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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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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從平常中體悟生活的智慧

    我身於北京,但離開繁躁的城市已近兩年了。有人說,大隱於市。我既不是大隱,也沒有在鬧市中。如何來描述自己的生活,也只有用「平常」兩字言之。    
    事實上,近兩年來的生活,除了平常,還是平常。因為,除平常之外,就最沒有什麼了。看書、上網、小區散步、菜場購物、一星期上一次班,除此之外,就沒有更多的事情了。而這些事情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日如此,年年如此,以此來關照一般民眾的生活,同樣是那樣平常。我想也正是這種平常,才是人們生活的真實。    
    但是,對於平常的生活,小說家能夠構思出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經濟學家能夠計算出一串又一串的數據、道德家可以描繪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理想、政治家則能夠激起一股又一股民眾的熱情等等,對於一介平民來說,既沒有故事,也沒有理想,但是生於斯、處於斯、臨於斯,既可以體悟、細觀,又可以知著見微,尋找智慧,豐富與成長人生。    
    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一舉手、一投足,發生得那樣平常,那樣微不足道,但是只要我們一戴上專業知識的眼鏡,立即映現出有趣的紛繁。比如,北京路上堵塞是那樣嚴重,交通事故又是那樣頻繁。這些都是開車外行者經常所見所聞所感的東西。面對這樣一些平常的事情,我常會問學生,「開車行駛,就得面對交通事故的風險,嚴重時危及人的生命。為了減少民眾在路上開車所發生的事故風險,好心的政府決定在所有的路上都放上一個『禁止入內』的牌子,以『保護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你們感覺如何?」學生們一定會覺得這個問題提得莫名其妙,沒有意義,更不需要回答。    
    學生們一定會覺得「政府為了怕出事故,就禁止人民開車上路」的想法是匪夷所思的,但是,這種「大家都不要做,就不會出事」的想法,其實正是不少政府管制措施的出發點。實際上,對於開車行駛中的事故風險,政府除了採取完全禁止的方式外,也不是安全不可作為的。如考駕照,要求駕駛員謹慎駕駛;制定嚴格的交通規則,對違規者嚴格處罰。同時,只要我們願意花錢降低事故風險,市場也會發展出種種完全措施,如安全帶、安全氣囊等。但是,這些都不代表我們可以從此不再有行車的事故風險。只要我們保留開車的自由,我們就必須面對可能的事故風險,就得承擔保護自己安全的責任。    
    在此,政府管制、自由選擇、風險等一系列的經濟學專門概念都展現在我們的眼前,並從這些專門的知識中,看到問題所在。在平常的生活中,我們細心地觀察、仔細地思考,並戴上專門的眼鏡,不僅能夠從這種觀察中學習許多知識,發現許多有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能夠從中尋求與體悟到不少生活的智慧。正如本書中許多篇章所描寫與分析的那樣,生活中許多大大小小的行為都是如此。    
    婚紗照的經營、菜市場的購物、購房的選擇等等,人們的哪一個行為不能夠從中體悟或分析點什麼呢?為什麼一些人能夠從生活的種種中體悟到許多東西並以此來促進個人的成長,而另一些又做不到這點呢?問題就在於我們沒有這樣去思考、去觀察的點或角度,如果本書能夠拋磚引玉,為大家提供一個角度、一個視角或一種方法,來觀察體悟身邊的生活,這就讓我欣慰了。    
    還有,任何人的生活都是有限與獨特的。因為,個人的生活不僅要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且還要受他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知識水平、教育與習俗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的生活體驗都是有限而獨特的。因此,他人的成長經驗、他人的成功之路,同樣是我們瞭解社會、體悟人生的重要一環。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樣,人們的知識結構包括科學知識和有關特定時間與地點的知識。而後一種知識就是「有場景知識」,或博蘭尼所稱的「默示知識」。由於這種知識處於親臨其境或「此在」之中,因此,它完全分散於第一單個的個體之中,也就是說,對於單個的個體而言,他總是會或多或少地擁有一些他人所不知道的知識及信息。而且它總是處於親臨其境之中,這也就決定了「有場景知識」是不可傳教給他人的。也就是說,在他人的經歷與生活中,總是有不少東西只能是個人體悟而不可傳承的。    
    但是,人們的知識結構中同樣包括一般性的規則,而這種「一般性規則」並非人為刻意創建的,而是在人們生活的交往過程中自然形成,如韋伯所稱的「工具理性」,福山所言的「社會資本」。這些一般性的規則不僅減少我們生活中的種種成本,簡化了我們行為中的決策過程,也為我們與他人的互惠合作創造了種種條件。而這些都是人們生活中的智慧,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從他人那裡學習、擷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等,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中都取得了驚人成績。儘管他們生活之路的種種條件不可能重現,但我們同樣能夠從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學習與體悟許多東西,同樣能尋求經濟生活的知識與智慧,尋求他們的魅力與人格,從而能夠促進我們更好地成長。    
    生活永遠是平常的,但它又是豐富多彩的;生活永遠是平淡的,但它又充滿著理想與智慧。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去觀、去察、去思、去想、去體悟,但願我這一點點文字能夠給讀者提供一些可觀、可察、可思、可想、可體悟的信息、角度與方法。如果這樣,我就足矣。    
    是為序。    
    於2004年3月28日    
    北京北七家王府溫馨公寓11號樓1門502室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1節 家世與生活環境

    羅納德·哈里·科斯(RonldHCoase)對經濟學的貢獻及影響,雖然沒有亞當·斯密的悠遠,馬克思的深沉,凱恩斯的廣泛,但是他的經濟思想同樣也引起了經濟學上的巨大革命。正像諾貝爾經濟學獎評獎委員會所指出的那樣,科斯「為我們瞭解經濟運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貢獻」。參見瑞典皇家科學院1991年公告。    
    1910年10月29日下午3點25分,在英國倫敦郊區威爾斯敦一所兩層樓的房子裡,羅納德·哈里·科斯來到了人間。儘管在現在威爾斯敦已經成了倫敦地區生產食品和機械的重要工業區和繁華的市鎮。但是,直到20世紀40年代,在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的筆下,威爾斯敦仍然是「世界上最井然有序」的一片田園風光。在那個時候的威爾斯敦,人們很難相信世界任何地方真會發生任何事:日本的地震,中國的饑荒,墨西哥的革命。放心好了,明天早上牛奶照樣會放在門外台階上。威爾斯敦在奧威爾的印象中簡直是世外桃源:鐵路兩旁儘是野花,高大而漂亮的馬兒在遙遠的草場上徜徉。舒緩的溪流旁垂柳依依,蒼翠的榆樹放開胸懷,村舍花園裡飛燕草和花兒……一切都在沉睡,做著英格蘭那香甜的夢。而且這些美景不僅僅在於自然恩賜,而更多的是經過人們辛勤勞作與修整,迷人地散發著人類汗水結晶的芬芳。這些人造景物幽雅而天衣無縫地跟天然環境融為一體,滲透著祖先們的生命和大自然的韻律,此景此物,對幼小的科斯來說亦是大自然賦予的最好禮物。科斯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自然環境,心靈的陶冶,性格的培養,養成了他的淳樸、真誠和對自然酷愛的習慣。也正是這種自然純樸的心靈,一直促使著科斯對真實的經濟活動研究持有執著的追求。同時,和睦融洽的家庭環境也成了科斯茁壯成長的搖籃。    
    在科斯童年的回憶中,他的家庭不像馬歇爾(AMarshall)那樣出身於書香門第,也不像凱恩斯(JMKeynes)那樣出生在經濟學世家,更不像庇古(APigou)那樣出身望族顯貴,他的家庭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個英國家庭。父親是郵局的一個電報員,母親也曾經在郵局工作,但結婚後辭去了工作。參見科斯學術自傳《一個經濟學家的思想演進與發展》。科斯的父母早年輟學,他們都在12歲時離開了學校,但由於工作的需要以及他們本身的努力,科斯父母達到了相當高的文化程度。不過,像大多數普通市民一樣,他們對學術方面問題通常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他們也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喜歡體育運動,但是他們並非像現代英國人那樣愛看而不愛參與。他的父母喜歡參加各種不同的體育運動。科斯母親喜歡打網球,甚至高齡時還是寶刀不老,經常出現在運動場上。科斯的父親年輕時玩足球、板球和網球,老年愛玩草坪滾木球,而且還是一名好球手,他經常代表當地體育團體參加一些比賽,並且常常獲勝而歸。科斯的父親還為當地報紙及《滾木球新聞》寫有關滾木球方面的文章。在這種融洽自由的家庭環境中,科斯不僅從小得到了父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而且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科斯天馬行空般的思維習慣。這些都為科斯今後的成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少年時代的生活    
    少年時代的科斯像普通男孩子那樣對體育運動也有極大的興趣,但他的主要興趣總是放在學習方面。因為科斯是個獨生子,在童年的歲月裡,他沒有像有眾多兄弟姐妹的孩子那樣享受兒童成長的快樂,他經常是一個人獨處,但他從不感到孤獨。也正是這樣的獨處,養成了他從小就能夠獨立思考的習慣,他能在同一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例如,科斯在下國際象棋的時候,能夠樂於輪流扮演下棋的每一方,而由他自己指揮對弈。還有,他很小就開始從當地公共圖書館借書閱讀,儘管這些閱讀得不到人們的指導和做到有選擇,但是科斯通過大量的閱讀卻打開了一個個知識的世界,這些自然為他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科斯看來,在他的學術成長過程中,他的父母既未能給他任何學術觀念指教,在書籍閱讀方面也不能給予他具體幫助,但是每當科斯需要他們的時候或科斯有困難時候,他的父母總是會竭盡全力地支持他和幫助他,讓他渡過一次次難關,克服一次次困難。而且他的母親培養了他為人誠實厚道的品格。而這些品格是每一個人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正如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奈特(FrankKnight)教授所說:「科學的基本原則(真誠或客觀性)本質上就是一種道德原則」。奈特:《自由與改革》,美國自由出版社,1982,第244頁。科斯努力遵循他母親的教導,並且一生中一直堅信他父母親給了他創作的力量與源泉。在科斯童年的記憶中,他母親心目中的英雄是鄂茨上校。鄂茨和斯考特從南極考察回來,鄂茨發現他的病妨礙別人,他就告訴他的夥伴們他要出去散步。鄂茨是在暴風雪中走出去的,但他再也沒有回來。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這件事對科斯影響很大,他總是會感到一個人不應該讓別人討厭,應該與人為善。所以,以後科斯無論是求學,還是工作,或是與學界交往,他都能與他有關係的人形成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說,良好的人際關係同樣是現代社會個人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科斯也不會放棄原則而去附和他人。正如科斯自己所說的,他的「目的就是要瞭解經濟制度的運作,獲得其真理,而不是支持某些觀點。而且在評論他人的觀點時,我總是設法理解他們的觀點是什麼而不要誤解之。我決不對由於欺騙而獲得的勝利感到興趣。」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360頁。    
    在科斯11歲的時候,他被父親帶到一位看骨相的人那裡。那位看骨相的人不是根據科斯的顱骨形狀,而是根據他的行為導致的印象,從自己的相書所列各種各樣的個性的概要找到了科斯個性的說法。骨相先生說:「羅納德·科斯少爺,你聰明穎慧,而且你知道自己這一點,雖然你可能傾向於低估你的才能。」「你不會像一條有病的魚那樣隨波逐流……你分享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又不會成為別人手裡的一種被動工具。雖然在看到你自己有優勢的地方,你可以和其他人工作,也可以為其他人工作,但是你更傾向於自己思考和為自己工作。不過,決心稍大一些可能對你更有利。」在最後的評論中,他建議科斯今後的職業最好是:「科學和商業、銀行、會計,以及園藝和養雞為業餘愛好。」對他個性補充了一些評論:「需要充滿希望、信任和專心——不適合於商業生活中侵略性、競爭性強的方面,或許更加積極的雄心可能有益。」骨相先生也注意到科斯的行為太小心謹慎了。王宏昌編譯:《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1987~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第145頁。因此,他也根本難以預料這個靦腆的小男孩有一天竟會是一項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    
    科斯在小的時候,他的腿有點毛病,醫生認為他需要在腿上加上鐵件。於是,他只好進入當地的殘疾人學校。這種學校是由當地地方委員會辦的,同時還招收精神上有病的兒童。因為在當時,這兩類學校的有些課程是相同的。科斯現在已記不清楚在那裡學習的課程。他現在能記憶的是有一段時間教過他們編織籃子,即學會一門社會謀生的手藝。對科斯來說,要能熟練地掌握一門有用的技術是十分不易的。    
    由於就讀殘疾兒童學校的原因,科斯錯過了通常在11歲時去參加地方中學的入學考試的機會。不過,科斯的父母並沒有就此放棄努力,而是盡力地幫助科斯學習。在科斯12歲的時候,他被允許參加中學獎學金考試。對於這次考試,他已經記不得太多,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現在惟一記得的事情是在口試時,把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中的一個人物稱為麥克伏裡奧,引起了人們的哄堂大笑。但這個失誤不是考試的關鍵,也沒有影響他入學,科斯被授予了獎學金並且進入了當地著名中學——契爾伯文法學校。進入契爾伯文法學校是科斯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裡正規和良好的教育,為科斯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按照英國教育制度,進入公立學校的兒童在11歲之前受小學教育,然後一直到至少16歲,受中學教育。而中學又分為文法中學和現代中學兩大類。現代中學只為大多數的學生提供有限的教育,文法學校則為25%成績較好的學生將來投考大學做準備。這些文法學校一般都源遠流長,像伊頓公學創立在1440年。這些學校特有的氣質在19世紀就已形成。那時候大英帝國正在擴張,大批的新殖民地需要信心十足的「精英分子」去治理。為了保證能提供可以令學生們前程似錦的一流的教育,這些學校的入學條件定得非常嚴格。在文法學校裡不僅提倡嚴格的學業教育,而且強調人格的訓練。教堂是學校學生的聚焦點,集體競賽跟上課同樣重要。為了讓學生學習領導才能,紀律都是由年紀較大的學生負責訓練。而且大多數文法學校一直是寄宿學校。    
    可以說,科斯在契爾伯中學學習,無論是學識上,還是人格的培養上都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學識上更是如此,科斯特別記得他們的地理教師查理·休斯頓,他將魏根納的大陸漂移假說介紹給他們,他還帶他的學生們去聽皇家地理學會的講演,其中有一次關於河流彎曲的講演,介紹了地球轉動對河道的影響。這些在書本中,在一般的中學中是無法學到的。1927年科斯參加並通過大學入學考試,歷史和化學成績都優異。進入大學,踏上新的征程,一次次的機會在向他招手。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2節 大學決定了他的人生

    根據英國的教育制度,科斯在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之後,可以繼續在契爾伯文法學校學習兩年。作為倫敦經濟學院的校外學生,他可以參加倫敦經濟學院的中期考試。這包括了在大學一年級期間所要選修的全部課程。因此科斯進入大學後,面臨著決定讀什麼學位的選擇。而就此而言,科斯認為,他當時所做的選擇完全是由他所遇到的偶然事件決定的。由於科斯通過大學考試時歷史科目較為優異,因此他在學位的選擇上,一開始傾向於希望獲得一個歷史學學位。但學校規定,要獲得歷史學學位必須懂拉丁文。由於科斯進入契爾伯文法學校時比一般孩子晚了一年,像他這個年紀的孩子學習拉丁文已經一年了,因此,科斯被分派到學校的理科班,這也就意味著科斯不能獲得歷史學學位了。因此科斯轉向了他另一門成績優異的學科——化學,並開始為獲得這一學科學位而努力學習。但是後來科斯發現數學是這一學科學位的必修課,而數學對科斯來說並不合胃口。因此,科斯最後只好決定轉向他在契爾伯文法學校惟一向他敞開大門的、可供他選擇的、能獲得學位的商學學位上。科斯回想起這段插曲時,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認為他不喜歡數學的原因是因為他不喜歡學習數學公式及數學運算的意義。如果他能有湯普森(SylvanusThompson)的《計算容易》這本書(其書解釋了數學運算的意義),或者在契爾伯文法學校的數學教學中採用了同樣的方法,就很可能引起他對數學的興趣,並把數學學好,也就能獲得數學學位了。幸運的是,他沒有去做一個平庸的數學家。而且,因為他當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對社會問題特別感興趣,這也意味著研究經濟學的前景對他很有吸引力。在此後的兩年中,他學習經濟學、地理學、法語、英國經濟史、會計學(當時契爾伯中學沒有開設會計學,他是通過函授學習的)。他參加了倫敦經濟學院繼續商業學士學位學習的中期考試(除了會計學之外,在契爾伯文法學校教有其他課程和相應於他獲得學位的課程)。雖然當時科斯對要考試的科目所需掌握的知識是相當粗淺的,但是他還是通過了中期考試,並於1929年,他18歲的時候,進入倫敦經濟學院繼續商業學士學位的學習。1929~1930年,科斯為學位第一部分的最終考試學習了許多課程:英國貿易、流通原理、生產理論、產業關係、海外領地的經濟發展、印度和熱帶屬地、商業法、統計方法、運輸組織以及心理學等課程。在1930年考試獲得通過。    
    對於第二部分課程學習,他決定選修工業組的課程,而這些課程是為那些今後想成為企業經理的學生學習而專門設置的。當然,這對科斯來說,是不適合的職業選擇,但科斯認為對一個不懂拉丁文不喜歡數學的人來說,又有什麼別的可選擇呢?1930~1931年科斯在學習第二部分課程時,他選修了法語、會計學、工商行政管理、工廠會計成本核算、工貿原理、現代工業問題、工業金融、工業法以及工業心理學等課程。不難看出,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兩年中,學習了門類眾多的學科,因而用於每門學科的時間就不可能太多,這不可避免地未能進行系統閱讀。科斯沒有選修經濟學的課程,但是科斯對有關法律的一些課程,尤其是工業法特別感興趣,幾乎被這些課程迷住了。攻讀商學學士學位的結果,使科斯既懂得一些法律、會計學和統計學,又懂得一點經濟學,這樣的知識結構對科斯今後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儘管當時科斯並不知道這點,選修工業組課程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決定,而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    
    以前在南非開普敦大學任教授的阿諾德·普蘭特(ArnoldPlant)在1930年被聘任為倫敦經濟學院商業教授,並專門負責企業管理方面的課程。普蘭特教授負責工業組。而科斯那年正好在普蘭特接任的那個工業組學習。科斯聽了普蘭特關於企業管理的講演,最終在考試前5個月開始參加普蘭特所教的討論班。儘管倫敦經濟學院一些課程是包括了經濟學原理方面的內容,但是科斯並沒有選修經濟學的課程。結果是,當時科斯對經濟學理論方面的概念是相當模糊的。普蘭特在討論班所傳授的經濟知識,改變了科斯對經濟體制運作的看法,或許更準確地說,是給科斯一個對經濟體制觀察的智見。普蘭特解釋了經濟體制如何可以用定價機制來協調。生產者把利潤擴大到最大限度;生產者之間進行競爭;因而價格趨向於與成本相等,產出的構成是消費者最高評價的構成。政府經常為既得利益服務;助長壟斷而不是競爭;普遍加強使事情更糟的各種規章制度。這些使科斯知道了價格體制指導下的經濟帶來的好處。由於那時科斯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所有這一切思想對科斯來說都是十分新鮮的。可以說,普蘭特不僅影響了科斯的思想,而且改變了科斯的人生。    
    1931年科斯最終通過了獲得工商學士學位所需要的第二部分課程考試。不過,由於科斯已經在契爾伯文法學院學習了1年,而倫敦經濟學院校方規定在能夠授予學士學位之前,要求在學校住校3年。因此,科斯決定必須在這3年住校期間做點事情。在科斯為第二部分課程學習的過程中,他發現他對工業法的課程學習最有興趣。因此,科斯決定以工業法為專業。毫無疑問,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將成為一名律師。但是那件事並沒有發生。當然,這完全是受普蘭特影響的結果。    
    當科斯完成了他的商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習的時候,他對會計學、統計學和法律的知識瞭解還是知之甚少。儘管他在倫敦經濟學院沒有選修經濟學的課程,但他自己也選讀了一些經濟學的原著。科斯在此期間,迷上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介紹給他的兩本書,弗蘭克·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和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Wicksteed)的《政治經濟學常識》,這兩本書激發了科斯非凡的才能,使他能對受限制的選擇進行分析而無需求助於高等數學。如果說,普蘭特專題討論班給了他基礎的入門知識,廣泛閱讀開闊了他經濟學的視野,那麼科斯的許多經濟學知識或思想則是從與同學的討論中獲得的。在他的同學中,科斯的主要朋友有福勒(RonaldFowler)。科斯上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學年時,福勒已經享受卡塞爾旅行獎學金去了法國。不過第二個學年時,福勒已經回來並與科斯選修了同樣課程,也參加了工業組討論班的學習。福勒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們之間的討論對科斯是大有裨益的。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是一個相當小的學校,科斯認識一些以後成為經濟學專家的學生並與他們一起討論問題。特別是與維拉·史密斯〔VeraSmith(後來稱維拉·盧茨,VeraLutz)〕,阿巴·勒納(AbbaLerner)和維克托·埃德爾伯格(VictorEdelberg)等人的討論更是獲益匪淺。    
    科斯和福勒都對成本和成本曲線結構特別感興趣。然而,期終考試之前的最後幾個月裡,對經濟學的討論並非科斯主要感興趣的科目。而吸引科斯的是生產制度結構——不是生產的組織結構,而是奧地利的生產資本結構。這是因為1931年2月,哈耶克(Hayek,FA)正在倫敦經濟學院講授公共課,他的講課把學院的教師和學生都迷住了。哈耶克講課時,教室裡堂堂爆滿。後來其講課內容收集在他的《價格和生產》一書中。正是這種自由的學習、討論以及聽課,似乎科斯沒有進行正規的經濟理論訓練,但是後來證明卻是一大優勢,因為這就使科斯不需要訓練應該思考什麼,反而也就不會忽略什麼。這就給科斯處理經濟問題有了許多自由空間。在期終考試,科斯的考試成績並不十分理想,不過他還是獲得了1931~1932年倫敦大學授予他的一筆歐奈斯特·卡塞爾爵士(SirErnestCassel)旅行獎學金。科斯打算用卡塞爾旅行獎學金到美國研究工業組織中的經濟問題,可以在倫敦經濟學院住校一年。這是因為科斯在倫敦經濟學院只讀了兩年的時間,而學院要求住校3年才能獲得學位,科斯也只能在1932年獲得商學學士學位。也正是這些偶然的事件使科斯真正走上了成為一位經濟學家的道路,而不是成為一位籃子編織工、一位歷史學家、一位化學家、一位工程師或一位律師。    
    到美國旅行,發現經濟運行的真諦    
    科斯提出利用他的卡塞爾旅行獎學金到美國去研究美國工業組織中的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的經濟問題。無疑,科斯選擇這個課題是普蘭特促成的,普蘭特談到過組織產業的不同途徑。普蘭特在他的講演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討論了工業組織結構的問題,但是這些討論好像缺乏理論來解釋,為什麼工業組織中存在差異性問題。科斯就是帶著這些問題開始去尋找新的理論,登入經濟學的奧堂的。當然,在科斯的思想中還存在著與他的主要規劃中相關的另外兩個問題。普蘭特在他的討論班中講到了經濟體制是通過定價機制來協調的,並對當時鼓吹的對英國的一批產業實行合理化的計劃管理進行了批評,特別對用不同運輸工具的協調的建議進行了批評。普蘭特就這個課題於1931年向運輸學會提交過論文。普蘭特在關於商業管理的講演中認為競爭將提供一切必要的協調,而在經濟學中有一種生產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協調。1931年10月普蘭特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就職演講中說,消費者是經濟體系中的「最終的僱主」,而且引用了阿瑟·索爾特的話:「正常的經濟體制自身在起作用。」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2頁。普蘭特的觀點似乎使科斯對企業管理和僱員與僱主的關係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識到,這個論點似乎不完善。    
    這兩種觀點是怎麼樣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協調都必須由市場來提供的話,那麼,為什麼需要管理來協調呢?對科斯來說,本質上同樣迷惑不解的難題又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即社會主義前蘇聯的出現。對今天的人來說,很容易對科斯他們1931年所看到的情況持錯誤的觀念。俄國十月革命在1917年發生,在經過戰爭和內亂時期以及集中管理的最初階段以後,列寧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列寧去世後,斯大林直到1928年把托洛茨基流放後,才成為毫無疑問的俄國領導人,並在1928年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1929~1931年,科斯那時是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因此很難形成關於前蘇聯的計劃如何付諸實施的觀點,科斯對共產主義制度是怎麼樣運作的知之甚少。科斯聽說在伏爾加河上建築大型第聶伯水壩,科斯去過美國的塞內克特迪的通用電氣公司的工廠,看過正在製造的大型水壩發電機組,不過,很難詳細地瞭解其情況。列寧早已說過,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經濟體制國家將管理得像一個大工廠一樣。儘管當時要找出蘇聯正在發生著什麼情況無疑比現在容易得多,但還是只有很少關於蘇聯的經濟組織的經驗作為研究的依據,當時的西方經濟學家正在忙於對社會主義計劃問題進行大辯論。在辯論中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把一個國家管理得像一個工廠一樣將是不可能做到的。科斯想,人們認為不可能像一個大工廠一樣管理前蘇聯經濟,那麼西方世界存在許多巨大工廠的事實又如何解釋呢?當時科斯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此科斯到美國後訪問了諾爾曼·詹姆斯(RJames),他是社會主義的總統競選人。人們也許要問,科斯是如何把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接受普蘭特的研究方法調和起來的?科斯只記得,他的一位同學勒納在其《統制經濟學》一書中承認他的觀點的發展受到普蘭特的影響,並前往墨西哥會見托洛茨基。規勸托氏說,只要再造競爭體制的效果並使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切就都會好起來。但是對科斯來說,他的社會主義的觀點未經任何明顯的否決階段就相當迅速地消失了。    
    科斯是帶著這些疑問到了美國。留美期間,科斯很少上課,雖然在美國科斯訪問了許多大學,但主要的是參觀一些工廠和商店。在科斯旅美之前,英國最大的職業工會——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的秘書歐內斯特·貝文為科斯與英國銀行的布魯斯·加德納聯繫過,加德納給科斯出具了給美國各種商人的介紹信,從而使科斯到美國後能夠毫無困難地會見這些商人。科斯仍然記得最有教益的一天是在一個聯合碳化物代理商的辦公室,聽他們的電話談話。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這次參觀給了他一種關於替代可能性的生動感受。留美期間,科斯閱讀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報告和諸如科普蘭的棉紗工業研究,描述不同產業的組織的書籍。他還閱讀了貿易期刊並利用更為少有的原始資料,諸如電話號碼簿的泛黃頁碼。科斯入迷地從中發現眾多的專業化企業,這些企業在科斯所認為的單一產業內部運行。科斯還從中發現如同煤炭公司和冰激凌公司那樣的有趣結合。實際上科斯在美國做的就是尋找能解決他帶去的難題的線索,令人驚奇的是,科斯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    
    科斯通過各種訪問、調查、觀察與研究,需要解決的難題逐漸明朗起來,這就是,一種交易是在獨立企業之間用合約安排來處理,還是用一體化來處理的原因是什麼?這兩種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在1932年2月底就已經在科斯的頭腦中縈繞。在科斯的回憶中,他說他不能準確地說,他是如何找到解決辦法的,直到他做完了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解決的辦法是必須認識在市場經濟中存在進行交易的費用,必須認識將它們結合到分析之中是必要的。科斯認為一種交易是在企業組織內進行,還是在市場中發生,取決於達到同樣的結果時成本的比較。所有這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和明顯的,但是要認識它,讓科斯卻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而且直到今天許多經濟學家還沒有意識到它(或它的真正意義)。    
    可以說,最終引導科斯走向一體化理論的是一條稀奇古怪的思路,而且這條思路部分是由於考察現在被稱為資產專用性的東西對促進縱向一體化的作用所促成的。科斯在紐約訪問瓦西裡·里昂惕夫時,並就里昂惕夫假定「一個公司有一定數量的穩定需求和高於這個數量的波動需求,那麼生產穩定需求並從外部買進波動需求可能對公司有利」的觀點進行了討論。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254頁。科斯指出,如果生產這個數量有利,為什麼原料生產者不開辦一個工廠或增加此類的設備來生產這個固定的數量呢?並指出經營兩個工廠,每個工廠安排適當波動的產量可能會便宜些。最終的結論是,應該調查企業之間的長期合約。這在許多事例中可能被認為是實際經營一體化的替代方法。科斯就此參觀了福特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喀利的鋼鐵廠以及西爾斯·羅依布克公司、蒙哥馬利·華德公司及其芝加哥的堆料場,還去過米爾沃基,在那裡參觀了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史密斯工廠。不過科斯沒有忘記參觀芝加哥大學,他聽了幾節奈特的課,奈特正在講授計劃的制定。並認為奈特的「財產、競爭和自由是同一事物的種種名稱,」一句話對他尋求一體化理論沒有多大幫助。惟一與科斯討論一體化問題的人是雅各布·瓦伊納。此教授以對學生嚴厲聞名,但對科斯很和藹。然而科斯不能肯定從瓦伊納教授那裡學到了什麼東西。    
    正是這些訪問、調查、討論、觀察、研究、思考與探索,科斯成功地把市場制度與交易費用聯繫起來,帶回了科斯一直在尋找的問題的初步答案。而這些完全出於種種偶然和好運氣,以及科斯博覽群書,對科學孜孜以求的鑽研精神。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3節 走向社會,入經濟學奧堂

    1932年科斯大學畢業,這一年是當時世界經濟大蕭條(GreatDepression)最嚴重的年份,失業到處可見。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畢業生中失業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但是科斯又一次交了好運,讓他一畢業就找到了工作。這事是怎樣發生的呢?在1931年,由於一個傑出的黃麻織造工業的企業家,喬治·邦納(GeorgeBonar)的經濟資助在鄧迪建立了一所經濟與商業學院,倫敦經濟學院的威廉·貝弗裡奇(WilliamBeveridge)和其他一些人在這所學校當顧問。學院是由鄧迪教育當局管理,學院的目的就是為學生從商做準備。高年級教師的聘任是在1931年進行。低年級教師的聘任是在1932年進行。科斯回憶道,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當時他找到這份工作是較容易的。由於他獲得的是商學學位,儘管對經濟理論瞭解甚少,但對實際事務方面則學得較多,這樣科斯看上去比經濟系畢業的大多數學生更有條件適合這個職位。為此科斯於1932年10月被聘任為鄧迪經濟與商業學院的助理講師。科斯曾想,如果鄧迪學院不是在1931年成立的話,不知道他會幹些什麼。既然如此,一切就從這裡開始,科斯打算成為一個經濟學家並可能逐漸地發展。    
    在鄧迪學院,科斯的教學任務包括了10月份開始講授的全部3門課程。鄧肯·布萊克(DuncanBlack),當時鄧迪學院的另一個助理講師,他回憶說科斯當時是帶著滿腦子關於企業的想法來到鄧迪的。幸運的是,科斯教的課程之一是《商業企業組織》。在科斯保留許久的給他的朋友福納的信件中,科斯就描述了他在那門課程中第一堂課時講課的內容。其包括了後來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的主要論點。當然,作為一個剛出校門的人來說,根本就不會想到他在1932年這些思想將會是那樣重要。科斯喜歡講課,科斯在給福納的信中,在描述了他的上課內容後寫道:「對每門課程來說,都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覺是相當滿意的。我能說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245頁。因為,就科斯回憶,他在鄧迪學院講課之前,沒有讀過多布的《論俄國經濟發展》,只是讀了一點奈特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以及相應的著作,主要的影響是來自普蘭特。    
    科斯到鄧迪學院後開始閱讀,有亞當·斯密(AdamSmith)、帕伯克(Babbge)、傑文斯(Jevons)、威爾斯特德(Wicksteed)和奈特(Knight)等人的經濟學經典著作。科斯在鄧迪學院所寫的日記中,以及在鄧肯·布萊克準備為肯尼斯·埃爾金格(KennethElzinga)的《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所寫的關於科斯的條目中表明,科斯在那時的態度是「確實是出人意外的」,科斯希望經濟學既能處理現實世界中發生的問題,又能用簡明的方法這樣做。而大多數經濟學家多是滿足達到目標的一種或另一種,而在科斯心目中,關於經濟學的研究顯然是為了達到這兩種目標。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246頁。不管科斯是否獲得成功,布萊克正是描述了科斯的經濟學目標。這表明,雖然科斯開始不是進行經濟學學術研究,只是接受過工商管理知識的教育,當他開始研究經濟學時,目的還是運用其理論來解釋現實世界發生了什麼。    
    但是科斯認為不能排除他的思想要受現實經濟世界所發生的事情的影響。在1933年張伯倫(Chamberlin)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一書,瓊·羅賓遜夫人(Joan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一書。這些著作給予當時經濟學界一個巨大的震動,科斯也和其他人一樣被捲入其中。當時科斯在鄧迪也用瓊·羅賓遜夫人所採用的新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張伯倫討論過的市場雙頭壟斷問題,並在1934年寫了一篇論文。其論文在1935年發表。不過,從科斯當時的態度來看,儘管在凱恩斯雄踞經濟論壇之前,這兩本書是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經濟學家主要感興趣的書,但科斯在那時候對這些著作並不抱任何希望。    
    當科斯在鄧迪倫敦經濟學院度假時,他的大多數時間是用來與福勒一起討論經濟問題,這時福勒被聘任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助理講師。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是相信(大多數經濟學家所主張的)決定產出的生產者假定,現有的價格與成本與將來的價格和成本是相關的。這表明如果生產者在這種意義上進行生產的話,將導致價格與產出的波動,這也是卡爾多(Kaldor)所稱的「蛛網定理」。他們運用蛛網定理來研究英國生豬生產的週期波動問題並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就像科斯認為的那樣,他們從事的一個統計調查表明,英國的生豬生產者並不假定現有的價格在將來是保持不變的。當價格高於平常的水平時,他們希望價格下降;當價格低於平常時他們就希望價格上升。就像科斯在以前的通信中表明的那樣,他打算使用這種分析技術。而這種技術已經展開到探討其他方面生產者預期的形成的研究中,福勒也有同樣的打算。然後,科斯所持有的是對經濟學家通常僅作為技術性處理的測量概念感興趣。在這點上,科斯是受了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舒爾茲(HenrySchultz)關於派生統計需求表著作的影響。科斯除了對預期進行研究外,他也開始對資本成本進行調查,瞭解它是怎樣隨著結果的範圍、企業的規模和行業的規模而變化的。這些研究沒有任何一項是完成了的。但是福勒完成了《論生鐵屑替代生鐵製鋼》的論文,並且發表在1937年《經濟學季刊》上。科斯認為,如果這類工作能夠繼續研究下去的話,這可能會給投入-產出分析注入新生命力,而且必將大大改善他們對競爭機制的運作的分析,但是實際上並沒有這樣做。    
    在這個時候,科斯自己的期望是他未來的研究重點應該是從事同樣的實際的調查研究。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為,在1934年,科斯被聘任於利物浦大學助理講師,講授銀行金融課程。對這門課程科斯幾乎沒有什麼知識準備。更為重要的是1935年他受聘於倫敦經濟學院為經濟學助理講師。在這裡,科斯負責壟斷理論方面的課程,而這門課程在科斯之前是由希克斯(JohnHicks)講授的,這時希克斯已經去了劍橋大學。科斯並且在工商管理系當普蘭特的助手以及開公用事業經濟學的課程,而這門課程以前是由巴特森(Batson)開講的,那時巴特森已經去了南非。開講壟斷理論這門課程對科斯來說是不會有特別的困難。因為有瓊·羅賓遜夫人的著作和他已經寫的關於雙頭壟斷理論方面的文章。1937年他發表了《對壟斷理論的評論》的論文。這篇論文包括了科斯在上課中引出的一些思想。科斯當時感到他在工商管理系的許多工作是十分無聊單調的。由此他用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方式準備了一些案例,希望以此來幫助教學。埃德沃德(RoknaldEdwards),他的研究領域是會計學,也在工商管理系工作,科斯和他,還有福勒一起組成了會計學研究協會,並立即開展了工作。其間,他們對已經出版了的會計賬表對經濟研究所起作用到底與實際相差多遠做了一些調查。他們的研究表明,通過應用已公開出版的平衡表和對英國鋼鐵行業的研究表明,一旦這些表格基本原理能夠被理解,它們對研究就能起較大的作用。科斯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在《會計學》雜誌上形成了一系列關於成本會計的論文。後來這些論文一再重印,參考它們的文章較多。科斯認為這是因為這些論文包括了惟一的機會成本的概念的分類計算,它們就像20世紀30年代倫敦經濟學院所教給學生的課程內容一樣。但是科斯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與他的公用事業經濟學課程相關的方面。在對公用事業研究過程中,科斯不久就發現在英國對公用事業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太少,能夠參考的文獻微乎其微。因此,科斯對英國的供水、供氣、供電等公用行業,尤其是郵電業和廣播業的歷史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並出版了相關的研究著作。    
    1934年科斯仍在鄧迪學院撰寫和打印標題為《企業的性質》的論文的初稿。在倫敦經濟學院科斯修改了這個手稿並把修改稿寄給了《經濟學季刊》雜誌,文章直到1937年才發表。為什麼在1932年就已提出的思想,直到1937年才投出發表呢?這與科斯辦事井井有條的性格有關。這裡還有一段有趣的軼事。1932年末,科斯發現羅伯遜寫的《銀行政策與價格水平》中的一個錯誤,科斯就與鄧迪學院的同事們討論,開始人們先是不相信科斯是對的而羅伯遜是錯的。不過,最終科斯說服了他的同事們。一旦這樣,他們就極力地慫恿科斯就此寫篇短文寄給《經濟學》雜誌。科斯不想這樣做,而是給羅伯遜寫了一封信,解釋為什麼他認為羅伯遜是錯的。一個月後,羅伯遜給科斯回信,同意科斯的看法。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直到1949年,羅伯遜的《銀行與價格水平》才出版修訂本,書中附有羅伯遜重寫的導言。科斯找來一本,想知道羅伯遜對他提出的錯誤是怎麼說的。羅伯遜在書中提到這是不朽的功績。科斯發現羅伯遜承認這是個「大錯」,並以概要的形式提出了論述。然而,羅伯遜卻忘記了給他指出錯誤的人是誰。科斯認為這也說明了如果倉促發表意味著什麼。    
    科斯的論文發表之後並沒有立即產生巨大的反響。在刊出《企業的性質》論文的那期《經濟學季刊》發行的當天,科斯在吃午餐的途中遇到他們系的薩金特教授和普蘭特教授,兩教授向科斯表示祝賀。儘管科斯與薩金特的合作關係密切,而且薩金特把科斯作為他的「小組」成員,但是薩金特教授並沒有再提及這篇論文。哈耶克和羅賓斯,他們當時在科斯這個系,也沒有提及過此文,儘管科斯與他們的關係十分密切。看來這篇論文顯然不是一篇立竿見影的成功之作。但是這並沒有使科斯洩氣。還是繼續做他感興趣的公用經濟學的研究。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40年科斯被任命為政府森林委員會統計局的負責人(主要負責那時期英國木材生產的情況)。1941年他調到中央統計局,它是戰時內閣的辦公室之一。科斯在那裡負責的是最後的軍火統計,它們包括槍支、坦克和彈藥。直到1946年他才回到倫敦經濟學院。科斯認為,在政府工作的6年時間裡,除了證實了他的一些假設之外,整個政府服務期間的工作對他作為經濟學家思想演進來說是沒有多大幫助和作用的。    
    科斯回到倫敦經濟學院之後,負責主講的課程是經濟學原理。這門課程是對主流經濟學的一般解釋。同時科斯對公用事業尤其是郵電業和廣播業進行了更廣泛深入的研究。1946年他發表了《與成本與需求相關的壟斷價格》,此文是以他戰前所講授的壟斷理論課程時所收集的材料為基礎寫成的。在同一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是《邊際成本爭論》。這篇文章闡述了科斯對經濟政策的研究與他們時代大多數人不同的方法。隨著戰爭的結束,戰時內閣經濟部的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英國戰後重建的問題。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和約翰·弗萊明(JohnFleming)都在經濟部工作。戰爭結束後,他們寫了一份關於國有企業價格政策的報告,而兩人都是邊際成本定價的提倡者。凱恩斯當時是財政部的一個顧問。凱恩斯也看過這個報告並對此報告十分熱心,因此就把此報告刊登在他主編的《經濟學》雜誌上。科斯和湯姆·威爾遜(TomWilson)當時也在經濟部看到了這份報告。但是他們對此報告的觀點是不滿意的,因此科斯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批評性的解釋,這就是科斯戰後所寫的《邊際成本爭論》的一文。在科斯看到米德-弗萊明的報告之前他就熟悉邊際成本定價理論的情況。在倫敦經濟學院阿巴·納勒是這個方面的熱心提倡者和邊際成本定價嫻熟的解釋者。毫無疑問,科斯在提出自己的見解之前,他反覆考慮了福勒的論點。科斯強調的是通常的邊際成本定價政策將會導致大量資源的浪費,它將造成收入的重新分配和將引起以前並不存在的價格與邊際成本分歧。湯姆·威爾遜指出這種政策將導致國有企業代替私人企業,集中計劃經濟代替分散化經濟的運作。所發生的情況是通過專注於權利的邊際調整,經濟學家(在那個時候對邊際成本定價理論的確信是在學院派經濟學家中佔有主要的地位)已經完全忽視他們的政策在另一意義上的影響。這正如俗話說,大難臨頭他們依然「歌舞昇平」。科斯稱他們描述經濟活動的方式為「黑板經濟學」,因為他們所描述的經濟活動只是在黑板上發生。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360頁。同時,科斯被聘為倫敦經濟學院關於公用事業經濟學的特約審稿人。1950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關於公用經濟學的專著,即《英國廣播業:壟斷狀況的研究》。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4節 到美國發展,芝加哥大學舌戰群儒

    1951年科斯為了更好地謀生,沒有博士學位不行,他就以幾篇論文申請,獲得了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1951年科斯移居美國。他為什麼要移居美國,這不僅在於科斯對當時社會主義英國的未來缺乏信心,而且在於他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喜歡(因為為了研究商業廣播業制度的運作,1948年科斯在美國度過了其大部分時間),以及他對美國經濟發展的讚賞。由約翰·薩姆納(JohnSumner)的推薦他在美國的布法羅大學獲得了第一個職位。因為薩姆納是公用事業經濟學方面的專家,在戰前曾經訪問過倫敦經濟學院。艾倫·迪萊克特(AaronDirector)也助了科斯一臂之力,因為迪萊克特曾在英國與科斯有一面之交,也就替他寫了一封推薦信,認識迪氏的人無不重視他的意見。但是直到這時科斯的學術生涯還是顯得平平無奇。但是科斯與迪氏的緣分則又是科斯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此這裡要花點筆墨對迪萊克特多說幾句。    
    迪萊克特是現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弗裡德曼(MFriedman)的妹夫,也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派主要思想家,其智力與深度絕不在弗裡德曼之下。但是迪氏只有一個哲學學士學位,也很少發表文章,在芝加哥大學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卻是經濟學。與迪氏相識的著名學者,無論是法律系的還是經濟學系的,都對迪萊克特的學識和為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迪氏既不著書立說,也不喜歡教書。他喜歡閱讀,沉默寡言,只要一開口說話,旁邊的人都靜下來細聽,知其中定有奧妙。像迪萊克特這樣的人只有世界上最高級的學府才能容納。如果他在普通的大學可能連一般教員的職位也得不到,更莫言講師了。然而,迪氏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既不寫文章也不願教書,同事們就找點適當的工作給他做。法學院院長於是想到了辦一本經濟與法律學科合併的學報,請迪氏當編輯。不過迪氏對這份工作也不感興趣。他認為一般的學術文章都不值得發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學津貼資助,沒有市場需要,是浪費資源,不辦也罷。但是,他覺得,自己除了早晚在思想上下功夫,對校方沒有多少可以度量的、具體的貢獻,也就不好意思推辭這個編輯職位了。    
    迪萊克特做學報編輯的作風自成一家,成為佳話。他很少約稿,永不趕印,絕不宣傳。每一年只出一期學報,今年要出的往往遲到下一年才面世。但1958年出的那一期,10篇文章篇篇精彩,識者無不拍案叫絕。因為學報內容很專、很深,只有對真實世界有興趣的人才會重視,訂閱的就更少,每期只印數百本。    
    1958年末,迪萊克特編輯的《法律與經濟學》學報問世了。剛調到維吉尼亞大學經濟系任職的科斯拿起一看,覺得很有意思,就給迪萊克特寄了一篇長文,題為《聯邦通訊委員會》。因為科斯到美國以後,仍然專注於公用經濟學的研究,尤其是對廣播業的經濟關係進行研究。其研究是以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實證經驗為依據。這項工作實際上也是科斯在倫敦經濟學院所做的研究的繼續,以前他收集過有關這個主題方面的材料,並出版過專著。1958~1959年度科斯在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研究。《聯邦通訊委員會》就是在其中心做研究的成果。科斯就把其成果寄給迪萊克特。迪氏一讀到科斯的來稿,驚為「天文」,就發表在1959年那期《法律與經濟學》學報的首篇,此期面世時已經為1960年了。    
    科斯在這篇文章中考查了聯邦通訊委員會(FCC)配置無線電頻率使用的情況。科斯在論文中主張對無線電頻率的使用最好的方式是出賣其使用權。而對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的運用對一個經濟學家來說一點也沒有新意。而且對於這個主張早已由利奧·赫澤爾(LeoHerzel)推廣到無線電頻率使用的配置上。科斯的論文新意之處在於他繼續討論了所獲得權利的性質。在無線電頻率使用配置的案例中一般地主要關心的問題是發射同樣的信號或相近頻率的信號時相互之間的干擾。科斯證明了如果這些權利是界定清楚的而且是可以轉讓的,那麼初始權利配置給誰都無關係。這些權利能夠通過轉讓與重組而形成優化配置的結果。就像科斯所指出的那樣,「權利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是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與法律或規則無關。」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75頁。在科斯看來,這是一個簡單的、顯而易見的命題。但是也正是這個命題,引起了世界經濟史的一段佳話。張五常:《憑闌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07~149頁。    
    因為,科斯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雖然迪萊克特認為是天才之作,但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眾多經濟學家都說科斯的論點是錯誤的,不修正就不應該發表。迪萊克特就寫信將所有的反對觀點向科斯轉達,科斯堅持己見,不認為自己是錯的。這樣書信往來好幾回,到後來,科斯回信說:「就算我是錯吧,我不能不承認我錯得很有趣,那你就應該照登。」迪萊克特的回應是:「我照登無誤是可以的,但你必須答應在文章發表之後,你應該到芝加哥大學來,做一次演講,給那些反對者一個機會,親自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科斯回信說:「演講是不必了,但假如你能選幾位朋友,大家坐下來談談,我倒很樂意赴會。」後來在196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迪萊克特邀請了米爾頓·弗裡德曼(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施蒂格勒(GStigler,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諾德·哈伯格爾(AHarberger,福利經濟學首要人物)、馬丁·貝利(MBailey,默契合約理論高手)、魯本·凱塞爾(RKessel,20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奇才,醫學經濟學的創始人)、約翰·麥吉(JMcGee,專利權理論專家)、格雷格·劉易斯(GLewis,勞工經濟學專家)、勞埃德·明茨(LMinits,理論高手),加上迪萊克特及科斯,在歷史上經濟學討論從沒有這樣多的高手雲集。    
    這是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會。辯論是在迪萊克特家進行。迪氏在家中請吃晚飯。飯後大家坐下來,科斯問:「假定一家工廠,因為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損害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徵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預。但科斯說:「錯了!」跟著而來的爭論長達3個小時,開始人人反對科斯的觀點,但到中途,弗裡德曼突然贊成科斯的觀點,並炮如珠發,把在場的人批駁得體無完膚,結果是科斯屹立不動。多年以後,當時在場者都有不同的感觸。施蒂格勒對張五常說:「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後經濟史上的一大損失。爭論到半途,弗爾德曼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後,所有的人都倒下來,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動。」凱塞爾開始時極力反對科斯的觀點,但後來識其灼見。他也對張五常說:「經過那個晚上後,他知道科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的人。」而且多年以後凱塞爾承認,要找一位對經濟體制的運作有如此洞察力、可與科斯相比的經濟學家,除亞當·斯密之外別無他人。麥吉也說:「當夜是英國人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他們離開迪萊克特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為歷史作證。」科斯本人也差不多給那個奇異的辯論會所震驚。科斯後來也對張五常說:「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為怎麼樣也不曾想到我可能會錯,但眼見那麼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弗裡德曼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高枕無憂了。」是的,芝加哥學派之所以成為芝加哥學派,說到底,是因為歷久以來,那裡有一些頂尖的思想人物,對真實世界深感興趣,客觀地多知道一點。芝加哥學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聞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辯論開始時反對科斯的人都是贊成政府干預污染的。科斯反對政府干預污染的辯論已經獲勝,然而,他是贊成政府干預的倫敦經濟學院培養出來的。那天晚上的大辯論,今天在經濟學界內,時有所聞。科斯回憶道,當那天深夜離開迪氏之家時,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維吉尼亞大學,科斯答應給迪氏寫一篇進一步分析辯論所討論的文章,這就是《社會成本問題》之作,此文石破天驚,是本世紀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文章。文章很長,不同而又類似的案例數不盡,反映科斯治學之博、之深、之實。該文當然被迪氏當做1960年那期的首選之文,但面世已是1961年了。科斯那時為了趕1960年那一期,時間緊迫,他寫一節,就先寄那一節給迪氏,分節寄出希望迪氏有時間編排其稿。這樣分節而寫,分節而寄,節與節之間的連貫性較弱,但較一般的文章有較多的獨立性。科斯把最後那一節結論寄出後才知道,原來迪氏對他寫該文時趕進程漠不關心。迪氏認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時間來寫的,不趕也行。假如科斯的稿遲3年才完成,迪萊克特的1960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這樣的編輯在市場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就學術的高度及態度認真而言,無人出其右。    
    那時《法律與經濟學》學報是有稿酬的。張五常曾問過迪氏,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的稿酬是多少,他歎息說:「那時校方明文規定,不管文字好壞,每頁稿相等。假定我有權按文章質量來付酬,我會將全部的可用稿酬給他。」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5節 加盟芝加哥大學,如虎添翼

    科斯對艾倫·迪萊克特主編《法律與經濟學》雜誌期間所刊出的論文是十分欣賞的。其雜誌所發表的論文主要考查了實際的商業活動、不同產權制度的影響和管制制度的運作。科斯認為像這些論文發表將會促進經濟學(尤其是工業組織經濟學)取得根本的進展,但是在那個時候在一般的經濟學雜誌要想發表是很困難的。科斯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科斯想超越《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所討論的主要內容,來處理更為一般的所謂產權制度基本理論問題。科斯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中討論了「斯特奇斯訴布裡奇曼案。」但是科斯想考查另一些妨礙的情況(他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期間對法律判決書獲得了足夠的知識)。還有,科斯長久以來就認為或從某個時候開始,儘管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是涉及這個問題的一部較好的著作,但是庇古在他的經濟分析中沒有牢固的理論根基。儘管科斯在《聯邦通訊委員會》論文專注於無線電頻率使用的配置問題上。但是在芝加哥大學那個晚上的討論使他的已對庇古關於經濟學研究的思想有更加清楚明白的思路。這促使了科斯能直接地處理這些問題。科斯也在分析中想討論正交易成本制度運作的影響,而這點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中僅在註釋中提及。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92頁。這些就是科斯早已構想好的並想在《社會成本問題》論文中設法處理的不同主題或論題。無論如何,這篇論文發表後立即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論文發表後受到來自各方的抨擊和辯護。它也成了經濟文獻史中引證最多的論文之一。它包括了長期縈繞在科斯頭腦中但一直沒有清楚表達的思想。這段軼事奇特的部分是,如果這些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在《聯邦通訊委員會》論文中沒有提出反對的理由的話,《社會成本問題》或許決不會寫出,儘管這些思想在科斯的頭腦中縈繞許久。    
    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認為庇古是在錯誤的思路上探討了「外在性」的問題。外在性問題是一個相互作用的問題。但是庇古沒有認識到這點(或者說庇古沒有從整體的意義上來分析討論這個問題)並採用某種適當的方式來制止它(和遵循的經濟學定位)。在零交易成本(這是已蘊含的假定)的情況下庇古的政府勸告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之間能夠通過談判方式來實現最優的結果。而這點也是真實的。但是,交易成本在現實世界中並不為零,在不引入正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對現實世界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一旦這樣去思考問題,那麼認為合適的政策勸告應該不需要去瞭解交易成本是什麼以及在這種考慮下每一種案例中的實際情況那是不可能的。惟一所能做的是知道作為實證研究的結果。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141頁。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提出的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種探究問題的思路。就像科斯在論文中所說的那樣:實際上,對政策問題要得出滿意的觀點惟一的方式是來自耐心的研究,以便確定市場、企業和政府是如何處理解決有妨礙影響的問題——我確切相信,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都有過高估計政策管制的優點的傾向。但是這些觀點即使成立,也只不過是建議應減少政府管制,它並沒有告訴我們分界線應該確定在哪裡,似乎在我看來,這必須通過對以不同方式解決的實際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結果。參見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第243頁。    
    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發表一二年之後,迪萊克特要退休,他所編的學報要另聘編輯,科斯是最合適的人選。因此,科斯接到芝加哥大學到該校工作的邀請。科斯對這本雜誌所刊出的文章十分讚賞,所以,一拍即合,科斯同意接任這項工作,1964年,科斯去了芝加哥大學。科斯主持《法律與經濟學》學報以後,他利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法律與經濟學項目的資源和在雜誌中發表文章的機會,鼓勵芝加哥大學的或其他地方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從事對《社會成本問題》所關注的問題的實證研究。結果是,許多令人滿意的文章發表了,而科斯的新制度學派也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個時期對科斯來說是一個愉快的時期。每一篇論文都成了一件重要事情。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同樣內容的論文開始出現在其他經濟學雜誌上,也出現了許多引用《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的文章。    
    科斯的成功給人們什麼啟示呢?科斯認為,通常表明原創性的思想一般來自年輕人或剛剛進入一個新領域的人。參見科斯:《我的經濟思想演進》,原稿為英文未刊稿。這點就科斯的經歷來說是適合的。1932年,當科斯在鄧迪學院的講課中,他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了經濟分析中。那時他才21歲。如果經濟學是科斯的專業領域,那時他是剛剛跨入經濟學領域。但是,我們要理解科斯把交易成本納入經濟分析中作為一種「原創性」思想是不容易的。科斯是帶著這個「謎」去美國的,並在美國逐漸地解開了這個謎。科斯的解答是簡單的、顯而易見的。科斯認為,交易成本沒有納入經濟分析的解釋中並非說其他的經濟學家並不機敏而不這樣做,而在於他們的著作中並沒有注意經濟的制度結構問題。以至於他們沒有遇到科斯所遇到的困惑。就像德姆塞茨(RDemsetz)所解釋的那樣,這樣的情況的形成在於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制度能由價格機制來協調。經濟學家的任務就在於把其觀點公式化、體系化。這種理論所分析的是一種極端分散化的經濟體制運作。它是一項偉大的知識性的成就並具有永恆的價值,但是它只是黑板經濟學。這就可以解釋,當它先出現時,《企業的性質》為什麼會那樣默默無聞,根本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1991年授予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兩篇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第一篇論文現在基本上為人們所接受而且沒有多少分歧,而第二篇論文則引起了爭論。兩篇論文最後為他人接受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前者長時間默默無聞,後者即刻產生巨大影響。但是為什麼《社會成本問題》立即引起了人們那樣的興趣呢?科斯回顧道,這在於某些導致科斯寫作此文的具體環境。這個結果是,當此文發表時,它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團體的強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喬治·施蒂格勒。科斯關於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資源配置與現行的法律狀況無關的論點是由施蒂格勒公式化並由他命名為「科斯定理」的。這就引起了許多人對科斯論文的注意,其後發表了許多贊成或反對這個定理的論文。「科斯定理」涉及零交易成本也是有用的。因為這就意味著給經濟學家留下許多討論問題的空間。儘管它與現有的現實世界相去甚遠。它好像不是已經表明這個定理已應用到所有的實際交換的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中,並假定對轉讓的法律狀況的變化沒有多大的影響,而這是一個普通的例子。更為奇怪的是,科斯相信沒有涉及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的討論並沒有弱化其真理性。而實際加強了對所發表論文的注意。導致在文獻中大量討論的另一種情景是科斯批評了庇古的經濟分析(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此是接受的)。結果是許多經濟學家寫論文為庇古辯護(也為他們自己辯護)。另外一個相當不同尋常的環境是這篇論文(它是通過討論產權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法律對經濟運作的影響)而拓展到法律的經濟學分析上,而這點是完全超過了以前的反托拉斯政策關注上。引起了美國法學院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巨大興趣的論文也導致了大量討論的文獻和「法律與經濟學」這門新學科的出現。所有這些相當特殊的條件綜合作用促使了科斯這篇論文立即產生巨大反響而獲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科斯認為,如果由此得出結論,一篇論文的觀點要得到人們接受必須有強大的團體支持或引起大量的爭論或包括同樣的環境則是錯誤的。《企業的性質》到現在為止,為一般人所接受,這是因為對許多經濟學家的思想產生的重大的影響。    
    1979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即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傑出院士。1983年,科斯卸任《法律與經濟學》雜誌的主編之職,但仍然保持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法學與經濟學資深院士。科斯自擔任《法律與經濟學》雜誌的編輯之後,一共任職19年,使該刊物發行量猛增。我們之中有些人認為,在科斯風華正茂時,不應該以如此耗費時間的工作使他增加負擔。儘管科斯還在寫作,著重寫交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特別是關於燈塔和賄賂制度的著作),但編輯的責任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他的一些引人入勝的問題的研究興趣,近半個世紀以來這些問題一直是他密切關注的問題。但是可以說,如果沒有科斯所主編的《法律與經濟學》雜誌極力推動,新制度經濟學可能就不會如此迅速地發展。    
    1987年奧利夫·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和西德尼·溫特斯(SidneyWintersr)在耶魯大學組織了一次慶祝《企業的性質》發表50週年的討論會。科斯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好的討論會。會上有8名著名經濟學家提交的論文,他們對《企業的性質》的討論,既沒有一味地褒獎,也沒有肆意中傷,而是考查了由此派生的問題並且展開討論。在那次討論會上人們詳細研討科斯理論及思想,指出了所有錯誤並且提出了如何糾正它。科斯也就《企業的性質》這篇論文的起因、意義和影響做了3個專題報告。科斯為了出席這次討論會和準備這次講演,對他後來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在寫作《社會成本問題》時和在1960年代與張五常的討論使科斯清楚地意識到交易成本對經濟活動運作的重要性及其廣泛影響。但是科斯並沒有以系統方式去考查這個問題。當時威廉姆森在他的論文中對科斯的《企業的性質》中的論點指出缺少應用或有限的應用歸咎為這一論點沒有具體化和可操作性。毫無疑問在科斯看來,威廉姆森的批評是對的。因為,威廉姆森的意思是交易成本概念沒有融合到由實證研究所檢驗的和展開的一般理論中去。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在被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某種經濟理論中,一旦把交易成本納入其中必然使其整個理論結構發生巨大的改變。在這次討論會上,即使他們把自己限定在《企業的性質》論點的意義上(狹義地假定),但要使這些思想具有操作性仍是難以克服的障礙。科斯認為,所需要的給定生產結果的生產要素的協調,將是在一個企業內由行政管理方式協調,還是根據市場價格機制協調,取決於在不同的方式上實施協調的交易成本,而它是否有利可圖則取決於實際成本的高低。但是什麼是決定這些相對和實際成本的因素呢?要發現它們和找到它們並非易事,而且存在一個更為困難的問題。問題的分析不能只限定在一個單一企業所發生的事情之內。企業內的協調成本和企業所面臨的交易成本的程度受到它從其他企業中投入購買能力的影響和其他企業供應這些投入的能力,並部分地取決於他們的協調成本和他們所面對的交易成本。而後者同樣受到其他企業能力的影響。他們所涉及的只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構。    
    耶魯大學討論會重新激起了科斯由《企業的性質》所引起的問題的興趣。致使科斯決定專心致志地促使那種使他們能分析生產的制度結構決定因素的理論建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許多經濟學家獻身於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很多年,他們現在基本上能構建生產制度結構的綜合理論。科斯在繼續研究他關注的問題之外,餘下的時間是來編輯他關於生產的制度結構論文,在1988年出版了《企業、市場與法律》一書。


