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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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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外還有一個「體制」  難以破解的老問題

  五點疑惑

  疑惑何在?先從幾個新民諺及社會現象背後折射的問題說起。

  其一曰:「社會上的東西,書本裡學不到;書本上的東西,社會上沒有用。」

  從小聽到這句話,作者就對身陷其中的中國社會產生了神秘莫測的幽深感,彷彿某種玄機深鎖其中,社會的真相彷彿一團「迷霧」,散發著莫名的潮濕和黑暗。而另一方面,「迷霧」彷彿永遠只是書獃子的「迷霧」,它對另一種人卻是開放透明的,這種人練就一身「武林真功」,擁有超凡本領,置身層層濃霧而如魚得水,游刃有餘。這些人就是我們今天說的「老江湖」。他們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長袖善舞。

  平心而論,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飛黃騰達,或虎落平陽,本是常事。這個社會迷霧氛圍令人生疑,並不因為人生起落成敗本身,而在於其中原因不讓說,被一種集體無意識狠狠地捂蓋住,結果變成書本裡學不到的「少兒不宜」。這究竟是世界通例,還是中國國情?是真的「國情」?還是借口「國情」玩貓膩?叫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一旦書本和社會脫節,那不叫書本,不叫學問。比方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道理的學問。既是研究社會道理,就該反映社會現象,或者反過來說,若不反映社會現象,便不是真的社會學。一般而論,社會道理在書本裡能學,書本上的道理在社會上也能用。到這一步,書本才是書本。不到這一步,書本不算書本。中國社會為什麼在現實與書本之間有一道「溝」呢?這道「溝」又是什麼?為何不讓書本介入呢?

  其二曰:「老實人吃虧」。

  當下,父母經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實,老實人吃虧哦」。孩子剛懂事,有些年輕父母常陷入這樣的困惑:遇到孩子糾紛,究竟應該教以禮讓,還是以牙還牙;假若挨同學揍,應該更狠地回揍他,還是告訴老師?

  這也是一種博弈論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過堂:當老實人挨揍,弄不好孩子被打得頭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學壞,弄不好把別人孩子打得頭破血流。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的均衡,養成不同性格。

  做老實人真的吃虧。去公共場所辦事,老老實實排隊吃虧,小滑頭耍心眼插隊佔便宜;單位裡,埋頭苦幹吃虧,拍馬屁獻慇勤反佔便宜;良商賣真貨賺不到錢,奸商賣假貨次貨佔便宜;教授真做學問白辛苦,反而剽竊、買文章、耍花樣的佔便宜;本分學生老實考試吃虧,考場作弊的、花錢請「槍手」的佔便宜……老實人吃虧的現象,違背人類社會基本的公義原則和秩序性。但為何老實人偏偏吃虧?

  「老實人」不是笨人,IQ沒有問題,只不過是做事有操守,一板一眼。老實人是良民,是維護秩序的人。守秩序就吃虧,不守規矩反倒佔便宜,這就奇怪了,黑白顛倒了。

  明清以後的數百年,為數不少的中國人頂禮膜拜「亂世梟雄」以至無以復加。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秦始皇、岳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反倒是韋小寶、令狐沖、燕子李三,黃金榮、杜月笙、張大帥、許大馬棒、座山雕……他們都是在體制外翻雲覆雨的江湖大俠、流氓土匪。這些人大多身處體制之外,也有少數僭越體制之內,卻依然按體制外的江湖規矩行事。他們好勇鬥狠,手段毒辣,從不創造一分錢財富,卻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贓、搶奪財富為榮:你種田,他搶糧;你開店,他收保護費;你上路,他剪徑;你辦事,他揩油;你認真工作,他整人;你拒賄,他捅一刀……老實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紀守法不如舞槍揮拳,慢慢演變成一種凌駕法律秩序之上的現實,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業維艱,好人自甘墮落,良民被逼上梁山,為活命紛紛轉而搶劫他人,最終演變成近代以來古怪的社會寄生格局。正如一幅楹聯悲涼陳述:「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水,水落石出」。這上聯的下聯曾在民國被懸賞過,但至今未有人對出下聯,並非技巧問題,只因內涵太過悲涼,無以復加。亂世只有一個本質,沒有第二個,因而有上聯便無下聯。

  如今武俠鴉片何其多,隨便逛逛書攤、書店,在文學網站沖衝浪,或是用電視遙控器掃掃數十個頻道,其氾濫不言自明。電視傳媒、專家講學動輒以武俠人作比喻,新人類一代讀武俠長大,金庸、古龍們崛起而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對語言、文學乃至文化影響至深。梟雄文化的繁榮,恰是一個自詡的五千年文明蛻變的徵兆。難道除了靠拳打腳踢,中國人就無法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大俠令人羨慕,他不勞動,卻很富有,這背後隱藏著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一個自詡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國,大家最後非要傚法不勞而獲的「大俠」去巧取豪奪?

  其三曰:「壞人佔便宜」。

  「好人吃虧,壞人發達」。這不是文學譏諷,而是一種常見社會現象。

  近年來流行一句繞口令:「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壞」:性交易也。暗示一邊交易,一邊金錢從男人流向女人。至於男人前面如何來錢,女人來錢後面幹啥,並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覆琢磨這兩句,豁然開朗道:「男人又如何來錢呢?也是『變壞』得來的嘛。男女『變壞』都來錢,不過男人的壞不同女人的壞。」他列舉說:這年頭要走捷徑迅速發達,必居以下其一:溜鬚拍馬、阿諛奉承、行賄索賄、偷稅漏稅、賴賬混賬、欺生宰客、走私販毒、貪污挪用、損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騙、撒謊撂白、厚顏無恥、沽名釣譽、剽竊他人、自我吹噓、拆白攪屎、恐嚇威脅、敲詐勒索……當然,女人也可選擇男人式複雜的壞法,不過女人們並不擅長,不及賣色來得簡單,一壞抵百壞。

  財富和名氣的積累是個漫長和辛勤的過程。若有人真能一夜暴富成新貴,必是闖蕩江湖從合法規則外走偏門而來。暴風雨式的原始積累過程,屁股底下難免不乾淨。媒體每年炒作富人排行榜蘊含了許多意味,上榜富豪年年不同,更迭驚人。無名氏迅速崛起,顯貴為「首富」,正當紅得發紫時稍縱即逝,第二年東窗事發潛逃國外;還有,江湖賣藝人一炮走紅娛樂圈,不久貓膩洩漏,鋃鐺入獄……

  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調查鄉鎮企業納稅情況,在現實中感悟到逃稅現象背後的制度博弈規律。事實上,那時某一個鎮子的企業偷逃稅現象十分普遍。生成這一博弈論所謂「非穩定均衡」,歷經一個博弈過程。早先,部分業主與稅官私交良好,被網開一面,允許暗中偷漏稅,結果在行業中導致不公平競爭。其他繳稅企業比逃稅企業生產成本高,企業運作自然難以為繼。於是,沒有關係的繳稅業主被迫攀附、行賄稅員,以達到同樣逃稅目的。博弈力量之下,有了第一個必有第二個,然後第三、第四……否則後面的企業都活不了,直至最後一個。風氣擴散,大家競相傚尤,直到最終逃稅成了普遍現象。客觀看,地方某一行業普遍逃稅,邏輯上便可推理出稅員吃稅的「陋規」。用江湖黑話說,稅員們「吃碼頭」。這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個系統化的隱形規則,古時稱「陋規」。老百姓心裡明白得很,當地有民諺道破天機:「家裡有個稅務,全家致富」。致富靠啥,大家心知肚明。

  鄰縣一鎮另有一番情景。鄉民集體參與詐騙,人數之多令人驚駭。當地工業基礎薄弱,許多閒散農民參加手機短信和網絡購物詐騙。駕車走一圈,放眼望去非常古怪,鎮裡百業凋敝,街道冷清,唯獨洋樓林立,建築業一枝獨秀,磚瓦建材遍地堆積。這蓋房子的錢,從何而來?答曰:騙來的。欺詐可以形成一個行業,而且居然養活一方人,成為地方上的支柱產業,可說是空前絕後。

  一人逃稅、一人詐騙,可說是法律和道德問題。眾人逃稅、眾人詐騙,就不止是個道德問題,甚至也不止是執法不嚴問題,必需提高層次來考量,因為「法不責眾」。

  「責眾」與法,在概念上有內涵衝突。法是什麼?弗裡德裡希‧哈耶克說:法是眾人生活生成的慣例,然後被政治權力所確認。也就是說,法首先來源於眾人慣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與慣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不是檢討慣例,而是檢討法。一旦作為法的對立面的「陋規」通行,成為流行慣例,這個問題就大了,可能社會秩序出現了危機。上面這兩個例子就運行在矛盾的名實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實際,實際程序不合法,體制名存實亡。長此以往,後果不堪設想。如果整個地區全體逃稅,公共財政從何而來?公共設施何以建設?社會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誰來負責?官員誰來養活?沒錢養活的官員會不會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財政,改「執法為民」為「執法為錢」,有油水案件多接,沒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們不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養魚」,縱容甚至豢養犯罪源頭和流氓團伙以作生財之道。

  類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門是個利益集團,假使所有司機駕駛都循規蹈矩,道路上便太平無事,沒人違章,沒人求情,於是他們的油水就少。這誰幹啊?於是漸漸地,這行業裡產生一種默契,執法半緊半松,老到而恰到好處,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謂松,就是縱容司機違規;所謂緊,就是揩油。一緊一鬆,如風箱一樣來回搗鼓。車民就像風箱裡的老鼠,頭回被揩油,心理驚慌,下回還得繼續巴結交警,以保日後太平。於是惡性循環,價碼越來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處了一批專門在年檢時刁難車主的交警「害群之馬」,他們沒事找碴兒,腳壓著油門說你排氣超標,必須到定點廠維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機被路檢刁難,空車被判罰超載。無可奈何之下,司機們權衡利弊,結論還是局裡有人更太平,捨財去災吧。所以結交交警成了司機的業餘必修課。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說:交易費用決定了人們對一種制度的選擇。「害群之馬」深諳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辦事的費用,讓你走正道無門,只好求助於關係網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見,許多情形下,「壞」並非可以單純歸咎為道德危機,後面還反映了社會秩序危機。正式規則一旦失范,非正式規則才有可乘之機。

  其四曰:中國人做事不認真。

  做事不認真,也是許多中國人的一個通病,不認真的人和事司空見慣,大概這也和時興不認真的某些現實有關。你若認真,別人說你「傻帽兒」。譬如,隨意誇海口,承諾不兌現。許多人一開始就沒打算兌現,說著玩兒的。福建東部方言詞兒「滿說」,甚為流行。「滿說」就是隨便說,瞎說不當真。不當真也要說,而且常說,反映了一種奇特的價值觀。福建南部方言另一詞與之相近,叫做「畫虎卵」。「卵」屬閩南方言,指雄性生殖器。這話的妙處,乃是當地無虎,誰也沒見過老虎,更沒見過其生殖器,所以,隨便畫幾筆很容易蒙人。經常「滿說」,經常「畫虎卵」,等於經常蒙人。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契約和法律規範沒有明顯約束力。簽訂的合同,承諾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決,後面執行都很難,要千叮嚀萬囑咐,催了又催,擠牙膏似的一回一點,還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認真,一旦遇到做事認真的人,反倒十分驚訝,彷彿老古董:「哇,這年頭,還有這樣認真的人。出土文物啊?」「這年頭」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國人口頭禪,後面必跟定價值消解的話語——混、糊弄、馬虎眼、敷衍塞責、反理想主義、不誠信……「這年頭,誰跟誰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麼認真呢。

  中國本是君子之國,信守契約之國,古人斬金截鐵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尚在耳邊迴盪,不肖子孫的誠信墮落至此。嗚呼哀哉!

  其五曰:雖同屬儒教國家,禮教大幅落後日韓。

  中、日、韓同系東亞儒教國家,中國還是東亞文化發源地,為什麼今天中國比日韓落後一大截?這個問題曾經被問過多遍,思想上彷彿解決,又彷彿沒解決。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說法,是「吃人的禮教」導致中國落後於西方。然而,說到所謂「吃人的禮教」,日本和韓國也不遜色。韓國擁其「箕子學說」和「李退溪學派」,甚至要與中國爭執儒教發源地位。若中國不要儒教,他們當然要去;至於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奉朱熹理學——朱子學為國學,自稱「朱熹過化之境」,與朱熹家鄉福建省如出一轍。這是說遠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日韓兩國的禮教遺風當今中國望塵莫及,中國年輕的「新人類」早已不敢自己妄稱「禮儀之邦」。在公共場合,一群普通中國人與一群普通日本人或一群韓國人坐在一起,不消開口,行為舉止立分出國籍,反映出從小傳統熏陶不同。

  難道,這儒教真就十惡不赦?一旦扔了儒教,便一好百好?

  縱覽儒教國家現代化,儘管禮教積習有阻力,卻未必是導致落後的主要原因,甚至未必是唯一原因。宗教與社會進化的關係,甚為複雜。禮教未必能阻擋現代化,也未必與現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簡單地判斷難免流於武斷。日本的企業還將家庭忠孝觀念引入企業文化,推助了日本戰後經濟起飛。無可否認,禮教可能是窒礙中國現代化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導致中國近代深重苦難的唯一原因,不能由此掩蓋了其他原因。什麼原因?江湖化!

  尋找失落的線索

  作者積十年心得,設置了以上的這五個問題。自然地,只能先自問自答。為了找答案,作者做了一項十年研究:

  1993~1998年,作者利用工作接觸社會各階層群體之機,對於這些問題進行定向調查,從中歸納出幾個關鍵概念:關係、人情、死黨、面子、混。這五個關鍵詞勾勒了一個特殊的話語空間,代表了「書本學不到」、「老實人吃虧」、「壞人發達」等規則的內涵。調查顯示,這些概念與社會陋規有關,也與一些隱形習俗有關。

  2000年,作者做了一個古代文獻電子資料庫,涵蓋公開出版和互聯網登載的大部分古代電子文庫,主要包括《二十四史》以及歷代重要文學作品。將這以上關鍵詞放進文獻庫檢索,結果發現:第一,這些關鍵詞的起源時間相對集中,基本處於明中葉後至清代(相對於五千年文明史);第二,這些關鍵詞的話語主體是移民和遊民,俗稱「闖蕩江湖的」。

  明中葉以後的遊民遷徙與上述隱形體制有何關聯?

  明代是中國文化古典性的終結,是近代性的開始。社會變遷千頭萬緒,究竟哪些歷史變化與上述隱形制度有因果關係或者相關關係?

  原來「江湖」是禍首

  明中葉以後,針對中國農業生產關係承載力而言,人口規模在總量上接近飽和,而在局部地區基本達到飽和,人滿為患以晉、徽、閩三地為最。在這些人口飽和地區,過剩人口溢出宗族鄉村流落他鄉,神州大地遷徙人流氾濫,產生一個穩定的移民無產階級——遊民。遊民晃來晃去不消逝,是五千年來未有的大事。我們熟悉的古代經典生活方式,實際上是定居農耕模式。定耕和定居,既是儒教既定國策,也是實施儒教統治的必然要求。簡言之,儒教是基於定居組織的文化,定居是這文化的前提。一旦遊民四起,政府在家族制度內無法解決人口流動問題。移民群體在古典農耕制度中不能被整合,因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遊民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生活難以為繼,行為不可避免流氓成性。遊民,即所謂流氓無產者。此光景在明下半葉愈演愈烈,終未見好轉,明末戰亂演成一個小高潮,生成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

  清初,康雍乾三世歷經百年,史稱盛世,民生康寧,人口繁衍,驟增三倍。忽然間「康乾盛世」急轉直下,世道直接毀於人口膨脹。盛極而衰以後,嘉道鹹三朝人地矛盾更加嚴峻,災難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長,全國人口飽和的臨界點終於全面來臨,神州各處人滿為患,食不果腹的饑民紛紛離開家鄉四處逃難。一個經典時代終於崩潰了。

  清代遊民在遠離家鄉的逃難生涯中,二百年餓殍死鬼不計其數,不幸成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緒二年「丁丑奇旱」,糧食連續三年歉收,僅山西一省餓死數百萬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慘烈悲劇。

  大難後有少數倖存者艱難存活,形成一個漂泊群體——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後得逞燎原。這些人組織了一個社會「江湖」。這個怪物,深刻地影響了19世紀後中國社會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領地:一個秘密社會,一個關係網絡。上世紀初,江湖勢力進入政壇,黑白兩道漸行融會,秘密會黨和關係網兩種江湖從流民「道上」擴散至主流社會——商界、官場和文化圈,從而產生無以數計奸商、軍閥、政棍、文痞和混混,導致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體制被江湖滲透了,成了江湖地盤。

  前後歷時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讀上述五個困惑的鑰匙。江湖觀點是思考的鑰匙。離開江湖,僅以「儒教吃人論」便無從考量真實的近代中國。

  近五百年來中國「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國社會逐漸腐敗的重要原因,是形成「老實人吃虧」、「壞人發達」等制度悖論的原因,是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國禮教落後日、韓的主要原因。若將這個新觀點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觀點合併,那就是:禮教崩潰和社會江湖化,是近代中國衰落的二重旋律。單旋律、單思路解釋近代中國的路徑,不能解決問題。如果簡單地認為禮教制度面對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勢,是近代中國災難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書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內部的一個深層問題。實際上,早在明朝,表現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產關係承載力已經突破人口極限,古典性開始終結,現代性訴求已經發端。江湖化,只不過是尋求現代性的一個歧路,走錯了方向。

  那麼,什麼是「江湖化」,什麼是江湖中國?

  本書所說「江湖化」不限於狹義江湖——幫會或秘密社會,更涵蓋認同和實踐江湖規則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同化的整個社會。這是一個可被觀察但不可迴避的事實。若迴避,便是諱疾忌醫。

  整個社會被江湖顛覆,意味著正式規則被非正式規則顛覆,這是人類社會史的奇跡,是儒教文明後期特有的大事。江湖化之所以是奇跡,因為它在數學上創造了一個悖論:

  體制內=體制外;

  或者:正的=反的。

  理解這個悖論是一種思想挑戰,也是一個民族勇敢面對命運、自我反省的挑戰。   


中國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國社會

  江湖並非無源之水,它產生於古典儒教制度內部的固有矛盾和技術性障礙之中。

  五千年來,古代中國一直是定耕農業國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禮周禮、周公制宗法、秦漢立郡縣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財稅制……均圍繞著定耕農業而制訂,一切皆以有利農耕為最高原則。

  古典中國文化是定耕農業文化,農戶家族是社會組織的細胞,農業是基礎產業,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圍繞這一文明軸心,培育並形成價值信念、社會組織、制度體系、農業技術、宗教信仰、習俗約定、政治組織設置和行為倫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會服務於建設一個封閉的、簡單均一的社會,其顯著特徵是定居和定耕,自給自足,無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農民無意四處走動,對外界興趣索然,這對於維護制度穩定有好處。此制度框架允許少量旅行者、挑販、走親戚,然而不允許數量大到動搖「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農民大批離開村莊居所開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個人漂泊,必導致家族作為社會細胞的解體,古典文化制度就徹底失效。  

  說流動人口,必先說商人。商人天職是交換各業勞動剩餘產品,重新配置生產生活資料,職業特徵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數量不多,一方面對國民經濟貢獻很小,不足以補充國庫稅收,另一方面商人四處遊走,增加不穩定因素,很難被整合進定居結構。

  史料顯示,從秦漢至明清兩千年,尤其隋唐後一千年,社會面貌和農業生產力幾乎沒有明顯改變。刀耕火種的農業技術,聚族而居的村社組織,以「儒、道、佛」為核心的信仰體系,中央集權的朝廷政治,基於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稅制,千年以來一如既往,時間彷彿凝固,社會紋絲不動。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權、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頭稅加土地稅的兩型財政、宗族社會組織、科舉選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農業靠天吃飯、二十四節氣,天干地支曆法……長此以往,延綿不絕。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會的價值核心

  在現象凝固的背後,不能忽略一種視而不見卻富有活力的變動因素。幾千年來,它彷彿一股火山熔岩,從來沒有平息,在慢慢地積聚壓力,尋覓豁口。這股洶湧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們民族無限生育的

  夢想!

  燦爛的儒教文明最終衰落,其原因之一是無限激勵人口繁殖,農業生產上卻無法供給相當的糧食,於是過剩人口猶如漫過大堤的洪水,衝垮了儒教自身的統治。儒教乃是自掘墳塋。這個過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驅。

  從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歷代中國天災人禍乃是家常便飯,二十四史記載天災年年不乏。每逢天災人禍,兵荒馬亂,必有大批平民死於屠戮或飢餓。然而,令人稱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數量總是迅速復原,甚至比災難前更多。

  中國人口的增長活力向來以兩種因素決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勵。在儒教制度內部,又有兩重因素激勵生育:第一是生育價值觀,第二是家族組織細胞。生育價值觀,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綿延」、「人丁興旺」、「子孫繞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修家譜、辨血脈、興太廟、舉宗祠……舉凡皆奉為人生大事。家族組織細胞便是社會組織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為根基,譬如土地權屬制度、宗法制度、社區裡甲制、稅賦、徵兵、田間生產、民間械鬥,都以家庭或家族為細胞單元,這意味著家族不止是血緣組織,也是經濟和社會合作組織。經濟合作意味著利益,比血緣還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勢力大,容易取得生存優勢。而家族組織的增長,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這兩個因素都刺激家族人口增長。

  反向調節人口的因素

  從反面來看,古代社會也有人口制約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長的因素非常少。實際主要消極因素有三:(1)醫療條件限制,嬰兒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稅賦負擔沉重,尤其以人頭為徵稅對象,多一人多一稅,人口生產成本增加,時常導致溺女嬰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歷代制約人口數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說是三個主要的負調節。

  稅賦抑制人口的機制,來自古代獨特的稅賦形式。古代中國政府以人口為徵稅對象,稱為「丁」,開徵丁稅。「丁」實際上不指人頭,而是符合一定性別年齡條件的納稅單位。有此一稅,多一人即多一負擔,稅賦成為人口再生產的成本,呈線性遞增之勢,制約人口增長。若一家一戶承擔不起大量生育的代價,只好選擇少生,或者即便生下來,也無力撫養而餓死、病死。在舊中國,嬰兒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對夫婦一生通常生育十幾胎,最後存活往往只有幾胎。朝廷既鼓勵人口滋生,又以人頭稅限制滋生,客觀上屬於一種動力平衡。

  人頭稅制一旦確立,客觀上成為人口控制的一個負面參數,對人口控制平衡未嘗不是好事。人頭稅對人口增長的抑製作用有多大?歷史有一明證。清朝初年,朝廷為安撫異族國民實施一系列減稅政策,康熙於1791年宣佈「固定丁口,永不加稅」的養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二者等於逐步取消人頭稅,並將其併入土地稅。始料未及,人頭稅一減,百年間全國人口數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億增至三億,這也從反面說明人頭稅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積的限制對中國來說也是對人口的限制。恆定的國土面積肯定是這個民族生育夢想的最後邊際。但面對這一嚴酷事實,古人一時看不清真相,以為天圓地方,地大物博,遂產生擴張永無止境的

  幻覺。

  三千年來人口大趨勢

  以上因素綜合下來,明以前各項正反因素相抵,中國人口僅以緩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變動不過在千萬之間,來回波動。明以前地廣人稀,耕地資源尚可謂綽綽有餘,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時,人民生活空間寬鬆,不比今天這般擁擠無奈。

  此時,各省人均擁有耕地資源雖厚薄不勻,但最少都在人均四畝之上,多則達到幾十畝。以當時的生產力來說,維持一家數口溫飽,應付捐稅徭役大抵無虞。各省相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狀況相對最緊迫,境內多為丘陵、坡地和鹽灘,易於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閩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僅佔土地面積一成。即便如此,根據明初洪武年間人口普查資料,福建人均擁有耕地仍在四畝左右,尚能維持自給自足,略感緊張。輕度緊張的結果,就是零星人群闖台灣,下南洋,走東洋,討生活。

  綜觀秦漢至明清人口趨勢,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價值觀激勵下自然增長,另一方面是在稅賦、醫療以及戰亂、災荒制約下暫時減少。總的來說,人口淨值呈螺旋式上升,進三步退兩步,人口壓力時松時緊,一切尚處於朝廷制度掌控之內,還不至於動搖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對的,增長是絕對的。不管人口總量如何波動,大勢總在增長,長此以往,總有一日它會與有限的耕地資源發生不可協調的嚴重衝突,人滿為患。

  以下三個因素,決定了在古代社會制度框架下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價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興旺)驅動下,中國人口始終增長,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數量,無法實施計劃生育。

  第二,古代中國儒教文化導致農業技術和生產力發展緩慢,總體水平停滯不前,在傳統制度框架內不可能依靠提高發展農業生產力(譬如,「雜交育種」、化肥和機械耕作),來消化人口壓力。

  第三,全國耕地資源是恆定數,它是有限的。適於農業耕作(即農耕文明)的區域如下:東南以太平洋黃海、東海和南海為界,西北以15英吋降水線為界(基本上與長城沿線吻合),二者之間的區域便是適宜耕作區。向北越過長城即進入遊牧文化區,草原氣候無法從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總爆發

  局部人滿為患肇始於明朝中葉約1500年前後。當時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畝以下,剩餘人口開始外流,離開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這一趨勢,對於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進入制度真空,蒸發了。隨著人口繼續增多,過剩人口和遊民也越來越多,形勢愈益緊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殘喘約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慶交際,清算終於來臨。此時,全國合計人均佔有耕地資源已不足四畝底線1。人均四畝的底線屬於古代農業生產承載力天限,是古代農業無法逾越的技術極限。低於底線,人民就會大量餓死,政治制度隨之失去合法性2。至此,從理論上說,傳統社會的經濟體系已不能自給自足,建立在農耕經濟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無法維持,結局唯有崩潰。崩潰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直到國共內戰結束。

  中國人習慣說帝國主義靠「堅船利炮」的強勢使西風東漸,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西方列強的侵入加重了中國的苦難,那只是外因。假如沒有西方文明到來,儒教政治也會自行坍塌,因為人地危機始終擺在那裡,且愈演愈烈。體制外的「太平天國」和氾濫的幫會、教門都是縫隙,西方人的到來不過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是縫,一個是蒼蠅;中國社會內部不出現人地危機和制度縫隙,西方蒼蠅便無機可乘。其實,西方列強早就對中國垂涎欲滴,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顛英帝國,早已環伺幾個世紀,就等雞蛋出現裂縫。這裂縫,他們並不知道是什麼,國人也不知道是什麼。今天我們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機。

  按照人口增長趨勢,19世紀後中國大地業已人滿為患,儒教制度根本無法管理,天限已經來臨。清代學者汪士鐸於1855年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

  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汪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還不足以人民果腹,餓殍遍野。

  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就像一群餓獅子撲向一頭老羚羊,加重了中國人的死亡和苦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

  人滿為患態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並非到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游離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並非1500年後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遊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鬍子、匪盜、秘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後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為中國的江湖社會。但是,在1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模裡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治者打壓。

  1500年後,耕地接近飽和,局部人口過剩導致遊民比例開始攀升,至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遊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量經常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1800年以後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終結。然而,現代性尚未產生。

  江湖應運而生

  但是,基於民眾移民、自由遷徙而立國,這樣一種現代政治概念對於五千年定居文明來說是個難題。中國不是海洋性國家,沒有大規模商業貿易傳統,人口缺乏流動性,歷來移民人口稀少。面對人口四處流散的慌亂局勢,當傳統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國家之時,整個社會的權力系統就被迫交給那些原本被士大夫們鄙視的「不正經人」——遊民、商人、掮客、軍閥、幫會、盜匪……自然地,規則的話語權也被迫交由他們管理。這一移交,就導致幾千年經典制度的顛覆。於是,1800年後,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蛻變的新慣例體系,一個不依賴合法制度的隱形制度——江湖時代降臨了。

  江湖是一種什麼社會?它不是農業宗族社會,當然更不是現代法治社會。這種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會,是古典與現代之間的過渡產物,是古代社會人口相對過剩後導致制度顛覆的產物。

  古典中國的三大特徵是:

  (1)繁衍宗族(傳宗接代)的核心價值觀;

  (2)宗族組織形態;

  (3)禮教制度。

  相比較而言,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現代社會三大特徵是:

  (1)個人主義價值;

  (2)團體組織方式;

  (3)契約法律制度。

  江湖社會與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會結構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價值觀;

  (2)團伙或者關係網組織;

  (3)江湖規矩組成的制度規範。

  \&主導價值體系\&主要組織結構\&核心互動規範\&制度生成方向\&

  古典中國\&宗族繁育\&宗族\&禮制\&自上而下\&

  現代國家\&個人主義\&團體\&契約和法律\&自下而上\&

  江湖社會\&「混世」\& 幫會團伙

  私人關係網\&投拜、應酬、人情及面子\&自下而上   


以「江湖」解讀中國

  江湖是解讀前述五個疑難問題的指針。不談江湖,中國社會就不好理解。通過它,即便不能打開所有疑惑,也能切開一道口子。

  何以「社會上的東西,書本裡學不到」?

  顯然,這種矛盾並非全部來自儒教,要看哪些東西書裡不敢寫,不能寫。孔門之學,私塾裡可讀,生活裡也可用,「三綱五常」、「五倫八德」、「長幼有序」、「尊老敬賢」等均系舊時代憲章綱領,言之行之,並行不悖。盡孝有《孝經》,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禮記》,治國有《孟子》,修身有《大學》,儒家重視「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會上所謂「書本裡學不到」的東西,那些光做不說的東西肯定不在儒家。

  在哪兒呢?譬如,年輕人踏入社會第一課,書本不讓說又必須明白的,究竟是什麼?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就是要搞好人際關係,打好社會基礎,核心是搞定上司、領導、大哥的關係。這樣說還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點說,就是投到一個實力人物門下,聽話、巴結、獻慇勤、鞍前馬後跑,換得寵信、提攜,以便日後出人頭地。正規的書本,哪敢這樣教人。既然正規書本不敢說,那就變成「社會上的東西,書本裡學不到」了。學不到什麼?江湖之秘技也。

  這說的還只是入門。

  隨著乳臭小兒在社會上立足,羽翼漸行豐滿就要放單飛。這時不僅需要上下拉關係,還需要橫向搭關係,建立屬於自己的私人關係網。要做人,要在社會立足,就非得學,不學混不開。打下基礎後,就要靈活運營私人網絡,搞好戰略經營,從中漁利,力爭混個出人頭地、飛黃騰達。這就叫「長袖善舞」。混到這般功夫,可以出師了,按江湖黑話說,可以自立「香堂」了。

  這一套哪裡來?追蹤溯源,巴結領導(上司、老闆)的伎倆來自官場收門生和江湖拜碼頭的原型。二者沒有本質差異,都是江湖,一個黑道江湖,一個白道江湖,門道相通。

  除了入門課,實用而講不出口的「學問」還多得很。這裡不說舊的,只說新的:

  怎樣假裝「正常」的人情往來,行賄賂之實;

  怎樣裝作講義氣,拉人下水;

  女人怎樣傍大款,對外假稱「乾爹」;

  怎樣弄虛作假而出名,怎樣沽名釣譽而行坑蒙拐騙;

  怎樣招搖撞騙躋身上流社會;

  怎樣濫施人情,支配別人;

  ……

  被稱之「學問」的東西,反映了歷經五百年江湖化的民間行為規範,其普及程度高於法律,演變成一種慣例。我們要承認,這是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壞人設計的結果。在特別嚴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學這些技巧,便生存困難。面對這個事實,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不能說沒有盲點。但這不代表老練的社會學家們不懂這些,不說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何以「老實人吃虧」和「壞人飛黃騰達」?

  金庸筆下《鹿鼎記》裡的韋小寶是「壞人飛黃騰達」的樣板。用江湖權力話語和社會江湖化來解讀,這個問題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國,江湖染指社會權力,或多或少,時明時暗。江湖規矩變成社會的實際慣例,導致民間社會廣泛江湖化,黑白兩道合二為一。社會上有人吹噓自己本事大,就說自己「黑白兩道吃得開」,這裡的「黑白兩道」絕對是褒義而非貶義。可見,民間社會是黑白兩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統的混合物。單靠黑道,或者單靠白道,都不如黑白兩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無權威;黑道有權威,但無名義上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兩面逢迎。做老實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負你;做壞人,黑道肯定幫襯你。所以,做「壞人」有時反倒飛黃騰達。這就是簡化的答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屬半宗教性的秘密結社,經過晚清至民國百年間醞釀,江湖幫會全面滲進中國社會各階層——官場、軍隊、司法、商界等權力領域,以及傳媒、演藝、學校、醫院等文教領域,在某些地方甚至獲得最高統治權。同時,江湖的價值觀、組織模式和習俗規範也被傳播至廣大公眾社會。一時風氣轉向,公眾起而傚尤,社會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變成「灰」道。譬如,當年上海灘,流氓、阿飛、地痞、混混、白相人、癟三、拉三等,遊蕩街巷裡弄,恃強凌弱,男盜女娼,欺行霸市。地下體制實際統領上海民間,很大程度上華界和租界都要求助於江湖。於是,大上海數江湖擁有最高權力,這就是「上海灘」的含義。「上海灘」代表一個雙重語境,既是洋人冒險家的樂園,也是華人混世的樂園。

  有一段歷史事實可作註腳。民國的領袖大多都屬於洪門天地會或青紅幫。蔣介石投帖拜青幫大亨黃金榮,並被保舉給孫中山。中山仙逝老蔣掌權,他重用的部將與幫會淵源頗深,許多軍機要務借重幫會媒介完成。身為黨政最高領導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結拜結義和裙帶嫡系等江湖手段治國,除了培植嫡系軍隊和特務機關,還與軍閥馮玉祥、張學良結拜兄弟組建政治同盟,維持政權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民主共和國元首依靠江湖拜把兄弟和泛家族主義嫡系軍隊來維持(也許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可算半個),唯有中華民國建立在幫會勢力和私人關係網基礎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紙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國家,當然也不是儒教國家。乾脆說就是江湖國家。江湖治國當然不是蔣介石的個人嗜好,而是國家現實和社會格局的博弈結果,是一種嚴格優化的策略集合。反之,理想主義治國方案則是一種劣策略。因為有怎樣的國民,就有怎樣的政治。一個江湖化的文化,只能產生一個江湖國家。

  而今,五個世紀的遊民積習早已滲進民間社會,滲進中國人的心靈,在組織習慣和價值觀上打下深刻烙印,它根本不與國家法律秩序正面交鋒,而是悄悄地、「潤物細無聲」地發揮作用,形成一種隱形的慣例制度,並且在黑夜裡、桌底下、幕布後悄然發揮作用,以五百年的曠世老練僭越法律和政策的防線,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行我素。基於此,一個人要在這種環境中安身立命,不僅要學習法制,更必須適應江湖,遷就它的規矩——人身依附、結黨營私、人情買賣、弄虛作假等等。這就是「老實人吃虧,壞人飛黃騰達」的緣由。老實人學不會這一套江湖伎倆,不明就裡,所以只好吃虧。許多人一輩子不明就裡,一輩子吃虧。

  做事不認真,何以成國民性?

  這涉及到江湖化社會環境的基本價值,也叫主流人生觀。簡單說就是一個「混」字。

  說「混」字,中國人無人不曉,「混」就是江湖化社會的中心價值。中國人見面問候,不說「你好」,而說「最近混得怎樣」。通常答道:「瞎混唄」。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經過江湖化——被江湖馴化的老百姓,出門在外就是討生活,混口飯吃,不僅白道上討生活,也要黑白兩道討生活。做什麼、怎麼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給口飯吃。過程不重要,結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這叫謀生不擇手段。如果非要認真做事才有飯吃,那就認真;如果認真了也沒有飯吃,那就不認真。江湖是一個非生產型的慣例制度,是一個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體制,概無公平正義可言;江湖沒有勞動生產一說,發財靠吃地頭,巧取豪奪,坑蒙拐騙,除了害人認真,巴結老大認真,投機鑽營認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認真。認真與江湖核心價值——混,相牴觸。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拚命幹活累得半死沒用,我去巴結領導,到頭來我撈的肯定比你多,氣死你;你做正經生意沒用,我做假貨比你來錢快,你乾瞪眼;貪官污吏則比假貨來錢更快,他勒索你,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後,撈不到錢走投無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結伙搶銀行,變成「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那比誰來錢都更快,只不過惶惶不可終日,日子不好過。整個社會,就形成這樣一個梟雄、嘍囉和混混的食物鏈,一個江湖強權寄生的生態圈: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水。

  既然那麼多人混得人模狗樣,反而認真幹活沒有回報,誰還會認真做事呢?所以,許多人乾脆不認真做事。這是做事不認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於民間,天天看到數不清的街頭人群,叼著香煙,蹺著二郎腿,終日醉醺醺,目光猥瑣,口若懸河,誇誇其談……從中就能找到答案,他們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認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國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樣,甚至還被人羨慕。

  同沐儒教,何以落後日、韓?

  如果不參考「江湖」因素,僅歸咎儒教的罪過,很難揭示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上的艱難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難合理解釋為什麼曾經走過那麼多彎路。

  早在五百年前,實際上日本人口危機比中國到來更早,也曾萌生過類似江湖的遊民萌芽形態——日本浪人,即破產的武士階層。史料表明,明代滋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約三成屬於真正「倭人」——日本破產地主和浪人組成的遊民,他們裹挾中國遊民、破產農民組成海盜團伙,規模通常達數萬人。與中國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蛻變為軍國主義侵略性國家,與其制度造成的人口過剩,過剩人口尋求生存出路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邊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華儒教影響,尤其受儒學相對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學熏陶,存在類似的家族主義結構和人口激勵機制,一旦人口過剩只得尋求海外殖民擴張,尋求新的土地和礦產資源,直至往文化母國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後來,日本最終演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一個制度斷層的、混亂無序的江湖國家,關鍵在18~19世紀日本所處的社會格局,以及後來日本通過商業和資本主義化走過的道路。日本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封建幕府時代,就擺脫了中央集權政治羈絆。有學者認為,恰恰是中央集權與封建分權背景這個分水嶺,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的命運。

  自秦始皇后,中國不再出現過西周分封制度。封建割據與權力制衡產生的真空,在近代歷史土壤上,容易滋生類似西歐的商業交換因素和資本主義中間機制,從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與資本主義商業。日本更進一步的發展,是利用商業方式管理政府財政,增強了國力,從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催生了「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資本主義帽子,而是日本社會發展現狀已然具備與歐洲相近的歷史條件,當權者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水到渠成。此後,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國策,全面傚法西方,改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和憲法法治,以出口製造業和外貿經濟立國,以軍國主義做後盾保障經濟,以法制管理國內移民問題,以人口與資源優化配置帶來生產力進步,無形中消化曾經過剩的人口,從而避免了中國式江湖化的社會瓦解。

  韓國也自稱禮教發源國,儒教之教化不亞於中國,不能說所謂「吃人禮教」對韓國現代化毫無影響。但韓國現代化時間的起點比中國遲,現代化卻走在中國前面,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傳統,這讓禮儀之邦——中國人汗顏。在一些國際大都市的公共場合,一群韓國人和一群中國人相遇,言談舉止立刻見出國籍。中國人的坐站姿、禮貌敬語、行為自控、精神力都不及韓國人更像儒門之後。這個事實很值得中國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盤清算不可?五四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否在「救亡圖存」壓力下顯得過敏和極端?古老儒教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很複雜,未必全屬消極,也未必全屬積極,也有與制度轉型無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禮教」並非造成中國落後於日韓的主因,反觀中日韓三國,唯中國的江湖文化氤氳大盛於日韓,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特徵,從世界文化看中國文學和電影,除了江湖武俠還有什麼新意? 

  江湖與近代中國苦難休戚相關。近代中國危機的根源,到底應該歸咎於儒教還是江湖?韓國現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說明,儒教即便有負面作用,也並非全盤抗拒現代化。儒教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尚需進一步考量。

  但是,沒有一種因素否定江湖與近代中國災難無關。事實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其頭腦僵化地繼續反「封建」,不如態度端正地重新審視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說,江湖是蛻變的儒教,怎麼能說與儒教無關?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兒子。然而,案犯是兒子,與老子既有關又無關。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大遷徙

  溢出家族的遊民,潑出去的水

  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連同他們附著的一種社會模式。這些人脫離儒教定耕定居制度,離開家鄉在外漂流,聚眾謀生。

  從歷史上說,江湖先驅崛起於明清時代。那時候,中華帝國的核心制度——儒教因內部產生的人地危機,制度模式漸漸失效,宗族村莊人滿為患,人們為謀生而被迫背井離鄉,脫離儒教秩序的社會控制,進入一個體制外的自由空間,過著失控的移民生活。這是一段相對漫長的漸變過程,1500年前後是一個明顯拐點,標誌是近代教門摹本——羅教的誕生。此時,西方法律制度尚未傳入,針對移民潮流的現代制度一片空白。舊者垂垂老矣,新者付之闕如。假如中西之間自古頻繁交流,結局諒為不同,完全有可能避免制度文化的斷層。歐洲現代文明鼓勵人口遷徙流動,善於利用遷徙的勞力配置優勢,消化大量移民,面對移民遷徙不以為悲,反而當作一種經濟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尋求所謂「帕累托優化」和「帕累托改進」,這是工商文明和農業文明的基本差異。

  從最基本的層面看,江湖和現代文化都是移民文化,用來管理移民生活的文化制度。江湖是後農業時代的移民文化,現代文明是工商時代的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具有可比性。但是在明清時代的1500~1800年,中國人對歐洲近代制度聞所未聞,或自命清高,或瞧不上夷道,自認「天朝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所以,一旦中國大規模的移民局面來臨,制度管理上猝不及防,故而主流制度退去,自發博弈而生的慣例取而代之,江湖規矩應時崛起,這既是一種小發明,也是一種被動的權宜之計。

  仔細辨析,江湖並非一種人,而是相似的一個類群。除了脫離家族定居制度以外,其他方面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江湖一詞享有多義性,從狹義到廣義擁有三重含義:

  第一,秘密社會。

  最狹義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異教秘密結社,可追溯至東漢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蓮教」,但大規模的秘密社會群體的崛起,主要發生在明中葉至清中葉這300年間,其代表如羅教、黃天教、聞香教、弘陽教、圓頓教、天地會、哥老會……也是今日武俠小說的主要選材對象,與今日江湖精神淵源較深。

  第二,黑社會。

  19世紀後半葉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戰爭諸戰亂後,遊民人數激增,超過天下半數,飢餓流民湧入秘密幫會,使幫會失去嚴格的組織控制,膨脹之下蛻變成打家劫舍的黑幫,其代表如江浙青幫和川中哥老會。今人一說起幫會,幾乎意同黑社會,其實二者略有不同,產生這一觀念與此一時期惡名有關,也僅限於此一語境。這是狹義江湖之外的第二層意思,即黑社會。

  第三,私人關係網操縱的小型民間社會。

  民國以後,傳統制度訇然倒塌,現代政治施展不開,權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幫會和私人關係組織乘虛而入,掌握本土社會的主導控制權。軍閥主導政府,黑道壟斷經濟,江湖老大成為民眾偶像,群起傚尤,民眾習俗日益江湖化,導致整個中國社會運作逐漸奉行江湖規範,國家逐漸江湖化,黑白道和關係社會成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廣義,即由幫會(早已公開化的秘密社會)和關係社會,及其人情習俗和江湖規矩控制的大眾社會。更準確說法,是社會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側面,不是公眾的全部,不是現代意義的公共空間。

  以下五種傳統社會群體可稱江湖:

  (1)黑社會;

  (2)官場、生意場、軍閥圈;

  (3)商業流動人口;

  (4)關係圈;

  (5)以關係圈為核心的公眾社會。譬如,「闖蕩江湖」、「重出江湖」、「再戰江湖」。

  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江湖

  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曾或多或少擁有一些江湖因素,諸如俠客、黑幫、邪教之類,某些群體也熱衷黑手黨「教父」,不能說江湖唯中國獨有。應該說,秘密社會和私人關係屬人類共性,只不過這些共性在不同時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揚。縱覽全球,僅中國江湖曾於民國在最高權力上顛覆過整個社會,而且至今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普通公眾,干預商業文化和政治運作。唯有在中國,或海外華人社會,方可出現全社會江湖化,江湖慣例壓倒正式制度影響社會。這是中國江湖的顯著特徵,因此中國江湖可稱人類江湖世界的巨無霸。

  江湖創造了一些特殊組織結構和制度。擇要言之,在組織上,江湖創造了一種網絡結構——私人關係網,即關係社會。它既不同於現代團體,也不同於傳統宗族組織。現代團體,或稱法人團體基於社會角色設計(職務),在此基礎上施以正式規則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組織(如結拜兄弟團伙)基於「輩分」、「名分」,施以禮教規則管理,二者只與角色或名分相關,而與真實的個人無關。恰恰相反,江湖私人關係網,完全基於人際關係好壞,甚至取決於某一時空內的私交好壞,而與角色名分系統無關。

  此外,江湖還創造了幫會組織模式,既在結構上與現代團體相似,又在等級和稱謂系統上與家族宗族組織接近,幫內稱「師父、師母、師兄、師弟、師姐、師妹」,是團體與家族兩種結構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還創造了許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門的習俗慣例,也就是非正式規則,即江湖規矩。規矩隨不同幫會而不同,甚至隨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門,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經典,有些取自傳統主流社會小傳統,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幾百年來,不管中國社會上層機構如何變動,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終是凝聚民間社會——即所謂「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過階層流動——下層人物躋身上層社會,慢慢對上層軍事、政治和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官場和商海的「應酬」延綿不絕,茫茫一片一望無際,實質上就是江湖運作。燈紅酒綠、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腳,非關中國人好吃懶做,而出於江湖運作的實際需要。江湖需要應酬,就像團體需要開會,科層制需要公文旅行。雖然江湖慣例是近代以來中國腐敗現象的主要技術機制,但不能否認它也是晚清以來儒教崩潰之後,維繫這個國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來,曾經安居樂業的定耕家族體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規來管理,江湖臨時擔當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這裡說的江湖,不限於大陸,還包括海外華人社會。散居各國的華人習性大體接近,而與居住國的國民相去甚遠。共同的語言和後儒家文化遺跡是主要原因,其行為首要特徵是江湖化,講裙帶關係,講人情,重親族,愛面子等等。

  以下四條足以標識華人與外國人之不同:

  (1)講關係:關係就是由親屬、熟人結成的社會資源和信用紐帶,「多個熟人多一條路」,熟人之間相互幫忙,共謀生存;

  (2)講人情:人情是華人運作人際關係的不成文法律,它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虛擬性媒介物,功能類似貨幣;

  (3)講面子:面子是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的一種價值,是調節人際關係的規範和運作人際關係的工具。

  (4)講「混」:混這個字,不容易譯成外文,是中國江湖文化語境的獨有概念;在中國,其含義不言自明,大約可分為以下幾層:1撈錢;2日子過得滋潤;3有面子;4有地位;5人際關係好;6飛黃騰達。「混」是一種江湖的核心價值,一種人生觀體系,是江湖世界的價值目標和終極關懷。它起源於作為江湖先驅的流浪人、漂泊者、遊民和流氓。

  以上四條,正好構成今日江湖主型——即關係社會的結構功能體系。   


中國人何以獨具「武俠癖」

  江湖性格成為一面面鏡子,印證江湖文化沉澱之深厚,「武俠癖」是其中之一。中國人崇拜武俠聞名於世,不僅武俠書報暢銷海內外,武俠背景的功夫電影更打入了世界電影之都好萊塢。要理解中國人何以偏愛武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還須從江湖說起。沒有江湖化,便沒有武俠崇拜。

  有一種淺顯的解釋,說武俠是中國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俠只是梟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孫武、吳起、霍去病、衛青、岳飛、戚繼光、文天祥、林則徐,他們是拿俸祿的。這很關鍵,拿俸祿說明身處合法正統體制內,維護正式規則,這是非江湖與江湖的界限,是第一個要點。梟雄是誰?是宋江、晁蓋、韋小寶、岳不群、黃金榮、杜月笙、許大馬棒、座山雕,他們沒人發餉,沒朝廷出糧,靠自己去打砸搶,去巧取豪奪。這也很重要,是第二個要點,是靠搶,靠製造社會不公,而不是靠勞動。實際上,文學傳統早有默認分類,前者是英雄故事,後者是豪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眾。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俠離不了打家劫舍。至於「成者王侯敗者賊」的說辭,彷彿混淆英雄梟雄的界限,其實不然,它只說明梟雄和英雄是可轉換的,並無絕對界限。梟雄放棄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統,或者創建正式規則,便是王侯,可自稱英雄。得了正統,即可收租派稅,誰還打家劫舍?譬如劉邦、朱元璋等。

  還有一種解釋,說國人崇拜武俠是對暴力的崇尚,是頂禮膜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話雖沾點邊,卻不靠譜。論暴力革命,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都是領袖,但這三人與武俠毫無關涉,從未有好事者將之劃入武俠。他們是英雄而不是梟雄,是創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體制外的江湖豪俠。

  武俠的文化母體是江湖。武俠首先是「俠」,其次是「武」,合而為一為擁有武功的俠客。俠,即是游離體制外的實力人物。武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語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眾。這大眾,狹義上是道上嘍囉;廣義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羅大眾,是有江湖氣的百姓。

  儒教正統的偶像是忠義英雄,而江湖的偶像是武俠。前面說過,假若只看秦漢以降,江湖便是蛻化的儒教,尤其明以後江湖形態完全是退化儒教形態。「三綱五常」、「五倫」、「八德」漸漸蛻變,慢慢只落得「武」、「義」二字。拳腳功夫加上義氣,是立足江湖的兩樣法寶。一般說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風餐露宿的流浪人、漂泊者,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樣,悠遊自在、功夫精湛、義氣蓋天的武俠,專以仗義行俠名義打家劫舍。武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對江湖豪俠的崇拜,是下下等對上上等的羨慕,這是武俠崇拜的由來。

  ?武俠故事給予深陷江湖氤氳的小人物一個白日夢的機會,使其從中尋求自我解脫和昇華。夢境與現實的江湖互為表裡,同屬一個精神符號體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俠,武俠故事就越流行。武俠文化流行與社會江湖化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國比清朝流行,文革後比文革前流行,兩相比較便彰顯了體制管理真空與武俠文化盛行的淵源。只要正式規則鬆懈,非正式規則就氾濫;只要非正式規則氾濫,武俠故事就繁榮昌盛。

  當然,武俠寫家並非都屬氾濫貨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師。此非戲言,許多中文教授不屑於武俠小說,作者不苟同。華羅庚稱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童話,往褒義說確係如此,背後蘊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對揭露中國近代史上江湖顛覆儒教制度這一黑幕,極大凸顯兩千年未有過的制度危機,當數金庸的《鹿鼎記》一針見血。金庸小說《鹿鼎記》所含思想之敏銳,直逼魯迅《狂人日記》。作者時常訝異,反思近代國難的文字可謂浩若煙海,居然是金庸小說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國的江湖性顛覆的事實:即明清以後「古典性」的終結,「江湖性」的發端,現代性的薄弱,使中國演變為一個江湖國家。《鹿鼎記》的過人之處是以主人公韋小寶這樣一個飛黃騰達流氓的命運描寫,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軌道的非理性,以及江湖化的真相。江湖顛覆正統體制,使整個社會變得荒誕。韋小寶,乃是揚州一個江湖混混,一個妓女私生子,俗稱「婊子養的」。正經學問不學,仁義道德不顧;只學講義氣,擅鑽營,心狠手辣,入皇宮假扮太監並逐步得到康熙的寵信,後入天地會,當上了青木堂香主,從此黑白兩道均平步青雲。韋小寶的故事結局圓滿,晚年過得很是滋潤,攜七位大小老婆躲往雲南,偏安一隅享清福了。

  韋小寶這一人物設置,在文學技巧上是對近代中華文明的暗喻和反諷,講義氣、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飛黃騰達、美女如雲等等,儘是江湖道上之準則。它反映了一種高度江湖化的社會倫理和價值結構,只不過普通中國人渾然不覺,「潤物細無聲」地嵌入了國人的集體無意識。韋小寶的故事揭示了近代秩序江湖化這一事實,江湖秩序顛覆了儒教體系,導致了一系列倫理價值觀念的顛倒,產生了「老實人吃虧」、「壞人佔便宜」的制度悖論。

  《鹿鼎記》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反諷「壞人如何飛黃騰達」。金庸精細地設計了一個人物,處處與儒家準則對著干——「婊子養的」雜種,「有奶便是娘」的混混,一反「溫良恭儉讓」的心狠手辣。中國歷史小說和戲劇大多借古寓今,這是受大眾喜愛的套路,至今尚有詮釋的生命力。譬如單位裡有人嫖妓被「掃黃」歸案,辦公室沸揚之間,有同事不但不指責其下流無恥,反倒笑他笨蛋、不長心眼兒,以顯示自己更無恥、更聰明,更韋小寶。某日,一位官員被「雙規」,譴責之聲不聞,嘲笑之聲不絕於耳:太笨了,還敢做局長?

