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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2-歷史的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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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作為一個教書匠,讀書寫字,本是自家的功課,時間一久,就變成了習慣。每天如果不看幾頁文字,幾天不寫上幾個字,心裡就空得慌。據說,古代有寫了文字,不求人知而藏之名山的,近人也有宣稱,寫東西只為自娛自樂,根本不想發表的。不過我從來沒有這麼高的境界,除了曾經寫過的情書和偶爾寫過的日記之外,寫了就想發表,比較俗一點的說法,就是想把文字變成鉛字,換些鈔票。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時期,自己的理想就是長大以後能夠賣文為生。

  理想化為現實,或者夢想成真,其實是個很煞風景的事情,尤其是像我這種不那麼有品味的夢想。你會發現原來你的夢想居然是這樣一種具體的勞作:在媒體的催促下,隔幾天就要交作業,生命不息,作業不已。於是突然悟到,為什麼佛家要用「業」這個概念,來概括說明人覺悟前的行為意識,真是生命有涯,苦海無邊,作業難休。

  當然,沒有人強迫我,如果我能橫下一條心,把鋼筆和電腦都扔到垃圾堆裡,把書一把火燒了,從此披髮入山,或者下海,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做不到。古人有把讀書人比成吞砒人的,那時候沒有鴉片之類的毒品,沒事給自己找病的人就小劑量地吃砒霜玩,時間一長就成了癮,明知道對自己身體有害卻還要吃。讀書的行為,有點類似,有上癮的感覺。曾經看過一個外國的小說,說是在法西斯德國時期,某博士被納粹抓去,不上任何刑罰,也不關集中營,好吃好喝,就是不許看書,幾乎活生生憋死;後來冒險偷了看守一本關於國際象棋的書,在關押期間沒日沒夜地研究,從來不知棋的他,等到自由來臨的時候,已經成了舉世無雙的高手。小說也許是虛構的,但我對書的癡迷,卻的確是文化革命的時代,革得遍地找不到書這種情景逼出來的。

  餘生也晚,「文革」爆發的時候,我才9歲。不過,不幸的是,正好在這個時候,我剛剛學會看書,不光看有畫的小人書,還能看有字的大本書。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剛剛學會某種「本事」的時候,往往是最為著迷的時候,跟剛學會騎自行車,剛學會下棋一樣,都勁頭大得不得了,黑裡白裡就想這個,任誰也攔不住。可是,大家都知道,恰在這個時候,全國上下開始燒書了,一個「封、資、修」,就把幾乎所有我們能看的書全伙囊括了,古代的都是封建主義,外國的都是資本主義,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是修正主義。就連家裡有馬恩選集,都會被指責說是不突出毛澤東思想,有教條主義之嫌。革命開始的時候,跟著大孩子屁股後面看熱鬧,不用上課,天天玩,打群架,還挺興奮,可是時間長了,沒有東西看,總覺得飢渴得慌。沒等革命的熱火勁過去,我們一些同病相憐的小夥伴們開始私下傳起了書看。這些書,都是燒余抄剩的孑遺,有心人冒險藏起來的,不過都挺好看,有小說,也有別的東西。由於屬於非法行動,而且狼多肉少,每本書傳到手上的時候,規定的閱讀時間都很少,少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本500頁左右的小說,居然給你的時間只有3個小時。好在,那個時候,飢渴到了近乎瘋狂地步的我們,看書個個都像是吞,可以一頁一頁囫圇個地嚥下去。算起來,我肚子裡大部分的外國小說,以及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四大部中除《紅樓夢》之外的三部,都是這麼看完的。當然,比起那些能看到內部灰皮書的人來,我們在黑龍江農場所讀到的東西,肯定屬於小兒科,不過,那卻是跟我生命的那一段息息相關的惟一精神食糧。

  就像傑克·倫敦筆下那個餓壞了的水手,獲救後總是掩飾不住對食物的瘋狂慾望一樣,我眼下對書的感覺,多少有點飢渴久了之後的變態。最大的毛病不在於總是要看書,而是看得快,看得雜。待到能寫或者寫了有人要的時候,看了以後,就還要寫點什麼。2005年結集的隨筆集《歷史的壞脾氣》,由於出版日期大大拖後,所以,這本書剛剛賣了幾個月,我發現一年積攢下來的東西,又可以出一本了。

  現在這本集子裡,雖說大多是寫給報刊的專欄文章,其實還是讀書的感想,東一點,西一點,點到為止,每篇都不長,每令讀慣了長文章的朋友感到不解氣。《歷史的壞脾氣》出來的時候,我跟朋友開玩笑說,這書放在衛生間裡最合適,方便一次,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一篇。我的東西,大雅之堂肯定是上不去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去,在單位,地位很邊緣,做的事也很邊緣。寫隨筆也就是圖大家一樂,如果樂了之後還能想起點什麼,當然更好。

  這樣說,也許一向對我有學術上期許的人們,尤其是我的學生,會感到有些失望,說怎麼這個張鳴怎麼這麼俗,怎麼離學術越來越遠?當然,學術我還是會碰的,大塊的文章偶爾也會寫上一篇兩篇的,像從前在《讀書》上發的那種,別人看來學術性比較強的隨筆,也還會寫。但是,我雖然身在高校,卻從來沒有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學者,所以,對我來說,寫東西就是要說事,借事講道理,其實並不太在乎說的這個事和道理算不算是學術。對做歷史的人來說,首先必須追求真實,不能不顧事實,沒有根據地亂說;其次要寫得明白曉暢,讓人讀了舒服;當然,道理講得也能令人信服,而且若有所悟,那麼,就更好了。我一向認為,在中國,思想的缺失顯得比學術的落伍更加嚴重。在千人一面、千口一詞的境況裡,一個稍有個性的人,常常會感到窒息,打破這種窒息,對我來說,就是時不時地發一點不合時宜的怪論。其實,也只是看起來怪,本是用常識的理性判斷出的常識而已。可惜,現在國人已經把常識忘記了。 






 
兩隻老虎跑得快
  中國的抗戰,產生了特別多的英雄,也產生了特別多的漢奸,最大的兩個漢奸,要算是汪精衛和陳公博。雖然這兩個人做漢奸時,能控制的區域,不過長江三角洲周圍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義上,他倆卻是中國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雖然在為虎作倀、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不見得比別的漢奸更多,但影響卻最大。抗戰勝利後,將他們釘在恥辱柱的最頂端,應該是名實相符的。

  汪、陳二人政治上是搭檔,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衛出走的計劃,陳並未參與,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卻改變前約,不給汪一個體面的台階,而原來參與密議的高崇武、陶希聖競相逃離的時候,陳卻從香港來到了上海,一頭扎進了「火坑」,說是要夠朋友,講義氣。

  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元老,也是國民黨的能臣,他和胡漢民兩個,原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國民黨統治時期,大家每週都要背誦的「總理遺囑」,就是汪的手筆。辛亥年廣州起義失敗,汪精衛憤而進京,刺殺攝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誰不欽敬?汪更一表人材,風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閨秀名媛仰慕。胡適曾經說,如果汪精衛是個女人,他會死心塌地地愛他。當然,是男子,也愛。汪夫人陳璧君體態臃腫,相貌一般,但汪精衛卻一直潔身自愛,連丁點的緋聞都沒有過。那時,國民黨內,漁父(宋教仁)之才,兆銘(汪精衛)之德,都是大家公認的。汪精衛投敵後,國民黨內元老一片嘩然,差不多都會提到那句諸葛亮罵王朗的話:「卿本佳人,奈何做賊?」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國民黨的革命譜系裡,陳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產主義,中共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2個代表中間,就有他一個。只是進得快,退得也快,會還沒開完,就聞警開溜,一直溜到美國去留學。留學回來,才混進國民革命的隊伍。陳再作馮婦之後,很快就得到汪精衛的賞識,從此收入帳下,成為汪系國民黨的幹將。跟汪不同,陳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塊頭的理論文章能寫,詩詞歌賦也來得;最關鍵的是,醇酒婦人從來少不了,下野時如此,當政時也如此,而且從來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鬧。泡歌女,捧戲子,養情婦,風流韻事多得到了讓人驚掉下巴的地步。據說曾寫過一首夫子自道的詩:「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無雙,燕趙吳越孤心賞,任憑他人短長。」說得相當實在,此公的確是走到哪兒,風流到哪兒,燕趙吳越,不論多情的楚娃,還是「天下白」的越女,到處流情,不管別人白眼還是黑眼。1930年蔣馮閻大戰,汪精衛和陳公博拉著改組派跟馮(玉祥)、閻(錫山)摻和,在戰火紛飛的時候,到了人家閻老西的地盤上(山西),居然也沒耽誤泡戲子,看上了一個唱梆子的女伶,結果跟當地軍閥的「同情兄」撞了車,差點被人趕走。

  在大的政治格局裡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現沒有多少關係;兩個人,一個一塵不染,一個曳尾泥塗,卻殊途同歸,一併做了漢奸,其實並不盡然。國民黨是個沒有打算跟傳統決裂、卻又習染了西方政治風尚的集團,汪精衛在黨內,一直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雖然在跟蔣介石的爭鬥中總是處於下風,但始終沒有被平掉。也就是說,他至少在他自己體系內,是頭,而且從來也沒有斷了當整個國民黨首領和中國領袖的心思。無論是傳統的政治語境,還是西方的政治風尚,個人的私德是必須講究的,尤其是領袖人物的私德必須靠得住。所以,汪精衛只要領袖的感覺存在一日,就必須做一日的不粘鍋(其實,他的政敵蔣介石也一樣講究,自從跟宋家結親之後,荒唐事就沒有了)。而陳公博儘管地位不低,但畢竟在「領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務是給領袖奉獻才智,所以就無所謂了,得風流,就風流一下。

  說來有意思,汪記國民黨,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場上,跟蔣介石過不去的。他們一直以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後做了漢奸,雖然自家有下地獄救國家的借口,其實也不過是政爭失勢後尋求出路的一種選擇。當然,這種選擇,背後有對國際形勢的錯判,有對中國抗戰不可救藥的悲觀估計。說到底,汪、陳二人,還是在個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 






 
失了手的警察頭子
  趙秉鈞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內閣民政總長,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謎。不過,趙秉鈞本色其實是個警察頭子,對於警察來說,不明不白的死,也是應有之義,不算太奇怪。辛丑議和之後,列強欺負中國人,天津不許中國人駐軍,袁世凱靈機一動,派了軍隊以警察名義進駐,負責人就是趙秉鈞。後來,朝廷新政,設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趙秉鈞水漲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實際上成了中國警察的開山祖。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把大總統讓與袁世凱,袁政府的第一任內務總長還是趙秉鈞。

  趙秉鈞很有意思,說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說起名,是天子腳下第一人(秉國之鈞),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時,其實箇中的真偽,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清楚。這位書僮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無考,本是慧眼識英的袁世凱將之拔於草莽的,一直是袁世凱夾袋中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趙秉鈞的確也很能幹,在一個沒有警察的國度裡,從無到有,制度、規則、訓練,把個警務建設搞得井井有條。幾年下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裡循驚奇地發現,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幫一個推糞車的老鄉將翻倒的車抬起來。他驚歎道:在過去,你能想像這種事嗎?當然,我們的洋記者看到的是首善之區的北京,在其他地方,警察還是跟過去分擔警察職能的捕快和士兵一樣,對老百姓,大概還是免不了欺凌和敲詐。不過,中國畢竟在他的手上有警察了,有了案件,不再由那些捕快和仵作們包辦。順便提一句,1905年著名的吳樾刺殺五大臣案件,就是趙秉鈞承辦的,看那驗屍報告,像模像樣,硬是通過炸得稀爛的吳樾,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辦警務辦得很像樣的趙秉鈞,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國的內閣總理。這是因為第一任的總理唐紹儀,雖然也是袁世凱的夾袋中的人物,但不幸的是留學過美國(第一批留美幼童),多少染了美國民主的毒,因此跟總統袁世凱怎麼也弄不到一起,只好自己開溜。遺下的位置,袁世凱交給誰都不放心,老實巴交的職業外交官陸征祥過渡了幾天之後,昔日的警察頭子就變成了總理。

  做了總理的趙秉鈞,做的事情還像是警察,而且是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當時,交出了政權的革命黨人,尤其是實際主持黨務的宋教仁,特別熱衷於通過國會的選舉,獲得議會多數,從而組建政黨內閣,再次掌權。為了這個目的,革命黨人拚命擴大組織,吞併小黨,拉人入伙,拼湊了一個大黨——國民黨,趙秉鈞也成為被拉的對象。出人意料的是,對「黨」一竅不通的趙秉鈞,居然一拉就動,肯欣然加入。於是,袁世凱告訴國民黨人,好了,你們希望的政黨內閣實現了!黨人一時也歡天喜地,樂不可支。可是,過了一段,發現這個身為黨員的總理,根本不聽黨的話,依舊惟總統的馬首是瞻,心裡未免涼了半截,總算明白天底下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政黨內閣,必須得自己做成。

  第一屆國會選舉,由於袁世凱和趙秉鈞們還不知道怎樣操控,結果讓國民黨佔了便宜,撈去了近半數的席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宋教仁躊躇滿志,準備進京做總理了。沒想到,半路殺出個武士英,對著這位國民黨最能幹的領袖開了兩槍,未來的宋總理傷重不治身亡。消息傳開,舉國震動,中央政府當然要江蘇地方嚴查,務必緝拿兇手,江蘇警察廳也就真的嚴查,結果還就真的查出了兇手,一步步追上去,發現背後指揮者為應桂馨,並查出了應跟內務部秘書的洪述祖和總理趙秉鈞的往來函電多件。就這樣,趙秉鈞有了嫌疑,然後,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應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後,趙秉鈞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這件事,唐德剛先生認為不是袁世凱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趙秉鈞揣摩袁世凱的意思,自作主張。當然,趙秉鈞肯定有事,但袁世凱也脫不了嫌疑,否則,我們的趙總理幹嘛要死?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趙秉鈞安排刺殺這活雖然幹得不怎麼樣,但辦警察辦得還是蠻有成效,連中央首長做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來。 






 
辮帥的人緣和地緣
  軍閥大抵有外號,張勳的外號是「辮帥」,因為他在進入民國之後,還堅守自己腦後的辮子。其實,當時留辮子的軍閥還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軍閥包括北洋老將姜桂題,都拖著辮子,但只有張勳被稱為「辮帥」,大概由於他不僅自己留,麾下一萬多定武軍都留辮子的緣故。

  張勳在歷史上,名聲不好。在一個進化論主導的時代,癡迷地留戀前朝皇帝,不僅在身體膚發方面身體力行,而且操練出了一場復辟大戲,弄得北京城一時間滿街都是辮子。如此作為,想不挨罵,難。不過,國家大事不見得人人都關心,進化論其實只是知識精英的意識形態;中國人看人,還是人品、秉性這一套,就當時而言,在某些人眼裡,張勳是個憨憨的實心眼漢子。儘管張勳淨鬧反動的事,軍閥圈子裡很少有人說他不好。跟張勳關係最鐵的,要數號稱講義氣的胡帥張作霖,張勳復辟之後,成了眾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為張勳說好話;直皖戰後,胡帥在北京政府有了說話的份額,就鬧著給張勳平反。當然,秦檜還有兩個好朋友,武夫之間的交情也許算不得數。但是,在北京的梨園,張大帥的口碑也相當不壞,人人都說張勳的堂會,給錢多,和氣,不耍武人脾氣,不強人所難。

  其實,最喜歡張勳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縣的人,而張勳的家鄉奉新赤田村的鄉親們,男女老幼,個個都愛死了他們的張大帥。民國時期,北京的江西會館、南昌會館,都是張勳建的,奉新的會館,居然建了五個。江西會館要算是北京最豪華的西式建築中的一座,不僅有洋樓花園,而且能自己發電,在裡面唱戲,從來都是燈火通明。在北京求學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張大帥名下,沒有不給錢的,至於奉新的大學生,個個都被張大帥養著,吃穿度用,一切包圓。赤田村的老鄉,張勳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麼,張嘴說話,張大帥管。每逢過年,到張勳駐地徐州的火車上,塞滿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們的鄉音,那是上張勳那裡去拜年的喧鬧。當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還能帶點銀子走。

  在那個時代,但凡是個軍閥,就都在乎鄉誼。曾任山東督軍的張懷芝說過,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鄉作案。湖南軍閥何鍵「非醴勿聽,非醴勿用」(何是湖南醴陵人),閻錫山則「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閻是山西五台人),張作霖「媽拉巴子是路條,後腦勺子是護照」(張是營口人,媽拉巴子是營口人的口頭禪,而後腦勺子是營口人的體貌特徵)。在戰亂年代,作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頭目,借助血緣和地緣紐帶,捆綁自己的集團,一點都不奇怪。不管怎麼說,還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謂的在乎鄉誼,就是用自己的家鄉人為自己修築一道堅固的城牆。不過,奇怪的是,張勳對老鄉好,卻並不讓這些人到自己隊伍裡來做事,他的辮子軍並不是他的家鄉子弟兵。也就是說,張勳跟他的同類不一樣,他的重鄉誼,沒有多少實用的功利目的在裡面。

  實際上,儘管張勳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終只是一個鄉下的土佬,對鄉親施恩,既是富貴還鄉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也是照顧鄉里的一種古老習俗。一個外國記者採訪過他,回來說,張勳絕不是一個政治家,倒更像一條兇猛的看家狗。的確,張勳就是這樣的一條愚忠的狗,忠於清室是愚忠,重視鄉誼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個文化習俗劃定的對象,走到哪裡,爬得多高,都難以改變。也正因為張勳的「愚」,兵微將寡的他才成了督軍團的盟主,自己還以為是眾望所歸,被大伙「忽悠」得一頭扎進了北京,為段祺瑞趕走黎元洪火中取栗還不自知,以為可以藉機實現自己的理想,恢復大清江山,他做「中興」第一人;待到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瑞組織「討逆軍」打回來,才氣得直跳腳,不僅丟了作為命根子的軍隊,還落了個復辟的惡名。

  這樣的張勳,在江西人那裡,在奉新縣,當然有人緣,即使他後來身敗名裂,還是有人念他的好。不過,這樣的人緣,我們在江蘇北部的張勳駐地,卻找不到。顯然,張大帥的鄉情是有代價的,而這個代價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帶老百姓來支付的。 






 
前頭捉了張輝瓚
  張輝瓚在軍閥時代,不算是大人物,他的出名,主要由於他是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的前敵總指揮,而且一敗塗地,受過毛澤東詩詞的「表彰」。清末湘軍興起以來,湖南出將軍,但戰事也多,外面的人打還不夠,自己關起門來打。北洋時期,就數湖南軍閥的派系多,有趙(恆惕)派、程(潛)派和譚(延ND064)派,後來趙派中又分裂出唐(生智)派,湘西還自成一個系統,誰也不理。張輝瓚就屬於勢力最弱的譚派的一個小小的師長。那個年月,軍長、師長、司令遍地都是,有兩枝槍就可以充司令,一枝手槍自己拿,另一枝長槍衛兵扛。譚派在湖南,多數時候在野,甚至四下流浪,寄人籬下,所以,這種師長能有多少軍隊,天才知道。當然,張輝瓚還比較幸運,由於主公譚延ND064站隊正確,選擇了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又選擇了蔣介石,所以,在協助蔣介石打敗了政敵唐生智之後,譚派居然在湖南當家作主了,雖然此時譚延ND064已經將軍隊交給了部下魯滌平。

  在譚延ND064短暫的主政湖南期間,論功行賞,張輝瓚曾做過一任湖南的警察廳長。說起來,張輝瓚也算是個讀書人,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向有儒將之名,所以,在警察廳長任上,很是出了一回風頭。據說有次設計抓了一個很傷風化,卻又在政界很有靠山的老鴇,將其就地正法,還附了一篇駢四驪六的判決書,很是讓遺老遺少們興奮了一陣子。在跟魯滌平之後,對付打算跟蔣介石叫板的唐生智,抄後路,也抄得不錯,害得唐生智兵馬未動,就已經四分五裂崩潰了。

  不過,此公跟紅軍打仗卻運氣很差,第一仗就被殲滅(師部並兩個旅),自己做了俘虜。幸好由他小舅子朱耀華率領的一個旅,見機得早,開溜及時,不然後來為他修墳的人都沒有了。被俘之後,據紅軍的叛將龔楚說,張被帶到了朱德那裡,朱德表示要辦一個紅軍學校,讓張來做教授。張輝瓚還見到了同鄉毛澤東,張口便稱潤之先生,彼此還敘了舊,他們原在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曾經相識,毛還到湘軍做過演講。張輝瓚表示,可以給紅軍捐獻藥品和彈藥。據郭化若回憶,毛澤東當時顯然沒有要殺張輝瓚的意思,雙方談得還不錯,而且張的利用價值還挺大,至少對紅軍的裝備改善會有幫助。可是,毛澤東見過之後,不知怎的,張輝瓚就被拉去開公審大會了,會後,張輝瓚的頭被割了下來,放在一塊木板上,順贛江放了下去。這顆頭,後來被葬在岳麓山,蔣介石送了一副「嗚呼石侯魂兮歸來(張輝瓚字石侯)」的輓聯。墳就安在跟黃興和蔡鍔的墳很近的地方,規模也差不多,當然,這墳,現在的人們是看不到了。

  小時候,我中學有個很好的朋友,父親是朱耀華的後人,跟張輝瓚有親戚關係,由於不滿於現實,而傾向革命,後來卻被發配到了黑龍江的北大荒。他和父親,一直都在為張輝瓚背黑鍋,混都混不過去,因為那是領袖詩裡提到的反面人物。在文革期間,革命小將見了他家的人,就會背誦:「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記得有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說過,在歷史上,凡是跟共產黨作對的人,不管你出身有多麼的高貴,身份多麼高雅,下場都很慘。這話不一定全對,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卻千真萬確。張輝瓚,就是這樣一個很慘的人,很不幸參與了第一次「圍剿」,很不幸碰上了毛澤東,碰上了毛澤東又不趕緊逃,還逞能孤軍深入,更不幸的是大名被毛澤東的詩記錄了下來,想不遺臭萬年,難! 






 
盧作孚之死
  人們都知道,關於中國的民族工業,毛澤東有「四個不能忘」的說法:重工業不能忘了張之洞,輕紡工業不能忘了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了侯德榜,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而這個中國人不能忘的盧作孚,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自殺,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在盧的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個字。

  跟張謇相比,盧作孚只能算是中國企業家的第二代,不過,他卻是第二代中的翹楚。他以一條百噸的小輪船起家,十幾年就發展成為擁有幾百艘輪船的航運業巨頭,民生公司的客船,無論什麼時候都一塵不染,服務生彬彬有禮,一副學生模樣,客人上船,無論貴賤,一律有艙位,有飯吃,有水喝,但是卻沒有其他客運船上常見的黃、賭、毒。民生一出,當時橫行於中國江河湖海的外國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國的輪船招商局,都為之黯然失色。

  儘管盧作孚一手打造出民生公司這個航運鉅子,但他卻並不認為公司是自己的。解放以後,在全國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還沒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給了國家,實現了公私合營。盧作孚一家,過著最簡樸的生活,布衣素食,連自己辦公的桌椅都是公司的。按道理,像盧作孚這樣的人,在一個以反貪污為目標的政治運動中,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的,但是局勢的發展,卻出人意料。我們知道,在共和國歷史上,「三反」、「五反」屬於一個運動,「三反」在前,主要針對國家幹部,「五反」在後,主要對付的是私營資本家。在「三反」階段,盧作孚就陷入運動漩渦裡,成了某些運動員的獵物。查賬的人來了,動員大會開了,面對面、背靠背的揭發開始了,或明或暗的,都瞄著盧作孚。一天,終於有了重大突破,有人揭發,盧作孚在某次上北京開會期間,收買公司的公方代表。揭發者不是別人,恰是盧作孚的通訊員,一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一直被盧視為自己兒子一樣的人。

  盧作孚死了,很是經過些大風大浪的他,對於這種群眾運動的壓力,完全不能適應,他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留下遺言,要家人把借用公司的桌椅還掉。後來很快就查明,所謂的收買公方代表事件,不過是盧作孚和公方代表一起上京開會期間,他個人掏腰包一起吃了一頓飯。除此以外,在盧作孚身上,查不出任何一個哪怕細微的問題。

  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企業家已經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奮鬥歷程,成長起兩代人來。在與外國資本角力中殺出來的第二代,不僅學養、素質堪為社會精英,就是經營方式,也中西貫通,令西人歎為觀止。只是,這兩代人尤其是後一代人,在進入新中國之後,基本上沒有發揮多少作用,過急過快的改造,「豬沒養肥就殺了」,使得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台,成為拿定息的食利者。當中國人再次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價值時,這些企業家大多已經人去燈熄,不死的也已垂垂老矣,國人不得不再一次從頭再來,重新培育自己的企業家。又過了幾年,人們發現,跟當年企業家多由社會精英、書香門第出之不同,新生代的企業家魚龍混雜,就是那些最優秀的分子,所作所為,也經常令人頭痛。 






 
杜月笙的「維權」生涯
  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的青幫老大,也是上海灘著名的「聞人」。按著名報人徐鑄成的說法,流氓首領,幫會領袖,不管你有多大聲勢,只能叫做「大亨」,上海灘夠得上「聞人」的只有有數的幾個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幫會頭子,走私販毒、包娼包賭,這些活計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脈極廣,全國的軍政要人、幫會同道並土匪馬賊都買他的賬。據說當時如果丟了特別緊要的東西

  ,只要杜老闆肯幫忙,不管丟在什麼地方,都是可以物歸原主的。在上海,無論什麼時候,杜老闆進到哪個舞廳,所有人都會停下來恭敬地看著他,樂隊馬上改奏迎賓曲。當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僅限於此,那麼他就擔不起「聞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於,他經常能做點好事,上海幾乎所有大學,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筆地捐錢;凡是像點樣的公益活動,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認捐的頭幾名,肯定有他的名字。無論是失意政客還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養著,給房給錢,而且給得相當巧妙,不讓你有吃賞飯的感覺。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楊度,都吃過他的飯,而且,就是在吃杜老闆供養期間,楊度變成了中共的秘密黨員。

  杜月笙之有名,還在於他在跟上流社會打交道的同時,並沒有忘了幫會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為某一部分下層百姓討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眾眼裡,杜老闆的口碑也是相當不錯的。當時的上海,不管你是街頭的小販,還是四馬路的流鶯,受了欺負,只要運氣足夠好被杜老闆知道了,他就會管,而且肯定會給你一個說得過去的說法。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罷工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工人罷工,都有幫會的背景,特別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碼頭工人、人力車伕的「維權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為了支持這些罷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從某種意義上說,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戰以後,在國民黨政府那邊越來越失勢,1948年連兒子都因所謂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來,很大程度上是他這種替工人「維權」的行為所致。事實上,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還熱衷於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必須借助杜老闆的力量,早期上海總工會的會長汪壽華還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後來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的時候,受到各方的壓力與誘惑,杜月笙又出賣了他。這件事,後來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盡的憾事。1949年以後,當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劇界有「冬皇」之稱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時候,還不斷地提及此事。

  一個國家,當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門不能維護秩序,不能還下層百姓一個起碼的公道的時候,下層百姓就會去求助黑社會。黑社會也自然會以下層社會的執法者面目出現,在很多場合充當裁判,儘管他們的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壞者和下層百姓的壓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種秩序,都有人在尋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職,那麼自然會有替代者。舊中國的種種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此。

  「佛見喜」李蓮英

  在晚清,李蓮英可是個大人物,從某種意義上,名頭比那些王公大人甚至中興名臣還要響,說起晚清掌故,想不提李總管的大名都難。種種傳聞,說好的有,說壞的更多。在很多遺老遺少眼裡,大清國之所以完了,多少跟這個沒把的茶壺(閹人)有點關係,西太后做的孽,大概有一半得算在他的頭上。

  說起來,李蓮英,甚至他的主子西太后,都有點生不逢時。如果放在別的朝代,像他這樣的宦官和這樣的太后,說不上流芳百世吧,也斷不可能留下罵名。可是晚清趕上的是一個千年未有之變局,是已經進入現代的西方,用武力脅迫東方進入他們世界體系的時代。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領導中國實現轉型,顯然不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女人所能勝任的,所有的處置失當,作為一個女主來說,身邊的宦官,自然而然地要背些黑鍋。

  從朱一新、安維峻這種鐵面御史的彈章,到街談巷議的群眾輿論,李蓮英的所作所為,大體上跟他的前輩們,從東漢的中常侍到明朝的劉謹、魏忠賢們差不多,無非是惑亂朝政,買官鬻爵這些事。比起西太后第一個寵信的太監安德海來,李蓮英還算是幸運的,因為還沒有人說他走運是因為沒有騸乾淨。

  雖然李蓮英在西太后跟前一直得寵,甚至破例得封四品頂戴,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靠得住的證據表明,他曾經(哪怕一次也行!)對朝政插過嘴,臧否過哪怕一介小官。雖然走李蓮英門路陞官的人倒是不少,估計銀子也拿了不少,但是,實在找不出證據,說有哪個人的得官,是李蓮英背後在老佛爺那裡遞了話。李蓮英的發財,更多的可能是人們把他想像成那種一言九鼎的人物,想像成可以弄權搞名堂的寵臣。也就是說,人們按照從前得寵宦官的面目,來比照李蓮英,比照來比照去,送銀子走門路成了常態,而不送倒成了心病,為了保險起見,大家還是送的好,所以就都送了。其實,在西太后眼裡,李蓮英是個特別低調,行事謹慎,而且極其幹練富有指揮調度才能的人(宮裡的許多大規模的儀式活動,都是李蓮英一手操辦,無不井然有序)。這個一直自比乾隆的當朝太后,根本不可能允許太監,哪怕是最親信的太監,對朝政插半句的嘴。對這個清朝祖制上根本沒有根據的女主來說,只有更加嚴格地講究祖宗規矩,才能夠堵住別人的嘴,所以,儘管她用這些人,但也只是當使喚的下人,決不會讓他們染指朝政。在其他的宦官和宮女眼裡,李總管雖然位高權重,卻是一個善解人意,從不作威作福的人,只要有機會,他總會給人以方便。所以,宮裡雖然派系複雜,但沒有人背後壞他。

  所以,當朱一新他們指名道姓地彈劾李蓮英時,無論如何是不可能讓老佛爺相信的,最後丟官的只能是這些不怕死的都老爺(御史),只是成全了他們的剛直之名。按朝中的規矩,李蓮英惟一做得不太好的事情,是經常把西太后的日常起居狀況通報給跟他關係好的大臣,比如慶親王奕NB036、北洋大臣袁世凱等,以便這些人隨時掌握西太后的動向,上朝的時候好有個準備。但是這種事情,顯然是大臣方面更加主動一些。

  一位伺候過老佛爺的宮女說過,李蓮英就像一種俗名叫「佛見喜」的梨,看著黑黑的,很不起眼,可吃起來又甜、又酥、又細、又嫩。李蓮英外表看著不怎麼樣,可當差當得滴水不漏,你剛剛想到,他已經做到了,讓西太后舒服而且放心。這樣的人,哪個位高權重的會不喜歡呢? 






 
偏不說自己是俘虜
  葉名琛在歷史上,已經被定位為帶有強烈貶義的「怪人」。洋人打上門來,只管關起門來扶乩請神,在僚屬面前,裝得什麼事都沒有,學謝安以示「鎮定」。可惜,等不來「小兒輩破賊」,等來的卻是鬼子進村,洋人打破了大門,把他抓了去。當時人就說他是:「不死,不降,不走;不戰,不和,不守。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然而,換了我們,如果處在葉名琛的地位,又能怎麼樣呢?戰,沒有本錢;和,沒有授權;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話,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責,如果棄城而走,日後是要掉腦袋的。一介縣令尚且不能逃,何況堂堂的兩廣總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丟人不說,家族的臉面都沒了,多少年多少輩抬不起頭來。當然,死是可以的,只是,一來洋人的炮彈沒長眼睛打到總督大人,二來葉名琛自許名臣,有「疆臣抱負」,要為朝廷分憂,國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說,如果說葉名琛表現不好,那麼當時有誰表現好呢?廣東巡撫柏貴,在洋人據城之後,依然開衙視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活脫一個漢奸。僧格林沁倒是戰了,冒充土匪攻擊人家使團在先,在八里莊的平原上擺好隊伍跟洋槍洋炮對陣在後,換來的,不過是自家士兵的被屠戮和京師的淪陷。

  廣州城破之後,葉名琛做了俘虜。洋人還算「文明」,沒有給我們的總督大人五花大綁,上銬戴鐐,甚至連碰都沒碰他,還讓他帶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糧食並若干僕人,因為葉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飯,也不打算用洋人的東西,當然更不用說使喚印度人了。就這樣,葉名琛被帶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爾各答。在那裡,葉被關在一棟小樓裡,每天寫字作畫,以海上蘇武自許。據說,他的鈐有「海上蘇武」印章的字畫,大半都送給了洋人(這成為日後國人鄙夷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否真確,不好說,可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帶去的糧食,一年後糧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這時候中國和英法聯軍的戰事尚未結束,國內的反叛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頭爛額,自然沒人想起這位海上的蘇武。

  按說,死在加爾各答的葉名琛,如果非要類比哪個古人的話,往好一點說,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因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雖然同在異域,蘇武是漢朝的使節,被扣押在匈奴,放了19年的羊,葉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虜,兩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過,仔細想想,葉的自許也不無道理。按清朝的制度,雖然總督實際上是疆臣,但名義上卻是上面派下來的中央官員,而兩廣總督,一向是負有跟洋人打交道辦交涉的使命的,在鴉片戰爭之後,這種職責更是明確,所以,葉也可以說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為使臣辦交涉而交涉不明白,進而被野蠻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當然是蘇武。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爾各答沒有羊可牧,帶來的米又不夠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葉名琛的「怪」,事實上是兩個文化差異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產生的現象。當時的中國人,實在不知道該怎樣跟洋人打交道,「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軟硬不吃。打又打不過,談吧,又不是一種話語體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國的架子,心裡總是拿洋人當本該給自家進貢的蠻夷。就是在葉名琛被俘的同一場戰爭中,英法聯軍派出的使者同樣被「文明」的大清扣了,關在天牢裡,罪名一項居然寫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臨城下了,還拿人家當自己的屬國。當時的皇帝和滿朝文武,其實沒有一個比葉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戰不和不守、後來又以海上蘇武自居的葉名琛,而是咸豐皇帝和那個看起來十分強悍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葉名琛之所以看起來可笑,僅僅是因為他的處境。他不幸地是一個特別有抱負的舊式士大夫(科門高第,翰林出身),卻撞上了新時代的門檻,他絕非貪生怕死之徒,但卻遭際了比死還屈辱千百倍的難堪,換來了百多年的笑罵(早知如此,還不如城破時一刀抹了脖子,這個膽子,我想葉名琛是有的)。雖然算是清朝大員中第一個坐過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盤上生活了一年有餘,但是他到死也沒有明白他的對手是些什麼人,只有按照古書上的古人模樣行事,學伯夷叔齊,自許蘇武,即使是把字畫給洋人,其實也算不得失節,因為那畢竟是洋人自己來討的:在洋人看來是好奇,在葉名琛則是教化——讓這些蠻夷見識點中華文化。

  我沒有為葉名琛翻案的意思,作為歷史人物,葉名琛其實無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沒有被歷史給添加過什麼,或有過多少污蔑不實之詞。只是,在那個時代,他沒有做錯什麼,他的被人笑罵,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僅僅是由於暴露了在那個文化碰撞的時刻,因為隔膜所致的可笑。這種可笑,任何一個民族都在所難免,只要你趕上了那種時刻。

  在葉名琛的故事發生後不久,洋人打進了北京,我們的「天朝上國」終於在刺刀下放下

  了架子,被人強拉進了人家的世界體系。不僅允許外國使節駐紮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個專門應付西方的「外交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那以後,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國人長期的難題,李鴻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國藩的「以誠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實都有點不合時宜。由這個難題而引出的現代性變革,波瀾起伏,起起落落。其間,葉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為笑話存在的。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那其實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個遺傳了百多年,至今在我們身上陰魂不散的悲劇。 






 
傻人有傻福
  曹錕在發跡前,是個保定府的布販子。不過,他的販布事業一直在可有可無之間,實際上,就是街上一個閒人。閒人可是閒人,人家一不是流氓,二不是地痞,保定府不是天津衛,在大清國那會兒是直隸總督府所在地,沒天津那麼多嘎牙子混星子。曹錕這個閒人,為人相當厚道,只要有人要他幫忙,出力氣出多少都心甘情願,一幫到底,只要管飯就行,人送外號曹三傻子。不過,傻子臉皮也厚,只要看見人家請客,不管是誰請誰,只要其中有他認識的,進去一屁股坐下就吃。

  惹禍就惹在這個臉皮厚上。一次,曹錕如法炮製,蹭了一頓酒飯,大概是酒菜比較好,因此多喝了幾杯,出門撞上一家娶媳婦,曹錕不知哪根筋搭錯了,死活非要掀人家轎簾,看看新娘子長什麼樣。這下壞了事,人家是當地有勢力的,當場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幾個閒人拉住曹錕走得快,才沒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後,曹三傻子越想越害怕,乾脆,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溜了。去哪兒呢?正趕上袁世凱小站練兵,他投軍去也。

  小站新軍,當時是大清國最先進的新式軍隊,一色兒普魯士裝備、編製並操法教練,薪餉也比一般勇營和綠營高上許多。招兵按曾國藩練湘軍時的規矩,不招城裡人,只要那些鄉下土得掉渣的農民。按說,曹錕這種城裡的無業遊民,是新軍特別忌諱的,可是曹錕這個傻勁救了他,從外表上看,這個矮胖子看起來比農民還要憨厚。

  曹三傻子進了軍營,如魚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猾,而且認死理,對長官絕對服從,要幹啥就幹啥,從來不講價錢。臉皮厚也在這個新場所變成了優點——長官和同僚怎麼拿他開心,甚至無端的羞辱,他都帖然接受,連一點不高興都看不出來。在那個時代,中國軍隊的帶兵官,大概都喜歡這種性格的士兵,於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長官的賞識,北洋軍官學堂招生,傻子被推薦了上去。在學堂裡,同樣是憑著這股傻勁,雖然磕磕絆絆,但也畢了業,當了軍官。當了軍官還是因為這個傻勁得到長官的賞識,一步步升上去,直到入了袁世凱法眼。待到袁世凱當民國大總統的時候,人家這個當年保定街頭的曹三傻子,已經是北洋軍嫡系主力第三師的師長了。

  袁世凱死後,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曹錕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後在1922年打敗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後,控制了北京政府,傻子居然做了總統。傻子做總統也是傻做法,直接花錢買,一個議員一張票,開價5000大洋。結果被一向視民主政治為神聖的西方人,罵為「豬仔總統」。

  說起來,曹錕確實沒什麼本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智商不高。曹錕之所以被重用,有人說是由於袁世凱喜歡聽話的庸才,其實不是,因為作為一世梟雄,袁世凱麾下的大將,多數還真不是這樣的人,曹錕其實是個例外。最大的原因,我看是由於曹是個特別符合傳說中「福將」特徵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氣特好。軍界的人多少都有點迷信,碰上福將,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錕還是有福氣,運氣好,治軍、打仗、治國,甚至連投資都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可就是混得好。當師長之前,沒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的時候,主要是吳佩孚給他頂著,南打也贏,北戰也勝。北洋軍閥時代多少人精子,最後居然讓個傻子當了總統,而且是實權總統。

  咳,到哪裡說理去! 






