怎麼改,而不是改還是不改。在現在看來,新黨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呂惠卿、章等人,對於改革所引起的民生問題,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舊黨的司馬光和蘇軾他們大得太多,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實現國家強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個對著國家強盛有著執著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繼續忍受朝廷對外戰爭中的恥辱,急於展示大國和強國的面貌。王安石變法的快速增強國家能力的思路,實在很對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價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權最弱,為了防止軍人暴政而形成的優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傳統,使得皇帝推行變法的「乾綱獨斷」往往流於形式。為了打破這種局面,神宗需要對傳統的政治文化有某種突破,這個時候,恰好御史台盯上了蘇軾。監察部門從來都是皇帝制約和平衡行政體系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北宋,這個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說,個別御史的意見還可以無視的話,那麼,御史台的整體聲音,是皇帝必須要重視的。更何況,這個聲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儘管整個皇室對蘇軾非常喜愛,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蘇的才華,但為了大局的需要,蘇軾也只好做犧牲了。

  應該說,放在歷史的長河裡看,蘇軾還是幸運的。如果他早生幾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裡,或者晚生幾年落在蒙古人的馬蹄下,可以肯定地說,他就沒有機會發明東坡肉了。只是,有著歷代最寬鬆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烏台詩案之後,改革越來越變了味道。改與不改,只是兩派或者多派勢力的權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後一個小皇帝追得跳了海。 






 
武秀才
  自有科舉以來,武舉向為雞肋。文科為朝廷輸送人才,構成了大小官僚的金字塔,可是軍隊裡的軍官們,卻大多為戰陣裡混出來的老行伍,偶爾有個把武舉出身的人進來,也往往立腳不住,不是自己識趣滾蛋,就是在戰鬥中因沒人幫襯白白丟了性命。儘管武科沒用,但卻沒有一個朝代廢了它,不知道是出於制度的慣性呢,還是出於陰陽(文武)平衡的考慮,反正一代代無聲無息地考下去。考出來的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官府和社會,誰也不拿他們當回事。

  雖然沒有官做,但考武舉的卻大有人在。原因是不管社會上看重與否,考上了總算是有了功名,有了功名就有相應的官方優惠,就算是最低一級的武秀才,也可以見官不跪,減免些賦役什麼的。武舉見了真正的縉紳固然矮半頭,但在平頭百姓面前,依舊可以耍耍威風。明清兩代,是科舉成型的時期,制度運行相當穩定,不免一科一科地武舉考出來,武秀才尤其見多。既沒有出路,武舉們只好在社會上做閒人,地方官從來不把他們當回事,可他們自己卻從來放不下紳士的架子。清代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說是有天一個武秀才扯了一個挑糞的農夫上堂告狀,說是這個農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須加以懲罰。縣太爺說,既然如此,那就讓秀才打這挑糞的一百個嘴巴吧(有一說是磕頭)。於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來,打到七十的時候,縣令突然說:停,我忘了問你這個秀才是文秀才還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縣令說,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現在你打多了,讓這農夫還回來。於是,農夫辟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個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葷八素。這個故事無論真假,都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武舉的輕視和武舉自己的自輕自賤。不過這沒辦法,明清兩代科舉出了那麼多名臣和名人,無論誰說歷史都免不了要說到他們,可是誰聽說有哪個歷史上有名的人物是武舉出身呢?儘管武秀才、武舉人、武進士也一科一科地考出來。

  到了清朝快滅亡的時候,武舉們突然有了一回露臉的機會。那是鬧義和團的時候,北方鄉野,幾乎村村立壇,莊莊練拳,打教堂,殺洋人和二毛子(信天主教的教民)。鄉間的縉紳捲進去不少,其中大多數是武舉,武舉人和武秀才。他們不是親自做義和團的師傅和大師兄,就是給壇口當後台。當然,這可以理解,原本他們就是閒人,這個時候,正是用得著閒人的時候。可惜的是,閒人們好不容易有了用武之地,還是沒有用到正地方,練拳舞刀,沒有把自己練成刀槍不入,自然也就擋不住洋人的洋槍洋炮,老佛爺和小皇帝還是得棄城而逃,武舉們露臉的事很快變成了丟臉,不久就讓人忘記了。

  科舉制度本身設置武舉一科,原本未嘗不是想通過考試選拔軍事人才,可是,凡武舉考試實行的時候,中國歷朝大部分時間裡政治的風氣都是重文輕武的,現任的軍事官員都沒人拿著當回事,更何況考上來的預備隊。政府既不拿武舉考試當回事,也不想法往軍隊裡派遣武舉出身的軍官,一項精心設計的制度,就這樣成了擺設。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制度,趕上了近代,碰上從西邊來的尚武的好漢們,當然只有吃癟的份。 






 
同文館的成就
  1862年,北京出現了中國第一所國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學校,名叫同文館。這所學校,教洋文的教師一概都是外國人(後來教西學的也大部分是外國人),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也不屑說,上課絕對的「情景教學」。學生初進館,每月3兩銀子的補貼,以後陸續增加,最多可以達到每月12兩;當時一個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祿不過45兩,可見收入之豐。學生不僅補貼可觀,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老婆之外什麼都管發。據進過館裡讀書的著名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回憶,館裡的學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盤、六大碗,有魚有肉有海鮮。夏天還有一個大海碗,放著水果蓮藕什麼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鍋,什錦鍋、白肉鍋和羊肉鍋任選。如果這些你都不樂意吃,那麼可以另外隨便點菜。學生來了客人,也可以隨便要菜,一個子都不用花。就這樣,同文館的學生還動不動就嫌伙食不好,摔碗砸碟鬧罷餐。

  同文館開始的時候,設英、法、俄文三館,隨後又加了德文館。分前館後館(高年級和低年級),後館比照西方的中學,前館比照西方的專科,學制共八年。這個官辦的洋學堂從小皇帝同治登基開始(1862年),一口氣辦了20年,轉眼到了光緒年間。那時,俄國人總是借勘界的機會,蠶食中國的領土,跟俄國人辦交涉成了大問題。這時候總理衙門想起了同文館,於是到館裡找人才。同文館的總辦一下子從俄文館找來了七八個學生,一個俄文學了13年,其餘的也學了7年。結果呢,沒有一個懂俄文的,成績最好的一個剛剛能把俄文字母念上來,其餘的連字母最多也不過認識一半。

  原來這所西式的國立高等外語專科學校,雖然設施好,待遇優,但師資可是一般般。有學問的西方人,在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人樂意來中國教書,即使有樂意來的,中國的官僚機構也請不到。結果是一群粗通文墨,甚至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老外混了進來,其中不乏下級軍官和士兵,自己連像樣的文章都讀不通,上課只好呀呀嗚。好在從學校負責人到學生,對外國的事情什麼都不知道,只要判定人家是洋人,也就可以了。師資差,管理更差。同文館從開辦那天起,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衙門,管理大臣外加提調、幫提調以及一群辦事人員,除了公文往來,就是面上的安排,只要學校開張,課堂有人,其他的什麼也不管,也管不了(還好,還沒有假裝懂行)。

  同文館的畢業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個,是齊如山,此人幫助梅蘭芳策劃了京劇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戲劇上的造詣,也許跟在同文館上學,待遇過好,課程太鬆,有時間有精力和有閒錢去泡戲院有點關係。

  最後說一句,京師大學堂開辦後,同文館的大部分呀呀嗚的外國教授,都進了大學堂,直到蔡元培時代才恨恨地走人。 






 
「倒霉」與「王帽子」
  在1931年梅貽琦接任清華大學校長之前,清華在一年之內,接連發生了三起倒校長的風波,羅家倫、喬萬選和吳南軒先後被師生倒掉轟走。可是自梅出掌清華之後,「倒風」遂止,梅一直在校長位置上安安穩穩地坐到了江山易色之時。梅自己對此解釋說,這是因為沒有人願意倒霉(梅)。其實,這只是玩笑而已,倒是梅貽琦的另一個說法,道出了他長治久安的秘密。在西南聯大期間,清華師生為梅服務清華25年舉行的公祝會上,為答謝大家對他的讚揚,梅貽琦說,京劇有一個角色叫「王帽子」(飾帝王的),一出場總是前呼後擁,煞有介事,但戲的真正主角卻不是坐在中間的王帽子,看戲的也不要聽他唱,他有幸搭在一個好班子裡,人家對這台戲叫好,他自然也「與有榮焉」。

  實際上,正是梅貽琦充分尊重清華的教授治校傳統,才成就了清華和他的英名。當年,清華實行的是「黨國」所不容的土製度,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組成的教授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由教授選出的評議員和校行政首長共同組成的評議會,作為教授會的常務機關,負責學校的重大事務的決策。作為一個國立大學的校長,原本完全可以不承認這個制度,甚至將它摧毀。但梅貽琦卻一改前任之所為,不僅尊重這個制度,而且使之效用發揮到極致。事實上,如果沒有梅貽琦居內調解彌縫,對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壓力,招徠國內外一流人才,清華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就算維持下去,也不可能發揮效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梅貽琦這個「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華真正的「無冕之王」。正是由於有了這個無冕之王,清華才真的從一介藉藉無名的留美預備學校,變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學。 






 
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
  大躍進是國人在20世紀繼義和團之後,鼓搗出來的又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就當時而言,的確是充分地發揮了國人敢想敢幹的創造精神。人們說話做事的膽量,似乎自盤古開天地以來從來就沒這麼大過。大躍進很熱鬧,內容也挺多,人們一般記得比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畝產萬斤乃至幾十上百萬斤、公共食堂和吃飯不要錢。人們回想起來,似乎也就是搭爐子煉鋼,上街轟麻雀。其實,在那時,有關高等教育自身的躍進也是同樣不讓他人專美於前,跟土高爐煉鋼鐵一樣,同樣充滿了刺激和荒誕。

  1958年夏天,在中國土地上,突然之間冒出了數不清的大學,僅僅比後來的土高爐少一點。始終走,不,始終狂奔在全國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個地區辦一個大學,後來一個縣一個,一個公社一個。那個被偉人稱讚,說是躍進規劃像一首詩的河北徐水縣,不僅辦起了一個擁有12個系的綜合大學,而且縣下每個公社都有一個紅專大學。這種大學是怎麼辦的呢?徐水,還有山西平遙的綜合大學,是把原來縣裡的中學掛上大學的牌子,中學的老師變教授,再配上些老農,算是土專家,教室原封不動,只是原來的教研組變成了系。

  比起縣裡的大學,公社更有熱鬧看,當時河南遂平衛星人民公社的紅專綜合大學是上過報的典型,不可不專門介紹。衛星公社的這個大學有10個系,共有學員529人,這10個系分別是:1、政治系,主要學習黨的政策和基本知識;2、工業系,學習煉鋼鐵、機械和電氣,學生主要集中在工業區(煉鋼鐵的土高爐所在)和拖拉機站;3、農業系,學習農業基本知識,怎麼種高產作物;4、財會系,學習財務管理;5、文藝系,學習歌曲、戲劇、音樂,自編自演,在學習之餘,要上田頭演出;6、衛生系,學習衛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識;7、科學技術研究系,學習氣象、土壤、作物栽培、病害蟲防治、品種雜交,據說經常搞一些震驚中外的試驗;8、林業系,學習苗圃管理、果木雜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員都是文化系的學員,按照各自的程度分為高小、初中班,大概專門為紅專大學的學員補習文化課的;10、政法系,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政法文件,據說是專門培養各個生產隊公安幹部的。

  這個大學的校舍就是社員騰出來的民房;學生都是各個生產隊選拔出來成份好、覺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話如此)按他們的話來說是土洋結合,土的教授可能連字都不識幾個,是群眾推舉出來的能人,所謂的洋教授,就是原來的小學教師。上課,土教授有講不出來的時候,就由洋教授講,土教授在旁邊操作,叫做土洋結合。這個大學據報道還很有成績:工業系的不少人學會了開拖拉機、鍋駝機;文藝系的編了很多快板、快書、相聲和戲劇,什麼「排山倒海」、「幸福燈」、「姑娘們的心」、「躍進老大娘」,等等;政治系的當然錯不了,學會了怎麼「拔白旗」(大躍進時的術語,指批判或者掃除對躍進有牴觸情緒的人和事);最為顯赫的是科學技術研究系,人家打破書本教條,一畝芝麻上100斤化肥(極限是30斤),據說畝產達到1000多斤(對芝麻而言,相當於稻米的畝產萬斤),而且還搞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紅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農村的土大學如此,城裡的洋大學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漢大學,躍進不讓他校。1958年物理系猛然由原來的3個專業增加到9個專業,有的新專業連一個教師都沒有,就找來出身好又特別紅的學生當教研組長(當時學習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師沒有先空著,有的專業連名稱都沒有弄清楚,就「先辦起來再說」。

