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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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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評誰能說自己讀懂了溫州

    作者:董芳芳,發表於2005年06月09日 《深圳商報》    
    格林斯潘說:「如果誰說聽懂了我的話,那必是誤解了我的原意。」有人把這句幽默套用在至今仍是謎一樣的溫州身上:如果誰說自己讀懂了溫州,那必是誤解了溫州的原意。    
    溫州給人們擺出的種種謎題,引來各式各樣的解讀、紛紛嚷嚷的探討和持續多年的爭論,至今仍未得出全部的答案。每提起「溫州」兩字時人們總發出的那一聲感歎,究竟是出於怎樣的心情?是可憎,可怕,可愛,可敬,亦或是兼而有之?    
    由三位溫州本土人士所著的《溫州評判》並沒有給出什麼標新立異的答案,也沒有闡發多少駭人聽聞的理論,而是用新聞人的筆觸記錄了溫州人的奮鬥歷程,以冷靜平和的視角走進了溫州城鄉的深處,從一次次細微的脈動解析溫州發展的奧秘,通過來自內部的觀察與體驗揭開了溫州從可憎、可怕再到可愛、可敬的滄桑卷軸,為解答溫州之謎提供了許多來自一線的事實依據。    
    誰能說自己讀懂了溫州?溫州方言難懂,說起來像在說外語,聽起來像是聽天書。要瞭解溫州,若不懂點溫州話,可能就得吃點虧。有這樣一個故事:上世紀的一次戰爭中,各處在敵人前後方的兩個連,要用對講機確認突襲時間,可每次的聯絡暗號都被敵人破譯,最後,兩名溫州戰士用方言聯絡,敵人絞盡腦汁也沒搞懂,以致大敗。即便是把溫州話翻成普通話,往往也會令人大惑不解,「拖鞋」說成「鞋拖」,「鹹菜」說成「菜鹹」,「熱鬧」說成「鬧熱」。而且,溫州話裡還分很多種方言,一個村一種話,走上幾里路,就又完全聽不懂人家說什麼了。    
    溫州的人也難懂,特定的歷史淵源、地理環境造就了溫州人獨特的性格,讓人捉摸不透。宋代溫州就早已商名遠揚,在宋朝文化中獨樹一幟的永嘉學派主張「通商惠工」、「義利並舉」,反對「無商不奸」、「見利忘義」。至今,溫州人也一直是在仗義、豪邁同時又精細地打著生意算盤。三面環山讓溫州人有了山人的耿直、勤勞和樸實,一面靠海又讓溫州人有了漁者的纖細、大膽和精明。溫州人會搞出很多「怪」事:溫州人的「炒房團」,炒得各大城市心神不寧;溫州人還把村子落到別處,「溫州村」到處都是,北京、上海、瀋陽、新疆,連遙遠的歐洲都有……家族企業可以說是溫州最大一「怪」,一家企業裡,父親是董事長,母親是辦公室主任,大女兒是總經理,兒子是副總經理,二女兒是財務經理,二女婿是銷售經理,大姨是辦公室總務,外甥是採購主管。類似這樣的企業在溫州比比皆是。不管外界如何爭論,家族仍是溫州企業的支柱,仍在以其強大的凝聚力和靈活性佔領著企業的管理核心,帶領著溫州人走向富裕。    
    溫州模式更難懂,關於溫州模式前途的爭論,費盡了理論家的筆墨。80年代初,溫州蒼南縣的金鄉、錢庫、宜山這些小鎮的街巷充滿著火熱的生產奇景,「家家辦工廠、戶戶聞機聲」。後來,經濟學家管這種溫州鄉鎮農村家庭工業的致富新路叫做「溫州模式」,接著,關於溫州經濟的各種問題,包括其中的弊病都被納入了「溫州模式」。於是,本來只關乎於農村家庭致富方式的問題引來了各種評論,而且說香的能說到天花亂墜,說臭的能說到臭氣熏天。為了脫貧致富被「逼」出來的溫州人,沒想到自己竟成了溫州模式的一分子,沒想到自己竟被同時「神化」和「妖魔化」。    
    《溫州評判》說,溫州歡迎研究,所以三位作者力圖還原溫州的真實,讓人們撥開團團爭論的迷霧,到裡面去看一眼;《溫州評判》說,溫州可以批判,溫州也存在許多如其他城市一樣的問題,但不能把批判等同於否定,所以三位作者挖掘出溫州被人誤解、忽視和冷落的地方,借「批判」為「批判」正名,不讓它成為一個可怕之詞;《溫州評判》說,溫州很難讀懂,所以三位作者用一個個鮮為人知的故事,串起洞察溫州的線索,最大限度展現真實的溫州。


相關書評重新謄寫的草稿——出版緣起

    溫州是什麼?    
    對於這個謎一樣的地方,任何方式的評判都異乎艱難。    
    多少年來,各樣的言語構成了誤讀溫州的兩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為溫州人有點石成金之妙,自然是要失望;妖魔化者以為溫州人是毒蛇猛獸,無端起懼怕。    
    一個炒房團,譽之者以為是順資本意志而動的明智之舉,激活了當地的市場神經;毀之者譏之為市場經濟的蝗蟲,亂了一方的安寧,須先拿下而後快。    
    一個溫州鞋遭扣俄羅斯,同情的搖旗吶喊,痛斥俄警方之黑,呼籲通過官方民間手段討說法;厭惡者不屑一顧,誰叫你溫州鞋灰色通關?自用自受,活該!    
    還有,就是「金錢化」。只要是溫州人,不管高低肥瘦,一律視為大好佬,叫我等工薪階層頓生愧對溫州「盛名」之感。像是互為參證之用,大小書店的顯眼處,總有幾冊溫州人賺錢的所謂秘笈!    
    這是溫州的真實嗎?我們多少感到有些驚奇。    
    特別是一個「溫州模式」,25年來,真個爭不斷,議還亂。溫州是一面中國改革的旗幟。溫州何嘗不是一面有爭論的旗幟?從二十世紀一直爭論到二十一世紀。自從溫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溫州也就是非不斷,爭論不斷。是非的焦點,爭論的焦點,不是別的什麼,就是溫州模式。從姓資姓社之爭到姓公姓私之爭,從資本外流外擴之爭到模式生死存亡之爭,溫州,被貼了一層層黑白迥異的標籤,直讓誰也弄不清姓甚名誰。    
    所有的爭論者是否都走進了溫州的深處?我們常常這樣發問。    
    多年來,我們幾乎可以天天看到外界對溫州單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斷!各式的行文裡,隱隱透出這種判斷固化的危險。    
    還原一個真實的溫州,成了我們一個最初的衝動。不知是何來的勇氣,我們居然毫不理會力有不逮的憂慮,自信地認為,久在新聞一行,勾畫變化的圖景,解構細微的脈動,是最為平常的份內事,來自一線最原始的記錄、觀察與體驗定能使這一願望成為現實。特別是主要作者、原溫州晚報總編輯胡方松,曾長期從事溫州農村的改革與市委相關文件的起草,見證了溫州模式的風風雨雨,對歷次溫州爭論的內幕瞭然於胸。一直來,與當時的市委多位決策者保持著友誼與信息的交往。這些被我們視為「資歷」的保證。    
    2003年世界溫州人大會的召開給們提供了的一個契機。作為對世界溫州人的一次全面解讀,我們三人在供職的《溫州了望》雜誌社策劃推出了一期特刊《溫州九章》,全書對天下溫州人這一群體淋漓盡致的表達贏得了多方的好評,也讓我們意興勃發:董橋說,新聞是歷史的草稿,那麼我們能不能再「謄寫」一番,整出一部書來呢?    
    定位既在「重新謄寫的草稿」,初始便不奢望多少高深的學術氣象,心想,只要不作霧裡觀花式的描紅,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實,給讀者以最親近的交待,就算是大功告成。但壓力仍在,白紙黑字的,不說傳之久遠,千萬別得一句「出書如出恭」的話來。    
    當下分工,定下規矩:用新聞筆調,全面解讀溫州發展奧秘,全景式概括溫州人從「可憐」到「可惡」到「可怕」,再到「可敬」的滄桑歷程。說是「謄寫」,卻是艱難的採集梳理刪減增補,既稱書,又不得不講究點體系,於是比想像的要煩得多。特別是不斷變化的政經世事讓作者一再改換考量的視角和採集的數據。為了未曾披露的內幕,我們特意趕赴杭州採訪相關決策人士。去年初,全書定稿,題曰「溫州評判」,分十章:「是非溫州」「歷史溫州」「風流溫州」「家族溫州」「九州溫州」(上下)「海外溫州」「商會溫州」「有為溫州」和「明天溫州」。但非常遺憾,出版時間的延遲使不少「最新」的數據成為舊聞,一些最新的議論比如「溫州炒煤團的資本與道德之爭」等未有進入本書的視野,所謂「評判」,便少了些依靠。凡此種種,只能等待再版的機緣了。    
    還好,本書正合文匯出版社責任編輯張衍的胃口,說:「這是我們社迄今為止關於溫州最實在的作品。吸引我們的,倒不是本書闡發了多少驚人的理論,而是其冷靜平和的視角與敘述讓人走進溫州的深處,一如其黑底紅字的封面裝幀。」     
    這謬獎,讓人歡喜,也讓人惶恐。前文已及,評判溫州是艱難的,套用格林斯潘的話——「如果誰說聽懂了我的話,那必是誤解了我的原意」——同樣可以這樣表述:如果誰說自己讀懂了溫州,那麼他必定是誤解了溫州的原意。照此,《溫州評判》會不會掉進「格林斯潘式」的幽默中呢?    
    這一點,盼讀者評裁了。


第一章 是非溫州前言

    溫州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    
    溫州的是非多多,溫州的爭論也多多。    
    溫州的改革有名,溫州的爭論也有名。    
    溫州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是一個有獨特意義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經驗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新聞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模式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老闆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資本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財富的地方;    
    溫州,一個出爭論的地方;    
    ……    
    圍繞著溫州和溫州模式,理論家和政治家們已經進行了多年的爭論,有的爭論已經成為定局,有的還在進行之中,也有可能再發生新的爭論。    
    無論溫州的是非如何,「溫州」如今成了一個品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無論對溫州模式的爭論如何,「溫州模式」如今已得到生活的承認,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對於溫州和溫州模式,還有不少被人誤解的地方,不少被人忽視的地方,不少被人冷落的地方;也有一些評價往往偏離了溫州生活的真實,但以訛傳訛,幾乎已經變成歷史的定論;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寶庫,溫州和溫州模式中還有大量尚待挖掘和發現的寶藏……作為見證溫州發展和溫州模式風風雨雨的人,有責任根據自己切身的感受,直接的觀察,在有關溫州和溫州模式繁響的評判聲中,發一點不同的聲音,應該發的聲音。    
    《溫州評判》,就是這樣一種新鮮的聲音,清脆的聲音!


第一章 是非溫州是非溫州

    溫州是一面旗幟,一面中國改革的旗幟。    
    溫州又是一面有爭論的旗幟,從20世紀一直爭論到21世紀。自從溫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溫州也就是非不斷,爭論不斷。    
    是非的焦點,爭論的焦點,不是別的什麼,而是溫州模式。    
    其實,溫州人無意在中國創造一個「模式」,也不想在中國推行什麼模式。溫州的領導從不自稱什麼「模式」,更無意叫人仿照什麼模式。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新名詞,「溫州模式」是理論界人士的一個概括和稱呼,是經濟學家的一個界定和探索。    
    最早公開提出「溫州模式」這一概念的,是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報》。這一天,《解放日報》的一版頭條位置,刊發了該報記者所寫的專稿《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並配發了題為《溫州的啟示》的評論員文章。在專稿和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公開提出了「溫州模式」。    
    專稿當時是這樣描述「溫州模式」的——    
    溫州市農村家庭工業蓬勃興起,短短幾年,已創造出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如今,「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已為人們所公認。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被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    
    評論員文章的描述更進了一步——    
    地處浙南的溫州廣大鄉鎮,這幾年走出了一條發展經濟、治窮致富的新路子,這條路子的獨特方式,就是鄉村家庭工業的蓬勃發展和各種專業市場的興起。它同鄉鎮工業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溫州模式」。    
    自此發端,可以說,溫州模式成了中國理論界的一個熱點課題,也成了廣大實際工作者的一個實踐課題。根據溫州人民的實踐和創造,不同層次的領導、專家和學者,都在進行著各自的研究、概括和描述。有人稱之為「模式」,也有人稱之為「格局」。理論界和新聞界曾先後在溫州多次召開全國性的溫州模式研討會,有志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批人士先後到溫州考察參觀,全國各個省市也幾乎都組團到溫州作過實地考察,對溫州的發展以莫大的支持和鼓勵。    
    儘管有過反覆,有過曲折,但溫州模式熱,卻熱了整個80年代,熱了整個90年代,並一直熱到今天。與此同時,爭論也一直伴隨著「溫州模式」,從20世紀爭論到21世紀,爭論到今天——斥其為「私有化」者有之;攻其為「搞資本主義」者有之;批其為「丟了政權」者有之……溫州則因溫州模式的爭論,時「香」時「臭」,「香」時香飄全國,「臭」時臭氣沖天。    
    面對風風雨雨,溫州人有過擔心,也有過彷徨,但好在不為所動,即使是面臨泰山壓頂般的責難,仍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他們記住了一句話:世界上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他們不斷地深化改革,不斷地開拓創新,不斷地發展提高,富裕自己,完善自己,把溫州模式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    
    李銳同志對此曾題詩鼓勵道:    
    任人評說短與長,其實異常為正常;    
    自力自強憑大膽,我行我素握朝綱。    
    事關經濟新模式,情系歌詩舊故鄉;    
    澆灌文明花兩朵,盛開並蒂吐芬芳。    
    溫州模式在發展,對溫州模式的爭論也在持續。


第一章 是非溫州說前途,是是非非(1)

    先說最新的一次爭論。    
    時間:2003年10月。    
    地點:上海,確切地說,是上海的新民週刊。    
    焦點:溫州模式是否沒有前途了?    
    這場爭論是由溫州2003年上半年的幾個經濟增長數據引起的。    
    上海的《新民週刊》2003年第23期以「溫州滯足待破繭」為題,刊登了一篇文章,對溫州的前途發出了疑問——    
    這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從未出現過的令人擔憂的情況。在浙江省內11個地市主要經濟指標的排名中(包括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衢州、舟山、台州、麗水),一直名列前茅的溫州,在2002年年末,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進入2003年,溫州的排名更是每況愈下,上半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排在全省倒數第二,隨後的7、8月份,接連兩個月排名倒數第一。溫州怎麼啦?    
    令人擔憂之論當然不錯,但一個「滯足」,一個「破繭」,短短的四個字,則很清楚地說明了文章的傾向。    
    不知是粗心還是什麼,作者在這裡說的是不明不准不實。溫州200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0個億,這在全省名列第三,怎麼是第七呢?即使溫州200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一點也沒增長,也不可能排在全省倒數第二,更不可能掉到全省倒數第一。也許作者說的是經濟的增長率,那就不是各項主要經濟指標了。但作者在這裡說的也有誤——溫州的經濟增長率,在反私有經濟最熱鬧的九十年代初,曾掉到了幾乎是接近零的程度,遠比如今低,遠比如今令人擔憂,而不是「從未出現過」,怎麼就記不得呢?為溫州經濟的發展擔一份心事,這是好的;問「溫州怎麼啦」,則顯得有點指手劃腳。    
    如果說這還只是問一個「怎麼啦?」,還算頗為客氣。那麼2003年12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的轉軌與發展:理論與政策」研討會上,據報道有位教授則乾脆預言:現在的「溫州模式」將在25年—30年後消失。    
    這個預言夠驚人的!    
    預言的根據,據稱是對「溫州經濟和溫州人經濟的不同層面進行了細緻觀察,提煉出三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那麼是哪「三個現象」,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能左右溫州模式的生死存亡呢?    
    據浙江在線新聞報道,這「三個現象」是:    
    現象之一:近25年來,溫州區域經濟迅速發展;同時,近10多年來,溫州的製造業結構演變極其緩慢,基本局限於低加工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皮革、服裝、打火機等。    
    現象之二:作為沿海開放14個城市之一,溫州的外資引進步伐極其緩慢,溫州極少有溫州以外的人來創辦和經營企業,溫州的「外企」基本上是持外國護照的溫州人的企業。    
    現象之三:溫州人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國內到國外滿世界闖蕩,把溫州人的生意撒向世界各地。    
    也許是我們不是理論家,站不高看不遠,怎麼也弄不懂從這三個現象,居然能夠預言溫州模式的消失,而且還能夠預言溫州模式具體消失的時間?    
    據報道,之所以能夠那麼預言,是因為這三大現象引發出三大問題:    
    其一:溫州製造業結構是否存在「代際鎖定」?    
    其二:溫州為何沒有「外企」?外地人為何不到溫州辦企業?    
    其三:溫州人為何要通過大規模移民的方式來撒開生意網?    
    如此「三問」,那就更加令人不明白了。也許是我們不懂溫州模式,也許是我們不懂經濟理論,這三個問題,即使都是問題,也都是很簡單的問題,而不是什麼理論深奧的問題,更不是什麼天大的問題,會導致溫州模式的消失。    
    對此不能不辯一下。辯得是對是錯,那只能讓歷史來做結論。    
    先說所謂「大規模移民」,且不在這裡討論「移民」這個詞語用得是否準確,如果說是指溫州人把生意撒向全國各地世界各地,這本來就是溫州模式的題內之義——千軍萬馬,千山萬水,千方百計,千辛萬苦。改革開放需要流動,市場經濟需要流動,經濟全球化更需要流動。正因為有了這個大規模的流動,才有了溫州模式;沒有這個流動,就沒有溫州模式;這個流動越流得有效,溫州模式也越有活力,怎麼會反過來造成其消失呢?    
    再說「沒有外企」的問題。溫州有沒有外資企業,溫州的外資企業是多是少,這是一個問題。溫州的外資企業少,這只能說明溫州的對外開放存在問題。溫州模式的發展趨勢,這又是一個問題,同外資企業的多少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因為溫州模式不是珠江模式,講的是依靠民資而不是依靠外資發展經濟。看溫州模式的發展趨勢如何,看的應是民營企業或者說是私營企業,而不是外資企業。如果看外資企業,那就沒有溫州模式,也不需要溫州模式,因為已經有珠江模式了?因此,借外資企業談溫州模式,不知是文不對題,還是故弄玄虛呢?溫州當然要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溫州也需要多吸引一些外資,但這是外資上的多與少的問題,而不是溫州模式是否消亡的問題。溫州不是珠江三角洲,不需要走向珠江模式,也不可能走向珠江模式。如果把溫州模式推向珠江模式,那才是溫州模式的真正消亡。    
    至於溫州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又有什麼不好?生產皮革、服裝等生活消費品,又有什麼不好?什麼「代際鎖定」?似乎溫州這一代人是不行了,只能生產生活消費品,不能搞其他的東西,只能等待下一代人了。這難道是對溫州模式的科學評論嗎?其實,越是勞動密集型,越是可以多安排一些勞動力。越是生活消費品類產品,越是有長久的生命力。無論社會怎麼進步,無論科技如何發展,即使是100年1000年後,甚至10000年後,人總是還需要穿衣的,不至於連衣服也不需要吧。何況中國要有科技密集型的經濟區,也要有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區。且不說如果遍佈中國的都是科技密集型經濟區,那麼13億人中的半數勞動力該怎麼辦,是送到月球上去,還是送到西方發達國家裡去?不知那些只唱科技密集型不講勞動密集型的經濟學家,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溫州當然要發展高科技產業,但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不是以哪個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更同溫州模式的發展趨勢沒有關係。    
    其實,同預言者所說的三大現象引出三大問題相反,如果是科學地辨證地看問題,其所說的三大現象,所引出的不應是三大問題,而是溫州模式的三大發展。


第一章 是非溫州說前途,是是非非(2)

    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言,更不是什麼胡言亂語。    
    作為現象之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正揭示了溫州模式的巨大作用,而不是溫州模式的突出問題。溫州經濟的優勢就是輕工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溫州市委市政府對溫州發展的一個最新定位就是:國際性輕工城。對 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品,不僅不能停步,還要大踏步地發展。這種能容納更多勞動力的產品,這有什麼不好?溫州如今吸納的外地勞動力為160萬人,全國有幾個中小城市能做到這樣?中國600多個城市,不要說每個城市都容納100萬人,只要每個城市多容納10萬人,全國就可新增就業崗位6000多萬個。這對中國的意義是什麼,想必每個關心中國經濟的人士都是清楚的。溫州為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提供了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如果暫時看不到這個意義,那倒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否認這個意義,那就成為一個問題了。還應該看到的是,越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越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就越是有比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就越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勝利。在加入WTO後,隨著國外市場對我國產品的更加開放,溫州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品,也正在贏得越來越大的國際市場。2001年世界經濟不景氣,我國的出口額大幅度下降,而溫州的出口額卻大幅度上升。2002年和2003年,溫州的出口也是同樣大幅度上升。「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勞動密集還是科技密集,能夠多出口就是好產品。當然,溫州也需要科技密集型企業和科技密集型產品,要重視和發展科技密集型企業和科技密集型產品。但重視和發展這一個,決不是不要那一個,更不是否定那一個。溫州對這兩個產品都需要,中國對這兩個產品也都需要。特別重要的是,要沿著溫州經濟的特色去提升,提升溫州現有輕工產品的科技含量,提升溫州現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科技水平,而不是不要現有的特色企業和特色產品。    
    作為現象之二的「溫州外資引進緩慢」,這正說明了溫州模式的巨大威力,而不是溫州模式的軟弱無力。應該說,預言者說「溫州外資引進緩慢」,這還是客氣了。有的人,則乾脆提出了個「溫州零外資現象」。不管是「零外資」也好,「引進緩慢」也好,反正都是說一個少。溫州的外資引進少,這是個事實,誰也不會否認。可溫州的外資引進少,並不是今天才少,而是一直都比較少。我們承認這個事實,或者說我們反映這個事實,應該引出一個什麼結論呢?如果告誡溫州應該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這就對了。如果斷言溫州模式有問題,那就錯了。發展經濟無非是靠三種「資」——「國資」、「外資」和「民資」。有外資當然好,有民資也非常好,有哪個「資」就用哪個「資」,不必非強求某一個「資」不可。溫州就一直是依靠民資發展起來的,溫州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民資模式。溫州過去主要是依靠民資發展,現在主要是依靠民資發展,今後相當一段時間也主要是依靠民資發展。溫州越是主要地依靠民資發展,溫州模式的意義也就更加巨大,溫州模式的命運也就更加長遠。溫州若是變成了主要依靠外資發展,那就變成珠江模式了,溫州模式真的要消亡了,還有什麼溫州模式可言!所以,溫州暫時存在的「零外資現象」,更確切地說是「少外資現象」,不僅不能說明溫州模式有任何的問題,反而是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少外資」的事實,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或者說一個全新的視野,揭示了民資的作用不比外資小,甚至比外資更大,也就是溫州模式對中國發展的作用比其他的模式更大,完全能夠造就一個地方的全面小康經濟。中國的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區,如果都能夠像溫州那樣,主要依靠當地的民資發展自己的經濟,那麼整個中國就可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了,離發達國家的水平恐怕也不會太遠了。    
    作為現象之三的「大規模移民」,更是溫州模式的新發展,而不是什麼溫州模式的消亡。如今在全國各地闖蕩的溫州人,用「大規模」這個詞太抽像了,應該說是「百萬大移民」,更準確的說法是「160萬人大流動」。誰都知道,專家們更應該知道,流向全國各地的160萬溫州人,不是160萬個民工,而是160萬個老闆。他們不是去與人爭奪飯碗,而是去給人創造飯碗;不是去與人爭奪國家資金,而是去實踐和傳播如何依靠民資發展經濟,也就是在傳播溫州模式。這不只是產品輸出,也不只是資金輸出,而是老闆輸出,更是模式輸出。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創造,更是溫州模式的一個創造。只要看一看全國各地說不盡的「溫州村」、「溫州城」、「溫州街」,以及那些「北方溫州、西部溫州」等等,就可以知道這個創造的作用、意義和影響是多大!這160萬個溫州老闆,在全國各地不知再造了多少個新溫州!就說萬人一個吧,那就有160個。如果這樣計算太多的話,那10萬人一個總可以吧,那也有16個。即使溫州本地的經濟都不行了,但在中國各地有了十個百個甚至萬個「新溫州」,請大家都來評一評吧,這是溫州模式的發展還是溫州模式的消亡?    
    其實,說溫州模式沒有前途,並不是什麼新問題。溫州模式從誕生到成長,20多年來可以說經過了五個階段:一是呼喚階段,從1980年到1985年;二是推廣階段,從1985年到1989年;三是爭論階段,在1989年到1992年;四是正名階段,從1992年到1997年;五是普及階段,自1997年以來。在每一個階段,只要溫州經濟發展中出現一點問題,只要中國大地上有一點政治風浪,就有人出來預言溫州模式沒有前途了,巴不得溫州模式在明天早晨就壽終正寢才好。無論是物質文明方面的問題,還是精神文明方面的問題,總會有人把其與溫州模式的前途掛起鉤來。    
    當年當溫州一段時間發生產品假冒問題時,曾發生過溫州模式前途的激烈爭論。有人曾大聲質問:既然溫州模式那麼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假、冒、騙?    
    當年當溫州有些地方發生青山白化現象時,曾發生過溫州模式前途的激烈爭論。有人曾拿此嚴肅發問:什麼溫州模式,物質上去了,精神下來了。    
    當年當溫州不少企業仍然堅持家族經營時,也曾發生過溫州模式前途的激烈爭論。有人對此曾進行了大聲疾呼,說什麼家庭經營隨著經濟的發展是越來越沒有生命力了,說什麼前店後坊是再也沒有前途了,說什麼老闆自己管理企業是再也發展不了,等等。


第一章 是非溫州說前途,是是非非(3)

    實踐的回答是:這樣那樣的問題,都在溫州的發展過程中解決了。這樣那樣的責難,也都在溫州的發展過程中消失了。    
    溫州的官員,曾為此總結出一個「過程論」——溫州經濟發展有一個過程,溫州模式發展也有一個過程。過程中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完全用不著奇怪,更不應責難。正確的態度和做法是,正視和研究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找出解決發展過程中問題的辦法,讓溫州經濟的發展前途更好,讓溫州模式的發展前途更好。    
    先是怎麼看:初始階段不完善,過程當中很難堪,負面效應總難免,問題在於怎麼看,關鍵在於怎麼幹。    
    再是怎麼幹:堅持正確的,完善不足的,克服負面的,引導扭曲的,改正錯誤的。    
    對於種種有關溫州模式有無前途的爭論,種種有關溫州模式要消失的預言,這個過程論,不能不說是一劑甚好的良方。    
    不獨如此。對那個預言的時間,也該說上幾句。    
    先要說上一句,人不是神,現在就預言25年30年的事情,這個是否有點過早了?     
    自然,早就有人說過溫州模式的壽命不長,但那些人都很聰明,從來也沒有說壽命到底有多長。如今判決溫州模式的壽命只有25年了,預言溫州模式在25年後就要消失了,不知這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創舉,還是一個政治學上的創舉?看來有人是想做溫州模式的生死判官了。不知這個判決是如何做出的,不多不少,剛好25年?     
    溫州模式在25年30年後就要消失了?這個話,看起來似乎有點語出驚人,其實卻沒有什麼意思。    
    作為歷史長河來說,25年只是一瞬,夠短的了。但對於一個事物來說,25年也不算太短。如果從1978年改革開放的第一年算起,溫州模式至今已有25年的歷史,再加一個25年,就有50年的歷史了。作為一條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子,即使溫州模式屆時真的如預言者所說的那樣消失,那也不是短命而是夠長壽了,不需要什麼人可憐,也不需要人感歎。至少,它比我國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其他種種模式,壽命長多了。它對中國改革開放所起的作用,也已經可以了,沒有什麼可遺憾的。    
    當然,僅僅這樣說是不夠的,也不能令人信服。    
    對於這個溫州模式25年後要消失的斷言,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其錯不在於25年這個時間是否準確,而是在於溫州模式是否要消失。如果溫州模式要消失,那麼無論是25年消失也好,或者50年消失也好,都是一個樣的,不會構成理論上的錯誤;如果溫州模式一時不會消失,卻說其不久就要消失,那就是理論上的錯誤了,即使時間說得更長一些,也不能掩蓋其錯誤。    
    溫州模式的內核是私營經濟,溫州模式講的是如何依靠民資發展一個地方的經濟。因此,溫州模式的前途,或者說溫州模式是否消亡,不取決任何別的東西,也不取決於溫州經濟發展如何,而只取決於我國私營經濟的命運,取決於溫州私營經濟發展的程度。只要國家憲法不做修改,只要私營經濟依然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私營經濟在我國還要繼續鼓勵不受限制地發展,只要中國多數地方還要依靠以民資為主走向全面小康,那麼溫州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和意義。這不是25年30年的問題,也不是50年100年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階段的問題,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這也不是一個溫州地方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少長,溫州模式的壽命就有多少長。這個階段,總不會只有30年吧。至於在初級階段以後,溫州模式的命運如何,那是將來要由實踐決定的問題,現在誰也不好說,誰也說不清。至少,不需要今天的人去空操那個心,去操那個不該由我們來操的心。    
    作為一個認真研究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嚴肅學者,還應該看到的是,溫州地方經濟發展的快與慢,決定的不是溫州模式的存在與消亡,而是溫州模式的豐富和提高,能給溫州模式增添的東西是多一些還是少一些。溫州地方經濟發展快,那麼給溫州模式增添的東西就多;溫州地方經濟發展慢,則給溫州模式增添的東西就少。但只要溫州經濟在發展,那麼溫州模式也就在發展,在提高。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波浪式的,任何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也是波浪式的,因而溫州的經濟發展也是波浪式的,溫州模式的豐富也是波浪式的,總是有發展快豐富多一些的時候,有發展慢豐富少一些的時候,這是很正常的,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們的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溫州的經濟發展年年高速度,溫州模式的內容年年有個大豐富,但這是不現實的。凡是科學地研究問題,就不應在溫州經濟發展快的時候,把溫州模式說得什麼都是最好的;在溫州經濟發展緩慢一些的時候,又把溫州模式說得什麼都不是,甚至說溫州模式很快就要消亡了。    
    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只要沒有特別的情況,增長速度比較緩慢的時候,一般都是經濟調整期,其後必然進入一個新的高速發展期。一個國家如此,一個地方也是如此。溫州目前就處在這樣一個時期。完全可以相信,不用一年半載,溫州的經濟發展,又將進入一個新的高速發展期。溫州模式,也將更加引人注目。    
    溫州社會的發展前途一定看好。    
    溫州經濟的發展前途一定看好。    
    溫州模式的發展前途也一定看好。    
    當然,溫州模式也有自己的壽命,也會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完成自己的使命,終結自己的歷史。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更是一個歷史的過程。作為一個理論家,沒有必要去責難,更沒有必要去預言。


第一章 是非溫州問姓氏,是是非非(1)

    中國多姓氏,中國人也好問姓氏。    
    溫州模式姓什麼,也一直有人在問,幾乎被人問了一二十年:姓「社」,還是姓「資」?    
    溫州到底是姓什麼的?溫州模式到底是姓什麼的?有人總是拿著這個姓氏不放,似乎不問出個所以,溫州模式就不能歸宗。    
    這就不能不說個明白。    
    溫州自從出了個模式,就有人出來問「姓」,使得這個溫州的發展不一帆風順,這個模式的發展也不一帆風順,曲曲折折,反反覆覆。因為多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傳統的意識形態的原因,以及溫州經濟在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致使溫州模式的姓氏長期難產,對溫州模式出現了不同聲音的爭論,甚至還有全盤否定溫州模式的。那些對溫州模式持有疑義的,或者對溫州模式加以否定的,有理論界的,有新聞界的,有政治界的;有在台下的,有在台上的,有在高層的;有評論幾句的,有一家之言的,有以權作理的。這就使對溫州模式的爭論,不僅是頗為激烈的,而且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不僅牽涉到經濟發展之路,而且富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甚至上升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    
    這個姓氏之問好厲害。這場圍繞著溫州模式姓氏的激烈爭論,前後長達十年左右,從1985年到1995年,跨度了兩個年代。它對溫州模式的發展,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帶來風風雨雨的環境,造成了曲曲折折的歷程。此後也還有一些小爭論,但那已無關大局。今後也可能還會出現新的爭論,但那也不用擔心。對於溫州模式來說,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出現不同聲音的爭論是正常的,有一些否定意見也不可怕。溫州模式歡迎爭論,溫州人不怕爭論;溫州模式不怕否定,溫州人也不怕否定。溫州人民相信發展是硬道理,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你爭你的,我做我的,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在一片爭論聲中,在一場高壓聲中,堅持發展不動搖,堅持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不動搖,堅持發展私人經濟不動搖,用經濟發展了的事實來回答爭論,到底什麼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其實,對於溫州模式來說,有爭論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有爭論遠比沒爭論好得多,越是有爭論,爭論越是激烈,就越能擴大和增強溫州模式的影響;越是有爭論,爭論越是激烈,就越能促使和推進溫州模式的發展;越是有爭論,爭論越是激烈,就越能壓迫和督促溫州模式的完善提高;越是有爭論,爭論越是激烈,就越能顯示和開闊溫州模式的意義。當然,對溫州模式的長期爭論,對溫州模式的一時否定,對溫州發展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不僅拖延和壓制了溫州經濟本來可能更快更大的發展,也造成了對一批改革之士的歷史不公。這是改革的代價,也是曲折的代價,更是歷史的代價。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代價,不忘這個代價,牢記這個代價。不看到這個代價,忘記了這個代價,那就是對溫州模式曲折發展歷程的一個背叛。    
    姓「社」還是姓「資」,這個爭論的最主要問題,爭論時間最長的問題,也是影響最大的問題。那些否定溫州模式的人,更是在溫州模式的姓社姓資問題上糾纏不休,並想以此一棍子打死溫州模式,打死肯定和支持溫州模式的人。    
    肯定和支持者說,溫州模式理所當然是社會主義的,理由很簡單也很有力: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就要承認人民群眾自己也是經濟的發展者。溫州老百姓自己起來發展經濟,自己解決吃飯問題,自己解決富裕問題,這是天經地義的。    
    否定者也振振有詞:共產黨人就是要消滅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改造私營企業,發展私人經濟能算哪一家社會主義?說的話可能不一定那麼直截了當,但那個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誰看了都明白的。    
    這個爭論是相當激烈的,爭論雙方的觀點都很鮮明,持續的時間也相當長,對溫州造成的影響也最嚴重。     
    有外地人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溫州人說溫州是姓資的;    
    有官員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學者說溫州是姓資的;    
    有下層人士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高層人士說溫州是姓資的;    
    有理論界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政治界說溫州是姓資的;    
    有國內媒體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海外媒體說溫州是姓資的;    
    有「左派」說溫州是姓資的,    
    也有「右派」說溫州是姓資的。    
    頗為有戲劇意味似的,美國人也參與了這場爭論。不過美國人比我們乾脆,就直截了當地說溫州是資本主義的。1987年,美國《新聞週刊》就曾以《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為題,對溫州做了介紹。在90年代,當溫州市長出訪美國時,也曾被美國媒體稱為「中國資本主義的市長」。這麼一來,溫州就更加糟糕了——連美國人都說你是「資本主義」,你還不是資本主義是什麼?    
    這場爭論決不只限於理論界,也不只限於新聞界,在報紙上登篇文章,在雜誌上發表論文,在討論會上講幾個觀點,別人同意不同意,都沒有什麼關係。最為嚴重的是,把政治界也捲進來了,把高層人士也捲進來了。    
    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交鋒》一書,其中有專門的「溫州再遭大批判」一節,介紹當時溫州模式所遭遇的情況,圍繞著溫州模式姓社姓資的鬥爭情況。    
    作者在書中寫道:    
    90年代開始的時候,到這個「麥加」來的「朝聖者」就少了,調查組卻多了。兩年當中,北京那邊就來了4個調查組,說是「取證」,因為不斷有揭發溫州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說,溫州是「賭博到處有,妓女滿街走,流氓打警察,共產黨員信菩薩」。調查組之「取證」,顯然是要取資本主義復辟之「證」。也許還可以從這裡打開一個突破口,來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化」已不獨在知識界中氾濫,還侵入了經濟的肌體中。    
    僅此當然還不能說明什麼。上面到下面調查,揭發什麼查什麼,這也是很自然的,關鍵是看調查的結論。問題在於,    
    作者在書中繼續寫道——    
    這一年夏季,溫州一位幹部寫信致《人民日報》社,揭發溫州的私營老闆如何耀武揚威,以及雇工們如何的毫無保障,並且還列舉不少事實來證明他的揭發不是虛妄之辭。一位領導看到此件,異常震怒。他說,這是嚴重喪失革命政權,目無法紀,理當查處,不然將大亂。    
    調查組重返溫州,重新調查溫州的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報告說,溫州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實際比重,比統計數據明顯偏高。報告雖然還是承認個體和私營經濟對當地經濟有好的作用,但還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視的消極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變了「溫州經濟在總體上符合社會主義原則和發展目標」的結論。    
    這就把高層捲進來了,把溫州模式的爭論高度政治化了。作為一個學術上的爭論,作為一個科學上的爭論,對溫州模式有不同的觀點,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    
    然而一旦政治化,進入了方向道路之爭,那就不正常了,問題也就嚴重了。    
    那個批示和那個調查結論,對溫州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壓力,對贊成支持溫州模式的人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對溫州模式的探索和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姓社與姓資的爭論,由此也進入了白熱化。