 
唐八先生
  唐八先生是個女人,名叫唐群英。唐群英這個名字,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了,但是,在辛亥革命後的幾年裡,全國上下,有頭有臉的人物,有誰不知唐群英呢?當時的京劇,略等於今天的流行歌曲,可是京滬兩地的名角,無論生旦淨丑,沒一個能抵得上唐群英名氣大。不過,當時的人們之所以知道唐群英,主要是她帶領娘子軍的三次「大鬧」:一鬧臨時參議院,砸了玻璃窗;二鬧國民黨成立大會,在眾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個耳光,臨時參議院議長林森出來勸解,話還沒出口,也挨了一下(一說,林森縮得快,沒有打著);三鬧《長沙日報》社,這次當事的男人見機得早,都溜了,只砸爛了報館排字房,害得當天的報紙出不了。

  這些故事,聽起來像是水泊梁山孫二娘的勾當,其實卻不然。唐群英在歷史上,本是個很正面的人物。首先出身名門,父親唐星照,是湘軍宿將,唐長大嫁入曾(曾國藩)家做媳婦,依舊是名門名媛;其次覺悟很早,在家為人媳的時候,就跟秋瑾結為死黨(也是親戚),丈夫死後便奔走革命,到日本留過學,是華興會的最早的成員之一,同盟會的元老;其三革命勇敢,辛亥革命時,組織女子北伐隊,雖然沒有真的出兵開仗,但名聲卻連袁世凱並清廷的攝政王都有耳聞。三次大鬧,理由都很正當,前兩次都是為了男女平等(當時叫做「平權」)問題,鬧臨時參議院是因為《臨時約法》,沒有提男女平權,鬧國民黨成立大會,是因為黨綱上刪去了「男女平權」的條款。砸玻璃、打耳光其實還是小意思,按唐群英在報上的宣言,對不承認男女平權的臭男人,她們是要以炸彈、手槍對付的。大概是當時像唐群英這樣的女子少了點,軍火也不夠充足,一場對男人的戰爭才沒有打起來。

  不過,唐群英的第三次大鬧,卻跟男女平等沒多少關係。1913年2月,一位仰慕唐群英的有名男士,求之不得,未免有點神經兮兮,在《長沙日報》上登出一則啟事,說是某年某月某日,唐群英將和自己結婚。唐群英聞後,帶人到報館問罪,要求報紙出刊更正,報館主編說,那是一則廣告,廣告哪有更正的道理。兩下說不通,娘子軍這才動的手。這事最後鬧到官府,一個要賠償設備損失,一個要賠償名譽損失,當時的湖南都督譚延ND064兩邊都得罪不起,自己掏腰包賠了報館了事。

  唐群英的時代,中國的女權運動還處於初起的激情歲月,覺悟了的女子,個個都很激憤,對男人的壓迫,相當痛恨,說起話來,張口閉口,惡男子,臭男人,而爭女權的目的,目標也很宏大,都是為了國家的強盛,民族的自立。但不經意間,對自己的名節,都很在意,做女俠可以,但風流韻事是沒有的。自家已是單身的寡婦,對於一個苦苦的追求者的出格表白,居然以更加出格的行為對付,唐群英的憤怒,顯然跟自己的名節受損有關。這一點,比起「五四」和大革命時期革命女性的「一杯水主義」來,有天壤之別。

  三鬧之後,唐群英在政治舞台上再沒了動人的表現,但她娘家的家族,卻很以出了這麼一個女中豪傑而感到自豪,破例將她列入唐氏族譜,稱她為唐八先生(她在族中行八),她家鄉的族人,也稱之為唐八公公(按傳統社會的慣例,女人是不會入娘家的族譜的,她們的位置,如果有的話,也應該在夫家的族譜上)。從某種意義上,唐群英力爭女權的奮鬥,痛罵並怒打臭男人的結果,是為自己爭得了一個男人的名頭和地位。 






 
穿長衫的軍人
  清末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外國人打上門來,總是吃敗仗,灰頭土臉,割地賠款。在敗給近鄰日本之後,國人深刻總結教訓,認為原因在於人家尚武我們崇文。洋鬼子也跟著起哄,說中國的政壇上,儘是些文學之士,跟我們打仗,安得不敗?

  於是國人開始改轍,有識之士投筆從戎,奔外國學軍事去也。當然,首選的地方是日本,不僅由於人家打我們打得最疼,而且據說日本跟我們文化相近,學西方學得最像,有現成的經驗。於是日本士官學校就塞滿了「清國留學生」。為了減輕壓力,日本不得不專門為中國人建了一所振武學校,作為士官學校的預備班,學制三年,平白讓中國學生比日本人多花一倍的功夫,也害得蔣介石沒有來得及進士官學校,就因「革命需要」回了國,造成一生的遺憾。在派出留學的同時,國內的軍事學校也紛紛開張,陸軍大學、陸軍中學、陸軍小學,各種專門軍事學校,再加上各地的講武堂、將弁學堂、弁目學堂,一時間軍校遍地開花。不僅軍校,這個時期辦的普通新式學堂,學生也大多軍校生打扮,校服像軍服,一律大簷帽;無論中學還是小學,跟習武有關的體操課(即今天的體育課),特別吃香,體操老師比格致(數理化)老師還難找,待遇也更高。總之,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裡,國人,尤其是那些昔日穿長衫、戴方帽子、走路邁方步的讀書人,很是發了一陣狠,說是要一改過去重文輕武的積習,從「東亞病夫」變成讓世界嚇一跳的醒獅。一身戎裝,馬靴、皮鞭、東洋刀,如果再配上一匹高頭大馬,是男人最酷的裝扮。

  過了若干年以後,這些學成回國或者畢業的武人們,沒有機會在「吞扶桑」的戰事中施展拳腳,反而將本事全用在了打自家人的內戰上面。大打、中打、小打,聯甲倒乙,聯乙倒甲,無日不戰,無地不戰。這時候我們發現,這些學軍事的武人們,包括昔日日本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們,倒喜歡起了長衫,只要有機會,一律長袍馬褂,而這種從前讀書人和鄉紳服裝的變種,一直被立志強兵富國的人們譏為「病夫服」,上不得馬,打不了仗。更過分的是,這些將軍們,不僅長袍馬褂,而且不騎馬,坐轎子,即使行軍打仗,也坐在八抬大轎裡走,有的人甚至帶著家眷(多半是小老婆)一起。軍情緊急的時候,經常發生抬轎的士兵丟下長官四散逃命的事情。好在,那個時候軍閥打仗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打勝打敗,對將軍們的身家性命盡量保全,殺俘的事很少。在留下來的軍閥照片上,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赳赳戎裝的尊容,不過那多半是為了展示官階和勳章照的,在私下裡,他們基本上都是長袍馬褂,一副富家翁的樣子。

  只要在某個地方駐紮下來,很多軍隊,凡營以上的軍官,都自設公館,在當地找房眷屬,然後躲在裡面煙炮吹吹(吸鴉片),麻將打打,基本上不到部隊上去。有個湖南軍閥的旅長,好不容易來趟自己的旅部,由於穿著長衫,而且總也不露面,衛兵見面不相識,就是不讓他進,吵到旅部裡的參謀副官出來,才算弄明白原來是旅長大人到了。這個旅長,當年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

  其實,當年脫下長衫投筆從戎的人們,原本就是打算通過強兵讓民族崛起的,為了多學甚至偷學一點東西,可以吃任何的苦,受任何的罪,甚至忍受日本軍曹的折辱。沒想到,這些熱血青年,卻在日後的政局轉換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據地自雄的軍閥,或者軍閥的工具。隨著內戰的頻仍,昔日脫下長衫的軍人,再一次脫下戎裝換長衫,不僅意味著他們意志的消退,而且標誌著中國第一輪的軍事現代化努力的失敗。不是橘越淮北而變枳,不是播龍種而收穫跳蚤,更不是軍隊沒有國家化的悲劇,而是整個一代精英尋路目標的迷失。 






 
露胳膊的女人與武人的風化
  民國時期的軍閥,說起來淨是些粗人。雖然自清末以來,政府大力推行軍事教育,不僅在國內興辦軍事學校,而且花大錢往外送人留學,不過,經過幾番混戰之後,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識字不多的速成的講武堂畢業生,或者乾脆就是像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這樣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土匪流棍。曾經叱吒風雲的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大浪淘沙之後,大概只剩下一個山西王閻錫山,其餘的不是折戟沉沙,進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劉文輝、劉存厚那樣守個偏遠的小地方,做小諸侯了。至於少數幾個美國西點和法國聖西爾軍校(那是戴

  高樂的母校)的畢業生,只有給人做參謀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經不錯了。

  粗人當家,行事難免粗糙,或者說粗野。打仗的時候,會許諾攻下城,自由行動三天;統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務,打軍棍、殺人;有斷案喜好的,則言出法隨。胡帥張作霖有話,劉邦約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錯就殺。全無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縟禮和多愁善感。不過,粗人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令他們最不高興的事,除了吃敗仗,就是世風的日下。所以,大多數軍閥,對維持風化都相當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維持風化,不過他們的重點多半放在興儒學,禁淫祀,甚至不許唱戲方面。軍閥是粗人,心思沒有這麼細,他們的維持風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國是個女性服裝變革的轉折時期,一方面是西俗東漸,西式的裙服傳入,一方面是中國(應該說是滿人的)旗袍改良,兩者都在曲線和身體暴露方面有所表現。當然,也僅限於袖子變短或者變無,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當時中國的男人,多數都是魯迅說的那種,看見白胳膊就會想到裸體的聯想狂。所以,一時間,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國人特別是某些男人的神經,讓他們在吞嚥口水的同時,認為有傷風化。

  軍閥的眼光和心思,與當時多數的男人所見略同,但是他們手裡有槍,而且有權,因此他們的反應,往往變成嚴厲的禁查。於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氣了。從南到北,到處都有軍閥派的警察、憲兵和執法隊奉命禁查,滿大街找白胳膊。張作霖查,孫傳芳查,陳濟棠查,韓復矩查,甚至連那個狗肉將軍張宗昌也查。不僅命令部屬去查,而且在日理萬機之餘,親自上大街圍追堵截。韓復矩特別討厭穿短袖或者無袖旗袍的女人,只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頓耳光,然後關禁閉。一次,把一群穿半袖學生服的女中學生也打了一頓,關了起來,直到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告訴他,這些學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統一規定的,這些哭腫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給放出來。

  熱衷於找女學生晦氣的軍漢們,也同樣喜歡找女學生當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駐軍的城市,女中學生總有一些變成了軍官家眷,以至於有的女子中學校長感慨道,學生都進了兵營,學校沒法辦了。這種時候,女學生露出的胳膊,又沒有關係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可能是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們對女學生的興趣。

  大凡轉型時期,人們,尤其是握有權力的人們,對女性服飾的變化都比較敏感,在擔心秩序失控的同時,對那些其實很讓他們賞心悅目的服飾變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腦袋裡仁義道德和男盜女娼攪成糨糊的軍閥,當然也不例外。對這些人來說,維持世道人心的惟一法門,就是再一次把這些露出點什麼的女人包裹起來。 






 
合法化的黑社會
  立志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人,大多跟幫會關係密切。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成為紅棍,僅僅開了個頭,後面就一發不可收拾。同盟會中,原來光復會的人和原來興中會的人鬧意見,陶成章和陳英士彼此視同水火,但在聯絡會黨方面,卻異曲同工。在兩廣,則三合會,在兩湖,則三點會、洪江會,在西北,則哥老會,在四川,則袍哥,在江浙,則洪幫或者青幫。或者跟幫會頭目稱兄道弟,或者自己直接投身其中,甚至乾脆成為某個地方幫會的龍頭老大。幫會和革命黨人不分彼此,也不知道是革命黨加入了幫會,還是幫會同人加入了革命黨。

  有研究者說,革命聯絡會黨,只是革命黨初期的策略,到了後來,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爭取新軍上面了。可惜,事實上沒這麼回事,跟聯絡會黨相比,爭取新軍只佔革命黨工作的一小部分。不少新軍將領雖然原來跟革命黨有過聯繫,但回國做官之後,能否帶他們的部下投身革命,本就是個未知數。不過,在新軍起義成功之後,各地幫會的起哄也很重要,不然的話,不會有那麼多的地方宣佈獨立。

  如果說,檀香山的致公堂還不夠「黑」的話,國內的會黨,無論是洪幫系統,還是青幫系統,都是地道的黑社會,無論他們打還是不打什麼「反清復明」的招牌。當然,在那個時代,即使是黑社會,也屬於道亦有道,有組織,也有規矩,輕易不會打家劫舍,扯旗造反。但他們畢竟是游離在正常社會之外的另一群人,一群跟犯罪活動有密切關係的人,一群令正常社會的老百姓感到害怕的人。

  革命成功了,會黨和革命黨人一起成了革命的功臣。用袍哥的話來說,就是哥子做皇帝了。於是開山堂,散海底,招搖過市。軍隊裡,旅團營連排的序列,跟幫會老大、老二、老三的等級重疊,衙門大堂,變了幫會的山堂、公口。從此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社會合法化的時代,原來處在秘密狀態的幫會,紛紛翻上地面。上海的青幫,在清朝統治時,只能在租界的庇護下,靠給洋人做巡捕,尋點機會,可是進入民國之後,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大亨,甚至聞人。政界的大人物,蔣介石、戴季陶等人跟青幫攪在一起;商界的頭面人士,像阿德哥虞洽卿、王曉籟,同時也是幫中的兄弟;文化界的名流,也跟幫會夾雜不清。在四川,嗨袍哥的人下至販夫走卒,上至達官貴人,無論在城在鄉,想找到一個不在幫的人,竟然是件很難的事。但是,幫會並沒有因合法化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生存之道,無論是青幫、哥老會還是袍哥,都依舊包娼包賭,走私販毒,甚至跟土匪勾結,幹些不要本錢的買賣。以至於為了跟那些依然殺人打劫的袍哥有所區別,袍哥在這個時候分成了清濁兩系,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彼此間有時也很難截然撇清干係。

  黑社會合法化,雖然不見得意味著沒有秩序,但是這個秩序,卻是參照黑社會的規則建立的秩序。這樣的秩序,無論百姓還是政府,是不會感到舒服的。為了從這個秩序中解脫出來,先前跟幫會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人,開始撇清跟老朋友的關係。抗戰之後的青幫聞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儘管對蔣介石有從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順從,但蔣對他依然打壓有加。他不明白,其實不是老朋友不夠朋友,而是形勢比人強。 






 
有兵便是草頭王
  做官要做帶兵的官,這話是譚延ND064發明的。只是,儘管譚延ND064從來不做空頭的省長或者督軍,盡量掛上些司令、軍長之類的兵頭銜,但由於自家是個純粹的文人,而且心慈手軟,所以一直也做不成名副其實的軍閥,當然也就抖不起武夫的威風。可是,有些純粹的武人,一旦混上去了,官做大了,名義上帶的兵更多了,但醒過味來,卻發現自己其實一個兵也沒有,段祺瑞的例子是一個典型。在北洋系統,除了他的主公袁世凱,大概資格、位置沒有超過他的,雖說位列北洋三傑龍、虎、狗的第二,但實際的地位卻是公認的老大。北洋軍閥將官如毛,絕大多數都是他的門下。袁世凱在練北洋軍的時候,他是最早的統制(師長);袁世凱做了民國的大總統,他是最有實權的陸軍總長;袁世凱死後,他成了民國總理。雖說張勳復辟其實是他一手導演的活劇,無非是借此驅趕跟他不和的總統黎元洪,可是當他打算再驅張勳,「再造共和」的時候,發現自己手裡居然沒有可供調遣的一兵一卒。沒辦法,只好收買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的小老婆,用枕邊風吹動了一個師,然後再以許願封官的方式說動了第三師師長曹錕,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雖然不在任,但仍能控制這個旅),才馬廠誓師,殺回北京。再次掌控北京政權之後,馬上借參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編練屬於自己的參戰軍,這才算有了所謂皖系的核心武力。

  位列北洋三傑末尾的馮國璋,在這方面比段祺瑞要強。袁世凱死的時候,他坐鎮南京,後來做副總統,依然在南京遙領,就是不肯跟他的部隊分開。黎元洪下台,他以副總統接班做總統,實在沒法再賴在南京,上任卻帶著一萬多人的前御林軍,上任後改編成兩個師,還是由總統親自統率。甚至馮下台之後,這兩個師依然屬於他的私產,由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兩師交由前總統馮國璋統帶。

  春秋戰國是民為邦本,軍閥時代則是兵為將本。山西王閻錫山說得最明白,沒飯吃,寧肯餓死老百姓,不能餓死一個兵。兵對於軍閥,就是孫悟空的金箍棒,賈寶玉的通靈寶玉,玉丟了,棒沒得弄了,也就神氣不起來了,甚至連性命都不保,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冒出個仇家,敲掉你的腦袋。孫傳芳、張宗昌就是這麼死掉的,那些替父報仇的人,到底是什麼來路,其實誰也說不清。

  不過,跟自己帶的兵牢牢捆在一起的將軍,無論在什麼時代,都只能是軍閥;只聽從個人的軍隊,無論裝備多麼先進,也都只能是前現代的私軍;僅僅靠軍隊才能維持的政權,也只能是軍閥政權。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將要受到彈劾的時候,黑格將軍說,調兩個師來,守衛白宮。尼克松說,在刺刀圍繞下,是做不成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但是在第一次建立共和國的中國,總統必須帶兩個師自隨,否則,就是個空頭總統。當然,這樣的總統,其實跟那些割據地方的大小軍頭沒什麼兩樣,都是草頭王而已。 






 
雙槍兵與雙槍將
  說歷史的書在談及軍閥的時候,雙槍兵和雙槍將永遠是個能逗起興致的話題。所謂的雙槍,就是一根步槍(或者別的什麼槍)再加一根煙槍,意指那些抽大煙的軍人們的「裝備」。比較起來,按比率而言,在軍閥的隊伍裡面,雙槍將的比例要比雙槍兵高,即使在那些士兵沒有抽大煙習慣的軍隊裡,軍官也不乏癮君子。生活稍微好一點,就要抽大煙,這是當時的風俗。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勵孩子熏一口,說是可以讓孩子踏實,不招事兒。那時,人們管鴉片叫芙蓉膏、福壽膏,可見其社會聲譽並不像我們今天想像的那麼差。同樣,雙槍兵的產生,也跟風俗有關。那個時候,西南和西北地區盛產煙土(論品質,西南的煙土優於西北),統治的軍閥,為了多收稅,鼓勵甚至強迫農民種罌粟,而農民為了提高商品率,也多半樂於種植。種得多了,又沒有人禁,價錢也就降下來了,誰都抽得起,抽大煙就跟近日吸煙卷一樣了。在西南和西北地方,實際上社會各界,上下層人士都在抽,多少文人的回憶都提到,到了西南,轎夫和腳夫,路上休息時,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煙,飯吃不吃倒在其次。由於鴉片這種東西,一沾就上癮,跟飯和鹽一樣,離不開。所以,鴉片的種植,也就成為農民的一種對經濟作物的追求,不斷地可以生利(當然大頭還是讓掌權的軍閥收去了),維持生計。鄂豫皖的紅軍到了川北,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兵源可以補充,當地的農民無論貧富,凡是男性個個都是煙鬼,最後只好變通一下,找那些煙癮小一點的,弄進來再戒,實在不行,只好找女人來頂(下層百姓,女性抽煙者很少),所以,紅軍四方面軍才有那麼多的女兵。

  那個時候,抽大煙實際上是種文化,跟我們的飲食一樣,不僅有「食」的內容及形式的講究,而且有器皿的追求(煙槍、煙具),還有吸食環境的建設。稍微講究點的家庭,待客之具,少不了煙槍若干,煙槍的檔次,代表著家庭的地位。達官貴人,吃花酒是交際,但真正談事,必須躉進密室,伴著煙槍來。雛妓學生意,首先不是學唱,而是學如何燒煙,燒煙炮也是名妓色藝中「藝」的內容之一。那些將這毒物輸入中國的老外,居然把小腳、辮子和煙槍同列為中國人的象徵,反覆展出。可恨固然可恨,但扣去源頭不論,其實倒也不算冤枉,世界上抽鴉片的人多了,緬甸、印度比我們都早,為什麼人家就沒有發展出如此雅俗共賞的一套文化來?

  軍人也是人,逃不出食文化和煙文化的習染。漫說士兵,就是那些當日懷著一腔救國之志,留學日本回來的士官生,回國之後,過不了多久也開始噴雲吐霧,士兵自然也就拿煙炮當乾糧了。那個時候發軍餉,經常是半為大洋半為煙土,沒有大洋,光是煙土也無不可,士兵也跟抬轎子的苦力一樣,不吃飯行,不抽煙不行。仗打敗了,交槍可以,交煙槍不行。

  按雲南軍閥龍雲的公子(也是龍雲的愛將)龍繩武的說法,抽大煙,對部隊的戰鬥力其實影響不大。過足了癮,打仗特別瘋,如果戰鬥正在進行中,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煙,所以往往會拚命地打。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抽煙可以治病,西南地區,煙瘴之地,各種病特多,抽煙人在這方面感覺好得多。

  龍公子是法國聖西爾軍校的畢業生,可是在大煙問題上,卻不按操典說話,其實抽煙對士兵的戰鬥力還是有影響的。雖然抽大煙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樣,但也是吸毒,只不過對身體毒害的過程要慢一些。不錯,一般的頭痛腦熱,癮君子是不得的,在軍隊裡有了病,同僚們首選的方法是勸你吸煙,不分官兵都是如此。但用鴉片來治病,在當時的條件下,治死的也很多,特別是當患痢疾的時候,用鴉片治,一治一個死。懸賞煙土五兩,固然可以激勵士兵衝鋒,但定期的煙癮發作,畢竟是雙槍兵的阿喀琉斯之踵,只要對方瞭解了行情,在癮發或者過癮的時候攻擊,部隊多半是要崩潰的。紅軍四方面軍入川總是打勝仗,跟摸清了川軍的煙癮規律不無關係,這一點,看看徐向前的回憶錄就知道。

  所以,隨著軍閥混戰的烈度增加,大家一致的看法還是不抽煙的好。在這個認識前提下,中國軍隊的雙槍兵和雙槍將們,總量一直在減少。抗戰爆發以後,無論是川軍還是滇軍,將領們紛紛帶頭戒煙,要一雪內戰之恥,所以,戰績相當不錯。與此同時,中國的煙文化也開始衰敗,公共場所,煙具逐漸銷聲匿跡,雖然抽大煙的人還有,但已經轉入地下,不再是一種炫耀了。 






 
瞄準射擊
  瞄準射擊是步兵進入火器時代的基本要領,可是這個要領,中國人掌握起來,很是費了些功夫。引進洋槍洋炮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在這個問題上,國人一直都相當熱心而且積極,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對此也只發出過幾聲不滿的嘟囔,然後就沒了下文。鬧義和團的時候,我們的大師兄二師兄們,儘管宣稱自家可以刀槍不入,但見了洋槍洋炮,也喜歡得不得了。不過,國人,包括那些職業的士兵,對於洋槍洋炮的使用,卻一直都不見得高明。淮軍接受了洋槍隊的全部裝備,也接受了洋操的訓練,連英語的口令都聽得慣熟,惟獨對於瞄準射擊,不甚了了。1860年代,一個英國軍官來訪問了,在他的眼裡,淮軍士兵放槍的姿勢很有些奇怪,他們朝前放槍,可眼睛卻看著另一邊,裝子彈的時候,姿勢更是危險,逕直用探條搗火藥(那時還是燧發的前裝槍),自己的身體正對著探條。

  過了三十餘年,洋槍已經從前裝變成更現代的後膛槍,而且中國軍隊也大體上跟上了技術進步的步伐,用後膛槍武裝起來,可是,士兵們的槍法,卻進步得有限。鬧義和團時,攻打外國使館的主力,其實是董福祥的正規軍,裝備很是不錯,從現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軍士兵大抵手持後膛槍,而且身上橫披斜拉,掛滿了子彈。可是,據一位當時在使館的外國記者回憶,在戰鬥進行期間,天空中經常彈飛如雨,卻很少能傷到人。由此看來,一萬多董軍加上數萬義和團,幾個月打不下哪怕一個使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董福祥的軍隊如此,別的中國軍隊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中日甲午之戰,北洋海軍的表現大家都罵,其實人家畢竟還打了一個多少像點樣的仗,而陸軍則每仗必北,從平壤一直退到山海關,經營多年的旅順海軍基地守不了半個月,丟棄的武器像山一樣,威海的海軍基地周圍,門戶洞開,隨便日本人在哪裡登陸。當時日本軍人對中國士兵的評價是,每仗大家爭先恐後地放槍,一發接一發,等到子彈打完了,也就是中國軍隊該撤退的時候了。當年放槍不瞄準的毛病,並沒有多大的改觀。

  進入民國,中國士兵腦袋後面的辮子剪了,服裝基本上跟德國普魯士軍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軍師旅團營連排了,可不瞄準拚命放槍的喜好卻依然故我。張勳復辟,段祺瑞馬廠誓師,說是要再造共和,討逆軍裡有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錕的第三師,李長泰的第八師,都是北洋軍的勁旅,對手張勳只有五千辮子兵。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北京政府顧問莫裡循目睹了這場戰爭,他寫道:「我從前住過的房子附近,戰火最為熾熱。那天沒有一隻飛鳥能夠安全越過北京上空。所有的槍幾乎都是朝天發射的。攻擊的目標是張勳的公館,位於皇城內運河的旁邊,同我的舊居恰好在一條火線上。射擊約自清晨五時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午,然後逐漸減弱,斷斷續續鬧到下午三時。我的房子後面那條胡同裡,大隊士兵層層排列,用機關鎗向張勳公館方面發射成百萬發子彈。兩地距離約一百五十碼,可是中間隔著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宮城牆。一發子彈也沒有打著城牆。受害者只是兩英里以外無辜的過路人。」最後,這位顧問刻毒地向中國政府建議,同意一個美國作家的看法,建議中國軍隊恢復使用弓箭,這樣可以少浪費不少錢,而且還能對叛亂者造成真正的威脅。

  中國軍隊,自開始現代化以來,所要對付的對手,基本上是些處於前現代狀態的叛亂者,雙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槍猛轟,差不多就可以將對方擊潰。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槍洋炮的對手,這套戰法就不靈了。問題在於,屢次吃過虧之後,戰法並沒有多少改善,輪到自己打內戰,雙方裝備處在同樣等級,仗也這麼打。討逆之役,雙方耗費上千萬發彈藥,死傷不過幾十人;1920年直皖大戰,動用二十多萬兵力,打下來,也就傷亡二百餘,真正戰死的也就幾十人;四川軍閥開始混戰的時候,居然有閒人出來觀戰,像看戲一樣。不過,打著打著,大家逐漸認真起來,終於,槍法有人講究了,畢竟不像清朝那會,對手淨些大刀長矛。洋槍洋炮對著放,成者王侯,甜頭不少,所以,在競爭之下,技術自然飛昇。到了蔣介石登台的時候,他居然編了本步兵操典之類的東西,重點講士兵如何使用步槍,從心態、姿勢到槍法,尤其強調瞄準射擊。

  從士兵的槍法來看,中國的現代化真是個漫長的過程,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夠了,才能有點模樣。 






 
不可不讀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來國人開仗的時候,用以給自家壯膽,同時嚇唬敵人的小把戲,其實用處不大。但古往今來,喜歡玩的人還真是不少。說某人文武雙全,就說他上馬殺敵,下馬草檄,而且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說來也怪,古來流傳下來的檄文妙品,往往屬於失敗者一方,陳琳為袁紹擬的討曹瞞檄,以及駱賓王的討武ND322檄,都是可以選入中學課本的佳作,連挨罵的一方見了,都擊節讚賞或者驚出一身冷汗,醫好了頭風病。看來,文章和真刀實槍的幹,的確是兩碼子事。林彪說,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還要靠這兩桿子。在實際政治中,筆桿子不及槍桿子多矣,往往越是槍桿子不濟事,才越要耍筆桿子嚇唬人,而筆桿子耍出來的玩意,多半是給人消閒的(包括對手)。

  前一陣在香港講學,閒著無聊,亂翻清人筆記,居然發現了一篇這種嚇唬人的妙文。此文簡直妙不可言,足以跟討曹瞞檄和討武ND322檄鼎足而三,丟下一句都可惜,抄在下面,供同好者欣賞:為出示曉諭事,本大臣奉命統率湘軍五十餘營,訓練三月之久,現由山海關拔隊東征。正、二兩月中,必當與日本兵營決一勝負。本大臣講求槍炮,素有準頭,十五、十六兩年所練兵勇,均以精槍快炮為前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能進不能退,能勝不能敗。湘軍子弟,忠義奮發,合數萬人為一心。日本以久頓之兵,師老而勞,豈能當此生力軍乎?惟本大臣以仁義之師,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殺人為貴。念爾日本臣民,各有父母妻子,豈願以血肉之軀,當吾槍炮之火?迫於將令,遠涉重洋,暴懷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饑寒亦所不免。生死在呼吸之間,晝夜無休息之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號泣而不聞。戰勝則將之功,戰敗則兵之禍,拼千萬人之性命,以博大島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賢大夫,未必以黷武窮兵為得計。本大臣欲救兩國人民之命,自當開誠佈公,剴切曉諭:兩軍交戰之時,凡爾日本兵官逃生無路,但見本大臣所設投誠免死牌,即交出槍刀,跪伏牌下,本大臣專派仁慈廉干人員收爾入營,一日兩餐,與中國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後,即遣輪船送爾歸國。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鑒,決不食言,致傷陰德。若竟迷而不悟,拚死拒敵,試選精兵利器與本大臣接戰三次,勝負不難立見。迨至該兵三戰三北之時,本大臣自有七縱七擒之法。請鑒前車,毋貽後悔,特示。(大島圭介為甲午戰時的日本駐朝公使,當時中國輿論認為他是導致中日開戰的一個陰謀家。)

  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湖南巡撫吳大徵之手(很大的可能是他幕僚的手筆),時間是光緒二十年底(1895年)。當時,北洋水師已在困守劉公島,離覆沒不遠。而陸軍則從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吳大徵在晚清,也屬於比較開明而且務實的「廉干人員」。在危難時率軍出征,而且帶的是武器裝備以及訓練都遠不及淮軍的湘軍,居然能夠發出如此氣壯如牛的檄文,要在戰場設立「投誠免死牌」,並要約日軍「接戰三次」,讓人家「三戰三北」,自己則可效諸葛亮,有七擒七縱之法。

  當然,吳大徵的部隊,接戰還是真的跟日軍接戰了,並沒有說了不練,只是戰績跟淮軍一樣,打一仗敗一仗,三戰三北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他老人家自己。開戰的時候,我估計什麼「投誠免死牌」之類的也沒有立起來,投降的日本人,一個都沒有,一天管兩頓飯,以及用輪船送回自然都談不上了;倒是被圍在劉公島的北洋水師,全體被俘,被人徒手裝在一艘卸除了槍炮的訓練艦上,送了回來。

  湘淮軍也是中國學西方搞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中日開戰之前,中國的士大夫一致認為,日本軍隊不及湘淮軍遠矣。就連世界輿論,也大多看好中國。沒想到真的動起手來,如此不中用,兩軍輪番上陣,結果連一個小勝仗都沒有打過。所謂「精槍快炮」,而且「素有準頭」,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手裡不比日軍差的洋槍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過年放的鞭炮(據說吳大徵自己槍法倒是不錯,在戰前練了許久,不知為何沒讓帶的兵練出來)。 






