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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也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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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有時離真理只差一步
  ——讀《歷史也瘋狂》

  文/傳奇

  中華文明到底起源於哪裡?西方文明向東方傳播的過程中,海上絲綢之路與西北通道到底哪個更重要?全球同源,怎麼解釋「南島」問題?甲骨文為什麼在紅海?前代史學界的大師們怎樣看待文明的起源……其實,長期以來,對於中華文明是獨立起源還是從中東文明傳播而來的兩派論點,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此時,曾經對中國文字的起源,人類文明起源,特別是中華民族起源,提出大膽推論與猜想的北京學者蘇三繼《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東向東,再向東》之後又在新著《歷史也瘋狂》中出驚世之言:甲骨文在紅海!

  她的猜想與假設給正在進行「甲骨文起源研究」的專家們以強烈的震動,引起了各方的大討論。兩派學者各執一詞,毀譽參半:文明研究者認為她敢於打破史學壟斷的視角,挑戰了「自我封閉的史學界」,引發了新的疑古風潮,為中國文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而正統的歷史學和考古學界卻認為,作者把一些相似的現象無端的假設和猜想,沒有發現真正的相似性,是在胡說八道。那麼,蘇三的猜想到底是不是「胡說八道」呢?讀完此書,相信每個讀者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通過蘇三在書中的行走,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個學英文出身的歷史愛好者,她博采眾長,通過自己所掌握、涉獵、收集、查詢的很多文獻和各學科知識,並深入中國古文明的發源地:走新疆,過甘肅,踏青海,奔河南,跨晉陝,逛天壇,在各地積極探索,開闊思考,運用文化比較與文化分析方法,邏輯嚴謹的印證了自己假說,給激烈爭論的各方以強烈的回應。

  應該說,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歷史常識讀物,而是她近年來古文明研究的心路歷程、行路歷程、思路歷程,她像是用心在訴說著自己對文明起源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和您探討著自己猜想的不同觀點。作品圖文並茂,文字細膩,筆觸流暢,圖片新穎,讀來如行雲流水,酣暢淋漓,其間對國內很多優秀的考古勝地的見解也與眾不同,發人深思。作為幸運的歷史敘事者,她敏銳嚴謹的思維和大膽的想像也會給每一個歷史愛好者強烈的震撼。

  歷史有時候很瘋狂,許多看似分散的、凌亂的現象,通過特殊思維和特別方法,卻發現它們之間有著妙不可言的聯繫,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多樣性的,對歷史的思索需要豐富的想像,想像是沒有國界的,沒有時空限制的,人類正是在瘋狂的想像中改變著社會。所以,猜想有時離真理只差一步。 






 
一、跟隨張光直先生的足跡
  買書的時候忘記是否注意到作者,但無論作者是誰,這本售價僅11元的小書我都會買的,它的書名叫《美術、神話與祭祀》。僅「祭祀」這兩個字就足夠讓我眼睛發直。

  古代的宗教與政治緊密相連,有時候祭司本人就是族長和國王,假如你抓住了它的宗教特色,就等於抓住了當時社會的核心特色。所以,任何帶有祭祀意味的古代圖案和活動我都極其關注。

  這本張先生自稱最喜歡的專門寫給社會讀者的小書,是他一生中最喜歡的一本書籍,他的意思是,他的其他著作是學術著作,這本是普及本。但在我看來已經很「學術」了,內容也很對我口味。據說一本書是否學術,是看著作後面的引文註解做得是否詳細。真是奇也怪哉,一本書籍是否有學術價值不是看是否有重大突破和思想價值,而是看註解,看來「買櫝還珠」已經蔚然成風了。中國的第一聖賢學者孔子不知道自己的《論語》曾經是多麼地難堪,因為他的學生當初在編《論語》時一個註解也沒有,所以後人就不遺餘力地註解了二千餘年。當然,我無意向學術規範挑戰,有註解我相信是必要的,一個是求信,另外也給讀者求源帶來了方便。張先生這樣的學者大家自然也是不能忘卻註解考據的必要,即便是寫給社會的普通讀者,還是在這本正文只有118頁的小冊子裡抽出了22頁用於排列出處註解。當然,一如一本偉大著作一樣,前面會序上加序,又是20頁。

  但無論如何這確是張先生付出了許多心血的著作,所以他喜歡,我也看得很認真。我總不能埋怨一本寫給普通人的著作過分「學術」化。我自己寫雜文寫習慣了,所以不喜歡有註解條目,即便需要「學術」我也雜文化了,裡外透著我才是真正適合給普通讀者寫書的勁兒,怎麼努力也「學術」不起來,多虧早記熟了鄧小平同志的話: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都是好貓,這才給了我一些勇氣。

  我是大約兩個月前才知道張先生大名的。在一本美洲歷史的小冊子裡,作者提到了張先生的觀點,我頓時來了精神:看來張先生是不排斥「全球同源」的,假如不能說他是同意的話。當時我已經走火入魔,誰辱罵我、阻止我都無法使我對「同源說」產生半點疑問。很少有人贊同我,偶然看到一個學者隱隱約約地不反對我的邏輯,所以特別感動。我上網一查,竟然這人還是美國院士,一下我就「剃頭挑子一頭熱」地把張先生引為知音了。可惜黃泉遙迢,無法聯繫,在我開始對史前史發生興趣之前張先生已駕鶴西去,不禁扼腕歎息一番。所以,這之後對於張先生的著作分外關注。

  除了以上兩個因素,這本書一上來就明確是針對「夏商周」的,這正是我關注的核心,我第二本書的副標題為「《聖經》與夏、商、周文明起源」,何其「對口」。當天回來就把整本書給翻完了。

  很確切地說,張先生在書中確實沒有明確顯現出中華民族獨立自生的觀點,我隱約感到了什麼東西,但是張先生到底是做學問的大家,所以他只提出謹慎的證據,沒有急於給出「全球同源」的匆忙結論。這大概就是真正的學者風度了。後來我還收集了一些他的有關論文,發現張先生對於中國的文明起源整體是比較猶豫的,而其懷疑點恐怕都糾集在商朝這裡1。

  張先生寫這本書有兩個目的,其中一個目的恰合我的目的。他說他要「(用本書)力求證明:如果我們能夠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這對於古代文明,至少對古代中國文明的研究大有裨益。這個觀點正是我近十年來反覆強調的」。哦,原來之前的人們看來一直是沒有「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的,否則先生也不會如此「反覆」倡議了。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人們不願意「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呢?是不能?還是不會?是不願意?還是偏見?還是組織結構的限制?我不明白,因為我不是「專業」的人。

  我是行外人,整個一愣頭青,不管不顧竟然就恰合了先生倡議的「跨出傳統的專業局限」,所以我根本找不到我的專業性與歸屬性了。後來我想過這個問題,或者說最近我一直在考慮「同源說」外圍的文化氛圍與專業隊伍和專業歸屬問題,這裡總算有點明白了。

  我想,假如一項研究真的不好歸於任何學科,那麼,也就是說一門新的學科就開始誕生了!看看社會學、人類學等等,都是這樣誕生的,似乎與老的一些學科有關係,但實際上目標與任務都不同,於是新的學科就名正言順地成立了。我認為「文明源」的研究本身就是全新的學科,不能附生於任何其他學科。它涉及的領域太廣泛,僅我可以想到的涉及的學科就有民族學、語言學、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氣候學、宗教學、生物學、文化學、藝術等,我相信任何一門已經存在的學科都會漸漸與其發生或深或淺的聯繫。所以我已經不僅僅是同意張先生的意見,而且幾乎要把他的意思更進一步,說:建立一門跨專業學科的「文明傳播學」!

  一門學科是否能夠建立其實還是「櫝」,我們還是別忘記繼續尋找「珠」吧。張先生此書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者說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從性質和結構兩個方面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國文明進行觀察」。在「代後記」裡,實際上就是張先生在它處的一篇稿子(《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裡,他繼續闡述了這一觀點,即「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可以說最為令人注目的特徵,是從意識形態上說來它是在一個整體性的宇宙形成論的框架裡面創造出來的」。他引用F.W.Mote的話說:「真正中國的宇宙起源論是一種有機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論,就是說整個宇宙的所有組成部分都屬於同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它們全都以參與者的身份在一個自發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張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這種世界觀「顯然不是中國獨有的」,「基本上它代表在原始社會中廣泛出現的人類世界觀的基層」,「當我們向東穿過太平洋而找到許多在同一個宇宙觀基層的上面和範圍之內建造起來的新大陸的文明時,上面這件事實的重要意義便看得更為清楚」。為之張先生舉了美洲印第安人的薩滿教的例子。在張先生論述中國文明在美洲印第安地區的「適應性」時,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這個「適應性」可能近似於我要求證的「同源性」。

  在同篇「破裂性」一節中,張先生說:「中國文明當是由中國所代表的政治程序而自古代亞美基層發展出來的許多古代文明中的一個」。在接下來的篇章裡,張先生似乎繼承了李約瑟的理論,提到了歐洲的文明是以城市為文明標誌的,城市代表了藝術和優雅,但是中國的文明更替卻是以政治中心為文明發展標誌的。所謂「破裂」,張先生顯然是指西方理論適應性上的「破裂」。

  讓我們回到書的正文。一開始張先生就提出了史前史「重建」的問題,並且說這個「重建」可根據兩重資料,一是「神話傳說」,二是「考古資料」。我都同意,但是我覺得這不夠,主要是需要睜開眼睛向全世界索取中國史前史需要的東西,明確打破「中華文明獨立說」的民族主義情結。

  「文明以及與其形影不離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國興起的」這一重要問題,張先生的結論是:「中國文明演進之所以同王朝相伴隨,是因為這裡也同其他任何地區一樣,文明不過是社會少數人,即王朝積累財富的體現……財富積累需首先憑借政治權力的行使來實現;而政治權力在中國的成長,又為幾個有著內在聯繫的因素所促動,它們是:親族層序系統,統治者的道德權威,武裝力量,對神與祖先溝通的獨佔(如借助祭祀、藝術和文字運用等手段),以及對財富本身的獨佔。」不過,對於這個文明發展的動力,張先生似乎還有別的顧慮:「討論『中國文明的起源』的另外一個大的課題便是它如何形成的?從『文明』以前到文明階段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現在的問題便是這發展的動力。在過去主張中國文明是外來的時候,這個問題是很容易回答的,但現在既然沒有人再作這種主張了,問題的解決便複雜化了1。」

  在書中,張先生只是依賴神話傳說與考古論證他的理論,對於其他資料,比如民俗等沒有涉及。

  下面讓我們離開「主道」,進入細密的田間去揀取部分散落的「谷粒」。

  我對第6頁的論述產生了極大興趣:「在王族發展的某一個階段,會產生某種需要,得讓族中一位男子離開王都,到外地去建立新的城邑。」這正是我們在《聖經》裡經常看到的情形,這是常見的規律,以至於《聖經》中的一個人就被直接命名為傷感的「分離」:「法勒」。對於分家的形式,或者說分家的具體方法我是比較模糊的,《聖經》上也沒有做詳細說明,張先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他認為分家出去的兄弟會有三個原因:減輕人口壓力,開墾新的土地,戍守邊疆。

  他們可以帶走的東西是我特別想知道的,我在書中得到了答案:「(1)氏族的關係和徽號;(2)屬於一個或幾個氏族的數群宗族成員,他們既是農業、手工業勞動者,也是兵士的來源;(3)對於新領地的管轄權;(4)標誌新政治單位的新名稱;(5)保證他同大宗的儀式聯繫得以延續,並作為他新獨立地位象徵的儀式符號和道具。他將在新領地中建立新的廟宇,最後還要把自己的牌位放進去,以作為新宗族創立者的標記。於是,一個新的支系開始繁衍。作為次一級的宗族,它必須對自己原來所屬的大宗表示恭順。……這種分化過程還會重複,從而形成第三級、第四級和以下各個支系。」

  我們可以看到中東如此,中國古代也如此。其實,這個解釋可能解開了我的一個疑惑,因為夏商周並不在同一個區域生活這一事實頗讓人難解。假如按照張先生的說法,他們是曾經被分離出去的宗族就比較好辦。假如我們不能說夏商周的起源是三兄弟或者有複雜的血緣聯繫的話,那麼按照中國的典籍或者傳說,加上秦嬴的祖先,確實最初是四個強人聯盟,後來實際上看來像是一種輪流坐莊的形式。但這一結局,我們是否可以推測,他們曾經有血緣上的聯繫,所以這幾家後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改朝換代,也勉強可以說服大家。這幾家後來很可能也中途加入了另外的政治勢力,包括「國內」的、「國外」的,並且通過婚姻形式來完成——古代的婚姻確實有很大的自由,但那是針對普通人的,具有最高權力者的婚姻向來都是有嚴密考慮,尤其是牽涉到王子身份確立的時候。三代時期能夠找到兄弟姐妹之間的婚姻例證,這一點與古埃及同。

  三代時期的王室婚姻是一個重點研究項目,張先生在書中略有敘述。其中之一說到周文王之母疑為殷女。「帝乙歸妹」,很可能又說明了帝乙把妹妹嫁給了文王。中國另外一個國學大家王國維特別推崇《詩經》的真實性,《詩經》裡有關這段往事是這樣記載的:「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1」「王季」乃文王之父,周文王的母親是殷人無疑,看來殷、周的和親是肯定的了。

  張先生提到中國古代很可能流行著雙方交表婚制,「即一個男子可以娶父親姐妹的女兒或母親兄弟的女兒為妻。這種婚姻習俗最重要的證據是周代文獻中保存的親屬稱謂制」。

  除了宗族勢力之外利用道德來強化古代的政治力量,這個說法我是非常贊同的。中國古代一直是道德社會,這個道德是一種有效的黏合劑,牢牢地把中國的社會維繫了近3000年。我覺得中國的道德意識是從周朝開始明顯納入政治體系內的,西方則是以宗教來挾持政治,這是兩個文化體系的根本不同。(見下頁張著原圖)

  順便說說我對於一個甲骨文的解釋,關於「族」的解釋,張先生或者一般學者的解釋是:旗幟下面放著兵器,我的看法是:旗幟下面站著一個戴尖帽子的國王。「族」首先是人,並且是首領,兵器儘管囂張卻不能代表人的存在。古埃及國王的帽子恰是尖頂的。

  書中提到有關「三皇五帝」的傳說多形成於周後期或者漢朝這一事實很重要,其中尤以「黃帝功績最大」這一事實與前者聯繫起來就會得出一些結論:黃帝很可能是周人的祖先。至於時間,既然可以把數功歸其一,當然也可以提前無數年,甚至最領先。在神話中,黃帝活動的範圍一般在距今5000-3000年間,我當然傾向於後者。但是我至今還看不到需要改變我以前的一個推論:黃帝是商朝人祖先(即黃帝很可能是《聖經》裡提到的「約瑟」或者「雅各」),並且「顓頊」這個名稱我認為也接近「約瑟」。

  另外,對中國古代社會是母系氏族的說法我一貫是反對的。我不否認在民間的生活裡可以存在母系氏族社會,但是假如我們把國家政治整體考慮在內時我就不能同意。我寧願說中國是不存在完全的母系氏族社會的。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三代時期舉不出一個女王的例子來,並且從5000年前開始的三皇五帝中也找不出一個女性!我不否認女性可能在古代佔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地位,從婦好墓中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但必須承認,女性並沒有在古代掌握政治決定權,不僅在中國如此,在中東依然如此,此點可參見《聖經》。在整部《聖經·舊約》中,惟一出現過的女王只有一個示巴女王,另外以色列還出現過一位女士師:底波拉,其他的皆為男性統治者。無論中國神話中的「女媧」還是西方體系中的「聖母」都挽回不了女性沒有地位的局面,雖然女性在古代的地位未必就很低。因為她們有生育能力,這決定了她們的神聖母親地位。

  該書第五章《文字——攫取權力的手段》我認為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因為符號(文字)是我向來最注重的證據。尤其在65頁,有一些規律,裡面提到中國陶器上許多的「Z」、「X」,張先生似乎多認為它們是工人的姓名或族徽,我堅信它們屬於宗教符號,代表著神聖的意義,放置在當時最高檔的生活品(陶器)上。恰好後來看有關古埃及的VCD,也看到了陶器上面刻畫了許多的「Z」,與張先生說的一樣,只是我提供的照片是古埃及的1,並且是5000年前古埃及的物品。

  關於數字,「在中國的歷史時代早期,1、2、3、4這幾個數字簡單地寫作一、二、三、四個短劃;5是個X,7為一交叉符號……6、8、9這幾個中國數字變形就比較多,至今未在任何史前陶器符號中發現」。書中借李濟的話提出:「為何有的數字(如7)頻繁出現,而別數字(如1、3、4)很少,有的數字(如2、6、8、9)卻根本未見?」哈哈,得到這樣一個提問太好了,因為這些規律是我花費再多時間也難得到的。但我很高興試著回答他們的問題:「7」是中東人的信仰!中國的文明來自中東。

  第80頁的銅錫礦分佈點劃分也很有意思(見上圖),這裡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已經借鑒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常用方法,用統計數據和圖形等來說明和解釋問題。當人們在做相關歷史研究不再考慮手段和方法的高下與所謂的「禁區」時,那或許已經是進入了一門全新的「跨專業」學科。 






 
二、世界上沒有孤立的小島
  1、南島,我的一塊「心病」

  我曾經有一塊心病。或者說,在提出「全球同源」後使我嚇出一身大汗的一件事情是:我使用全球語系基本分類後發現,大洋洲以及太平洋裡面以及沿岸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明顯和中東有地理或交通上交接的「困難」。假如這一環不能連接,那麼「全球同源」就是一句空話。

  在我的整個探索之旅中,與其說我在重讀歷史,毋寧說我在重新複習地理知識。我還被迫開始研究人類交通史和生物史。當我昨天舉著一張大約兩尺見方的塑料世界地形圖回家時,或許很多路人會猜測我是個地理老師呢。我身邊最常見的工具不是別的,是各種各樣的地圖。遺憾的是,網絡上相關歷史地理方面的信息非常少。另外,人們把目光集中投向了亞洲、歐洲和美洲,卻忽視了大洋洲,之前出現的是非洲。這就給我帶來了更大困難,這身大汗悶了許久出不來,乾著急。

  有關這個問題我作了一連串的探詢,首先是從地理學、地質學上尋找可能的聯繫,並對地球「板塊說」、「漂移說」等作了一番研究,但收效甚微,因為時間差距過大,整個地理上的結合或分離起碼需要上億年的時間,而我的目標範圍只是近萬年左右。所以必須另覓他途,氣候歷史資料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也沒有多大幫助。

  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越來越多地碰到一個詞彙:「南島」。接著是「南島語」和「南島族」,再接下來是「波裡尼西亞」這個詞彙的頻繁出現,最後是南美洲、印加人、復活島等。我看到了一絲渺茫的希望,接著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曙光。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對於歷史語言學及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有了一點瞭解,因為廣大「南島」區域內的人們之所以被證明有聯繫,多半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功勞。

  南島(Austronesia)地區生活著2億人,但是南島的區域範圍卻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塊,它北到台灣,南到新西蘭,西到非洲東岸,東到太平洋上的復活節島(屬秘魯),橫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謂「波裡尼西亞地區」則是指包含在「南島」之中的一個三角區域:夏威夷、新西蘭和復活節島三點畫出的三角區域,又因為這個區域非常著名,所以南島語(Austronesian family)又被稱作「馬來-波裡尼西亞語系(Malayopolynesian)」。

  目前的地球幾大語系的劃分實質上是一種人為假設,它潛含著這樣一個定義:同一語系的人們在族源上是可能有關聯的。但這並不能推斷說,不在同一語系的人們就一定沒有族源聯繫。實際上不是同一個語系的人們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使得他們分開了太久而已,比如內蒙古師範大學蒙古族語言學家芒·牧林先生曾經在《蒙古語言文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他在比較「漢藏語系」和北方「阿爾泰語系」後認為,他們之間有關聯。這個研究作為一個新聞也曾經報道過,標題為《漢藏、阿爾泰語系可能存在「親戚」關係》。這個學術的突破可能引起眾多領域的反應,它意味著蒙古族、新疆等地許多少數民族都與中國中原的人們有族源聯繫。

  其實在查知南島語系的範圍之後我這顆懸著的心就放了下來。儘管這個區域範圍廣大,但是卻包含了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島」問題並不能從根本上對「同源說」造成致命的打擊,因為我認為人類的文明核心起源就在中東附近(包括北非地區),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解釋「南島人」的起源也是在非洲地區。至於怎麼來解釋那些海洋「天塹」,怎樣來解釋人們當初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包括年代等,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語言學的研究結果放在那裡,已經說明了廣大區域內「南島人」之間的固有聯繫,那些文化特徵接近的人們明明生活在各個地理上不相連接的區域,他們本身就是證據。

  從對於南島文化淺層次的一些瞭解,比如宗教、祭祀、色彩偏好、動物崇拜、服裝、人種等方面來看,我的結論依然是:這些「南島人」與其他我們關心過的區域的人們並沒有根本的差異,同源合乎邏輯。

  我總體對於「南島語系」以及族群的生活瞭解還不是很多,但是一本名叫《走過南太平洋》的書給了我很多觸動。剛翻這本書,印象很一般,覺得這是一本以講述海上歷險為主題的一本書籍,基本上沒有講什麼土著人的情況,價值可能不大。看到最後我認為我錯了,恰是這樣一本看似淺薄的普及類書籍具有特殊的「學術意義」,它從「技術」角度證明了更多我想證明的東西——古代人征服地理障礙不成問題。

  從人群分佈情況我們不難看出,整個南島居民散落在萬里海域,其中的許多島嶼孤零零周圍千里無人。這個特徵說明,冒險、航海就是「南島人」祖先的生存根基,沒有了船隻、沒有了冒險精神,這些「南島人」就不可能分佈在這麼廣大的區域內!我甚至懷疑,遠古時代的這些「南島人」在人類的東遷壯舉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特殊角色。古代中東曾經活躍著一個「海上民族」,由於缺乏確切的記載,他們一直是個謎。這個海上民族曾經重創埃及帝國與亞述人,但無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古代是專業的搬運隊?還是只是以航海冒險為樂趣?他們是曾經受雇於人?他們為什麼如此愛海、愛船?他們的航海技術到底怎麼樣呢?古代人真的有能力橫穿洶湧的太平洋嗎?通讀這本書,我的許多疑問打消了,收穫大於我想獲得的。

  2、讀到一本好書

  書的作者「泰瑞·馬泰阿塔」(南島的一位酋長給他取的名字)是現代挪威人。看著他的故事,在情感上我覺得我和他幾乎是在做重複勞動,只不過他的探索在海洋裡,而我的探索在計算機上,洶湧澎湃是一樣的,面對的冷漠、不信任或者熱情、激勵也都有相仿的一面。

  我讀著他的敘述,不止一次地想:「這太傳奇了,不會是騙局吧?」這大概也是許多讀者看到我的研究時的疑慮。無論如何,我與這個「泰瑞」的動機一樣地偶然,我是因為買了一本談論三星堆的書籍,他是因為在太平洋上的馬克薩斯群島生活時聽到當地的土著民提到神話中的酋長「鐵基」。「泰瑞」突發奇想:這個島上的「鐵基」是不是南美洲的「鐵基」?尤其是他看到當地島上的巨大石像時他認為這與印加文明裡的石像接近。但是,要證明他們之間的聯繫就必須證明運用原始的航海技術的人們確實可以從幾千海里外的美洲大陸越過洶湧的大海來到這裡。這位來自挪威的男人馬上決定了:去揭開這個秘密!