第一章 是非溫州問姓氏,是是非非(2)

    有一些「左先生」,巴不得把溫州打入太平洋海溝,那個調子高得不能再高。    
    一個典型的說法是:要從「反和平演變」的高度來看溫州的問題。    
    一個典型的做法是:要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高度來清理溫州過去的東西。    
    如果僅僅是說說而已,那還好辦。不幸的是,還有人要做,似乎溫州真的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天下,真的不割這個可怕的毒瘤不可了。    
    溫州人抬不起頭來。    
    溫州官員抬不起頭來。    
    溫州私營老闆抬不起頭來。    
    溫州模式的支持者抬不起頭來。    
    堅持溫州工作的官員,堅持溫州是姓社的,壓力極大——這到底是怎麼啦?有感到迷惑的,有感到氣憤的,有感到無奈的,有感到委屈的,有感到不平的,有感到不懂的,不能不暫時沉默,不能不暫時看看風向,甚至不能不暫時說一點應付的話。    
    溫州的老百姓則不明白,江青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就誣指溫州是資本主義,怎麼這些人到了80年代90年代也說溫州是資本主義?到底是溫州走錯了方向,還是這些人批錯了方向?或者,是這些人接錯了衣缽?    
    否認溫州是姓社者活力極大。在他們看來,溫州姓資,如今是鐵板上釘釘,鐵定了。那些左先生們無不興高采烈,得意忘形:早就說過了,溫州搞的那一套,就是資本主義。你看,如今怎麼樣?    
    至於溫州的官員與百姓,則處在激烈爭論的漩渦之中,既深感壓力極大,又不能不做工作。他們唯一能採取的對策是:多做少說,少做不說,只做不說,不做不說,你爭你的,我做我的,你說我姓社我也做,你說我姓資我也做,不做老百姓就沒有飯吃,大不了少做一些而已。    
    至於對溫州經濟發展的影響,那則是災難性的。在那兩年,溫州的大批私營老闆,或者在等待觀望,或者是出國投資,或者是借頂帽子,或者是關門大吉。儘管社會在通貨膨脹,溫州的經濟增長率卻幾乎是一個零。不知道那些「左先生」,在那裡高發議論,高叫溫州是資本主義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住房問題?有沒有想過中國是富起來好,還是沒有錢照樣窮好?有沒有想過其口袋裡的工資是誰給的,自己又是誰養活的?「四人幫們」有過一句名言,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如果說左先生們的理論同「四人幫」一脈相通,不知是冤枉貶低了他們,還是抬高了他們?    
    老百姓則不管什麼姓「資」姓「社」,在溫州姓「資」之聲甚囂塵上的時候,他們用一句話就說清了問題:如果溫州變成了「姓資」,那麼中共溫州市委幹什麼去了?中共浙江省委又幹什麼去了?如果省委市委還是共產黨,那麼溫州的天下就是共產黨的天下。    
    到底是時代不同了。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也仍然有支持溫州的聲音,甚至強有力的聲音。    
    影響甚大的,是《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該報記者在一篇訪問溫州的見聞裡,對溫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讚揚,說是「群眾的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的創造」。儘管文章沒有說到溫州的私營經濟,沒有說到溫州模式,但在一片對溫州的責難聲中,能對溫州說上幾句好話,能肯定溫州的股份合作制,那也已經很不容易了。    
    作用最大的,是李瑞環在視察溫州之後的一通講話。    
    他要溫州官員:「從現實出發,不要怕人家議論」。    
    他給溫州的官員積極減壓:「溫州這件事究竟怎麼看,將來怎麼樣,都還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結論。我看你怕人家給你戴『白帽子』,你給自己急著戴『紅帽子』。我說你們先不要戴帽子,脫個光頭,不是更涼快嗎?」    
    他還對當地的官員說:「在對待溫州這個議題上怎麼辦,事實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了我們國家對待個體經濟的一種態度。對個體什麼態度,人家就看你對溫州怎麼樣……這誰也沒有說,不是誰封的,文件上也沒有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到了1992年,鄧小平同志一番南巡談話,給中國的改革開放把正了方向,也給溫州的姓「社」姓「資」的爭論畫上了一個句號。儘管在句號之後,有的人還會再做這樣那樣的文章,但大的句號已經畫上了,溫州人再也不怕那個姓「社」姓「資」的爭論了。    
    溫州人是不再怕了,可是有人仍然還要問一問。這個問,當然沒有那麼直截了當了。    
    不過,對溫州模式姓資的責難,並沒有完全消失。    
    有過所謂「公私比例」問題。代表性的說法是:比例不大是姓「社」,比例大了難道也還姓「社」嗎?    
    有過所謂「補充主體」問題。代表性的說法是:「補充補充」是姓「社」,變成了「主體」難道也還姓「社」嗎?    
    如此等等。    
    然而這些非難,已經形不成大氣候了。因為在理論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對此都逐步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對一個地方來說,公私比例不再是一個問題,私營經濟的比重再大也是社會主義;補充主體也不是一個問題,私營經濟唱主角也是社會主義。    
    溫州經濟進入社會主義正冊了,溫州模式也進入社會主義正冊了。    
    溫州不是給中國社會主義抹黑,而是給中國社會主義生輝。    
    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到溫州進行考察。    
    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對溫州給予公開的高度評價。    
    江澤民同志說:全世界都知道溫州人會做生意。溫州人用上海話來講是「一隻鼎」,用北京話來講是「倍兒棒」。    
    朱基同志說:弘揚溫州人艱苦創業的精神,是我們應對WTO的良策。    
    1998年3月9日上午,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參加浙江代表團審議政府報告時說,我只講一個觀點,溫州的經驗值得重視,很值得總結。溫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發展得比較好。我在1986年到過溫州,作過一次講話,回來後也寫過一篇文章。後來又第二次到溫州。我覺得溫州的經驗對發展中國家,對我國中西部地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我的觀點,要重視溫州,總結溫州經驗,在中西部地區推廣。溫州有很多華僑。溫州經驗值得研究,要大力推廣。    
    最為令人感動的是,1998年12月,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20週年的時候,田紀雲同志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專門接受了溫州晚報記者的單獨採訪,對溫州模式作了專門的評價。這在溫州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在溫州模式的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2002年3月8日,田紀雲在參加全國人大浙江代表團審議時,對溫州在改革開放20年以來的發展經驗再次予以充分肯定。他說:溫州率先衝破阻力,打破傳統模式,闖出了民營經濟發展之路,利用民資發展經濟,發展效率很高,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現在走上了「陽光大道」。他還說:溫州模式給我們思考問題提供了一個條件。    
    如今,再說溫州模式是姓「資」的,公開的那是不大容易找到了,暗地裡的則很難說,不能說一個也沒有了。據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一書透露,即使到了黨的十五大以後,即使國家憲法已經寫上了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仍有官員發話,學者斷言,溫州模式只能在溫州發展,不宜推廣到別的地區。    
    為什麼不能推廣?該書沒有透露。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會不會仍然是一個姓氏問題?但願,但願不是!    
    但願,再也不要發生這樣的爭論了。溫州不需要,中國不需要;今天不需要,明天也不需要;百姓不需要,國家更不需要!


第一章 是非溫州論高低,是是非非(1)

    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戲劇性,圍繞著溫州模式的爭論也有戲劇性。    
    對於溫州模式,有人在難以直接否定的情況下,就來一個間接的否定,就是把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對立起來,把蘇南模式說成是高級的,把溫州模式貶為低級的,並且有一個很能迷惑人的口號:比較研究。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產生了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以來,就有一批政界人士、理論界人士、新聞界人士,不斷地對這三大模式進行比較研究。如果說原來的出發點是良好的,那麼後來就變得複雜了。儘管也有人在研究中把溫州模式擺在比較值得提倡的位置,但比較研究的主流是更為提倡蘇南模式,總是有意提高蘇南模式,推崇蘇南模式,壓低溫州模式,不屑溫州模式,認為蘇南模式是發展鄉鎮集體經濟之路,比發展私人經濟的溫州模式高一個層次,代表了將來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溫州模式終將向蘇南模式過渡,並終將被蘇南模式所取代。    
    雖然這只是一個模式比較問題,形式上並不是直接的爭論,同其他的爭論有點不一樣,對溫州的實際工作沒有帶來直接的干擾,但也是一種形式的間接爭論,所造成的無形壓力也是很大的,對溫州的發展影響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道理很簡單,既然一個是比較高級的,一個是比較低級的,一個是取代別人的,一個是被別人取代的,一個是有無限前途的,一個是前面的日子有限,那麼應該選擇哪一條路,還不是明擺著嗎?    
    比較研究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本身當然沒有什麼錯。對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進行比較研究,也應該說是一件有意義之事。問題在於,對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比較研究,怎麼研究來研究去,研究出來了一個「高級」一個「低級」,而且「低級」只屬於溫州模式,「高級」只屬於蘇南模式。這就不能不成問題了,不能不使人想一想這個以所謂「比較研究」之名,其貶低溫州模式之實了,以及其所包含的否定溫州模式的內涵了。    
    這並不是單純的邏輯推理,而是由這個比較研究的內容所證明的。    
    比較者一: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是比較中最為尖銳的一個問題。當時不是叫市場經濟,因為這在當時是一個禁區,不能提也不准提,研究中還沒有採用市場經濟一說,而是稱為商品經濟,甚至稱為「投機經濟」。當然,也有的聰明人給溫州模式戴上了一頂市場經濟的帽子。比較來比較去,研究來研究去,當然蘇南模式是計劃經濟,溫州模式是市場經濟(投機經濟)。計劃經濟是為主的,是方向;商品經濟是為輔的,不是方向。市場經濟呢,則是「資姓瘟疫」,誰一給沾上邊就完了。即使是在支持溫州模式的改革家那裡,也是小心翼翼地避開市場經濟不談。誰若於此多說幾句,漏出幾句肯定溫州肯定市場經濟的話,那就要當心被戴上一頂西化的帽子。比較結果,自然,蘇南模式是高級的,要肯定,要支持;溫州模式是低級的,要限制,要引導。    
    比較者二:是集體經濟還是私人經濟?這是比較中最傷腦筋的一個問題。蘇南模式是發展集體經濟,溫州模式是發展私人經濟。不比還好說,一比就難說了,一個是集體,一個是私人,一看就清楚,不用比較了,也不用研究了,自然是蘇南的高級,溫州的低級。何況發展集體經濟是方向問題,即使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也必須以發展集體的為主。私人的作為補充補充還可以,開放一點允許允許還可以,怎麼能放手大發展,更怎麼能大鼓大吹呢?老祖宗100多年前就說過要消滅的東西,如今倒過來要支持發展,還要作為一種新的模式,到處推而廣之,這究竟該叫做什麼呢?叫否定之否定?是向上飛躍的再否定,還是向下倒退的再否定?    
    比較者三:是有序經濟還是無序經濟?這是比較研究中爭論甚多的一個問題。誰都喜歡有序,誰都厭惡無序。在關於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爭論中,對溫州模式貶斥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市場的無序。那個責問是問得相當尖銳的:如果都像溫州那樣,中國不就亂套了嗎?這樣一問,就像武林中高手點穴那樣,似乎點中了命脈,問得好多人不敢說話了,或者想說也不那麼理直氣壯了。溫州當年是曾出現過大量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也一度出現一些假冒偽劣商品,說「無序」也的確有點「無序」。問題在於,不是有沒有這個無序的現象,而是如何看待這個無序的現象——是用改革的眼光來看,還是用傳統的眼光來看;是用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還是用計劃經濟的眼光來看;是用辨證發展的眼光來看,還是用片面靜止的眼光來看。其實,只要堅持改革的觀點,堅持市場經濟的觀點,堅持辨證發展的觀點,就會對溫州出現的「無序」進行分析,首先肯定其對舊的計劃經濟秩序的衝擊和否定,肯定其按市場經濟秩序所進行的變革和創造。在計劃經濟的秩序依舊占統治地位的年代,在市場經濟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時候,溫州率先發展市場經濟,必然要衝擊舊的經濟秩序,打亂舊的經濟秩序,破壞舊的經濟秩序。如果認為這是「無序」,那麼這個「無序」是必然的,是改革所需要的,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是貢獻而不是犯罪。只有那些假冒騙所造成的「無序」,才是應該嚴加譴責和打擊的。儘管譴責和打擊假冒騙是正確的,但也決不能把假冒騙與溫州模式等同起來,借批判假冒騙之名,行否定溫州模式之實。如果把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或者說市場經濟應有的題內之義,如競爭,如投機,如長途販運,如經紀人等等,也當作無序而加以否定加以批判,甚至當作溫州模式的一個個罪狀,那就大錯特錯了。可惜的是在當時,形而上學盛行,錯的不見錯,對的倒成了錯。溫州不僅是無序的代名詞,而且是假冒騙的代名詞。有的地方甚至把溫州等同於假冒騙,在商場裡公開聲明:本店沒有溫州貨!本店不賣溫州貨!如此一來,誰高誰低,也就一目瞭然。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比也是低,不比也是低。豈只是低,簡直一個高高在天上,一個低低在地下,一個是功臣,一個是罪人,越比越低,越比越不能比。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在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下,這一個誰高誰低的爭論,曾經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也曾經是相當激烈的,甚至爭得即使肯定和支持溫州模式的專家和學者,有時也不能不跟著那個調子跑。可以說,在當年難得聽到一句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高級的聲音,甚至連半句也沒有。不知是溫州模式真的就比蘇南模式低幾檔,還是不知囿於時代的限制不敢說,囿於政治環境的限制不敢說,還是就根本沒有想到說。    
    除了那些的確是醉心於比較研究的學者之外,這也可以說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否定溫州模式。它所宣揚的,其實仍然是發展集體經濟優越於發展私人經濟的哲學。這對中國官員和老百姓的衝擊是很大的,對溫州官員和老百姓的衝擊自然就更大。


第一章 是非溫州論高低,是是非非(2)

    歷史好像是專門與有的人過不去似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隨著私人經濟在中國憲法上的地位的確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不過短短的十多年時間,幾大模式的自身實踐給這個模式比較研究做出了結論。不是蘇南模式取代了溫州模式,而是溫州模式取代了蘇南模式。越來越生氣勃勃的,越來越富有活力的,越來越興旺發達的,只有一個溫州模式而已。因而三大模式比較研究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比較研究所肯定的主流從蘇南模式變成了溫州模式,並且出現了把三大模式統歸於溫州模式的趨勢,有的學者聲稱今後不必提蘇南模式也不存在蘇南模式了。最帶權威性的是2001年底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與會的專家們稱:廣東模式、蘇南模式現在統歸於溫州模式。這表明了理論界對溫州模式的一個認同感,對溫州模式的一種新肯定。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董輔,還曾專門寫了一篇有名的論文——《「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之爭的終結》,對兩種模式的歷史命運有一個甚為深刻的概括。    
    董輔說——    
    在80年代中期前後,在我國掀起了一場關於「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之爭。這是關於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現代化選擇怎樣的模式之爭。爭論異常激烈,甚至上升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高度。經過兩種模式發展的實際成效的比較和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終確定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之後,到90年代末期,這兩種模式之爭,以"蘇南模式"向"溫州模式"轉化而告終結。    
    為什麼會以「蘇南模式」向「溫州模式」的轉化而告終結呢?董輔指出,這兩種模式有四大「根本區別」:    
    一是溫州模式是在農村發展非公有制的非農產業;蘇南模式則是在農村發展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的非農產業。    
    二是溫州模式的非農產業的發動者和創業者是千千萬萬的農民;蘇南模式的發動者和創業者是鄉鎮政府。    
    三是溫州模式的企業是完全在市場的指揮棒的指揮下運行的;而蘇南模式的企業的生產起初主要是為滿足公社社隊內部的需要而進行的,以後才轉向以外部的市場為導向,但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者仍然是政府。    
    四是溫州模式中政府的職能是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硬軟環境)和引導企業按市場規則運作(如注意提高產品質量,打擊「假冒偽劣」等);而蘇南模式的政府與企業難以分開,在一些鄉鎮幹部更兼企業的領導人,企業缺乏自主經營權。    
    董輔還論述了蘇南模式向溫州模式演變的過程,他說在80年代,「蘇南模式」備受推崇,以致在產生「溫州模式」的浙江省的北部,推行的也是「蘇南模式」的道路,而「溫州模式」則備受排斥、壓制和打擊。雖然,兩種模式各有長處和短處,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化,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溫州模式」日益顯現出比「蘇南模式」更具活力,更能吸引廣大群眾的參與,更具競爭力,更符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而「蘇南模式」則日呈頹勢。這是必然的。在實行「溫州模式」的地方的經濟迅速發展的時候,「蘇南模式」卻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眾多鄉鎮企業陷入了困境,虧損企業大量增加。如在1996年10月,蘇州虧損的鄉鎮企業比1995年同期增長31%。在此情況下,實行「蘇南模式」的地方先後實行了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大部分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轉變為非公有制企業,同時,鼓勵(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限制或禁止)發展非公有制企業,也就是說,向「溫州模式」轉變。另外一些企業則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在「溫州模式」中也有一部分企業改制為這類公司)。2000年和2001年我到蘇南和浙北一些地區瞭解到,那裡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改制進行得相當快,不少地方改制已經基本完成,非公有制企業已佔最重要的部分,與溫州相差不多。實踐表明,「蘇南模式」已經不適應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模式」已經不能繼續存在下去了,相反,「溫州模式」則成為各地學習的模式,在全國遍地開花結果。    
    董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他的評論應該是非常客觀的、嚴肅的、科學的。    
    歷史能走到這一步,當然是令人高興的。但高興之餘要冷靜,因為有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有的絕對化的斷言應該說是不妥的。蘇南模式曾是一個客觀存在,也是一個歷史發展,不是誰說不存在就沒有了。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之路,總是多樣化一些為好,越多越好,不能單一;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也總是多一些為好,多比少好,不可單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溫州模式,也需要蘇南模式,需要珠江模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溫州模式,也需要蘇南模式,需要珠江模式。如果過去說蘇南模式比溫州模式高級是誤論,那麼今天說溫州模式比蘇南模式高級,也可以講又是一個誤論,不能再那麼誤來誤去了。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一定要跳出非評判個誰好誰差不可的思維。溫州模式是溫州人民的創造,是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的。溫州模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富活力的一部分,溫州模式是應對加入世貿的。我們只能說,溫州模式更有發展的空間和時間,更適合於作為發展中地區的借鑒。我們不能說,溫州模式比其他模式高級,可以代替或統一其他模式。    
    歷史要求的只是真實。我們不歡迎別人否定溫州模式,我們也不希望別人捧高溫州模式。我們所要求和希望的,只是實事求是地對待溫州模式,實事求是地評判溫州模式。


第一章 是非溫州談價值,是是非非

    對溫州的爭論,還有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溫州模式有無價值?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否認溫州模式價值的爭論越來越少,但爭論的力度卻一點也沒有減少。    
    否認溫州模式價值的代表性論點是:溫州模式沒有任何價值,溫州精神才有價值。    
    請大家注意,不是「沒有價值」,而是「沒有任何價值」。按照《漢語大詞典》的解釋,「任何」是指「不論什麼」,也就是說包括一切。因此,如果說其是全面否定溫州模式,總不會是冤枉人了吧!    
    當然,持有類似觀點的人並不多。    
    幸好,溫州模式有沒有價值,不是由學者的幾句斷言決定的,不是誰說沒有價值就沒有了價值,而是由其本身的作用所決定的,由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作用所決定的。    
    溫州模式的實踐,這個全中國人都看得到。    
    溫州模式的作用,這個全中國人也都看得到。    
    請否認溫州價值的先生看一看吧——    
    全國各地的那些溫州城,是不是體現了溫州模式的價值?    
    全國各地的那些溫州村,是不是體現了溫州模式的價值?    
    全國各地的那些溫州商會,是不是體現了溫州模式的價值?    
    全國各地的那些溫州課題,是不是體現了溫州模式的價值?    
    豈只是在中國,還有海外關注中國改革的人士。連在美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的,也有把博士論文的選題選為溫州模式,萬里迢迢跑到溫州來做專題研究。如果溫州模式沒有任何價值,怎麼能熱遍中國熱到外國,又怎麼能熱那麼長時間?已經熱了20年,看來還會熱下去。    
    其實,爭論者本身就存在悖論:否認了溫州模式,沒有了載體,又哪裡來的精神?    
    對溫州模式有無價值的爭論,從溫州出現在中國大地開始就給予關注的學者、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教授說得好:溫州的貢獻主要不是溫州在經濟增長、治窮致富和結構轉換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而是作為溫州模式的發祥地和勇於探索創新的先行者,她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所提供的經驗和啟示。    
    2003年10月11日,在溫州舉辦的「商人和溫州精神論壇」上,張仁壽教授以八大貢獻概括了溫州模式的巨大價值——    
    一是使人看到了民間的力量;    
    二是使人看到了市場的力量;    
    三是使人們看到了分工的力量;    
    四是使人們看到了觀念變革的重要性;    
    五是使人們看到了市場經濟政府的有限邊界;    
    六是創造了一種可供選擇的經濟模式;    
    七是把市場經濟的種子撒向全國各地。    
    八是昭示了走向現代化的艱難和希望。    
    張仁壽教授說的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客觀公正的。    
    其實,溫州模式的巨大價值,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取向提供了有益的啟迪。    
    啟迪之一:中國經濟改革的取向,只能是市場經濟、民營經濟、私人經濟。如今對市場經濟是認同了,對民營經濟是認同了,對私人經濟也可以說認同了。但認同到實踐,到落實,到普及,不能不有一個過程。特別重要的是,說發展私營經濟可以,說改革的取向是私人經濟,恐怕還不一定能得到認同。    
    啟迪之二:中國城鄉發展的取向,只能是城市化,早日城市化,全面城市化。不是離土不離鄉,不是小城鎮化,也不是城鎮化。早在1984年,溫州就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農民城,影響遍及全中國,涉及海外。可惜的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人認識到第一座農民城所帶來的城市化意義,沒有把中國城鄉發展的取向放在城市化上,而只是放在小城鎮上做文章。如今已過去整整20年了。不用說在20年前,就是能早幾年肯定城市化的話,溫州農村的發展,中國農村的發展,可少走多少彎路,可加快多大的步伐啊!    
    啟迪之三:中國農民富裕的取向,只能是工業化。    
    如此等等,啟迪還有很多很多。    
    最能說明這個價值的,就是如今溫州的老闆,已不再僅僅是溫州模式的代表,而是浙江改革的代表,浙江新商人的代表——北京浙江商會的會長,是溫州老闆;上海浙江商會的商長,是溫州老闆;新疆浙江商會的會長,是溫州老闆;湖北浙江商會的會長,是溫州老闆……    
    溫州模式的價值,在今天的中國,難道還有任何疑問嗎?


第一章 是非溫州求名實,是是非非

    圍繞著溫州模式,還有一個名與實的之爭。    
    有人說,名與實要符。    
    有人說,名與實不一定要符。    
    這個名與實的是是非非,也就是對溫州模式科學內涵的概括和描述之爭。這個爭論,可以說是一個最有意義的爭論。    
    應該怎麼科學地描述溫州模式,真可以用得上毛澤東的一句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說當年並沒有真正的百家爭鳴,也沒有真正的百花齊放的話,那麼在對溫州模式內涵的探討上,的確是有了真正的百家爭鳴,也有了真正的百花齊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官員一套套,專家一套套,學者一套套;北京來的有北京的說法,上海來的有上海的說法,杭州來的有杭州的說法;國內的有國內的說法,海外的有海外的說法;80年代有80年代的說法,90年代有90年代的說法;如此等等,等等。    
    最早提出溫州模式的《解放日報》,當時對溫州模式的表述是:家庭工業加專業市場。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對溫州模式首次的描述是:小商品,大市場。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比較權威和通行的一個概括,是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王芳同志,在發表於1996年第3期《紅旗》雜誌、題為《溫州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的調查》一文中提出的。王芳同志沒有用「模式」一詞,而用了「格局」一詞。王芳同志說:概括起來說,溫州農村商品經濟的基本特點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家庭工業和聯戶工業為支柱,以專業市場為依托,以購銷員為骨幹,形成了不同於蘇南和我省寧波、紹興地區的另一種經濟格局。    
    因為費老的聲望,因而不少人說起溫州模式,也就是那麼6個字:小商品,大市場。    
    因為王芳同志的權威,在多數情況下,人們說起溫州模式,往往就那麼4個詞:家庭經營,家庭工業,專業市場和購銷員。    
    不過,即使在那個年代,也有不這麼說的,而是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這就是知名學者孫越生,他寫了有本名為《溫州模式》的專著,對溫州模式是這樣說的——    
    溫州模式是一種以新型的家庭經濟和市場體系相結合為主要特徵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是中國社會主義農村以小城鎮為中心自力更生地開始實現現代化的自發模式,是起點最低而在公平與效率上兼顧最好的和憑借多層次統分結構的調節作用而有可能從自發發展到自覺發展的一種創新的模式,是最富於中國鄉土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    
    這個概括,就不大一般,也不同凡響了。    
    當時的爭論是:是限於農村工業發展的評價,還是看成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有人說應該看得遠一點,有人說不應看得那麼高。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有制」問題成了禁區,作為私營經濟的「麥加」,對溫州模式的描述,也跟著有點變味了。    
    有說是私有化模式的。    
    有說是假冒騙模式的。    
    有說是自由化模式的。    
    如此一來,溫州當然好緊張。溫州為了保護自己,則想方設法,用一些精心的數據,用有關的材料,拚命把溫州模式往集體經濟模式上「描」,往公有制經濟模式上「描」。    
    如果說歷史曾被人形容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麼在此時,溫州模式也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這個小姑娘會哭,我看當時一定會大哭特哭的。    
    幸好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出來說話了。鄧公的南巡談話和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向進一步明確了。市場經濟成了熱門話題,溫州模式的內涵也與日俱進。有人認為,溫州模式就是市場經濟模式。一個代表性的說法是:溫州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路子。    
    如果與計劃經濟相比較,溫州模式當然是市場經濟,因而這個說法本身沒有什麼問題,而且是一大進步,一個貢獻。問題在於這個提法,迴避了一個最為關鍵的東西,或者說沒有明確一個最為關鍵的東西:溫州模式的經濟,到底是公有經濟,還是私有經濟?計劃是手段,市場也是手段。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市場經濟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溫州模式到底姓公姓私呢?    
    如果說在黨的十五大以前,這個說法是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在黨的十五大和九屆全國人大以後,當國家憲法寫明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姓公與姓私是社會主義的一對好「兄弟」,還應不應該再迴避溫州模式真實姓氏呢?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即使到了今天,還是有人在一再申明,溫州模式是民營經濟,或者說是民本經濟。說民營經濟沒錯,但不確切。為什麼不願說是私人經濟,或者是私營經濟呢?「民」與「私」,兩者雖只一字之差,但內涵完全不同。「民」是與「官」相對,「民營」更多的是社會學、政治學的範疇;「私」是與「公」相對,「私營」則主要是經濟學的範疇。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能不分清和嚴格範疇的範圍    
    到了今天,經過20多年的實踐和總結、研究,以及國內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對溫州模式的科學內涵,是到了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描述,也更為準確科學描述的時候了。是不是可以說,溫州模式是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歷史時期,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方(主要是農村,當然也包括相關的城市),以家庭工業為啟動點,以股份合作為提升點,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通過放手發展個體經濟和私人經濟,實現區域工業化、城市化和富裕化的發展之路。    
    第一句話講的是在特定的時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第二句話講的是在特定的地方,帶有鮮明的區域色彩。    
    第三句話講發展私人經濟,這是個核心問題、本質問題。不肯定溫州模式的本質是發展私人經濟,那就是在空談溫州模式,遊戲溫州模式,窒息溫州模式。有人談論溫州模式,雖然也是肯定支持的,但不知是什麼原因,一直有意無意迴避發展私人經濟問題,特別是放手發展私人經濟的問題。直到今日,也還有人在迴避的,說什麼溫州的主要特色是民營經濟,或者說民本經濟。這是令人傷心的,也是毫無必要的。因為這沒有涉及實質問題、關鍵問題、根本問題,可以說仍然沒有跳出意識形態的束縛或影響。    
    所謂「放手發展」,就是講不問比例,不問性質,不問產業,不問規模,不問形式,能發展多少是多少,能發展多快是多快,能發展什麼是什麼,能發展多大是多大。家庭工業和股份合作,前者是啟動私人發展工業的最好方式,已經被公認為最低的啟動點;後者是鼓勵和保護私人經濟發展的有效方式,已經為溫州以及其他地區的實踐所證明。    
    所謂「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用當代技術武裝的工業化。    
    所謂「城市化」,就是積極調整城鄉產業結構,變農民為市民,變農村為城市,把整個地區變成一個大都市區,如同洛杉磯那樣。    
    所謂「富裕化」,就是實現整個地區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達到小康和小康以上水平,而不是少數人達到小康,更不是出現兩極分化。私營老闆要富裕,普通市民要富裕,政府官員也要富裕。    
    黨章和憲法都已經寫明,國有是社會主義,私營也是社會主義。我想,在溫州經濟的性質上,也就是公有私有與私營民營的問題上,不能再繼續含糊其詞了,不能再只談民營不談私營了。是不是這個道理呢?    
    溫州模式的名與實要符。    
    溫州模式的名與實不能不符。    
    溫州模式的名與實肯定會符。    
    對否?    
    二十年來,圍繞著溫州模式,是是非非夠多了,大小爭論也夠多了。    
    是非多是好事,是非多更是壞事。    
    爭論多是好事,爭論多也是壞事。    
    溫州人不想再多惹是非,溫州人不想再多爭論。    
    當然,溫州人不怕再爭論,溫州模式不怕再被爭論。    
    自然,溫州人不應再被爭論,溫州模式不應再被爭論。


第二章 歷史溫州千年古城立東甌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這是書於溫州市區著名風景點江心寺門口一副對聯。    
    歲月悠悠,就如這潮、這雲。    
    溫州,曾經是「東南小鄒魯」。    
    如今,談溫必言商。有人甚至認為溫州是文化沙漠。    
    這是一個被誤讀的溫州。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日溫州之盛名已經超越溫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沒有千年溫州沉澱下來深厚的人文底蘊,就沒有今日溫州的燦爛和輝煌。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    
    溫州,不僅僅是偏居一方的地理名詞,更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觀照。    
    這裡本是蠻荒之地,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溫州古稱甌越、東甌。從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這裡從遠古時期起就有人類活動。    
    大約早在五六千年前,散居在東南沿海的甌先民告別漁獵生涯,在溫州這片土地上定居下來,製作石器,開始從事原始農業生產,也開啟了甌越文化史的序幕。    
    東甌立國,據《史記》記載是在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當時,勾踐的後人無諸和騶搖率越人佐漢破楚,為漢朝的建立立下了軍功。漢高祖立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漢惠帝立騶搖為東海王,都東甌。騶搖也稱東甌王。公元前138年,東甌王國舉國內遷,結束了在浙南的統治。公元前110年,已被閩越控制的東甌故地又遭變故。這裡遂成廢墟。    
    幾經風雨,甌越人加強了和中原的聯繫。東漢末年、西晉末年,連年的戰亂,又使大批中原居民紛紛南遷。這些都無疑帶動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公元323年,晉明帝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四縣,郡治設在永寧縣。原永寧縣的縣治在甌江北岸賢宰鄉一帶,建郡時,也想把郡城城址建在那裡。而這時,以精通卜筮之術聞名於世的大學者郭璞正寓居永嘉。人們便請他「為卜建郡」。    
    郭璞過江登西郭山為永嘉郡選址,看群山錯立,好似北斗星座,便提議跨山建城。同時在城內開鑿象徵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的二十八口水井,以解決城內人民的用水。郭璞還考慮到如果發生戰爭,城池被包圍,斷了飲水,還在城內開五個水潭,各潭與河通,最後注入甌江。    
    相傳建郡時,有白鹿銜花跨城而過,所到之處一片鳥語花香、祥雲騰飛。人們以為是祥瑞之兆,又名城為「白鹿城」。那昂首奔馳的白鹿形象,便成了溫州城的圖騰。    
    永嘉建郡,時至今日已整整1680年。雖經無數兵戈災變,但城址位置及範圍始終未變,創下了中國建城史上的一個奇跡。距離郭璞七百多年後,北宋的方臘聚眾起義,勢不可擋,起義軍三個月內接連攻陷今建德、歙縣、杭州、金華、衢縣、麗水六縣市。而後挾其聲威,圍困溫州四十餘日,卻始終不能破城,只得撤軍。到明朝嘉靖年間,倭寇屢屢侵犯我沿海各地,攻陷城池無數。期間溫州六遭倭寇侵犯,但都未能被攻入城內。這除了守城軍民頑強抵抗,郭璞的預見性設計,恐怕也有很大功勞。    
    當代建築專家認為,郭璞通過北斗、二十八宿和五行等來規劃建設郡城,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說正吻合了當今學術界提倡的「深生態學」,不愧為人居與生態環境協調的堪輿佳作,對現代城市規劃設想仍有借鑒意義。     
    永嘉建郡後,這片蠻野之地開始和文明社會接軌,甌越文化也真正和中原文化融合。    
    東晉南朝時期,出任永嘉地方官員的大都是南下的士族,他們把中原的風俗和先進的文化、生產技術帶到這裡。一時間,人文薈萃。當時,在永嘉當過太守或客居永嘉的名流就有王羲之、謝靈運、顏延之、裴松之、陶弘景、郭璞等。他們不僅帶動了當地社會發展,而且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古跡和人文軼事。    
    被譽為「書聖」的王羲之,曾任永嘉太守。每次出巡五馬齊驅,馳騁於道。今溫州五馬街就是紀念這位瀟灑的大書法家的。還有墨池坊,也是王羲之在溫州的遺跡,據說王羲之「臨池作書,洗硯之此」。    
    出身於豪門世家的謝靈運在溫州更是婦孺皆知。這位中國山水詩歌的奠基人,任永嘉太守時間雖短,但他發現了永嘉山水之美,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詩篇。「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至今溫州各地還保留了二十多處紀念謝靈運的遺跡,這是歷代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員都不曾享有的待遇,可見當時老百姓對他的愛戴。    
    正如任敬序《永嘉郡志》所言:「永嘉自東晉置郡以來,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謝靈運招士講學,由是人知向學,民風一變。」


