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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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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統治下的中國古人 漫無邊際的中國皇權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先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7世紀初的英國。當時,英國處於國王詹姆斯一世的統治下。1608年的一天,詹姆斯一世忽然心血來潮,想去皇家法院親自審理幾件案子。

  一進皇家法院,正好碰上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等詹姆斯一世說明來意,柯克卻略帶遺憾地說:「對不起,陛下!我很理解您的意圖,但是您沒有審理案件的權力!」國王聽後大怒,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便厲聲質問柯克法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個英國都在朕的統治下,區區幾樁案件,朕竟然無權親自審理,這是哪門子道理?」

  柯克法官畢恭畢敬地聽完後,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請您暫息雷霆之怒,容臣稟告!陛下,您是國家元首,總攬國家的內政、外交大權。但是,您要親自審理案件,卻是萬萬不可!」

  「哈哈,國王不能親自審理案子,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大法官閣下,我國的法律歷來是以理性為依歸,你不讓朕審理案子,是否認為朕智商低下,不如你和你的同僚有理性?」

  在國王的步步緊逼下,柯克並不退讓,反而說出了下面一番話:

  「不錯,陛下您確實是知識豐富,而且天資聰穎。但是,陛下對英國的法律並不精通,而法官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財產,只靠自然理性是不夠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要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在沒有達到精通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審理案件。陛下,不知您意下如何?」

  「這……」聽完柯克的話,國王的口氣頓時軟了下來,「愛卿,你說得不錯,句句在理,於我心有慼慼焉,真是國家的棟樑之材啊!」國王一面打著哈哈,一面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然後就打道回宮了。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的德國。

  1866年10月,在一大群文武百官簇擁下,威廉一世來到波茨坦行宮。此公向來剛愎自用,早就因為血腥鎮壓1848年革命而得了一個綽號——「炮彈親王」。現在,這位「炮彈親王」已經貴為普魯士國王,在兩個月前他又被推舉為北德意志聯邦主席,更是威風得不可一世。

  這一天,威廉一世興致勃勃地登高遠望,忽然發現宮牆外面不遠處聳立著一座舊磨房,擋住了自己的視線,真是掃興!於是,他就派一個大臣去和磨房主交涉,準備把磨房買下來,然後拆毀。

  不料,磨房主卻不識抬舉:「這磨房是我們家祖傳的產業,是無價之寶,我要把它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威廉一世也不氣餒,又開出很高的價錢來。可是,這位磨房主就是「死心眼」,偏偏不肯買他的賬。威廉一世勃然大怒,便大手一揮,派人強行拆掉了磨房。

  沒想到,第二天,磨房主就將威廉一世告到最高法院。結果,幾位法官一碰頭,作出判決:國王違反了法律,必須重建磨房,並賠償磨房主的損失。威廉一世知道後,苦笑著說:「唉,我這個國王有時也會頭腦發熱,做下一些錯事。幸虧我國還有這麼好的法官,能夠剛正不阿地辦案,實乃國家之幸!」於是,威廉一世命人重新建造了一座磨房。

  讀了這兩個故事,我實在是大惑不解:都是專制君主,為什麼人家的「國王」沒有我們的「皇帝」威風?看上去,詹姆斯一世和威廉一世都還挺遵守法律的。在封建社會裡,法律不是君主統治老百姓的工具嗎?

  貴為「一國之尊」,詹姆斯一世想去法院(而且還是皇家法院)親自審理案子,這件事無論是對法院,還是對法官,都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情,對於英國今後的司法工作也會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指導意義」,所以柯克法官真應該列隊歡迎國王。可是,詹姆斯一世卻在這裡吃了一個「閉門羹」。這位柯克先生是不是有兩個腦袋,竟敢對國王說「不」?他膽大包天,就不怕詹姆斯一世一怒之下會將他「就地免職」,甚至推出去開刀問斬嗎?在君主專制時代,這可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威廉一世貴為「萬乘之尊」,想拆掉一座又老又舊的磨房,還要和磨房主反覆商量,這已經讓人不可思議了,而且他還肯出重金,不是白拆。對此,我都快被感動得流出眼淚來了:這位威廉一世還像是一個國王嗎?看上去,他似乎連中國古代的一個「縣太爺」還不如呢。過去,一位縣太爺想拆老百姓的房子,簡直比拆一個雞棚、狗窩還容易!可是,威廉一世要拆一個磨房都這麼困難,那他還如何「大展宏圖」,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呢?這位磨房主的膽量也真夠大的,竟然敢控告國王,他哪來的膽量?普魯士的最高法院怎麼敢受理這麼「棘手」的案子?那幾位大法官怎麼敢判國王敗訴呢?他們是吃錯藥了,還是得了神經病,就不怕威廉一世在背後給他們「小鞋」穿?……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如果出現這樣的事情,那第確實是令人不可思議!幾千年來,中國人從來就不相信法律,只敬畏執掌法令的人——大大小小的官吏(特別是專制帝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是因為中國古代是一個皇權至上的時代,是一個典型的「皇權社會」。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強大的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長期而又殘酷的統治,特別是皇帝高高在上,凌駕於一切法律和社會力量之上,主宰一切,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惟一的、至高無上的皇權就像天羅地網一樣覆蓋、籠罩著中華大地。所以,在歷史的天平上,一位專制帝王的重量要遠遠超過另一端的億萬子民。

  在這塊土地上,皇權無孔不入地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它的意志、權威可以主宰一切:在政治上,是絕對的君主集權;在經濟上,實行國家壟斷,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控制人們的思想,等等。在這種皇權國家體制下,全國臣民都像奴僕一樣誠惶誠恐,等待著那深不可測的「天威」或「天恩」的突然降臨。而且,中國的專制帝王擁有無上的權威,沒有任何機構和力量可以制衡他,足以令其他國家的帝王「相形見絀」,「自愧不如」。例如,威風凜凜的羅馬皇帝要受到元老院的制約,不能一意孤行;埃及的法老、印度的國王,對於強大的宗教勢力也不能任意干涉。所以,在封建社會中,中國人崇拜的是權力(特別是皇權),而不是法律。

  在政治學上,權力、財富和榮譽,並稱為人類的三大「價值維度」。關於權力的份量,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實,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對權力有那麼一點「崇拜心理」,但是,從來沒有哪個民族像封建社會中的中國人對權力這麼癡狂,這麼深入骨髓!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不惜一切代價去投機鑽營,買官賣官?還不是只要當了官,就有權、有勢、有錢!這也難怪,在皇權社會裡,權力實在是太重要了:權力既是地位,又是利益和榮譽;與權力相伴,既有無上的榮耀,也有無比的風險。或許,正因為如此,它才多姿多彩,對許多人有一種難以抗拒的魔力和誘惑!   


皇帝:天使與惡魔的混合體

  古往今來,權力幾乎是無處不在,只要有人類,就會有權力。那麼,產生在中華大地上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帝王們,到底是天使,還是惡魔?

  1.天使,還是惡魔?

  這個故事發生在三千多年前。

  一位國王高踞在寶座上,他頭戴王冠,身穿描花繡彩的錦袍,豹頭環眼。在寶座兩邊,筆直地站著十幾名手執長戈、腰掛利刃的衛士;在殿下,站立著一排排神態惶恐、連大氣也不敢出的文武臣僚。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暴君——夏桀。此時,在他的懷裡還半躺著一個風騷美女——妺喜,她是夏桀心愛的寵妃。

  在大殿階沿下,有一群武士正在向一個大銅柱裡面添炭加火,銅柱的顏色逐漸由青色變成紫紅。這時,一個武士端來一盆清水,朝銅柱潑去。只聽「嚓嚓」幾聲脆響,清水頃刻之間化成幾縷青煙,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夏桀「別出心裁」發明的一種酷刑——「炮烙」。

  當時,因「炮烙」而喪生的人不知有多少,今天厄運又輪到了大臣關龍逢的身上。那麼,關龍逢究竟犯了什麼罪?很簡單,就因為他說了幾句真話!

  原來,夏桀生性荒淫而凶殘,經常肆意妄為。例如,他大造宮室,派人四處搜尋美女,整日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在後宮群芳裡,他最寵愛妺喜,而妺喜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愛好:喜歡聽撕裂布帛的聲音。於是,夏桀就派人把成捆的布帛撕碎,逗她開心。

  這一天,夏桀在涼台上納涼,忽然發現市場裡人頭攢動。於是,他又「心血來潮」,命人將幾隻斑斕猛虎裝入鐵籠,送到鬧市上。正當大家圍著鐵籠觀賞猛虎時,夏桀突然下令打開鐵籠。這幾隻老虎已經餓了好幾天,正又饑又渴。所以,鐵籠一打開,幾隻老虎就狂嘯而出,張開血盆大口,撲向密密麻麻的人群。一時間,虎吼人哭,血肉橫飛,真是慘不忍睹,夏桀卻站在一旁仰天狂笑。

  對於夏桀的荒淫暴虐,上大夫關龍逢實在是看不下去,便犯顏直諫:「大王,您這麼做,會喪盡人心,微臣擔心要出大亂子!」夏桀卻把嘴一撇:「你又在胡說八道了!天上有太陽,地上有我夏桀;太陽不亡,我就不會滅亡!」

  關龍逢聽後,長歎一聲:「大王,現在已經是民怨沸騰了。因為您自比太陽,民間有一首歌謠:『太陽啊!你什麼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你同歸於盡!』」夏桀大怒:「好你個關龍逢,竟敢詛咒孤王!那我就讓你也嘗一嘗炮烙的滋味,讓你自己滅亡!」

  這時,銅柱已經被燒烤得紅中泛白了,風騷妖媚的妺喜急忙嬌滴滴地催促夏桀:「大王!快動手吧!我還要看一場好戲呢!」「好!好!我的小美人兒,這就動手!」說完,夏桀在她的臉蛋上重重地親了一口,然後放下妺喜,殺氣騰騰地來到白石階沿上,冷笑一聲:「關龍逢!今天,我要讓你明白:我是太陽,是絕對不會滅亡的!」說罷,夏桀仰天狂笑,聲震殿堂,群臣紛紛低下了頭顱,有的竟然嚇得尿了褲子。

  面對死亡,關龍逢卻毫不畏懼:「蒼天啊!你快拯救天下的生靈吧,我縱然死在炮烙之下也瞑目了!」這時,夏桀大喊一聲:「行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將關龍逢抬到銅柱邊,然後一聲吶喊,猛地迫使關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只聽一聲慘叫,關龍逢頓時斃命,頃刻間變成了一副發黑的骨架……

  在中國歷史上,像夏桀這樣赤裸裸的惡魔,絕非只有他一個,諸如商朝的最後一個國王——紂王,秦二世胡亥,隋煬帝楊廣,清朝末年的女獨裁者——慈禧太后,他們也都是十足的專制魔王。

  儘管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惡魔來,但是,對於大多數的獨裁者,卻不能如此簡單地冠以「惡魔」的稱號,例如秦始皇嬴政、漢高祖劉邦、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朝的康熙大帝玄燁,等等。

  令人不解的是,甚至還有一些獨裁者備受後人的頌揚,諸如消滅殷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和周武王,以及後來輔佐周成王的周公姬旦,都是後人眼裡的「聖君賢相」。

  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手裡,大唐王朝「天下太平」、「萬方來朝」,是當時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至於李世民本人,也以善於「用人」、「納諫」的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彪炳史冊。

  一些農民起義領袖也是受到許多人稱頌的獨裁者,諸如秦朝末年的陳勝、吳廣,明朝末年的李自成,以及太平天國運動領袖洪秀全,等等,他們無一例外地被稱為推動歷史前進的英雄、偉人。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獨裁者,例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威震世界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明成祖朱棣、後金皇帝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以及「竊國大盜」袁世凱等人,他們究竟是天使,還是惡魔?

  袞袞諸公,都是在不同歷史時期掌握最高權力的獨裁者,除袁世凱已經被後人定為大開歷史倒車的「竊國大盜」外,其他人似乎都很難簡單地用「天使」或者「惡魔」來評價。可以說,他們既是「偉人」,又是「罪魁」;既是「天使」,又是「惡魔」。一句話,他們是天使與惡魔的混合體!

  2. 絕對權力將「天使」變成「惡魔」

  古往今來,人們都是敬畏「天使」而害怕「惡魔」的,因為天使和惡魔都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他們或者給世人帶來福音,或者給人類帶來災禍。總之,是權力造就了「天使」和「惡魔」,沒有權力的「天使」,誰會敬畏?沒有權力的「惡魔」,誰會害怕?

  在神話裡,天使就是天使,惡魔就是惡魔,都是固定不變的:無論是真主,還是上帝,或者釋迦牟尼,永遠都是庇護蒼生,降福人類,他們絕不會有朝一日突然變成禍害人類的妖魔。但是,在人間,「天使」卻常常變成「惡魔」,促使他們蛻化和變質的是絕對權力。

  對此,中國人有一句古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就是對這種變化的生動概括和寫照!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在起義之初,他們都稱自己是「救苦救難」的「天使」,而一旦大權在握,勝利在望,就會撕下臉上的面具,逐漸變成「惡魔」,從陳勝到洪秀全莫不如此。

  早年,陳勝家境貧寒,「嘗與人傭耕」。不過,他胸有大志,不肯忍受這種生活。有一次,在田間勞動時,他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苟富貴,毋相忘!」和他一起幹活的窮夥伴們聽了,都很好笑,就問他:「若為傭耕,何富貴也?」意思是,現在我們為別人耕田,哪來的富貴?陳勝長歎一聲:「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幾年後,陳勝在大澤鄉起義,打進陳縣,當上國王,就開始講究享受和排場了。這時,一些老夥伴來找陳勝,談起了陳勝過去貧賤時的情形。本來,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陳勝卻認為揭了自己的「老底」,臉上無光,就把這幾個老夥伴全殺了,將自己昔日「苟富貴,毋相忘」的誓言忘得一乾二淨,因而喪盡了人心。最後,陳勝眾叛親離,被車伕莊賈所殺。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農民領袖,陳勝之所以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他手中掌握了從未有過的大權。

  黃巢,是唐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領袖。早年,在科舉考試落第後,他曾憤然寫下一首《不第後賦菊》: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這首詩充分表現了黃巢對於專制帝王的仇恨,以及決心要推翻腐朽的李唐王朝的壯志豪情。

  乾符二年(875年),黃巢發動起義。不久,他自稱「沖天均平大將軍」,展現了均平富、剷除惡邪之類的「天使」一般的胸襟和抱負,因而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般的知識分子)的熱烈擁護。

  當黃巢率領起義軍攻進京城長安時,也是秋毫無犯,惟恐驚擾了窮苦的老百姓,無愧為「天使」。據《舊唐書‧黃巢傳》記載:

  「賊陷京師。時巢眾累年為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為家。』巢賊眾競投物遺人。」

  當時,黃巢命大將尚讓安撫百姓,並表明他同李唐皇帝的根本區別在於:他是愛護百姓,而李唐皇帝則是坑害百姓。而且,起義軍也不是光耍嘴皮子:起義軍一個個爭先恐後地向周圍的老百姓拋送錢財。這時,黃巢及其部下真應該被稱為「天使」。

  沒過多久,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變化:

  當黃巢從春明門浩浩蕩蕩地開進皇宮,登上太極殿,數千名宮女一齊下拜,高呼:「黃王萬歲!萬歲!萬萬歲!」那燕語鶯聲傳入耳畔,黃巢真是覺得心曠神怡,頓感自己已經不是凡人了。所以,他仰天大笑:「今日之事殆天意歟!」

  隨後,黃巢就向封建統治階級學習,自稱皇帝,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又封自己的妻子曹氏為「皇后」。然後,黃巢登上丹鳳門,向眾人宣佈大赦令,並得意地說:

  「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

  身為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竟然也向封建皇帝學習,耍起文字把戲來:把「廣(廣)」字解釋為「唐」字去掉「丑口」而安「黃」字,以說明自己當皇帝是天意。

  同時,黃巢又重用唐朝的舊官僚,賜給他們高官厚祿,甚至派人到處去尋找唐朝的宰相,讓他們來做大齊的宰相。

  此時,黃巢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新的王朝的獨裁者了。所以,他對人民就變了一副嘴臉。

  有一次,在與唐軍作戰時,起義軍不利,一度退出長安城,「坊市百姓迎王師(指唐軍)」。稍後,起義軍反攻,又殺回長安。於是,黃巢遷怒於長安百姓,下令屠城,血流成河,這是何等殘暴!這時,黃巢已經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惡魔」!

  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以「均田免糧」為口號,到處宣佈:「三年不征,一民不殺」,「平買平賣」。在進北京前,起義軍紀律嚴明,不許私藏金銀、佔住民房、踏壞田苗,因而深受人民群眾的擁護,許多人就像「大旱盼雲」似地盼望李闖王!

  就是在進北京城之初,起義軍也是秋毫無犯,「上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可是,沒過幾天,起義軍就很快由「義軍」變成了「害軍」。作為起義軍的領袖,李自成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實,早在進入北京前,李自成就開始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前後,李自成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形象:此前,他是農民起義軍領袖;此後,他逐步蛻化為封建帝王。這年春天,李自成一攻克襄陽,就「改襄陽為襄京,修故王宮殿居之」。第二年正月,又改西安為西京,定國號為「大順」,當上了專制帝王。隨後,他又學著封建統治者那一套,給自己的祖宗八代各加「謚號」。

  同時,李自成又忙著給自己整修宮殿,「據秦府為宮,收姬妾數百以充實之……發民夫,大修長安城,挑濠塹,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此時,李自成雖然仍是頭戴白氈笠,身著藍箭衣,胯下烏駁馬,但他已經蛻變成一位封建帝王了。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在黃龍旗的簇擁下,李自成攻進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吊死在煤山,大順皇帝取代了崇禎皇帝。搬進皇宮後,李自成冊封妻子高氏為皇后,以謀士牛金星為宰相,大將劉宗敏掌管軍隊,下面的文臣武將也大多是明朝的高官顯貴。

  作為文官之首,大學士牛金星「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享受起「大順宰相」的滋味兒來了。至於劉宗敏這個鐵匠出身的將領,也抓緊時間享福發威:一方面親自拷問豪紳大富,大肆搜刮金銀;另一方面把正在鎮守山海關的明朝大將吳三桂的小老婆陳圓圓給霸佔了,促使吳三桂叛變降清,帶來千古禍害。

  「上樑不正下樑歪」!集結在北京的40萬起義軍(也許應該稱他們為「大順官兵」)也跟著變質了,「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為樂」。當時,有人曾提醒劉宗敏,這樣下去會激起民變,劉宗敏卻說:

  「此時只憂兵變,民何足言!軍興日費萬金,安所取給?」

  這等於是公開告訴40萬大順官兵:你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姦淫擄掠,胡作非為,誰也不會制止你們!

  倘若大順皇帝李自成不同意(至少是默許),劉宗敏又怎麼敢如此縱容?他有幾個腦袋?

  由於新建立的大順王朝迅速腐敗,老百姓對他們大失所望,「始憤痛思舊矣」。現在,人民竟然懷念起腐朽的明朝來,這是多麼慘痛的教訓啊!

  不久,吳三桂投降清朝,引八旗兵入關。其實,這也並不是十分危險的情況,因為此前清兵也曾多次繞開山海關南下,最後還是退回關外,何況清軍面對的是比明軍強悍十倍的大順軍!所以,清軍統帥、攝政王多爾袞對李自成也心存畏懼:

  「我軍三次圍困明都,不能立克,(李)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肯定過人,如今率大軍而來,志在不小……」

  這句話,可以說是既正確,又錯誤:說它正確,是因為李自成的確比清軍厲害,竟能一舉攻克北京;說它錯誤,是因為多爾袞沒有看到大順軍隊已經迅速腐化,不再是昔日鬥志昂揚的農民軍!

  據《明季南略》記載,大順官軍東征山海關時,將士們一個個腰纏萬貫,「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在八旗鐵騎和拚死報仇雪恨的吳三桂的軍隊面前,這樣的軍隊怎麼能打勝仗呢?至於那位喜歡搶別人小老婆的大將劉宗敏,此時雖然仍是氣沖斗牛,但畢竟是「中氣不足」了,在與八旗兵交鋒時挨了一箭,只好落荒而逃!

  山海關戰役後,李自成匆忙退回北京。這時,他不是設法堅守北京,而是急著要正式登基當皇帝,過一回「皇帝癮」。在撤退前一天,李自成匆匆忙忙補辦了一個「登基大典」:他頭戴皇冠,身穿皇袍,登上武英殿的蟠龍寶座,就算是正式即位了。然後,他又追尊七代祖先為皇帝。這當兒,文武大臣一個個蟒袍金帶,跪在下面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隨後,李自成又頒發一道「大赦令」,宣佈當年為「大順永昌元年」。就這樣,一個短命的、不被後人認可的王朝——大順王朝正式誕生了!

  在清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李自成還有心思演出這麼一幕「加冕登基」的鬧劇,實在是荒唐之極!

  更可氣的是,「登基大典」一結束,剛登基的「大順皇帝」李自成竟然向西楚霸王項羽學習,下令焚燬皇宮和北京城。也許,這就是中國人的怪毛病:只要我得不到的東西,誰也別想得到,這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這時,李自成還是進北京前那一付裝束:白氈笠、藍箭衣、烏駁馬。在他的身後,是一大批愁眉苦臉、心懷鬼胎的明朝降官,還有幾百名花枝招展的宮女,以及數不清的金銀財寶。至於那幾十萬大順官兵,當然是個個腰間纏著沉甸甸、鼓囊囊的錢袋兒,活像一批搶飽後的強盜。

  現在,北京城裡的老百姓家家關門閉戶,透過窗欞望著被大火映紅的夜空,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到底是恐懼、惶惑,還是幸災樂禍?總之,他們再也唱不出「迎闖王,不納糧」的讚歌了。

  算下來,大順朝在北京號令了40天,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幾天的金鑾寶殿(其中,有14天是東征山海關)。退出北京後,在清軍的窮追猛打下,李自成一蹶不振,最後戰死在湖北九宮山,年僅39歲,這位「一代人傑」走完了自己從農民軍領袖到封建帝王,即由「天使」變為「惡魔」的短暫旅途。很明顯,造成這種劇變的巨大動力是「絕對權力」!

  李自成死後二百多年,另一位「天使」——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發動了農民起義,這就是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

  洪秀全,原本是一位「名落孫山」的秀才,仗著自己讀過一些西方書籍,便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教義,創立了一個中西糅合、「不土不洋」的「拜上帝會」。當時,洪秀全自稱:天父上帝派他到人間剿滅清妖,建立「人間天國」。於是,洪秀全就成了一位半「人」半「神」的「天使」。

  至於他的助手楊秀清,則是做得更絕!有一天,他忽然手舞足蹈地宣稱:天父上帝附體。從此,他就成了「天父上帝」的代言人,地位僅次於洪秀全;在特殊情況下,楊秀清還可以宣稱上帝附體,假借「天父上帝」的名義責問甚至鞭笞洪秀全。

  當時,洪秀全、楊秀清以「上帝」的名義號召群眾,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明確宣佈:要徹底廢除私有制,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天國」。

  不久,洪秀全打進南京,在那裡當上了「天王」,楊秀清當上了「東王」,下面還有北王、翼王等一大堆王。太平天國建立了!這時,洪秀全雖然沒有自稱皇帝,但他是天王,照樣大權在握,可以作威作福。

  在金田起義之初,洪秀全這位「天使」曾明確宣佈:世間有許多不平之事,他要把這個「乖離澆薄」、「凌奪鬥殺」的社會改造成為一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但是,就像陳勝說過的「苟富貴,毋相忘」一樣,這些話只適用於未富貴時。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就立即下詔,「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並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起初,太平軍官兵之間是平等而親密無間的,彼此之間見面也就是一拱手而已;就是群臣參見洪秀全,也只是一膝著地,根本沒有什麼特殊的禮節,以至於「打躬叩首,皆呼為妖禮」。但是,在定都天京後,洪秀全就下詔,命全體官兵「學習為官稱呼問答禮制」,如果見到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必須「各迴避道旁呼萬歲、萬福、千歲……」,否則就要受到嚴厲處分。

  在絕對權力的驅使下,洪秀全這個「天使」的面目越來越猙獰。當時,他長期深居宮中,頭上戴著皇冠,身上穿的是繡龍描雲的龍袍,說一句話就是「天旨」,「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至於他的嬪妃(也就是大小老婆),多達200人,宮女更是不計其數,其他幾個王也是姬妾成群。可是,根據天平天國的「天條」,一切官兵、百姓,都不能嫁娶婚配,連娶老婆都不准,更別提生孩子了。

  總之,洪秀全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至於那個神聖的光環——《天朝田畝制度》,說穿了只是一個「烏托邦」而已,早就成為一紙空文。而且,沒過多久,天王洪秀全就下詔「照舊交糧納稅」,恢復舊的生產關係,保護地主土地所有制。

  此外,洪秀全還親自簽署告示,明確宣佈:

  「業戶固貴按畝輸糧,佃戶尤當照額完租……倘有托詞延宕,一經控追,抗租與抗糧同辦!……各軍鄉官,設局照料彈壓……如有頑佃抗還吞租,許即送局比追……嚴禁霸租、抗糧、盜樹,犯者處斬!」

  類似的告示、命令比比皆是!

  好一副殺氣騰騰的面孔!

  一般的窮苦老百姓誰會想到,他們那樣虔誠信奉、並為之浴血奮戰的「太平天國」,竟然會是這個樣子!在這個現象的背後,我們只能看到「絕對權力」又在作怪!

  「嗜殺人民為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白起項羽終自刎,黃巢李闖安在哉!」

  洪秀全這個「天使」明明知道這個非常樸素的「真理」,但他還是重蹈了「黃巢李闖安在哉」的覆轍。這個現象很複雜,我們似乎不能用一句「農民階級的階級局限性」來簡單地概括!   


皇權國家體制的悲劇

  讀了這麼多故事,有人就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人會從「天使」變成「惡魔」?

  有人說,權力之所以讓那麼多的天使中「毒」變質,甚至變成面目猙獰的惡魔,是因為這些「天使」的體內潛藏著一種邪惡之氣——「權勢欲」,這些人平日也許像「天使」,一旦大權在握,權力就會與肌體內的權勢欲迅速結合,從而發生質變。

  不過,這種看法仍然是停留在表面,失之膚淺,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一些「天使」般的人物,他們主動放棄最高權力,結局卻是「出人意料」——引發了一場殺戮,以對權力的殘酷爭奪而告終。下面,讓我們來讀一則故事。

  在中國歷史上,吳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說它特別就在於,它曾具有數百年讓國、讓權的歷史,雖然這一點沒有對後來的中國歷史產生多大影響,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遺產,我們還是有責任將它發掘出來,傳之後世。

  千百年來,中國人一直都很敬佩和崇拜英雄。其實,中國人真正應該為之「奏黃鐘歌大呂」的,並非殺人如麻的專制帝王,而是那些主動「讓國讓權」的英雄。可惜的是,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淹沒在對專制帝王的崇拜裡。君不見這些年各色各類的「帝王戲」、帝王小說,一直在國內紅紅火火、長盛不衰?

  原來,吳國的始祖是太伯、仲雍兄弟,他們都是周太王的兒子。當時,周太王想把君位傳給第三子季歷(周文王的父親)。於是,兩個哥哥——太伯、仲雍主動出走,將太子之位讓給季歷。在南方,他們建立了一個名叫「句吳」的國家,所以吳國本身就是「讓國讓權」的產物。

  周靈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吳王壽夢病死。臨終前,他想把王位傳給第四子季札。可是,季札堅決不肯接受,壽夢只好把王位傳給長子諸樊,並留下遺言:自諸樊開始吳國的王位先不傳子,而傳弟,意在最終把王位傳給季札。

  就這樣,王位傳到了老三余昧手裡。周景王十八年(公元前527年),余昧病死,遺命季札繼位。但是,季札寧可離家出走,也不願意當這個國王。「國不可一日無君」,最後,大臣們一商議,決定改變「兄終弟及」的定例,另立余昧的兒子王僚為吳王。

  於是,在「權力合法性」的問題上,王僚與公子光發生了嚴重分歧。這位公子光是諸樊的兒子,他堅持「兄終弟及」的原則(實際上是他想當國王),認為自己才是吳國的「合法繼承人」。

  「一山不容二虎」,這個問題總得解決。不過,「請神容易送神難」,要想結束讓國、讓權,就必須採用暴力手段,付出生命的代價。最後,公子光搶先發難了。

  當時,通過伍子胥的介紹,公子光待勇士專諸如上賓,把「寶」全都押在他的身上。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四月,公子光請王僚赴宴。「宴無好宴」,王僚也很謹慎,身穿重甲,身旁又有許多士兵保護。可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專諸把匕首藏在魚腹中,假裝送菜,突然抽出匕首,一劍刺穿王僚,王僚當場斃命。事後,公子光如願以償,做上了吳王,是為「闔閭」。吳國「讓國讓權」的悲劇,也就此收場(闔閭死後,是他的兒子夫差繼位)。

  讀完這則故事,真是讓人心酸!面對王位和最高權力,上一代人(諸樊、余昧、季札)是謙和、仁愛的「讓」,到了下一代人(王僚、公子光),就變成了殘酷無情的「爭」,正好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可同日而語!

  陰差陽錯,這些「讓國讓權」的先輩們做夢都不曾想到:溫文爾雅的「讓國讓權」非但沒有達到消滅互相殺戮的目的,反而釀成了一場悲劇,而這場悲劇竟然要以鮮血來結束。所以,後人從中吸取了一個「寶貴」教訓:在至高無上的皇權面前,絕對不能有「婦人之仁」,只能「先下手為強」,否則就要遭殃!這不,公子光就是一個聰明人,他下了狠心,而且下手比王僚快,結果笑到最後,還擠進了「春秋五霸」的行列,名垂青史,成為後人仰慕不已的英雄。

  遺憾的是,在堯、舜、禹之後,讓國讓權在皇權社會就幾成絕響,僅此一例,剩下的全都是爾虞我詐的殺伐。

  所以,吳太伯、季札等人反而成為中國歷史的「反面教材」,為後人所不齒。其實,在皇權社會的「權力場」上,根本沒有讓可言,「讓」的結果只會使自己一無所有,一事無成。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即使你肯主動讓權,又如何自保,善始善終?

  看來,還是大思想家韓非子說得好:「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幾千年來,中國歷代帝王大搞專制、獨裁,他們的資本就在於掌握了最高權力,而最高權力不爭何來?在這裡,「專諸刺王僚」的血腥一幕,是讓國讓權的必然結果,也是「讓權=烏托邦」這條政治鐵律的最好佐證。

  皇權時代,中國實行的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在這種政治框架下,讓國讓權缺乏制度的支撐,只能是一個永遠也實現不了的「烏托邦」。古代,「讓」最多只是一種品德(也許該稱為「美德」),雖然可歌可頌,但並不具有普遍性。一個社會要想正常發展,品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確立一套能夠「持之以恆」的運作機制,靠機制來約束人。

  在皇權社會的政治鬥爭中,「爭」才具有普遍性。問題不在一個「爭」字,而在於如何「爭」。是否一定要依靠暴力,要以殺戮為代價?看來,我們的先人最多只考慮過「讓」,沒有認真考慮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治運行機制,進行公平、合理的「爭」。

  幾千年的皇權社會,正因為遲遲沒有確立一套文明的「遊戲規則」,所以,在權力(特別是皇權)面前,大家無法「和平共處」。那時的中國人可以說是被權力這頭「怪獸」弄得日夜不寧,哪怕哀鴻遍野、白骨遍地,也沒有人過問。

  在皇權國家體制下,那些異姓的「局外人」覬覦最高權力自不待言,就是在皇族內部也沒有一天太平過:父親殺兒子,兒子殺父親,哥哥殺弟弟,弟弟殺哥哥,甚至連母親也可以殺死親生兒子。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權」字。「權」,這個字眼,讓多少人為之朝思暮想、魂牽夢繞、黑白不分,甚至六親不認,幹出一些禽獸不如的事情來。

  千百年來,這種皇族內部的殺戮早就是「家常便飯」了,中國人已經見怪不怪!唉,反正皇帝的大小老婆多,既然可以多生幾個龍子龍孫,那麼為權力的殿堂多供奉一些「祭品」也是應該的,這也構成了中國歷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至於天下臣民,都是專制帝王的奴隸,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聽任他們的踐踏、宰割。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專制帝王「受命於天」,是天下的主人,依次而下構成臣屬關係,形成了一個一人為主,其他人均為臣僕的局面:除了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最自由」之外,其他人的人格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沒有一個人具有獨立的人格。

  更有甚者,歷代帝王大力推行「愚民政策」,致使中國人愚不可及,成了一盤散沙——這就是中國古代皇權國家留給我們的最大「治績」——即使已經「治」到了這般已經「不成其為人」(馬克思語)的略高於畜生,甚至不如畜生的境界,還要山呼萬歲,對專制帝王頂禮膜拜,感謝「皇恩浩蕩」!

  總之,在皇權社會裡,只有至高無上的「皇權」,沒有「民權」,也就扼殺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生機,這真是中國歷史上皇權國家體制的罪惡與悲劇!

  幾千年來,中國的皇權社會不知經歷過多少滄桑巨變,既有過「路不拾遺」的太平盛世,也有過「暗無天日」的黑暗年代。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皇權主宰下的「權力場」卻一直存在著,如同一座永不謝幕的大舞台。

  為了爭奪權力,有的人殫精竭慮於金殿之內,有的人奔走於草莽之間;有的人喋血宮門,有的人在疆場上浴血拚殺。時而禍起蕭牆,時而亂起邊陲。在「權力場」這個大舞台上,皇帝、宰相、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場,上演了無數個「悲劇」和「喜劇」:崇高的令人肅然起敬,悲壯的讓人扼腕歎息;滑稽的讓人捧腹大笑,醜惡的令人痛恨不已;有的讓人既憐又恨,有的讓人又喜又憂,真可謂五光十色,異彩紛呈。

  不過,要想在「權力場」上取得立足之地,並飛黃騰達,又談何容易?可悲的是,長期生活在皇權國家體制下的中國人,只知道對權力(特別是皇權)頂禮膜拜,把皇權和權力場看得無比神聖,甚至陷入權力場而不可自拔。縱觀古今,真正看透專制皇權和權力場,達到「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意境的,又有幾人?

  總之,皇權政治和權力場是一部永遠也讀不完的「百科全書」,博大精深!既然皇權政治和權力場如此令人著迷,「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那麼,對其奧秘進行全方位揭示,就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正是本書的宗旨所在!   


皇帝的寶座——耀眼而血腥的權力碑 
引 言:血光閃閃的龍椅

  巍巍紫禁城,金鑲玉嵌的天子御座,充分顯示出專制皇權的無限威嚴。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龍椅就象徵著至高無上的皇權,為了能夠坐上這把龍椅,多少人殺得頭破血流、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為了它,在金鑾殿裡上演過多少次父子反目、骨肉相殘的歷史悲劇!

  從夏朝開始,到清朝滅亡,中國歷代王朝始終沒有確立一套君位繼承的機制,在皇位更替之際經常會發生政治危機,老皇帝一駕崩,天下就大亂的事情屢見不鮮。從理論上說,中國的皇位繼承不外乎「子承父業」和「兄終弟及」這兩種方式(在個別情況下,也有隔代繼承)。不過,在政治實踐中,發生在皇位繼承環節上的故事花樣不斷翻新,數不勝數,讀後真讓人既恐怖,又淒涼,唏噓不已!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皇帝素來享有「半人半神」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可是,自從皇帝制度在中國誕生,它的「共生伴侶」——圍繞皇位的拚死廝殺也就隨之而來。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個血腥的宮廷故事!一般人讀起來,往往是「一頭霧水」,稀里糊塗,根本就無法理解。

  可是,只要我們把它放到「中國古代皇權社會」這個大背景之下,就會豁然開朗,洞若觀火。

  漢武帝晚年,出於一片「護犢之心」,非常喜愛自己的小兒子劉弗陵,很想立他為太子。為了防止他的母親臨朝稱制,威脅皇權,劉徹一狠心,就提前將這位曾經備受自己寵愛的「鉤弋夫人」賜死。

  在今天的人看來,立兒子為皇太子,卻要處死太子的母親,這是難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皇權專制時代,這件事卻備受後人的讚揚,更被視為漢武帝「雄才大略」的一部分。類似這樣糟糕的故事,在中國史不絕書,這是因為在傳統的帝制文化最深處,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凶殘,為了確保皇位和專制皇權不受侵犯,最高統治者可以不擇手段。

  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我們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吧!   


專制帝王如何實現「絕對領導」?

  在中國皇權社會的權力金字塔裡,皇帝高踞於最頂端,擁有最高權力,對天下臣民擁有生殺予奪的支配權。很顯然,在這種權力結構下,君臣關係只能是一種以權力為基礎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這樣一來,如何維護皇權,實現對天下臣民的「絕對領導」,就成為專制帝王們要考慮的「核心問題」。

  幾千年來,歷代帝王都秉持這樣一個信條:對於專制皇權的威脅,主要是來自臣下,即所謂「蕭牆之禍」。每當一個專制帝王將要謀求或登上大寶時,對皇權的渴望和失去權力的恐懼就「如影隨形」似地跟定了他,所以,帝王們都把主要精力用於防範臣下,控制萬民。在中國歷史上,凡是能夠有效地行使皇權,並創造出輝煌業績的帝王,在權謀方面都很有一手,他們可以說是無愧於「權謀大師」的稱號!

  歷代帝王在駕馭臣下時經常玩弄權術,不斷推陳出新,其手段之卑鄙、圓滑、老練,真是讓人「歎為觀止」!下面,我們擇其犖犖大端,看看他們是如何運用權術來駕馭臣下、統治萬民的。   


帝王秘訣之一:集權力於一身

  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國家的權力體系是以皇帝為核心營建的,而這個權力體系是否完善,關鍵就看皇帝能否有效地控制權力中心,指揮整個權力系統運轉。為了完善權力中心,更好地支配這個權力體系,歷代帝王絞盡腦汁,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計地強化自己手中的皇權和對整個權力系統的支配能力,而且越到皇權社會的後期,這種集權的趨勢就表現得越發明顯,甚至達到了朱熹所說的「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的地步!

  1. 趙匡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宋朝初年,南唐後主李煜曾經對趙匡胤奴顏婢膝,以求苟延殘喘。可是,趙匡胤在做好充分準備後,還是毫不猶豫地發兵進攻南唐。這時,李煜派使節去質問趙匡胤:南唐究竟有什麼罪過,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不過,趙匡胤卻「振振有詞」地說出了一句直到今天還縈繞在我們心頭的一套「歪理」: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這句話,一語道出了皇權國家體制最真實的內涵,那就是專制皇權具有絕對性和獨斷性,它不允許有任何威脅自己的權力存在。

  原來,「安史之亂」以後,各地的節度使們逐漸演變為「藩鎮」,成了一群不受朝廷約束的驕兵悍將,兵變層出不窮,上演了一幕幕「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鬧劇,皇權專制的國家體制遭到了極大的挑戰和破壞。

  在「陳橋兵變」後,趙匡胤「黃袍加身」,奪得帝位。這時,擺在他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坐穩龍椅,讓「趙家的天下」永不變色!

  在皇權國家裡,皇帝之所以至高無上,關鍵就在一個「權」字,即所謂「印把子」。如果皇帝大權旁落,那他就會變成傀儡,一錢不值,非但不能支配天下臣民,相反,他自己還得看別人的臉色行事。

  於是,對「臥榻」非常熱愛的趙匡胤在制度設計上頗費了一番心思,竭力加強皇權,削弱臣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政治體制。在他的手裡,中國的皇權國家體制被推到了一個絕對專制的新階段,這是皇權國家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在政治上,趙匡胤建立了一套「三權分立」的新制度,將過去由宰相統一掌管的行政、軍政、財政三大權力分開,使中央政府由互不隸屬的三大部分構成:中書省(管理行政)、樞密院(管理軍政)和三司(管理財政)。

  中書省,就是政事堂,又稱「中書門下」,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它的首長是同平章事(即宰相),意思是與皇帝共同商議朝政;副首長是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意思是與宰相共同商議政事。

  樞密院,是全國最高軍政機構,最高首長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副首長為樞密副使或同知樞密院事。

  中書省與樞密院分掌行政權和軍權,號稱「二府」。其中,中書省又稱為政府、東府,樞密院又稱為樞府、西府。在地位上,樞密使與宰相差不多,號稱「執政」,二者互不隸屬,自成體系,直接對皇帝負責。

  至於中央政府的財政大權,則由三司執掌,最高首長是三司使(號稱「計相」),下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個部分,是僅次於「二府」的中央權力機關,也直接對皇帝負責。

  在趙匡胤時代,宰相的地位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當時,趙匡胤除了竭力削弱宰相的權力之外,還在禮儀體制上刻意打壓宰相。為此,這位趙匡胤先生還故意耍了一個「小花招」。

  在中國古代,宰相的地位一直比較特殊。秦漢時期,宰相的地位極為崇高:在朝廷上,宰相甚至可以和皇帝一起共同接受百官的叩拜;要是在街上遇見宰相,皇帝要下車向宰相施禮;宰相生病了,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到了隋唐時代,宰相的身份雖然沒有那麼尊貴了,但仍然可以面對面地坐在皇帝面前,一起商討政事,輕鬆而從容,遂有「坐而論道」之說。

  等趙匡胤當上皇帝,看到宰相們居然可以坐在自己面前,他心裡就很不舒服。有一天,他吩咐宰相們:「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章遞給我。」幾位宰相都是讀書人,哪知道「皇帝陛下」的「花花腸子」,便走上前來。這時,趙匡胤悄悄地使了一個眼色,幾個小宦官心領神會,趁機撤掉了宰相們的椅子。其實,趙匡胤這時才35歲,所謂「眼睛昏花」云云顯然是他耍的一個小把戲。從此以後,在皇帝面前,宰相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別是到了明太祖時,宰相竟然要跪著伺候皇帝了,再也沒有人可以站在皇帝的面前。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此外,趙匡胤又「獨出心裁」地設計了一套軍事制度,其核心理念就在於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尾大不掉,這對此後中國歷史的影響更加深遠。

  為了從體制上杜絕武夫干政可能造成的危害,將兵權集中到皇帝的手裡,宋朝開國之初就確立了「皇帝—樞密院—三衙」的統兵體制。在中央,樞密院負責掌管全國的軍政事務,權力很大,類似於今天的國防部。至於尚書省下屬的兵部,則是形同虛設,頂多是一個負責收發文書的機關而已,大權都掌握在樞密院。

  「三衙」的全稱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其職能是「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實際上是負責管理中央的禁軍。至於各部隊的統兵將領,則是由皇帝臨時委派,稱為「率臣」。通常是,遇到戰事,就臨時委派元帥;一旦戰爭結束,元帥就要立即交出兵權,離開部隊。

  即便是一個對軍事是「門外漢」的人,也能看出,這套縱橫交錯的軍事體制,實際上把軍權一分為三:樞密院雖有調兵權,卻沒有管轄權;三衙雖有管轄權,卻沒有調兵權;至於對部隊有實際指揮權的統兵官,則是由皇帝臨時任命。這種制度設計,完全符合相互制約與平衡的精神。在這套體制下,如果還有某一位將軍想要擁兵自重、反抗朝廷的話,那麼他要克服的困難實在是太多了。趙匡胤由此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除了南宋初年外,他的子孫都可以高枕無憂,不用再擔心「黃袍加身」之類的兵變了。

  2. 朱元璋:乾綱獨斷,廢除丞相

  明朝初年,繼承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設立三大府:中書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中書省組織龐大,職權很大,以左、右相國(不久改為丞相)為長官,還設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高級官僚,以及作為具體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中書舍人等等,而中央政府的各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只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的長官尚書、侍郎只不過是丞相的屬員。

  當時,中書省不但有「綜理機務」的職權,而且全國各地、各部門給皇帝的奏章也要「先白中書省」,一切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要經過中書省傳達,儼然是設在皇帝和各國家機關中間的一級權力部門,是皇帝與各國家機關進行聯繫的「中轉站」。所以,丞相是處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於百官之上的「特殊人物」。

  明朝一建立,最早擔任左右相國(丞相)的是李善長、徐達。李善長是文官之首,而徐達是軍隊之帥,真可謂位高權重。後來,出任丞相一職的李文忠、汪廣洋、胡惟庸等人,也都是勳貴之臣,更說明中書省的地位非常獨特。

  可是,設置中書省這樣一個機構,並授予這麼大的權力,不僅與中國傳統的皇權國家體制幾千年來不斷壓抑相權、抬高皇權的趨勢相抵牾,而且也不符合封建社會晚期高度集權的皇權專制統治的需要,更是一貫喜歡獨攬大權的明太祖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最後一任丞相胡惟庸獨斷專權,「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胡)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由於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激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掀起大獄,以「謀反」的罪名處死了胡惟庸。

  其實,「胡惟庸案」只不過是一個偶然的事件。為了剷除胡惟庸,朱元璋硬給他扣上了私通日本和蒙古,圖謀造反的罪名。罪名其實都是「莫須有」的,究其根源,是因為中書省(丞相)對於專制皇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對此,朱元璋早就心懷不滿,而死到臨頭的胡惟庸卻不知收斂,恃功驕縱,跋扈攬權,更促使朱元璋下定決心,作了斷然處置。

  其實,在此之前,朱元璋就已經著手削減中書省的權力,削弱中書省對各級國家機關的控制。早在洪武十年(1377年),他就下令設立「通政使司」,負責公文的上傳下達,並規定「奏事毋先白中書省」,明顯是要限制中書省的職權。但這些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並不能從體制上解決問題,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依然存在。

  在處治胡惟庸的同時,朱元璋又以此為「突破口」,宣佈對中央政府的官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1. 撤銷中書省,永遠廢除丞相制度。朱元璋特別強調:自古以來,丞相制度「弊多利少」,「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少人專權亂政」?所以,他在《大明祖訓》裡明確規定:永遠「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

  2. 提高中央六部的官秩和職權,將原來中書省的職權分給六部,並直接向皇帝負責。

  3. 將過去統領軍政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在職權上,五軍都督府與中央的兵部也是互相牽制:各都督府對軍隊雖有管轄權,卻沒有調兵權;兵部雖有調兵權,卻不能直接管轄軍隊,無法向軍隊直接發號施令。

  這樣一來,在行政上,是皇權完全兼併相權,皇帝實際上成為「總尚書」,領導和指揮六部;在軍事上,則是由五軍都督府瓜分軍隊的指揮權,皇帝實際上也是「總都督」。於是,一切軍政權力完全集中到皇帝一個人手中,並在制度上獲得保障。朱元璋試圖通過官制改革,「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皇權與相權、帥權的矛盾,使自己的統治「安如磐石」,確保大明王朝的萬里江山「永不變色」。

  所以,朱元璋得意地向大臣們誇耀:

  「我朝罷相(指丞相),設五府(指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指皇帝)總之,所以穩當。」

  在中國歷史上,朱元璋可以說是「最勤政」的皇帝。因為朱元璋不相信臣下,一味地集中權力,所以他真可以說是「日理萬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非常辛苦,沒有休息時間,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三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絲毫不敢懈怠。特別是,在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各種奏章就像潮水一般湧來,他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從朱元璋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對於絕對權力,專制帝王們真是有一種難以遏制的貪慾,甚至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名言。其實,在皇權社會裡,這種情結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幾千年來,哪一次改朝換代不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哪一次皇族內部的爭奪不是骨肉相殘?所有這些圍繞皇權的殊死搏鬥,無不植根於這個情結。

  諸如趙匡胤、朱元璋這樣的專制帝王,具有這種「臥榻情結」一點也不奇怪;相反,假如他們沒有這種情結的話,倒是很讓人驚詫!   


帝王秘訣之二:愚民政策

  在皇權社會裡,最高統治者需要大批宦官為後宮服務,因為帝王至高無上,佔有成百上千的後宮嬪妃,而宦官已經被閹割,絕對不會淫亂宮闈。為了一己之私,最高統治者肆意踐踏人權、滅絕人性,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在歷代帝王的心目中,與後宮佳麗相比,「天下」具有更大的價值。因為擁有「天下」是他們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的基礎,所以他們處心積慮地加強對天下臣民的控制。從夏啟「家天下」開始,到西周以後,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人民都當成專制帝王一個人的「私有財產」,並世代相傳。

  因為人是有意識的生物,他們的行為是受到思想支配的,所以,要想讓天下臣民俯首帖耳,甘當最高統治者的「順民」,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喪失犯上作亂的思想。那麼,能否像閹割人的生殖器,把他們變成宦官那樣,把天下臣民的思想閹割掉呢?這是歷代帝王無時無刻不在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為此,他們絞盡腦汁,想出了種種「錦囊妙計」!

  1. 焚書坑儒

  在秦朝統一全國之前,中國境內邦國林立(據說夏朝時有萬邦,商代有3000方國,到武王伐紂時仍有800諸侯)。在諸侯割據的情況下,各邦國的統治者互相爭鬥,時刻都有危機感,他們既要自保,又要奪取別國的領土、財富和人口。因此,各國統治者非常重視人才,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重士」、「養士」成風,思想界非常活躍,他們相互爭論、詰難,相互吸收、融合,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可是,好景不長,自從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皇權專制國家之後,消除內部的威脅已經成為歷代帝王們的主要任務了。為了讓萬里江山流傳萬世,自詡「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時刻都在盤算著如何防止臣民們起來犯上作亂。

  這時,一位關鍵性的人物出場了。

  李斯,這位來自楚國下蔡的士人、學術大師荀子的高徒,素來對時局和政治走向非常敏感。在全國統一後,他敏銳地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和秦始皇的心理變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與博士淳於越辯論「分封問題」時,他竟然「史無前例」地提出:

  「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聽了李斯這番高論,秦始皇當然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結果,嬴政一聲令下,大秦帝國境內到處點燃了焚書之火,秦朝以前的古典文獻除了秦國史書和「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盡皆化為灰燼,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摧殘,這就是著名的「焚書」事件。

  為了消除文人對自己的非議,秦始皇又實施了殘忍的「坑儒」政策。其實,在秦朝統一後,秦始皇一度對知識分子實施「拉攏政策」:「吾……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結果,這個政策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一些文人不識時務,居然「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更要命的是,一些文人本性難改,竟然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或為妖言以亂黔首」。表面上,是知識分子的不馴服導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轉變。其實,在「焚書」之後,「坑儒」也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了。

  據史書記載,秦始皇「坑儒」還不只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陽公開坑殺的,後一次是在驪山陵谷中用欺騙的手段秘密坑殺的。所以,「坑儒」完全是秦始皇有預謀的一個政治事件。

  在秦始皇的高壓統治下,一切學術書籍幾乎都被焚燬,一切思想流派都被禁絕,「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不過,這並不能改變秦朝二世而亡的命運,因為起來造反的是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他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推翻了秦朝。看來,秦始皇推行的「焚書坑儒」政策成效並不明顯,只是一個笨辦法,屬於「下下之策」。

  其實,「焚書坑儒」既是歷史的巧合,也是歷史的必然:從秦始皇開始在後宮推行宦官制度,而全國性的思想禁錮也是從秦始皇開始的。「焚書坑儒」可以說是對中國人的第一次思想閹割,它揭開了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推行「愚民政策」的大幕。

  2.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秦朝滅亡以後,思想界又開始復甦。漢朝初年,實行的是「無為而治」的政策,黃老之學佔了上風。當時,在學術上,各家學派相互論辯,一時熱鬧得很。

  到了漢武帝時,經過衛綰、竇嬰、田蚡等人的努力,儒學一步步佔據了中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特別是漢武帝採納了儒學大師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的統治地位上升到了無法動搖的程度。對此,顧頡剛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秦始皇失敗了,漢武帝成功了。」

  打一個比方,就好像對付一頭驢子:不是把驢子捆起來,不讓它行動,甚至把它殺掉,而是蒙住它的雙眼,讓它在那裡為你拉磨。因為被捆起來的驢子總是要反抗、掙扎,殺掉驢子就不能讓它為人類服務了,而拉磨轉圈的驢子就活得很「安分」,甚至心甘情願地被利用。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專門指定一個磨,讓知識分子去拉,讓他們在那裡轉圈(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框內轉圈圈)。

  所以,這個政策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使漢代的儒學得到了很大發展,並使儒學成為歷代王朝的指導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極大地限制了人民的思想,使學術自由成為知識分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中華民族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不過,雖然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的政策,為知識分子畫了一個圈圈,但是,如何讓他們自覺、自願地進入這個圈圈,又是一個大問題。當時,漢朝統治者採用「察舉」和「征辟」的辦法選拔人才,分為孝廉科、茂才科、賢良方正科、明經科、明法科、童子科等等。可是,因為選拔人才的大權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而且選拔的標準也不統一,這就給他們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機會,不少知識分子因為沒有門第和靠山,被摒棄於政權之外。至於那些被舉薦的「人才」,也實在是讓最高統治者失望。當時民間有這樣一首歌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後來,在魏晉南北朝時,推行「九品中正制」,將士人按家世和才德分為九品,根據品級來授官,更是違背了公平原則,極大地堵塞了一般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他們憤憤不平,發出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感歎。

  3. 科舉考試

  從隋朝開始,又推行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給了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希望,使他們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榮身之路。從此,統治者不僅為知識分子劃定了學術的範圍,更進一步指明了學術的目的:「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天下知識分子都被閹割了!所以,當唐太宗看到新科進士們魚貫而入時,得意洋洋地發出了「天下英雄盡入吾轂中」的感慨!

  在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可以自由報名參加考試,根據考試成績選拔人才。此舉,不僅使得統治者選拔人才的範圍擴大,也比以前的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公平。於是,就出現了「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的盛況,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場上也毫無怨言。當時有詩云: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不過,在唐宋時,考試的科目比較多,內容也比較廣泛,知識分子可以自由發揮的餘地還比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醫舉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術》、《周髀算經》、《海島》、《孫子》等,道舉科考《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等,醫舉科考《本草》、《脈經》、《素問》、《傷寒論》等。至於制科,更是五花八門,甚至有「不求聞達科」、「高蹈丘園科」。在宋代,儘管曾對科舉考試進行多次改革,科目、內容和方法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然是詩賦和經義並重,文體也是以比較自由的散文為主。所以,當時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主要被引導到文學方面,中國人的詩詞、文章達到了一個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國歷史上,閹割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最為鋒利的「利器」莫過於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制度。這一制度,可以說是吸收了秦代「焚書坑儒」、漢代「獨尊儒術」、唐代「開科取士」的精髓,在閹割中國人的思想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據《明史》記載,明朝的科舉制度是這樣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一方面,將科舉考試的出題範圍限制在「四書」、「五經」裡,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聖人立言,採用古代聖賢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體上也必須採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數答卷,絲毫沒有自由發揮的餘地。

  明清時期的科舉制度,既苛酷、繁瑣,又等級森嚴,集中體現了皇權專制體制的全部精神。專制帝王們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將天下讀書人囚禁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的枷鎖中,在文字獄的屠刀下瑟瑟發抖,奴化、禁錮他們的思想,使這些社會精英萎縮、沉淪,拜倒在專制皇權的腳下,徹底喪失獨立、自主精神。

  其實,對於「八股取士」的危害,許多有識之士早有指責。例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大聲疾呼:「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心,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在《校邠廬抗議》裡,馮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時文取士,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太)宗『英雄入轂』之術,其心為(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心。」

  總之,專制皇權竭力打造一種單一的思想體系,然後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選拔制度,把天下知識分子都納入這一制度內,很少有人能夠逃脫他們的魔爪!

  對於那些肉體被閹割的人,他們的出路是進宮當太監,為皇帝服務。至於思想被閹割的人,他們的出路在於做官,當臣子,輔佐皇帝治理天下,閹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監難以產生性慾的衝動,那些被閹割了思想的人又怎麼會產生思想的衝動,迸發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錐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說》裡,錢鍾書先生曾歷數歷代封建社會統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幾千年來,正是這種思想上的閹割,使天下讀書人喪失了活力,思想極大地萎縮,最終導致了全民的愚昧。經過長期的思想閹割,中國人的思想變得異常封閉,對皇權和權力場頂禮膜拜,如同行屍走肉,出現了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創新的基礎。江澤民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在明朝前期,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當時,「三保太監」鄭和帶著永樂皇帝的聖旨,七次遠航,先後到過中南半島、南洋群島、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莫桑比克。

  鄭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規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哥倫布第一次遠航時,整個船隊只有3艘帆船、100餘名水手,船上裝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鄭和的船隊非常龐大,僅第一次遠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裝載了無數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兩相比較,真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

  可是,這一歷史壯舉卻遭到了思想已經被閹割的朝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一致聲討鄭和:

  「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萬計,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

  所以,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次跨出國門,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財富、力量、勇氣和智慧。從此以後,它便關起國門來,安心靠吃老本過日子了。在明清時期的五百餘年裡,中國皇權社會迅速走向腐朽、沒落,失去了生機,無務阻擋西方殖民者用大炮來撞開國門,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歐則不同,地理大發現以後,新興的資產階級如魚得水,欣喜若狂,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使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在這個基礎上,大批殖民者湧向海外,實行侵略、殖民,在亞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奪,無數黃金、白銀源源不斷被地運往歐洲,使原本落後、分散、貧窮的歐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華帝國則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面!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和指南針傳到歐洲,反倒使歐洲各國強大起來。特別是,他們利用中國的火藥技術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機槍,乘著戰艦,飄洋過海,來到東方,對古老的中國進行一次又一次武裝侵略。這時,西方的新興資產階級就像一個身強力壯又手執槍炮的年輕人,而經過思想的閹割,中國封建王朝已經變成一個身體虛弱、步履蹣跚的老頭兒,手裡只有原始的大刀、長矛,簡直不堪一擊,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還有能力反抗嗎?

  可見,在皇權國家體制下,歷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對知識分子的思想進行一次又一次閹割,最終導致了整個民族的愚昧和中華文明發展的相對停滯落後。不過,對於那些「言必稱三代」、迷信「祖宗之法」、夢想「傳之萬代」的帝王們,這種愚昧、停滯和落後又算得了什麼?

  這既是中國皇權社會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   


帝王秘訣之三:賞賜籠絡

  戰國末期,作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創立了一套「君人南面之術」。在韓非的眼裡,君主控制臣下的手段可以簡化為「二柄」,即「賞」和「罰」:

  「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在皇權社會裡,韓非的這套理論被歷代帝王奉為「至寶」,並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其中,賞賜籠絡是專制帝王們最常用、最基本的馭臣權術,主要是驅使臣下為君主效力。這裡的「賞」,既有實實在在的官爵、財富、美女,也有「精神鼓勵」,例如嘉獎、感情、榮譽等等。就像馬兒離不開草料一樣,這些東西從來都是君主控制臣下最有效的手段。

  1. 漢元帝:賜匈奴單于「公主」以和親

  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更何況是皇家的公主!只要美人媚眼一拋,或者是嬌軀一送,再厲害的英雄也會笑口大開,沉迷於溫柔鄉中,也就消磨了他的鬥志,達到了「以柔克剛」的目的。

  當然,皇帝的女兒也就那麼多,要嫁給誰,選擇什麼時候嫁,也是「大有學問」的。其實,在那些專制帝王的眼裡,婚姻只不過是一種政治手段。這不,漢元帝就曾「忍痛割愛」地將美女王昭君遠嫁匈奴,作為籠絡、控制呼韓邪單于的一種伎倆,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西漢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單于呼韓邪前來長安朝覲,迎娶漢朝「公主」王昭君,使得匈奴和漢朝的關係迅速升溫,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原來,自從漢朝建立後,匈奴與漢朝的關係一直是時好時壞。後來,匈奴發生內亂,分為兩支,那支單于領導北匈奴,呼韓邪單于領導南匈奴。這時,漢朝西域都護甘延壽乘機發兵擊敗北匈奴,將那支單于的首級送往長安。呼韓邪單于知道後,真是又高興,又害怕,趕忙上書西漢朝廷,請求來長安朝覲,以盡「藩臣」之禮。漢元帝知道後,當然是「龍顏大悅」!

  於是,呼韓邪單于攜帶大批貢品來到長安。漢元帝大喜,便大擺筵席,招待這位遠道而來的「貴賓」。在筵席中,呼韓邪單于忽然提出願意迎娶一位漢朝的公主,成為「天朝之婿」。漢元帝早就想籠絡呼韓邪單于,自然是滿口答應,當即下了一道聖旨,讓那些未曾臨幸的宮女前來敬酒。

  聽說「萬歲爺」召見,後宮佳麗們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引起皇帝注意的好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所以佳麗們個個使出渾身解數,希望獲得漢元帝的「青睞」。

  當時,宮女們一隊隊魚貫而入,花枝招展,彩袖在眼前飛舞,香氣在席間飄散。呼韓邪單于自幼生長在蒙古草原,哪裡見過如此多姿多彩的場面,不禁心醉神馳,進入了「忘我」的境界。漢元帝見了,不禁暗暗得意,便隨口說道:「呼韓邪單于,只要你看中誰,她就歸你了!」

  呼韓邪單于大喜過望,便睜開雙目,頓時看得眼花繚亂。眾裡尋她千百度!突然間,他發現了一枝出牆紅杏,猶如那萬綠叢中的一點紅,那麼美艷!呼韓邪單于太高興了,用手一指,喊道:「就是她!」漢元帝轉眼望去,只見一位風華絕代的美女,雲鬟霧鬢,光彩照人,兩道黛眉輕顰微蹙,微露一絲幽怨。真是太美了!連漢元帝都看呆了,不禁怦然心動,但自己是皇帝陛下,又當著呼韓邪單于的面,金口玉言,無法反悔。無奈,漢元帝只好一狠心,冊封她為「公主」,下嫁呼韓邪單于。

  這位風情萬種的美女,名叫王昭君,她出生在著名的長江三峽中一個叫「秭歸」的地方,這裡江水日夜咆哮,兩岸都是懸崖峭壁。戰國時,這裡曾出過一位「大人物」,他就是屈原。

  漢元帝即位後,下詔挑選天下美女補充後宮。王昭君當時年方二八,仿如空谷幽蘭,被朝廷的「選美使」一眼看中,選入後宮。

  當時,從各地挑選入宮的美女數以千計,漢元帝精力有限,無法一一欣賞,便命畫工毛延壽給她們各畫一幅肖像,進呈御覽。這樣一來,這些宮女的命運可就掌握在毛延壽的手裡了。所以,那些富貴人家都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渠道賄賂毛延壽,只有王昭君家境貧寒,又自恃美冠群芳,不屑於行賄。毛延壽見了,自然很不是滋味,就在畫像上做了一點「手腳」,不但把她畫得非常平庸,還在面頰上點了一顆碩大的黑痣。所以,5年過去了,王昭君還是一個「待詔宮女」。

  其實,5年的時間不算短,比現在讀一個大學本科的時間還要長。在這段時間裡,王昭君生活得比較自在,經常讀書習字,唱歌跳舞,不斷充實自己。然而,漫漫長夜,備感淒清與孤寂,不知何時才有出頭之日,好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所以,這次一聽說皇帝召見,王昭君便把自己著實裝扮了一番,本想博得漢元帝的「垂青」,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竟然讓呼韓邪單于看中了。

  筵席結束後,呼韓邪單于心滿意足,飛一般地趕回驛館,準備擇吉日迎娶漢宮美人王昭君。漢元帝卻是追悔莫及,回到後宮,便找出了王昭君的畫像,只見畫像上面的女子平淡無奇,與本人真是有天壤之別,更何曾有什麼黑痣?

  剎那間,漢元帝就明白了,這都是毛延壽搗的鬼,便把痛失王昭君的懊悔心情轉化成對毛延壽的無比憤怒,立即下令將毛延壽斬首示眾。對此,後人有一首詩:

  「曾聞漢主斬畫師,何由畫師定妍媸?

  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

  臨行時,王昭君一身戎裝打扮,在嫵媚之中更見幾分英爽之氣,來到未央宮拜別天子後,等出了長安北門,帶著一種異樣的感情,王昭君望了長安城最後一眼,便懷抱著琵琶上馬而去。在大街兩旁,萬人空巷,人們都來爭睹王昭君的風采。眼見如此風華絕代的「美人兒」離開繁華的京師,前往荒涼的蒙古草原,陪伴一位垂垂老矣的呼韓邪單于,人們無不為之嗟歎不已。

  一路上,隨行的樂師彈奏著琵琶,以消慰王昭君的離愁別恨,聲聲令人肝腸寸斷。沒幾天,她就在漫漫長路上病倒了,車隊只得暫時停止前進。在養病期間,王昭君想起了父母兄弟,便挑燈披衣,給皇帝寫了一封信:

  「臣妾有幸得備禁臠,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適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惟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絕耳。有父母有兄弟,惟陛下少憐之!」

  為了讓王昭君更好地完成「和親」的使命,漢元帝派人把她的父母、兄弟都接到長安,賜給田宅,給予妥善安置。

  等出了雁門關,大隊的匈奴騎士前來迎接。抵達王庭後,匈奴人張燈結綵,歡騰達旦,呼韓邪單于封她為「寧胡閼氏」(意思是安寧胡地的皇后),對她百般遷就,以博取她的歡心。可是,胡笳悲鳴,異邦風月,王昭君依然對故土充滿思念之情。

  自從得到王昭君這位絕色美人後,呼韓邪單于大為高興,整日置酒作樂,又向西漢朝廷進貢大批珠寶、駿馬,以報答漢朝天子的「隆恩」。

  第二年,王昭君就為呼韓邪單于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伊督智牙師」,被封為「右日逐王」。又過了一年,老邁的呼韓邪單于去世,長子雕陶莫皋繼位。依照匈奴禮俗,年僅24歲的美艷少婦王昭君又成為雕陶莫皋單于的妻子。這位年輕的單于對她更加憐愛,夫妻生活十分甜蜜,接連生下兩個女兒,後來分別嫁給匈奴貴族。

  漢成帝鴻嘉元年(公元前20年),在與王昭君共同度過11個美好春秋之後,雕陶莫皋單于與世長辭。這時,王昭君已經35歲,正是燦爛的盛年,沒有了婚姻的束縛,她更可以「好整以暇」地促進匈奴與漢朝的友好關係!

  2. 苻堅:給王猛「加官進爵」

  《周禮》云:「爵以馭其貴。」在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場上,大小官吏們追求的核心就是一個「官」字,因為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擁有了地位、名望和財富。對於投身權力場的人來說,這個「官」字可以說是意義非凡,就像賈寶玉脖子上的「通靈寶玉」一樣,是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的。對於那些在宦海中沉浮的臣子們來說,對高官厚祿的追逐無疑是他們為君主效力的最重要的動力。

  所以,在皇權社會裡,專制帝王們經常利用官爵來駕馭、控制臣下,這是他們手中「屢試不爽」的「法寶」。當大臣們為皇帝一次又一次給予的加官進爵而彈冠相慶時,同時也自然會為「龍恩浩蕩」而山呼萬歲!

  在這一點上,前秦皇帝苻堅就很有一套:對名士王猛,苻堅連連給他加官進爵,促使他為自己效命,終於統一了北方。

  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今山東壽光)人。他自幼博學多才,喜歡閱讀兵書戰策,氣度宏遠,當時的浮華之士都拿他取笑,說他是一個「癡人」。

  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權臣桓溫第一次揮軍入關時,王猛披著一件破長袍來見他。當著「桓大將軍」的面,王猛一面摸著破衣服裡的虱子,一面大談天下大事,旁若無人。桓溫見了,大為驚奇,認為他是一位「當世奇才」,拜他為督護,委以重任,並邀請王猛與他一起回南方。

  對於「桓大將軍」的這番好意,王猛有點舉棋不定,就回華山請教老師。沒想到,老師的態度「斬釘截鐵」:「你怎麼能和桓溫相處呢?依你的才華,在北方也不愁富貴,又何必捨近求遠?」所以,王猛就沒有和桓溫一起南下。

  當時,前秦的東海王苻堅素有大志,要創立一番事業。一聽說王猛的「大名」,他就派人攜帶重禮聘請他。等兩個人一見面,便推心置腹,宛如平生好友,王猛成為苻堅的主要謀士。得到王猛後,苻堅真是「如虎添翼」,很快就發動政變,登上了大寶。

  昇平元年(357年),苻堅即位後,立即重用王猛,任命他為中書侍郎。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法制嚴明,豪強們規規矩矩,誰也不敢欺負老百姓,一時間秦國大治。苻堅大喜,覺得自己真是沒有看錯人,便連連給他加官進爵,一年之內5次提升王猛的官職,讓他做到了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當時,苻堅對王猛真是言聽計從,榮寵莫比。

  這時,東方的前燕內部矛盾激化,皇室又起內訌,大將慕容垂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帶著一家老小前來投奔前秦。苻堅素來愛惜人才,自然大喜過望,一面派人迎接慕容垂,一面命王猛加緊謀劃進攻前燕。

  太和五年(370年),王猛率領鄧羌、楊安、張蠔等十餘名大將、精兵六萬大舉伐燕。臨行前,苻堅親自為他送別。當時,苻堅表示:自己將坐鎮長安,支援前線;王猛可以專心伐燕,不要有後顧之憂。

  為了報答苻堅的大恩,王猛揮軍東進,一路所向披靡,相繼攻下了壺關、晉陽等戰略要地。沒多久,前秦軍隊和燕軍主力在渭源遭遇,準備展開決定兩國歷史命運的「決戰」。

  就在決戰前的一天晚上,前秦小將徐成不慎犯了軍規,依照軍法應當處斬。因為徐成是大將鄧羌的部下,所以鄧羌出面替徐成求情。哪知道,王猛這個人倔得很,就是不買他的賬。鄧羌大怒,氣沖斗牛,揚言要與王猛決鬥。這時,王猛急忙派人告訴他:「剛才,我只是試探一下將軍。既然您對自己的部將尚且如此愛護,對國家一定會忠心耿耿!」

  第二天決戰前,兩軍擺開陣勢,燕軍有好幾十萬,一望無際。這時,王猛計上心來,便故意「激」鄧羌:「現在敵軍眾多,只有將軍你出戰才能馬到成功。」鄧羌卻乘機擺開了架子,和王猛講開了「條件」:「除非你答應讓我做司隸校尉!」王猛有些為難,認為他開的條件太高:「戰後,我保你能當上安定太守、封萬戶候。至於『司隸校尉』那樣高的職位,我可不敢答應你!」

  說話間,兩軍已經開戰,秦軍不利,開始退卻。可是,鄧羌乘機耍開了無賴,躲在軍帳中不出戰。王猛最後狠了狠心:「也罷!只要將軍出戰,我就把自己這個『司隸校尉』讓給你!」於是,鄧羌就在軍帳中擺開酒席,猛灌了一通老酒後,與徐成、張蠔等人飛身上馬,衝入燕軍大營,殺了一個七進七出,如入無人之境,斬將奪旗,殺得燕軍抱頭鼠竄。才半天的時間,秦軍就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一舉殲滅十幾萬燕軍。

  於是,王猛一面派人向苻堅報捷,一面揮軍猛進,攻打前燕國都鄴城。苻堅聞報大喜,連忙出動10萬騎兵,以「帝王之尊」御駕親征。結果,秦軍很快就攻陷了鄴城,俘虜了前燕末代皇帝慕容■、太傅慕容評,奪取了燕國157個郡、1579個縣,獲得998萬人口。

  消滅前燕後,王猛又寫信給割據涼州的軍閥張天錫,向他陳明利害。結果,不用一兵一卒,張天錫就向苻堅「俯首稱臣」。苻堅大喜,立即提升王猛為大丞相,總理朝政。隨後,在王猛的指揮下,前秦軍隊又攻取了梁州、益州,西南地區都劃入前秦的版圖。

  到王猛逝世前,前秦已經基本統一了中國北方。當時,苻堅與王猛的關係非常融洽,只有劉備和諸葛亮的關係才可以相比。所以,苻堅經常對太子說:「汝事王公(指王猛),如事我也!」

  不幸的是,到了寧康三年(375年),王猛就一病不起,享年51歲。在彌留之際,苻堅親自前來看望。這時,王猛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憂慮:「南方的東晉雖然地域狹小,畢竟是華夏正統,我們應該與他們和睦相處!鮮卑、羯羌和我國是世仇,如果留著他們,將來必為大患。」

  可惜的是,在王猛生前,苻堅對他是「言聽計從」,惟獨沒有聽進他的臨終遺言。幾年後,苻堅一意孤行,堅持攻打東晉,結果在淝水之戰中慘敗,鮮卑、羯羌紛紛起來造反,苻堅也是身死國滅。

  3. 宋太宗:對楊業「示以恩寵」

  在皇權專制時代,對於那些投身於權力場的人來說,主要有三樣東西在吸引他們的眼球——權、利、名。對於臣下來說,君主可以給予他們高官厚祿,可以滿足他們對權和利的渴望。至於名,一些專制帝王也有自己獨特的辦法,經常玩弄一些無形的手法,通過某種表示,給予臣下某些特殊的榮耀和寵遇,使他們的內心得到極大的滿足,而對皇帝感激涕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千百年來,楊家將的故事一直在中國流傳很廣,膾炙人口。可是,誰又知道,身為北漢「降將」,楊業為什麼會對大宋朝廷那麼「忠心耿耿」?

