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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河南漫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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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河南漫行記 作者:張鍥     
  中國必須改革。30年的歷史經驗證明:許多事情不可能再按照舊的模式走老路,有一些好的傳統要恢復,也必須隨著新的情況而有所發展。   
  一股巨大的、立志改革的熱流,正在中國大地上滾動。它給我們黨和國家的全面復興,帶來了新的希望;使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又萌發了蓬勃的生機!   
  為了讓讀者更多地瞭解這場改革為什麼勢在必行,它的現狀和發展前景如何,《當代》編輯部委託我在今年7月和8月去河南省做了一點較為系統的採訪。目的是想把一個省作為一個窗口,瞭望一下我國時代風雲的動向,摸一摸祖國大地跳動的脈搏。   
  我在那裡會見了一部分省、地、市、縣的領導同志和其他一些立志改革的人們。既看到了剛剛逝去的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所留下的嚴重創傷,也看到了一些人們正為醫治這些創傷所進行的艱苦戰鬥,聽到了一些感人的事跡。   
  下面記錄的就是這次採訪的片鱗只爪。有對於往事的辛酸回顧,有含著痛苦的歡樂,有夾雜著失望的希望,有正在前進的雄姿,有對於美好明天的堅定而又執著的追求……      
第一章 老驥行 
一、改革的關鍵在於人       
  和全國各地一樣,河南也必須改革。我在河南時,《人民日報》正好發表了一篇文章:「治窮是共產黨人的天職」。讀到的同志都說寫得好。   
  改革靠什麼?河南的同志說:「一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人。正確的政策要由人來制定和執行;先進的科學要由人來掌握和使用,所以,改革的關鍵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人。從一個省的範圍來看,首先又在於這個省的領導班子。   
  在洛陽、平頂山以及隨後我去過的許昌、漯河、禹縣、鄭州、蘭考、偃師等地,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告訴我: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開始,河南的變化確是很顯著的。我自己也在一些工廠、工地、農村親眼看到了這些變化。   
  河南受到林彪、「四人幫」特別嚴重的破壞,前省委那個主要負責人在「文革」初期就聞風而動,貼出了第一張賊喊捉賊的大字報,把一大批幹部引向了邪路,使河南人民蒙受了很大的災難。粉碎「四人幫」一年半之後,他和追隨他的一夥,還喬裝打扮,繼續占踞在領導崗位上。經過河南省委內部一些同志的堅持不懈的鬥爭,直到1978年下半年才算初步揭開了蓋子。1978年10月,黨中央做出了關於河南問題的決定,並陸續派出段君毅、劉傑等富有經驗的老同志前來河南,逐步加強了改組後的新省委。這在河南是一個大的轉折。   
  在那之後,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取得了揭批查的決定性勝利,跟上了全國把注意力的中心轉向「四化」的步子。單是1979年,就平反、昭雪了被林彪、「四人幫」和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中造成的十幾萬起冤、假、錯案,使數以百萬計的受到迫害的幹部、群眾及其家屬重又獲得新的政治生命。在工農業生產上,也有了個較大的發展。去年糧食生產突破了歷史上最高水平。1978年河南還向中央要了六億斤從美國進口的糧食。去年河南已向國家提供了四億斤糧食,還支援兄弟省一部分;今年,如無特大災害,還可能繼續有較大幅度增產。過去有名的窮地方蘭考、范縣等地,一到春天農民就四出要飯,這兩年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種令人痛心的情況。   
  我先後看了些自由市場,發現自由市場有些糧食的價格,竟然稍低於國家收購超產糧的牌價。隨著生產的發展,糧食部門的倉庫開始感到不夠用了。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了農民賣糧發生困難,甚至不得不為賣糧食去走後門的異常現象。豬肉提高價格後,已連續臨時降價三四次,自由市場上一掛掛膘厚肉嫩的肥豬肉,很少有人問津。賣豬也出現了困難,賣肥豬更困難。因為生產隊有了自主權後,油料作物普遍增加,社員個人的自留地裡也種了不少油料作物,農民吃飽了肚子,自己又搾了些油,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想吃肥肉解饞,也想吃些瘦肉了。   
  工業生產方面,前些年一直賠錢,單是小化肥和小鋼鐵這兩項,就足足賠了18個億。去年工業已上交利潤十個億;今年上半年又實現了增產、增收雙過半,預計到年底還會為國家積累比去年更多的資金。   
  對於這些變化,儘管河南省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很不滿足,人民卻是自有公正的評價的。他們說,這是因為:政策好,天湊巧,幹部群眾心一條,都把心勁撲到生產上去了。說政策好,就是已經進行了一些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和經濟規律的改革。這些改革,多數是根據黨和國家的統一指示進行的;也有一些是河南省委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因地制宜自己做出的。說天湊巧,其實並不十分準確,去今兩年河南都有過較嚴重的旱災、澇災。經濟戰線的這些變化,是廣泛調動了人的積極因素同大自然進行苦鬥才得來的。說幹部和群眾一條心,當然也只是相對而言。河南省委的負責同志一再指出:黨風和幹部作風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必須繼續做出極大努力加以糾正。但是比較起來,已有不少的改進,這也是事實。   
  這些變化究竟是怎樣一步步取得的?各級領導和廣大群眾做了些什麼?現在還存在些什麼問題?要進行全面敘述是不容易的。我在河南期間,曾有幸和一部分省委負責同志有過一些接觸。那麼,就讓我先從在省委領導部門工作的幾位老同志說起吧!   
  親愛的讀者,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插入一點也許算是多餘的議論。   
  建國以來,我對於這些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的認識,大約經歷過幾個階段。50年代初,那個至今仍常常為許多人懷念的我們黨和國家的黃金年代,我剛則參加工作不久,憑著一股革命激情和少年時代的天真,使我簡直覺得每一個早期參加過革命戰爭的老同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當我們的黨和國家已經出現曲折,而我個人在政治上也受到一段不公平的待遇時,仍然覺得他們總體上是好的。因此,當文化革命的狂風亂雨突然到來,當權派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被打成走資派時,我的內心是痛苦而又複雜的。我為他們暗暗流過不少眼淚,熬過不少不眠之夜。可在揭發出來的大量真假莫辨的材料面前,我又感到迷茫和彷徨,我也曾一邊跟著舉手呼喊「打倒走資派」的口號,一邊暗自提出疑問:這麼多曾經為了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怎麼在一瞬間全變成了「牛鬼蛇神」?   
  隨後而來的十年動亂,用一件件血和淚的事實教育了我。這十年,作為一個沒被改造好的「臭老九」,我和其他同志一樣,分別嘗受過被「造反派」、「工宣隊」、「軍宣隊」等等名目繁多、在「文革」中應運而生的領導人領導的滋味,終於逐漸辨別出還是那些在50年代就已擔任了領導工作的老同志,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忠心耿耿,對同志懂得階級感情,處理事情也較為穩妥周到,儘管他們每人也都曾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有著這樣那樣的弱點缺點。因此,當1976年我們的國家終於迎來了第二次解放,許多老同志又走上新的崗位時,我是那樣地為他們感到歡欣鼓舞。   
  可是,在最近的二三年內,我又不停地聽到各種各樣新的議論。其中特別激烈的,甚至把不少居於高位的領導人,統統當作「封建特權」、「專橫跋扈」、「思想僵化」的同義語。我在這裡不想為他們辯護,因為確實有不少事實,可以為上面那種論點做旁證。這種現象無疑是令人憂慮的。可是,更多的,那些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脊樑的老同志,他們正在幹些什麼?想些什麼?由於各種原因,包括我們這些被稱作文化人在內的許多人,都很難有機會直接看到、直接聽到。這種現象必須有所改變。它往往是造成領導層和人民群眾之間隔膜的原因之一。領導者必須瞭解群眾,否則便無法正確地進行領導;人民群眾則有權利要求更多地瞭解領導者,否則便也無法建立真正相互信賴的同志關係。這一次,我總算有機會在河南就近觀察了一些黨的高、中級幹部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並且和他們進行了一些推心置腹的談話。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我所看到、聽到的情況,忠實地報告給讀者。      
二「有志獻餘生無心計功過」   
  讓我再補敘一下王樹成同志。在平頂山市,我陪同他一起看了好幾個工廠。其中有正在興建的,具有當代最先進水平、全套設備都是從日本進口的簾子布廠;有從建廠以來幾乎一直虧損,生產管理至今仍很混亂,不少新試制的產品還未從窯內取出就已被偷光的陶瓷廠;還有時好時壞,不好不壞,長期處於中游狀態的制革廠、皮鞋廠等等。從早晨六七點鐘直到深夜,他和我一起緊張活動了整整一天。接著又連夜趕往另一個城市許昌。   
  當我們正在許昌調查訪問時,他忽然接到留在鄭州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書記胡立教同志的電話,說是其他下去的省委負責人都已陸續返回鄭州,要他也立即趕回去,參加常委擴大會議。於是,他又馬不停蹄地踏上了歸程。他走後,我又在許昌、漯河兩地做了些訪問,然後繞道禹縣,參觀了位居我國宋代五大名瓷之首、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鈞瓷的發源地神後鎮。7月下旬的一個深夜,我趕到事先和樹成同志約好的會合地——鄭州省委第二招待所。   
  樹成同志和其他幾位從外地調來的負責同志,還住在招待所內。近年來,我聽了不少關於某某負責同志住在某高級賓館內非法享受奢侈待遇的傳說。有些經事後查證,果然並非訛傳。這個招待所會是什麼模樣呢?我很想知道。我到鄭州那夜,天已經很晚了。招待所的那幢兩層樓房隱在夜色裡,很難看清什麼。住在樓內的人,包括樹成同志,都已經休息了。只有一個工作人員,按照樹成同志的吩咐還在等著我。他把我帶進一間不大起眼的房間內,也很快走了。我倒頭躺下,一覺醒來,天色已經微明。我走出樓房,到外面散步,順便也想看看周圍的環境。這裡比我想像的要空闊得多,也荒蕪得多。相當於一個足球場的範圍,只蓋了兩小幢樓房。據服務人員說:這裡原有一片很大的花圃果園,現在已改種了莊稼、蔬菜,還建了一個豬舍。林蔭道上有雜草,另一幢樓房前的一個噴水池,已經幹得見了底。還剩下的一個面積不大的小花園,也由於管理不善,沒有幾種像樣的花卉,和附近那一大片茁壯的玉米相比,實在遜色得多。這時天已經大亮,我發現昨夜有人告訴我的樹成同志所住的房間內,電燈還在亮著。我猶豫了一下,走進樓房,輕輕敲了敲他的房門。   
  門開了。樹成同志穿著一身半舊的中山裝出現在我的面前。我趁著他讓我坐下給我倒水的一會兒,迅速地打量了一下他的這間既是辦公室又是會客室的住房。由於擺了兩三張沙發,一張寫字檯,一張書櫥,這間約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讓人感到有些擁擠。寫字檯上有一大疊還沒有批閱完的文件,旁邊整齊地放著幾本《唐宋名家詞選》等古典詩詞選集。我望了望桌上的文件,說道:「這麼早,就起來工作了!」   
  「年紀大了,睡不著。這已經成了習慣。」樹成同志的聲音有些嘶啞。   
  「您患了熱傷風?」這時,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的那套中山裝,和我穿的短褲、汗衫是多麼不協調。   
  「哎,沒什麼,吃了點藥,好多了。」樹成同志漫不經心地回答。   
  「聽說您老伴沒跟來?」我掃了一眼裡面半間臥室輕掩著的門,又問道。   
  「嗯,還在湖北。我過去長期在湖北工作,她還留在那裡。」樹成同志解釋著,停了一下又說道,「她身體很不好,患有好幾種嚴重的慢性病,一到夏天就喘不過氣來。武漢是個大火爐,今年夏天還不」知道她能不能過得去。我正有些為她擔心。」   
  樹成同志的臉上出現了一絲焦慮。我跟著勸他道:「回去看看吧!」   
  「我也這麼想過。」他走近桌前,取出一份下面向省委報告旱情的電報,繼續說道,「今年河南也出現高溫,鄭州這幾天都是攝氏四十度左右,有兩個專區已經出現旱情,再不下雨,不僅糧食作物要減產,煙葉、棉花這些工業原料,也要受影響。實在走不開啊!」   
  我們倆都不說話了。我想轉換一個話題,便從桌上的幾本詩集談起,向樹成同志提出希望能夠拜讀到他的詩。他聽了笑著說道:「我的詩是不能給人看的,拿不出手。詩言志,我不過是藉以抒發一點情懷。你一定要看,就請你看看這首我來河南之前寫的步陸游原韻的《釵頭鳳》好了。」他從一疊用宣紙抄好的詩稿中取出一張遞給我。這首詞是這樣的:   
  風蕭蕭,水迢迢,黃鶴一去歌聲渺。西風烈,沉雲濁,一腔熱血,十年蹉跎。錯!錯!錯!   
  暮雨霽,長空碧,櫪下夢馳八千里。等閒過,情急切,餘生幾何,豈容消磨。莫!莫!莫!   
  我很喜歡這首詞裡的「一腔熱血,十年蹉跎」,「櫪下夢馳八千里」等句子,便同他說了。他對我簡單地回顧了建國以來幾個主要階段的心情:前17年,自己雖然也辦過些錯事,腦子發過熱,可在主要方面是向上的、積極的;中間十年,個人受了點委屈,這算不了什麼,最重要的是國家的建設被耽擱了,老百姓受了苦;所以,這幾年,老戰友們在一塊談心,都產生了一種緊迫感,想趁著有限的時光,盡可能多做點事情。   
  他的話時斷時續,我信手翻閱著他的另外幾頁詩稿,其中一首《浣溪紗》吸引了我:   
  十年嘗盡閒滋味,不堪晝永夜無寐,夢斷關山路幽昧。苦恨年華成逝水,沃原瀝血無應對,東籬把酒孰心會?   