 
來了假冒的孫天生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後的一天,揚州城裡來了一隊散兵游勇,為首的用一匹白綢裹身,手裡拎著一枝手槍,大搖大擺地衝進鹽運使衙門。清朝的命官早已不知去向,兵勇們乃喝令衙門裡的胥吏打開庫房大門,士兵每人抓了幾個元寶,四散而去。剩下為首者和幾個隨從沒有走,端坐高堂之上,看著眼前的元寶發呆。這時候,以為是革命黨人破城的揚州紳士,派了幾個代表前來打探,一通作揖並恭維之後,見為首的人整個話說不出幾句,不像是個有來頭的,但又不敢造次(怕萬一真是革命黨),出於對城市秩序的擔心,於是要求為首的人出安民告示,免得秩序混亂。為首者覺得有理,遂一把拉過來隨紳士代表來的巡官,硬是讓人家來辦,巡官無奈,只好胡亂寫了個告示,沒有大印(鹽運使已經帶走了),就拿巡官的木戳頂槓。——市面上哄傳,揚州就這樣革過命——「光復」了。

  沒過幾個時辰,有好事者查出了為首者的底細,原來他不是什麼革命黨,僅僅是城外的一個閒人,名叫孫天生,在城外妓院做茶壺(雜役)。那時節革命黨習慣在妓院裡籌謀革命,孫天生大概是由此聽說過革命黨的隻言片語,知道孫中山是革命黨的首領,剛巧又結識了幾個巡防營的老總。武昌起義炮響,沿江震動,孫天生賊心陡起,於是跟這些老總謊稱他是孫中山的族弟,奉命前來光復揚州,大家可以一起發財。老總們哪管真假,一哄而起,抄起傢伙,就跟著孫天生進了城。

  巡防營的士兵們發了財,一哄而散,有的鑽進了妓院,有的去大吃大喝,有的回了家。孫天生畢竟是首領,不像這些丘八這樣短視,他沒有走,雖然安民告示出得不倫不類,但並不耽誤他抖威風。——每天騎著高頭大馬裹著白綢子巡行街巷,還把鹽運衙門裡的傢俱什用之類的東西丟出來,讓市民揀,說是革命嘛,我發大財,你們發點小財。就這樣,一個俗稱龜奴的閒人,做起了揚州的都督。

  可惜,孫天生的幸福生活沒過上幾天。大概處在高處之後,他做茶壺的歷史暴露得比較充分,或者這種手下沒幾個兵的都督(他也不知道招兵買馬)難以服人,或者乾脆是揚州的紳士們對這個小流氓當政不放心,反正有好事者請來了昔日橫行江上的鹽梟(販私鹽的首領),已經被招撫為官軍,但依然橫行江上的徐寶山(綽號徐老虎)。徐老虎帶兵進揚州,孫天生做了階下囚。在各地紛紛獨立的聲浪中,徐老虎沒有當為朝廷平叛的英雄,而是接茬做揚州都督。當然,第一任的都督孫天生被砍了頭,臨刑前孫天生大叫:「老子也做了三天的皇帝,夠了!」不失為一條江湖好漢。

  辛亥革命揚州的光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無疑是場鬧劇。不過即使是鬧劇,也確實是對清朝政府的一個打擊,只是這個打擊居然僅僅來自於一個街頭無賴,委實讓人感到滑稽。一個長江上的重鎮,一個號稱鹽商大本營的財賦之地,竟然在革命黨連影還沒有的時候,一個妓院的茶壺帶幾個散兵一嚷嚷,就變了顏色。當時揚州最大的官(也是清朝最著名的肥缺)兩淮鹽運使增厚(滿族正紅旗人),聞聽有革命黨進城,從西花園翻牆而遁,一溜煙跑得無影無蹤。同為滿族同胞的揚州知府嵩峒,還算有點志氣,據說投河自盡了,可惜沒有死成,獲救之後也不知所終。需要一提的是,這兩個人,或「死」或逃,都是連孫天生的影子還沒見到就做出的選擇。

  辛亥革命揚州的光復,相比起武昌起義、革命聯軍攻佔南京,不過算件小事。可是恰是這件小事,卻告訴了我們,這場革命和當時政局的某些不易為人覺察的內容。首先,我們發現,在那個時候,時局相當動盪,人心也相當不穩,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但是一般被認為是挑戰者的革命黨的影響,卻沒有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大。揚州所處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距離上海如此之近,風氣開化,不缺乏新學堂和新知識,但是一般市民(包括紳士)對於革命黨是怎麼回事,幾乎一無所知。大家(包括冒充的孫天生)都以為革命黨就是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洪幫(雖然革命黨經常借助幫會,而且各地的起義,也經常有人身穿白衣,打著白旗,但很少聽說有人宣稱自己是為崇禎戴孝的)。市民們顯然沒有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跟一向號稱反清復明的洪幫區分開來,大概也沒有能力分開。不僅如此,甚至還有人傳說,革命黨就是大伙「合一條命的黨」;而且在傳說中,革命黨往往變得非常的厲害,說是他們可以將炸彈吞進肚子裡,到時候一按機關,人彈齊炸(將現時中東的人體炸彈提前了近百年,而且更神)。市民們(包括部分的紳士)將革命黨傳得很神,雖然說對破壞滿人官僚的神經大有作用,但對自己的分辨真偽,卻沒有什麼好處,結果是讓孫天生這樣的混子鑽了空子。當然,流氓無產者,一般都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的,他們的動作往往比革命者更快。

  其次,揚州城的滿人官員,也實在是廢物得出乎人意料。作為一方政府首腦,身邊怎麼說也有幾個兵,還有若干民壯和捕快,怎麼會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就聞風跳河或者逃之夭夭,連起碼的責任都不想負,也不敢負。要知道,當時的天下,畢竟是他們滿人的天下,聞警即逃,怎麼對得起祖宗?可是,縱觀辛亥革命的大局勢,類似的事情還真有不少,類似的飯桶官員,還不止這兩個。處於很關鍵位置的湖廣總督瑞ND251,起義的新軍士兵一發炮,馬上挖牆逃出總督府(大概由於總督府的院牆比較高),一溜煙上了停在江上的軍艦。瑞ND251一走,第八鎮統制張彪心裡發慌,他本是張之洞的孌童(張之洞雅好男風),本事有限,裝模作樣地抵抗了一下,也溜了。其實,當時的起義者根本就是群龍無首的一群烏合之眾,稍微像點樣的革命黨領袖,已經因漢口租界的據點暴露,非死即逃。士兵們之所以起事,不過是因為傳說革命黨據點的暴露,使新軍裡革命黨的名單已經落到了總督手裡,總督將按圖索驥,搜捕黨人,因此所有跟革命黨人沾邊的人,都人心惶惶,正趕上有軍官態度不好,面露猙獰,結果激成事變。如果總督大人能夠稍微堅強一點,堅持幾個小時,等叛軍自潰都不是沒有可能的。這個瑞ND251,據說是鴉片戰爭中背了賣國黑鍋的琦善的孫子,乃祖雖說名聲不佳,其實倒算是個有見識、有膽略的明白人,至少人家還敢跟洋人打交道,也敢負責。不想到了孫子輩上,竟然如此廢物,活生生斷送了大清江山。當然,瑞ND251草雞不中用,別個滿人官僚的作為也好不到哪裡去。革命中,原本作為彈壓各地的駐防的將軍和副都統們,大多非死即逃,只有杭州和西安的滿城,才在種族滅絕的威脅下,做了一點抵抗。蔭昌貴為陸軍大臣,受命鎮壓起義,連前線都不敢去,軍隊不戰,則束手無策。號稱能吏的端方,帶兵入川,鎮壓保路運動,結果半路上就被自己帶的士兵抓了起來;端方不僅沒有一點滿人大員的骨氣,反而拚命求饒,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他的字為陶齋),原籍浙江,先輩後來才投旗效力的。但是依然沒有用,起事的士兵手起刀落,端方大人丟了性命又丟了人。革命黨人彭家珍一顆炸彈炸死了良弼,結果朝廷上下風聲鶴唳,滿朝的滿官,如鳥獸散,連個上朝的人都沒有了。在事關滿人命運的緊要關頭,上上下下的滿人官僚們,居然連一點像樣的挽回努力都不願意做。當瑞ND251棄職逃跑的消息傳到北京,內閣總理大臣奕NB036力主將之拿辦,隆裕太后不同意。奕NB036說,這封疆重臣,棄城逃跑,在祖制是要殺頭的!誰想隆裕卻說,庚子那年,咱們不也是逃走的嗎?這些滿人親貴,不僅沒用,而且自己原諒自己,江山想不丟都難。

  過去學近代史,到辛亥革命這段一直感到詫異。同一年內,春天,革命黨人傾盡全力準備的廣州起義,孫中山在外籌款,使盡了渾身解數,黃興在內籌劃指揮,也用盡渾身解數,全國各地革命黨的精銳,齊聚羊城(號稱八百先鋒,實際來了五百),身為革命黨第二號人物的黃興親冒矢石,帶頭衝鋒,浴血奮戰;結果呢,一敗塗地,只留下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美名。秋天,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居然拿下了天下通衢的武昌,然後全國響應,清朝統治如湯潑雪般地瓦解。這其中的道理何在?有人說,這是因為中部革命黨人新軍的工作做得紮實,所以才能一舉成功。可是為什麼做紮實工作的人自己都跑掉了,等到大事已畢才回來,結果群龍無首的士兵已經推舉跟革命一點關係都沒有的黎元洪做了大都督,真正的革命黨只好屈尊於這個黎菩薩之下(黎元洪最初一言不發,人稱黎菩薩),難道他們連自己都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信心?明知道黨人名冊已經落入敵手,卻連佈置撤退的起碼工作都沒做,丟下自己的兄弟不管了,這工作無論如何都不能算「紮實」。還有人說,由於保路運動使得武漢新軍被抽調了兩個團(標)前去鎮壓,所以使得駐漢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勢力增加,因此得以一舉成功。可是歷史的事實是,恰是調走的兩個團革命黨人更多,也正是因為如此,帶隊的端方才丟了性命。

  其實,辛亥革命的成功,最主要的功勞是清政府。本來,自1903年開始的新政,雖然行進艱難,但還是有成效的。尤其是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讓朝野溫和的改革派(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這兩者有難解難分的關係)很是歡欣鼓舞,以為不僅可以穩步推進改革,而且可以正當地分享權力。然而,在這個過程中,1908年光緒和西太后相繼死去,朝政中樞由一班滿族少年親貴所控制,這些少不更事的紈褲子,上台伊始就做了兩件大事,正是這兩件事斷送了清朝的性命。這兩件事,一是將散在漢人官僚手裡的權力,收到滿人手裡,改變自同光中興以來漢重滿輕的權力格局;一是將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改變外重內輕的政治格局。具體表現為將袁世凱趕出朝廷,成立滿人皇族內閣,以及收回地方的路礦權(激起包括四川保路運動的收回四川鐵路修建權的行為)。

  驅逐袁世凱,以往的史學家往往沿襲晚清筆記的說法,以為純屬攝政王載灃為自己的哥哥光緒的復仇之舉,其實未必。如果載灃真的有心為哥哥報仇,何不在西太后的安葬問題上做點文章?不至於鞭屍,但削減規模總是可以的。如果載灃這樣做了,政治上肯定得分。光緒的最大政敵其實是那個老太婆,正是她讓光緒過了十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不到四十歲就飲恨黃泉,居然死在七十多歲的西太后前面。袁世凱戊戌是否告密,是個沒有檔案確證的事情,何以見得光緒就真的恨死了袁世凱(野史上的話,怎見得句句是真理)?載灃拿袁世凱開刀,其實無非是看上了他手中的軍政大權,必將之奪到滿人自己手裡而已。原來都認為是袁世凱死黨的慶親王奕ND323,之所以沒有從中特別地做梗,而且後來得以貴為皇族內閣總理大臣,顯然也有滿人遵行滿人政治的邏輯。無疑,這是這些滿人少年親貴們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當時中外公論,張之洞和袁世凱並為晚清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張之洞行將就木,而袁世凱年富力強,批評他不學也罷,好玩權術也罷,但畢竟人家還有術,而且也有人望。驅逐袁世凱,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樣的理由,硬說人家有「足疾」,強令回家「養痾」,不僅難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漢人官僚的心(雖然袁的政敵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導致中樞失去了重心。年輕的時候讀《三國演義》,讀到袁紹兄弟組織討董卓聯盟,由於袁家兄弟處事不公,先是孫堅走了,金聖歎批道:走了一個有用的人。接著曹操也走了,金聖歎又批道:又走了一個有用的人。晚清此時的局面大體類似,袁世凱走了,張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滿人親貴完全掌控了中樞,權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卻不可收拾了。

  至於皇族內閣,則傷了更多的人,立憲派的一腔熱血,被劈頭澆了整整一大桶涼水,涼到底了,不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們立憲的期盼。至於收回路礦權,更是將連立憲理想都沒有的地方實力派一併傷掉了。在晚清這種動盪的局面下,這樣的政策大手筆,只有滿人親貴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團和階層,統統虧本。滿人集團想不眾叛親離,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黨廣州起義的時候,一來皇族內閣還沒有成立,收回權力的政策也沒有特別明確的施行,二來廣州當家的還是漢人的能吏張鳴岐和李准,所以撐住了。而到了10月,一來政策效果開始彰顯,二來又趕上瑞ND251這個草包,聞警即逃,結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滿人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其統治集團的代表面相當窄。其統治的穩定,主要憑借軍事實力和由征服行為所帶來的政治威勢,在這種實力和威勢還比較強的時候,滿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漢人)在政治權力方面是處於壟斷地位的。可是隨著統治集團自身的腐化,軍事實力和政治威勢的消減,滿人統治集團勢必要作出讓步,逐步擴大漢人參政的面。待到統治出現危機,不得不依靠漢人紳士集團挽救危局的時候,整個政局的滿漢格局顛倒,則是大勢所趨,即使西太后、恭親王奕ND323這樣政治經驗豐富、權謀老到的滿洲強人,都無法扭轉(事實上,縱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認現實),何況載灃、載濤、良弼、蔭昌和載振之輩的紈褲子!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個好歹還算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了業,雖然被滿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沒有打過,就算有本事,也需要個成長的過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錢送出了國,也不過在國外做了一回兩回早期的留學垃圾(載濤、蔭昌均留學德國),連個起碼的學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滿人官僚的表現,不過是滿人統治集團腐化墮落的集中爆發而已,這個腐化過程,已經綿延了百年。當年驍勇的八旗戰士,早就墮落成了除了花錢和玩,其他百無一能的北京大爺。只是在同(治)光(緒)時代,朝中還有幾個明白人,最後幾年搞改革(新政),預備立憲,合法性尚未徹底消失。西太后死後,如果繼承者能夠老老實實按著既定方針走下去,不妄想強化一己集團的權力,既開罪不了袁世凱集團,也不至於得罪立憲派和地方實力派,而且通過他們的效力和彼此間的制衡,隨著政治的逐漸改良,滿人集團斷不至於有如此下場,這麼快地就丟掉了政權。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區,滿人還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殺。武昌起義後,佔領武漢三鎮的革命軍,曾經大肆搜捕滿人,據說曾設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說「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殺掉。當然,這種事情,我但願它僅僅是傳聞而已。

  最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年孫天生這樣的流氓無產者,還屬於盜亦有道之輩,搶錢奪權,大有古風,雖然趁亂髮財,大抖威風,但並不傷及無辜。然而,隨著時代的流變,當年大盜小盜的道行,早已經沿著另外的方向進化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如果歷史再給他們這樣的時機,能出什麼樣的事情,縱然諸葛再生,恐怕也難以逆料了。

  一出掉包戲的台前幕後

  晚清的官場多事,最富戲劇性的事要數楊翠喜案。楊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藝俱佳,很受津門閒人的喜愛,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從藝壇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來佳人已屬沙陀利,被當時權勢最大的慶親王奕NB036之子,官拜農工商部尚書的貝子載振,藏之金屋。

  當然,美人楊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貝子府的。那是日俄戰爭之後,載振奉命到東三省視察

  ,路過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凱設宴招待,席間楊翠喜獻藝,載振一見之下,不覺忘情,手為之舞,足為之蹈。後來的事情就很簡單了,楊翠喜進了載貝子的臥室,她成了某人送給貝子的禮物,隨同大活人進獻的據說還有十萬雪花銀。送禮的,就是出自袁世凱門下,現任道台的段芝貴。不久,段芝貴一躍,由一個「地級幹部」變成了署理黑龍江巡撫,躋身方面大員的行列,這樣的破格提拔,據說在清朝還沒有先例。

  此時,晚清的吏治,早已壞得一塌糊塗,即使如聖眷隆隆的岑春□,要想整頓,也只能鎩羽而歸,所以慶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膽妄為,讓買官者破格得售。不過,吏治雖壞,朝廷反腐敗的旗幟卻並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後,總是有權力鬥爭的影子。慶親王奕NB036雖然勢大權重,但他也有政敵,政敵就是朝中的軍機大臣瞿鴻ND324和地方大員岑春□。在李鴻章之後的政壇上,瞿、岑的聯盟雖然在和奕NB036與袁世凱聯盟的鬥爭中,總是處於下風,但卻並沒有被徹底打垮,時不時,總要出來弄點事,噁心一下對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楊翠喜事件,給了瞿、岑一個看起來絕佳的機會,於是,瞿鴻ND324的門生,現任御史的趙啟霖,跳出來奏了一本,把事給抖落了出來。事既然給捅出來了,徹查的官樣文章是必須做的,一個以醇親王載灃和孫家鼐為首的「調查組」組成了,在調查組還沒有動身之前,袁世凱命令手下幹員楊以德,馬上將楊翠喜從貝子府轉移,讓鹽商出身的商務局總辦王竹林頂槓,充作楊翠喜的丈夫,並親口教好了兩人如何答對。總之,待到調查組進入現場,一個移花接木的掉包計,已經把張冠扣在李姓的腦袋上了。

  醇王爺和孫家鼐也不是糊塗人,他們帶人來了以後,大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睜著眼睛裝糊塗,孫家鼐問了問王竹林和楊翠喜,錄了原本是楊以德操辦的口供,然後就回京覆命。一場大案,煙消雲散,御史趙啟霖丟了官,載貝子也自請辭職,國家又回到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顯然,瞿鴻ND324和岑春□不出面,誰肯賣力查呢?也許,他們看出來了,西太后根本也沒有下決心,奕NB036和他的寶貝兒子還都在位置上,袁世凱更是大權在握,事件根本沒有波及到他。按袁世凱的說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為奕NB036平時人緣好,為人厚道,所以,大家幫忙。

  清朝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以來,官場有種相當怪的現象,凡是有用、能幹的官員,大抵聲譽不佳。曾國藩之後,這種現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凱的時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凱,居然跟最為貪黷的奕NB036結成最牢固的聯盟,靠收買奕NB036實現他的政治抱負。這個奕NB036,被英國泰晤士報著名的記者莫裡循稱為中國聲名最惡劣的人物。楊翠喜案,段芝貴買官,袁世凱參與與否,於史無征,不好說,但從後來的彌合掉包來看,他未必就不知情,況且,段芝貴得官,也合乎他一貫的擴張勢力的初衷。客觀地說,袁世凱在晚清的變局之中,於改革事業沒少做貢獻,清末新政的每項事業,幾乎都有他的份額,從行政、警政改革,到預備立憲。在推行改革的同時,他個人的勢力也迅速膨脹,形成了唯他馬首是從的龐大的北洋系,這一切,都離不開慶親王奕NB036的大力配合。而奕NB036作為皇室宗親,居然全不顧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凱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臉,連當時還是個孩子的溥儀,多少年後都記憶猶新。等到奕NB036死的時候,家屬求謚號,這個關起門來做的小皇帝,居然要賜個「丑」字給他。

  都說,樹倒猢猻散,其實樹還沒倒,猢猻就已經散了,身沒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紅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權勢,鋪好了退路。 






 
上了梁山的《蘇報》
  1903年的《蘇報》案,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歷史學家的視野裡,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幾個特別善於舞文弄墨、也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黨人,接辦了租界裡一張影響並不大的小報,公開抨擊政府,指名道姓地罵街,說光緒皇帝「載NB053小丑,未辨菽麥」(章太炎),要與「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鄒容)。罵得剛迴鑾不久的西太后無論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無論如何要將這一干亂黨捉拿歸案。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裡,一干「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鄒容等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歎。還好,由於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的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面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只是只能在租界內審辦。清朝官場徇私玩忽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題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闆陳范,很識趣地走開了,只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的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丑」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儘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面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閒和有閒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閒人和閒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只是胡某人辦得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范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只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裡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干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與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由於對清政府的失望。

  《蘇報》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場的拉動,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蘇報》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遲處死的)輕判,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遊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從那以後,輿論界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壓力,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神經過敏的「經濟特科」考試
  在清朝歷史上,舉行過三次特科考試,前兩次是所謂的「博學鴻詞」,發生在康乾時代,說是收攬不善八股的博學之士,其實無非是對漢人士子、尤其是對那些對清朝滿人統治還不太帖服的士子,來點收買和誘惑,在選官制度本身,實際上是種點綴。最後一次,是「經濟特科」,是清末改革時期的產物,本意是要選拔一些懂點西學或者治國強兵非常之術的人才,來救急的,其本身也蘊含著選官制度的進一步變革。可是,做點綴的,搞得熱熱鬧鬧,所取之士一時也洋洋大觀;而救急的,卻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開經濟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維新前夕的1897年,由時任貴州學政的嚴修提出來的。嚴修是當時的改革派人士,骨子裡跟康梁沒什麼區別,只是對教育救國更加熱衷,由於對變法的政治操作捲入不深,政變後賦閒,沒有受到懲罰,後來成為南開的創辦者。這裡,「經濟」的概念,還是傳統意義上的某一種,「經國濟世」的意思,非後來從日本轉口的「經濟」(economic),但已經開始有點接近了。可是,經濟特科的提議,由於維新變法命太短,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鬧出了庚子國變,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饃的西太后終於想明白了,原來洋人並不在乎中國的統治者是誰,為雄是雌,反過來打算再搞新政時,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經濟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試(即一般所謂的會試),應試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員的保薦,條件相當苛刻,一般都要有點擅長西學的名聲,至少,得像楊守敬那樣,精通地理之類的「實學」(楊也在保薦名單之內),按當時人們的認識,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經濟之才。由於大亂之後,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經濟特科,實際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雖說戊戌變法被鎮壓、庚子之變受打擊的改革勢力余痛未消,義和團時代,懂西學的人被當二毛子追殺的餘悸尚在,但還是有人對此表示了相當的熱情,幾十上百的曾經留過學、或者喜歡格致之術的人士被「挖掘」了出來,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詔要求重開特科以來,陸續有370餘人被保薦出來,準備應試。

  然而,考試前夕發生的兩個案件,卻給考試蒙上了陰影。一個是蘇報案,一個是沈藎案,兩個案件都牽扯到革命黨人,牽扯到革命黨人顛覆清朝政府的宣傳鼓動。而革命黨人,在朝中的某些人看來,往往跟西方和西學有種模模糊糊又難解難分的關係。沈藎給杖斃了,但章太炎和鄒容,卻在租界的庇護下還活著,引渡蘇報案的涉案人員,未能如願;杖斃沈藎,居然還引起了西方的陣陣饒舌,這一切,都令西太后不舒服,讓朝中大臣義憤填膺。在剛剛過去的歲月裡,朝廷進入了倒退的軌道,不僅力主學習西方的改革者成了顛覆國家的罪犯,就是那些稍微懂點洋務的大臣,只要在義和團興起的時候還待在北京,也有性命之憂。戊戌之後的開倒車,開得國家大亂,兩宮西奔,事過之後,雖然西太后的腦筋有點轉過彎來了,但朝中大批頭腦冬烘的人並沒有那麼輕易地放棄成見。對他們而言,對洋人妥協是一回事,但對本國人,還是要嚴防西方思想的「和平演變」,在他們眼裡,凡是通西學的人,大多思想不穩,有不軌的嫌疑,而預備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們,恰是這些人的大集中。於是乎,一時間,京城上下,謠言四起,說這些應試者裡,有大量的革命黨。有些人本來就心有餘悸,在這種情況下,乾脆就不來應試了。

  當時的清朝政府,改革派非死即逃,剩下的也基本上遁入上海租界或者在鄉野裡做嚴子陵,熱心變革的只是一些通曉時事的務實派,像張之洞、袁世凱這樣的人。頑固派雖然受到懲辦禍首的打擊,但畢竟人數眾多,實力尚存,尤其是像瞿鴻ND324這樣的以當日清流自居之輩,雖然自身還算清廉,但頭腦冬烘,嫉「西」如仇。承辦蘇報案的兩江總督魏光燾,則是一個既貪財好貨,又頑固保守的政府大員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此人,借辦理蘇報案之機,把很多各地保奏的應試者,都指為革命黨。至於作為統治集團的滿人親貴和官僚,更是昏聵自閉,像端方這樣比較開明的公子哥,已屬鳳毛麟角,連貪財好貨但比較務實的慶親王奕NB036,居然算是難得的有用之人了。辛丑議和前,幾乎所有的在京旗人都罵李鴻章是漢奸,等到聽說李鴻章要來議和了,又都歡欣鼓舞,議和完了,大家再罵他是漢奸,但心裡都踏實了,大家還像過去那樣過日子。

  說起來,西太后實際上為政並不保守,更談不上頑固,不然同光新政(我們說的洋務運動)怎麼搞起來的?甲午戰敗,據她自己講,經常和光緒兩個抱頭痛哭,她心裡知道大清國非變法不能存活,只是由於對權位的戀棧,在滿人保守派權貴的「忽悠」下,發動政變,結束了百日維新,此時再提變法,心中未免尷尬,但又不能不提。只是既要舊事重提,再作馮婦,又不能改正當年之失,在提防著光緒的同時,把康、梁等人,決然地擋在國門之外,事實上也恨死了這些成天嚷著讓光緒親政的保皇黨。然而,過去的倒行逆施,不僅使她添了保皇黨這個敵人,而且孫中山的革命黨也乘機成了氣候,一些原來的康黨,也一改改良之道,趨於激進。一個孫中山尚未擺平,蔡元培、章太炎、黃興、鄒容、陶成章、章士釗等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都祭起了反滿革命的大旗,不由得不讓老太婆焦心。依這個頗為倔強的老太婆的脾氣,就是改革,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一不能招安革命黨,二不能啟用保皇黨。這樣,當然使得本來西學資源就十分缺乏的中國,改革陷於人才困局之中,開經濟特科,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力求解困。可是,事態的發展,偏與願違。

  從來的頑固派都是這樣,幹事不行,搗亂有術。他們看準了西太后對保皇黨和革命黨兩頭害怕的心病,就是從這兩點集中下蛆,非說應試者不是康黨就是亂黨,鬧得風聲鶴唳,把個開初頗有聲勢的經濟特科考試,攪得奄奄一息。特科考試分初試、複試兩場進行,1903年7月9日初試的時候,由於謠言四起,流短飛長,不免人心惶惶,原來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來考試的只剩下了190多個,有將近一半的人不來應試了。幸好,由於初試有張之洞領銜主持,張畢竟是個務實派的健將、明白人,有他當家,考試還算正常。試題為一論,一策,論題為「大戴禮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與近世各國學校體育、德育、智育同義論」(斷句為筆者加,大戴禮是大戴禮記的意思,即漢代戴德所編輯整理的禮記),策論題為「漢武帝造白金為幣、分為三品、當錢多少各有定直、其後白金漸賤、制亦屢更、竟未通行、宜用何術整齊之策」,雖然有西學中源的濫調,多少還有點西方的影響。考試過程的選拔也還公允,懂西學而且有見識的人,真的被選拔出來了。可是初試發榜之日,風波再起,原因是中試的頭兩名,分別是梁士詒和楊度。這倆人在後來的歷史中聲名赫赫,可是在當時卻沒多少人瞭解他們的底細,市面上哄傳這兩人跟保皇黨和革命黨有關係,或者乾脆就是康黨和亂黨。當然,楊度也許不算冤枉,他的確跟革命黨和保皇黨人都有那麼點瓜葛,但他個人卻兩邊的任何組織都沒有參加,事實上也算不得黨人。而梁士詒,則比竇娥還冤,他被人找上門,竟然僅僅由於他的名字和籍貫。首先,他是廣東人,跟康、梁是同鄉,這在頑固派大臣眼裡,已經有了一份嫌疑了,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詒,姓跟梁啟超同,名的尾,跟康有為的字祖詒同,據說瞿鴻ND324直接向西太后匯報,居然把他說成是梁啟超的弟弟,而且名字「梁頭康尾,其人可知」。

  中國的事就是這樣,不管事情多麼荒唐,只要最高領導人起了疑,假的也變真的了,荒唐難免演變成荒謬,不由得人不害怕。所以,最後複試的時候,更多的人不見了,楊度和梁士詒自然無法繼續考下去,楊據說還逃到了日本。而且主考也由原來的八人,變成了四人,張之洞的領導權也被剝奪了,昏庸的滿人親貴榮慶當了頭。考題也變了,同樣是論、策兩題,題目中不見了西方的蹤影,論題為「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從原來的打著禮記的名義討論西方學校制度,變成了歌頌自己的制度(周禮)的完備。策論題為「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則國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洩、其道何由策」(桓寬,即著《鐵鹽論》的那位仁兄),也帶上了明顯的保守色彩(說外國貨物輸入是異物)。考試最終只取了27人,而且,取了之後,並不給什麼好的出路,其中不是進士的,也沒有像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科中式者那樣,賞給進士出身,僅僅發到地方以知縣候補。在晚清捐班氾濫的情景下,一介區區候補知縣,跟販夫走卒沒有多少區別,害得考第二名的張一ND252,不得不跑到袁世凱幕中做幕僚討生活,一丁點「榜眼」的神氣也沒有。就這樣,在外界看來屬於清朝新政序幕的第一炮,無聲無息地啞掉了。

  其實,就當時而言,跟1860年代,洋務派跟倭仁等人就開辦同文館的爭論不同,此時頑固派的攪混水,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已經不是主義之爭,而是權位之爭,利益之爭。他們之所以嫉恨經濟特科,其實只是為了把自己的位置多保一會兒,雖然未必擔心新人上來讓他們沒了飯碗,但惟恐務實派上台,導致他們的失勢。他們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也擔心務實派的大膽和貪黷,不僅使官場腐敗無可遏制,而且導致社會道德滑向深淵(這種憂慮當然不無道理)。從更深一層的意思上面說,很多人是從經濟特科這個小老鼠,看到了後面科舉改革的大木掀,為了阻止這個大木掀露頭出來,所以要從一開始就將之妖魔化到亂黨和康黨的堆裡,嚇退對改革已經食指大動的西太后。儘管甲午戰爭已經教訓了國人,儘管戊戌之後的倒退已經把國家推到了崩盤的邊緣,儘管多數士人其實內心深處也知道中國非改弦更張不可,但整個知識界的現狀,人們對接受新知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接受新知能力的懷疑,導致了更多的人還是幻想著把原來的科舉多保留一天是一天,哪怕變革僅限於考試的內容。最好是能將變革推到後代身上,免得自己陷入舊知無以用,新知又無以生的尷尬境地。畢竟,處在那個轉型的時代,剛剛過去的維新變法,被血腥鎮壓,士林的正氣,受到嚴重打壓之後尚未復原(事實上,不給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復原),多數人的因循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這種心態,恰是頑固派得以囂張的基礎,在轉型時期,不見得改革者都有群眾擁護。

  然而,歷史從來不會按照因循的人們所渴望的步調行進的。朝廷中有最後決定權的西太后,雖然戊戌政變的時候出於私心,一時糊塗,鑄成大錯,但她從來就不是什麼頑固派,更不是頑固派首領,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倒是跟務實派心有慼慼焉。頑固派的阻嚇戰術固然可以得逞於一時,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這個強人老太婆。深諳官場內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后,很快就明白了圍繞經濟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風背後的奧秘,在現實和洋人的壓力下,屁股逐漸坐在了務實派一邊,清廷的新政,還是按計劃拉開了大幕。只是,由於經濟特科的事件,原本很稀缺的西學人才,本可以通過經濟特科考試集中在中央政府,為即將到來的改革做準備,現在則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對立面,就落到了地方實力派的囊中,進一步強化了朝廷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同時,事件激化了頑固和務實兩派的政爭烈度,導致科舉改革,也就是選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朝著更加激進的方向進行,掌握主動權的務實派,要一下子端掉頑固派的基礎,所以,廢科舉(推倒重來),而不是廢八股(內容改良,這恰是戊戌變法的做法),成為變革的主調。原來設計的從開經濟特科,再到把特科變成常科的改革思路,從此胎死腹中。顯然,從後面的結果看,廢科舉這種突變式的變革所引發的社會震盪,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

  以清末歷史觀之,中國的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經被拉入了以西方規則建構起來的世界體系之中。不過,是自己變,從自己的傳統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還是引發內亂,走向混沌,卻不見得有一定的規律。歷史從來不見得按進化的步伐行進,明天未必會比今天好,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在轉折的關頭,為政者保守的政策、開倒車之舉,往往是激進改革甚至內亂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經過敏,多一些大度寬容,則事情多少要好辦一點。 






 
藝人的立場
  過去的中國,唱戲的藝人,屬於下九流,雖然紅的時候有達官貴人來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賤二字。《紅樓夢》裡的紅戲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溫柔的寶玉,都喜歡得不得了,但究根問底,卻脫不出玩賞的潛意識。清末時節,西太后老佛爺帶頭提倡京戲,市面上的好角兒,都先後進宮供奉,一被品題,身價百倍。最高領導帶了頭,王公大臣自不落後,一時間軍政民商各界,一齊來湊趣,戲園子爆滿,堂會連連。前三鼎甲、後三鼎甲,譚叫天、小叫天、蓋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漢、長沙,北可以出國,唱到平壤、漢城。八國聯軍佔了北京,商家為了跟洋鬼子聯絡感情,花大錢請名角,請聯軍司令瓦德西賞光看戲,咚咚的鑼鼓害得老瓦頭痛欲裂。

  儘管如此,藝人的「賤」並沒有為此稍減。大家心目中,還是有個「玩」的意思在裡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們對藝人的道德要求,卻並不低,解放後,藝人的立場問題,在思想改造時,曾經很讓他們自己頭痛。

  藝人地位輕賤,但是如果讓他們選擇立場的話,卻往往站在統治者的一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藝人們最愛演的戲是《鐵公雞》,歌頌清軍將領張國梁。京劇名角之一的孫菊仙,還從軍參戰,混到了三品頂戴。那時候,底層鬧的亂子特多,但藝人,包括民間草台班子的藝人,很少有站在鬧事者一邊的。只有鬧義和團時,有編了「時事戲」《火燒望海樓》之類唱讚歌的,但那時義和團是得到老佛爺嘉許的。箇中的道理很簡單,儘管農民造反給下層百姓出氣,但在造反的過程中,卻會危及唱戲人的市場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請來(或者綁來)唱戲,但給不給錢是說不定的,有時候甚至連吃飯的行頭(戲裝和家什)都會賠進去。跟太平天國同時,山東的造反者,稱王稱帝的時候,就經常搶戲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穩定,才會有戲唱。藝人雖不識字,卻無師自通地明白這個道理。

  當事情牽扯到外國人,尤其是中國跟外國打仗的時候,藝人們也有立場,那就是選擇站在中國人一邊。雖然不見得去前線演戲勞軍,但在後方,唱幾出某某征東或者征西的戲文鼓舞士氣的事,每場戰事都免不了。可是藝人唱是唱了,仗卻總是打不贏,於是藝人就有了牢騷,埋怨朝裡出了奸臣。戲文裡,這種事情很常見,中國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將士賣命,後方總有奸臣作怪,裡勾外聯。不僅藝人這樣想,喜歡看戲的國人,包括士大夫也這樣想。所以,鴉片戰爭打不贏,是由於有穆彰阿、琦善,後來則有李鴻章包圓,充當現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戰爭,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鴻章,戰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奪了黃馬褂。戰敗後,作為羞辱中國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鴻章去馬關籤條約,這當然更坐實了李的漢奸罪名。據說京城一次演《白蛇傳》,到水漫金山一節,當時著名的蘇丑(京劇丑角分講蘇白的蘇丑和講京白的京丑)劉趕三,臨時抓哏,對穿黃衣的龜將喊道:快上,再縮頭縮腦,扒了你的黃馬褂!觀眾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諷刺誰。