  那時候甚至連正規大學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學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衛星,有多大膽,就有多大產。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群學生(加上青年教師),花了僅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據報道,著名學者王瑤等寫兩年都沒有寫出來,意思這些學生和青年教師比王瑤強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誌》;同樣據報道,說是法國大科學家拉馬克編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國的植物誌,用了十多年,意思他們比拉馬克強100倍不止。北大放了衛星,其他學校當然也不甘落後。北師大編出了10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比著放衛星的味道出來了),還編了100萬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和《蘇聯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弄出了一部100多萬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據說,這部書加進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下限寫到1958年,把大煉鋼鐵都寫進去了。新聞系寫出了《中國軍事報刊史》《中國出版事業史》《中國廣播事業史》。清華大學幾個月內,編出各種教材與專著95部,其中《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是10天工夫就寫出來的。最了不起要屬武漢大學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內破除「舊」的物理體系,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需要指出的是,這期間,由學生參與產生出來的大量「科研論文」,也陸續地發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錄上的學術刊物上(其實,即使今天各高校寫校史的時候,統計成果也未必就把這些貨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話來說,科研成果的數量實現了飛躍。

  歷史是面鏡子,時常可以從裡面照見我們現在的自己。如果看了40多年前的高教大躍進的種種感到荒唐的話,那麼想想今天我們的所作所為,其實沒有什麼資格嘲笑我們的前輩。當年徐水和平遙把中學升格辦大學,和我們今天中專升大專,大專升本科,本科競相辦「研究性大學」(大家的升級,也就是有關領導一句話的事),其實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如果說,當年武漢大學用學生當教研組長,跟遂平衛星公社社辦大學土洋「教授」並舉,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話,那麼,今天我們有不少大學只有一個學過法學的本科生,就敢辦法學院,沒有一個計算機人才,卻能辦計算機專業,跟衛星公社大學比,頂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今天由南京大學首創、研究生必須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規定不同)論文才能畢業的做法,本質上跟當年發動學生群眾著書寫論文沒什麼不同,無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數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產的粗製濫造(今天還有一個副產品:催化了學術期刊的腐敗,產生了大量有償稿件)。

  當年武漢大學在大躍進過後,對自己的躍進作檢討時說,「在這種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情況下,只得採取一壓(批評加壓力)、二抄(寫論文時東抄西抄)、三擠(擠數字)的辦法」。而我們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點大學,動靜其實比當年還大,競相上專業、補學科、辦學院(缺人文的補人文,缺理工的補理工)、合併超級大校、爭一級學科、爭博士點、爭基地、進211、上項目(人文社科的課題都越做越大,越來越無病呻吟,資金上億)、各種名目的評比,有資格的則定出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目標。這一連串越來越急的大動作,怎麼說都擺不脫「戰線長、任務重、指標高、要求急」的影子。各個學校用量化管理、物質甚至職業槓桿壓出來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複,更是只有天知道。說到底,各個學校的科研成果數字,還是少不了「擠」的因素。只有一點是跟前輩們有所不同的,就是現在的大躍進極大地催化了學術的腐敗,這種腐敗,甚至不是指前段時間炒得很熱的抄襲事件,而是直接和間接的權錢交易。這種交易,已經飛速躍進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從世界進入現代化(或者說西化)的發展語境以來,處在後面的學了一陣前面的之後,就想著怎麼趕上和超越。這是人之常情,其實沒什麼不對,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過某種特別的方式(比如發動群眾),跨過必要的發展過程,一下子擠到前面去,多少有點做夢的味道。尤其對於一個被別人拉得比較遠,差距過於大的國家,定出這種豪邁的計劃,作出邁大步之狀,則難免讓外面的人感覺局中人像是發了瘋。老百姓講話,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世界上有人發瘋,其實沒什麼奇怪,只是發得太大,形成了風潮和運動,就奇怪了。更何況同樣的瘋要發兩次(也可能是N次),則未免駭人聽聞了。從前是大躍進,現在是「跨越式發展」,至少從形式上看,其白日夢的渾沌和瘋狂度其實是一樣的。

  然而,不一樣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學術腐敗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實大多數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實際上在幹什麼,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學校跟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私下裡把爭基地、上項目的活動稱為「編故事騙錢」,內容怎麼樣沒人在意,只要故事編好了,基地呀,博士點呀,項目呀就來了,當然錢也就來了。在他們看來,如果你不爭,別人也會爭,中國一流的大學不爭,好事就全讓二流三流的拿去了。與其人家上還不如我們上,錢與其讓王八蛋糟踐,不如讓我們糟踐。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極冰川上,卻不約而同地較著勁兒干當年昏熱狀態下才幹的大躍進。

  說穿了,奧秘在於,凡是大躍進,就容易產生數字式的繁榮,面上看起來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容易出政績。就像大煉鋼鐵可以使極度落後的中國幾個月就憑借遍地開花的土高爐,生產出幾千萬噸鋼鐵(儘管大部分都成了廢物,堆在田間),實現了超英趕美一樣,過去和現在的高教大躍進也可以實現規模的迅速擴張,科研成果的極度增長。我們可以合併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可以生產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製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論文。跟當年的領導人一度誤把這種虛假的繁榮當真實不同,我們現在的局中人,從頭到尾,所要的就是這種虛假的繁榮,因為不僅領導者面上好看,而且在這繁榮的背後,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當年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說,死後管他洪水滔天。今天人們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說中國總是不能實現數目字上的管理,但卻想不到,我們其實是可以實現數目字上的繁榮的。老百姓講話,數字出官。

  一個偉人說過,歷史常常重複,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信夫! 






 
教育改革視野下的鄉村世界
  ——由「新政」談起

  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地計算,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們現在的大學給自己找歷史一樣,硬要再往前推,那麼九品中正制下的學校變成科舉制下的學校要算一次,察舉制下的學校變成中正制下的學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為師」到西漢設立博士子弟員,似乎也是一次,最後,孔老夫子辦私學當然也要算。我這麼算其實沒有要給改革拉一個顯赫的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紀,不是康有為變法的年代,斷沒有必要將大成至聖文宣皇帝的鼻子塗紅,拉來撐台。沒辦法,如果按「改革」這個思路,那麼孔夫子在民間辦班講學,而且規模龐大——弟子三千,就是對原來的貴族公學體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後的教育改革,雖然各自形式上的差異都挺大,但味道其實都差不多——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教育體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選官制度捆綁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明清之際,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和學校已經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進學」就等於邁進了預備官員隊伍的門檻,所以窮酸的范進進學回家,老丈人胡屠戶要拎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儘管主導者心裡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實質,卻是要徹底潑掉「學而優則仕」這碗千年老湯,在中國建立西方導向的現代學校體系。所以,這次改革,才真正算是我們摸到現代門檻以後歷次改革的始祖,當然也就對後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種恆久的價值和意義。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動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憲預備,還都是上面熱鬧底下冷,哪個也不及教育改革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連農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動。

  眾所周知,清朝的科舉制是跟學校制度捆綁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當時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東西的地步。然而,悲劇也就此發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卻拿選官制度開刀,以廢科舉作為興學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興學堂必須廢科舉,學堂之興起,所取代的是科舉制度。實際上,當時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現興替的,只是從國子監到各個府、州、縣的官學,以及部分書院和社學之類的私學,與新興的學堂系統之間的事情。

  廢科舉對於主持變革的政府來說,危害是致命的。科舉制從它誕生那天起,對中國政治就起著三種作用。一是作為士人與王朝之間的紐帶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謂的上升的階梯,一方面通過考試的方式將優秀的人才都吸納到官僚體系中來,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讀書人連接在了朝廷的戰車上,讓他們圍著科考的指揮棒轉,等於是圍著中央政府在轉。以明清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還通過科舉制度建構了一個從進士、舉人、生員再到最底層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傳統社會的別的結構相比,這個金字塔擁有最一致的價值導向和無以倫比的向心力。二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渠道,將官方對儒家的標準解釋,以考試的標準而有程序的形式貫徹下去(顯然,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三是維護上層文化的同一性,通過定期的考試,使得地域和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區的文化人,產生強制性的交流,而不至於因彼此的隔絕而出現文字表達上的變異。這種變異,無疑是分裂的跡象和徵兆。不言而喻,科舉制的三種功能,對於王朝政治的維繫以及遏止地方主義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文官考試制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之一,顯然是有道理的。

  新興的學堂系統,主要是面向社會的,它一方面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才,也只能通過學校的途徑來生產。學校教育,其結構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辦。所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學堂所體現的品格,與科舉制恰恰是相反的,實際上不能用新式的學校體制來取代科舉制。然而,在新政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幅十分怪異的圖畫,無論改革的推行者,還是原來依附在科舉制金字塔上的讀書人,其中大多數人的意中,學堂變成了科舉當之無愧的替代物。一邊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留學生)以相應的貢生、舉人和進士頭銜,以至於冒出了「牙科進士」、「農科舉人」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目。一邊則是全國的讀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相當於進士,中學生相當於舉人,小學生相當於秀才。

  這種比附,極大地消解了這場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來自下層的阻力。在科舉時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額有限,從少的753人(貴州)到多的2845人(直隸)不等。太平天國變亂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最多的也不過加了幾百個(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每次考試,縣、府、院三場大考,不考糊了也得脫層皮。中個舉人就更難,有的地方一個縣多少年也出不了一個舉人。別個不講,單說以譯介西學聞名的嚴復,自打英國回國以後就張羅考舉人,一連考了幾十年也沒考上。現在可好了,只要有點錢,似乎就可以實現過去難以實現的科場夢了。所以,童生們一窩蜂地湧進了小學,秀才們則進了中學,舉人、進士則張羅著進大學或者出國留學(當然也有明白人「越級」)。大家突然之間,都升了一級。

  改革的阻力雖然消解了,但農村社會卻因此而陷入了混亂。以私塾為代表的舊式鄉村教育,遭遇了滅頂之災,而因私塾垮台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毫無疑義,私塾賴以存在的導向是科舉制,沒有了科舉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僅私塾在導向上迅速喪失,而且逐漸地不僅拉走了私塾的學生,也拉走了私塾的教師。從此以後,私塾教育一落千丈,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個時候,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個房子,有張桌子,再有個三家村學究就可以開辦(學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讓他們自帶)。農民家的男孩子,只要還有口飯吃,往往都會被家長送到私塾裡去學兩年,認識幾個字,因為費用極低,一點米,一條乾肉(標準的束)或是別的什麼都可以(事實上,農村裡的教書先生僅靠教書是養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們往往還要種地餬口)。農村的私塾雖然有許多層次,鄉紳的家塾師資和條件都比較好,強宗大族的族學,條件也不錯,但更普及的卻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鄉塾。事實上,那時農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檔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導向存在相當程度的分離。私塾的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別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其中只有極個別中的極個別分子可能進入科舉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說主要的功能則是教眾多的農家子弟認識幾個字,有的還教一點珠算,好讓他們能記個賬、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這兩種顯而易見的功能外,私塾實際上還存在著第三種功能,這第三種功能是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說,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參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新學堂是不沾邊的。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並沒有特別緊要的關係。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敘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新政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僅是吸走了鄉村的精英(新教育與舊教育不同,需要師資和設備,學堂辦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會有出息,走得越遠,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歐美留學),而且無可挽回地毀掉了鄉村的教育。

  問題是,儘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說不大,雖然說先進的中國人學西方也學了幾十年,洋也進來了幾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當時的中國農村,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種,跟西方人沒有來之前並沒有什麼兩樣。傳統的農村,沒了傳統的讀書人,就等於沒有了鄉村文化的靈魂。而沒有了私塾,傳統的讀書人也就沒了傳承的渠道,終有一天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其實,用不著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後,農村的社會生態就已經開始被破壞了。這種破壞,並不止於舊教育毀去,新教育不來,而是農村禮俗社會規則和行為方式的紊亂。農村逐漸喪失了原有的調節機制,無法完成固有的循環和運轉。民國以來,雖然鄉村的風俗還在延續,但靈魂卻已喪失,日見零亂和無文。鄉村的組織,從宗族到鄉社,無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國的農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陷入了現代化變革的深淵。1930年代許多有志之士從事的鄉村改良試驗,往往從鄉學的建設入手,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只是,他們的努力無法使這個已經扭曲變形而且殘破的鄉村世界復原。

  幾千年來,中國經歷過多次的經濟和社會的轉型,也經歷過無數次的戰亂和破壞。農村總是保持著自己的彈性,往往能夠很快地從破壞中恢復,在變化中適應,其強大的組織力和整合力,不能不歸功於鄉村世界獨特的文化狀態,那種大傳統小傳統水乳交融的結構,那耕讀難分的傳統,那生生不息的禮俗傳承。在中國農村,紳士和農夫沒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線,上層文化也難以離開下層文化而獨自生存,反之亦然。中國的現代化也許是必然的,但這種大規模異質文化輸入背景下的現代化,似乎必定要導致中國鄉村文化的破敗。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西方的屬性是城市,而東方則是鄉村,城市必然要吞噬鄉村。

  新政已經過去了將近百年,但當年教育改革的過程卻並沒有因江山的易代而中止它的步伐。西式的教育,從開始的不倫不類逐漸變得有模有樣。但是教育的每一次進步,往往都以損害農村為代價。

  也許,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消滅農民,像美國一樣,只有農場主,沒有農民。可是,在中國,行得通嗎? 