  開始時,他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因為這幾乎是拿生命來作賭注。他父親大為震怒,家人都不同意,幾乎所有的朋友也都不太理解。

  「泰瑞」原是一位研究太平洋島民歷史的人,時值二戰剛剛結束,他的軍人氣質、學者的執著可能都為這個人的行為注入了特殊因素。「泰瑞」詳細描述了他是怎樣異想天開地具有了初步的計劃,然後一步步引起社會的關注以求助社會的經濟、物質的支援,然後是選擇合適的同行夥伴,甚至動靜鬧到美國國防部,並驚動了秘魯總統。一切行動計劃都完美無缺,最後他克服萬難下海了。

  「泰瑞」認為,在廣大的「波裡尼西亞地區」各個隔離的小島上人們講著同一種語言,他判斷他們來到這些小島上的時間應該不超過一千年,而「鐵基」是他們共同的祖先。「鐵基」意為「太陽之子」,多麼熟悉的詞彙啊,「太陽之子」,從中東到希臘,再到中國的「三代時期」,所有的統治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宣稱自己是「太陽之子」。不過,「泰瑞」並沒有進入「同源」體系,他還生活在1947年,他只是要證明這些太平洋小島與南美洲之間的聯繫,而惟一使他起疑的不過是一個文化現象:「鐵基」。當然,我們可以說他是輕率的,但是我確信在這個可以說得出口的判斷之外他一定有著其他豐富的卻不便表達的理由,因為他本來就是研究太平洋島民歷史的。有時候我們說「直覺」是不科學的,似乎「直覺」不應該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應該利用的條件。但是我認為「直覺」對於一些擁有豐富知識的人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我就很重視我的「直覺」。我在做一個判斷的時候假如寫下來了10條理由,實際上我會在背後有50條理由在支持,但是不好表述或者不被傳統方法所採納與理解,為避免更多的紛爭我就不會把所有的50條理由都羅列出來,但那並不表明那些理由不重要。我曾經碰到過一些「神探」,他說這個案子大約3天後能破,事實果真如此。實際上就是大量的知識經驗在做他判斷的後盾,他不是「神漢」,他只是「神探」,他不能撇開經驗和知識來做判斷,但是你讓他解釋為什麼說具體給出了這個結論,他會說:「直覺」。「神探」比較好做,沒有人要他把判斷過程寫成論文,但我就比較倒霉了,不僅需要寫,而且要按照學究們的格式來寫,否則你無論怎樣都叫「不科學」、「不正確」。後來意識到,我的埋怨只有部分道理,因為一個神探可以抓出兇手來證明他是對的,而我這裡「兇手」永遠不會出來,更不會坦白從寬,我要替代「兇手」說話,我做這個「偵探」確實有點難的。

  對於「波裡尼西亞」和秘魯之間的文化歷史,「泰瑞」是這樣描述的。他認為在公元500年的時候,南太平洋裡群島上還荒無人煙,大約在公元1100年左右時才有第一批居民漂移過來。他認為移民是從東而西的。從我個人的眼光而論,南太平洋地區的小島星羅棋布,這些居民與其考慮是從南美跨海而去,還不如說是從大洋洲過去更方便容易,但是「泰瑞」手裡有「鐵基」,所以他從最難的地方證明起。勇敢的人是應該受到讚揚,在跨越那樣遙遠的距離來證明人類確實可以相互來往之後,我不得不說,古代的人們是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航行了,這個探險隊將要證明的航行距離是我們可以設想的地球上最遙遠的一段距離,並且他們使用的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航海方式。

  《中國文物報》2004年10月13日4版登載了著名歷史學家嚴明復先生《海洋考古的矢》一文:「……很多人卻並不知道在比哥倫布早得多的年代,許多沿海地區的居民駕著小船或木筏,竟然把浩瀚的太平洋上成千上萬的小島一批一批地發現和開發出來,那是多麼值得大書特書的輝煌成就!語言學家們早就指出以東南亞和太平洋上的大群島為主體,東到復活節島,西抵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存在著一個講「南島語系」的巨大族群,並且推測原始的南島語系的民族可能是生活在東南亞乃至中國東南沿海的古代居民。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不過,同時嚴先生借用澳大利亞大學的貝爾伍德教授的考古研究指出,「南島語系的人最早在中國東南,包括台灣一帶」。

  「在1950年代,從埃及的大金字塔旁邊發掘出100英尺長的適合海洋操作的4500年前的艦船。」「在1991年在上埃及的Abydos發掘出更為古老的一個完整艦隊的船隻。」1這些似乎也說明了當時的航海能力是可以穿越大海的。即便不能從邏輯上肯定那些跨越大海的人就是古埃及人,但是我肯定還暫時不能同意他們的總司令部是在台灣附近,因為無疑這樣的行動是需要強大的集團支持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做後盾是不能長期繼續的。當時具有這樣實力的只有中東人。

  「泰瑞」要遠航而去的馬克薩斯群島(或塔希提島)在大洋洲邊緣,它與夏威夷的距離比南美洲的距離為近。假如要以馬克薩斯群島為中心畫圓的話,最近的是大洋洲諸島,然後是夏威夷,最後才是美洲;並且,從墨西哥、南美洲距離馬克薩斯群島的距離基本上相同,但是「泰瑞」依然堅定地選擇了從南美出發,因為傳說中「鐵基」就是從那裡揚帆西行。除了「鐵基」之外,「泰瑞」一定還有其他的考慮與判斷。

  幾百年前西班牙人到達秘魯時,當時的印加人告訴西班牙人:他們周圍那些巨大的建築不是他們所建,那些建築由一群高大的白人所建,他們從北方而來(也就是中美洲與北美洲),這些白人教會了當地人建築、農業和禮儀,然後突然消失,他們去了西方。而西方恰好就是太平洋。巧合的是,歐洲人抵達太平洋上的群島時,他們碰到的原始人大多就是印加人描述的白人,和今天的閃族人一樣!不過書中的圖片告訴我們,今天那些生活在「波裡尼西亞」的人們多是和我們中國人相貌接近的人們,甚至他們的裝束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也不陌生。很明顯島上的土著居民呈多種族傾向,既有白人,也有我們熟悉的印第安人的面孔,但是有關白人的神秘傳說一直在當地流行,「鐵基」就是個白人,「康鐵基」是「大祭祀」和「日神」,他還有許多的名字。據說在一次部落間的戰鬥中,「鐵基」在南美洲戰敗,然後逃向茫茫大海。「泰瑞」推斷他們就是來到「波裡尼西亞」的第一批居民。他認為第二批居民和他們的融合發生在公元1100年前後,他們從北美洲首先到達夏威夷,然後與第一批「波裡尼西亞人」匯合。這裡的石雕文化很發達,但是他們不會使用車輪、不懂陶器、不會織布。

  3、為什麼不?

  實際上在看似鹵莽的行動之前,「泰瑞」已經有了幾年的深思熟慮,只是他沒有時間公佈於眾,或許他想到用語言來證明他的猜想比較無力,所以他選擇了使用行動的冒險使整個世界注意他的這一理論:「波裡尼西亞人」來自南美。想到此,我不禁想,難道為了證明中國人是從中東來到中國的,我是不是也需要一次徒步旅行呢?答案是:我不會。

  他的目的達到了,全世界在他組建探險隊開始就對他的事跡大加炒作,數個國家被迫捲進他的行動,甚至一些軍方力量也參與了,除了大自然並不領情外,全世界對他的行動小組一路綠燈。當然也有勸阻他不要去送命的,有人在他臨走之前還勸他:「你父親會為你的死訊難過的」。但他絲毫沒有猶豫。我在計劃自己的探索時其實也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並且我也達到了我的目的:讓整個社會關注這個話題。只是泰瑞變成了英雄,而我成為「炒作」的「嫌疑犯」。

  當「泰瑞」第一次把他的「理論」告訴美國一位老學究時,那人說「絕對錯了」,並且「不該把人類歷史當作偵探小說中的疑案來看待」,這就像我聽到過的大多數批評一樣。一位資深學者聽說我破解甲骨文起源的消息後憤怒地說:「歷史研究不是寫小說,不能主觀臆斷、聯想附會」。「泰瑞」說:「為什麼不呢!」老學究說:「科學任務只在於調查研究,不在於證明什麼,尤其是古代人根本不懂造船,怎麼會跨越那麼寬闊的大海?」「泰瑞」反駁說:「他們會製造木筏!」老學究說:「那你就試試從南美洲到南太平洋上去吧。」

  一個本來不可能的偉大計劃就這樣誕生了,而「泰瑞」正是乘坐一個嚴格按照古代標準製造的木筏出發的,只不過製造這個木筏本身就是一門學問,並且這些木筏是由一種罕見的輕木做成的。種種跡象表明,這些南島居民雖然有許多他們不擅長的事情,但航行與製造水上工具卻是他們最拿手的,也是最講究的,甚至有些玄妙的道理在我看來簡直匪夷所思,但最終證明那才是「科學的」。由於當時南島人並沒有掌握青銅技巧,所以這個木筏上也沒有使用一根金屬釘。

  從一個身無分文的無名小輩,到一個世界關注的探險英雄,然後是細緻認真的準備工作,再到全方位的耐心解說,尤其是卓越的組織才能,是「泰瑞」成功的關鍵。最後登上木筏的6個人都不是只有赴死決心的鹵莽漢,他們全部是具有特殊技術的專家:無線電愛好者、生物學專家、航海專家、畫家、極地探險家。他們勇敢,但不是亡命徒,他們確實在冒險,但是他們依然沒有忘記自己的真正使命是科學研究,事實上他們一路上都在考察和記錄。這是一支已經具備現代科學頭腦的西方人探險隊,我真羨慕他們的完美結合。

  在隊員遴選和資金裝備到位以後就是開始打造那艘神秘的木筏。然而這依然不是簡單的事情,連砍伐這些特殊的木材都要冒生命的危險,因為他們要穿過土匪佔領的區域,而且那一帶的土著據說有「獵頭」的嗜好。這些身有專攻的技術人員還要充當體力勞動者,自己伐木,自己運輸。這時中國知識分子手無縛雞之力的典型又出現在我的頭腦裡,體力勞動由於受到鄙視而被中國知識分子所不屑,這是由中國人一貫的等級觀念所造成的又一特色。假如我對於自己民族的精英們過於苛刻了,那是由於我太欽佩這群與我們有著迥然不同文化背景的英雄們了。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的絕對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本身,我認為中國人其實應該學習的是西方的文化精神,它包含了太多一時無法言表的東西。

  最後臨行前,「泰瑞」還不忘記他的核心任務是考察種族遷徙,他寫道:「碼頭上全是觀看這艘怪筏命名典禮的人。這些人中好多人的膚色和面容特徵說明他們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帶航行過」。他所指的這些人中包括秘魯人、西班牙人、歐美人、古巴人,還有中國人。這艘船最後被命名為「康鐵基」。 






 
三、讀《法老的咒語》
  我太懶,不願意輕易動身外出,不是萬不得已也肯定不會上醫院。有些情況是必須到專科醫院去看的,但是又心想,既然出門了還不把平日裡總鬧我的其他小病也給看了?所以起身出門的時候就準備在外面看它一整天病,大病小病全看完。當然我沒忘記帶本書去。由於跑的地方很多,為圖輕便,所以帶了一本很薄的科普小書,這就是楊瀾主編的「電視圖書」,名字叫《法老的咒語》。

  看了3個病,在等候排隊的間隙裡居然把書看完了,也沒有出現一個人傻坐著沒書看的局面。真好。

  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法老的咒語》,圍繞是否真的有「咒語」這個迷信展開,是真正的科普性質,吸引眼球的讀物,我自然不感興趣,這類話題我只對埃及的考古才有興趣。

  書中後一半的篇幅被兩個主題佔據:其中之一是印加帝國的木乃伊。

  初看這個題目我被嚇了一跳。印加帝國怎麼也有木乃伊?並且開始時間竟然在「公元前7000年」。無論這個數據是否準確,但事實是這個木乃伊與埃及木乃伊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熟悉的埃及木乃伊是人工製作的,經過藥物處理;印加的木乃伊則是全天然,依靠當地的自然氣候條件放在山頂風乾而成的。假如它們是同樣工藝的話,我馬上就會質疑我的「全球文明同源」順序。好在它們不是同類,嚇得我差點出一身冷汗。不過,由於木乃伊在這麼久之前就在地球上存在,我們倒是可以懷疑木乃伊的風俗很早之前就有了。我的意思是,中東在這個時期也可能有了木乃伊(在北非確實也發現了一些年代久遠的自動風乾的木乃伊),但是很可能埃及人發現自然風乾的辦法不保險,所以最終改為對其進行藥物處理了也未可知。

  以上是一個例子。對一些表面上的阻礙若不甚瞭解,與其被朦朧的假想嚇倒,還不如不去理會。我的意思是,假如我原先約略知道印加有年代久遠的木乃伊很可能就會放棄「文明同源」的探索,加入人云亦云的隊伍裡去,但事實上此木乃伊非彼木乃伊。一句話,由於牽涉面過於廣泛,探索工作應該宜粗不宜細,宜「鹵莽」不宜「嚴謹」。「嚴謹」將使人寸步難行。當然,這並非鼓勵人胡思亂想,而是適度猜想、尊重邏輯、避免拘泥保守而已。

  看此書是半個月前的事情了,我已經忘記具體觸動我的一些細節。依稀記得印加帝國那裡是用死人管理國家的,就是讓這些木乃伊享有極高的榮譽和地位,甚至還給它們吃飯、娶親、洗澡,甚至讓他們過性生活!然後拿它們當傀儡使用。當然「它們」也參加各種儀式與活動。這是祖先崇拜的極端表現,同時也是道德社會的產物。在這樣的社會中,統治國家並非難事。但我相信這個習俗或者統治方式並不十分久遠,或許只有幾百年。

  據說創建木乃伊祖先崇拜的第一個帝王是印加歷史上最輝煌的人:帕查庫蒂。他生活於15世紀。

  讓人高興的是,印加帝國國王的稱呼也是「太陽之子」。這個稱呼一如全球的其他區域,從古埃及到兩河流域,再到希臘和東亞,凡是三千年前的帝王必被認為是「太陽之子」。這個時間痕跡也提示了在大約三千年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個人類可以真正自由來往的地球村!

  1532年西班牙人來到南美,這裡的「死人文化」隨之消亡。

  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女法老」,講述埃及歷史上著名的女法老哈特史伯素。我在埃及旅遊時曾經在埃及博物館裡撫摩過她的石像嘴唇,冰涼而生硬,但也令人心顫。她曾經一直戴著假鬍鬚,這個尷尬暗示了她的累贅。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

  我一直不太相信有母系氏族公社時代。那至多是一種生活方式、經濟方式,但在政治上女人從來沒有獲得過主動權。我懷疑,人們長期把精神上的崇敬留給了女人,但對於真正現實裡的權威卻只奉獻給了男人。所以古代社會總體上看起來會是一種二元社會,分為精神層面與現實層面,並行不悖。一旦有人越過那條約定俗成的界限,就會引起巨大的騷亂。

  女人可以作為女神來崇拜,但降臨到人世作為法老來統治世界卻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哈特史伯素儘管貴為法老的女兒,並最終把王位還給了她的繼承人,但她依然受到非議,幾乎所有她的雕像都遭到了人為的毀壞。

  哈特史伯素的父親薩特姆斯一世是埃及歷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他統治下的版圖曾經北至幼發拉底河,南至奴比亞。一如古代王室兄妹婚或者父女婚,哈特史伯素與同父異母的哥哥結婚,即薩特姆斯二世。由於丈夫早逝,繼子年幼,哈特史伯素不得不走上了歷史的舞台,所以才有了我們今天的談資。歷史的豐富多彩,多是因為偶然的意外。

  哈特史伯素與一個平民的那段愛情常常受到人們的關注,我認為女王的愛情也是女人的愛情,國王的愛情與普通人的愛情並無本質區別,所以我對此並不關心。 






 
四、讀《考古隨筆》
  想瞭解點甲骨文,結果很難在網絡上查找到相關資料。一個朋友說,怎麼不到文物書店看看呢。結果,如願以償。除了甲骨文的書籍,順便還買到了搜求已久的何新的《諸神的起源》,還有張光直的一些書籍,最後拿到的是陳星燦的《考古隨筆》。

  分三幾天把《考古隨筆》看完了,回味是一種靜靜滋潤的舒暢,沒有想到一本隨筆竟然可以達到此種效果,足見作者的功力。印象比較深的是作者的眼光相當開放。

  這裡摘取陳先生的部分案例以充實我的文明同源考。需要說明的是,從書上的邏輯看,陳先生本人未必贊同我的思路,儘管他的考古案例處處顯露出人類同源的痕跡——因為這恐怕就是事實真相。他到底怎麼想的我並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人不會保守。只有那些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人才會保守,大概也與年輕有關。

  在《上古以皮毛為目的的漁獵工具》以及《再說古代的非尖類鏃》兩篇中,從如何獲取不受箭頭損害的完整皮毛說到非尖類鏃,或者圓頭鏃、帶毛鏃等,時間從堯舜到龍山文化,陳先生認為這「實在是一個可以研究的題目」,並且「安陽市博物館就陳列有圓頭鏃」,漢晉時的新疆有更多實物。接著,驚喜地看到最後:「圓頭的鏃,在古代的埃及和歐洲也有眾多的發現」。陳先生認為:「使用非尖類鏃,是人類長期以來在生活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未必有從此到彼的傳播」。但我是否也可以猜想:也許就是從此到彼的傳播。

  頭骨穿孔問題也是陳先生關注的,如《頭骨穿孔的奧秘》、《世界上最早的顱外科手術》、《四千年前中國人已成功實施開顱手術》,以及書中惟一的論文(而非通常的隨筆)《史前時期的頭骨穿孔現象研究》,都是探討這一問題的。對於這些考古發現中的頭骨是否真的實施了「外科手術」,我本人沒有任何專業資料參考,連猜想也不敢,不過還是持懷疑態度。但對於其中大面積多發的頭骨穿孔中包含宗教信仰方面的訴求的觀點,本人是極力贊同的。

  陳先生認為,「頭骨穿孔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現象」。中國境內從新石器時代的廣西桂林到青海馬家窯、新疆天山阿拉溝墓地、新疆哈密不拉克等多個墓地,也「據說在河南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頭骨穿孔現象。史前時期的歐洲(如法國)等地也有頭骨穿孔現象,近百年來更是在除了歐洲之外「太平洋島嶼、南美、北美、亞洲與非洲等地發現了數以百計的頭骨穿孔事例」。「民族學家則發現,一直到上個世紀,頭骨穿孔手術還在北非、南美、西伯利亞、美拉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等地廣泛地流行。從考古學上看,歐洲與南美是頭骨穿孔現象發現最為集中的兩個地區」。歐洲地區的這一發現的數目之多,令人咋舌,地區則散佈於法國、瑞士、捷克和斯洛伐克、德國、丹麥、瑞典、英國、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等。」

  對於這個現象的流向,陳先生說:「皮乏特認為似乎存在著一個從法國南部的洛澤爾省向北傳播到巴黎盆地,再向東向北向西傳播至中歐、東歐和北歐以至於英倫三島的這樣一個過程」,「亞洲的頭骨穿孔相對於歐洲要少一些」。至於在美洲則「主要發現是在南美的印加和早期印加文化中」。文中沒有闡述幾個地區間的傳播流向,比較肯定的是這些發現既涉及歐洲白人,也有蒙古人種。比較統一的是,時間較早,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二千多年前。

  恰是中東人的缺失,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探尋話題,我們是否可以設想有一個族群在大約5000年前開始有這個習俗(被認為是開顱手術的時間則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烏克蘭就有發現),並且從他們的分佈上來追尋他們遷徙的痕跡,事實上,在史前時期從歐洲到中國腹地,一直到南美都有白人的存在,遷徙傳播了風俗不能排除在外。最初這一風俗的根源在哪裡,我沒有答案,但我依然覺得這是個有趣的話題。中東地區是否真的沒有這個風俗,我們也期待最終的確定,不必事事都一定從中東傳出。大多數文明與傳統發源自中東就足以說明問題。

  姜太公釣魚的歷史故事據說發生在中國的西北,但是陳先生卻根據今天的民俗發現西南地區確實有無鉤釣魚的事實,他們就是雲南布朗族和芒人。其主要原理是利用某種魚咬食的凶狠。直鉤並非不可以,但是需要餌食,必要時還需要網兜補充。許多今天看來怪誕的古代奇聞,未必不可信,尤其是生態環境的改變,會使今天的人們對於古代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產生許多誤解。書中類似的趣文還有《民族志中所見的石烹技術》,讀此文我馬上想到的是著名的雲南小吃——用石頭放入湯中煮熟魚片的「英雄救美」,還有就是由「保暖的小屋」想到的蒸汽浴——從中東到北歐十分興盛。

  《也探馬的起源及其他》中,「就目前的研究來看,烏克蘭草原無疑是最早發現馴馬證據的地區」。我覺得有關馬的起源問題可以與頭骨穿孔一起討論,以方便繪出族群的遷徙路線,因為早期的遷徙動力肯定是大同小異的,所以同期的文化傳播也應該有某些相似性。美洲無馬的問題其實長久以來也總是纏繞著我。據說最早美洲其實是有馬的,後來的消亡似與冰河時期有關。這個要確定在什麼具體時期消亡才有頭緒,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對美洲人群的大規模遷徙做出初步考慮。很重要的一個細節是,馬是可以通過大陸遷徙的,但是人類的遷徙可以不受陸地的限制,木筏船具都可以讓人自由遷徙,人類只要依靠水中的魚蝦就可以解決食物問題;但是馬屬於草食動物,所以只利用船隻和木筏是不能帶去馬匹的。從這個特殊的例證上,或許可以推斷出白令海峽冰原消失的年代。

  上文中有一段題外話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談到北方草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對於商周的影響時,陳先生說:「殷墟發現的貝,來源於我國台灣、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島的阿曼灣和南非的阿果阿灣等地;殷墟的玉料,則有一部分是從我國新疆和闐來的;至於占卜用的龜甲,來源更為廣泛,一些特別的種類,分別產自我國海南島、東南亞和馬來西亞甚至日本等地,其範圍之廣,遠遠超出我們想像之外」。老實說,它們沒有超出我的想像,但殷墟的貝殼竟然有南非的產地還是讓我目瞪口呆。看來我還是猜想得不夠大膽,遠沒有事實本身走得更遠。事實上,可以看到周朝時期具有明顯的非洲人特徵的玉器,並且殷商墓地也挖掘出過白人屍骸1。所以人種上的遷徙是一定有的,最終的問題只是「數量」這個關鍵問題。僅從壁畫上看古埃及的統治者就很讓人興奮:既有高鼻子的拉美西斯二世,也有黃種人,如阿蒙,還有示巴女王等黑人。這些事實說明3000年前的全球人種雜居,不是今天的格局。今天的人種如此明顯集中,也驗證了我的理論:大約2500年內遷徙漸趨停止,使人種局面在上古與今天完全不同起來。換句話說,遠古人類是非常開放的。因為民族國家以及宗教的緣故,人類越來越封閉隔絕起來。

  不管陳先生是否同意,這本書補充並解決了我的許多問題。從《埃及的玦形耳飾》中我得知這樣一條信息:「玉玦或其他質料的玦形耳飾,常見於我國及東南亞地區的其他國家。根據現有的考古發現,亞洲大陸自西伯利亞向南、經過我國東北、朝鮮半島、華北、華南至印支半島以南,西達印度半島的東面,島嶼由日本北海道至九州、中國台灣、菲律賓,南部最遠可達爪哇及新幾內亞,在史前和歷史時期都出土有玦飾」。

  文中說:「玦飾是一種環形帶有缺口的器物」,「長期以來,它差不多成為中國古代飾物的一種代表。可是,這種獨特的耳飾並非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獨有,古埃及人也把它作為飾物使用」。古埃及的該種飾物飾「是埃及新王國時代(第18-20王朝,約前1567-前1085)最流行的裝飾品。材料包括肉紅玉髓、碧玉、雪花膏石、玻璃、釉彩陶和貝類等等,用途據說也是把它的缺口緊緊套住耳垂」。「如果說玦形飾物是單一起源的話,……顯然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高興!