第一部分 科斯:尋找經濟生活的智慧第6節 獲得諾貝爾獎,登上現代經濟學的峰巔

    1991年10月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把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科斯。有趣的是,科斯和所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不同,他是在第二天才知道消息的。宣佈諾貝爾獎的當天,科斯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斯旅行,聽到獲獎的有關消息是第二天路透社一位記者找到他時才知道的。當時突尼斯的人民知道科斯是諾貝爾獎得主後,科斯立刻成了突尼斯的英雄。總統請他參加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高級的房間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幅,說科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尼斯時,航空公司把他倆升為頭等旅客,起航之後,機上的全體旅客都有香檳酒招待,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科斯在此飛機上而慶祝一番的。    
    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些學者中,薩繆爾森是最有價值的,他對經濟學理論的貢獻,在本世紀中僅次於費雪。但是薩氏為人鋒芒畢露,不易多交朋友,所以他得獎沒有人不同意,但是為之歡呼喝彩的並不多見。弗裡德曼應該是第二位值得獲獎的人——他的實證研究前無古人。然而,弗裡德曼維護個人利益與市場經濟的一貫言論得罪了許多人。    
    科斯對現代經濟學的整體貢獻不及薩氏和弗氏,但科斯兩篇石破天驚的文章,足以雄視百代,其思想將會影響將來的整個經濟理論及方法。科斯獲獎是實至名歸,無話可說,但能一枝獨秀地得到眾多人的掌聲,與他的人品不無關係。    
    據筆者所知,科斯獲獎受到新聞媒介重視的程度,為過去歷屆——自1976年弗裡德曼以來所罕見,報章不但在重要的版面位置報道科斯的學術成就,而且發表社論。例如英國的《金融時報》和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都為此發表社論,這可是絕無僅有之事。報章所以如此重視其事,原因有二,第一是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及產權理論,開拓了經濟學新領域,強化了市場力量和法律作用,貢獻極大;第二是科斯用普通英文寫作,既沒有複雜的圖表,也沒有高深莫測連數學系的學生也抓破頭皮的數學方程,大家都看得懂,寫起來自然較為起勁。第三,與科斯的為人平和,人品高貴有關。    
    科斯其人:人格與品德    
    科斯從小一直生長在英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又受過較好的教育,由此外表上具有英國紳士的最佳傳統。科斯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節奏上都比一般人緩慢,但看起來、聽起來卻有難以形容的舒適感。科斯有英國人的幽默,說話從來不開罪人,但在他溫文爾雅的談吐中,旁聽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思想何其敏捷而深邃。    
    科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極。約翰遜(HJohnson)以文筆好而著名,他認為科斯是百年僅見的文字高手。讀到科斯的文章,真像喝上一杯甘洌的泉沙子沁人肺腑。    
    科斯一生專心致志地集中精力研究問題,穩紮穩打,循序漸進。科斯擅長於總結,但在沒有實證的、做透徹的推論之前卻不妄下結論。科斯對理論本身不感興趣——他眼中的世界是真實的。科斯不以為任何標準論據是神聖的。    
    科斯的思想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對任何問題,科斯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試做分析。這與弗裡德曼剛好相反。當人們向科斯提出問題或某種觀點,他預感地回應:「你似乎是對的!」或「你似乎是錯了!」問科斯一個問題,他腦子裡好像在空中隨意抓一下,拿一個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然後再加以分析。這種純粹預感在先的方法,其預感可能會錯,但創意的確非凡!當然一個可取的創見,通常是必須通過慎重的分析和必要的邏輯支持的。不過,這也使科斯創見豐富。科斯認為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本領,是因為他先以預感做出結論,然後才進行分析。與此相反的是,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的另一位老師,即後來變得大名鼎鼎的賓納(KBrunner),他才智過人,為邏輯學的高手。賓納有一個原則:未經慎重的邏輯推理,不應該有任何結論。從推理的嚴謹方面看,科斯不及賓納,但若以創見言高下,則後者遠遜於前者了。除了創見超人外,科斯的腦子還有兩方面過人之處。其一,他在推理時一般化的能力很強。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論點,他就往往可以立刻舉出同類的論點或例子來論證。更有趣的是,假定與科斯討論問題的人舉出多個不同的例子來,他就返璞歸真,將不同的例子歸納到同一例子上去。科斯曾經對張五常說過:「我這個人不可救藥,因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馬鈴薯那裡去了!」很明顯,推理一般化既要求其異,也要求其同,而科斯的確有這種天賦的本領。其二,對哪一個思想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德姆塞茨和卡塞爾認為,沒有誰對一個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有更敏銳的感覺。張五常曾經問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對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銳,但究竟你自己怎麼樣判斷一種思想的重要呢?」科斯回答說:「我從來不做這樣的判斷,只是覺得一個觀點很有趣味、很有意思。」這是個可信的回答。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強烈。自己感興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參與討論,可以早晚不斷地花幾個月的時間;自己不感興趣的,他連聽也不願意去聽。思想的興趣所在,剛好與思想的重要性吻合,這樣的人是學術上的天之驕子。這好比一個天才的導演選擇未入門的演員,不需以什麼準則來衡量,只憑敏銳的感覺選擇。而被科斯認為是好演員的將來的觀眾也有同感。    
    跟科斯結交,暢談經濟,人們很快就意識到科斯的興趣所在,因此在與科斯傾談時人們往往會談些他感興趣的事,這樣大家就談得很投機。對科斯來說,經濟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黑板」經濟學——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證的;另一類是「真實世界」經濟學——那些以現實世界觀察為大前提的。科斯對前者毫無興趣,而在他感興趣的真實世界經濟中,他對那些所謂的宏觀經濟現象漠不關心。    
    一方面,他對傳統經濟學例如馬歇爾的經濟學很欣賞,但另一方面,有不少眾所接受的傳統概念,他認為毫無用處,避之惟恐不及。例如,科斯認為「效用」這個有悠久發展歷史的概念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種,對經濟學只有負面作用。又如經濟學上的均衡概念,他認為是徒有虛名,半點用途也沒有。    
    能夠將這些在傳統上根深蒂固的熱門概念視為糞土,可見其獨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確是絕無僅有。奇妙的是,這些科斯看來是一文不值的概念,都與馬歇爾的理論有內在關係,但是科斯對馬歇爾推崇備至,視若天人。不同意,反對其概念,卻對其學問尊敬萬分。這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表現。    
    科斯崇拜馬歇爾為經濟學鞠躬盡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樣。在科斯的一生中其敬業精神是絕無僅有的。例如,1991年12月10日下午諾貝爾獎頒發後,人們都向科斯道賀,張五常也前去祝賀,科斯見到張五常激動地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張五常當時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科斯這人真是研究做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麼樣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呢,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又想,若不是這樣的人,又怎麼能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呢?就此可見他對事業專心致志到了何等的程度啊!正如他在一次演講中所說的,「如果我在《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中的分析為人們所接受的話,那麼將來的任務是什麼呢?諾貝爾委員會說我已經提供了制度結構理論的框架的基石。我現在必須去發現它們應該怎樣合適地結合,以至於我們能夠建築它。我希望能幫助這個研究。但是,顯然,在有限之年內,我思想的演進將要到頭。但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學者將繼續其工作,一種更為綜合的理論框架應該在不久的將來開始出現。」    
    因此,科斯在獲得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100萬美元獎金後,在美國的匹茲堡大學工商學院建立了一個合約和企業結構研究中心,來支持和鼓勵人們對生產的制度結構研究,以便增加人們對現實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理解的研究,並使科斯開創的事業萬古長青。    
    但是,科斯對自己的生活,幾十年來一直是節節儉儉,捨不得亂花費一分錢。張五常教授記得在1990年8月,他在瑞典與科斯相聚,見到科斯手中拿著一把雨傘。該雨傘陳舊不堪,分明是不能用了。張五常好奇地問科斯:「你拿這把傘做什麼?換把新的在香港也只要兩美元,美國也不會怎麼貴吧?」科斯卻回答說:「這傘我已經用了40年,最近壞了,在美國找不到修傘的人,所以我要帶它到倫敦去。」張五常說:「但修理這行業已成陳跡,就算找到了修理的人費用也會比買一把新的貴。」可科斯說:「10多年前,我在倫敦找到了一位修理傘的人,很便宜地把這傘修理了一次。過兩天我要去倫敦,會找那個人再修理的,希望他還在。」張五常:《隨意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205~209頁。科斯獲得諾貝爾獎,要把怎麼樣的雨傘也不足為貴,但是科斯仍然要去修理一把用了幾十年的雨傘,這是其性格使然啊!窺其一斑則可知科斯其人!    
    (1998年)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7節 讓抽像的經濟理論走向生活

    本文與黃少軍合作。    
    ——諾貝爾獎得主麥克法登和赫克曼思想介紹    
    貢獻:對定性變量的分析研究    
    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由於人們所面臨的經濟環境總是複雜紛繁的,總是不確定及存在著種種風險的,而人類的理性思維又是有限的、所獲得的信息不是受到種種約束,就是不對稱,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組織或政府如何來預測其行為,如何來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呢?首屆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弗裡希曾說過,計量經濟學是「量化了的經濟理論與統計觀測之相互融合的結晶」。但是,如何從理論與數據的連接中建立起與現實密切相關的經濟計量模型,即艱深抽像的經濟計量模型如何深刻地反映人們的經濟行為、驗證有關的經濟理論、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及為人們的決策提供有益的參考呢?這就是現代微觀計量經濟學研究焦點,也正是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所在。不過,他們的研究與一般的計量經濟學不同的是,一般的計量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定量問題,一種商品交易量是多少,價格的高低及由此引起的市場的供求關係變化;但是許多數據不能簡單地用定量方式來表示,而要用定性方式來表示,比如,一個人買東西時,是買還是不買;在投票表決時,一個人是贊成還是反對;一個人外出旅行時,可能自己開車,或乘公共汽車,或是乘地鐵等;一個人不是就業就是失業,等等。這些都是定性問題,用今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發展的微觀計量經濟學方法可以對這種定性數據進行研究,從而得出有利於對人們行為選擇的預測。    
    2000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麥克法登(DLMcFadden)和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赫克曼(JJHeskman),以表彰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所做出的貢獻。瑞典皇家科學院認為,赫克曼教授的主要貢獻是在分析選擇性抽樣的原理和方法方面;麥克法登教授的主要貢獻是在分析離散性選擇的原理和方法方面。這些理論與方法對現實生活中各種具體的問題具有非常廣泛的應用空間。例如,麥克法登的研究成果對於研究人們在選擇職業或居住地點時考慮的主客觀因素奠定了堅實的經濟理論基礎,他的研究最終還導致美國舊金山市出台了知名的BART公共交通系統以及針對老年人的住房和通話需求進行投資。正如他談到自己的研究課題時所表示的:「我的工作就是試圖去建立某種理論模式,並通過這種模式對人們稱為『一生當中最重大的幾個選擇』(例如職業和居住地點、何時結婚以及生養子女等決定)的普遍性加以研究。」赫克曼則在20世紀70年代就在經濟學理論研究領域獲得過重大突破,當時他通過闡述受教育背景與工資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對就業者的自我篩選過程提出了重要的理論見解。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卡爾·古斯塔夫·喬爾雷斯科教授談到赫克曼的獲獎時表示:「利用赫克曼所研究的理論,我們可以瞭解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就會對就業者的工資產生何種影響,我們還可以對受教育程度和年齡均相同的男女兩性的工資差別有更多的瞭解。」    
    麥克法登和赫克曼生平和成果    
    麥克法登1937年出生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羅利市。1957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物理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行為科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明尼蘇達大學、匹茲堡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工作過。目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學教授,計量經濟學實驗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微觀計量經濟學、統計方法、人口統計學等。近10多年來,重點放在老年經濟學、市場與心理計量數據及離散資料與消費者經驗資料的計量經濟方法分析上。1998、1999年兩年出任國家科學基金會主任調查員,研究全球信息網的功能、效用及影響;應用全球信息網的遠端互動功能達成決策制定的實驗;全球信息網對協助教育的個案功用等。並利用互聯網建立的模擬實驗室。其主要著作有:《不確定因素影響下的經濟行為論集》(1974)、《城市旅行需求:一種行為分析、生產經濟學的理論與應用》(1975)、《計量經濟應用下的離散資料結構分析》(1981)、《微觀經濟模型與決策分析:住宅能源需求研究》(1984)、《計量經濟學手冊》(1994)等。    
    赫克曼1944年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市。1965年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學院獲得數學本科學位,1968年和1971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分別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但從1974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沒有離開過芝加哥大學(除期間曾到加州洛杉磯大學、威斯康星大學、耶魯大學做過短期的訪問教授外),從1977年起就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995年到現在為舒爾茨傑出成就經濟學教授。赫克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勞工與人口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及統計學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勞力市場資料的縱向分析(1985)、《社會項目評估》(1995)、《政府官僚的表現標準》(1999)等。    
    麥克法登1975年獲得美國克拉克經濟學獎。赫克曼1985年獲得克拉克經濟學獎。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8節 麥克法登的主要思想:離散選擇分析

    離散選擇分析早期又稱「定性反應模型(QualitativeResponseModels)」。「離散」是指不連續,在數學上有專門定義。用林行止的話來說,就是「面面俱到」一個個的點。這裡,「離散選擇」指有限選擇,當備選擇集為有限集時,這種選擇就是離散選擇。傳統微觀經濟學說是假定人們的消費選擇是連續的,它所研究的往往是可量化的指標,如價格,數量等。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面對的不一定是數量指標。在大部分的研究調查中,人們經濟行為都是定性的而不能夠量化,如就業還是不就業,受教育還是不受教育等等,這些就是離散選擇分析中最基本的二項分佈模型。其模型假設一個人要在兩項事物中選擇其一,而要選擇哪一種必須看事物的性質而定。假設我們知道每一個人之特性的資料和他們的選擇,我們自然要想知道,研究者是否能夠建立一個方程式,用以預測不在原來樣本中之個人的選擇。例如,假設我們要建立一個模型,用來預測個人對某個城市公債之發行的表決。我們可能會預料個人的收入可能是投票表決的決定因素。高收入者可能會比低收入者更容易投票贊成發行地方公債。雖然我們可以預料收入和投票行為之間的直接關係,但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十分準確地預料每個人的投票決定。一種可能的做法是預測某一收入階層的個人投票贊成的可能性。定性選擇模型的目的就是要決定具有某些特質的個人將會選擇某一項事物的概率。例如,一個適當的模型及其估計結果使我們可以預測:收入1萬元的個人投票贊成發行公債的概率是06。更一般地說,我們想要建立具有某些特質的個人和他所做的選擇之概率的關係。    
    有人把這種定性選擇模型應用於大學生是否住校或走讀選擇的預測中。它就是根據個人的特質和學校的特質來預測大學生住校的可能性。其結果表明,距離校園越遠住校的概率越大;而不管距離遠近,家庭收入越高住校的概率越高。在沒有金錢限制的情況下,住校學生的百分比增加住校的概率也增加。最後,男生住校的概率要高於女生,但不顯著。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就可以用來進行預測。假設我們要預測某位學生,其家庭收入為6000,並且願意住校。我們要假設他就讀一家離家不遠的學校,其中有50%的學生住校。要預測他住校的可能性,我們可以根據所給出的模型計算出學生住校可能性的概率。我們可能還想知道,學生家庭和學校的距離增加後,學生住校之概率的變動。這些概率也就會表明,學生家庭離學校的距離多少學生會選擇住校。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預測個人的選擇,則當預測的概率大於50%時,我們會預測肯定的結果,即學生選擇住校;而如果預測的概率小於50%時,我們就會預測否定的結果,即學生選擇不住校。    
    不過,在許多行為的選擇中,並非僅是肯定或否定,而且有許多場合個人所面對的可能是3種以上的選擇。例如,一個人可以投票贊成,投票反對,或根本就不去投票。還有,如從事什麼職業,在什麼地區居住,旅行時使用什麼交通工具等。這些選擇的變量不僅是離散的,而且是多種選擇的。例如,交通工具只能有公共汽車,小巴,輪船,火車,飛機,汽車,自行車等幾種,可以將它們分別用有限幾個數字0,1……7來表示。而且在每一種離散選擇的情況下,所有選擇都是互相排斥的。這不同於像價格這種變量。某商品的價格可以是,比如說1~10之間的任何數據。所以價格這種變量或選擇就是連續的。    
    有學者應用這種離散選擇的複式模型來研究個人在職業上的成就。其目的就是要依據一個人的種族、性別、教育程度以及經歷來預測他會進入哪一職業階層的相對概率,職業分成5個階層:專門職業、白領、工匠、藍領和粗工,其模型樣本選擇了1000多個觀察值,每個觀察值都是在職人員。其研究結果表明,一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從事高收入的工作。這是一般人所料想到的,即教育可能使人提升社會地位。惟一的例外是,教育越多進入藍領工作比做粗工不容易。工作經驗在各行業之間並無多大影響力,並表示藍領工人工作經驗少而專門職業人員經驗多。對於性別差異之估計結果也十分明顯,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女性較容易進入較低收入職業集團的工作。而對於種族的情況來說,黑人較容易進入較低收入的職位,即黑人較容易從事不理想的工作。而且職業歧視在白領階層中較為普遍,而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歧視只在工匠階層中才有。這些結果為預測人們的職業選擇提供了一定的依據。最近離散選擇分析應用還常見於生物計量學和醫學。例如生物的生和滅等就是簡單的單一變量二項選擇問題。    
    麥克法登對離散選擇分析的貢獻是他將經濟理論與計量經濟學方法結合併發明處理離散變量的新方法。可以看到,以效用最大化的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他的方法使研究者可以估計並預測個人做出有限選擇中某種選擇的概率。    
    假定有一個總體,我們要研究他們在有限選擇中的決策行為。如研究一個城市中人們搭乘某種交通工具的概率。基本的假定是,人們所做出的選擇將使他們的效用最大化。首先從總體中隨機選取樣本,並記錄他們的特性(如年齡,性別,收入等),可供他們搭乘的交通工具,他們實際選擇乘坐的交通工具等數據。麥克法登的創新之處是,他認為人們從乘某種交通工具中獲得的效用可以表示為由乘客的特性,某種特定交通工具,備選擇的其他交通工具,以及其他一些未觀察到的變量等等所有這些因素所決定的一個隨機變量。而人們最終選擇某種交通工具的概率,就決定於由上述各種因素決定的乘坐某種交通工具的效用大於乘坐其他交通工具的效用的概率。在一些外生的假定之下,這個概率可以被估算出來。麥克法登稱他自己的這個方法為「條件邏輯斯悌模型(conditionallogitmodel)」。根據選擇變量的性質,離散選擇分析有單一選擇的二項分佈模型和多項選擇的多項分佈模型。其中多項分佈模型最具有應用價值。該模型又可分為幾種:多項選擇,順序選擇(orderedchoice),多變量二項選擇等。多項選擇如上面介紹的多種交通工具的選擇。順序選擇模型指備擇選擇是可以排序的。如生育小孩的數目,一星期逛街的次數等。多變量二項選擇模型指備擇選擇本身又是一個單一選擇問題。如跨期的勞動就業問題,它涉及在不同時間勞動者就業選擇。事實上,如果考慮時間因素,模型可以擴展為動態離散選擇分析。在實際應用中,多項分佈模型有多種用於計算和估計的函數形式。其中最方便和實用的是「多項邏輯斯悌模型〔multinominallogit(MNL)model〕」。這個模型的適應性來自它的「無關選擇的獨立性(IIA)」假定:任意兩個備擇選擇被選中的概率之比與其他備擇選擇無關。這個假定在現實中很難得到滿足。但麥克法登的研究發現,即使如此,運用多項邏輯斯悌模型進行分析的結果還是穩定的。另一方面,在滿足無關選擇的獨立性假定的條件下,在面臨選擇性樣本時,用MNL模型使用這些樣本數據對參數進行估計,估計結果也是無偏的。這也是這一方法被廣泛應用的原因之一。因為,多數研究面臨的是選擇性樣本。麥克法登自己發展出了檢驗無關選擇的獨立性假定的方法。由於無關選擇的獨立性假定過於嚴格,麥克法登發展了一些擴展模型,這些擴展模型對無關選擇的獨立性假定的要求要寬鬆一些。其中包括「廣義極值模型(GEV)」和它的一個特例「嵌套式多項邏輯斯悌模型」以及「混合邏輯斯悌模型」。在應用方面,「嵌套式多項邏輯斯悌模型」可以方便地應用於那些離散選擇成科層結構的問題中。例如,在居住選擇決策中,首先必須選擇是買房還是租房;如果租房,是直接從房主處租還是做二房東;最後是選擇地點、樓層等。在這個例子中,各種決策之間是有優先次序的,即選擇具有科層結構。「混合邏輯斯悌模型」則適應於更廣泛的情形。與「多項邏輯斯悌型」對應的是「多項概率單位模型(Multinomialprobitmodel)」,該模型適應於殘差相關的情況。麥克法登的貢獻還包括針對這些模型發明適用的計算方法。如用「矩模擬法」估計多項概率單位模型等。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9節 選擇性抽樣、選擇偏差與自選擇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中最常見的問題之一是樣本選擇問題。在一般的統計或計量經濟學研究中,用於估計所研究系統的參數的數據依賴於從總體中抽取的樣本。如果所抽取的樣本是隨機的,即以類似「抽籤」的方式獲得的樣本,根據這些樣本數據所估計的各種參數能夠準確反映總體的相關特性,理論上,就是所估計的參數是無偏的和一致的。而且隨著抽取的樣本越大,其對事件的總體特徵分佈的描述越是會準確。但是,如果所抽取的樣本不是隨機的,那麼無論其選擇的樣本容量有多大,則根據這些樣本數據所估計的參數就不能準確反映所研究的總體性質的分佈。但是,在不同的事件的研究中,大多數抽樣都不是隨機的,因為事件的總體總是會相當龐大,甚至是沒有邊界的。因此,多數的抽樣只能是在研究者所選擇的界定範圍和規則內進行,這就可能或是未把相關聯的變量放入抽樣,或是把不相干的變量放入抽樣中,出現抽樣選擇的偏差。「赫克曼兩階段模型」或赫氏法就是解決這種選擇的偏差和自選擇的問題。可以說,在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中,選擇偏差與自選擇問題是最平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大多數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中,所獲得的樣本數據很難保證它們的隨機性。我們可以以赫克曼最早研究的勞動婦女工資的決定為例對此給以說明。    
    研究,例如一個地區,勞動婦女的工資狀況。這個地區的所有適齡婦女(包括就業與非就業婦女)構成研究的總體。在研究中,一般不可能獲得所有這些婦女的資料,而只能得到一部分就業婦女的相關資料。這部分提供資料的被調查婦女就構成研究的樣本。現在,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樣本中被調查婦女提供的勞動數據分析所有適齡婦女(總體)如果就業時她們工資水平的一些決定因素。所調查的婦女可以是隨機地從總體中抽取的,但只有就業婦女能夠提供有關她們工資水平的資料,所以只能研究就業婦女的樣本數據。可以把就業與不就業看做個人的一種決策,婦女的這個決策如果不依賴於所要研究的勞動工資的決定因素,那麼,即使所研究的只是已就業婦女的資料,我們也可以把所抽取的樣本看做隨機的。因為,理論上說,決定婦女就業不就業的因素是外生的,它不影響所要研究的問題。但是,婦女選擇就業與不就業往往不是外生的,而部分的是由所研究的問題決定的。例如,工資水平的高低,工作環境的好壞顯然會影響婦女的就業選擇。這樣,以就業婦女作為研究樣本就不再是隨機的,而是部分地由所研究問題的某些因素所決定,也就是說,所研究的某些問題影響了樣本的選取。如果按照傳統的方法,通過這種樣本所估計的參數就不能很好反映總體的性質,它們會有所偏差。另一方面,如果決定婦女就業與不就業選擇的因素或信息可以通過調查獲得的話,在傳統的分析方法中增加相關的變量就可以解決樣本的選擇偏差問題。當這些信息無法獲得時傳統方法就難以處理。赫克曼所發明的方法可以簡單和方便地處理這個問題。由於導致統計推斷產生偏差的樣本的非隨機性是由所研究的對象(在這裡是婦女)的個人決策造成的,這個問題也叫自選擇問題。樣本選擇偏差還可能來自研究人員的某些決定或數據處理過程。    
    19世紀70年代中期赫克曼在對美國勞動供給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遇到了選擇性樣本問題,這些問題促使他提出了所謂赫克曼修正法(或兩皆段法,赫氏法Heckitmethod)。這個方法簡單適用,不僅在微觀計量經濟學,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在經濟學領域,赫克曼方法著名的應用包括李氏1978年所做關於加入工會對工人相對工資影響的研究。這個問題涉及自我選擇,因為工人加不加入工會是一個選擇性的決定,而不是任意的。決定工人加不加入工會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是不可觀察到的。另一項著名應用是魏裡斯和羅森進行的關於教育如何提高工資收入的研究,接不接受教育同樣是一個自我選擇問題。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10節 展望

    麥克法登和赫克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強調了他們對微觀計量經濟學的貢獻。對微觀計量經濟學,以往人們一般都會很陌生,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其學科就開始有學者在研究。例如,普雷斯和霍撒克關於家庭支出調查的分析就是開創性的成果。隨後,隨著研究者對宏觀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研究的不滿意,隨著人們可利用的微觀資料增加,計算工具及計算手段的改善,微觀資料分析在微觀計量經濟學中也就越來越重要。這樣不僅為新的計量經濟研究創造了條件,也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些主要來源於資料性質的新的重要的經濟計量問題。而對其問題研究就越來越重要,正如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格裡利切斯所說,「像年齡、土質或一個企業的職務結構等變量在加總時變化要少得多。但在微觀水平忽視這些要付出很大代價。同樣,對千百萬調查對像進行平均加權時,衡量誤差趨於互相抵消,但分析單位是個體時,誤差就會顯得大得多。」而微觀資料的性質通常是定性或只限於一個特殊範圍變動,這也就要求有新的計量模型和技術。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微觀計量經濟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在以往的經濟理論中,人們對不能進行「實驗」的社會經濟行為解釋是脆弱的,因為以不能實驗的資料為根據的經濟計量結果有內在不確定性,但隨著微觀計量經濟學理論及方法上的創新,人們已經朝著進行經濟的「社會實驗」及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方面進行探索。據已有的文獻表示,儘管對整個社會實驗的價值做確定性的判斷還為時過早,從微觀計量經濟學的觀點看,其結果還不是那樣令人鼓舞,但評價居民使用電時間的實驗、住房津貼計劃實驗、負所得稅實驗都指明一個事實,即實驗結果能同樣由以前的經濟計量估計預測出來。無論如何,社會實驗在經濟學中的出現,在實驗設計、統計方法以及政策分析等領域提出許多引起注意的問題,它們可能對微觀計量經濟學的未來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還有,微觀計量經濟學模擬模型用於政策分析和評價,它將有利於改革衛生保健、稅收、社會保險制度及運輸網絡等方面的計劃,這也是微觀計量經濟學目前關注的焦點。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2000年把諾貝爾獎頒給微觀計量經濟學,正是借此來調整經濟學所關注的重點,讓經濟學的理論更好地來研究人類的經濟行為,更好地預測人類的經濟行為,以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增加整個社會的福祉。    
    (2000年10月)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11節 實驗為觀察經濟行為的鑰匙

    本文與黃少軍合作。    
    ——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的思想與理論    
    導言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以色列籍卡尼曼教授(DanielKahneman)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史密斯教授(VernonLSmith),表彰他們分別「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有效地結合,從而解釋了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決策」和「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實驗室時研究市場機制的選擇性方面」對現代經濟學所做的貢獻。從17世紀開始,歐洲理性主義大行其道,人們高舉著理性的大旗,衝破經院哲學與神權的桎梏,紛紛為自然與世界立法,也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會、人類生活。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人類對外在事物的認識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捨棄了並把其簡化為一個個的點或一條條的線。人也成為了「扁平的人」。特別是當自然科學方法的普遍之光照耀經濟學的研究之後,現實的人都被約化為一個簡單的孤立的數學模式中的理性人。特別是在馮諾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n,JandMorgenstern,O)從個體的一系列嚴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發,運作邏輯和數學工具發展了期望效用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KAndDebreu,G)精妙無比的數學方程搭起現代經濟學一般均衡理論框架之後,有人就認為現代經濟學的使命就基本上結束了,今後經濟學家們要做的只是讓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設條件下更加細化罷了。因此,在這個公理體系之上,經濟學家們不僅把其觸角伸向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而且四面出擊,用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去解釋政治、法律、婚姻甚至愛情等各方面的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學帝國主義」大行其道。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這種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優美的理論大廈是無法通過經驗科學之方法來檢驗與研究人的內在本性,也無法來觀察現實的人的經濟行為的,因此更無法來解釋許多人的經濟行為之謎的。例如,期望效用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現實中特別是金融市場中人類的很多決策行為是無法用這種理論得以解釋的。行為經濟學家和實驗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著名的「悖論」,以便向主流經濟學挑戰。如「阿萊斯(Allais,M)悖論」、「股權風險溢價難題」、「羊群效應」、「偏好逆轉」等。    
    也就是說,當以這種理性人的假定無法揭示現實人的經濟生活與他們的經濟行為時,越來越多地研究人員開始嘗試用實驗的方法與實驗心理的方法來研究經濟行為問題了,並試圖以此來修改和驗證各種基本的經濟學假設。這也就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實驗和各種數據的搜集,依賴於對人的心理分析,依賴於對現實人的經濟行為的瞭解。而這些研究大多數扎根於兩個有著明顯區分但目前卻可能融會在一起的領域,即認知心理學家有關人的判斷和決策的分析和實驗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理論的實驗性檢驗。目前興起的行為經濟學、金融行為學、管理決策科學及實驗經濟學等都是這種理論的種種嘗試。而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史密斯與卡尼曼則分別是這兩個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可以說,今年把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史密斯和卡尼曼不僅拓寬了整個現代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經濟學的研究可以是人的理性行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為),而且激發了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的反思(既然對理性人、期望效用理論等經濟學的最基本假定都可以質疑,那麼對整個現代經濟學的其他假定不也是值得人們重新審視的嗎?)也正是這種審視與反思,現代經濟學將會面臨一場前所未有的衝擊與革命。因為,實驗成了開啟人類觀察經濟行為的一把鑰匙。    
    卡尼曼的行為經濟學    
    卡尼曼1934年出生於以色列的特拉維夫,1961年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卡尼曼擁有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頭銜。自1993年起,卡尼曼擔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和公共事務教授。10月9日,當卡恩曼在新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校園收到自己獲獎的消息時,激動異常,以至於失手將自己鎖在了家門外,最後不得不破窗而入。他是該校歷史上第五位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    
    今年他得諾貝爾獎是因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與經濟學融合到了一起,特別是在有關不確定狀態下人們如何做出判斷和決策方面的研究」。在傳統經濟學中,基本的假設是經濟人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們會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來估計將來不同結果的各種可能性,然後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是這種假設與人們實際的經濟行為相去甚遠,比如你會看到有人為了省5元而花6元的汽油費開車去批發市場購買幾包衛生紙,或者是你也會看到有人花不少錢為一件傢俱購買服務合同但這傢俱根本不會壞,或者是當股市繁榮時股民會欣喜若狂跟風買進,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誠惶誠恐迅速出貨,而這些行為都無法用傳統的理性與自利假定來解釋。事實上,卡尼曼等人的許多實驗和調查都表明了為何人們會在理論上看上去是理性的行為實際上是如何非理性,而人的非理性同樣是經濟學要研究的問題。從1970年代開始,卡尼曼就與他的同事特韋爾斯基(Tversky,A)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廣泛地研究與實驗,但是由於特韋爾斯基在1996年去世,因此特韋爾斯基也就無法分享這份殊榮。    
    其實,在行為經濟學裡,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都是這個領域裡最早的開拓者。1979年,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計量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開創性論文《預期理論:風險下的決策分析》(ProspectTheory:AnAnalysisofDecisionsUnderRisk,),標誌著行為經濟學的興起。該論文針對傳統的理論(即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認知偏差不會對人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提出了質疑,並通過實驗對比發現,大多數個體並不總是理性的和風險規避的。1982年他們出版了《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判斷:啟髮式與偏差》(JudgementunderUncertainty:HeuristicsandBiases)一書。該書描述了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人們的判斷是如何偏離標準理論的。該書以典型示範法、可獲得性示範法及定位調整示範法等把估計概率和預測價值分解為更為簡單的判斷性操作問題,從而這些複雜的事情大大簡化,具有極大的理論與應用價值。由此該書也成了行為經濟學的聖典。1992年,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風險與不確定性》雜誌上發表了《預期理論的進展:不確定性研究綜述》(AdvancesinProspectTheory:CumulativeRepresentationofUncertainty)一文,也就標誌著預期理論進入了成熟期。以後他們把其思想與方法引入公共政策與事務分析等領域,從而引起該領域相當大的關注。可以說,幾十年來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等在行為經濟學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以下僅從幾個方面做點介紹。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對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或決策時往往僅會以偏概全、以小見大(或典型現象)為依據,但是根據理性人的假設則並非如此,根據概率論中的貝葉斯定理(BayesianLaw)的大數法則,一個理性推斷行為不僅會使用大樣本的所有信息,也會利用先驗信息。但實際上人們往往只會重視了條件概率(即所直觀到的現象),而忽視了先驗概率(以往存在的知識)。例如,如果你在電視中看到壞人中30%面貌為醜陋,那麼以後你看到這類面孔的人一定會認之為壞人。    
    還有,當A組的描述是典型描述,而B組不是時,人們通常會判斷B組更像是同屬A、B兩組人的描述,而不是單單為B組人的描述。例如,給出以下關於某個人職業的描述:「某女,31歲,單身,坦誠、非常聰明。專業哲學,在學生時代積極關心歧視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同時參加了反核示威。」然後要求實驗對像對關於該人的八條表述按照準確性排序。其中兩條是,「該女是銀行出納員」和「該女是銀行出納員和女權運動者」。結果85%的實驗對像將後者的可能性排在前面。這個實驗說明,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誇大了按「常識」得到的條件概率,也就是誇大了「典型」的作用。    
    與關於典型描述的示範型研究相關,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提出了許多他們稱為「小數法則」的許多例子。即人們通常會根據自己已知的少數例子來做推測。因為人們假定即使人數很少也同大多數人一樣,它也代表了這些人。我們都知道,概率論中存在「大數定理」,指的是當分析樣本接近於總體時,樣本中某事件發生的概率將漸進於總體概率。「小數法則偏差」是指人們將小樣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佈看成是總體分佈。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這實際上也是由於忽略了先驗概率而導致的對事件概率的判斷失誤,其來源是誇大小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人們在根據現有信息對不確定事件進行判斷時似乎不關心樣本的大小,也就是「樣本無關」。例如,投擲6次硬幣如果出現4次正面2次背面;人們會將這個結果「推論」到投擲1000次的情況,因而高估出現正面的概率。這也說明人們往往會過於簡單地將對不確定事件條件下的判斷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礎上。例如,如果一個金融分析師連續推介的幾個股票隨後的表現都很好,那麼投資者一般會對之十分信任,反之則反是。還有「小數法則偏差」還表現為主體知道事件發生的(客觀)概率,但在主觀上對已發生的小樣本事件進行錯誤的估計,往往高估未發生的事件出現的概率,如雖然人們都知道投擲硬幣正反面出現的概率為50%;但如果連續出現多次正面時,人們總是認為接下來出現反面的概率很大,這也是人們賭博心理大增的緣由。    
    還有,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認為在許多論文中,對定位與調整效應做了許多探討。他們認為,人們在對不確定事物進行判斷和估計的時候通常會設定一個初始值,然後根據反饋信息對這個初值進行修正。實驗心理學表明,人們的這種修正往往是不完全的,他們的觀念似乎「拋錨」於初始值。例如,實驗對像被要求估計有多少非洲國家是聯合國成員。在估計之前他們被將他們的估計值與一個在0和100之間隨機選取的數相比較。結果顯示,被要求與10%比較的實驗對像平均估計為25%;而那些被要求與60%比較的則估計為45%。還有實驗表明,一組圖片被顯示給實驗對象,這組圖片在顯示的過程中逐步從模糊不清到十分清晰。在這一過程中,90名實驗對像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開始觀看圖片。結果顯示,那些在很模糊的時候就開始觀看圖片的實驗對像只有25%最終能準確識別這些圖片;而在後面較清晰的時候開始觀看的實驗對像有50%能最終識別。而這種定位效應的存在說明人們在對不確定事物進行判斷時是非理性的。如果初始點是由有用信息產生的,則定位效應可以說是理性的表現。但前一個實驗表明人們甚至「固執」於無關初始信息(初始值是隨即選取的)。運用於金融理論中則說明當前的股票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過去的價格決定的。    
    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把心理學運用到現代經濟學最成功的方面是預期理論。按照新古典理論,人們在面對不確定性時,人們的消費偏好必須滿足諾伊曼—摩根斯坦公理化體系的基本要求,即完備性、傳遞性、連續性和獨立性等。但是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的研究表明,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人們的偏好主要是由財富增量而非總量決定的。因而負消費(投資或博弈虧損)必須引入分析中。但在標準理論中不同的消費或財富安排中是不會出現負值的。還有效用函數對正的增量是凹的,但對負的增量是凸的。這反映了人們在面臨虧損時不是「風險厭惡」的、而是「風險追求」的。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效用函數在所有點都是凹的。再有,投資者(博弈參與者)的預期效用函數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權,而是將概率轉化為一種權重函數,該權重函數具有「確定性效應(certaintyeffect)」,即(客觀上)具有較大發生概率的事件被賦予更高的權重(主觀概率),反之(客觀上)具有較小發生概率的事件被賦予較小的權重(主觀概率)。而「確定性效應」導致了權重函數的非線性性。如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實驗表明,當人們分別在以下兩種情形中進行選擇時,第一種是在A等於(3000,1)和B等於(4000,08;0,02)之間選擇;第二種是在C等於(4000,02;0,08)和(3000,025)之間選擇。結果有65%的實驗對像選擇了C,80%的人選擇A。對這個結果的解釋是,當處於概率較低的時候,一定程度的概率的增加(從C的20%上升到D的25%)不會較大地改變人們對這些低概率事件賦予的選擇權重,此時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報酬的多寡。反過來,在概率較高時,人們對概率的變化十分敏感,偏好選擇中的概率權重變得十分重要。在這裡,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預期理論指出了人們對不確定事件的偏好不符合新古典主義關於偏好的「理性」假定。2001年美國克拉克獎得主拉賓(Rabin)指出大部分新古典理論關於偏好的假定都是缺乏根據的。而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預期理論的發現證明,人們的許多判斷是非理性的,或者說是存在「偏差」的。    
    還有,在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看來,人們在決策時,總是會以自己的視角或參考標準來衡量,以此來決定決策的取捨。比如一個人加薪時他可能不會在乎什麼,但如果要他減薪時問題就來了(如香港公務員減薪),即人們對財富的變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過某個「參照點」人們對同樣數量的損失和贏利感受是相當不相同的。在這個「參照點」附近,一定數量的損失所引起的價值損害(負效用)要大於同樣數量的贏利所帶來的價值滿足。簡單地說,就是丟掉10元錢所帶來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撿到10元所帶來的愉悅感受強烈得多。卡尼曼認為在可以計算的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所損失的東西的價值估計高出得到相同東西的價值的2倍,而這種損失厭惡假定是與實驗心理學的感覺和判斷理論相兼容的。我們的感覺機制與變化和差別的估計相協調,而不是與絕對量的估計相協調。當我們對像光、聲音、溫度等特徵做出反應時,過去和現在的經驗確定了一個可接受的水平,或者是參考點,而與此參考點相關刺激是可觀察到的。因而,一個特定溫度物體能夠通過觸摸,依靠過去人們對溫度的接受點來感知它是熱還是冷。同樣,這種法則可以運用於非感知性的特徵像健康、聲望、財富。比如說,同樣的財富水平,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不幸與貧窮,而對另一個人來說意味著巨大的財富。而個人感覺一般是受過去消費、過去經驗、預測和其他可參考點而影響,並被逐步地融入經濟模型之中。而人們進行決策時,其行為往往是非理性的。如假定你要買一件上衣和一個計算器。假定在某個商場上衣的價格是125元(15元),而計算器的價格是15元(125元)。假定這時候有一個人告訴你在20分鐘步行距離以外計算器的價格是10元(120元)。問題是:你會步行去另一個商場買計算器嗎?實驗結果是,當計算器為15元時,大部分人願意;而當計算器125元時則大部分選擇不去。    
    總之,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一系列開創性工作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正如1982年阿羅指出的那樣,卡尼曼與特韋爾斯基的工作「非常嚴格地顯示出(投資者)對當前信息過度反應的特徵,這些過度反應似乎是所有證券和期貨市場的特點」。可以說,行為金融學就在這一基礎上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使行為經濟學、金融行為學的規範研究成為可能。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12節 史密斯的實驗經濟學

    對於史密斯的實驗經濟學,還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就讀到了史密斯教授關於經濟人類學方面的著作。在那時,我就對他的睿智和創見深為歎服。他的那篇關於《狩獵與採集經濟》的大作,我曾多次讀之,早已成了研究人類制度起源最經典的文章。還有,史密斯教授不僅在今年表彰的實驗經濟學領域貢獻良多,而且在拍賣理論、環境經濟學、水資源研究、心理學、產權理論、原始採集文化、選擇理論、哲學及經濟人類學等學科方面都貢獻很多。今年史密斯教授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他為實驗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並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並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準,但這僅僅是他對現代經濟學貢獻的一個方面。    
    史密斯1927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的威奇托。1949年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學士學位,1952年獲得堪薩斯大學碩士學位,1955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史密斯先後在珀杜大學、布朗大學、馬薩諸塞大學、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亞利桑那大學任教。自2001年起,史密斯擔任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和法律教授。以下本文僅就史密斯教授對實驗經濟學研究的貢獻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在史密斯教授看來,歷史上,經濟學的方法及論題曾被假設為是一種非實驗性的學科,它只像天文學或氣象學而不像化學與物理學。經濟學家通常只會以有關的人類偏好及市場供求關係為基礎的成本與技術假設,力圖根據長期觀察所產生的一些經濟結果去理解經濟學的作用。但是實際上,經濟學與天文學有很大的差別,而正是這種差別性對理解經濟學的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天文學汲取了經典力學與量子物理學中全部有關理論(而這些理論是在嚴格的實驗室中產生的)。而經濟學則沒有一組相擬測試行為的原理可能經受可控的實驗性試驗,這樣也就無法為人的個體行為的研究提供可觀察操作的基礎。因此,經濟學的研究應該與實驗心理學的研究相結合建立一條可溝通的橋樑。二是天文學的數據是由職業觀察天文學家為了科學目的而努力收集到的,但經濟學的大部分數據是由政府或私人機構為了非科學的目的收集的,所以天文學家對於他們的數據的科學可靠性是直接負責的,而經濟學家則不如此。在經濟學中,當事物的出現不像預期的那樣時,更可能的是認為數據的質量有問題而不是抽像推理的準確和質量。但從20世紀50年代史密斯開始進行經濟學實驗並在1962年發表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AnExperimentalStudyofCompetitveMarketBehavior)第一篇關於實驗經濟學的論文之後,實驗室的試驗也就引入了經濟學的方法中,現代經濟學也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    
    所謂實驗經濟學就是在可控的實驗條件下,針對某一現象,通過控制某些條件觀察決策者行為和分析實驗結果,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並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因此,經濟學的實驗室方法就是給經濟學家給定一種直接的責任,即把可控的過程作為生成科學數據的重要來源,而這些過程也可以由其他實驗室重現。正因為實驗經濟學的研究過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為這種研究提出數據採集過程的嚴格標準。    
    至於實驗經濟學,1931年索斯頓(Thurstone,LL)首先用實驗方法研究關於偏好的無差異曲線,隨後其他學者的設計實驗集中於檢驗效用理論。1940年哈佛大學的張伯倫教授(Chamberlain,E)在課堂上進行檢驗市場理論的實驗,而當時課堂上的一位學生就是今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史密斯教授。可以說,史密斯教授有今天的成就與早年在哈佛所受教育分不開。後來斯坦福大學的西格爾(Siegel,S)在1950年代的研究工作為實驗經濟學的科學化做了許多工作。如果它不是英年早逝,今年的諾貝爾獎可能會有他一份。而實驗經濟學真正為學界所關注可能是以史密斯1962年發表的《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一文為肇端。在這篇實驗經濟學經典論文中,不僅在於如何具體設計實驗並改進以前實驗方法的不足,更主要的是強調要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對已有經濟理論進行檢驗,同時文中也給出雙向拍賣交易機制是如何運作的。後來,史密斯撰寫一系列關於實驗經濟學的論文,而1982年發表的《作為實驗科學的微觀經濟體制》(MicroeconomicSystemsasAnExperimentalScience)是其代表作,該文統一了此前許多經濟實驗所採用的個別方法,界定了經濟實驗應該奠定的步驟,建立了一套標準的研究設計和分析系統。他認為,每一個實驗都應由三大元素組成:環境、體系和行為。環境給定了每位參加的偏好、初始的貨品稟賦和現有的技術水平,而體系則界定實驗術語和遊戲規則。環境與體系都是可控制的變量,最終會影響所觀察的行為。有了這些條件實驗經濟學就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了。    
    而且,在史密斯看來,以往經濟學理論都是沒有經過試驗過的理論,這些理論僅是一種假設,它被接受(或拒絕)的基礎是權威、習慣或對於假設的看法,而不是基於概括一個可以重演的嚴格證實或證偽的過程。而實驗經濟學可以把可論證的知識引入經濟學領域,使人們瞭解真實的市場運作模式,同時,實驗中的可控過程也是生成科學數據的基礎。而傳統經濟學僅是以政府及個人所收集的數字來進行研究,其科學性也就值得懷疑了。為了達到經濟學科的科學性,史密斯教授及不少研究者從1956年開始進行了幾百次市場行為的實驗,並試圖通過模擬市場交易、改變市場交換制度、觀察實驗人員的決策行為不僅從中引申出市場運作的條件、交易特徵、交易制度規則,而且對傳統的經濟理論重新進行評價。    
    在傳統的經濟理論看來,自由競爭的市場能夠使市場達到出清和資源最優配置。自從艾奇渥斯提出兩條無差異曲線切點是交換雙方的帕累托最優之後,許多經濟學家一直對自由人格下的完全市場競爭十分有興趣,並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研究。但是,真實市場交易與價格現有理論是不同的。如史密斯1956年關於競爭人格的形成機制的實驗就表明,雙方競爭性購買或出售會使價格回歸競爭性均衡,但不能保證市場出清。各人的清償價值或成本價限制其是否買進或賣出商品,一旦市場成交價低於成本價則不出售,高於清償價則不購買。從而,在嚴格的出清條件下,在任何時期市場從未達到競爭均衡,當然,市場交易價格會逼近理論上的均衡價格或商品出清時價格。而隨後的一系列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模擬實驗設計中,史密斯更加注重最大可能地接近真實實際。    
    史密斯在無數的實驗研究也發現,實驗結果與實驗設計是密切相關的。不同的實驗設計導致不同的實驗結果。這就啟發了他們去用實驗展示選擇市場機制的重要性。他們率先採用「風洞測試」的方法,研究對私有化或政府採購的不同設計,可能導致的不同的市場結果,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在史密斯教授的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研究中,在不確定性下個人的偏好及市場行為是該研究最為重要的方面,後來它發展為把個人偏好的實驗研究擴展到了測量負的所得稅及其他因素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測量對電力、住房及醫療服務的需求上,從而使得把經濟學整個研究確立在對市場行為的研究上。在目前,在產業組織理論與反托拉斯經濟學中,實驗性方法已應用在檢查壟斷、合謀及有關反競爭性措施的影響上,已應用到自然壟斷及它對於規模經濟、進入成本、可競爭的市場假設的關係等市場行為的研究上。而且作為一種一般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以實驗方式來把握人的市場行為,就可以從根本上瞭解現實經濟發生了什麼。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實驗經濟學方法為研究人的經濟行為提供了一種可觀察的途徑。    
    結語    
    當然,無論是從行為經濟學還是從實驗經濟學來說,儘管今年它們獲諾貝爾獎對其融入主流經濟學是一個好開端,但是它們真的有用嗎?其結論真的可靠嗎?它們的研究成果與結論與現實相去遠嗎?這樣一系列的問題都是我們必須十分關注的問題。因為無論行為經濟學還是實驗經濟學不僅在於其年輕,而且在於其中都滲透了太多人為的因素,這就使得它們能否真正地反映真實世界的狀況十分令人質疑了。還有,這些研究儘管開闢了一個新視野,但是實驗的設計總是會捨棄很多真實環境,而且實驗者的人為性與真實的經濟行為會相去甚遠。這就使得運用其得出結果來觀察現實的經濟行為增加不確定性。再就,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講,它們的研究沒有考慮研究的有效性和潛在的經濟意義,這就使得要想很好地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之中是不容易的。    
    但是,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不管它們有多少不足與缺陷,今年把諾貝爾獎頒給它們,就是對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認可,就是進入主流經濟學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不管其學科如何不成熟或幼稚,不管其學科有多少問題與缺陷,對它們認可本身就會給主流經濟學帶來巨大的衝擊與挑戰。至於它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影響與衝擊到底有多大,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僅為主流經濟學的未來發展增添了活力,讓人們得以重新審視與反省主流經濟學,同時,也為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既然已經把這兩學科推向了前台,人們對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的關注、學習、推進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經濟學的研究一旦踏上另闢蹊徑之路,其新的革命也即將到來。這就是今年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獲得諾貝爾獎最重要的意義。    
    (2002年10月)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13節 如何揭示統計數據的奧妙