  立場歸立場,如果洋人真的打進來了,而且佔了中國地方不走,藝人還得吃飯,該唱戲還得唱戲,比如剛才提到的給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戰期間,像梅蘭芳那樣蓄須明志,不再唱戲的藝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沒有什麼積蓄,還要吃飯,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馬連良,不僅要養活一大家子,而且一個戲班都指望他,所以,連日本人逼他到滿洲國給溥儀唱戲,他都不能不去。——這在解放後,成為他最大的心病。

  藝人靠身上的「活」(我們叫藝術)吃飯,本質上跟手藝人靠手藝吃飯沒什麼兩樣。但藝人活在人們的聚光之下,眾目所矚,形象未免有所變異。一廂裡,傳統褻玩心態作怪,大家輕賤之,一廂裡,又往往對他們的要求過高,階級大義、民族大義都讓人家堅守,稍有差池,則眾口一詞,罵個沒完。 






 
糞業、糞捐與糞政
  明清以來的中國城市,是沒有下水道系統的,各家自備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裡呢?有倒到污水溝裡的,也有倒到河裡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農民進城來收,挑回去肥田,有時還要付一點費。由於糞可以賣錢,於是公共場所,也有人建公廁,方便免費,但掏糞收費。那時農民沒有化肥,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向來視糞為寶,所以凡是物產阜豐之地,公廁都收拾得乾乾淨淨,一點積存也沒有。據說歐洲在17世紀之前,城市也沒有下水道系統,在巴黎街上行走,說是千萬不能靠近臨街的窗子,弄不好糞水就會自天而降,淋你個臭不可聞,頂多潑糞的人探出頭來,道聲對不起。比較起來,中國的糞便處理方式,要優越多了。

  這種城市狀況,一直到中國政府跟西方接軌,變成共和了許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數高等華人的所在,才有現代西式的廁所和下水道。當然,時代前進,人也未必沒有變化,在某些城市,糞業出現了,看到人員來往頻繁,建公廁有利可圖,有人開始以此為業,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廁,競爭客源。比如廣州,民國前期國民黨總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對著幹,來往軍民人等極多,所以公廁業格外發達,三步一廁,五步一所,甚至派有專人看守,兼職拉客。有的城市,則由地方有力人士,組織勞工包攬掏糞事務,然後統一賣給農民,如天津和北京。不過,古代的官府,從來沒有動過在糞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後,巨額賠款和舉辦新政的雙重壓力,地方官官聲又大壞,但同樣沒有人動過開徵糞稅或者糞捐的念頭。然而,進入民國就不一樣了,主事的軍閥生財有道,主意打到了糞業的頭上,據說是由四川的楊森首開記錄。楊森曾經短時期佔據過成都,做過四川督軍,在主政成都期間,楊森手筆很大,不僅修馬路,而且要移風易俗,讓人在街頭巷尾到處刷「楊森語錄」,比如,「楊森說,吸鴉片是東亞病夫!」「楊森說,不要隨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筆的另一個方面多少有點陰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給補償,同時開徵糞捐,派軍警在城門口堵截進城挑糞的農民,按挑收錢。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給楊督軍一副對子,曰:自古未聞糞有稅,於今唯有屁無捐。

  嘲罵可是嘲罵,只要有好處可撈,任何的弊政都會很快流行開來,而且堅持下去。楊森督軍沒有做多久,就被其他軍閥趕下了台。但是一個楊森倒下去,千萬個楊森站起來,糞捐很快被發揚光大,推及全國,到了國民黨當政的時候,糞捐還在收。不過,這個時候,由於行政現代化的步伐加快了,行政部門多了起來,對於糞捐的徵收,出現了新的問題。衛生局說,糞便有關衛生,捐該我們收;社會局說,人入廁方便,是由於社會問題,所以該我們收;稅務局急了,說,收稅本來就是我們的事,憑什麼你們來打岔橫插一腳!相持不下的結果就是,一個廁所,衛生局收衛生捐,社會局收社會捐,稅務局才收糞捐。同時,由於三家機構需要協調,於是就有了糞政。

  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我們的公共行政,在機構設置上,永遠膨脹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費方面永遠發育得最快。民國時有個名人,叫聶雲台,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大糞主義》,說是要各級行政長官帶頭掏糞,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衛兵保護。當然,打死這些長官,他們也不會去掏糞,只是他們的眼睛,其實並沒有放過廁所。

  當上之所好具有正面價值的時候……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是中國人的古訓。都說楚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其時,楚王治下的眾多官員的家眷姬妾如何?書上沒說,不過,按情形估計,應該也在拚命減肥,做餓死或者快要餓死狀。當然,楚王這種行為,由於事牽好色,按古訓是要遭到譴責的,自然不足為後世訓。可是如果上之所好,好得很正面,具有符合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價值的時候,又怎麼樣呢?從史書上看,好像也有問題。

  閻敬銘是晚清同光中興重臣中,地位重要、作用非輕、卻不顯山不露水的一位。閻敬銘這位西北來的陝西佬,一生崇尚節儉,傳說中有許多他如何摳門的故事。不過,由他執掌戶部(類似今日之財政部),西太后老佛爺想要辦個慶典,弄個熱鬧,花銀子總要有點麻煩。他最大的功勞是阻止了重修圓明園,否則,以當時中國貧弱的現狀,不知道要因此整死和餓死多少平民百姓。不過,崇尚節儉的閻敬銘,也有打眼的時候。據說此公主政山西時,一貫其節儉的風格,一上任就看上了山西的褡褳布。那時候跟現在不一樣,山西是個出商人的地方,大個的商人做票號生意,掌管天下的銀錢,小個的則什麼都做,滿世界亂竄,走到哪兒,身上都免不了有個大號的褡褳,什麼都往裡裝。褡褳布都是特別織就的,結實耐用,價錢還不貴,缺點是比較厚和硬,不太適合做衣服。可閻敬銘不管這個,就是用褡褳布做袍子,走哪兒穿哪兒,看見下屬有穿褡褳布衣服的,嘴上不說,眼睛裡冒著喜歡。不久,山西的官員個個都置起了褡褳布的袍褂,外面來的官員新上任,見閻中堂之前,必然得添置一套褡褳布的行頭,害得當地褡褳布價格直線竄升,比綢緞還貴。時間一長,閻敬銘習慣了褡褳布的官場風景,如果有誰不穿褡褳布的袍褂,他反倒要不舒服了。可巧,有天還真的就碰上一位新上任的官員,穿著外面日常的官服。中堂大人不高興了,談話中,言裡言外譏刺人家奢侈。這個官員急了,說:下官實在沒有多餘的錢了,添置不起褡褳布的袍褂,只好穿平時穿的衣服來見大人。到此,閻敬銘才明白自己提倡的節儉風尚,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奢侈。

  地方首長所為尚且如此,如果皇帝也有同好,那麼效果可想而知。在清朝諸帝中,嘉慶皇帝是個苦命人,等到他上台的時候,朝廷的錢差不多都讓他那個過於張揚、也過於風光的爹爹花光了。看著空空如也的國庫,他摳門摳得近乎變態,不僅自己什麼錢都不敢花,甚至提倡穿補丁衣服,如果有官員真的穿了打補丁的衣服,不管官聲如何,總是會令他滿心歡喜。自然,效果是立竿見影的,一下子大小官員就統統簡樸起來,裁縫鋪裡專門做補丁官服賣,比新衣服價錢還高。

  走私大王賴昌星說,不怕官員不貪,就怕他們沒有愛好。言外之意,只要他們有愛好,他就有辦法攻下來。其實,這個道理我們從古到今的官員們都懂。上級的愛好,在某種條件下就是他們陞遷的機會。不管這種愛好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只要有愛好,就會有人揣摩,有人逢迎,有人投其所好,真的或者真假莫辨地裝作自己也有同好。

  道理很簡單,總的來說,討好一兩個人,總比討好眾多的百姓要來得容易得多。 






 
姓名之禍福
  人的一生,福禍吉凶,按道家的說法,完全沒準,而且福禍相依,看起來是福,沒準走到後來反倒是禍。按佛家的說法,是福是禍,全在人的作為,所謂:若問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問來生事,今生做者是。不過,人世間的事,真是難說,有時一個人的福禍,居然只跟他的姓名有關。

  晚清同治年間,有個名叫王國均的人,會試及第,殿試也取在進呈御覽的前十名中,大富貴近在咫尺。可是,當時主政的偏是西太后,西太后聽到這個名字後,眉頭頓皺,說:好難聽呀!意思跟「亡國君」同音。太后發話了,閱卷大臣哪敢怠慢,於是,王國均被刷到了三甲,下到地方做七品芝麻官去了。幸虧從來會試取中的沒有淘汰一說,否則,王國均名落孫山也是有可能的。沒辦法,當時內憂外患交加,大清皇帝做亡國之君,不是沒有可能,作為朝廷的當家人,在風雨飄搖之中,有點神經過敏,倒也不奇怪。南宋偏安小朝廷快要完的時候,也是如此,不過人家圖的是祥瑞,取了文天祥做狀元。當然,有倒霉的,就有得意的。同樣是那個老太婆,以及前後若干輩見風使舵的考官,在大清國就要油枯燈熄的時刻,連續兩屆的殿試狀元,怎麼看都像是看名取人,一個是王壽彭,一個是劉春霖。最可惡的要算是倒數第二屆(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的狀元王壽彭,分明是主試者為老太婆的七十大壽,特意拍的馬屁,意思是讓老太婆壽比彭祖,活上八百年。這個王壽彭,後來做了那個最著名的狗肉將軍張宗昌的老師,教這個連自己有多少個兵和姨太太都搞不清的流氓做詩,還連帶著主持山東的讀經並尊孔大計,當然,也順手往自家撈大把的銀元,屬於荒唐有一大把,學問一點也無的文人。

  中國民間,向來有「討口彩」的習慣,尤其在「辦事情」的時候,講究就更多。姓名如果對景了,為主人增加點吉利色彩,當然大家皆大歡喜。不過,實在來賓中有名字不那麼順眼的,大體也就糊塗過去算了,打死也想不到找個吉祥名字的來湊趣,甚至不惜拿國家的掄才大典開玩笑。不過,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老太婆身上,歷史上做得比西太后還過分的人也有。老太婆討吉利,也就是在已經取中的貢士中選擇,危害雖然不小,貓膩玩得卻不大,而有些人討吉利,則是自己活活造出來的。比如多年衛戍北京的軍閥王懷慶,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終於要出征了,他不僅學清朝的皇帝,從德勝門出發,而且舉行了一個儀式:隊伍排好,王懷慶騎在高頭大馬之上,一個名叫王得勝的軍官跑過來,到王懷慶面前,立正敬禮,報告:「王得勝前來報到!」這個王得勝,就是王懷慶特意養在軍中的,他能做軍官,並供養優厚,僅僅是因為名字取得好。王懷慶的把戲,其實同樣軍漢出身的趙匡胤也做過,據說趙匡胤陳橋兵變,奪了柴家的江山之後,出征北漢,隊伍開拔前夕,有叫宋捷者上書,趙皇帝未及閱書,看見名字就大喜,宋捷者,大宋告捷之謂也,於是提拔陞官,厚加賞賜。以後世之事估計,十有八九,這個宋捷上書也是趙匡胤或者他的手下特意安排的。

  王得勝和宋捷的命運,是由於名字而得濟了,但改變他們命運的人,卻不見得真的能因口彩而改變自己的命運。趙匡胤那仗勝了,但王懷慶的出征,卻一敗塗地,丟掉了自己的看家本錢,此後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了。 






 
有關八國聯軍與中國妓女的一點亂彈
  每到世紀末,這個地球上的人們就要熱鬧一下,快到2000年的時候,各國從政府到百姓都想出了很多熱鬧的招,而且真的很熱鬧。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更早的時候,1900年在歷史上是一個讓人特別難忘的年頭,正是在這一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對此,中國人當然很難忘記,不信在北京的街頭問問老百姓,有誰不記得八國聯軍呢?連1860年英法聯軍燒的圓明園,老百姓也非要將它記在八國聯軍的賬下,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其實,那個時候,西方的老百姓對當時發生在中國的事也挺關心,報紙上肯定天天報道我們怎麼殺教士,怎麼圍攻使館的消息。直到現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那麼多大事,能讓外國人有點記憶的,還是義和團。

  雖然自1840年以來,中國沒少挨洋人的欺負,但像這次列強全體(11個國家)一併打上門來,還是第一次。讓洋人團結起來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執掌國政的西太后聽說中國出了神兵義和團,可以刀槍不入,所以大著膽子跟全體洋人宣了戰,任由義和團殺在中國的洋人,殺中國的教民,攻打外國使館。義和團是從來不沾女人的,據說是怕破了法術,但同時又非常仰仗女人,據說只有女人才擁有可以真正威脅洋人的威力,於是有了紅燈照,有了黃蓮聖母、金刀聖母等讓男人頂禮膜拜的女性活神仙。跟戚本禹以及現在許多影視作家想像的不一樣,紅燈照其實從不上陣舞刀弄槍,她們是作為法術的象徵存在的。

  八國聯軍固然在槍炮方面佔著許多優勢,但於想像力上卻遠遜於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他們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女人對於戰爭還有這麼大的威力,所以打仗的時候,根本就沒讓女人摻和。但是在戰而勝之並佔領北京之後,卻像許多為他們所鄙夷的野蠻人一樣,將子女玉帛收入夾袋(在攻佔天津之後,甚至連黃蓮聖母林黑兒也一併抓了去)。一向有軍妓隨軍傳統的德國軍隊,此次遠征根本就沒帶上他們的女人,可能在他們看來,被佔領的中國城鄉到處都有可供他們的大兵發洩獸慾的對象,所以索性為他們的皇帝陛下節省一點軍費。進入北京的各國聯軍在尋找女人方面,與尋找財富一樣地具有天賦,甚至連他們號稱要保護的中國教民,也遭到了性侵犯。這一點,連他們的最高指揮官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認。

  在度過了戰爭初期的混亂和動盪之後,聯軍的士兵從大索三日的亢奮中漸漸恢復過來,各國對北京實行分區佔領,著手恢復秩序。北京最早恢復的商業活動,竟然是娼業,不僅著名的八大胡同的業務極度地繁盛,就連一向偷偷摸摸地下活動的暗娼,生意也日漸看好。在上操和值勤加搶劫之餘,聯軍的大兵滿世界亂竄,尋花問柳。這時就用得著北京閒人了,連一句洋涇濱英語都不會的若輩,居然能夠無師自通地為洋大人拉皮條,拉得好時,會從洋人和妓女的生意中分潤了若幹好處,拉得不好,吃幾條「洋火腿」(挨洋人的踢)也是正常的事。當年在北京五城公所當差的王大點,由於原來的差事近乎於警察,幹的就是彈壓管理妓女的活計。聯軍進城,任職的衙門空了,閒來無事,正好利用自家熟悉妓家的專長,為洋人介紹生意,在他的日記裡有這樣的記載:「坐多時,平西方行,走鷂兒胡同口遇兩個大頭布洋人(即印度兵)找妓館。我帶同上四神廟路西土娼下處,二人同嫖一妓,各用一洋元與之,哄他多時,又給我花生食。後由牛血胡同回行萬佛寺灣,又遇德國巡捕洋兵三人,意往娼處。我俱帶同豬毛胡同路東妓館,有二洋兵各嫖一妓,亦以一元與之。」一個晚上就做成了兩樁買賣,可見生意之興隆。

  在和洋人做皮肉交易的妓女中,有位當時就小有名氣,後來則聲名大噪的人物,她就是清末民初以來幾乎無人不曉的賽金花。賽金花本姓趙,賽金花是她的「藝名」,此人原是蘇州娼家的一名「清倌人」(雛妓),藝名傅彩雲。十六七歲上被同治朝的狀元洪鈞看中,納為小妾,當洪被任命為清朝駐俄、德、奧、和(荷蘭)四國公使時,由於洪夫人不樂遠行,於是狀元公攜她出國上任,駐節德國首都柏林。幾年後,洪鈞回國,未幾病死,彩雲遂離開洪家,在上海、北京等地重操舊業,先名曹夢蘭,後名賽金花。由於「狀元如夫人」頭銜的助力,遂成為名噪一時的名妓,經常與公子王孫、達官貴人相往還,人稱賽二爺。八國聯軍進京的時候,賽金花正好在北京,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的八大胡同之一的石頭胡同,而石頭胡同恰歸德軍管轄。

  按說,依照中國人習慣,對賽金花們的這種行為,該是將一盆盆的污水迎頭潑上去,再罵上半晌才是,好像中國的失敗與丟臉,大半是由於這些不知亡國恨的商女。可是不知是為了什麼,髒水沒有潑出來,好事的文人墨客反而以賽金花為中心,編出了一系列女人救國,確切地說是妓女救國的故事。

  如果賽金花沒有做過狀元如夫人,如果她的纖足沒有恰好踏過德國的土地,如果賽金花能像莫泊桑筆下的法國妓女羊脂球那樣,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決不接外國客人(當然必須同時也不存在像小說裡那麼一群無恥的說客),那麼也許這種妓女救國的故事就不太好編,至少不會編得如此生動。但是歷史老人就是這麼好心腸,偏偏給中國文人留下了這麼多可供展開想像力的空間,於是,八國聯軍的統帥德國人瓦德西被說成是賽金花在德國時的舊相好,那時年逾知天命的瓦德西也因此變成了翩翩的「日耳曼少年」,既然洪狀元要帶如夫人出入駐在國的上流社會,那麼年少美貌的彩雲勾上個把風流倜儻的德國軍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至於偌大的德國怎麼會那麼巧就碰上了瓦德西,而且一碰上就發生了戀情,自有「巧合」二字從中彌縫,本是古來文人們一逞手段之處。舊情人在北京重逢,理所當然應該重續舊好,於是賽金花就做了瓦德西在北京臨時的枕邊人,一起住在中南海的儀鸞殿裡,朝朝暮暮,卿卿我我。而其間儀鸞殿那場真實的失火事件,也自然有了賽金花的參與。——年近七十的瓦德西在我們的文人筆下,居然能夠挾著赤裸的賽金花從窗戶一躍而出,普魯士武士如此神勇,無怪乎後來大清國練新軍要以他們為藍本。

  故事延伸下去,瓦賽交歡的黃色鏡頭不知怎麼就轉成了賽金花如何捨身為民請命的光輝事跡。說是賽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頭邊吹風,不僅制止了聯軍的大屠殺,而且保護了皇宮不受焚燬;甚至在議和的時候,在李鴻章都束手無策的時候,由賽金花出面成功勸說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系義和團運動時的德國駐北京公使,在運動中被殺)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條件,從而免去了各國對西太后和光緒皇帝的追究。這類故事從八國聯軍還在北京的時候就開始編,一直編到賽金花人老珠黃,竟然還有人在津津樂道,不僅在一般的文人筆記裡,而且出現在小說和戲劇中。故事在開始的時候還有個別不利於賽金花的情節,比如說她為瓦德西出主意讓老瓦開科取士,老瓦還真的就在金台書院從四書裡出題考了一次。只是這種情節的市場有限,大家愛聽的是說賽金花好話的東西,愛聽賽金花是怎樣捨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於是京城內外,從販夫走卒到公子王孫,一傳十,十傳百,直把個賽金花傳成了捨身取義救國護民的「當代偉人」。在這期間,作為當事的主角賽金花則一直在知趣地順水推舟,作為市場和風月場上的雙料老手,她當然明白這種傳聞對她生意的價值。自然,賽金花的買賣還真的為此火了不知多少。

  當然,這個世界到什麼時候都有不湊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揚賽金花的救國事跡的時候,還真的有人出來煞風景。當時作為沒有跑掉的同文館的學生,後來因幫助梅蘭芳走出國門而聞名的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就告訴人們,賽金花的確跟德國人混過,但只是些中下級軍官。他親眼所見,賽金花與一群德國下級軍官在一起時,看見瓦德西過來,嚇得連頭都不敢抬。身為當時北京城如鳳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語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並因此與八國聯軍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齊如山的話自然不是空穴來風。其實用不著齊如山出頭指證,稍微細心一點的人只要用腦子想一想,就會發現所有的瓦賽故事包括賽金花自己的敘述,都充斥著前後矛盾,只要做一點考證功夫,西洋景就會不拆自穿。然而,從庚子以後的幾十年裡,想要瞭解真相的人並不多,不僅沒有人願意去考證事實,甚至連用腦袋想一想都不樂意,顯然大家寧願相信明擺著荒誕不經的瓦賽神話。不僅魯迅病重將死的時候,發現賽金花被我們的劇作家封為了「九天護國娘娘」,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一部描寫戊戌維新的小說,依然沿襲了當年的賽金花救國傳說。也許在今天,知道這段公案的人們中,還會有人相信賽金花真的與瓦德西有過那麼一腿。

  自然,高張道德主義的大旗,譴責賽金花們喪失民族氣節似乎是沒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來不那麼理直氣壯。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覺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只不過是作家為了譴責法國的正人君子而製造出來的一個虛幻的形象。二戰結束後,巴黎街頭那一群群因與德國人睡覺而被剃成光頭遊街的婦女,似乎說明法國女人的道德意識並不比落後的中國同類強多少。男人丟了城池,卻讓女人去堅守民族主義的陣地,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妓女皮肉交易是她們的生計所繫,既然我們不可能要求在異族統治下的所有人一併殉國,或者一起上首陽山學伯夷叔齊,那麼就沒有理由譴責妓女與外國人做生意。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事情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預料中的譴責聲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頌揚的讚歌,而且唱得響遏行雲,未免讓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細想想,其實譴責也罷,頌揚也罷,喜歡編故事和傳故事的男人的心態其實是一樣的,不過是將本該自己負擔的東西卸到女人肩頭去,開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須有的法術抵禦洋人,然後又指望女人用她們的身體來救國救民。

  漢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們,彷彿一直都繫著特殊的民族情結。明末清初的時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們身體力行著民族大義,到了清朝快完的時候,又輪到了賽金花。雖然名妓們前後的行為似乎有些異樣,但男人們對她們的寄托卻差不太多,總是幻想自己擔不起來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撐起來。只是男人們的期望值隨著時代的前進愈發低落,在明末的時候還敢幻想著「自己」的女人通過抗爭不叫異族染指;在洋人剛剛打破大門的那會兒,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還特別叫人看不起,被譏為「鹹水妹」;可是到了八國聯軍打上門來,跟洋人睡過的妓女,不僅身價百倍,而且還被賦予了救國救民的光環。也許,到了連國人最後的殺手鑭——義和團的「刀槍不入」都失靈的時候,男人們,尤其是某些號稱知書達理的男人,於是只好指望女人的身體了。 






 
「吃大菜」及其他
  19世紀後半葉的上海,是中國變化最快的城市,這變化,多半來自於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地理看法的改變,和太平天國在長江三角洲的鬧騰。打了鴉片戰爭,佔了香港,並且堅持要進廣州城的英國人,後來發現真正能扼住中國脖子、獲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其實是位於長江三角洲中心的小縣城上海。他們發現並開始經營上海的時候,運氣非常好的是正好趕上了太平軍進軍蘇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雖然當時還不夠多,但卻成功地將太平軍擋在了城外,使得遭受太平軍掃蕩的江南富戶,有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中國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湧入上海,托庇於西方人的門下,不僅使西方在上海本來沒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壯大起來,而且給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堅實的物質基礎。

  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租界是當時中國的一種「特區」,中國的富人,當他們從逃難的驚魂中醒過來時,發現這塊土地其實是塊最適宜養生金蛋雞的所在。於是,大規模的經營活動開始了,租界從此財源滾滾。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人實際上是借助於中國人和他們的資金,在上海建築了自己的殖民事業。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關鍵的時刻選擇了關鍵的地方,這種便宜事,也許未必會有(中國其他地方的租界,沒有一個能抵得上上海的)。

  上海租界雖然讓西方人獲利最大(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儘管租界的中國人養活了租界,但他們連一丁點權力都沒有),但它的存在,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意義,還是非常的巨大,這從一點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凡是到上海的人,有兩件事是他們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馬車。大菜就是西餐,馬車是西式的四輪馬車。如果到了上海而沒有嘗試過這兩樣東西,就等於白去了,會被人笑話老土。當時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費,比中餐的魚翅席尚要貴上數倍,而且吃了之後,幾乎人人都會叫苦,說是難以下嚥,味同嚼蠟,但來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後繼,競相把錢扔在西餐館裡。當時人們對此的說法是:中餐吃個味,西餐吃個派。

  無論從形式到內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飲食專家,恐怕也找不出來。事實上,這種「大」和「派」,背後是人們對西方的崇拜。19世紀60年代,是中國人折服於西方的年代,這種折服,也許在北方和內地,儘管洋人佔了北京,燒了圓明園,還多少有點心氣難平,但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一帶,則表現得相當徹底。《點石齋畫報》以吳友如為首的畫匠們,比著租界的洋樓、洋人和洋玩意,把傳聞中的西方介紹給中國人,一時洛陽紙貴。只要聽說是來自於西方的東西,不管是多麼離奇,大家總是在嘖嘖稱奇之餘按捺不住艷羨。洋,不僅意味著大、新,而且還意味著好。那時的上海,是中國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馬車(後來還有一段時間可以坐吳淞鐵路的小火車),就意味著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當然,看的多了,模仿加摻和也就出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海派文化冒頭了,它意味著創新,也意味模仿;意味著時髦,也意味著亂來;意味著西化,也意味著洋涇濱。總之,近代中國的進步,總免不了跟上海有關,晚清的混亂,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

  自從西方人選定了上海,自從西餐變成了「大菜」,中國就不一樣了。 






 
看殺名人
  一個人要能吸引眾人來看,在現在的社會,一個必要的前提是他(或者她)必須足夠地有名,而且是要能吸引大眾眼球的那種名。記得若干年前,有好事者把一哲學家和一群歌星影星裝到一個遊船上,沿著長江巡遊,所到之所,眾星被熱烈追捧,哲學家只好坐冷板凳,尷尬了一路。看名人,而且還要看真人。現代社會,傳媒發達,一個娛界明星,照片、影帶、碟片無數,連窮鄉僻壤也不難找到他們的形象,可是,大家仍然喜歡追蹤這些人的行蹤,只要他們在什麼地方出現,都會引起一陣不小的騷亂。這種毛病,用相聲演員牛群的話來說,是要看活的。

  古代社會沒有今天所謂的傳媒,想要看一個人,除了畫畫之外,只好看活的。不過,那個時候好像大家喜歡看的,往往是美女和美男,跟名氣關係不大。西晉時的著名美男潘岳(即後世所謂的潘安)出行,必有大批女人圍觀,摸索追吻,無所不為,就跟韓日世界盃期間,貝克漢姆在日本的遭遇一樣。一次,他去看著名詩人左思,當地的女人們,也如法炮製了一回,讓左思好生羨慕。左思雖然詩才獨步,但相貌卻不怎麼樣,可詩人總免不了有點自負,他認為潘岳的女人緣,不是由於人家的相貌,而是潘的打扮和表現。於是,他也按照潘的裝束,乘坐潘的車,甚至按照潘的姿勢揮手,招招搖搖就出來了。結果,原本意氣飛揚的詩人,遭到了女人唾沫、土塊(還好沒有臭雞蛋)加奚落臭罵的迎接,灰頭土臉地落荒而返。美男如此,美女的待遇也是一樣,西施出行,必有大批追隨者隨行,之東,則西巷為之空,之西,則東巷為之空。從東施效顰這個典故看,追隨者中不僅有男,還有女(今天也是如此,女明星的追捧者中,男女一樣多)。

  然而,看名人也存在著安全問題(最令警察頭痛),不僅看客自相踐踏,容易出人命,就是被看的名人,也有風險。西方的女影星遭到追星者綁架、甚至刺殺的消息,已經不算新聞了。英國前王妃戴安娜的死亡,跟狗仔隊的追蹤有著直接的關係,屬於一個跟「看」有關的名人傷亡案件。前些天法國著名影星蘇菲·瑪索來中國,為了防範眾人「看」的過激,接待方準備了60個保鏢護駕,可是,現場激動的看客依然會不顧一切地撲上去,能摸(包括抓)就摸一把。當然,古人也是人,這種事情古代也有。跟潘岳同時代的衛ND325,也是出名的美男子,晉室南渡,衛ND325也到了南方。江南的女人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美男,未免過分激動,在大熱天裡,活活把個衛美男像看熊貓似的圍觀了大半天,至於身體接觸,當然也在所難免。可悲的是衛ND325身體一向不好,經過這麼一「看」,回去就大病一場,死了。當時就傳出一個典故,叫做:「看殺衛ND325」。

  看名人以至於看殺,是名人和大眾付出的代價。任何人,只要變成大眾眼裡的名人,那麼,他(她)的一切,特別是他的身體,就已經不屬於他了,已經成了大眾娛樂的一部分,必須為大眾的狂歡做點貢獻。古今中外都一樣,公眾的東西容易損壞。在這方面,古代的美女美男們肯定要比今天的明星悲慘,今天的明星被看,標誌著巨大的票房,也就是個人的收益,而古人,除了讓人嚼舌頭,個別美男多幾個投懷送抱者之外(今人這方面收穫更多),什麼好處也沒有。 






 
茶壺茶杯和牙刷
  辜鴻銘有句名言,男人和女人,就像茶壺和茶杯,一個茶壺可以有幾個茶杯,一個茶杯不能有幾個茶壺。意思是說,男人納妾,享齊人之福,是天經地義的。辜鴻銘「學在西洋」,是西方文化熏出來的人,西方文化的要點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制,比照亞當夏娃,嚴格執行。即使貴為國王,也得遵行不二,拈花惹草偷腥可以,但跟中國皇帝一樣三宮六院的,則不行。西方世界千餘年來,除了極少數的化外之地存在個別的例外,比如美國的摩門教,還真是一體遵行。可是,為什麼偏偏一肚子洋墨水,中國字都寫不好的辜老先生回到中國,在歐風勁吹的當口,硬是公開鼓吹納妾?到底是跟他的保皇政見一樣,不過是借題反潮流,還是為了使他那「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的豪言壯語名副其實(他納了一個日本的妾)?現在委實是弄不太明白了,但我估計跟這兩條都有點關係。

  辜鴻銘說了這句很是冒犯時髦女士的話,搖著腦袋後面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辮子,依舊我行我素去了,根本不理會背後先進的男女們的叫罵。這些人叫罵得越凶,他老人家越是高興。不過,先進的人們在批判的同時,往往在私下裡不得不承認這句名言比喻的高明(尤其是男士),時間一長,大家未免有點中毒。大詩人徐志摩追上美女陸小曼,儘管有許多曲折和不快(尤其是對於小曼的原配王賡而言),畢竟是一段文人佳話。徐志摩圈子裡的人,多半還是替他高興。當時很有名的畫家,也是徐志摩好友的邵洵美,特地為他們畫了一幅畫:一個茶壺,一個茶杯。題曰:志摩是茶壺,小曼是茶杯。大大地幽了好朋友一默。

  小曼笑納了邵洵美的禮物,但卻發表了自己關於男女問題的見解,她說,男人和女人,不應該是茶壺和茶杯,而應該是口腔和牙刷,每個人應該有自己專用的牙刷。

  陸小曼順應時代的潮流,維護了女人的權利,其比喻可以跟辜老先生媲美,不愧為一代美女加才女。只是她在日後的實踐中,卻只顧了女權而忽視了男權,雖然有客觀原因,畢竟尋下了情人,並且開支巨大,讓丈夫在徒呼奈何的同時,還要兩地奔波講課掙錢,最後年紀輕輕就死於非命,讓喜愛他詩歌的人,少了不少享受和激動。

  自古以來,男女之事,神鬼難言之,說不清道不白的。時間一晃,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可是不僅納妾的依然我故(據女士們說,現在的包二奶,還不如納妾,因為沒有名分,男人也不太負責),婚姻關係中,亂用牙刷的事情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造成了眼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性和婚姻關係的紊亂,大大超過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美國。是好事還是壞事,說不清,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們的觀念有點亂了,實在不知道是該守舊還是應該迎新,抱著茶壺還是拿穩了牙刷。 






 
關公、漢室與火羊陣
  已經有些年了,歷史學家總是憂心忡忡,說是歷史被寫小說編本子的弄壞了,很是擔心以後的人們,可能會按照這些弄文學的人所說的理解歷史。其實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因為自從宋朝說話人(說書)講史以來,從來歷史的敘述,都敵不過文學的誇張,普通人記憶中的歷史,不可能是史家的歷史。只是這種文學性的歷史,時不時地會借某些人的身段,冒出來,在後來的歷史中留下痕跡。

  鬧義和團的時候,團民圍攻西什庫教堂,久攻不下,這時冒出來一個和尚,塗紅了臉,手裡捧著一本《春秋》,按青龍偃月刀,騎著馬來到陣前,團民們聲勢大振,說是關公再世,洋人的末日到了。大家擁著再世的關公,一起上前,只聽一聲槍響,「關公」墜落馬下,大家一哄而散,直到八國聯軍進城,小小的西什庫教堂巍然不動。

  辛亥年十月,雲南新軍起義前夕,蔡鍔、唐繼堯等人在劉存厚家,劉摒去妻子,大家歃血為盟,書「同心協力,恢復漢室,有逾此盟,天人共殛」16個字,火化調於酒中,滴上各自的血,一起喝掉。當時鼓吹排滿的人,要光大漢之天聲,恢復漢家衣冠,倒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恢復「漢室」是什麼意思呢?在漢語裡,「漢室」的意指是固定的,無非是劉家的朝廷。大概事情緊急,這些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武人,一時以為自己是奉了衣帶詔的劉備、馬騰和董承了。

  最富創意的是馮玉祥的部下張之江,1925年他跟奉系李景林部在天津附近開戰,張之江攻,李景林守,雙方僵持不下。張之江想起了《東周列國志》上田單的火牛陣,打算如法炮製,可是急切之間,找不到那麼多牛,京津附近,羊倒有的是。於是,張將軍臨時修正了古人,改打火羊陣——抓羊、買羊,在羊尾巴上澆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陣前,一齊放出去。沒想到,被弄得瘋掉的羊並不聽從指揮向前衝,而是四面八方亂跑。火羊陣沒有改變雙方的陣地格局,不過,其結局,兩邊陣地上的士兵倒很滿意,因為他們都在忙著大嚼其羊肉。

  跟義和團運動期間,北方遍地的拳壇上,一「上法」(進入某種狀態)就宣稱自己是關(羽)張(飛)趙(雲)馬(超)相比,跟成千上萬唱著「三國戰將勇,要屬趙子龍」走向戰場的軍閥士兵相比,上面提到的事情算不得什麼,不過是些小說觀念改變世界的小案例。但是這些告訴我們,不真實的歷史,也許比史家敘述的比較真實的歷史,更能創造新的歷史。因為它有更多人樂意相信,也有更多的人樂意模仿,歷史也許從來就是這樣將錯就錯地演進著。跟上述故事類似,比如辮帥張勳,對關羽崇拜到了骨頭裡,他不知道《三國演義》裡關羽所謂的忠臣不事二主,降漢不降曹的鬼話,都是羅貫中編出來的。當然,如果張勳僅僅止於崇拜,跟歷史的變化關係不大,可是他在清亡後還抱著清室的大腿不放,上演了一場清室復辟的鬧劇,讓後世的歷史學家不得不記上他一筆。從某種意義上,小說的歷史虛構,就有了真實的歷史意義,參與創建了一段真實的歷史。 