  原來,楊家本來是麟州(今屬陝西神木)一帶的土豪,在當地也是一霸。在五代時,像楊家這樣的「草頭王」有很多很多。楊業,便是武俠小說裡的「楊老令公」,他從小就喜歡舞槍弄棒,武藝精湛。平時,大家出去打獵,楊業得來的獵物總比別人多一倍。所以,他曾經自信地說:「如果我當了將軍,帶兵打仗,也會像今天驅使鷹犬追逐野兔一樣所向披靡。」後來,楊業投奔北漢,成為北漢國主的養子,改名為「劉繼業」。在北漢,他前後當了20年的將軍,屢立戰功,人稱「楊無敵」。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駕親征,討伐北漢。經過一番苦戰,北漢國主窮途末路,被迫出城投降,只有楊業不肯歸降,仍然堅持抵抗。宋太宗早就聽說「楊無敵」的英名,想把他收羅到帳下,便命北漢國主出面勸降。直到這時,楊業才痛哭一場,放下了武器。在歸順大宋後,宋太宗命他複姓楊,單名業,給予他很多賞賜,命他保衛北部邊疆。從此,楊業又忠心耿耿地為大宋而戰。

  當時,楊業駐紮在代州,這裡的冬天非常寒冷。平時,將士們就是穿著氈衣皮裘,還要躲在大帳裡面烤火取暖,惟獨楊業每天穿著單衣,在露天裡督促大家練武,旁邊也不生火,身旁的侍衛經常凍僵倒地,而他卻照樣談笑風生,眾將士都對他敬佩不已。

  第二年,北方的遼國發兵10萬進攻雁門關,楊業奉命率兵迎敵。這時,他領著幾千精兵,繞到遼軍背後發動突然襲擊,打得遼兵丟盔棄甲。從此,遼兵經常是一見到寫著「楊業」二字的旌旗,便望風而逃。因此,楊業受到了宋太宗的特別嘉獎。

  當時,在與遼軍作戰時,其他將領帶領的宋軍經常打敗仗,所以,一些將領對楊業這個「降將」非常嫉妒,就經常向皇帝打「小報告」,這個說楊業貪污軍餉,那個說楊業暗中勾結遼國,將對大宋不利。可是,宋太宗看後,只是付之一笑,還把這些奏章「原封不動」地轉給楊業。楊業看後,對宋太宗真是「感激涕零」,從此對太宗皇帝更加忠心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軍第二次北伐,進攻遼國。當時,宋軍兵分三路,宋太宗命東路軍和中路軍慢慢進軍,以牽制遼軍主力,而讓潘美、楊業率領西路軍出雁門關,迅速插入敵後,打擊遼軍。

  起初,西路軍以楊延昭(楊業的兒子)為先鋒,一路勢如破竹,把遼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很快就攻佔了雲州、應州、寰州、朔州。這時,東路軍、中路軍見了,非常眼紅,便沉不住氣了,不顧宋太宗的部署,揮軍冒進,結果被遼軍打得大敗。宋太宗知道後,惟恐西路軍孤軍深入,寡不敵眾,急忙命令他們撤退,並將雲、應、寰、朔四州百姓遷入內地。

  接到命令後,楊業對潘美說:「現在遼軍勢大,我們不能正面迎戰,可以讓百姓們先走,再派3000弓弩手在沿途阻擊,並派一些騎兵騷擾敵軍,我軍就可平安撤回。」

  可是,眾將早就對楊業嫉恨在心,所以都對他的建議不屑一顧,撇著嘴冷笑。監軍王詵仗著「欽差大臣」的身份,陰陽怪氣地說:「我們有數萬精兵,還要膽小如鼠嗎?只要正面迎戰就行了!」其他幾個將軍也跟在後面起哄,連聲說好。

  楊業一聽,可真著了急:「萬萬使不得,這是下下之策!」王詵卻瞪起了一雙白眼珠,指著楊業的面門吼道:「楊業,你號稱『楊無敵』,卻遇敵不戰,是不是有什麼企圖?」

  一聽這話,楊業的臉漲得血紅,急忙爭辯:「我楊業絕非貪生怕死之輩!現在,形勢對我軍不利,如果白白犧牲,又有什麼意義?我只是一個降將,本來應該被處死,皇帝陛下非但不殺我,還讓我繼續帶兵,對我真是有天高地厚之恩。既然你們責備我不肯死戰,那我就先去迎敵吧!」

  臨行前,楊業哭著對潘美說:「元帥,請您一定要在陳家谷口設下埋伏,等我轉戰至此,就對遼軍來個兩面夾攻。否則,我們就真要全軍覆沒了!」潘美也不禁被感動了,連連點頭:「楊老將軍,請您不必擔心!」

  楊業率軍出發後不久,就遇到了遼軍主力。由於遼軍人多勢眾,楊業的部隊又很少,寡不敵眾,便向陳家谷口且戰且退。

  這時,潘美等人在陳家谷口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中午,還未見到楊業的蹤影。監軍王詵站在一旁,恨恨地說:「楊業肯定是打了勝仗,我們可不能讓這小子一個人搶了頭功啊!」眾將一聽,便帶著部隊往陳家谷外跑。潘美急忙下令不許跑,卻制止不住,只好隨著他們奔過去。可是,他們只跑出二十來里,就遇到了前方退下來的敗兵。一聽說前面打了敗仗,眾將可就慌了神,再也不去和楊業爭什麼「功」了,轉身就往雁門關內逃去。

  沒多久,楊業轉戰至陳家谷口,本指望潘美等人來接應,卻連一個宋兵也沒有。望著空空蕩蕩的陳家谷口,楊業不禁抱頭痛哭。這時,他手下還有一百多名親兵,楊業急忙告訴他們:「你們個個都有父母妻兒,快點兒逃走吧!」可是,眾親兵跟隨楊業多年,都痛哭流涕,沒有一個人肯離去。

  不一會兒,大隊遼軍追了上來,這一百餘人浴血奮戰,無一人生還,楊業的兒子楊延玉也倒在血泊之中。最後,楊業受傷數十處,被遼兵俘虜。

  當時,遼兵押著楊業,準備回去報功。在半路上,楊業看見路邊有一塊大石碑,上面刻著「李陵碑」三個大字,便仰天長歎:「皇上待我恩重如山!我本想殺敵立功,作為報答,卻被奸臣嫉恨,被迫走上絕路。現在,我還有什麼臉面在異邦苟活下去?」說完,楊業搶行幾步,衝著「李陵碑」一頭撞去,壯烈殉國。

  看來,宋太宗真是玩弄權術的高手,他只是把別人打的「小報告」交給楊業,就起到了神奇的作用,使楊業對他「感激涕零」,簡直比給予高官厚祿還要厲害。所以,「示以恩寵」可以說是一種「一本萬利」的手段,是一種最為高明的權術!   


帝王秘訣之四:嚴刑酷法

  在唐朝貞觀年間,西域進貢了一匹寶馬「獅子驄」,能夠日行千里,但是性情暴躁,沒有人能馴服它。這時,武則天卻說:「我只要三件東西就能降服這匹馬:一支皮鞭、一柄鐵錘、一把鋒利的刀子。我先用皮鞭把馬打得皮開肉綻;要是馬還不聽話,就用鐵錘敲它的腦袋,使它痛徹心肺;如果還不能制服它,就用刀子割斷它的喉嚨!」

  在這裡,武則天講的雖然是制服烈馬的方法,但是這番道理完全可以用來駕馭天下臣民,即嚴刑酷法,這也是最高統治者駕馭臣下的一種手段。

  如何更好地駕馭群臣,使他們對自己服服帖帖?這是許多專制帝王日思夜想的一個問題。賞賜籠絡固然是一個辦法,但還不夠,有時甚至行不通,因為人的慾望是一個「無底洞」,永遠也填不滿;如果臣下受到的封賞太多,還可能反過來威脅皇權,甚至會出現「奴大欺主」的現象。

  所以,在皇權社會裡,專制帝王們經常交替使用賞、罰二柄,胡蘿蔔和大棒並用,恩威並施。在很多帝王看來,刑罰甚至比賞賜更重要、更容易見效,因為賞賜只能誘導、激勵臣下,誘使臣下為皇帝效力;而刑罰則是威懾、脅迫臣下,使他們不敢犯上作亂,不得不為皇帝賣命。

  對此,曹操有一句名言:「寧肯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這是專制帝王們的共同心聲。反正,只要能駕馭臣下,中國的皇帝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什麼樣的事情都能幹出來!

  1. 周勃父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是處死人也要給一個說法,給一個罪名。這是小人們的一項「基本功」。為了陷害別人,即使對手並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他們的手裡,但這也難不倒他們,因為他們是一群「魔術師」,可以「無中生有」地憑空捏造出許多罪名來。

  乍看起來,給對手加一個「罪名」似乎要比隨意殺人符合人道精神,實際上卻為某些暴君濫殺功臣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口實。這一點,在皇權專制國家建立的初期就表現得非常明顯:西漢初年,周勃父子的遭遇,可以說是開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先河。

  原來,周勃是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漢高祖劉邦對他十分倚重,對他的評價是「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所以,在臨死之前任命他為太尉(相當於「三軍總司令」)。周勃果然不負重托,在關鍵時刻剷除呂後餘黨,迎立代王劉恆(即漢文帝),使劉家的天下轉危為安。

  因為他的功勞太大,開國功臣陳平主動把「右丞相」的職位讓給他,而自己屈居「左丞相」。後來,周勃自覺能力比不上陳平,便主動辭職,讓陳平「專為丞相」,但在陳平死後,他又當上了丞相,位極人臣。此外,他和漢文帝還是兒女親家。像他這樣有大功又位高權重,而且和皇帝是親戚的大臣,歷代王朝能有幾人?

  可是,在退休後,這位周勃大人卻被人誣告「謀反」,被廷尉逮捕,結果在監獄裡吃了好多苦頭。後來,還是他善於善隨機應變,花重金買通了一位獄吏,托人傳遞消息,請身為「當朝公主」的兒媳婦進宮向薄太后(漢文帝的母親)求情,才被釋放。等走出牢門,周勃不勝感慨地說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我曾經統率雄師百萬,到現在才知道獄吏的尊貴!」

  寫到此處,我不禁鼻子一酸:倘若周勃沒有和皇帝聯姻,這次他恐怕真是在劫難逃了!不過,他總算走運,最終脫離了牢獄之災。而相比之下,他的兒子周亞夫可就要慘多了!

  周亞夫自幼通曉軍事,也是漢朝初年的一位名將,所以漢文帝臨終前專門叮囑太子:「若遇到危急之事,周亞夫可以依靠!」漢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叛亂,聲勢浩大。漢景帝手忙腳亂,忽然想起了周亞夫,急忙任命他為太尉,率兵迎戰。

  在這場戰爭中,周亞夫運籌幃幄,指揮若定,終於平定了叛亂,使天下重新歸於安定,真可以說是立下了「不世之功」。不過,他卻因為顧全大局,不顧皇帝的諭旨,沒有派兵救援漢景帝的親弟弟梁孝王,得罪了這位竇太后最寵愛的小兒子,這就為他後來的殺身之禍埋下了「伏筆」。

  不久,景帝要廢去栗太子,周亞夫堅決反對,使漢景帝很不高興。稍後,竇太后讓漢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為列侯。作為丞相,周亞夫卻很是「邪門」,竟然搬出漢高祖的「白馬之盟」——「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認為王信沒有資格封侯。一句話,就把皇帝陛下、竇太后和王皇后全得罪了。

  這時,梁孝王乘機在皇帝面前大講他的壞話。漢景帝聽信讒言,對周亞夫產生了惡感,在賜給他肉時不給筷子,故意冷落他。最後,連周亞夫也覺得自己在朝中待不下去,就稱病辭職。漢景帝早就看他不順眼,便來了一個「順水推舟」,將他免職。

  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止」,已經退休的周亞夫卻未能安度晚年。當時,周亞夫的兒子買了500件盔甲盾牌,準備作為父親去世時的隨葬品。結果,被人告發,周亞夫也受到牽連,被逮捕入獄。

  真是可憐得很!一代名將周亞夫能把軍營治理得井井有條,讓漢文帝肅然起敬,也能指揮百萬大軍叱吒風雲,卻不知道該怎麼對付獄吏!所以,當獄吏一上門,周亞夫就準備自殺,被夫人攔住,沒有死成。結果,到了監獄裡,他不堪獄吏的凌辱,絕食五日,吐血而死。一代名將就這樣含冤而死!

  與周勃一樣,周亞夫被安上的罪名也是「謀反」,這讓人懷疑是「皇帝陛下」或者竇太后要誣陷他。據說,在審理此案時,周亞夫曾辯解:我兒子買的是葬器,就算違法,怎麼能說是謀反呢?不料獄吏卻是振振有詞:「君縱不欲反於地上,即欲反於地下耳!」在陰間謀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樣的「邏輯」真是「天衣無縫」,「無懈可擊」,讓周亞夫還有何話可說?也只有含冤而死了。所以,後來名將李廣寧肯引刀自殺,也不願意去接受獄吏的羞辱:「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按說,周勃戰功赫赫,又有擁立漢文帝之功,「安度晚年」應該沒有問題。像他這樣一個曾經統兵百萬、出將入相的朝廷重臣,還會把小小的獄吏放在眼裡嗎?入獄前,如果有人要是提出這個問題,肯定會被周勃當成「弱智」,都懶得回答:獄吏他算老幾!但是,如果誰真的這樣小瞧獄吏,那就說明他的歷史知識極其缺乏——周勃的兒子周亞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就這樣,中國歷史往下演繹,越來越離譜,越來越荒唐,越來越讓人不可思議。翻閱《二十四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慘的功臣不計其數。到了南宋初年,則是做得更絕,索性把「罪名」這塊遮羞布扯了下來,直接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處死,這簡直是荒唐至極。

  其實,在皇權社會裡,對於那些專制帝王來說,殺戮只是一種遊戲,是每個帝王都得玩的遊戲,至於具體安個什麼罪名,那都是「小問題」。反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帝王們看來,殺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還是維護皇權專制體制的一種手段。無論這把刀有沒有用,時間長了,都應該拿出來磨一磨。為了顯示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有必要開一開殺戒,嚇唬嚇唬臣子們,讓他們不要仗著一點「功勞」就翹起尾巴來!至於那些「刀下鬼」,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冤死鬼,專制帝王們又豈會在意呢?

  2. 萬曆皇帝:「秋後算賬」

  在這裡,「秋後算賬」說的是等候時機實施懲罰。在皇權社會裡,小皇帝繼位後,因為年幼,無法親自處理朝政,只好臨時指定幾位重臣輔政。這時,不管願不願意,小皇帝也只能暫時抑制自己對皇權的渴望,與重臣們周旋,對他們優禮有加,示以恩寵,甚至言聽計從,彷彿甘心做一個大權旁落的「傀儡皇帝」。

  但是,「忍字頭上一把刀」,一旦時機成熟(例如重臣去世、病危),專制帝王就會立即發起擊,將積壓在心頭的新仇舊恨一齊發洩出來,對那些重臣「新賬老賬一起算」!例如,萬曆皇帝親政後,就翻臉無情,將自己過去「奉若神明」的張居正抄家,打翻在地!

  經歷正德、嘉靖和隆慶三朝近七十年的風風雨雨,大明朝早已是千瘡百孔,風雨飄搖,開國皇帝朱元璋留下的「祖宗之法」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現實。說起來,也不能歸咎於朱元璋,這位從鳳陽鄉下殺出來的「和尚皇帝」,做夢也不會料到二百多年後大明帝國的社會狀況。不幸的是,只要大明帝國存在一天,他留下來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就會被奉為「金科玉律」。到了萬曆初年,大明帝國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都面臨著危機,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面對這種局面,萬曆帝這個還不滿10歲的小皇帝自然是無能為力。幸運的是,帝國出現了一位「治世能臣」——內閣首輔張居正,他承擔起輔佐幼主的重任,大膽地改革,使大明朝一度呈現出「中興」的勢頭。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作為明朝最有作為、最有爭議的權臣,在本質上,他屬於那種才華出眾、很會玩弄政治手腕的傑出文官。隆慶六年(1572年),隆慶皇帝駕崩後,張居正利用上層矛盾,很快就踢開了絆腳石高拱,爬到了「內閣首輔」的高位。

  在萬曆朝最初的10年中,在李太后、司禮監太監馮保的大力支持下,張居正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不過,張居正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和太監馮保的私交不錯,取得了內廷的支持。其實,張居正這樣做也不足為奇,因為他雖然貴為「顧命大臣」、內閣首輔,但他的所作所為,只有憑借皇帝的名義進行,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可是,萬曆年幼,並不具備親政的能力,張居正自然要設法取得馮保的支持。

  當然,張居正也希望通過嚴格的教育,來引導小皇帝早日走上正路。儘管在天下臣民的心目中,萬曆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張居正深知萬曆還是一個孩子,只有嚴加督導才能成為「一代明君」。當初,高拱曾說萬曆是一個10歲的幼童,「何能盡理天下事」?這句話雖然在政治上犯了大錯,但也是「一語中的」,道出了實情。所以,張居正對小皇帝進行嚴厲管教,其「不敬」的程度當然要遠遠超過高拱那句話,以至於只要一聽說「張先生來了」,小萬曆就打心眼裡害怕。不過,張居正後來也為自己這種輕率的做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享年57歲。這時,萬曆已經21歲了。在悲傷之餘,他也隱約感到了一些輕鬆,因為那位令他敬畏的「張先生」終於走了。

  張居正一死,馮保就失去了「政治靠山」,剷除馮保的時機成熟了。當初,馮保依仗李太后的寵信、張居正的支持,有恃無恐,對小皇帝管制過嚴,必然要引起反彈,一旦時機成熟,他的垮台也在意料之中。這年十二月,萬曆下了一道聖旨:

  「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竽考付託,效勞日久,故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閒住。」

  這是一個「政治信號」:既然馮保可以被推倒,張居正又有何不可?於是,彈劾張居正的奏章就像雪片一般飛來。打響頭一炮的是善於窺伺的陝西道御史楊四知,他率先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萬曆看後,正中下懷:只有把「威權震主」達十年之久的張居正打倒,才能樹立自己的威權!所以,儘管楊四知的奏章寫得空洞無物,卻給萬曆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口實,正好把自己積壓在心頭的怨恨發洩出來:

  「(張)居正騰虛心委任,寵待甚隆,不思盡忠報國,顧乃怙寵行私,殊負恩眷。念系皇考付託,待朕沖齡,有十年輔佐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

  原來,張居正死後,一些反對派就開始試探性地放出風聲,旁敲側擊地把張居正生前的種種「罪行」揭露出來。在不知不覺之中,萬曆也受到了影響:原先那位令他敬佩的「張先生」的形象,已經逐步被欺君害民、賣官鬻爵、任人惟親的「奸臣」形象所取代。

  對於張居正的政治清算逐步升級!起初,張居正被剝奪了生前曾獲得的「太師」的頭銜,幾個兒子也被罷官。到了萬曆十二年(1584年),萬曆又下令查抄張居正的家產。聖旨一下,為了防止張家暗中轉移財產,湖廣的地方官員立即派人封鎖張府,不許任何人出入,以等待「欽差大臣」前來查抄。沒想到,欽差姍姍來遲,卻導致張府餓死了不少人。

  按照萬曆的估計,張居正這個「大貪污犯」死後留下的家產一定非常「可觀」。沒想到,查抄的結果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並沒有多少值得矚目的奇珍異寶。於是,欽差大臣就對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嚴刑逼供,張敬修受不了這樣的折磨,自縊身亡。臨死前,他留下了一紙「絕命書」,真實地記錄了張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慘狀:

  「……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當事沓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經受者……丘侍郎、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不過,既然抄了「張先生」的家,萬曆皇帝當然要給他安一個罪名。至於到底是什麼罪名,無關緊要,只要能證明「萬歲爺」明察秋毫就行了。在張府被查抄4個月後,萬曆終於公佈了張居正的罪狀:誣蔑親藩、侵奪王府府第、鉗制言官、專權亂政,等等。按照這些「罪名」,張居正罪大惡極,本該「剖棺戮屍」,還是「龍恩浩蕩」,加恩寬宥。對於張居正80歲的老母親,萬曆「格外開恩」,還給她保留了空宅1所和1000畝薄田!

  其實,在張居正的問題上,萬曆皇帝玩弄的是一種高超的馭臣權術:即便你功勞再大,哪怕是朝廷重臣,朕照樣可以治你;即使生前不能把你怎樣,在你死後朕也可以讓你全家不得安寧,瞧以後誰還敢專權?

  就這樣,「張居正時代」淒涼地結束了。在事過境遷之後,許多人才想起了這位「權臣」的種種好處,甚至盼望大明朝再出一位類似的人物來扭轉乾坤。所以,天啟二年(1622年),皇帝下詔,給張居正平反,恢復官爵,並發還張府沒有被變賣的房產。崇禎二年(1628年),朝廷又恢復張居正的官蔭與誥命。後人有感於此,曾在江陵的張居正故宅題詩抒懷: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帝王秘訣之五:深藏不露

  在皇權專制體制下,有一種叫做「無為而治」的統治術,它包含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無為」是一種治國方針,主張無所作為,順其自然,「與民休息」;另一方面,「無為」是一種統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時機尚未成熟之時,帝王們往往是冷眼旁觀,不動聲色,暫時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隱藏起來,不讓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細」,臣下也就難以鑽空子,會對君上感到神秘莫測,產生一種畏懼感。這樣一來,專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觀察臣下的一舉一動,伺機捕捉臣下的過失,然後發起反擊,一舉剷除對手。在政治上,這實在是一種非常高超的馭臣之術。

  在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禎帝朱由檢堪稱「高手」,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癡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國都長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華麗的宅宇,殿樓逶迤,飛簷相接,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坊區,這是親王們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後期,十六宅裡竟然出了好幾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是根本輪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爺的。可是,在唐朝後期偏偏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好幾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絕種,就是皇子年幼。在這種情況下,由宦官們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繼承。所以,十六宅裡就有戲了!

  第一個是文宗,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他被神策軍請到大明宮,首開十六宅諸王入登大寶的先例。接下來,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廢黜的情況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時長子杞王也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孩童。於是,十六宅裡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裡,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別。這位光王,是憲宗的第十三子李怡,雖然不是嫡子,但若論起輩分來,卻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這位「三朝皇叔」是一個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讓人吃驚的是,光王有些名氣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功績,或者有什麼過人的才華,而讓人感到他有覬覦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記得光王,是因為他似乎是一個癡呆,至少是一個智力不健全的人。

  據說,小時候,光王就有嚴重的心理缺陷。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沒有多大改觀,無論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這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文宗在位時,光王的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起來。平時,不管什麼事,他都是一言不發,讓人無法捉摸。

  對於這位「光叔」,文宗雖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對光叔卻沒有什麼好感,有時甚至故意作弄他,類似於「惡作劇」。這一天,文宗大擺宴席,款待諸王。席間,大家無話不談,光王依舊是一言不發。這時,文宗笑道:「誰能讓光叔說話,朕就有重賞!」於是,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論大家怎麼逗他、哄他、罵他,都是徒勞,這位「光叔」始終是三緘其口。看著大家無可奈何的樣子,文宗被逗樂了,大笑不已。

  時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這樣過去了。朝廷裡雖然是風起雲湧,李黨、牛黨鬥了個你死我活,也沒有影響到十六宅裡的平靜,諸王們依舊在聲色犬馬中打發著時光。只有這位「光叔」,似乎與眾不同:雖然也參加各種聚會,但在曲終人散之後,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誰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不過,一個人如此韜光養晦,總會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繼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較長,也比其他人更瞭解這位「光叔」,同時也比別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著頭腦!

  武宗這個人雖然性格粗率,喜歡不拘小節,但他似乎有一種預感:「光叔」的沉默、與世無爭,全都是裝出來的。所以,在登上大寶後,這種「第六感」就會時常湧上武宗的心頭。特別是,當他望著光王那無動於衷的表情時,武宗總覺得那張臉背後「深不可測」。

  於是,光王李怡就經常出現一些「意外情況」:不是今天在與皇上擊毬時突然落馬,便是明天在入宮時突然失足。種種災禍,似乎都在「不經意」間突然降臨到光王的頭上,讓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頑強地活著,而且不出一句怨言,彷彿他是一位不諳世事的「頑童」,只要沒有受到大人的斥責,就感到無比幸福了。

  幸虧武宗在位的時間不長,還沒等他弄清楚這位「光叔」的底細,就因為仙丹吃得太多毒發身亡,突然離開了這個世界。他走得是這麼急,著實讓所有人大吃一驚。在這個關鍵時刻,總會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出來主持大局。於是,宮裡的宦官們又一次「義無反顧」地擔當了這個角色。

  會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場大病,有兩個多月不能上朝,就連宰相都見不著他的面,朝廷內外頓時人心惶惶,憂懼萬分。

  俗語雲,「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作為皇帝的「貼身人」,宦官們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們的手裡產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個平庸、懦弱之輩,那麼好處豈非多多?

  這時,內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當大任!左軍中尉馬元贄一聽,眼珠子轉了幾轉,馬上就明白這裡頭的「奧妙」,立即隨聲附和。至於樞密使和右軍中尉,雖然沒有他們反應快,過了一會兒也都恍然大悟。

  這個主意真是妙!對於文宗、武宗兩位皇帝的厲害,他們都有切身體會,所以,在擁立新天子的問題上,他們不得不小心謹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時此刻,他們的意見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統一:只要這位有幾分癡呆的「光叔」坐在龍床上,他們就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

  於是,宦官們馬上就忙活開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發佈遺詔:

  「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

  隨後,皇太叔在少陽院接見文武百官。當朝臣們步入大殿時,大概誰也沒有對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大唐朝的命運竟然要系托在這麼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無可奈何之餘,還有些許感慨!可是,宦官當權,遺詔已經發出,他們又有什麼辦法?

  這時,皇太叔出現了,他的腳步是那樣沉穩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滿含著一種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過,從那堅毅的表情來看,他的聰明、睿智絕對要超過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氣象震住了,他們都驚在當場。

  隨後,皇太叔開始處理已經積壓了好幾個月的奏章,一件件地處理,無不明白、合理。短短一個上午,皇太叔一舉手、一投足之間,都讓所有人大跌眼鏡:他們以往的認識真是大錯特錯了!所以,在場的人先是驚詫,然後是欣慰,最後竟有一陣寒意襲上心頭。當一陣料峭的春風吹過時,他們忽然發現:自己的衣衫已經被汗水濕透。當然,沒人能料到:這樣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隨後,皇太叔正式即位,這就是唐宣宗!這一年,他已經36歲了。這是忍耐、毅力的勝利,也是處心積慮和堅忍不拔的最好回報。這件事再次證明了一個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戰勝強敵,取得最後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為了這一天,他已經等待了很久,再也無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開始行動!

  第一個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會昌年間,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權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賴的大臣。但是,對於宣宗來說,李德裕既然代表著先帝武宗,就是要打擊的對象。於是,在新天子即位後的第8天,執掌朝綱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罷相,從他的政治頂峰跌落下來,連他的政敵也沒有料到會這麼快!兩天後,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薛元賞也被貶出京師。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大唐帝國就沒有一天安寧過:今天是這個藩鎮叛亂,明天是那個地方發生兵變,後天又是朝廷內部鬧黨爭,一直鬧騰了將近100年的時間。不過,在宣宗當政的13年裡,帝國竟然是出奇地平靜:河北的幾個藩鎮雖然繼續割據一方,卻也老老實實,沒有野心;朝野上下雖有波動,卻很快就趨於安寧,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在大中(宣宗的年號)年間(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卻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只要天下太平無事,就是無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絕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實,宣宗整日面對這些人,心裡又何嘗「輕鬆」:因為他不能容許自己有絲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騙,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執政期間,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實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這種「法」的實質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種「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於:它只能在短期內將國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國家永遠強盛!

  不錯,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變得「循規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後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聰明的天子,這些藩鎮、朝臣還會這樣俯首帖耳嗎?至於宦官們,也不得不收斂了許多,因為他們選錯了人,竟然「種豆得瓜」,讓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雖然宦官們確實鬥不過宣宗,但他們手中卻有一件「百戰百勝」的「法寶」: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難道你宣宗還真能「萬壽無疆」不成?果然,13年後,唐宣宗病危,宦官們就把他扔在一邊,另外擁立了一位昏庸無能的「懿宗」,使剛剛有一點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權專制體制下,唐宣宗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因為他只看到了眼前,沒有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套制度,確保大唐的萬里江山「永不變色」,確保國家永遠太平無事。不過,放眼歷代王朝,像他這樣「韜光養晦」而登上大寶的又有幾人?

  崇禎帝:不動聲色,剷除巨閹

  明朝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啟皇帝駕崩。根據遺詔,信王朱由檢登基,改元崇禎。雖然崇禎帝即位時還不足18歲,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位「少年天子」,因為他比哥哥天啟帝、父親泰昌帝要強得多。特別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動聲色」地剷除了那位人見人怕的「九千歲」魏忠賢及其黨羽,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建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

  朱由檢雖然從小長在宮廷裡,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對他打擊很大,使他有「切膚之痛」,那就是養母李選侍之死。對於朱由檢,李選侍可是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愛。就是這樣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最後卻憂鬱而死,朱由檢不能不受到極大的震動。很快,他就明白了養母的死因。原來,養母為人正直,不願與客氏、魏忠賢之流同流合污,招來忌恨,被百般刁難,最後憂鬱成疾,撒手歸西。

  養母的死,對朱由檢幼小的心靈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使他逐漸感到人世間的複雜,開始對身邊的人持懷疑態度。對於魏忠賢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覺,開始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注意保護自己。

  對於弟弟朱由檢,那位愛做木匠活的天啟皇帝倒是十二分地愛護,兩個人的關係十分融洽。據說,有一天,當時還不太懂事的朱由檢,竟然當面問過天啟皇帝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

  「你這個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許是兄弟情深吧!對這個「大逆不道」的問題,天啟皇帝竟然笑著答道:「可以,可以!過幾年,就讓你來坐!」當然,這只是天啟皇帝的一句戲言,沒想到後來真的應驗了。

  不過,命運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啟帝突然撒手歸西,竟然使朱由檢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天啟七年(1627)八月,皇宮裡突然傳出天啟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啟已經不行了,望著弟弟朱由檢,眼光中包含著無限的哀憐、惜別之情:「你當為堯舜之君!」

  一聽這話,朱由檢真是如「五雷轟頂」一般。不過,他很沉著,知道這是關鍵時刻,千萬不能出錯,所以他急忙回頭與旁邊的魏忠賢搭話,稱讚他侍候皇兄勞苦功高!

  這時,朱由檢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當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寶座,心裡自然有一陣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賢權傾朝野,自己能否坐穩龍椅,朱由檢也是心裡沒數。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難以體會的。

  所以,在天啟駕崩後,朱由檢就在乾清宮裡坐著,絕不輕易開口,一切順其自然,沒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過了幾天,朱由檢正式登基。至於《即位詔書》,還是老一套:先是歌頌列祖列宗,再對剛剛過世的天啟帝大唱讚歌,然後是敘述登基經過,公佈新朝的年號——「崇禎」,最後以新天子的口吻說出了他的「治國大計」:

  「朕以沖齡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變通。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茂新猷。」

  不過,這份《即位詔書》只是內閣大學士們的傑作,並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為內閣這時仍然是由閹黨分子把持,所以在字裡行間自然也充溢著魏忠賢的「旨意」。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魏忠賢給新天子今後的大政方針劃出了一個「框框」,大有「既定方針」的味道。

  對於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順從嗎?他還能容忍魏忠賢之流繼續一手遮天嗎?因為新天子在許多問題上不動聲色,所以群臣暫時還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仍然心存一絲僥倖;而他們的對手,似乎看到了一點朦朧的希望;當然,更多的人還在拭目以待!此時此刻,這位新天子的心裡到底在盤算些什麼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與前朝皇帝大不一樣的是,崇禎對朝政是事必躬親,認認真真地處理。

  對於魏忠賢,崇禎像皇兄天啟一樣非常器重,該賞賜的照樣賞賜,該蔭官的也照樣蔭,絕不吝嗇。至於皇兄天啟帝原來準備賜給魏忠賢的匾額,崇禎也照賜不誤。所以,人們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賢之間有什麼「不和」的跡象。不過,人們也不免有些懷疑:他們兩個人之間果真如此融洽嗎?就是新鞍配老馬,也還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況是兩個活生生的人呢?

  最後,就連魏忠賢也感到有點不對勁!九月初一,魏忠賢終於沉不住氣了,便來了一個以退為進,假意提出辭去「東廠提督」一職,以試探崇禎的態度。奇怪的是,崇禎非但沒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勸,命他安心任職。所以,魏忠賢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沒有發出力來。

  當時,崇禎的處境依然非常險惡,因為他孤身入宮,周圍全是魏忠賢的黨羽,政府各部門也大多是由魏忠賢的死黨把持。在這種情況下,崇禎帝連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問題,哪還敢貿然出擊呢?

  不過,崇禎深知魏忠賢的為人,也明白:魏閹一日不除,自己就無法親掌大權,更談不上什麼「中興大業」。所以,他還得耐心等待機會!崇禎心裡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後,總會有人跳出來,或者是想翻舊案,或者是想投機,討好新天子,而把矛頭指向魏忠賢及其黨羽。

  在閹黨中,第一個倒霉的是兵部尚書崔呈秀。他不僅位高權重,而且手握兵權,一直是魏忠賢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禎就把矛頭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閹黨的內部矛盾,迫使他於十月初辭職。崔呈秀的垮台,既斬斷了魏忠賢的一條臂膀,又發出了一個政治信號——魏忠賢快要完蛋了。

  於是,許多官員聞風而動,攻擊的矛頭也開始直指魏忠賢。十月二十六日,嘉興貢生錢嘉征上疏,公開聲討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君、克剝、無聖、濫爵、濫冒武功、建生祠、通關節」!

  自從天啟四年(1624年)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以來,還沒有人如此公開尖銳地彈劾魏忠賢。所以,魏忠賢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禎面前,連呼冤枉,痛哭流涕。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但魏忠賢是一個太監,可能已經算不上男兒,而且痛哭流涕對他來說也是「家常便飯」:想當初,楊漣上疏彈劾時,魏閹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啟的同情和支持,從而反敗為勝的。不過,他這一次卻是失算了:崇禎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淚,反而讓人當場宣讀錢貢生的奏疏,還要魏忠賢洗耳恭聽,魏忠賢當時的心情如何,就不難想像了!

  魏忠賢實在是受不了這種「羞辱」,立即稱病辭職。在權力場上,「病」真是一個好東西,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魏忠賢本來是想以「病」為托詞,躲過這個風頭,好以退為進。沒想到,崇禎竟然來了一個「將計就計」,命他去白虎殿為天啟守靈。

  這時,魏忠賢就像一個輸紅了眼的「賭徒」似的,上疏辭去爵位、誥券、田宅。崇禎倒好,也來了一個「得理不饒人」,竟然全部批准,並趁機對朝廷的人事安排進行調整。

  這一次,魏忠賢是徹底失算了!魏忠賢雖然老奸巨滑,卻忘記了官場上的一條「鐵律」——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炭。或許魏閹自作聰明,想以退為進,伺機東山再起;或許他高估了自己,沒想到自己會有那麼多對手。無論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現在,魏忠賢既然已經是一條「落水狗」,許多人便趕來痛打。於是,討伐魏閹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樣飛進皇宮,送到崇禎皇帝的龍書案旁。或許,崇禎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特點:幾年前,鎮壓東林黨人時,天下人都是口誅筆伐,幾乎是人人喊打;對魏忠賢,則是歌功頌德,無以復加。

  最後,對魏忠賢進行「總清算」的時機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禎公開宣佈魏忠賢的罪行:

  「朕聞去惡務盡,馭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懲大憨,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列逆惡魏忠賢罪狀,俱已洞悉。竊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報國酬遇,專逞私植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概……」

  結果,魏忠賢被發配到鳳陽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們的家產也全部被查抄。沒幾天,這一對狗男女就雙雙自殺,到地下追隨天啟皇帝去了。

  到了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崇禎又對魏忠賢、客氏、崔呈秀這三位「禍首」加重處罰,雖然他們本人已死,但他們的屍體仍然被處以「凌遲」(民間俗稱為「殺千刀」)的極刑。

  這時,崇禎也許早就忘了當初進宮接受皇兄遺命時,口口聲聲稱譽魏忠賢的情景,也忘記了自己剛即位時對魏閹的態度。當然,有人會替崇禎辯解,說他是迫於形勢,韜光養晦,故作姿態,為的是日後徹底清除閹黨。既然崇禎貴為天子,尚且迫於形勢,要羈縻魏閹,那麼群臣是否也可以倣傚他,大捧魏忠賢的臭腳呢?如果崇禎這樣做是英明的抉擇,為什麼群臣這樣做卻被視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在政治上永遠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權專制體制下,這種沒有道理的、無情的「宮廷政治邏輯」偏偏大行其道!   


官場紅人——皇權體制下的「眾生相」 
引 言:皇權社會中官場是一個巨大的權力舞台

  在中國皇權社會中,官場可以說是一個古老而又久遠的存在。幾千年來,中華大地不知經歷過多少滄桑巨變:一個個王朝興起,一個個王朝垮台,國家治亂無常,既有過路不拾遺的「太平盛世」,也有過一次又一次的大動亂。在皇權社會中這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官場卻一直存在著,如同一座永不謝幕的權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讓人望而生畏,無數的悲劇和喜劇在上面啟幕,又落幕,不斷地上演著。

  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台灣的柏楊先生曾以「醬缸」來比喻中國文化。我以為,柏楊先生有膽有識,說出了許多人不敢說出來的話,只是比喻的對象有點不正確:不應是「中國文化」,而應是中國古代的「官場化」社會。

  自皇權體制誕生以來,中國皇權社會就一直是一個以「官場」為軸心的特殊社會(我們稱之為「官場化社會」),一切以權力(主要是皇權)為中心,一切為權力服務。長期以來,中國古人已經習慣於生活在皇權專制體制下,整日追逐權力,更習慣於被權力支配,離開了權力,人們反而會不知所措。

  在這個「官場化」的皇權社會裡,權力就代表著榮耀、財富、幸福,權力就是生命價值的體現,權力就是生命本身,而權力的背後卻是一個「鬼魅橫行」的世界:暴力、兇殺、冷酷、無情、殘忍,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只要細心一點,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8部著名古典小說——《封神演義》、《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金瓶梅》、《紅樓夢》,無不圍繞權力展開,以權力決定論為主線。翻遍《二十四史》,滿紙都是帝王、后妃、外戚、宰相、文臣、武將、宦官們在肆無忌憚地上演數千年的傳統舊劇。一部中國皇權社會歷史,充斥著無數個殺父、殺母、殺夫、殺妻、殺兄、殺弟、殺子、殺友的故事。數千年來,這種蠻橫的「權力邏輯」竟然在皇權社會裡大行其道!

  在中國皇權社會,官場既是戲場,又是戰場,生活在官場上的人既要會逢場作戲,更要會耍弄真刀真槍。為了爭奪更多、更大的權力,全社會的人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拚命廝殺,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小到個人之間的明爭暗鬥。在這裡,沒有什麼情義可言,只有權力和利益的爭奪。就這樣,皇權社會裡的中國人一直忙於「窩裡鬥」,陷入了爭奪權力的沼澤爛泥之中,不能自拔,顧不上什麼「建設」和「發展」,更喪失了信仰和求知精神,人性價值的光輝幾乎全部被淹沒。

  幾千年來,這張由專制帝王們編織的天羅地網籠罩著中華大地,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幾乎沒有人可以逃脫,成為「漏網之魚」!   


皇帝與宰相:難解的「矛盾體」

  在皇權社會裡,作為「天下第一人」,皇帝是國家元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當屬宰相。不過,在中國歷史上,除了遼國以外,其他朝代都沒有「宰相」這個官職,宰相只是一個俗稱!

  對於專制帝王來說,宰相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禍害」,他們對宰相真是既恨又愛。因為中國實在是太大了,皇帝縱然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一個人包攬所有的事務,所以皇帝必須找一個「助手」,而這個助手就是宰相。

  在皇權體制內,作為最高行政首腦,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堪稱是整個皇權國家的「二把手」,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

  多少年來,中國人一直用一句話來描繪宰相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宋朝人張方平指出:「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所謂元首,指的是腦袋;股就是大腿,肱就是肩膀。毫無疑問,如果把整個國家機器比作一個人的話,那麼皇帝就相當於腦袋,而宰相則處於全身運動的樞紐部位,行立俯仰,莫不關之。

  宰相的職權有多大?

  關於宰相的職責,西漢初年的丞相陳平有一句非常「經典」的名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一句話,宰相對內要輔佐皇帝,為皇帝出謀劃策,並統領百官,指揮內外百司;對外,要妥善處理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真是國防、內政、外交無所不管。所以,《宋史‧職官志》稱「宰相之職,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

  具體來說,宰相大致有以下幾項權力:

  一是謀議權。所謂「謀議權」,就是宰相就國家的方針、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議,並與皇帝共同討論。所以,西漢初年,宰相曹參推行「無為而治」的方針,不主動入宮向皇帝提出建議,漢惠帝就責怪他「無所請事」。

  二是副署權。就是皇帝的詔令、制敕和上諭要由宰相簽署,並由宰相機構發佈。在制度上,如果宰相沒有在詔書上簽字,詔書也就沒有法律效力,有關部門可以拒絕執行。例如,武則天當政時,曾派肅州刺史王本立去「宣敕」逮捕宰相劉禕之,結果遭到劉禕之的抗議:「不經鳳閣(即中書省)、鸞台(即門下省),何名為『敕』?」意思是,這道「敕書」沒有經過中書、門下兩省宰相的簽署,僅僅是武則天的一紙命令,在法律上是無效的,怎麼能稱為「敕」呢?

  三是用人權。包括選任賢才與罷免不稱職的官員。在宰相擁有的各項權力中,用人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往今來,那些「良相」大多能夠充分並恰當地行使用人權。在唐玄宗初年,有兩位名相——姚崇、宋璟:姚崇「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宋璟「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

  四是裁決一般政務權。對於朝廷內外的一般政務(即所謂「小事」),宰相有權直接處理,無須請示皇帝。譬如,唐代的宰相可以以「政事堂」的名義發佈堂案、堂帖,直接指揮內外百司,處理各種「小事」。

  總之,宰相的地位非常特殊:「受命天子,總理萬揆。」古往今來的無數事例表明,在皇權專制政體下,宰相與皇帝的關係至關重要,與王朝的興衰存亡關係甚大,相權的消長可以說是觀察歷代政治得失的一個重要「指針」。政治的「秘訣」就是對權力進行互相制約,每一種權力都不能無限膨脹,皇權和相權什麼時候能夠實現平衡,什麼時候就能實現政治清明。

  在皇權國家裡,在某種程度上,宰相的作用甚至比天子更為重要,因為專制帝王雖然高高在上,大權在握,但宰相處在皇帝與各部門之間,在皇帝與各級官吏之間充當「橋樑」;同時,宰相又是道德和忠誠的象徵,它是確保皇權不被濫用的一道防線、一種保證。所以,宰相必須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靈活的政治手腕,才能處理好朝廷內外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宰相制度的演變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中,宰相制度居於核心地位,是連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環節。從中國歷史來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複雜多變,其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萌芽期、創立期、鼎盛期、調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黃帝至西周。

  在史書中,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宰」、「相」、「百揆」等一些關於官職的記載。在政治實踐中,這些職位已經有輔助君主處理政務的職責,但宰相尚未成為正式的官稱,更談不上建立宰相制度。

  (2)創立期:春秋至秦

  這是一個大分裂的時代,內外矛盾交織,國家政務日漸繁忙,國君一個人實在是難以應付,於是出現了一個以宰相為最高首長的官僚集團。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各國紛紛招賢納士,選賢用能,一批名相也應運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張儀等人,他們活躍在周秦之際的歷史舞台上。

  經過幾百年的政治實踐,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創立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了。其實,早在戰國後期,秦國就率先設立「丞相」一職。至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中央設立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使之成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漢初至漢武帝時

  到西漢初期,宰相的權力迅速膨脹,並很快達到了頂峰。當時,宰相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所不管,並出現了蕭何、曹參、陳平等一大批名相。不過,就在相權膨脹之時,相權和皇權之間的矛盾也開始顯露出來。由於相權的膨脹對皇權構成了威脅,所以皇帝就想方設法地制約相權,一些宰相很快「厄運當頭」:從西漢建立到漢武帝時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殺,被貶黜的更多。

  (4)調整期:漢武帝時期至元朝

  在兩漢時期,由於皇權與相權的矛盾開始顯現,宰相制度很快進入了調整期,核心是:皇權日益集中,相權不斷被分割。因為歷史條件不一樣,不同的皇帝又有不同的特點和喜好,所以宰相的權力也有變化:時而強化,時而弱化。

  漢武帝以後,皇帝開始倚重身邊的心腹——尚書檯,削弱相權。不過,時間一長,尚書檯逐漸坐大,又形成一個實際的行政中心,分割乃至取代了相權,最後形成了內外朝互相消長的局面。

  在進入調整期後,宰相制度也多有變化,最重要的特徵是多相並存、三省出現。在曹魏時,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義上的宰相,只有錄尚書事、尚書令及尚書僕射才能實際執掌朝政。至兩晉時,中書監、中書令、侍中的地位提高,又分割了尚書省的權力,宋、齊、梁、陳時多有沿襲。北魏、北齊時,門下省逐漸發展起來,侍中的權力大增。西魏時,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大塚宰」為宰相,後來又改設左、右丞相。隋朝建立後,楊堅廢三公,以三省長官知政事,稱為「真宰相」。

  唐朝是中國宰相制度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宰相機構與宰相名稱複雜多變。在唐朝前期實行的是三省制,中後期演變為中書門下體制。在唐前期,真正掌握實權的是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作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長官為尚書令,副長官為左、右僕射;中書省負責處理表章、起草詔令,長官為中書令,副長官為中書侍郎;門下省負責審查奏抄、簽署詔令,長官為侍中,副長官為黃門侍郎。

  在三省之外,又有「政事堂」。政事堂本來是三省長官商議軍國大事的場所,從唐太宗時起,皇帝經常指派別的官員去政事堂,參與討論國家大事:一是給資歷較淺的官員加上「參與朝政」、「參知機務」、「參知政事」、「專典機密」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號;二是給一些資歷較老的元勳功臣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名號。至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使其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體制又發生了很大變化。

  宋朝時,設置「中書門下省」作為宰相機構。為了分散相權,皇帝有意設立多位宰相,一般是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參知政事」為副宰相。起初,參知政事的地位還比較低,後來與正宰相沒有多大差別,使宰相的權力更加分散。此外,又設立樞密院(長官是樞密使)、三司(長官是三司使),負責掌管全國的軍隊、財政,以分割相權。

  金國入主中原後,廢去中書省、門下省,以尚書省總攬政務。元朝時,在中央設立中書省,負責統領六部,長官為中書令,下面有平章政事等多位官員,相權又有所恢復。

  (5)衰落期:明朝至清朝末年

  宰相制度無論怎麼調整,都不能徹底解決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下令誅殺丞相胡惟庸,並廢除中書省,命六部直屬皇帝,同時,將相權分給六部,朝廷的權力都集於皇帝一身,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了頂峰。明成祖時,設立內閣,以內閣大學士負責批答奏章、草擬聖旨。其實,內閣大學士只是相當於皇帝的「私人秘書」,其權力要比原來的丞相小得多,但世人一般把內閣大學士比作宰相。

  清朝初年,設內秘書院、內國史院、內宏文院等三院,不久改為內閣,但也只能處理一般政務,軍國大事是由「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至雍正時,設立「軍機處」,負責商議軍國大計、草擬上諭,皇帝集權達到了極點。清朝末年,進行官制改革,廢除軍機處,另設「責任內閣」,以內閣總理大臣為首長,相權又有所回升。最後,隨著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清朝滅亡,宰相制度也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   


「帝相關係」的範式:劉邦與蕭何

  古人云:「讀史使人明智。」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要想探究宰相和皇帝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可不讀《史記‧蕭相國世家》。

  在大一統的皇權國家體制下,皇帝與宰相的關係範式,是在漢朝初年確立的。總的來說,這一範式是由以下內容構成的:皇帝用人,以權、術、勢掌控大局;宰相主事,從各方面為皇帝效力。

  若論起才幹,中國古代的皇帝大多屬於二流甚至三流人才(劉邦只是一個無賴,他再精明,也頂多是一個二流人才),而宰相則多為一流人才(在這一點上,蕭何是沒有爭議的)。作為皇帝,他們的心思主要用在坐穩龍椅,防止大臣(特別是宰相)謀反,保證政局穩定;而宰相的心思,主要是用來謀劃國事,只有極少數宰相有僭越、謀反之意。

  總之,皇權與相權既相剋相制,又相輔相成,皇帝與宰相因而構成了一對難解的「矛盾體」,這個矛盾貫穿於整個皇權專制國家的始終。所以,對宰相這個「二把手」,皇帝是時而相信,時而猜疑;反過來,宰相對皇帝往往是始終如一(正所謂「忠臣不事二主」),有「反骨」的極少,多數是愚忠不改。

  具體來說,蕭何這個人既精通法律,又很有經濟頭腦,善於調配錢糧,是宰相的最佳人選。但是,在傳統的皇位爭奪戰中,蕭何的優勢發揮不出來,只有選擇一位好的主子,為他效力。劉邦與蕭何,一個是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心,一個是行政部門的最高首腦,只有通力配合,才能使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政治清明,百姓樂業。在實踐中,雖然劉邦和蕭何是多年的「老關係」,相處得比較融洽,但劉邦對蕭何也難免猜忌,不太放心。

  當時,就發生了這麼一件怪事: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舉兵造反,劉邦命蕭何留守京師,自己御駕親征,去討伐英布。可是,就在出征期間,劉邦不放心,幾次派人打探蕭何正在做什麼。探來探去,也沒發現這位蕭宰相有什麼「劣跡」,只聽說他正在變賣家財,努力支援前線。本來,蕭宰相做的是好事,但「萬歲爺」劉邦一聽,卻是臉色大變。

  不知怎麼的,這件事被蕭何的一位門客知道了,趕忙告訴蕭何:「蕭大人,您馬上就要大禍臨頭了!現在,您功高蓋世,又位居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民心歸附;而皇上又遠征在外,他能不起疑心嗎?眼下,皇上多次派人打探您的情況,就是怕您功高震主啊!您為什麼不做一些壞事情,比如廣置田園、放高利貸,來讓皇上放心呢?」

  於是,蕭何便依計而行。果然,當劉邦得知一向清廉自守的蕭何竟然也貪起「小便宜」來,才長出了一口氣,原來他心中早就有一把「算盤」:只要蕭何貪圖小利,他就不會有什麼政治野心。其實,在專制帝王的眼裡,貪污腐敗雖然可惡,但還不至於危及「國本」——專制皇權,有政治野心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看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貪污腐敗之風之所以愈演愈烈,也不能完全歸咎於那些貪官污吏。在一定程度上,是皇帝慫恿(有時甚至是逼迫)官員們貪污,他們搞腐敗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對於皇帝來說,官員貪污腐敗固然不好,但也有一個莫大的好處:誰只要貪污,就在無形中將「把柄」交給皇帝了,一旦皇帝看他不順眼,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處置他。所以,在聖明的「萬歲爺」面前,本身手腳就不那麼「乾淨」的群臣也只有俯首帖耳,皇帝的萬里江山反而因腐敗更牢固了。

  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在一定限度內,腐敗或許是維持專制皇權的「良方」;要是貪污腐敗過了頭,也要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許多王朝就是被貪污腐敗搞垮的。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暫且不論。

  漢高祖劉邦雖然是地痞無賴出身,但在玩弄權術方面卻是「無師自通」。蕭何是大漢帝國的開國宰相,真可謂勞苦功高,對「老闆」——劉邦更是忠心耿耿,即便如此,他還是遭到劉邦的猜忌,甚至下過大獄,坐過幾天牢房。可悲的是,後世的帝王紛紛效仿劉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惡劣的傳統:宰相或要麼故意裝傻充愣,要麼無所作為,二者必居其一,絕對沒有「第三種選擇」。總之,宰相的地位雖然崇高,是「二把手」,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宰相與「一把手」——皇帝之間卻有天壤之別,實際上沒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須要看皇帝的眼色辦事,夾起尾巴,老老實實地做人。   


宰相得人,利國利民

  在某種意義上,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作為帝國的最高行政首腦,宰相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專制帝王。因為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是世襲的,這就決定了皇帝不可能都是賢明的,但是宰相並非是世襲的,在賢明的幾率上當然要遠遠高於皇帝。

  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不乏一些賢明的宰相(如管仲、曹參)。他們對上輔佐天子,對下統率百官,既有眼光和能力,又有手腕,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對人民有好處,因而備受後人的頌揚。

  管仲:「中國第一宰相」

  在中國歷史上,管仲可是一個「大大有名」的「重量級」人物。管仲之所以能夠浮出水面,得益於齊桓公不拘一格地任用賢才。

  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齊國國君無知在雍林被殺。當時,有資格繼承君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逃往莒國的公子小白,有鮑叔牙輔佐;另一個是逃往魯國的公子糾,有管仲輔佐。一得知無知死去,這兩個人就急著趕回齊國,展開了一場爭奪時間的競賽。

  為了剷除競爭對手,管仲率領一隊人馬在半路上攔住小白的去路,並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帶鉤。小白這個人很聰明,當即咬破舌頭,口吐鮮血,躺倒在車上。管仲以為小白已「死」,急忙回去報信,公子糾大喜,便放慢了行進的速度。結果,小白捷足先登,搶先趕回國都臨淄,成為國君,這就是齊桓公。

  隨後,齊桓公和公子糾血戰一場,公子糾慘敗,被殺。本來,齊桓公打算處死管仲,以報一箭之仇。不料,師傅鮑叔牙出面力諫:「您如果只想做一國之君,就可以殺了管仲;如果您還想稱霸列國,就要重用管仲,因為他是一個絕世奇才。」於是,齊桓公不計前嫌,起用管仲為「相」,並拜他為「仲父」,委以重任,終於成就了輝煌的霸業。

  其實,管仲這個人並非以計謀見長,他擅長的是治國安民,特別是具有戰略眼光。周釐王元年(公元前681年),齊桓公與魯國國君在柯地會盟。當時,魯國大將曹沫突然把匕首架在齊桓公的脖子上,要求他將齊國佔領的土地歸還魯國。經管仲出面疏通,齊桓公才勉強答應。事後,齊桓公視之為「奇恥大辱」,打算抵賴。幸虧管仲及時進言,陳明利害,齊桓公這才履行了諾言。結果,此舉贏得了諸侯們的擁戴,使齊桓公威信大增,最終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取得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成就。所以,就連孔老夫子也很佩服管仲先生。

  管仲不僅政績突出,人格也很高尚。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齊桓公派管仲去洛陽朝見周天子。本來,周襄王準備用「上卿」之禮歡迎管仲,管仲急忙推辭,最後勉強接受了「下卿」之禮。

  不久,管仲病重,他留給齊桓公的遺言是:不要重用易牙、開方、豎刁這三個小人。可是,管仲一死,齊桓公就將這句話置之腦後。結果,齊桓公一死,這三個傢伙就興兵作亂,齊國的霸業隨即煙消雲散。不過,這也是「人亡政息」的中國古代政治所不可避免的現象。

  在君主專制體制下,政治的好壞主要是靠政治家個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制度與機制來設定、規範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經常是遇到能人就昌盛,否則則衰落。春秋前期,齊國之所以能夠強盛,主要是因為「伯樂」——鮑叔牙慧眼識人,向齊桓公鼎力推薦管仲,使他可以人盡其才,協助齊桓公稱霸。所以,管仲對鮑叔牙十分感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管仲與齊桓公這一對「最佳搭檔」,為後來的中國皇權政治確立了「賢君■良相」的標準模式。不過,在君主專制體制下,這種模式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君主不賢明或宰相不好,就是有好宰相卻不被君主重用,再不就是君主和宰相都是平庸之輩,無所作為。可是,皇權社會中的中國人卻對這種純粹是碰運氣的「標準模式」注入了極大熱情,希望天降賢人,恩澤萬民。

  其實,這種「賢君■良相」的模式依然屬於「能人政治」。多少年來,能人每每是人們竭力讚美和崇拜的「偶像」。若是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考查,我對這種政治模式卻不大敢苟同,因為它的成本極其高昂(每個能人只能被動地被君主使用,完全沒有主動性)。此外,能人政治很難持久:能人在,國家就強盛;能人一旦不在,大家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當然,管仲的歷史功績是抹殺不了的,後來有許多人要向管仲學習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管仲對於自己死後齊國的混亂和衰落卻是無能為力的。這不,八百多年後,「自比管仲」的諸葛亮死後,蜀國的政局也是亂得一塌糊塗。

  所以,100個管仲也都比不上一個合理而又切實可行的政治制度。可悲的是,幾千年來,皇權社會的中國人一直不明白這個淺顯的道理,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專制帝王的腳下,對權位孜孜以求,陷入「權力場」而不能自拔。在他們眼裡,制度與機制又值幾個錢?

  曹參:「蕭規曹隨」

  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景帝劉啟的70年間,西漢政府信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得國力迅速恢復,達到了「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究其原因,宰相曹參「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曹參是漢高祖劉邦的老鄉,也是西漢初年的開國元勳之一。所以,劉邦一坐上龍椅,就任命他為齊國的「相」。

  當時,齊國總共有七十餘座城池,是最重要的諸侯國,統治著山東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參新官上任後,首先就如何治理好齊國徵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可是,大家意見紛紜,眾口不一,弄得曹參也是一頭霧水,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曹參聽說膠西有一位蓋老先生德高望重,就恭恭敬敬地向他求教。蓋老先生只說了一句話:「治國之道,貴在清靜無為,不擾民!」曹參聽後,大受啟發,便以「黃老之術」治理齊國。9年過去了,齊國國泰民安,成為一片樂土,曹參聲名大震,被人們稱為「賢相」。

  漢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丞相蕭何病故。曹參知道後,就讓手下人立即收拾行李:「我要去長安當宰相了!」聽了這話,許多人不相信,有人還在等著看他的笑話。哪知道,幾天後,朝廷的使者就到了,命他進京擔任丞相。

  俗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這位「曹宰相」倒好,卻是一把火也不燒:在處理政務時,他全都按照蕭何留下來的規矩辦理;在任免官吏時,也只選拔那些年齡比較大、忠厚老實的人,對於那些口若懸河、喜歡追求功名者,他是一概不用。總之,他這個宰相當得倒是挺「自在」,可以每天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弄得屋子裡是酒氣熏天。

  時間一長,許多人都搞不清楚這位「宰相大人」賣的究竟是什麼藥。於是,一些好心人就忍不住想找他探個究竟。誰知道,一見到曹參,話還沒有說出口,曹參就會熱情地拉著他去喝酒,不醉不休。所以,整個丞相府裡鴉雀無聲,國家也是太平無事。

  在丞相府旁邊,有一座小花園,本來是相府屬吏們休息的地方。既然曹宰相整天飲酒作樂,「上樑不正下樑歪」,這幫傢伙也就跟著整日聚會狂飲,三杯酒一下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大家玩得忘乎所以。最後,有一個官員實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曹參拉來,想讓「曹宰相」把這幫傢伙好好教訓一頓。可是,讓他大吃一驚的是,曹宰相竟然也歡呼著拿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開了。

  沒幾天,這位曹宰相的「德政」就傳到了皇帝劉盈(惠帝)的耳朵裡了。聽說曹宰相這副做派,漢惠帝劉盈也很疑惑。正好曹參的兒子就在宮裡做侍從,劉盈便命他回家打探一下,看曹參究竟打的是什麼主意。沒想到,兒子的話剛出口,曹參勃然大怒,一拳把他撂倒在地,接著就是一頓胖揍。打完後,曹參只說了一句話:「小子,你給我滾回去,好好做你的侍從,天下大事不是你這個小孩子應該過問的。」

  最後,劉盈實在忍不住了,便派人把曹參召進皇宮,並責備他:「是朕讓你兒子勸你,你怎麼把他打得那麼慘?」曹參急忙脫掉帽子,跪下道歉,然後問道:「陛下,您覺得自己與高祖(指漢高祖劉邦,劉盈的父親)誰更英明?」劉盈答道:「我怎敢和高祖相比?」曹參又問:「那麼,在您看來,我和蕭何誰更賢明?」劉盈答道:「與蕭何相比,先生似乎要差一點。」曹參說:「現在,高祖和蕭何已經制定了很好的治國方略和政策法令,我們只要堅持不變,不就可以『無為而治』了嗎?」劉盈這才恍然大悟:「對,你說得沒錯!」

  這就是著名的「蕭規曹隨」的典故,也是西漢初年一直堅持以黃老之術治國,推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政策的由來。

  乍看起來,這位曹宰相一切都按漢高祖和蕭何留下來的規矩辦,似乎是堅持「祖宗之法」,無所作為。其實,曹參抓住了傳統的中國皇權政治的一個最深層的「要害」:在皇權國家體制下,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級官吏。只要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能夠不生事、不擾民,人民就可以過上太平日子;只要不給官吏們敲詐勒索百姓的機會,不讓他們亂來,老百姓就可以安居樂業,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使國家富強起來。後來,曹參的這套治國思想和方略被漢文帝、漢景帝繼承,終於促成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嫉賢妒能、殘害忠良的宰相

  古人云:「相者,君之貳也。」意思是宰相可以相當於半個君主。平心而論,這句話大體上還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一旦宰相不好,要想「天下大治」的可能性至少喪失了一半。

  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就有那麼一些宰相,比如李林甫、賈似道之流,不是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治理好國家上,反而是忙於內鬥,排斥異己,導致朝政混亂,社會動盪不安,最後他們自己也是「身敗名裂」,受到後人的指責和唾罵!

  李林甫:「一雕挾兩兔」

  唐玄宗開元初年,李林甫還只是一個小小的「太子中允」。不過,他這個人野心還挺大,總嫌自己官職太小。這時,有人勸他走科舉之路,到考場裡顯顯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覺得腹中空空,沒有多少學問。此路不通,怎麼辦?這也難不倒他,因為有一條「終南捷徑」,就是拉關係、走後門!

  於是,他就設法巴結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兒子源潔,通過源潔向他的父親央求「司門郎中」一職。不料,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認為他根本不是「那塊料」,又迫於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個太子喻德。不過,這也是一個閒職,形同虛設,李林甫當然感覺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處活動,巴結上了正紅得發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負有心人」,開元十四年(726年),經宇文融引薦,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夥同宇文融一起彈劾當朝宰相張說,使許多人對他「刮目相看」。

  在報答了宇文融的引薦之恩後,李林甫便來了一個「鯉魚脫卻金鉤去,搖頭擺尾再不來」,另攀高枝,當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邊風」的力量,竭力巴結、討好那些貴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兒,李林甫便大獻慇勤,討得她的歡心。開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機而動,瞄上了宰相的高位。於是,他就通過新寡的裴夫人請求大宦官高力士幫忙。正好唐玄宗準備起用尚書右丞韓休為宰相,李林甫一從高力士那裡得到「喜信兒」,就搶先去向韓休報喜。「投桃報李」,韓休就向玄宗推薦李林甫有大才,應當重用。

  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開了渾身解數,去巴結後宮,再次展開「夫人外交」。這時,武惠妃寵冠後宮,她的兒子壽王也深受玄宗的寵愛,而皇太子李瑛則逐漸受到疏遠。於是,李林甫趁機向武惠妃大表「忠心」——「願保護壽王」。這一招雖然有點冒險,卻大見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邊風」。這樣一來,李林甫外有宰相韓休引薦,內有武惠妃暗中幫助,很快就官拜黃門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睞」。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躋身宰相的行列,成為朝廷「三巨頭」之一。當時,朝廷裡還有兩位宰相,一位是中書令張九齡,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賢臣,敢於當面直言進諫。在這一點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與他們同列,自覺相形見絀,心虛得很!

  不過,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別人,卻不設法提高自己的能力,與張九齡、裴耀卿展開「公平競爭」,而是在暗地裡「放冷箭」,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這正是中國幾千年來奸佞小人慣用的「鬼伎倆」。

  因為在位時間長了,唐玄宗志得意滿,也就逐漸放鬆了對自己的警惕,開始追求驕奢淫逸的生活。對此,張九齡、裴耀卿很不安,經常當面進諫,鬧得玄宗心裡很不痛快。這時,李林甫卻是唯唯諾諾,經常順著皇帝的心意辦事。為了及時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邊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給他們許多禮物。這麼一來,皇帝的言行舉止,李林甫「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討得了玄宗的歡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機會煽陰風、點鬼火,攻擊張、裴兩位宰相。為了打倒太子瑛,讓壽王取而代之,武惠妃開始在玄宗面前大進讒言:「太子結交外人,將謀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詔廢去太子瑛,張九齡堅決反對,使玄宗很不高興。對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發表意見,背後卻對人說:「廢不廢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摻和啥?」

  隨後發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陰謀得逞。當時,戶部侍郎蕭炅是李林甫的親信,此人不學無術,竟然當著中書侍郎嚴挺之的面,把「伏臘」讀為「伏獵」。嚴挺之很不高興,就向中書令張九齡反映,結果蕭炅很快就被貶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後,暗自怨恨嚴挺之,就抓住嚴的「一朝之錯」,要嚴辦他。嚴挺之獲罪後,張九齡急忙出面為他說情、開脫。於是,唐玄宗就懷疑張九齡在拉幫結派,便將他和裴耀卿免職,改任沒有什麼實權的左、右丞相,並提升李林甫為中書令。

  這份詔書一下,李林甫毫無謙恭之色,喜氣流露於眉宇之間,幸災樂禍地說:「唉,我的左、右丞相喲!」所以,大臣們都在私下議論:「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挾兩兔(指張九齡、裴耀卿)嘛!」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彈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濫登相位」,並援引讖書為證。沒想到,此舉犯了玄宗的大忌,當即下令杖責周子諒,將他活活打死。這時,李林甫認為時機難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諒是張九齡推薦的人啊!」於是,玄宗下詔將張九齡貶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永遠不許他返回京城。隨後,在李林甫的慫恿下,玄宗下詔廢去太子瑛,命他自盡。

  「功高蓋世」的賈似道

  賈似道(1213~1275年),字師憲,台州天台(今浙江台州)人。此人其貌不揚,原本是一個輕薄寡恥,經常出入青樓的「花花公子」。

  他的姐姐被選入皇宮,因為姿色超群而受到宋理宗的寵愛,被封為貴妃。從此,賈似道可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嘉熙二年(1238年),通過一場「徒有虛名」的科舉考試,年僅25歲的賈似道就搖身一變成了太常丞、軍器使。從此,他仗著姐姐作「靠山」,更加放蕩不羈,白天出入於秦樓楚館,夜間則泛游西湖,整日過著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

  一天夜裡,理宗信步來到御花園,憑欄遠望,只見西湖上波光、燈火遙相輝映,歌舞之聲隱約可聞。這時,理宗歎了一口氣:「這一定是賈似道在宴飲取樂。」然後,派人一打聽,果然不錯。

  不過,要說賈似道這個人不學無術,只知道尋歡作樂,那也太低估他的「政治能量」了。因為他出生在一個腐朽的官僚家庭,對於官場上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自幼耳濡目染,無師自通,所以,沒過幾年功夫,這位「國舅爺」就已經進入了「宰執」的行列,做到了「知樞密院事」的高位(當時才41歲),一時權傾朝野。

  且說從高宗到理宗,南宋的皇帝都換了好幾位,可是北方金國的侵擾、欺凌倒是日甚一日,南宋帝國從皇帝到平頭老百姓竟沒有過上一天「揚眉吐氣」的日子。這時,一個更加強悍的民族——蒙古開始在北方崛起,並派使者王楫前來遊說南宋君臣,希望蒙宋結盟,共破金國,並許諾將河南的土地歸還大宋。可笑的是,南宋的庸君懦臣又忘記了宋徽宗聯金滅遼的教訓,貪圖小便宜,只顧「眼前之利」,不顧事後之危,輕易與蒙古訂立了盟約。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派大將孟珙北伐,與蒙古合兵一處,滅掉金國。不料,強悍的蒙古人卻踐踏了盟約,派兵攻打南宋。這場蒙宋戰爭一打就是幾十年,到寶祐六年(1258年),蒙古大舉興兵伐宋,大汗蒙哥兵分三路:自己率兵進攻四川;弟弟忽必烈進攻鄂州;元帥兀良哈得由雲南進入交趾,然後北上。南宋王朝真是倒霉,才離虎口,又入狼群!