  我讀著讀著,心裡漲滿了苦汁。我覺得:這首詞可以成為前一首詞的補注,它更加具體地敘述了十年動亂中他那種痛苦的心情。這種心情在許多老一輩同志中具有代表性。我想到:這些革命老同志,出生入死,浴血奮戰了大半生,現在他們中的不小一部分,包括樹成同志在內,可能都要在不久之後逐步離開領導崗位,退居二三線。他們眼看著國家的面貌還沒有很大的改變,產生那種緊迫感是真切的。我還想到,在許昌地區,聽到關於他的幾件事:他在去冬今春兩次去那裡檢查工作,通過到基層具體瞭解情況,不僅破格提拔了幾個中、青年技術人員擔負工廠領導工作,還向省委建議免去了漯河市的一位在「四人幫」橫行時期也遭受到嚴酷迫害、不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在幹部中有一定威望,但是幹勁不足、行動遲緩、搞「四化」不力的市委第一書記。《人民日報》對此曾有過報導,在許昌地區和全省都產生了震動,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我想:樹成同志明明知道要受到一部分幹部的反對,仍然雷厲風行地堅持那樣做,其重要原因之一,顯然就是這種緊迫感。   
  「有志獻餘生,無心計功過。」「莫圖生前名,應念總戰略。」樹成同志另外幾句詩;也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隨後接觸到的其他幾位省委負責同志那裡,感到這也是他們的共同想法。   
  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廳裡,我被介紹給劉傑同志和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河南省委書記喬明甫同志,以及劉傑同志的愛人、河南省委副書記、鄭州市委第一書記李寶光同志,省委常委、秘書長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這麼多一個省的負責同志在飯桌上相遇,我感到有點兒拘謹。飯菜端上來了:北京風味的撈麵條。再有,就是當作蓋澆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紅柿,一碟炒雞蛋。伙食這麼簡樸,出乎我意料。這是偶然的呢?還是經常如此?過了幾天,我發現仍然沒有什麼大的差別,便找了個機會問了炊事員同志。他們說:以往的伙食是相當好的,那時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塊錢,實際上卻是實報實銷,虧多少補多少。十幾個人的食堂,有時一個月竟補助二三百元。黨的《準則》公佈後,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嚴格執行伙食標準,其他同志一齊響應,這樣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費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報。這個食堂就餐人數少,伙食很不好辦,上個月虧損五角多錢,還得在這個月找回來。   
  段君毅同志哪裡去了呢?聽幾位負責同志在飯桌上談話,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處湖北和河南交界處的第二汽車製造廠,向一位下來檢查工作的中央負責同志匯報去了。他們並說,這位中央負責同志還要到鄭州來。我不便多問,只好低著頭一個勁地大口吃著麵條。   
  劉傑同志親切地主動問我:什麼時候來到河南?已經去過哪些地方?有什麼印象和意見?我坦率地說了些對河南省的初步變化的印象。喬明甫同志一隻腳蹬在椅子上,把膝蓋緊緊抵住胃部,感慨地說:「山河未變兩鬢斑。這些變化實在來得太晚了,把我們這些人的頭髮都等白了!」   
  我們正在說話,又來了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同志。他走到桌前拿起空碗筷就盛麵條,聽到樹成同志又一次談到河南這個文化搖籃缺文化時,突然用筷子輕輕敲了敲碗邊,挺有韻味地低聲哼了句:「啊,搖籃!……」李寶光同志打趣道:「老闆!你該把過去丟掉的二胡、風琴抬回來了!」   
  我好奇地注視著這位被稱作「老闆」的同志。寶光同志笑著介紹道:「這是我們省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檢察院院長李福祥同志。他過去也是個文藝愛好者,拉得一手好二胡。他這個老闆,在河南可出名了。批林批孔時,全省掀起了一股追查黑茶館內幕的風浪,說他家一個月就喝了四斤茶葉,開了個黑茶館,把一大批老同志召攏在一起大講黑話,大罵那些『中央首長』。那次風浪牽涉面很廣,不少老幹部都被整得很苦。長期在河南工作的現省委兩位書記戴蘇裡、李慶偉同志也都被說成是黑茶館的黑後台。」      
三、王若飛同志的生前難友   
  寶光同志的話,把我帶入到對於那個黑暗歲月的回憶中。我聯想起不久前看過的喬明甫同志寫的《若飛同志在太原獄中》,還聽說他在文革時期又坐了八年牢,便在飯後匆匆忙忙找到明甫同志,說是很想有機會和他談談。   
  當天下午,喬明甫同志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來到我住的房間。我們隨便地聊了起來。   
  他的語調很輕鬆,聲音爽朗。我望著他那清的面容,深陷的眼窩,默算著他的年齡:他是1936年夏天,在山西太原陸軍監獄和王若飛同志成為同獄難友的。從那時到現在已經44年,他至少也該有65歲左右。   
  「河南地處中原,是我們國家的心腹之地。鬧得不好,也會成為心腹之患。」明甫同志開門見山地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河南省的重要性,「『四人幫』橫行時期,在那一小撮人眼裡,河南曾是他們的『解放區』,是他們的『紅色根據地』,地位僅次於上海和遼寧。所以,河南揭批『四人幫』、摧毀『四人幫』幫派體系的任務也特別重。」   
  一談到林彪、「四人幫」,他不由得激動起來。他又習慣地把一隻腳踏在床沿上,用膝蓋緊抵著胃部,繼續說道:「從河南這個窗口看全國,我們的歷史教訓很多。解放後,直到1957年,河南都搞得很不錯,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黨的威望一年高過一年。從那時起,我們的腦子越來越熱,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越搞越左。1958年來了個燒光、吃光。大辦鋼鐵,把山上和社員家前屋後的樹全燒光了;大辦食堂,把一點餘糧也吃光了。人民遭了大難!結果我們反而又去整基層幹部,把賬算到他們身上。好不容易從1961年開始,才慢慢恢復過來,到了1965年,又搞運動。十年大亂把好端端的一個黨,搞得淒淒慘慘。現在有些人說我們搞了30年建設沒搞出什麼名堂,哪有時間搞工作呀,力量都花在整人上了。我自己參加革命40多年,坐過國民黨三年牢,又坐過『四人幫』8年牢,前前後後共坐了11年大牢。在我參加革命的幾十年中,平均每四天多一點,就有一天是在監獄裡度過的。」   
  說著說著,他突然問我道:「你知道田家英同志嗎?」   
  我說:「聽說過。」   
  他又問:「也知道趙漢同志嗎?」   
  我點了點頭。   
  他沉默了一會,充滿感情地說:「都是些很好的同志啊!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死了!他們死的時候還很年輕,本來都還可以為黨做很多工作的!」   
  我停下記筆記,給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口水,聲音逐漸低沉:「我前些時候,剛去北京參加了安子文同志的追悼會。解放後,我和他一起工作了13年,他最瞭解我,我也瞭解他。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同志還有趙漢同志和我等五個中央組織部正副部長,一下子全被宣佈為『三反分子』。安子文同志和我,還都被送進監獄,一關就是8年。再以後,他被送往安徽軟禁,我也被送到洞庭湖的一個島上。這兩年,我調來河南,他回到北京,彼此仍然很少有見面的機會。我知道他被『四人幫』折磨成一身重病,可總還盼望他會一天天好起來。不料,今年6月24日,國務院一個副秘書長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是安子文同志病危,要我趕往北京和他見個面。我一聽,心就揪了起來,當即動身。等我趕到,他已在幾小時前去世了!他在生命垂危時,還喊過我的名字。我們就差那幾小時,卻沒能見最後一面。我有很多話,都沒來得及對他說。聽他身邊的同志說,他在去世前,看過《劉小奇同志最後的二十七天》那篇文章,整整哭了一天。他不是哭自己,他是覺得劉少奇同志死得太冤,太慘!」   
  我聽到他的話音裡有些哽咽,忍不住抬起頭來,發現他的臉頰上已經掛滿了淚珠。我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在我的經歷中,還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組織部長流淚。我曾經錯誤地認為:搞組織工作的同志,都是些喜怒不形於色的人。現在才覺得:我並不真正瞭解這些同志。一個好的組織工作者,恰恰應該是最富於人情味的人!誰說共產黨人不應具有人情味呢?我眼前這位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老同志,他在國民黨監獄裡,戴著鐵鐐手銬,受到嚴刑拷打時,沒有哭泣過;為了向反動派表示抗議,他和他的戰友們,曾經絕食五天五夜,粒米滴水沒有進過口,也沒有哭泣過,就因為這個原因,他的胃至今還留下了後遺症,吃飯、說話時不得不經常用膝蓋抵著胃部,好抑制胃痛;今天,他卻為一位剛剛去世的老上級、老戰友哭泣了!有誰能責怪他的軟弱呢?!這眼淚不是水,是火,是一股股憤怒的火焰!   
  我也流下了熱淚,低聲向他說道:「明甫同志,我的家鄉在安徽。我有位朋友就住在安子文同志被送往安徽淮南軟禁起來的地方附近,他說那裡的群眾到現在還很懷念安子文同志。人民是不會忘記者一輩革命者的功績的!」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淚痕,逐漸平靜下來。他說:「是啊!我們的人民群眾實在好!戰爭年代,他們養活了我們,用手推車把我們送過黃河,送過淮河,送過長江;前些年,他們跟著我們一道受罪,仍然希望我們能夠改;現在,我們剛有些改變,他們又熱誠地擁護我們。文化革命中的不少往事,我都強迫自己忘卻了。只有我在洞庭湖的那段遭遇,還常常想起。剛去時,那裡的年青人不敢接近我。因為上面說我是個『大反革命』。漸漸地,便有人偷偷摸摸地來到我的住處,以後更越來越公開化了。廚房大師傅看我有病,便單獨給我做飯。農場黨委書記的女兒,看我衣服髒了,趁我不注意就偷去洗了。周圍農村的群眾,下地勞動時,就把他們的孩子交給我代管,我住的地方成了托兒所。孩子們都叫我『喬爺爺』!我離開那裡時,群眾送我,他們哭,我也哭。我還想過:將來我退休時,再到洞庭湖那裡,就在那裡度過晚年!可正因為想到這些,有時心裡反而更加難過。我們這些人,革命一輩子,目的就是要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給群眾帶來好處,現在頭髮都白了,快去見馬克思了,這個心願還未實現!我這個人,現在說話辦事都很容易激動,不願再講官話套話,我還常常辦錯事,要抓我的毛病可多了。可我越來越相信:現在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五中全會中央書記處成立時,我曾用個人名義給胡耀邦同志發了個電報,表示擁護。我都這麼大了,還想陞官嗎?不想了,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對中央現行政策的態度。按現在這個路子,這些政策,國家會一天天好起來。可是許多受到群眾歡迎的政策,執行起來還有困難,有各種各樣的人明裡暗裡反對,這場鬥爭不是一個早晨就可以勝利的!」   
  ……   
  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經聽到的關於喬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貶的議論。比如說:他的脾氣很倔,和秘書、警衛員的關係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書下令:不准阻擋任何一個想見到他的人,還為此發了些脾氣。有一次,他還獨自一人跑到機關幹部宿舍裡,和省經委一個素不相識的工作人員談了一晚上。他甚至還和鄭州市委第一書記李寶光同志一樣,直接向有關方面提出:應該取消警衛員制度。批評他的人說:「這未免有些標新立異。」他反駁道:「怕什麼?不能再人為地把我們和群眾分開了。」還比如說:他為了一個普通服務員父親的急病,竟然通過個人關係,幾次給北京的老朋友打長途電話,要他們代買一種在鄭州不好買到的特效藥,這顯然也違反了某些常規。當然,表揚他的也頗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說:在他和其他幾位負責同志倡議和支持下,鄭州市正在建設一個規模宏大的少年宮。它建成之後,在全國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設過程中,他不僅事事關心,有一次還冒著大雨親自去工地檢查進度,和建築工人們談心。……這些褒貶,可能都各有道理。我瞭解的情況還較少,不敢妄加評論。但我卻要坦率地說:我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總希望在我們黨的高級幹部身上,多看到一點人情味的東西。   
  我們的高級幹部,首先應該是個人,而不應是個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長   
  在河南,我還曾先後和其他好幾位省委負責同志談過心。他們各自從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啟發,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寫出來,這篇文章就未免太長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約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劉傑同志有關的一部分情況,再報告給讀者。   
  劉傑同志的革命經歷頗有點傳奇色彩。中學時代他就是個高材生,可以直接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以後,他曾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還在吉鴻昌的部隊裡做過地下工作;解放後,他是六朝古都開封市的第一任市委書記,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書記;1952年,他被調到中央,擔任新成立的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和著名科學家李四光同志共過事;接著,又調任二機部副部長、部長,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上天作出過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著手解決河南問題時,由於他和河南的這些歷史淵源,才又被派來河南。   
  從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範圍,從地上轉入地下,從地下又轉到天上,最後再從天上回到地上。作為一個職業的革命者,他在這好幾個方面都為黨和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許多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著名人物打過交道。因此,當我和他有所接觸,並且陸續從有關同志那裡瞭解到他的這些經歷之後,曾和他開玩笑:「劉傑同志,你的這些經歷,如果在西方,簡直可以靠寫回憶錄發財了!」他聽後也笑了,說:「這些事都已經過去了,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這是劉傑同志的一條行動準則。他的年紀已經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還在孜孜不倦地學習。他的外語丟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鬥受審查時,有了些空閒,又撿了起來。據熟悉他的人說:他現在的外語程度,比他大學畢業的孩子還要好。來到河南,因為是省委的常務書記和省長,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學習一些過去不懂的東西。比如:他正在學習系統工程學這門管理的科學;還向小麥專家學習小麥方面的知識;也向水稻專家學習水稻方面知識。他從來不曾反對別人用自己個人的遭遇控訴「四人幫」的罪惡,認為那可以激勵鬥志。可是,關於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幫」十多年的誣陷、迫害,他卻從不願談。至於他曾經做過那些對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願多談了。   
  在我們的好幾次談話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談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實現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產值1000美元的問題。他突然想起在二機部工作期間,蘇聯撤走專家時的心情。他說:「蘇修把專家撤退了,我們怎麼辦?有的蘇聯專家說:『你們也要搞原子彈?甭想!等著賣廢鐵吧!』這以後,總理經常問:『劉傑,什麼時候響呀?』當時我要是自己鑽進原子彈裡就能夠讓原子彈爆炸,那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鑽進去!」   
  他的個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駝,說話聲音很輕,眼角唇邊都帶有幾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講究。乍一看,怎麼也難把他和一個7000多萬人口的大省省長聯繫起來。可是,談著談著,你就會被他那親切的語調所吸引,你會覺得這個表面看來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軀裡,蘊蓄著一股力量,那就是對於我們黨和國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還向我說:「我搞過幾年科學組織工作。搞科學,最講究實事求是,有時卻又不得不冒一點險。第一顆原子彈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之後,先確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著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們的國家處於困難時期,第一顆原子彈終於爆炸了,震動了世界。現在要治窮,要在2000年實現每人每年平均產值1000美元的計劃,辦成了也會使世界震驚。當然,這次困難比那次還要大。因為,十年動亂把人心搞散了,黨的威望也比那時低得多。可是,我們還是應該相信: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是能夠把中國人民的力量重新擰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個熱浪滾滾的季節裡,他帶了八九個人,坐著一輛麵包車,從伏牛山到大別山,跑了一個多月,一個一個專區,一個一個縣的深入瞭解情況,幫助解決問題。總共跑了6000多公里,7月中旬才回到鄭州。他用許多親自調查來的第一手材料,向我說明:河南的形勢確實有了深刻的變化。儘管這些變化還只是開始。他向我談到,一些長期在農村工作的老公社書記說:這兩年,比1957年前、1962年後建國以來兩個最好的年代還要好。因為1957年前,還沒有經過失敗和挫折的教訓;1962年後,只是剛剛渡過困難,感到鬆了口氣,對前途還看不清。這一次重新起步,不光變化快,大家都覺得步子邁得比從前紮實得多。   