    ——2003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    
    今年瑞典皇家學院宣佈,200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兩位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獲得。這兩位經濟學家是美國紐約大學的羅伯特·恩格爾(RobertFEngle)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克萊夫·格蘭傑(CliveWJGranger)。他們因以現代統計分析工具改進了經濟學家處理時間序列數據的方法而獲獎,這些方法可用於金融市場分析和宏觀經濟預測。其中恩格爾因為一個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ARCH模型)可以處理許多時間序列變量的隨時間變化的波動性而獲獎,格蘭傑因一個共同整合經濟模型(Cointegration模型)可以處理許多時間序列變量的非平穩性而獲獎。可以說,這是4年內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二次授予「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研究的是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的分支學科。上一次是詹姆斯·赫克曼和丹尼爾·麥克法登獲得了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人說,此次計量經濟學理論領域的研究再次獲得諾貝爾獎標誌計量經濟學時代的正式到來。經濟學研究必須運用計量經濟學來達到統計上的正確性與合理性。    
    一般來說,時間序列分析理論是指任何單一維度(比如時間)有序排列的觀測值序列都可以看做一個時間序列,時間序列分析的重點是對不同時點上各觀測值之間相關性的研究。時間序列分析區別於一般多元分析的地方就是施加於其觀測值上的時間順序。很多經濟變量,如GDP、價格、利率和股價等及份量,都是按時間順序進行觀測的。如,從1978~2002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和物價指數,它們都是按時間間隔紀錄排列,從而成為一系列的時間序列。在金融市場方面,香港恆生指數在過去3年內每一日甚至每一分鐘的指數水平也構成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由此可見,經濟學的絕大多數的實證研究都是與時間序列變量相關的。而且除了要研究對這些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外,時間序列分析還關心它們之中一個或幾個變量的現值與其過去值的關係。    
    那麼,如何來分析時間序列變量呢?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它一直是困擾經濟學家特別是計量經濟學的問題。因為,從時間序列變量來看,它們有兩個特徵:一是非平穩性,即該變量無法呈現一個長期趨勢從而最終趨向於一個常數或是一個線性的函數;二是波動幅度隨時間變化,即一個時間序列變量的方差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上述兩個特徵的存在使得有效地分析時間序列變量變得十分困難。今年的諾貝爾獎推崇抓住時間序列分析變量的兩個關鍵特徵,找到了一系列的方法來分析與研究具有非平穩性和波動幅度隨時間變化的時間序列變量。    
    格蘭傑1934年出生於英國的威爾士,1950年進入英國諾丁漢大學,最初他本想成為天文學家,可是沒有想到卻成了著名的統計學家。因為,在格蘭傑上大學時,諾丁漢大學在英國首次開設經濟學和數學雙學位,受此吸引,他進入經濟學與數學的殿堂。1955年獲得經濟學和數學雙學位,由此在數學方面打下了非常扎實的基礎。由於當時的諾丁漢大學的經濟學主任非常看好經濟學的定量研究,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由此也把格蘭傑引上了計量經濟學之途。    
    1957年格蘭傑獲得諾丁漢大學的統計學博士學位,並開始在該校教授統計。20世紀60年代早期,他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從事時間序列譜分析研究。1964年他就發表了「石破天驚」的《時間序列變量中的譜分析》,從而奠定了譜分析在時間序列變量分析中的基礎。1974年,格蘭傑在普林斯頓大學認識了奧單(DanOrr,他當時是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析經濟學系的主任),奧單邀請格蘭傑到該校講學。到聖迭哥後,該處的風景氣候及學術氛圍深深地吸引了格蘭傑,在奧單的努力下,1974年格蘭傑移居美國,成了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經濟學院的教授。當初的聖迭哥分校經濟學系在計量經濟學方面毫無建樹,但由於格蘭傑的到來,及1975年恩格爾的加盟,該系一躍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學中心。    
    由於格蘭傑在計量經濟學方面的貢獻,美國西部經濟學聯合會曾選他為該會主席,2002年當選為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傑出資深會員。格蘭傑目前是世界最傑出的計量經濟學家之一。他在學界建樹頗多,其著作幾乎包含所有近40年來時間序列方面的重大進展。同時,他在譜分析、因果分析、長期分析經濟預測和共同整合等許多方面的研究都是開拓性的,走在計量經濟學的最前沿。有人就認為,這些成果中的任何一項都可使一名學者視為一生的學術驕傲。    
    這次格蘭傑獲得諾貝爾獎,主要是指他用共同整合經濟模型可以處理許多時間序列變量的非平穩性。共同整合(cointegration)概念是格蘭傑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共同整合理論主要研究對像為在兩個或多個非平穩變量之間尋找其均衡關係,以及為用存在共同整合關係的變量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奠定了理論基礎。格蘭傑就是在時間序列分析中引入了「非穩定性」的概念,從而設計出一套統計分析方法模式。    
    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多數時間序列變量都是非平穩性的,然而某些非平穩性的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的。經濟理論認為,某些時間序列變量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如淨收入與消費、政府支出與稅收、工資與價格、進口與出口、貨幣流量與價格水平、商品現期價格與期貨價格等之間就存在這種長期均衡關係。一般來說,上述時間序列變量屬於非平穩序列,其方差與時間成正比。在短期內,看起來這些經濟變量之間似乎不會存在任何均衡關係,但事實上若干個時間序列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卻有可能是平穩序列。格蘭傑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利用其紮實的數學和計量經濟學功底,發展了將短期和長期期望結合起來的「共同整合」概念和分析方法。這些問題和有效的統計推論的關鍵在於他發現了兩組非平穩的統計數據特殊的合併會產生平穩性的方法。    
    一般的經濟理論常常進行這樣的預測:如果在兩個經濟變量中有一種均衡的關係,他們會在短期中偏離這種均衡,而會在長期中向均衡的方向進行調整。格蘭傑把這兩種均衡與非平穩性結合起來創造了共同整合的概念。他認為,具有共同整合關係的對非平穩性變量可以用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對於非平穩變量,誤差修正模型改進了時間序列模型只考慮用平穩變量建立模型,卻忽視了原非平穩變量信息的弱點,以及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忽視虛假回歸的問題。誤差修正模型提供了結合上述兩種模型優點並克服其缺點的途徑,把長期關係和短期動態特徵結合在一個模型中。在這一基礎上,格蘭傑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格蘭傑共同整合定理」,以此來證明「共同整合」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的必然聯繫,並用這些理論在現實經濟分析中做了大量的有關實證研究,包括對美國國庫券的產出共同整合分析;對季節性因素的單整與共同整合分析;對產出、銷售、存貨之間的多因素共同整合分析等,都引起理論界和實際政府部門的廣泛注意。因此,格蘭傑認為,這個共同整合模型不僅僅表現了統計上的完美,而且也給定了一個有意義的經濟解釋。    
    譜分析方法(spectralmethods)引入經濟學的分析也是格蘭傑對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大貢獻。譜分析方法是統計學中一種非參數理論,其淵源已有200多年歷史。其基本思想是從「頻域」的角度和思想出發,來研究有關問題。20世紀60年代以前,譜分析方法已經在物理領域有了相當的發展和應用。後來,有人試圖引入經濟學研究,但沒有成功。1964年格蘭傑與漢塔納卡(Hatanaka)把譜分析方法引入時間序列變量分析,並從此奠定了譜分析在經濟序列分析中的基礎作用。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波動的過程,這一過程包含了不同的經濟週期波動份量。每一種週期波動份量由經濟內部參數的特徵決定。所以要討論經濟波動機制必須把這種不同的波動週期加以區別。如果在時間域內的研究混淆這種不同機制的作用效果,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勢必給我們對經濟波動本質的認識造成一定的假象。可見,譜分析方法為我們對經濟現象的本質的認識,提供一個強有力分析工具。如財富和消費、匯率和價格以及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等都可以通過譜分析的方法有更為深入的分析。例如,格蘭傑與摩根斯坦(Morgenstern,O)一起對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價格進行了相關分析研究,並發表了《紐約股市價格譜分析》一文,該文通過對紐約股票交易所主要的股票指數收益頻譜的實證研究,對當時盛行的股票價格隨機漫步理論提出了質疑,引起了理論界很大的轟動。    
    格蘭傑在因果關係原理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的貢獻,也是他諸多科研成果中影響最大的一個方面。時間序列變量分析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決定一些經濟變量與其他一些經濟變量間是否存在著依賴或因果關係。對於這個問題,一般的統計檢驗方法可以看到經濟變量之間複雜因果關係,但是不能從一系列簡單的關係式中獲得因果關係。格蘭傑因果性關係原理則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格蘭傑關係原理巧妙地引用了條件概率理論來定義因果關係,並在檢驗上,運用時序分析技術,通過大量現象的統計數據研究來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影響。雖然格蘭傑因果關係定理具有很高的實際應用價值,可起初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這一定理被著名計量經濟學家西姆斯(CSims)應用於研究現金和收入之間的關係問題,並由此得出引起爭議的結果時,才受到廣泛的注意。對格蘭傑因果關係定理,他本人認為,儘管因果關係問題非常複雜,但由於他的定義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所以只要能給因果關係下定義,他的理論就能進行相應地應用。當然,作為一個統計學上的一個因果關係,往往只適應判斷存在不存在因果關係,而不能在不同模型之間做出優化選擇。    
    預測研究也是格蘭傑的學術強項,可以說,格蘭傑是當今預測領域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之一。一般來說,預測研究的最基本問題主要是建立在以下3個部分的結合點上:模型的定義與構建、模型的估計與檢驗、模型的修正和選擇。在這3個方面,格蘭傑都有不朽的建樹。1959年,格蘭傑的《關於潮汐河流泛洪的概率估計》是其預測方面發表的第一篇論文。該文內容詳實而豐富,早已被視為現代成本收益分析教材的範本案例。1969年發表的《以廣義成本誤差函數進行預測》一文,討論了預測值在模型選擇中的重要性問題。格蘭傑的研究還涉及預測評估、預測組合、數據轉化、季節性因素與預測、因果關係與預測等方面,而且格蘭傑還把其理論廣泛應用於實際問題的預測,影響相當廣泛。    
    可以說,格蘭傑之所以能夠對經濟學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不僅有他堅實的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的理論功底,還在於他能夠把這三門學科的知識融合起來討論與分析問題,而且在於他十分注重理論的現實應用性。在他看來,經濟學就應該如物理學一樣,更應該重視現實的經濟問題。因此,他的許多理論都是在對實際的經濟問題研究過程中創立與發現的。還有,儘管他的數學功底紮實,他卻反對用複雜繁冗的數學公式推算。因為在他看來,只有對於人們經濟生活中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才值得花時間和精力去研究,而解決問題應該簡單明瞭,而純理論的數學推導是沒有生命力的。    
    恩格爾1942年出生在美國紐約,1969年獲得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老師。其實,恩格爾進入經濟學還有十分有趣的故事。就在恩格爾從美國威廉姆斯學院取得物理學士後,開始準備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物理。當恩格爾打電話與該校聯繫時沒有人接電話,後來他只好到康奈爾大學從事超導體方面的研究。到康大後,1966年,恩格爾選修一門經濟學課程。由於受經濟學的吸引,他倒希望讀完碩士後在康大經濟學系進行經濟研究,後恩格爾找到康大經濟系的主任,正好有一名額,恩格爾正式轉入康大經濟學攻讀博士學位。而恩格爾的導師正是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劉大中。到1969年康大畢業,恩格爾已打下了紮實的計量經濟學基礎。    
    畢業後,先在麻省工學院工作,並研究計量經濟學領域中的譜分析回歸。1975年,恩格爾在一次華盛頓召開的學術討論會議上遇到了格蘭傑。正準備更換工作的恩格爾向格蘭傑請教是否有適合的工作,格蘭傑向他推薦了聖迭哥。1975年,恩格爾轉到聖迭哥,並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到紐約大學工作。這樣雙劍合璧,恩格爾開始了與格蘭傑合作,進行對現代計量經濟學開創性的研究。    
    在傳統的計量經濟學理論和模型中,時間序列變量的波動性被假定為固定的,然而實際數據卻與這一假定是不相一致的。如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不少金融產品投資收益的波動幅度是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並不是一個常數。如果用一個簡化的模型去解釋實際的數據,是得不到滿意結果的。而且金融市場中的波動幅度隨機變化的情況隨處可見,如股價、期權、匯率等,只要是有風險的投資手段,就隨時會發生變化,這就是所謂波動幅度隨時間變化。市場波動往往有一定週期性,如相對平靜的時期過後,就會出現劇烈波動的特殊時期。經濟學家一直努力嘗試設計出一套統計模式,以預測時間序列變量的規律。因此,1982年,恩格爾就是創立了這樣一個統計模型,即稱為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ARCH),來比較準確地描述隨時間變化的時間序列變量的波動性,從而極大地推動加深了經濟學家對經濟就是波動性的理解。    
    恩格爾假定隨機誤差的方差在一個特定的統計模型中,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期間中,系統性依賴了以前的隨機誤差項,以至於大(小)誤差跟隨著大(小)誤差之後。用專業的術語來說,隨機變量遵循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性。在後續的工作和與學生和同事發表的文章中,恩格爾在不同方向擴展了這一概念。最有名的擴展是一般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這裡,在一個特定時期中隨機誤差項的方差不僅依賴於以前的誤差項,而且依賴了早期的方差本身。今天,這一擴展使得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成了對金融市場分析最有用的模型。    
    在恩格爾的第一篇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文章中,恩格爾用它的時間變動波動性模型來研究通貨膨脹。不久之後,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的主要應用是在金融領域,處理和為不同種類的風險定價。定價模型因而代表了證券價格和波動性之間的關係:特別股票的期望回報依賴了股票回報和市場投資組合的協方差。這樣,用該套統計模式可以描繪隨時間變化的經濟趨勢。它不僅被學者們廣泛採用,而且也成為金融分析師們研究資產價格和估計投資風險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總之,今年的恩格爾以一個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格蘭傑以一個共同整合經濟模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多少有點出乎預料。但是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被廣泛地應用於宏觀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實證研究,應用於投資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甚至應用於其他產業的分析。共同整合經濟模型也被廣泛地應用於宏觀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他們的模型對計量經濟學在方法論上有很大的突破,而經濟活動中的廣泛應用產生了巨大社會經濟效益。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的獲獎是當之無愧的。    
    但今年的計量經濟學中的兩個模型獲獎是否表明諾貝爾獎評獎側重點改變是不知道的,但是這兩個模式既不代表一個學派,也不是一種方法上的革命,特別是由於該模型嚴格的技術性。要讓該兩模型廣泛應用,並在理論上進一步地拓展,可能是相當困難的。正因為如此,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往年能夠對現代經濟學產生重大的影響的理論(如交易費用理論、行為經濟學、博弈論等)相比是有相當差別的。它對今後經濟學的發展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4年之內諾貝爾經濟學獎兩次給了計量經濟學,說明了計量經濟學的重要性,這會促進計量經濟學本身的進一步發展和計量經濟學的廣泛應用。    
    (2003年10月)


第二部分 諾貝爾獎得主走過之路第14節 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讀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    
    最近讀到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該書創立了一種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以往發展理論認為,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或個人收入提高、或城市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森則認為這是一種狹義的發展觀,而以人的自由為目的的發展觀,則是主張人的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因為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自然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並不是人們所追求目標的全部。發展不僅僅在於個人收入水平提高,在於個人經濟目標的達到,更重要的在於包括健康、教育、不受他人壓迫、自由遷移、自由表達以及自我實現等方面的追求。而這些方面都可以統攝在自由的範疇之下。因此,以人為中心的最高價值標準就是自由。    
    那麼,何謂自由?對於自由,儘管詩人裴多菲把它推到了無以至上的地位,為了自由,人們可以放棄生命與愛情,但是對一般人來說,自由更多的理解為個人如何不受限制地做什麼,它的反面「強制」就是一個人能夠使得他人做其不願做的事情。不過,在森看來,這只是狹義意義上所理解的自由。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自由並非是人的隨心所欲,或不受制於他人,而是包括了被動的自由與主動的自由。被動的自由是指個人的行為不為他人所侵害,主動的自由是指一個人能做什麼。而這兩方面又稱為自由的過程和自由的能力方面。自由的實質就在於個人生活中免受困苦(如飢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等)的能力,以及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享受政治參與等。或者說,自由就是人們能夠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的能力。在森看來,人的出生與稟賦是不同的,一個好的社會並非是來拉平這些稟賦的不同,而是設立一定的制度安排讓每一個人擴展其生活權利的空間。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為發展之實質正是把握了該問題之核心。當然,自由為發展之實質還具體地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自由是價值之標準與尺度。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以種種不同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人們的生活及社會狀況(如效率、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平等,等等)。但是,這些價值標準都只能反映人的生活或社會狀況的某一種方面,比如,現代3種最為主要的價值觀,如功利主義、自由至上論及羅爾斯的公平主義。如功利主義的價值標準是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自由至上論的價值標準是由法治權利保證的、受最少限制的個人自由。前者強調後果的重要性,後者則主張程序優先。而羅爾斯的公平主義則主張自由權優先,認為存在一組自由權利,不管任何其他考慮,必須保證這一組自由權利的實現。    
    森認為,上述的幾種價值觀都是事先假定把某些價值的要素優於其他的要素,而把另一些價值的要素排除於評價體系之外。但是,如果以自由的可行能力為評價標準,不僅不會把某些價值要素排除在外,而且會給予特定的價值要素以特定的權重。而以自由為基礎的價值標準能夠顧及功利主義對人類福利的興趣,自由至上論對選擇過程和行為自由的關切,以及羅爾斯理論對個人自由權、對實質自由所需的資源的集中注意等。這樣,人們的自由能夠以公開明晰的方式對人們所追求的成果和程序來評價。實質的自由也就成了人們價值之標準。    
    其次,自由作為發展的工具性。工具性的自由就是通過自由幫助人們按自己的意願過有價值的生活。它包括了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擔保、防護性保障等。政治自由就是人們擁有的確定應該由什麼人執政而且按什麼原則來執政的機會,它包括了對政府當局的監督與批評、擁有政治表達與出版言論不受審查的自由、能夠選擇不同政黨的自由等等。這些自由就是人們在民主政體下所擁有的廣義的政治權益。在森看來,政治自由與發展是密切關聯的。如防止飢餓問題,在權威主義統治者那裡,他們自己是絕對不會受到飢餓影響的,他們通常缺少激勵來採取及時的防範措施。而民主政府則不同,他們要贏得選舉並面對公共批評,從而有強烈的激勵因素來採取措施,防止饑荒或其他類似的災難。因此,自由、民主如同國際市場開放、注重教育一樣,是促進發展的。    
    經濟條件是指個人分別享有的將其經濟資源動用於消費、生產或交換的機會。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擁有各種經濟資源如勞力、資本、知識、土地等,一個人所具有的經濟權益,將取決於所擁有的或可以運用的資源,以及交換條件,諸如相對價格和市場運作,而市場提供各種經濟資源自由組合的最好機會。但是在傳統的經濟體制下,這些經濟資源的有效使用往往受到束縛、限制與干預。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從效率、財富增長角度對這些資源的配置研究很多,但森則認為自由才是發展的核心。自由超越了效率與經濟利益的涵義,發展又是自由的擴展。特別是對傳統體制下的勞動力來說,勞動力自由更顯其重要性。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的研究表明,美國南方奴隸制使用黑奴的莊園經濟是有效率的,而且當時黑人的報酬、壽命都比自由農要高,但黑奴仍然要逃跑。而且在奴隸制廢止之後,莊園主試圖用高薪引誘自由了的黑人做以往同樣的工作,這種努力完全失敗了。顯然,人身自由、就業自由是十分重要的。    
    而市場則是經濟自由最好的展現場所。因為,競爭市場均衡可保證,在保持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變時,沒有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有任何增加。自由是市場帕累托最優標準。而市場機制是社會經濟繁榮的關鍵。但是為什麼在一些市場經濟體制下仍然不能改變其經濟狀況?問題就在於市場發育不全,如市場交易準備不足、交易信息的嚴重不對稱、缺乏法治,使得既得利益集團能夠利用非對稱的優勢來為己謀利。例如計劃體制的失敗就在於剝奪了人們的買賣、交易和尋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因此,要讓市場機制良好地發揮,就得有適當的公共政策,來提高基礎教育、普及初級醫療設施等,來保證個人享有自由。而市場對自由的選擇是保證了過程的自由,市場的運作結果將給我們帶來人的能力方面的效率。    
    社會機會是指在社會教育、醫療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實行的制度安排,它們影響個人賴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實質自由。這些條件,不僅對個人生活,而且對更有效地參與經濟和政治活動,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不識字對一個人參與那些要求按規格生產或對質量進行嚴格管理的經濟活動來說,是一個絕大的障礙。類似地,不會讀報,或者不能與其他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書面聯繫,對於政治參與也是一種限制。例如,近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之所以快於印度,總體上來說,印度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落後是關鍵。中國農村的改革之所以滯後,在這些方面的落後也是重要原因。    
    透明性擔保就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需要的信用。它取決於交往過程的公開性、信息發佈的公開性及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在社會的一切活動中,當事人雙方總是預期對方在談判時提供有關交易的全面而準確的信息,並且在達成合約後信守承諾。整個社會的運行就是建立在一定信用基礎上。如果沒有這種信用,市場機制無法運作,社會秩序也無法生成。因此,透明性擔保(包括知情權)成了個人生活自由的重要方面,也是發展最為重要的工具。而且透明性擔保也是市場的基礎設施的建立和行為規範的確立的重要方面。因為,在一個講究信用的社會裡,才能保證以法治來確立交易當事人種種權利,才能讓人們遵守行為規則來保證合約的履行。東歐國家在轉軌過程的困難,就在於缺乏這種法治基礎與行為準則。還有,透明性擔保是與政治民主緊密相連的,許多經濟危機的產生都與政府的非民主性質有關。    
    最後,無論一個經濟體系運行得多麼好,總會有一些人由於物質條件不足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種種不利,甚至處於受損害的邊緣或落入貧苦的境地。這時,社會就需要有防護性保障來提供社會安全網,以防止受到影響的人遭受深重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挨餓以至死亡。防護性保障就是為那些遭受天災人禍或其他突發性困難的人、收入在貧困線下的人,以及年老者提供扶持的社會安全網。防護性保障不僅是所謂的「福利國家」問題,同時也是民主制度的問題。問題的關鍵要有制度性安排讓弱勢民眾的痛苦反映出來,要有政治性激勵機制促使政府去關懷、解決民眾之痛苦。    
    再次,以價值與理性來擴展自由。在森看來,一個社會的好壞完全可以用理性來鑒別的。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就在於信息基礎不足,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條件下,由民主程序達到的社會偏好可以滿足理性條件。在理性思考下,公共選擇的基礎,一是自由,一是民主。這就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必須擁有自由來表達自己的價值偏好,一個社會要通過公開討論和公眾參與來形成社會公共政策。而社會選擇永遠是一個過程,社會成員可在此過程中學習,從而理解、體認與自己不同的價值觀念,調整自己對某些價值要素所賦的權重,及至有可能地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念。自由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擴展。    
    可以說,森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並非在於對以往發展觀的批判,而在於以個人生活能力為核心的自由把發展的不同側面(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等)都統一在一個完整的理論框圖架下。當發展的目標被定為對人的自由擴展時,就真正把握了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了。因為,在本文看來,個人生活權利的擴張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所取得的最大成績是什麼?20世紀70年代後期鄧小平發動的經濟改革最大的功績是什麼?13年來江澤民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的成功是什麼?也許大多數人會說,它是國力的強盛、財富的連番增長、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其實,這些僅是問題的小小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民眾經濟生活權利的擴張,是政府的制度安排為國人提供了致富的機會與發展的權利。無論是商賈還是農民,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一般民眾,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夠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找各自發展的空間。即每個人都可能選擇適應個人發展的生存空間。而這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這才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是從理論對該命題最好的論證。    
    (2003年2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5節 政府何以能促進經濟增長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那裡,政府何以能促進經濟增長?這是一個悖論,或稱為「政府悖論」。即政府既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社會經濟衰敗的根源。以往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不同的國家、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政府組織不同,其經濟績效也殊異。諾斯認為,歐洲在中世紀後,英國由一個偏僻的島國迅速發展成世界經濟強國,而西班牙由一個擁有海上霸權的強國衰敗下來,基本上是政府所為之結果。但是,究竟何種政府能夠促進社會經濟成長?何種政府是社會經濟發展衰敗的根源?或者說一個好的政府它的表現如何?需要哪些條件才能得到滿足?    
    這些問題就是1999年獲得美國克拉克經濟學獎的、目前經濟學界名聲如日中天的哈佛大學年輕的經濟教授史萊夫(Shleifer)為首的研究小組最近所撰寫的頗有爭議的《政府的質量》報告所要回答的問題。史萊夫等在這份報告中指出,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有效地保護產權、減少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官員行政效率較高、熱中於提供公共產品、維持一個相對較大的政府規模,並給予公民較多的政治自由。但是,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政府對經濟影響的好壞是通過什麼指標來衡量呢?史萊夫等人的報告提出了5類衡量政府質量的指標。    
    第一類指標是政府干預的程度,其中包括產權保護指數、商業管制指數及最高邊際稅率。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盡量減少對私人經濟活動的干預,用明確的產權安排來界定私人的經濟行為而不是對私人的經濟活動進行過多政府管制。邊際稅率較高也是好政府的重要衡量指標。因為,一個政府如果能夠徵收較高的稅率,也說明了納稅人掩護政府利用稅收為民眾提供各種必要的公共產品;如果納稅人不認同本國政府,那麼這樣的政府只能夠以較低的稅率徵收稅。而且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有無限徵稅的能力,政府能夠征到多少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眾的自願,取決於民眾對政府合法性認同。    
    第二類指標是政府效率,其中包括腐敗指數、官僚主義、稅收強制性和政府公務員與人均GDP的比例。在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干預少的情況下,政府的工作效率一般會較高,官僚主義的行為減少,腐敗行為較少發生。而政府的干預過多不僅會使政府工作效率低,而且會因為官員的權力過多,更容易為自己「設租」向民眾勒索賄賂,使貪污腐敗盛行。按傳統觀點認為,高薪能夠養廉,史萊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則並不如此。因為,在腐敗程度較高的政府中,貪得無厭的政府官員一方面會採取種種方式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工資水平,另一方面又會收取巨額賄賂。因此,較低的政府工資水平是好政府的重要標誌。    
    第三類指標是公共產品的提供,包括學校教育、識字率、嬰兒成活率、基礎設施質量等。對公共產品來說,是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投資。由於公共產品不適合於完全由私人部門提供,因此,政府對公共產品提供的效率和數量不僅決定了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也顯示了一個政府質量的好壞。    
    第四類指標公共部門的規模,包括轉移支付、政府補貼、政府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國有企業的規模,公共部門的僱員占總人口的比重等。史萊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一個好的政府其規模較大、腐敗水平較低、民主程度較高,並能提供更充足的公共產品。這是因為,在政府規模較大的情況下,政府支出就會高,對政府行為的監督也就會更加嚴密。這不僅會使貪污腐敗減少,也表明納稅人自願為政府作為支付高稅收及民眾對政府的擁護。這種觀點自然與以往所主張的「小政府大市場」觀點相去甚遠。    
    第五類指標是政治自由,其中包括民主指標和政治權力指標。對於民主政治對經濟的影響與作用,哈耶克主張是正向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巴羅則主張是反向的(即過量的民主只會使政府陷於收入再分配的陷阱),史萊夫等人的報告則表明,從長期來看,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是社會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動力。因為,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一方面可以對政府的權力進行約束與監督,從而減少政府對私人經濟活動的干預,減少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利;另一方面又有利於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推動社會的進步。    
    以上僅是政府好壞的內在因素,但是任何一件事物形成與發展不僅在於它的內在因素,也在於它的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史萊夫的報告也研究了政府質量的外生變量。為了解釋外生變量,史萊夫把政府形成的理論歸納為3種制度形成理論:即制度的經濟理論、制度的政治理論和制度的文化理論。    
    制度的經濟理論主張制度安排的作用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社會的分工與合作,推動社會的經濟增長。也就是說,當制度創新的社會收益超過社會成本時,新的制度安排就會出現;反之則反是。比如,如果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安排的社會收益高於社會成本時,政府就有動力來提供這樣的制度安排。而合理的產權制度安排,自然會減少政府對私人經濟干預與管制,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政府質量是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府質量也就越高。    
    制度的政治理論主張,制度和政策是為那些當權者保持權力和積累財富服務的。也就是說,制度安排是社會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反覆博弈的結果,每一次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現都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會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勢來維持或取消某種制度安排。這也使得效率低下的制度得以存在。因此,一個社會內部利益分化的程度越深,其潛在的社會衝突就越大,政府就可能干預限制公民的政治自由並減少公共產品的提供,政府的工作效率就越低。而社會利益的分化與社會的異質性(如種族、民族及語言等)相關。在此,史萊夫的報告首次用社會的異質性作為政治方面影響政府質量的外生變量。    
    制度的文化理論主張,一個社會所持有的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塑造了這個社會的集體行為和政府特徵。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是一個社會最為深層的文化,它構成了社會文化的核心。在一些文化體系中,其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有利於形成好的政府,而另外一些文化體系中,其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則不利於政府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例如,天主教國家和穆斯林國家宗教中包含著較多不寬容、仇外和思想封閉的內容,如焚燒異教徒,禁止人們學習和旅行,設立書刊檢查制度,限制新思想傳播等。從而使得天主教和穆斯林國家政府干預程度高,政府效率低;它們的官員能夠拿到更高的工資,但腐敗程度卻更高等。    
    總之,史萊夫的報告就內在與外生兩方面對政府的質量進行系統實證的研究,儘管有些結論人們會不以為然,也有待於經驗進一步進行檢驗與研究,但是他們提出的測量政府質量的標準與參數,他們把政府的質量歸結於社會經濟發展,歸結於各國歷史因素(如政治上的利益集團的博弈、社會的異質性、宗教傳統文化等)的系統性變化,這自然是對常規智慧的一種挑戰。同時,其提出問題的本身也把人們對政府質量問題的思考與研究帶到了一片新天地。    
    (2000年11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6節 規模量身定制的體驗經濟

    當你置身於香港中環的西班牙餐館時,那柔美暗淡的燈光、異國情調的氛圍、穿著西班牙服裝侍者的熱情與好客,不僅可以讓你品賞西班牙風格的美味佳餚,聆聽西班牙民族歌曲的演奏,而且能夠讓你欣賞只有在西班牙國家展廳才能展出的繪畫作品,從而讓整個人在香港就能夠真切地體會西班牙文化藝術的熏陶。儘管在此用餐的費用一般會高於其他中餐館,餐飲時間也會很快地消逝,但是在如此獨特氛圍中的體驗一定會給你留下終生難忘的回憶,確實,一想到那幾次進餐,此情此景又歷歷在目。僅此而言,在此進餐的價值可能會遠遠超過你支付的費用。這就是體驗經濟最常見的場景(TheExperienceEconomy)。    
    其實,這種體驗蘊含著深刻的經濟涵義。而這一經濟涵義在約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爾摩的《體驗經濟》已描述得惟妙惟肖。在他們看來,現代社會正邁入體驗經濟的時代,體驗經濟的崛起將預示著服務經濟減弱。因為,體驗經濟將會部分取代為物品和有形的東西收費的工業化經濟;將會部分取代為自己開展活動收費的服務經濟,而進入你為消費者與你在一起的時間收費的體驗經濟。在這裡,所謂的體驗,就是企業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以消費者為中心,創造能夠使消費者參與、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在服務經濟中,由於標準化、規模經濟、大眾化及服務質量難以相容,因此服務經濟也孕育著體驗經濟的萌芽。但是,只有服務被賦予個性化、服務在為顧客量身定制之後成為一種體驗,才能通過個體的內心創造出價值。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派恩把體驗經濟理想特徵描述為,在體驗經濟中,消費只是過程,消費者成為這一過程的產品。當過程結束後,體驗記憶會長久地保存在消費者腦海中。消費者願意為體驗付費,因為它美好、難得、個性化、不可複製、不可轉讓、轉眼即逝等。    
    在派恩他們看來,人類經濟生活,從原始社會以來,經歷了4個發展階段,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體驗經濟。而農業經濟的基本單位是家庭,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本。家庭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家庭利用既有土地生產自己所需要的消費品,沒有市場也很少交易。    
    在工業經濟時代,專業化分工、企業大規模生產、市場交易普遍等形成了其基本的特徵。社會的生產單元不是家庭而是企業,家庭則蛻變為單純的消費單元。企業生產產品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獲得利潤,企業提供服務也是如何把產品銷售出去。這就使得生產與消費分離,生產與各種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土地)分離,人的本身也就物化為價格與產品。    
    在服務經濟時代,分工和專業化特質要求消費者不斷把消費活動中的生產行為轉移到生產部門中,將消費活動中的生產行為商品化,人們成為純粹的消費者。例如人們的衣食住行分別有酒樓、物業公司、巴士公司及小時工等專業化服務來代替。即使是鍛煉身體也有健身房來取代。在服務經濟中,產品完全被商品化,產品之間幾乎沒有差異性。消費者並不關注這些產品是誰生產的,以及它有什麼特點,而關注的是這些產品的價格。企業為了將自己的產品與競爭者區別開,不得不將服務融入其中。因為,產品僅是企業提供服務的平台,服務才是企業獲得利潤的來源。    
    在體驗經濟中,企業不再生產商品,而成為舞台的提供者。在企業精心製作的舞台上,消費者自己進行著惟一的、值得回憶的表演。在體驗經濟中,勞動不再是簡單的付出體力及腦力,勞動將成為消費者自我表現以及創造體驗的機會。如網頁製作作為一項勞動,勞動者不僅在於消耗一定的腦力,而且如何通過腦力的創造,把功能、審美、語言、個人心理、社會文化習俗等多方面的知識融合其中,從而使網頁的製作轉化為勞動者自我表現和創造體驗的機會。在體驗經濟中,個人的消費與生產並不是截然分開的。體驗是消費,同時也生產過程。勞動投入不再是單純的負效用,而是充滿個人滿足感的種種體驗。    
    在以往經濟中,我們常見到同類商品按不同的價格出售。我們會因為該商品加工更為精緻、造型更為美觀、功能上更為方便、看上去更為結實等不一樣的理由,讓我們為標高價的商品付費,但這僅是體驗經濟的萌芽,因為這裡商品的核心仍然是價格。但在體驗經濟中,企業為了使自己的商品與服務區別於競爭對手,就得學會創造豐富的、令人動心的體驗,並將這種體驗融入傳統商品及服務之中。如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古羅馬集市設計。每小時都會有一次5~10分鐘的表演,人們時而感覺自己置身於古代亞特蘭蒂斯城的車水馬龍中,時而感覺到在觀看古羅馬軍隊的遊行隊伍。儘管在表演時商店會停止業務,但這並沒有使商店利潤下降,反之,使得比一般購物中心生意好幾倍。    
    又如,美國俄亥俄州的現代保險公司集團,它制定了一系列基本的標準化模塊,而後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來進行組合,從而能為不同客戶定制化汽車事故保險單賠付的過程。當客戶不幸遇上了事故,該公司將立即派負責保單賠付工作的員工趕往現場。這個員工做的第一件事是讓客戶給親人打個電話,或者喝一杯咖啡,或安排他在某處休息一下,確保其安然無恙。當客戶緩過神後,保單賠保人員會當即定出保險賠款額。他會收集關於客戶相關的所有信息,並當場給客戶一份清單。這樣,遭遇事故的人就不會為處理餘下的事而費心,而能把一切都交給現代保險集團來做,從而能夠輕鬆自如地繼續正常的生活。這種運作方式不再僅為客戶提供普通的保險服務,不僅大大減少成本投入,而且為客戶定制化服務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保險體驗。    
    可見,體驗經濟就是要求企業創造一種獨特的氛圍,用一種令人感到愉悅的方式來提供服務,從而使獲得這種服務的顧客為了獲得這種舒服的過程而願意付費。而這種服務變得自動化與商品化之後,體驗經濟的時代也就來臨了。目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體驗經濟也已步入我們的時代,企業與個人如何隨體驗經濟之成長,或許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事情了。    
    (2002年5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7節 中美貿易:歷史反省與未來展望(1)

    本文與馬(王君)合作。    
    歷史上中美貿易關係的波瀾起伏    
    貿易是商品化社會後一種最為平常的交換關係。通過貿易各當事人各得其所,如果人們之間的貿易不能互惠互利,那麼貿易也就無法進行。當這種貿易關係由國內擴展到國外時,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也就自然形成。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儘管從數量上、規模上超過了國內的貿易關係,但萬變不離其宗,即同樣是以互惠互利為基礎。沒有互惠互利,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也就無法進行。    
    在中國,早在18世紀70年代,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中介,北美就同中國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北美獨立戰爭後,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為標誌,掀開了中美兩國直接貿易史的第一頁。在此貿易階段,儘管政治對美中貿易關係的影響不可避免,但基本上是在一個互惠互利基礎上完成。因為,獨立後的美國退出英國殖民體系之後,其在拉丁美洲和歐洲的外貿出口受到英法等國嚴格限制,美國為了衝破這種限制,美商不得不遠渡重洋,到遠東開闢自己的市場。由於當時的美中貿易基本上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進行,這就使得美國同中國開展直接貿易儘管時間較晚,但其發展速度很快,同歐洲各國相比,美中貿易很快就超過了法國、荷蘭、丹麥和葡萄牙等國,到鴉片戰爭以前已躍居於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第二位,僅次於英國。    
    當時兩國的貿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為主,美國輸往中國的主要商品有皮毛、人參和棉花等特產和原料,而換取中國的茶、絲和土布等初級產品。由於當時中國基本上採取一種排斥外來物的心態,從而無法大量接受國外的產品,對美國產品需求自然就不多,這就使得當時的中美貿易,中方一直處於出超地位。美國為補償這一貿易差額,先是用白銀,其後用英國棉布,最後乃至走私鴉片。這也就是說,中美貿易關係開始由對等互惠的關係向不對等方面傾斜。同時,該時期中美關係,雖然美國的對華貿易基本上集中在少數商人手中,如紐約和波士頓的大商號,但美國政府出於發展國內經濟的需要,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本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以佔據海外市場。這與清政府限制海外貿易的閉關政策相比迥然相異。正因為兩國政府對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的取態不同,從而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    
    1844年《望廈條約》的簽訂是中美貿易史上的一個大轉折,美國不費一兵一卒就輕而易舉地取得早期殖民者在中國獲得的利益和特權。政治對中國貿易關係的滲透就是以此為肇端。184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更為自由的對外貿易政策,加上清王朝的低關稅,促進了美國對中國進口增加。1850年代以後,中美貿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由於19世紀60年代國內戰爭爆發,美國在中國的經濟擴張也逐漸受到限制。之後的六七十年間,美國實行「西進運動」,把美國領土從大西洋沿岸的13州,向西擴展到太平洋沿岸,以實現其「天然疆界」。美國致力於開發國內資源和市場,海外貿易特別是對華貿易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了。    
    這時在東亞崛起的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開始佔了上風。甲午戰爭後,中日貿易一路上升。面對著日本的挑戰,1899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這種政策更是把中美貿易關係政治化了,為實現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均沾奠定了基礎。當然其政策對維護國際交往中的平等與正義,保證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博得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從此,對美貿易逐漸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主流。特別是現代以後,中美貿易基本上主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到1945年,美國甚至獨佔了中國的對外貿易。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革命。中美貿易之間的產品結構也隨之發生了質的變化。在中美貿易中,美國的工業製成品開始顯露出絕對的優勢。19世紀後半葉中國對美有限的製成品輸出日漸縮減,原料及半製成品輸出則不斷增加,從而使中國逐漸地成為美國工業化產品的原料市場。相反,美國對華出口的初級產品顯著減少,而鋼鐵、機械、煤油等製造品增加十分迅速。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惡化了中國對美綜合貿易條件,從1895年開始,中國對美貿易由出超轉為入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前。在這個時期,通過中美貿易讓現代社會的一些工業品進入了中國的千家萬戶,而且也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    
    建國以後,由於朝鮮戰爭,中美關係進入敵對狀態,加上政治、意識形態等原因完全中斷了中美貿易關係。這個時期的中美貿易多以經過香港轉口。香港也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崛起。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發表,中美經貿關係開始解凍。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開放,加上1979年兩國邦交實現正常化,中美貿易關係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儘管兩國貿易關係由於政治因素的導入,摩擦不斷、困難重重,但是兩國貿易關係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兩國基本上能夠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進行貿易交往。這不僅給中美兩國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福利,也促進了兩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不論是對美國來說,還是對中國來說,兩國均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其雙邊貿易良性發展不僅對自身而且將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    
    當然,在此期間,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政治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干擾有時甚至會超過經濟發展本身的需要,使得兩國貿易關係搖擺震盪。這種兩國貿易關係上的不和諧,如貿易逆差問題、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人權問題、台灣西藏問題以及時起時伏的經濟民族主義等,使得兩國正常貿易關係的發展走走停停,兩國在貿易互惠中應該分享的機會與利益也就很容易喪失。不過,應該相信,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隨著中國加入WTO,兩國政府會更理性地處理這些問題,並把中美貿易關係帶向持續發展的軌道。當然,由於今後利益上的摩擦與衝突仍不可避免,關鍵是如何不在「嘈雜事件」的叢林中迷失方向。    
    對中美貿易關係的沉思與反省    
    近代以來直至新中國建國前,中美貿易關係基本上是在不平等條約體系下、以美國利益為主導的演進過程,這一特徵構成了今天的中國人認識中美貿易關係的情感障礙,人們不敢或是不願真正觸摸這段痛苦的歷史。是什麼使一個曾經走在世界文明發展前列的民族面對外族的挑戰而不知所措?真正的反思不應僅僅停留在對列強的道義批判上,而意識形態的理念並不是我們民族逃遁責任的借口。假如一個民族不能洞察世界發展的趨勢,不能步出那種窄小的天地,相反的,固守於天朝大國的迷夢,那麼,種種夢幻永遠沒有其生存的根基。鴉片戰爭前的清代,清王朝為避免逃往海外的明朝遺族復辟而實行海禁,同時也限制了與海外的交流與貿易。在滿清統治者的眼裡,中國物產豐富、社會文明,海外野蠻而又貧瘠,國外對他們來說,自然微不足道。的確,在中國千餘年的王朝更替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精巧的結構,從觀念到物產,從社會文化到人情世故,無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這表面上的井然有序,隨著18世紀以來國內人口的激增,其內部已經顯示出無法自給自足的壓力。而在外部,西方開始了對中國的掠奪和征服。在強大的內外壓力之下,上層統治者欲極力維持傳統體制,而下層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大眾又形如散沙,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們引導社會變革的方向。這種被黃仁宇所喻之為「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社會結構中,上下兩層之間缺乏法制化的聯繫,致使整個中國不能走向合理化統治的秩序。事易時移,世界早已進入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而中國政府顯然還停留在天朝帝國、惟我獨尊、等待他國前來朝貢的心態裡。甚至為了阻止前來「朝貢」的美國使節北上遞交國書以免違背天朝舊制而不惜放棄在南方港口的商業利益,彷彿根本不必考慮後果。傳統中國因不能和世界保持同步而自甘落伍。除了在對列強讓步的程度上有所選擇之外,統治者無所適從。大多數的國民還未被民族國家的觀念浸潤,面對國家的存亡竟然表現出驚人的普遍麻木,只有少數精英例外。馬克思在對鴉片貿易史的分析中,尖銳地指出,「半野蠻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1/3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原則,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的確是一種悲劇。」這悲劇的後果就是使中國不得不處於國際產業分工的底層,淪為與他國完全不對等的貿易關係中。    
    如果硬要說這個時期的西方征服活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當然有點過分樂觀。但的確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至少在中美貿易中,兩國的經濟關係並非完全不平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對美的綜合貿易條件從1920年以後,逐步有所改善,並不像中國對外貿易的貿易條件那樣持續惡化;同時,與中日貿易、中英貿易相比,中美貿易對中國國際收支的消極影響最小。特別是美國在中國舉辦教育以及退還部分庚款用於選派青年出洋留學,事實證明的確產生了良好的長遠影響。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8節 中美貿易:歷史反省與未來展望(2)

    當然,中國人的自我反省不能代替對美國歷史上奉行對華擴張主義政策的批判。在很多美國學者那裡,我們已看到了這種可貴的自省。例如,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寫道,對於「我們過去同東亞的關係要有新的通盤認識……無論是原罪還是階級鬥爭都不是瞭解我們過去的惟一線索。新的全盤認識需要我們承認自己過去同東亞的關係具有某些基本特徵,首先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動力是總的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行為的一部分」。據說二戰後中美建交前夕這本書曾擺在許多美國政治家的案頭,想必它曾間接地影響過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美國最初在中國的擴張多少還有些羞羞答答,但很快它就變得迫不及待。隨著美國工業的發展,美國要為本國的工業品尋找市場。海外擴張是美西戰爭後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1899年美國宣佈的門戶開放政策標誌著美國對中國市場的角逐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人很容易在對華擴張上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較之英法等國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感,殊不知,美國這種「我也要有份」的要求,除了沒有使用武力和炮艦之外,在本質上與掠奪無異。「美國向中國的擴張不僅是經濟的、宗教的或民族主義的,而且是所有這些擴張性質的總和」,美國要把它自由主義的理念在中國推廣,很遺憾,美國並不容易從頭至尾堅持它的自由主義。這使它的言行之間總保持著令人尷尬的距離。我們很容易舉出例證。當美國需要大批的廉價勞動力以滿足開發西部的需求時,逼迫清政府同意向海外「移民」,加入了掠奪華工的潮流。而一旦華工構成了對當地勞動力的替代,遇到了來自美國國內排華勢力的反對時,美國政府又毫不猶豫地拋出排華法案。二戰中,我們同樣看到美國是怎樣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姑息日本,不惜放棄其門戶開放的政策,容忍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的。解放戰爭中,美國為了保住其在中國的利益,支持國民黨政權打內戰。以至於「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還沒有知道它能夠從門戶開放中得到什麼好處,就斷然地把『開放的門戶』關了起來」。當代法國年鑒學派鉅子雅克·勒高夫說:「拒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是不幸的,同歷史遺亡症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傷微不足道。」但並不是誰都能坦然地面對傷痛。我們習慣於批判別人,而不敢清理自己。歷史還未來得及走出太遠,在共和國建國之後的對外政策中,中國又把自己的大門關得牢牢的。特別是在對美政策中,其中固然有中國內戰期間宿怨深結的原因,更主要的應該是我們政策失誤。毫無疑問,中國的社會革命摧枯拉朽,卻終究難以拂去某些根深蒂固的皇權思想的塵埃,以至於在後來意識形態的狂熱口號中,走向極端化。現代化和城市化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國的近代史本應是一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卻被一再延誤,在極「左」思路的指導下,這一過程再次斷裂,中國經濟重新落入封閉型的自我循環。    
    歷史值得反覆解讀,因為「惟有史學家才是專業的歷史社會記憶人,替國民同胞記住大家恨不得統統忘掉的憾事」。但歷史又不容易被正確解讀,讀史一定會觸及傷痛,乃至羞愧。在中美貿易史上,今天的人們真誠地希望斬斷歷史留下的遺憾,翻開新的一頁。但這似乎不太可能。那些或使我們感到羞愧,或是曾給我們造成傷害的思維特徵,仍然違背人們的意志,絲縷不絕綿延至今,並頑固地以新的形式再三重現。美國自始至終都沒能走出一方面要推廣其觀念和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要最大可能地謀求其經濟利益的霸權心態,中國則受制於其歷史上作為受害者負面影響,無法以平常心和正常心融於當代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中美雙方都需要摒棄那些阻礙我們客觀對待歷史的先入為主之見,以助於正確認識和對待中美貿易關係的現在和未來。    
    如何拓展中美貿易關係的未來    
    從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來看,國際貿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行業之間的交易,一種是以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為基礎的行業內的交易。對於前者,只要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生產部門存在著不同的相對效率,兩個國家都能從貿易獲得好處。按其理論,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完全能夠在互惠條件下進行。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國家的經濟不存在直接的相互競爭,而更多的是相互補充。行業內的貿易適用於成本結構相同的國家貿易,比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貿易的國家通常會生產相互較容易替代的商品。因此,我們會看到日本出口豐田車和德國出口梅塞德斯車到美國,同時美國出口福特車到這兩個國家而進口梅塞德斯車和豐田車。在這種情況下,從貿易中獲得的利益主要是來自較高程度的經濟專業化分工和規模經濟。    
    在經濟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根據經濟發展和成本水平,世界經濟能夠劃分為3個層面:日本、歐洲和北美屬於第一個層面,亞洲與南美洲的新興工業國家為第二個層面,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屬於第三個層面。在這樣一幅多層次世界經濟的景致中,它決定了中國與美國經濟在本質上是互補的,兩國能夠從相互的貿易中獲得利益。不少學者對中美貿易關係的實證研究完全證明了這一假設的現實性。    
    由於不同成本結構和比較優勢,中國與美國的經濟本質上是互補的,兩個國家能從雙邊貿易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中國提供給美國價廉物美的消費品,而不直接與美國國內的生產者競爭。這些價廉物美的商品有助於美國人降低生活的成本,尤其是有助於美國的中產階級降低生活的成本。中國也能夠提供給美國價廉物美的中介商品,以至於降低美國生產者的成本,提高美國生產者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美國能夠提供給中國高技術的設備和機器,幫助中國產業的技術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這正是目前中美雙邊關係的基本事實。在給定中美貿易關係這個基本事實的情況下,像雙邊貿易平衡本身的經濟問題也就不會是太重要了。    
    當然,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兩國,那麼它們的貿易平衡將能確切地反映上面所描述的兩個國家的成本結構及相對優勢。但是世界實際並非如此簡單。在給定的世界經濟的環境下,為了獲得中國的市場,美國必然會與歐洲和日本競爭,為了獲得美國的市場,中國會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競爭。顯然,與日本比較,根據已有的研究,中國10種主要進口商品所佔的份額,美國在中國市場是失敗的;而中國與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則是成功的。因此,如果美國想通過抑制中國的出口來改善雙邊貿易關係,那麼這會使美國的進口從中國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赤字只是簡單地轉變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人們應該認識到,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入超和出超並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兩國都分享到其貿易利益。    
    中國加入WTO,在這個外貿大家庭中,所有的國家都希望尋求自由公正的貿易政策,以便加強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但這並不能保證各國雙邊的貿易平衡。因此,中國與美國雙邊貿易不平衡本身並不意味著中國方面有什麼做得不好。事實上,中美其他貿易爭端,如與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貿易、反傾銷等等,都存在類似的相同問題。因此,在中美貿易過程中,美國政府要做的並非是要求中國政府如何按其設想而為,而是如何放棄非經濟因素——比如美國人所關心的增加軍備問題和以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把中國看做假想敵的問題——,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把其貿易關係拓展和深化。    
    如何深化中美貿易關係的發展    
    1999年的11月15日下午3時50分,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和美國貿易代表巴爾捨夫斯基簽署了中美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雙邊協議。這是中美貿易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中國加入WTO後,中美貿易關係中的許多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但除此之外,中美貿易關係的未來包括了服務貿易的自由化,與第一階段的商品貿易一體化相比,中美貿易關係將體現出新的特徵。在第一階段,國際組織的主要任務是要求降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在第二階段,每個國家所面臨的壓力是改變影響外國投資和外國服務提供的國內法律和規則。因此,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之間的界線就變得模糊不清了。例如,與知識產權保護(TRIP)相關的貿易要求一個國家以相同的國際標準保護知識產權,以便促進高科技部門的外國投資。改善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這給一個相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的法律訴訟制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額外負擔。同時服務貿易也將導致許多國內法律和法規的改變。所有這一切都會導致與第一階段一體化本質上不同的潛在的衝突。    
    從商品貿易中互惠互利,經濟學已經有完善的理論。但是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服務的自由化,經濟學理論對此分析甚少。最近美國「9·11」事件及美國對阿富汗開戰增加了對未來金融自由化的不確定性。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為了提供穩定的世界金融制度,金融自由化會增加國際資本的流動,而在商品貿易的情況下,零摩擦通常會被認識為最優。因此,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看來是十分重要了。而中美貿易關係中這方面的內容包括太少。    
    除了這些純粹的經濟因素外,第二階段的經濟一體化也意味著通過外國投資,外國金融制度的商業信用和海外的信息流的文化出口。在今天這種情況早已出現了。如,在中國大城市,你隨處可見許多快餐店、歐洲時裝、美國流行的停車場和歐洲式的酒店。這些即反映了生活水平的變化,也反映了消費文化的變化。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未來世界的道德價值和行為準則變化也在所難免。不同國家的老一代可能有不同的行為方式。但是,受電視、美國電影、計算機網絡影響成長的新一代的行為方式將向趨同性的方向發展。儘管他們生長在紐約或北京這樣不同的大都市,但是今天的年輕人都能欣賞搖滾音樂,分享著同樣的具有「個性化特徵」的各種活動。    
    美國有最為發達的媒體和通訊行業,美國的文化特徵可以用美國的電影、互聯網、大眾媒體出版物等來表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目標就是對世界其他國家進一步擴展其影響。1998年6月在北京的中美高峰會談就清楚地表明,美國不僅對中國貿易感興趣,而且美國也想利用經濟的協定來傳播它的理念和文化信仰。思想是最有力量的東西,通過展現給我們的一組共同的信息,表示信息時代的來臨將改變我們的觀念,使我們的思想趨同化,然後再改變不同的社會中的交易成本結構,並通過不同的國家導致社會制度的融合。這些制度的變化將影響我們經濟運作的方式,影響我們社會的行為方式。一旦人們信念上發生改變,在這種信念變化壓力下,政治制度也會隨之改變。這可能是中國政府或大多數其他國家政府最為關注的問題,這表明,在將來,中國貿易關係同樣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經濟一體化可能會受到阻礙,經濟上的協定也可能作為文化和政治影響的工具。    
    文化上的摩擦是很重要的主題,它也是一體化最為困難的主題,它已超出了本文所討論的範圍。我們只能希望東西方經濟上的融合將帶來文化上的融合,帶來兩種文化上的良性互動。如果這個方面處理得好,它將推進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不是像以往歷史所看到的那樣,如果這個方面處理得不好,在現有的現代武器的條件下,它將導致人類巨大的災難。「9·11」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註釋。我希望人類應該是互敬互重,一起來創造未來世界。    
    總之,中美貿易關係就如一條河流,這條河流不斷地在流動,但是它的狀況,是圓是方還是其他什麼樣式,將取決於這條河的大小。當這條河比較狹小時,水的流速就會增加,如果這條河太小時,就會出現洪災。美國和中國是兩個大國,它像一條大河,如能處理好之間的關係,可以造就世界輝煌。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間,它將導致災難。對文化和其他事務的差異的共同理解和尊重將會拓寬這條河;試圖急速地改變另一方的行為方式和觀念,這可能成為導致這條河更狹窄的障礙。    
    (2001年10月)


第三部分 制度思想中的智慧第19節 印度為何離現代化社會那樣遠

    近幾年來,隨著新經濟的興起,印度又開始進入了國際關注的視野。特別是美國「9·11」事件之後,美軍進入阿富汗、印度與巴基斯坦劍拔弩張、朱基總理印度之行、印度軟件業搶灘中國,這些都表明,在1962年中印戰爭後,不太受國人注意的印度又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中。可以說,莫說是印度自詡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就是印度的軟件生產基地「班達奈爾」其成功確實足以讓世人刮目相看。從1990~2000年的10年中,印度從無到有地建設了一個有40萬僱員的龐大軟件業,2000年該行業的產值為80億美元,主要出口到美國。據《經濟學家》報道,全世界「千年蟲」軟件工程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印度軟件人員完成的。目前,印度軟件業正逐年擴張著它在美國數百家大公司「辦公室數字化」市場的份額。但是,印度新經濟迅速發展並沒有支撐起整個印度經濟的現代化,印度社會的積弱與貧窮仍然是它的主要特徵。美國《商業週刊》最近撰文指出,印度面對著中國的巨大挑戰,如果印度不進行全面改革,印度與中國的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其實,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與中國相比毫不遜色,而且在不少方面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中國一踏上改革開放之路,在短短的20年裡,早把印度遠遠地拋在後面。不要說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及北京等,不要說珠江三角洲那富饒的農村,就是與中國農村其他大多數地方相比,鳳凰衛視所播放的印度市民及農民的現況,已經與中國有天壤之別了。儘管中國的農村不少地方與香港相比並不是那樣富裕,但他們的基本生存條件不會有多大問題,而印度的情況則截然不同。    
    在印度,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所稱的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二元經濟十分明顯,而且現實的經濟環境使得這種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化面臨著重重困難。在印度,其基礎設施十分落後、貧富差距懸殊,如發電能力儘管總量與英法相差無幾,但人均則是英法的1/20。電力問題中國早已解決,印度則是城市頻繁停電、生產用電不足。中國高速公路早已四通八達、鐵路星羅棋布、港口設施追趕國際水平,印度的交通設施落後得使國外消費品無法進入這個國家,出口品則難以運出。而經常在新聞電視中看到的印度情景是,一輛陳舊大客車裡外滿載著人,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駛,交通運輸之落後無以復加。    
    迄今為止,印度雖然有1億多中產階級,但仍有1/3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有近2億人每天收入低於聯合國規定的極度貧困標準1美元。對許多窮人來說,根本沒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而在中國九年制義務教育基本上普及,高等教育增長速度更是驚人。現在中國的在校大學生近1000萬人。還有,印度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占支配地位、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10年來印度農村的民眾生活根本沒有多少改善)、國家財政虧空(財政赤字占GDP的7%)、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乏力等。1998年印度外國直接投資僅為22億美元,1999年26億美元,2001年23億美元,僅比越南多一點,而2000年中國卻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500億美元,2001年中國獲得468億美元的直接外國投資。這些都說明了印度經濟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實在是太多太多。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英語如此普及、現代民主政治較發達、現代法律體系及現代市場制度確立較早的印度卻沒有發展起來,其國家積貧積弱會如此嚴重?難道現代民主制度和市場體制與經濟增長沒有多少關聯嗎?當然,對這個問題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會是失之簡單。其實,任何現代制度的確立與完善都必須以既有的經濟環境及傳統文化轉化為基礎,離開了傳統文化的轉化,只能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印度為什麼會離現代經濟社會那樣遠,可能與它不能從傳統的種姓文化中走出來關係極大。印度的種姓制度沿襲數千年不變,等級森嚴的四大種姓制度不僅決定了個人通婚範圍、日常生活的飲食起居、社會道德生活的秩序及個人必須履行的權利與義務,而且也決定了個人所從事的職業。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完全以身份來界定個人權利與義務,因此,個人的價值並不在於個人的能力大小,也不在於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完全在於個人在這個社會中的身份如何,而身份的先天性,必然使得整個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源得不到有效的發揮。由於這種絕對種姓劃分的世襲性,使得整個不同種姓之間無法實現合理的上下流動,社會成員必然會缺乏主動性與創造性,從而使得整個社會成員的內在潛能受到嚴重壓抑。而且,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係不平等,有效的合約關係也就不可能在社會中實行,法治精神更是無法得到整個社會的重視。如低種姓的國會女議員普蘭黛維被刺身亡就是這種種姓制度所導致的惡果。試想,在一個沒有自由生活空間的社會裡,民眾有多少動力來努力生產改變自己的生活呢?    
    還有,就勞動力成本而言,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肯定會高於印度。有統計表明,中國的勞力成本高於印度兩倍。但是為什麼有不少印度公司,無論是勞動密集產業,還是資本密集產業,會把公司移設到中國,然後在中國生產產品再返銷到印度。這是因為整個印度的官僚體系與種姓制度嚴重阻礙了企業的有利發展。比如,印度一家電子公司在廣東的工廠生產電器產品,其生產成本要比在印度生產低40%。    
    在中國,情況則截然不同了。可以說,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最大成績不只是國力的增強、財富的連番增長、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而且是民眾經濟生活權利的擴張,以及為國人致富提供了機會與發展的權利。無論是商賈還是農民,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一般民眾,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夠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找各自發展的空間。當然,儘管國內政府對個人經濟生活權利的限制與束縛仍然是無所不在,但不可否認,民眾經濟生活權利的張力卻在茁壯中發展與延伸,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擋的。印度正是在這點上還是使它無法步上現代化經濟之途。因此,在一個以身份界定權利的社會中,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都是不可能有效運作的。    
    可以說,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20多年的持續增長,並且在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中一枝獨秀,並非中國的經濟確實有那樣好,去看看中國的農村,去看看中國以往的工業基地,不少人仍然過著十分困苦的生活,但是誰也不可否認,那些所謂頭腦靈活、敢想敢幹的人都能夠找到自己生活向上的空間,能夠自己追求財富之路。這正是中國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而印度在這點上則與之有天壤之別!    
    (2003年2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0節 建立國內股市的公理體系