  在《南美洲考古所見操蛇神像及其他》一文,陳先生開篇即斷言:「美洲文化源於歐亞大陸,這是考古已經證明了的。但是對於其間文化傳播的時間和方式,則迄無定論。關於亞洲東部,特別是古代中國與美洲古代文化的相似性,張光直先生用『環太平洋的文化底層』釋之,這是充分認識到兩者在深層次上的相似類似的一面,而目前又沒有辦法認定傳播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使然。最近,新的線粒體DNA研究,認為南太平洋新西蘭島上的毛利人,系距今5000年前後自中國東部沿海輾轉而來。這至少說明在白令海峽沉入海底以後,亞洲大陸的古代居民不可能就此放棄向太平洋以及美洲的遷移和開發」。

  有關這裡的「南島人」推論似乎還可以有別的猜測,如在澳大利亞發現的古埃及文字出現於4000年前1(見本書第38頁),似乎可以推測為真正的推動源泉在古埃及那裡,當然那些古埃及人在到「南島」區域的同時也到了中國沿海。

  陳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歸為「大耳青銅頭像」,以前人們只關注到眼睛,這次考古學家們看來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銅頭像與古代耳部變形風俗》一文中,陳先生認為三星堆的「碩耳」從何而來不好確定,「因為無論是中原還是楚地,抑或中亞、南亞,考古上都不見這種獨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認為那裡的「碩耳」很可能來自「牛」,並且那裡本身就出現了許多牛頭似乎也可以佐證。我的解釋是,三星堆群體流行古埃及的哈特爾女神崇拜,她的表現通常為「眼睛符號」或者牛頭牛面,兩者三星堆都不缺乏。並且在一些哈特爾的人頭像中「牛耳」是特別得到誇張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劇》一文中,從現代環保觀念出發,對人類的自我中心和無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先生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類必將毀於自己之手」!我深以為是。

  說到「飛去來」器,一般人就會想到澳洲土著,在我書桌對面的牆上就掛著一隻「飛去來」器,是老公從澳洲帶回的,因為太精緻了所以從來不捨得一試身手看它們是否真的會「飛去來」也。無疑這個器具確實具有這個「飛去來」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訓練。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種寶貝,並且一般為富家子弟所擁有。查閱網絡資料發現,1922年在埃及的圖坦卡蒙墳墓裡挖掘出過「飛去來」器的記錄1。兩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來獵取水鳥,看來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飛去來」器是製作於公元前1330年前後,但發明與使用的時間恐怕可以追溯到更遠。

  《再談飛去來器》中,作者談到中國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後來在新疆的博物館裡也確實看到了實物。這個物品之奇巧,一般人連使用都不會,更不用說獨立發明了,所以我認為「飛來去」地區在史前的文明聯繫是肯定的,至於通過什麼途徑帶入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騎馬術與印歐語系的興起》中談到兩者之間的聯繫時是這麼說的:「傳統認為馬的馴化與印歐語系的起源有密切關係」,方法自然是使用語言生物考古學,「因為印歐語系的詞根,包括馬、家畜和馬車的字眼,但卻少見穀物的名稱。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測印歐語的祖先擅長畜牧,最初是從烏克蘭草原遷移印歐各地的。」自從我接觸文明源探索以來最讓我驚奇的事情莫過於語言生物考古學的介入了。

  在《毛利人來自中國——DNA講述的故事》中,作者再次告訴我們,「語言學的證據」「直接指向中國東南部地區的台灣海峽兩岸」。毛利人傳說,他們是大約一千年前從新西蘭東北部3000公里的庫克島過來的,並且不是偶然漂流而去,而是在「有目的的旅行中」發現澳洲大陸的。在此篇文章中提到著名的DNA推理:人類來自非洲。線粒體DNA是只能通過女性遺傳的特殊基因,80年代就是根據線粒體DNA技術把人類的起源推測到20萬年前的一個非洲老祖母的。同樣根據這項科技,科學家竟然推測到最初到達新西蘭的婦女是50-100人。由此陳先生推測說:「僅就女性的人數,就不能用波利尼西亞的漁民偶然漂流發現新西蘭的說法來解釋,因為不可能有乘載100個婦女並且還是由女性駕駛的大漁船。由此看來,毛利人傳說的有計劃的發現大概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文中還提到1970年代新西蘭的探險家已經證明人類能夠利用簡陋的小漁船,在太陽和星星的指引下橫渡太平洋之間的島嶼。並且一些植物也證明了這次遷移的可行。

  這後面的幾篇文章也很有趣,是深入考古之後才能感受的一些問題。正是這些手段和方法使考古學之下的歷史成為「專業」。

  《尼安德特人不再是人?》談到著名的歐洲早期居民,對於他們是現代人的祖先還是已經滅絕的人類旁支,已經爭論了許久。中國人最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古代已經存在了那麼多的古人類,發現了那麼多化石,怎麼可以說中國人是外來的呢?其實歐洲的尼安德特人現象部分解答了這個問題。

  德國和美國的科研小組都得出了20萬年前在歐洲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在3萬年前滅絕的結論,他們使用的技術依然是DNA。那麼中國的古人類為什麼就不會遭受同樣的命運呢?事實上,上海復旦大學「人類群體遺傳學及多基因疾病課題組」已經做出了DNA測試,表明今天的中國人與北京「山頂洞人」沒有聯繫。許多人懷疑尼安德特人消失這個結論,並且懷疑DNA的技術,「但是最近這次德國和美國科學家的工作程序是經得起考驗的」。根據人類進化樹的時間表,根據DNA技術,專家推斷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是現代人的祖先之一。

  在《史前的石刀刃有多鋒利》中,陳先生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瞭解古代人的門,它讓我們知道古代生活中隱藏了多少我們所不知道的奇跡,比如石刀的鋒利程度可能就遠遠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

  陳先生的大多數文章都讓我這個考古的門外漢大長見識。儘管我也一直聲稱自己是個業餘考古愛好者,看來一直停留在口頭水平。在《從食物質量的變化研究農業的起源》一文中有一個奇怪的結論: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社會的變化結果竟然是「食物質量變差了」。陳先生說,這「提醒我們農業社會的部分因素確實可能是因為人口壓力造成的」。更有甚者,美國學者戴蒙德認為「農業的產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失誤」。原因是「在限制人口和試圖生產出更多的食物之間,人類被迫選擇了後者」。我認為事實有可能正是如此。每一步深入歷史,我都發現以往的自己是多麼無知,今天的人類是多麼不瞭解他們的祖先以及祖先的動機、心理和曾經所處的環境與難題。由於考古學的技術支持條件的改善,確實在20世紀許多舊的結論正在改寫。但是面對如此多的人在對我的文明源探索面前的茫然甚至憤怒,看來大多數的中國人實際上並沒有意識到技術革命在考古學中的運用是一定要推翻他們部分熟悉的歷史條文的。中國人似乎還沒有做好知識與心理的準備。 






 
五、從「山崇拜」說起
  孤陋寡聞如我,以前沒怎麼看到過有「山崇拜」的提法。說實在,一開始我就對於是否真有「山崇拜」是有迷惑的,但是最後卻越來越肯定。

  一想到「山崇拜」,我首先是想到的是高聳入雲的埃及「金字塔」。遠古時代生產力低下的社會建造如此宏大的建築實在出人意外。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要以此來模仿什麼?除了金字塔可以作為墳墓之外,我的第一猜測是他們在仿造一座山。

  高山可以與天連接,與神仙溝通,從而達到形而上的目的:為精神或靈魂找到某種合理的出口,「復活」以及生命的困惑就這樣得到古人們的終極理解。

  然後我想到的是,許多中國人喜歡居住在大山裡的「山情結」(有關這點在《向東向東,再向東》中有所論述,簡而言之,中國古代的「高人」都喜歡住在山裡)、懸棺現象,也是相關的迷惑點。

  最後是一些古代常見的符號,它們提示了我「山崇拜」的可能存在。越來越多的此類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量的「山形鏡」,不僅有「四山鏡」,還有「五山鏡」、「六山鏡」,一個文字被藝術化並廣泛出現在古鏡上,非常罕見,似乎僅此一例,所以我認為這個「山」不是今人理解的普通的「山」字,應該是個具有特定含義的類宗教符號。今人對這個現象的淡漠實際上反映了一種可能:可能在遠離今天的上古時代,「山」文化所依賴產生的自然條件消失了,所以這個崇拜也就逐漸被人們淡忘了。

  我確定「山」形為有宗教含義的符號的原因是因為在長沙馬王堆漢墓著名的帛畫中竟然也有「山」形符號1。在這幅舉世聞名的T形帛畫中,每一個符號的出現都有其特定的含義。我認為「山」形符號在帛畫正中的出現絕對不是多餘的擺設。最初我在考慮帛畫中的「山」形時曾疑問過那是不是一堆「火」,三個向上的苗頭實在像火苗的蓬勃狀。甲骨文的「山」與「火」確實也是「形近易淆」,一般需要「於文義求之」也是一個原因。

  後來我看到更多的「山」形符號,並且許多根本不像火苗,在最上頭是平頂的,如新石器時代的良渚玉器中就是這樣。「山」字鏡裡的山也多是平頭。漸漸就與「火」可以分辨開了。

  最後發現,這個「山」形符不僅中國有,而且在瑪雅文化中也有出現,並且與「T」字符和「羊」頭符放在一起,這更堅定了我的推測:他們是具有明確崇拜含義的符號!也就是說,在古代千百種原始崇拜中,「山崇拜」確實是存在的。2

  「山」形很可能在另外的場合有「火崇拜」的意義。一個圖形完全可以同時表達兩種含義,例如古代的「王」字與「玉」字實際上都是三橫一豎,但是他們卻表達了兩種含義,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只有專業的人士才能看出來。而「玉」之所以為「王」或許是「玉」為「王」獨有的現象造成的,是一種借指。人類認識到火的功用之後,火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它幾乎成為一個種族最重要的生命之源,一個群體的搬遷過程中最受保護的就是火種了,某些原始部落也確實有「火崇拜」。「山」與「火」這兩個象形文字在最初或許也是一種借指,「火」多產生於「山」,所以起初合而為一,最後又發展分離。在寫此文幾天後我讀到拉爾夫一句話:「事實上,所有這些金字塔都與大火爐的比喻意相關」!1並且,「山」形符號有「外國」的含義。

  這裡還要切入另外一個問題。古代的星星,在埃及畫中描繪出來的圖像與今天的「火」字很接近,會不會由於這個原由也歸於一個「山」字了呢?因為閃爍的星星就是「火」,火苗就是「山」。所以最終的火崇拜、星星崇拜與山崇拜都歸結為一個「山」了呢?山東大汶口文物上出現的「太陽」、「山」與「火」並列,似乎也說明了類似的可能。

  中國歷代的皇帝始終保持著崇拜山(比如泰山)的習慣,並且作為一個固定的儀式每個皇帝一定會以某個形式去朝拜。那麼最初的帝王真的是衝著山本身去的嗎?沒有天空的星辰與火崇拜的意願在內嗎?總之,「山」在古代並不簡單,起碼在古代人眼裡遠比在今天「可愛」。今天的「山」是障礙,是貧窮的代名詞,但是在古代呢?

  《史記·封禪書》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這句話說明了凡是受天命而做帝王的人必須到最高的山上用「封」禮來祭天,再到高山下面的小山上用「禪」禮來祭地。……至於「封」和「禪」的地方,「禪」地可以變動,「封」則只有泰山一處。……然而古代王者建國的地點不同,在他們的王畿裡各有高山,例如西周都豐、鎬,附近就有海拔3767米的秦嶺主峰太白山,為什麼周成王住在鎬京,要舉行確定天子身份的煌煌大典,竟會放棄這座眼前的高山,偏偏到很遙遠的東方去,上那海拔才1532米的泰山呢?1

  顧頡剛先生提出的是個很好的問題。這個「山崇拜」到底來自哪裡?

  泰山有其特殊的人文背景,不是以往人們解釋的那樣簡單,包括不是顧先生解釋的是齊人眼光不夠開闊引起的誤解。我認為這與商朝的起源可能有一定的關係,甚至與絲綢海路慣例從這裡登岸都可能有關。看看泰山周邊的地形就更清了。與廣袤的平原、低矮的丘陵相比,海拔一千多米的泰山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座給人們無限希望的航標,就是一座指路燈塔,看到了泰山,就是看到家門口的喜悅。「泰山」很可能與古老的太陽崇拜有關,泰山之「泰」就是太陽之「太」,今天的人們依舊有到泰山看日出的習慣,泰山其實就是「太陽山」。在這裡似乎才能看清「日出」,其實不過是這裡的日出更加壯觀神秘一些而已。這在遠古有太陽崇拜的人群來看,此泰山當然應受敬拜。

  而接下來的所謂在山上「封禪」,實際上就是一個太陽把榮光與權力轉讓給人間的「上天之子」的禮儀,類似的活動在中東尤其是古埃及很常見,「法老」就是太陽在人間的兒子,所以才有帝王們「太陽之子」的稱謂傳遍全世界。同樣的,自西周以來,中國的帝王們也一直被稱為「天子」。

  當然以上只是對於泰山現象的一種解釋。或許還不是這麼簡單,或許是許多因素集合才最後形成了獨特的「泰山」現象。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能離開它是「山」這一特性。

  最終促使我深入探討「山崇拜」話題的是在國家博物館網站上看到一幅《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遺址分佈圖》。

  古代人的「山崇拜」與他們的居住分佈是否有關呢?地圖確實印證了古代人逐水而居的事實,但事實不僅僅於此,假如說沒有水就沒辦法生存,這促使人們必須逐水而居,那麼對於新石器時代的人們而言他們似乎也離不開山!從地圖上可以看出,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似乎對於丘陵地帶和山區邊緣地帶,甚至高山都有著濃烈的喜愛。那麼為什麼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必須山水兼具才能生存呢?

  在今天的中國版圖內,可以明顯看出大約海拔100米之下的平原窪地所佔中國面積其實很少,查了一下只有12%,主要是兩大片,一片是東北平原,另外一片是華北平原。東北古文化很發達,但主要集中在海拔1000米的燕山一帶,而非東北平原,另外一個古文化集中區域在長白山脈到遼東半島這些丘陵地帶。山東一帶也是古文化發達地區,但這裡不僅有泰山,而且從泰山到山東半島實際上有許多丘陵,著名的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恰好是以泰山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就連震驚世人具有7000年歷史的世界最早稻穀發源地的河姆渡文化也是處於丘陵小山之間!在長江中上游地區,更多的遺址分佈在雲貴高原而不是東面相鄰的低窪地區。

  廣西以東、長江以南地區都屬於丘陵多山地帶,這裡一點也不缺乏古代人類的活動。海拔1000米之上的黃土高原也是古代人類的活躍地帶,海拔4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也沒有阻擋住古人類的挺進,他們放著古代那麼寬鬆的地理分配為什麼獨獨要與巍巍雪山為伴?陝西、山西、包括鄭州以西的河南版圖或者是丘陵地帶,或者是海拔1000米以上,但這裡恰好都是中國古代文化興盛地區,反而中原地區的平原在4000年前少有人類活動。最讓我驚訝的是新疆地區。在廣大的塔里木盆地新石器時代的人們並沒有沿河而居,而是緊貼著崑崙山和天山繁衍生息,塔里木盆地的海拔已多在1000米之上。看來新石器時代人們居住條件的地理選擇是:一定要選擇高海拔地區,哪裡有山哪裡就是第一選擇,所以我們看到新疆新石器時代的遺跡如彎弓一樣安窩在崑崙山的臂彎。

  我又拿出一張世界地形圖,崇拜山的答案似乎有了一點眉目。

  現在國際上有一派人類學家傾向於人類生命的起源在東非大裂谷。這裡的地形高度大約海拔1000-3000米之間,並且這裡也不缺水。著名的「露西人」是350萬年前的非洲居民,他們生活在今天埃塞俄比亞一帶,也有人認為人類的第一「老祖母」就生活在這裡。這裡的地形如何呢?絕對的高原,某些地區甚至比東非大裂谷還要高。從埃塞俄比亞高原到索馬裡半島,70%的地區海拔在1000米之上,3000米之上的地區不在少數。假如古人類在如此地區進化百萬年,那麼就不會奇怪他們的後代確實更喜歡選擇類似的高原、高山地貌生存,這牽涉到生活習慣、生理適應、氣溫調節等一系列問題。假如說「露西人」北移形成了舊石期時代的現代人類,那麼我們將會看到,作為「過渡」地區無論是埃及還是撒哈拉沙漠,抑或阿拉伯半島,都多屬於海拔1000米以上的黃色高原多山地帶,比較例外的是兩河流域。

  當我們把目光移到歐洲,可以發現歐洲北部是一片廣袤平原,但是眾所周知歐洲文明要比其他地區發展得晚,這為最初人們並不青睞這裡做出了解釋。但在南歐的高山地帶一直就有古人類生存的痕跡,從意大利到法國再到西班牙都是多山地區,這裡發現的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也較豐富,似乎也說明了這一點。

  再看美洲文明地帶,印第安人在逐水的同時始終也沒有放棄高山。這一點在南美就更清楚了,他們簡直是專門沿著「安第斯山」在繁衍。其實以前我也一直奇怪他們為什麼不選擇海拔大約100米、一馬平川的亞馬遜平原,他們為什麼如此愛山呢?

  古代人們選擇與山為伴,甚至崇拜高山、丘陵地帶,我認為有這樣幾種可能:他們最初起源於海拔1000米之上的地帶,有生活習慣問題;高山的雷電容易帶來火種,由於對火種的需求人們更願意選擇來電的高山;大約7000年前,世界上曾經發生過一場特大洪水,所有低於海拔100米的地區遭到無情水災,這場罕見的洪水災害使人類從此後傾向於選擇有山高原地帶生存,主要目的是方便快速逃避洪災;全球人類共同遭受過海平面提升或下降的威脅基本上都在100米左右,所以附近沒有高山或者海拔低於100米的都不是他們的選擇;山區的地形複雜,還有利於躲避殘酷的部族間戰爭。可能還有一個人們不易覺察的問題,那就是地球上在新石器時期曾經發生過高溫乾旱天氣,人們進入高山可以減輕高溫襲擊,因為海拔每上升1000米氣溫就可以降低6攝氏度。以山東文明為例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微妙的轉變,年代越近越向西部平原發展。而河姆渡文化的消失恐怕是由於氣候或者海平面的變化帶來了災難。

  「山」在古人那裡曾經如此重要,使得「山」崇拜成為可能,何況一些高山即使是今人面臨也不禁肅然起敬。由此轉而建造金字塔以志崇拜,也就不奇怪了。但是自從科技條件提高之後,或者說在近幾千年地理氣候上的穩定使人們忘記了曾經有過的洪災及高溫等問題;尤其在鐵器時代之後,戰爭的勝負更多取決於生產力的提高與武器的先進,大山這個自然條件就越來越遠離人類,今天的人們反而更願意搬出大山走向平原。除了青藏高原地區,中國境內恐怕是不再有明顯的「山崇拜」了。

  舉世同此,所以這個特殊的遠古特色漸漸被人類遺忘也是合乎情理的。「山」不再是宗教符號,而成為一個簡單的漢字。 






 
六、讀《K2與金字塔》再說「山崇拜」
  1、運氣

  我是個有運氣的人,當然了,運氣也是為「有準備」的人儲存的。

  從2003年底開始文明源探索之後不久我就遇上了這套「拉爾夫考古風暴系列」,今年初有幸見到了這套書在中國的主要推介人萬夏先生,他贈送了我尚沒有買到的其餘兩本,其中之一就是拉爾夫的《K2與金字塔》(以下簡稱《K2》)。我本來周圍放著許多未讀書籍,沒打算要先讀這本充滿數學和天文計算的枯燥《K2》,我覺得那完全是理科生的閱讀選擇。當晚失眠到兩點多,後來就拿了這本「枯燥」的書在床上閱讀,潛意識可能為了催眠,結果我卻被牢牢吸引了。最終在凌晨四點多時我翻完了全書,當然我把重點放在自己關注的地方,對於複雜的演算那是給金字塔的專家們看的,我就免了。

  我說「我運氣好」,昨天晚上就是一例。剛剛寫了上一篇關於「山崇拜」的文章後幾乎是無意中翻閱到這本已放下幾個月的《K2》,卻猛然發現它們之間竟然隱藏著那麼密切的聯繫!這是我根本沒有預料到的。

  我以前看到過這本書的封面上出現的喬戈裡峰與吉薩金字塔群的對照,一直以為放置了航空拍照的圖片,其作者肯定將推出人類以及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是外星人的結論。我並非不相信天外來客,但起碼我懷疑,所以我一般不把時間浪費在不熟悉的領域上。但是閱讀結果證明我錯了。

  簡單地說,拉爾夫利用許多數據和原理,證明了金字塔的建築是有特殊的數學考慮,甚至是有地理考慮的,金字塔設計師的宏偉建築理論被拉爾夫破解(起碼看起來如此)。假如拉爾夫瞭解中國,瞭解青藏高原的特殊文化,他一定會得出我的「山崇拜」結論,但是他沒有。這時候我才意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原來是可以這樣幸運。拉爾夫只是迷惑於金字塔與大山之間的聯繫,他運用數學公式和曆法來證明金字塔的建設,我運用了人文來推斷出「山崇拜」。把我的推斷與拉爾夫的結論放在一起可以互為補充印證,倒也相映成趣。

  2、金字塔與「山」

  金字塔的起始年代,有的人認為是1萬年前,也有人認為是4600年前。

  從98頁開始,《K2》一書真正進入我關心的主題,著名的歷史人物亞歷山大進入讀者的視野。拉爾夫說,公元一世紀的猶太曆史學家約瑟夫斯認為:亞歷山大這個希臘馬其頓國王在進入耶路撒冷後竟然在那裡獻祭。拉爾夫在解釋為什麼亞歷山大會有如此舉動時認為,在公元前1550年前後從埃及逃出的信奉白羊的猶太人很可能不僅瞭解埃及的秘密和傳統,而且埃及與希臘的神學接近的事實也讓亞歷山大感到親切。在攻取埃及之後,亞歷山大不僅獲得了與埃及的神祇對話的權力,而且被封「法老」。很可能埃及的神諭向亞歷山大暗示了那些丟失已久的寶藏、眾神的寶庫以及那座「知識的神殿」所在的神秘地點。在獲取一千多噸的黃金與許多寶藏之後,亞歷山大沒有直下非洲,而是在打敗了大流士之後帶領軍隊長驅直入興都庫什山脈,同時接觸到喀喇崑崙山,並且到達了喜馬拉雅山!

  亞歷山大為什麼要從埃及揮師來到這些荒無人煙冰雪覆蓋的高原呢?拉爾夫認為他們到這裡是為了尋找埃及神學中的「智慧的神殿」。

  我上網查了一些資料,以下信息令人興奮:世界第一高峰是眾所周知的珠穆朗瑪峰,第二高峰就是位於崑崙山西端的喬戈裡峰(所謂「K2」),前者高度8848米,後者8611米。拉爾夫認為亞歷山大到喀喇崑崙山去的目的地就是喬戈裡峰。拉爾夫沒有解釋亞歷山大為什麼不挑選前者,而挑選了後者,那麼我暫且給一個解釋:僅有200米之差的兩座大山,很可能在幾千年前它們的位序是相反的,因為雪崩或者因為氣候的原因都有可能使兩者調換位序。事實上珠穆朗瑪山峰在藏語中的意思是「女神第三」(或者「女神」)!我很奇怪為什麼不是「第一」。看來確實古代與今天有不同位序?假如拉爾夫知道今天8586米高的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是錫金和尼泊爾的界峰)被直接稱為「神山」並且它在藏語裡具有「5座巨大的白雪寶藏」的含義,不知道他是否會改變主意把注意力放在這裡而不是「K2」,因為它直接點出了「寶藏」或「寶庫」的含義。這個今天的世界第三峰會不會就是2000年前的第一或者第二高峰呢?看來無論是自然的因素還是人為的因素珠穆朗瑪都曾經被世人看作過「第三」,那麼第一名假如是喬戈裡峰的話,應該除此兩者還有一個被古人認為的最高峰了。我的另外一個解釋是,兩山僅只200米的高度使最初測量的古人們產生了誤解,總之被選為「世界第一神聖山峰」的榮譽在拉爾夫的體系中落在了喬戈裡峰的身上。或許他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整個新疆地區起碼K2是第一高峰。總之,K2不僅在2000年前引來了偉大的亞歷山大,並且在今天引來了原本是飛行員的登山愛好者——英籍猶太裔拉爾夫·伊利斯先生。遺憾的是拉爾夫在那裡限於惡劣的條件沒有辦法盡情尋找他希望看到的「智慧的神殿」,在海拔大約6000米的高度時不得不怏怏而返。不過作為勇敢的探索者,他最重要的發現是在辦公室裡運用電腦和古老的數學公式計算出來的,「智慧的神殿」我相信就在他自由而勇敢的心裡。他的工作給了我許多啟發與靈感。

  拉爾夫作為一個生活在英國的人能夠親自跑到東方並且冒著生命危險去探索歷史的大無畏精神給了我極大震撼,他與橫渡太平洋的「泰瑞」一樣,以他們的英勇頑強鼓勵著我百折不撓,前進、再前進。

  拉爾夫對大山的探索差點就觸及「山崇拜」。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人們可以輕易看到當地居民對於大山的敬畏,並且他們對這些大山有花樣繁多的命名,但是所見最多的恐怕是「女神」。這些作為一個英國人恐怕是不知道的。結合雪山的特性,「白色女神」恐怕只能指高原雪山了,而拉爾夫在書中提到的一本古代記錄神秘字母表的書名恰好就叫《白色女神》,其中極言知識的神秘與神聖,也怪不得他要把雪山推斷為「知識的神殿」之所在。對於一個國內並無雪山文化的人來說,能夠推斷到這一點確屬不易,讓人讚歎。

  在埃及受到金字塔震撼的亞歷山大來到東方神聖大山很可能受到宗教觀念的驅使,但如何找到金字塔與大山的聯繫呢?拉爾夫認為金字塔就是大山,它是仿山建築,尤其是吉薩高原上的一組最著名的金字塔具體地模仿了喬戈裡峰以及它周圍的環境。對於這點,拉爾夫用航拍圖片和吉薩金字塔做了對比,但是他沒有提古代人使用了什麼方法做到了這個建築模仿。我猜想,使用最簡單的數學公式或者用腳丈量的人們也可以得到這個結果。這樣推導出來的後果使我很吃驚,這同時意味著遠古時代,起碼在10000-5000年前古埃及人已經遠征來到過喀喇崑崙山脈!這個潛在的結論讓人十分振奮。並且拉爾夫的這一潛在推論並不荒誕,在我上篇文章的「新石器時代地圖分佈」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塔里木盆地中間沒有人群居住的痕跡,但是緊貼著巍峨的崑崙山脈卻排列著一張「彎弓」,他們是由一系列的新石器時代的居住點組成的。進一步仔細觀察會發現,那幾個新石器時代的居住點恰好都是比較接近於喬戈裡峰的崑崙山脈而不是均勻地散佈於整個崑崙山腳下,難道他們僅只是因為靠近神聖的雪山而故意拒絕了盆地?

  3、崑崙山與青藏高原

  中國人其實對遠在天邊的崑崙山從來就不陌生。中國的神話大半都與崑崙山有關的,那裡瓊樓玉宇,那裡仙女成群,那裡高不可攀,中國惟一的所謂自生宗教「道教」更是與崑崙山結下不解之緣,地位最高的中國女神王母娘娘也住在崑崙山。多少神秘埋藏在那高山之殿!中國的神話對於「崑崙」的崇拜決非空穴來風。假如崑崙沒有埋藏著秘密,遠在長江黃河流域的人們為什麼要傳唱那裡的神靈呢?

  崑崙是否與埃及金字塔有關我們暫且不論。另外一個事實卻加重了我對於拉爾夫這一探索的重視。在中國,大多數的古代人死後假如有面向東、西的機會絕大多數選擇向西,那麼崑崙山恰在中國的西方。假如以此來證明人們確實崇拜喀喇崑崙山並非沒有根據。與此形成對應的是:古埃及人假如死後有方向選擇則一定是向東!天哪,崑崙山正在埃及之東!