  他很高興地談到:取得這些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幫助大家解放了思想,把實事求是這個武器又找了回來。他說:「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中央領導同志最近提出,要發揮優勢,保護競爭,促進聯合。河南有山有水有平原,礦產豐富,能源不缺,不少經濟作物在全國很有名,可以發揮的優勢很多。可是,我們過去有山不靠山,偏要把山上的樹木砍掉,開荒種糧食,搞一點山區多種經濟,就算是資本主義;我們有那麼豐富的鋁土礦,那麼多的大煤田,不發展制鋁工業,不搞煤的綜合利用,偏要到處一窩蜂地去搞小鋼鐵;我們的煙葉全國第一,棉花全國第三,本來應以發展輕紡工業為主,偏偏發展了那麼多機械工業,造成現在工廠嚴重吃不飽;黃河灘上的沙地很多,沙地適合種花生,一畝地最少也能收一百多斤,卻偏偏要在沙地裡種棉花、種紅薯,收十斤八斤也要種。這樣亂折騰,怎能不窮?」   
  也許是由於他在戰爭年代曾經在河南工作過的緣故吧,對於河南的窮,他有著切膚之痛。他談到:雖然河南的形勢已經有了不少變化,可是,全省發展還很不平衡。總的來說,農村比城市走得快,農民生活的改善,也比城市知識分子和工人明顯得多。他這次下去,在固始縣城關公社,看望了一對姓陳的老五保戶夫婦。老兩口子都已七十多歲了,養了108只長毛兔,一年可收入六七百元。單是固始這一個縣,就餵了80萬隻兔子,40萬隻鵝,一下地,白茫茫一片。鄭州郊區有個社員搞副業,自己買了輛摩托車。更不要說全省有名的劉莊、宋莊、白莊、回鍋鎮這些地方了。那裡有的社員,一個勞動力的年收入已經超過1000元,社員急著想買電視機、縫紉機這些高檔商品。可是,這樣的社、隊、戶還很少。全省37萬多個生產隊,年收入每人在100元以上的,只佔10.4%,大多數生產隊的社員年收入只是60元左右。有一些縣和公社,還很窮很窮。為了親身感受一下窮的地方究竟窮到什麼程度,他這次特地到大別山深處的新縣看了看。   
  新縣是個老根據地。從那裡出去參加革命,後來成了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以上的幹部,就有一百多人。有的現在仍擔任大軍區以上的領導職務。劉傑同志在滸灣公社黃墩大隊看望了四家社員。有個老婆婆,三個兒子,兩個兒子分出去了,還有個兒子是個憨子。劉傑同志問她:「糧食夠不夠吃?」   
  老婆婆一聽,就哭起來了:「咋以夠吃!」   
  「那你咋辦?」   
  「養鴨子,買糧食。」   
  劉傑同志又問一個年輕社員:「你們這裡有水有山,為啥不夠吃?」   
  那個青年社員指了指四周:「那上面修了個水庫,兩邊還修了水渠,把俺的地都佔了。」   
  劉傑同志低下頭來。他想起:這些年用各種名義無償佔用生產隊土地的現象,實在太嚴重。河南過去的耕地有1億2千萬畝,現在只有1億1千萬畝了。30年搞掉了1千萬畝耕地,可是人口增長速度卻很快。   
  他接著又問一個中年婦女:「你家夠不夠吃?」   
  「不夠。」   
  「你們咋辦?」   
  「養點雞和鴨,賣雞蛋鴨蛋,小孩爸出去賣唱,要飯。」   
  另一個社員補充道:「現在總算好些了,養雞養鴨不犯法了。過去只能出去要飯。」   
  劉傑同志望了望一個光著屁股的小男孩,還有一個有了病沒錢看的老婆婆,忍不住回過頭來難過地對同他一道去的新縣縣委書記說:「聽了叫人心酸。我們這些人,對不起老區人民啊!」   
  當天晚上,他回到縣裡,給省委第一書記段君毅和在家主持省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副省長李慶偉同志掛了電話。他們共同研究決定:為了讓老區人民有個休養生息的機會,三年之內不給新縣統購任務,每年還定銷給新縣2000萬斤糧食。   
  第二天,在新縣正在召開的各公社書記會議上,縣委書記把這個消息一宣佈,人心大定。大家紛紛在一起討論怎麼挖窮根。一些公社書記:「新縣為啥窮?是吃大鍋飯吃窮了,割資本主義尾巴割窮了,階級鬥爭天天鬥,斗窮了!」還有些人說:「我們過去有山不靠山,有水不靠水。集體富不起來,還不讓社員自己搞。現在政策放寬了,我們這些當幹部的,思想也得跟上去,要千方百計讓社員富起來,不能再厚著臉皮伸手要糧食。」   
  我在河南的這段時間,深深感到:黨中央和河南省委已經進行的一些改革,如在工廠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在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在財貿部門改革許多不合理的「官商」經營方法;以及廢除幹部終身制等等。這些措施所以能夠衝破重重阻力,逐步得到推行,無疑是和廣大幹部的共同努力分不開的,把他們說成一無是處,顯然很不公允。當然,無可否認,在林彪、「四人幫」一夥長期毒害和腐蝕下,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隊伍中,確實仍然存在著一些嚴重問題。   
  從劉傑同志和幾位同他一道下去的同志那裡,我就得知了一件令人氣憤的事。   
  隨著河南農村經濟形勢普遍開始好轉,出現的新氣象之一,就是很多社員家裡都在蓋新房。劉傑同志下去時,也最愛看社員們新蓋的房子。為了逐步解決城鎮居民的住房困難,河南和全國一樣,也制定了允許居民自建房屋的政策。這本來是一件好事。可是,某些有職有權或無職有權的國家工作人員,卻乘機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採取各種非法手段,損害國家和群眾的利益,為自己興建「安樂窩」、「養老院」,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在幾個縣城的城關鎮和公社所在地,劉傑同志看到一些遠遠超過一般社員標準的新建房屋,他很想知道這都是些什麼人的住處。有一次,他在一個縣的城關鎮看到一幢新房,就下車進去看了看。這是一套共有六間瓦房、一個小院的住宅。大門上面吊著兩個準備掛燈籠用的鐵環。三間堂屋,三間廂房。廂房的門上有兩個大字,一邊是個「安」字,一邊是個「樂」字。進到屋內,新桌、新椅、新立櫃、新自行車、新縫紉機,一片新。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桌邊還有一簍子空酒瓶,足足有幾十個。他問了問這是什麼人家?原來是糖業煙酒公司的一位營業員。   
  一個糖業煙酒公司的營業員怎樣蓋起了這麼闊氣的房子?土地、錢、材料,都是從哪裡來的?仔細一查問,才知道:這股風還是從縣的一些領導幹部那裡往下刮起來的。水利局有五個正、副局長,因為正局長蓋了私房,四個副局長也跟著蓋了。這個縣抗旱時共分到80根打井用的長杉木桿子,都被這五位局長蓋房子分用了。有個銀行行長,要蓋房子又沒錢,便找到自己家鄉的生產隊長,要把他家的三間破草房硬賣給隊裡。隊長說:「沒錢。」行長說!「不要緊。我給你批貸款。」批的貸款剛從銀行取出,就又從隊長手裡轉到他手裡。還有個生產隊,要找銀行批貸款買拖拉機。行長說:「貸款可以。拖拉機買來後,先給我拉幾天上和石灰蓋房。」結果,買來的拖拉機沒往生產隊裡開,先給銀行行長十了幾天私活。所以,那個營業員的那簍子酒瓶,就很好解釋了,請大隊書記喝上幾杯,或者再利用職權給他一點方便,蓋房的土地問題就解決了。劉傑同志越聽越生氣,不得不下決心先著手解決這個臨時出現的問題。   
  到了下一個縣,劉傑同志說:「別的什麼都不看了,專看城關的新房子。」他看了五六家,有公社書記的,公社宣傳委員的,縣計委管物資的幹部的。那一天,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跟著去了。群眾看來了「大幹部」,「呼啦」一下圍上去好幾十人。地委書記說:「這是劉省長來了。」有個小隊會計,由於抵制這些人蓋房子,批評大隊書記不該被人家請去吃一頓,就把隊裡的地無償地送出去,被大隊書記剋了一頓。他當著劉傑同志的面,把腰一叉,說:「你要是批准,我現在就上去扒掉!」劉傑同志是個不太容易激動的人,看了這些情況,也氣得說不出話來。他當即宣佈:一、所有未經批准手續蓋的房,立即停止;二、已經蓋了的,組織力量一戶一戶查清土地、物資、現金的來源;三、查清以後,分別情況按黨紀國法嚴肅處理。當時在場的群眾,聽了都直拍巴掌,說:「不是省長來了,還有幾十個幹部要這麼辦!」   
  這件事情說明:我們的黨風和幹部作風已經被林彪、「四人幫」一夥破壞到何等嚴重的程度!當這樣一些幹部還執掌著相當一部分權力時,「四化」將如何進行?!現在要徹底糾正這些問題,還要花很大的力氣。但是,不糾正,黨的各項政策就無法順利貫徹;人民群眾就不可能完全恢復對於黨的愛戴和信賴;實現「四化」,就將只是一句空話!   
  ……   
  劉傑、喬明甫、王樹成同志,只不過是我們許多為革命南征北戰過的老幹部中的幾個。我所以特別寫到他們,只是由於和他們有著比其他同志更多的接觸。今天,我們黨正在大力提倡選拔中青年優秀幹部。當我在執筆撰寫這篇文章時,已經得知:樹成同志為了帶頭執行中央關於廢除幹部終身制的決定,今年春夏之間就向省委正式提出了離休的申請。其他幾位老同志也分別打算要在站好最後一班崗之後,根據黨的需要,選擇適當時機,退居二三線。他們所以還那樣奮不顧身地工作,只是想在生命的餘年,多搶回些被「四人幫」耽擱了的時間。對於河南的現狀和未來,他們既看到問題,也充滿信心。樹成同志在提出申請時,寫過一首詩,其中就有這樣的句子:「中州他日偶回首,芳草萋萋新秀多。」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河南是曹操和建安七子活動過的地方。曹操這些著名的詩句,不也正可以為我們這些老同志的心情寫照麼?不過,他們今天並不是伏櫪的老驥,而是正在奔走的老驥。老馬識途,人們是不會忘記他們已經和正在為黨和國家做出的貢獻的。   
  偌大的河南,有很多好同志,好幹部。芳草萎萎,新人輩出,他們一定會接好這些老同志的班,繼續完成他們的心願,把河南建設得更富裕、更繁榮!      
第二章 芳草萋萋 
一、「一定要讓死難的烈士安心!」       
  還在省委第二招待所的那個小餐廳裡,一天中午,進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同志。我猜想他或許是段君毅同志,一介紹果然是他。這位原鐵道部長,現河南省第一把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極為威嚴。不料,他談起話來卻相當隨和,相當平易近人。   
  那天的午飯,又是差不多已成為第二招待所標準午餐的撈麵條,只是在飯桌上多了一小碟油鹽蔥花,看來那是段君毅同志特別喜愛的調料。他們幾個人一邊吃著飯,一邊商談些工作。從他們的談話裡我才知道:段君毅同志和胡立教同志去到第二汽車製造廠會見的那位中央負責人,原來是鄧小平同志。我不禁心裡一熱:小平同志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在這麼個酷熱難當的日子(鄭州頭一天還是41度高溫),還不辭旅途勞頓,去到那個峰巒不絕的深山溝裡檢查工作,這件事情本身,就使我很感動。他們還說到小平同志已經來過鄭州,並且視察了黃河,接見了省委常委和省軍區黨委常委的全體同志。   
  小平同志的健康情況怎樣?他在二汽和鄭州期間,曾經說過些什麼?這都是我急切想要知道的。見到他的同志很興奮地說:他的身體看起來比大家良好的祝願還要好得多。關於小平同志在二汽和鄭州談話的要點,我則是在同段君毅、劉傑同志以及隨後見到胡立教同志時的幾次交談中,知道了個梗概。   
  他們告訴我:這次小平同志出來,最關心的是選拔中青年幹部的問題。小平同志說:老同志現在的責任很多,第一個責任是什麼?就是認真選好接班人。選得好,選得合格,我們就交了賬了,這一輩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他要求老同志們要下決心,不要怕罵。不要在老框框裡選人。要吸收新人進來。並且提出,光靠推薦不行,要下去發現人才。   
  在二汽,鄧小平同志見到一個副廠長,是1966年哈工大畢業的,既有業務能力,又敢頂「四人幫」。小平同志稱讚這個同志懂技術,有管理能力,政治上很強。他高興地說:我這次下來一瞭解,有的是人才。   
  關於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小乎同志語重心長地講:現在取消幹部終身制是個大問題。比如,當第一書記的是終身制,誰還敢提意見?中國封建主義很厲害,這個制度不解決,就要推向反面。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   
  鄧小平同志這番話,河南省委極為重視。8月上旬,省委為了研究怎樣選拔中青年幹部以及落實小平同志特別關心的另一件事:怎樣在2000年實現每人每年產值1000美元的問題,專門召開了工作會議。各地、市委書記和分管組織工作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上會下,大家都在議論著:怎樣選拔人才、培養人才、愛護人才、使用人才。胡立教同志還專門在會議上講了河南一些幫派骨幹私下裡的議論,他們說:「反正我們年輕,你們老傢伙死了以後,歷史舞台就是我們的了!」這對大家很有教育。不少老同志都說:「我們是革命戰爭和十年動亂的倖存者,不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就沒臉去見那些死難的烈士。我們一定要讓死難的烈士安心!」到我8月中旬離開河南之前,通過條條渠道、採用各種有效辦法選拔出來的中青年幹部名單,已經報上來一大批。各級黨委的行動都很快,有的中青年幹部已經迅速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也即將走上領導崗位。   
  這就是河南的各項工作還將有一個更大的飛躍的保證;也是我們的黨和國家將能夠更加興旺發達,必然會出現一個中興年代的保證。      
二、一個大學研究生的今昔   
  我要向讀者介紹一位60年代初期畢業的大學生。我們也許可以從他的成長過程得到不少啟發。   
  他叫張紹鼎,河南許昌市人,今年三十九歲,是許昌微型電機廠的工程師、副廠長。   
  說他是個大學生,其實還不止是那樣。1961年,他從北京礦業學院以「優秀畢業生」的稱號畢業後,還被選拔為研究生,跟隨他的導師李迪勳教授,專門研究了三年多爆破力學。李迪勳教授是我國最早提出開展岩石爆破力學理論的專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摘去帽子。他曾想帶上十個研究生,逐步建立起一個新中國岩石爆破力學的新學派。他還準備再寫一本《岩石爆破物理學》,這方面的專著,當時在國際上還未出現過。可惜,文化革命開始後不久,他就被折磨致死。張紹鼎是他帶出來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研究生。   
  可即便是這麼一個專攻岩石爆破物理的唯一的研究生,也因為文化革命開始而被迫中斷了研究工作。1969年11月,林彪下達了一號通令,借口戰備疏散,把大批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趕出了北京。張紹鼎也隨著他所在的煤炭科學研究院遷來河南鶴壁,後來又因照顧愛人關係,以物資站倉庫保管員的身份被調到許昌市。   
  由於他的愛人是個醫院護士,還算多少有點門路。托人向軍代表說了人情,他才被分配到一個不到100人的電機廠裡,在裝配班裡當了個裝配工人,改變了「臭老九」的身份,成了「領導階級」。   
  張紹鼎當時的確很感謝領導對他的關懷和信賴,處處注意鍛煉改造自己,領的是又髒又舊的工作眼,幹的是又重又累的各種雜活。這樣整整於了一年零八個月,終於第一次派給他一個重要任務,讓他和一個工人一道修理一部30年代美國造的50千瓦的發電機。這對他幾乎要全部從頭學起,可他依靠在大學時學的基礎課知識,又到處查閱資料,終於把這台被不少人認為已經報廢的老爺發電機重新搞活了。   
  從此,他受到較多的重視,一些領導終於認識到他不全是個「廢料」。他本人也對電機生產逐漸產生了興趣,還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裝了全許昌地區第一台電機性能實驗裝置,對提高電機生產的產品質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接著,他又被調往廠生產組領導下的技術組裡。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廠有了較大的發展,從生產一般電機改為生產微型電機,並且被列為一機部系統全國18家微型電機主要生產廠之一。1979年,全廠職工已經發展到近四百人,除仍然生產主導產品驅動微電機外,又開始搞了各種專用微電機,以及空調器、電風扇等日用電器產品。   
  在此期間,北京煤炭科學研究院和煤炭部政治部,曾多次發函到許昌市委,要把他調回北京,好不容易把許昌市委說通,去年6月正式寄去張紹鼎和他愛人的檔案。拖了整整一年多,北京那邊反而又無消息了,他們夫婦的檔案至今還留在北京。張紹鼎被這種公文旅行搞得十分疲倦,而且覺得舊的業務已經荒疏,新的專業又使他很感興趣,也就打消了回北京的念頭,仍然安心工作。   
  去年12月,他被任命為電機廠工程師,還被選為許昌市的先進工作者。今年3月,王樹成同志來電機廠檢查工作,在聽取了他的詳細匯報之後,認為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當即建議許昌市委,把他提為副廠長,分管生產、技術工作。   
  我是在今年7月17日陪同王樹成同志又一次去電機廠檢查工作時認識他的。我們進到電機廠的會議室裡,首先看到有好幾台造型新穎美觀的電風扇正在同時運轉。屋外烈日炎炎,屋內是另一個季節。我原以為這是專門為了接待我們特地安排的。一問,才知道是在進行電扇壽命試驗。其中一台,從6月17日開始,已經運轉了31個晝夜,中間除因停電停止運轉三個小時外,一切正常。按當時的運轉情況看,有可能達到並超過同類先進產品:廣州電扇廠的鑽石牌電扇和上海電扇廠的華生牌電扇的水平。   
  張紹鼎同志就在「呼呼」作響的電扇運轉聲中開始匯報工作。他長得很清秀,中等身材,因為在北京住得較久,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從正在生產的電扇談起,談到隨著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一些原認為是高檔商品的生活電器用品:空調器、電冰箱、洗衣機、自動控制的縫紉機等,市場需求量必將大大增加。他說:「國外每家都有好幾台日用電器,我國就是每一百家、一千家添置一台,數字也大得驚人。這些日用電器,全離不了微型電機。我們廠生產起來不困難,一定要抓在前頭。」他們打算到1985年,除把原有的主導產品驅動微電機擴大到年產5萬台外,還要把其他專用電機和各種日用電器的產品,也都分別擴大到五萬台。三個5萬台,共是15萬台。   
  他分析了廠裡各種條件,認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對於省內、國內和國外一些同類產品情況是那麼熟悉,使我這個外行簡直像是上了一堂電機知識和微電機生產的專業課。我暗暗佩服樹成同志的眼力;同時也為這個工廠有了這樣得力的領導人感到慶幸。趁他領著我們參觀工廠的機會,我約他到地委招待所再仔細談談。   
  下午4點鐘,他騎著自行車來到許昌地委招待所。這時我才注意到,他還有著靦腆拘謹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對面,與其說是一個工廠的領導人,不如說更像一個性格內向的姑娘。當我向他提出:當了廠長之後,遇到過哪些困難時,他竟然很久沒有回答我,只是低著頭喝水。過了許久,他才抬起頭來說道:「困難,很困難!」   
  我連忙問:「困難在哪裡?」   
  他回答:「困難就在於:現在工廠的一切,都還是黨委說了算,而多數黨委成員偏偏不懂生產。管生產的廠長沒有權領導生產,這就夠困難了;再加上,我還不是黨員,比別的廠長也就更困難些!」   
  稍稍停了一會,他又把肚子裡要說的話,全倒了出來。他說:「我是和這個廠一道摸爬滾打過來的。我和同志們關係都還不錯。現在產品對路,上級又很支持,我曾以為當了廠長,不會有很大困難。誰知,一當廠長,各種關係全不同了。從前我只是提點建議,上面怎麼決定我就怎麼辦。現在我卻要自己決定問題,可是我偏偏又什麼也很難決定。有一次,我有個緊急任務去向車間主任佈置工作,車間主任說:『你去同指導員談一下,我得聽他的,因為指導員是支部書記。支部書記才是第一把手。』我知道他很為難,只好又去找指導員。指導員說:『好吧,我們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開會,我不是黨員,當然得離開。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沒功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幾天。我只得再去找廠黨總支書記。總支書記說:『嗯,這事情是得抓緊辦。不過,還得在總支裡討論討論。』我當然更無權參加總支委員會,只好繼續等下去。就這樣,等來等去,許多該辦的事,都這麼等過去了。我這個廠長,沒有人權,沒有財權,連生產指揮權都沒有,想當好就困難了。有時我也想過要打退堂鼓,可又覺得:那樣未免太辜負黨的培養!」   
  我又問他:「你寫過入黨申請嗎?」   
  「寫過,寫過三次。總支有人告訴我,還得考驗考驗。」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誤會,又連忙補充,「我絕不是想伸手要黨票。考驗考驗,我是完全同意的。黨委領導,我堅決擁護。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體生產也管得那麼死?我逐漸有些懷疑。我的肩上有了擔子,實在想把生產搞上去。再說,我也越來越喜歡我們的工廠了!」   