  宋理宗聞訊,非常恐慌,忽然想起了平素喜歡說大話的小舅子賈似道,認為他既然敢吹牛皮,肯定有兩下子,便命他統率大軍奔赴漢陽前線。為了給賈似道壯膽,理宗又在臨行前來了個「突擊提干」,任命他為右丞相。

  真是可憐得很!這位素來只知眠花宿柳的花花太歲,一走出秦樓楚館,來到兩軍戰陣,一見刀光劍影、血流成河,早就嚇破了膽,哪還談得上躍馬橫槍、統率三軍?更何況,對於打仗他根本就是外行。不過,作為元帥,賈似道雖然不懂,還得不懂裝懂,否則著實有損這位宰相大人的威風。於是,獨斷專行、瞎指揮等錯誤就層出不窮,導致宋軍節節失利。

  到最後,連大將高達對「賈宰相」都失去了信心,只好拒絕執行他的指令,曹士雄、向士壁等將領也不買他的賬。對此,賈似道雖然惱火萬分,但大敵當前,他也無可奈何,便私下派人去與蒙古人議和,並擅自表示:願意稱臣納貢。這時,蒙古軍連打了好幾個勝仗,士氣方盛,對議和不感興趣,他的「如意算盤」破產了。

  不久,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釣魚台。正在漢陽前線的忽必烈聞訊後,急著要趕回去和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之位,就準備火速班師。一探得這個「最高機密」,合州守將衛堅立刻派人飛報賈似道。這位賈相爺倒好,不是利用敵人無心戀戰之機一舉破敵,而是趕緊派使者再次去求和,並表示:願意稱臣,以長江為界,每年進貢白銀20萬兩、絹20萬匹。此時,忽必烈歸心似箭,當然求之不得,立即拍板同意,然後率軍拔營北歸,只留下張傑、閻旺率領少數人馬,接應正從湖南北上的兀良哈得。

  在與兀良哈得會師後,蒙古軍撤到新生磯,準備渡江北還,這就為南宋一舉殲滅這支蒙古軍提供了大好時機。不過,這位賈大帥倒好,只是採納了劉整的計策,命大將夏貴切斷浮橋,殺傷墊後的敵軍170人。與已經撤走的數十萬蒙古軍相比,這個數目簡直是微不足道,無異於丟了西瓜,撿個芝麻。但是,在賈宰相的歷史上,這可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大捷」,難怪他要借題發揮,向朝廷「報捷」:

  「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福!」

  遠在臨安的宋理宗接到這個「特大喜訊」後,真是心花怒放,還當自己慧眼識人,選中了一位軍事奇才,便立即晉封賈似道為太子少師、衛國公,並親自草擬聖旨,嘉獎這位「功高蓋世」的賈宰相:

  「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於再造。」

  隨後,在賈貴妃的慫恿下,理宗又命文武百官出城30里,歡迎賈似道「凱旋」!

  這位賈宰相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在與蒙古軍作戰時,他是一個孬種,但在與政敵交手時,他可是厲害得很!

  想當初,賈似道在漢陽前線督戰時,正執掌朝綱的左丞相吳潛採納了監察御史饒應子的建議,命賈似道將指揮部轉移到黃州(今湖北黃崗)。這黃州雖然地處長江下游,卻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蒙古軍早就對它虎視眈眈。所以,一接到調令,賈似道就驚呼:「吳潛啊!吳潛!你竟然要借蒙古人的刀置我於死地,我又哪裡得罪你了!」不過,「軍令如山」,賈宰相雖然心裡是十二萬分的不願意,也只好硬著頭皮,命親信孫虎臣率領700名精銳騎兵護送自己去黃州。

  一行人馬剛到茅草坪,就有嚮導前來報告:「前面有一隊蒙古兵正往這裡開來!」賈似道一聽,頓時面如土色,慌慌張張地跳下馬來,躲到路旁的草叢裡。這時,賈宰相已經淚流滿面,只當自己半世的榮華富貴今日休矣!

  可是,等這些「蒙古兵」來到眼前,賈宰相才發現並非什麼「虎狼之師」,而是蒙古人押送俘虜的隊伍,為首的是南宋降將儲再興,他正騎在一頭牛上,一顛一簸地趕路。這回,賈宰相可神氣了,趕忙把孫虎臣叫來,對他「面授機宜」。然後,孫虎臣呼嘯一聲,大家一齊衝上去,不費「吹灰之力」,就活捉了儲再興。這時,賈宰相急忙擦乾眼淚,又抖擻精神,奮筆疾書,向朝廷報告「茅草坪大捷」的喜訊!

  不過,他從此可是把吳潛給恨透了,就經常派人去臨安打探消息。沒多久,這些人就回來報告:在指揮作戰時,吳潛經常不請示皇帝,就先斬後奏;理宗欲改立次子趙孟啟為太子,遭到吳潛的反對。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於是,在「班師回朝」的路上,賈似道就「迫不及待」地奏了一本,建議改立皇太子。理宗看後,自然對「賈愛卿」非常讚賞,認為他既有「軍事才華」,又具有獨到的「政治眼光」。隨後,賈又指使親信沈炎上表彈劾吳潛目無聖上、指揮無方,致使全、衡、永、桂等州被蒙古軍攻陷。理宗本來就對吳潛不滿,所以他當即御筆一揮,就把「吳宰相」流放到循州,並提升賈似道為「當朝宰相」!

  其實,賈似道這個人本來就是「鼠肚雞腸」:凡是對他「不敬」的人,他都是睚眥必報。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在漢陽前線曹士雄、向士壁對他不夠「尊敬」,賈似道就給他們扣上了一個「貪污軍餉」、「侵盜官錢」的罪名,貶謫到偏遠之地。大將高達仗著自己勇武過人,經常嘲笑賈似道:「彼何能為哉?」每次作戰前,都得要「賈大人」親自來「請」,高達才肯出戰。為了討好賈似道,大將呂文德曾當面呵叱高達:「賈大帥在此,你敢怎麼樣?」對這一切,賈似道都看在眼裡,記在心頭。所以,在「奏凱還朝」後,他多次在理宗面前「告御狀」,想害死高達。幸虧理宗明鑒,認為高達有大功,沒有同意。不過,在論功行賞時,賈似道卻耍了一個小花招,把那位軍事才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呂文德排在第一位,而把驍勇善戰的高達放在後面。

  最後,等他把這些不順眼的人一一打發乾淨,賈宰相又動開了「腦筋」,指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人編撰了一部《福華編》,頌揚他在漢陽前線抗擊蒙古軍時立下的「赫赫戰功」,好名垂青史,「永垂不朽」!   


得過且過,太平宰相

  俗話說得好:「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歷代王朝,在皇權體制下,就有那麼一些宰相,如馮道、曹振鏞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當宰相的那塊「料」,只是因為機緣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當上宰相後,他們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開手腳,經常是模稜兩可,一味地搖擺於皇帝和權貴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可悲的是,在皇權社會裡,這種「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無災無難,偏偏是政壇上的「不倒翁」!也許,中國的皇帝就喜歡這樣的「庸相」!

  馮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國歷史上,五代前後不過54年的光景,卻跟是走馬燈似的,總共換了5個朝代,出了十幾位皇帝。古人常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當然會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們往往當不了幾年官,就隨著王朝的垮台而成「過眼雲煙」。但是,也有一個人創造了「政治奇跡」,在這不斷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從未跌倒過,他就是「長樂老」馮道:終其一生,先後在5個政權當官,侍奉過10位皇帝,均能處變不驚,進退得當。

  那麼,是不是馮道先生懷抱「經天緯地」之才,這麼多皇帝都離不開他呢?恰恰相反,這個人在政治上既無多大建樹,又沒有什麼氣節,一旦大難臨頭,他就會比泥鰍還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這位馮大人畢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祿,從不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背君棄國對他來說簡直就如同「家常便飯」。

  馮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傳,在未成名時,他曾賦詩一首以表心志: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馮道曾在幽州大軍閥劉守光的手下擔任參軍一職。劉守光失敗後,他轉而投靠大宦官、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張承業對他很器重,任命他為巡官,不久又將他推薦給晉王李克用,擔任河東節度使掌書記。後唐建立後,馮道便官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唐明宗時,他再拜端明殿學士,並當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後,愍帝即位,潞王李從珂在鳳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衛州。愍帝前腳剛走,馮道這位「當朝宰相」就率領文武百官夾道歡迎潞王。既然馮道這麼「識時務」,李從珂也不能虧待他,便命他繼續擔任宰相。

  後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滅掉後唐,建立後晉。馮道倒好,「打個包」,又來投奔後晉。經過一番巧言遊說,石敬瑭彷彿被灌了一碗「迷魂湯」,竟然任命他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晉封魯國公。石敬瑭死後,晉出帝石重貴上台,馮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國公。

  不久,契丹大軍壓境而來,攻入開封,晉出帝被俘,後晉的大臣們或死或逃。至於馮道先生,依然是「臨危不亂」,就像一位沒事人似地前來朝拜契丹國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氣,「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斥責:「馮道,你在後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謂『君恩深厚』。後唐滅亡,你又投靠後晉,也經歷了兩位皇帝。如今,你竟然還要改換門庭,如此不忠不義,我怎麼能相信你?」要是別人,這時恐怕早就羞愧而死。馮道的臉皮大概特別厚,所以能「心平氣和」地站在那裡聽耶律德光責罵。

  最後,耶律德光罵完了,又問馮道:「你為什麼來朝見我?」馮道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我既沒有城池,又沒有軍隊,怎麼敢不來?」耶律德光又譏諷他:「那你是什麼樣的老頭兒?」馮道一聽,故意裝瘋賣傻:「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癡頑老頭兒!」聽了這話,耶律德光哈哈大笑:「馮道,你倒也乖巧。我再問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蒼生?」馮道答道:「此時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當場封馮道為太傅。

  後來,契丹軍隊北歸,劉知遠建立後漢,馮道又來歸附,被封為太師。幾年後,郭威滅掉後漢,建立後周。馮道先生「處變不驚」,依然臉不紅、心不跳地來到郭威的旗下,憑著兩排伶牙利齒和一張老臉,博得太師兼中書令的位子。

  三年後,周世宗柴榮即位。這位柴榮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養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謂「空前絕後」。他剛即位,北漢就對其來了一個「下馬威」,大舉進攻上黨。柴榮聞訊,急忙召見群臣,說:「我國新有大喪,北漢欺朕年少,以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戰。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擊敗敵軍,朕準備親自出征!」

  這時,馮道卻站出來勸阻。起初,柴榮感到很奇怪:「過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經常親自出征,朕為何不可?」馮道欺負柴榮年幼,所以出言無忌:「依為臣看,陛下還比不上唐太宗!」柴榮一聽,勃然大怒。原來,他早就看這個已經事奉過9位皇帝的「老傢伙」不順眼,所以他立即下詔免去馮道的「太師」一職。隨後,柴榮親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戰」中大敗北漢軍隊。馮道這個「老滑頭」過去不知闖過多少大風大浪,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榮這裡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惱,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許多人的意料,這位馮道不同於以往或以後的大多數奸臣,他從不盛氣凌人,彷彿是一位刻苦、自勵的「忠厚長者」。當後唐、後梁兩軍在黃河沿岸決戰時,馮道住在一個茅庵裡,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當時,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難熬,就把從別人那裡搶來的一個美女送給他,馮道實在推辭不掉,就將她安置在別的屋子裡。等過了一段時間,馮道又將她送還給原來的主人,因而受到許多人的稱讚。

  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五代時期,天下紛紛擾擾,戰亂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馮道卻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為恥,還反以為榮,親自著書津津樂道地講述自己的光榮史,自號「長樂老」,給自己戴上一頂「高帽子」:

  「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

  讀後真是令人作嘔!看來,在厚顏無恥上,馮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曹振鏞:「多磕頭,少說話」

  歷史進入清代,在道光朝滿朝文武中,最得寵、最走紅的當數曹振鏞。

  曹振鏞(1755~1835年),字儷笙,號懌嘉,安徽歙縣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鏞這個人政績平平,並沒有多少建樹,卻仕途通達,上升得很快。

  在嘉慶皇帝逝世後,朝廷裡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等幾位軍機大臣草擬遺詔,其中說到乾隆皇帝生在熱河避暑山莊。這份遺詔頒布後,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沒有挑出什麼毛病,偏偏讓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曹振鏞挑出了一個「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莊,而是生在雍和宮。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錯了,這還了得!所以,道光龍顏大怒,很快就將這幾個軍機大臣趕出軍機處,並命曹振鏞在軍機處行走。三個月後,曹振鏞又交上了紅運,榮任軍機處領班,成為名副其實的「首輔」。

  奇怪的是,曹振鏞不僅得寵讓人吃驚,其固寵也讓人吃驚。在隨後的那些歲月裡,也沒見這位曹大人有什麼「不尋常」的事跡,卻見他仍然一個勁地往上躥,許多榮耀接連不斷地落在他的頭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瀾堂賜宴15位老臣,曹的年齡最小,卻也分享到了賜宴、繪像之榮。第二年,他出任上書房總師傅,成為未來皇帝的師傅頭兒。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張格爾叛亂,曹振鏞又晉陞為太子太師。次年,張格爾被擒,道光將曹振鏞提升為太傅,賜予紫韁,在紫光閣陳列畫像,進入顯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還親筆題詞,嘉獎曹振鏞:

  「親政之始,先進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學問淵博,獻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絲綸。」

  道光十一年(1831年),萬壽節慶典,曹振鏞被賜予雙眼花翎,他們曹家真是「祖墳冒青煙」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鏞病死,道光十分傷心,下詔對他「蓋棺定論」:

  「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自授軍機大臣以來,靖恭正直,歷久不渝。凡所陳奏,務得大體。前大學士劉統勳、朱珪,於乾隆、嘉慶中蒙皇祖、皇考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曹振鏞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謚法,足以當『正』字而無媿。其予謚『文正』。」

  所以,《清史稿》稱:道光帝對曹振鏞是「恩眷之隆,時無與比」!

  可是,只要我們細心點,就會發現:無論是品德,還是功業,這位曹大人都沒有什麼過人之處。

  看來,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曹公的一貫作風。據說,嘉慶十八年(1813年),當天理教首領林清突襲紫禁城時,嘉慶帝正在熱河行宮,群臣都勸皇上暫時不要回京,先調兵鎮壓再說,只有首席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董誥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勸皇上迴鑾,以親自掌控局勢。至於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鏞,則把功夫下在當好「維持會長」上,設法維持城內的秩序。所以,當時有人寫了一副對聯譏諷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師。」

  因為確實沒有多少大事可以記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鏞傳》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麼,既然曹振鏞平平庸庸,無所建樹,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雲,長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奧秘」!

  據《瞑庵雜識》記載:

  「曹文正公(指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在這裡,「多磕頭」是肢體語言,表示順從、謙恭,人見人愛(皇帝也不例外);「少說話」,就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言簡意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頭、少說話」就能讓「萬歲爺」滿意,能讓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滿意,曹公的這份功夫絕對高深。

  在曹振鏞的手裡,「多磕頭、少說話」上升做為之官道,成為官場上屢試不爽的「葵花寶典」。雖然曹振鏞的一生沒有什麼事跡可以「名垂青史」,但這個「做官六字訣」絕對可以流傳百世。要不然,這條只傳授「得意門生」的做官真經又怎麼會廣泛流傳,經久不衰呢?

  「多磕頭、少說話」是曹振鏞為官幾十年切身體悟的智慧結晶。至於他為什麼要奉行這一「六字真經」,關鍵是他切實讀懂了道光皇帝。因為道光是一個守成的皇帝,但他所處的時代又是一個特殊的歷史轉折時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轉衰;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皇權國家體制正在走向盡頭,即將分崩離析;東方文明正在與西方文明進行大碰撞。面對這個「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中國這條古老大船的船長,道光皇帝顯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進行變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殘守缺,一味堅持「祖宗成法」,使中國失去了變法圖強的良機,眼看著這條大船日漸沉沒。

  在政治上,曹振鏞和道光跟得很緊:道光喜歡求全責備,曹也喜歡挑小毛病。曹振鏞一生曾3次充當學政,4次主持鄉試,肯定會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評判標準上,此公卻與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專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歡,否則「龍顏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於文章裡有沒有治國安邦的「真知灼見」,那倒是無關緊要。

  其實,道光也想治理好國家,但他個人能力有限,力不從心,又缺乏革除積弊的勇氣和措施,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命令很多,落實的很少,經常是「雷聲大、雨點小」。到最後,連他自己也對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當時,道光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章,但他一個人精力畢竟有限,實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細看,夜裡不睡覺也看不過來;不認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騙。這時,對皇帝的心態「瞭如指掌」的曹振鏞便獻上一條「妙計」:

  「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硃筆抹出。發出後,臣下傳觀,知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

  道光一聽,不禁暗暗稱絕。於是,他依計而行,果然省時省力,大臣們都戰戰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錯,只好把許多精力花在「細枝末節」上。所以,台灣史學家蘇同炳稱:

  「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糜洩沓,所以他實際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銷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權的皇權國家體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會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會有曹振鏞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鏞的這套做官之道,對道光一朝的官場風氣影響很大。對這種圓滑、頹廢的官場習氣,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諷之: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通,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

  這首《一剪梅》,可以說是對曹宰相「多磕頭、少說話」的六字做官真經的絕妙註解!   


文臣:帝王的「網中魚」

  士大夫,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統稱,這是一個社會精英群體。他們學習知識,既是中國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又直接參與國家政治,是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員。幾千年的皇權社會中,活躍在「權力場」上的主要就是這個集團的代表。

  不過,在大一統的皇權國家體制下,「天下定於一尊」,士大夫的出路非常狹窄,入仕做官是最理想的人生設計。於是,中國的讀書人只能像被豢養的狗一樣,紛紛拜倒在專制帝王的腳下,向皇帝討飯吃,成為帝王的「網中魚」。

  因為天下文人太多,專制政權需要的少,供遠遠大於求,對專制帝王來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有充分的挑選餘地,自然不需要珍惜。反之,為了衣食富貴,士人們奔走在「羊腸小道」上,必須多方鑽營,一方面互相爭鬥,搶奪那一點殘羹剩飯;另一方面,對專制帝王阿諛奉承,曲意逢迎,希望能分享到一點點「龍恩雨露」。

  縱觀皇權社會,中國古代的文人們不論是得意,還是失意,他們始終是專制帝王的奴僕和工具。所以,從根本上說,他們不可能脫離「權力場」,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集團。由於士大夫們的一生總要圍繞著皇權和權力場進退取捨,缺乏獨立的人格,所以,他們雖然掌握著知識,卻與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相去甚遠!

  「學而優則仕」

  「書中自有黃金屋」,古往今來,多少中國文人就是在這一信條下讀書、做學問的。反之,真正為了做學問而讀書的文人,則是「鳳毛麟角」。對於那些專制帝王來說,這些文人真是又可愛又可恨:沒有文人,便不能治理天下;有了文人,他們又可能翹起尾巴,時而掀起一些政治波瀾,甚至與皇帝對著幹。

  於是,在專制帝王們的精心策劃下,這條「康莊大道」便鋪就了:只有把那些喜歡興風作浪的文人都納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範圍內,專制帝王才能高枕無憂;只有驅使讀書人為做官而讀書,才能最大限度地磨滅文人們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千百年來,在高官厚祿的誘惑下,多少讀書人趨之若鶩,擁擠在那條越來越窄的「獨木橋」上,樂此不疲。所以,中國古代文人雖然被戴上了一副「政治枷鎖」,在思想上被閹割,卻渾然不覺,心甘情願地接受著專制帝王的「嗟來之食」。

  皇權社會中,在這條羊腸小道上奔走的洶湧人潮中,能夠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觀「權力場」的又有幾人?當然,也有個別潔身自好、不為名利所動的「真正的文人」,譬如陶淵明,但也是「鳳毛麟角」!的觀念,恐怕早已深入中國古代文人的「骨髓」了。其實,人們並不是不知道「學」與「仕」之間是對立的,但中國古代文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竟然將兩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天衣無縫。

  幾千年來,中國皇權社會有一支「舉世罕見」的文人隊伍,但是這些素來以宏揚民族文化、啟迪智慧為己任的文人卻是「囊中羞澀」,沒有留下多少可以流傳後世的好作品,豈非咄咄怪事?細想一下,一點也不奇怪:這些「御用文人」熱衷於功名利祿,為此孜孜以求,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獨立性」都喪失了。試想一下,他們連「獨立人格」都不具備,又怎麼會寫出發人深省、啟迪智慧的作品,創造出好的民族文化呢?

  其實,中國古代文人「獨立性」的喪失由來已久。自從孔老夫子以來,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就大都懷著一顆「治國、平天下」的雄心,走上了的道路,自覺地與權力場貼近,這是古代文人們喪失「獨立人格」的主要原因。對此,國學大師王國維頗有感慨:

  「嗚呼!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昭雪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達之一原因也。」

  王國維的這段話寓意深遠,揭示了中國古代文人沒有自己的「獨立價值」,只知道追逐功名利祿的心態。

  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孔子早年曾周遊列國,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並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至理名言,諸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鼓勵讀書人積極投身名利場。於是,在「孔聖人」的號召下,無數讀書人受到錯誤的誘導,都拚命地往官場這條「獨木橋」上擠,竟然忘記了自己的天職——「治學」、「著文」,喪失了進行獨立思考的能力。其實,受到功利主義戕害的又何止是天下讀書人,更貽害整個民族,毒害後世。

  幾千年來,加強思想控制一直是歷代王朝的「既定方針」,並且愈演愈烈。中國的皇權國家體制一建立,秦始皇就迫不及待地「焚書」、「坑儒」,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天下讀書人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到漢武帝時,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剛剛甦醒過來的文人迷失了自我,投身於「名利場」,喪失了自主性。

  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皇權國家體制進一步完備,對於文人的壓迫更加殘酷,使無數讀書人不敢進行獨立思考,更不敢批判社會現實,只好鑽入故紙堆中,以考據為業。至於那些真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讀書人,從來都是處於文化的邊緣地帶,所以,關漢卿只能寫劇本,施耐庵、曹雪芹只能寫小說,而那些熱衷於功名利祿的「牆頭草」——騎牆文人,如洪承疇、曾國藩,卻受到統治者的高度禮遇。在這種客觀現實面前,為了生存,中國皇權社會的文人又怎麼能不為「五斗米」而向專制帝王們折腰?

  「東門犬」李斯

  「牽犬東門豈可得乎?」這是秦朝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對和他一起奔赴法場的兒子,既是臨終,也是臨別時的一句話。死到臨頭,還能說出這麼一番名言的人,肯定不是一個「平常人」。縱觀古今,除了一些有著堅定信仰的文人外,恐怕再也找不到類似李斯這樣坦然面對死神、勇於解剖自己的「硬漢子」了!

  至於封建社會或舊社會的芸芸眾生,大多是在苟活著,只有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在被綁赴法場時對著圍觀的人群「無師自通」地喊出了一句:「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至於一般文人,也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一碰到這樣的場面,實在是讓我們洩氣:他們可以向專制統治者叩頭求饒,乞求活命,卻很少有人能夠像秋瑾烈士那樣寫出「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絕命詩。所以,在臨死前,李斯能說出「牽犬東門豈可得乎」的名言,的確是一個不尋常的舉動!

  李斯相秦,後功至偉,我們可以這麼說,「千古一帝」嬴政的功績,有一半得歸功於李斯;同樣,秦始皇的萬世罵名,也有一半得歸罪於這位「李丞相」出的壞主意。可是,奇怪的是,李斯這個計謀高深的「非常之人」,竟然幹出一件「非常之事」: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在秦始皇駕崩後,他竟然與趙高、胡亥策劃了一場宮廷政變,為虎作倀,害死了秦始皇臨終前指定的「法定繼承人」扶蘇,並篡改遺詔,將胡亥推上了皇帝的寶座。

  真是讓人無法相信,李斯這位曾經縱橫捭闔一時,為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出謀劃策,無不得心應手的「超級政治家」,怎麼會如此缺乏遠見卓識,被智商不高、六根不全的宦官趙高玩弄於股掌之上,竟然「近視眼」似地擁立一個「政治低能兒」——胡亥?看來,權力還是太誘人了,以致於迷住了李斯的雙眼,使他喪失了進行正常判斷的能力。

  等胡亥坐上龍床,昧著良心的李斯終於鬆了一口氣,認為自己的地位已經「穩如泰山」,今後再也不用擔心了。他哪裡想得到,這僅僅是拉開一場權位爭奪戰的序幕,好戲還在後頭呢?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發動起義,各地人民紛紛響應,秦朝在全國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了。這時,作為「當朝丞相」的李斯非常著急,準備進諫,勸胡亥改變統治政策,以緩和社會矛盾。趙高知道後,眼珠滴溜溜一轉,計上心來,就找到李斯,告訴他:「現在,關東盜賊出沒,皇上卻拚命征發人民修建阿房宮,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我本想規勸皇上,無奈人微言輕,丞相大人為何不去勸諫皇上呢?」

  聽了趙高的這一番「肺腑之言」,李斯也很感動:「現在皇上深居簡出,我想向皇上進言,卻找不到合適的機會。」趙高暗喜,急忙說:「丞相要是能進諫,真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哪天皇上有空,我就派人告訴您!」

  其實,這是趙高設下的一個圈套,李斯倒好,這只「傻狗」竟然不識好人、壞人,順著他的道來了。

  於是,趙高就趁秦二世正在尋歡作樂之時,派人通知李斯。李斯這個「傻冒」竟信以為真,來到皇宮門前求見。如此次數一多,秦二世非常掃興,對李斯很不滿。

  這時,趙高趁機「火上澆油」,大進讒言:「聽說李丞相的長子李由是三川郡太守,和盜賊陳勝等人是老鄉,所以故意不派兵鎮壓,致使楚國盜賊橫行。此外,我還聽說,他們在暗地裡有書信往來,勾勾搭搭,不知幹些什麼勾當。」秦二世聽後,認為趙高說得「頭頭是道」,真是自己的「知心人」,便派人調查李斯的「劣跡」。

  不過,李斯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道道」,便立即上書揭發趙高「心懷不軌,陰謀篡權」,說得有理有據。可惜,他碰到的是秦二世,竟然不進鹽醬:「你說了些什麼胡話呀?趙高只是一個宦官,向來安分守己,從不恣意妄為,對朝廷忠心耿耿,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你卻無端懷疑他,是何道理?」對於李斯的「金玉良言」,秦二世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怕李斯對趙高不利,又派人傳話給趙高,讓他小心。

  當時,關東地區的盜賊越來越多,朝廷派兵前去鎮壓也不能解決問題,就像割韭菜似的,一茬又一茬,割而復生。於是,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聯名上書進諫,勸秦二世暫時停止修建阿房宮,減輕對老百姓的壓迫。胡亥不但聽不進去,反而下詔,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投入監獄。馮去疾、馮劫知道後,認為「士可殺,不可辱」,就自刎了,只有李斯這個「軟骨頭」沒有自盡。

  李斯一下獄,趙高就對他嚴刑拷打,鞭子就像雨點一般落到了他的身上。李斯平生哪裡吃過這個苦,最後屈打成招,被迫承認自己「謀反」。但是,李斯心裡不服,自認為勞苦功高,便在獄中上書秦二世,給自己「評功擺好」,懇求他發一發「善心」。沒想到,這些奏章全都落到了趙高之手,他連看也不看,就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囚犯無權上書!」說完,他就將這些奏章付之一炬。

  最後,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一家老小,一個不漏,全都被「腰斬」於咸陽。眼看就要行刑了,劊子手已經將那把磨得雪亮的鬼頭大刀擎在手中,這時李斯才長歎一聲,對即將人頭落地的兒子談起陳年往事:「小二子,你還記得嗎?那時,我領著你們哥兒幾個,牽著黃犬,走出上蔡東門去追趕狡兔的情景嗎?看來,這樣的閒情逸致,這輩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就這樣,在臨死前,這位殺出上蔡的河南人,對自己追逐權力的一生進行了一次全面否定!

  幾千年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中國古代的讀書人大多對「權力場」有著一種異常的嗜好,有著強烈的權力癖。也許是受孔子「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影響,許多人從一開始讀書識字,就有一種強烈的要「出人頭地」的願望。正是這種願望,才產生一種內在的衝動,促使許多讀書人拜倒在專制皇權的腳下,上竄下跳,不擇手段地爭權奪利。為了權力,他們可以阿諛奉承,磕頭巴結,擺出一副誠惶誠恐的「奴才相」。一旦在官場上失意,他們就會如喪考妣,怨痛萬分。許多古代文人就是這樣一輩子沉迷於「權力場」中,自以為得意,卻喪失了做人最基本的人格,李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直到臨死前,李斯才大徹大悟,但是為時已晚。如果他一直在老家上蔡縱狗獵兔,又何至於此;不過,要讓他在上蔡一輩子啃干饃、喝糊糊,也真夠他受的!

  李斯殺了一輩子人,現在竟然輪到自己被人殺,這滋味不好受啊!作為秦始皇的「鐵桿屠夫」,在驪山腳下坑殺數百名儒生、方士時,他大概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眼下,自己身邊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才喚醒了李斯早已泯滅的人性。此時此刻,這位大秦帝國的丞相、《秦律》的制訂者和執行者,也不由得為自己效命的這個殘暴的朝廷痛心疾首。本來,以「指鹿為馬」著稱的趙高要處死李斯,只要砍掉他的腦袋就行了,人只有一死,何必來一次腰斬,再剁成肉醬呢?可是,這種匪夷所思的刑罰,也許就是李斯擔任廷尉時制定和頒行天下的呢!

  其實,李斯應該明白,正是自己給劊子手們創造了機會,才使他們練出了這種又割又剮、又凌遲又腰斬的職業本領。最後,李斯咎由自取,只好痛苦地領受自己制定的酷刑,在自己親手培養出來的劊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這時,李斯是多麼懷念那早已逝去的牽著大黃狗,走出上蔡城東門,在秋日的夕陽下追逐成群狡兔的歲月啊!

  所以,後人就把李斯的這句話縮成「東門犬」三個字,既表示悔不當初,也表示對自己一生沉溺於「權力場」的徹底決絕。孔老夫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這位河南漢子來說,這也就夠了!

  「華亭鶴」陸機

  除了李斯,還有一位「大徹大悟」的讀書人,同樣值得大書特書,他就是西晉的陸機。無獨有偶,他也在臨死前給後人留下了一個表示後悔不迭的典故——「華亭鶴」,正好與「東門犬」對仗工整。據說,在被砍頭前,他曾說過一句「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這時,距李斯之死已經511年了。

  陸機(261~303年),字士衡,吳郡(今江蘇蘇州)人,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因為他曾經擔任平原內史,所以被世人稱為「陸平原」。他的祖父陸遜、父親陸抗,都是東吳的名將,他們家是江東數一數二的大貴族。

  華亭,是一個地名,在今天的上海市郊區的吳淞口。西晉時,這裡有大片的灘涂,許多遷徙的候鳥都在這一帶停留。

  據史書記載,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這樣一位出身高貴的風流才子,想必仕途是一帆風順吧?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跟隨成都王司穎之後沒幾年,陸機卻接到了一紙軍前處決的「斬首令」。當時,陸機告訴部下:「當初,成都王司馬穎托給我重任,我想推辭,卻沒有成功;今日,竟然要遭受誅殺,難道不是命運的捉弄嗎?」直到臨死前,他還鎮定自若地給下令處死他的司馬穎「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長信,然後「面不改色」地受刑。

  其實,陸機被殺原本並非必然,完全是他自己找上門的。倘若他一直呆在華亭,完全可以繼續聽他的鶴唳聲,可以吟詩作賦,根本沒必要來首都洛陽謀求發展。如果說李斯把上蔡這個小縣當成「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陸機竟然把人才濟濟的江東看成是「廁」,那他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吧!

  想當初,陸機剛到洛陽時,也曾大大地風光了一番:京師萬人空巷,夾道歡迎他。這時,陸機真是如登仙境,只要他一開口,想做官,不是宰相,也是公卿。退一步說,憑他的才華和聲望,由他來領銜文壇,也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對他來說,高位、盛名、權力,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

  可是,一個好文學家,不一定會做官;同理,一個官做得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成為好文學家。陸機的名作《文賦》,是用賦的形式寫出來的文學評論,具有獨創精神。他的那篇《辨亡論》,探討了東吳的興衰存亡,如果他堅持寫下去,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一定「非同小可」。但是,一個人文章寫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們這位「陸先生」有了這點本錢,便驕傲起來,以為可以伸手要官,可就令人不敢恭維了。到最後,失敗、殺頭,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剛來到洛陽,陸機就利慾熏心,喜歡結交權貴。可惜,他所交非人,竟然與臭名昭著的賈南風的外甥賈謐「親善」,結果被大家看不起。不久,他千不該,萬不該,竟然捲入了「走馬燈」似的「八王之亂」,惹來殺身大禍。

  起初,他是在吳王司馬晏手下做一個郎中令;後來,他投靠趙王司馬倫,當上了相國參軍。不久,趙王司馬倫登上大寶,陸機投機成功,被破格提拔為中書郎。哪知道,沒多久,趙王司馬倫又被齊王司馬冏推翻,陸機也被抓了起來,等著殺頭。幸虧,成都王司馬穎和吳王司馬晏出面為他說情,才發配3000里,沒有丟掉腦袋。

  過了幾年,朝廷頒布大赦令,陸機也被放了回來。按說,「吃一塹長一智」,這回他該「金盆洗手」了吧!不,這位「陸先生」竟然「負其才望」,要「志匡世難」,救萬民於水火。其實,他對洛陽戀戀不捨,恐怕是另有所圖,也許是貪慕官位,還想再賭一把。權力好比「醇酒」,不飲自醉,何況他已經投身「權力場」,飲出一點味道了呢!

  可惜的是,他把「寶」押在了成都王司馬穎的身上,「謂穎必能康榮晉室,遂委身焉」。不過,司馬穎偏偏是一個「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的大笨蛋,陸機焉有不敗之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陸機最後竟然遭到小人的陷害,被自己心目中的「中興之主」——司馬穎下令處死於軍前。本來,他身為一軍之長,還可以起兵「清君側」的,或者是交出軍權,逃到天涯海角,司馬穎恐怕也拿他無可奈何。但是,知識分子的優柔寡斷害了他,加上他素來喜歡感情用事,最後竟然乖乖地交出腦袋,作「華亭鶴」之歎!

  幾千年來,在皇權社會裡,不知道還有多少文人經不住權力的誘惑,在「權力場」上隨波逐流,甚至拜倒在專制皇權的腳下,依附於權貴,沽名釣譽,為當權者(主要是皇帝)賣命,最終迷失了自我,甚至於被當權者所殺悔之晚年!   


白髮童生,壽星舉人

  俗話說得好,「七十二行,官為首行」。幾千年來,「官本位」一直是中國皇權社會的特徵。

  皇權社會裡,享有特權的「官位」具有「收益高、穩定性強、風險小」的行業優勢,因而成為許多人追逐的對象。一旦撈到「一官半職」,馬上就能成為「人上人」,光宗耀祖,人前顯貴,那份榮耀真是令人羨慕。

  從隋唐以後,歷代王朝大力推行科舉制度為了能夠擠進官場,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傾盡畢生精力,在浩如煙海的經書中苦苦攻讀,那種悲壯精神就連皇帝老兒見了,也會為之動容。

  為了能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多少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前赴後繼」地埋頭於「四書」、「五經」,一方面極大地緩解了讀書人的「逆反」心理,強化了知識精英對於專制皇權的依附,造成對普通大眾弱勢群體的有力統治;另一方面,科舉取士也為官僚隊伍增添了許多新鮮血液,促使官僚集團更新速度加快,從而鞏固了皇權專制制度。

  古人云:「十年寒窗苦!」中國古代的文人之所以要皓首窮經,埋頭在故紙堆裡,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金榜題名」。一旦金榜題名,就意味著他們可以飛黃騰達,享受富貴榮華。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金榜題名的背後,卻隱含著無數莘莘學子艱難、苦澀的故事!

  漫漫科舉路

  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奉行的是「學而優則仕」的方針,書讀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個人學識的依據就是科舉考試。自從隋朝以來,這種開科取士的制度就成為專制帝王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天下讀書人獲取功名利祿的主要途徑。

  不過,要參加科舉考試,也不容易。打個形象的比喻,科舉考試就好像是一架伸向雲端的階梯,士子們只能一級級地向上爬。下面以清代科舉考試為例加以簡單說明:

  第一步,是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取得秀才的資格,考生們必須要「過三關」——縣考(由知縣主考)、府考(由知府主考)和院考(由本省學政主考)。

  只有考中了秀才,才可以去省城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又叫秋闈)。鄉試是本省的考試,是科舉考試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考試的試題由皇帝「欽定」,監考官也是由皇帝任命。鄉試的競爭非常激烈,平均10~20個人才錄取一個人,考上了就成為「舉人」。

  考上舉人,就有資格進京趕考,參加三年一次的會試(也叫春闈)。清代會試的考場設在北京順天府的貢院,連考9天,共考三場,錄取率連10%都不到。通過會試的人,就取得「貢士」(又叫「進士」)的稱號。

  考上了「進士」,就可以做官,但是究竟做什麼官,卻要取決於殿試的成績。殿試起初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舉行,乾隆以後移到了保和殿,前十名是由皇帝「御筆欽定」。殿試的一甲錄取三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錄取100~300人不等。

  只要考中進士,就可以披紅掛綵,騎馬遊街,那是何等風光!反之,「名落孫山」的人卻是面如死灰,有的人昏倒在金榜之下,甚至找一根麻繩上吊,從此永訣考場。當然,也有樂極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裡的范進,考上舉人卻發了瘋。

  在科舉制度下,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困死在考場,讀死書,死讀書,最後卻一事無成。

  在皇權社會裡,專制帝王將天下讀書人視為「網中魚」、「池中物」,竭力提倡和灌輸一種「科舉文化」。這不,大宋真宗皇帝趙恆就曾「親自上陣」,作了一篇《勸學文》,公開鼓勵讀書人從小就為「金榜題名」而奮鬥: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科舉考試,好就好在:「使草野寒酸登進有路,不假憑藉,可致公卿。」所以,歷代王朝一再宣稱科舉考試為「掄材大典」,標榜「選無遺珠」,目的就是將天下賢才「鹹納於其彀中」。

  可是,科舉考試的名額畢竟有限。就拿清代來說,全國秀才的名額大約有25000名左右;鄉試的名額在1500名左右;會試的名額更少,只有250名左右。從童試到會試,淘汰率都在95%以上。對於那些寒窗苦讀的士子們來說,層層淘汰的現實是無法繞過的。

  有人曾經做過統計:在清代,一個人從童試到殿試,前後總共要經歷十幾次考試。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計算,是建立在每一級考試都能一次通過的基礎上。在現實中,許多士子往往是在某一級的考試上止步不前,蹉跎歲月。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狀元王式丹,他20剛出頭就考上秀才,等到考上舉人時已經是58歲的老頭了。也就是說,王式丹花了將近40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從秀才到舉人的路。其實,王式丹還算是一個「幸運兒」,更多的士子則可能「科場蹭蹬」,永遠看不到「金榜題名」的那一天。

  對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們來說,「名落孫山」從精神到肉體都是一種痛苦的煎熬。對此,清代大文學家蒲松齡有過一番「誅心」的描寫:

  「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闈)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吏罵,似囚;其歸號捨(即考棚)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場也,神情惝恍,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指發榜)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志想,則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飛騎傳人,報條無我,此時神色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濁流。以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之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報矣。」

  為了能「金榜題名」,無數讀書人依然義無反顧,前赴後繼。在清代,「白髮童生」、「壽星舉人」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曾孫的陪同下,廣東順德縣的百歲老人黃章,千里迢迢地趕到北京參加會試。進入考場時,黃章還特意讓曾孫打出「百歲趕場」的燈籠,轟動了整個京師。至於蒲松齡,16歲就考中秀才,但在鄉試中他卻是「屢戰屢敗」。直到72歲,他還頂風冒雪去趕考,總算博得了一個「舉人」的功名。在悲喜交加之餘,他寫了一首《蒙朋賜賀》:

  「落拓名揚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腐儒也得賓朋賀,歸對妻孥夢亦羞。」

  考場如戰場,瞬息萬變,有時還會發生一些「樂極生悲」的事情。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武科殿試後,舉行隆重的傳臚大典,狀元徐開業、探花梅萬清居然沒有來參加。這時,兵部尚書豐紳濟倫的臉可就掛不住了,奏請嚴加處分。最後,還是剛剛即位的道光皇帝「開恩」,沒有砍掉他們的腦袋,但是「雞飛蛋打」,他們的狀元、探花還是丟掉了。

  讀書人苦啊!且不說漫漫長夜浸泡了多少淒清、寂寞,就是那一場場噩夢般的考試也夠人受的。例如,鄉試和會試都是連考三場,每場三天,吃喝拉撒睡全在考棚裡,就連大小便也要在棚中「自行解決」。在考場四周,崗哨如林,戒備森嚴,任何人不得出入。對於那些富貴子弟,倒也不用發愁,因為他們可以多帶一些補品(如人參);至於那些寒士,就只能靠乾糧充飢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狀元李幡,因為出身寒微,殿試時只在籃子裡放了36個饅頭。在考試時,因為高度緊張,加上疲憊,許多人實在是撐不住,還沒有考完,就病倒了,被抬出考場。不過,這一切還是擋不住天下讀書人「義無反顧」的腳步!

  可歎的科場黑幕

  因為科舉考試競爭激烈,錄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設法地作弊。對於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處罰十分嚴厲:一旦發現,按照《大清律》,就要杖100,枷號三個月示眾,還要發往邊疆充軍。

  儘管如此,作弊之風依然屢禁不止。2003年2月,在蘇州發現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書,只有半個巴掌大,竟有9萬個字的考試內容,一粒米就能蓋住6個字!

  此外,出錢請「槍手」冒名考試的現象也十分普遍。當時,甚至出現了一批專門代人考試的「槍手」,這些「槍手」風險大,報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銀30兩,如果考中了,還有重謝。

  在考場外面,許多人也沒閒著,他們積極運作,經常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找同鄉、拜老師、走後門、打關節,甚至行賄考官。

  清代的科場腐敗,主要來自官員。例如,嘉慶六年(1801年),刑部尚書張若廷幫親戚夾帶考題;嘉慶十六年(1811年),湖南學政徐松帶頭倒賣官學名額,還親自主編了一本「科場寶典」,高價賣給學生;咸豐八年(1858年),順天鄉試又出醜聞,主考官、內閣大學士柏葰等人收受賄賂。東窗事發後,咸豐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處死,其他官員也受到了嚴厲處分。

  至於科舉考試的「頭把金交椅」——狀元,那更是多少人爭奪的「焦點」!例如,咸豐六年(1856年)殿試時,翁同龢與孫毓汶都有才學,兩家又都是官宦之家,還是「世交」。於是,就在場外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

  據說,在殿試前一天,孫毓汶的父親親自出馬,請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飯。礙於「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孫府赴宴。這天晚上,孫毓汶的父親陪著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後半夜,便留翁住下。既來之,則安之,翁同龢也就答應了。哪知道,他剛躺下,門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沒有休息好,殿試時無精打采。幸虧,他還有點「小聰明」,帶了兩支人參救急,最後還是考中了狀元。從此,翁、孫兩家就撕破了臉皮,翁同龢與孫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勢不兩立的「死對頭」。

  在科舉考試時,官員們進行「暗箱操作」,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例如,張謇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狀元,卻是仰仗上層人物的幕後活動。原來,張謇的殿試成績不理想,收卷官黃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給他補上了一處空白,並糾正了一處錯誤。在閱卷時,張謇的同鄉、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想提攜他,便仗著自己是「帝師」的特殊身份,經過一番周旋、運作,終於將張謇「提拔」為狀元。

  有時,就連「皇帝陛下」也難免要搞一點小動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狀元本來是江蘇人趙翼。但是,乾隆看後,搖了搖頭,說江蘇、浙江出的狀元太多了,便大筆一揮,將趙翼改成第三名,陝西人王傑白撈了一個狀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統治者有時因為迷信而重新決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朝舉行最後一次殿試,本來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劉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廣東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興,因為慈禧害死過「珍」妃;而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以及當時正在海外鬧革命的孫中山都是廣東人,而劉春霖是直隸肅寧人,正好當時直隸大旱,「春霖」這兩個字很吉利。於是,慈禧便「御筆圈定」劉春霖為狀元。

  中國的科舉考試,是以「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經》、《尚書》、《易經》、《春秋》、《周禮》)為主,這些都是流傳了數千年的典籍,題目都是從這些書裡出。在考試時,考生要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來寫作,不允許自由發揮。這樣的考試脫離社會實際,勢必會「選拔」出許多思想僵化、因循守舊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實學和創新精神的人卻被拒之門外。

  例如,晚清名臣曾國藩,雖然考中了進士,但在殿試時卻名列三甲末等,最後靠走後門才進入翰林院。從後來的表現來看,曾國藩至少算得上「一代能臣」,其才華和功績遠在許多狀元、榜眼之上,這豈不是對科舉考試的最大諷刺?

  特別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科舉制度已經是氣數已盡。當時,西方自然科學迅猛發展,已經開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還在青燈下抱著老祖宗留下來的「四書」、「五經」咬文嚼字。對於這種已經腐朽透頂的科舉制度,人們逐漸認清了它的本質,開始猛烈地抨擊它,最有名的是龔自珍的一首詩:

  「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到最後,連最高統治者對科舉制度都失去了信心,光緒皇帝就曾掩卷長歎:「這樣選拔人才,難怪所學非所用呀!」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呼聲中,科舉制度終於壽終正寢。從此,「金榜題名」永遠成為歷史。   


文人的朋黨之爭

  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文人知書達禮,應當「識大體」。其實,讀書人也是一個「排外意識」很強烈的集團。古人云,「文人相輕」!此話一點都不假,讀書人經常是心高氣傲,喜歡目空一切,彷彿天下之大,只有他最行。於是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也就少不了了,而且手段毒辣,不見得比那些政客們差。

  在排他性上,知識分子總喜歡搞「小集團」、「小圈子」。就像同業有行會,流氓有黑幫,讀書人也有許多「同氣相求」的小圈子。特別是,這種「小集團」一旦和「權力」沾上邊,麻煩就來了。為了「小集團」的利益,許多文人可以不問是非黑白,不分青紅皂白,攻擊異己,庇護同類。到最後,這種「小集團」可能發展到「朋黨」的地步,雙方往往是鬥得不可開交,甚至達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就算文人們都是「高風亮節」,一心為國家和老百姓著想,也容易產生矛盾:你說要開疆拓土,張揚國威,他說要休養生息,安定民心;你贊成改革舊制,他卻堅持「祖宗之法」;你說要慢慢來,他偏偏說要下猛藥……吵來吵去,單純的意見之爭就難免發展成為意氣之爭,誰也不肯讓步,非要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因為在皇權專制體制下,皇帝說話最管用,所以大家都爭相討好這個「最高裁判」,專制帝王乘機拉一派、打一派,將他們都捏在自己手心裡。

  在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黨爭,莫過於北宋後期的新黨和舊黨之爭,起初不論變法派,還是保守派,都是一心為民,吵來吵去反而變成擾民了,最後竟然讓蔡京這個大奸臣渾水摸魚,當上了宰相,將大宋帝國推向了深淵。

  「君子」也結黨

  到了宋仁宗慶歷年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出現了「冗官」、「冗兵」和「冗費」的局面,使北宋政府陷入了「積貧積弱」的困境。同時,在與遼國、西夏的戰爭中,北宋也是連吃敗仗,被迫向他們繳納「歲幣」,也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農民和士兵的反抗鬥爭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伙)」。

  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一些士大夫感到必須實行改革,以擺脫困境。於是,一些官員主動上書朝廷,對當時死氣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評,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張。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譏諷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並勸仁宗疏遠他。呂夷簡勃然大怒,指責范仲淹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下令免去他的「權知開封府事」一職。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余靖、尹洙、歐陽修、蔡襄等人仗義執言,結果都被罷官,但鬥爭並沒有因此而停止。當時,歐陽修寫了一篇著名的《朋黨論》,呈獻給皇帝,認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君子、小人各自有朋;希望仁宗借鑒前朝的興衰治亂,「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在這裡,「真朋」與「偽朋」的對立,實際上就是改革勢力同守舊勢力的鬥爭。

  眼見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連呂夷簡也感到改革已經是大勢所趨,無法阻擋,便來了一個「順水推舟」,主動辭職,並推薦范仲淹等人回朝執政。慶歷三年(1043年)春,章得像、晏殊出任宰相,賈昌朝、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政治局面為之一新。

  當時,宋仁宗也意識到了改革的重要性。這年九月,他親自召見8位中樞大臣,賜座,並請他們暢言軍國大事。在宋朝,天子親自賜座,可是「無上的榮耀」,所以大家都惶恐萬分,不敢說話。一個月後,范仲淹挺身而出,領銜條陳「十事」上奏,揭開了宋朝歷史上嶄新的一幕。在東京汴梁的政治舞台上,一個驚心動魄的改革高潮即將到來!

  不幸的是,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范仲淹就享受到了自古以來一切改革家的所有遭遇——酸、甜、苦、辣、鹹,什麼都有,最後也和他們一樣落得一個「無疾而終」的下場。大宋帝國持續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運動,竟然從一開始就染上了一種淒壯、悲涼的色彩。

  論起道德操守,范仲淹當然是沒得說。平時,范仲淹做事也相當謹慎,雖然致力於改革事業,但他也知道一切並非「唾手可得」。至於范仲淹倡導的「慶歷新政」,更不是什麼激進的改革,比如:他提出的「十事」(十條指導方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原則上也都能站得住腳。在具體的措施上,范仲淹也並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例如,為了澄清吏治,他曾修訂「磨勘法」和「蔭子制」,但也沒有對原來的制度一概否定,只不過是對官僚階層的特權稍加限制罷了。

  但是,范仲淹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雖然具有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卻不善於玩弄政治手腕,把人際關係搞得一團糟。最麻煩的是,范仲淹和他周圍的一些人過於衝動、直率,這在無形之中便把自己孤立起來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過分的慷慨激昂總會讓許多人無法理解,更不用說那些小人們會「嫉妒眼紅」!

  其實,范仲淹本人也並不欣賞這種孤芳自賞的「名士習氣」。慶歷三年(1043年)四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了一首《慶歷聖德詩》:「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顯得過於狂放。范仲淹看後,很是憂慮,告訴好友韓琦:「這些怪鬼之輩要壞大事!」

  這時,呂夷簡雖然已經致仕,但反對派仍然大有人在,三司使夏竦就是一個「急先鋒」。說起來,夏竦是一個典型的「小人」,他喜歡結交權貴,為人又反覆無常。慶歷四年(1044年)初,夏竦帶頭攻擊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結黨,又一次掀起「朋黨」之論。

  對此,仁宗很疑惑:「難道君子也有朋黨?」范仲淹毫不畏懼,立即站出來答道:「過去,臣在邊塞時,就曾親眼見到勇敢的人自成一黨,怯懦的人也自成一黨,在朝廷裡自然也有正黨、邪黨之分。如果結黨從善,又怎麼會危害朝廷呢?」

  不過,范仲淹的這番話簡直是「對牛談琴」,並不能打動高高在上的天子。在皇權國家裡,專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朋黨」,因為他們在骨子裡相信「朋黨必然危害君權」這個古老的箴言。

  同年六月,夏竦又以石介為對象,發起新一輪攻擊。這一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竟然偽造了一份廢黜宋仁宗的詔書,署上「石介」的大名,並大造謠言:石介的後台是樞密副使富弼,而富弼又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夏竦此舉的真正目標是不言而喻的。在封建時代,「圖謀廢立」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儘管宋仁宗似乎不太相信這份詔書與石介有關,但是人言可畏,也讓范仲淹、富弼大為緊張。

  就在這時,遼國和西夏發生戰爭。原來,在宋、夏議和後,西夏國主李元昊志得意滿,非常猖狂,遼興宗擔心李元昊從此坐大,會成為自己的「心腹大患」,便親率10萬大軍討伐西夏。

  面對這種局勢,北宋帝國又面臨新的抉擇。這時,范仲淹力主增派軍隊保衛河東,防備遼軍的突然襲擊,並主動請纓,出任陝西、河東經略安撫使。其實,他這次出京,主要是為了離開汴梁這個「是非之地」,暫時避一避朝廷上下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流言蜚語。但是,他沒有料到的是,自己這一走,「慶歷新政」也就夭折了。

  在奔赴河東的途中,范仲淹順道拜訪了已經退居林下、安享晚年的呂夷簡。呂夷簡見到他很奇怪,就問他:「你有什麼急事要離開京城?」范仲淹淡淡地答道:「去查看一下陝西、河東兩路,事畢即還!」呂夷簡急得一跺腳:「既已出京,又豈能再入?即使要處理邊事,也是在朝廷裡方便,這麼簡單的道理,你怎麼都不懂啊?」

  「薑還是老的辣」!呂夷簡到底是在宦海中沉浮了大半生,這些話一針見血,說得范仲淹臉色大變。

  不久,富弼就被貶為河北宣撫使,改革派的勢力大減。這時,反對派的骨幹、御史中丞王拱辰得意洋洋,忍不住手舞足蹈,發出了要「一網打盡」的叫囂。沒幾天,韓琦也被趕出朝廷,所有改革措施全部被廢止。

  平心而論,范仲淹主導的「慶歷新政」,根本算不上什麼重大改革,而且時間很短,可謂「曇花一現」。儘管如此,范仲淹等人仍然無法抵擋洶湧而來的反對浪潮,被迫「逃出」了京師汴梁。

  那麼,「慶歷新政」為什麼這麼快就會失敗呢?除了范仲淹等人本身的因素外,宋代士大夫喜歡「意氣用事」的毛病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原來,自從開國以來,宋朝皇帝實行的一直是「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方針,歷行文教,注重德行,士大夫崇尚儒學、名節一時蔚然成風。可是,許多讀書人整日泡在「故紙堆」裡,缺乏一種奮發向上的精神和鬥志,變得越來越溫文爾雅、端重持默。矛盾的是,根據儒家的道德倫理,「治國平天下」是士人們的天職,加上權力場又是那麼誘人,士大夫們總是不能忘懷於廟堂、社稷。

  於是,他們便選擇了一種簡單的方式——借批評別人來證明自己正確。許多人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們自己做不了大事,但卻不容許別人在做事時犯「一丁點」錯誤。平時,他們喜歡擺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勢,自詡剛正不阿、鄙斥浮薄,可一旦有人奮起,要幹一番事業時,他們就無法「泰然處之」了,甚至不擇手段地誣訐、陷害別人。范仲淹就是因為要改革,觸犯了許多人的既得利益,大家當然要對他「鳴鼓而攻之」!所以,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要想做一個「改革者」,實在是難啊!

  永不謝幕的黨爭

  幾千年來,「窩裡鬥」一直是中國傳統的皇權政治的一個「痼疾」,也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宿命,北宋晚期的新黨與舊黨之爭就是最好的例子。

  論起這場黨爭,可以追述到司馬光與王安石的交惡。本來,王安石和司馬光是生死相交的朋友,兩個人也是無話不談。但是,在王安石變法開始後,司馬光卻不贊成,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三次致函王安石,勸他重新考慮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針,王安石的反應卻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從此,兩個人就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並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終生不再往來。

  從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開始,到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為止,在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及其追隨者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被稱為「熙豐變法」,其間跌宕起伏,歷時16年。

  宋神宗死後,即位的哲宗年僅9歲,他的祖母——宣仁太后臨朝聽政。這位宣仁太后對變法派素來沒有好感,所以她一上台,就起用司馬光為宰相,命他主持朝政。

  司馬光執政後,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全部廢除,史稱「元祐更化」。當時,蘇東坡、范純仁等人曾經建議司馬光對「新法」區別對待,保留那些經過實踐證明合理的法令(例如「免役法」),不要換一種方式繼續糟蹋老百姓,卻被固執己見的司馬光斷然拒絕。最後,蘇東坡等人長歎一聲:「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麼又出了一位和王安石一樣剛愎自用、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的宰相?

  想當初,王安石不惜與眾多親友、同事反目,也要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現在,司馬光表現出了同樣的「堅定」與「執著」。可惜的是,這種令許多人敬重的品質一旦與拒絕聽取不同意見相結合,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位「大人物」的身上,就產生了一種悲劇:他們太感情用事,已經喪失了理性。

  在這裡,寬容精神、必要的妥協與長遠的眼光全都不見了,「堅定」、「執著」變成了「執拗」、「剛愎自用」的代名詞,在帝國的政治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強烈的、讓人不安的不祥氣息。從此,我們只能無奈地看到:在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位領袖開闢的道路上,他們那些不成器的繼承人越滑越遠,一直滑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從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到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的主導下,帝國政府致力於恢復祖制,清除王安石變法的影響,歷時8年。在此期間,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新黨」(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政治派別)、「舊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一派),帝國政治陷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撒手歸西,宋哲宗親政。這位年僅18歲的皇帝,再次起用新黨人士,全面恢復變法措施,殘酷打擊舊黨,前後歷時6年有餘。在章惇這位昔日好友的殘酷荼毒下,蘇東坡等人陷入了一種極為悲慘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故,一向討厭新黨的向太后垂簾聽政。在此期間,她再次起用舊黨人士。

  幾個月後,向太后歸政,徽宗趙佶親政,正式執掌大權。第二年,徽宗改元「崇寧」,顧名思義,就是「崇尚熙寧」的意思,其政治傾向不言自明。隨後,趙佶大量起用新黨人士。崇寧二年(1103年)正月,新黨的「後起之秀」——蔡京升任左僕射,成為首相。此後,蔡京曾4次拜相,成為宋徽宗的「親密夥伴」。

  在打擊政治對手方面,蔡京的手段之酷、株連之眾,恐怕連司馬光、章惇都自愧不如。當時,他在各地樹立「元祐黨人碑」,將打入另冊者書碑立石,垂之後世,讓他們永遠不得翻身。這座「元祐黨人碑」,在崇寧初年(1102年)就已經達到98人,到了崇寧三年(1104年)更激增到309人,就連章惇、曾布、張商英這樣的新黨骨幹,也因為與蔡京不和,被列入了這份「黑名單」。

  如果說此前新黨與舊黨的鬥爭多少還是源於政治分歧的話,那麼蔡京此舉則完全出於「私利」。當時,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小集團,張康國、劉逵、薛昂、林攄等人都是出自他的門下,根本談不上志同道合。為了討好蔡京,薛昂等人甚至舉家為蔡京避私諱。

  奸臣能有機會施展自己的「奸才」,有其客觀必然性。倘若沒有持續幾十年的黨爭,大宋帝國的政治絕對不會淪落到這樣一個地步,這實在是讓人「英雄氣短」。過去,人們經常說:導致唐朝滅亡的,既不是黃巢、朱溫,也不是藩鎮、宦官,而是「牛李黨爭」。不幸的是,二百多年後,這個悲劇再一次上演。

  也許,老天爺存心要和大宋帝國作對。北宋晚期,新黨和舊黨鬥得你死我活,朝野波譎雲詭,政潮疊起,每折騰一次,就會使帝國大傷元氣,直到病入膏肓。

  特別是,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位具有「大家風度」的政治領袖去世後,新黨和舊黨由道義與政治信念之爭,蛻變為意氣、私利與權力之爭,由過去的君子之爭墮落為小人之爭。從此,在大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就很難再見到那種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人格,學問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帝國開始進入一個政治道德急劇淪喪,政治空氣迅速惡化,是非、善惡觀念完全喪失的時期。在帝國的官場上,官員們厚顏無恥,到處充斥著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他們興高采烈地奔走於廟堂之上,千方百計地攫取國家的權力和財富,直到大宋帝國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最後,大宋帝國就是在這樣的吵鬧聲中被動搖了根基。等女真鐵騎大舉南下時,大宋帝國早已是外強中乾,不堪一擊了。

  新黨與舊黨的爭鬥,對於大宋帝國的影響,進而對於中國歷史產生的影響,就是對「窩裡鬥」最好的註解。不過,類似的事情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可以說是「屢見不鮮」:東漢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無止無休的「蕭牆之亂」,直到漢朝氣數已盡,被三國取代;唐朝末年,牛黨和李黨混鬥,外未亂而內先亂,強大的帝國毀於一旦;明朝末年,也是窩裡鬥使關外的滿人有機會可以入主中原,如果崇禎帝不殺害袁崇煥,那麼滿人要想入關就絕非易事;在清朝滅亡以後,大小軍閥又是連年不斷地窩裡鬥,使得獨裁越來越厲害,民主逐漸遠離中國……

  讀完「窩裡鬥」的歷史,就像是「揭傷疤」一樣,讓人痛不欲生,無以名狀。   


宰相要用讀書人

  說起來,中國古代的皇權國家制度設計得很有意思。套用當代政治學的理論,就是一會兒「內閣制」,一會兒「總統制」:在皇帝掌握實權時,就是總統制;如果皇帝不願意(或者不能)管理國家大事時,宰相的權力就可能凌駕於皇權之上,也就變成了內閣制。

  乍看起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皇權最大,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皇權還是受到了種種限制,而對其限制最大的莫過於相權。為什麼呢?因為皇帝大多是靠世襲上台的,既有能幹的,也有平庸的,還有一些笨蛋、蠢豬,而宰相都是官場老手,不論是政治經驗,還是個人能力,皇帝一般比不上宰相。所以,歷代帝王最擔心的就是相權過重,尾大不掉。

  最後,朱元璋下令取消丞相,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朱元璋一死,內閣首輔又冒了出來。在張居正這個首輔面前,小皇帝萬曆是規規矩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張居正死後,他才敢「秋後算賬」。至於清朝末年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更是厲害:先是逼清廷交出實權,然後又聯合南方的革命黨,逼迫小皇帝溥儀退位,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是被這位宰相大人斷送了。

  正因為相權容易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專制帝王們都對宰相不太放心,就特別關心宰相的人選。考慮到武將們既手握重兵,又有戰功,如果再讓他們做宰相,那豈非「如虎添翼」!所以,從宋朝以後,皇帝們都學精了,一般不用武將做宰相,只讓文人當宰相,道理也很簡單:因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文人宰相要兵沒兵,要將沒將,不會從根本上威脅專制皇權!   


趙匡胤:「本朝與士大夫共天下。」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雖然出身純粹為「赳赳武夫」,但在他黃袍加身後,卻確立了一套偃武修文、倡導文教的基本國策,開創了一個思想文化高度繁榮的「黃金時代」。

  五代時,軍閥割據,混戰不斷,讀書人生逢亂世,處境極為艱難。當時,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張式,被彰義節度使張彥澤以高薪聘為「掌書記」,負責管理文書。這位張節度使凶殘苛暴,有一次他竟然上書朝廷,要處死自己的兒子。張式覺得這有悖常理,就竭力勸阻。

  誰知,張彥澤一聽就火了,取出弓來,要一箭射死張式。張式無奈,只好逃到京城,請求朝廷的庇護。張彥澤不依不饒,竟然向朝廷索要張式,並揚言:如果不交出張式,他就要扯旗造反。朝廷非常害怕,就把張式交給這個軍閥。結果,狠心的張彥澤竟然對張式採用了剖心、決口、砍斷手足的刑罰,最後將他活埋。據說,當時這樣的事例還不少,所以讀書人經常要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煩惱。為了躲避災禍,許多北方的文人士子,不惜越過千山萬水,逃往四川和江南。

  在中國的皇帝裡,趙匡胤可以算得上一個喜歡讀書,比較尊重讀書人的皇帝。有一次,他跟隨周世宗柴榮去攻打南唐,有人私下裡向柴榮打「小報告」:趙匡胤打下壽州後,搶了好幾車的貴重物品。柴榮聽後,半信半疑,就派人前去查看,結果發現箱子裡全都是書籍。柴榮很是疑惑,就問他:「趙愛卿,你是軍人,不好好收拾甲兵、訓練軍隊,要那麼多書幹什麼?」趙匡胤心裡「咯登」一下,知道此事關係重大,急忙跪倒在地,頓首道:「皇上對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我卻不能為皇上出謀劃策,心裡很慚愧!我讀這些書,就是想擴大自己的見聞,好報效皇上!」

  現在,趙匡胤偃武修文,尊重讀書人,當然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擁戴,使許多人相信:天下即將統一,很快就要進入「太平盛世」。

  長期以來,在民間廣泛流傳著一個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乾德五年(967年),大宋政府花費了不少氣力,終於平息了四川的叛亂,朝野上下總算鬆了一口氣。沒想到,樂極生悲,卻發生了一個「大笑話」,讓宰相趙普差點挨了趙匡胤一頓胖揍:

  當時,趙匡胤對「乾德」這個年號非常滿意,認為這是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好年號。宰相趙普急忙在一旁猛拍馬屁,列舉了近年來朝廷裡的不少喜事,都歸功於「乾德」這個年號。

  這時,旁邊正站著一位名叫「盧多遜」的翰林學士,他非常有學問,平時和趙普也對不上勁。所以,等趙普拍完馬屁後,盧多遜突然不動聲色地說:「真可惜,乾德是偽蜀國用過的年號。」

  趙匡胤大吃一驚,急忙派人調查,竟然發現:乾德不僅是前蜀的年號,還是亡國的年號。這一回,趙匡胤真是惱羞成怒了:趙普這廝身為宰相,卻不喜歡讀書,竟然讓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這麼大的一個「洋相」,真是可惡!

  一想到這裡,趙匡胤實在是壓不住心頭的怒火,便把手一招,喝道:「趙普,你過來!」

  趙普知道自己闖出大禍來了,但他又不敢違抗聖旨,只好戰戰兢兢地走到御案前。只見趙匡胤拿起御筆,蘸飽黑墨,在他的臉上亂寫亂畫,弄得他翰墨淋漓。就這樣,趙匡胤還不解氣,又罵道:「你不學無術,怎麼比得上盧多遜?看來,宰相還是要用讀書人!」

  趙普把這件事視為「奇恥大辱」,從此他就開始發憤讀書。在他的書房裡,有一個大書匣,不許別人碰它。平時,人們只看到他每天從裡面取出一本書來讀,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書。一直等到趙普死後,人們打開書匣,才發現裡面只有《論語》的前半部分。打那以後,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故事就傳開了。

  坐上龍椅後,趙匡胤重用讀書人,經常喜歡用一句「至理名言」來告誡周圍的武將:可以馬上得天下。卻不能騎在馬上治天下,更不能躺在馬上守天下,這對那些武將們震動不小。過去,武將和文臣相見時,文臣經常要低眉拱手,向武將致意;現在,一見到文臣,武將們都要恭恭敬敬地唱個肥喏,表示問候。

  同時,趙匡胤大力推廣科舉制度,向天下讀書人敞開大門。新科狀元登科後,可以披金掛綵地騎在高頭大馬上,四處遊街誇耀。屆時,帝國首都開封舉城若狂,就像盛大節日一般地瞻仰他的風采,無數美麗的少女都在夢想著能與他結為連理。當時,有人甚至認為,這些狀元們的風光,甚至超過那些統兵十萬、蕩平敵國的大將軍。在這個時代,科舉制度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代表著平等與文明,為千千萬萬沒有關係的「莘莘學子」打開了一扇改變命運的大門。

  更值得一提的是,趙匡胤做了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在中國所有的專制帝王裡,只有他以自己至高無上的「開國皇帝」之尊,給後世留下了這樣一份誓約:

  一、保全柴氏子孫,不得因有罪加刑;

  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

  三、不加農田之賦。

  在這份誓約中,趙匡胤莊嚴地警告子孫後代:如果膽敢背棄上述誓言,必遭天譴!

  在中華5000年的文明史上,這是惟一的一份出自專制帝王之手、帶有幾分人性光輝的誓約,目的是約束自己的子孫後代不要作惡。據說,這塊刻著誓約的石碑,放在太廟內,封閉甚嚴。宋代新天子即位後,都要到太廟默誦誓詞。屆時,只有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跟隨,其他人只能遠遠伺候。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這份誓約的內容,一直到靖康二年(1127年)女真鐵騎南下,攻破東京汴梁,將宮門打開,人們才一睹其「真容」!

  讀完這個故事,我閉目沉思,忽然想起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漢高祖劉邦「非劉姓不王」之類的誓約,想起了歷代帝王的「祖宗家法」,想起了權力場上的爾虞我詐、翻臉無情、對政敵必欲斬草除根而後快的狠毒,實在是感慨萬千!