    面對十六屆三中全會吹來的春風,面對著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面對著居民儲蓄存款一路上升,面對著香港H股氣勢如虹的騷動,國內股市儘管在月初曾泛起了一點漣漪,但這種漣漪很快就在遼闊的大海中消失了。國內股市並沒有如人們希望的那樣扶搖而上。    
    看看幾年來的股市,有人謂之為邊緣化的荒涼。近兩年來,國內股市一直低迷不止,在國內經濟強勁增長的形勢下,股市的發展則出現種種背離。交易量歷史最高時,滬深兩市一天的交易金額超過了1000億元,但現在則在50億元左右徘徊;投資人,滬深兩市開戶數達到7000萬,但現在市場交易戶數不足百分之一;籌資額,上半年全市場不到350億元,股市融資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27%下降到現在的092%;現在的股票平均價格已經低於1999年「519」行情的水平了;券商全行業虧損,流通股市值的快速縮水等,都呈現出股市一片蕭條之景象。    
    面對一片蕭條的國內股市,其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儘管國內媒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討論,各種演講、各種文章紛至沓來,但仍然是各人所站視界不同,見仁見智。當然也有媒體認為,對於中國股市的癥結問題,人們開始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國股市的基本國情是股權分裂、股權對外封閉以及由這二者產生的流通股價虛高,因此,流通股與非流通股股權割裂的結構性矛盾已經成為制約市場的最大現實問題,也成了中國股市健康發展的萬惡之源。特別是最近招行可轉債事件所導致的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的空前對立,更是把股權割裂的弊病一展無遺。    
    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股市為什麼會一蹶不振?就在於投資者對股市沒有信心,就在於非流通股股東通過股權分裂的方式一個勁地向市場「圈錢」,而流通股股東則根本無法得到相應的回報,最後只好退出市場。也正是在這種股權分裂的格局下,一股獨大、包裝上市、關聯交易、虛假陳述、掏空上市公司等問題成了非流通股股東「合理合法」的行為。因此,中國股市要走出目前之困境,就得恢復中小投資者的信心,就得給予中小投資者回報,就得讓市場良性地發展,而要做到這點,就得消除股權分裂之狀況,實現股權全流通!這也就是最近不少學者與民眾思考之邏輯。    
    但是,國內股市的癥結僅在於股權的割裂嗎?如果股權割裂真的是市場發展的最大障礙,而這個問題在近期內又根本無法解決(有人認為,股權全流通是市場的核心問題,目前談這個問題是巨大無比的幻想),那麼找出問題的癥結又有何用?早些時候市場早就證明了,談國有股減持就色變,談股市全流通股指就下跌,難道現在的股市又有了什麼新招了嗎?有人就說,股權全流通就像古代希臘神話裡那只潘多拉的匣子,認為把匣子打開,可以放出魔鬼,也可以放出希望。早些時候,由於匆忙打開,放出的竟是魔鬼,一害怕趕緊把它關上,卻把希望也關在匣子裡了。因此,這次打開匣子一定要把握好時機,關住魔鬼而放出希望。    
    這個比喻十分形象,聽了也令人十分振奮。但是,如果國內股市真的實行全流通,那麼目前股市所存在的困境就能夠迎刃而解了嗎?股市全流通是解決目前國內股市困境的萬靈之藥嗎?如果國內股市真的實行全流通,但股市的問題沒有全然解決,甚至於會增加一些新問題。這些人肯定又會說,不是全流通不好,而是沒有好的辦法與條件讓潘多拉匣子放開希望反而放出了魔鬼。    
    其實,股權割裂是困擾國內股市的問題之一,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而且國內股市的股權割裂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既然民眾早已知道股權割裂是困擾中國股市發展的根源,但為什麼在問題初露端倪的時候不著手要求改進之呢?為什麼一定要到問題堆積成「大山」之後才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呢?還有,無論是規則的制定者還是規則的執行者早已知道股權割裂之嚴重後果,也親眼目睹非流通股股東一次又一次地利用這種弊端對流通股東左右其手,但我們的監管者為什麼一定要到10多年後才認識問題的嚴重性?為什麼明知是非流通股股東掠奪性行為而招搖過市呢?應該說,這不僅僅是用股權割裂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說,股權割裂僅僅是造成國內股市困境的外象,只不過,股市中的相關利益者把這種股權割裂作為掠奪中小投資者或非流通股股東利益的工具。    
    我們再看看發達市場制度下的美國與香港,這些股市全流通是沒有問題了吧,其實即使市場最發達,法律制度最健全,證券監管最嚴厲,這些市場的種種違法亂紀、做假造假、操縱股市、掠奪中小投資者等現象也屢見不鮮。這些違法亂紀事件披露而造成股市指數坐「過山車」的情況也經常發生,比如,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就從2000年5300多點下跌到1100多點。不過這些市場很快會得到改進並繼續發展,並會很快地重新繁榮起來。像這些市場發展問題,所造成的後果要比國內還嚴重,難道用股權割裂就可以解釋的嗎?    
    國內股市的困境,問題在哪裡?以往的討論裡,大家談得不少,過去我也一直認為在於國內股市沒有走向市場,在於股市的計劃性或非市場化,在於股權割裂等,但這仍然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實質還在於國內股市沒有一個發展市場的公理體系,即沒有形成市場最基本的運作規則。這些規則都是不證自明,不需要規範,不需要制定,更不需要什麼立法。就如同平面幾何一樣,它就是建立在幾條不證自明的公理之上,沒有這些公理,其他定理規則都無從談起。比如,兩點連成一條直線,兩平行線永遠不相交,三角形的內角之和為180度等,這些都是不證自明的公理。    
    在英美國家,法律的公正不僅表現在法官的尊嚴,法律條文的規定詳細,對判例的尊重上,更重要的是有一個歷史久遠的陪審團制度。許多大案子的審判,法官重點在於澄清事實,而最後的裁決者是陪審員。一般的陪審員既不出自於法律科班,也不會對相關的法律條文有太多的瞭解,他們對案件的判斷更多的是個人的常識,個人對公正理解的常識,以此達成一致意見。而這些公正常識就存在於你我的生活之中,就存在於人們日常的行為裡。也正是這種陪審團制度保證了英美國家司法的公正性。而這些常識的公正就是法律制度的公理體系。    
    對於國內股市,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沒有這樣一種公理體系。在市場中,中小投資者進入市場本來是希望有所收益,他們都是衝著有利可圖而來,但當中小投資者進入市場後為什麼會個個都血本無歸?一個人不賺錢,二個人不賺錢,那只能說個人不能夠掌握好股市風險和掌握好投資機會,但當中小投資者大家都如此不賺錢時,那麼這不僅說明該市場制度有問題,而且還說明在這個市場中,進入市場就得有人獲利的公理在這裡蕩然無存了。在市場中,交易者肯定是賤買貴賣,但為什麼曾有PT垃圾股則被人炒上了天,土雞也可以成鳳凰。    
    最近有研究報告指出,國內股市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公平對待二級市場投資者。他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並非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都缺乏吸引力,除了二級市場投資者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場參與者都從中國股市發展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如在10年間,上市公司國有股法人股股東獲得經濟利益12100多億元;國內券商獲得3000多億元;證券中介機構約200億元;基金管理公司累計管理費約為70億元,基金從業人員年均管理費收入在100萬元,而二級市場投資者則預期虧損達到8900多億元。就是這樣一個市場,凡是通過計劃與政府方式進入市場的都大獲其利,凡是個人自由進入的就大為虧損;凡是產品或服務供應方,則大獲其利,而產品與服務方則大為虧損,而產品與服務又完全是在政府管制下。也就是說,我們的市場規則完全是通過掠奪式的方式把社會財富集中到少數單位或少數人手中,而這樣的規則豈有市場可言?    
    還有,再看看市場產品與服務的供應方,不管市場如何嚴峻與如何低迷,上市公司的老總同樣市官厚祿;證券公司,馬照跑、舞照跳、錢照發、福利照享;交易所的大廈金碧輝煌,讓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可享受全國最高的工資及福利待遇,購買名貴汽車及住高級住宅等,而更高一層的權力者如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而看看二級市場的中小投資者,有幾個不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早些時候,我寫的文章,股市民眾在網上拚命罵我,我開始還有些不理解,我不是在為他們伸張正義嗎?但為什麼不讓我說話呢?後來才知道,他們血本無歸,心中的氣不打一處來,還有不罵人的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這些就在於民眾迫於無奈,就在於國內股市缺乏一個公正的市場運作公理體系,如果市場運作不是建立在一個公正的公理體繫上,侵害中小投資者的事情隨時都會發生。    
    因此,現在我們的股市不是如何確立更多的制度(以權力來分配資源的制度制定得再多也只能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如何設計更多的金融產品、如何建立更多的市場,而在於如何來確立市場的公理體系,讓中小投資者在市場中覺得他們進入市場是有利可圖、他們的利益能夠得到保護、他們的財富不會受到掠奪。如果最常識的東西在市場中都讓人疑惑不解,那麼中小投資者有誰敢進入這個市場呢?如果中小投資者不進入市場,那麼國內股市如何繁榮。這就是市場最基本的常識!    
    (2003年10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1節 金融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

    一般來說,金融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對稀缺資源進行跨時期的分配。它的主要內容有不同時期的利益權衡、資產評估及風險管理。也就是說,一般金融理論主要討論的是在既定制度規則下通過何種風險管理來使資產保值增值。它主要關注的是金融產品設計、中介機構結構及風險管理手段等技術性的層面。但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人們的經濟行為並非僅是經濟理性思考的結果,它必然滲透著社會文化、人的情感、生活習慣及政治權力的運作,因此,對所發生的任何重大的經濟事件或存在的重要的經濟問題,僅是對其進行純技術性的經濟分析,是無法解開這些事件之謎或癥結的。而金融政治經濟學就是近年來所興起的一個金融學領域的分支,它主要是以法律的方法、政治決策的方法來研究金融學領域裡的問題。它以權力運作為核心,來研究投資者之間權力的衝突與協調,研究權力規則生成環境、權力規則演進與變化對金融產品的設計、金融組織的確立、金融管理風險等方面的影響。因此,投資者之間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金融產品的設計及進入市場的內在根據是什麼?金融機構是如何設立及運作的?金融市場交易何以進行?以什麼樣的方式對金融機構和金融交易進行監管?等方面都是金融政治經濟學要探討的問題。    
    很簡單,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為什麼在同一市場體制下的金融運作方式會有千差萬別?為什麼歐洲大陸會出現以債權為中心的證券市場而在美國則會出現以股權為中心的證券市場?為什麼在歐美行之有效的制度規則及運作模式移植到中國則會步履艱難?為什麼世界盛行的公司治理機制會軒輊相異?等等。與傳統的以銀行為中心和以市場為中心的方法不同,站在金融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上,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則能夠得出一系列十分具有解釋力的經驗性規律。比如對外部投資者的保護程度,不僅能多從概念上,也能多從經驗上,解釋不同國家金融制度的差異性(如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發行新證券的速度、公司所有權結構、股利政策及投資配置的效率等方面的差異)。而拉·帕塔(LaPorta)、洛佩斯·德·西拉內斯(LopezDeSilanes)、什勒弗(Shleifer)和維什尼(Vishny)最近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成果對現代金融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比如,在傳統的金融理論看來,金融學研究的是證券的定價、證券的風險與收益,而證券的價格又是該證券所帶來的現金流所決定的。但拉·帕塔等人近年來的研究卻發現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現金流的獲得是與附著於證券上的相應權利相關聯的。這些權利能否得到保證和有效地行使會影響該證券的完整性從而影響它的價格,而法規及其實施效果塑造著這些權利。金融政治經濟學就是在研究依附在證券上的權利產生及其運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金融政治經濟學成了現代金融理論最為熱門的話題。    
    而且根據金融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證券可以看成一類標準化的合約。它與一般化的合約一樣,所約定的權利構成證券合約的主要特徵。當委託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時,證券「合約」所約定的權利就變得十分重要。例如,股票持有人就是通過獲得紅利這種現金流來獲得他們的投資回報。如果企業管理人員不能提供這一現金流,股票「合約」所賦予投資者的股東權利可以更換董事、要求股利支付、停止對內部經理有利而對外部投資者不利的投資項目、起訴董事並要求獲得賠償、對公司進行清算等,從而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一旦投資者的這些合法權利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得不到保證時,公司再次融資就會變得十分困難了。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中介功能受到現行法律體系的約束。    
    拉·帕塔、洛佩斯·德·西拉內斯、什勒弗和維什尼還討論了在49個國家流行的保護股東和債權人的主要法規,並建立了各國的股東和債權人權利指數。運用這些數據,他們設計並收集了一些反映股東法律權利、法律實施質量等情況的指標,並分析這些指標在不同法律體系下與公司治理和企業融資結構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普通法體系下對投資者權利的保護強於羅馬法體系。這種情況與收入水平或經濟發展程度無關。在世界已有的4種法律體系中,英國的普通法對私人產權保護最力,法國體系的民法保護最不力,德國的民法體系和斯堪的納維亞民法體系介於兩者之間。就法律實施質量看,斯堪的納維亞體系質量最高,德國體系次之,英國普通法再次之,最低仍然是法國體系。法國體系中對小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差與它們企業所有權相當集中有關。不同的法律體系對投資者的保護程度不同導致其金融體系的發展和金融結構的特徵不同。例如,實施有效的法律體系會影響資本市場和債務市場的總量和範圍。在分屬不同來源的法律體系下的經濟體在資本市場的規模和範圍方面存在系統性差異;普通法體系下資本市場規模遠大於羅馬法體系,普通法體系國家的債務水平與德國羅馬法體系國家相當但高於其他兩種羅馬法體系。而且不同的法律體系都產生於金融市場發展之前,並由此決定了金融市場的繁榮與發展。    
    為什麼法律體系對所有權的保護程度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更顯著呢?有研究表明,證券是一種私人合約,它代表了公司對證券持有人的隱性負債,這類負債沒有在證券中明確規定,但卻隱藏在標準化的、可轉讓的所有權(要求權)中。在這種「合約」中,債務關係是隱性的,「債權人」的權利請求顯然要弱於正式而詳細地列明各種權利和義務的一般貸款合約。證券所隱含的許多權利實際上依賴於法律體系和政府監管條例來獲得。可以說,證券的價值是由它們所隱含的法律權利和保障這些權利的司法體系共同決定的;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更多的是依賴於法律體系對投資者權利的保護程度和這種保護的有效性。可見,法律體系對資本市場投資者的保護更為重要了。另一方面,什勒弗和維什尼認為,當現有法律體系無法保障資本市場投資者權益時,股權會趨向集中,通過股權的集中來獲得對企業更多的控制權以保護自己。也就是說,股權集中是對法制缺乏的補償。集中的股權不利於證券流動性實現。公司在資本市場上掛牌的目的之一就是實現流動性。流動性無法實現將大大削弱企業上市的動力,從而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如此,股權集中以後,公司治理問題隨之又出現。在法律保障中小投資者利益不力的環境中,集中股權所引發的公司治理問題會進一步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降低資本市場的需求。    
    德米爾格-孔特(DemirgucKunt)和萊文(Levine)在上述分析基礎上研究了不同法律體系下金融結構的差異,結果他們發現兩者確實存在類似的關聯。(1)實行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律體系的國家或地區其金融體系以(證券)市場為基礎;而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較多實行的是以法國民法為源起的法律體系。這是因為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或地區對小股東的保護力度很強,有利於資本市場的發展;相反,強調對貸款人的權利進行保護的德國式民法體系有助於銀行中介機構的發展,容易形成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2)從法律條款看,實行著重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法律體系的國家較多地為以(證券)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法律條文強調保護貸款人和一般股東權益的國家或地區極少是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3)法律的有效實施可以降低金融合約的交易成本,從而推動交易的增長。分析表明,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其法律的實施大多存在缺陷,不是十分有效。金融體系發展指標與法律實施的效率指標顯著負相關。    
    除了法律體系之外,其他政治因素也會對金融結構的形成產生影響。如,一是腐敗因素。政府的腐敗會侵蝕法律體系的有效性,影響金融結構和金融體系的發展。研究表明,腐敗程度(一種可用計量方法計算出來的指標)與金融體系的不發達成正比,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有較高程度的腐敗現象。二是政府管制對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形成起著實質性的引導作用,如會計制度。標準、清晰和執行嚴格的會計制度可以促進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的發展。這是因為會計信息對企業監管和投資活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良好的、可資對比的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對證券市場發展尤為重要。銀行監管的研究發現,在限制銀行從事諸如證券、房地產和保險等所謂非傳統領域的經營活動的國家或地區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可能性大。實行明確的存款保險制度的金融體系較少以(資本)市場為基礎。此外,不同的稅收結構可能會對相應的投資選擇產生積極或消極影響。三是宏觀經濟環境。通貨膨脹維持高水平的國家或地區金融體系較為不發達,但持續的高通貨膨脹對金融結構則沒有顯著影響。    
    萊文(Levine),盧互伊扎(Loayza)和貝克(Beck)對法律和監管體系與金融中介發展的關係做了詳細的數量分析。他們分析了債權人權益、法律與監管體系的有效性和會計標準這3個指標與3個金融中介指標的關係,結果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對投資者權利保護的缺乏通常會被官僚機構有意識地加以利用並維持這種無效狀況。什萊弗(Shleifer)和維什尼(Vishny)的研究發現,在法律的有效實施無法實現的時候,政治往往介入。不完全的、同時又無法有效實施的法律體系給政治上的尋租提供了溫床。官僚體系因為有利可圖將會維持這種無效的司法體系而不思改變。在這種預期下,投資者總傾向於選擇能在給定時間給予明確回報的投資工具,也就是債券。因此,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中,資本市場的發展落後於信貸市場。因為,銀行與企業的信貸關係一般是長期而穩定的關係,這保證了銀行不會因為法制不健全而遭受較大損失。也就是說,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投資者的權益只能靠非合約方式來保障。    
    貝克、德米爾格—孔特和萊文研究了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資源稟賦對金融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相應地有3種理論。第一種理論認為法律體系決定了金融發展水平;其中又有兩種不同機制。一種機制是,不同的法律體繫在處置產權和投資者權益的優先級次和對金融合約的保障上不同,這導致了後來金融體系的不同發展方向。較傾向於保護私人產權的法律體系更有助於後來的金融發展,如英國的普通法。另一種機制是,不同的法律體系適應變化的經濟環境的能力不同,能夠更好地適應變化的環境的法律體系較有助於金融發展,根據比較法律文獻,普通法更具動態適應能力,而法國的羅馬法最為僵硬。第二種理論認為政治體制決定了金融發展水平,主要是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觀點。金融發展由金融制度決定,而金融制度無疑由統治階層決定,統治階層的政治意志決定了金融制度的性質,因而也就決定了未來金融體系的發展。例如,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實施金融壓制的可能性較大,從而妨礙金融發展。又如,利益較為多元化、對政府管制實行法律監管和政府行為具有較高透明度的政治體系比較有利於金融發展。第三種理論則強調資源稟賦,認為某些特定的地理和資源因素會影響對不同人群的產權保護,從而影響金融發展進程。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即使考慮其他多種因素,如政治體制的不同起源和不同發展,法律體系的起源對金融發展最為重要。結果與上述討論基本相同。對於制度的動態過程,他們發現具有較強變通性和適應能力的法律體系有助於金融發展,政治制度是次要的。如德國與法國的法律體繫起源相同,但適應變化不同,因而他們各自的金融體系發展也不同。    
    目前,國內管理層與學界一直在倡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但是,這種治理機制主流模式是什麼?人們對此認識不足,至多也只是認為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機制最為有效。但是這種公司治理機制一移植到中國,就南轅北轍,問題在哪裡?根本上就是沒有去瞭解中國公司治理機制受政治方面力量的影響。如「國有制至上」政治理念下,國內公司的治理結構多以形式上公司第一大股東代表國有股或法人股「關鍵人」控制,實際上經營管理者是「內部人」控制。在這種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的激勵約束機制嚴重扭曲:如國有制下的股權過分集中使公司龐大的資源被大股東所操縱與掠奪,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形同虛設。這就必然使公司運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監管和決策上的內幕重重等問題,最終造成公司業績滑坡和資源流失等。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曾多次撰文指出,重建現有的中國資本市場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市場化程度及合約安排,關鍵還在於政治意義上的目標釐定,在於政府如何做好國有企業脫困「圈錢」、股市既得利益者與整個股市投資者利益的協調與整合。這些都是金融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問題。    
    總之,金融政治經濟學是現代金融理論最近興起的前沿課題,它通過對依附在證券上的權利產生及運作機理的分析,從新的角度揭示了金融資產定價是如何確定的,金融市場是如何演進與發展的,金融市場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等方面的問題,從而也從根本上揭示了投資者在選擇設計及運用各類金融產品與金融機構過程中利益關係的衝突與調整,揭示投資者在金融風險防範與金融秩序演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2002年10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2節 當前匯率制度的國際論爭

    最近,張志超教授指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匯率制度成了國際金融理論中最為關注的論題。因為,在國際學術界看來,儘管導致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各雲其是,但亞洲國家在危機前實行的匯率制度則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正如尼科拉斯(Nicolas)指出的那樣,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這些亞洲國家基本上實行的是盯住的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為銀行和企業提供了很強的誘因去從事國際借款,同時又提供了負誘因,阻止銀行和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進行對沖活動以避免風險。結果是,這些國家出現了大量的期限錯置和貨幣錯置的金融資產,從而使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變得很脆弱。另一方面,日益僵硬的盯住匯率制度,削弱了這些國家的競爭力,抑制了出口增長。而這些因素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的積累與爆發。    
    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反思,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對匯率制度的看法。目前盛行的「中間制度消失論」也就在這一背景下興起。該理論主張,惟一可持久的匯率制度,是自由浮動制或是具有非常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如貨幣聯盟和貨幣局制度)。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性匯率制度,包括「軟」盯住匯率制如可調節的盯住、爬行盯住、幅度(目標)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則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因此,未來我們將會看到,各國不是選擇完全自由的浮動匯率制,就是選擇硬盯住匯率制。而這一理論的政策主張就是自由浮動或硬盯住匯率制要優於軟盯住和管理浮動匯率制;對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自由浮動制是更好的選擇,而硬盯住制則可留在「非常」情況下使用。根據這一理論,不少有重大影響的國際組織、國際智庫和國際著名的學者對未來的國際匯率制度,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匯率制度提出了眾多的建議,這就導致了對國際匯率制度的異常熱烈的討論與交鋒。可以說,未來國際匯率制度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目前這場討論的影響。以下我們介紹一些主要觀點,然後做一點評論。    
    曾做過美國財長的森默斯(Summers)主張彈性匯率制,即管理下的浮動匯率制。美國國會的米爾特(Melter)委員會,主張匯率應當上下「波動」,而不在乎這種波動是否受到「管理」。也就是說,只要匯率能夠上下變動而不是固定不變,管理浮動匯率也可以接受。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特別工作組儘管贊同少數情況下可實行硬盯住匯率,但它主張新興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下應實行管理浮動制,並且在其管理浮動匯率的定義中,包括了帶爬行幅度的盯住匯率制。此外,從長期看,新興經濟體應考慮實行美元化的可能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起先反對緊密管理下的浮動匯率制,因為在資本高度流動的環境中,匯率制度必須以較大的決心來保衛盯住制,或是匯率根據市場力量經常進行變動的管理浮動。但是,由於各國經濟、金融和其他方面條件不同,不可能有一種適合所有國家的最適當的匯率制度,而對某一國家合適的匯率制度,在一段時間後,也可能發生變化。他們指出,盯住制是不是能夠持久,和它是不是合乎需要有所不同。雖然盯住制不能長期維持,但在有限的時間內仍然起著作用。對於資本不高度流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它們同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程度不深,某種形式的盯住制、或幅度匯率制、或嚴格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仍然可行。    
    法國和日本聯合建議的管理浮動制,則是各國貨幣可在某一幅度內浮動,這一幅度的中心平價,按一籃子貨幣定值,其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歐元。這與亞洲政策論壇觀點基本相似,後者的報告指出,匯率制度的選擇,不但要考慮防止大規模的資本內流和貨幣危機,而且要考慮更好地促進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因此,對資本市場開放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來說應採用管理浮動制,匯率應與競爭力相一致,以貿易加權的貨幣籃子,而不是以單一貨幣為基礎,按國際通貨膨脹差異適當進行調節。該貨幣籃子應包括美元、日元、歐元,以及各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貨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可依各國資本流動的規模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而異,但應足夠高,以限制同可持續的競爭力和資源配置不一致的匯率的波動和嚴重錯置。    
    而在這次論爭中,最有影響的學者有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約翰·威廉森(JohnWilliamson)和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McKinnon)。麥金農認為,一種好的匯率制度能具有足夠的彈性以避免匯率錯置,又能使匯率不受單方向投機攻擊。在亞洲國家最好是實行共同的一籃子盯住,同時,確定貨幣波動的幅度。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公開宣佈一匯率波動的觀察幅度,在這幅度的中心,則是政府估計的均衡匯率,匯率可圍繞此上下波動,幅度可公開宣佈為5%或10%,或更多。如匯率在此幅度內波動,政府承諾不進行干預。如匯率上下超出了這一幅度,允許政府進行干預把匯率拉回幅度之內(但不一定),但政府不承諾也不必保衛任一特定匯率。而政府對匯率的干預是為了不讓投機者進行單方向賭博,避免國際儲備流失。同時,在確定的波動幅度內,可按一定速率爬行,以避免出現大規模的匯率錯置。麥金農則主張日元對美元在每日或每週的基礎上自由浮動,但長期內應有一基準平價,由美國和日本政府承諾予以維持。也就是說,日元對美元短期內自由浮動,但長期內管理浮動。在這一複雜的前提下,東亞國家實行集體的美元平價制度,只有各國對匯率有一個長期的承諾,答應在危機後恢復原來的匯率水平,以使市場形成回歸性匯率預期。同時,政府必須設法延長債券市場上本國和外國融資的期限結構,以解決國內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沒有一種匯率制度可能在所有時間、對所有國家都是最優的。而無論一國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其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健全、協調一致和有公信力。較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是未來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儘管有少數國家會實行超級固定匯率制度,但多數國家則會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當然,有學者也指出,世界三大貨幣的穩定是各國不同匯率制度得以順利運作的根本前提,未來的國際匯率制度會是世界三大貨幣中各佔一極,而其他國家貨幣採取多樣化匯率安排的這樣一種「三極多樣」的局面。至於這「三極」和「多樣」如何連接與均衡將是未來國際匯率制度的中心問題。還有,匯率制度的安排如何既能避免危機的攻擊,又能有利於其他的經濟政策目標,是這次國際論爭的新課題。為了實現這種均衡,就得在匯率安排上,既要有一定的彈性,又要避免匯率的過分波動,特別是匯率的失衡或錯置。可以說,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會是未來國際匯率制度所關注的焦點。    
    (2002年5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3節 匯率制度理論的最新進展

    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不斷爆發,國際學術界對金融危機起因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儘管眾多的研究者所列出的金融危機原因不一,但較有共識的是,在國際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出現金融危機往往是與其匯率制度缺陷相關的。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國際學術界十分關注對匯率制度的研究,並開始從可持續性和危機預防角度重新來研究國際資本高度流動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制度安排,並提出了不少新穎的觀點。新的匯率制度理論也隨之層出不窮。    
    首先,麥肯格林(Eichengreen)和豪斯曼(Hausmann)等人提出了「金融脆弱內生論」。該理論認為,由於金融市場的不完全性,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會出現貨幣錯配,就是會出現期限錯配。如無論是一國貨幣可兌換還是不可兌換,企業借美元可能導致貨幣錯配,或用短期貨款來做長期用途而出現期限錯配。而這些錯配的結果就會使得一國金融變得脆弱。因為,如果企業借外幣用於國內業務出現貨幣錯配,如果匯率貶值,則借款的本幣成本上升,該企業就容易陷入財務危機。而如果借本幣出現期限錯配,如果利率上升,其借款成本就會大增。因此,無論是匯率波動還是利率波動都會使該企業陷入財務危機,並由此拖垮銀行體系,使金融體系變得十分脆弱。若國際投資者預見金融危機發生,就事先抽逃資金,金融危機也隨之觸發。不過,貨幣或期限錯配的出現,並非企業或銀行不謹慎及缺少遠見,而是金融市場不完全性內生而為。    
    而該理論的新穎之處,不僅指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為何普遍存在脆弱性之原因,而且指出了對匯率政策的影響。因為,由於金融體系脆弱的內生性,匯率變動會導致資產平衡表效應(即匯率變動使對外借款額變動),並由此影響匯率政策: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不願意匯率變動,更不願意貶值,從而使得匯率無法浮動;當本幣受投機攻擊時,政府既無法用貨幣貶值來緩解壓力,也不能提高利率來保衛本幣,結果只能聽任金融危機發生;還有,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管採取何種匯率制度,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所導致不利後果都會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只能是沒有匯率,或放棄本幣而採用某種國際貨幣,如美元化。    
    其次,萊因哈特(Reinhart)和卡爾沃(Calvo)提出了「匯率浮動恐懼論」。該理論認為,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儘管它們聲稱是採取浮動匯率制,但實際上其貨幣大部分並沒有真正地實行浮動。特別是與美國這樣的市場體制國家相比,其匯率的變動率更低。而這些浮動匯率的國家為什麼匯率變動低,就在於這些國家長期缺少公信力,加上國際儲備(名義與實際)利率波動大。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匯率的升值還是貶值都害怕導致不良的後果(如貨幣升值擔心出現荷蘭病,即一部門的繁榮而損害其他部門的發展;貨幣貶值有緊縮效應)。正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匯率的波動抱有恐懼的態度,因此它們總是會通過匯率市場及利率的變動來減少匯率的波動。因此,對這新興經濟體來說,由於有結構性的不適應浮動匯率的理由,這些國家就得實行完全美元化。    
    第三,在目前關於匯率制度的新理論中,「兩極匯率制度論」爭議最大,最富有挑戰性。論理論主張,惟一可持續的匯率制度是自由浮動制或具有非常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如貨幣局制度),而介於兩者之間中間性匯率制度(如可調節的盯住匯率制、管理浮動制等)則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因此,未來我們將會看到的匯率制度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就是完全的固定匯率制。    
    該理論的首倡者為麥肯格林。他認為在盯住匯率的情況下,銀行與企業都可能低估貨幣下跌或崩潰的風險,因而會過分持有未對沖的外幣債務。結果當貶值發生時,其本幣收入不足以償還這些債務,因此導致企業或銀行破產,並對經濟帶來破壞性影響。所以,在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只有兩種可選擇的匯率制度。也有一種解釋認為,當一些國家採取盯住匯率制並發現有問題時,往往由於政治原因而必須等待很長時間才能調整匯率,或改變其匯率制度,但這時已經太晚,損失已經造成。因此,實行「中間的匯率制度」可能代價太大。    
    弗蘭克爾(Frankel)和施穆克勒(Schmukler)等人則從另一角度解釋其理論合理性。他們認為,當政府宣佈實行某種匯率制度時,要使這一宣佈具有公信力,就必須使這種制度簡單而又透明,公眾能夠從自己所觀察的資料中確證政府所宣佈的匯率制度正是在實行中的制度。這既體現了政策的透明性,也具有公信力,並易於確立國際投資者的信心。而完全的盯住匯率制或完全的自由浮動制,對公眾來說既比較簡單也容易自己進行核查。因此,各國最終會選擇這些可核查的匯率制度,而放棄中間匯率制度。    
    面對19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一國怎樣退出現行匯率制度也已成為當前國際匯率制度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愛德沃(Edwards)等人研究表明,最佳的退出戰略是在盯住匯率的邊際收益等其邊際成本的時點上退出。在時機的選擇上,一國要退出固定匯率制,應在外匯市場較平靜時或在其貨幣趨於升值時,採取漸進地推出有彈性的匯率制度為好,特別是當有大量資本流入時更是如此。如果在危機時被迫退出,則必須在出台相應經濟改革政策的同時迅速退出,以防止貨幣過度貶值或輪番貶值。當然,匯率制度的研究日新月異,在此僅犖犖大端。    
    (2002年1月)    
    匯率政策新共識與新理論    
    從20世紀以來,每一次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出現,都會引起國際學術界的密切關注,而匯率則是學界思考最多的問題。新的匯率理論也由此而層出不窮,新的匯率制度或政策隨之也風生水起。如一戰和二戰之間的經濟不穩定,有人認為與彈性匯率制度有關,因此就有了戰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降生。1960年代,由於美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不斷擴大,日益增多的經濟學家轉而贊成浮動匯率制。在1980年代,由於高通貨膨脹在許多國家盛行,學界又轉而較多地關注固定匯率制。此時名義錨理論開始盛行。該理論認為,一國匯率應當有較大的剛性,甚至完全固定,這樣名義匯率可起一種「駐錨」的作用,由此一國政府可獲得公信力和財政紀律,由此來降低通貨膨脹。    
    1990年代前期,東歐和前蘇聯等國的經濟轉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名義錨理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匯率政策受到國際學界及這些國家政府的青睞。但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新興市場國家(即發展中國家中與國際金融市場有密切聯繫的國家與經濟體)的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不斷。先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後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對於新興經濟體金融危機的原因之討論,儘管是眾說紛紜,但人們也認識到,在國際資本流動高度發達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所實行的盯住匯率制度是導致上述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因此,對國際資本高度流動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安排問題,國際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與熱烈的討論,並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匯率政策的新共識」。    
    匯率政策新共識的基本內容有:實行固定匯率,把匯率作為一種名義錨的政策會造成實際匯率的升值。因此,這種匯率政策只能作為一種短期的、過渡性的措施;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採用匯率名義錨政策,其政策本身應該有一個「退出戰略」;匯率高估的代價非常高昂,它也是導致一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建立起一套判斷當前匯率價值高低的方法,以便研究和明確界定匯率現狀;長期而言,可調節的盯住匯率制度是不穩定的、易引起危機的。因此,各國應或者選擇浮動匯率,或者選擇超級固定的匯率制度(如貨幣局制度和美元化)。對前三條來說,學界較為認可,但最後一條則是當前主流經濟學界最為流行、爭論最為激烈的「中間制度消失論」(thehypothesisofthevanishingintermediateregime)。該理論主張,惟一可持久的匯率制度或是自由浮動制,或是具有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如貨幣聯盟、貨幣局制度或完全的美元化)。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性匯率制度,包括「軟」盯住匯率制如可調節的盯住、爬行盯住、幅度(目標)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制等目前正在消失或即將消失。因此,未來各國將不是選擇完全自由的浮動匯率制,就是選擇「硬」盯住匯率制。    
    「中間制度消失論」主要的理論根據是三元悖論、過度積累的未對沖外幣債務和政治上的困難、可核驗論等。因為,按照克魯格曼的匯率制度的三元悖論,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政府不可能同時獲得匯率穩定、貨幣獨立和金融市場一體化這3個目標,而必須放棄其中的一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匯率政策只能在約束條件邊界交點上找到最優解。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國際金融專家麥肯格林則從另一個角度討論了「中間制度消失論」的理論根據。他認為,在盯住匯率的情況下,銀行和企業者都會低估貨幣下跌或崩潰的風險,因而會過分持有未對沖的外幣債務。結果當貶值發生時,其本幣收入不足以償還這些債務,從而導致銀行或企業破產,並對經濟帶來破壞性影響。因此,在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只有兩種可行的匯率政策選擇,一種是把匯率固定並鎖住它,一種是讓匯率自由浮動,因為這樣可使銀行和企業有動機去對沖外匯風險。    
    還有人認為,當一些國家採取盯住匯率制並發現有問題之後,由於政治方面的影響,體系匯率制度的調整都必須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有時匯率制度調整可以進行了,但是機會盡失,實際損失早已造成。因此,採用「中間匯率制度」,其代價可能十分巨大的。    
    弗蘭克(Franke)等人則建構了「可核驗性」(verifiability)理論來作為「中間制度消失論」的理論基礎。該理論認為,當政府宣佈實行某種匯率制度時,要使其宣佈具有公信力,就必須使所宣佈的匯率制度簡單而又透明,從而使公眾能夠簡單地認為在檢查出政府實際所實行的匯率制度就是其所宣佈要實行的制度。而這種匯率政策的透明性,也是建立公信力的工具。有了公信力,國際投資者才會有信心。而自由浮動制,或是具有強硬承諾機制的固定匯率制,對公眾來說才是比較簡單的,並比較容易自己進行核查。所以,各國會最終選擇這些可簡單檢查的匯率制度,而放棄不可檢驗的中間匯率制度。    
    當然,對於上述的解釋,學界對它的質疑也異常激烈。首先,用三元悖論來解釋,並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為什麼只是放棄一個目標,而不放棄其中的兩個目標呢?或者一個各放棄一半,從而有一半的匯率穩定性,同時有一半的貨幣獨立性。也有人認為,在完全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一國可採用中等波幅的目標區匯率制。再比如,一國也可以採用這樣一種管理浮動制,對其貨幣需求的變動,政府可用外匯市場干預來吸收其中的一半,另一半則可讓它反映在匯率中。而在盯住匯率的情況下,銀行和企業會過分持有未對沖的外幣債務,盯住匯率制又使得它們缺乏動機去對沖外匯風險。但事實上並沒有證據表明東亞國家的銀行和企業不關注外匯風險。至於匯率調整的政治困難,這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存在。但其理由並不充足,因此,上述「中間制度消失論」解釋並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對「可核驗性」理論,儘管受到各國政府部門的青睞,但是,在實踐中,此假說遇到許多困難。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顯示在國際資本日益流動的條件下,用盯住匯率作為名義駐錨,易遭受投機攻擊而趨於崩潰。在學理上,此假說著重於用匯率盯住來抑制通貨膨脹預期。但事實上,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有多種原因,並且這種預期常常會發生任意的變動。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匯率盯住,乃至使盯住匯率制崩潰。還有,國際投資者對某國貨幣的信心,並非只來源於他們可清楚地瞭解該貨幣正實行自由浮動,其他一系列的條件,包括該國基本經濟面的情形。而匯率是否自由浮動,充其量不過是其中一個因素。因此,「可核驗論」的解釋看來有失偏頗。    
    還有,從新近的經驗證據來看,「中間制度消失論」也無法獲得多少支持。若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截至1999年9月20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85個成員國中,有51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歸類為實行獨立浮動,45個實行硬盯住(貨幣局或貨幣聯盟,包括非洲法郎區的14國)。而其餘的89個國家實行不同形式的中間制度,其中30個國家實行傳統的單一貨幣盯住。在實行硬盯住的國家中,大部分在過去10年中曾調整過貨幣匯率。而在獨立浮動的國家中,大部分都對外匯市場經常進行干預。這些數據表明,各國目前並未像「中間制度消失論」所預言的那樣,匯率制度迅速移向兩端。更重要的是,匯率選擇並不是一次性的。歷史上,各國經常自願或非自願地改換其匯率制度。例如,當一國處於高通貨膨脹時,可能採用固定匯率制,但等通貨膨脹下降以後,由於對外競爭力的下跌,便可能放棄這一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缺乏發育良好的金融市場和機構,實行自由浮動並不可行,故其匯率制度轉換,實際常是變動於不同的中間制度之間。    
    由此可見,目前還不可能找到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最好的模式,任何一種匯率制度只在一定時間內對某些國家適用。而最優匯率制度取決於特定國家的情況和時間,甚至對某一國家來說,也可能沒有一種匯率制度在所有時間上都是最優的。這也就說明了對於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如何選擇,應該與時俱進,並在此時此地根據現實情況做好選擇與安排(本文參考了英國張志超教授的大作,在此表示感謝)。    
    (2003年2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4節 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大變革

    一家企業能否成功,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最為重要,其約束與激勵機制不合理,企業內的各種要素就無法有效地整合,企業的競爭力也就無法形成。而這種激勵與約束機制就是企業的治理結構。2000年以前,美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10年的好成績。儘管從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增長出現了放緩,甚至出現衰退的跡象,但是美國公司治理結構調整與變化卻為前10年美國經濟所取得的佳績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隨著近期整個美國經濟形勢的變化,美國公司正在進入新的不穩定時期或美國公司的治理結構又開始出現了一場靜悄悄的大變革。    
    據悉,2000年的《紐約時報》就美國公司當時所處的境況寫道,目前沒有一家公司看起來不是處在動盪不安中。網絡公司紛紛申請破產,不少中型公司由於缺乏競爭力紛紛要將自己出售,公司的收購與重組發生頻繁,英特爾和家庭用品公司等新舊經濟的巨頭公司由於經營業績不佳導致公司的股票價格大幅度下跌。同時華爾街日報也指出,2000年以來美國2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已有38家公司的總裁因公司經營業績不佳或未達標而被撤換,其中包括吉列、朗訊、施樂和寶潔等公司的總裁。而1999年全年美國僅有23家大公司的總裁被撤換。可以說,儘管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政府對經濟管制的放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高科技的迅速發展、信息傳播加快等等。但是,毫無疑問,公司治理結構的轉變是最根本的原因。目前美國的公司正在進行著一場靜悄悄的公司治理結構大變革。可以說,儘管這場革命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在1992年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美國幾家最著名大公司的董事會先後解雇了6名聲名顯赫的超級總裁。美國國際商用機器、通用汽車公司、捷達、西屋公司、康柏電腦等公司6位巨星級總裁被炒魷魚,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但是,近年來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革命性變革的步子開始加快,而且這種變革對未來社會經濟生活的作用與影響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深遠。    
    人們都知道,在傳統業主式企業向現代公司制度轉變後,由於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職業的經理人取代業主控制企業的經營,「代理問題」也隨之而生。面對具有道德風險、卸責、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的代理人來說,如何在公司內建立一套制度,既確保委託人的權益不被侵害和濫用,又能激勵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目標的同時實現委託人的目標,這就是現代公司的治理結構問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組規範與法人財產相關各方的責、權、利的制度安排。它要解決的兩個基本問題是:在給定產出是集體努力的結果和個人貢獻難以度量的情況下,如何促使公司的所有參與人努力提高公司的產出;在給定企業能力不可觀察的情況下,什麼樣的機制能保證最具有企業家能力的人來當公司的主管。更通俗地說,公司治理結構是現代公司的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決定公司為誰服務,由誰控制,風險和利益在投資人、管理層、員工和相關利益群體之間如何分擔,以及公司管理如何構架、如何決策。    
    對公司管理層的選擇、激勵與監控是一個在市場環境中的組織行為。不過,這一行為實施何以達成,可以通過組織內部(以德日為主的公司)與外部市場(以英美為主的公司)來完成。在美國,傳統的公司治理結構運作一般是通過外部市場機制來實現的。即公司的股東是高度分散的,而且依托著一個龐大的資本市場。持股人更關心的是股票的漲落,對公司的重大問題的參與方式主要是通過股票買賣來表現,即「用腳投票」。市場上股票價格的變動間接地形成了對公司管理者的約束。由於股票分散的持有者很難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而對公司進行有效的監督,股市對公司的經營業績只能做事後的被動反應。但是隨著美國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人壽保險、共同基金及大學基金等)崛起與壯大,股東對公司的監督作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的機構投資者在股市的控股比例開始上升。到20世紀90年代初,機構投資者控制了美國大中型公司40%的普通股,擁有較大型公司的40%的中長期債權。20家最大的養老基金持有上市公司約10%的普通股。而到20世紀90年代末機構投資者在股市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48%。隨著機構投資者在股市中的控制比例持續上升,它也隨之成為左右資本市場的關鍵力量。由於控股比例高,機構投資者不可能用傳統的拋售股票即「用腳投票的方式」來保護其資本的價值,因為,在他們持有的大量股份的情況下,如果要拋售手中的股票,必然會引起股價大跌而衝擊整個公司的運行狀況。為了維持所持有的股票價格,機構投資人轉而採取積極干預的辦法,向公司董事會施加壓力,迫使董事會對經營不善的公司,用更換總裁的辦法,徹底改變公司的根本戰略和關鍵人事,以確保機構投資者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最近美國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由於機構投資者近年來的積極參與,董事會以往對總裁的無法控制失衡的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即出現了對公司管理層「硬約束」的趨勢。在被調查的1188家公司中,在1992年以來,有25%的公司出現了總裁被董事會要求強制性離職的現象。據該調查估計,美國總裁的平均任職週期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10年降到了目前的7年,預計2001年以後還會繼續下降。2000年6月剛剛被解職的美國寶潔公司總裁,在位時間僅17個月。這些超級總裁的頻頻被炒,用美國公司治理結構權威、沃頓商學院教授麥克·尤西姆(MichaelUseem)教授的話來說,標誌著美國的公司制度已經從經理人員事實上執掌全權的「經理人資本主義」轉變成了投資人對經理人實行有效制約的「投資人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正在發生著一場巨大的變革。    
    面對這場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巨大變革,這對傳統的公司制度安排來說一定會面對著許多從所未見的挑戰,而且這種變革對未來股票的衝擊與影響也不可低估。例如,董事會的權責如何重新界定?公司董事長與總裁的人事安排是分立還是重合(至今為止,美國幾乎75%的企業總裁和董事長是由同一個人擔當)?相對公司的管理層來說,機構投資者對公司「干預」的權限有多少?應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保障投資者的權益?機構投資者對公司「干預」的正負面影響如何?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的參與會改變以往那種「股票價格的波動會改變與公司的贏利水平無關聯的」局面嗎?機構投資者直接地參與公司的決策是否會好於它採用傳統的通過市場股票大規模的流動「用腳投票」方式?等等一系列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既需要理論上的解釋,更需要實踐上的探索與創新。不過,無論如何,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靜靜的大變革正在衝擊著未來的經濟生活,世人應該密切地注意其態勢的變化與發展。    
    在中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已經是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為首要的任務。例如,國有企業改革為什麼總是擺脫不了原有的困境?為什麼中國股市問題重重,上市公司質量越來越低下?為什麼市場經濟秩序總是無法確立?這些問題都與公司的治理結構不夠完善有關。特別是對上市公司來說,儘管這些公司有現代企業之形,但沒有現代公司之實,根本問題就在於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夠完善。因此,政府早已明確地表示,如何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已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建立證券市場秩序、關係中國股市能否發展最為重要的一環了。    
    但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是否是步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後塵亦步亦趨呢?還是順應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發展趨勢跳躍式地發展呢?看來這是21世紀中國企業治理結構制度安排確立所要面臨的一個大的選擇。當然,任何一種外來企業制度要想完全移植到中國是不可能的,它都必須與中國企業具體的約束條件相整合。不過,面對中國國際化步伐的加快,中國的企業是否也聽到了現代企業治理結構大變革的腳步聲呢?2001年新浪管理層的變動好像已經聽到其腳步聲了!    
    (2001年12月)    
    改善國內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近年來,中國股市問題重重已是不爭之事實。而這些問題人們多會歸結於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治理結構有缺陷。比如有人認為上市公司造假欺詐、股市幕後操縱、莊家惡性炒作、大股東操縱、內部人控制等等違法亂紀現象都是由於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之結果。既然中國股市種種問題是由於上市公司質量低劣、治理結構缺陷使然,那麼,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成了中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展的題中之意。2001年,中國證監會連續兩次召開了有關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會議。並在該年5月舉行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研討會」之後,推出實施了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隨後中國證監會又公佈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徵求意見稿)並實施之。由此,國內有媒體稱「治理上市公司迎來遲到的及時雨」,改善國內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成了中國證券改革的重中之重。    
    自然,上市公司的質量是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質量的提高完全是依靠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但是,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並非僅中國證券市場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捷克的證券市場「挖空」現象盛行,從而使布拉格資本市場很快枯竭。在亞洲,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公司治理問題也成了各界人士十分關注的話題,而且各國政府也正在採取具體措施加以應對。如香港金管局已把促進公司治理作為2002年的主要目標;2000年,泰國出台「公司治理條例」以供上市公司遵守。韓國也正在著手成立一家合資協會為機構投資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條例信息。在美國,公司的治理結構出現了一場靜悄悄的大變革。即由執掌全權的「經理人資本主義」轉變成了投資人對經理人實行有效制約的「投資人資本主義」。而對上市公司治理之理論研究更是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層出不窮,一直是現代經濟研究的最熱門話題,可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是證券市場一個永恆的主題。    
    其實,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是指在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由於職業經理人取代業主控制企業的經營,如何解決所存在的「代理問題」,即如何在公司內建立一套制度,既確保委託人的權益不被侵害和濫用,又能激勵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目標的同時實現委託人的目標。從現有的理論和實踐來看,公司治理結構大致有傳統的「股權至上」模式、「勞動至上」模式、「共同治理」模式、「經理協調」模式等。這些模式所依據的體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經濟權利的分配也不同,從而導致具體的制度安排有很大差異。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異性不僅表現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也表明其動態發展變化。因此,不同的上市公司治理結果要與特定的企業資源和環境相適應。如果上市公司通過恰當的治理結構設計,充分發揮了企業的特殊資源,那麼就可以走上報酬遞增的成長之路。反之亦反是。不過,公司治理結構無論是通過哪種方式來實施,其前提條件是產權界定清楚、合約有效實施、個人財產不被強勢者掠奪。    
    在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人所皆知的事實,而且這種不完善所帶來的風險與日俱增。股權過分集中帶來公司龐大的資源被個別集體所利用與掠奪,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形同虛設已是普遍現象。不論是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還是民營上市公司,都存在被某既得利益集團或個人所操縱而出現運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監管和決策上的內幕重重等問題,最終造成上市公司業績的滑坡和資源的流失等。歷來所披露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惡性違法亂紀事件,如瓊民源、紅光實業、大慶聯誼、鄭百文、銀廣廈及三九醫藥等等,都無不是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所導致的結果。所以,怎麼強調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完善的重要性都不會過分。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根源在哪裡?完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所需要的制度環境或條件具備了嗎?可以說,中國股市制度缺陷根本是國有股市所致。在國有股市中,股市的資源完全為國有所壟斷。而資源的壟斷性就會為設租、尋租、腐敗創造條件。或者說,資源的壟斷性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腐敗。因為,在國有股市中,產權結構十分不合理,無論是國有股一股獨大還是家族股一股獨大都是中國證券市場股本結構不合理的根本原因。而且,不同行業之間國有股所佔比重全線高企不少。而且根據上市公司治理理論,外部股東持股比例越小,公司越有動力改善治理機制,但是這是以內部股東股權私人佔有為前提的。在中國上市公司一股獨大則是以國有產權為背景的。    
    在國有產權的條件下,由於產權界定不清,產權運作的成本與收益無法歸結到其產權運作的個人身上。而國有產權僅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它都必須轉化到具體的個人身上。因此,那些靠近國有資產,具有權勢的人物就必然會把股市運作的收益歸為自己所有,而把股市運作的成本歸之社會來承擔。由於其市場基本上為公權力所操縱,沒有公權力的人,要從其市場中獲得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掌握或靠近股市公權力的人,或金錢收買公權力的人,他們用公權力操縱股市,為己謀取利益,從已經披露出來的大案要案來看,哪一個不是與權勢者有關?這也是上市公司大股東利用手中掌握上市公司控制權,任意侵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掠奪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根本原因。還有股東結構的不合理,產權界定不清,自然會導致董事會形同虛設,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這不僅使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時有被套剝奪,而且使得國有股權的利益被侵蝕,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者與其業績不相關,從而使上市公司業績一路走低。    
    當然,股市的公權力並非完全沒有約束,種種規章制度、各種監管機構比比皆是。但是,一則監管成本的存在,監管者對股市的監管並非無所不能;二則政府監管機構僅是一種集合名詞,它都得具化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如果對監管者的約束不力,他們同樣可以與被監管者合謀掠奪社會財富。怪不得民間有流傳,以往的中介監管者是中國股市最大的「黑莊」;三是中國股市的違法亂紀行為為什麼會越來越猖獗、一個案件比一個案件大、其作案手法越來越無不用其極?最關鍵的是在於現行的制度安排,處罰的成本遠遠低於其違法亂紀行為所獲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說,股市違規是獲得暴利的最大途徑。因為,由於監督成本過高,合謀違規的行為查不勝查,除非特別惡劣之外,中國的哪一家上市公司、哪一家中介機構沒有劣史,但受到處罰又有幾家。況且,即使被查出要受到處罰,多是九牛不拔一毛。甚至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正如有人所言,在中國股市罪與罰的天平上,一面坐莊投機、造假欺詐日進萬貫,目前連對付它的一張像樣的法網都沒有。另一面是如巴掌蚊子一樣的罰,或稱另一種方式的鼓掌。也就是說,現行的證券制度安排對違法者不僅不具有威懾力,反之,還有恣意人們違規犯法之嫌。這些就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之根源。    
    面對上市公司治理機制的種種缺陷,創立新的制度安排,優化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就十分重要了。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改變以往以國有企業為上市公司主體的格局,公司上市為國有企業改革解困之目的,而是要在沒有所有制歧視的條件下,證券市場成為金融資源優化配置的場所。這樣才能明晰產權,優化股權結構。    
    其次要對現行的上市公司治理機制進行制度創新。如實行股東大會的累積投票制,即每一名股東所持有的選票數等於他所持有的股份數乘以待選股東的名額數。股東可以將其所有選票都投給一名董事候選人,也可以將選票分別投票給多名候選人。這樣可以增加中小投資者在上市公司中的話語權,以便讓中小投資者通過自己的選票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建立多層次的信息披露機制。如上市公司要按照相關的法律及條例及時、完整、準確地披露公司信息,並建立相關的機制能夠對這些信息披露進行有效監督。還有股東大會公開日機制、獨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內部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等都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方方面面。    
    總之,未來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在於提升上市公司之質量,而上市公司的質量又在於完善與優化公司的治理結構,在於確立一系列新制度安排。如果這些制度環境不完善,要形成上市公司有效的治理結構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目前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所在。    
    (2002年3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5節 如何建立多元化的公司治理體系

    近年來,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一直是國內理論界與管理層最為關注的問題。特別對上市公司來說,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上市公司質量好壞的基礎。但是,什麼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它的機制、運作模式如何?國外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整齊劃一的嗎?在中國現行的約束條件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中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面臨哪些困難與問題?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很好回答的。其實,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是世界普遍存在、人們一直在探討及嘗試解決的問題。因為,有效的公司治理機構不只在於公司的經理如何實現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還在於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採取怎麼樣的公司治理模式,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如何來協調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利益關係等等更為複雜的問題。在此,我們先從一個故事開始引申美國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    
    1990年,通用汽車公司的兩個最大的機構投資者股東,因為對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份額減少、利潤下降及公司業績欠佳不滿,試圖借總裁退休,在繼任者的選擇問題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但他們的要求遭到公司管理層的斷然拒絕。公司管理層的反對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這兩個最大股東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份額都不超過1%。這就是公司所有權分散、公司經理主導的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點。    
    那麼,這樣一種公司治理模式是如何成為美國大公司的主流模式的。在以往,人們一般會把它理解為市場經濟自然演化的結果,看做公司適應規模經濟與投資者分散的一種方式。早在20世紀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的經典名著《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就指出,由於規模經濟使大公司成為可能,而大公司所需要的巨額資本只能通過股份出售給許多外部投資者才能獲得,而股權的分散化使得決策權從股東轉向職業經理。已有的經驗表現,這種公司治理機制是利弊互現的,即公司管理的職業經理化與代理成本的存在,以後設計的種種公司治理機制就是為了減少公司代理成本,如代理權競爭、敵意收購、有激勵作用的補償計劃,以及最近出現的由機構投資者派出的積極獨立董事,從而也就形成了以職業經理主導、股權分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    
    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無法完整解釋美國公司是如何演進到目前模式的。因為除了那些要求產生大公司和分散化投資的因素之外,以影響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法律和管制為表現形成的政治,在分拆所有權方面起關鍵作用。19世紀中葉以來,無論是美國聯邦法律還是州法律,都在限制大的美國金融機構的增長和經營,銀行不能跨州設立分支機構,因此沒有足夠的規模和信息網絡為19世紀末出現的大公司提供它們所需要的巨額資本。銀行的金融產品和資產組合同樣受到限制,如不能從事證券業務及購買股票;保險公司在大部分時間裡也不能購買股票;共同基金的資產組合也要分散化,進入公司董事會也會遇到法律障礙;退休基金的情況也是如此。而這種限制又影響股票和債券的持有方式,影響公司的治理結構。也就是說,金融機構大量持有一家的股票或積極地參與公司的治理,即使不是非法也是成本高昂的。    
    但是,限制金融機構經營規模和範圍的法律的產生,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經濟上不可避免的。這些法律在保護公眾利益的後面,存在著意識形態上對私人權力集聚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及既得利益集團對國會的遊說。可以說,美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演進並非僅是公司對規模經濟的要求和分散化投資的結果,而且還是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使然。即使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那麼這些影響公司治理結構的政治力量是否也影響了公司的效率和資產價值?這種影響是正向方面還是負向方式的呢?如果是負向的,那麼美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否有另外一種選擇呢?或者說,按照市場法則,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就一定優越於另一種公司治理結構嗎?    
    從現實的情況來說,每個國家都發展了一種相對同一的公司治理結構。在日本,主辦銀行不僅貸款給大公司而且持有該公司5%的股票,其他銀行也持股5%。在德國,少數銀行和保險公司成為許多公司的大股東,有的是直接持有,有的通過替個人投資者保管而持有。可見,儘管美國大多數公司的所有權結構是分散的,但大多數日本大公司和許多歐洲公司的所有權則是集中的。而這些不同公司治理結構也並非是一無是處的。    
    在美國,當大型公司組織結構不再有效時,公司家就會設立與舊公司競爭的新公司,而這些新公司可以通過證券市場迅速地籌集它們得以發展的資金。通過與大公司的競爭,新的公司最後或提高了大公司的效率,或是取代了它們。甚至美國的公司家可以利用風險資本融資和有活力的證券市場迅速建立全新的結構。    
    相反,在日本和德國那種集中的公司治理結構,處於核心地位的投資者似乎不太願意向新公司投資,這或是他們看不到創新帶來的好處,或是因為新公司將與它們自己的大公司客戶競爭;另一方面,國外的以銀行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會對已成立的公司做出更有力的承諾,幫助他們在現有技術下穩定地取得進步。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也有利於降低外部投資者面臨的信息成本和監督成本,使這些公司在困難時期實現投資計劃。    
    也就是說,在公司運作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其優劣各有千秋,並不存在一種公司治理結構優於另一種公司治理結構。這也就表明一國要選擇哪一種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並不是固定的,而是要根據該國的制度環境及約束條件在競爭中選擇適應於該國或該地區的模式。這也就表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並非個人主觀想像的結果,而是在公司治理模式多元化的競爭中做選擇。    
    在此,我們先假設A和B兩個行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分別被平均地分為美國公司的分散所有權模式和日本、德國式的集中所有權模式。行業A是一個高科技、高增長的行業,有很多投資機會,對新增資本需求很大;相反,行業B是一個技術水平較低、增長緩慢的行業,投資需求很少,資本過剩。    
    在A行業,內部管理者會先明顯地認識某項技術的價值,但這些信息很難傳送到外部投資者那裡。在這種情況下,後者是不會對此項目投資的。A行業另外50%的公司管理者,會私下與能夠理解所需改變的大股東交談。這時所有權集中的公司因為反應較快而獲得競爭優勢。不過,那些股權分散化的公司會在產品競爭的市場中被迫趕上來。如果該行業的公司都沒有大股東,那麼所有公司的管理者可能都不大願意對該項目進行投資。在B行業,很可能是那些所有權集中的公司反應最慢。內部人通常不願承認這一產業的需求已經飽和而必須縮減已經過時的設備。但對所有權分散的公司來說會先採取行動。在公司股價下跌後,或是內部人進行內部改革,或是外部人發動敵意收購。隨後,一旦整個行業認識縮減規模,公司的股價會升高,大股東的公司也會加速其公司的改革。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結構的多元化有利於市場競爭,有利於加快公司的改革與調整。    
    目前,國內管理層與學界一直在倡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但是,這種治理機制主流模式是什麼?人們對此認識不足,至多也只是認為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機制最為有效。正如上面已討論過的那樣,儘管在某個國家的公司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同一性,但其模式並非是惟一的,而且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優勢與不足是互現的。因此,建立多元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各種公司治理模式實現互動的重要一步。因為,對所有的公司來說,沒有哪種治理模式在任何時候都具有明顯優勢,只有允許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相互競爭才能讓公司進行適合自己模式的選擇。    
    在中國,由於受制度路徑依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影響,由於受政治意識形態的約束,國內公司的治理結構多以形式上公司第一大股東代表國有股或法人股「關鍵人」控制,實際上是經營管理者「內部人」控制。在這種公司治理結構下,公司的激勵約束機制嚴重扭曲。例如國有制下的股權過分集中使得公司龐大的資源被大股東所操縱與掠奪,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形同虛設。這就必然使得公司運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監管和決策上的內幕重重等問題,最終造成公司業績的滑坡和資源的流失等。    
    面對公司治理結構缺陷所導致的結果,政府管理層一直在倡導如何建立美國那種以職業經理為主導、股權分散化的治理模式。當然,提倡這種模式沒有什麼不好,不過,國內有其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嗎?這可能與之相去很遠。面對這種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國內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體系,並非要把其兩端發揮到極致,而是要設立新制度安排,讓更多的中間狀態下的不同治理模式形成並促使它們進行有效競爭。在多元化的治理模式的競爭中,才能尋找出一條中國公司治理機制的發展之路。    
    (2002年5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6節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21世紀發展之難題