  讓我感到意外的還有這段話:「如果在吉薩高原上走一圈,我們一眼就會看到,並不是所有的金字塔都是按照同樣的模式建造起來的。它們在基調上有著明顯的差異。與大金字塔相鄰的第二金字塔的最下層,裝飾著一圈十分迷人的花崗石,在底座左右形成了兩層深桃紅色圓環狀裝飾。這座金字塔的上層牆體用優質的圖拉石灰石砌成,呈現出沙礫般的淺黃色。但是,在這座金字塔剛剛建成的時候,這些石灰石的顏色肯定是雪白的,在埃及強烈的陽光下閃閃發光。雪白和深紅這兩者的顏色形成的對比一定非常非常強烈,即使亞歷山大那些內心對金字塔充滿敬畏的士兵也一定會在暗自嘀咕這座金字塔為什麼會建成這種樣子。……設計師之所以在設計方案中加入這些(紅色)花崗石層,一定有著十分重要的原因,因為花崗石不僅僅是比石灰石更加堅硬,而且也難以加工得多,更何況,所有的花崗石都要從吉薩高原以南1000公里外的阿斯旺運來!」1

  新近看到一條「在西藏發現金字塔群」的「謠言」,放在這裡或許不算多餘。岡底斯山是一條與喜馬拉雅山脈並行的重要山脈,它的主峰是岡仁波齊峰,位於普蘭縣境內。這座山是藏民心目中的「神山」。山下的瑪旁雍措湖被稱作「聖湖」,每年朝聖轉山的人不斷。山的周圍有喇嘛塔、瑪尼堆、石刻經文等人文景觀。岡仁波齊峰雖不是藏地最高的山峰但卻很有名氣,「金字塔群」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去這裡考察過的中國科學家楊逸疇毫不猶豫地否定了這個傳聞,但他沒有否認這座大山外形確實與金字塔接近。初步的結論是,這座「金字塔山」不是人為而成,而是自然形成的景觀。即便說這個山峰不是金字塔,那麼它會不會正是金字塔模仿的自然原型?

  進一步從網絡上查尋資料,得到以下信息:岡仁波齊峰,海拔6638米,梵語稱之為「濕婆(印度一種神的名字)的天堂」,藏語意為「神靈之山」。岡仁波齊峰的腰部是較大的淡紅色平台,平台邊緣被冰雪侵蝕,風化嚴重,呈犬牙狀,平台上有一圈凹進去的溝槽。岡仁波齊峰經常被白雲繚繞,峰頂終年積雪,威凜萬峰之上,極具視覺和心靈震撼力。岡仁波齊峰被稱為「神山」,苯教發源於此,每年來自印度、尼泊爾、不丹以及我國各大藏區的朝聖隊伍絡繹不絕。由於多種原因,它至今仍是一座無人問津的處女峰。為了表示尊敬,多數來到神山的遊客都會轉山1。

  生活在「世界屋脊」的中國藏族同胞為什麼從遠古就不避艱險,一直選擇生活在環境惡劣的高原?這本身就是個疑問。難道沒有人想到:為什麼在海拔已經很高的拉薩,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會故意建立在一座山峰上使其看起來更高?並且他們為什麼讓整個宮殿更像一座山?他們為什麼不首先考慮生活起居的方便而建在平地?緊接著的問題是:為什麼宏大的布達拉宮恰好是紅白兩色的呢?當我走進布達拉宮時,我注意到為了保持那種經久不變的深紅色,整個布達拉宮的紅色部分並不是塗上的顏色,而是一種特殊紅色木材的堆砌!生活在神聖高原的人們為什麼選擇紅白相間的建築?它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它模仿的是什麼東西?這個紅白兩色和古埃及金字塔的紅白兩色建築之間有什麼內在關聯嗎?這紅白的崇拜與埃及自古以來的上、下埃及的紅、白兩色是同一種含義嗎?在此我必須說:布達拉宮的設計師之所以要加入這些紅色的木材作為牆體一定有著重要的原因,因為它實在太奇特了。

  我還不得不指出另外一個巧合:不僅K2峰是個巨大的方錐體,而且珠穆朗瑪峰也是如此被描述的。

  我想只有到達過藏區的人們才能理解山民們對大山的神聖感與虔誠。只有生活在大山跟前的人們或許才能理解大山的神聖,有沒有可能有人把這種不可觸及的神聖精神帶到了埃及呢?如此多的巧合確實不得不讓我們把幾千年前的古埃及和中國的這片神奇的土地聯繫起來,與整個中國的大山聯繫起來。

  就在我審視地形圖的時候,另外一個支持「全球人類同源」的苗頭再次冒出來。那條橫亙在高原上綿延千里的「岡底斯山脈」會不會在美洲被遷徙過去的人們再次命名以紀念故地呢?時空斗轉,它被萬里之外的人們省略掉了第一個輔音「g」,成為我們熟悉的縱向高聳在南美大陸左側的「安第斯山脈」——這裡一直是印加人的樂園。假如再一次給我大膽猜測的機會,我會認為北美的「科迪勒拉山系」很可能就是「喀喇崑崙山」的再現。要知道在古代某些語言中缺乏元音,所以發音有些「走調」是很正常的,況且我們這裡使用對比的語言是漢語,假如使用他們的本地語言很可能有新的發現,假如你知道同一個外語單詞既可以被翻譯為漢語的「喬丹」也可以被翻譯為「約旦」,那麼我們就該知道經過漢語的過濾某些詞彙的差異實際上是應該在判斷上保留想像空間的。

  拉爾夫在並不知道我的這些有關「山崇拜」的資料之前有什麼證據證明埃及金字塔與喀喇崑崙山之間的神秘聯繫呢?他使用了許多數學方法,最後得出上述的結論。在亞歷山大或許進入興都庫什山還沒有找到他的「寶庫」之前不得不撤兵了,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尋找這個寶藏的秘密和鑰匙就藏在金字塔的王后墓裡,準確地說,那個墓是個結構圖。「那條斜斜的大走廊代表的是印度和亞洲,對面那間小墓室代表的是中東,在它的兩側向內凹進去的兩根『手指』是紅海和波斯灣。最後國王墓室和那些神秘的上層墓室代表的是非洲大陸。」拉爾夫運用建築學、物理學等學科知識說明這些通道或墓室都是特意的設置而非建築本身的需要,這時候地球的緯度被及時地引進大金字塔內部的構造裡。他的結論是:「這個偉大建築中的任何一個部件都不是沒有目的的」。

  拉爾夫的結論說明,古人類遠比我們想像的聰明,也遠比今天我們想像的走得要遠,無論是地理探索上還是知識積累上古埃及人都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其實我這幾天正在思考一個問題:假如沒有足夠廣泛區域內人們的物質支持,換句話說,假如不是具有全球殖民地的支持,埃及版圖內的人群怎麼可能具有那樣的財力去建造那樣宏大而無實用價值的東西,而且還是一個接一個地建設?實際上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完全可以粗略計算出那樣的金字塔在古代原始條件下需要多少平方公里內的多少人群在多少時間內才可以連續建造出那些不可思議的建築來。假如埃及的經濟財力不夠,那麼答案就將迎刃而解:古埃及人一直控制著大片的海外殖民地。

  4、「三」與「山」

  在這幅「大金字塔」旁邊一字排開的是三個等比的小金字塔,他們像三個小姐妹規規矩矩地站在威嚴母親「大金字塔」旁邊,非常明確地顯示了他們的「輩分」不在一個級別。我有一個猜測:所有的金字塔幾乎都是三個一組,他們只有這樣排列才符合三峰向上的「山」的規律,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古代除了「山字鏡」之外還有那麼多「山」形的符號確實並非來自一個普通的字,而是由「山崇拜」才出現了固定的「山」字,並且在人為製造對應崇拜物時都會故意三個一組!也就是說,中國的漢字「山」並非一個簡單的象形文字,而是對於具體的「三山」或「三堆」崇拜而來。這個「山」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只能合數為「三」。

  讓我驚喜不已的是,很快我就找到了「大金字塔」的另外兩個「同輩」,他們組成了另外一個三「山」!在該書第148頁的《衛星「眼中」的吉薩高原》中,人們清晰地看到9個金字塔,它們首先是一組巨大的三個金字塔整齊地排列為整齊的一行,大小與間距能夠看出來他們是計劃好的一組,完全沒有其他可以與他們匹配的。但是在第一個「大金字塔」的前面又生出三個明顯的小輩金字塔來,猶如一個母親帶了三個剛出生的嬰兒一般,在第三個「大金字塔」面前又有另外三個排列為一行的嬰兒金字塔來!我為這個規律的發現欣喜若狂!

  「丘」、「台」都是中國古代神聖的建築,尤其興盛於中國先秦;其時只有國家才可以建立「丘」、「台」,因為這本身就是國家權力的象徵。

  在2004年4月21晚上CCTV 10套《探索·發現》節目中,「三星堆」被解釋為就是「三座丘」!它們為什麼是「三」堆呢?他們為什麼不是「四」堆或「五」堆?這是一種巧合嗎?它們的「三」和古埃及金字塔的三塔並列不是巧合,這是一種共同的宗教崇拜。古代「台」或者「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來自「山崇拜」。無論是山,還是丘、台,或者金字塔,它們曾經在古代象徵著生命之源,它是「知識的神殿」,它們其實就是「山」,並且必須成「三」才有意義。

  在江蘇南部考古發現有一個著名的「三星村」,村莊以三個巨大的石頭而命名。這三塊石頭經考證明顯不是來自本村,而是從外面運來的石頭,也有人說是隕石,目前尚未有結論。但把它們拿來放在「三山」崇拜中答案似乎就明確了。

  四川還有一個「三台縣」。遠在中國最西北的新疆阿爾泰山裡,人跡罕至的山區有一個「三道海子」,其中也發現了神秘的三大堆碎石積累的石包,其實這個名字「三道海子」就已經說明某些問題。他們都應該是同類的「三」堆文化。

  在曹操詩歌中有「東臨碣石」,無數帝王對於「東海碣石」的嚮往與崇拜也成為「碣石想始皇」的典故。每個皇帝都希望去祭拜著名的「東海碣石」,秦始皇更是死在途中。「碣石」就是「山」。

  「碣石」現象一般也合「三」。遼寧綏中海上的「碣石」是自然生成的三塊巨礁,世代受到崇拜,這是因為恰好符合了古人的「三山」崇拜還是有別的由來?有關碣石的崇拜其實從《尚書》上看大禹時期就已經有了。對於「東海碣石」的崇拜,其實除了「三山」原因之外,很可能直接與「太陽崇拜」有關。徐福帶五百童男童女到東海的傳說也很可能是真實的歷史,他們的本意與「東海碣石」崇拜一樣,包含了太陽崇拜,或者說反映了古人急於瞭解神秘太陽的渴望之情——每一個統治者都想揭開這個天文之謎,但注定都要失敗。這要等到千年之後人類對於宇宙的更多瞭解。

  從三石崇拜方面,其實我們還可以猜想,為什麼中國的「王」字一定是三橫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寶貴的玉石也是三橫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是否也是三星崇拜的一個副產品呢?甲骨文的「王」字與「玉」同,「」(王)、「」(玉),「王」的金文為下面一「山」,上面一「干」()。「皇」()字則從「王」,金文可見「山」為「皇」頂1,看來皇帝一定都與「三」有關。都露出了「三山」崇拜的端倪。

  在古代「三」「山」可能同音為這個「轉化」最後一錘定音,「三」就是「山」,對「山」的崇拜進入到數目「3」的崇拜。普通話中「三」(san)「山」(shan)稍有差異,但是還有比這個更接近的,在我家鄉嵩縣「三」「山」同音同調:「san」。

  其實我還有一個懷疑,就是「三」崇拜另有根源。亞當生育了三個兒子,挪亞也生育了三個兒子,尤其是後者被認為是人類的再生祖先,具有非常的神聖意義,一般認為挪亞方舟也是三層的,所以「三」就會具有神聖的意義。甚至我偶爾會想,中國傳說中的「三皇五帝」的「三皇」很有可能就是挪亞之子:雅弗、含、閃。

  5、「大膽假設」與時代

  拉爾夫根據墓室的結構提出了「喀喇崑崙山三角區」的大膽假設,實際上這個三角區不僅把K2包圍進去,同時把興都庫什山的東段和喀喇崑崙山的西段全部納入同一地理概念。

  拉爾夫在書中第165頁論證了K2恰好位於這個三角區的中心點,並且它可能正是「知識的神殿」的最好落腳點。拉爾夫站在K2峰上斷言:「在喀喇崑崙山脈的所有山峰中,K2的形狀與金字塔最為相似。不僅這座山峰的底座出人意料地呈正方形,而且還有四條主要的山脊向峰頂延伸,這與大金字塔的情況一模一樣。此外,這四條主要山脊顯然指向地圖上的方位基點,它們甚至被標上了西北、東北、東南和西南等方向。」1讀到這裡我在心裡打賭,假如他們的方向恰好與埃及金字塔的方向是一致的偏轉,我就接受拉爾夫的觀點,拉爾夫及時地為他贏得了一個新的擁躉,因為他接著說:「因此,K2這座山峰是用指南針上的方向進行定位的,這與大金字塔的情況也完全相同」!

  是啊,為什麼古埃及的金字塔一定是四方錐體呢?它為什麼不是其他的形狀呢?難道只有方形才是最容易建築或者最穩固嗎?假如不是的話那麼埃及人一定是因為崇拜某個天然巨大的方錐體。它為什麼不可以是模仿了這個四方錐體的K2呢!世界上還有什麼物體巨大而呈現白色的方錐體,什麼東西被賦予過神聖的含義?惟有中國西南那片神聖的土地承受了那麼多「白色女神」的青睞。假如在那裡點清8000米以上的山峰還不算困難的話,那麼點清7000米以及6000米以上的山峰就不那麼容易了,因為數量多得一般人無法準確統計。青藏高原的高山之林作為古埃及人的崇拜之源是完全可能的。神秘的西藏、古老的西藏、獨特的藏文化,我敢說那裡還有許多的秘密在等待著人們去揭開。那裡絕非只有地理風光,在遠古時代那裡就是一個人文薈萃的神秘地帶。

  拉爾夫挑選K2作為他研究的核心點可能是有道理的,除了上面所列的理由之外,K2周圍的環境與吉薩高原的金字塔也很相近,包括那三個小金字塔實際上是對K2同樣方向上延伸的一些小山峰的模仿;尤其讓人信服的是,K2周圍的大山溝形成的道路恰好在吉薩高原上基本被同樣再現,按照拉爾夫的話就是:「兩座『建築』之間的相似性是如此驚人,彷彿K2被連根拔起,安放在了吉薩高原上,他們簡直完全相同」。拉爾夫不惜略顯囉嗦地強調:「知識的神殿」或者古埃及人的神祇所在就是K2或者K2的周圍。

  拉爾夫與我一樣常常擔心人們一時不能接受新觀點的事實,他說:「必須撇開那些可能發生的事情,去探尋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實質上他是在說人們在探尋上古秘密的時候必須大膽假設,因為運用傳統的方法人們已經窮盡可能而至今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遠古文明至今在全球人類知識中保持著神秘的面紗。這在科技進步的今天是人類的恥辱。要想找到或者接近真正的答案,必須拋棄傳統做法,另闢蹊徑,想人所不敢想,質疑傳統之不可能,庶幾可以接近實質上的可能。 






 
七、黃金·海貝·玉
  這三種東西排列在一起的份量特別重。它們在今天或許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因為這些東西已經離我們普通的生活而遠去,現代人連黃金首飾也不屑於戴,我們更多地開始與電子產品親近,連錢都變成了電子卡。但在古代這三樣東西卻舉足輕重,很可能牽涉到整個地球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命脈。

  把這三者聯繫起來其實不是偶然的,我關注它們很久了,但是有機地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卻是最近幾天的事情。

  眾所周知,「西方」文明屬於黃金文明,中華文明屬於玉文明,這不絕對,但它們確實有使用量上的多寡區別。難道這個區別就這樣割裂了中國與「西方」的文化紐帶?它像一個結讓我困惑了許久。「解鈴還需繫鈴人」,最終,還是他們三者解開了他們之間的神秘聯繫。

  我有一個大膽的假設:海貝把東西方文明聯繫了起來。

  並不缺乏黃金產地的中國在先秦的考古和文獻中鮮見黃金,多見玉器。這是一種被迫的選擇,還是一種主動的審美價值取向?我認為,上古時代很可能長期存在著一種海貝換黃金的習慣。換句話說,「西方」(中東地區)很可能有組織地拿海貝來換取中國地區的黃金,並且他們之間有廣泛接觸的文明痕跡。

  以良渚文化為例,這裡大約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地處長江下游,玉器是這個文化的主要特徵,其雕刻工藝達到了無以想像的精美地步。這裡是中國玉文化之集大成者。玉,歸根到底是一種石頭,石頭雕刻工藝正是古埃及最拿手的一種工藝。古埃及也不缺乏對於玉器的徵集,歷史上也曾經有過記載他們到處去採掘玉料的史實,玉對他們也是寶貴的;但那不是最寶貴的,埃及人第一看重的是黃金和寶石。

  與此同時,很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代有「民不藏金」之說。誰是「民」,誰是「官」?這個傳說的起源在哪一代?事實是,在具有煉金能力以來的上千年間,商周時期裡黃金竟然沒有流行起來。這裡面應該有一些強力人為因素改變了自然的選擇和自然的格局。難道生活在中國的統治者也依然是「民」嗎?

  儘管對於「金」什麼時候成為貨幣出現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比較一致的是中國商周開始就有金器出現,只是量小而已。

  對於貝幣在先還是金幣在前,情況比較複雜。同時在這個短文裡討論這個並沒有意義,我認為「貝」比「金」先受到中國人的重視,因為它出現的時代早於「金」。我還傾向於認為海貝不是一種普通具有流通價值的貨幣,它還附帶了其他神聖的價值,否則中國就不會有另外一種衍生出來的特殊的古代文物:儲貝器。在春秋戰國時期擁有一件青銅器並非一般財力可為,而使用「儲貝器「來專門保存一些海貝,可見海貝為重中之重,其神聖意義也可見一斑。在春秋時期出現的「儲貝器」其實還解釋了另外一個問題:這時的海貝已經漸漸退出普通流通貨幣意義,成為單純具有極高收藏價值的珍貴古物——但非今天意義的文物。

  從仰韶文化一直到三代時期,均有廣泛使用海貝陪葬的習慣,從殷墟到三星堆,如此廣大區域內都把海貝作為隆重的祭祀性禮品。並且越是重要人物的墳墓越容易發現有海貝。這個小小的海貝決非平常物品。我們真得問一問,海貝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個在某些區域伸手可得的生物不僅與黃金等價,甚至比黃金還寶貴,它們到底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第一特殊是,這些中國墓地中的海貝產地多與中國相距遙遠,並且以印度洋中的阿拉伯海一帶為盛1,最遠可達南非。第二特殊的是,這些海貝不是普通的生物,它們是一種信物,是一種承諾。第一個特性造成了物以稀為貴,自然逐漸可成具有特殊價值的貨幣;第二個特徵可以使其進入崇拜行列,躍升為祭祀神品。要符合這第二個特徵,只能這樣推測:中國確實曾經是中東或者非洲某國的殖民地,讓我們把目光集中在紅海沿岸,並且集中注意那些善水民族。

  本來我們只能從這遙遠地方的物品在中國腹地的出現作為兩地相互文化交流的一個簡單證據,但海貝在中國的特殊性,也就是「神聖性」,不得不讓人想起古代常說的「賜貝」、「取貝」等事件可能就發生在中國和中東之間。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海貝並非無限自由拾取,它是定量的,它因為路途的遙遠是很困難的,所以不可能發生「通貨膨脹」而影響中國地區的經濟混亂,同時它是「換取」的:拿黃金換取海貝,並且必須交出黃金才能換取海貝似乎是一條鐵律,「禮崩樂壞」的春秋之前是個道德社會,不可能對其中的規矩提出質疑。假如海貝真的來自這樣一條途徑,其實海貝就不可能僅僅承擔貨幣的職能,每一枚貨幣上面承擔著當時完全清楚自己故鄉所在的人們對於「西土」的敬意、對祖先的崇敬,海貝寄托著中土人們對故國的絕對服從和無限思念。

  在古埃及滅亡時,曾經有上千噸的黃金被亞歷山大運到古希臘。那麼埃及這個國家到底黃金儲量和自己生產力之比如何就是個問題。實質上埃及這個大量使用金的帝國基本上不產金。中國的黃金礦儲藏量有多少,從哪個時代才開始大肆採掘也需要考察。商朝已經出現金器,也就是說中國人從此時已開始煉金。中國既然不缺乏黃金礦,我們就要問古代中國為什麼居然不是黃金流行的國度?換句話說,黃金有那麼多的天然優越性棄之不用那是不可能的,那麼中國的黃金到哪裡去了?它真的應驗了中國人的「民不藏金」的古訓嗎?如果中國是「民」,那麼誰曾經是中國的「主」呢?

  中國古代生產的黃金假如必須「交公」的話,那麼中國人就只能發展一種中東人還不十分看重的玉了?

  我設想,中國的黃金之於玉,正是西方王杖之於鼎。並且這個分別或者有意的等級出現是在早於或接近三代時期,這兩個現象其實也不完全相同,但兩者之間是有關聯性的。

  重新回到海貝的話題。在流傳範圍之廣、數量之多、年代跨度之大方面看,我絕對不相信海貝到達中國是一些商人的個人行為,我認為這是一種有組織的、雙方有約定的政治行為。但是我不敢肯定的是,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會不會因為朝代的更替而發生種種微妙的變遷,這包括它們的運輸、使用、價值,尤其是經濟之外的價值轉換。

  哪天中國人徹底解決了先秦墓地中海貝的產生、運輸、使用和分佈問題,我想就基本上可以給「中國文明起源」蓋棺定論了。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就下定論,不僅是荒謬可笑的,而且是愚蠢的,歸根到底是不嚴肅、不科學的。 






 
八、幾張圖片
  1、「7」=「十」

  假如說近幾天來最震撼我的發現是什麼,我可能要拿這個「十」字圖片。在這張新石器時代的符號彙集中,我們熟悉的「十」字,或者說宗教的「十」字符號,它的意思並不是「10」,而是「7」。我原是不懂甲骨文的,最近翻看甲骨文證實了這一說法。今天中國人連小學生都知道「十」=「10」啊,這是怎麼回事?可見商朝之後與今天的文化之間曾經發生過嚴重斷裂。

  這一「發現」非同小可,因為這個「十」字自新石器時代就在中國廣泛出現,這說明了許多重大的問題。

  我們以往只知道中東以及西亞、中亞地區有「七」崇拜,其實看來在中國自古同樣有「七」崇拜。張光直先生與李濟先生在談及中國史前考古時都曾經說過:「為何有的數字(如7)頻繁出現,而別的數字(如1、3、4)很少,有的數字(2、6、8、9)卻根本未見」1,這足以證明在新石器時代中國是很崇尚和流行「七崇拜」的。反而到了後來,中國人不僅忘記了「七崇拜」,並且完全否認了這個歷史。最徹底的表現在於中國人今天已經把「7」(十)當成了「10」。這個變化發生在什麼時期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它可能可以揭示出中國的文化大變革大約發生在何年何月。

  為什麼說這個「發現」非同小可還有一個意思。因為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7」與「十」的糾纏,所以兩者之間的聯繫可能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中國人揭開了他們之間的秘密,它對中東的文化研究是否有價值呢?中東人自始至終都瞭解這個秘密呢,還是他們也像中國人一樣,由於時間的久遠有關符號發生了一些變異,導致了「7」與「十字架」的最終分離呢?我現在沒有答案。但是無疑知道中國人遠古有「七崇拜」聯繫到中東是個令人興奮的事情。

  2、牌坊是怎麼立起來的

  牌坊一貫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儘管它在現代人看來更多浸染了婦女的血淚,因為在中國的牌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表彰高官厚德,另外一種則是為了頌揚節婦烈女。一旦能夠以牌坊來昭顯其貞節,則這樣的婦女一定經過了常人難以想像的人生苦難。

  牌坊這東西在中國似乎南方興盛於北方,北方其實應該也不缺乏,但是叫法多為「牌樓」。總體今天在長江下游地區更多見,安徽地區有最大的牌坊群。這是不是也給了我們一個提示呢?中國西北地區比較少見這個傳統。所以我們可以假設中國東部與南部地區接受了一個近似的文明體系,這個體系裡包含了牌坊文化,其來路應該是走東南亞通道。

  牌坊的來源以及名稱都是我好奇的。查《辭海》中的「牌坊」:「中國古代一種門洞式的建築物。一般用木、磚、石等材料建成,上刻題字,多建於廟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園林前或街路口。在建築上起到入口標識、行進導向、組織空間、點綴景觀的作用。其內容多為標榜功德,宣揚封建禮教,如功德牌坊、節孝牌坊等」。

  我一直以為牌坊是中國獨有的,當我看到印度一個佛寺門口的牌坊時嚇了一跳,轉而馬上變為欣喜。這說明中國的牌坊有一個傳播的來源,我估計印度的這個「牌坊」應該比中國所有的牌坊歷史都早,它是石頭的,因為立在印度最早的佛教廟宇前,時間可能已經長達兩千多年。

  幫助我關注到牌坊文化的其實並不是亞洲人,而是英國人拉爾夫孜孜不倦地在書中談西方的類牌坊建築與數學符號「Π」(小寫為「π」)之間的關係。估計由於對亞洲文化的陌生,我上面的話題他從來沒有涉及。他認為古埃及的許多建築都有一種奇妙的數學關係「Π」,它很神聖,甚至英國著名的巨石陣中的石條就是「Π」。這個希臘語的數學符號「Π」的發音和中國的「牌樓」、「牌坊」之「牌」幾乎一模一樣!中國的這個建築最初很可能就單叫「牌」,可能後來加上了性狀詞「坊」或「樓」。而「牌」這個詞彙在這裡的運用確實像一個莫名其妙的外來詞,再看看形狀,確實「Π」和牌坊的格局是相仿的,大模樣和最基本的組成都是兩豎一橫。

  拉爾夫認為22︰7是「Π」的近似分數值,所以古人才要一再將這一比率用在一些神聖重要的地方,包括用在金字塔。那麼順著拉爾夫的思路,以後我們也可以試著在一些牌樓上面看看這個分數值是否適合中國的情形。

  不止如此,法國的凱旋門也被拉爾夫認為是一個相關的延伸。這種建築其實更多的還有古埃及的神廟入口。其實中國牌坊在一些重要場所,其主要功用正是放在門口起引導作用。

  從形式到內容統一的「Π」,從英國到埃及,從希臘到印度和中國的「牌樓」,這個猜想的深入與證實,需要涉及到許多學科,我所做的只能是提出這個疑問。一如其他的話題,對我的猜想的反駁也都將是另外的一個「猜想」而已,除非能拿出確實的證據。

  3、「青面獠牙」的來源

  中國人都知道「青面獠牙」是專門形容一些鬼怪與死神的。在許多廟宇裡和傳說裡活躍著他們恐怖的身影。

  中國古代的認知在某一方面與西方人是相同的,都有人死後的地方:中國人叫閻王殿、冥間等,西方人稱為地獄。但我相信前者屬於「音譯」,後者是「意譯」。在那個想像的世界裡一切井然有序,人人生前的行為將得到審判,好有好報,惡有惡報,幾乎全球同理。這是精神層面。在造型上這些鬼怪如何呢?