 
有關人頭像章的一點考據
  中國一度有過紀念章的盛世,在那個盛世,偉大領袖的像章,成了一道中國特色的風景,除了特別的窮鄉僻壤,誰家沒幾個乃至上百個像章呢?記得那個年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們,經常被人掛滿了像章,有時甚至幾層。——在衣服上掛上布片,再往上別像章。有的像章有臉盆大,有的是金子或者稀有金屬做的。至於把像章生生別在肉上,弄得鮮血淋漓,也不算是什麼稀罕事。

  勞動佛祖,讓他來為自家護身保駕,掛個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間,這是國人古已有之的老習慣。這些佛像如果是金屬做的,而且又足夠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無幾了。不過,為世俗世界的人做紀念章的事,還是一種舶來貨,是洋人先弄起來的,中國人後來一直在學。清朝覆滅之後,別的現代化好像沒什麼起色,但在這方面,倒是進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舊貨攤上,我淘到過孫文、袁世凱、黎元洪、蔣介石,甚至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閻錫山的像章,都蠻精緻的,個個人頭碩大,端莊可敬。但是翻遍歷史並名人日記和回憶,卻沒有人人戴像章的記錄,甚至軍政人士好像也沒什麼人佩戴這種看起來很美觀的東西。如果非要佩戴點什麼的話,大家顯然對勳章更感興趣,在老照片上,頂多能看到人們掛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勳章的形象。

  顯然,這些曾經威風過的偉人(用廣東話來說叫猛人),不是自身個人魅力不夠,就是手下抬轎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卻沒有辦法或者乾脆沒有想到讓大家都佩戴。袁世凱手下的梁士詒等人,想出了組織妓女和乞丐請願團擁護老袁當皇帝的招數,大太子袁克定甚至連報紙都偽造出來,以示輿論一致,居然就是沒想到讓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頭的紀念章(哪怕讓軍政人員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別說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準保沒人敢反對,蔡鍔之輩就是想搗亂,也沒有人會響應。

  不過,在那個時代,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過的大人物這樣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紀念品,不充分發揮其政治效用。有兩個不大的軍閥,造了有自己頭像的紀念章,然後強令自己的部下,每人一個,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軍法處治。這兩個人,一個在膠東,叫劉珍年,一個在關中,叫管金聚。

  相比較起來,劉珍年推行個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點,不僅發像章,據說還編了自己的語錄,發給手下的軍政人員,人手一冊,某些警句據說也是要求背誦的。可惜的是,現在劉珍年語錄已經找不到了,我搜尋多年都沒有結果。如果有一天劉語錄能出土問世,肯定是件讓收藏舊文物的人們高興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劉、管兩位的隊伍畢竟太小,不過幾萬人槍,崇拜所形成的戰鬥力又不足夠大,所以沒有顯示出像章本身所應該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先後都讓更大的軍閥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戲劇性,打敗了仗,本來他是可以化裝逃走的,可是,即使變了裝,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章,等於到處張貼了通緝令。——於是管大人沒有跑成,落到了對手手裡,而對手又是個六親不認的傢伙,結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翹辮子了。

  時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了,沒有人為我們的劉大人和管大人總結過經驗教訓,為什麼他們的個人崇拜不夠有威力。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開創了利用像章推行個人崇拜的先河,擁有貨真價實的首創性。僅憑這一點,他們就有資格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因為這兩個小老鼠,後來居然拖出了那麼大的木掀。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發生過很多事情,有倫理革命、思想解放,還有科玄論戰、教育救國、鄉村建設。可是,當時發生的並不僅僅是這些事情,不僅大學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讓後來的人們看起來很不怎麼樣的人,也在忙。對歷史發生作用,甚至影響到後人行為的,其實並不都是那些很光鮮的思想和行為,思想家和先進時髦的學生在創造歷史,軍閥、馬賊們也在創造歷史。有講唯物論的就有裝神弄鬼的,有拜佛傳戒的就有用水龍頭給部隊洗禮的,有主張教育救國的就有扶乩打卦的,比較起來,利用像章搞個人崇拜,還多少有點創造性。只不過,大家亂忙一場,流芳百世也罷,遺臭萬年也罷,究竟哪個影響更大,還真說不清。 






 
有關名人和辮子的故事
  由於近些年清宮戲的流行,估計全國的男女老少,沒有不知道清朝的男人是要留辮子的了。在美國,很有些人到現在還以為中國男人腦後有辮子,因為國人給他們最早的印象就是如此,祖祖輩輩傳下來,形成刻板印象了。其實,當年中國男人的辮子,之所以最終被剪了下來,主要是這些西方人外加東方的日本人鬧的。首先是西洋人少見多怪,心懷種族歧視之見,說國人的辮子pigtail(豬尾巴),後來一心要脫亞入歐的日本人也跟著起哄,豬尾巴長豬尾巴短地叫,日本小孩還成群結隊地跟在清國留學生的後面,一邊嚷著,一邊伸著手,試圖揪一下。清朝最後的十幾年,國人到日本留學的最多,慢慢地對這種起哄招架不了,有些人在境外某些勢力的策動下,居然想起了原來這辮子其實是滿族人逼我們留的。一來二去,明末清初的筆記,《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什麼的都出來了,大家一看,原來我們的祖先,為了腦後的這根辮子,死了那麼多人。辮子,不僅給了洋人罵自家的由頭,還是奴隸的標誌。

  大家想通了之後,有勇敢的人就把辮子鉸了,不長不短的頭髮,披散在腦後,前面還因為經常剃的緣故是光光的,成為那個時代獨特的一種髮式。不過這樣一來,中國使館的留學監督不幹了,總是找這些人的麻煩。因為留學生中很多是公費,即使不是公費,父母家人也在國內,雖然那個時候朝廷在搞新政,整個社會,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下,人心不穩,控制也不那麼嚴了,但如果真要較真,追究起來,總是有點不妥。於是,沒了辮子的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經過偵查,他們發現監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學生關係曖昧,於是決定設伏捉姦。俗語道,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只要惦記著,總能找到機會下手。某天,機會終於來了,姚某被抓了個「現行」,三個好漢一擁而上,鄒容抱腰,張繼捧頭,陳獨秀揮剪,只聽卡嚓一聲,監督大人的辮子就被剪了下來。結果姚監督丟了官,而三位好漢也不能再繼續求學,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黨。

  打這以後,繼任的留學監督再也不敢為難留學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留學生們也就日益膽大妄為,不再把辮子塞在帽子裡,隆起一座富士山,紛紛剪下辮子跟日本下女換酒喝了。風氣所及,連滿族學生也受影響,不過,這幫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將剪辮變成一種跟家裡人要錢的手段。端方的兒子也留學日本,到日本沒幾天,就把帶來的學費、生活費連同回去的旅費統統花了個精光,然後問老子要錢。老子聞後大怒,不給。兒子又來一信:再不給錢就剪辮子換錢!端方雖是滿人官僚裡的開明派,但滿人剪辮子畢竟不成話,於是趕緊給兒子匯去一千大洋。

  當年留學日本的人,絕大多數去得快,回來得也快。因為一來國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來日本人也比較會糊弄中國人,大批地辦速成學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發中國人學成回國。回國的留學生有的雖然連正經日語都不會說,只跟下女學會了幾句戲謔的話,但卻大批地擔任國內新學堂的教師。這樣一來,剪辮子的「不良風氣」就傳給了國內的學生。為了防止境外反動思潮的侵蝕,清朝的地方官採取了許多緊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規定學堂的教員不能沒有辮子。可是,如果這條規定嚴格執行起來,那麼學堂就有辦不下去的危險,因為留學生沒有幾個有辮子的。沒有辦法,只好變通,允許「海歸」們弄條假辮子掛上充數,結果國內一時間假髮店大發市利,生意奇好。魯迅回國的時候,也買了一條假辮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蒼蠅見了血似的盯在後面品來品去,研究辮子的真偽,逼得魯迅一怒之下乾脆扔了假辮子,就光著腦袋走來走去。——學校居然也沒有辭退他。其他回國的「海歸」,裝假辮子的經歷大抵差不多,都先後被過於苛求的趙老太爺們逼上了梁山,最後大家索性不要辮子了。

  當然,事情也沒有那麼絕對,海歸們也有自願掛假辮子的時候——那是朝廷授予他們洋進士、洋舉人的時候。晚清新政曾經弄過某種中西合璧的玩意,給留學回國、學而有成的海歸們授科舉的頭銜。舉行一個小小的考試,按成績,也按留學生在國外拿的學位,學工的授工科進士和舉人,學農的授農科進士和舉人,學軍事的,就授兵科進士和舉人,當然,如果是學牙醫的,就授牙科進士和舉人。我們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嚴復、李四光、蔡鍔、唐繼堯、吳祿貞、蔣方震,都得過這種科名。雖然那時候很多時髦的人都在罵科舉,但真要是頭上落個進士舉人的頭銜,誰都不會拒絕。——畢竟,那東西我們祖祖輩輩為之奮鬥了那麼多年。

  再後來,革命了。革命黨只要起義成功,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剪辮子。有的地方甚至規定,凡是不肯剪辮子的人,不予公民權。更多的時候,革命黨人是靠武力強迫,抓住有辮子的,按倒就剪。害得農民不敢進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當年見於日本的「富士山」轉移到了中國。但是一門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為什麼國人對自己奴隸的標誌這麼看重?一個很有革命思想的軍官馮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統統剪掉辮子,他親自帶人手持駁殼槍監督,士兵們哭得呼天搶地,紛紛把剪下來的辮子珍重地包好藏起來。馮很憤怒,也很無奈。

  可是,過了不久,當馮玉祥也變成了一方軍閥,他招兵的時候,定下一個關鍵的條件就是,沒有辮子的不要。——有辮子的農民,才是真正的老實人,招來當兵——塌實。

  再到後來的後來,國人的辮子逐漸地沒了,畢竟鄉下人敵不過城裡人。在鄉下向城裡看齊的過程中,隨著風習的改變,九斤老太和趙老太爺都漸漸地沒了市場,被城裡人強行剪掉辮子的農民,安然無恙的日子一長,大家突然發現,原來沒有辮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辮子沒有了,神還在。這是馮驥才小說《神鞭》裡說的,小說主人公傻二原來有一手甩辮子的「神功」,參加義和團,辮子被洋人的洋槍洋炮打沒了,但練了洋槍,一樣神乎其技,百發百中。此話,從另一個角度講似乎更對——辮子沒了,奴性還在,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甚至還會變本加厲。上層的人,講「政治貞操」(注意:講的都是大男人),下層的人,矮著身子狂呼萬歲。

  其實,箇中的道理是常識:奴性之有無,是腦袋裡面的事情,跟腦袋上的頭髮無關。 






 
臥轍代表
  在清代,地方官離任的時候,這個地方的紳商都得表示一點挽留的意思。比較通行的方式是送「萬民傘」,意思是這個父母官,像傘一樣遮蔽著一方的老百姓,送的傘越多,表示這個官越有面子。當然,有時候也會有更熱烈的表示,那就是當官上路的時候,組織一群人攔車或者攔轎,雖然最後人總是要離開的,但那場面還真有點感人。

  當然,這種事,有真的。不過,如果在這個官被撤職或者降職的時候,當地還有人送傘,甚至攔轎,說明這個官絕對是個清官或者好官,而且當地人同時又有情有義。可惜的是,在多數情況下,所謂萬民傘之類,多半是當事人自己操辦出來的。當地人看在離任官員即將陞官的面子上,一般都不拂其意,怎麼也要表示一下,不過如果需要大力度的表現,比如組織攔轎攔車什麼的,那就需要離任者出點血了。某些官聲不佳的人,連一般的萬民傘都得出點血,否則沒有人樂意操這個心。當然,也有官聲不好,不肯出血,卻非要傘不可的,那就是放賴不肯辦交待,逼接任者為他張羅。

  進入民國以後,地方掌權的人,逐漸換了軍人,軍人的臉皮比較厚,橫徵暴斂,營私舞弊,做事情不在乎人家怎麼說。很多地方,1920年代的田賦已經征到了2020年代,小老婆討了N個。不過,軍閥也有好面子的,如果有機會換個地方當頭,也有人熱衷搞一點萬民傘之類的噱頭。1917年,馮國璋以副總統繼任總統,必須離開南京,於是把他的親信江西督軍李純調到南京,做江蘇督軍。李督軍在歷史上,沒有多少聲響,除了「二次革命」時打過國民黨之外,似乎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只是有點好面子,講虛榮(否則大概後來不會自殺),從江西調到江蘇,等於升值,走的時候,總要風光一些。於是在他的安排下,江西的紳商一如前清時節,送萬民傘,發電報挽留,沿大街安排商家預備送別席,而且還推舉了一個老紳士做「臥轍代表」,意思是在李督軍上路的時候要躺在車前攔駕。只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輪船,從南昌到南京一般是坐輪船的,不知道到時候是否把老紳士丟到江裡去。當然,所有的這一切,都有代價,就是說,由李督軍買單的。

  比起依權仗勢,以強力脅迫老百姓對其表示歡迎或者挽留的,這種花錢買感情的方式,其實還算是溫和的,溫和雖是溫和,卻多了幾分肉麻。只是拿肉麻當有趣,從來都是政界人士的特殊愛好,這一點古今大同小異。一位現任的地方官說過,現在選拔幹部,得有一部分能幹事的,有一部分老實聽話的,還得有一部分拍馬屁的。他強調說,如果沒有拍馬屁的,咱們當官圖個啥?其實,這些人明知道拍馬屁的說的不是真話,跟他也沒有真感情,但就是要聽他們的好聽的,一天不聽,就渾身難受,不用說,這是種癮。我們知道,在實際的生活中,拍馬屁的諸公,不僅說好話,灌迷湯,而且會組織人員裝出燦爛的笑容,歡迎或者挽留,如果必要,臥轍代表或者臥轍群眾都會有的。跟過去不一樣的是,今天的萬民傘、送行宴或者代表什麼的,所有的花費都可以堂堂正正地由公家報銷。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直接由納稅人買單,而且組織活動的人,還可以在年終的時候,把這些活動算作政績。

  誰說中國人沒有進步?呸!那是萬惡的舊社會。 






 
「義和團藥方」為何再現江湖
  出一趟差回來,發現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經鬧大發了。商店裡的口罩脫銷,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脫銷了,都灑在或者正灑在各色房間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雖然致病的病毒還沒有最後查清,但防治這種病的中藥藥劑卻冒出來一堆,有中國的也有韓國的。民間的驗方也層出不窮,跟小道消息一併,在底下到處傳。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電話相告,他剛剛獲得的一份珍貴的防治「非典」的驗方,方子念完,電話這邊的我不禁啞然失笑,我告訴他,這是當年義和團的藥方。

  放下電話,怕記憶有誤,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訴我的驗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義和團揭貼上附著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藥方:

  烏梅七個,杜仲五錢,毛草五錢,用水煎服即愈。

  在現在人的眼裡,上個世紀之交是中國人跟外國人過不去的年代,包著頭巾揮舞著大刀的義和團,自我感覺有刀槍不入的法術,老是衝著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們砍砍殺殺,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氣。其實,那也是個恐慌的歲月,人們,包括義和團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著什麼,洋人在井裡下毒,就是其一。據說,人們喝了下過毒的水,會出現瘟疫,讓中國人都死光光。這種恐慌還不是最恐怖的,人們還傳說洋人誘人入教,女的姦淫,男的雞姦,死後挖出眼睛做成藥水,據說可以點鉛成銀。不僅如此,洋人傳教士和修女還拐騙兒童,挖出心肝來做藥。自打西方撞開大門進來,基督教各派在中國城鄉的傳播成了氣候,類似的傳說就在不脛而走,只要誰家走失了孩子,什麼地方鬧起了瘟疫,如果當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話,那麼針對洋人的恐慌就會鬧起來。於是乎教堂被燒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殺,歷史上稱之為教案,在義和團之前,已經鬧了幾十年。

  耐人尋味的是,真正因為洋人和傳教士欺負中國人而鬧起的教案並不多(這種事其實很多),鬧起來而鬧大的,往往是根據我上面提到的這些訛言和傳說。儘管,每次這樣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預下,都以鬧教的地方賠款懲凶為結局,但是,處理教案的中國官方,卻從不公佈事件的真相,告訴人們其實沒有人挖了心肝做藥,也沒有人在井裡下毒,慷慨激昂的衝突,含有了太多誤會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結果,給人的印象是,賠款懲凶的處理不過是洋人武力脅迫的結果,而訛言是實有其情。於是乎,訛言越傳越盛,越傳越玄,最後以庚子年華北的大旱為契機,釀成了舉國皆狂的排外大潮。當然,最後是超大規模的賠款懲凶——成千上萬的義和團員人頭落地,四萬萬人每人交出一兩銀子。

  歷史似乎在借助「義和團藥方」告訴我們,凡是大規模的群體性恐慌,往往與當局有意無意地控制信息有關。事情就是這樣,越是擔心真相的暴露會引發人心的騷動,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不安。當正式的渠道閉塞的時候,人們對於各種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賴,從而導致小道消息乃至訛言被激活,群體在傳播和接受訛言的時候情緒相互感染,恐慌由此產生而且升級,直至出現危機。更加可怕的是,群體性恐慌所引發人們的緊張,使人們會自動地尋求消解之道,緊張的情緒要有地方宣洩,不滿積聚要尋找替罪羊。這時候人們往往趨向於「做點什麼」,有點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潰堤一樣形成騷亂,更不用說有人有意組織策劃了。

  雖然,信息控制是傳統政治治理術的組成部分,但是某些聰明的統治者也知道,什麼時候能瞞,什麼時候不能瞞。在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波及每個人的時候,信息公開往往是化解危機的不二法門。因為公開的信息可以讓人們知道如何規避危險,繞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則很容易使自己成為人們情緒激動後果的承受者。

  義和團藥方的再現江湖告訴我們,人們在情形曖昧的危機時刻,其心境、情緒和行為大體上是相近的。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正在流傳的藥方中有義和團的藥方,甚至人們可能並不真的相信這些中藥和藥方,可以治療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現,不過是一種人們在恐慌的時刻想要做點什麼的徵兆。

  時間雖然過了百多年,在觸及到人類最本原層面的時候,人的變化其實並不大。

  廢科舉: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2005年是科舉廢除100週年。100年前,一項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端方等人一攛掇,幾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變法、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后下了一紙詔書,就這麼完了。順手翻了一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1905這年,關於廢科舉,居然一字未提。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哇國裡,知識界看起來已經帖然接受了這個在後人看來幾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這個被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舉制,居然完結得這麼無聲無嗅,波瀾不驚,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而且讓當時有點瞭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驚奇之餘,未免有點盲目樂觀,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說:既然「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內幕》)。

  莫理循沒有明白,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制度變革,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也斷不會如此迅速,更不會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只要國家出了問題,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制度上,甚至乾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裡有了麻煩,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頭上,打在士風或者學風上,而最終又都反映在選舉(官吏選拔)上。自從秦漢創製以來,這種局面就形成了。選舉制度的幾次重大改革,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以及中間小的變革,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科舉考試內容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等,無一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大抵自秦漢以來,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管理帝國,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僱員,形成了實際上的「半公司」架構,無論是追求效率還是講求穩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質和能力,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人治」的重中之重。這樣一來,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綱」,每次出了問題,大家就指望「綱舉目張」,一抓就靈。

  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在應變方面的成績不佳,選舉制度自然難逃板子。自明末以來對八股制藝的批判聲,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連串敗績,越來越高。當然,一般說來,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制藝的牢籠之中,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不過,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時的批判,隨著人們對西方的瞭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西方的學校制度。西方的節節勝利,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說服力。事實上,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這裡,人們不僅聽到了「破」的呼聲,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樣,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這意味著,在中國歷史上,選舉制度的變革,第一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

  然而,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在事實上跟科舉制度並不對應,至少不完全對應。嚴格來講,我們的科舉主要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屬於選官制度,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學校制度(官學)日益和科舉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成為科舉制度事實上的附庸。在明清兩朝,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一個台階——進學成為生員(秀才)。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制度,因為它事實上什麼都不教。不過,由於科舉創製的時候,引述古義(周禮所謂的學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誤會,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因此,那個時候的人們,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從一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制度來類比科舉,一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

  其實,儘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一起的,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到了晚清時節,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段可有可無的闌尾。雖說各個府、州、縣都有學校,房屋設備齊全,但這種學校基本上是不開課的,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進學的實際意義,除了獲得參加進一步考試的資格外,主要是為了擁有一種初等縉紳的身份,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並得到民間的尊重,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其實是私學(各種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師,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儘管,在那個時代,人們一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這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扭曲,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所以,實際上,西方學校制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系,而不是科舉制度。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一詞的「廢科舉,興學堂」,按理應是「廢私塾,興學堂」才是。雖然,廢科舉後,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

  古代中國被人稱為「選舉社會」,選拔官員的制度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實上,無論是早先的察舉,還是後來的科舉,都既是社會精英上升的階梯,也是政府聯繫士人的橋樑,更是使社會圍繞著政府旋轉的磁石。科舉的金字塔的最頂層是進士,其次是舉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還有人數眾多的童生。從進士到童生,台階雖然只有四層,可上層和下層,人數比例可達到了一比十幾、數十萬。科舉制度就是這樣牢牢地將社會上絕大多數精英和預備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軌道上,用《儒林外史》裡馬二先生的話來說,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樣要趕考。自元朝以來,官方將朱熹編定的《四書》定為考試範圍,將朱熹的註釋作為標準答案,無非是將原來科舉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與士人的聯繫,加上一道忠誠的鎖鏈而已。

  科舉制度在古代社會的作用,還體現在這個制度對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舉考試不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業,產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裡,專門編製、評點「考試複習資料」為生的讀書人,也刺激了鄉村的私學的發展,為讀書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寬口徑的謀生飯碗,使得中國的古代社會有了驚人的識字率。更重要的是,這個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讀書人「應考—謀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謂「耕—讀」的模式(許多鄉村的讀書人,都是一邊教書,一邊複習準備考試,一邊種地)。這種模式不僅給了讀書人還算體面的生活,而且為鄉村禮俗生活提供了「禮教」的資源,維持了鄉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試不止,不僅僅出於他們對仕途的迷戀,而且還是因為他們其實沒有辦法擺脫這種生活模式。

  在科舉廢除的時候,雖然來自西方的「大門口的陌生人」已經進得門來幾十年,在政治上,業已成功地將中國拉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但在社會生活上,除了少數的沿海口岸城市外,這些外來者卻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更為深刻的變化。換言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儘管已經進入20世紀,依然還是按著古老步調,演著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舊戲」。那些沿海城市,雖然也逐漸有了記者、律師、銀行職員之類的現代職業,但由於過於稀缺,一時也難以滿足新式教育的學堂畢業生以及留學生們的需要。在科舉廢除前,雖然學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學堂辦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務部門。而西方教會辦的新式學校,畢業生如果不設法留洋的話,只有留在教會內部消化。事實上,直到科舉廢除,在學堂裡讀書的人們,多半是腳踩兩隻船,一邊學著聲光化電和ABCD,一邊複習著八股文,背誦子曰詩雲,隨時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當年進了江南水師學堂的魯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後來回憶,在科舉廢除前夕,在學堂讀書的他,仍然受家裡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參加秀才考試,「當時家裡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於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秀才考試的最後一關),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知堂回想錄》)不管社會輿論對科舉的態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類似處境的讀書人來說,腳踏兩隻船,無非是多一條發達晉陞的途徑而已。

  其實,廢科舉並非沒有反彈,也不是沒有引發不滿情緒。科舉之廢,對於身處風氣已開的江南地區的周氏昆仲來說,可能只是在科舉的那條船上收回了腳而已,但對於像蔣廷黻這種地處偏僻的湖南邵陽鄉下的讀書人來說,事情就要麻煩得多,由此帶來的苦惱也多得多,他們的家長不得不為此煩惱,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錢,以便把他送到省城裡上學堂。還有很多人,連學堂都進不了,只好投奔新軍,做當時很為人所看不起的「糧子」(過去對士兵的稱呼)。顯然,他們這些人在改革過程中,是沒有聲音的,至少,他們的聲音沒有那些上層的讀書人那麼大,由於沒有那些救國求新的大道理,他們即使發了聲,也沒有人聽,自己的底氣就不足。他們的境遇甚至可能還不如一些農民。我們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間,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燒先生」、「打學堂」的農民風潮,農民借這種看似非常落後愚昧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興辦學堂的不滿。這種風潮被記錄下來,總算留下一點民間有關廢科舉的聲音。

  對於已經成年的人來說,生活模式和生活軌道的改變,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即使改變後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況無出路。國外史學界已經證實了由廢科舉導致的士人與朝廷的傳統聯繫的中斷,跟辛亥革命之間的關係。其實,給士人帶來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狀態的改變和混亂。這種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後壓倒清朝政府騾子脊樑的一根稻草。我們都承認,新軍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軍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於生活的不滿而發洩憤怒?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各種的比例各佔多少,我們現在是無法弄清了。據當時還算個領袖人物的仇鰲講,其實那時候就連他滿腦子想的也不過是排滿,對於民主共和並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應該說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實不過是藉著更西化、更具現代性的口號主張,發洩了他們原本對現代性意義上改革的不滿。

  民國建立之後,人們逐漸明白了,考試取官,作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個時代,談不上腐朽落後。當時的西方國家大多處於政黨分肥的文官制度狀態,現代西方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後來才建立的,而且據說是受了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啟發。事實上,後來的民國政府,考試作為一權獨立出來,表明國人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傳統資源的重要性,而且,學校不再和選官考試捆綁在一起。應該說,民國的教育,比較成功地將教育和選官分離開了。到此,按道理說,意識到這一點之後,蒙在科舉頭面上的百年之羞理應去掉了吧?可是,沒有,科舉還是沒有真的從當年的惡運中走出來,不僅有識之士,每每談及現實的教育問題,科舉還是挨罵,至少作為一個壞背景在挨罵。而且,最糟的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在計劃體制下,科舉居然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復活了。不僅科舉復活,而且當年的科舉制度下選官和學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復發。新中國的高考,怎麼看還都像是科舉的變種,不僅形式像,而且考試內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轉戶口糧食關係,畢業就是「國家幹部」,好像是23級(雖然比進士出來就是七品差了點,但考慮到大學的名額比當年進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說得過去了)。雖然號稱是最革命、最先進的教育,但主旨卻是跟當年確定朱(熹)注為不可動搖的標準一樣,是一種給定結論(真理)式的教育。無論什麼學科,什麼問題,都有標準答案甚至是惟一的標準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試,都必須將標準答案出好,以備教育行政部門檢查,如果檢查中發現老師判卷有不符合標準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處理)。當年是科舉考試的內容成為學校(私學)教育指導,而今天同樣的指導也發生在高考和中學教育之間。不僅科舉復活,而且我們的學校以及相關的教育機構,也有復古的跡象。學校基本上變成了衙門,而教師有官階和官身,但沒有權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現在也差不多。過去是學官管著教師,現在依然,過去是學生看重學官而不看重教師,現在依然。雖然,改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歷史,但由於教育體制的改革滯後,整體局面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雖然大學畢業生不再天然具有「國家幹部」的身份,但學校和高考運行機制和內容,卻是青山依舊,惡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當年沒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貿然下刀子一樣,現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樣存在著打算倒髒水連小寶寶甚至澡盆也一併扔掉的現象。

  實際上,科舉的復活,是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們的制度上,科舉中最陳腐和選官的內容,被決然地安在了高等教育體制上,而幹部選拔(選官)制度,卻跟科舉沒有了關係。傳統就是這樣以錯位的方式被繼承了下來,結果是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幹部選拔制度,變得歷史上空前的糟糕。我們一方面沒有辦法改掉高考像科舉的毛病,更沒有辦法改掉教育按給定形式灌輸的弊病,同時也沒有辦法真正通過考試來選拔幹部。例行的公務員考試,到目前為止,僅僅是幹部選拔制度的一個小小的補充。這種變革,實際上更多地是考慮控制,而輕視效率。教育的邏輯,是所謂的李申科思想的合理延伸。既然是培養齒輪和螺絲釘,那麼,教育就只在兩個方面發展:一是技術,二是馴化。在這種情形下,科舉的復活,也就成為必然。

  廢科舉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整整一百年,科舉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傷痕也讓我們癢了一百年。在這期間,西方的學說我們不知引進了多少,知識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幾回的地步,可是,我們的智慧好像還在原地打轉,甚至還有點退步。當年現代性的變革骨子裡是傳統的套路,今天卻也海棠依舊,甚至並沒有紅肥綠瘦。一百年了,覺得自己走了很遠,走來走去,才發現其實還在古人的迷局中沒有繞出來,甚至更糟。 






 
在私塾和讀經之間
  眼下,讀經是一種夾雜著反對聲的小時髦。伴隨著讀經的呼籲,各種形式的私塾競相出現。新私塾雖然也號稱讀經,但多半是些蒙學讀物,《三字經》《千家詩》之類,或者乾脆就是學點文言文和古詩詞,真正讀四書五經的非常罕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老的私塾雖然不斷有孑遺被發現,但每次發現,都會伴隨著一次剿滅。我在新華社的內參裡,發現過不少這種「發現—剿滅」的痕跡。2002年,因一個偶然的機緣,我發現了湖南平江鄉村還存在的老式私塾,披露後,雖然沒有剿滅隨之,但這最後的私塾卻在學者、官員尤其是媒體的眾目睽睽之下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前些日子,當年陪我一起在平江調查的彭以達老人,介紹一位從上海去到平江辦私塾的人來找我。言談之間,雖然我對這個富有獻身精神的年輕教師很是佩服,但也明白了,他辦的私塾,其實已經以教英語和電腦為主了。

  過去的私塾都要讀經。雖然,有的村塾摻雜著教一點跟經不太沾邊的日用雜字,但不讀經的私塾卻從來沒有聽說過。讀經當然有程度的差異,「一日三行讀大(學)(中)庸」的有,一上手就讀《左傳》的也有;將「鬱鬱乎文哉」讀成「都都平丈我」的可能不一定有,但讀錯別字的三家村學究肯定少不了;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凡是私塾就是都要讀經,在讀經過程中進行文字訓練。讀經和文字訓練的目的,當然跟科舉考試有關,但並不單是為了科考。離我們最近的王朝清朝,一般情況下人口是三億上下,進過私塾的人上千萬,可以算得上讀書人的至少有上百萬,而科舉的金字塔,進士不過每三年取300個左右,每年萬分之一的幾率;舉人稍多一點,各省多則上百,少則幾十,大體上也是三年一取(另有恩科),錄取比例也相當小,三年不滿千員;在秀才檔次,各地的學額,清初每年大縣40,中縣30,小縣20(大中小縣以人口賦稅和文風計算),再加上府學和額外的客籍、商籍、土籍(少數民族)等名額,每縣平均不到40,以後雖然有所增加,但相當有限。可以說,絕大多數從私塾出來的讀書人,根本跨不進科舉的門檻。「雖書香世家,能獲一衿,已屬不易。」柳亞子家是吳江名門,百多年來每代都能出一兩個秀才,頗得當地人尊重,其高祖為此刻一印曰:「有福讀書」。陳獨秀考中秀才,馬上說親者絡繹登門,若干年後,他跟北大的同事蔣夢麟談起此事,還開玩笑,說蔣是策論秀才不值錢(錄取名額多),而他是制藝秀才(有讀經功夫的)值錢。所以說,對於私塾這種古代社會的主要教育形式而言,科舉只能算是這種教育幾率很小的一個出口。如此狹窄的出口,如果私塾的功用僅僅局限在這上的話,會使得大多數的人喪失了進私塾學習的熱情。事實上,跟我從前所設想的不一樣,私塾的功能,其實並不限於培養科舉的預備人員,更重要的是為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提供儀式和精神方面的資源。

  我們知道,私塾的日常功課之一,是學習對對子。從一字對、二字對一直對到十幾字。原來我以為這種學習是八股文和帖試詩的寫作準備,後來才發現,實際上,對對子的功夫,主要施展在農村的百姓日用上。逢年過節、婚喪嫁娶和各種名目的祭祀活動,甚至一般性的應酬往來,對聯在其中都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春聯、祭聯,喜聯、輓聯,都是「對課」的用武之地。寫出來的東西不僅要對仗壓韻,平仄妥帖,而且要對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量身定做」,只有這樣,寫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歡喜和塌實。有的地方,元宵燈節時的燈,也有「經」的內容。張岱在《陶庵夢憶》裡就曾提到紹興有一種「呆燈」,上面畫四書故事和相關的燈謎。習字(毛筆字)也是私塾的功課之一,從紅描到臨帖,其過程跟學習對對子一樣艱難。這個過程,一般也是被視作科考的準備。據說,不僅寫得一手好字的人應童子試就沾便宜,甚至到了殿試場合,名次的高下,也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壞。不過,即使傳說都是確實的,但對於大多數在童子試面前就被擋住的讀書人來說,展示自家書法的機會,還是在日常書信和寫對聯上。對子是要貼出來,或者掛在牆上的,字必須要像樣,能掛得住,在大家品頭論足之間,無論哪個書寫者都不會掉以輕心。即使對子對得好,但一筆字差了點,總是羞於見人,只好再用功,如此這般,無意間造就了中國書法深厚的民間土壤。

  私塾學習的文字內容,從《三字經》《千家詩》《綱鑒》到四書五經,從某種意義上是為這種寫對子提供了文字內容。在傳統的各種形式的對聯中,除了少量恭喜發財的內容外,幾乎所有對聯的內容,都絕對符合儒家倫理所體現的正統意識形態。顯然,這跟鄉紳的倡導和私塾的教育不無關係。

  在陸續進行的田野考察中,我發現,眼下中國相當多的農村,對對子的傳統依然殘存。多數地方,一般是過年的時候才能見到對聯,有少數地方在婚禮和喪禮上分別能見到喜聯和輓聯。過年的時候,由村裡人自己寫春聯的和到集市上買現成春聯的,大概各佔一半。而自己寫春聯的地方,大多由受過點舊教育熏陶的老人包辦,其中,有些地方還保留了上輩傳下來的對聯本子,上面羅列了一些各種場景該用的對子,寫的時候照貓畫虎就可以了。而有的在外面工作過的老人,則喜歡自撰新詞,或者新老交用,由於水平有限,往往寫得半通不通的。只有在極少數一直殘存著私塾的偏僻山區,比如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對子才既寫得好(字與文俱佳),又對景,而且在各種儀式中都存在;人們在寫對子的時候,一般都是自己創新,以照抄老本子為恥。一般說來,對於農民,春節寫春聯的習俗有著非常強固的生命力,只要還有點心氣,家裡還過得去,幾副春聯是過年必不可少的點綴和裝飾。如果春聯是自己家人或者親戚寫的,被問及的時候會感到十分的自豪,臉上泛著得意的微笑。我上大學的時候,同宿舍的一個歲數很小的同學,每到放寒假前夕,就會抽出時間來胡練一陣毛筆字,說是好過年回家給鄉親們寫春聯。其實他既不懂什麼叫對仗壓韻,也不會寫毛筆字,但他說,村裡只有他一個大學生,如果不會寫春聯,會讓鄉親們笑話的。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寫對子,有時還是那些被推翻階級惟一被保留的「特權」,因為很多農村,只有這些人才寫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在平江農村,每當有掃盲任務的時候,一些從前的地主就會變成掃盲班的教師,實際上等於變相地辦私塾。貴州安順的天龍鎮,有位黃埔軍校畢業的國民黨前軍人的鄭姓老人,當地的很多對景而又漂亮的春聯,大多出自他和他的學生之手。據他講,在過去的歲月裡,只有到了過年寫對聯的時候,他才感覺像個人。