    從現代公司產生以來,如何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情況下,既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又有利於激勵企業經理努力工作一直是現代公司制度無法破解的難題。特別是到了20世紀最後20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的推陳出新、隨著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上市公司或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通過種種正當及非法的手段侵蝕中小投資者利益已是司空見慣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謝萊夫及其研究小組很形象地把這一類行為描述為「隧道行為」(Tunneling)。也就是說,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總是會通過種種手段挖掘見不得陽光的地下隧道,挖走中小股東手中的財富。如何減少這類「隧道行為」以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就成了現代公司治理的最大問題。    
    「隧道行為」最初是用於1992~1996年捷克國企股份私人化過程中大股東將上市公司掏空的現象。在捷克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捷克的每個公民在支付了一定的登記費後,都可獲得1000個「投資點」投資券,可以直接投標前國有企業或購買投資基金。投資基金大約吸收了70%的投資券,並成為證券私人化公司中最大的私有股權代表。正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證券私人化公司的經理和投資基金的經理沆瀣一氣,通過種種安排將公司的利潤或資產轉移從而肆無忌憚地攫取中小投資者的財富。在捷克,1996年這種「隧道行為」開始出現,並很快地蔓延開來,到1997年已經發展到極致了。如1997年3月,大約75000名股民在Trend和CS兩個投資基金中就損失了7900萬美元。到1997年4月,估計共有大約75萬捷克人由於「隧道行為」而在投資基金中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而基金管理人卻因此大發橫財。例如,在第一輪證券私人化中列位第三的哈佛基金創始人維克托·科澤尼(ViktorKozeny),其個人資產從證券私人化開始的15萬美元僅4年就達到2億美元。正是這種嚴重損害廣大投資者利益的「隧道行為」,極大地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信心,造成了捷克證券市場的嚴重萎縮(捷克證券市場股票總市值1997年比1996年下降了30%),阻塞了企業到資本市場進行融資的通道,而且導致了政治上的動盪及1998年克勞斯政府的下台。    
    這種「隧道行為」並非轉軌經濟國家捷克的一個特例,反之,它是世界範圍的普遍現象。謝萊夫指出,「隧道行為」不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的股票市場,而且存在於歐美發達的證券市場。在中國,上市公司的怪行為之所以層出不窮,都可能與大股東如何從中小股東身上攫取財富有關。最近美國發生的「安然事件」也表明,即使是資本市場監管最為嚴厲、信息披露最為完全的市場,也可能出現少數利益群體利用「隧道行為」來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為。在美國,「安然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使得美國國內外投資者對其證券市場和上市公司的信心大為喪失、股價下降、美元轉弱。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今年頭兩個月,外國投資者在華爾街對股票及債券的投資僅267億美元,僅為去年同期1000多億美元的1/4。根據美林的調查,世界300多家金融機構的經營者中有2/3的人認為華爾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為高估的股市,其巨大風險人們卻不可不注意。最近,由於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信心盡失,華爾街危機四起,股價更是跌得慘重。而這類「隧道行為」原因就在於公司治理結構的缺失與不足。由此,在「安然事件」之後,完善公司治理很快就成了國際上最為關注的話題。    
    因為,要重建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就得重新審視現在的公司治理機構的缺失,就得從會計審計管治、上市公司運作的透明性、利益衝突的防範性等方面來塑造穩健的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運作機制,使得上市公司的個別行為能夠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社會公益,使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得到保證。美國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傑弗裡·加滕(JeffreyGartten)最近撰文指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也使得「公司治理」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概念,「公司治理」需要世界各國的政府、企業共同參與建造。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展開,各國經濟的進一步融合,確立「公司治理」國際化標準也勢在必行。因為在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條件下,一國資本市場的股票可能為許多外國公司所持有,如果一國對本國的上市公司進行清理整頓,而不對外國的公司進行治理,那麼這些外國公司就會利用本國金融制度缺陷而傷害了他國的投資者。因此,對全球「公司治理」的關注與研究,就是要探討在不同制度之間,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治理機制,管治和協調國際資金的流通與分配。    
    這也表明,公司治理的好壞不僅關係一家企業的未來發展,也關係該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實力,關係該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公司在融入國際經濟中而不能建立有效的治理機制,它不僅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之外,而且會使該國的經濟變得更脆弱。這種脆弱性會使一個國家在發展和消除貧困方面取得的成就部分地得而復失。還有,公司治理機制的好壞決定了一個國家有多大的能力獲得資金和資源、創造就業機會、分散財富及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等,從而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比如,中國經濟要想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得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就得有能力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自己所需要的資金。這樣才可能在中國建立世界一流水平的國際公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公司治理將成為21世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難題。    
    目前,世界各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人們一直在把股權十分分散、企業經理主導的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看做現代企業治理的楷模,但是最近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國上市公司骯髒的財務審計問題紛紛暴露出來,安然、安達信、網絡股、電訊股醜聞頻頻曝光,即使通用電氣和IBM等大牌藍籌股也存在類似問題。股東欺詐、董事會玩忽職守、特殊利益集團等現象似乎說明,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樣漏洞百出。這也就表明,美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儘管有其不少他國不可替代的優勢,但是它同樣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特別是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顯示的缺陷與不足更是不可避免。    
    在美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出台了一系列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措施。如規定新的公司治理準則核心就是增進公司管理層個人的責任和誠信,就是要通過管理層個人責任約束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質量。詳細規定了上市公司提供的財務報表應該簡明扼要,以便投資者能明瞭所需要的細節信息,而不是如安然公司那樣利用文字遊戲把重要交易信息放在一個不起眼的腳注中而把重要信息掩蔽起來分散投資者的注意力;通過強化總裁個人責任追究來改善信息披露質量,新規定要求總裁在該公司所有的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備案的信息披露材料上簽字,並對註冊申請書中的虛假陳述和遺漏負有個人責任;增加了及時公告上市公司管理層各項交易,包括管理層與公司關聯交易的義務,要求管理層的問責和管理層個人交易透明化;新規定要求公司必須於一個重大行為發生後5日或15日內發佈公告披露信息,其中包括職工福利計劃、企業核心管理者離職、違約及其他能起直接負債或造成負債快速增加的事件、某些企業道德準則、管理層和董事會成員的行為規範法規等。根據上述新規定,美國證券委員會要求紐約交易所和納斯達克配合其改革措施推行,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上市前達到其所規定的公司治理結構標準。可以說,為了重建美國證券市場,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是美國證券市場最為繁重的任務。    
    在美國對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大力改革的同時,世界各國也紛紛對本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出台了不少政策與法規。因為,各國公司治理結構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不同,其公司治理模式也不會一樣。正如歐洲公司治理研究所的德國經濟學家、企業家馬科·比奇特(MarcoBecht)所指出的那樣,世界範圍內多種形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層出不窮,就像不能指望所有國家都接受美國憲法一樣,公司治理模式也應該多種多樣。即使是同為英美法系的英國和美國,其公司治理改革也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    
    最近一期美國《商業週刊》指出,在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歐洲與亞洲國家公司治理機制的問題也在不斷暴露出來。如瑞士聯合銀行和蘇黎世金融服務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濫用職權、漠視股東權益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在德國,隨著一系列公司的破產,特別是傳媒帝國基爾希集團的倒閉,德國式的過時公司治理理念已經搖搖欲墜。在亞洲,麥肯錫公司在2001年4月份公佈了一份研究報告,在這項研究報告中,麥肯錫公司詢問一些基金組織及機構投資者把資金投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市場最大障礙是什麼?結果大約80%的有效回答選擇了「不良的公司治理機構」。這些都說明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是各國改革最為艱巨的任務。    
    面對著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與困難,世界各國也正在有針對性地修改一些法律法規,如德國的上市公司以前只公佈年報,而且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很少變動。但是2月份德國政府頒布的新法律表明,要求公佈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收入和披露董事會成員內部交易的相關信息等。在日本,法務省立法要求,在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在韓國,政府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至少半數必須是獨立董事,要求持流通股超過001%的個人或機構在股價異動時接受質詢。無論是在香港特區還是在中國內地,早已把建立與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機構放在主要的議事日程。    
    總之,中小投資者是證券市場的主體,其合法權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決定著證券市場能否有效健康發展,決定著一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增長,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是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法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也是創造就業機會、有效資源分配、分散財富和融入國際社會最基本的前提條件,因此如何改革與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將成為21世紀各國未來經濟發展最艱巨與困難的任務。    
    (2002年6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7節 尋找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新模式

    無論中國還是外國,隨著近來一系列公司醜聞披露出來,公司治理危機早已為人們關注。傳統的那種公司股權分散、由職業經理人主導公司治理模式是否適應中國也是該重新考慮的時候了。從安然世通事件來看,美國這種模式不僅同樣存在問題,而且是否適應中國國情也是國人應該面對的問題了。本人試圖對現代企業提出一個新的理解,然後從中引申出一種適應於中國公司治理的結構模式。    
    一般來說,現代企業是一組合約的聯結。既然是一組合約聯結,那麼企業並非僅是一種委託代理關係,而是由僱員、投資者、供應商、經銷商、消費者、公司經理以及其他的相關利益者組成的集合。因此,企業也可以看做一種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協調機制,企業的目標可以看做類似於參加者之間的合約條款,按照那些條款,他們將一起去應付所面對的環境。同時,相應的環境與條件是在不斷變化的,企業的利益格局也會不斷地改變,他們之間衝突也會隨之而生。為了減少這樣的衝突,就需要通過不同形式的反覆談判來調整與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這樣,企業也就可以看做一種談判機制了。如果企業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種談判機制,那麼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任何談判結果都將決定企業所有權的分配,而這種所有權的分配結果具體的表現就是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企業的所有權分配不同,其治理結構模式就相異。    
    還有,在任何企業中,企業的相關利益者都是具體的、實在的,他們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習慣及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利益相關者的談判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從作為利益相關者之一的消費者參與利益談判的方式來看,與其他利益相關者是不同的。一般來說,消費者只是在購買企業產品時才與企業產生談判關係,購買行為結束時就意味著交易關係結束了。但實際上,儘管企業產品的所有權通過購買行為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但是這個產品所有權的移轉並沒有完全結束,它還包含消費者要求售後服務和進行投訴等其他權利。在實際生活中消費者往往會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參與談判。著名經濟學家巴納德就指出,一個企業的顧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企業的一部分。顧客可以各種方式,如抱怨、要求改變產品或提供特殊服務,或威脅到其他企業購買等,與企業進行直接的信息交流。    
    這裡也可以看到,儘管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目標會有所不同,但他們追求這些利益目標實現的方式可能會取決於他們的談判力和對談判破裂的擔心程度。由於企業的相關利益者各方的利益體現在他們所掌握的企業所有權上,因此企業相關利益者的談判力和對談判破裂的擔心程度也就決定了他們對企業所有權控制的程度。因為,企業的相關利益者所追求的利益目標是企業的實際所有權份額。而企業作為一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再談判機制,其所有權的實際分配通常是由各方不斷談判的過程來決定的。這些談判不斷地改變著企業原有的運作規則、利益分配格局及行為方式,因此,法律對各相關利益者所有權的認可也是相對的。特別是現實的經濟環境與條件發生了變化時,企業相關利益者同樣也會改變對各自談判力的認識,這時,他們就會要求通過談判重新分配所有權。同時,如果談判的某一方非常擔心可能失去既有的談判成果時,他或許會對新的談判進行消極抵制,或是力圖尋找一個自己損失最小的相對妥協辦法。可見,企業的所有權結構或治理結構是內生的,它是由利益相關者各自的談判力和特徵決定的。    
    而任何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與特徵都是具體的,正如哈耶克所指的「有場景知識」,它完全分散於每一個單個的個體之中,通過談判產生的治理結構模式應該是不同的。因此,每個企業治理結構模式的具體形式也是不同的,如果希望從中尋找某一種普遍適用於任何企業治理結構模式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說,無論是「股權至上」模式、「勞動至上」模式、「共同治理」模式,還是「經理協調」模式,它們所依據的體制背景不同,法律和經濟權利的分配也不同,從而導致具體的制度安排一定會有很大差異。而公司治理模式的差異性不僅表現了公司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也表明其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性。    
    如果在某種法定所有權結構下,由於談判力分佈和對談判破裂擔心程度的改變,某些利益相關者就可能要求重新分配所有權,而按照現行的法律則可能是侵害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法律進行及時調整以反映這種變化的情況,那麼在現有所有權結構下各方的生產努力水平將會降低,從而導致企業不同的績效水平。企業作為一種再談判機制,為了改善其績效水平,總是會處於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當中。還有,既然企業的所有權結構是由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與特徵決定的,那麼股東也僅是公司相關利益者一員,它與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應該是一樣的。    
    在傳統的英美公司治理結構模式中,公司被理解為委託代理關係的合約聯結,十分分散的股東是所有者,職業經理只是為股東利益最大化服務。這種法律背景削弱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但1980年以來的公司之間的「惡意收購」浪潮使人們對這種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產生了質疑。即被收購公司的股東都發了財,但收購後高層人員被重組,大量工人被解雇,原有的經營方針也被改變。由於已經建立起的一系列人力資本、供銷網絡、債務關係等安排可以被股東短期獲利行為所中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到侵害,公司的績效也受到影響。在這個背景下,美國許多州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修改公司法,以此要求公司經理對利益相關者負責。新公司法不僅提高了僱員的利益,也要求董事會平衡公司所有的相關利益者的利益。    
    在日本與歐洲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公司是具有獨立人格、品行和抱負的機構。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一系列利益相關者,包括投資者、僱員、供應商、客戶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能簡單地以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為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相關利益者各方的談判力分佈都會關照到,而不是傾向於哪一方。如,在日本和德國,公司職工、重要的貿易夥伴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在監督和控制經理方面所普遍擁有的權利,大於美國的公司。公司股票所有權集中在銀行、家族財團以及關鍵的供應商或客戶,公司之間的交叉持股是極為平常的現象。在這種制度下,產業集團將更傾向於在專業化、效率和客戶專用化資產上的投資,而不會把併購作為減少這類投資風險手段。職員是公司的長期利益相關者,他們在監事會中擁有一種有效的抱怨機制,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是一樣。這樣,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那種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企業員工與經理分離的格局,可以充分調動員工與公司經理的積極性,減少代理成本。    
    在目前中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及相關立法理念基本上體現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英美模式。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確立與完善強調的是股權結構的分散化,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思路設計強調的是股東本位論及其相應的公司治理標準。這自然無法考慮中國轉軌經濟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以及他們的利益要求。國有股減持的實施與停止意味著決策者對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和利益要求估計不足,從而導致其政策不斷調整。因此,如果要完善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就必須從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外部法律與制度環境)和特徵入手,從中尋找現行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癥結所在,並從中引申出適應中國實際情況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時,如果把企業看做一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機制,那麼中國的相關法律制定上應該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留有大的餘地,而不是硬性規定太多。這樣,不同的公司就會與特定的企業資源和環境相適應來確立特定公司治理模式。可見,他國的經驗僅是一種可參考的方式,真實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只能在企業相關利益者不斷的談判中產生,這或許是尋找中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的合適之路。    
    (2002年7月)


第四部分 理論中的智慧第28節 國內上市公司治理何以可能

    目前中國股市之亂,真是無以復加。上市公司造假欺詐、股市幕後操縱、莊家惡性炒作、大股東操縱、內部人控制等等違法亂紀現象無奇不有、無所不在。面對著中國股市種種問題,管理層把其歸結為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所致。因此,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成了中國資本市場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了。今年以來,中國證監會連續兩次召開了有關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會議。在5月舉行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研討會」之後,推出實施了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在最近結束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大會」上,證監會又公佈了《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徵求意見稿)並將盡快頒布實施。由此,國內有媒體稱為「治理上市公司迎來遲到的及時雨」。    
    自然,上市公司的質量是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基石,而上市公司質量的提高完全是依靠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但是,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並非僅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捷克的證券市場「挖空」現象盛行,從而使布拉格資本市場很快的枯竭。在亞洲,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公司治理問題也成了各界人士十分關注的話題,而且各國政府也正在採取具體措施加以應對。如香港金管局已把促進公司治理作為2002年的主要目標;2000年,泰國出台「公司治理條例」以供上市公司遵守。韓國也正在著手成立一家合資協會為機構投資者收集上市公司治理條例信息。在美國,公司的治理結構出現了一場靜悄悄的大變革。即由執掌全權的「經理人資本主義」轉變成了投資人對經理人實行有效制約的「投資人資本主義」。可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是證券市場一個永恆的主題。    
    其實,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是指在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的情況下,由於職業的經理人取代業主控制企業的經營,如何解決所存在的「代理問題」,即面對具有道德風險、卸責、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的代理人來說,如何在公司內建立一套制度,既確保委託人的權益不被侵害和濫用,又能激勵代理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同時實現委託人的目標。更通俗地說,公司治理結構就是上市公司的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決定公司為誰服務,由誰控制,風險和利益在投資人、管理層、員工和相關利益群體之間如何分擔,以及公司管理如何構架、如何決策。而這裡最關鍵問題又是對公司管理層的選擇、激勵與監控通過什麼方式來進行。它可以通過組織內部(以德日為主的公司)與外部市場(以英美為主的公司)來完成。但是無論是通過哪種方式來實施,其前提條件是產權界定清楚、合約有效實施、個人財產不被強勢者掠奪。    
    在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人所皆知的事實,而且這種不完善所帶來的風險與日俱增。股權過分集中帶來公司龐大的資源被個別集體所利用與掠奪,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形同虛設已是普遍現象。不論是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還是民營上市公司,都存在被某既得利益集團或個人所操縱而出現運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監管和決策上的內幕重重等問題,最終造成上市公司業績的滑坡和資源的流失等。歷來所披露出的一系列的上市公司惡性違法亂紀事件,如瓊民源、紅光實業、大慶聯誼、鄭百文、銀廣廈及三九醫藥等等,都無不是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所導致的結果。所以,怎麼強調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的重要性都不會過分。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根源在哪裡?完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所需要的制度環境或條件具備了嗎?可以說,中國股市制度缺陷根本是國有股市所致。在國有股市中,股市的資源完全為國有所壟斷。而資源的壟斷性就會為設租、尋租、腐敗創造條件。或者說,資源的壟斷性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腐敗。因為,在國有股市中,由於產權界定不清,產權運作的成本與收益無法歸結到其產權運作的個人身上。而國有作為一個集合名詞,它都必須轉化到具體的個人身上。因此,那些靠近國有資產,具有權勢的人物就必然會把股市運作的收益歸為自己所有,而把股市運作的成本歸之社會來承擔。由於其市場基本上為公權力所操縱,沒有公權力的人,要從其市場中獲得收益是微乎其微的。而掌握或靠近股市公權力的人,或金錢收買公權力的人,他們用公權力操縱股市,為已謀取利益,從已經披露出來大案要案來看,哪一個不是與權勢者有關?    
    當然,股市的公權力並非完全沒有約束,種種規章制度、各種監管機構比比皆是。但是,一則監管成本的存在,監管者對股市的監管並非無所不能;二則政府監管機構僅是一種集合名詞,它都得具化在具體的個人身上,如果對監管者的約束不力,他們同樣可以與被監管者合謀掠奪社會財富。怪不得民間有流傳,以往的監管機構是中國股市最大的「黑莊」;三是中國股市的違法亂紀行為為什麼會越來猖獗、一個案件要比一個案件大、其作案手法越來越無不用其極?最關鍵的是在於現行的制度安排,處罰的成本遠遠低於其違法亂紀行為所獲得的收益,甚至可以說,股市違規是獲得暴利的最大途徑。因為,由於監督成本過高,合謀違規的行為查不勝查,除非特別惡劣之外,中國的哪一家上市公司、哪一家中介機構沒有劣史,但受到處罰得又有幾家。再且,即使被查出要受到處罰,多以上九牛不拔一毛。甚至上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正如有人所言的,在中國股市的罪與罰的天平上,一面坐莊投機、造假欺詐日進萬貫,目前連對付它的一張像樣的法網都沒有,另一面是如巴掌蚊子一樣的罰,或稱另一種方式鼓掌。也就是說,現行的證券制度安排對違法者不僅不具有威懾力,反之,還有恣意人們違規犯法之嫌。這些就是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之根源。    
    可以說,如果這些制度環境不完善,要形成上市公司有效的治理結構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目前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關鍵所在。    
    (2002年1月)    
    美國公司治理結構適應中國嗎?    
    這段時期來,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公司治理問題成了人們最為關注的熱門話題。無論是國內上市公司層出不窮的欺詐行為,還是美國發生的「安然」、「世通」等事件都表明,即使是資本市場監管最為嚴厲、信息披露最為完全的市場,也可能出現少數利益群體利用各種手段來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行為。而這類行為發生的原因就在於公司治理結構的缺失與不足。由此,完善公司治理很快就成了國際上最為關注的話題。在中國,最近一直提倡的重建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心,重新審視現在的公司治理機構的缺失,加強會計審計管治、上市公司運作的透明性、利益衝突的防範性等都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各個方面。    
    同時,世界各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人們一直在把股權十分分散、企業經理主導的美國公司治理模式看做是現代企業治理的楷模,但是最近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國上市公司骯髒的財務審計問題紛紛被暴露出來,安然、安達信、網絡股、電訊股醜聞頻頻曝光,即使通用電氣和IBM等大牌藍籌股也存在類似問題。股東欺詐、董事會玩忽職守、特殊利益集團等現象似乎說明,美國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樣漏洞百出。這也就表明,美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儘管有其不少他國不可替代的優勢,但是它同樣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與不足,特別是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顯示出的缺陷與不足更是不可避免。在此,我們要問的是,以往中國所推崇的美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適應中國嗎?中國能否找到一種適應自己的發展公司治理模式?    
    近年來,中國股市問題重重已是不爭之事實。而這些問題人們多以會歸結於上市公司質量不高、治理結構有缺陷。如有人認為上市公司造假欺詐、股市幕後操縱、莊家惡性炒作、大股東操縱、內部人控制等等違法亂紀現象都是由於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之結果。既然中國股市種種問題是由於上市公司質量低劣、治理結構缺陷之使然,那麼,如何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也成了中國證券市場能否健康發展的題中之義。2001年以來,政府高層一直在提倡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結構。    
    那麼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的癥結在哪裡?是目前大家所認為的,股權過分集中帶來公司龐大的資源被個別集體所利用與掠奪,董事會、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形同虛;是上市公司被某既得利益集團或個人所操縱而出現運作上的透明率低、缺乏有效監管和決策上的內幕重重而造成上市公司業績的滑坡和資源的流失;股市的國有性而導致股市的資源完全為國有公司所壟斷,並為設租、尋租、腐敗創造條件等等。這些方面自然是國內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缺陷的不同方面,但是並非問題實質所在。問題在於中國還沒有找到一種基本上適應中國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僅是以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為藍本。    
    實際上,公司治理結構並非僅是股東至上的委託-代理關係,並非是股東與在職經理之間的利益調整與分配,而是企業的相關利益者公司所有權的分配結果。如果我們把企業看做是企業參加者的聯合,參與者包括僱員、投資者、供應商、經銷商、消費者、公司經理以及其他的相關利益者,那麼,企業就成了一種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協調機制。因為,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其相應的環境與條件是在不斷變化的,隨著環境與條件的變化他們的利益格局也會改變並不斷地發生衝突。為了減少這樣的衝突,這就需要通過不同形式的反覆談判來調整與協調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這樣企業也就可以看做是一種談判機制了。如果企業是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一種談判機制,那麼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任何談判結果都將決定企業所有權的分配,而這種所有權的分配結果具體地表現為公司的治理結構模式。    
    還有,對於任何一家企業來說,企業的相關利益者都是具體的、實在的,他們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習慣及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利益相關者的談判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從作為利益相關者之一的消費者參與利益談判的方式來看,與其他和利益相關者是不同的。一般來說,消費者只是在購買企業產品時才與企業產生談判關係,購買行為結束時就意味著交易關係結束了。但實際上,儘管企業產品的所有權通過購買行為移轉到了消費者手中,但是這個產品所有權的移轉並沒有完全結束,它還包含消費者要求售後服務和進行投訴等其他權利。在實際生活中消費者往往會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參與談判。    
    而企業作為一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再談判機制,其所有權的實際分配通常是由各方不斷談判的過程來決定的。這些談判不斷地改變著企業原有的運作規則、利益分配格局及行為方式,因此,法律對各相關利益者所有權的認可也是相對的。特別是現實的經濟環境與條件發生了變化時,企業相關利益者同樣也會改變對各自談判力的認識,這時,他們就會要求通過談判重新分配所有權。同時,如果談判的某一方非常擔心可能失去既有的談判成果時,他或是會對新的談判進行消極抵制,或是力圖尋找一個自己損失最小的相對妥協解。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在是對企業的所有權,這個所有權的分配是通過談判產生的,並決定了企業的治理結構模式。    
    在目前中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及相關立法理念基本上體現的卻是20世紀60年代的英美模式上。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確立與完善強調的是股權結構的分散化,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思路設計上強調的是股東本位論及其相應的公司治理標準。這自然無法考慮中國轉軌經濟中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以及他們的利益要求。國有股減持的實施與停止意味著決策者對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和利益要求估計不足,從而導致其政策不斷調整。因此,如果要完善中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就必須從各個利益相關者的談判力(外部法律與制度環境)和特徵入手,從中尋找現行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癥結所在,並從中引伸出適應中國實際情況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時,如果把企業看做是一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機制,那麼中國的相關法律制定上應該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留有大的餘地,而不是硬性規定太多。現在所重要是如何依照市場法則,以公司相關利益者為本位就其特定的企業資源和環境建立起有適應中國國情的公司治理治理結構模式,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在中國是無法行得通的。    
    (2002年7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29節 從平淡生活中分享樂趣

    從香港回到北京已經有一年半了。在這短暫的時間裡,雖然空間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生活方式卻一點都沒有變,看書、閱報紙、上網、寫稿,這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而在香港的那幾年,似乎也就是這麼幾件事。也許這是個人生活習慣使然吧!我想,如果一個人愛上了做某件事,要想改變過來真會如登「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誠然,一年來的生活一點都沒有變化,只不過在香港時那種隨自己的生活回到北京後發生了空間上的位移。在香港時,書籍浩若煙海的大學圖書館近在咫尺,你隨時都可以進出,隨時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圖書,你也隨時可以把大堆大堆圖書搬進你的辦公室。在這樣的環境裡,對於一個「書蟲」來說,哪有比這更愜意的事情呢!你會在計算機前,迅速遍游世界。回到北京,現有的條件與香港比較相去甚遠,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找到了一種替代之辦法。不知國人注意到了沒有,儘管國內圖書市場與歐美國家相比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無論圖書的質量還是數量都望塵莫及,但是與國內10年前相比,圖書市場則是一日千里、繁榮無比!    
    當你走進書店時,只見書店裡各種圖書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即使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叫「盛唐書店」的小店,其圖書品種肯定有一二萬種。試想,在這樣的書店中流連,時間怎麼不會瞬間即逝?你又怎麼不會把大堆大堆的書往家裡抱呢?是的,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一直在逛書店,一直在買書。家裡的書櫃添了一個又一個,但家裡仍然是到處堆著書。書櫃裡、書桌上、茶几上、沙發上、床邊的地毯上,甚至於床上,到處都是書的天地、書的海洋。徜徉在這樣的環境裡,一方面你會覺得知識的海洋是如此之浩瀚、個人又是如此之渺小,你得拚命地去學習與讀書;另一方面你又會覺得世界又是如此之有限,人類的知識把它們壓縮於一個個扁平的點,人們都可以站在這些扁平的點縱觀世界萬事萬物。也許這正是書的奧妙與魅力所在。最近與朋友聊天時,我突發奇想,如果能夠在那有山有水的地方購得一物業,像台灣李敖那樣盡收自己喜歡之書,讓人徜徉在書海、融合在大自然之中,豈不是人生最大的樂趣?但願不久能夢想成真!正因為這樣對書的癡迷,買書與讀書也就成了自己平淡生活最為重要的部分。    
    書作為一種知識傳承的載體,它把人類的意念與歷史積澱其中。但是,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裡、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書已經無法滿足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獵新與好奇,各種平面媒體及立體媒體大量地湧現正適應了人們的這種需要。因此,看報紙也讓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樂趣與活力。我每天所看的報紙,有香港寄來的《信報》,也有國內報紙的贈送。但是,由於空間上的距離,這些報紙往往到自己手中都晚了些,新聞也就成了舊識。而從報攤購來各種證券財經類的報紙則成了每天所閱讀報紙的最主要部分。別看這些報紙都是來自報攤,但是從這些報紙獲得信息的優勢而言是無可比擬的。一是這類報紙之所以能進入報攤,就在於它們為大眾所喜愛,就在於它們為大眾提供了所關注的事情與信息。如果不是這樣,這些報刊很快就會從報攤上消失。一年多來,看看報攤上報紙與雜誌的大浪淘沙,你就能夠描繪出國內報刊業的活生生的演進與變化的畫面。二是這類報紙滿足了對消息所要求的時效性。這些報紙只要一印刷,暢通的發行渠道就會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報攤,你就能及時獲得所需要的信息。有一家國內的週報,曾經說要送一份報紙給我,但是我拒絕了他們的好意。我告訴他們,與其遲幾天收到一份免費的報紙,還不如自己到報攤上去購一份。先得到信息更為重要。    
    因此,每天一到11點左右,就外出取報及買報。不長不短路程的行走,既可以彌補每天鍛煉過少之不足,還可觀賞由一張張年輕學生燦爛笑臉組成的風景,也可把一天所要的報紙盡收手中,這種身與心的陶冶,讓人受益無窮。回到家中,或靜靜地靠在沙發上,或懶洋洋地躺在床上,或把整個身子埋在碩大的沙發椅中,翻閱著剛拿回家的10多份報紙,尋找著你所需要的信息,那樣一股美滋滋的味道油然而生,而人的整個情感也會隨著不同的消息而變化著,或是高興、或是憤怒、或是哈哈大笑、或是破口大罵等,幾個小時的時間很快就會在你身邊消逝。閱讀報紙是那樣平常,但人的喜怒哀樂也盡收其中。    
    上網也是獲得信息最快的途徑。每天東方開始露出晨曦,我就會起床。在這個時候,多數人都還在深沉的睡夢中,上網的人很少。你踏上網,一浪沖過一浪,速度之快、之方便,實在可以讓你隨心所欲。往往在短短的一個多小時裡,你就能夠把一些大的報紙、一些經常光顧的網站瀏覽一遍。世界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人們有什麼看法,都可以盡載到自己的文件中。等人們開始起床之刻,你早已整裝待發了。    
    現在知識、信息、資料都有了,如何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並化解為自己的知識與觀點。這就是寫稿了。對我來說,寫稿是件好玩的事情,而且玩得自如、玩得開心。我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寫稿,視覺與思維同時轉動,光與影在你頭腦中跳躍,工作與娛樂交融在一起;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聊稿,口福之美味品嚐,心智之自由放縱,讓靈與欲融為一體;你也可在散步的小徑上思考、在睡覺的夢幻中作文、腳踏自行車的上班路上想問題,總之,除了讀書、看報、上網之外,寫稿之事無所不在、無時不有。有時幾個題目同時在頭腦裡翻滾;有時豁然開朗,一篇文章的腹稿即刻在頭腦中形成;有時在計算機裡寫上一個題目,其後文章自然流露而成;有時是報社來的題目,你只得按寫命題文章那樣即刻完成等。也正是在這玩樂中,不知不覺,一年多的時間裡寫下文章300多篇,《市場的誠信法則》和《尋求經濟學的智慧》則是這幾百篇文章中的一部分。    
    一年來,寫稿的樂趣不僅表現在寫作的過程中,而且表現在文章寫出後刊登的歷程。這一年多來所寫的文章大部分是送給《信報》、《大公報》、《經濟日報》、《商報》、《明報》等香港的報刊。利用現代發達的通訊媒體,文章在傍晚時寫好,隨即把寫好的文章傳送到香港,第二天早上一打開這些報紙的網頁就見到自己的文章時,此情此景,你的感覺不知會有多美。是的,一個人無論做什麼,還有比自己的勞動即刻就獲得社會認可更為重要的嗎?還有,當你的文章放在頭版頭條時、當你的文章在網上到處轉載時、當你的文章主題為更多的人一起來討論,其欣喜也就自然了。前幾天,我到書店去買書,當我拿著一本書正在靜靜地閱讀時,有一個年輕的姑娘走到我身邊問我,「先生,你有什麼喜事會如此高興呢?」我即刻哈哈大笑,並告訴她我沒有什麼喜事,而且我每天都是如此啊!她不信。我就告訴她,如果一個人能夠從平淡的生活、平淡的工作體驗其中的樂趣,那麼這個人豈能不每天「掛滿笑臉,喜事臨門」?    
    還有,文章是寫給他人看的,你要讓自己的文章為讀者所喜歡,你就得或是給讀者提供增進財富的知識,或是給讀者提供陶冶情操的文章。我曾多次都指出,面對著五彩斑斕的現實生活,面對著變幻莫測的未來世界,面對著信息爆炸的現代社會,我們中的許多人可能會無所適從、無所抉擇。如果我們能夠從某一個視角對複雜紛繁的經濟現象、社會問題進行一點描述、給出一點解釋、做出一點分析,那麼就可能為民眾提供多一種可選擇的視點。經濟學人並非先知先覺的聖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預言家,他更不是民眾行為的嚮導或導師。他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對現實的經濟現象多做一點解釋,多做一點分析,多做一點說明,告訴民眾已經發生了什麼,這些事情所發生的來龍去脈,這些事情可能會出現的趨勢。    
    現代經濟學早已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早已為世人所嚮往的「顯學」,多少仁人志士,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希望把自己的理想轉化為生活的現實,希望把自己的意願轉化為民眾的嚮導。更有那好事之徒,借民眾好奇與不知,把理論的學理轉化為意識形態來席捲社會之財富為己有。對於這些,在某種特定的社會裡,一介之民,或許無縛雞之力,但他則有良知來明辨,來分析,不僅讓自己不為所蠱惑,也要讓他人不為其所欺騙。如果說,我們的社會多一些人對此關懷,多一些人能夠為此做些事情,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多一些憧憬。本書之作也許就是這樣的一點點關懷吧!    
    一年多來的生活是如此之平淡,平淡得如水,但其中隨時都有你的樂趣與快活,因為你活著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或社會。如果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能夠樂在其中,那「功」、「名」、「利」的有無又何妨?需要的只能是盡量地為社會、為他人做一點點事情。    
    當然,近一年來的生活平靜,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幫助。如《大公報》葉紅燕小姐,是她提供了一個我展現自身的舞台。在幾年的交往中,這個女孩儘管樸素無華,但是在與她的交談中無時不在撞擊我的靈感、激勵我努力、增添著我的活力,特別是我送給她的文章經過她的畫龍點睛更是色上增輝,更會鞭策我努力工作。在此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這裡也要感謝香港《信報》、《香港經濟日報》、《明報》、《香港商報》等,沒有他們的慧眼,我可能也就沒有那樣大的動力每天寫稿、寫稿、寫稿了。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自由寬鬆的工作環境是讓人成長必不可少的條件。    
    (2002年5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0節 人在旅途

    每一個人的人生,無論是從他出生之前,還是在他出生之後,都一直在旅途上。出生前,生生之宇宙,造化出我們的祖先及父母,而他們在漂泊的路上從虛無中把我們產生出來。在童年的時候,我們只能隨父母踏在漂泊的旅途上。至於漂泊到哪裡,往何處去,我們並不在意,也不關心。我們只是扒在旅行車的邊沿上,把小臉蛋貼著車的玻璃,望著那車外掠過的人流、城市、田園、河流與山峰等景物,並由此讓你產生無數個好奇與夢想,發出無數個憧憬與嚮往,但你對這些東西不會有多少思考,更無法去選擇。因為,在此時此刻,你的選擇是別無選擇。你的命中就注定如此。    
    但是,當車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樣令你陶醉時,當你在朦朦朧朧中意識到什麼、思想著什麼或追求著什麼時,你則開始踏上自己的人生旅途。這時候,面對旅途上的一切,你會感覺是那樣的新鮮、那樣的奇特、那樣的偶然、那樣的巧合、那樣的不同尋常,意外的收穫、美好的景致、新鮮的人們,你進入的世界是那樣美好、天空是那樣清新、太陽是那樣艷麗,但是這些蜂擁而來的事物,一方面會讓你目不暇接,頓感美不勝收,另一方面你得面對各種各樣的抉擇,而每一個抉擇都決定了你未來旅途之路向。    
    其實,人生的旅途,就像是一隻小小的船,載著你穿行過多少漫長的歲月。即使逝去的歲月是永遠逝去而不可逆,但它卻是你不斷選擇的結果,所有的好惡都得由自己來承擔,任何他人都是無法替代的。對每個人來說,你所面對的未來是那樣的陌生與不確定,擺在你前面可選擇的路又是那樣的多。這也預示著人生之旅既是那樣豐富多彩又是那樣的不確定。    
    在人生的旅途上,有人會在尋求某一個目標,某一個可停泊的港灣,希望在那裡小憩或駐足,因此他們的心永遠飛向未來,只是把身體留在現在。他們不斷地在計算旅途的日程,琢磨著如何消耗旅途中的時間。這樣的人,無論是市井小民,還是風雅之士,都會把旅途看做生活的重負,而讓自己的時間在無聊中打發,等待的僅是自己所夢想的目的地。    
    也有人對人生旅途本身懷有極大的興趣或虔誠,他們如孩童一樣的單純,他們並不關注人生的旅行會有什麼目標、到達哪裡,而是沉浸在旅途的過程中。他們生活在此時此地、此景此物,並從中尋找自己生活的樂趣。他們也有夢想,但會讓它植根於此;他們也有追求,但會在現實中尋找。他們的人生如情竇初開妙齡男女隔座顧盼,兩情相悅,眉間秋波頻送,人生樂在其中。而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人,每時每刻都得面臨著不同的選擇,都在根據個人的能力、智慧、約束條件來進行抉擇,並由此創發出寫意的人生。同時,這種人生抉擇差之毫釐,就可能會導致人生之路失之千里。在此先引出前年生活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並由此引發對人生旅途的無限感歎!    
    這已經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但一回憶起2001年12月7日那天的經歷,此情此景,又歷歷在目。在平時,由於事情太多,我是很少出門的,無論是開會、訪友,還是參加公眾活動、逛街,我都寧可在家待著,特別是在週末,更是如此。偏不巧2001年12月7日要陪一朋友去石家莊,本來約好4點半從家裡出發,但在3點時,開車的司機就電話告之,已經下雪了,是否還是按計劃進行。我打開窗戶看了看,天空飄著鵝毛大雪,房頂上、樹上、地面上已是銀裝素裹。但憑以往的經驗,我想這樣的雪,只要車輪一壓,就會消融於天地之間。因此,我就告訴司機,行程照計劃進行。之後,司機不斷地電話告急,我都沒有改變初衷,因為今天不去,以後更是沒有時間了。但到4點20分時,我問司機在哪裡,他說仍然在四環上,並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趕到我那裡。    
    我看著天空還是飄著大雪,看著夜色過早的降臨,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即刻與朋友聯繫,告訴他我們只好搭火車前往了。隨即外出打的士,準備到中國人民大學接朋友,但等了許久怎麼也見不到空駛的士經過,只好騎自行車前往。夜幕完全降臨了,大小車輛黑壓壓地擁擠在路面上,但車的燈光、雪光把兩邊的人行道照得通明。在風雪中騎車,雪花飄在臉上,鑽進脖子裡,真帶給人一股愜意的感覺。    
    朋友在中國人民大學門口等我。我到那裡時,只見門口到處都是等車的人,到處都是緩行的車,簡直成了人與車的海洋。看到這種樣子,我對朋友說,在此打的士肯定是打不到了,我們只好到附近的友誼賓館去等車。此招真靈,在友誼賓館門口,當看到出租車裡的人一下車時我們立即就上了車。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一上車,卻踏上了一個人生永遠難忘的歷程。    
    我們是5點半上車的,在平常,友誼賓館到西客站不到20分鐘的路程,10多元車費。但是,車一上路,就好像進入了緩緩蠕動的停車場。白頤路上黑壓壓地壓著大小車輛,兩邊的人行道擠滿了走著站著的行人,特別是希望打的士的人更是站滿了路邊。我們的車花了近一個小時才駛到紫竹院的路口,而平時到此只要幾分鐘。看到此情景,我們告訴司機往西走,上西三環。沒有想到,此路不通,路路不通。車僅開出一二百米又停了下來。等花了一個多小時行駛到西三環的立交橋上時,只見西三環上更是堆滿了車,望不到邊的車燈長龍在天空中舞動,而整個三環路更是成了一個偌大的停車場。看到此情此景,我決定再往西行上西四環。    
    這時,時間已指上了8點,去四環路還算暢通,沒有幾分鐘就到了西四環入口處。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平時暢通無阻的四環路,當我們的車一拐入四環輔路時,又掉入了一個死胡同。我當時在車上想,我們今天為什麼這樣不走運,車開到哪裡,哪裡就是一個死胡同。等到9日返回北京才知道,那個晚上整個北京城都是一樣,北京城的公路上就像一個很大的停車場。當我們的車花了許久蠕動到四環入口時,這時司機更是不敢選擇了,問我們是上四環主路,還是照樣走輔路。當時,三人無以言對,誰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經過剛才的幾段路程,誰也不知道前面會發生什麼,更是不知道其結果如何。最後,還是我在冷靜思考之後,決定上主路,因為主路路面寬,迴旋的空間總是會大一點。還好,這一選擇總算沒有讓我們在四環路上度過這個飢寒交迫的夜晚。    
    此時,雪已經停了,我們離城裡很遠了,一進入四環主路我就覺得只能前行,無半點後路可退了。隆隆的載重貨車聲驅走了睡意,我們的車在路上一步一步地移行。不少年輕人乾脆下車在路上滑行。他們的戲耍也成了路上一道特有的風景。車蠕動了好一段時間,才慢慢地能開動了。這時,一些好心人把路邊行人也捎上了車,我們的車上也增加了一個女孩。後來,我們把這個女孩帶到地鐵站口。好不容易花了5個多小時,經過千辛萬苦我們趕到了北京西客站。想想這幾個小時走過的路,真是人生難以忘懷的經歷,讓人感歎萬分,短短1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花了5個多小時。    
    當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許多許多。這不也就是人生旅途上一個真實的縮影嗎?在每一個人的人生旅途上,都面對著無數的選擇,有些人成功了,但多數人失敗,為什麼?這就在於多數人走不出自我,局限在常規的思維方式下。如果說,我們當時不選擇打的士,直接步行的話,那我們也不要花一個小時就可以達到目的地。還有,如果我們不是以平常在環線上交通較為暢達為參考係數來思考,我們不選擇上環線,而是直行,也許會早兩個小時到達。或車再往前走一點,我們看到車實在行不了,棄車步行,因為步行也不遠。而第一個選擇的錯誤則引起了以後一連串選擇的錯誤。我們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嗎?    
    在人生的旅途上,為什麼有些人能夠成其所業,有些人則默默無聞;有些生活過得幸福,有些則過得十分不幸;有些人能夠活出寫意的人生,有些人則在索然無味中度過;有些人生活快樂,有些人則生活痛苦等等,為什麼?就在於個人人生旅途上的不同抉擇。看看你孩童時代的夥伴、看看你中學時代的好友、看看你大學時代的同學等等,其初始條件,如個人的能力、稟賦、智慧會有多少差異呢?有多少人不都是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嗎?但個人一個個的選擇不同,卻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而且這次風雪夜行北京路,也把民眾的羊群效應展現得淋漓盡致。大家同樣的思維,同樣的選擇,結果合成一個巨大謬誤,所有的車都停在路上。當然,儘管其中有自然條件及相關部門不力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這是民眾的從眾心理所導致的結果。在此,我們是否會想到在人生的旅途上個人應該如何來選擇呢?事實上,在人生的旅途上,個人在面臨不斷的行為選擇時,儘管個人所獲得的信息、能力、智慧等是毫無二致的,但是個人選擇一定會受所獲得信息的知識慣性、文化背景、風俗習慣、傳統道德所約束。如果一個人在選擇過程中,不能夠把後者活化為有生命力的東西,而僅是把它看成是萬古不變的教條,那麼個人的選擇也就永遠不能走出傳統與習俗的圍城,個人的選擇也只能是他人行為的模仿,一個個模仿的集合就構成了社會從眾行為的氾濫。而只有那些不斷地走出傳統與習俗的人,才可能對既有信息很好地理解與運用,並以此做出好的抉擇。    
    在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人生旅途的惟一性與不可逆性也凸現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在人生的旅途上,個人行為永遠是惟一的,你不可以即此即彼,腳踏兩隻船,既做這也做那。而且人們一旦選擇了並付諸行動,那麼它是不可逆轉的,你不可以說你不做了,重新來一遍,時間與歲月是永遠不可倒流的。正因為人生旅途的惟一性與不可逆性,這也就要求人們在行為選擇時更為理性些,更能夠找到個人合適的均衡點。但是,這僅是經濟學上的道理,僅是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範式。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行為選擇好一些,都希望自己能夠找到最好的均衡點,但是實際上特別特別不容易做到。「風雪夜行北京城」那一夜的經歷,不正是對此最好的註釋了嗎?事後你會看到有好的選擇,但當事人是無法把這些好的選擇比較出來,即使當時你會有這些感覺,但真正決策起來並非易事。而不好的選擇隨處都是,而且一旦誤入歧途,你的行為只能與你要達到的目標越來越遠,有時甚至於是南轅北轍。這也就說明了,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一個人一直都在試誤。而一個個的試誤就是個人的一個個歷練而已。不過,這種試誤的代價大小也決定了人生旅途的進向。    
    而且人生旅途的惟一性與不可逆性不僅在於個人行為選擇的重要性,也讓我們想到每一個人此在行為的重要性。既然人生旅途是惟一的與不可逆的,那麼人生的行為既要著眼於人的理想與未來,更重要的是要珍惜你的此時此刻。在人生的旅途上,許多事情看起來是那樣的習以為常、那樣微小、那樣不重要,但你得每時每刻地珍惜它們、欣賞它們、愛護它們,否則,當你發現這些東西完全逝去而無法再回復時,你想重新再來一回,那是不可能的。這時一切都已晚了。以這樣一些理念來照應自己近期的一些生活,確實是頗有玩味了。    
    人到不惑之年,在人生旅途上已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已經沒有豆蔻年華時之少年的憧憬,也沒有血氣方剛之青年的理想,更沒有踏上而立之年者的抱負,有的只是淡泊與寧靜,有的只是從喧鬧的塵世中走出,由此來反觀自己、反觀人生、反觀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一切。或許只有這樣才能看到人的真情與本性。是的,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隨著蜂擁而來的種種信息、隨著名利光環煩人的誘惑,多數人都為「忙」而活著。忙於學習與求知,忙於玩耍與外出、忙於賺得金錢與財富、忙於顯示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忙於提升自己的地位及獲得某種權勢等,不一而足。也正是在這些「忙」中,現代社會人的本性及真情也慢慢地在喪失,甚至於有人在「忙」中連自己都失去了還不知道。因為,在這裡,人們有的是邏輯與思考、有的是條分理析、有的是裝模作樣、有的是虛張聲勢……卻少了透露你的真性、顯示你的欲求,更無法來表現個人的情感。但是在淡泊與寧靜中你的才能與真情就可以一覽無遺了。    
    誠然,你要生活的淡泊與寧靜,你就得離開那繁華的城市、喧鬧的塵世、奔忙中的人流,找一個恬然靜靜的地方開始你的新生活。是的,從2002年年中開始,我挪了一次窩,搬到既不是城裡,也不是鄉村的北京北郊的王府小區,成為所謂的隱者。再加上從圍城中走出,身與心的自由,心情怡然自得,生命頓然生輝。    
    在這裡,不需要沉溺於俗務瑣事,不需要為名譽、地位、身份、財產而追逐,更不需要為個人得失而煩惱,需要的只是以舒展的心情來擁抱自然。在這裡,有明媚的陽光、蔚藍的天空、成排的大樹、默默無聞的小草、吐著泥土芬芳的田野……早上磅礡欲出的紅日一出現在天邊,第一縷陽光就射入你的窗戶,把你整個家都映得通紅。中午,熾熱的陽光把你的家照得整個通明,讓你無法分辨是屋裡還是屋外。如果是在冬季,你有閒情逸致,沐浴之後穿一件單衣,躺在樓上已塑封過的陽台上的椅子上,身上頓然會被陽光照得暖融融的。這時,你若閉上眼睛,一幕幕的海市蜃樓立即會映入你的眼簾。到了晚上,小區更是一片寂靜。你若有時間出外溜躂,小區的路燈與天上繁星交映爭輝。寂靜靜的夜、暗淡淡的燈、閃爍爍的星、啾啾叫的小蟲,你置身其中,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豈能分得出天上與人間!    
    當然,寂靜中的孤獨與寂寞之感也會襲之而來。面對著茫茫的宇宙,你會感到自己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你從冥冥中來,又從冥冥中去,孤獨中沒有一點牽掛。正因為這種根本性的孤獨境遇,不僅使得你想與自然融為一體,而且也使得你渴望與社會、人之交流,渴望為他人關注與愛,渴望如何去關注他人與愛人。當你遠離喧鬧的城市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時,這種交流能夠借助於各種現代的通訊工具進行,如電話、互聯網,你也可以進入電視、小說的角色中與之對話。特別是好的閱讀與寫作更會把你帶入想像無限豐富的對話與交流的空間。但是,這並不是人生旅途中的全部,而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更渴望人與人之間直接的對視、交談、傾聽,並從中激發起你情感的躁動與愛人之情。因為在這裡有人生的真諦。在現代社會中,面對著這座圍城,為什麼城裡人總是想出來、城外人又總是想進去?為什麼它永遠是人類生活、人類創作的主題?緣由就在這裡。    
    其實,在人生的旅途上,應該是沒有好與壞、成功與失敗之分,關鍵在於每個人是否能夠適性而為。如果你以自己的約束條件能夠適得其所,就能夠從中獲得很多的快樂、從中找到一份樂趣,除此之外,你還要渴望什麼呢?人生就是一趟旅途,他永遠是漂泊在旅途的路上!    
    (2003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1節 我漂在何處

    從今年5月起,有8個志同道合的人,經常聚集在一起聊天、說事、議論生活與時事,該是很高興的事了,孔子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是的,在一個忙忙碌碌的社會,人們除了工作還是工作,人際之間除了工作關係還是工作關係,除此之外誰還有多少閒情雅致聚集在一起瞎侃呢?但實際上,我們8個人卻衝出世俗,走到一起來了。    
    正因為,我們與世俗所理解的不同,有報刊把我們幾人稱為「漂一代的經濟學人」。至於「漂一代的經濟學人」即使是我們8個人也肯定會見仁見智,這其實正符合他人所稱「漂一代經濟學人」的意蘊。    
    而我所理解的「漂一代的經濟學人」的含義就是「無名、無利、無功」,就是從根本上離開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定,即人的行為是以私利最大化為前提的。所謂的「無名、無利、無功」就是我之所以從事現在的事情,不是為了向社會張揚,需要社會之認可,而揚名天下,也不是為了追逐利益而奮鬥不已,更不是為了何種功用而為,而是因為我喜歡去做這種事,我是順性而為、盡性而做,因此我遠離職位、官位、世俗等,也不願在激烈的名利追逐中、不願在繁複的人際交往中去周旋,而僅是在平淡中享受生活的樂趣、陶冶個人的性情、培養自己的睿智。除此之外,其他東西會有多少重要呢?    
    當然,面對著五彩斑斕的現實生活,面對著變幻莫測的未來世界,面對著信息爆炸的現代社會,儘管我可能對它會無所適從、無所抉擇,但是我也不會無動於衷,我會對它進行認真的觀察、認真的思考、認真的分析。以一種平常的心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及自己的喜好寫出自己來讓整個社會分享。我總是在想,如果我能夠從某一個視角對複雜紛繁的經濟現象、社會問題進行一點點描述、給出一點點解釋、做出一點點分析,並為民眾提供一點點可選擇的視點,那麼我就滿足了。因為,經濟學人並非先知先覺的聖者,他也不是未卜先知的預言家,他更不是民眾行為的嚮導或導師。他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對現實的經濟現象多做一點解釋,多做一點分析,多做一點說明,並告訴民眾已經發生了什麼,這些事情所發生的來龍去脈及可能會出現的趨勢罷了。    
    「漂一代的經濟學人」就如無根的浮萍,漂在平淡中、漂在性情中、漂在「無名、無利、無功」順性而為中!而這種「無」就是我理解的「漂一代經濟學人」之根!    
    (2002年8月)    
    在「閒」中尋覓真情——讀林行止《閒在心上》有感    
    收到林行止先生寄來的《閒在心上》大作已經有一兩個星期了,本來早就該寫點什麼,但種種繁雜之事讓我忙得不亦樂乎。是的,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隨著蜂擁而來的種種信息、隨著名利光環煩人的誘惑,多數人都為「忙」而活著。忙於學習與求知,忙於玩耍與外出、忙於賺得金錢與財富、忙於顯示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忙於提升自己的地位及獲得某種權勢等等,不一而足。也正是在這「忙」中,現代社會人們的本性及真情也慢慢地在喪失。人們有的是邏輯與思考、有的是條分理析、有的是裝模作樣、有的是虛張聲勢——而卻少了來透露出你的真性、顯示出你的欲求,更無法來表現個人的情感。而這一切只有當你在閒時才能把自己的真情一覽無遺。    
    不是嗎?林行止的《閒在心上》不就是以一個「閒」字來展現人的真情嗎?無論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盡在其中。在劍河畔的閒步,看到的是思古幽情的中世紀建築、綠草如茵的公園、劍河的流水、河中的天鵝、成群的野鴨、寒冬裡的喂鴨人——1960~1970年代英倫的自然真情盡收眼底。假期閒步外出,到處都是穿著最隨便衣服的人群——野餐的家庭、上教堂的信徒、入城觀光的鄉下人,大家沒有拘束、沒有匆忙,閒庭信步,任其逍遙。早餐的單調、下午茶的閒致、晚餐的豐盛,一般英國人的真實生活已躍然紙上。    
    在那冰雪未融、初春剛到的日子裡,如果躲入「賓至如歸」的酒吧,一杯酸啤酒,一塊自製的三明治,與志同道合的幾個朋友坐在真正用煤塊或柴枝生火的爐前,說些所謂不登大雅之堂的趣聞逸事,在嬉鬧中打發一個下午或黃昏只是眨眼間的事。而在隆冬上酒吧,亦有它另外的樂趣。「你大可買一杯酒,然後走進雪僅及腳背的後園或前院,如果萬幸天上有太陽,景色當然更佳,不然在灰色天穹下,大口喝酒,內心暖洋洋,亦不失其樂。」還有英國家中宴客、建築工地的務工、餐館的勞作等,如果沒有作者親身體悟,是無法活靈活現地把這些真情展現在讀者眼前的。    
    還有,那天才怪人韋白龍,「衣冠不整及臭名遠播的『滾友』。他口不離煙、很少刷牙(遑論沐浴)、永不鋪床,但在追求女性上,幾乎是戰無不勝,令人嘖嘖稱奇,其實是令不少男性感到羨慕。」《簡愛》作者夏綠蒂三姐妹的股票投資、歐羅之父蒙代爾的酒仙之形象等等,這些都是林行止先生從自己或他人「閒」中尋覓到人的真情。當然,林行止的大作中更多的是在「閒」中尋覓制度形成的真情、經濟生活中的真情。    
    在人類社會的歷程裡,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都是一個擴展秩序的合作過程,而且任何人為的設計與安排都只會扼殺制度活的生命。這點在哈耶克那裡闡述得最為透徹。林行止在《閒在心上》對不少禮節、習俗尋根探源的追究與考查,其實也正是在對這些制度安排演進與發展真性的探究。在《高爾夫球與資本主義》一文中,不僅指出打高爾夫球與資本家經營活動的一致性,球賽不允許對錯誤做出修正,參與者必須對客觀形勢做出仔細考慮,對主觀條件做出最正確的估計,然後擊出無可反悔的一擊。而且指出了高爾夫球起源於2000多年前羅馬帝國牧羊人於放牧時用牧羊棒在草地上擊打圓石的遊戲演變而來。到18世紀中葉,蘇格蘭人將之發揚光大,而現在通行的準則與規則直到1754年成立「皇家高爾夫球會」才完成。也就是說,高爾夫球遊戲規則的形成是一個緩慢演進的過程。    
    還有在《有女同車的禮儀》一文中,對大家習以為常的禮儀,即與女伴同行,為什麼只可越過車頭而不可繞過車尾做了一番精彩的探究。原來,在馬車時代,男性陪女性上車坐好之後,必須繞向車伕交代目的地,上車後才吩咐車伕往哪裡去,被認為是不禮貌的。這種習俗一路相傳,到了汽車時代,不但沒有隨馬車的淘汰而絕跡,反而成了不成文的禮貌。再有,如情人節的起源及情人卡的演變,也是別有一番情致。在《未免有情與商情》文章中,指明了情人節大致起源於公元3世紀。當時一位叫華倫泰傳教士在被處決前的2月24日,寫了一封充滿溫情、洋溢愛意的信給獄卒失明的女兒,並以「你的華倫泰」簽署,由於華倫泰就是示愛的代名詞。而情人卡能夠在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大行其道,不僅在於當時郵政制度化、商業印刷開始普及,而且在於人們觀念上的重大變革,自由戀愛的興起,「青春少女與煩惱少男,為了向心上人做試探性示愛,情人卡遂成為最佳媒介;女性向來比較矜持,情人卡因此成為示愛最佳途徑。」儘管這些行為在人們的生活中是如此微乎其微,但是人類的種種制度,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都是微小行為長期積澱的結果,都表現為一個自然的擴展過程。在《閒在心上》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是人類制度演進過程的展現。    
    在《閒在心上》,以一個「閒」字貫穿始終。但是,林先生對「閒」字的理解與他人實有異趣。這個「閒」字不僅在於林先生在英倫求學時,不看本行的書,看其他學科的文章及書為閒,如林先生讀的是經濟學,那麼文學傳記、藝術、音樂、修身養性之道、外游、人的生性之欲等都為「閒」。而且在於用經濟學家的眼光、用經濟學的數據來看這些閒事都為「閒」,可以說,這不僅表明了經濟學家所觀察的事件及問題的視角,而且也表明了他們所理解的事物真性一面。在整部《閒在心上》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是以這種觀察問題的角度,這種分析方法或許是來理解事物真性的另一種方式。    
    如公司年報與色情小說,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低級色情小說的內容單調(如主角們一碰面就接吻撫摸上床或就地做愛)與上市公司的年報如出一轍。還有,在《情話快慢板》一文中指出了現代少男少女為何對性問題越來越開放,其原因有道德與價值觀念的改變自然不可忽視。但這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在現代社會裡,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古時候人們那種充滿哲理的談情說愛和寫長信訴說衷腸的閒暇沒有了。現代人們要做的事情太多,面對著供給時間的不足,對於愛情或性慾的追求,不得不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現代男女輕易墜入愛河、跌落睡床,正是他們下意識裡感到時間可貴,迅速「解決問題」以盡量節省時間所致。這樣的分析儘管不敢完全苟同,但也許活靈活現地訴說了人類情愛變化的真性。    
    在林行止的生活中,閒時聽音樂是消磨時間的一種最好方式。因此,先生對音樂自然十分愛好了。而在《閒在心上》文章中,有關音樂的文字也就不少了。不過,林先生論音樂,不是樂曲的優美、演奏家嫻熟的技巧,及聽得如癡如醉的聽眾。而是名琴如何獲得、名琴價格如何上漲、演奏家人才的選拔與薪資等等經濟方面的問題。而這些則是以往藝術家們不屑一顧的東西。《不停演奏》一文,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肯尼地,儘管很早就成了著名的職業演奏家,但是有幾年時間時一直借用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的一把名琴。為什麼這樣?因為,這把名琴的價格貴得他買不起,不過,欣賞其才華的琴主同意借給他,每年估值一次,如果肯尼地屆時儲蓄夠了錢,便按估值賣給他,哪知肯尼地的收入追不上琴價增值,使得肯尼地一直無法購買這把名琴。還有,在世界上大多數樂隊裡,為什麼女樂手明顯少?這在於選拔制度上有問題,在於評審人在選拔時對儀容、談吐、膚色及性別所顯露出的明顯傾向性歧視。    
    總之,在《閒在心上》的大作中,儘管整書都是閒言閒語、閒話閒聽、閒論閒說,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經濟數據、經濟學觀點、經濟學的奇聞逸事、經濟學的思維及分析方式盡顯其中。按照林先生之所指,書中之「閒」也就變成「忙」了。「閒」也只在心上。    
    (2002年8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2節 現代經濟學家之分野