  我不知道該怎樣安慰他才好,只是答應他:一定把這些問題反映給樹成同志。他聽了反而勸我道:「不要麻煩他了。這類問題,他也解決不了。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懂行的,沒有權;有權的,不懂行。不懂還不要緊,偏偏又不願好好學習。說多了,弄不好就變成要擺脫黨的領導。現在廠裡已經有人放風,說我和另一個廠長在架空總支了。有時我也很苦悶,難免急躁一點。這已經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來過問一下,我的困難還要加大。上個星期,有位平素和我關係還不錯的在市裡工作的黨員同志,就專門到我家裡,關照我的愛人說:『告訴紹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和他再好的人,也會在背地搗他。不要忘記:共產黨是不會不搞運動的!』」   
  我聽到這裡,忍不住扔下筆,猛地站了起來,大聲說道:「這是什麼話!」   
  他苦笑了笑:「這樣想的人,不是他一個。他能夠說出來,還算是好的。他也許還覺得是對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實在替這樣的黨員同志難過!替黨難過!黨叫我們搞『四化』,要把國家搞上去,他是個黨員,偏偏還在私下裡扯黨的後腿!我也見過很多好黨員。正因為這樣,我倒更想入黨了。我相信:黨在真心實意地領著我們搞『四化』,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瞎折騰。我們這個國家折騰不起了啊!黨想搞『四化』,多一點願意搞『四化』的人進到黨裡,搞起『四化』來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學裡學過俄語,也學過英語,可以直接看點外國資料,有時看了真替我們的國家著急!」   
  他動了感情,後來的話說得很低、很慢,可我卻覺得一句比一句更響、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們從下午4點一直談到夜裡11點多。我送他出門後,他推著車子,我們兩人又並肩在馬路上走了一會。許昌的夏夜,是寂靜而又喧鬧的。多年不見的夜市又恢復了。賣元宵、餛飩的,賣鹵雞、滷肉的,賣西瓜、香瓜的,賣油條、辣糊湯的,見有人來,都忙著兜售生意。馬路兩旁坐在樹蔭下乘涼、打撲克、下棋的人,還沒有散去。暑熱雖然尚未完全消退,畢竟已經大大減弱,一陣陣清涼的夜風吹過來,使人感到很是舒適。我問他:「你愛人現在的情緒怎樣?」   
  他吶吶地說:「嗯,還算好。」   
  我又問:「家裡幾口人?住幾間房子?」   
  他回答:「七口。父親過去是個營業員,已經退休了;三個孩子都在上學,母親在家做家務,沒什麼拖累。住了兩間房子,是我愛人醫院的。不算寬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我們兩人好像已經成了朋友。我突然心頭一動,告訴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一下他的愛人、父母和孩子。      
三、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書記   
  第二天晚上,我在張紹鼎同志家裡,又認識了一位令我久久難以忘懷的同志。他就是許昌市委的工業書記——徐慶耀。   
  我和老徐其實已經見過幾面。一開始,他就給了我較好的印象。他約有五十上下,雖然已經稍稍發胖,看上去卻還結實精幹。我們到許昌市的工廠參觀,都是他奔前奔後的張羅安排。可是,真正說得上對他有所認識,還是在這天晚上。   
  許昌和漯河是許昌地區所屬的兩個直轄市,幹部配備相當於一個縣。我第一次見到徐慶耀同志後,有次和許昌地委的經委副主任劉天然同志閒談,他說:「你真該去同老徐談談,他是個寫家!」   
  我心想:老徐準是在地委或者縣委機關當過秘書的,起草過不少總結和報告,在幹部中有點名氣。   
  以後又有人向我說:「老徐這個寫家,寫過幾個劇本哩。文化革命中,因為他和田漢是朋友,可沒少挨鬥!」   
  我又想:原來他還是個真正的文化人,現在改行當了工業書記。可是,他怎麼會和田漢同志是朋友呢?田漢的朋友,年紀少說也該有六十左右了啊!   
  我問到他的頂頭上司:地委工業書記、副專員趙宏亮同志。老趙說:「他是寫過幾個劇本,還寫過一些詩,可並不能算是個文化人。他是個煙廠童工出身的幹部,文化不高,喜歡寫寫畫畫,算是業餘愛好。過去到北京開會時,見過田漢同志,人家就說他是田漢的朋友。他是去年才從漯河市調來的,在漯河當過工會主席、副市長、工業書記。這個同志是很不錯,你要有空,可以同他談談。」   
  遵照老趙同志的意見,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談了將近兩個小時。他向我介紹了許昌市的工業情況,講了一些工廠和一些人,還特地介紹了張紹鼎和檸檬酸廠的一位從技術員提升為副廠長的尚文科同志。可是,關於他自己,卻沒有談什麼。我急了,問他:「聽說你寫過劇本,是嗎?」   
  「是呀,我寫過。」他笑了,「那算啥劇本!我寫的影響較大的一個劇本,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那年我領著修土鐵路,就寫了個《金雞高唱鳳凰飛》,還挺鬧哄了一陣子。現在回頭看,已經沒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寫過詩麼?現在還寫不寫?」我又問。   
  「還寫。其實,那都是些順口溜。你要聽,我就給你念一段。」他一點兒也沒有推辭,就隨口念了他在源河工作時寫過的一段順口溜。漯河市有個省水利廳在那裡辦的水泥預製品廠,佔了市裡好幾百畝地,建廠資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裡出的,可就是不歸市裡領導。從60年代開始,搞了十幾年還沒搞上去。建築工地糟蹋得不成樣子。市裡想把這個廠接過來,省裡又總是有人阻攔。他就寫了這段順口溜,在省裡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當眾念了出來:   
  水利廳,預制廠, 
  一圖大,二求洋, 
  工廠變成北大荒。 
  滿院是雜草, 
  蒿子竄過牆。 
  兔子把窩抱, 
  亂竄亂跳黃鼠狼。 
  烏鴉更舒服, 
  塔吊頂上蓋新房。 
  新修小鐵路, 
  七年推兩趟。 
  幾百畝好地不能種, 
  為國家少打多少糧?!   
  這麼一來,還真起了作用,在參加會議的人中引起了公憤。又經過一番交涉,總算把那個廠劃給了市裡。後來那個廠辦得還很不錯。   
  這段順口溜的內容使我又氣又想笑。老徐自己卻先笑了:「你看,這就是我寫的詩!」   
  我們倆談得很融洽,本來還想再談下去,有人來找他,談話就中斷了。我同張紹鼎約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來向樹成同志匯報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說了。他一聽就說:「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愛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輛北京吉普來。我說:「我們是私人訪問,還用得著派車?」司機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幾里路。老徐晚上回來還有工作,還是坐車去好。」   
  車上,我向他談到張紹鼎的苦悶。他說:「我已經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談這些問題。他的入黨問題,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會解決。這個同志早該入黨了,可就是還有人在卡他。現在還有人覺得:知識分子入黨,要更加嚴格些,怕他們入了黨不好領導。也有人覺得:知識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領導階級,是後娘帶來的。當幹部管管生產還湊合;要入黨,可不能那麼容易!」   
  這話從一個童工出身的領導幹部嘴裡說出來,我覺得挺新鮮。就又問他:你自己什麼時候入的黨?什麼時候當的幹部?他回答說:「漯河解放沒多久就入了黨;當副市長是1954年。」   
  說話間,已經來到張紹鼎家外面。張紹鼎正站在馬路旁等著我們。這是一個大雜院。進到張紹鼎家,還要穿過好幾個曲曲彎彎的過道。過道兩旁擠得房簷挨著房簷。天上沒有星,過道沒有燈,張紹鼎領著我們摸索著走進他家,一家人正圍坐屋裡吃晚飯,見我們去了,連忙收拾碗筷,把我們讓進裡間。   
  這是多年的老房子,雖然舊些,卻很寬敞。面積也不算小,每間有十幾平方米。可是,要在這兩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裡安排下老少三代七口人,倒也還是要多少費點周折。兩個小的喜歡跟著爺爺奶奶住,只好讓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女兒在他們夫婦的床邊搭個小床。這麼大的女兒,還要住在這對年紀不到四十的中年夫婦的床前,我覺得未免太不方便。我笑著將了老徐一軍:「老徐!你這個書記,可得關心關心紹鼎這個知識分子的房子了,能給他解決半間也是好的。」老徐好像沒聽見,把話很快岔了開去。   
  這是我在認識老徐的短短幾天裡,頭一回也是最後一回對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個耍嘴皮的。知識分子長,知識分子短,一到來真格的,你連什麼問題也不幫助解決!」   
  不料,我的話音先遭到張紹鼎愛人田德榮的反對。她說:「沒啥,沒啥。聽說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還抵不上俺家的寬敞。」   
  我正猶疑間,送老徐和我來的司機開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還住在漯河,沒搬來。上月我送他和紹鼎去漯河辦事,到他家去過。兩間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進去轉不過身,只在門外站著,等老徐出來後,就開車送他們回來了。」   
  難道真是這樣?我轉念一想:也有可能。這些年幹部們受過的罪還少嗎?說不定他家原來的房子被人強佔去了,到現在還沒能退回來。我便又問:「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幾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幾年。嘿,提那幹啥?那旁邊有好多都是煙廠工人,我是從煙廠出來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慣了,還捨不得同人換咧!倒是紹鼎的房子,是得想辦法解決。他是個工程師,晚上總得看點、畫點什麼。這屋裡,就一張大桌,到晚上他還得同妮和小子搶桌子!」   
  他說得那麼坦然、俏皮,把我們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裡的二十幾年,正是他在漂河從副市長做到市委工業書記的二十幾年。漯河是十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有個市長、市委書記,竟在那種房子裡住了二十幾年!   
  這時,老徐已經同田德榮拉起家常來:「德榮,我聽說有人來給你和紹鼎施加了點壓力?」   
  田德榮長得挺秀氣,挺文靜,說起話來卻很厲害:「啊,你也聽說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給紹鼎換個工作呢。他害過肝炎病,最怕生氣!再說,他也受不住這麼個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紹鼎說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聽。他再這樣下去,將來掛牌子遊街,我可不跟著他去陪罪!」   
  老徐說:「中!他掛牌子遊街,我去陪著。我在這方面有經驗。這些年,掛過牌子游過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幹部;可是,好幹部卻很少沒游過街掛過牌子。紹鼎年輕,沒撈住這機會,真能試試,倒也不錯,威風著哩!」   
  空氣漸漸活躍起來。老徐大談起婦女在「四化」中的作用來。他說:「前些時候,我常對一些同志講:開勞模會,要把勞模的愛人也請來,發戲票要發兩張,出去療養,也應該請他愛人陪著去。當一個勞模和一個好幹部的愛人,實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氣,勞模挨鬥她還要陪著挨鬥。吃黃連有她,吃白糖時不能忘了她。勞模們自己也得有點自覺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時就得多陪點小心。見不到你這個人,總得聽到你幾句順心話呀。我是直到前幾年被關起來時,才算有點良心發現。我對孩子們說:『我誰都對得起,就是對不起你媽。我和她結婚三十多年,沒陪她看過電影、逛過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兒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時,她見不著我,這會我閒了,關起來沒人找了,她還要來給我送『官飯』。你們可都得對她好一點!』這些話,我沒給老伴說。可是,沒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對我可好了!」   
  老徐還在說著,看來和他挺要好的司機,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愛人王群,現在還少不了對你有意見。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資交給她,在屋裡坐了還不到十分鐘,就跟我們一道走了。我還聽說:你來許昌一年多,她來看你兩次,你都沒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釋道:「那是沒法子。她第一次來,我不知道。等我開完會,已經是夜裡一點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決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裡發生一件大事,電廠負荷太大,要停幾路電,停哪路不停哪路,配電所不敢當家,因為大家都向他們伸手要電呀!我只好親自上陣,坐在那裡指揮。等到想起王群還在宿舍等我,連忙趕回去,天已經大亮了。一進屋,她掂起東西正要走。我就幫她拿東西,送她上車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說:『王群,我們這一年在一起的時間實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還少。』王群嘟著嘴說:『還有誰?誰也沒有你這麼忙!』我說:『有,年年有個七月六,天上牛郎會織女。一年只見一回面,也沒鬧過啥情緒!』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氣全消了。」   
  屋子裡爆發出一陣大笑聲,小屋裡充滿了歡樂。很難想像:這是市委書記在做家庭訪問。田德榮也越來越開心,可還在埋怨張紹鼎:「紹鼎能像你這樣就好了。往後,我也得讓他跟你學著點,他當了廠長,愁得不輕,只知道埋頭傻干生悶氣!」   
  老徐順著她的話頭說:「我哪能和紹鼎比!紹鼎是個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個大字不識。想偷著學點文化,挨了老闆一巴掌,『哼,你還想當博士?』解放後,我當工會主席,第一次主持會議,總共才四句話,我請人家寫在紙上,背了五六遍,到時候還沒念好,氣得回家哭了一場。這才狠下心來進夜校學文化。我當了副市長,有次上夜校遲到三分鐘,站在門口立正喊:『報告老師!』老師說:『進來。』我才進去,說:『我遲到了,我檢討。』老師說:『坐下!下回不要再遲到了。』我這才敢坐下。那時候,工農幹部學文化,多認真呀。現在許多人把這些事都忘了。我學著寫順口溜、寫劇本,也鬧過不少笑話。第一次學寫稿時,才認識二百多字,稿子上有不少字都是象形字。有人挖苦我:駱駝的蹄子,還想走猴路!以後我慢慢摸著,總算也摸出了點路。解放初期,學習光榮;文革十年,學習有罪。鬧得有些人什麼也不敢學,不願學了。紹鼎,現在科學技術越來越複雜,往後我還得好好跟你學,恭恭敬敬地學。過些天,我就想把工交系統的科局長、廠長、書記們,組織起來,請你去上課。」   
  張紹鼎也說:「老徐!我也要好好向你學習。我這人,鑽點技術,像是還行,就是不會當領導。有時候,我真都不想再當廠長了。」   
  「那咋中!」老徐立即打斷他,「『臭老九』多少年站不起來。現在上去了,不能自己下來。要給三中全會長志氣!」   
  屋裡出現一陣沉默。好像每人都在心裡稱著這句話的份量。過了一會,老徐才又繼續說:「當領導說難也不難。你們廠的問題,我瞭解了一些。有的得從上面解決,從制度上解決;也有的,要從你這裡解決。你也要學點領導方法,要有點肚量,有點氣魄。周瑜會打仗,就是肚量狹小,諸葛亮把他氣死了。劉備這個人,論武的,不如五虎上將;論文的,不如諸葛亮龐統。他只有一個本事,會用人。劉備的江山越哭越穩,他摔了個阿斗,不光收了趙子龍的心,還收了文武百官的心。他那一手我們不能學。可是,空城計你也想去彈琴,過五關你也要去扛個青龍偃月刀。什麼事你都自己出面,那咋中!你現在是廠長了,也得學會用人、用幹部。第一步總得把你那些科、組長團結起來吧,然後再去團結更多的人。還有,你們得注意均衡生產。一季度仙女散花,二季度張良品蕭,三季度窮追韓信,四季度夜戰馬超。年年都是如此,這樣下去可不中。一定要搞出個科學管理的辦法來。」   
  我聽得出了神,不知不覺間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司機催促老徐,說是有人還在等他。我們只好同張紹鼎一家告別。回去的車上,老徐又同我單獨說了一番話。他問我:「你喜歡打球嗎?」   
  我說:「喜歡。你呢?」   
  「我喜歡看球。」他說。「我曾經建議一些當領導的、管幹部的,不妨抽點空子到球場邊去走走、看看、想想,在那裡也能學到不少東西。當幹部要學學籃球運動員。有的運動員只是滿場跑,不犯規,很賣力,體育道德也好,就是投不進球。咋辦?只好換下來。不換,那場球就輸了。還要學學裁判員,親哥哥、親弟弟,誰在場上犯了規,也得照吹哨。犯了五次規,天王老子也得下場。更要學學場外指導,換人不講情面;下來後,又很關心。先給一碗水,再講為啥要換他:盯人不緊,投籃不准,體力不夠了。對他說出個原因,讓他歇歇、想想,再找個機會換他上去。場外有啦啦隊,啦啦隊裡有不少老運動員。年紀大了,跑不動了,就在場外當啦啦隊,給青年隊員鼓勁。英雄出少年,籃球場上不能總是幾個老頭子在跑。那些老運動員們,很有自知之明,心甘情願地當啦啦隊。籃球場上人很多,看看想想,很有意思。還有足球場,也該去看看。有人不踢球,光踢腿,我看得叫他們踢腿派。觀眾看了,准噓他。現在各個單位,都有一些踢腿派。要經常有人噓噓他們才好。我這人沒別的長處,就是還願意多想點事情。各處走走看看,用腦子想想,都有啟發。」   
  親愛的讀者,關於徐慶耀同志,我還應該再向你們介紹些什麼呢?如果說還有什麼重要補充,那就是:他在漯河的那個家,是否真像他的司機說的那樣簡陋?說實在話,直到那天晚上我離開他時,對這一點仍然有懷疑。這些年,我和許多容易輕信的同志一樣,都曾經上過不少當。有時你聽到一個人的某一次談話,覺得真是精彩之至。可是,當你仔細去瞭解他的行為,卻又發現:實在糟糕之至!因此,過了兩天,當我去到漯河採訪時,便特地約請地委書記者趙一道去他家看了看。我要說的是:儘管我事先已經有了思想準備,可還是不由得產生了一種驚訝而又崇敬的心情。當某些幹部削尖腦袋,不惜採用各種非法手段,來為自己或者自己的兒女搞一套舒適的住宅時,那裡有這麼一對共產黨員夫婦,他們在二十幾年之久的時間內,只要願意張張口,伸伸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住進一套好的住宅,可他們直到現在,仍然住在那兩間像我這樣的大個頭走進時不得不稍稍彎下腰來的小屋裡。他們家的實際人口,最多時還不止七個,而是八個。因為他們夫婦還要負責撫養老徐的一個在1960年死去的哥哥所留下的女兒。   
  當我從漯河再次回到許昌時,還看到過一次老徐。我們沒來得及談話,他就又匆匆忙忙被別人拉走了。我注視著他那胖墩墩的背影,儘管他實際上要比我矮好幾公分,可我卻覺得他好像又高又大。在他的面前,我簡直成了個侏儒!我在默想著:從這個童工出身的共產黨員和領導幹部身上,我們不是也可以看出:儘管黨在建國以來,曾經犯過那麼多令人痛心的錯誤,可確實也培養出了多少真正算得上是人才的人啊!      