  春節貼春聯,是從桃符轉化而來的民俗,由原來帶有巫術意義的畫符,演變成具有明確文字意義的祝福(當然,桃符原來的畫面也還保留,變成了門神),而且這種祝福,一般都富有儒家倫理的含義。這種轉換,既體現了儒家倫理對巫術民俗的滲透和改造,又是兩者奇異的結合。這種結合,使得儒學的觀念非常好地成為百姓日用的工具。

  儒學經典在民間的日用,還體現在農民日常儀式和調解活動兩方面。過去農村的婚喪嫁娶以及年節祭祀,都要有一定的儀式。這種儀式,就是儒家所謂的「禮」。不過,儒家經典《儀禮》和《禮記》上規定的禮儀,是不下庶民之禮,跟農村百姓日用之禮,有很大的距離;兩者不僅有繁簡之異,而且在於農村的類似禮儀,摻雜了大量民間巫術和宗教的成分,變得很不「純」了。以喪禮而論,不僅儀式上有僧道的唸經超度,而且裝殮和入殮過程也充斥了巫術的程序和理念。不過,儘管如此,這些禮儀在主導方面仍然是儒家的,不僅精神上保有儒家「慎終追遠」之主旨,而且只要有條件,必須請儒者前來主持(喊禮或者點主)。一般來講,儘管各種儀式內容混雜,只要不是刻板的道學先生,鄉紳們是不會拒絕參與的。因為他們知道,一般的老百姓,恰是通過類似的禮儀活動,才能夠更深切地體悟到儒家禮治所要求的長幼尊卑之序,直觀地明瞭上下、尊卑、昭穆這樣的概念,甚至可以說對禮有了某種肌肉的記憶。禮儀的混雜,對禮恰是一種有利的情勢,也許正因為民間這種不純的禮儀,才使得農民對之擁有更加強固的親和力,因為來自巫術和宗教的成分,同時滿足了農民對於祈福趨吉衷心的心理追求。

  民間的調解,是鄉村日常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民間糾紛是日常的節目,完全沒有紛爭的社會是不存在的。而在古代社會,訴訟是不被提倡的,民間有了糾紛,按約定的習慣,是首先要找人調解的,或者是族中長輩,或者是鄰居好友直至鄉紳或者其他地方精英。如果不經民間調停而直接訟於官府,應該屬於某種反常之舉。即使進入訴訟程序,如果是「婚戶田土」之類的「細事」,官府首先還是要進行調解,即進入黃宗智先生所謂的「第三域」。在正式判決之前,官府和原被兩造談判博弈,鄉紳和其他的鄉村精英在此期間也勢必要居中起作用。無論是官方的調解還是民間的調解,糾紛調解是民間日常生活得以維持的關鍵性環節。

  對於民間和官府調解的研究,現在已經有了一些,但其機理卻還是不很清楚。比如,調解的說詞是什麼?或者說,調解用的是什麼工具?這個問題,往往被人忽視。多年游幕,曾經做過地方官的汪輝祖曾說:「且訟之為事,大概不離倫常、日用,即斷訟以申孝友、睦姻之義,其為言易入,其為教易周。」(汪輝祖:《學治臆說》)意思是說,要想調解到雙方撤訴,無非是申明儒家倫理的說詞,即私塾所讀的經裡的內容。其實,海瑞處理親族之間訴訟的原則:「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海瑞集》),主旨也無非是孝友忠信。明代的名士張瀚處理一件兄弟爭產案件時,採用的那種將兄弟倆枷在一起的非常手段,號稱使他們朝夕相處,顧念親情,最後撤訴,雖然既愚蠢又殘忍,其實也是出於儒家倫理的考量。顯然,調解時拿「孝友、睦姻之義」來說事,不僅「為言易入,其為教易周」,而且容易為鄉里輿論所接受,為上官所讚許。當然,除了道德說詞之外,官府調解還應該有律例的內容,即在講大道理的同時,申明法律,讓原被兩造明瞭利害所在,以便主動撤訴。

  官方的調解如此,民間的調解也是如此。由於調解人往往是那些「知書達禮」者,甚至是當過地方官的鄉紳。所以,他們的調解話語,也無外乎孝悌仁義這一套,即使其他類型的精英從事調解,也大體離不開這些話語,只不過,他們的語言相對要俚俗一些。當然,正像官府調解包含有法律的內容一樣,民間的調解也包含有其他的成分,人們在進行調解的時候,往往會分析事情的利害關係,講一些人情常識和日用道理,甚至摻雜一些因果報應之類的半宗教、半巫術的說教。一個成功的鄉間調解人(和事佬),往往善於將各種文化資源天衣無縫地混雜在一起,交替使用。不過,儘管如此,儒家經典裡的內容,依然是主腦。

  在中國的古代社會,儒學是百姓日用的東西,經過私塾這個中介,通過宗族、鄉社的活動以及婚喪嫁娶年節祭祀的儀式,日常生活、民俗信仰與儒學經典的精神水乳交融,難分彼此。儒家倫理和學說,固然不僅僅是學者象牙塔上的清玩清供,也不僅僅意味著上層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

  中世紀的中國農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是令外國研究者吃驚的事情。更令人吃驚的事情,是民眾對儒家倫理牢固的親和力。正是這種親和,使得任何一種形式的統治者,都得對孔子禮敬再三,連進軍過程中對孔子像夾臉一箭的蒙古人,坐了江山之後,依然要祭孔如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農村社會農民對文廟(孔廟)的冷淡,其實主要原因在於,文廟實際上是個官方設定的「禁區」,那裡被最大限度地神聖化和清潔化了。祭孔成了官員和紳士的特權,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涉足,時間一長,他們自然就不去那裡了。同時,由於所謂的儒教一直處於某種半宗教的狀態,孔子和孔門弟子,一般也不是人們祈祝的對象,香火不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雖然百姓祈祝的香火都投向了其他的神廟,但據調查,在古代中國的農村,每個村莊街道的主軸線上,都是宗祠的所在,神廟,只能建在側線上。而宗祠的活動,我們知道,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倫理的精神進行的。

  眼下,讀經和私塾都有復興之勢,不過,我想說的是,我們要意識到,在過去私塾和讀經盛行的時代,在私塾和讀經之間,還存在著很多東西。

  農村宗族:命運在歷史中旋轉

  在現今的中國農村,尤其是南方農村,宗族的復興已經是一個潮流,修族譜、建祠堂的

  熱鬧,連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幹部也捲了進去,不僅樂此不疲,而且帶著莫名的興奮。雖說跟從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條河,連祠堂門外的狗都不是那條狗了,但畢竟族譜修了(而且印製成冊,出版發行),祠堂蓋了,祖宗牌位供起來了,甚至連族長都選出來了。

  對待宗族的態度,國內學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原來一提到宗族復興,言裡言外,多少有點「沉渣泛起」的意思,總是習慣用「把持」、「干擾」這種詞來形容宗族的作為(在談及村民選舉時尤其如此)。現在除了少數立場特別堅定的人之外,多數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會整合、社區建設和公共產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開的有關宗族的學術討論會上,美籍華人學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學方式,證明了在同樣的經濟文化條件下,有宗族的村莊和沒有宗族的村莊,其公共設施存在很大的差別。可在國內學者看來,這已經是常識了。當然,這的確是常識,在中國古代的相關著述和國外有關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論述裡,中國的宗族就是幹這個的,而不是我們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壓迫」之類的醜惡。應該說,復興之後的宗族,在興辦公益方面已經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還是保留了下來。這是每個肯下去調查的人,只要不帶偏見,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識雖是常識,讓學者回歸常識,需要經過很長一段路。

  原來的惡評,顯然是源於某種跟政治有關的「成見」。1949年以來,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確的被打擊對象。族長即使沒有多少田產,也要被劃為「公堂地主」,打入階級敵人行列。土改過後,宗族組織被判定為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概強行解散。新建立的農村組織,是以階級為標準劃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舊社會組織的命,或者說,就是要打破農村血緣和地緣的舊日紐帶。在改革開放前,如果有農村幹部敢於修復祠堂,恢復祖宗牌位,輕則丟官,重則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就有壓迫束縛農民的「四大繩索」之說,族權就是其中之一。蘇維埃時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時,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長如果不趕緊跑的話,多半命要丟的。1930年,李立三當家,硬要全國的黨員發動暴動,江蘇農村的黨員被逼急了,滑頭一點的半夜到祠堂裡把祖宗牌位偷出來,丟到茅坑裡,老實的乾脆一條繩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長家門口,都算是暴動了。看來,基層農民黨員,很自動地就把鬥爭的目標指向了宗族。

  其實,共產黨人對宗族的反感,最早啟於「五四」。早期的中共領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五四」反傳統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倫理革命,宗族組織是革命首當其衝的目標。雖然,我們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張和詩歌小說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這個字眼,但中國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訴舊傳統、舊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為熱衷的事情。最激進的時候,他們甚至走向無政府主義,號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緣印記),互相以代號相稱。周恩來的筆名伍豪,實際上來源於他當年覺悟社時的代號「五號」。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屬於舊陣營的事物;對於向西方靠攏的現代進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個意思,代表著落後、保守、頑固、束縛和壓迫,屬於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實際上,在任何時代,那些有志有為,多少有點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標都往往指向家族。《紅樓夢》裡賈寶玉這樣的人物,許多大家族都會出上一兩個。家族既是他們的庇護所,也是令他們生厭的所在。只是,當年寶玉們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理由來公開造反,只好當面唯唯,背後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卻有了來自於西方的理論,來自於民族復興的大道理,作為他們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舉起反傳統的旗幟,向家族、家長和宗族張弓放箭。他們的行動非常徹底,從家長一直反到族長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總統。陳獨秀雖然自己說由於年幼失怙,他沒有資格組織仇父團,但如果他有父親的話,他跟父親的關係未必會相處得好,至少他的文字會令父親大人很不舒服,讓他的家族的長老更不舒服。顯然,對於所有叛逆青年來說,家長的壓迫、家族的束縛,是有切膚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當的理由,沒有什麼能夠阻礙他們把切膚之痛化為公然的反抗,進而演變成革命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革命,其實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方向是一致的。

  當然,建國以後之所以肅清宗族,背後還有現實的需要的拉動。革命旗幟下的現代化,是一場立體的現代化,需要強力的社會動員。後發現代化的國家,往往趨向於通過超常手段、便捷的途徑,趕超先發國家,深度的社會動員,就是其中的應有之意。人們所需要的,其實不僅僅是對社會的強力控制,還要求每個人都竭盡所能,為國家民族作貢獻。為實現這個目標,文化改造、社會改造和人的改造這三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中國的革命,決不是簡單的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是一場涉及民族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深度變革。在這場變革中,原有的農村社會文化結構是要被顛覆的,這意味著原來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農村社會結構要被割裂重組,以外來輸入的階級標準重新排列組合。組合之後,原有的等級秩序依然,但等級劃分的標準變了,等級的順序也顛倒過來了,然後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國家意志上面,成為現代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個改造過程中,宗族不言而喻地處在被摧毀的境地。事實上,不徹底地摧毀宗族組織和相關的文化,農村的社會改造就無從談起。

  自然,無論是「五四」情結的作怪,還是革命的現實考慮,都導致在革命的話語中,宗族原本負面的劣跡,諸如「鞭笞」、「沉潭」、「干涉婚姻自由」、「階級壓迫」之類的話題,格外地活躍起來。說是「妖魔化」當然也無不可,只是這種話題其實也是實有其事,並非有意編造。正如當年的「五四」青年對大家族的切膚之痛是真實的一樣,革命運動中對宗族的批判,也並不虛妄。可惜的是,青年終究會變老的,而耗盡共產黨人心力的三大改造尤其是對社會結構重組的改造,並不成功。當領袖們將青年時代的夢想,注入社會改造的行動中去的時候,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實踐,讓農民分男營女營集體居住,在公共食堂吃飯,集合出操,排隊上工,把改造推向了極致。可是,人間天堂的試驗,結果卻是一場特大的災難。

  試驗的結束,夢醒了,不管夢裡有沒有合理的成分,但人們畢竟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革命以來形成的農村社會結構雖然未必馬上瓦解,但已經出現了裂痕。關鍵是,國家權力退縮、意識形態淡化的前提下,這個結構不再能如常地整合社會(儘管有些專斷),如常地提供公共產品(儘管層次很低)。於是,陳年的歷史記憶重現了,因為歷史永遠是人們現實行動的資源之一,在一些傳統依然有根基的地方,宗族的復興浮出了水面。親不親,階級分,已經成為歷史舊賬,人們發現,靠階級弟兄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狀況,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卻一直顯示出令人依戀的可靠性。所以,大家再次有親靠親,依托血緣組織,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宗族的復興,如果套用西方的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話,就是在長期有國家沒社會的狀況下,國家逐步退出,而處於組織真空狀態的農民,採取的一種取之傳統資源的自救行為。

  嚴格地說,雖然孫中山先生一直詬病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從古至今,中國農民實際上是不能沒有組織的。儘管其組織的程度可以鬆緊不一,組織形式可以各種各樣,但組織肯定是存在的。因為作為以農耕和貿易為主要生活內容的人群,沒有組織是不行的。農民在用水灌溉、房屋修建、生活娛樂甚至日常耕作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農村社會的民間組織是百花齊放的,有各種各樣以互助為目的的會與社,也有各種半宗教半娛樂的香會、花會,還有自衛性質的看青會、聯莊會和各種武會。當然,數量最多,規模也最大的,還是宗族和宗教組織。事實上,血緣紐帶和信仰紐帶是農村各種民間組織的基本組織線索。宗族和宗教組織本身自不必說,就是那些看起來跟血緣或者信仰沒有關係的組織,包括第三社會的幫會組織,都有亞血緣和亞宗教的性質(比如洪幫,有關帝信仰,有按照虛擬的血緣紐帶排列的幫會結構)。事實上,儘管政府諱莫如深,目前農村自發產生的民間組織,還是在血緣和信仰兩條線索上發展最為廣泛,也最為迅速。

  宗族的復興浮出水面,有些人感到憂慮,有些人感到興奮,也有些人操心如何讓它們變成現代社會的NGO。但無論怎樣看待它,都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它的復興,不是發生在大宋朝或者大清朝,而是20世紀的末年和21世紀的初年,恰好趕在了一個中國從來沒有過的現代化高潮的浪峰上。城市化的浪潮,迅猛地吞噬著鄉村,中國的東西南北,內地和沿海雖然差異巨大,但受城市化的波及卻是無一倖免。絕大多數農村,都程度不等地面臨著衰敗的宿命。如果說,在清末和民國的現代化浪潮中,鄉村中出現了精英離鄉的困境,那麼,在此次浪潮中,不僅精英離開了,而且連同村裡的絕大多數青壯年男女也離開或者半離開了。由於精英和骨幹成員的常年或者季節性缺席,宗族的活動,不可能十分充分。更為重要的是,宗族生存的文化條件,或者說跟宗族相伴而生的話語環境已經基本上不復存在了。我們說傳統中國是個禮俗社會,以知書明禮為核心的禮俗運作,跟宗族活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個泥娃娃,離了哪個都會有麻煩。自科舉廢除以來,新教育和新文化的推行,已有近百年之久,除了極個別的地方,農村中已經沒有什麼知書達禮之人。因此,傳統習俗在捲土重來的時候,由於沒有禮的支撐,顯得散亂不堪,支離破碎。在宗族活動中,拿什麼來舉行儀式,拿什麼來協調族人,似乎都成了麻煩事或者尷尬事。眼下,儘管有好事者在鼓吹復興儒學或者國學,甚至組織小孩子讀經,但這些東西畢竟還是城裡人的小熱鬧,什麼時候能到鄉下,到了鄉下能不能管用,都還是個問號。現在,有的地方,農村宗族已經在尋求新的話語資源方面做了些嘗試,比如在族規民約裡,寫上了「三個代表」。但是,這種來自於廟堂之上的理論,能否變成農民日常生活的操作性話語,估計還需要很多思量和力氣。而農村中精英的散失,為這種新話語的整合與吸納,造成了更多的困難。

  當然,出路也是有的,古代社會宗族文化是由鄉及城走過去,而現在則有可能外面的精彩由城及鄉走過來。我們已經看到,在有些地方,城裡退休的幹部和工人回到鄉下,已經成為宗族和其他民間組織的骨幹;城裡的某些文化因素,已經因此而進入了宗族活動之中。隨著城鄉之間的高度互動(打工者的定期來回),宗族組織的新資源輸入,想必不是問題。雖然,最後宗族的演變會越來越呈現出非驢非馬的面目,但它們會對農民有用,而且能持續地生存下去,這就是好事。 






 
花兒與皇帝
  皇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憑刀槍打下來的,可是差不多像點樣的皇帝都喜歡弄文做詩。劉邦當年不過一亭長,大隊幹部而已,斗大的字能認識幾個都說不準,可是人家也有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雖說比薛蟠同志的哼哼調強點,大抵也就是不識字的王熙鳳「一夜北風緊」的水平,可是歷代都誇好,說有帝王氣象。不過,拿皇帝跟皇帝比,劉邦的詩還就是不錯。近一點,就說乾隆的幾萬首歪詩,挨個排過去,沒一首能趕得上當年劉亭長的。

  早就聽說當年的放牛娃朱和尚也做過詩,一直沒福見到,見到以後嚇了一跳,原來是首詠菊詩,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雖是標準的薛蟠體,但卻霸氣得緊,聽口氣就是天字第一號,任誰都不怕,而且還要把別個幹掉。不過詩意卻好像似曾相識,仔細一想,哦,原來黃巢也曾經有過類似的貨色:「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詩,在過去那個特別推崇農民起義的年月裡,曾經非常吃香。黃巢跟朱元璋一樣,都是農民造反的頭,只是命不太好,僅僅做成了個草頭皇帝。草頭皇帝也是皇帝,皇帝抄皇帝,跟學者抄學者一樣,本是自然之理,那時候又沒有版權的說法,抄就抄了,斷不會有好事者出來在媒體上說三道四。

  本來,菊花秋艷,並沒有殺掉百花的意思,要論殺氣,本是秋風的事。自古以來,平頭百姓家閨女,名菊叫蘭的不知凡幾,大戶人家的婢女,被賜名秋菊者更是不知有多少,大家看到的其實都是菊的嫵媚柔順。大概只有黃巢、朱元璋這樣舞刀弄槍,一路殺奔龍廷,奪了鳥位的人,才會賦予菊花殺百花的意義。實際上,這種寓意只是他們自家心理的一種投射。霸氣和殺氣,對於這些刀口舔血的人來說,本是應有之義。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怎麼兩個大男人,而且都是舞槍弄棒的粗人,做起詩來,都以花來自喻?難道他們不能把自己比點別的什麼?尤其是那個朱元璋,居然抄襲前輩筆意,可見對以菊花自況境界的嚮往。

  按傳統的周易解說,做皇帝的,都佔個乾字,屬於至剛至陽的東西。同樣按傳統,花無一例外地屬於至陰至柔、屬坤字的女人的象徵。不過,中國文化,總是勢不可擋地要展現出自己陰柔的特性。不僅是審美方面,人們評價一個男性的美,總是以狀若好婦來比喻,而且在政治甚至戰爭中,往往推崇鬥智不鬥力的境界。狠毒配上陰柔的功夫,才是謀略的善之善者;走剛猛路線的,只配叫做一勇之夫。如果碰上晏子,用兩個桃子就能殺掉三個。黃巢是個不第書生,在自命是李耳後裔的唐朝皇帝治下,估計讀過老子,讀沒讀過韓非子很難說;而出身放牛娃,並在廟裡混過的朱皇帝,肯定兩者都沒看過。不過,這並不耽誤他們使陰招,弄詭計。比起來,什麼都沒有讀過的朱元璋,活幹得更漂亮,得天下十幾年,就把昔日一起打拼的老兄弟殺得乾乾淨淨,連一點反抗都沒有,古今中外,誰能做得到?

  一個菊花,也被弄得這般陰鷙和戾氣。碰上了皇帝和草頭皇帝,任它什麼東西,都只好自認晦氣。 






 
騙術與禪讓
  禪讓是中國古代傳說中,只有聖賢之君才能操練的一種繼承之法。不過傳說畢竟是傳說,按顧頡剛的說法,古史是累層堆積起來的,傳說中實行禪讓的堯舜,這兩個人事實上有沒有還是個問題,更何況禪讓?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說法,也不過是因為這些賢君,其實不過是部落酋長,或者部落聯盟的領袖,工作操勞有餘,實惠不足,所以樂於讓出來。不過,雖然禪讓的事實,在歷史上很可能沒有那麼回事,但禪讓之名卻很有市場。很多篡權奪位的傢伙,最後讓那個倒霉的前朝君主讓位的時候,都喜歡排演一場禪讓的大戲,臭腳和捧臭腳的一起搭檯子上竄下跳,最終的結果是,那個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龍床上。

  所以說,所謂的禪讓,實際上不過是搶劫,搶了人家,還要讓人家說是自己樂意給的。當然,也有所謂的內禪,就是老皇帝還活著的時候,把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內禪也有兩種,一種是老皇帝自己情願的,一種是被逼無奈。被逼無奈其實跟被別人搶了差不多,只不過搶的人是自己的骨肉,聽起來感覺好一點。自己情願的內禪,多半是名讓暗不讓,所以等於沒讓。所以,事實上,禪讓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飾的搶劫。

  不過,世界上總會有白烏鴉存在,中國這麼大,歷史又這麼長,例外偶爾也會有那麼一兩個。戰國時期的燕國,就發生過這麼一個例外。那時的燕王叫噲,此公志向高遠,但就是才能不那麼相配。當然,從內心深處說,他跟當時的戰國七雄一樣,都有超出國境的願望,不僅期望有更大的地盤,而且還想有更大的名聲。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系,雖然沒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來政績平平,但此人卻跟燕王噲一樣,野心不小。只是,比較起來,燕王噲對名聲的追求,有時近乎癡迷,而子之在這方面,卻有相當清醒的頭腦。於是,一件荒唐事發生了。一天,一位說客(那個時代盛產這種人)來到了王宮裡,對燕王噲說:當年堯曾經要把天下禪讓給許由,許由不答應,結果堯得了禪讓之名,又佔了天下之實。大王何不傚法堯,禪讓給子之,如是,大王之實無損,大王之名將會如日中天。

  現在已經無法考證,到底這名說客是自己發神經一逞三寸不爛之舌,還是受人指使有意為之。反正燕王噲接受了說客的建議,真的將王位讓給了子之。可惜,子之沒有像傳說中的許由那樣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實地佔有了它。好在,燕王噲還有一個好兒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親那樣糊塗,而且手裡還有一定實力。於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間一通混戰,齊國又趁火打劫,於是燕國大亂,在大亂中,噲和子之都去見了他們的祖先。最後,燕人擁戴燕太子平即位,是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面對殘破的國家,燕昭王用千金買馬骨的絕招,招來了樂毅,南下伐齊,連下七十餘城,差點沒有把偌大的齊國給滅了,狠狠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現在我們知道了,禪讓不僅有搶的含義,還有騙的內容。搶的時候比較好理解,對方實力雄厚,想不交出來根本行不通,乖一點說不定還能保住小命。騙的時候,佔有者一方其實沒到山窮水盡之時,甚至實力上的優勢尚存,之所以吃人騙了,關鍵是自家太貪,沒有自己搬塊鏡子照照,就妄學古人。

  禪讓在本質上跟天上掉餡餅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誰告訴你有了,不是騙局就是鬧劇。可是,世界上就是總有那麼一些人,硬是喜歡把頭望著天或者低頭看著地,指望有意外的驚喜。怎麼辦呢?隨他去吧,要不騙子吃什麼。 






 
傀儡的本分和儒學的癡迷
  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激情,基本上照著史書在抄,所以演義的後半,基本上等於《三國誌》,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致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面,前朝的漢獻帝已經做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於是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僕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麼呢?只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20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麼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

  顯然,血氣方剛的曹髦已經忘了(至少在衝動的時候忘了),其實不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勢也路人皆知。經過父子兩代人的經營,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馬。人們本是由於屈從司馬家的勢,才故意裝作看不見司馬家的狼子野心,因為這種屈從,小可以換來閤家平安,大可以換來富貴尊榮。那些不屈從的,則一個又一個地丟了性命,從舉兵造反的諸葛誕,到放浪形骸只會彈廣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義,在政治領域,本來就是勝利者秩序穩固時的精緻講究,一旦時局轉換,就當不得真。當曹髦準備跟司馬家玩命,找來商議的近臣中,只有尚書王經勸了幾句,其他的人一言不發,會一開完,就趕緊溜出去給司馬昭報信,好讓司馬昭有足夠的時間,找來一個肯當街「弒君」的傻子,從根上了結此事。就是這個王經,雖然並沒有跟著曹髦去搞自殺性襲擊,只因為沒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后名義出的詔令,給的罪名是「凶逆無狀」。

  自然,那個結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濟,也得被犧牲掉。因為不管怎麼說,儒學的面子還是要給點的,表面文章必須做,因為以後司馬家坐了天下,總不能讓人說曾經公然容忍當街弒君者。雖然成濟得到的命令明確來自於「司馬公」,但最後結賬的時候,一切都算在了這個可憐的家丁頭上。這個頭腦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時非常憤怒,公然拒捕不說,還跳到房上,大肆散佈政治謠言,進行反革命宣傳,以至於不得不將之亂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殺性襲擊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後工作的過於粗糙,還是給司馬家後來的統治帶來了一些麻煩,整個事件成了晉朝的一個瘡疤,提都提不得。兩漢除了西漢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經學的天下,在那個經學氛圍極濃的情況下,士大夫為了表現自己的孝義忠節,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那個時代,當然也有弒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裡偷偷干的。魏晉時期雖然經學已經式微,但在公開場合,大家依然在裝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個皇帝公開殺掉,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尷尬的事情。晉室南渡之後,王導給東晉的司馬睿講起這段往事,居然令這個偏安的小皇帝掩面而泣,進而懷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來。

  看來,作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話,麻煩也是相當大的。作為一貫的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在曹髦被穿了個透明窟窿的同時,也出現了窟窿,而且繼位者又沒有及時修補,大家都裝作沒事似的。晉朝政治,過於迷信物質收買,迷信自家宗親血緣關係,開歷史倒車地把宗室分封為有實權的藩王,跟意識形態的這個窟窿不無關係。自秦漢以來,只有作為社會普遍道德的儒家倫理岌岌可危的時刻,人們才會特別迷戀於血親,把自己龜縮在自己血親關係的小圈子裡,信不著親人之外的任何人。顯然,對於一個官僚帝國來說,這種龜縮無疑等於自殺。西晉王朝其興也勃,聲勢浩大,然而卻二世而亡,個中道理,也許就在這裡。 






 
文人的舌頭
  文人的舌頭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姑不論眾多三家村學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這根舌頭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陞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我們曾經有過遊說得官的年代,那時候的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後,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有了舌頭,就擋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貴。後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成考試,但做官的人,還得要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當然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這時候面對面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面拍,畢竟立竿見影,喜笑顏開。其三是「忽悠」,想法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當然非得直接而且當面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要說話,就有風險,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常設套引誘臣子來拍,然後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然好。朱溫馬上大怒:你們玩我,柳木怎麼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於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變了鬼。至於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麼時候碰了哪根龍鬚,人家龍顏大怒,自家吃飯的傢伙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還是得說,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稜」,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轉舵。這些說話的「經驗」,一提起來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說實在的,其實這些招數,多半是皇帝老兒逼出來的,又要讓人說,說錯了就要挨整,不想點轍可怎麼混呢。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導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的,就是斷不了根。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的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聽了都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裡設有專門官員,專職幹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麼,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就動靜特別地大。比如東漢後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把官爵拿出來當街叫賣,於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後繼地出來說話,太學生們也跟著起哄,鬧學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後,宦官再一次專權,這一次更厲害,乾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社集會,不依不饒。當然朝廷也更有辦法,乾脆扒了褲子當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治意識形態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於當時法網不嚴,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聖人之後,混說什麼父子之間有什麼親情道義,當爹的製造孩子,當初無非是出於情慾,而子之於母,就像瓶子裡面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干。結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併提前見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就混說亂道,說《論語》《孟子》無非是聖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歷代都儒表法裡,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於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裡去,斷送了老頭皮。清朝文字獄最盛,但絕大多數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過敏,白日見鬼,只有呂留良、曾靜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在講學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於是,已經死掉的呂留良被銼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

  看來,文人最大的禍患,在於有一條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把這樣的舌頭割了餵狗,天下就太平了。 






 
變戲法裡的政治
  在中國的佛教傳播史上,有兩個人功勞最大,由於他們翻譯的佛經數量巨大,所以又被稱為古代的翻譯大師。這兩個人,離我們近一點的是玄奘,遠一點的是個外國人,名叫鳩摩羅什。鳩摩羅什來華的時代,是魏晉亂世,那個時候,雖說理論上佛教已經東來,但實際上並沒有生根。好在亂世給了這種很能給人心理治療的宗教,一個傳播的好機會,而外來的傳教人也大多有點除了翻譯以外的本事。

  人們都知道鳩摩羅什是個翻譯家,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佛經都署著這位大師的大名,但是,在那個時候,鳩摩羅什給人的印象,卻是個法術無邊的魔術大師,在乎他翻譯的人,反倒沒幾個。人們信佛,尤其是東晉時期北朝的統治者信佛,在很大程度上,在於大師魔術的征服力。那個時候世界還沒有出個搗亂的拳王阿里,人們不明白魔術其實跟神通法力沒有什麼關係,固執地相信,那變幻莫測的魔術,是神通廣大的佛的力量在起作用。

  不過,即使是被人們視為佛的化身的鳩摩羅什,也沒有想到,為傳播佛法而弄的玄虛,居然給他這個出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好事」。那時,北朝後秦皇帝姚興,也是鳩摩羅什大師的信徒之一,這個胡人皇帝,對鳩摩羅什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天忽發奇想,打算為大師做點什麼。當他有了主意之後,派人請來了大師,對大師說,你這麼聰明,沒有老婆,種子怎麼傳下去?只聽皇帝手一拍,十個美女從幕後走了出來,不由分說,姚興強將這些美女塞給鳩摩羅什,讓大和尚離開寺廟,另撥房舍居住,一點價錢都不許還。

  不知為了佛教傳播的大計,大師不得不委曲求全呢,還是大師到底也是血肉之軀,扛不住諸美女的強力誘惑(那個時候的鮮卑女子,雪白而且艷麗,根本沒有漢人的禮法講究,開放得近乎放肆),反正作為出家人(比丘)的鳩摩羅什笑納了皇帝的美意。至於是安享艷福了呢,還是像《三國演義》裡的關雲長一樣,將美女關在後院,看也不看一眼,則不得而知。不過,更大的可能是前者,因為這麼一來,後秦的眾多和尚不免心猿意馬,再也打不住禪了,大家紛紛提出性要求,說你是大師享受十個,我們有一個兩個總是可以的。面對和尚們的群體性事件,大師很鎮定,將眾僧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我現在手裡有一把針,你們誰能把針吃下去,就可以跟我一樣,做不到,大家還回去老老實實打坐參禪。眾僧面面相覷,誰也不說話,只見鳩摩羅什把針一口吞了下去,面不改色。大家見了,自歎弗如,既然享不了那個艷福,回去唸經去吧,也順便保住了自己的清譽,沒有讓寺院變成花和尚的大本營。

  當然,鳩摩羅什的絕活,其實是魔術。這種魔術,今天即使是檔次最低的魔術師也變得精熟,可是在當時,卻不僅騙來了美女,而且懾服了眾多的僧人,維持了寺院政局的穩定。無獨有偶,一千多年之後,臨到了中國人晦氣的時代,西方洋人打上門來,欺負起來就沒個完。突然之間,某些中國人感到憤怒了,從家裡的箱子底裡翻出了些據說是祖傳的寶貝,說是可以讓洋人的槍炮打上穿不透,甚至乾脆就把它們閉住,對此,大家多少有些將信將疑。於是,高人們站出來了,要給大家露一手看看。檯子搭好了,這邊一人持槍,那邊一人袒著肚子,一番舞弄並演說後,拿槍的這個,終於抬起了槍,瞄準了那個露肚皮的,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聲槍響,這邊槍口冒了股青煙,那邊露肚皮的手裡多了一顆彈丸。原來,放槍的槍裡是空包彈,而彈丸早就在接槍的人身上,槍一響,則到了手中。——又是一個變魔術的。

  這回魔術的政治作用可大,絕非當年吞針可比,不僅穩定了義和團的軍心,而且動員了千千萬萬個老百姓起來殺洋滅教,跟洋鬼子對著幹。只是戲法雖然變得高明,但義和團畢竟不能真的刀槍不入,被動員起來的老百姓,當真的碰上洋鬼子的真槍真炮的時候,還是一個個地倒下去。

  看來,政治就是政治,把戲法給摻和進去,可能有一時之效,一旦壞事,就壞大發了。

  天上的神與地上的君王,哪個大?如果問中世紀的西方人,答案無疑是非常明確的,雖說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但天上的神高於人間的君主是不容置疑的事情。任何一個君主,即使像拿破侖一世這樣跋扈的傢伙,加冕的時候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來給他戴上皇冠。可是,在中國,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中國有很多的神,還有仙,以及來自於佛教的佛和菩薩,雖然細講起來他們之間是有差別的,但在普通中國人眼裡,這些東西都是些超人的傢伙,都差不多,江南的農民一概名之曰菩薩。但凡是個神仙,就有點超乎人類的本事,不僅可以長生不死,而且可以福人禍人(不然人幹嘛要去求他們呢)。而皇帝雖說威勢赫赫,但畢竟跟一般人一樣,也生老病死,不然幹嘛一個接一個地駕崩。可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皇帝就是大於神仙,而且不僅大一點點,連西來的佛祖也不能例外,必須服從皇權。

  我們知道,故宮和頤和園裡都有專給帝后演戲的上中下三層戲台,戲台之所以有三層,大抵是為了展示天上、地面和地下的世界。每逢皇帝生日,祝壽戲總是要演的,在這些戲裡,神、仙、佛祖外加菩薩羅漢之類的角色是斷然少不了的,每出戲到結束時,最熱烈的場面是,上中下三層戲台上,所有的神仙,甚至連外來的佛祖都一起向皇上叩首祝壽,三呼萬歲。戲台上的神仙拜皇帝,不僅僅是戲子們獻媚,也是社會現實的寫照。中國的神仙,一半是宗教的神職人員通過「專業化途徑」製造的,一半是老百姓土法上馬炮製出來的。有的來源於人間的英雄人物,比如關帝(關羽)、文昌帝君(張惡子);有的來源於動物,比如真武大帝(龜蛇);有的來源於山川河流,比如東嶽大帝、河伯;當然也有一些是老百姓胡亂造出來的,比如江南的五通神、五猖神。有的時候胡制亂造雖然也有根據,不過,由於造的人不講究,結果往往很荒唐。比如有的地方有五撮須相公廟,不用說,供的神叫五撮須相公;經過考證才發現,原來所謂的五撮須相公,是伍子胥。還有的地方有杜十姨廟,裡面有大姨、二姨等一系列女神,共十位;然而仔細考證才知道,原來這個廟是供杜甫的,杜甫曾經當過左拾遺的官,所以又被稱為杜拾遺,老百姓弄不懂拾遺是個什麼東西,以訛傳訛,最後變成了十姨。

  不管這些神仙是怎麼造出來的,如果得不到皇帝的加封,名氣就大不起來。比如媽祖,原來不過是福建民間的一個不大的跟漁船航運有關的神,只因誕生不久,趕上南宋偏安東南,因此很快得到「皇封」,而且逐年封號升格,最後升到「天後」,結果成了中國沿海各地最有名的神仙。關公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偏愛《三國演義》的滿人皇帝入關後的大力加封,他也不至於變成「大帝」,變得比他的主公劉備還有地位。

  中國的神仙接受皇帝的冊封,就像皇帝麾下的文臣武將受封領賞一般,說起來好像有點彆扭,但中國的現實就是如此。神權小於皇權,而且不只小一點。當初佛教初入國門,和尚們還有點「洋脾氣」,宣稱「沙門不敬王者」,可是沒過多久,就心平氣和地對皇權低眉順眼地稱臣了。高僧大德,如果能夠被皇帝封為國師或者上人,都是值得所在寺廟幾代誇耀的事情。

  中國的政治權力,即使在古代,也是法力無邊的,連神仙也要讓上三分,不,十分,而且神權還要得到政權的承認。 






 
帝王之尊
  中國的皇帝據說是最威嚴的,這種威嚴一方面與中國長期的專制的歷史有關,一方面與我們特有的學術文化有極大的干係。後者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如果沒有法家和儒家的書生們的捧臭腳,以及理學的濫觴,皇帝不大可能像後來那樣高聳入雲,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及的煙霧中。

  在秦以前,中國還沒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時候,王不過是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國聯盟的主席,權威相當有限。夏朝號稱有萬國,商的諸侯也有上千,周的屬國最少,據說也有八百,實際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這些屬國,近的還能去巡狩一下,遠的也就隨它去了。都說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昏庸的周幽王為博愛妃一笑,烽火戲諸侯,最終還是斷送了自家的小命。不過,僅僅被天子戲弄了幾次,諸侯就敢不發兵勤王,可見天子之威也不過爾爾。

  春秋戰國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有時候,感覺世上最牛氣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懷文武藝的士人,奔走於諸侯之間,誰給的錢多、爵高、位重,就給誰幹。合則留,不合則走,此處不養爺,自有留爺處。雙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客客氣氣的,更多的時候反倒是處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氣,常常直言不諱地讓諸侯下不來台。

  秦始皇據說很神氣,可惜曇花一現,現在已無從考證其朝儀的盛與簡。接下來的劉邦就很不像樣子,打了天下以後,眾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潑,大呼小叫,甚至拔劍擊柱,就差沒有把殿堂拆了。還虧了儒生孫叔通為他制朝儀,才讓這老兒過了皇帝癮,得意洋洋地說,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這麼神氣。再也不提當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兒。

  中國的皇帝制度是從秦始皇開始的。還在戰國後期,腳一跺天下亂顫的秦王已經嫌稱王不過癮了,於是就有了秦國與齊國並稱東帝西帝的提議,不知天高地厚的齊王還真的動了心,虧了「義不帝秦」的魯仲連居中遊說,這事才算拉倒。在滅了六國,將一群六國的嬪妃都收到咸陽之後,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飄飄然了起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氣沖天地吩咐幾個臣子給他議個配得上他的曠世奇功的名號。現成的馬屁哪有不會拍的道理,丞相王綰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幾天古書,終於在傳說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裡找來一頂大帽子,說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議嬴政自稱「泰皇」。然而嬴政並不滿意,他從「泰皇」那裡取了個「皇」字,再從五帝那裡取來了「帝」字,合成一個非驢非馬的「皇帝」(其實就是關公戰秦瓊)。跟著「皇帝」的還有一大堆講究:皇帝自稱「朕」,命為「制」,令為「詔」,皇帝的大印叫「璽」,走到哪兒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覺。嬴政自稱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皇帝的名號雖然打出來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嚴卻不是一天可以確立的。後世所謂的君主專有的稱謂,像「君」、「朕」、「萬歲」等等,在漢朝還是大家胡稱亂叫。郡太守關起門來自稱「君」,將自家的衙門說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也是司空見慣。顧炎武曾提到,「漢時有以郡守之尊,稱為本朝者,尹宙碑雲,綱紀本朝是也。丹陽太守郭ND261碑,君之弟薨,歸葬舊陵。東觀漢紀雲,歲旦,郡門下掾奉觴上壽,吏皆稱萬歲。」顯然那時的人們並不認為這樣做不妥,不然就不會刻在石頭碑上,否則豈不是「石」證如山,明擺著讓人抓小辮子嗎?