第二章 歷史溫州一片繁華海上頭

    溫州這個名字的出現是在唐朝。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永嘉人李行撫到京師請求設州,朝廷析括州(今台州一帶)的永嘉、安固二縣置州。因這兩個縣地處溫嶠嶺以南,「雖隆冬恆燠」,故取名「溫州」。    
    時光流逝,滄海桑田,但「溫州」這個州名一直沿用至今。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國力強盛,意識形態環境寬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溫州長期處於安定的環境之下,社會經濟發展很快。    
    當時,溫州的紡織業、造船業等非常發達,溫州和海外的交流也開始形成。李白、杜甫雖未曾踏上這片土地,但因慕永嘉風土,也留下了表露嚮往心情的詩句。歷代溫州方志都錄有李白的《孤嶼詩》:    
    康樂上官去,永嘉游石門。    
    江亭有孤嶼,千載跡猶存。    
    但溫州真正的繁榮是從宋朝開始的。    
    隨著當時經濟中心的南移,溫州的政治、經濟、文化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這帶來了人口的急劇增加,據記載,北宋中期,溫州戶口總數121916戶。但這裡土地貧乏,人們走上了經商之路,手工業開始發展。如《宋本方輿勝覽》所言:「溫居塗泥之鹵,土薄難植。民勤於力而以力勝,故地不宜桑而織紉工,不宜漆而器備用。」「海育多於地產。」「商船貿遷。」「其貨纖靡,其人多賈。」    
    北宋哲宗紹元二年來溫州任太守的楊蟠,將市區劃為三十六坊,還寫下了《後永嘉百詠》,生動記載了當時繁華的商業市場和江南水城風光——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連街陌,山似屏帷繞畫樓。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游。西湖宴賞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    
    當金兵的鐵蹄踏碎北宋王朝的安樂窩時,南宋高宗趙構幾經周折逃至溫州。後來,金兵終於北去。皇帝還都臨安,但隨行的皇室貴族卻不願再受奔波之苦,大都留在了溫州。就像當年晉室南渡一樣,宋室的南遷給溫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燦爛。溫州也開始為世人矚目。    
    宋代溫州普遍栽種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一年兩熟,每畝年產二三石,即使在明清時期也不過如此;    
    溫州的柑橘因味美被作為貢品;    
    溫州所造的羅盤在全國居於重要地位;    
    溫州一度年造船六百艘,和明州(今寧波)同列全國首位;    
    溫州的漆器號稱全國第一,北宋的都城開封和南宋的都城臨安都設有專賣溫州漆器的商舖;    
    溫州是宋朝五大造紙業中心之一;    
    溫州的制瓷業一度興盛,已發現的窯址有四五十處;    
    溫州的印刷業也比較發達,現存宋版《大唐六典》、《白石詩卷》等都是溫州的刻本;    
    溫州的絲織業中出現了「機戶」(小型作坊),其生產方式處全國領先地位;    
    ……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宋朝,溫州就是手工業名城,溫州人有長期從事手工業技藝的傳統。但溫州並非物產豐富取勝,而是靠手工業者精湛的技藝贏得了一席之地。這則是和溫州地狹人多的現實條件有緊密的關係。人們為求生計,不得不另闢蹊徑。所以只有依靠頑強、勤奮、開拓的精神,才能打開市場。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酒樓、茶坊、妓院、瓦捨應運而生。據《宋會元輯稿》統計,永嘉縣的商業稅高達兩萬五千多貫,是全國各縣平均商稅的七倍。    
    人們生活富裕了,在文化娛樂消費上有了新的需求。所以,在溫州出現最早的戲劇——南戲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上種種,我們已經可以依稀找到今日溫州商名遠揚的影子和歷史淵源了。    
    但不要忘了,當時的溫州還是人文興旺、名流輩出之地。    
    南宋是溫州科舉考試產生狀元、榜眼、探花的黃金時代。據統計,古代溫州從唐代至清代一共19人文科鼎甲,其中南宋時期就有14人;武科鼎甲25人,其中24人是南宋人。另外,宋室南渡後,中進士者更有1149人之多。    
    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四位溫州詩人號稱「永嘉四靈」,以晚唐詩為正宗,給當時沉悶的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取得了和當時詩壇主流「江西詩派」相「抵軋」的地位。    
    高則誠創作出著名古典悲劇《琵琶記》,被譽為「南戲之祖」。    
    黃公望,開創淺絳山水畫法,最早用紙張畫山水畫,是中國繪畫從「寫實」走向「寫意」轉變之際的山水畫大師。    
    ……    
    最值得一提的是永嘉學派,它在代表宋朝文化最高成就的理學中獨樹一幟,在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濃濃的一筆。    
    永嘉學派昌盛於南宋前期,然其淵源可追溯到北宋中期的王開祖、林石、丁昌期三人。南宋薛季宣、陳傅良對該學派的形成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集大成者則是葉適。他將永嘉學派發揚光大,與當時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立。永嘉學派主張「通商惠工」、「義利並舉」,要求「見之事功」,把物質看成道德思想的載體,把通過辛勤勞動擁有物質財富看成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這些思想影響著一代又一代溫州人。    
    近二十餘年來,溫州人敢為天下先、溫州人善於經商謀利,不能不說是與此有著某種文化基因上的聯繫。


第二章 歷史溫州「甌居海中」話興衰

    《山海經》云:「甌居海中。」一句話道出了溫州歷史和文化的本質。從海洋文明的角度最可考量溫州發展的脈落。    
    溫州三面環山,一面向海。    
    《浙江省區域地質志》上有這樣一段詩意般的描述:溫州在中元古代中期是一片汪洋大海。燕山運動中,大規模的火山噴發和岩漿侵入,以及以斷裂為主的構造運動,造成了區內侏羅系火山岩地層大面積覆蓋和各類巖體侵入。溫州除了零星地見到一些上古生界變質碎屑石及大理巖露頭外,幾乎全部為中生界侏羅、白堊系火山沉積岩系所覆蓋。由於濱海和河流的沖積而形成今天的平原,其地勢自西向東傾斜,西部為山區,迤東高度逐漸降低為丘陵,東部是沿海平原。這裡土地肥沃,河流交錯,港灣密佈,島嶼眾多。甌江、飛雲江、鰲江三大水系注入東海,為發展漁業、對外貿易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特定的歷史淵源、特定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溫州人獨特的性格。這裡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又經歷了海洋文化的洗禮。他們,既有山人樸實的一面,又有獵者冒險的一面。他們兼具南方人的纖細和北方人豪邁。    
    可以說,溫州人天生是闖江湖的。溫州人嚮往蔚藍色的海洋文明。    
    從先秦的越王時代,甌先民就開始頻繁地乘風出海了,他們的足跡遍佈東南亞、日本、琉球等島國,尋找屬於他們的財富。    
    有書記載的古代溫州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中,最早的是北宋年間的周佇。大約在998年左右,也就是北宋鹹平元年,他隨商船從海上至高麗(朝鮮)經商。在那裡,周佇結識了高麗翰林學士蔡忠順。蔡見其才能出眾,就奏請朝廷將其挽留。周佇憑著一肚文才,屢建大功,後來官至禮部尚書。    
    在溫州海外拓勢的歷史中,另一位有著重要意義的溫州人是活動在元朝初期的周達觀。1295年,他跟隨朝廷使團赴真臘(今柬埔寨)。當時,真臘正值文化燦爛國富民強的吳哥時代。周達觀回國後,撰著了珍貴的《真臘風土記》,對當地的山川、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人情、風土等各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記錄。後吳哥文化猝然消亡,成為歷史之謎。「它的宮殿被茂密的森林所覆蓋,數百年間竟無人知曉」,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成了「瞭解它的一把最可靠的鑰匙」,為世界各國學者普遍重視。    
    另外,南宋年間還有王德用去了交趾(今越南),被國王厚禮挽留,成為早期的溫籍華僑。    
    從南宋以來,外國商船經常出入溫州,這樣的事例在溫州地方史書中留下了很多記載:比如,1132年,日本商船來溫州;1387年,暹羅(今泰國)商船來溫;1394年,日本智惠和尚將溫州柑橘引種其國;1611年,安南(今越南)120名商人分乘三艘商船走私溫州……對此,詩人徐照有詩云:「重見日東人」、「僧多外國人」。    
    溫州在宋代就設有「市舶務」,專管海外貿易,還建有待賢驛、來遠驛招待來溫州的各國商人。元朝建立後,恢復設置「市舶司」,使溫州成為元代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從某種角度來分析,溫州的崛起和海洋文明的興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宋室偏安江南後,商品貿易和對外交往大都依賴海上,所以就給地處沿海的溫州有了發展的機會。然而明清時期,政府都實行海禁政策,溫州沿海全線內遷。從此,溫州魚鹽之利盡失,海上貿易處於停滯狀態。    
    可以說,社會大環境的閉塞造成了海洋文明的衰落,溫州也由此沉悶了數百年。    
    在人們記憶裡,明朝從溫州走出去的仕林名流有三位:一位是劉基,他是明朝的開國元勳;二是黃淮,是明成祖朱棣的高級參謀,「侍御榻左,以備雇問」。三是張璁,他是嘉靖皇帝的寵臣,官至內閣首輔,溫州人稱之為「張閣老」。但他們個個陷於派系的爭鬥和權力的傾軋之中,最終都稱病告老還鄉。    
    清一代,甌越文化更是默默無聞。直至晚清,樸學大師孫詒讓為溫州掙得了一些面子。他在經學、諸子學、文字學、考據學、校勘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章太炎稱他為「三百年絕等雙」,郭沫若說他是「啟後承前一巨儒」。


第二章 歷史溫州雁山雲影有名家

    當中國人還自滿於泱泱中華的物產豐富、陶醉在閉關鎖國的樂土上之際,當外國列強用鴉片和槍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時,溫州人卻不乏變革圖新、科技興國的頭腦。    
    早在明萬曆年間,溫州人趙士楨看到軍隊裝備落後,就開始研製火器。其發明的「鷹揚銃」能安裝在戰車上,可用「水溜」、即有用水冷卻的裝置;「翼虎銃」,好比今天的手槍;「迅雷銃」克連發;「九頭鳥」, 為適應夜間難以瞄準就設計成多彈連發;「三長銃」,集輕便、快捷、平穩等特點為一體。趙士楨還發明了一種滑槽式的火箭發射裝置,叫「火箭溜」,保證火箭能沿著目標方向飛行,大大提高了火箭的命中率。趙士楨的發明,把明代後期的武器研製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清雍正四年,溫州民間就開始悄悄推行股份制了。2002年6月,考古專家在甌海區澤雅紙山考古時,驚喜地發現一塊清雍正四年楷書紀年題刻,上面記載著當時山民湊股份興造碓坊造紙及如何分擔費用等。此前,考古專家就曾在甌海澤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發掘了一塊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1年)的石碑,上有當時的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為明確相互間的權責,特立碑為證的碑文。    
    清末民初、宋恕、陳虯、陳黻宸等人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宣揚變革思想。他們開辦西學、發展民族工商業。其觀點之進步性,在全國也屬領先。    
    陳虯《救時要議》列出發展經濟的富策十二條。他建議溫州設立出口土產公司,「願入股份者,先將貨物按時酌值,計數給與股票」,待出口銷售後,「所贏子錢若干,照數派還」。以此壟斷市場,「如再有走私者到此,公司先行貶價以窘之,當無有再不入股者矣」。這種設想,已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了。    
    陳黻宸1884年所撰的《醫院議》是我國近代第一份建立中醫院的計劃。次年,溫州瑞安楊衙裡出現了全國第一家近代中醫院——利濟醫院和附設中醫學堂。    
    1897年7月,溫州平陽人黃慶澄創辦《算學報》,這是國人自辦最早的數學普及刊物。1926年,全國第一家煉乳廠——百好乳品廠在溫州由實業家吳百亨創建。    
    在溫州,很早就出現了電話公司、郵政局。此後雖發展緩慢,但仍可看出溫州人善於接受新事物的態度。    
    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溫州被闢為對外通商口岸。隨後,洋貨滾滾而來。在外國資本的刺激下,溫州的皮革業、草蓆業、紙傘業等手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1932年,市區就有制革廠、皮鞋店60家。1919年至1927年,先後有35家草廠開辦。1935年,經營紙傘的廠家商店多達107家。這些產品都出口東南亞地區。    
    近現代,溫州人中還出現了數位自然科學家。他們是中國現代科技事業的創始人。其中有數學家姜立夫、李銳夫;生物學家伍獻文、張肇騫;醫學家洪式閭;農學家許璇;地質學家南延宗、張更;電機工程學家王國松等等。    
    在文化領域,溫州也充滿生機。    
    鄭振鐸,著名作家,學者。他的祖籍雖為福建長樂,但出生成長的地方卻是在溫州。五四運動後,他在溫州的活動非常活躍。    
    周予同,著名歷史學家。191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師大前身)國文部。    
    王季思,在曲學大師吳梅的指導下,從事戲曲學習和研究,終成為一代戲曲研究大師,所著《中國戲曲史》、《西廂五劇注》等,深受國內外學術界重視。    
    夏承燾,鑽研詞學,三十年代就卓有成就。當《唐宋詞人年譜》問世,立即震動國內外學術界,詞學專家唐圭璋稱其為「實為詞學研究者必讀之要籍」。    
    夏鼐,高中畢業後,先入燕京大學,後轉入清華大學歷史系。1935年至1941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曾參加梅登堡山城等遺址的發掘。後倫敦大學授予他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    
    和晉朝、南宋一樣,民國時期北方連年的戰亂,使江南成了「世外桃源」。一大批文人墨客留戀溫州的風土。    
    現代作家郁達夫、簫乾等都為溫州寫下了絢麗的篇章。    
    弘一法師在溫州掩關治律。1924年8月,現代佛學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在溫州定稿。弘一法師一生當了24年和尚,足跡遍及江、浙、閩、贛、魯等省200多個寺廟,但其中駐溫州慶福寺,前後長達12年之久。    
    1923年2月,經同學周予同介紹,朱自清先生來到溫州省立第十中學(溫州中學前身)任教。那篇被譽為「白話美文的模範」的《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就是在溫州寫就的。收錄了《綠》、《月朦朧,鳥朦朧,簾卷海棠紅》等四篇文章的散文集《溫州的蹤跡》,也都和這段在溫州生活的日子有關。其中《綠》一直被作為範文選入語文教科書,家喻戶曉。至今,溫州中學的師生還在吟唱朱自清先生創作的校歌:「雁山雲影,甌海潮蹤。……」    
    1946年2月,張愛玲跋山涉水,不遠千里來探望正在溫州城避難的丈夫胡蘭成。在她眼裡,「這溫州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張愛玲在溫州生活了二十多天,鬱鬱而歸。    
    ……    
    這些都說明溫州不僅是充滿著濃濃的商味,還滲透強烈的人文氣息。這裡更洋溢著一種開拓的衝動。溫州的文化也許是一種「走出去」的文化,不管是經商,還是學術。但這一切,都已被掩埋在今日溫州的盛名之下。溫州被誤讀為「經濟的森林、文化的沙漠」。


第二章 歷史溫州方言似勝外國語

    有人說,全國有兩種方言最難懂:一種是溫州話,另一種是潮汕話。    
    溫州話聽起來像外國話,而且溫州話裡還分很多種地方方言,確實難懂、難聽。幾個溫州人在一起聊天,在外地人聽來就像是在說天書。    
    但要瞭解溫州,如果不懂點溫州話,就可能要吃點虧。    
    溫州話裡飽含著溫州千年的孤獨,飽含著溫州閉塞地理的無奈。    
    溫州話是最具溫州特色的溫州媒介,真正的獨一無二。    
    今天的溫州話和古甌越語,顯然已截然不同。但肯定有某種聯繫。從不多的史籍記載來看,古甌越語在當時也是一種難懂的語言,同在南方的楚人也聽不懂,需要翻譯才能相通。東漢揚雄著《方言》時就把東甌作為特定的語言區。    
    從現在的研究來看,大多數學者都把溫州話列為吳語的一個分支。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提出吳語的科學定義,從此甌語被確認為吳語的一個分支。王力《中國語文概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等論著也是這麼認為。    
    溫州話是古老的語言。至今溫州話的發音體系依然保留了八聲,但現行的普通話只有四聲了。    
    漢代的時候,東甌國舉國外遷,也把這種語言帶到江淮一帶。《徽州府志》說:「歙地雜甌語。」《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提到,徽州方言和溫州方言在語法上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添」(再的意思)修飾動詞時是後置的。普通話「再打一點水」、「再坐一會兒」,用徽州話講是「打點水添」、「坐一下添」,用溫州話講是「舀厘水添」、「坐下兒添」。二是量詞可以兼作指示代詞和表示所屬的結構助詞。普通話「你那支鋼筆呢?」,用徽州話說是「你支鋼筆勒?」,用溫州話說是「你支藍水筆呢?」。浙南地區稱小瀑布為「」,在皖南地區有這麼用,而浙江其他地區和皖北地區找不到這樣的地名用字。溫州話稱「玩耍」為「嬉」、稱「吃早飯」為「吃天光」、稱「舒服」為「好過」,徽州方言同樣也是這麼說。    
    溫州話是國際語言。這麼說也許讓人難以置信。但如果你到歐洲,你不會講英語或者法語、荷蘭語,都沒有關係,只要會講溫州話就可以,起碼不會沒有飯吃。因為歐洲的中餐館大都是溫州人開的。溫州人特別熱情好客,有了他們的幫忙就可以找到吃、住、玩的地方。在海外,溫州人有44萬,分佈87個國家。有溫州人的地方,就會聽到溫州話。溫州話就像一首國際歌。    
    溫州話簡練。一個字就說明問題。    
    溫州話的特點有「兩多」。一多倒裝句:「熱鬧」講「鬧熱」,「鹹菜」講「菜鹹」,「拖鞋」講「鞋拖」,「腳踏車」講「蹋腳車」 ……;二多重疊詞:「很新鮮」講「鮮兮鮮」,「很鹹」講「鹹兮鹹」,「很窮」講「窮兮窮」 ……。    
    溫州話傳遞著溫州人的精神和生存信念。    
    溫州話難懂、一村一種話是因為過去的溫州是一個閉塞的地方,今天的溫州話,包含著很多外來語,溫州人講溫州話夾雜著普通話、外國話,是因為溫州的開放精神。    
    時下,很多人在學習溫州話。溫州現有100多萬外來務工者。溫州話是他們要學習的第二語言。早在19世紀末,來溫州的傳教士就已經為溫州話拼音出書了。改革開放以來,一本《學說溫州話》的小冊子,銷售不衰。最近,第一本溫州話有聲讀物《學說溫州話》由上海交通大學電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國的方言有數千種,在「洋話連篇」、普通話普及的今天,有此待遇恐怕不多。


第二章 歷史溫州「現代」之中有「傳統」

    溫州確實是個讓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現代和傳統,在溫州始終是一對相斥又相吸的磁鐵。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溫州至今還可以尋找到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兩大發明。    
    甌海澤雅完整保存著中國古代造紙術。    
    西漢時期,中國發明了造紙術;東漢時期,蔡倫將造紙術作了改進。2000多年過去了,澤雅一帶,仍有十幾個村落沿用古法造紙。這裡生產的屏紙有70多道工序,其中一些流程比明代宋應星所著《天工開物》記載的更原始。    
    瑞安市平陽坑鎮東源村民用木活字印刷術印製族譜。    
    1990年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它證明我國在宋朝已發明木活字印刷術。    
    關於活字印刷術,沈括的《夢溪筆談》和王禎的《農書》曾有記載。    
    但這一工藝上世紀就銷聲匿跡了。然而,東源村現存的木活字印刷術同王禎《農書》記載的如出一轍。    
    溫州泰順再現北宋名畫《清明上河圖》中的汴水虹橋。    
    汴水虹橋,與河北趙縣安濟橋、泉州萬安橋、潮州海陽縣廣濟橋總稱為中國四大古橋。但汴水虹橋已不復存在了。虹橋技術自宋之後,在中國已失傳900餘年。    
    但如今泰順依然可見這種猶如長虹橫跨兩岸的中國古橋。    
    在全世界,只有蒼南宜山鎮八岱村的薛勳郎會做夾纈。    
    作為傳統印染工藝的的「夾纈」,在盛唐極為流行。但由於在宋代兩次受禁,逐漸從復色趨於單色,後來湮滅於典籍之中,一般認為已經絕跡。其實,這種工藝一直默默地流傳在浙南山區。目前,蒼南宜山鎮八岱村的薛勳郎還會做夾纈。    
    如果算上後兩種,溫州還遺留了「四大發明」。在傳統文化盡喪的今天,這種遺留完全是值得驕傲的。    
    這裡一方面最早折射出民營經濟的光芒,另一方面卻保持著最古老的手工製作傳統和耕讀文化。    
    溫州就是這麼不可思議。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溫州

    溫州是個小地方。全市面積11783.5平方公里,人口750萬。    
    解放後,這裡是海防前哨。溫州臨近台灣,時時刻刻要準備打仗,防止特務破壞。解放三十年國家對溫州工業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只有5.95億元    
    溫州人窮,出去被稱為「鄉下人」。    
    可以說,那幾十年,溫州默默無聞。    
    要說1978年之前溫州出名的事情,也就是以下兩樁了。    
    一是在1956年,24歲的永嘉縣主管農業的副書記李雲河和縣農工部幹事戴潔天一干人,在該縣燎原社實行「個人專管地段責任制」、「產量責任制到戶」。一時間,輿論嘩然,黑雲壓城。《人民日報》點了溫州的名,點了李雲河的名。1958年,李雲河等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其政治生命就此被結束。直到1973年,這起事情還被江青惦記著,親自批示,把堅持「吃大鍋飯」的裡灣潭大隊樹為堅定走社會主義的典型,並要搬上銀幕,以此來反證「包產到戶」的「罪過」。    
    二是1967年7月10日,溫州「文化大革命」兩派組織爆發動用槍炮的嚴重武鬥。武鬥持續了兩年之久,驚動全國。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溫州。    
    「忽如一夜東風來。」	    
    改革開放後,溫州名聲大振。人們的目光聚焦在這片神秘的土地。    
    溫州成了中國改革者朝拜的「麥加」。    
    1983年至1986年,來溫州參觀考察的人數累計超過60萬,以至於讓中央大吃一驚。國務院辦公廳於1988年年底還專門下發文件——《關於各地立即停止到溫州參觀考察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各級政府從現在到明年春,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溫州參觀、考察的安排,以利於溫州市各級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開展經濟改革。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又興起一輪溫州熱。1992年至1994年,參觀取經者達50萬餘人次。    
    溫州之風光,前所未有。    
    這是為什麼?    
    溫州是個小地方,其經濟總量在全國來說不過滄海一粟。    
    但為什麼溫州的經濟發展能成模式,被稱為「溫州模式」,並和「蘇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三分天下。    
    用理論界的話來講,「溫州模式」是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進程中,通過需求誘致型的和大膽超前的局部經濟體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種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模式。    
    其實用老百姓的話來講,就是一句話:敢為天下先。    
    溫州人創造出了數十個「全國第一」——    
    中國第一批農村專業市場,    
    中國第一批個體工商執照,    
    中國第一家實行利率改革的農村信用社,    
    中國第一座商標城,    
    中國最早推行「土地轉包」的地方,    
    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中國第一個開展評選「富民書記」的城市,    
    中國最早的一個地方性掛戶經營管理規定 ,    
    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    
    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    
    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    
    中國第一份關於私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    
    中國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地方性法規,    
    中國第一個集資建造的飛機場,    
    新中國最早的典當行,    
    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鄉村衛生院,    
    中國第一個農民跨國農業公司,    
    中國第一家私人包機公司,    
    中國率先實行全社會一體化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市,    
    中國第一條股份合資建設的鐵路,    
    中國第一個賣「首席觀眾」的體育場,    
    中國第一個制訂「質量立市」地方性法規的市,    
    中國第一條民間集資的東海長堤,    
    中國第一個私人承包開發海域的公司,    
    中國第一條農民獨資建設的標準海塘,    
    中國第一家由股份合作企業發起組建的規範化股份公司,    
    中國第一家私人承包開發江河的公司,    
    中國第一個建立信用體系的城市;    
    ……    
    這是一條被「逼」出來的路。    
    這裡是東方改革的啟動點。    
    如經濟學家弗裡德‧卡爾文森所言:「這裡是我所見過全中國最具活力的地方,這裡有全中國最具活力的人。」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一:小商品大市場

    描述談論溫州,不能不提「小商品,大市場」。這是費孝通先生在1985年第一次來溫州時提出來的。它啟動了溫州的活力。    
    是千百個金鄉這樣的小地方造就了溫州「小商品,大市場」的名聲。    
    金鄉是溫州一個有金子般名字的偏僻海濱古鎮,有著600多年的歷史。明清時期就有商標遠銷東南亞的記錄。1967年,金鄉人辦起了第一家標牌廠。文革時,他們關起門來偷偷印製飯菜票。據說,金鄉人大批量生產標牌的靈感始於1977年的高考恢復制度——全國幾百所大學招收新生,需要多少個校徽呀!這下金鄉人坐不住了。一下子,只有8萬人口的金鄉小鎮湧現了七百多家商標廠,從業人員一萬多,幾乎家家做商標。1978年後的十年間,小小商標給金鄉人創造了超億元的純利潤。    
    金鄉人的起家法寶是「業務信」,把宣傳資料用「三分錢」郵票寄到全國各地,做遍天下生意。同時,有萬名供銷員跑生意。並在全國設立200多家業務辦事處,找信息,接生意。    
    金鄉標牌還同老外搶生意:美國海軍景泰藍領章、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領章、世界盃足球賽紀念章等訂單都落在這個地圖上不起眼地方。    
    當時,像金鄉這樣的市場有: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蒼南宜山再生紡織品市場、蒼南錢庫綜合商品批發市場、平陽水頭兔毛市場、平陽蕭江塑編市場、瑞安仙絳塑革市場、瑞安塘下、莘塍塑料編織帶、鬆緊帶市場等,號稱十大專業市場。這是中國第一批農村專業市場。    
    溫州十大專業市場的影響是巨大的。其背後是數以萬計的「小商品」、蓬蓬勃勃的「家庭工業」,還有千軍萬馬似的「十萬供銷大軍」。    
    試看幾組數字:20世紀80年代中期,每年湧進宜山的□綸邊腳料達1700萬公斤,按一節火車車皮載重20噸算的話,需要850節車皮、約30個專列;1984年,橋頭紐扣市場經銷紐扣品種達16大類、1500個品種,佔全國一半以上,年經銷額超億元;樂清柳市跑購銷的農民有1.3億人之多……    
    溫州專業市場啟動於20世紀70年代,發展於80年代,繁榮於90年代。    
    但不到十年的時間,溫州的十大專業市場幾乎全部銷聲匿跡了。幾次全國十大市場評選,溫州無一上榜。溫州人悄悄扔掉了曾經賴以生存的專業市場這根枴杖,變有形市場為無形市場,構築成了另一片市場天地,進入了新一輪經濟高速發展期。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二:農村包圍城市

    20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規模推開,與此同時,鄉鎮企業也異軍突起,大批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不少農戶種田務工不能兼顧,於是,溫州農村最先出現了「責任田轉包」、「種糧大戶」等新名詞,1982年3月,永嘉縣江北和二大隊農民朱炳新從半工半副的承包戶手中轉包到25畝糧田,率全國適度規模經營之先,成為溫州第一種糧大戶。土地轉包很快地在溫州市各地推行。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戶之間可以直接轉包土地。」從而,溫州的土地轉包、適度規模經營制度進一步向完善和規範方向發展。目前土地規模經營面積佔全市總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一。其中10畝以上的規模經營戶2.3萬多戶,經營面積50.52萬畝,100畝以上的大戶達547戶。    
    1984年4月28日,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溫州市委決定在全市農村區、社(鄉)大隊(村)三級書記中開展爭當「富民書記」活動。這是溫州的一大創造。三級書記重點是大隊(村)黨支部書記。要求樹立改革精神,在穩定和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基礎上,疏通流通渠道,發展商品經濟,開展「一鄉一品、一品多營」,幫助農民盡快致富。這個活動在全市農村深入開展,湧現了一批帶領農民發展商品經濟、脫貧致富的好帶頭人。增強了農村黨支部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80年代初,蒼南縣的金鄉、錢庫、宜山一帶「家家辦工廠、戶戶聞機聲」,據資料記載,當年湧現的家庭工廠有十萬餘家。家家戶戶辦企業,使成千上萬的購銷員應運而生,他們走南闖北,把溫州的產品推向全國,把全國的信息帶回溫州,在發展農村商品經濟中起了橋樑紐帶作用。但當時家庭工業和購銷活動得不到廣泛承認和支持,從事面向全國的生產經營,又拿不出法人的公章、介紹信、合同書、銀行賬戶。於是,金鄉人首創掛戶經營的形式,讓購銷員和家庭工廠掛靠集體企業,以「鄉辦」、「鎮辦」、總廠、總公司的名義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這是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一大創造。使家庭工業越過流通的障礙,跨上發展的快車道。1985年金鄉鎮的掛戶企業發展到61家,佔全鎮企業總數的一半以上,80年代中期,掛戶經營成為溫州農村企業主要的組織形式。1987年8月18日,溫州市政府制定了《溫州市掛戶經營暫行規定》,這是全國最早的一個地方性掛戶經營管理規定,它使全市掛戶經營企業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    
    溫州「農村包圍城市」的創舉還表現在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建造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1984年4月,時任蒼南縣錢庫區委書記的陳定模毛遂自薦來到龍港擔任該鎮第一任鎮委書記時,他面對的是一片荒涼的港灣和五個冷落的小漁村。    
    英國城建權威鮑爾的研究表明,英國上世紀40年代後期第一代新鎮,花了至少二十年的時間才達到規模。但龍港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就變成了繁華的江南小鎮。這無疑是個奇跡。    
    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鎮的崛起,首先在於實行兩項破天荒的政策,發動農民造城。一是放鬆戶籍管制、鼓勵農民進城;二是實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向農民出售按等級計價的土地。誰願意拿出3萬元人民幣,誰就可以進龍港鎮建新屋,就可以有一個龍港鎮戶口。並在《浙南日報》上公開宣佈了鼓勵農民進城的優惠政策。後來陳定模回憶,當時可以找的理論根據是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上的一句話:「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還有1984年6月4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鼓勵農民自理口糧到小城鎮務工經商,凡在小城鎮有固定收入和住所,允許自理戶口到所在地落戶,作非農業人口統計。」並參考國外建設城市都是靠出讓土地獲得資本的做法,進行了大膽的嘗試。    
    結果當年7月,短短10天內,就有2700家專業戶申請落戶龍港。1985年,龍港鎮常住人口就達到了兩萬。兩年多時間裡,全鎮累計總投資1.33億元,其中群眾集資11049萬元,占85.8%,合股投資686.5萬元,占5.1%,國家投資1216萬元,只佔9.1%。農民集資的聞名全國的中國農民第一城就這樣建起來了。如今的龍港已經發展成有23萬多人口,產值近100億元的明星鎮。    
    龍港是座移民的城市。著名學者秦暉認為,就社會發展史本來意義上的「城市」(city)而言,中國內地嚴格地講只有龍港這樣一座「城市」。在他看來,這個由鄉下人的民間行為創生的新城,是中國惟一由既擺脫了共同體的束縛、又失去了共同體的庇護、具有獨立人格並自己對自己負責的人們建立的「市民社會」,就像當年西歐那些脫離了采邑、村社的羈絆而取得「兩種意義上的自由」(即擺脫束縛的自由和失去保護的自由)的人們建立的city一樣。「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而城市的空氣也帶來了機遇與風險,帶來了市民的權利與責任,帶來了由身份到契約,由統治、服從關係到交換關係,由習俗、指令經濟到市場經濟,由臣民到公民的社會轉型。    
    龍港是中國農民自費建設城鎮的樣板,中國自下向上城市化的傑出代表。    
    溫州的農民是強大的,強大到了美國。中國第一家跨國農業公司就出現在溫州。    
    這個跨國農業公司的故事還得從1986年8月說起。那年,部隊轉業到地方的葉康松辭去溫州永嘉縣上塘鎮黨委書記的職務,下海經商。葉康松是溫州第一個不願當官要種田的人物。他辭官後先做了兩件事:一是在甌北承包300畝山場,創辦甌北水果場;二是在市區創辦康松農業開發公司,搞農產品的收購、加工、銷售。1990年5月,葉康松到美國考察農業開發。這次考察讓他大受啟發,即向上級部門提交了到美國洛杉磯創辦美國康龍有限公司的報告。這一思路得到了浙江省經貿廳、溫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重視和支持。    
    1991年1月8日,經國家經貿部批准,同意他在美國洛杉磯成立美國康龍實業有限公司。這是中國農民在美國成立的首家私營企業,也是中國第一個農民跨國農業公司。公司成立後,葉康松先將中國貨美國賣,主要是將溫州的農產品、輕工產品和工藝品打入美國市場。第二步戰略是美國貨中國賣,將美國正宗威州西洋參系列產品和化妝品等引入中國市場。    
    由於康龍公司的突出貢獻,美國總統克林頓、布什先後接見了葉康松。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三:放出「私營老虎」

    溫州一直是私營經濟活躍的地方。    
    溫州人不怕被割「資本主義尾巴」。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溫州人就偷偷在自家門口、自家大院內搞起了「第二職業」。或開飲食店,或賣蔬菜,或開小客棧,或辦皮鞋店,或辦修理店……當時的溫州工商局一份統計數字表明,1980年市區無證個體商販、手工業戶共有6852戶。這些經營人員基本上是社會待業青年、閒散勞力、支邊支農倒流人員、勞改勞教釋放人員。    
    城鎮個體經濟在溫州靜悄悄地得到了恢復。這對解決社會待業青年、閒散勞力等就業問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關部門也看到了諸如投機倒把、缺斤少兩、偷漏稅之類的問題。為此,溫州市工商局起草了一份《關於對個體工商業戶進行全面整頓、登記、發證工作的報告》。1980年8月11日,當時的溫州市革命委員會批轉了這份報告。次日,這項工作的試點工作在溫州市區松台街道展開。    
    「個體工商業戶屬於個體勞動者,憲法規定,允許他們從事法律許可範圍的個體勞動。他們經營靈活,活動面廣,對活躍市場,彌補國營和集體工商業網點不足,方便群眾生活,促進生產發展,都起到一定作用;同時有助於廣開就業門路,解決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困難問題。同時本市歷來有個體工商業戶經營的傳統,如能正確引導,揚長避短,適當發展,必能產生積極的作用。」這是此份批轉文件開頭的話,雖寥寥百餘字,但充滿了力量和勇氣。    
    該年年底,溫州市區有1844戶個體工商戶拿到了合法經營的「戶口」。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發放的第一批個體工商執照。    
    活躍的城鄉個體小商小販帶動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生產經營規模的專業戶、重點戶的出現。這「兩戶」成為溫州私營企業發展的領頭羊。    
    1982年12月16日,溫州市委市政府召開為期三天的農村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當時的市委書記袁芳烈明確提出:專業戶、重點戶是農村生產力的先進代表,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帶頭人,應當給予鼓勵與支持。並提出了「五個允許」、「五個支持「的十條政策,為溫州私營企業發展鳴鑼開道,大開綠燈。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溫州的名氣大振。面對姓「資」姓「社」的爭論,1986年5月,中央領導提出在溫州先試驗發展私營經濟。1986年9月,浙江省委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關於建立溫州試驗區的報告》。《報告》確定的重點「放在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上,試驗的內容第一項就是「放手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股份經濟」。    
    1987年,溫州市委辦公室、市農委、市工商局和政府法制處等單位組成專門小組,負責研究並起草有關私人企業的政策規定和管理辦法。《溫州私人企業管理暫行辦法》於1987年6月22日經溫州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並上報浙江省政府審議批准,10月4日正式頒布實施。    
    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關私營企業的地方性規定。《辦法》共二十二條,涉及內容包括有關私人企業的條件、法人資格、經營範圍、企業財產關係、勞資關係、收益分配原則、財稅政策以及各項應有的權利和業務等方面的問題,都作了具體的規定。《辦法》的頒布實施,標誌著溫州私人企業有了合法的地位,企業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    
    1987年11月,國務院召開私營經濟立法討論會。溫州有關部門幹部和私營企業主共五人與會。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四:催化金融革命