  一部《鹿鼎記》,概括了明清代以來價值觀的江湖本性:笑貧不笑娼,笑笨不笑腐;老實不如奸詐,勞動不如混世。   


「黨」「網」之分

  仔細看江湖的結構,考察各種泛江湖現象,發現它們有兩種不同模式,一種屬於正式組織,一種屬於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以秘密會黨為代表,擁有組織界限、會員准入制度及嚴格規矩,會員有明確輩分、名分和角色,幫會成員一切行動聽指令,所以稱「黨」。非正式組織則以私人關係網為代表,不具正式制度,不具組織領導,以各自利益為中心,依無形的習俗慣例相連,輾轉傳遞,交換資源。私人關係網也稱關係社會,不屬正規團體,但私人關係網與正式團體組織具有類似功能。

  何為組織?社會學認為,組織是個人之間的排列組合形成的可以識別的統一體。按照這一學院派定義,關係網或關係社會便是標準的組織體,因為它具有排列組合結構,並且可以識別。譬如某一社區,張三的關係網,李四的關係戶,王五的三姑六舅,都各是一夥人,不僅有排列組合,而且很容易識別,圈子裡的鄉里鄉親都很明白。

  私人關係網可以看作是一種「組織」,這是學理上理解關係社會的關鍵。社會制度由價值、組織與規則三重要件構成。組織是社會秩序的第一要件,沒有組織,個人不能生成秩序。關係社會是一種特殊的網絡式社會制度,是一種江湖類型,是游(移)民文化與傳統宗族文化交匯融合的產物,將三姑六舅和熟人朋友以歷史沉澱的人情制度相糅合,形成個人互助性的組織體系。

  關係社會和秘密社會都是後儒教社會的產物,這兩個類型都與儒教有不解之緣。

  明以後,江湖沿著這兩個方向分別發展,從史料以及小說資料來看,「黨」和「網」當時就各自初步發展開來。在大趨勢上,關係網主要在幫會系統以外發展,又以移民謀生、小商攤販、移民匯聚的市井生活為主體。團體式幫會結構主要在教門和會黨中發展,幫會以外的民間社會也分佈無數小型結義團伙。結黨和結網,相互交叉演變,在移民和遊民社會中常常相互補充。假如不同幫會的堂口(支部)發生糾葛,假如堂口之間不願訴諸火並,那麼堂主之間只能以私人關係解決問題,請中人傳口信來講和。此時,幫主與中人之間的私交和人情具有決定性作用。

  彙集各種成分,我們發現江湖社會有六個歷史源頭,分別是:

  (1)移民:商周時代的遊俠、行商、手藝人;

  (2)盜匪:落草為寇的綠林、響馬、土匪、海盜;

  (3)官場:古代官場的黨朋、派系、門生故吏;

  (4)商會:唐宋以後的行會、商幫;

  (5)異教:民間秘密教門;

  (6)遊民:流離失所的破產農民。

  這六種歷史源頭獨立發生,長時間各自發展,最後匯聚並定型成兩種模式——關係社會和秘密社會,各自發揮不同的江湖功能。   


二、關係網 關係是生存維生素

  農曆2001年除夕,某市街頭發生一樁交通事故。兩輛摩托車相撞,當事人爬起來後,既無口角也不道歉,而是不慌不忙怡然自得地各自掏出手機,背對背,站在馬路當中對著手機不停地訴說,惹得不少人圍觀。兩位巡警路過上前干預,肇事者竟不搭理,旁若無人地自顧繼續打電話。巡警詢問兩遍不見效,私下一嘀咕:「算了,他們都有熟人,咱們走人!」過後,果然大家分頭去幕後私了。這就是當地「慣例」,是近年興起的不成文「規矩」。

  這種現象彷彿成了一種隱形遊戲規則,它取代交通法規,另起爐灶擺平交通事故,尤其處理交通事故的經濟理賠。至於公平與否,在當今社會的急劇轉型時期彷彿並非首要,很多時候效率比公平更重要,關鍵不在公平而在擺平。沒有一種法規絕對公平,關鍵在大眾的認同與接受。如果絕大多數市民都主動參與這種遊戲,博弈均衡也就是實際規則了。短短二十年,這個規則已滋生了一種地下行業:據報載,閩東人稱「二哥」,也就是「車托」或「線人」,更規範名稱應該是「個人違章事務經紀人」。這個故事,部分地反映了「關係」在當代生活中的價值,而這也僅是冰山之一角而已。關係在生活中的效用,內裡乾坤之大超乎想

  像。

  一、關係是生存維生素

  關係是什麼,這對成年人來說幾乎不是問題,不過要在道理上說清楚,並非那麼容易。為了將中國關係說透,不妨多費點功夫,先從社會學說起。

  有一次,滬上一位年輕教授對作者說:你到上海來吧,這裡是我導師的「碼頭」。他說話的口氣,簡直就像舊時青紅幫的嘍囉,不明就裡的人還誤認為他就是上海灘的小癟三。其實,他真是上海某名牌大學教授,作者也明白他所說的「碼頭」是上海某專業圈,而非收保護費的黑道。那個圈子確係其導師私人關係的勢力範圍,所以,他可以用青幫的語言風格描述那個學術圈子。從語義學角度說,說他導師是「老闆」、「老大」還是「學閥」,所指都一樣。

  關係網是隱蔽「組織」

  關係或關係網,從微觀機理、宏觀功能兩方面都與「組織」這個概念類似。社會學所謂「組織」,是由許多個人經排列組合形成一個可標識、有功能的統一體。單就這一定義看,關係或關係網當然就是一種組織,類似團體和單位。關係網和團體,表面上看似不同,但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個可被觀察和稱呼的結構。

  譬如,對山區某縣主管森林的一班人,人們可以稱呼「某縣木材協會」(這是團體),也可稱呼「林業局長的親信們」(這是關係網)。事實上一樣,「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又譬如,對某省城搞史學的文人圈子可稱為「某省歷史學會」(團體),也可以稱「某權威的地頭」(江湖關係),全看說話人的立場和文化背景。白道說白話,黑道說黑話。讀者閱讀及此一定感覺古怪,關係網是一種稀罕的現象,它既像團體又不像團體。就好像UFO,是飛行物,又不是可納入科學研究的一般飛行物,是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未經確認飛行物體」,看著心裡有種不確定感。產生這種感覺就對了。團體的準確名稱應該是「正式團體」,「正式」二字很重要。因為關係網的奧秘之一就是「不正式」,恰好與團體相反。

  一個典型的正式團體具有白紙黑字訂立的明文章程,成員手持准入證書,章程和證書是正式團體的兩大基本特徵。若將團體比作一個圓,章程是圓心——中心綱領,證書是圓周——團體界線。然而,關係或關係網並沒有正經八百的明文制度,更沒有成員與非成員的明確分界線,只有模糊不清的習俗,心照不宣的規矩,和交易的特權與利益。關係網奉行不成文法——也就是習俗,沒有人刻意去制定規矩,但是背後存在著看不見的壓力,在它支配下誕生了「規矩」,「規矩」的專門術語就是制度。關係網內沒有嚴格界限,倆人之間守規矩就是關係,不守規矩就不是關係,來去自由——比婚姻還自由,婚姻家庭畢竟是二人團體,屬於法律保護的正式團體。因為關係網太自由,太隨意,關係網的運行依靠模糊邏輯。

  譬如,有某人,若與你非親非友又有數面之緣,他是否是你的關係,還真有些說不清,連你自己都回答不出來。但這一切並無礙,你們交往的行為將替你作答,引領你摸著石頭過河,一邊交往一邊確認。確認的標準就是人情授受,即大家一有無互相委託辦事,二有無辦事後的酬謝。人在,人情在;人情在,關係在。人情是關係的孿生同胞,沒有人情便不是關係,沒有關係不會做人情;新朋友初識,彼此接受人情等於認同關係,不接受人情等於不認同關係。認識一個人與有一個關係之間,既不完全等同也不截然無關,當中一道標識是人情交往最基本的操作反饋。

  甲幫乙辦事,乙還甲人情。這一來一去,遂成「關係」。

  經過頭一次,若兩人一致期待將來一直交往下去,那關係就開始逐漸變「鐵」了。所謂「鐵」哥兒們就是這般誕生的。關係的建立、運作都依賴於人情交換制度,這是另一門學問。

  莽莽中國大地,關係和關係網滋生多了,產生一塊塊群落,足以與團體和法律制度建構的公共秩序相抗衡。關係滋生的社會屬於關係社會。關係社會是一種體制外社會,也是江湖社會兩大類型之一。前面談過江湖有多種,網狀結構的關係網是一種,團體化的幫會是另一種。

  同系江湖社會,若將關係網與幫會做對照,便看到關係網的邊界不那麼明確。一夥人是否是關係,自古以來就無正式依據,既無法較真也無需鑽牛角尖,也許這回是下回卻不是。關係在不斷演變,各人生存狀況和地位也不斷變化,微妙的私人關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很大程度上基於當事人當時的心理。關係社會需要一種默認的心領神會,沒有章程也沒有證書,是否屬於能搞關係的那種「關係」,有些情景下當事人也不明白,要試探一下等待對方的回應。譬如下面例子,時常有人拎兩斤點心到對方家裡,往桌上一擱:「哥們兒,有件事想托你辦一下,怎麼樣」?那「哥們兒」若心口不一地用餘光斜瞄禮物,一邊看一邊客氣問什麼事,並假意推推搡搡,那就是應承了。這應承了就是關係;若對方沒應承,還沒問什麼事情就撂一句:「您請回吧,我點心多得要發霉」。那就不是關係,沒給你面子。應承,等於確認人情交易的遊戲規則。不應承,就是否決。人情很關鍵,是關係的內在標準。那人若說:「事情交給我了,下次不許帶東西」。那就不僅確認關係,而且關係特鐵。

  憑著人情,關係就逐步建立了,關係網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秩序,與國法黨章屬於平行面。關係一不買國法的賬,二不買黨紀的賬,體制外的結構屬性本來如此,它有自己的脾氣和性格,按自己邏輯行事。由於關係社會的網絡結構與法制社會的「科層團體制」不同,一個網絡制,一個團體制,所以關係網從不訴求顛覆法制社會,從來不造反。相反,它要寄生在單位和團體身上吮吸血液,營養自己。

  中國的關係網基本與社會生產無涉——一不煉鋼,二不種糧,它只像螞蟥、蛔蟲、□蟲一樣吸附在政治經濟團體尤其是實行科層制的大型團體上寄生。關係網的本質是寄生。偶爾,在極有限的情形下,關係網也發揮經濟組織的生產功能。譬如,民間「標會」融資、私人公司拆借和個人高利貸,被關係社會美其名曰「關係也是生產力」,但是,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很小,可忽略不計。反而,其寄生價值如此突出,完全依附在大型社團內寄生謀利,假設法人團體、公司、協會、單位都倒閉了,關係網便失去寄主的營養供給。古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關係網與憲政團體的關係是毛與皮的關係,腳氣的真菌與腳的

  關係。

  操作關係網——搞關係、走後門,儘管聲名如此不雅,但是現代法治社會奈之何如,就像□蟲、真菌和牛皮癬不是容易除根的皮膚病。在體制架構上,法律屬剛性,關係屬柔性,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有勁使不出,有時連擊打的目標都找不著。監察部門能輕易掌握單位內私人關係的一手材料嗎?掌握證據是困難的。關係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只有當事人私下操作時自己心領神會,倆人心照不宣。當事人說有即有,說無即無,旁人不易取證,甚至不易觀察。上面說過,有時連他們之間在某樁事情上都要相互試探一下,耍耍太極拳,看大家是否一夥兒,更遑論別人。一個機關裡,一個社區裡,張三、李四是否一夥,王五、趙六是否一幫,外人要經過多年才看得出。

  中國關係與外國關係之不同

  關係並非中國獨有。

  有一篇資料,講美國總統小布什內閣裡的私人淵源,譬如老布什的國防部長切尼做了小布什的副總統,老布什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作了小布什的國務卿等等,結論是小布什內閣是一張私人關係網。毋庸置疑,老少布什先後就任美國總統,當中不免有些瓜葛,有一些家族人脈資源。家族人脈,就是關係。若這樣看問題,豈非全世界都是關係社會了?不然。人際關係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僅僅是一部分而已。固然,完全杜絕私人關係運作的國家當今並不存在,但是反過來,以私人關係為基本規則來運作社會機器,世上亦極少,主要集中在亞洲儒教文化圈——中、韓、日和東南亞,尤以中國為甚。

  如果說中國的關係與西方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一種不同的檔次:把原本一種普通的人際關係,變成一種隱形的社會制度,從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和統治力。我們都知道法律的力量很大,但是關係的力量也很大,而且足夠與法律對峙。近代以來在中國,關係是民間社會運作的基石,也是某些官場和商場的實際通道和遊戲規則,是混跡中國社會的一種必需的「維生素」。離開了它,許多人就像離開了維生素一樣無法生存。而在許多中小城市,關係是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保障體系,離開它生活甚為不易,大家通過它辦事謀生——求職、就學、陞官、辦廠、獲取信息、爭取權利……以小城市和城鎮為例,完全不利用關係獲取資源,不利用關係做任何事,幾乎是不可能的。

  關係網是城市生活脈絡

  根據對京、滬、粵、閩、瓊等地百姓生活的多年觀察,作者的初步結論是:關係極為重要,但對不同城市的重要性並不相同。在小城市,關係是生活必需品;在大城市,關係給生活錦上添花。關係的有效性與城市規模大小緊密相關,小城市容易形成典型關係社會生態,大城市裡關係社會生態相對薄弱。這城市大小界限在哪兒呢?

  作者認為50萬人口是一道界限。人口50萬以下城市很容易並且大多數都發育了成熟的關係社會生態。打一個通俗的比方,很牛氣的老江湖通常拍胸脯道:「這城市任一角落,我都能通過關係找了去!」這個「找了去」的盡頭,就是50萬左右的人口範圍。任何長袖善舞的老江湖都不敢自詡在一個人口過千萬的大城市,可以隨便「找了去」,除非他是市長。因此,5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普通人都有本事通達城市某一個角落,只要他掌握了基本的關係術。50萬人口就是一個上限,當然是一個約數(後面再說這個上限怎樣計算得來),誤差±20萬,也就是30~70萬,與城市的環境和歷史背景有關。作者不才,不能在數學上縮小這個估計數的誤差。這個規模可以形成非常成熟的關係社會——完全靠關係建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關係價值的傳播普及和被認同程度無異於法律,甚或高於法律。某認證這一點不需要很複雜的調查,只要指出關係網時常可以打通法官和法院這樣一個常見事實,就知道關係價值在有些地方高於法律。傳媒報道,一些地方的律師改行做法庭「掮客」,居然賺錢更快,也就是舊社會的「訟棍」,專門替當事人疏通法官,拿佣金討生活。

  在另一頭,在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具有相反的情形。這種特大城市是中國的關係社會生態發育最低、最不興盛的城市。但不是關係不存在,也並非不重要,只是超大型人口規模最不利於關係運作。如果將500萬甚至1000萬人口當作一個整體,誰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和精力鋪設這麼大的關係網。前面說了,關係網的極限只是50萬左右,而且通到最後,實際幫自己辦事的人自己並不熟,那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輾轉相托。通常,依據腦科學原理,一個普通人頂多認識熟人200~300人,即便啥事不幹專事應酬,至多認識1000人。小城市這幾十萬人編織的一張大網要靠最初的二三百熟人輾轉傳遞來維繫,這是中國城市每天發生在生活背後的故事。其實,特大城市也可以切開來對號入座,標識一些亞團體,當中有很多社區、社團、行業、街道組織,其中不乏規模50萬以下者,適合玩關係傳遞的遊戲,適合關係生態滋生,所以照樣滋生私人關係網絡。

  在兩個極端之間,即人口介於50~500萬之間的城市,是一種模糊的樣本,既是關係網效用的邊際,也是憲政體制的生長點,處於一種雙軌制過渡狀態。關係網重要,社會團體也重要。這一類大城市初步建立了公共社會的雛形,所以一個普通市民不依賴熟人也可以依靠公共體制——市場和憲政機制生存。但是由於許多這類城市的公共服務體系尚不完善,一些涉及人文關懷的更高級方面——更高層次的生活需要不易得到滿足,譬如提職晉陞、工作調動、親屬戶口農轉非、幼兒入托、子女轉學就學、保姆擔保問題,還有遭遇交通事故糾紛、公務人員無理刁難……此時,熟人關係就很好用了。

  我們不能拘泥於純粹的數字,更要看到中國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在適於操作關係網的小城鎮的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到2000年,中國90%人口都生活在人口15萬以下的城鎮,也就是說90%基層人口肯定處在關係網生態適宜滋生的人口規模中。

  為探究關係學的源頭,還是回到小城市。對於那些城市人口小於50萬的典型關係社會社區,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關係來經營自己的生活,那麼,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礙多多,困難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學、就業、個人調動、晉陞、開店、辦公司、擺平人事糾紛……這些對小城生活至關重要的事務,都要依托於熟人圈來解決。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為基石,然後才是複雜的社會組織體系,有熟人是必要條件。比必要條件更進一步,有熟人還是充分條件,可以提供風險庇佑、供給特權和物質優惠,令生活錦上添花。譬如,獲得緊缺資源,購買緊俏商品、內部商品或廉價商品,吃餐館掛單賒賬消費,分享政策性優惠,優先安排海外定居,醫院裡看病的優先權、名醫選擇權和更加周到的服務……難以備述。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切都有代價,後門特權需要雙方互相給予。一個人,如果沒有直接的特權資源,甚至沒有間接的關係充當介紹人,最終的結局也只能是邊緣化,被人擠到城市生活邊緣。因為關係必不可少,所以關係是中國人生活的「維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維生素」。

  綜合來看,關係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時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裡,它與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雙重控制體系,二者有時相互競爭,有時相互補充,這就像交響曲中的和聲。至於在鄉村,反倒是關係社會的例外,鄉村基本不成關係社會。村民都是熟人,沒有生熟之分,沒有生熟差異生成的特權空間,這意味著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關係的價值。作者特意跟隨人類學家到貴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調查,發現人人都是熟人,沒有開後門的資源,公權尋租資源薄弱,沒有搞關係的需要。這顯示,關係基於社會交往的一種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對生人的優先權,而這種落差只存在於一個生人與熟人混居的移民社會。小城市和城鎮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異削弱了。   


關係好辦事

  關係這東西,很不好談。講起來人人都是專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門弄斧了。

  在中國的中小城鎮,居民日常要緊的事情常常訴諸關係網,而非訴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會團體。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關係——行政機關裡的關係,進辦公室只為走過場,使走後門合法化。事情於幕後早已商定,進辦公室無非填幾份表格,戳幾個紅印。

  在現代中國人觀念中,關係總與「辦事」聯一起。想到「關係」,總是要辦事;若要辦事,總是先想有沒有「關係」。不辦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綢繆,不失時機地應酬,老江湖們更以戰略家眼光構思關係網的戰略性佈局,主動地設置關係網的內容,觸角延伸至城市各領域——政府機關、醫院、學校、商舖、房屋維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歸忙於應酬,鞏固關係網以備不時之需。常人簡稱之「打基礎」,也叫「應酬」。「應酬」是一種優先價值,只要電話裡交代「今晚有個應酬」,毋庸解釋具體,就不用回家陪妻兒吃飯。

  事實是,所有中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關係」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兒吃飯重要。「關係」已是中國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異只是依賴程度不同。關係能幫助常人辦事的範圍幾乎無限制,小事如買豬肉、買蔥可以省鈔票,大事如陞官發財、晉級提薪、開店辦廠可以通路子。

  對於不同城市、不同個人來說,關係擁有不同價值,可以辦不同的事。為避免高堂講章、行文空泛,我們就鎖定一個地方樣本,歸納關係的效用。這裡姑且隱其地名,它無非一普通樣本,代表中國許多城市運用關係的一般價值。作者初步統計了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儘管生活需求一直變化,但以下事務必定訴諸關係。假若不用關係,要麼不成,要麼久拖不決:

  調動、就業、調進油水部門(譬如,交警、大醫院)、提干、漲工資、提職稱、轉戶口、出入境(此項目2002年開放辦理)、工商登記、貸款、申請投資項目、申請批文、子女進重點中學就讀……

  另一類事務,不訴諸關係也可辦成,但是依賴關係則可以提高效率,減少交易費用,獲得更滿意的效果:

  購買貴重商品(通過關係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貨)、購買緊俏商品房的優質套型、分配住房、機動車申領牌照、機動車年檢、手術住院、進政府機關辦理一般手續、結婚登記婚檢、火葬殯儀、學校招生錄取、購買優惠車船票、旅行團的優惠價格、購文藝演出票……

  兩相比較,前一類事務屬於生存大事,後一類事務屬於生活小節,無也可,有則更好。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關係網。在該地,幾乎沒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關係生存,差別只是依賴程度高低。所謂能人和老江湖,則凡事必求關係。即便通過白道和市場能解決的事情,也非要通過關係,這漸漸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因為在往日的應酬裡,人情已經放出去,債權債務關係盤根錯節,關係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說法,托關係也叫走後門。有後門就有前門,前門是正統體制,是公共憲政程序,也就是俗稱的「白道」。後門不僅走得通,甚至還必須走,進而走得氾濫,說明前門走不通或不暢,正統制度的交易費用很高。這種現象是一切轉型期或者制度不穩定時代的常見情形,包括關係網在內的江湖都是制度斷裂造成管理真空的產物。   


關係與個人生活保障體系

  關係網興盛與個人尋求社會保障高度相關。在江湖時代,私人關係網以及團伙死黨這兩種組織都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在個人產生困難需要救濟的時候,發揮類似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功效。

  為了解釋關係網的社會保障作用,這裡說兩個例子,一個反證,一個順證。

  在交通警察處理交通事故過程中,一般依當事人購買保險與否,分為三種類型:(1)雙方都未買保險;(2)雙方都已買保險;(3)一方買,另一方未買保險。對應三種類型,現實存在三種事故處理模式。

  第一種,雙方都已買保險,這種情形最簡單,雙方都不用爭吵推卸責任,由交警鑒定事故,確認各自責任,然後交保險公司理賠。

  第二種,雙方都無保險,這種情形最麻煩,雙方爭吵不休,而且必定委託熟人通過關係介入交警辦案,這當中少不了桌底人情。這是最難辦的案子,儘管某些幹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紅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種,一方保險另一方無保險,一方輕鬆,有保險者態度無所謂,無保險者不僅吵鬧而且絞盡腦汁托熟人通關節,減輕自己的責任。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條件下,搞關係等於買保險,買保險的不用托關係,托關係的不用買保險,二者既對立,又互為補充。讀者可能會想,買保險要投資,托關係不用投資。其實,托關係同樣要投資,要請客吃飯,費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個中小型城區,即一個熟人關係社會,熟人意味著社會保障,熟人圈越大,則保障功能越強,保障範圍越廣。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僅為一例,實際上熟人的社會保障非常廣泛。譬如,就醫,熟人可以幫助找到放心的醫生,以及內部價格的特效藥;上街購物錢未帶夠,不要緊,店家先賒著改日再說;買商品擔心質量,不要緊,小城市裡到處是熟人,找位認識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貨,沒問題改日付款。這比大城市稀里糊塗購買到劣質商品,事後找消協投訴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車、摩托車壞了,不必驚慌,路邊等等,保準有熟人開車經過,打個招呼捎回去;鄰里房屋權屬有衝突,就到政府找關係以勢壓人;若是捲進訴訟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說明兩點:一是私人關係具有社會保障功能,二是私人關係保障可以與法律保障、商業保險等公共保障體系相互滲透,同時發生作用。譬如,商業性車輛保險與熟人關係包庇並行不悖。

  關係保障也不是萬能的,因為關係特權是競爭的,排他的,一個人訴求關係的成功,同時意味著某個別人訴求關係的失敗,這些人只有求助於公共保障和商業保障。因此,關係在對一個人行使保障功能時,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後者進入公共保障體系。

  「關係」的濫觴

  「關係」二字在中國耳熟能詳,涵義幾乎融進骨子裡,可以脫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這種說法,濫觴於何時呢?

  「搞關係」一詞的大量湧現和流行,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此前,關係的說法在文獻中幾乎沒有。也就是說,那時的「關係」二字是漢語「關係」的本義,即聯繫,而不是「搞關係」。當然,嚴格地說來,沒有「關係」的說法不等於沒有搞關係的事實。搞關係、走後門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於中國文化與生俱來,只不過在其萌芽時期未被概括為抽像的「關係」,而是用各種帶有親情色彩的稱謂表示「關係」,譬如,「親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門生」、「老鄉」、「表親」等等,未將包含「搞關係」、「走後門」等內涵的眾體提煉成一個統一的符號。未提煉,也說明「搞關係」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關係」一詞走向前台開始流行,並不僅是一個語言現象,更是一個慣例制度的崛起。這種抽像提煉過程,明顯增強了一種冰冷的色彩,不再談親情、友情、學誼,毅然決然地抽掉溫情的面紗,將利害關係赤裸地凸顯在眼前:是親戚、朋友、同學……那又怎樣?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關係」,是相互利用的對象而已。當然,這只是價值蛻變的內心獨白,並不排斥嘴巴上「咱倆誰跟誰」的曲意逢迎和逢場作戲。

  在清朝以前的文獻中,沒有今日意義上的「關係」這個詞彙。那時的「關係」,都是其原始語義,即聯繫,而不是指走後門的熟人。在古代文獻中,第一次或較早地出現「關係」這種說法,是清末小說《官場現形記》。全書僅在第二回出現過一次,不過不在正文,而是在對「過班」這一台詞的註釋。原文總共九個字:「過班:過通關係而陞官。」此「關係」,即今日關係之雛形。

  隨20世紀向前延伸,「關係」在文獻及口語中的使用頻率日漸提高,曾一度在20世紀中後期「文革」中達到頂峰,並一直延續至今。在今天,關係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語中,托熟人、走後門含義已經超過原始語義上升為第一含義,在托人辦事中誰都不會誤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語義即「聯繫」的含義,則萎縮為一種純粹書面語言,基本局限在學術和政治文本裡。

  「關係」何以稱「關係」?

  關係作為一種特指的符號,具有特殊的生成結構。

  從符號學看,符號的「所指」是內容問題,應該是針對已存在的客觀事實。但符號的「能指」,即符號名稱的選擇帶有偶然性。為什麼選擇「關係」來稱呼關係,而不是其他?是誰選擇了「關係」稱呼?為什麼選擇特定的時機選定和流行「關係」稱呼?這既要歸結到近代社會的移民性質與社會主義語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遷徙的江湖秩序,其組織模式的發展和繁榮,通過對大眾文化和行為規範的滲透,在20世紀積累了豐富的小傳統底蘊,至此時需要進一步改造、整合和規範,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號來加以提煉和標識,以利於慣例制度的進一步提升。對新符號和新概念的需求是必然的,但選擇什麼樣的符號則是偶然的。因之,這一時代出現的新符號就不可避免打下了當代的烙印。

  關係名稱的認同、流行和時尚化,與集體主義體制的話語習慣有關,與集體主義的精神無關,僅僅是一個話語習慣而已。儘管,早在清末就有「關係」的零星叫法,但並不流行,不成為得到大家認同的主流話語。《官場現形記》只是「關係」說法的星星之火,「關係」說法的真正燎原是在「文革」時期。

  解放後,在計劃經濟和集體主義的組織體制下,所有工、農、商、學、兵、政、干……都要填寫人事檔案。標準檔案格式都有「主要社會關係」一欄,要求填寫近親和密友1  1 近親和密友同時也是搞關係的主要對像……每個人從上小學開始到進入工作單位,填寫下的表格不下百份,每份都有「主要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比照一下,「主要社會關係」在老百姓的世俗眼光裡都是些什麼人呢?很顯然,就是那些來往密切的人、相互有照應的人、生活相互幫忙的人、有重大事情發生時靠得住的人——三姑六舅、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學、老哥兒們,這些人似乎就是「主要社會關係」了。幾十年來,大家一面不停填「社會關係」表,另一面也不停托「社會關係」辦事,久而久之就像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所說,就像馬戲團馴猴那樣,建立了條件反射。托關係的人就是檔案上的人,「主要社會關係」,或簡稱「關係」,就是那些走後門對象的統稱了。習慣改變了人們的語言,把所有能走後門的人通稱為「關係」,關係就這樣進入主流話語。

  從「熟人」到「關係」,並不是換個說法那麼簡單,它標誌關係網操作從經驗進入理性的高級階段。以前各種稱謂諸如親戚、老鄉、熟人、同學、師生、同事等等,都被冠以一個相同名稱,包容在這一個共同概念之下,被同等看待。或者說,被抽像出共同的價值。原本在古典社會中,親戚、老鄉、師生等所具有的親疏、情義、輕重、等級的諸種價值被輕飄飄一筆勾銷。這就像砍一棵樹做木棍,所有的枝葉都削掉,只剩下光禿禿的主幹。所謂關係,無非是可以托辦事的熟人,無所謂親不親、友不友,有用即可。白貓黑貓,能辦事的就是好貓。

  關係這個符號,連帶它背後營造的關係網和慣例制度,是儒教制度後期的移民生活演變的結果,是移民和遊民群體習俗逐步演化的產物。往前看,在古代定耕農業社會中,走後門的關係沒有存在價值。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圈內,人們相互交換和利用的空間很小,親戚僅是親戚,朋友就是朋友,熟人還是熟人,不是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缺乏大規模合作的小農經濟體系裡,社會交換和相互利用的空間很小。在一個固定的村裡,糧食蔬菜自給自足,家族以外人的利用價值微乎其微,沒有經濟意義上可觀的工具價值。只有在定耕農業經濟開始瓦解以後,大範圍移民格局形成,同時憲政秩序尚未建成,市場經濟和公共行政制度尚不存在,僅有的、數目少得可憐的親戚、朋友、熟人、同鄉就變成個人向外發展的過河橋和敲門磚,成為相互交換、合作的稀缺資源。在人們賴以生存的制度秩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時候,關係網就這樣形成了。換言之,關係網是傳統與現代制度斷層的產物。   


關係的獲得:十七種人脈與三個要件

  關係如何產生,又如何得來?這聽起來,既像是一個學術課題,又像是一個經驗門道、混世技巧。

  關於關係的學問,學校裡沒有,圖書館裡不多,倒是地攤書上有一點,又說不透。有趣的是,社會上隨便抓一個老江湖,可能比一個大學社會學教授懂得更多,參悟更透。偏偏是,老江湖不做學問,老教授不懂江湖,這就形成一個斷層,使「關係學」成為一個謎,到底是什麼,光聽人掛在嘴邊,始終不見廬山真面目。其實,要瞭解關係的源頭,瞭解個人關係的源頭活水,須從以下17種人脈入手,這是關係的第一個要件。

  十七種人脈

  做成關係必須具備三個步驟:

  第一,具備以下十七種現成人脈資源,至少一種,越多越好;

  第二,具備面對面互動的歷史過程,俗稱「處」;

  第三,啟動人情交換程序,發生人情債務互易紀錄,俗稱「幫過忙」。

  簡稱「三大件」:十七種人、「處」和人情。

  這裡逐一講述,先說第一。

  人來到世界天生擁有自己的親屬,卻不天生擁有關係。關係非一日所成,不能一口氣吃成胖子,要靠個人生活履歷的有心營造、緩慢積累。具體看,在中國社會中,許多具體人際關係都可以自發地衍生成「關係」。經初步匯總,大抵有以下十七種:

  親戚、朋友、同學、校友、街坊、鄰居、同事、師生、師徒、戰友、領導、部下、同鄉、同黨、干親、結拜、世交。

  擅搞關係的能人會主動利用當中的大部分資源,而一般普通人僅僅利用其中一部分。這十七種人際關係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屬後天緣分,一類屬天生淵源。天生的,即降臨世間即命定擁有的淵源有三種:親戚、同鄉和世交。除此之外,都是後天所得。

  1.親戚

  「親」即血親,「戚」即姻親,合稱親戚。不論親或戚,都因家族而來。傳統親戚之間,大多從小時候就經常來往,耳鬢廝磨,相互熟悉,因而有感情;不在一起長大的,也有家族基礎作依托,經長輩親戚引薦後交往。

  2.同鄉

  同鄉是個貌似清楚卻不能認真定義的模糊概念,有大同鄉小同鄉之分,很大程度上依賴雙方對原籍的地理範圍和方言文化的認同。原籍歸小到一鄉,大到一省,都被稱之為同鄉,地方越大則越模糊。至於同村,則不叫同鄉,而叫同村,類似城市鄰居。同鄉與同村不同,同村人認識,同鄉原本不認識,在外地碰到相互攀認,因而帶有移民性質。同鄉是一個移民文化概念。由於「鄉」的範圍模糊——僅僅是一個有訴求而被故意炒作的符號而已,它的地理範圍可以撐得很大,演變成一個方言文化概念,譬如東北三省和江浙兩省是「大同鄉」。此外,還有套近乎的「半同鄉」,即配偶家、外家的同鄉,譬如自己祖母、母親、妻子的同鄉。在南方,潮汕人與閩南人講同一種方言,也算作「半個老鄉」。在概念的邊緣,同鄉的定義取決於對某種亞文化的認同,譬如方言、習俗或家族姓氏文化。

  同鄉作為一個符號,它是天然淵源。真正要讓同鄉轉變成可以利用的關係,還需增添一道啟動程序,即人情往來。

  如果認真觀察周圍社會,可以發現同鄉是關係網中積極活躍的因素,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同鄉聚會擁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事實上,嘴上的「同鄉」並不等同於客觀的同鄉,在關係學裡這是兩個概念。嘴上「同鄉」,僅僅屬於同鄉當中能夠相互幫忙的亞群體。那些幫不上忙或者沒本事沒資源幫忙的同鄉,雖是真正同鄉,卻不進入關係的視野。

  3.世交

  家族中,直系長輩的朋友稱為世交,具體說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朋友和他們的後代,這是真正的「關係戶」。世交是家族留給自己的資源,生而擁有。

  世交是從長輩的朋友關係遺傳下來,但世交與自己的朋友並不同,差別是沒有親身經歷的交往,只靠一個習俗符號維繫上輩的資源。因此,要把世交轉變成自己可以利用的關係,還必須用親身的交往激活它,把它轉變成自己的關係。

  4.朋友

  近代以前,中國人尚不知「關係」為何物時,就已經擁有豐富的朋友文化。古時的朋友是真朋友,現在的朋友歧義紛雜,有些說不清了。朋友變成關係,是近代以後的事情。時常有人說:他在社會上有很多「朋友」,這裡所說的「朋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朋友,其實就是熟人關係。他實際上在說:我有很多關係,可以辦很多事情。只不過不願直說,彷彿「朋友」是對「關係」的美容和修飾。除了假朋友外,真朋友自然也可以充作關係。友誼與功利,在沒有利害衝突時並沒有矛盾,反而因互相幫忙能夠加深友誼。以關係而論,在利益的方面,真假朋友並沒有差別。

  5.同學

  所有相處過的人都有可能成為「關係」,也有可能不成為關係。相互幫忙是內容,找個理由是形式。凡是曾經在同一個學校一個班上過學,曾經朝夕相處過,都可能成為日後的關係,同窗經歷是日後成為關係的依據。私交良好,日後自然可以直接進入關係,加以利用。如私交平淡,但畢業後進入同一生活圈,客觀上產生相互關照需要,則一般都會以「老同學」相稱,加深「感情」,鞏固關係。

  6.校友

  校友與同學似而不同。同學原來相識,有交往基礎。稱校友的,讀書時雖然在一個學校,但不在一個班一個年級,或者根本不在同一時期上學,大多不認識,或者不熟悉,這就比同學關係淺。儘管淺,關係學的技術體系同樣有辦法套近乎,促交往,最後弄得校友比同學親熱也有可能。原本不熟悉的校友,變成熟的、活的校友,重要在於兩人的生活進入同一圈子,客觀產生通過人際關係渠道相互幫忙的需要。物質生活匱乏時,公共資源緊缺時,人脈變得尤其重要,人脈的開拓自然延及校友。校友身份,被關係網充作一個可供拓展的關係資源,這是它的潛在價值。反之,如果憲政、市場經濟和公共資源運作恰當,物質生活豐富,百姓就不會關心關係網這樣一種「二渠道」,一般的陌生校友就不會進入話語中心,也就無所謂校友不校友。校友僅僅是一種校藉緣分,不會演變成日常生活中相互利用的關係。不認識的校友變成熟悉的校友,母校必然成為兩人的談資和共同的話題,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兩人的合作利益。不能合作或不能互惠,這樣的校友毫無實際價值。

  7.街坊鄰居

  比鄰而居叫做鄰居,同一街巷稱作街坊。

  坊,曾是古代城市社區的單位,今天泛指住址附近的居民。這兩種人雖相差不大,但有親疏之分。中國人來往講地緣地利,家門挨得近,相互串門多,照應就多。鄰里之間兩家越近,交往機會就越多,就越容易親密,當然因吵架交惡要除外。此外,中國人還講緣分,住得稍遠,如兩家人投緣,關係也可以親密。反而若住得近,但不投緣,是非口角也很多。所以,關鍵看交往這個中心,這是關係的要點。在城裡人尚未搬進公寓樓之前,中國人普遍有串門習慣,串門是交往的一部分,尤其在無事時候的交往,特別被人看重,因為你一直想著他們,而不是有事的時候才想起他們。因為串門是無事時候的情分,它的心理效果十分顯著。無事串門,待到有事的時候求助,便十分自然,就著那股熱火勁兒,對方也不好回絕。假如有事才登三寶殿,肯定為時晚矣,就是送重禮,追加人情,能不能成為關係也很難說。

  在農村,街坊就不叫街坊,叫做「同村」。常常,同村是堂親或者遠親。中國村莊多由同姓宗族構成,有些村莊有兩姓或更多姓,但很少有百家姓。至少在改革開放以前,村莊還是宗族的載體。這種狀況,至今基本格局沒有大改變,大多數內地村莊仍然是宗族載體。

  8.同事

  曾經或者現在的同事,只要私交良好就可以當作關係,以便將來辦私事。在關係網的語境裡,同事已經是私交不錯的對象,這與正式文本上介紹的「同事」含義已經不同。同事之間哪怕私交一般,只要沒有過節的,凡有事相托,抹不開面子,相互幫忙難以回絕。

  9.同夥

  同夥與同事近似。同事在同一機構中共事,而同夥帶有合夥的意思,通常是生意或者某項社會活動合夥。有合夥,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會相互幫忙。

  10.戰友

  戰友可以看作是曾經在軍隊裡的同事。關係學看「戰友」,並非現役軍隊裡的戰友,而是轉業、復員以後的戰友,通常稱「老戰友」,意思是不是新戰友,不是現在的戰友,而是過去的戰友。若是現在的戰友,那就沒意思了,營房裡沒多少關係好搞,比不得轉業到地方,那是物慾橫流、長袖善舞的大舞台。戰友轉變為有戰略意義的合作關係,通常在復員、轉業以後,在地方不同行業工作,擁有各自不同資源和便利,相互之間具有互助的訴求,也具備特權優惠的便利。

  譬如某一個地方,區委書記、外經委主任、建行行長三人是公認的「戰友」,酒桌上到處都這麼說,三人相互之間也這般介紹,大家信以為真。所以,聽眾一直當他們曾經在一塊摸爬滾打,生死與共。若干年後,一次閒聊,才知道他們原本並不相識,只不過先後不同時間在同一番號部隊中服役,時間和地點都不相同。這就很有趣了,服役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同,還能普遍被當作「老戰友」,這就是關係學的學問了。事實上,恰恰是不成文的關係網慣例,將他們算在「戰友」賬上。

  戰友關係的成分略有些模糊。有些戰友確實是朝夕相處的親密同伴,一起摸爬滾打;另一些戰友僅僅是當時的同事,隸屬同一部門或駐紮同一軍營,不經常見面。這些人原本不親密,轉業復員後反倒因利害關係變得親密了,整天「老戰友」叫個不停;還有一些戰友,其實服役期間根本不相識,只不過隸屬同一軍隊番號而已,就憑這點瓜葛,他們在復員、轉業之後,因相互依存的需要,於是在酒桌應酬上開始互稱「戰友」,外人也逐漸認同這種戰略同盟關係。這種關係與同鄉的說法頗有幾分相像,先是從某個共同隸屬的抽像符號出發,然後相互套近乎,越走越近,變成跟真戰友無異。

  11.師生和師徒

  大學裡經常可以看到,有些名師耄耋之年不能授課,但是研究生報考者仍趨之若鶩,手下的在讀博士數十,碩士不計其數,每人與導師見面一分鐘都攤不到,大師連有些學生名字都叫不全。趨之若鶩,關鍵是大師深厚的人脈令學子垂涎欲滴。將來,掛著大師弟子名分,日後混社會十分方便。

  就關係學而言,師生之間僅僅是加進等級的同學關係而已,他跟同學關係一樣朝夕相處,唯一不同他是老師。教學過程是一種面對面交往,容易積累私人感情,為日後關係互惠打下基礎。與同學不同,師生在名義上——在禮俗上,具有上下之分。「上與下」等級是關係網結構系統中的三要素之一,另兩種是「內與外」和「親與疏」。在很大程度上,師生相托辦事可以看作類似同學關係,但是在實踐中,等級成分確實影響了師生交換的平衡點。老師托學生辦事,對學生有一種壓力,很難推托,而且事後所欠人情也少,人情債與「師恩」部分相抵消。學生托老師辦事,雖也順理成章,但是回報的代價也要相對大一些,因為要考慮師恩的背景。

  至於師徒,情形與師生相仿。但是在舊社會行幫中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之幫訓,所以師徒之間通常比師生還要親密,介於師生和父子之間。

  12.同黨

  同一黨派或團體,稱同黨。同黨在公共事務中是同事,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變成私交的關係。

  13.上下級

  上司和屬下之間,一起工作,部分像同事,但上下級之間又等級明確,所以又部分像師生。然而剔開這一點,它與一般同事沒有根本的差別,只是運作起來,必須注意上下尊卑,維護各自的面子。上下級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元素,是形成官場派系的根源,按官場話語叫做「一條線」,或者「背景」,或者「靠山」,或者「山頭」。這種上下級關係,不是一般的同事關係,而是官場上的權力依存系統,結構非常牢固,是關係網形態的典型代表。中國官場史上的許多晉陞、調任事務,都是在這條線上完成的。

  14.結拜

  結拜即拜把子兄弟、金蘭兄弟。

  結拜是古代社會沿襲已久的習俗,一般來說,古時結拜金蘭與移民的生活背景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因為離開家鄉,遠離宗親,結拜兄弟才變作一種補充。反之,若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家耕讀生活,同村人低頭不見抬頭見,結拜便喪失實際意義。所以,結拜的兩個要點,一是堅持家族倫理,二是有移民背景。

  離鄉的人們結拜後成為異姓兄弟,兄弟之間除了信仰和感情,餘下即是生存互助,那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義務,甚至是唯一的宗旨。結拜源於一種責任倫理,雙方都有責任延及對方,尤其大哥對小弟負有更多義務,這就不僅是地位傾斜,而且也是義務反過來傾斜。基於這種義務,就演繹出一種現象:初到異地的青年男子為了謀生,總是主動認當地有勢力的人做「大哥」,只要對方不拒絕,這層關係就算在名義上成立了。一旦關係成立,凡事找大哥幫忙就有合法性理由,大哥關照一下亦在情理中。

  15.干親

  干親系統包含如下稱謂:乾爹媽、乾兒女、干兄弟姐妹。一旦拜了干親,以上稱謂必然發生。干兄弟姐妹,也就是乾爹媽的子女。

  「乾爹」、「乾媽」,在南方也稱「契父」、「契母」。在改革開放前,認干親是南方城鄉泛化的習俗,普及程度高,大多數百姓都有乾爹、乾媽。以福建為例,建國後民間拜干親習俗實際上已經很鬆散,並不需要特別的儀式(不像江湖幫會歃血為盟),只需要簡簡單單的一捆豬腳和幾束細面。一般來說,拜親理應具備幾點:首先雙方父母是熟人朋友,有加深關係和結盟需要;其次,從迷信說,孩子拜一個合生辰八字的乾媽也好養活。綜合來看,在福建沿海一帶拜干親習俗,是家庭結盟訴求和神秘主義信仰的結合物。

  確立干親關係後,孩子與乾爹媽的關係被塑造成類似家族內的親子關係。有這層伴隨孩子成長的十幾年的深厚關係作基礎,孩子成年進入社會以後,就可與干親家庭之間在生存上、在利益上相互幫助,干親家之間變成真正的關係戶。

  「面對面」,處得好

  上述生成「關係」的資源,不管先天後天,都有一個共同特徵:提供了一種條件,讓倆人能在特定時空裡面對面交往。讀者須格外留意,妙處就在「面對面」,這是所有傳統文化的共有特徵。只有經過「面對面」,上述十七種人際關係才能夠轉化成「關係」,實際上除了先天資源外,後天資源早已經過「面對面」交往。這是關係產生的第二個要件,也是時間程序上的第二個步驟。

  後天的淵源諸如朋友、同事、同學、戰友等等,必有一段親密相處的歷程,方才構成關係,原本沒有機會親密的只好到酒桌上應酬,敬酒、「打通關」、划拳、嬉鬧、黃段子……變得貌似親密起來。而天生的資源諸如遠房親戚、同鄉、世交,甚或還有名義上的假「戰友」,要成為活的關係,還得加緊補上「面對面」這門課。補課的內容可以是任一形式的「面對面」——應酬、串門、往來、聯絡、聚會、送禮和宴請。上述十七種人脈,通過此種「面對面」交往,方可成長為關係。

  反過來,根據「面對面」標準,反向推論關係生成的過程,必使我們得出結論:必有一些無法「面對面」的人際關係,不能轉化成為真正的關係——搞關係、走後門意義的關係。

  哪些人不能「面對面」呢?我們很容易找到答案。

  面對面交往的群體屬於初級群體,而不靠面對面交往的群體屬於次級群體。次級群體是靠抽像符號聯結和維繫的群體,譬如現代團體、跨國公司、互聯網虛擬社區等等。抽像符號及其信息通道包括:法律、文書、文件、信件、電話、傳媒、契約、章程、紀律、通訊、互聯網等等,它們是現代社會團體內部和團體之間的主要傳遞媒介。譬如法官與當事人之間、記者與讀者之間,老闆與員工之間、市長與百姓之間,商家與消費者之間,書記與黨員之間,互聯網友之間等等,都建立在文本、書證、法令等間接、抽像的聯繫方式基礎上,他們可能因某種方式見面,但不以此為必要條件。因此,除非他們原來就私底下相識,否則不能成為「關係」,不搞請客送禮,不做人情還人情。