 
私塾消失背後的黑洞
  自從2002年我在《書城》上介紹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後,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大小媒體蜂擁而至,據說相關的討論會也開了幾次。出於中國傳媒可以理解的習性,所有的相關報道都好像是身處第一現場的獨家報道,所有的議論都出於自己的獨家發現。在這個小小的熱鬧中,大家對平江私塾的論說,自然是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視私塾為「落後的教育形式」的言論固然令我不喜,對私塾一味地頌揚同樣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訪學的時候,一位到平江做節目的中央台記者電話告訴我,平江最後一個私塾隨著歲末一塊兒關門了。回來後,在電視上看到了這位記者做的短片,向世人宣告:中國從孔夫子開始的、延續了幾千年的私塾教育,終於落幕了。

  其實,平江最後一所私塾的關門,並不是中國私塾教育的終結。這個終結原本要早得多,大體是在清末新政廢科舉興學堂時裝入棺材;1922年白話文被定為官方教材之後,釘上棺蓋;及到新中國成立後,基本上已經入土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發現的東西,嚴格來說,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環境下的殘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生物體上的意義,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已經等於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後消失,雖然比我的預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洶湧到來的現代化浪潮中,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平江的山鄉也是正在消亡中的農村。在我調查的當時,就已經感覺到,平江農村使私塾賴以殘存的文化環境正在逐步被破壞,成年人長年到廣東打工的越來越多,當年的一位受訪者在贈給我幾首詩之後,就來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與此同時,人們的禮俗需要也在向時尚「進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使沒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壓制的態度,私塾也不可能長久地生存下去。

  儘管如此,平江私塾的發現,對於中國的學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實上揭示了西方所謂的大渠道教育(學校教育)跟農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環境的關係。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雖然理論上有官學和私學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學。官學設在城裡不說,而且基本上沒有什麼教學活動,官學對於農村社會的意義只是通過其學生(生員)體現的。對於農民來說,進了官學就等於跨進了科舉的門檻,官學實際上等於是古代社會選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是由各種名目的私學實現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見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觸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認為,由於戲曲說唱等小渠道教育,農民喜聞樂見,有寓教於娛的作用,所以理應是農村社會教育的主角;農民的意識構成,主要來源於這些說說唱唱的東西;所以,對於農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價值理應更重要。因此,在我論述傳統農村教育的時候,給了小渠道更多的筆墨,對於鄉村的學校,只是一帶而過。然而,平江的私塾糾正了我的偏頗。

  中國的農村,事實上是個禮俗的社會,以養生和送死為核心的人生禮儀活動,實際上構成了農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對於局外人來說,婚喪嫁娶、拜壽上墳、年節祭祀,無非是些繁複的儀式和吃喝熱鬧。但處在傳統農村環境中的人,如果離開了這種儀式,日常生活就沒有了靈魂,甚至可以說生活就沒有了意義。一方面,傳統社會的農民離不開禮儀活動,可另一方面,在那個時代,這些禮儀活動程序之繁複,講究之複雜,又是普通農民所無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識的傳授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傳授禮儀,即平江人所謂的「學應酬」。學生不僅要跟老師學習各種禮儀活動的儀式程序,還要跟隨老師摻和婚喪嫁娶,現場實習主持儀式(主禮)。所以,傳統的禮儀從內容到形式的傳承,事實上是通過私塾來實現的。在所有具有傳授禮儀職能的私塾中,少數能夠完成學業的人,無論能否進入官學,踏上科舉的階梯,都成為事實上的鄉村之「儒」(儒的本義就是主禮者)。能夠熟悉和主持禮儀,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當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禮儀的資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舉人老爺,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徵性地過過手,比如「點主」,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真正的主持者還是那些沒有身份的「儒」和窮秀才)。而多數只識了幾個字就半途而廢的農民,也因多少瞭解一點禮儀知識,而成為禮儀活動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據統計,在傳統時代,農村中男性成員,上過私塾的人比率是相當高的,可以達到50%左右(參見E.S.羅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漢的定縣調查)。有這樣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複雜的禮儀活動都可以順利地展開。我在許多地方收羅舊書時,都收集到了一些線裝和手抄的「禮儀書」和「稱謂錄」之類的東西。禮儀書上把婚喪嫁娶各種禮儀形式的程序、步驟都講得十分清楚,關於喪禮,不僅有儀式程序,還有各種輓聯的寫法;甚至我還見到過一本手抄的《寫包本子》,是專門介紹如何寫上墳的「紅包」(紙錢袋)的,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寫法。這些東西,據說已經傳了幾輩、十幾輩子(從其破舊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來,農民很早就把禮儀從儒家典籍的《三禮》中簡化出來,變為切實可行的教程。

  「禮」在農村社會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在於秩序的建構和維持。農民固然可以從鄉間戲劇說唱中知道什麼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義士、義夫節婦,但卻只有在不斷的禮儀演練中,才可能明瞭什麼是大小尊卑、昭穆遠近,學會怎麼樣進退有據、行止有節甚至禮讓恭謙。從某種意義上講,煞有介事的禮儀氣氛和一板一眼的禮儀程序,是鄉民學會服從秩序的最好老師,而演禮導致的肌肉記憶,遠比言者諄諄的說教更有效。也可以說,鄉村社會的秩序,主要是靠禮儀活動的展開來維持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自孔子以來,儒家學說的內涵經過了許多次的轉換,但禮依然是其核心內容的原因。實際上,私塾的其他教學內容,也跟「禮」不無關係。對儒家經典的學習、掌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習禮的內涵,而文字的訓練,比如「對對子」的練習,在鄉下的功用就是寫對聯。對聯不僅用在年節,而且用於相互往來,吊死賀生。從這個意義上,上學才真的能實現「知書達禮」。因此,我們說,私塾教育和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屬於一個有機的整體。私塾和鄉村社會的鄉紳一樣,具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從長期來看,不僅會導致農村識字率的下降,而且會使鄉村社會的既有秩序出現紊亂。

  顯然,清末新政以來的教育改革,對農村社會產生的影響,事實上超過了學者們所能給出的估量。傳統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鄉村精英的流失,背後是農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禮俗秩序的紊亂。在軍閥混戰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後只能導致鄉村暴力化傾向的氾濫,對中國的未來政治走向產生了導向性的影響。當然,任何後發現代化的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總要付出代價。也許有人會說,鄉村的衰敗,就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來教育改革的成本,並沒有在鄉村的迅速敗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謂新舊教育嬗變所蘊涵的文化尷尬,實際上一直折磨著國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來,傳統和現代的二元對立日益凸顯。傳統就意味著舊,意味著落後,現代則代表著新,代表著進步,體現著進化的方向。只要是現代的,就意味著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和行動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為被西方逼上現代化路徑的中國人,我們幾乎忘記了在所謂的傳統和現代的二元話語中,事實上隱藏著的是中西文化衝突的命題。西方的傳統和現代命題,和我們的並不是一回事,他們的傳統與現代是一個脈絡裡的延續,現代裡也包含傳統的東西,現代對於傳統,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揚棄,甚至現代性的啟蒙,也可以借復古的名義進行。但是,到了中國的語境裡,事情則發生了變化,傳統意味著中國,而現代則等於是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不管我們有無自覺,事實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國的意義。以漢語教學為例,在基本上放棄了拉丁化的嘗試後,絕大多數教和被教的人,其實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教學實際上還是一個「以夷變夏」的過程。自《馬氏文通》以來,漢語一直在被主謂賓、定補狀的語法體系所閹割著,被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分別肢解著。從小老師就告訴我們,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為他把形容詞「綠」當作動詞用。長大了才知道,其實漢語原來根本就沒有這種動詞形容詞的分別。所有的語法概念,不過是人們借來切割,不,凌遲漢語的西方語言學的手術刀。當然,跟所有的手術刀一樣,凡是叫這個名字的東西,都意味著「科學」,因此具有無法抵禦的魔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從白話文的改革到漢語拉丁化的嘗試,主導者莫不以平民主義為圭臬。據說把「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引入書面文字,不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變活,而且還可以提高平民的識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實踐中,真正落實到紙面上的文字,則流為各種形式的歐化語式,長句子加倒裝只是比較露骨的一種,而較為活潑的散文體則比較隱蔽。而落到教育層面(白話文的提倡,沒有經過幾場像樣的戰役,就在提倡尊孔讀經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國中小學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佈廢除所有的文言文語文教材,代之以白話文),白話文的教學,並沒有獲得提倡者預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語言學習更加便捷容易,書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說,他在私塾的時候已經讀了《文選》和《通鑒》這樣的大部頭,轉入小學卻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雞」、「喔喔喔,白月照黑屋」。這種「喔喔喔」的語文教育,固然背後有西方教育學和心理學的支撐,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為學者,吃文字飯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寫作的功夫,估計十有八九不來自這些「喔喔喔」。今天,語文教學效率低下的問題,已經成為教育界和網上議論的話柄,九年甚至十幾二十年教不出能寫流暢母語文字學生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事例。然而,我們的教育部門,其實對此並不真的在意。因為,說到底,現在衡量國家教育的現代化程度的指標,跟學生漢語程度的高低沒有多少關係。

  儘管私塾因師資和生源的差異,教學效果不一,但在漢語教育上的功效,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這說明,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應該有其合乎漢語規律的成分,儘管它很土,很不現代。不僅如此,私塾還告訴我們,對於中國人來說,語言的學習,並不只是個文字的識別、掌握和訓練的問題,漢語教育,原本就和中國文化的母體息息相關。當中國文化的命運淪落到被逐漸邊緣化地步的時候,學生對漢語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對漢語本身都不會太在意。眼下,高考的英語已經和漢語語文一樣,達到150分的水平,意味著在中國的中小學裡,英語的學習時間和力度都要超過漢語。在此之前,大學生學習英語的時間,已經佔到大學期間所學全部科目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語教學正在成為時髦,中國的現代化終於迎來了它的雙語時代(其實是英語偏重的時代)。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像香港一樣,學生會寫的漢字不多了,人人說話都夾雜著一個又一個的英語單詞。西方人說,所謂的中國人,不是一個種族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這個說法,到那時候,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沒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黑洞。 






 
太政治的「花業」
  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現在關於「花」的捐稅都沒有了,但花業還在。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裡,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於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決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過的、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於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麼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裡,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面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更像是給男人找的尋樂的借口。在這麼大的中國,一回到歷史那裡,理論總是要觸霉頭。反正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後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擾。

  人說有名妓而後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任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制」原則,從業人員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時廢除了官妓制度,不過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慾火,結果是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了起來。花業民營了,遊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並肉帛相見之餘,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後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於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自打晚清鬧「長毛」之後,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陡然之間就膨脹了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一方面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裡;關鍵的是這裡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陝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歎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於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然裡面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頂帶花翎,在裡面什麼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麼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而且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於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後者走武舉的路子。