    溫州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催生了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    
    溫州曾出現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第一家股份合作信用社。同時,也促進了國有銀行和信用社的改革。這裡是金融革命的試驗田。    
    1978年以後,蒼南錢庫的經濟發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廠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1984年,在蒼南一家國營醫院收發室當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從《溫州日報》刊登的《市區可辦信用社融通資金》一文中受到啟發,決定創辦錢莊。經過市場調查,他確信辦錢莊能彌補信用社的不足之處。同年9月29日,他掛出了「方興錢莊」的招牌。這是新中國建立後,第一家由私人掛牌營業的金融機構。開張當日,方培林就貼出了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的存貸廣告,並在經營管理中採取「董事會制」、「財產法人承保制」。但開業第二天,市農業銀行就上門抗議。方興錢莊轉入地下,並頑強地生存了五年之久。    
    1986年11月1日,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溫州市區隆重開業。美國《紐約時報》報道說,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家私人銀行。    
    溫州有很多私營企業,需要大量的資金發展生產,但有時國有銀行並不能一解他們的燃眉之急。所以,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創辦者楊嘉興就想:國家銀行不給貸款,我們就自己開辦一家銀行,辦國家銀行不辦理的業務。於是,他和他的幾個朋友,傾其私囊,又四處借錢,共籌集到三十多萬元錢,開辦了這家信用社。這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    
    鹿城城市信用社開辦兩個月,就吸收12300多戶個人儲蓄2284元,為849戶貸款1529元。第二年吸收各項存款8108萬元,發放貸款6105萬元,全年實現利潤106萬多元,占當年全省53家城市信用社利潤的四分之一。    
    1988年2月9日,溫州金城典當服務商行開業。這是1949年後中國最早的兩家典當行之一。該行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體、銀行、個人三方面投資入股。集體股金占68.75%,私人股金占31.25%。溫州市的典當行,曾一度發展到14家。    
    溫州經濟的發展和地下金融機構的出現,使長期受傳統金融體制束縛的銀行、信用社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信貸力量無法滿足大規模商品生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間借貸空前活躍,融資渠道不斷增多,而銀行、信用社受制於不合理的利率體制和結算方式。1980年,溫州市有83%的信用社虧損。    
    1980年10月1日,溫州蒼南縣金鄉鎮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國統一的固定利率,參照信用社歷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根據當地資金供求情況、企業的資金利潤率、農村民間利率水平、物價上升幅度和存貸合理利差等因素,實行利率浮動改革。將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月息4.5□上浮為10□,貸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為15□,結果不到三個月,該社就扭轉前26年的虧損局面。    
    到1986年,溫州全市有88%的農村信用社實行浮動利率。    
    1987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准溫州市為全國唯一的利率改革試點城市。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五:膽大包天包海

    有一句話形容溫州人敢為天下先:膽大包天。    
    這「包天」者乃王均瑤。1991年春節前夕,在外已經闖蕩十年的蒼南小伙王均瑤和一幫在長沙做生意的同鄉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回家過年的事情。想想回家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有人提議何不包輛客車直回溫州。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一個「包」字,觸動了王均瑤的靈感。包飛機豈不更能提高生意人的效率。說幹就幹。在王均瑤的努力下,民航有關部門同意試試看。1991年7月28日,一架滿載溫州客商的「安24型」民航客機從長沙起飛平穩降落在溫州機場,標誌著中國首條私營包機航線開通。1992年4月,王均瑤創辦了中國首家私營包機公司。此後,他共承包了國內38條航線。    
    1995年,均瑤集團成立。    
    2002年8月18日,均瑤集團參股中國東方航空武漢有限責任公司。這是國內首家民營企業參股國有航空運輸業,時年35歲的王均瑤因此成為「民營資本進入航空業第一人」。    
    2003年,有關部門批准均瑤集團購買宜昌機場,這是中國首次批准民營企業購買機場。均瑤集團將投資6億元,用於購買和重新改造宜昌機場,並將與三峽旅遊部門合作,積極開發三峽壩區的旅遊資源。    
    溫州人不僅敢包天,還敢包江河、包大海。    
    1995年10月,位於溫州平陽的雨田集團董事長章烈成投資5800萬元,成立南麂島開發有限公司,買下南麂島1750畝土地使用權和10098畝海域的開發使用權,寫下了進軍大海的新篇章,成為中國「包海」第一人。    
    1998年下半年,永嘉縣農業局發出《楠溪江漁業經營權公開招標》公告:永嘉縣沙頭鎮以上,海拔200米以下的楠溪江漁業水域將向全社會公開招標。9月18日,季展敏等人經過數輪激烈拚殺後,以518萬元奪得了楠溪江12年的漁業承包權。此後,承包者成立了楠溪江漁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並聘請專家制定了公司開發經營的總體規劃,斥資40餘萬元,在江中陸續投放了6萬隻蟹苗、50萬尾紅田魚苗、13萬尾香魚苗及數千隻甲魚苗。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六:創造股份合作

    股份合作經濟,在東方的本本上找不到,在西方的本本上也找不到;在中國的歷史上沒見過,在外國的歷史上也沒見過。如果說溫州發展個體經濟是個突破,那麼溫州發展股份合作經濟則是個創造。    
    二十世紀80年代初期,伴隨著家庭工業的發展,溫州農村也同時出現了股份合作經濟的初期形式,當時稱之為股份性合作企業。當時,溫州農委的同志曾撰寫了一篇調查材料,並在有關雜誌上發表。這是全國第一份關於股份合作經濟的調查材料。    
    為什麼稱是股份合作制。原溫州市委副秘書長宋文光這麼解釋:「其投資形式都按協議商定的份額,以股金投入為主的形式自願組合,而投資主體則是從土地分離出來從事商品經濟的農民,入股後都是直接參加本企業的職工,既是資本的聯合,又是勞動的聯合。這類企業既不是規範的現代股份制,又不是傳統的合作制,但具有兩者合理的內涵。」    
    溫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是溫州市第一家實行規範化的股份合作制企業,也是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的誕生地。    
    1985年,任該公司董事長兼廠長的吳祖宗還在橋墩衛生院當一個本份的牙醫。一天,幾個做啤酒批發生意的朋友找上了吳祖宗。他們決定利用當地豐富優質的泉水,創辦一家投資35萬元的啤酒廠。因為沒有國家投資的可能和向銀行貸款的希望,他們來找吳祖宗參股。在大家的勸說之下,吳祖宗答應參股。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不懂技術但心細的吳祖宗被推舉為廠長。為解決資金問題,吳祖宗以5000元一股,廣招股東,籌集了四十來萬資金。按照當時人們的觀念,辦廠總得找家掛靠單位。可是這麼一家股份合作企業卻沒有人敢收。這國營不國營,集體不集體,個體不個體的單位,算什麼性質呢。最後,工商局開了半扇門,給辦了張臨時營業執照。沒有靠山,反而成就了小小了啤酒廠。他們推行所有權、決策權和經營權分離,正確劃分股東、董事會、廠長權利和業務的做法,成了中國規範化股份合作企業的典範。    
    1990年2月,農業部頒發《農民股份合作企業示範章程》,其藍本就是這家企業的《章程》。    
    1987年11月7日,旨在積極引導、加強管理、扶持其健康發展的《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公佈於眾。這是全國第一份關於股份制企業比較系統的地方行政性的規定,標誌著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從一般的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一種組織形式,並以地方行政性規定,賦予它合法的經濟地位。    
    溫州甌海區沙城中心衛生院,是一個僅有31人的小小鄉村衛生院。1988年3月,在全國率先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鎮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投資形成的資產為國家股,衛生院歷年結餘提留的資產為集體股,同時吸收職工私人投資為個人股。這種做法為衛生事業的改革創造了新機制。沙城中心衛生院也因此成為全國鄉鎮衛生院實行股份合作制的成功典範。    
    1988年9月,《國際科技經濟社會研究》雜誌發表溫州市委書記的署名文章——《企業股份化——溫州經濟發展的新態勢》,其後論文還被多家權威性雜誌刊登,並被《新華文摘》全文收載。這是全國第一篇股份合作經濟論文。    
    1991年7月,全國農村股份合作企業研討會在溫州召開,參加的有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辦負責人,全國知名專家、學者,全國22個農村改革試驗區負責人。這是全國首個股份合作企業研討會,是對溫州人民的創造的一個公開肯定和支持。    
    1996年8月,經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全國首家全部由15家股份合作制公司發起組建的浙江長江電氣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公司股本總額2130萬元,每股面值1元,全部為記名式法人股,15家企業中所佔股本不等,最高的占35.2%,最少的占1.4%。這標誌著我國股份合作制企業開始告別「家族時代」,向現代企業制度邁進。它為中小企業如何走向聯合發展之路提供了實踐經驗。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七:農民敢告政府

    人們或許對1988年發生在溫州蒼南縣艚鎮的首例「民告官」案件依然記憶猶新。    
    1988年8月25日,蒼南縣靈溪鎮成了眾人關注的地方,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新聞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法制日報社等26家新聞單位的44名記者匯聚於此。這是因為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在這裡公開開庭審理新中國首例「農民告縣長案」。    
    1987年7月,蒼南縣艚鎮包鄭照建在原住房東首堤壩上的一幢三間三層混凝土磚木結構樓房,被蒼南縣人民政府強行拆除了。包鄭照和家人經過痛苦的思索,決定與自己的父母官對簿公堂,決個輸贏。於是他走上了漫長又艱難的訴訟道路,以「蒼南縣人民政府強行拆房的行為是完全違法」為由,把縣政府告上了溫州市中級法院的法庭,訴請賠償損失。    
    溫州市中院經審理認為,包在堤壩上填河建房是違章建築,影響行洪排洪,危害閘壩的安全。蒼南縣人民政府為了確保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多次教育原告並限期自行拆除無效後,強行拆除原告違章建造的部分房屋,是合法的,正確的。原告訴請賠償損失,顯屬無理。於是作出了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的判決。    
    判決後,包以「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並歪曲事實」,「適用法律不當」和「一審有違法之處」等為由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省高院經審理後作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包鄭照的這場官司最後雖然沒有取得勝訴。但此案留給人們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案件的本身。    
    1999年,溫州甌海一個叫寮東的地方也頻繁上了中國各大媒體的頭條。    
    這一年的5月24日,寮東村民罷免了他們的村主任。這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施以來,中國首例「村民罷免村主任」事件。    
    在村民開始投票表決前,受村民委託的吳錫銘在村民大會上宣讀了罷免理由。他說,潘洪聰在1996當選後,沒有依法經營管理村級集體資產,利用職權侵佔農民合法權益,使集體資產大量流失,財務管理失控,各項事業停滯發展。潘洪聰在大會上說:「村民提出要求罷免我的職務,這是村民的合法權利,我表示理解。」他同時針對村民的罷免理由逐項進行了申辯。    
    這次為罷免村委會主任而舉行的村民大會,是在甌海區人大、區委組織部、區民政局和梧埏鎮領導組成的指導小組的指導下,由村委會成員組織主持的。    
    寮東村共有1351名有選舉權的村民,在5月24日舉行的村民大會上,領取罷免村委會主任選票的村民有1295人,最後收回的選票有1241張,其中1122票贊成罷免現任村委會主任,94票反對,17票棄權,還有8張廢票。    
    2000年夏天,溫州又爆出「全國第一」新聞。永嘉縣甌北鎮梅園村中村自然村與開洋村為飲用溪水問題引發糾紛。由於永嘉縣政府未作出裁定,中村部分村民提出行政訴訟,狀告縣政府「不作為」。	    
    1996年春節期間,相鄰的開洋村在中村水源的上游另建堤壩,安裝水管,把水源全部引向開洋村,完全截斷了中村自來水。兩村就此引發了糾紛。    
    中村村民曾向縣政府提出要求解決,縣政府也主持過協調,由於兩村意見分歧較大,最終未作出裁定。1998年11月18日,中村部分村民向縣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依法處理。縣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應由行政部門依法作出處理」。繼而,原告上訴市中級人民法院。該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為不使水事糾紛事態擴大,1999年12月1日,原告向縣人民政府呈上一份「處理水事糾紛請求書」。    
    原告認為,依法處理兩村的水糾紛,是縣政府的法定職責。但縣政府未依法履行職責,導致兩村發生了多次矛盾。起訴縣政府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2000年8月10日,溫州市中級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作出一審判決:永嘉縣人民政府對水事糾紛負有處理的法定職責,縣政府不履行此職責,對兩村的水事糾紛不作處理是違法的。中村百餘村民要求縣政府履行其職責,於法有據,應予以支持。責成永嘉縣人民政府在本判決生效後兩月內,對原告和開洋村的水事糾紛作出處理。    
    但永嘉縣政府不服,提出了上訴。最後省高院作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八:自費建設城市

    溫州歷來交通極不發達,只有水路一條。溫州話的「水」和「死」同音。所以,「溫州死路一條」這句話曾經很流行。但是溫州人卻靠螞蟻搬家的精神,把全國各地的原料運進來,再加工成價廉物美的小商品運出去。還有一句流行語是:「汽車顛,溫州到。」可以說,交通成為制約溫州發展的瓶頸。溫州人盼望陽關大道。    
    但溫州的鐵路和機場都不在國家計劃之內。    
    1987年,溫州市委市政府橫下一條心:市機關三年不買小汽車,不建幹部宿舍,「砸鍋賣鐵」、「勒緊褲帶」、自籌地方資金,也要建造全國第一個地方投資為主的機場。    
    可一預算,總投資需要1.32億元。這筆錢,對當時財政還處於嚴重赤字的溫州市政府來說,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1989年,當國務院和國家計委還在考慮該不該批建溫州機場時,溫州市政府已經籌起投資總額80%的建設資金,機場工程已經完成90%。國家有關部門深受這種「溫州精神」感動,拉掉西寧機場的建設計劃,破例批准興建溫州機場。    
    1990年7月12日,溫州機場建成通航。    
    開通僅一年半時間,溫州機場營運量就達到設計時的2000年水平,吞吐量逾35.2萬人次,並扭虧為盈,創下了中國民航發展史上的一個吉尼斯水平。到1995年,溫州機場的吞吐量已經穩居全國140多個運營機場的前二十位。    
    建造一條鐵路是溫州人的百年夢想。    
    金溫鐵路自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描出藍圖以來,曾先後倡修七次,工程幾上幾下,均未成功。其主要問題在於資金問題。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人提出廣泛發動社會力量,包括借鑒中外合資辦廠的經驗到海外籌資的方法興建鐵路。在著名溫州籍學者南懷瑾先生的努力下,金溫鐵路突破了引進外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沒有先例的禁區。1992年1月,香港聯盈興業公司和浙江省地方鐵路公司在香港簽訂《合資興建金溫鐵路合同》,為建設鐵路興建邁出了實質性一步。同年11月19日,浙江金溫鐵路開發公司成立。由此,金溫鐵路在全國率先全面導入市場化運營機制。    
    1992年12月18日,金溫鐵路開工。1998年6月11日,全線投入運營。    
    金溫鐵路耗資30億元,這是新中國第一條由地方、鐵道部和香港三方合資興建的鐵路。投入運營後,突破了國家鐵路「先貨後客」的舊常規,採取了「先客後貨」的運營新方式。溫州還成為我國第一座擁有始發直達首都北京列車的地市級城市。    
    溫州建設缺乏資金。但溫州人沒有「等、靠、要」。因為溫州人知道辦法總比困難多。    
    溫州體育中心總投資1.3億元。為了鼓勵捐資者的積極性,溫州市政府於1993年9月17日出台了《溫州市體育中心場館建設資金捐贈辦法》,規定個人捐贈2萬元、集體捐贈5萬元為一個單位,由市政府頒發「首席觀眾」證書,10年內免費觀看場內舉辦的文藝、體育活動。這是中國第一個賣「首席觀眾」的體育場。當年中秋節,市政府舉辦的座談會上,就籌得捐資2067萬元。    
    1994年8月,溫州遭遇了百年一遇的17號強颱風。特別是瀕臨東海的甌海區,海岸線長44.75公里,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損失慘重。為了防止颱風的再度襲擊,當地政府決定重建沿海堤塘。但是時間緊,上億元投資一時難以到位。為此,甌海區委、區政府採取「已資代勞」的方法,即群眾出錢、勞工出力、專業隊伍施工,加快建設步伐。同時,在資金籌措上力求突破,雙管齊下,幹部帶頭集資,發動群眾捐資。短短的十一個月內,完成中國第一條高標準堤塘的建設任務,被國家水利部鑒定為「國內樣板堤」、「中國第一堤」。    
    1995年11月1日,溫州樂清市南塘鎮山馬村一線塘展開了史無前例的修堤大會戰。這條長2055米的堤塘由該村農民黃永斌獨資承建。經過三年苦戰,堤塘竣工,投資達460萬元。經浙江省水利廳現場勘查,工程完全合格,而且堤高從原來的3.5米提高了4.2米,高程從原來的8.25米提高到8.5米,10年一遇的四級標準塘被提高到了20年一遇的三級標準塘。作為回報,黃永斌獨資承包堤塘,鎮政府將堤塘內原屬鎮集體所有的鹽田、泥塗、養殖田約1000畝無償交給他開發使用23年。    
    溫州從1986年6月就已開始研究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了。1987年1月,對全民企業固定職工的退休費用實行社會統籌和合同制工人實行基本養老保險;1988年8月對市屬縣以上集體企業固定工實行了退休費社會統籌和合同制工人基本養老保險;1988年10月對全民、縣以上集體企業臨時工,區街、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及個體工商戶施行了社會基本養老保險;1990年6月和10月分別對全民企、事業單位和縣以上集體企業實行了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金製度。1991年3月底,溫州市人民政府頒發了《溫州市企業職工社會養老保險暫行辦法》。    
    1991年7月,溫州成立社會保險事業局,對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身份的企業和職工實行統一政策、統一標準、統一制度、統一管理,提前實現國務院提出的「廣覆蓋、四統一」計劃。多年來,在國家財力支持較少的情況下,依靠社會力量,開展各項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率先實行全社會一體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


第三章 風流溫州風流者九:打造信用溫州

    一段時間,溫州貨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皮鞋因質量問題在杭州武林廣場當眾被焚。樂清柳市被《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披露為是假冒機電產品的重要發源地。質量問題擺在溫州人「二次創業」上最突出的位置。1994年5月,溫州召開質量立市萬人動員大會,不惜犧牲GDP,打假扶優。1994年10月7日,溫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溫州質量立市實施辦法》細則。這是中國第一個政府制定的質量立市法規。    
    在這個文件中,有「兩招」被人們廣泛引用:一是實行「連坐制」,企業出問題,同時追究各級政府、分管部門以及企業負責人的責任;二是對制售假冒偽劣產品者,一次重罰,再次則驅逐出「業主」隊伍,五年內不准在溫州註冊任何企業。    
    如今,溫州已經擁有15個中國名牌產品,7個中國馳名商標和42個國家免檢產品。    
    在2001年4月召開的溫州市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工作會上,當時的溫州市市長錢興中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信用溫州」的說法,並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以企業信用、個人信用、政府信用為主要內容,以建立健全信用系統、信用制度、信用文化為工作重點的信用建設活動。市委、市政府通過了信用溫州建設的總體方案,出台了《溫州市企業信用工程建設管理暫行辦法》,市人大、市政協分別作出了《關於加快「信用溫州」建設的決議》,並建立信用溫州建設領導小組、信用中心,成為中國第一個建立信用系統工程的城市。


第四章 家族溫州溫州一大「怪」

    986年面世的法國年鑒派史學巨著《家庭史》上有這麼一段話: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動的源泉,是他的體魄和個性形成的場所。通過愛,家庭將先輩與後代系列的利害與業務結合在一起。從這方面說,似乎可以將家庭與經紗相比,由天性在織布機上將它整理好,以使社會料子得以織成。」    
    家庭是一個組織。它編織著忠實性,並將一代又一代連接起來而成家族。    
    在中國這個古老的社會裡,家族是棋局裡的棋子。這是一盤永遠沒有結束的棋局。    
    對於「溫州模式」這個從家庭工業裡成長起來的經濟格局來說,家族更是一個抹不開的話題。    
    隨便走進溫州一家企業,都能找到家族的影子。在溫州企業的組織結構中,總有親戚朋友這類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溫州吳橋工業區一條弄巷裡的挺宇集團,是一家生產閥門、防暴電器等產品的企業。這是一家非常典型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家族企業。    
    在這家企業裡,父親潘挺宇是董事長,母親徐文清是辦公室主任,大女兒潘佩聰是總經理,兒子潘葉雷是副總經理,二女兒潘佩芳是財務經理,二女婿林肖是銷售經理,大姨徐小清是辦公室總務,外甥邵靖海是採購主管。據說唯一沒有進入公司管理層的大女婿,是他自己家那間父子公司的總經理。    
    溫州爾樂工貿公司,也是一家非常典型的家族企業。這家企業跨行業運作,涉及的行業有服裝、面料、乾燥設備、磁力泵等。其管理形式是主要家族成員分塊管理:父親王興樂任董事長把握大方向,母親陳光珍經營面料,大兒子王戰勝管服裝經營,二兒子王戰文管服裝以及面料等的進出口貿易,小兒子王戰順管服裝生產,幾個兒媳婦分別配合丈夫各管一塊,管乾燥設備的則是表弟潘定福,管磁力泵的也是沾親帶故的老朋友朱培元。王興樂的幾個弟弟也和這家企業有密切的關係。四弟是磁力泵的材料供應商,在杭州落戶的三弟前些年也來到溫州,管新廠房的基建。就連大兒媳的娘家人也參與了服裝生產管理。    
    溫州吉爾達鞋業公司,父親余阿壽是企業的創始人、董事長,兒子余進華是接班人、總經理。    
    在溫州擁有二十多家的連鎖店的桂香村食品公司,丈夫馬建偉是董事長,妻子陳建瑜是總經理。夫妻雙方的家人都擁有企業的股份,並參與具體經營。    
    ……    
    如此「父子企業」、「父女企業」、「夫妻企業」的例子,在溫州比比皆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溫州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家族企業集群」。    
    按照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對「家族企業」的定義——「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夥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係,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來看,溫州的企業幾乎都屬於家族企業。    
    1993年,溫州有關部門曾對3萬多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進行一次摸底,得出了83%企業是家族企業的調查結果。上述錢德勒概念中,家族企業並不是指由家族成員掌握全部所有權和經營控制權,而是一種大部分和基本掌握上述兩種權利的企業組織形式。那麼,後來溫州眾多通過公司制改造的所謂「有限責任公司」也難離家族企業這籮筐。    
    雲南有「竹筒當煙袋」、「這邊下雨那邊曬」等十八「怪」,溫州難找非家族企業,也真可算是溫州一大「怪」。


第四章 家族溫州溫州家族企業的成長路徑

    「國之本在家」,家族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家族文化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國人的行為模式。    
    溫州地處東南沿海山地,「天高皇帝遠」,歷來宗族觀念十分濃厚。在農村,一直有修宗譜的習俗。儘管在文革期間,破四舊之風極盛的時候,還有人偷偷摸摸去修宗譜。    
    溫州人愛拉關係。不相識的人見面,總要套出一些親戚關係來。遠的、近的都無所謂。溫州人骨子認定熟人好辦事,親戚好辦事。    
    甚至,妯娌、婆媳之間吵架也會蹦出一句:「你欺負我娘家沒有人呀!」因為娘家人總會幫自己的。    
    這就是溫州人的「處世哲學」。所以,在農村,為了親友的利益而引發的宗族之間的械鬥也時有發生。    
    故而,從地域文化角度來分析,改革開放後溫州形成壯觀的家族企業集群也就不怎麼怪了。    
    其實,家族企業也並沒有什麼好「怪」的。全世界企業中有80%是家族企業,特別在華人社會,更是枝繁葉茂、見怪不怪了。只不過,中國的制度使大多數企業都是從國有或集體企業起步,家族制特點不甚明顯。而溫州家族企業不僅數量大,而且規模相對較小,所以相比之下就顯得另類了。    
    可以說,溫州家族企業的崛起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但也絕非偶然。    
    溫州模式的「細胞」在於家庭作坊,這種農村工業化過程是在整個經濟體制轉軌的同時進行的。由於體制上並未認可,所以,溫州人只有暗地裡做。他們在發展上首先遇到了資金的困難,無法取得政府金融機構的支持,首先想到的是謀求家族成員的支持。    
    瑞安韓田村是汽車摩托車配件生產基地。這裡家家戶戶靠經營汽車摩托車配件起家,現在是有名的富裕村。在創業階段,村民中90%曾向親戚、房族、朋友借過錢。    
    在溫州民營經濟的起步階段,家庭家族成員是企業啟動資金的重要來源。    
    那時候,溫州很流行「呈會」。這種「會」是民間融資形式,是建立在親戚、朋友關係上的一種經濟互助形式。很多企業在資金周轉困難的時候,往往通過這種民間力量籌到了錢,解決了燃眉之急。但這種「會」不僅僅是純粹的友情互助,還兼有市場成分。    
    另一方面,企業的成長和產業的擴散也通過家族這個渠道。溫州的產業是輕工產業,具有很強的複製性,競爭激烈。當一個青年人在面臨就業問題時,首先考慮到是學一門手藝,而最好的途徑是向族內某個有手藝的前輩學習。從經營者角度來講,他也不希望自己多一個競爭對手,而最好的辦法是把手藝和經驗傳授給自己人。因此,溫州每一家新的家庭作坊出現的背後,往往很多是向自己的親戚學了本事後,才獨立經營的。    
    吉爾達鞋業公司董事長余阿壽曾帶出了16名徒弟,現在有15個徒弟都自己辦了皮鞋廠。    
    韓田村一家企業的幾個股東就曾達成一個默契:凡親戚來廠學手藝,必安排關鍵位置,讓老師細心教導,而一般職工則嚴禁接觸核心技術;有親戚到廠裡進貨開店,第一趟都賒貨給他作本錢。    
    再從產業看,溫州的輕工產品很適合家族企業生產,家族企業靈活的機制使產品進入市場的成本大大降低。溫州的產品分工很細,協作很強。「一鄉一品」,「一村一品」,管理簡單,僅憑家族的能力和經驗就能駕馭。而且,「船小好掉頭」。    
    同時,家族制治理機制有助於降低決策成本和協調成本。溫州的家族企業大多「男主外,女主內」。正如蓋爾西克所言,「家族企業從家族成員共有經歷、身份及共同語言中汲取到特別的力量。當主要經營者是親屬,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特權都來自於同一源頭。口頭的和非口頭的信息能在家庭內迅速傳遞。所有者兼經營者能夠更隨意地決定解決某一問題,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釋。配偶和兄弟姐妹們則更能懂得彼此說話的主要意義及隱含著的決心和猶豫。最重要的是,在整個家庭利益的名義下,可以要求承諾,甚至是自我犧牲。」    
    所以,有人把溫州的家族企業比喻成「小鳥集合成的鳥群」,有如烏雲般的形體又有小鳥的靈活性。「大鳥會被擊垮,而鳥群卻擊不垮,因為它有形又無形。」    
    20世紀90年代,理論界認為家族文化制約了溫州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許多人紛紛提出了促進家族企業擺脫家族束縛,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議。原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馬津龍卻固執己見:「溫州企業之所以大多以家族企業的形式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他說,「溫州的民營企業大都表現為家族制的原因,主要在於多數企業以『小商品』為主的產品結構使得規模經濟的作用不夠明顯,從而企業規模不大,所有權無需向家族之外擴散;企業的存在時間也不長,經營者仍然是創業者,並未面臨領導權在家族內傳遞和向家族外轉移的選擇,而且絕大多數企業生命週期也未必長到需要解決領導權轉移問題的程度,往往一代人的時間內企業也就消亡了。家族制不僅滿足了企業經營所要求的決策的統一性和行為的一致性,而且由於家族成員之間天然存在自我約束、自我犧牲精神,使家族制較之依靠法律約束,更能節約管理成本。」    
    顯而易見,從溫州家族企業的成長路徑來看,溫州企業有必要「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吧」。


第四章 家族溫州杯酒釋「股」權

    但是家族企業制度天生存在弊端。    
    儘管溫州是家族企業制度的一片樂土,卻不可否認也不可迴避其局限性。    
    家族企業創業容易守業難。溫州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寧為雞頭,不當鳳尾」的思想。所以,一旦有了錢,立住了腳根,就想自立門戶。    
    更重要的是家族企業文化上的排他性,即使是親戚,如果不是核心家族人員,也是內外有別的。即使是請了職業經理人,也難批200元的報銷單。這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    
    另外,親情關係代替了企業管理,帶來機制障礙。俗話說:「富不過三代。」老子有了錢,兒子就揮霍。所以,溫州現有企業中,能發揮創業者優勢、跟得上前輩人經營策略的企業寥寥無幾。    
    所以,當一些想有所作為的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應付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便開始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嘗試,醞釀著擺脫家族制的束縛。    
    1996年,浙江長江電子設備廠的老闆以借錢資助其自辦企業的方式,讓家族成員全部離開長江企業,並向14家兄弟企業發出倡議,組成核心企業走股份聯合道路。同年8月,一家規範化股份公司浙江長江電氣股份公司出現在「家族溫州」,開股權之變的先河。    
    正泰集團的南存輝則三「釋」股權。    
    第一次是在1990年,那時南存輝和胡成中分道揚鑣,處在十字路口的他和美商黃李益合資,「正泰」由此橫空問世。弟弟南存飛、外甥朱信敏、妹夫吳炳池加入,南存輝100%的股權被稀釋為60%。    
    第二次是在1994年正泰集團成立時,南存輝開始用社會資本「稀釋」家族股份。當「正泰」成為溫州首屈一指的知名企業後,「正泰」的品牌效應出來了。許多企業看中「正泰」品牌,希望加盟。這次,先後有38家企業進來成為正泰股東,而南存輝的個人股權也被「稀釋」到不足30%。    
    1996年,為了克服由於多種產權關係所導致的企業集團運作中的弊端,正泰集團進行股份制改造。把正泰集團的核心部——低壓電器部分的股份拿出來送給企業最為優秀的人才,以體現「知本」的價值。這樣,「正泰」的股東一下子增加到107人,南存輝的個人股由此被「稀釋」到20%。同時,南存輝對產權制度改革——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剝離,建立健全的「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形成三會制衡、三權並立機制,初步形成了以公司總部為投資中心,以專業總公司為利潤中心,以基層生產公司為成本中心的「母子公司管理體系」。    
    十年三「釋」股權,但南存輝的個人資產也從100萬元達到2.2億元,十年增長了220倍。    
    1996年底,溫州低壓電器界的後起之秀天正集團通過《溫州日報》以年薪30萬元公開招聘總經理,最後在眾多應聘者中了選擇了原任一家國有股份公司的總經理胡中勝。同時,在家族中推行「50歲以上全部退休」、「不勝任者走開」政策。這使得高天樂的父親、連襟和六個親戚先後淡出公司管理層,並出讓49%的股份給公司骨幹、科技人員認購,吸引了41名新股東。    
    浙江華園集團出了一手「狠招」,家族成員可以參股,但不能在公司任職,公司總經理到業務員一律聘請外來人員。目前,該公司董事長朱彬的妻子在外開店,經營自己生意。    
    全國聚氨脂行業的龍頭企業華峰集團則採取一種穩妥的外化模式,即在保持家族股權比例不變的基礎上,吸收社會資本和其他個人股權成立一個新的企業。1999年,華峰工業集團在決定投資氨綸項目時,同步組建浙江華峰氨綸股份有限公司,由集團公司出資51%實行控股,其餘49%由自然人出資,讓一大批引進的人才享有不同比例的股份,並讓一些水平跟不上企業發展的創業人員,把崗位讓出來。2002年3月,浙江華峰氨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改選,5名非家族成員進入董事會,占9名董事會成員的56%。而後,董事長尤小平讓出了總經理的位置。同時,集團公司經理層也新增了非家族成員。    
    溫州人正運用溫州人特有的智慧,進行著一場「家族革命」。    
    正如華峰集團董事長尤小平所言:「企業要想走出溫州,沒有一種能符合現代發展趨勢、能進行合理分配和切實提升企業經營層次的制度是走不通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必由之路。家族制在企業的初始創業階段有著別的類型企業不可比擬的優勢,如強大的凝聚力、艱苦的創業精神和靈活的經營機制,但在企業做大之後,判斷家族制能否保持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族的人才資源、家族成員的自我提高能力和觀念更新程度,能否適應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家族裡有能力的可以來擔任職務,但家庭畢竟只是家庭、溫州也畢竟只是溫州,人才都很有限,如果能把企業的人才計劃、制度計劃面向整個社會,那就有可能取得豐富得多的資源。」    
    但「家族革命」牽涉到個人的利益,操作起來很難。這正是溫州企業大發展要過的一道「坎」。1995年,樂清新華集團就發生過一起「非常會議」事件。    
    新華集團曾是樂清柳市首屈一指的低壓電器生產企業,集團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是鄭元孟。集團董事會由此4名股東組成,除鄭元孟外,一人是鄭的姐夫,兩人是鄭妻的叔叔。鄭本人已50多歲了,另三人更是老得不能上班了。但集團的重大決策權特別是人事權仍掌握在鄭之外的董事會成員手上。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態勢,鄭元孟意識到集團到了非改組不可的地步。1995年3月至6月,集團召開了三個月的非常會議。但由於家族其他人員的嚴重干擾,會議地址幾經轉移。為使其他股東接受退股的要求,鄭軟硬兼施,但無濟於事。最後,鄭使出「撒手鑭」——「你們不退我退」,才使這場「革命性」的改組以三人中一人全退,兩人各退一半而告終。退出的股份轉讓給集團的4名中層管理人員。鄭也只保留了董事長的位置,總經理的位置授予新股東中有大學學歷的黃歲飛。    
    然而,「非常會議」之後的新華集團並未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鄭元孟和黃歲飛的關係後來惡化到劍拔弩張的地步,最後還是以黃退出新華集團而告終。    
    因此,披露這一事件的馬津龍認為:「從長遠來看,建立正常的權利轉移和傳遞機制,實現家族企業制度向法治企業制度的創新,是關係到溫州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能否成長為『可持續發展』的現代企業的關鍵。」


第四章 家族溫州另類股權之變

    溫州是服裝大市,這裡有2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服裝生產廠家。20世紀90年代初,吳真生的溫州報喜鳥服裝公司與吳志澤家族的納士和奧斯特服裝公司,只是其中名不見經傳的中小型家族企業。    
    1996年,出於做大做強的共同目標,這三家企業把各自原來的企業註銷,重新註冊組建報喜鳥集團有限公司。    
    吳志澤說:「剛創業時,家族經營有一定的管理成本優勢,規模擴大後就一定要尋找家族之外的更多的經營資源才能做強、做大,股份合作是一條很好的途徑。」    
    他們徹底丟棄家族企業的管理模式,優化組合三家企業的資源,走規模化發展、現代化企業之路。為了加強生產技術管理,他們不惜以出讓股權為代價,將溫州一外資企業的生產技術副廠長葉慶來挖來。    
    這樣,報喜鳥集團的規模一下躍居溫州服裝業的前五名。自1997年開始連續進入全國服裝行業銷售收入、利稅收入百強之列,並創下全國西服銷售收入前十名的佳績。    
    「5隻貓分散在那裡,永遠只是5隻貓;將5隻貓組合起來,它就可以是一隻老虎!」吳志澤說。    
    集團中吳志澤當老大,吳真生主管營銷,吳文忠抓生產,陳章銀跑銷售,葉慶來抓生產技術。報喜鳥集團喜氣沖天,蒸蒸日上。三年後產值比原來增長了20倍。    
    但到了2000年,報喜鳥集團忽然「分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把大家簡單地綁在一起是沒有用的。」吳志澤認為,企業的發展為個人提供了發展的空間,這才是「分家」的客觀原因。此時,集團培植的子公司成熟。除吳志澤依然堅守集團當老大外,4個董事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吳真生,報喜鳥服飾股份公司總經理,即管理集團本部;吳文忠,報喜鳥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陳章銀,報喜鳥集團銷售公司總經理,主管國內外西服貿易;葉慶來,上海報喜鳥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主管「寶鳥」高檔職業西服與貼牌西服。    
    這並不是一次簡單的「分家」。其背後是一副「動態股權制」的重擔。    
    所謂「動態股權制」是指「體現責、權、利相結合的原則,公司實行高級職員持股制度,以逐步構建起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共同利益下的勞動與資本,崗位價值與個人價值有分有合的動態股權制。」這是報喜鳥集團的一次創新。    
    「首先,集團內根本沒有分家,股權結構沒有改變,五大股東的股份還在集團。」 吳志澤這樣解釋。「變的是五大股東在子公司的股份。誰主持公司,誰的股權將上升。」    
    報喜鳥集團規定每一個子公司根據資產來考核效益,必須保證每年20%以上的增長率。誰的成果突出,集團將在發展基金獎勵其更大的份額,也就是使其股權擴大。但如果3年之內資產增長率達不到平均每年20%的指標,這位總經理將就此免職,並永遠不得再從事經營管理工作,也就是只剩股東的名分了。同時,其在所經營的子公司的自然股將被扣減一半。那麼總股權也隨之減少。    
    「分家」三年,報喜鳥集團的「四大金剛」在各自地盤大顯神通。葉慶來在上海投資一個億,引進最先進的西服生產線,力做中國高檔職業西服的老大;吳文忠從意大利拿到了全權委託的意大利知名品牌進行生產。    
    ……    
    就在報喜鳥集團演繹著一個「另類股權之變」的財富故事時,甌江南岸的莊吉集團一開始就走上了現代企業之路。這在「家族溫州」就顯得就更「另類」了。    
    莊吉集團的成立也在1996年。它的前身是威麗斯服飾公司。「威麗斯」老闆是富有傳奇色彩的溫州「八大王」中的「電器大王」鄭元忠。    
    在「八大王」成為「投機倒把」的打擊對像時,他過上了18個月的「逃亡」生涯和186天牢獄日子。1985年,風波平息後,鄭元忠創辦了樂清精益開關廠。後來,發展為產值近10億元的精益集團。再後來,鄭元忠在溫州經濟開發區創辦了中外合資的威麗斯服飾公司。    
    1992年,四十歲的鄭元忠毅然放棄年薪50萬的收入,把公司交給他人管理,踏進溫州大學,一門心思苦讀書,用兩年的時間讀完三年的課程,以優異的成績拿到了畢業證書。    
    1996年的時候,鄭元忠在溫州服裝商會的一次活動中,碰到了當時在金頂針製衣公司的總經理陳敏。    
    陳敏27歲時下海創辦了溫州華聯服裝廠,生產經營西服。雖然「華聯」發展很快,第二年就實現利潤100多萬元,但苦於沒有牌子,難以長足進展。於是,陳敏跑到深圳,請高手設計商標。回來後,從三個備選方案中挑出「金頂針」。「金頂針」很快在業內脫穎而出。1995年,產值超過2000萬元。就在這時,陳敏提出要聯合溫州幾家規模較大、效益較好、影響較強的做大溫州服裝,但遭到了董事會的反對。    
    那時候,鄭元忠也在苦苦尋求將企業做大做強的品牌發展之路。出於共同的發展理念,他和正在思考何去何從的陳敏一拍即合。    
    陳敏撤出在「金頂針」的全部股份,把自己的600萬元全部投資到新的企業。    
    鄭元忠和陳敏又請來精益電器集團董事長吳邦東加盟。    
    從此,被業內人士稱為「黃金三角」的鄭元忠、陳敏、吳邦東打造了溫州服裝界的一艘航空母艦。    
    如今,莊吉集團已擁有15家企業,2000多名員工,在全國各大城市開設了400多家服裝皮鞋連鎖店。「莊重一身,吉祥一生」的廣告語響徹大江南北。    
    莊吉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源於新型的法人治理結構。它一開始就擺脫了家族企業的局限,是基於對溫州企業和服裝業發展比較清晰的認識。