  每當讀到這份誓約時,我不禁「潸然淚下」。想一想,實在是讓人惆悵:即便是有這份誓約的約束,在宋朝還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飛冤死風波亭,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悲劇所在。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風流宰相」嚴嵩

  俗話說得好:「伴君如伴虎。」其實,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做個臣子本來就不容易,要做個奸臣更得有「兩下子」。一提起嚴嵩,大家都知道他是明朝的大奸臣,但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嚴嵩還是一位挺有才氣的詩人。

  老實說,嚴嵩也算是一個「正經八百」的詩人,他的詩寫得呱呱叫。在《萬曆野獲編》裡,明朝人沈德符是這麼記載的:

  「嚴分宜(指嚴嵩)自為史官,即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鈐山堂稿》。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為長城,蓋李長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獐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

  至於嚴嵩名下的《鈐山堂集》,《四庫總目提要》的評價也很高——「在流輩中乃獨為迥出」。這本詩集,能夠在大清朝的皇家典籍中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可見它確實有其「不俗」之處。

  嚴嵩(1480~1567年),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早年,嚴嵩曾在老家鈐山面壁十年,苦讀詩書。等他在文學上小有名氣後,也就「文而優則仕」,受到朝廷的器重,「進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祭酒」。一個讀書人,十年寒窗,懸樑刺股,能熬到國子監首腦這麼高的位置上,也算是當時學術界、文化界「大師」級的人物了。在皇權社會裡,想當個官,是比較容易的,只要你有錢有勢、有關係、有門子就行。但是,要想在翰林院混日子,肚子裡只有《三字經》、《百家姓》,或者是英文ABC之類,恐怕還是不夠格的。從這一點來看,嚴嵩儘管是一個大壞蛋,他的文學成就還是「貨真價實」的。

  過了幾年,朝廷準備重修《宋史》,又命嚴嵩領銜,「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說起來,這是一個油水雖然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榮譽性差事。看來,嚴嵩當時因文望和人望確實是「眾望所歸」,朝廷才會把這麼重要的差事交給他。在皇權社會裡,凡是能夠被專制帝王相中,認為有資格主持修正史的文人,大都屬於「文壇泰斗」,例如宋代的歐陽修、司馬光,當然更不用說清朝的紀曉嵐了。不過,因為嚴嵩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貪官,在後人的咒罵聲中,他這方面的「清譽」都被湮沒了。

  當時,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還自封為「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這種滑稽戲也只有想出家做和尚的梁武帝才能做出來。不過,在皇權社會裡,只要是皇帝喜歡的東西,不管好壞,自然會有一批「馬屁精」趨之若鶩,蔚然成風。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詞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詞」,跟著皇帝一起向太上老君頂禮膜拜。所謂「青詞」,就是寫在青籐紙上打醮禱祝的疏文。嚴嵩自然不甘人後,加上他善於揣摩,所以他寫的「青詞」仙風道骨、典雅華彩,朱厚熜看後褒譽有加。有了這塊「敲門磚」,嚴嵩也就一天天發達起來。

  不可否認的是,嚴嵩早年的確是一位「文章高手」,倘若他只是一個大草包,肚子裡空空如也,哪還敢跟嘉靖一起談詩論文?所以,紀昀嵐在主編《四庫全書》時,也不忍心將嚴嵩的詩作一筆勾銷,還特地引用了王世貞的一句詩——「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表示不能因人廢文,將嚴嵩全盤否定!

  下面,我們試著讀一首他的七絕:

  「山泉野飯聊今夕,金谷銅駝非故時。隨緣自有數椽竹,題儉真成一字師。」

  倘若沒有標明這是嚴嵩的作品,我們肯定會認為:這是某位甘於清貧的詩人,在遠離塵世喧囂的荒郊野外孤獨行吟呢!可是,當我們知道,這是那位窮奢極欲、無惡不作、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大貪官嚴嵩在那裡「裝孫子」時,就會覺得這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為文和為人的矛盾,嚴嵩既不是第一個,更不會是最後一個。但是,因為嚴嵩的奸臣名壓倒了他的文學名,所以在《明史》中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都被打入《奸臣傳》;到了後來,在人們的心目中,他的貪官名又壓倒了他的奸臣名。

  一般來說,小貪如鼠,晝伏夜出,幹一些雞鳴狗盜的事,貪也貪不出多少油水來;大貪可就不同了:他們好比老虎,無所顧忌,可以明火執仗,才能貪出金山、銀山。嚴嵩當政時,放開手腳地瘋狂貪污,聚斂了大量錢財,這還不是嘉靖包庇和縱容的結果!正因為有皇帝的支持,嚴嵩才能有恃無恐,嚴世蕃才敢胡作非為。在皇權社會裡,一旦進入權力場,文人們就會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是死守清高,做一個才華出眾的文人呢?還是做一個權力更大的官僚,好撈到更多的油水呢?不用說,嚴嵩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特別是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後,嘉靖就經常「怠工」——不上朝了,連皇帝最起碼的本職工作也不願幹了,這就給嚴嵩父子提供了更大的貪污空間。於是,嚴嵩在皇宮裡面將嘉靖哄得團團轉,嚴世蕃則在外邊大肆摟錢!

  起初,嚴嵩是以文才邀寵於嘉靖,才得以飛黃騰達。他最後的失敗,也是因為晚年文思日退,做不出多少令皇帝高興的文章來,才失去聖眷的。說實話,一個詩人總有「江郎才盡」的一天,嚴嵩都七八十歲了,還能寫出好的文章來?此外,朝廷裡的廝殺,並不亞於西班牙鬥牛場上的角力,你不把刀插在牛的身上,牛就會把你頂死,所以,嚴嵩究竟還能有多少詩情才氣,這是大可懷疑的!更何況,為了剷除政敵,嚴嵩必須恬不知恥地曲意討好嘉靖,當他一天到晚盡琢磨這些事情時,還能激發多少創作靈感?

  最後,連朱厚熜親筆草擬的詔書,老邁的嚴嵩都看不懂了——「語多不可曉」,「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於是,他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世蕃被「斬於市,籍其家」。不過,嘉靖還是「法外施恩」,給嚴嵩留了一條性命,削籍為民。過了兩年,嚴嵩又老又病,「寄食墓捨以死」。這個大奸臣、大貪官,就這樣永遠地被釘在了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據《明史》記載,嚴嵩父子被查抄出來「黃金可3萬餘兩,白金200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以嚴嵩的貪污記錄,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應該沒有問題。對於這些財產,嘉靖是這樣分配的:「詔悉送太倉,以一半濟邊餉,一半充內庫取用。」也就說,有一半落入了朱厚熜個人的「腰包」,真是「嚴嵩跌倒,嘉靖吃飽」!

  在《二十四史》裡,對那些奸佞之輩,如酷吏、奸臣、佞幸、亂賊、閹黨等等,無不有分門別類的列傳。奇怪的是,惟獨沒有專門的《貪官列傳》,這使我很納悶:是不是中國歷史上沒有貪官呢?或者是貪官極少而沒有為他們設傳的必要?非也!中國皇權社會的貪污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在皇權社會裡,從上到下,真可以說是無官不貪(其實,皇帝本人就是「頭號貪污犯」)。所以,民間有一句諺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這種現象的真實寫照。一個知府竟然能在三年裡吞噬這麼多的民脂民膏,那老百姓還有活路嗎?正因為皇權社會的貪污之風愈演愈烈,氾濫成災,對史家來說,記不勝記,只好擱筆不記了。

  在皇權社會裡,如果全都是清官,只有個別貪官,治史者倒有興趣做一做文章;相反,遍地都是貪官,清官也就成了「珍稀動物」,反倒可以在史書上佔有「一席之地」了。所以,在史書裡,有良吏、循吏列傳,以肯定他們的恪盡職守、清廉方正。   


官場紅人憑什麼「弄權」?

  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一個置身「權力場」的人,大致要應付三個方面的關係,即:下與上的關係,同僚之間的關係,上與下的關係。在處理這些關係時,即:下級如何應付上級,同僚之間如何相處,上級如何駕馭下級,以及在官場上如何自保,個中「道道」很多,都大有「學問」!

  在皇權社會裡,就有那麼一些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們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背景,白手起家,卻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超越成千上萬的競爭者,贏得上司的青睞,平步青雲,官運亨通,成為位高權重的官場紅人。下面,讓我們來研究一下他們的「為官之道」,探尋他們「大紅大紫」的奧秘。   


「弄權」之一:事上之道

  在皇權國家體制下,權力是一切投身「權力場」的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不論你是否對權力愛不釋手,只要踏進了「權力場」,就須臾離不開權力。不過,在權力的金字塔下,權力的配置並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權力越大。特別是,專制帝王高踞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幾乎掌握了無限的權力。那麼,作為下級,如何與上級(尤其是皇帝)搞好關係,取得上司的賞識,這對自己的未來和前途至關重要。

  在這一點上,蔡京、和珅、袁世凱堪稱典範。他們胸有城府,工於心計,精於謀劃,勇於打拼,更有自己獨到的手段,讀後真讓人瞠目結舌……

  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權專制時代,由於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榮辱往往繫於他們的一念之間,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設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討得專制帝王的歡心,他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輿論都被他們拋到了九霄雲外。為了能夠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獲得更大的權力,什麼罪惡的、無恥的勾當,他們都幹得出來。按照儒家的標準,這種人簡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沒有資格被稱為「奸臣」。

  眾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過,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後來一步一步地蛻化,最後竟然蛻變成了一位不顧一切地追逐聲色犬馬的昏君,成了中國歷史上數得上的幾位「敗家子皇帝」之一。在這個漫長而浪漫的過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當惡劣的作用。這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的過程,讀起來相當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駕崩,徽宗即位。剛上台時,徽宗還雄心勃勃,勵精圖治,試圖結束已經延續達幾十年的黨爭,所以改元「建中靖國」,企圖彌和新黨與舊黨的矛盾,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個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較注意節儉,不敢鋪張浪費。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製的盤碗杯盞來,小心翼翼地問群臣:「眾卿家,我打算在國宴上使用這些東西,又怕別人覺得太奢華,說三道四,你們認為如何?」

  這時,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來就應該享受天下的榮華富貴,區區幾件玉器又算得了什麼?何況,您是在國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別人說些什麼呢?」聽了這話,徽宗的心裡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飽讀詩書,才華橫溢,是當時的一位「大才子」。為了進一步討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膽地享樂,蔡京竟然親自站到了理論的最前沿,引經據典地炮製了一套「享樂理論」,從思想上幫助皇帝解除顧慮。

  從《易經》中,蔡京推導出了一個「豐、亨、豫、大」的理論,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應該有天子的氣派,要敢於花錢享樂,不必拘泥於世俗之禮;否則,就會失去上天的眷顧!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禮》中的一個說法——「唯王不會」。在這裡,「會」就是會計的意思。當時,蔡京告訴徽宗:《周禮》的意思是,自古以來,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錢;貴為天子,要是過分節儉,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頭百姓沒有什麼兩樣了。

  蔡京發明的這套理論,對徽宗來說真是「及時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經不能用「卑鄙無恥」這四個字來形容。

  按照儒家的傳統理論,蔡京真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這套「享樂理論」竟然被宋徽宗全盤接受,成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針。

  也許因為徽宗本人是一個藝術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別喜歡那些稀奇古怪的石頭。按理說,在皇權國家裡,一個皇帝不喜歡金山銀海,只喜歡玩賞石頭,豈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氣」?誰知道,皇帝的這個愛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結合後,卻產生了一個極其可怕的「怪胎」,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綱」!

  為了討好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蔡京專門在蘇州設立「應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勉主持,專門在江浙一帶搜羅奇花異石,最後竟然發展成一場災難性的、遍及全國的「花石綱」大劫難。

  為了搜尋奇花異石,各地官吏們如狼似虎,不論是高山深谷,還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會有官吏闖入,在上面做上記號,這玩意兒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須妥善保護,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運時,官吏們經常要拆牆毀屋,恭恭敬敬地將這些東西「請」出去。為了這個「花石綱」,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

  不久,在受「花石綱」禍害最深的江浙一帶發生了方臘起義。對於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義軍經常採用非常殘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斷手腳、熬成膏油「點天燈」,等等。這種極端的做法,恰恰從反面證明地方官吏們的殘暴。所以,就連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臘起義其實是「官逼民反」!

  和珅:「揣摩上意」

  在《韓非子》裡,有一段話專門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寵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寵幸,獲取更大的權勢。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歡的東西,他們就會加以讚美、吹捧;至於君主憎惡的東西,他們就會詆毀、攻擊。

  此言不虛,在皇權專制時代,就有那麼一些大臣非常「細心」,經常揣摩專制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後採取相應的對策,以取得皇帝的寵信,這樣的大臣就是「諛臣」。

  一個工於諂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氣,還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搶先一步,將皇帝想說而沒有說的話先說出來,想辦還沒有辦的事情先辦了,這才是諂媚者中的「高手」。在權力場上,這種人沒有理由不受到專制帝王的賞識,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和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眾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紅人當數和珅(1750~1799年)。終乾隆一生,他對和珅都是寵愛有加。那麼,和珅究竟憑什麼取得乾隆帝的歡心的呢?作為一位「投機鑽營大師」,和珅必有其過人之處。

  和珅在官場上鑽營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成為皇帝肚子裡的一條「蛔蟲」。只要是乾隆喜歡的事情,他都搶著去做,盡力去做,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身為朝廷大員,在乾隆面前,和珅總是「言不稱臣,必曰奴才」,「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進之」。不過,「天威難測」,「龍眼無恩」,要成為皇帝肚子裡的一條蟲子著實不容易,和珅卻做到了。從查辦雲南總督李侍堯一案,我們可以見識一下和珅這一手的厲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雲南糧儲道海寧控告李侍堯貪贓、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珅奔赴雲南,處理此案。一路上,馬蹄在潑風似地狂奔,和珅的腦子也在飛轉:如何處理李侍堯一案?

  對於李侍堯,《清史稿》有這樣的評價:「(李)侍堯號才臣,帝所倚任。」僅僅幾個字,就揭示了李侍堯的特點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堯,字欽齋,漢軍正藍旗人,「機警過人」,才具非凡,還頗有來頭。原來,他是額駙李世芳的四世孫,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爾哈赤投誠的明朝大將,是清朝初年「標誌性」的政治人物。

  本來,李侍堯深受乾隆的賞識。因為李侍堯精明強幹,政績斐然,所以乾隆對他總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選派李侍堯為雲貴總督時,乾隆表示,「各省總督老成有識,能辦大事者,實無出李侍堯之右者」,對他的評價非常高。

  那麼,李侍堯既然兼才臣、能臣、寵臣於一身,聖眷正隆,乾隆又為什麼要突然對他下手呢?和珅雖然聰明,卻一時猜不透皇帝的心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心目中,皇帝的態度才是處理李侍堯一案的關鍵所在,其他都是「小問題」!

  抵達昆明後,和珅立即逮捕李侍堯,對他進行突擊審訊。李侍堯猝不及防,屁股後頭的臭屎還沒有擦乾淨,就被暴露於陽光之下:大肆收受部屬的饋贈和規禮,甚至巧立名目進行勒索。算下來,李侍堯共勒索白銀35000兩。幾乎可以斷定,這只是他貪贓枉法金額的「冰山一角」。

  其實,在當時的官僚隊伍裡,李侍堯還不是一個「聲名狼藉」之輩,而且,他貪污受賄、勒索下屬,也不全是落入自家腰包,其中一部分是用於向皇上「進貢」。

  原來,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過節,官員們都要進貢。特別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對貢品非常講究。過去,在兩廣總督任內,李侍堯經常與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讓皇上動心的「西洋鏡」:什麼會自動游弋的小船啦,會唱歌的盒子啦,會自動報時的自鳴鐘啦,等等。這些千奇百怪的貢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結晶,其他總督、巡撫當然是「望塵莫及」!

  但是,在調任雲貴總督後,李侍堯可就犯愁了,因為新任兩廣總督在進貢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馬都趕不上!思來想去,李侍堯忽然心頭一動:雲貴地區的優勢是盛產金銀,可以將金銀打造成一些精妙絕倫的工藝品進貢。當然,這筆錢李侍堯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屬大肆勒索「進貢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撫勒索,各省督撫就向下屬勒索,層層勒索、搜刮。總之,李侍堯只是大清朝官場搜刮體系中的一環。

  不過,李侍堯倒是一條「好漢」,天塌下來自個頂著,在審問時就是不提「進貢」二字。

  這時,和珅將全部心思集中到一點:如何處置李侍堯?是給他留一線生路,還是送他去閻羅殿?

  要知道,乾隆對貪官污吏從來都不手軟。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權貴成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書鄂善、雲貴總督恆文、兩淮鹽政高恆、貴州前任巡撫方世雋、貴州巡撫良卿、雲南布政使錢度,等等。

  縱觀乾隆一朝的肅貪史,在李侍堯案發前,貪官免於一死者僅有浙江巡撫盧焯一人。那麼,盧焯為什麼能夠逃脫殺身之禍?是不是因為盧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績卓著,在民間頗有聲望,所以皇帝對他網開一面?這也說不通。例如,兩淮鹽政高恆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寵信,為什麼他就未能逃過死劫呢?

  所以,和珅將整個思緒聚焦到何焯、高恆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後者何以死?本來,李侍堯的生死關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著他這麼瞎操心!但是,這個案子事關乾隆高興不高興,所以和珅必須高度重視。

  於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個「昏天黑地」。最後,靈光一閃,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頓時開竅了,立即上奏:對李侍堯處以「斬監候」,查抄全部家產。

  在清代的刑罰裡,斬監候相當於今天的「死緩」,尚有一線生機,說不定皇上哪天高興了,就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官復原職。看來,和珅是認定乾隆不想要李侍堯的命。看來,在乾隆一朝的肅貪史上,注定還要多一個「盧焯」。

  接到和珅的奏折後,乾隆立即命內閣大學士、九卿討論此案。討論來,討論去,大家一致認為:對李侍堯處理過輕,應當將「斬監候」改成「斬立決」。對此,乾隆沒有表態,卻將這個題目交給各省督撫去做。為此,他頒布了一道「耐人尋味」的上諭,讓地方督撫們討論:究竟是採納和珅的意見,還是大學士、九卿的意見?

  為了與李侍堯劃清界線,避免惹火燒身,各省總督、巡撫們幾乎是「一邊倒」地附和大學士、九卿的意見,只有「不識相」的安徽巡撫閔鄂元明確支持和珅,認為應該給李侍堯留一線生路。

  整個形勢對和珅很不利。不過,在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斷,堅持自己對李侍堯的處理意見。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乾隆並沒有採納多數派的意見。十月初三,乾隆頒布上諭,力排眾議,借閔鄂元之口採納了和珅的意見。其實,乾隆早就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將這個題目拋給各省督撫,一來是教育這些封疆大吏,二來是借他們之口寬恕李侍堯。可惜,各省督撫中只有閔鄂元一人領會皇上的「苦心」!

  在皇權專制時代,皇帝至高無上,只要他想做什麼事,總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也都是「正確」的。反正,「一意孤行」這個詞兒就是專門為皇帝「打造」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後,李侍堯的結局大大出乎朝臣的意料:在大牢裡,李侍堯只蹲了不到半年,就得到皇上的特赦,命他以「三品大員」的身份奔赴蘭州,指揮鎮壓蘇四十三起義;不久,又命他署理陝甘總督,授予頭品頂戴,加太子太保銜;台灣林爽文起義爆發後,乾隆又命李侍堯出任閩浙總督,並將其畫像陳列於紫光閣。

  許多人都想不通,同樣是犯下貪污、勒索大罪,這麼多大臣都人頭落地,為什麼李侍堯能夠死裡逃生、東山再起?

  其實,和珅早就想通了。原來,在拿捏李侍堯的生死之時,和珅將雲貴總督恆文與浙江巡撫盧焯的命運作了比較,終於想通了:事發後,恆文說,自己勒索來的錢是用來進貢的,竟然將「屎盆子」扣到皇帝的頭上;盧焯卻咬緊牙關,絲毫不提進貢一事,不肯牽扯到「聖明」的皇上。所以,和珅「茅塞頓開」:只要給李侍堯留下一線生機,一定能深契「聖意」!

  那麼,乾隆為什麼要出爾反爾,先是聲色俱厲地查處李侍堯,到頭來卻是「監而不斬」,如此矛盾,到底是出於何種盤算?其實,乾隆如此處置李侍堯,充分體現了一種高超的「馭臣術」:即使你是寵臣、能臣,地位再高,只要犯了事,朕照樣可以治你,既可以讓你腦袋搬家,也可以讓你官復原職,朕要你生就生,讓你死就死,看誰還敢不聽朕的話?反正,在皇權社會裡,天下再大,皇帝最大!

  在李侍堯一案上,和珅辦得妥妥帖帖,乾隆龍心大悅,對他更加賞識。還在回京的路上,乾隆就毫不吝嗇地將恩寵潑到和珅的身上:將他提升為戶部尚書、議政大臣。回朝後,和珅又針對雲南的鹽務、錢法、邊事提出許多建議,乾隆大喜,立即任命他為鑲藍旗都統,使他成為手握兵權的「朝廷大員」!

  袁世凱:「毛遂自薦」

  俗話說得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在皇權專制時代,大家在權力場上角逐,各人的智商固然有高有低,參差不齊,關鍵就看誰能夠掌握主動權,抓住機遇,取得成功,成為「英雄」;反之,如果機會來了,你卻駕馭不了,就可能身敗名裂,成為被世人唾棄的「狗熊」。

  在這方面,「一代梟雄」袁世凱做得相當好:在轉瞬即逝的機會面前,他及時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平定「壬午兵變」時毛遂自薦,從而脫穎而出,「點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早年,袁世凱的命運很坎坷,先後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跡,非常潦倒。不過,他素來有大志,曾告訴一位好友:「如果我手上掌握10萬精兵,就可以橫行天下!」可是,袁世凱當時還是赤手空拳,到哪裡去建功立業呢?

  光緒七年(1881年),經友人推薦,袁世凱去山東登州投奔淮軍名將吳長慶,在「慶軍」的幕府中任職,並拜名士張謇為師。不過,他終究是屬於亂世的人,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著呢,時刻都想幹一番大事業。

  很快,機會來了。光緒八年(1882年)七月,朝鮮發生兵變,驅逐閔妃,擁戴大院君李罡應執政,這就是著名的「壬午兵變」。八月初,清政府決定:派吳長慶率領慶軍前往朝鮮平定叛亂。

  一聽說要開赴朝鮮,袁世凱就大為興奮,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在國內,他既沒有功名,資歷又太淺,要是論資排輩的話,真不知猴年馬月才能受到重用。去朝鮮,雖然是異國他鄉,但也容易建功立業,自己就有機會大出風頭了。

  所以,袁世凱在寫給哥哥的信裡說:「弟限於資格,中原難期大用,抵高麗,能握兵權。」此外,他還斷言:「李熙,庸主耳,無能為,奪其政權歸我掌握,猶反手也。」很難相信,這些話出自一個才23歲的青年之口。這時,袁世凱雖然還很年輕,但他以其超人的政治嗅覺認定:發生在異國朝鮮的這場動亂,是自己千載難逢的良機。

  在這個問題上,才20出頭的袁世凱就比他的上司——慶軍統領吳長慶站得高,看得遠。當時,吳長慶想的只是去朝鮮平定叛亂,好趕快回國領賞,繼續做他的統領,壓根兒就沒想過要在朝鮮「建功立業」!

  袁世凱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師張謇:請他在吳長慶面前多多美言幾句。於是,吳長慶命他在前敵營務處任職,負責軍需供應和勘察進軍路線。

  八月二十三日,清軍從登州啟程,向朝鮮進發。這時,年青的袁世凱十分豪邁,站立船頭,放眼遠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之感!

  幾天後,運兵船抵達朝鮮南洋港。面對著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許多將士戰戰兢兢。這時,吳長慶命一營為先鋒,火速登陸。在這個關鍵時刻,一營營官貪生怕死,竟然抗命,要求先探明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都)的動靜,再搶灘登陸。「軍情如火」,豈能耽擱?吳長慶一聽,非常窩火。

  這當兒,袁世凱毛遂自薦,表示:願意充當「開路先鋒」。吳長慶大喜,當即宣佈改派他為一營營官。隨後,袁世凱殺氣騰騰地宣佈軍紀,率軍出擊。當他「一馬當先」地衝到岸邊時,發現岸上只有幾十名朝鮮士兵。一見「天朝上國」的軍隊來了,他們早就在港口畢恭畢敬地迎候。就這樣,不費吹灰之力,袁世凱就立下頭功,還白撿了一個營官。對此,吳長慶非常滿意,回頭對張謇說:「慰庭(指袁世凱)真不錯,不負張先生提拔,我應當向張先生道謝!」

  不過,讓吳長慶驚喜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當時,清軍已經極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臨時徵募而來,其中還夾雜著不少市井無賴,軍紀敗壞,燒殺搶掠時有發生,使得朝鮮百姓人心惶惶。

  對此,吳長慶也是大動肝火,卻束手無策。袁世凱覺得這是「天賜良機」,便挺身而出,願意擔當整頓軍紀的重任。吳長慶大喜,當即頒給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權督查軍紀。

  當天夜裡,就有當地族長進營稟報:有一批清軍正在搶劫老百姓的雞鴨肉魚。吳長慶便命人把袁世凱叫來,問他:為什麼不嚴辦?袁世凱趕來後報告:剛才,在軍營外,他已經請出令箭,將為首的7個人斬首示眾。

  這時,朝鮮老族長趕忙倒身下拜,連連稱頌王師紀律嚴明,表示:回去後一定讓百姓們多準備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勞「王師」。老族長走後,吳長慶拍拍袁世凱的肩膀:「好孩子!你幹得不錯!」

  從此,慶軍軍紀肅然,袁世凱也是聲威大振。對此,慶軍中的許多「老兵油子」雖然恨得咬牙切齒,但又懼怕他手中的那支令箭,只好敢怒不敢言。當時,有一位姓周的幕僚悄悄寫了一首「打油詩」,對袁世凱大加譏諷: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

  今朝大展經綸手,殺得七個人頭來。」

  原來,袁世凱並未中過「秀才」之類的頭銜,但當地人都傳說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譏諷他是「假秀才」。而且,袁世凱當時只是一個小小的「中書科中書」,還是叔父袁保慶花錢給他捐來的。

  所以,袁世凱很快就取得了吳長慶的賞識,命他總理前敵營務處,還將軍中的內務雜事都交給他處理,可以便宜行事。

  慶軍抵達漢城後,瞭解到這次兵變的「幕後主使人」是大院君李罡應。然後,他們設下一個計謀,把大院君騙到清軍大營,將他捆了個嚴嚴實實。隨後,袁世凱率領一隊人馬連夜出擊,很快就控制了漢城。

  兵變平定後,吳長慶稱讚袁世凱「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列為「首功」。所以,在閱讀這份戰報時,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對出現頻率很高的「袁世凱」印象很深。

  隨後,在李鴻章奏請朝廷嘉獎的名單上,袁世凱也赫然在列,並稱讚他「治軍嚴肅,剿撫應機」,奏請以同知補用,並賞給頂戴花翎。看來,李鴻章真是有眼光,雖然遠在千里之外,與袁世凱素不相識,單憑著一份戰報,就抓住了袁世凱最大的長處——臨危不亂、長於應變。

  至於吳長慶,對袁世凱的評價雖然沒有李鴻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凱視為慶軍的「第一有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凱全權處理對朝鮮的外交事務。袁世凱知道後,真是大喜過望,因為這個職位非常特殊,從此他就可以以駐朝清軍乃至大清國在朝鮮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國有一句名言:「亂世出英雄。」平地一聲雷,在「壬午兵變」中,袁世凱扶搖直上,登上了大清國的軍事、政治舞台。

  一個人的成功絕非是偶然的,他必須在某些重要關頭表現出傑出的才華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獨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認為,袁世凱是從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凱沒有毛遂自薦,在平定「壬午兵變」時脫穎而出,獲得吳長慶和李鴻章的讚賞,清政府就根本不會注意到他這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伙子」,更不會在甲午戰爭後把編練北洋新軍的重任交給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練過兵,光緒帝和維新派就不會找他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他也就無法向榮祿「告密」,從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賞識。所以,這次「毛遂自薦」可以說是袁世凱畢生事業的起點!   


「弄權」之二:同事相處之道

  古人常說:「貌和心不和!」在皇權專制時代,同僚不同心,是封建官場的最大弊病。本來,同殿稱臣,大家都是「同僚」,應該和衷共濟、一團和氣才是。再說,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間原本沒有什麼矛盾和仇恨,更不應該有什麼衝突。

  可是,一旦置身權力場,相會在朝堂,大家難免意見和志趣不同,就產生了分歧,進而產生了敵意,到最後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其中,固然少不了意見分歧,但主要是權力之爭,另外還有什麼門戶之見、意氣之爭。這樣一來,權力場上的爭鬥便永無寧日了。

  當然,在皇權專制政體下,這場爭鬥還是有一個「總裁判」的,那就是專制帝王。於是,為了置對手於死地,大家都使出種種陰謀詭計,去陷害對手,去討好這位並非「大公無私」的「總裁判」!

  李斯:「挑撥離間」

  在中國古代政治權術的「武庫」中,有這麼一種威力無窮的奇妙武器:它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是,只要在須臾之間,就可以使對手「中箭落馬」,跌入十八層地獄。這種神奇的武器,叫做「挑撥離間」。所謂「挑撥離間」,就是故意撥弄是非,挑撥政敵與專制帝王之間的關係,使政敵失去皇帝的信任,再假最高統治者之手除去政敵。

  韓非是一個大思想家,他曾經對君臣利害關係進行過非常透徹的論述。可惜,此人是一位思想的巨人、實踐的侏儒,被老同學李斯幾句讒言,就一命嗚呼,真是一個悲劇!

  早年,河南人李斯非常寒傖,「為郡小吏」,最多也只是一個「科級幹部」而已。所以,在風肅霜白的深秋季節,李斯先生就只能在上蔡城東門外的曠野裡遛一遛野狗,和兒子們一同玩耍。

  儘管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地位低,但李斯卻不怎麼安分,總想往上爬。有一天,他去上廁所,尚未解手,卻驚動了廁所裡的一隻老鼠。這隻老鼠瘦小枯乾,縮頭縮腦,毛色灰暗,身上又髒又臭,真是令人噁心。

  看著看著,李斯忽然想起了糧倉中的老鼠,它們一個個腦滿腸肥,整日在糧倉裡逍遙自在,與眼前的這隻老鼠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人生如鼠啊!不在倉,就在廁!」李斯真是感慨萬千:同為老鼠,它們的命運卻截然不同。最後,他不禁長歎一聲:「這一輩子能否榮華富貴,就全看自己了!」

  在李斯的眼裡,上蔡這麼小的縣城,只是「廁」,而不是「倉」。所以,素來有大志的李斯實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出門闖四方去了。

  起初,他在大師荀子的門下苦學了8年。當時,韓國的貴公子韓非也在荀子門下,兩個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常常在一起切磋學問,談論古今。門下弟子雖多,但荀子慧眼識人,認為韓非和李斯將來前途不可限量。

  後來,李斯西去秦國,說動秦王嬴政,被提升為掌管刑罰的廷尉,成為秦王身邊不可或缺的「頭號紅人」。看來,李斯「夢寐以求」的倉中老鼠的生活終於得到了。從今以後,他的任務就是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地位。為了這一點,他可以不顧一切,不擇手段。

  就在這時,對他的第一個威脅來了。原來,韓非的著作傳到了秦國,嬴政讀後大為欽佩:「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為了得到這個奇才,嬴政不惜發動一場戰爭,迫使韓王交出了韓非。

  一到秦國,韓非先去拜見昔日的同窗好友——李斯。韓非素來心直口快,又視李斯為「知己」,便向他表示:既然秦王對自己如此器重,自己願意留在秦國,一展宏圖。

  這天晚上,「忠厚老實」的李斯可就睡不著了,在床上輾轉反側。思來想去,李斯一咬牙,心說:無毒不丈夫,只有犧牲老同學韓非,才能保住自己剛剛得到的地位。

  看來,像李斯這樣一位窮苦出身的知識分子,雖然先天條件不好,但在「權力場」上的爭奪戰中,他們往往比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多一點冒險意識、投機心理。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按照「劣幣驅除良幣」的定律,在秦國權力場的鬥爭中,像李斯這樣的人反倒容易處於優勢地位。

  對此,李斯作為當事人,「心如明鏡」:無論是學術、個人修養、文章的思想深度,還是謀略、決策的運籌力度,自己都遠遠比不上老同學韓非;只有一點,自己勝過韓非——在卑鄙無恥上,李斯幹得出來的事情,韓非卻做不出來。這位高傲的公子,永遠揚著那高傲的頭顱,注視著動亂不已的列國紛爭和天下大勢,卻沒有提防腳下的「地雷」——一心要算計他的「紅眼耗子」——李斯。

  思謀已定,李斯立即去見嬴政:「陛下,聽說您要重用韓非?」嬴政一楞:「是啊,寡人早就說過:『若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忽然陰險地一笑:「陛下,您欲吞併列國,統一天下,難道不包括韓國嗎?」秦王搖了搖頭:「朕要統一四海,怎麼會對韓國留情?」

  這時,李斯急忙匍匐在台階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道:「陛下,您別忘了,韓非是韓國的公子,他與韓國王室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說到底,他的心還是向著他的故國,而不是陛下啊!」

  最後,秦王嬴政猶豫了,下令先把韓非關到監獄裡再說。

  李斯大喜,心想:老同學,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然後,李斯悄悄派人給韓非送去一包毒藥,「一代奇才」韓非就這樣服毒自殺了。過了幾天,秦王嬴政後悔了,派人去把韓非放出來,可是韓非已死,一切都晚了!

  曾布:「上綱上線」

  有人說,權力場是一個大染缸,一旦你投身權力場,就會被污染。在皇權專制時代,對手要想挑你的刺,當然很多,即使沒有什麼「把柄」落在政敵手裡,也可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某人一失勢,牆倒眾人推,許多人就會「雞蛋裡挑骨頭」,拿著放大鏡審視你,什麼殘害百姓、貪贓枉法、沉溺酒色,甚至臨陣脫逃,等等,但是,這些罪名都是官場的通病,大家半斤八兩,彼此彼此,要想置對手於死地,似乎份量還不夠。

  那麼,怎樣才能將對手徹底打倒呢?在皇權專制體制下,君主對臣下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個「忠」字,最大的罪名莫過於謀反、叛逆。所以,一些小人就想方設法地將對手的罪名拔高到這樣的高度。於是,一些無心的言語和舉動就被誇大成為居心叵測的陰謀,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被描繪成張牙舞爪的惡魔……千百年來,這樣的冤假錯案代代不絕,不知冤枉了多少忠臣義士,進讒者的目的雖然達到了,卻大傷了朝廷的元氣,最終受害的還是專制帝王。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宋哲宗突然病死。要命的是,哲宗死前並沒有指定皇位繼承人。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哲宗死後,朝野一片慌亂。這時,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急忙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新皇帝的人選問題。

  這位向太后,是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她出身名門,是名相向敏中的曾孫女。哲宗即位後,要挑選皇后,並為他的幾個弟弟娶妻。當時,向太后就告誡本家族的女子,不要因為貪圖富貴而參與此事。對於本家族中一些想當官的人,她也一概拒之門外,絕不通融。所以,這位正直而賢淑的向太后,在朝野享有很高的威望。

  哲宗駕崩後,向太后就成了宋朝的「當家人」,對群臣說:「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

  關於新皇帝的人選,宰相章惇早有考慮,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神宗的第十三子——簡王趙姒,認為他很賢明,而且他已經和知樞密院事曾布預先「通過氣」,曾布也是滿口贊成。所以,章惇立即出班奏道:「應當立大行皇帝(指哲宗)同母弟簡王!」

  向太后歎道:「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的庶子。」聽向太后的意思,似乎立誰都一樣。那麼,向太后真的沒有自己的意見嗎?非也!她早就看中了神宗的第十一子——端王趙佶,認為他文彩風流,又相貌堂堂,將來一定是一個「好皇帝」。眼下,時機不成熟,向太后還不能把這個人選端到檯面上來。

  章惇急忙奏道:「若以長幼論,則申王趙佖當立;若以親疏關係論,則大行皇帝同母弟簡王當立。」這位申王趙佖,是神宗的第九子,他的幾位哥哥早就去世了,所以,在神宗剩下的5位皇子中,他的年紀最大。

  不過,向太后早就心有所屬,便把話挑明了:「諸王都是神宗之子,何必強作區分!以次序論,也可以立端王。」

  這一回,章惇可真是急了,急忙奏道:「端王輕佻,不可以君臨天下!」

  這時,曾布突然站出來,厲聲奏道:「太后,章惇所發議論令人驚駭,不知他居心何在?」言下之意,是說章惇目無尊上,居心叵測。這頂「大帽子」一端出來,威力驚人,剛才還「理直氣壯」的章惇也只好乖乖地閉嘴!

  那麼,曾布為什麼要「一反常態」地與章惇大唱反調呢?原來,他和章惇早就有矛盾。自從哲宗親政後,章惇就一直擔任宰相,大權獨攬,專橫跋扈,盛氣凌人,經常連曾布的意見也聽不進去。現在,曾布對章惇「落井下石」,可謂「一箭雙鵰」:既討好了向太后和未來的宋徽宗,又打擊了章惇的囂張氣焰。

  為此,曾布不顧「同僚之誼」,將問題「上綱上線」:用令人無法承受的罪名來迫使對手閉上嘴巴。幾千年來,這種戰術被許多人視為「利器」,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幾乎所向無敵。

  眼見章惇已經「潰不成軍」,向太后暗暗得意,最後「拍板」:「申王有病,不能做皇帝。先帝曾說過,端王趙佶有福壽,而且有仁孝之德,當立為嗣君。」

  就這樣,後來證明絕不僅僅是「行為輕佻」的端王趙佶坐上了龍椅,變成了宋徽宗。過不了多久,許多人就會看到,那位被認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言中了:趙佶根本不適合做皇帝。其實,「輕佻」云云,顯然是太看輕了趙佶「禍國殃民」的本事。

  章惇這個人雖然有種種過錯,但他此時此刻的確說出了一句非常有遠見的真話,卻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成為徽宗時期的第一個「政治犧牲品」。新皇帝即位後,曾布又給章惇「下絆子」——在徽宗面前大肆攻擊章惇,結果章惇很快就被貶,輾轉飄零,最後悄無聲息地死在了遙遠的睦州,而曾布雖然「順理成章」地坐上了宰相的位子,一躍而為時代的新寵,卻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歷史雖然不是個人所能左右的,但某些重要人物卻足以改變它的方向,曾布和向太后就是如此!   


「弄權」之三:馭下之道

  俗話說得好,「眾人拾柴火焰高」!在皇權專制時代,權力場上往往是魚龍混雜、刀光劍影,你如果只是一個「光桿司令」,沒有一群得力的部下支持、擁護你,為你效力,那怎麼行?但是,如何駕馭和控制下屬,又是千變萬化的,大有文章可做。

  下面,我將要列舉晏子和袁世凱這兩個人,在對待人才方面,他們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相信諸君讀後一定會大有啟發!

  晏子:「設置陷阱」

  春秋後期,齊國出現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宰相晏子,被一些人吹捧為「賢相」。可是,只要仔細翻一翻《晏子春秋》,我們就會發現:在晏子當政時,齊國非但沒有恢復霸業,反而政治腐敗,內鬥不斷,民不聊生;當然,這些責任都被推給齊景公,說他昏庸無能。而且,我們也沒有看到晏子有什麼「傑出政績」,卻看到他扼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二桃殺三士」的故事。

  當時,齊國有三位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號稱「齊人三傑」,都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

  有一天,晏子從齊人三傑身旁走過,這幾個人可能是沒有看見晏子,或者是一貫瞧不起晏子,都沒有站起來向他行禮。晏子見了,惱羞成怒,就去向景公打「小報告」:這三個人無禮,不講究長幼之序,將來肯定會「禍國殃民」,不如趁早剷除他們。因為齊人三傑都是士人,政治地位很低,也沒有什麼官職,所以齊景公當然沒有什麼異議。

  於是,晏子把兩個桃子送給齊人三傑,說:「國君有旨意,這兩個桃子是賞給你們當中最勇敢的兩個人的!」

  公孫接一聽,仰天長歎:「晏子真是聰明啊!如果我不要桃子,就是不勇敢;我要是拿了桃子,別人又怎麼辦呢?不管怎樣,國君有旨意,我也別無選擇,就先說說吧!我頭一次打死一隻野豬,第二次又打死一隻母老虎,像我這樣的功勞,有資格吃桃子!」於是,他拿起一個桃子就啃。

  隨後,田開疆說:「幾年前,我曾獨自抵擋大批敵人的攻擊,把他們擊退,我也有資格!」於是,他也挑了一個桃子吃。

  最後,古冶子說:「有一次,我為國君駕著馬車橫渡黃河。在河裡,有一隻大黿咬住了我們的馬,把馬拖下水,我就跳下河,逆流潛行百步,又順流起伏九里,才抓住那隻大黿,把它殺死。然後,我左手握著馬尾巴,右手提著大黿頭,像仙鶴一樣躍出水面,岸邊的人都驚呆了,以為見到了河神!」

  公孫接、田開疆聽後,非常羞愧:「還是你厲害!我們倆都比不上你,拿桃子卻不謙讓,這是貪婪啊。知恥不死,又算什麼勇敢?」於是,他們倆就拔劍自殺了。

  看著地上的兩具屍體,古冶子長歎一聲:「我們三個人本來親如兄弟。其實,你們倆可以合吃一個桃子,我獨吃一個。現在,你們都死了,只有我還活著,這是不夠義氣。羞辱別人,吹捧自己,這是小人的行為。如果我不敢去死,哪裡算得上勇敢?」說完,他也拔出寶劍抹脖子了。

  讀完這個故事,不禁想起了一個希臘神話。有一次,奧林匹克山上的眾神舉行宴會,卻忘了邀請「不睦女神」厄裡斯。對此,厄裡斯耿耿於懷,便「別有用心」地將一個金蘋果送到奧林匹斯山,獻給最美麗的女神。這時,有三位女神都說自己很美貌:宙斯之妻赫拉、宙斯的女兒雅典娜、阿芙洛狄蒂。作為一家之長,宙斯不願意開罪任何一個人,便讓人世間最聰明的特洛伊王子——帕裡斯來裁決。

  這個希臘神話與「二桃殺三士」的故事驚人地相似:厄裡斯相當於晏子,宙斯相當於齊景公;厄裡斯送了一個金蘋果,晏子送了兩個桃子;至於送金蘋果和送桃子,都是為了報私仇;爭奪金蘋果的是三個美女,爭奪桃子的是三個勇士。

  不過,女神厄裡斯從未受到西方人的讚揚,但在中國歷史上,晏子卻成了一個「智者」和「賢相」,因為他的凶殘有最神聖的借口:齊人三傑無禮,不遵守仁義道德,將來會禍國殃民。

  可是,齊人三傑深明大義,從容蹈死,都是「泱泱君子」,哪一點像「壞人」?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這三位勇士比晏子更能安邦定國,他們的言行比晏子更符合仁義道德。

  這個「二桃殺三士」的損招,只對君子有效,對小人無效,因為小人們極端自私,才不會為了幾個桃子而不要命呢!齊人三傑自刎而死,恰恰說明他們是君子,因為只有君子才熱愛榮譽,講究原則。晏子也真是狠心和缺德,偏偏要殺這樣的君子,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

  不過,在傳統史家的眼裡,齊人三傑成了千古笑柄,晏子卻是「一代賢相」。古往今來,很多人雖然敬佩項羽,嘲笑劉邦,卻讚揚用陰謀詭計來幫助劉邦的張良,因為中國人歷來崇拜陰謀詭計。幾千年來,正是晏子這樣的「賢相」,使中國人始終無法擺脫皇權專制國家的陰影,連盼望一個「仁慈君主」的願望都難以實現,而不得不忍受那些專制帝王的奴役和壓迫。

  總之,晏子雖然享有「賢相」的美名,卻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政客」。在我看來,和李斯一樣,晏子也是一個「刻薄寡恩」之徒。若要論起「賢相」來,在秦始皇的眼裡,李斯又何嘗不是?

  所以,諸葛亮曾寫了一首《梁父吟》,對齊人三傑表示哀憐,並無情地鞭撻晏子: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裡。

  裡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

  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

  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從這個「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晏子對那些賢人、能人的態度:壓制,限制使用。也許這就是晏子能夠縱橫齊國幾十年,成為「政治不倒翁」的「秘訣」吧!要是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恐怕也會像齊人三傑一樣遭到晏子的排擠,甚至被他設計害死!

  袁世凱:巧使「美人計」

  人們常說:「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千百年來,多少英雄難過美人關,連英雄也可以被美人攻克,為美人傾倒,可見美色有多麼大的威力,又是多麼惹人喜愛。在這方面,奸雄袁世凱堪稱「高手」:為了籠絡阮忠樞,他暗送美女「小玉」給他,使他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追隨自己。

  阮忠樞,字斗贍,安徽合肥人,曾中過舉人。甲午戰爭後,袁世凱奉命去天津小站練兵,阮就在他的手下做文案,是「新建陸軍」出了名的「筆桿子」。

  對於這個「大才子」,袁世凱非常賞識,總想讓他為自己賣命。可是,在此之前,阮忠樞已經在李鴻章的幕府裡任過職,算是小有成就,所以一般的提拔、重用並不能使他感恩戴德。不過,袁世凱這個人心很細,他稍一留心,就發現此公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喜歡獵取女色,便計上心來。

  阮忠樞風流倜儻,早就是天津青樓裡的常客。有一次,阮忠樞告訴袁世凱:「我在天津一家妓院裡看上了一名叫『小玉』的女子,想為她贖身,納她為妾。」誰知,袁世凱聽後非常生氣,警告他:「這種事違反了軍紀,你也不嫌丟臉?」說完,袁世凱還將他狠狠地斥責了一通。「官大一級壓死人」!無奈,阮忠樞也只有在背地裡痛罵這廝不通人情。

  半個月後,袁世凱卻給了阮忠樞一個大大的驚喜。這一日,袁世凱以「出公差」為名,讓阮忠樞陪他去天津。在天津下車後,天色已晚,袁世凱說:「快到傍晚了,我們不如先到一位朋友那裡歇歇腳吧!」

  不一會兒,阮忠樞跟著袁世凱走進一個小院。只見院子裡大紅燈籠高高掛,房裡喜氣洋洋,堂上也是紅燭高燒,還擺了一桌酒席。這時,阮忠樞只道是朋友家辦喜事,也沒有多想。

  等他們登堂入室,就見一個丫頭高喊:「新姑爺到!」說著,從裡間攙扶出一個新娘裝束的俏麗美人,一名僕人將一條紅綢帶往阮忠樞的身上一套,然後稟道:「請新姑爺行禮!」

  這時,袁世凱站在一旁哈哈大笑,連聲說道:「妥了妥了!」那阮忠樞卻如墜入霧裡雲中,連忙掙扎:「不要弄錯了!」誰知新娘在紅頭巾下「咯咯咯」地嬌笑,阮忠樞覺得有點耳熟,急忙把頭巾掀開,見是一位大美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真是很詫異:「小玉,你怎麼會在這裡?」小玉靦腆地一笑:「你真是太老實了,還不趕快謝過恩公?」

  原來,袁世凱雖然在表面上駁回了阮忠樞的請求,暗地裡卻悄悄派人用重金將小玉贖了出來,並佈置好一切,才將阮帶到洞房。這下,可把阮忠樞感動死了,還沒拜天地,就先給袁世凱倒身下拜,袁世凱連忙拱手笑道:「恭喜老弟!賀喜老弟!你們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從今以後,這座房子就是老弟的藏嬌之所了。」

  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自然是忠心不二,後來竟不顧世人的唾罵,與楊度等人一起擁戴袁世凱復辟帝制,登上了「洪憲皇帝」的寶座!

  這是袁世凱運用「美人計」的一個經典案例。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袁世凱利用阮忠樞喜好女色的弱點,將美女小玉送給他,使他對自己感激莫名,足見袁世凱很善於籠絡部下!   


「官場紅人」的自保之道

  記得,有一位文學家說過:這個世界就像是一條即將沉沒的大船,最要緊的是先救起你自己!是啊,政海茫茫,大浪淘沙,誰能夠永遠「一帆風順」?在皇權專制時代,權力場上風雲變幻,瞬息萬變,許多人不得不考慮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如何保全自己?可是,古往今來,真正能夠全身而退,做到「善始善終」的人,又有幾人?就如同「鳳毛麟角」!

  所以,你一旦投身權力場,在追求榮華富貴的同時,千萬要學會自保,因為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戰勝對手,才能有美好的未來,套一句俗話,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是古今權術的第一要義,也是在官場上克敵制勝的良策。

  在這方面,范蠡和袁世凱很有自知之明,他們在進退關係上處理得非常好,可以說是許多人的榜樣!

  范蠡:「激流勇退」

  在《紅樓夢》裡,有一支曲子——《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唱這首曲子的是賈元春,她雖然入宮做了貴妃,賈家也成了皇親國戚,真是風光無限,但她卻有一種「如臨深淵」的感覺。在臨死前,她給父母托夢,讓他們趕快激流勇退。

  那些置身權力場的人,應該把眼光放遠一點。當你的權勢達到頂峰時,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已經穩如泰山,要清醒地認識到「福兮禍所伏」,在錦繡榮華的背後可能早就隱伏著危機。也許,你正坐在即將噴發的火山口上,只是自己不知道罷了!所以,許多聰明人(比如范蠡),就是因為認識到這種「禍福相倚」的關係,才能早做安排,及早抽身退步,避免災禍。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國宛縣(今河南南陽)人。年輕時,他曾師從奇人計然。對於范蠡的才學,越國大夫文種非常敬佩,便把他推薦給越王勾踐,成為勾踐的主要謀士,開始走上了「平吳霸越」的坎坷之路。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退守會稽。於是,勾踐採納了范蠡的計謀,向吳國稱臣納貢,並親自去吳國做人質。

  當時,吳王夫差聽說范蠡很有才能,便對他說:「聽說聰明的婦女不會嫁給即將破亡的家庭,有才能的人不會去輔佐即將滅亡的國家。現在,你們君臣都是我的奴僕,我準備赦免你的罪過,讓你改過自新,棄越歸吳,你看怎麼樣?」

  這時,越王勾踐擔心范蠡真的會離他而去,只好伏地哭泣。可是,范蠡卻「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也聽說,已經亡國的臣子沒有資格議論朝政;已經戰敗的將軍,也不配談什麼勇敢。過去,我沒能好好地輔佐越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虧大王寬厚、仁慈,給我們留了一條命。現在,我已經很滿足了,哪還敢奢望榮華富貴?」

  就這樣,范蠡陪著勾踐在吳國當了幾年人質。後來,他們又一起回到越國,臥薪嘗膽,發憤圖強。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出兵一舉消滅了吳國。

  班師回國後,君臣設宴慶功。席間,樂師作了一首《伐吳》之曲,稱頌范蠡、文種之功,勾踐聽後卻面無喜色。范蠡見了,不禁心裡「咯登」一下,立刻明白了一切:勾踐這個人猜疑、嫉妒之心很強,不想歸功於臣下。看來,自己若不及早脫身,日後難免招來殺身之禍。一想到這裡,他便決定激流勇退。

  第二天,范蠡就去見勾踐:「臣聞主辱臣死!20年前,大王受辱於會稽,臣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為了能復興越國。現在,吳國已滅,如果大王能赦免臣的罪過,我願金盆洗手,退隱江湖。」勾踐一聽,神色淒然:「沒有先生,寡人就沒有今天。如果先生留在我身邊,我將和您一起共享越國。倘若先生私自逃走,必將身敗名裂,一家老小難保!」

  范蠡曾輔佐越王勾踐多年,對他的心思非常瞭解,而且早就看透了世態炎涼,根本不敢奢望「共享越國」,所以他斷然表示:「大王,您如果要處死我,我也是罪有應得,但我的妻子兒女又有什麼罪過?現在,他們的死活也只能聽憑大王處置,我也管不了那麼多!」

  當晚,范蠡便不辭而別,乘著一葉小舟,涉三江,入五湖,輾轉來到齊國陶山,在那裡隱居,自稱「陶朱公」,做起生意來,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商人。

  范蠡走後,忽然想起曾經「風雨同舟」的好朋友文種,便修書一封,派人送給他。文種打開信一看: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越王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種看後,想到勾踐近來與功臣們日漸疏遠,這才如夢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再上朝。可是,一切都晚了,勾踐深知文種才華過人,擔心他一旦有二心,沒人能對付得了他,便對他起了殺心。這時,有人誣告文種圖謀不軌,勾踐就賜給文種一柄寶劍:「過去,先生教我伐吳七策,我僅用三策就滅掉吳國。現在,請先生去地下實行其他四策吧!」文種揀起寶劍一看,見上面寫著「屬鏤」二字,正是吳王夫差令伍子胥自裁的那柄劍,只好仰天長歎,拔劍自刎。

  由於范蠡的出色智慧,給春秋晚期的吳越爭霸增添了一些傳奇色彩,而范蠡本人也知道進退,所以後人曾有評論:「文種善圖始,范蠡能慮終。」相比起來,文種的結局就有些悲涼,越發襯托出范蠡的過人之處。難能可貴的是,在自己事業的最高峰,范蠡看透了「權力場」,毅然激流勇退,這種大智大勇實在是千古罕見,不是常人所能及!

  袁世凱:「以退為進」

  俗話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常勝將軍」,就是百戰百勝的西方名將拿破侖也曾兵敗滑鐵盧。在皇權專制時代,面對逆境,又該如何「自處」?在這方面,狡猾的袁世凱有自己的真知灼見——「見風使舵,隨機應變」,這就是他的「秘訣」。在內外交困的不利形勢下,袁世凱「以退為進」,果斷地抽身離開朝鮮,不僅保全了自己,還迅速地東山再起。

  光緒十年(1884年),中國和法國在越南的戰爭越打越大。為了拱衛京師,防止法軍入侵,清政府下令調駐紮朝鮮的清軍統帥吳長慶回國,鎮守遼東。吳長慶走後,駐朝清軍被一分為三:由袁世凱接統淮軍「慶字營」,提督吳兆有和總兵張光前各統一軍,但由吳兆有總統三軍。

  同年十二月,在日本駐朝公使竹添的支持下,朝鮮開化黨人在首都漢城發動「甲申政變」,逼迫國王李熙移居別宮,並「邀請」日軍入宮護衛。這時,袁世凱主張立即發兵平亂,而吳兆有等人則主張先請示北洋大臣李鴻章再行動。由於時間緊迫,袁世凱當機立斷,立即率軍出擊,救出國王李熙,並一舉消滅了開化黨人。

  可是,日本對朝鮮早就處心積慮,並不甘心失敗,又開始增兵朝鮮,並向清政府提出抗議,指責袁世凱挑起中日衝突。

  在駐朝清軍內部,吳兆有等人早就對袁世凱的專橫不滿。原來,袁世凱的權力慾很強,驕傲自大,竟然看不起吳兆有。本來,按照官職,吳兆有既是二品總兵、記名提督,又是駐朝清軍的最高統領,而袁世凱只是一個五品的「同知」,充其量只能算是吳兆有的「副手」!可是,袁世凱卻目空一切,公然自封為「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處處以「清軍主帥」的模樣出現,對吳兆有行文時居然用上級對下級的格式——「札飭」,把吳氣得肚子發脹,差點沒背過氣去。最後,連朝鮮國王李熙也被袁世凱弄得稀里糊塗,搞不清他與吳兆有到底誰的官大,應該誰指揮誰?

  這時,吳兆有趁機「落井下石」,把一切責任都推給袁世凱,還控告他擅自挪用軍費。原來,在「甲申政變」中被殺的朝鮮保守派官員平素與袁世凱交往密切。事後,袁世凱既顧念舊情,又為了提高中國在朝鮮的威望,就從軍餉中撥款撫恤死者家屬,打算作為「正常開銷」入賬。沒想到,吳兆有竟拿此事大做文章。最後,官司打到李鴻章那裡,李鴻章就給了袁世凱一頓「殺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照數賠償。

  因為日本指控袁世凱挑釁,所以李鴻章派吳大澂、續昌兩人去朝鮮調查。袁世凱知道後,急忙使出渾身解數,將各個漏洞抹平,並預先做好了周密安排。

  吳大澂和續昌一到漢城,袁世凱就用美女、銀子將他們服侍得非常舒服,並恭恭敬敬地向他們報告了「甲申事變」的經過,並為擅自開釁之事自責。當然,他早已想好了各種理由,巧妙地穿插在「自我檢討」之中,既表明自己當時那麼做是萬不得已,又是怎樣英明、果斷,說得吳、續二人連連點頭。

  當時,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鮮與中國談判。在中日談判中,對井上馨咄咄逼人的過分要求,吳大澂、續昌不敢反駁,節節敗退,袁世凱就站在一邊,急得要命,卻又沒轍。當井上馨提出清政府從朝鮮撤軍的要求時,軟弱的吳大澂居然唯唯諾諾,儘管袁世凱堅決反對,但也沒有用。「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吳、續兩人面前,袁世凱還得滿臉堆笑,畢恭畢敬。

  最後,袁世凱真是心灰意冷,滿腔怨氣。當時,駐朝清軍裡許多人對他獨霸軍權早就不滿,現在見他失勢了,便膽子壯起來,又在兩位特使面前告了他一狀,說他蓄養官妓、貪污軍餉、販賣煙土。雖然袁世凱絞盡腦汁,百般掩飾,總算應付過去,但他還是傷心至極,大叫:「官運惡極!」眼看處境艱難,哪一路「神仙」他也得罪不起,袁世凱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語:「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走為上策」,便借口養母牛氏有「病」,向吳大澂請假回國。

  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袁世凱「傷痕纍纍」地離開漢城,乘軍艦抵達旅順。在那裡,袁世凱拜見堂叔袁保齡,將滿肚子的委屈和苦水都向他倒了出來。對袁世凱此時主動「引退」,袁保齡卻大加讚賞,認為他「識時務」!

  幾天後,吳大澂等人回到天津,在李鴻章面前高度讚揚袁世凱,稱讚他在朝鮮怎樣拓展外交,鞏固中朝關係,怎樣隨機應變、果斷英明。回到北京後,他們又多次對人稱讚「袁(指袁世凱)才可用」。由於吳大澂等人的正面宣傳,加上日本外相伊籐博文指名要求嚴懲袁世凱,反而使袁世凱名聲大震,成為中外人士都關注的「風雲人物」。

  回到老家河南陳州府後,袁世凱雖然歸隱田園,但他在朝鮮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當然,袁世凱也不甘寂寞,經常與堂叔袁保齡通信,談論的也多是「朝事」、「政事」。

  不過,袁世凱這次在家鄉並沒有待多久。1885年四月,李鴻章與日本特使伊籐博文簽訂了《天津條約》,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七月,應朝鮮國王的一再請求,清政府決定釋放大院君李是應。至於護送大院君回國的人選,李鴻章考慮了很久,最後想起了袁世凱,認為他「有應變之才」,可以擔當這個重任。

  八月下旬,應李鴻章之召,袁世凱趕回天津。本來,李鴻章準備派丁汝昌率領北洋海軍與袁世凱一起護送大院君回國。後來,他又擔心此舉既可能引起朝鮮政府的疑慮,又容易引發中日糾紛,便打消了這一念頭。事後,李鴻章曾對袁世凱半開玩笑地作了解釋:

  「韓人(指朝鮮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原議諸員無所用,兵亦不須遣,只許汝帶水師小隊數十登岸,作導引足矣。」

  臨行前,李鴻章又親自為袁世凱設宴餞行,並說道:「今如演戲,舞台已經搭好,就等著你這位主角登場了!」可見,李鴻章對這個後輩是多麼器重,並對袁世凱的朝鮮之行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想不到,自己年紀輕輕(這一年,他才26歲)就得到了朝廷「第一重臣」李鴻章的如此賞識,袁世凱真是感激涕零,便對著李鴻章一揖到地,然後大步踏上了征程。

  隨後,李鴻章又上奏朝廷,大力保薦袁世凱:

  「……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前隨吳長慶帶兵東渡,久駐王京(指朝鮮首都漢城),壬午、甲申兩次定亂,情形最為熟悉,朝鮮新舊黨人鹹相敬重。……袁世凱足智多謀,與朝鮮外署、廷臣素能聯絡,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請,正可迎機而導,令其設法默為轉移。該員帶隊兩次戡定朝亂,厥功甚偉。」

  所以,清政府很快就決定:破格提拔袁世凱為「欽命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以道員任用,加三品銜」。此前,袁世凱只是一個「同知」,地位只相當於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所以,這道上諭一下,袁世凱立刻成為漢城最令人矚目的人物。

  此外,李鴻章還親筆給朝鮮國王李熙寫了一封密函:

  「以後貴國內政、外交緊要事宜,望隨時開誠佈公,與之(指袁世凱)商榷,必於大局有裨。」

  有了這封密函,李熙對他當然是「刮目相看」,袁世凱幾乎成了朝鮮的「太上皇」:要是沒有他的首肯,朝鮮任何重大問題都很難解決。這一年,袁世凱才二十幾歲,投筆從戎也不過三載,就已經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了!

  但是,袁保齡認為:朝鮮是一個「火藥桶」,隨時都可能爆炸,袁世凱在那裡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所以他不贊成袁世凱重返朝鮮。不過,胸懷大志的袁世凱卻不做如此打算:在國內,要想爬上一個三品官,不知得「熬」上多少年,他可不想把青春和熱血都白白浪費掉!所以,袁世凱在給二姐的信裡說:

  「從前帶兵身任戰事,故危險。此時做使臣,無人能害,何險之有?……今日時勢,惟出使尚有出頭之日。帶兵操練又無戰事,將何由名聞天下?……弟年未三十,而名揚中外,俱賴出使之功也。」

  對此,台灣著名史學家蘇同炳先生有很高的評價:

  「26歲的袁世凱,不但充分顯示了他的勇敢、果決,並且還具有不惜金錢以買結人心的器識,足見袁世凱這個人實在具備做大事、做領袖的條件。」

  自古以來,英雄也有「屈身」時!在風雲變幻的權力鬥爭中,面對不利的局面,袁世凱運用「以退為進」的策略,主動請假回鄉,「歸隱」田園,不但避開了風口浪尖,還因禍得福,身價倍增,升任「欽命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這說明:在權力場上,「退」有時要比「進」好!   


權力悲歌——皇權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權社會中喪失了獨立人格的中國人

  整個封建社會,中國就一直是一個以專制皇權為中心的「官場化」社會,或者說是一個「大官場」。在這裡,既有聚光燈下大放異彩的榮耀,也有千尺水中觸礁沉船的陷阱;既有萬人之上一呼百應的顯赫,也有中箭落馬被踩成肉醬的慘狀。其中,有的是喜劇,更多的卻是悲劇!

  於是,人們不禁要問:過去素來自命不凡的中國人,為什麼始終無法擺脫這種「官場化」社會?究竟是我們的祖先缺少創新的智慧,還是有什麼東西在束縛著我們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於我們的祖先停滯不前?抑或是皇權社會裡的中國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歡這種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生活?

  近代以來,西方崛起,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別是美國,可以稱得上當今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稱為「超級大國」並經久不衰的,只有中國。幾千年來,中國的國力曾遙遙領先,經濟發達,文化先進,其他國家望塵莫及。面對那些「蠻夷」、「番邦」,那時的中國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讓我們的祖先過分自信,想怎麼搞就怎麼搞,反正我們最先進,就是標準;與我們不一樣,就是不遵從教化。結果,在這種自高自大、惟我獨尊的錯誤意識支配下,身處皇權社會的中國人逐漸失去了求新、求變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學說,崇尚專制皇權,即使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天下大亂,社會崩潰,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會的中國人逐漸拜倒在專制皇權的腳下,成為帝王們的「奴僕」,喪失了獨立的人格。

  那麼,什麼是人格?在古代漢語中,雖然沒有「人格」一詞,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觀念。人格這個概念源於拉丁語Persona,起初是指演員在舞台上戴的面具,與我們今天戲劇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臉譜差不多。後來,心理學家借用這個術語,用來說明每個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於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為專制帝王們獨有,他們是聖人;舉凡宰相、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貴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僕,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於一般的平民百姓,則有民格,被剝奪了一切權利,是奴隸式的「草民」、「賤民」、「小民」、「蟻民」。

  在皇權社會裡,人們按照所擁有的權力大小,分為三六九等,社會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別擁有屬於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有,就是沒有具有獨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獨立人格的一大表現,就是沒有主見,不能(也不敢)為自己做主,對周圍的輿論特別重視,所謂「人言可畏」在中國人的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所以,中國人對外界的臧否總是特別重視,在傾聽別人意見時更要「洗耳恭聽」——耳朵特別長,眼睛特別亮,心眼特別小,報復心特別重。

  在中國皇權社會的歷史上,因為一言不慎而招來滅門之禍的事情數不勝數。時間一長,許多人就認定了一個信條:禍從口出,沉默是金,不該說的不說,該說的也不說。在皇權社會的官場上,「點頭先生」、「劃圈先生」、「叩頭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麼多,這是根本原因!

  其實,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權社會的中國人就喪失了獨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閹割」了。自從先秦諸子百家之後,二千多年來,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現一點苗頭,也會立即被扼殺。在這個社會裡,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壓制得動彈不得。為了活著(像狗那樣苟活著),不能不收斂鋒芒,夾著尾巴做人,惟恐觸犯了統治者的忌諱,招來「塌天大禍」。

  這是為什麼呢?這與皇權專制國家的殘酷統治有關。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歷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獄,「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國人受到了極大的擠壓,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別是歷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學習禮樂,取法先王,崇古復古,維護專制制度。隋唐以後,又推行科舉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幌子,只會讀死書、死讀書,一心只想做官,成為爭權奪利的社會蛀蟲,他們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輩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閉,不肯真正睜開眼睛看一看世界。這真是中國皇權社會的悲劇,更是皇權社會裡中國人的宿命!

  正因為皇權社會裡的中國人缺乏獨立的人格,所以他們很容易聽天由命,隨遇而安,逆來順受。在權力場上活動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將,絕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經典培養出來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場哲學,表面上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私下裡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國古代,儒、道、佛三家並行,大行其道。雖然儒、釋、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勸世人逆來順受、忍讓克制方面,它們的功效卻是高度一致,沒有任何一家宣揚自尊、自強,宣揚的都是愚民思想,對個人自尊心百般打擊。在它們的共同影響下,中國人被馴化成了只會為爭名逐利而奔忙的動物人(甚至是機器人),宛如行屍走肉!

  幾千年來,在皇權社會裡,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術迷信,佛家的「來世」觀念,成了中國人的「麻醉劑」、「安魂劑」,以至於中國人始終不敢用眼睛正視「權力」(特別是專制皇權)這隻怪獸,只是一心企盼「聖王」、「明君」的恩賜,等待天命、聖人、大人的善舉!

  因此,在皇權社會裡,大多數中國人的成就意識很低,具有嚴重的自卑心理,時刻準備逆來順受,苟且偷生,缺乏創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靈生活在一片孤獨的荒漠之中,處於一種極端壓抑的狀態,承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許多人只好脫離紅塵,消極避世!

  於是,類似「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近來學得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之類的處世格言,便在中國皇權社會歷史上經久不衰,這種阿Q式的語言反映了皇權社會裡中國人「縮頭烏龜」式的人生態度。到最後,皇權社會裡的中國人連僅有的一點人格和自尊也喪失了,糊里糊塗地生,糊里糊塗地死,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過場,再無聲無息地消失。一部中國歷史,竟然變成了一部皇權社會中國人的人性悲劇史!

  就這樣,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身處精神被隔絕之中,越來越麻木、遲鈍,他們的文化視野僅限於自己周圍極其狹小的空間,無邊無際的暴力、壓迫、恐嚇、威懾、死亡蔓延過來,吞噬了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所以,中國皇權社會不適合天才的生存、成長,成了天才的「地獄」。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謝靈運、李白、杜甫、柳宗元、韓愈、白居易、蘇軾、黃庭堅、李贄、龔自珍、譚嗣同……無不被告密、中傷,而遭到掌權者的治罪、貶斥、流放……反正沒有好下場。像屈原的那種永遠不「隨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總之,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就像是一頭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韁繩和車軛的騾馬,失去了創造力和創新精神。在這個頑固、封閉、愚昧的皇權社會裡,中國人逐漸喪失了獨立的人格,成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著專制帝王對社會權力的壟斷,讓自己人性的良知在專制皇權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幾千年來,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的精神領域越來越狹窄,越來越陷入頹境,民族精神越來越暗淡……與皇權社會裡中國人的精神萎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類歷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現在17~19世紀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爾、牛頓、休謨、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   


「天子也命苦」

  在皇權社會裡,專制政府的頭兒是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皇帝處於權力金字塔的最頂端,擁有最高權力,就可以一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所以,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老話:「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實,歷史上有很多現象正好相反,應該是「臣叫君死,君不得不死」。這種說法似乎有點「一鳴驚人」的味道,但是,只要仔細讀一讀中國歷史,就不難發現:皇帝的權力並非在任何時候都大,有的人當皇帝簡直就是受罪,不僅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甚至連自己的腦袋也攥在別人的手心裡,還不如當一個尋常老百姓瀟灑、自在。

  僅僅在漢代,因為講話不知深淺,就有兩位皇帝死於非命。一位是西漢少帝,從小只知道自己是漢惠帝的皇后(呂後的孫女)所生。等他長大後,才聽說生母是惠帝的一位妃子,而且,自己出世沒幾天,生母就被呂後殺害了。在一怒之下,他發誓:「我將來一定要為母親恢復名分!」誰知,禍從出口,不待「將來」,他就被繩捆索綁,囚禁在深宮。最後,少帝連向群臣叫一聲「冤枉」的機會都沒有,就「悄無聲息」地走完了自己短促的一生。

  另一位是東漢質帝,他的命運比少帝還要慘。這位才8歲的小皇帝非常聰明,剛坐上龍椅,就對大將軍梁冀「不知深淺」地說了一句:「你是一個跋扈將軍!」當時,梁冀倒是沒有反駁,不過散朝後就派人給皇帝送去一包麵餅。這些麵餅可能味道不錯,小皇帝吃了好幾塊,馬上就「一命嗚呼」了。看來,拿麵餅毒殺皇帝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後來劉聰在殺害晉懷帝司馬熾時玩的也是這套把戲。

  當然,殺害皇帝的方式遠遠不限於送毒麵餅,在歷史上,弒君的手段有時可比送毒麵餅要殘酷得多。

  梁武帝蕭衍篡奪皇位後,把齊和帝蕭寶融貶為「巴陵王」,遷往姑蘇。沒過幾天,蕭衍又想起他來,便派親信鄭伯禽去姑蘇「以生金進王」。蕭寶融自知要進「鬼門關」,就告訴鄭伯禽:「金子你們留著,只要給我幾壇烈酒就行了!」鄭伯禽心想:讓蕭寶融做個「醉死鬼」也好,便來了一個順水推舟,讓和帝喝得爛醉如泥,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刀下鬼」!