  進入民國以後,由於科舉早就廢除了,大家對狀元、榜眼什麼的也膩了,新鮮的是總統、總理和督軍。所以花榜的頭銜變了,改成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推舉方式也跟著民國一塊兒進步,從原來的文人寫信推薦,改為開大會投票選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在政壇,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體現。有選舉就有競爭,跟從前妓女坐在家裡等人評比不同,現在她們要登台競選,表演才藝;有後台、財力充足的,還要散發傳單,甚至在報上打競選廣告。在選舉中,連「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名目都出來了,有人真的提議讓野雞(沒有執照的街頭低等妓女)以「在野黨」的身份參加競選。花界選舉惟一跟政壇選舉有點區別的,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限制,由於舉辦單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國選舉,我搞香國選舉,反正上海的花界從業人員是越來越多,不愁沒有人參加。政壇上有賄選,花界選舉也一樣。曹錕選民國的總統要買選票,上海的嫖客們選花國的總統也要買選票,只是曹錕每張選票花3000到5000不等的袁大頭,花界選舉時冤大頭們買下幾萬張選票也花不了那麼多。妓女們不僅樂意頂著民國所有威嚴的官銜招搖過市,而且還喜歡穿印有國旗(五色旗)圖案的褲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來,總統、總長的頭銜和國旗的圖案,對妓女們招徠客人都有莫大的好處。

  民初的文人們煞費心思在花界弄名堂,從操練模擬科舉到操練西方民主,其實就是些玩女人別出心裁的花樣。而被玩弄的對象,則乘機花熟客的錢為自己的生意做點廣告,雙方兩廂情願。很可能舊時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所謂抱負,本來就是自己騙自己的鳥話,政壇與青樓在人們心目中,本是一樣髒的所在,所以逛窯子之餘拿政治開開涮,也算不上是什麼褻瀆。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也沒有聽說過總統和總長們對妓女分享他們的頭銜有過不滿的表示,很可能這些人一旦下了野,也會加入到評選花榜的行列。

  從被動地被人品題,到站出來競選,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時代的氣息,真的起來撞一下政治的腰。當嚴復的《天演論》風靡天下,讀過點書的人口不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時候,在上海讀書的胡家小公子給自己改名「適」,字「適之」;而同時,上海的花界也冒出來一個「青樓進化團」,不止名字時髦,而且還能做一點時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舉行義演,募集資金,為妓女們辦學校。「五四」運動的時候,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而妓女也罷了工,而且積極響應學生的號召,抵制日貨,把自己的日本貨如生活和化妝用品之類拿出去燒掉。

  從選花國總統到動員花國愛國,時髦的事情上海人總是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聲音似乎沒有那麼響,但對政治的參與,卻相當地深。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打了進來,滿清朝廷作鳥獸散,沒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煙就是跳井,奉命議和的李鴻章又遲遲不肯進京;這時候據說實際上是一位石頭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了,她就是曾經做過狀元如夫人的賽金花。賽金花出身蘇州妓家,陪著狀元公洪鈞出過國,會幾句洋涇濱的德語。人們都說她跟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睡過覺,吹枕邊風,吹得北京並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禍害。其實,在賽金花故事之前,義和團就曾經捧出過一個船妓出身的林黑兒,說她是黃蓮聖母,指望她可以閉住洋人的槍炮。那時候,林黑兒乘八抬大轎,幾十個團民護衛,招搖過市,任你是科門高第還是朝廷命官,都得對她行禮如儀。林黑兒本人也經常從袖裡拿出一包螺絲釘,說是昨夜夢裡元神出竅,從洋人大炮上拆下來的。事實上,這兩個妓女的事跡都是人們編的故事,賽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謀編出,水平比較高,而且不太好驗證,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黃蓮聖母的神話當時就露了餡,加上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文化不高,故事編得不圓,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兒只好屈尊於賽二爺(北京當時對賽金花的稱呼)之下。其實,林黑兒至少真的在義和團裡幹過,算是參與過政治的最高形式——戰爭,而賽金花原本什麼都沒有做,只是趁亂做了幾單外國生意。

  可不管怎麼說,至少在人們心目中,北方的花界總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臉,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同樣的大手筆在袁世凱稱帝的時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們,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鬧得最熱鬧的時候,袁世凱在新華門裡故作姿態,扭捏著不肯出來穿龍袍。於是黨羽們鼓動各地派遣各種名目的「請願團」進京,有商界請願團、婦女請願團、農民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等,一起擁到新華門,要求袁大總統再高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們,不失時機地衝出胡同,組織妓女請願團,跟大夥一塊起哄。領頭的一說是小阿鳳,一說是花元春,都是民國史上大大有名的紅倌人。妓女請願團雖說人數不多,但由於顏色靚麗,身段婀娜,特會招搖,所以引來圍觀者甚眾,如果從造聲勢的角度來看,的確給洪憲帝制添了若許聲色。

  洪憲帝制雖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對聲中銷聲匿跡,一世之雄的袁世凱也翹了辮子,但八大胡同可從此跟民國政壇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現任的高官關係更密切。其實,還在袁世凱的時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窯子已經是家常便飯,被後世傳為佳話的蔡鍔與小鳳仙的故事,其實不過是在京高官的一項業餘活動。只是袁世凱死了以後,高官們的公事也挪到胡同裡辦去了。馮玉祥回憶說,當年他上京辦公事,卻被拉去吃花酒,人還沒坐定,呼啦啦來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總長(中央政府的部長)腿上,就揪鬍子打耳光,總長還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馮玉祥少見多怪,其實民國的政務,多半是在胡同裡決定的。政壇風雲,戰場煙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麼點關係。政府官員如此,國會議員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們除了在國會開會的時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裡。民國第二屆國會,被人稱為「安福國會」,安福者,八大胡同之一的胡同之名也。說起來,畢竟北京是首都,當上海的妓女還滿足於花國政府官員的虛名時,這裡的姐妹們已經把政府帶國會一起給操縱了。

  自清末民初以來,妓女一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其特殊就在於,這些妓女在家為平民女的時候,做夢都見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後就都見到了;不僅見到了,而且還見識到了這些人的滿腹「經綸」。 






 
流氓大亨的臉面
  黃金榮和杜月笙是民國年間上海青幫最有名的兩位流氓大亨。按當年上海的規矩,有名到了這個程度,就應該叫「聞人」了;不過,聞人這個稱呼,除了民國時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實的含義,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稱他們為大亨。雖然有點對時下有關電視劇跟風從俗之嫌,為了通俗計,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兩位大亨之中,黃金榮出道較早,實際上屬於杜月笙的師輩,黃在法租界做華探、黑白兩道通吃的時候,杜還是上海灘的癟三。可是最後卻是杜後來居上,不僅名聲,而且實力遠遠高於黃金榮之上。害得原來一起混過的蔣介石跟北伐軍殺回上海,要對付共產黨的上海工人糾察隊,都不找黃金榮,而偏勞杜月笙和張嘯林(當然,也因為這個緣故,解放的時候,黃呆在家裡不跑,而杜明知道蔣介石不待見他,也得開溜,只好呆在香港,客死他鄉)。

  在一般人看來,做流氓都是不要臉皮的,坑蒙拐騙偷,什麼都能幹,進了監獄,出來還是馮婦再做,要什麼臉哪。魯迅先生說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幫著提行李,一件兩元(那是銀洋)。你說行李輕,他要兩元;你說路近,他要兩元;你說不要他提了,依然是兩元;似乎不要臉到了家了。其實,在那個時代,流氓也是講臉面的,而且有時候講得還挺凶,只不過,人家臉面的含義跟一般人有點不同。就說青皮吧,上街去混賴當然渾不論,可兩下較量起來,如果裝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話就算栽了面,再也別想在地面上混。大人物吃了癟,如果不想法找回來,也算是栽面,從此在圈子裡沒了臉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黃金榮事業走下坡路,據說很大原因是因為他作為當時氣焰熏天的青幫大亨,栽過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還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黃金榮在看戲,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紅角,色藝俱佳。正看到興處,猛聽得觀眾裡有人大聲叫好,很是放肆。黃金榮怎麼能容得了這個,當即派人將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頓。他不知道,挨揍的人剛好是當時上海護軍使盧永祥的公子盧筱嘉。軍閥手裡有槍,怎麼會吃這個氣,在租界裡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們的天下。沒幾天,盧公子帶著一排人,找機會把黃金榮照樣再加利息揍了一頓。糟就糟在,黃金榮儘管手眼通天,卻就是惹不起軍閥,這口氣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從此在上海灘就不那麼有面子了。

  有了前輩的教訓,杜月笙聰明多了,有槍的人不惹,不僅不惹,而且傾力結交。無論東西南北大小軍閥,差不多都跟他有點關係,甚至下了野丟了槍,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錢,也給。蔣介石作為北伐軍總司令到了上海,要清共,他不僅出人跟工人糾察隊鬧事,給蔣介石提供下手的機會,甚至不惜破壞青幫的規矩,出賣自己的徒弟、上海總工會會長汪壽華,將他騙出來殺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惹蔣介石這個最大個的軍閥。不過,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擺平的時候,比如1932年駐守十九路軍的「一二·八」抗戰,跟日本人打了起來,杜月笙本能地出錢出力,可是蔣介石卻並不十分高興,因為在他看來,這種抗戰,破壞了他的通盤部署,因此也連帶著對杜月笙有點不滿。在以後的歲月裡,蔣介石這個老相識,出於洗白自己跟黑社會關係的考慮,對杜月笙越來越不客氣,不給官做,不給名譽,甚至1948年小蔣到上海整頓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來。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沒有跟蔣介石撕破臉皮,因為撕破了這層臉皮,他的臉面就有危險了。 






 
農民式的權力制約方案
  傳統戲劇裡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現,不過,戲裡的皇帝,一律降一格,稱王。頭上斷不敢戴24個旒的皇冠,只能扣上一頂花裡胡哨滿是絨球的「王帽子」(梨園弟子想像的王冠)。只是雖然不稱皇帝不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歷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有,並不因他們高貴的身份而「真事隱」、「假語村」。實際上,戲台上還是頂著「王帽子」演真皇帝。

  演的雖然是真皇帝,但事跡可是真假摻半。編本子(戲)的人,多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戲的則更多地是大字不識的老粗,時常就會有些為了「收視率」而加的即興之作,雖說不至於關公戰秦瓊,但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噴飯的。比較有意思的一樁是這樣的:某些專演帝王將相的戲裡,凡是那些戲裡認為比較昏庸的「王帽子」身邊,總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將相,比如唐朝的秦瓊、尉遲恭,宋朝楊家將故事裡的八王趙德芳,包公戲裡的包拯,《二進宮》裡的徐國公,等等。這些人的特殊,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的是他們手中都有某種兵器或者別的什麼傢伙,比如尉遲恭的金鞭、趙德芳的凹面金鑭、徐國公的銅錘和包拯的龍頭鍘之類。這種東西的奇妙之處在於,它們都是經過先王「御封」的。這些功臣雖然有大功勞在身,但其本人卻算不了什麼,既管不了奸臣禍國,也管不了昏君發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傢伙,馬上威力陡增,因為這些傢伙,是先王親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腦袋也管三分,挨到誰的腦袋,一概打死毋論,惹急了,盡可以操傢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腦袋上掄(實際上沒有真打著的);由於現任的皇帝總大不過他爹去(有孝道管著),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讓了事。當然,這些有特別傢伙的將相,在戲裡都是絕對的好人,忠誠——不會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潔——都是清官。

  現存的中國戲劇,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謂的國粹京劇,都是下層社會的產物。編本子的人本來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藝人們學戲演戲,基本上是心口相傳,因為他們不識字。因此,唱詞念白中不合邏輯、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來,經老佛爺西太后的法眼,京劇得到了一大批上層人士的青睞,雖經過反覆修改,我們今天聽來,還是有點文理不順,何況別的地方戲了。也就是說,大部分的中國戲劇,實際上反映的是下層社會的口味和心態,喜怒哀樂,概莫能外。能夠「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設計,實際上是老百姓的某種希冀的體現。