  對於古埃及的「青面獠牙」中國人瞭解比較少,其實我以前也很少知道。是我的探索讓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這麼多的相似之處的存在。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青面」。健康的人臉色紅潤,死人或者病人臉色「蒼白」或「鐵青」。比如這位被兄弟殺死的古埃及著名悲劇人物「奧西裡斯」,他是埃及的冥神和植物神,相當於中國的閻王爺,其臉色就表現為「青色」。假如「青面獠牙」情結是從「奧裡西斯」開始的,那麼這個表達習慣起碼應該有7000年歷史了,長則可達萬年。

  中國人所說的恐怖「獠牙」起源在古埃及有嗎?答案是肯定的。

  古埃及與死神相伴的是阿奴比神和透特神。阿奴比斯(阿奴普)是「神魂神」和「墓地守護神」,其實他們的外形就像普通的狗。其「獠牙」特徵不言自明。它承擔的另外一個任務是為死者做好「上路」的「復生」準備。「透特」是個陰性色彩很重的神,它是月神,地位很高,幾乎無處不在 。(見上圖)在這幅古埃及圖畫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個青面獠牙的形象。這是《亡靈書》中的一個場面,透特神正在審判一個死者的靈魂,它使用的方法是稱量它的良心。這個畫面中長著豺狼面相的透特全身泛綠,「饕餮」隨時準備吃掉「心臟」份量不正常的人,它也同時全身發綠!在古埃及神話系統裡只有死神們「青面」。稍微與中國傳統有些差異的是,中國的死神「青面」「獠牙」合二為一了,但埃及的死神有的是「青面」,有的是「獠牙」(其全身青但臉不青),各司其職,各自分開。

  對於這個「青」(綠),拉爾夫有一段話是在論及天外文明與宗教之間關係時說的。他一直在證明古代以色列人和歐洲文明都與古埃及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就是同一個族群,而我在做著類似的工作,只是我關注的是中國。其實他無意中說到的許多問題,總是被我稍加總結就能和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這只說明了一個傾向:全球的同源實在不是空穴來風。我相信拉爾夫看了我的書他一定會急於瞭解中國文化了,在中華文明裡有太多他應該掌握的信息,一旦添加了中國這一環,拉爾夫的研究一定會如虎添翼。在談論歐洲共濟會的歷史中他說:「在公元11世紀和12世紀,興建教堂的風氣席捲了整個歐洲,許多精心建造的基督教建築中,都雕刻進了一個奇特的外來人,這個外來人實際上是一個綠色人,這個讓人好奇的『異教徒』的臉隱隱約約地掩映在植物中,在英格蘭的教堂和大教堂的裝飾石頭,到處雕刻有這樣的綠色人。這個綠色人是誰?……(它)是如何走進英國的幾乎每一座大教堂的?」1或許拉爾夫當時更傾向於他們是「外星人」。

  拉爾夫接著說:「只有地獄判官才有如此大的影響走進我們的教堂,因為他是基督教建築年代神學的核心——聖堂武士,正是因為他,共濟會才得以發展起來」。我問喜歡打電腦遊戲的兒子,他們的電子遊戲中間有沒有叫「聖堂武士」的,他說有,他玩的《星際爭霸》就有,他們是外星人,並且許多網絡遊戲中都有。我在網絡上google「聖堂武士」,果然出來無數相關條目。拉爾夫繼續說:「地獄判斷是埃及至高無上的神,是死亡的統治者,他也經常被描繪成長著綠色皮膚」。在另外一處,拉爾夫猜測:「地獄之神是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綠神」。

  中國「青面獠牙」的閻王爺與埃及有關係嗎?或者閻王爺乾脆是「外星人」嗎?無論如何,找到如此多的中西方文化聯繫,這讓我非常滿意。

  4、《易經》來自哪裡

  我對易學充滿敬意,但是我對《易經》卻沒有任何研究,所以近似盲目崇拜,雖然我也可以裝模作樣地拿《易經》算卦玩,或許我的敬意正是因為我不瞭解《易經》而已,人們常說「情人一旦彼此瞭解,親密關係就將走向完結」。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方面知識的淺薄不影響我探索《易經》的可能來源。

  關於《易經》的起源資料,我儘管一直也留心但鮮有收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實際上這就是我常說的:你急著找的東西一般找不到,乾脆別找,假如你不找了它就自己出來了。這篇小文就是如此「自己出來」的。

  一天我偶然去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晃悠,翻看館藏照片,一不留神就看到這把神奇的梳子。我認為這把新石器時代的象牙梳上刻畫的是《易經》的八卦圖!或許說這就是《易經》的「起源形態」,因為只是雛形,假如《易經》在此時成熟就不該是這個樣子,但是它又呈現出《易經》的多數特徵:數學方面體現了「8」(八卦)、「3」(爻)、「2」(陰陽)。可以說《易經》的思維邏輯都已經出現,比如兩個反向的T形符號,還有兩個互補流通的圓圈1,都似乎印證了「陰陽魚」的思維。另外,「三爻」已經出現,只是還沒有分陰陽,並且很奇怪地「三」廣泛出現於整個畫面上,分別的兩個圓圈中各自都是恰好八卦為一圓。後來這個原形經過千年演化定型為今天我們看到的,它根本不是周公的創造,或許周公是最後一個使之定型的人。這個梳子的年代據說有5000年左右的歷史,出土地點是中國東部地區。

  後來認識一位叫榮松的同好,他原本在伊朗留學,專業是歷史,通曉中東的一些語言,「學過英語、波斯語、阿拉伯語以及《阿維斯陀》語」,榮松謙虛地說:「我只琢磨過伊朗的楔形文字,即波斯帝國時期的文字,對兩河流域其他楔形文字沒有研究過。我曾經將伊朗的楔形文字字母拆開,發現這個文字基本上由橫、豎、折三種筆劃組成。橫、豎都有一筆、兩筆、三筆,而且橫有長橫和短橫,兩短橫相連作為一筆,十分類似八卦的陰爻。這三種筆劃按照類似漢字結構,即上下、左右、上中下、左中右等結構構成36個字母。我曾經懷疑,這與中國的八卦起源有著某種關係,這也使我曾對伊朗的楔形文字是否真正得以破解表示懷疑,因為這種筆劃和構詞結構可能不僅僅是用來作為字母表示讀音,或許也如同漢字一樣表意。另外,根據已經破解的說法,古波斯語(楔形文字)只有a,i,u三個元音音素,十分類似於閃族語言,如阿拉伯語只有a,i,u三個元音音素,現代波斯語仍是如此,與《阿維斯陀》差別太大,《阿維斯陀》語類似梵語和吐火羅語,有大量元音音素和元音組合,因此我懷疑波斯語屬於閃族語系,而非印歐語系,《阿維斯陀》語與梵語、吐火羅語屬於印歐語系。」

  我還有一條信息也與中國的《易經》或「八卦」有關:古埃及在金字塔時代一直使用數學的二進制。很明顯這個二進制在中國失傳了,只是在《易經》中保留了下來。但是中國人卻認為自己才是「二進制」的發明人。事實可能並非如此。其實尋找易經的根源就要尋找「二進制」的根源。

  人們可能都很熟悉又名「錫安」的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是猶太、基督、伊斯蘭三大宗教的聖地。耶路撒冷最有名的是面積1平方公里的老城,老城最有名的是東南角面積僅0.135平方公里的聖殿山。這小小的聖殿山裡,猶太人的哭牆與伊斯蘭教的清真寺並列在那裡。哭牆的歸屬很清楚,建築物也很清楚。聖殿山裡的清真寺是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它與「八卦」可能有某種聯繫。

  這個清真寺叫「岩石清真寺」,這個建築年代並不特別久遠。相傳該寺原為歐麥爾建的木清真寺,691年改建成八角形清真寺。它之所以著名而神聖,是因為據說伊斯蘭教的創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這個地方「登宵」,去聆聽真主的天啟。伊斯蘭教認為穆罕默德是繼摩西、耶穌等先知後,真主派往人間的最後一位使者。他在創教後第九年即公元619年的一個晚上,在天使陪同下騎一匹面如美女的天馬從麥加城飛到耶路撒冷,然後踏石登天。也有人說穆罕默德「登宵」飛回麥加。從以上大家可留意麥加與耶路撒冷的特殊關係:他們文化上的某些統一性以及地域和族源的特殊聯繫可能,否則穆罕默德就不會在兩地飛來飛去。

  這個「登宵」的大石頭據說實際上是一塊隕石,上面有個窩,傳說是「登宵」時的馬蹄印。看來這塊石頭存在的時間很久遠,《聖經》中亞伯拉罕準備殺子祭祀的地方據說也發生在這塊石頭上。所以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認為這塊神聖的石頭應該屬於自己的民族。事實上,阿拉伯人也是亞伯拉罕的後代,他們稱呼他為「伊卜拉欣」。按照普通的說法,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生下了以色列這個支系,而阿拉伯人則是亞伯拉罕與夏甲的後人。我估計這塊石頭的神聖可能還是與4000年前的亞伯拉罕有更大的關係,所以兩個支系才都認為這是聖石。

  這塊石頭在今天被金銀鑲飾,並且由「三塊」石頭支起,覆蓋這塊聖石的是一個圓頂清真寺,黃色的蓋頂金光閃閃,在它們的外圍是個「八卦圖」一樣的八角圍牆,因而這個清真寺也叫「八角清真寺」:「三」、「圓」、「八角」全部具備。這個地方由於極其神聖,所以它的設計皆非偶然,一定都有特定的根據。它們是否與中國的《易經》八卦有關呢?假如僅只如此就下結論可能稍顯牽強,但卻因另外一個事實而得到了確認。

  同為阿拉伯聖城的麥加城,中國人一般都知道它就是古代著名的「天方」——3000年前「天方國」的所在地。麥加城的另外一個名字一般中國人恐怕不會知道,它叫「巴卡」(Baakkak),這實在耐人尋味。不知道西方人是怎樣翻譯中國「八卦」的,假如有人把「Baakkak」直接翻譯為「八卦」我是不會奇怪的。

  「天方」傳說為亞伯拉罕所建,是夏甲和兒子離家後的一個居留地。它與中國人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嗎?肯定有關係。假如中國的「夏朝」真的由夏甲這個支脈建立,那麼這個「天方」就與中國人脫不了干係,夏甲這個女人的身份其實遠不是小妾那麼簡單1。這個時期距今4000多年。而麥加這個與古埃及隔紅海相望的阿拉伯地區確實與兩河流域和古埃及相比文明到來得比較晚,但是5000年前這裡的文明也已很發達了。由於地理的關係,這個地區承襲了更多古埃及文明。

  把「八卦城」麥加與耶路撒冷的清真寺聯繫起來,我們似乎感覺到更加濃郁的《易經》文化。由於此兩地本來就是同處一種文明之下,所以不同的兩個城市遺留了相同的文明碎片,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這條線索不可放棄。

  從耶路撒冷到麥加,讓我們繼續沿著紅海南下,這是一個統一的文化區域,假如易經的源泉在紅海沿岸,就應該有更廣泛的發現。

  埃及尼羅河的源頭被稱作「卡爾蒂」(Qerti),大約在埃塞俄比亞高原一帶。「卡爾蒂」很可能與一個神秘神靈居住「地下世界」——「傑尤特」(Djuat)有關。這裡是尼羅河的源頭,與麥加城並不很遠,儘管它們之間隔著紅海,但曾經兩岸同屬於一個國家。拉爾夫最近的一本書《所羅門——示巴女王之鷹》指出,所有的埃及法老有可能都是以色列人,那些可憐兮兮的以色列人祖先實際上就是那些法老。假如真的如此,那麼夏甲的身份以及麥加城的意義就需要我們更加留心。不要被1400年前出現的伊斯蘭教掩蓋我們所有的文明嗅覺,那個偉大的城市早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就一直存在,並且這個城市本來就以阿拉伯人的發源地而被看作神聖之地。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這裡到底信奉什麼宗教、執行什麼王政,其實是應該深入研究一下的。

  「傑尤特不僅包含十個環行區域和一個隱藏的環形區域,它本身也被描述為環形」。「傑尤特包括九個一組——九個神的組合」。但是我得指出來,九神其實是8個神與1個至高的主神的組合。「環形」,「八個神」與「一個主神」,看到這些我非常警覺,大家知道我喜歡「牽強附會」,所以任何疑點我都不會放過。

  首先中國的《易經》有「九宮」說法,「八宮」與「中宮」合「九宮」,我懷疑這裡的「宮」(gong)實際上來自「god」的發音,中國的「九宮」就是中東「九神」,在中國他們一般分為「八神」與「主神」。

  上網絡查得,在紅海神話中「八神」由四對夫婦組成,被統稱「八(神)」,這已經是個專有名詞。他們因為是四對「夫婦」,所以「八」就有了「陰陽」!

  「八神」就是「Eight Gods」,既「音譯」又「意譯」的話,我們確實是可以稱呼其為「八高」或「八卦」的。

  這「八(神)」不是人而是四條毒蛇和四隻青蛙(這同時為中國的蟾蜍崇拜找到了一個根源)。他們名字分別為:Naun和Naunet,意思都是「初水」和「慣性」;Heh和Hehe夫婦的意思是「無限空間」;Kek和Keket這對則意味著「黑暗」;Amun和Amunet則表示著「隱蔽」。最後的這對又常被意思為「空虛」的Niau和Niaut夫婦所代替。統治「八神」的是「耶和提」主神(難道沒人覺得這個名字也很熟悉?他很可能就是日後發展起來的「耶和華」的源頭)。這組神常與一個新月符號相伴(「陰陽魚」難道是兩個「新月」符號的合成嗎?)。

  「八」進一步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們的原始性與威力。他們常常與創世之前的宇宙狀態聯繫在一起,這「八」與中國的「八卦」演繹有著近乎一樣的應用範圍:宇宙世界的變化。有關宇宙的永恆、無限以及不可描述等哲學思想方面極其相近。

  我堅信《易經》哲學以及「八卦圖」的源頭就在紅海兩岸。《易經》中的的陰(--)陽(—)正是對「八神」四對夫婦生殖器的模仿。

  我認為很可能在古埃及文明影響的紅海區域內,在不同地點的人們在不同時期提供了不同的概念,比如古埃及的四對「夫婦」重點指出了「陰陽合一」,而「巴卡」則提供了名稱,耶路撒冷聖城清真寺貢獻了「三」、「八」、「圓」。這些思想與概念最後流傳入中國之後在西周得以完善,最終成為中國哲學體系裡的一部分。這個體系的產生時間非常早,假如有人經過深入研究告訴我此源頭可能遠達6000年前我也不會吃驚。古埃及的神話動輒就有7000年、10000年的歷史。

  至於八卦中心的「太極」,有人說叫「陰陽魚」,也有的說是「太陽」的象徵。我倒是還有另外一個推斷。「太極」是個明顯沒有經過加工的外來詞彙,「太極」很可能就是我們前面一文討論過的「鐵基」(Tiki)——「太陽之子」或者「太陽神」1。假如真是如此,把「太極」解釋為「太陽」看來也還是有道理的。而象牙梳上的「T」本身就有太陽的意思。

  至於《易經》是否有神奇的卜卦功能,這要取決於一些更加複雜的東西——人類的起源。假如人類真的來自外星高級文明,這個體系超驗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假如人類文明全部遵循了進化論的原則,我是不會相信它有什麼神奇功效的。很遺憾我對於《易經》和「人類生命起源」皆無深入研究,所以無話可說,但我願意對一些我自己缺乏能力證明的理論保留開放的討論空間,不下任何結論,既不盲目支持也不武斷反對,我只關心起源關係。

  千百年來對於《易經》起源都沒有定論,在過去的100年裡啟用比較現代的方法以及考古論證依舊沒有答案。要我說,假如不將目光放在全球的範圍內進行研究,中國史前史也罷,中國科技史也罷,中國哲學史也罷,天文曆法史也罷,甲骨文破解也罷,這些方面的研究可能難得有突破性進展,因為這些問題的源頭有可能就在中東! 






 
九、北斗星、「七崇拜」、北迴歸線
  中國人在排列方向的順序時習慣說「東南西北」而不是其他的順序,原因大概就與七星崇拜有關,因為用七星勺柄指向時恰好順序只能是「東南西北」,同時從「東」開始也恰迎合了太陽崇拜。從這裡,其實我們可以想像為什麼在遠古「十」字表示「7」,因為是這「7星」的勺柄指示了「東西南北」的方向,「十」字表示方向指示,所謂「指路明燈」是也,更為明顯的是,在中國甲骨文裡出現了許多帶箭頭的「十」字,這就更明確了7星的「指示」作用。另外,它還演化為「♀」,更形象說明了「勺」以及柄的共存體關係,也為中國人為什麼命名其「勺」找到了一個根據。

  青年時代的我曾經有大約四五年的觀星史。是什麼引導了我成為一個天文業餘愛好者,一時想不起來了,或許是大學生活太無聊了吧。總之,夏秋時節我拿著星圖按時到室外看星成為一個圖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剛畢業後更加乏味單調的生活中,看星的日子更多了。偶爾那些浩瀚的星空把我引入宇宙和哲學的虛幻空間,頗有些找不到北的空靈感覺。今天看來所有的一切並非沒有機緣。探索太空、探索世界可能一直就是我的愛好。轉了很大的彎子,終於在十幾年後又與舊日重逢。

  說起來我還曾經報考過世界史的研究生,但因報名失誤竟然連考場都沒能進去,為一年的準備抹了一把眼淚之後以為把這段日子給永遠埋藏了,沒成想最後還是轉回去了,只是這次發現自己竟然「無師自通」,同時把「中國史」變為「世界史」也是最近猛然的「發現」之一,「醒悟」中對自己驚訝不已。

  「北斗星」幾乎不需要專業知識就可以指出,「北極星」則需要稍微多一點常識。除此之外人們提到更多的恐怕就是「獵戶星座」了。人類認識星座很早,或者說我們今天的許多星座知識甚至命名就是來自遠古。「獵戶星座」腰帶上最明亮的三顆星就經常被人們拿來與埃及金字塔做比對。獵戶星座的腰帶略有彎曲,吉薩金字塔同樣排列,可謂惟妙惟肖。並且腰帶的三顆星大小稍有差異,吉薩金字塔也是同樣。中國境內的「三星」很可能是對吉薩經及「腰帶」的模仿,類似細節可以再深入考察。

  中國先秦肯定就已經有以上這些星座的記錄,比如《詩經》裡就有「三星在戶」。並且「三星堆」「三星村」肯定都與獵戶的「腰帶」有關。

  「北斗星」又叫「北斗七星」。他們在中國古代的名稱分別是: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前四顆星叫「斗魁」,又名「璇璣」;後三顆星叫「斗杓」或「斗柄」。這七顆星就是大熊座α、β、γ、δ、ε、ζ、η。除「天權」δ是三等星外,其餘六顆都是二等星。聯接天璇β和天樞α兩星的線延長約5倍處,可尋找到「北極星」。故β星和α星又名「指極星」。

  「北極星」是一顆單獨的星。它是顆二等星,距離我們大約300光年,是小熊星座中最為明亮的一顆恆星。有時候會有8星組合出現,那麼可能是指「北斗七星」和「北極星」這個共同體了。比如在我國重要的祭祀場地天壇,就有一個區域叫「七星石」,但實際上那裡有8顆星,多出的一顆就是「北極星」。由此可見「北斗星」與「北極星」之於古人的神聖與重要。天壇「皇穹宇」西配殿裡供奉的牌位也有「北斗七星神」。在天壇供奉的神明共有十位,北斗是其中一位。在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那裡每年一度的祭祖活動中也有專門祭祀「北斗星」的環節。可見「北斗星」影響之廣泛深遠。當然了,假如是文明同源的解釋一切就簡單了。

  在猶太文化和古埃及文化裡,「七崇拜」非常明顯,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它們的歷史也很古老,古老到起碼接近萬年(初步判斷如此)。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最常出現的數字也是「7」,但為什麼有「七崇拜」卻沒有找到頭緒。我一直納悶「七崇拜」從何而起,一直無緣揭開這個秘密。三天前在看一篇講「北斗星」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前面也說過這個問題,這裡再詳細些。

  首先數目相符,皆為「7」。從天文上看,這個北斗星在過去數十萬年中確實有改變,其變化既可以說很大,也可以說不大,它們的位置與數目變化不大,但是在同一位置上的組合形狀卻有變化,尤其在近萬年內和今天形狀基本一致,這個相對恆定性決定了它的重要價值:指出方向,無論是陸地還是航行,「北斗星」是最方便的天然工具,並且國際同軌,使用方便。

  「北斗星」斗柄圍繞「北極星」的變化還可以準確地顯示一年四季,從而具有了重要天文曆法意義。「北斗星」實際上成為懸掛在所有北方地球人頭上的一個精確「時針」。具有了以上識別功能之後,它同時可以指導農牧生產,成為人們不能割捨的知識工具。

  《聖經·創世紀》中說上帝在七天裡創造了世界,一星期分為七天。《聖經》的「七」與星期的「七」不僅是同源的,而且應該與「北斗七星」的古老崇拜有關。儘管人們可能已經忘記了準確的原始崇拜的「七」是什麼具體含義,但與天文有關的這個歷史或者傳統提示人們用同樣意義的天文信息來填充今天的「七」。西方有一套「星期」稱呼,確實與天文有關,但與「北斗七星」已經無關;東方也演化出一套星期,也是與天文有關的,比如日本的星期一到星期日,是用金、木、水、火、土、日、月來稱呼的。

  大約3000至2500年前是人類文明的一道分水嶺,之前的經驗知識得以更新,許多固有觀念也開始作廢,填充其中的是另外一套東西。所以,我們今天集體失憶,「還原」成為一件困難的事情。究其根源,無非是在那個時代人類躍進到一個文明的新平台,國家、宗教以及金屬時代的紛紛確立使一切重新分配,包括經濟、權力以及人員。中國很特殊,繼承了許多中東的文化,但是獨獨捨棄了「七崇拜」,起碼從表面上看是如此。這或許是宗教方面的緣故造成的吧,因為西方的「七崇拜」是與基督教的「十」字崇拜一同保留下來的。2000年前出現的儒家教化掩蓋了中國的一切原始痕跡。

  「七崇拜」與「北斗星」聯繫起來最重要的原因是,「北迴歸線文明」現象只發現在全球北方,而沒有同時出現在南迴歸線上。我曾經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中說過,人們為什麼要集中在北迴歸線是因為他們熟悉在這個「北迴歸線」方位的天文現象,這些熟悉的知識使他們只能生活在這個區域內才能順利生產生活,否則就會失去方向,就無法生存;當然南方還是有人的,但是沒有北方發達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儘管地理上準確的回歸線是北緯23.5度,但一般公認的「文明回歸線」卻在北緯30度附近。在這裡,不僅有古埃及和阿拉伯半島,還橫穿了撒哈拉沙漠,別忘記幾千年前撒哈拉沙漠是一片水草豐美的「伊甸園」。在世界地圖上很明顯地看到開羅正在北緯30度線上。在中國境內,四川的「三星堆」與杭州灣附近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正在北緯30度上,拉薩這座古城與以上兩處著名古文明遺址幾乎絲毫不差地騎在「文明回歸線」上!在遙遠的古代,假如不是天空明亮的恆星有什麼可以使這些人不約而同地準確選取同一緯度呢?