四、一根建設事業的頂樑柱   
  這樣的人,我這次在河南還不止見到一個。下面我再向讀者介紹一位大公司的經理,一個被人認為不像個書記的黨委書記。   
  黨委書記究竟應該是個什麼樣子?直到今天,似乎還很難有人說出個統一的標準。可是這些年,人們已經在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中,看慣了某些「鬥爭書記」,「運動書記」,或者是只憑本本和上級文件辦事的書記,什麼都管又什麼都不管的書記,如此等等。按照一種不成文的慣例,這些類型的書記一上任,總要把上面新近發下的文件念一念,講一點毛主席怎樣說,上級黨委負責同志怎樣說,以及諸如什麼「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共同努力,繼續前進」的例行套話。因此,在1977年7月,當河南省第五建築工程公司各下屬單位的一些領導幹部,得知公司裡新來的兩位黨委負責同志要把他們找去開會時,誰也沒有想到會突然受到一次相當嚴格的口試。   
  「五建」原屬紡織部,在文化革命中曾經是有名的老大難單位之一。它下屬三個各有千名左右職工的土建工程處,其中兩個工程處在文革初期奪了施工地區公、檢、法的權。第一工程處在三門峽不光奪了市公、檢、法的權,還把公安局長關了40多天;第二工程處在湖北隋縣奪了公安局的權後,隨便抓人、關人。當地群眾說:不怕公安局的人,就怕「公安二處」的人!在全公司內部的4000多名職工中,挨過本單位人棍棒、鞭子的竟有546人之多。直到這兩位新來的黨委負責人前去走馬上任時,揭批查工作仍沒有很好開展。有些打砸搶人物甚至還留在領導崗位上,人們思想渙散,生產當然也很難上得去。那些還竊踞著領導職務的人,對於生產、業務和黨的原則幾乎一無所知:說空話、講大話、搞陰謀詭計卻各有一套。河南省委的蓋子當時又還沒有揭開,有的人覺得上面後台還在,並不太把這兩位新來的公司黨委負責人放在眼裡。可是,既然換了一任黨委負責人,而且粉碎「四人幫」畢竟已經將近一年了,這些人還是都很想聽聽這兩位新上級的第一次上任講話。有的要研究研究他們帶來些什麼新精神,考慮「五建」的工作會不會有個新局面,自己該怎麼幹?有的要看看他們有些什麼新招數,考慮採取什麼新對策!   
  在公司會議室裡,這兩位新上任的黨委負責人,和大家見了面。一位是年齡較大的黨委書記彭揚,還有一位是副書記胡學政。老胡那年才只四十六歲,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實際歲數還要年輕些。人們都在等待著彭揚同志講話,彭揚同志卻讓年紀較輕的胡學政打頭陣。   
  胡學政開始說話了:「我們剛來,什麼情況都不瞭解,還沒有發言權。只好先請大家來介紹點情況。」   
  胡學政首先問機械工程處主任:「你們那裡有多少噸位?」   
  「噸位嗎……這個……這個噸位……」被點到的這個處主任怎麼會知道噸位數字呢?前幾年「四人幫」一再批判「只談噸位,不突出政治」的修正主義,他連噸位這兩個字都不許有人提到。他只好承認:「我,我不知道噸位數,只知道全處有多少台機械。」   
  「那也好,請你把這些設備的完好率談談。」胡學政又說。   
  「設備完好率?哦……這個……這個設備完好率嘛……這……這……」這似乎是個新名詞,設備就是設備好了,怎麼還有個完好率?他只好又說:「我過去是個汽車司機,文化水平不高。」   
  「你是司機出身,那你總該知道:你們的汽車,現在每行駛一百公里耗費多少公升汽油吧?和國家規定的標準差多少?」胡學政仍然心平氣和地問。   
  「這……」   
  真可惜,這個他本來該知道的問題,他偏偏又回答不出來!   
  胡學政要他立即回去拿一份詳細統計表來。可以想見,這個工程處主任怎麼可能馬上就拿出來呢?可是他又不得不硬著頭皮走了出去。   
  會議室的空氣開始緊張起來。胡學政接著又問一個建築工程處主任:「你們每平方米建築面積,平均消耗多少工日?」   
  回答倒很乾脆:「不知道。」   
  「聽說你們一個玻璃工,現在一年要用31把玻璃刀,怎麼用的?」胡學政又問。   
  回答還是:「不知道。」   
  「這種刀,一般都能用四個月到六個月,你們那裡竟超過十幾倍,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是個建築工程處的主任,應該知道這些事。」胡學政有點發火了。   
  「這個……!」   
  這個平常對工人態度十分嚴厲、動不動就讓工人停職辦學習班,只發給六角錢一天生活費的很有權威的人物,今天居然在這些簡單而又具體的問題面前,不得不低下頭來。   
  會議室的空氣愈加緊張。有些基層單位的書記暗自感到僥倖,因為今天受到提問的差不多都是工程處主任。可就在這時,胡學政問一個基層黨委負責人:「你知道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是啥時候召開的嗎」   
  「啊?第八次……第八次代表大會……這……」   
  真奇怪!為啥偏偏要問第八次代表大會?被提問的人一下子懵住了。   
  胡學政不肯放鬆:「你們單位裡,『八大』以前的黨員有多少?『八大』以後的黨員有多少?」   
  「嗯……這……」   
  更奇怪!這個新來的公司黨委負責人,為啥要把「八大」提到那麼高的地位?如果是用「文革」前後來劃分,這裡有些人倒還可以回答,可他偏偏問的是黨的「八大」!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暗自嘀咕起來。   
  這次口頭測驗一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一些平時能說會道的人被問得直冒汗。於是有人私下裡大發怨言:「這哪裡像是個黨委書記?第一次和我們見面,不傳達上級文件,不做動員報告,不給我們做思想工作,偏偏一下子就問了那麼多刁鑽古怪的問題!看來,要在『五建』混下去很難了!」   
  這消息當然很快便在「五建」的廣大職工群眾中傳開了,反映完全不同。有個工程師歎了口氣說:「好了。我們公司裡,總算來了個不像書記的黨委書記!」以後幾天,彭揚和胡學政接連下到基層單位去檢查工作。他們走在前面,工人們就在後面指指戳戳,說:「那個大個頭,就是前幾天剋了我們書記的書記!」人們都在預期著:這兩個新來的黨委書記要給「五建」帶來新的變化。   
  從那時到現在過了整整三年。「五建」已經成為全省幾個大建築公司裡一個響噹噹的單位。因此,當去年全國十五個重點項目之一的平頂山簾子布廠上馬時,省裡便將這場戰鬥的主攻任務交給了「五建」。彭揚同志已經調往別處,胡學政親自率領一個工區,去到了平頂山市。   
  我就是在簾子布廠的建築工地上看到胡學政的。   
  這是一個規模宏大建成投產後年產值可達三億多元的大工程。主要成套設備都從日本進口。   
  剛剛進入工地,我就被那種雄偉的氣勢所震撼。幾個月前,這裡還只是一片平地。幾個月後,相當於整個天安門廣場那樣大的面積的廠區圍牆已基本砌成;5萬平方米的主廠廠房,已打下1100根從八米多氏到十米多長的基礎樁;捻織車間3萬平方米廠房的540根高高的柱子,已全部吊裝完畢;屋樑、屋面板組織吊裝已完成三分之二;倉庫建設已完成一幢,其他四幢也已吊完柱子;辦公樓、鍋爐房、變電站等基礎工程已完成;接待外國專家的六層樓房的招待所,就要結頂;「五建」附設的預制構件廠,已正式投產,並已達到計劃生產水平;廠區內外的道路均已暢通;輸水管道已鋪設六百多米;鐵路專用線正加緊建設,距廠區幾里路外的湛河大橋,四個橋墩已有三個露出水面。近一、二年來,我總是不斷聽到某某工程已經上馬的消息,現在親眼看到這種壯觀的建設場面,真個是:心花怒放、熱血沸騰!   
  由於王樹成同志兼任這個工程的建設委員會主任,我們又是隨同樹成同志一道去的,有關各方的負責同志便都跟著邊走邊介紹情況。我湊近工委專職副主任陳國棟同志身旁,問他:「簾於布是做什麼用的?」   
  他說:「這是用一種耐高溫、耐磨、彈性大的錦綸六六線捻織、浸膠後製成的布,主要用做飛機,汽車等的輪胎。這在我國還是缺門產品,過去一直靠從外國進口,每年都要付出大量外匯。」他還告訴我:「這個廠建成後,每年用剩的廢錦綸線就有一干幾百噸,用那些廢線還可以再搞一個廠,生產的布約能代替4萬畝棉田生產出來的棉花。」   
  我又請他給我推薦幾位先進人物,他指了指站在我們附近正和吊車駕駛員說話的一位高大魁梧的同志對我說:「呶,那就是。他叫胡學政,『五建』的經理,也是『五建』在這裡的一千幾百名職工的總負責人。『五建』承擔的工程,占總工程面積的80%。他們在工地上開展了創全優工地活動,現場檢查12次,工程質量幾次優秀、三次合格。6月下旬,日本專家前來現場參觀,也說:『進度之快,使我吃驚,工程質量和日本國內的建築企業比較,也是第一流的。』胡學政有心臟病,暈倒在工地上,送到醫院搶救,住了十幾天院,總是查個清原因,叫他回鄭州治療休息。他卻偷著跑了回來。省建委主任又疼他、又氣他,直罵他無組織無紀律。他現在還是白天黑夜都在工地上。腳被石頭扭歪了,拐著腿走路很不方便,他咬了咬牙,狠下心來一使勁,又把歪了的腳脖子扭了過來。他1947年參軍,解放後進速成中學學習,1953年調到建築業後,擔任過組長、股長、生產科長、工區主任,在建築業搞了二三十年,現在已經是個建築業的行家了。在我方和日方進行的多次會談中,他還是上建和總進度方面的主談判。日本專家對他可信得過了!」   
  我連忙走過去,想馬上就和胡學政同志談談,可是我卻怎麼也無法插進話去。他正不停地揮動著手臂,和吊車駕駛員在研究如何改進吊裝柱子的辦法。從他那說話的神情姿態來看,誰也不會想到他還是個有病的人。他的身後,各種牌號的大拖車正一輛接著一輛駛過來,把足有好幾丈長的柱子一根根卸在工地上;他的頭頂上,一個三萬平方米的捻織車間廠一房,正在緊張地吊裝屋樑、屋面板。他已經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根本沒有注意到我這個陌生人走近他的身旁,我也不忍心再打斷他的工作,只好默默地走開。   
  在平頂山市招待所召開的簾子布廠工委會議上,我又一次見到了他。他匯報起工作來,嗓門很大,乾脆利索,簡短扼要。他認為簾子布廠工程能否如期完成,關係到能不能壯國威和遵守國際信譽。他的話,引起我更大的興趣。我給他遞過一個條於去,正式表示要約他談談。可是那天會議開了整整一個上午,中午和下午他都已安排了工作,而我們又要在當晚離開平頂山市,我便懷著遺憾心情和他分了手。直到8月上旬,我已經住進鄭州省委第二招待所裡,有天清晨忽然聽到樹成同志的屋裡傳來他那粗大的說話聲。我高興地闖進去,果然是他!我總算把他捉住了,和他談了幾個小時。   
  我請他著重談了和日本朋友交往中,有些什麼體會。他說:「日本朋友對我們確實很友好。他們的技術很先進,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再不能辦從前那樣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的糊塗事了。一位日本朋友對我說:哦們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經過三個十年才逐漸富裕起來。第一個十年,是餓著肚子,勒緊褲帶,到處借債起步搞經濟恢復;第二個十年,是把債還清,自強不息;第三個十年,才是經濟起飛,國家和人民都漸漸富裕了。貴國在50年代步子是快的,以後由於人為的原因倒退了。現在重新起步,比我們當時起步的條件還要好。用不著那麼多年,就可以趕上我們。貴國現行的施政綱領,搞四個現代化是明智的,受到日本各界歡迎。』我覺得他這番話是誠懇的。我們的黨,『八大』以前政策是對的,各方面都出現欣欣向榮氣象。『八大』還提出反對個人迷信問題,要是按那個路子搞到現在,國家已經很了不起了!」   
  這時我才想起:他在來到「五建」的第一次會議上,為什麼會那樣強調黨的「八大」的重要意義。他的話又轉向另一個方面:「我們和外國朋友打交道、做生意,應該重合同,守信用,多做友好工作。可也不能見到外國人,就覺得矮三分。日本的技術是比我們先進,不承認不行。這並不等於說,他們每一種技術、每一個人都比我們先進。這也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有一點不甘落後的精神。去年12月,中日雙方第三次談判,因為我方拖延了進度,他們就很自然地產生不信任。他們明確提出要我們負擔逾期期間日方技術人員的費用。我說,我們能夠把時間搶回來。他們還是很懷疑。直到今年6月他們兩次來看時,才算信服了。有位專家當面對我說:『不客氣地講,各國對中國四化建設有各種各樣的評論,對執行合同工期問題,中國方面往往拖延,我在日本時估計至少要拖二到六個月,看了現場,才增加了信心。』他還說:『看來,貴公司是有人才的,施工機械是雄厚的,組織是嚴謹的。』前些時,日本的第一批零批物資到廠,我們經過檢驗,基本上可以,也有少量不合規格。究竟提不提出來?我們研究了後,覺得還是要提出來,既然是朋友,就要對他們說老實話。我們向他們提出:哪些材料不合規格。他們不相信,總覺得他們的材料、產品,一定會比我們的優越。我們就請他們一道逐一檢查這些設備材料,還把我國生產的同類型設備材料拿給他們看。一比,就把他們的比下去了。日本人很有民族自尊心。昨天晚上,他們的代表團長舉行酒會,我也去參加了。他自己主動提起這件事,一再表示:『慚愧!慚愧!』有一位專門負責組織設備材料的僱員,舉起酒杯就哭了,說:『我做為旭化成公司的一員,把這種設備材料送到中國來,感到很難過,很對不起!』我覺得:日本朋友這種尊重事實,珍惜本公司、本國信譽的精神,很值得尊敬。我們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中國人,搞了這麼些年還不如人家,也應該感到難過!感到慚愧!中國人一點也不比別人笨!過去妄自尊大不對,現在也不要妄自菲薄。我們也要有點中國人的氣魄!要多做點實際工作,給我們國家壯一壯國威!」   
  「壯國威」這句話,我已經是第二次聽他這麼說了。他說到這裡,也激動起來,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他那魁梧高大的身材,就像是一根柱子立在我的面前。這使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在簾子布廠工地上見到他的情景。我突然產生一種奇異的想像:彷彿那個又高又大的主廠房已經建成,在那些矗立著的用鋼筋、混凝土澆成的許多柱子中間,有一根柱子,就是胡學政本人。   
  難道不是麼?我們共和國的大廈,不正是由無數個像胡學政這樣有氣魄、有膽識,不怕艱難曲折、埋頭奮戰而至今仍很少為人們所知的人,把它從險些傾倒的狀態中重新扶正的麼?      