第四章 家族溫州誰來接班

    對於家族企業來講,接班問題是永遠無法迴避的。    
    雖然溫州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時間很短,只有二十來年,而且大多民營企業成長的歷史也並不悠久,目前大多企業的老闆年齡都在三四十歲左右,很少有企業面臨代際之間領導權傳遞的危機,只有像新華集團董事會那樣因年齡結構難以適應市場競爭,領導權的更迭才變得迫在眉睫起來。    
    但是,要看到的一個現實是,溫州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成長起來、現今依然保持活力的「第一代企業家」,他們正在或者馬上要面臨接班問題了。    
    英雄遲暮。他們曾經扮演一個縴夫的角色,一步步把企業的大船從計劃經濟的淺灘拖到市場經濟的洪流。如今,淺灘已過。    
    目前,江浙一帶和溫州差不多同步崛起的老牌民企已悄悄把權仗交給了下一代。    
    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把公司交給了兒子魯偉鼎打理;方太集團的茅理翔退居二線,兒子茅忠群走向前台;紅豆集團的周耀庭過上了顧問的生活,兒子周海江獨擋一面;橫店集團的徐文榮也讓兒子徐永江多處理公司的事了……    
    在溫州家族企業中,接班人也開始走向了幕前。    
    余阿壽1991年創辦了中法合資吉爾達鞋業公司,1993年時就決定把這副重擔交給二十九歲的兒子余進華。余阿壽把兒子扶上馬,又送一程。幾年後,余進華說,「我是受父親影響來做鞋的,父親雖說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為人,他的豪爽,樂於助人,做事認真,都是最珍貴的東西。我要感謝我父親,他傳給我的不僅是一個吉爾達,更有那種吃苦耐勞,嚴謹務實的創業精神。」    
    1995年開始,余進華把目光投向國際市場,打了一場漂亮的突圍戰,也把吉爾達的品牌、企業規模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挺宇集團的潘佩聰出場更早。    
    1989年下半年,一些報紙相繼出現嚇人的論調,比如「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的絆腳石」什麼的,關心國家大事的挺宇集團創始人潘挺宇一看就緊張了,「把我搞成資本家怎麼辦?」加上市場低迷、經濟不景氣,於是,潘挺宇草草把工廠交給兩個雇來的主管,簡單對四個子女交代一下,和妻子遠走西班牙。    
    潘挺宇走後整整兩個月,工廠裡都沒有一張訂單,但兩個主管卻一點也不著急。當時管財務的是潘的大女兒,十八歲的潘佩聰,她一看情形不對,就招來被父親委以重任的兩個主管,表示這樣下來廠子會垮的,她要介入管理。「這裡是私營企業,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明早我就接手管理。」但這番話引來的是一片不屑一顧的眼光。兩位主管還通知工人不要來上班。潘佩聰急了,找到兩位主管。「你們想幹必須好好幹,不好好幹就另謀高就。」過了兩天,廠門口貼出通知:「明天必須復工,否則作開除處理。」第二天,潘佩聰看到工人都來上班了,但那兩位主管再也沒有露面了。    
    十八歲的潘佩聰就這樣當上了總經理。當潘挺宇回國,看到自己的工廠已被女兒「搶班奪權」,便主動「退居」二線。    
     1947年出生的康奈集團董事長鄭秀康也把孩子安排在自己的企業裡。女兒鄭萊莉1997年從天津財經大學畢業後,進入康奈集團擔任副總經理兼團委書記,是共青團的十五大代表,現在負責公司管理;兒子鄭萊毅從英國學成設計和企業管理專業後,也進入康奈擔任副總經理一職,負責廣告策劃和產品科研。    
    鄭秀康曾對《新民週刊》的記者說,為了讓姐弟倆知道他們的父輩有今天的產業是通過怎樣的勞動得來的,從初中開始,他就有意讓他們參加自己制鞋廠的勞動,「因為此前從來沒有帶他們來過單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們在人事處報到後就和廠裡的工人一起工作,到了高中、大學的時候,我在家裡經常說些公司經營管理的事務,有意識地灌輸他們一些思路。現在證明,和廠裡幾百名大學生相比,他倆的思維進度要快得多。」大學畢業後,姐弟倆還被安排在公司各個部門勞動一年,鄭秀康希望他們能夠熟悉所有的流程,以便以後管理時讓人信服。    
    鄭秀康並不迴避在家族中挑選接班人的問題。「要等到合適的時機,我再退出,屆時他們姐弟倆擁有的股份肯定是最多,當然我希望留給他們不只是錢,而是康奈發展的先進制度。」     
    像鄭秀康這樣考慮的企業家很多,因為他們知道溫州民營企業轉型的一天遲早要來。    
    家族企業並不一種落後的制度。任何一種制度都既有優點,也有缺點。    
    正如在總經理位置磨煉了多年之後的潘佩聰,在2002年一場關於家族企業利弊之辯的「財富論壇」上所說的:「如果用辯證的眼光來看,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在目前的經濟環境裡,家族企業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區別在於大家合作的對象不同而已。」 潘佩聰覺得,在一個家族企業中,合作對象是自己的家人,他們只要有足夠的責任心去承擔責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換作與其他人合作,難道就沒有問題嗎?    
    「做企業也要順勢而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種和諧,和諧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從「可憐」到「可敬」

    皇城根下、黃浦江邊、天山腳下,長白山麓、天涯海角、峰巔谷底……處處都有溫州人的身影和難懂的溫州話。他們如「野生動物」一般龍騰大海、虎嘯山林。在城市人群不屑的眼光中經歷了地獄之火的磨煉,以九死而不悔的執著書寫了一個由蝌蚪變青蛙的進化方程式。    
    中國曾經長期是國有經濟的一統天下。    
    對溫州人的經商之路,據有關人士稱,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說是「走商階段」,或者說「游商階段」,也可以說是「鳥商階段」。這是溫州人做生意的起步階段,開拓階段,時間為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體上10年左右吧,人稱「可憐的溫州人」。    
    凡是開拓總是很不容易的。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小打小鬧,「亂」打「亂」鬧。溫州人經商是滿地跑,像是打游擊似的,用自己的兩隻腳走遍中國的山山水水,基本上是推銷溫州產的小商品。    
    前幾年幾乎全是「游商」,打一「槍」就換一個地方,有生意做就做,沒有生意做就走,走到哪裡把生意做到哪裡,哪裡有生意就跑到哪裡,幾萬元的大生意搶著做,幾塊錢的小生意也願意做。後幾年才逐步有人在各地安營紮寨,擺攤開店,創辦公司,有了「坐商」,但規模都很有限,人數也很有限,影響更是有限。    
    第二階段,可以說是「冷商階段」。這是溫州人經商的困難階段,或者說沉默階段,時間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那麼三五年時間,人稱「可惡的溫州人」。    
    作為一個歷史性的記載,不能迴避溫州人有這麼一個階段,更不能抹殺有這麼一個階段。因為個別產品質量上的問題,加上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那段時間,溫州模式成了駭人聽聞的洪水猛獸,溫州產品成了假冒偽劣的替代名詞,溫州商人成了資本主義的傳播之源。那時不少地方對溫州的批判不僅僅是在嘴上,而且實打實地落到行動上了。主管部門發出了禁用溫州低壓電器產品的通知,一些大中城市的商場裡有「本店沒有假冒貨、本店沒有溫州貨」等等告示,硬是直接把溫州貨等同於假冒騙了。    
    這就給溫州人經商造成了極大的壓力。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溫州人成了受冷落之商,只能做低頭之商。於是,他們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先做後說,產品借用外地的牌子,身份借用別人的證件,能不說是溫州人就不說自己是溫州人,能不說是溫州貨就不說自己產品是溫州貨。大概因為溫州貨受阻,從這個階段開始,溫州人也開始經營外地人的產品,而不再限於溫州貨。哪個地方的產品有市場、有競爭力、有利潤可賺,就去經營哪個地方的產品,代理哪個地方的產品。這對溫州人來說,應了一句老話——壞事變成了好事,不僅開拓了自己的市場,也迅速增加了自己的實力。    
    第三階段,可以說是「熱商階段」。這是溫州人的一個發展階段,或者說落地生根階段,時間為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紀初,大約有那麼七八年的光景,人稱「可怕的溫州人」。    
    鄧公的南方談話,把正了中國的發展方向,也為溫州姓社姓資的爭論做了結論。隨著溫州的正名,溫州質量立市的開展,溫州在全國香了,也熱火了,不再是抬不起頭,也不再是躲躲閃閃,而是挺起身來做生意,大聲地說自己是溫州人。    
    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溫州人開始在各地投資辦公司、辦市場,或者辦商場、辦工廠,投資、經營、再投資、再經營。大家開始把經商之地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原來的「坐商」越「坐」越大,原來的「走商」也逐步變成「坐商」,而不再像過去那樣飛來飛去,年初到外地,年末回老家,賺一把錢帶回家。開始時投資規模並不太大,大多是幾萬元的、幾十萬元的、一百多萬元的,幾百萬元的就很了不起了,少有上千萬元幾千萬元的。到了後來,幾百萬元就多了,幾千萬元的也有了。各地政府百姓呢,也開始改變對溫州人的看法,關注溫州人,歡迎溫州人,重視溫州人。政府和老百姓似乎都忽地發現,可怕的溫州人原來是可愛的溫州人,東南西北中,都有點離不開溫州人了。    
    在北京,在天津,在河北、內蒙古,在中南西南、,在華東沿海、,在西北邊境、,一批又一批的溫州人,大有千軍萬馬闖商海之勢。隨著人員的大幅度增加,以及事業的大踏步發展,溫州商會也先後在一些城市呼之而出,最早成立的是瀋陽市溫州商會,此後在其他城市也逐步成立。有了自己的商會,就有了一個「家」,也就開始了與政府的對話,開始融入了當地的社會,開始影響著當地的社會。    
    第四階段,可以說是「外商階段」,或者說「貴商階段」。這是溫州人經商的騰飛階段,或者說大上台階的階段。這個階段,目前正在進行之中,必將延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至少在十年二十年以上,人稱「可敬的溫州人」。    
    說是「外商階段」,這是一個比喻的說法,是說溫州人在中國的地位發生了巨變,外地人不再是看不起溫州人,也不再害怕溫州人,更不是拒絕溫州人,而是來搶溫州人,大開省門、市門和縣門,像歡迎外商一樣歡迎溫州人,像對待外商一樣對待溫州人。溫州人不再是「走商」,更不再是「游商」,而是成了公認的外來「投資商」,甚至被稱為來自南方的國內「外商」。如果說十年前溫州人遭受冷落,其他地方的人難有體會,那麼十年後則成了特別受歡迎的貴賓,這個受歡迎的程度是外人也是無法想像。    
    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溫州人開始了群團投資、資本投資和招商投資,投資的項目越來越大,越來越多,越來越有關國計民生,與國家的發展戰略更相符合,成了振興當地經濟的一支生力軍。溫州本地最有實力的老闆,溫州在全國各地富有實力的老闆,都積極投入到當地的發展大業中,甚多大手筆、大規劃、大項目、大投資。投資的規模,出人意料地劇增,幾千萬元的是小兒科了,動不動就上億元、幾億元,甚至有幾十億元的;投資的領域,可以說遍及各個方面,過去不敢進入、無力進入和不能進入的,如今都大踏步地進去了,從開辦公司發展到組建無地域集團,從興辦市場發展到打造工業園區,從一般房產開發發展到建設大型城市小區。    
    還要看到的是,到了這個階段,與當地政府的對話,似乎也成了一種特有的機制,並有了「綠色通道」,檔次越來越高,內容越來越廣,成果越來越大。既有招商方面的對話,也有社會方面的對話,還有政策方面的對話。當地政府把溫州人當作顧問、當作參謀、當作貴賓、當作朋友,溫州人也把當地政府視為朋友、不再是個別的、偶然的、被動的,而是經常的、主動的、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在全國各地經商做生意的溫州人已經多達160萬。    
    他們以商作筆,肆意揮灑,描繪出千百幅美妙的市場圖景,更有人意想不到的經典之作。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層」(1)

    在全國百姓的心目中,北京是天子腳下的權力聖地,天安門是遙不可及的權力圖騰。    
    溫州——北京,1200公里。對許許多溫州百姓來說,天安門是一種想像。    
    可是在1999年的秋天,一位叫范鳴強的溫州人在攜妻帶子游北京時,突發奇想要承包天安門城樓開一家馬列書店。在許多人認為是在「開玩笑」時,他神情肅穆地敲開了天安門城樓管理處的大門,結果管理處不僅當場同意,還破例對這家書店免收租金。    
    范鳴強只不過是在京溫州人滄海中的一粟,但他的創意和韌性顯示了溫州人思維裡的固有基因——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敢於想像。    
    「20萬」和「100億」    
    現在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溫州人?恐怕沒有人說得清。一個比較公認的,也比較實際的數字是:20萬——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    
    20萬,每人每天消費10元錢,一天就是200萬元,一年就是7個億。這是個最低數,稍高一些就是十多個億幾十個億。    
    20萬,每人居住10個平方米,就得200萬平方米的住房,再大一點那就不得了。    
    20萬,每人一年產出1萬元,一年就是20個億,若以5萬元計,那就是100個億。    
    溫州人,北京經濟的一個新增長點。    
    最早到北京從事手工業的,當推永嘉彈棉郎。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就出征北京,並一直延續到80年代,走街穿巷,弓聲不停。    
    最早到北京做小商品生意的,應是橋頭紐扣商。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之初,就把橋頭市場的紐扣直往北京推銷,大包小包,來回奔跑。    
    最早到北京接業務的,是金鄉標牌戶,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把印刷業務擴展到了全國各地,也把手伸到了北京,膽子特大,業務特多。    
    最早到北京辦實業的,是樂清裁縫師,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親帶親友帶友地到北京做服裝,租房一間,辦廠一個。    
    隨著這些拓荒者在前開路,靠著改革開放的政策,越來越多的溫州人北上京城找活、賺錢、創業、掏金,什麼業都干,什麼門都進。現在,這個20萬人的溫州大軍,在京做的可以說有幾千行幾萬行,只要是國家法律允許的都有人在做,當然做的情況是各各不同的。有做得很大的,也有一直只做小的;有做成了富翁的,也有做賠本生意的;有做進了北京主流社會的,也有一直做不進去的……在他們身上,人人都有一個故事,天天都有一個故事,喜怒哀樂,千姿百態。    
    最早北上去闖北京城的,王永錚應算一個。    
    王永錚是永嘉橋頭沈絳人,當年是東方第一紐扣市場裡的「紐扣大王」,溫州第一代農民企業家,1940年出生。他當兵退伍後,幹過13年的彈棉郎,又當過多年村辦廠的供銷員,走遍了全國31個省市——西到拉薩、烏魯木齊,東到鴨綠江,南抵中緬邊界,北達內蒙草原。沈絳原屬白雲鄉,緊靠橋頭鎮,隨著橋頭紐扣市場「轟」的一聲崛起,王永錚也躍入了經營紐扣的洪流——到橋頭辦了個白雲鞋服紐扣廠,並從事紐扣長途販運的生意。連續幾年的紐扣熱,使王永錚嘗到了甜頭,也使他看出了問題——橋頭市場一年銷售紐扣幾十億粒,共1400多個品種,儘管目前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但單靠「手提小籃」外出「打游擊」,勢必有一天會走下坡路。這使王永錚萌發了一個念頭:以橋頭為依托,以自己的工廠為基點,到大城市裡承包櫃檯去。    
    到哪裡去先試呢?王永錚語驚全家:到北京去!到西單!他到北京西單商場賣過幾趟紐扣,知道西單是全國最大的商場,知道那兒的紐扣品種不多。假如在西單承包櫃檯成功了,就可以挾西單之威而「包」向各地。    
    精誠所致,金石為開。經過王永錚的不懈努力,堅持再堅持,爭取再爭取,懇求再懇求,保證再保證,終於感動了上帝,也說服了上帝。他投資17萬元,把場裡原有的紐扣都「吃」了下來,把櫃檯上的紐扣從幾十種猛增到1000多個品種。其時是:1985年11月1日。三個月下來,情況特好。半年一算,營業額創西單紐扣史上新紀錄,引來了首都一家家新聞單位的記者。    
    王永錚在北京站住了腳,就又按他所預定的目標,拿著北京的協議,挾西單之威,走向全中國,建立了一個遍佈東南西北的紐扣銷售「王國」。王永錚和他的兄弟在北京打出了一爿紐扣的新天地,爾後又轉入皮鞋、襪子和西裝的經營,如今在王府井大街上,就有一家他家族經營的西裝店。    
    王永錚和他家族的事業,而今已不僅僅是花開國內各地,如北京、上海、天津、瀋陽、武漢、廣州等等大城市,而且還走向海外,闖進了世界第一大都市紐約。他們不再是僅僅限於中國的商品經營,而且還開展了國外名牌的品牌經營。到了2003年6月,一個遍佈全國的品牌經營代理商,可以說已經全面建立。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層」(2)

    百座商城    
    溫州人辦市場名聞天下,不僅把市場辦遍了全國,也辦到了外國。溫州模式的一大標誌,就是專業市場眾多。溫州人北上京城創業,也自然把市場辦到了首都。北京的大大小小市場,就有一批是溫州人創辦的。不能說北京最早的市場是溫州人辦的,但溫州人辦的市場肯定比較早;也不能說北京最大的市場是溫州人辦的,但溫州人辦的市場也肯定比較大。    
    溫州人在北京最出名的是辦市場,寫溫州人進軍北京,就不能不寫溫州人在京辦的市場。    
    溫州人在北京辦市場最為轟動的是在「浙江村」,寫溫州人在北京辦市場,就不能不寫「浙江村」的市場。    
    溫州人在北京辦的市場遠不限於「浙江村」,寫溫州人在北京辦的市場,就決不能只寫「浙江村」。    
    溫州人在京到底辦了多少個市場,目前尚無一個權威的準確數字,有說幾十個的,也有說一百多個的,還有說幾百個的。不過這個數字,肯定不只兩位數。僅僅在大紅門一帶,就有20個之多。其實,溫州人辦市場應該包含兩個含義,一個是市場由溫州人投資興辦,一個是市場由溫州人負責經營。溫州人在北京辦的市場,比較客觀地說,在100個左右,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點。    
    溫州人在北京辦的市場,最早是哪一個,恐怕一時難以說清楚。大家可以接受的,或者說比較公認的,應是大紅門馬路服裝市場。時間是1984年。但這不是哪個人創辦的,而是自發形成的。官方參與的第一個市場,則是京溫服裝市場。這是一個由北京豐台區和溫州市工商局牽頭,由溫州經營戶共同集資興建的。當然,如今該市場已變成了由溫州人買斷經營。    
    如今,北京人沒有哪個人不知道城南有個京溫服裝市場。    
    中國的服裝商也沒有哪個人不知道北京有個京溫服裝市場。    
    從天安門廣場往南,沿著前門大街,從永定門外大街穿過三環路,進入南苑路,走上個三四百米,右側一座五層大樓,就是大名鼎鼎的京溫服裝市場。經常有人說京溫服裝市場在木樨園,但這話並不那麼確切,應該說是在本樨園之南的大紅門。    
    京溫服裝市場啟動於1992年,開業於1994年。    
    這是一個聲名遠揚的市場,不僅輻射到華北、東北、西北,而且輻射到華東、華南以至東南亞。    
    這又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市場,有過糾紛,有過官司。    
    這更是一個勃勃向上的市場,年年紅火,年年繁榮。    
    2000年,經營額達20多億元。    
    2001年,經營額又達30多億元。    
    2002年,又是一個30億元。    
    如果說南苑路是個服裝市場街,那麼大紅門路就是服裝配套市場一條街。    
    這如同眾星捧月。    
    北京豐台區南苑路東首,就是有名的大紅門路。它是一條弧形路,北南兩端都和南苑路相交。如果說南苑路是一條服裝街,那麼大紅門路就是面料輔料街。溫州人辦的最大面料市場在這裡,最大的輔料市場在這裡,最大的紐扣市場也在這裡。如果要數市場個數,就看你怎麼個數法了,說有十多個可以,說有幾十個也可以,反正是一個市場群,一座商城是一個市場,一個店也是一個市場,怎麼個數法都可以。    
    溫州人在北京興辦的市場,如今已不再局限於一個行業,也不再局限於一個地方,而是多行業展開,在整個北京城展開。    
    鬧市區有溫州人辦的市場,近郊區也有溫州人辦的市場。    
    有生活用品市場,也有工業材料市場。    
    有家庭裝飾市場,也有辦公用品市場。    
    市場多多,類型多多。只要有機會,溫州人就會異軍突起。    
    溫州人的大手筆,就這樣又造就了一個個北京大市場。    
    三百巨商    
    溫州人在北京經商辦廠,如今已進入了打造品牌的階段。    
    商家,打造公司品牌。    
    廠家,打造產品品牌。    
    老闆,打造個人品牌。    
    溫州人在北京有20萬之多,不要說一個人辦一個企業,即使是100個人辦一個企業,所辦的企業也有2000家。其實,溫州人在京所辦的企業,遠遠不止這個數目,有人稱有七八千家之多,甚至可能超過一萬家的。這些公司和工廠,可以說都在積極實施品牌經營的戰略,千方百計打造自己的品牌,並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奧豹、賽美和京豹,已成了北京十大知名皮衣品牌。世紀京洲和東方百盛等,已成了北京很有名的傢俱品牌……    
    溫州人在北京的成功品牌,至少已達千個之多。每一個品牌的背後往往隱隱約約藏著一個腰纏萬貫的富翁。    
    可到底這個巨商的人數有多少,誰又是巨商之最,富翁中的富翁,卻是誰也說不上來。因為有的是顯山露水,有的卻是深藏閨閣,何況誰都不好直問別人。這就使溫籍京商大賈之數,成了一個難解之謎。    
    不過經與一些溫籍老闆交談,在北京的20萬溫州人當中,若是把巨商的標準劃在五千萬元資產,那麼就不止幾百個人,有可能在千個以上;若是把巨商的標準劃在一個億以上,也會有幾十個之多,少說也有四五十個。根據比較可靠的分析,把檔放在5000萬元,說有巨商300個恐怕是問題不大的。    
    資產已被權威雜誌公佈超過一個億的,如趙章光。    
    又如,「西京」網印的掌門人葉茂西,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絲網印刷工廠。歐洲網印器材協會會長斯帕裡森先生說:中國的網印年齡那麼輕,發展那麼快,沒有想到。    
    又如溫州人在京服裝業中影響最大的盧必澤——著名的皮衣大王。旗下的「賽美」市場佔有率,穩居全國前三,成了跨世紀的「皮裝巨頭」。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層」(3)

    一個「京村」    
    說起北京的「浙江村」,名聞中國,名聞海外。    
    北京人人皆知,全國各地大名鼎鼎。    
    一般的百姓知道,中央高層也知道。    
    說它好話的眾多,贊語不絕。    
    講它壞話的也有,貶斥甚多。    
    它曾被「掃蕩」。它又被「催生」。    
    它是京城一絕,也是京城一謎,還是京城一景。    
    浙江村之謎——曾令眾多學者苦苦思索。    
    浙江村的報告——曾讓不少記者嘔心瀝血。    
    其實,「浙江村」不是一個村,遠不是一個村的範圍所能包括。    
    「浙江村」也不是一個市場,遠不是一個市場的含義所能概括。    
    北京「浙江村」的地理位置極佳,地處北京城中軸線的南端,緊靠前門商業區,主體是在豐台區南苑鄉(或者說大紅門辦事處),北連南三環的木樨園,南至南四環的大紅門橋,西至馬家堡東路,東抵成壽寺。從天安門到那裡,一直朝南即可,只有6公里的路程。    
    「浙江村」最早是由北京媒體叫出來的,意即那一帶活躍著大批來京做生意的浙江人。說其為「村」,是指這些人都聚居在那裡,比那一帶的北京人還多。北京在「浙江村」之外,還有「新疆村」、「河南村」和「四川村」,意思也是一個樣。名為「浙江村」,實應為「溫州村」,因為「浙江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溫州人。不過「新疆村」是以清真飲食業為主,「河南村」是以廢舊物品回收、拾荒及運輸為主,「河北村」則以經銷糧食土特產為主,只有「浙江村」是以生產、加工和經營為主。他們當年闖入北京時,因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說自己是浙江人,而不說自己是溫州人,致使貨真價實的「溫州村」變成了「浙江村」。    
    北京「浙江村」的確切含義,應以一個民間自行開發的經濟社區為宜,既是一片加工區,又是一片市場區,還是一片生活區,說「村」肯定不準確,只說市場也是以偏概全。說是「經濟社區」,意義自明,不需再多作解釋。講「民間自行開發」,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民間自行開放,當地的北京老百姓自行向溫州人開放;二是指民間自行投資,進京的溫州人自行在那裡投資創業。它的啟動絕不是政府行為,而只是民間行為,到後來才由純粹民間之為發展到也有政府之為。豐台區政府在一份上報北京市的文件中也寫道:本地人1.4萬,外來人口近10萬,幾乎均為浙江溫州人。京城不知大紅門南苑鄉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幾無。    
    「浙江村」的過去極為五彩斑斕,今天的「浙江村」一片興旺一片繁榮。    
    溫商越聚越多,溫味越來越濃。    
    市場越辦越多,規模越來越高。    
    企業越辦越多,檔次越來越高。    
    「浙江村」裡的市場,絕大多數是溫州人興辦的,或者溫州人是經營的,也有少數是當地人興辦經營的。入場的經營戶,則基本上是溫州人。    
    市場個數,一種說法是20多個,一種說法是30多個。還有人作了一個初步統計,年交易額在1億元以上的有19個。如京溫服裝市場、大紅門服裝城、新世紀服裝城、龍湫商貿城、城南誠商貿大廈等等,都是聞名北京、中國北方以至全中國的『大商城』。    
    最大的市場,服裝以「京溫」居首,攤位1762 個,2000年經營額超20 億元,2001年又上升至30億元。布料原以「京都」為最,2001年又出了個「眾人眾」,攤位超過「京都」,如今年經營額可以達到幾十億。    
    整個「浙江村」的經營額,誰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據新華網浙江頻道的一篇報道說,「浙江村」已經註冊的各類企業有3600多家,從業人員近10萬人,年銷售額達數百億元。這個「數百億元」,到底是二三百億元,還是五六百億元,或者七八百億元,新華網的報道沒講。但既然「數百億元」,那麼二三百億元應是起碼有的,講這個數字也是不會有問題的。其實,這也已經是一個天文般的數字,不僅比西部的一批地級市大得多,甚至比東部的一些縣級市也大得多。    
    明天,中國要大變,北京要大變,「浙江村」也肯定要大變。市場會更美,產品會更美,「浙江村」裡的溫州人也會更美。    
    溫州人在京的事業做不盡。溫州人在京的故事說不完。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上海灘的當代傳奇(1)

    上海是個「海」——中國最大的商海。浩浩蕩蕩,無邊無際。    
    也許是百年的一條水路,溫州與上海結下了特別的情緣。改革開放,上海在媒體上首先公開宣傳「溫州模式」,令溫州人感到特別親切,也特別親近。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浦東大開發的號角,更是激盪著溫州人創業的心。    
    逐鹿中國,必先搶灘上海。這座矗立在長江入海口的東方大都市,隨著浦東新區的開發和開放,已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在綜合競爭力方面已接近亞洲最發達的城市,再過幾年完全可能和東京、香港並列為亞洲三強城市。ABEC會議在上海的召開,2010年世博會的落戶,更加擴大了上海在全世界的影響,增強了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的地位。全球500強企業,如今大多數已在上海設立了分支機構。跨國公司亞太總部設在上海的比例,將遠居中國各城市之首。二十萬溫州人,也乘勢而上,大踏步進軍大上海,大手臂擁抱大上海。    
    一百六十萬溫州外出經商大軍,八分之一把腳步留在了上海。    
    知名的溫州十大民營集團,個個都在上海征地辦廠。    
    善辦實業的在溫州人,在滬創辦的成型企業超過5000家。    
    中國第一大都市的GDP,溫州人創造的不下5個千分點。    
    上海人敞開胸懷,聚川為海。    
    溫州人溯潮而上,激盪申江。    
    解讀難懂的天書    
    溫州人最早闖上海的,白手起家的,楊介生算上一個。    
    楊介生現為上海錦麗斯集團總裁。1980年夏天,楊介生帶著300元錢,來到上海灘。     
    他當時的身份是蒼南一個鄉鎮標牌廠的業務員。在此以前,他只是在電影、照片上領略過這座城市的風采。    
    楊介生曾這樣回憶他「登陸」上海灘的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個晚上,我是在閘北區一個地下室旅館裡度過的,這一個夏夜也許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像上海一樣給我這麼強烈的刺激:這不僅是因為林立的高樓和繁華的街市給我以巨大的想像力,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質,更給我一種震憾。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決心:上海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這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有人曾這樣描寫他在上海令人難忘的第一個夏天——    
    「在地下室旅館昏暗的燈光下,他將300元錢制訂了一個計劃: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費1.50元,車費0.20元,大約能在上海生存兩個半月。    
    「既然人生漂泊已經開始,那麼尋求彼岸就已經注定。第二天早晨,楊介生開始了上海尋夢。鑽出地下室旅館,對著遠處的摩天大樓,楊介生默默地念著他的人生格言:『如果你認為能做,你就做得到,如果你認為你不能,你就做不到了。』    
    「每天早晨,他在聽了電台的上海新聞後,就擠到街頭的閱報欄,細細地讀一遍當天的《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得到上海人的認同,你必須接近上海文化。』楊介生是這樣認為的。    
    「接著,擠上沙丁魚般的公交車廂,從最北的閘北到城南的龍華,從滬東工業區到滬西文化區,根據上海企業名錄,一家家地跑。——『我不能像一般溫州購銷員一樣,進門發一圈香煙,然後乞求般地討好上海人。我每到一個單位,先不說標牌印刷業務,只聊上海當天新聞,再說家鄉溫州趣事。這樣,我不僅能接到加工訂單,更重要的是交上上海朋友。』    
    「晚上,回到地下室,他又像當代課教師時一樣,執筆伏案,把當天的經歷和感想記下來,並擬出第二天的行程,然後找一個地方去看上海電視新聞。——『對外地人來說,大上海,就像一本天書,很難讀懂。而很少有人知道,親近上海文化是解讀這部天書的捷徑。』楊介生說。    
    「『蒼天不負有心人』,一個半月以後,楊介生不僅為標牌印刷廠覓到了足夠開工一年的訂單,還交上了幾十位上海朋友,他很快地結束了陌生處境中的漂泊生涯。因為已經有上海人邀他去家裡做客。當時,對於素來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稱為『鄉下人』的上海人來說,楊介生是榮幸的。每次,他都會用上海話彬彬有禮地回答:『謝謝儂』。」    
    24年前,1979年,他是一名代課教師,帶著一群鄉村孩子;24年後,他是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學的客座教授,門下有形形色色的企業精英、高校學子。    
    23年前,1980年,他剛20歲,僅帶著300元錢隻身去上海;24年後,他擁有10家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經營資產逾兩億元。    
    楊介生曾獲「上海十大傑出青年」提名獎,被評為溫州改革開放20年的「十大風雲人物」。    
    2003年9月,他又當選為上海浙江商會副會長。    
    楊介生是上海溫州人創業的一個縮影。    
    無論是溫州永嘉橋頭鎮紐扣商、蒼南金鄉鎮標牌商和樂清柳市鎮低壓電器商,他們最大的憑藉是對市場的敏感和執著。    
    他們勇闖上海灘的一大標誌,就是敢於和善於在上海這個聞名的商業大都市,移植溫州模式,創辦一個又一個市場。    
    最早在上海辦市場的,或者說興辦市場雛形的,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樂清人在北京東路創辦的低壓電器街。短短的幾百米路上,一連開辦了100多家低壓電器商店,人稱上海的「溫州街」,在當時曾是引起社會關注的一大新聞。    
    溫州人在上海創辦的大市場,從規模上講應首推溫州樂清籍老闆蔡智平投資的上海市輕紡市場。該市場1994年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1995年9月18日整體開業,是一個立足上海、面向全國、輻射海外的全國性輕紡商品專業市場。2001年10月,上海傳出了「溫州人4億元買走上海半條街」的新聞,說的是在七浦路上新建的五大服飾市場中,由溫州老闆投資興建的就佔了兩個,總投資額高達4億元。    
    七浦路是上海非品牌服飾最集中的批發市場。2000年,上海市政府推出了七浦路馬路批發市場改建工程,決定在七浦路上建造五個新的上檔次的批發市場。    
    溫州樂清籍企業家、上海華東機電集團總經理李振林,在上海做機電生意已有十多年,他看到七浦路的市場改建工程是個大好機會,就毅然與同鄉合股投資1.7億元,興建其中的興浦服飾批發市場。    
    溫州虹橋的一個老闆,也與人一起,投資一億多元,興建一萬多平方米新七浦服飾批發市場,市場的規模同七浦差不多。除這個外,新建的七浦興旺服飾市場,一期工程1000個攤位,就被溫州人買走了500多個,大半個市場成了溫州經營戶的天下。    
    溫州人在上海創辦的各類市場多多。據有關人士估計,溫州人在上海創辦的大中小市場,至少有幾十個之多,也有可能超過百個。有辦在老市區的,有辦在浦東新區的,也有辦在近遠郊區的。    
    上海國際汽車城商貿中心——溫州青年企業家林益民、吳寶榮的大手筆。這個中心按照國家標準設計,高品位、高起點規劃建設,於2001年10月在上海國際汽車城配套工業園區正式啟動並投入前期運作。商貿中心佔地1000多畝,項目總投資10億多元,其中首期投資3.5億元。    
    上海溫州經濟城——泰順企業家邱宗橋的大傑作。這是上海首家超大型的鞋業材料產銷基地,恐怕也是是全國最大的鞋業產銷產地。    
    上海國際包裝印刷城——平陽企業家錢成錫的大動作。該城位於普陀區桃浦鎮,計劃用地600畝,總建築面積48萬平方米,由中國包裝印刷協會,上海市包裝技術協會發起建設,為上海十五計劃重點發展的一個高級物流中心。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上海灘的當代傳奇(2)