  我覺得,古人很可能在多方面倚重北斗七星,所以他們的遷徙必然多以是否可以看到「北斗星」為限,另外,整個黃河流域也能方便地觀察到北斗星。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北方古文明發達的原因所在。同時,它反過來也印證了古代的「七崇拜」是來自北斗七星,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來其他的原因。

  對於二十八星宿為什麼是「28」這個數字而不是別的,有很多的猜測,至今眾說紛紜。我的解釋是:來源於「七崇拜」。「天宮」中最重要的「中宮」包含了「北斗七星」,其餘東南西北被劃分為四區,或曰「四宮」「四象」。這「四象」每「像」為「七」,7×4= 28。就這麼簡單。「七」在古代是個吉祥、神聖的數字,任何地方需要用數字而說不清的就取用「七」來表示繁多,對於神秘的星辰更是如此。 






 
十、人種·漢族·語言
  上星期看了一個反映中國南方佤族人生活的電影《玉蝴蝶》,其中的女主角葉色乍一看與非洲黑人一般,當然她很美,但是她很讓我納悶了一會兒:這是不是美國的黑人模特什麼的來中國拍攝電影了。無論多少人使用怎樣學術的辦法,其實都不要徹底擯棄直觀的一些判斷。我的意思是這個女演員與非洲人有些明顯的淵源。

  我開始向雲南媒體的朋友咨詢是否有更多的佤族人資料。她給過來一些,並且說她所知道的佤族人的共同特點是人很黑,我調了一些面貌資料看,其實多數人與漢人一樣,只是那個演員比較特別,但是我想像她那樣「特別」的肯定還有。不僅是她,而且壯族演員韋唯不也很特別嘛。她們兩個甚至很相似,眼睛深陷,嘴巴大。

  我突然想到,我們一刀切地認為今天的中國人是由新疆來或者由南部沿海或者印度等地過來都是片面的,來到中國的應該有不止一條、兩條、三條路線。除了一些主通道以外,應該有無數條道路通向中國,到中國的道路可謂四通八達。這些不同的通道對於中國人口以及文明特點的形成起到了特殊作用。

  繼續查資料:

  「佤族語言屬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佤語支。佤族先民很早以來就分佈在瀾滄江、薩爾溫江流域,那時他們的居住區域比現在要廣闊得多,北至保山、騰沖、永平、雲龍,南到緬甸景棟和泰國景邁等地區。經過長期的融合、遷徙,才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分佈狀況。佤族歷史上沒有文字,其歷史源流難以考證。在佤族民間普遍流傳著的『司崗裡』的傳說,就是講述佤族先民的最初來源。『司崗』有『石洞』和『葫蘆』的意思,『裡』是出來的意思,即佤族的祖先是從『石洞』或『葫蘆』裡出來的。這個『石洞』和『葫蘆』在離西盟和滄源不遠的巴格岱(今緬甸境內)及萊姆山(今緬甸境內)一帶。新中國成立前,當地的佤族將這兩個地方視為聖地,每年都要在此地舉行祭祀活動。」1 這個地點指出了一條方向,但是真正的源頭在哪裡,難說。不過「巴格岱」這個地名不能不讓人聯想到西亞的「巴格達」,說不了又是一處異地命名。

  目前的資料可以肯定皮膚黧黑的佤族人等就是從更西南方位遷徙過來的。他們有崇拜牛的傳統痕跡,並且把葫蘆當作祖先的來源說明了他們曾經涉江過河的艱難歷程。其實從世界地圖上我們不難發現,從北部來到中國內地,基本上可以繞過江河直達內地中原,但是要從北非或西亞來到中國南方境內無論如何都不能避開湖海江河,這樣的民族肯定離不開木筏船槳,最原始的渡江工具恐怕就是葫蘆了!久而久之,在葫蘆上漂浮的祖先成為葫蘆裡出來的祖先是不足為怪的。

  實際上目前對於人種上黑、白、紅、棕的分法只能看作是一種粗略的區分。假如再進行更細的劃分,僅在中國之內就可以有三五個區域來,當然這也很粗略,但是恐怕目前只能如此,因為過於複雜,人種上還有一些「飛地」,也不好一一列舉。

  幾個大的分區:一個是西北包括新疆、甘肅、青海、內蒙西部的黃白混血區域;一個是中原地區典型的五官平和的黃種人;中國西南地區懷疑帶有部分黑人血統的少數民族(不止佤族一個);中國南方沿海包括兩廣以及福建地區的矮型馬來人種,他們既與西南地區有聯繫,也有北方漢人有關聯。在中原人種之內,山東與東北地區的人群以高大、膚白為特點,似乎有歐羅巴遺傳的痕跡。青藏高原並不是一個特別的人種地區,那裡的特別只表現在地理生存狀態,與外部的混血機會相對少就保持了種族的原始狀態。他們與其周邊的民族並無特別的不同,沒有明確的生理標誌說明他們是個與中國其他民族或地區不同的證明,我認為他們來自西亞的可能性很大,看到某些藏民我簡直覺得他們就是直接從蘇美爾來的古人:高鼻、大眼、黃種人特徵、長圓顱。但是大多數的藏民並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只有在藏區我才見到過讓我心服口服的「蘇美爾人」,其他地方就少見,這個地區「純潔」啊。

  在過去的幾千年裡,中國境內的人群經過相當充分的混血交流,這個特色的形成穩固以大約2000年前為界。不光是人種上如此,在文化交流傳播與自我沉澱發展也基本上以2000年前為界。實際上更準確的界限或許應該畫在春秋戰國時期。但是兩個界限各有道理。後一個時期的劃分主要是從出土文物的造型等方面做出的,因為即便在魏晉時期依然可以看到一些西域風情的特色,再下來就幾乎徹底本土化了,那種開放洋氣的風格就與中國無關了。

  這次到甘肅一些地區語言經歷很有趣。從敦煌開始,我確實很清楚來到了漢人文化區域,但是他們的話聽起來很費勁,但當地的公共服務人員卻可以講很地道的普通話,我真正明白了普通話為什麼叫「以北方方言為基礎」。北方土話與江南的土話我都聽不懂,南方人的話語明顯與普通話不是一個發音系統。

  整個甘肅地區的方言也差別很大,越到甘肅南方越聽不懂,但是我知道我的河南話——具體講是河南嵩縣土話——肯定來自甘肅。酒泉一帶的俗語與我的家鄉話是相通的,比如我們共同說「結磕子」就是「結巴」,說「鼻子桶」指「愛流鼻涕的人」,「骨堆」指「堆」,「娃子」指「未成年人」,「麻達」就是「麻煩」,「蟣子」指頭上的「虱子的卵」,「眼眨毛」指「睫毛」,「不覺起」意思就是「不覺得就」的意思,發音「bao」意思為「不要」,「頗煩」指「心煩意亂」,「維」指「結交人」,「美當」指「美好」、「舒服」,還有「多咱」表示「什麼時候」,類似相通還有更多。這使我覺得十分親切。嵩縣的部分居民確實是從遠在甘肅的戎人那裡分離出來的,所以才在語言上有一定關聯。但是,今天我卻基本上聽不懂甘肅「老鄉」的話語。所以,這一經歷會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千年變化確實會使任何原本同根的文化都「相見不相認」,我「聽不懂」祖先的語言也是正常的,只能找到一鱗半爪的特徵是很正常的,一切都在變化。

  應該補充一句,我剛才說到家鄉話與甘肅北部地區的聯繫對應,並不是說整個嵩縣的話都一樣可以對應。其實嵩縣話在本地區也有相當大的語言差別,簡單舉例樊坡鄉與縣城以及車村、白河這兩個鄉鎮就會很不相同,所以個別鄉的人會發現某些用語與他們的重合,但另外一些卻只與另外一個鄉的重合。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推斷,可能由於當初人們的流動給嵩縣不同地區帶去了不同的語言習慣,不是整齊劃一的,今天想要做出很清晰的分離其實又是很困難的。推之全國也是同樣,中國歷史上有過大規模的、成族群的流動遷徙,也有個別少數的遷徙,或者有的地方是整體外遷,但是留下個別特殊的人群,也會形成一些特殊的語言現象。

  似乎每個省區都有一些文化飛地或語言飛地,這群人跟周圍的人無論哪方面都不一樣。比如湖北的大冶人講話周圍地區的人就聽不懂,大冶的夫妻在武漢吵架完全可以旁如無人,因為別人聽不懂。偶爾我想或許是大冶古代的冶煉工人在周圍人被迫大規模南遷的時候他們卻僥倖被遺留了下來,從而造成了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假如說他們的語言與南遷的客家族有很多關聯,那也許是很可能的。

  中國地區過大,情況異常複雜,要仔細地區分中國地區的人種或者語言或其他的文化傳播與交流情況,會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 






 
十一、遷徙與山水迷宮
  劉伯溫:「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

  自從瘋狂陷於史前史之後,我的大半時間就是面對幾張比例不同的立體地形圖。看時間長了,我覺得地球就是一個由山河組成的迷宮,任何遷徙的人們就在這個迷宮裡遊走。

  移民們大多數時候順著優良的土地行走,然後定居,再過一段時間另外有一些人向更遠的地方行走。他們盡量避開高山大河,偶爾個別人也可以越過高山大河,能登上珠穆朗瑪峰沒有幾個人,所以能超越高山大河的也必將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將順應迷宮的一般原則,將生命延展在漫長的彎路,走出一個又一個迷宮,向東再向東。

  至於遷徙的原因,有的是擴疆,有的是為了貿易,有的是為了降低老家族的人口壓力,還有的是避開仇敵、戰爭,甚至我們還可以設想一部分是為了情愛的私奔。總之,在我們難以置信的幾萬年裡,一種叫現代人類的動物蔓延在整個地球,而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尋找出他們蔓延的規律以及具體途徑,也包括來到中國土地上的最初移民的遷徙線路與可能。

  一般而言,中國的新石器時期晚於西方的新石器時期,前後差距大約1000年。這個時差也正是世界幾個大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漸次晚近發展的錯落時期,也就是說,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傳遞時間大約是1000年;或者再換句話說,遷徙到位與發展成型為一個穩定的文明需要大約1000年的時間。當然,這是我的粗略估計。從古埃及到印度,再從中國到美洲,推理基本上可行,可參見拙作《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後的「歷史年表對照」。

  在中國境內,從新石器時期到三代時期是中國文明漸趨穩定的發育成熟期,也是一個遷徙活躍期。這個時期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這段時間內,現在一般認為中國有3個相對集中的文明發達地區,一個是長江流域,一個是東北的遼河流域,另外一個是黃河流域。下面我們關心一下他們來到中國的途徑,或者說看看他們是怎樣穿越山河迷宮的。也有人提出過中國三集團:東部、西部,南苗。這兩個劃分稍有差別。可能各有道理,不過與依據的時期不同有關。

  我相信大多數來到中國的人們並無特定的目的,只有少數的幾次遷徙才是有目的的拓疆,因此,實際上在中國境內的居民是很雜亂的。

  關於東北遼河一帶的紅山文化的起源,之前我比較強調海路對於這個文化的形成作用,比如從渤海灣他們就很容易登陸。目前看,其實他們北來的可能性也極大。從今天的哈薩克斯坦進入新疆伊犁或者塔城之後,一直到今天的包頭這一帶幾乎沒有任何的地理阻礙,只要避開一些季節性河流即可。他們本來可以從「河西走廊」一直進入肥沃的「關中平原」,但是黃河的出現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在大約7000年前甚至8000、9000年前,大的河流或許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是困難的,所以他們選擇了繼續向東,沿著河套平原,穿過今天的包頭,再經過呼和浩特一帶,最後定居在赤峰附近。

  為什麼選擇要定居在這裡?這確實是個好問題。首先看赤峰這裡有什麼特別的。與沿路所有地方不同的惟一特點是這裡最接近大海!然後是這裡已經是「終點」,再沒有退路;繼續走,要麼進入海洋,要麼進入寒冷的蒙古高原。選取「近海」與無路可走都可能是他們駐足的原因。

  從今天的地形看,赤峰這裡距海有三幾百公里,但是從地形圖上也很清楚地看到,赤峰恰好在那條著名的中國版圖的「大斜線」上,即便不臨海,這個地方距海比較近的事實也說明,大海對於紅山文化的族群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從某個角度是不是可以說,這些經過長途跋涉的人們其實來自海邊,所以他們無論如何都要重新回到海邊?當然了,假如是這個原因,那麼當初他們避開黃河的原因只能是他們不願意生活在河流旁邊,而更願意生活在海邊。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在42的緯度之上,應該氣候寒冷,他們適合這個地方嗎?一個令人樂觀的答覆是這裡地理環境很特殊,該地在7000年前或許並不那麼冰天雪地。比如赤峰西部是高聳的七老圖山,東南是「努魯兒虎山」,並且臨海,這裡會不會曾經是一個氣候特別的「小江南」呢?(「努魯兒虎」這個山名不住地提醒我什麼,我首先想到居住在日本北方的一個可疑為白人的少數民族「阿奴」人,另外,想到夏威夷的「火奴魯魯」,還有河北省的「盧奴」,他們之間有什麼聯繫嗎?它們在地理上真的很「接近」啊——我的意思是它們之間除了大海沒有其他障礙。)不要忘記4000年前的中原還生活著犀牛大象,赤峰這裡當初到底是什麼氣候還很難說。

  這條行進路線的旁證之一是,我們發現在「河套平原」上,尤其是今天包頭、呼和浩特一帶,是新石器時期的一個發達地區,他們留下了清晰的遷徙發展線。或者說,很多人在沿著這條道路遷徙,部分人定居了下來。

  從西域到遼寧一帶的這條道路一定被古人長期使用,並且也被後人使用。西晉末年(公元310年前後),鮮卑慕容氏吐谷渾從今遼寧地區遷徙到陰山、隴山,逐漸經甘肅南部,進人青海湖環湖地區,他們兼併羌人等大片土地,建立了吐谷渾王國,管轄青海的廣大區域,前後達350年之久1。想必吐谷渾使用的正是同一條道路,只是這次方向倒轉了。同時這個遠距離遷徙例證也給古代地理不便作為否定「西來說」以有力的一擊:距離根本不是問題。古人似乎在廣大的區域內自由穿梭,遠比今天方便得多,又是海關又是身份證戶口本的,即便到另外一個城市還要辦理暫住證,「文明」使我們的遷移變得如此「囉嗦」。

  換一張世界地形圖看,上、下古埃及版圖給了我另外一個啟示。古埃及文明自從出現之後一直以「上埃及」、「下埃及」(也就是南、北埃及)來表示分別,並且常常以此為界立國,而不是以尼羅河東、西河為界。這就是說,起碼在古埃及文明時代,河流並沒有成為地理上的天塹。無論古埃及人使用了什麼方法,是船還是繩索,總之他們解決了這個地理上的隔閡,使埃及兩岸的人在很早就可以方便地交流。所以,河流沒有真正阻擋住人類的腳步,反而訓練了那些沿河而居的人們具有了涉水的高超本領。當然,大多數古代人肯定還是不善水的,即便有了涉水技術我相信工具也是個大問題。所以在涉水問題上應該辨證地看待。

  想必中東北部的「兩河流域」地區也是同樣的情況,許多著名的城市都是夾河而立的。所以這裡的人們也會有涉水的辦法。

  在中國內地,甚至在甘肅和山西等地,都能明確地感受到「河」作為分界的作用,甚至「河西」、「河東」的人們都有很大的分別。本來同一個民族,河流的分割也逐漸使他們在口音、服飾、習俗上發生了變異,最終甚至成為兩個民族,這個很容易推斷。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些善水的民族僥倖越過了大河,他們可以穿過波濤洶湧的黃河在類似陝西「關中平原」這樣土地肥沃的地方發展,而另外一些由於沒有掌握涉水技術的人們,或者是一些小股遊民,只有委屈地滯留在一些地帶苟且偷生。4000年前許多人聚集在中國西北的青海以及甘肅等地基本上可以考慮為受制於河流又利用了河流的一個表現。

  整體說,大河,在古代確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新石器時期,涉河技術不是個非常穩定的文明因素,所以除了特殊情況下部分勇敢的人可以涉河越海之外,大部分人將採取保險的方法繞河而行。在這個思路之下,我們不得不再次說,確實從南部海域進入中國的人將是比較小而且晚的一個群體,而從新疆等地進入中國腹地的將是絕大多數人。我們可以簡單地看看江海在南、北兩條道路上的分佈就明白這個道理。這個推理適合7000年前,我認為涉水或航海技術在距今4000年前後有跡象表明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使得這個時期的地球上到處遍開文明之花。

  能漂洋過海不一定就能方便地過河,還要區別這個技術,兩者儘管都是與水打交道,但是工具方面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要一味認為海上民族就一定能夠穿越江河,江河意味著崇山峻嶺的伴隨。從「海上民族」到「山民」的過渡有著巨大的困難。這是分析南方民族必須要注意的一個環節。

  相比之下,北方的路線假如你選擇「正確了」,幾乎可以趕著牛車就輕鬆地來到中國的腹地。從埃及到地中海東岸,為了繞過兩河可以到小亞細亞半島兜個圈,再到裡海、巴爾喀什湖一帶,然後選擇從塔城進入新疆地區,沿著阿爾泰山南麓一直向東,或者進入不會有高原反應的蒙古高原(海拔一般不超過2000米),或者進入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也可以。裡海周邊在古代是文明發達地區,可能說明了部分問題。

  從蒙古過來的人們可以沿著「河套平原」進入山西境內,也就是中國古文化的發達地區晉南和豫西,比如澠池、仰韶村。為什麼人們不停留在晉北發展有著明顯的地理上的因素:我說過那裡是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很多人靠穿迷宮的運氣可以到達中原這裡。更多的人盲目從賀蘭山這裡被迫走入青海,不過那裡有一條適合人類居住的大川,幾百公里,一直從蘭州通向西寧,終點是美麗的青海湖——這就是有名的「湟水谷地」。這個地區的新石器時期文化發達說明了這個判斷,因為這裡是許多人最終的落腳地,他們不自覺地走到了一個「死胡同裡」,所以停留在那裡發展,造成了一個特別發達的古文化帶。其實這個「死胡同」,可以沿「青海南山」南麓與柴達木盆地相連,故而人們說,這裡是古「絲綢之路」的一個分支與通道,或許通了這口「氣」才是這裡活躍下去的一個原因。

  青海是中國最大的兩條河流長江與黃河的源頭地區,所以來到青海的人們沿著河流東去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在河流組成的迷宮裡,我一直在尋找人們是怎樣進入「關中平原」的。某些來自文明地區的族群可能掌握了涉河技術,部分人進入了今天陝西地區。還可以設想黃河改道,甚至黃河某年出現斷流也可能使大批人進入關中平原。新石器時期文化發達的痕跡在今天陝西榆林到延安一帶就能發現。但同時期更為發達的地區卻是從青海湖一直到西寧,他們的腳步在嘉陵江上游這個地方被「阻擋」,很明顯人們喜歡「河南」勝過「河北」(指渭河上游),因為寒冷的冬天人們可以方便地南下避冬。然後這條文明線繼續在西安附近的「渭河平原」大放光彩,一直延續到鄭州基本打住。

  嘉陵江的源頭在甘肅天水,也就是伏羲與「大地灣文化」附近,黃河的支流也從這裡經過。明白了這個道理,天水為什麼是新石器時期活躍地區也就大概不奇怪了,一個小小的地區跨越了長江、黃河兩個流域,所謂「左右逢源」之利是也。古代人們之所以喜歡河流,除了用水方便,是否與「以水帶路」有關。畢竟古代大多數人並不會都善於觀測星雲,眼前嘩嘩的流水是惟一可以在到處亂跑尋找獵物之後帶他們回家的路標,我們在森林裡萬一迷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隨河流走出去,河流一定能將我們帶出迷途。

  這些上古文明的發展路線清晰地指出了河流與中國古代人生活之間的緊密關係,河流是某些人無法逾越的天塹與心頭之患,河流更是他們的生存命脈。

  從青海湖到鄭州有一條明顯的新石器時期發展線,是因為這裡氣候與土地適宜人們輕鬆地生活。而在鄭州之後黃河沿岸的居民點趨於散淡,說明了黃河曾經大規模改道的事實存在,因為黃河一出鄭州就徹底失去了約束,進入廣大的平原地帶;而在鄭州之前,黃河一直被牢牢夾在一些大山或高原中,改道只能在相對小的範圍內出現。正是瞭解了這些地勢條件,古人才可以在青海湖一直到鄭州之前的那條文明線上安然繁衍。

  在「大斜線」與長江、黃河交叉的地方前者是宜昌、後者是鄭州。一般人知道距離鄭州西南大約200公里的洛水流域(實際上也就是偃師)才是上古文化密集地點,這裡發掘出了疑為夏城和商城的遺址;奇怪的是,中國另外一個更早期的城址也出現在距離長江出山口宜昌西南的澧水區域。這兩個上古遺址的共同地理特徵是,都既在小的支流上面,同時又在山區或臨近山區,並不在大平原上。這樣的選擇一定有他們的道理。山水,既是上古時期人們的冤家,又是他們必須依賴的命脈。在生活手段脆弱的古代,所謂「風水」是必須要預先考慮的,所以「風水」也一點都不神秘。

  為佐證這些,我們可以拿中國境內古代巖畫的分佈來說明。巖畫一般時間為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為多,下限基本上在文字出現和成熟之後,所以其時間性基本與人類避居高原、高山有一定關係。我們發現中國的巖畫恰好集中在多山或高原地帶: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內蒙、寧夏、甘肅、新疆、西藏等多有發現,其他平原省份罕見。河南這些地方沒有發現大規模的巖畫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所謂的自然地理「大斜線」約略正是今天中國東西部的分界線。眾所周知中國今天東部發達、西部落後閉塞,這個現象其實揭示了另外一個問題:東部平原臨海的自然條件更符合今天農業或商業社會發展,而西部高原多山地帶卻適合農業生活之前的文明發展。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東!

  假如來到中國南方的人群是中東的人們,那麼北非的人與中東新月地帶的人們面臨著同樣的地理條件。假如不選擇走海路,繞過兩河流域之後人們碰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將是印度河,然後是密密麻麻的恆河支流。請特別注意從西面的印度河文明發展到東部的恆河文明時間大約經過了3000年,這個時間的延長其實很可能就是因為河流為患阻止了文明的暢行。假如有人在印度半島這裡向北,他們還會碰到令人絕望的喜瑪拉雅高山。不過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總會有許多人被迫或自願選擇了進入青藏高原,適應的人就永遠留在了那裡,部分人幸運地在有生之年走出了世界屋脊,來到中國的腹地四川、甘肅或青海,甚至新疆盆地;還有一部分人不能適應高原反應,他們或者留在印度半島,或者苦練渡河技術,終於有一些人穿越緬甸的大河伊洛瓦底江1,進入雲貴高原,比如佤族。

  這是一條標準的與山水抗衡的道路,非常艱險,我們可以想像他們是九死一生才來到了中國境內。不過我們也可以說,他們並非是在一代或者兩代之內快速游動過來的,而是經過無數代的努力才走過來的,並且不一定帶著什麼偉大使命,只不過為了部落或家族的生存而已。或者戰爭或者自然災害,或者其他原因這些人不停地流動,就這樣漸漸離開他們祖先的大地。

  中國南方在古代一直落後於北方的事實似乎也在證明著南方通道的艱險。確實會有一些善水之人可以一直沿中國南部海域一直向中國的北方行進。但是,假如從長江源頭一直走到長江的出海口河姆渡,並非沒有可能。

  儘管新石器時期中國地域內的不同文明區域有自己的特徵,但這樣一個特點也是很明顯的:無論相距多遠它們之間都有著明顯的「交流」,或者說有一些共同的文明因素。這是中國歷史學界的一個共識,由於這個結論依然可以使中國人保持「獨立說」所以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我對此的解釋是:要麼它們之間確曾進行過接觸性「交流」,要麼它們在中國地區裡根本沒有「交流」過,即便各自孤立與世隔絕,但由於它們來自同一個相當接近的文明源頭,所以完全可以看起來像是「交流」過的。假如是「交流」,則人們不可能只在中國地區內交流,當時沒有國界,他們不可能不自由地也與其他地區「交流」,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同時每個時期的古代人類平均的「交流半徑」到底是多大呢?這必須有一個詳細的統計。只有當這些問題明確之後才能對中國文明是「獨立起源」、「多源」、還是「同源」做出定論。

  四川的天府之國是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這裡按說應該是個古文明發達地區,但是與北方相比還是稍遜。這不能不說是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可能四川盆地經常受到大規模的水淹,所以對於四川盆地的選擇會是與鄭州之東的平原地區的選擇一樣,是「等而下」的選擇,這個狀態一直維持到大水得到初步遏止的「三代時期」,所以新石器時代與四川盆地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但是把四川盆地作為一個大湖看待的話,根據湖邊肯定有文明的規律在盆地四周的山區能夠找到發達的早期文明或許是可以期待的。不過除了三星堆我至今也不太瞭解四川,只是推測而已。

  假如是「本地說」或者是南方渠道占主流的「西來說」,似乎就不太好解釋中國在新石器時期的發展為什麼會傾斜於中國的西北,所以總體我認為在所有的通道中應該特別重視北方西來通道的研究。作為直截了當對於北部「西來」更方便於南部西來的證據之一,一千多年前的唐僧並沒有抄「近路」從直線距離更近的西安南下直到印度,而是繞道新疆這麼個大西北進入印度,足見一般情況下人們是不會從南部跋山涉水西去,北方「絲綢之路」是上選通道。反之,東來的人們首選應該是西北,而所謂「絲綢之路」也只是因為在漢朝名氣大了而已,實在並非當時新的開闢。這個判斷尤其適合在5000年前航海並不是特別發達的時間,在中東的「海上民族」強大之後,南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才通暢起來,並且我認為中國的商朝與中東的「海上民族」代表了這個發端。有關唐僧的例子特別適合陸路,並不適合海路。

  我懷疑後來人們航海能力的降低有著許多的複雜因素:其一可以考慮海平面的浮動改變了一些航線;其二,與陸地上一樣由於國家、民族、宗教的林立後來的航海線路比原始條件下反而困難多了,因為他們的靠岸補給會遭遇到疑心重重的群體,不能安全靠岸就意味著必須停歇。假如這個休眠期夠長,航海作為一項複雜的技術是會在隔幾代以後就消失了,要知道古代人的壽命又比較短,所以荒廢中斷的可能性增大了,還有的就是觀念問題,很可能在遠古的時候人們比現在更豁達與勇敢。所有這些因素的綜合使今天的人們,尤其是中國人認為,除了明朝的鄭和遠航到阿拉伯與非洲,誰會在5000-3000年前可以在兩地之間航行呢?為什麼不呢!