五、一位行政二十四級的省農委主任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在我們偉大祖國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處人材濟濟。我所介紹的張紹鼎、徐慶耀、胡學政,並不一定是他們之中最為傑出的人物。然而,無一例外,他們都是頑強的人、勤于思索而又腳踏實地的人。唯其頑強,他們才能夠歷艱難而不屈,涉逆境若坦途;唯其勤于思索,他們才能夠不斷地增長知識,增長才幹;唯其腳踏實地,他們才能夠在各自的崗位上,分別為祖國和人民做出一定的貢獻。   
  要全部介紹我在河南結識的每一個具有這些特點的同志,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仍然忍不住還想再向讀者介紹一位受到河南省委負責同忐和許多十部、群眾熱烈讚揚的人,這就是河南省著名的個麥專家劉應祥同志。   
  劉應祥現任河南省農委副主任。今年五一十二歲。有人同他開玩笑,說他相當於西方一個大國的農業部長。1978年春天他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時,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根據他原來所在的岳灘大隊在小麥生產方面創造出來的經驗寫成的兩本書:《高產、穩產、低成本》和《小麥鬥爭的實踐》,獲得了全國重大科技成就獎。近年來,他還先後到西德、法國、羅馬尼亞等國考察農業。   
  今天,當人們瞭解到劉應祥在小麥生產方面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聽他縱談河南省農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發表關於科學種田、富國富民的一些頗有真知卓識的見解時,大概很少有人能夠想到:他在解放前總共只上過不到兩個學期的小學,他的這些知識,完全是在生產實踐中長期頑強地堅持自學得來的。當然,人們也更難想到:他這個相當於西方一個大國農業部長的人,這個早就在河南全省以至全國有著較大影響的農業專家,直到不久前還只不過是個行政:二十四級的幹部,每月薪金才只四十多元。   
  劉應祥成為小麥專家,是從1952年他作為互助組長去農場參觀時,拽回四穗「碧螞一號」小麥開始的。三年後,岳灘全村有2200畝土地種上了碧螞一號,畝產由100斤翻到333斤。從此,他們嘗到了科學種田的甜頭。後來,岳灘全村由七個互助組發展為高級社,平均畝產提高到380斤。1956年劉應祥第一次上北京,參加了全國勞模會。1958年又參加了全國群英會。從1956年到1958年,岳灘這個從前的窮村,每年部向國家賣餘糧三十多萬斤,一季完成兩年徵購任務。   
  可是,也就是從1958年開始,岳灘走了一段急劇的下坡路。那一年,全國刮起一股只憑主觀意志,不顧事實,不顧客觀可能的浮誇風,河南更走在全國的前面。報紙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套紅標題的特大喜訊,一個又一個高產衛墾接著出現。小麥由畝產千斤,達到二千斤、三千斤,以至一萬斤、幾萬斤。劉應祥十五歲就當長工,當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當坐鎮在岳灘大隊的一位從上面派去的領導幹部把他找去,硬要他謊報產量時,他當即頂了回去:「小麥是地裡長出來的。地裡長不了那麼多,咋報?」   
  這位領導人勸他道:「你是全國勞模,現在全縣都成為小麥千斤縣了,岳灘還報幾百斤,能夠過得了關嗎?你自己的面子也難看。」   
  劉應祥說:「我難看點不要緊,小麥報多了,咋交公糧?不能讓社員跟著遭罪。」   
  這位領導還想說服他:「毛主席號召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我就不相信你們鼓鼓勁,就不能達到畝產千斤?」   
  劉應祥認真思考起來:「個別的,也許中!」   
  這位領導人高興了:「好!有個別,就會有一般。」   
  於是,沒多久,岳灘也成了小麥畝產千斤隊。劉應祥知道後,已經無法挽回。那時到處都在拔白旗,劉應祥也還沒有那個膽量。他只得和幾個大隊幹部商量,硬著頭皮又犯了個錯誤,把實際耕地面積做了壓縮,這樣,總產沒變,單產卻提高了。岳灘大隊社員到現在還很感激劉應祥犯的那個錯誤,因為這麼一來,在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岳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   
  劉應祥後來還被調出岳灘,當了一段脫產的公社副書記。不管他是多麼想為群眾做點實實在在的好事,那麼一個「小不點」基層幹部,又怎能擋得住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來的一股又一股「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食堂」,什麼都要「大辦」、「大躍進」的強颱風呢?他無法在公社裡起到應起的作用。而當他1962年又背著背包返回岳灘當支書時,岳灘大隊的糧食總產量卻已經由80萬斤降到20萬斤了。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已經由一元二角降低到一角多。大量土地被夾在兩旁的河流吃掉,村莊離河最近處還只剩下50米,不少社員正準備外出逃荒,或者索性遷移到別的村去。   
  劉應樣回到岳灘,帶領幹部群眾,響亮地提出了「向河要地,向地要糧,向副業要錢」的口號,穩住了人心。從1962年起,他們又腳踏實地繼續奮鬥,甚至在文化革命鬧騰得最亂的時候,劉應祥晚上被揪出來站在桌子上挨批判,白天也仍和社員一起拉石頭、下河壩。十多年中,他們下了一道又一道大石壩,從河口裡奪回來1200畝耕地。他在實踐中總結出一整套小麥生產的科學辦法,把小麥畝產提高到八百斤左右,以後便長期穩定在這個水平。應全國各地的邀請,他們還先後培養和派出了近百名小麥技術員,到河北、山西、安徽、貴州、新疆等十多個省去傳授小麥高產、穩產、低成本的經驗,有的就在那裡落了戶。林、副業的隊辦企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全大隊的產值由過去的七萬多元,提高到80多萬元。   
  就是這樣一個剛剛開始由窮轉富的大隊,這樣一個受到社員群眾擁護的基層幹部,小麥專業人材,幹著幹著,便又有人出來指責他們搞資本主義。1971年,洛陽地委特地派了一個陣容強大的工作組,到岳灘來背著劉應祥搜集了48天材料,一心要把劉應樣打成只講生產,不講階級鬥爭,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材料搜集齊了,他們才召集社員開會,先指定一些人進行批判,然後讓劉應祥站起來交待。   
  劉應祥也豁出去了,說:「社員同志們!工作組領導叫我交待,我就說幾句。咱們岳灘位在伊河、洛河的夾河灘裡,過去十年九淹。每人只攤五分地,現在沒向國家要一分錢,全憑著社員自己出力出汗到山上拉石頭,用種樹和搞荊條編織積累點資金,下了16華里大水壩,把小麥從畝產百把斤搞到七、八百斤。這就是咱的資本主義罪過。試問,不這樣幹,岳灘人還能活下去不能?!」   
  他這一交待,會場一下子亂了。有人跳起來說:「應祥說的對。今後還得這樣辦!」工作組長原來還在神氣活現地主持會義,這時氣得「噗通」坐在地上,當天就打起背包回到地委告狀:「劉應樣反對地委工作組,目無領導」;「岳灘是個生產黨,劉應祥是個技術書記。」只是由於「九·一三」事件爆發,那任地委不久就換了班,劉應祥和岳灘大隊才稍稍喘了口氣。   
  1975年,鄧小平同志出來主持中央工作。前省委迫於形勢,不得不抓抓生產。劉應祥也被調到省裡,在農業組裡掛了個名,有了點跑腿權。但這時,他月工資才四十多元。他必須按月寄給長期患病的愛人及孩子20元。所以,儘管他平時不煙不酒,不濫花一分零用錢,仍然不得不把每天三頓飯的菜金嚴格控制在一角六分之內,每天早晨只吃一分錢鹹菜。   
  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他的才智才開始有了較充分的發揮機會。可是,仍然有人不停地在向他吹陰風、放冷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新省委成立,他才真正得到重用。省長劉傑把他當成老師,虛心向他請教。他被正式任命為省農委副主任,成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領導同志在農業生產、特別是小麥生產方面的主要參謀之一。省委還具體幫助他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把他長期患病的愛人調來鄭州,他的工資級別也有了相應的提高。   
  我和劉應祥同志曾經多次在一起促膝長談。從他的上級、下級以及周圍的同志中,聽說過不少有關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對他善於從紛壇複雜的事物中,找出本質的東西;對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他那不得不使人歎服的記憶力,都留下了強烈印象。他幾乎可以毫不費力地就報出河南農、林、牧、副備業的歷年統計數字。從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曾經花過多少苦功。有人告訴我:自從他擔任省農委負責人以來,全省一百多個縣,沒有一個縣不曾留下他的足跡。去年秋季,河南一些地區前澇後旱,小麥直到11月份才種齊,春節前後還有400萬畝麥苗沒有出頭,有1400萬畝缺苗斷□,每畝麥苗頭數一般都比往年少五萬到十萬頭。四級幹部會上一片悲觀情緒。劉應祥從豫東平原到伏牛山區,從黃河兩岸到淮河之濱,全省十個地區一個挨一個地察看,針對小麥播種基礎差,一部分麥苗瘦弱發黃、分櫱少等問題,幫助幹部社員對麥苗生產現狀進行科學分析。他指出:小麥分櫱少、麥苗稀,確實是增產的不利條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株數少、通風透光好的特點,主攻大穗,達到增產的目的。他還拔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麥苗,拿回來放在省委常委會議的桌上,向常委們匯報,如何分別不同情況,進行搶救,幫助省委下決心,一下子撥出2000萬元,加強田間管理。這對河南省在今年出現大災的情況下沒有造成大減產,起了突出作用。   
  8月10日,正好是一個週末。我聽說劉應祥要回岳灘看看,就和他一同前去。因為工作忙,他已經將近半年沒回岳灘了。從鄭州到岳灘所在的偃師縣,約有三個小時汽車的路程。我們到時已經深夜,一些幹部和社員聽說應祥回來,都紛紛來找他。經過三個小時汽車的顛簸,我很快就睡了。醒來時,才知道他和岳灘公社、大隊的負責人,在一起研究怎樣盡快實現每人平均年產值1000美元的問題,差不多整夜沒有休息。   
  一大早,我們一同去看了岳灘大隊的造紙廠、養蠶場、飼養場等,回來吃早飯時,一位公社負責人突然同我發生了一場有關宣傳、文藝問題的小小的「遭遇戰」。他聽說我是受北京一家刊物的委託去採訪的,就很率直地對當前宣傳、文藝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銳的批評意見。主要是說:現在宣傳存在的問題多了,宣傳成績少了;揭露的壞幹部多了,表揚好幹部少了:宣揚個人富裕起來的事例多了,宣揚集體富裕起來的少了。他還對電影、電視、畫報上出現的一些談情說愛的場面很反感,說這沒有照顧下面幹部和群眾的習慣,引起男女青年在婚姻戀愛上的新問題,有些人沒結婚就同居,自己還覺得挺光彩,別人對他們也沒有辦法等等。他說得挺氣憤,後來還說:「上面這樣宣傳,我們咋干?動不動就說什麼幹部犯了錯誤,什麼幹部被撤了職,鬧得幹部疲疲沓沓,不敢做工作。現在不少人都覺得:幹部越來越難當了!」   
  這位同志,曾經長期在部隊工作,1958年復員轉業回來,文化革命中曾經受到過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時,還說他是走資派。我對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也能夠理解他為什麼會有這些意見,可又實在不敢苟同他的許多看法。我委婉地同他作了一些爭淪,很想說服他,又總覺得自己的話沒說到點子上,缺少說服力。   
  劉應祥沒有直接捲入爭論,只引導他和我一道研究:為什麼有些人覺得現在的幹部比從前難當了?他說:「從前當幹部,抓工作靠三條:階級鬥爭,憶苦思甜,行政命令。現在這三條都不靈了。這三條,說來說去就是一句話:靠手裡那點權勢壓人。搞了三十多年,我們應該有這點教訓:倚勢壓人,越壓越糟。現在如果因為這三條不靈了,就覺得工作難做,這不是壞事,是好事。多少年來,都是幹部說了算,群眾聽幹部的。幹部動不動就抓階級鬥爭,還說一抓就靈。那樣抓法,幹部越敢幹,群眾越遭殃。現在反過來,讓幹部聽群眾的,幹部要為群眾謀利益。這就得要有點真本事了,真本事就是要讓人民富起來。不研究黨的政策,跟不上新形勢,不中;不學科學,光靠行政命令,搞瞎指揮,不中;光憶苦,沒有甜讓人家思,也不中。這樣,有些人當然覺得幹部越來越難當了!能讓這麼多人懂得幹部難當,這就是個進步,是個大變化!」   
  他還說:「問題是本來就有的,不是宣傳出來的。『四人幫』時期,八個樣板戲上連一對夫妻都沒有,男女青年就沒有婚姻戀愛問題了?成績、缺點,好幹部、壞幹部,都應該宣傳。過去卻只能講好的,不准講壞的。再不就是說起好來,什麼都好;說起壞來,什麼都壞。我們河南,這30年有40%的生產隊,社員幹了一年,一分現錢也分不到。問題那麼多,還能不讓人家說?報紙宣傳本來就不存在的問題,那個報紙長不了;報紙宣傳本來已經存在的問題,就會幫助解決問題。」   
  當天上午,岳灘公社召集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議,總結今年小麥生產的經驗。劉應祥又去講了一番話,他說:「現在大家都說要富裕起來。啥叫富?從前有人說:『大米飯、白麵饃,社會主義好生活。』我也以為那就是好生活。到國外一看,才知道那還不算是好生活。人家有小汽車,有別墅,吃的是牛肉、牛奶、乳製品。他們是資本主義,生活還那麼好;我們是社會主義,生活應該比他們再好些。這些年,我們搞的是『越窮越革命,越苦越光榮』。集體富不起來,也不許社員個人富。革命就是叫人者跟著你吃苦受窮,誰還願跟你走?我們河南有好多地方的社員,『辛辛苦苦幹一天,買不到半包前進煙』(前進煙是河南一種最低價格的捲煙)。長期這樣幹下去,就把社會主義名聲搞壞了!共產黨的責任,就是要讓人民的日子越過越好,越變越富。岳灘比過去富了些,也只是吃飽肚子。在全省我們還只是中等偏上水平。搞了這麼些年,才只恢復到50年代水平,社員每人平均年收入100多元。我們的糧食生產,夏秋兩季已經搞到畝產1400斤了,比法國、西德都要高。和國外比,和本省幾個最好的大隊比,我們還只算是個高產窮隊。我們的思想,要是還不敢再解放一些,還躲在老框框裡不敢往外多走一步,就沒法真正富起來,2000年每人每年平均1000美元,就沒法實現!」   
  那天的會議,是在岳灘大隊的一座樓房下的大院裡召開的,來的人足有好幾百。劉應祥說話時,幹部們一會兒鴉雀無聲,一會兒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小聲議論。劉應祥接著往下說:「岳灘地少人多,光搞糧食是富不起來的,一畝地都1400斤了,還能高到哪裡去?要想富,就得和全省、全國一樣,把政策再放寬。要允許一部分社員先富起來,要讓社員群眾都能想出些生產致富的門路。集體致富很好,個人致富,只要不剝削人,我們也提倡,不要覺得什麼都是集體好。有個說法就很教育我:奴隸社會就是集體生產,難道我們還得學習奴隸社會?在岳灘搞生產責任制中的五定一獎,我看可以。還要注意幫助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家庭林業、家庭牧業。家庭牧業現在還沒有發展起來。養牛、養豬、養長毛羊、長毛兔、養貂、養蠶、養雞,都很賺錢。對國家和社員都有好處,為什麼我們不提倡呢?一家養可以,幾家合養也可以。一句話,就是要把被束縛住的手腳解放出來。有人說:『應祥,你現在說得好,說不定沒幾天這政策又要變了。』有了困難定政策,形勢好了變政策,運動來了批政策。這方面的苦頭,我不比你們吃得少。可我現在相信:不會隨便變。原因就是大家都吃夠了苦頭!中央和省裡都有這個決心。我們的政策,現在一要穩定,二要完善。不穩定不得了,人心都變亂了。完善也算是變,那是越變越好,是大家都覺得應該變才變,不是上面腦子一熱就變。早晨我又去看了蠶廠,這個蠶廠可賺錢了,去年一年的純收入就是22000元,今年還要多。我們的蠶廠,現在還只能賣蠶繭出去,這是殖民地出售原料的辦法。六斤蠶繭繅一斤絲,賣30元;用三兩絲織一個被面,就賣17元。我們種了60畝湖桑,以後社員家前屋後都還可以再種些湖桑,蠶吃剩下的桑梗,可以養長毛羊,長毛羊可以剪羊毛,織毛毯。蠶蛹還可以養貂,一隻貂好的就賣100元。絲綢毛皮,現在到國外有多少賣多少。這樣便宜的事,我們為什麼不辦?要辦,就逼著我們走農工商聯合企業的道路。聯合企業一家一丁。當然不中。到時候是得變。可是,這個變的條件是一步步創造出來的,我們要量力而行,要讓群眾看到實利後催著我們走,不能光是自己熱情衝動,不顧客觀可能,去辦群眾不願辦的事,更不能去辦損害群眾利益的事!」   
  劉應祥還幫助大家算了好幾筆可以生產致富的細賬。他的話,像是一把鹽撒進了熱油鍋裡,儘管主持會議的公社負責人一再要大家「安靜一點!安靜一點!」整個會場像是開了鍋一樣。大家就在那炎熱的院子裡熱氣騰騰地議論開來……   
  來到河南,我也看到不少落後現象,看到「四人幫」遺留下的問題是那麼嚴重。有時我不禁暗想:在這麼貧窮落後的條件下,幾時才能真正富起來?聽了劉應祥的話,我好像也堅定了信心。我離開北京前,一位朋友向我說:中國現在最缺乏的還是經濟管理人才。劉應祥不就是一個優秀的農業管理人才麼?我當時還想:假如建國以來,我們國家沒有經過那麼多折騰,允許劉應祥有充分發揮自己管理才能的機會,岳灘一定遠不是現在這個模樣!   