  這一點非常重要,它標誌著現代社會與「關係網」社會,在性質和結構模式上的根本差異。

  啟動人情

  有人脈、有面對面後,是否就是關係呢?還不一定。這裡缺第三個要件:人情。

  就本來面目說,親戚是親戚,朋友是朋友,師生是師生,同事是同事……這些人際關係早在遠古時代就存在,何以近代才大肆捲入關係?何以關係網至近代以後才大肆氾濫?一般的人際關係蛻變成「關係」,需要近代社會的江湖土壤催化,缺少這一環節斷然不可。換言之,需要一種制度環境,人際關係才變作可以搞關係的「關係」——被異化的、利益化的人際關係。這個制度環境就是人情。

  人情制度是一種心理認同,相互之間把對方當做人情交換的對象,相互委託辦事的對象。你幫我忙,我幫你忙,你賣我人情,我還你人情。一來一去,都在規矩下進行,這是做關係的最後一道程序,即人情程序。而人情的規矩,就是人情制度。

  用大白話說,如果親戚、朋友、師生、同事等人脈不僅停留在感情和倫理上,而是開發成社會通道從事相互合作,進行利益交換,並遵守一定的人情規則,那麼,就生成了江湖意義上的關係,即走後門、搞關係的「關係」。

  綜上所說,關係的三個要件是:

  (1)人脈背景;

  (2)面對面的交往經歷;

  (3)啟動人情程序。

  「能人」和「活絡人」

  上世紀90年代初,我認識的一位投資商到異地發展商業項目,前後大約一年餘,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他在家中搜索枯腸,整天在思考目的地有哪些現成熟人,各自在當地有何基礎,或者通過省裡哪些熟人可以打通當地,然後預約省裡的朋友前往目的地。主要工作是成天打電話,做記錄,然後做好打關係的規劃。

  第二階段,在前一階段工作的基礎上,開始駕車前往當地投石問路,登門拜訪當地老鄉、朋友,通過他們結識另外的朋友。每日請客送禮,天天酩酊大醉。

  第三階段,幾頓盛宴、幾番厚禮之後,大家關係開始套近,變得熟悉隨和起來,稱呼也慢慢改變,逐漸構建朋友、哥兒們的語境。於是,通過新哥兒們再結識其他相關部門的官員們,開始第二輪請客送禮。數月熱乎勁兒後,主人公就成了當地官場的紅人,局長科長們的江湖弟兄。時常在宴會上只顧說笑,但凡宴畢,對方一抹嘴油,高興撂下一句:「有事儘管找我」。至此,主人公在當地急需的關係網初步建立,序幕方才唱罷。日後,投資項目逐個登場,一切好說好商量。

  依上世紀90年代初行情,一個人到南方沿海中小城市投資,打通關節前期費用大約在幾十萬元上下,具體花費與公司規模、公關形象和氣派有關。當然,這只是開場鳴鑼,尚未入正戲。打通關節是一種比喻,屬於中醫經絡理論的說法,中醫認為真氣在體內運行經歷小周天和大周天循環,所以練氣功要從丹田開始,沿著任督二脈打通逐個穴位,然後通百會、入湧泉,完成大周天循環。

  觀察身邊社會可以發現,每個人的關係誕生都是一個富於戲劇性的故事,不管前輩恩情,還是今生偶遇,都有說頭。不論誰,如果叫他說某一門關係如何得來,只要他敢於啟齒,通常都是很生動的故事。生活總是比書本更富有生命力,這些故事能夠反映民間社會運行的真諦,而不是書本上的矯情。

  通常,一個中國人關係圈的形成,是一個緩慢自然、甚至不由自主的過程,就像燉老雞靚湯,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個人主觀能動性雖在其中發揮作用,但是很有限。個人關係圈中的核心,譬如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和同鄉等,屬於個人不能選擇的對象,帶有不可抗拒性質。對於一個將要進入關係網絡的年輕人來說,將來會有什麼樣的關係資源供自己支配,大半屬於聽天由命。父母們的作用可能比子女本身相對主動一點,某些功利心強的父母可能會做一些主觀努力,諸如替孩子攀干親、送孩子到貴族學校讀書,希望孩子將來躋身上層社會,積累達官貴人的人脈資源。但綜合世情來看,這一部分因素在全部關係網中只佔很小比例。大部分關係是命運安排的,這一生你將要結識的同學、同事、戰友到底是誰,都是很偶然的。

  然而,聽天由命只是普通人的命運。生活中總有極少數人,他們的關係圈是精心設計的,而且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營造的。這種人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固定名稱,或者說全國各地都有專門稱呼,但不統一,譬如「老江湖」、「老油條」、「本事人」、「能人」、「活絡人」、「二哥」、「掮客」、「中人」、「交際花」、「肉彈」、「撈仔」、「滾友」、「攪屎棍」……這裡我們不妨中性地稱為「活絡人」。

  普通人與活絡人不一樣,普通人搞關係肯定有點吃力,因為關係網應酬沒日沒夜,違背普通人的生理規律,超出普通人精力、膽量和酒量負荷。而活絡人置身關係網彷彿如魚得水,真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他們的關係網不是聽天由命得來,而是根據生活需要刻意開發出來的。他想認識誰就認識誰,想熱火就熱火,想冷淡就冷淡,圈子漂移著,隨著自己利益中心轉。這一類人,在各省市、各行業、各機構都存在,而且隨近代江湖體制繁榮日盛,大江南北無一不見活絡人蹤影。中國人只要是在酒桌上應酬,就不缺這種人。

  活絡人營造關係網的特點,第一是「利益理性」:個人意志高度介入關係對象的甄別,有用的人交往,沒用的人不搭理;第二個特點是「快餐化」:通常中國人關係圈的形成是一個漫長、自發的過程,而活絡人則不然,他們通過請客送禮、金錢鋪路、銀彈肉彈手段,把關係營造原本需要的漫長過程盡可能濃縮成一個短暫時間。好比用葡萄汁勾兌食用酒精,取代窖藏葡萄紅酒,原本需要長時間釀造和窖藏,現在只需要酒精摻果汁,幾分鐘搞定。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社會變遷加快,法制規範的建設跟不上,社會秩序露出制度真空。於是,江湖體制乘虛而入。除了「黑社會性質團伙」外,民間的關係網也越扎越大,特殊的生態環境使活絡人大放異彩,活絡人滾雪球似的日益增多,成為不少平民百姓羨慕的榜樣。一時間,學習活絡人搞關係在民間十分流行。通常在關係網中,活絡人既不直接求人也不實際做事,既不是供方也不是求方,只是一個中介,是關係網運作的中間人,是特權傳遞的潤滑劑。在他們身上充分體現了關係網的主要特徵:層層傳遞和技巧性。   


關係技巧之不完全手冊

  自明清以來,以移民和遊民為骨幹的關係網建成後,便形成相應的操作方法和技巧。這些方法和技巧,現在被人們稱之為「關係學」或「關係術」。

  為了對「關係學」這一課題進行探討,作者在這十年的觀察、研究中,留意對搞關係的基本招數和手法進行系統的、當然也是初步的歸納,得到以下十四種基本手法。這十四種手法源自「老江湖」們應酬時候的口語,因而依然屬於很感性的層面。一方面明顯有含義重疊,另一方面囿於作者學力淺薄以及地域時間限制,內容也可能有所遺漏。因此,這裡的歸納只算是初步的,按時下流行語言,叫作不完全手冊。

  江湖社會中,搞關係的術語很有意思,基本上每招只一字,每字一招,歸結下來主要有十四字:拉、托、攀、套、做、捧、拍、拜、跟、認、串、應、培、襲。順口念起來,頗有中國功夫十八般武藝的味道。十四個字各有側重,其中幾字講戰略戰術,另幾字講技法,還有一些明示源頭。口語中,最頻繁一個字就是「搞」——搞關係。認真地說,「搞」不是一種招數,而是這十四種招數的總和。

  對於老江湖來說,這十四個字的含義毋庸這裡贅言,不過考慮到讀者中亦有涉世不深的青年,略作交代。

  1.拉

  成語說:拉拉扯扯。拉,帶有拽的意思,就是用力拽過來。把誰拽過來?把要搞定的人拽過來。查遍媒體,所有查處的腐敗案件的當事人,幾乎都很會拉關係,就是刻意地、無所不用地增加關係網的人數。拉的含義很複雜,但主要包含兩重意思:一是拉起來,二是拉近來;即是:既要締結新關係,也要增進舊關係。

  怎麼拉法?江湖的特點是沒有教科書,沒有理論,凡事靠悟性,靠榜樣。廈門遠華案的主角賴昌星說:「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這就是老江湖的悟性,知道怎麼拉,怎麼對症下藥。沒悟性的,則要模仿老江湖的榜樣,去感悟,去體會,看看老江湖怎麼拉關係。但是,無論如何複雜,總是萬變不離其宗。有一條最基本,那就是請客和送禮,所謂搞定對象就是讓他欠自己人情,欠了人情,下面就好辦了。

  2.托

  你要做一件事,又不認識人,那就只好托人了。機關辦公室經常有這道風景,常常有人對著同事或對著電話另一端高聲詢問:「要辦某某事,在某某部門有沒有熟人?」要辦事,又沒有熟人,通常急得團團轉,只想快點找個中間人托出去,花多少人情都願意。開始還避人耳目,後來也公開無所謂了。

  托的本意是委託或轉托。托關係,也就是通過關係人輾轉傳遞,尋求滿足需求的資源。這是一種傳遞需求信息、交換支出和收益的本領。托的現象以及附在現象上的技巧,是關係網能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一個人認識的熟人有限,通常不過一百人到二百人。通過托關係,就可以將需求信息,附帶成本支付意願播散開來,像漁網一樣撒開來,層層傳遞,播及很大的人群。關係網的「網」字,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托」的機制,「托」造成了傳遞。一般而言,平均的傳遞規模可以達到幾十萬人,相當於一個中型城市。

  3.攀

  許多人在與地位較高的人相處時,總喜歡稱自己與對方是「校友」、「遠親」、「同鄉」、「本家」,期望與對方確立關係,這是典型的「攀關係」。拉關係拉到貴人身上——地位高於自己的人,就變成攀,具體地說法是攀親戚、攀上級、攀校友、攀同鄉、攀門生等等。

  「攀」這個字之特殊,是因為其中包含著等級意味。所謂攀,也就是縱向(垂直方向)拉關係,在等級秩序中締結關係。由此,「攀」的內涵就等於「拉關係」再加「等級規矩」,平添一道尊卑色彩——低姿態,低三下四,恭維,甜言蜜語等等。

  中國文化積累日久,意蘊複雜。「攀」的妙用,有時還能看到另一種相反情況,即自謙。在平等的交往中,自稱「攀關係」表示自謙。譬如:「我和您攀親戚」,「我跟您攀校友」,或者「我高攀了」,此處「攀」被用來表示恭維和尊敬,抬舉對方。

  4.套

  中國文化講究地方本位,地緣優先。中國人剛認識,總習慣問一句:「您哪兒人啊?」你若答道:「吉林的」,極可能聽到:「嘿!咱們半拉老鄉,我遼寧的」。你若說:「俺山東的」,你還是聽到:「咱們半拉老鄉,俺娘山東人」。反正不管你是哪兒人,最後都逃不出「半個老鄉」,總有辦法繞回來。如果你說你姓李,那就「五百年前是一家」,是本家,更親了。相比之下,北方人比南方人習慣套近。有位東北人在南方做經理,有一天對新招聘的員工很滿意,順口嘮起了家常:「這兩天真冷,昨晚和你嫂子睡覺著涼了」,聽得新員工差點昏過去,我嫂子怎能和你睡覺?其實經理不過是自稱大哥而已。

  套,就是套距離,俗話說「套近乎」。套是個模糊概念,語義可以大約意會,卻不易言表。

  大致上,「套近」近似拉關係中的「拉近」。不同的只是,拉關係的「拉」帶有強勢的動作色彩,頗具實幹性、實踐性,多用於講述行動,講動作。相比較,「套」是一種嘴皮功夫,嘴力勞動者的活兒,用語言構建二人關係。所謂「套近乎」,就是以語言套認與對方的名義關係,還沒有動實質的,晉陞至用禮物或金錢來拉關係。

  關係,光說不動真格肯定沒用。關係的本質是交易,所以「套」,往往是拉關係的前奏,它首先要解決雙方的關係名分,建立相互認同。有了這種認同,才可以付諸行動。

  5.做

  上世紀80年代,廣東地方流行說「識做」,許多場合都可派用場。上司安排你當先進分子,晚上趕緊拎兩斤點心上門送去,叫「識做」;得罪流氓了,有人來修理你,臨走撂一句:「下次識做嘀」,意思是老實守規矩點兒;圈子裡有人八面玲瓏長袖善舞,旁人都誇他:「佢(他)幾『識做』喲!」。總之,「識做」都和規矩有關,意思是符合江湖規矩,符合隱形規則或者地方行業陋規,隱含著潛在的江湖因素。這些所謂的規矩都是「江湖規矩」,不是公開的章程。

  做,是模糊概念,依賴特定語言環境。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三種不同意思:一做關係,二做人情,三「做人」。

  做關係,就是製造關係、拉關係和套近乎。做人情,就是製造人情,在人情債務核算上成為債權一方。這裡只談「做人」。會做或者識做,關鍵是個「做」字。怎樣才叫「會做」?悟透這個字,無非在於順應江湖規矩,尤其是當下流行規矩,又以江湖體制對社會利益的再分配為核心。什麼才算江湖的利益規矩呢?簡單歸納一下,主要有三條忌諱:一是「利益均沾」。道上混的人,「撈」利益不可一人獨食,多少要講些哥們義氣。二是「保全面子」。對所有同道均要顧面子,切不可讓人沒面子。不給人面子,即不給人活路,江湖上的臉面比生命還重要。三是講等級。如果是依靠上司、大哥、靠山獲利,酬謝時要額外加重籌碼,不惜超過自己所得。所謂會做,無非就是懂得這些背後的規矩。江湖規矩以心口相傳的習俗存在,不成文字,又隨時隨地變幻,只得靠個人去體悟。

  6.拍

  拍,就是巴結,俗稱拍馬屁。

  在中國,拍馬屁無人不知。看中國人拍馬表現就如同看人吃飯一樣常見。在一般的老闆、上司辦公室裡,常常聚集一些親信和門客,以溜鬚拍馬營生,有事替辦事,無事伺候茶水,甜言蜜語恭維上司。拍,是權力專制和等級制的產物。

  拍不是具體的動作和過程,而是討上司歡心這個目的驅使下的一系列行為。通過討上司歡心,加深上司與自己的關係。這是下對上的關

  系術。

  7.捧

  人們常說,某明星草包一個,是被唱片公司老闆「包」起捧紅的;某地上市公司業績平淡,被地方領導造假捧紅;某個名人原是二混子,巴結娛樂圈大把頭被媒體捧紅。這些說法,表明「捧」蘊含著一種提升力,是一種有價值的手段,用以發展關係網。當然,捧非白捧,時下流行「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捧人的老大們也不是省油的燈,其間必有人情授受,利益各得其所。

  捧和拍含義接近,以至於有人混同使用,譬如「捧領導」和「拍領導」意思相同。但是,二者還有差異。拍,基本含義是巴結,也就是討好上級,寓意自下而上。捧,不限於「自下而上」的討好,自上而下的提攜也可稱作「捧」,譬如「捧場」、「捧明星」、「捧紅」、「捧殺」等。這裡,捧的意思是提攜、栽培、扶持,提升地位和名氣。

  無論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還是平級之間,「捧」都適用,它的含義是從不同方面提升對方等級,譬如名氣、面子或社會地位。其中面子是虛的,名聲和社會地位是實的。這當中有講究。下級捧上級,務虛為主,說好話、給面子,滿足虛榮心,上司歡心;上級捧下級,務實為主,給地位、造名聲,提拔下級,下級得實惠。

  8.拜

  蔣介石早年「混」在上海灘,炒股虧空,投貼拜黃金榮為師父,黃老闆遂介紹其往廣州投靠孫中山,方有後來成功之日。這是第一拜。蔣介石後來做了合法名義的大總統,但無奈軍事上打不下軍閥,無法一統天下,於是曲線救國,與奉系張學良、直系馮玉祥、桂系李宗仁結拜金蘭兄弟,借結義方式鞏固地位。這是二拜。軍事上不一統,就江湖上一統。蔣委員長一生不知曾拜過多少拜,真假兄弟難辨,但名義上締結的關係網鞏固了個人實力。

  拜,原意是拜祭。結拜是早期江湖中的一種宗教性的儀式,通常要焚香、歃血為盟、投貼、拜天地、拜師祖、拜關帝爺,還要發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在信仰上,江湖文化普遍屬於儒、道、佛三教合一,儀式上以道教形式居多,精神內容上以儒教或修正的儒教居多。

  根據縱和橫關係,「拜」再分成拜師和結拜。拜師,是締結師徒、師生關係。按照儒教倫理,師徒、師生之間形同父子,參照父子倫理相處,屬於縱向關係。結拜,是締結兄弟關係,一般按照年齡排序,偶爾以能力和本事排位,以義兄弟相稱,是橫向關係。在舊社會的江湖幫會裡,青幫以拜師父為主,紅幫以拜大哥為主,形成不同稱謂結構,但長幼尊卑並無差異。

  近代以來,拜師和結拜一直是締結關係的手段。民國時的紅伶藝人,一般要拜江湖上的把頭或龍頭老大為師父,以保飯碗。而做買賣人,則喜歡與警官拜把子。說是「兄弟」,其實無非納些孝敬,捨財免災。結拜後,商人有了靠山,可以免遭流氓欺負凌辱。賊子知道富商與警察的關係,也懶得惹麻煩,自討苦吃。

  9.認

  「文革」前,作者隨父親返福建老家,所聞最驚奇者有二:一是滿街焚香拜佛,二是人人拜乾媽。經過「文革」又經過改革開放,拜佛和認乾媽現象都有些許減少,不過自今仍是流行習俗。至少在福建沿海,「文革」以前人人有干親,形成事實上的「制度」,甚少例外。而在鄰近的廣東地區,即便沒有人人拜干親,也是十分普遍流行的習俗。「乾媽」的「干」字是北方說法,在南方沿海地區,一般稱為「契」,即「契媽」和「契爸」。認或者拜的行為,稱為「契」,認一個干親或乾兒子被稱作「契一個」。新中國成立後,認干親的儀式已經演化得甚為鬆散。以福建為例,雙方家長商量過後,親父母帶孩子本人,攜帶一副豬腳和幾斤龍鬚面作拜禮,寓意乾媽辛苦了,腿腳多有勞頓。然後,乾爸乾媽贈送乾兒子一套新衣服或其他貴重禮物,即完成儀式。

  認干親的道理很簡單,認了干親就多一門親戚,日後兩家人,尤其是乾爹媽干子女之間,也好相互照應。由於雙方主動認親,具有半友半親色彩,屬於友上加親,亦友亦親,關係肯定比一般的遠親和一般的朋友更密切。事實上,干親家成年人之間原本多是至交好友,本來就十分融洽,認完干親,關係則更加鞏固。

  就功能而言,認干親與結拜兄弟或拜師很接近,都是在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們之間締結類血緣關係,文化學上叫做泛家族主義制度。但是,它們之間的差別非常明顯。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首先,認干親主要發生在家庭與家庭之間,或者個人與家庭之間,至少在作者考察的閩南地區普遍如此。而結拜和拜師,主要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或者個人與江湖幫會之間。這就凸顯兩種不同的群體特徵:認乾爹乾媽,多是居家生活的本分人,而結拜兄弟、拜師拜祖,多是遊民、會黨分子、流動生活者。其次,認干親是一種家庭概念,它的傳播範圍局限在兩個核心家庭,甚至不擴散到雙方的家族外圍,譬如表親堂親,外戚們的態度並不因為這個小家庭認干親而有明顯改變,干親關係和名分是不傳遞的。而結拜和拜師具有團伙甚至會黨性質,一拜就可以拜許多人,比如《水滸傳》有108人。通常拜師後,師父門下所有弟子都是自己師兄弟。歸結說,認干親是兩家人的互助,結拜和拜師以結伙為要義,這是二者最大差別。

  10.跟

  杜月笙早年在上海灘混得有頭有臉的時候,人稱聰明「小諸葛」,放著十六鋪碼頭的大哥不做,毅然托人引薦入大亨黃金榮公館做雜工,為的就是「跟」上大船,他日東山再起。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博士論文《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全美最佳博士論文獎,引起蔣經國重視,有意延攬並培植。李登輝「跟」上蔣經國後,先後任「政務委員」、「台北市長」、「省主席」。1984年被蔣經國提升為「副總統」,並進入中常會,被刻意培植為接班人。1988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從這兩個例子看,「跟」是混世要決,它締結了與權威人物的關係,頗有借力打力之妙,如同船上的乘客們不費吹灰之力,跟著老船長再創輝煌。

  跟,就是跟線。線,就是江湖名利場的派系。

  跟線,是一種戰略,一種洞察力,並未涉及具體手段。若要付諸實施,還得動用其他手法諸如攀、拉、套、拍、捧等等。為什麼說跟線是戰略而已?因為「跟」的作用僅限於制訂規劃。跟不跟得上,還得看悟性,看自己努力。能跟,則是比這悟性更大的悟性。但別小看這種規劃,如果跟線不對,一輩子前程就葬送了。

  跟線,需要小人物的「高瞻遠矚」,所謂拿破侖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雖位卑而眼界開闊,身處在下層,卻要站在高層的地位來分析大趨勢。這對自己選擇攀附目標極為重要。選擇那些前途看好但處在成長期的「潛力股」做靠山,「良好的開端已是成功的一半」,不僅投資低(因為在靠山崛起前就開始依附),而且捷足先登,先下手為強,一伺靠山崛起,便是享受瓜熟蒂落之時,與之已建立生死關係基礎。當然,跟線也有極大風險,一旦跟錯滿盤皆輸。

  11.培

  培,就是栽培,即培植黨羽和親信,這是對大人物而言。

  李登輝對蔣經國是「跟」,反過來,蔣經國對李登輝便是「培」。從先後說,是蔣先發現李在農業資本運作方面的見識,欲延攬其入閣,培植為自己親信。「培」比「跟」在先,但二者肯定相對存在。想「跟」的,人家不賞臉不「培」,不成;想「培」的,人家不賞臉不來「跟」,也不成。

  大凡在權力場混——不限於官場,還有商場、社團、機構、會黨、教門等等,總有自己的對立面。欲與對立面競爭較量,就必須強化自己的勢力,強化就意味著培植「自己人」——親信和黨羽。跨階層之間偶爾也有培植,比方說商人生意做大了,自然希望在官場安插自己的代言人,這也是一種培植。譬如當年廈門私梟賴昌星居然在海關裡全盤買通,其他走私商人通關如果想逃關稅,那就要向他交錢,他成了代理海關,自己收稅。

  栽培的主要方法,就是安插和提拔。安插,是把自己的密友、親信、關係、鐵哥們安排在要害部門,使這一座山頭猶如鐵板一塊,水潑不進針插不進,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的私人勢力範圍。提拔,就是提升親信的職位,安排更重要的權力,進行籠絡、拉攏,使之更效忠。

  只有手中有權力,才能栽培別人。但是,即便手中有權,栽培也需要做許多小動作,因為栽培本身與法律紀律相牴觸,不能公開聲稱誰是親信提拔誰,而必須通過正常的法律和行政程序,使栽培合法化。這裡有很多學問。舉例說,要把一個不合格者安插上某個職位,必須在經歷和業績上做假,編造業績和簡歷,對熟知內情的人還要軟硬兼施,使其三緘其口。

  12.串

  串,就是串聯和串通,它的意思是聯絡。

  某副教授欲發表論文升教授,詢問國家一級刊物的關係。於是,有朋友自告奮勇,挨個找通雜誌社的朋友,然後,再把這些人的聯繫方式記下來交給副教授親自接洽。這個過程,就是串,把能辦事的關係們串成一溜。

  經常聽人說某個人很能「串」,就是指很會聯絡關係。所以,「串」部分類似拉關係的「拉」。這裡面究竟有什麼不同,其實很難分辨,是個模糊概念,與方言或者個人語言習慣有關,正應了那句「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老話。若要推敲,「串」可能是「一連串」,也就是同時拉一串關係,是「拉」的複雜技巧。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串」的本事比「拉」更高超,它不僅能拉,而且能夠拉出一長「串」,具有系統性和全局觀。

  13.應

  應,就是應酬。

  但凡有一官半職的,下班前對家屬最常說的就是:「今晚有個應酬,不回來吃了」。話說得多了,家屬們便習以為常,壓根兒就不準備夫君飯菜。1994年前後,我有工作要找一位鄉長,連續一星期晚上家裡找不見人,後來尋遍酒店踏破鐵鞋才遇著,原來他從來就不曾回家吃過飯。朋友笑他:「工資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三頓基本不在家」,最後一句講的就是「應酬」。

  應酬是關係網的保養,就像汽車需要定期保養。沒有應酬,關係就會鬆懈,人走茶涼。依照江湖規矩「面對面」的基本要求,熟人關係需要經常見面,熱乎熟絡,加深「感情」。而在應酬之中,個人想辦的事情就各自想法委託出去了。這就像一個市場,而市場通常設在紅火的酒店裡。否則不走動,關係就會慢慢鬆懈、淡化,人走茶涼。我很理解那位鄉長,假如天天不去應酬,晚上在家陪老婆,烏紗帽維持不了幾天。

  關係網的應酬,有幾種簡單的方式。

  對女人來說,最普遍方式是串門,拎點小禮物到對方家裡嘮家常,噓寒問暖。

  對男人來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喝酒聚會,插科打諢,聚眾取樂。男人們表達親密就說:「好久沒在一起喝酒啦」——不僅要碰面,還要灌倒幾個。酒菜上齊,還有一些套近乎、從不膩味的老生常談:「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一點點」,「不醉倒一個,誰都不准走」云云。所以,衡量男人關係的深度有一個很特別的指標,叫做「在一起喝過酒的」——潛台詞是已經認識了,是准哥兒們。喝酒對維持江湖關係很重要。

  14.襲

  老張師傅退休,兒子小張補員頂替進廠,開頭沒人搭理他,沒人認識他。這時,老張的哥兒們老王向大家介紹,新來的是老張的兒子時,大家「啊」地一聲忽然圍過來問寒問暖,訴說著跟老張關係如何不一般。從不搭理到噓寒問暖,背後的力量就是「襲」,關係的世襲和承襲。「襲」,是一種看不見的制度力量,在關係網文化裡,老王一聲招呼,小張就將他爹的關係承襲過來。接上頭了。

  所謂襲,就是自父母、師父、老大、上司、老闆和靠山等處承襲關係的資源。因是襲,就牽涉到上下輩分關係。這就要區分各種關係資源的具體情況。最典型的承襲莫過於世交,自父母處承襲關係。由此,中國話產生兩個特殊稱謂:一個「世伯」,一個「世侄」。這不是一般的「叔叔阿姨」,而是密友與密友之子之間的關係。只有密友的前後代才可稱「世伯」、「世侄」。其次,從上司、靠山承襲資源也是重要方式。怎麼才能把靠山、大哥、上司的關係轉化為自己的關係,這是「襲」的學問。襲,並不像領受遺產那樣自然而然,靠法律程序,而是要靠自己主動去努力。這就是襲的關鍵所在,它是一種積極的努力,而不是被動的繼承。襲,取決於靠山的認同和分享的意願,只有他把你當作親信、心腹,才可能讓你分享他的資源。

  以上談的是中國關係網的十四種關係術,下面再看經過個人刻意經營努力之後形成關係網的結構。每個人的關係網都有結構,概莫例外,而每個關係網結構之間都具有相似性。這個相似,反映了關係網的結構共性。   


費孝通描繪關係:一枚石頭扔進湖塘

  凡組織必有自己的結構。單位有單位的結構,政黨有政黨的結構,公司有公司的結構,幫會有幫會的結構。譬如公司,一般都有治理結構,通常有圖示貼在辦公室,上面是董事會,下面是總經理,再往下是部門,最後是業務員。欲與組織打交道,首先必須瞭解組織的結構。搞關係也一樣,想搞好關係必先在腦子裡有一張藍圖。關係網是江湖的一種組織,它也有自己的結構、原理和規矩。

  關係網和幫會團伙,這兩種模式都是從古典社會家族組織蛻變而來,只不過蛻變的路線、方向各不相同。在關係網裡,大家雖然不具親緣關係,但具有與家族組織類似的相處之道。關係網與家族組織進行類比,類似特性有三條:(1)親疏,(2)上下,(3)內外。總體上,表現出一種梯度格局,提示了等級性和異質性的普遍結構,無怪乎費孝通設計一個「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社會,尤其家族為核心的鄉土社會。往大裡說,西方社會學提煉不出這個「差序格局」,因為那裡不具有典型的社會學所謂的特殊主義原則,這是中國社會的特產。西方社會是一個普遍主義的、均質性的社會。

  說到中國民間社會,尤其是鄉間社會的模式,不能不提費孝通的理論。在五十多年前,費孝通著的《鄉土中國》11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一次提出一個有關鄉土社會的結構模型,叫做「差序格局」。其大意說:中國鄉村人際關係具有特定的結構原理,用圖像來表示,就像一枚石頭扔進寧靜的池塘,泛起一圈圈漣漪:漣漪外形酷似一圈圈同心圓,以自己為中心,一層一層向外推,向外擴散。這個同心圓圖式有三個要點:(1)中國鄉村社會的組織結構以自己為中心,而不是以外在的別人、有形的團體或國家為中心。(2)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均等,有親疏之分。所謂圓圈,便是由自己某層親密關係們組成的一串點,越是靠近中心,越是親近;越是遠離圓心,關係越疏遠。(3)個人與每一圈上親疏不同的人際關係,都有特定的倫理規範和各自不同的相處之道,方式規則各不相同。

  這個模型提出大半個世紀了,始終都是本土社會學研究關注的焦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新的理論完全取代它。這實際上也反映了社會學者對鄉土社會的認識,在理論上沒有進步。

  費孝通研究的是鄉土社會的格局,即定耕農業社會的構造。與之相比較,本書討論的是江湖社會的組織結構,尤其是關係網的結構。前面說過,江湖社會是從鄉土社會(定耕農業社會)蛻變而來,家族的封閉團體結構蛻變成近代江湖會黨和教門,家族裡的人倫關係蛻變成了超出家族的人際關係網。江湖的兩種形態——幫會和關係網都與家族模式有關,異質而同構,儘管成員不擁有親緣關係,但結構和操作方式在某一側面類似,道理相通。家族是各種江湖的通用摹本。

  差序原理,用通俗話說就是親疏二字。親疏原理不僅適用鄉土家族社會,同樣適用於江湖,適用於關係網。家族裡有親疏,關係網更有親疏。搞關係,最講親疏。有三個檔次——「關係特鐵」,「關係一般」和「沒有關係」,是人們通常表述關係親疏的三個等級。除此之外,江湖社會不僅有親疏,還有「內外」——自己和任何外人,以及「上下」——上人和下人,交往規則極其複雜,繁冗之中又有一定之規,不學不得以悟透。

  親疏有別

  依中國人的標準,親兄比表兄親,親表兄又比遠房表兄親,遠房兄弟只要不出五服,還算自家人,總比外面熟人親。再往外說,熟人比點頭之交親,點頭之交比陌生人親。陌生人當中,本地人比外鄉人親,中國人比外國人親。這就是親疏的一種解讀。關係社會講的親疏,肯定不單指血緣親疏,也不單指空間遠近,而是由交往頻度構成的牢固性和利益深淺。

  依前面所說,關係是一種「面對面」相處,所以處不處得好是一切關係的前提。以「面對面」觀點看親疏,親疏就是面對面交往的密切度,以及滋生的默契度。相處頻密、融洽就是親,俗稱「關係很好」、「很熟絡」;反之,不頻密就是疏,所謂「關係一般化」、「點頭之交」、「沒什麼來往」。

  在親疏尺度上被定性,這還只是起點,然後在倆人親疏被定位之後提出不同的交往規矩,依此相處,最終效果就有了大差別。越親密,相互委託辦事越有義務感、責任心,做事越賣力、效率高;反之,越疏遠,辦起事情來積極性不高,賣力程度差一些,推三諉四,效果難有保證。親密即是動力,甚至是壓力——人情的壓力,情面的壓力。假設委託不夠親的人辦事,擔心動力不夠,那就需要加油送禮,這是一套規則。俗語稱之「金錢開路」,或者「銀彈開路」,「炸開一條路」。這是另一重人情因素。

  關係親疏格局分化產生不同倫理規則和不同行為效應。順勢分析下去,就會一清二楚。起初,親疏字面上僅是指往來的頻度差異;而後由於頻度增加,就逐漸積聚了相互認同感——關係的「鐵」和「磁」,這「鐵」和「磁」孕生了替對方擔責的義務感。責任大小與關係親近呈正比,典型的責任感就是把哥兒們的事情當自己事情來做,那就是常說的江湖義氣——「替朋友兩肋插刀」。私底下,你可能是願意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即便不情願,也要裝著「哥兒們的事就是我的事」。熟人之間有情面,有情面必「抹不開」,情面越大,越難拒絕求情。對於哥兒們的請求,不管出於真心還是被迫都要表現出更積極的姿態,先一口應承再說,再咬牙去辦理。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例子,譬如有的人自己花錢應付人情,買商品當作贈品以應朋友之托,買球票當作「蹭」票滿足朋友虛榮心。當然,江湖文化一旦開創了這個方向,哥兒們的感情建構還會一路朝前走,當主動的態度和感情發展到極點,就產生一種極致昇華,變成了江湖常說的「共生死倫理」:「上刀山下火海」、「為朋友兩肋插刀」、「咱倆誰跟誰」。

  上下有別

  成語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就表明權力等級的厲害,而且剛好一級壓死人,高兩、三級則未必有用。等級是封建社會的一般秩序,大臣晉見皇帝必須「叩見」,也就是五體投地,三跪九叩首,撞青額頭為止。「叩見」後,還不能坐下,要一直站著,皇帝「賜坐」方可坐下。在世界其他文化裡很難看到這般侮辱性的「五體投地」。更糟糕的是君臣關係被當做腳本推廣至地方上的臣民關係,乃至官場內的上下級關係。這就將「等級」二字浸入了中國人的骨髓,也順勢進入了關係網。

  關係網的第二特性是等級。

  譬如有下面幾位長輩:父親、叔叔、姨媽、堂叔、遠房表叔、世伯,以差序觀點看,隨著血緣、生活空間變化,這些人與自己關係有親有疏,形成典型的「差序」秩序。但是,無論如何變化,長輩總歸是長輩,撇開親疏,下輩對他們都有一些共同規矩——恭敬、孝順,不能犯上頂嘴,不能與同輩晚輩的規則相混淆,否則是違規。這就提示了另一個關係學規則:上下有別。以上舉例都是親戚,上下差級的區分主要不在親戚,而在權力和社會地位,但是處理權力和權貴的態度原型,卻來自家族。上下有別,代表了中國社會的等級倫理,是古代社會等級意識形態的遺跡。無論鄉土社會,還是江湖社會,等級都存在,這是中國社會的組織模式的一般特徵。

  等級制是抽像制度,需要演化成具體的尺度來執行。具體的尺度是年齡、輩分、權力、行政級別、社會聲望、社會地位、師生(徒)關係等。兒童不知道等級制為何物,但知道在家族裡區分長幼,在學校區分師生,因而掌握了一些尺度。

  進入等級的語境,就必須遵守一系列模糊的規矩。這些規矩隱性地存在,譬如以下三條:

  第一是恭敬態度。這是所有晚輩對長輩、下級對上級、地位低者對高者,最起碼的規矩。恭敬的態度首先體現在語言和姿態,其中磕頭便是封建時代遺留的一種極端儀式,代表人格的依附。

  第二是奉獻「心意」。晚輩向長輩,下級向上級,奉獻金錢、禮物來回報長輩或上級對自己的栽培和呵護。現在逢年過節,每每可見子女向父母送禮,下級向上級送禮,群眾向領導送禮,小弟向大哥送禮。這是一種制度規範,即便不求人也要送禮,只為確認這層模糊的依附關係。除了貪官以外,禮大禮小無人嗔怪,關鍵是記得他老人家,強化和確認上下關係的認同。

  第三條是交換不對稱。這是前一條規矩的延伸。上下級之間如果發生利益交換,雙方支付的成本不能對等,在大致認可的折算標準上,下級理當付出多,上級理當付出少——所謂倚上賣上是也。譬如,下級幫上級辦事(包括門生幫宗師辦事),所獲酬謝應該比當上級反過來酬謝時的情形要少一些。不是上級捨不得代價,而是通過差額凸顯雙方的等級格局。酬謝少到最少的地步,可能只剩下誇獎和口彩。

  假若上級在一樁交易中偶然付出超標準的過多回報,下級通常應該表現出誠惶誠恐和不敢當——很可能是上級在考驗你的歸附心。除非你確認上級刻意施捨,刻意表現慷慨大方,方可收受。但是什麼叫「過多」,習俗規矩並沒有明說,全靠個人揣摩,依賴對上級價值觀的瞭解和當前行情折算,因時因事而異。這體現了中國人的傳統模糊思維。此外,在更森嚴的等級關係中,譬如江湖會黨,大哥對嘍囉的酬勞,甚至都不叫回報,而叫做「賞」。事情幹得漂亮,賞錢、賞物、賞女人。

  這條慣例的立意,一來確認雙方關係的等級差異,二來保證雙方交往歷史的總量平衡。在傳統價值觀中,上級對下級的提攜、栽培、教育,被認為是一種「恩情」。恩情之大,有如再生父母,終生報答不完。因此,這種附帶恩情交換的不對稱性,也被當做是下對上終生報恩的一部分。瞬間的不對稱,是為了交換歷史總量的對稱。

  內外有別

  在費孝通「差序格局」概念中,個人人際關係像一串同心圓向外推開。我們在此問道:這究竟能推多遠呢?在費孝通的「漣漪」圖示中,水塘有多大,人際關係規模就有多大。然而,水塘不是大海,究竟有限還是無限,費氏未言。

  中國人的關係網範圍,即個人關係網的規模,從道理上講是不能無限發展的。關係網的容量之所以受限制,是因為中國人的關係必須建立在「熟悉」即面對面交往的基礎上。認識幾個人,關係網的規模就是這撥人,不可能無限擴張,何況認識人當中還有不能搞關係的。

  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閱歷都有限,不可能認識無限多的熟人。以婚禮喜酒的嘉賓規模作為樣本切入熟人圈子,一戶普通市民喜筵的嘉賓規模平均在200~300之間(喜筵20~30餘桌,平均25桌);好客的、善交際的家庭稍多一些,一般達到500人左右(喜筵50桌);不善交際的人還達不到平均數(10桌以內)。假定關係網的人數規模約等於婚禮喜酒規模(實際上前者略大一點,取其近似值),以喜筵規模代表熟人圈子,那麼便可以說:關係網的平均規模大約在200~300人左右;可以取250人近似值。以喜筵數代表熟人數,在邏輯上基於一個假設,就是喜筵人數約等於熟人數。這是普通百姓的情形,活絡人營造的熟人圈子要大得多,基本上近1000人。不過這樣產生一個壞毛病:熟人的名字很難記全,經常無奈地說:「你不是那個誰誰誰嗎?」。

  因為熟人數量有限,所以關係網暗含了結構上的閉合、分界和不開放,它的特徵就是閉關自守,形成「自家人」和「外人」的分野。「自家人」是共生圈,一起撈,一起吃;「外人」是對手,是競爭者或者是漠視的對象。簡單地說,關係網的周邊形成一道涇渭分明的界線,它就是「自家人」理念,它是關係網的邊際。「自家人」和「外人」兩個概念關涉兩種截然不同的倫理體系和遊戲規則:「對待『自家人』像春天般溫暖,對待『外人』就像秋風掃落葉」。

  什麼是自家人?什麼是外人?

  自家人就是關係網裡面的人,特別是關係圈裡層那些親近人;外人就是關係網以外的人。二者之間有一片過渡的模糊界區,界區又有三道概念作防線——狹義、中義和廣義,形成不同的規矩和語言環境。狹義「自家人」就是自己家族的人,這是辭源本義,是家族主義文化的起點。若是鄉里有械鬥,當然是幫親不幫理,同姓幫同姓。中義「自家人」是認識的熟人——哥兒們、姐兒們,平日來往頻繁,有事情相互幫忙。廣義「自家人」是本地人,或延長到操同一方言的人群。譬如潮汕人聽到鄉音便稱「自己人」,熱情異常。在泰國,講潮州方言就可以得到潮州人照顧,可見潮州人鄉誼之盛。凡稱「自己人」必定待遇不同,遵循的規則不同。一旦界定「自己人」,腦海馬上進入特定語境、價值體系和情感體驗。「自己人」有優惠,有互助,遇到「自己人」與外人糾紛要先幫「自己人」,而不論是非曲直。

  相反,如果對待自家人的基本態度是「照顧的義務」,那麼,對待外人基本的態度就是漠視和排斥,這種二元倫理的本性是排他。

  北方人常說南方人排外,尤指廣東人和上海人。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在廣州以普通話問路通常沒人答理。改革開放伊始,外地人到廣州高第街買東西通常在價格上要吃虧,若問價後不買,粗野的商販絕不輕易放過。在前現代化時代,南方地域多排外。沿著海岸線看中國地圖,北至上海,南到廣西,排外心理十分普遍,南方地方文化普遍具有排外性格。

  譬如,閩南人對閩南以外地方一律稱「北方」或「內地」,稱閩南人以外的所有國人,包括本地講普通話的移民,一律稱為「北方人」、「北仔」或者「內地仔」,甚至歧視稱「北仔戇」,即北方傻。一次,兩個小青年騎摩托車不慎撞倒了一輛自行車,二人起初面帶愧色,不想被撞人踉蹌站起來,用北方話嘟噥一聲「他媽的」。兩個小青年不幹了,交換了一下眼色低聲道:「北仔戇,揍不揍?」另一個答:「揍!」兩人轉身回來,又對騎自行車人拳打腳踢一頓,隨即逃之夭夭。倆人能瞬間達成一項打架默契,關鍵在歧視理念背景。按他們想法,本來低人一等的外地人,撞了也白撞,我能面露歉意已經不錯了,還敢罵我娘,絕饒不了你。

  以上,我們分別談及關係網的三條「有別」原理:「親疏有別」、「上下有別」和「內外有別」。概括來說,三個「有別」原理是一種廣義的費氏差序格局——即由異質性和特殊主義原則建立的格局。半個世紀前,費孝通總結了中國鄉間社會的特殊主義:差序背後的梯度性和異質性,而不是現代法治社會強調的平等、均一和普遍主義。而這種「有別」差異在中國的前現代社會是普遍的,不局限於鄉間家族,更涵蓋江湖,包括幫會和關係網。   


見面熟人二百餘

  前面談到,關係網由親戚、朋友、同學、校友、街坊、鄰居、結拜、世交等十七種人脈組成。不同背景和個性的人,關係網規模大小肯定不同,它標誌了個人的活動能耐。老實、不善交際、好清靜的人,關係網肯定小;活動能力強、有本領、長袖善舞,關係網肯定大。然而,不論個人關係網有多大,它總是有極限的,不可能無限擴張。一個人在河南呼風喚雨,不可能到河北還能攪事,按行話來說:「這不是他的碼頭」。一個普通人的「碼頭」,可能遍及一個小城,但不可能涵蓋一省。

  關係網迥異於現代法人團體組織,後者的規模在理論上沒有限制。以跨國公司為例,它究竟可能容納多少員工,在世界法律制度上沒有明確限制。譬如,當今麥當勞加盟連鎖店全世界總數已達到三萬以上,員工總數過百萬,坐落在美國伊利諾斯州Oak Brook總部的老闆們縱使一輩子不停地巡視,也不可能逐一蒞臨旗下分店。然而關鍵是,不去分店還能賺錢,以中國文化背景來看,真是絕活。在那些靠關係起家的中國老闆眼裡,麥當勞等跨國公司不啻一宗奇跡:老闆投資一塊不打算去的地方,居然有本事財源廣進,簡直匪夷所思!擅長裙帶關係的中國小老闆堅信,做生意第一靠自己親力親為,第二要靠任用親信來彌補不足,譬如老婆管賬,小姨子管貨,兄弟管客戶。每有新人開店,總有老行尊善意規勸:外人不可信,否則權力旁落外人,早晚被人架空云云。家族人手不夠用怎麼辦?要麼維持生意現狀罷了,要麼去「契」——即「干」幾個兒子,或者拜幾個把兄弟充數。這實際上是兩種組織觀念的差異:企業組織到底是依賴面對面的熟人,還是不需要面對面的熟人,只要鐵板板的制度。

  「面對面」是關係運作的局限,它決定了關係網的規模十分有限。

  如何尋找關係網規模的代表樣本呢?我們以現代團體類推。一個團體,由章程、契約、證書設定界限,成員角色明確。欲調查團體規模,可以觀察該團體的會議,會議是團體的集會,要詳細瞭解團體大小和成員構成,到會議室裡一目瞭然。但是,關係網不同於現代團體,它不開會,沒有綱領、章程和紀律,沒有成員證書,沒有合同契約。實際上,關係網只是一個鬆散的、邊界模糊的人群,它以自我為中心,從不以任何集體為中心,每個人的關係網各自不同,相互之間通過人情紐帶編成一張虛擬的「網」。也就是說,社區內部同樣一撥人,在我看來是一張網,在你看來又是另一張網,在他看來則是他的網,網與網不同。它是虛擬的,屬於各自內心的知覺,甚至是康德式的先驗圖式,只有網中流動的利益是客觀的。關係網是社會心理的,沒有物理憑證。

  關係網雖不舉行會議,但總是有一些場合「召集」成員出席「會議」。對於有志於觀察關係網的人來說,結婚吃喜酒是一個特殊機會。除喜酒外,拜年、嬰幼兒滿月週歲、喪葬等民俗都可作關係網集會樣本。以拜年來說,春節期間的拜年人,可涵蓋家庭大部分關係網成員,尤其地位低於本家長的成員,一般來說關係近的集中在前幾日,稍遠的集中在後幾日,但凡拜年的都屬於關係。相比較而言,依然以喜筵場合下熟人到得最齊,其數量最接近一家一戶關係網。下面我們以福建南部地區為例,以喜筵賓客來解讀關係網。

  在閩南社會,喜筵依例辦兩次,一次男方,一次女方。個別的,也有由雙方家庭聯袂操辦的,賓客總合雙方親戚熟人。我們只討論單方操辦的情形。

  閩南人的婚俗,沿襲古禮之「六禮」:納彩、問名、納吉、納聘、請期和迎親。改革開放後,老規矩有所淡化,剩下來主要是「吃酒」:賓客奉分子紅包,然後按固定菜譜饕餮一頓。至於納彩、問名、納吉在城市很少人奉行,納聘有部分人遵守,請期的人較多。至於喜筵,精髓絕不在菜餚,而在排場,擺桌越多,人氣越旺,氣派就越大。那麼一般喜筵請多少桌,來多少人呢?近十年來,作者發現閩南地方普通市民喜筵大多數在20~30桌之間,這個數據采自許多酒店管理層和市民口述。以平均每桌10人計算,賓客人數約摸200~300人。這相當於個人關係網規模的約數。

  然後要做一點校正,剔除其中不屬於關係、根本不能辦事的人,譬如孩童和老人,以及那些湊熱鬧的間接關係——譬如「關係的關係」、「親戚的朋友」、「熟人的熟人」,這部分來賓與新人並不熟悉,將來不能直接互助,依賴別人介紹。依閩南習俗,喜筵以父母名義操辦,是「某府喜筵」而非「某人喜筵」,這是一種家族主義文化,是家族裡的大喜事,部分賓客屬於父母朋友或其他親戚熟人。剔除這部分人後,剩下來基本上是新郎官個人關係。對普通市民而言,這部分人平均大約在200人左右。

  換言之,個人關係網的平均規模大約是200人。這個半定量數值雖不精確,但勾勒了關係網的大致規模,決定了關係網作為一種組織體制在制度上的前景,最終制約了關係網不可能成為一種開放社會。通俗說,搞關係搞不出現代化,因為它才運作了200人,這是關係社會的天限,儘管改革開放初期關係網大有用武之地,但它必然會被現代制度代替。以200熟人為中心,經過人際傳播的層層傳遞、引薦,重新配置資源與合作,最大也就能涵蓋數十萬人的規模。關係網繁榮興盛之地,總是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或城鎮。50萬人口這個約數與200人平均關係網有內在聯繫。在中小城鎮,關係經過介紹人三傳兩遞,就可以通達本城任意角落。常聽人說:「咱們這地方真小,說起來都是熟人。」相反在100萬人口以上大城市,不可能找著這種「遍地熟人」的感覺,茫茫人海偶然遇著一位舊識,直可比古人「他鄉遇故知」,其欣喜絲毫不遜色。在大城市,尤其對於大城市的新移民,因為熟人太稀少,托關係的難度也增加了,這個格局抑制了作為城市主體的新移民們利用關係網的活動。譬如北京和上海,新移民最難搞關係謀取特權。

  通俗說,城市越小,關係越好搞;越大,越難搞。關係運作難度與社區規模呈反比。   


關係傳遞:尋覓熟人的熟人

  過去幾十年來,經常發生如此這般凡人小事。你辦一件事情,遇到難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當中無人勝任,就要委託熟人再尋找關係,然後前赴後繼,一直請客送禮推動下去。譬如,早年出國辦護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處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門的朋友:「最近要出國辦事,你跟出入境管理處熟不熟?」如果熟,這事交給他去辦,事後你負責答謝。這就是關係網默認的社會規則。申領護照本來是你的權利,但是改革開放初期,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製度的交易費用高得驚人,於是個人保障權利不光靠法律,也靠關係。直接關係不行,就靠間接關係。老江湖道:「有關係要上,沒有關係創造關係也要上」。這不是俏皮話,而是江湖的真諦。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關係,極少例外。這些托關係情形,又可分成兩類:一類在自己的熟人小關係圈內就可辦成;另一類直接托熟人還辦不了,須請求熟人轉托他們的關係才可辦成。將事情通過熟人轉托他們熟人的過程,這裡稱作「關係傳遞」。前面說過,普通人的關係網規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職業、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職業、居地的周圍。譬如,教師的關係網多集中在教育界,藝人的關係網多集中在娛樂圈,警察的關係網的多半在公、檢、法,東城區居民在東城認識人多……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對面」交往性質決定的。與此相反,現代社會生活的特點恰恰是突破狹小群體,實現更大範圍的生存合作,什麼都講究一個「大」字,大經濟、大合作、大循環、全球村。在哲學上,讀者可以將關係網的發明和誕生理解為全球現代化的一條岔路。現代制度、關係網制度都訴求突破傳統家族,擴大社會合作。開放社會和現代憲政制度是一個世界通解,關係網是一個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義制度蛻變出的特解。這是關係網的特徵,對家族視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為什麼拉關係?就因為家族幫不了忙。希冀通過關係網承辦的事務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幼兒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讀書涉及教育界,購房涉及地產和家裝行業,看戲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醫院熟人,買便宜貨跟商家打交道,出國跟公安局聯繫,開店辦廠要工商稅務有人照應,開發房地產要跟規劃局、土地局打交道。一個普通人不可能認識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統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兩相對比,問題就來了。

  一個人認識的人有限,而要辦的事情無限。所辦事務,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決,便屬萬幸;如果熟人解決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於「關係的關係」,請「熟人的熟人」幫忙解決。從社會學說,這個間接方法等於將一個人關係網帶入另一人的關係網,為了一個臨時目標,暫時並網運作。此時,假若還解決不了,那就再轉托一次,委託「關係的關係的關係」,循環往復以至更多……將大量人員牽連進來產生鏈式的社會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顯一種鏈式人際關係:A→B→C→D……你傳我,我傳他,正是關係網突破了家族窠臼,擴大了人們交往的空間。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族主義文化,從「薪火相傳」價值觀到「宗法」制度,再到經濟生產組織,都離不開家族二字。至現代以後,生活格局改變了,國際環境開放了,傳統家族生活解體了,唯有家族主義文化延遲落後。在此背景下,出於家族勝於家族的關係文化應運而生,適時地擴展了國人交往的範圍,大幅度增進了社會交換。換言之,國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約和法律,而依靠舊式人際關係的反覆傳遞,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以達到個人擴展交往的目的。從這個角度看,關係網和關係社會在中國必然會發生,而且會長期延續下去。

  關係傳遞突破個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辦成的事變得可以辦成。這種功能把傳遞鏈上所有人的小關係網串聯起來,變成一張碩大的網——復合關係網,產生組織人數上的「規模效應」,使得小關係網望塵莫及。關係網有能力與當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遞條子」、「打招呼」通達法院和檢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緩,無期能跑成有期,就因為它在小城市組織的人群規模和累積的權力,與憲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齊觀,形成一個對峙的局面,形成一個「體制外」運行的慣例制度。關係網最大的江湖屬性即在於此。   


打折扣,傳遞加速衰減

  我們看一個典型例子:

  甲受他人委託辦一件事,請乙幫忙。乙通常要問:「他同你什麼關係?」

  甲的回答通常有兩種:(1)「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請將這件事當做我的事來辦」。(2)「他同我一般關係。能辦就盡量辦,辦不了就

  算啦」。

  此處看到,不同關係享受不同待遇,關係傳遞在傳遞過程中可能被打折扣。

  作者跟蹤大量實例,發現如下規律:

  經熟人介紹,委託間接的熟人辦事,效率和成功概率都比直接熟人辦事降低,不論具體路經和情景,只要不請客送禮,大勢必呈衰減。

  如果再輾轉二三道,關係被轉托兩次以上,幾乎只剩下情面上的應付和敷衍,辦事效率極低,實際上經常辦不成事。關係在傳遞過程中,它的動力逐漸減弱,辦事效率和成功概率呈加速衰減趨勢,此處稱之「傳遞加速衰減」。「加速」是指衰減趨勢呈幾何級數,越衰越快,而不止數學級數的均勻衰減。當然有一個條件,就是沒有金錢禮物作推助劑。沒有金錢的傳遞,稱自然傳遞。

  假使一切用金錢作推助,凡事靠利益驅動,經關係轉托達到的程度幾乎無限,轉托的次數也無限。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這涉及到一種制度下交易費用問題,假如交易費用大到超過事務價值本身,這樣的行為是無價值的,不能凡事都靠金錢開路。金錢開路,僅限於吃小虧佔大便宜,譬如行賄。以市井頭腦的精明計算而言,除非特別重大事項,沒有人請客送禮會不計成本,成本不能大於辦事的價值。除了政客和商人,老百姓要辦的事都是日常生活小事。既然要計較成本,托人辦事打折扣便是大趨勢。市井生活的期望值,總是以收益來確定成本,決不做虧本生意。收益固定,所以成本最好也固定,托N次最好跟托一次開支差不多,因為事情還是那件事情,它的價值不變。所以,在沒有或者有限利益驅動下,關係的自然傳遞呈現一種漸次衰減規律。所謂「沒有利益驅動」,即純粹基於人情關懷,純屬情面作用的關係越傳越弱,輾轉多次後跟沒委託一樣,幾乎辦不成事。不可能轉托一百人後還能辦事。不論如何長袖善舞,都需承認關係是有限的,長袖之長,終有鞭長莫及之時。

  為什麼衰減?