  再回到古代的中原。我們可以推斷,某個善水的民族,或者是善於舟船,或者是善於治水工程的民族,在大約新石器時代末期最終掌握了中國的主動權。不管他們是否是最先來到中國,但是假如他們有與水戰鬥的經驗,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獲得統治權。因為他們洞悉走通中國山河迷宮的秘密。河流是古代中國的大事情,河流意味著中國的政治命脈,大禹治水,大禹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人,是十分有道理的。 






 
十二、中國文字來於中東
  1、從「西來說」說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漢字的起源,就必須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礙,解放思想,尤其是放棄以往所謂「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過早「定論」。截至今天,中國文字的起源尚無定論,其實是連一點眉目都沒有。我認為所有的人在探索漢字起源的時候都被「中國文明獨立說」給誤導了。假如我們肯把目光投向廣闊的外部世界,一切就會豁然開朗,變得非常簡單。曾經盛極一時的「西來說」許多人不瞭解它的起源,也不瞭解它的覆滅,任何有嫌疑支持「西來說」的言論或發現都顯得「冒天下之大不韙」,漢字起源更是越不過這個檻。所以我認為,重新認識「西來說」,認識「全球文明同源」是解開漢字起源的關鍵。否則,揭謎漢字起源永無可能。

  考古學對於中國是門年輕的學科,只有不到100年的歷史,它是由一個叫安特生的外國人在中國開創的,當時他在中國的正式職業是工程師。這個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預示了其他的一些東西,中國的歷史是如此緊密地與西方人聯繫在一起。正是這個人根據中國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來說」這一概念。這發生在八十多年前。有必要指出,「西來說」中的「西」與今天的「西方」概念並無聯繫,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體指中亞和西亞地區。

  誠然,「獨立說」並非沒有道理,比如中國自己的學者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發現越來越多的相互之間可以印證關聯的文化,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解釋這些文化之間的聯繫時似乎在做著A=B,所以B=A,B=A=C=D的一連串封閉遊戲,某些轉暈了頭的學者竟然認為中國的文明源頭應該就在這些A、B、C、D之內了,完全無視中國新石器時期起源晚於「西方」這個大前提,也不看中國之內存在著大量的不能解釋的漢代「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證據,「獨立說」就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之上「定論」了。怎樣定論的,誰定論的,誰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種舊時代最常見的「引公一言,終成定論」吧,或者因為這樣定論更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也是原因之一吧。

  應該說「西來說」不了了之既有考古與歷史學界內部的原因,也有當時中國學術環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說明了中國學術界科學觀念的脆弱,在沒有肯定的證據之下中國學術界就倉促地做出了「中國文明獨立」說,並且灌輸進所有中國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歷史「多元論」者,千萬不要弄錯,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國地區之內的「多元」,比如有中國西北說、中國黃河說、以及長江說、中國東部與西部說,等等,這與中國部分自生與其他地區文明輸入並列的「多元說」根本不是一回事。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來自新疆的喀拉崑崙山,這是我看到的近年來最為大膽的一次探索,因為他們的視點差點就出界到「西來說」所指的中亞地區了。今天人們普遍接受了新疆確實與商朝時期的中原是有聯繫的這一事實,因為那些玉石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個真相。從新疆到中國腹地與新疆到埃及的開羅其間的距離基本相等,看不出來中國與「西方」交流還存在著什麼障礙。並且從地理氣候條件看,從新疆到中國腹地的道路更為艱險困難一些。這些條件說明了很多問題。假如我還不能證明商朝與古埃及有直接聯繫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推論,殷商人與古埃及的聯繫通過新疆地區的溝通根本不成為問題。或者說新疆人與古埃及人發生聯繫是肯定的。並且,考古發現上古時期的新疆人就擁有大量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貝幣,這個距離之迢遙已經足可以換取新疆人跑到中東的任何地區了。

  假如還有人對於「時空」依然有所疑慮,那麼上個世紀在澳洲的發現或許會使人對這個問題能夠釋懷,另外這個案例直接與文字有關:

  在澳大利亞悉尼市北方大約100公里處發現250個古埃及象形文字,最後的破譯是:這些文字描述了一支探險隊的船難以及他們首領的死亡。而這個首領被認為是法老的王子,據說他可能是胡夫法老之後執政的Djedef的兒子Djes-eb大人。其時間被認為處於古埃及第三王朝時期(公元前2686-2613)。這個發現意義巨大。首先,「全球文明同源」的可能性有了進一步的證明;另外,這個證據說明了當時外出探險遠征可能是個重大的常規活動。王子被派往海外說明了許多原本猜測的東西,甚至為中國地區的史前文明發展也給予一定的啟發。最重要的是,從今天的世界地圖上看,澳大利亞四周為茫茫大海,與任何大陸都相距遙遠,但4600年前的古埃及人依然落腳這裡,從古埃及的開羅到中國版圖的任何一點都沒有超過埃及人到達澳洲悉尼那樣遙遠。假如古埃及人曾經到達悉尼,從邏輯上講他們也可以同期到達中國,甚至到中國會更容易一些。

  考古專家陳星燦先生說:「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解釋的變化,除了中原中心的傳統中國史觀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變化,一切解釋都要隨材料的變化而變化。張光直先生在許多場合這樣說過:過去考古學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材料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說一定會坍毀』。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認為這一認識是客觀正確的。今天「老材料上的假說坍毀」的時候到了,因為從「西來說」被否定的三十多年前到今天積累已經夠多了。首先要感謝許多默默無聞的考古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儘管他們許多人立場上依然堅持「中國文明獨立說」,但他們小心翼翼故意避開給「西來說」可能支持的材料還是給我找到了,比如一些重大遺址的發掘,人種方面幾乎都避而不談。

  2、兩個分期分層

  我認為中國史前史階段主要大的分層為六、七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約四千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這兩個大的階段,之所以集中說這兩個階段是因為它們的特徵明顯,其他零星的分支暫且不提。這兩大板塊之間的銜接在四千年前左右。由於它們本身來源於一個大的文明系統——中東,所以可以說銜接得嚴絲合縫,幾乎難解難分。偶爾甚至會有人說,他們(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有直接的承續關係,這也是有道理的。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徵是彩陶,其宗教符號以半坡的雙魚和三角符號等為主。其發展區域主要在中國西北地區,分佈於青海、甘肅、陝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發展態勢明顯由西向東南傾斜,其來源通道可以考慮從新疆進入,也可以考慮從南亞跨越青藏高原進入。雙魚崇拜很可能來自天文學上的「雙魚座」崇拜。「雙魚」星座與「春分」這個節氣有密切的聯繫。

  仰韶時期的文字符號主要應考慮中東地區「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與楔形文字,其主要依據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號。兩河地區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點之外,其主要特徵還有許多圓點符號的排列,中國的幾種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紅、白圓點排列,以及麻將上面的「筒牌」符號等都可以考慮為是其某種繼承,甲骨文上面的圓灼點也可以考察是不是以前認為的只有物理作用而無意義,傳說甚廣的「具茨天書」全是圓點,也可以結合考慮。「牌九」這種似乎只有中國傳統裡才存在的古老賭具其實今天在中東的阿拉伯半島南部地區的民間依然存在,比如也門就有。「兩河地區」的象形文字我研究不多,但是由於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從兩河繼承來的,其他方面可以參考古埃及的情形。

  以陝西的半坡文化為主的陶器文字符號以及三角形演化而來的形狀,應該著重對比兩河流域後期的楔形文字——它是從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的。當然了,由於「雙魚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狀,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現的大量三角形是對於「雙魚座」這一天文星象的兩重描繪而已,魚就是三角,三角就是魚。三角、六角都是「雙魚座」的符號,「雙魚座」還經常抽像為類似「H」的形狀以表示「西魚」與「北魚」之間的聯繫,這一圖形在仰韶彩陶裡都可以找到對應。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據說發現中國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話對他們做出族源追溯或許會有些意外收穫。許多專家曾經對彩陶上的符號做出過「魚」與「三角符號」之間的過渡漸變關係,我也認為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這種有機聯繫。

  「太陽崇拜」是整個中東地區新石器時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無論「兩河流域」還是紅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來人,全部遵循了這一傳統。以前在正統的歷史讀本裡暢行的「中國的字符號來自佛教」的「定論」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在仰韶文化時期就有「」字符號,它是太陽崇拜的痕跡,中國上古時期不僅有「」字,而且有太陽符號的其他各種變體。這一崇拜不僅出現於中國的仰韶文化,還出現於中國的夏商周,都說明了它們來自同一個大的文明區域。

  但中國的夏、商、周文化顯然有別於仰韶文化,其特點為善青銅和玉石雕刻,陶器並非他們所長。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邊紅海國家的特點。中東的兩河流域儘管在大約5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青銅,但由於缺石的這個地理特徵遏止了玉石以及青銅的工藝發展,陶器反而成為其專攻首善,這一點也符號仰韶文化的特點,更何況中國與他們兩個地區的陶器如此相像,從造型到顏色再到花紋無一不是如出一個娘胎。夏商周的所謂龍山文化陶器也比較發達,但明顯可以看出與仰韶文化的特點不一樣,在制陶方面也不如仰韶文化興盛。從殷墟發掘看,他們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紅陶1(也就是彩陶),紋飾也截然不同。這些主要區別決定了他們分屬不同的具體源流。

  夏商周的發源地應著重考慮紅海一帶,並且他們在中國的登陸地點儘管不排除與仰韶人一樣從西部而來的可能,因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經說明了這樣的可能。但是同樣有一個可能不能忽視,例如殷人很可能主要來自海上,並且是在山東附近登陸,然後發展壯大後開始向夏人發難。也有可能夏從西部進入,後來夏商東西匯合於中原。許多專家提到中國境內的幾個文化層之間關係猶如「叔侄關係」(指夏、商),既統一又有區別,這個特點可以從中東幾個地區之間的關係讀解中得到啟示,尤其是拙作《向東向東,再向東》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寫的不是歷史的確切事實,但是那種複雜關係已經給中國境內文化的複雜性做出了合適的類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號明顯呈現出與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陽崇拜」同樣外,牛、羊、猛獸、鳥、蛇皆是古埃及與夏商周兩地共同敬仰的神靈。

  假如說後世12星座的起源與流行代表了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力,那麼以「雙魚」為代表的這個12個星座系統很可能在中國的三代時期轉化為了剝除中東色彩的12屬相,顯示出當時農業社會的特徵,它也標誌著神秘曼妙的原始社會的結束,中國與全人類基本同時進入無趣的「現代社會」。它也說明了中東南部地區的埃及文化在中國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取代了「兩河」文明。這個在中國地區的文明轉化也符合中東地區的歷史發展。「兩河流域」從大約4000年前將最強大的文明古國讓位於南方的古埃及。

  兩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術。其操作符號與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天秤座、天蠍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雙魚座(2月20-3月20日)。中國的12屬相則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這一轉變標誌著具有輝煌天文歷史的兩河流域文明在中國的式微。這12屬相清一色陸地動物(包括兩棲動物如蛇、龍);雙魚、寶瓶等標誌著兩河的符號徹底從主流社會消退,中國人從夏商周開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樣重視天空的神秘。其實,這可能還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被拋棄說明大規模的人類全球遷徙活動基本上就要結束了,各個地區的國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緒。以上兩個系統的特點在「仰韶文化」與三代時期各有表現,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禮器的雕刻符號,多與天文和信仰體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毫無疑問夏、商、周整體上最終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通過友誼還是戰爭,總之,中國人就在這兩重文明之上誕生了。中華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樣,就在這複雜多變的環境中誕生。

  3、文字的產生過程

  從現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號與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關聯。但是大多數的符號都應該看作一種文字或者符號的藝術化處理或變體,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魚的圖騰大量出現說明了這支文明不屬於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兩河流域文明,因為古埃及文化裡少見魚崇拜。我曾經一直為中國西部流行的雙魚崇拜找不到根據,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紹兩河楔形文字的美國網站,首頁上赫然畫著巴比倫人手提雙魚的畫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沒有根據,這個網站不會挑選雙魚作為兩河人的首要標誌。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從考古發現的符號上看主要是「眼睛」與一些類似於地中海東岸的迦南文字、腓尼基字母的符號。「眼睛」符號的傳說主要流行於古埃及一帶,比較著名的有兩條線索,其一為哈特爾女神,她是太陽神「拉」的眼睛,同時還常常表現為一頭母牛;另外一個「眼睛神話」來自哈特爾的丈夫:何露斯——他在與叔叔的殊死搏鬥中產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典故。這兩個有關眼睛的神話對於古埃及以及附近地區都影響深遠,人們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使用是把「眼睛」符號作護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也都認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間的再現。這個文化現象連帶解決了「三星堆」遺址的源流問題,因為那裡出現了大量的「眼睛」符號與牛頭像,所以說,無論「三星堆」來源於山東還是來源於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應該在中東紅海附近。

  夏文化無論從器物造型與質地上還是從其他的一些痕跡來看,都應當與商有更多聯繫。但是夏文字與仰韶文化符號的接近卻也讓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幾乎採用過同一種文字符號。所以夏是仰韶文化與「三代文明」的一個明顯過渡,夏的文字符號1中已經出現了一些象形文字特點,而不僅僅是迦南文字或腓尼基字母。夏的兩者特色兼具似乎讓我們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東岸地區最為合適,或者說他們的通道更多選擇了北方陸地也會有這個影響。用《向東》一書裡的「夏甲」最方便解釋這個現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們確實與兩河流域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並且他們居住在地中海東岸地區,但是由於「夏甲」本人是埃及人,決定了夏甲所代表的這個文化兼有幾種文化的特色。但總的來看,夏更多傾向於「三代」的共同特點。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統的說法應該成熟於大約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現腓尼基字母是可以從邏輯上解釋得通的。當然,還有之前出現的原始迦南文字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一種文字的產生需要一個過程,很可能需要幾百年的長期孵化,不同地區的人們加入了這一孵化過程也並非不可能。起碼我們從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時出現了一種共同的符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地中海東岸的幾種文字非常接近,都可以考慮進行更加詳細的對比。甚至我們也可以懷疑:所謂的迦南字母或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發明創造的嗎?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猜想是從中國半坡或者夏文化這裡發展出來的呢?這要靠考古證據說話了,哪裡發現的最早哪裡就是真正的發源地。

  中國區域內至今沒有發現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體系其實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當時的中國區域內的生產力處於一個相對落後時期,中東數個地區產生文字其實都與他們的文明程度、生產力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希伯來這個民族發展出自己民族的語言就說明他們曾經有著很強大的政治勢力,並不是今天人們看到的這樣一個「小」民族。我認為中國漢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應該超過商朝。當然勉強也可以說從半坡時期就開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號都可以稱作中國漢字的起源與雛形。至於一些宗教符號的產生怎麼來定義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

  中國境內真正強盛的「國家」是從山東大汶口發展起來的商朝,證據是他們發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文字的定型一般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但是語言可以在任何條件下發展。山東大汶口發現的文字符號具有鮮明的象形文字特點,並且與古埃及的文化聯繫最緊密。把山東作為一個古埃及文明到中國再到美洲的中轉站是值得考慮的1。大汶口的類埃及象形文字給我們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實際上,夏、商、周取代「堯舜文化」意味著金屬時代的到來,陶器時代被取代。生產工具的改變使整個中原地區治水的進程加快、力度增強,所以人們隨著新文明的到來,由可以避水的紅陶文化聚集的黃土高原漸進中國的東部平原地區,這可以從海拔高度的變化上看出:黃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區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東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經是一塊燙手山芋,4000年前沒有人敢定居那裡;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裡馬上成為一塊人人垂涎的肥肉。這一重大改進直接催生壯大了後來的中華文明。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約公元前1300年)中國人由於在一個特定而相對封閉的區域內早已融合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語言,在此之前人們面臨的問題只是尋找何種文字把他們的語言表達出來。他們是可以隨意選用一種文字符號來表達與之毫無聯繫的語言的,也就是說儘管他們採用了一種文字,但卻未必與原文字屬於同一種語言。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一百多年前從中國陝西逃到中亞地區的東干人,現在就使用著俄羅斯字母標注傳統的陝西方言——這種文字儘管東干人使用無礙,但是無論陝西人還是俄羅斯人都不會懂。大約3500年前在經過搖擺之後生活在中國地區的商人最終選擇借鑒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為當時語言的表達符號,起碼在表面上看是如此。甲骨文沒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沒有照搬其他的中東文字。甲骨文應該說融合了至少三種以上的文字才最後達到一個初步的實用體系:兩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與楔形)、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區分它們是項複雜的長期任務,現在只能從文化角度簡要地說明此三者與甲骨文之間的聯繫。一旦發現在古埃及象形文字與甲骨文中間還有親緣關係更近的一種文字體系,那毫不奇怪。

  4、走近語言文字

  我們主要做3個方面的文字對比:兩河流域的字母符號、腓尼基字母,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約4000年前的「兩河流域」文字體系中,「眼睛」加「水」就是「哭」,中國漢字的構造邏輯可以說恰是同樣,「哭」轉為「淚」就能看出端倪1。另外,他們的「星星」發音為「eng」,而中國的「星」在今天發「sing」,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規律看不能排除它們之間的可疑聯繫。實際上,儘管現代漢語裡並無發音為「eng」的字,但是在中國一些地區就有「eng」這個讀音,比如在嵩縣,我們一般讀「硬」這個字為「eng」,而實際上在詞典裡「硬」發「ying」,也可以看出來「ing」與「eng」在漢語裡原是相通的對應關係,只是聲母的有無是個問題。中國的「sing」來自兩河流域的「eng」並非沒有可能。再補充一個來自家鄉的啟示,嵩縣人一直把「牛」(niu)發音為「ou」,也同樣省略了聲母,與今天的普通話有一定的差距。嵩縣的「ou」卻與英語的「牛」(ox)有接近的地方,英語的源頭是可以追蹤到中東那裡的,所以這條信息不應該放棄。由於嵩縣人是從西北的甘肅遷徙而去,很可能有一些印歐語系的影響也未必,英語——「吐火羅」語——嵩縣土話——兩河楔形文字,這條線索值得考慮。

  我對於兩河流域的信息掌握很少,所以就不多說了。但是,被破譯後的兩河文字被一些人指定為漢藏語系,這很有趣。因為語系通常指向親密的族源這是公認的,不過我並不奇怪這個發現,本來就應該如此的。這個線索倒是同時為我們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信息,比如聚集在青海、甘肅、陝西一帶的彩陶製造者們,很可能當初除了其他途徑外,主要是通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地穿過青藏高原進入中國。今天的遊客們在藏區會很容易地發現很多藏民高鼻大眼,與內地的漢人即相似又有一定差異。我懷疑這些高鼻子的藏民正是5000年前左右滯留在這條通道上的古老的族群。而內地的漢人則由於廣泛的雜交,使得他們的特色更多具有古埃及人的特色,鼻子低了下來,五官也柔和多了。

  今天橫亙在中國與「兩河流域」之間的是印度半島以及伊朗高原,這裡的人們多屬於印歐語系,這一橫插進來的語帶說明了歷史上的許多變遷與戰亂。首先,印度半島與伊朗高原歷來都是高度動盪地區,作為世界核心中東的邊緣地帶他們是人種與政治的受到直接衝擊的一個特殊地帶,其不穩定甚至超過中東核心地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較著名的如早期雅裡安人從歐洲的入侵,其年代發生在大約4000年前左右,這是漢藏語系第一次被衝斷的可能,第二次比較著名的應該是亞歷山大的遠征軍。今天的兩河流域並不在漢藏語系,他們講阿拉伯語。最古老的東西因為一個奇特的經歷而被保留在遠離世界中心的東亞地區,以隔絕保護了他們「純淨」的是高聳入雲的青藏高原與大海,更重要的還是「時代」,因為大約3000年前全球人類的自由大遷徙時代隨著國家與一神教的確立而結束了,人類進入了「新時代」。我認為5000-4000年前的兩河語言以漢藏語系的形式保存在了中國這片土地。

  5、中國甲骨文與埃及聖書體比較

  目前看比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並且時間推定為大約距今3300年前後。這裡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產地,現在很難肯定,需要考古發現才能斷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認為很「初級」,屬於初創階段,不會時間過久。

  倉頡假如真有其人,我覺得應該是商朝人,這是個對文字進行綜合考慮、進行重大組合改革的一個人。從多方面看「倉頡」這個人具有開放的國際眼光,他既綜合了幾種語言的特點,遵從了中國當時的歷史語言現狀,又調查了當時盛行的國際語言的規律,他肯定熟知中東的幾種主要文字體系,最後他選取了單線條的象形文字——這是一種中和與妥協。甚至還可以說倉頡真的很與時俱進,因為單線條是一種講求效率的文字,他選取單線條本身就是對新出現的字母文字的一種接納,但是整體構字邏輯上還是多少參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認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與「僧侶體」1的中間形態,既選取了單線條的方便與簡單,同時又保留了象形文字——「聖書體」的特點。

  一般傳統認為山東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同意這個承續關係是正確的,但是並不認為那就是真正的「源頭」。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了一些雙線條的符號,它們明顯處於圖畫階段,這不僅給商人創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個源流參考,而且也提供了一個時間上限。因為這些符號明顯處於甲骨文的初級階段,或者說它們根本不在同一時期,前者尚處於圖畫階段,後者已經是標準的體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應該有比這個更成熟的文字體系。

  我認為,大汶口符號(見292頁)來源於古埃及,推測主要有二:外形上與古埃及「聖書體」(俗稱「埃及象形文字」)書寫構造邏輯一致,為雙線圖畫;某些符號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狀物原形,如「斧頭」(見下圖與294頁圖)。斧頭在遠古首先是一種禮器,甚至是王權的象徵,所以它的形狀以及出現都不是偶然和隨意的,所以這裡舉出「斧頭」也不是出於隨意。這是早期的象形符號。

  我認為大汶口符號與甲骨文之間有聯繫,但很明顯還不能稱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頭」。它們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前者為符號,後者是文字,其間應該有其他的過渡。

  一般人會把中國漢字的構造規律總結為「六書」,即:象形、指示、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我不得不說中國的「六書」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六書」相合,沒有差異。這個規律很明顯,就不總結了,只舉一例。毫無關聯的象形文字組合出另外的抽像意義來,所謂「會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畫上「水紋」表示「離開」的含義,取自「水」的流動性與「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類似的邏輯看中國文字,如「人言」為「信」。

  這個總體的規律本身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古人向埃及人直接借鑒的結局。

  除了「六書」,他們的書寫順序也都一樣。一般多為由右向左書寫,從上到下書寫也很多見。但是由於當時沒有規範意識,所以從下到上書寫順序以及從左到右的依然可以找到偶例。由於原始性,甚至字的方向也不整齊劃一,偶爾「亂來」似乎也是允許的。

  我不準備使用傳統「嚴謹」的學術手法來說明中國漢字與中東文字之間的聯繫,我準備使用「牽強附會」的方法,因為中國漢字是把幾種文字融會在一起重新分配讀音和拼寫之間的關係的,所以只要尋找到字形的運用和讀音的某些接近,就可以從量上說明問題。全部的對應那不可能。這一點值得提出,甲骨文拋棄了古埃及聖書體的審美功能,提煉了文字的實用功能。應該說儘管有一些甲骨文書寫確實不難看,但是整體看這些文字真的並不美麗,充滿了最初的「捉襟見肘」的感覺,某些字簡直不能叫「字」,是標準的拼湊 。

  古埃及象形文字字母表1

  這是從一個台灣網站直接下載的一個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表,準確地說,是「發音字母表」,沒有發音的符號是大多數,沒有放在這裡。但是這些為數不多的發音字母依然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通向甲骨文的以及以後漢字的發聲線索。遺憾的是,並非我們可以找到所有令人滿意的對應。埃及象形文字一般講只有輔音沒有元音,按照中國語言講就是有「聲母」無「韻母」,後面的「元音」是人為加進去的,最「正確」的發音方法是「接近」就可以了,至今沒有證據說它們除了那些輔音外應該帶怎樣的元音讀出來才是正確的,所以讀者可以隨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必須的。「嚴謹」與「準確」在這裡行不通。在中國的南方,尤其是粵語地區,至今許多語言裡似乎還保留著多輔音少元音的現象,比如「端午(節)」在粵語中就是「Tuen Ng」,類似現象是否是古埃及語言發音的遺風呢?可以研究討論。