  黨啊!請愛惜這些人才,愛惜你的優秀兒女吧!他們因為你的哺育而成長,萬萬不要再因你的疏忽和失誤而夭折!      
第三章 在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 
一、假如焦裕祿還活著……       
  1964年5月14日,蘭考人民的好書記、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戰士焦裕祿同志,在鄭州醫院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在生命的彌留時刻,想的仍是自己沒有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現在,離開焦裕祿去世已有16年。這16年,蘭考人民是怎樣過來的?目前情況又怎樣呢?   
  7月底,我隨同劉應祥同志專程前往蘭考,從現任縣委第一書記習文及其他縣和公社、大隊的同志那裡,得知了蘭考這16年來一些驚心動魄的事。   
  歷史是一面無情的鏡子,它公正地照出了各種各樣喬裝打扮的冒牌英雄的原形,其實不過是一堆歷史渣滓和人間鬼蜮。   
  1966年,焦裕祿的事跡剛剛宣傳了幾個月,文化革命的風暴便在中國大地席捲而起。對於這場所謂的「革命」,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將會給予更加準確的判斷。我在這裡只向讀者介紹一下:有一個打著焦裕祿親密戰友旗號,卻又在瘋狂反對焦裕祿的罪惡纍纍的小丑,曾經給蘭考帶來何等樣的災害。這個人就是張欽禮。   
  在蘭考,曾經奉行過這麼一種劃分人們政治身份的公式:反對張欽禮,就是反對焦裕祿;反對焦裕祿,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過來也是這樣。   
  就是這個張欽禮,這個曾經長期擔任過縣委領導職務,在文化革命中又曾竊踞縣裡全部大權前後達十餘年之久的人,竟然在會上公開說:「我要把老保(指反對他的人)碾成面,團成彈,裝在炮筒裡,打到東海喂老鱉!」還說:「玩猴要會玩,打人也要會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打死了,就沒頭玩了。」在他的這種思想影響和指導下,蘭考一縣在文化革命中被打過的人有18000名之多,造成終生殘廢的有400多名,由於各種原因被打死、逼死的有113名。打人使用過的刑法有50多種,連兩三千年以前的周朝的刑法都用上了。張欽禮不僅指使別人打人,還在旁邊督戰。他自己也親自打過不少人。   
  就是這個張欽禮,在視察工作時,竟然可以讓人們夾道歡迎,向他歡呼:「熱烈歡迎偉大的政治家張欽禮!」道兩旁,還跪著一批當時被當作「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好幹部、好同志。他還讓一些被他們認為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的人,跟在一個棺材後面遊街示眾,用棍棒逼著他們為劉少奇「哭喪」、「摔老盆」!   
  在整個所謂的「文化革命」期間,張欽禮等人曾經給蘭考的幹部、群眾,戴過名目繁多的74頂「帽子」。我開始很難相信這個數字,和習文、劉應祥同志在一起算了算,也不得不默然了。這些「帽子」,有全國「統一型號」的,例如:「地、富、反、壞、右」,「敵、特、叛」,「走資派」,「黑幫」,「狗崽子」等等;也有蘭考的「土特產」,例如:上面批了個「孔老二」,蘭考就從「孔老二」一直批到「孔老七」。   
  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他們竟然把焦裕祿也造成了神,把焦裕祿墓變成了刑場和被他們指控為反對焦裕祿的人「請罪」的場所。在他們的指使下,一些天真的「紅衛兵」和不明真像的群眾,出於對焦裕祿的愛戴,曾經把一批又一批忠誠於黨的事業、反對張欽禮等人倒行逆施的老紅軍、老幹部、知識分子,帶到焦裕祿墓前用棍棒皮鞭進行毒打,逼迫他們長久地跪在那裡。有一位曾在蘭考工作過的軍分區副司令員,還被他們特地從外地綁架到蘭考,從車站一直拖到焦裕祿墓前,罰跪、請罪、拳打腳踢……。   
  何等令人觸目驚心!何等令人髮指的罪行!在蘭考,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想過這麼一個普通的問題:「假如焦裕祿還活著……」到蘭考後的第二天早晨,天下著濛濛細雨,我和劉應祥、刁文同志一起去看了焦裕祿墓。看著那掩映在濃蔭下的一層又一層高高的台階,看著那刻著「紅代會」、「工代會」、「貧代會」字樣的雄偉的大理石墓碑,我不禁想起焦裕祿臨死前的一段遺言:「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這使我更加相信:假如焦裕祿還活著,他一定會大聲疾呼,反對這些做法!當然,正像蘭考一位同志說的那樣:極有可能,焦裕祿自己首先就被張欽禮等人當做「走資派」,到處拖著罰跪、請罪,一直把他折磨至死……   
  焦裕祿不是神!他以自己無產階級戰士的情操,以他那永遠和人民心貼著心的胸懷和艱苦奮鬥、樸素、紮實的工作作風,贏得了人們的尊敬。他一定不會想到:在他死後,有人竟會把他生造成神,用以鎮壓他自己的階級兄弟!      
二、蘭考的窮根究竟在哪裡?   
  可以想見:蘭考在張欽禮這種封建法西斯方式的統治下,會成為什麼樣子。按照張欽禮承認的數字:經常外出逃荒要飯的,就有3萬人之多。一個社員每年帳面上從集體分得的錢,平均只有40元,除去交付300斤口糧錢外,社員辛勤一年,到年底就只落下個買統銷糧用的購糧本子。而有些生產隊,連這40元標準也還達不到。單是城關公社余寨大隊這一個大隊,文化革命十年,就吃了統銷糧370萬斤,用了國家救濟款20萬元,銀行貸款15萬元。土地荒蕪了400多畝,人口外流600多人。「紅薯干是主糧,雞屁股是銀行。」「堂堂五尺男子漢,不如母雞下個蛋。」這就是一些社員對自己的極端窮困生活的自我嘲諷。而有個時期,連雞也不許養,說那是資本主義尾巴。當時一個社員家裡,能有一頭羊,兩口豬,三間瓦房,四棵桐樹的,就要算做「暴發戶」,就要被批判、挨鬥。這樣,社員除了外出逃荒要飯,還有什麼活路?!   
  當然,蘭考所以窮,也並不完全是由於張欽禮這一夥人或者只是由於文化革命這十年的罪過。要挖蘭考的窮根,還要追溯到更遠的時間、從更深刻的方面去尋找。蘭考自然條件差,歷史上黃河曾多次在境內改道,形成旱、澇、鹼、沙四大災害。據解放後30年的統計,曾發生過澇災10次,旱災11次。但這也只是貧窮的一個原因。用刁文同志的話說:蘭考真正的窮根,還是在「極左」這兩個字上。   
  蘭考解放30年,全縣農業生產曾經歷了發展一倒退一恢復一徘徊一前進這麼幾個過程。1957年前,全縣的農業生產是逐步發展上升的。1956年糧食總產達到1.7693億萬斤,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城關公社一位書記,形容那時農民的生活是:「家裡紅棗花生不斷,糧食得用囤子囤在外面。豬羊滿圈,大牲口成群。」   
  城關公社當時還有一句民諺,叫做:「種好四蓬樓,吃喝穿戴都不愁。」這四蓬樓,第一蓬是楊樹,第二蓬是棗樹,第三蓬是荊條,第四蓬是花生。1958年來了個「以鋼為綱」,把第一蓬樓楊樹都砍了做大辦鋼鐵的燃料燒光了。那一年,地裡的莊稼長得很好不准收,偏偏要動員農民去大煉鋼鐵。棗樹也砍了一部分。鬧到1962年,全縣糧食下降到5062萬斤,只等於1956年糧食產量的十分之三。好不容易經過三年調整,逐步有所恢復。接著又要大批資本主義,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棗樹和荊條大多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刨了、毀了,剩下的一些棗樹沒人管理,荊條沒人敢用,這第二、第三蓬樓,也都沒了用場。第四蓬樓花生,本來適合沙地種植,可又因為要貫徹「以糧為綱」,一會兒要搞「紅薯王國」,一會兒要學江南魚米之鄉種水稻,一會兒要學東北種大豆、高粱。說花生不算糧食,就是不准種花生。這四蓬樓全搞光了。「砍了」搖錢樹』,毀了『聚寶盆』,沙區不准種花生,有地也沒用。」社員想搞的不讓搞,明明不能搞的卻偏偏逼著社員去搞。蘭考咋能不窮?   
  另外,政治運動太多,幹部不穩定,也是造成貧窮的原因之一。從1956年到1976年20年中,蘭考總共搞了22個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上個運動沒完,下個運動又接上來。蘭考群眾編了個順口溜:   
  反右派、共產風, 
  拔白旗、反右傾; 
  三年調整喘口氣,   
  又提出: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大四清、小四清, 
  接著來了紅衛兵; 
  「走資派」、「黑五類」, 
  抓了「敵人」一大群。 
  人人心害怕, 
  生產咋能會上升?   
  由於運動多,反覆也多,班子換得也就特別勤,社員說:   
  上邊換一人, 
  下邊換一群, 
  下台的不服氣, 
  上台的不安心。   
  公社和大隊、生產隊幹部,有的一年一換,還有的一年幾換。瓜榮公社三大隊有個生產隊,一年換了七個隊長,當然誰也沒法安心抓生產。以後出現了個徘徊階段,上升速度也很慢,而人口增長的速度卻很快。1964年焦裕祿逝世時,全縣人口是36萬,1979年是52萬,16年人口增加16萬。生下的孩子不能幹活,卻要吃糧食。蘭考的經濟情況也就越搞越糟。社員們痛心地說:「俺們蘭考人,是手捧金碗去要飯,腳踏金板往外竄!」      
三、蘭考現在的情況怎樣   
  現在的蘭考情況怎樣了呢?我們去蘭考前,段君毅同志剛剛從那裡檢查工作回來。他說:「和富縣比,蘭考還算是個窮縣;和過去比,蘭考已經有了很大進步。」我們去後,感到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1979年,蘭考糧食總產達到2億8000多萬斤,比1978年增產4500萬斤,增長率達19%,上交國家糧食和統銷糧相抵,淨向國家貢獻345萬斤。這對於蘭考來說,還是多年以來的第一次。油料總產達到1167萬斤,比1978年增長2.7倍,上交國家花生500多萬斤。這也是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可喜成績。   
  隨著生產發展和農副產品價格的提高,社員生活也得到了初步改善。1979年社員口糧達到338斤,比1978年增長9.6%。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收入49.7元,比1978年增長15%。由於放寬了農村經濟政策,社員在實行生產責任制中還大部分得了些超產獎勵糧,並且普遍在自留地裡種了糧食和瓜果蔬菜,每家還都飼養了些小牲畜如豬、羊、雞、鵝等。因此,社員們的實際收入,要比從集體分配得來的還要多。   
  我和劉應祥同志到蘭考後,專門去看了自由市場,發現那裡的糧食價格,已經和國家收購的超產糧價格大致相等。可見農民的家裡已經有了些餘糧。我們和賣糧的社員交談,都說:「俺們手頭活動多了。家有餘糧,心裡不慌。這些年,蘭考頭一回沒人再出去要飯了。在外面要飯的,做臨時工的,都在忙著往回奔了。」他們還說:「這都多虧政策好。責任制這個政策,一年不變能吃飽,二年不變有餘糧,三年不變有錢花。」   
  刁文同志說:「社員怕變是好事,說明政策對頭了。政策不對頭,社員就想快點改變政策,從前那套瞎指揮的政策,社員早就巴著改變了。」實行生產責任制,幹部中還有這樣那樣顧慮,群眾都說好。有的社員說:「這辦法,比啥靈丹妙藥都好。」群眾還總結一整套好處,說是:「耕地多了,荒地少了;干家多了,搗家少了;有陳糧的多了,要飯的沒了;蓋新房的多了,下雨房子漏的少了;往銀行存錢的多了,賒賬、借東西不還、缺零花錢的少了;窮隊娶新媳婦的多了,打光棍的少了。」刁文同志還說:「蘭考底子薄,現在社員還很苦,縣委的基本思想是要讓群眾休養生息,這個辦法多穩定幾年很有好處。」   
  在(土固)陽公社左寨大隊,我聽著劉應祥和習文同志一起幫助大隊幹部和社員算賬,越算越覺得責任制這個政策,確實調動了社員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起了很大作用。這個隊土壤條件很差,是個出了名的窮隊,多年來基本上是吃糧靠統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由於長期窮困,社員們對集體生產已經喪失信心,無心勞動。1978年小麥每畝單產106斤,棉花每畝單產6斤半。群眾中流傳著一首歌謠:   
  前刁樓,後左寨,(兩村為一個大隊) 
  鴨兒嘴,鹽鹼片, 
  賣土鹽,推小車, 
  還有一百零八個光棍漢。   
  每年一過正月十五,社員就成群結隊外出要飯,直到麥收前才回村。第四生產隊共有62個勞力,經常出去要飯的就有48人。1979年實行了責任制,社員看到有了指望,就都把實勁使到了生產上。去年一年,就有較大改變,集體地的糧食產量平均增長66%,自留地還生產了不少糧食。15年來,這個大隊第一次沒向國家要統銷糧,還賣給國家5000斤糧食、17000斤油料。全大隊去冬今春沒有一個社員出去討飯的。   
  劉應祥和習文幫助一個大隊副支書、一個生產隊長、一戶社員,一筆筆算了他們去年收入和今年預計可能得到的收入賬,越算他們勁頭越足,都說,今年的日子,一定還要比去年好過。      
四、一個老共產黨員的痛苦和歡樂   
  在他們算賬的過程中,我無意中問了問那位大隊副支書。才知道他是1945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他叫馬同興,是位殘廢軍人。參加革命時才17歲,先在第三野戰軍皮定鈞旅當戰士,以後升任排長。1956年從榮軍學校復員回來辦高級社。1959年被打成右傾分子,開除了黨籍。去年才又恢復黨籍,擔任了大隊副支書。我問他:「老馬,你要過飯沒有?」   
  「咋能不要!」他說,「我家人口多,前些年我又被打成個『臭名遠揚』,把我的殘廢金也扣除了,生活沒一點照顧。不要飯咋中!」   
  「『臭名遠揚』,這算是什麼帽子『!」我不禁有些驚訝。   
  「他們說我在解放戰爭中,跑的地方多,就說我是個『臭名遠揚』的反革命。」老馬彷彿已經對這些往事很淡漠了。   
  「你要飯都去過哪些地方?」   
  「去的地方多了。好多都還是我在解放戰爭中參加解放過的城市。」   
  「你是個黨員,出去要飯,心裡好受嗎?」   
  「心酸得很呀!可那有什麼法於呢?1968年,我帶著三個孩子到西安要飯。那一年,到處亂哄哄的。要飯也很難。我覺著:實在有點熬不過去了,就想到北京去找徐司令。我是個工兵,過去打仗時給徐向前司令挖過指揮所。我約摸著,他興許還能記得我。可我又想:他老人家那時在北京也正在遭罪,我不能再去打擾他,就沒去。」   
  屋裡談話的人全停了下來。我默默地望著這位參加革命已經35年的老同志,從他入伍時的年齡算起,今年應該是52歲,正是壯年;可是,歲月的風霜,使他過早地衰老,額上已經佈滿了皺紋,像是一位老人了。   
  當時在場的(土固)陽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這個公社是個老區,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打擊迫害的老同志還有不少,現在多數已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有的還恢復了工作。去年一年,他們就三次舉行萬人大會,給受打擊迫害的1400多名幹部和社員平反。我不知道該再向老馬說些什麼是好,就又問他:「現在的生活咋樣?」   
  他說:「走,我領你們到我家和我包的地裡看看。」   
  我們出了村,在一大片茂密的玉米地中,老馬指著其中一塊,自豪地說:「看,這就是我包的地!」   
  這塊地裡的玉米確是長得很好,幾位內行的人都說:每畝足可收800斤上下。回來的路上,老馬還說:「實行責任制還有個好處,幹部參加勞動問題解決了。從前光是動員,就是沒人聽。現在幹部山包了地,不好好勞動不中了。」   
  他指著走在前面比他年輕的女支書,又向我們說:「我恢復黨籍時,上面叫我當支書。我說:不中了,我年紀大了,還是找個年輕的。國家現在政策對頭,社員們心也齊,比從前好領導多了。我沒有旁的想法,就巴望著國家早點建設好!」   
  我們走進他的家裡。他領著我們看那幾大土缸糧食,把一個個土缸蓋子掀開讓我們看,裡面全盛得滿滿的。這時,我忽然注意到堂屋的牆上,掛著用一小截高粱稈串起來的七八個顏色已經發暗的紀念章。其中有解放太原、大西北、江蘇、四川等地的紀念章;還有修建康藏機場、康藏公路的紀念章。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小心地取下來,一枚一枚托在手上仔細地觀看著。老馬卻打斷我說:「別看了,都是孩子們擺弄出來的。」   
  說著,他又高興地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說:「我有六個孩子,兩個上了高中。往年他們難得穿上新衣裳。我領的那些布票都換糧食吃了。今年他們有好幾個都換了新。上高中的那個妮(女孩子),還做了件的確良,留著逢年過節罩棉襖穿。」他一邊說,一邊拉我走進裡屋,掀開一個舊木箱子,在一堆破舊的衣物中翻抖著,尋找著,想盡快把那件他看得那麼貴重的衣服找出來。他是那樣地興高采烈,而我卻強忍著快要流出的熱淚,把頭猛地轉過去。我的心頭塞滿了喜悅,也塞滿了痛苦。我為這位老同志和他的一家的生活,今天終於有了初步改善而喜悅;也為他這點可憐的滿足而痛苦。我在心底深處呼喚著:我們的人民該是多麼好啊!眼前的這位老同志,曾經為了祖國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浴血奮戰,走遍過半個中國;在解放後的30年中,他竟然又受到那麼多折磨,而他卻毫無怨言,對於他個人以及他的子女們的生活,幾乎談不上有什麼要求,仍然在辛勤地勞動著,戰鬥著。他所巴望的,只是把國家早點建設好,使人民能過上較好的生活!我們有著這樣的幹部和群眾,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什麼事情不能辦成呢?!      