  一報還一報!四十多年後,梁武帝的兒子簡文帝蕭綱也遭受了另一幕悲劇。當時,東魏降將侯景作亂,先是把梁武帝活活餓死在台城,然後又廢蕭綱為晉安王。即使這樣,侯景還不放心,又派親信王偉去給他「獻酒祝壽」。對此,蕭綱心知肚明,說:「什麼壽酒,不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嗎?」說完,他開懷痛飲,喝得酩酊大醉。這時,王偉取出早已準備好的土袋,壓在蕭綱的臉上,沒幾分鐘就將他活活悶死。在中國,當皇帝當到蕭綱這份上,實在是一場災難!

  古語云:「虎毒不食子。」不過,在皇權專制時代,最高權力實在是太誘人了,不僅有謀篡之心的大臣要殺害皇帝,有時就連皇帝的親生母親也不例外!例如,北魏孝明帝元詡是胡太后的親生兒子,可是,胡太后卻把持最高權力不放,對孝明帝多有掣肘,母子之間感情破裂。於是,孝明帝密詔大軍閥爾朱榮發兵「勤王」。這時,胡太后也不管什麼「骨肉」不「骨肉」了,索性先下手為強,派人將孝明帝毒死,另立宗室元釗為帝。一個月後,爾朱榮殺進洛陽,將胡太后和元釗投入黃河。在這場皇位爭奪戰中,有兩個皇帝死於非命,大的不過19歲,小的才3歲。

  在歷史上,更常見的是親屬之間的自相殘殺。東魏孝靜帝是權臣、大將軍高澄的妹夫,他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多虧高歡和高澄父子的扶持,所以高澄對孝靜帝很不客氣。有一次,群臣大宴,孝靜帝喝多了,就不肯再喝。這時,高澄端起一大杯酒,送到他面前,硬要他喝,孝靜帝實在是嚥不下這口氣,說:「自古天下無不亡之國,朕又何必忍辱偷生!」高澄大怒,罵道:「朕?朕?你他媽的狗屁朕!」說完,他一回頭,命令黃門侍郎崔舒:「給我打他三拳!」那崔舒也是狗仗人勢,竟然衝上來「毆帝三拳」。

  其實,這位孝靜帝也並非「懦弱之輩」,還有幾分能耐。據《魏書》記載,孝靜帝「臂力過人,能挾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沉雅」。可惜,就是生不逢時,碰到了高澄父子,他也只能是「人在屋簷之下,不得不低頭」。

  有一回,孝靜帝出去打獵,就像鳥兒出了籠子一般,好不快活,「馳逐如飛」。正在得意之時,猛聽得後面一位禁軍將領大聲提醒他:「陛下,您不要跑得太快,否則大將軍(指高澄)會生氣的!」作為「萬歲爺」,連騎馬的快慢也要看「大將軍」的臉色行事,那光景實在是讓人覺得「委屈」。為了保全性命,孝靜帝也只能「忍氣吞聲」!

  真要理論起來,皇帝難做,有時並不限於動亂的年代或者是王朝的後期,即便是「開國皇帝」,往往也不能隨心所欲。例如,漢高祖劉邦晚年對太子劉盈(即漢惠帝)的過於「仁弱」不滿,有意改立戚夫人之子劉如意為太子,卻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對。最後,漢高祖憋了一肚子氣,也只有搖頭歎息而已。

  隋文帝楊堅坐上龍椅後,「振長策而御宇內」,統一了華夏九州,也算是「一代雄主」了。不過,在朝廷裡,楊堅雖然是威風八面,一言九鼎,但是,一回到後宮,他可就「雄」不起來了,還得乖乖地「聽命」於大老婆獨孤皇后,想要在皇宮裡搞什麼「自由戀愛」,那可是絕對不行的。有一回,隋文帝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位宮女尉遲氏,獨孤皇后就公然將她處死。隋文帝暴跳如雷,竟然遠走高飛,「如山谷間20餘里」,害得左僕射高熲率領文武百官在後面「窮追不捨」,苦苦規勸他不要拋棄天下臣民。最後,楊堅也只有長歎一聲:「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

  因為貪戀權勢,許多人當上了皇帝,才發現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想要洗手不幹時,已經是身不由己了。可惜,這個道理並非所有人都能明白!縱觀古今,真正「大徹大悟」的人太少,隋朝皇泰帝楊侗就是其中一個。

  在楊侗被趕下台前,權臣王世充曾經信誓旦旦地表示:「將來天下太平,還是你做皇帝!」不久,王世充要殺他,楊侗不想死,就讓行刑者傳話,希望王世充履行諾言。楊侗真是「糊塗透頂」,竟然糊塗到拿這種話去要求別人兌現,當然沒人理睬他。在碰了南牆之後,楊侗又哀求與太后訣別,也被拒絕。直到這時,他才大徹大悟,痛不欲生地說:「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這位皇泰帝,因為自己不想死,所以死得反而比別人更痛苦。在服下毒藥後,他仍然留著一口氣,就是不肯離開人世。最後,行刑者不耐煩了,便找來一根繩子,將這位「萬歲爺」活活勒死。

  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掉淚」!一些人只有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才能明白這個道理,真是可悲啊!也許,這就是許多悲劇為什麼會在歷史上反覆上演的原因吧!   


對死亡的恐懼:「英年早逝」的唐憲宗

  在皇權專制時代,專制帝王們雖然高高在上,把持最高權力,威風八面,但是人終究難逃一死,這是自然規律,誰也不能例外。所以,許多皇帝非常忌諱一個「死」字,恨不得永遠坐在龍椅上。因此,長生不老就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共同目標。

  為了能延長自己的壽命,專制帝王們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不遺餘力地尋找「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可是,由於當時科學水平比較低,加上封建迷信的影響,一些帝王走上了歧途,他們長期服用道士煉製的所謂「仙丹」,結果適得其反,中毒而死。據統計,在中國歷史上,總共有十幾位帝王因為吃丹藥而死,其中最有名的是雍正皇帝,他竟然親筆書寫十幾份諭旨,命各省督撫遍訪神醫、道士,結果吃了「仙丹」後突然死去。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專制帝王們是多麼畏懼死亡,多麼奢望長生不老!

  到了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大軍閥李師道被部下殺死,朝廷收復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鎮的滅亡,標誌著元和時代「削藩戰爭」的順利結束,大唐帝國重新實現了統一。

  在皇權專制時代,歷史往往就是那麼奇怪,好事有時偏偏會變成壞事,因為統一並不意味著天下太平,更不意味著永久的太平。如果這時有人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的話,那他就是大錯特錯了。自古以來,暫時的成功往往是徹底失敗的最好的「溫床」,正如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諫議大夫武儒衡在一份奏疏裡警告的:「大功之後,逸欲易生!」特別是那些專制帝王,高高在上,一旦大功告成,他們就很容易自滿,因而放鬆對自己的警惕,迅速走上下坡路。

  不幸的是,武儒衡言中了!

  憲宗雖然素來有大志,要實現大唐朝的「中興」,並曾為此孜孜求治,但他也是一位專制帝王,也渴望長生不老。

  自從唐朝開國,就奉太上老君李聃為遠祖,所以以道教為「國教」,而道教又提倡「仙道」,宣傳通過服用丹藥,就可以長生不老。對此,唐憲宗十分執著。早在元和五年(810年),宦官張惟則從海路出使新羅,回來後他講述了一個「離奇」的故事:在一座孤島上,張惟則偶然遇到了一位神仙,這位神仙告訴他「唐朝皇帝乃吾友也,煩請傳語」云云。張惟則說得天花亂墜,憲宗聽後深信不疑:「吾前生豈非仙人?」從此,他就不斷地下詔,搜求天下方士,訪求長生不老的丹藥。

  於是,一些小人紛紛奔走於道路,以討好憲宗。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朝臣李道古過去在鄂岳觀察使任內做過不少壞事,所以,他日夜不寧,擔心有一天會「東窗事發」,便苦苦地思索如何討皇上的歡心。忽然,他的腦袋裡靈光一閃,計上心來。於是,李道古立刻去找宰相皇甫鎛,告訴他:「從前,我擔任鄂岳觀察使時,聽說有一位山人柳泌能煉製長生不老藥,請您報告聖上!」

  憲宗大喜,立即命柳泌進京,住在興唐觀,為他煉製仙藥。煉了一段時間,柳泌一無所獲,又怕不好交差,就向皇帝報告:「聽說台州天台山是一座仙山,山裡面有很多奇花異草。如果陛下讓我去那裡任職,我一定能為陛下求得仙藥。」憲宗求「藥」心切,便命他暫時署理台州刺史。

  這時,諫官們紛紛上奏:「本朝從來沒有讓方士出任刺史的先例!」

  憲宗卻是勃然大怒:朕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現在讓柳泌去台州為朕煉製仙藥,豈非好事?於是,他立即下詔,把這些諫官臭罵了一通,認為他們有失「為臣之道」,一點也不關心「皇帝陛下」的龍體。

  不過,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不死之藥」,柳泌又怎麼可能找到呢?所以,他在台州折騰了一年,還是一藥無成。這時,他害怕了,想起一句古語「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便舉家逃入深山。誰知,這事讓浙東觀察使知道了,急忙派兵把他抓了回來,解往長安。可是,皇甫鎛、李道古又出面為他百般說情。最後,還是憲宗「寬大為懷」,不僅沒有治柳泌的罪,又任命他為翰林待詔,繼續服用他煉製的丹藥。

  服了這些「仙丹」,馬上就會有兩個不良反應:一是口渴難耐,二是脾氣暴躁。所以,憲宗一服藥,他身邊的人可就倒霉了。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已吃了許多「仙丹」,性情變得極為暴躁。在藥力的作用下,他有時神智不清,狂怒得像一頭猛虎,身邊的宦官、宮女動不動就被他喝令推出去斬首。於是,皇宮裡面人人自危,眾宦官彷彿「末日來臨」一般,惶惶不可終日。到最後,皇上身邊的宦官們覺得,憲宗要是再服用這些「仙丹」,他們連這條小命也保不住了。

  第二年(820年)元月,憲宗病重,連早朝也不能上了。對此,人們議論紛紛,非常恐慌。

  這時,內侍陳弘志再也無法忍受了,擔心下一個莫名其妙地「身首異處」的人就是自己。在這種極度恐懼的壓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裡,陳弘志將熟睡中的憲宗活活勒死。可憐一代英主,渴望「長生不老」,竟然慘死在家奴之手,真是可悲!

  殺了憲宗後,陳弘志也覺得有些害怕,急忙把宮裡的大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謙請來。他們幾個商議了一番,決定嚴密封鎖消息,然後打開宮門,迎接太子入宮,這就是「唐穆宗」。

  對於這一切,穆宗當然是一清二楚,但他絲毫不在意。對他來說,憲宗的突然離去,自己正好可以早點當上皇帝,這就夠了,他根本不想為別的事情煩心,而且他現在已經坐上了龍椅,是天命造就的「天下之主」,誰又敢說三道四?

  不過,陳弘志等人當然不會這麼想。要知道,憲宗臨死前聲望正如日中天,倘若消息走漏出去,他陳弘志縱然有三個腦袋,也會被人們剁成肉醬!

  幸虧,大家都知道憲宗在服用「仙藥」後,早已病重,所以,對他「毒發身亡」的官方解釋並未產生懷疑。實際上,誰也不可能想到「一代英主」憲宗竟然會被一個小小的宦官謀殺,人們的想像力再豐富,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猜測。再加上事發後王守澄等人嚴密封鎖消息,所以大家都被「蒙在鼓裡」。

  其實,憲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為憲宗可以保住自己的英名。在他死後河北三鎮就再次叛亂,大唐帝國再也沒有統一過。不幸的是,憲宗之死,標誌著一個「宦官專權」時代的到來。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宦官得以把持朝政,左右皇帝,成為國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對死亡的恐懼:雍正暴死之謎

  歲月悠悠,滄海桑田。清朝第一位葬在西陵的皇帝是雍正,他的即位登基令人議論紛紛,而他的暴死,更是給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

  據《雍正朝起居注》記載,雍正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歸天的。雍正去世前幾天,他還在照常辦公,這說明他的身體還不錯。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晚上,雍正突然得了重病,才匆忙宣佈傳位給皇四子弘歷。第二天,雍正就在圓明園嚥氣了,年僅58歲。

  那麼,雍正究竟是怎麼死的?隨著清宮檔案被發現,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雍正是吃丹藥中毒致死的。那麼,我們就來看看,道家的煉丹爐能否揭開雍正暴死之謎?

  在皇權專制時代,有許多帝王迷戀神丹仙藥,幻想長生不老。從秦始皇幾次派人出海訪仙求藥,到漢武帝命煉丹家李少君、欒大煉製「不死藥」;從曹操遍招天下方士習煉「養性法」,到晉哀帝「餌長生藥」喪命;從隋文帝指派道士潘誕「合煉金丹」,到「一代明君」唐太宗服用天竺方士的長生藥「暴疾不救」;再從宋太祖召見道士蘇澄隱詢問「養生秘術」,到明朝泰昌帝服用「紅丸」喪命……多少專制帝王對道家的煉丹術走火入魔,而清朝的雍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迷戀丹藥的皇帝。

  雍正喜歡煉丹,是由來已久的。早在做皇子時,他就對丹藥產生了濃厚興趣,曾賦詩一首:

  「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

  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

  在這首詩裡,又是鉛砂,又是藥物,還有爐火,煙霧繚繞,活脫脫一幅活靈活現的「煉丹寫真圖」。可見,雍正早就對煉丹感興趣了。

  在登上大寶後,雍正極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師張伯端,封他為「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命他「發明金丹之要」。從雍正四年(1726年)開始,雍正經常服用他煉製的一種叫做「既濟丹」的丹藥,還把它賞賜給鄂爾泰、田文鏡等一些寵臣。

  雍正八年(1730年)春天,雍正鬧了一場大病。為了治病,他命令內外百官大規模地訪求名醫、術士。為此,他分別給田文鏡、李衛、鄂爾泰等一大批封疆大吏發去一份文字完全相同、由他親筆書寫的上諭:

  「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竭力代朕訪求之,不必預存疑難之懷,便薦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試用之道。如有聞他省之人,可速將姓名、來歷密奏以聞,朕再傳諭該督撫訪查,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問廣訪,以符朕意。慎密為之!」

  這道密諭的核心是,讓這些封疆大吏積極尋找會「修養性命」的道家術士。

  雍正既然如此重視,又反覆叮囑臣下「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做臣子的怎敢怠慢?所以,各地官員就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的「大尋訪」行動。很快,四川巡撫憲德報告:當地有一個龔倫,人稱「龔仙人」,有長生之術,都86歲了,還和小老婆生了一個兒子。雍正大喜,立即命憲德把他送往北京。可是,就在這時,龔仙人突然升天了。

  對此,雍正十分惋惜,但他仍然不死心,又命憲德秘密查訪,看看龔仙人的兒子是否得到什麼「秘傳」。結果,他的幾個兒子都說:「未曾領受其父秘傳。」也許,龔倫的後人比較聰明,認為此事干係重大,萬一出點差錯,身家性命可就難保了,還是謹慎為妙。這不,河南道士賈士芳應召入宮,很快就命喪黃泉了。

  賈士芳是如何進宮的?他是雍正面前的「大紅人」、浙江總督李衛推薦的。這個賈士芳,本是北京白雲觀的道士,後來浪跡河南,遠近聞名,素有「賈神仙」之稱。他是雍正八年(1730年)七月進京,開始為皇上治病,竟然頗見療效,所以雍正十分高興,還特地表揚李衛:

  「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薦賈文士(即賈士芳)之力所致。」

  於是,賈士芳青雲直上,由一個「野道士」變成一個倍受雍正寵信的「異人」,身價頓時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沒到兩個月,雍正就突然翻臉了,竟然將「御用道士」賈士芳投入監獄。關於賈士芳獲罪的原因,歷來說法不一。後來,在清宮檔案中,發現了一件由雍正親筆修改過的上諭,才揭開了這個謎底。原來,這位賈道士的野心挺大,竟然利用「按摩」、「密咒」等方術逐漸控制了皇帝的健康,讓雍正舒服便舒服,讓雍正難受便難受。貴為天子,雍正又怎肯受人擺佈?所以,雍正立即下令將賈道士處斬,罪名是:在皇帝面前使用「妖術」。

  事發後,雍正雖然砍了賈道士的腦袋,卻竭力為李衛開脫,說他當初推薦時並不知道賈某人的底細,只是將所見所聞報上來,並無過錯,這就給那些準備推薦道士的官員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賈士芳死後,雍正並沒有對道士們失去信任。據清宮檔案記載,在皇宮裡,除了專門進行道教活動的欽安殿外,雍正還請道士們在太和殿、乾清宮安放道神符板,在自己的寢宮——養心殿設立斗壇,請求神仙保佑他長生不老。

  此外,雍正還在御花園建了幾間房子,專門給道士婁近垣等人居住,以便隨時請他們祈禱修煉,這實在是「破天荒」的舉動了。雍正九年(1731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又給內務府總管海望下了一道諭旨:

  「朕看後花園千秋亭,若設斗壇不甚相宜,用後層方亭設斗壇好……玉翠亭之東有空地,量其地勢,將小些的房添蓋幾間,給法官住。」

  這些材料都證明,雍正不僅曾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尋訪道家術士,還在皇宮裡與道士們打得火熱。這些道士雖然來歷不一,但均屬於「修煉養生之人」,其目的都是為雍正修煉「仙丹」,好使其「長生不老」。

  現在,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雍正是死於丹藥中毒。所以,他的兒子乾隆一登基,就下令將道士張太虛等人全部趕出紫禁城,並警告他們出宮後不要胡言亂語!   


「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

  自從王莽導演的「禪讓」例子一開,曹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唐、後梁、北宋等等,無不借此名義。不過,對前朝的末代皇帝,曹魏、西晉,以及東晉的桓玄,都沒有加以殺戮,所以,漢獻帝、曹魏的陳留王曹奐以及被俘虜的蜀漢後主劉禪、東吳的孫皓,都得以苟全性命。

  可是,南朝劉裕篡位後,這位寒人出身的老頭子帶頭殺害前朝皇帝,再到沈約勸梁武帝蕭衍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此後的王朝相蹈此習,末代皇帝及龍子龍孫們下場極慘,幾乎無一善終。

  例如,南朝劉宋的「末代皇帝」——宋順帝劉准就被嚇破了膽。當權臣蕭道成要篡奪皇位時,年僅13歲的小劉准嚇得魂不附體,竟然躲在佛龕之下。這時,蕭道成手下的大將王敬則率兵趕來,要「遣送」他出宮。王太后見了,急忙一把將順帝從佛龕下面拉了出來。直到這當兒,宋順帝還驚魂未定,問王敬則:「你是不是要殺我?」王敬則答道:「陛下,臣只是讓你換個地方去住!過去,你們劉家在奪取司馬家天下時也是這麼做的!」聽了這話,順帝帶著哭腔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

  真是可憐啊!「末代皇帝」劉准由於驚嚇過度,竟然躲到觀音菩薩的屁股下面不肯出來。但是,他的母親——王太后卻知道,他們孤兒寡母的生死只在蕭道成和王敬則一念之間,如果惹惱了他們,那還得了!所以,她趕緊把小皇帝拉了出來。在確信不會被殺之後,這位小皇帝還是說出了一句讓多少「亡國之君」傷心欲絕的話:「希望後世轉世投胎再也不要生在帝王家!」

  看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要當個皇帝也不容易,整日提心吊膽,擔心臣下造反不說,弄得不好,還可能掉腦袋,特別是那些亡國的君主!所以,有的人寧願不當皇帝!   


李後主:「亡國又陪了夫人」

  李煜(937~978年),字重光,五代後期南唐的國主,又稱「李後主」。他雖然天資聰穎,相貌堂堂,才華橫溢,卻不以國事為重。平時,他經常以風流自命,每日譜詞度曲,與妃嬪們一起飲酒作樂。

  正當李煜忙於歌舞酣宴之時,宋太祖已經發兵消滅了南漢,又積極訓練水師,準備蕩平南唐。李煜知道後,非常震恐,急忙上表,表示願意去掉帝號,改為「南唐國主」。宋太祖還不滿意,又命李煜來汴梁朝見,李煜不肯,就推說自己有病,不願入朝。於是,宋太祖便宣稱李煜心懷異志,命大將曹彬領兵10萬即日南下。

  當時,南唐的邊將毫無防備,根本不是宋軍的對手,所以宋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李煜沒有辦法,只好在宮內召集大批和尚、道士,誦經燒香,乞求上天派天兵天將「下凡」,幫他擊退宋軍,同時派大臣徐鉉馳赴汴梁,求見宋太祖,哀求宋朝退兵。儘管徐鉉醜態百出,說盡千般好話,宋太祖仍然吼道:「臥榻之旁,豈能任他人酣睡?」

  到了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李煜知道已經山窮水盡,只好出城投降。隨後,曹彬將李煜一行押往汴京,宋太祖封他為違命侯,並封他的妻子小周後為鄭國夫人。

  宋太宗即位後,又加封李煜為隴西郡公。雖然都是「亡國之君」,但是南漢的末代皇帝劉鋹長於口才,善於諂媚,經常在太宗面前曲意逢迎,所以太宗對他並無猜忌之心。可是,李煜就不同了,他只能拿起筆來吟風弄月,作幾首華瞻哀怨的詩詞,論起口才來,是一點也沒有。漸漸地,太宗就懷疑李煜有怨望之心,便命人暗中監視李煜的一舉一動。

  作為一個亡國君主,李煜自然是百感交集,經常思念在江南的快樂時光,不覺涕淚交流,悲傷不已,便忍不住提起筆來,填了一闕《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的元宵節,依照宋朝制度,各位命婦入宮慶賀。不料,小周後自從元宵節入宮,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回來,李煜急得在家裡唉聲歎氣,踱來踱去。

  直到正月底,小周後才從宮中乘轎而歸,李煜急忙把她迎入房中,賠著笑臉,問她為何今日才出宮。小周後卻一聲不響地倒在床上,只是掩面痛哭。李煜有些不解,急忙上前細問情由。小周後突然坐起來,指著李煜罵道:「當初你只圖快樂,不知道治理國家。現在,國破家亡,你又投降了,害我受到這種羞辱!」

  原來,那天小周後進宮時,正好被宋太宗瞧見。見小周後生得花容月貌,太宗就動了「鬼心思」,便把她留在宮裡,強迫她侍寢。「人在屋簷下,哪敢不低頭」,無奈,小周後只好順從了太宗。於是,太宗把她霸佔了,玩弄了許久,才放她出來。

  李煜聽後,長歎一聲,也只能仰天流淚。從此,李煜經常眼睜睜地看著心愛的妻子被太宗召去陪酒、陪宴、陪寢,成了真正的「三陪女」。

  這一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恰好是李煜的生日。李煜想起從前的歌舞歡飲,眼下卻是淒淒慘慘,連身邊的宮女也只剩下兩三個,其餘心愛的嬪妃都是死的死,走的走,一個也不在眼前,不由觸動愁腸,填了一闕《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時,小周後忽然從屋裡走出來,對李煜說道:「夫君,你又在這裡愁思悲吟!現在,我們雖然背時失勢,也不該如此悲怨!何況隔牆有耳,你不要懷思感舊。如果讓外人聽到了,又會懷疑你對現實不滿了。眼下,你我又處在這種境地,千萬不要因筆墨招來災禍!」李煜長歎了一聲:「國破家亡,我心裡苦得很,除了悲歌長吟,該怎樣消遣呢?」小周後見他越說越不對勁,就一把將他拖到房內。

  見桌上擺著幾樣菜餚,倒還精緻,李煜便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我偶然填了兩闕詞,你何不按譜循聲歌唱一回呢?」小周後推辭不得,便將《虞美人》一字一字依譜循聲,輕啟朱唇唱了起來。藉著酒興,李煜親自吹起玉笛相和。雖然一吹一唱,並無別的樂器伴奏,倒也婉轉抑揚,動人肺腑。

  這當兒,在李煜周圍監視的人急忙飛報太宗。讀了《虞美人》這首詞,太宗勃然變色,一拍龍書案說:「看來,李煜還沒有忘記故國,若不將他除掉,必為後患!」於是,太宗賜給李煜一瓶「牽機藥酒」,李煜喝完御酒,臉色大變,倒在床上,已是氣息全無了。

  太宗知道後,非常「悲痛」,追封李煜為太師、吳王,並廢朝三日,把喪事辦得「體體面面」。李煜下葬後,小周後自然要入宮謝恩,太宗就乘機把她留在後宮。

  作為一國之君,李煜高高在上,卻不知「家國」為何物?直到做了俘虜,他才在自己的詞中「不合時宜」地有了一些家國之感,卻因此換來「牽機藥酒」。作為一個文學家,他是出類拔萃的,但作為一個國君他確實很荒唐。在皇權專制時代,這種身份的「錯位」帶給李煜的是人生的悲劇,而這種悲劇又反過來促使他在詩詞方面取得了不朽的業績!   


宋徽宗痛失江山

  與宋徽宗的祖先宋太宗相比,女真人還算是比較「寬厚」的:徽宗在他們手裡活了9年,而且是病死。臨終前,這位天才的「藝術家皇帝」也曾寫過一首懷念故國的詞——《燕山亭‧北行見杏花》: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這首詞表現了作者的悲愴與真情,可能是這位皇帝所有詩詞中最好的一首:往昔的一切,就連做夢也夢不到了,悲愴之情可以想見。可惜,就是在這樣一首詞裡,我們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和輕佻。

  也許是受佛教的影響吧,中國人素來相信「輪迴報應」之說,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是:宋徽宗趙佶是南唐後主李煜托生的。倘若這種說法是真的話,趙佶倒真是為李煜報了國破家亡的仇恨——讓宋太宗的萬里江山斷送在他的子孫手中。

  對於一些不太瞭解歷史的人來說,他們可能對徽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讀過施耐庵的《水滸傳》,只要你熟悉那些梁山泊好漢,就知道,那位使國家奸臣當道、專門把好人逼上梁山、被李逵稱為「皇帝老兒」的,就是此人。

  徽宗趙佶,生於元豐五年(1082年)陰曆十月十日。據說,在他出世前,父親宋神宗曾經去秘書省觀看李煜的畫像,對這位「亡國之君」的儒雅風度頗為心儀,隨後徽宗就降生了。僅此一條,就使許多人相信趙佶是由李煜轉世投胎的。

  其實,不少人早就發現,在許多方面,這位宋徽宗趙佶確實和李煜驚人地相似:

  ——他們的藝術天分都很高,而且才華橫溢,文采風流。稍有不同的是,李煜是一位詞人,而趙佶則是書法家、畫家。

  ——在治理國家上,他們同樣昏庸,同樣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只顧自己享樂,極其可惡。

  ——他們都是「亡國之君」。李煜的南唐是被趙佶的祖先趙匡胤滅亡的,趙佶的北宋帝國則是亡在了女真人的鐵蹄之下。

  ——他們的歸宿同樣很悲慘。

  宋徽宗剛即位時,北宋是一個非常富足的帝國(也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經過徽宗長達25年的統治,大宋帝國已經由一座錦繡江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破船漏屋,帝國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

  更可恥的是,當宣和七年(1125年),女真人的鐵騎大舉南下時,這位徽宗皇帝不是振作精神,奮起抵抗,反而不負責任地把皇位「禪讓」給兒子欽宗趙桓,讓他出來收拾殘局。然後,他帶上一大幫妃嬪、宮女、宦官南逃,準備一走了之。最後,迫於朝野輿論的壓力,他才返回京城。

  兩年後,即靖康二年(1127年)的正月,大宋朝遭遇了一場「滅頂之災」:帝國首都汴梁淪陷敵手,它的兩位皇帝——已經退居太上皇的徽宗趙佶和他的兒子欽宗趙桓相繼淪為女真騎兵的俘虜,只有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僥倖脫身,在南方建立了政權,總算維持了大宋帝國的半壁河山。

  在淪為女真人的俘虜後,按照「戰爭法則」,被擄去的皇子皇孫、王公貴戚,都成為「亡國奴」。在這場顛沛流離的大遷徙中,不少人由於飢寒交迫而拋屍荒野,其餘的倖存者被迫墾田種地,自力更生。最不幸的是那些女子,無論是宗室婦女、名門閨秀,還是小家碧玉,或淪為奴婢,或被選為女樂,無一例外地成為金國貴族的淫具,被姦淫斃命者不計其數,倖存的也是強作笑顏,苟延殘喘。至於徽宗的妻子、女兒,也不能例外:除了年老色衰的,都被女真人瓜分,淪為姬妾;等她們老了,再淪為奴婢、侍女。徽宗和欽宗,這一對「父子皇帝」,則被流放到金國北部邊陲的一個偏僻小鎮——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在那裡「坐井觀天」,度過了屈辱的餘生。

  生活能夠改變一切。命運的改變,使我們的宋徽宗從至高無上的「皇帝陛下」一落千丈,成為「階下囚」,也使他從一個「異想天開」的藝術家變成了一個真正的詩人。在痛苦、悔恨、無奈和悲傷的煎熬中,他的詩詞也一洗鉛華,成為血淚心境的真實寫照:

  「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

  「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

  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

  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六月,在飽經屈辱和傷痛之後,徽宗終於在五國城抑鬱而死,終年54歲,欽宗則比他多活了26年,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逝世。

  不過,從被俘之日起,一直到客死五國城,徽宗從未放棄過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故國的幻想。最後,他也只能帶著極大的遺憾告別人世。「狐死首丘」,臨終時,徽宗遺願歸葬宋土。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要求,女真人也不肯首肯。   


「破天荒」的《訓政細則》

  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近代,皇權國家體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皇帝不再是至高無上,上面還有一個「慈禧太后」凌駕於皇帝之上。這不,在慈禧的一手導演下,一個「空前絕後」的限制皇權的法律文件——《訓政細則》出籠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親政還不到一年的同治帝突然得了不治之症。消息一傳出,嗜權如命的慈禧就全力以赴地投入皇位之爭。在她的策劃下,醇親王奕■之子載湉即位,是為光緒帝。因為載湉即位時才4歲,所以慈禧再次垂簾聽政,並「信誓旦旦」地表示:這是「權宜之舉」,「一俟嗣皇帝(指光緒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

  到了光緒十二年(1886年),光緒已經16歲,快要成人了。這時,慈禧礙於祖制,不得不做出準備「歸政」的姿態。六月,她親自召見醇親王奕■和禮親王世鐸等人,表示:從今年冬至開始,由皇帝親自前往圜丘行禮,並於明年舉行「親政大典」。

  乍看起來,慈禧是在信守諾言,準備把皇權歸還給光緒。可是,慈禧這個人權力慾很強,不甘心「大權旁落」,盤算著如何在光緒親政後繼續操縱清廷的大權。對此,醇親王奕■當然是「心領神會」。作為慈禧的親信,奕■深知這個女人不簡單,此舉只不過是想考驗一下群臣的態度,看他們對她是否忠誠?

  奕■果然沒有讓慈禧失望!沒到5天,他就想出了一個「訓政」的主意,並帶頭上奏,請求皇太后「訓政」。在這份奏折中,他首先對慈禧歌功頌德,吹噓了一番她的「文治武功」,然後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提出:待皇帝年滿20歲才歸政,而且光緒親政後,也應當永遠依照現有規制,一切事情先請示皇太后,再向皇帝奏聞。這樣一來,不但大大推遲了光緒親政的時間,而且把慈禧把持朝政的局面「永遠」固定下來。

  為了壯大聲勢,奕■又聯絡世鐸、伯彥納謨祜等人,一起請求慈禧再「訓政」數年。十月,奕■、世鐸等人制定了一個詳細的《訓政細則》:「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根據這個細則,所有軍國大事都要由慈禧處理,光緒即使親政,也仍然是一個「傀儡皇帝」。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醇親王奕■恰好是光緒的生身父親,卻帶頭制定《訓政細則》,給光緒打造了一副「政治枷鎖」!中國的皇權政治就是這麼奇怪,有時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兩年後,鑒於光緒即將大婚,慈禧不能再厚著臉皮不歸政了,只好宣佈:從光緒十五年(1889年)二月起正式「歸政」。可是,在奕■的指使下,軍機處起草了一個《酌擬歸政事宜折》,提出:在皇帝親政後,在京各衙門的奏折先由皇上披閱,另由軍機處謄抄一份呈皇太后「慈覽」;至於各級官吏,先由軍機處開列名單,再由皇上奏明慈禧,才頒布諭旨。這樣一來,光緒雖然可以批閱奏折,卻沒有最後決定權,慈禧仍然在幕後操縱著實權。

  光緒十五年(1889年)一月,光緒帝大婚。婚後,慈禧宣佈「撤簾歸政」。二月初,光緒正式舉行「親政大典」。不過,這與其說是光緒「親政」的開始,倒不如說是慈禧通過「訓政」的方式為自己遙控朝政鋪平了一條「金光大道」。

  光緒親政後,慈禧表面上搬到頤和園「頤養天年」,但是,根據《訓政細則》,她繼續操縱著朝政,並對光緒進行「遙控」。每個月,光緒帝至少要去頤和園向慈禧「請訓」兩次,有時甚至多達五六次。至於重要的奏折,光緒必須送呈慈禧「慈覽」,才能作出決定。

  說起來,也是光緒帝倒霉!中國的皇權國家體制素來有兩面性:一方面,皇權至高無上,似乎無所不包;另一方面,對於皇權的具體範圍和大小,歷朝歷代從來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所以,儘管皇帝高高在上,但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皇權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皇帝包攬一切事務,小也可以小到皇帝大權旁落,甚至完全聽命於他人。現在,光緒偏偏碰上了慈禧這麼一個強悍又有心機的女人,給他制定了一個《訓政細則》,將皇帝置於「陪襯」地位,並明確規定: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慈禧定奪。在皇權社會裡,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而且偏偏讓剛剛「親政」的光緒第一個「享受」這種「特殊待遇」。

  所以,對於這份《訓政細則》,光緒身邊的一些大臣憤憤不平,御史安維峻就曾直接上疏指責慈禧:

  「皇太后既歸政於皇上,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

  至於光緒本人,也不甘心永遠做一個「傀儡皇帝」,他開始組織力量,試圖擺脫慈禧的控制。

  特別是在甲午戰爭後,光緒感到只有變法才能自強,對這份「礙手礙腳」的《訓政細則》實在是忍無可忍,最後向慈禧攤牌:「如不與我權,我寧遜位」,慈禧被迫同意他實行「戊戌變法」。

  不過,好景不長,慈禧很快就發動政變,將光緒押到瀛台囚禁起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戊戌政變」。隨後,慈禧再次以「訓政」之名行「親政」之實,光緒每天除了從瀛台被拉來早朝外,不得自由出入。從此,光緒就成了一位真正的「孤家寡人」,過著淒涼的、如同行屍走肉一般的「高級囚徒」的生活,只有終日長噓短歎:

  「朕不如漢獻帝也!」   


宰相:戰戰兢兢的「二把手」

  在權力面前,誰能不動心?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全國權力最大的人莫過於皇帝了,可惜這個龍椅不好坐。別的不說,先要有皇族血統,最好是皇帝的兒子,要不然是皇族後裔也行,再差也得和老皇帝是一個姓吧!就這條要求也怪苛刻的,因為血統是先天的,大多數人生下來就和皇帝的寶座無緣了。

  相對來說,「宰相」這個位置就比皇帝現實得多了,因而被許多人所羨慕。當然,這個位置肯定是有許多好處,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去爭奪了。首先是知名度高。要說起天下知名度最高的人,那一定是皇帝,但皇帝高高在上,又住在皇宮裡面,和一般老百姓離得太遠,老百姓最熟悉的還是宰相。所以,只要做到了宰相,當然是大大有名的。

  除了名,還有利!先不說做了宰相以後,許多「灰色收入」會滾滾而來,就算合法的收入也不少啊!作為當朝一品,薪水自然是最豐厚的,待遇也是最高的,出門坐轎至少是不用迴避別人了,很多生活起居也不需要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還會隔三差五地給賞賜,例如,劉備一攻下成都,就賞給諸葛亮黃金500斤、白銀1000斤、錢5000萬、蜀錦1000匹。只要做了宰相,即使不收賄賂,也是一個「富家翁」,絕對不會窮困潦倒!

  在名、利之外,還有權!作為全國的「二把手」,宰相的權力也蠻大的。古往今來,中國人深受儒家教育,要濟世安民,為天下蒼生造福。在皇權社會裡,要做事,就得做官,要做官就得做最大的官——宰相,正所謂「出將入相」也。例如,唐朝大詩人李白,在詩方面的成就登峰造極,他的詩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還是鬱鬱不得志,為什麼呢?就是沒做到大官(特別是宰相),不能為蒼生造福啊!至於宋朝的王安石,詩詞、文采都好,還要做宰相,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能爬上宰相這個位子的,自然不是凡人,不是政壇高手,就是理財高手,要不然也是個文學家,或者是由將而相,甚至人際關係專家也行,反正得有點本事才行,否則你「佔著茅廁不拉屎」,不是被人架空,遲早也會被人灰溜溜地趕下台。

  不過,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兩面性:只要有權力,就會有義務;只要有快樂,就會有痛苦。這樣才符合辯證法啊!

  要做事,就難免得罪人。特別是要為老百姓做好事,就容易得罪豪門權貴,而他們偏偏與皇帝關係最親,隨時可以上達聖聽,到皇帝那裡打「小報告」。聽得多了,皇帝就會逐漸對你起疑心。對此,宰相也只能「忍」!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最關鍵的還是皇帝。因為宰相位高權重,對皇帝這個「一把手」無形中構成威脅,所以皇帝難免對宰相有警惕心理。皇帝一不高興,你就得準備下台;如果發生大事了,比如天災什麼的,宰相也要負責任,下台;就算你幹得不錯,像老黃牛一樣,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上台,你就得準備下台。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三朝元老」,「三朝宰相」倒是十分罕見。

  所以,在皇權國家裡,宰相雖然是「老二」,其實沒有什麼獨立的人格,在許多方面還得看「老大」——皇帝的眼色行事!

  其實,宰相「光榮」下台還算是命好的,搞得不好,還會掉腦袋。這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殺了好幾個宰相,朱元璋一口氣殺了三個宰相,「一代仁主」康熙也把內閣大學士索額圖給殺了。這些宰相之所以倒霉,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勢力,已經對專制皇權構成威脅。

  總之,「宰相」這個位子不好做,做得辛苦,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宰相畢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皇帝之外,就數宰相的權力大。幾千年來,各式各樣的能人志士們紛紛「飛蛾撲火」似地沖這個位子撲去,享受著宰相帶來的快樂和痛苦!   


皇帝的「替罪羊」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要想做一個「好宰相」也不容易,因為皇帝是聖明的天子,至高無上,不可能有什麼「過錯」,所以,一旦發生什麼事情,雖然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錯,但人們不能指責皇帝,只能指責「二把手」——宰相。沒辦法,宰相也只有自認倒霉,乖乖地下台,所以宰相們心裡「苦」啊!

  這不,千百年來,秦檜一直被視為「賣國賊」,飽受後人的痛罵。可是,人們何曾想到:秦檜只是宰相,只不過是一個「幫兇」而已,如果沒有宋高宗的旨意,哪來「十二道金牌」?沒有趙構的默許,秦檜怎麼可能將名將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不過,在皇權社會裡,人們不敢罵皇帝,秦檜只好作為「替罪羊」,永遠跪在岳飛墓前,趙構卻啥事也沒有!   


皇帝的「替罪羊」:上官儀之死

  上官儀(約605~665年),字游韶,陝州陝縣人。早年,他就才華橫溢,精通佛教經典,兼涉經史,文章(特別是詩詞)寫得好。貞觀初年,他考中進士,出任弘文館直學士,升秘書郎、起居郎。高宗即位後,上官儀改任秘書少監,不久當上了宰相(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

  當時,軟弱無能的高宗李治突然害了一場大病,整天頭暈眼花,有時連眼睛都睜不開,實在是無法處理那些奏章,而皇后武則天很能幹,又懂得一些文墨,高宗對她非常寵愛,便命她代為處理朝政。

  武則天「一朝權在手」,就志得意滿,逐漸不把高宗放在眼裡,連高宗想幹什麼,都得她點頭才行。時間一長,高宗就覺得自己這個皇帝太「窩囊」,對武則天很是不滿。

  麟德元年(664年)的一天,唐高宗忽然和武則天鬧矛盾了,兩個人吵了個面紅耳赤。在一怒之下,高宗把宰相上官儀找來,向他「訴苦」!皇帝竟然要找宰相訴苦,告大老婆的狀,真是古今罕見!

  對於武則天的飛揚跋扈,上官儀早就看不慣,所以他就建議說:「陛下,既然您嫌皇后太專斷,不如就把她廢了。」高宗這個人向來沒有主見,覺得有幾分道理:「那好,你就代我起草一份詔書吧!」

  這些話,都被旁邊的兩個小太監聽見了,他們都是武則天的心腹,急忙飛報武則天。

  上官儀畢竟是一個文人,他不懂得「兵貴神速」的道理,沒能把握住這個有利的時機把武後廢掉,而是把心思都放在起草詔書上,想構思出一篇「大文章」來,好青史留名。真是愚蠢啊!上官儀也不想一想:一旦廢後失敗,他就要第一個遭受殺身之禍。

  結果,這份詔書還沒有起草出來,武則天就「氣勢洶洶」地闖了進來,捲起了一股令人膽寒的陰風。她站在龍書案前,一步步逼近李治,追問:「陛下,你為什麼要廢掉我?十幾年來,我為你生兒育女;在你生病期間,又是我辛辛苦苦地為你打理朝政,我究竟哪裡得罪你了?為什麼要把我們母子幾個趕出皇宮?」

  對武則天,李治素來是又愛又怕。現在,一聽這話,他已經是渾身顫抖,急忙辯解:「不,不,這不是朕的意思!」

  見他「服軟」了,武則天還是不依不饒,又「得寸進尺」地追問:「既然不是聖上的意思,又是誰的意思?」這時,「窩囊廢」李治竟然用手指著站立在一旁的上官儀說:「是他,是他勸朕這樣做的!」

  在「母老虎」武則天面前,懦弱無能的李治嚇破了膽,竟然不敢承擔「廢後」的責任,就將上官儀作為一隻「替罪羊」拋了出來。武則天勃然大怒,立刻下令處死上官儀。

  從此,高宗只要上朝,武則天就坐在一旁監視,朝廷裡不論大事、小事,都得她點頭才能算數!

  唉,不知道高宗李治是不是男子漢,竟然在武則天這個「母夜叉」面前當起了「縮頭烏龜」。這可把無辜的上官儀給害慘了,最後他也只能聽任武則天的宰割!看來,上官儀還是命不好,生在不講理的皇權專制時代,既然高宗李治不肯承擔責任,也就只能由他這個宰相來品嚐「替罪羊」的苦果!   


皇帝的「替罪羊」:「冤死鬼」宋申錫

  唐文宗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月黑風高之夜。寶歷三年(827年)的一個晚上,幾名神策軍將領未經通報,便闖進門來說:「兩位樞密使、兩位神策軍中尉(都是大宦官)有請江王大駕!」還未等他完全清醒過來,第二天就成了大唐帝國的新皇帝。同樣,文宗也忘不了大宦官王守澄那張陰沉的臉,就是這個人殺了敬宗,把自己推上了龍椅。從此,文宗就再也無法揮去這個慘痛的記憶。

  一夜之間,滄海桑田,什麼都變了,江王已經成為大唐帝國的第12位天子了。文宗親眼目睹了自己如何從親王變成天子的全過程,他真是「痛心疾首」:本朝立國已經200年,從來沒有出現過家奴血刃宮闈、廢立皇帝的事,想不到今天竟然變成現實。一想到這裡,文宗就思如泉湧。這時,他想起了「死於非命」的憲宗、穆宗、敬宗,才大夢初醒。從坐上龍椅的那一瞬間起,文宗的心裡就湧起一種衝動:要為已經死去的幾位天子報仇,要讓家奴照舊為家奴,天子重新為天子。

  可是,文宗即位後,王守澄竟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經常對文宗指指點點、說三道四。所以,文宗更是惱喪萬分:一方面宦官專權,另一方面朝臣們又分為牛、李兩黨,相互攻訐,誰也不肯為他分憂。最後,文宗左看右看,終於「相中」了一位可以「托付重任」的大臣——翰林侍講學士宋申錫。

  也是湊巧,大和四年(830年)六月的一天,文宗命宋申錫給他宣講《貞觀政要》。見左右無人,文宗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便突然問道:「宋愛卿,你每天與朕談經論道,知道朕的心事嗎?」

  作為「天子近臣」,宋申錫對文宗當然很熟悉。一想到英明的天子卻受制於一群宦官,他的心裡何嘗不是「慼慼然」!所以,他急忙惶恐地答道:「微臣不能替皇上分憂,罪該萬死!」這時,文宗實在是忍不住了,便把壓抑在心裡的話都吐了出來:「宦官勢力強盛,憲宗、穆宗、敬宗都是死於非命!朕身為天子,統御萬民,卻受制於家奴,何以面對宗廟社稷?」

  聽了這番「肺腑之言」,宋申錫激動不已,哽咽著說:「陛下且寬聖懷,微臣願效死力!」文宗大喜,覺得他的確是一個「可用之人」。也是可憐,文宗身居九重,平時打交道的都是后妃、宮女和宦官,想找一個得力的人也不可得,而宋申錫身為翰林侍講學士,正好處在內廷,皇上不靠他,又能倚靠何人?

  幾天後,文宗下詔,將宋申錫提升為尚書右丞,一個月後又提升為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並未引起宦官集團的懷疑。

  宋申錫當上宰相後,他的表現讓許多本來對他還抱有一點希望的人大大失望。這也不奇怪,因為宋申錫當宰相,主要是為了剷除宦官,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治理朝政上,外人又如何知曉他的「苦心」?

  大和五年(831年)新年前後,經過宋申錫的一番謀劃,文宗準備對宦官集團動手。不過,此舉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注定是要失敗的。

  首先,宦官的勢力很大,王守澄仍然大權在握,要想消滅宦官集團,又談何容易?何況對方耳目眾多,一著不慎,就會滿盤皆輸。其次,文宗選中的宋申錫,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擔當大任的人選,因為他不是一個「陰謀家」,又如何能擔當重任,行「陰謀」之事?

  在不掌握禁軍,又沒有藩鎮作為後盾的情況下,要對以王守澄為首的宦官集團採取行動,就必須得到帝國首都的行政長官——「京兆尹」的有力配合。對這一點,宋申錫還是清楚的。可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竟然「草率」地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

  當時,宋申錫秘密約見王璠,把文宗的密詔交給他看,並許給「京兆尹」一職。起初,王璠沒有思想準備,只是說需要考慮考慮。不過,王璠在家裡考慮來考慮去,覺得此舉簡直是「雞蛋碰石頭」,毫無成功的希望!

  於是,自私的王璠急忙找到王守澄的親信鄭注,向他告密。鄭注大吃一驚,趕忙稟告王守澄。王守澄問:「此事如何處理?」鄭注答道:「先下手為強,應當立即剷除宋申錫,清君側!」隨後,鄭注又獻上一條「毒計」。原來,宋申錫過去曾與文宗的弟弟、漳王李湊有交往,鄭注建議就以此為「突破口」。

  第二天,在王守澄的指使下,神策軍軍官豆廬著突然入朝告密:宋申錫與晏敬則等人圖謀擁立漳王為皇帝!

  唐文宗一聽,就知道宋申錫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怎麼辦?眼下,文宗只能和宋申錫「劃清界限」,要不然就可能「惹火燒身」,牽連到自己!一想到這裡,文宗「勃然大怒」:「竟有這種事?」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要「乘勝追擊」:「宋申錫大逆不道,請陛下立即下詔,全城戒嚴,搜捕逆黨,並抄斬宋申錫的全家!」

  一想到宋申錫馬上就要「人頭落地」,文宗可就猶豫了,實在是有點不忍心。

  剎那間,大殿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

  也許是宋申錫命不該絕!這時,大宦官、飛龍使馬玄亮正好在旁邊,他素來比較忠厚、老實,認為這件事還沒有仔細調查,單憑豆廬著的揭發,就要把「當朝宰相」宋申錫滿門抄斬,這實在是太過分!所以,他立即出班,表示反對。

  這下子,文宗彷彿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表示:「此案事關重大,應該仔細調查,再做定奪!」

  沒想到,半路上竟然殺出一位「程咬金」來!王守澄哪能不氣,恨恨地瞪了馬玄亮一眼,便掉頭而去。看著他的背影,文宗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不知是什麼滋味。一出皇宮,王守澄就將晏敬則抓了起來。經過一番拷打,晏敬則被迫「招供」。

  現在,文宗再次被逼到了牆角,只得命令文武百官合議此案,希望有人能為宋申錫說幾句好話,使事情有所緩解。這時,馬玄亮急忙跪倒在地,叩頭不止,流著眼淚說道:「人命關天,何況是宰相!」文宗見了,才鼓起勇氣,下了一道聖旨:將漳王流放,宋申錫貶為開州司馬。就這樣,軟弱無能的唐文宗自己不敢承擔責任,卻將宋申錫作為一隻「替罪羊」拋了出去!

  不過,宋申錫雖然逃過這一劫,但沒過多久,他就在開州鬱鬱而終。直到臨死前,他還在恨恨地念著一個人的名字,因為他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此事只有王璠知道。所以,他要詛咒這個小人,就是要讓他也不得善終。

  就這樣,唐文宗策劃的剷除宦官勢力的第一次行動尚未展開就徹底失敗了。   


「你方唱罷我登場」

  千百年來,「宰相」這個位子實在是不好坐。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作為皇帝的最主要助手和帝國的最高行政首腦,宰相既要應付皇帝,還得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因為宰相這個位置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人人都想坐。不過,宰相的位子只有一個,一個人坐了,其他人就沒有份了,所以,大家就對你下絆子、動手腳,也只有先把你打下去,他才能爬上來。明朝後期,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位大學士之所以明爭暗鬥,就是為了能夠坐上「內閣首輔」的位置。

  而且,你一做上宰相,就要辦事,辦事就容易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也就越不穩。於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你難免要重用幾個親信,羅織一點黨羽。這樣一來,你就不免有「結黨營私」的嫌疑,皇帝就要懷疑你,群臣也會非議你,你這個宰相也就當不長了。

  皇權社會裡,宰相任期一般都不怎麼長,短的一般只有幾個月(最短的只有幾天),長的一般也不過幾年(能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干十幾年的,幾乎是屈指可數)。   


「你方唱罷我登場」:亂哄哄的「牛李黨爭」

  唐朝後期,在宦官干政的同時,朝廷裡的官員們又分成兩個派別:一個是「牛黨」,一個是「李黨」。這兩派官員互相傾軋,爭吵不休,一直吵吵鬧鬧了幾十年,後人把這種爭吵叫作「牛李黨爭」。

  在這場黨爭中,有三位主角——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大唐帝國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圍繞著他們展開的,如果沒有他們,9世紀的中國歷史將會是多麼平淡無奇!

  一切都要從一次「制舉」說起,這就是元和三年(808年)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

  這次考試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閔、牛僧孺以及皇甫湜。本來,這件事很簡單,他們在策文中主要是攻擊宦官,也不贊成對河北藩鎮用兵,結果得罪了力主用兵的宰相李吉甫,這就為後來的事情埋下了禍根。

  看了李宗閔等人的卷子,幾位考官大加讚賞,把他們推薦給皇帝。宰相李吉甫知道後,非常生氣,在憲宗面前「告御狀」:李宗閔等人與考官有私人關係。憲宗偏聽偏信,就處分了這幾個考官,李宗閔和牛僧孺也因此沒有受到提拔。

  也許在宰相李吉甫看來,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數十年後,有人仍然對此耿耿於懷,並給他的兒子——另一位傑出的宰相李德裕釀成了一場重大的災難。要是能夠「未卜先知」,預先知曉這件事的後果是多麼嚴重的話,李吉甫一定會追悔莫及。

  不過,這次制舉案還只是一個原因,真正的「導火索」卻是因為一次常科考試而點燃的,這就是長慶元年(821年)的進士科考試。

  這時,李宗閔、牛僧孺、李德裕已經相繼入朝為官,開始在政壇上有發言權。在這次考試前,有兩位大臣曾私下托考官錢徽照顧他們的親戚。偏偏,錢徽此人剛正不阿,沒有理睬他們。於是,他們就揭發錢徽在主持考試時徇私舞弊。

  恰好,李宗閔有一個親戚也來參加考試,被錢徽錄取了,穆宗就懷疑是李宗閔在幕後「搗鬼」,便詢問翰林學士李德裕,李說確有此事。所以,錢徽立即被降職,李宗閔也受到牽連,被趕出朝廷。

  這次事件,實際上是李宗閔與李德裕的衝突,而牛僧孺與李宗閔關係親密,也站在他的一邊。至於李德裕,在朝廷裡也得到了不少官員的支持。從此,唐朝的官員正式分為兩大派系,互相傾軋,兩派明爭暗鬥。

  文宗即位後,李宗閔又走宦官的路子,當上了宰相。經李宗閔推薦,牛僧孺也被提升為宰相。在李、牛二人聯合執政期間,他們重用的都是自己的門生、故吏,當時長安城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門生故吏,不牛(牛僧孺)則李(李宗閔)。」至於李德裕,則被趕到西川去當節度使。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暗中聯絡一個吐蕃將領,收復了邊陲重鎮維州(今四川理縣)。這本來是李德裕立了一功,宰相牛僧孺卻非常嫉妒,就告訴唐文宗:「收復一個維州,算不了什麼,要是跟吐蕃搞壞關係,才不划算呢!」就因為他這麼一句話,文宗便命李德裕把維州「還」給吐蕃。眼看已經到手的「戰利品」竟然要「完璧歸趙」——歸還給吐蕃,李德裕差點沒有被氣死。

  沒多久,有人告訴文宗:在戰略上,退還維州城是一大失策,還說這是牛僧孺故意排擠李德裕。文宗知道後,非常懊悔,也就疏遠了牛僧孺。

  當時,宦官的勢力非常大,經常干預朝政,而文宗本人又沒有主見,一會兒用李德裕為宰相,一會兒讓牛僧孺當宰相:李黨當政了,就要排擠牛黨;牛黨在位,李黨也沒有好日子過。於是,這兩派勢力就像「走馬燈」似地轉悠著,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亂。到最後,連文宗這位「萬歲爺」也搞不清誰是誰非,說了一句無限感慨的話: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這時,唐文宗實際上受制於宦官,但他不敢公然指斥宦官,只能指責鬧「藩鎮割據」的河北三鎮,用「河北賊」來與朝廷裡的「朋黨」相提並論。其實,在這裡,如果用「家奴」來代替「河北賊」倒是更恰當!

  為了爭權奪利,牛黨、李黨都爭著討好宦官。李德裕在做淮南節度使時,大宦官、監軍楊欽義被召回京城。臨行前,李德裕專門為他辦了一桌豐盛的酒席,還送給他一份厚禮。所以,楊欽義一回朝擔任樞密使,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薦李德裕。結果,李德裕很快就做到了宰相,牛僧孺、李宗閔則掉到了「陰溝」裡——都被貶到南方。

  武宗在位時,李德裕深受寵信,當了好幾年的宰相,執掌朝廷大權。會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皇叔李忱即位,是為「宣宗」。宣宗一上台,就把李德裕撤職,並重用牛黨人士。不久,李德裕被貶到崖州(今海南省),病死在那裡。直到懿宗即位,才開始重新起用李黨人士。

  至此,鬧騰了幾十年的「牛李黨爭」終於收場,但是大唐朝已經在這場黨爭中元氣大傷了,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滅亡。

  其實,牛黨和李黨雖然在政壇上鬥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圍繞「宰相」這個位子爭奪。總之,誰當上宰相,執掌朝綱,這一派就得勢,另一派就要失勢,反之亦然!

  古往今來,中國人向來討厭朋黨:一是「結黨」很容易與「營私」掛鉤;二是黨派之間的爭鬥,對於皇權國家和政治安定不利。所以,許多年以後,還有不少人在喋喋不休:李宗閔、牛僧孺與李德裕為什麼要爭鬥?牛黨和李黨,到底誰是誰非?換句話說,到底哪一方是「朋黨」,還是兩方都是「朋黨」?

  不過,這件事也不稀奇!幾千年來,在皇權專制體制下,中國人素來喜歡「窩裡鬥」。其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何況是在殘酷的、遵循「叢林法則」的「權力場」上!   


「此起彼伏」的首輔爭奪戰

  自從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在明朝就只設立內閣大學士,專門為皇帝草擬文墨,提出參考性的意見(即「票擬」),但最後決定權仍然掌握在皇帝的手裡。從明成祖時開始,內閣大學士可以參與討論國家大事。到了仁宗以後,內閣的地位逐步提高,開始高於六部。

  總的來說,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要比過去的丞相小得多。不過,如果皇帝懶惰,或者是年幼,不能親理朝政,這時內閣大學士的地位就會「非比尋常」,甚至可以代天子處理朝政。

  當時,內閣裡往往有好幾位大學士,起初還不分彼此,沒有誰的地位高誰的地位低的問題。時間一長,一些大學士深受皇帝的寵信,或者是資歷比較老,就逐漸「凌駕」於其他大學士之上,成為「首輔」(即首席大學士)。在正德以後,內閣首輔負責「票擬」——起草上諭,其地位進一步上升。

  特別是到了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內閣的權力發展到了頂峰,出現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內閣首輔,實際上就是「權相」。因為首輔的地位日益顯赫,所以,閣臣們為了爭奪首輔的位置相互傾軋,愈演愈烈,往往是「首輔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嘉靖晚年,內閣大學士徐階看準時機,利用嚴嵩失寵的機會,將他打倒,然後自己當上了首輔。

  不久,嘉靖終於「成仙飛昇」了,隆慶登基。不過,隆慶是一個「老實人」,沒有多少政治才幹,寬厚得甚至有點過分,上朝時經常是一言不發,任由群臣爭吵。於是,大臣們就有些肆無忌憚,內閣裡也開始了混鬥。

  這時,名臣張居正也進了內閣,但他當時還是一個「小字輩」,無論是他的老師徐階,還是好友高拱,都比他資格老,他也只能先站在一旁靜觀內閣的混鬥。

  原來,在嘉靖帝死後,首輔徐階私下草擬了一份遺詔,然後頒布,事先並未與高拱等閣臣商議。這份遺詔糾正了嘉靖時期的一些弊政,因而獲得了朝野的稱譽。但是,高拱原來是隆慶皇帝的藩邸舊臣,與皇帝關係密切,所以,他乘機攻擊徐階「大不敬」,竟然誹謗先帝,應當治罪。

  當時,徐階與高拱各自指使言官,相互攻擊。最後,隆慶心煩意亂,就來了一個「各打五十大板」,先命高拱致仕,後命徐階退休,讓內閣大學士李春芳繼任首輔。

  不過,高拱畢竟是隆慶的老師,所以皇帝很快就將他召回,再次進入內閣。這時,內閣首輔是李春芳,他非常平庸,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思進取。就是這樣,他還是遭到高拱的排擠,被迫下台,由高拱繼任。

  隆慶在位期間,忙於修建宮苑,整日在後宮遊玩享樂,朝廷政事大多交由內閣處理,所以內閣的地位越發重要了。與張居正一樣,高拱也是一位能臣,北方韃靼的邊患就是在他手裡得到解決的。高拱這個人性格比較急躁,喜歡專權,不願與別人分享權力,所以,他與張居正的政治觀點雖然比較接近,但兩個人很快就出現了矛盾,高拱對張居正不太放心,張居正也時刻在盯著高拱的位置。

  隆慶六年(1572年),隆慶駕崩,年僅10歲的小皇帝萬曆登基。臨死前,隆慶指定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為「顧命大臣」,負責輔政。

  不過,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原來,自從明成祖以後,太監的勢力很大,特別是司禮監可以「批紅」,藉著皇帝的硃筆,其權力可以無限擴大,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素來有「內相」之稱。隆慶死後,小皇帝年幼,在陳太后和萬曆帝的生母李貴妃的支持下,太監馮保假托隆慶的遺詔,升任司禮監掌印太監,並兼管東廠。

  對此,高拱很不高興,便策動言官彈劾馮保。在他的眼裡,馮保只不過是一個「小」太監,是根本鬥不過自己這個內閣首輔的。可是,「得意忘形」的高拱忘記了兩點:一是皇帝年幼,在皇宮裡實際上是陳太后和李貴妃當家,而馮保既然能夠升任掌印太監,必然得到了她們的支持;二是「打狗還得看主人」,小皇帝萬曆年幼,又剛剛登基,高拱就彈劾他身旁的馮保,未免有點過分。

  這時,高拱彈劾馮保,十之八九是要碰個「頭破血流」的。但是,高拱是一頭「強驢子」,竟然這樣做了,最後也只好灰溜溜地下台。在這場鬥爭中,張居正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他是支持馮保的,所以,高拱一下台,他就立即升任首輔。隨後,張居正秉政10年,成為有明朝權力最大的內閣首輔。   


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刀下鬼」夏言

  自從宰相出現後,這個職務往往是由好幾個人來擔任:在秦朝及漢朝初年,是設立左、右兩位丞相;隋唐時,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都是宰相;宋朝在宰相之外另設「參知政事」,作為「副相」;明朝時,內閣裡有好幾位大學士;清朝也有好幾位軍機大臣。總之,宰相是作為一個集體存在的。

  不過,宰相既然不只一個人,就存在一個誰的權力大誰的權力小的問題。例如,明代的內閣掌「票擬」——起草諭旨,但負責票擬的只是首輔,其他大學士只是「參論而已」。於是,為了爭奪這個首席宰相(首輔)的地位,宰相們往往是明爭暗鬥,互相傾軋,不少宰相就在這種權力鬥爭中被趕下台,甚至丟掉了性命。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謹,號桂州,江西貴溪人。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以兵科給事中的身份出按皇莊,力主歸還被侵佔的民田,禁止勳戚受獻莊田,受到皇帝的讚許,升任吏科都給事中、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師,以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進入內閣。嘉靖十七年(1538年)升任內閣首輔。

  縱觀夏言的仕途,真是「一帆風順」。最後,他竟然做到了首輔,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好不得意。可是,好景不長,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勁敵」,就是他的江西老鄉嚴嵩。

  原來,嚴嵩的地位和聲望都低於夏言,靠著巴結夏言,才逐漸受到重用。在夏言升任內閣首輔後,嚴嵩便接替他做了禮部尚書。但是,官欲熏心的嚴蒿並不滿足,又盯住了「內閣首輔」的寶座。這時,在嚴嵩的眼裡,夏言已經不再是他的「靠山」,反而成了他繼續向上爬的「絆腳石」;而且,夏言恃才傲物,嚴嵩呈送的文稿經常被他改得一塌糊塗,有時乾脆打回去讓他重寫。所以,嚴嵩對夏言真是又恨又怕,經常在暗地裡咬牙切齒。

  夏言為人正派,頗有才幹,而且在朝廷裡很有威望,因而深得皇帝的寵信。嚴嵩知道,夏言是一顆大樹,想一斧子砍倒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就採用「綿裡藏針」的手法對付夏言:一方面,對夏言陽奉陰違,非常謙恭、和順;另一方面,抓住夏言的弱點,為打倒夏言做準備。

  當然,要扳倒夏言,主要還取決於嘉靖的態度。所以,嚴嵩就拚命在嘉靖的身上「下工夫」,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京城上空彩雲滿天,道士們都說這是五彩祥雲,大吉大利。這時,嚴嵩便發揮自己「筆桿子」的長處,絞盡腦汁,寫出了一篇《慶雲賦》,呈獻給皇帝。嘉靖看後,連連擊節叫好,嚴嵩大受鼓舞。不久,他又趁熱打鐵,呈獻了一篇《大禮告成頌》,嘉靖讀後愛不釋手。從此,他對嚴嵩另眼相看,寵眷日深。

  當時,嘉靖信奉道教,便命人製作了5頂道士戴的沉水香葉冠,分別賜給夏言、嚴嵩等人。為了討好皇帝,嚴嵩每次入朝時,都戴上香葉冠,還在冠上加罩輕紗,以示虔誠,嘉靖當然是滿心歡喜。

  相比之下,夏言認為香葉冠不是正式朝服,不適合朝臣穿戴,所以他從來不肯戴。嘉靖見了,心裡當然不快活,就把對夏言的恩寵逐漸轉移到嚴嵩的身上。

  經過一段時間,嚴嵩見時機已經成熟,就公開向夏言發起攻勢。這一天,嘉靖單獨召見嚴嵩,並問起他與夏言之間的關係。機會難得,嚴嵩便立刻跪倒在嘉靖的腳下,全身顫抖,痛哭不已。見一個已經六十多歲的老頭子竟然哭得如此傷心,嘉靖認為他一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越發動了惻隱之心。嚴嵩這才哭訴起來,無中生有地將夏言詆毀一番。這場戲演得非常成功,嘉靖開始討厭夏言。

  過了幾天,出現了一次日全蝕。這時,嚴嵩又趁機陷害夏言,說夏言罪孽深重,已經得罪了上天。嘉靖本來就很迷信,經過嚴嵩這麼一挑撥,便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打發夏言回老家。

  夏言走後,嚴嵩去掉了一塊心病,也搬掉了自己仕途上的一塊「絆腳石」,乘機奪得了「第一把金交椅」——內閣首輔。從此,嚴嵩便肆無忌憚,開始為所欲為起來。

  時間一長,嘉靖對他心生不滿,又想起夏言的好處來。於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他又下詔,將夏言召回,並官復原職。

  夏言的捲土重來,對嚴嵩可是一個極大的打擊。眼看著已經「煮熟的鴨子」——內閣首輔又被夏言奪走,嚴嵩當然是非常眼紅。夏言復出後,也認清了嚴嵩的小人本性,對他十分鄙夷,處處打擊他,毫不姑息。

  「官大一級壓死人」!這時,嚴嵩的心裡直叫苦,牙齒咬得嘎嘎響,表面上他仍與夏言笑語周旋,暗地裡則是詛咒發誓,一定要報仇雪恨。所以,他多方窺測,打定主意要將夏言置於死地,讓他永世不得超生!

  時隔不久,機會真的來了。嘉靖二十五年(1547年),韃靼首領俺答大舉進犯,並深入到三原、涇陽等地。陝西總督曾銑知道後,義憤填膺,決心要好好教訓一下俺答,便向朝廷建議:發兵奪回河套地區這一戰略要地。

  對此,夏言認為:收復河套,可以永絕邊患,就一方面與曾銑書信往來,商討收復河套的計劃,另一方面多次向皇帝舉薦曾銑。起初,嘉靖也覺得收復河套是一件好事。可是,沒多久,他又猶豫了,生怕輕啟邊釁,不好收拾殘局。

  嚴嵩知道後,認為這是陷害夏言的大好機會,便四處活動。首先,他買通了皇帝身邊的一些太監,讓他們不斷吹冷風,說收復河套太冒險,會招來戰禍。同時,他又使出了最卑鄙的一招,就是勾結邊將仇蠻,讓他上書污蔑夏言,說他收受了曾銑的賄賂。

  所以,嘉靖就逐漸改變了態度,開始傾向嚴嵩。得到皇帝的支持,嚴嵩便有恃無恐,公開向夏言進攻。夏言當然不肯讓步,兩人便相互攻擊,有時甚至當著皇帝的面爭吵不休。昏庸的嘉靖哪能明辨是非?最後,他也不問是非曲直,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次把夏言革職,趕回江西老家。

  趕走夏言後,嚴嵩又「得寸進尺」,想把夏言害死。對於嘉靖,嚴嵩非常瞭解,知道他驕傲自負,喜歡護短,又易怒好殺。於是,嚴嵩便唆使爪牙放出謠言:夏言離京時憤憤不平,口出怨言,說皇上出爾反爾。這一招果然奏效,嘉靖惱羞成怒,對夏言恨之入骨。

  天下的事,有時真是「無巧不成書」!這時,俺答率軍南下,侵擾宣化,嚴嵩乘機大進讒言:因為夏言、曾銑提議收復河套,激怒了俺答,這才率兵前來報復,嘉靖就更加相信夏言是「別有用心」,而嚴嵩是「忠心耿耿」。最後,嘉靖下旨,將夏言、曾銑斬首示眾,其他曾經支持收復河套的官員也都受到了處分,殺的殺,罰的罰,貶的貶。就這樣,利用「河套事件」,嚴嵩不顧國家大計,巧施毒計,陷害無辜,終於達到了剷除政敵夏言的卑鄙目的。

  為了一己之私,嚴嵩竟然不惜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代價,可見,嚴嵩的用心是多麼惡毒,他的手段是多麼卑鄙,他的靈魂是多麼可恥,已經達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

  至於冤死的夏言,表面上死在政敵嚴嵩之手,實際上是得罪了嘉靖皇帝,所以他也是專制皇權的「犧牲品」!   