  在中國老百姓眼裡,皇帝的權力是沒有邊的,說什麼是什麼,誰也擋不住。明白的時候當然無所謂,萬一發起昏來,麻煩可就大了。在他們的想像中,皇帝總是昏的時候多,發起壞來,忠奸不分,好壞不明,橫徵暴斂,最後總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像,總得想法擋他一擋。於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錘呀鑭呀的傢伙就出來了,擁有這些傢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傢伙,就有了制約皇帝的權力,而且這些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像中的制約者,老百姓多少有了點保障,不至於無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學講的權力制衡,中國最沒文化的老百姓,其實也是懂的。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
  ——閒話辛亥

  1911年夏天,地處廣東偏遠山區的紫金縣,發生了一件事情,說是鄰縣的一位在廣州測量學堂讀書的學生放假路過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幾個防勇。由於他剪了辮子,而恰好此時又趕上廣州黃花崗起義發生之後,兩廣總督張鳴歧下令在全境搜捕黨人,所以防勇們抓住了這個學生,要將他當革命黨拿辦。該學生急中生智,說我是學生,你們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學堂去通知一聲。於是幾個防勇押著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來到了紫金縣惟一的一所小學堂,找到了學堂從廣州聘來的格致(即數理化)兼體育教員甘暉如(據說是位同盟會員),甘對於這種剪了辮子的「同志」懷有天然的同情,馬上將這位倒霉鬼藏到房裡,又召集了幾個學堂的學生,讓他們去找學堂的總辦——紫金縣最著名的鄉紳鍾榮山。此時鐘正在一位官員家裡喝酒,僅僅聽了學生的說詞,就立即要他們回學堂將防勇捆起來,一切有他做主。當學生們摩拳擦掌地回到學堂時,四個防勇見勢不妙跑了三個,剩下一個跑得慢的隨即讓學生們給捆了起來。

  紫金縣當時的巡防營負責人是哨官陳家裕,其時剛好也與鍾榮山在同一席間喝酒,聞訊後勃然大怒,當即質問鍾榮山為什麼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一個說,我做了幾十年的官,沒見過你這樣的劣紳。一個道,我做了幾十年的鄉紳,沒見過你這樣的「芝麻狗虱官」有這樣的威風。一個說少了士兵要對方負責,一個說你敢縱容士兵騷擾學堂,所有的損失都要你賠償。最後知縣出面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這期間,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學堂方面提出,學生方面被搶去白銀二百兩,金錶一隻,金戒指一枚,要求巡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並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二十桌賠禮道歉。巡防營自然不肯,結果是由縣署出了三百兩銀子,並辦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這件事無論怎麼看,除了那位測量學堂學生腦袋後面沒辮子以外,與即將發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沒什麼關係。而在1911年,上海的報紙已經在公開要求剪辮,各大都市剪掉了辮子的學生和文化人如過江之鯽,公開地招搖過市,甚至在政府官員中也混雜了不少沒辮客,官府對此基本上是無可奈何。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實與革命也不無關聯,這些信息實際上告訴了人們,這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們看到,經過湘淮軍興起以來的幾十年發展,特別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鄉紳已經成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勢力。自新政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求新嘗試,基本上是由他們主導的,從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興辦學堂和推動立憲,這些鄉紳雖然相當一部分人頭腦還沒有真正從中世紀拔出來,但腳卻已經很活躍地踏在了向西方學習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權力的慾望和趨時衝動,也許還要加上強國的夢想扭結在一起,使得鄉紳主導的學習西方的過程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熱情。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大部分鄉紳對於他們所學的東西不甚了了,結果學習的過程攙和進了許多實際上為他們的價值觀所根本不相容的內容。像甘暉如這樣的「叛黨」,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並不贊同革命的紳士們請進了他們花錢辦的事業中。事實上,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識分子是與地方鄉紳的勢力同步成長的,而紳士的一部分,即所謂立憲派人士,在整個新政過程中,已經成了革命黨人某種意義上的共謀。梁啟超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們也有一部分功勞。

  其次,這個事件讓人感到,無論是鄉紳還是地方官,對於朝廷的事業都漠不關心。防營士兵抓捕沒有辮子的學生,從維護滿清統治來看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這個行動卻遭到了鄉紳的堅決抵制,而作為朝廷命官的知縣卻也不問「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顯坐在了鄉紳一邊。其實,無論鄉紳還是知縣都根本沒有同情革命的跡象,他們能這麼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自己事業的關注。那個鄉紳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學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黨,以及這樣的公然「包庇」會不會給他帶來麻煩,「大膽妄為」到了連一丁點起碼的政治上的顧慮都沒有了。對他來說,學堂是他的事業,而大兵敢到學堂騷擾,首先是傷了他的臉面,為了維護學堂的神聖地位,尤其是為了維護他的臉面,必須採取強硬手段回擊;而那個哨官居然敢在席間撕破臉皮吵鬧,所以非得讓大兵們賠錢賠情不可。至於知縣,他關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穩,為政不得罪巨室是歷來地方官的原則,所以他只能如此這般地和稀泥,破費一點息事寧人了事。在這裡,上司追查革命黨的命令被擱置了,可能的謀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沒有了。而那些行為似乎有「正當性」的防營,抓捕外地學生的真實用意是為了維護朝廷利益還是藉機勒索,還真是說不清楚,否則的話怎麼會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綁之後,會如此輕易地被擺平。

  相反,在這裡我們看到,滿清王朝的威信已經墜落到了無可挽救的谷底,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原來作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鄉紳,已經基本上對滿清政府喪失了信心,在廣大的基層,即使真的發生對朝廷的反叛行為,他們也並不在乎,他們更在乎的是他們自己別在反叛和平叛之間被殃及。這種現象,漫說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說,辛亥年的中國,不僅盛產「叛黨」和「叛民」,而且連官紳也離心離德了。正是由於這個緣故,當位於中國中心的武昌響起起義的炮聲以後,清朝統治才會出現土崩瓦解之勢,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幟」,就是麻利地棄城而逃,多數情況下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呢,幾個冒充的毛賊就足以讓他們繳械交印。

  應該說,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之後,政治的重心已經開始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開始了所謂的督撫專權的時代。然而到了新政時期,政治的發散趨向進一步加劇,各地大小的紳士以及新市民,開始成為地方勢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們對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導致了滿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離心離德的時候,由滿族貴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卻一廂情願地力求將已經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滿族貴族自家手裡,結果是在最不該得罪人的時候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從紫金縣的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這個僻地小縣最「牛氣」的人,就是鄉紳鍾榮山,手中握有槍把子的哨官和印把子的知縣都不得不讓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僅敢於捆起「執行公務」的防勇,而且理直氣壯地倒打一耙,要求本來有理的防營賠償損失和賠禮道歉。箇中的「理直氣壯」,細想起來倒也不是全為無因,因為鍾榮山維護的不僅是他個人的面子,還有新學堂的利益——這恰恰是代表著時代潮流的東西。

  在今天看來,義和團失敗以後的滿清政府處境的確很難。不變革吧,王朝要亡;變革吧,革命黨這種洪水猛獸的東西在求新學習的過程中就溜進來了。然而,從省城到縣城的紳士們卻沒有這樣的兩難,他們只管求新趨時,新的事業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體現著他們的利益,甚至標誌著他們地位的攀升。咨議局和自治局給了他們上干朝政,下斷鄉里的權力,而他們的子弟又紛紛進了學堂或者出了洋。雖然大家都知道從新軍到新學堂裡面儘是革命黨,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紳士卻在庇護。在內地活動的革命黨人,除了那些鋌而走險的,有幾個沒有受到過原本並不同情革命的紳士的庇護呢?實際上隨著新政的推進,紳士已經將革命與學習西方看成是一類的事情,他們明知道學堂裡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卻聽任其將自家的子弟教得離經叛道。我曾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革命真的到來之際,學堂的師生幾乎都衝到台前,鄉紳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學堂的學生是「懂革命的」,樂意將他們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學生僅僅還是些不諳世事的娃娃。

  儘管我們說紳士階層是歷代王朝的支柱,但每當大廈將傾之際,他們總是比別人更早地棄樹而去,將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範圍之內。晚清時節當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紳士們自以為手頭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們手中的求新事業。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此還不甚了了,但他們相信那是已經被西方證明具有魅力的東西。

  這也許就是紫金的鄉紳鍾榮山,毫不猶豫地選擇庇護學生和對抗防營的深層背景。

  當然,紫金事件能夠告訴我們的還不止這些。在這個事件中,鄉紳鍾榮山之所以採取斷然對抗的手段,還不僅僅只由於他的勢高力大,還可能由於防營觸犯了其紳士地位決定的某種忌諱,而這種忌諱,在傳統社會裡是為全社會所認可的。事實上,在廢科舉、興學堂的過程中,存在著很明顯地將學堂比附於科舉的社會意識。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小學生相當於秀才,中學生相當於舉人,大學生相當於進士,而當時的朝廷也確實將優秀的大、中、小學畢業生,分別授予進士、舉人、貢生的榮譽銜。所以,學堂至少在潛意識裡是被人看成是學宮(過去秀才名義上讀書的所在)的替代,對於紫金這種只有一所學堂的小縣,恐怕這種比附意識就更強烈。而過去的學宮恰是一塊立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下轎馬」的下馬石的「禁地」,漫說大兵們不能進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規規矩矩的。在鍾榮山氣壯如牛的背後,很有可能具有這樣的意識背景。只是這種舊的意識存留,在此時恰好起到了保護新學生和新事業的作用。

  從另一個方面,在普遍具有「學堂神聖」意識的情況下,幾個大兵居然敢上門抓人,也說明自湘淮軍興起以來,武人的地位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說一個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總兵,也不敢對縣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隨便靠近學宮半步。在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當著知縣的面與鄉紳對罵,而且雖然知縣偏袒鄉紳,但畢竟不能真的讓防營出錢破費。看來,大兵們手中的槍桿子還是有份量的。這裡,雖然有富國強兵國策的拉動,國人鼓吹糾正重文輕武風習被染,更多地卻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結果。用不了幾年,到袁世凱當政時,中國就進入武人跋扈的時代,新軍(包括北洋軍)演變成了大軍閥,各地大大小小防營則轉化成割據一方的土軍閥;地方勢力的代表則再一次發生轉換,由紳士主導變成了軍閥主導,或者說如學者陳志讓所云,歷史進入了軍紳時代。如果那個哨官能知曉他們日後的命運,那麼這件事情肯定不會這麼輕易地了結。

  歷史總是樂意跟人開玩笑,在辛亥前後,巡防營是支在歷史書上聲名不佳的軍隊,因為他們往往更樂於忠於清廷,與革命黨人作對。而大家對於新軍則頗多溢美,因為在革命中他們往往扮演了起義中堅的角色。其實,在那個當口,巡防營響應革命的也不少,而新軍也有忠於清朝的。只不過,當時前者是從綠營變過來的,人猥、槍次、餉也低,而後者則是傚法洋人編練的西式軍隊,餉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們的觀感上就有了鳳鴨之別。加上在革命前後新軍傾向革命的多一點,而巡防營傾向清廷的多一點,自然巡防營就遺臭萬年了。其實,在革命以後,鳳鴨之別的新軍和巡防營卻殊途同歸,都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當年洋氣十足的新軍將領,也輕車熟路地幹起抽大煙、討小老婆的勾當,做起了一省或者數縣的土皇帝。

  俗話說,一葉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廣東人,也沒有多少人知道紫金這個小地方,但是發生在辛亥革命前這個僻地小縣的一件小事,實際上已經預兆了即將來臨的大變動。 