  漢語、甲骨文與發音埃及象形文字的簡要對比如下(亦可參考本書144頁字母表):

  第一列與第二列中的「羽毛」發音都接近中國的「羽」()。中國的「羽」字可以說也借鑒了腓尼基字母(),這不奇怪,腓尼基字母本來就是來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個詞的發展軌跡,甚至可以看到發音接近。由於英語的根源在希臘語或者腓尼基語,所以我們可以說英語的字母「E」與中國的「羽」或者說「習」原本是同源的,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國曾經在4000年前差點與西方語言文明融為一體的可能,另外也為漢語中的某些文字與西方文字中奇特的關聯感到實在有趣,中國的「羽毛」與英文「E」之間的「象形」與歷史轉變讓我們也深切感受到歷史的「瘋狂」!讓無數人頭疼的「外語」曾經是或者差點成為我們的母語,假如不是層層破解誰會相信。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初出版了一本名字為《形象分析巧記英語3000詞》的書籍,竟然講的是英語的「象形」根源,我是不奇怪這一思路的。

  發音為「w」實際表示為「鳥」,這為中國古代的「鳥」、「烏」同源找到了根據。從圖畫上看,這確實是一隻鳥,但是它確實發「烏」的音。「金烏」在中國話裡本身就是「鳥」的意思,「太陽鳥」。這個圖形常常被中國人稱為斡旋紋,從這裡我們或許看到了它的「吉祥」,因為它與「太陽鳥」在一起。起碼我們知道這個「斡旋紋」讀「w」,不過確實它與「斡旋」的「斡旋」有點關係,因為「斡」讀「wo」。

  接下來的讀B,中國的「步」(bu)正是「腳」,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

  這個形狀讀P,確實漢語裡找不到聯繫,但是作為一個偏旁部首「口」卻是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了。居心叵測之「叵」(Po)不知道是否可以聯繫上。

  是一條蛇,讀「f」。在中國字中,恰有「蛇」是讀「fu」的。蝮:別稱「草上飛」,土公蛇,爬行科,□科,一種毒蛇。除此之外,中國古代還有「肥遺」,指雙尾怪蛇,很明顯「肥遺」是一個外來語,並且請注意第一個字母讀「f」。

  這是個貓頭鷹,在埃及讀「m」。到底中國的「貓頭鷹」是後來的象形說法還是古來從埃及人就叫貓頭鷹,這是個疑問,但這個鳥在中國也開頭讀「m」毫無疑問。

  這個符號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大量存在。所以我對這個符號尤為關切。我甚至在彝族今天使用的一些鳥形符號裡還看到過它的出現1。現在我終於知道它的發音了:「n」!我猜想它在書寫的時候並不太注意到底打幾道折才算正確,總之根據視覺效果有三道以上的彎都算這個字了。這個字經常與其他符號合在一起使用,但它還有本身的意義,表示「水」,尤其是三道並列的更為常見,大概那表示「大水」了。有「水」的意義,加上發音「n」,怎麼都脫不了與「尼羅河」的干係。所以會經常抽像出來表示其他的一般「河流」與「江水」,在中國最初的文字裡,「泥」(ni)這個字恰是「河流」的意思。《說文解字今釋》2:「從水,尼聲」,「泥,水名,涇水支流,即今甘肅省慶陽地區的東河及其下流馬連河」。受這個啟發,我也突然想到那條著名的屈原沉身的「汨羅江」,其實很可能就是「尼羅河」在中國的再命名,「m」、「n」之音在中國的互轉現象非常普遍。而中國《詩經.新台》中的「新台有,河水彌彌」恐怕「彌彌」正是如「尼羅河」一樣。浩大的意思。

  這個字母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念「H(喝)」,中國的甲骨文「」不僅取其發音而且採用了其形:桓、 徊。或許由於「輪迴」的宗教理念,這個符號自古在中國的各種器皿上大展宏圖,到處都可以看到它的形狀,但是中國人似乎多稱呼其為「雲紋」。其實這個字所演化出來的符號根本不是中國獨有的,從古代的地中海東岸到大漠北方,它都很常見。

  很明顯中國字的「絲」()來自埃及的,從甲骨文就會看得很明確。但是「絲」讀「si」,這裡發「h」,中國字裡是不存在「hi」這個字的,但是我懷疑這裡的「si」是曾經在古音裡讀過「hi」的,中間加一個「x」的過渡就比較容易看清之間的聯繫了。

  這個圓形的東西在埃及人那裡發「q」,中國這裡「圓形」為「球」(qiu),可謂音形皆備!

  這個埃及字母作為中國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出現時幾乎所有的有關皆與「走動」「站立」有關,表示與腿的動作有關的意思,比如「遷徙」的「徙」(),不過這裡確實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因為我認為變形演化為了之後才普遍出現的這個意思。

  這像個「草筐」,中國的「筐」確實發音「kuang」,所以來自「」應該說有一定根據。

  這個埃及字母讀g,它的形狀表明是個「擱架」。中國古代的甲骨文裡應該有個字與它對應,那就是形狀醜陋的「鬲」。這是我見過的最難看的古代器皿,用奇形怪狀來形容它最好不過,據說外國還沒有發現過,只有中國才有。但是甲骨文中的「鬲」()讀「li」,但我認為它應該念「ge」。推測依據是,「隔」這個字就應該是個形聲字,否則它不能讀「ge」,那麼就可以推測出來「」本來是應該讀「ge」的,與同。查《辭海》,「鬲」確實可以發音「ge」!其實我更認為中國的淺腹盛器「簋」(gui)也是來自古埃及象形文字,因為它們看起來主要的功能都是「擱架」。

  是一個土堆,發音t,符合中國「土」(tu)的發音。而且中國表達的「土丘」的甲骨文「」和這個古埃及象形文字極其相似,只是土堆更高些而已,「」稍微有些變形。另外,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兩種「山」字,其中發音的這個念「丘」,而另外一個「山」字和漢字的「山」一模一樣。

  儘管在今天完備的注音系統下我們可以字正腔圓地把每個字給念出來,但是我認為在當初「創造」這些字的時候未必有今天的規範,事實上當然不會有這些規範,甚至它們是否有今天的元音還是一回事。所以無論是聲母還是韻母能夠找到一半已經是萬幸,在一個字母表裡能夠找到如此多的雷同已屬幸運。

  ,有關這個符號我本來想繞過去,但是本著拋磚引玉的精神,我還是說兩句,或許對其他的研究者是個啟發。這個物體看起來像一截東西,或者一個小棍子。它發音為「t」。我老家話裡對於植物的「莖桿兒」一般稱呼「ti」,而從來沒有人說「莖」,實際上一般極其短小的桿兒我們都稱呼「ti」。

  最後說說,很明顯這也是個「蛇」,「j」 懷疑轉音為「y」,這個轉音是常見的。「蛇」這個字在古代可以讀「yi」,比如「委蛇」這個詞組中即如此。甲骨文中的「乙」很可能是由這個字轉變而來的。甲骨文中的「甲」來自「太陽」,甚至可以直接寫為「十」,說明了「甲乙」這個排序是與信仰系統有關的,假如頭號是「太陽」的話,那麼「乙」的位序是「蛇」最恰當不過了。不僅因為「蛇」就是「龍」,蛇本身在古埃及的信仰體系中佔據了極高的位置。中國道教中的最高首腦「太乙真人」實際上有可能就是「主持太陽與蛇崇拜系統的大祭祀」的意思。

  在這個古埃及字母表中,24個字母中18個與中國的漢字有密切聯繫,佔四分之三。甲骨文與古埃及象形文字之間的聯繫可見一斑。

  6、更多對甲骨文的懷疑與比較

  中國管理文書檔案的人在古代叫「蘭台」,實際上我懷疑它與英語中的「letter」這個詞根有著密切的聯繫。推測是,古代中東人可能對於「書寫吏」如此稱呼,故而中國人取其最初的發音命之為「蘭台」,而西方經過字母化的人們也將其拼寫化為「letter」,意思為「精通文學文字」、「有學問的」、加上「er」後綴則成為「字母刻寫人」。

  「⊥」男性生殖器的象徵,所謂「男根」之形,即「勢」的本字,如雄性閹割就叫「去勢」。卜辭中從士之字如字之左半,吉字之上部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恰好有一模一樣的表示吉祥長生的符號1)。甲骨文中還有、等字,都可隸定為「牡」,即雄畜,其「⊥」形正表示雄形生殖器官,因此「士」字的初始意義就是指雄形(男性)。但後來因其涉嫌不雅,初義於是隱晦不顯,而藉以稱呼貴族等級中最低的一級。」2。

  「T」和「♀」以及太陽符號「十」,之間有著複雜的原始聯繫,都與「生命」和「輪迴」有關。

  「♀」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生命」、「永生」。我們看到甲骨文中有無數的「♀」與「生命」、「生育」、「人命」有關的組合,如「孕」()、「育」()。由於「♀」表示「新生命」,所以它在甲骨文裡直接表示了「子」的意思。但有必要說明,這個符號在古埃及上面是個圓圈或者橢圓,但是在中國的甲骨文裡多表示為方圈,偶爾才能見到圓圈,這是其惟一的差別。另外這個符號在西方還是「金星」的代表符號,也就是中國人熟悉的啟明星的代表符號,多少是代表了「新生」的意思,表示新的一天開始了。

  有些前期夏人或者仰韶人使用過的腓尼基和其他字母,竟然出現於初期的甲骨文裡面:「虎」()字歸整的頭部,清晰地看出,這是個字母「A」。起碼這裡「A」是作為一個比較規範的部首來使用的,因為還有其他的甲骨文使用了它們,如「」。另外的中東早期字母在甲骨文中的使用還有「N」、「I」、「P」、「X」等腓尼基字母等,甚至我懷疑還有阿卡德字母以及希臘字母的痕跡:()旋、()正,()武,()剮,()工、()任。尤其是這個甲骨文「」,由於最初的「I」在腓尼基字母中發音為「zayin」,很可能中國人取其尾音為韻母,所以轉化為「壬」之後它成為一個帶「n」的韻母,比如今天的「任」、「妊」等發音可能與「zayin」有關,這裡的「z」與「r」之間的轉換可以從普通話與吳越地區的差別中得出類似的結論,比如「人」在普通話中讀「ren」,但是在東部浙江一帶就近似讀「zen」,也就是說,這樣的轉化也有可能是不同部落間的差別。在做類似比較的時候,普通話不能當作「權威」標準看待,反而是一些方言更應該受到重視,因其原始所以可信。看來當初的商人還是滿開放的,任何體系裡的文字都拿來做嘗試,但是最後中國人還是徹底選擇了象形文字,捨棄了字母文字。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今天已經根本看不到任何字母在漢字中的痕跡了。

  我簡單查了一下,按照今天的字母系統,大多數今天使用的英文字母都曾經出現在甲骨文和夏朝以及半坡文字符號系統之中,這說明中國這個地方在上古期間曾經與整個世界廣泛交流,是因為偶然的機會才採納了今天的漢字系統。在中國早期文字符號中曾經出現過的字母有:A、B、C、D、E、F(f)、H(h)、I、J、K、L、M、N、O、P、r、S、T、U、V、W、X、Y、Z。這個出現的比率之高連我自己也大吃一驚。但這就是事實。

  甲骨文「阜」(),與希臘文的「B」幾乎一模一樣。但是「阜」讀「fu」而不是「bu」,這似乎讓我們的聯繫通道受挫。不過漢字「埠」確讀「bu」!「埠」當然是個形聲字,這就意味著「阜」很可能是曾經讀「bu」的,而現在的讀音或許是錯誤的。另外,今天的左側「單耳旁」(如「階」)被認為就是從「阜」來的,實際上就是從「B」的形狀來的,這解釋了「阜」字與「B」字之間的某些曲折聯繫。古代全球範圍發現大量的「B」形石,或者「B」形建築,似乎有特殊的宗教含義。

  「酉」為酒器皿,在甲骨文中有2種寫法 、。實際上許多甲骨文都有兩種甚至更多的不同寫法。這也說明,在3300年前文字初創時期的不穩定性與隨意性。「酉」的兩個寫法,第一個是中國考古中常見的酒罈,但是第二個形態是中國在同時期沒有的,而這個文字我們一下子就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發現了他們。1

  中國人在喪葬場所使用最多的一個字是「奠」,它似乎是聖甲蟲的痕跡,頭須畢現。在古埃及信仰系統中,某一時期「聖甲蟲」幾乎僅次於「太陽」而存在,甚至就是「太陽」的象徵,意思是「輪迴」、「永生」。而「」(讀shou)字更是如此,並且這個字更像是一個圖畫,所以不僅在漢族地區使用,在廣大的其他民族地區也使用,其意義就是「吉祥」「永生」,漢族的棺材前檔板用的比較多。我認為它可能與「奠」字同源。

  任何其他的古埃及崇拜物似乎都能方便地在中國找到它們的痕跡,但惟有這個「聖甲蟲」在中國的證據不是很多,或者說是轉化為文雅的「」字了。「聖甲蟲」就是中國人稱呼的「屎殼郎」,這個叫法為外來語很明顯,因為後兩個字除了表音一點意思沒有。「聖甲蟲」的英語是「Scarab」,這就是中國的「屎殼郎」的音譯,s-car-rab對shi-ke-lang。「聖甲蟲」(Scarab)是個古埃及的特有神聖名詞,類似的詞彙一般在其他語中應該變化不大,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借用英語來比照的緣故。另外一個我家鄉表示「生育」的詞彙讀「be」或者「bo」,在古埃及中發音為「beq」。我想類似的例子還可以繼續尋找,因為從語言文字看中國與古埃及之間確實存在著大量的秘密聯繫。

  古埃及人用「旗子」代表「神」。中國的「中」(、)字曾經用旗幟代表,也表示「重要」、「中央」的意思。「中軍」就相當於「指揮部」、「司令部」了。

  災難的「災」甲骨文中兩個字都是水災(、),表明了遠古時代水患之大,人們對之刻骨銘心一目瞭然。

  古埃及象形文字經常是2個、3個甚至是4個基本符號組成一個新字,甲骨文中同樣有如此複雜的組合。如「賓」甲骨文(),起碼有三部分或者三個不同的象形字組成:首先是房屋(畫),這個形狀恰好也是古埃及文字中的房子,然後裡面是個人,表示家裡來人了。最下面這個形狀有人說是「腳」,我的解釋是:「牛」(參考腓尼基字母)。至今某些與世隔絕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待客讓人住在牲畜之上的古老習慣,房屋兩層,下層是牲畜,上層住客人。秦之前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樣的鬆散合文現象經常出現,秦之後合文就沒有了,多合併為歸整的方塊字了。

  「參」字甲骨文沒有統一的解釋,或者說至今大家沒有找到合適的解釋。我想,他們是蠟燭台,總之與光影有關。有人解釋為「三星在戶」1,以示「參宿」,我認為可以接受。我想應該是指獵戶座的腰帶吧。在中東可以比較容易地找到類似的情況,比如以色列人就以七星為崇拜,並且作為一個蠟燭台而成為他們的國徽。但來到中國的商朝人很可能在信仰方面有一些差異,在信仰「7星」的同時他們更信仰「三星」?並且這與古埃及有特別的一些聯繫。這部分可以解釋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三星文化」,而古埃及的三個一組並列的金字塔似乎多一些。假如周朝有「七星」崇拜我就更不奇怪了,因為他們也是中東人。

  甲骨文裡使用腓尼基字母的現象可以看 (讀te),不僅外形像中國的「田」,而且中國「田」發音「tian」,從歷史語言學上也可以認為他們發音是有關聯的。並且,外形圓形的「田」在甲骨文裡作為偏旁部首也是可以找到例證的。

  類似以上的文化與文字的聯繫對比還可以繼續下去,但是我覺得到這裡已經可以說明基本的問題。既然是拋磚引玉就沒有必要做到一一對應。使用比較科學嚴謹的手法進行文字語言的證明或證偽的工作還是留給專業的學者吧。

  7、對幾個甲骨文字的重新解讀

  從漢字的左右偏旁部首和上下部首結合的方式看,中國漢字也與古埃及象形字有相似的起源,因為它們都曾經經歷過上下合文或者左右合文的書寫方式,相當自由的組合說明共存過這樣的時期。如「男」,在甲骨文中是左右偏旁,,但是今天演變為上下部首。

  (見甲骨文中),是一個特殊的字,有人認為這個字是「去勢」。假如這麼說的話,那麼在秦始皇時代就有72萬人被「去勢」,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這個數字足以使這個國家的人口受到決定性的影響。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統治者為了提高人口的出生率甚至會故意不讓新婚的男子參軍而保證人口的快速增長,一個正常的君王怎麼可以把72萬人集體去勢,除非這是個變態的君王。那麼這個對生殖器動刑的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認為這個字的意思很可能是「環切」、「割禮」。由於這個詞彙同時也用於女性以「幽閉」,所以我認為在古代中國女性很可能曾經保留了一種如今依然在非洲盛行的手術:縫合未婚女性外陰。是否如此,有待以後進一步研究。但是秦始皇的某些主張一直讓我懷疑他是否與猶太人有著神秘的聯繫,因為他特別推崇「六」,而猶太人的國旗以及民族標誌一直就是「六角星」。有人說秦始皇之崇「六」來自「陰陽」學說,值得懷疑。另外,他到泰山去「封禪」幾乎是所有中國皇帝到泰山「封禪」的開始。山東泰山假如是商的發源地,這個泰山對於遠在陝西的秦始皇為什麼意味深重?古埃及人認為汞(水銀)有通神靈的作用,秦始皇王陵中「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據說秦始皇死後就躺在純金打造的棺材裡整日遊蕩在水銀河上。

  水銀的通靈作用可能也牽涉到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屬於占卜文,需要有通靈的人與神靈通話獲得指示,而甲骨上面經常出現的硃砂恰是硫化汞。

  「目」甲骨文與古埃及相形文字沒有太大差別。但是我注意到中國的眼睛()是傾斜的,有立起來的意思。那是不是對當時商人生理特徵的一種描繪呢?另外從「面」這個甲骨文來看,商人確實是重視眼睛凸出的,那麼他們與三星堆人之間的聯繫就更直接了。我們是否可以推測面情悲傷的三星堆人其實就是被周朝打敗的商人,他們到了山東老家之後在那裡準備叛亂,最後被徹底打散了。這些人會很方便地從山東沿海而下,然後沿長江而上,一直跋涉到天府之國。在商人的甲骨文裡有許多舟船的符號,說明這個民族對於江河生活非常熟悉。

  歷史上許多不提及的事實不等於不存在。由於文字資料的不完備相信許多傳統都是繼承了下來而不自知。比如古埃及文字世俗體的龍飛鳳舞之與中國魏晉時期的草體出現,比如古埃及書寫過程中正文用黑墨、作者姓名用紅墨的習慣,中國後來水墨畫以及書法作品黑墨做正文作者留紅印(名字),應該是中國人對於古埃及文化的繼承。

  結論 甲骨文在紅海

  其實不用我做任何解釋,看到這些字母就夠所有的甲骨文專家與我一樣大吃一驚。是的,甲骨文的真正源頭就是它!這個「南部阿拉伯文字」(見下頁圖),多少人找尋而不得,原來甲骨文的真正源頭在這裡!我對於這個文字掌握的信息並不多,但是我知道為什麼人們一直沒有找到它。由於「中華文明獨立說」的「定論」,恐怕根本不會有中國的甲骨文專家去尋找和研究任何國外的文字。而那些國外熟悉這些文字的專家卻不一定熟悉中國的甲骨文。

  只有那些熟悉甲骨文的人知道這些偏旁部首與甲骨文有多接近!初步可以判斷這個表裡羅列的「南阿」符號90%都作為偏旁部首出現於殷商甲骨文中,其中一半就是甲骨文獨立的原字,這個親緣比率比其他任何一種古文字都高,當然也比古埃及象形文字高。「南阿」是埃及象形文字與甲骨文之中的一個真正過渡,這從地理上很容易解釋,南部阿拉伯正在埃及與中國之間,當然更接近埃及,所以它從埃及象形文字發展出來一種文字然後轉送到中國。

  讓我們簡單看幾個「南阿」字母在古埃及和中國文字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拿它們來調校傳統的甲骨文的效果,答案就有了:

  這個「南阿」符號「」正是中國甲骨文字的「房子」,幾乎一模一樣。

  柵欄一詞「」在「說文解字」中「從」,而這個「」很明顯來自古埃及文字「」。這個推理邏輯完全與表上的邏輯同。

  甲骨文字已經被「整理出四千多個不同形體符號」,但是「有聯繫並能夠辨識確定的有一千多個字」1。這是發現甲骨文後100年裡無數甲骨文工作者的功勞,我不得不說之所以大部分甲骨文依舊無法破解是眼光不夠開放造成的,他們拒絕了外部世界,拒絕睜開眼睛,假如早一天接觸「西來說」,絕不會是今天這樣遺憾的局面——我國已經認定甲骨文為漢字的源頭,但至今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不能辨認。我們可以看看那些目前依然「無解」的文字用中東的文字怎麼解。

  甲骨文「」、「」屬於無解,「疑為漏刻筆畫」2。這樣說是錯誤的。用埃及象形文字對應來看,它的意思就是「弓箭」,名詞轉動詞可做「狩獵「講。這樣甲骨文「」這句話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甲骨文中的「」「」,同樣至今無解,「疑是……未刻全者」、「所象形未明」、「義不明」3,實際上這兩個字為一個字,並且意思為「飛去來」器(見本書《讀〈考古隨筆〉》一文中的介紹),對應埃及象形文字更明顯。「飛去來」器主要為獵捕水鳥的工具,所以我們在甲骨文中看到的這句「」,再明顯不過,「」就是個捕鳥工具,因為「隹」只有一個意思:鳥。從這個字形也再一次證明,「南阿」文字體系較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接近中國甲骨文,或者「南阿」文字就是一部分中國甲骨文。

  表中其它幾個南阿文字也多有直接出現於甲骨文中。

  由於中東與中國古代的文明遷徙對應還沒有研究到局部細節,但是依然很肯定南阿或者甲骨文借鑒了埃及象形文字。一些古埃及文字直接植入甲骨文,不過卻被誤讀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數字「千」的寫法是「」。這個「千」字在中國甲骨文中是存在的,稍有變形,但都能看出來是一朵花,當然甲骨文的「千」()字也很可能還有其他的寫法,不只此一種。傳統將「」解為「長柄有網以覆鳥獸之狩獵工具」,我相信它在甲骨文中依舊保持了古埃及的文字含義「千」,如「」1,實際上是數字「1338」,而不是現在傳統解釋的「338」。

  前面我已經從埃及象形文字推測過「蛇」為中國的「」(乙)。在「南阿」這裡就更清晰了,因為這個南阿寫法()更接近於甲骨文的「」。這個表格的對應關係直接說明了我的推測是完全正確的:「蛇」就是「乙」。這裡再一次確認了古埃及文字確實是甲骨文的源頭,而「南阿」文字極其接近或者就是甲骨文,後兩者太一致了,所以我們已經不能把這兩者看作是兩種文字,很可能它們是分別在兩地使用的同一種文字。

  假如作為「拋磚引玉」我想以上舉例已經夠了。要徹底破解甲骨文,中國的學者要到中東去。

  我們可以集中考察紅海北岸,南岸當然也不能放棄,實際上我第一本書《三星堆文化大猜想》送到出版社時副標題曾經是《中華民族來自紅海文明》(後來被修改為更吸引人的名稱),看來最初的判斷沒錯。但當時我比較看重的是紅海南岸尼羅河發源地這裡,所以我們還可以繼續搜查南岸一帶在3500年前的文字,紅海根本不足以阻擋兩岸的文明交流,紅海最窄處的「曼德海峽」只有18公里左右的距離,無論在哪個時代這個距離都不足以成為障礙。「南阿」文字的惟一現存分支就在埃塞俄比亞國內,其名稱為「阿姆哈拉語(Amharic)」(見下圖),但這個像形文字已經改革為字母文字了。

  有必要指出一點,由於3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半島歷史支離破碎,並且為語言命名是一個後來的人為行為,所以不準確是很正常的。由於我對這個地區的歷史以及「南阿」語言瞭解還少,依據我一貫的「不嚴謹」並且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寬容」這條線索,把「原始迦南文字體系」或「原始西奈文字體系」,以及「原始南阿文字體系」,只要是3300年前的有關文字全部納入我們的考察對象。這樣我們就不會錯過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

  中國人古代稱呼的「天房」所在地「麥加」也在這一帶。傳統學術認為,麥加是《聖經》中夏甲出走後定居的地方。夏甲的丈夫是希伯來人,她自己是埃及人,他們的後代就是阿拉伯人。漢字起源於紅海南段這個事實,解釋了我們的許多難題,連同《易經》的「八卦」起源全部可望同時解決,因為麥加城的另外一個名字就叫「Baakkak」,甚至中國南方古老「巴人」的起源也可能因此而得以解決。

  曙光在前,我們還面臨著更多的挑戰。我的探索還會繼續,鎖定紅海,接近「中華文明起源」的激動時刻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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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也瘋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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