  屬於直接關係的兩人處在義務壓力狀態,當甲求乙辦事,乙不能直截了當地拒絕。這是習俗,是一種慣例制度,即便不情願也要勉力為之。習俗壓力被表述為礙於情面。但是,當丙幫助乙的朋友甲——丙並不認識甲——辦事時,這種義務狀態立時鬆綁,由「義不容辭」變成一個問號:「那人跟你什麼關係?」潛台詞說:你的事情麻煩我尚可;別人的事也來麻煩我,那得看方便了。

  這個問題很重要。此時,乙已經基本鬆綁,原本由關係網慣例制度賦予的壓力此時步入懸疑區。如果甲與乙關係密切,丙願意承擔的義務就多一些,辦事賣力點;如果甲與乙不那麼密切,丙就擇順水推舟態度,方便就做「順手人情」,不方便就不了了之。

  這個問號顯出一種微妙意味:關係被傳遞到第三人後,第三人的動力取決於第一、二人的親疏。前二人關係親密,第三人就積極;前二人關係一般或疏遠,第三人態度就消極。這是在自然傳遞下的情況。假若再傳到第四人,規律還是一樣,他的態度比第三人更加消極。總結下來,縱使關係不停傳遞,辦事的動力卻一層層衰減,變得越來越應付了事,越來越像走過場。對於丙而言,甲(原始委託人)純屬於陌生人,無論甲、乙兩人關係何等親近,甲和丙的關係都不可能比和乙更親近,因為丙只認識乙,不認識甲。未曾謀面,能認真嗎?能辦事完全看在乙的面子上。因此,丙幫甲辦事時的精氣神兒,超不過幫乙的情形。至於丁、戊……的態度,就一個比一個更消極。這就是關係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傳遞衰減現象。托來托去,最後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關係傳遞一次,效率究竟衰減多少?加速的速率是多少?

  根據作者對有限樣本的觀察統計,在自然傳遞條件下,假設沒有利益驅動,關係傳遞一次後,效率衰減大約一半,成功率也降低一半,這裡模糊地表述為50%,當然這只是近似值。繼續推理,關係轉托一次成功率,大約相當於直接認識人效率的50%;再轉托,再衰減,效率只有(50%)2=25%;轉托第3次,只剩下(50%)3=12.5%。這是一個估計近似值。

  關鍵是,當事人托人前那一瞬間的思維也依賴粗略定量,托還是不托,基於當事人的模糊計算。人們總是先估計某條線索成功的可能性,判斷可行,然後選擇委託的關係鏈。譬如,有人翻蓋舊屋要辦手續,他決不會向一位毫無路子的人委託此事,他會找建委式房產局的人。期望值為零的事情不會開啟委託,畢竟欠人情於己不利。又譬如,辦「農轉非」肯定首先要找公安方面的關係,而不會是找醫院方面的關係。所以,「萬一」的事情沒人做,「百里挑一」的也沒人做。一般來說「十之其一」也就是10%概率的事情有人做,而且是多數人會做。10%也就是大約三次傳遞後的成功率(12.5%),它意味著還有可能性。對於一般人來說,事情輾轉三次以後還辦不成,基本上屬於沒指望。不如改弦更張,另尋門路。改弦更張本身,反映了傳遞的前景是有盡頭的,這種思維方式不打算追求無限,也無能力追求無限。這是關係網的局限,關係網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管理的極限僅僅是一個小社區和小行業,它的人口規模是由三至四次傳遞到達的人口規模,正如上面談到:這大約是50萬人口。考慮到估計衰減率估計值的誤差,更謹慎地說應該處在30~70萬人口之間。一個完全靠關係運作的社會,人口至多30~70萬人口。

  背後的道理是什麼?

  作為一種由家族主義文化蛻變而來的開放網絡,關係網運行依賴「面對面」的相處,「面對面」是關係網的支柱,也是其運行的引擎。搞關係開口閉口不離見面「應酬」,一旦抽掉「面對面」,關係網運行就遇到障礙。俗語說:「人一走,茶就涼」。人走了,沒了應酬,所以涼了。以上述甲、乙、丙三方為例,丙與甲因未曾謀面,所以缺少「面對面」基礎,替甲辦事的信念和做法都有障礙,效果必然衰減。這還僅就傳遞一次而言,若傳遞兩次以上,困難就更多。常言道:「關係隔幾層,辦事不容易」。

  怎樣才能不衰減?

  一是利益驅動。通常送禮物、紅包,且禮份量足夠。所謂足夠,既看要辦事情難度,也看事情對自己的價值。送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關係轉托的衰減,逢山開路,遇河搭橋。民間也稱這種辦法為「金錢開路」。投下的金錢增多,就要盤算這趟辦事的價值,不合算的事情沒人做。

  二是通過努力,變間接關係為直接關係,這叫「關係引薦」。只要牽涉重大或長遠利益,譬如尋找官場靠山、投資辦企業,上項目弄批文,就值得費功夫,把朋友關係弄成自己關係,然後求得辦事不打折扣。此法與前法大同小異,都要請客送禮。不同之處,這種方法要經中間人撮合,大家「見面」。相反,前法不一定見面。前法基於送禮,此法卻基於請客,還加送禮。同是請客送禮,道理不同。有見面,便開始「面對面」交往,相互關係在漸漸認同中發展。   


不同城市的關係生態

  按一般習慣,城市人口千萬以上稱特大型城市,百萬以上稱大型城市,50萬上下稱中型城市,20萬以下稱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區為限,不包括周邊農村。

  關係網的運作模式和興盛程度都與社區的人口規模有關聯,由於關係傳遞的衰減現象存在,關係系統的整合能力僅限50萬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規模超過50萬,關係網的控制功能隨即衍生兩種趨勢:一退出社會舞台,由城市公共體制(憲政和市場)取而代之;二轉入50萬人口以下的社區(譬如城區、街道、居民區)或者行業(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業、製造、服務行業)。

  在50萬尤其在20萬人口以內,關係網可以從容地組織、控制城市社區生活,借能人口話說:「只要在本城,哪裡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說:「在本地,沒有辦不成的事」。正因為如此,近代以來,在中國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現代市政體系非常艱難,主要阻力來自全城居民業已形成的關係網絡和慣例制度。要推行現代城市制度的社團化、法制化,原有關係網絡就會毀壞,這不僅改組原有居民互助體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神經。

  人口超過50萬後,關係網控制力就開始削弱,也削弱了人們托關係的意志。此時,城市生活出現關係真空,能托關係辦的事情越來越少,不可避免要尋求一種新體製作為替代,而合適替代物只能是憲政體制——社團、法律程序和市場經濟。城市越大,補償需求越大。隨著補充的憲政成分增加,它就與舊的關係網產生衝突。當城市超過100萬人口,關係網體制就無可奈何的退出主導地位,而讓位於正式規則。

  這裡,作者談一談對中國南方地區,主要是福建和廣東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時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為參照。本書主要是以這些南方城市城鎮為觀察樣本寫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廣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廈門、佛山;

  中小型城市:東莞、惠州、肇慶、汕頭、潮州、江門、建陽、泉州、漳州、莆田、三亞。

  上海

  上海搞關係的風氣相對最淡薄。有事找市場或找裡弄,而非找關係,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態。普通上海人也有托關係的時候,頻率比較低,不當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長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實權的權貴,搞關係的便利多於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當廣大,即使老上海也覺得找關係很困難,以前的同學、相識、熟人平時很少來往,畢業工作後數十年杳無音訊。這個城市的巨大規模以及殖民地時代延續的市政傳統,限制了關係網的潛力。在全中國,上海人最少訴求關係網,這個事實既起源於超大規模城市人口,也起源於租界的公共管理傳統。在改革開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區服務功能最健全,求助於關係的事務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權階層,在北京營造關係網也不容易,原因同樣是地方太大了,從東到西幾十公里,熟人之間平時難得串門,「面對面」互動模式難以維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個新移民城市,市民賴以做關係17種人——親戚、同學、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後缺乏人際關係基礎,這也決定了移民們營造關係網的困難。所以,在北京能夠附著關係網生存的主要屬三種人:權貴、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於小圈子。

  但據作者觀察,行業內以及大型機構內關係網運作盛行,而這些行業或機構人事規模相對很小,大約一萬至數萬人,很適合關係網運作。舉凡人事晉陞調動、生意合作、舉辦活動、傳媒推廣,許多都以關係網的方式運作。還有娛樂圈、傳媒界已經形成了山頭,產生了壟斷人物,新人要出頭,都須與之攀關係。譬如北京聚集數十萬「北漂」移民,口號是「混在北京」。以娛樂圈為例,歌星影星與媒體、穴頭、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視公司聚合成一個圈子,完全依靠關係網和幫派運作,人數在數萬之間,屬於關係網的實力控制範圍。

  廣州

  改革開放前,老廣州可分成東城和西關兩個區域。

  西關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為主;東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員、幹部、軍人、知識分子為主。廣州人擅搞關係的多半是老廣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關係,多半在老鄉之間。新移民的事務輾轉相托,最終多半落到老廣州手裡,因為他們的關係資源最豐富,且有實權。 

  三城市比較

  看大局,三個特大城市都擁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體系,擁有現代社團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從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關係也可生活,儘管質量差一點。現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與之對照,小城裡的現代制度無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於私人關係。這三個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徵,存在著人數眾多的自然群體,他們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賴關係網生存。這個群體的數量,在三城市有差別,他們儘管受私人關係網的擠壓,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無妨。這是與50萬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別,後者基本不存在拋卻關係網的群體。越少擁有關係網,越被擠向城市的邊緣。

  深圳

  深圳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間迅速竄紅的大城市。二十多年來,這個新興城市的,人口從數萬曆經數百萬達到千萬,從一個邊陲小鎮變成一個現代都市。對於研究關係學而言,這樣的樣本真不可多得,特別適合於觀察一個新型關係社會如何興起。

  20世紀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規模特別小,居民來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間沒有淵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時,深圳很有現代社會氣息。人們找工作、辦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賴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長,深圳畢竟是中國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開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間拉起山頭,形成了地緣體系——「東北幫」、「湖北幫」、「湖南幫」、「潮汕幫」、「梅縣幫」等等。這些民間地緣勢力形成後,開始參與控制城市的組織體系。城市關係網形成後,想在深圳闖蕩,光憑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關係資源,否則只能灰溜溜地離開。

  大約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後,深圳社會的關係網及運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辦事的風氣開始興起。連一些小事,譬如過羅湖海關,都可以開後門。20世紀80年代羅湖一地特點,每逢節假日海關人山人海,排隊過關需要幾個鐘頭,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關、邊防的熟人直接帶到聯檢大樓二樓,就可以輕輕鬆鬆插進排隊行列,直接辦手續。眾目睽睽,那些老實排隊的香港同胞們,實在敢怒不敢言。

  過去十幾年,深圳的關係網從無到有,進而興盛。這個例子彰顯了中國社會的特性:只要有中國人,就有關係網。關係網作為近代泛江湖化社會的一種組織形式,它存在於中國人靈魂深處,是江湖習俗沉積的心理結構。 

  廈門

  廈門是一個範例,彰顯與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顯示了在一張白紙上,關係網如何發育,如何枝繁葉茂。而廈門,原本即是一座海濱小城,關係網早就盛行,在20世紀80年代前,它就是一個小型關係社會。十幾年改革開放,將她從人口僅30餘萬的傳統封閉小城,變成一座百萬人口的大型開放城市。

  廈門原本是個很不「正規」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廈門是中國城市中最能搞關係、開後門的城市之一。1979年,廈門只有三路公共汽車,從業人員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車,他上車就開始與司機、售票員聊天,下車打個招呼就走了,也不買票。下車進電影院,也是只跟檢票員打聲招呼,揚長而入。你問:「為什麼不買票?」他答:「都是同學或相識的,您若買票,他們會笑你!」

  這樣童話般的經歷,在今天廈門很難尋覓。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裡還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廈門附近的同安、龍海,晉江、石獅、南安、安溪,遇著朋友開客車,蹭車也不算奇遇。

  當然不是說小城市完全沒有現代社會的憲政程序,沒有市場經濟,只是說,在小城市裡,依托權力、利益的關係網,以及相關的慣例制度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這些城市闖蕩,特別是想做點大事,光跑政府部門不懂得搞關係,必然四處碰壁。

  關係社會的規模極限

  目前,中國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簡言之,中國城裡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適宜關係網生長環境的居民。

  「關係社會」的特徵就是不通過任何公共程序,僅僅通過熟人就可以直達目的。譬如,某地機動車輛年檢時,可通過朋友將行駛證拿去蓋印,而無需到車管所排隊,更無需開車去真檢驗。結婚婚檢,也不需要真體檢,拿上表格找熟人蓋戳即可。類似例子決不限於車檢和體檢,而是涵蓋所有權力領域和商業領域。關係社會盛行的城市有兩套運作系統:一個公共系統(憲政和市場),一個關係網系統。有關係的走後門,沒關係的走「前門」。這是數百年歷史積聚的傳統。不怪誰,這是一種慣例制度,中國人生存博弈的結果。

  在上海這類特大型城市,僅城區人口就近1000萬,幾乎沒有聽到人敢稱其為「關係社會」,儘管上海也有不乏會搞關係的能人,但是這樣的能人鳳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為都中規中矩,遵紀守法,所以關係網未氾濫成「社會」。有些生意人聲稱,儘管自己不喜歡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歡和上海人做生意,因為他們做事按部就班,講程序守規矩。俯覽上海,不靠程序而靠關係「搗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與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關係網生態城市,依托關係網生存的市民不低於50%,生活大小事宜一應依賴「關係」,連買一根蔥都可以討便宜。

  為什麼形成這種差異呢?

  背後原因複雜,但是城市生態是關鍵,而城市生態的第一要素是人口。關係網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規模當屬20萬以下,最好不超過50萬,一旦城市人口超過100萬,縱然長袖善舞也鞭長莫及。這是關係社會的天限,關係網必須在適當人口生態中發育。

  由社區、行業、私交、裙帶諸種關係網編織而成的關係社會,遍及依賴關係營生的本地人群。由於關係傳遞衰減規律的制約,任何關係生態圈生長的規模都有限,不可能無限滋長,不可能通達全省全國。在自然條件下,關係的傳遞呈一種阻尼性衰減,像地上滑出去的石頭,越走越慢。這決定了關係社會必然是一個封閉社會,最終有一個盡頭。論規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現代社會小。現代社會的規模在理論上是無限的,能夠達到地球村。而「關係村」,頂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過比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觀察、數學估算和推測相互印證,認為50萬人口是關係網規模一道上限。亦即,50萬人口以下城鎮容易被關係網制度征服,50萬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關係網統治。

  前面我們說過,關係每傳遞一次,辦事成功概率衰減一半。傳遞三次後,效率低於10%,關係網機器就近乎不能轉動。於是,我們就依三次的假設來估算上限。

  假設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辦事效率為100%,第3人丙替甲辦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為(50%)3=12.5%。這個數值已經接近10%,也就是關係機器接近停滯,俗說稱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幹不可的大事,否則人們不會選擇只有1/8成功率的關係路徑,寧可更換路徑,改弦更張。

  初步結論是:關係網內的傳遞平均次數約為三次,從甲至丁為止。

  現在我們來估算在自然傳遞狀態下,關係社會的規模極限。

  實際估算過程只需要考慮二種因素:

  1效率的加速衰減;2關係網重疊部分的剔除。

  因為第2人認識的熟人中,也有相當部分是第1人認識的,因此不能認為二人的關係網延展總人數,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數乘積,而應該扣除部分重疊因素。根據作者對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觀察和估計,更新係數大約70%,亦即重疊係數大約30%。也就是說,平均七成朋友是獨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過程如下:

  設定私人關係網平均人數200人;設定本人甲傳遞第2人乙的效率為100%。

  甲(第1人)托乙:傳遞效率100%,可傳遞範圍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對於甲的更新係數70%,可傳遞範圍

  200×50%×70%=70(人)。直觀地說,丙本來認識200人,扣除乙也認識的,再扣除動力衰減因素,丙的新關係資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像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係數70%,可傳遞範圍200×25%×70%=35(人)。也直觀地說,丁本來認識200人,因為是甲的事情,精氣神兒只剩25%,還有少量與丙的關係重疊,最終只有35人的新資源。

  三數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說,關係網生態系統的極限,理論上可以達到50萬人左右,這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這既是基於一部分假設的估計值,也符合我們對中國城市的觀察結論。

  換言之,在一個人口少於50萬的城市(或者社區)之內,通過關係傳遞所營造的關係網可通達社區每一角落,形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關係社會」,這也是我們實地比較不同城市後的結論。置身此種地方,人們有一種感覺,「說起來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嬸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學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開花,這種感覺甚為明顯。

  如果城區規模超過50萬人口,則純靠關係鏈條來聯繫新人,就會產生困難。城市越大就越困難,越不容易靠關係保障日常生活。隨著城市人口規模增大,關係網逐漸淡出主流社會,蝸居城市一隅低調運作,同時憲政制度和現代公共體系逐漸佔上風。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鎮,關係網是一種主要組織模式和慣例制度,這是中國社會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現。在中國不同地域,關係現象興盛程度不同,產生的特權和社會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認為自己吃虧的底層平民,事實上默認了關係網這種中國近代移民階級創生的慣例制度。因為,在憲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體裡生活,關係網是共同體居民首先可以依賴的互助體系和保障體系。

  尤其在20萬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門滿街都是熟人,習慣上傾向於靠熟人辦事。在這樣的小城市,推行現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難。以司法訴訟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師之間都是熟人,背後淵源瓜葛一言難盡,難免有內幕交易。

  小城市雖然不代表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大趨勢,但是代表了中國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國城市文化的主要載體。

  不過,當城區人口增長至約50萬左右,這時人口規模已接近關係網整合力的極限。此時,城市市民會自發產生憲政秩序的需求,對「正規辦事」的呼籲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礎。

  隨著21世紀來臨,關係網與現代法治制度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在某些事情上,一部分人希望通過現代法律體系保護自己的權益,另一部分人則希望通過關係網打通法官、官員,與前一部分人相抗衡;在另一些事情上,雙方位置則可能對掉,後一部分人找不到特權保護,所以只能求助於城市法律體系。換言之,人們並沒有一以貫之的信念,只有一以貫之的利益博弈,並不能理智地確定自己是一個「現代人」,還是一個傳統的「江湖人」。一句話,人的現代性尚未建構。

  不論城市有多大,關係網都不會自動死去,它都會在某一個局部裡頑強存在,譬如一個行業、一個街區、一個科層制團體……關係網,是多數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和理念,不會輕易放棄。儘管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現代性變遷,正在建設現代法治國家,但是環顧眼下中小城市,關係網正方興未艾、如火如荼,並未見衰退之勢。這就形成一個悖論:中國人究竟希望更加江湖,還是更加現代化?答案是:普通中國人既不熱愛現代化也不熱愛江湖化,只渴望富裕。誰讓我富裕,我熱愛誰。這種心態,決定了對制度的選擇。   


三、人情制度 沒有人情,便沒有關係

  從某種意義上說,敢於欠人情是一種勇氣,表明你敢承擔義務,不怕還不起;敢於欠人情也是一種態度,表明認同對方,願意與其交往。義務和認同這兩條,是搞好私人「關係」的要訣,如果這兩條都不擁有,就妄談講人情了。人情與關係二位一體,它們是一個大制度裡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這個大制度就是關係網絡的慣例制度,是一種體制外的體制,是一種不黑不白的灰色江湖。

  按民間習俗,有人給你恩惠,你須記住人家好處,這叫人情債。欠人情的心態就彷彿欠金銀債,若不想被人稱作「白眼狼」,不想被人疏遠,就須早日尋求償還。這一欠一還,一來一去,就叫人情來往。

  說到人情,日常生活隨處都是例子,送禮、幫忙、借錢、救急、托事、賞臉、開後門、送特權……都是人情制度運作的表徵,其中暗含玄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人情是近代中國社會,尤其關係社會運作的軸線。人情是維護關係網運作,並管理「網」民們進行利益交換的不成文制度——從未明文頒布過的「制度」,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靠關係「網」民心口相傳,在生活中互動學習。它的表徵是感情,它的要害是利益交換。關係網絡因交換而得以凝聚,關係秩序因交換而得以維護。假若交換不對等,譬如來而無往,或有來無往,便惹上「不會做人」的壞名聲,屬於人際關係慣例違規。違規自然要受罰,第一道是輿論非議,第二道是朋友疏遠——沒人跟你來往。

  依社會學交換理論,一切社會形態——從原始部落到發達國家都以社會交換為根基,沒有不交換的社會,也沒有社會不交換的。交換與社會兩個詞蘊含同一個精髓,即分工合作。縱觀古今中國社會,交換機制可簡單分為兩個平行系統:一個公眾市場經濟機制,一個關係網的人情慣例。談及經驗,許多讀者對兩種交換都不陌生,而一旦涉及理論知識,不光普通讀者,就連經濟學者對人情知識的儲備都很少,對人情慣例控制社會再分配的知識,相當貧乏。譬如,關於經濟市場,我們擁有現代經濟學,擁有正在實施的民法、經濟合同法、企業法,還知道國家從市場中抽稅抵作國家財政,維持國家運營。反過來,國家可曾從人情交換的禮物和紅包中抽過稅?哪位經濟學家能設計一種稅制,對「份子錢」、紅包和禮物課稅?人情是一種以民俗慣例為依托的利益交換,單筆交易數額少則數元,多則數十萬之巨。對於人情運行的內在空間,既無相應理論研究,也無相應法規管理,理性知識受制於經驗習俗,行為上被某種集體無意識控制,誰都不敢越軌犯規。這個無意識代表著一個幽靈,它是貫徹人情規則和維護關係網的壓力。這個壓力形成一塊「無為而治」的社會空間,沒有領袖,沒有團體,但是有慣例規則。

  撫今追昔,人情對中國人生存的價值不可謂不大。

  近代中國在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制度反覆更迭,社會局勢動盪,在正式制度轉型之際,憲政尚未學會,禮教早已分崩離析。危難之時,慣例挺身而出,人情習俗制度變成民間社會的實質法理基礎,以及維繫中國社會不至瓦解的紐帶。這個人情制度,是由許許多多習俗碎片拼湊而成的。任憑家法、宗法、民法、刑法、憲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終是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基本法則。

  私人關係網得以聚集成規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來。抽掉人情,關係網連維持一分鐘都困難。全然可以說,沒有人情就沒有關係,人情是關係之母。

  沒有人情,就沒有關係網的繁榮。大規模關係網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組織結構,既是組織,必有運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換的制度。仔細辨析每一次關係運作,都可以發現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終,以人情著眼,以人情皈依。

  換言之,搞關係就等於做人情,關係往來等於人情往來。人情往來,就是「酬」、「酢」,即給予和償還。人情後面是交換,交換後面是利益。人情與金錢,既相通又不相同。   


人情如虛擬貨幣,支持交易

  以社會交換的觀點對人情和金錢作一對照,肯定受益匪淺。

  大家都知道,貨幣背後有一套制度,譬如,價格制度定義貨幣與商品關係,債權制度規定債務關係。假使我欠你100元,這叫債務,如果欠債不還,你可以到法院起訴,法院會強制執行。

  同理,人情背後也有複雜制度,它的運作在某些方面類似金錢。譬如我欠你一筆人情,這叫人情債,如果長期不還,就要承受人情壓力,類似於債務壓力,俗語謂:「人情重於泰山」和「人情緊過債」。承受人情債務,你覺得處處低人一頭。依據人情「債權優先」原則,被債權人呼來喚去不得表達怨氣,因為人家對你有恩,換言之這是你的義務。權衡之下,你覺得還是早點還掉人情更輕鬆。這個效果,等效於法院判決。唯一不同的是,人情制度沒有公佈的價格行情,對人情多少的定量不具體,僅靠雙方心領神會達成默契。

  從這裡也可看出,貨幣經濟是公共社會事務,人情是私人關係事務,這是二者的最大分野。

  2000年8月11日,《燕趙都市報》刊登《高官墮落為紅顏》,報道成克傑一案,此一例屬於典型的人情交換:

  1994年初,某國營企業的廠長張某在李平(成克傑情婦)的推薦下前來拜訪成克傑。張某道明來意:現在國有企業不好幹,能不能請成主席幫忙調到機關工作。成當即答應,可以考慮。有了這句話,張某如獲至寶,往成家跑得更勤快了。當然每次都不會是空手前往。事後查明,張某先後4次送給成克傑現金2.9萬元,同時送給李平金項鏈一條,價值3888元。不久,成克傑親自出面,疏通關節,把張某從企業調到某機關工作。

  這裡可以看到人情的典型往返模式:求人情和還人情,一來和一去。

  另有2001年8月19日《新快報》發表《賴昌星用金錢美色織保護網,反腐紀檢組長成腐敗者》一文:

  ……賴昌星利用紅樓小姐套牢了趙克明之後,趙克明對於賴昌星送上的10萬港幣也就不再推辭了。

  趙克明說:實際上這十萬港幣我也不想要,我何必拿他十萬港幣呢?他是一個那麼巨大的大款,他應該給我一百萬甚至更多,幾百萬,我可以幫他做很多很多事情,我可以配合他。

  按趙講話的意思,賴應該拿幾百萬求他,然後他幫賴做很多事情。反過來說,他能做的事情決不只值10萬。

  這兩個例子表明,人情操作在基本層面上存在共同模式,先送人情,然後再還人情,二者內含對等交換,簡稱:「一來二去」。其間,逐次、逐項掂量人情價碼大小,譬如趙克明說賴昌星送他10萬港幣太少,以他的價碼至少100萬,這就是評估。賴昌星是商人,當然更懂得評估,面對著「道高一尺」,顯得「魔高一丈」——要是對等交易,我哪有油水?所以要用透人情規則,從中賺價差。先用紅樓小姐套牢趙克明,捏著把柄後,迅速挫降他的報價,100萬變成10萬。降價後,捏著錄像帶還可以隨時治他,占一先手,這是精明之處。趙克明吃了啞巴虧還不敢吱聲,誰叫自己褲腰帶不聽使喚,有了醜聞受制於人。這兩個例子呈現現實人情運作的複雜,與人間百事——譬如金錢、調動、生意、婚外戀、褲腰帶……盤根錯節,非「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不能駕馭自如。

  民間人情的模式十分簡單:甲向乙送禮托其辦事,乙收禮替人辦事。簡稱:送人情和還人情。做人情只管辦事,不管法律,只因人情與法律是兩個不相干的制度平台,各自為政。而且,訴求人情的事物多半歸屬無法訴諸憲政一類,譬如訴求特權或打政策「擦邊球」。   


人情的兩個意義空間

  在直面人情要義之前,先分析人情的兩個含義:一是媒介,二是制度。人情既是人們從事交易的媒介,譬如禮物、金錢和幫助,又是管理交易的慣例制度,俗稱:規矩和「禮數」。人情本身看不見摸不著,是一種負載利益的軟媒介,同時也是控制交易的慣例。

  說到交易,必參考金錢。金錢不完全類似人情,但在社會交換功能上可作人情的參照物。金錢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標識商品的價值,在間接或複雜的交換體系中充當中間物。貨幣曾給人類初民「以物易物」的貿易方式帶來交換制度的革命,擴大了原始經濟共同體的範圍。故而,貨幣是聚合經濟共同體的基本原因,甚至是統一社會制度的經濟學原因。古代獸骨、貝殼、紙張乃至金屬能成為貨幣,不在物質本身,而在人們對其替代商品價值的功能,加以制度性約定。假若不依托制度,紙幣僅僅是紙,硬幣僅僅是金屬,支票、銀票更是廢紙一張。

  與貨幣相像,人情有也交換及凝聚功能,也在交換背後存在制度,也像貨幣一樣凝聚了一種共同體,人情凝聚的共同體便是私人關係網。

  以西方的社會交換論看人情,或許帶有一絲跨文化的不確切,但是它的觀點單刀直入,一針見血,能看到人情的精髓,而不被人情的「情」字所蒙蔽。中國學者很難研究人情,就因為被「情」字欺騙,尤其具有古典文化基礎的學者,習慣將商周至唐宋的「人情」語義與現代人情相混淆。西方社會學的交換理論乃至它背後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領悟人情對於中國近代關係網制度的核心意義:交換和凝聚。因為交換,而得以凝聚。假若沒有交換,關係和關係網便無法聯繫。人情中的那個「情」字,並非固化的感情(或許有些人有,有些人沒有),而是虛擬之「情」——凝聚、認同和團結。按照中國古語習慣,情感之「情」和世情、民情之「情」都是「情」,前者作情感解,後者作情勢解。人情與其說源於感情,不如說源於世情和民情、行情。人情是為人處世的規矩和「禮數」。及至當代,大部分人送人情都無關「感情」,只是辦事而已,包含著鮮明的功利主義冷漠態度和計算,一碼歸一碼,從不拉拉扯扯。辦事背後,要麼有感謝費,要麼先擱著,以後再還。至親至友的真正感情也存在,但大多數關係戶們做不到。出門在外混社會,人情到處充斥,然而「世態炎涼」沒有多少感情。人情只與利益有關,是假冒之「情」。

  生活中的人情,原本很複雜。然而,再複雜的人情都可被還原為一雙基本概念:送人情和還人情。其他更複雜的範疇,諸如做人情、賣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都可涵蓋在「送」和「還」之下,譬如「做」、「賣」、「托」等於「送」,而「欠」牽涉「還」。這一「送」一「還」是一對哲學範疇,可比作牛頓定律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總是並列存在,然方向相反。這一來一往的互動,負載著利益訴求,譬如金錢、禮物、恩惠、便利和關照,於是作為一種社會慣例的基本單元構成社會交換,成為獨立於金錢之外的另一種交換。

  於是,人情的基本點可歸結為一來一往的通行模式。最簡單的樣本就是常見例子:甲送禮給乙,乙替甲辦事。這個簡單模式是人情的細胞,包含了人情的基本奧秘。

  首先,甲對自己所呈禮物價值自然心知肚明,必依辦事價值大小調整禮物大小,大事大送,小事小送。在交易規範上,頭一次禮物類似經濟合同中的定金,與交易總量有關,一般佔小幾成的比例,大約5%~30%,但比經濟合同模糊。

  收禮後,乙對禮物評估則要花工夫,若是金錢自然明瞭,若是禮物便要猜測。收禮者很少聖人,估價是必然的,如果稀罕禮品價格不明便要詢問朋友。送禮物而非禮金,是可進可退的世故方式,是一層台階。若事情托得成,遂轉成定金;托不成,權當串門,也不難看。況且頭一次如果禮太大,乙也不敢收受。另一方面,乙對替人辦事付出的代價一定要預評,他明白事情的程序和相關成本,這些成本遲早一天攤到自己身上。兩相比較,便知道托人值不值,是賺錢生意還是虧本買賣。但不管未來辦事代價有多大,只要大家默認人情制度,認真處理好人情關係,就擁有一種信用背景,乙就不怕折本吃虧。反因有恩於人,得意洋洋。

  一旦辦事畢,用人情衡量,等於乙還甲一個人情,通常超過禮物定金綽綽有餘。這時又輪到甲欠人情和還人情,這次人情則是整個人情往返系統的一部分;推而廣之,還可看作二人過去和將來長期交往的一部分。此時,作為一個明白人——俗語稱「會做人」、「識做人」的人,甲必須綜合評估事情於自己的意義,加上乙已經付出代價,然後拿捏二者平衡點,折算成一份大禮還與乙。可以是錢可以是物,也可以與其他事情相抵。

  常規下,只要二人處於類似社會階層,遵循類似心理評估方式和文化規則,評估結果就會接近,因而保持正常溝通和互動。故而其樂融融,相安無事,並大大裨益各人,增進二人情誼。若非如此,反而出現意外誤解和矛盾,譬如甲所還人情尚不及乙的辦事成本,至少在乙看來如此,便出現人際關係的麻煩和危機。然而,人情習俗的「軟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礙於情面絕對不便開口,開口小氣,沒有人當面指責對方讓自己折本,而將矛盾隱藏心裡,或在背後向別人訴苦,一不留神傳到甲耳裡,往往惡性循環導致私人關係危機。危機的結果往往不確定,實際取決於乙的態度——忍讓,還是爆發。這個看似拉拉扯扯、糾纏不休的過程,其實是中國人情互動的特色。拉扯和糾纏,是真正的維繫力量。

  鑒於人情依賴價值觀的溝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產生對象的篩選,形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以價值觀接近而聚攏,又以價值觀分歧而分開,這是關係和關係網因人情交換而得以凝聚的原因。價值觀像一把篩子,成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劃線的裁判。實際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遠比此複雜,私人的畢生交往是一個人情增減損益的開放計量系統,是一張反覆顛倒的損益表,有時我欠你,有時你欠我,沒完沒了,無法割清。無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義,它像一束紐帶,維繫關係和關係網生生不息。若割清,關係便淡化,轉而消逝。

  譬如華人走向世界各地,為何聚而不散,有人說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過於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國人的人情制度,它源於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國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國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則有關係,有關係也有網絡,於是生成遍及世界的華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與金錢相似之處,後面要說人情與金錢不同屬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價交換,還有忌諱清算。

  人情訴求利益交換,既養成做人做事規範,還讓本身充當交換媒介,讓不同類型利益——譬如幫助、關心、優惠、金錢、救命、通融、後門、特權、服務等等,相互進行心理換算和複雜交換,每一次收受之後都折算成人情,然後以另一項利惠去償還。要進行如此複雜的折算,背後必有類似價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評估人情數量大小,否則無以知人情多少。這項制度保障人情往來的總量平衡,維繫公正和正義,維持私人關係正常運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評估也是一項繁瑣哲學,它不具明文制度,也無法明碼標價,完全依賴私人交往的感性過程,以及當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還要參照雙方昔日交往曾經發生的債務損益表,一起算總賬。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類似的人情市場行情可供參照。譬如,在20世紀90年代,甲幫乙辦一本護照,酬謝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與洋酒之間本沒有可比性,如果當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個參照,雙方遂無異議。但是,如果甲幫乙不是一本護照,是一塊地皮,那酬謝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額的一個適當百分率。

  不論多大人情,大家最終追求的結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評價上達成認同和默契。假如不認同,便導致冷淡或破裂。   


人情二字的各種含義

  中國人幾乎天天接觸人情,若在中小型城市或鄉鎮生活,則幾乎浸泡在人情的汪洋大海。由於人情起源於習俗、口語和慣例,未經顯學校正,所以具有民間性和含糊性。同樣二字,有時指一件事,有時指另一件事,並非違背邏輯同一律,而是從來就未被整合過,相互之間關聯未被廓清。下面,我們就來逐一分析。

  1.人情最常見的是禮物

  做人情大多要送禮,錢或物,皆可入「禮」。「禮」,最低限度上必須是有意義物品,其意義可務虛,也可務實。務虛訴求精神價值,譬如紀念品或個人嗜好,務實涉及錢財,其中暗含邀約,欲托人辦事。至於稱「禮」而不稱其他,從「禮」字可推測其來源於西周古禮制度。在上古年代,「禮」是宏大涵蓋一切的制度平台,超過現在憲法,是法律、倫理、宗教三者的總和。關係網將托人辦事稱作「送禮」,暗示一定規範,而非徹頭徹尾商品交易。

  2.不是錢物的人情

  人情除了是禮物,有時也不是錢物,譬如典型的人情是救助、贊助、提攜、幫忙、支援、通融、特權、後門等非物質、非經濟「軟類目」……是一般的泛化生存價值,當中部分可折算成金錢,部分則不可。在現代話語裡,人情是利益的一種類型,是有中國特色的、擁有特殊交換機制和慣例制度的利益載體。

  3.人情含有模糊的情義

  21世紀以來,人情現象受市場經濟衝擊而徹底蛻變,漸與生意市場混淆不清。但在典型傳統之下,人情蘊含一種無法剝離的情義,譬如救命之恩、助人之善,以及心存報答、感恩戴德,這當中除開好處,還有情義。人情之所以叫人情,就因為傳統人情曾經含有過「情」和「義」,傳統人情是以「利」帶「義」的二元設計,至於這情義是真心還是做戲,禮教文化並不看重。它是一種格式,允許真也允許假,唯表達心意即可。人情既是江湖憲法,江湖既是蛻化的禮教,那就不可能不受禮教影響。

  人情的啟動在講義氣,朋友之間尤其如此。情義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報,制度規則上也要求對方回報。既回報,便要基本對等。財物歸財物,情義歸情義,兩路各走。若大家只專注錢財,幫助者、受惠者都對財物錙銖必較都等於一筆勾銷人情背後應有的情義。往更高層次說,幫助者吃虧,是對幫助者情義的不尊重,被對方或自己踐踏了。

  4.人情只存於二人之間,無關群體和公共現象

  兩人間的事才算人情,若離開兩人關係,一旦涉及團體或公共社會,利益問題就不是人情問題而是經濟體制問題,是社會合作和分配問題。人情與私人關係網相互依存,二者共濟組成一組組以各自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關係通過利益傳遞結成關係網的機制,同時也是虛擬的價值載體。

  5.凡講人情必有交換

  民間社會交換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過是社會交換大系統之一環節。所有人情運作都存在雙向互動:假設在某個方向上(甲→乙)出現一次人情,那麼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個時間差,產生一個相反人情來履行義務,類似牛頓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這是人情的互動性。人情往來遵循「來而無往非禮也」規矩,其中包含自然辯證法。一人「送人情」,就這事情本身,意味著對方開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時發生的。「欠人情」,就要「還人情」。依規則,「還」還要過量(孔聖人謂:「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理當所還超過所欠,於是導致效果倒置,反過來對方欠自己人情。如此欠還相生,糾纏不清,就保證了人際關係越綁越緊,維繫持久和穩定,人情活水不斷更新。

  交換是人情運作的內在特徵,但是人情交換與市場交易相比有根本不同。人情交換中,規則故意安排明顯的時間差,不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免「絕情」、「無情無義」。人情倒更像期貨生意,訂立與交易,買與賣,「送」與「還」之間要錯開,讓人情債務拖延一段時間。拖延本身比債務更重要,它是維繫私人關係的制度因素。沒有時間差,就沒有人情制度。除了交易時間差,人情交換還不能像結算債務一樣,欠一分錢還一分錢,這樣也是「絕情」。這兩個特徵——時間差和不結算,故意迴避「交易割清」,訴求私人關係維繫與凝聚。交易割清,兩人沒有瓜葛,維繫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不時反覆倒置的人情債務成全了兩人的團結。時間差和不結算是博弈生成的慣例制度,也是非人為的巧妙設計。如果沒有這兩條,人情就不成其為人情,而是買賣。

  6.人情本身就是交換媒介

  這種媒介不是物質,不是紙幣不是硬幣,而是由習俗規範和個人默認的虛擬價值,是一種心理評估值。它在於心,而不在物,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價格體系。它不像貨幣那樣,有一張紙或一塊金屬承載面值,用制度保障其公信力。不同的是,對於每一次人情的大小份量,都要以二人價值觀的公約數(共同部分)來評估,得到彼此相近的模糊值。兩人估量不接近不要緊,這也是正常人情現象的一部分。合則聚,不合則分;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咫尺不相逢。人情以自然主義方式維繫私人關係,毋須外力壓迫。

  說人情是交易媒介,因為它是交易的直接操作對象。看看常見的習語,譬如「買人情」、「賣人情」、「送人情」、「做人情」、「欠人情」、「還人情」……「人情」都作賓語,是被「做」的對象,是操作客體,等效於「買商品」、「賣商品」、「欠債」、「還債」種種說法中的商品或錢財。上面說「人情」是抽像制度,這裡說它也是操作客體,即交易載體,這是一詞兩用,統稱「人情」。人情儘管是虛擬、模糊的心理載體,但它承擔交換活動的媒介功能,這種功能大體相當市場中的貨幣。市場交易行為——買賣、送貨、提貨、消費、欠賬、賒賬、還錢……最後要用貨幣結算,貨幣是市場交易的媒介和商品價值載體。與之相像,人情交換的內容形態也豐富多樣,包括錢、物、恩惠、幫助、支援、服務、提攜、解難、特權……這些差別可對應商品的種類差別。貨幣在公共市場交換中作媒介,人情在關係網的利益交換裡作媒介。

  人情作媒介,可產生關係網中價值的轉換和流動,譬如,恩惠換禮物,服務換權力,權力換金錢。人情場(也就是關係網)也像大市場,個人各取所需,相互交換,人情充當中介,人情制度充當監控。

  總之,要準確地理解人情的含義,須將以上六條對照辨析。人情是以中國江湖社會為背景,以私人關係為基礎,利用慣例制度進行利益交換的媒介物。人情,也泛指相應的交易慣例。   


追溯人情名稱由來

  翻閱史籍,發現今日所謂人情並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現,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說人情,但不是這個意思。用計算機檢索史籍,發現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說《太平廣記‧周穆王》:「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此處所謂「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債務,含義相去甚遠。

  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編《元史‧張起巖》:「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此處「人情」則是民情、局勢,與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潰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此處「人情」仍是人心、局勢。還有《元史‧奸臣》:「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以為『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詞意同上。《元史》總共出現「人情」六次,次次當人心、局勢講,與今日人情無涉。

  綜合檢索歷朝文獻,「人情」由古至今歷有三變,分別以上古、中古、近代為界,前後各不相同。在魏晉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釋。譬如,《禮記‧禮運》:「何為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勢、世情來講。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間社會主流話語中才被注入新含義——一種囊括了情義、社會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載體。這個現象標誌著一種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漸形成,它在人類歷史上有特殊意義。人類各種文明都有類似的人情現象,但是人情作為一種系統的慣例制度,甚至當做民間社會運行的支柱,是中國近代獨有的現象。

  那麼,近代以後的人情概念具體起源於何時?用計算機檢索經典文獻發現,現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葉後的市井口語和白話文學,與官方規範語言無關。

  先說官方規範語言文本。在以文言文、書面語體為基礎的官方文獻系統中,直到清朝、民國初年都沒有類似的現代「人情」概念。清初順治年間編修《明史》,全書有四十六篇出現過「人情」,都當人心、局勢講。甚至到民國初年,柯劭忞主編《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說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這是「人情」的傳統書面語含義,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義。

  再說民間文學。從口語白話文學的傳統看,明朝出現大量白話小說,記錄市井生活的流動狀態,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這批白話小說最早湧現了類似今日概念的「人情」,這裡列舉一二。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作《水滸傳》,在第七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中寫道,「薛霸道: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顧俺處。」這裡「人情」完全是今天含義。不過,《水滸傳》全書一百二十回,只在這一回出現「人情」,其他章節未出現,這一現象值得細細咀嚼。依該書題材,內容存在豐富的人情、利益互動,只講一次「人情」反倒不相稱。推測的可能性,便是那時人情觀念剛剛處於萌芽狀態,話語並不頻繁。到明中後葉石玉昆著《三俠五義》,全書有三回講到「人情」,勉強稱得上正式運用了「人情」一詞。譬如,第十五回《斬龐昱初試龍頭鍘 遇國母晚宿天齊廟》:「人在人情在,人亡兩無交」,其談論人情口氣之自如,形同今日之酒桌應酬。

  至清朝,小說資料反映「人情」進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說《儒林外史》大量出現「人情」說法,全書有五回說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說到「份子錢」:「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湊份子習俗的雛形。湊份子習俗,當時就已成型。清朝中葉以後,人情就開始從市井滲透上層社會,譬如,曹雪芹著《紅樓夢》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很顯然,類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後的慣例制度已進入上流社會,而不再局限江湖草民。

  從文獻史料的分析結果看,人情觀念的萌芽、發展歷程貫穿明清兩朝,與江湖社會的興起、成熟過程同步。究竟是人情生江湖,還是江湖生人情,作者無意斷言二者的因果關係,但是二者在產生時間上的同步及高度的相關性是存在的。因此,推測二者之間存在相互整合,江湖借用和吸收了人情慣例,而人情促成了江湖的成熟。人情慣例在時間上伴隨江湖產生,即便不是江湖創造了人情,也是發揚光大了這個概念,使之發育成一種成熟的慣例制度。後世使用至登峰造極者,也非江湖莫屬。   