  時代雖然進入了漢朝,但畢竟分封制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幾千年,郡太守雖然不過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員,但人們依然習慣於把這些在一方說一不二的人當成諸侯來看。加上郡裡的屬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郡縣裡的曹掾們對於他們的長官確實有君臣之義,當國家真正的君主與他們的頂頭上司發生矛盾時,他們向著誰還真難說。像東漢末年那樣只把太守當回事,甚至為之死節,而將皇帝置之度外的情況,也許並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蘇洵曾經說過:「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者,其辟署之權,蓋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看來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說這話時,太守們早已風光不再了,人們說話也再不敢口沒遮攔。

  帝王之尊,其實是漸積而成的,制度的日益緻密,越來越強調「強幹弱枝」,地方的權力不僅日見其小,而且受到種種限制:皇帝與臣子之間,在禮儀上前者地位日見其隆,後者日見其卑。陽崇儒家,骨子裡卻篤信法家的歷代帝王們,更傾向於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霧之中,與臣子們保持距離。當然臣子們也很湊趣,除了幾個異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窩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讀書人眼裡,皇帝越來越神,到了韓愈喊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時候,大家說話就必須小心翼翼了。 






 
宰相的座位
  所謂宰相的座位,不是說宰相家裡或者官邸裡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時的座位。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古代題材的影視劇中,看見不論是什麼朝代,上朝時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內規規矩矩地分班肅立,而皇帝則高高在上,踞坐在龍椅上,聽大臣們低眉順目地奏報。這些場景無疑又氣派又好看,但卻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時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晉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論道」,上朝沒有坐的地方哪兒行呢?皇帝坐得,他們也坐得。東晉第一個皇帝司馬睿登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導與他同坐龍床(那時候還沒引進椅子),丞相不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間紛傳:「王與馬共天下」。這種君弱臣強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南北朝結束。隋唐興起,皇帝雖然牛氣了許多,但執政的宰相依然不弱,這個時代以尚書、中書和門下三省長官為宰相,這些宰相們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爭三爭四地嘮叨。

  宰相們的地位高,權力大,責任也重。有時候,趕上個天災人禍,什麼大旱啦,澇災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負責任,丟掉烏紗。就算是皇帝不下令免職,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隱去。因為自古傳說,執政者是要承擔調和陰陽之責的,有災異,古人就認為是陰陽不協,原因是宰相沒有做好工作,所以他們要丟烏紗。

  宰相沒上朝座位,據說始於宋太祖趙匡胤。有的說法是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從後周繼承下來的宰相范質上朝奏事,開始還坐著講,正講著,趙匡胤突然打斷他說,你先不用講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質遂起身把文稿捧給他看,趙匡胤說,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點。范質就又湊近了一點。等皇帝看完了,范質再想坐下,卻發現椅子已經沒了。原來趁范質站起來的時候,皇帝悄悄讓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兒也沒有辦法,只好站著。從此以後,宰相上殿就再也沒了座位。這種說法多少有點玄,把趙匡胤說得像個市井無賴,或者鄉下的頑童,居然在朝廷上幹這種騙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當。如果要是真的話,那麼范老先生說不定會來個大屁股墩,非鬧得朝上大亂不可。趙匡胤雖然是武夫軍漢出身,對讀書人卻還尊重,頭腦也相當清楚,想來不至於當眾這樣胡鬧。

  比較起來,另一種說法似乎更有說服力,說是范質自以為是前朝舊臣,不是趙匡胤的親信,所以宰相當得不踏實,因而自我貶損,主動要求上朝不設座,不上茶。趙匡胤也就順水推舟,以後遂成定例。然而,范質的馬屁並沒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個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取代了。

  從此以後,宰相乃至整個朝臣們的地位就每況愈下,明清連宰相也不設了,皇帝老兒自家一個人既做皇帝又當宰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自家忙不過來,就找人幫忙,於是有了內閣,清代將內閣虛置,另設軍機處。內閣和軍機處雖然干的都是過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卻有天壤之別。從官制上講,這些機構都是臨時性質,人員都是從別的衙門中抽調過來的。所有人的本職都是原來的官,他們入閣或者入軍機,本質上不過是給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沒有絲毫的專斷處置之權。從工作程序上講,有宰相的時候,各地公文先經過宰相,然後再報皇帝,宰相處理公務的時候餘地較大;而內閣軍機時代,所有公文先經皇帝,然後下發內閣與軍機處理,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閣老與軍機大臣非但與從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與宋朝沒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趙普當宰相的時候,有時趙匡胤想要添置點東西,趙普不點頭,就是什麼也添不成。氣得趙匡胤哇哇直叫,說我沒做皇帝的時候,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現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從前了。

  從明朝開始,這種宰相的風光就再也不能出現在內閣和軍機處的大臣們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風。明代原本幫皇帝打點筆墨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由於皇帝的昏庸和懶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權」,成了「立皇帝」。朝臣們包括內閣首輔和首席軍機大臣,上朝議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著說話必須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權的地位,在臣子們的「五體投地」中達到了最高點。

  女禍與女主

  女禍是中國歷史上為正統的史學家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般來講,女禍,大多是指人主為女人所惑,以至干了許多倒行逆施,自己禍害自己的事;比如商紂之於妲己,周幽之於褒姒,夫差之於西施等等一長串帝王和寵幸的女子。好在人們很快就已經知道了,這種所謂的女禍,不過是為蠢男人和昏男人開脫的一種借口,所以漸漸地高唱女禍論的人少了起來。只是老百姓抓住不放,依然是堅定的女禍論者,民間戲劇裡的「王帽子」(帝王)每每被西宮娘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每每拿忠臣開刀。

  然而,雖然將板子全都打在女人的屁股上,並不很讓人信服,但認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見,至少在傳統社會裡還是很有市場的。由於巫術思維的作怪,人們甚至還認為,女性掌權是一種不祥的徵兆,所謂「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實際上,這種成見是維護父系宗法制度的一種必然的社會意識。在任何社會裡,只要某種社會意識足夠地根深蒂固,那麼它自然就會變成一種人們行為的根據。在傳統政治制度的選擇中,人們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進入政治中樞,盡可能不給女人在政治結構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謂人類畢竟是由男人和女人兩大部分組成的。女人的地位無論再怎麼低,她們也是整個社會人群的一半,所以,無論男人們怎麼樣煞費苦心,也沒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媽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當皇帝怕他媽(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結)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時候,或者特別喜歡他媽和老婆時,女人干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漢以後,歷朝代都宣稱以孝治國,以至於炮製出了《孝經》和《二十四孝圖》。當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紀尚幼,或者即使年紀不小但性格懦弱時,如果正好趕上皇帝的媽又有足夠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煩不可。當媽的非要出來說三道四,礙於「孝道」的大帽子,誰也拿她沒轍。傳統的政治制度規定不許女人干政,但卻沒有,也沒有辦法規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親面目出現干政的時候,做兒子的應該怎樣制止她。漢武帝曾經採取了一個非常殘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時候,將太子的親生母親殺掉。這個一直讓許許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稱道的舉措,實際上殘無人道之極,那個被處死的鉤弋夫人之所以要死,只因為她為皇帝生了一個讓他還滿意的兒子。這樣做,實際上給兒子留下了一個孝道上的大難題,殺母的仇人是父親,一個孝字掰成兩半,怎麼想怎麼做都是錯。大概由於這種原因,後來的君主再也沒有勇氣傚法前賢(晚清痛恨西太后的稗史「史官」,竟然說咸豐也有過傚法漢武帝對付鉤弋夫人的遺詔,雖然說得解氣,其實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后臨朝也就蕃衍不絕。東漢孝道講得最凶,太后臨朝稱制的也最多。

  至於由於皇帝怕老婆而導致女主當家的,歷史上雖然不多,但確實轟轟烈烈地存在過。隋文帝害怕獨孤後,不惟在女色方面縮手縮腳,國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干涉的話,他老兄也得聽幾句;小兒子把大兒子從太子寶座上擠掉,據說就有皇后的功勞,因為獨孤後特別討厭男人有新寵,而太子恰恰過不了美人關,於是小兒子就如是這般地在老媽面前下蛆。當然,比起唐高宗李治來,隋文帝還真是小巫見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夠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后的時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並稱「二聖」;丈夫一伸腿,居然連國號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讓以後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

  女人干政好不好,如果按傳統當然不是好事,書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說女人干政就跟母雞打鳴一樣,是不祥之兆。當然,這只是男人為維護男權統治的一種借口,其實沒那麼回事,那些著名的女主像呂後、武則天,都沒有給國家帶來什麼不尋常災禍。女人干政治雖說不見得比男人幹得更好,可也未必就比男人更差。至少,我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在中國歷史上,最昏庸最殘暴的統治者並不是女主。太后臨朝也不儘是目光短淺的婦人之見,歷史上也不乏為人為政都不錯的太后。比如東漢章帝時的馬太后,留給後人的口碑就相當好,在後世的史家看來,她甚至比章帝這個大男人要高明得多,也賢明得多。問題是,女人在政治上的作為,實際上是與男人無法類比的,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兩者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豈止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那個時代的女人,參與政治的機會對於絕大多數而言,幾乎是等於零,有「為禍」朝政可能的,也就是數量非常少的那一群人。而這些人掙得到這種地位,恐怕有相當的因素在於其容貌和風姿,湊巧才幹、智慧和機遇外加容貌都非常出色的那麼幾個脫穎而出,怎麼可能與浩浩蕩蕩的帝王將相袞袞諸公相比呢?儘管如此,出了一個武則天,也夠讓男人嚇一跳的了,而且這一跳一直到今天還在顫動。

  應該說明的是,無論是太后臨朝,還是女皇帝出山,都絲毫不意味著女人地位的提高,甚至都不能說是女人真正意義上的主政參政。她們不過是以男人的方式,按男性世界的規則來進行統治。有些太后的背後實際上還有許多男人(外戚,即她們的娘家人)在操縱。如果不按著男人世界的規則行事,那麼她們連一天也統治不下去。其實她們這樣做也並非有意為之,只是一種無形壓力下的慣性動作,連號稱雄才大略的武則天也不例外。武則天自己當了皇帝,也的確把自己當成了皇帝,而且是當成了男性皇帝,她不僅在上朝時要像男性皇帝一

  樣發號施令,在後宮也要如男性皇帝一般地享受,包括性的享受。當臣子對她的性生活提意見時,她絕無一般女人一觸即跳的暴怒,而是心平氣和地接受了,因為一個男性好皇帝也會允許臣下就這方面的事進諫的。如果不是掉進了男性規則的陷阱裡不能自拔,聰明如許的武則天怎麼會在繼承問題上死活想不開,硬是讓「居心叵測」的大臣們給繞了進去。傳給武家人吧,雖然「皇姓」傳下去了,但那只是自己的侄子,非親生骨肉,世上斷沒有祭祀姑姑的道理;傳給自己的兒子吧,自己倒是可以安享血食,可大周的天下就又姓李了。真是兩難。其實,只要換一個思路,這種所謂的兩難就根本不存在了,把皇位傳給女兒,然後讓她姓武,以後世世代代都按母系傳承,如此大周也保住了,武家天下也可以延續了。當然,在整個中國都是父系世界時,就她這一家這麼幹,即使貴為天子,也勢單力薄,無力回天。況且,武則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這一層。男性規則的邏輯已經將所有女性套牢了,即使聰明如武則天,也跳不出來。 






 
翰林與弄臣
  在中國古代社會相當多的時間裡,翰林一直是個令人羨慕的頭銜。明清兩朝,科舉考試的金字塔的最後一層殿試,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按例成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與編修,其餘的則是見習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極少數的人殿在三甲,卻因朝考優異也被選入翰林的,比如曾國藩,還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銜並不大,除了少數幾個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是五品之外,其餘的概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氣,一是表現在「面」上,做了翰林,雖然只七品也可以掛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資格掛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則是實惠——陞遷特快,前程遠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稱為「老虎班」,升得特別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經過京察之後,可以直接以七品知縣升為四品的知府;幾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級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進而獨當一面的巡撫和總督。就是見習翰林,考試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進士快一些,因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員總會對他們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雖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點,但只要一進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實事可做,而清代由於不立太子,所以沒有具體事務,但機構仍存),用不著「下放鍛煉」,幾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為各部的侍郎(副部長)和尚書(部長),絕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項背。翰林出身的人不僅在官場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只有他們才有望爬到最高層。明代的中樞機構內閣的前身,就是幫朱元璋辦事的幾個翰林,所以後來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閣。內閣是明代的最高決策中心,能混上「閣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內閣雖然沒有實權,但入閣者地位卻最尊,所以人人都看著眼熱。同樣,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閣,而入不了閣,死後的謚號,就加不上個「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個例外,以舉人的身份入了閣。近代大大有名的幾個人物,像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們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學士的頭銜。而且事實上,清代的實際中樞機構軍機處裡,滿人除外,漢人軍機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還有兩個非常的機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們讀書和陪皇帝讀書,前者實際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師),在對「師道」頗為看重的古代,顯然地位非比尋常;後者等於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雖說不高,但是總在皇帝身邊,不論大事小事都能說上話。清代翰林如果掛上了「南書房上行走」、「上書房行走」的頭銜,不亞於一步登天,成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書」,只要對應得當,不愁日後沒有高官可做,大轎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讀書的地方南書房就是一個隱型的決策中心,進到裡頭「行走」一番,自有無窮的好處。翰林的第二種機遇是被派出去當各省鄉試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學政,主持一省的學校事務。這種差事,實際上是掌握了讀書人能否進入士階層的大門的鑰匙,進了門(中了秀才)能不能參加鄉試,他也說了算。凡是得了這種差事的人,都尊榮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欽差,各地官員迎送必須是最高規格的;學政雖然品級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編修直接去做,但是官雖僅僅七品,到任時總督或者巡撫得親自迎接,因為他們做的是最清高的學務大事。平時省級官員議事,學政與督撫平行,知府以下均對之持屬員之禮,儘管這些人可能都比學政官階高。因為學政雖然不是名正言順的欽差,但卻被視同欽差。獲得這種機遇的翰林,由於幹的是主持考試選拔人才的活計,所以凡是由他們選拔出來最後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們的門生。以後門生出息了,互相標榜,水漲船高,個人的勢力就起來了。

  在那個時代的官場上,以上諸多好處中哪怕只有一項,也會令人趨之若鶩,更何況一下子有這麼多。所以,凡是抱定學而優則仕的人,莫不以進翰林為榮耀,進了翰林,就意味著文理優長,才幹卓著。做翰林,不僅意味著今日的清要,而且預示著他日的顯貴。然而,翰林這個官銜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光景卻大不一樣。翰林始創於唐玄宗,嚴格意義上講,它不是一種官銜,而是一種行政系統以外的差遣,不講官階,更沒有官署,說白了就是陪著皇帝玩的,因此當時叫翰林待詔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詩風大盛,從王公貴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歡吟詩作賦,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愛好也罷,附庸風雅也罷,找幾個詩做得好的人在身邊,總是件賞心悅目的風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學之士佔了很大比重。大詩人李白就幹過這個「買賣」,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許多關於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種種傳奇故事,如李白趁著酒勁讓高力士脫靴,叫楊貴妃捧硯之類。是不是真有這樣牛氣,現在已經無從查對,不過,就算有過類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膽干的,醒了以後肯定會後悔。有材料說,有次唐玄宗在便殿開宴,冷不丁地問李白:「朕與天後(即武則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後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儘管已經屈尊拍馬屁了,但是他所夢寐以求的濟世安民、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還是一件也不讓他沾邊。他所能幹的,無非是寫點新詩給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樣,給普魯士國王改詩——「洗髒襯衣」。最後李白也急了,「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過了頭,結果自然是「賜金還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也並不僅僅只有文學這一類,玄宗時有個叫王如ND253的人就「以伎術供奉玄宗」,居然得寵而為女婿求進士及第,玄宗甚至還答應了,只是被主考官擋住了,才沒得逞。這個所謂的「伎術」,可能就是魔術雜耍之類的東西。看來,當時所謂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讓皇帝老兒開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雖然詩名滿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裡,其地位和漢武帝跟前的東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爾放肆一下,皇帝也不會跟他較真兒,從來弄臣都有說話出格的「特權」。看來翰林這種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夠出世,就是因為唐玄宗這個「太平天子」當得太膩,需要找各色人等解悶開心。《新唐書·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別院,以備燕見。」這裡的「燕」就是燕饗,即我們今天所謂的吃喝玩樂。也就是說,平時,這些人得「時刻準備著」,皇帝每到想樂一樂的時候,就把這些人召來,雅一點的就玩詩,俗一點的就吞火走索、變戲法。不光詩賦和伎術,連唱戲的俳優也跟唐玄宗混得精熟,據說,唐玄宗還親自下場打鼓,至今梨園行還將這位風流天子奉為祖師爺,鼓師的地位也特尊。翰林的這種弄臣身份,直到宋代餘風猶存,宋代官制中還有翰林茶酒司之名,與後日的「清要」兩個字真是不沾邊。

  不過,翰林作為純粹弄臣的時間並不很長,大概是李白還山不久,唐玄宗就開始要那些有文才的翰林幫他起草詔令,批答表疏,將本來屬於中書省的活計攬了些過來。也許是因為中書省太忙,以至文書積壓,也許是皇帝嫌中書省礙手礙腳,所以把權攬到自己身邊,便於控制。顯然,第二種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說是某一些)從弄臣變成了幫手,也不好再叫供奉,於是就有了翰林學士的稱謂。玄宗之後,隨著唐王朝的日益衰落,雖然翰林學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權越來越重,在政治中樞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將相、冊立太子、宣佈征伐等諸項重大事務,其詔令均由翰林學士起草。這種詔令用的是白麻紙,以區別於中書省起草的黃麻紙詔書。再到後來,乾脆由翰林學士來兼中書舍人(中書省具體負責起草詔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學士出身。幾朝過後,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跡也沒了,終於演變成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樣子。

  割人,指的是閹割人。在有皇帝的時代,為了滿足皇帝超級多妻而且獨佔鰲頭的需要,皇宮裡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閹割人,成為一門專門的技術,由專業人士獨擅,父子相傳,有著不盡的好處。那個時候,閹割人的和騸牛騸馬劁豬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傳經,但據說還是閹割人獲利最大。因為到了帝制的後期,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餘的產品,或者把俘虜強割了充數,已經變成了窮人家自願將孩子送上來,專門從事的一項職業。在明代,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

  那個時候,這種職業,對於那些揭不開鍋的窮人家來說,是一項富有誘惑力的風險投資。宦官就是這樣一類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們是刑餘之人,將男人之所以為男人的東西弄沒了,根本性地讓人看不起;一方面他們卻因此獲得了留在最高權力中心的機會。——按傳統政治的慣例,不管什麼人,只要待在權力中心,就對這種權力有影響力。更何況,那些長在深宮裡,得不到天倫之樂的皇帝,對於伴他從小長大的宦官,往往有著一種類似父母兄弟的感情,很容易得到異乎尋常的信任,宦官也因此被賦予超乎尋常的權力。也正因為如此,歷來的史家,對於宦官大多沒有好氣,好像王朝的霉運,都是這些不男不女的人搗的亂。

  不過,這又是一種利益被過分地誇大的職業。歷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積起來,做宦官的人得有幾百萬乃至上千萬,得臉做得到權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數的那麼幾十位。能混上個官職,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數人,絕大多數都是白丟了傳宗接代的傢伙,落得個賣身為奴。可是,任何帶有風險的職業都是這樣,發財風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歡傳,倒霉的事,都裝作看不見,心甘情願地將它遮蔽掉。一個宦官,窮人家的小子,風光的時候可以權傾朝野,像魏忠賢,不僅權高勢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乾兒乾孫並無窮無盡的阿諛逢迎,簡直就是一個惡俗的中國版的「灰姑娘」的神話,更是使得這種傳好事遮壞事的效應得到沒邊的放大。使得某些窮人,前赴後繼地將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紅樓夢》裡賈元春語),飽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藝人和皇家宮苑。

  說起來,閹割就是一種外科手術,做手術就難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閹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於豬、馬、牛,割完之後只要傷口癒合,就什麼事都沒有了,活蹦亂跳的,但是人,卻往往得遭一輩子的罪。其實,不是由於人在生理結構上有什麼特殊,而是人的社會文化屬性,導致了被閹割者的終身磨難。因為動物閹割去勢,只是將它們的產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睪丸割了就結了,根本用不著將性根一起去掉。這一點,我們的民族至少在漢代就已經知道了,因為我們的《牛馬經》上說得很清楚,而且在實踐中也是這麼做的。但是,那些為了服務皇宮而從事的閹割,不僅割掉睪丸,而且必須將人的男根徹底割掉,連一丁點茬都不能留,如果有點茬,就算混進了宮,在日後的例行檢查中也要給剃乾淨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樣蹲著小便不說,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體常年腐臭(正因為如此,宮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紀大了尤甚。所以,宦官無論夏天多熱,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這樣做,實際上沒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沒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讓皇帝在感覺上更放心。

  歷朝歷代,寵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連宦官是他爹他媽的肉麻話都能說出來,但沒有一個皇帝,肯愛屋及烏下令讓宦官少割那麼根本沒有必要的一刀,從而免除這些人終身的痛苦。

  說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賢這樣勢力熏天的宦官,一個剛繼位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話就可以讓他灰飛煙滅。宦官之惡,其實就是皇帝之惡,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實是打錯了地方。 






 
在劣紳與藏書家之間
  清末民初,湖南湘潭出了位頂風臭十里的人物,名叫葉德輝。此人中過進士,做過吏部主事之類的官,後來不知怎麼棄官不做了,回到長沙做起了鄉紳。那年頭,做鄉紳須有鄉紳的規矩,不僅要為鄉里辦點公益,而且行為上也要有點講究。可是葉德輝不,他要做名士,我行我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不過,名士放浪形骸,不拘禮法,但卻不做壞事害人,可葉德輝這個名士,卻什麼都做:狂嫖濫賭,他做,搶男霸女,他做,囤貨積奇,他做,奪人家業,讓孤兒寡母掃地出門,他還做。不僅壞,而且陰損。戊戌維新那年,攻擊變法最瘋狂的,就有他一個。不僅對湖南新政大加阻撓,而且還為政變後的反攻倒算,提供了不少黑材料。康有為打著孔子的旗號變法,大家都心照不宣,就他說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清朝覆滅前一年,長沙大饑,他不張羅救災,卻乘機囤積糧食,對長沙的饑民搶米風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把個朝廷查辦事端的官員,恨得牙根癢癢,如果不是革命來得快,也許就辦他了。

  進入民國之後,葉德輝頑劣如故,甚至變本加厲,逮誰罵誰,以至於袁世凱時代的湖南督軍湯薌銘拿了他,要就地正法,後來還是王ND064運在袁世凱面前說了句話,才平了事。那時候,人們提到「劣紳」兩字,估計十個人有九個會想到葉德輝。60歲以後,此老開始鑽研房中術,刊印《素女經》,賣火了一把,賺了不少「販黃」的錢,而且還收買了若干十五六歲的少女,在家裡日日操練。不過,吃過湯屠戶的虧,葉德輝開始在軍閥身上下功夫。此後湖南走馬燈似的換主人,你來我往,誰都要給葉德輝面子,儘管國人皆曰可殺,但再也沒有官家來動他了。反過來,長沙的「高尚」社交場所,倒總是有葉德輝的影子,一臉麻子,面目可憎,卻高談闊論,嬉笑怒罵,旁若無人。

  葉德輝的晦氣,是大革命帶來的。1927年北伐軍掃過湖南,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湖南半是投身革命的唐生智的天下,半是農民協會的天下。在農民運動的衝擊下,原來的鄉紳大多變了「土豪劣紳」,威風掃地,被戴上高帽子遊街的,不知凡幾。按道理,在此情形下,葉德輝應該收斂才是,可是這傢伙不,依然說三道四。當時湖南農民協會的首領是柳直荀,就是毛澤東答李淑一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那個「柳」,很是能幹,農會搞得十分火熱,掌握了省團防局的武裝,聲勢浩大,動輒捉了土豪劣紳戴高帽子遊街。那時,四鄉農民,經常進城開大會。一次,葉德輝對人說,他為農會擬好了一副對子,上聯是:「農運宏開,稻粱粟麥黍稷,無非雜種」;下聯為:「會場廣闊,馬牛羊雞犬豕,儘是畜生」;橫披:「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事情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消息走漏,葉德輝被早就恨死了他的農會抓了起來,公審之後,餵了一粒銅花生米,翹辮子了。聞聽葉德輝被抓,章太炎發了個電報來求情,說此人固然該殺,但念他是個讀書種子,還是饒他一命為好。但電報到的時候,葉已經去西天多時了。

  當然,章太炎的說法也不錯,葉德輝人雖然壞,卻真是個讀書種子,不僅書讀得多,而且藏書特豐,近代書家,誰人不知景梅閣(葉的藏書樓名)?葉德輝的目錄學兼讀書札記的《書林清話》,直到今天,依然是此行當的必讀書。只是,能讀書而且有見識,卻掩不了葉德輝的惡行。湖南農運,過火的行為不少,但殺葉德輝,卻是他罪有應得。晚清紳士劣化,葉德輝要算是典型,在他身上,反映的是一個轉型時代社會中堅層的某種帶有典型意義的趨向,只要有轉型的形勢,類似的墮落就免不了。 






 
革命·詩·酒·佛·女人
  將這樣幾個詞堆在一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似乎都有點不敬。但我下面要說的事情,的確跟這些詞都有關係,而且無論如何也提煉不出更合適的題目,所以,只好這樣將就了。記得好像「詩·酒·佛」這樣的堆砌,本是魯迅先生打算做論述六朝文學的題目,既然我素來景仰的魯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點別的,湊成一盤,估計也算不得什麼。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結的詩社,從一開始就是個大雜燴。上面講的幾個詞彙所代表的東西,南社裡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說反滿的內容,尤其濃烈。這也沒辦法,誰讓清朝皇帝在二百多年裡,老是對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治了又治,壓了還壓,那麼多文字獄,那麼多科場案。眼看滿清大廈將傾,又有上海的外國租界做掩護,不抓緊時間搗亂,更待何時?搗亂的詩人中,喜歡佛的不少,既喜歡佛也喜歡女人,或者說更喜歡女人的更多。不過,真的做了和尚的卻只有兩個:一個是蘇曼殊,一個是李叔同。

  蘇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後光著頭穿西裝、鬧革命、吃花酒、做詩弄畫。李叔同是先穿西裝(甚至穿西式的女裝演「茶花女」)、鬧革命、吃花酒、做詩做畫,然後出家當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蘇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嚴格的苦和尚。雖然有這樣的不同,但這倆人相同點更多,都才華橫溢,學什麼像什麼,於詩於畫,均有可觀者。當然,也都很有女人緣,走到哪兒都有女人圍著,李叔同出家後,還有女人找上山來,在山門苦等。

  從古到今,詩人和詩,都離不開女人。唐朝是詩的王朝,害得後世怎麼做,都超不過去。其實,多虧了當時男女界限不嚴,男男女女湊到一塊,淺斟低唱,帽落襪滑,不惟妓家,良家婦女也樂在其中。女詩人魚玄機,跟男詩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氣日夕佳,眾鳥欣有托」,說的是某詩人有疝氣並用了疝氣帶);公主可以帶著相好,招搖過市,甚至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進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窩蜂擁進妓樓,歌伎舞兒,不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詩來也不讓鬚眉,詩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寫詩的。這種事如果放在後來,不進大獄也得終身禁錮。都說悲憤出詩人,其實女人也培育詩人,如果沒有女人,詩人多半是做不出詩來的。所以,蘇、李二位招女人喜歡,對近代詩與畫的繁榮,的確大有好處。

  二位更有佛緣,畢竟他們都遁入了空門。無論是蘇曼殊這種花和尚,還是李叔同這種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種境界裡,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們的確也成了正果。

  當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緣,他們都是反滿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詩畫裡,都不忘滲透著革命的意義。顯然,革命從來都跟浪漫的詩人有著難解難分的緣分,只是,浪漫的詩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後做什麼。

  同樣與革命、詩酒、女人和佛都有緣的南社詩人兼畫家是錢化佛。此公沒有出家,但特別喜歡畫佛,只是所畫的佛個個都閉著眼睛。人問為什麼?他說: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間的牛鬼蛇神!錢化佛在辛亥革命時是員勇將,參加過攻打南京制高點天保城的戰鬥,殺進去的時候,清軍做的稀飯尚在,結果便宜了包括錢在內的敢死隊。

  既然革命後的世界是個佛都不忍看、不願看的天地,那麼詩人皈依佛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吳稚暉的兩次「冤」的際遇
  吳稚暉是個民國怪人。在國民黨內,他無疑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現,卻總是二醜模樣,半是名士派頭,半是玩笑洋相,總也正經不起來。日俄戰爭期間,留學生在東京開會,吳稚暉上台大罵西太后,罵著罵著,肚子一鼓,褲子掉了下來,提上之後,面不改色,依舊是罵。北伐成功,國民黨當了家,吳稚暉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順,奔七十了,卻依然為老不尊,瘋癲如故。喜歡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車,睡大車店,還特別喜歡在住所周圍的空地上方便(吳《斗室銘》有句云:「聳臀草際白,糞味夜來騰」)。極其健談,話匣子一開,就關不住,所講的話莊諧雜出,格外喜歡在臍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場,就越是卵蛋、精蟲的說個不停。為文,最喜歡的東西,一個是嘲笑瘌痢頭的《瘌痢經》,一個是一開首便「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鬼話《何典》。西太后死的時候,吳稚暉寫文章去罵,要李蓮英伸手捫西太后「干軟的乳頭」,全不顧人家看了會不會嘔吐。

  不過,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經,拿肉麻、下流當有趣的吳稚暉,也有不爽的時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後,知識分子鬧變法,康有為叫得最凶。公車上書之後,同為舉人的吳稚暉慕名去見康有為,說起中國之病,公推「八股」、「鴉片」和「小腳」(纏足)為三害,由是約定,大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三年後,吳稚暉老實地遵守了約定,沒有下場,可是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卻照考不誤,康有為還中了進士。吳稚暉一怒之下,一度憤而「反動」,故意跟進步潮流唱反調,為難追求新思潮的學生(時吳在北洋學堂教書),好不容易才回過味來,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們一起干了,跑到家鄉,另起爐灶。後來吳稚暉從康黨變成革命黨,估計跟這次「上當受騙」很有關係。

  吳稚暉的另一次不爽的經歷,跟《蘇報》案有關。亦宦亦商的陳范接手《蘇報》,半出於對朝廷的不滿,半出於銷路的考慮,將報紙交到了愛國學社裡筆和嘴巴都很厲害的一干人手裡,吳稚暉也算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在報上大罵皇帝,罵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動用國家力量來懲辦「亂黨」,具體的經手人卻是很開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馬未動,卻先托關係找到了吳稚暉,在出示了朝廷要將《蘇報》同仁拿辦正法的諭旨之後,卻連說「笑話,笑話」,並說他們以後可以多聯繫,告知了聯繫的方式,最後暗示,吳稚暉可以出國避一避,去歐洲、美國均可。對於俞明震的賣好,吳稚暉和《蘇報》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釗、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開始是當笑話聽的,由於有租界的庇護,他們根本沒把北京那個老太婆的雷霆之怒當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當局已經找過他們若干次,並保證說,只要他們不私藏軍火,僅僅是批評清政府,沒有關係。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國家,國家的利益和言論自由的理念比起來,後者依然脆弱得很。當西太后很是認真的時候,已經跟清政府達成了協議,而且有四萬萬白銀的賠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國家,多少都是要給點面子的,儘管這個西太后,剛剛很不人道地把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杖斃掉了。於是,《蘇報》案發了,章太炎和鄒容進了租界的監獄,雖然在清政府看來是重罪輕判,但畢竟有人受了懲罰。在《蘇報》同仁大多避開的同時,吳稚暉走得最遠,真的去了英國,全不在意英倫居大不易的花費。