 
《新生》事件與日本的邏輯
  前一陣,因亞洲杯中日決賽日本隊遭到中國球迷大噓,日本傳出了要求中國修改教科書的聲音,認為教科書裡抗日戰爭的內容諸如「南京大屠殺」、「萬人坑」,是一種「反日教育」,應該刪去。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總覺得有什麼地方有點耳熟,哦,想起來了,原來上個世紀30年代,自「九·一八事變」到全面抗戰爆發的這段時間裡,中國人經常會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國政府取締「反日宣傳」和「反日教育」。其中,發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類中日交涉的「傑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週刊發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閒話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時候,稍有不恭之詞。第二天,上海的日文報紙馬上作出反應,說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馬上上街遊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櫥窗倒了霉。緊接著,日本駐上海領事向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他們向日本謝罪,嚴懲有關責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傳。而日本的國內,更是一片甚囂塵上的「懲戒支那」的聲音。自以為處在「剿共」關鍵時刻的國民黨政府,此時表現得身段柔軟而卑躬,不僅強令《新生》停刊,將《新生》的老闆杜重遠交付法庭審判,判刑14個月,而且撤消了讓《閒話皇帝》漏網過關的上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撤換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這就是當時震驚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過去了將近70年,世界變了,中國更是大變了,但是惟獨日本有那麼一些人卻依舊是老樣子。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一書的作者)說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別在意別人對他們的看法,其實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麼獨特之處。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別人說自己好,不說或者當面不說自家的短處、壞事和糗事。東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對此更在意一點,西方所謂比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來的日本,實際上是在不停頓地幹壞事,卻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脅的方式不許被加害者說他們,這裡已經不是面子問題,而是超級的強橫霸道了。因為強盜搶劫殺人之後,一般不會在意被害親屬的抨擊和叫罵,更不會出面制止這種苦主的可憐舉動,但是當年的日本卻能做出來。自甲午以來,每當中國局勢稍有好轉,日本就會有點動作。辛亥革命後好容易政局穩定了,人家出來逼袁世凱簽「二十一條」,讓袁世凱政權失去合法性;國民黨政權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進入清亡後第二個穩定期,人家來了個「九·一八事變」,讓亡國的危險始終壓在本該大規模建設的國民政府頭上,佔了東北還不夠,再佔熱河,再侵綏遠和冀東,進而整個華北,害得平津連一張安靜的書桌都放不下。欺負人欺負到這個份上了,還不許人家叫,一叫他們就抗議,就要「懲戒」。按他們的邏輯,他們在中國干的所有壞事,殺人放火搶東西占土地,都是中國人反日遭到的「懲戒」,屬於他們的「自衛行動」。

  日本戰敗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這種超級強盜邏輯其實並沒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現在沒有條件像當年那樣為所欲為了,只好把過去做過的所有壞事全不認賬,不僅自己不認賬,也不許受害人聲張,否則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傳。

  當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氣,張揚這種邏輯的原因,還有另外一些東西。畢竟很長時間以來,日本是給予中國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國家,有著那麼多的低息貸款和技術轉讓。只是,日本人也許沒有想過,雖然借了錢,幫了忙,但在歷史責任問題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對滅絕人性的化學戰、細菌戰等戰爭傷害置之不理,對慰安婦、強制勞工問題視而不見,拒絕道歉,拒絕賠償。如此作為,無論借出多少錢,恐怕也難以讓昔日的受害國老百姓對他們心存感激。

  也許,有人會說,在日本持這種邏輯的,只是少數的右翼。不錯,在靖國神社穿著「皇軍」的軍裝,扛著三八槍遊行的,開了放著最大音量喇叭的宣傳車穿行街市的,在國會接二連三「失言」的國會議員,是少數的右翼分子。不過,沉默的大多數卻對這種張揚的右翼言論和行為,表現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賞,以至於政客為了選票的緣故,時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點在鄰居傷口上撒鹽的事情。其實,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數時間裡,狂熱的軍國主義者都是少數,只是少數的能量卻日見其大,最後挾持了沉默的多數,使他們最終也變得瘋狂起來。條件是,只要多數對少數的狂熱缺乏足夠的警覺,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時候還對此表示某種程度的欣賞。

  只是,世界畢竟已經變了,即使是一肚皮強盜邏輯,想要再次挾持大多數也不大可能了,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不存在這樣的情勢了。日本右翼張狂的結果,其實最終傷害的還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國家的道路變得更加崎嶇。 






 
警惕「兒戲戰爭觀」的重現
  早聽說電影《小兵張嘎》改編成電視劇了,只是鄙人一向對所謂的「名著」改編印象不好,所以並沒有注意。這幾天看書看累了,打開電視,手裡拿著遙控板,一通胡摁,居然瞥見此劇正在「熱播」,忍不住多看了一會兒。發現原來在那裡,戰爭已經變成了地道的兒童遊戲,比當年的「嘎子」更進了一層:嘎子和胖墩們,出入戒備森嚴的日軍司令部,就跟到他們二姨家串門一樣,連票都不用買。

  出於宣傳革命英雄主義的需要,在過去相當長的歲月裡,我們的電影戰爭題材佔了絕大部分;而戰爭片無論拍得好壞,調子都差不多相近,無論是殲滅戰的大場面,還是游擊戰的冷槍冷炮,敵人總是一片片地倒下,我軍縱然死上一個也難。其效果,在小孩子看來是這樣的:打仗好玩。文革時期享有豁免權,得以跟八個樣板戲一起放映的《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特別典型,而文革時期遭到禁映的《小兵張嘎》也是如此,雖然此劇老少咸宜,尤其受小觀眾的喜愛(本人就是其中一個)。那年月,由於受這種戰爭片的影響,跟我上下歲數的少年們,對於戰爭有著近乎狂熱的追求和喜愛。1969年「珍寶島事件」期間,我們自覺自願,沒黑沒夜地挖地道,只是我們那裡地下水位太高,地道沒等挖完就被淹掉了,怎麼也找不到《地道戰》的感覺。大一點的孩子們還設法做土製火藥槍,甚至比著《地雷戰》的樣子做地雷(最後被老師制止)。大家只有一個念頭,盼望著仗快點打起來,打得越大越好。

  盼望打仗,當然是希圖通過戰爭當英雄。雖然大人也告訴過要戰鬥就會有犧牲,但潛意識裡都覺得英雄挺好當的,無論敵人武器怎樣精良,人數如何眾多,但都可以被幾個毛孩子捉弄得團團轉,一個一個地被幹掉。無論國民黨還是日本人,都只是革命的好人(包括紅孩子)的武器運輸隊,和供他們戲耍而且可以隨便殺掉的狗熊。

  中國的孩子真是有幸,在全世界(包括前蘇聯)都在反思戰爭的殘酷性的時候,而我們的電影卻硬是給孩子的心靈中留下了戰爭好玩的強烈刺激,以至於天天盼著戰爭的早日到來。當年中蘇戰爭沒有爆發,在今天看來算是萬幸,可是在那時的我們看來卻是萬分的遺憾。不過,比我們年紀大一些、同樣受過這類電影熏陶的哥哥姐姐輩,似乎比我們更有幸,他們中的不少人居然趕上了真刀真槍地操練電影裡教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文革中武鬥能夠那麼迅速地從棒子、扎槍升級到槍炮甚至坦克,而且全面演練攻堅戰、游擊戰、麻雀戰,這一切跟我們強烈的宣傳甚至教學目的的戰爭片不無關係。只是,這些招數沒有機會在「帝修反」身上施展,全用在了「本來沒有根本利害衝突」(毛澤東語)的自己人頭上。

  將原本殘酷、血腥的戰爭變成好玩的兒童遊戲,不僅曲解了戰爭,而且潛移默化地教會了孩子血腥的習性。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了,那一代認真操練過戰爭遊戲的人們,也許已經意識到戰爭並不怎麼好玩。開放以後的大人孩子也看過了《野戰排》《最漫長的一天》《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這樣真實地反映戰爭殘酷的片子,但是,長期隱藏在人們心裡的嗜血因子其實並沒有真的消除。我們看到網上和生活中,一談到跟某些大國的關係,動輒冒出來「打」、「殺」、「剁」、「滅掉」這樣的豪言壯語。台灣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化人龍應台(注意:人家是女性),僅僅因為寫了一篇讓某些人感到不快的文章,就招來若干網友要殺她全家的威脅。看到這些東西,真不知道我們是否滑進了時間隧道,掉到了獵人頭的野蠻時代。

  電視劇《小兵張嘎》在暑假熱播,想必是在打正在放假的孩子們的主意,以提高收視率。我相信,肯定有孩子像當年的我一樣,喜歡這種戰爭遊戲,進而喜歡戰爭。但是我還是認為,讓孩子討厭戰爭、遠離戰爭可能更好。當戰爭真的來臨的時候,孩子們更可能地是做了真正的炮灰(被炮彈炸成了灰),而拿起武器捲入戰爭的孩子,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話,一般都是無法言說的悲劇。當我們看到在電視鏡頭中,那些拿著武器相互開火如同遊戲一樣的非洲孩子時,難道有誰會讚美他們的英雄主義?

  當年,我正沉迷於渴望戰爭的幻想的時候,有位老人告訴我一句話: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我花了幾十年的功夫,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不僅因為我天性愚鈍,實在是當年的電影《小兵張嘎》太迷人了(當年的小嘎子,演技絕對比現在的高一大截)。正因為這樣,《小兵張嘎》還是歇歇吧,無論它是電影還是電視劇。 






 
「三十六計」海洛因
  中國有半個多世紀沒有正經八百地打過仗了,但兵法卻異乎尋常地熱,只是那些侃兵法和聽人侃兵法的人們,基本上與戰爭無關,只是想著在商場或者官場上一施拳腳。但是奇怪的是,在這輪兵法熱中,正經的古代兵法典籍並沒有多少人在意,在歷史上可以稱之為兵法經典的《武經七書》中,只有《孫子兵法》還能被人們提及,反倒是那個民國時期才見天日的地攤貨《三十六計》,火得一塌糊塗。實際上,人們在說《孫子兵法》的時候,不過在給《三十六計》作陪襯,有些人甚至乾脆認為《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是一回事,講《孫子兵法》必須講《三十六計》。

  嚴格來說,《三十六計》不能算是兵法,這個小冊子1941年才在陝西縣的一個地攤上露面,作者與年代均不詳,據專家考證,很可能是民國早期或者晚清的產物。需要說明的是,此書自問世以來,沒有對任何一場戰爭,哪怕是最小規模的宗族械鬥產生過影響。自明末以來,農民起義的領袖們,有照著《三國演義》和《水滸》打仗的,但在他們那裡從來沒有《三十六計》的位置,更不用說那些官軍的儒將們。三十六計的語源出於「三十六策」,見於《南齊書·王敬則傳》,南朝名將王敬則譏諷南齊末帝東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後來民間逐漸流傳「三十六計,走為上」的俗語。實際上,這裡的「三十六」,是中國陰陽學說裡的太陰數,屬於民間常用的數字,王敬則不過順口一說,並非真的有三十六計或者策。有好事者將之鋪衍成篇,每計以成語冠名,配上雜湊的解說詞,然後再嵌上《易經》卦詞,弄得很神秘,怎麼看都像是文人的遊戲筆墨。

  當然,如果僅僅是筆墨遊戲,那麼大家看了喜歡,哈哈一笑,倒也無妨。可是《三十六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陰謀氣息。三十六計篇名,不僅有圍魏救趙、暗渡陳倉、遠交近攻、假途伐虢這樣跟古代戰爭有關的成語,而且有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笑裡藏刀、混水摸魚之類絕對貶義的詞語,還有美人計、連環計這樣下作的詭計。人們在追求謀略的時候,似乎所要學的就是無所顧忌的「壞招」,而《三十六計》恰是這種壞招和詭道的赤裸裸的集大成者,在展示陰謀詭計的時候,一點掩飾都沒有。誠然,「兵者,詭道也。」但這個詭道主要是指技術的層面。宏觀的軍事理論,從來都是要講「道」的,得人心者與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你死我活的戰爭中,無所顧忌地一味使壞,將詭計詐術進行到底,可能會有一時的效果,但真正的贏家卻往往不是這種面目,他們的謀略庫裡,一般都有些別的東西。而在基本上不存在肉體消滅的所謂商戰中,總是瞄著置人死地的損招壞招,更是不能輕用。用詭計經商,除了逞一時之快、得一時之利之外,最後禍害的是施用者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十六計》這種東西實際上是一種充斥了誘惑力的毒品,一旦陷進去以後,就只能靠戕害自身來打發時光,雖然有暫時的興奮,但終歸是摸著小鬼鼻子度日,離死不遠。