    神話的製造者    
    一位企業家的病逝屢屢登上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特意製作了專題報道,王均瑤恐怕是中國少有的幾個人之一。    
    除了「膽大包『天』」第一人的美譽,上海的「地利」也成就了他為人關注的熱度。    
    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瑤是蒼南縣龍港人。他於1990年創辦包機公司,承包從溫州到長沙的航線,成了溫州知名的青年企業家。經過幾年的發展,不僅承包的航線越來越多 ,而且又涉足賓館業、出租汽車和奶品加工等多個行業,創建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均瑤集團。    
    進入新世紀後, 「均瑤」遷址上海,這是集團發展極快的一年。集團的整個銷售額,比上一年有大幅度上升。他的航空項目,已不再是包機,而是發展到貨運,以及參股航空公司,參資機場建設,還辦了兩個網站。    
    2003年3月,王均瑤當選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03年9月26日,經在滬浙江企業家幾百位代表推選,王均瑤當選為上海市浙江商會會長。    
    大舉進軍上海,特別是搶佔浦東這個最熱的寶地,是溫州人就是抓住我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的先機,在上海灘甩出的一個新動作,    
    最早闖入浦東的,是來自蒼南龍港的方福升,時間是1992年。方福升從1980年開始就在上海做生意,是最早闖上海的弄潮兒。1992年春天,他學了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談話,聽到鄧小平同志發出開發開放浦東的號召,就以企業家特有的敏感性,馬上揮師浦東,成立了一個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在高橋搞房地產開發。他一下就搞了三塊地,共計30畝,或與人合作,或自己單獨,建造市場和商品房。當他辦好了一切手續,在第二年開始動工建設時,沒想到碰上了國家宏觀經濟緊縮,加上浦東開發重心的一些變化,致使他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最後只成功了一處,其他兩處都被套住了,損失慘重。然而不論方福升成敗如何,那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是決不能忘記的。    
    瑞安企業家吳敏,是大手筆進軍浦東的溫州第一人。吳敏2002年40 多歲,為總部在瑞安的中國吳泰集團和浙江吳泰集團董事長。1993年6月,他開民辦工業區之風氣,在上海浦東南匯區周浦鎮征地815畝,開發創辦了上海繁榮工業區。這是溫州人最早在上海辦工業園區的,也是最早在浦東從事大規模開發的。    
    溫州人搶佔浦東寶地,速度之快驚人,規模之大驚人,範圍之廣也驚人。不過幾年時間,在浦東新區和南匯區的各個地域,都有溫州人辦的實業,在陸家嘴有,在張江有,在金橋有,在高橋有,在康橋有,在周浦有。有建設工業園區的,有打造科研基地的,有創辦貿易公司的,有開發房地產的,有興辦物流中心的,有興教辦學的。他們有從溫州直接進軍浦東的,有從外省轉向浦東的,有從浦西再出浦東的。僅據南匯一個區的統計,溫州人在那裡辦的企業就有382家,征地最多的一家已有1200畝,納稅最多的已成了當地有數的大戶。    
    1999年5月,來自樂清的天正集團,在浦東康橋工業園區,投資1.2億元,征地155畝,建立自己在上海的開發和生產基地,成立了上海天正機電(集團)有限公司,專業生產和銷售電氣成套設備。    
    來自永嘉的紅蜻蜓集團,在浦東征地180畝,一期投資5000萬元,建造廠房15000平方米,在上海構築一個紅蜻蜓鞋業的大基地;二期工程是在浦東建設一個大型的物流中心,投資可能要超過一個億。    
    人民電器集團在浦東創建「人民上海工業園」,也是生動之舉。集團董事長鄭元豹,是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嘉定區政協委員。該集團已兼併或控股了上海國有(或集體)企業44家。1999年,該集團斥資1億元,在浦東征地200多畝,建立一個上規模上水平的生產基地「人民上海工業園」    
    生產低壓電器的德力西集團、三信集團,生產服裝的報喜鳥集團,生產皮鞋的奧康集團;一個個都到上海浦東來了,征地一般都是幾百畝,至少也是超百畝,投資在一個億以上。上海浦東各個地方,出現了一個個溫州人開辦的大企業,溫州人開辦的私營大企業。    
    其中一個打造「行業王國」的故事,更是一個近乎天方夜譚般的「神話」。    
    時間:不過短短八年。    
    變遷:令人眼花繚亂。    
    「神話」的主人名叫林凱文,上海凱泉實業集團總裁。    
    八年前,他在上海只有一個700平方米的租賃來的舊倉庫;八年後他已在上海組建了集團,下有7個公司,兩個工業園區,共計40萬平方米的廠房。    
    八年前,他在上海沒有生產一個產品;八年後,他集團已在生產第四代多種新型泵,共有八大系列2萬多種規格,年銷售額已超過4.5億,成為中國泵業之王。    
    八年前,他在上海沒有一個銷售網;八年後,他已在全國建立了27個分公司和200個辦事處,為國內泵業最具規模的直銷體系和最為完善的售後服務體系,並遠銷海外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八年前,他在上海普通得無人知曉;八年後,他已成為上海市青年新長征突擊手標兵,成了中國泵業界無人不知的泵業之王。    
    林凱文是溫州永嘉甌北人,1966年出生。甌北是中國的泵閥之鄉,林凱文在泵閥之鄉的氛圍裡長大,雖然做過汽車裝配工,辦過摩托車修理行,最終的人生選擇還是選擇了做泵。1990年,他在銷售水泵賺了一筆錢後,就辦起了永嘉甌北水泵廠。    
    林凱文與《新民週刊》的記者曾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永嘉現在已是全國最大的泵閥生產基地,號稱「中國泵之鄉」。那裡環境也不錯,原來你在溫州也有工廠,即使你一直呆在溫州,現在發展勢頭也應該挺好,為什麼非要在上海從頭做起呢?難道您在永嘉混不下去了?    
    答:「混」是「混」得過去的,但想要有更大的發展,絕對是沒有空間了。你也知道,「水泵」是工業產品,對技術含量的要求比較高。1993年的時候,我辦的永嘉甌北水泵廠出現了銷售業績的停滯,我分析下來,主要是因為技術上無法再出現新的飛躍了。雖然我們是賺到錢了,但是錢再多又如何,總不見得走路的時候都把錢貼在自己身上。要體現自己的身價,只有把自己的企業做大。可以這麼說,從1990年到1994年,是我們企業(在溫州)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目標很簡單,就是賺錢;我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目標是「壯大企業」,但是要技術、要人才,在溫州肯定是沒法如願了。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上海灘的當代傳奇(3)

    林凱文曾虎虎有生地對人說:「我要借上海的優勢,打造我的生產基地,把我的『泵』像導彈一樣發射升空,輻射全國甚至全球。此時不來,更待何時!」    
    1994年10月,林凱文隻身一人到了上海,在當時上海尚還偏僻的汶水路860號租了一間700平方米的倉庫,作為自己在上海發射「導彈」的立足點。公司的名字叫:上海凱泉給水工程有限公司。    
    2000年,「凱泉」,拿下了3.5億元的銷售額,躍居全國第一。    
    雖然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強者,一個中國泵業之王,但他卻沒有沾沾自喜,也沒有自我陶醉。他比照的坐標是世界泵業鉅子——不是排名世界第四的丹麥格蘭夫,也不是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荏原 ,世界第二的美國費朗索瓦,而是排名世界第一、總部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ITT。他讓員工人人都明白,ITT的年銷售額是100億。    
    林凱文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是世界泵業的最強者。」    
    打造行業王國的,自然不只林凱文一人。邵聯勤,上海斯爾麗服飾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打造了一個自己的「王國」,被人稱為中國的「大衣王」。他從打出品牌到登上「王位」,只有短短的四年時間。    
    邵聯勤進入服飾似乎是偶然的。1988年,他在溫州任一家教學儀器廠廠長時,到上海吳宮飯店召開業務會議,吃飯後送客人出店,只見福州路上在排長隊爭購人立牌茄克衫。這幕情景讓他久久難忘:看到了上海服裝生意的紅火,也看到了上海服裝市場的巨大。隨後的一切就極為自然:1989年,他辭掉了廠長,辦起了家庭服裝廠,把所做的服裝運到上海批發。1990年,他在九江路以一年12萬元的租金,租了一間12平方米的店面,把自己的一隻腳伸進了大上海。1993年,外地人在上海還不能註冊辦廠,他就以一位朋友的名義,在上海註冊了一個工廠,把另一隻腳也伸進了上海。1995年,他在浦東買了兩套房子,把全家戶口遷到了上海,把工廠的法人代表也改了過來。    
    爾後的發展就讓人目瞪口呆——    
    1995年,註冊「斯爾麗」商標,定位於生產女裝大衣。    
    1997年,銷量躍居上海第一。    
    1998年,登上全國「王位」,銷售額從500萬元猛增到1.9億元,年銷大衣61萬件,佔全國大衣市場12%,位居第一。    
    斯爾麗在民營企業中的排名是——    
    上海100強,位居40;    
    全國500強,位居137。    
    邵聯勤最風光的動作,是在國慶50週年慶典儀式時,斯爾麗牌西服在天安門城樓國慶大典禮儀服飾的競標中,從全國60多家服裝廠脫穎而出,一舉中標,被指定為國慶大典的「國服」。    
    邵聯勤現在最大的目標,是進軍國際市場。他說在國內當老大不是真本事,在國際上打出品牌才是真本事。人們祝願,邵聯勤能早日成為世界的「大衣王」。    
    參與國企改革 是溫州人在上海製造的又一神話。     
    有兼併大型棉紡廠的。    
    有兼併大型電纜廠的。    
    有兼併大型電表廠的。    
    金福音更是瞄著上海而來。    
    金福音現在的身份是上海人民企業集團公司董事長,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溫州樂清人。他1978年就在老家樂清投資開辦工廠,生產低壓電器產品,是當時樂清開發低壓電器的先行者之一。經過多年的商海奔波,他決定選擇一個新地方,作為拓寬事業新基地。    
    比較來比較去,經過反覆和衡量,得出的結論是:上海是最佳選擇。    
    1997年2月,金福音聯合上海24家知名企業,以自己所創辦的上海大華機電設備總公司等企業為核心,組建了上海人民企業集團並出任董事長。    
    自1997年以來,金福音的企業先後兼併了9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如上海高橋電器廠、上海沙繩五金商店、上海江達電器廠等,在老真北路、外高橋和南匯等地,買下總面積為15000平方米的三處廠房,不僅使集團固定資產淨增5000萬元,而且將國有企業創立的優質品牌和無形資產也全盤接收了過來,實現了資產的又一次大擴張。    
    2001年,他斥資2800餘萬元,收購了浙西地區首家三星級涉外酒店——龍游大酒店,把手又伸進了旅遊餐飲業。    
    2003年,他斥巨資2億元,又收購了一家上市公司。    
    他手中的「人民牌」電器產品,成了中國名牌。    
    金福音在上海成了企業家,也成了學者。    
    他在大學攻讀了三年MBA課程,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擁有碩士頭銜的老闆。    
    他參與了一本學術著作的寫作,書名為《企業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創新研究》。他與人一起撰寫了其中的第一章,內容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考」。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上海灘的當代傳奇(4)

    溫州人「教導」上海人    
    溫州人在上海,決不是來當客人,也不是來當遊人,而是要當主人。    
    溫州人進軍上海灘反響最大的,當數周星增在康橋辦大學。這是溫州人在上海的一個創舉,也是溫州人在上海的一個壯舉。    
    周星增個子不高,貌不驚人,但做的事業驚人——1999年下半年,由周星增牽頭,和幾位朋友一起,聯合溫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投資3億元人民幣,在浦東康橋開發區興辦上海建橋學院。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資興辦的民辦大學。學院佔地438畝,規劃建築總面積20萬平方米,招生總規模為8000人。1999年10月25日奠基,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完成了第一期4萬多平方米的教學大樓主體工程和學生公寓、綜合服務樓等輔助配套工程,並成功地進行了首屆招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一個神話般的奇跡。    
    周星增出自大學,回到大學,實現了空前一躍——1983年7月大學畢業,分配在貴州工學院工作,後又調回老家溫州大學任教。1992年,他辭職下海,把企業從溫州辦到杭州、辦到省外。1999年7月,他又決定棄商辦學,到上海辦一所大學。從大學生到大學老師再到大學董事長,他從一個溫州小青年變成了上海教育家。     
    周星增辦大學是未批先建的,他只同當地政府簽訂了一個意向書就幹起來了。這使很多人都想不到,問他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量,未經同意就先搞起來了?    
    其實,這不僅僅是個膽量的問題,更有一個思維方式問題。    
    周星增敢於創辦未批先建,是他「許可證」理論的生動實踐。周星增介紹說,自己在工廠裡幹過,搞的是低壓電器。國家對低壓電器產品實行許可證管理,沒有許可證就不能生產,可是要取得許可證,又必須有生產做基礎,沒有生產永遠也拿不到許可證。他把這個理論運用到辦大學上去,先不問好辦不好辦,而是先買地、先基建、先蓋樓,把需要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都搞得差不多了,然後再到上海市教委審批。若是不先搞辦學的必備條件,他說那就永遠也批准不了。    
    辦大學要有一定的規模。上海已有的民辦大學佔地面積最多的是56畝,周星增一下子就徵用了200畝,第一期工程建築面積5萬平方米。    
    辦大學要有足夠的資金。周星增就和南匯康橋開發區簽訂了投資2.5億元辦學的協議書,並馬上回溫籌措了幾千萬元,一手把500萬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指定賬戶,一手把錢投入到征地基建。    
    辦大學要有一個好的校長。周星增就在上海請辦大學的專家,經過努力終於把剛退下來的上海廣播電視大學校長、教育管理專家黃清雲請了過來。    
    上海市委副書記龔學平聽說有個溫州人在上海辦大學,感到有些吃驚,也感到有些新鮮,就和市政府幾個領導一起到現場考察。他看了工地,聽了匯報,甚為滿意,也甚為佩服。    
    龔學平關心地問:你沒等批准就動工,萬一市裡不批,這上億的投資可不是鬧著玩的。    
    周星增回答極好:市裡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合要求,我堅決改正還不行嗎?相信上海的領導是通情達理的。    
    龔學平再問:第一年準備招多少學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龔學平笑道:民辦大學第一年招生,中國沒有超過一千的,上海沒有超過三百的。    
    周星增妙答:等我超過一千,請您再來恭喜。    
    周星增的基建,率先創造了上海民辦大學的四個之最——規模最大,投資最多,設施最好,速度最快——不到一年就在空地上造出了一所上規模的高校,有4萬平方米的高標準教學大樓、學生公寓和綜合服務樓,以及400米塑膠跑道的標準運動場等等。    
    周星增的招生,同樣創造了上海民辦大學的四個之最——2000年9月首次招考,報考人數5300人,錄取了1352人——報名人數最多;招生人數最多;招生範圍最廣;收費最高。    
    2001年4月份,經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長簽字,建橋學院又被破格列入國家計劃內招生序列,成為上海市第4所列入計劃內招生,並有獨立頒發大學文憑資格的民辦大學。    
    三年後,到2003年7月,學院首批畢業生1000多人,不僅按時畢業,而且就業率達到91%,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    
    2003年9月,學院第四屆招生,又錄取了新生2500人。學院的規模,目前已達到7000多人。當前學院正在創造條件,申報大學本科。    
    周星增在浦東辦學,在上海引發了巨大反響。上海市文明辦等單位邀請他參加「新世紀上海人精神文明座談會」,他以「溫州人對上海說什麼」為題,發表了一個熱情洋溢的講話。周星增的核心觀點是:上海人應該成為世界的上海人。上海市委領導為他的講話叫好,把他的講話錄音拿去放給有關領導幹部聽。這在進軍上海灘的20萬溫商大軍中,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周星增在浦東辦學,產生了未曾想到的連鎖反應:先前沒有一個外地人到上海辦學,此後就有了一批又一批外地人到上海辦學;先前浦東沒有一所大學,此後就連辦了11所學院;先前上海民辦大學最大的也只佔地56畝,如今佔地面積都在200畝以上。上海市政府也好,上海市教委也好,對周星增辦學多次稱讚:「建橋是一條鯰魚,把上海的民辦大學給帶動起來了。」     
    周星增現已在上海組建了建橋集團。周星增的最終目標是:把建橋學院辦成「上海第一、全國一流、世界知名」的民辦大學。    
    溫州人進軍上海灘,如今已成了一個大潮流。    
    人數,越來越多。    
    投資,越來越大。    
    行業,越來越廣。    
    老家的溫州老闆,趕赴上海。    
    外地的溫州老闆,轉戰上海。    
    如果說最早進入大上海的是從商,那麼如今早已越出了商界,不論是360行還是720行,只要是有發展的空間,有賺錢的機會,有創業的希望,可以說每一行都有溫州人的身影在閃現。    
    辦工業、搞外貿、鬧養殖、開賓館、開發房地產、購買品牌經營、投資辦學……溫州人在上海,是一艘巨輪,越開越遠。    
    不盡浦江,日夜流淌。奔流到海,浩浩蕩蕩。


第五章 九州溫州(上)延伸閱讀:溫州人聚群的性情

    □ 王春光    
    聚群是溫州人的一個特色。我們在外地對溫州人做調查的時候,只要找到一個溫州人,只要認識一個溫州人,那麼就很容易地找到、認識其他溫州人。我曾在一本書裡談到過,按市場的技術等級來衡量,溫州人處於很低的等級,有不少人還是文盲和半文盲,但是他們卻能闖天下,而且還都能闖出一片天地來,這是溫州人令人讚歎、令人信服的地方。那麼溫州人靠的是什麼呢?社會上對此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比如溫州人能吃苦耐勞,又比如溫州人精明,又比如溫州人膽子大等等,這些說話都有其局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點往往被人們所忽略,那就是溫州的團聚特點以及互助精神。社會學有一個很流行的概念叫社會資本,所謂社會資本,就是把社會關係資源加以運用,以提高生存和發展能力,社會關係資源猶如貨幣,社會資本就像貨幣被用來投資獲利的一種關係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溫州人之所以闖天下,憑借的就是他們充分地調用其擁有的社會關係資源,將其變成他們的社會資本。溫州人使用的社會資本大多局限於民間的社會關係網絡,儘管在外出經商過程中不斷地尋找與政治官僚有關的社會關係,但是民間社會關係網絡是他們的立身之本。    
    凡是對溫州人比較瞭解的人都知道,近現代溫州沒有大的官員,也沒有大的商人,不像山東人,在全國各地都有身處高位的官員,也不像廣東人,在海外有很多大商人。長期以來,溫州的發展也沒有得到高層政府的強大的經濟支持,而主要發自溫州民間的力量。民間的力量來自什麼地方呢?溫州這個地方人多地少,歷史上並不很富裕,民間資本並不雄厚。但是,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溫州發展起來了,有了溫州模式,溫州人富起來了,並走向全國,闖蕩天下,乃至出現外地的溫州人經濟實力超過本地溫州人的經濟實力。其基礎是依托於社會關係資源之上的民間金融、民間組織和民間交往,我們可以通稱其為民間力量,家庭、家族、親戚朋友、鄰里鄉親、民間借貸、相互救助等等,是每個溫州人必須借助的民間社會力量。    
    且不說在溫州,遠在歐洲的法國巴黎,溫州人把他們在家鄉的民間力量和行為方式搬用到巴黎,從而形成了一個在巴黎有相當影響的華人社區——溫州街和華人經濟。在異國他鄉,我們最能容易發現溫州人的特點。在巴黎這麼一個地方,按正常的認識,我們會發現,溫州人根本沒有什麼競爭優勢和能力:早期的溫州人在法國干的都是體力活,做點小買賣,開個餐館,沒有給後來的溫州人提供很強有力的經濟基礎,不像潮州人帶著金條來到巴黎;與此同時,不少溫州人是偷渡到巴黎,不具有合法身份,他們對法國社會和文化可以說知之甚少,甚至是一無所知,不懂法語,不懂得法國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絕大多數溫州人在法國生存下去了,而且不少人還積累了不薄的家資。他們靠的是什麼?就是民間社會力量。他們通過親朋好友的關係偷渡到法國,同樣靠這樣的關係資源找到了工作,取得了合法身份。省吃儉用、拚命工作,確實是大多數來到異國的溫州人的特點,但是他們賺錢,是非常有限的,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一個月在法國也就賺7、8千法郎,取得合法身份後,僅僅靠自己,是很難在法國巴黎開店當老闆的。但是許多溫州人一旦獲得合法身份,就籌劃著開個商店或餐館,至少需要一百萬法郎,他們在銀行裡是借不到這麼多錢的。他們就向親朋好友發出請帖,說明自己需要一批錢辦實業,邀請他們參加一個「會」。每個願意參會的人都會提交1萬法郎入股,如果一個人有很多親朋好友,那麼籌集上百萬法郎,不是很難的事情,有著這批錢,那麼就可以開間店,加上溫州人精明能幹,每年都能賺不少錢,幾年下來,就是一個比較富的華僑了。這種「會」實際上早在溫州民間流行了,它不僅對海外的溫州人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溫州本地經濟的發展有著難以估計的影響,儘管它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被少數人當作欺詐手段,所以一直沒有被國家許可。但是,它不僅僅是一種民間金融形式,而且還是凝聚了溫州人的人情關係,是社會資本的經濟表現形式,如果一個人沒有社會關係,或者社會信譽不好,那麼他(或她)就很難通過「會」這樣的形式籌集到資本。這種社會關係是信任的基礎,特別是在陌生社會或者在社會信任不完整的時代,如何建立信任,對從事市場經濟活動的溫州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的人際關係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便捷、最經濟、也是最可靠的資源。溫州人就是這樣依靠親戚朋友,親幫親,戚幫戚,積少成多,逐漸富裕起來。    
    如果說溫州經濟有一定的模式,那麼這種模式的最核心內容就是這樣的民間力量。這種民間力量不僅是支持溫州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強大後盾,而且還是溫州人遠離家園而沒有失去精神家園的依靠。在遠離家鄉的溫州人,需要精神的支持,這種支持不是從異國他鄉所能獲得的,有了老鄉關係,有了親戚朋友關係,在他鄉也能化解不少苦惱和寂寞,儘管有時候兄弟之間也會反目成仇,但是在困難關頭,「上陣還是父子兵」,有了這種社會關係,就可以排解不少問題,至少從精神得到了支持和安慰。這就是為什麼溫州人喜歡在外地建立群落的原因之一。從西部的伊犁和烏魯木齊到東部的青島、大連,從北部的漠河到南面的海口,從北半球的歐美到南半球的拉丁美洲、非洲,到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溫州城、溫州村。這些聚落把溫州的生活方式、傳統習慣帶到了世界各地,它們是漂泊四海的溫州人的精神依托。    
    所以,不論溫州人走到哪裡,溫州人還是溫州人,他們必須依靠的是自己的社會資本。我的一個法國朋友是猶太人,他告訴我說,溫州人在哪兒都能找到自己老鄉、親戚、朋友幫助,這一點跟猶太人很相似。猶太人之所以很團結,是因為猶太人長期以來受到其他種族的排斥,只能求助於自己人,所以,猶太人專門設立了一個基金,用來贊助猶太人去經商做生意;而溫州人之所以很重視自己人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自己沒有其他特長,缺乏技術能力和資本,所以,只得求助於自己人的社會關係。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溫州人是封閉的,是排外的,恰恰相反,溫州人比之於其他許多地方的人來說,顯得更為開放。這種開放來自於他們流動,來自於他們從事的經濟活動。他們之所以重視自己人的社會關係,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其他競爭優勢;他們之所以重視自己人的社會關係,將其轉化為社會資本,不是為了把自己封閉起來,而是試圖為了走出去,去世界各地尋找資源,提高自己的競爭和發展能力,為了更好地去生活;當他們富裕起來後,他們更加認識到社會資本的作用和價值,因此更願意去幫助還沒有富裕起來的其他溫州人和老鄉。就是在這樣的相互作用過程中,社會資本的價值和作用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和積累,成為溫州人闖天下常用不棄的資源。    
    當溫州人通過社會資本積累了一定的其他資本後,他們並沒有變得保守和內向化,而是變得更加開放,因為溫州人之所以重視社會資本,是因為他們旨在更好地去適應外部世界,去獲取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去提升自己的文化資源,於是就有了溫州人不斷取得新成就的今天和明天。    
    (本文選自2003年10月11日世界溫州人大會「溫州商人與溫州人精神」論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西進!西進!(1)

    「開發西部」與「振興東北」是最讓中國上下深含期盼的詞彙。其強烈的政策背景又會給根根頭髮如天線的溫州人帶來了什麼?溫州人又能做些什麼?    
    創造溫州模式的溫州人,也在創造西部開發的「溫州模式」,在中國的西部移植「溫州模式」。    
    幾十萬的溫州人,在雲、貴、川、桂、青、新、藏、寧、內蒙、重慶等十省市,占國土面積一半以上的遼闊土地上,創辦了幾十萬家個體和私營企業,人稱「西部溫州」。    
    西進人數:60多萬。其中參與新疆開發的,有8萬人。    
    參與西藏開發的,有0.5萬人。    
    北上內蒙的,有1萬多人。    
    南下雲南的,有12萬人。    
    西出甘肅、青海的,有5萬人。    
    挺進陝西、寧夏的,有10萬人。    
    瞄中廣西、貴州的,有10萬人。    
    看上四川、重慶的,有13萬人,    
    注入資金:700多億。    
    創辦成型企業:6000多家。    
    創辦市場(商場):117個。    
    創造就業機會:80多萬個。    
    西部溫州,是溫州模式的新篇章。    
    溫州人的西進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的。    
    這些先行者最初的動機,是為了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一人西進了,就會帶出一批人,有的是整個家族,有的是親朋好友,甚至整整一個村莊,幾十戶幾百戶人。    
    一個市場創辦了,示範效應就立刻顯現,立刻會吸引大批溫州人前往,少則幾十,多則幾百,煞是可觀。    
    人帶人,戶帶戶,村帶村,朋友帶朋友,市場帶市場,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越帶越遠,越帶越多,由百而千,由千而萬,溫州人也就遍佈整個中國西部。    
    如果說當初就有參與西部開發的意識和覺悟,那肯定是假的,騙人的。而在今天,若說他們只是為了賺錢,那也是片面的,錯誤的。    
    溫州人投身祖國西部的開發大業,也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階段。如果說過去是以自發為主,以個人行為為主,那麼在今天,在中央發出西部大開發的號令之後,就多了一份自覺,更注重了團體的行為,把溫州人作為一個品牌,整體地向西部地區輸出,向西部地區展示,向西部地區投入。爾後像鈾裂變似的,放射出千百個西進的老闆,參與千萬個西部的項目。    
    這是由個人而群體——當年的大潮流。    
    還有由群體而個人——今天的新趨勢。    
    由個人而群體,由群體而個人。群體,個人;個人,群體。如今在中國西部,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群溫州人。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創業的溫州人。即使沒有的,很快就會有起來,人少的,很快就會多起來。各個地方一個又一個的溫州老闆小軍團,組成了在中國西部的一個大軍團。千軍萬馬,浩浩蕩蕩。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西進!西進!(2)

    千辛萬苦「只等閒」    
    來到新疆創業的溫州人,是來到西部的溫州人的一個出色代表;他們所走的艱辛之路,則是西部溫州人的一個縮影。    
    新疆之大,曾令一般溫州人難以想像:1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足足有160個溫州地區那麼大。    
    新疆之遠,曾令一般溫州人望而生畏:當年坐汽車再坐火車,至少要坐上整整一個星期,才能從溫州來到烏魯木齊;如要從烏魯木齊到南疆和田,還得坐上一個星期的汽車。    
    溫州人來到新疆,就開拓到新疆。無論是在首府烏魯木齊,還是在北疆南疆的哪個城鎮,都必定要在那裡闖出一番事業,在當地的舞台上演出一本又一本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商劇」。能當主角就努力擔綱起的主角,當不了主角就當好配角。即使在舞台上僅表演幾個身段,甩出幾句台詞,也認認真真,一絲不苟。    
    烏魯木齊有關人士曾驚歎:溫州商人在主演當地外貿。溫州在新疆的八萬商人,差不多有三萬人在做外貿生意。烏魯木齊最大的邊貿市場邊疆賓館,從事經營的多數是溫州人。新疆最大的霍爾果斯口岸邊貿市場,最近承包給了一個溫州人。新疆溫州人經營的進出口額,多達上百億元人民幣。    
    一批名不見經傳的「生意人」成了當地的知名人士。    
    陳克平,現任溫州商會會長,新疆喀什陳氏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2002年,他被喀什市政府評為「優秀民營企業家」,當選為喀什市第十三屆人大代表、第十二屆政協常委。    
    劉偉安,第三屆溫州商會會長,本屆商會名譽會長。2004年當選為烏魯木齊沙區政協常委。    
    付必華,新疆德仁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和新疆新樂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國人民大學MBA研究生。他先後當選為烏魯木齊市首屆十大外來傑出青年、烏魯木齊市第十屆政協委員、    
    李安疇,這是一個敢於以自己名字為商標的人,新疆東風電力電纜製造公司董事長。另一號頭銜是烏市東山區人大代表。他在阿克蘇投資2.3億元,建立溫州商業步行街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同志的高度評價。    
    黃宣錢,這位來自樂清的儒商,現任商會秘書長、新疆新樂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新疆溫州港酒店企業集團董事長。黃宣錢畢業於浙江大學,畢業後,在經濟浪潮的湧動下,他棄文從商。他首先創辦烏魯木齊溫州港大酒店。隨著經營的成功,又決定以新疆溫州港大酒店為龍頭,在新疆在全國開設溫州港大酒店連鎖店,實現他的「餐飲帝國」的夢想。他還和商會其他副會長聯合組建公司,投資3億元開發旅遊業,進軍位於新疆的「人類最後一塊淨土」,投身北疆的喀納斯景區接待基地建設,現已奠基開工。    
    據瞭解,溫州在新疆共有8萬多人,投資經商遍佈全疆各地,創建各類大型市場20多座,興辦有限公司1千多家,開設各類分公司、專賣店、代理商1萬多個,年銷售額達100多億元,涉及國際貿易、市場開發、旅遊資源開發、房地產開發、電力投資、礦產、農業開發、醫療經營等領域。    
    德匯國際廣場、小西門批發市場、世紀百盛、匯嘉時代、新華品經商廈、世貿中心、新奇廣場、新時代貿易廣場等大型商城的開發和建設,在新疆成功地延伸和發揚了「溫州模式」。由他們經手的大量銷往中西亞獨聯體國家的溫州產品,以新的渠道拓展和發展了溫州的對外開放。    
    開拓,再開拓,這就是今天的新疆溫州人。    
    錢金耐的經歷,則更能顯示在新疆的溫州人,那種敢於排除萬難開拓進取的精神。    
    錢金耐是溫州樂清人,今年39歲。他是在1984年,剛剛20歲時,口袋裡僅僅帶著300元錢,隻身來到新疆闖天下。所做的第一筆生意,是向一個鋼鐵廠推銷了932元的電器產品。經過10多年的奮鬥拚搏,他先後辦起了3個公司,並在1995年與人共同投資2500萬元,創辦烏魯木齊電纜廠。正當錢金耐準備大幹一場電纜市場時,一個上市公司收購了新疆電纜廠,以強大的資金實力同烏魯木齊電纜廠競爭。    
    回天無力,無可奈何之下,錢金耐只得轉讓股權,把自己所辛辛苦苦創辦的工廠轉讓給了別人。當他最終做出轉讓的決定時,他哭了。他哭的是,幾年的心血就這樣白費了,所懷抱的希望一下成了泡影。有人曾這樣描述他當時的那種心情:「那是一種極端複雜的淚水,有無奈的委屈,有沉重的內疚,有失去光澤的暗淡,有無顏見江東父老的自責。」他哭的是,幾年的心血就這樣白費了,所懷抱的希望一下成了泡影。    
    但巨大的挫折並沒有使錢金耐趴下。此後一年間,錢金耐進行深刻的反思,並到中國人民大學參加為期兩年的學習。在經過了對市場的一番重新認知後,他把自己原來的3個公司進行重新組合,成立了億通集團公司,開辦了億通集團溫州大酒店。更重要的是,他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盡快把億通做大,辦法是主動和人聯合。他看準全國有名的德力西集團公司,以甘當老二的態度,由德力西出資56%控股,億通出資44%參股,於2001年7月,共同成立了新疆德匯置業有限公司,總資產為3.2億元。    
    正確的決策,帶來了空前的飛躍。錢金耐自成立德匯置業有限公司並擔任總裁後,他的第一個大動作,是由德匯置業兼併了烏魯木齊賓館和烏魯木齊飯店;第二個大動作是投資3.8億元,在烏魯木齊建造面積達10平方米的德匯國際廣場,打造自己的品牌。2003年初,又兼併了雙安商貿城,成立德力西新疆雙安商貿有限公司,在烏魯木齊商業圈建設一個26萬平方米的綜合大型商城;今年8月份,又出資8000萬元,成立新疆吐魯番葡萄股份有限公司,經營世界聞名的吐魯番葡萄,要把吐魯番的優質葡萄銷往全國和世界各地。    
    幾經曲折,幾經奮起,如今錢金耐可以說是「功成名就」。他以自己的驕人業績,成為溫商大軍在新疆的代言人,出任烏魯木齊溫州商會首屆會長;他先後被評為全國50位優秀民營企業家代表、新疆十大傑出青年和溫州在外十大優秀創業青年。他還先後被推選為烏魯木齊市政協常委和新疆自治區政協委員,以及新疆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隨著新疆開放的力度越來越大,溫州人參與新疆開發的事業也越做越大。即使如「老虎吃天」般的項目,也有膽量有智慧去搏一搏。    
    黃銀榮的成功,則是溫州人在新疆、在西部的一個出色代表。他被人稱為「鋼鐵大王」。他在烏魯木齊開辦了一個公司,在阿拉山口岸設立了一個辦事處,在全國各地建立了一個銷售網絡。把國際鋼鐵貿易生意做得很大,年交易額一般都有四五萬噸,也有七八萬噸的,最多的一年超過十萬噸,貿易成交額超過兩億元人民幣。    
    像黃銀榮這樣的民間國際貿易大戶,在新疆和浙江是獨一無二的,在全國來說也是少有的。不僅在新疆的影響越來越大,而且同哈薩克斯坦等國高層領導人建立並保持著良好的關係。2001年4月,他當選為第二屆新疆溫州商會會長。同年11月,又當選為新疆浙江省企業聯合會會長,被聘為浙江省政協特約委員。    
    古人曾云: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溫州人知道:吃得苦中苦,方能去經商;吃得苦中苦,方能去西部。西部的開發,吸引著他們;西部的經商之艱辛,也磨煉他們的意志和品質。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西進!西進!(3)