    在「經濟帝國主義」時代,經濟學家成了社會之寵兒、社會的明星。無論是平面媒體還是立體媒體,無論是演講大廳還是課堂,無論政府還是企業,他們的身影無所不在。他們不僅影響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而且塑造著人們的現代生活,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可以說,在現代,經濟學家對人們經濟行為的影響其威力是巨大無比的。正如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說實話,這個世界很少不受其力量的主宰。有些人在實際的活動中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他們往往會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握權力憑空臆斷的狂人,也只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大知名的經濟學家那裡導出的妄想。人們應該深信,與觀念的浸淫灌輸的影響比較,既得利益的勢力大大地被誇大了。觀念的浸淫灌輸,當然不會立即生效,而需要一段相當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對好的方面還是對壞的方面,經濟學家對實際生活的影響遲早會比既得利益更加危險。    
    但是,由於經濟學家的分野巨大,他們對人們生活影響的重要性,並非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迥然不同的。對於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來說,就其思想言論的內涵而論,他們底蘊可分成3類,一類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類是經濟工程師,三類是既得經濟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3類人都同樣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討論經濟問題,自然就都稱他們為經濟學家,但實際幾者之間有顯著的區別。    
    既得經濟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顧名思義大多是受既得經濟利益的集團,而為一些人或一些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或者只是為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辯護的「經濟學家」。在中國這種「單位化」的社會中,這類經濟學家特別盛行。因為,在中國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社會的經濟利益都分割為或是單位、或是集團、或者行業的利益,這些單位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總是會尋找自己的代言人。而這類代言人為了獲得自己代言的社會正當性,總是會以社會利益為幌子,以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來謀團體或個人之利。例如,國內股市一有波動,特別是股指下跌,總是有「經濟學家」出來指點江山,放出各種消息,什麼國有股減持今年不能啟動、二板市場應該早出台、股指期貨市場成行,甚至於說什麼要像保護嬰兒那樣來保護中國股市等等。其實,這些言論除了維護自己利益之外,別無其他用處。    
    當然,在一個競爭的市場體制下,在一個民智大開的社會中,通過市場競爭,這些既得經濟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無法壟斷社會話語權的,民眾也有能力來識別其中話語的玄機,加上言路大開,這類既得經濟利益的代言人要想誤導民眾並非易事。受市場競爭力量的驅使,這類經濟學家也不會明目張膽地與社會利益逆行。但是,在不完善的市場體制中,這類經濟學家隨時都有可能利用其壟斷的話語權,誤導民眾並對社會利益大下其手。因此,民眾對他們之言論,應該多加小心為是。    
    經濟工程師,就是工程師前面冠以「經濟」二字罷了。之所以稱他們為經濟工程師,是因為這類經濟學家對經濟事務的處理及人們的經濟行為進行分析,總是把它們當做一項工程來做。這類經濟工程師僅看到了自己研究的對象為一個個物,卻沒有看到,甚至於把一個個有血有肉、有利益有思想、活生生的經濟行為看成是規格化的物件。按照這種物件來制定其標準,測量其數據,設計其模式等,並試圖通過其標準、數據、模式來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未來,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之政策。工程師的專業在於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對一些物料預先做一個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願望),然後按這個模型建造一座類似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機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所建造的東西不同,就有了建築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其實儘管稱謂不同,他們同樣都是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製作他們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而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同樣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經濟事務。這樣,人們的情感、欲求、主觀情願、思想意志等都約化為幾個冷冰冰的概念結構與法則。人們活生生的經濟行為也就簡化為幾個經濟學的模型。俗話說,水清則見底,水清則無魚。如果現代人的經濟行為僅為一種物件,那麼經濟工程師也只能是玩弄技巧的能工巧匠,他們是無法真正把握人的行為本身的。    
    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他所注重的是活生生的人。經濟學家所關注所瞭解的「人」,並非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生物人或動物人。經濟學家雖然也知道「經濟人」同樣也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及本能的反應。但經濟學家注重的是,「經濟人」還具有不同於禽獸的意志、情感、理念、邏輯思考及社會文化。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特徵。人有無限的慾望,而且自身會不斷地繁殖增多,但是這些慾望的滿足卻受到內在與外在、社會與文化、個人與集體、時間與空間等方面的限制。於是在個人慾望滿足的過程中,人們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就是人在不同約束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選擇什麼,完全在於個人才識及其相關的制度環境與約束條件,在於個人自由度。這就是說:人是一個多面體的人,它是無法僅用幾個概念結構來理解的。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人類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會在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把這些互動日益擴展到整個社會。這與動物世界出自本能的行為有天壤之別。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這裡的「互動」之「互」字所表明的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人,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絕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中國古代聖哲孟子所稱之「獨夫」那樣的一個人。而個人的互動都是在自己的獨特環境,各自憑藉著自己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絕不是靠他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那麼,這種零散的、沒有約束的個人行為,如果不能夠整合起來,是否會讓整個社會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是否會出現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言的「人吃人」的戰爭狀態。但現實的生活並非如此。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的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中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統歸於一的。即使是在現在高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計算機與互聯網也不可能把這些盡納其中。這無數分散的個人行為不僅沒有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生原與擴大的基礎。因為,它有亞當·斯密(ASmith)「無形之手」來統攝;或者用哈耶克的話來說,人類社會在擴展的秩序中得以演進。    
    也就是說,真正的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有血有肉的人,關注有理性、有情感、有慾望的人的經濟行為,並從現實人的行為演化中,來觀察我們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味著排斥「有形之手」;尊重「人類社會的擴展秩序」,也不意味著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而是以實現人為基礎來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除去障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只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擾亂人類擴展社會秩序的演進,只是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的架構。    
    因此,真正的經濟學家並非經濟學工程師,也不是既得經濟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而是以現實人為旨歸對人、對現實社會、對現實的人的行為進行原創性的思考,以便為我們的普羅大眾提供一點識見(目前汪丁丁做的工作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瞭解這種分野,並把所稱的經濟學家都捧到天上,那麼,社會的災禍也就隨將而至了(哈耶克語)!    
    (2002年5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3節 「9·11」事件坍埸不了經濟全球化

    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發生的對美國襲擊的恐怖事件,通過新聞媒體瞬間傳遍了整個世界,世人無不為此感到震驚與愕然。可以說,此次恐怖事件的發生,無論是對美國人的價值觀念變化,還是對美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影響,以及人們對全球問題的思考都會產生十分巨大的影響。如全球股市的嘩然下跌、匯市的震盪不已、各國航空業的蕭條與裁員、世界油價的波瀾起伏等等,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美國遭此大劫,當然與一些人的陰暗心理、缺失人性有關,但也並不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而是有深刻的社會思想、宗教狂熱及經濟利益之背景。    
    有人說,就像1914年代表著19世紀的終結,20世紀的人再也不擁有19世紀人的自信與樂觀一樣,2001年9月11日意味著20世紀的徹底終結,意味著人們對20世紀後期所洋溢的對自由市場、全球化、世界政府等美好信念的質疑。市場經濟的法則、商業活動的原則、自由民主的律令、迅速發展的網絡通訊技術,漸漸地拆去了民族國家的樊籬,把人類帶入一個「地球村」的時代。它既給人類帶來富有,也能給人類帶來貧窮。美國的這次浩劫,並非僅是不同文明與族群的衝突,也並非僅是不同宗教信仰間的敵視,更非僅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利益之間的較量,而更為根本的是一種貧窮與富裕之間的對抗、一種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敵視。如何來化解這些衝突、對抗與敵視,恐怖主義殘害無辜之行徑絕不可以,應該採取嚴厲的方式加以制止,但要防止恐怖主義事件今後不發生,或少發生,人類社會應該尋找其癥結深層根源。不僅要對一些強國特別是美國的各項政策進行全面的檢討,而且要對以往推行的市場原則進行全面的反思,特別是應該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做全面的反省。可以說,近20年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怎麼也不可低估。    
    已有的研究表明,20世紀後半世紀以來,人類不斷地跨越空間、制度和文化等障礙讓生產要素、資金等在全球範圍內迅速自由流動,這自然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富裕之路。但是,人們也應該看到,由於市場經濟的佔優原則(即根據市場的運作,強者會越強,弱者會越弱),全球自由市場的法則總是會讓初始條件先進國家,特別是歐洲與美國這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讓一些初始條件落後的國家與民眾踏上永世無法翻身的一窮二白之路。1999年12月美國西雅圖WTO會議期間大規模的抗議事件,今年7月意大利熱那亞反全球化的騷動,都表明了民眾對全球化過程中所導致的負面影響的思考與抗爭。可以說,儘管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步,但它並非僅是一種可選擇的惟一途徑。面對著以往全球化導致的問題,我們是否可能找到一條更好的路呢?    
    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儘管推動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但它也導致了國際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日益邊緣化。因為,以往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間的生產要素及資本的流動更多地向發達國家或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流動,由此產生了很大「排弱」效應。而且經濟全球化並沒有實現全球勞動市場的分工與合作,促使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就業機會,也沒有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民眾流向發達國家。可以說,在以往的時間裡,經濟全球化並沒有改變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經濟等級結構,反之,這種不平等、不公正的經濟等級結構越來越惡化。所以,經濟全球化並沒有促使「地球村文明」的出現,反之,由於貧富不均越來越嚴重,貧者與富者之間的對抗與較量由個體發展到民族與國家。這自然會導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族群,即亨廷頓所稱的文明衝突。    
    當然,也有人把經濟全球化看做不是以軍事強制為先導,而是以市場和資本為槓桿,沒有流血與暴力,通過資本、信息和市場來衝擊國家主權,來弱化他國政府的權力和掠奪他國的財富新方式。這種弱化與掠奪使得「新中世紀主義」的復興,即一種以市場原則為標榜的「教皇和絕對權力」興起,如強大的跨國公司在世界的盛行。而這些跨國公司可以利用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無孔不入的剝削,因為,商業上的貪婪本性必定是以營利、剝削,甚至無止境掠奪資源為原則,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失去了市場、人才、資源,從而使其國家競爭力大大削弱。因此,有人就指稱,一些非洲國家和中東地區國家長期落後的根源就在於經濟全球化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在於這種不流血的剝削與掠奪。美國著名的思想家波拉尼50年前指出,國際市場是惟一的不由跨越其上的政治權威所控制的市場。因此,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具有最小的內在合法性。這本身就是全球化與社會之間衝突的根源。當社會上一部分人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繫、變得沒有約束時,這個問題就會進一步惡化。而這種結果所造成的貧窮與積弱一定會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法則,社會的衝突也就油然而起。特別是在美國強勢政治的主導下,這種貧窮與富有的衝突自然會轉化為政治上、宗教上及意識形態上的敵視與仇恨。    
    當然,有人也主張,在信息化時代,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推動著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的重組。目前,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由於國家間的主權正在弱化,國家的內政和外交事務的界線也正走向模糊。由此形成的國內外相交事務日益形成一種新領域,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迅速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及社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所以,全球化正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促使整個國際關係的變化、世界秩序的重組及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急劇變遷。但是,在整個國際關係、世界秩序、社會經濟制度急劇變遷的過程中,又充滿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    
    可以說,全球化完全是一種偶然的歷史過程。儘管它的到來及發展是任何人不可抗拒的,但是其發生和發展充滿著自身的矛盾,它是由各種社會合力所促成,因此,當代社會文化,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會走向何方人們是無法知曉的。它的內容與方向也是無法預知的。人們面對這種無法預知的未來,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實現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因為,全球化下的新的國家主權不再是傳統主權所具有的絕對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及零和博弈,而以往的國界已經成了它發展的主要障礙,日益加劇著跨國界或無國界國際組織的挑戰。如,歐盟就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聯合體,其主權被分成國際、國家和地方三大塊,任何一方都可以獨立地處理發生在自己領土上的經濟和生態等事務,而全球化就是要促使傳統的主權、領土和國家權力關係的轉型,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不再是權力的惟一或主要的統治形式。因此,一個理性的、明智的國家政府應該轉化自身的統治功能,變傳統的全能政府為有限政府,著重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協調集體行為及國際合作。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與衝突怎麼也不可低估,但它並不是有人所稱的這次世貿大廈倒埸意味著全球化的失敗或終結。在信息化的時代,經濟全球化仍然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且正在推動著現代化社會和世界秩序的重組。但問題是我們應該更多地來審視以往的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所存在的缺失。不是把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製造出更多的鴻溝,而是應該如何設計適宜的政策和制度來緩解這種衝突,以容忍、包容、平和、理性的原則讓無權的弱勢者如何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只有這樣,才能由此尋找一條通向現代文明之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的必然選擇結果之一。在這個過程中,它會給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矛盾與衝突。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只能面對它。同時,對於經濟全球化,人類也無法簡單地預先安排好的選擇,人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從其帶來的正負影響中探討出一條前所未有的解決之道。美國浩劫並沒有讓經濟全球化走向終結,只不過告訴世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應該具有一種寬容與理性的態度,並如何在貧富之間、在無權無勢者與有權有勢者之間架起一道可溝通的橋樑。    
    (2001年9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4節 恐怖事件對美經濟負向影響

    美國9月11日發生的嚴重恐怖襲擊事件,使得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倒塌,華爾街股市交易停止,五角大樓工作停頓。隨之而來的是,歐洲股市暴跌、美元匯率急挫、美國及世界許多股市交易停止,而原油、黃金和其他一些大宗商品價格飛速上漲。由此,不少經濟學家預測,美國在遭受了一系列恐怖主義襲擊後,由於人們對美國經濟信心的喪失,有可能導致不少投資者迅速撤回投資,從而有可能引發美國大規模的經濟衰退。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這次恐怖襲擊事件對美國未來經濟的影響最主要的方面是什麼?它到底會有多大?美國經濟從此會走向衰退嗎?    
    其實,無論是從直接影響,還是從間接影響來說,這次恐怖事件對美國經濟最大的負向影響是嚴重打擊了民眾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即對民眾心理面的負向影響會大大超過對美國經濟實體面的負向影響。因為,這次恐怖事件預謀之久、組織之嚴密、傷害之大,不僅是史無前例、人神共憤,而且正如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所言,它是對現代社會的民主、自由、文明的挑戰,是邪惡向正義的挑戰。這必然會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嚴厲譴責。不過,如果這次事件是發生在美國之外,美國人儘管也會義憤填膺,但是他們不會感覺到多少心理上的壓力。而這次事件卻發生在美國的紐約與華盛頓,攻擊的目標正是美國經濟、政治及軍事的心臟,美國文明的聖殿。摧毀的不僅是幾座摩天大樓,而且還有美國民眾心理的驕傲與美國所認可的現代文明,使民眾看到了美國竟是如此之脆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這次恐怖事件對美國民眾心理上的打擊是無與倫比的。    
    現在人們要問的是,依美國現在在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等等方面的強大,誰能奈美國之何?史無前例的恐怖攻擊事件為什麼會在美國的本土發生?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既有美國布什政府上台後所擺出的強勢、美國情報機構的失職,更有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利益之間的碰擊,各種文明價值觀之間的對撞。這次災難性的恐怖事件一定會促使民眾對上述問題加以反省與沉思,美國的價值觀念是否適應於整個世界,美國的市場經濟準則是否能夠在全世界普遍實行?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是否要回歸整個人類社會?還有,以往認為是最安全的地方,為什麼會風險最大?美國民眾今後的生活安全如何才能保證?等等。有人說,2001年9月11日意味著20世紀的徹底終結,意味著20世紀後期洋溢的對自由市場、全球化、世界政府等美好信念將遭遇嚴峻挑戰。誠然,面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困惑與沉思,美國民眾的心理與價值觀念一定會產生重大改變。而這種變化一定會導致人們經濟行為、生活方式的改變。比如說,如果民眾認為城市最繁華的地方是恐怖活動襲擊的目標,潛在的風險最大,那麼民眾就會遠離城市,而這個地方的房地產價格就會需求減少。還有如果投資者認為美國仍然存在著恐怖活動的可能性,經濟生活存在著嚴重的不確定性,這就會削弱他國投資者對美國的信心,將很可能造成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出,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重美國經濟的負擔,從而根本上削弱美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總之,這次恐怖襲擊事件嚴重打擊了美國民眾及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它將改變民眾的價值觀念、消費生活方式,加上短期內美國經濟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這不僅會打擊民眾對美國實體經濟的信心,而且會嚴重影響美國民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而這種信心的脆弱對美國經濟的恢復有很大的負向影響。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這次恐怖事件對美國民眾信心的打擊在短期內的負面影響怎麼也不可低估。    
    其次,在短期內,恐怖事件對美國金融市場直接的負面影響也是嚴重的。美國受到恐怖襲擊,導致美國股市在9月11日和12日兩天暫停交易,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6年來,美國股市首次連續暫停交易兩天。根據估計,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有50億美元。也有人認為,恐怖分子對紐約世貿大廈的襲擊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如至少有150家金融機構在該大廈設有辦事機構,它們掌控著數以10億計的資金,其中包括美國政府債券最大的承銷商CantorFitzgerald。此次悲劇一定會對這些公司及其僱員和客戶造成損失。特別是美國的保險業更會難以承擔其重負。據業界專家估計,各方面的索賠申請將達150億美元。而受到影響的大型財產及人壽保險公司AIG(AIG)、安聯(Allianz,AZ)、奧爾斯秦特(AllstateALL)等將面臨破產。    
    受此次恐怖事件的襲擊,美國金融業不僅在實際資產上要受到沉重的打擊,而且數以千計的華爾街金融業精英可能在此次事件中喪生。據報道,在世界貿易中心內的100多家金融機構裡,有數千名被視為華爾街翹楚的頂尖分析師、經濟學家或交易商,在這次事件中喪生。著名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該公司租用了世貿中心約12%辦公面積,大樓爆炸時,公司員工們正在為即將開始的市場交易準備,估計其員工的傷亡會十分慘重。克魯格曼曾說過,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爆發危機時,如果不是美國聯儲採取了有效措施,那時美國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如果說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是只兇猛的美洲獅,那摩根斯坦利則是它望塵莫及的恐龍。後者如果出現危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將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許多年來,美國都被投資者看做「安全的天堂」。在這兒,數萬億美元的資金在流動,收益回報率也遠遠高於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收益。現在,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和五角大樓相繼遭受襲擊,美國股市全部停止交易,全球2/3的資金流動受到影響。所有這一切勢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產生致命的打擊,對此前就顯示出不斷衰退跡象的美國經濟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還有,美國股市一旦恢復交易,肯定會出現拋售壓力,而這種金融市場的拋售行動估計將對美國金融市場恢復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再次,這次恐怖襲擊事件將使美國經濟雪上加霜。美國今年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已降至02%,為8年來的最低點,其中占美國經濟2/3的消費開支對維持經濟增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次恐怖事件對美國經濟的損害程度不亞於一場小型戰爭,短期內將使美國的消費疲軟、投資銳減、國際貿易陷於混亂,已明顯放緩的美國經濟將有可能因此在最近一兩個月呈負增長。    
    而且儘管早段時間美國經濟有所放緩,但支撐美國經濟的消費卻一直比較強勁。而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不僅消費者的信心受到很大打擊,而且將嚴重影響美國人消費方面和消費的選擇,民眾因為恐懼心理可能會儲備較多日用消費品,但汽車等大宗耐用消費品將會銳減,美國人外出旅遊,歐洲和日本遊客到美國旅遊都可能暫停,這對美國的旅遊業和民航業造成致命的打擊,從而使得美國整體消費水平嚴重下降。    
    還有,這一事件將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使得美國的固定投資和金融市場投資在短期內均會受到深度影響。美國政府恐怕在短期內很難恢復投資者信心,從而不得不使外國對美國投資暫時停滯。還有,在美國對外貿易方面,由於紐約世貿中心集中了很多跨國貿易和投資公司,這一恐怖事件不僅使很多經貿人士死傷,也顯然會立即毀掉很多貿易合約和交易清單,使得不少貿易活動無法進行。這些在短期內對美國經濟都會造成很大負面的影響。    
    當然,目前美國經濟相當脆弱,而恐怖事件引起的連鎖反應對經濟帶來的影響將難以估量。如果美國為了嚴懲恐怖主義者而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軍事介入升級,那麼對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會進一步加大,這就使得美國要避免目前的經濟衰退將更加困難。    
    災難的降臨,使得美國已經陷入窘境的經濟雪上加霜,加上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存在,短期內其負面影響怎麼也不可低估。但是如果能夠盡快地恢復人們的信心,美國在經過短暫的衰退之後,經濟不久會復甦。因為美國經濟的實體面創傷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厲害。    
    (2001年9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5節 「9·11」事件後美國經濟的政府主義

    毫無疑問,「9·11」恐怖襲擊事件對美國及世界經濟的重創是極其嚴重的。最近聯合國發佈的報告指出,「9·11」事件將使2001年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降低一個百分點,損失達3500億美元。除了美國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也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對美國來說,如果不把人身損失計算在內,恐怖襲擊給美國帶來的財產損失達400億美元左右。華爾街日報則估計除了上述財產損失外,今年內將給美國經濟至少造成1000億美元的損失,使得美國近期的經濟前景發生根本性逆轉。因為,恐怖襲擊不僅破壞了美國的航空、保險、旅遊和金融領域的經濟活動,而且其破壞性正向製造業、零售業、技術產業等領域蔓延。更為嚴重的,這次事件使美國消費者的信心受損。美國會議委員會和密歇根大學編製的消費者信心指數9月份的跌幅都是1990年海灣戰爭以來最高的。雷曼兄弟公司編制的零售業活動指數9月份僅上升了14%,為過去20年來該指數在9月份創下的最低記錄。因此,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預測,今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會進一步下落,負增長也在所難免。    
    面對這種經濟形勢,有人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正向「經典經濟」回歸,即20世紀初凱恩斯所面臨的經濟狀況。在20世紀的前30年,特別是在1929年發生的大危機,這個時候全世界所面臨的是有效需求的不足,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存在過度競爭。特別是美國對阿富汗戰爭的打響,好像世界又走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如何來重整美國經濟,如何讓世界經濟走出目前所面臨的衰退困局,凱恩斯主義或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又成為各國的濟世良方了。即以國家來調節市場活動,直接地、全方位地干預經濟運作,使政府調控機制從以往的外生變量角色,轉化為現代經濟體系的內生變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承擔多種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職能。    
    「9·11」恐怖事件發生後,為了把恐怖事件對民眾的信心打擊及對美國經濟的損傷降低到最小程度,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而這些措施正是從自由的市場運作向凱恩斯主義「經典經濟」回歸。在政府對經濟的大力干預下,不僅世界股市已經回復到「9·11」事件之前的水平,就是美國股市也在「9·11」事件發生一個月後恢復到事件前的水平。受美國失業人數下降和通用電氣等公司贏利好於預期等利好消息的支持,紐約股市10月12日繼續大幅上漲,其中納斯達克和標準普爾兩大股指超過了「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前的水平,道瓊斯股票指數也猛漲至接近襲擊事件發生前的9月10日的指數。也就是說,「9·11」恐怖事件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已經重塑美國股市的信心。但是,「9·11」事件後,美國經濟的運作也開始從自由市場經濟轉向政府主義。    
    可以看到,「9·11」事件發生後,為了使突發事件對經濟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並在短期內迅速恢復美國人民的信心,避免因恐怖襲擊事件導致一場經濟災難,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首先,「9·11」事件發生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9月14日宣佈將採取一系列緊急應對措施。基本內容有:一是宣佈股市停市至9月17日美國股市復市。二是發佈了保證美國股市復市時公平正常的交易秩序、極大地增加市場流動性「緊急指令」,如對上市公司及直接或間接由發行人控制的機構,可以不受通常時間與數量限制回購本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回購本公司的股票將不會對自身帶來不利或有害的會計上的後果;證券公司在計算淨資本時,不必考慮市場被關閉的時間;共同基金可以向有關聯的主體借款或者貸款;會計公司可能為辦公室設在世貿大廈或者附近的客戶提供簿記服務,幫助他們迅速恢復各種記錄等。所有的這些措施都在於強化買入與賣出的交易,鼓勵更多的人及資金進入股市,從而增加市場的流動性。三是實行股市短路機制,一旦股指達到一定跌幅,即交易自動暫停或關閉市場等,也會保留一些約束,以保障股東利益。政府部門還向金融市場注入了巨額資金和提供信貸額度。四是美國證監會將放寬上市公司確定新股發行價範圍的規定,允許上市公司在其新股的審批過程中確定發行價範圍。而在此之前,提交新股發行申請的公司必須在一個月內初步確定發行價範圍,並在此後6~12個月內正式上市。這就使得很多公司在市場極其不穩定的情況下,不得不定下較低的發行價範圍。而現行規定將有利於激勵股票發行市場。與此同時,納斯達克證券市場從9月27日開始採取一項臨時措施,從當日至2002年1月2日暫停執行對股價持續低於1美元的摘牌規則,從而使大約660多家公司逃脫了「死刑」。可以說,美國證監會推出的這一系列措施確保了美國股市的穩定與發展。    
    對於貨幣政策方面,「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立即做出反應,表示將隨時準備增加經濟方面的額外投入。有報道表明,9月11日事件發生的當天,聯儲局向金融市場注入了800億美元,歐洲央行也於當天在金融市場上注入了693億歐元,並且在第二天又注入了604億歐元。這些對市場干預對美元匯價的穩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為了保證美國股市在9月17日開市後交易市場的穩定,美聯儲在開市前兩個小時,突然宣佈降息零點五個百分點;隨後,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等也加入降息的行列。10月2日,美聯儲決定再次降息零點五個百分點。這是美國今年以來連續第9次降息,使聯邦基金利率降到了39年來的最低水平。儘管這兩次降息對已受到嚴重傷害的美國經濟的作用與影響不會太大,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它對穩定美國的投資者與消費者的信心可起重要作用。此外,為解決海外美元的交易問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又與歐洲央行和英國央行緊急磋商後,多次進入市場進行換匯交易。可以說,「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聯儲局採取了有史以來最為積極的貨幣政策,用以保證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    
    「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在財政政策方面也並不示後。為了提高民眾的信心,減緩經濟衰退,布什政府提出了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如加速實施業已開始的減稅法案,將2004年到期的減稅項目提前到2002年完成;向今年夏天不夠享受減稅資格的3000萬低收入工人提供減稅;將現行失業救濟期限26周再延長13周;向企業實施放鬆貸款、減稅等優惠政策。為了配合布什政府有效實施各項措施,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新的財政刺激計劃可能需要1000億美元才能對經濟產生顯著的影響,並準備為此計劃的實施大開綠燈。美國國會在事件發生後很快通過了400億美元的應付恐怖襲擊和經濟重建的緊急撥款和向航空業援助150億美元的方案。目前,布什總統還提出要實現規模為600億~750億美元的新經濟刺激計劃,目前正在與國會就數額與措施進行磋商。    
    可以說,從「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一個月以來,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希望通過政府干預的方式來刺激和重振美國經濟與股市,以恢復美國民眾的信心。事實上,儘管這些政策談不上立竿見影,但已開始初見成效,特別是在穩定投資者信心、穩定美國股市所發生的作用方面更令人鼓舞。不過有人擔心,一向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如果轉向國家干預的政府主義,對付突發事件當然會在短期內起不少的作用,但就長期而言,其結果是不確定的,甚至會造成不少負面影響。如通貨膨脹的加劇、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社會資源的無效配置等。從歷史來看,政府主義的失敗比比皆是。    
    不過,從布什政府所採取的干預政策來看,並沒有完全回歸到凱恩斯主義的老路,而更多的是通過改變市場的遊戲規則來激勵人們的市場行為,用市場的規則來化解一場可能發生的市場危機,從而把市場干預的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上。回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許多國家在貨幣危機引發股市危機時,政府直接出面干預,結果是打得糧盡彈絕,只得向外求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所採取的干預政策,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依歸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說,這是否能給香港政府或中國政府一點啟示呢?    
    (2001年2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6節 「9·11」掀起世界歷史的新一頁

    引言    
    在一年前的今天,由於我有早睡之習慣,晚上9點半過後就睡了,但是剛睡下不久,就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在沒有聽電話之前,心裡還犯著嘀咕,為什麼總有那樣討厭的傢伙來打擾我,口裡正想罵他一句。但一拿起聽筒是香港那邊傳來的聲音,要我趕快打開鳳凰衛視收看,說美國出大事了。當我打開電視機,一看到紐約世界貿易大廈濃煙中轟然倒坍時,眼睛都看直、看呆了,心也在顫抖,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了……此時此刻,我連想都沒有想,立即拿起電話給我所認識的所有朋友打電話,要他們趕快打開電視機,看鳳凰衛視台的「9·11」事件直播節目。因為,從我的預感中,這個事件在摧毀著人類文明,它將改寫整個人類歷史。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我整整近兩天的時間坐在電視機前不曾離開過,翻看著一個又一個滾動的電視畫面,並希望從中獲得更多的信息。    
    是的,現代的高科技把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即刻間展現在世人的眼前,一個個觸目驚心的鏡頭,有誰會無動於衷呢?有人在毀滅人類的文明,毀滅著人類自身,但也有人在創造著人類的文明。地球上最高的世貿大廈崩塌了,但是當我看到那捨己救人的紐約民眾、看到為世人提供更真實畫面而出生入死的記者們、看到隨著雙子塔的倒坍而紐約市的幾百消防員瞬間消失時,人類一座最偉大的豐碑也矗立在我的心中!無論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在平常的時候,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誰是崇高還是卑鄙,誰是偉大還是怯弱?因為在平常的日子裡,每個人一般都不需要他人幫助自己就能夠處理自己的事情,但當一個人遇到困境與危險時、當一個國家大難臨頭時,人的真實也就會一展無遺了。可以說,正是這種毀滅與創造,將改變人類的歷史,改寫人類歷史的進程。無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還是美國總統顧問賴斯,無不認為,「9·11」事件掀起了人類歷史的新一頁。    
    人們將重新審視以往的觀念與制度    
    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書本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生命價值重於一切,但為什麼會有人連生命都不要而且做出一般人無法想像的事情呢?如果一些人連生命都不重要了世界又會變得怎麼樣呢?在不少媒體看來,隨著世貿大廈的崩塌,全球性恐怖主義也從以往人們頭腦中相對模糊的概念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並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中心議題,成了劃分敵我的基本標準。「9·11」後美國則以「反恐」為先導調整其國內國際整個發展戰略,並借「反恐」之勝利把其觸角伸向了世界各地,同時美國稱霸世界的「雄心」,更是一展無遺了。最近,布什強調「先發制人」,執意打擊伊拉克,更加強化了這種「雄心」。也正是這種「雄心」,國際社會對美國反恐的支持正在迅速減退並提出異議。毫無疑問,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天敵,只要恐怖主義存在,人類社會就無法安寧。但是美國遭此大劫,不僅與一些人的陰暗心理、缺失人性有關,但也並不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而是有深刻的社會思想、宗教狂熱及經濟利益之背景。如果我們不能從恐怖主義現象的背後尋找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尋找這些極端分子連生命都不重要的原因,那麼「反恐」只能是一場永遠無法結束之戰爭。因此,「9·11」後,不少人開始重新反省人類自身、反省現行制度安排、反省現代政府作用與功能,以此來重建我們的人類社會。    
    因此,當人們面對這種無法預知的未來時,並非僅是如何去指責對方的不是、野蠻、喪失人性及不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應該檢討自身,檢討自身的政策、理念及價值觀,如何來適應已改變了的社會。一個理性的、明智的國家政府應該轉化自身的統治功能,應該如何設計適宜的政策和制度來緩解現有的爭端與衝突,以容忍、包容、平和、理性的原則讓無權的弱勢者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只有這樣,才能尋找到一條通向現代文明之路。而「9·11」事件則成了這種訴求的起點。    
    在此,國內政府和民眾能從「9·11」事件的一週年回顧中獲得多少啟示呢?中國走向市場化之路已經有20多年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有許多成功的方面,但是人們也面對著一個不爭之事實。中國的市場化也成了權貴者、成功者的天堂。無論是我們的政府還是國內的種種媒體,發出的都是權貴者成功者的聲音,看到的都是許多暴富者的現實,至於弱勢的階層、弱勢的民眾有多少人在為他們的利益而擊掌鼓呼呢?整個媒體充斥著官員、成功者、暴富者歡欣鼓舞的面孔,但又有多少人在關注弱勢民眾的生活:他們的疾苦、他們的不幸、他們受到的屈辱與被踐踏,甚至於生命的摧殘呢?看看迅速分化的貧富之差,看看廣大的農民在為生存受著煎熬,難道這不是也在製造不安定的社會土壤及極端分子的溫床嗎?我想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都應從這深刻的反省中來推動我們社會的變革,應該有一種寬容與理性的態度在貧富之間、在無權無勢者與有權有勢者之間架起一道可溝通的橋樑。    
    「9·11」事件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    
    「9·11」事件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無論是個人、企業及政府都是如此。而人們行為方式的變化將影響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9·11」事件,一個沒有清楚可見的敵人從天而降,這種連做夢都不會夢到的悲劇竟然發生了。這次事件發生在美國的紐約與華盛頓,攻擊的目標正是美國經濟、政治及軍事的心臟,美國文明的聖殿,更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可以說,「9·11」事件,摧毀的不僅是幾座摩天大樓,而且是美國民眾心理的驕傲與美國所認可的現代文明,在世人看來,傲氣十足的美國竟然如此之脆弱。正是就這一意義說,這次恐怖事件對美國民眾心理上的打擊是無與倫比的。直到一年之後,仍然還有不少美國民眾沒有從「9·11」的噩夢中走出來。而且「9·11」後,美國人沒有像過去那樣過分強調個人自由和隱私權了,他們也無法任意逍遙,連一些交通工具的選擇也不那麼自如了,如許多人放棄了空中旅行而選擇地面交通工具。可以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9·11」事件在有意無意地改變著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改變著美國人的價值觀念,也改變著世界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比如「9·11」後,許多美國人開始對生活的確定性信心充滿了焦慮,對國家的安全產生了懷疑。這種對未來的憂慮及不確定必須會改變美國人的消費行為和投資行為,人們會普遍捂緊自己的口袋。「9·11」之後,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836點,降到了1993年以來的最低點。而2002年8月份指數也不過上升為935。消費者開支則占美國經濟活動的2/3,民眾消費的下降對美國的經濟影響是相當嚴重的。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市場在「9·11」之後出現短期暴跌正反映了投資者的無所適從和對於是否再可能出現這種幾乎不可預測的突發事件的驚恐心理。如果人們對市場沒有信心,那麼他是無法選擇可投資的方向的。    
    而消費者的消費下降,從另一層次刺激了企業調低了它們對未來前景利潤的預測,它們對新進的投資沒有信心。另一方面公司利潤下降,使得企業難以擴大投資。美國商務部的最新報告顯示,2002年第一季度美國公司的利潤僅比前一季度增長了58億美元,大大低於2001年第四季度1250億美元的增幅。美國企業擴大生產能力明顯受到遏制。企業固定投資在第四季度劇降138%之後又下降了62%。公司利潤下降,難以擴大投資,美國金融機構首季訪問50個行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只有6個行業計劃今年增加投資,計劃削減投資或維持不變的行業則分別有24個和20個。    
    一些特殊行業受到了「9·11」事件的直接波及,如美國的航空業、飛機製造業有關的行業、旅遊業。一些公司便面臨著破產的境地,於是大量裁員,以航空業加入失業大軍最為嚴重。而「9·11」可能永久性地改變世界安全防衛行業,人們尋求安全的方式正從反應性和偵測性轉為預防性。「9·11」事件後,在其他行業類股大跌的同時,國防工業及安全防衛產品類股價卻是一枝獨秀,產品需求持續上升,從聘用保安到購買生物測試的先進設備,人們對這類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大增,有的甚至出現供不應求。而該產業的變化一定會帶動美國其他產業的調整。    
    失業、企業利潤不足、消費者消費下降,美國已經進入了通貨緊縮的境地。2002年3月零售銷售及密歇根州大學消費者情緒指數,預示消費者可以花的錢已不多了,在最新的經濟研究公司所做的一項分析顯示,2002年6月,在消費價格指數衡量的數百種商品中,有30%的商品價格較上年同期出現下降。核心消費物價(不計食品及能源)指數在2001年開始加速下跌,截至2月底的12個月,下跌了13%,是45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資本市場對信心危機反應更為強烈。「9·11」事件之前,新經濟的泡沫已經開始破滅,「9·11」事件之後的信心危機,使得泡沫的破滅更為迅速。股票是虛擬性較強的資本,股價的上升下降很大程度上與人們的信心有重要的聯繫,當人們信心下降之時,市場的泡沫便紛紛擠破,許多在繁榮下掩蓋的問題便呈現出來。首當其衝的是安然事件,這是美國500強排名第七企業的公開破產,同時拖垮了安達信會計事務所,緊隨其後的是利科(Lyco)醜聞,世通倒閉……一系列上市公司醜聞紛紛破繭而出,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於資本市場的信心危機。信心的喪失,讓經濟運作缺乏動力,經濟脆弱面便不堪受擊,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兩者同時受挫,惡果循環往復。有人說,安然事件是「9·11」之後美國資本市場最大事件,其影響遠遠超過「9·11」事件,但是如果不是「9·11」事件爆發,安然醜聞能否披露出來,估計還得有時間。而且從長期來看,恐怖主義存在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將成為經濟發展難以抹去的陰影;對安全因素的考慮導致生產和其他成本增加,降低了生產和商品周轉效率,造成勞動生產率的增幅放慢;本來是生產那些改善人們的生活、提高生活質量的巨大資源也只好轉向生產用來防止恐怖活動的產品等等,這些都由於「9·11」改變人類歷史的的進程。    
    「9·11」事件將讓更多的私人資源向公共部門轉移    
    還有,「9·11」事件也改變了美國政府的行為。「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效率與強勢也即刻顯現出來。為了把恐怖事件對民眾的信心打擊及對美國經濟的損傷降低到最小限度,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而這些措施正是從自由的市場運作向凱恩斯主義「經典經濟」回歸。    
    也正是祭出經濟上國家主義的旗幟,不僅世界股市沒有因為「9·11」事件而出現崩盤,就是美國股市也在「9·11」事件發生一個月後恢復到事件前的水平。受美國失業人數下降和通用電氣等公司贏利好於預期等利好消息的支持,紐約股市在2001年10月12日繼續大幅上漲,其中納斯達克和標準普爾兩大股指超過了「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前的水平,道瓊斯股票指數也猛漲襲擊事件發生前2001年9月10日的附近。也就是說,「9·11」事件後,政府希望對市場的干預重塑美國股市的信心。不過,安然事件爆發,政府的願望並沒有如願以償,美國股市重新又走入熊市,但是,「9·11」事件後,美國經濟的運作已經由自由市場經濟轉向政府主義成了不爭之事實。    
    可以看到,「9·11」事件發生後,為了使突發事件對經濟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並在短期內迅速恢復美國人民的信心,避免因恐怖襲擊事件導致一場經濟災難,美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而且,這種經濟上的國家主義還表現在最近美國國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關於會計和公司治理一攬子改革的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Act,簡稱SOXAct)上。該法案以政府為主導,反應了美國在安然等事件後發生在企業界、財經界及投資者之間一些基礎性的重大變化,既呈現了布什政府要「亂世用重典」的用心,也基本上反映了對股市監管上的政府主義。可以說,儘管對該法案實施後所產生的效果如何還言之過早,但光從該法案所涉及的內容來看,它可能是從1933年美國證券法通過以來對證券法律制度調整最大、最嚴厲的法案之一。可以肯定的是,索克斯法案的實施不僅會對美國本身的公司證券制度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的美式證券制度(比如中國)一定會帶來較大的衝擊,它對世界資本市場的影響與意義會非同凡響。    
    還有,這種經濟上的國家主義引申到美國的對外貿易上,就是如何把對外經貿與安全及軍事行動密切結合起來,對美國所稱的「邪惡軸心國」的經濟制裁與產品禁運,對協助反恐有貢獻國家的經濟援助等,哪一方面都是強化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可能說,只要今後反恐活動還在繼續,美國政府對國際經濟生活的干預都不會停止。可以說,「9·11」之後,美國已經把經濟生活中政府主義的觸角伸到各個方面,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可以說,從長遠看,這種經濟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循環轉移,對未來經濟發展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9·11」事件將改變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    
    「9·11」事件後,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方向出現了明顯變化和調整。在「9·11」事件之後的9月份,外國投資者撤走資金近300億美元。2002年7月份美國的投資者從美國市場撤走資金達500億美元,高居美國市場單月撤資之冠。在2001年下半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大幅度下降。200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大約是13000億美元,而在2001年下降到7000億美元水平。這種大幅度的下降是1990年代以來沒有過的,應該說與「9·11」事件的發生有密切關係。而外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2001年僅為1329億美元,比2000年創紀錄的3356億美元減少了60%。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失,對美國GDP增長的負面作用達1%左右。「9·11」事件帶來了美國投資界和消費者心理上的巨大衝擊,很多大型企業併購的決策因此而暫停。由此,包括跨國併購在內的企業併購在「9·11」以後迅速降溫。可以說,最近美國股市跌跌不休,美元疲軟,都是與國際資本大量流出美國有關。過去7年來外國資金的大量湧入美國,才造就美國10年的牛市。如果國際資本大量流出,就會改變整個國際市場的利益格局。最近,儘管歐洲經濟沒有多少起色,但歐元還是照升不止,其原因就在於大量資金向歐洲回流。    
    總之,「9·11」事件之後,儘管目前還無法就該事件對美國及世界經濟生活影響給出更多的結論,但2001年9月11日是現代歷史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它將在各個方面開啟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2002年9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7節 「9·11」事件後美元強勢得以為續嗎

    20世紀90年代,美元強勢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特別是在納斯達克股票牛氣沖天時,美元的強勢更是無可復加了。但是,「9·11」恐怖事件後,不少人都認為這次事件將粉碎美元持續強勢的美夢。特別是在阿富汗的戰火硝煙濃濃,炭疽熱恐懼遍延美國之際,更使人們認為美國經濟要想在短期內復甦無可能,以往流入美國的外國資本將會迅速地流出美國,美元的強勢難以為繼。但是,實際的情況卻與人們所預期的南轅北轍。在「9·11」恐怖事件後的一個多月裡,除了在短時間內美元匯價有所回落外,在多數時候美元仍然呈現十分強的態勢。這種現象可能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實,任何經濟現象都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    
    首先,雖然「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怎麼也不可低估,但是對於實力強大的美國經濟來說,除了對美國民眾的信心打擊較為嚴重外,實體面的負向影響並非如人們所評估的那樣嚴重,一是「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直接損失與美國經濟的GDP總量相比是十分微小的。    
    二是美國產業的活力並不會由於「9·11」事件而減弱。已有的資料表明,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痛苦改造後,美國企業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處於1950年以來的最佳狀態。可以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人力資本方面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遠遠地超過了其他許多發達國家。據國際勞工組織1999年10月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1997年英國工人年工時為1731小時,法國為1665小時,德國為1560小時,加拿大為1732小時。北歐國家工人年工作時間更短,1997年瑞典和挪威的工人年工時分別為1552小時和1399小時,而美國為1966小時。另一方面,美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也在提高。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報告,在1991~1999年美國經濟擴張期間,美國非農業工人勞動生產率水平年均增長2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實際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58%,而在20世紀80年代,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為15%,對經濟擴張的貢獻也僅為417%。自1995年以來,美國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幅比此前20年提高了1倍,達到28%。從1999年第三季度到2000年第二季度,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達到51%,為過去17年來增長最快的4個季度,其中2000年第二季度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高達53%。這就是說,美國經濟之所以會有如此優勢,並非通過要素的粗放經營,而是如克魯明所指出的是靠勞動生產率提高,依賴於勞動內涵轉變的方式。最近發表的《麥肯錫報告:美國經濟的未來》也指出美國勞動生產率未來的增長速度雖然會慢一些,但持續增長的趨勢並不會改變。因此,美國強勢並不會因為一次突發事件而改變。    
    三是現有的數據表明,目前世界上最強的三大貨幣,美國經濟佔絕對的優勢。儘管這種強勢在2000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急劇放緩而有所減弱,但當年全球儲備中美元所佔比重為69%,歐元占13%,日元占5%。加之美國經濟比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9%,美國股市、外匯市場交易規模與數量居世界第一,如果美元出現較大的波動與調整,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和國際金融的影響將十分嚴重。尤其是目前國際上較為流動的與美元相掛鉤的匯率機制和戰略性資源產品——石油與黃金與美元掛鉤的體系,使得美元的變化會直接牽制市場。如果美元強勢的改變將造成整個世界金融的巨大波動與震盪,那麼,各國政府並不願看到這種情況的出現。「9·11」事件後各國政府同美國政府一起,為了保證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採取了應對舉措,如增加準備金、利率下調、干預匯率等,都相對集中於對美元匯率有利的傾斜,進而使得美元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    
    四是從證券交易及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來看,1975年,美國投資者購買的外國股票和債券與外國投資者購買的美國股票之和,僅佔美國當年GDP的4%,而到了1997年底,其上升213%。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資本市場成了絕大部分國際資金尋找的「避風港」,到1998年年底,外國人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總額達到了66萬億美元。據美國第一波士頓信託銀行估計,目前美國實際利用著全世界淨儲蓄的72%左右。同樣是在過去15年中,外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了5倍,由此,美國目前有5%的勞動力是在國外的獨資或合資企業中就業。同期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增長了4倍,從而使15年前佔全球直接投資總額不到1/5的美國,上升到目前占1/3的比重。1975年美國投資者持有的公司股權中只有1%是外國企業的,1997年其比重提高到10%。1975年美國的進出口額僅佔其GDP的11%,到1994年底上升到24%,而到1999年底美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3665億美元。這就是說,儘管美國本土受到「9·11」事件很大的影響,但由於美元經濟的國際化自然有助於弱化「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的負向影響,從而保持美元匯率的穩定。    
    也就是說,近期內,上述因素支撐了美元匯率的穩定,但是從長期看,美元的回升究竟是調整中的反彈還是新一輪走強行情的開始,這是非常不確定的,而且完全由政府主導下的「托市」更增加了美元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因為,從短期看,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影響美元匯率的變化:如美國與阿富汗的戰爭什麼時候結束?會不會進一步擴大?恐怖主義會不會使用生化武器?新公佈的美國公司的業績是否有利於投資者的信心?等等。    
    毫無疑問,「9·11」恐怖襲擊事件及其導致的美國對阿富汗塔利班的軍事行動,正使美國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困難。由於美國技術股泡沫的破滅以及其他原因,美國經濟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放慢了增長速度,今年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率僅為03%,大大低於去年的5%,為過去8年來的最低增長速度。去年美國的失業率僅為4%,今年8月份已經增加到49%。美國股市在經歷去年的下跌後今年上半年基本處於低迷不振狀態。而「9·11」事件使得低迷的美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美國1999年度「藍籌經濟預測獎」得主、計量經濟學家邁克爾·埃文斯的預測報告指出,在「9·11」事件後的4個季度內,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1%,失業率將在2002年上升至67%。在企業利潤、聯邦政府財政和全球經濟普遍下滑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美國經濟將經歷一個較長時間的衰退。埃文斯指出,以往的經濟衰退總是消費者的開支縮減導致企業利潤和投資下降。而這一次卻是企業、特別是高技術行業的利潤下降引發投資急劇減少,以及隨後的企業大規模裁員和消費者支出下滑。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此次衰退與歷次不同。按埃文斯的觀點,2002財政年度,美國聯邦財政將出現600億美元的赤字。這一變化將造成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普遍擔心,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也將因而受到影響。    
    「9·11」事件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還會迅速地蔓延到世界各國,世界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均會出現不同幅度的放慢,亞洲一些國家的經濟面臨的困難更大。例如,「9·11」事件除了受直接打擊最嚴重的世界航空業、保險業和旅遊業等行業外,由於多種因素尤其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影響將對世界經濟的多個方面產生不利影響。在金融市場上,恐怖襲擊事件使投資信心受到重挫,全球股市動盪,一度猛跌。襲擊事件使人們對美元信心發生動搖。美國遭到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也使人們對它是否還是最安全的投資市場產生了懷疑,這對美國的資本市場將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在世界貿易方面,恐怖事件對美國經濟帶來的打擊導致市場萎縮以及安全方面的原因,使得全球商品流通的速度放慢,也將對世界貿易造成衝擊。據聯合國10日發表的報告預測,今年世界貿易量與去年相比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增長。世界石油價格自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來持續下跌,隨著美國軍事行動的繼續,對世界石油供應將產生何種影響更是增加了不少負面性。而這些都不利於人們對美元的信心。一旦世界對美元的信心減弱,美元匯率下跌就自然了。最近有跡象表明,如美國長期國債遭遇大力打壓、許多美國跨國公司遷移、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下降,投資者開始看淡美國市場。這些都會減弱人們對美元的信心。    
    總之,從一個5~10年的期限來看,美元在全球的金融體系、貨幣支付體系中的支配地位是不會改變的,但從短期看,美元走弱不可避免。    
    (2001年10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8節 美伊戰爭對中國影響幾何

    在美國總統布什聲稱將動用「一切力量」徹底打敗薩達姆政權之際,美伊戰爭實際上已經拉開了序幕,美伊戰爭一觸即發。面對著即將爆發的美伊戰爭,在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劇的今天,遠離戰場的中國是否能夠獨善其身呢?也就是說,美伊戰爭一旦爆發,該戰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與衝擊又會怎樣呢?這可能是國人最為關注的問題。在本文看來,美伊戰爭爆發,其影響會通過石油、外貿、勞務工程、投資等方面傳遞給中國經濟,但影響與衝擊不會很大,投資者應當密切關注戰事進程,但不必過多憂慮,而是應該從中尋找新的市場與商機。    
    美伊戰爭爆發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是導致國際油價的波動。中國作為僅次於美國、日本世界上第三大能源消費國,同時又是石油淨進口國家,國際油價的波動對中國經濟影響會不小。在中國,對進口石油的依存度已由1995年的66%上升為2000年的25%,目前已上升到28%,而且進口的石油50%以上來自中東。但與極力反戰的歐洲相比,其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僅40%。特別是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石油安全戰略和石油儲備體系,經濟對國際油價的敏感度會相當高。還有,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還會影響石油上下游產品及相關產品的價格。如隨著石油價格上漲,石油化纖原料的價格也正在上漲。如目前國內滌綸等石油化纖原料的價格已比去年年初上漲了近20%。而且隨著化纖價格的上漲,國內大部分紡織企業開始搶購棉花,導致棉花價格近期上漲了20%多。這就使得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消費品價格上漲。如機票與汽油價格的上漲都會直接影響民眾的消費。    
    不過,美伊戰爭對國際油價到底會影響多大,目前眾說紛紜。但有幾個方面可以肯定,一是由於美伊雙方的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即使戰爭爆發,戰時也不會太久。如果美國對伊戰爭在短期內解決,美國就會利用伊拉克發展中東石油,促使石油產量迅速增加,國際油價也會很快回落。二是目前國際石油市場的基本面仍將是供過於求,即使美伊戰爭爆發後,油價短期內會一路上升,但一旦戰爭結束,油價就會很快回落。可以說,國際油價受供需法則的影響,2003年的價格仍然不會太高。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油價的波動對中國經濟有一定影響,但會是短暫的,很快就會回復到平常的水平。    
    還有,美伊戰爭爆發會影響世界經濟,進而波及中國進出口貿易。從目前世界經濟的格局來看,美國、日本及歐洲聯盟三大經濟體GDP占世界經濟的70%,而美國GDP占世界經濟的30%。如果從樂觀的角度來說,戰後美國經濟就會步入良性發展階段及可能激活大西洋兩岸的經濟。但從悲觀的角度來看,這一次和海灣戰爭的情況更相似。海灣戰爭剛一結束,美國就進入了1991年的經濟衰退。戰爭花費的軍費開支其實相對來說並不大,但戰爭造成的不穩定和油價上漲帶來的消極後果則嚴重得多。因此,戰爭至少在短期內會加速美國經濟衰退。而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為30%以上,一旦美國經濟走向衰退,肯定會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如最近海關數據表明,從1996年12月以來,出口一直表現強勁的中國,在2003年1月首次出現單月貿易逆差。其原因就在於面對美伊局勢緊張,中國不得不大幅進口原油以增加石油儲備量。事實上,從1月份中國外貿進出口額統計數字來看,1月份出口並無放緩,但受到原油進口大幅增加777%和836萬噸的影響,1月進口額大幅上揚至3102億美元,這就是導致1月出現貿易逆差的主要因素。    
    當然,也有人認為,中國的進出口增長情況與國外的經濟環境關聯性不大。從去年的情況來看,儘管世界經濟十分疲軟,但是中國的進出口仍然是快速增長,其中出口增長加快了155%。也就是說,中國進出口的增長與世界經濟增長情況並不是那樣亦步亦趨。為何?因為,中國製造產品大多是中低價位,在經濟不好時,消費者的消費傾向向中低檔產品移動,使得中低檔產品的消費不減反增。因此,面對世界經濟的如此不確定性,到底會受強大衝擊還是恰逢利好,關鍵就在於國內企業如何審時度勢了。    
    美伊戰爭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也可能波及中國證券市場。因為,一旦戰爭打響,不論戰爭持續的時間長短,都會導致國際金融市場不同程度的劇烈波動。有研究表明,到2002年底,全球股市的市值較1999年12月底時損失50%,造成了13萬億美元的損失,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熊市。如果美伊戰爭爆發,並且戰爭的進程沒有按美國預期的方向進展,國際金融市場將會受到巨大的影響。儘管中國的證券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但在中國加入WTO後,中國股市波動受國際環境影響會越來越大,國內股市恐怕系統性風險也隨時可能發生。    
    最後,美伊戰爭爆發將影響中國對伊及中東地區的工程與勞務。如果美伊戰爭爆發,中國在伊拉克的直接利益將受損,如石油、欠款及一些沒有完成的工程。在中東地區,中國的輕工業品與耐用消費品,如VCD產品、卡車、中國服裝等遍佈中東地區,如重慶的宗申摩托在沙特、伊朗、敘利亞,甚至伊拉克都有銷售。如果戰爭爆發這些市場一定會中斷,對這些企業造成的損失也不可避免。在勞務市場方面,中國在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聯酋、巴林、約旦、科威特等中東國家都有勞務輸出和國際工程承包。如果中東局勢進一步緊張,考慮到外派勞務人員的人身安全以及戰爭對中東地區經濟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削弱等因素,中國對中東國家的外派勞務訂單和工程承包肯定會減少。但是,戰後的重建會由美國所主導,但也為中國的勞務輸出提供了一個好時機。    
    美伊戰爭爆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能不加關注,但是直接與間接的影響都不會太大,人們不必過分憂慮,企業若能審時度勢,所面臨的問題一定會迎刃而解。    
    (2003年2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39節 溫州炒房團該發什麼獎章