  首先,商場和官場上的「戰爭」,是一種共處狀態的所謂戰爭,事實上誰也消滅不了誰,無論你有多大的能耐,都必須跟別人分享這個世界。從前有人曾經幻想,整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死光,只剩下一個漂亮姑娘和一個賣大餅的。但如果賣大餅的存在,後面還得有磨面的,磨面的後面還得有種麥子的,以此類推,最後還要演化出一個很多人共存的世界。如果跟每一個對手的博弈都是零和格局,一個全得,一個全失,將對手剝得乾乾淨淨,而你撈得滿盆滿罐,那麼用不了多久,你就會淪為孤家寡人,在商場上沒有人敢跟你做生意,在官場你將成為眾矢之的。所以,現實是,你活別人也要活,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高明的競爭者,都明白要給對手留有餘地,讓你的對手也有利可圖。你的贏,只是比對手多佔了一點先機或者便宜。商場上總是要保有更多的長久的客戶,交更多的生意上的朋友,行詭詐之術,一錘子買賣,只有那些混不下去了、或者安心坑人的人才幹的,這種事情,連真正成熟的黑道中人都不屑於為。對於正經的商家而言,詭計詐術如同諸葛亮的空城計,實在萬不得已,偶一為之也許勉強可以,用多了,不僅誠信全失,而且容易讓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源消失殆盡。事實上,歷史證明,一個熱衷於詭道的人,是成不了大氣候的。

  其次,我們常常想當然地認為除了自己之外,別人的智商都特別地低,這是一種許多人都情不自禁地喜歡犯的毛病,一犯就身輕如燕,自許甚高。可惜,事實恰恰相反,即使對於那些比較聰明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你聰明,別人也不笨,你能使詐,別人也能。你能用的東西,別人照樣可以請君入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往往沾沾自喜玩了別人一道的時候,很可能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玩了人,人家報復起來很可能更加瘋狂。更可慮者,如果專業就是騙人也就罷了,如果不是,可以騙一次兩次,總是騙,人家就把你歸到騙子一類了。西方有言道:你可以在所有時間欺騙某些人,可以在某些時間欺騙所有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在一個信息日益發達的世界,隨著我們國家跟世界的接軌,商業信息逐漸公開透明,那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換一個地方騙一個地方坑一個地方的「商家」,日子將越來越不好過。同樣,在官場上,如果以金、色相賄,上司沒有道理不歡喜,但如果玩了空城計、美人計、苦肉計,比如把上司送上美人的床然後用針孔攝像機錄像,即使一時得計,日後的麻煩肯定少不了。即使沒有這麼黑,如果老愛玩些拉拉打打、遠交近攻、借刀殺人的把戲,一旦名聲出來了,估計上級領導也不會喜歡,因為他也擔心說不定哪天被你玩了。

  最後,詭道不應該是一個正常社會的遊戲規則。如果任憑陰謀詭計橫行,那麼最可怕的是毒化了整個社會的空氣。輕則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十分費力,成本奇高;見了美女就擔心美人計,碰到交易,就擔心空城計(空手套白狼),人家哭,說是苦肉計,人家笑,說是笑裡藏刀;你算計人,人算計你,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重則導致社會變成狼的世界,人吃人,從騙與詐變成明火執仗的搶與殺。到了那個時候,所有的人,富的和窮的,將一同進入艱難時刻,誰也沒有好日子過。在192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盜匪橫行,窮人強者淪為匪盜,弱者填了溝壑,而那些有錢的華僑們,則把自己的住宅蓋成鋼筋水泥、鋼窗鐵門的碉樓,住在裡面跟蹲監獄一般,一有風吹草動,就心驚肉跳。在這樣的世界裡生活,有錢又有什麼意思呢?(現在廣東的開平,碉樓還在,有心者可以一觀)

  中國現在正面臨一個轉型時期,舊的規則已經瓦解,新的規則還沒有最終形成。遊戲規則的混亂,裁判下場踢球,僥倖者有了太多的僥倖,引得人們嚮往著新的僥倖。但是,混亂必須終止,轉型不能拖久,否則,已經富的將要變窮,窮的也無法變富,前景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赤貧。所以,已經僥倖的,不要再希圖僥倖;沒有僥倖的,也不要幻想僥倖。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只有在規矩的社會裡,人們才都有希望,太平世界才是大家過好日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不必把財產弄出國境,不需要擔心不知什麼時候落到頭上的無妄之災;發財的路雖然可能沒有什麼捷徑,但獲得的財富絕對是踏實的,有一分便是一分。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何必把眼睛只盯在區區詭計上,說到底,詭計不過是些小把戲、小聰明。要想學點祖先的智慧,我們有兵家的廟算、奇正之變,儒家的留有餘地、中庸之道,道家的以柔克剛、有為有弗為,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有人說,中國傳統的東西往往有成癮性,好的東西如此,壞的東西也如此。詭道之學就是一個,這是一種真正可以傾人身家的海洛因。 






 
站在地上看世界
  大學的時候上農學課,老師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適合農耕的國度了,因為積溫高,我們在黑龍江依然能種水稻,而同緯度的歐洲,則只能長燕麥。後來,改行弄文,知道了中國人其實也是世界上最善於種地,也最樂於種地的族群。走到哪裡,無論氣候如何,哪怕是在沙漠和北極,也會嘗試著撒把種子,看能不能長出來點什麼。

  會種地的民族對土地自然十分看重,對地的邊界早就有清晰的意識,開始是你部落的我部落的,然後就是你家的我家的,過了界就會起糾紛、鬧械鬥。不像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趕著牛羊一走就是幾千里,哪兒合適哪兒安家,土地的界限從來不很清楚。在中世紀,有了邊界意味生產力高,出產的財富多,但有了邊界就容易把自己圈在裡面,生於斯長於斯老死於斯,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動窩。來華的外國傳教士有時很詫異(比如那個寫了《真正的中國佬》的何天爵),中國怎麼會有連近在咫尺的縣城一輩子都沒有去過的農民?確實,這樣的人還真不少,除了他們家那一畝三分地,活一輩子,頂多去周邊村子趕趕集。不願意動彈說明對自己鄉土的固執加依戀,其實出去的人,也同樣對自己的鄉土戀戀不捨,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去的地方有多麼花團錦繡,說起來還是自己的家鄉好,哪怕家鄉是塊兔子不拉屎的窮地方。小時候,長在北大荒,周圍都是山東逃荒來的移民,這些人說老家時感覺那個好,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非要來到這個蠻荒之地。這種情緒甚至傳了代,害得我那些沒有三塊豆腐高的同學,也張口閉口老家長老家短的。

  就像「家」對中國人來說意味著價值歸依一樣,鄉土實際上是一種強固的文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造就了一方的生活習慣、人際聯繫、話語結構和風土人情。用社會人類學家的話來說,這是一種文化模式。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脫離身屬的文化模式獨立地生活。不過,模式也有強弱差異,有的人對原有的模式依賴性強,有的則弱一點。一般來說,類似於中國人這樣從土裡刨食的民族,對原來的文化模式依賴感都要濃重一點。而傳統的中國人由於擁有融在鄉土裡的儒家倫理和相應的宗法結構,所以,只要在傳統氛圍的鄉土裡生活過,其由鄉土所代表的文化模式恐怕一生一世都難以完全擺脫。

  體現鄉土的最大特徵是鄉音,或者說方言。結成地緣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鄉音的聯繫。在很多場合下,只要比較地道地學會某種方言,就可以成功地混同於那個方言代表的鄉土共同體,至少可以做到不被人家排斥。共同的方言背後是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所以人們才會對自己的鄉音感到親切,對別的方言感到彆扭。方言是地緣圈子的觸媒,也是形成械鬥的原因(過去,人們管這種族群之間的打群架叫「分聲械鬥」)。

  所以,可以理解,為什麼當年上海在成長為現代大都市的過程中,上海的工人、市民、吃白相飯的,甚至妓女、乞丐,都大體上按著籍貫扎堆。廣州的老闆僱傭廣東的工人,寧波的老闆用寧波人,無錫的老闆用無錫人。江北來的難民沒有人用,只好去做苦力,幹那些又苦又累,工錢又少的活計。沒有老闆罩著,他們有把頭和那摩溫(洋涇濱英語,number one的意思,一般指工頭),一個把頭或者工頭手下,基本上都是自己本鄉本土的人。同為江浙(江南部分)人,由於聲氣相近,不同地方的工人或者還可以合作,但跟「江北佬」之間,則情同水火,根本弄不到一塊去。

  做工人如此,去當兵自然也不例外。從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中國的新式軍隊愛招最老實巴交的農民,招來招去,自然形成了一個單位的軍隊只要跟長官同鄉人的慣例。一個連如此,一個營如此,到後來,一個軍閥集團也如此。北方軍閥同聲(語言相近)的範圍較大,因此集團的規模大一些,而南方十里不同聲,於是誰也做不大,倒是一個個鎮守使(地區)甚至縣級的小軍閥滿地都是。說他們是封建軍閥,至少在地緣圈子這個角度,並不冤枉。甚至某些非常現代化的兵種,比如海軍,這種地緣集團的面貌也相當明顯。一般非福建人在海軍是難以立足的,而海軍的福建人中,又分為閩南、閩北、閩西等具體的地緣圈。

  這種狀況,即使在外面的人看來已經很現代了的今日中國,也沒有太大的改變。軍隊的士兵,雖然年齡都不大,但在他們中間,各種地緣小圈子依然是軍中最主要的隱性團體。老鄉之間的聯繫,明顯是軍中人際關係的最主要紐帶。河南兵、山東兵、四川兵、東北兵的分野,雖然不至於壁壘森嚴,但還是很有講究的。在同一省區的士兵中,往往流傳著其他省份士兵的「經典笑話」(當然他們也有別人家給他們的笑話)。這種笑話,其潛在的功能是強化了老鄉的認同感與地域優越感,使小圈子不那麼容易被打破。出來打工的農民,基本上是按照地緣圈子分佈的,往往是出於某種機緣,沿海某城市的某工廠有了一位內地來的農民工,然後同一個地方的其他農民就會沿著他的路線出來,在這個城市形成一個地緣小圈子。可以說,絕大多數農民工都是以老鄉帶老鄉的方式走出來的,走出來之後,往往形成新的地緣圈子,而那個最早吃螃蟹的人,自然會成為圈子的領袖(當然也是有可能換的)。農民工如此,妓女和乞丐也是一樣。跟他們的先輩類似,這些地緣圈子之間,也摻雜著類似黑社會的幫派。這些幫派跟當年的青紅幫稍有不同,不是跨地域的大團體,也是按地域組合的。那些進城做各種裝修活的有技術的農民,其地緣感更強,他們往往依照小範圍的地緣圈子,形成一個個包工隊(基本上是同村或者相鄰村莊的人),以包工頭為中心,跟裝修公司合作,承攬業務。跟當年的上海工人的把頭一樣,他們是工人的剝削者,與公司合作對付工人,同時也是工人的保護人和經紀人,有的包工頭甚至為手下的工人租好房子,集中居住,並為工人的福利操心。

  很明顯,工業化、都市化和現代化的衝擊波,並沒有斬斷中國人傳統文化模式的紐帶,甚至因為現代化的緣故,走出鄉土的農民之間的文化聯繫反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增強。應該說,從鄉居到城居,從分散到集體,從種地到做工或者當兵,這些走出鄉野的農民的生活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原來生活情景中的某些要素卻被移植複製了,不僅被移植複製,而且得到了強化。這些要素構成了新的地緣圈子的強固紐帶,原來漫不經心的語言習慣和生活情景,在換了場景之後,變成了彌足珍貴的寶貴財富。從前平平常常的家鄉情景,經過同在異地的同鄉們共謀,也化為了格外美好的人間天堂。人們就是通過這種對往昔熟悉情景的回憶、編織和建構,加強了彼此之間的聯繫。在這裡,鄉土聯繫變成了第一要素,而對於共同生活更為重要的東西,諸如品質、性格等因素則退到了次要甚至不足道的地方。

  顯然,發生這種情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陌生環境和新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壓力。為了更好地抵禦這種壓力,從農村走出來的人們只能利用他們所熟悉的資源,甚至格外地開發這種資源,結成新的權力主義的等級結構,將信任和忠誠無條件地交給這個結構,這樣才能更好地應付這個複雜多變的環境,生存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按地緣結成小圈子,是對鄉土生活的畸形複製。人們在原來的鄉土環境中生活的時候,由於跟外鄉人接觸不多,所以一般談不上對外鄉人的排斥。然而,到了異地他鄉之後,對外鄉人生活習慣的看不上甚至鄙視,則成為小圈子日常的話題,而某個或者某些外鄉人的出格之舉,在經過放大之後,再上升為某種抽像的特質,往往成為小圈子話語中那個地方人的共同特徵。這種對外人的排斥,無疑強化了人們對小圈子的依附,使小圈子更容易維持。雖然有其功能性的必然,但也難免給人形成印象,認為國人具有小圈子感過強、難以信任合作的所謂國民性。事實上,在這一點上,那些走出農村多少代,已經完完全全變成城市人的人們,也未能免俗。結成宗派,幾乎成為國人在任何地方都無法迴避的生存發展之道,也是自毀之道。