非正式規則蘊含的老詞兒

  參透人情,最要緊是進入人情語境。進入語境,要借用人情老詞兒、老說法。唯有老詞兒,才代表人情的古典含義。不過要深入理解老詞兒的含義,光看字面沒用,還得結合背後非正式規則,也就是老規矩。此處分兩步,先看老詞兒,下節再說非正式規則。

  作者統計,最常用的傳統人情術語主要有以下10種:做人情、講人情、送人情、求人情、托人情、欠人情、還人情、賣人情、留人情、走人情。這10項都以「人情」作賓語,只有一字謂語不同,分別代表一個動作,一個態度或一個狀態。再刨去人情,這組術語核心就是10個字:做、講、送、求、托、欠、還、賣、留、走。它們勾勒了傳統人情生活貌似紛繁、實則簡單的輪廓線。所以人情老詞兒,關鍵看前綴的那個字。

  做,也寫作「作」,既是製造又是當做,有兩層意思。首要意思是製造,即製造人情,產生人情債權狀態。譬如送人一瓶酒、一件精美禮物,對方高興之餘念叨你的好,這就產生了一個適度人情債權狀態,將別人套牢,對方成了欠債人,你成了債主。往後,你若有求於對方,由於這層人情債務存在,你使喚對方就很主動、方便,省卻了心驚膽戰地求情送禮。這種非正式規則被老於世故的人運用了,就拿來控制人、使喚人。

  生活中有一類人,其「樂善好施」幾近於濫施人情。今天請你吃飯,明天送他東西,來往酬酢之間縱橫捭闔,把甲送他的東西轉送乙,又把來自丙的禮物轉送丁。來自別人的不值錢小玩意兒,他先當你的面吹噓一通,然後送給你,讓你受寵若驚,感恩戴德。這樣的交際方式被當做一種策略,不僅廣結善緣,人脈貫通,更關鍵的是跟所有人打交道時自己都處在人情債權主動地位。

  另一方面,做也有「當做」的意思,此為介詞,譬如當做人情。有些人,家裡有好煙好酒不捨得消費,留著有求於人時當做人情,把好酒當禮物求人情或還人情。

  講,就是講究。講人情並沒有具體操作內容,只是強調認同人情規則的態度。講究人情,就是重視以人情規則解決問題,重視人際交往中人情往來和利益平衡。不言自明,只有同講人情的人打交道,人情遊戲才做得起來,才可以發展私人關係。不講人情,也就無所謂私人關係。

  送,就是送人情。至於為什麼送,沒有明說,與具體生活背景有關。可能是做人情,也可能是還人情。

  求,就是請求、央求。求人情就是求人幫忙辦事,然後以人情方式予以酬謝。「以人情方式」很重要,它就是人情規則,俗稱規矩。求人情之要點是以人情規矩完成酬謝。酬謝內容,由自己拿捏,只要符合人情規矩即可。20世紀以後,平民酬謝人情的首選方式是送禮,官場方式是送紅包。除了送禮,其他方式或媒介也可選用,譬如幫助或恩惠。今天你幫我,日後我幫你。

  還,說到酬謝就引申出還人情,還人情就是酬謝。還人情,源於被人「做」過人情,或送過人情,所以依「來往規則」必定要還。償還方式有學問,按老規矩,首先要掂量欠債價碼。基於價碼,還人情要過量,比欠的要多。這叫做「過償原則」,下節細談。

  欠,表明一種債務狀態——別人曾經幫助,或者「送」過或者「做」過人情給自己,導致在兩人人情平衡損益表上的債務赤字。人情像一場戲,不僅有劇本和規則,還有角色與情景,做人情要入戲。欠人情是一種消極心理狀態,心裡擱件事兒,不舒服,總想找機會把人情債還上。

  賣,賣人情是做人情的一種世故玩法。說它世故是因為耍賴,會利用但並不信奉人情規則,利用對方墨守成規之本分,大玩有利於自己的遊戲。

  人情的首要規則是義務原則——俗稱講義氣,它源自儒家的義務倫理,體現在人情規則中就是主動為他人盡義務,不計較得失。這樣豈不自己吃虧?作為長期博弈形成一種穩定均衡,作為一種慣例性制度,人情保障人際交換平衡的辦法是雙方都自覺盡義務,主動清除自身債務,不賴賬。對盡義務者宣揚不計得失,對受益者諄諄教誨以報恩。報答的結果是達致人情債務平衡。

  而所謂賣人情,就是根本不信奉「義氣」(主動義務原則)卻訴求回報,假裝講義氣,騙取對方還人情,而且就是那個自己想要的東西。做個假人情,就是「賣」出一項人情。

  留,留人情與賣人情意思相通,只不過話語背景略有差異。譬如甲托乙辦成一件事,乙主動還人情,請甲吃飯。而甲對吃飯毫無興趣,聲稱以後再說罷。這就叫做留人情。留人情不是勾銷,而是賒賬,以後要還,其效果與賣人情近似,但沒有賣人情那麼故意,工於心計。留人情是被動的,賣人情是主動的。

  托、走,兩字都與求人情相通,只不過行為特徵有差異,顯示了中國語言感性化的特點。托,即委託和轉托,表示求人情要輾轉委託;走,即行走,表示事情有難度,費工夫,要四處走動。走字,把求人情的辛苦生動刻畫出來,十分貼切。   


人情規矩,乾坤方圓

  以上乃十種人情說法,這些老說法濃縮人情的操作特性,有帶入人情交往語境的功效。然而,它們只是表象元素,還不足以反映人情的精髓。

  人情的精髓是什麼?是人情的運行法則,也就是非正式「制度」,是江湖的規矩。那些經數百年發育成熟的老規矩,是人情靈魂所在。若要講人情,須按老規矩來,否則壞了規矩、吃了虧還不知緣由。老規矩是眾人利益博弈自然形成的均衡狀態,均衡產生了習俗,學理上叫作習慣法。因為有一群人以規矩結成關係網,才確立了江湖秩序,習慣法是這一秩序的非正式制度。

  這就引申出人情的功能這一話題。

  近代江湖發育五百年,比起中華文明五千年只抵得一個零頭,但比起西方現代國家就不算年輕,比美國二百年歷史長一倍有餘。在江湖社會發育時間中,人情之所以被江湖關係網絡提升到類似於憲法的制度地位,原因在於人情向江湖社會提供兩種基本功能:

  (1)私人關係網絡的維持、凝聚;

  (2)私人間利益交換合作和利益平衡。

  以下所討論的六種老規矩,即基本的人情規矩,無一例外膺服於這兩種基本功能。這六種規矩是:

  (1)主動講義氣;

  (2)禮尚往來;

  (3)過量償還;

  (4)錯開時間;

  (5)爭取債權;

  (6)忌諱清算。

  在陳述這些人情規矩之前,首先要強調人情規矩並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適用範圍僅限於關係網;離開了關係網,即超出它的適用範圍。

  主動講義氣

  做人要講義氣,這是關係網極力推崇的價值規則。講義氣可被概括成如下態度:

  如果我認為某人值得交往,那麼應該主動向他(她)盡義務,向他(她)行善施惠,而不計較得失。

  義,義務;氣,態度。義氣,義務之態度。

  江湖義氣,就是行善施惠當先。這種「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奉獻精神來自儒家義務倫理,在這裡,人情代表的江湖制度繼承了儒家的衣缽。

  放眼歷史長河,可知這條規矩並非始於近代江湖,義務倫理是儒教最基本的特徵,自孔子算起也有兩千多年,江湖人情不過承襲這種價值而已。江湖是後儒教,或是蛻化的儒教,在許多重要規則上,江湖與儒教前後相襲,換湯不換藥。這裡,義務倫理演化成「義氣」,昔日士大夫嘴裡的義理,到了江湖就變成了義氣。因而義氣是通俗化、大眾化、江湖化的義務倫理。

  講義氣的常見例子是吃飯買單,中國人到飯館吃飯,大家爭搶付賬,不管真的假的,扭胳膊抱腰擰作一團,為爭盡義務。

  在人情規矩體系中,此條規矩具有原初啟動功能,開創了二人的人情關係。一個人開始講義氣,等於在人情制度裡施人情,老詞兒叫做「做人情」、「送人情」、「賣人情」、「留人情」。違背這條規矩,該講義氣時不講義氣,輿論說你「不仗義」。「不仗義」的人會被別人疏遠,甭想在圈裡混。

  禮尚往來

  孔子云:「來而無往非禮也」,這是「來往規矩」的精神源頭,也是人們交往的實際操作準則,亙古不變。大凡常人要還人情債,多半念叨「來而無往非禮也」,表達了自己的壓力。

  禮,即禮制,現在叫制度;來,意指主動送禮或幫忙;有「來」必有「往」,趕快還人情,這是來往規矩著重強調的規則元素。人情未必都指錢財,看望也是人情,回訪也是人情。

  禮尚來往的效用,是保障二人來往的交互性和利益平衡。

  甲的「來」——即「主動義務」,給乙帶來了的利益或恩惠。但是在一個公平的制度中,甲的利益該由誰保障呢?這規矩明確說:應該由乙的「從動義務」來保障——由「往」去保障。這只說了二人關係,而二人關係是傳統社會最基本的關係,是一切社會關係的起點,有了二人關係即有了一切關係。通過交互的義務或者說義務互動,達致兩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

  深入分析這一規則,就會發現它與現代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現代法律制度強調進行交換的兩個公民身,必須同時體現權利和義務平衡,而不是通過時間差的二人交互作用慢慢完成平衡。現代法律是建立在個人價值之上,以個人為本,以個人為皈依,市均經濟還要求精確結算個人財富。而人情規矩,建立在儒家二人互動基礎上,強調通過交互的義務,來維護雙方的權益平衡。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設計,就像兩種不同發動機設計,就其本身無可厚非,尤其不能簡單依據現代制度立場武斷否定交互式人情平衡機制,因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服務對象。人情平衡法以互動為原理,功能多樣性是其優點——即不僅保障權利平衡,還能強化人際關係,增進群體凝聚與合作。這種設計雖然很古老,卻不乏智慧。而現代民法的權利義務平衡設計,功能更加專一化,只管平衡,不管人的溝通,不管人文關懷。所以,這是兩種不同形態的智慧。

  當今人情被喻為債務,也源於本規矩,「有來必有往」體現了一種壓力。所謂「來」,就是接受了別人恩惠,欠下了人情。孔子說:「來而無往非禮也」,「非禮」二字完全是精神壓力(古語稱性騷擾也為「非禮」,可見其嚴重),逼你趕緊「往」——償還人情。這種心理,同欠債還錢如出一轍。

  從文化淵源看,這規矩也源於儒家哲學,具體地說是報償倫理。

  「報」——報答、報恩、報仇等等,是儒家哲學一個重要概念。「報」是一個關係範疇,它相應於一個交換背景存在,這個背景就是別人曾經給予自己恩惠。從消極一面說,報的內容也可能是傷害,譬如報復和報仇。「義」與「報」,是一對不可分離的儒家範疇,換作人情老詞兒,就是「做」與「還」,這是一種對稱設計,演繹到民間社會,就成了「有來有往」,「一報還一報」,「做人情」和「還人情」。

  「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以誇張口吻強調了「恩」、「報」之間的不可分離以及放大的關係,除了隱含「禮尚往來」以外,還延伸下一條規矩:「過量償還」。它說滴水之恩不僅要報,而且要用湧泉——無數倍於滴水來回報。

  償還務求過量

  還人情時,有時要對等,有時要過量,看是否合適,傷不傷感情。不傷感情的,可等價償還;若等價償還肯定傷感情,那就要過量償還。為什麼傷感情?因為只專注財物,把人情包含的情義一筆勾銷,這意味著不尊重對方情義。此外,有些人情很大,根本無法還清,更遑論過量,譬如救命之恩一類,只能先表示一下,然後欠著了。

  什麼時候傷感情,什麼時候不傷,沒有標準答案,還須自己的人情功夫拿捏。人情所負載,一為利惠,二為情義,每樁人情之中成分比例各不相同,要靠自己用心去揣摩。以利為主,可酌情等價償還,譬如借錢還賬,甚至多加一些利息也不為過;以情為主,忌諱等價償還,譬如別人從外地帶來特意的禮物,或許本錢很小,如果按價回贈就犯忌了。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

  針對情義型的人情,過量償還規則要求盡量「過量」。所有的「報」,也就是還人情,都面臨價值數量和方式選擇——以什麼方式?還多少?怎樣做才合乎情理,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別人?若只考量利益數量維度,就簡化成:還人情的份量究竟應該大於、小於還是等於所欠人情?

  如果回報小於所欠人情,客觀上等於對方吃虧。在某些個案上可能無關緊要,但從規則高度來看,無法維持私人關係的總體利益平衡。一旦失衡,別人肯定說你小氣,老佔便宜,不跟你來往。因此,若作為規則,「小於」行不通。

  再說「等於」。如果回報數額剛好等於所欠人情,這種方式在利益交換上可操作,能夠維護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另一方面也是人際關係的溝通、維繫。回報價值死摳所欠人情,計算得一清二楚,一點虧都不吃,在傳統習俗上意味著暗示對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講感情。這不符合人情制度功能的宗旨,同時也是對對方的傷害,因為對方給予你感情,表現得不計得失,你卻對利益錙銖必較。

  所以,還人情在份量上既不能「小於」,又盡可能「不等於」,於是就剩下「大於」一種答案。「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就是關於「大於」的詩化格言。

  明確過量後,問題尚未結束,還有一個評估標準問題。你認為過量,對方認為不過量也不成。這個問題涉及雙方評估標準異同,而差異在生活中常常出現。譬如你某事托人,對你來說一包茶葉、幾斤水果足以表達謝意,這是你的標準;然而,也許你不瞭解對方辦事過程的辛苦,如果成本代價高,一點茶葉水果就顯得不明事理、不識做人,令人不愉快。不愉快不在於錢,而在於不知趣,不洞明世事。

  評估很重要,還因為人情涉及不光金錢,還包含幫助、援、提攜、後門等多種恩惠,這些恩惠之間相互折算困難,有些根本無法折算,譬如,情義和後門,後門有價,情義無價,折算困難,容易產生誤會,這也是人情交換矛盾多發地帶。

  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也要盡可能站在對方立場評估價值,然後在二者當中選擇較大者,至少折中作為答謝的依據,並留有一定余量。此時,務須牢記「湧泉相報」。經過相互體諒後的過量,才是真過量。這是傳統人情忠厚仗義的性格。以流行的話說,叫做「換位思考」,心理學上叫做符號互動。評估的過程是雙方心理符號互動的過程,是溝通的過程,因互動派生出溝通,這是人情能凝聚人際關係的原因。學習站在對方立場來評估價值,相當於努力去瞭解對方價值觀,這雖是費神的功夫,但是利大於弊。通過這樣的心理符號互動,人情交往促進雙方溝通和相互認同。如此持之以恆的結果,是通過價值觀溝通最終推進了周邊私人關係圈廣泛的價值觀同化。江湖人的價值觀容易趨同,趨同過程甚至帶有強迫性,大家恪守主流價值,就像一個模具倒出來產品,非此不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也是一種同化力量。

  對根本不能過量的償還,譬如「恩人」的「養育之恩」、「救命之恩」、「再生父母」等等,就只能終身不停地還下去。生命不息,償還不止,這叫做報恩。不停息的報恩是對「過量」的追求,雖不能至,卻嚮往之。

  時間差:往來刻意錯開時間

  甲與乙是熟人,甲到乙辦公室托他辦一件事。事畢,甲立即要付錢酬謝,乙嗔怪甲見外了。甲還執意要謝,乙更加生氣了,雙方不歡而散。酬謝要不要?當然要,但是時間不對。

  還人情,光講究過量不行,還得講究時機,具體地說,就是要控制還人情的時間差。所謂時間差,就是既不能與欠人情同時,也不能久拖不決。不能拖太久,是避免對方誤解你忘恩負義,別人不會與忘恩負義者即不守規則者玩遊戲。不能立即還人情,則由人情本性決定。立即償還相當於市場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交易者之間沒有瓜葛,也就無情義可言。而人情功能偏偏就是訴求瓜葛,製造瓜葛,所以注定不能立即還人情。

  人情作為一門沒有人設計、卻自發生成的慣例制度——即習慣法,它的難題就是在利益與情義之間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慾望的火藥桶,易於導致衝突,講利益就難講情義。情義是功利的對立因素,功利心貪得無厭,情義要求不計得失,裝扮糊塗,差不多就好。解決這個均衡問題,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國人情現象之巧妙,就是把這兩種對立因素統一起來,以償還過量抑制貪慾,以時間差承受債務,以情義促進交易,以交易維繫感情。這感情雖看不見摸不著,但朦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時間差是一種慣例規則,還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後,時間既不長也不短,要恰當維持賒賬。並非不願意償還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時間領受對方盛意,確認對方情義,表明牢記恩惠。從某種意義上說,牢記比還賬更重要,還賬訴諸利益平衡,牢記訴諸人際關係建設。所以,人情維繫私人關係,難免拉拉扯扯、婆婆媽媽,並非當事人無智慧,而是揣著明白裝糊塗,誰欠誰一清二楚。

  對傳統型人情來說,時間差一定要控制,但時間長度是靈活的變數,靠個人根據情況掌握。無論如何,時間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須存在,正是這段時間直接維繫了兩人關係,沒有時間差就沒有人情關係。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段時間差就不存在。時間差不在,兩人情分就不被時間老人掛著;情分不掛著,關係就無以為繼。假如馬上還人情,哪怕過量償還,都等於給對方一個信號:「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後的潛台詞是:「我不想留你這層關係」。這樣的例子生活中還很常見,一般來說,下層向上層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員親戚托人情,或鄉下人向城裡親戚送人情,由於階層的隔閡,冷面就很常見。如果後者不願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臉面加以拒絕,委婉的方法是馬上向前者回贈份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禮物,諸如閒置的煙酒或點心一類,遠比鄉下親戚一麻袋蕃薯花生值錢,以此表明不想虧欠人情。不欠你一袋蕃薯人情,就不用替你辦事。慣例規則是:不欠人情,就沒有辦事義務。這種婉拒,既合人情規矩,又不授人以口實,可謂人情練達,游刃有餘。

  控制時間差是一門學問,能衡量一個人通曉人情世故的熟練程度。還人情,一要早還,二不能立刻還,三不能久拖不決。民間習慣,還人情最早是當天晚上,通常送禮答謝,或者酒樓宴請。

  在人情制度環境中,還人情拖延不利於自身心態平衡,人情關係網中的輿論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認同人情,只要依賴私人關係,只要輿論對自己有壓力,就得趕緊將人情窟窿堵上。為使對方放心,雙方打照面時還得經常念叨感謝,面子上矮人一等,實在難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開始就想賴賬的賴皮,這種人因為不守規矩,難於維持穩定的人際關係。

  以上「過量」和「時間差」兩種規矩都相對傳統人情而言,到21世紀以後,人情習俗有向經濟交易蛻變趨勢,人情愈益淡薄,經濟愈益抬頭,宏觀上反映了江湖習俗向商業制度轉型的趨勢。香港是中國最早開放地區,香港人有兩句話反映了這個趨勢,一句「人情緊過債」,一句「人情薄過紙」。前者說人情壓力之大,後者說人情漸漸淡薄,大家依靠不得。這個變化是大趨勢。人情慣例制度萌芽於五百年前,但近一百年來人情尤其改革開放以後的人情,並不完全遵守經典規則。還人情的時候既沒打算「過量」,也不要時間差,最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譬如,我介紹生意給你,你給我提成5%;或者你幫我辦手續,我給你一千元。這樣的「人情」,就已經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顯慢慢退化了。但是卻沒有消失,只是邊界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爭奪債權

  有些老於世故的中老年人,初認識時讓人覺得和藹可親和樂於助人,時間一長露出真面目,每一次幫人背後都有所圖,且不馬上有所圖,而是一種工於心計的策略,背後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他人,玩他人於股掌之上。

  講義氣的規矩再向前走一步,就會變得世故、老辣,變成假講義氣而真爭奪人情債權。

  講義氣的性格,確是人情高尚的一面。但是世上不求回報的絕對義氣終究難覓,人情乃是一種彈性平衡,而不是慈善事業,儘管其相互交換在時間上拖延不定,份量上也模糊不清,但畢竟最終有規則維護平衡。既然有規則確保利益平衡,那麼對於做人情一方來說,其實可以預期後果,直至控制後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想得到對方什麼,就施予對方相應人情。

  於是,這樣的情形時常發生:利用規則漏洞,為圖回報而設計圈套,佯做人情將對方套進債務狀態,然後役使和奴役他,叫他幹什麼就幹什麼。當然,這必須在人情行之有效前提下。若離開人情制度,離開雙方對私人關係的相互認同,人情債權便毫無意義,紅眼狼遇白眼狼,一切打水漂。

  爭奪債權不是一種規矩,而是利用規矩的策略,與人情現象密不可分。什麼是爭奪債權?就是盡量讓別人欠自己,而不要欠別人。己欠人被動,人欠己主動。這就要主動地、不失時機地做人情,直至濫施人情也不為過。有些工於心計的人調進新單位,會針對同事主動做一些小人情,顯擺自己的關係資源,譬如三姑六舅在哪裡公幹,可幫大家辦什麼事情,或者主動請人吃飯……儘管新來,也可求得主動。一旦站穩腳跟,濫施人情也會停止,轉向其他更高級的目標。

  還有,中國人吃飯爭著買單,有些人只是為債權,為大家欠他的情,將來托大家好辦事。究竟真講義氣還是假講義氣,還要看做東的今後表現,是否掛著自己賣出去的好處,以後加倍索回。由於有這種人的危險,加上人心隔肚皮,所以人們一般都害怕欠債,患上「人情恐懼」,免得以後遭人逼迫。

  人情債權有什麼好處?就是可以利用規則役使別人,滿足自己需要,而且關係網中的輿論也會幫他說話。憑什麼役使?就憑對方欠你的人情債。如果對方守規矩(在圈裡混肯定守規矩),他就必須還人情。你托他辦事,他便有義務,不做還不行,直壓得喘不過氣。如果你控制他做事,引導走向滿足自己欲求,你就控制成功了。這便是役使和差遣。

  除了差遣,債權還有其他好處,這裡一併羅列:

  (1)可以差遣別人,在交往中主動;

  (2)有助於建立自己講義氣的形象和口碑;

  (3)有助於獲得對方(欠債人)的感激和尊重;

  (4)有面子,可以獲得自我滿足和優越感。

  所以,在人情的氛圍或氣場下,爭取債權是一種強力模式,信人情就要爭人情,必得為之。

  從講義氣到奪債權,表面上看來沒有差異,實際上價值觀已經蛻變。講義氣背後是義務倫理、奉獻精神,講給予不計索取;而爭奪債權,表面上佯裝義氣,實際為了以後差遣別人,這是一種人情策略,價值觀已經從義務倫理蛻變成功利主義。

  忌諱清算

  人情規矩還有一道「清算忌諱」,就是人情交往過程中不准盤點,不得清算,不能當面提及對方欠自己的債務,損別人面子。行話說:「算那麼清楚幹嘛?」「咱倆誰跟誰?」

  反之,如果兩人決意中斷往來,不僅不避諱清算,而且應當結清,一是一,二是二。

  為什麼人情忌諱清算?清算就是清盤了結,這等於絕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後面承載的人際關係和情義元素就沒有依托。反過來,正是相欠債務——不管誰欠誰的,恰好維持兩人持續交往。因此,人情互欠體現一種共識,反映繼續維繫雙方私人關係的意願,它比到底誰欠誰、誰是黃世仁誰是楊白勞更重要。為不破壞人際關係,避免對方誤解,就要盡量避免人情盤點,避免清算,這是規矩。如果犯忌,輕則引起不快和誤解;重則絕交,乾脆不來往。

  清算忌諱只相對於正常人情往來而言,想來往的人忌諱清算。如果兩人關係走到盡頭,需要一個了斷,清算恰是合適的程序,在儀式上宣佈絕交。具體做法十分簡單,債務人將自己所欠進行估算,最好等於所欠,原封不動退回。算不清楚部分,乾脆多給一些,臨了加上一句「以後咱們誰也不欠誰」,等於寧吃虧也要絕交。這是傳統中國人的常見斷交程序,也是武俠片裡恩怨情仇了斷的台詞套路。

  現代人遵守清算規矩、程序和儀式日漸減少。現代人的價值立場,已經逐漸由家族主義、泛家族主義轉變成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不再奉行人情至上。尤其相對於當前社會轉型的制度空白,法律管不了,人情不頂用,許多人對於自己所欠債務大抵很少主動償還。所謂「欠錢是大爺」,折射出了制度執行的空白。

  近二三十年來,在市場經濟轉型後,商品交換慢慢兼併人情交換,兩種交換體系產生了融合的趨勢,人情慢慢淡化,經濟交換愈益興起。生活在民間,經常觀察到這般例子,替朋友幫忙幹活,他將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場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價禮物到你家酬謝。客人到外地寄宿親戚家,臨走留下相當旅館半價的住宿費,表明利益均沾。時過境遷,老規矩漸漸失傳,如今人們即便願意做人情,也難免不倫不類,又像人情,又像買賣。   


份子錢:人情聯盟背後

  份子也寫作分子,是一個老詞,打從明代中葉開始就流行。這種叫法,本身顯示湊份集資、群策群力的風氣。湯顯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議》:「便是杜老爺去後,謊了一府州縣士民人等許多份子,起了個生祠」,便是一例,四處募捐修祠堂,頗有古代亂集資、亂攤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際,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繚亂儘是「湊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份子」。全書有十個章回不止一次出現「份子」,有的章回出現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裡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結婚,自己心裡就發緊。唉,又要破費了,請柬似罰款單。遇著好友辦喜事還心甘情願,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諸如沒見過面的親戚、同學的弟弟、單位管鍋爐的臨時工,不勝其煩。但是,請柬本身具有制度強制力,效力不亞於交通警察開的罰單,收到請柬的無一例外趕緊湊份子錢。這規矩打從明朝就開始了,一直傳到現在。

  今日的婚禮有多重功效,作江湖樣本效果神奇,涵蓋江湖化社會許多元素,譬如關係、人情、面子,是江湖化社會運作的範例。中國小城市婚禮運作,乃是關係網制度運作之集大成。譬如,前篇「關係網」,曾借用喜筵賓客名單為素材,研究了關係網一般規模大小;後篇「面子季場」,還要分析婚禮大操大辦中的面子訴求。本篇,我們還以婚禮為樣本,分析「份子錢」的人情運作。

  所謂份子錢,就是在一個熟人圈中,大家集資向某人送賀禮。原本並不局限於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壽、滿月、動土、喪葬等等都可以湊份子,但是湊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現象與東亞文化緊密相關,與儒教泛家族主義以及群體取向的社會組織體系有內在聯繫,不光中國人湊份子,日本、韓國也有湊份子風俗。

  為透徹分析份子錢的運作,這裡選閩南人的婚事習俗作一案例,透過份子錢,分析當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湊份子的程序

  在南方小城,婚禮送份子的運行程序大抵如此:

  一擇來賓。

  主人制定涵蓋所有親戚和熟人朋友的來賓名單。名單的第一順序是所有近親。主人不請親戚,或者親戚不來,按習俗都會被人責怪。第二順序是單位、公司同事,如果單位、公司規模太大,就只請本部門同事,尤其關係要好的同事。再往後是同學,包括小學、中學、大學同學,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學。最後,依個人工作歷程,邀請部分戰友、工友、客戶等等。

  其中最要緊,愛面子的家族會盡力邀請當地名流來撐門面。

  二派帖。

  擬完名單,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開始派帖子送請柬。按照舊禮,送紅帖的同時還要奉上一包糖果糕點,表示喜氣均沾。紅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禮CI設計的一部分,顯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三呈份子。

  客人收到請柬後,開始準備份子錢,包在紅包內並寫上自己名字。這一點很要緊,不寫名字就不能確認禮金屬主,而禮金是雙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紅包時間沒有嚴格限定,但原則上不能遲於喜酒,遲於喜酒會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規矩規定不收。送紅包時間一般有三種情形:一在通知下達時,在收帖的同時委託來人捎去;二如果沒有準備不要緊,可以在婚禮前任何時候呈交;三沒有空也不要緊,可以在喜筵當天親手交給主人。按習俗,主人家在酒店門口有專人收受紅包,散席後匯總。

  四匯總。

  主人收到份子錢,客人吃完酒,從人情角度說,這一輪互動暫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債務紀錄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臨改寫。晚上,主人把這些份子匯總,列表一一記錄在冊。這本冊子,就等於一本人情賬,是本次人情的一個明細項目,來賓中將來任一方有紅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製,湊份子給對方。若時間隔得久了,價碼有變化,還要隨行就市。

  人情賬很難徹底算清,陳谷爛糠刨起來不計其數。以前有張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經欠張三的,甚至還有家族中幾輩人欠下來的,來回份子,算不清誰欠誰。更加上兩個家族除婚禮外還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錢就與總的人情債攪和一起,難解難分。這個爛賬其實是好事,正是人情體制和關係網系統追求的境界,無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糾葛和聯繫,維繫了私人關係。

  湊份子的背後

  每份份子價碼與筵席市場行情二者之間,具有一種穩定態博弈均衡,價碼總是隨行就市,水漲船高,與物價水平及民眾生活水平密切相關。以閩南為例,喜宴份子錢的總和,在扣除筵席開支後通常略有盈餘,也就是盈頭,調查每家每戶大多如此,屢試不爽。除非主人執意免收紅包,否則很少出現份子錢不夠開席現象。何以出現這種好像精心設計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錢價碼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說,按照當地物價及喜宴規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計,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這樣自然產生的。

  既如此,盈餘從何而來?答案是少量至親好友為了表達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錢作賀禮。比行情多出的錢,在人情語言上意味不同尋常關係,是造就盈餘的主要來源。

  在閩南,上世紀80年代後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漲到100元,近親好友則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鄉社區風俗略有不同。看湊份子的消費機制,經濟學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請自己,但社會學看到份子錢的生命,充滿了豐富的人情語言,客人們要表示的信息盡在其中。除了運作人情,份子錢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場,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會。

  份子錢現象折射出熟人系統運作目標:一,自己要排場(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場。旁觀者有義務,所有人不能例外,這折射出一種共生哲學。講排場要有財力,如果主人不夠財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資,有點像民間標會或互助會,大夥兒集資來給主人捧場。主人落下面子,客人們賺個熱鬧。單就個案看,似乎主人佔便宜,但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誰家都會有紅白喜事。

  反過來,有了湊份子制度,婚禮只能大操大辦,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親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還要風俗做主。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閩南民間只認「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認法律夫妻和結婚證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記,都要鞭炮、排場公示,否則大家就不認他們夫妻。若在農村,甚至不給新人分地。

  面對湊份子大操大辦,各人心態不一。主人有喜歡熱鬧的,也有好清靜的,有愛排場的,也有怕勞命傷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賀的,也有應付了事的。大家各懷心事,逢場作戲。但習俗帶有強制性,演員要演出,觀眾要出席。越是現代,熟人關係越淡薄,人情習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應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應酬二字,越來越具無奈之意。主人擬定名單伊始,就頗費心機。每選定一個對象,都面臨哈姆雷特式的猶豫:請,還是不請?如請,會不會來?不來,自己會不會沒面子。如果不請,對方會不會怪罪?熟人的輿論是否會怪罪?這種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邊緣熟人時很費神。與此同時,客人的心理壓力也很大。接到一張請帖,不啻接到罰款單,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煩,費錢費時,應付不起。

  有請必赴更麻煩。前面估算,一個熟人圈平均大約二百多號人,當中每戶都可能辦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辦一次紅白喜事,每年就要應酬二十多攤份子酒席。花費時間不說,以平均每次紅包100元論,每年支出兩千元以上,這只是一個保守估計。碰上至親好友結婚,額外紅包高於平均數。再遇上農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辦婚事,城裡大小酒店爆滿,這時紅包支出就是天文數字,壓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風」變成「人情瘋」。

  收錢的主此時當然高興,熱鬧有了,排場有了,還有賺頭,不亦樂乎?然而,快樂何其短暫,憂鬱何其漫長。低頭看人情賬一五一十地掛著,那都是債主啊。霎時間,笑容煙消雲散,手中盈餘不夠下月湊別人份子,輪到自己背包袱。

  從經濟學看,湊份子帶有民間金融互助性質,湊份子在排場和鋪張之餘,構成一種互助和交換功能。這種功能帶有慣例制度強制性,交換提高了關係網的凝聚力,從而維繫關係網在民間社會第一組織系統的地位。   


活的腐敗通道:以人情行賄賂

  在中國,紅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禮金都會放在一個紅紙包內,以示祝賀。份子錢只是其中一種,其他人情也都喜歡用紅包,比如壽禮、壓歲錢……甚至賄賂。所以,紅包是禮金代名詞,但凡小額禮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紅包」。

  但是現在,紅包的主流語義發生變遷,現在「紅包」特指小額現金行賄。譬如,病人向醫生送紅包,家長向老師送紅包,店主向稅員送紅包,旅客向列車長送紅包,商人向官員送紅包……這樣的「紅包」當然不是合法報酬、正常饋贈或賀禮,而是另有所圖,屬於權力尋租。但是文化語義的雙關性在於,只要他們之間是熟人,那麼紅包也屬於人情,必須以人情規矩操作。所以,形成紅包是賄賂和人情的混合型態。

  人情本身當然不是賄賂,而是一種江湖習俗文化,但是現今的中國賄賂已經融入人情。紅包演變成行賄,具有社會學上的微妙的含義。換言之,有些賄賂被包裝成人情往來的傳統形式,被錢權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賄賂之實。這是中國腐敗現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為對比,我們看到西方人行賄通常不用紅包,常見方式是向指定賬戶打款或支付現鈔,然後受賄者做該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畢付訖。就過程而言,付款與做事大體上同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換句話說,西方賄賂主要是一種經濟交易。賄賂,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學名叫「權力尋租」,這是一種理論總結,尋租理論以西方式賄賂交易為背景,賄賂現象在經濟上相當於權力租賃交易,用金錢購買權力使用權,譬如項目審批和文件簽署。

  中國社會也存在這種市場式賄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國賄賂者不會這樣「薄情寡義」、「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賄賂包裝進朋友之間的人情往來。在中國,小額賄賂遵循的法則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換。這樣的賄賂看上去不大像賄賂,與其說像租賃不如說更像是人情往來,與「七大姑八大姨」交際不同的只是數額不同。對於熟人圈子構成的中小城市權力層,賄賂更多是「權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斷的小賄賂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悄悄地融入了傳統人情往來,變成關係網運作的部分機制。當然,這種賄賂絕非不圖回報,賄賂不圖回報是自相矛盾,只是回報不要搞得像買賣那麼難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沒有明細結算,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賄賂怎樣包裝成「正常」人情往來呢?

  每逢春節,某些地方官員住宅區交通極為堵塞,四鄉送禮車輛水洩不通,幾成一道景觀。年禮多是洋酒、香煙之類,當中也有紅包塞在煙盒、酒盒內。紅包大小,依對象官階及其與行賄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結孝敬的大概數百數千,有大事相求價碼另計。官員依自己職權大小,獲得禮金的單價和累計總數各不相同。位高權重者,每數分鐘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頗豐。由於來人多,接待時間也短,來客識趣地把禮物放在不顯眼處,寒暄幾句喝口水,也就告辭了。此時,往往門鈴再響起,下一位在樓下候著。這種人情,一晚上數十萬很常見,說它是尋租,卻沒有明確的回報契約,只是慣例而已。

  通過年禮腐敗,是中國腐敗特有的方式,原因與人情慣例制度有關,與關係網組織模式有關。中國的行賄者總在主觀上避免將賄賂當成冷漠交易,極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間人情往來。與此同時,任何人都知道這是一層不經捅的薄面紗,但是又必須維持,因為這是一種面具制度。

  人情賄賂主要有以下三種原因:

  (1)行賄者和受賄者都希望加深雙方利益同盟關係,建立持久戰略聯盟。如果用經濟交易方式作賄賂,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就只有交換功能,不具結盟功能。用人情行賄,不僅具有交換功能,還具有結盟功能,提供長期合作空間,提高交易安全,不輕易敗露。

  (2)除非避嫌,否則行賄者和受賄者在多數情況下喜歡以朋友名義交往,加強合作互助。這是由小城市社區的熟人特性決定的規律,生活在小城市關係網絡社會,各色居民相互依存,不僅別人求自己,自己也求別人,平民求官員,官員也求教師和醫生。如果對方有交換資源,受賄者也可能免收賄金,而將特權當人情放出,將來再求收租。其訴求並非金錢,而在交易合作。因而,人情賄賂比商業賄賂更加具有可塑性,外延形態更豐富。

  (3)人情可以調和利益與義氣,熔於一爐。在一個熟人圈,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相互合作是難免的,俗語說:多個朋友多條路。在雙方有意做哥們的背景下,又要得利又要做哥們,二者在做法上有衝突。光做朋友不得利,誰那麼傻啊?光得利不講哥們,也很難混。在江湖傳統中,做朋友講義氣,幫人不計酬報。受賄的本質是尋求回報,不能白幫人。以博弈論解讀,這是一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它的均衡解就是把講義氣納入講人情,也把賄賂納入講人情,這樣就找到人情這個恰當的均衡點。有了這個均衡點,交情、利益各得其所。蓋因人情中有講義氣和償還,償還可得眼前利益,義氣是長遠利益。   


四、面子秀場 「兩面國」的故事

  清代李汝珍搜集民間傳奇所著小說《鏡花緣》第二十五回《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閒遊兩面國》講述了一個離奇的「兩面國」故事,影射清代中國之怪狀。

  話說徐承志遭駙馬爺猜忌時,駙馬爺恰巧將宮娥司徒嫵兒許配徐承志為妻。徐承志大驚,疑為奸細,乃以毒攻毒將嫵兒告發,結果嫵兒遭毒打一頓,慘遭遣媒變賣。此時,徐承志方知錯怪賢妻,後悔萬分,乃求助於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等人,助其翻越城牆,逃往海外。數日,眾人途經兩面國,唐敖、林之洋二人入國閒遊觀光。

  多九公留在船上正在前艙同徐承志閒談,只見唐、林二人回來,因問道:「這兩面國是何風景?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這是何意?」唐敖道:「我們別了九公,又走十餘里,才有人煙。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誰知他們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一張正面,卻把那面藏了,因此並未看見兩面。小弟上去問問風俗,彼此一經交談,他們那種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令人不覺可愛可親,與別處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說笑,俺也隨口問他兩句。他掉轉頭來,把俺上下一望,陡然變了樣子:臉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說話只有一句,兩句,怎麼叫做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說話雖是一句,因他無情無緒,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卻只半句。俺因他們個個把俺冷淡,後來走開,俺同妹夫商量,俺們彼此換了衣服,看他可還冷淡。登時俺就穿起綢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閒話。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卻把妹夫冷淡起來。」多九公歎道:「原來所謂兩面,卻是如此!」

  唐敖道:「豈但如此!後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後,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裡面藏著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他見了小弟,把掃帚眉一皺,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小弟一見,不覺大叫一聲:『嚇殺我了!』再向對面一望,誰知舅兄卻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嚇得喊叫也罷了,林兄忽然跪下,這卻為何?」林之洋道:「俺同這人正在說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識破他的行藏,登時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張臉變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條長舌,猶如一把鋼刀,忽隱忽現。俺怕他暗處示人,心中一嚇,不因不由腿就軟了,望著他磕了幾個頭,這才逃回。九公!你道這事可怪?」多九公道:「諸如此類,也是世間難免之事,何足為怪!老夫癡長幾歲,卻經歷不少。揆其所以,大約二位語不擇人,失於檢點,以致如此,幸而知覺尚早,未遭其害。此後擇人而語,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故事看似荒誕不經,卻用意頗深。在動物學分類上就無單頭雙面哺乳類,更遑論人類。然而,以兩面暗喻人格,則隱含深意。兩面國純屬杜撰,欲借海外奇談暗喻海內做人,結尾處多九公畫龍點睛:「大約二位語不擇人,失於檢點,以致如此」,為做人的總結。讀者試想,是否有老者曾教誨自己「做人檢點」和「禍從口出」?

  這是一個以唐代背景為假托的三段體象徵性寓言,環環相扣,逐級象徵。從後往前逆推,有(1)結論、(2)兩面國奇遇、(3)嫵兒悲劇、(4)清代社會影射四個心理層次。多九公在故事結尾處感言,是對兩面國奇遇的總結;兩面國奇遇,是徐承志生存逆境的象徵,手法屬文學「超現實主義」;再往前,徐承志、駙馬之間猜忌誤害嫵兒的故事結構,又影射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乾嘉年間)。而通篇寓言故事都影射中國社會,不囿於清中葉,作者甚至將唐代牽涉進來,欲表明源遠流長,非一時之偶然。徐承志之境遇,在近代中國官場屬僚階層甚為常見,迫害與被迫害為常情之寫照。猜忌之下,虛實交融、言行背離、口是心非成為一種結構。明代以來已有端倪,清中葉以後至清末、民國……情勢愈演愈烈,已不止於官場屬僚,而向全社會蔓延開去。

  兩面國,無非近代中國情狀之寫照,其源頭尚在面子文化,及其背後是名分體制。一股近代的洶湧力量,使面子文化崩潰分裂為兩面國,這股力量就江湖化。明、清、民國三代,儒教文化體制大盤蛻變,名分體制徹底蛻變為面子體制和兩面國——口是心非、逢場作戲和弄虛作假……一生混世,須修煉兩面三刀功夫,方保人生太平無事。

  儒教國家在江湖化後,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局。《鏡花緣》之經典,在於影射了中國社會這一悲劇。求解這一悲劇的起因,還在於面子文化的源頭。   


「人活一張臉」

  自周公旦修典章、創禮教三千年來,面子——人格面具化現象漸與中華文化結下不解之緣,至近五百年更加速增長,情勢愈演愈烈;及晚清民國登峰造極,趨於鼎盛。

  面子不屬於儒教主流,是儒教義理經民間社會消化而生成的世俗文化。面子又似乎像礦物質一樣,溶解於中國人的血液,成為今日中華文化的鋅、鐵、鈣,並外顯為許多中國人愛面子的性格。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價值觀,也是一種略含荒誕成分的倫理情感。如果說世界人民都講面子,那麼毫無疑問,最講面子的應該是中國人。若論最簡潔的證據,便是魯迅怒其不爭的「阿Q精神」。踏破鐵鞋走世界,也難尋比中國阿Q更阿Q的阿Q,和比阿Q精神更虛妄的「精神勝利法」。中國,無疑是阿Q精神的故鄉。

  阿Q精神如何得來?竊以為,背後本是面子體製作祟。

  物質與精神脫節,才可能搞「精神勝利法」。但是,誰讓它們脫節呢?面子是也。

  講面子既是中國社會的剛性鐵律,那麼,作為中華文化的支脈——江湖,自不例外,甚至比傳統文明有過之而無不及。江湖面子不僅繼承古典面子,而且進一步蛻變成江湖的一種交易工具,即俗稱的面子規矩。比傳統社會只提倡價值觀、只借助輿論監督更嚴酷、更約束。江湖第一諺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潛台詞即是社會約束多,個人自由少,連自己的榮耀都反過來捆綁自己,簡直不是自己的財富,倒像是自己的主子,自己淪為喪失自由的奴隸。

  江湖道上比民間百姓更講面子。儘管大家都講面子,但是份量大大不同。在「道上」——會黨、幫派、山頭,或者關係網絡……不僅講面子蔚然成風,甚至具有強制性慣例,形成一種專制力。因惹面子是非掉腦袋的事,在江湖上不在少數。江湖面子的要緊,遠超過未江湖化或江湖化程度低的百姓。涉世不深的平民百姓,若不愛惜面子,至多落得尷尬臉紅,大家嬉笑,過後不再思量。然而,江湖面子則不然,不僅要求內心嚴格自律,更有輿論壓力,週遭無數雙眼睛盯住你的一言一行,隨時訴之鐵律。違反者,必受罰。這就是所謂「江湖規矩」。誰壞規矩,修理誰。在「道上」,損面絕非小事,只要傷到頭面人物的面子,都是惹事闖禍。實力人物之所以稱為「頭面人物」,就因為實力與面子的複雜淵源。

  面子三要素:榮譽、規矩、資信

  為梳理面子知識,需要對江湖面子的語義做一重新解讀,以利展開敘述。江湖面子源於傳統社會,但蛻生了新的意義,即目的手段化,目的手段相混淆,假戲真做,真偽難變。而傳統面子僅囿於價值觀,在邏輯上屬於目的範疇。

  首先,面子是「道上混的」的主要生活目標之一。

  僅就這點而言,並無特別,與明代以前傳統社會的面子完全相同,比如項羽烏江自刎以謝江東父老,還有韓信蒙受「胯下之辱」。這屬於人生價值觀,與買賣交易無關。明清以後,以江湖為代表的面子,要害就是做買賣——買面子、賣面子……面子工具化,藉以交易。

  先說人生價值觀。江湖面子的特點是講面子更甚,不遺餘力,不顧其他。可以不計成本、撐門面、拉場子、鋪張排場,動輒千金散盡、負債纍纍,卻毫不在乎。偶爾,為了爭面子大打出手,一句話抹不開就拳腳相向、動刀拔槍,鬧出人命。這種非理性的故事,充斥於舊社會幫會為面子火並的故事。面子之大,肯定不亞於地頭、金錢和女色,有時候為了面子,還會將女人讓給別人。

  其次,江湖面子的新增功能並不囿於價值觀或人生目標,而延伸成手段和工具,參與利益交易。它僭入江湖制度成為「規矩」,成為慣例制度的一部分,從而產生了蛻變。價值觀工具化,人生目標手段化,是江湖面子的新特色。價值觀連同新的面子規矩,稱為「面子制度」,這是一種基於習慣和博弈力量的不成文體制。

  至於各地「面子規矩」的細目,則千變萬化,一般在幫會章程、戒律或「海底」裡有明文條目。至於緊密的私人關係網,面子規矩則更加複雜,附著於具體的地位、身份及當時的私交狀況,也依附於當事人的直覺判斷,旁人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世事洞明,人情練達」是也。人情練達,是「老江湖」的標誌,也是區分老江湖和小嘍囉的分水嶺。

  「面子規矩」雖難歸納,卻有「以不變應萬變」的簡單方程式。譬如,最少要給人留面子,不傷人情面;最好能恭維人、戴高帽、捧場……效果便能八九不離十,言行不逾面子規矩。在此,不妨稱作「面子傻瓜定律」。

  綜合以上二點。面子,第一是人生目的,屬價值觀,第二是制度,屬手段。接下來,談論一種新情形(算作其三)——老手段又生新手段,制度工具衍生的交易工具。

  其三,因有剛性制度作保障,促進行為規範性、可預見性,江湖面子的數量呈現累積特性,個人面子可以越做越大,漸漸滋生了類似金融的「資信」功能,發展到名聲當飯吃。這種面子資信的演變,大約發生在元明之際。元明之交的14世紀,誕生了古典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二者都是江湖精神啟蒙之作,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靈魂。表面上看,《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故事互不搭界,一個北宋一個東漢,然而骨子裡都是借古寓「今」,即元明民間社會。《水滸傳》展示朝廷外的廣闊社會生活,《三國演義》講「桃園三結義」和私人關係網的道理,二者連讀,互為補充。雖為歷史演義,其實篡改史實,迎合茶樓聽眾的江湖口味,是歷史的「戲說」和「江湖說」,是對體制外空間的想像。《水滸傳》說幫會,《三國演義》說結拜,是元明江湖教門、會門和移民關係網絡的投射。是故,擔當中國人學習江湖的教科書,專事教授「四書五經」裡學不到的功夫。所以,《水滸傳》、《三國演義》實為中國江湖文化甦醒的宣言書。

  《水滸傳》裡的男主角宋江在山東、河北一帶行走,不論到何處都呼朋喚友,連不謀面、僅聞其聲的江湖漢子都奉其為上賓,熱情款待。用經濟學眼光看,宋江的名聲相當於今天的信用卡消費。今人沒有「及時雨」的名聲,但只要有一張信用卡,到外地也能享受宋江般的五星級服務,吃喝享受,「唰、唰」兩下搞定。沒有宋江哥哥,有信用卡也行。

  古代的名聲與現代的信用卡,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經濟學視野裡都屬社會信用體系。宋江的牛氣,直出於「呼保義」、「及時雨」的江湖名聲。江湖文化信奉為人仗義,篤行者天下共景仰。義氣之重要,在江湖裡等同於宗教,備受推崇。這是一個關於面子資本化、信用化的範本,今日仍不乏大量「宋江遺跡」,譬如有名氣的人物到外地旅行,當地人盛情款待,仰慕之情溢於言表。好面子的主人因接待名人而滿足,日後當自吹自擂的本錢,而客人更落得方便安逸,好吃好喝。

  其實,江湖上已經形成慣例,面子大等於有本錢,於是精明人便挪來做事,變作資本生利。

  作家沙葉新寫有一部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轟動一時,騙子主人公假扮衙內行招搖撞騙,幾乎得逞,卻在千鈞一髮時被戳穿。劇作家借主人公台詞說:假如我是真的,就應該得逞嗎?主人公儘管未得逞,卻反映衙內的名分和面子肯定可以當飯吃。所謂名聲,即名分包含的「聲勢」,源出於名分;而名分蘊含面子。一張名片印有「總經理」、「××長」,既是職業身份,也顯得有面子。

  名聲,之所以藉以招搖撞騙,背後道理是面子的資信。

  譬如,一句「您老面子大」,等於你的面子負載的資信,可承擔一定的信貸抵押,用於人情上或財務上的債務交易,其功能類似銀行業的商業信用。之所以能抵押,是因為按「道上」規矩——強制性的慣例,面子比錢財重要,沒有人敢為錢財不要面子。面子買都買不來,豈能自損?生活中,只有人捨財追逐面子,無人捨面子換財。所以,借錢的不怕有面子的賴賬,全因有面子作抵押。面子只要不是假的,都可以抵押。面子大,等於資信水平高。面子小,自然資信低,抵押不了什麼。