    千眼萬耳覓商機    
    有人說,溫州人有一千隻眼睛,猶如齊天大聖孫悟空的火眼金睛那樣,能捕捉到別人尚看不清的商機。    
    有人說,溫州人有一萬隻耳朵,猶如《封神演義》中的順風耳那樣,能捕捉到別人還沒覺察到的商機。    
    有人還說,溫州人有無數只手,猶如蘇州的千手觀音那樣,能在別人伸不到手的地方捕捉到商機。    
    人在上海,能捕捉到幾千公里之外的天山腳下的信息。    
    人在溫州,能捕捉到乘飛機也要轉幾次的世界屋脊的信息。    
    溫州人分析信息的能力與人有別——眼睛特亮,耳朵特靈,往往能夠「無」中生有。    
    請看溫州人對昆明旅館業的看法——「五十米內有酒店,百米之內有賓館。」這是有人對昆明旅館業的一個描述。昆明眾多的酒店和賓館,大多是為1999年世博會而建的。世博會一過,淡季也就跟著而至,而且要持續一段時間。據當地媒體報道,有的酒店有時一位客人都沒有,有的一天只能開出兩三間房。官方的統計數字是:1999年12月平均住房率為30%。當昆明人為這一現狀而困惑時,溫州人卻從中發現了商機。昆明溫州商會的李先生說,面對空前的淡季,昆明人紛紛以低價出租賓館酒店的經營權,一家有著近百間客房、配套齊全的二星級飯店,年租金僅需百萬元。這正是低成本進軍昆明旅遊賓館餐飲業的最好時機。他相信隨著西部開發號角的吹響,昆明的旅遊業將日益火爆。他對商會的溫州同鄉建議:乘機進軍旅館業。一、承租經營;二、買斷改建。    
    再看溫州人對陝北打油井的看法——「縣縣有石油,鄉鄉有石油。」這是有人對陝北地下有石油的一個形容。可到處有石油,又到處難找到石油。在哪裡打井,井打出來有沒有油,卻誰也說不上來。況且打一口井的投資又大,不是以十萬元計,而且是要以百萬元計。因而對陝北的石油,說的人多,看的人多,真正動手的人少。可是在陝北跑久了的溫州人卻說,風險大,動手的人少,說明商機很大。打得准打不準是技術問題,只要打井前有充分的準備就不怕。即使打不出,就當一次付學費,付過了學費總會得到一份滿意的答卷,到時候就能抱個「金娃娃」。因此,儘管有的溫州人在陝北打井已付出了很大代價,仍然有一批又一批溫州人前往投資。2001年,僅僅瑞安眼鏡商會屬下的,就有三人在陝北等地投資搞石油,已打了多口井,還準備打幾十口井。    
    溫州人捕捉信息的能力與人不同——下手特快,腳步特快,搶在前面,一抓到底。    
    廣西桂林是中國和世界聞名的旅遊城市,工業基礎比較薄弱。溫州瑞安陶山鎮人潘益寬,是個從事塑料編織袋生產的企業主。20世紀90年代初,他在銷售編織袋的過程中,發現桂林市的需求量很大。有人告訴他,桂林沒有人生產編織袋。這句不經意的話,卻鑽到潘益寬的耳朵裡去了。他馬上趕到桂林做實地調查。瑞安是一個全國性的編織袋生產基地,生產廠家數以千計,競爭異常激烈。桂林有市場又沒有生產廠家,正是投資辦廠的好地方,也是發展自己企業的好地方。潘益寬抓住這個商機,毅然離家入桂,在桂林投資幾百萬元,開辦了一家名叫「瑞豐」的塑料編織袋廠,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不僅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還有力地開拓了市場。    
    溫州人說,西部地區大,信息也多;西部要發展,商機也多。在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在幾百個大大小小的城市裡,流淌著不知數以萬計還是數以十萬計、數以百萬計的信息。在網絡裡,在媒體上,在市場裡面,在飯桌之旁,甚至在街頭巷尾,也有對一個人有用的信息,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因此,只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把耳朵伸得長長的,再注意仔細用鼻子嗅一下,就能抓住最適合於自己可用的信息。抓住了,就要去開發,盡快去開發,大膽去開發,善於去開發。那樣的話,西部的眾多信息和商機就能為我所用,就能變成自己的金錢和財富。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西進!西進!(4)

    千軍萬馬顯身手    
    哪裡有了第一個溫州人,那裡過後就會有一群溫州人。    
    哪裡有了第一爿溫州人開的商店,那裡隨後就有一批溫州店。    
    請先看一組數字——    
    四川有溫州商人:10萬。    
    年營業額:100多億元。    
    年交稅額:3億多元。    
    年交管理金:1億多元。    
    增加就業崗位:20萬個。    
    10萬在四川的溫州商人,其中5萬人在成都,是全國各地在成都市最大的一個「商人軍團」。溫州人經營的項目,有服裝、皮革、皮裝、皮鞋、電器、五金、燈飾、摩托車配件、商標包裝印刷等10多個。銷售的產品,三分之二是全國各地名牌產品,三分之一是溫州本地品牌產品。溫州人占壟斷地位的,有10多個行業。    
    成都東大街專業燈具市場,剛開始是廣東人的天下,自從「溫州軍團」進駐後,就打出了專業化和規模化的殺手鑭,並及時開發出美觀實用價廉的產品,廣東一部分商家很快被擠出、被收購。「城頭變幻大王旗」,東大街燈具市場半壁江山成了溫州人的天下。    
    溫州人領銜主演當地商戰的水平,在成都荷花池市場最能得到反映。    
    荷花池市場是四川最大的一個專業市場。荷花池市場初建,第一個選擇的招商地點是溫州,第一批進入荷花池市場經營的是溫州人,甚至最初的市場之名也叫「溫州城」。「溫州城」隆重開業,「溫州軍團」進營駐紮,荷花池市場從此開始走向興旺,並一再擴建,成為西南市場之最。    
    溫州樂清籍企業家姚學義,是荷花池市場舞台上的一大主角。1996年下半年到成都,發現荷花池市場正在招兵買馬,所在的位置又在成都市中心,交通條件和人流都好,就把目標盯在了荷花池。他發現成都沒有上規模的皮衣專業批發市場,與同鄉幾個人一合計,在荷花池市場買了23個舖位搞皮衣。1997年上半年招商,9月18日開業,一下子來了70多家皮衣廠商,第二年上半年增加到200多家,銷售旺季一天批發幾千件皮衣。姚學義乘勢開辦了「西南皮衣大世界」,營業面積達5000平方米,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皮衣批發市場。隨後,他又相繼在荷花池市場裡面,再開辦了三個專業市場——高檔服裝面料批發城,面積一萬平方米;廣式童裝城,面積兩千平方米;九區布業市場,面積五千平方米。荷花池有20多個專業市場,他一人就搞了四個,演出了荷花池大市場一出最大的「商劇」。    
    姚學義是四川溫州商會首任會長。2000年,他又組建並擔任了成都市工商聯荷花池分會會長,成了整個市場五六萬經營戶的當家人,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分會工作,演出了又一出有聲有色的大戲。    
    荷花池市場工作人員說:沒有溫州人,就沒有荷花池市場今天的繁榮。     
    成都商界人士說:沒有溫州商人經營的「現身說法」,就沒有現在成都大規模的專業市場的興起。    
    溫州老闆謝福烈,則在四川推出了一台打造市場的巡迴演出好戲。    
    謝福烈打造的第一座市場是四川廣元溫州商城。    
    1999年9月1日,謝福烈又揮師旺蒼縣,打造四川省內的第二座「溫州商城」。    
    1999年12月18日,他又投資四川三台縣,開工建設又一座溫州商城。    
    2000年6月,投資建設樂山溫州商城。    
    2000年9月,投資建設營山溫州商城。    
    謝福烈最大的一個動作,是在1999年底在自貢市解放路片區,投資建設自貢溫州商城及川南大市場。    
    「溫州商城」帶出的互動效應引來媒體的大量報道,謝福烈和他的股東名利雙收,一時成為四川的傳奇人物。    
    有人問:他是怎樣創造奇跡的?謝福烈坦誠地說:我從來不炒作新概念,也不搞什麼包裝策劃,更不屑玩弄玄虛。我們修房、建商場,唯一考慮的就是市場和老百姓的需要。    
    溫州人在西部闖到哪裡,必定要在那裡闖出一番事業,在當地的經濟舞台上,演出一本又一本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商劇」,並盡可能擔綱起劇中的主角。即使不是主角,在舞台上僅表演幾個身段,甩出幾句台詞,也令人難以忘懷。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西進!西進!(5)

    千情萬誼「舞璧山」    
    溫州人在西部的最新動作,溫州人在西部的最大動作,是有名的中國鞋王王振滔在重慶打造「西部鞋都」。    
    2003年9月28日上午9時28分,在重慶市璧山縣,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正式奠基。    
    這是溫州人在西部複製「溫州模式」。    
    這更是溫州人與西部的「友誼傑作」。    
    根據批准的規劃,西部鞋都佔地面積2600畝。園區的定位是:集鞋業生產、市場流通、科研信息、技術培訓和房地產開發為一體的特色工業園區,園區內設有11萬伏供電站,日產5萬噸的水廠、現代化的污水處理廠、天然氣供氣站等配套設施,其建設規模、功能設置、科技含量均系中國西部之最,目前正在積極申報國家級特色工業園區。    
    王振滔選定璧山是經過周密考慮的,也是被當地政府的誠意所感動的。    
    最初的時候,王振滔對自己的西部鞋都計劃,曾在選址上產生猶豫,當時可供選擇的不僅僅有璧山,還有成都,而且是主要的考慮方向。即使在2002年5月1日在璧山舉辦的輕工博覽會上,王振滔還是講對投資璧山「現在還沒有考慮」。璧山縣政府既迅速出台優惠政策,又多次盛情邀請王振滔前去考察。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裡,王振滔一共去了璧山八次,看到了當地「政通人和」的優勢,看到了當地的行業基礎,最終決定把自己的西部鞋都計劃放在璧山。    
    璧山縣政府的盛情難卻,王振滔激情滿懷,雷厲風行。    
    2003年1月9日,奧康集團公司與璧山縣人民政府在重慶市舉行「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區」簽約儀式。    
    同年6月12日,承擔開發建設鞋都工業園區的重慶奧康置業有限公司在璧山成立。    
    7月8日,中國西部鞋都工業園區控制性詳規經專家會審獲得通過。    
    8月2日,園區建築方案設計圖冊完成。    
    8月21日,園區被批准確定為重慶市特色工業園區。    
    9月28日,園區正式奠基動工興建。    
    整個工業園區可容納上百家制鞋企業和近千家配套廠商,完全建成後可年產皮鞋超億雙,年銷售收入將超過100個億。目前,已有浙江、四川、重慶、台灣等地50多家企業正式入駐園區,其中來自浙江的一批企業都是年產值超億元的大型企業,有不少是國內鞋業界的驕子。    
    當奧康強勢入渝之初,在當地曾引起一股風波,當地那些制鞋小企業曾擔憂地高呼:「狼來了」。面對驚呼者,王振滔坦誠地說:「奧康是一匹狼,但是一匹可以與之共舞的狼。」他每次去璧山,去拜會那些鞋廠的老闆,都會對他們說,與奧康合作,進行資源整合,發揮品牌優勢,會給其帶來比過去更多的想不到的收穫。看到王振滔如此坦誠,當地的那些制鞋企業老闆,也就主動伸手與王振滔聯姻,爭先恐後地到鞋都工業園區圈地,以不失與奧康共同發展的良機。    
    這個園區對於當地的百姓,意義更是不一般。據專家初步估計,王振滔的西部鞋都工業園區建成後,至少可以解決5萬人就業。    
    一個項目,5萬個就業機會。這,就是一個溫州老闆對西部人民滿腔的深情厚誼。    
    西部溫州,這是一個民間的西部大開發。    
    西部溫州,這是一個民間的西部大工程。    
    國家西部大開發的傾斜政策,是最大的一道扶植之力。    
    西部各地的優惠政策,是又一道強大的扶持之力。    
    溫州人熱情參與西部大開發,西部各地也熱烈歡迎溫州人去開發。    
    一個一個地方的招商團,到溫州招商引資。    
    一個一個城市的眾多項目,歡迎溫州人去投資。    
    西部大開發在與日俱進,溫州人參與西部大開發也與日俱進。60萬的溫州人,用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在祖國西部的大地上,澆灌和培育著千千萬萬的大開發之花。一個萬紫千紅、千紅萬紫的西部溫州,必將在祖國西部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不斷地生根、開花、結果——    
    根,越扎越深;    
    花,越開越多;    
    果,越結越大!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出關!出關!(1)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在東北經商做生意的溫州人已經多達三四十萬。    
    其中在遼寧省省會瀋陽的,有7萬人;    
    在吉林省省會長春的,有3萬人;    
    在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的,有4萬人。    
    這個幾十萬人,幾乎可以說就是幾十萬個老闆,幾十萬個投資者,幾十萬個納稅人。    
    老闆當「市長」    
    溫州人在東北經商有高檔次高水平的經典之作,更有橫空出世般的驚天動地之作。    
    溫州模式,在遠方的土地上,又演繹出絕無僅有的商界奇觀,爆發出一聲聲商界驚雷。    
    溫州人在東北的第一聲響雷,就是出了一位「老闆市長」。    
    這個「老闆市長」,並不是指一個溫州老闆在東北被選為市長,而是指一個溫州老闆在東北被聘任為市長,當然不是實職的而是虛職的名譽市長。    
    1997年9月27日,吉林省公主嶺市政府五樓會議室,聘任趙章漢先生名譽市長典禮,在此隆重地舉行。    
    趙章漢,溫州樂清天成人,是年31歲。    
    這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恐怕是一個創舉,是一個特例,是一個紀錄。    
    一個人如能被一地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的稱號,應該說已經是相當不易之事;趙章漢被一個地方政府授予「名譽市長」,前無古人那是鐵板上釘釘了,是不是後無來者,則要等歷史來評判了。    
    聘任趙章漢為名譽市長的,是公主嶺市政府。    
    儘管是多年前的舊聞了,儘管對一個地方政府能否授予一個人以榮譽市長的稱號有爭議,但要說溫州人在東北,就不能不說一說此事。    
    這個老闆市長,不拿一分錢也不辦一天公,只是為當地政府出大力,為當地社會辦事業,為當地百姓做好事。    
    這個老闆市長,沒有任何官方背景,官方卻三顧茅廬相請。    
    事情要從公主嶺市的北方溫州商城說起——    
    1997年7月19日。公主嶺市召開千人大會,曾帶270人到溫州參觀學習的市委書記粟振國,在大會上發出號召,學溫州經驗,走溫州道路,全民動員,以商興市,集資建設中國北方溫州商城。商城位於市中心商業區最繁華的公主嶺商貿開發區內。一期工程於8月3日破土動工,建築面積55000平方米,4000多個攤位。市裡五套班子,以及幾十個部委局辦和幾十個鄉鎮,又馬上組成招商大軍,邊建設邊招商。哪知幾個月過去,卻招不進商戶。這不抓瞎了——商招不進來,商城就成了一座空城;更何況,群眾的集資,也要跟著泡了湯。書記急了,市長急了,老百姓也急了。    
    怎麼辦呢?市委書記粟振國叫人到瀋陽五愛市場取經,瞭解到該市場原來也沒有人來,曾出現有場無市的困境。後找到一個名叫趙章漢的溫州人,由他負責招商,以商招商,招來了大批溫州商,也招滿了全部幾千個攤位。粟振國一聽,馬上就派人到瀋陽找趙章漢。    
    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上,有個劉備三顧茅廬的佳話。如今粟振國找趙章漢,卻真真切切地演繹了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四請」,而不僅僅是「三顧」。    
    先說「一請」。粟振國委派的商業局長,在瀋陽整整找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趙章漢。趙章漢對此深受感動,但他因事在瀋陽一時脫不開身,無法去公主嶺,只能表示歉意,並向公主嶺商城捐資10萬元。    
    商業局長回去一匯報,就立刻又來了一個「二請」。粟振國說,趙章漢人沒來,心來了。無論如何,也要想方設法,把趙章漢先生請來。他來了,我們招商就有辦法了。局長受命,就到瀋陽來了一個二請趙章漢。局長說得實在懇切——公主嶺需要你去當老師教學生,做師傅收徒弟。但趙章漢有自己的難處,仍然無法答應。    
    沒有想到,僅過了兩天,局長又來了一個「三請」。這不能不使趙章漢心動。劉備請諸葛亮也不過三顧茅廬,自己能算個什麼呢,竟叫一個市委書記來了個「三請」。他答應說,等把瀋陽的事情處理好,一定去公主嶺看看。不然對不住老哥,也對不住粟書記的一片誠心。    
    商業局長本以為自己已經不辱使命,不料卻被市委書記批評了一頓,說趙先生既然答應了,你就該在瀋陽等他,等他處理完事陪他來。粟書記在批評之後,就改派公安局長而不叫商業局長,到瀋陽去「四請」。趙章漢處理事情處理了三天,公安局長在瀋陽竟然等了三天,直到第四天,一前一後,把趙章漢的小車夾在中間,三輛車一路向著公主嶺,才放下了那顆一直在懸著的心。    
    如果說這是到公主嶺市之前的「四請」,那麼,到了公主嶺市之後,還有一個「三暖」。    
    第一暖是市長的歡迎宴。當天,市長許景珊在賓館設宴,代表嶺城百萬人民歡迎趙章漢,並熱情地說:「我們總算把您請來了。你來了,是公主嶺的希望……」。    
    第二暖是市委書記的交心會。當天晚上,粟振國連夜從省城長春趕回,再次設宴招待,真誠地對趙章漢說:「我們請您來給我們當老師……」。並連夜召開商城招商人員會議,說向趙章漢「匯報」,一起研究招商對策。    
    第三暖是市委書記的陪伴行。第二天,粟振國把趙章漢當作公主嶺市最尊貴的客人,放下手中其他一切事情,親自陪同趙章漢察看市場,商量對策和辦法。    
    如此之情,如此之心,誰能不為之感動,誰能不為之捨命?    
    這個老闆市長,沒有博士文憑,卻有博士之才。    
    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就感激涕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趙章漢更是鞠躬盡瘁,把公主嶺的北方溫州商城,當成自己的商城,盡心而為,盡力而為,盡才而為。    
    他認真地研究了商城的佈局,並提出了自己的精到的調整意見。    
    他徹底改變了招商的思路,不僅以商招商,而且以行業對號招商,雖然都是招溫州人,但所找的地方不一樣,有到溫州本地的,有到北京大紅門的,有到紹興柯橋的,有到義烏小商品城的。    
    他自己還帶頭招商,一下購買了123個攤位。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出關!出關!(2)

    別看這幾手很簡單,但就是這些似乎簡單的趙章漢招商之法,馬上就把公主嶺的北方溫州商城鬧火了——    
    本地和周邊城市的,包括瀋陽在內的,頓時來了600多人,有買幾個攤位的,有買十幾個攤位的,甚至還有買幾十個攤位的,把市場裡的攤位一搶而空。    
    到外地招商的,也招來了大批客戶,哪知攤位卻沒了。客戶不幹,只好召開市委常委會進行專題研究。粟振國書記請趙章漢與會,並問他該怎麼辦才好。沒想到趙章漢早就成竹在胸,語驚四座:「好辦!我買了123個攤位,全部退出讓給客戶,一分錢也不多要。我不是為賺錢來的,只為公主嶺市場的繁榮。」    
    我國有句古話,叫做士為知己者死。趙章漢不是「士」,也沒有談什麼死不死的,但趙章漢之為,是否可以說,在今天真正實踐了這句話之義呢?我看不僅實踐了,而且超過了。當趙章漢一說完話,與會的常委都不由得熱烈鼓掌。一個城市的常委集體,情不自禁地為一個溫州老闆鼓掌,不知在其他地方有沒有過?即使有過,也肯定不會太多。如果為其概括之,真個可以把趙章漢的做法,叫做「商為知己者活」。雖然這個話從來沒有人說過,但我看是可以說的,也是非常貼切的。    
    不僅僅如此。招商完成,趙章漢也回到瀋陽。幾天之後,當接到粟書記的電話,說群眾的集資已經還清,商城的大門需要改建,尚缺200萬元資金時,趙章漢二話沒說,不過三天時間,湊足200萬元,並連夜開車從瀋陽趕到公主嶺。送到的時間是:清晨4點。這不,把公主嶺的事情,把一個地方政府的事情,完全當作了自己的事情。    
    11月8日,北方溫州商城一期正式營業。人們說:溫州老闆,救了溫州商城。溫州商城,活了公主嶺市。    
    這個老闆市長,沒有任何實職,卻大做特做實事。    
    沒過多久,受公主嶺市委市政府的盛情邀請,趙章漢又從瀋陽轉到公主嶺發展事業。趙章漢在公主嶺註冊了皇星麟實業發展公司,讓大哥、二哥到公主嶺來一起創業,而讓妻子阿玉留在瀋陽辦奧克服裝公司。他向市委、市政府寫了報告:願投資開發溫州商城第二期工程的第三、第四、第五區,開發面積17.5萬平方米,共1萬多個攤位,總投資1.75億元。    
    整個商城的二期主體工程總面積為24.5萬平方米,由趙章漢和趙鳳鳴先生分別開發。工程於1998年4月5日動工。經過趙章漢日日夜夜的奮鬥,包括身體被摔傷的代價,9月28日,在趙章漢被聘任為公主嶺市名譽市長整整一週年之際,中國北方溫州商城二期工程正式開業!    
    再過一段時間,趙章漢又在公主嶺投資3.3億元,建設一個加工園區和老闆公寓,建築面積達10萬平方米。老闆公寓,六層住宅樓,一幢連一幢。粉紅色外牆,藝術化陽台欄杆。趙章漢只收成本價,不追求利潤,全部售給公主嶺居民和來經商的外地人。    
    這個老闆市長,沒有一分工資,卻大獻特獻愛心。    
    他個人投入1000萬元,無償修建商城的道路和停車場,使商城的配套設施圓滿解決。    
    他個人投資800萬元,為當地無償建設一座學校,佔地面積12000平方米、建築面積4588平方米,被市政府命名為章漢學校。    
    他主動捐獻300萬元,幫助當地建設一座國家二級消防站。    
    他還捐資造路、建垃圾中轉站……等等。    
    他的總捐資數,有報道說達到3700萬元。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啊!    
    這個老闆市長,沒用半點公款,卻留下一座金礦。    
    經過幾年的發展,公主嶺北方溫州商城已經改名為公主嶺溫州商城,成為東北名列前茅、遠近聞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整個商城由五個區、四層交易大樓和配套附屬設施組成,佔地面積57.25萬平方米,建築面積100萬平方米,營業面積40萬平方米,商城內設紡織品、鞋帽、服裝、家電等11個專業批發區,16487個攤位,4萬人入場經營,全部攤位實行投資人產權買斷,產權歸己。去年,整個商城的交易額達到10億元,今年有可能超過10 億元。    
    儘管這個老闆市長不是選舉的,更沒有什麼權力,但老百姓認可,親切地叫其為「趙市長」。政府官員也認可,敬佩地稱其為「趙市長」。    
    儘管在兩三年前,趙章漢又受請南下到山東泰安發展,但趙章漢的公主嶺之行,絕對是溫州人在東北可歌可泣的一筆,不能忘記的濃重一筆,驚天動地的一筆。    
    公主嶺的人,忘不了這個「趙市長」!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出關!出關!(3)

    借地建糧倉    
    這完全出人意料。這也完全獨樹一幟。    
    30多年前,溫州人曾有大批人到三江平原種田。但那是在十分高調的口號之下,不去也得去的被迫又無奈之舉,去了也只是呆在兵團農場裡種種田,更不是什麼借地建糧倉。    
    30年後,又有一群溫州人又北上五千里,來到了三江大平原。不過這次,是由市場經濟召喚來的,是自己來求發展的,是自願來創大業的。    
    到東北建糧倉的代表人物,是樂清農業老闆陳定友等人。陳定友是溫州有名的農業企業家,溫州虹豐糧油公司的老闆,浙江省和溫州市的人大代表。    
    2001年8月,溫州市政府組織各地種糧大戶到東北考察。一路考察下來,糧戶們對黑龍江三江農墾區的土地很感興趣。.那裡的土地數萬畝連成一片,適宜於農業的機械化操作。加上土壤肥沃,沒有病蟲害,純天然的綠色食品,又可自然風乾,規模經營有用武之地。當年11月份,經過幾回磋商後,陳定友等23人,與農墾區的前進、前鋒等農場,簽訂了52000餘畝土地的承包協議。土地承包期限為30年,承包費為每年每畝80元。    
    第一年,低溫與大雪給了種糧大戶當頭一棒,儘管大災讓大家血本無歸,還貸款有困難、繳納租金有困難、來年的春耕投入也有困難,但在兩地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幫助下,陳定友他們硬是給挺過來了,雄心依然,幹勁依然。經營的老闆,增加到43人;經營的土地,增加到6.3萬畝。陳定友還在那裡正式辦起了農場,取名為「樂友」;經營的土地從5000多畝擴大到14000畝,僱用固定管理人員28人,農忙時僱用臨時人員達300多人。    
    風風雨雨又一年。去年金秋,溫州人在三江平原的糧倉,終於有了豐盛的回報,共為溫州運回大米1.2億公斤。而陳定友所經營的5280畝水稻也喜獲豐收,運回大米1000多噸,全年經濟純收入可達75萬元,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溫州人還在黑龍江紅興隆墾區,建造了一條年加工能力為5萬噸稻穀的生產線,水稻訂單面積為10萬畝。而黑龍江建三江農墾分局,也在溫州建立了烏蘇里江綠色食品物流中心的大米生產線,年加工稻穀5萬噸。    
    2004年,三江平原又是一個豐收年。    
    而對陳定友他們,更是一個滿臉喜悅的金色之年。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出關!出關!(4)

    起死回生術    
    溫州人在東北的一大經典之作,當推主動參與振興東北的老工業。    
    撫順市溫州商會會長、撫順第六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建化,可以說就是其中一個出色的代表。也許是張建化的名字中有個「化」字,決定了他和化工有緣,    
    原撫順化工六廠曾是東北地區有名的化工企業,但到了90年代,卻因內外多種原因,企業長期停產。2000年6月,張建化出資1100多萬元,租賃了該廠。他把企業改名為撫順第六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並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把自己的命運與其牢牢地捆在了一起。去年,該公司總產值達幾千萬元,稅收幾百萬元,成了當地振興老工業的一個典型。    
    對張建化租賃六廠,有的員工原來曾半信半疑,說一個溫州人有什麼特異功能,就能救活死了的六廠?但沒有多久,一切都變了個樣,企業變好了,職工的收入也變多了。    
    如果說張建化是以租賃的方式進入老工業企業,那麼其他的溫州人,就更多地以收購、買斷或兼併的方式進入老工業企業。    
    也是在撫順,溫州人陳智樞出資幾千萬元,收購了一個有1500多職工的紡織公司,使一個幾乎陷於倒閉的企業,重新恢復了生氣,成為同行業的佼佼者。    
    而在大慶,溫州人黃建峰投資7000萬元,則收購了一個制糖廠,利用當地充足的甜菜資源進行生產。    
    溫州人在哈爾濱的參與,就更有韻味。    
    根據哈爾濱市政府的有關規定,哈爾濱蓄電池廠要盡快地退城進郊,從中心搬遷到郊區去,然而這個國有老廠歷史包袱很重,共有2000多名工人,又負債5000萬元,自身根本無力卸下歷史包袱,更不用說再建新廠退城進郊了。因為工廠負擔重問題多,上下之間矛盾也多。2002年6月,該廠工人在無可奈何之下,也許是慕溫州人之名,不知怎麼就找到了哈爾濱溫州商會負責人,請求幫助工廠走出困境。    
    最後,還是在一位溫州企業家通過整體兼併的方式,幫助哈爾濱蓄電池廠走出了困境。    
    溫州人在東北的最新一聲驚雷,就是救活了面臨摘牌危機的ST秋林股票。    
    其主角叫蔣賢雲。    
    這個救死回生,絕對是一個奇跡,一個股票史上的奇跡。    
    蔣賢雲是永嘉縣甌北人,到東北已經有10多年,闖出了一番大事業。他現為哈爾濱奔馬實業集團公司董事長、哈爾濱市溫州商會會長,黑龍江省政協常委。    
    秋林是國有哈爾濱秋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股票。秋林股票是作為「國內百貨業第一股」,於1996年正式上市的。哪知到了1999年,業績就開始急轉直下,2001年疲態顯露,,年末每股收益-0.21元,全年虧損5180萬元。此後更是一蹶不振,陷入虧損的漩渦當中。到了2003年,整個公司虧損達5億元。公司股票將於2003年年度報告公佈之日起暫停上市。如果公司2004年半年度報告仍然虧損,秋林股票將被摘牌。    
    救救秋林!救救秋林!問題嚴峻地擺到了秋林人面前,也擺到了哈爾濱市委市政府面前。因為,如果秋林股票被終止上市,不僅大有損於哈爾濱的經濟,而且大有損於哈爾濱的形象。    
    問題的嚴峻性不只是虧損嚴重,而且是時間無多。留給秋林人的時間,就只有那麼短短的6個月。要用幾個月的時間解決五六年的累積下來的問題,難度之大是怎麼想像都可以的。    
    無奈之下,哈爾濱市政府果敢決定:公開競標,轉讓股份,重組秋林。除此之外,事實上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誰能救活秋林呢?秋林人在等待、在期盼,市政府在等待、在期盼。    
    蔣賢雲早知秋林的困境,得知秋林股份要競標轉讓的消息後,毅然決定出馬競標。但是,這個標可不是好競的?    
    秋林公司的虧損過於嚴重。5個億的虧損,這可不是好玩的。此其一。    
    秋林公司還有一個包袱—— 一座爛尾樓秋林大廈。有人說,秋林死就死在這座大廈上。此其二。    
    秋林集團有4600名職工,如何安置,平穩轉讓,不出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困難。此其三。    
    還有,競標的對手,共有8家,如哈藥集團、人和集團、曼哈頓集團等等,都是極為有實力的知名企業,總體實力遠比奔馬強大。要想贏得競標,真可以說有點虎口拔牙的味道。能不能拔得下來,也真有點玄。    
    儘管難題多多,但蔣賢雲卻有一身膽略。他最後以每股1.91元的最高價,拿下了對秋林的收購權。2004年6月,所轉讓的股權過戶到奔馬集團名下,蔣賢雲對秋林的收購正式宣告完成。    
    如果說收購是第一關,那麼重組就是更難過的大關口。    
    商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2004年半年報,終於以每股盈利0.029元的業績,結束了連續三年虧損的歷史。2004年三季度報,每股則收益0.02元。    
    奇跡就此發生。就在一些人等著看蔣賢雲笑話的時候,秋林股票復生了。    
    此前,5月17日,ST秋林暫停上市。    
    而在8月20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就受理秋林公司恢復上市的申請。    
    到了10月25日,ST秋林在上海證券交易所重新掛牌上市。當天的開盤價是:2.79元。    
    復市第一周,儘管ST秋林股價有所動盪,但很快就穩定下來,每天的收盤價又一路開始走高,28日比27日漲,29日又比28日漲。    
    ST秋林救活了!    
    蔣賢雲成功了!


第六章 九州溫州(下)出關!出關!(5)

    瀋陽「溫州日」    
    瀋陽「溫州日」。    
    時間:2004年8月28日、29日。    
    舉辦者:瀋陽市政府。    
    承辦者:瀋陽市溫州商會、瀋陽市中小企業局。    
    這是一聲可驚全球的響雷。據有關人士稱,當今這個世界上,有這個日那個日,什麼紀念日,什麼活動日,什麼慶祝日,什麼告誡日,什麼節假日,可以說數也數不清,幾乎把一年365天都覆蓋了,卻從來也沒有過一個地方城市之日,而且還是一個大城市為一個小城市舉辦的城市之日。中國沒有過,外國也沒有過;當代沒聽說過,古代也沒聽說過。瀋陽市舉辦一個「溫州日」活動,真可以說有點石破天驚。    
    熟知中國現代漢語的人都知道,舉辦與承辦是密不可分的,舉辦者是一個活動的當事人,承辦者更是一個活動的當事人。按照分工,瀋陽市政府負責邀請和接待高層政府官員和有關重量級人士,溫州商會負責邀請和接待企業家,主要是2000個溫州老闆。因此,這個「溫州日」,不僅僅是瀋陽市政府在請客,也是溫州商會在請客。    
    瀋陽「溫州日」的倡議者,是瀋陽市市長陳政高。2004年7月初,在瀋陽市迎賓館,瀋陽市政府召開駐沈溫州企業座談會,100多位溫州老闆應邀出席。座談會上,氣氛相當活躍,圍繞如何振興瀋陽等話題,大家爭相獻計獻策。市長陳政高突來靈感,向在場的溫州企業家提議說:要不我們舉辦一個溫州日活動,拿出瀋陽更多的項目,讓更多的溫州老闆來為振興瀋陽出力?這個提議,當場得到與會溫州老闆的贊同,並表示全力參與,全力支持。會長胡定海則明確表態,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力有力。    
    如果說舉辦「溫州日」是石破天驚,那麼籌備工作也是出人意外,不僅是想不到的高速度,也是想不到的高質量。只經過短短的一個多月準備,一切都準備就緒,並且成功舉辦。瀋陽溫州商會的正副會長和各位理事,都盡到了自己所能盡的責任,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工作。按照要求,商會很好地統一安排和接待了與會幾千企業家的食宿,還在五里河體育場舉辦了一個金秋演唱會。據稱,這方面的費用,裡裡外外,總共需要上千萬元。商會會長胡定海說自己拿出了500萬元,其餘500萬元則由商會其他成員分攤,大家合夥買單。因此,也可以說,這個「溫州日」,不僅僅是瀋陽市政府舉辦的,而且是溫州人自己舉辦的。    
    這個「溫州日」,氣魄特別大——    
    瀋陽市政府共拿出32個工業項目、1個高科技項目、22個社會公共項目、11個物流項目和11個農業項目,總共一千億投資的項目,特地招商溫州人。這樣的「宴請」,這樣的待遇,這樣的機會,對任何一個溫州老闆來說,可以講都是第一次,誰也沒有遇見過。    
    這個「溫州日」,規模特別大——    
    活動日原先計劃邀請2000位溫州商家,包括國內102 個城市93 個溫州商會和國外幾十個國家141個溫州商會的人員。僅僅這麼一個規模,那麼廣的面,那麼多的人,就已經極為令人吃驚了。而實際到會的,卻出人意料地達到3000人,比計劃邀請的整整多了一半人。這麼多的溫州老闆大會聚,這麼多的溫州老闆一起大招商,不僅在國內其他城市沒見過,在溫州本地也從來沒有見過。    
    這個「溫州日」,政策特別香——    
    瀋陽市市長陳政高在溫州日第二天的企業家座談會上宣佈:鑒於溫州是全國知名的輕工基地,鞋革、服裝等26個行業聞名中外,瀋陽市政府願意拿出26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以零地價招商,歡迎溫州的輕工行業組團進駐瀋陽。    
    若在20年前,在改革開放之初,以零地價對外招商,可以說並不驚奇。但在到了新世紀的今天,這個零地價可以說是瀋陽溫州日絕無僅有的政策了,更可以說是優惠得不能再優惠的政策了。無論是在中國的什麼地方,在中西部也好,在貧困地區也好,更不用說在東部沿海地區了,都不可能找到,也無法找到。當然,這個政策也有個前提——溫州人必須組團入沈。即使有這個前提,也是開放得不能再開放了,開明得難以再開明了,優惠得無法再優惠了。    
    陳政高的這個政策,並不是嘴上空講講的。活動日的第一天,瑞安汽摩配協會與瀋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簽訂合作協議,由瑞安汽摩配協會牽頭,組織瑞安汽車零部件企業組團投資30億元,在開發區興建汽車零部件產業園,園區佔地面積一平方公里,建成後年銷售收入可達50億元。第二天,政策馬上兌現。陳政高當著眾多的溫州老闆說,該產業園的一平方公里土地為零地價,不需要投資者拿一分錢。    
    這不就讓人眼紅了?這不就讓人心動了?瑞安汽摩配協會得了一個「頭彩」,其他人呢?肯定會跟下去,也要到瀋陽拿個頭彩。這不,當陳市長宣佈了零地價政策,並當眾兌現首個政策時,整個會場幾乎是沸騰了。    
    這個「溫州日」,效益特別好——包括意向在內的總投資額,多達150億元。    
    這個「溫州日」,影響特別深遠——好幾家主流報紙,都把溫州商與韓國商一起評論,說去年瀋陽舉辦了一個「韓國周」,請了三千韓國客商,可以說來了「韓國流」。今年舉辦「溫州日」,來了三千人,則是一股「溫州潮」。這股「溫州潮」,還大有勝過「韓國流」之勢。    
    溫州的大批老闆,有了瀋陽情結。「瀋陽就是你們的家!」這是陳政高在溫州日開幕式上首先說的一句話。陳政高對溫州人不僅口甜,而且心甜,更有政策甜,被與會者譽為「零距離市長」。    
    瀋陽溫州日是一個創舉,也是一個盛會,更是一個經典。對溫州日的成功,瀋陽市政府並沒有陶醉,而是依然保持清醒的頭腦。    
    市長陳政高宣佈:溫州日要年年辦下去,一年一次。    
    陳政高還說:2005年,要邀請一萬名溫州老闆。