  正如階級觀念是一種思考的維度一樣,鄉土也是考察社會和歷史的一種視角。我們今天考察農民工的時候,幾乎任何人都無法迴避地緣的線索和地緣的角度。同樣,我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發現有的時候基於地緣的群體衝突,其意義並不比階級鬥爭差。甚至有的時候,我們在強調階級衝突的時候,往往遮蔽了在這衝突之下原有的地緣矛盾,這樣做的結果,同樣會使歷史的真相昏暗不清。比如,太平天國起義的發生,一般公認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考察,就會發現,洪秀全和馮雲山們創立的拜上帝會(教)在廣西紫荊山區立足發展,其實離不開兩廣地區土客籍衝突鬥爭的大環境。洪秀全他們是客家人,因此他們創立的教,也只能在兩廣客家人中找到擁護者,而紫荊山區恰是一個客家人的集中積聚地。拜上帝會(教)的到來,為此地一直受到土籍人壓迫的客家人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的組織工具。而正是在與土籍人的爭鬥中,拜上帝會(教)逐漸武裝化。同時,由於佔據優勢資源的土籍人一向比較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而且由於土籍的干預,使得拜上帝會與官府和解的可能完全消解,雙方的猜忌越積越深,所以,拜上帝會(教)與土籍的衝突逐漸演變成他們與官府的衝突,直至演變成反抗清政府的武裝起義。這也是為什麼連石達開、韋昌輝這樣富有的客籍鄉紳也被捲進了起義之中的緣故。

  同理,階級的分野,有時在現代都市的市民和工人中,也是曖昧不清的。如果非要強行劃出敵我分明的一條線來,實際上勢必存在許多的誤劃。在建國之後,掃蕩地緣封建關係,將把頭和工頭歸為反動陣營,出於治理的需要,而且有強大的政權做靠山,當然並無不可。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搞工人運動的時候,如果如此地「六親不認」,那麼代價很可能是整個運動的窒息。事實上,在工人運動一度紅火的時候,中共工運的領導人,不僅利用了非技術、半技術工人的鄉土關係動員了工頭的力量,而且主要負責人還加入「封建」幫會,借助幫會的力量開展工作。

  中國人的階級意識如果存在的話,肯定要晚於鄉土意識。按西方的經驗,比如資格最老的英國工人,其階級意識的形成有賴於兩個因素,一是超越原來鄉土的共同的生活娛樂形式的出現;一是跨行業的共同罷工鬥爭的勝利,即運動的發生。於前者,是基於足球這種不登大雅之堂、卻又適合大眾集體狂歡的體育運動形式的出現,足球運動的發展,成為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的黏合劑;於後者,意味著至少需要大規模的罷工的成功,才能使處於這個階層的人們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行動的必要。在中國,由於特殊的鄉土意識,進入都市的人們,實現對鄉土的超越,把階級意識放在首位,恐怕需要的時間更長,條件更苛刻。從某種意義上說,考慮農民工突破鄉土的藩籬問題,恐怕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烏托邦式的玄想。

  任何人在多數時間裡,都是站在地上觀察這個世界的。可是,不幸的是,腳下的土地和周圍的空氣一樣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人們往往忘記了,腳的著落處,才是我們行動和觀察的最原初的依據。 






 
農民「失語症」的病史考察
  現今,中國農民的失語,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各種超額攤派來了,他們說不出話;貪污腐敗來了,他們說不出話;治安環境惡化,他們說不出話;農村道德水準下降,他們說不出話;賣血被傳上了愛滋病,被雞頭拐去了女兒,還是說不出話。被人在權錢交易的合謀下謀去了責任田並且拆掉了房子,總該說話了吧?依然沒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幾個自殺身亡的農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農民,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大學生身份的孫志剛出事,恐怕還是廢除不了。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農民從來都是需要別人來代他們說話的,所以,現在也談不上是失語。這種說法雖說由來已久,但其實多少有點似是而非。自古以來,固然農民一直希望別人,特別是有力者為他們說話,但並不意味著他們自己就不能說話,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們自己的活動半徑內。在傳統的時代,農民一直都是有話語權的,雖然並不充分。當然,農民的話語權是分梯度的,農民中的精英,鄉村能人和鄉村知識分子,說話的聲音最大;邊緣的精英,諸如教門領袖、幫會小頭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下,說話聲音也相當的響;一般的殷實農戶,只要不是特別內向,也有聲音。只有貧弱的邊緣群體才總是需要別人「代表」,或者是讓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讓邊緣精英代表,或者讓外面的別的什麼人來代表。

  在我們某些學者的習慣裡,總是傾向於只把老實巴交、僅知道埋頭種地的人當成農民,而將其他的農村人口都歸為別的類別。說鄉紳的時候,把窮秀才也歸了進去,歸進去當然也無不可,但是別忘了這些窮秀才,其實也是農民,至少農民的屬性比較重一些。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與分類,顯然不能那麼嚴格,跟我們古代的學科分類一樣,多少有點混沌的意味,具體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種面目。至少,農村裡的窮秀才和識文斷字並進過考場的童生們(這些人的數量相當多),比如像洪秀全、馮雲山這樣的人,絕對是有話語權的。

  在傳統社會裡,農民的教育、文化、習俗以及生活環境是渾然一體的。大體上,農民農業生產以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學校教育(私塾、鄉塾等),一是戲曲熏陶。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使得農民的婚喪嫁娶有了張羅和喊禮的人,更重要的是給了農民說事的道理。這種道理經過戲曲裡忠臣義士、義夫節婦形象的催化,使農民知道了什麼叫做不忠不孝,什麼叫做不仁不義,什麼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用這些道理來衡量。農民之所以總是傾向於請鄉紳來調解糾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鄉紳更加知書達禮,對這些道理懂得更多,儘管這些沒有做過官或者具有高級功名的鄉紳、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別的什麼有威望的人出來調解,用的話語也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了這些道理,那麼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大狗叫,小狗也會叫,農民的嘴巴同樣是不饒人的,古代的農村社會,也有公共空間,也有社會輿論,別的不說,就是婦女們的家長裡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農民的這種話語,雖然不能上達天聽,影響朝廷的政策,但對鄉紳卻是有作用的。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顯然,這種擁戴是跟鄉里道義有密切的關係,鄉紳絕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也可以說,即使沒有鄉紳出面,農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這種能力在平時體現為大型宗教和戲樂活動的組織,在戰亂年代則表現為結堡自衛,在其中,農民的話語是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另外,農民說的話在某些條件下,也能影響到外邊的世界,否則我們怎麼能看到那麼多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過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設置機構專門采風。民間的聲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會影響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由於新舊教育的銜接在改革中沒有做好,私塾被廢除之後,雖然並沒有立刻退出歷史舞台,但畢竟在陡然的變化中走向全面衰落,鄉村文化的話語鏈出現了斷裂。加上民國以來戰亂和動盪不斷,農村精英劣化,強權話語進入,傳統的禮法秩序陷入混亂,農民的說話能力開始大幅度退化。儘管如此,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仍然可觀。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權力真空狀態下,農村不僅出現了像紅槍會這樣部分由邊緣精英主導的民間自衛組織,也有大量傳統精英領導的聯莊會這樣的組織,對外來侵入的勢力還多少有點對話的權力。

  中國革命在農村,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後者),在農村完成了顛覆性的革命。經過革命的風暴洗禮,新中國的建立也意味著農村話語的根本性變革。革命不僅僅是老的精英(從正常到邊緣的)退出歷史舞台,邊緣群體進入中心,而且意味著農村話語體系的轉換。舊教育基本上被掃除乾淨(只有少數地區以掃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來),舊的宗教、祭祀、戲樂性組織也基本上被新政權組織的宣傳團體和群眾組織所取代,傳統的禮法社會在革命的炮聲中徹底崩潰。在組織起來的農民中間,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餘,來解決彼此的糾紛,處理相互的關係。「同志」的稱謂,開始與「鄉親」、「老倌」以及叔嬸大爺、兄弟姐妹的稱呼混用;開會、發言、批評、表揚,這樣的新詞逐漸被農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充斥整個社會的革命話語,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無私」、「跟群眾打成一片」等觀念的頻繁運用,對遏制農村幹部的腐敗,也的確有相當的作用。文革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的「四清運動」,儘管一度對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主要是多吃多佔和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過篩子一樣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敗的農村幹部,實如鳳毛麟角那樣的稀罕,查出的問題,不過是多吃了幾頓飯,私分了幾斤谷子,貪污了幾十上百元,就已經是大蠹蟲了。儘管那時的農民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卻處在強烈的革命道德話語的氛圍之中,農村幹部固然可以管,甚至關、打農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話語,有點「四不清」的問題,那麼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當大。

  改革開放,尤其是進入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中國農村一下子被拋入了與新中國建立同等規模的大變革中。隨著數以億計的農民在城市出出進進,各種媒體的狂轟濫炸,城裡的變幻景象也遮蔽了農村。農民雖然不見得都學會了城裡人的時髦話,但城裡流行的現代和後現代話語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依然左右了農民的話語。從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話語被嘲弄和解構了,所有當年非常神聖的話語突然之間變成了笑料,農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被捲入了話語轉換的漩渦。人們在拋棄政治性話語束縛的同時,連附著其上的道德約束也一併扔掉。在全民向話語庸俗化的競走中,農民兄弟的步伐其實並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間,農民發現,當他們不再用道德話語約束自己的時候,用它來約束幹部也有了幾分困難。也許,人們還會操著傳統的道德工具來抨擊幹部的腐敗,但這種抨擊事實上已經沒有了道德的普適意義,更多的只是一種嫉妒,或者為自己討公道求利益時的策略。人們對從前深惡痛絕的腐敗醜行,不僅內心的道德譴責不如從前,而且已經喪失了語言上的批判能力。事實上,一旦抨擊者自己有了權力,那麼很可能比別人貪得更厲害。農民對幹部的制約喪失了,而農民之間的紛爭也進入原始狀態,現在農村的人們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傳統的道理和革命的話語都失去了作用,幹部的調解也在逐步退出現場。在司法腐敗沒有根本好轉之前,農民走向法庭其實未必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也可能是在尋租,實現對自己有利的權錢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實上選擇了武力解決,極大地惡化了農村的生存空間。應該說,農村的失控和農民的失語,在某種程度上有著因果的聯繫。

  農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徑之內,尚且處於失語的狀態,那麼,無論我們有多少良好的願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讓他們走向自治的。他們可以為了一斤豬肉放棄自己的權利,也可以像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剛剛播過的山西老夭頭村的村民那樣,以每張1800元的價格,賣掉自己的選票。因為事實上他們的話語裡根本沒有「權利」這個概念,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投票權對自己意味著什麼。我發現,在東南沿海的發達地區,某些捲入市場頗深的農民群體,雖然對於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於市場的緣故,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權利,所以也有自組織的願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組織)。而在某些偏遠的山區,比如湖南的平江,由於傳統的禮法體系尚有殘存,私塾還有生存空間,傳統的話語還有市場,所以傳統的民間組織也可以生存,在傳統的話語氛圍裡,鄉村幹部的行為也得到了某種約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農村,在宗教話語的氛圍中,在教的農民也可以依托教會,對他們利益相關的事情說點什麼。事實上,只有失語的農民是無法自組織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組織了起來,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會大轉型之際,知識界所要做的,也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幫助農民走出失語狀態,讓他們用自己的話語,組織自己的自治,或者幫助農民以他們熟悉的形式,掌握現代話語。如是,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本書來自www.abada.cn免費txt小說下載站
更多更新免費電子書請關注www.abada.cn

<<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1-歷史的壞脾氣>> 〔完〕

天博閱讀室

版權聲明: 本站書籍來源自網絡,屬于個人愛好收集性質,所有小說版權屬原出版社及作者所有。

對於原文小說有興趣的網友,請購買原文書(網上書店 @ 天博網),尊重出版商的權利。

若本站侵犯了您的版權,請給我們來信,我們會立即刪除. Email:info@tinp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