    本文與張群群合作。    
    近來,「溫州炒房團」已成為一些媒體追蹤報道的焦點,甚至成了輿論譴責的「眾矢之的」。特別是通過《南方週末》上的討論,這一問題更是進入了國內廣大民眾的視野。對於「溫州炒房團」事件,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應為溫州購房團發獎章!    
    紛爭與質疑    
    有人認為,「溫州炒房團」利用資金優勢左右房地產價格牟取暴利,製造了房地產市場泡沫。而這種泡沫終究是要破滅的,指望靠炒房者來刺激本地經濟增長,其危害無異於飲鴆止渴。如果現在繼續吹大房地產泡沫,那麼將來的後果不堪設想。因此,政府不能再對「溫州炒房團」的行為聽之任之。    
    但也有人認為,「溫州炒房團」是市場經濟發展中勇於創造和探索的英雄。因為它們在現有的制度規則下,活躍房地產市場,可以增加當地的GDP和稅收,提高當地的房租收益等,所以,政府應該盡全力保護和鼓勵他們在市場中的活動與行為,並為這種交易行為創造優惠條件和大開綠燈。而房價虛高完全是政府管理不善的結果,對「溫州炒房團」的干預就是政府生病讓市場來吃藥。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種行為宜疏不宜堵、炒房需要更多的監管等等。    
    對於上述言論,如果只是針對「溫州炒房團」的行為本身來說,無論贊成者,還是反對者,每一方都可羅列一大堆理由,而這些理由誰也不能說它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大家是否注意到,上述的討論是建立在下面這條假定的基礎之上的,即國內的房地產市場完全是一個法律健全完善、產權界定清晰、競爭充分有序的市場。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法律不禁止就是自由,只要遵守市場遊戲規則,又有什麼不可為之呢?    
    但是,上述假定條件是現實存在的嗎?我們目前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法制較為完善的市場嗎?如果是不完善的,它的競爭能是充分有序的嗎?商品房的價格從何而來,是競爭定價,還是壟斷定價?在土地由政府完全壟斷供給,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壟斷性寡占的情況下,這種非競爭性定價的利潤水平有多高?其暴利如何獲得以及由誰獲得?通過種種非市場的和非競爭性的方式大牟其利,這種市場的合理性又在哪裡?還有,商品房的壟斷性寡佔定價以及對房子肆意地炒作,利益受損者又是誰?他們難道就應該遭受這種利益損失嗎?    
    進而言之,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難道只是外資的引入、GDP的增長、稅收的增加,而大多數人不僅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反而要大受其害嗎?而這種現象不是與政府正在倡導和推行的科學的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思想背道而馳嗎?退一步說,即使「溫州炒房團」的這種行為是合法的,市場的假定條件也能成立,那麼還需要追問,他們炒作房地產的資金從哪裡來,完全都是自己的,還是來自銀行貸款?如果大部分資金源自銀行,一旦炒房出現風險,他們個人能夠完全承擔嗎?假如不能的話,那必然會出現炒房獲利歸個人,而行市逆轉的風險成本,到時候則可能由銀行體系,進而讓整個社會來承擔。如果是這樣,大規模炒房行為的合理性又在哪裡?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要一一給予澄清,「溫州炒房團」現象的實質也就一目瞭然了。    
    市場壟斷與價格剛性    
    可以說,目前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完善的、充分競爭的市場,反而是一個壟斷性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房地產產品本身的種種特殊性,加上某些現行制度安排的不完善,使得該市場完全處於壟斷或寡頭壟斷的結構狀態。在房地產市場,獲得土地是企業進入市場最基本的條件,但是土地又是由政府壟斷供給的,只有通過政府才能獲得開發用地。如果土地是在規範、公開、透明的市場化方式下出讓,那麼,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對土地持續適度的供應有效地調節房地產的市場供給,另一方面土地出讓的實際收益可以充分地納入有效管理渠道,防止土地收益被倒賣地皮者從中漁利。但是,除廣州等少數地方之外,國內的土地供應基本上是通過協議的方式出讓,多年來以招標和拍賣等方式出讓土地的比重一直非常之低,這一比重只是在近年來才稍有提高。在北京,從關於土地的33號文件頒布到4號文件頒布的短短9個月裡,政府通過協議出讓的土地達33號文件前10年北京住房建設用地的總和。協議出讓土地的制度安排,既使土地市場價格機制扭曲,沒有開發資質者可以獲得土地,進而轉手獲利,同時又通過制度性壁壘,使壟斷力量從土地市場向房產市場延伸。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在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建立後,出於地方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考慮,不但沒有適量及時地供應土地,反而採取了維持土地市場「適度飢渴」的做法,使市場供求緊張狀態更趨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獲得土地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或者是與政府利益相關的企業,或者是具有特殊關係背景的人一旦獲得土地,就成了房地產市場的主宰,土地的行政性壟斷由此轉化為市場性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再考慮房地產產品空間的不動性、高度異質性、極低的相互替代性等特點,進入房地產市場而又存在相互競爭關係的企業數目就不會太多。在處於同一地段、開發類似產品的企業數目很少的情況下,企業之間就會明顯感受到競爭對手的行為對本企業經營業績的影響。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假如開發公司之間競爭激烈,房價必然會下降。房價下跌會壓縮開發商的利潤空間,這樣的競爭是開發商不願看到的,因此開發商之間存在價格合謀動機。在需求旺盛的條件下(包括投機需求在內),開發商之間更加缺乏價格競爭的外部壓力。而更嚴重的是,在或真或假的行情看漲的大背景下(開發商時常製造漲價升值的假象,其實往往是有價無市),消費者反而會對降價出售的房子的質量產生懷疑,從而陷入買漲不買跌、「價格越低房子越賣不出去」的惡性循環。    
    對於資本密集性的房地產開發商來說,保持房價剛性、降低巨額沉澱成本的風險、獲得超額利潤等因素,成為開發商價格合謀的動力。如國內開發商的默契合謀就採取了價格領袖制的形式。即由首先進入市場的開發商制定價格,後來者跟隨這一價格。如果有人破了規矩,敢於降價競銷,則必群起而攻之。這種價格合謀的行為加劇了國內住宅市場的壟斷。對住宅市場的價格壟斷使開發商能夠攫取超額利潤,同時必然會降低企業的效率水平,妨礙優勝劣汰機制發揮作用,並將降低消費者的福利水平。    
    炒房行為:實質與影響    
    在國內住宅市場的壟斷格局下,形形色色的炒房團以炒作方式操弄市場,不僅使壟斷供給者的超額收益順利實現,同時又加劇了房價的剛性,使某些開發商虛虛實實的漲價預言假戲真做、弄假成真,而且會惡化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損害消費者福利,製造社會的兩極分化。恰恰因為居於壟斷地位的開發商和炒房團屬於來自壟斷供給與壟斷需求兩方面的利益共同體,他們才會「嚶嚶鳴兮、求其友聲」,彼此惺惺相惜、同氣相求,前者才會為後者的敢作敢為高唱讚歌。近兩年來有資料表明,在中國前100名富人中有一半以上從事房地產業(而在國際上這一比例僅為6%)。而國內房地產開發商和炒房投機者所得正是廣大消費者所失。過度投機行為對於住宅消費市場的中低層消費者具有一種擠壓作用,因為房地產價格剛性的進一步增強,一方面會使進入市場的最終消費者背上沉重的還款壓力,另一方面又會把為數甚眾的消費者擠出市場,使他們住房需求的滿足變得遙遙無期、希望渺茫。因此,「溫州炒房團」這類行為加劇了國內財富的惡性再分配,製造了流布甚廣的不滿情緒,也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    
    可以說,在房地產開發商壟斷市場價格的條件下,獲利最多的首先是房地產開發商,特別是那些有通天本事獲得協議出讓土地的個人或企業。他們從政府手中以低價獲得土地,然後又把這些土地倒賣轉讓他人。第二是政府。政府不僅通過賣地增加其財政收入,而且房地產的發展拉動當地整個GDP和稅收的增長,一箭雙鵰,一石三鳥,何樂不為?三是銀行、各種中介機構等。而房價持續大幅度上升或表現出強烈的剛性,消費者的福利自然減少,廣大消費者成為最大受害者。尋根溯源,「溫州炒房團」的行為並不是這種市場結構的始作俑者,把目前房地產市場上的諸多矛盾都歸罪於炒房行為,這沒準兒是一種誤導公眾轉移視線的障眼法。但過度投機的炒房行為的確會進一步加劇上述受益受損的利益分配格局。    
    有人認為,「溫州炒房團」能夠搞活當地的市場,增加該地的GDP與稅收等。一般來說,這種說法自然沒有錯。房價的上升,GDP與稅收也會隨之增加。但是,我們的市場活躍與經濟發展又是為了什麼?難道是為活躍而活躍、為GDP而GDP、為稅收而稅收嗎?如果是這樣,這種經濟活躍又有什麼意義?正如中央政府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所指明的那樣,所有的經濟發展都應該是為了服務於人,都應該是為了提高整個社會民眾的福利水平。「溫州炒房團」的行為僅是讓少數食利者大獲其利,而讓大多數民眾的福利水平受損,讓民眾的財富輕易地流入以不正當手段暴富者的腰包。這不僅與科學的發展觀背道而馳,而且是對社會所追求的公平性的一種肆意嘲弄和諷刺。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當房地產市場出現過度投機時,政府也會迫於公眾壓力,及時出台抑制投機的措施。如果這個道理不錯的話,「溫州炒房團」的行為無論是投資還是投機,其實質也就不言自明瞭。    
    「溫州炒房團」的行為即使在程序上是合法的,我們也不得不考慮其社會後果。「溫州炒房團」的行為所需資金從哪裡來?如果是用他們個人的財富積累去炒作,那麼盈虧責任自然完全由炒房者個人來承擔。但是,實際情況則不是這樣。正如目前的房地產業把其產業的風險都集中在國內銀行身上一樣。「溫州炒房團」的炒作也需動用銀行貸款,方可調動槓桿,以小搏大。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市場行情穩定上揚,輕鬆獲利自是易如反掌,所獲收益當然落入個人荷包;如若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導致炒作失利,造成個人無法承受的損失則將由銀行來承擔。這種對收益與成本嚴重的不對稱,巨大的風險向信用機構的過分集中將帶來極大的隱患。在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以至我國部分地區,前些年房地產市場經歷過度投機直至泡沫崩壞之後所呈現出來的種種惡果實為前車之覆,可謂殷鑒不遠。    
    總之,在目前的情況下,「溫州炒房團」的行為當然不是一種可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行為。在壟斷的市場格局裡,它只會對房地產市場的壟斷起推波助瀾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加速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降低了一般民眾的生活福利水平,擠壓住宅市場的中低端消費者,也不利於房地產企業致力於提高效率,同時也會加劇信用風險。因此,政府對「溫州炒房團」行為不僅要設置種種限定——儘管這屬於治標之策,但也合乎規範市場運作的要求,而且要對目前住房供給的壟斷與開發商的價格合謀進行管制,以便降低房地產業的壟斷程度,鼓勵開展公平有序的競爭——這才是治本之策。    
    在這裡,到底應該給溫州炒房團發什麼獎章呢?在個別人看來,假如溫州炒房團該發銅牌的話,銀牌大概就應該發給把房價抬到最高的開發商。至於無本萬利、空手套白狼的倒地皮者,則最有資格站到最高的領獎台上,戴上金光閃閃的冠軍獎牌,俯視那些僅為謀得立錐之地就得如工蟻一般勞碌終身的芸芸眾生們。按照這種規則頒獎的地方,大概就是某些投機家們夢寐以求的「市場經濟」的天堂吧——而那必將是所有誠實勞動者的人間地獄!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0節 資本驅逐動物?

    本文與張群群合作。    
    5月27日,看到《南方週末》刊出的《北京動物園「遷」動人心》一文,不禁為之愕然。一個好端端的動物園為什麼要遷走?一個沉澱了近百年文化與傳統的歷史遺產,為什麼要讓它在瞬間毀滅?這僅是「誰有權決定動物園搬遷的程序合法性」問題嗎?要知道,在政府權力範圍內,要確立這種合法性簡直是易如反掌。這僅是涉及動物園當事人的利益被忽視的問題嗎?不難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買相關決策者,那也並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這不僅是要不要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大問題,而且是在中國整個城市化進程中如何兼顧歷史傳承與現代發展、如何保護民族遺產、如何維護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的大問題。如果不明確這一點,在當今中國全面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就可能會重蹈當年北京古城牆被拆後萬劫不復之舊轍。這不僅會損害大眾的公共利益,也會降低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威信。    
    遷移是一個社會過程,即便是針對動物的遷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過程中,把動物園從老城區遷走,表面上體現的是人為了自身的發展爭奪動物的居住空間,體現了人對動物的排斥關係,深層次上體現的則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社會排斥關係。動物園的拆遷,只不過是社會把對待人的態度強加於動物身上。在動物園中面臨拆遷的動物們的處境,恰恰成為所有城市中被強制拆遷的居民們所處境地的一個準確而生動的隱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國際社會科學》雜誌把陷於搬遷、貧窮與發展困境中的強制移民對像稱為「移動的靶子」。    
    據報道,政府官員認為北京動物園遷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動物園置於城區,會對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威脅;二是動物園地處繁華地段,龐大客流惡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門交通狀況;三是動物理應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動物福利。    
    仔細想想,這些理由實在是荒誕無稽。正如有的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從200多年動物園發展史來看,沒有先例表明動物園是疾病的傳播地。按此邏輯,如果動物園因可能成為疾病源而要遷出的話,那麼醫院也可能成為醫源污染的源頭,是不是北京所有的醫院都應搬出北京城區呢?!    
    至於交通狀況的問題,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壞,並不在於該地繁華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於該地繁華後有多少空間來支持,而在於既定約束條件下如何對該地做好交通規劃與管理。在香港的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地,其繁華程度、人流密度、空間擁擠程度,北京的西直門地區是根本無法比擬的,但香港這些地區的交通不也是暢通無阻嗎?其原因正在於香港能夠在現有約束條件下促使目標最優化。但我們的相關職能部門不從自身規劃設計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強調外因。這是否說明,我們的某些職能部門既不能夠問責,也做不了分內應當做好的有效率的事情。這樣的職能部門難道不該深刻反省、好好整頓嗎?    
    對於什麼提高動物福利之類說辭,那真是無稽之談。什麼是提高動物的福利呢?是讓動物園的動物生活條件更好嗎?是要尋求國際動物保護協會所要追求的目標嗎?如果是這樣,讓動物園中的動物都徹底放生、回歸大自然,豈不更好?何來動物園的搬遷呢?其實,在人類社會中,動物園的首要職能到底是什麼,是為動物服務還是為人服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慮到環保主義者對於動物福利的理性訴求,整體搬遷動物園,摧毀園中動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環境,這種做法的冠冕堂皇理由就更值得懷疑了。面對造成生活環境急劇變化的拆遷,動物遠遠比人更加淒惶無助,更加難以適應新的環境。    
    動物園的設立既然是為人服務的,為園中動物創造良好的生長條件與環境,目的就在於如何便於動物園的管理,降低這項公益事業的管理成本,提高社會效益。那麼,動物園的搬遷,其成本是增加還是減少?如動物搬遷的過程、新園址的建設、新環境的創造、動物在新環境的適應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納稅人承擔之外,誰還會來承擔呢?加上遷入新園對民眾造成的不便,更是把搬遷動物園的直接成本和社會成本轉嫁到廣大民眾身上。如果有些動物在搬遷過程中死亡、有些動物因無法適應新環境而驟然喪命,這種管理成本的增加更是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和想像。這絕非危言聳聽,因為在西安、昆明等地就曾出現動物搬遷而死亡的例子。可見,這種做法既損害人的福利,也損害動物的福利。    
    更為重要的是,北京動物園既是這座城市裡居民們的動物園,作為我國文化古跡的明代皇家園林的一部分,也積澱了中國近百年的動物園文化的傳統,其價值不只是政府出讓幾塊土地收到一些土地出讓金,或者是動物園搬遷要花費40億元這些數字就可估算的,它是無價之寶。這種無法複製、不可再生的文化財產如若在我們手上毀於一旦,我們必將會遭到子孫後代的唾罵,就像北京古城牆被拆那件事一樣。    
    在這點上,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多學習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有益經驗呢?看看美國紐約曼哈頓的中央公園,從三十幾街到八十幾街(曼哈頓總共有一百八十多街),其面積之大,佔地之廣,其土地之價值,北京動物園那塊地方怎可與之相比?但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頓中央公園,從來就沒有人會想到把它摧毀用以大興土木的。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倫敦的海德公園,世界上發達地區的哪一座大城市,其中心會沒有大公園呢?北京市本來就公園稀少、綠地稀缺,北京近乎強制性地搬遷動物園,除了會弱化北京市在國際城市中的競爭力、損害北京作為國際化城市的形象之外,還能有什麼積極效果呢?這樣一來,北京又如何與國際城市文明接軌呢?這項拆遷決定與北京市2008年舉辦奧運會的「人文奧運」和「綠色奧運」的理念也是背道而馳的。    
    如果從商業角度來看,北京動物園是遷走還是留下,哪項選擇的商業價值更高呢?當然,從短期利益或某些特殊集團的直接利益來看,拆遷會使某些人獲得最大利益。特別是當北京動物園搬遷後,此地用於房地產開發之後,這種短期利益與直接利益更是明顯。    
    但是,我們的政府是否會想到,動物園留在現址所帶來的巨大客流,不僅能夠帶動當地的商業繁榮,而且也會帶動周邊地區房地產項目升值。加上受動物園環境綠化功能的帶動,其周邊地區房地產項目附加值的增加更會巨大。可以說,只要把眼光放得稍稍長遠一些,就會看到這種升值肯定會高於動物園搬遷後在此處新建房地產項目的價值。如美國曼哈頓中央公園周邊房地產項目的價格就要數倍於其他地方的房地產項目。考慮到這一點,若政府甘願為眼前這一點小利而不惜損害社會民眾之大利,這種做法實屬不智之舉。    
    總之,從民眾公共利益、民族文化遺產保護、政府威信、城市的國際形象、政府的商業利益及搬遷的技術條件,甚至是動物福利來看,北京動物園的搬遷基本上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而直接受益的是某些房地產開發商及其利益相關者,損害的則是廣大民眾與社會的福利。因此,對於北京動物園的搬遷,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後行,要集思廣益,廣泛聽取市民和專家的意見,堅持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不可一意孤行。退一萬步說,如果北京動物園一定要遷,那麼要遷走的也只能是動物,而不是公園本身;並且其前提也必須是可愛的動物們真的有了一處更好的棲身之所,搬遷對它們來說的確不是樂園的喪失,而是樂土的再造。無論如何,北京動物園這塊綠地一定要保留下來。你聽到了作為「移動的靶子」的那些動物們的嘶吼了嗎?但願在拆遷的問題上,動物們比人更幸運。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1節 國有銀行借記卡該不該收費

    近段時間,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收費問題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至於民眾手中的國有銀行借記卡,以客戶為一方,以四大銀行為一方,收費或不收費,大家都有其理由。特別是律師的加入,消費協會參戰,更使得這件事讓媒體與國人十分關注。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該不該收費?該收費,理由何在?不該收費,理由又何在?該收費,在什麼時候收費合適?還有,借記卡收費真的是違反了《合同法》嗎?真是一種「霸王條例」嗎?或不是這樣。只要把這些問題一個個理清楚,收費不收費就清楚明白了。    
    其實,在一個發達的市場體制中,銀行服務如何收費、如何定價應該算是一個純粹的商業行為,完全由銀行本身根據其成本收益來確定,而不需要外界多加評說。因此,對於銀行服務,它可以收費,也可以不收費;它可以高定價,也可以低定價;它可以把他人的經驗做參考,但不存在什麼國際慣例,因為銀行服務的收費與定價完全由市場來決定。如果銀行服務的定價合理或合適,那麼銀行與顧客之間的交易才得以順利進行;否則,無論是銀行還是顧客,哪一方覺得交易條件不滿足,他們之間交易都無法進行。但是體制不同或在非市場體制下,其情況就迥然相異了。    
    因為,在不同的體制下,銀行的性質不同,它們服務的目的與功能也是不同的。如果國有銀行在獲得收益時,則把外國私人商業銀行運作辦法、收費標準及定價方式套用過來,而成本承擔時,則以自己為國有銀行,那麼,這對整個社會來說是相當不公平的。    
    首先從國內銀行業的情況來說,國有商業銀行仍然佔有70%以上的比重。也就是說,國有銀行業仍然處於完全壟斷的狀況下,國家通過行業准入的限制,把其他想進入者摒棄於外,從而使得進入者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壟斷利潤。還有,正因為國有商業銀行為國家所有,它就可以無成本地獲得整個國家的信用擔保。作為以信用為核心的銀行業來說,如果有國家的無形擔保,那麼其信用級別一定會高於國內其他銀行,民眾就會認為存入該銀行資產的安全性就會高。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很高,但是國內民眾仍然不擔心其風險而把存款源源不斷存入四大國有銀行的原因。只要國家不垮,國家就能為國有銀行做信用擔保,該些銀行的現金流就會不斷,有問題也能夠化險為夷。    
    再就是,國家不僅為國有商業獲得壟斷利潤及為其提供信用擔保,而且源源不斷地把社會其他方面的財富或資金注入國有商業銀行。例如債轉股運作,就是把國有商業銀行所要承擔的風險轉移出來。還有,政府用國家外匯注資國有銀行也是一種社會財富直接注入國有商業銀行。這些都是以顯性的方式把社會財富直接注入國有商業銀行。還有更多的是通過非顯性方式把社會財富或民眾的財富轉移到國有商業銀行去。例如,在國內利率嚴格管制的情況下,政府利率的調整,首先考慮的就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收益問題。這幾年來國內存款利率越來越低,但是存貸款利率之差並沒有隨之而縮小,反之還擴大。這樣,民眾存款收益減少了,但其財富則通過國家對利率的管制轉移到了國有商業銀行。怪不得,早些時候人民銀行希望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幅度以促進市場競爭,但卻遭到來自四大國有銀行極力反對而不了了之。    
    正是從上述方方面面來看,國有商業銀行既要按市場法則來運作,它的許多行為應該是商業行為,另一方面,它又得為社會提供准公共品,因為它為國家所有並且它在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種種便利。因此,對於國有商業銀行的服務來說,既要收費,也可以免費;有些服務可以自主定價,有些服務則應該由政府統一定價。問題就在於是哪些服務該收費,收費多少,都得考慮對整個社會民眾的利益影響。    
    至於借記卡收費問題,如果四大國有銀行作為一家商業化企業,按照它成本與收益來核算,它如何收費應該沒有什麼爭議,收費多少,就得提供多少服務。如果不提供這種服務,客戶就一定會退出這個市場。但是四大國有銀行是真正的商業銀行嗎?不是,它還得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來自政府的幫助或優惠條件。既然四大國有銀行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既然四大國有銀行還要獲得來自政府的優惠,那麼它為社會民眾提供一些准公共品也沒有什麼不可。借記卡收費與否也不是成本收益核算的問題,而得與政府談判。政府覺得應該收費,它才能夠收費,但這種收費應該有一個較長的公示時間。    
    比如,四大國有銀行的借記卡要在2004年4月1日收費,就得一年前就應該公示,讓社會中每一個客戶知道國有銀行要做什麼。而且不僅要公示,還得採取不同的方式通知每一客戶,讓他們知道持借記卡要收費。在香港,銀行要做什麼事情,都會採取這兩種方式來通知客戶,讓客戶先有所準備,以便自己進行選擇。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收費,一是公示時間短,二是對客戶通知不充分。突然間提出要收費,即使它們正在進行商業化改革,這樣也是不合理的,民眾也有力爭的理由。    
    至於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收費違反了合同法,是什麼霸王條款。我想這就不在理了。首先,對每個持有借記卡的客戶來說,他們在辦卡時,肯定會填寫一張表格。而這張表格就是一份格式化合同。對於這張合同上是否有收費或不收費的條款,這些都不重要。因為當時的約定是不收費。但是,這個約定的時效如何,是永久性的嗎?肯定不會在當時的這份表格寫上這些內容,而表格的解釋權在銀行。即使合同寫上了不收費,銀行也可以對它重新解釋。在情況變化之後,銀行對這張格式化合同重新解釋要收費,客戶沒有理由說銀行有什麼錯,更不是什麼違反合同法。    
    至於霸王條款,那就更是差距太遠了。一是銀行服務儘管有壟斷的意味,但並非僅此一家,客戶辦卡時,既可選擇這家,也可以選擇另一家;客戶可以選擇辦卡,也可以選擇不辦卡。即使四大國有銀行宣佈借記卡要收費之後,個人對這些借記卡選擇也不是惟一的,可以接受其條件持卡,也可以不接受條款退卡,同時還可以選擇借記卡不收費的銀行等。這些個人完全可以自由選擇。在完全可以自由選擇的情況下,哪裡來的霸王條款呢?    
    總之,目前炒得沸沸揚揚的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收費論爭,其實很簡單,首先是對國有銀行定位。如果還是國有銀行,還得享受政府各種優惠與資助,那麼就得為社會提供准公共品,有些服務就得免費提供。四大國有銀行不要在收益上設法向其他商業銀行看齊,而在自身運作上則把成本轉移到社會來承擔,這樣做對整個社會及國內銀行業來說都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果四大國有銀行轉變為商業銀行,它如何收費完全是企業行為,也沒有什麼國際慣例可參照,客戶也沒有多少值得加以非議的東西,但這是一個轉變的過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借記卡收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過程。四大國有銀行借記卡要收費,就得先(如提前一年)向整個社會公示並通知每一個客戶,告訴民眾什麼時候借記卡要收費,希望他們早點做好準備,而不是一宣告收費就是。這才是問題所在。    
    (2004年4月)    
    深圳「刷卡事件」:誰對誰錯    
    深圳的「刷卡事件」已經有一段時間,儘管深圳商家已恢復了刷卡消費,但矛盾遠沒有解決。不僅如此,該事件的影響還有向全國蔓延之勢。怪不得,這幾天天天都有記者打電話來問我,要我對此事件分析解釋一下。    
    對於這個問題,無論是商家還是銀行都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一大堆理由。如中國連鎖經營協會認為,商家要求降低銀行卡手續費率是合理要求,因為商家的利潤非常低。這就使得刷卡消費越多,零售企業的利潤將被擠壓得越薄。    
    中國銀聯則認為,根據2003年央行下發的120號文件精神,一般商戶應給發卡行和銀聯(交易結算系統)支付的金額比例為7:1,商戶向收單行支付的手續費由雙方自行約定。目前手續費的收取比率一般為交易金額的1%,這一比率相對於銀聯、發卡行、收單行的運行成本來說已經很低,也低於國際上2%~3%的收費標準。    
    對於這些理由,誰對誰錯呢?當然是公說公有理。特別是當政府及相應的主管部門不出來表態而在靜觀其變時,更是無法有一個權威的說法來衡量事件之對錯了。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事件,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    
    首先,在市場體制下,企業與企業之間、行業與行業之間等方面利益之爭應該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只要在市場中,各種利益之爭隨時都會發生,而這種利益之爭也是市場競爭的一種方式。換句話說,我們應該看到,在市場中,有利益之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何種方式來解決這種利益之爭。是通過市場的方式來進行,還是通過政府行政的方式來解決;是利益之爭當事人坐在一起來協商談判,還是通過政府行政的方式來操縱事件之變化等。所使用的方式不同,結果殊異。    
    在深圳的刷卡事件中,政府及相應的主管部門只是靜觀其變,不發表意見,也不參與其中,這是市場的做法。該事件的解決只能是當事人幾方大家一起坐在談判桌上來,通過談判來調整利益關係。    
    對於銀行卡手續費率多少更為合適,應該是一個有相當爭議的問題。在目前情況下,先要看這個費率是如何確定的,如果僅是銀行方單方面確定(無論是央行的規定還是銀聯的規定),這就等於說這個定價還不是完全的市場定價,商家當然有理由與銀聯重新確定銀行卡手續費率。如果這個費率早就是商家與銀聯談判確定的,但經濟環境變化了,商家也有理由對自己認為是不合理的費率定價重新談判。因此,無論是從哪方面來說,商家提出費率不合理,需要調整是正當的。    
    但是,兩者必須坐在談判桌上談,通過談判來調整雙方的利益關係。而不是突然停止使用銀行卡,這樣對消費者來說是相當無辜的,也損害了銀行卡消費者的利益。如果商家要求與銀聯談判,銀聯不同意,也不坐在談判桌上來,那麼,商家也得先向市場公示,告訴消費者由於銀行卡費率與銀聯談判的問題,可能在某個時候起暫停使用銀行卡消費,請消費者有所準備。而不是採取那種欺騙的方式(即以銀行POS內部系統維修為由)拒絕消費者刷卡。這既損害了本身的利益,對消費者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說,在停止使用銀行卡刷卡之前10天就向社會公示,這樣既能夠得到社會廣大消費者的理解,也是商家爭取市場力量的一種重要方式。    
    對於深圳刷卡事件,現在面對的是銀聯不妥協,商家不服氣形成的某種僵持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是好。如果大家不妥協,最後結局肯定是銀聯、商家、銀行卡消費者的三輸。這時,政府不是不作為,而是大有作為的時候。    
    首先,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讓銀聯與商家坐在談判桌上,要求雙方通過談判的方式把問題解決,而不是僵持而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但在這點上,政府能夠做的也僅此而已,決不可通過任何方式對談判雙方施加任何壓力。如果政府這樣,就有可能損害某一方的利益。    
    政府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對該事件成立一個專門的獨立調查小組。該小組由有權威的獨立的專業人士組成,費用由政府來支付。該小組的任務就是對銀行卡手續費率成本收益問題進行一個全面的研究與分析,向政府提供一份客觀公正的報告,然後通過政府把這份報告向社會公示。這樣,銀行卡手續費率問題就有一個可參考的東西。大家(無論是商家還是銀聯及消費者)就能夠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討論與談判,從而找到一個每一方都願意接受的費率定價標準。    
    總之,深圳刷卡事件,目前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銀聯及商家都能夠找到一大堆稱自己處於不利之處調整或不調整銀行卡手續費率的理由。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促使雙方走到談判桌上來,也可對銀行卡手續費率問題做一些專業性研究,但決不可參與其中,或通過行政的方式要求當事人做什麼。只有這樣,才容易化解雙方僵持的局面,銀聯與商家達成談判滿意的結果。否則,商家、銀聯、銀行卡消費者的利益都有可能受到損害。而且,諸如此類的社會利益之爭的事情在市場中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些事件中,政府一定應把自己的角色界定清楚,決不可超越政府職能的界限(如不作為或作為過度)。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2節 信用卡消費是天使還是魔鬼

    在早幾年,如何啟動內需,如何撥動個人消費這一根社會經濟增長動力之弦,政府推出了一個又一個措施,採取了一個又一個辦法,內需啟動就是啟而不動。不過,信用消費一興起,經濟快速增長隨之而來。可以說,即使碰上2003年的SARS,世界經濟不景,但這兩年來國內經濟增長同樣是上了一層又一層,何因?信用消費之功也。    
    而信用消費不僅在於商品房按揭和汽車貸款(其中商品房按揭從1998~2003年增長27倍,汽車貸款也是如此),信用卡也功不可沒。真沒有想到,早幾年還是在歐美發達市場中風行一世的信用卡消費,就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裡,也在國內風起雲湧了。現代的年輕人,手上有幾張銀行卡已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了。但是,促使民眾有效消費的信用卡迅速發展對國內未來經濟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呢?特別是最近韓國所發生的信用卡危機不得不讓理論界去思考國內信用卡的迅速發展所面臨的風險究竟有多少?應該如何防患於未然,分散國內信用卡迅速發展之可能的風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為了快速恢復經濟,韓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擴大內需之政策,特別是通過稅收優惠等各種政策鼓勵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消費,使得各家發卡行大肆發放信用卡,消費者盲目舉債消費,結果導致發卡行壞賬堆積如山。韓國金融監管當局2003年12月2日透露,該國的8家主要信用卡公司在2003年前9個月嚴重虧損,包括最大的信用卡公司LG信用卡在內的8家信用卡公司總共虧損41萬億韓元(合346億美元),而2002年同期這8家信用卡公司共實現淨利潤11萬億韓元。在截止到2003年9月底的第三季度中,這8家信用卡公司共虧損155萬億韓元。    
    近年來,由於韓國經濟停滯不前,消費者債務拖欠問題立即暴露出來。2003年9月底,債務拖欠比率達到創歷史記錄的112%。其中,Woori信用卡公司債務拖欠比率最高,達到2642%。據統計,韓國拖欠債務超過90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經占韓國勞動人口的16%。債務拖欠比率急速攀升使韓國的信用卡公司無一例外地在今年發生了流動性危機,其中LG信用卡公司最為嚴重。2003年11月21日,該公司由於缺乏流動資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現金預付業務,11月23日,該公司獲得了8家債權人2萬億韓元貸款的緊急援助,而得以避免宣佈破產。    
    從韓國信用卡發展的歷程來看,它在政府主導下迅速得到了發展,它來得快,去得也快;對韓國經濟增長短期內作用明顯,所導致負向效應也不可低估。韓國的信用卡市場為什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會如此曇花一現呢?為什麼會給社會經濟帶來如此之大的危機與風險呢?其根本原因在哪裡?對我國信用卡市場的發展有什麼啟示?    
    一般來說,信用消費最為核心的兩個方面就是:一是個人的誠信;二是個人消費資源在時間上重新配置。對個人的誠信,不僅在於個人在道義上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諾,而且還包括通過何種方式來保證個人承諾履行,通過何種方式來監督個人的承諾是否得到履行,如果不履行這些承諾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也就是說,個人誠信包括了個人的道德底線或誠信的主觀方面,包括了個人的履約能力及第三者對個人承諾的監管和不履約的處罰。    
    對於個人消費資源在時間上重新配置,主要是指個人在其生命週期中,由於個人的能力、所具有的人力資源的差別性,在不同時期所獲得的財富或可支配的收入是不相同的。如何把個人生命週期中的財富拉平也是提高個人質量的有效途徑。但是,由於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財富的拉平也是相當不確定的。    
    對於韓國信用卡危機,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政府以其政策來替代個人的主觀信用,以政府判斷來確定未來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政府與個人永遠處於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是無法用其政策來判斷個人的主觀信用如何的。同時,政府既不能確定社會未來經濟的發展如何,更不能確定個人的未來收入水平。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政府採取種種優惠政策來鼓勵信用卡消費,基本上是一個非市場的行為。而這種非市場行為在市場運行中得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目前,我國的信用卡發展儘管同樣是相當迅速,競爭也十分激烈,但是並沒有走上政府主導之路,而是商業銀行各自的行為所為。在發達的市場體系下,信用卡業務早已成為各銀行新的贏利增長點,這是不爭之事實。因此,在一個短時期內,隨著社會條件的成熟,隨著民眾的消費觀念的改變,各商業銀行如何加大營銷力度、增加發行信用卡量、搶奪客戶資源,各種各樣的競爭肯定是不可避免。因此,為了保證個人信用卡消費競爭有序、有效地持續地展開,就得減少與分散個人信用卡消費的風險,銀行就得在風險管理技術上下功夫,政府則要在建立社會誠信體繫上有制度安排。    
    如在信用體系確立的基礎上建立嚴格的客戶資格制度,通過這種制度把不合格的客戶排除在外。那些為完成指標,讓銀行員工隨意找來一些身份證辦理信用卡,忽視了對客戶的資信審查,那些銀行以或明或暗地採用免年費、保證授信額度等方式吸引客戶等行為必須制止。建立信用卡使用嚴格的監管制度,隨時發現問題,隨即處理。對於那些惡意透支的不法分子要嚴厲懲處。    
    總之,信用卡消費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如果不是政府來主導,按照市場法則而為,並制定信用卡消費的嚴格監管制度,那麼它一定會是帶動國內經濟增長的有效工具,否則,其結果可能會南轅北轍了!    
    (2004年4月)    
    調升居民電價能緩解電力短缺嗎    
    最近以來,限電、電力短缺、電荒等與電力緊張有關的概念頻頻在媒體上出現。面對這種情況,有些地方正在制定種種節能措施。如限制家電市場准入,讓那些節能家電進入市場,而非節能家電則要提高進入市場門檻。也有些地方認為面對電力緊缺,應該把限電與居民電價的調升結合起來。更有人認為,要緩解電力空前緊缺矛盾,就得調高居民用電價格,用市場的價格槓桿來調整電力的供求關係。對於這樣一些議論與看法,有其市場的邏輯嗎?如果沒有市場之邏輯,問題又在哪裡?如果有,為什麼民眾對調升電價會義憤填膺?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如何達到平衡?    
    進一步說,中國目前為什麼電力會這樣緊張?真的是由於嚴重的供求失衡嗎?如果是,這種失衡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的,是市場還是政府?是資源緊張還是政府管制所為?如果把這些問題解釋清楚了,居民用電價格是否上漲也就有理有據了。    
    可以說,目前國內存在的24省市嚴重缺電情況,這種情況在去年就有所表現,但到今年以來情況更是明顯。有人認為這完全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結果。因為,在早幾年政府行政部門就認為,中國電力重複建設嚴重,在未來幾年內電力一定會嚴重過剩,因此行政部門要求3年不審批與電力建設有關的項目。結果經濟一發展,電力緊缺情況馬上暴露出來。面對國內電力的嚴重緊缺,政府行政部門目前又在計劃將把總裝機容量為700億千瓦~800億千瓦的新電站投入使用,從而爭取在近一兩年內使電力供需大致達到平衡。    
    但實際上這種政府行政主導下的宏觀調整能夠化解中國電力剩餘與短缺之波動嗎?目前國內電力短缺的真正原因在哪裡?據我瞭解,目前國內電力緊缺問題,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自然是一個因素,但它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在市場中會有自己的調節機制。而在中國的非市場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國內電力緊縮可能不在於發電的裝機容量不足,而在於壟斷及政府行政調控過度,從而使得電力定價非市場化。在目前,發電與供電完全分離,由於兩者利益上的不協調、成本定價上的不合理,從而使一些發電廠根本就沒有動力去多發電,寧可讓現有設備閒置。    
    也就是說,目前國內電力緊缺,有經濟快速發展之原因,但重要的還是在於沒有建立有效的電力市場。沒有競爭的電力市場,對電價的變動有多少意義?特別是在工業用電、企業用電占電力需求絕對比重的情況下,變動居民用電的價格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大。因此,居民電價上漲並不是解決目前電力短缺的原因,電力的短缺在於沒有有效的電力競爭市場,沒有有效的電力定價市場機制。因此,為了緩解我國電力短缺現象,不是靠上升居民用電的價格,而是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在生產和供應方面加強競爭。一般來說,電力的生產與供應不屬於自然壟斷,規模經濟也不明顯。因此,政府可以要求電力公司把輸送和其他業務分開,容許其他生產和供應電力的公司使用電力公司的輸送網絡,並給予合理的使用費。政府應該改變目前電力市場地區性及整體性壟斷政策,容許各種發電公司在市場中競爭,再通過全國輸電網絡,將電力供應給需要的公司客戶。美國不少小的電力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進入全國輸電網絡,取得巨大成績的。    
    其次,電力輸送方式的利潤管制。由於電力輸送屬於自然壟斷,適當的利潤保障和政府監管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政府就得考慮如何釐定使用電力輸送網絡的費用,給予電力網絡擁有者合理利潤。故此,當能源生產和供應市場全面開放競爭後,政府利潤管制規劃只適用於輸送方面的業務。在計算準許利潤時,不應以固定資產做基礎,必須能夠真實反映股東資金的成本。同時,為了進一步提高受管制公司的效率,政府可能引進類似價格上限管制的機制,讓電力公司可能透過提高效率而享受高於准許水平的利潤。    
    再次,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這不僅在生產企業間的競爭,也在於用電設備與產品間的競爭,引導這些企業與產品生產向耗能小效率高的方面發展。最近上海對此有所動作,但決不可操之過急,否則對一些轉產慢的企業會造成巨大的損失。    
    最後,要加強電力監管部門的專門性與獨立性。因為,對於電力的生產與供應來說,儘管不是自然壟斷的產品,但是其技術准入、資金准入都要求較高,這就要求政府在准入標準的設定上有更多的要求。當然,政府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全面地檢討現有電力監管制度、現有的電力市場定價機制及電力市場運行機制,從中尋找一種更適應中國的電力制度安排。對於電力監督機構,不僅要強調其獨立性,也要強調其專業性及電力監管工作的透明性。這樣才有助於政府制定長遠策略,促進電力市場的競爭及提高電力使用效率。    
    正是從這幾個方面來說,緩解我國目前電力短缺的問題,靠調高居民電價是無濟於事的,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形成有效的電力市場競爭機制,如何提高政府對電力市場的監管能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內電力市場走上有序的良性發展之軌道。否則,居民用電的價格調得再高,電力短缺仍然會發生。同時,為了保護消費者,減少電力公司的自然壟斷性,政府還得建立對居民用電價格的上限機制,如英國等國。這是政府對公用事業監管最為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說,即使是居民用電價格的調整,也得通過相關利益者博弈方式來進行,而不是某一部門說了就是。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3節 國際油價飆升對中國經濟之影響

    近日來,世界石油價格持續快速攀升。紐約商品交易所6月份交貨的原油價格一度漲至每桶41美元,創下紐約商品交易所1983年開始原油期貨交易以來的最高記錄。紐約商品交易所汽油期貨價格也上漲27%,達到每加侖134美元,是1984年12月開始交易以來的最高價位。    
    造成國際油價持續快速飆升,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世界石油需求增加、原油庫存減少、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限產保價、地緣政治因素及國際石油市場的投機行為等等,但最為重要的是控制著世界大部分石油資源的國際壟斷資本操縱價格的壟斷行為和國際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當然,不管國際油價飆升的原因如何,不管這次國際油價飆升是否會帶來20世紀70年代那樣的石油危機,但國際油價迅速上漲對世界經濟的負向影響已經不可低估了。    
    不久前,西方七國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發表聲明指出,高油價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隱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石油和天然氣期貨價格的大幅上漲,能夠對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油價在一年內若上漲15美元,將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少1個百分點,相當於損失3000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該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甚至指出,這個數字很可能被低估了,因為油價飆升還會使消費者及企業信心大跌,重挫消費和投資,間接損失恐難以估量。    
    也有報道指出,國際油價飆升將對美國經濟復甦蒙上陰影。在美國,油價過高有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增速放慢;油價過高還會導致物價上升較快,使得美國短期利率上升的壓力明顯加大;油價過高還導致美國國內石油產品價格連創新高;油價持續走高也加劇了美國的貿易不平衡,成為推動美國貿易逆差上升的因素之一。同樣,國際油價快速上漲,對歐洲、亞洲等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成了相當不利的因素,如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民眾的消費需求下降、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加等等。    
    那麼,國際油價迅速飆升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幾何?我國如何來應對呢?從石油消費的情況來看,中國石油主要消費在工業和交通運輸業,農業、商業和生活消費等部門所佔的比重不大。與發達歐美國家相比,中國人均石油消費量不足美國的1/20、日本與歐洲1/15。從1993年起,中國開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隨後中國原油進口總量呈逐年增長趨勢,尤其是近幾年這種趨勢更是快速增長。有關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每天的原油消費量,增長到44萬桶,佔全球原油需求增長的35%,2004年這個比例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也有研究表明,在短期內中國石油的進口增長不僅會持續下去,而且供求缺口還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特別是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帶動的交通運輸、鐵路、民航、石化工業等的發展和中國汽車時代的到來,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將有增無減。在2010年和2020年,中國石油缺口將分別為155億~157億噸和24億~295億噸,中國石油對海外資源的依存度分別為463%~523%和558%~621%,與目前美國58%的對外依存度大體相當。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提高,國際油價上漲對中國經濟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會越來越大。    
    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於國內石油市場是壟斷市場,國際油價上漲是不會立即反映到國內經濟各層面上來的。根據中國石油的定價機制,原油基準價格是由於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根據上月國際市場相近品質原油離岸價格加關稅而公佈的。貼水或升水是由購銷雙方根據原油運雜費負擔和國外油種的質量差價及市場供求等情況協商確定。    
    成品油價格則是以紐約、新加坡、鹿特丹三地市場一籃子價格加權平均值作為定價基礎,根據基本雜費及國內關稅,加上由國家確定的成品油流通費用,形成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國內成品油零售基準價。然後是中石化與中石油公司在基準價上下浮動8%的範圍內,制定具體的成品油零售價。也是每個月調整一次。    
    也就是說,在國內成品油市場,對眾多的用油企業或個人來說,儘管他們對油價的變化十分敏感,但是受國內石油定價機制的限制,國內成品油價格往往會滯後於國際市場價格的變化。因此,最近國際油價快速上漲,國內成品油市場暫時還不會出現市場所擔心的漲價風暴。同時,在宏觀經濟調控趨緊的背景下,成品油價格調整已經成為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相關的政府部門調整油價時會相當謹慎。因此,最近國際油價的上漲不會立即對國內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與衝擊。    
    當然,儘管國內成品油價格會滯後於國際價格變化,但假如原油價格始終居高不下,那成品油價上調是早晚的事。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首當其衝的是航空運輸。比如,由於國際油價的暴漲,在五一節後的第一天,證券市場的航空股就遭遇到機構投資者拋售。據瞭解,國內航空公司總營運成本中航油僅次於航材居第二位,在可變成本中比重最高,達20%~30%,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潤預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的航油價格。因此,國際油價的上漲,肯定對國內航空業的影響巨大。    
    油價高企也會使以出口為主的企業受到衝擊。由於石油和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加上航空公司普遍增收燃料附加費,一些企業的出口可能會無利可圖,這就可能使得一些企業不再接受海外新訂單,使部分工廠暫陷停產邊緣。國際原油價格居高不下也使部分石化企業毛利率收窄。如有從事油漆製造的化工廠商表示,原油價格近年持續高企,早已對公司的毛利構成壓力,公司將密切留意油價走勢。同時,在成本推動的作用下,石化產品價格也會有一定程度的上漲,從而可能帶動整個物價指數上升。    
    還有,儘管國內成品油價格不會直接受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影響,因此,類似汽車等成品油消費行業受到的影響並非那樣直接和巨大,但是,成品油價格持續上升,個人購車和駕車的消費擠出效應也會隨之而來。如在韓國,由於油價上漲,不少人開始不開私家車而轉乘公共交通工具。既然有車者都不願駕車外出,那麼不少計劃購車者就可能放棄購車。如果這樣,這對火熱的國內汽車業來說會影響甚大。    
    可以說,對於高度依存進口石油產品的中國來說,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經濟體,這次國際油價急劇上升,會增加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加大了經濟體系運行成本;增加能源消費開支比例,抑制其他領域的消費;它也可能推高與石油有關產品的價格,導致整個社會價格水平上漲。如何有效化解國際石油價格驟然上升所帶來的風險,減輕油價對國內消費者、企業和國民經濟的影響,我國要有新的應對之策。    
    如在我國新的石油戰略中,重點應當放在如何全方位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在競爭中化解市場的風險;在於如何利用國家的政治力量增加我國在國際石油市場的談判籌碼;如何減少對某一地區或國家石油的依賴,促進能源進口多元化;如何大力開發替代石油的新能源;如何加大對本土資源的開採力度等等。    
    總之,在一個不短的時期內,國際油價可能會持續高企。對進口依存度較高的中國來說,高企的油價對中國經濟各方面都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與衝擊,我們面對問題應該盡快地找到應對油價高企的辦法。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4節 從源頭化解食品安全危機