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嚴嵩的倒台

  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過了十幾年,也該輪到嚴嵩倒霉了。

  在嘉靖年間,嚴嵩可是有名的大奸臣,他把持朝政多年,作惡多端。不過,在他得勢時,要將這個「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扳倒,卻並非易事,因為有嘉靖皇帝為他撐腰。

  自從進士及第以後,嚴嵩就一直官運亨通,從翰林院、國子監這些「清水衙門」做起,一直爬到內閣首輔的高位,前後把持朝政達20年之久。當時,嘉靖篤信道教,在宮中潛心修煉,根本無心治理國家。後來,海瑞曾在《治安疏》裡批評他:「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

  像嘉靖這樣一位「懶皇帝」,當然需要一個既能夠投其所好,又能讓他放心的內閣首輔,來替他處理朝廷政務,而嚴嵩正是這樣一個人物。為了討好皇帝,他經常代嘉靖起草一些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青詞」。以嚴嵩的才華,他寫的「青詞」旁人自然難以「望其項背」,因而深得皇帝的歡心,嚴嵩也因此博得了一個「青詞宰相」的美名。

  所以,嘉靖和嚴嵩這一君一相之間的關係倒是非常和諧,「如魚得水」。於是,嚴嵩以皇帝為「靠山」,和兒子嚴世蕃一起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無惡不作,一時間把個朝廷搞得烏煙瘴氣。

  不過,一些剛直不阿的官員,仍然不畏權勢,不斷上疏彈劾嚴氏父子。可是,嚴嵩仗著嘉靖的寵信,這些人不是被充軍,便是被殺頭。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刑部員外郎楊繼盛挺身而出,上疏彈劾嚴嵩十大罪狀:破壞祖宗之成法、竊人主之大權、掩君上之治功、縱奸子之僭竊、冒朝廷之軍功、引悖逆之奸臣、誤國家之軍機、專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壞天下之風俗。此外,他還指責嚴嵩豢養「五奸」:皇帝的左右都是嚴嵩的間諜,皇帝的爪牙都是嚴的黨羽,皇帝的耳目都是嚴的奴僕,朝廷的言官都是嚴的鷹犬,群臣都是嚴的心腹。

  這份奏疏直指要害,言辭也非常尖銳。如果認真追究起來,其中任何一條罪狀都可以置嚴嵩於死地。但是,在嘉靖依然寵信嚴嵩的情況下,彈劾嚴嵩的勝算幾乎等於零。何況,楊繼盛這個人「書生氣」太盛,竟然在奏疏裡批評皇帝「甘受嵩欺」,「墮於術中而不覺」,還要求皇帝的兩個兒子——裕王和景王也站出來揭發嚴嵩。

  所以,「老奸巨猾」的嚴嵩立即親自出馬,在皇帝面前指責楊繼盛挑撥皇帝與裕王、景王的父子關係。嘉靖大怒,下了一道聖旨:

  「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楊繼盛被關進錦衣衛後,遭受種種非人的酷刑,要他交代幕後主使人。不過,楊繼盛一身正氣,拒不「認罪」。在臨刑前,他十分坦然,賦詩明志: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真是迂腐啊!一直到死,楊繼盛還向皇上表明自己的「赤膽忠心」,沒有絲毫的怨言,而「皇帝陛下」卻視他如草芥,竟然認為他是因為貶官而心懷怨恨,才誣陷「忠臣」嚴嵩。這既是楊繼盛的悲劇,也是許多中國文人的悲劇(竟然寄希望於嘉靖,也未免太傻了),也是皇權專制時代的悲劇!

  對於楊繼盛這樣的「傻瓜」,嚴嵩當然不怕,因為他們不講究政治策略,只能是死路一條!不過,嚴嵩也並非沒有遇到「真正的對手」,而這個對手就潛伏在他的身邊——內閣次輔徐階。論起來,徐階早年還曾受到夏言的提拔,所以一直與嚴嵩有矛盾,但他也知道嚴嵩不是那麼好對付的,只好苦苦地等待機會,並堅信這一天肯定會到來!

  轉機終於出現了。嘉靖四十年(1561年),向來善於逢迎的嚴嵩在無意間得罪了喜怒無常的嘉靖,從此恩寵漸衰。

  原來,為了潛修學道,嘉靖長期住在西苑的永壽宮。這年十一月,一把大火竟然把永壽宮化作一片廢墟。

  當時,朝臣們議論紛紛,有的主張重修永壽宮,有的主張請皇帝搬回大內(指紫禁城),莫衷一是。於是,嘉靖就徵求嚴嵩的意見,而嚴嵩主張皇帝暫時住在南宮(重華宮),這下子可犯了嘉靖的忌諱——南宮過去是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

  內閣次輔徐階一向機警,馬上意識到機會來了,便趁機提議修復永壽宮,並親自主持這個工程,以最快的速度竣工,從而博得了皇帝的歡心。所以,嘉靖就逐漸把朝政交給徐階處理。

  為了扳倒嚴嵩,徐階又利用嘉靖篤信道教的特點,不惜重金收買他身邊的「大紅人」——道士藍道行,讓他在扶乩時假借「神仙」之口攻擊嚴嵩。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很快,嚴嵩失寵這個「最高機密」被御史鄒應龍在無意中獲悉。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鄒應龍認為這是自己「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於是,他連夜動筆,「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彈劾嚴嵩及其兒子嚴世蕃的奏疏——《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

  「臣請斬(嚴)世蕃懸之篙竿,以為人臣凶橫不忠者之戒。其父(嚴)嵩受國厚恩,不思圖報,而溺愛惡子,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敗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

  在奏疏的末尾,鄒應龍還「信誓旦旦」地表示:

  「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首以謝嵩父子,並為言官欺誑者戒。」

  這時,嘉靖正對嚴嵩父子不滿,而鄒應龍的奏疏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口實,所以,他當然不會砍掉鄒的腦袋,反而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勒令嚴嵩致仕,將嚴世蕃逮捕。

  其實,這一切,都是老奸巨滑的徐階一手「導演」的,而藍道行和鄒應龍只是他的兩個「槍手」而已。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原來,嚴嵩只是「致仕」(即退休),並未「傷筋動骨」。至於他的兒子嚴世蕃,被流放到雷州,也只是「官樣文章」:還沒到雷州,他就中途返回老家——江西分宜,依舊是威風凜凜。

  這時,巡江御史林潤擔心嚴世蕃會東山再起,急忙上報朝廷:嚴世蕃「蔑視國法」,「有負險不臣之志」,還「私通倭寇」。很快,嚴世蕃就被逮捕,押解到京師。

  沒想到,嚴世蕃居然花重金買通了「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員,讓他們故意在「罪狀」裡寫進曾彈劾嚴嵩父子的楊繼盛等人,以激怒皇帝,因為嘉靖一向護短,從來不肯承認錯誤,只要他一看這份奏疏,肯定會同情嚴嵩父子,形勢又會大變。

  幸虧,內閣首輔徐階精明,對這份文書進行修改,著重強調那些與嘉靖沒有直接關聯的罪狀:嚴世蕃等人詛咒朝廷,招集亡命之徒幾千人,妄圖謀反,並準備「外投日本」。平心而論,嚴世蕃罪大惡極,不殺他不足以平民憤,但是「謀反」、「通倭」之類的罪狀卻是純屬「不實之辭」。徐階之所以這麼做,就是為了徹底斗倒嚴嵩,防止他東山再起。

  果然嘉靖對嚴世蕃「謀反」、「通倭」不太相信,又命三法司重新核實這些罪狀。於是,徐階又代三法司起草了一份奏疏:嚴世蕃「謀反」、「通倭」證據確鑿,理當問斬。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嚴世蕃被斬首、抄家,嚴嵩則被貶為庶人。

  在政敵徐階的一手策劃下,嚴嵩的兒子被斬首,孫子被發配充軍,家產也被全部沒收。在這一連串的打擊下,嚴嵩的精神支柱徹底崩潰了,很快就一命嗚呼。

  其實,嚴嵩父子惡貫滿盈,他們落得這麼一個下場也是罪有應得。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那麼多人「義正詞嚴」地彈劾嚴嵩,反而適得其反?為什麼打倒嚴嵩的人偏偏是狡猾、奸詐的徐階,而不是正直的夏言?乍看起來,這實在是有點「匪夷所思」!

  問題的關鍵,是嘉靖皇帝的態度。徐階這個人非常狡猾,善於玩弄權術,對嘉靖的心理瞭如指掌,所以,在對付嚴嵩時,他非常注意「技巧」:既要處死嚴世蕃,斗倒嚴嵩,又不能彰顯曾長期寵信嚴嵩父子的嘉靖的過錯;而「謀反」、「通倭」之類的罪行,都是在嘉靖罷免嚴嵩之後發生的,嘉靖當然毫不知情,絲毫無損於皇帝的「光輝形象」,所以能一舉成功。

  在那個專制時代,皇帝和皇權高於一切,徐階這麼做,顯然是出於策略的考慮!都是彈劾嚴嵩,但彈劾的人卻是形形色色。顯然,徐階、藍道行、鄒應龍等人的人品,是無法與楊繼盛「相提並論」的!   


文臣:權力主宰了理性

  自從有具體年代可考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中國歷史已經有2800多年,其間有記載的文人真可謂「不可計數」。其中,既不乏流芳百世的名士,也不乏遺臭萬年者,再加上那些庸庸碌碌者,就更是無法計算了。

  在皇權社會裡,中國的文人大多屬於社會上層,一般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承載者。作為傳統社會的精英集團,他們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立志要「治國、平天下」。但是,在皇權專制政體下,一旦投身權力場,在權力和名利的熏陶和擠壓下,他們往往是有才難展,壯志難酬,屢遭小人的構陷、權臣的排擠;更有一些無恥的文人,竟然拜倒在專制帝王的腳下,賣身投靠權貴,幹出許多不顧廉恥和名節的事情來。   


士大夫的「工具化」

  自從秦朝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就一直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皇權國家體制。在這種「大一統」的體制下,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包括諸侯對天子的制約,以及天子對諸侯的制約)逐步喪失,皇權逐漸演變為一隻無所不在、可以為所欲為的「超級怪獸」。

  形式,是實質的保證。在秦朝統一天下後,丞相王綰曾建議分封諸侯王,把幾位皇子派去鎮撫偏遠的燕、齊、楚等國,群臣都認為王綰的話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張實行郡縣制。結果,秦始皇拒絕了大多數人的建議,採納了李斯的意見。於是,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封建社會就結束了分封制,政治權力歸於一統,中央政府的權力直接延伸到社會基層,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為維持這一龐大的國家機器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隨著中央集權的皇權國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經濟的權力都收歸中央,就連話語權也歸於一統。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皇權專制制度終於發展到了極端:皇帝隨便說一句話,就是「金口御言」,頂臣下的一萬句,他一個人壟斷了話語權,芸芸眾生只能「萬馬齊喑」,在他面前唯唯諾諾。所以,在皇權社會裡,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淫威。

  從此,全國臣民都聽命於皇帝,只聽他一個「腦袋」指揮,中國文人的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原來的「士大夫」向諸侯王獻計獻策(這是一種近似於平等的關係),改為士大夫阿諛皇帝(這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個建議,還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臉色,看他高不高興;如果不高興的話,就可能掉腦袋。在中國歷史上,也就多了一塊「忠孝節義」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豐碑,士大夫們逐漸喪失了獨立的人格,不會獨立思考問題,因為在皇權國家體制下,有皇帝一個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沒有必要再獨立思考了。於是,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也逐漸變得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喪失了學習新鮮事物的能力。

  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孫通

  叔孫通(?~約公元前194年),魯地薛(今山東棗莊)人,秦末漢初的儒生。此人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家」,喜歡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先後換了十幾個主子(這一點,就連五代時的馮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後才跟定漢高祖劉邦。

  在這裡,我們之所以稱叔孫通為「儒狗」,是因為他有狗一樣的嗅覺,活像一條「哈巴狗」,對主人阿諛順從,諂媚討好,而且他的身上還有一種「特異功能」——能夠隨時體察主人需要什麼,也知道自己該怎樣做,所以他能經常討得主子的歡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詔博士」(即候補博士)。當時,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關東各地紛紛響應。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為他只喜歡聽「天下太平」之類的吉利話。

  這一天,胡亥召開「御前會議」,討論是否發兵討伐陳勝吳廣領導的起義軍。叔孫通知道胡亥的「脾氣」,便搶先奏道:「先皇在世時,早就拆毀城牆,銷毀了天下的兵器。現在,上有明主,下有嚴明的法令,國家太平無事,誰會起來造反?陳勝這些人只不過是幾個偷雞摸狗的『盜賊』而已,地方官已經在積極追捕,請陛下不必擔心!」

  胡亥聽後,滿心歡喜,直誇叔孫通講得好,又問其他博士的意見。有的博士機靈,也說陳勝是「盜賊」;有的比較老實,則說是「造反」。結果,說「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為說「造反」就等於說天下大亂,這簡直是在往皇帝的臉上「抹黑」;至於帶頭說「盜賊」的叔孫通,則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賞給他帛20匹、錦衣1襲,還將他正式提升為「博士」。在這裡,叔孫通簡直是一個典型的「諂諛之輩」!

  後來,他去投奔劉邦時,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劉邦素來不喜歡儒生,所以對他就沒有什麼好感。叔孫通活像一條「變色龍」,具有超人的反應能力,所以,他馬上改穿小襖,劉邦見了,當然是「眉開眼笑」!

  最讓劉邦開心的是,叔孫通為他制定禮儀,讓他嘗到了「天子」的快樂!原來,漢高祖打下天下之後,那些功臣都仗著自己是「有功之臣」,當面跟劉邦「稱兄論弟」,沒大沒小。劉邦見了,很不痛快,覺得自己不像是一個「皇帝」,為此他頭痛不已。

  這時,叔孫通就來了一個「雪中送炭」,為他制定了一套禮儀。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長樂宮舉行大朝會,第一次實行叔孫通制定的禮儀,大獲成功。當時,群臣嘩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然後,劉邦說了一句:「眾愛卿平身!」這真是一種痛快淋漓的「政治遊戲」!劉邦在馬背上打了大半輩子,什麼陣勢沒見過,就是從來沒有品嚐過這種讓他陶醉的感覺,所以,他脫口說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在皇權專制時代,權力(特別是至高無上的皇權)本來就很誘人。現在,叔孫通又在至高無上的皇權上面撒了一層「美味佐料」,使許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為此,他們哪怕是冒著滿門抄斬、誅滅九族的風險,也無怨無悔。

  這套禮儀,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時剝奪群臣的人格與尊嚴為前提的。自從叔孫通為劉邦制定禮儀開始,對專制帝王的崇拜就成為中國政治中的一個無法根治的「頑疾」。這種帝王崇拜,就像是「鴉片煙」一樣,成為專制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來鞏固政權,坐穩寶座;群臣需要用它為皇帝抬轎子,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經過二千多年的滲透、發展,這種帝王崇拜已經深入到許多人的骨髓裡,而這種崇拜與世界文明的潮流卻是「格格不入」!

  這不,連大史學家司馬遷都對叔孫通非常崇拜: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看來,司馬遷非但沒有看透叔孫通所制定的禮儀背後隱藏的「玄機」,及其對後世的惡劣影響,反而在《史記》裡對他大肆吹捧,說他是「漢家儒宗」,是一位順應時勢的歷史人物!其實,這位「漢家儒宗」也只不過是趴在劉邦腳下的一條「儒狗」而已。在中國歷史上,叔孫通的最大功績就是:除了自己帶頭做「狗」以外,還制定禮儀,讓千千萬萬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兩面派」韓愈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號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國歷史上,這位韓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學和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其「文以載道」的主張影響巨大,所以又被尊稱為「韓文公」,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這位被許多人「頂禮膜拜」的大家人品卻不怎麼樣,喜歡在權力場上追名逐利。為此,他不惜翻雲覆雨,阿諛權貴,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踐踏在腳下。

  韓愈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因為父親和兩位兄長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撫養成人的。早年,韓愈的生活頗為艱苦,經常是「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無僦屋賃僕之資」。所以,在《答崔立之書》中,韓愈自稱:

  「僕始年十六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乃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

  這段話非常重要,因為這裡雖然說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經歷,卻也反映了他的出仕觀和人生觀。縱觀韓愈一生,無一不與這段話「符合若契」:早年,他「讀聖人之書」,所以他一直認為做官乃「皆為人耳」,是要造福天下蒼生,而不是為自己謀好處;等他成年後,也許是窮怕了,遂一改前念,將出仕視為擺脫貧苦生活的一條捷徑,開始認為做官「不唯為人耳」;等他進京趕考時,發現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又認識到做官可以使自己大富大貴,所以,他就開始一心向上爬,「誠樂之,就求其術」!

  韓愈自從19歲進京應舉,曾三次落第,直到25歲時才混上了一個進士。但是,在唐代,進士只是一個身份,想做官還要再通過吏部的考試才行。結果,韓愈連考三次,都沒有考過去。於是,他又多次上書宰相,乞求「一官半職」,竟然石沉大海,連個回音都沒有。30歲時,韓愈就去了汴州,在宣武節度使董晉的手下做了個小推官,開始踏入仕途。

  為了求官,韓愈不惜顛倒黑白,阿諛權貴。當時,京兆尹李實是一個大貪官。有一年,京畿大旱,李實卻向皇帝報告:「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最後,老百姓交不起皇糧國稅,只好「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為了求個官做,韓愈居然寫信表示自己對李實的「仰慕之情」,「未有見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還說自己「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效其懇懇」,真是有點「肉麻」,讀後讓人大倒胃口!

  在做人方面,韓愈也經常是大耍其「兩面派」的手法。例如,在《上鄭尚書相公啟》中,他曾吹噓自己「日與宦者為敵」,一向反對宦官監軍。可是,在《送汴州監軍俱文珍》一文中,韓愈卻大肆吹捧俱文珍:

  「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

  在唐朝歷史上,這位俱文珍可是一個「非常人物」,就是他一手逼迫唐順宗退位,致使「永貞革新」夭折,真可以說是臭名遠揚。對這種人,韓愈竟然大加吹捧,真是讓人作嘔!

  長期以來,韓愈被推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排斥佛教,並領導儒學復興。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親自迎佛骨入宮。一時間,此事成為京師長安的頭號新聞,朝野震動。而韓愈一向自詡為「儒學領袖」,以排斥佛教為己任,當然無法保持緘默,便上了一篇《諫佛骨表》,觸怒了皇帝。幸虧宰相裴度等人出面周旋,韓愈才免於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露出馬腳,是在他被貶出朝廷以後。在半路上,他就寫了《宿曾江口示侄孫湘二首》,裡面有「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等語,悔恨之意已經溢於言表,同時表露出急於要還朝的心態。

  一到潮州,韓愈就立刻上了一篇《到潮州謝上表》。如果說此前為了求官、保官,他曾「違心」地作過一些阿諛奉承的詩文的話,那麼這份表章就寫得真讓人有些噁心。首先,他把自己「臭罵」了一通:「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

  然後,他把自己的文才大大地「吹噓」了一番,說自己的文章可以「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這真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有點厚顏無恥了。

  最後,他又大肆吹捧憲宗的「文治武功」,乞求皇帝開恩:「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慼慼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作為「一代文宗」,韓愈居然寫出這樣的表章來,而且是用這種近似「哀求」的方式,真是讓人「為之汗顏」!

  此外,為了討好皇帝,韓愈又用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對佛教的態度。所以,一到潮州,韓愈就不顧長途跋涉的疲勞,有點「迫不及待」地三次致函當地的名僧——大顛法師,表示自己的「景仰」之意,真可謂「三顧茅廬」了。

  問題是,韓愈是一位聞名天下的排佛領袖,這次又因為勸諫皇帝迎佛骨而被貶到潮州。一到潮州,他竟然急著去結交一位地方上的名僧,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見面,這讓人做何感想?

  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說韓愈是對壁畫感興趣,也有人說他想與大顛法師交流學術,試圖瞭解一下佛教。但是,韓愈剛剛到任,大概連自己手下的官吏還沒有認全,就急忙再三求見一個他素未謀面,又是歷來被他「深惡痛絕」的佛教人士,況且自己又恰恰是因為排佛而被貶到潮州的。最合乎邏輯,也是最合理的解釋是:韓愈要借這一舉動向素來崇敬佛教的憲宗表示悔改之意,好取得他的諒解。

  韓愈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產生了兩個直接後果:

  一是憲宗的怒火逐漸平息。這年十月,韓愈調任袁州刺史,可見他的策略已經奏效。次年,穆宗即位,大赦天下,他就被召回京師,出任國子祭酒。

  二是坊間開始謠傳:韓愈開始信奉佛教。為此,朝廷大員、尚書孟簡還寫信批評他。韓愈向來是以「闢佛傳道」的領袖自居,所以,他慌了手腳,馬上寫了一封《與孟尚書書》,著手闢謠: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隨後,韓愈筆鋒一轉,大顛法師信奉的「佛祖」就遭到了他的質疑:「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類君子邪?小人邪?」而且,佛教的危害「過於楊墨」,「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至於他剛剛留衣作別的大顛法師,也從一位「頗聰明,識道理」的名士變成了一個「與之語,雖不盡解」的普通和尚。

  如果我們聯繫韓愈這一時期的許多互相矛盾的言論和行動,就會得出一個結論:韓愈雖然信奉儒家思想,但他又是一個對「功名利祿」極其看重的人。自從踏上仕途,韓愈的權力慾就壓倒了理性,信奉的是做官不只「為人」,更要「有利乎己」的觀念。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地位,韓愈不但能夠阿諛奉承、首鼠兩端,甚至可以在自己一貫標榜的政治原則——「闢佛傳道」上妥協,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古往今來,中國人都「望子成龍」,因此留下了不少教育子孫後代的詩詞,韓愈也不例外。例如,他有一首《示兒》詩: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峨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棋槊以相娛。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

  開頭兩句,在敘述自己剛到京師時的窘境後,韓愈就開始對自己的仕途成就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發戶」的心態:誇耀自家門上非但「往來無白丁」,還都是「十九持鈞樞」的朝廷重臣。對此,就連對韓愈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為「百世師」的蘇東坡都讀不下去,認為其「所示皆利祿事」,清人全祖望也持此種見解。

  總之,韓愈雖是一代文豪,但因為他生活在皇權國家裡,也無法抵抗「權力場」的誘惑,所以他在政治上經常是朝三暮四,翻雲覆雨,拜倒在專制皇權的腳下,把自己的「理想」拋到一邊,做出了許多讓人難以理解,更不齒的事情!   


「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皇權專制時代,雖說「千軍萬馬齊奔獨木橋」,許多人削尖了腦袋,也要擠進官場,好分一杯羹,但這「官」也不是那麼好當的。別的不說,就算你幹得不錯,勤勤懇懇,像老黃牛似地做事,討得了當朝皇帝的歡心和賞識,備受皇帝的寵信和重用,可是,中國的皇帝大多是「短命鬼」,老皇帝一死,你的位子就不一定能坐穩了。因為……新皇帝上台後,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歡的人,你就得準備下台了,這就叫「新人新氣象」。而且,你在老皇帝手下做了那麼多年,只有老皇帝能壓住你,新皇帝用起來總覺得不太順手,乾脆讓你下台得了。

  不過,要是能夠「體面」地下台,那倒也不錯!這不,宋朝立誓不殺士大夫,為什麼會被誇得天花亂墜?在中國歷史上,專制帝王經常是殺人如草芥,被殺的文人太多了,偶爾出一兩個「仁君」,大家當然要把他「奉若神明」!

  「一朝天子一朝臣」:李德裕的垮台

  在會昌年間(841~846年),大唐帝國最閃亮的一顆流星是宰相李德裕。在他當政期間,政績卓著,最大的收穫就是平定劉稹,收復了昭義鎮。

  原來,在德宗時,昭義鎮還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昭義軍」。直到憲宗時,朝廷對河北三鎮用兵,昭義鎮因為其地處河中、河東、魏博、成德四鎮之間,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才變得強大起來,下轄澤州、潞州等好幾個州。

  在「甘露之變」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對宦官專權非常不滿,是惟一敢於上表斥責大宦官仇士良罪行的藩鎮。後來,仇士良擁立武宗,劉從諫大怒,與朝廷更是「水火不容」。到了會昌三年(843年)四月,劉從諫病危,遺命他的侄子劉稹繼任。於是,劉稹自稱「留後」,不聽朝廷號令。

  在李德裕的堅持下,武宗決心討伐劉稹。對這場戰爭,李德裕的基本方針是穩紮穩打,先穩住河北的成德、魏博兩鎮。為此,他親自給這兩個藩鎮草擬了一道詔書,曉以利害,明確表示:朝廷尊重以往的慣例,允許他們子孫世襲,並許以重賞,命他們出兵夾擊劉稹。

  結果,昭義鎮孤立無援,很快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最後,劉稹哪裡頂得住如此強大的壓力,只堅持了一年,便宣告失敗,昭義鎮又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隨後,李德裕又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在武宗的支持下,他對當時盛行的佛教發動了一場革命,共拆毀佛寺4600多所,僧尼還俗者26萬多人,沒收良田數萬頃,解放奴婢15萬人,其規模可謂「空前絕後」,史稱「會昌法難」。

  這時,李德裕被武宗提升為「太尉」,晉封衛國公,其威望也達到了頂點。在他當政的5年裡,出於種種原因,他也曾數次上表辭職,但都沒有被皇帝接受。想當初,他剛剛回朝時,曾說過一句「至理名言」:宰相在位的時間不能過長;一旦過長,就容易專權。結果,這句話在李德裕自己的身上應驗了:到了武宗後期,他的權力越來越大,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至此,以李宗閔、牛僧孺為代表的「牛黨」與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的種種過節,似乎以李德裕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了。如果按照這種形勢發展下去,李德裕笑到最後確實是可能的。可是,歷史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時實在是太難以預料了,李德裕最後也未能「善始善終」,問題只有一個:唐武宗「英年早逝」。

  與前幾代天子一樣,武宗也貪戀長生之術,迷信丹藥,到最後竟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武宗一即位,就非常賞識道士趙歸真,命他在三大殿建「九天道場」,自己親受法菉。為此,一名諫官上疏勸諫,還被他貶為河南府士曹參軍。此後,武宗對趙歸真的寵幸有增無減,連李德裕的勸諫也不以為意。

  到了會昌五年(845年)十月,因為服用了趙歸真煉製的金丹,武宗的性情開始變得暴躁起來,喜怒無常,這個症狀與當年的憲宗差不多,已經不是「好兆頭」了。入冬以後,連武宗自己也覺得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像是患了一場大病。這時,趙歸真卻奏道:「陛下,請您不必擔心!這是脫胎換骨,請您一定要堅持。」所以,武宗也就沒有放在心上,還叮囑左右:「不可讓外間知道!」於是,連宰相李德裕也被蒙在鼓裡。

  如此一來,一場悲劇又不可避免了。會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終於去見「太上老君」了,年僅33歲。武宗逝世後,宮裡的幾個大宦官一碰頭,決定:以光王為皇太叔,「權勾當軍國事」。二十六日,光王正式即位,史稱「宣宗」。

  作為一個「外臣」,李德裕根本沒有想到武宗竟然會這麼快撒手而去。他更沒想到的是,剛剛即位的宣宗將是一位「致他於死地」的天子。在皇權專制體制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訓,竟然會在他的身上變成一個最好的「範例」。

  宣宗舉行登基大典時,身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寶冊,就站在一旁。大典結束後,宣宗帶著一副無法猜測的表情問左右:「剛才站在朕身邊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朕的汗毛就會立起來!」

  四月初三,李德裕就被貶為荊南節度使。第二天,他的親信、工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薛元賞也被貶為忠州刺史。五月,李德裕的死敵、牛黨骨幹白敏中入朝為相。

  大中元年(847年)二月,李德裕被貶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閏三月,宣宗下詔:恢復會昌五年(846年)所廢佛寺。八月,李德裕的好友李回被趕到西川,擔任節度使。九月,宣宗又重翻「吳湘舊案」,李德裕被貶為潮州司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第4次被貶,降為崖州(今海南省三亞市)司戶,李回再被貶為賀州刺史……

  事情一目瞭然,凡是李德裕所做的,基本上都被宣宗否定,李德裕及其戰友被徹底趕出朝廷,並且一貶再貶,直到永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經過長途跋涉,李德裕終於抵達崖州,這時他已經63歲了。至於他的兩位老對手——李宗閔、牛僧孺,都在他前面去世了。李德裕雖然活到了最後,但他心裡也非常清楚:其實,最終失敗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因為自己的功績都已經被新皇帝徹底否定了。十二月十日,李德裕憂鬱而死。對此,有人感慨萬千,寫了一首詩:

  「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看望崖州!」

  就這樣,這一場持續了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以三位首腦人物的相繼去世而逐漸平息下來。關於這場黨爭,是非自有公論,但無論是牛黨,還是李黨,他們都不是最後的勝利者,真正的勝利者也許只有一個,就是大唐帝國的「新主人」——唐宣宗,這也是皇權專制時代的「宿命」!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到了乾隆後期,和珅一躍成為權傾朝野的「政治暴發戶」。當時,和珅雖然未能越過阿桂,坐上首席軍機大臣的「金交椅」,實現「位極人臣」的夢想,但人們都是「心如明鏡」:和珅才是乾隆最寵信的大臣。

  對於和珅在朝廷裡的獨特地位,就連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喬治‧斯當東也發現了:

  「這位中堂大人(指和珅)統率百僚,管理庶務,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

  這種現象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稱為「和珅現象」。那麼,和珅為什麼能夠飛速躍上政治舞台,並得到乾隆的專寵?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謎」!

  和珅(1750~1799年),字致齋,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對於和珅來說,乾隆四十年(1775年)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前,和珅名不見經傳,大家都不知他是何許人也。此後,和珅一炮走紅,直躥九霄,而且這顆新星從此照耀著蒼穹,終乾隆一朝而不曾消殞。

  最讓人不解的是,和珅一受到乾隆的賞識,就像坐上了「直升飛機」,一個勁往上躥:乾隆四十年(1775年),升任乾清宮御前侍衛兼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正月,和珅出任戶部右侍郎;三月,升任軍機大臣;四月,兼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調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二月,兼任步軍統領(即「九門提督」,相當於京師衛戍司令),躋身於一品大員的行列,成為乾隆的「貼心人」。在此之前,和珅還只是一個三等侍衛、五品官,不過一年時間,就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員,一躍成為顯赫的一品朝臣,成了乾隆眼前的「大紅人」。

  在陞官的速度上,和珅雖然不是皇親國戚,卻超過了乾隆的小舅子傅恆:從一個侍衛到進入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軍機處,傅恆花了5年時間,而和珅與乾隆結識才1年,就進了軍機處。

  和珅之所以能在官場驟起,得寵高昇,到底有什麼秘訣?世人眾說紛紜!說起來,和珅可以稱得上一位「投機鑽營大師」,他鑽營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善於揣摩乾隆的心思。身為堂堂的軍機大臣、一品大員,他在乾隆面前總是低三下四,「言不稱臣,必曰奴才,隨旨使令,殆同皂隸」。

  俗話說得好,「龍眼無恩」!在皇權專制體制下,要想成為乾隆肚子裡的一條「蛔蟲」,可不容易,和珅卻做到了。從前文提到的雲貴總督李侍堯一案,我們就可以見識和珅「這一手」的厲害。當時,和珅體念「天心」,雖然李侍堯貪污罪行昭昭,但他力主從輕發落。結果,和珅這一寶「押」得很準,深契聖意,先後升任戶部尚書、議政大臣、鑲藍旗都統。

  嘉慶元年(1796年)初,乾隆禪位於第十五子顒琰。但是,在退居「太上皇」後,乾隆依然堅持「傳位不傳權」的方針,死死把持著最高權力,嘉慶頂多只是一個「實習皇帝」。

  不過,乾隆儘管貪念最高權力,但歲月不饒人,他畢竟老了,記憶力也開始衰退,經常是「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大概是得了「老年健忘症」。平時,他說話含含糊糊,如同「天語」,就連嘉慶也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環顧左右,只有和珅才能聽懂這種「天語」,和珅也就成了太上皇面前「不可或缺」的「高級翻譯」。於是,和珅儼然成為太上皇的「化身」,或者說,在太上皇頭腦不清醒時,和珅就是太上皇。

  所以,在乾隆的眼裡,和珅可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嘉慶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病死,乾隆就命和珅繼任首席軍機大臣,成為「名副其實」的宰相。至此,和珅終於爬上了自己仕途的巔峰,位極人臣。

  可是,和珅雖然精明,可以把乾隆「哄得團團轉」,但他卻忘記了一條古語——「一朝天子一朝臣」,竟然得罪了眼下雖然沒有多少實權,但遲早要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的嘉慶帝顒琰。

  原來,在當皇子時,顒琰有好幾位老師,其中朱珪對他的影響最大,也最深,他對朱珪也最為敬重。顒琰即位後,朱珪正在遙遠的南方擔任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一聽到嘉慶即位的消息,他非常高興,急忙把自己編撰的詩冊送呈嘉慶「御覽」。不久,乾隆準備將朱珪召回京師,擔任內閣大學士,輔佐兒子嘉慶。嘉慶知道後,非常高興,急忙寫了一首詩,派人送給恩師,表示祝賀之意。

  不知怎地,這首詩竟然落到了和珅的手裡。和珅看後,非常妒忌,擔心朱珪一旦受到重用,會對自己構成威脅,就立即跑到太上皇那裡「告密」,挑撥離間,說這是嘉慶帝「欲市恩於師傅」。乾隆雖然把皇位讓了出去,但他還想獨攬朝綱,尤其不願意見到兒子向恩師賣好之類的事情發生,所以他很不痛快,便咨詢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董誥的意見。董誥擔心這事會牽連到嘉慶,急忙叩頭奏道:「聖主無過言!」乾隆這才冷靜了一些,思慮了許久,認為「家醜」不可外揚,就告訴董誥:「汝大臣,善為朕輔導之(指嘉慶帝)!」

  不過,乾隆雖然放了嘉慶一馬,卻把氣都撒到了朱珪的身上。那朱珪正在廣州翹首期盼來自京師的佳音,不料突然接到一道上諭,給了他「當頭一棒」:

  「前因大學士缺出,朱珪科分較深,學問素優,人亦端謹,是以降旨令其來京,原欲將伊補授大學士。乃節據魁倫奏到,粵東艇匪駛至閩浙洋面肆劫,是朱珪於署理總督任內不能認真緝捕,咎實難辭。本當治以應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撫辦理尚無貽誤,茲特加恩,仍令補安徽巡撫。」

  朱珪的好夢眼看就要成真,卻被和珅給橫插一槓,美夢破碎了不說,還弄得「雞飛蛋打」,從兩廣總督的高位上跌落下來。作為臣子,朱珪又有什麼辦法?也只能將懊惱吞進肚子裡!可是,對嘉慶來說,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眼看著恩師被貶,自己卻無能為力,所以他對和珅當然是恨之入骨!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突然殯天!現在,在大清國裡,是嘉慶說了算了!第二天和珅就倒霉了,被革職拿問。幾天後,和珅被指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盡。

  經查抄,「貪污之王」和珅的財產真是多得驚人,玉器珠寶、西洋奇器多得數不勝數。在查抄時,把他的全部財產編列為109號,其中已估價的26號就價值白銀23389萬兩;照此推算,未估價的83號,又有8億多兩,合計達11億多兩。當時,朝廷每年的國庫收入不過7000萬兩,和珅的家產就抵得上國庫16年的全部收入!在他死後,這些財富全部沒入皇宮,所以民間就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

  對於「和珅現象」,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麼在乾隆的身邊會出現和珅這麼一個「小丑」式的人物?其實,和珅與乾隆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正是乾隆的寵信和縱容,和珅才有機會攬權濫用,這對乾隆後期政局的敗壞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就連《清史稿》的作者趙爾巽也認為:乾隆晚年,「大臣(指和珅)恃寵亂政,民迫於饑寒,卒成禍亂」。

  在《康乾盛世歷史報告》中,郭成康教授認為:在康雍乾盛世,存在著三個嚴重的隱患——人口、物價和皇權的過度膨脹,尤其是後者造成的極端專制,「恐怕對康雍乾時代國勢轉衰更有其直接的促進作用,對十九世紀我們國家徹底敗落的影響也更為深遠」,因此是「最大的隱患」!

  總之,和珅現象是極端專制的皇權國家體制的產物。和珅之所以能夠「恃寵亂政」,關鍵是因為他得到了乾隆的寵信!所以,和珅的「靠山」——乾隆一死,他馬上就倒台了!   


「貳臣」的悲哀

  在《現代漢語詞典》裡,「貳臣」一詞,指在前一個朝代做官,投降後一個朝代又做官的人。

  可見,「貳臣」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術語。因為痛恨錢謙益,乾隆皇帝下令在《明史》中增列《貳臣傳》。從此,「貳臣」這個特殊的詞彙公然進入官方撰寫的史書中。

  根據傳統儒家的政治倫理,中國封建文人們一直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視為「最高境界」。但是,中國古代是一個皇權社會,一旦進入「權力場」,他們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要是剛直不阿,則為當權者所不容;如果曲阿附世,則為後世所不齒。特別是在改朝易代之際,他們經常是「不知所措」:到底是忠於舊王朝,還是投靠新王朝?所以,中國古代文人從政的悲劇便不絕於耳。

  其實,中國歷史上「貳臣」的面孔早已反覆映現,數不勝數。從名相管仲開始,「貳臣」們的身上總是帶著恥辱的烙印,但也有一些人不以為恥,甚至「恬不知恥」地以蘇武自比!

  「貳臣」的悲哀:錢謙益失節降清

  錢謙益(1582~1664年),字受之,號牧齋,晚號矇叟、東澗老人,江蘇常熟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他考中進士,出任翰林院編修。沒過幾個月,因為父親病故,他只好回鄉守制。結果,他在家鄉常熟一呆就是10年,直到泰昌元年(1620年)才官復原職。

  天啟元年(1621年),錢謙益出任浙江主考官,被牽扯進一樁科場舞弊案,雖然後來查明與他沒有關係,但還是被罷官(皇權專制政府就是這麼不講理)。天啟四年(1624年),他再度復出,以「詹事府少詹事」的頭銜參與編撰《明神宗實錄》。

  因為錢謙益平時與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關係不錯,所以,他被閹黨列入了「黑名單」——《東林點將錄》:「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不久,閹黨大肆整肅東林黨人,錢謙益也被革職回鄉。

  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帝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錢謙益才官復原職,升任禮部侍郎。

  但是,好景不長。因為錢謙益的聲望高,又有才學,所以他被列入增補內閣成員的名單中。為了排擠錢謙益,禮部侍郎溫體仁竟然翻出7年前的科場舞弊案,誣陷錢,使他有口難辯。可氣的是,崇禎又偏聽偏信,竟然將錢謙益革職。在幹掉錢謙益後,溫體仁終於擠進內閣,很快就升任首輔。

  儘管如此,溫體仁對錢謙益還是很忌憚,擔心他有朝一日會「東山再起」。崇禎十年(1637年),溫體仁指使常熟人張漢儒出面,誣告他58條罪狀,將鄉居8年的錢謙益逮捕入獄。

  錢謙益無端蒙受冤屈,一面上疏朝廷,為自己申冤,一面通過親朋好友,找到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原來,錢謙益曾為天啟初年的大太監王安撰寫碑文,而曹化淳正好出自王安門下。曹化淳迫於情面,不好推辭,只得插手此案。結果,真相大白:此案是溫體仁一手導演!直到這時,崇禎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寵臣溫體仁竟然在背後結黨營私。所以,他當機立斷:立即罷免溫體仁,釋放錢謙益。但是,錢謙益的官運依然很差,沒能官復原職。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崇禎在煤山上吊自殺。隨後,馬士英、阮大鋮在南京擁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權。因為錢謙益名氣大,被弘光小朝廷委任為禮部尚書,達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頂點。

  不過,這一切都是「曇花一現」。南明弘光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大舉南下,福王、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只顧自個兒逃命,把百官都丟在南京。面對強大的滿洲鐵騎,錢謙益手下沒有一兵一卒,束手無策。當時,愛妾柳如是曾勸他一死殉國。可是,錢謙益卻暴露出貪生怕死的弱點,於五月乙酉率領文武官員出城投降。

  降清後,錢謙益被清廷任命為禮部侍郎,充任修撰《明史》副總裁。不過,國破家亡,錢的心裡也很不好受,在仕途與名節之間徘徊,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痛苦之中。幾個月後,他就借口有病,請假回到家鄉常熟。

  順治四年(1647年),錢謙益因為捲入抗清鬥爭,被清朝當局逮捕入獄。這種看似「出爾反爾」的行徑,正反映了錢的痛苦和無奈:作為一個「失節者」,他在心底裡為自己的錯誤懺悔,想以抗清舉動來洗刷自己曾經降清的污點。最後,錢謙益卻落得了一個「兩面不是人」的下場:在明朝遺老遺少的眼裡,他是一個「叛臣」;在清朝統治者看來,他又是一個「朝秦暮楚」的貳臣。

  後來,經過柳如是多方奔走營救,請托斡旋,錢才僥倖逃過這一劫。出獄後,他移居紅豆山莊,表面上「退隱林下」,但在暗中仍然與各地的反清勢力保持聯繫。

  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錢謙益臥床不起,眼看不行了,家裡卻連「喪葬費」都出不起。恰好,有一位鹽台顧大人來懇求錢代他寫幾篇文章,許給「潤筆」(即稿費)1000兩白銀。可是,這時錢已經無力寫作,只好求來訪的黃宗羲代筆,黃覺得很為難。無奈,錢謙益就來了一個「霸王硬上弓」——命家人把黃反鎖在書房內。最後,黃宗羲「被迫」寫了幾篇文章,這才幫錢處理後事。

  據說,在臨死前,錢謙益還在為自己的失節行為痛悔不已,說出了一句讓人「肝腸寸斷」的話:「當初不死在乙酉日(指南京城陷落之日),這不是太晚了嗎?」

  後來,黃宗羲寫了一首《南雷詩歷》,來紀念他: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

  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弦。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泫然。」

  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他在文學和史學領域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因為他在明朝滅亡後一度失節降清,所以遭到許多人的蔑視,因而對他的作品嗤之以鼻。這種觀點雖然有一定道理,卻失之偏頗,對錢謙益也不公平。

  與那些「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相比,錢謙益真是活得很累:在明清鼎革的歷史劇變中,他顯得過於優柔寡斷,近似於苟且。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仕途上,錢謙益接連遭受挫折,而他又一心要「治國平天下」,不甘心做一個平庸的文人,這個矛盾始終陰魂不散地縈繞在他的心頭,難以擺脫,最終扭曲了他的心靈。

  在皇權專制時代,錢謙益的人生悲劇,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人命運的「真實寫照」!

  「貳臣」的悲哀:「草間偷活」的吳偉業

  明末清初,在江南地區有三位大詩人: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其中,吳偉業有一首詩:

  「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讀起來,這句話很酸楚,也很淒涼。可以想見,在「江左三大家」當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痛苦」的一位。

  吳偉業(1609~1671年),字駿公,晚號梅村,又號鹿樵生,江蘇太倉人。早年,他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就很聰明,後來又拜在名師張溥的門下,文章大有長進,學業精益求精。

  崇禎四年(1631年),吳偉業進京參加會試,名列第一。殿試時,崇禎御筆在他的試卷上批了8個大字——「正大博雅,足式詭靡」,認為他的文章很合乎「上意」。隨後,皇帝又特許這個新科榜眼「馳節還裡門」,合巹完婚,這簡直是轟動江南的一場婚禮。所以,他的恩師張溥很得意:「天下好事皆歸子!」對此,吳偉業也有點得意忘形,自視甚高:

  「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

  崇禎九年(1636年),吳偉業才28歲,就被任命為湖廣鄉試的主考官,可見崇禎對他多麼信任!崇禎十年(1637年),他被任命為東宮講讀,這是多少飽學之士做夢才能做到的位置。次年,皇太子出閣,就讀於文華殿,崇禎親臨,詢問《尚書》大義,並賜給他「龍團月片,甘瓜脆李」。

  在這一階段,吳偉業真可謂「一帆風順」,他的成就讓人眼花繚亂,叫好鼓掌都來不及!

  對於吳偉業的一生,有兩個人對他影響很大,一位是老師張溥,另一位是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捲入了明末的黨爭,後者促使他接受清朝的徵召。這兩件事雖然相隔多年,但就吳偉業個人而言,後來他投靠清朝,正是他當初介入崇禎時期黨爭的必然結果。

  在皇權社會裡,如果說政客們喜歡附庸風雅的話,那麼,文人們也大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致。張溥雖然是一位文學家,但他似乎更願意當一位「政治活動家」。崇禎初年,皇帝清除閹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比較寬鬆,張溥乘機發起「復社」,議論朝政,針砭時弊,儼然一派「反對黨」的派頭。

  一般來說,中國的文人不善於玩弄政治,即使像張溥這樣的名人,也經常在政治現實面前碰個頭破血流。他不明白的是,在皇權專制時代,文人的命運都捏在皇帝的手心裡:當他需要知識分子出聲時,文人才可以出聲;當他不需要時,文人們最好閉緊嘴巴,別自討沒趣。在歷史上,那些被殺掉的文人,大多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為專制帝王多麼愛護他們,而「不合時宜」地發出聲音的結果。

  在老師張溥的鼓勵下,吳偉業竟然頭腦發熱,以為自己肩負著拯救「天下蒼生」的重任,便上書陳詞,甚至利用皇帝召見的機會,「進端本澄源之論」,將政敵狠狠批了一通。

  可是,吳偉業不明白:中國的皇帝獨裁成性,他們在左手給知識分子自由的時候,右手也隨時準備收回自由;何況,崇禎又是一個疑心很重、喜歡朝令夕改的人!

  所以,沒過多久,復社就受到朝廷打壓,張溥也遭到指控,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這時,吳偉業害怕了,覺得北京不是他待的地方,就主動當「逃兵」,跑到南京當了一個國子司業,雖然是冷板凳,但畢竟離開了政治漩渦,至少能睡一個安穩覺。

  令許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像吳偉業這樣一位文學名家,又深受崇禎的「知遇之恩」,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捨身取義,或者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隱姓埋名,堅決不肯為清朝服務呢?至少,他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保存明朝的衣冠,躲在大山裡讀書。

  不過,這些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在中國古代的文人裡,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許多人向來信奉「好死不如賴活」的哲學,寧願跪下來求生,也不願意站著去死!

  吳偉業雖然身體不太好,向來多病,可他的入世之心卻很重,虛榮之心更強。也許,他一生下來就有「鴻鵠之志」,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吧!因為他捨不得放棄榮華富貴,所以他既不能「殺身成仁」,也不能「隱身巖穴」。怎麼辦?沒有別的選擇,也只有「忍辱偷生」這一條路可以走了。

  讓吳偉業後來「痛心疾首」的是,自己竟然受不住誘惑,接受清朝徵召,去北京做官,也毀掉了自己一生的清譽。

  原來,明朝滅亡後,清廷在進行武力征服的同時,為了籠絡漢人,也在進行「文化征服」,積極招誘天下名士。當時,「江左三大家」裡的錢謙益、龔鼎孳早就投降清朝,不知怎麼的,清朝政府偏偏沒有注意到吳偉業。

  順治十年(1653年),在錢謙益的授意下,由吳偉業出面發起,江南九郡的文人齊聚虎丘廣場。在上次崇禎六年(1633年)的虎丘大會上,吳是以榜眼和翰林院編修的身份出場的,充其量只是一位眾望所歸的「明日之星」。而這次虎丘大會,他是大出風頭,成為一位眾星捧月的「精神領袖」,一位舉足輕重的「文壇泰斗」。所以,他的兒女親家陳之遴一推薦,清廷就立即徵召他進京。

  此時,吳偉業真是「進退維谷」!就在吳偉業復出之說甚囂塵上之時,他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曾致書勸阻:吳曾蒙崇禎厚恩,科名第一,這是一不可出;短短數年內,吳就被崇禎提升為大臣,這是二不可出;吳若再次出山,官位、清望都會大打折扣,這是三不可出。當時,吳也曾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必不負良友!」

  吳偉業雖是一個文人,但在張溥的誘導下,他也曾參與崇禎朝的黨爭,積極的方面是懂得了官場的險惡,消極的方面是親身感受到了「權力場」的誘惑。在權力場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學的美酒又算得了什麼?所以,面對清朝的徵召,吳偉業最終還是動心了,因為他不願意「老死牖下」。何況,他身邊還有一位早已賣身投靠清朝的密友兼親家陳之遴在積極慫恿他!

  臨行前,親朋好友都來為他送行。這時,有一位少年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宴會上。吳偉業打開一看,臉色都變了——裡面有一首詩: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

  在這裡,「寄語」二字,多少帶有一點勸誡的意思:閣下,您的一生已經是一半清朝一半明朝了,還執意要去做「兩朝天子一朝臣」嗎?

  讓他大失所望的是,進京以後,「大名鼎鼎」的吳偉業竟然只撈到了一個幾乎帶有「羞辱」性質的的秘書院侍講(從四品),甚至比他當初在南明政府裡的詹事府少詹事還低了半級。為此,他付出了「變節」的代價,付出了數十年聲名的代價,得到的卻是冷遇、漠視和猜疑。要是早知如此,吳偉業還不如不降清呢!

  吳偉業也真是一個「書獃子」,他也不想想:大清朝已經入關十年,早就坐穩龍廷了,像他這樣一位歸順太遲的文人,還能指望順治皇帝專門為他開「歡迎會」嗎?

  在北京的幾年裡,清朝的政局風雲突變,大案迭起,吳偉業擔心自己會被牽連進去,真可謂「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最後,他撥拉一番「小算盤」後,發現自己真是幹了一件大蠢事:在這場「零和遊戲」中,什麼都沒有得到,連自己的未來和前途都搭了進去,真是輸得夠慘的!

  「貳臣」的悲哀:吳偉業

  特別是在吳偉業仕清以後,一想起崇禎皇帝過去賜給自己的種種恩典,他就會椎心泣血,悔恨萬分,無法原諒自己。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忘恩(尤其是辜負帝王之恩)負義,最被人不齒。於是,他就以伯母張夫人病逝為由,辭官南歸。

  對於吳偉業來說,這幾年的「貳臣生涯」猶如南柯一夢:清廷的戲弄、權貴的欺凌、輿論的恥笑、青史上的污點,或許還要加上對自己失足的悔恨。所有這些加在一塊,應該足以令他清醒一點,從此循規蹈矩,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其實,也不能完全怪罪吳偉業!在皇權專制體制下,能夠對「權力場」不抱任何幻想,決絕地挺直腰桿站立著的文人,古今又有幾人?

  從此,吳偉業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懺悔之中。一直到死神來臨的那一瞬間,他對自己的背叛和失足也不肯原諒:

  「吾一生際遇,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刻不嘗辛苦,實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袍,葬我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

  一直到死亡,吳偉業都生活在一種「無時不在」的懺悔之中。懺悔,是一種崇高的美德,是對自己、對社會、對歷史表現出來的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中國人通常不喜歡懺悔,特別是中國文人更缺乏一種「懺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聖奧古斯丁和盧梭都寫過《懺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史上,卻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文人甚至不如那些皇帝們,在實在混不下去的時候,他們還會下一道「罪己詔」,把自己痛罵一番,崇禎皇帝就曾「涕淚滂沱」地幹過這樁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文人即使錯了也不肯認賬,還推諉、狡辯,甚至倒打一耙!

  長期以來,在「江左三大家」中,一直是按錢謙益第一、吳偉業第二、龔鼎孳第三這樣的次序排列的,逐漸形成了一種定論。不過,如果是從純文學的角度,吳偉業和錢謙益至少是「不相上下」;要是從道德的角度衡量,在明清鼎革之際的政治表現,吳似乎要勝於錢,更勝於龔,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所以將他們三個人列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生逢末世,命運不濟,坎坷半生的遭遇大致相同。但是,具體到每個人,情況又不一樣了:錢是一個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渦;龔是一個帶有幾分「市儈氣」的文人,熱衷於政治投機;吳則是一個更純粹些的文人,素來膽小怕事,又體弱多病,想躲開權力場,可是權力場偏偏不肯放過他。

  也許,吳偉業的命運就是中國文人的「共同厄運」吧!在皇權國家體制下,皇帝老子要想和你過不去,你想對權力場來一個「不粘鍋」,根本辦不到!正如托爾斯泰所說的:時代要和你鬧彆扭的話,讓你在鹽水裡煮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弄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也是可能的。在這一點上,吳偉業似乎是「在劫難逃」,難怪他要痛苦萬分地說自己是「沉吟不斷,草間偷活」了!   


「文字獄」的犧牲品

  所謂「文字獄」,就是在皇權專制時代,為了維護自己的高壓統治,專制帝王們不惜用暴力來打擊異己分子,鎮壓那些不合自己口味的「持不同政見者」,從而製造出來的一些因為言論、思想而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些文字獄完全沒有政治意義,只不過是專制皇權膨脹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割據,誰也無法對思想進行控制,所以,中國思想界絢麗無比,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燦爛局面。當時,有十幾家學說流行,而儒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其流行程度甚至還比不上墨家學說,孔子門下實在是冷冷清清。

  等到秦朝建立,秦始皇就把手伸得長長的,管起人民的思想來。由於秦始皇荒淫無道,性情又殘暴,有許多人「引經據典」地批評他,嬴政勃然大怒,就放了一把火,把諸子百家的書全燒了,還把四百多位儒生、方士活埋。沒過幾年,曾經強盛一時的大秦帝國就「土崩瓦解」了。

  到漢武帝時,採取了一種比較溫和的辦法,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儒家思想來一統天下。從此,諸子百家都不復存在了,只剩下一個儒家。到了隋朝,專制統治者做得更絕,建立了科舉制度。要想做官,不僅要接受儒家思想,還得熟讀《四書》、《五經》,才有出路。所以,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抬出科舉制度來壓人。

  不過,說到底,儒家思想也只是封建帝王手中的一件「玩物」罷了。例如,孟子曾說過「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明太祖朱元璋讀後勃然大怒:「要是他還活著的話,我一定把這個老東西抓來宰了!」可見,那些專制帝王在「骨子裡」並非真正信奉儒家思想,而是採取一種「拿來主義」的態度:對他們有用的,就拿過來,加以利用;對他們沒用的,抑或有害的,即便是「亞聖」孟子的思想,也要拋棄。

  在皇權至上的時代,專制帝王們壓制異端思想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製造出大量的「文字獄」,使天下讀書人在他們的淫威下「服首帖耳」。在這種高壓統治下,別說是發表什麼「異端思想」,就連在私下裡罵一聲「狗皇帝」,也要冒很大的風險,搞不好連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還會株連九族(甚至十族)。

  所以,一部「文字獄」的血淚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思想被壓制、被摧殘、被閹割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老百姓被愚化的歷史。千百年來,為了追求所謂的「長治久安」,一代又一代的統治者千方百計地壓制各種異端思想,聽不進任何「逆耳忠言」。即便是聖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有時也聽不進那個忠心耿耿的魏征的勸諫。有一次,在與魏征吵架後,他甚至告訴大老婆——長孫皇后:「我真恨不得把這個鄉巴佬活活宰掉才好!」幸虧長孫皇后比較賢明,非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用好言好語勸解唐太宗,魏征這才沒有人頭落地,成為「刀下鬼」!

  「文字獄」的犧牲品:再說「焚書坑儒」

  在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上,焚書坑儒可以說是最大的「國恥」,也是皇權專制國家製造出來的最大的悲劇!

  皇權社會裡,中國人擅長的是「破舊立新」,經常把已經存在的文明消滅得乾乾淨淨,再「白手起家」,建立新文明,這是他們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秦始皇焚書坑儒,「破天荒」地將這一思路付諸實施,並傳給後人。

  焚書運動,起源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於越與丞相李斯之間的一場辯論,這是士大夫與封建官僚之間的一場大辯論。這場辯論表面上是圍繞著「分封制」進行的,但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文化可不可以傳承?士大夫可不可以議論朝政?也許,歷史早已在冥冥中決定,這場辯論將對中國未來的歷史走向起到巨大的作用。

  關於這兩個問題,西方早已解決了,而中國人經歷了二千多年的苦苦探索,一直沒有找到正確答案。

  下面,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淳於越認為,從來沒有聽說過不「師法古人」而能長久的制度。對此,李斯「振振有詞」地說:三皇五帝各不相同,夏、商、周也是各有自己的制度,並不存在「師法古人」的問題。

  關於第二個問題,李斯「聲色俱厲」地指出,不能允許士大夫們入朝時心裡指責,出朝後街談巷議;為了維護專制帝王的尊嚴,就必須堵住天下人的嘴。

  最後,在秦始皇面前,淳於越只一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還沒有經過充分的討論,嬴政就「一錘定音」,天下的書籍大多被焚燬。這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經過幾千年、多少代人辛辛苦苦地積累起來的文明成果就這樣被付之一炬,不得不從頭再來。從此,文明的延續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也許有人認為,在秦朝統一中國後,實行郡縣制,加強思想統一,有其歷史必然性。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並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武斷和孟浪。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究竟是採用郡縣制還是分封制?這個問題其實大有「商榷」的餘地。可是,秦始皇不容許別人提出不同意見,就悍然下達了「焚書令」。

  至於坑儒,既是焚書的繼續,又是焚書的必然結果。因為侯生、盧生說了一些對他不滿的話,並離他而去,秦始皇就勃然大怒,非要徹底追查此事不可。最後,他讓御史開了一個「黑名單」,將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為此,嬴政的長子扶蘇專門進諫,懇請父皇「三思而行」,卻被發配到邊境,去監督蒙恬的軍隊。結果,秦始皇一死,扶蘇就被趙高假傳「聖旨」害死。

  在這之前,哪怕是再殘暴的專制統治者,也沒有像秦始皇那樣徹底地毀滅古代文明,把老百姓的嘴巴封得「嚴嚴實實」,人民還是有一點言論自由。為什麼要坑儒?嬴政的真正目的是「殺雞給猴看」,以酷刑震懾天下讀書人,「誅」讀書人之心,以儆傚尤。試想一下,四百多人同時被活埋,那是什麼場景,也真夠慘烈的。從今以後,誰還敢亂說話,議論朝政?

  在這個問題上,李斯起到了非常惡劣的作用。作為專制皇帝的「鷹犬」,李斯擔心讀書人議論朝政,會使人心不安,對皇權專制國家不利,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僅僅因為這個,就要將古代的書籍全部焚燬,那也太過分了,實在是讓人難以理解:難道掃除了古代文化,人們就不會議論朝政,對專制皇權不滿了嗎?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李斯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號投機家」,他的這個「餿主意」並非出於自己的學識和良知,而是出於他那骯髒的心理和卑鄙的目的。結果,李斯的意見正中嬴政的「下懷」他立即付諸實施。要是嬴政不採納這個「餿主意」,或許大秦帝國還能夠多「苟延殘喘」一些日子。不幸的是,秦始皇偏偏採納了李斯的建議,剷除古代文明,禁錮思想,堵塞言路,確立了一種「徹頭徹尾」的高壓統治,最終導致秦朝迅速崩潰。

  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一條「鐵律」:即使是再專制的社會,也要留一些「出氣口」,給人們一點點發言權,否則就會造成一種「高壓效應」。在最黑暗的中世紀,西方學者們雖然不能公開地議論國政,但還是可以悄悄地做自己的學問,統治者也就只當沒看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無論是多麼強大的統治者,他們也沒有力量實行「徹頭徹尾」的專制統治,將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管得「嚴嚴實實」。所以,「焚書坑儒」絕對是一個「下下之策」,只會引發強大的反作用力,反過來衝擊皇權專制體制。李斯是一個聰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權勢壓倒一切,蒙蔽了他的眼睛,導致他只為自己打算,不考慮大秦王朝和皇權專制國家的長遠利益。

  至於李斯提出的「以吏為師」的主張,更是惡毒無比。從孔子開始,中國就有私人辦學的傳統,李斯此舉純粹是大開「歷史倒車」,其結果與「焚書坑儒」殊途同歸,導致了「高壓效應」。可惜的是,後來的專制帝王大多把李斯的這句話奉為「金玉良言」,不遺餘力地推行,根本不允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和組織,總是千方百計地壓制天下讀書人,迫使他們依附於專制皇權。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偏偏與嬴政、李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那些被秦始皇棄如撇履,下令焚燬的「書」,恰恰成為此後各個朝代的統治依據,成為被後人奉為「圭皋」的道統;那些被坑殺的「儒生」,偏偏幫助歷代帝王鞏固江山,不僅不能「坑」,還要奉為上賓。當然,後來的儒生也逐漸學乖了,不再像淳於越那樣動不動就露出「反骨」,而是生出了「媚骨」:阿諛奉迎,無所不用其極。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秦朝之所以迅速滅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焚書坑儒」,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便是從皇權專制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焚書坑儒」也是一個最笨的辦法。到最後,秦朝政府越來越孤立,僅僅依靠李斯、趙高等一小撮人為其撐腰,僅憑赤裸裸的暴政來維持統治,這樣的王朝當然難以持久。

  許多人都知道,在研究歷史時,要歷史地看問題。眾所周知,秦始皇統一中國,厥功至偉,這是無可否認的。不過,即便是歷史地看問題,「焚書坑儒」也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與西方相比,中國古代文明顯然缺乏民主的胚芽。經過「焚書坑儒」,秦始皇對人民進行高壓統治,他為老百姓製造了一個「牢籠」,不允許人民「越雷池一步」,專制皇權也變得空前的畸形、殘暴,充滿了血腥氣息。其實,這樣的皇權專制統治沒有絲毫「進步性」可言!

  「文字獄」的犧牲品:「文字獄大師」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的出身不好,家裡很窮,父母、兄長早亡。所以,他先是替人打零工,後來又當了和尚。在和尚廟被紅巾軍燒燬後,朱元璋無路可走,只好去投奔紅巾軍,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竟然坐上了皇帝的寶座。

  可是,由於朱元璋出身低下,文化水平不高,學歷又不夠,導致他在內心深處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所以,他對臣下的言辭格外敏感,導致了無數的文字獄,中國的皇權專制統治也因此而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過去,朱元璋曾經當過和尚,而和尚的一個最明顯特徵就是「光頭」。所以,在當上皇帝以後,朱元璋對「僧」、「光」、「禿」之類的字眼特別反感。此外,朱元璋又是從紅巾軍起家,而紅巾軍向來被地主、官僚們罵作「賊」。於是,朱元璋不只是恨「賊」字,就連聲音與「賊」相似的「則」字也一併在厭惡之列。

  明朝初年,朱元璋規定:凡是遇到正旦(歲首)、冬至、萬壽聖節(皇帝生日)等節日,以及冊立皇太子、皇太孫等慶典,各級官府必須上表、箋祝賀。這些表、箋主要是由官府的訓導、學正之類的官員寫成的,本來是「官樣文章」,反正都是一些阿諛奉承之詞,誰也不會在意。

  誰知道,細心的朱元璋竟然對這個特別計較,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閱讀。因為他讀書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朱元璋對字音、字義、用典也不大明白。於是,這些「官樣文章」經他一讀,就都成了語含譏諷的文章,許多訓導、學正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據說,逃過此難的只有蒲州學正張某)。下面,請讀者諸君看一看朱元璋的「光榮榜」:

  有一次,河南府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其中有「體干法坤,藻飾太平」八個字,被朱元璋讀成「發髡」(等於罵他是「禿驢」),而「藻飾太平」就是「早失太平」,所以許元全家都被抄斬。

  陳州訓導周冕曾作《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一語,本來這是一個美好的詞句。可是,朱元璋竟把「壽」附會為「獸」,又不認識「域」字,把「域」讀為「或」字,而「或」字又和「禍」字同音,於是周冕也難逃一死。

  在德安縣訓導吳憲所作的《賀立皇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門」的話。結果,朱元璋認為「有道」就是「有盜」,「青門」自然是和尚廟了,這可就犯了他的大忌。所以,他立即下令將吳憲全家一概處死。

  當時,北平府學訓導林伯瑾寫了一份《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一句,本來是歌頌朱元璋不僅自己,就連他的子孫都是世人的楷模。沒想到,明太祖竟然把「則」字附會為「賊」字。最後,林伯瑾「拍馬屁拍到了馬腿上」,也掉了腦袋。

  由於朱元璋殺的人太多了,可把主管此事的禮部官員嚇壞了,苦苦哀求他降一道表章,讓天下臣民有章可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聖明仁慈」的明太祖終於動了「菩薩心腸」,命翰林學士劉三吾起草了一份《慶賀謝恩表箋程式》,頒布全國。從此,對於這一類「官樣文章」,大小官僚只要填上官銜、姓名就可以了。可見,在朱元璋的皇權專制統治下,臣子們想要「安安穩穩」地做一個「奴才」都很困難,竟然要用無數「奴才」的鮮血來交換!   


退隱山林,以保全性命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讀,「達則兼濟天下」,青史留名;「窮則獨善其身」,退隱山林。這種浪漫的理想,是中國傳統文人延續了幾千年的夢,已經深深地植根於讀書人的人生觀中,左右著無數讀書人的命運。

  可是,隨著皇權專制統治的加強,專制主義的魔爪幾乎是無處不在,讀書人即使想獨善其身,遠離「權力場」這個大染缸,也很困難。所以,對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來說,隱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頑強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顧憲成「金盆洗手」

  顧憲成(1550~1612年),字叔時,號涇陽,江蘇無錫人。萬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進士,出任戶部主事。初涉權力場,他就鋒芒畢露,竟然對權臣張居正不滿,還寫信給內閣次輔申時行,慫恿他站出來「匡救」時事。

  當張居正病重時,文武百官紛紛為他祈禱。對於這種阿諛奉承,顧憲成感到羞恥,從不參與。一些同僚見了,都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給張居正的「慰問信」上簽名。不料,顧憲成知道後,急忙趕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這一點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欽佩,卻與當時的官場「格格不入」。

  後來,萬曆帝不喜歡長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親是寵妃鄭貴妃)為太子,結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對。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員外郎顧憲成帶頭上書,建議立朱常洛為太子,觸怒了萬曆皇帝,被革職為民。不久,他弟弟顧允成、朋友高攀龍也先後脫離權力場,回到無錫。

  顧憲成兄弟和高攀龍等人都是生性比較豁達的人,一旦脫離權力場,他們就像出了籠的鳥兒一樣,可以自由翱翔。於是,他們就將惱人的政治拋到一邊,在一起講求學問,顯現出所未前有的灑脫。

  因為顧氏兄弟的名聲很大,學問又做得好,所以當地的士子們紛紛前來求教。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顧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與士子們一起探討學問。沒多久,因為前來向他求教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顯得過於狹窄,所以,顧憲成就有意恢復宋朝人楊時在無錫城東創辦的「東林書院」。

  在徵得當地官府的同意後,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等人修繕了楊時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資重建精舍,這就是「名噪一時」的東林書院。

  對於當時盛行的「陽明心學」,顧憲成有頗多微詞,意欲撥亂反正,光大程朱理學。所以,在為東林書院草擬的《院規》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書院的《學規》,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損,其核心就在於「尊經」——尊重儒家經典,反對空談。可見,顧憲成創辦東林書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讀書人信奉程朱理學,不為異端邪說(主要是「陽明心學」)所迷惑。

  至於東林書院的日常功課以及他們的議論焦點,並不是時政,而是學術,這一點在《東林會約》中有明確規定:

  「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完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顯然,他們聚在一起,主要是讀《四書》,交流自己的學習體會。在為弟弟顧允成寫的《小傳》中,顧憲成也提到東林書院的日常活動:

  「每歲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卻之。」

  由此可見,備受後人矚目的東林講會,並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群情激昂地抨擊時政,而是在一起研討《四書》,從孔孟一直談到程朱。顧憲成去世後,主持書院的高攀龍、吳覲華繼續堅持這一原則,再三強調:「東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窮理致知」。

  至於箇中的緣由,不言自明。原來,顧憲成等人下野後,對於權力場上的紛爭早已厭倦,所以,在回鄉後,他們以創辦東林書院來寄托心志,只談學問、莫談國事似乎已經成為他們的行為準則。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顧憲成出山,擔任南京光祿寺少卿。對此,顧憲成毫不動心,立即寫了一份辭呈,強調自己早已不問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

  這是顧憲成當時心態的真實寫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個「桃花源」中人,對官場已經絲毫不感興趣了。

  第二年,在給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顧憲成再次說明自己辭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專心辦好東林書院,優遊於林間水下,不再過問朝政:

  「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志不我棄,欣然其事,相與日切月磨於其中。年來聲氣之孚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之以補緝桑榆,無虛此生,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憑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斡旋之望。如弟僅僅可於水間林下藏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

  所以,在親手制定的《東林書院院規》裡,顧憲成諄諄告誡書院同仁:不許「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意思是,不得評論朝廷的官員以及地方政治。他的後繼者吳覲華更是明確規定:「學問二字原不尚議論」;「自今談經論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

  凡此種種,都說明東林書院最多只是一個「學術團體」,只是為學問而學問,竭力遠離政治紛爭。可是,清朝人在編寫《明史》時,竟然給東林書院戴上了一頂「(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的「高帽子」,從而誤導了後人,以至於一些人把東林書院誤解為議論時政的講壇。對此,美國學者賀凱「一針見血」地指出:

  「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不過,雖然顧憲成以「桃花源中人」自居,在東林書院潛心學問,不再過問時政,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政治還是找上了他,麻煩恰恰來自他的好友李三才。

  李三才,是明朝後期罕見的「幹才」。早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他就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先後出任漕運總督、鳳陽巡撫,政績卓著。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內閣大學士朱賡病逝,補充閣員成為朝廷的「當務之急」。這時,一些官員認為,李三才是一個「理想」的閣員人選。

  可是,朝廷裡派系林立,互相傾軋,李三才這種既有聲望又有才幹的封疆大吏,當然不受某些權貴的歡迎。為了阻止他入閣,內閣大學士李廷機指使工部郎中邵輔忠出面彈劾李三才,無中生有地給李三才勾畫出一副「貪官」的嘴臉,並將這個問題「上綱上線」:

  「一時只知有(李)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勢孤,黨與日甚。」

  同時,御史徐兆魁也跳出來,在「結黨營私」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含沙射影」地指出:李三才背後有一個「黨」,而且這個「黨」就是「藉道學為名」的東林書院。

  這麼一來,早已退出江湖的顧憲成不得不出面為李三才辯白。為此,他曾給內閣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寫信:「(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淳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希望他們能夠查明真相,秉公處理。不料,這些信件竟然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刊載在邸報(政府公報)上,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那些反對派以為抓住了「把柄」,紛紛攻擊東林書院「遙執朝政」。

  這真是大大出乎顧憲成的意料!他之所以寫這些信,只是出於與李三才的深厚友情,不願看到摯友落難,並沒有別的意思。顧憲成大概是在「桃花源」裡生活得太久了,實在是書生氣太足了。過去,在權力場上,他就是特立獨行;如今,他已經是一個在野人士了,依然對政治的險惡估計不足,導致事態越來越大,對李三才和東林書院的攻擊也越來越升級。

  古人云,「官場如戰場」,政治鬥爭的險惡實在是難以預料,不僅李三才陷入了危機,就連顧憲成和東林書院也受到了牽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把李三才和顧憲成「掛鉤」,並給他們扣上了一頂「大帽子」——「東林黨」。

  到了萬曆四十年(1612年)五月,在政敵的一片指責和誹謗聲中,顧憲成不幸與世長辭。

  此後,對東林書院的攻擊越來越「上綱上線」,有人竟然給它扣上了一頂「大帽子」,說它是「遙制國是」的一個「黨」。例如,御史田一甲宣稱:東林書院「以道學之名號召天下」,「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黨,而貪可為廉;黃克贊、史繼偕等不入其黨,而賢可以為不肖」。在田一甲的眼裡,東林書院不但是「黨」,還有嚴密的組織關係:「入黨」?「不入黨」?真是荒唐之極!顧憲成到底何時「建黨」?李三才等人又何時「入黨」?