五、這是位「犯過錯誤的焦裕祿」   
  今天在蘭考值得稱道的好同志、好幹部很多。然而,從鄭州到蘭考,許多人一再向我提到刁文同志。   
  在許昌,我已經聽到人們說起刁文同志,不過不是讚揚,反而是說他曾經犯過嚴重錯誤。有人說他在1958年擔任禹縣縣委書記時,帶頭刮過浮誇風,差一點被當時的省委負責人槍斃掉;還有人說他在臨穎擔任縣委第一書記時,和鄰縣的關係都不太協調;因為私蓋電影院的錯誤,又幾乎被撤職等等。這麼個犯過嚴重錯誤的幹部,省委為什麼還要把他派到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讓他挑起蘭考縣委第一書記那樣一副重擔?聽省委幾位負責人的口氣,似乎還對他比較讚賞,這又是什麼原因?我實在感到很納悶。   
  我問到一位省委負責人,他說:「在河南,要想找一個從來沒有犯過錯誤的幹部,太困難了。30年翻了那麼多次燒餅,這次翻過來,下次又翻過去,總得沾點邊。黨都犯過錯誤,幹部還能不跟著犯錯誤?問題是要看這個幹部所犯的錯誤性質,還要看他是不是已經改了。現在有人說,河南的幹部是:都有錯,都有氣,都有理。這話不是沒有道理。敢不敢使用犯過錯誤的幹部,用了又敢不敢放在重要崗位上,敢不敢在工作困難時支持他,這對我們的幹部工作也是個考驗。至於刁文同志的情況,你先去蘭考看看,回來我們再詳細談。」   
  我就帶著這個重要疑問去了蘭考。路上我又問了劉應祥和省農委的一位工作人員:「刁文到底咋樣?」他們倆異口同聲地說:「刁文是個闖將,是個干家。幹工作有魄力,有能耐,指哪打哪,捨得下身子。在蘭考幹得不賴。蘭考人說,『刁書記像是焦書記又回來了。』還有人說,刁文是位『犯過錯誤的焦裕祿』。」   
  「犯過錯誤的焦裕祿」?這稱號有點特別。我又問劉應祥:「這麼說,刁文從前是犯過錯誤?」   
  劉應祥坦然地說:「犯過。大辦鋼鐵,勞民傷財;大辦食堂,給老百姓帶來了禍害。這些錯誤都不輕。可是,1958年那時,當縣委書記的,又有幾個沒犯過錯誤?彭老總那樣的人,有是有,不很多。那陣風是從上面刮下來的,一級一級往下刮。刮得人暈頭轉向。上面逼得緊,下面的幹部幹勁越大,錯誤也越大。以後出了事,造成損失,就把什麼都推在一個縣委書記頭上。這不公平!刁文這個同志,幹什麼都有股子衝勁。1958年他在禹縣,大辦鋼鐵可出名了。中央和省裡的報紙、廣播都鼓吹過禹縣,說禹縣日產生鐵幾十萬噸、上百萬噸。後來要處分刁文的那位省委負責人,當時就吹得比誰都響,中央一來人,他就陪著上禹縣參觀。以後,他又想把責任推在刁文身上,要拿他開刀保自己,被中央發現後,才制止了。」   
  「他在臨穎是怎麼回事?」我又問。   
  省農委那位工作人員搶著回答:「臨穎的事,我覺著刁文沒錯。臨穎全縣沒個電影院,刁文領著幹部、群眾自己動手,用架子車拉磚,拉石灰,拉建築材料,蓋起了個電影院。他是真干,不是假干,拉起架子車來,一拉就是半天。以後有人說他電影院蓋大了,用錢用多了。這總比那陣子什麼都不幹,專門挑刺甚至破壞生產,破壞建設的人強。」   
  我還問了他們:有人說他在臨穎和鄰縣關係不太協調,究竟怪誰?他們說:「沒那麼嚴重。是有些人對他有意見,可還說不上是縣與縣的關係問題。究竟怪誰?你聽聽事情的原委自己判斷好了。這些意見,也是從拉架子車開始的。」   
  「拉架子車會鬧出縣與縣的意見?」   
  「那可不是。」又是省農委那位工作人員搶著回答。接著,他便向我講了這麼一件事:   
  就在鄧小平同志1975年復出前後,地委有次召集各縣大隊以上幹部會議,佈置生產任務。散會前一天,各縣就忙著往家裡打電話,要家裡派車來接。一散會,各種各樣牌號的車於全來了:北京吉普、小華沙、客車、卡車、拖拉機,一應俱全,各有各的用處。刁文也給縣裡打了電話,讓縣裡來了幾部卡乍,車上裝滿了一掛掛架子車。當時工、農業生產都正缺煤用,礦山裡的煤又因交通運輸緊張,一時運不出來。他就讓參加會議的臨穎縣幹部,每人拉起一輛架子車,先進山拉煤,再各自回公社、大隊。一拉就是七八天。以後,報上登出了介紹臨穎縣幹部帶頭運煤,解決了供煤緊張問題的事跡。報紙一到,鄰縣的一些幹部就罵開了,他們說:「刁文這貨,把事情都做絕了。他光顧自己先進,讓我們全曬在那裡!」   
  這事情究竟怪誰呢?我不想做結論,還是請讀者自己去做判斷吧。我只能說:當時我聽完這幾件事,覺得他是個多少有點魯莽的實幹家。   
  我們到蘭考那天,天色已近黃昏,刁文在下面還沒回來。晚上8點鐘,他才來到我們的住處。因為一開始就聽到有關他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議論,我就想盡量保持冷靜,一邊聽他說話,一邊暗自研究他。   
  他是山東文登人,說話還帶著很重的山東口音。一隻眼有點毛病,說起話來,不時地瞇著眼睛,彷彿隨時都在徵詢別人的意見。他下身穿件綠軍褲,上身穿件白襯衫,褲管和袖管都捲得很高,有些兒衣衫不整。乍看起來,使人覺得他頂多是個公社的武裝部長。   
  更加使我沒有想到的,是他一開頭就從自己過去的錯誤說起。他說:「我來蘭考,自己也很擔心。蘭考這些年沒上去,吃的是不實事求是的虧。我過去犯的偏偏就是不實事求是的錯誤。河南有些幹部,對我有個老印象,說『刁文這貨,就是好吹!』這對我有壓力,也有好處。我便常常提醒自己:『刁文,刁文!黨把你派到這裡,別再犯老毛病,遇到事情先調查研究,千萬別胡吹瞎子!』」   
  這些話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我顧不得再去暗自研究他,很快便同他和劉應祥同志一起愉快地交談起來。   
  他又說:「蘭考這兩年有了些改變,有些人說是縣委領導得好。哪有這麼回事?蘭考換了那麼多縣委書記,都沒搞好,我哪有這個能耐?我這個人有啥?黨齡不長,1947年才參加革命,這裡的好多老同志都比我資格老;文化不高,解放前才念過很少一點書;經驗不多,參加革命後,做過幾年團的工作,當過兩任縣委第一把手,都沒有搞好。我們這任縣委是沾了這麼幾點光:一是沾了政策光。政策得人心,我們執行得人心的政策,群眾就會歡迎我們。我們黨干了30年,總算開始摸出了點搞建設的門道,往後還會越搞越好。二是沾了張欽禮、『四人幫』的光。張欽禮太壞了,『四人幫』太壞了,群眾一比,就覺得我們比他們好。三是我自己也沾了從前犯過錯誤的光。犯了錯誤有教訓,遇事總要謹慎些,不敢再隨便蠻幹。」   
  隨著我們的談話逐漸深入,他也談到來蘭考後遇到的困難。當時張欽禮的幫派勢力還很猖獗,他來了沒多久,就有人給他寄來個小花圈,要他早死早滾蛋。那時他真是「四面楚歌」。許昌地區的禹縣那邊,有人對他還有氣,仍然在轟他;縣裡的張欽禮幫派勢力,在趕他;地委有個支持張欽禮的領導,在壓他。他說:「如果不是省委態度堅決,在關鍵時刻段君毅同志還在全省幹部大會親自表態支持我,我在蘭考一天也站不住腳。」   
  他還說到:1958年他在禹縣工作時,胡耀邦同志去禹縣視察工作,曾向他提出過批評。過了整整20年,1978年8月他去北京開會,很想能再見到耀邦同志,就寫了封信去向耀邦同志提出請求。信發出後,他又很後悔,總覺得耀邦同志不會再記得他了。沒想到第二天就接到耀邦同志秘書電話,讓他立即趕去。他去了後,耀邦同志還留他吃了飯,對他說:「1958年我到禹縣參觀,對你們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我當時批評你,你沒聽。這次到蘭考,你要注意啊!」他從這件事情體會到:只要自己願意改,能夠改,黨決不會嫌棄犯過錯誤的幹部。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快結束時,他又說:「現在河南犯錯誤的幹部很多。我就是想當個專亮自己老底的戰鬥隊員,用我自己的教訓,去幫助別人挺起腰桿來!」   
  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見到刁文同志的第二天下午,我請劉應祥同志主持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專門座談縣委領導作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同志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宣傳部長、縣委機關幹部、公社書記、大隊書記、生產隊長等一共八九個人。大家都說:刁文同志從來不護短,來到蘭考後,大會小會都講自己有錯誤,對誰都講;他還把自己向省委、地委寫的檢討書,也拿出來給縣委常委們看,讓大家引為教訓。每年麥罷秋罷,他都要分別召開一次犯錯誤幹部座談會,由他親自主持。在會上,他問大家有什麼困難和要求,並且現身說法教育他們:犯了錯誤,只要能夠改正,黨仍然會信任他們。   
  參加那次座談會的同志,還講了不少刁文同志的感人事跡,說他處處踩著焦裕祿同志的腳印走:來到蘭考的第一個春節,就冒著大風雪,領著全部縣委常委,拉了五輛架子車,往返好幾十里,到紅廟給軍烈屬、五保戶、困難戶送煤,送糧食;1978年,縣裡的花生差不多已經絕了種,他帶領縣委機關幹部開了30多畝荒地,一季就收了5000斤花生,一斤也沒留下,全部交給國家做了花生種;兩年多來,他騎著一輛自行車,跑遍了全縣15個公社的140多個大隊,下去就和社員一起勞動,和幹部一起研究怎樣搞好生產;他不光對莊稼活裡的犁、耙、揚、播樣樣在行,下去幫助社員幹活時就能拾起來,還不怕髒和累,幫助社員拉大糞車;城關公社有個社員栗石頭和他一起拉了半天糞,不知道他是誰,後來知道他是刁文,感動地說:「舊社會的縣太爺都是坐八抬大轎的,沒想到縣委書記還和我一道拉大糞車」;離縣城兩華里有個孤零零兩間房子的福利院,住著幾個五保戶和幾個沒爹沒娘的孩子,十年沒人管,他上任後就親自趕了去,問寒問暖,連鍋蓋都掀開看看,感動得幾位老人直淌眼淚;他還和焦裕祿一樣,主持縣委常委會議,重申了過去的一項決定:不准看白戲、看白電影,並且身體力行,帶頭遵守,等等。   
  這樣的事例,那天參加會議的同志還說了不少,我不能一一列舉。到會的同志還一起排了排建國以來曾在蘭考工作過的13任縣委第一把手的情況。他們回憶著、對比著、爭論著,最後得出一致結論:這13任書記中,連同焦裕祿、刁文在內,共有5任算得上是好書記。前4任書記,有的為蘭考累死了,有的被壞人轟走了,現在就剩下刁文。他們說:蘭考面貌的改變,很可能在刁文這一任上實現,因為他趕上了個好時代。   
  當他們在進行回憶、對比、爭論的時候,我的思想不禁又張開了翅膀。我想到臨來之前,那位河南省委負責同志的話,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回去向他詢問刁文同志的情況了,因為這裡許多同志的評論,可能更具有權威性。我也開始懂得:河南省委為什麼要派這樣一個幹部到蘭考來,並且在他遇到困難時堅決支持他。自然,我也不免激憤地想到:1958年後那位要用刁文做他自己以及更高一級領導的替罪羊的省委負責人,假如他的主張在當時被付諸實行,那麼,今天這位被蘭考幹部和群眾公認為是又一個好書記的刁文,早已飲恨黃泉了!   
  鐵托同志有句名言:「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這位偉大戰士的話,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深思一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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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河南漫行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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