  案發後,有消息傳出,說章太炎和鄒容的入獄,是吳稚暉告的密。當然,這是冤枉的。儘管吳稚暉走得遠了點,如果僅僅為了避難,似乎沒有必要,但章、鄒二人的落網,的確跟吳稚暉沒有任何關係。因為當時辦案的人,無論是中國方面的官員還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沒有任何的熱情,事還沒辦,空氣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與鄒的被捕,完全是這兩人的自投羅網,找上門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點事來,好擴大影響。這裡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沒有丁點的秘密可言,當然也就沒有密可以告。至於為什麼俞明震偏要找上吳稚暉,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裡,只有吳稚暉是江蘇人(還是紳士),而俞恰在江蘇做官,身家事業都在江蘇。

  吳稚暉這兩次際遇,的確有點冤,以至於事情過了很久,這位黨國的「稚老」,依然忿忿不平。不過,這個「冤」,也反映出吳稚暉其實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瀟灑和狂放,對於自己沒有拿到進士的頭銜,多少還是有點惋惜,對於清政府,或者說對一切大權在握的人,也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一個《蘇報》案,章太炎自投羅網(還是有風險的,畢竟沈藎剛剛被杖斃),而吳稚暉卻遠走歐羅巴;回來以後,雖然身屬革命黨,信仰無政府主義,但暴動暗殺的事情(這恰是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拿手戲)卻一點也不沾邊,既比不上幕後策劃的蔡元培、陳獨秀,更比不上親自動手的吳樾和汪精衛。再以後,我們發現,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吳稚暉,對於最有權勢的那麼幾個人,卻連小罵都沒有,無災無害地做著國民黨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蔣介石周圍像吳稚暉這樣專門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殺了,陳佈雷也自殺了,可吳稚暉卻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灣,活到自然死亡。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張繼是國民黨元老,屬於文官,不過他的這個文官,在年輕的時候,卻以能打聞名。張繼當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辮子,很為留學監督姚某看不慣,總是說三道四,說得張繼性起,約了同為剪辮黨的陳獨秀、鄒容,找個茬子,一個抱腰,一個捧頭,一個揮剪,把監督大人的辮子也給卡嚓掉了。監督大人官做不成,張繼也只好做革命黨了。

  說起來,革命黨起事的資格,要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保皇黨老得多。但自從保皇黨流亡海外,康有為拿著一個假的衣帶詔,以一介冒牌的帝師的身份,在海外華人華僑中招搖,居然後來居上,很有市場,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雙方各開大會,往往是保皇黨的會人多勢眾,這次第,令革命黨人很是氣悶。這個時候,教科書上說,革命黨和保皇黨開展了一場大辯論,在辯論中,由於主持《清議報》的梁啟超這支筆,敵不過主持《民報》的章太炎的那支筆,所以,革命戰勝了改良。其實,要論宣傳,梁啟超的時務體絕對天下獨步,怎麼可能輸給為文古奧的章太炎?原來,這裡面另有內情。

  在章太炎跟梁啟超打筆仗的同時,張繼也上場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棗木手杖。每逢保皇黨開會,張繼便領了若干健將,殺將前去,二話不說,揮杖便打,梁啟超們開始還欲與之理論,可是棗木杖招招見肉,秀才遇見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黨人開會,張繼不知道便罷,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雞飛狗跳而後止。保皇黨人雖多,但架不住張繼之勇,所以每打必敗。當時,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雖然效率很高,但對這種中國人之間的內訌,根本沒有興趣理會。久而久之,保皇黨人的活動在日本都沒辦法進行了,又過了一段時間,至少在聲勢上,革命戰勝了保皇。當時,同盟會有四大打手,張繼排行第一。

  張繼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機會。那是1935年,國民黨在南京開大會,上海的洪幫受某些勢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裝成攝影記者,行刺國民黨要人。結果臨場的時候蔣介石不在,刺客便對汪精衛下手,剛開一槍,便被兩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奪槍。奪槍者為張學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張繼。能當刺客,當刺殺國民黨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兩下子,居然被張繼一抱而不能動,可見昔日打手不減當年之勇。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打人當然不在話下。不過打的對象,不是滿清親貴,而是同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勝之不武。況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罷,不過是手段,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康樂。手段、道路的選擇,其實真是需要辯論的。辯論是講理,不是動蠻,如果靠動粗打架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對於國人意義其實不大。何況,無論主張革命還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雙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為藍本,區別只是學美國還是學英國,手段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漸進,而目標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議制政體。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爭論中,在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角逐中,雙方都不能坐下來講理,辯論實際變成了謾罵,背後還有棒喝黨的開打。彼此在對方的眼裡,都是最兇惡的敵人,甚至比他們共同痛恨的葉赫那拉氏還要可恨。比較起來,激進的革命黨人,似乎又更顯得理直氣壯。

  顯然,張繼雖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個文人。就當時而言,是自以為他們對,真理在握,才這樣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給原本不正當的行為蒙上了一層道德的面紗。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國,明清兩朝,士大夫能夠中進士而且點翰林,是科舉途上最榮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後,仕途最順,不僅可以有機會外放考官,收若干門生,納若干「孝敬」,而且陞遷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過,清末,卻有兩位翰林公參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譚延ND064。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位譚延ND064。譚延ND064本是貴胄公子,父親譚鍾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員,不過面目相當保守,戊戌變法時任兩廣總督,不惟牴觸革新,而且連前任興辦的水師魚雷學堂也給裁撤了。譚延ND064是譚鍾麟的晚年得的兒子,雖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利於優生,但這個老來子卻非常聰明,書讀得好,是光緒三十年會試的第一名,即會元。湖南名士王ND064運聞之大喜,說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譚延ND064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沒人中過會元)。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老子和兒子唱反調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兒子往往就激進,越是有出息的兒子就越有激進的可能。中進士入翰林之後,譚鍾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譚延ND064,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憲派攪在了一起,高票當選湖南諮議局議長。接下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達峰做了湖南都督,沒多長時間就被刺殺,譚延ND064被推上都督的椅子,從此落入「革命陣營」,二次革命反袁(世凱),國民黨陣營的四個省督獨立,也有他一份。此後在湘督位置上幾番上下,率領殘餘湘軍跟隨孫中山東奔西走,參加北伐,時而省長,時而督軍,時而總司令,時而軍長,最後做到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譚延ND064在國民黨內,人緣極好,因他是文官,人稱文甘草。中藥配伍各有禁忌,惟有甘草跟什麼藥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別好的脾氣,譚延ND064為人之隨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從容。做官時,下屬進門不用報告,有座便坐,有煙自取享用,而譚延ND064不論什麼時候,都和顏悅色,了無怒容。即使被當面羞辱,則裝作不聞,即使被部下賣陣,差點做了俘虜,也不過是苦笑著搖搖頭而已。所以,他的第二個外號,叫譚婆婆。譚延ND064人有名氣,字也寫得好(要是開門賣的話,完全可以賣個好價),一直做著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飯鋪酒店,到處都有他的墨寶。隨便一個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譚搭紙費墨,沒有二話,也許有些是秘書長之類的代勞,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將名義假借的。大革命時期,國共時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壘分明,但是惟有譚延ND064,左派當他站在左邊,右派當他站在右邊,兩邊的攻擊炮火,都擦不到他的邊。反過來說,這種人的用處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長,也不過是國民黨內各個實力派都能接受的作為緩衝用的沙袋,一個軍人政權的點綴。

  譚延ND064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趕上了一個武人當家的時代,遍地烽火,到處打仗。「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幫會、土匪、教門也各逞威風,有槍就是草頭王,槍多氣粗,各以實力說話。譚延ND064一介貴胄公子,不幸又是讀書種子,中過會元,點過翰林,雖然據說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時候曾經在武人面前露過一小手——可以雙手使槍,而且槍法極準,但依然沒有武人拿他當自己人,因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不是保定系(保定軍校畢業)。而他自己,也沒有親自下部隊,帶兵打仗,實現從文人到武將的轉變。所以,儘管他當過的官儘是些「武職」,督軍、司令、軍長之類,但始終成不了一個帶兵官,頂著那麼多貌似軍閥的頭銜,卻從來掌不了實權。實際上卻是秀才遇見兵,不僅有理講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趕走。

  在那個時代,文人混在武人堆裡,做幕僚也好,做「長官」也罷,往往帶有很大危險性,弄不好就會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們給犧牲掉。可是由於譚延ND064的好脾氣,左右圓通,這種危險對他來說卻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賣他,驅逐他,但卻沒有人敢冒湖南鄉里輿論的大不韙殺掉他。至於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於他的圓通,對人不構成威脅,也會安全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延ND064是近代的馮道,苟安於亂世,靠的就是心平氣和,處世圓通。據說,譚五十歲那年,有人做祝詞曰:「茶陵譚氏,五十其年,喝紹興酒,打太極拳,寫幾筆嚴嵩之字,做一生馮道之官,立德立功,兩無聞焉。」譚氏聞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連稱奇才。說實在的,這祝詞雖然刻薄了一點,但對於譚,確實再貼切不過了。

  譚延ND064的時代,是中國現代的轉型時期,可是,轉型轉成了文官淪為驕兵悍將的擺設,只有像馮道一樣,心平氣和,唾面自乾,才能文運長久,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悲哀。 






 
名士與老媽子之間不得不說的事
  在過去的時代,大家對讀書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說來還是滿高的。不過,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名士,情形就變了,好像是有了某種行動的自由,別說出點格,就是荒唐一點,人們也以為當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齊約好了似的,大抵都將「特權」用在男女之事上,通過縱情聲色,放浪形骸,來展示自己的名士風範,所謂自古名士盡風流是也。不過,做名士的風流,往往是犧牲掉仕途前程換來的,也就是說,大凡一個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將入相,在政界官場一逞身手了。從這個角度說,做名士,往往意味著某種的無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場蹭蹬,就是別的什麼原因斷了上進的路。比如明代的唐寅,一個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場案攪了進去,從此再也別想考試做官。當然也有這樣的事情,人還沒有踏入仕途,就玩得過火了,文名與青樓薄倖之名一樣大,大到了上達「聖聽」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當然只好不再應考,做「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則個。

  晚清的王ND064運,就屬於仕途受到挫折,憤而化為名士中的一個人。王很早就中了舉(26歲),踏入高級士人行列,雖然幾次會試不售,也屬正常,那個年月,科考聯捷的跟白烏鴉一樣地稀少。他的霉運在於才華早露,而且上達中樞,為咸豐皇帝的智囊肅順看上,收入帳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豐恰屬於那種氣性過小,又偏偏趕上多災多難的皇帝,長毛沒有平,英法聯軍又打上門,兩下夾攻,一口氣沒上來,窩囊死了。咸豐一死,肅順一時大意,被由於肚皮爭氣、生下惟一皇子的葉赫那拉氏,聯合咸豐的兄弟恭親王奕ND323搞掉,跟著知遇的先皇去了,王ND064運則從此被打上了「肅黨」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國就是這樣,跟錯人與站錯隊,對於文人來說,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著,王ND064運站錯了隊,沒有搭上小命已經屬於皇恩浩蕩了,要想出頭,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這個對頭命特長,活了又活,一直統治了四十多年。在這期間,王ND064運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傳說他曾經勸說過曾國藩自立為帝之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

  跟其他名士一樣,王ND064運也有大量的風流韻事,不過王的韻事無關於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媽子有關。大概是由於晚清的名妓,早就沒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輩的文韻風華,縱然八大胡同的頭牌蘇州小妞,也不過會點彈詞小曲罷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們身上下功夫;又大概是由於龔自珍的前鑒,為了一個顧太清丟官丟命,或者是清朝高門大戶,門禁過嚴,沒機會下手;反正王ND064運在傳統名士施展風流技能的兩個方面,都沒有任何成績,力氣都使在了身為傭婦的老媽子身上。

  跟那個時代的紳士一樣,王ND064運享過齊人之福,有妻有妾,不過都較早地死掉了。喪偶的王ND064運,根本沒有續絃或者再討個妾的意思。不過,此老雖然七老八十,卻有一個年輕人才會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婦人侍寢不可,否則就難以入睡。王ND064運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對青樓女子沒有興趣,那麼,侍寢的事,就只好由老媽子來承擔了。

  王ND064運的老媽子,最有名的是周媽。其實在周媽之前,也有過別人,可是自從周媽來了以後,「後宮」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ND064運不僅睡非周媽不香,飯非周媽不飽,而且頭上的小辮子,非周媽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還扎上一個大紅的頭繩;進入民國之後,依然如此,成為湖南的一景。關鍵是,此老跟老媽子的事,從不避人,不僅在日記裡寫(日記都是寫給人看的,王ND064運自也不能免俗),而且雙入雙出,甚至當著自己的弟子親親熱熱。清朝完結,袁世凱做了大總統,請王ND064運進北京做國史館的館長,王偕周媽上路,途經武漢,湖北督軍王占元請飯,周媽上席,吃得陪座的大人先生們一臉尷尬。到京之後,袁大總統設宴招待,周媽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邊。席間,王ND064運旁若無人,一個勁地把好菜往周媽碗裡夾,連跟總統說話都有一搭無一搭的。

  可是周媽也有麻煩,不僅她的兒子和兄弟老上門來要錢(不是應得的佣金,而是額外的錢),而且她自己,有事沒事,總要弄出點動靜來。此婦雖然僅僅是個鄉下的中年寡婦,大字都不認得一個,但天生對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無師自通地門清,如果擺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計又是一個西太后。周媽的政治才能,在王ND064運在家做名士、開門授徒的時候,不過展現在把持家政,操縱館務上,問題還不大。可是一旦王ND064運進京做了官,主持一個機構,事情就麻煩了。首先是在國史館的雜役人員的安排上,周媽要插手——要用自己家鄉的親戚。這倒也有情可原,照顧鄉親和族人,畢竟是國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會貼上來,要求利益均沾。周媽成了國史館館長大人的內寵,雖然無名無份,但「出息」二字還是談得上的。湖南的老媽子成千上萬,有誰能讓我們的王大名士睡安穩覺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媽的手越伸越長,有人見識了周媽跟王ND064運的親密,也見識了周媽的神通,於是,只要有事求到王ND064運,用得到國史館,就走周媽的後門,結果害得個原本還算本分的周媽,在京城大出風頭。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據說還有名片,名片上是王ND064運的親筆,上面六個大字:王氏侍傭周媽。雖說名頭不響,但管用。世面見得多了,膽子未免越來越大,甚至敢假借王ND064運的名義,寫信替人求官,率眾大鬧妓院。鬧得京城上下,有點頭臉的所在,無人不知有個周媽。終於有一天,周媽納賄的事敗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氣,要周媽把吃進去的吐出來。開始,周媽還抵賴,想顧左右而言他混過去,後來實在賴不過去了,遂就地打滾,又哭又鬧,一如潑婦,弄得王大名士無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媽吃的賄賂吐不出來,周媽引進的人就退不出去。摸著了王ND064運的軟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鬧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讓著他,周媽膽子還大了。最後,一個泱泱大國的國史館,居然是大字不識一個的周媽當了家。

  幸好,就在王ND064運感到有點為難的時候,由他的學生楊度帶頭鬧起來的帝制風潮,已經有點成氣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遺老遺少錯會意,以為袁世凱這麼鬧,是為了讓清帝復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亂叫,其中就有王ND064運的學生宋育仁。為了不讓帝制運動亂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來,或者說客客氣氣地被請到了警察局,然後解遞原籍。對於冒冒失失闖禍的弟子,王ND064運沒有話說,只有歎息,還讓周媽送了二十元錢給他。這種捉放曹的把戲,通曉帝王術的王ND064運,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貓膩,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險。老謀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塗塗地ND254這趟混水,於是拿周媽說事,上書袁世凱,說自己「帷薄不修」,約束不了家人,辭掉了國史館的館長,沒等老袁照準,就夾起行李走人。周媽丟了作威作福、索賄納賄的機會,很是恨恨,但也沒有辦法(不識字,沒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寫辭呈),只好跟著王ND064運回家。

  在晚清和民國,王ND064運屬於那種才大志高,目無餘子的人物,連曾國藩、左宗棠都不在眼裡,何況其他。無奈,命運不濟,站錯了隊,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塊壘難平,奪他人之酒杯,無論怎麼澆,都是老套子,難解心頭那點遺憾,非得有點驚世駭俗之舉不足以自顯,親老媽子,實際上算是一種。事實上,王ND064運抬舉老媽子,除了滿足自家性慾之外,還附帶有笑罵官紳貶損官場的意思:管你什麼大場合,什麼高貴的人出席,咱就帶周媽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這個鄉下來的粗鄙的僕婦,關鍵是,我帶這個粗婦,還沒有任何名義、任何名分,僅僅是賤人老媽子而已。達官貴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國總統,一併被捉弄了,又無可奈何,王ND064運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惡氣。從某種意義上說,抬舉周媽,跟他找三個匠人做弟子(木匠齊白石、鐵匠張仲ND265、銅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樣的,就是偏要找這些底層的人來和士子做伴,抬舉了他們,就貶低了你們。骨子裡,他並不真的看得起這些人,比如在日記裡,就嘲笑齊白石的詩是薛蟠體(而在齊白石自己看來,他的詩是第一流的,而畫倒在其次)。

  王ND064運討厭當時官場的一切,尤其討厭春風得意的大人物,但卻從來不出惡聲,一切厭惡,從嘲謔出之,在近乎惡作劇的戲謔中,發洩著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親人遭受磨難的時候,他才會偶爾顯露出金剛怒目的本來面目。晚年,他最喜愛的女兒所托非人,女婿不僅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對女兒大打出手,女兒寫信向他哭訴,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為娼」。憤憤之情,溢於言表,這樣的話,大概也只有他王ND064運能夠說得出來。顯然,無論是遊戲人生,還是金剛怒目,在骨子裡,他老人家

  心氣還是不平衡,沒有看開。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古往今來,誰又能真的看得開呢?那個時代,作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說的實在一點,則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所以,科考成敗,人稱得售與否,也就是說,賣沒賣出去,當然真的賣出去,還要看以後的官運如何,或者說賣出了個什麼價。既不得售,或者窮守鄉里,鬱鬱而終,或者煮字療饑,賣文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較起來,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還算過得最舒服的。不過,做名士必須有條件,條件就是自家得有點本事,而且社會上還要承認,否則脾氣和瘋氣,就都耍不起來。 






 
留辮子的大師
  民初的學界,有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是留辮子的,一位辜鴻銘,一位王國維。兩位對於腦袋後面的辮子,都還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國維的辮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給梳,據他女兒回憶,有次她娘梳煩了,說:「別人的辮子全剪了,你還留著,多不方便。」王國維半晌無語,過了一會冷冷地說:「留著便是留著了。」辜鴻銘更過分,不僅自己腦後拖著小辮子,連自家雇的黃包車伕,都必須是留辮子的主兒;車伕拉上辜先生跑起來,前面一條大辮子,後面一條小辮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兩位留辮子,從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麼點關係,可是,洋文說和寫都比中國話順溜的辜鴻銘,留辮子,無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獨行,凡事跟別人不一樣。別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別人穿西裝,我偏馬褂;別人留洋發,我偏留辮子;別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納妾,而且還有理論:男人如同茶壺,女人如同茶杯,一個茶壺必須配幾個茶杯,而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王國維卻不同,他留辮子,真的說明他對前清有感情。民國最初的一二十年,有類似感情的讀書人並不在少數,主要是因為民國搞得不好,國家混亂,民生塗炭,大家有點懷舊也是正常的,懷舊不見得是希望復辟,也不見得都是遺老遺少。作為舊學浸潤頗深的飽學之士,王國維有懷舊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過,靜安(王國維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懷舊還有不同,他做過清廢帝溥儀的師傅,陪著「皇上」在故宮的南書房讀過書。小皇帝不僅對王師傅很尊重,而且還有點感情。靜安先生高度近視,吃飯的時候,只能看見眼前的菜,溥儀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夾過來。按說,從小受慣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當時的溥儀已經被洋師傅莊士敦教壞了,而且見過新派人物胡適,會做新詩「匹克,尼克,來江邊」,所以,對師傅有點表示也正常。不過這麼一來,我們這個天天關在書齋裡讀書,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實頭靜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雖然已經退位,但在法理上,他還是皇帝,並沒有變成平民;況且,在那些對清朝有好感的人眼裡,皇帝頭上的光環並沒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這點表示,在靜安先生心裡,想必份量不輕。

  我們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進軍的凱歌聲中,靜安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自盡。關于先生的死,歷來有各種解說,羅振玉說是殉清,還張羅著給王國維請謚號;陳寅恪說是殉文化;梁啟超說是由於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後還有人說是被羅振玉逼的。其實,羅、陳和梁說的都有道理,王國維的遺書上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事變應該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馮玉祥逼溥儀出宮的時候,王就在現場。皇帝被逼出宮,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於李陵,這裡,雖然沒有君辱臣死的執拗,但要說跟前清沒有一點關係,恐難服人。當時大革命的聲勢,的確有些嚇人,葉德輝被處死,固然罪有應得,但此人畢竟是個讀書種子,遠遠聽了,未免狐悲兔死,物傷其類,心裡發毛。王國維是書齋裡的人物,內向而寡言,對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內心的敏感度卻相當高。馮玉祥逼宮,據當事人回憶,並無凶險可言,馮也絕對沒有傷害廢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裡,卻是驚濤駭浪,白刃炸彈。所以,把北伐的到來想像得過於可怕,也是自然的。

  後來的人們,大概是出於對王國維的愛護吧,總是迴避其對清朝的感情,迴避其對大革命的厭惡之情,甚至有意讓他跟羅振玉劃清界線。因為,在這些人的眼裡,如果不如此,這些就是先生的污點。其實,一個真實的王國維,要比加上如許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師,要可敬得多。 






 
新時代的舊式拜師禮
  在歷史上,劉師培要算是一個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還相當徹底,連名都改了,叫「光漢」,取光復漢家之義。不僅徹底,而且「進步」神速,在大伙還在張羅排滿建立合眾政府的時候,他就信仰起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來了,別說政府啦,連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後來又變節,投到滿人權貴端方門下當幕僚,不再打算「光漢」了。四川保路運動起,端方帶兵入川鎮壓,他也陪著。路上,武昌革命炮響,端方被所帶的士兵殺掉,如果不是跑得快,他的小命也沒了。辛亥革命後,他又上了楊度的賊船,成為袁世凱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籌安會,結果是名聲臭上加臭。

  導致劉師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個,據說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國覺悟最早的新女性。不過,這位新女性對於革命不甚了了,但對於自家的享樂卻在意得緊。劉師培是吳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塗,懼內,對何震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東獅,百依百順,而且思想上還跟著走。信仰無政府主義,本是何震拖著劉師培,兩人婦唱夫隨。廢除家庭的高調,原本不過是何震為了名正言順地紅杏出牆,明目張膽地在劉師培眼皮底下,跟情人雙入雙出,據說劉師培一點脾氣都沒有。劉師培後來之所以變節,實際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給牽線搭的橋。

  黃侃也是一個怪人,黃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沒幾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上課必罵海內名人,連同屬章太炎門下的錢玄同,都被他罵得狗血噴頭。自家的名言是「八部書外皆狗屁」,意思是說,歷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和《文選》這八部書,統統不入流。跟《新青年》同人,很是過不去,害得大家都認為他是保守派,其實,他只是狂而已,對站在《新青年》對立面、寫文章罵陣的林琴南,他也一樣不客氣。就是這樣一個以狂狷聞名的怪人,在劉師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請來當教授之後,居然登門拜訪,請求劉收他為徒,而且擇日行了隆重的磕頭拜師大禮。

  原來,劉師培雖然政治上名聲不佳,個人生活中又甘戴綠帽子,可是這個人學問卻很好。儀征劉家,治《左傳》海內獨步,劉師培有家學在身不說,於小學(文字學)也頗有造詣。如果要講「國學」的話,劉師培是名副其實的嫡傳。

  正因為如此,蔡元培才請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黃侃才屈節隆重地拜他為師,雖然兩人當年都是革命者。

  在當年的一代學人眼裡,學問是學問,政治是政治,他們很自覺地將兩者分開。斷不會因為某人政治上不正確,連其學問也否掉了,不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學問,他們還真的佩服。黃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沒有幾個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卻偏偏能跪倒在劉師培腳下叩拜。顯然,他拜的不僅僅是這個人,而是他的學問。

  時代有新舊,學問無新舊。越舊的學問,在新的時代很可能越是值錢。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敗之後,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了。這件事,在歷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榮,也算是袁世凱虐待黨人的暴行。不過,章太炎的這份光榮,實際上卻是他自己找上門去,從袁世凱手裡逼來的。

  說實在的,當孫(中山)、黃(興)等人發動二次革命反袁的時候,章太炎早就跟這些當年的同志分道揚鑣了。在民國的最初歲月裡,政黨分分合合,章太炎雖然都是熱心分子,但卻一直站在先是同盟會,後為國民黨的對立面。他厭惡孫中山,對黃興不感興趣,甚至跟原來光復會的同志也貌合神離,倒是對那個被造反的新軍士兵從床底下拖出來的黎元洪,有著絕大的熱情。所以,在袁世凱壓迫國民黨的時候,章太炎和他身屬的共和黨,如果不是幫兇的話,也是袖手旁觀的。可是,當袁世凱如願地當上了正式大總統,不再需要國會這個選舉機器了之後,借追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實際上把個國會廢了(夠不成半數,無法開會),到這時,醉心於議會政治的梁啟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夢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過,章太炎不是梁啟超,不可能這麼輕易地善罷甘休。他要「為中夏留一線光明」,「挽此危局」(章給弟子和夫人的信),於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離開了自己的溫柔鄉,北上北京,找袁世凱算賬來了(時為1913年12月)。於是出現了他的學生魯迅描繪的一幕:以大勳章為扇墜,大鬧總統府。雖然據章太炎當時的新婚夫人湯國梨女士後來說,章太炎並沒有大勳章,上京也沒有帶勳章,但章太炎的鬧,確實非同凡響。據當時的《申報》(1914年1月14日)記載,章太炎手持團扇一柄,下系勳章,足踏破官靴,大嚷著要見總統,承宣官(傳達)擋駕,則「瘋言瘋語,大鬧不休」。另據官方記載,章太炎則不僅罵了人,還砸了傢俱什物。

  結果不問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帶走,在內務總長朱啟鈐和有「屠夫」稱號的京師憲兵頭子陸建章的關照下,章太炎被以「瘋病」為由,遭到軟禁,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囚禁生活。

  當然,章太炎並沒有瘋,他雖然有「章瘋子」之名,但誰都知道,那只是一個帶有戲謔意味的外號,並不是說他真的精神有問題。章太炎此行,其實真的就是想見袁世凱談個明白,所以,進總統府的時候,還先投了名片,請承宣官轉達。雖然名片一尺五寸長,上書三個斗大的字「章炳麟」,但這是他的個人風格;至於足踏破靴之類,不過是章太炎不修邊幅的名士派頭,向來如此,更不足以說明他的「瘋」。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於他的身份——不僅跟國民黨有老關係,而且屬於共和黨內的對袁不滿的人士,還由於他這一鬧——不僅不滿,而且有了給政府找麻煩的行動。

  不過,章太炎之囚,以後來黨人的待遇觀之,還是相當優厚的。據劉成禺講,袁世凱曾經對陸建章定了關於囚章的八條規則,規定起居飲食用款不限,而且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東西毀掉了,再買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對見客、談時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許有談時局的文字。章夫人湯國梨也說,章太炎在被囚期間,每月的費用是500元(當時一個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學裡最牛的教授,每月不過400元)。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闊氣的時光。

  儘管待遇優厚,但囚禁畢竟是囚禁,這既是對章瘋子鬧事的一種懲罰,更是袁世凱對未來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種防範。雖然很有違法嫌疑,但作為獨裁者來說,倒也常見常用的。當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範,他必然也必須反抗,也就是說要接著鬧事。作為一個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當然是用筆,可是這種文字一個字都出不去,寫了也白寫。所以,鬧,只好找別的辦法。辦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開涮。章太炎是個窮書生,一輩子沒錢,生活極其簡樸,可是他在軟禁期間,居然一口氣雇了十幾個廚子和僕人(他當然知道這些僕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擺其老爺的譜,強迫這些人稱呼他為「大人」,他的客人來了,要稱呼為老爺,見面要垂手低頭,每逢初一十五還要向他磕頭,犯了錯,還要罰跪罰錢。為了將這種羞辱落實到位,他甚至強迫這些僕人(警察密探)照這些條件跟他具結,簽字畫押,害得我們的警察老爺,個個像是簽了賣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氣雖是解氣,但畢竟傷不到袁世凱,甚至連陸建章、朱啟鈐也碰不著;被關著做大人老爺,雖然耳邊聽取奉承一片,時間長了,也一樣氣悶。所以,章太炎又開始絕食。不過,章太炎雖然又瘋又倔,但此時的絕食,似乎卻並非真的以死抗爭。無非是借此鬧出點動靜,製造一些不利於袁世凱的輿論,讓這個奸雄難堪。因此,章太炎的絕食,時斷時續,一年多下來,也沒有死掉,但卻讓袁世凱頭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馬來勸,甚至派人打算強行將章夫人湯國梨接來(未果)。

  我們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凱稱帝失敗、自己翹了辮子才告結束。這期間,雖然袁世凱少了若干公開罵街的聒噪(一個梁啟超已經夠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當的經歷,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復歸到昔日的光輝。他的學生在總結他的歷史的時候,這段經歷,已經帶點傳奇色彩了。 






 
狗血淋頭的文人們
  古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大約文人所依仗著的,不過一枝禿筆,不弄點什麼在紙上,甚至刻成書,就難受。當然,這一不難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諱是免不了,白紙黑字的議論,如果政治上不正確,又恰好碰上個過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條鼻子特好使的狗,那麼就有可能倒霉。有明一朝,在開始的時候,朱元璋識字無多,文字獄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禿頭,忌諱人家說光,偏有那麼些小文人對拍馬屁特別有興趣,自投羅網,結果一個接一個地莫名其妙就丟了性命。到後來,隨著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獄的水準也水漲船高,稍微像點樣了。比如李贄放言無忌,捧秦始皇,讚美私奔的卓文君,說伺候了四朝皇帝的馮道的好話,連對孔子都敢說三道四,宣稱不一定以其是非為是非。雖然文革時批儒評法的當口,很讓江青和梁效們受用,被樹為法家的典型,著作還被印成大字本,廣為發行,但在李贄活著的時候,給他帶來的卻是災禍。——被捉進官裡,斷送了老頭皮。

  歷朝歷代,論起來,還是清朝文字獄最紅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鬧了百多年的文字獄。不僅傳統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題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許多敏感領域,不僅狄夷這種字眼犯忌諱,連明、清、朱、紅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一個以前看起來是常見的詞組:濁清,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怒,說你把「濁」字加於國號之上,是何心腸?甚至如果你在詩文裡多用了幾個日月,也可能被人告發,說是別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不過,要我說,文人最倒霉的,還不是在文字上遭災,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觸犯了忌諱,儘管斷送了老頭皮或者不老的頭皮,在後人,還多少能贏得幾分讚譽,被誇成有勇氣,甚至有見識。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種名義修理的文人,不僅當時很慘,過後也得不到後人的好評,在今天看來,屬於晦氣到家了。

  清初的吳兆騫就是這樣一個倒霉蛋。吳兆騫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這樣的才子,在明社為屋之際,儘管沒有顧炎武、傅山、張煌言、夏完淳那樣的恢復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國之慨。雖然很快就出來應試,做了順民,但對於清朝皇帝來說,這種人還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點名堂殺一殺這些人的傲氣。於是,科場案出來了,凡是被舉報的考官考生,統統丟了吃飯的傢伙,而取中的舉子,則被押到北京,倆兵丁拿著大刀看一個,讓他們在皇帝面前當場考試。江南才子吳兆騫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殺氣騰騰的考場上考試的一個倒霉鬼。

  一種說法是,從來都嬌生慣養的吳兆騫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不免渾身顫抖,握不成筆,結果交了白卷。還有一種說法是,吳兆騫被押進考場之後,傲氣陡起,說我吳兆騫考個舉人還用受這種氣,一字不寫,交了白卷。不管哪種說法是對的,反正吳兆騫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極邊之地,到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給披甲人為奴了,再重一點,就是絞刑了。儘管吳的文名早已上達天聽,皇帝應該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後門才能考上,但處分依然是這麼重。

  吳兆騫在寧古塔的冰天雪地裡,背著考試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後還是一班兒老朋友看不下去,托關係托到當時的權相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頭上,納蘭惺惺相惜,伸以援手,這才讓吳兆騫在暮年回到了家鄉。 






 
大學者的「呆氣」
  但凡有成就的學者,多少都有幾分呆氣,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問題的日常小事上,他們恰恰顯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說是弱智。比如出門不辨起碼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會接電話等等,若讓補白大王鄭逸梅說起來,可以有一本厚厚的書。

  在中國,這類呆氣表現最為嚴重的,據我所知有兩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為他們兩個,一個出門忘了自己家住哪裡,一個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賣字為生,平時輕易不出門,出門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麼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時候,叫了輛黃包車,車伕問他去哪裡,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麼地方,於是對車伕說,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車伕說,我不認識你。章太炎急了,說,連我你都不認識?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來,突然忘了自己叫什麼名字,怎麼想也想不起來。沒辦法,只好去問他的車伕。車伕也大有金先生之風,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說,那你知道別人都怎麼稱呼我嗎?車伕說,他們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來叫金岳霖。

  過去,國人看待學者的「呆」,大抵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覺得可笑,常常以嘲諷的態度面對學者們鬧出的笑話。孔夫子率弟子周遊列國,淒淒惶惶,有人嘲笑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實際上就是這種態度的鼻祖。這種態度如果機緣湊巧,跟文人的反智主義傾向結合起來,後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後期,白卷英雄張鐵生冒出來的時候,當權者有一段時間作興考專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務來考那些大教授、大專家,結果還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話。據說,由此證實了偉大領袖讀書越多越愚蠢的論斷。

  另一種態度是羨慕。因為他們把這種「呆」的表現,當成了有成就學者的象徵,是一種值得驕傲的名人逸事。甚至還有人刻意傚法,故意製造出一些逸事來,表明自己也屬於名學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們忘了,這些大學者的呆事之所以變成了逸事,關鍵在於他們有成就,而且因為這成就變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沒有成就,那麼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謂美,而東施效顰則不僅是醜,而且是呆了。

  其實,這些有名的學者,都是平常人,跟我們大家沒有太多的區別,可能智商要稍微高點,但也有限。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精神比較集中,總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個或幾個點上,也就是集中在他們所從事的學術事業上面。顯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一個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時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們所不在乎的日常瑣事,心思投放過少,就未免顯得「弱智」了。俄國作家高爾基說過,所謂的才能,其實就是一種對事物的愛好。需要補充一點的是,只是當愛好變得專注,才真的變成才能。那些名學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對某些方面的學問有興趣,而且能把這種興趣固化專注起來。當然,也因為這種專注,犧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們看學者逸事的時候,哈哈一笑之餘,應該有點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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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2-歷史的底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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