第七章 有為溫州逞能·低能

    「無為而治」。    
    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對溫州政府描繪的「角色臉譜」。    
    從經濟學家到社會學家,從新聞媒體到平民百姓,這種調門一時成為「流行」,一時成為「定論」。    
    言下之意是,溫州政府官員是「無所事事」,甚至於「馬放南山」,甚至於順水也無須推舟。    
    而事實上,無論這言語中包含的是對政府審時度勢的褒揚,抑或是對碌碌無為的批評,簡潔如斯的「經典」已構成對溫州影響最為久遠的誤讀。    
    從袁芳烈的「轉向」到董朝才的「保護民營經濟政策」,從張友余的「二次創業構想」到錢興中的「山水溫州」,直到今天李強的「一港三城戰略」「效能革命」,樁樁件件無不是「有為」之作。    
    溫州,是一個「有為溫州」。    
    而且,我們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正名之前,溫州夾著尾巴——一條被稱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壓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資?    
    在個體戶專業戶重點戶私營企業主伸長脖子察看風向之時,溫州的政府也為自己扮演什麼角色左顧右盼,時而茫然,時而黯然,時而惶惶然,時而欣欣然。    
    令人驚歎的是,20多年來不時「引爆」的生死論爭終於沒有真正地撼動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爭論中出名,在內部不爭論中發展。    
    溫州的執政軌跡耐人尋味。    
    作為顯學探究的上佳標本,溫州的榮枯、進退、因果勢必引起世人對政府角色的評頭論足。而市場經濟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這一探究多了體制上的借鑒意義——    
    「看得見的手」與 「看不見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溫州不幸。    
    這個宋元之間產生過「永嘉雜劇」的商賈雲集的「六朝繁華地」,明、清以來卻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沒有工業,上世紀50年代是前線。作為反蔣反美的「前哨」,在準備打仗的沉重空氣中,國家重點項目投資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線。10年浩劫,幾乎使溫州遭受了滅頂之災,亂得在全國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斷,「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農業生產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線,幾無投資。而浮誇風、反右風,一陣陣「左」傾思潮,一次次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和「槍打出頭鳥」,把溫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幾分土地上,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民謠云: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永嘉單干,洞頭吃貸款。十萬人被迫外出謀生,而外出又因為討不到公社的證明吃盡苦頭。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溫州才有了起跑線。    
    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獨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間的「反叛」衝動終於付諸實踐,一批重點戶專業戶悄悄地冒了出來。可多年來的「左」禍,國家政策的滯後,一時無法打開充滿計劃色彩的腦門。    
    政府「猝不及防」。    
    一個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準,拿不定」。幹部對「兩戶」的性質「認不清」,怕搞錯方向,不敢大膽支持;社員對政策「摸不準」,怕再「割尾巴」、「抓辮子」、挨批受罰;有的有懷疑,怕政策會「變」, 「談富色變」,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對「兩戶」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雇工問題、承包耕地的問題,個人或聯合經營荒山、海灘、水面問題,「兩戶」產品上市及長途運銷問題等等,找不到答案,講不清道理,幹部不敢表態,群眾縮手縮腳。     
    有一位養鴨專業戶,見有幹部登門上訪,先自怕了,以為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趕緊聲明:「以後不養了。」    
    與此同時,在管理層面,計劃經濟的桎梏隨時可以發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7月的一份關於個體工商戶進行全面整頓登記發證工作的報告上,依然可以看到這樣的「注意事項」:近年來個體工商業中出現了合夥經營、家庭經營、設鋪面、帶學徒等新情況,因此,除批准個體工商業戶經營外,也可以批准部分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有技術專長的可以簽訂師徒合同帶一二徒弟;私人合資經營,既不屬於個體經濟,更不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要加以正確引導,逐步組織為街道集體企業。    
    既使是在極其偏僻的小山村,筆者也能看到這樣的鏡頭。    
    一位中年婦女挨家挨戶收購兔毛,沒想給一「打辦同志」逮個正著,當場沒收。那婦女當即下跪,又遭厲聲呵斥。「打辦」的全稱是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一人到鄉下背樹販賣,被「工商」碰上,一管理員拿出駁殼槍在其腦門上敲出殷紅的血來。那時候有的工商管理員竟配了槍!    
    我們無意於個體的檢討,但管理員逞能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全能政府的運行邏輯。    
    「八大王事件」是政府導向的極致表露。所謂八大王,都是溫州流通加工領域裡的8名有名的個體老闆,有目錄大王、線圈大王、郵電大王……1982年,國家出台措施,「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8人以「投機倒把」等罪名被批捕。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被追捕時的罪名是投機倒把。雖然抓捕的旨意來自上頭,1984年後也已陸續一一平反,於溫州民營經濟而言,這不啻於一顆重磅炸彈,是心頭永遠的痛。以至今日提起,尤為人扼腕再三。    
    政府的行為有時就這樣難以理解。憑著「整頓」的一腔熱情來引導規範發展一地的經濟,卻在事實上扼殺了民間的力量。曾多年從事溫州經貿工作的官員說,用計劃經濟的一套來指揮新生的民營經濟,無法企及的調度能力則往往演變為鬧哄哄的逞能,儘管理由冠冕堂皇。    
    數字證明了這一點。    
     「八大王」被捕之後,溫州主要經濟指標一路下滑。1980年溫州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為31.5%,1981年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溫州人少地多,本沒有什麼資源,也缺少國有企業,打擊個私經濟之後,工人失業,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沒有著落。    
    此時的溫州是悲觀的,有人斷言,悲觀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低能」。


第七章 有為溫州無為·不為(1)

    活生生的事實刺激著政府官員的神經。    
    特別是「八大王事件」的負作用,使得溫州市政府的態度趨於明朗。    
    在吃飯問題和意識形態較量的過程中,前者成為決定性的力量。民間經濟的力量在和地方行政力量衝突了幾個回合之後,雙方迅速達成了某種一致。經過短暫的停滯,溫州的民間經濟重新活躍,而「上了一課」的溫州地方政府也開始明確改革志向,學會了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當時中央考核地方官很明確看地方經濟指標。所以從自身利益出發,當時地方官明確「溫州除了發展家庭企業別無出路,為了溫州經濟指標上升,只有保護、發展私營企業」。     
    經過一番細緻的實地考察,當時帶著「割溫州資本主義尾巴」的政治任務走馬上任的市委書記袁芳烈似乎想急於表白心中的想法。     
    像是黑色幽默,一場被稱為「紅色會議」的表彰會在人們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召開。    
    那是1982年12月16日。    
    一條爆炸性新聞:市裡要開專業戶、重點戶代表表彰大會。    
    消息傳開時,人們不禁納悶,不會又是啥學習班吧!    
    「『八大王』剛被『請』進去,現在又請我們,其中必有『詐』」、「小心表彰表到牢裡去。」縣裡不敢或不願推薦代表,鄉里也不敢或不願發通知,收到通知的惶惶不可終日,怕的很。據說,某政府人員送通知書到代表家時,有人聞訊後越窗而逃,有幾位被堵在房裡,一臉苦瓜相,怯怯地接著通知單。    
    多年以後說起此事,當時會議的主要聯絡組織者之一王運正記憶猶新:文成泰順的幾個代表還想逃,出來時親朋好友熱淚相送,有人以為要進學習班,一定要「住」一段時間,乾脆帶臉盆來,免得叫家人送麻煩,那排場真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感覺。    
    代表們來到溫州,感覺不對勁,大街上張掛著巨幅的「兩戶光榮」的大紅橫幅,甚至機關商店掛上「歡迎」之類的橫額,有人敲鑼打鼓,一派熱鬧的氣氛著實讓代表感到不自然,茫然中有點激動。    
    那天,溫州市人民大會堂濟濟一堂,1200多位「復辟典型」、「尾巴」被市委奉為「座上賓」,與書記「平起平坐」。一個「談富色變」的年代裡,如此的排場著實讓人感動不已,一個代表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一種聲音,「過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現在才知道政府鼓勵我們勤勞致富,這下真的給我們壯了膽,定了心,可以放開手腳去幹了!」    
    35位代表分別在會上介紹了經驗,暢談了「致富之路」;市委市政府的各套班子領導還給171戶代表授獎表彰,如此這般大張旗鼓地讓他們在會上唱主角,甚為少見。    
    會後,代表們要求袁書記把「講話稿」發一本帶回去。幹嗎?當證據!    
    另一表白的方式是對「八大王」的平反。據說,下令抓捕和同意平反「八大王」的都是溫州當時的市委書記袁芳烈。袁對此毫不諱言,他對民營經濟的看法在溫州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更有意思的是,從此之後,無論是袁還是他的繼任者,來到溫州之後,對當地的個體私營經濟,都經歷了一個從主動打擊到被動接受再到主動保護的改造過程。這暗合了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的觀點:從地方保護出發,民營化的進程不可避免。    
    來自民間的力量,就這樣時時拷問、推動著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對待民間經濟態度上的寬容和有意識的保護,又反過來推動民間經濟一步步前進。雙方在時而劇烈時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種巧妙的平衡。 每當經濟體制改革模式遭遇質問的時候,政府與民間經濟力量總是站在了一起。    
    有人稱,「在溫州坐在政府位置,能感受到強大的民間力量:改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不可逆轉!」    
    由是人們習慣於說此後至上世紀90年代初的溫州政府是「無為而治」,不過確切地說,應該是保護民營經濟、降低民營經濟風險的「不為而治」。    
    「無為」是一隨意地放任自流,而「不為」則是一種刻意,起碼是精神層面上的主動,是對上頭壓政策的巧妙化解,甚至於是「陽逢陰違」的政治冒險。沒有這種「不為」,「溫州模式」的萌芽也許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如何「不為」上,政府的狡黠確應了形容溫州人智慧的那句話——「頭髮是空心的」。    
    即使在1989年前後中南海三下溫州調查溫州民營企業政治取向,以及溫州模式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糾纏中,絕大多數溫州官員依然挺身而出保護民營企業,用「實踐」為其大聲辯護。不僅如此,溫州政府還讓民營企業大規模進入交通、郵電、科技、材料行業,主動讓權。民營企業均瑤集團從1991年開始包下了溫州到各地的28個航班、100輛出租車。    
    「在溫州,當理論與實踐發生矛盾時,先服從實踐。」    
    溫州市前任市長錢興中的話也許能夠代表政府對待私營經濟的這種態度。    
    與初時的「無能」不同,對民間創造力的敬畏成了政府的自覺選擇。這種務實的態度和大膽的政治智慧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空間和有力地保護。    
    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的經濟管理法律法規都是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如何對待當時的政策法規,溫州市政府採取的是「知其不當為而不為」,對發展民營經濟採取了寬容和保護的態度。    
    當時的政府方針被概括為這樣的順口溜:多種經濟一起上,多個輪子一起轉,不限比例看發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實踐。正是這種「不限」、「不論」,充分尊重了群眾意願、保護群眾創業積極性的「不為」迎來了民營經濟的春天。


第七章 有為溫州無為·不為(2)

    溫州市政府執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話」:    
    第一句話,中央紅頭文件明文規定不允許干的,堅決不幹,但允許試驗,因為溫州是試驗區,試成功再推廣,試不成功再退回來;    
    第二句話,中央紅頭文件沒有規定的,我就積極乾,在干當中創造經驗,豐富中央文件,因為中央文件都是在實踐當中豐富起來的;    
    第三句話,中央紅頭文件明文規定可以幹的事就大膽干,放開手腳干。    
    同樣「三句話」,當時有些地方卻是這麼說:    
    中央紅頭文件明文規定不允許干的,堅決不幹,因為這是高壓線;    
    中央紅頭文件沒有規定的我不好幹;    
    中央紅頭文件明文規定可以幹的事情,還要看一看,看了人家怎麼幹我再干,因為這樣少犯錯誤。    
    於是在溫州,個體工商業、服務業、家庭工廠、掛戶經營、買賣合同、長途運輸、雇工經營、合股經營、(資金)聚會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讓它發展。就連私人錢莊、私人換外匯、經營郵電業也存在過。    
    用老百姓的話說,起先是「頂牛」,現在是「放羊」。    
    在奉命壓制、打擊個體私營經濟時的「不為」則表現為「妥協與怠工 」。     
    也許「妥協與怠工」一說有些刺耳,但事實如此。在溫州個私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的初期,許多做法都是不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解的,經常會帶來「姓社姓資」的爭論,時不時地上面會來個限制或者打壓的文件。溫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還是社會主義政權的天下。每逢風潮來時,總會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則會外逃躲風頭。令溫州政府和官員為難的是,溫州人在商品經濟方面的「闖」「試」往往會過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於是,幹部開始學會故意「認不清」方向。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84年在平陽縣錢庫鎮出現的私人錢莊,當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堅決要求取締,而溫州各級政府因為考慮到錢庫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在人民銀行總行按規定拒發《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的情況下,並沒有強制取締,而是爭取在錢庫鎮的銀行和信用社率先實行利率浮動改革的試點,最後,錢莊於1989年在無證經營了5年後自行關閉。    
    有人說,溫州每一次來自民間的對現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離開政府有意無意的扶持與「疏忽」,不無道理。一次會議上,溫州的領導講了句非常實在的話,希望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那些部門負責同志,只要有利於老百姓的事情,希望大家「睜隻眼閉只眼」,必要的時候「把兩隻眼睛都閉起來」。    
    「不為」還時不時地表現為政治上的一種冒險。    
    市場經濟發源於我國計劃經濟力量相對最薄弱的溫州一帶,讓那些不符合當時社會主義理念的事情和現象存在和發展,而不是壓制和取締,政府和政府官員的這種「不為」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的。     
    事實上,從1960年開包產到戶先河的的縣委書記李雲河始,到市委書記袁芳烈、董朝才,溫州出現了太多的充滿了悲愴命運的改革者。與百無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溫州經濟不同,溫州的官員卻從來就被籠罩在政治的陰影中,時不時會被拎出來「示眾」質問一番。    
    直到90年代初期,溫州政府的領導還常常會為外界對溫州私營經濟比重過高、集體經濟比重過低的批評而不安。    
    書記市長接受採訪首先往往是拿出了一大疊的數據,極力解釋溫州經濟當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很大。他們還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業的典型。當無數取經者千里迢迢來溫州取經的時候,溫州的幹部最津津樂道的卻是先向他們介紹溫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不少因改革帶來的政治風險最後常為改革者所擔承。    
    袁芳烈,主政溫州4年,溫州家底翻了一番。到1984、1985年,全市面上經濟實際增長率估計在20%以上,政府財政收入也同時翻了一番多,但袁沒有從上級獲得一句公開的評價,平調回杭州。很久之後,他才知道,上級負責同志對他的繼任者特別囑咐,你去要搞活國有企業,凍結原來的幹部。袁此時才明白,這是對溫州4年改革的否定。    
    董朝才,於1990年在任期離任。此前,上級曾要求董寫報告請求撤銷「溫州實驗區」,董未從命。離任時,他意味深長地說:「要是中國到處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我哪裡錯了呢?」    
    ……


第七章 有為溫州有為而導(1)

    大致說來,溫州市政府的職能轉變20年來經歷了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條件下無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從經濟發展的結果衡量,則往往表現為「低能」;改革初期的「寬鬆政府」,一種有意識的順其自然的「不為而治」;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為政府」,當然這種有為是「有限」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按溫州領導的解釋就是:「對該管的事要認真管好,對不該管的事要少管、不管。」    
    如果說「不為而治」重在精神層面上主動頂住層層壓力,重在保護,「有為而導」則是在制度層面的尋求突破,重在推動。    
    通過一句句新鮮話語的解讀,我們目睹了一個政府漸趨成熟的智慧。    
    「改革往往是從違法開始的。」    
    這是溫州人創造的土語。對禁區的大膽突破是溫州政府最為世人稱道的「作為」,雖然這話從今天看來不一定合乎規範。    
    為民營企業掩護的「戴紅帽子」式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是突出的一例。    
    溫州因此贏得「小商品、大市場」之譽之後,家庭工業這個軀殼再也無法容納個體私營經濟進一步發展,於是紛紛走向聯合,由多個業主共同投資的「股份合作企業」應運而生,成了當時最典型的企業組織形式。    
    股份合作制在當時稱作「既公又私」的混合經濟。這一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在傳統中找不到依據,一些人越想越不對勁,於是斥之為「非驢非馬」的騾子理論。    
    溫州人對此卻不以為然:騾子又怎麼樣?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關鍵是否有利於發展經濟,是否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他們依然走自己的路,股份合作制經濟也以不可阻擋之勢成長起來。但是,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也隨之浮出水面:政府怎樣看待民營企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當廣東等地把股份合作企業定位於私營經濟,對其發展加以限制時,溫州卻反其道而行之,給它以集體經濟的名義。    
    溫州市政府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法規政策以促進股份合作制的發展。1987年11月7日,溫州市頒布了《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提出股份合作企業「是一種新型的合作經濟組織」,它不同於一般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也不同於私營合夥企業,從而為私營企業戴上了一頂「紅帽子」。 灰頭土臉的「怪胎」因了政府的喬裝打扮變得名正言順。    
    1993年是溫州股份合作制企業總數達到36887家,其中工業企業27771家,工業總產值占當年全市工業總產值的56.2%。    
    1994年頒布的《溫州市股份合作企業管理規定》中則進一步將兩個以上的投資者組建的企業納入「股份合作」的範疇,並將其視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組成部分」,不只是將其僅視為「必要的補充」。而這一點直到1999年才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    
    這種地方政府對於非國有經濟的確認,是促進溫州經濟發展的一種政治財富,也是使其在全國地級市的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溫州市政府的大膽「作為」,實質上遵循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看得見的手」即使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也沒有礙著「看不見的手」,而是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突破的例子舉不勝舉。如中國首份(批)個體工商執照、首個關於私營企業的地方性法規、首家實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正如一些溫州企業家所說的,沒有政府的鼓勵和支持,溫州企業會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時期。


第七章 有為溫州有為而導(2)

    「本店拒賣溫州貨」    
    這曾是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商界怪異的「店堂告示」。    
    溫州的形象和聲譽一度出現空前嚴重的危機。    
    1987年8月8日,溫州產劣質皮鞋在杭州武林廣場被焚。    
    稍後,在南京的銷售專櫃被消費者憤怒搗毀。    
    繼而被十多個大城市逐出市場。    
    還有一言難盡的永嘉假廣告、蒼南假商標……    
    1990年3月,國務院要求查處樂清的無證、偽劣低壓電器,蒼白的信譽大大增加了溫州產品在市場中實現價值的成本。    
    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對溫州在政治上的爭議基本結束,但區域性的產品質量問題,成為影響溫州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杭州武林門火燒劣質溫州鞋、樂清偽劣低壓電器的陰影仍籠罩著溫州,在許多地方,溫州產品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    
    溫州的信譽危機,強烈地震撼了溫州市政府。為此,溫州市政府轉入加強管理職能,嚴厲打擊假冒偽劣,開始全面整頓,加強質量管理。    
    與有些地方政府對當地產品的地方保護主義,阻攔外地產品進入當地市場不一樣,溫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陸交通要道設立檢查站,對皮鞋、低壓電器等部分產品出境實行准運證制度,嚴堵假冒偽劣產品流向外地,恐怕也是一種特殊的「有為」。    
    「質量是溫州的生命。質量上,則溫州興;質量下,則溫州衰。」    
    在整頓的基礎上,溫州進而提出「質量立市」的口號,在全國率先制訂「質量立市」地方性法規。1992年溫州市政府繼而提出以質量和品牌為核心的「二次創業」的戰略目標,引導廣大民營企業樹立質量意識、品牌意識,使溫州產品的聲譽得以恢復和提高。在此期間,溫州形成了一批以正泰、德力西、奧康、報喜鳥為代表的民營骨幹企業。    
    90年代中後期,溫州企業處於市場開發能力強,技術能力弱,規模「小弱散」的狀態,溫州模式危機四伏。因此溫州市政府明確「百項產品升級計劃」,進行100個1000萬元以上的技術改造,政府投入5000萬元用於技改貼息;政府還認為1997年經濟低谷正是各個企業調整結構的大好機會,為此出台「858工程」、「358工程」。這時,政府的「有為」顯然是「引導」,設立一標準線,一旦達標,企業均可獲得政府在技改方面的支持。    
    1999年8月8日,也即12年後,銘刻有溫州之恥的杭州武林廣場再次大火熊熊,不過這一次燒燬的是假冒「溫州品牌」的劣質皮鞋。    
    溫州人記得,十二年前,那把火點燃時,也是8月8日。溫州人懂得,是政府的「質量立市」挽救了溫州。    
    在2003年全國評出的153個中國名牌產品中,溫州占11個,目前溫州已有7個產品獲全國馳名商標稱號,15個產品獲中國名牌產品稱號。    
    「無信不立,信者行之基。」溫州對此有切膚之感。    
    就在「全國工商聯等27家單位將每年的9月19日定為我國誠信日的倡議」未有下文之時,2001年8月2日,溫州市人大常委會決定:從2002年起,每年的8月8日為溫州"誠信日"。這種通過法定程序設立誠信主題的區域性紀念日的做法,開了全國的先例。    
    又是8月8日,這個凝結著溫州人質量情結、信用情結的日子,被賦予了更多的含義。它的背後其實是溫州政府建設「信用溫州」的強烈意願和系列動作。    
    加大信用宣傳力度、建設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獎懲制度,從率全國之先提出建設「信用溫州」之後,一整套手段使政府、企業、個人、社會四方面的信用體系建設初具成效。特別是在政府信用建設方面,明確了職能定位,強化了服務意識,修訂了一系列支持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放開了非公有經濟的市場准入領域。溫州的對外整體形象和信譽有了較大的提高。    
    溫州的商會也是名聲在外,與其它地方的「二政府」不同,它是地地道道的民間組織。這離不開政府「退居幕後,充分授權」的導引之術。    
    溫州市政府在調整企業(主體)、市場(客體)、政府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時,通過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組織作用,對政府部門管理向行業管理轉變作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    
    比如,一場溫州打火機應訴歐盟反傾銷事件——中國企業取得歐盟反傾銷訴訟的首起勝案,就是在溫州煙具行業協會的操作下完成的。在這一事件中,民間商會成為溝通市場各主體之間、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通道,努力尋求市場各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    
    再比如,在納稅和誠信經營的問題上,以往人們都把它看作應是政府抓的事務。而在溫州,因為有民間商會的有意識倡導,使得誠信經營成為許多企業自覺的市場行為——一旦某個企業弄虛作假、不講信用,經商會公佈後,它就很難在行業內繼續發展下去。    
    政府的積極引導鼓勵使得行業協會爭創行業品牌的熱情高漲。目前溫州已擁有「中國鞋都」、「中國低壓電器之都」等19個國字號基地。    
    有些地方看到溫州民間商會的成功,觀摩、取經之後依葫蘆畫瓢地成立了不少行業協會,但一年過去,鮮見有成功者。為什麼?因為缺乏當地政府的規劃、引導、監督和服務。    
    「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    
    溫州市城建設計院一位副院長曾經感歎,溫州公用事業沒有錢,納來的稅,國家拿掉大頭,剩下的在市政上只能修修補補,每個部門補貼一點,說難聽點交警部門連劃路上白線的錢都沒有。    
    「二次創業」以來,在全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中,溫州市政府大膽改革傳統的投資融資體制,運用市場化機制,使社會投入成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籌措的主渠道,如讓民間(受益者)出資、民間和外商共同投資等多種形式,或者賣點地皮。    
    無錢的溫州市政府愣是把應屬行政行為的市政建設活動轉變為企業行為,「人民城市人民建」,也有人戲稱為「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的外部環境。如集資建造飛機場、股份合資建設金溫鐵路和集資建造東海長堤,都是全國首創,有媒體稱溫州市政府是空手辦起了一家「航空公司」。


第七章 有為溫州又將何為(1)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在目前的中國,存在著兩種過渡:一種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內地有很多地區正處於這一階段;另一種是由原始的市場經濟,即靠個人與個人關係的市場經濟,向法治市場經濟過渡。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製度保障,法治既約束經濟人的行為,也約束政府行為,約束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溫州還沒完成這個過渡。    
    這樣一個狀況,對政府來說,恰如其分地把握自己的角色顯得更加困難也更有必要。    
    而此時的溫州已不再有改造這塊「資本主義溫床」的政治使命,政府僅僅停留在對市場經濟的呵護上己顯得遠遠不夠。    
    溫州也不需要充滿激情的大無畏改革型官員。它已經從一個依靠勇氣進行變革的時代過渡到需要在技術層面重構秩序的時代。    
    在舊秩序和新浪潮的夾擊下,政府能營造一個令人羨慕的「經濟生態園」嗎?     
    「效能」    
    浙江雁峰塑料機械總廠在辦理廠房的土地證時,經辦此事的工作人員用日記的形式記下了這70天奔波的每一次詳情。    
    每一次去辦理時,不是辦事人員下鄉不在,就是手續證件不夠需要補齊,甚至個別經辦人連「手痛不能寫字」也成了推諉的一個理由。    
    70天後,結果依然等於零。    
    平陽縣人大代表、該企業負責人陳志淡憤然拿著這記錄機關效能的日記去溫州市平陽縣效能革命投訴中心反映。然而,「效能日記」公開後,卻又惹來了無限煩惱,領取土地使用權證一事更加舉步維艱……    
    事後,平陽一些企業老總紛紛打電話給陳志淡向他表示感謝,「你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把我們不敢說的話都說出來了。」    
    陳志淡卻為此感到有點後悔。對他的關卡更多了。    
    「我們辦理的土地手續都有正當理由合情合法,所以當時沒想要靠開後門走捷徑。」為該企業辦理土地證來回奔波的陳紹雲有同感說:「我現在想想很後悔,如果當時找熟人托關係的話可能早就辦妥了。」    
    此事正發生在溫州「效能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刻。    
    外地一記者在溫州採訪中瞭解到這樣的故事。有一家企業,想來溫州投資10億元建發電廠,因為溫州一向缺電。但是,到了溫州之後,政府方面卻無人接待,最後原本想投資的企業改投其他地方。如果是這樣的一個項目,出現在內地的市縣,也許當地一把手會親自出面接待。    
    長期以來「寬鬆管理」,固然釋放了民間的創業激情,但同時也使自己養成了惰性,沒有像蘇南的許多地方一樣向服務型政府靠攏,尤其是基層政府,服務的意識還比較差。    
    溫州的企業主也反映,這幾年,溫州的城市建設、道路建設進展非常快,但是政府的服務意識卻似乎沒有跟上。這也正是許多人抱怨溫州投資軟環境不理想的原因。    
    同時,由於溫州民營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發展超前性,由於溫州政府財政投入少,也由於溫州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權力能力限制,也由於全國大形勢下出現的政府官員腐敗現象,與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需求相比,政府的作用還是肩負著十分艱巨的任務。    
    此前,溫州也曾開展「百家企業評政府」等活動以推進政務公開,提高辦事效率。政府也有過大刀闊斧地簡化和減少行政審批手續。時下,一場被稱為「鐵腕治吏」的效能革命正在深化之中, 而「畫眉深淺入時無?」,還得問問老百姓。


第七章 有為溫州又將何為(2)

    「信譽」    
    如果以為溫州品牌在信譽上可以高枕無憂,將會鑄成大錯。    
    儘管溫州官員與民間的正名之舉不絕於耳,1995年,溫州產品質量合格率就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可全國的消費者沒那麼容易被說服。    
    就以鞋為例吧,它是溫州質量的最醒目「標籤」和最敏感的「神經」。    
    2001年,中央電視台的《實話實說》欄目要錄製一個名為「新鞋子舊鞋子」的專題。    
    可以想像得到,這時的「溫州鞋佬」是如何的躇躊滿志。馳名商標、真皮標誌、免檢產品,樣樣出盡風頭。    
    可是,2001年2月18日,名嘴崔永元與現場觀眾的對話給溫州人和溫州貨當頭一盆冷水。    
    主持人: 我最近聽到了一個數字不太相信,說溫州產的鞋每年有10億只。10億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億只的話那咱們每一個人腳上都應該有一隻鞋是溫州出產的,那我就在現場做個調查好不好?您好,穿鞋來的嗎?噢,穿著呢,哪個鞋是溫州產的呢?     
    觀眾: 我原來買過溫州的鞋但是早就沒影了。     
    主持人: 原來是什麼時候?     
    觀眾1: 頭兩年的時候那會兒挺火的,那溫州鞋在市場上買的。     
    主持人: 是因為它便宜是嗎?     
    觀眾1: 便宜,可是穿了也就沒有幾天吧,20來天就沒了,就壞了。     
    主持人: 天天穿著它爬香山是吧?     
    觀眾1: 不是,因為我喜歡活動,我喜歡跳舞,我覺得那鞋樣子挺好看的,結果跳了幾場舞就完了。     
    主持人: 當時正在跳舞的時候鞋壞了挺尷尬的吧。     
    觀眾1: 對,是。     
    主持人: 還是穿著那個鞋走回家了是嗎?     
    觀眾1: 對,就是開了不知道,還在那兒傻跳呢。    
    主持人: 我跟您說,您是幸運的。我聽說過這樣的事,下著雨,穿著這個鞋走,後來,人還繼續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兒的鞋這個?     
    觀眾2: 我這鞋不是溫州的,上海的。     
    主持人: 您從來沒穿過溫州的鞋嗎?     
    觀眾2: 我沒穿過,聽說那鞋不好我就從來不穿。     
    主持人: 如果我告訴您一個消息,您穿的這個是上海產的鞋有可能就是溫州生產的,您信嗎?     
    觀眾2: 那可能。     
    主持人: 可能?     
    觀眾2: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兒產的,但這上面寫的是上海的。     
    主持人: 問問這位小伙子,穿過溫州鞋嗎?     
    觀眾3: 穿過。     
    主持人: 什麼時候穿過?     
    觀眾3: 去年。     
    主持人: 去年還穿過?     
    觀眾3: 去年穿過,就是不好。     
    主持人: 啊。     
    觀眾3: 就是不好,別的什麼也沒有,就是不好。     
    主持人: 有什麼不好呢?     
    觀眾3: 穿穿就壞了,斷底開膠,開膠斷底。     
    主持人: 是溫州產的嗎?     
    觀眾3: 木樨園買的,浙江村啊。     
    主持人: 那以後還會不會再買溫州鞋?     
    觀眾3: 再買就傻了。     
    主持人: 我告訴你溫州的鞋現在已經變好了你信不信?     
    觀眾3: 好了也不能信了,一次上當全上當了,聽這名都害怕了。    
    ……    
    中國‧奧康集團總裁王振滔是應邀參加錄製的唯一「鞋佬」,他在自己產品包裝盒上打上的產地是「浙江永嘉」。可崔永元不依不饒:「為什麼不寫上溫州永嘉呢?是欺負我們不知道永嘉在溫州吧?」    
    節目播出後,大為震驚的溫州人連歎「比竇娥還要冤」:沒想到,北京人對溫州貨還是十多年前的印象!     
    王振滔還透露,當時也有不少為溫州正名的聲音,但並未引起「小崔」更大的興趣。    
    明明是自己的優質產品,別人卻不知曉、不領情——當年溫州貨觸目驚心的假冒偽劣在中國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參加該期《實話實說》對話的原中國消費者協會主席武高漢概括了五句話:第一句,先入為主;第二句,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第三句,請神容易送神難;第四句,城門著火殃及池魚;第五句,信譽是經營者的生命,一個企業或者一個經營者如果捨棄了自己的信譽,他必將為此付出代價。    
    令人心憂的是,即使到了今天,溫州一家知名女裝老闆還說:「直到今天,外地一些商場,一聽說是溫州的品牌,還是不讓進。」


第七章 有為溫州又將何為(3)

    「成本」    
    2003年入夏以來,缺電呼聲逐日增強。    
    中國最缺的是浙江,浙江最缺的是溫州。市區一周兩天停,縣裡隔日一停。    
    中國鞋都工業園一企業負責人說,因為缺電,企業已到火燒眉毛的境地,20多個國家的訂單做不出來。    
    當地部門官員說:短時間內可能不會改變,預計2004年的用電缺口是20億度。    
    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使得人、物、信息、資金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溫州水、電、土地、交通和通訊的價格,缺乏比較競爭力。土地的價格,目前要比蘇南、杭州、上海郊區一帶高出許多。    
    居住成本大幅飆升。市區幾乎見不到每平方米7000元以下的樓盤,有人考證說,比美國洛杉磯的房價還要高。    
    交通的成本也是如此。溫州至廣州的機票比上海、杭州至廣州的還要貴,北京至溫州的機票要比北京至廈門、福州的要貴。僅此兩條線,讓來往溫州者一年就多花了千萬元!就連公交車起步價絕少2元以下的。    
    溫州民營企業的投資來源主要靠自身積累和民間借貸,融資效率雖高,但成本要比其他地方高。迄今為止,中小民營企業發展融資難依然未有徹底緩解。     
    「秩序」    
    市場經濟呼喚公平、自由、有序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鑒於社會環境的關係,溫州的行政、執法、司法部門,易受「人情關係」的影響和干擾,在針對企業的外部行為方面,依法不作為和依法作為的概念相對薄弱,權利的概念過強,違法、違紀作為和不作為的現象時有發生,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民營企業的稅收也相對較重,在銀行也不能獲得平等待遇。    
    近年來,溫州產品的出口大量增加,但是,國家關於出口退稅的規定卻難以貫徹執行。曾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溫州企業有22億元的出口退稅退不回來,令國家法令和政府威信大打折扣。    
    健全的信用制度和評價體系、備受尊崇的商業道德規範、政府和司法的權威、民營經濟的同等待遇、安全有序的社會生活秩序,這一切與溫州還有多遠?    
    「多邊化」    
    溫州的「多邊化」是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浙江省政府經濟建設咨詢委員會委員史晉川教授在接受新民週刊記者採訪時專門說到的問題。    
    「我們觀察到的另一個現象,是溫州吸引不到外資。」史晉川說,溫州現有的所謂外資,幾乎都是溫州本地人到國外闖蕩一番,然後拿本護照回來開辦企業,所從事的產業與當地也沒什麼區別。「不僅如此,溫州連『內資企業』都沒有,溫州以外的中國人,甚至溫州以外的浙江人都不會到溫州來辦企業。」    
    這又是為什麼?在這塊充滿商機的土地上,為什麼沒有人願意來投資?除了現有的產業裡,溫州人已經做到了全國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外資進來幾乎沒有競爭力這一因素外,史晉川認為溫州地方政府的公共權力,與溫州的私有財產之間,已形成了一張「不可觸摸的網」,這張網你看不見摸不著,可是一旦進入這個地區,你就會感覺到它的存在。    
    外地人不到溫州投資,溫州人的投資卻遍佈全世界。史晉川將溫州人這種生意活動,歸結為類似於多邊聲譽機制(懲罰機制)為主構建的機制網絡關係。    
    所謂多邊化的聲譽機制(懲罰機制),是指一種人格化的交易執行方式。在一個範圍較小的鄉村或城鎮,一個人的行為好或者不好,通過口口相傳,會使這一區域中幾乎所有人同時得到信息,並對此作出比較一致的反應。與多邊化相對應的,是在現代社會中日益盛行的雙邊化機制,就是在兩個生意夥伴之間出現問題,只需通過法律就可解決契約中產生的矛盾,而不會在整個宗族或一個區域中引起更大的反響。這是一種在規範和法制的基礎上進行的非人格化的交易執行方式。    
    史說:「原來經濟學者們討論這種機制,都是在討論商人和商人之間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個人認為,經歷了改革開放的20多年,溫州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已逐漸成為了多邊機制的一部分。」     
    在溫州,不少地方幹部的親戚朋友都在經商,或者他們本身就在企業中有股份。過去溫州縣裡的幹部可以拿到土地在城區造房子,二三樓是住家,一樓就是鋪面做生意。史晉川說:「當年蒼南縣打假,始終執行不徹底,原因何在?假如打假力度過大,造成當地工商業的衰落,幹部們自己商舖的租金就會大幅下降。房租的收益可比他們在政府裡的工資高很多倍。」    
    多邊化原有的特點,就是以親緣、地緣、宗法、家族、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一旦政府官員捲入多邊化,在產權的保護上就不會一視同仁。一些與之有利益關係或者大的資本就會得到保護,但是例如正泰、德力西這樣規模的大資本的企業,由於經營規模不斷擴張,在溫州當地沒有辦法獲得它所需的要素市場的支持,貸款數量過大,溫州當地支行就無權放貸;企業要自我提升,外地的人才又不肯來,此外還有市場、技術、信息渠道等因素,溫州都不具備優勢,這些都會引起大資本向外流出。    
    部分政府官員捲入多邊化的結果,就是溫州本地的經濟在現有產業結構下被鎖定,資本大量外流,甚至可能出現產業空心化,使當地的經濟失去競爭力。    
    多邊機制在它的原發地溫州出現衰敗,而在溫州人拓展的地區,他們的經濟網絡也會逐漸被以現代法制為特徵的雙邊機制所消解。    
    「有意思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溫州人正在聲勢浩大地向外遷移和對外投資,多邊機制似乎正在向海外擴張。這種局面的形成,恰恰印證了當地政府一些官員被捲入多邊化機制這一現實。」史晉川估計,多邊化機制在其中心地區的消退已經顯現出來,如果再沒有及時有效的措施,溫州人經濟就有可能像今日的溫州經濟,逐漸喪失它以往的活力。    
    探索中的溫州市政府還必將繼續探索下去。在本章作結之時,有必要重溫弗‧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的一段描述——    
    國家這一強制性力量與過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沒有必要再為整個共同體制定統一的目標並集中財富去實現這一目標,而只需要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產權與公正規則的實施上……

<<溫州評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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