  榮譽、規矩、資信三點勾勒了江湖面子的大輪廓。以三者之間的邏輯關係看,目的裡有手段,手段裡有目的,相互滲透,手段目的集於一身,這便是中國江湖的面子。

  世界各國幾乎都講面子,譬如英國人「lose face」是丟面子。不同之處在於,全世界的「面子」或其類似現象都僅限價值觀,具體說是尊嚴和自尊的一種表述形式。面子僅是尊嚴的口頭語,特徵是道德自律,自己管自己。這是一道中外面子的分水嶺,也是古代與近代中國面子的分水嶺,也是本分面子與江湖面子的分水嶺。面子工具化是江湖面子的一般標誌。江湖面子不僅是價值觀,更多的是交易工具和慣例制度。

  明清以後,面子背後的尊嚴內涵日趨空殼化、形式主義化,反而工具和功利精神愈演愈烈。只要大張旗鼓地逢場作戲,將面子做瘋做活了,反而不愁換錢財、得便宜。給別人捧面子,別人給酬勞、給賞銀,可以坐收回報。勞作一日,未必比搗鼓一日來錢。一旦面子與事實脫節,虛偽欺騙之風蔓延,騙術在中國就成了家常便飯。

  騙子能耍花招,面子是一個默認的慣例平台,撐起面子逢場作戲,半真半假之間反倒惹人上鉤,甚至自投落網。譬如,高幹子弟或大媒體記者不愁有人自來攀附。這樣的詐騙,模糊了詐騙的概念內涵,詐騙與攀附成了一種雙向互動。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上鉤者要自擔一半責任。還有更小的詐騙,幾乎與中國人做面子、撐門面難以分辨,譬如「萬元戶」自稱「百萬富翁」,科長冒充處級……連半詐騙都算不上,依然有人投懷送抱,自願攀附。窮光蛋著一身西裝,到外面騙吃騙喝,能算詐騙嗎?要算,也只怪受騙者自己。所以,做面子的文化是騙子的溫床。

  面子之所以被騙術利用,是因為依照面子慣例,有面子就稀里糊塗地有了資信。一旦慣例制度制約的虛擬資信,觸角伸進經濟市場,就變作中國商業市場揮之不去元素。面子體制的漏洞被騙子們利用,越戳越大,最終騙術被融入面子體制,成為慣例默認的合法元素。

  愛面子:不惜荒誕求榮譽

  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複雜,常常為了小事糾纏不清,這背後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便是面子問題。面子與江湖本是兩回事,但關係極為密切。「面子」外延比江湖更大,如果說「江湖」特指合法體制外的社會,那麼面子橫跨體制內外,於朝野廣泛存在,是一種十分泛化的社會現象,已經形成中國的一種文化。所以有兩種面子,傳統面子和江湖面子。江湖面子繼承傳統面子衣缽,是傳統的衍生物,但是在當今的作用更大。

  古往今來,解讀面子的文字汗牛充棟,但說到位的少之又少,大多屬於經驗之談,意在用面子獵奇。中國人向有志怪奇聞文學傳統。有一則古代笑話,說一位私塾先生家境貧寒,過年只吃得上白薯。大年除夕,有一善良學生攜豬肉孝敬先生,先生眼尖,門外老遠瞧見怕不好意思,趕忙關上門。這還不放心,怕學生趴窗偷看見,便掩耳盜鈴地指著白絮絮的薯塊嗔怪老婆道:「今天這肉太肥膩,真不好吃」,惹得在外偷看的學生咯咯偷笑。故事以面子的荒誕取樂,開涮做假面子的人生態度。先生大呼白薯為肥肉,反正落得面子上過得去,不戳破也罷。戳破的「破」字,在中國代表一個特殊語義,洋文並不易翻譯,它與面子文化有關。語境背後的慣例制度是:大家都知道消極的事實,只要不說破,就不會傷害面子。所以,中國的面子帶有精神分裂症成分。

  這則「笑貧」故事,它恥笑的對象固然有輕度病態,但拿窮人開涮,似乎存在道德立場問題。除了缺心眼聽者傻乎乎一樂,基本不具反思價值。細究之下,還涉嫌笑貧不笑娼的勢利眼人格大成問題。教師少收學費,減輕學生家長負擔,自己付出貧窮代價了,反遭人挖苦,真是不幸。較真起來,該譴責的是社會不尊師重教的慣例,該表揚的是先生的風範。依理,私塾先生收入靠學費,多收則富,少收則貧,收費全憑良心。故而,先生若真想一日三餐有魚肉,並不困難,只是苦了那些貧苦學生。過年只吃白薯,分明高風亮節。這樣一想,一絲都不好笑。類似如此,古代許多志怪奇談裡的面子笑話大多不動腦筋,只求一笑而過,無益解釋背後的道理,令人無從反思。無反思,則不會有進步。中國人日復一日講面子,前腳笑古人要面子,後腳自己跟著要面子。事實上,大家都被面子奴役,卻始終擺脫不了。

  最嚴重的面子荒誕後果之一,乃是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阿Q是面子荒誕性的集中凸顯。魯迅讓同胞們意識阿Q精神的存在,強行扒開人們的眼睛生生瞧一瞧。他像一位專治不治之症的醫生,高舉柳葉刀,一刀下去開膛破肚,將「病灶」指給大家細看,希望人們警醒啊警醒。唯一遺憾的是,沒能力切掉病灶。大半個世紀過去,阿Q精神漸漸變成惡性腫瘤,一種江湖文化病和遊民習性癌。中國人每每前腳嘲笑別人阿Q,後面自己也跟著阿Q,明知故犯,甚至乾脆以阿Q自嘲。明知不對,也改不了,因為不知道錯在哪裡。

  面子制度是阿Q的制度依托,制度不變革,行為不可能徹底改變。擅自改變者將會受罰,「出頭椽子先爛」,其損失比墨守陳規更大。魯迅對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然其一哀一怒之後,不明背後為何仍然不爭。制度分析理論告訴我們:不爭,其並非弱智,也非固執,還是因為面子制度的管束。人不能改變慣例制度,自然不會改正行為錯誤。此處錯誤並非源自個人,而是文化制度,背後有很深的群體結構基礎,非一人能改。若想讓集體一起改,又面臨「囚徒困境」:誰先改,誰倒霉。

  魯迅的面子故事

  魯迅《且介亭雜文》有一篇《說「面子」》很透徹,很有外科醫師執柳葉刀架勢,摘錄如下:

  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面子,也就是佔了上風。

  只幾十個字,中國面子之尷尬躍然紙上。

  先仔細琢磨其心理。銀子(賠款),人所共求之,既然洋人要了,只能無奈給他們;邊門,奴才進出的通道(至少自己理解如此),洋人被哄得鑽過去了,嘿嘿,等於是暗中給他下了「扣」。一頓偷笑後,等於贏了一回。這樣一想,洋人便吃虧了,我就得了便宜。什麼便宜?就是「面子」佔上風。我在銀子上虧了,至少面子上贏了,還沒虧得精光。

  這條邏輯顯示,面子屬於中國人生活的主要目的,肯定比金錢重要,因為銀子可給人,面子不可給人。迫不得已之時,銀子給你,但面子打死我也得留著。

  但面子很虛幻,不可當飯吃,也不似宗教可以安身立命。面子是一種慣例制度,是禮教文化發展三千年生成的遊戲規則。規則就是默認的契約。譬如,下圍棋點目數,又譬如,踢足球幾腳傳球可以射門,外行們覺得虛幻。然而這就是一種遊戲前由群體聯盟擬定的章程,它根據盤面目數或者皮球進球數判定遊戲勝負。勝負之後,各有獎賞。遊戲不重要,勝負背後的東西——榮譽和獎金重要。而決定榮譽和獎金份額,恰恰是勝負。

  借這個類比可知,面子乃是人生勝負分水嶺,落在左邊和右邊大不一樣。有面子即有所得,沒面子即有所失。有得,有人捧你;有失,有人損你。這是我們的遊戲規則,三千年依附禮教邊緣而生。撈到面子總有好處,好處有實有虛。即便虛,哪怕虛得沒一文錢,總落得別人羨慕,比沒面子好。魯迅筆下那位總理衙門官員,雖不得已簽下賣國條約,但人家對同僚也有說辭:「我讓洋人走邊門,你們有這本事嗎?」回頭說不定皇上賞黃馬褂一件。

  面子的分水嶺是如此鮮明,有面子就有尊嚴、有榮耀、有自信、有資信、有人緣、有艷羨、有追隨者,有嫉妒者……這麼多好事佔盡了,大家何樂不為?相比較下,偶爾阿Q一下的尷尬算得了什麼?人們不知道面子背後的利益如何兌現,只知道有比無好,正比負好。如此樂此不疲的遊戲,越玩越火,越追越虛,變成虛假和虛妄。正數追成零,零追成負數。於是,魯迅的阿Q誕生了。

  三千年之悠遠,幾乎貫穿人類文明史。中國文化之所以消極面多,乃因為歷史太悠久,仍然拖著沉重的身軀走到今天。走不到今天,便無所謂缺點,只剩下博物館裡的感懷。走到今天,自然毛病多多。一隻青蘋果,總是油光潤澤,完美無缺;但是,一隻熟透了的紅蘋果,便難免有爛點。中國是一隻熟蘋果,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僅存的碩果,豈能不熟透?凡生命,必有生、長、熟、老之週期,文明也不例外。日久必衰,衰不可怕,端看如何更新。而更新,始於反思。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

  明恩溥是一百年前的一位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居住了半輩子,是地道的中國通。明恩溥說面子的文字,見於《中國人的特性》一書,該書展現了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其中談面子的篇幅雖不大,可取之處卻不少。而且,盡顯百年前原汁原味的老事兒、老情狀。

  此處摘幾段敘事,只可謂古意盎然,又發人深省,比之「私塾先生吃白薯」的笑話高明得多。

  一位地方長官犯法,被朝廷處以極刑,在殺頭以前,還念念不忘他的面子,請求穿著官服就刑,以保全他的面子;

  一位放債人收不到債,雖然明知錢討不回來,還是要裝腔作勢到借債人那裡大吵大鬧,嚴厲恐嚇,回來向自己周圍人繪聲繪色地形容一番,以表明自己並非不懂得如何討債;

  一個僕人不小心丟失了主人貴重的銀勺子,他明白不僅要賠償,而且還會被解雇。若那樣,就大丟臉面。所以,他選擇先發制人,先炒主人的魷魚,並且當著大家故作大度地說,算我倒霉,這個月工資我不要了。其實,是拿工資抵那個銀勺子的錢。

  作為一位外來的旁觀者,明恩溥一針見血評論道:「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事實的問題,而是形式問題。」何以見得?他以「和事佬」加以詮釋:

  甲乙二人吵架,和事佬通常並不理會事實真相,只根據雙方面子的大小,撮合一個方案,使爭吵雙方都能保住面子,達成均勢。就好像歐洲政治家處理國際糾紛時,奉行的勢力均衡原則。

  明恩溥的面子故事看來更顯生動,如果沒有這種旁觀式的記載,也許至百年後今天,原生態面子早已絕跡,人們看到的只是面子在現代語境中的遺跡。細忖四個故事:第一個說性命不要緊,第二件說債權不要緊,第三件說丟職業不要緊,第四件說事實真相不要緊;四件事情都可不要,唯獨不可丟面子。說明面子勝於一切。換句話說,它就是人生最終目的,即絕不可剝奪,神聖不可侵犯;你若犯我面子,我跟你拚命。

  歸納魯迅和明恩溥的故事,至少明白一個面子觀點:面子是中國人不可剝奪的生活目的。不論中國人有無其他目的,但面子肯定是目的之一。俗語說:「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面子肯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寧可丟性命也不可丟面子。

  古今面子對照看

  一個世紀後,面子又有新發展。在保留人生目的的同時,面子在現代社會蛻變為交易手段,變成資本載體和交換媒介,譬如「捧場」、「賣面子」或「留面子」。

  面子被手段化以後,便生出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價值觀,與古典尊嚴價值觀背道而馳,進而變成欺詐和蒙騙的手段。譬如,一個人貸款買豪華轎車,駛來和你談一筆大生意,這是當代十分常見的情形。借助面子,生意容易談成,但是背後的風險卻增加了,極易演化成坑蒙拐騙。

  當代面子則更可笑,譬如街頭「乳頭紅暈」和「處女膜再造」廣告。妓女們和「二奶」隔三差五再造「乳頭紅暈」和「處女膜」,損一回造一回,嫖客們便興致勃勃地享受「開苞」,在嫖友面前自詡「只玩開苞」,感覺十分有面子。背地裡,妓女、老鴇們一邊點票子一邊偷笑。這類現象,在面子目的之外,滋生出面子手段,比之傳統社會的面子增加了複雜性。讀者留意,手段性是江湖面子的顯著特徵,是區別於世界性面子和傳統中國面子的標識,譬如「捧場」、「給面子」、「軋台型」、「拉場子」、「踢場子」都是手段性面子。為透析面子,先將它分成手段和目的兩型,目的型便是傳統的面子,甚至是世界型面子。它是現代面子的前身,所以要先分開談。

  明恩溥說的那位僕人的傳統面子,幾乎一直延續至今,在城市打工仔群體中仍很常見。但凡確認自己將被解雇,某些人會先炒老闆魷魚,在老鄉或者打工圈子保全自己的面子。看起來,好像不是老闆嫌自己不好,倒像是自己嫌老闆不好,雖丟飯碗卻不丟面子。如果既丟飯碗又丟面子,那就麻煩了,傳出去名聲不好,下一碗飯不好找。

  另外,還可以信手拈來一些與古代面子相似的例子。

  故事一,搞贈票比買票有面子:

  2001年某老牌足球甲A勁旅因為經濟壓力面臨危機,原因是球票賣不動。在該城,大家沾親帶故都是朋友,每逢比賽球迷們千方百計托人蹭票。例如有一位教練,他的朋友平素有恩於他,所以每場比賽必讓教練弄票,賽畢再請教練和另幾位球友暴撮一頓,花的錢比球票還多。這位朋友圖什麼呢?教練說,就圖每次給他送票時的那種有面子的感覺——「瞧!咱哥們給咱送票來啦」。這叫有面子。球迷面子有了,經濟上也沒有佔便宜,請酒的花銷可能比球票更多,肥水流了餐館、飯店,倒誤了足球俱樂部的收入。球隊作為主角反倒虧了,該得的收入沒得到。

  故事二,被人冤枉丟了面子:

  據央視《今日說法》2000年4月8日、9日兩期連續報道,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上海,一位體面人家的孩子放學時摸了一下路邊的自行車,被保安員當作小偷扣留下來盤問,並做了口供筆錄。事後,極愛面子的父親從外地出差回來,一聽說此事,勃然大怒,斥責孩子母親沒管好孩子,惹出了醜事,讓全家沒面子。萬萬沒想到,悲憤之下,母子二人羞愧難當,第二天雙雙自殺了。

  明恩溥的警句:「中國人的問題永遠不是事實問題,而是面子問題」,便是中國人講面子的實質。中國人講面子仿似一種「潔癖」,不以事實為依據,而以表象為依歸。不論多麼乾淨的自尊心,一旦遭損就變骯髒了,而不管它是否真正乾淨,反映了面子與事實的分裂。

  80多年前,魯迅以小說《阿Q正傳》鞭笞「精神勝利法」,國人一片叫好,一片溢美,並人人自省。新中國建立後,更被編入學校教材,阿Q精神和「精神勝利法」臭名昭著,盡人皆知。但是,半個世紀以來,日常百姓生活的阿Q精神有增無減。老阿Q們一批又一批故去,新阿Q們一批又一批誕生,連吸奶嘴上大學的新人類都不乏大量阿Q。不論文人和百姓如何恥笑阿Q,阿Q總是不斷地冒出來。甚至連文人圈子自己都不乏大量阿Q,一面罵一面做阿Q,頗有「賊喊捉賊」的意味。如此一來,阿Q便生成一個怪圈,你罵歸罵,嘲諷歸嘲諷,我逍遙得很。

  原因不複雜,這個社會具有批量生產阿Q的土壤。歸根結底,追求「精神上」即面子的勝利,是中國傳統社會尤其江湖社會的慣例制度,幾乎積習難返。社會生活的基石不是理性,而是教條主義的禮數,而禮數的基本單元是名分。人的一生,生於名分,死於名分。面子,是對優勢名分的追求。如此一半,禮教為樹根,面子為枝葉,阿Q為葉梢。治理阿Q,等於給樹梢剪枝,結果可想而知。阿Q精神不啻中國文化森林裡的一株小苗,而面子制度則是一片廣袤的森林。文人罵得舒服,罵得安逸,但只要基於名分的個人角色體制不變,中國的面子將始終不變。阿Q精神包含的深層性格,與其他傳統國民性乃至文化制度元素交織一處,這些制度元素植根於集體無意識之中,盤根錯節。若單剷除一枝,其必故態復萌,不消多久又新葉繁茂。此乃「罵不死的阿Q」之緣故。

  阿Q精神怕什麼?怕制度革命。

  制度未變,人生置身的社會結構就不變——阿Q精神、面子、關係、人情和「混」世態度……這一條籐上的瓜瓜兒都不變。此一切,皆因慣例制度使然。解讀阿Q,必先解讀面子制度。   


面子要素淺說

  尊嚴

  對中國人來說,面子的第一要素當然是尊嚴,這是面子語義的源頭。

  尊嚴屬現代語義,而面子屬傳統語義,假若忽略歷史語境差異,可以說尊嚴是面子的現代同義詞。儘管二者並非完全同義,但大多情況下可以互換調用。此處枚舉幾例:「沒面子」等於沒尊嚴,「丟面子」等於丟尊嚴,「有面子」就是有尊嚴,「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嚴……後面要說,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嚴是現代名詞,古漢語不常用此名詞。古語但凡涉及尊嚴語義,便可說「面子」;稍嚴肅一些,也可說「臉面」、「顏面」。「臉面」和「顏面」,主要用於明代前;明代後,「面子」用得越來越多,這與民間社會江湖化背景有一定關係。但是,這種互譯性肯定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有條件限制。

  尊嚴比面子內涵大。一切人類皆有尊嚴,面子只是尊嚴的一種具體民族文化,是尊嚴作為普遍人性在中國禮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擁有話語權的統治者和教化者,通過禮教以及延伸的禮俗,規定尊嚴的價值判斷方式,並且以禮教特有的臉譜方式對個人行為進行表象化,濃縮為「面」的符號。準確地說,「面」不是臉龐,而是文化賦予的面具和角色。用儒家的話說即是名分,名分是儒家設計的一種關於角色和身份的先驗概念,用以建構儒家社會組織。「面」導入一種禮教的通俗貫徹方式,簡單易行,便於民間群體推廣。凡符合禮俗標準就有「面」,凡不符合則沒有「面」。 

  所謂禮俗,是禮教制度在鄉土環境的習俗化,相當於法學中的習慣法和先例法,也相當於制度經濟學中的慣例制度,是儒教訴求與百姓生活博弈的均衡態。比「面」更口語化的詞兒,就是「面子」。村裡子弟金榜題名,全村人都說很有「面子」,因為「學而優則仕」符合主流價值標準。凡符合主流價值便有面子,可見「面子」是抽像價值體系與具象行為之間的「孵化器」。

  潛移默化地沉積在百姓之間的禮俗制度,即所謂風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誕生的制度背景。這一點,正好是「尊嚴」演化成「面子」的邏輯條件。講面子,就是禮教或禮俗制度的尊嚴觀。尊嚴價值一旦進入禮教,或進入作為禮教遺跡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價值,一旦走出禮教,進入現代話語,便是尊嚴。

  禮教本自西周誕生以來,即具臉譜化和程式化特徵。一部儒家經典《儀禮》似如一部劇本,許多章節就同戲詞無二至。譬如《儀禮‧內則》規定,孝子清晨向雙親問安,台詞、服飾、裝束、飾佩、動作樣樣俱全,一概依照腳本,不得絲毫僭越。中國的尊嚴觀不可避免染上面譜色彩,愛面子變成做戲。所以,反過來說,尊嚴一旦臉譜化,便成面子。

  尊嚴價值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價值。不光中國人講尊嚴,世界所有民族都講尊嚴,凡人類必講尊嚴,不過其具體形態依賴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觀念。感性的、能實踐的民族性尊嚴觀,最終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樣,在中國人、瑪雅人、印度人、西歐人……身上各有體現。同樣講尊嚴,講得卻不同。

  中國人講尊嚴,首先是面子。做人越傳統,就越講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有尊嚴多半很有面子,這很好理解。

  但是,並非尊嚴越多則面子越多,「有面子」不與「有尊嚴」呈正比。最有尊嚴,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嚴。譬如,某文人不願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當然不會飛黃騰達,於是在眾人眼裡沒什麼「面子」;但反過來,做人卻很有尊嚴。因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則德國的故事說,歌德與貝多芬一同在花園散步,恰逢公爵路過,歌德立刻停下,佇立路邊——脫帽彎腰、鞠躬;而貝多芬卻不屑一顧,顧自繼續談笑風生,成鮮明對照。這個故事,若置於中國語境來詮釋,便是:歌德有面子而無尊嚴,貝多芬面子小而尊嚴大。後來,這個故事還有一個西方化、令中國人意外的結尾:當貝多芬旁若無人時,公爵居然退向路邊佇立,向貝多芬脫帽致敬。這也許令中國讀者不免吃驚,其實這是西方人藉故宣揚人格獨立的精神。《艾子》說:鬼,專欺負怕鬼的;同樣的道理,奴隸主奴役甘願做奴隸的。中國古代有不少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師莊子,一世不願為官,自甘清貧,浪跡江湖。在莊子眼裡,自由就是逍遙,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會主流與之不同,捐官買官晉爵,對下耀武揚威,自忖「很有面子」;對上卻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無」。此時,講尊嚴是一種奢望。此處是面子來尊嚴去,二者分離的。古代所謂「官痞」、「衙棍」,即有面子無尊嚴之人。

  再說,百姓當中也有家境貧寒者,執意套取「份子」大張旗鼓地辦喜事,學著富人講排場。一番心機下,終於得以大操大辦,面子固然有了,別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籌。畢竟排場是別人給的,龍蝦鮑魚是大家湊錢買的,彩電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與自己的尊嚴無關。甚至是對尊嚴的揶揄。

  面子這東西總是以一種假冒的「尊嚴」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卻很滿足。這種「掩耳盜鈴」的症狀,經常導致面子與尊嚴決裂。死要面子,放棄尊嚴。那些極端愛面子者不免帶「白日夢」症狀,游離於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間。

  觀中國人日常生活,特別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應酬、做人情、走過場和逢場作戲,假面子多於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摻和些許水分,變作幾分真幾分假。中國人但凡說面子,無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摻水分的人,是現實生活中為數不多的「實在人」、「老實人」。

  《紅樓夢》有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中國文化有特點,它不透明,就像倫敦霧。霧裡行走,須有導盲系統,做人須有撥雲見日的功夫。譬如面子這東西,假戲真做,飄如浮雲,真假莫辨。讀者不妨自忖每次面臨「面子」的語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說「面子」都體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裡子」內藏。「面子」的複雜,就是一直與「裡子」糾纏不清。

  「裡子」即利益,銀子、慾望、權力、地位。面子在外,裡子在內。面子可說得天花亂墜,而裡子說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與裡子相對存在,面子在嘴邊,裡子在心底。所謂撥雲見日,就是撥開面子看裡子,透過現象看本質。這當中包含雙重訴求:面子最大化和裡子最大化,又涉及雙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潛意識要謹慎自省:這只是面子不是裡子,千萬別上當啊!於是,就有了逢場作戲,大家相互恭維,虛的面子到處送,實的裡子到處搶。

  「透過面子抓裡子」,是中國人做人成熟的標誌之一。

  做中國人,不管其他方面多麼成熟,如果這關過不去,肯定就不成熟,顯得傻乎乎的,稚氣未脫,聽不懂別人逢場作戲的潛台詞。不懂套話背後的雙關語,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脅,不懂裝瘋賣傻,跟在別人後面傻笑。一晚上別人談些什麼,一字兒未聽懂。面子上的逢場作戲,幾乎相當於黑話,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明打暗幫忙,明捧暗貶,直至攪得天昏地暗。中國人若把面子當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頭昏腦,幼稚可笑,被人罵作「白癡」、「十三點」、「木瓜」、「笨蛋」、缺心眼兒……與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著你們玩兒,俗語說:「茶壺煮餃子,心裡有數」。場面如何玩法,空話怎麼分辨,背地裡怎麼回事,一清二楚。透過面子抓裡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準下面的「裡子」,做大面子,為裡子服務。

  自我形象

  在中國,「做面子」是樹立自身形象的一種手段。譬如,青年人結婚時租借豪華轎車作排場,豪華轎車不屬於自己,婚禮借來風光一下。它讓結婚者暫時忘卻了自己的真實角色和地位,在夢鄉中進入嚮往的境界。此時,結婚者努力以豪華形象示人,儼然處在嚮往的那種富有狀態,因而「很有面子」。時下流行的豪華婚儀,但凡以「一輩子只一次」名義滿足新人的虛榮心。在這種語境下,面子即個人形象,個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義。新人類們所謂「展現個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說辭的現代版。在受過一些現代教育的年輕人看來,說「面子」既傳統又老土。

  另一種例子,初出茅廬的商人與新客戶談判,有些人會借一部豪華轎車赴約,希望新客戶認為自己很有實力,以使談判天平傾向自己。反之亦然,經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戶也可能如法炮製,也借豪華轎車赴約。於是,二人演一出假鳳虛凰「二人轉」,直落得雙方頭次見面便雲裡霧裡。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處,是他願賭服輸的性格,寧願承受虛假交易的風險和竹籃打水的虧本,也要冒險爭主動佔先機,以求暴利。虛增個人形象,並非預謀詐騙。只有少數人真正從事詐騙,對多數好大喜功者來說,做面子只是一種默認的文化遊戲,即「演戲」,也稱逢場作戲。「演戲」是面子體制的派生物,當然也是禮教的派生物,它極力演出那種自己嚮往、以為別人也嚮往的樣子,那種風度和氣質,那種派頭和實力,其逼真的程度,連自己都信以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於對手,信不信則由己,這種逢場作戲的遊戲,中國人習以為常。

  兩人演對手戲,如此假鳳虛凰,巫山雲雨中還能從事商業合作,便是對遊戲參與者的智慧考驗。所以,成熟的中國人一般顯得很聰明,比外國人聰明,尤其比發達國家的老百姓聰明。令人驚奇的是,去歐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認為歐洲人很笨,中國人比較聰明,當然限於普通人,不說哲學家和科學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歐洲何以比聰明中國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聰明人折騰半天,比笨人貧窮,這在邏輯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國人之所以顯得聰明,是因為社會文化和制度語境比歐洲複雜,要應付的壓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語境。複雜語境孕育了一批小聰明,毫無意義窮講究。越窮越講究,規矩則越多。

  不少男人隨身揣兩包煙,好煙請客,壞煙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負。「文革」期間,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種襯衣領子,只有領子沒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錢。因為多數人很窮,喜愛乾淨襯衣的樣子,買不起大量襯衣。自從發明了「衣領子」,就可以給人「天天換襯衣」的印象。

  什麼是自我形象?喬治‧米德互動論心理學認為,自己的主觀評價和群體對自己的評價,經過互動交流被整合成一個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從根本上說,自我形象關注別人對他的評價,也關注自我評價,是兩種評價互動融會的產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屬性之一就是這樣一種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愛面子與不愛面子的差別,在於是否把面子當生活目的。對愛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終目的,不容挫傷、侵犯,更不許剝奪。所謂:「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生命的價值就在一張臉。臉不能弄髒,誰弄髒我的臉,我跟誰拚命。背後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價值觀,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會的價值觀。當然,中國也有許多不太愛面子的人,他們遇上愛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則只好逢場作戲,曲意逢迎。假裝自己也愛面子,迎合對方,捧對方,讓對方歡心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說面子是生活目的,當然只限於愛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為重。過去,家族主義者是愛面子的主角,不過當今,家族主義時代已然過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繼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價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標之一。讓江湖人丟面子是一種禁忌,面子丟大了不亞於挖祖墳,他追到陰曹地府也跟你沒完。

  「命根子」的含義,相當於現代邏輯的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意思?邏輯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對相對概念,可以相互轉化。一個目的,在另一條件下可能變成另一個手段。譬如,就業的目的是掙錢,而掙錢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業的最終目的,這組成一個目的手段鏈。以此可以類推,存在一長條邏輯鏈,直至一個目的,它的背後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即這個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來解釋,它自身就是最終和唯一的理由,那麼它就是最終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終極目的,不需要解釋,是人生的公理。類似說,愛面子就無法用任何原因解釋,假如我們問愛面子的人:「你為什麼愛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很難回答,愛面子就是愛面子唄,還問為什麼?對他來說,背後沒有別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體。

  若理性解讀,何以面子是愛面子者的終極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嚴的載體,是儒教制度下的尊嚴價值形態。而尊嚴於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釋原因。依照亞伯拉罕‧馬斯洛說法,它是人類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著於尊嚴,所以愛面子也沒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體現。

  所謂終極價值等同於生命價值的觀點,有一個顯著特徵,如果受到傷害,將不惜一切抗爭。如無力抗爭,可能選擇死亡。嚴重的丟面子,可能導致自殺。「文革」期間,作家老捨、傅雷,鋼琴家顧聖嬰皆遭到侮辱性批鬥——「陰陽頭」、毆打、「噴氣式」、戴高帽……種種野蠻殘忍羞辱之後,他們自殺了。這個事實,不同人有不同解讀。從傳統語境去解讀,就是徹底傷了面子。羞辱摧毀了他們的人生價值,消解了生存的意義。三位藝術家自殺,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嚴的毀滅。面子與尊嚴,密不可分,故而當作命根子。

  這一類例子可分出幾種層次,顯出微妙不同之處,凸顯面子文化的形式主義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現出面子與尊嚴分離,不因尊嚴毀滅而自殺,卻因面子被毀滅而自殺,顯示面子的價值高於尊嚴。面子比尊嚴重要,因為它是個人在傳統社會和江湖社會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體角色的准入證,個人必須依靠角色躋身群體,有些人損尊嚴倒無所謂,損面子卻翻臉了。因為你動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兒子被保安員錯怪偷車,母親遭父親責罵,母子雙雙自殺的例子,顯示面子與尊嚴的微妙差別:面子看重名義,尊嚴看重實質。若站在理性主義角度說,沒有事實證據而遭人誣陷,個人應該奮力抗爭,討回公道。但在傳統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張漂亮窗戶紙,薄如蟬翼,傷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這裡面反映了一種「貞節」式的人生觀,是一種主觀的「潔癖」心態。不論一個人面子在逢場作戲場合何等風光,他的面子防線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責不管是事實還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後的防線,是做人的底線。面子都沒有了,還活什麼?

  中國人的婚前性關係是尊嚴與面子分離另一個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為,在傳統文化中以「奸」字定義。但是它的懲罰程序,並非發生在性行為之時,而是敗露之日。換言之,不論有多大惡果,皆非出於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機制差異,便將尊嚴與面子分離,因為尊嚴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時,有位女學生跟人相好懷了孕,後來大腹隆起終被發現,羞愧難當,服敵敵畏自殺了。若以面子觀點琢磨這件事,可以悟出中國人有關「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為本身並不讓她感覺「沒面子」,也就是說,在良心上沒任何問題。恰恰懷孕被人發現後,就覺得丟臉了,死活要自殺。這個差異反映了「面子」的輿論依賴,而無關事實本身,也和自我評價無關。如果不懷孕,或者懷孕後偷偷墮胎,沒人知道,那麼婚前性行為就不關乎面子,就不可能導致自殺。所以,不是婚前性行為殺死了她,而是面子殺死了她。而面子背後,是別人的口水殺死了她。

  「面子」還有「臉」,都屬周圍人群給予的評價或輿論。「臉」,就是熟人群體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獲得別人尊重的源泉。源頭斷了,只得一死。

  資信

  以上四點都說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現在再說近代面子的新蛻變,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兩人之間做面子遊戲,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達到其他目的,這是在晚清民國以後的新機制,而現今十分流行,幾乎超過「命根子」的原生態。

  有個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點,是作者考察的一個案例。

  20世紀80年代中期,廣州近郊有一家農場尚未通自來水,其近鄰啤酒廠有自來水大管。因為是鄰居,老場長穿一身勞動服,騎著自家破自行車越過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廠求情去了,聲稱要找廠長。不想,沒進大門就被門衛攔住,上下打量盤問一番,經過折騰終於來到廠辦公室,還是被廠辦主任婉拒。

  場長鬱悶幾日,遇到一位「師爺」支錦囊妙計。「師爺」道:談不談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談是一回事,奧妙是面子。騎自行車進人家大廠,不僅自己沒面子,也不給別人面子,大家沒面子自然沒生意。場長茅塞頓開,專程繞道市區,買了一身名貴西服,租了一輛豪華轎車,逕直駛進啤酒廠。這一回,面子文化產生有趣的結果,居然連門衛也不阻攔,「啪」地一聲敬禮。得意之間來到辦公樓,廠領導熱情相迎,談判尚未開,廠長就笑嘻嘻地「大家鄰居,好說好說」,實際上等於應承了。

  這個故事說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談判,或者中國的談判遇有障礙,須以面子開道。有面子,什麼事情都好商量。

  這個案例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每日在中國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當於一種商業資信,顯示身份尊貴和實力雄厚。譬如借款10萬元,有面子的人連借條都可以不打,沒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來。即便借,也要辦繁瑣手續。至於面子資信大小,取決於個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國面子文化發源地之一。明清以來,在「重農抑商」制度中發育起來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帶有濃厚的江湖氣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規範、公開這些世界性商業共同元素外,其獨有的江湖面子、人情、關係、人緣要素尤顯重要,並且成為商業成功的必要條件,構成商業慣例的一部分。不給面子肯定談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於個人資信之核心地位,不僅可抵做商業資信,而且效用大於商業資信。在生意場上,老闆在銀行記錄裡有幾個「A」,都不頂「有面子」三字好辦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認為你有面子,那就等於擁有身份、實力、地位和排場,不論從文化務虛,還是從功利主義務實,都產生攀附、追隨、結交者絡繹不絕,人氣絕對興旺。所以從現代商業角度說,在江湖慣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資信,具有資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優惠越大,省卻了辦事的繁文縟節。在商業銀行,辦抵押手續可能耗費數周,而在私人老闆之間,憑一個電話就可以劃賬。多大的面子,允許劃多大的賬。假若涉及公務,公事私辦,則可先劃賬後辦手續。一切都很安全,因為面子擔保。

  以面子作交換,可換得不同結果,常見有以下類型:

  以面換面:甲給乙面子,乙也給甲面子。譬如甲到有關部門去辦事,點頭哈腰給乙遞根煙,算給乙面子;乙不刁難甲,笑哈哈給辦了,這叫順水人情,還了甲給的面子。小鎮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發生這類事件,不定日後酒桌上友人介紹相遇,還有說頭。況且,這也是廣結善緣的策略。

  以面換情:甲給乙面子,乙還甲人情。比方說,乙孩子做滿月,甲奉上紅包大禮,給乙做足面子。於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難事,乙盡心幫忙。這是面子換人情。

  以面換利:甲給乙面子,乙高興之餘給甲實惠。上面農場興辦自來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換實惠,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見形態。面子具有浮誇虛增個人資信的作用,使別人樂於與你做買賣。從這種意義上說,面子既是資信,也蘊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權: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別人,演變成社會權力。一位當紅明星,被一個貧困縣請去做副縣長,為的就是借明星效應提高知名度。面子與權力之間,轉換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鑒於江湖化的慣例規則,面子在人際關係中具有權力支配性,有面子等於能支配人。結婚交份子錢被稱「紅色罰款單」,就是受規則支配的表現。熟人向你下喜帖,結婚攤派「份子錢」,你敢拒絕?俗話稱「礙於情面」,這「礙於」便是服從。面子導致服從,服從的是權力,不是政治權力,而是世俗社會的權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權力機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給面子」相當於「賣人情」,即甲給乙一次面子,相當於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紅女歌星,朋友們到歌廳裡捧場,等於給黑老大面子。當面子語境轉換成人情語境時,「給面子」即等同於「給人情」;給了人情,對方便欠下人情。於是,給人情隨即變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間可行靈活轉換,面子一旦變作人情,便可參與人情債務的折算,進入更廣闊的人情流通領域。這一部分的面子便與人情相通,譬如俗語「賣面子」和「賣人情」含義大致相同,只是視角和語境不同。

  進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當作一種軟交換媒介,活躍於「給面子」和「賣面子」的特定情景。無論「給面子」或「賣面子」,按照規矩都要償還。一給一還,便形成一個對等交換。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當了一種交換的媒介,類似於貨幣,面子的給和被給,相當於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類似會計賬面上一「借」一「貸」。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換媒介,蓋因面子能向人情轉化。轉化後,面子給還問題就變成人情計算問題,計算問題又變成「債務」問題(人情債),而債務問題最終可以金錢來解決。所以,面子、人情、金錢、債務等四項元素形成一條利益兌換鏈,實現了江湖化社會的社會經濟合作。在近代中國江湖化社會平台上,可用於社會交換的媒介系統是一個綜合體系,其間含有金錢、物資、關係、人情和面子等五種載體。這五種載體各有側重,功能各有不同,它們之間皆能融通,相互轉化。涉及金錢、物資的債務,在一定條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償還;而涉及關係、人情、面子的債務,也可以用送金錢,即禮金償還。但是,江湖規矩忌諱以金錢赤裸裸方式償還,做人最好要符合禮數,尋找一個送禮的借口,譬如壽禮婚禮之類,奉上隱含深意、價碼適當的紅包。

  關係、人情和面子三種無形媒介水乳交融,難分莫辨,極其複雜。三者當中,又以面子交換力最弱,交換範圍最小,僅僅通過「給面子」的情景間接轉化為人情,方才參與交換媒介工作。面子實際上是變成人情後,間接地成為交換媒介。

  「雙關語」

  大約八十年前,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米德發現了作為人類心理基本規律的「互動模式」。他的研究證明人類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號互動」模式,是符號交流的產物。在互動過程中,主要的互動符號體系是語言,其次則是非語言的「語言」,譬如,角色、肢體動作、眼神、氣味、音調等等。

  中國面子的操作過程基本遵循喬治‧米德的「符號互動」模式。也就是說,中國面子歷經數千年積澱,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種可傳達信息的「符號」體系。更準確地說,則是一種「雙關語言」,譬如巴赫音樂的復調或賦格,左手一個旋律,右手一個旋律,雙手合起來三四個旋律,亦即三四個聲部。面子話語的具體操作過程為:語面一層意思飄逸在外,潛台詞另一層意思攥住要害。逢場作戲,大幕開啟,「聽話聽聲,鑼鼓聽音」。聽者透過對方語面揣摩背後意蘊,爾後設計新語面回應對方。這一來一去,不僅像巴赫賦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還難,因為有雙旋律,等於雙手同時打兩個乒乓球。一番騰雲駕霧後,直至雙方撥雲見日,心領神會,分別達到目的。老江湖說的話,圈外人聽了如同黑話一般。

  譬如,兩個互不買賬的老熟人在街頭看熱鬧,一抬頭遇著了,不免寒暄一番。因為做人互不服氣,不免帶些抬槓和貧嘴,當中不乏使用雙關語,又要損你又不傷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腳不利索還出來關心社會。」明裡給您留面子,暗裡笑您無聊,退休在家悶了,出來打發日子。乙聽出話音後不樂意了,趕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時間外出溜躂,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閒,養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樣,沒退休也照樣沒事幹,比我更無聊。但話語之間都給對方留面子,絕不傷和氣,這就是面子規矩,不能逾越。話匣可開,意思可表達,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則鬧得大家反目,也給周圍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麼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槓鬧著玩。

  中國的雙關語並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導致雙關語使用的重要壓力情景之一種,人們因礙於面子又要務實,只得以雙關語來陳述。

  譬如,單位競聘上崗,表面上顯示了人事制度的進步。但事實上不少單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與一言堂事實的落差,衍生出許多人事工作上的雙關語境。比方說老領導離職,耍心眼的新領導一定搞一輪「全員競聘」,具體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競崗演說、群眾評議、領導定奪。明眼人都知道這是一箭雙鵰,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實際上是促使全體員工對自己的忠誠表態,尤其敦促中層幹部表態,究竟是否認同新領導權威。在規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層幹部也意欲表達擁護姿態,但苦於口說無憑,唯一的表達途徑便是參加競崗。即便無望當選,也要表現競選的積極姿態。競不競是態度問題,競不競得上是上級意圖問題。有前朝舊臣,明知新領導不賞識,假如沒有調離機會,便只有改換門庭投懷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競崗。將全過程綜合來看,便呈現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雙關語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競崗,或者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式的人事改革,實質在於大傢伙表態,是否給新領導面子,認同新權威。但是,場面上的熱鬧——文件、會議、演講、評議……都屬於人事改選。

  人事問題的核心是權力,在該單位由一把手說了算。這是問題的裡子,但不能直說。能直說的是面子,須要精心裝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參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國人何以「認認真真走過場」。「語言雙關」背後「過程雙關」的要害不在過場本身,而在過場幕後。表面上看,過場是荒誕的,缺乏實際意義,但是過場的衍生物解決了一個機構權力博弈的真正問題,值得當事人「認認真真」。

  在千年禮教熏蒸之下,中國的社會產生顯著的形式主義特徵,即形式與內容分別演繹的雙軌體系。雙關語言的邏輯,以及言行表裡的分野,成為一般中國人的思維定勢,也是江湖社會以及江湖化社會的一般形態。在中國,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雙重邏輯甚至多重語義。一個言行,至少要分出兩個路徑,一邊解決現實問題,一邊解決面子問題。在這兩點中,保面子優先,如果解決現實問題不能保面子,那麼許多人寧願先擱置問題,而不損害面子。或者訴求互相妥協,部分解決問題,部分留面子。我們經常聽到「礙於情面」或「這事就算了」的慣用語,背後隱藏的就是「面子優先」規則。面子,阻止人們認真做事。但凡鄰里之間、同事之間或熟人之間,每當權利被無意地侵害,譬如樓上滴水、隔壁吵鬧、座位擠占一類,一般都「礙於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間,自古以來只有「事情礙於面子」,從未有「面子礙於事情」。在面子價值觀大旗下,思維被如此格式化:事情無礙,無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這種雙關邏輯的實施,導致了兩種常見的結局:

  (1)既解決問題又保全面子,皆大歡喜;

  (2)礙於情面,擱置問題。

  第三種可能的結局——不惜傷害情面以求解決問題,在規則上不允許。不惜傷情面來解決問題,不僅雙方破壞私人關係,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關係網輿論的批評——「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違反江湖為人規矩,違反面子規矩。

  角色調節

  面子與私人關係網絡的運行有關,此運行基於各種角色的設置。在一般社會中,角色都是社會運行的細胞。

  一個社會角色相當於一個社會單體,但不等同一個人的全部。為此,社會學有一比喻,將社會運行比作一部戲劇(演劇論),將個人比作戲裡扮演的一個角色,依附於規定的腳本——台詞、動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劇作的既定方案運轉。社會運行的法則和要義,在劇本中得到貫徹。「角色就是他人對自己行為的期待」。一個社會無論多自由,成員都不許為所欲為。個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鑽進一個貝殼參與社會運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現代人所謂人格「成熟」,一個人很「社會化」,或者傳統儒家所謂「修身齊家」,在概念上等價於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會規範,以符合制度的標準。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構造的細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會學對西方社會的提煉,儘管它對現代中國社會照樣適用,但對於傳統中國社會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畢竟,傳統社會並未直接提煉「角色」概念和相應思維框架。不過,它湧現過一些類似於「角色」的概念,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們不妨借鑒「角色」在現代社會的功能,反過來考量面子在傳統中國及江湖社會中的地位。

  以傳統思維的方式講,名分是面子的內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無名分則無面子;名分要以面子來體現,面子以名分為依托。在世俗社會和江湖社會,二者幾乎混用。對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內涵,面子和名分幾近於中國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會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礎上,運行它的規則和制度。

  縱覽中國人交往互動,軌道之一是面子互動,面子是傳統中國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開始說正事。即使是興師問罪,也要先「張兄李兄,請坐看茶」之類。傳統社會,包括江湖社會和家族社會,決不允許兩人戳破面子赤裸地交流,雙方對話應透過臉譜完成。這是臉譜與臉譜的對話,面具與面具的對話,否則就是失「禮」。「面」,是貫徹「禮」的先決條件。這個臉譜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後的名分。面對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譬如,長輩要用敬語,下輩直呼其名。

  面子在調節個人行為,貫徹關係體制中的首要機制是擔當影子法官,消化關係社會中的內部矛盾和糾紛。

  一個社會共同體總有人違規,一旦違規,須有辦法抑制和懲戒。而關係社會屬於非團體性結構,秉承不成文法和慣例制度,靠眾人博弈而非強權維持秩序,沒有法院,沒有仲裁所,甚至沒有長老前輩,唯一的仲裁機制只是面子——別人讓你沒面子,或自己覺得沒面子……以此手段製造倫理禁忌,從而減少或杜絕違規,維護關係社會的秩序。面子是私人關係的要害,兼具監督和修復機制。

  面子運作最基本的機制,是一對同步使用的評價範疇——「有面子」和「沒面子」,背後的依據關涉關係社會的基本準則,尤其是核心價值。符合價值觀,就有面子;不符合,就沒面子。

  面子準則

  欠錢不還,很沒面子 做人不得賴賬佔便宜

  衣冠不整,沒面子衣冠楚楚乃君子本色

  開破車,沒面子 沒錢沒本事

  公司門面破舊,沒面子公司應該有實力

  孩子沒規矩,父母沒面子 養不教,父之過

  辦喜事,場面冷清沒面子 提倡人緣好,辦事熱鬧

  捉姦拿雙,沒面子男女之事務必基於名分,不得苟且

  寡婦改嫁,沒面子從一而終做節婦

  判斷面子的關鍵是價值觀,價值是面子的主宰,而講面子直接服務於價值。強化價值體系下的社會秩序,無形中達到共同體自治的目的,而無須借助強制力或專門機構,譬如法院和仲裁所。因而愛面子的人以及愛面子的群體,至少在某些方面嚴於自律,清規戒律繁多。

  價值觀是面子的核心,對面子的判斷,隨價值觀演變而不同。價值觀一旦變遷,面子標準也隨之改變。曾幾何時,「未婚先孕」在過去屬於醜事,甚至是家醜,是因為在家族主義價值框架下,薪火相傳、根正苗純的血緣論是頭等大事,所有社會價值都須在這一基本價值下重估。譬如,熱鬧的新婚儀典,實質性的潛語言是給新娘肚皮貼上種姓符號,生兒育女,其血緣才名正言順。一旦未婚先孕,即代表了一種性生活隨意態度,最大的禍害是給家族血緣摻進雜種,懷上別人的骨血,奇恥大辱。而今,時代變遷了,現代制度轉型已然發生,家族主義本位過渡為個人主義本位,生育事務逐漸回歸人類生物本色,薪火相傳、根正苗純退去神聖光環,繁衍使命漸漸讓位於愛情幸福。故而,人們對「未婚先孕」逐漸持寬容態度。這是價值變遷導致面子變遷的例子,學者汪丁丁稱之「意義的漂移」。

  面子內涵之一是充作江湖角色載體,建構規矩、制度的秩序,是一種約束機制。不怕人違規,一旦違規,通常只一句「沒面子」即能使其收手,無須興師動眾訴諸法庭,浪費大量程序成本。當今法庭開庭一日,法官、助理、書記員、律師的薪酬,再加庭租、水電,運作費用不止數千元。在江湖體制中,譬如關係網或者幫會,只一句「沒面子」便勝過這一切,真正四兩撥千斤。

  面子可比一位節儉「法官」,協調人際關係幾乎不花錢。然而,它平日的「保養」成本卻很高,講排場和耍派頭也很浪費,應酬也不容易。養面子千日,用在一時,臨了,一句「沒面子」可抵千金。面子維持民間江湖社會的秩序,似春雨潤物細無聲。平日裡,大量潛在衝突在爆發前都被面子消解。因而,它是一個協調員,能夠避免大衝突爆發出來。而一旦爆發,它亦無用了。

  依托面子,關係社會變成融會儒家禮俗和道家「無為而治」的自治體系,與西方現代政治的自由秩序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譬如,經濟方面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或者政治方面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若以中國的儒、道學術看,市場和自由秩序都屬於「無為而治」,即不通過外力,由自身機制自發生成秩序。   


面子術語

  中國面子,特色有三:

  (1)複雜、完整的功能,既包含人生目的,又屬於牟利工具;

  (2)擁有系統化的行為規矩,並依慣例方式加以傳承;

  (3)獨特的面子俗話概括獨特的慣例。

  這三項屬性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組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化體制——面子制度,其中,尤以面子俗話最富特色,組成一個完整的空間。認真地說,世界各國文化或多或少都有面子或類面子現象,但僅中國擁有完整的面子制度——面子價值觀、面子工具和面子語彙,三者構建了一個廣闊的文化空間。

  面子術語是運作面子的符號,一切涉及面子的生活語境——包括內在面子追求和外在輿論評價。這些術語承載和規範了中國人的面子生活,特別是江湖化的面子生活,使它們依照中國特有方式運行。