  到了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對東林書院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當時,魏忠賢的親信王紹徽炮製了一本《東林點將錄》,公然將李三才列為「東林黨」的第一號人物,其地位相當於梁山上的晁蓋,「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又把與東林書院有關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全部網羅進去,毫不留情地鎮壓,上演了一幕幕人間悲劇!

  最後,天啟五年(1625年),由官方出面,將東林書院徹底搗毀。

  至此,在明朝歷史上曾經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前後只存在了短短的21年時間就毀於皇權專制國家的暴力之手,真是讓人唏噓不已!

  「人來瘋」尹嘉銓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尹嘉銓,是一位道學先生,他專門講授《朱子集注》,在當時已經是「小有名氣」,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按說,做官能熬到這個位子上,已經可以了。可是,人就是這樣貪心:在缺錢時,物質慾望特別強烈;有了錢以後,權力慾望又會上升;而在官癮、錢癮都滿足以後,求名的慾望就會濃厚起來,最好是能「舉世聞名」。

  小孩子有時會說一些瘋話,希望大人注意他,這恐怕是「初級階段」的求名。至於成年人的「人來瘋」,或者是故意裝瘋賣傻,或者是唱唱反調,或者是故作驚人之語。總之,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企圖引起別人的注意。這事一點也不奇怪,至少在中國文壇,大家早就司空見慣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銓退休後,回到老家——直隸博野縣時,已經是一名非常「體面」的鄉紳了。按理說,他該在家享享清福了吧!可他卻不甘於寂寞,因為「名」這個東西就好比是海洛因,一染上就沒救了,甚至連死後墓誌銘怎麼寫,都要斟酌再三,這就是求名的慾望在作怪!

  最後,在名的誘惑和驅使下,尹嘉銓竟然做出了一件讓乾隆皇帝「大為光火」的事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駐蹕保定。這時,尹嘉銓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這樣的接駕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麼會忘記自己這個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時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會不會突然傳來一道聖旨,傳召他入覲。這位道學先生就一直站在村口,左等不來,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直到後來,他才想通了:那些地方官們才不願意他出場,分享一份「皇恩」呢!

  按說,博野縣離保定府也很近,這位尹老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去求見皇帝,盡一份老臣「護駕」之心,估計乾隆也會體恤他這一片「犬馬之情」,不會一頓亂棍把他打出來;或者是採取「鴕鳥政策」,死心塌地在家呆著,只當沒有這回事,也就不會出問題了。

  但是,這位尹老先生偏偏做不到,在家裡坐立不安。看來,他很可能得了一種「多動症」。根據現代醫學的原理,這種病的患者往往具有很大的衝動性,做事經常不加思考,至於後果更是想也不想。

  最後,尹嘉銓靈機一動,想出了為自己已經入土的老父親——尹會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請皇帝賜謚號;二是讓父親從祀文廟。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當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風頭,在父老鄉親面前露一露臉。所以,天剛濛濛亮,他就把大兒子叫了起來,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請謚的奏折。誰知,尹嘉銓不僅好夢破滅,還招來一場殺身大禍。直到被押赴刑場,他才後悔自己這一回的「人來瘋」實在是玩得太過分了。

  作為一個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銓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經處理了已故江蘇舉人徐述夔的詩歌案子,這件案子涉及到許多人,還有很重要的高層人士。不過,他當時忙著討小老婆,竟然忽略了這件大案。

  尹嘉銓如果不是名欲熏心,就應該從徐述夔的案子裡吸取教訓:對於這些高級知識分子,乾隆是相當瞧不起的;如果他們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饒恕」的了。

  可是,尹嘉銓非但不以此為鑒,反而根本不當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皇帝都到了保定,他竟然只打發大兒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惱了:「你尹嘉銓是什麼東西,竟然派你兒子來,如此不將朕放在眼裡,簡直是混賬之極!」於是,乾隆提起硃筆,在奏折上批道:

  「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說,乾隆的話夠嚴厲了,要是換了別人,恐怕早就嚇死了。但是,尹嘉銓名欲熏心,又派兒子送來一道奏折,請求皇上恩准他父親從祀文廟。結果,這一回可真是闖出了大禍。

  乾隆看後,頓時火冒三丈:「尹嘉銓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皇權社會裡,皇帝都說出這樣的話了,尹嘉銓的腦袋還能保得住嗎?

  當時,內閣大學士三寶奉命審理此案,此人的審案手法有點特別:先從「私生活」入手,把尹嘉銓斗臭、斗倒,逼他自己罵自己。

  對這位尹老先生最具殺傷力的攻擊手段,就是彈劾他竟然強娶「烈女」為小老婆。結果,正中要害,尹嘉銓一邊打自己的嘴巴,一邊痛罵自己寡廉鮮恥,欺世盜名,是假道學、偽君子。然後,三寶得意地給他定罪:「請旨將尹嘉銓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什麼是「凌遲」?就是劊子手將犯人一刀一刀地活剮3000次後,才讓他死,那可是中國最殘酷的刑罰。

  最後,還是乾隆「寬宏大量」,沒有讓他承受凌遲之罪,改為「絞立決」,恩准他痛快地死亡。看來,為自己的這次「人來瘋」,尹嘉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寫到這裡,我不禁為今天的人慶幸!要是自己早生300年,生活在皇權專制時代,恐怕就不能活得這麼逍遙、快活和自在了!   


「絕對權力」法則——中國皇權社會的生存密碼 
引 言:中國古代皇權國家的形成

  唐朝大詩人杜牧云: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就像陀螺一樣運動,不停地旋轉,一圈又一圈,週而復始。在這種週期性的歷史運動背後,似乎有某種「超穩定」的東西始終保持不變,也就是杜牧所說的「後人復哀後人」!這種恆定的東西,可以視為一種規律,它有一個專有名詞——「歷史定律」。

  進入20世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針對不同的歷史事實,在闡釋不同的歷史定律。例如:黃炎培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吳思的「血酬定律」,秦暉的「黃宗羲定律」,柏楊的「王朝瓶頸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成王敗寇」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家族盛衰循環定律」,等等。

  當然,這些說法是否都能夠稱為「歷史定律」,也是大有疑問的。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那麼一些東西在反覆上演,呈現出某種規律性。現在,大家之所以對歷史定律這麼感興趣,議論紛紛,就是想走出歷史的怪圈,打破中國歷史上那些亙古不變的東西,徹底擺脫那種「後人復哀後人」的痛苦,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筆者認為,自秦朝以來,中國封建社會就是一個以專制皇權為中心的社會(可以稱之為「皇權社會」)。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揭開「皇權社會」的面紗,看一看它的「廬山真面目」!

  公元前221年,經過長達十年的兼併戰爭,秦始皇終於消滅了東方六國,把中央集權制度推向全國,建立了一個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新型國家(我們稱之為「皇權國家」)。有史以來,如此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人民第一次被置於一個政權(準確地說是一個人)的統治之下。從此,「皇權國家」開始在中華大地上生根、成長,中國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皇權社會」。

  雖然秦朝由於過分專制、殘暴,在歷史上只存在了15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是,「秦亡,而秦法未敗」,此後歷代王朝在政體上無不繼承了秦朝的制度,皇權專制遂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傳統,並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二千多年!

  那麼,這種皇權專制制度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在歷史上,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出現的。實際上,秦始皇建立的這種制度已經是一種比較完備的制度了,在此之前它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

  在中國歷史上,君主專制可謂「源遠流長」,嚴格地說,它並不是從秦始皇開始的。早在商周時代,中國雖然仍處於早期國家階段,但國家機器已經具有濃厚的專制色彩,國王的權力就已經很大了。在《尚書》裡,保存了一些國王的誥命,透過這些誥命,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君主大多擺出一副專斷、獨裁的嘴臉,全國臣民(包括貴族)都要絕對服從他的旨意。例如,商王盤庚準備將國都遷往殷,許多人留戀放土,不願遷都。這時,盤庚就發出了嚴厲的威脅:如果誰膽敢違抗王命,不僅自己性命難保,就連子孫後代也要遭殃!可見,商王已經擁有很大的權威,君臣之間的關係已經與原始的民主政治相去甚遠。

  1. 血緣宗法關係——君主專制的「生長點」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上,血緣宗法關係和宗族組織曾經長期存在。在原始社會末期,當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從而使國家成為一種社會需要時,原有的氏族組織依然存在,只是在功能上進行了一些調整,就開始履行國家機器的職能,即由原來的氏族組織轉變為國家機器。

  例如,在進入階級社會後,支撐著商朝政府的社會支柱就是商族內的各個商人宗族(特別是同姓宗族),血緣紐帶並沒有被切斷;在很大程度上,王朝的社會組織結構與商族共同體內的宗族組織是統一的。

  商朝滅亡以後,西周實行「宗法分封制」,情況更為典型。在這一制度下,周王自為大宗,以分封出去的各國諸侯為小宗;諸侯又在其所轄封域內分封子弟、親屬、功臣為卿大夫;受封的卿大夫又依法炮製,建立「側室」或「分族」,最終形成了一個「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的體制。

  當時,卿大夫以邑為家,諸侯以國為家,天子以天下為家。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士的關係,一方面固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血緣宗族關係。在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血緣宗族組織非但沒有受到破壞,反而和國家政權結合,政權與族權、君統與宗統結合,而君主專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這種血緣宗族關係。

  在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是父權家長制。「父」字,《說文解字》云:「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這個字本身就含有「統治」和「權力」的意思。在父權家長制下,祖、父(通常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貴族)是本家族的首腦,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在家族內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即所謂「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整個家族都處於他的絕對權力之下。

  所以,在春秋以前,沒有獨立的、具有自我意識的「人」,有的只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家長的家族。作為家族首腦,某個卿大夫要是和另一個卿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一旦他作亂,就會率領全族作亂;如果他出走,就會率領全族出走;倘若他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全族都要遭殃。在家族內部,其他成員對家長要絕對服從;對他們,家長擁有絕對的權力,甚至可以生殺予奪。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晉國貴族趙孟子與小宗邯鄲午鬧矛盾,「趙孟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大宗宗子一生氣,對小宗就可以要召就召、要關就關、要殺就殺,可見大宗對小宗權力之大、權威之高。

  自古以來,中國的家族關係從來就不是「橫向」的,而是「縱向」的,其核心原則是「孝悌」,根本不講究什麼「民主」、「平等」。那麼,什麼是「孝悌」?按照孔子的說法,「孝悌」就是「無違」,強調家族成員對家長的絕對服從,而非維護家族內部每個成員的民主權利和人人平等;就其內涵來說,當然是屬於專制的範疇。所以,歷代帝王經常把君臣關係和父子關係並列,要求天下臣民像侍奉「父親」一樣事奉君主,對君主絕對服從。

  可見,中國古代國家之所以會走上君主專制的道路,與這種父權家長制血緣宗族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歷代王朝都強調「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皇帝把自己當作整個國家的大家長,其他人都是他的「子民」,正所謂「家天下」,國家成了皇帝及其一家一姓的「專利」,其他人不得染指。

  2. 戰爭——君主專制的「催化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古人的眼裡,戰爭與宗族祭祀一樣重要。在君主專制制度產生的過程中,戰爭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自從私有制產生以後,人們對財產的佔有慾也就隨之而來。司馬遷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句話反映了人們追逐自己利益的共同心態。但是,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況下,可供剝削的剩餘產品非常有限,要想擴大自己的財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佔有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於是,利用暴力直接掠奪其他國家和部落的財富、土地、人民,就成為積累財富的一條「終南捷徑」,經常性的征服、屠殺、掠奪,以及隨之而來的奴役、壓迫和剝奪,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基本動向。

  只要稍微回顧一下中國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國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都伴隨著劫掠、戰爭和征服。例如,商朝原本是一個只有「七十里」的小邦國,商湯時開始對外擴張,「一征自葛始」,把葛國的土地、人民、財物全部佔為己有。從此,商湯「十一征而天下無敵」,最後推翻夏朝,建立了一個「邦畿千里」的商朝。在這一點上,西周也不例外。「(周)文王以百里始」,直到滅商時,周武王仍自稱「小邦周」。但是,在武王滅商、周公東征後,一個比商朝更為龐大的國家——周朝建立起來。總之,商、周國家都是軍事征服的產物。

  這種在征服過程中產生的王朝,很容易走上君主專制的道路。對於「王」字,林沄先生曾作過一番考證,發現:「王」字本為斧鉞之形,而斧鉞又是古代軍事統帥的象徵;用象徵軍事統帥的斧鉞來構成「王」字,說明「中國古代世襲而擁有最高行政權力的王,也是以軍事首長為其前身的」。

  那麼,軍事首長為什麼容易演變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王」呢?

  首先,這是由軍隊自身的特殊性決定的。在軍事行動中,形勢瞬息萬變,只有步調一致、絕對服從指揮,才可能戰勝對手、奪取勝利。所以,中國人有一句名言:「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在軍隊內部,講究的是命令、權威和服從,而不是個人自由或不同意見。對不服從軍令者,軍事首長會毫不留情,不惜用死刑來制裁,以保證統一意志的貫徹。古人之所以要以斧鉞作為軍事統帥的象徵,就因為斧鉞不僅是一種兵器,更是一種執行死刑的刑具。特別是,在對外衝突不斷、戰爭日益頻繁的情況下,軍事首長當然享有很高的權威。

  其次,當時財富的擴張主要是靠軍事行動來獲取,而對於被征服人民的統治、剝削和掠奪也主要是要靠軍隊來保證,作為給整個部族帶來安全和利益的軍事首長,勢必擁有更大的權力。所以,軍事首長的權力很容易轉化為君主專制下的王權;在對外戰爭和征服過程中產生的國家,很容易向君主專制的國家轉化。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幾千年來,一直是戰、戰、戰,殺、殺、殺,充斥著軍事爭奪和武力殺伐。沒有哪個王朝不是靠刀劍砍出來的、殺出來的,誠如漢高祖劉邦所云,是「馬上得天下」。

  3. 皇權國家體制的建立

  在西周時,實行的是一種「宗法分封制」。按照宗法分封制的原則,作為大宗的臣屬,小宗對大宗必須服從,而他的大宗又是更上一級大宗的小宗,對於上級大宗也必須服從。這樣一來,層層服從,最後都服從於作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從而構成了一個從上到下的金字塔型統治序列,這就是分封制下的國家結構。

  只要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種體制本身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在宗法分封制下,君主對臣屬要「胙之土而命之氏」,臣屬可以得到封土、民眾,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權。對周天子,這些受封者是小宗;但在自己的宗族內部,他們又是大宗,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本宗族裡,一切成員都必須臣服於大宗,而不得臣服於其他任何人(包括大宗的大宗,甚至周天子),套一句西方的名言,就是:「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在春秋時,各國的卿大夫都是由國君分封的貴族,當然是以諸侯作為自己的大宗。可是,一旦某個卿大夫被分封,就意味著一個宗族從國君的手中分離了出去。在這個新產生的宗族裡,卿大夫(而非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這個宗族也只服從卿大夫(即自己的大宗),只把卿大夫當作自己的主人,哪怕是主人的「頂頭上司」——國君,也不能直接指揮他們。

  有一次,齊國大夫崔杼設計將齊莊公騙進自己家裡,然後派家臣去殺他。這時,齊莊公哀求他們放自己一條生路。面對「一國之君」——齊莊公,崔氏的家臣們卻是「義正詞嚴」: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

  意思是,我們的主人崔杼雖然是你的臣屬,有義務聽從你的命令,但他現在生病了,不在這裡,我們只能服從自己主人的命令。最後,齊莊公還是難逃一死!

  這個事例,生動地揭示了「宗法分封制」的內在矛盾。在這一體制下,周天子、諸侯(甚至卿大夫)都成了君主,各級受封貴族具有一種「亦臣亦君」的二元政治人格,往往出現這樣一種「悖論」:在理論上,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人都要服從周天子;在政治實踐中,具體到每個「小宗」宗族的內部,其成員只服從自己的大宗,而不是諸侯國國君,更不是周天子。於是,作為臣子的下級領主也就有了不服從,甚至反抗自己君上的實力,最終會對上一級君主構成威脅(這種威脅也許是潛在的)。正因為如此,在分封制下,中央政府的權威不斷下移,許多諸侯一旦羽翼豐滿,就不去朝見周天子,周天子也無可奈何。總之,要想提高天子的權威,真正實現天下「定於一尊」,就必須突破舊的「宗法分封制」!

  在春秋中期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秦、楚、晉等國不再把兼併來的土地、民眾分封出去,而是陸續設立縣、郡,作為自己的直轄領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這些官吏與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們沒有自己的宗廟,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樣擁有封土。所以,他們也就失去了鬧獨立的「一畝三分地」,其命運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權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別是,進入戰國以後,各國相繼加強中央集權,推廣郡縣制,這種君主集權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當時,各國雖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於以往的分封制:封君雖然可以世襲,但他們要服從中央的命令,受到國王派去的「相」的監督,只能「食租稅」,不能再獨霸一方。此外,各國還實行符璽制度,用符來控制武官,以璽來控制文官;同時實行「上計」制度,對官吏進行考核和獎懲。到了戰國後期,各國已經相繼建立一種以官僚制度為基礎的、區域性的君主專制政體。

  春秋戰國前後長達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個大分裂、大動亂的時代,爭霸、兼併戰爭連綿不斷。正是在這種劇烈的大動盪中,中華大地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會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後由西方的秦國完成了統一大業。

  隨後,在秦始皇的手裡,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皇權國家體制,君主集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皇權國家」誕生了,從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皇權時代」!   


皇權社會權力三要素之一:軍隊

  幾千年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軍隊、法律和哲學堪稱「權力三要素」,就好像是三隻巨足,共同支撐起專制權力這只沉重的大鼎。

  古希臘大科學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用一個槓桿)把地球撬起來!」不過,在皇權社會裡,真正能夠決定國家命運的「槓桿」只能是權力,而權力的「守護神」卻是軍隊。為了保持和奪取更多、更大的權力(特別是皇權),無數英雄豪傑都得向軍隊這個「守護神」頂禮膜拜,無論他們是否心甘情願!

  在春秋中期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秦、楚、晉等國不再把兼併來的土地、民眾分封出去,而是陸續設立縣、郡,作為自己的直轄領地,直接任命官吏去管理。這些官吏與分封出去的「小宗」不同,他們沒有自己的宗廟,不能自成一宗,更不可能像以前的受封者那樣擁有封土。所以,他們也就失去了鬧獨立的「一畝三分地」,其命運都掌握在君主之手,君主的權威得到了很大提高。

  特別是,進入戰國以後,各國相繼加強中央集權,推廣郡縣制,這種君主集權的形式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當時,各國雖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封君制,但已不同於以往的分封制:封君雖然可以世襲,但他們要服從中央的命令,受到國王派去的「相」的監督,只能「食租稅」,不能再獨霸一方。此外,各國還實行符璽制度,用符來控制武官,以璽來控制文官;同時實行「上計」制度,對官吏進行考核和獎懲。到了戰國後期,各國已經相繼建立一種以官僚制度為基礎的、區域性的君主專制政體。

  春秋戰國前後長達550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一個大分裂、大動亂的時代,爭霸、兼併戰爭連綿不斷。正是在這種劇烈的大動盪中,中華大地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會整合,在痛苦中新生,最後由西方的秦國完成了統一大業。

  隨後,在秦始皇的手裡,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皇權國家體制,君主集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皇權國家」誕生了,從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皇權時代」!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這是一句政治真理。軍隊,歷來是國家政權的「命根子」。特別是在皇權專制時代,有了「槍桿子」,就可以指揮「筆桿子」,也就有了一切;不論是名正言順的政權、好政權,還是來路不正的政權、壞政權,都要靠「槍桿子」的保護才能坐穩位子。所以,在皇權專制體制下,誰的軍隊多,誰就力量大,誰就可以當皇帝,所以軍權掌握在誰的手裡至關緊要。

  在中國歷史上,被後人譽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獨裁者,他之所以能掃平六國,統一天下,靠的就是強大的軍隊。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嬴政準備興兵討伐南方的楚國。為此,他專門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徵求幾位大將的意見。

  一開始,他問老將王翦:「老將軍,要討伐楚國,需要多少兵馬?」王翦沉思了一會兒,說:「楚國地廣人多,國力強大,非60萬人馬不可。」嬴政一聽,就皺起了眉頭,心想:王翦,你這不是讓我把所有的軍隊都交給你嗎?萬一……

  嬴政實在不敢想下去,就回頭詢問年輕的將領李信:「李將軍,你看需要多少人馬?」這李信最近立下了不少戰功,非常驕傲,他毫不猶豫地答道:「依臣之見,20萬人馬足矣!」嬴政聽後異常興奮,又不太放心,便追問了一句:「李將軍!只需要20萬人馬?」李信一拍胸脯:「不錯,只要20萬人馬就可以消滅楚國!」

  嬴政大喜,之後又歎了一口氣:「王將軍老矣!還是李將軍勇敢可嘉!」於是,他立即拍板:派李信率領20萬大軍進攻楚國。

  沒想到,李信一與楚國的「守護神」——楚軍交手,就被打得大敗。嬴政這才懊悔不迭,急忙親自登門向王翦道歉,請他出山。最後,架不住嬴政再三懇求,王翦才勉強同意出馬,並說:「大王,要討伐楚國,非60萬人馬不可。」嬴政無奈,也只好點頭同意。

  一個月後,王翦率領60萬大軍出征,嬴政在灞上親自擺酒送行。一想到自己僅有的60萬人馬都被王翦帶走,嬴政心裡十分不安,臉上的肌肉一陣陣痙攣。

  這時,王翦擺出一副「卑微」的貪婪神態:「大王!微臣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請您批准!」嬴政一皺眉:「老將軍,您還有什麼要求?」王翦搓了搓手,嘿嘿一笑:「在咸陽東門外,有幾畝薄田和幾所房子,請大王賞賜給臣!」說完,他從懷裡掏出一張清單,雙手呈上。

  一聽這話,嬴政的心裡才稍微放鬆了一些:「老將軍,只要您得勝歸來,還怕沒有榮華富貴嗎?」王翦一搖頭:「陛下,臣已經老了,太多的榮華富貴我也享受不了,還是請陛下盡早賞給臣一點田地、房子,讓臣安度晚年!」聽了這一番「肺腑之言」,嬴政哈哈大笑,就爽快地答應了。

  等大軍走遠了,王翦回頭一望:只見嬴政仍然佇立在那裡,向他張望;在嬴政身邊,雖然也有文武百官拱衛,但那氣勢怎麼也不能同自己身邊浩浩蕩蕩的60萬大軍相提並論,王翦的心裡不禁一抖!

  所以,王翦一紮營,就派人趕回咸陽,請求恩賜一座亭園,嬴政也一口答應了。此後,王翦可就「獅子大開口」,不斷派人向嬴政請求賞賜:今天是一個寬大的荷花池,明天是一座假山,後天又要一些好看的小鳥兒。

  對於王翦的這種「小家子氣」,副將蒙武大惑不解。見周圍無人,王翦便悄悄地對他解釋:「這次,我幾乎把秦國的軍隊都帶走了,而大王又是一個多疑的人,他怎麼可能放心?現在,我一次又一次地請求賞賜,就是要讓大王知道:我貪圖的只是一些田地、房屋、亭台、水池,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大王才會放心!」蒙武一聽,這才恍然大悟,十分佩服王翦。

  果然,因為王翦多次請求賞賜,所以嬴政對他非常信任。第二年,在嬴政的全力支持下,王翦就消滅了強大的楚國,秦國統一天下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以嬴政的雄才大略,眼見60萬大軍被王翦帶走,尚且憂心忡忡。可見,對於那些專制帝王來說,軍隊是何等重要!要不是王翦老謀深算,耍了一個小計謀安慰嬴政,贏政遲早會對他產生疑心,王翦非但不能在短時間內消滅楚國,還可能「出師未捷身先死」!

  在楚漢相爭時,真正決定「鹿死誰手」的,既不是項羽的勇猛,也不是劉邦的狡猾、老練,而是足智多謀又手握重兵的大將韓信。

  起初,項羽的實力要比劉邦強大,劉邦是屢戰屢敗。特別是,在滎陽失守後,劉邦退守廣武山,與楚軍隔澗對峙,處境很不妙。

  這時,韓信已經率領大軍平定齊國,派人來見劉邦,要求封他為「假齊王」(即代理齊王)。劉邦一聽,勃然大怒:「我困守在這裡,日夜盼望韓信前來增援。現在,他非但不發兵助我,反倒要做什麼『假齊王』……」謀士張良一聽,大驚失色,急忙踩了一下劉邦的腳,悄悄地提醒他:「大王,現在我軍處境危急,怎能制止韓信稱王?還不如趕快許他稱王,否則就會引來禍患!」劉邦這才省悟過來,急忙改口:「大丈夫殺敵立功,要做就做真齊王,怎麼能做『假齊王』呢?」於是,劉邦立即派張良帶著詔書和齊王大印去齊國,正式封韓信為齊王。

  劉邦這一招就是高,一下子堵住了韓信的嘴。隨後,韓信指揮30萬大軍,在垓下設下埋伏,全殲楚軍,迫使項羽自刎,結束了這場長達5年的楚漢戰爭。

  可是,劉邦稱帝后,第一道命令就是褫奪了韓信的兵權,改封他為楚王,很快又降為淮陰侯,一點兵權也沒了。

  有一次,劉邦和韓信閒聊,問他:「韓愛卿,你看朕能夠指揮多少軍隊?」韓信是一個「老實人」,就答道:「陛下,您能指揮10萬大軍。」這時,劉邦又問:「那你能指揮多少兵馬?」韓信得意地答道:「當然是多多益善!」

  若論起軍事才能,韓信自然是遠在劉邦之上,但皇帝的寶座並沒有落到「多多益善」的韓信之手,而是成為只能指揮10萬人的劉邦的「囊中之物」。非但如此,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數十萬大軍的統帥韓信,最後竟然落入了呂後的圈套,慘死在未央宮。

  中國有一句俗話:「龍游淺灘遭蝦戲。」韓信,這位「天才」的軍事統帥,在戰場上他可以統率千軍萬馬,決定劉邦和項羽的命運,最後竟然慘死在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人之手,實在讓人不可思議。其實,韓信不明白一個道理:在皇權專制時代,無論他多麼「雄才大略」,一旦沒有了軍隊的保護,便毫無反抗之力。

  韓信之死,充分說明了權力與軍隊之間的緊密關係。

  沒有軍隊的權力是虛幻的

  古往今來,就有那麼一些「風雲人物」,他們雖然一度佔據著高位,有的甚至坐上了龍椅,但因為缺少軍隊這個「守護神」的保護,他們手中的權杖仍然是虛幻的,十分脆弱,不堪一擊。這一點,在中國皇權專制時代非常突出,比較典型的是漢獻帝、光緒帝。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皇帝昏庸無能,宦官專權,囂張一時。不過,這些宦官手中的權力也是不牢靠的,因為在黃巾大起義後,各地出現了許多軍閥,他們手握重兵,而朝廷卻沒有強大的軍隊作為靠山。

  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死去,皇子劉辯即位。因為劉辯年幼,便由何太后臨朝稱制,她的哥哥何進出任大將軍,兄妹倆共同執政。當時,宦官張讓、曹節等人在宮中很有勢力,何進非常痛恨,準備剷除他們。張讓、曹節等人急忙跑到何太后那裡哭訴、求情,何太后心一軟,就不同意何進殺宦官。

  這時,「大笨蛋」何進竟然命令各地軍閥率兵進京,以脅迫何太后誅殺宦官。為了剷除幾個「六根不全」的宦官,何進竟然要招集天下諸侯進京,說明他的「大將軍」的頭銜也是空的,並沒有真正掌握多少軍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空頭大將軍」非但沒有殺掉宦官,反倒被宦官們殺了。隨後,何進的部將、司隸校尉袁紹率兵進宮,一下子就把兩千多個宦官全部消滅。

  可是,如狼似虎的西涼刺史董卓卻乘機率兵進京了。

  原來,董卓擁兵數十萬,早就對中央政權虎視眈眈,就是苦於沒有機會。所以,一接到何進的命令,董卓就立即統率20萬大軍入朝。在董卓的軍刀下,袁紹被迫出走,皇帝劉辯被貶為「弘農王」,何太后也被毒死。隨後,董卓另立劉協為皇帝,就是漢獻帝。不過,劉協也是一個「傀儡皇帝」,整天生活在董卓的陰影下,連性命都沒有保障,更談不上什麼皇權!

  後來,董卓被司徒王允設計殺死,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人又起兵殺掉王允,同時把古都長安洗劫一空。於是,漢獻帝帶著一批朝臣匆忙逃出關中,手下是要兵沒兵,要將沒將,就連朝臣也是所剩無幾。

  這時,那些軍閥們表面上打著「勤王」的旗號,卻忙著爭奪地盤,互相混戰,把漢獻帝撂到一邊不管。最可氣的是,大軍閥袁術一搶到皇帝的玉璽,就公然做起皇帝來了。

  建安元年(196年),富有遠見的軍閥曹操率兵西進,把漢獻帝控制在手中。隨後,他打出「漢獻帝」這塊招牌,「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了政治優勢,很快就掃平北方,最後只剩下劉備和孫權還能夠同他抗衡。

  當時,漢獻帝名為「皇帝」,實際上只是曹操的傀儡。對曹操,伏皇后非常害怕,就給父親伏完寫信,讓他設法殺曹操。沒想到,伏完是一個大草包,一直「不敢發」。沒多久,事情敗露了,伏完也就真的「完」了。隨後,曹操派御史大夫郗慮、尚書令華歆率兵入宮,逮捕伏皇后。伏皇后驚慌失措,披散著頭髮,光著腳丫子,哭著哀求自己的丈夫:「陛下,您不能救我一命嗎?」可是,漢獻帝也是一個「孬種」:「我也不知能活到什麼時候?」千般無奈、萬種委屈,盡在一言之中!

  不久,曹操讓漢獻帝封他為魏王,建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縣),建立了一個儼然新王朝的「魏國」,離當皇帝就差一步了。於是,江東的孫權便上表勸他當皇帝,曹操看後一笑:「孫權這小子挺鬼,想把我放到火爐上去烤呢!」原來,曹操之所以不當皇帝,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稱帝的時機還不成熟;反正「槍桿子」掌握在自己手裡,漢獻帝只是一個傀儡,自己隨時都可以將他廢掉,取而代之。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剛剛病死,他的兒子曹丕就迫不及待了,讓漢獻帝把皇位「禪讓」給他,曹丕正式當上了「大魏皇帝」。隨後,劉備、孫權也先後做上了「大漢皇帝」和「大吳皇帝」。當時,魏、蜀、吳三國鼎立,這三個王朝的皇權都是實實在在的,因為他們分別擁有自己的軍隊。

  清朝末年,光緒皇帝經常長吁短歎,說自己「不如漢獻帝」,是又一個因為沒有軍隊作為「保護神」而大權旁落的典型。

  在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列強乘機蜂擁而入,明目張膽地劃分「勢力範圍」,企圖瓜分中國。面對如此險惡的局面,光緒不願做一個「亡國之君」,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下詔「明定國是」,開展變法維新,史稱「戊戌變法」。

  乍看起來,這場變法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類似,也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可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大權在握,特別是掌握著皇權的守護神——軍隊,而光緒則是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實權都掌握在超級女皇——慈禧太后的手中,軍隊更是由慈禧牢牢控制。

  總之,光緒沒有多少實力,他手中的皇權是虛幻的。由虛幻的皇權來領導「戊戌變法」,猶如無根之木,怎能不失敗?

  沒多久,光緒就招架不住了。在走投無路時,他急忙派人攜帶密旨,向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求救。不過,康、梁手下無兵無將,一接到密詔,只能抱頭痛哭,想不出什麼「良策」。最後,在萬般無奈之際,康有為等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建陸軍督辦」袁世凱的身上,企圖利用他手下的7000名「新建陸軍」作為光緒和變法運動的「守護神」。

  於是,康有為派譚嗣同連夜拜訪袁世凱,請他發兵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軟禁慈禧。那袁世凱也是一個兩面派,當面說得非常好聽,稱頌光緒是「曠代之聖主」!

  譚嗣同一走,袁世凱可就再也睡不著了,反覆思量著下一步該怎麼辦。當時,光緒只是一個「傀儡」,手中並沒有多少實權,維新派也都是一些白面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反之,慈禧勢力強大,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各省督撫的擁戴,她的親信、直隸總督榮祿又掌握著聶士成、董福祥兩軍,還有淮軍、練軍幾十個營,以及北京的八旗兵。但是,一想起光緒過去對自己的「天高地厚」之恩,袁世凱又有些於心不忍。

  忽然,他的心頭一亮,想起了曹操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無毒不丈夫」,最後,袁世凱狠了狠心,決定出賣維新派和光緒,投靠慈禧。

  所以,孤立無援的光緒和維新派立刻遭到了「滅頂之災」:光緒被軟禁在瀛台;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慘遭殺害。就這樣,一場關係中國命運的變法運動被扼殺了,「老態龍鍾」的中華帝國又一次失去了煥發青春的機會。

  戊戌變法的失敗,再一次證明了一個「真理」:在皇權專制時代,沒有軍隊的權力是虛無縹緲的,而虛幻的權力最終將一事無成。

  專制帝王的「法寶」—攥緊「槍桿子」

  西方大哲學家黑格爾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東方各國,從古到今只有一個人(指專制帝王)是自由的。」在中國,這個全國惟一的「自由人」自稱為「朕」,「朕」之所以能成為「朕」,依靠的不是真理和正義,而是手中的屠刀。

  古人云,「多行不義必自斃」,說這話的人是春秋時的鄭莊公。

  當時,鄭莊公有一位親弟弟共叔段,在母親武姜的支持下,積極擴充軍隊,企圖奪取國君之位。

  大夫祭仲知道後,急忙報告鄭莊公,並建議盡早剷除共叔段。莊公卻是一點也不慌張:「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莊公之所以這麼輕鬆,是因為:共叔段有母親的支持,只有等他的陰謀暴露之後,莊公才好「明正言順」地討伐;更重要的是,莊公手握重兵,「刀把子」在手,他當然不怕共叔段造反。

  沒多久,共叔段準備公開舉事,約姜氏作內應。這時,莊公才命子封率領兵車200乘攻打京城,很快就消滅了共叔段。

  看來,「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是有前提的:正義的一方必須緊攥著「刀把子」,可以隨意處置不義的一方,否則「多行不義必自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甚至淪為千古笑柄。古往今來,儘管中國人非常講究仁義道德,但也出現過若干「不仁不義」戰勝「大仁大義」的怪事兒,他們憑借的並非真理、正義,而是屠刀!

  古往今來,中國人不是很講究「華夏正統」嗎?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就曾出現過兩次異族入主中原的事件。

  一次是蒙古族的忽必烈滅掉南宋,建立元朝。想當初,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大大的「不義」,所以才有被後人歌頌、讚美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不正說明了宋朝的正義和元朝的非正義嗎?

  另一次,就是八旗兵入關,建立清朝。這一次,出現了更多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張蒼水、鄭成功,等等,甚至連一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也敢在鄉試時公然寫出反清的詩句:

  「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威風滿面羞。

  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不過,儘管元朝不為漢族人所接受,清朝也被漢人視為「韃虜」,但他們還是堂而皇之地入主中原,迫使漢人臣服於他們。特別是,清軍入關後,下令薙發,「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對此,漢人們也曾拚死反抗過,但對清朝統治者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只需調動軍隊,揮起屠刀一路砍殺過去,不就天下太平了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把那些堅決反抗的人都殺掉,剩下的人自然就會答應了——中國人素來相信「好死不如賴活著」,有幾個人不怕死呀?於是,從八旗兵入關(1644年)到宣統皇帝退位(1912年),大清朝竟統治中國268年。

  那麼,蒙古人和滿洲人憑借的是什麼?是真理,還是正義?都不是!他們憑借的是強大的軍隊,是毫不留情的屠殺和鎮壓。當然,他們也採用了不少「軟招」收買人心,但這些都是建立在強大的武力的基礎上的。

  縱觀中國歷史,「強權就是公理」的事例比比皆是。到頭來,什麼是強權?什麼是公理?都把我們搞糊塗了!但是,有一點非常清楚:在皇權專制時代,只要能抓緊「槍桿子」,把萬里江山搶到手裡,當上皇帝,誰就是老大,就是「正統」,就不怕沒有「理」可以說。劉邦打下天下,當了皇帝,那他就是「正統」;反之,如果是項羽坐了天下,當了皇帝,照樣,他也是「正統」。所以,誰的拳頭硬,誰就是「大哥」,就有「理」可以說,也就是吳思所說的「血酬定律」,誰用血去拼,拼出來的江山就是誰說了算,誰就是「救世主」,可以支配天下人的命運!

  只要專制帝王能坐上龍椅,坐穩江山,他就可以開動各種宣傳機器美化自己,醜化政敵,這些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成其為「問題」。這樣一來,任何「大逆不道」的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擁戴」,坐穩龍椅。

  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奪權篡位歷來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罪惡。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奪權篡位的人還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還受到讚美和歌頌,關鍵是奪權篡位的行動能否成功!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佃農,還當過和尚,後來趁著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機會,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朝。這一天,朱元璋獨自在金殿上散步。望著金碧輝煌的宮殿,他忽然想起自己昔日的貧苦生活來,不禁感慨萬千,就自言自語:「想當初,我因為貧窮才參加紅巾軍,原先只想在長江兩岸搶一點東西,以維持生計,不想弄假成真,竟然當上了皇帝,真是出乎意料……」朱元璋話還沒說完,突然聽到了什麼響聲,抬頭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在殿樑上,有一位工匠正在幹活!

  朱元璋不禁勃然大怒:剛才這些話要是傳揚出去,自己的顏面何在?所以,他厲聲大喝:「下來!」哪知道,那個工匠根本不理睬,仍然在刷油漆。於是,朱元璋命幾名御林軍爬上樑柱,把他拖了下來。

  這時,那位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大怒:「朕剛才問你話,你為什麼不回答?」可是,油漆工只是望望皇帝,一邊發出「啊啊」、「唔唔」的聲音,一邊做手勢,那樣子十分滑稽。朱元璋一見,才放下心來:「原來是一個聾啞人。」所以,朱元璋一揮手,就把他放了。

  等出了皇宮,這位油漆工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今天算是撿了一條命!」原來,此人既不聾,也不啞,剛才在情急之間才想出這個「裝聾作啞」的辦法。

  朱元璋本來是和尚,又當過強盜,只因為做了皇帝,掌握了屠刀,就不許人們提他的舊事,就連聽他的「自我獨白」都有罪。

  在8世紀的日本,也出現過一個想當天皇的「道鏡和尚」。可是,此公不但沒當成皇帝,還被後人貶為「惡僧」,在《大日本史》裡更被列入《叛臣列傳》。

  都是和尚,朱元璋可以明正言順地當皇帝,子孫後代「稱孤道寡」,道鏡則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迥然不同」的情況,是因為:朱元璋的手中掌握著強大的軍隊,而道鏡則是赤手空拳!

  不幸的是,在皇權專制時代,就有那麼一些人,因為沒有「英年早逝」而終於露出「狐狸尾巴」,最後遺臭萬年。例如,新朝皇帝王莽,早年曾擺出一副「人民救星」的姿態,做了許多好事,但等他做了皇帝,就露出「廬山真面目」來。最後,農民起義軍攻入皇宮,砍下他的腦袋,還把他的舌頭切碎分食,因為大家痛恨王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騙人民。對此,後人有詩歎曰:「倘若當年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王莽幸虧沒有早死,否則這個「獨夫民賊」肯定會被後世的史家「大書特書」!

  王莽之所以在開頭表現得不錯,是為了奪取漢朝的江山。等王莽坐上龍椅,他就實施暴政,並一再欺騙人民,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手握百萬大軍,「刀把子」攥在手裡,誰也奈何他不得!可是,王莽沒有料到自己手裡的「刀把子」不夠硬:他的軍隊都是由農民組成,而農民們早就恨透了王莽。所以,在昆陽大戰時,王莽的百萬大軍在劉秀的3000騎兵面前竟然不堪一擊。王莽手裡既然沒有了「刀把子」,等著他的也就只能是「挨千刀」的厄運!

  大漢奸汪精衛,早年曾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被逮捕入獄。面對滿清政府,他大義凜然,慷慨激昂地表示:「欲達民主之目的,捨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還寫了一首《被逮口占》:

  「銜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這首詩寫得非常悲壯,在當時曾廣為流傳,聞者無不動容。如果汪精衛當時被清朝政府砍了腦袋,幾乎可以肯定:在中國歷史上,「汪精衛」這三個字將會與「劍湖女俠」秋瑾一起彪炳史冊。

  不幸的是,汪精衛偏偏活了下來,最後竟然賣國投敵,當了大漢奸。在名義上,他是「國民政府主席」,實際上是侵華日軍的工具,因為他自己手裡沒有「槍桿子」,當然也就成不了氣候,只好落得一個「遺臭萬年」的下場,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皇權社會權力三要素之二:法律

  在人類的歷史上,法律很早就出現了,但是,在中國人和西方人心目中,法律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最後,西方人走上了「法治」之路,中國人則是走上了皇權國家之路,長期生活在「人治」的陰影下。

  法律是國家權力的體現

  春秋末期,有一次,楚國令尹(相當於宰相)巡查邊境。突然,有人向他報告丟失了100頭羊,令尹急忙派人四處查找。幾天過去了,一點破案線索也沒找到,這個案子似乎成了「無頭案」。

  這時,忽然有一個名叫「直躬」的人前來檢舉罪犯,並找到了那100頭羊。令尹大喜,準備重賞直躬。誰知,直躬連連搖頭:「不不不!小人不要獎賞,只求大人開恩,不要對這個盜賊處罰太重……」令尹一聽,疑惑地問:「為什麼?」直躬囁嚅著答道:「因為……他是小人的……父親!」「什麼?他是你父親?」令尹臉色大變,指著他怒吼道:「直躬,你竟敢告發父親,簡直是忤逆不孝!」直躬慌忙辯解:「我這是在遵守國法啊!」

  令尹一聽,更火了,一拍「驚堂木」,喝道:「大王最近面諭群臣,應該在楚國法令裡加上這麼一條:凡是兒子不孝敬父母者,與臣子不效忠國君同罪。現在,你告發父親就是不孝,不孝也就是不忠!來人,把這個不孝之子拖出去斬了!」直躬急忙喊冤。可是,幾個凶神惡煞一般的武士跑了過來,就像「老鷹抓小雞」似地把他揪出去,一刀砍了。

  這則故事說明了一個問題:在君權至上的社會裡,專制統治者可以隨意操縱法律。當時,法就是「王法」,最高權力掌握在專制帝王的手裡,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立法、利用法,經常鬧到顛倒黑白、令人髮指的地步。

  那麼,什麼是「法」呢?對此,韓非子有一個解釋: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

  意思是,法律條文是由官府(即國家)制定的,用來治理人民,獎賞守法者,懲罰犯罪者,同時供臣民們學習,以便遵循。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法律很早就出現了。據《周禮》記載:「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這說明,早在夏代,就出現了5種刑罰,共3000條。當然,這些記載是後人追述的,夏代刑法的內容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商朝是一個比較完備的國家,它有官吏、軍隊、監獄,當然也有法律。後來,周公提到的「殷彝」就是商朝的法律。在這一點上,韓非子說得更具體:「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意思是,商朝有一條法律:凡是把灰傾倒在大街上的人,要被砍掉手臂。

  當然,這些「只鱗片爪」的記載只能說明商朝有法律,真正出現法律條文並流傳後世的最早實物是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首創的「刑鼎」。

  當時,子產在鄭國執政,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諸於世,讓大家知道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讓全體臣民一律服從國君的統治。對此,守舊勢力堅決反對,晉國大夫叔向曾寫信給子產,表示不滿:「法律一經公佈,人們知道如何避免刑罰,就不怕官長了。要是專憑刑書治理國家,官長就會不知道如何行政?」

  不過,歷史的潮流是無法阻擋的。二十多年後,帶頭指責子產的晉國也跟著鑄起刑鼎來,把范宣子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孔子知道後,卻仰天長歎:「晉國很快就要滅亡了!他們不遵守唐叔和晉文公的舊法,造出一個什麼刑鼎。從今以後,老百姓就會只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的臉色行事了!要是尊卑貴賤沒有次序,該怎麼立國啊?」叔向、孔子之所以反對鑄刑鼎,因為他們更相信「人治」,而不相信法律和法律的力量。

  可見,。因為再嚴酷的法律也有個界限,一旦將這個界限公佈,老百姓就會遵守,避死求生,而不至於無所適從,動輒得咎,完全聽憑統治者的擺佈。

  就拿子產來說,他向來主張推行「猛政」。當然,他的「猛政」主要是針對老百姓的,同時也是針對貴族勢力的,因為鄭國的工商業發達,貴族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利用刑罰去侵害商人的利益,導致民怨沸騰,也影響了國家的稅收。現在,子產鑄刑鼎,將法律條文公佈,對貴族的恣意妄為畢竟有了一些限制。所以,子產對叔向說:「我鑄刑鼎,是為了救世啊!」其實,子產的刑法已經夠「猛」了,還是為了「救世」。看來,在君主專制的社會裡,要是法律沒有公佈,那些統治者真不知會凶殘到什麼程度!

  法律是約束權力的「利器」

  法律,既是國家權力的體現,又是約束國家權力的「利器」。

  17世紀,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在處死英王查理一世後,革命領袖克倫威爾宣佈建立共和國。幾年後,他逐漸羽翼豐滿,蛻變為一個獨裁者,也想過一過「國王癮」!

  這一天,克倫威爾突然詢問法學家洛克:「現在,讓一個人做國王也許對國家有利。」洛克聽後一愣,一抬頭,發現他的雙眼裡充滿了期望和貪慾,立刻明白了他的「鬼心思」,便字斟句酌地說:「閣下,您是想要拯救英國嗎?那麼,我可以告訴您:這個藥方比病還糟糕!」

  克倫威爾聽後,眉頭一皺,情不自禁地握住了腰間的刀柄,悻悻地說:「現在,英國就在我的手中,誰敢把我怎麼樣?」洛克非常平靜地答道:「不錯,閣下確實已經掌握了充分的王權,但是人們都把您看成是國王的死敵和共和國的象徵;如果閣下自封為國王,所有主張共和的人都會背叛您,您的事業就會非常危險!」

  聽了這番話,克倫威爾沉默了許久,才尷尬地一笑:「別介意,剛才我只是隨便說說!」

  最後,克倫威爾終於沒有當國王,只是自稱「終身護國主」,獨攬國家大權。在這一點上,克倫威爾與曹操非常相似:曹操只敢做「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魏王,卻不敢貿然稱帝。他們之所以不敢公開稱王稱帝,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合法。當然,這裡所說的「法」,是成文的法律、不成文的道德規範以及傳統習俗觀念的總和。

  在自己的權力達到頂峰之際,還能夠頭腦清醒,辨明合法與非法的界限,並自覺地約束自己(也許是非常痛苦的約束),這才是明智的統治者。可是,歷史就是怪得很,一些愚蠢的獨裁者剛愎自用,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幹出一些傻事來,結果眾叛親離,由權力的頂峰跌入毀滅的深淵,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復辟帝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1688年,英國爆發了推翻詹姆斯二世的「光榮革命」。第二年初,英國國會決定:擁戴荷蘭執政威廉為國王,稱為「威廉三世」。為了約束新國王,國會通過了著名的《權利法案》,對王權的範圍作出了明確的限定。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法律問題:不經國會同意,國王無權廢止法律或者修改法律,不得任意徵稅,也不能在和平時期徵兵和維持常備軍。1701年,國會又通過了《王位繼承法》,對未來英國王位的繼承人作出明確的規定。

  《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的通過,大大限制了王權,使王權受到了極大的約束,英國由一個封建王朝變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資產階級可以精神抖擻地大步向前邁進了。

  18世紀後期,經過8年的獨立戰爭,在北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並誕生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憲法。美國憲法的最大特點就是「三權分立」:立法權屬於國會,總統擁有行政權,審判權屬於法院;這三個權力機構之間又互相制約,可以有效地防止獨裁統治,從而杜絕了專制君主在美國出現的可能性,保證了社會的長期穩定。迄今,美國建國已經有二百多年,從未出現軍事政變或武裝暴亂(內戰除外),這不能不歸功於憲法對權力的有效約束。

  1789年,法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大革命,成千上萬的人民衝向象徵封建統治的頑固堡壘——巴士底獄,並把它夷為平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勢力。

  隨後,制憲會議發表了革命的「政治宣言書」——《人權宣言》,明確宣佈: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自然的」天賦權利,任何人都不能剝奪和動搖;在權利方面,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平等的,這就把人從封建「奴僕」中解放出來,否定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是對專制王權的一種公開蔑視和挑戰。

  同時,《人權宣言》也宣佈: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人治」。宣言之所以如此強調「法治」,是因為當時法國是歐洲最典型的君主專制國家,封建統治階級可以玩弄法律於股掌之中,隨心所欲地逮捕他們不喜歡的人,人民處於毫無人身自由的悲慘境地。

  《人權宣言》所宣佈的自由、平等、博愛、法治、財產、安全、反抗壓迫等原則,沉重地打擊了君主專制制度,王權這頭貪婪的「巨獸」終於被關進了《人權宣言》的鐵籠子裡。在世界歷史上,《人權宣言》也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它就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法國的上空,讓一切專制勢力望之而膽寒!

  在《人權宣言》的基礎上,法國又誕生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奠基石——《拿破侖法典》。對此,西方名將拿破侖曾自豪地說:

  「我真正的光榮並非打了40次勝仗,滑鐵盧之戰抹去了關於這一切的記憶,但是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記的,它將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這部《民法典》,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民法典——《拿破侖法典》。它內容豐富,除了《總則》一章外,正文共有2281條,其基本原則仍然屬於《人權宣言》內容的範疇。

  這部法典的偉大意義在於:它從法律上確認了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把「剛剛誕生的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譯成了「司法法規的語言」,使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對於資本主義在法國乃至歐洲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對法國以及歐洲封建勢力的反撲來說,這部法典不啻築起了一道「高不可攀」的高牆。儘管《拿破侖法典》誕生後不久,反動的波旁王朝曾在法國兩次復辟,歷時達15年之久,但是封建統治階級對巍然屹立的《拿破侖法典》卻是望而生畏,無力把它推翻,而標誌著「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很快就飄揚在法蘭西的上空。

  所以,《拿破侖法典》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對後來世界各國的立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近代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資產階級的革命和改革,先後頒布憲法,通過法律來約束,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專制王權,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歷史有很大的借鑒作用。幾千年來,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一直是生活在專制皇權的陰影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尊嚴為何物,只是一味匍匐在專制帝王的腳下,山呼萬歲!與西方一對比,我們的祖先難道不覺得羞愧和汗顏嗎?

  法治還是人治?

  法律的作用是什麼?在治理國家上,究竟是人的因素重要,還是法律的因素重要?對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古往今來,西方人非常重視「法」,無論是統治者,還是社會各階層,都崇尚「法治」,將法律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早在6世紀,在東羅馬帝國就出現了歐洲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到了8世紀,利奧三世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又主持編纂了一部《法律全書》。它的前言闡明了立法的原則:伸張正義,制止法官任意行事;反對行賄、受賄,給司法人員頒發薪俸,禁止他們敲詐勒索,以避免「為銀錢而出賣正義」;窮人和富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等等。這部法典的出現,順應了時代潮流,極大地緩和了東羅馬帝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加速了封建化進程,在世界法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在西歐,早在6世紀初,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就著手制定《薩利克法典》,以法律的形式將法蘭克人對高盧的征服以及征服後發生的巨大變化肯定下來。這是一部蠻族征服者的法典,也保留了許多法蘭克人舊有的風俗習慣。

  在英國,13世紀初,約翰王同諸侯們發生衝突,鬥爭的核心仍然是「法律問題」。在諸侯、市民的壓力下,約翰王被迫於1215年簽署《大憲章》。這部大憲章共有63條,其基本精神是把王權置於封建習慣法的約束之下,既保障了大貴族的特權,也保護了騎士和市民的部分權利。為了執行大憲章,還從封建主中選出25名代表,專門監督國王。

  正因為「大憲章」極大地約束了王權,約翰王實在是無法忍受:「他們給我加上了25個太上皇!」為了維護和推翻「大憲章」,英國打了幾十年的內戰。內戰結束後,英國出現了國會,分為上議院、下議院,掌握立法權。

  後來,一些英國學者稱「大憲章」為「英格蘭自由的奠基石」。這種說法雖然有些誇張,但也可以看出:英國人多麼珍視《大憲章》。為此,他們不惜流血奮戰,誓死保衛《大憲章》!

  至於法國人民,儘管面對的是歐洲最專制的封建政權,但他們卻勇敢地喊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心聲,發動了1789年大革命。當三級會議裡的教士、貴族代表公然拒絕改革時,由資產階級組成的第三等級代表毅然在網球場宣誓:不制定出一部體現人民意志的憲法,就絕不散會。在他們勇敢、堅決的鬥爭下,偉大的《人權宣言》才得以公佈。

  反觀中國皇權國家,這個古老的專制大帝國,儘管很早就出現了成文法律,但是,幾千年來,一直就是「朕即國家」,法無定法,有法和無法沒有根本的差別。除了秦朝是用赤裸裸的法家學說統治全國以外,歷代王朝都採用「外儒內法」的治國方針,打出「儒學」的幌子,用法律作刀子,一軟一硬,互相補充,將專制帝王的權力極大化。

  在這個皇權社會裡,法律就好像是沙漠裡的「內陸河」一樣,時隱時現,若有若無:當專制帝王需要法律時,法律就出現了;要不然,法律便消失了。正如《詩經》所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皇權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只有專制皇權,而沒有法律的國家。

  早在公元前5世紀,魏國的李悝就著《法經》六篇,這是歷代法律家的始祖。公元前4世紀,商鞅在秦國變法,多次修訂《秦律》。不過,無論是李悝,還是商鞅,他們都主張君權至上,專制帝王們說出來的話就是「詔令」,把這些話正式規定下來就是「法」,所有臣民必須絕對遵守,不得懷疑和反抗,正所謂「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秦朝建立後,李斯又集法家之大成,制定出一整套法律。

  漢朝初年,由丞相蕭何制定的律令,基本沿襲了《秦律》。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學,又給殘酷的法律披上了一件「儒學」的外衣。當時,國家的法、律和令增加到359章(在西漢初期只有9章)。其中,死罪律409條,共1882目;死罪例13472條。如此煩多的法律條文,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弄不清楚,就連掌管刑法的官吏也很難掌握。於是,辦案的官吏只憑賄賂有無和多少,隨便判罪,草菅人命、貪贓枉法的事件層出不窮。「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也就成了中國人的口頭禪。

  到了晉武帝時,對法律進行省簡,訂成新律,並把死罪條目懸掛在亭館、旅舍,使老百姓知道,以減少犯罪。但是,司馬氏集團是一群吃人的惡魔,他們經常為所欲為,不按法律辦事,只有愚昧的老百姓才會去逐條鑽研那些律令。這是中國皇權社會最典型的一幕悲劇!

  隋文帝時,改定刑律,比前朝寬鬆不少。但是,一到隋煬帝手裡,法令又變得殘酷起來,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好揭竿而起。

  唐朝建立後,於貞觀十一年(637年)頒布《唐律》、《唐令》。高宗時,又命長孫無忌等人撰寫《唐律疏議》,這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律書。從唐朝以後,歷代王朝對律令多少有一些刪改,但都是「換湯不換藥」,無法約束專制帝王的恣意妄為。

  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中國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才姍姍來遲,而主持制定它的人竟然是著名的「老佛爺」——慈禧太后。

  眾所周知,慈禧曾親手扼殺了「百日維新」,並訓斥堅持變法的光緒帝:「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卻受小人鼓動,胡作非為。難道康有為的法能勝過『祖宗之法』嗎?你真是昏了頭!」

  可是,在摧毀「百日維新」之後的第三年(1901年),慈禧竟然親自舉起變法維新的大旗,並公開宣佈:

  「變法一事,關係甚重。朝廷立意堅定,志在必行。惟有變法,捨此更無他策。」 

  那麼,這個「戊戌變法」的「掘墓人」,為什麼要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實行變法呢?

  原來,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倉皇西逃,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才勉強保住了統治地位。當時,清政府在全國的統治已經是搖搖欲墜了。直到這時,慈禧才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過來,幻想憑借變法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統治。

  當然,慈禧的變法也是有「度」的。變法一開始,她就公開宣佈:

  「世上有萬古不易之常經,卻無一成不變之治法。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月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如同琴瑟之改弦。」

  這段話,堪稱是慈禧變法的綱領和指導方針,也就是說:變法只能修修補補,不許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所以,她在《欽定憲法大綱》裡明確規定:

  「君主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遠尊戴。」

  天啦,這哪裡是變法,分明是「老佛爺」在變著法兒欺騙老百姓!

  縱觀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表現形式,還是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法律在中國和西方都是「迥然不同」的。

  從先秦到滿清,中國的法律從來都是由專制帝王制定、頒布,廣大臣民只有遵守的義務;法律是專制帝王用來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根本約束不了專制帝王。在皇權專制時代,有誰認真考慮過要用「法」來約束皇帝和皇權?從來沒有,誰有這個膽量?

  而西方卻是截然不同,儘管像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那樣的君主也曾宣佈「朕即國家」,使法律和法院成為國王懲治臣民的「御用工具」,但西方人很早就與「君權神授」的君主專制制度展開鬥爭,而且直接用「法」來約束、限制專制君主。到了近代,更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求國王和老百姓一樣遵守法律,一些法律條款更是直接衝著最高統治者。例如:英國的《權利法案》、《王位繼承法》,美國的1787年憲法,法國的《人權宣言》。在中國,這一切都是難以想像的!這不,「戊戌變法」只是稍微動了一下「祖宗之法」,就被慈禧視為「大逆不道」,很快就被扼殺在搖籃裡。

  在皇權專制時代,中國人喊出來的最響亮的口號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犯法與庶民同罪」。其實,就是王子、皇子犯了法,也不可能真正與「庶民同罪」,除非那個倒霉的王子、皇子觸犯的是國王、皇帝,而不是國法,那就真的要「同罪」了,甚至被砍頭。在宮廷鬥爭中,被殺掉的王子、皇子倒不少,國王、皇帝也不乏身首異處的,但那與「法律」絲毫不相干。

  在這種情況下,偶爾出現一兩個比較開明的帝王,下詔懲處幾個貪官污吏,或者是廢止幾條嚴酷的律令,就會被視為「一代明君」,受到萬民的「衷心擁戴」。例如,漢高祖劉邦剛進咸陽時,與關中的父老「約法三章」:「殺人償命,傷人及盜抵罪。」所以,深受關中人民的擁護,終於擊敗項羽,建立了漢朝。

  至於那些大小官吏,因為「天下烏鴉一般黑」,要是出現幾個不太黑的「烏鴉」——清官,老百姓就會感激涕零,甚至給他們樹碑立傳,送萬民傘,流芳百世。俗話說:「物以稀為貴。」在皇權社會裡,像包拯、海瑞這樣的清官畢竟太少,中國人越是稱頌「青天大老爺」,就越說明清官罕見,整個社會非常黑暗。

  千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呼喚「明君」和「清官」,就是因為: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中國人崇尚的是「人治」,缺乏「法治」的觀念。

  對那些專制帝王來說,提倡「人治」(而不是「法治」)是理所當然的。例如,康熙就經常對大臣們說:「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法律在人「奉行之善與不善耳。苟善於奉行,則地方自然受福;若不善奉行,雖有良法,豈能有濟」?康熙真是會說話,他給「人治」披上了一件金光燦爛的外衣;至於法律,則被貶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

  當然,康熙之所以這麼說,因為他是專制帝王,也不足為奇!奇怪的是,一些「進步思想家」也沒能跳出「人治」的思想牢籠。例如,著名的思想家魏源就曾鼓吹:

  「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難於得方而難得用方之醫,不難於立法而難得行法之人……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復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

  魏源這段話似是而非,就其實質而言,仍然是「人治」,與康熙倒是「一個鼻孔出氣」!

  強調「人治」,忽視甚至從根本上排斥「法治」,這是中世紀的中國和西方的最大差異,這也是皇權專制國家為什麼能夠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根本原因!   


皇權社會權力三要素之三:哲學

  在皇權社會裡,如果說軍隊是權力的「守護神」,法律是國家權力的體現和約束權力的「利器」的話,那麼哲學就是專制權力的「靈魂」和「辯護人」。

  哲學是權力的「靈魂」和「辯護人」

  幾千年來,在皇權社會裡,中國的哲學和哲學家們與權力走得太近,不是這種權力形式的靈魂和辯護人,就是那種權力形式的靈魂和辯護人。

  在「諸子百家」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是首屈一指的。

  孔子的儒學,主要有禮樂和仁義兩大部分。孔子非常崇拜輔佐成王製作禮樂的周公旦,曾一再表示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面對「禮崩樂壞」的動盪局面,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張,要求天下人恪守本分,各盡職責,不要破壞等級制度。所以,對不守規矩、妄自尊大的魯國權臣季孫氏,孔子非常憤恨,曾拍案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對於權重勢大的季孫氏,孔子又毫無辦法,只好遷怒於為季孫氏效力的學生冉求,公開宣佈:「冉求已經不再是我的學生了,你們可以鳴鼓而攻之!」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個「仁」字。所謂「仁」,就是「克己復禮」,意思是:克制自己的慾望,約束自己,嚴格遵守禮制。至於「仁」的內容,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為了讓人們做到「克己復禮」,孔子甚至抬出抽像的「天」和「天命」來威嚇世人,宣稱:「君子有三畏」,頭一條就是「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總的來說,孔子創立的儒學內容非常駁雜,加上他的門徒眾多,所以,在孔子死後,儒學又分裂出許多小門派。其中,戰國時的荀子學說最符合皇權專制統治的需要,成為秦始皇建立皇權國家的靈魂和辯護人。對此,梁啟超先生早就指出:

  「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間,宗派屢變,一皆盤旋荀學肘下。」

  那麼,為什麼荀子的哲學能夠成為兩千多年來皇權國家的靈魂和辯護人呢?因為荀子將法學的內容糅進了儒學裡,並提出了「禮表法裡」的主張,因而深受專制帝王們的青睞。

  特別是,荀子的學生韓非總結諸子學說,既繼承了老師的思想,又吸收了老子的道家哲學,還融會了法家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法理哲學。所以,讀了韓非的作品後,秦始皇嬴政大加讚歎:「如果我能見到這個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可是,韓非來到秦國後,卻被他的同學李斯害死!

  不過,韓非雖死,但他的著作卻被留了下來,他的法家哲學也被秦始皇全盤接受。特別是,李斯與韓非雖然是政敵,但他和韓非師出同門,在協助秦始皇制定律令時,自然是以荀子的哲學思想為指導。此後,中國的法律出現了很大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法律仍然是荀子、韓非哲學的翻版或演繹。

  但是,除了秦朝之外,歷代王朝信奉的都是孔孟的儒學,孔子、孟子也成為公認的「聖人」,荀子卻遭到冷落和排斥,甚至被逐出孔廟,主要是因為:荀子的學說太直截了當,赤裸裸地替皇權專制政體充當「辯護人」,過於直白,不符合中國人的民族心理。

  當時,荀子宣揚人定勝天,摒棄命運,不信鬼神,不法先王,指出人性本惡等,曾為皇權專制國家的建立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根據。但是,僅憑荀子這種「霸道」的學說,以及韓非的刑名、法術來治理國家,要想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上,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教訓。

  後來,專制帝王們逐漸變聰明了,發現:在孔、孟的儒學裡,有比荀、韓學說更有價值的東西——「王道」。

  乍看起來,孔、孟的「王道」畏懼上天,相信命運,敬鬼神,法先王,認為人性本善,這些與荀、韓的「霸道」是「南轅北轍」。但是,這種「王道」思想卻有很大的欺騙性,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可以從根本上瓦解天下臣民的反抗意志。

  特別是,漢武帝時,董仲舒對儒學進行改造,使儒學從「不達時宜」、喜歡「是古非今」的復古之學,演變為「霸(刑名之學)王(儒學)道雜之」的新儒學,並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從此,儒學逐漸成為中國哲學的主體,孔子、孟子也成為歷代王朝欽定的「聖人」,而真正充當專制皇權靈魂的「荀學」卻因為太直白,被迫退居下風,荀子、韓非子更是被排斥在正統的哲學之外。

  一句話,還是近代思想家譚嗣同說得好: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唯鄉願工媚大盜。」

  在這裡,「鄉願」指的是那些「偽君子」和騙子。在譚嗣同的眼裡,二千多年來,歷代王朝都是清一色的皇權專制政體,那些專制帝王都是「禍國殃民」的大盜,他們信奉的都是荀子的哲學,全都是坑害人民的鬼話;只有大盜才信奉和鼓吹這些鬼話,也只有那些專門編造和傳播鬼話的「騙子」才竭力討好專制帝王。

  譚嗣同的話真是「一針見血」,揭露了皇權專制國家的強盜性質和古代哲學的奴才屬性,以及這種強盜權力和奴才哲學之間「互相利用」的特殊關係!

  中國古代哲學的「奴才化」趨勢

  當然,幾千年來,中國古代的哲學並非全都是「奴才哲學」,就是荀、韓的哲學也一度是英勇的鬥士,不過那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皇權專制國家之前。

  大思想家荀子雖然出身儒門,但他對儒學傳統的批判卻非常尖銳和深刻。在《荀子‧儒效篇》裡,他把儒家分為「俗儒」、「雅儒」、「賤儒」和「大儒」,充分表現了他對儒學的蔑視。對儒家的「法先王」,荀子堅決反對,並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法後王」的主張,與儒家的復古、倒退進行堅決的鬥爭。

  針對孔、孟「畏天命」的觀點,荀子勇敢地提出了「人定勝天」的口號,為即將建立的皇權專制國家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理論基礎。

  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惡論」,反對孔孟的「性善論」,並指出:人的本性是惡的,需要後天的培養教育,才能變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禮」,荀子則把「法」糅合進「禮」中,經常是「禮」、「法」並提,從而跳出了儒家的「禮」的窠臼。

  如果說荀子對儒家的批判還主要是在宏觀上、理論上進行的話,那麼他的學生韓非子則是從具體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銳,毫不含糊。在韓非子那裡,儒家的「禮」被拋到一邊,直接提出了「廢先王之教」、「以法為教」的主張;主張依法治國,「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雖然韓非出自荀子門下(儒學的一支),也算是出身於儒家,但他的哲學已經和儒學大相逕庭,甚至勢不兩立。當時,他把儒家列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並明確提出:

  「古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

  在韓非那支犀利的筆下,孔孟儒學被批駁得一塌糊塗,難怪為韓非所傾倒的秦始皇后來會對儒生大開殺戒,幹出「焚書坑儒」的事情來。

  在否定復古、倒退的孔孟儒學,為新的皇權國家體制的建立「鳴鑼開道」的戰場上,荀子師徒精神抖擻,一往無前,為中國第一個皇權國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一時期,他們站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鬥士」。但是,在秦朝以後,隨著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國家逐步確立,作為替這種權力形式吶喊和戰鬥的荀韓哲學,也就逐步由鬥士變成奴僕。

  西漢中期,董仲舒對孔孟儒學進行改造,並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深受漢武帝的賞識。為了籠絡人心,從漢朝開始,專制帝王逐步把「獨尊」的地位交給儒學,因為在儒學的外面披著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韓哲學那麼面貌猙獰,更容易被人們接受,不至於引起太大的反感。

  從此,儒學就成為中國皇權專制社會的正統聲音,其餘諸家學說或者退居幕後,或者銷聲匿跡,中國哲學也逐漸成為專制皇權的「奴僕」。在專制帝王的身邊,聚集著各色各類的儒生,有的充當牧師,有的爭做奴才,偶有一兩個「離經叛道」者,輕則被羞辱、詬罵,重則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連九族。

  古往今來,在皇權專制體制下,中國人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學者錢湘靈曾在家門口貼了一副對聯:

  「名滿天下不曾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這是中國古代學者心態的真實寫照!試想一下,在嚴密的高壓統治下,學者們都「不曾出戶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裡還談得上什麼思想、哲學。在威嚴、肅殺的皇權專制統治下,學者們能夠苟全性命就算是「龍恩浩蕩」了,哪裡還敢隨便講話,批判專制皇權,除非他有兩個腦袋!

  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有一句名言:

  「專制制度的特點,就是扼殺人們精神中的思想、靈魂中的美德。」

  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縱觀中國歷史,越到皇權社會的後期,專制皇權就越發厲害。特別是在滿清入主中原以後,吸取歷代王朝的經驗、教訓,制定出一整套專制、獨裁的國策,將皇權國家體制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壓統治下,人們的思想被扼殺,甚至用薙發留辮、口稱「奴才」等規定竭力踐踏人的尊嚴,讓中國人沒有半點「人」的骨氣,更談不上什麼哲學、思想和哲學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紀,中國人依然生活在高度專制的滿清王朝統治下,西方卻先後爆發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逐步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才出現了魏源、洪仁玕、嚴復、康有為、譚嗣同等改良派思想家,但也是「曇花一現」,很快就被皇權專制體制所吞噬。面對黑沉沉的、強大的皇權專制國家,極少數有識之士(例如龔自珍)也是無能為力,只有扼腕歎息:

  「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當時,中國確實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長達幾千年的皇權專制的高壓統治下,中國沒有出現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那樣的哲學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那樣大無畏的「哲學巨匠」。在一片「萬歲!萬歲!萬萬歲」、「皇恩浩蕩」和「奴才該死」的讚美聲中,中國人一直生活在「鐵屋子」裡,渾渾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學的愚弄、欺騙,任由專制帝王擺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才猛然驚醒!