    最近一段時間來,無論是安徽的劣質奶粉事件,還是廣東的毒酒事件,以及所謂的毛髮醬油、紅心雞蛋、工業鹽泡菜、劣質龍口粉絲等事件,一件又一件地被披露出來,民眾知曉後真是觸目驚心。中國的食品安全危機之所以嚴重,不僅多年來均無法化解,而且範圍越來越廣,對社會的危害越來越大。面對這種狀況,我們僅僅認為不法商人見利忘義與利令智昏,僅僅認為相關的政府部門不作為、不盡職、不負責是不能解釋的。它也不僅僅是確立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一些《食品監管條例》就能橫掃中國食品安全危機之陰霾。因為,中國食品安全之危機,不僅在於這一個個事件所暴露出來的表象,而在於這種表象後面深刻的經濟利益與經濟發展觀的誤導。    
    因為,中國的食品安全危機並不在於目前那些劣質造假食品,而在於我們所食用的不少產品完全是借科學之名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比如,現在農民飼養家禽家畜,為了追求產量,多以用改變家禽家畜生長條件與環境,並喂之種種生長激素,使之快速成長。試想,在自然的環境裡,本來一隻雞要長成商品雞需要近一年時間,但現在卻一兩個月就可以完成。一隻雞本來每天僅能下一個蛋,但通過各種生長條件改變及生長素的催促則一天可以下幾個蛋了。一條鰻魚或一隻甲魚自然生長成商品魚要好幾年的時間,但現在人工飼養用激素催之則幾個月就可以是肉肥體壯了。農作物的生產、水果的生產大量地使用各種化肥與作物生長素,使這些產品受到嚴重污染。    
    也正是這種牲畜與農作物的生產方式,一方面使這些產品內殘留著大量的化肥農藥、大量的生長素,另一方面由於這種生產方式改變了牲畜與農作物本身的生長特性,使許多農產品並非原來的農產品了。這樣的產品由人攝入身體之內時,就成了人的身體污染之根源。怪不得,在歐美國家目前早已關注商品化的轉基因產品討論;研究人員也早有報告認為轉基因產品不僅產量高,而且能夠增進公眾的健康,但大多數人堅持認為,轉基因技術培育出來的食物是「不自然的」。人類對轉基因技術的擔心會不會含有抗蟲害基因的食品會威脅人類健康,轉基因產品是否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轉基因產品是否會破壞生物多樣性。也正是這一系列的問題,使得歐洲有70%的人拒絕吃轉基因食品。但是,在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所謂的科學家仍然在大力提倡這樣的「科學」與生產方式,企業與個人都是在以這種「科學」的方式追求其經濟利益最大化。    
    其實,這並非是歐洲人的杞人憂天,現實的生活早已把這種人們的擔心展現了出來。最近,廣東的SARS專家鍾南山就警告,國內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非特別注意的嚴重地步了,它已經是癌症發病率速增最主要的原因。他指出,現在廣州的腸癌、子宮頸癌、卵巢癌的發病率快速增長,而這和農藥、防腐劑和催生劑的過量使用都有很大關係。另外,男性的精子濃度比40年前下降五成,如果不採取解決辦法,50年後很多人將不能生育。據他瞭解,現在廣州很多農民在整理魚塘塘底時,除了要翻土之外,還會在塘底鋪一層「環丙沙星」。他說,這種藥品除了可以防治魚病之外,還可以加速魚的生長,亦是一種催生劑,但它對人體的健康有很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對於食品安全危機的問題,不僅僅在於劣質產品氾濫,而且更重要的在於以「科學」的方式在製造種種污染食品,而這樣的做法民眾都蒙在鼓中。    
    因為,在我們的現實社會裡,特別是在中國現行社會裡,人們更多的是關注如何建立疾病防治公共體系,如何防治傳染病之流行與發生,如何防止假冒偽劣食品,但對這種在源頭上對食品污染的問題,有相當多的人則認識不深或視而不見。大家天天吃著、喝著各種污染著的食物或水、藥物,但是就沒有更多的人來關注產生這種污染性食品的根源,甚至於還大而廣之地推行。國家未能夠制定相關法律來限制這些污染的食品生產,制定相關標準來檢測這種污染的食品並讓它們不能夠進入市場。    
    例如,我們的有些學科,出於短期經濟效率考慮專門在改變自然之本性,改變人的自然本性;讓農民用種種激素生長農產品,在產量上追求多之又多,不是制定更為合適的標準來改變這種狀態,讓這些產品回歸自然之本性。現在對人的自然本性改變,人們會群起而攻之,但農作物、牲畜的自然本性改變了,卻沒有人來理論之。這些都僅是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率或利益,僅是把社會發展局限在短期理解上。我們只有對此有新的認識,並對一些改變自然本性的所謂「科學」重新反省,這才是化解中國食品安全危機之路。    
    如果有了這樣的觀念與思路,那麼化解劣質食品安全危機問題就易如反掌了。因為,劣質食品與上述間接污染的食品來比較,無論是安全食品標準的設立、民眾識別、政府監管機構的監管都會容易得多。而且,這些劣質食品在媒體大量追蹤報道下,早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現在最為重要的是讓廣大民眾有拒絕劣質食品的識別能力與意願。    
    總之,食品質量和安全問題,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這種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在於食品污染所導致結果的嚴重性,而是在於沒有引起人類重視和認識,在於人們還沒有看到這種嚴重性還繼續在製造與生產,甚至於還會以「科學」的方式得以大力的提倡。如果這樣的觀念不改變,不僅會讓大量的污染性食品製造出來,而且通過這種污染的製造來毀滅人類自身。    
    要化解食品安全危機,就得從最深層的觀念入手,然後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中國情況的食品安全監督法律與條例,確立食品安全標準,並嚴格監督與保證這些標準嚴格執行,並通過種種渠道宣傳介紹這些食品安全標準,從而提高民眾對污染與劣質食品的識別能力。如果能夠通過制度利益的激勵與約束、通過媒體對劣質食品的追蹤及政府的有效監督,食品安全危機就會慢慢地化解。    
    (2004年5月)    
    「黃金周」早該退出歷史舞台    
    把為期一周的長假稱為「黃金周」,開始於2000年,其目的有二,一是聚集民眾休閒時間,為民眾出外旅遊提供方便;二是刺激當時疲弱的國內經濟,擴大內需。從當年的情況來看,確實達到了這兩大目的。也正是從2000年開始,不僅出外旅遊人數迅速增加,而且經過幾年的發展,出外旅遊逐漸成了民眾休閒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於擴大內需來說,光是2000年第一個黃金周,國內民眾一窩蜂地湧向各旅遊點,一些大型商場與旅行社的業務迅速增長(有人估計黃金周的業務量佔了他們全年營業額三成以上),也足見對擴大內需的重大作用。    
    但是,這種把假期人為地聚集在一起的「黃金周」所顯示的效用是威力不減,還是事過境遷?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幾年,隨著黃金週一次又一次到來,人們對黃金周的效用與需要性,似乎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從今年「五一黃金周」一開始,網站上對「黃金周」的質疑更是無可復加了。當然,對於這些質疑,我們的政府反映如何,該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計算一下「黃金周」是收益大於成本,還是成本大於收益的時候了。不通過經濟學的分析,是無法得出合適的結論的。正是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如果是前者,那麼以行政的方式讓「黃金周」延續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可;如果是後者,政府就應該或是採取一種替代的方式(如帶薪假)我們應該對這種「黃金周」進行更多的反思與檢討,並對這種人為地把假期聚集在一起的方式如何加以修正了。    
    對於「黃金周」的成本與收益分析,從成本來說,並非人流大幅度快速流動所帶來的接二連三的重大交通事故、旅遊網點擁擠、遊客在旅遊網點被強迫購買高價品而降低民眾的福利水平,因為這些都可以通過交通運輸部門、旅遊業及一些旅遊企業的收入增長來彌補。在諸如此類的活動中,基本上是一種零和博弈,或正向博弈,即一方受損另一方受益,或一方受益總是會大於另一方的受損。    
    而黃金周的成本就在於,隨著黃金週一直推行,其邊際效用越來越減。黃金周已經推行幾年了,喜歡或願意出外旅遊的人,都已到過不少自己希望去的地方,但由於旅遊網點的擁擠人多,旅遊途中艱辛,人們對外出旅遊興趣逐漸減弱。據調查,目前北京有半數以上的民眾在黃金周並不願意外出而留在家中。還有,不少外地的民眾,把黃金周看成了回老家「親情度假」的好機會。可以說,如今的黃金周,人們選擇的休閒方式從旅遊、健身、讀書、遊戲轉到「親情度假」,各種各樣,而最初那種擴大內需的目的效用已基本淡化。既然人們的休閒方式已經改變了,那麼那種以人為的方式把一些假期聚集在一起能夠有多少作用也就十分令人置疑了。    
    黃金周讓社會所要承擔的最大成本是,一年三次的黃金周,讓整個社會的正常活動完全停頓了下來。如政務系統停止辦公、金融市場停止運行、新聞媒體停刊與停播等。而這種日常經濟生活的停頓,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成本是無以復加了。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內經濟基本上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市場的變化需要及時地反映到國內市場上與經濟活動的交往中來。中國實行黃金周,自然與國外通行的慣例無法接軌,給予國內有關的國際活動帶來種種不便,更可能讓國內的企業喪失各種好機會。特別是全球24小時運作不斷的金融市場,國內市場停止一周的運行可能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估算了!    
    其次,黃金周的推行打亂了正常的政府工作秩序。不僅民眾與企業不能夠在正常的工作日到政府相關部門辦理有關事務,而且政府部門也無法以正常次序來推廣各種政令、獲得種種政府所需要的信息。比如說,五一國際勞動節政府對國內經濟過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對於這些政策,這一個星期來,企業、市場執行如何,民眾反映又如何,國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國內外經濟一日千里的今天,政務系統運作一個星期停止,所造成的損失肯定是十分巨大的。    
    再次,對於金融市場來說,儘管國內的金融市場並沒有完全國際化,但是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巨大的影響是誰也不可低估的。特別是外匯市場、證券市場及期貨市場,國際市場每天24小時都在快速地運轉。面對著國際上瞬息萬變的機會,莫說是停止一周的交易,就是停止一個小時,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損失。一個好端端運作的金融市場突然停止一周的運作,不僅對國外的生意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就是對國人來說都是不可理喻的。可以說,如果黃金周不退出歷史舞台,給國內的金融市場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    
    再其次,儘管黃金周的假期是把前後臨近的週末假日集中起來實現的,並沒有真正增加人們休假的時間,但是無論是假期前還是假期後工作面上的負效應十分明顯。在假期前,一則不少人為了安排好假期間的休息,總要花去不少時間與精力;二則把工作時間安排在平常的休息時間,不僅有事的民眾無法立即改變以往的習慣,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也由於假期即將開始而大打折扣。假期後,由於假期間的影響,工作人員一上班也無法立即恢復正常工作效率。而這一前一後的負向影響,使得有近10多天無法正常有效地工作。而這種工作低效率的成本完全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的。    
    還有,對黃金周的假期來說,大多數農民由於沒有正式的工作,他們也就無法享受政府所規定的假日所帶來的快樂;對於那些以計件制、節假日少的工人來說,與大多數農民的處境好不了多少。但他們則要承擔黃金周假期給他們帶來的種種不便。可以說,黃金周對廣大的農民來說是相當不公平的,也與政府要推行的科學發展觀相悖的。    
    總之,從以上的分析來看,黃金周所要達到的目的早已事過境遷,它給社會帶來的收益也是十分有限的,但黃金周增加的社會成本怎麼也不可低估。因此,黃金周早已到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了!    
    (2004年5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5節 全球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讀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滿》    
    近10年來,全球化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現實中都表現出抗爭十分激烈,從1999年12月美國西雅圖到坎昆會議期間大規模的抗議事件,從全球化懷疑派到全球化自由派在國際學術界的熱烈討論,都表明全球化論題所涉及的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無論是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你面對還是逃避,全球化問題早已成了21世紀的顯學,人們已經從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來研究與理解它。它早已成了世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最早出現在1960年代的美國與法國,到1970年代,「全球化」已經為世界各國及學術界廣泛使用了。按照國際經濟學家葉爾金的說法,就是人類不斷地跨越空間、制度和文化等障礙讓生產要素、資金等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的過程。在這種界定的基礎上,學術界對全球化的作用與功能的理解則軒輊相異。最為極端的,一是「全球化懷疑派」,一是「全球化自由派」,其餘討論都在這兩端數軸上的一個個點上。    
    對於全球化懷疑派,他們主張全球化完全是一種迷思,一種理論上的玄想。因為,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現在人們所稱的全球化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早在19世紀晚期的金本位時代,鐵路和輪船降低運輸成本並且歐洲轉向自由貿易後,發生了顯著的商品價格趨同現象。當時勞動力的流動性很高,成百上千的人從「舊世界」移民到「新世界」。因此,目前所稱的「全球化」,只不過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或區域化而已。而就經濟區域化方面而言,它日益使區域經濟走向排他、封閉和保護,向逆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可見,當代流行的所謂「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    
    全球化理論的自由派主張,全球化主要是指各國在市場上的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等充分的流動性及無差別待遇,從而使得國家間的生產要素得到最優配置,或按國際分工要求來調整各國的經濟結構。因此,全球化並不是一方得利另一方則受損的「零和博弈」,而是世界各國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的比較利益。可見,全球化既是人類進步與發展的動力,也是人類文明的標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程度也反映了人類文明發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雙贏的結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既不是懷疑派也不是自由派。在斯氏看來,全球化(清除自由貿易的障礙以及使得各國經濟更緊密地融合為一體)可以成為一種永久性的力量,並且它具有使世界上所有人(尤其是窮人)都致富的潛力。但是,全球化同樣有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這些國家的窮人)產生毀滅性影響。因為,在發達的市場體系中,儘管市場處於經濟運作的中心,但政府同樣也扮演著一種重要(如果是有限的)的作用。在現實的市場運作中,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市場既不能夠解決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政府也不能夠成為包醫市場失靈百病的良方。因此,他既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反對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    
    因此,在全球化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政策部分地建立在過時的假定之上,即那種認為市場可能自發地趨向有效結果的假定上,而不考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所起的作用。結果是,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高層在對一些國際經濟危機事件處理時,往往會開出一些與當事國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處方或政策,而這些政策導致了許多國家中的飢餓和騷亂,甚至於讓大量的社會財富越來越流向富有階層,而使社會底層的民眾生活越來越窮。    
    因此,對於全球化的問題,並非僅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應該用合適的方式來讓廣大民眾分享其利益。就得對全球化的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應該對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國際貿易協定和在全球化過程中被強加在發展中國家身上的諸多政策進行深刻的反思。而這點也正是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並暢銷全球的《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的主要內容與旨意。    
    在本人看來,經濟全球化既給各國帶來不同的利益,也會因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及社會衝突導致經濟狀況的惡化。這不僅是因為全球化加劇了利益集團間的緊張關係,而且因為它還使國際上流動的群體不太願意與其他利益群體進行合作,由此產生爭端與衝突。面對這種狀況,我們不應該因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對其本身給予否定,而是應該如何設計適宜的政策和制度來緩解這種衝突,並由此尋找一條通向現代文明之路。因為,全球化已經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展趨勢,人們只能面對。也沒有簡單的預先安排好的選擇,人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從其帶來的正負影響中探討出一條前所未有的解決之道。    
    特別是在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全球化早已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在推動著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的重組。目前,跨國界的政府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由於國家間的主權正在弱化,國家的內政和外交事務的界線也正走向模糊。由此形成的國內外相交事務日益形成一種新領域,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迅速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及社區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所以,全球化正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促使整個國際關係的變化、世界秩序的重組及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急劇變遷。    
    可以說,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變化、機遇、風險的動盪時代。一方面,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全球化讓人類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人類文明之成果;另一方面,地區間的衝突、戰爭、恐怖主義盛行,各種差距日益擴大,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耗費和浪費有限的資源,破壞我們生存的環境。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應該是化不利為有利,既要分享世界現代文明的成果,也要對現代文明做出自己的貢獻。如果全球化能夠讓民眾生活水平提高、能夠讓其潛力更好發揮、讓其人性更好張揚,我想這既是本文討論全球化的宗旨,也是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滿》一書的目標。這就是我讀斯氏書的一點理解。    
    (2004年3月)    
    健康或疾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    
    近幾年來,無論是英國的瘋牛病、SARS,還是目前正在世界盛行的禽流感,它們如一個個難以揮去的夢魘,侵蝕著人類,吞噬著一個又一個生命,影響著人們生活及社會經濟的發展。當它們的陰影籠罩著整個地球時,每一個脆弱的生命隨時都會面臨危險與威脅。可以說,正是這個難以確定的病毒正在挑戰著人類的智慧、勇氣與承受力,挑戰著現有的制度安排。儘管我們能夠以自己的智慧與勇氣來應對並最後戰勝它,但是挑戰給我們的生活、我們脆弱的生命、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不確定因素。面對禽流感等病毒的不確定性,人類的生命變得如此之脆弱、社會經濟變得如此之動盪,英國、香港特區、中國內地都經歷過這種經濟動盪的輪迴。可以說,人類如何走出這些病毒恐懼的陰影並遏制它戰勝它,是人類社會中每一個人不得不面臨的重大挑戰。    
    誠然,在人類文明史上,人類前進的每一步都是自然抗爭及社會制度改進的結果。我們不需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光是在近幾十年中,20多種新的病毒一種又一種被發現,面對這些新的病毒,人類一直處於無知之中。面對著這種無知,人類脆弱的生命也只能處在不確定的風險之中。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的一項報告中說,僅1995~2002年間,全球就有過至少30起突發性疫情的爆發,只不過大部分離我們比較遠而沒有在意它們罷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烏干達爆發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紐約爆發的西尼羅河病毒腦炎,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厲害的傳染病病毒,人一經染上,死亡率很高。而只是英國的瘋牛病、中國去年的SARS才引起了世界廣泛的注意。    
    而且,隨著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現代通訊的發達,人類總是以為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通過醫學科學成就就可以為脆弱的生命化解來自自然與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當然,醫學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發現,脆弱的生命不斷地得到維護,社會經濟也勇往向前。特別是20世紀抗生素的發明,更是把對脆弱生命危害極大的傳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隨著1980年代天花病毒的滅跡,曾有研究人員認為,「傳染病的威力早已成為了歷史」。但實際上,脆弱的生命所面臨的自然與社會的風險並沒有完全緩解。新的難題與問題總是層出不窮,而且醫學科學的發展總是落後於對醫學科學的需要。在此過程中,醫學科學的不完備性更是表現得無遺。特別是當人類社會越來越建構在日益複雜的網絡中時,複雜技術本身所潛在的風險對人們經濟生活、日常生活的影響及社會經濟發展之衝擊越來越大。因此,健康或疾病對社會經濟增長如何也就成了經濟學家們十分關注的研究課題。也正是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衛生經濟學也在上個世紀70年代應運而生,相關的研究成果也不斷湧現。    
    據我的同事張宇燕博士最近介紹,目前國際上如日中天的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戴隆·阿塞摩格魯和西蒙·約翰遜,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學的詹姆斯·羅賓遜,2003年合作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就叫做《歷史中的疾病與發展》。該論文要回答的問題是:健康條件和疾病環境上的差別是否是導致窮國和富國人均收入差別的主要原因?    
    從一般經濟學理論來說,健康作為一種商品,它不僅是一種影響生產的中間商品,而且還是一種直接影響效用的最終商品。也就是說,無論是從健康本身還是從健康派生性來說,健康或疾病對社會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很大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收入與健康之間存在著極強的正相關,但在假設其他條件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這種正相關會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漸地消失。這種現象既反映了對其他不利於健康的產品和勞務有著較高的需求收入彈性,也說明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工作壓力增大所帶來的負效應。同樣,隨著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根源於貧窮的疾病也逐漸地消失,而那些與收入無關的疾病則構成了疾病負擔中日益增長的一部分。    
    用通俗的語言來表示,就是健康或疾病至少在3個方面直接對人均收入的增長起正向或反向作用。首先,健康者比疾病纏身者有更好的勞動力,無論是從勞動生產率上來看,還是從出勤的天數或獲得工作的機會來看,健康者都要比疾病者要好,前者的就業機會及獲得的收入就會多;其次,健康者比疾病者的預期壽命會更長,這樣前者人力資本的投入就會多,而後者會間接地減少人力資本的投入,而人力資本的好壞決定了個人收入水平的高低;再次,身體病弱還會直接損害人力資本的積累,比如有病的孩子的家長往往缺少送他們去讀書的積極性,僱主通常也不願意在有病的員工身上進行在職培訓式的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的高低不僅決定個人的收入水平,也決定企業的生產成本與勞動生產率。    
    同時,這些直觀的判斷也獲得了不少經驗方面的支持。如據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的約翰·蓋洛普和傑弗裡·薩克斯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研究表明,在瘧疾流行的國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健康條件的改善將會使其人均收入每年提高大約13個百分點。還有,他們在2001年為世界衛生組織撰寫的題為《宏觀經濟學和健康》報告中給出的「投資健康以求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也表明,在貧窮國家擴大健康服務的覆蓋面,將會拯救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減少貧困,促進經濟發展。    
    還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也表明,在世界上兩個極度貧困的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這兩個地區,不僅人均收入水平世界最低,而且人均預期壽命也最低,但是在收入水平低的中國、斯里蘭卡的人們的壽命期望值則遠遠高於富裕得多的巴西、南非等國。不過,從總體上來看,一個地區的健康水平對該地的GDP影響很大,同時一個地區的富裕程度反過來又決定該健康水平如何。    
    但是,直觀上的看法、經驗上的描述能夠證明健康或疾病與人均收入增長或GDP的增長有必然聯繫嗎?如果有聯繫,這種聯繫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如果沒有內在的聯繫,人們被這些現象所捕獲的癥結在哪裡?我們能夠從中找到更好的解釋。正如張宇燕所指出的那樣,即使我們可以在某些場合或某個歷史時段找到健康與增長兩者間關係的證據,但我們無法肯定究竟誰是原因誰是結果。人均收入增長的結果之一完全可以表現為健康狀況的改善。不過,微觀層次得到的結論往往難以推及宏觀層次。舉例說,健康的個人在與其他人競爭高收入工作崗位時無疑更容易取勝,但當所有人的健康狀況改善時,整體人均收入水平並不一定必然隨之提高。當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要從中找出更反面例子也很容易。    
    也就是說,假定健康對一國經濟增長並不產生任何直接影響,那麼健康或疾病的經濟學意義又何在呢?這就是阿塞摩格魯等人在《歷史中的疾病與發展》要回答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只有當健康或疾病對制度選擇產生影響時,疾病環境和健康條件才會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換句話說,健康或疾病對社會經濟的重大影響是通過制度選擇來發生作用的。    
    例如,在十六七世紀,西班牙人為什麼能夠那樣迅速成功地征服美洲?為什麼能夠迅速地建立起源於歐洲的各種組織與制度?其研究表明,這並非憑借武力或智慧,而是靠西班牙擁有相對免疫的天花等傳染病。在整個美洲,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病在歐洲人進攻之前,就已經從一個部落傳到另一個部落,這些傳染病殺死了約95%的美洲土著居民。由此,歐洲人迅速建立起了各種組織和制度,並依靠它們來對新大陸大肆掠奪。    
    張宇燕指出,如果美洲土著居民擁有某種免疫優勢、並把致命的疾病傳染給歐洲殖民者,那麼整個美洲歷史也就得重寫,世界歷史進程也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如果真的是那樣,那麼美洲至少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前還會維持上百年的傳統,地理大發現對歐洲乃至全人類的巨大影響力便會大打折扣,歐洲的金銀財富迅速增長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催生資本主義的制度變遷就可能被大大推遲或胎死腹中,亞洲作為強有力的競爭者就有可能率先步入資本主義軌道。事實是,歐洲人在幾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關頭運氣足夠好。在那些相對於歐洲人而言疾病環境較佳的地方,如北美、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他們就開始移民、定居,並創立保障私人產權的制度。而在疾病環境糟糕的地方,如瘧疾和黃熱病橫行的非洲,他們就施以「搾取性」的「非保護」制度,扶持和勾結當地上層,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的世界正是400年前那個世界的繼續。    
    也就是說,從經驗與直觀來看,每一個個體的健康水平與個人收入之間是存在著一定的因果聯繫的,而且個人的健康水平高、預期壽命長越是會加大對人力資本投資,其積累的人力資本就可能越多,個人收入增加的機會就越多。但是,從宏觀或整個國家來看,其情況又十分複雜,特別是在一些非常時期,健康條件或疾病環境與不同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關係又十分複雜,不可能用統一的模式或經驗來解釋與說明。而且,在不少情況下,健康或疾病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間接的,它通常是借助於制度變化而起作用。尤其是,一些突如其來的致命傳染病之爆發,對制度形成的影響具有很大的隨機性,它在特定的歷史時點上和特定地域內,約束或刺激了制度選擇的內容或方向。而這種集體選擇一旦完成,就可能成為這個群體中的生活慣例,或是創立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以後的經濟發展就在這種制度安排的路徑依賴上決定經濟績效的優劣。    
    無論是2003年的SARS爆發,還是目前正在世界流行的禽流感,對一些相關的行業看上去確實是衝擊不小。但是,對於去年的SARS的影響,國內有研究表明,其流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而SARS出現,則推進了國內不少制度安排創新。如民眾飲食方式的改變(北京餐館的公筷制)、生活習慣的變化(如洗手、個人衛生注重等)、醫療衛生預警機制的設立(由此也推動了不少行業的制度安排創建,如金融預警機制設立等)、社會醫療衛生保障體制的完善等。而這些制度的確立對國內經濟現在及未來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還有,香港禽流感發生之後,香港政府就在考慮如實施中央屠宰,以減少禽畜動物病毒傳染可能給香港帶來的威脅。目前,國內禽流感的出現,中央政府也出台相關的防範禽流感的措施及利益補償機制。可以說,這些制度安排的出現,不僅會改變民眾的傳統習慣、生活方式,而且也會改變相關的產業結構與市場結構,從而影響個體的經濟行為、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可以說,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無論是產品的生產還是銷售,其生產規模化、程序化、產品流通快速化、廣泛化已是大勢所趨,禽獸的飼養與銷售也是如此。這不僅提高了產品生產與銷售之效率,同時也加速了傳染病及病毒傳播的速度、範圍及突發性。當脆弱的生命面臨著這種挑戰時,我們要做的不僅在於研製出更多預防疫苗與藥品、提高醫療之技術,更重要的是如何來改進我們的制度,以便更好地保護民眾生命財產。這才是問題最為重要的方面。    
    (2004年2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6節 「負利率」對民眾生活影響不大

    近段時間以來,從央行報告透露的信息來說,2003年前8個月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持續小幅正增長,但從9月份開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經高達32%。2004年前2個月上升21%。由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已經超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負利率之聲、國內存款利率加息之論、居民儲蓄存款縮水之言,全國媒體一片驚呼。對我來說,這幾天,幾乎天天都有媒體記者來電話要我對此做解釋,要我對負利率對民眾生活及企業的影響做些解釋。    
    正如我早已撰文指出的那樣,就目前國內的經濟環境而言,由於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的幅度有限,從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傳統意義上的通貨膨脹,加上國有銀行改革的需要(因為在貸款利率放開,存款利率固定的情況下,上息不利銀行利潤的獲得),要推動國內房地產及消費信貸的發展(因為低利率既利於增加住房信貸消費,也擴大房地產企業的利潤空間),在目前的居民消費價格的指數水平上,正如行長周小川所言,國內升息的可能性不大。    
    當然,這些僅表明問題的幾個方面,還有,既然是負利率,為什麼民眾不從銀行大量地把個人的儲蓄存款取出投資其他地方,或購買耐用性消費品保值增值呢?為什麼對於個人的資產縮水的民眾會無動於衷而個人儲蓄存款照樣增加呢?為什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時正好國內股市上漲,但民眾不願把個人的儲蓄投入股市等。儘管有媒體聲稱,面對負利率有不少儲蓄存款進入了基金從而導致最近基金的火暴。但最近進入基金的個人儲蓄存款真的會很多嗎?與平常的時候相比又如何呢?其實,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只要好好地想一下,就會得到解答。    
    我們已經看到,2003年下半年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揚僅為32%,今年2月又有所下降。也就是說,在將來一段時期內國內CPI的上揚幅度是十分有限的。而且2003年以來的國內價格主要表現在與農產品有關的食品價格和原材料價格上,主要表現在與房地產相關的產業上。對於其他工業消費品來說,多數都處於供大於求的狀態。    
    對於食品價格的上漲,儘管其上漲的幅度達到30%以上,但是隨著這幾年來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民眾可支配收入增加,食品價格的上漲對城市居民生活的影響已經十分微小了。因為,一則隨著民眾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的飲食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眾對不少食品消費需求迅速減少;二則隨著民眾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食品在個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下降,這些都使得,即使2003年以來食品價格上漲很快,而民眾仍然對其價格變化不敏感。    
    對於房地產來說,它既是2003年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也是推高國內價格指數上升的最大因素。據統計,2003年全國累計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突破1萬億元,同比增長297%;房地產開發貸款為665735億元,同比增長491%;2003年個人住房貸款餘額達到1177974億元,同比增長4246%,2003年與1998年相比,增長了2664倍。最新的統計數據還表明,2004年前2個月城鎮投資增長53%,而房地產投資也達到1005億元,占城鎮投資總額30%以上,增長436%。而在全國各大城市商品房價格上漲到20%以上的城市比比皆是。    
    對於購房者來說,大致可以分投資性購房者與消費性購房者。對於投資性購房者來說,他們對房價上漲十分敏感,但是越是房價上漲越是他們進入市場的好時機,因此,這部分人對房價的上漲不在乎。對於消費性購房者來說,由於中國的商品房市場發展剛開始,多數消費性購房者都是第一次購房,加上他們付款的方式多是以通過銀行信貸的方式進行,因此,他們對商品房價格的變化也不敏感,多數人同樣會越是房價上漲越感到是進入市場的時機。同時,在全國城市居民人口中,一個時期內購房的居民人口所佔的比重一般不會太大。因此,對於這些不購房者來說,房價的上升同樣對他們不敏感。    
    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構成中,30%是食品,20%是服務,50%是工業消費品。現在總的格局是食品價格有所上升,服務價格相對穩定,工業消費品的價格持續下跌(商品房價格上漲除外)。也就是說,從整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構成情況來看,由於價格上漲的結構性特徵十分明顯,而且不具有持續性,而且物價向下的壓力依然存在。今後價格上漲會減緩,基於通貨緊縮仍然要加以注意。    
    這就使得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對民眾生活影響十分微小。看上去是進入什麼「負利息時代」,但是國內居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資產縮水,他們也不需要把個人的銀行儲蓄轉移到其他投資工具上。有資料表明,今年以來國內銀行個人儲蓄存款仍然源源不斷流入,而且銀行的個人存款額一直在不斷攀升。只要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後期國內通貨膨脹時的人都能夠憑感覺判斷目前個人資產是否在縮水。    
    目前,國內有不少媒體正在借助這種現象大力渲染負利率時代,渲染資產縮水,其實這或許僅是用一般理論來理解我們國內的經濟生活,或許是有一己之私,希望國內民眾的11多萬億儲蓄存款走出銀行進入股市或基金。如果是後者,國內民眾得當心點,不要太受各國媒體所左右,而是應該根據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來決策,是否為負利息個人完全能夠感覺到。    
    總之,儘管目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動對國內民眾的資產會有些影響,但應該說不會太大,負利率時代也沒有到來。國人不應輕易聽信他人如何分析,而應該從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中體悟經濟生活的真實,並根據這些信息做出好的選擇。    
    (2004年3月)    
    調整利息弊大於利嗎    
    在最近中央政府遏制固定資產快速增長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升息問題早就成了理論界最為關注與爭論的焦點。特別是從2003年9月以來,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就開始小幅回升,到2004年4月上升增幅達到38%(比3月份漲幅大幅上升08%)後,升息問題爭論更是十分熱烈了。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明顯上揚,通貨膨脹的問題隨之降臨,該不該加息,目前理論界明顯存在3種看法:一種看法是面對著過熱的經濟及通貨膨脹,面對著國內市場利率結構嚴重扭曲,升息對宏觀經濟調控能起良好作用,而且是市場經濟的法則;另一種看法是由於利率是由宏觀經濟走勢、市場資金供求關係和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利差來確定的,就目前中國情況而言,這3個因素都不支持加息。或目前中國經濟只是局部過熱,用調高利率來抑制投資過熱不是對症下藥;還有一種意見,就是提高貸款利率,存款利率保持不變。    
    對於升息問題,意見如此相左,孰是孰非,既無法用統一模式來斷定,也無法用某種實驗來驗證。每一方都能夠用一般性經濟學的理論、用現實某個側面來解釋各自看法的合理性,孰是孰非也就無法完全斷定了。但是,人們是否注意到了,上述的討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的,即目前國內的利率是一個完全的市場均衡利率。在這種均衡利率基礎上,市場對利率反映如何也就決定了升息的理由是否充分。    
    但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利率是市場均衡利率嗎?如果是,其市場化的程度如何?如果不是,上述幾種對升息討論意見的前提條件能夠成立嗎?如果目前國內利率是一種非市場利率,那麼利率的調整是必然之勢,無論是升息還是降息都是如此。可以說,儘管國內利率調整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它不僅表現為其效應多面性,也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涉及這些利益背後的角力,但是在一種非均衡或非市場的利率水平上,其資金的配置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對於一種無效率或低效率的利率水平,還有什麼不需要調整或變動的呢?    
    還有,從不升息的觀點來看,目前央行之所以不需要加息,就在於國內的經濟過熱或固定資產快速增長,主要在於行政拉動性的經濟增長,從而產品的價格上漲主要表現為政策性價格上漲。這種增長不僅表現為局部性、地區性,而且同樣可以通過政府行政的方式來化解、來調整。因此,最近政府所採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可以遏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對投資增長降溫等。正如最近出台的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控制投資過快增長的政策效應已明顯顯現,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會大幅放慢,而價格上漲過快的勢頭將會得到有效抑制,他們預計中國2004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不會超過3%。    
    再加上本幣與外幣之間利差過高可能產生的套利問題、國內企業與居民對利率變化的不敏感、國有銀行改革,升息正面的效應可能會小於升息的負面效應。如升息雖然可以控制部分行業投資擴張和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但會導致整個投資領域成本上升。這對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是相當不利的。二是短期升息會抑制居民的消費增長。這自然會減弱中國經濟增長之動力。三是升息對國內資產市場發展將會產生不利影響。有人認為目前國內資本市場股價持續走低,就在於市場預期可能升息的結果。四是升息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等。因此,央行升息是不理智的。    
    對於主張升息者的理由,就在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走勢,就在於投資高速增長。比如,如果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接近或達到5%的通脹臨界點,那麼升息就將成為可能。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升息可能增加投資成本,抑制投資。如果企業的融資成本過低,甚至處於極度「負利率」的情況,企業投資不僅會過度擴張,而且會讓銀行信貸進入資本市場。對於消費者來說,如果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過高,甚至出現負利率,那麼升息將提高儲蓄者的財富水平,有利於提高消費水平,更為重要的是,針對宏觀情況及時採取有效的經濟政策大大改善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從而有利消費。因此,在目前中國投資過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較高的情況下,升息是調整企業與個人經濟行為最好的方式。    
    對於上述兩種解釋,儘管看上去言之成理,但是它或是以制度的因素而忽略了市場的邏輯,或是假定在完全的市場體制下來討論中國的現實問題。實際上,這次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過快、銀行信貸快速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既有政府行政特別是地方政府之推動,也有市場之因素,而且市場供求關係之作用影響越來越大。如果政府僅是希望通過行政的手段來遏制目前國內投資增長過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升,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很簡單,只要市場有需求,壓制下去的投資在過了風頭之後又會東山再起。    
    還有,儘管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但中國市場機制不健全、非市場因素對經濟生活的影響仍然不小。如中國的制度誘致性的強制儲蓄的現象十分明顯,比如住房、社會保障、就業、教育等因素,迫使人們不斷地通過自身的積累來滿足這些方面的支出需求。一些制度性和金融結構性的因素對個人儲蓄與消費更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僅僅通過利率變化來改變人們儲蓄與消費傾向是不可能的。    
    正是這種制度與市場雙重作用,使得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結構處於嚴重扭曲的狀態下。一方面,在貨幣市場(同業拆借市場和銀行間國債回購市場)交易異常活躍、利率變化頻繁,市場決定了國債、企業債、金融債發行價格。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一出台,不僅導致了股市連續下跌,而且讓交易所債市一挫再挫、銀行間債市交易清淡、央行票據和國債一級市場中標利率迅速攀升,資本市場反應異常。    
    另一方面,對於銀行存貸款基礎利率水平來說,目前正在執行的銀行存貸款基礎利率水平是由前幾年為抑制嚴重通貨膨脹連續8次降息後形成的。為了推進利率市場化,央行選擇了在維持銀行基本存貸款利差條件下控制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的市場化取向。但這樣做必須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上,即銀行的商業化運作,公認的市場基礎利率曲線是商業銀行利率基準。實際上,這兩個條件都不能夠滿足。因此,在央行利率管制下,國內商業銀行的利率市場化程度很低。商業銀行獲利基本上是央行利率管制的結果(存貸利差如此之高,在國際上金融市場是很少的)。    
    正是在這種扭曲的利率結構下,不僅容易出現市場利率與銀行存貸款基礎利率之間扭曲或不同步,而且可能導致通過銀行貸款購買國債套利的不正常現象(銀行貸款利率低於國債利率),從而誤導投資者行為,削弱國家宏觀調控效果,甚至造成與宏觀調控南轅北轍的結果。因此,為了改善嚴重扭曲了的銀行利率結構,銀行存貸款利率的上升早就應該是金融改革的題中之意。    
    按照現代金融學的理論,利率是資金的價格,它反映了資金的供求關係,也可調節資金供求關係。但是,在政府的管制下,這一利器的武功在中國盡廢,即資金價格的扭曲,自然對資金供求關係也就無法調節了。如到2003年底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存差達5萬億,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隨處可見。如2004年以來,央行出台一系列信貸緊縮的政策,居民存款增長因此減緩等。    
    還有,一般來說,利息高低是與整個社會投資回報率相關聯的,社會投資回報率高,利息就會越高;社會投資回報低,利息就會低。但目前的情況與這種理論相去很遠。幾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低利息狀態下,而實體經濟一些熱門行業的投資回報則要高於利率好幾倍。如鋼鐵,2003年的平均投資回報率達12%,高的則達22%,房地產會更高,但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到2個百分點。    
    因此,從目前中國的經濟過熱來看,升息應該是早就發生的事情,儘管有人會找種種理由認為升息對這次經濟過熱效果不大,但是不升息對國內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會更多些。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經濟是否過熱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市場有沒有有效的需求。如果市場有有效需求,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再高一點的經濟增長率及投資增長率也沒有什麼。如果市場需求是一種虛假的需求,那麼經濟增長率不高同樣也會出現經濟泡沫。而目前中國經濟過熱的源頭是房地產,房地產過熱就在於房地產個人消費信貸的過熱。而房地產的個人信貸成倍地增長就在於房地產信貸利率過低。    
    無論是從房地產消費來說,還是從房地產投資來說,目前國內住房市場的熱銷僅是以往「存量需求」的釋放,而不是潛在需求真正地轉化為有效需求。而這種存量需求的釋放又基本上依賴於銀行信貸及代際的收益轉移來完成的。如果銀行升息,對市場影響最大的就是個人房地產信貸市場,把虛假的需求轉變為真實需求。在此,最近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檢驗標準,就看一看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能否調整下降,如果國內房地產的價格還是以往那樣不降反升,那麼這就說明這次政府宏觀經濟調控失敗。反之,這次政府宏觀調控成功,而國內房地產熱降下來,最為重要的就是通過升息的方式來減弱個人房地產信貸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銀行升息是遏制投資過熱、經濟過熱最為便利、成本最低的一種方式。    
    (2004年6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7節 「江蘇鐵本」事件後的思考

    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由於違規建設鋼鐵項目終於在一路狂奔之後,轟然倒下,而與「鐵本事件」有關的8名當地要員也受到了嚴厲的處分。有報道指出,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嚴肅法紀、依法行政的決心,也是當前加強宏觀調控、保持政令暢通的一項重要措施。    
    因為,從鐵本公司轟然倒下的情況來看,它嚴重違反國家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的有關規定,未取得環保部門批復環境影響報告書擅自開工建設;違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動工建設,違法佔用土地6541畝,其中耕地4585畝;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大量流動資金貸款。    
    但是,為什麼一個如此巨大的投資項目能夠輕易地立項?一個如此巨大的工程能夠在短時期內開工並大干快上?一筆如此巨大的銀行貸款會源源不斷地流入鐵本公司?這些不僅在於鐵本公司在一道又一道的關卡或環節上的違法亂紀、欺騙包裝,而且在於當地的政府、當地的銀行逐利與失職,如果不是鐵本公司、當地政府、當地銀行三者合力而為,光是鐵本公司本身是無此通天之本事的。    
    對於國務院對鐵本事件處置的意見,儘管當時國內媒體一片肯定,高呼政府能夠雷厲風行、令行政通、對一些嚴重的違法亂紀事件給予嚴肅查處、並要求相關官員承擔其責任。但是,這樣做除了起殺一儆百之效應外,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是否有比這種處置更好的辦法呢?如果有,這樣的處置方式是否會有點過急了呢?作為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它的行為不僅僅在於如何政通人和,更重要的是如何通過這種政通人和讓整個社會的利益最大化、讓民眾的利益不受到損害。而對鐵本事件的處置,一聲令下就讓幾十億財富付之東流,這樣做最後埋單是誰?因此,對於鐵本事件,最好的辦法就是如何把鐵本事件的損失最小化,即不是把鐵本公司投資項目停止一了百了,而是把已經誤入歧途資源經過整合後納入合法有效的軌道。    
    當然,鐵本事件損失的最小化還應該表現在對該事件的深刻反省上,以便舉一反三地來檢討該事件產生的原因。看看該事件是何種原因引起的,是現行制度安排上的問題與缺陷,還是人為之原因?如果是前者,我們應該如何來改進,以便今後這樣的事情少發生或不發生。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應該通過什麼方式來監管、來糾正?    
    從已有的評論來看,鐵本事件的原因就在於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嚴重失職、在於企業涉嫌違法亂紀,但這只涉及事情的表面,根本沒有把握問題的實質。因為,在現行的體制下,這些都是當地政府、當地銀行及企業最優行為選擇。如果當地政府的理解真的是失職、當地的銀行真的是面對巨大的信貸風險,鐵本公司想通過任何一種欺騙的方式來矇混過關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現行的幹部考核體系下,幹部的業績就在於當地經濟的發展,而當地經濟的發展就在於該地一年一度的GDP與財政的增長。而要達到該目標就得上企業、上項目。至於從長期及民眾的利益看,這些項目與企業有多少負面影響都不是地方政府考慮的問題。試想想,揚中這樣一個小小的地方,有一個840萬噸的大型鋼鐵聯合項目上馬,當地政府豈能不歡迎?鐵本項目上馬既然對當地GDP與財政增長如此重要,那麼地方豈能不千方百計幫助企業突破種種中央政府設置的障礙及大開綠燈?不要說,揚中市的地方政府會這樣,我想,在目前中國現行的體制下,這樣一個大項目在其他地方同樣也會大行其道,甚至會比這更加嚴重。    
    對於四大國有銀行的下屬分行來說,一方面他們的人事安排與地方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必須降低不良貸款率與追求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分行必須與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協調,必須圍繞著地方政府工作而為,這樣才能夠找到地方銀行的利潤增長點。而這些行長們在短期行為的驅使下,對長期項目、大項目都是他們貸款行為選擇的最優點。以鐵本公司原有的業績(特別是去年鋼鐵利潤超速增長)及當時國家經濟發展形勢,當地銀行對鐵本公司關注也理所當然。因為,在他們看來,對鐵本公司信貸能起一箭雙鵰之效。    
    對於鐵本公司來說,現在看來,它們是涉嫌違法犯罪,如環境保護問題、偷稅問題等等。但是,對於發展中的中國民營企業來說,這些問題都是十分普遍存在的事情,而且比其嚴重得多。如果不是這次檢查把事情披露出來,鐵本公司豈會因為這些問題而遭到處置?如果這個項目能夠上馬,肯定是一俊遮百丑。因為,從市場邏輯來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它的本性,問題是如何讓這種本性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也就是說,鐵本事件之所以產生完全是我們現行制度安排使然。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本屆政府業績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的目標,追求大項目、長項目是當地銀行的目標,而鐵本公司的大型鋼鐵項目上馬正好滿足當地政府與銀行所要達到之目標。    
    可以說,如果對現行的地方政府考核的標準及政府職能不改變、對地方銀行的考核指標與人事安排制度不改變,即使對鐵本公司處置看上去會起殺一儆百之效,但實際上會事過境遷,只要這次宏觀經濟過熱整頓之風一過,這種情況又會死灰復燃。依法行政、依法辦事,並不在於如何對企業進行嚴厲管制、並不在於政府部門有多少權力,而是在於政府如何制定好市場運作規則,讓企業行為有則可行,在於政府如何來保證與監督所制定的規則認真履行。這才是鐵本事件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2004年5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8節 從國洪起系列案件看政府與法院的職能

    近期,《中國青年報》等媒體相繼報道的國洪起系列犯罪案件,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其涉案金額之大、地域與行業分佈之廣、手段之隱蔽,是令國人十分震驚的。有媒體指出,國洪起一夥人,憑借盜來的巨大財力為後盾,仰仗著威力巨大的社會關係網為其做保護傘,已經形成了一股「白領黑勢力」。    
    國洪起,本來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事發後才知道他控制的資產遍佈北京、香港、深圳等10多個省市,資產額高達80多億元。有報道指出,國洪起的犯罪領域涉及金融、房地產、建材、化工等行業。他斂財的主要途徑是通過與掌握公權力的人合謀,如何以合法外衣為掩護來盜竊與掠奪國家與他人之資財。如國洪起利用國債回購業務,勾結證券公司的內部人員,從證券公司盜走的資金高達20多億元,然後把這些資金都打入國洪起控制的企業。並以此建立資金鏈條,肆意擴張,從而編織起一個巨大的關係網絡,進行一系列掠奪性經營。    
    對於國洪起系列案件,我們如何來認識與反思?僅是用一個「白領黑勢力」就能夠表明其實質嗎?國洪起的一系列犯罪活動,時間之久、範圍之廣、涉案金額之高、影響之大,其深刻的社會與制度背景是什麼?僅用一個「經濟轉軌」就可以一了百了的嗎?    
    實際上,用一個「白領黑勢力」或「經濟轉軌」既不能夠表明什麼,也沒有把握問題的實質。國洪起許多犯罪活動之所以能夠得逞,最為重要的就在於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了,政府職能的轉換仍然十分緩慢;就在於靠近公權力的人總是希望如何通過所掌握的權力來為自己謀利,來轉移或侵蝕國有或他人之資產。而對這個問題認識不清,就無法揭示問題的實質,我們的法律再多,也只能成為有權者的少數人謀利之工具。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為什麼一些國家經濟能夠走繁榮富強之路,而一些國家則不能,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這個國家是否有一個「市場擴展性政府」。而這個「市場擴展性政府」最基本的職能有三:一是個人產權清楚的界定及有效保護;二是必須保證市場的交易合約有效履行;三是保護個人財產不受掠奪。也就是說,一個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的政府的基本職能應該是:制定市場的產權規則與交易規則;保證規則及合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財產不受掠奪。以此來對照國洪起犯罪活動,其問題的實質就是政府職能界定不清,從而使國洪起犯罪活動有機可乘,從而使得可以通過用金錢來操縱我們政府的權力,化公權力為他們犯罪所用。    
    比如,發生在北京的嘉利來股權轉讓事件,北京市政府的職能部門在保護合約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財產不受掠奪上就存在著與市場邏輯和經濟邏輯完全相悖的行為。而這些行為並非國洪起有多少能耐,更不在於我們政府的工作人員素質或道德水平如何不好,更不在於我們現行的法律制度有多少不健全,最重要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政府職能界定不清。    
    嘉利來股權轉讓事件是國洪起系列犯罪案件中的一個十分典型的案例。1994年9月北京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開發綜合經營公司和香港嘉利來集團公司簽署了《中外合資北京嘉利來房地產有限公司合同》,準備在北京建設一座集酒店、寫字樓、公寓、商場為一體的大型房地產項目「嘉利來世貿中心」。合同詳細規定了各方所要履行的權利與責任。在開發初期,合同的履行還較為順利。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由於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得該中心的開發不得不停止。2000年開始,北京房地產市場開始好轉,合同的溢價開始顯現出來,合作雙方的矛盾也開始尖銳起來。後來,經北京市政府幾經協調,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2001年7~8月北京市工商局的辦案人員以嘉利來公司註冊資金是人民幣而不是外幣為理由(相關法律的規定也要求外商出資必須是外幣),強制要求北京幾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撤消三份驗資報告的聲明。北京市工商局以嘉利來公司沒有出資為理由,向合作公司發出限期出資通知書。2001年9月25日,北京市工商局發給嘉利來的限期出資通知書到期。二商集團的人就到了北京工商局和北京市經貿委,通過政府文件方式,把嘉利來公司的股權變更給美邦亞聯公司,從而使得嘉利來公司股權被完全掠奪。原來的公司也更名為「北京美邦亞聯房地產有限公司」,北京市工商局並在兩天後就發給該公司營業執照。2002年7月美邦公司在香港簽署《股份和債權轉讓合約》,一份合同轉手就獲利6000萬元。    
    後來當嘉利來公司發現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之後,2001年10月嘉利來公司對北京市經貿委與工商局的作為向國家外經貿部與國家工商總局提起行政復議。2002年7月外經貿部做出行政議定書,撤消了北京市外經貿委的627號批復,指出北京市經貿委的文件「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正確」。但同時,北京二商集團對外經貿部做出的行政復議決定不服,向北京市第二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場二中院判決商務部敗訴。    
    對於這樣一個案件,本來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件,政府在該案件中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也是十分清楚的(保護合同的有效履行、保護個人財產不被掠奪)。因為,1994年9月三方簽訂的合同完全是三方自願完成的合同,合同權利與義務也完全是由當事人三方來完成。因合同的不完全性導致的爭議也應該由合同當事人三方來協商解決。如果三方無法達成大家一致的協議也可能由第三者來仲裁,而不需要政府通過紅頭文件來修改與調整合同。    
    但是,在國洪起的操縱下(後來才知道的),北京市工商局與經貿委不僅不去保證合同的有效履行,反而通過紅頭文件撕毀了原來的合同,並未通過當事人便與其他公司簽訂了新的合同。從整個事件來看,看上去是披上合法外衣,新的股權變更完全是按照政府紅頭文件走,但是實際上整個事件完全是國洪起一手操縱的結果。    
    首先,為什麼北京市工商局強制要求北京幾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撤消關於合作公司的原來三份驗資報告的聲明,並把這個強迫下做出的聲明作為嘉利來公司沒有出資的依據?為什麼這聲明一到手,北京市工商局隨之就向合作公司發出限期出資通知書(其實早就注資,只不過是人民幣)?為什麼這幾份強制性出具的聲明會成了北京市工商局與經貿委出具政府紅頭文件的主要依據?    
    以此為理由,一場神奇高效的「公文傳遞」在二商集團、香港美邦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外經貿委之間展開。2001年9月26日一天之內,就完成了二商集團向北京外經貿委發出合作公司重組合同、章程及董事會組成的申請;完成了二商集團、北京華安、香港美邦三方簽署合作公司股東變更重組、合同修改、公司章程修改三個協議;5天時間,便完成了從變換股東申請到領回新營業執照的全部內容。而這一切,作為大股東的嘉利來公司竟全然不知,期間也沒有接到任何人的通知。而美邦公司拿到原屬嘉利來公司的股權後,急匆匆在香港開始轉賣,10月2日轉賣到嘉利來公司時,嘉利來公司才看到北京外經貿委的627號批復,知道自己權益被別人賣了。當國家外經貿部依法撤消627號《批復》,則又可輕易調動法院來裁決國家商務部敗訴等。    
    在這些完全與市場邏輯與經濟邏輯相悖的東西都彙集到嘉利來事件中,如撤的一份合同當事人完全不知曉;出具的會計驗資報告會由於政府部門強迫收回;新股權轉讓僅一紙便條就可以形成正式文件,並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獲得新合同的公司一獲得合同就迫不及待地要把股權轉讓,而這個合同在香港市場交易,即刻就一夜暴富;北京的審計機構拒絕對二商集團的財務狀況進行審計;北京中院對不利的這個合同的轉讓裁決文不對題等。    
    可以說,2001年以來嘉利來事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表面上是合法的,是在政府紅頭文件下來做的,但是實際上完全是在國洪起操縱下一個個就範的結果。如果不是國洪起的操縱,其中的故事不會那樣巧合,也不會那樣不符合市場邏輯。事實上,最近國洪起接二連三所暴露出來的案件都說明了這點。    
    對於這種用金錢來操縱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不僅可能使得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國家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嚴重腐蝕國家政府工作人員;而且使得政府職能扭曲、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缺失,對於社會經濟生活造成嚴重負向影響。    
    總之,對國洪起案件的深刻反思,就得從政府職能的轉變角度來思考,就得讓政府職能真正轉變到為社會經濟繁榮服務上來。在這種前提下,像國洪起這樣的犯罪活動就無法隨意操縱公權力來為他們犯罪活動服務。而對人民法院來說,它是社會公正、正義的最後庇護所,它具有的就是社會的公正與獨立,如果我們的人民法院離開這一點就法無所法了。同時,轉變政府職能,還得對政府職能進行嚴格監督與問責,對那些敢於利用公權力謀私者嚴查、嚴懲,不得讓這些人僥倖過關。只有這樣才能對國洪起類犯罪活動起警示作用。否則,如果讓這樣重大的案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無法向社會交代,也會對後來者起不良的示範作用。    
    (2004年5月)    
    官員下海經商該鼓勵抑或制止    
    無論是安徽蕪湖的「紅頂商人」事件,還是浙江大量的幹部下海經商及四川省委組織部發佈文件制止公務員亦公亦商,這些都說明一個問題,即掌握公權力的公務員如何運用公權力與私權力的事情。如果公務員下海經商僅僅是如何把在公務員崗位上所獲得的公權力轉化為私權力,如何把國家的財富轉化為個人的私產,那麼這種下海經商就得制止,就得以制度來限制這種公權力濫用;如果僅是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一種選擇,那麼這不僅有助於打破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改變社會資源過分集中在政治領域的狀況,有助於建立一支精幹、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則也會改變民營經濟參與者的成分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但是,從以往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來看,前一種情況更多,而後一種情況不多。因為,在中國,有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即中國經濟仍然是一個以壟斷性主導的市場經濟。在這種壟斷性的市場經濟中,社會資源為權力所主導,權力成了獲得財富最為便捷的途徑。有時候,獲得財富多少往往是以靠近權力的遠近來決定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整個經濟發展一直處於轉軌經濟的過程中,當舊的制度規則被打破、新的制度規則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靠近權力的人總是會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把社會財富攫為己有。從價格雙軌制開始,到公司上市、國有土地進入市場,一批一批的富翁就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看看2003年中國百名富豪的排名榜,有半數以上來自於房地產業,何故?因為房地產所需要的土地為政府所有也。這些國有土地沒有權力或靠近權力如何可獲得?沒有土地房地產公司能夠成立嗎?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不少政府往往會以公眾授權的方式,從左手把社會大量的財富聚集在自己手中,從右手把這些財富轉讓給少數人。比如上海的周正毅、許培新等之所以能夠短時間內富裕起來,就完全是通過政府權力斂財的結果。看看上海城建局的0089號文件,問題就一目瞭然,即在目前的情況下,通過權力才是致富之路。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權力是獲得財富的捷徑。    
    怪不得有不少民營企業家向我抱怨,你想在國內市場發展好,不靠近權力就寸步難行。任何一家企業,或者經營任何生意,如果不跟權力結合起來,你要很好地把這個項目或這個企業做好並進行下去都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與困難,因為整個政府的權力對現實的經濟活動,滲透得太深。權力一進入經濟領域,不僅市場經濟不成為市場經濟,而且社會的財富就會通過權力以各種方式轉移到少數人手中。不少政府官員之所以願意下海經商,就是因為他們看到國內經濟生活中這種最為基本的特徵。    
    可以說,目前所流行的「紅頂商人」事件及官員們下海經商,並非是如何運用私權力按照市場運作規則來創造財富,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於公權力來為個人經商服務,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於以往職務所建立的關係為經商服務。如果這樣,這與傳統社會中的權力運作,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力運作就沒有多少差別了。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隨處都是,權力跟金錢的交易一直都在進行。比如,封建專制社會裡,一些商人有了錢就會用錢買一個官,然後又通過做官所掌握的權力或斂財,或做官後又去從商,利用個人的關係借助公權力為個人經商服務。    
    因此,對於官員下海經商的問題,我們並非鼓勵或制止,而是如發達國家那樣,用制度嚴格地界定公權力和私權力,即堅決官商分離,嚴禁政府官員兩棲化,既從政又經營自己的企業。這裡,公權力是什麼?它從哪兒來?它的功能與服務對象是誰?它要達到的目標是什麼?等等。大家應該比較清楚,無論是從合約論還是從暴力論來說公權力是來自社會大眾的,是社會大眾轉讓出來的,因此它只能為社會與大眾服務。私權力是什麼?它是個人通過市場方式展現出來的能力,無論實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源都是如此。對於這些權力,一個企業家,你怎麼使用都沒有關係,只要在既定的制度範圍內,你怎麼做都沒有問題,掙多少錢都沒有問題。在市場體制下,並沒有因為你財富增加了,市場就要來限制你。    
    在發達的市場體制中,公權力和私權力有明顯不同,它有個清楚的界定,你如果要從政,你就得把你的財產,你的整個企業或者委託出去,或者交給他人去做,不要說我從政以後,還要經營我的企業,因為如果你不把你的企業委託出去給他人做的話,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衝突隨時都可能發生。比如說你可以通過立法的方式制定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與法規。你也可能通過權力的方式來影響你經營的好壞。這些都是與民主政治相悖的。同時,如果官員要下海經營,就得給予時間與範圍上的限制,在多少時間內不能夠從事哪個方面的商務活動,否則就要受到嚴厲處罰。    
    還有,如果公權力和私權力混在一起,就會出現許多解釋不清楚的問題。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一個證監會的官員要辭職下海經商,然後他立即進入一家證券公司工作。本來這是一家經營嚴重虧損的公司,但是當他一進入這家公司後,整個公司局面馬上改觀。由嚴重虧損轉變為大贏利,其官員收益一經商就幾十倍地增長。現在我們要問的是,這家公司能夠如此轉變,是因為該官員進入這家證券公司而該公司經營管理改善、市場競爭力增強,還是說因為該官員利用了他原來職位上的權力,或用權力與金錢交易而導致的結果呢?特別是目前金融資源基本上還是政府壟斷的情況下,要對這種公權力與私權力嚴格區分是相當困難的。即使該官員真的沒有為利用他原有的行政資源為他的公司謀私利,別人也會懷疑。因此,對官員下海經商,對公權力與私權力的嚴格區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國家對這些問題沒有很好的界定,沒有好制度安排與監督機制,那麼公務員下海經商只會導致更多公權力與私權力之間的衝突與問題,其弊大於利。因此,在現在的條件下,不是鼓勵政府官員下海經商,而是要求政府官員做好其本職工作、發揮其人力創造條件,讓他們在其職位上工作得心安理得。同時,對於那些既沒有能力又不願意從政者,給出一「台階」,讓他們縱身跳進商海,為實現自己的另一種人生理想奮力遨遊。但是,政府官員辭職下海經商,必須給予他時間上與範圍上的限制。比如,在哪個部門工作的官員在多少時間內不得從事哪些方面的經商活動,以免減少利用他此前在做官時建立的各種關係從事不正當經營,或者說減少一些政府官員在從政時為自己下海經商創造種種利用公權力的條件。    
    總之,在市場體系下,政府官員下海經商並非是鼓勵或制止那樣簡單,而是應該制定相關的制度規則來界定公權力與私權力,保證公權力不會由於政府官員下海經商而濫用之。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其他就不會太重要了。    
    (2004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9節 確立「以人為本」的金融市場

    在舉世矚目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受到了廣大代表們熱烈的好評。因為該報告不僅表現一個「實」字,而且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而「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正如溫家寶總理早些時候指出的那樣,「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是我們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要求,應當從現在具體事情做起,貫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貫穿到我們各項工作中去。」    
    也就是說,「以人為本」,就是如何讓執政黨的政策來解決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比如,征地中侵害農民利益問題、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城市民眾失業、社會醫療保障等。「以人為本」不僅是我們執政黨的理想,也是執政黨如何把理想轉化為現實,把理想轉化為民眾生活的點點滴滴。而在發達的市場中,個人點點滴滴的需求也是市場繁榮的泉源與動力。    
    因為,在市場體制下,為什麼社會資源能夠有效地運作?就在於無論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還是產品的消費,都是為滿足人的種種需要而來。離開了人的最終需要,任何產品或任何經濟活動都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都不可能找到所需要的市場。而我們的經濟發展都為提高民眾的福利與生活而來。如果離開了民眾生活,經濟既無意義,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又在於市場為每一個人提供發展其潛能的空間。在有效的市場中,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的約束條件下找到適合自己發展與工作的空間。這就是市場中「以人為本」的真諦。    
    對於金融市場來說,「以人為本」意味著什麼呢?是上市公司在市場融集低成本的資金嗎?是銀行獲得最大化利潤嗎?是投機者可以使市場翻江倒海嗎?等等。其實都不是,金融市場的基本功能就在於滿足人們的消費偏好,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而設;就在於讓投資者進入市場後能夠獲得合理的回報,而不是千方百計地來掠奪投資者的財富。如果金融市場以此為鵠,那麼要實現市場的繁榮與發展是不可能的。    
    對照香港與國內股市,為什麼香港股市投資者魚貫而入,而國內股市投資者則敬而遠之,何也?就在於兩個不同股市給予投資者的回報不同也。如2003年底,香港股市的市價總值557萬億港元,9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1639億港元,整個市場的投資回報率為294%,而香港銀行的存款利息為零。34家恆生指數成分股年底市值388萬億港元,全年派息1316億港元,投資回報率為339%。也就是說,投資者進入香港股市,即使他不能夠從炒賣股票中獲得收益,但基本的回報不會少。    
    對於國內股市,2003年底流通股市值132億元,12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派息約460元,流通股股東獲得153億元,扣除稅收後回報率為09%,而國內銀行利息扣除稅後158%。試想,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如何願意進入風險高的股市。對於國內資本市場來說,無論誰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其他任何東西都不重要,最為重要的是投資者進入股市不能得到應有的回報,甚至隨時都有可能受欺騙。如果投資者進入市場之後不僅沒有回報,而且其財富隨時都可能受到掠奪,那麼最好的口號都無濟於事,「以人為本」也只能是一句空話。    
    還有,對於國內居民11萬多億的儲蓄來說,為什麼民眾寧可低收益或負利息存款於銀行而不進入其他金融市場呢?是市場沒有對資金的需求嗎?是民眾不想更高的投資收益嗎?非也。在中國,儘管這幾年從資金層面上來說,資金的稀缺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仍然十分困難。有許多企業家不少好的項目由於融資集資的困難而夭折。對於民眾來說,他們都希望尋找到安全性好、收益高的投資渠道。特別是隨著國內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民眾為了減少自己財富的貶值,更是需要好的投資渠道,如目前基金市場的基金賣得火暴,就是與此相關。但是對國內的一些金融市場來說,無論如何提倡,民眾就是不敢進入,何也?問題就在於這些市場不能從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讓投資者獲得合理的回報也。特別是不少金融市場的繁榮往往是以犧牲民眾利益而發展的。    
    那麼,以上金融市場的現象問題出在哪裡呢?就在於以往不少金融市場的規則,在制定規則時,不是從民眾利益來設立規則,沒有制定保護民眾利益的制度。因此,對政府來說,「以人為本」,就是作為金融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及維護者的政府,在金融市場規則制定時,就得從民眾的利益出發,如何制定有利於大眾利益的規則,特別是如何通過規則的制定來保護弱勢金融市場的中小投資者利益,如何來減少市場力的不對稱性、市場信息的非對稱性、市場運作無效性。比如,對於國內證券市場來說,不僅有制度規則讓民眾能夠分享國內經濟發展成果,而且要設立制度來保證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受到侵犯後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得到補償等。    
    而對民眾利益的保護不僅表現在對民眾利益受到重創後的補償與糾偏上,更重要的是為每一個人的潛能發揮提供點點滴滴的便利。為民眾經濟生活權利的空間張揚提供有利的環境與條件。比如金融市場的發展就應該多方位全面的發展,以便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再比如國有股減持問題,政府就不應該與民爭利,在還富於民的基礎上形成國有股的減持方案。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可能達到多方利益博弈共識。還有,金融市場的「以人為本」,政府並非僅是一些原則上的理念,而是一點一滴地體現在政府與民眾交往的關係中。如約束政府的權力、減少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減少一些部門對政府權力濫用等。    
    總之,政府把「以人為本」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之核心,這是人類文明社會的主要標誌,而人類文明就是把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利益具體化在政府政策中,表現在民眾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而把「以人為本」的理念落實到金融市場,就得以投資者利益為本位,無論是市場建設、制度安排,還是法規的設立等方面都得從投資者利益出發,既要讓市場的投資進入市場獲得合理的回報,也要保證他們進入市場後其財富不會受到掠奪,財富掠奪後能夠得到補償。    
    (2004年3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50節 法律公正為社會秩序的核心

    早些時候,在東北某地,一寶馬車主人由於一農民的拖拉機碰了一點她的車而把農民撞死,但此事沒有下文;最近《京華時報》又刊登了北京一寶馬車司機闖紅燈肇事後對記者大打出手,肇事者則神氣十足。同時,又看到美國媒體的一則報道,美國的「家政皇后」斯圖爾特由於妨礙司法公正和在選擇特定時間拋售股票的問題上對政府撒謊等而面臨著牢獄之災。    
    幾件事情,儘管看上去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從實質上來看,其核心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秩序用什麼來維持。它可以是用權力、金錢、個人身份、道德、宗教、合約及法律等。而不同的維持方式也就決定了人們的行為如何。    
    在以權力維持秩序的社會裡,整個社會的資源都以權力來分配,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權力的附庸。在這種情況下,一則整個社會資源不可能有效運作,因為任何權力都不可能有效地計算個人的真實需要;二是個人的潛能會受到壓抑,個人沒有動力努力工作;三則個人為了獲得權力,暴力一定會盛行。整個社會秩序或是在專制高壓統治下或是戰爭暴力盛行,個人的生命受到嚴重的踐踏,如以往的伊拉克。    
    在以金錢維持秩序的社會裡,錢是個人財富、社會地位、行為方式的象徵。錢可以決定一切、主宰一切、奴役一切,視制度規則為無物。一個人只要有了錢就可以為所欲為。在這種社會中,由於以錢為主宰,個人的一切都完全物化為錢,人不僅成了金錢的奴隸,由金錢來支配個人的一切,而且使人成了一個沒有人格、沒有人性、沒有情感的冷冰冰的人。在他們那裡,既沒有社會制度與規則,更沒有社會公德。    
    既然錢能夠主宰一切,那麼逐利求錢就成為人的本性。個人為了獲得錢就會不惜採取種種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來獲得財富。如果權力能夠獲得錢,人們就會攫取權力;如果暴力能夠獲得錢,人們也就會行使暴力;如果交易能夠獲得錢,他們就會進行交易等。在這樣的社會裡,整個社會的秩序一定會是貪污腐敗、暴力等行為氾濫。    
    而在一個法治的社會裡,個人的活動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進行,社會秩序以法律制度來維持。個人之間關係以合約來連接,平等、互利、自願及相互尊重。政府的作用則是制定產權規則、保證合約的有效履行及個人的財產不受他人侵犯。    
    用上述理論來對照文章開頭所看到的幾件事情,我們就會看到,這些開寶馬車的人,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最根本的就是以錢來衡量人的行為。在這些人看來,有錢就可以決定一切。有錢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有錢在社會上可能搞定一切。別人不可負她(他),而他們卻可以任意主宰他人,甚至主宰他人的生命。    
    不就是農民拖拉機碰了寶馬車一下,他們卻可完全喪失天良地把人壓死,還聲稱可以花錢了卻此事。北京的寶馬車肇事者,本來是打著手機闖紅燈已大錯,女肇事人對來報道該事的記者大肆辱罵,大打出手。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不僅說明這類道德水平之低,根本沒有現代人的文明素質,而且說明了他們竟敢在公共場所用暴力來對抗記者,大打出手,希望用武力征服他人。他們之所以敢這樣做,最重要的就在於他們希望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用金錢來擺平,金錢可以衡量一切。至於其後來處理的結果如何,國人目前還不知道,但是有一條,如果我們的社會都以錢來作為衡量一切的準則,視制度與法律為無物,那麼我們社會不僅會走向物慾橫流的社會,而且會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而行,使我們的社會變成沒有公理、沒有正義、沒有人的尊嚴的社會。有的只是錢、錢、錢!而錢也只有通過權力與暴力來獲得。    
    至於美國的「家政皇后」斯圖爾特事件,不在於她過去對社會有多少貢獻(曾教授人們如何創造完美家居生活而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明星),不在於她所擁有的財富有多少(她擁有一個價值數億美元的公司,曾被譽為美國第二富婆),也不管他在特定的時間裡拋售股票所獲得的利益那樣小(僅20多萬美元),只要是她的行為與社會的公正、法律的公正相悖就得承擔自己行為之責任,就得面臨牢獄之災。這也說明了,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一樣,誰也不可超越法律的尊嚴與平等。也正是在這基點上造就了美國社會的現代文明與經濟繁榮。    
    在中國,儘管20多年來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誰也不可否認。特別是歧視性地對待農民、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盛行、社會公德缺失等等,何也?人們沒有以法律公平來維持社會秩序的觀念,沒有把法律的公平具體化在我們政策與行為的方方面面,這樣總會有人以種種東西凌駕於法律公平之上。事實上,離開了法律的公平,要形成現代文明社會的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對寶馬肇事者的行為不僅值得我們社會深刻反思,而且應該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則來對這種行為進行嚴厲懲罰。如果我們社會讓這樣的行為囂張,不僅現代文明社會秩序不能建立,政府「以人為本」的觀念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004年3月)

<<生活中的智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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