  作者搜集了五十八條涉及面子的常用傳統術語,其蔚然成俗,上至先秦、下至現代,既涵蓋清朝以前封建時期,也囊括「五四」乃至「文革」以後。從中讀者可見出面子生命力之堅韌,與中華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命運,縱使社會制度改變它也不變,換了名詞術語又冒出來,換了招牌重新崛起。中國人習慣了,就說:「換湯不換藥」。何以魯迅之後,阿Q百罵而不倒,此中藏有秘密,讀者不妨細忖之。罵阿Q,其實等於罵湯不罵藥。藥為何物?背後面子慣例制度是也——面子價值、面子方法以及面子術語,三位一體結成制度。

  第一類屬基本術語或綜合術語,每條包含「面子」二字,描述基本手法或效果,共二十二條:

  愛面子、要面子、講面子、顧面子、做面子、撐面子、光面子、有面子、沒面子、丟面子、面子大、給面子、留面子、賣面子、看面子、靠面子、掃面子、礙於面子、迫於面子、拂面子、拉下面子、抹不開

  面子;

  再細分,此二十二條包含:

  十六種手法:愛、要、講、顧、做、撐、光、給、留、靠、看、賣、掃、拂、拉、抹;

  四種效果:有、沒、丟、大;

  二種狀態:迫於、礙於。

  先看愛、要、講、顧,這四種手法大同小異,屬於行為態度。愛即愛護,講即講究,要即要求,顧即顧及、顧全。四種手法都表明了一種面子價值觀,之間有微妙差別,但以愛面子最具代表性。

  愛面子,是中性詞。在愛面子的人心中是褒義詞,在不愛面子的人心中是貶義詞,因人而異。

  要面子和顧面子,帶有善意的貶義,指面子已經與裡子脫節,仍裝模作樣地維持。多用於自嘲或熟人相互揶揄。更進一步,若說「死要面子」,甚而「死要面子,活受罪」,口氣開始變硬,貶義趨強,多用於批評或譴責。

  講面子,除了涵蓋類似愛、要的含義,另包括兩層新意。一,講面子不僅要自己的面子,還要注意保全別人的面子。二,在特定語境下與做面子相通。

  做、光、撐,是手段。其手法極具「泡沫經濟」特徵,一面明知自己面子與裡子脫節,一面仍要「製造」(表演)虛假面子,以滿足虛榮心,或者達到蒙騙他人的目的。這個表演,就叫做面子;做得漂亮,臉上有光,就叫光面子;做得吃力,氣喘吁吁,就叫撐面子。光面子這個詞,現在用得少,不過在清末、民初評話裡用得極多,反映了當時的語言習慣和時尚。

  給即給予、奉送。送面子不同於送財物。給面子,並非將自己面子奉送別人,而是替別人做面子,是做面子的互動狀態。面子不同於物質,不遵守物質守恆定律,面子會越做越多,產生「泡沫經濟現象」,就像房價或股市。結果在世俗生活中產生面子膨脹,一眼望去,滿街招牌儘是「豪華」、「王宮」、「皇家」、「總匯」、「金獎」、「金牌」、「樣板」、「形象工程」……其中大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鬧至物極必反,大家都開始反感面子。

  留、賣與給之間,大體上是同一個用法,都涉及面子運作中蘊含的人情交換。其中,留面子完全是給面子的同義詞,因語境或習慣而異。從字面上看,漢語中「留」與「給」是反義詞,但在面子術語體系中,它們給定的動作向度恰好相反,數學上所謂「負負得正」。給,是我給別人;留,是替別人留,受體都是別人,所以意思相同。

  至於賣,是從一般社會交換的觀點看面子,具體對中國人來說,是從人情交換觀點來看面子,帶有商業習氣。因為有人給,所以有人還。給、還之間,形成(人情觀念上的)對等價值交換,形同買賣生意。

  靠和看,則涉及第三人,是三人參與的面子遊戲,是人情交換的三維博弈均衡。譬如甲請求乙辦事,乙不允,遂請來丙說情;乙「看」在丙的面子上,即「靠」了丙的面子,乙才答應了。透過此兩種術語,可見面子遊戲的多人互動關係,邏輯上不排除三四種……乃至N種,完全依賴當事人的社交、智慧和經驗。靠和看,提供了多人參與的可能性,如此,使面子遊戲變作一個開放博弈。

  接下來是「礙於」和「迫於」。這兩個詞幾乎同義,只是承受壓力大小不同,或語言習慣不同。之所以有「礙於」或「迫於」,就因為「留面子」已變成江湖群體或江湖化民間社會的戒律,成為面子制度的基本成分。替人留面子的心理壓力,不是懼怕對方,而是來自共同體的規矩和習慣法——面子制度。風俗如此,人人皆受到監視。

  掃、拂、拉、抹是面子的負面手法,即破壞手法。掃即清掃,拂即撣,拉即撕拉,抹即揩擦。這四個字搭配面子,都指不給面子,是給面子的反義詞。然而須格外留意,四個字大多用在否定句式——即不掃面子、不拂面子,拉不下面子和抹不開面子,以符合江湖維護面子的規矩。少數用在報復或破壞性語境,譬如「讓這小子面子掃地」。

  以上是第一類,都有「面子」二字。

  第二類,是由基本術語衍生的面子俗稱或別稱,看不到「面子」二字,卻有面子內涵,共十條:

  門面、派頭、排場、場面、型款、賞臉、台階、臉皮、牛氣、死扛。

  其中,死扛,源自死要面子;台階,源自保全面子(找個台階下來);牛氣是北京話,源自有面子;型款是粵語,派頭的同義詞,上海話叫做台型。

  第三類是面子延伸至道德、人情和公眾傳播三大領域形成的交叉用語,一共四種:

  臉:是面子在嚴肅道德場合中的說法,比如丟臉和不要臉。它是面子份量的進一步加重,富有濃厚的道德意味。

  情面:是以人情視角稱呼面子,例如講情面和礙於情面,等於講面子和礙於面子。情面的詞源,來自人情和面子的合成。情為人情,面為面子。

  名聲:面子超越家族、超越熟人群體向公眾空間傳播的效果。

  面子的根基,依托於熟人群體,即宗族或關係社會。然而有些人面子特別大,聲名遠播,一下越出他們的熟人圈,面子就變成名聲,向公眾社會傳播。為什麼特別大,這又是一門學問,前面說過面子是對做人符合特定價值觀而獲得的回報和獎賞。做人符合某種規矩,堪稱楷模,面子就會越出小圈子,生成名聲。反過來說,不認識卻能感受到某人面子,那就是「名聲」。譬如《水滸傳》裡宋江,「呼保義」、「及時雨」就是他的名聲,這不光是讚譽,也是他在江湖上混飯吃的本錢。江湖好漢,但凡未見其人先聞其名,這就是名人效應。我們已知,面子是中國人的命根子,又知名聲是對面子的進一步超越,所以可推論,名聲是面子的更高境界。若面子是命根子,則名聲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世俗哲學謂中國人,其一為名,其二為利。

  「影響」:是名聲的另一種說法,正面說法譬如「影響很大」,負面說法譬如「影響不好」。影響二字加引號,因為非影響之本意,而是指公眾形象和輿論反響。「影響不好」,即名聲不好,很沒面子。

  第四類是餘下其他雜項,涉及面子的程式、表演、隱藏和偽裝等,共二十二種:

  客氣、客套、套話、官樣文章、花架子、假大空、浮誇、放衛星、逢場作戲、「宣傳」、走過場、形式主義、換湯不換藥、葫蘆裡賣什麼藥、城府、扯皮、踢皮球、「會說話」、雙關,兩面派、招牌和「名正言順」。

  放衛星:起源於「大躍進」時代,指吹噓、邀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地稱糧食畝產幾十萬斤,另一地報道西紅柿比南瓜大。後來,將這種吹牛、浮誇的做派叫做放衛星,意即吹牛可以吹上天。

  「宣傳」:宣傳二字加引號,是製造假相,誤導輿論,欺騙群眾。為了應對惡意宣傳,魯迅活學活用古書《推背圖》,發明「推背法」,專門對付「宣傳」。你說「前方打勝仗」,即反推你輸得一敗塗地;你說「形勢一片好」,就反推你「不好」了。

  招牌:即表面上的名義。魯迅說中國人開公司,就是往大門口外掛塊招牌完事。現在也稱「翻牌公司」,即是機構不變,變名稱。

  走過場:即不解決問題的程序。面子源於禮俗,禮俗源於禮教,禮教有許多固定程式,不論當事人真實意願如何,程式必須履行,就像戲曲舞台的過場。過場也稱龍套,不及主角重要,但也不可或缺,非走不可。依禮教緣木求魚般的思維定勢,走完這些程式,問題就當作解決了,對真實後果置若罔聞。問題可以不認真,走過場一定要認真,否則不合規矩,或者不符合「上諭」,不符合朝廷指示。所以,必須「認認真真走過場」。甚至反對形式主義的運動,也一概走過場。   


面子的功能

  面子在中國社會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還因為它有許多實際功用,對中國人的生活貢獻不小。尤其對儒教社會和江湖社會而言,不啻為「黏合劑」。

  緩衝人際矛盾

  在五十八種傳統面子語境中,「礙於面子」、「留面子」和「給台階」此三者,無疑與衝突相關,隸屬於衝突語境。一旦「礙於」、「留」或「給」成功,必能緩衝或制止矛盾。在衝突爆發之前,矛盾得到緩解。面子像蘇秦、張儀,是位不錯的外交調停家,平禍於蕭牆之內,御爭端於千里之外。

  但面子機制能防禦的衝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禦機制。

  舊時,兩派黑幫嘍囉打架滋事,如背後兩位老大是仇人,面子問題必引發一場激烈火並;若老大間有交情,比方說師出同門,或拜過把子,結局就大不相同。為維護各自的面子,老大們會故意當著對方面前懲罰肇事的手下,以達到給對方留面子目的。於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樓聚會言歡,冰釋前嫌。這種情形,顯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內,面子機制具有緩衝的功效。

  這是江湖幫會的例子,更進而言之,在民間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維護日常關係的平穩,根源在關係網的博弈均衡。講關係處,必有面子;講面子處,必有關係。

  再談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樓,生活空間距離近,頻繁發生的衝突是四鄰騷擾,譬如,麻將聲、卡拉OK、彈鋼琴、喝酒划拳、烹飪油煙,還有樓道空間、公共衛生……儘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為鄰里糾紛訴諸法院或者社區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無可忍時再作主張。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為何忍字第一?多數答案是「礙於情面」,即面子機制防禦。尤其鄰居關係不錯時,更是如此。

  選擇忍耐是為不傷感情,不傷感情是為日後有照應。在一個由關係主導的社會,相互都是資源,誰也不敢保證不落到他人手裡。冤家宜解不宜結。表面看它似乎迴避矛盾,然則「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內涵符合中國文化「和」的取向。中國人講「和為貴」——「天時、地利、人和」,數「人和」最高,高於真理,也高於日常利益。換言之,矛盾沒什麼了不起,繞道行之,則當作無。小事忍了,就是為了在小事上盡可能講秩序,秩序是關係網的博弈均衡,破壞秩序就是破壞均衡,波及面太大,影響複雜。

  再說借小錢。一般中國人借出小錢後,很少主動追債,這是規矩。小錢索債,緊逼不捨,那是雙方都沒面子的事兒——小氣、難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過不去」,「拉不下臉」等等,等於是面子機製作調停。當然,是消極的調停。消極,即擱置債務。然則在消極與積極之間,存在一道轉換界限同。若債額較大超出忍受範圍,就會化消極為積極,主動催債、逼債。不過,戰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階」插曲。講面子者不願破壞祖宗慣例,故而常選擇一種有中國特色的、預兆將由守轉攻的「台階」,給對方一個台階,既讓對方還債,又不讓對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書:「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頭有點緊,我那筆錢……」後半句通常嚥下去,不要說得太白,意思是啥時還啊?給過台階後,若對方不順竿溜,按規矩便屬對方違反慣例,自己必欲討伐之,產生一種典型中國情境:「敬酒不吃吃罰酒」。給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單位告你,搞臭你名聲,賴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階」代表一種雙軌制,屬於面子二元互動模式,外面一個理由,裡面一個利害。敲外面聽裡面,擠裡面看外面。中國有一摞成語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聽話聽聲,鑼鼓聽音」,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或「茶壺煮餃子,心裡明白」。與「礙於情面」的消極性相比,「台階」的態度趨於積極,開始著手戰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兩面,一個面子,一個裡子,分頭處理,爭取互不妨礙。當兩人衝突發生時,或者自身面子與裡子矛盾時,尋找一個變通的理由,力爭既解決事情也保全面子。無論誰對誰錯,損面子都不對。面子比金錢重要,討債人必須避免使對方又賠錢,又丟臉。故而,上策是既追債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債。這個下策導致對方損失的最大化,錢也沒了,面子也沒了。這樣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債的博弈,一定要尋求最優化策略組合,建立優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錢,對方能拿到面子。這樣一個圓滑的均衡,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台階」。

  表現和宣洩自我

  面子之濫觴,提供了一個心理空間,即一個弗洛伊德式發洩豁口,讓禮教壓力下循規蹈矩、生性壓抑的中國人,在合法場合充分釋放個性利比多,突顯自我的形象,滿足平日難得之優越感。表現自我是人類天性,各民族表現途徑不一樣。中國人選擇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國人自我表現的形式,深具形式主義色彩。

  論及眾多面子術語,數「有面子」最能體現自我呈現的願望。「有面子」是人生終極目標,背後沒有其他目的,從而體驗自我價值的昇華。這是終極意義層面的心理遊戲。故而,「有面子」時常伴隨得意洋洋、興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馬斯洛人本心理學的標準,可視是一種「高峰體驗」——瞬間的滿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恆的,但「有面子」的價值判斷具有時尚性,隨人不同,隨時代不同。「文革」時期有面子的時尚是「老三轉」——手錶、自行車、縫紉機,今日有面子的時尚是名服、名車、豪華別墅……某些底層平民通過奮鬥成為大款、大腕,便急於返鄉炫耀賣弄,俗語謂之「衣錦還鄉」。在中國,「衣錦還鄉」不僅是成語,也是一種集體無意識,訴說中國式飛黃騰達的夢想。在這裡,「衣錦」實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語。面子的榮耀,高於錦衣玉食、寶馬香車。

  再說中國人「小氣」和「慷慨」之爭,也隱藏面子顯擺派頭的秘密機制,「慷慨」不過是「愛面子」的同義詞。節儉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觀之,節儉不符合核心價值觀「義氣」。以「義氣」標準看來,節儉就是小氣、摳門……小氣,被人瞧不起,讓人沒面子,人前抬不起頭。日常生活中被人說小氣,大大沒面子,周圍人當笑話傳播。縱覽生活,人們願意與義氣者相處,而不願與小氣者為伍。是故,一旦節儉和義氣不期而遇,決不能因貧窮、節儉丟失面子,因而必須勉強做面子、撐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氣節儉習性,掩蓋貧窮家底。所以,義氣先於節儉。而面子,則是協調二者的機制。

  上世紀80年代初,某人到鄉下看望同學,同學儘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親戚借來30元錢,買了螃蟹、黃魚擺了一桌酒,以表達慷慨之情。雖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開心。做面子實際上擔當一個反向調節機制,若要有面子,務須掩飾貧寒,跟節儉本性較勁,「打腫臉充胖子」,擺闊裝大方。在私人交往上盡量出手慷慨,心裡流血,臉上留笑。這是江湖規矩,也是私人關係交往的寫照。

  反過來看,不論真節儉或真小氣,只要你表現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緣,有人緣就有資源,路路通。所以越窮,就越要擺闊,就越需顯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讀報,一則故事反證了這一規律。有個貪官對老婆說,有個「張經理」很義氣,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幫他,將來肯定不會吃虧。老婆深表贊同。後面故事老生常談,毋庸贅言。關鍵的事實是,「張經理」不過是負債纍纍生意人,是假大方。我們身邊的「張經理」們多是資不抵債或資金短缺的主兒。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義氣,所謂「義氣」的假象無非下手夠狠,一錘子敲死對手,不想夜長夢多。一錘敲得死,方能「吃小虧佔大便宜」。若一錘敲不死,反而心驚肉跳,只怕扔進更多。假使行賄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張經理行為的內涵,是經營面子提升自我形象,從而達到背後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顯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國人自我實現路徑的特色。談論這一中國特色,自然要對比西方之「自我實現」,探討中西社會體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國的「有面子」與西方文化的「自我實現」的根本區別,來自面子與自我概念的區別。雖然中國古代觀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於「自我」。現代中國的「自我」概念,源於西方文化。論自我,若從心理學定義,是人格的自我意識,是他全部性格組成的整體;論面子,還從心理學定義,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輿論與自我評價兩股交匯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從社會學詮釋,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個人角色。以面子為工具,儒教體制對個體角色進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飾(《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價值的風俗習慣,同時也是費孝通所稱的「禮俗」1。在這個空間中,個人的真實本性消失,按照禮俗規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於《周禮》、《儀禮》精神編纂的各種劇本,譬如各種世俗化「蒙學」、「家訓」、「家風」和「規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們的面子。我們是誰?不知道。「我們」本身不見了,留下的是我們的面子。面子是「我們」的影子和痕跡。

  有面子與西方人自我實現有何區別?

  在西方心理學體系中,談自我實現最多的是亞伯拉罕‧馬斯洛。早年,筆者曾依照馬斯洛學說調查中國社會「自我實現」的人物,結果意外地發現,作為價值觀的自我實現,在中國下層社會基本不存在。不僅人物不存在,價值觀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實現、「自我設計」的「粉絲」(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愛的大學師生。學生們在校期間,通常表現出很強的自我實現、自我設計意願,一旦踏入社會,旋即發現社會根本不存在自我實現的土壤。作者跟蹤調查這批人,多數投身社會後便改弦更張,回歸傳統軌道發展。反潮流的弄潮兒,最終多順應潮流,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從「浪漫主義者」變為「現實主義者」。因為,人一旦踏入社會,就要應酬世情,融入江湖規則。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沒了個性、沒了脾氣,人云亦云,隨波逐流,遑論凸顯自我價值。自我價值是幼稚代名詞。江湖路上,成功標準是「混出模樣,給大家看看」,關係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無關自我真實。自我願望,自我個性,無關緊要。

  江湖社會不鼓勵個性,不鼓勵自我實現,反而鼓勵個性融進既有秩序。切合規矩、遵循價值被稱為「有面子」,受大家褒揚、羨慕。由此,但凡人性表現的慾望,可以通過面子工具加以包裝,間接地宣洩出來。因為有面子,所以受人誇獎。這就是面子突出自我形象的奧秘。

  代用個人資信

  「有面子」是一種交往本錢,即互動資源,面子越大越有人緣,人氣越旺。這是江湖中的硬道理。

  在中國東南沿海,台灣海峽西岸一帶是面子之鄉,講面子風氣鼎盛,堪稱中國一品。民營企業家擅長撐門面,門臉光鮮羨人,廠房富麗堂皇;大門口立著雇來的民工,頭戴大蓋帽,身著筆挺制服,氣派不遜於當街執法的公務人員。恭請地方實力大員題寫廠名,意在炫耀背後保護傘。通常走進辦公區域,主人與名人大腕合影的巨幅相片懸掛於顯耀處,令蓬蓽生輝。主人離廠外出辦事,熱衷駕二手豪華轎車,畢竟外人不知,又省錢又有面子。曾幾何時,來自香港、台灣的翻新二手豪華轎車大行其道,在一彈丸之地,大奔、寶馬、凱迪拉克川流不息,令內地商人到此瞠目結舌。

  假若有讀者以為這純粹炫耀面子,便大錯特錯了。比面子虛榮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財,吃小虧佔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騙術。豪華轎車是談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開談判先看氣派。門面做得好,客戶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塗、多多少少摻雜對主人實力的相信,便樂於與之交易。俗語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找有實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經地義。撐門面可以一舉兩得,做人既風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個沿海小市(姑隱其名)民營企業家代表團訪問山區尋求商機。自古以來,東南沿海境內群山逶迤、山路崎嶇,情狀不遜於蜀道之難。從沿海到山區,交通工具自然以飛機最適宜,可避免舟車勞頓。然而徒步進山城,愛面子的老闆們深恐當地民眾不信自己是大老闆。「震懾」,對於愛面子的人,以及對於講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說白了,撐門面不乏騙術成分,不如乾脆多搾些油水。在充門面思想主導下,老闆們別出心裁地組織了一個凱迪拉克、林肯、奔馳、寶馬組成的豪華車隊(主要是二手車),顛簸辛勞、浩浩蕩盪開進山城。霎時間,整個山城被鎮住了,萬人空巷,民議沸騰,達到了老闆們的預期效果。賓主數日言歡,商人們在山城買下大片土地,簽下一摞摞意向書,暗地狂喜而歸。

  在商業法系尚未健全之時,有面子不僅省去資信審查的麻煩,甚而虛提資信,產生「泡沫經濟」效應。

  在商界,類似例子不絕於耳。有位商人駕駛寶馬轎車去有關部門辦出境手續,辦事員顧自忙於審視文件,頭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補辦擔保!」,忽又抬頭看見豪華車,忙改口道「開寶馬來的啊,那就不用了」。這是當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駕駛豪華車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擔保,至少在這等小事上是擔保。在辦事員看來,這麼大的款兒,總不至於放著家當不顧,潛逃不歸。

  在深受江湖習俗浸染之民間社會,或江湖化社會,面子作為一種資源,與其他資源——權、錢、關係、信息等可以相互轉化。譬如,面子可以變成關係;反過來,擁有關係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錢財和權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貸資信;反過來,有錢有勢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羨慕。

  基於這種相互轉化特性,面子實際蛻變為一種工具,從尊嚴價值蛻化為敲門磚和墊腳石,被徹底工具化了,憑借面子可達到實惠目的。

  面子之能夠成為工具,背後基於一個社會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會,或江湖化後的傳統社會裡,代表社會地位的相對優勢。

  在一個大量遺存「上下有別」等級的社會秩序裡,地位優勢是一種活躍因素,它能主動帶來收益優勢。面子是生活質量的溫度計,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針。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變成群起傚尤追逐的目標,有時導致供不應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錢來買面子,用財物換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體內的相對優勢地位,因而是一種相對稀缺資源。公共資源一旦匱乏,人們只能用高價購買,這個交易過程導致面子工具化。

  關係網絡自治

  面子的第四種作用,就是維持傳統社會形態——關係社會、民間會黨和家族社會的自治,幫助這類共同體建立個體約束機制,減少行為出軌,維護秩序。它的特點是道德自律,從「我」做起,從個人內心做起。

  中國處在一個後傳統時代,也稱轉型時代,一面憲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傳統習俗的慣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國比較傳統的生活共同體群落——家族、宗族、鄉村、街坊、行業圈、關係網,乃至江湖行會、行幫、教門……一切盡以「面對面」交往為基礎,社會學稱之「初級群體」,俗話謂「低頭不見抬頭見」。此處,「初級群體」是理解關係社會的重要概念,它是關係網這一現象的屬性。關係網,是「初級群體」之一種,其他種類還有幫派、鄰里、鄉黨、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級群體是「面對面」交往依托的群體——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鄉親等。離開了「面對面」的感性交流,純粹依靠公文、法令、書信等抽像媒體,面子便無所依托。試想,沒有人熱衷於對著陌生人或公共場合講面子,那是對牛彈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訴求,在於尋求熟人面前的心理優勢——「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體將這種優勢給予他,既是講面子人的得意,同時也意味著對周圍人的影響。影響是相互的,甲影響乙的同時,乙也影響了甲,最終要建立一個均衡,達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過程是互動的,每個人講面子的同時,社會也按照一定規矩塑造了他,使每個人都融入規則。個人得到面子,社會得到秩序。面子促進關係社會的自治。

  關係社會是「無為而治」的鬆散人事體系,各自為政,各自為中心,沒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覺守法,自願維護秩序。以現代憲政學的觀點看,關係社會也遵循一種「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種不同於市場經濟的自由秩序。這類似於道家的政治概念「無為而治」。

  關係網的性質可以「無為而治」,不需要專人維護,秩序自然天成。在無暴力脅迫下,當事人之願意維護關係網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說利益,維護關係規則,等於維護自己財路,但凡勞動、僱用、生意、為官等,一概依靠人緣。面子是一個人在共同體中的角色。講面子就是進入角色,不講面子就是拒絕角色。進入角色就是遵守規則,弘揚共享價值觀。一旦個人照此執行,眾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羨慕發財,你發財了;大家羨慕轎車別墅,你有了;大家談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觀上等於一種快樂工具,有面子等於快樂,群體借快樂規範了個人行為。這就像大自然,借性慾誘使人們生育,使人們畢生辛勞。面子實為一種「面子欲」,人們欲罷不能。

  人稱國人素質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對。但是有一點需要留意,顯露壞習慣大多不當著熟人面,即盡量不在熟人面前沒面子。作者嘗跟蹤調查詢問,答案還是「不好意思」,或「沒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隨地吐痰、牆角溺尿,「順」人兜裡的香煙、打火機、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後很臉紅。但是,一旦沒有熟人在旁,這一切對某些中國人來說,尤其江湖化的男人來說,又是如此自然而然,儼然旁若無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訴求對個人具有約束力。所以,在民間生活,面子文化變成一種約束,防止行為出軌。面子,在某種程度上屬於一種苦行。反過來,作為獎賞,它帶給個人滿足和榮耀,不管是真實榮耀還是虛擬榮耀。一旦虛擬化,就變成魯迅式的阿Q。從這種層面說,面子是江湖社會的倫理元素,是可言說、可執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書本上的抽像道德。

  於是,在眾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擔了某種整形作用,對個人一言一行細加督導,從而維護群體自治。

  中國地域遼闊,愛面子風氣參差不齊,不可一概而論。譬如操閩南語的閩南、粵東至台灣尤愛面子,而操粵語的珠江三角洲甚少愛面子,說話可以直來直去,不怕傷人。面子風氣不同,時興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樣。譬如貪官腐敗,以貪多少金額為目標,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兩地大抵不同。當然,貪官本來沒良心,不講道德,也不顧法律。良心自律機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機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別人說我黑。這是講面子的貪官的特徵。這裡說說面子與貪賄目標的內在關係。

  腐敗現象在不同國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國,腐敗者絕大多數以關係網和死黨為依托,如此一來,作案容易形成「窩案」、「串案」。幾個哥兒們集體犯罪,攻守同盟,共進共推。腐敗的方式,與江湖團伙鬥毆的方式並無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獨吞,在中國難上加難。近十年媒體披露的腐敗案件,絕大多數都是集體案件。窩案聯手經營的戰略,植根於人脈關係,機制是交換人情,我跟你「幫忙」,你給我「感謝」。「權力尋租」多半以「人情來往」兌現,通常數字不菲。如此一來,腐敗與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敗一旦借助於關係網,操作自然與面子有關,受面子因素制約。換句老話說,既然是大傢伙一起撈食,拿錢也要漂漂亮亮,臉上有光,不犯規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錢面前,講面子多則約束多,講面子少則肆無忌憚。所以在行腐敗時,面子也是一種自律機制。腐敗,腐到什麼程度,面子參與做主。此時,面子稱為「影響」和「名聲」。但凡顧忌「影響」和「名聲」,就是顧忌面子。無形中,構成貪慾邊際。從這種意義而言,不講面子的人可以無法無天,它的好處是撈得更多;壞處是倒霉更快,因為不講面子,沒有人緣。講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來好似吃虧,其實也是一種均衡。要撈一起撈,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個人倒困難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響貪官策略以及結局。若面子風氣淡,貪官便如狼似虎,經常單獨作案無所顧忌,腐敗涉案金額巨大驚人,八輩子用不完。

  不講面子鑄成單案,講面子鑄成窩案。因為面子與「窩」——關係網和死黨,一脈相承。如果借助關係網和死黨,案情既不容易敗露,數字也難達到如此巨大,彼此關係盤根錯節,有許多顧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時,面子和人情機制就會發揮作用。

  從江湖意義上說,腐敗僅是「混世」方式的一種,與打家劫舍、敲詐勒索、做坑蒙拐騙無異,腐敗者本人把腐敗當作謀生,其最終目的還在於家庭、家族和親戚朋友等傳統價值。由於存在這樣一個價值取向,故而腐敗者必顧及自己名聲和影響,因為它比錢財重要。有此顧忌,便形成一個「面子自律控制腐敗規模」的制約,目的是維護家庭親情的穩定,而非損害家庭,自己遠走高飛。也就是說,在腐敗與戀家之間存在一種博弈,顧及面子是一種均衡。

  這是一種微妙的價值差異,演繹結果始終不同。譬如勒索一項工程,愛面子的腐敗者必關注建築外觀,甚至誇張地加以美化,堅決不搞成「豆腐渣」。這是不可動搖的底線。勒索越多,越要美觀,欲蓋彌彰。就在這種觀念背景之下,作為行賄者的建築商,相應形成一種共識,也就是現在流行的「潛規則」,老闆、工頭、師傅一應知曉,構成腐敗分肥的安全機制。顧忌面子、名聲和影響,可保大家不出事。蓋一棟大樓,水泥標號可以降幾分,鋼筋可以抽掉幾根,盤圓可以爛到哪一地步,劣質水管如何假冒國標,根據建築性質和用途都有相應的經驗數據,以此達到一個最優策略均衡,保障雙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過這些常識,極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當事人都會站出來拒絕,避免後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無形約束,腐敗者貪小便宜顧忌「影響」,犯大案更如履薄冰、小心萬分。

  講面子和不講面子的腐敗者,儘管都腐敗,但在手段、目的和結果選擇上有所不同。一切腐敗都是非法斂財手段而已,背後各有目的。目的不同,過程和分寸自然不同。如果混在江湖,混在關係網,立志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子孫滿堂、望子成龍,必以面子價值作人生目的。一旦面子作了目的,必然反過來成為約束,成為自律手段。面子能制約利益行為的分寸,促進關係網絡的秩序平衡。面子是江湖社會和江湖化社會秩序運行樞紐環節的初級調節機制,它能消解江湖社會和江湖化社會中許許多多的細小矛盾。

  傳統人際關係並不直接使用嚴肅道德概念,比如「高尚」、「滿足」或「羞恥」一類。現實生活的道德俗語,是「有面子」和「沒面子」,及「丟臉」、「汗顏」等其他類似語言。道德「滿足感」和「羞恥感」,要翻譯成「很有面子」、「丟臉」、「牛×」才易於被人理解。日常語境裡,講道德等於有面子,不道德就是沒面子,面子替代了江湖道德的功能。

  在面子的功能體系中,僅當面子參與道德運行,才促進了關係社會或其他江湖群體的自治。這種自治不需要暴力,不需要成文法,不需要專職法官和司法程序,只需要共同認定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然後由自己內心和熟人群體進行雙重約束。   


「假人」、演戲與做假

  做假的原因,是大家都習慣演戲;習慣演戲的原因,是面子制度的存在;當世間一切都戴上面具時,真相慢慢變得喪失價值;當真相不能支持人們的生存,人們只能求助於假象;當虛假氾濫成災,一個民族文化就被顛覆了。

  江湖人有一些泛化的面子性格:(1)名實分離;(2)逢場作戲;(3)弄虛作假。此三條往往是江湖人格發展的三部曲。一個江湖人,先學會名實分離——撒謊的技巧;然後逢場作戲——江湖互動的技巧;最後弄虛作假——騙錢、騙色、騙權牟利。以文學作品為例,金庸《鹿鼎記》的韋小寶,便是少年學撒謊,青年學演戲,壯年巧取豪奪,背後遵循一個從名實分離開始,進而練習搗漿糊,終而騙權、騙財、騙色,大獲成功。江湖上公認成功的混子,都不免要經歷這三級跳。

  自從明清社會江湖化伊始,規則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面子制度便深深植入江湖化生活,假、大、空,兩面三刀,心口不一,逢場作戲……成為五千年民族進入老齡病的徵兆。套話比真話多,「假人」比真人多,「假、大、空」盛行,形式主義氾濫,大家對自身痼疾早已習以為常。面對它,不光外國人看不慣,中國人也知道不光彩,所以,媒體上經常出現要注意國際「影響」言論。「影響」何物?面子是也。

  面子制度氾濫的後果,就是讓許多國人成了「假人」。曾幾何時,百姓做人的幸福感漸漸遠逝,不幸感愈益增多,應付親友熟人的虛偽和欺騙疲憊不堪。何故假人多如牛毛?撇開少數惡意詐騙者不談,數量巨大的普通人習慣於假、大、空,根源多在面子制度的熏陶孵化,將愛面子價值觀擴大化——戲劇程式化、工具化、交易化和功利化。逢場作戲的人們,生活軌道被高度江湖化,大部分時間要應付人情世故,用假話、套話、奉承、兩面派來周旋,借此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這是一套文化機制的結構束縛,即面子制度禁錮。

  假、大、空氾濫的背後,是基本生存的需要。許多成功人士的生涯證明,玩假、大、空比老實做人來錢容易,符合做人的經濟效益計算。這格局看起來極不合理,然而早已存在一二百年,既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們便要反思這個悖論何以產生。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何以投機取巧比老實本分更適於生存?答案只有一個:社會環境被江湖化了。五百年來的制度裂痕,不僅是近代中國轉型的動力,也是江湖化的原因。

  名實分離

  門面、台階、死扛、城府、兩面派、走過場……單字面就可看出,中國人的生活圍繞著兩個分立的平行面:一個是場面,一個是裡面。就像一個漢堡包,上面一層,下面一層,中間夾心是自己。做人的技巧,就在夾心空間中發揚光大。場面的東西可以直接看到;裡頭的東西超越感覺,藏在話語背後,須自己用心揣摩。這是做中國人,尤其做江湖人最費功夫之處。

  關於中國人的雙重世界,費孝通稱之為「名實分離」。1名即名義,實即事實。名實分離,即名義與事實脫節。

  認真分析面子,發現面子與裡子的分離是假象,本質非但沒有割裂,反因分開拉開距離更相得益彰,互動更有彈性,產生更大的舞台空間和更強烈的戲劇效果。

  面子特徵性的二元體制——形式和內容分別運作,妙處是藕斷絲連,既斷開又粘連。面子表面上從裡子裡獨立出來,被空殼化、荒誕化,一旦進入獨立空間獲得獨立的軌道,反過來又促進裡子的發展,產生雙贏。

  譬如西方社會裡罵人,最嚴重大概是You Lie(撒謊)——說一套做一套,在上帝眼皮下不誠實。然而,反觀江湖,「撒謊」算不得惡行,反而是誇你,說你會說話、聰明機智。江湖人臉皮厚,撒謊是本事,是江湖智慧的象徵——哈哈,這小子還真能說,把白的說成黑的,死的說成活的!此時,無人在乎真假,只在乎是否圓場,是否合乎江湖規矩。規矩比撒謊重要。會糊弄,口才好,可派出去騙人,做新聞發言人,搞公關,做「仙人跳」,設騙局。

  不擇手段達到目的的傳統,在文化上源遠流長,可回溯自先秦諸子百家的縱橫家,至清末民國登峰造極。混江湖不擅撒謊,必被譏笑為笨蛋。至於名實分離,江湖混混們習以為常,江湖人從不因說辭不一、前後矛盾而羞恥。在面子制度的語境中,面子撒謊不代表實質性的惡意,只代表面上和面下的,要分開來處理。這一切,源自面子制度的壓力。

  名實分離以治國大事最富代表性,說一套做一套的謀略,與面子做秀有關,能夠忽悠人,裹挾正義的名義。

  古代戰爭征伐之前,通常要發佈戰爭檄文,以正義的名義公佈戰爭的理由。敵人一概犯下滔天之罪,我等一概義憤填膺。實質上,觀乎人類戰爭原因,無非環境安全、資源爭奪、殖民主義和個人霸業。倘若有人公然聲稱為一己私利,悍然殺戮異族,屬於師出無名,惹起公憤,從技術上說增加戰爭對立因素。所以,名實分離——將正義的名義從非正義事實中分離出來,演一出「雙簧」給不明真相的群眾看,倒是一招高手。一裹挾愚民出征,二不授輿論口實,三減少戰爭成本和抵抗。

  譬如陳勝吳廣起義,造反名義為秦二世胡亥篡奪太子扶蘇帝位,理該匡扶正義加以誅滅。這樣的理由,無疑理直氣壯。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揭短,少年陳勝已有江山野心,並以陳勝語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和「苟富貴,毋相忘」為證。皇帝他做得,老子做不得?但是真話不能明說。情急之中,陳勝搞了名實分離,沒拿「老子當皇帝」做幌子,深知此口號不會有追隨者,而是凸顯秦二世殘暴無道,號召眾人匡扶太子正統,「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其實,整個西漢演義不關秦太子扶蘇啥事,「失期當斬」也罷,「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也罷,都是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自己的說辭。慾望,被隱藏在名義之後。

  名實分離,乃是基於個人名分的面子制度之必然。在此情形之下,所有名義皆不可信,真相又不外露,遂有做人城府這一概念。在人與人之間,認知的過程,交流溝通的過程,甚至勞動合作的方式,如何由名義而事實,如何由形式而內容,如何由現象而本質,互動變得十分困難。

  逢場作戲

  陽貨拜見孔子,孔子討厭其為人避而不見。為不違於禮,孔子特意派人去打聽,趁陽貨不在家時,前往登門拜訪,以所謂還禮。陽府門前,不期陽貨辦事返回,撞個正著,孔子十分尷尬。

  聖人乃逢場作戲之藍本,百世之後延及民間,至明清江湖時代趨於鼎盛。

  幾千年後有一句經典俗語:「這傢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這個典型情景可見於許多戲劇,譬如京劇樣板戲《沙家濱》第四場《智斗》,典型地呈示了「雙語義平面」擠壓的夾心層:

  唱腔

  刁德一:這個女人不尋常……

  阿慶嫂:刁德一有什麼鬼心腸……

  胡傳魁:這小(呃)刁,一點面子都不講……

  阿慶嫂:這草包倒是一堵擋風的牆……

  對白

  刁德一:哦,這麼說新四軍傷病員都走了?

  阿慶嫂:都走了。你把個沙家濱裡裡外外搜個遍,也不見一個。

  ……

  一段對白,合著一段唱腔,穿插進行,用以展示場面和裡子的雙面互動。正反兩個對手,一個要將新四軍傷病員問出來,一個要將真相搪塞去;中間一個胡司令,傻乎乎全未聽懂,一個勁地責怪自己的參謀長不買賬。對白絮絮叨叨,套話應付,唱腔則表白心機,相互暗中較勁。

  撇開戰爭背景,這是一個江湖日常應酬、相互探底的典型範例,一個逢場作戲的藍本。它之所以經典,源出於展示逢場作戲文化的精髓,而不僅囿於20世紀40年代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內涵。「智斗」之智,乃在於巧用面子,逢場作戲,在歷來商戰、政爭中大量充斥。

  範例是對共性的濃縮。中國的問題不在於一個人,偶爾葫蘆裡賣一次藥,偶爾揣著明白裝糊塗;而是總在賣藥,總在裝糊塗,老江湖們幾乎變成開藥店舖子的,貨色千變萬化。嘴裡滔滔不絕說的儘是垃圾,心裡藏著、掖著要害。只偶爾,露出一字一句,精義暗示給你聽,既讓你明白,又不讓你認為是他說的——「我沒說過,我啥時說過?」要的正是這種效果。生活中,若要學習阿慶嫂「聽話聽聲,鑼鼓聽音」的真功夫,便要先在垃圾話語中,挖掘有價值的碎片。這是在中國做人、在中國近代文化中做人的艱深費力之處。《智斗》一場之成為經典,在於展示近代面子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展示逢場作戲的真諦,它因觸動觀眾集體無意識而備受歡迎。

  面子制度下的逢場作戲,與名實分離密不可分。若以資深程度比喻,名實分離是小學,逢場作戲是中學,弄虛作假是大學。專業都是江湖。

  江湖逢場作戲,原本源於做面子和撐面子,即拉場子、捧場、做門面。明知自己或對方達不到面子高標準,故意偽裝一個「高姿態」,贈對方一個高帽,以虛擬地迎合面子標準。於是,演戲應運而生。所謂演戲,包含的基本技術就是面子術語「做」、「撐」和「裝」,就是假象製作。江湖人逢場作戲居多,油腔滑調居多。所以,江湖社會總瀰漫著一種裝腔作勢氤氳,沒有一定的智商,很難如魚入水,暢遊其中。

  譬如,手機在中國就是一個很有江湖意味的道具。手機與江湖人有天作之合,只因江湖人骨子裡屬漂泊者,生活走來走去,行蹤不定,手機正可派上用場。圍繞手機,產生了許多逢場作戲的文化。譬如將手機倒扣於臉盆屏蔽信號,或者乾脆開機狀態下取下手機電池,既不顯示關機,又不在服務區內,既可以躲避也不授人口實,令呼叫者無可奈何。手機來電,若是追債、求情、老婆查崗之類麻煩事,你不接聽,隨後必有麻煩。下次見面,情面如何過得去?所以,一定要逢場作戲,靠即興發揮的假話緩衝緊張——東北人說「忽悠」,福州人說「滿說」,上海人說「搗漿糊」。編一堆瞎話,撒些無關痛癢的謊——譬如忘帶手機、正在開會云云。只要屬追債、求情一類情景,對方也知道你撒謊,無奈之下也予以接受。不接受又怎樣?無非大家反目。反而,你撒謊有利於保全他的面子,不是不尊重他,而是粗心和疏忽。若戳破真相豈不是拂他面子,大家下不來台?故而大家心照不宣,該追債的繼續追,該求人的厚著臉皮求人,該躲的繼續躲。就像一場戰爭,攻者繼續攻,守方繼續守,看誰堅持到最後。

  大部分演戲帶有程式性,像民間戲曲一般擁有相對固定的台詞和腳本。中國人常說:「舞台小社會,人生大舞台!」做戲與做人一脈相承,這也是中國民間戲曲發達的社會基礎。但凡某地逢場作戲文化繁榮,地方戲曲必根基深厚。從嚴格的邏輯關係上講,前者未必是後者必要條件,卻肯定是充分條件。逢場作戲文化促進了戲曲生活,提供了一種社會心理滋養。

  晚清,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初到中國,驚詫於中國人的演戲本能無時不有無時不在。譬如,兩人吵架,旁邊分明無人,當中一人偏要轉過身來,指著周圍一個空地方,口中唸唸有詞,大聲叫道:「你,還有你,大家都聽到了,這可是他說的!」彷彿周圍真有證人存在,彷彿他不是自己,而是戲裡某個角色,彷彿台下黑壓壓一片觀眾。1這種情景,現在漸漸稀少了,真正是改革開放消滅了這種性格。僅僅在三十年前,在作者少年時候,仍時常看到成年人如此裝腔作勢。

  演戲的核心是程式,尤其是腳本和台詞,這種程式與傳統戲曲一脈相承。生活就是戲,戲就是生活。生活裡演戲與戲裡演戲,不可能斷絕關係,面子文化與戲曲文化一樣源遠流長,甚至比戲曲藝術更久遠,對戲曲藝術影響頗深。不管面子影響戲曲多些,還是戲曲影響面子多一些,二者相輔相成構成藝術社會學的互動是毫無疑義的。每當戲曲角兒一身行頭上台,「匡切」甫一亮相,十足地有面子,台下叫好聲一片,既為演員的做功喝彩,也為有面子的感覺稱讚,那一瞬間濃縮了面子文化的精華,是面子癡迷的集中體現。

  「亮相」和面子,都牽涉人的臉。究竟是「亮相」繼承了面子,還是「亮相」啟蒙了面子,只有戲曲史家才可考據。然而,二者共處一條演戲生態鏈,是面子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演戲源於面子,面子源於名分,名分源於禮教。

  生活演戲的腳本,源頭來自儒家經典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古人向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各種行為都有程式和腳本,不可隨意篡改。儒教千年熏陶,遺存的不僅是儀節,同時還有形式主義的思維定勢。儒教衰亡後,演戲的劇本不再囿於殘存的儒教,也可以改作其他新教條。套話、官話、官樣文章仍不絕於耳,內容與儒家沒關係,譬如某某主義、某某精神,模式源於儒家。「文革」時代「批林批

  孔」——已經開始批判儒家了,報刊社論仍是科舉八股。換言之,以儒家的方式批判儒家,無非一場笑話。

  逢場作戲的程式和腳本,不囿於儒家「三禮」,可以是任何時尚和主流規範。

  中國最小的逢場作戲是寒暄。「寒暄」這個詞,本身具有演戲意味。兩個熟人街頭偶遇,大抵會應酬,不像外國人見面「哈羅」一聲完事,若是兩個男人,還要掏出香煙,倚著牆角對吸,消磨功夫。寒暄即是應付,並無知心話。中國人很少在街頭說知心話,大多是逢場作戲,事先編好了台詞——好久不見/混得怎樣/老人還好/孩子胖了/有空來玩/啥時聚聚……應酬的話語,都是陳詞濫調,卻不能不說。這是台詞,是寒暄的禮節。這個儀節暗含一種表態,互相留個情面,認同這層關係。如果不再想留情面,不認同舊關係,寒暄就可省卻。

  中國的逢場作戲是面子制度的產物,面子制度相當於西方社會角色體制。可以說,面子是中國式的角色體系。世界上任何角色體制分裂後,都可能導致逢場作戲。中國面子敢稱世界第一,若延伸到演戲,戲子精神未必敢稱第一,只可稱一流。論及此,美國社會不遑多讓。此處將美國演戲做一借鑒,以比較文化的觀點探求演戲的共性。

  美國人沒有禮教,但是擁有強制性的價值規範——資本的專制和形式主義的個人主義,偏執的個人獨立觀和遊戲式的兩黨政治。這些東西形成的遊戲規則,個人不論認同與否,都要遵照執行,還要假裝出熱愛與執著。經歷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去美國生活,能感受到類似的輿論專制,自由名義下的不自由感,以及權力的壓迫感。價值規律的壓力,是演戲的根源。

  美國人,小到白領求職面試,大到總統競選,都演戲。譬如就業指導書籍通常強調找工作要善於誇大其詞,適當吹牛。按照一般規範,美國人求職默許吹噓,可以適當誇大。一般先摸清公司底細,然後刻意裝扮自己是公司急需人才,面試時表演一番。考官問:「會開車嗎?」「當然!」「會打字嗎?」「當然!」不妨先應承下來,然後現學。

  吹牛是演戲的一種,即表演一個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角色。環顧世界,幾乎所有移民國家都或多或少流行吹牛性格,即演戲文化。吹牛是移民社會不可避免的傳統。在中國,是混子;在美國,是牛仔;在日本,是浪人;在歐洲,是騎士。在中世紀農耕社會,人民定居一地,朝夕相處,知根知底,連隱私概念都不存在,更不用說吹牛了。近代以後,伴隨工商化進程,人民開始大肆遷移,移民格局逐漸生成。移民之間瞭解不深,在交易中留下虛提信用的空間。吹牛作為一個技術慣例,藉以展開各式各類逢場作戲活動,並被默許、吸收進社會交易體系。

  好萊塢的商業娛樂片,也屬這方面典型。本來無非渲染暴力和色情,刺激觀眾胃口,卻要編造主人公維護正義、英雄救美人的蒼白故事。這也是名實分離,逢場作戲。

  至於總統競選演說,更無幾句實話。候選人台上口若懸河,絮叨的都是台詞,多半與真想法不相干。競選班子先做民意調查,自此基礎上設計演講稿,誆選民上當,你想聽什麼我就說什麼。譬如,2004年總統大選,克裡當參議員時曾投票贊成布什出兵伊拉克,一旦著手競選總統,態度180°大轉彎,堅決反對伊拉克戰爭。原因很簡單,做參議員代表利益集團的聲音,競選總統代表選民的口味。他競選失利的原因,或許與兩面派脫不開關係,選民們認為其不可信。無獨有偶,前第一夫人希拉裡‧克林頓競選參議員,起初主張巴勒斯坦單方面立國,後來為爭取猶太人選票慌忙改口,狠狠威脅說:「如果巴勒斯坦單方面立國,就給它顏色瞧瞧……」前第一夫人想幹什麼,只有天知道。

  美國這個典型的吹牛移民國度,其價值體系不僅認同日常社會的演戲,而且還把它上升到理論高度,這在世界各國絕無僅有。美國著名社會學家E‧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被奉為經典。按照戈夫曼自己的說法,該書主題在於「如何管理自己給別人的印象」,用中國話說,就是教人如何做面子、演戲。也就是如何裝扮自己,給人以假象,誑人上當。演戲在美國,不光合理合法,居然還有理論,令人大開眼界。這是美國演戲比中國還要高明之處。

  但凡演戲,都有規範與事實的衝突,這是名實分離的起源。只不過各國規範不同,演戲也不同。

  美國人演戲的根源,是基督教傳統信仰與極端功利主義之間的緊張。基督教是美國人的精神名片,是名義上的價值主流;而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是實際上的主導價值觀。美國人從近代走向現代過程中產生了精神蛻變,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取代了基督教的核心地位,但是基督教的正統地位依然被保留。功利主義者掏空了基督教的價值內核,保留了基督信仰的空殼地位,從而產生了美國式的「名實分離」——基督教正義與極端功利主義的分離,導致美國人在公共領域裡逢場作戲,特別是涉及信仰和價值領域演戲,說一套做一套。

  美國人演戲囿於信仰和職業能力這兩塊,不似中國人演戲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從這一點上說,美國人演戲容易看透,但凡涉及「耶穌」、「正義」、「人權」,不輕信便是。或者拿起魯迅「推背法」,從反面推導真相。他說耶穌就是褻瀆,他說正義就是貪婪。

  弄虛作假

  逢場作戲往前走一步,便是弄虛作假。這一步乃是訴求真利益,譬如,錢與權,不再是演戲務虛。

  有一座小村莊,幾個村幹部早就盯上村裡磚瓦廠欲據為己有。1995年,國家鼓勵農村集體企業改制,建立村民股份合作企業,此乃天賜良機。幾個村幹部遂趁機向村民們「宣傳」上級政策,然後做一個假賬,超低廉價地將磚瓦廠變成自己名下的合夥企業。撈到好處後,年底尚可向上級寫總結匯報,又成了「推動改革」「辦實事」的政績。