  所以,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皇權國家以後,中國就再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了,有的只是替專制皇權塗脂抹粉的「奴才哲學」。在專制皇權的威壓和奴才哲學的欺騙下,中國人的頭腦裡充斥著種種「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從,就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十惡不赦。

  在皇權社會裡,權力有三個要素,即軍隊、法律和哲學。幾千年來,專制帝王們動用軍隊鎮壓人民,運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時利用奴才哲學來欺騙、麻痺人民。如此一來,皇權專制制度就「穩如泰山」了,這就是皇權國家能夠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奧秘」所在!

  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權力比作老虎,哲學比作人的話,那麼,在皇權專制時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這個被吃掉的人還「為虎作倀」,既引導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蠱惑、迷亂人們的心靈,讓人們「心甘情願」地被老虎吃掉。

  總之,對於瓦解人民的鬥志、鞏固皇權專制制度,中國古代的奴才哲學是「功不可沒」!

  哲學與權力的「共生共滅」關係

  古希臘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自從有人類以來,權力就誕生了;幾乎是如影隨形,替權力辯護的哲學也出現了。

  歸根結底,哲學和哲學家無非是權力的辯護人:他們不是替這種權力形式辯護,就是替那種權力形式辯護。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讓哲學家走出書齋,乾脆由哲學家稱王,從「辯護律師」的地位變成「當事人」,這就是柏拉圖倡導的「哲學王」的思想。

  反過來,另一些學者試圖讓哲學與權力絕對分離,造就一個權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紀英國哲學家莫爾提出的「烏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烏托邦》中,莫爾運用形象化的語言闡述了自己的哲學主張:在一個遙遠的海島上,有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地方,那裡一切財產都是公有的,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壓迫、剝削,人人都要參加勞動,男女完全平等,都熱心公共利益,一切勞動產品都屬於全體人民,進行合理分配;至於管理人員,由全體人民選舉產生,每年選舉一次。不過,這個「烏托邦」雖然很美妙,但終究無法逃脫權力的支配和約束。

  18世紀中葉,在《自然法典》中,法國哲學家摩萊裡描繪了一個未來的「大同社會」。因為摩萊裡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國」裡,沒有私有財產,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勞動、休息、醫療和接受教育的權利。有趣的是:在這個新社會裡,人們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樣的房屋。

  像莫爾、摩萊裡這樣的哲學家,他們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們刻畫的「理想社會」仍然無法逃脫權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類,就會有權力;只要有權力,就會出現為權力辯護的哲學,這是權力與哲學在人類社會低級階段的表現形式。當人類社會進入高級階段時,權力與哲學的表現形式也出現了差異:一方面,哲學依然是權力的「辯護人」;另一方面,當人們要推翻某種權力形式時,就首先要從思想上批判和否定為那種權力形式辯護的哲學。如果這種哲學被人們摒棄,權力這隻大鼎只剩下法律和軍隊兩隻足來支撐,就會搖搖欲墜了,因為法律和哲學的關係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學來提供理論依據;如果哲學被否定了,那麼法律就會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旦哲學、法律這兩隻足都垮了,權力這隻大鼎就剩下軍隊一隻足勉強支撐,這種權力形式的崩潰也就指日可待了。

  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曾經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一個政權崩潰的前兆,就是它所依靠的哲學出現了普遍的信仰危機。一旦這種信仰危機無法克服,這個政權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快就要分崩離析,無論它當時多麼強大,都是「外強中乾」,無法擺脫必然滅亡的命運,中國的皇權專制政體也不例外。

  在秦始皇時,秦朝是夠強大的,「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但是,嬴政自恃強大,窮兵黷武,焚書坑儒,喪盡人心。特別是,秦二世凶殘、暴虐,出現了全國性的信仰危機,結果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宣傳「大楚興,陳勝王」,「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不過,等陳勝建立「張楚」政權,當上國王以後,他剛愎自用,也迅速腐化,很快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世人很快就看清了「大楚興,陳勝王」的實質——只是出現了又一個「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還是一個「土皇帝」。所以,沒過幾個月,張楚政權就垮台了,陳勝也被部下所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以轟轟烈烈開始,卻以迅速失敗而收場。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夠強大的,曾經地跨歐、亞兩洲,軍力之強世界罕見。但是,因為元朝統治者頑固地堅持民族歧視政策,「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大帝國只存在幾十年時間就崩潰了。

  想當初,「闖王」李自成是何等受人擁戴!那時,人民到處傳唱著「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帶著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嚮往,熱情支持農民起義軍。可是,沒過多久,嚴酷的現實就告訴人民:這個「李闖王」並不比崇禎皇帝好多少。

  在打進北京後,李自成建立的「大順王朝」迅速腐化,使老百姓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李自成的看法,他們「始憤痛思舊矣!」北京的老百姓出於對起義軍的憎恨,竟然懷念起他們過去切齒痛恨的明朝,這是多麼慘痛的教訓啊!正因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這位曾經在戰場上縱橫馳騁、所向披靡的「大順皇帝」李自成,只坐了二十幾天的金鑾殿,就匆忙逃出北京,最後竟然在湖北九宮山死於區區幾個地主武裝團練之手,前後一對比,反差何等強烈!

  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國」更是如此!咸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迅速席捲整個南部中國,並在天京(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滿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已經是「搖搖欲墜」。

  當時,洪秀全自稱「天王」,雖然沒有稱皇帝,但他依然大權在握,作威作福。

  在金田村起義時,洪秀全曾宣佈:「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爾吞我並之念?」此外,他還鄭重地許諾:要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天國」。

  說得是何等「動聽」!

  但是,就像陳勝說過的「苟富貴,毋相忘」一樣,這些美妙的言辭只適用於患難時,一旦洪秀全做上天王,他不但將這些話忘得一乾二淨,還公開宣佈「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建立了一整套等級制度,從天王到普通老百姓之間等級森嚴,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人們很快就對這個「太平天國」失望了,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同洪秀全決裂,甚至起來打倒他:在內部,在悲憤和失望之餘,「文武雙全」的翼王石達開率領十幾萬精兵出走,最後在大渡河畔全軍覆沒;在外部,曾國藩憤而組織湘軍,成了太平天國的「掘墓人」。特別是,到了太平天國後期,儘管其軍事實力要比前期強大得多,卻喪失了最寶貴的「人心」,步履艱難,一步步走上了下坡路。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一個「皇權社會」,其間經歷了多少次改朝換代。對此,中國古人有一句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其實,人心就是信仰,信仰就是哲學所產生的感召力量。一旦某個王朝人心喪盡,單憑暴力鎮壓是維持不了多久的,這是亙古不變的「歷史定律」,屢試不爽!   


皇權社會四定律之二:權力與金錢「聯姻」

  在皇權社會裡,有一個歷史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如果將「權」與「利」相比較,「權」更為重要,權力比財富更受人們的青睞。就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關係而言,往往是先有了「權」,再憑借政治權力獲取「利」。

  在皇權專制時代,財富的多寡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誰的權越大,誰就能獲得更多的金錢,從而陷入了一個權力——金錢——更大權力——更多金錢的惡性循環。於是,千百年來,「爭權」和「奪利」、「陞官」和「發財」才成了形影不離的夥伴。在民間,也流傳著一句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揭示了權與利以及富與貴在皇權社會裡的特殊關係。

  權力吞噬金錢,金錢腐蝕權力

  自從權力誕生以來,它要搶奪的東西就是金錢,就要拚命地吮吸金錢。隨著權力的發展、壯大,它對金錢的需求和貪婪也越來越厲害,就像一個兇惡的魔鬼一般吞噬著金錢,永無止境,直到吞噬的金錢把它脹死為止;在一個權力魔鬼脹死之後,另一個權力魔鬼又會產生,人類社會也隨之一步步從低級向高級演變。

  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們對權力的爭奪,在本質上是對金錢的爭奪:誰的權力大,就可以佔有更多的金錢。特別是在皇權社會裡,那些專制帝王壟斷了全國的最高權力,富有四海,全國的金錢都成了他的「一己之私」。所以,劉邦稱帝后,得意洋洋地問父親劉太公:「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一個人只要坐上龍椅,那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就成了他的產業,他就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這些專制帝王不僅生前奢侈淫靡,揮金如土,就是在死後還要用大量金錢陪葬,以便在「另一個世界」裡繼續享受。例如,慈禧太后死後,用的棺木是金絲楠木,棺底鋪著一條綴滿13000顆寶珠的錦褥,在錦褥上又加蓋一條有2400顆碩大寶珠的絲褥。在她的屍體周圍,擺滿100多尊佛像,都是用金銀、翠玉、紅綠寶石雕刻而成。此外,還有10000餘顆五色珍珠均勻地撒在棺木內。

  自從秦始皇建立皇權國家以後,歷經幾千年的王朝興衰更迭,專制權力在吞噬金錢的同時,也遭到了金錢的腐蝕。

  在皇權專制時代,一個新王朝的前幾代皇帝往往比較明智,在掠奪金錢方面也比較有節制,同時推行一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讓人民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供其進一步掠奪。但是,到了王朝的後期,專制帝王們大多昏庸、殘暴,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掠奪,不惜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恨不得把人民搜刮乾淨,宗旨只有一個:搾取更多的金錢,供他們享受、揮霍。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金錢除了供統治者享受外,還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了王朝的後期,金錢的「副作用」就越來越明顯——逐漸腐蝕專制皇權的肌體,促使其加速走向滅亡。

  秦朝建立後,雖然賦役繁重,秦始皇又廣造宮室、大興土木,花費了不少錢財,但他推行的許多政策,比如統一天下,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向嶺南地區移民,使人民能夠在一種相對和平環境下從事生產活動,特別是嬴政高度重視農業,使農民大多擁有一小塊土地,可以安心發展生產。所以,在秦始皇的高壓統治下,人民生活雖然很悲慘,但整個社會仍然是穩定的。

  到了秦二世時,胡亥、趙高一夥人肆無忌憚地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揮霍,結果金錢反過來腐蝕、瓦解了皇權專制政體,人民忍無可忍,終於爆發出驚天動地的怒吼,秦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西漢前期,好幾代皇帝注意吸取秦朝的教訓,一方面,採取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社會經濟逐步繁榮起來;另一方面,統治集團也搾取了巨大財富,盡情享樂,過著人間最豪華的生活。到了漢武帝初年,國庫裡裝滿糧食,銅錢堆積如山,大約有數百億。究其原因,是漢朝前期實行「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使社會安定,老百姓可以安心發展生產。這反映了一個規律:在皇權社會裡,只要專制帝王們不再整天「挖空心思」剝削、壓迫人民,勤勞、純樸的中國老百姓自然會通過辛勤勞動,使社會經濟發展、繁榮,實現國富民強。

  東漢末年,桓、靈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貪慾,他們想出種種「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錢,甚至明碼標價,公開賣官鬻爵,把一部分權力直接轉化成金錢,充分暴露了皇權專制體制的腐朽性。

  由於統治集團驕奢淫逸,沉湎於金錢的深淵中,皇權國家制度出現了巨大的分裂和演變,再加上黃巾大起義的打擊,東漢政府的權威急劇下降,各地軍閥紛起,統一的專制皇權被割據勢力所取代,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三足鼎立」的時代——三國時期。

  當時,大軍閥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權力掠奪了大量金錢,真讓人觸目驚心。為了搾取更多的金錢,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揮軍隊燒殺搶掠。在他的大本營——郿塢,藏有黃金3萬餘斤,白銀9萬餘斤,各種珍寶不計其數。但是,這個吞噬金錢的惡魔,不久就被金錢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設計處死了他,並將他那用金錢餵養得肥肥胖胖的身軀點了天燈!

  隋文帝楊堅,是隋朝的開國皇帝,非常注意節儉。為了限制專制權力對金錢的肆意掠奪,楊堅採取「兩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潔的官吏,並賜給官吏們職分田,限制官員利用公款放債盤剝人民;另一方面,他對貪官污吏毫不手軟,一發現官吏貪污、受賄,就嚴懲不貸,連太子楊勇、秦王楊俊也因為生活奢侈,耗費大量金錢,被他廢黜。

  不過,隋文帝畢竟是專制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權力對金錢的攫奪,無非是為了坐穩龍椅,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他也有窮奢極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楊素修建仁壽宮。楊素素來狡詐而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節儉之風時,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華府第,又搶奪大量良田、美女,對老百姓欺詐勒索。可是,這樣一個凶狠、貪婪的大官僚,卻被隋文帝認為是一個正直、廉潔的好官。

  楊素領命後,征發數十萬民夫,用兩年的時間建成了一座宏偉、壯麗的仁壽宮,簡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宮相媲美了。等宮殿建成後,隋文帝親自前來查看,見那宮殿依山傍水,連綿宛轉達一百多里,又聽說死了數萬民工,頓時臉色大變,怒斥楊素:「你這個佞臣,竟然這麼幹,是想讓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見,都替楊素捏一把汗,以為他這回准要倒霉了:輕則罷官,重則丟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見楊素,反而誇獎他:「愛卿,你知道朕老了,沒有地方娛樂。現在,你建了這樣一座宮殿,豈非忠心耿耿?」然後,楊堅又下令重賞楊素。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楊堅耍的是「兩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裝腔作勢,擺出一副「廉潔」的姿態。

  當然,在隋文帝時,比較注意節儉,貪官污吏們也不時受到懲處,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專制權力對金錢的搜刮掠奪,社會風氣也比較清明。但是,到了隋煬帝時,皇帝帶頭腐化、淫樂,殘酷搜刮人民的金錢。於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大小官吏紛紛效仿,舉國上下腐敗成風,整個社會風氣完全被毒化。最後,被金錢這只「蛀蟲」蛀空了的大隋帝國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從宋朝到元、明、清,歷代王朝無不是以對金錢的掠奪開始,而被金錢所腐蝕、演變結束。幾千年來,在專制王朝的更迭過程中,金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政治腐敗的標誌——權錢交易

  在皇權專制時代,就像得了麻瘋病的人毛髮會急劇脫落一樣,一個政權腐敗的明顯標誌就是賣官鬻爵,貪污受賄,以權換錢,而且非常普遍。

  東漢靈帝時,為了搾取更多的金錢,皇帝竟然大張旗鼓地賣官鬻爵,就和在市場上賣東西差不多。當時,靈帝在國都洛陽開設了一個名為「西園」的官爵交易所,公開拍賣各種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幾個人同時爭奪一個官職,就要進行拍賣——競價投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

  當然,在出賣官爵時,也要考慮買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狀況,可以酌情增減: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減價;社會地位低、名譽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價。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標價是1000萬錢,名士崔烈要購買司徒一職,結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親)要買個太尉,因為他是宦官,名聲不好,結果價錢漲了10倍,達到1億錢。

  至於那些用錢買來的官兒們,為了把本錢撈回來,當然會掘地三尺,拚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們一到任,就來了一個「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辦案。所謂「辦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趕快拿錢來,誰給的錢多,誰就有理,誰就可以打贏官司。於是,顛倒黑白,誣良為盜,草菅人命,把娼婦捧為貞女,將貞女貶為淫婦,等等,無奇不有,一塌糊塗!

  一個政權竟然可以公開出售官爵,其腐敗是不言而喻的。這時,東漢王朝已經病入膏肓,漢靈帝昏庸無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訴百官:「張常侍(指宦官張讓)是我父,趙常侍(指宦官趙忠)是我母,你們都得把他們當作父母來孝敬!」

  作為「一國之君」,漢靈帝非常貪婪,想方設法地搜羅錢財。當時,他在寢宮裡設了好幾個大櫃,裝滿奇珍異寶。如果有人進獻貢品,他都要親自過目,把自己喜歡的東西留下,他看不上的東西才交給國庫。對此,靈帝非但不以為恥,還給這種卑劣的行為起了一個名字:「導行費」。宦官呂強實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規勸,靈帝卻把脖子一揚:「朕乃一國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為過,何況這區區之數!」

  由於漢靈帝貪婪無恥,東漢末年的權錢交易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貪污、賄賂之風大行其道。在這樣的社會裡,金錢成為人們惟一的「至愛」,而在皇權專制政體下,權力的大小又直接決定了獲取金錢的多寡,權力越大,就可以撈到更多的金錢。

  於是,全國各地(從繁華的國都洛陽到窮鄉僻壤),到處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他們就像惡虎豺狼一樣瘋狂地吞噬著民脂民膏。最後,人民實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揭竿而起,向腐朽的東漢政權發起猛烈衝擊!

  像這樣公開的賣官鬻爵,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比較突出的是西晉。

  西晉建立後,晉武帝司馬炎荒淫無恥,為了中飽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權大肆賣官,致使冠蓋遍地,王侯如蟻。

  有一次,司馬炎問大臣劉毅:「愛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劉毅為人剛正不阿,便答道:「陛下與東漢的桓、靈二帝非常相似。」司馬炎臉色陡變,悻悻地問:「寡人平定吳國,統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靈帝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冷一笑:「桓帝、靈帝之所以是昏君,因為他們賣官鬻爵,陛下不也在這樣做嗎?何況,桓、靈二帝賣官,錢交國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可見,陛下連桓、靈二帝還不如呢!」司馬炎一聽,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將劉毅推出午門斬首。群臣一見,急忙跪倒求情,司馬炎這才「龍恩浩蕩」,將劉毅打入天牢。

  不過,賣官鬻爵只是權錢交易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極其簡單、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專制帝王和他周圍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卻是廣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導致這個政權土崩瓦解。所以,一些頭腦較為清醒的帝王不敢採用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

  貪污和賄賂,是最普遍的權錢交易形式。特別是賄賂,就像空氣一樣瀰漫在「權力場」上,腐蝕著皇權專制國家的權力基礎,毒化了社會風氣,發出一股銅臭氣息。

  例如,大貪官嚴嵩倒台時,從他家裡抄出「純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餘兩,玉器共857件,耳墜耳環共267雙,布緞綾羅紗共14300餘匹,扇柄27300餘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間」。此外,從嚴嵩家裡還抄出了金銀象棋好幾百副。對此,連明朝人沈德符都大發感歎:本來,對弈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如果拿著一顆顆用純金澆出來的棋子對弈,沉甸甸的,豈不累煞人也?

  過去,有一則笑話。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員離任,將他任職期間搜括的財寶全部裝車運走。最後,這位官員巡視長長的車隊,發現末尾那輛車上坐著一個白鬍子老頭,便問道:「你是誰?」小老頭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爺!」這位官員大驚:「土地爺,我已經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還跟著我幹什麼?」誰知,這位土地爺一臉苦相:「老爺!您把這裡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著您,又跟誰?」

  這雖然是笑話,卻反映了一個事實:在皇權專制國家裡,從上到下,幾乎是無官不貪,有時連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貪污犯。

  相對而言,賣官鬻爵是公開進行的,容易受到全社會的譴責,也容易禁止,而貪污、賄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裡進行的,不容易被察覺,很難徹底剷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權社會裡,貪污、賄賂的手段多種多樣,千差萬別,但是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權力。沒有權力,就絕對不會出現貪污、賄賂;同時,貪污、賄賂通常也是和權力成正比的,權力越大,貪污、賄賂的數量和幾率就會越多。

  貪污腐敗的總根源——皇權國家體制

  對於皇權國家的貪污腐敗,在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充分的揭露。那麼,這種情況的總根源是什麼?我認為,就在於皇權國家體制本身,也就是說,官僚們貪污腐敗是皇權國家體制的「副產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大面積的腐敗已經升級為「制度性腐敗」了,而不再是單純的個人腐敗!

  在皇權國家裡,官僚的貪污腐敗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為:在皇權專制體制下,有兩種特殊的關係,一是君臣之間的「虎狼關係」,二是官民之間的「貓鼠關係」。

  在君臣關係方面,大思想家韓非有一番「高論」。春秋後期,有一天,齊景公和晏子到海邊巡遊,回首看著齊國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發感慨:「多麼美麗的土地啊!將來,它會屬於誰呢?」晏子答道:「也許是田氏吧!」景公大驚:「我的國家為什麼會歸田氏所有?」

  這時,晏子就告訴他:田成子努力經營自己的封地,從各方面滿足社會各階層的要求,使人民「歸之如流水」。景公聽著聽著,不禁流下了眼淚:「真是可悲啊!我的國家將歸田氏所有,那該怎麼辦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賢才、遠小人、緩刑罰、賑貧窮、恤孤寡,多施恩惠,這樣民心又會歸向於您,縱有10個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樣?」平心而論,在中國歷史上,這實在是一種「難得一見」的「和平競爭」的主張。

  對此,韓非卻是嗤之以鼻:齊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認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養鳥差不多,必須拔去鳥翅膀下的羽毛;只有這樣,才能讓鳥兒(臣下)馴服!

  此外,韓非又舉了一個衛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遊說衛嗣公。衛嗣公見了如耳,既高興,又歎氣。左右很奇怪,就問他:為什麼不起用如耳為丞相?衛嗣公卻說出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人用百金之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為馬能夠為人所用,而鹿不能為人所用!如耳雖有大才,當個丞相當然不在話下,但他胸懷大志,心不在衛國,我怎麼能重用他呢?」

  看來,專制帝王用人的標準不是有才、無才,而是能否為己所用:能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則,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還要剷除,不留後患。明朝建立後,貴溪名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才子姚潤、王漠不肯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誅而籍其家」。為此,朱元璋還專門制定了一條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為皇帝賣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誅其身而籍其家。」

  於是,在皇權國家裡,走後門,講究「裙帶關係」,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漢武帝時,有三個丞相是外戚:竇嬰是祖母竇太后的侄子,田蚡是母親王太后的弟弟,公孫賀是衛皇后的姐夫;當朝三位大將,也都是由女寵起家:衛青是衛皇后的哥哥,霍去病是衛皇后姐姐的私生子,李廣利是寵妃李夫人的哥哥;至於不可一世的霍光,則是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漢成帝即位後,在一天裡封了5個舅舅為侯:王潭為平阿侯,王歷為成都侯,王立為紅陽侯,王根為曲陽侯,王逢時為扁平侯,人稱「五侯」。這些人能在政壇上發跡,成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帶關係」。古人云:「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句話雖然有點尖刻,但「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皇權國家人事沉浮中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貶損臣下的威名,某些專制帝王不惜聽任官僚們貪污腐敗、驕奢淫逸,這是他們對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蕭何是西漢的「第一功臣」。西漢建立後,劉邦就對開國功臣們產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韓信、彭越、英布相繼被送上斷頭台。這時,有人告訴蕭何:「您離滅族不遠了!您在關中這麼多年,深得民心,現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動靜,是擔心您會功高震主啊!您為什麼不收點賄賂,廣放高利貸,多買點田地,以貶低自己的聲望?」蕭何依計而行,劉邦果然大喜:「原來相國(指蕭何)也喜歡佔小便宜!」

  在這一點上,趙匡胤似乎比劉邦還要坦率。為了削去石守信、王審琦等統兵大將的兵權,防止他們篡位,趙匡胤請他們喝酒,說:「光陰苦短,人們之所以你爭我奪,無非是想多積累金錢,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孫後代不至於貧窮。現在,你們不如交出兵權,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買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過一輩子!」

  幾千年來,歷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權,加強君權:漢武帝頒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對手的實力,以造就一個絕對強大的皇權;宋太祖削奪統兵將帥的兵權,並建立了一套體制,讓各個部門「犬牙相制」,互相制約——「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朱元璋寧肯讓自己的家奴——太監掌理內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紅」,也要廢除丞相,壓抑臣權。經過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以加強皇權專制統治。

  在皇權體制下,這種特有的君臣關係,必然使得政治永遠不能清明。在皇權國家裡,官僚機器腐敗無能是常態,「賢者苦於掣肘而不得盡其長,不肖者便於推委而籍以分其謗,事之舉者轉少」是必然的結果。在這種君臣關係支配下,那些關心國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經常受到打壓,很難大展宏圖,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華。

  與君臣關係類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眾,民眾卻不能制約官吏。在等級分明的權力金字塔中,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是一條基本原則。在皇權時代,普通民眾沒有多少政治權利,他們在各級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遠低人一等,處於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們只要巴結好上司,讓上級滿意,就可以對下為所欲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鳩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這句話,對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皇權國家的貪污腐敗有很大的啟示。

  在皇權體制下,官吏們總是想方設法地把職權變為特權,變成私利。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王亞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用來表達人民的意志,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用來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與專制帝王一樣,這些官僚們大耍「兩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愛國」、「愛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則是大肆貪污腐敗,最大限度地實現著各自的私利。在實踐中,他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項權力貪污受賄:吏部主管官員的考核、陞遷,可以賣官;禮部負責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可以出賣考題;刑部可以利用斷獄、決人生死之權賣法;兵部也可以運用練兵、發餉之權,甚至利用戰爭之機大發「國難財」。「上樑不正下樑歪」,下面的各級官員,乃至師爺、胥吏,也無不如此。

  在某種程度上,那些貪污腐化的人,更讓專制帝王放心,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更容易駕馭,箇中的奧妙就在於: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裡,皇帝可以隨時抓住他們的「小辮子」處置他們。

  所以,歷代帝王雖然也把打擊腐敗喊得震天響,偶爾也會懲辦幾個貪官污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不難發現:這些人之所以會倒霉,要麼是幾隻「蒼蠅」,無足輕重;要麼是頂風作案,正好撞到「槍口」上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上級(特別是皇帝),上頭正好拿他「祭旗」,殺雞給猴看!至於那些位高權重的「老虎」,如嚴嵩、和珅之流,儘管貪污受賄、劣跡纍纍,路人皆知,只要得到專制帝王的寵信,誰敢揭發,誰就會「忤逆聖意」,沒有好果子吃;當然,「天威難測」,如果皇帝對他們的寵信轉衰,甚至產生了厭惡之情,一人發難,就可以將其扳倒。

  其實,在皇權社會裡,貪污腐敗之風之所以會屢禁不止,其根源就在於:在皇權專制體制下,官僚們只是對上級(主要是皇帝)負責,其權力不受社會、民眾的制約,可以絕對支配民眾的命運。

  在幾千年的皇權社會裡,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盼望「明君」出世,「父母官」能夠給他們帶來陽光雨露,但是,無情的是,人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對此,我們應當從皇權國家體制上尋找原因,而不能單單歸咎於皇帝個人。   


皇權社會四定律之四:歷史週期律

  1945年7月,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前夕,黃炎培先生曾訪問延安,與中共領袖毛澤東之間有過一番著名的「窯洞對」。當時,黃炎培談到了「歷史週期律」這個話題:

  「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團體都沒有跳出這個週期律的支配力。」

  在這裡,黃炎培確實提出了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在中國皇權社會裡,既有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為其對照的「白骨暴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亂世。對此,許多人也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了,所以才大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這個週期以二三百年為一輪週而復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養生息」,勵精圖治,出現盛世的空前繁榮;接著是驕奢淫逸、貪污腐敗,大批小農破產、流亡,伴隨著某種外患;最後,原子彈大爆炸,農民大起義爆發了,在橫掃貪官污吏的同時,將幾十年、幾百年積累的文明成果毀於一旦;等到農民戰爭過去後,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權國家又在廢墟上重建。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陷入了這樣一種「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歷史重新複製一遍,「換湯不換藥」:張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個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並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張家王朝的老路,先是興起,接著是繁榮,然後是衰落,再到滅亡,反反覆覆。在這種亂象紛呈的歷史背後,歷史週期律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在無形中支配著中國歷史。

  古往今來,中國人走的是「循環往復」的同一條路,猶如一股水流長久地迂迴在同一條河道裡。其實,生活在秦始皇統治下的「黔首」與生活在二行餘年後大清朝統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飾、裝束、用度上有一些差異之外,其生活的實質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呢?

  其實,黃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歷史週期律」,更多的是對「如何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思索和渴望!

  皇權國家帶來社會災難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王朝一直是一個「皇權國家」,專制皇帝掌握著無限的權力,支配著社會的一切方面,支配著社會的全部資源、信息和財富,支配著農、工、商業和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支配著所有人的榮辱得失(甚至生死)。在皇權時代,天下臣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專制帝王的支配,都得(直接或者間接地)圍著皇帝運轉。總之,中國古代是一個典型的「皇權社會」。

  那麼,這種皇權社會有沒有優越性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想統一天下,構建一個擁有廣闊的版圖和眾多民族、人口的統一國家,就必須依托於皇權,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高度集權的皇權國家體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特別是,這種權力過於集中的皇權體制本身,就決定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社會危機,以致走向社會矛盾大爆發,引發社會大動亂!

  無限的權力,無限的災難

  在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國家裡,專制帝王可以左右一切,皇帝的權力擴張到了嚇人的高度。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古代的皇權國家裡,沒有任何一種機構或力量可以制約最高皇權,專制帝王被置於不受任何約束的位置,擁有絕對的權威,可以獨裁、專斷,一個人說了算。正因為專制帝王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又不受制約,他們一個念頭、一個怪誕的想法,就可以決定整個國家、全體人民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決定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方向和命運。

  在皇權時代,「全國一個腦袋」,全體中國人的命運就取決於皇帝一個人的喜怒好惡,國家的命運和歷史的進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為專制帝王擁有無限的權力,而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又高度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所以這種至高無上的皇權威力驚人:既可以用來做好事,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福祉,也可以用來做壞事,給全社會造成災難。

  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幾位「明君」,他們運用手中的皇權,在發展社會生產、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最終受益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不過,在皇位世襲的「家天下」下,這種有作為的「好皇帝」實在是風毛麟角,像晉惠帝司馬遹那樣的「癡呆皇帝」倒是大有人在。

  更為普遍的是,許多皇帝運用手中的巨大權力,玩弄天下人於股掌,驅人民如僕婢,給整個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例如,秦始皇統一全國後,調動大量人力、物力,為自己修築宮殿、陵墓。據史書記就,僅驪山陵便修了36年,陵內建有宮殿、樓閣、朝房,穹頂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用水銀造成江河大海。這項工程耗費了無數人力、物力,光民夫就徵調了75萬人。秦始皇在位時,不愛惜民力,無限度地征發人民服勞役,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就是因為秦始皇手中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不受約束,可以為所欲為。

  隋朝的楊堅、楊廣父子也很典型。在中國歷史上,隋文帝楊堅是一位以倡導節儉而聞名的皇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兒子隋煬帝楊廣卻是歷史上出了名的奢侈皇帝。隋文帝一生節儉,臨死前積累了大量財富,正好為楊廣提供了揮霍的資本。隋煬帝一上台,就命宇文愷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男丁200萬人。由於時間緊、工程急,許多丁夫被活活累死。為了修宮殿,要從江西運來特大木村,運一根木柱就要使用2000人,耗費幾十萬個工。一根木柱如此,整個工程耗費的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隋煬帝還修長城、開鑿大運河、修馳道、三征高麗,等等,無止境的徭役、兵役和賦稅,使老百姓「死於役而家傷於財」。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對小農民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就不能按原來的規模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在中國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小農經濟又非常脆弱,最經不起折騰,被秦始皇、隋煬帝們征發來的人,主要是農村的男丁,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在皇權國家的逼迫下,他們卻被迫去服繁重的徭役、兵役,這勢必會對農業生產造成嚴重的影響。最後,廣大人民實在是忍無可忍,被迫起來反抗,推翻腐朽的專制王朝。

  當然,專制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他們不可能不犯錯誤,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一個人(指皇帝)犯了錯誤,千百萬人民就得跟著倒霉,竟然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災難?為什麼全國上下沒有一點辦法來阻止這種錯誤(或罪惡)的發展?這是皇權國家的 一個致命缺陷!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種種原因,一些皇帝大權旁落,導致母后、外戚、宦官操縱朝政。但是,這只是一種變態的皇權專制,並不能改變皇權專制制度的本質,而且這種變態的皇權專制往往更加腐朽、醜惡。因為這些母后、外戚、宦官個人才能有限,又沒有什麼文韜武略,充其量不過是在宮廷政治中有「兩下子」。他們之所以能夠專權,是因為他們接近專制帝王,可以通過種種手段控制皇帝,從而竊取皇權,把持朝政。

  在本質上,他們是專制帝王的附屬物,是攀附於皇帝這棵大樹上的青籐,根本無法自立,只能依附於專制帝王。表面上,他們「挾天子以令諸侯」,似乎威風不可一世,但他們的權力基礎卻很脆弱,地位很不穩固,所以他們一旦當政,往往抱著一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拚命地爭權奪利,比那些專制帝王還要瘋狂和貪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母后、外戚、宦官主要是生活在宮廷裡,活動範圍狹小,對整個社會知之甚少,很容易束縛他們的眼界,更談不上高瞻遠矚,駕馭全局;如果讓這樣的人掌握最高權力,左右政局,往往比專制帝王親自掌權還要荒唐、可怕,可能給全社會帶來更大的危害!

  殘酷的「皇權競技場」

  在皇權社會裡,一般來說,能夠參與宮廷政治,在激烈的皇權鬥爭中「插一腳」的人,大都是統治集團的高層人物,主要是皇族內部的成員。在這裡,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兄弟之間、叔侄之間,什麼「孝慈悌友」之類的謊言早就被刀光劍影所代替,即使在漢、晉、隋、唐、元、明、清這些「大一統」的王朝裡,也是屢見不鮮。這不,西漢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明朝的「靖難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亂」,都是震撼全國的重大事變;就連著名的「太平天子」——清聖祖康熙,面對羽翼已豐、對皇位虎視眈眈的眾皇子,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有好幾次竟然想自殺!

  在皇權時代的「權力競技場」上,真正講究的是刀槍和手腕。為了爭奪最高皇權,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統治者們可以不擇手段,以至於我們今天都覺得不可思議。俗話說:「虎毒不食子!」王莽總共有4個兒子,1個早死,其他3個都被他處死。南朝的第一個小朝廷——劉宋,宋文帝劉義隆死在自己的親生兒子劉邵之手。劉邵剛上台,弟弟劉駿就以「討逆」為名,起兵攻殺劉邵,是為孝武帝。孝武帝劉駿的心腸更狠毒,先殺了叔父南郡王劉義宣,又殺了弟弟競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等人,只有湘東王劉彧因為平庸倖免。不過,「惡有惡報」,劉駿總共生了28個兒子,被宋明帝劉彧殺了16個,被後廢帝劉昱殺了12個,一個也沒能善終。在炙手可熱的皇權面前,皇家父子叔侄兄弟相殘,誰也不肯退讓一步!

  問題的關鍵是,每一次爭奪最高皇權所造成的動亂往往給人民和社會帶來深重的災難。例如,漢景帝時,「七國之亂」的戰火蔓延大半個中國。當時,吳王劉濞62歲,他的小兒子14歲,於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吳國14~62歲的男子都要當兵,一下子征發了20多萬人,後來有一半死在戰場上,一半被漢朝軍隊擒殺。在西晉「八王之亂」中,司馬氏諸王爭相展開「殺人比賽」:第一名,是趙王司馬倫,「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近十萬人」;第二名,是長沙王司馬義,多次擊敗成都王司馬穎,「斬獲六七萬人」;第三名,是東海王司馬越,「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據統計,在「八王之亂」的16年間,直接死於戰禍的人就在20萬人以上。至於受戰爭影響,民眾因流離失所、飢餓而死的,更是數不勝數。更可怕的是,這場司馬氏家族內部的爭鬥,直接導致西晉王朝垮台,此後300年間中國一直處於分裂、戰亂狀態,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難的深淵。

  在皇權國家裡,這種爭奪皇權的鬥爭,除了發生在皇族內部,也表現在君臣之間。其實,在皇權時代,大臣威名赫赫,功高震主,從來就是一種危險的信號;最後,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也有許多是大動干戈,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禍。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功臣,掀起「胡藍黨獄」,被他殺害的有十幾萬人,幾乎將所有的「開國功臣」一網打盡!

  無法根除的吏治腐敗

  在皇權國家裡,吏治腐敗可以說是一個難以醫治的「痼疾」,大小官吏大肆收受賄賂,貪污腐敗成風。對這種貪污腐敗之風,人們莫不切齒痛恨。在《水滸傳》裡,施耐庵描寫了一個梁山泊108位好漢起義造反、替天行道的故事。可是,他們雖然以轟轟烈烈開始,卻以淒淒慘慘結束。究其原因,歸根到底是他們的「鬥爭目標」有問題: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們打的旗號是「替天行道」,而在皇權社會裡,「天」就是皇帝,所謂「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推行正道;在反抗貪官污吏的同時,他們不敢反對皇帝,更不敢反對罪惡的皇權專制體制,還時刻盼望著皇帝派人來招安。所以,在皇權專制體制下,梁山好漢們的結局只能是悲劇,這既是社會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

  在中國古代,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社會腐敗的結果,而腐敗的總根源又是皇權國家體制(皇帝是它的最高形式)。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就算今天殺了1000個貪官,搞不好明天又會冒出10000個新貪官來。而且,在皇權社會裡,專制帝王總是「至聖至明」的,天下臣民只有俯伏恭順,怎麼能去「替天行道」?無論你怎麼解釋,那都是「大不敬」,是對專制帝王權威的一種藐視和褻瀆。

  這不,對於梁山好漢們,北宋政府先是派兵圍剿;圍剿失敗了,又動用「軟刀子」——招安;等你放下武器,解除武裝之後,就可以隨便找一個借口,給你加上幾條罪名,或監禁,或殺頭,關鍵就看皇帝高不高興了。

  縱觀中國歷史,不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們不能解決貪污腐敗的社會弊病,就是「天」——皇帝親自站出來「躬行天道」,運用手中的皇權來懲治貪官污吏,也無法撲滅貪污腐敗的邪惡烈火。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出了名的「殺頭皇帝」,他採用嚴刑峻法治國,殺起貪官來就像割稻草似地,毫不手軟。據《明史》記載:「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享,以示戒。」朱元璋一坐上龍椅,就在《大明律》裡明確規定:只要官員貪污,就立即撤職,永不錄用;凡收受賄賂、貪贓枉法者,超過80貫的絞死;貪污白銀60兩以上的,除了抄家之外,還要剝皮示眾,真讓人毛骨悚然!

  此外,朱元璋還在《大誥三篇》裡「史無前例」地規定:老百姓可以到京師控告貪官污吏,還可以直接把貪官污吏扭送到京師,聽候朝廷處理。看來,朱元璋畢竟是出身農民起義軍,在懲治貪官污吏上的確「有一手」!

  在實踐中,朱元璋也是經常大開殺戒,一件案子就可以牽連、誅殺好幾萬人。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牽連到八萬多人,主要是大小官吏和豪強地主。

  可是,儘管朱元璋用嚴刑峻法來懲治貪官污吏,甚至不惜興起大獄來震懾官吏們,但仍未遏制住貪污腐敗之風,貪官污吏們就像飛蛾撲火似地「前赴後繼」,殺了一批,又冒出來一批,最後連朱元璋也感慨萬千:

  「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朱元璋死後,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懲治貪官污吏的法令也逐漸成為「一紙空文」,往往是重罪輕判,甚至「天恩特赦」。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御史沈潤接受賄賂,縱容地方貪官枉法逼死人命,按照《大明律》應該絞死,宣宗卻「特命謫戍」,流放他到邊疆了事。

  在前面,我們提到,朱元璋曾在法律裡明文規定:老百姓可以把地方上的貪官污吏直接扭送京師。儘管中國的老百姓膽子小,沒有多少人真敢這麼做,但官吏們畢竟有所畏懼,不敢公然貪贓枉法。等朱元璋死後,別說扭送貪官污吏,就是老百姓告官——無論官員有沒有罪行,都屬於犯上作亂的「刁民」,照樣要判死罪,或者流放、充軍。

  總之,在專制帝王的庇護下,官官相護,組成了一個依據權力大小來貪污受賄的腐敗集團,這個集團的「總後台」就是皇帝。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在位時,加征「三餉」,殘酷壓搾人民,激起農民大起義。在餓殍遍野、軍隊嚴重缺餉之際,崇禎帝仍然大肆搜刮民財,把搜刮來的金錢納入私囊,表面上卻接連頒布「罪己詔」,信誓旦旦地表示:國庫已空,自己一貧如洗。最後,等李自成殺進北京,打開皇宮內庫時,驚訝地發現:金銀珠寶、絲絹布帛堆積如山,多得無法計算。看來,朱由檢真是一個「守財奴」,寧可吊死在煤山,也不願意動用自己的「小金庫」!

  試想一下,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的「要錢不要命」的人坐在龍椅上,下面的官兒們還能不貪污受賄?當然,在皇權國家裡,專制帝王有時也會大發「善心」,裝模作樣地殺幾個民憤太大的貪官,那也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於大局何補?於社會何益?

  大清王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也是中國最腐朽的王朝,吏治極其腐敗。可是,自從八旗兵入關後,歷代皇帝都擺出一副「為民做主」的架勢,嚴厲打擊貪污腐敗,提倡廉潔奉公。例如,康熙就曾明確規定:「凡別項人犯尚可寬恕,貪官之罪斷不可寬。」雍正更是一個著名的「抄家皇帝」,殺起大臣來連眼皮子都不眨一下,自然不會對那些貪官污吏手軟。

  到了乾隆時,清朝已經立國一百多年,江山已經坐穩了,官僚們驕奢淫逸,需要大量的金錢,儘管皇帝開恩,給他們專門設置了「養廉銀」,但那麼一丁點銀子怎麼能滿足他們的貪慾,所以腐敗之風越演越烈。

  乾隆皇帝發覺後,採用鐵腕手段,堅決打擊貪污腐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官員勾搭連環,集體私分「賑災款」,沒有一個官員是乾淨的,更沒有人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直發抖:「官官相護之風,至於舉朝皆然!」於是,他下令嚴懲不貸:陝甘總督勒爾謹自盡,甘肅布政使王廷贊絞死,原甘肅布政使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總共處死47名官員,被革職下獄的官員多達82人,惟一倖免的只有按察使福寧,因為他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檢舉揭發,才得到寬大處理:「從寬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諸如此類的貪污大案,乾隆在處理時毫不手軟。不管他是封疆大吏,還是皇親國戚,一旦犯了事,乾隆也毫不留情,動輒撤職、充軍、砍頭,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不變色!

  可是,事與願違,乾隆嚴懲貪污非但沒能剎住這股腐敗之風,反而使貪污賄賂之火越燒越旺。最可恨的是,某些官員一邊在追贓,一邊又在貪贓,甚至把已經追回的贓款私吞,贓上加贓。例如,甘肅集體貪污案事發後,在奉旨追查貪官王亶望的家產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查抄黃金4748兩,等上報內務府時只剩下金葉子9兩3錢;最後,等贓款解交內務府時,這些金葉子也不翼而飛,真是「曠古罕見」!

  所以,乾隆是越懲治貪污而貪污之風越盛,越倡廉而吏治越腐敗。最後,連乾隆也長歎一聲:

  「朕御極五十餘年,未嘗不時時以整飭官方為務,而貪縱□法,……接踵敗露,此皆朕水懦民玩、用人不當,未嘗不引以自愧。」

  令人不解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污犯——和珅就一直受到乾隆的寵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最具諷刺意味的是,乾隆還幾次派和珅去查辦貪污案,以大貪官治小貪官,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

  其實,在皇權社會裡,貪污腐敗的總根子是皇帝。這不,乾隆本人就是「天字第一號」的貪污犯,只不過他是皇帝,沒人敢揭發他罷了。

  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專制帝王就是活得滋潤,比其他國家的君主都過得舒服,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因為他們至高無上,誰提出異議就是「大不敬」,目無聖上。特別是,乾隆又是一個很會享受的皇帝,他一方面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污吏,獎勵清官,另一方面又大肆揮霍,揮金如土。「上行則下效」,既然乾隆帶頭奢侈、淫靡,寵臣和珅又在一旁「推波助瀾」,官吏們自然變著法兒貪贓受賄,「廉政」又從何說起?

  例如,乾隆六下江南,沿途花費了無數金銀,竟把一座充盈的國庫弄得「空空如也」,既給貪官污吏們壯了膽,也給他們公開貪污受賄,甚至變相搶劫,提供了大好機會。對此,國學大師章太炎曾指出:

  「玄燁、弘歷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恆沙,己居堯、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間接以行其聚斂。」

  皇帝既然要南巡,沿途的官吏們就打出「恭迎聖駕」的旗號,乘機大肆貪污、勒索,就像狐狸騎在老虎的背上,伸手向小動物們討東西一樣,誰敢反抗?而且,老虎也不會責備狐狸貪婪,因為狐狸打的正是替老虎覓食的幌子!這樣一來,吏治怎麼能不腐敗?其實,在皇權專制體制下,「廉政」云云,只不過是一塊畫著羊頭的招牌,賣的都是貪污、賄賂的狗肉!

  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對貪官毫不手軟的皇帝,他們尚且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賄賂問題,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貪污賄賂是皇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在皇權社會裡,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絕對不能根治貪污腐敗的社會弊病的。只有從根本上打倒皇權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從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貪污腐敗。

  週期性的社會大動盪

  在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會動亂數不勝數。其中,震撼全國,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會天翻地覆的大動盪,短者幾十年,長者二三百年,就要發生一次。

  大體上,這種社會大動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農民起義;(2)封建混戰;(3)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戰爭。在歷史實踐中,這三種情況往往互相影響,彼此交織。例如,在東漢末年、唐朝末年的農民起義之後,是幾十年的軍閥混戰;特別是,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引來幾百年的分裂割據和南北對壘。其中,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尤其是對於皇權國家權力系統具有摧毀性力量的,是農民大起義。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謀士徐樂曾上書漢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所謂「土崩」,是指民變或農民暴動;「瓦解」,是指諸侯、軍閥們起來造反。從皇權國家的角度出發,徐樂認為:「土崩」的威脅最大!在這個問題上,徐樂的確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權時代,沒有一個專制王朝能夠真正實現長治久安,最終避免「土崩」之勢的出現。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發現,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突發性和群發性。秦朝末年,陳勝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八方響應:「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殺之以應陳涉」。一個月內,起兵響應的就有陵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沛人劉邦、昌邑人彭越、六人英布,以及魏國名士張耳、陳余,楚國貴族項梁、項羽,齊國貴族田簷。

  大業七年(611年),王薄在長白山(今山東章皇東北)吹響了反隋的號角,天下英雄紛紛響應:劉武周起於馬邑(今山西朔縣),薛舉起金城(今甘肅蘭州市),郭子和起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南),梁師都據朔方(今陝西榆林、米脂二縣),竇建德起河間(今河北獻縣東南),汪華起新安(今安徽休寧縣),杜伏威起淮南(今江淮之間),李密起鞏縣(今河南鞏縣),羅藝據幽州(今北京市),高開道據北平(今河北蘆龍),其餘佔山為王的零星起義軍更是不計其數。

  元朝末年,劉子通在濠州起事,旋有彭瑩玉、徐壽輝起於湖北,張士誠起於江蘇,郭子興、朱元璋起於安微,方國珍起於浙江。明朝末年,農民起義軍蜂起,除了李自成、張獻忠這兩支勁旅之外,其餘乘勢而起的不下100家。

  二是規模浩大,影響巨大。東漢末年,張角起義,青、徐、幽、冀、荊、揚、兗、豫等「八州之人,莫不必應」,起義軍多達數十萬人,京師震動。唐朝末年,黃巢起義軍最多時達60萬,轉戰全國,兩次攻克都城長安。元朝末年的紅巾軍,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軍、張獻忠軍都曾發展到百萬人,席捲大半個中國。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堅持了14年,席捲18個省,攻克600多座城鎮。

  三是鬥爭目標明確,直接指向皇權國家和大小官吏。在皇權社會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矛頭主要是指向皇權國家,反抗的直接目標是皇權政府的各級官吏(甚至皇帝)。陳勝起義的口號是「伐無道,誅暴秦」,天下人紛紛響應,「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黃巾起義軍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到處「焚燒官府,劫略聚邑」;在隋末農民戰爭中,起義軍「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黃巢起義軍對貴族、官僚毫不留情,「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李自成起義軍的口號是「不當差,不納糧」,進北京時滿街逮捕士大夫,明朝宗室屠戮幾盡,「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如此頻繁、猛烈和規模浩大,並將鬥爭矛頭直接指向皇權國家政府,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可悲的是,通過農民戰爭,雖然推翻了一個個舊王朝,但是一個個新的王朝又建立起來。在王朝鼎革之際,社會動盪不安,戰亂不息,多少年的建設成果毀於一旦。

  在秦漢之交,短短8年裡,全國人口就從2000多萬銳減到1000萬左右,減少了50%還多。西漢初年,社會普遍貧困:「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戶口可得數才什二三。」當時,社會經濟極其凋敝,連天子都坐不起4匹馬拉的馬車,王公將相們只能乘牛車。

  東漢末年的大動亂造成的破壞更是驚人。永壽三年(157年),東漢的總人口達5600多萬。大動亂過後,魏、蜀、吳三國總人口才760餘萬,不及原來的1/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經過社會大動亂,一些繁華、富庶的地區變成一片瓦礫,許多城市被摧毀。盛唐時,長安人口近200萬,城市規模比今天的西安還要大。經過唐末五代的動亂,長安迅速衰落下去。北宋時,定都開封,方圓193公里,人口在100萬以上。可是,經過宋金之際的大動亂,到金國正大七年(1330年),開封人口只有9萬人,周圍8.5公里,一下子倒退到600年前開封城的規模。歷史似乎是一個大輪迴,經過600年,又回到了原點。

  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一再受到週期性大動亂的破壞,中國古代的社會經濟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動著,很難有一個持續幾百年的連續積累過程。眾所周知,唐代是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的朝代。當時,長安已經出現了金融市場,並有專門辦理匯兌業務的商人組織,還出現了供抵押信用的質庫,現代的幾種金融業務差不多都有了。建中三年(782年),唐朝政府借口籌措軍費,向長安金融市場勒借200萬貫,商人憤而罷市,政府不得不讓步,可見長安的市民已經有相當力量了。但是,經過唐末大動亂,長安城急劇衰落,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

  紙幣的使用,也與之類似。早在宋真宗時,四川就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元朝時更建立了一套相當完備的貨幣制度,而歐美各國開始使用紙幣是在18世紀,比我國要晚700年。但是,經過元朝末年的社會大動亂,社會經濟遭到了很大破壞,這套相當完善的貨幣管理制度灰飛煙滅。在我國漫長的皇權社會裡,在一定的階段,商品經濟可能高度發達,甚至會出現一些資本主義的萌芽;不過,即使這些種子發芽了,有的甚至已經發育成幼苗,它們注定要在這種週期性的大動亂中夭折。

  這種急風暴雨似的週期性大動亂,一次又一次打斷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進程,使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非常緩慢。在1500年以前,中國高度發達,一直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過了300年,中國從明朝換成了清朝,又經歷了一個從繁榮到崩潰,再到復甦、繁榮的王朝的大輪迴,而西方卻迅速發展起來,開始飄洋過海,對東方進行殖民、侵略,最後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歷史就是這樣的無情!

  「四大發明」是中國人的驕傲,它們傳到西方後,對西歐的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偉大的發明在自己故鄉的命運又如何呢?魯迅先生辛辣地說:西洋人用火藥做武器,而我們卻用來做鞭炮;西洋人用羅盤來航海,而我們則用它來看風水。

  總之,中國皇權社會的大動亂只「破」不「立」,是不能產生新果實的耕耘。也許,從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來看,歷代王朝的生產力水平仍然在緩慢地提高,後一個王朝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要比前一個王朝有所發展、進步,但是,這種前進是在一次又一次毀滅後的恢復、發展。中國皇權社會前進的道路是如此地迂迴、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覆覆地往前走。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有創造性的民族,卻一邊創造出無比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一邊邁著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權體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國人才最終擺脫了皇權國家的桎梏!

  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在中國歷史上,竟然會發生如此週而復始、頻繁發生的慘烈巨變,不是喜劇,而是悲劇。那麼,為什麼會在中華大地上出現這一幕幕的歷史大悲劇?關鍵就在於皇權國家體制,以及寄食在這個體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們,是他們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將人民推向絕路!

  秦朝末年,陳勝在大澤鄉起義後,丞相馮去疾、李斯和將軍馮劫曾指出:「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隋朝末年,瓦崗軍發佈檄文,列舉隋煬帝的十大罪狀,說他的罪惡「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北宋末年,方臘之所以要發動起義,是因為「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濟所賴以為命者,漆諸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喬行簡上疏:「方今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扼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怒,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灣發動起義,提出的口號是「剿除貪官」、「拯救萬民」。

  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實,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勞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勞、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們發動了這麼大的、令專制帝王為之瑟瑟發抖的起義,這說明:他們遭受的壓迫和剝削已經達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無可忍,才被迫起來反抗。正是皇權國家體制本身,從反面迫使民眾起來造反,埋葬了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

  改朝換代的「自我更新」機能

  二千多年前,在《九問》中,偉大的詩人屈原發現月亮一圓一缺,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意思是,什麼機制使月亮死而復生呢?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屈原所提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把月亮比作中國古代的皇權國家,就可以提出一個同樣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皇權國家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從世界歷史的角度鳥瞰中國古代的皇權國家,就不能不對其巨大的修復能力感到震驚!在農民大起義的猛烈打擊下,腐朽的舊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後,經過短短十幾年,頂多二三十年的時間,一個版圖達數百萬平方公里、人口數千萬的統一的皇權國家又奇跡般地重新建立起來,而且在國家體制和社會結構上,新建立的王朝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幾乎是舊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歷史上,很少看到這種「死而復生」的現象。例如,在羅馬帝國瓦解後,西方人曾經多次重建羅馬帝國,也都是「鏡花水月」,從來沒有成功過。962年,德意志國王鄂圖一世在羅馬接受教皇的加冕,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是,第二羅馬帝國也只是一種夢想,就連德國也沒能真正實現統一。在前面,我們提到過的查理曼帝國、阿拉伯帝國等等,都在分崩離析後,再也沒有恢復昔日的光榮。

  但是,在中國皇權社會裡,從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陳勝、吳廣起義,第一個統一的皇權國家——秦朝開始崩潰,到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漢朝,只用了8年時間。王莽天鳳四年(17年),綠林大起義導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統一,只花了20年。從大業七年(611年)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到李淵統一全國(武德七年,624年),前後不過14年。從明末農民大起義開始(崇禎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並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見,一次改朝換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時間。對於一個巨大的皇權國家體制的更新、重建,這種修復的速度實在是驚人!這種劇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說明中國皇權社會內部存在著一種生命力極為頑強的「自我更新」機制!

  1. 社會大動亂的調節作用

  中國皇權國家之所以能夠迅速更替和修復,首先是因為農民大起義的調節作用,換句話說,是農民戰爭摧枯拉朽的歷史作用,對舊王朝的廢物來了一次大清掃,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被大量鎮壓,土地關係獲得調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農民大起義爆發後,起義軍燒衙門,開糧倉,殺掉了許多縣令、郡守、惡霸。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攻城略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郡縣官員不是被殺,就是倉皇逃竄。隋朝末年,農民起義軍攻打州縣,「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殺之」。唐朝末年,農民起義軍攻克長安後,黃巢下令:對唐朝宗室、貴族、大官僚、宦官進行鎮壓,真是「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對腐朽的宦官勢力予以狠狠的打擊。當時,宦官大多被趕出紫禁城,主持追贓的大將劉宗敏對「內臣加炮烙尤慘」。一些激憤的民眾,乘機「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宦官被群眾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墜帽,首面血淋漓」。

  在農民戰爭中,大批官僚、惡霸地主、土豪劣紳、皇族宗室被鎮壓,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無主的荒地,這就為新王朝調整土地關係創造了有利條件。例如,清朝初年,地處中原的河南省一片荒蕪,無主荒地平均為54.8%,有的縣竟高達80%~90%。當時,這種情況相當普遍,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更名田」,承認農民佔有小塊土地的現實,將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給予原種之人,改為民戶,號為更名地,永為世業」,「與民田一例輸糧」。

  在農民大起義的打擊下,舊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滅,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貴來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權國家。在某種意義上,農民戰爭可以說是皇權國家實現「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說是發揮了「除舊布新」的調節作用。

  2. 皇權國家的重建

  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次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都沒有給國家、民族帶來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際,千百萬民眾用熱血和頭顱摧毀了舊的皇權專制體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結構、性能與舊王朝幾乎沒有太大差別的新的皇權專制體系。農民戰爭過後,新的統治集團又如法炮製,重新建立起一套龐大的、以官僚和軍隊為主體的皇權國家統治機器,依靠嚴密的戶籍、裡甲制度和殘酷的刑法,對全國人民實行高壓統治(從肉體到精神)。

  在這方面,漢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這兩個王朝都是由農民領袖建立的,不僅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就是在數千百次的中國農民起義史上也僅此兩例。

  漢高祖劉邦出身於農民,早年當過亭長。至於追隨劉邦打天下的「開國功臣」,成分也很複雜,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貧民韓信,布販子灌嬰,屠夫樊噲,「強盜」彭越,游士陳平,舊貴族張良,中小地主蕭何、曹參、王陵等人。其中,韓信、張良、蕭何、陳平等人在「打天下」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酈食其、陸賈、叔孫通等儒生則在「定天下」時發揮了關鍵作用。西漢建立後,陸賈就經常在劉邦面前說《詩》稱《書》,弄得劉邦很不耐煩:老子是「馬上得天下」,與詩書何干?這時,陸賈乘機說明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不能「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須「文武並用」,這才是「長久之術」。

  在儒家的眼裡,要建立新的皇權國家,首先要確立禮制,向來「不好儒」的劉邦當然不懂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視。但是,等他當上皇帝以後,「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很不成體統,弄得他很掃興。這時,叔孫通乘機提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事後,劉邦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雇農,曾經在皇覺寺做過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剛開始,儒士劉基來見他時,朱元璋認為他是一個「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但是,正是劉基、陶安、秦從龍、朱升、范常這一批儒生,為朱元璋出謀劃策,對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劉基提出了一個「高瞻遠矚」的軍事戰略:先與張士誠、方國珍暫時妥協,集中力量消滅陳友諒,再各個擊破,統一天下。此外,劉基又「數以孔子之言」疏導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義,收人心」的儒家道義。所以,朱元璋到處收羅「賢士」,又「謁孔子廟,遣儒士告慰父老」。這時,他已經從一個農民起義軍首領蛻化為一個符合儒家禮賢下士原則的「真龍天子」。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場轉變的,當數他拋棄明教,尊崇儒術。明教,又稱彌勒教,信奉彌勒救主,帶給世人光明與希望,宣傳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對黑暗。當時,許多農民起義軍將士都信奉明教,奉韓林兒為「小明王」。但是,在儒生看來,明教純粹是妖術,根本不能與儒學共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各起義軍首領向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非但不肯下拜,還罵他是一個「放牛娃」,並向朱元璋「陳天命有在」。朱元璋聽後,深有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不久,朱元璋就派人害死韓林兒,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論是劉邦建立的漢朝,還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地主階級政權。所以,劉邦一上台,就下令「復故爵田宅」,「以功勞行田宅」,不但承認舊地主的利益,還造就了一大批新地主。朱元璋建國後,大封功臣,賜給他們大量土地,徐達、常玉春、李文忠、廖永忠等「開國功臣」很快就從貧苦農民蛻變為大地主。

  至於長期以來被世人公認的農民領袖李自成、洪秀全,又怎樣?除了在組織並領導全國人民反抗舊王朝這一點上符合農民的利益之外,他們建立的政權果真是農民利益的代表?

  在攻佔西安後,李自成佔據秦王府,把秦王的幾百名姬妾收為己有,命令所司一應設施全部依照李唐的制度;攻下北京後,大順朝文臣結黨,武臣跋扈,一片混亂,因而在山海關之戰後潰不成軍,一敗塗地。洪秀全打下南京以後,和楊秀清等人大修王府,後宮有數千佳麗,驕奢淫逸之態,絲毫不亞於專制帝王。

  在推翻舊王朝時,這些農民領袖也曾提出了「均田免糧」、「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飯同吃」的美妙口號,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權力在手,他們的一切政治舉措又莫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於是,原來壓抑、摧殘他們的皇權國家機器,又轉而成為他們用來壓抑、摧殘老百姓的工具。

  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雖然爆發過多次農民戰爭,但皇權國家依然屹立在中華大地上,老百姓的厄運從來投有被擺脫過。一旦某個王朝腐朽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社會矛盾就會來一個總爆發,在毀滅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時,原來在皇權專制體制下積累的種種矛盾、危機也得到了一次「強制解決」,開闢了一個新的基地,使皇權國家又得以新生,週而復始,循環往復。其實,在這種「改朝換代」式的大換班中,農民戰爭只是起到了「推動」作用,儘管這個過程非常痛苦,卻為皇權國家體制創造了一次新生、再造的機會。

  當然,新王朝建立後,也要總結舊王朝的經驗教訓——「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繼承了舊的皇權國家體制,另一方面加以發展、完善,使皇權國家體制更加完善!

  總之,一部中國皇權社會史,就是一個皇權國家建立——破壞——再建立——再破壞,週期性循環交替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次社會大動亂雖然都對舊王朝的腐朽力量進行了掃蕩,但都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皇權國家體制!

  超穩定:「世界之最」之「最」

  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先後經歷了數十個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將近600個,這個興起,那個衰亡,走馬燈似的……都是「一仍舊貫」: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一個個王朝相繼衰落、崩潰;另一方面,一個個新王朝又在廢墟上誕生,雖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權國家繼續存在!

  皇權國家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延續,歷數千年之久而未墜,其「秘訣」就在於:皇權國家體制具有自我調節、自我修復和自我再造的「特異功能」,能夠循環往復,經久不衰,「百變而不離其宗」,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中國古代歷史並非從低級向高級演進,而是循環往複式地發展。

  每個王朝建立後,鑒於前朝敗亡的教訓,開國皇帝們戰戰兢兢,千方百計地避免重蹈覆轍,所以他們不惜血本,花大力氣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部頭著作,試圖「以史為鑒」,力圖避免前朝的失誤,一朝一朝地警惕著,並想出許多對策,制定出許多計劃,確立這樣那樣的「祖宗之法」,諄諄告誡子孫後代,但又「劣根性」難改,一朝一朝地重複著前朝的失誤,很快就走上了前朝滅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裡,夏、商、週三代是一個美好的「小康社會」。其實,「三代之治」又何嘗「治」過?例如,被稱作「賢君」的夏啟坐上王位後,就「淫溢康樂,野於飲食」,不久夏朝就出現了「太康失國」、「寒浞之亂」,終至「桀不務德」而滅亡。商朝建立後,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爭相代,比九世亂」;還有「帝甲淫亂」;最後,在紂王手裡滅亡。周朝建立後,起初有武庚之亂、二叔之叛;厲王時,有「國人暴動」;幽王烽火戲諸侯,導致西周滅亡。此後,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個又一個王朝興起,又滅亡……迴旋往復,至於無窮……皇權國家就這樣「悠然自得」地兜著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對於這種「超穩定」的局面,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師儒,所欲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為萬世開太平者,亦云眾矣。傾由其術,則四千餘年,僅成此一治一亂之局,而半步未進。」

  幾千年來,中國的皇權國家「萬世一系」,儘管朝代更替不斷,但模式不變,制度不改,一切如舊。

  美國歷史學家托夫勒認為:在一些文化中,「時間是一種伸向未來的大道」;在另一些文化中,「時間是循環的——歷史永遠無止境地重演」。也許,中華文化就是他所說的後一種情況吧!

  在世界歷史上,就國家體制的嚴密、完善程度而言,中國古代的皇權國家是「獨一無二」的。20世紀的「戰爭狂人」——希特勒,曾經在德國建立了一套嚴密的法西斯專制體制,但是,這套體制還比不上皇權國家體制那麼有彈性,可以自我調節、自我複製、自我更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希特勒一心要在歐洲建立一個「千年帝國」,但他的「第三帝國」在歷史上只存在了十幾年,就轟然倒塌,而皇權國家體制卻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了數千年之久。

  在某種意義上,皇權國家體制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最鞏固,最有彈性的一種國家體制。正是在這種體制下,中國人創造出了無數個「世界之最」——萬里長城、秦始皇兵馬俑、故宮、大運河、《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等。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這些世界奇跡都是在皇權國家這個「母體」內產生的。

  總之,皇權國家體制的這種「超穩定」性,堪稱中國諸多「世界之最」之「最」,它也是中國古人始終不能擺脫「歷史週期律」的總根源!   


後 記

  坦率地說,作者我沉溺於故紙堆、沉迷於中國歷史,已經十年有餘了,經常和歷史上的昏君奸臣、仁人志士、金戈鐵馬、血雨腥風之類為伍。所以,對於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場」,對於皇權國家、皇權社會,我是深有體會,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是大家爭來爭去,無非是為了爭奪「一人之天下」。

  為了爭奪一個皇位,歷代封建國家統治者不惜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天下臣民也甘心(不甘心也沒辦法)為統治者東拼西殺。等最高統治者一人榮登「九五之尊」,出力的文臣、武將則是烹的烹、剮的剮,或者是像狗一樣苟活著,絕不可能活得舒心。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鍋肉,那些出力的功臣們往往連一杯羹也分不到,這在西漢初年表現得最明顯。例如,韓信、彭越、英布都曾為劉邦效死力,最後卻死於非命;「第一功臣」蕭何是劉邦的左膀右臂,功高蓋世,但也是險象環生,如果不是及時採納了門客的建議,擺出一副喜歡佔小便宜、胸無大志的「貪官」姿態,不是牢獄之災,就是滅族之禍;身為大漢功臣,周勃父子雙雙被無緣無故地下獄,甚至慘死獄中。至於其他功臣,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獨善其身」:張良稱病隱居,學習「導引」、「辟榖」之術,忽真忽假,才打消了劉邦的猜忌;憑著超凡的智謀,陳平一次次化險為夷……

  一坐穩江山,劉邦就開始耍弄眾功臣,讓你圓就圓,讓你方就方,比他和項羽爭奪天下更加「游刃有餘」。在打天下時,劉邦只是漢王,與大家親如兄弟;可是,等江山到手,坐上了龍椅,劉邦就立即開始執行另一套遊戲規則:萬里江山歸他一人所有,要一人呼而天下人應,一人支配天下人的命運。在劉邦之後,這種「一人天下」之爭一直在持續著,形成了一個無法更改的宿命。

  感慨之二,是內鬥不休,無日無之。

  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就曾大發感慨: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此話一點不假!幾千年來,在皇權國家體制下,中國人擅長的是爭鬥,不善於共存(特別是與政敵共存)。一涉及「共存」,許多人就會捉襟見肘,不知所措!

  在皇權社會裡,歷代統治者往往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節勵天下」,大搞獨裁、專制統治,殘酷壓迫人民。一旦社會矛盾激化,民怨四起,他們就會手忙腳亂,往往不能心平氣和地協調、化解矛盾,而是採取一種「下下之策」:對內,大搞窩裡鬥,不惜採用暴力,以保持一種「穩定」的局面;對外,則是「閉關鎖國」,國家被禁錮得比罐頭還要嚴密。殊不知,由於矛盾長期積壓,得不到化解,最後,矛盾總爆發時比原子彈爆炸還要厲害,整個社會同歸於盡,多少代人的建設成果毀於一旦。更讓人痛心的是,這種悲劇在中國歷史上週而復始,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就這樣,我們的古人一直排斥彼此共存,忙於「窩裡鬥」,殺紅了眼,根本顧不上什麼「建設」和「發展」!結果,西方人很快就超越了我們,我們被遠遠地拋在後邊,聽任他們的羞辱和欺凌。

  感慨之三,是中國歷史上刀光劍影,寒氣襲人,到處充斥著一個「殺」字。

  古人云,「春秋無義戰」!自古以來,中國人不光是為了霸權和江山才廝殺,許多廝殺只是為了品嚐一種「殺人遊戲」的快感,或者是為了取得某種心理上的平衡。為了一座城池、一件珍寶、一個美女、一個天象,甚至一句話,就可以殺人,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白骨遍地、哀鴻遍野,也在所不惜!

  特別是在戰爭(不管是內戰,還是外戰)期間,每每出現坑殺俘虜、濫殺無辜的場面。這不,戰國末年,秦國大將白起一次就坑殺趙國降兵40萬,讓人毛骨悚然,足可以列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皇權社會裡,為了權力(特別是至高無上的皇權),中國人整天爭來爭去、鬥來鬥去、殺來殺去,根本不曾想到建立一種長遠的機制,來限制「權力」這頭怪獸,將它關入鐵籠之中,不讓它有機會濫施淫威。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人不可能超越「歷史的局限」,去建立近代的民主制度。可是,他們忘了,早在古希臘時代,民主政治就開始萌芽,建立了不少民主的共和國。這說明: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同樣可以產生出民主政治來。在這方面,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所以有差異,自有夙因,絕非「歷史局限性」這幾個字就可以搪塞。

  英國政治學家阿克頓有一句「千古不朽」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既然政客們的本性是惡的,對權勢有貪慾心理,有獨裁的慾望——在這個前提下,是把精力浪費在惡中擇優,還是考慮建立一套制度,來約束他們的權力?幾千年來,中國古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包括許多進步的思想家都是如此,根本不曾想到要建立一套制度,甚至連這方面的念頭都不曾動一下!這真是中國人的悲哀!

  所以,在皇權社會裡,中國人只能寄希望於出現一位「好皇帝」。可是,在皇權國家體制下,專制帝王昏庸無能是常態,偶爾才能出現幾個好皇帝。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的「明君」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其實,真正有效的政治體制並不懼怕昏君,因為有一套制度約束他,使他欲作惡而不能,可以逼迫他就範。只要有了這套良好的制度,我們的古人就不必再苦苦等待「天降明君」了——這樣的政治體制才是最有效的,可以讓「德政」持之以恆地延續下去,中國古人也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

  現在,許多人都在談論「讀史有智慧」!上面這些話,談不上什麼「智慧」,頂多只是自己的一點心得,我把這些感受寫出來,以饗親愛的讀者——這才是我寫作的初衷,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談永華、楊才林、王宏偉、劉建民、呂華僑等人的大力支持,特別是艾紹東老師的精心指導,以及劉倫、劉彩雲在關鍵時刻給予的理解和激勵!隆情高義,一切盡在不言中,一併致謝!

  黃進華     

  2006年3月18日子夜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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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悲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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