  演戲一旦存心蒙人,詐騙牟利,就變成做假。因循逢場作戲的文化傳統,中國的做假也戲味十足,與演戲難解難分。演戲和做假,既相通又相異。演戲要假戲真做,做假也要借助表演,二者密不可分,不過它們有一道楚河漢界——利害關係。演戲無關乎利害,只關乎面子應酬,是逢場作戲。戲是藝術,藝術則無關功利。做假絕對關乎利益,利益是做假的動力,做假是謀利的手段。逼近利益的演戲,便是做假;無關利益的做假,才是演戲。

  做假在中國,主要集中在官場和商場。在朝為官,對上虛報政績,掩蓋過失;對下編造稅名,強行攤派。這已成為歷代官場的老大難。做假導致官方的社會統計數字喪失信度,朝廷決策喪失依據。譬如,《二十四史》裡糧食、人口、耕地數據,不少地方前後牴觸,許多官員根本不調查當年糧食、土地和人口變遷,而是抄襲上年數據,稍作隨機增減。

  當代也有許多種假執法,一些投機鑽營的官員,借執法之名行敲竹槓之實,四處斂財。一些地方的交警、路政、計生、工商、稅務、城監皆不乏其例,一旦賄賂到手,就網開一面。一個交警私下裡透露,他沒錢就上公路提款。依他的說法,公路就是他家提款機。一次,一位倒霉司機只塞了100元給他,他裝腔作勢嚷道:「你把『政府』看成什麼人,就這麼容易讓你糊弄?!」司機再加100元,他不吱聲了。假執法的腐敗問題,當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每日瀏覽媒體,也知情形不輕。

  做假已經不是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大規模的社會結構問題,反映了社會運行的裂痕。

  當代中國的做假,已至無以復加地步。作為一個中國人,每天看到的、經歷的、聽說的、從傳媒獲知的造假案件,像洪水一樣洶湧襲來。曾有一段時間,作者不敢讀媒體造假報道,實在駭人聽聞。譬如央視《每週質量報告》,每期看後心驚肉跳。

  這裡摘一段《雜文報》說假賬:

  面對假賬氾濫,財政部會計司高一斌處長痛心地斷言:中國的會計造假水平已達世界一流。對各地報上來的數字,總理指示「擠水分」。假賬成為公害,恐怕沒人否認這一事實。股市虛假報表,東方鍋爐、藍田股份、大慶聯誼、廣東飛龍……去年底財政部查了100家國企,81家虛列資產37億,89家虛列利潤27億。審計署1999年查出,12個省國稅系統違反稅收法規金額93億元;水利建設資金挪用30億元;工商銀行系統和建設銀行總行及19個省市分支機構資產負債普遍不實;73家國有企業損益不實,國有資產流失70億;18戶企業假破產逃廢銀行債務19億元,假賬比比皆是,沒幾家企業、沒幾個地方敢說自家賬清白,敢讓人隨便查。

  以上是官場和商海做假一瞥,然而,做假豈止限於官場商海,「全民做假」當屬另一番景象,有深圳作家王四四文章《我們現在還相信什麼?》為證。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文字。窒息,因為赤裸裸的真實,嚴重到讓我們質疑生活的意義。讀罷這篇札記,作者將原先精心準備的一手素材大都放棄,權用這篇充實的雜文舉證:

  天亮了,我起來。早餐想下樓吃油條,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單位先看報紙,什麼地區什麼企業增長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為數字出幹部。然後去開會,台上的人講得很好聽,不敢相信,因為在會下人們從來不是這麼做的。下午去醫院看病,有高級職稱的叫專家門診,不敢相信他們是專家,更不敢相信職稱高的一定比職稱低的強,因為職稱的水分很大,裡面的問題夠寫一本書。下班去飯局,朋友不相信海鮮的份量和鮮活度,跟服務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後端上來的真正結果。於是邊吃邊看電視。一大堆豐乳、減肥、健身器、口服液廣告,不敢相信。因為如果真的那麼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吃完結賬,朋友一個菜一個菜地核對,我不相信這種辦法能把多算的錢核出來。回家路上,一對夫婦攙著個女孩向我問路,還說從外地來找親戚沒找著,讓我給點錢為孩子買個麵包。雖經歷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們是假的,那模樣,那孩子,特別是那真誠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樣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讓人痛苦。快到家了,過馬路,綠燈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確認所有汽車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過馬路,回了家。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碩士文憑是真的,但論文是部下寫的,部下還要麻煩更下面的人寫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錢,打印稿上有他的筆跡,你不能說他買文憑吧;新聞報道的時間地點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話不是那個人物說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書是真的,但彙編還是著作鬧不清;論文是真的,但好幾個署名中哪一個是真的作者鬧不清;檔案是真的,但有好幾個出生年月,哪一個是真的,鬧不清。

  如果這種不相信停留在物質層面,有形層面,那這篇文字可寫可不寫。不幸的是,它毫不猶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藥假酒以及其他種種假貨之後,假合同、假賬目、假集資等等冒了出來。不過商業欺詐也不是我們獨有的,資本主義那一頭也不少,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然後又蔓延,假證件、假護照、假增值稅發票等等,那是團伙犯罪,資本主義也有。我還聽到過有人經營更邪乎的東西:假的犯罪證明、假的刑事判決書,拿出去騙外國人。這可是任何一個黑色幽默作家沒法編出來的情節。然後是假文憑、假檔案、假廣告、假名優、假新聞,以及二百八十塊錢一個的「中央軍委」和六十塊錢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麼的,這些東西資本主義那邊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後是假數字、假政績,這些玩意還沒聽說人家有,想辯解一下還有點難,得注意了。

  閱畢,作者無言。做假氾濫至極,已經成為一些中國人性格之一部分。以名利場和市井社會為舞台,塑造了許多謊話人物。這些人多是江湖大小混子、老油子和滾友,數日數月無幾句實話,滿口儘是謊言。按武俠文學說法,類似《鹿鼎記》裡韋小寶。依媒體所作各類「金迷」調查,韋小寶位列金庸小說最受歡迎人物前三位。金老先生塑造韋小寶這一形象肯定不是誨淫誨盜。但事與願違,韋小寶反而成為大眾情人,與社會結構和文化制度的江湖化高度關聯。

  做假氾濫,直接原因是社會監管體制失范,社會控制力下降。五百年來,經歷數次社會轉型和頻繁的社會變遷,正式規則體系始終未臻成熟。轉型愈頻繁,正統主流體制愈脆弱。只要正式規則不穩定,行騙便大行其道。江湖具有做假基因,做假源於演戲,演戲源於面子,面子則源於儒教文化傳統。

  當世間萬物都戴上面具,面具價值漸行壓過真相,真相的意義就日趨渺小,甚至漸漸地變得毫無價值。當人們的生存無法依托真相,必求助於假相。求助者,先學習辨認假相,然後學習製造假相,此為弄虛作假之源頭。當真的價值日漸式微,假便成唯一的依托。   


歷史流變中的面子

  面子是中國社會的特色,是中國國情的產物,與世界面子相同之中有不同。它分化為目的型和手段型。

  目的型面子是古典面子,它與中華文化與生俱來,有「上下五千年」文化,便有五千年面子。手段型面子是近代面子,也是江湖型面子,誕生於近代中國江湖化背景,壽命不過六七百年。

  「面子」一詞是口語,屬於白話文範疇。在元雜劇及明清通俗小說以前,中國古典文獻均採用文言體。因此,即便「面子」一詞可能出現於元明社會之前,也不會在文言體文獻中大量存在。所以,源頭不易查找。不過,面子並非無源之水,中國也不會一夜之間生出「面子」說法,面子背後擁有的社會機制和文化體制不會一夜之間突然降臨,它一定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仔細分辨古典文獻的文言文,與面子的概念最相當或接近的語詞應當是「面目」和「臉面」。

  《史記‧項羽本紀》寫道:「且藉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這裡「面目」相當於面子的含義,等於今人說「沒面子回老家」。但依今人標準,它比面子份量略重。除《項羽本紀》外,《史記》在《呂太后本紀》、《齊太公世家》等七篇都用到「面目」一詞,「面目」在漢代已明確包含自尊和尊嚴的含義。這是面子的古典含義,即目的型含義。所謂目的型,即只作人生目的,不當行事手段。

  作為文言詞的「面目」,與「面子」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根本區別。相同之處,二者皆以「面」借代人格,來描述個人的尊嚴。不過,中國的面子在秦漢上古時期,並未有區別於西方文明的特殊品質,皆屬於寓尊嚴於臉。以臉比喻尊嚴,在世界文明中並無特殊之處,例如英國人說「lose face」,face也是「面子」,同樣「以臉代尊嚴」。

  古典型「面目」或「面子」有一個根本特徵,就是目的化,而非手段化,只當做人生目的,不當做交易手段。也沒有那麼系統化、複雜化的操作。現代型面子的特徵是手段化,類似於買賣,我給你一個面子,你還我一個人情,具有交易行為和交易制度。所以,「面目」的「以面代人」古典模式,只是中國面子文化發育的初始階段,從世界範圍看,符合人類社會心理一般規律。只有現代型的面子,才算得上中國社會的特產。

  從古籍文獻資料看,在貫穿秦漢至明末清初的一千多年裡,「面目」的使用佔據絕對優勢,是主流話語。明清之後,文言文本依然使用「面目」而不用「面子」,譬如明朝人宋濂著《元史‧列傳第二十六‧朵而直班》:「唐其勢怒曰:『御史不禮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又如清代平話小說《楊家將演義》第四十七回:「宗保大怒曰:『不戮此蠻類,何面目見天子?』」都是「面目」古典用法。

  與「面目」使用同時,「臉面」與「顏面」也大行其道,含義隨語境略有差異,但大同小異。如《紅樓夢》第三十四回賈政道:「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此處說「顏面」,不說「面目」。然而《紅樓夢》用得最多的是「臉面」,在一百二十回本中,至少有十六回說到「臉面」,不少章節反覆出現多次。

  文字學上,「面目」是多義詞。作面子解,只是「面目」的引申義。「面目」直解臉、眼,一般通指五官。在古典階段,雖然「面目」的尊嚴含義的語詞頻率要大大高於本義(五官),但是本義也時常出現於文言文獻,例如「面目清秀」、「面目和善」等等,偶爾還出現另一種引申義——真相,還事物本來面目。

  時光流轉,光陰荏苒。到清朝後期,在主流文獻上開始出現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預示著「面目」本義和引申義的分別,「面目」作為類似「面子」的尊嚴含義逐漸淡出,面目的本義——即五官面貌重新回歸,佔據上風。譬如,清代曾樸著《孽海花》,全書共四章出現「面目」,都指五官面貌而非面子。後來,隨著語言的分化,尊嚴含義的「面目」漸漸淡出公眾語言,新的「尊嚴」概念——「面子」登上舞台,進入主流話語和價值體系。這一進一出的交替,標誌面子文化制度進入新的成熟階段,演變出獨特內容。

  清末以後,面子現象由古典時期進入現代時期,由目的型演變成目的—手段混合型,由原本純粹的價值觀蛻變出工具性,產生了手段型面子的操作規矩,以及手段型面子的話語載體——「給面子」、「還面子」、「賞臉」、「捧場」、「踢場子」……從此,面子操作就從目的領域延伸至手段領域,變成一種社會互動的技術體系,並與人情制度、關係網絡融於一體,共同建構了關係社會。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正是中國社會的江湖化過程。現代型面子的生成,是近代江湖化進程的一個側面。

  清代以後,「面子」不僅替代「面目」的原有內涵和社會功能,而且還衍生出超越「面目」的新內涵。「面子」與「面目」,一字之差,含義卻擴展許多。如果說,「面目」僅牽涉尊嚴的倫理取向,那麼面子不僅部分繼承它,而且還進化出一套工具性制度,發育出一套操作手法和專用術語——賣面子、做面子、死要面子等五十八種。這些專用術語不能替換成「賣面目」、「做面目」、「死要面目」和「給面目」,顯示出其內涵已經更新,標誌著新「面子」崛起,和相關文化機制的整體轉換。

  那麼要問:面子一詞究竟何時出現,如何發展,最後在清末全面取代「面目」的?

  以正史為樣本,從《二十四史》查尋到的最早出現「面子」文字的是五代(後晉)時期編撰的《後唐書》。《後唐書‧張濬傳》載:「張濬出軍討太原,楊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擋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之後,方見面子』」。從上下文看,這面子與現代面子相通,既有榮耀之意,又有工具性授受行為。其中,張濬「聖人賜酒,已醉矣」一句——聖人賞賜美酒,未飲先醉,現在稱「戴高帽子」,滿口恭維地婉拒對方,反映時人已熟練運用雙關語言逢場作戲,耍「太極功夫」。

  但是,我們無法斷定五代時面子體制就已經產生,因為自《後唐書》之後,接下來「面子」在經典史籍中很少出現,顯示「面子」萌芽與「面子」制度尚有天河之遙。不僅是嚴肅的史籍,即便由宋人編撰、專收漢魏至宋初野史、小說、異聞、筆記的類書《太平廣記》,亦無「面子」一說。小說是民間生活的窗口,是世情的晴雨表。一般而論,若民間有「面子」,則小說極可能有「面子」。若小說無「面子」,雖不能說民間無「面子」,充其量也只能說很少。至元明清,通俗小說諸如《水滸傳》、《三言二拍》、《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說中也都未出現「面子」,它們依按文言文傳統,用「面目」、「臉面」或「顏面」表達類似含義。然後,至《紅樓夢》的寫作年代(1750前後),該書第五十二和六十五兩回,王夫人與薛姨媽的對白兩次出現「面子情兒」,始有「面子」二字。譬如,第五十二回薛姨媽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叔子小姑子。」這個「面子」,其內涵是禮俗意義上的規矩、形象、人情的混合物,與現在的「面子」含義基本沾邊,但還不完全吻合。

  從《紅樓夢》往後,從1750年到清朝覆滅的1900年,這一百五十年間發生了「面子」語彙使用的大爆發。譬如,在清末以《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代表的「譴責小說」中,面子語彙的使用達到了氾濫的地步。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例,該書七回講到面子,譬如,第十九回:「有了銀子,就有面子」,簡直是現代功利主義面子觀的宣言。而另一部小說《官場現形記》,其中面子話語的堆砌達到無以復加地步,全書竟然共166次說到面子,涉及大部分當代面子的操作手法和情景,譬如,講、顧、要、給、留、賣、看和靠等等。

  民國以來至當今,面子話語普及程度已盡讀者所知,成為現代中國社會一部分,亦成為江湖化結構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面子語義的革命性轉變出現在清朝末期,這種轉變表面上看是以「面子」代「面目」的語詞替換,實質上反映了面子價值觀的工具性、手段性的轉變,和轉變背後的更大背景中國社會結構的江湖化變遷。

  制度江湖化的本質,就是從傳統的家族社會出發,進行脫宗族化、遷徙化和移民化。反映到價值觀,尤其是尊嚴與自尊價值,中世紀以前的「臉面」蛻變為近代的「面子」,內在的尊嚴蛻化為表面的虛榮,虛榮進而蛻變為交換媒介,尊嚴外化為交易工具,被整合進江湖制度,以適應移民社會的利益交換和組織結構。這種工具性蛻變,實由人地緊張、人滿為患、大舉移民和遊民氾濫的格局所催生。

  人感冒時便會發燒,發燒是人體的一種病理性適應,是機體借升高體溫,抑制病毒在體內繁殖,以犧牲局部利益維護生命總體利益。病理性適應破壞正常適應秩序,所以發燒肯定使人體感到不適——頭暈、噁心和痛苦。

  以面子制度為代表的江湖文化在晚清時代驟然崛起,相當於中國社會對近代移民格局的一次文化病理性適應,以病態的社會結構去適應無政府主義的風氣和遊民氾濫的格局。要注意的是,這種適應至今仍在進行,轉型尚未成功,適應還在繼續,不適、憤懣、隔膜、猜忌、壓抑、噁心……還在延續。俗語「打腫臉充胖子」是面子的形象化解讀。腫是病理,充胖子是用病理充生理。病理雖有害,卻不乏其價值。以此為鑒,今人檢討江湖也要一分為二,看透弊端背後的益處。假如沒有面子文化,沒有江湖,近代中國也許早已消亡了。   


後記

  1958年,人類學家愛德華·班菲爾德(Edward C.Banfield)出版了《一個落後社會的倫理基礎》。該書詳細地描述了意大利南部的一個落後鄉村Montegranesi中普遍存在的利己、家庭本位和排斥集體合作的觀念和行為,稱其為導致貧困的「貧窮文化」。村民們甘心做「家庭的囚犯」,只想最大限度地去獲得一些即刻的、眼前的現實利益報酬,沒有人願意增進鄉村或公眾的利益。班菲爾德解釋,社會結構因素引發了這個落後村莊的倫理基礎──「非道德性家族主義」,他稱之為這個村莊獨有的貧困文化;反過來,作為整個村莊本質的「非道德性家族主義」,又進一步影響這個貧困村莊的發展,製造或加深了貧困,形成惡性循環。班菲爾德強調「非道德性家庭主義」是這個村莊所有人長期共同遵奉的價值倫理,「窮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機會擺脫貧困命運,因為他們早已內化了那些與大社會格格不入的一整套價值觀念。改變貧困的可能,只取決於外部的力量」。

  我想說,中國江湖文化類似於愛德華·班菲爾德書中描述的意大利南部鄉村「非道德性家族主義」文化及其制約的落後社會。本書中,我的結論與其驚人類似:社會結構因素(人口與制度矛盾)引發了近代中國社會普遍的「非道德性泛家族主義」江湖,同時江湖內化了國人的心靈,以其破壞性製造、加重了中國社會的貧困,形成中國近代貧困的惡性循環。在意大利,這種文化孕育了黑手黨;在中國,這種文化孕育了江湖。從這種意義上說,對江湖的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它是社會轉型大潮中淘出的沙礫。很可惜,這是一盤散沙。

  此書脫稿後,作者摘少量章節張貼於互聯網,有讀者誤認作者為江湖隱士,更將本書比作清末李寶嘉《官場現形記》;還有讀者欲拜作者當「老大」,修研江湖術,令作者啼笑皆非,深感互聯網上江湖情結氾濫成災。如果單看互聯網,毋寧說中國是一個江湖化國家。《官場現形記》與本書沒有可比性,想看故事的人沒準會對本書失望。然而往深遠打量,彼此之間那樣不同,一個是反思,一個是暴露;雖同系草根社會,訴求大大不同。作者堅持:一個江湖國家不能迴避對江湖的反省。

  著名學者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有高論:史學是歷史記錄和歷史哲學的整合。有哲學而無史實屬天書,有史實無哲學是「官場現形記」。所謂現形記,不免流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價值立場游移不定。

  作者這裡自稱「草根」學問,訴求一種「公民讀本」,從草根層面探究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而不是從官學形態探討中國的「真相」。所以,作者選擇胡適、唐德剛的「啟蒙體」,還有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費孝通(《鄉土中國》)的「通俗國學」為榜樣,務求深入淺出,務求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所謂深入淺出一概出於本土訴求,深也因草根,淺也因草根。至於是否有啟蒙作用,作者不敢自詡,僅以此為自勵和鞭策。

  童年時,我便與本書有緣。

  不是說我的環境很江湖,倒恰恰相反,它很不江湖。讀小學遇到「文革」,學業勤勉,成績也不俗,常常就引出一種故事情景。但凡沾沾自喜之時(譬如學業期末,一紙成績單在手),常遇到如此這般:一圈人圍著,左邊人誇你好,右邊人潑冷水,大放「讀書無用論」厥詞——「成績好有鬼用,到社會一錢不值」……幼稚的我,如雲裡霧裡,神情茫然。所以,自小我就接受一種二元知識觀——書本知識vs社會知識,二者互不相干。具體說:做學生的,要想被人誇獎,去啃書本;要想混世,去學社會知識——抽煙、賭博、拜把子、結死黨……簡稱「社會上的」。當中的奧妙,非一般孩童可以拆解,譬如書本為什麼不敢說社會真相,社會為什麼不願滲進書本,這鴻溝怎樣形成,大人們也說不清。問題是我提出的,既然大家都說不清,這就等於我自討一道使命,爭取將來有個話語權,盡力說清楚。

  這一道自不量力的使命深埋於潛意識,只偶然想起。以後的歲月,忙於學業和謀生,這破「鴻溝」早已拋至九霄雲外。「文革」中,先學提琴,巴望參軍或者招工,進文工團混口飯,逃避上山下鄉;後來趕上恢復高考,1978年進入復旦大學讀書。鴻溝的問題,與我漸行漸遠。不過,後來聽說當代人文學者許多出自78級,不知這78級與勤思考是否一種緣分,這是後話。

  不過,拋至九霄雲外的潛意識,風箏線仍拽在肚裡。

  我這一輩所謂「60年代生人」,時值社會反覆動亂,一生最大的「財富」就是動亂,是對體制反覆變革、振蕩、衝擊的耐受,長期處於無所適從的矛盾心態。這看起來可能是壞事,說不定也是好事,因為世事變幻看多了,累積對體制內在結構的體悟,以及對體制變革趨勢的敏感。就以我個人為例,半生經歷了家族中的禮教殘餘,讀書後經歷集體主義時代洗禮,工作後經歷了改革開放的現代制度轉型,一切公開的社會體制衝突都遇見過了。三十而立後,因生活所迫下海了,還要混跡、周旋於江湖……回頭看,這簡直就是四種社會體制。一個人僅僅在青春期短暫瞬間,就經歷三種以上的體制變革,頭腦簡直發暈,真是十分不幸。然而,這究竟是一種苦難,還是一種機遇,很難說得清。管制我們的制度框架如此急速地變遷,今天向左,明天向右,規矩多變,世事無常,令60年代出生的人們無所適從——既無奈,又多疑;既接受一切,也懷疑一切。唯一得天獨厚的就是能身處社會轉型中琢磨製度轉型。近水樓台先得月,歷史上沒有一代人能夠經歷如此之多的制度動盪。無論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還是清末民國,都沒有形成過四種社會制度成分混淆一處,如此難於應付。

  十年前一次邂逅,拾回了忘卻的記憶。1995年,台灣著名學者楊國樞先生來大陸講學,贈我台、港「社會科學中國化運動」論文成果彙編十數卷。這套叢書對我啟迪之大,在於它湊巧試圖解答我心底的困惑——用「書本上的」研究「社會上的」,努力使二者貫通,彌合鴻溝。當然,這可能只是我心有靈犀之下的片面讀解,是否「中國化運動」原意並不瞭然。但是它在效果上相當於貫通中國書本和社會,激起我莫大興趣。書本和社會的裂隙,我歷來認為是近代以來中國的麻煩事。

  換個思路說下去,中國讀書人向有讀閒書、雜書、禁書、野史傳統,文人們逮著《金瓶梅》、《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愛不釋手,私下傳閱……簡單的原因就是真。「文革」期間,甚至《第二次握手》、《少女日記》都廣為私下流傳。正經書本膩味兒,漫天假話、套話,不契合社會;而閒雜書、禁書反映了社會背後真相——包括無恥的真相,所以讀書人愛讀,興趣甚於正經書。我原不關心「西方學術中國化」,以為那是象牙塔裡的玩意兒,但我長久以來關心書本與社會的鴻溝,這就與學術中國化內涵「搭架」了。所謂學術中國化,就是關心中國社會的實際;說得更專業些,就是希望建立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學術敘述體系。

  眾所周知,社會科學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其內涵小於社會制度,這與自然科學完全不同。

  自然科學的內涵大於社會制度,其性質超越國界、超越文化。而所謂社會科學的規律,不過是特定社會制度下演繹出的特定慣例和模式,人們將這些慣例稱之為「規律」。它是有條件的,局限於本民族社會,實際上它並非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規律。物理學的規律,從上海坐飛機到洛杉磯,升空前和降落後始終不變;而所謂社會規律,一下飛機就變了。上飛機時,親戚免費送你到機場,奉送禮物價值不菲;下飛機時,親戚接機可能要你掏汽油費,吃飯自己埋單。再說大一些的例子,譬如經濟學上提高銀行利率,有利於降低房地產投資熱度。仔細一看,這一「規律」僅相對於徹底市場化的、充分競爭的金融制度而言(依照邊際效用學說和一般均衡理論),尤其是相對於開放的投資制度而言;一旦離開市場經濟制度,這便是傻話、廢話。當然,社會規律跨越不同社會制度後,並非完全失效,也可能是此一部分失效,另一部分有效,因而具有一定借鑒性。

  長遠來說,要構建一種針對中國文明的解釋系統,只能先構建獨立的敘述模式。換作托馬斯‧庫恩的哲學概念,叫做建立「範式」,即從草根生活提煉一套特殊的概念體系,砌築一種針對性的解釋系統。

  五百年來,儘管中國社會不斷經歷制度轉型,但它本身是一個獨立社會共同體,性格和特色十分鮮明,一切照搬成熟的西方社會科學對之分析都顯得勉為其難——背後的制度背景不同。這既是常見的「隔靴搔癢」式尷尬,也是近代以後中國書本與社會斷裂的原因。其實,回想起來「四書五經」與唐宋以前古代社會原本沒有鴻溝,鴻溝是近代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後形成的。畢竟,現代學問大多來自西方,內含的語言、語境、定勢都來自西方。直至今日,也未見一部西方社會書籍能囊括中國的基本現實。我說句大實話,不少西方社會學書籍近乎天書,具體內容大大不契合中國實際。今天讀完社會學課程,明天肯定不能到社會應用,必須經過一些實際變量的轉換。但是,也要一分為二地看,不能否認在一定程度上西學可充作借鑒,其基本原理對研究中國具有良好的參照意義。在本書中,作者就試圖移植了霍曼斯、布勞的社會交換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和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還有斯特勞斯的人類學結構主義。假若沒有這些西學依托,作者自認為很難理解關係、人情、面子、死黨以及混,這些草根範疇的深刻社會意義。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堅持使用關係、人情、面子、死黨以及混這一類型的中國概念,吸收西學,然後回到中國社會的草根處,這是本書的思路。至少,它不讓我們覺得中國現象太過於紛紜雜亂——「狗咬刺蝟,無從下口」。對此,作者十分感謝楊國樞先生編著「人文科學中國化叢書」的啟迪。

  將手伸進靴子,痛痛快快地撓撓,是我十年前對中國社會學的最大興趣。1995年,我本人就在「靴子」裡撓起來——短暫地「下海」從業於一家房地產公司。房地產,這號稱中國最「江湖化」的行業,就成了我觀察實際社會規則和慣例的窗口。以此為起點,研究草根的學問前後分作三段,我自己感覺就像啃甘蔗,從梢到根,越吃越甜。

  這十年的成果,是深入調查、思考了兩個小城市樣本的主流社會,從而確認一個「江湖化假說」,或稱「體制外體制假說」:這些地方在憲政體制之外,存在一個完整的不成文的慣例體制,控制著、或部分控制著地方權力分割、利益分配的運行。

  這結論類似於吳思的「潛規則」,不過在我看來,又不止於「規則」那麼簡單,它是一個完整的規則體系;換言之:一種體制。說白了,它就是體制外的「體制」,或法外「體制」,或與體制對立的「體制」,或僭越體制的「體制」。怎麼說都可以,就是不同於合法體制。當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就是浸淫中國極深、無孔不入的所謂「江湖」,未意識到是中國社會江湖化的事實,未意識到是持久不衰的「武俠熱」、「金庸熱」,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龍在中國經典化、莎士比亞化……這一系列現象背後深厚的文化基礎。

  體制和體制外,換傳統語言說,即「廟堂」和「江湖」,歷來屬於中國政治老範疇。中國自古稱朝廷或官方為「廟堂」,稱「廟堂」以外為「江湖」,泛指一切非政府組織,即今日所謂NGO。江湖,就是中國古代背景的NGO,古代的非官方社會。「江湖」作為古詞,辭源難於密考,不過就作者接觸的史料看,頻密使用「江湖」第一人,乃是道家大宗師莊周。《莊子》中,大量充斥「江湖」用語,其意雖未完全契合現代江湖意蘊,但也相去不遠,很適合做現代江湖始祖。熟讀《莊子》的讀者盡知,《莊子》向以魚、鳥類動物行為借喻人生。若取近能譬,觸類旁通,「江湖」(今日所謂「濕地」)作為動物的棲息地,無疑暗含著「政治體制管束外的一片自由自在天地」這一寓意。

  《莊子‧大宗師》: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魚,即人;泉,即身邊資源,暗喻家族環境和宗法制度;江湖,即自由棲息地;堯、桀即廟堂,正反兩極端,囊括官方體制。言下之意:堯也好,桀也好,都無所謂,反正不想在官方體制裡受夾寞。

  一旦大道衰落,與其苟且偷生在官方體制之內,不如游離其外,笑傲於江湖。

  金庸名作《笑傲江湖》的精神源頭,便來源於此。武俠之所以受人追捧,也因讀者文化背景來源於此。這便是國人的語境,國人對政治文明的體悟。

  二千年前,莊子的「泉涸」是說著玩的,那是一種假設,意思是「一旦如此」;但也不能說不靠譜,泉水嘛,必有乾涸那一天。果不其然,二千年後,一句「泉涸」終於顯為讖語,時值明中葉至清中葉後人滿為患,儒教大廈即將傾覆,「道統」衰竭。聖賢們搞得很暈啊,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真是回天無力。聖賢之道,歷來好好的,怎麼人口規模一上億,就不靈了?合著並非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災!

  從清中葉再往下看,紫禁城內控制的官方體制越來越萎縮,控制面積愈益減小,力道越來越弱;與之相反,體制外的江湖倒是越來越興盛——天地會、哥老會、青幫、太平軍、捻軍、軍閥、土匪等等近代「NGO」們層出不窮,直至肆無忌憚擴散至體制內,一個個江湖老大當上大都督、大總統、大議長,顛覆了合法正統,導致社會大面積江湖化。這是江湖的鼎盛時期,流氓當你的大老闆,管你飯吃,管你死活,民眾能不江湖化?回頭看,誰敢說「江湖」這說法和莊子沒有遠緣?民國的大軍閥們,真是「泉涸」四散,個個笑傲江湖,「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沒有莊子,江湖可能不稱「江湖」。當然,一定會出現江湖現象,可能不一定叫「江湖」,也許取名「浪人」、「武士」、「牛仔」、「騎士」、「吉卜賽」、「波西米亞」……不得而知。「江湖」二字真正帶有文學修辭技巧,甚至帶有一些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詩意般棲居」的味道。風景畫般的描繪,美化了古典政治文化的破敗、衰弱和崩潰,時常令幼稚的人們沉湎其間,夢裡喊打喊殺,麻醉自己。流行的武俠文化更是鉚足了文學修辭功夫,大量注入詩情畫意,像鴉片一樣將大量同胞捲入幻覺之中,逕直變作樂觀享受。這是什麼?這就是搖頭丸、白粉。看今日中文互聯網,江湖語言已成範式,「馬甲」、「大俠」網名橫飛,有哪個網站不浸淫江湖文化?

  關係、人情、面子和混這四樣東西,是作者歸納的初步成果,它們組成了關係運作的一串鏈條。同時,它們也是當今「江湖」使用最頻密的口頭語。

  關係網是作者研究江湖唯一可用實證方法的考察對象,其方法參考摩爾根寫作《古代社會》的做法,即親歷某個關係網之中,採集樣本和數據,得出第一手結論。我當時很難使用現今流行的問卷和採訪方法,因為在江湖黑幕中,玩貓膩的當事人不可能傻到來公開來接受採訪和問卷,甚至不讓你輕易湊近貓膩兒,除非你願意冒生命危險一試。正常情況下,你只能偷偷觀察,裝作不知,就像警察在臥底。這是方法上的難度,我想中國的江湖文化反省和啟蒙,之所以遲遲未開展,取證難度可能是一大問題。懂江湖的不去寫,寫書的不懂江湖,這是個死結。

  打開死結,作者能傚法的只有用摩爾根方式,自己投身到關係網裡——在醬缸裡打個滾,然後記錄醬油的齁味。至於說到關係網,作者尚有可能輕鬆投身其中,從內部觀察它的運作;假如對於幫會或者死黨,作者就根本無法做「臥底」。後者難度太大,其中還有出賣隱私甚至生命安全問題。不是不知道,而是一、知道了不能說,二、知道的也少。這是實話實說。

  關係、人情、面子和混這四者,足夠以寫一部系統的、中國化的社會學著作。細讀費孝通半個世紀前寫的《鄉土中國》,獲益良多,就依樣畫瓢取名《江湖中國》。一來緬懷先生,二來特意區別於「鄉土中國」,三來區別於學院派以儒道釋搭建的「文化中國」。鄉土中國和文化中國,都是中華傳統的正道。而江湖中國是歪道,是游離鄉土的遊民群體對整個中國文化的顛覆,其意義不比正道小。在中國,誰忽視江湖誰就吃虧,辦不了大事,成不了氣候。自古在中國,正不壓邪是常事,所以做個嚴肅的中國人,這背後道理一定要挖掘。國人不能老是稀里糊塗,幾千年了走不出怪圈,這關乎憲政在中國的未來命運。

  中國人要反思民族現代化,繞開江湖那絕不可能。現代化,首先要從心理上反思自己的歷史。拿江湖化當鏡子,比照現代化,洞察現代化,總結現代化,這便是本書最初的意旨。

  這年頭,大量國民沉醉於江湖武俠,實在太小兒科了。很遺憾,愛讀武俠的人還真不少。作者辛苦寫江湖,不厭其煩,黑髮寫成白髮,嗚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

  將江湖放進歷史裡解讀,這是發現其歷史真相的途徑。

  2001年,我在電腦上做了一個古籍書庫,主要是古代經典文獻,使我對江湖的認識產生了飛躍。江湖的種子,怎樣萌芽,怎樣生長,相關的歷史條件和制度背景是什麼,答案在一次次檢索中始見端倪。

  以五千年文明史和三千年文獻跨度作坐標,此下三個詞的起源意外地接近:「面子」起於明晚期,「人情」起於清前期,「關係」起於清末。明末至清初,或再放大一點說,大致算上明清兩朝,從制度史或通史層面看,是中華古典文化的尾聲,也是新時期啟蒙和轉型發軔期。再往後,古代文化和典章制度的地位和名聲逐漸曖昧不定,甚至有時聲名狼藉。

  明清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這個「什麼」之重要,在於它導致了中國社會體制在近代的無聲巨大改變,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偷偷轉型,導致官方制度被架空、被僭越——事實上崩潰了;然後,社會轉由一種「不成文法系」——江湖操縱。這「不成文法系」足以與任何官方體制呈鼎立之勢,歷經禮教、共和憲政、社會主義和新時期現代法制這四個正統的強悍對手,而無潰敗徵象。

  它太大了,大到成為中國的累贅。

  很快地,這一階段告一段落,既留下一些線索,也留下巨大疑問。往後的路數更需要想像力,也離形式邏輯越來越遠,使用假設越來越多。

  回顧下來,這一階段主要依賴兩個邏輯要件:一、大量史料顯示上述三個詞彙發源於移民群體,尤其是遊民社會;二、史家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中提供的經濟史資料,該著論述了明清時期人口增長趨勢,與古典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的衰退,以及經濟供給力破產的詳細關聯。

  明代以來,國家土地開發日臻邊際化,而人口規模在文化價值觀激勵下卻不斷攀升,二者衝突的交匯點發生兩次,一次發生在明中葉偏後時期,人口攀升過億,然後在明末戰亂調節下趨於緩和;另一次發生在清乾隆晚期人口超過三億,直接導致古典制度崩潰,再也沒有緩過氣來。整個中國近代史悲劇的序幕,就發生在後一次期間。難道說,中華民族近代百年國恥與人口過剩、文化盛極而衰沒有關係?難道僅僅歸結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凌辱?

  何著給我的最大震撼是引述19世紀士子汪士鐸(1802-1889)所著《乙丙日記》幾句駭人聽聞的記載:

  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

  一句話:窮得丁當響了;兩句話:人口是土地之「癌」,失控了。

  當代人健忘,類似的醜聞奇聞在清晚期不絕於耳。譬如光緒二年「丁丑奇旱」,僅山西一省餓死逾百萬,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當時消息閉塞,消息傳至朝廷已是第二年。

  想想真奇怪,五千年文明啊,如何最後竟落得全民素質不如立國二百年的西方新興國家。幾千年豈不白過了?你吃過的鹽呢?走過的橋呢?曾經吹過的牛皮呢?都到哪裡去了?說穿了,你不過是一個破落戶,一根枯籐朽木而已。

  事實就是如此,文明並非越悠久越好,就像蘋果一樣,並非越老越好。一切生命,都有一個黃金時期。文明也吃「青春飯」,就像漂亮的女演員。兒童幼稚,青年靚麗,壯年性感,中年必有更年期,年老必色衰。儒教文明既衰,「醜陋」、「吃人」、「素質低」肯定接踵而至,那還用說嗎?一切便順其自然,擋都擋不住。

  汪士鐸《乙丙日記》促使我將江湖問題併入人口背景考量,並由此推及對制度轉型初始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更懷疑促使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最早原因,並非所謂「西風東漸」,而是中國自身的問題。什麼問題?人口危機和經濟危機,背後是儒教價值及其生產關係承載體系的矛盾。延綿至今日的文化轉型,制度反覆更替,不僅起源於西方文明的競爭壓力,更早先起源於儒教生產關係承載力的破產。這是內因和外因的差別。儒教向以鼓勵人口繁衍為宗旨,又缺乏對人口規模的有效制度性控制,失控的人口規模先搞垮了典章制度;恰逢此時,西方強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不斷東擴,在這種國際壓力背景下,中國社會的演化分別走向兩邊——一面向西方學習解決「救亡圖存」之道,另一面蛻化成江湖化。在現代化之前,先訴諸江湖化,即儒教遊民化和流氓化,這一切都符合晚期儒教社會的自然趨勢。江湖化,先下手為強;現代化,在弱勢中緩慢集結。現今的教科書,大多只說一邊,不說另一邊。江湖化與現代化互釋,應是我們秉持的基本敘事架構。作者以為,這更符合近代中國歷史的事實。毋寧說,江湖化是中國廣義的、立體的、辯證的現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放眼世界各國,但凡有體制,必有體制外現象如何管理的困擾。假如說,中國僅有體制外運作,那並不足為奇。奇怪的是什麼?奇怪的是「體制外的體制」,也就是非官方的體制文化,它像孫猴子一樣鑽進體制內「大鬧天宮」,顛覆了官方體制,暗中主導官方體制運行。

  史家稱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這裡稱19世紀以來中國江湖顛覆官場為「不光榮革命」。不光榮,就是做事不磊落,偷偷摸摸。反不如光明磊落者,譬如劉邦、朱元璋之類,儘管原本是流氓,但是當上皇帝後,就徹底按皇帝規矩辦事,所謂在其位謀其政。不像「不光榮革命」在其位不謀其政,通俗地說,就是流氓混進政府,當上總統、皇帝,繼續耍流氓。自古流氓當皇帝或者總統不足為奇,前有劉邦、朱元璋,後有袁世凱、曹錕;紛攘莫辨之間,還有孫中山、蔣介石黑白兩道,乃是史家盡知的事實。沒有天地會幫助,便沒有同盟會成功;沒有青紅幫扶持,老蔣也沒那麼順利。

  說得形而上一點,天底下本無所謂官方或非官方,哪一種體制取得主導權,都可以「官方」一下。「官方」之後,再來檢查規矩的合理性,然後逐步調適,最後無非發現合理的官方制度都趨同,都必須遷就當時的大眾文化。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什麼樣的政治,又影響當時的文化。週而復始,這是一個政治文化生態的元素鏈。無論太子繼位,還是權臣篡位,只要制度執行得下去,結果都一樣——遷就背景文化。就像不論大陸台灣,分離50年後,經濟起飛的路徑大致相同,此純屬國民使然,文化使然。所以台灣島嶼經濟飽和後,商人可以跑到大陸繼續發展,重複使用島上的成功商業模式。中國社會近五百年之所以江湖化,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而是文化趨勢如此,或曰儒教文化破產的趨勢如此。問題是,扭曲的不在於誰做官方,誰做在野黨,而在於將冠冕堂皇的「仁義禮智信」或者「人權共和」這些理想的符號當作官方,偏偏又不信以為真,背地裡以非官方的「下三爛」充塞期間,當作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就是作者解讀的「潛規則」——非正式的腐敗規則的起源。

  冠冕堂皇圖名,非正式規則圖利。中國有江湖不奇怪,奇怪的是以下一種二律背反現象:

  冠冕堂皇說得,做不得;下三爛做得,說不得。

  欲走出這一怪圈,只能靠徹底的現代化改制。

  過去十年中,國內反思流氓領袖、法外規則的著作層出不窮,其中較有建樹的有吳思的《潛規則》。讀《潛規則》後,我感受到作品題材與自己的同源性,他來自早年在農村當生產隊長以及後來做農業記者的經歷,我來自在小城從業房地產的生涯,都來自草根生活。大家觀察的是同一個現象本體,不過沒有交流,各自解讀不同——一個看到「潛規則」,一個看到「體制外體制」或「江湖」。外延不同,或許內涵並無差異。不過,他走向對專制的批判,我走向對文化制度反思。按照康德或者波普爾說法,預成圖式不同,就是原先心底裡埋藏的東西不一樣,潛意識不一樣,所以走向不一樣,而且運用的理論工具也不一樣。潛規則較多地運用了博弈論及其「納什均衡」。捫心自問,這是本書薄弱之處。實際上,「混」這一篇,也可以博弈論的權力話語寫出,或許那將會更增色一些。

  潛規則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式規則失控,是主規則和正式規則的失控——儒教道統失控或現代憲政失控,造成法外規則的氾濫;而不是法外規則氾濫,造成憲政失控。憲政失控是原因,潛規則氾濫是後果。因果關係倒置,很容易造成對真相的誤讀。我們不必糾纏潛規則,而應著重審查主規則。江湖、潛規則等法外體制這一系列現象都是鏡子,映照出了主規則的鬆懈和瓦解。而這些現象是社會制度轉型期不可避免的症候群。要解決這些問題,最終也只能仰仗正式規則建設完善,而不是消滅潛規則。加緊正式規則建設,方可能讓潛規則退出生存空間。一旦正式規則產生縫隙,潛規則自然當仁不讓。

  任何社會的規則都不會只是一個,肯定是一個序列,一個系統。其中擁有主導權的是正式規則,其他的是非正式規則。背地裡訴求腐敗的非正式規則,就是潛規則。脫離合法規則運行的規則,是江湖或稱「江湖規矩」。合法規則裡運行江湖,就是江湖化。合法規則的江湖化,反映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制度的深遠矛盾。

  如果我們相信科斯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我們將更加樂觀。所有合法的正式規則,都是交易追求費用最小化的規則。毫無疑問,憲政的交易費用是最低的,所以憲政戰勝潛規則、戰勝腐敗是必然的。江湖蘊含著腐敗,所以交易費用必然提高,虛增部分恰好是貪贓枉法的收益。儘管眼下猖獗,它的壽命並不長久……

  江湖,還有它包容的幫會、死黨、關係網、人情、面子、混世等等,從根本上說都是社會現象。

  對一種社會現象,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解讀。但是要讀透,只能選一個角度。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中間數篇都是盡量本土化的社會學解讀。譬如關係,還有關係網,本書將它當作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態去考量。

  關係網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歷史和社會現象,為避免大而無當,本書僅扣緊組織屬性來敘說。這既是本書特色,也成為本書局限。關係網是一種有趣的社會組織,可以生成獨立的組織原理,而不依賴嚴謹的團體規章。在與團體構成互補體系,補充現代團體合作效能不足以外,關係網絡在其他領域也有潛力可挖,譬如信息互聯網Internet,或者營銷領域的直銷網,以及街坊鄰居的互助網、治安網等等,都是網絡結構的典型空間。此外,司法實踐中的批條子、說人情,也是這種組織價值的素材。

  人情。在對人情的敘述模式中,作者交替使用了社會交換論和符號互動論。中國的人情,怎麼看都可以,問題是要讀懂它的不成文法的要害,就必須回到社會秩序的原點:一是交換、二是互動。假若不以交換論、符號互動論作工具,便很難說透人情,一不留神就流於「人情現形記」式的流水賬。運用交換和互動交替分析,不經意就凸顯了人情的「不結賬」這一特殊屬性。「不結賬」——不清算或過量償還,是一種拉拉扯扯的磨蹭性格,這種農業時代的行為特性對於維繫關係網具有根本意義。江湖式的人際關係之所以能維持,原理上在於人情中包容的交換和往來因素。可以說,沒有人情便不會有關係。關係是硬件,人情是軟件。不結賬或不結清,維繫了所謂「人情味」——即江湖人相互的認同和感情。

  面子是一種江湖互動的特殊工具,但是其原理複雜。早先,面子起源於儒教正名制度中的「名分」,僅運作於士大夫文化,至近代後,面子逐漸蛻變為民間交往的通俗文化機制,逐漸具有獨立性。值此,江湖將面子吸收入江湖文化,並改頭換面,進一步加強工具化,從而變作江湖主流價值觀和利益交換媒介,「買面子」和「賣面子」就這樣產生了。

  「混」這一篇是後來補充進去的。應該說,作者儘管很早就發現「混」的普遍性,在江湖中的特殊地位,但是如何界定它,一直是難題。直到一日從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結構》受到啟發。按照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一切社會結構都是服務於功能的,那個功能,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那個結構人群的價值觀。因此,在江湖複雜的社會結構背後必然隱含價值結構。這個價值結構,現在看來必然就是「混」。「混」,是江湖的價值觀。無江湖不混,不混不江湖。

  接下來,「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種制度史的板塊式解說,不僅將江湖與官方制度揉在一塊評說——即所謂整合,而且將江湖化與現代化這兩個背道而馳的歷史過程相互呼應,互作鏡子對照評說。而構成這一對照的方法條件,是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的思路將一種制度、一種體制抽像為一個板塊,在板塊的衝撞和更迭中尋找制度變遷的原因。之所以借鑒結構主義思想,在於當初作者發現江湖的基本元素與作為主流的儒教制度元素基本不通,之後分析民國的共和制和新中國的集體主義制度,發現它們的組成元素都不相同。為了發現其中的聯繫——事實上在中國它們是有淵源的,所以一定要發現共同性,作者提出了三角形體制結構的假設,並應用於江湖、儒教、社會主義和現代法治之間的整合詮釋。這一方法的啟迪,來自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著作《憂鬱的熱帶》。結構的方法並非萬能,但是它有助於我們發現近代中國變革的整體性原因,而不拘泥於「歷史大事記」的微觀方法。事實上,用結構的方法得到的結果,用微觀史學方法是得不到的。

  本書最初的出發點完全建立在現實觀察之上,然而觀察本身無法提供思維超越,它只提供一些紀錄。所以,寫作後期更多地演繹各種西學方法,譬如社會交換論、符號互動論以及結構主義圖式。現在看《江湖中國》,毋寧說是一部中國近代制度轉型史的啟蒙讀物,一部大眾讀本,作者依據現實社會中殘存的歷史遺跡,對過去500年草根社會歷史提出了轉型敘述,展示了更真實、複雜、迂迴的轉型原因和過程,凸顯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蛻變、崛起和干擾因素。作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國人要瞭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過的道路,決不能患上江湖失語症和江湖健忘症。這是本書的初衷。

  江湖的未來,誰也不敢妄言。儘管本書末篇頗費筆墨,大膽臆測它的未來趨勢,然而坦率地說,主動權不在我手裡。江湖的命運不由我說了算,由全體中國人民說了算。儘管如此,我臆斷這背後是有規律的,多數人說了都可能不算,由規律說了算,這個規律就是中國人的利益博弈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如果江湖有幸帶來利益最大化,那麼中國人可能繼續奉行江湖,就像現在的名利場、商界、政壇,還有網絡論壇和網絡文學(江湖不能說一點益處沒有,對於突破儒教具有輔助作用);反之,如果江湖妨礙了利益最大化,虛提了社會運作管理的交易費用,使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損,一定有看不見的機制去抑制江湖,而弘揚現代制度文化。何去何從,究竟是多數人說了算,還是規律說了算,抑或規律通過多數人的利益話語說了算,讀者須拭目以待。

  脫稿前,作者看了一期CCTV《對話》節目,當期嘉賓曾仕強先生來自台灣,是台灣管理學者。在我看來,節目講述的所謂中國傳統,實則是一些非常江湖化的企業管理原理,或者說江湖與現代企業制度相互解釋和融會的原理。高度重視關係、人情、面子,重視「和稀泥」和「搗江湖」,是對台灣企業的本土化經驗的高度歸納。其中一段關於本土化管理文化的論斷,可移作對江湖與未來中國關係的預言:

  延續當中有變化,變化當中有延續。

  這延續,就是是江湖傳統;這變化,就是現代化和法制化。

  就現象進程而言,江湖化治理和現代化本身,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正反兩個方面。其結果是江湖,加上殘餘的儒教,與現代制度文化相互解釋,形成中國特色的現代制度。儘管文化形態可能不好看,也可能整合得不太好,鬆垮、粗俗、土洋不分,甚至有一點假洋鬼子味道,但是十分受用,簡單易行,順其自然。我想不出來,中國還會有另外的前途。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和自然主義——尊重歷史進程的自然趨勢,而非人為地創造歷史篇章。真正江湖的命運就是這個民族的自發命運,自我反省和消化的命運,它會融會在自發的趨勢之中,不管是否有人冒充思想家來評說。

  關於憲政vs江湖制度戰爭的未來結局,作者毋寧相信人民的博弈力量,及其對最小交易費用制度的選擇;最小交易費用的制度,就是博弈的最後均衡。而作者認為最小交易費用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管它叫做「江湖」還是「憲政」呢。

  作者 謹記於200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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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中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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